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春节已过,春寒依然料峭。发出2012年的第一期文集,各色人物的文章都有,内容丰富,观点错综复杂,信息量很大,供大家参考。总起来看,这是个捂不住矛盾的时代,关系分化的时代 ,利益格局清晰展现的时代。以柳红和吴敬琏分歧为例,以陈平出走北大为例,各色人等都在表演。这或许就是今天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但我们还是要学会正确看问题的方法,保持一颗警醒的心。 这使我们想起了《尚书·周书·康诰》中的一句话:“若保赤子。” 原意是周成王告诫康叔,保护平民百姓如母亲养护婴孩一样。《大学》后来把这句话写成“如保赤子”。若保赤子是中国传统政治学中重要的精神,合格的政治家无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如保赤子。为政者如果丢失了这一精神,政权就要出现危险。但今天这种精神已经降临到大军智库这样的民间群体身上。面临纷纷攘攘、危机四伏的社会,人们不能不担心,不能不想起“若保赤子”这句话。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热爱祖国的人都应振作起来,擦亮眼睛,分清当下的是是非非,让中国走上一条康庄大道。问题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里贪腐成了大问题,官员的腰杆子都是软的,没有人敢动真格的。不过刘源所在的总后最近拿掉了一大贪官,这一迹象令人高兴。如果腰杆子硬一点的官员多一点,这个国家还有希望。最后发出一网友发来的毛泽东的旧作《心之力》,这是一件典型的乱世时期的救世之作。难道今天的中国也到了需要这种精神状态的地步了吗?

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2年2月12日

目录

彭培根: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徐天:清华简证明烽火戏诸侯为戏说

一窥:揭秘京城四大私人会所的奢华传奇

老鬼:赵本山被迫离开央视春晚因错估了形势

柳红:致吴敬琏的信

郭戍华:依仗权力的抢劫----改革杂志的重大变故

冼岩:王立军事变后,薄熙来或再出奇招

消息:王立军私闯成都美国领事

 

余永定:中国经济远未出现触礁危险

迟福林:消费率不升反降有体制因素

文摘:财政收入增速远超GDP隐忧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支出国

李稻葵: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接近均衡水平

黄奇帆:银行业利润太高 垄断是中国病

管清友等:谁动了我们的外汇储备?

梁京:吴英案的政治解读

张力奋:资本主义需要重新设计

李昌平:温总理关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表述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陈平:中国模式的争议与中国道路的探索

张维迎:中国距离市场经济还有200年

辛子陵:在沪讲话

 

殷之光:叙利亚在发生什么?

鲁直人:刘源出手 中将谷俊山落马

中红网:中共元老二代千人急聚会 识危机论时局

李延明:把立场转到平民阶级一边

辛鸣:从“不争论”走向改革共识

立偈:中国当代最厉害的预言家何新

马丁·雅克:中国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美国传统基金会:美澳印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合作计划

野田佳彦:日本首相2012年施政方针演说

阿兰达蒂·罗伊:资本主义如何毁了印度?

郎咸平:只有彻底切割非左即右的僵化思维中国才有希望

曹久强:郎咸平在清华大学主题演讲的批判

毛泽东:心之力

薄一波:悼念战友谷景生同志

战史:决定红四方面军命运的百丈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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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彭培根 <>;时 间:2012年01月04日 21:43 (星期三)收件人:dihuiquan@163.com;抄送人: 老彭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老彭锐眼观天下短文集》之二十六

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 彭培根

 2012 01 02

彭培根院士照片

(点击查看)

    邓小平先生提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伟大的划时代的,又是与时俱进的政治哲学,但我本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有中国文化的传统的中共一党专政的国家资本主义。连中央党校的教授都对我下的这个定义非常赞赏!这是用一句完整的简捷的句子来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进一步说明:

    (一)“中国文化的传统”;它包括了中国文化的封建和腐败的特色和不断与时俱进的和创新的中華民族的文化内涵。当然,中国文化的理想主义,是能够像毛泽东提出来的,剔除中国文化的封建和腐化的糟粕,只留下精華,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病毒和病菌,而只要白血球能控制住这些病毒,这个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现在的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的,极度腐化的社会;白血球就快要控制不了。

    (二)“中共一党专政”,不对啊!我们不是有八大民主党派吗?大家都实事求是地知道他们都是个摆饰而已。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主张赶快改革为多党制的真正民主制度,如果那样主张,先父鸿文将军就不会是第一位回到祖国(1982年)拥护和平统一台湾的国军将领。我也不会踏踏实实地在清華教了三十年的书。

    我的一贯主张是实事求是地按照中共中央(由温家宝代言)提出的稳定的逐步的政治改革;一定要真的做而且要加快,否则美英法新帝国主义和日本新军国主义,在颠覆了中东和非洲的反美英法帝国主义的国家后,腾出手来就来(阴谋和阳谋一起来,文化的和武力的一起上)。我也一贯认为中国目前不能乱,也要靠中共来稳定,那些摆设也只能还是摆设和过度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这个社会再继续腐化下去,同时没有真正做到将“国富民穷”用实际政策来变成真正的“全面小康”,那中共的“一党专政”能不能维持到建党一百多年,而社会仍然维持小康和稳定,就令人担忧了!逐步和平过渡到真正的,名符其实“中共为首的多党制”,也是中共政治改革的理想的目标。

    (三)“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几千年都是“小农经济”的半皇权(控制重大的国计民生的物质和经营)和充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因此,中国建国以来都是国家在经营的国营经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才逐步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尽管我们已经加入了WTO(那只是美英法日等性帝国主义和新军国主义,给我们上的套;让我们这个“国富民穷”的国家在跟他们做买卖是,让它们占尽便宜而已), 中国到今天还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日本及非常实事求是地宣布他们就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不要绷紧神经!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件坏事啊!只要能够像近两三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多次文件,还有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也多次提到的“要将国家改革开放的富裕成果,公平地透明地平等地与全国人民分享”,那就是真正做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西方发达国家都是藏富于民,国富民也富。政府一旦破產,老百姓不一定会跟着破產。

    另外一个感想是,近两三年来,我看了一些令人着迷和沉思的宇宙天文的书和图片。因此这些书和图片也根本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要知道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而宇宙里最大的恒星是红色超巨星-Antares,它的体积是太阳的14.353亿倍。作为宇宙的过客的“人”实在是太渺小了!用“沧海一粟”来形容,还远远不足!因此也想通了一件事:对我自己而言,将来应该学习周恩来总理,走了以后不要墓地也不要墓碑,当然也不要遗体告别了。

    但是,对我从1981年就回到的祖国,毕竟还是有些牵挂;我走的那天,心中会像先父一样,期望台湾能早日和平统一。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必须要能抗衡没、英、法以及日本的新霸权和军国主义的,更新的帝国主义和国家恐怖份子!然而要达到这种国家的能力,中国必须要真正做到政治改革和文化复兴。政治上做到至少是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权分别独立,最理想是能做到孫中山先生的三权再加监察和考试权的五权分治。这样才能相对有效地整治严重到不是亡国就是亡党的贪腐的社会。自己的国家能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将康地站立起来,才是军事综合力量的最实在的后盾。以上这些思想中有些将会简要地写到我的《遗嘱》里。

    胡锦涛有智慧和魄力,2005年(?)人民币第一次要升值时,部署了一套绝对严密的机制,堵绝了国外金融国内外官商勾结,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用套汇大赚一笔。但毕竟还是有漏网的卖国贼。胡为国家防止了上千亿美元的损失,但是尽管国家还是小有损失,也因此捕捉到了高层的泄密的卖国贼。但毕竟那是胡的“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杰作!我们寄望胡主席老官卸任前再来三把火,把他手上已经抓到的卖国贼(虽然已经死了但是还有与他雷同的罪犯)公布出来,再严惩一批。当然如果要留给下一任“新官上任三把火”也可以。

    我们都深信习近平(对家人的行为都极为严格地管制)的人格,他上任后肯定会有大批的贪官污吏会人头落地。到那是全民都会高呼:“中国共產党万岁!”

    敬祝各位2012壬辰龙年身体康健!万事如意!

    明年就要“古来稀”的 老彭(但我跳起来还能摸到篮网,不是篮筐)

    2012 01 02

 

 

 

发件人:彭培根<>;时 间:2012年01月04日 22:09 (星期三)收件人:zdjun2011@163.com;dihuiquan@163.com;抄送人:2011年_北京每年限买24万辆车是我的紧急建议

鸿毛蒜皮与惊天动地

与朋友的一封信

彭培根

于 2012年01月04日

XXX:

    你上次虽然是赞扬我的《老彭锐眼观天下短文集》之十九, 但是你说了我“以前管的事都是鸿毛蒜皮的事。” 请你看看附件中我体的几件利国利民的大大的事。其中包括:

   (一) 北京是2010年还是每天卖 3,900 辆汽车(每年143万辆),这个城市不到哦啊两年就会急性自杀而彻底死亡! 那是国防问题!经我的建议被落实。现在每年只买24万辆车。

   (二) 乘飛机不用交机场建设费,放在票里(连柬埔寨四十年前就是这样!)

   (三) 五环路不收费,是我2006年给王岐山(前)市长些的建议。2007年元旦落实。

   (四) 机场安检用同行检查是我的建议,落实三年了。因为,异性检查不可能太仔细。我还看过因为异性检查发生误会的,吵架五六次,打架两次。现在全世界都在向中国学习这个-同性安检的机制。

    其它的建议,你自己看附件吧!我是教《理性建筑》精品课的教师,我批判事务也雷霆万钧但是,我都有理论或数据根据。我基本对事不对人。

    你现在可好!到是真的惊天动地了! 玩大乎了吧?我绝对不相信顾校长会有事! XX是清華副校一级的领导中,唯一不学无术的人。靠着家里和高层的关系,才能平步青云(不知道XX这组织部长怎么挑了他当领导的)。你说他的学生送给了他什么,我倒是非常相信有极大的可能。

    Happy New Year!

    彭先生

 

 

 

 

 

发件人:"侯小蔚" <xiaowei@gvbchina.org.cn>2011-12-31 11:19:43 收件人:eyzhang@msn.com, lpsrjt@mail.sysu.edu.cn, hsszxm@mail.sysu.edu.cn, zhujg@lead.org.cn, xudongli@mail.sysu.edu.cn

北京地球村的问候

2011-12-31

    2011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我们感谢所有陪伴我们、扶助我们的援手,也感谢所有关注着我们、鼓励着我们的目光!

    这一年里,地球村的乡建团队继续趴在底层,在四川彭州、重庆巫溪、北京密云的乡村里践行着从泥土长出来的理念,深化着从脚心冒出来的思想。深圳软科学基金颁发的“中国软科学奖社会实验奖”表达了学术界对这场乡建实验的肯定。

    “福特汽车环保传播奖”则是企业界对地球村在东四社区的乐和社区实践、乐和社区论坛以及乐和社区指标体系的赞扬。

    坚持了八年的“可持续能源记者论坛”和延续了七年的“化学品安全与环境健康”项目,让地球村获得了由国家发改委等机构支持的“中国低碳榜样”的殊荣。

    北京市社会建设领导小组颁发的“北京市社会组织公益服务优秀奖”则是政府对于地球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褒奖。在即将到来的一年中,我们会继续努力,不辱自己的使命,不负众人的期望!

    在龙年叩门之际,请接受我们深深的感激与浓浓的祝福!也期待着您一所既往的支持和帮助!

    此致  敬礼!

    北京地球村全体村民敬上,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2-06 11:15:06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清华简证明烽火戏诸侯为戏说

《法制晚报》 徐天

2012年1月12日

  在此次出版的清华简整理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故事,没有烽火戏诸侯的事,导致西周灭亡的战争则变成了由于周幽王主动进攻正宫王后父亲,之后对方联合少数民族将其打败。 

  昨天记者从清华大学获悉,曾经证实《尚书》系伪作的清华简再度爆出史学猛料,一直被认为是真实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其实只是“小说家言”式的戏说。这甚至部分推翻了《史记》中的内容。

  “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出自《史记·周本纪》,记载了周幽王为逗妃子褒姒的“千金一笑”,用虚举烽火的方式来戏弄诸侯。在原来的记载中,此后正宫王后的父亲申伯联合犬戎等少数民族入侵,但再无诸侯肯来勤王,并最终导致了西周的灭亡。而在此次出版的清华简整理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故事”。没有了“烽火戏诸侯”的桥段,导致西周灭亡的战争则变成了由于周幽王主动进攻正宫王后父亲,之后对方联合少数民族将其打败。

  据介绍,史学界对这个“烽火戏诸侯”曾有过质疑,认为《史记》中所载只是“小说家言”。清华简的内容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质疑,从而部分推翻了《史记》的记载。

  学界声音:与古史书印证可推翻《史记》内容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刘国忠介绍,清华简里记载的情况,可以与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相互印证。该书据记载为西晋时期出土,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而作。随后散佚,目前所见都是抄本、整理本。

  在清华简发现之前,这是史上唯一没有经历秦始皇“焚书”而幸存下来的战国古书。褒姒烽火戏诸侯一事,在这本古史里也不存在。

  此次清华简的整理结果,证实了《竹书纪年》的记载,推翻了其后几百年《史记》的“戏言”,可以说为西周灭亡原因争论添上了重要的证据。刘教授认为,史学界就此可以得出结论:西周灭亡不是因为烽火戏诸侯,该故事甚至并不存在。

  整理经过:138支竹简拼出我国最早史书

  据清华大学介绍,学者在竹简清洗的时候,就发现有100多支竹简有编号。整理后发现,这138支竹简拼出了一部前所未见的战国时代楚国人编写的史书。本书原无标题,整理小组根据内容将它题为《系年》。

  《系年》是一部周代的断代史,讲述了从武王伐纣到战国前期我国的历史大事。从内容上看,此书约作于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70年,抄写年代根据碳十四测定在公元前305年左右。除了对西周灭亡原因的判定,《系年》还在秦人发源地、平王东迁、印证《左传》等方面有所发现。

  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先秦史书。《系年》也就成了我国目前考古发现中已出土的最早的史书。

  人教社表态:目前课本已无此内容

  据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介绍,目前初中高中的历史课本中都已经没有这个历史细节。“烽火戏诸侯虽然有名,但是太细节化了,课纲里已经删除了。”他介绍,课本里只提到了西周灭亡,具体原因没有涉及。不过不少中学老师会作为课外知识补充。

  另外,他认为历史课本仍然会写一些已经比较成熟、得到学界认可的观点,如果有争议,他们会规避。所以烽火戏诸侯和王子争位仍需得到史学界的进一步探讨。一旦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盖棺论定了,这个新观点可能会被引入新课标,讲述给学生。

  清华简:2008年,2500多枚竹简被捐赠给清华大学,经测定这些竹简书写于战国时期,媒体将这一系列竹简称为清华简。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1-31 08:40:16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政商权贵聚集之地:揭秘京城四大私人会所的奢华传奇

揭秘京城四大私人会所的奢华传奇

一窥

    私人会所,这个起源于欧洲的概念,在政商名流和演艺明星最为集中的北京,有了更值得玩味的想象空间,它们所打造的第三类社交圈,正不断撰写着这个城市最为奢华的传奇。

    遍地开花,总数超4000家

    从事影视传媒行业的肖先生刚刚受朋友邀请,光顾了位于圆明园附近的一家私人会所,极强的私密性和奢侈的消费让他印象深刻。

  从清华大学西门左拐,沿圆明园南墙西行,有一条破败的小路穿过园子西隅向里延伸,会所就在最里面。大门十分简陋,有点像上世纪80年代初大型工厂的影壁墙,有所不同的是,门口有绿装士兵站岗,宾客需出示行车证和身份证之后,才能通行。

  据其介绍,在这家会所用餐是按人头收费,一位2000元人民币,不含酒水,另加20%服务费。“我粗略算了一下,如果是8个人进餐,大概要近3万元人民币,当然这是最低的,还可以选择每位3000或5000元。”

  临走时,领班告诉肖先生,如果来就餐可以由会员引荐入会,该会所并不接待非会员。肖先生告诉记者,入会费是200万元人民币,还有年度消费最低金额限制为30万元。

  据了解,这种私人会所在北京已有4000余家,入会费最高的为500万元,其余的有150万元、100万元和80万元,最普遍的是50万元。这些会所通常不对非会员开放,并用高昂的入会费用和苛刻的审核措施来保证客户的“纯粹性”。

  有钱也入不了会,不是“名人”遭拒

  香山附近的一家私人会所,入会的标准是资产超过千万的企业老板,一次性交纳50万元会费。而另外位于东四环的一家私人会所,成为会员的标准则必须是“名人”,曾有一名商人带30万元会费要求入会,因不是“名人”而遭到拒绝。

  业内人士透露,北京的私人会所类别众多,包括高档物业会所,也包括商务会所,而这些会所又拥有不同的主题,比如美容、洗浴、健身、养生、餐饮等。

  高档物业会所的代表如观湖国际社区俱乐部,是名流会为这个社区的业主专门打造,而原本将自身定位于“中国社区会所运营商”的“名流会”,在运行 6年之后,已将定位调整为“中国商业会所运营商”,并与胡润百富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很多城市设立“百富会”,只接纳每个城市代表性的商业精英。

  监管空白,收巨额会费涉嫌“非法集资”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博士生导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符启林教授近来一直在关注“私人会所”现象,他认为,由于私人会所在我国一直以来都比较隐蔽,目前法律对私人会所的监管还是一片空白。

  “会所”如果不在当地工商部门登记备案,就不会得到有效的监管,那它就可能会带来开支不透明、偷税漏税、安全监管等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在吸收会员会费的问题上,如果收到的巨额会费没用在会员身上而挪作他用的话,并且出现严重后果,那这种行为就涉嫌诈骗或非法集资。

  符启林认为,只要会所是以商业目的存在,就必须被相关部门所监管,西方国家也是这样。目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法律规定仍是空白,但作为行政机关的工商部门完全可以介入其中,来逐步规范这些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私人会所”。

  在星罗棋布的北京会所全景图中,不得不说的就是闻名遐迩的“四大会所”,它们是:长安俱乐部、京城俱乐部、美洲俱乐部、中国会。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2-09 09:41:54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传送日期︰ 2012028 3:15 PM主题︰ 赵本山下课

    赵本山下课了,下课原因有多个版本,下面的两点好像靠谱一点。

赵本山被迫离开央视春晚因错估了形势

凤凰网博客 老鬼

    赵本山离开2012年春晚的舞台,而这一离开有可能就是永别。因为央视已经不需要赵本山了。但对赵本山来说,什么时候都能告别央视,为由现在不能,因为他有太多的缺憾需要央视帮忙。新剧即将在地方卫视开播,一大群徒弟还在等待他一个个的带红,庞大的本山集团正发展到如日中天的时候,这一切只要平安的度过了今年的除夕,就会立马拥有了强大的动力,能够给赵本山和他的团队带来一个耀眼的收获季节。而这一切现在都不可能了。

    熟悉赵本山和央视春晚的人都清楚。20年前赵本山不过是铁岭地方戏剧团的一个普通演员,通过央视春晚他由过去的一棵小草,不仅变成今天的参天大树,甚至成就了一片森林。在最近几年的春晚中,赵本山不仅能够左右节目,更是能左右春晚的收视率,左右央视的广告收入。也正因此,赵本山利用央视开始打造自己的本山帝国。别的演员甚至很知名的影视明星想在春晚上露一脸都比登天还难,而赵本山几乎如探囊取物,刘流、小沈阳、鸭蛋、王小利、于月仙等几乎上一个红一个。而红过之后都带来了滚滚的财源。特别是最近两年,赵本山上春晚与其说为了央视全国的观众不如说就是为了自己的本山帝国。而央视更清楚赵本山的意图,但迫于赵本山强大的感召力,更看在数亿元的广告价值上,央视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于是,对别的演员节目严格控制,而赵本山从剧本到演员几乎任其做主。直到后来节目质量低劣,观众质疑声一片,小品王还是落在他的头上前不久央视也承认,那些所谓的观众最喜爱的节目评选都有暗箱操作的嫌疑。

    赵本山很聪明,但是2012年春晚却错估了形势。本来赵本山告别龙年春晚完全可以见好就收全身而退,但是这么一大群人要靠他吃饭,更有许多弟子们要靠他帮扶。也可以说所有的现实都逼使他要继续战斗下去,至少要把龙年的春晚上过去。赵本山的身体是不好,但是依据往年的经验赵本山有绝对的主动权,通过医生的治疗和弟子们的呵护,凭着多年的演出经验,赵本山要完成最多半个小时的节目完全不成问题。但是他没有想到现在的春晚节目组已经今非昔比了。

    还是在龙年春晚剧组刚刚组建的时候,央视就像社会宣布,龙年春晚不仅拒绝一切广告,更拒绝一切性质的软广告,连观众最喜爱的节目评选也取消了。也就是说央视要把春晚办的干干净净。不讲经济效益节目组也就有了牵制赵本山的底气。而由于赵本山剧本质量和演出方面的问题,节目效果未免难尽人意。对突然升高的门槛赵本山更可能不习惯。于是端起了架子,使用了欲擒故纵,要继续享受过去的权力。而央视却不怎么买账,能上就上,不能上就下,反正不需要广告,不需要看谁的脸色了,更来个将计就计。也许赵本山原来只想露点颜色给央视看看,没想到对方竟然来个借坡下驴。将自己扫地出门了。而赵本山在想上去可就难上其难了。有评论说这是天意。其实这只能看成是央视的将计就计 。过去要靠赵本山,对赵本山带弟子等言听计从,那是看在收视率和广告费的份上,而现在春晚干净了,自己都不发财了,岂能还让赵本山借自己的光大发其财?

    最近几年的赵本山的大红大紫,不是为观众,更不是为央视。一切都是为了其个人的利益群体。而现在赵本山离开了春晚,不是因病,不是因节目,而完全是赵本山和央视的利益之争。换句话说,如果央视春晚干净了,赵本山也完全能轻轻松松、干干净净上阵,不仅节目质量能提高,压力会变小,甚至赵本山也根本不会病。他和央视春晚的合作还有可能一直的愉快下去。但是现在不可能了,赵本山有一群人跟在后面要吃饭,而央视更不可能一分钱不要的替赵本山挨骂。毕竟无利不起早。

 

赵本山退出春晚据说和焦利被贬有关

明镜新闻网特约记者 杨时人

    2012119日下午,2012年央视春晚官方微博宣布,赵本山因健康问题退出春晚舞台。本山传媒也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称本山近期极度疲惫,同时对央视表达了感谢。

    知情人向《大事件》杂志爆料,一些传闻都是表面现象,根本上还是和赵本山关系非常铁的前央视台长焦利出事有直接关系。赵本山和焦利两人是铁哥们,无论是焦利在担任辽宁省委宣传部长,还是中宣部副部长和央视台长期间,赵本山和他都有着非常复杂的利益交换。如今在传出其涉黑、涉经济问题、涉男女作风问题后,焦利更是风声鹤唳,前途未卜之际,赵本山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

    关于焦利遭到几方势力合围,不把其拉下马绝不甘心,以及焦利得罪央视人的具体原因,其被女歌手举报办了事譲胡总龙颜大怒,令计划接到举报后调查并顺势接管央视的详细报道,《明镜月刊》和《外参》杂志已经有多篇文章独家披露。

    回忆首次上春晚时,赵本山曾告诉记者,自己曾搬着一箱茅台酒去北京,带过去之后到处打听这玩意给谁送去,后来楞是没找到,到了最后,赵本山就自己一天一瓶把酒全喝了。1990年左右的赵本山在北京人生地不熟,还找不到北的时候,上贡就有这种魄力,后来如日中天、财力雄厚的赵老蔫儿的手笔会小么?

  焦利貶任新闻总署副署长

    1月21日,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消息,焦利出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新网1月21日电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李家洋为农业部副部长;任命焦利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任命胡占凡为中央电视台台长;任命夏敬源为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

 

 




发件人:"yangfan" <yangfanking@vip.sina.com>2012-01-25 19:00:15 收件人:"zry1928" <zry1928@163.com>, <zouaihua1971@sina.com>, "'Zhuhangqin'" <zxq8808@hotmail.com>, "'ZhixiongLiu'" <cauliuzx5@126.com>, "'zhaozhijun'" <zhaozhijun@yahoo.com>

    柳红诉吴晓波的案子,由于吴敬链为吴晓波作证而败诉。柳红准备上诉,并且公布了给吴敬链的信,指出了吴在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但新浪网删除了这信。希望大家关注并且转发。

2011年3月致吴敬琏的信

原吴敬琏的助手 柳红

    旧历年过了,进入新年,因吴晓波《吴敬琏传》而起的种种以及官司竟然拖了两年,这是始料不及的。在过去两年中,人们都认为官司和吴敬琏有关,又都投鼠忌器,且不少人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提吴敬琏”。但是,事实上,吴敬琏始终很深地介入了这场官司。其中是非曲折,明眼人清楚。然而,官司进展却那么曲折。

    回看将近一年前我给吴敬琏先生的信,它大概记录了截止到庭审结束的情况。如果说,官司有三个阶段的话,到此为止,只是进行了两个阶段。变化发生在后面,直至一审判决。先将历史留存。之后的情况,待我写来。

吴老师,您好!

    从2010年5月至今,经过十个月的法律程序,我起诉吴晓波抄袭案进入等待判决阶段。想不到,吴晓波为您80岁生日赶制出版的《吴敬琏传》引发了这样的风波:先是我和吴晓波就书中内容进行批评与反批评;继而就抄袭行为提起诉讼、对簿公堂。虽然您没有公开表态,但是,您实际上参与了诉讼过程,我也感受了您对官司本身,及其对外界的影响。当我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很清楚,这是到了面对您,面对我自己,和直面历史真实的时候了。

    2010年2月8日,我在《经济观察报》发表《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兼谈吴晓波著<吴敬琏传>》一文后,您的几位学生在邮件里也提出了对吴晓波著《吴敬琏传》的批评,有针对史实的,有针对观点的,也有提及抄袭的。大家愿望善良,出发点积极,哪怕就在这个最小范围内讨论,最小程度地改错,最快地消除负面影响,这不但对吴晓波很有帮助,而且对您本人也是一件大好事。至为可惜,您没有意愿跟我们讨论有关这部书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心下还是寄望吴晓波著《吴敬琏传》的错处是出于仓促、疏忽,仅仅是作者吴晓波之失;还希望您认同我的意见,提醒或者批评吴晓波的不严谨。然而,一位同学给我发来您的表态。那是2010年2月20日《广州日报》刊登的对您采访:“在这之前,也有人给我写过传记,但时间比较久远了。这本传记,是我最近的一些思想的整理,这也是我想要做的。吴晓波为这本书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搜集了很多资料,从他设计的提问来看,吴晓波是经过仔细研究的”。这段话给了我双重心理冲击:一是,当我和您的一些学生批评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不严谨,是快餐式写作时,您却毫无保留地肯定他研究仔细;二是,您使用的称谓——“有人”。说实话,这个称呼让我觉得生疏、遥远、凉薄,因为您口中的“有人”不是别人,就是我,是曾经为您工作九年的研究助手。

    3月1日,吴晓波在《经济观察报》发表回应文章:《对于诚意的怀疑我必不能接受—答柳红对<吴敬琏传>的质疑》。其傲慢和自以为是的态度,是对所有研究者和写作者基本准则的挑战,他写道:“对我来说,用两到三个月时间写完《吴敬琏传》,不是什么有难度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只采访吴敬琏一个人?”我也注意到他文中这段:“在书稿完成后,我又与传主前后进行了三轮大幅度的修改,2009年平安夜的整个白天,我都是在传主北京的寓所里度过的,……2010年元旦的那几天,年近八十的吴老师也没有好好休息,都是在修改书稿”。吴晓波明确地将您和他的《吴敬琏传》捆在一起,这只是他虚张声势的语言绑架?我不确定,只知道吴晓波傲慢轻蔑的回应,是在您接受报纸采访称赞他做了很多准备、搜集很多资料和研究得“仔细”之后。

    随后,我发表《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吴晓波著<吴敬琏传>的硬伤、软伤及其他》(《经济观察报》,2010年3月8日),并将文章群发给您和您的学生,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在收到的反馈中,一位同学说,才看了一章,就认为它是一本“快餐传记”。另一位说:“两本传记我对读过,很多错误我都没有发现,读了你的回应文章,我才注意到了。著作家需要对自己作品中涉及的人和事持负责的态度,吴书过于仓促随意。”出于对您的爱护和对历史的尊重,他还提了一个建议。然而,3月9日您给他回信,而且您也让我们大家看,其中您这样写道:“我并不认为你关于‘吴晓波的书在修订之前,不宜重印或进一步扩散。修订之后,需要找人专门审稿’的建议是可以接受的。” 您的理由和其后的遣词造句,让我们看到了您的某种情绪。此后您和吴晓波对传记风波都采取了沉默态度。

    然而,自从吴晓波写的传记一出来,书中的各种史实差错,就遭到一些熟知历史的人批评。一些经济学界前辈,从不同角度指出了不同问题。直到最近,还有人挑出一批常识性错误,例如称您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走资派”。只不过因为这些批评者或者没有话语权;或者认为此书这类常识性、基本性错误太多,而作者吴晓波又是这样一位商业作家,不愿与之计较,因而他们的批评并不为公众所知。

    接下来,有人被授意写了一篇摘清您和吴晓波关系的文章,原拟用《经济观察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这篇文章在最后时刻被报社否决,因为它并非该报立场。此事您知情。而后,我则被告知不会再刊登我的批评性文章了。这对您、吴晓波、我、传记的读者、这场讨论的关注者来说,都是一件憾事,因为关于如何尊重事实和尊重知识产权,进行开诚布公的平等讨论,对所有人都有裨益。

    吴晓波的《吴敬琏传》(2010年版)与我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简称《吴敬琏评传》(2002年版)在内容表述和文献引用上大量雷同,在道德层面上,其抄袭行为显而易见;在法律层面呢?经过比对并向律师请教,初步认为吴晓波的抄袭行为构成侵权。于是,2010年3月初,我先通过律师发函,知会吴晓波,指出其抄袭,请他赔礼道歉。

    律师函发出后,吴晓波的律师(第一次聘用的律师)来北京与我的律师有一次会谈。他讲到这样几个意思:如果我起诉,就是为了炒作,等着我的官司还多着呢。不仅如此,官司会影响吴敬琏老师的名誉,吴老师会为吴晓波作证等等。殊不知,我没有直接起诉,而是以发律师函的形式,是给吴晓波的第一次机会。但是,他不仅不知错认错,反而用案外因素“要挟”。两个月后,2010年5月,在超过律师函约定一个月后,我方启动诉讼程序。

    当批评吴晓波《吴敬琏传》的文章在报纸发表后,就有过这样一种声音:“现在是‘凝聚改革力量’的时候”。言下之意,涉及您的批评就是削弱、反对甚至瓦解改革的力量。而律师函送达吴晓波之后,又有“警惕柳红背后的人”,“救国为重”种种说法。于是,简单问题被复杂化,法律问题被政治化,是非问题被模糊化。这些,让我联想到和您一起工作时所熟悉的您的某种特点:习惯“讲政治”,有时用“敌情观念”对待不同的声音。在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中,把学术观点、政策主张的不同,统统归为对立面的“论战”,甚至杜撰出引人联想的隐喻,比如在“间谍门”的注脚下,从“位于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写到龚方雄,再扯出他的授业导师厉以宁,然后用《华夏时报》的一段报道,点出厉以宁和您观点根本不同。这么长的链条,不知是在说构陷您于“间谍门”事件的,是和厉以宁先生有关?抑或是隐喻其他?

    我对吴晓波的诉讼涉及了“法理”和“情理”两个层面:

    第一,在“法理”层面的核心问题是何谓抄袭?2010年5月12日,吴晓波在他的博客上发表声明,写道:“柳红与我,面对的是同一个创作对象,势必有很多情节类似,吴老对她说过的话,对我又说了一遍,甚至说得更加详尽,如果因此而涉及‘剽窃’,我估计日后法院将门庭若市。”此言自欺欺人,混淆视听。这种说法错在哪里?著作权法究竟保护什么?还是引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长芮松艳的表述最清楚:“传记本人(柳红注:指传主吴敬琏老师您)的证明在著作权法意义上只能证明一个事实,他跟不同的人都说过同样的事情,但是著作权法是不保护事实的,不保护这种思想的,保护的是一个表达,同样一件事情你写出来跟我写出来是不一样的,巧合的可能性很小,他证明的目的只是能够证明说这两个不同作者写的传记事实来源都来源于他,但是表达的来源是要来自各自的作者。 ”(2011年2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播出芮松艳审判长接受记者采访)

    第二,在“情理”层面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您。吴晓波把您和《吴敬琏传》以及抄袭案精心捆绑在一起,先声夺人地打出“悲情牌”。他在5月12日的声明中说:“两个传记作者在媒体上公开开战,对一位受人尊重的80岁老人而言情何以堪?”。继而,5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钟励的文章,写到吴敬琏“如何作证,将是关键”。“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将是对吴敬琏这位80岁老人的一次考验。”“情何以堪”四字颇为煽情,给人这样的印象,我对《吴敬琏传》的批评以及法律维权,就会伤害您,就是不仁不义。事实上,是吴晓波为给您80岁生日献礼,先用二、三个月时间写出一本传记,歌功颂德,施行捧杀;继而,当我批评其快餐式写作,指出大量史实错误之后,他推卸责任,说您同他一起改了三遍;再而,我起诉他的抄袭行为,他把您推到前台,“逼”您为他背书和作证,这才真是“情何以堪”!

    吴晓波不仅漠视批评,也采取了拖延官司的战术。对于法院原定2010年6月8日开庭,他提出管辖权异议,致使开庭拖延至半年后的12月3日第一次开庭,2011年2月22日第二次开庭。

    在等待开庭的日子里,人们议论纷纷,猜测您会不会为吴晓波作证。大部分人认定您不会。因为剽窃是“偷窃”,为剽窃者作证,如同和“小偷”站在一起。著作权法保护史实的表达,而不是史实本身。您对他说过或对我说过,无助于合理解释吴晓波作品与我表述的诸多相同之处。除非您能证明相隔8-10年,可以对同一事件用一模一样的语言讲述,而且,两个作者居然会将这些口述不加任何修饰地实录,结果完全雷同,这怎么可能?一是人的记忆达不到;二是我并非按口述实录所写。所以关于此案,我希望您至少保持表面的中立,然而,我又“错了”。在2010年12月3日的庭审中,被告出示了您的两份证言。

    第一份是您于2010年6月8日给吴晓波写的信,您写道:“晓波,§18和§21没有书面材料。柳书也是根据我的口述(出书前还经过改过,绝大部分都被她接受)。所以L女士的case能否成立,首要的问题是是否能证明他对有关段落具有知识产权。……有什么问题,请随时提出。”

    通过这封信,您传达了两个强烈的信息:其一,您在吴晓波成书半年之后,为他想方设法找写书材料,证明他有自己的来源;其二,您为他提供了一个诉讼思路:如果能证明被您修改的段落柳红不具有知识产权,这个案子即不复存在。于是,您跟我讲过,给我改过,我没有《吴敬琏评传》的著作权,这成了对方律师在12月3日法庭辩论中最荒唐的论点。如果这个论点成立,同理,吴晓波也没有著作权。两本传记的著作权将归您。这会出现一个有趣的逻辑和事实:您以第三人称,借他人之口,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更进一步,在2月22日第二次开庭时,对方代理人的主要论点是:如果您改过,我就不具有相应部分的著作权。

    常识是:著作权是整体性的,不可分割的。我和吴晓波的书,并不因为您的参与、修改,而使其著作权被分割。否则,基本法理被动摇了,著作权的界定将是极端困难的。如果十个人改过一本书,十个人与作者分享著作权,势必秩序大乱。好比说您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前后三个版本。每一次修订,都兴师动众。2003年版,很多学生承担了重新起草写作的任务,我也承担了好几章,虽然最后都经过您改,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事先谁也没有约定,事后谁也没有向您讨要属于自己的“著作权”。如今,您却以因为参与过我10年前所撰写的《吴敬琏评传》,提出了著作权可以分割的思路,以求从根本上动摇和推翻吴晓波抄袭案的立案基础。

    第二份证言是您写于2010年11月28日的,距开庭5天。您在这份情况说明中,分别罗列出两部分内容:一是“下面的这些观点是我向吴晓波讲述过的”;二是“下面几个事实也是我对柳红和吴晓波分别讲述过的”。这个证言的要害是:您试图向法庭证明,您对我和吴晓波都讲过的事情,有的并不曾对我讲过,是我自己挖掘出来的。比如,和顾准看信阳火电站的事情。这样的证言有不真实的成分,它对我的打击,不是法律上的,而是心灵上的,最终彻底摧毁了我对您抱有的幻想。

    于是,侵权诉讼官司一方是我,另一方事实上变成吴晓波和您。虽然您不是名义上的被告,却因您主动和被动地介入,增加了整个诉讼的复杂程度。早在2010年5月诉讼初起时,第一财经日报就刊登了署名“钟励”的文章,一再强调: “双方都和吴敬琏有关系,双方写的也都是吴敬琏,吴敬琏本人将来是否上公堂,如何作证,将是关键。”这篇文章貌似中立,其意图非常明显,借律师之口,公开把您绑在吴晓波的战车上。在2010年12月3日和2011年2月22日的法庭审理中,对方确实始终拿您做挡箭牌,口口声声向吴敬琏核实过。法庭辩论围绕的就是您所提供的分割著作权的思路。

    毫无疑问,作为公民,作为传主,您有权利提供证言。但是,我想您知道,在法治社会中,任何公民,在提供证言的时候,都要实事求是,都应该明白天理和良心的存在。有些人因为是法盲,作了伪证,尚可理解。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社会公信力的人作伪证是难以原谅的。

    在过去一年里,因为您与吴晓波及其《吴敬琏传》的关系,加剧了我的内心纠结。一方面,与您共事多年,我看到了您的勤勉和眼界,以及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努力。我不会忘记作为您的研究助手所受的教益,包括两个家庭之间的扶持和关怀。2010年1月《经济观察报》为您80岁生日做的专版上,我受邀写了一篇文章,对您曾经在子尤病重时给予的帮助公开道谢。对于您,我有着长期积累的尊重之心。另一方面,我则非常清楚地知道,吴晓波对我的抄袭白纸黑字,这是侵权,是对我的损害。维护我的知识产权是原则问题。我既有调查揭示历史真相的冲动,也有诉讼到底的决心。

    由于这种内心纠结,即使吴晓波不断用您的名字作为武器,一再将我逼到狭路和墙角,我仍不愿直面您与吴晓波“同舟共济”的事实;我仍不愿触及甚至不愿正视您身上的污点——这是我在厘清历史事实和脉络时一再发现并且深感吃惊的;为顾忌和维护您的公众形象,使得我在对吴晓波的批评上,常常投鼠忌器,欲说还休。特别是在法庭长达两天的审理中,我尽可能避免提到您,尽可能切割您和抄袭案的联系。在一切公开场合,我也避免谈及您和本案的实际关系。然而,这些超负荷的心理压力,致使这一年来心路之崎岖艰辛,远远超过我所受到的直接、外在的伤害。庆幸的是,我最终还是从这种重压下走了出来,那是基于三个原因:

    第一,我对与您共事的历史问心无愧。从1998年至2007年,我以体制外的身份担任您的研究助手,它并非是一份为稻梁谋的工作,自以为是出于价值、理念认同,“为国家做点事”。我不计名利,尽心尽力,无私奉献。就连2007年的请辞,也是为您着想。奇怪的是,最近,一位经济学家朋友告诉我,他在一个聚会上,听到有人说我根本不曾是您的助手时,当场起而反驳。好在,这与某些死无对证的人和事不同,安排我做您研究助手的人如今正年富力强。

    2011年2月22日,法庭审理中间一度休庭,出现了这样一幕:原被告双方围在法官身边确认双方证据的真实性。我提交的是对几十位受访者的采访笔记本;对方提交的是从上海图书馆借出来的几十本书。当他们递上《吴敬琏自选集》时,我禁不住轻声说“这是我编的,后记里还写了我。”其余若干本也都是我一手帮助成书的,或参加编,或参加写,甚至复印前亲自去上海远东出版社,无休止改错,直盯到片子出来。虽然它们是您的著作,但是有我太多的心血。看着这些,想想眼前为捍卫自己的著作权而抗争,自然十分感慨和伤悲。

    第二,起诉吴晓波抄袭,既是为了我的尊严,我的权利,也是参与中国道德重建,保护知识产权,还为那些被吴晓波剽窃抄袭过的人讨个公道。事实上,人们在公开或私下、点名或不点名地对吴晓波的抄袭行为多有议论,也曾经有过要将吴晓波告上法庭的人。例如,最先注视民营企业的记者,出版了《失败研究》的方向明,去年10月在《三联生活周刊》600期特刊上就写道:“由于当时真实记录了一批民营企业失败的全过程,这些史料后来被人多次抄袭,甚至被某人合集而名噪一时,真是可笑至极。……当时不少人曾经鼓动我起诉抄袭者”。方向明所说的抄袭者,就是吴晓波,所谓合集正是吴晓波的成名作《大败局》。至于吴晓波的创作模式,更是遭人诟病。然而,这样一种行为竟造就出社会“成功人士”,“青年领袖”,这才是真正的悲哀。因此,从我个人遇到的侵权事件开始,做一个坐言起行的现代公民,十分必要。它可以小中见大,可以考验社会正义,考验法律,考验司法。

    第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吴晓波抄袭就是抄袭,您为他作证就是作证。一码归一码。虽然您为吴晓波作证一事,早在2010年12月3日的庭审现场直播已经传给了整个社会。但是,直到2011年2月24日第二次庭审结束后,面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一再就您的态度和证据提问,我才首次开口。我愿意为自已的所说所做负责。

    在过去一年,有的朋友出于善意,希望我不要挑战吴晓波,因为背后有您;有的朋友出于利益考虑,不便表态,采取回避态度;有的朋友出于与您的关系,劝我免战,甚至断绝友谊;有的朋友出于关心,提醒我吴晓波和您多么强大,担心我遭受明枪暗箭,输得很惨;有的地方囿于吴晓波的关系,拒绝我做《八0年代》新书活动;有人带话给支持我的朋友“别掺和这事”等等。恐惧和偏见到处都在。我被不理解,揣测、批评甚至攻击包围。这显然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但是,所有这一切不仅不能动摇我的信念,相反,更唤发了我抗争到底的决心。

    2010年,知识界爆出几桩轰动全国的抄袭造假案——中国终于到了揭露读书人圈子中各类丑恶的时候了。在这些大案中,惟独吴晓波抄袭案,没有在媒体上得到公众的充分关注和深入讨论。

    吴晓波案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涉及的是并不久远的历史;传主是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吴晓波是集写书、出版、媒体、商人,教书于一身的人。唐骏学历造假的暴露,就是由吴晓波策划出版的唐骏传记《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引发的。吴晓波现象,集中反映了中国这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现象,其背后是急功近利,不讲诚信和挑战道德底线。

    我诉吴晓波案,本应得到媒体和知识界的普遍关注。然而,相当一些媒体,却基本处于失音状态。其间,还发生了有的媒体被打招呼;有的采访提前告之要避开抄袭案话题;有的网络视频访谈因涉及抄袭案而不让播出等等。而在私下里,媒体中很多人都表示对我的支持,真心希望我在官司中胜出。媒体这种蹊跷的沉默,折射出了吴晓波和您在媒体和经济学界的特殊影响力。而在2010年3月1日吴晓波回应我的文章中说得冠冕堂皇:“无论如何,我们绝对不能成为——哪怕是试图成为——钳制舆论自由的人。”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个漂亮的说辞。

    毕竟今天的媒体和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自已,和支持我的人可以通过博客和微博发出声音,形成持续的互动和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汇聚正义的声音,支持者多是年轻人、平凡人、被边缘化或者没有话语权的人、没有显赫地位但是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其中,那些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爱憎分明,憎厌吴晓波的行为,表达对我的支持,希望维权,打击抄袭,匡正社会风气。或许和庇护、姑息吴晓波的势力相比,他们的影响力还不够大。但是他们汇合在一起,就代表了这个社会有良知的人真正的声音。这个过程是激动人心的,我为和他们站在一起共同为维护知识产权和正义而战由衷地感到自豪。

    今年2月22日庭审结束,我起诉吴晓波一案即进入判决阶段。在此前后,都有关于我与吴晓波是否可以达成调解的各类说法。我的立场和底线非常清楚,那就是吴晓波必须公开承认对我的抄袭和侵权。据说吴晓波除了不肯公开认错道歉,怕戴上“抄袭”这顶帽子,其他一切好说。为了寻求调解,照顾吴晓波的面子,律师做了很多努力,我方给了吴晓波一次又一次机会,包括避免用“抄袭”、“剽窃”字眼,用“侵权”和“过错”取而代之。这既是法律意义上对抄袭的认定,在公众面前又显得相对温和。然而,吴晓波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犯的错。不仅如此,他还在一步一步地往后退,从原先在一定范围内向我道歉,变成在一定范围内向我“表示感谢”。读书人如此寡廉鲜耻,创造社会道德坐标的一种超低刻度,实为少见。正如有识之士所言:这是一场人格之战。对于吴晓波在整个过程中闪烁其词、欲行又止、首鼠两端的行为,您是知道抑或不知?您是支持抑或劝诫?

    如果一审判决认定吴晓波抄袭,那是法理和正义的胜利。如果未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会继续上诉。我有信心,也有勇气将这场诉讼进行到底。除了本来的目标和意义,现在,更要承负起各界相识、不相识的朋友同情和支持的期许及嘱托。其实,法院判决吴晓波抄袭和侵权成立与否,固然非常重要。但对于所有了解此案事实的人来讲,吴晓波的抄袭连小学生都知道。这正是:“国法纵未及,公论安所逃(明,于谦语)”。

    通过打这场官司,我学到了很多。这样做,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的一种实践。市场经济的基石是诚信。抄袭就是不诚不信的偷窃。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里,抄袭者都必须得到应得的惩戒。在中国,如果纵容抄袭,还谈什么市场经济?!您有“吴市场”的美誉,在吴晓波的笔下也是“吴法治”,如果它们仅仅流于空谈,用于沽名钓誉,那是何等的悲哀啊!

    您大概还记得,您的传记,其实是从您70岁时我写的那本非出版物的《吴敬琏小传》开始;2002年版《吴敬琏评传》是在那个基础上展开和深化的。写完以后,我不满意,和出版社约定尽快修订。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拖了下来。到了2005年、2006年,我做了一个修订版,除了内容的补充,还加了大量脚注。然而,就在只剩最后一章没有交给三联出版社时,我儿子尤病危。以后,我还是不满意,就搁置起来没有交付出版。

    细想,大概是2000年以后,特别是股市争论,基金黑幕事件后,您被树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道德楷模。我也是参与树立您形象的一个。《吴敬琏评传》,第一次把您的生平写下来,使它成为一个可供传播的文本和故事。最近几年,虽然我对您的言行有一些看法,但是,并没有根本动摇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即使我在辞去您的研究助手后,还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我从各种正在承担的事情中“清退”,我也没有想到它可能的原因,没有改变对您的印象。例如去掉我在洪范法律经济研究所的注册发起人身份,我只是觉得有悖情理法,这不是主张宪政、民主的人和研究所吗?为此,我曾给您、江平、梁治平等人写了一信,表达我的意见。之后,您还专门约我到家里谈过一次,以后便不再提了。

    真正的思想转变发生在去年,2010年。总结下来,大概有三个原因,使我重新认识您:

    第一,吴晓波的“致敬之作”,也叫“应景之作”(吴晓波语)《吴敬琏传》。书中对于史实的改动和任意剪裁使我震惊。我不得不追问这是为什么?其实,在2009年《纽约时报》为您写传记文章,多次采访我时,我还在正面讲述您的努力和工作,并就对您的各种批评一一辨析和解释。

    第二,您在我和吴晓波官司中的立场和表现。虽然,我理解您不欲见到吴晓波所写的传记引来批评和诉讼。但是,当一本书出版了,它就是一个公共产品,您虽然置身事内,但尊重历史是学者良心,反对抄袭是做人底线。此时此刻,我仍旧难以理解,我和吴晓波同是您的传记作者,一位是您长期的研究助手,一位是因写传而走近您的商业作家,您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支持后者?

    第三,在做八十年代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与您有关,我应当知道、却不知道的历史。例如,有受访经济学家指出您在几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这些历史关头是:1956年“向科学进军”,1957年反右,1960年代批孙冶方,1987年胡/耀/邦下台,以及1989年春夏之交等等,以及您同社科院经济所同事,以及经济学界其他人的关系,比如老一代的林里夫,同代的董辅礽,下一代的一批人等等。2004年董辅礽老师患癌住在医院里。他对前来探望的人说及您到处说他打顾准,其实自己没有打。言及此,董老师眼含热泪。关于“打人”,您跟我们都讲过,不仅这事,还有其他。那时,我把类似的故事当作老一代人之间在严酷年代结下的个人恩怨,内心是没有太看重的。

    一年多前,当读到吴晓波在《吴敬琏传》的扉页上写:“这是一位从灵魂到外貌都干干净净的人”时,我确实很受刺激。人无完人,谁敢认为自己从灵魂到外貌都干干净净?!您所经历的狂暴年代和频繁的政治运动,我们这一辈和更年轻的人大部分没有经历过,我们从来都不敢自认灵魂到外貌都“干干净净”。其实,在您这代人中,特别是经济学界这代人中,您是最大的幸运者,成功者。想一想,经济所1956年那场青年团和党支部的争论,后来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打出一个“反党集团”来,其中有您的同龄人甚至您的同学,受到不公正的政治待遇和磨难。有的从此不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过着悲惨的生活,一生无法摆脱那场历史噩梦。我最近得知您曾经的同事,后来贫病交加,只要在电视里看到您的形象,就得立刻关掉电视,痛苦得不能看。他们的人生、家庭、事业、生活境况与您有天壤之差。还有一些您的同代人,虽然在1980年代做了很多贡献,却早早过世,像孙尚清;2000年以后过世的就更多了,像董辅礽等。您在80岁寿辰所举办的排场铺张的纪念活动,没有第二人有幸被那样大操大办。在历史中行走,常常会想那些人生道路坎坷的人,那些在历史事件中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包括想到顾准、孙冶方。您称自己是顾准、孙冶方的学生,试想,他们的在天之灵,会如何看待这样的景况和这样的反差?

    在我从事80年代研究中,历史在我面前一点一点打开。我也看到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您,一个与我先前心目中的形象有重大反差的您。有些事件我以前完全不知道,有些头绪我以前略有所闻,出于对您的尊敬,我不愿延伸自己的好奇心。而今,我的内心充满了挣扎。因为历史中的您是真实的,现在媒体报刊上出现的您也是真实的。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极“左”思潮下,大家都跟着走,您不能幸免,连当时年纪小小的我辈也不能幸免。然而,同样走过1949年后的一个甲子,有人觉悟,有人忏悔,有人道歉,有人选择低调。为什么惟独您,在公众和媒体将您当作道德典范之时,在接受“知识分子良心”这一称号之时,甚至于坐上了经济学界“泰斗”宝座,走上“神坛”,您能够如此地受之无愧?吴晓波在《吴敬琏传》里,把您历史上所犯的极左过失,转而变成您的功德,拿来歌颂。您可怎么面对那些受凌辱与损害的灵魂?怎么面对那些逝去的前辈;那些早逝的同辈;以及那些在1980年代末之后被迫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丧失话语权的青年一辈?

    吴老师,历史可以原谅1950年代您的所作所为;可以原谅您1960年代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怎么也无法原谅您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余年后,在年近60岁时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有您?

    十年前,我写《吴敬琏评传》,虽然没有过分溢美,但它是以仰视角度写的,它被广泛转载、引用、抄袭。我的这本书,或许曾助您走向神坛尽过微薄之力,而今它只是神坛角落行将熄灭的一盏摇曳青灯。如今,我常常遗憾曾经付出了那么长的生命帮助您工作,换来的是如此深刻和痛苦的反思,我不得不承认那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错误。那是令我如今感到汗颜的作品,是我不愿意提及的历史。所以,前不久,当有人提出再版《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系列时,我拒绝了再版我的这一本。

    现在,我还在继续研究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界,有些历史在向前延伸。您是这个时代不可回避的历史人物。文章千古事,写历史要小心翼翼,力求客观公正。所以,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您求教和求证几个问题:

    1, 在1956-1958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向科学进军”中,团支部和党支部争论之后,“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牵扯了多少人,或者说使多少人受难?团支部中有几人?团员青年有谁?是谁向上级党委告的状?是谁联系的《中国青年》杂志?

    2, 您知道胡耀邦当年对经济所的争论是什么态度和立场吗?

    3, 狄超白和林里夫平反后,很多人向林里夫表示了道歉,您是否道过歉,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

    4, 林里夫家人写过一篇文章《也说林里夫与顾准》(羊城晚报2003年12月28日),认为您在林里夫与顾准的关系上说了假话,污蔑了林里夫(该文在报纸发表时,您的名字被删去)。对此,除了您已经说过的话和写过的文章外,您还有其他什么需要补充的?

    5, “文化大革命”中,经济所有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孙冶方招降纳叛的罪行》,它是您写的吗?有一种说法是,这篇大字报的内容,导致孙冶方七年牢狱之灾,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您怎么看?

    6, 您说,有人推测,号称“改革四君子”的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等四人的文章是陈云通过姚依林授意他们写的,因为王岐山是姚依林的女婿。这是谁的推测?另外,关于“四君子”,您多有负面评价。您认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7, 您说,八十年代体改所的人有很明显的权贵资本主义倾向。您开始引用“裙带资本主义”这个词是在1998年,后来用“权贵资本主义”取而代之。是您回溯1980年代,认为中国现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根源其实那时已经有了,其代表是在体改所里吗?请问这么说有什么根据?

    追究1950年代到1980年代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纠缠历史的是非,而是为了打开被遮蔽的部分,纠正被歪曲的部分,为那些付出生命和人生代价的受难者负责任。否则每一页历史卷宗中的“恶”,都会聚集成今天和明天的“大恶”。我愿意趁很多人还在世,抢救历史,多方核实,尽量避免对曾经受过损害的当事人造成第二次伤害。如果您能抽时间答复上述问题,我非常感谢。

    最后,我想说写这封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您是长者,是蜚声中外的经济学家,我不过刚刚开始独立研究;您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和绵密的社会网络,我不过是“个体户”,没有任何体制内外的机构背景。但是,因为吴晓波的《吴敬琏传》引发的一些历史事实争论以及法律诉讼和您分不开,这就成了您和我都要面对的事情。这封信,既是对这段过程的一个小结,也算是一种“了结”吧!它是作为晚辈和学生交出的一份试卷,甚至是一份人生的试卷。

    这封信写给您,也写给我,写给历史,写给社会。很可能,我有冒犯之处,您不喜欢。但是,您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还是希望您有所反馈,甚至批评和反驳。

    祝您身体健康!

    柳红

    2011年3月10日
 

 




发件人:"王屹《改革内参》" <wy2000@vip.sohu.net> 收件人:<siyuansmb@gmail.com>, "'肖耿'" <gxiao@tsinghua.edu.cn>, "'徐滇庆'" <xud@ccer.edu.cn>, "'杨宜勇'" <yangyiyong@21cn.com>, "'张鸣'" <rdzm5703@vip.sina.com>, <siyuansmb@gmail.com>, "'肖耿'" <gxiao@tsinghua.edu.cn>, "'徐滇庆'" <xud@ccer.edu.cn>, "'杨宜勇'" <yangyiyong@21cn.com>, "'张鸣'" <rdzm5703@vip.sina.com>, "'张维迎'" <wyzhang@pku.edu.cn>, "'张耀杰'" <yjxywfsh9411@gmail.com>, "'仲大军'" <zdjun@263.net>, "'周其仁'" <qrzhou@ccer.pku.edu.cn>, "'资中筠'" <zhongyun20@vip.sina.com>,抄 送:"'马立诚'" <mlc6280@188.com>, "'茅于轼'" <maoysh@mail.ied.ac.cn>, <maoshoulong@wiapp.org>, "'浦志强'" <puzhiqiang@huayilawyers.com>, "'秦晖'" <qhjy@2911.net>, "'马立诚'" <mlc6280@188.com>, "'茅于轼'" <maoysh@mail.ied.ac.cn>, <maoshoulong@wiapp.org>, "'浦志强'" <puzhiqiang@huayilawyers.com>, "'秦晖'" <qhjy@2911.net>, "'沈岿'" <shenkui@pku.edu.cn>, "'宋养琰'" <songyy2000@sina.com>, "'汪玉凯'" <wyk20@263.net>, "'王小强'" <wangxq@21cn.net>, "'魏加宁'" <weijn@drc.gov.cn>,国改革杂志重大变故__依仗权力的抢劫 2012-02-06 12:53:42

依仗权力的抢劫

《中国改革》杂志前主编兼编辑部主任

中改杂志社副社长及副总编辑 郭戍华

2012年2月2日

    近日,新闻出版总署以批复浙江某媒体集团有关《中国改革》杂志变更申请的形式发文,同意将国家发改委主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以下简称中改杂志社)编辑出版的《中国改革》杂志变更为由该集团主管主办。同时注销《中国改革》原刊号,由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批予新刊号。

    这实际上是用行政划拨的办法,强制将原由中央部门主办的《中国改革》杂志降格交由地方利益集团主办。

    《中国改革》杂志原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由国家体改委创办,邓小平题写刊名。是近三十年中报道、探讨和推动改革的重要媒体,八十年代曾被香港评为大陆在海外最具影响力的五大经济刊物之一。

    2010年以来,中改杂志社及其主办单位以“聘任”的形式,将《中国改革》杂志交给由《财经》杂志出走的著名媒体女强人胡舒立及其团队编辑。胡之背后,除了权力的身影以外,还有浙江方面资本的支撑。名义上中改杂志社依然保留终审权,因此法律意义上该杂志仍归属中改杂志社。但现在看,这一“聘任”说是“引狼入室”恐不为过。

    如今的突变,令中改杂志社内部不能不震惊而且愤怒。

    按照现行出版管理法规,要变更一个刊物的登记事项,应由该刊的出版单位提出,经主管主办单位批准后,报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审批。但在《中国改革》杂志此次变更中,浙江的媒体集团既非《中国改革》的编辑出版单位,也不是该刊的主管、主办部门,它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向新闻出版总署提出将《中国改革》变更为自己主办的申请,且能够得到批准?

    现在尚未看到该集团的申请文件,也没有看到国家发改委作为《中国改革》杂志主管单位关于此事的文件。但事态证明,国家发改委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作为《中国改革》杂志的主管和主办单位,是同意了如此变更的。

    若非特殊情况,一个中央级别的部门,是不会轻易将自己所属的媒体资源转让给别人的,更不可能将其转给地方。何况《中国改革》杂志作为中改杂志社的品牌和经营载体,还关系着中改杂志社几十名员工的利益?但事情就真切地发生了。国家发改委作为《中国改革》杂志的主管单位没有阻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作为《中国改革》杂志的主办单位也没有阻止。与《中国改革》杂志毫无关系的浙江某媒体集团,竟轻而易举地将这本重要的全国性媒体收入了囊中。因此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是不是依仗权力的抢劫?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王立军事件一发生,顿时成为社会热点,倒薄者幸灾乐祸,拥薄者如坠云雾。谁也搞不清其中的内幕,只有发出各种胡乱猜测的小道消息。本网下面就发出几条。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2012-02-11 16:54:11 收件人:"姚中秋" <mrqiufeng@gmail.com>, "崔之元" <cui-zy@mail.tsinghua.edu.cn>, "大军" <zdjun@263.net>, "董德刚" <dongdg@ccps.gov.cn>, "樊纲" <fangang@neri.org.cn>"姚中秋" <mrqiufeng@gmail.com>, "崔之元" <cui-zy@mail.tsinghua.edu.cn>, "大军" <zdjun@263.net>, "董德刚" <dongdg@ccps.gov.cn>, "樊纲" <fangang@neri.org.cn>, "冯鹏志" <fengpz@ccps.gov.cn>, "高锋" <GAOF100@YAHOO.CN>, "高全喜" <Gaoquanxi1962@sina.com>, "郭凡生" <guofs@hc360.com>, "党国英" <danggy@cass.org.cn>, "黄永山" <huangyongshan@263.net>, "乐院长" <le_zheng@126.com>, "刘吉" <celise@ceibs.edu>, "刘庸安" <yonganliu@sina.com.cn>, "卢中原" <LZY@drc.gov.cn>, "卢周来" <luzhoulai1970@sina.com>, "陆南泉" <Lunanquan66@sohu.com>, "彭顺生" <slm_66@163.com>, "其仁" <qrzhou@ccer.pku.edu.cn>, "秦晖" <qhjy53@126.com>, "盛洪" <shenghong@unirule.org.cn>, "孙立平" <slping@pku.edu.cn>, "田立年" <tianlinian@sina.com>, "铁凝" <tnban@sina.com>, "汪丁丁" <dingdingwang@pku.edu.cn>, "王文元" <wanangel@sina.com>, "王忠民" <zhongming1107@163.com>, "吴稼祥" <wu.jiaxiang@gmail.com>, "金观涛" <guantaojin@cuhk.edu.hk>, "孔司长" <kongjy@ndrc.gov.cn>抄 送:"姚监复" <mfzhang999@yahoo.com.cn>, "于丹" <yudan0966@126.com>, "于建嵘" <mei@drc.gov.cn>, "于今" <yujin@chinape.org>, "展__江" <zhanriver5772@sina.com>"姚监复" <mfzhang999@yahoo.com.cn>, "于丹" <yudan0966@126.com>, "于建嵘" <mei@drc.gov.cn>, "于今" <yujin@chinape.org>, "展__江" <zhanriver5772@sina.com>, "章立凡" <plato2nd@hotmail.com>, "张春霖" <czhang2@worldbank.org>, "张曙光" <zhangshuguang@vip.sohu.net>, "张星水" <lawzxs@yahoo.com.cn>, "赵晓" <huiqun@sina.com>, "周国平" <zguoping@vip.sina.com>, "朱学勤" <zhuxueqin55@yahoo.com.cn>, "褚武军" <3u3@3u3.com.cn>

王立军事变后,薄熙来或再出奇招

冼岩

    王立军事变,引申出三个最核心的问题。

    问题一:为什么中枪的是薄熙来

    十八大的“入常”之争,因为背景是后权威时代,规则的力量薄弱,预计之中,刀光剑影的激烈程度必远甚往日。但是,为什么首先中枪的是薄熙来?

    答案其实很简单。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存在精英化的趋势。所谓精英,以权贵资本为核心,精英化即由权贵资本主导社会的发展进程,促使社会变化朝有利于精英、权贵的方向发展。当下中国在已经相当精英化的基础上,还有着进一步精英化的趋势。试图改变这种趋势的力量并非没有,而且不少,例如胡锦涛、刘源等,都曾显示出这种努力。但由于社会运动的惯性,由于权贵资本已掌控太多东西,这种扭转十分艰难。从皇储习近平表露的执政理念看,他也赞同“分蛋糕”以扭转趋势。但是,习与胡一样,本身都是因党内游戏规则而上位,上位后也必然遵循党内游戏规则而操作。胡的经验告诉人们,只要不超越既有的党内游戏规则,就不可能真正扭转精英独大的局面。唯有不按牌理出牌的那个人,才是有可能带来真正变化的人。

    在党内高层,从已有表现看,只有薄熙来有能力不按牌理出牌,而他本人也确实表现了欲推动这种变革的意向。这就是许多人对薄熙来寄予厚望的原因,也是中国最有力量的那个阶层惧怕薄熙来上位,视其为“不稳定因素”甚至是“政治炸弹”、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原因。至于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风向和口号,只有那些被“运动”起来的人,才把它当一回事,甚至为之热血沸腾,或者欢欣鼓舞,或者咬牙切齿。真正“运动”别人的人,都明白这些只不过是道具而已。

    被中国社会最强大的力量视为死敌,薄熙来“出事”有其必然。但要打倒薄熙来也非易事,在他把重庆经营成铁桶一般后,“打薄”显然已不能从重庆内部入手,只能从重庆之外寻找破绽。而薄熙来独树一帜已有经年,在四面皆敌的背景下,他的敌人还未能从重庆之外找到称手武器,可见薄熙来对自己的经行之处尤其是辽宁的行迹,必已做过一番清理。这是薄能够挺起腰杆来独树一帜的前提。

    薄能如此,他的部下未必也能如此。在去重庆前,王立军不过一处级干部,在全国官僚体系中微不足道,底蕴更不如薄远甚,又身处辽宁警界这样的大染缸,他既不可能出污泥而不染,也没有能力完全漂白过往,于是被选择作为突破口,逼其内讧。这就是王立军事变的实质——出手者的目的达到了。

    问题二:薄熙来伤势几何?

    身在局中,或者在事变突然发生时,总容易让人夸大事变的影响,构思出一种朝某个极端变化的情态,尤其是当这种情态还符合自己的愿望之时。近一段时间,“薄熙来已完蛋”、“被控制”的说法不绝于耳。其实,王立军事变对薄的影响,应该还到不了这一步。按照中共惯例,像薄这种级别的官员,只要没被掌握贪腐方面的确凿证据,就不会被轻易打倒。以王立军当时级别之低,料不能握有薄本人在辽宁的直接不利证据;到重庆后,薄立志“不走寻常路”,更不会留下什么劣迹。而且,薄的分量不轻,站位更微妙:既不在各大派系之内,又与各大派系均有所交集,游离于边缘,别人把他当棋子,他却借此搏上位;虽然谁都感觉到他的威胁,他却又绝不是具体哪一方的敌人,因此,谁都不愿做那个首先扣动扳机的人。十八大前夕,各方博弈激烈,也不可能形成针对薄的合力,顺风朝下推一把大有人在(例如放开微博讨论王立军事件),要出老力却谁也不干。这就是薄能够在夹缝和激流中不断壮大的原因。

    这种情势直到今天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这一回薄熙来应该是只伤不死。那些对薄心怀畏惧的人,畏惧的也只是薄上位,只要堵绝了上位之路,目的也就达到了,不一定非要一棍子打死。

    王立军事变对薄的杀伤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王立军本人是重庆“打黑”的标志,“唱红、打黑、民生”是“重庆模式”的三驾马车,分别对应于精神环境、安全环境和物质生活的建设。王立军落马,三驾马车去其一,“重庆模式”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都大受质疑。

    二,任何光鲜的背后都隐藏破烂,强大内部必有虚弱,“重庆模式”也不例外。王立军熟知重庆的一切,可以把内部的破烂和虚弱轻松揭开。这种揭示,或许不会为普通老百姓所知(也不一定,美国方面可披露,高层有人也可能会故意放料),但一定会到达所有想知道的高层耳中。薄熙来最虚弱的一面,将裸露在众敌环伺之下。在政敌面前,他就是一个被拆除了城墙的堡垒。

    三,很多人都相信,中国的审讯机关有办法让受审者说出想要他说出的一切。王立军已处在薄熙来以外的势力控制之下,对方可以让王立军“供出”一些微妙的内容,例如薄熙来说过什么话、有过什么打算,对某某大佬做过什么评价,上位后准备把谁怎么怎么样,等等。这些“供状”,由于不需要真枪实弹,火力可以无穷无尽,能够指哪打哪,令人防不胜防;而且还可以延时射击,根据情势的变化调节攻击的重点和方向。听的人尽管未必真信,但心结毕竟已经种下。

    问题三:薄熙来怎么办?

    既然伤不至命,薄熙来必有一番回应。正像民变四起逼出汪洋的“乌坎模式”一样,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此情此境下,薄熙来能够怎么办?

    再造新的政绩?且不说创造政绩需要时间,从现在到十八大,已没有这个时间;也不说现在的重庆人心惶惶,薄对内部的掌控必然出现问题,不可能再像原来那样得心应手;有王立军“打黑”之例在前,即使重庆再出什么政绩,也难取信于外。

    以牙还牙,对政敌反戈一击?毫无疑问,薄手中掌握有不少其他高官的“炸弹”,这是他的生存手段之一。但这些东西,引而不发时才最有威力;一旦放出来,没有那种风助火势,作用其实有限,很可能一下子就被踩灭了。而且,现在薄的对手并非具体哪一个,而是举国皆敌、举世皆敌,“世人皆欲杀”,撩倒一个、两个,无济于事。

    排除这两种选择后,薄的可选项就只剩上中下三策:

    下策:改弦易辙,在意识形态上向右转;偃旗息鼓,不再独树一帜,而是死心塌地投入某一阵营。此时投入,身价当然不会高,比之什么都不干其实也好得有限,只是在安全上更加稳当。平庸之辈往往会作此抉择,但以薄之性格、心气,料不取此。

    中策:更激烈地向左,稳固基本盘。在此之前,虽然薄熙来被视为左翼旗手,其实他左得并不彻底,而是留有余地,可左可右、可进可退,随时可以抽身转向。但是,无论在党内还是民间,左翼无疑是他最坚定的支持力量,是他的基本阵地。虽然此前薄熙来在“入常”有望的情况下,有意淡化了一些左翼色彩,尝试建立统一战线,谋求成为多派“共主”,但在此风雨飘摇之际,仍然对薄抱有期待的,无疑只有左翼。只要薄放下对“共主”的执念,专心经营一翼,更坚定地站在左面,就可将这一部分力量牢牢掌握在手中。此时此刻,这是薄难得的本钱。左翼虽在当下中国政坛势弱,不足以支撑薄进军十八大,但即使十八大铩羽后,薄亦可凭此在政坛内外形成一股力量,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时势之力,甚至可以以待来日变数。这种选择,有利于改善当下中国左右势力极不均衡之局,可说是国家之福。只不过,薄出身世家,又久历宦海,对权势食髓知味,不易作出这种抉择。

    上策:上策代表着最好的前景,也意味着最难走的路。一个人最虚弱的地方,往往是他最可以进步的地方;最失败之处,即其致胜之机。薄熙来善于从跌倒处爬起,当年被发配西南,“入常”无望后,他自己就硬生生杀出一条生路来。新的生机仍然在跌倒之处,出路还是要靠打破规则,出奇招不按牌理出牌。以薄之经验和智慧,不难找到突破的切入点与关键所在。只是这种抉择需要极大的胆魄,薄并不缺胆魄,现在他的胆子只会更大。在当下,只有一个因素还能阻止他痛下决心,那就是他自己心存侥幸,自以为循正常之途“入常”仍有望——其他人会不会利用这一点,让薄始终感觉到还有希望,直至最后时刻才令其绝望呢?

    大争之世,不止是某两方演义,而是多方在演义,想伸进来浑水摸鱼的手太多了。如此混沌,既考验薄的胆魄,也考验其他人的智慧。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2-10 18:22:13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Fw: 主题: 这个解释比较靠谱

    王立军疑精神病发 威胁美国领事馆要派武警搜查,这个解释比较靠谱,也与美国驻华使馆最早的声明比较一致:据路透社报道,美驻华大使馆的新闻发言人包日强(Richard Buangan)周三(8日)表示,成都美国领事馆昨日并未受到威胁,美国政府也并未要求对该领馆增加安保措施。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卫民说,没有收到美国领事馆加强安保措施的信息。

    "We can't comment on what happened in Chengdu (Tuesday) night," Richard Buangan, spokesman for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told ABC News. Buangan told Reuters "there was no threat to the (Chengdu) consulate yesterday and the U.S. government did not request increased security around the compound."

王立军疑精神病发 威胁美国领事馆要派武警搜查

中央社

2012-02-10

    关于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原因,各界说法不一。香港媒体今天引述网上传言指出,王立军是精神病发作,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要求见面,并威胁要派出武警搜查。

    网络上有传言说,王立军6日主动联系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要求与领事见面。他与领事馆人员会面时,要求美方提供大陆官员在美国的账户、停止支持藏独,以及提供美方在大陆的卧底名单。 美方人员发现王立军神态不对没有答复,在王立军声称要派武警搜查领事馆后让他自行离开。

    中方获悉后,在成都截获王立军,并带到重庆软禁,但他于周一晚逃脱,当局大为紧张,周二凌晨派军警在美国领事馆附近戒备,当天下午寻获王立军。

    网络还传出一份诊断书,指出王立军近年与医生交谈时,不断谈到工作压力太大,长期睡眠不足。去年年底以来,医生更发现王立军思维缺乏逻辑,情绪波动,曾有轻生念头,初步诊断他患了严重的忧郁症。 报导说,近日大陆当局并没有把「王立军」列为网上禁止搜索词,相关讯息可在各大网站及微网志看到。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2-10 21:26:41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王立军事件官方处理撇清薄熙来 显政途无大碍

网文

2012-02-10

    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目前这已被称为“王立军事件”。这一事件持续在海内外发烧,原因有二,一是中国鲜有高官未经正式批准独入外国领地;其二就是王立军是薄熙来的得力干将,而薄熙来则是目前中国政坛最耀眼的明星人物之一,而且正仕途看好。也因此,人们除了关注王立军的命运,更津津乐道的是薄熙来的前途。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炒作薄氏“危在旦夕”。其实,只要略谙中共的操作规则,从官方透出的信息中,已可以寻出答案。

    在王立军受到舆论关注的同时,他的老上级薄熙来更是被频频提及,见诸纸端。不少海外媒体甚至大肆渲染“王立军被中纪委调查,薄熙来弃卒保帅独善其身”、“王立军、薄熙来因涉贪内讧拔枪相向,薄熙来十八大前景堪忧”等桥段,言之凿凿,似亲眼所见,但外界则普遍认为实不足信。而且从多方获得的信息可以基本证实,此前中纪委的确没有介入所谓“王立军案件”,因为王立军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他有经济或贪腐问题。再加上近日中共当局对此的处理方式以及官媒的报道来看,即使王立军因某种原因“被查”,薄熙来的政治前途应仍无“大碍”。

高层定性 王立军与薄熙来“切割”

    作为曾经的重庆市政法口一把手,王立军以重庆市副市长的身份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无疑是一起严重的涉外事件。由于涉及到第二国尤其在这次涉及到了美国,中国政府在操作此类负面涉外事件时,通常是在保证不出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情况下“从快处理”,此次也不例外。这可以从7日事发后中国政府的多次表态可以看出端倪。

    自“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及重庆地方口头或书面上共有4次正式表态回应。一是北京时间2月8日上午10点54分,重庆市政府新闻办称王立军“休假式治疗”。二是2月8日下午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被问及王立军事件时,只表示重庆市政府已提供讯息,没有补充。三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2月9日对回应,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曾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一事属于“孤立事件”。四是2月9日晚10点58分人民网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的消息称王立军正接受调查。

    从最初含糊其辞的“休假式治疗”到9日的人民网正式公布消息,可以看出从6日到9日这3天里,官方做了4次交代。这种操作一方面体现“快刀斩乱麻”,一方面也可以确定中共高层已经对此事有了大致的了解,并在与美方充分沟通后,双方达成共识,对公众做出了这个交代。

    “王立军事件”事发突然,开始之时,不仅民众,就连中共高层甚至胡锦涛对此事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所以当7日晚王立军离川赴京,高层才开始逐渐了解此事的情况,并最终对这件事情进行定性。那这个定性到底是什么?可以从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的回应中看出端倪。

    回应中,崔天凯一再强调这是一件“孤立事件”。由此可以看出,也许在7日晚,王立军离川赴京后,对此事有了具体了解的中共高层已经达成共识、定性,决定将王立军与薄熙来“切割”、“摘出”,暗示王立军的问题将不涉及他人。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2-03 09:09:23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硬汉警察王立军转型:转管工商和科教文卫

第一财经日报

2012年02月03日

    重庆市2月2日宣布,该市副市长王立军不再兼任公安局局长一职,转而分管工商、技监及科教文卫等工作。这对28年来一直从事警务工作的王立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同日,该市政府官方网站挂出一份《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政府领导分工的通知》,在新的市级领导的分工中,副市长王立军分管的工作调整为教育、 科技(知识产权)、环保、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体育、民防、园林、参事、文史、修志工作。其分管的部门分别为教委、科委、环保局、工商局、质监 局、体育局、民防办、园林局、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市志办、市教育考试院(市招生办、市自考办);联系市科协。

    重庆市公安局负责媒体事务的工作人员目前不愿就王立军职务变动一事做更多评价。

    王立军于2008年6月从辽宁省锦州市副市长、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岗位调至重庆市担任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职务,2009年3月再升任该局局长、党委书记。

    2009年6月,重庆发动了一场轰动国内外的“打黑”行动:该市警方在短短几个月内就端掉500多个涉黑团伙,打掉77个“保护伞”,抓获涉案人员6000多人,带动抓获各类上网逃犯 2.4万多名。

    重庆市政界、司法界及商界一批戴“红帽子”的市级人大代表涉案,其中司法系统的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自杀),以及当地一批声名显赫的亿万富翁先后落马。但最能令外界看到当地“打黑”力度的是,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文强、副局长彭长健,以及该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治安总队原副总队长陈涛、经侦总队原总队长赵利明、刑警总队原“打黑”支队支队长李寒彬,以及该市几个区县的公安分局局长、副局长级人物悉数落马。

    2011年5月,“打黑”有功的王立军被擢升为重庆市副市长,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分管公安、国安、司法、人武、信访、政府维稳工作, 其分管的部门(单位)为公安局、国安局、司法局、信访办、监狱局、劳教局;联系市高法院、市检察院、重庆警备区、武警重庆总队等。

    对王立军的工作,重庆市政府评价为“工作思路清晰,勇于开拓创新,善于处理复杂问题和突发事件”。在重庆工作的3年内,王立军强力推进“打黑除 恶”、收缴枪支弹药、城市治安综合整治等重大行动,实施交巡警合一、专业警察进校园等警务体制和勤务机制改革,重庆市民安全感指数屡创新高。

    不过,在8个月后,王立军的工作范围突然“转型”,不只卸下了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还将原有的市级领导分管的工作范围悉数“换岗”给了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重庆市副市长刘学普。

    这二人都是少数民族,王立军系蒙古族,刘学普是土家族。

    目前国内一些媒体对过去28年来一直从事警务工作的王立军突然“转型”管经济及科教文卫工作持诧异态度。不过《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调阅王立军的简历时发现,2004年11月至2008年6月,王立军曾任辽宁省锦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其担任锦州市副市长的时长近4年,已经对非警务公共事务管理有一定经验。

    2004年9月至2006年4月,王立军曾在东北财经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EMBA)学习,获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不管是谁来当公安局长,我们只希望还是能在街面上到处看到警察。”重庆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租车司机对本报记者称,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王立军前脚一走,黑社会后脚就卷土重来。”

    本报记者2月2日随机采访了10位重庆市民,其观点基本与这位受访出租车司机的观点类似:不管谁当公安局长,老百姓只关注是不是能确保安全,最好是有一个好的制度和组织,而不是将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1-30 19:24:50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中国经济远未出现触礁危险

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余永定

2011-12-08 中国证券报

  房价下跌不会演变成崩盘

  地方政府债务目前仍处于可控范围,也不必认为它们全部是不良贷款

  温州地下信用危机对地方银行体系的影响有限,对整个国家基本无影响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很有可能在2012年大幅减速,但硬着陆的可能性很小

    近几个月来,海外市场看空中国经济的情绪开始高涨,主要是因为三个猜测:首先,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跌会演变成崩盘;其次,中国财政状况因大规模地方政府债务而恶化;第三,温州等地的地下信用网络将导致席卷全国大规模金融危机。事实上,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中国经济依然状况良好,至少从目前来看是如此。中国还远未出现触礁危险。

    自21世纪以来,中国房价出现了暴涨,只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略有回调,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整治房地产投机,今年10月房价出现了今年首次下跌,房地产投资增长也出现放缓。但房价的下跌不会演变成崩盘,因为在投机性需求从市场中挤出后,住房真实需求依然强劲。只要房价下跌到可承受水平,买房者就会进入市场,此时房价就会见底。此外,因为中国没有次级按揭贷款,首付也高达50%-60%,因此即使是房价大幅下跌也不会重创中国的银行业。

    在过去十年中,房地产投资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最大的一块,也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房地产投资占 GDP的比率已经远远高出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高速增长期的水平。作为人均收入不到5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将资源集中在钢筋水泥上是错误的。尽管房地产投资的大幅下降会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但只要跌幅不是太猛,对中国就是利大于弊。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方面,2009年地方政府被鼓励成立特殊目的实体,特别是“地方财政平台”(LFP),以此为4万亿人民币刺激计划提供资金。地方财政平台用未来政府收入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为一揽子地方财政投资项目融资。

    不可否认,地方政府债务对中国经济影响深重。据中国国家审计署的数据,这些地方财政平台借贷总量高达10.7万亿人民币,其中79.1%是银行贷款。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到目前为止仍处于可控范围,也没有理由认为它们全部是不良贷款。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地方财政平台,到目前为止投资所产生的现金流足以偿还债务本息和。根据中国工商银行的数据,其地方财政平台贷款中有93%都按时偿付。事实上,中国工商银行的地方财政平台单款不良率只有0.3%,而相应的拨备率——即银行吸收不良贷款损失的能力 ——为1066%。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10.7万亿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务中,不良率大约为2.3%。

    地方政府债务总量中有很大一部分要么与地方政府没有直接关系,要么不能获得地方政府的担保,因此从法律上说它们根本不是政府债务。此外,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占中国2010年GDP的27%,而中央政府债务和政策贷款分别占20%和6%,因此中国的债务与GDP比率总水平大约为53%,低于德国。因此,尽管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不能说高枕无忧,但也没有理由需要恐慌。

    最后,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温州)地下借贷由来已久。只要货币紧缩导致银行信用收缩,中小规模私人企业就准备以极高的利率从亲朋好友和高利贷公司借款。近几年来,房地产投机已成为地下贷款的又一大重要需求源。当真实资产价格下跌并导致地方信用网络崩溃时,不但数以千计的家庭和企业陷入破产状况,银行也会遭受抵押品损失,最近在温州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明证。

    但温州地下信用危机的严重性被夸大了。事实上,温州的地下信用只占该地区信用总量的20%,而该地区占中国GDP的比重还不到1%。这场危机所涉及的银行信用总量大约略高于30亿人民币,大约为温州地区银行贷款总量的0.5%。因此,温州地下信用网络的断裂对地方银行体系的影响有限,对整个国家基本无影响。

    因此,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很有可能在2012年大幅减速,但硬着陆的可能性很小。我们没必要过度看空中国的短期经济前景,但由于基础性调整和深化改革步伐缓慢,中国领先全球的增长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持续的。真正的考验还没有来临。

 

 

 

消费率不升反降有体制因素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2012-01-20

  这些年社会需求总量在全面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为什么消费率不升反降?我认为有三个重要原因:

    1.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束缚。改革开放30 多年来,尽管城市化率很高,但由于行政主导、工业主导,带来投资率居高不下, 去年投资率达到了48.6%的历史最高点, 与此同时消费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投资率甚至超过了消费率。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方式使投资消费关系长期失衡,并且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

  2. 不合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抑制。为什么经济长期保持9%左右的增长速度,老百姓的消费仍然比较低? 主要在于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这些年来,政府、企业收入比重不断上升, 居民收入比重逐步下降。1995 年-2010 年,考虑到非预算收入, 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4.25%上升到30.48%,企业所占比重由9.88%上升到15.82%, 而居民所占比重从65.87%下降到53.35%。

  3. 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所制约。以农民工为例,2.3 亿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只相当于城市户籍劳动力平均工资的25%-30%。“农民工”是中国特色,带有“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突出特点。现在需要下决心结束这个“过渡性”,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2012-02-09 14:00:25 收件人:zdjun@263.net 中国改革论坛邮件订阅

财政收入增速远超GDP隐忧

文摘

2012-02-09

  财政部最新统计显示,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达到103740亿元,比2010年增长24.8%。不仅大大超出财政部长谢旭人在2010年末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公布的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预期增长8%的指标,而且又一次将全国GDP增速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度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2%。相比之下,全国财政收入24.8%的增长速度是其两倍不止。

  其实这也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增速连续18年高于GDP增速。对此,有学者就向记者提到了一组数据: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约4万亿元,到2010年超过8.3万亿元。2006年至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1.2%。而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3%,远远高于GDP增速。而在2006年之前的情况同样可以用一组数字来说明:从1994年到2003年,GDP只增长了150%,而财政收入却增加了316%,对比相差一倍。2005年的GDP比1994年增加280%,但税收收入却比1994年增加461%,财政收入增加507%。

  同一情况也反映在各个地方政府层面。通过查阅2011年度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政府工作报告》,记者发现在31个省、市、自治区中,17个地区财政收入增幅超过30%,占比超过半数,更有近两成的地区其财政收入增幅超过40%,几乎全部地区财政收入增幅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两倍以上。

  以上海、北京、新疆、天津和重庆为例。2011年上海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8.2%,而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完成3429.8亿元,比2010年增长19.4%,差不多是同期GDP增速的2.5倍。北京2011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27.7%,同年GDP增速8%多一点,差距更为明显。

  对于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的天津来看,2011年全市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455亿元,比上年增长36.1%,尽管GDP增速也达到了16.4%,但两者增速差距也超过了2倍。重庆市财政收入为2908.82亿元,同比增长46.1%,尽管其16.4%的GDP增速与天津一起位居全国第一。实际上,过去的一年财政收入“跑赢”GDP,还是在全国经济增速下滑、楼市调控收紧以及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下取得的。

  众所周知,2011年是房地产调控之年,地方土地出让金普遍减少。据中国房产信息集团公布的2011年土地年报显示,仅在上海,2011年土地成交价格大幅下滑了289.62亿元。所以早前外界曾普遍担心去年地方财政收入将会“缩水”,但事实证明却非如此。

  财政收入何以高速增长

  财政部就指出四大原因导致2011年度财政收入总体性收入增长较快,它们分别是经济增长因素、价格上涨因素、企业效益较好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因素以及政策性增收因素。据介绍,2011年工业增加值增长13.9%(按可比价格计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1%、进出口总额增长22.5%,相应带动增值税、营业税、进口环节税收等较快增长。而且,这一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1%,国内生产总值如按现价计算增长17.4%,带动以现价计算的相关税收相应增加。

  在土地出让金明显下降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仍以两倍GDP的增速上涨,上海官方解释,服务业以及先进制造业等因素共同支撑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

  “服务业对财政收入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上海市2011年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就指出,“来自本市商业、金融、租赁和商务等服务业的财政收入增幅均在20%以上。制造业能级提升、效益改善对财政收入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市电子信息、成套设备、生物医药等制造业企业所得税均呈现两位数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从税收宏观负担情况看,第一产业最低、第二产业居中,而第三产业最高,所以,轻税产业或行业在GDP中占比的下降,确实可以为税收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长速度提供一种解释。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说明并不能解释为何诸如新疆这样的内地省份财政收入增速会高于GDP增速。

  然而在专家们看来,财政收入超过GDP增速另有原因。

  在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看来,财政收入增幅较大除了物价因素导致之外,主要还是在于地方政府具有追求高财政收入的动力。“政府存在税收指标问题,每年制定税收指标并层层下达,且全是增长性指标,自上而下追加任务,这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连续18年高于GDP增速。”

  在2011年的“两会”期间,戴柏华曾解释,2010年,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5.5%,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9.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3%,按照现价计算后GDP大致增长16%左右,与财政收入21.3%的增幅差距明显缩小。

  税政“利好”埋下隐忧

  首先,人们担心会出现“国富民穷”的局面。一般来说,用“政府的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可以表征一个国家人民的税负。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的计算,中国政府的全口径收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已经从1998年的1.73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10.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从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32.2%。

  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分析: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与美国作一下横向比较,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是83080亿元,合1.262万亿美元,GDP是6.475万亿美元,而美国该年的财政收入为1.6万亿美元,GDP为14.5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当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占到了美国的79%,但国内生产总值连美国的一半都不到。正是如此,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其次,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已在制约老百姓收入增长,影响拉动内需、启动消费,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30多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特别是广大工人、农民为市场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被相应提高收入和福利。据了解,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已连续22年下降,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到39.74%;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不是源自中国的内部需求,而是严重依赖出口贸易。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依赖单纯的外向型经济成为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健增长必须建立在其强健的内部需求的基础上。显然,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影响到了内需的增长,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就曾指出。

  李炜光教授还提到,大量的财富在政府手里,还直接导致了中小企业的举步维艰。“中国目前60%的储蓄来自政府和企业,在1994年至2002年间,这一数字是47%。高储蓄又促成进一步高投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将难以提高。而财政收入却增长很快,简直快极了,30%以上,银行利润增长也不慢,50%。如此,民营企业如何赚钱?家庭收入如何增长?”

  实际上,单就财政政策自身来说,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过度膨胀,也将伤及经济与财政的关系。“财政收入的增长已失去了预算的控制,财政支出则在收入的无度增长下变得随意性很强。按照《预算法》规定,无论是收入还是支出,都不能严重突破年初预算,而按照国际惯例,年终决算和年初预算之间的差异不能超过5%。但是,分税制以来的18年,几乎每年都超过这一比例。另外,财政收入的无度增长,必然影响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这些年来各地地方政府年底突击花钱就是明证。”知名财经分析人士谭浩俊就指出。

  提到突击花钱,有媒体就曾报道:2006年全年预计财政收入将达到3.9万亿元,而2006年的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则显示,全国财政预算收入为35423.38亿元。这意味着2006年的财政超收收入至少在3000亿元以上,这些多出的收入往往在年底会被突击花掉了。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1-30 09:57:46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主题: Fw: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支出国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支出国

英文报告原文:http://www.nsf.gov/statistics/seind12/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

人民网

2012-01-26

    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17日发布的报告《2012科学与工程指标》称,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研发(R&D)支出国,2009年其研发支出占全球研发支出的12%,超过了日本的11%,美国则占31%。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10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整体,其研发支出达32%,超过美国。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决策机构,每两年发布一次报告。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和越南的研发总支出在1999年到2009年间稳步上升。报告认为,全球研发投资的一个“重大的趋势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研发支出迅速扩张”。

    报告还提到,美国跨国公司在亚太地区研发支出的比重也在上升。 报告认为,“亚洲作为世界主要科技(S&T)中心的快速发展主要是由中国的发展推动的”。据报告的数据显示, 自1999年以来,中国的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增加了一倍,达到1.7%,中国研发支出的实际增长率“保持在每年约20%的非常高的水平”。

    报告认为,“其他亚洲经济体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些亚洲经济体都旨在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发展世界一流的研究和科技基础设施”。“这些经济体更像是中国出口导向型的高科技制造业的供应商。”

    “这一供应商区域开始包括日本,日本作为科技先进的国家,与中国相比,继续失去有利的地位。”该报告说。

    报告估计,2009年全球研发支出已超过1.25万亿美元,十年前这一数字只有6410亿美元。报告认为,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将科学和技术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组成部分,政府已着手建立知识密集型的经济。这些国家已经采取步骤开放贸易和外国投资,发展科技基础设施,刺激产业研发,扩大高等教育体系,并建立本土研发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科技能力增长,亚洲是最显著的地区。

    报告认为,工程学对知识密集、技术先进的经济体至关重要,许多亚洲经济体正在建设他们的工程能力。亚洲地区出版的科学和工程出版物已接近美国和欧洲联盟。另外,中国发表了全球15%的工程文章,而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发表的工程文章是美国的两倍,欧盟的一半。《科学计量学》201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东南亚的科学论文在过去十年中激增,反映了该地区正在迈向知识型经济。

 

中国一掷万金搞科研见效 7名青年科学家获国际奖

纽约时报

2012-01-25

    中国政府近年来一掷数十亿元兴建最先进的研究机构,希望把他们的科学家留在中国,并吸引海外的科学家回国,现在这种努力开始见到成效,世界最富声望的研究基金会之一霍华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24日公布其首次给予的国际青年科学家奖金(International Early Career Scientist Awards)得主,这28位生物医学研究员是在美国从事研究,并返回其祖国工作者,每人获得五年65万美元的研究款,其中七人是中国人,超过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

    纽约时报引述该研究所负责人钱泽南说,获得奖者都是精力充沛、特别聪明、生产力和成就高超的人。创立于1953年的霍华休斯医学研究所是世界最大的支持生物医学研究的慈善组织,以175亿元的基金,每年对超过350位研究人员给予7亿元研究补助,以促进国际研究和推广美国的研究精神。

    在今年的得主中,葡萄牙和西班牙各有五人,义大利和南非各有两人,巴西、波兰、印度、匈牙利、智利、南韩和阿根廷各有一人。中国的七名得主中,四人在由王晓东领导的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工作,另外三人分别在清华大学、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以及南开大学工作。他们的研究领域包括细胞遗传学、细胞蛋白质、细胞机制、免疫系统行为人类基因图谱等。

    钱泽南说,中国得主人数众多反映出中国对研究的大量投资,年轻人会前往有最佳发展的地方,「那些国家已经能够吸引在美国受训的年轻科学家回去了,过去人们认为留学生出去决不会回国,现在情况改变了」。

    这个赠款的得主之一、科罗拉多大学博士生王晓珍(译音),现在生命科学研究所工作,她说,许多中国博士生在研究完成后,留在美国,但寻找研究经费非常困难,「我认为我有机会,但要花很多时间申请,在这我不需要为自己申请经费,所以回国是很容易做的决定」。

    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的资助科学研究国家,美国花在2010年花在研发的经费是3960亿元,中国是1410亿元。

    龙年伊始,南开大学传来好消息:享誉世界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于1月24日晨,在官网上公布了首届国际青年科学家奖名单,28位科学家从全世界18个国家和地区的760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荣获奖励。南开大学青年教师胡俊杰榜上有名。

    胡俊杰简介:2000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化学系。随后,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生物学系攻读博士学位。2001年转学至纽约大学医学院,学习研究胰岛素信号转导的结构基础。2005年获药理学系博士学位。2005年12月至2008年6月,在哈佛医学院细胞生物学系/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工作,研究管状内质网成形的机制。2007年入围美国最具竞争力的Life Science Research Foundation博士后奖学金。

    2008年6月被聘为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是美国第二大慈善机构,仅次于比尔盖茨夫妇设立的“比尔与门林大盖茨基金会”,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非营利性私立生物和医学研究基金会。

     2010年,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宣布将开展一项崭新的资助计划,即“国际职业早期科学家计划(International Early Career Scientists)”,面向具有美国学习经历的青年科学 家,帮助他们回国后在自己的故乡开展有创意的研究计划,为全球科技的发展贡献力量。入选者每人每年将获得10万美元的经费资助(共5年),以及15万美元的设备经费资助。

    据悉,此次评选的标准十分严格:申请者必须曾在美国接受博士教育或拥有博士后经历,至少发表过两项或两项以上的重要研究成果,在本国从事全职研究、教学工作,在过去7年内已开设实验室,并拥有自己可控的研究方向。

    经过首轮严格筛选,全球共有55为申请者进入决赛。决赛以学术报告和答辩的形式进行,邀请了世界29位重量级科学家担任评委,最终评选出28位获奖者,中国共有7位优秀科学家入选其中。

    胡俊杰主要从事内质网等细胞器的生物膜结构与功能的研究。现任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与细胞生物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细胞生物学会理事,天津市蛋白质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等。他在内质网形态发生和动态变化,以及胰岛素信号转导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建立了整合膜蛋白体外重组以验证膜曲度形成的方法,解释了内质网膜成管的机制,发现了嵌膜GTP酶家族介导内质网膜网络形成的功能。目前承担科技部97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项目,将就生物膜形态发生和动态变化的分子机制,以及相关的人类重大疾病继续开展创新性的研究。

 

中国7人获首届HHMI国际青年科学家奖

人民日报

    首届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国际青年科学家奖今天揭晓,共有12个国家的28名科学家从760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我国7名优秀科学家入围,是获奖人数最多的国家。

    成立于1953年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简称 HHMI)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非营利性医学研究所。作为美国富有卓越声望的非营利型研究机构,该研究所目前拥有330位研究员,其中13人是诺贝尔奖得主,147人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代表了美国生命科学及其相关交叉学科领域最高水平的研究力量。

    HHMI于今年首次设立国际青年科学家奖项目,资助美国以外的17个国家(或地区)的杰出科学家。获奖者将获得为期5年的资助,奖金总额为65万美元。

    首届HHMI国际青年科学家奖授予28位科学家,其中中国7名、葡萄牙5名、西班牙5名,其余11位来自其他9个国家。我国的7名获奖者是:清华大学教授颜宁,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王晓晨、邵峰、张宏、朱冰,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唐淳,南开大学教授胡俊杰。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认为,此次我国7名青年科学家获奖,是中国近年来生命科学研究迅速崛起的生动例证。它充分说明,只要有好的科研体制和创新文化,我国的青年科研人员就能取得国际一流的成绩。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2012-01-28 14:01:04 收件人:zdjun@263.net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接近均衡水平

清华大学教授  李稻葵

2012-01-28

  人民币汇率可能是目前世界对中国误解最大的领域。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理解不符合中国实际。事实上,2011年8月以来,几乎全球所有新兴国家货币都对美元贬值,比如说印度卢比的贬值幅度就在20%以上。相比之下,人民币继续坚持汇率改革,坚持温和、渐进的升值,以至于到了2010年10月和11月间,基本上实现了双边浮动,而且开始出现净售汇,就是说很多民众和企业开始用人民币去买美元了。

  这告诉我们人民币汇率逐步接近它的均衡水平。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也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持续下降,到去年已降到1150亿美元,而危机前是3000多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危机前的7.5%至8%,降到了去年的2%。对于2012年的贸易顺差水平,预计会继续下降至1%左右,体现出汇率变化对顺差水平的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

  汇改从整个过程来看,从数据和事实来看,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对于这一新形势,国际社会确实理解不够,甚至根本不知道最新数据,多数人的认识依然停留在中国贸易顺差居高不下、人民币是单边升值的阶段。

中国在欧投资更多更成熟

  随着中国企业在欧洲发达国家的投资项目越来越多,投资呈现出一些新特点。随着欧债危机不断加深,以及解决过程的逐步到来,中国对欧投资将会进一步上升。

  中国的企业家们越来越认识到,欧洲是有价值的,欧洲有大量的企业,这些企业有中国企业所没有的核心资产,如品牌、技术、订单和人才等。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的路途也并非一帆风顺。但随着“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很多企业对世界的认知水平已大大提高,他们逐步学会了应对一些来自国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很多企业改变投资策略,投资风格比过去更全面、更均衡。面对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一些企业通过在国外购置生产性资产,形成本地化生产能力,把半成品运到境外进行最后的加工,通过这种方式来化解贸易壁垒。同时,很多中国企业也懂得了运用发达国家,比如欧洲国家的管制措施和法律程序,合理合法地保护自己外贸出口的权益,这一做法已经形成趋势。

新兴经济体苦尽甘来、注意风险

  新兴经济体由于在1998年爆发的上一轮危机后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改革,目前总体来讲发展形势良好。原因很简单,就是新兴经济体在10多年前进行了深刻的改革。在上一轮经济危机中,俄罗斯 、印度、智利、巴西、阿根廷等新兴经济体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很多国家推行刻骨铭心、刮骨疗伤式的改革。这些国家的蓬勃发展绝不是建立在凭空而来的好运气之上,而是苦尽甘来、自己努力的结果。

  当然,新兴经济体也面临进一步挑战。对于中国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进一步提升内需,减少简单的对外依赖,实现更深层次的国际化。对于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主要问题则在于积累了大量贸易逆差和严重的财政赤字。当欧洲的危机逐渐化解后,国际资本的注意力可能转向部分新兴市场。建议此类经济体应适时进行新一轮改革和调整,否则新一轮危机或冲击可能会不期而至。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2-10 17:31:15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银行业利润太高 垄断是中国病

重庆市长 黄奇帆

2012年02月10日 重庆日报

    2月9日,市政府召开金融工作座谈会,重庆建设金融中心,金融业呈现出五个特征。听取大家发言后,黄奇帆说,去年去年全市新增贷款2200亿,增长20%,比全国平均高出4.1个百分点,同时,银行税后净利润达到370亿,利润率3%左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银行不良资产率只有0.7%,低于全国的平均值,排全国第四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建设中,重庆金融业呈现出五个特征:第一,金融GDP占比提高。2009年6%,2010年6.1%,2011年占比7%,排名全国第四。

    第二,集聚辐射效应显现。重庆GDP和贷款余额比已达1∶1.3,一个地方GDP有多大,贷款需求就是多大,当贷款超过GDP的时候,说明这个地方逐步成为一个金融中心,超过GDP的贷款会向周边辐射,体现辐射效应。我们的银行存贷比也体现了集聚能力,重庆的银行存贷比超过80%,比全国平均高出10多个百分点,说明重庆将其他地方的贷款额度吸引过来了。此外,重庆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要素市场的快速发展,也代表着金融集聚辐射效应。

    第三,业态丰富。尽管重庆是西部的城市,但囊括了中国的所有金融业务,首先是传统银证保金融机构方面,总数达到241家,去年增加36家。创新型金融机构迅速发展,总数达到413家,增长77%。此外有要素市场七八个,总之金融品种齐全,市场活跃度逐年加大。

    第四,服务百业。去年全市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3100亿元,占工商实体经济融资总量近80%。第五,支持民生,为缩差共富服务。全年累计发放“三权”抵押贷款180亿元;支持公租房建设,授信247亿元、贷款57亿元;还支持微企发展,给微企提供贷款。

    黄奇帆说,中国金融业要吸取欧美金融危机的教训,扎扎实实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越来越独立,自我膨胀,以自我为中心,在虚拟经济中自我循环。我们说金融是经济的中心,这个中心是在为所有实体经济服务过程中形成的,当金融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不再是中心,所以“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枯则金融亡”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是每一个金融企业家应该铭记的格言。二是金融杠杆比太高,1∶3—1∶10是基本合理的杠杆比范围,杠杆比太高,是引发整个世界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三是金融高管收入过高,高收入又和利润挂钩,为了创收就会铤而走险,唯利是图,甚至搞欺诈。

    黄奇帆说,中国金融业在开放过程中,需要跟欧美学习游戏规则、国际惯例,欧美金融业患的病也会传染给我们,尽管特征不尽相同,但实质大体一致。当前,中国金融机构包括重庆金融机构,也出现几个病症,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是利润太高。去年全国12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增幅超过30%,重庆则为40%。银行的资本回报率也很高,在30%左右,比所有工商企业都高,是不尽合理的。二是银行形成了垄断地位,存贷利息差3%以上,而欧美才百分之一点几,这个是中国病,是有中国特色的以金融为中心,不大顾及实体经济,和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有点像,但表现是不同的。

    三是信贷条件坐地起价,由于央行银根抽紧,资金稀缺,银行的地位更高了,工商企业求你,正常3%—6%的利息差不满足,还要坐地起价,贷款利率上浮10%是必然的,20%、30%也会出现,再把利息先扣除,实际又上浮了一块。四是中国经济、中国金融过分依赖银行,社会GDP产生的余钱,90%在银行,老百姓投资渠道很有限,只有往银行放最安全,造成银行非常有利的地位。这样不管对上游资金提供者,还是对下游资金需求者,银行都具有绝对的优势。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调整体制机制,一方面银证保业务要全方位展开,不能让银行的体系一枝独大,如果三五年以后,将这个比例从90%降到80%、70%,甚至到60%左右,有了这个基本面的调整,各种市场化的调控就会加强,才能进一步促进整个金融结构的改善。

    谈到如何做好今年的金融工作,黄奇帆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先,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金融增量也要进一步扩大,总的市政府考虑4500亿元,银行贷款增加到2500亿,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增加到900亿,加上利用外资100亿美元,就有600多亿元外边的资金;还有三四百亿央企借款。有这4500亿元金融增量的保障,相信今年重庆经济仍然会保持较快增长。

    其次,要助推民生。有五方面需要特别关注:一是扶持微型企业的贷款,今年要达到50亿元,其中本土三家银行承担一半任务;二是“三农”融资贷款,今年要达到300亿元,政府要对此进行考核;三是中小企业贷款;四是有关民生类的项目贷款,比如公租房,老百姓首套房或者改善性住房的按揭贷款;五是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公共设施项目。

    第三,要加强民间金融的发展。重点加强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租赁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八类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金融公司,都是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都属于民间金融公司,把这一块搞好了,一方面发展了民营金融,另一方面会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会大幅压缩高利贷生存空间。

    第四,要多到香港融资。香港的贷款利率才百分之一点几,而香港正在大力建设中国离岸人民币中心,重庆的企业要利用这些条件多到香港融资、上市、发债券。

    第五,要更好地发展离岸美元市场。去年我们离岸金融国际结算达到300多亿美元,今年争取翻一番,达到七八百亿美元结算量,明年超过1000亿美元。同时,要发展好电子商务国际金融结算,去年已经破题真正运作,今年争取这一块有实打实的50亿美元,2015年达到500亿美元。此外,还要大力发展各种跨国公司和贸易批发公司的结算。

 

 

 



发件人:"cass.rcif" <cass.rcif@gmail.com>2012-02-10 19:39:37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谁动了我们的外汇储备?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管清友  傅勇  程实  张明

Feb.10 2012

    2011年夏季以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卷土重来并愈演愈烈。与2010年夏季的危机相比,本轮危机已经开始向欧元区核心国家传导。2011年9月20日,标准普尔下调意大利主权债务评级,因为意大利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已经接近120%,在欧元区内仅次于希腊。欧元区国家除被迫自救外,也迫切需要从外部获得资金援助。2011年9月,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意大利财政部官员先后会晤了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与中投公司的代表,表示希望中国购买相当数量的意大利国债,以帮助其走出危机。同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大连举办的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准备“随时”帮助欧洲债务国,但强调欧洲债务国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同时,温总理还要求渴望中国出手相助的欧洲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事实上,早在2011年6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匈牙利时,他就曾宣布中国有意在欧洲扩大投资,并购买欧盟国家的主权债券。目前正值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演进的关键时期,中国是否会扩大购买欧元区国债已经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欧洲债务国向中国求援的直接原因是,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3.2万亿美元,雄踞世界各国之首。相比之下,2010年5月由欧盟、欧洲央行与IMF联手出台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的规模也不过7500亿欧元。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慷慨地“该出手时就出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望显著缓解。然而,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本身就意味着欧元区国家还本付息的能力下降,在欧元区主权国家债券的信用等级被不断调降、市场价值不断下跌之时,中国政府应该动用外汇储备购买这些债券吗? 更进一步的问题还包括,外汇储备究竟是什么?中国政府为什么会积累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越多越好吗?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如何管理的?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与风险如何?在金融危机频发、市场跌宕起伏的今天,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策略是否应该进行重大调整?本章将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一、外汇储备是资产还是负债?

    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外汇储备是指一国政府持有并可以随时兑换为他国货币的资产,通常用美元来计算。外汇储备是一国国际清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用来平衡国际收支(例如支付进口)、偿还外债本息以及稳定本币汇率。 如果把中国视为一家公司,那么中国也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中国的资产负债表是国际投资头寸表,反映中国作为一个主体在特定时点上对其他国家的债权债务。中国的损益表是国际收支表,反映中国作为一个主体在特定时期内的资金收付状况。从2004年起,中国政府开始公布年度国际投资头寸表;从2011年第1季度起,中国政府开始公布季度国际投资头寸表。在国际投资头寸表中,中国政府的海外资产主要包括对外直接投资、政府投资、其他投资(主要是贸易信贷、外债与货币存款等)与储备资产。而储备资产又可以划分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中国在IMF中的储备头寸以及中国政府持有的特别提款权。例如,在2011年3月底,中国政府持有外汇储备3.04万亿美元、黄金储备485亿美元、特别提款权126亿美元、在IMF中的储备头寸99亿美元。这意味着,外汇储备是中国政府储备资产的主要部分,占比高达97%。

     此外,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所以外汇储备也会体现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例如,在2011年3月底,中国人民银行持有国外资产22.63万亿人民币,其中外汇资产21.75万亿人民币。按相关汇价计算,则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3月底持有外汇资产3.32万亿美元,高于同期外汇储备3.04万亿美元。央行外汇资产余额高于外汇储备余额的主要原因是央行还持有其他一些外汇资产,例如商业银行上缴的外币存款准备金等。既然外汇储备同时位于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以及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那么外汇储备是中国政府持有的资产就似乎没有疑问了。然而,多年以来,就外汇储备是央行的资产还是负债这一问题,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用人民币从中国企业与居民手中购得的,中央银行购买1美元外汇储备,就会发行6-7元人民币。由于人民币是中央银行的负债,而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举债购买的,因此外汇储备也是央行的负债。未来,如果中国企业与居民要用手中的人民币向央行换取美元,央行就必须出售美元并收回人民币。既然外汇储备是央行的负债,那么央行就没有自由处置外汇储备的权利。诸如2003年央行用外汇储备注资中国建设银行与中国银行,以及2007年央行用外汇储备与财政部发行的特别国债置换后注资中投公司的行为,都未必妥当。上述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混淆了资产与净资产(即所有者权益)的概念。

    毫无疑问,在任何实体的资产负债表上,由于资产等于负债与净资产之和,那么资产或者与负债相对应,或者与净资产相对应。央行购买外汇储备的过程就是发放基础货币的过程,因此1美元外汇储备的累积对应6-7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发行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外汇储备是央行资产的事实。由于央行在购买外汇储备的过程中已经向企业或居民支付了相应的人民币作为交换,因此央行就有自由处置外汇储备的权利。此外,尽管2011年3月底央行的外汇资产高达21.75万亿人民币,但同期央行的基础货币余额只有4.95万亿人民币。这说明央行并没有放任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基础货币泛滥,而是在用人民币购买外汇储备之后,又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或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方式,回收了大部分之前释放的人民币。这种操作被称为“冲销”(Sterilization)。诚然,如果中国居民与企业要用手中的人民币向央行兑换美元,央行的外汇储备规模将会显著下降。然而,对一个正常的经济体而言,居民与企业不可能将手头所有的人民币都兑换为外币资产,况且中国政府还一直在实施相对严格的资本管制。简言之,外汇储备是央行的资产,它在负债方的对应项目既可能是人民币基础货币,也可能是央行票据或法定存款准备金,还可能是央行的净资产。认为外汇储备是央行负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二、外汇储备的增长状况

    如图7.1所示,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其实也就是过去10年的事情。2000年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存量仅为1656亿美元,2010年年底已经激增至2.85万亿美元,10年时间内增长了16倍!在过去10年内,增长最快的又是后5年。2000年年底至2005年年底,外汇储备增加了6533亿美元,而2005年年底至2010年年底,外汇储备增加了2.03万亿美元!2010年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存量占到全球外汇储备存量的31%,中国的外汇储备比全球外汇储备持有量第2位至第8位的经济体所持有外汇储备之和还要高!①

    ① 这些经济体按持有外汇储备规模由高至低排序分别为日本、俄罗斯、中国台湾、印度、韩国、巴西、中国香港。近10年来中国外汇储备为什么增长得如此之快呢?事实上,导致一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或者是经常账户顺差(例如贸易顺差),或者是资本账户顺差(例如引入FDI)。如图7.2所示,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快速飙升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存在持续的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双顺差。2004年至2008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由687亿美元激增至4124亿美元,增长了约5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与2010年,中国的资本账户顺差显著上升:2001年至2008年,中国年度资本账户顺差平均为399亿美元,2009年与2010年该顺差分别达到1809亿美元与2260亿美元。激增的经常账户顺差背后,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长,而2004年以来贸易顺差的急剧上升,则与中国贸易结构的变化有关(我们将在第十一章详细讨论该问题)。攀升的资本账户顺差背后,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短期国际资本的加速流入(我们将在第十章详细讨论该问题)。

    图7.1 中国的外汇储备存量资料来源:CEIC。图7.2 中国外汇储备增量的来源资料来源:CEIC。

三、外汇储备越多越好吗?

    从表面上来看,既然外汇储备是中国政府的资产,那么外汇储备自然越多越好。更多的外汇储备可以用来支付更多的进口、偿还更多的外债,以及更好地应对投机性资本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何乐而不为? 然而,凡事过犹不及。一旦外汇储备超过了合理的规模,那么外汇储备的继续上升至少会带来以下三方面的成本或风险: 第一,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很高。中国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投资于高信用等级的发达国家国债与机构债。既然这些债券的信用等级很高(风险很低),那么这些债券的收益率必然很低。高等级发达国家长期国债与机构债的收益率一般在5%左右。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大量资金流入美国国债市场避险,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显著下降,目前美国10年期国债的年收益率还不到3%!中国政府将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相当于中国把钱借给美国。然而,中国并非一个资金宽裕的国家。2001年至2010年这10年间,中国引入了总额7505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由于很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倾向于隐藏利润,因此官方公布的FDI利润率数据并不可靠。世界银行在2006年对中国120个城市的12400家外资企业的调查显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平均投资回报率高达22%!这就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将资金以不到3%的回报率借给外国人,另一方面我们又以22%的回报率从国外借入资金。这种以高收益率资产去交换低收益率资产的做法(或者说用股权换债权的做法)自然会造成极大的福利损失。

    第二,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面临着金融产品市场价格下跌与美元贬值风险。尽管中国的外汇储备绝大多数投资于高信用等级的发达国家国债与机构债,然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教训表明,这些债券并非绝对安全。例如,2008年8月,美国的两大房地产金融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与房地美(Freddie Mac)(合称两房)濒临破产倒闭的境地,而当时中国有数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于两房债券(也被称为机构债)。又如,2011年7月,美国政府与国会就是否如期提高美国国债上限陷入了激烈争论。如果当时双方未能达成妥协,则美国国债甚至有短期内违约的风险。尽管最终美国国债上限如期提高,但标准普尔依然调降了美国国债的信用评级。再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风声鹤唳生动地表明,市场规模位居全球第三的意大利国债也并不靠谱。如果这些债券的信用等级被调降、市场价格下跌,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将遭受重大损失。此外,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资产大多是用美元与欧元计价的,这意味着一旦美元或欧元对人民币大幅贬值,那么以人民币计算的中国外汇储备也将显著缩水。例如,2011年第3季度末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为3.2万亿美元,假定其中三分之二投资于美元资产,那么如果美元对人民币贬值10%,则以人民币计算的中国外汇储备将会缩水2144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国2010年GDP的4%!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美国政府债务居高不下,美国政府有很强的激励通过美元贬值来降低真实债务与刺激经济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的外汇储备面临着很大的汇率风险。第三,外汇储备的积累会给中国央行带来巨大的冲销压力,并有可能加剧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及资产价格泡沫。如前所述,中国央行购买外汇储备的过程也就是释放基础货币的过程。如果央行不进行冲销(对基础货币的增长听之任之),这无疑会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进而推高国内通货膨胀率或资产价格。

    因此,从2003年以来,中国央行就通过发行央行票据以及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对外汇占款的增加进行了持续的冲销。迄今为止,央行的冲销还是相当成功的。然而,央行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冲销成本。目前,1年期央票的收益率为3%上下,央行给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支付的利率为1.62%。截止2011年6月底,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央票余额为2.73万亿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与超额存款准备金之和为15.47万亿人民币。过去,央行从外汇储备投资中获得收益率,还能覆盖央行为央票与存款准备金支付的成本。然而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国债收益率直线下降,导致中国央行目前已经出现净亏损。事实上,由于央票收益率显著低于市场上同期拆借利率,这意味着,除央行外,中国商业银行也分担了部分冲销成本。随着冲销成本的上升,央行实施冲销操作的意愿与效果将会下降,因此外汇储备的继续累积将在更大程度上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推高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那么,中国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大约是多少呢?尽管不同的研究结论不同,但针对中国外汇储备合理规模的估算大致在1-1.5万亿美元左右。这说明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实在是太高了。更为严重的是,迄今为止外汇储备还在以很快的速度不断增长。

四、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于哪些资产?投资收益率如何?

    遗憾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外汇管理局迄今为止从未公布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币种结构与资产结构,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国际组织或其他国家提供的一些数据来推算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结构。在币种结构方面,如果我们假定,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币种结构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及发展中经济体大致相同,那么我们就可以用IMF的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成数据库(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COFER)来推算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目前,共有139个经济体定期向IMF汇报关于其外汇储备投资的币种结构(这里面并不包括中国)。截至2010年年底,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约为9.26万亿美元,其中向IMF汇报的经济体的外汇储备之和为5.12万亿美元,占比为55%。图7.3显示了1999年至201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外汇储备投资币种结构的演变状况。美元资产占比由2000年的75%逐渐下降至2010年的58%,欧元资产占比由1999年的17%逐渐上升至2009年的30%,此外英镑与日元资产占比合计达到10%左右。根据上述数据推算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我们认为,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比可能更高一些,原因是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太大,而只有美国国债市场才能提供如此之大的规模与流动性。我们的估算为,截止2010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比约为65%、欧元资产占比约为25%,其他币种资产占比合计约为10%。

    图7.3 IMF COFER数据库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外汇储备投资的币种结构资料来源:IMF。既然在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中,美元资产占比接近三分之二,那么中国央行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投资组合就能大体上反映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美国财政部会定期公布外国投资者投资于美国各大类金融资产的具体规模。遗憾的是,在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中国投资者的组合投资中,既包括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投资,也包括中国其他有海外投资资格的机构投资者(例如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外汇资产投资。不过,一方面外汇储备占到中国海外资产绝大部分,另一方面假设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投资与其他机构投资者的对外投资没有显著差异,那么我们就能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中国投资者的资产结构来推算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资产结构。

    表7.1展示了2000年至2010年中国投资者投资于美国金融资产的具体情况。按2010年6月底中国投资者购买美元资产的规模由高至低排序,则中国投资者最青睐的资产依次为长期国债、长期机构债、股票、长期企业债与短期债券。从中国投资者购买长期国债规模占中国投资者购买美元资产总额的比率来看,2005年6月底至2008年6月底,该比率由53%逐渐下降至43%,这说明中国投资者加快了投资多元化的步伐。同期内中国投资者明显扩大了对长期机构债与股票的购买规模。然而,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随着两房陷入运营危机,以及美国股市显著下跌,中国投资者从2008年6月底起,显著减持了长期机构债,也一度减持了股票,同时明显增持了长期国债。这导致长期国债占投资总额的比率由2008年6月底的43%显著上升至2010年6月底的69%,过去几年来投资多元化的努力明显逆转。

    表7.2比较了10大外国投资者在美国的金融投资组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投资者的一些特点:第一,与其他投资者相比,中国与日本投资者似乎特别热衷于购买长期国债与长期机构债,长期国债占两国投资总额的比率分别达到69%与53%,而其他投资者的该比率平均仅为12%;第二,尽管中国拥有最大规模的对美投资额,但中国投资者持有的长期企业债规模却是10个投资者中最低的;第三,中国投资者持有的股票相对于投资总额的比率,在10个投资者中也是相当低的;第四,中国投资者持有的短期债券规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比较低,投资偏重于流动性较强、收益率较低、风险较低的美国国债与机构债(当然,本次危机爆发后,美国国债与机构债的安全性也变得令人怀疑),而对公司债与股票的投资较少。

    中国外汇储备的整体投资收益率如何呢?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之前对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币种结构与资产结构的假设,通过对不同币种与不同类型资产的收益率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后得出。张斌、王勋、华秀萍(2010)的估算表明,2002年至2009年,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外汇储备的名义收益率约为7-8%,而外汇储备的实际有效收益率仅为3-4%。②

五、谁在管理中国的外汇储备?

    如前所述,与在华外资企业22%的投资回报率相比,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率明显偏低,这意味着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相当高。

    与很多发达国家是由财政部负责管理外汇储备不同,中国负责管理外汇储备的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再具体到部门,事实上真正负责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是外管局的储备司(现已更名为中央外汇业务中心)。该中心的编制大约两三百人,管理着高达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平均每个人管理一百多亿美元的资金,是个名符其实的“超人公司”。两三百人要管理3.2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只投资于高信用评级、高流动性、高安全性与低收益的资产,即美国与欧元区的国债与机构债。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仅仅由这两三百人来管理,那么除非是外管局将大量的外汇储备委托给外部的投资银行或基金来打理,否则进行大规模的多元化管理几乎是不可能的。③

    ② 张斌、华秀萍、王勋(2010):“中国外汇储备的名义收益率与真实收益率”,《经济研究》第10期。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在中国主权财富管理领域,已经形成国家外汇管理局、中投公司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三驾马车”的并行格局。尽管分工不同,但事实上三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尤其是在外管局与中投公司之间。例如,中投公司未来能否获得新的注资,其实取决于中投公司的投资收益率是否显著高于外管局。又如,自中投公司成立以来,外管局也明显调整了自己的投资风格,开始较多地投资于 2007年9月,中国政府成立了中投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CIC),并将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入该公司,作为该公司的资本金。中国政府创建中投公司的目的,是让中投公司投资于收益率更高的风险资产,从而间接实现中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管理。中投公司的成立恰好赶上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因此中投公司最初的几笔投资(特别是黑石与摩根士丹利)在金融危机期间价值大幅缩水,从而引发了大量的质疑与批评。然而,自2009年以来,中投公司在投资行业、投资地域、投资方式等方面已经明显多元化,这体现了中投公司的经营日臻成熟。根据中投公司的年报,截至2010年年底,中投公司的资本金已经增长至3743亿美元,2010年中投公司全球投资组合收益率为11.7%,自成立以来中投公司全球投资组合的累计年化收益率为6.4%。由上述数据不难发现,海外投资收益率并非中投公司资本金增长的主要来源,中投公司近年来的主要利润来自其100%控股的子公司——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而中央汇金是国内若干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的大股东。 除外管局与中投公司外,负责中国海外主权投资的机构,其实还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根据相关法规规定,社保基金理事会可将20%的资金投资于海外金融市场。根据社保基金理事会的年报,截至2010年年底,该机构的权益总额为8376亿人民币。2010年社保基金理事会的投资收益率为4.23%,而该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9.17%。遗憾的是,社保基金理事会未单独披露其海外投资的收益率。

    发达国家股票市场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资产。当然,在外汇储备的管理领域,引入竞争是好事,这有助于促进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并相应提高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

    ③ 张斌、张明(2011):“外储管理改革需要先正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财经评论系列,No.2011.024,5月4日。

六、外汇储备可以分给老百姓吗?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绝大部分外汇资产集中在政府手中。如前所述,迄今为止,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率相当低。既然如此,为何不把中国的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正如私营企业的效率普遍高于国有企业一样,实现“藏汇于民”是否有助于提高整体福利?

    张维迎提出了将中国的外汇储备直接分给老百姓的观点,引发了激烈争论。主要的反对意见是,由于中国依然实施资本管制,美元在中国国内无法使用。因此老百姓在得到美元后,通常会向商业银行兑换人民币,商业银行再将收到的美元卖给中央银行。这意味着分给老百姓的外汇储备,最终又回到了央行手中。最终的结局实质上与中央银行印人民币分给老百姓没有任何区别。这种直接分掉外汇储备的做法只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而不能改善老百姓的福利。尤其是考虑到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尚未完成,市场上存在持续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中国企业与老百姓手头有了美元之后就会尽快兑换为人民币,这意味着直接分外汇储备的做法是行不通的。④

    其实,中投公司有成为中国的主权养老基金的潜力。然而遗憾的是,对中投公司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外汇储备没有办法分给老百姓。例如,中国政府可以把一部分外汇储备(例如1万亿美元)分配到每一个中国百姓的养老金账户上,然后授权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这些外汇养老金,在海外开展投资,相关投资的本息,老百姓退休之后可以享用。这种做法并非没有先例,例如很多石油输出国(挪威、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就专门设立了主权养老基金,这些基金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投资,基金的投资收益将直接进入该国居民的养老金账户。

    投资收益的使用,迄今为止没有明确规定,这还是一个灰色区域。如果能够设立相关法规,将中投公司改造为中国的主权养老基金,并让中投公司的运营接受全社会的监督,那么中国政府就可以考虑将更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注入中投公司,这其实相当于将外汇储备间接地分配给老百姓。

    ④ 另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由于外汇储备是央行的负债而非资产,因此央行没有权利分掉外汇储备。我们已经在本章第一部分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七、如何更好地管理中国的外汇储备?

    在外汇储备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目前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通过政策调整,抑制外汇储备继续增长。毕竟,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远远超过适度规模,因此造成的机会成本与风险已经演化为难以承受之重;二是如何进一步实现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

    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可以采用以下政策来抑制外汇储备的继续累积:第一,中国央行应降低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即减少对美元的购买),放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日均波幅。让人民币汇率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第二,中国政府应加快国内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让中国出口产品更好地反映国内的资源价格与制造成本,从而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第三,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取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尤其应取消对地方政府引入外资的政绩考核标准;第四,中国政府应鼓励国内企业加大在海外投资以及购买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力度;第五,中国政府应加强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入的监管,防止热钱流入推高外汇储备;第六,努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如果能扩大SDR的规模与使用范围,并敦促IMF建立替代账户,这有利于中国央行将部分美元资产转为以SDR计价的资产,从而实现外汇储备的保值;第七,中国政府应该把握好人民币国际化与外汇储备增长之间的平衡,避免“跛足”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加剧外汇储备增长。⑤

    中国政府应该努力实现以下三个层次的多元化:第一,即使我们要继续购买美国国债,我们也不要大量购买普通国债,而是购买更多的与通胀率挂钩的国债(TIPs)。尽管这种国债的价格稍贵,但如果未来美国国内发生通货膨胀,这种国债的收益率也能够水涨船高;第二,即使我们要继续购买大量的美元资产,我们也不要仅限于国债与机构债,而是应该大量增持美国的股票与公司债。目前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极低(价格极高),其中可能蕴涵了大量的泡沫。相比之下,目前美国的蓝筹股与公司债都比较便宜。从分散风险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在对美国金融产品的投资上应该进一步多元化;第三,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未来中国政府应该更多地购买其他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产品,尤其是应该重点考虑具有较高增长潜力的新兴市场国家(例如印度)与资源输出国(例如澳大利亚)的蓝筹股。

    ⑤ 迄今为止,70%-80%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发生在进口领域。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出口继续收美元,而越来越多的进口转用人民币支付,这无疑会加剧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

八、2012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状况与投资动向展望

    2007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每年外汇储备增量都超过了4000亿美元,年均增加4452亿美元。2011年上半年,中国新增外汇储备2777亿美元,其中经常账户顺差984亿美元、资本账户顺差(含错误与遗漏项)1793亿美元。资本账户顺差超过经常账户顺差成为中国外汇储备增量的主要来源,这是2011年的新现象。受下半年欧债危机加剧引发短期国际资本外流影响,2011年全年中国新增外汇储备3338亿美元,显著低于2007年至2010年的平均水平上。我们认为,如果没有重大变化,预计2012年中国仍将新增外汇储备3000亿美元左右,中国外汇储备存量有望在2012年年底达到3.5万亿美元。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即使考虑到外部需求萎缩、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与人民币升值等因素,2012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仍有望达到1000亿美元左右,再加上大约数百亿元的海外投资净收益,经常账户顺差有望达到1500-2000亿美元;第二,即使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短期国际资本从2011年7月起流出中国(我们将在第十章中详细分析此问题),但预计中国在2012年仍将面临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特别是在2012年下半年);第三,由于中国经济依然有望维持8%左右的高增长,同时考虑到中国广袤的国内市场,预计中国依然会成为FDI的首选地之一。

    2012年中国外汇储备的可能投资动向则包括:第一,由于外汇储备的继续增长,中国政府依然会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如果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依然动荡不安,美国国债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哪怕收益率极低;第二,中国政府可能会适当加大对欧元区债券的购买量。正如本章引言所述,中国总理温家宝已经数次表态中国政府会考虑增大对欧元区债券的购买数额。然而,直接购买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甚至意大利的国债,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这些国家在未来几年进行债务重组的风险很大。相比之下,通过购买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发行的多边债券或者未来可能发行的欧元区债券来为欧元区提供融资,则能为中国政府提供更高程度的保障;第三,由于欧美金融市场都动荡不安,中国政府可能会增加对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新兴市场国家(例如金砖国家等)与资源出口国的投资,除金融投资外,中国政府也会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到上述国家进行并购;第四,如果欧债危机继续演进、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依然低迷,则2012年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市场可能处于低位盘整之势,不排除中国政府会抓住这一机会,建立更大规模的能源与大宗商品战略储备;第五,如果IMF再次面临可利用资源不足,从而进行增资或者发行以SDR计价的债券融资的话,那么中国很可能积极支持IMF的融资行动。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1-30 10:49:43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吴英案的政治解读

梁京

2012-01-24

    吴英案一定是今年春节期间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我相信,支持吴英当死者一定是少数。这些人其实只有一个依据,即判她死刑并不违法。这个逻辑显然是说不通的。

    办了将近5年的吴英案黑幕重重,极不透明。对她财产的处置一开始就遭到置疑,地方权势集团对她怀有的恶意和敌意非常明显。有人因此认为判吴英死刑是一些有背景的人想图财害命,我以为真相可能要复杂得多。

    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吴英集资的对像是一批很有权势,但又不愿暴露身份的官员。正是这个事实,决定了此案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当地早已见惯不怪的"非法集资案"。在我看来,吴英得罪的地方权势集团犯了一系列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那些借钱给吴英的人财迷心窍,以为吴英会帮他们发大财,后来发现吴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大损失,于是就动用司法程序来挽回自己的损失。他们判断吴英是一个没有背景的小女子,毫无还手之力。但他们显然低估了舆论的力量,使自己陷入了困境。这样一来,吴英案就开始超出一般刑事和民事案件的意义,而开始具有政治性质。

     地方权势集团发现,他们不能退,因为退让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第一,是他们已经彻底得罪了吴英,而吴英又知道许多权势集团的内情。更重要的是,退让会动摇整个地方权势集团维系各种潜规则的"权威"。义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过去二十年,这个地方创造的财富是许多人无法想像的。而这个奇迹之发生,除了义乌人的经商才干之外,地方政府维系各种与中央法规冲突的"潜规则",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省政府和中央政府之所以默许义乌政府这样做,是因为义乌的潜规则不仅给私人老板们发财的机会,而且也让国家和官员都可以从中分享大量财富。

    吴英案给上级政府出了一个大难题,那就是他们是否要默许地方权势集团置吴英于死地?正是在这一点上,上级政府内部出现了分歧,这也是此案拖了如此长时间的根本原因。上级政府显然意识到,默许地方政府用国家的司法程序来执行地方"潜规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他们试图找到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

    因此,吴英二审的结果是维持死刑原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个结果表明,地方权势集团的意志获得了胜利。在地方权势集团强大的政治要挟和金钱攻势影响下,上级政府终于横下一条心,冒天下之大不韪让吴英去死,这说明黑社会化的地方权势集团的猖獗和中央权威的式微已经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这才是吴英案最重大的政治意义。

    正因为如此,吴英案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阻止滥用死刑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司法公正问题和量刑不当的问题,而涉及到这样一个大的政治问题:这个政权是否有能力实行有效治理,而不让地方权贵势力滥用司法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黑势力对地方的控制。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的官方喉舌《环球时报》也不同寻常地就吴英案发表社评。即使站在专制政权的立场上,姑息地方黑势力如此滥用司法程序来维护权贵势力,也是极其危险的。

    不过,《环球时报》不敢把这个核心的政治问题挑明,而只是把吴英案的意义限制在重新审视死刑和司法独立方面。

    现在,球已经被踢到了最高法院。我相信由于这个案子的政治敏感性,最后的决策肯定不是"司法独立"的结果,而是一个政治决定。因此,无论最后的结果是否能"刀下留人",都将传递出重要的政治信息。在我看来,如果吴英能够逃过一死,并不意味著"司法独立"理念的胜利,因为中共并不相信司法独立。但如果最高法院最后决定免吴英一死,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好消息。这不仅说明中共政权对于维护人的生命尊严的理念有所进步,对于民意的压力有所顾忌,而且说明中央政府明白,不能继续放纵地方政府胡来。如果最后的结果是核准吴英的死刑,那么胡锦涛就在是在明确无误地释放一个信息:我下台之后那管它洪水滔天!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1-30 10:02:56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主题: 达沃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

资本主义需要重新设计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 张力奋

2012年01月26日

    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论坛,都在一月份的最后一周举行,已有42年历史。每年都有个宏大主题。它是一个精密的“议程设置“工程,用来测试该年度全球政界商界和意见领袖的脉搏和体温。

    今年的主题是 “Big Transformation: Shaping New Models” (大转型:寻找新模式)。对来自中国的与会者,这类主题很熟悉,是老生常谈,甚至有时空穿越的错觉。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30多年中,改革、转型和新模式这些用语,几乎独用于中国、越南以及前苏联、东欧一党威权国家向市场经济的演革过程,但很少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思考和反思。1979年之后,中国由复出的务实派领导人邓小平主政,开始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对转型的理解一直存有差异,但它已成为中国社会从上至下最恒久和高度认同的集体意识:不改革,中国别无出路。我们很少听到“改革资本主义”的呼吁,可能是基于一个共识或前提:彼岸以市场经济和选举民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实践,已在制度竞赛中胜出,已成型完备,进入长期的稳定。

    这次看到达沃斯会议手册上“大转型:寻找新模式”的字眼,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三年之后,面对欧美经济的结构性危机,达沃斯论坛——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信奉者和推进者,不得不思考改革了。长达五天的议程,有近300个分会场的讨论和活动。头天清早,第一场就是“资本主义大辩论”。我赶去旁听时,过道上已站满了人。

    主持人问,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否适应21世纪的现实? 开场伊始,他对在座的几百位代表做了一个举手民调。结果发现,将近一半在座者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两成左右觉得资本主义并无大碍。余下的是谨慎的游离派。

    五人嘉宾阵容,颇有象征意味:澳大利亚人巴罗(Sharan Burrow),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全球工会联盟(ITUC)的总干事长,国际工运最高领导人;金融界领军人物、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首席执行官莫尼汉(Brian T Moynihan);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让江(Raghuram G Rajan);私募基金——凯雷(Carlyle)联合创始人兼总裁鲁宾斯坦(David M Rubenstein);以及电信集团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总裁佛瓦言(Ben J. Verwaayan)。

    每位嘉宾都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工会劳工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学界的,跨国服务业的。

    达沃斯虽是资本主义大本营,但崇尚多元,也不惧争议。它每年都邀请不少工会领袖出席,80年代还曾邀请与铁娘子撒切尔斗法的英国煤炭工会领袖斯卡基尔(Arther Scargill)演讲。在那次演讲中,斯卡基尔宣告说,资本主义制度一定会死亡。

     坐在正中的巴罗女士率先亮明劳工阶层观点。她说,富人避税已经成为一场全球游戏。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资本主义已失去方向;公司拥有有过多权力;金融业正将你致于死地。

    “资方人士”佛瓦言立即反驳:“资本主义仍是全世界很多人很向往的制度。它创造了财富,机会和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和理念没有大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应用?”(这段话令我想起,中国80年代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也出现过同样的逻辑——共产主义理论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实施。)

    巴罗抢过话头,再度抨击。她说,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拉大,显示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失效。“商业界已经失落了道德的罗盘。我们必须重新设计模式。我们必须重新启动。制止贪婪。除非雇主,工人和政府坐下谈判,这个制度将继续走向失败。”

    私募基金经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近来遭到批评,被指责交税太少,低于一般中产阶级的税率。针对富人避税的指责,美洲银行总裁莫尼汉听后觉得坐不下去,作了辩护:“世界上没有人想多加税,除了巴菲特先生。罗姆尼只是按章办事,交应交的税款。如果大家不满意,可以提出来,要求修改法律,让他们多交税。”

    鲁宾斯坦则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资本主义,一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另一种是中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国家自本主义。至少少目前看,中国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效率。如果西方资本主义不改良自己,国家资本主义就会最后胜出!”

    印度裔的美国教授让江,在讨论中思维最为慎密。他提醒大家,收入差距的加大,大体上是因为高等教育投资的回报的提高。其实,寻租行为在高收入群体中也很有限。对两种资本主义之间的角力,他有不同看法。他说:“只要贫穷国家在经济上能赶上发达国家和它们的产业,国家资本主义就不会成功。两种资本主义都有其局限。但西方有一个强项,就是创新。以前,资本主义的日子比现在好过,是因为需求就在家门口,现在则要创造全球的需求。”

    他还谈到,财富分配是个大问题,主要集中在富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增长已放缓,低于预期。而这些国家的公众对生活水准的高预期,是超前消费,是国家能力所不及。

    当下,欧洲一些国家就业惨淡。西班牙和希腊等国,失业率高达30%至40%,失业的多半是年轻人。巴罗女士说,她是全球劳工的领导人,她要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剥削的就业环境,企业要在全球各地创造就业机会,不要用一个地方的就业来牺牲其它地方的就业。她呼吁,公司须每年拿出2%至3%的年收入用于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显然,莫尼汉觉得,进入新世纪才12年,关于主义的讨论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他说,假如把今天的讨论往前推100年,也就是1912年,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他说,现在如果回顾一下,资本主义还是或多或少履行了它的承诺,无论是就业,财富还是社会理想。现在,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工作机会受到威胁,影响增长的风险加大,经济周期无法消除,加上贫富差距,这些都是制度的弱点。

    佛瓦言在回应其它嘉宾对资本主义的反省时说:“我们不要过于怀旧,要向前看。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不知道方向,我们也不知道方向。这是一个未知的世界。面对新技术,24/7已经不够,要的是25/8。”

    提问时间,一位代表激言:你们台上五位嘉宾,为何没有一个人为我们目前的处境承担一些个人责任?

     听完这场火药味的辩论,在场的一位FT资深同事感到很失望。他说,讨论中,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拥戴者,还是反对者,观点都过于模糊,谈得过于空泛,对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没有作基本的定义。

    我的看法,倒是稍有不同。第一,资本主义碰到了百年来之大变局,必须改革。这个议题由大家戏称为“全球资本家俱乐部”的达沃斯提出,来自堡垒内部,用意良苦,是个很有价值的开端。

    第二,嘉宾们未能找到一个彼此认同的剖析资本主义的思路,也可以理解。大家都是资本主义机器的一颗螺丝钉,已很久没人就资本主义的存在和价值发出如此的质疑了。

     第三,过去30多年,中国对意识形态的敏感问题一直用“不争论”来消解。但达沃斯无缘享受这种特权,因为绕不过去。这场不如人意的辩论,至少告诉我们,除了乔姆斯基这样孤独的永远的批判者,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和得意者,正在启动反思。

    资本主义正在生一场大毛病,但它并不需要退场。即便对它的批判者来说,它仍是不完美的制度竞赛的优胜者。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个独特的时代: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中国式的威权主义,将不再互为敌手,而是同时进入一个制度的自省和改革期。在全球化的运行中,在资本、商品、人力和思想的流动中,这两种制度的互动,到底会结成怎样的果子? 尚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进入21世纪,现在轮到资本主义举起改革的旗帜,开始它对制度的重新设计和修补。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2-03 09:11:03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温总理关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表述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李昌平

2012-02-03

    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由我国《宪法》规定的。《宪法》是这样规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关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是这样表述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近日,温总理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道路》对农村“基本交易制度”则是这样表述的:

  “要毫不动摇地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对这项制度,我们历来讲两句话。讲稳定,是因为这项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符合农民群众愿望,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讲完善,是因为农业生产力在发展,农业生产关系必须不断地与之相适应。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完善这项制度。从收入分配看,开始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现在全都由农民自己支配。从承包期限看,第一轮是15年不变,第二轮延长为30年不变,现在又进一步明确为长久不变。从统分结合的关系看,过去的”统“单纯靠村组集体,现在靠农民合作和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经营服务体系。”

  《宪法》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规定明确包含了如下意思:第一,集体经济组织和家庭之间是发包和承包关系。“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基础性经营活动;第二,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行双层经营,集体负责统的(做一家一户做不好的事情)经营,如水利/防疫等/技术/购销;农户负责分的(适合家庭做的事情)经营,如农作物的生产管理等。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对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表述,重申了“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性,强调了集体经济组织和家庭之间的“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必要性。2008年《决议》的表述和〈宪法〉的表述是基本一致的。即:“承包关系”(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包者,家庭是承包者)和“统分结合关系”。

  但温总理在《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道路》一文中关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表述就十分诡异了,一方面,温总理强调了“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性——“这项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符合农民群众愿望,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另一方面,温总理却把“基本经营制度”存在的根都拔起来了——“从收入分配看,开始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现在全都由农民自己支配。从承包期限看,第一轮是15年不变,第二轮延长为30年不变,现在又进一步明确为长久不变。从统分结合的关系看,过去的”统“单纯靠村组集体,现在靠农民合作和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经营服务体系”。第一,温总理“从承包期限看,第一轮是15年不变,第二轮延长为30年不变,现在又进一步明确为长久不变”的表述,第一次把集体和农户的“承包关系——集体是发包者、家庭是承包者”的“长久不变”说成了“承包期限”的“长久不变”,温总理并且说“从收入分配看,开始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现在全都由农民自己支配”。这句话的意思是农户不用给集体交承包费了,这实际上是彻底否定了农户和集体之间的“发包和承包关系”。如果把“承包关系”的“长久不变”说成是“承包期限”的 “长久不变”,把“有偿承包”改为“无偿承包”,这实际上就从根上废除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以家庭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基本经营制度”。

  温总理在否定了“集体所有制”和“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本经营制度”之后,说:“从统分结合的关系看,过去的”统“单纯靠村组集体,现在靠农民合作和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经营服务体系”,这句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让市场和资本家主导农业服务体系,农户一心一意搞农业生产——农业产业链条的最底层。

  温总理《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道路》一文中关于“基本经营制度”的表述,违背了很多常识性的道理,把我这个基层干部出身、搞三农问题研究的人搞糊涂了,这些日子百思不得其解。

  基本的常识是:在农业的“生产、加工、流通/交换、分配、消费”或“生产和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唯有生产环节是最不赚钱的。小农家庭经营怎么能够靠市场化、社会化的服务体系来支撑呢?这如何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和实现共同富裕呢?

  基本的常识是:离开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是不存在的,农民的“基本组织制度——村社制度”是不能存在的,农村的“基本治理制度——村民民主自治制度”也是不能存在的。这“三项基本制度”是一个整体,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其存在的前提。土地集体所有制决定“基本经营制度”,“基本经营制度”是“基本组织制度”和“基本治理制度”的基础。

  基本的常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去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三项基本制度”保护的分散小农,就很容易沦为“市场贱民,社会流民,政治贫民”的。这如何是好啊!

  基本的常识是:背离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就背离了“耕者有其田”,背离了“耕者有其田”,中国的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就失去了基石。

  基本的常识是:真正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双层经营体制”的2000多个村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焕发出了无穷无尽的活力,都已经成为新时期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典范村了;而带头“分田单干”的小岗村,连支部书记、村主任都要省委省政府派人担任,早在1985年之后就开始步入全国落后村庄代表的行列了。温总理为何视而不见呢?

  基本的常识是:小农的农地是不能在正规银行抵押贷款的,小农的农地只能在农民村社共同体内部的“内置金融”里抵押贷款。譬如日韩台农民的农地就是在农会或农协内部的农信部抵押贷款的。越南和菲律宾的农民,尽管农地是私有的,正规银行也是不接受农民农地抵押贷款的。从土地金融的角度看,把农地私有化到家庭也不是理由啊?

  基本的常识是:有很多人不喜欢公有制,可是,农民集体所有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不是公有制了,是民有制的一种形式,是集体成员份额所有制。这种村社共同体份额所有制,相当于股份制,如果有缺点,是可以完善的,、周家庄公社、大寨等多村庄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了很多的完善,实践证明不仅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也是有利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

  基本的常识是:越南搞了十七年的土地私有化,和“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经营服务体系”的改革,农民人均收入和农业现代化水平远远低于我国,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越南失败的改革呢?我国台湾和日本韩国把小农组织起来,有农民主导农业产业化和农业服务体系建设,远比菲律宾的资本主导农业产业化和农业服务体系建设成功,我们为什么不学习日韩台,偏要学习菲律宾呢?

  基本的常识是:中国农村的土地占有已经极不平衡了,例如贵州、云南等地,有30%的非农民占有30%左右的农地,有30%的真正农民却一分地都没有。您的“承包期长久不变”和“种地不交钱了”的政策,将导致多大的不公平啊!这无疑是给平静的农村社会投入一颗巨大的原子弹啊!

  温总理曾经说过:中国现代化需要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是何等清醒和智慧的判断啊!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基本经营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无数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最宝贵的制度资产,是保佑我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战胜各种曲折和大风大浪的经济基石、政治基石和社会基石啊!我们为什么不懂得珍惜啊!?

  温总理啊!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一个中国有九个世界”。您只能领导到第六世界,第六世界到第九世界您是鞭长莫及的,是社会底层的自治世界。治理第六到第九世界的自治组织需要同时具备三种只能: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寨村社共同体,发展经济是为了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是为了发展社区经济。所以,大寨没有人上访,教育、医疗、养老、农业服务和社区环境等不用您操太多的心,而大寨周围的村庄,虽有比大寨丰富的煤矿资源和土地资源,但由于经济发展和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不是“三位一体”的,经济发展不为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服务,经济发展成果流到了大城市、甚至海外,教育、医疗、养老、农业服务和环境建设等都得您操心,您操心得了吗?大寨村的成功,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极大优势的证明。所以,邓小平先生在1992年3月强调:小岗村的“分田单干”只是解决温饱的过渡安排,最终要学习华西村实行“两次飞跃”——坚持集体所有制、发展集体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温总理,我建议您好好读读邓小平年谱中关于“两次飞跃”的论述。

  温总理:您每一次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讲话,我们很多基层干部都胆战心惊,怕您被玩文字游戏的人利用,通过您对“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搞“和平演变”!我和很多基层干部多么多么希望您能够慎重的讲一句“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长久不变”啊!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2-09 01:57:36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Fw: 陈平中国道路文章(b-版)

中国模式的争议与中国道路的探索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 陈平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会长论坛

天津南开大学 2010年12月11日讲演

2012年2月8日定稿

pchen@ccer.pku.edu.cn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不仅给西方经济学家带来巨大的困惑,也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极大的挑战。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辩论,就是这一挑战的具体表现。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是否走出一条和英美、东亚不同的发展道路?假如不是,那么世界是否只存在一种市场(英美)模式?中国可否借鉴其他模式,例如德日模式、北欧模式?假如是,就有第二个问题,中国道路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我们判断的标准不是教科书上的理想世界,而是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中国过去不少人追求空想社会主义,今天又有不少人追求空想资本主义,值得警惕。我们不仅要学习各国的成功经验,也要研究各国、尤其是西方和日本的失败教训,来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在西方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刻,国内一些人仍然极力推销西方已经百病丛生的经济模式,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改革之初提出的问题:检验不同经济理论的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信仰?

    盲目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过去发展的道路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如有修正,也只是吸取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工发展了加工经济和出口贸易,代价是牺牲环境和国民福利。他们认为国内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垄断、腐败和贫富差距;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赶上美欧发达国家,为此应当全面仿效美欧的福利制度和政治制度,方能大幅提高消费水平。他们欣赏东欧的政治改革和东亚的土地制度,推行西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他们天真地寄希望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得以继续,在经济政策上力主人民币升值,土地私有化,利率自由化。应当说,这类主张在国内有相当的市场。

    在金融危机中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西方模式不是现代化的普世模式,美欧国家目前的高福利高消费模式不可持续。日本和东亚国家屈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使东亚经济停滞不前。中国在选择性学习美欧与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的创新,已经远远超越东欧模式,发展了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目前的中国道路还没有定型,是否将来能让全世界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进一步破解目前中国的资源瓶颈,并参与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如何总结中国过去的经验,对如何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密切相关。我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的成就,不能简单概括为市场化改革,因为全盘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和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比中国曲折得多。中国的改革进程是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既抓住了国际机遇,还避免成为跨国资本控制的依赖经济。在应对美国起源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表现出远比西方国家有效的应对能力。这些历史事实已经引发西方学者全面反省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深入研究中国快速成长的机制。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应当负起总结中国经验的责任,并探讨后美国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避免西方已有的覆辙。我们不能迷信西方的市场化和议会制,否则无法摆脱西方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模式,不能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难于走出目前美国起源的全球金融危机。

一.否定中国经验的理论误区和观察局限

    怀疑中国道路的人,问题出在哪里?我以为他们的思维,既有理论误区,也有经验的局限。他们的理论误区在盲目相信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不了解其他先进的经济科学。他们的经验局限在只了解美国的表面现象,不了解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和西方本身的历史曲折。

    (1.1) 迷信市场化难以理解世界发展的高度不平衡

    迷信英美模式的市场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人,似乎忘却了世界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市场化并没有解决多数国家、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包括美国的贫困阶层。

    西方发达国家加上日本的总人口约6.9亿,占世界人口10%,却消耗世界40%以上的资源。中国人口近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韩国的27倍。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亩,只有美国的5分之一,不到俄国的7分之一。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中国天灾频繁,要保障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来就在兴修水利和国防工程上起到巨大作用。战国时代起中国没有什么“无为而治”的政府能稳定存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利用了他们离海岸线近的地理优势扩张海上势力。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前苏联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科学、教育、和规模经济,才得以赶超海洋国家(见表1)。“自由放任”政策的宣传无法掩盖资本主义扩张的炮舰政策和资源掠夺的历史。

    (1.2) 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东欧、前苏联,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发展混合经济的中国

    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发展归结为市场化,甚至是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几乎无视拉美、东南亚、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导下,推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紧缩政策的严重后果(见表2)。

    1960-1970年代,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是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拉美的巴西,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我在访问日本、韩国、巴西等国时,当地的经济学家告诉我,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并非出于发展经济学的规律,而是基于美国资本控制全球的利益。美国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后,导致拉美的的汇率大幅波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不得不重新依赖美国资本来稳定宏观经济。日本和韩国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民族企业被美国资本控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外国股份在韩国排名前十的大企业不到10%,危机之后超过50%。日本在美国压力下汇率大幅度升值,先后引发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1990年代以后真实经济增长率持续20年的停滞,至今未有起色。1990年代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更导致东欧和前苏联的去工业化和经济的大幅度倒退(见表3,表4)。华盛顿共识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最终让美欧自己的经济遭受重大危机。英国前工党首相布朗在主持伦敦召开的20国首脑峰会上宣布华盛顿共识的终结,中国却有不少经济学家还在为华盛顿共识辩护,其观念之落伍值得我们反思:中国和美国过去二十年的经济教育,究竟是在传播新的教条,还是教会学生观察世界的工具?

    在改革开放的32年间,中国真实GDP增加了近20倍,东欧,俄国却只增长了不到1倍,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3,表4, 表5)。在转型过程中,中国保持连续高速增长,而东欧1996年真实GDP比转型开始的1990年下降了27%,俄国1998年比1990年下降了42%,超过二次大战(下降17%),接近一次大战加内战和大饥荒(下降44%)的损失。转型期间东欧国家单方面对西方开放,西方却并未对东欧产品对等开放,导致巨额贸易逆差与通胀,企业大量倒闭。波兰的通胀达500%以上,俄国的通胀达4000%, 俄国的卢布贬值到5500分之一,乌克兰的货币贬值到76000分之一,东德的国有资产在西德政府主导的私有化过程中的净值为负,等于无偿加补贴奉送给跨国公司(陈平2006)。这导致前苏联地区重新出现大规模贫困,东欧人口大流外流,妇女不敢结婚生育,人口连年绝对下降,国际经济地位大幅下降。

    (1.3) 前苏联的瓦解,输在封闭政策而非经济竞争

    仔细观察表2,就可以看出:1970年代,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日本、美国和西欧。西方经济学宣称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私有经济优于国有经济的观点是没有历史依据的。包括中国改革的前三十年和前苏联七十年的实践,社会主义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科学、教育、保健、基础工业和国防上优于西方。中国独立研发原子弹的成本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一。怎么能够断言国有经济不如私有经济?当然,马克思过低估计了市场竞争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使前苏联在发展技术创新和多样消费方面不如西方;其原因有二:一是西方的封锁限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分工和科技交流,不得不重起炉灶;另一方面苏联自我封闭的政策也限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创新和竞争。

    我曾在1985年开车从西德去过捷克和东德,近年多次去过德国、东欧和俄国。社会主义下的东德在基本生活保障和教育、医疗的普及上高于西德,没有类似美国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但是,居民消费的多样性和汽车、计算机技术比西方落后,原因是国防开支挤出民生工业。前苏联过高估计西方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低估了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竞争的能力。前苏联民族矛盾导致的政治瓦解,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输给资本主义经济。假如东欧像中国那样自主地向西欧选择性开放,东欧工业会迅速成为西方的竞争者。东欧实行休克疗法时,西方跨国公司借自由化和私有化之名,让东欧骨干工业被西方全面收购或破产,从而消除西方一个巨大的竞争对手。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反而为中国产业升级打开大门。世界历史的巨变不能完全归之于体制,历史是人创造的。中国出乎意料地超过苏联,重要原因是邓小平的远见高于前苏联的领导人。毛泽东反对苏联式的垂直劳动分工,也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区域竞争格局铺平道路。

    以我的观察,柏林墙的倒塌和前苏联的瓦解,原因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前苏联用专制手段来维持东欧的稳定,导致东欧人民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幻想。德国统一之前,东西德的明智人士主张东西德要渐进统一,才能稳定调整经济和政治结构。但是西方民主的选举政治导致政治家的短期利益高于国家的长远利益。东西德在1991年7月实行没有过渡期的货币统一。为了获取东德人的选票,西德政府决定,东德居民持有的东德马克可以1比1的比率兑换西德马克,这远高于黑市上的几乎是6比1的真实汇率。这给东德居民一笔飞来横财,成为弗里德曼直升机撒钱理论的经典实验。其结果大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意外!大笔撒钱不仅没有刺激消费,反而摧毁了东德的工业。 统一货币后,东德所有的出口须用西方的硬通货付款,打断了苏东以货易货或用卢布进行交易的传统,使东德企业倾刻丧失东欧的传统市场。东德居民用手中飞来的西德马克,买西方的时尚商品而非东德的老式产品,使东德企业进一步失去了国内市场,从而大面积破产。西德企业向东扩张的东德市场陷入萧条,西德居民不得不交重税支持东德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导致德国利率上升、增长放慢,并拖累欧元区的发展。国内主张均分外汇储备来刺激消费的经济学家,大约不知道德国货币统一的前车之鉴。

    德国统一后把首都从波恩迁到柏林后,我到西柏林自由大学讲学,发现柏林经济十分萧条。周末柏林自由大学附近餐馆都没几家开门。惊讶之余,西德学生告诉我的故事,方让我醒悟东西方冷战的核心竟然是心理战。原来,冷战期间西德各州补贴西柏林表面的高消费,用媒体制造西方自由繁荣的假象。东德人以为只要翻过柏林墙,自由、民主、繁荣就都有了,人心思变导致柏林墙的倒塌。谁知柏林墙垮之后,西德各州停止给柏林市的财政补贴。柏林没有工业,经济远远不如有汽车制造业的南部各州。年青人找不到工作大批离开东德和柏林,导致当地房价低迷,服务业也一片萧条。要是前苏联有勇气像邓小平一样打开国门,西德就会像如今美国阻拦墨西哥移民一样,限制对东德的开放了。

    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和美欧究竟谁更有竞争力,是实践的问题,不是理论的问题。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封闭经济的理论,不考虑国际竞争下的复杂格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走过了曲折道路。在19世纪西方炮舰打开中国海防之前,中国明清两代是东亚贸易的中心,而且外贸持续顺差。当时中国和英国比,税收和军备是真正的“小政府”。西方殖民主义用战争强迫中国接受鸦片毒品贸易,并靠强权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和财政,接二连三的巨额战争赔款使清朝政府破产,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合作瓜分中国的势力范围,使民族工业难以发展。是危机迫使中国革命志士奋起反抗,经过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胜利,中国两弹一箭的研发成功,才使中国到1970年代才能获得加入世界市场的机会。换言之,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是打出来的,不是西方恩赐的。俄国总统叶利钦以为推翻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就可加入北约,获得西方的援助和伙伴地位,结果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西方不可能容忍中国、俄国这样的大国成为西方强权的平等对手,甚至是挑战者。日本经济学家告诉我,日本是缺乏资源的国家,但是任何收购西方控制下的天然资源,都被美国视为战争行为而封杀,只能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债卷。索尼收购好莱坞电影商也如同联想收购IBM的PC一样,障碍重重。中国天真的空想资本主义者,应当切记西方地缘政治分而治之的传统政治。

    (1.4)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奠定中国后三十年自主开放的基础

    否定中国模式的人往往低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在奠定中国独立国防与自主经济的成就,无视中国计划经济走过的弯路是西方列强封锁围堵所造成的历史。

    2009年9月,曾任巴西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邀请我去巴西讲学,并安排我会见巴西总统府的战略规划部官员。巴西官员在会议简报时把巴西地图和中国地图并列,他们参照中国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的分布,用以规划巴西的基础设施。简报之后,他们告我巴西发展的困惑:每次巴西的经济规划刚刚提出,就遭到美欧国家的反对而止步不前。他们问我为何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做独立的决定?这也是提出“北京共识”的英国观察家雷默(Joshua Ramo)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是物理学家出身的经济学家,所以我的意见和新古典经济学教育出来的经济学家不同。我个人观察,中国经济改革能做独立的决定,因为中国有独立的科学技术和独立的国防。相比之下,日本屈从美国的安全压力,就没有独立的金融政策。前苏联自废武功,才不得不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苛刻的贷款条件。巴西官员对此印象深刻。

    我访问东欧时,发现东欧经济相对较好的是波兰。原因是俄国与德国历史上三次瓜分波兰,所以波兰人不信任西方的私有化方案,保留了若干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如今得以应对金融危机。匈牙利在卡达尔领导的市场化改革中用外国贷款来资助居民消费。休克疗法中匈牙利为了还债,把国有大企业和国有银行全部卖给外资。金融危机一来,外资银行纷纷抽逃资金回救母国,使原来东欧经济基础最好的匈牙利,经济恶化的程度远超过波兰。

    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在反对国企垄断的同时,不反对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他们不理解美国金融寡头是本次美国与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我本人曾在1996年就金融改革的战略上书中央。我建议仿照中国民航改革的成功先例拆分四大国有银行。中央领导批示赞同,却被部门领导否定。理由就是美国的花期银行等巨头正在兼并,如果中国的国有银行拆分,如何面对西方银行巨头的国际竞争?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没有国有企业的扶持,难以单独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

    (1.5)相信普适价值的人忽视西方市场经济也有多种模式

    我曾经陪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米勒(Merton Miller)出席留美经济学会1995年在上海举行的国企改革研讨会。米勒创立的公司财务理论的MM定理说,完全竞争下企业价值与债务结构无关,也就是和所有制结构无关。米勒在会上强调说,产权问题虽然重要,却没有优化解。英美型企业短期行为投资不足,德日型企业长期行为投资过度。他的话启发我重新认识产权理论的局限,以及历史上国有化与私有化的反复浪潮。

    西方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后和中国内战之后,政府都曾经干预经济,直接创办国有企业。其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战争动乱导致市场失败的现实需要。私有企业虽有灵活多变、易于创新的优点,但也有急功近利,不考虑长期利益的缺点。地区发展、国家安全、基础建设就不能只靠私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国有企业的主要责任不是短期盈利,而是保障社会安定,例如创造充分就业、缩小区域差距、应付国际危机等。目前世界上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现实,说明企业效率的核心不在产权结构,而在其他因素。中国国企改革的初期“国退民进”是为了纠正1957年后不加区分地实行公私合营、消灭私有制的过激做法。中国和西方的经验证明,国营和私营企业都不足以创造充分就业,必须互补发展。朱镕基“抓大放小”,让没有竞争力的国企破产或转制,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得以集中实现大型国有企业承担的战略目标。但要求大型国企全面私有化,将国企经理人变为垄断资本家,就违背中国改革的国情与现实了。英国的私有化改革的著名案例是英国铁路,私有化后大量裁员,但由于网络效应,分段运营的竞争效率反而降低,目前又重新实行国有化。美国三大汽车厂在这次危机中几乎破产,不得不让政府救助。美国制造业失去竞争力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全私营的医疗成本太高。美国医疗技术世界领先,但人均医疗成本是医疗双轨制的欧洲、加拿大的2倍,医疗国有制的日本的3倍,导致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医院相互勾结,其垄断利润高于其他行业,宏观代价是损害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垄断阻碍创新的问题。我的主张是反垄断不分所有制。但是鼓励创新和应对危机,不同所有制可以互补。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有可能搞裙带关系、短期行为,因而都要严格公司治理,重用人才。所有制不能替代选贤用能。
我访问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经济研究所时,对该所企业家研究室的国际调查大为惊奇。他们注意到北欧国家的创新超过美国。北欧国家许多制度安排和美国大不相同,非常接近早期社会主义的理想。德国经济学家的调查发现,较小的工资差距(缺乏物质激励),福利社会负担(大政府的主要标志),对发达国家间的创新差距影响不大。从统计观察上,他们发现北欧创新的优势和破产程序的效率有关。和美国的信用制度标准相反,北欧投资方更愿意投资给失败过的企业家,因为失败的经验有助于未来创新的成功。换言之,保护投资方的产权,并非鼓励创新的决定因素。

    (1.6) 迷信自由化的人,无视政府市场监管是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往往把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对立起来,看不到市场和政府间的共生演化关系。

    市场化改革之初我在安徽,有人鼓吹改革就是松绑。不料原来纯朴的农贸市场迅速出现卖死猪肉和假中药的问题,温州的小商品市场在八十年代假冒伪劣商品曾经泛滥成灾。市场看不见的手并未导致优胜劣败的局面。在民怨沸腾的压力之下,政府才推出一系列市场监管和质量认证的措施,逐步改变恶性竞争和逆向淘汰的局面。至今,西方与中国在药品、食品、金融等市场中腐败与政府监管方面的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原因不只是信息不对称,而且是法制漏洞,因为暴利比罚金高得多,成为逆向致富的激励机制。从国际比较的标准看,中国监管的程度,在环保上比欧洲差得多,在食品上比日本差得多,在药品上比德国差得多。只有金融虽然问题很多,但是在防范金融投机上比西方要严,究其原因是民间反腐败的压力很大,中国资本控制的初衷是防止贪官洗钱和外逃,并非防止西方热钱炒作货币,代价是中国的金融创新发展太慢。在银行监管上,加拿大的经验,也可供中国借鉴。当然,政府监管不能代替市场竞争。中国国有航空公司在拓展海外业务上的竞争力,可以企及美欧,却不如韩国的民航企业。这显然是人才和领导力的问题,不一定是所有制的问题。

    由此可见,开放与监管之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自由化,而是把握选择性开放的时机与程度。中国资本开放的选择性高于东亚、拉美、东欧,中国今日才得以限制美国金融危机的拖累。中国也有失误之处。日本经济学家对我说,日本绝不会像中国那样,让外国企业占有如此大的国内市场份额。韩国更是如此。中国沿海城市竞相引进西方五百强,却不大力扶植民族企业,是一个错误。中国企业和日本韩国企业相比,成长的道路要艰难的多。

    (1.7)西方同样面临政府和财团的腐败问题

    目前世界上公认法制最好的地区是北欧,犯罪率、腐败、贫困等问题远小于美国。我访问瑞典时,瑞典经济学家告诉我,北欧历史上是海盗国家。直到十九世纪,北欧的腐败依然臭名昭著。后来瑞典的吏治改善,来自一位国王的大力整顿。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也减少了社会腐败的经济基础。越南战争后,瑞典开始接受外国难民,社会治安就不如以前。可见,社会转型和开放是腐败增加的重要因素。国企私有化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

    我多次访问过台湾,台湾政治最大的腐败是黑金问题。黑金政治的来源之一就是在变更土地规划时的政治利益链。台湾工业化之后商业用地与农业用地之间的地租差价归地主所有。用金钱收买政客改变土地区域的规划,就成为黑金暴利的来源。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没有先拆分国有垄断企业,结果私有寡头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远大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原国有垄断企业。据估计俄国大部分的经济控制在黑手党手里。德国高铁技术世界领先,但是高铁技术难以实现。印度想学中国的特区也很困难。他们面临的体制障碍都是土地私有制阻碍经济的结构调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立竿见影,西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却举步维艰,原因是发达地区的选民不愿补贴不发达地区的基础建设,怕企业出走到劳工便宜的地区。换言之,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制倾向于维护地区差距,客观上阻碍国家整体的结构调整。不同利益集团在议会制下,只有局部利益,没有整体利益。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明确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政府被金融财团俘虏,只有拆散金融财团,才能摆脱金融危机。但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救市措施,花了上万亿美元拯救金融寡头企业,却无力打破金融寡头的垄断。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造成军工、金融、律师三大利益集团主导美国政治、阻扰社会改革的政治局面。美国的议会民主制无力约束军火工业、金融寡头和跨国企业对经济的操纵,因为政客竞选依赖财团的政治献金。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裁决,否决了对企业政治献金的限制,把金钱干预政治说成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赤裸裸地暴露美国金钱政治的本质。

    中国一些善良的人以为用法制可以解决腐败问题,却没有仔细研究谁制定法律,目的是保护谁的利益?除了科学制定的技术标准,涉及利益的法律绝不是中性的制衡机制。德国学者告诉我,德国法律很严,保护的是老企业、大企业,使德国传统工业领先,但是创新不如美国。哈佛法学家告诉我,德国的私有园林,必须向公众开放,不像美国保护私有产权,有权向进入私人产业的陌生人开枪,所以德国的社会矛盾远比美国为小。美国在危机时,企业和政府同时裁员,为了保护股东的利润或政治家的政绩。德国、日本的企业高管却被社会要求减薪,尽量维持员工职位。法律究竟保护资产所有人,还是利益相关者,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不同,法制就有不同的安排。没有在西方长期生活的人,很难想象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实质是维护利益集团现状的制度,却不是改革不合理现状的制度。

    如何把改善法制与选贤与能相结合,是世界各国都在探讨的难题。

二.如何认识中国发展的不同特点

    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与其先下结论,不如先研究中国发展的特点,然后考察这些特点是否可被其他国家借鉴。用中国政治制度和历史的特殊性,来否定中国经验的普遍性。这是有问题的,因为英美经济学家并未因为其历史特殊性,而否认劳动分工的普遍规律。

    (2.1)认识中国要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

    西方观察家把中国模式等价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模式是片面的。因为中国出口加工经济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中国那样的独立国防和科学技术,即使技术先进的日本和德国也要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日本的金融政策屈服于美国压力。德国虽然和法国联手创造欧盟和欧元区,抵御美国金融投机的能力反而不如中国。北欧小国虽然维持很高的生活水准,但是在国际事务上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要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当代的国际地位,必须从世界的眼光而非自我中心的角度来观察中国道路。否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受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的成就与问题,是目前思想混淆的一大根源。他们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得不偿失。经济增长只是牺牲环境资源和让外国资本剥削中国劳工的结果。他们看不到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牺牲环境、资源和民生的代价远远高于中国。

    举例言之,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始自“言论自由“,而是始自”移民自由“,即先是允许贵族庄园的农奴逃到自治的城市,经过一定时间后成为自由民。殖民主义的发展,从欧洲向非洲、美洲、澳洲的大规模殖民和侵略,在几百年间的移民总额估计只有几千万人。为此消灭了美洲的马雅文明,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民族战争,外加贩卖黑奴和毒品。西方以消耗资源节省劳力为特征的劳动分工模式的特点是创造性的毁灭。当新创造的就业数量越来越少于被摧毁的就业岗位时,才有西方国家一方面用国籍、签证、工作许可等各种方法限制来自贫困地区的移民。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富贵病又在重体力和高科技两端依靠外来移民,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冲突。西方国家解决不了就业问题,才逐步放宽言论和选举的限制来维持现状,因为政党轮替根本不触及贫富分化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过去三十年之间,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高达2亿。虽然其中有不少社会问题,例如户口限制、征地纠纷、和教育差距,但是都在不断改善,没有发生内战和动乱。这不能不归之于中国的社会制度远比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稳定。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使中国的社会成本远比西方和东亚现代化依赖税收和私营保险的成本为低。须知中国人口规模是全部发达国家的2倍多,而资源和基础远不及西方国家。

    (2.2)理解中国要从历史和全球的视野出发

    中国一些人简单化地把中国特色概括为大政府和大国企。这就无法解释中国和前苏联的差别,以及中国改革前后的差别。

    如果政府规模用政府税收占GDP的比例衡量,按维基百科的资料,中国为18%,近于印度;但是远低于福利国家瑞典(48%),法国(45%),德国(41%),英国(39%),俄国(37%),巴西(34%),日本(28%),美国(27%),和南非(27%)。中国过去三十年在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上的飞速进展,主要资金来源于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如按照西方办法发债、借款或加税,中国经济增长率会大大下降。中国国有单位创造的城镇居民就业占20%,税负却比西方国家低,可见中国软约束的程度低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在危机时政府部门由于债务危机和私有企业同时裁员,加重社会压力,经济复苏缓慢。相比之下,中国国企创造的就业对社会稳定发展有重要贡献。

    所有国家都面临不断改进政府效能和企业竞争力的问题。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有改革领导力的政府。政府和企业的规模要随着技术革新和国际竞争与时俱进。先验地谈论小政府还是服务性政府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依我的观察,中国的中央政府部门规模远比发达国家为小。我观察到的例子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部门、国家统计局与药监局的规模,和发达国家无法相比,难以成为国家决策和市场监管的支柱。但是,沿海地区的镇政府建筑,不少大于解放前南京政府的总统府,规模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央政府。原因是地方政府承担了许多其他国家地方政府不管的,经济发展和社区稳定的功能。中国没有西方的教会,历史上社区稳定先后依赖于宗族,单位和公社。在计划经济的单位社区瓦解之后,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日益增多的社区功能,但又无法填补精神真空。国外华人学校逐渐演变为华人社区的核心,部分取代西方的教会功能,值得国内参考。西方法治无法阻挡教会的的衰退和家庭社区的瓦解,社会成本增加引发如今的经济危机。中国必须引以为戒。

    (2.3)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探讨

    2008年11月14日,我在美国纽约为G20峰会和美国奥巴马新政府建言的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7条中国经验给美国参考。2009年9月22日,我在巴西的讲演中,把中国的发展经验发展为10条。在红旗文稿的文章中,我把中国经验进一步简化为如下五条,请大家指教:

    中国的第一条经验,是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远胜过东欧的全面私有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中国非盈利事业的学习能力,使中国经济在结构上,兼有市场经济竞争下的不断技术更新,和共同富裕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性。中国的劳工成本低,是因为中国的社保成本低。中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是依赖社会保障税,而是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东欧、南亚和拉美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下就难以维持社会的稳定。社会保障在印度这样土地集中、贫富悬殊的国家也难以推行。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局限和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差别所在,就是有无平衡发展的混合经济。过大或过小的民营经济或国有经济都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非盈利的教育科研和医疗的发展,社会也不可能有科学进步和长治久安。

    中国的第二条经验,是政府角色“规划协作之手”的重新定位,远超过“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劳动分工的发展使社会协调的任务远比亚当?斯密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复杂。夕阳产业的利益集团往往用政治经济和法律手段阻挠新兴产业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不平等竞争也使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需要民族国家的支持。国际劳动分工的新局面使政府的角色大为改变。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扶持产业调整、创造就业和技术创新上扮演了组织者、协调者和催化者的角色,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利用宏观调控和地区协作,承担了企业和地区创新实验的国家保险,大大降低了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启动风险。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各级政府介入民营企业的重组整合,效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法院的破产兼并程序和财政部的注资运作。这使中国经济结构应对危机的效率,居于世界之冠。

    中国的第三条经验,价格是国际竞争的手段,而非发展战略的主宰。苏联、东欧的价格自由化,摧毁了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中国双轨制下的价格信号,给企业创造了学习调整的空间。中国的汇率政策和关税政策因时制宜。在国内企业还不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时候,提供了初生产业的适当保护。经济特区的开放窗口,又提供了外向型企业的国际信息。当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能力逐渐增强时,中国主动引进国际标准,降低汇率和税率,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都比拉美东欧在西方国家片面主导下的市场自由化措施,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条件,避免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市场的附庸。相反,中国民族企业的崛起,制约了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使国际经济秩序能向更加公平的方向转化。

    第四,中国创造了市场经济下民主制衡的新方式。我们注意到,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破产危机,显示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资方与工会的对立制衡,难以实现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美国企业的创新和竞争能力,被美国社会协作的低效拖垮。各地特区的试验,开创了中国实验式的民主政治和发展道路。中国自下而上的实验创新,与自上而下推行的休克疗法比,分散了试验风险,加快了学习进城。中国在过去30年间,废除旧规建立新规的速度和社会效果,突破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繁琐法制和自由减规的两难困境。可以说,中国政府官员的“政绩竞争”优于西方议会竞选的“许诺竞争”。中国开创的“机遇、协商和实验”的社会改革模式,和西方传统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会运作模式相比,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治理模式的选择。

    第五,中国发展了新的公平模式。中国文化强调的是社会后果的正义,而非司法程序的正义。中国有钱难买恶法,社会素有公议。西方的程序正义在推进科学发展上有历史作用,但是用以解决社会问题却并不成功,因为社会冲突的解决在于利益协调,辩论和投票无法断定规则本身的优劣。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迅速进行产业调整,很快获得社会的共识,而未引发美欧议会中区域和产业集团的冲突与纠结,显示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中国中西医结合的医学模式与养身之道,也使中国的医疗成本相对美欧有所节制。西方以分析科学与消费方式主导的医疗体制,导致医疗成本的恶性扩张,企业和社会都难以承受。西方式劳动分工节省劳力,但以消耗资源为代价,带来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以上概括是否妥当,请大家批评指正。

三.中国未来的挑战要求远见政府和持续创新

    对中国经验抱有疑虑的人,担忧的是中国经济的两个特点,所谓大政府和大国企,会成为继续改革的阻力。似乎承认中国模式会妨碍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国企改革。我们理解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担心。但是我认为事在人为,深刻理解中国问题的所在,应当成为深化改革的动力而非阻力。

    首要问题是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的障碍,然后才能选择中国改革的方向。假如借鉴西方经验可以解决中国问题,那何乐而不为?如果西方办法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就得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理论方案的选择不能先于现实问题的观察。这是目前西方经济学家的通病,叫做“One size fits the all”。

    (3.1)中国未来经济结构转型能否效法西方的刺激消费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日益暴露美欧经济的衰落趋势,使许多人质疑东亚经济出口导向模式的可持续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呼吁成为热门之议。对转变方向有大体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种主张是继续仿效美国的经济模式:转变方向只不过是调转中国与美国的角色。他们主张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和内需。提高国内消费的方法是提高最低工资,提高社会保障,放开资本管制,让人民币升值并转换为世界储备货币,放开利率管制,放开土地管制,用土地私有化促进农村城市化和土地的规模经营,放任沿海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让低端产业出走来逼迫产业升级。更有人主张全民瓜分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以此来促进居民消费。似乎中国有条件重复西方走过的道路来提升人均消费水平。我以为这是当前最危险的空想资本主义。来源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世界失衡理论。伯南克的主张是荒谬的,因为年轻人打工储蓄,老年人用储蓄消费。要西方老龄化的人口增加储蓄,中国年轻人口增加消费,没有历史成功的先例。中国沿海城市克服老龄化的办法只能是开放农民工进城。反之,沿海城市企图增加社保覆盖面来刺激居民消费,导致中小企业不愿雇佣年轻大学生,反而雇佣退休职工来降低社保税的压力,加大年轻人的就业困难。伯南克主张的实质是回避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人口资源的不平衡,而西方老龄化社会日益依靠外来移民的困境。即将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不能重走西方刺激消费、产业外移、地产泡沫、经济危机的老路。

    (3.2)能源和生态危机限制了消耗资源、节省劳力为特征的劳动分工的西方模式

    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忽略地球资源对人口与能源增长的限制。

    以美国为例,其人口只占世界的4%,但是消耗全球20%的电力和22%的石油产量。美国,日本,欧盟三者的人口总和为9亿,为世界人口的13%,但是消耗世界发电量的40%,石油生产的43%。相比之下,中国人口13亿,占世界近20%,电力消耗世界发电量的20%,石油仅10%。假如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人均GDP以及相应的能源消耗赶上发达国家。目前的差距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而非官方汇率计算,人均GDP美国是中国的6倍,日本欧盟是中国的4倍。按人均能源消耗计算,石油消费美国是中国的9倍,日本为5倍,欧盟为4倍。

    假如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目标是石油消费达到目前欧盟的水平,人口增长忽略不计。则2040年中国的石油年消费量为139亿桶,超过目前美日欧石油消费的总和,接近目前已知的中国石油的储备量157亿桶。换言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严重依赖能源进口。有人以为科学技术加市场投资也许可以保证石油生产与消费增长同步。他们忘记了亚当-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市场规模受资源和技术水平限制。从目前的技术知识而言,继续维持西方的生活方式只是幻想。世界石油生产在1979年达到高峰,此后开始停滞不前,2005年后逐年下降,预计2040年世界石油产量将下降一半以上。如果用天然气或煤局部替代石油,同样面临碳排放和全球暖化的限制。使用水电、核电、或其他清洁能源要求大量投资和研发,目前难以预见替代能源的成本是否能为市场接受。

    简言之,目前英美模式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不可能持续。和全球暖化的生态危机相比,能源危机引发的世界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美国主导的以金融自由化为标志的全球化,贸易自由主义不是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而是转向资源帝国主义。欧洲和澳大利亚媒体普遍议论:中国崛起将导致中美之间发生资源战争。中国“和平崛起”的善良愿望,很少得到西方人士的信任,除非中国能找到新的发展模式。国内某些人不愿正视西方的战争威胁,把政治经济学对西方利益集团的分析斥为“阴谋论“。恰恰相反,资源战争是西方利益集团公开的”阳谋论“。德国和美国政治家公开宣称欧盟东扩的目标不只是乌克兰,而是整个俄国,目标之一即为获取俄国的丰富资源。我考虑到核战争在地球上没有赢家,核大国之间的全面核战争可能不大,但是争夺资源的战争持续不断。美国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还没有结束,伊朗战争已在制造舆论之中,美国和日本联手在中国南海、东海制造战争阴云,都不是空穴来风。

    相比之下,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民众,对全球地理政治格局的演变缺乏清醒准备。人口的一胎化政策可能使中国成为大国中最缺乏战争意志的国家。沿海城市片面追求美国摩天楼式的城市化,在面临能源短缺和局部战争时可能成为敌国威胁的筹码。追求消费而非追求健康发展的民风,使这一代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二代之间转化为欧美般的骄奢之族。“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能变为“二世而斩“。美国科学家从中美饮食与癌症、心血管、糖尿病与肥胖症的关联对比研究中发现,现代病的来源是动物性食物,中国传统的植物性食物使中国乡村居民现代病的比例比美国低得多。令人忧虑的是,美国医学家呼吁美国人学习中国饮食方式的同时,中国居民却在仿效美国快餐与奢侈文化大吃大喝,使中国的现代病与医疗开支追随西方模式急剧增长。沿海城市的高房价加产权永久化政策,将把沿海城市老龄化的城市居民和近郊农民变成新的食利阶层不劳而获,像美欧那样由外来移民(先是内地农民,后是南亚移民)来养活,沿海制造业可能重复美欧外移的老路,使房地产泡沫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最后终结中国蓬勃向上的增长趋势。

    这是为什么我坚决反对目前国内盲目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正面临五百年来未有的历史变局。中国不但要改变英美式劳动分工的耗能模式,还要创建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才能走出生态困境。

    (3.3)中国发展战略的两手准备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从来是两条腿走路,做和平发展和应付战争的两手准备。

    中东和南亚人口结构极为年轻,但是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失业率非常高,包括年轻的大学生失业严重,成为目前中东和南亚社会不稳的主要经济根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和亲美军事政权的倒台会加剧美国欧洲在中东的军事卷入,使西方军事力量短期内难以转移到东亚。如中东动乱继续20年,则中国可以再争取20年和平发展时间。中国如果利用此时间迅速调整经济结构,加快科技和国防的独立发展,就能在21世纪确保世界的领导地位;避免世界大战,并限制中国周边的局部战争。如果盲目乐观,脱离国际大势来追求西方式的高消费和金融泡沫,导致产业出走,社会不稳。则中国将重回动乱反复、受制于人的历史覆辙。如果周边国家在美国支持下挑衅,也不能姑息养奸。美国一国的军费超过世界十五强的总和,军事基地遍布全球,面临债务危机还增加而非削减东亚的美军部署。国人不能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寄托幻想,必须居安思危。

    (3.4)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远见政府、规划布局、科技攻关、再造中国

    和印度、巴西、俄国、印尼等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的优势在温带气候,劣势在缺乏资源,所以必须依靠人民的竞争力和科技发展。和欧洲、美国相比,中国的劣势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布局,优势在语言统一,有中央集权和区域协作的传统。所以,中国有可能在结构转型上克服旧有利益集团的反对,优先发展绿色经济。

    目前,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生态限制,尤其是水资源的瓶颈。西北过度开垦导致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使黄河面临断流威胁,长江正重复黄河的命运。奥运会期间,为保障北京的城市用水,不得不牺牲山西河北的农业用水。目前中国各省的用水恶性竞争,没有流域的规划与协作。中央和地方政府3-5年的任期,只能应付短期突发事件,无力根治生态危机。建议中国制定20年与50年发展规划,要求各届政府分期实施。认真研究从西藏南部往黄河、长江源头调水的系统工程方案,和从渤海引水到内蒙干枯湖泊并利用风能淡化海水的方案,彻底改变中国南涝北旱的局面。

    中国未富先老,老龄化即将给中国带来超越美国的社会压力。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与地理生态极不相称。大量退休人口和非生产性的行政、教育、医疗单位集中在沿海城市,与工业、农业、运输争地,导致目前沿海城市的房价远高于工作人口收入可以支付的水平,孕育重大的社会危机。尤其京津地区的地下水源已经枯竭,除非解决水源问题,否则发展京津超大城市的计划必然加速恶化华北地区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中部丘陵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却不能吸引老龄退休人口移居青山绿水地区,原因是中国主要的教育、医疗机构都集中在沿海城市。大量青壮劳力外流沿海地区,主要目的是为寻求子女寻求更好的教育机会,并非不愿建设家乡。市场的羊群行为,加剧区域的生态不平衡和房地产差价,单靠凯恩斯的供求管理,无法克服结构失衡造成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泡沫。

    西方政治的矛盾在产业利益集团的冲突。中国问题的焦点在地区与部门利益的矛盾。中国历史形成的省份与部门架构与现代的劳动分工体系不相协调。用西方的政党议会体制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例如,历史上班禅、达赖互相竞争中央的支持,解放后学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体制搞大省,才有今日的藏独、疆独之患。解决电价与煤价的矛盾,可以试验煤电联营。原有的工业部体制有产业政策的优势。国企划归国资委按资产管理,强调保值增值的目标,忽视的是产业升级。不如按产业集群组建大学基金会,对研发、生产、营销、兼并进行综合经营,还可减免国外收购外国资产时西方对国资的恐惧和障碍。央行集中大量外汇储备骑虎难下,何不分散部分外汇给有实力的省份独立到国际市场运作,并开放上海的亚洲美元国债市场,以发展金融创新,参照欧洲美元市场的办法,制衡美联储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

    为此,中国应当把行政改革和经济文化的结构调整同时进行。中国可以学习澳大利亚和巴西的行政改革经验,把政治和文化首都留在北京。把国务院的大批行政机关迁往华中丘陵地区,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又有利于备战,因为历史证明北京无法防御来自海上之敌。中国的人口大省比欧洲大国还大,难以治理。应当按人口和地理分布,将中国多数省份一分为二或三个小省,将新的省会健在丘陵山地,借机把干休所,主要的大学和医院逐步迁入新的省会。如此才能降低沿海工商区的房价,提升内地农村的收入。

    城市化要改变目前仿效美国洛杉矶搞超大城市的方针,限制城市居民区与工作区之间的通勤距离为半小时作用,使之可以用自行车和公共交通替代小汽车,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保障主要的学校、医院在中小城市安心研究,地价房价合理平稳,才有可能建立和维持世界一流的创新体系。

    中国要用新的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来填补宗教缺失的社会精神真空,改变未富先奢的社会风气。根治腐败的社会土壤。为此,必须严格限制美国式的虚假商业广告,限制骄奢淫逸的消费方式,普遍建立财产登记制度,征收房屋空置税。区分创新性和寄生性的财产收入,分类征收累进财产税和累进遗产税,解决市场经济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软件建设必须与硬件投资协调,建立企业、事业、军队、行政机构严格的会计和理财制度,建立有国际竞争力,又杜绝投机的金融体系,以避免西方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覆辙。

    中国必须建立新的发展指标体系,修改城市化的定义和标准。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实行英国式的圈地运动,搞美国式的超大农场。城市化不能把80%的农民赶进城市但是没有生计,成为纽约或孟买式的贫民窟。为了预防战争和天灾,中国应当保留大约半数人口居住在乡村和小城镇,但多数可以从事非农产业,同时鼓励城市退休居民和自由职业者,在乡村有第二套住宅,从而形成城乡对流、城乡互动的格局,为将来实现消灭三大差别的和谐社会创造条件。各地征地补偿办法的差异,鼓励了攀比机制,对后来的基础建设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在地区实验的基础上,如何整合法制建立举国体制,也要逐步提上议程,否则会造成巨大的体制套利的腐败空间。

    所有这些结构调整,都依赖于远见政府规划下的结构布局、科技攻关,和市场的协调发展,依赖大规模的基础投资和科技发展,决非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刺激消费可以企及。

    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指出的,信息技术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互联网的发展,给缩小城乡差距创造了条件。实现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建设亦工亦农亦军亦学的小康社会,不是空想,只待规划。如能如此,中国将吸引全世界的有理想有抱负之士来中国工作、学习、和定居,从而成为世界创新的排头军,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可以用成功的实验,吸引发展中国家,共同打造新的国际分工模式,迫使西方寡头集团顺从世界潮流,改变历史发展的轨道。

四.结论和展望

    孔子设想过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柏拉图的理想国,统治阶级的武士必须是斯巴达式的无产者,而且接受没有个人私利或短见的哲学国王领导。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实现孔子、柏拉图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因为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创新的动力并非来自私利,而是来自兴趣和公心。科学理论的检验,不是来自独裁者的专断或多数人的投票,而是来自实验的检验。科学团体的自治给社会的自组织发展提供了原型。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获益却掌握在少数财团手中,才有无数的战争、贫困和腐败。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实验中,地方政府的竞争和贫富地区干部的轮换,创造了中国新的选贤任能的治理机制,成为效能政府新的典范。中国改革的不足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软件的发展落后于硬件的投资。如能把中国改革的实践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论化,中国模式的定型和传播,可以期待。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西方以分析科学与消费方式主导的医疗体制,导致医疗成本的恶性扩张,企业和社会都难以承受。中西医结合的医学模式与养身之道要进一步科学化,推动科学生活预防健身。不能引入西方体制先诱病再治病,把为公众服务的医疗机构变为少数利益集团利用信息不对称谋取暴利的机构。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医疗黑洞,防止中国的医疗成本爆炸,拖垮社会保障体系。西方式劳动分工节省劳力,但以消耗资源为代价,带来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我们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极端个人主义无视生态约束,凯恩斯经济学没有结构理论,奥地利学派否认政府是自组织系统的关键组元。马克思认识到世界演化的规律,但是低估了中国和东亚的历史贡献。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现代的复杂科学相结合,可以提升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中国的机遇、协商、试验的创新社会,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法制的耗能社会竞争共存,并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看不见的手必然要代之以自律协调之手。因为资源有限,生命有限,但是世界的变化和人的适应力是无限的。中国民族不惧上帝,但是尊重历史的裁判。让21世纪的历史来裁判西方模式与中国道路,谁更能与时俱进吧。

    致谢

    感谢王艳灵的组织督促,感谢田国强、尹尊生、陆丁、史正富、张维为、刘昶、崔之元、吴敬琏、秦晓、唐毅南、李华俊、龙希成对中国模式问题富有启发的讨论与探索。错误之处由本人负责。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2-08 09:02:25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导读:2012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在黑龙江召开,主题是“市场的力量——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张维迎在会上称,吴英的死刑是中国改革倒退,吴英案说明中国距离市场经济还有至少200年。因为中国经济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张维迎称,在一个特权社会中,很多企业家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掠夺财富。吴英被判死刑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意味着融资是特权不是基本权利,意味着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意味着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收到摧残,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张维迎在会上发表演讲称,“非法集资罪”是一条恶法,与当年的“投机倒把罪”没有两样。

中国距离市场经济还有200年

----原题:如何建立市场,从特权到产权

北京大学教授 张维迎

    我要讲的题目是如何建立市场,从特权到产权。我们最近知道一个很有影响的案子,就是吴英案,他向11位亲友集资7亿资金,被判处死刑,这样的事情在西方市场经济中会发生吗?现在肯定不会,但是过去也会。好比在17世纪的时候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一次性就杀了16000多个企业家,他们的唯一罪状是因为他们进口了棉纺织品,制造了棉纺织品,而这违反了当时的财政部长COLBERT的产业政策,由此看来我们市场经济要多元,至少有三百年,至少有两百年,因为我们的经济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

    那么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呢?我想就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自由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他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就如同生命一样,不经正当程序不可剥夺的,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没有自由我们就难受,就像不让我们吃饭、喝水、不让我们上厕所一样,对自由唯一的限制是不侵害他人的权利。自由,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劳动,自主地决策,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消极的方面讲,每个人都不受他人的奴役,有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

    所以在一个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的社会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只有通过自由的合作才能够完成交易,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有为个人创造财富,才能自己获得收入,只有让个人幸福自己才能够幸福,这是我讲的市场的逻辑,而且只有自由才有竞争,只有有了竞争我们才有了创新,而只有有了创新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和市场是同一个含义,如果一个人拥护市场而不赞成自由,我觉得他是矛盾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自由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强制另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在没有自由的时候也有争斗,没有自由,就只有斗争,计划经济下我们有好多的斗争,但是没有竞争,斗争是毁灭财富的,只有竞争才是创造财富的。

    我必须强调一点,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不是特权,它是rights,不是特权,所谓权利就是理通天下,每个人都平等的拥有,而特权,它是凡事对人,一部分拥有,另一部分没有,权利是不可任意剥夺的,但是特权可以给你,也可以剥夺。所以我们看古希腊,古罗马共和国都有所谓的自由,那个是特权,不是权利,因为只有一部分人享受它,但部分的奴隶享受不到,再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好比你进入什么样的产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成立什么样的组织,包括制造业、金融,甚至你成立基金会,成立大学,这其实都应该是每一个公民应该自由享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现阶段这些仍然都是特权,而不是权利,比如你要创办一个企业,你有好多审批的程序,只有一部分人最后能够成功,另一部分则成功不了,特别是我们的产业政策,使得我们在歧视着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去创业,有关系的人可以得到审批进入这个行业,没有关系的人进不了,我们最近看到决定拿出150亿支持微小企业,但是如果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公民有自由成立经营机构的权利,我们需要政府拿出这150亿吗?我想是不需要的,这150亿最后到了谁的手里,最后也是一种特权,而不是真正的权利,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创办非盈利机构,是没有自由的,比如你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不论你有多少钱,你首先要找到主管单位,而主管单位基本上都是政府和政府附属部门,不是你想干好事儿就可以干好事儿,因为你得不到批准,这个好事儿也就没有办法干。

    我这里讲的不是说任何一种行业组织不需要有最低的、必要的一些门槛进入,任何的限制都是非人格化的,也就是说对所有的人是一视同仁的,不论你的家庭背景,你的出身,你所有的单位,都应该是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国家所有这些限制都不是一视同仁的,是人格化的,仍然是有特权,一个经营机构,如果你认识吴晓灵,认识刘明康主席,你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就大大的提高,所以这就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

    我特别强调一点,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人类以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探索真正的市场,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有科学的进步,才能够有技术的进步,我们拥有思想市场,意味着任何思想都不应该取得垄断地位,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成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它明确规定,这个国家不能有国教,这个国家不能以任何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是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言论,我们的出版,仍然是特权,而不是权利。

    如果你要办一个出版社,你要办一个杂志,你要得到批准,这是很难的,除非你有非常特殊的关系,事实上就我所知,过去十多年里面,我们的新闻出版署不再扩大任何期刊号,所以大量的学术研究活动没有办法进行,更不要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成立好多的自由的学术团体。没有思想市场的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第二,市场的基础是什么?是产权。产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权,它是对我们自由的保障,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们老百姓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产权也是我们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有一定的秩序,就是由于我们大家相互尊重产权,如果不信,我们看一下,如果一个超市里面,谁都可以进去乱拿东西的话,那么这个超市马上就会混乱。

    产权也是我们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基本要求就是不损害他人。只有我们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必须通过为个人创造价值而获得自己的收入,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我们看不到一个社会不尊重产权的情况下,可以有很好的道德,虽然我们国家目前道德的衰落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能够很好的尊重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财产。产权也是我们社会信任的基础,如果没有产权,没有企业考虑长远,我们就会看到大量的坑蒙拐骗,我们市场上买的大量的东西就没法被信任,产权也是我们创新的基础,因为只有企业家,只有每个人对自己获得的东西充满了信心,他才会愿意投资,他才会愿意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追求一种新的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我要强调无形资产的产权同样的重要,像我们国家目前对有形资产的保护,现在还好一点,对无形资产的保护是最糟糕的。

    既然都不是新的理论,我举一个重实际的神学家威利姆,他就讲过这样的话,私有产权是一项先于主权的法律权利,统治者不可篡夺被自己统治的财产,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制度,13世纪罗马的大主教Giles就讲过,权力机构的职责是维护正义,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人的人身和产权安全,让每一个公民和诚实的人都可以享用自己的财物。对政府产权保护一个重要的限制约束,就是对政府征税权利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政府征税权利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有真正受到很好的产权制度保护,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岑科研究员说过一句话,不受限制的征税就是掠夺,1215年英国《大宪章》,约束国王的征税权,也就是说国王不能任意的征税,还要强调一点,国有企业所拥有的特权本身就是对产权一种严重的侵害。

    第三个基础,谈一下企业家,企业家他是市场当中的灵魂,市场本身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创新的过程,没有企业家可能有交换,有物的交换,也有简单的产品交换,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企业家是嗅觉灵敏,有进取精神,善于创新,能吃苦,敢冒险的人,我们人口当中,自然人的比重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他们的精神和能力,能不能够有效的发挥出来,在决定着我们这个社会创新的速度,决定着我们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

    过去200年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在企业家能力,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取的,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也是由于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我们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所以任何阻碍企业家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限制企业家活动最大受害者是谁?是普通的老百姓,是消费者,企业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伺候人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允许谷歌进入中国,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数亿的网民,而不是谷歌公司本身,如果一个社会自由不足,产权得不到保护,特权盛行,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企业家的活动就可能被导致寻租,而不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并不是所有被称为企业家的人都是在创造财富,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会出现很多强盗性的企业家,他们在掠夺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我们也要防止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既得利益化,任何一个制度都会有成功者,某些成功者可能就会有很大的积极性去维护这种制度,而不是推动这种制度的变革。

    我总结一下,市场的三个基础,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如果公民不能够充分享有言论和行动、创业的自由,如果私有财产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文化保护,如果企业家精神得不到有效的发挥,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我们改革的路还很漫长,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强盗的逻辑,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就是逐步从强盗逻辑走向市场的逻辑,邓小平20年前的南巡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就是给中国民众更多的创业自由,赚钱的自由,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调动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在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的发展。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特权基础的经济,而不是权利基础上的经济,西方世界过去200年的进步就是把传统生活当中只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变成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但是我们仍然是特权大于权利。

    所以我们最后回到吴英案,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我们在中国获得融资仍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基本的权利,意味着在中国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保护,吴英案,就是11个给他借款的人都不承认自己被骗了,吴英在被捕之后,他的财产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被强制拍卖了,这本身也是对财产权的不尊重。吴英案例也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非法集资是一个法律,但是应该说这是一个恶法,它和当年投机倒把罪没有什么两样,我记得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人民银行有一个概念,叫做体外循环,凡是不归人民银行管的都叫做体外循环,都要打击,但是现在我们有进步,不再打击体外循环了,但是非法集资的概念是一个很重的帽子,它可以扣在任何人的头上,社会会有欺诈,我们用欺诈罪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用一个非法,法律本身不需要用非法这个概念,法律本身对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写清楚就可以了。

    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邓小平已经不在了,没有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了,所以我也呼吁各位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媒体多多的关注吴英案。因为吴英的死刑是对中国改革倒退,如果吴英的集资应该被判死刑,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应该被判死刑。

    谢谢大家!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2-06 10:50:15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辛子陵在沪讲话

2010,2,

    (辛子陵 原名宋科,一九三五年生,河北安新人。五零年參加解放軍,五九年加入中共。曾任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助教、軍政大學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等職。在職和退休後,批判極左思潮,撥亂反正,有重要著述問世。著有《毛澤東全傳》(四卷)、《紅太陽的隕落》等,首次由體制內人士對毛澤東一生作倒三七開評價。)

    有机会跟上海各界朋友们见面非常荣幸。正值春节,先给大家拜年。

  宋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说过两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关心百姓的疾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关心党的兴亡。这是我今天谈话的立场。后面我揭露的党的阴暗面可能是骇人听闻的,但我是为了救党。帮助党走出改革共识破裂,社会危机加深,执政合法性丧失的困局。

    政府崛起,人民没有崛起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GDP已超日本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克齐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 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社会主义旗帜不丢,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在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没有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搅到一起,或者说陷入不深,所以,世界经济危机一来,中国受到的牵连较小,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乐观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清醒。184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六倍,天下第一,但中国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今天天下第二也不值得骄傲,不标志崛起。不管中国经济总量处在第几位,我们的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后,按联合国‘一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5亿贫困人口。(1)

    我们的人民是世界最穷的,连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的GDP的比重,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是8%。(2)

    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3)

    国的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

    中国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才进入情况。经济危机并不像台风一样在沿海登一下陆,就转头走了。世界经济危机后劲大得很。目前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是外贸出口萎缩了,急剧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74%依赖出口。(4)

    去年出口对GDP的贡献是–3.9%。我们的商品卖不出去了。许多民营企业,一些制衣厂、制鞋厂、玩具厂就倒闭了。所以我们的经济要转型,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要在国内找到市场。

  从朱镕基当总理时就说经济要转型,要由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但一直转不过来。为什么?百姓穷,没有购买力。像我们深圳那些玩具厂、服装厂,广交会上没订货了,就只能倒闭。2008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企业就有2000万工人失业。向内向型经济转变成为空谈,在政策上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用大搞基本建设的办法,去保8%的经济增长率。如果农民家庭有能力给孩子买几十元、上百元的玩具,有能力过年时人人都买套新衣服穿,就有了汪洋大海般的玩具市场和服装市场。6.7万家民营企业一家也不用倒闭。在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让农民富起来。

  现在中国经济的瓶颈是找不到市场。一个欧洲市场,一个美国市场,原来是我们的大户。人家不买我们的东西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在世界面前充阔佬,派出采购团到欧盟买东西,出手就是130亿美元。实际上是希望人家投桃报李,是去找市场。我们去买过东西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并没有回报,并没有派采购团到中国来。我们九亿农民如果富起来,等于欧盟(4亿多人口)那样两个世界市场,等于美国(不到3亿)那样三个世界市场。我们自己有这样大的市场,不知道培育利用,到国外拉关系说好话,满世界找市场。

    看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怎样为自己开辟和创造市场的,会对我们有启发。

  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量。1914年他主动地把工人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天二至三美元提高到五美元。九十多年前, 日工资五美元是很高的工资,累积起来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的售价是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买四辆汽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经营理念是:“汽车不应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福特没有依赖出口,没有向欧洲的王室贵族,亚洲的军阀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长,推销他的汽车。他的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的工人,盯着美国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特的这一套政策被称为财富革命。要想找到市场,先要人民富起来。

  政府好像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保8”,国家投资4万亿救市,10万亿信贷,不是扶持那些倒闭的或将要倒闭的民企,都给了国企,给了铁路、公路、机场,还有给了房地产业。于是,上项目,铺摊子,搞基本建设,当年的GDP就上去了。靠钢筋水泥创造GDP,2008年是57%,2009年是70%。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90%。现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据1月份统计,有10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过剩量约为2.5亿吨; 水泥过剩率达到24%,过剩量为4.8亿吨; 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76%; 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63%。到2013年初,新投资的项目如果有40%形成生产能力,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200%。因为形成生产能力不等于产品有了销路,产品没销路就是生产经济危机。像安徽阜阳市,修了个飞机场,但没有飞机起落,没有客流,成了赔钱货,因为运营要养一大批职工,还有各种行政开支,只好关闭。湖南省长沙为了利用中央政府给“铁、公、机”的拨款,拆除2英里的现代飞行跑道重建。内蒙古新建的鄂尔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

    截至2008年12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率达60%,面积达2亿平方米。国务院提出2012年以前要新造1530万套平民房子卖给老百姓。还是钢筋水泥开路创造GDP。不解决让人民买得起的问题,盖的房越多经济危机越重。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上项目铺摊子是增加过剩,雪上加霜,是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国家投给房地产业9000亿救市。一旦国家托不住底,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停工,大量烂尾楼出现,将出现非常可怕的景象。2009年底全国失业工人4000万,失业率是5%。如果楼市崩盘,全国约有5000万建筑工人,将出现大量失业者。如果有一半人失业就是2500万人。估计2013年将有6500~7500万的工人失业。按每个失业者是四口之家计算,有三亿人口要靠政府救济生活。政府减收增支入不敷出时,就要多印钞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接着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们到银行排队提款挤兑,银根吃紧。更多的工厂、商店倒闭。更多的人失业,更低的购买力。一切靠高压掩盖的社会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那时中国才进入了真正的经济危机。那才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要出现罗斯福那样的国家领导人,才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

  中国政府,从毛时代留下的传统,就是舍不得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手里有点钱了,政府就想办法叫你交出来。过去我们是短缺经济,没有经历过以生产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以为就这样轻松地过去了,这是个天大的错觉。我劝政府未雨绸缪,留点后备,留点钱,应对两三年后的可能出现的大萧条。

  经济问题说多了太枯燥。这个问题打个结挂起来。至于怎么开辟内需市场,怎么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放在后面谈。

    中国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

   经济出现危机,政治也出现危机,是不是改革开放搞坏了,搞错了? 不是。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功不可没。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一种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 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 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 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 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

    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 职工持股会占20%; 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5)

    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 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 “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 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权贵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6)

    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7)

    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 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 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8)

    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9)

    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 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 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10)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11)

    据揭发,最近被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 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 为了还债,他卖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 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 一般局长在500~600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共产党的天下,腐败是没有底线的。
赃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

  新华社报导,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

  “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
  “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95本,制作标本236份;
  “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
  “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
  “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
  “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
  “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12)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 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 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 还能信赖吗?

  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地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 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动议:十八大选举,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不能当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省、市、县换届选举也应该如此。

  走笔至此,我这个老党员不由得仰天长叹,为国家腐败至此一哭! 为党堕落至此一哭! 现在的县委书记们不是焦裕禄了! 试问吴邦国委员长,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 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 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如果放大一些他们的社会基础,家有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权贵集团人数约有500万人。(13)
但在13亿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微末的小数。在7000万党员面前,约占7%。

  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权贵集团的矛盾。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 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 第三是反对“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红色地主”; 第四是形成了一个拼命反对民主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以批判普世价值和两个“绝对”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实行三大新政,完成拉动内需的战略转变

  迎接三年内必将深化的经济危机

  以胡温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亮明旗帜,表明与权贵集团决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才能知所趋处,知所依归。要发动党内93%的健康力量,发动13亿人民的力量,形成绝对的政治优势,治服权贵集团的反抗,用经济和法制手段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蒋介石败退台湾,政治上第一个大动作是甩掉官僚资产阶级,启用党内和本地才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蒋经国开启报禁和党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为国民党中兴奠定了基础。不摆脱权贵集团的挟制,共产党只能在33万亿GDP的陶醉中灭亡。

  一年12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列宁说的那种人民大起义临近的标志。上层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下层广大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面对烽烟遍地的政治局势,集训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准备镇压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难以承受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现在常提康乾盛世,我们看看这两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怎样治国安民,使一个满族政权赢得合法性的,就知道共产党的政权怎样才能够重新取得合法性,得到民心的认可。康熙在位的62年间,不同程度地减免全国的租赋有500多次,折合白银达1.5亿两,相当于清朝四年多的财政收入。乾隆在位60年,曾先后五次免除过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执政期间免除的赋银超过3亿两。康乾时代的个人税赋只有当时英国个人税赋的三十分之一。(14)

    康乾两朝向人民让利多少呢? 朝廷12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比照一下,我们一年的财政收入是6万亿,12年就是72万亿的概念。不让百姓富起来,老百姓不会承认你是盛世的。胡温新政有过免除农业税的创举。为了重建政权的合法性,胡温新政的手面要宽些再宽些,小恩小惠,救济性的惠民政策是不够的,要有大手笔,要敢于让全国人民富起来。干了这件事,你们就超过了毛泽东,也超过了邓小平。

    对此,子陵贡献三条建议,也可以叫救党三策。

    第一、兑现“耕者有其田”,稳住农村,稳住农民

  由于实行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空前紧张。所谓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已经完全变质。它为地方诸侯掠夺农民的土地提供了法律保障。卖地的钱,各级政府得90%以上,农民只得5~10%。在土地问题上政府与民争利,已经闹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2010年1月7日,江苏省邳州市(县级)河湾村,镇政府派出党支部书记带领200多人手持棍棒、砍刀,强行征用该村耕地,与前来护地的百余村民发生冲突,护地村民一个被打死、一人被打成重伤。镇政府用“以租代征”的方式,导致河湾村3000多亩耕地中2500多亩被占用。镇政府要将这块地卖给邳州海天石化公司,这家公司有邳州市政府、人大、政协、财政局、国土局等单位领导的大量股份。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地方国企的发展,是建立在掠夺农民耕地、损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的。

  反对耕者有其田,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人, 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农民失地,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是为地方官员霸占农民土地制造理由。在这种名义下已剥夺了四千多万农民的耕地。据民主建国会调查预测,2020年将有一亿农民失去土地。地方政府新领导人一上台,首先要打农民集体所有制耕地的主意,这里头出地方财政﹑出建设资金﹑出个人政绩, 出官员别墅﹑出灰色收入,而且阻力最小,成本最少,效益最大。所以,中央政府如不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征地会愈演愈烈,直到逼出李自成、张献忠来为止。

  我们听听农民的声音。2007年岁末,黑龙江富锦市72个村4万多农民向全国发表的《公告》说:“中共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应本着当年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诺,像当年带领农民土改和像改革初期支持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一样,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支持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各项权利。中央多年来关心农村、关心农民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总落不实? 为什么总不能让农民的处境有大的改观? 根子就在‘惠而不政’。把土地彻底给农民,才是最见效、最真实的惠民政策。” “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和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 (15)

    陕西农民由七十多岁的马连宝领衔,于2007年12月12日发出的《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告说: “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16)

    农民是通情达理的,不逼急了他们不愿意铤而走险。为了几十万地方诸侯的私利和九亿农民对着干,待到他们像火山爆发一般地起来“给你个说法”的时候,党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把地分给农民,给农民完整的产权,不是要农民在一亩地上致富,主要是制止地方诸侯抢地卖地的狂潮。实行耕者有其田,简便易行的办法是以农民承包地为基础,把产权给农民。农户分得土地后,可以像承包时那样继续单干,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卖自己的份地,可以自愿联合起来组织土地私有﹑入股分红的家庭农场,都是合法的,都是光荣的。党和政府在宣传上不要带倾向性,在政策上要一视同仁。

  当然,解决地块细碎和机械化矛盾的最好办法是组建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要走好这条道路,关键是政府放开政策,让农民自发地搞,自己去搞,像私营企业那样,自己推举领头人,自己选举董事会,政府只给政策,不派干部。这种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与合作化、公社化根本不同之处是把私有制原则坚持到底,任何时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许“动员教育”农民放弃土地私有权。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受《宪法》和《物权法》的保护。凭这个私有权,农民每年可以获取25%至37.5%的地租收入。必须防止的更坏的结果是,在实现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官商勾结,兼并鲸吞大片土地,一方面造成巧取豪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面造成数量庞大的赤贫阶层,这将导致农村社会极大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土地革命。要允许组织农民协会掌握分配土地的实权。干部的任务是掌握政策,保证分配的公平,只当裁判,不下场踢球。在土改辖区有家族亲友的干部,实行回避制度。这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一定要万无一失。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 1996年以来,中央曾两次提出必守的耕地总量红线,又两次失守。地方和中央博弈的结果总是地方胜利,红线被突破。守住18亿亩红线最根本的办法,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三门峡库区失地农民说得好:“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不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 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 (17)

  国家建设需用农民的土地,地价形成要靠市场机制。农民要成为有法人资格的卖方,行使参与权﹑要价权和谈判权。除法定的税收外,卖地的钱全部归农民。政府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安置失地农民为前置原则。

  土地私有化会使农民富起来。如果一亩地能卖100万元,一家有七亩地的农户就有了700万元财产。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 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让农民富起来,建立起中国的内需市场。对此,城里人要多想想农民的牺牲和贡献,不应该有意见。经过土地私有制改革,农民会找回土改后合作化前那种翻身解放的喜悦。

    第二、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

  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 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三分之一就是33%,也比我国高一倍。

  既然标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61%,我们也应当占到。前年我们是60%就是36000亿,而不是6000亿元。有了上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农民工、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和贫困农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见影地缓解。

  据2007年4月5日南方某媒体报导,湖北的一对农民夫妻因负担不起万余元的医疗费投长江自尽。不久,福建的一对农民夫妻也因1859元的医疗费,在闽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悲剧。这两起事件代表性的反映出包括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底层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况。外电评论:触目惊心的现实,宣告当局所鼓吹的农村合作医疗阶段性的失败。其条件之苛刻和保额之低,不具备社会保障功能。就像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一样,这是中国当局为应付舆论和国际社会所搞得世界级形象工程。(18)

    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真实反映了该国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到底信奉什么? 到底是人民的政府,还是特权阶层的政府,看看财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6万亿财政收入怎么切割? 是先切下60%留给人民,再安排其它支出? 还是倒过来? 拿官员用车来说,10年前开支3000亿元,说要试点改革,试点了10年,车更多了,现在的开支是5000亿元了。我们对官员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个狠劲。意大利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公车私用。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19)

    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共产党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就是管不住公务车。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不能再搞形象工程,必须动真的了。如果立下规矩,形成传统,用在百姓工资福利方面的财政开支占到60%,那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那才有真正的和谐社会。人民会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第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落实实名股份制

  必须从理论上统一认识,公民没有股权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是公有制经济,是打着公有制旗号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大骗局。名为公有制、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较真,一落实,实际上蜕化成一种“官有制”。在这种体制下就产生了前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那样的官员。作为中国第一大企业的掌门人,他自命为“共和国长子”,贪污2个亿,生活极尽奢华,每日挥霍4万元,他每月的交际费是200万元。公然说:“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 从贪污劣迹、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来观察,他都是个权贵集团的典型人物。

  我非常赞赏陈志武先生的主张,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的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20)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是非常好的政策,但需要落实。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就是落实十七大的政策主张,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建议从2008年国企总资产的42.55万亿元 (21) 中划出20万亿为公民权益基金,分期分批地进行股权改革,将股票分发给约4亿城镇居民。

  第一批发给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职和退休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正处级(含)以下的党政干部,每人5万元股票。未分地的农民工享受城镇工人同等待遇。

  第二批发给党政机关在职和离退休正处级(含)以下干部,教育文化机关在职和退休副教授(含)、副研究员以下人员,每人5万元股票。

  第三批发给在役和复转的军队正团级(含)以下官兵,每人5万元股票。

  第四批发给未参加过工作的城镇居民,每人3万元股票。

  地方副市级(原地委专区一级副职,含)、军队副师级以上干部暂不参加全民所有制股权改革,以缩小中高级干部与广大群众的收入差距。

  经过国企股权制度改革,城镇居民每个家庭有了二三十万元的固定资产,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的红利收入,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会真正找到当家做主的感觉。

    将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形式量化给个人,资本主义美国又走在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面。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在1968年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带来了一笔巨大的公共财富。在公众的推动下,1977年议会设立阿拉斯加州的资源权益基金,全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政府建立经营石油和天然气的企业,企业的收入给所有阿拉斯加州居民发放等额的现金分红。1982年,全州40多万居民每人都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从那时起直到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4年给全州公民分红了。(22)

    美国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做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事情。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理应比美国做得更好。

  实行这三项新政,将从根本上改善广大工农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重建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重建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如果胡锦涛、温家宝有胆略、有魄力实行之,他们就占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在中共执政史上做出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贡献。他们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局,改变形象,得到13亿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的内需马上会出现汪洋大海般的市场,漂亮地、稳当地渡过世界经济危机。“胡温新政”将要与“罗斯福新政”一样青史留名,胡锦涛、温家宝会成为中国的罗斯福。

  这种改变利益格局的大兴大革,必然会遇到城乡权贵集团的强烈抵抗。胡温如果下决心挽救党、挽救国家,要制定一个团结多数干部的政策,向社会公布,这是消解权贵集团的关键性一着。除买官卖官者坚决打击外,由于经济政策界限不清渎职者,说清问题一律宽大处理。子女打着父母的名义在社会得到的好处,要和他们父母本人划开。一位CEO, 他掌控的资产与他贪污的资产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容易混淆但必须分清的概念。只要他们不化公为私,不向国外和境外转移财产,守护好、经营好所掌控的资产,一律宽大处理,承认他们的经营能力,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各级领导干部,只要把自己和家庭问题说清楚,带头执行阳光法案,拥护和执行三项新政,一律团结使用。

  三项新政必须在公开、透明,接受群众和媒体监督的情况下实施。要防止权贵集团在推行新政中谋私,防止各级领导人成为权贵集团的工具,办法只有一条:民主。落实宪法第35条,把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给公民社会,开放报禁,给群众结社自由,执行三大新政的中央及地方领导人和人民的结合才有互动的途径和纽带,才具有可操作性,这是推行新政的关键。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强化取决于新政的得人心和支持新政的社会力量的强大。推行新政的领导人对这一点要看明白,想清楚。作为一名老军人,以我对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和素质的了解,这支军队人民子弟兵的本质没有变,他们在抗洪、抗震救灾中为黎民百姓的献身精神证明了这一点。在关键时刻,他们会站在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一边的,绝不会去为权贵集团看家护院。

  赵紫阳生前提出对权贵资本主义必须有一种政策来进行遏制,三大新政就是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和平地化解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最好的办法。赵紫阳用“遏制”这个词,而不用“打倒”、“消灭”一类的词,表现了他主张用解决党内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

  权贵集团应该看明白,想清楚,三大新政不动你们先富的这一块,不动由于政策界限不清,你们半合法、半非法得到的财富,将来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弄清是非解决问题,条件是你们不能反对、抗拒新政,一反对就由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了,谁跳出来反对,先解决谁的问题。我建议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希望达到赵紫阳设想的结局:“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 (23)

  但是,买官卖官这一块要从严,这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要以毒蛇噬手壮士断腕的精神,把买官卖官分子从党和政府的机体中剥离出去。一个镇长10万,一个县医院院长30万,这个风不刹住,这一条潜规则不破,这样的人不清除,党就死定了。
重新建党建政,向民主化转型

  胡温如果做了前述三件大事,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会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在党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中,就可以放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用不着顾虑普选,多少个党出来竞选,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随着报禁、党禁的开放,贪污腐败会得到根治,这是一种自然的良性互动。在全民皆大欢喜的政治气氛中,妥善解决重新评毛、为“**”平反、为“**功”平反等问题,实现全民大和解。在民主宪政中,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绩,像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连选连任,出现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赢得大选的信心。无论在朝在野,这个在转型中新生的政党都是民主宪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中国共产党还清历史旧债,卸掉了历史包袱,必须改变党的名称,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入了党做了官的,许多人成了贪官。追求入党的人们,很多是为了做官发财。共产党这个名称,已经完全失去了道义的含量。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吸引了全国追求解放的民众和要求进步的青年。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要坚决清理开除腐败分子。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我支持邓公的意见。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与空想社会主义告别,与暴力社会主义告别,与封建社会主义告别,与权贵社会主义告别,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在党的改造过程中,可以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保留一个左翼政党,对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有好处。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只有像毛派这样的在野党才能对执政党起监督和制衡作用。要相信毛派会进步成熟起来,使自己在民主宪政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即使有了上台执政的机会,也不会胡来; 如果真的胡来,很快会被选民抛弃。赵紫阳曾提出建立反对党的问题。这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建设。有了反对党,执政党发生重大错误时,才有替补队员,不会出现不管犯多大错误还得让它执政下去的无可奈何状态。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2-01-18 14:04:14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转发: 叙利亚在发生什么?

叙利亚在发生什么?

殷之光

2012-01-10

    "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爆发的时候,人们还可以天真地认为这是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暴政行为,那么当这场运动发展至利比亚、叙利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看到,其背后隐藏的影响所有阿拉伯世界的深层次的宗教与社会动因。

    时至今日,大多数人还将这次在阿拉伯世界开始于2010年底的政治动荡称作"阿拉伯之春"。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西方媒体,还是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甚至包括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电视台,在面对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以及叙利亚境内的动荡时,都少有地保持了貌似一致的口径。发生在这些国家内的街头抗议行动,都被解读成为民主诉求。

    这场"民主"运动的直接结果便是,那些在20世纪40至5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世俗政府相继倒台,硕果仅存的只是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aral-Assad)及其复兴社会党(Ba'ath)政府。而目前看来,叙利亚强人政府的倒台,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民主化还是教权统治复辟?

    的确,对于政治理想主义者和局外人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比这场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运动能更好地诠释"民主化运动"或是"群众民权革命"这类主题。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2011年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动荡,无疑同冷战末期发生在欧洲的民主运动有着同样的意义。在他们看来,两者都证明了民主毋庸置疑的胜利。然而新近结束的埃及第一轮议会选举以及前不久结束的突尼斯议会选举结果却应当为这种单纯的政治理想主义提出警示:把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这一系列政治动荡称之为革命,实在为时过早。

    直到突尼斯大选结果揭晓的那一刻,或许很少有观察家能预想到伊斯兰复兴党(Ennahda)能够占据超过40%的席位并组建政府。此前,无论是在外国观察家还是突尼斯知识分子的眼里,作为"阿拉伯之春"标杆的突尼斯,一定会经由议会选举为这场运动树立起理想的民主政治标杆。不久前公布的埃及第一轮选举结果则更为令人不安。埃及光明党(AlNour) 与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共同得到了62%的席位。如果说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力来自其1928年成立以来积累的影响力,那么成立不足半年的光明党的成功尤为值得深思:在这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运动背后,究竟潜藏的是什么政治元素?又是怎样的政治压力,将叙利亚阿萨德政府逼到如今这样四面楚歌的境地?

    从2011年1月份埃及民众走上街头并要求穆巴拉克下台开始,这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运动远不是推翻极权统治那么简单。而今看来,从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利比亚,阿拉伯世界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便成为伊斯兰主义教权统治的复辟,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伊斯兰教法在民众中间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那些被推翻的阿拉伯世界强人们,在统治期间都希望最大程度地减少伊斯兰教法对于世俗政治的影响。然而,对于阿拉伯世界的普通民众来说,回归伊斯兰主义是最直接、容易的政治选择。这绝对不会因为某种简单政治体制改革,或者举行一次民主选举而改变。

    强人政治与阿拉伯社会主义

    阿拉伯世界为政治世俗化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惨痛的。从埃及到突尼斯,从叙利亚到土耳其,从伊拉克到利比亚,无一例外都经历了所谓强人政府。但是,建立在西方宪政基础上的现代政治语境,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历史之后,都对强人政治有一种天然的道德抗拒。因此,无论强人政府在国家世俗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如何重要的角色,其政治合法性永远都在全球政治话语的衡量下遭到质疑。强人政府所带来政治效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其独裁性质、政府行政的不透明性消磨殆尽。所谓开明专制在现代政治语境下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其价值与政治意义。

    民主的成本,绝不仅仅是现在消耗在选举过程中的大量精力与物力,其成本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所需的世俗化政治变革与社会公民意识建构。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一系列民众运动,同样也为反思中国社会的状况提供了某种观察与思考的角度。

    大多数的政治哲学家们都接受一个假定,即个人永远趋向于自利。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将这种倾向理解为极端的机械功利主义。相反,承认个人具有自利的特性包含了对于个人政治选择能力的信任、以及对于社会及个人权利责任界线的界定。所谓民主则建立在这种个人与国家之间权利对话的基础之上,并寻求两者之间责任与义务的动态平衡。而这种动态平衡被破坏的结果则导致了强人政治、暴民政治或者是少数人的暴政。而形成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东强人政治,则更有其特殊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影响,其与在伊斯兰教法影响下的泛阿拉伯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政治关联,也为理解"阿拉伯之春",特别是情势尚未明了的叙利亚,增添了更多的迷雾。

    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今天的"阿拉伯之春"更像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东战争的延续。其核心问题仍旧是巴以冲突以及穆斯林世界与世俗政治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这两种矛盾,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其本质都是无从调和的。充满整个阿拉伯半岛及周边穆斯林国家的反犹主义情绪,连同逊尼派和什叶派根深蒂固的宗教冲突则是理解叙利亚周边地区区域政治的关键。

    阿萨德所领导的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Arab Socialist Ba'ath)脱胎于上世纪40年代末成立于殖民地时期叙利亚的复兴党(Ba'ath),其主要政治思想源于麦克*阿法拉克(Michel Aflaq)。这位出生于大马士革一个东正教家庭、并在索邦大学受教育的哲学家具有非常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态度。他认为,所有阿拉伯国家应当联合成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所有阿拉伯人应当有权利生活在这一由阿拉伯人统治的土地上。由先知穆罕穆德创立的伊斯兰教不仅属于生活在阿拉伯半岛上的穆斯林们,更应当属于所有阿拉伯人。

    这一政治主张不仅在叙利亚,而且在伊拉克、黎巴嫩、约旦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这一具有区域合作主张的政治观念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成为一种带有斯大林主义倾向的政治主张。与阿法拉克的阿拉伯复兴党相比,哈菲兹*阿萨德(Hafezal-Assad)建立的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更为强调民族独立。这一点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张极为相近。因此,该党又获得了包括纳赛尔在内的一系列同时期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支持。

    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阿拉伯世界便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了反殖民民族独立运动。同时期相继成立的世俗政府与激进的萨拉非主义(Salafism),甚至是瓦哈比主义(Wahhabism)都具有强烈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民族建国的意愿。因此,在反对犹太人巴勒斯坦建国,反对英美法苏干预阿拉伯地区政治等问题上,无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治下的世俗政府,还是瓦哈比主义影响下的沙特阿拉伯,甚至包括海湾各个酋长国家都持非常一致的态度。

    这一意识形态基础体现在战略目标上,便是试图武力解决以色列建国,并将阿拉伯半岛从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

    阿拉伯世界的这一战略目标也与苏联在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不谋而合。现任叙利亚政府便由苏联1966年通过军事政变扶持上台。但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尤其是英法在中东地区的传统殖民势力日渐消退,而美国也加入到中东地区的利益角逐,这便使得整个中东地区变成了一个冷战时期各方势力冲突的缩影。

    不过,阿拉伯国家在反犹、反殖民问题上的一致态度掩盖了其内部纷繁复杂的派别差异,因而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这种矛盾冲突被表现为四场阿拉伯国家联合针对以色列的中东战争。但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在"反帝"、"反殖民"口号下暂时形成的盟友关系绝对不可能具有长久的意义。今日的反帝盟友,明日就可能变成国家利益冲突下的敌人。

    叙利亚问题是教权与强人世俗政权的斗争

    但四次中东战争远没有解决中东地区的问题。而1979年革命之后建立的伊朗神权政府又为中东地区矛盾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中东强人政府在1973年之后都逐渐将政治的重点转向国内社会与经济建设。

    然而,对于中东国家来说,本质冲突是其内部对于理想社会模式的认同差异所造成的激烈冲突。因此,从埃及的纳赛尔、穆巴拉克,到利比亚的卡扎菲,到伊拉克的萨达姆,再到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无一不对其境内的伊斯兰政治组织进行严酷的压制。而这类具有广泛影响的伊斯兰政治组织,除了目前处在风口浪尖的穆斯林兄弟会之外,还有更为极端的萨拉非主义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产生于上世纪的中东强人政府,恰是该地区现代化经济与世俗化政治的坚定推行者。而他们在国内关押的政治敌人,则绝大多数来自伊斯兰政治组织。

    相反,阿拉伯国家内部其他在萨拉非主义影响下的国家却一如既往地支持以武力方式解决巴以问题。在最近埃及议会选举结束之后,萨拉非主义影响下的光明党以及温和派政党穆斯林兄弟会取得多数席位,这为人们带来了某种强烈的危机感。穆斯林政党当权之后的埃及是否还能够继续维持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成为一个巨大的问号。萨拉非主义的影响还远不止停留在那些暴露在媒体聚光灯下的国家,在阿盟内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索马里、黎巴嫩等国家,都可以找到萨拉非主义的踪迹。

    与埃及、利比亚等国家不同,叙利亚的问题更为微妙。阿萨德家族属于叙利亚境内少数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Alawite)。因此,特别是在1963年哈菲兹*阿萨德政变上台之后,叙利亚一直推行淡化宗教信仰差异的政策。而哈菲兹的继任者,医生出身的巴沙尔*阿萨德则试图实行更为开明的政策。

    但是,由于叙利亚地处亚欧关键战略位置,20世纪初期便在英法扶持下成为反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关键因素。独立之后,叙利亚在麦克*阿法拉克思想影响下,试图扮演地区核心角色,并进而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共和国。从冷战时期开始,叙利亚就被当作麻烦制造者。而今天叙利亚在美国外交话语中所谓"流氓国家"的地位,应当来源于其对于巴解组织和真主党的一贯支持,及其在中东作为伊朗唯一盟友的地位。因而,单从这个角度来看,推翻阿萨德政府非常符合美国与北约在中东地区的战略需要。叙利亚境内的政治动荡,无疑可以成为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绝佳借口。

    但是,埃及与利比亚最近的政治动向表明,"革命"推翻"暴君"之后成立的政府绝不一定是民主政府。在这些国家内部被强人政府所压制的伊斯兰政治组织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多数选票,并毫无顾忌地表明自己要在国家内推行伊斯兰教法的决心都让人感到,这似乎是1979年伊朗革命的逊尼派翻版。倘若阿萨德政府倒台,取而代之的很有可能是那些在卡塔尔与沙特支持下的萨拉非主义者。而这无疑将打破中东地区形成的战略平衡,重新将以色列推到1948年建国之初的阴云之中。

     欧盟与美国目前仅仅采取经济制裁方式对阿萨德政府施压。但是,由于叙利亚的重要经济伙伴是伊朗,因而来自欧盟与美国的经济制裁也并不能对其国内产生过大的政治影响。相反,阿盟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是阿萨德政府的真正压力。

    那些如今被推翻的阿拉伯世界强人们,都希望最大程度上减少伊斯兰教法对于世俗政治的影响。然而,在他们之后,对于广受伊斯兰教义影响的阿拉伯世界来说,回归伊斯兰主义才是最简单而直接的政治选择。在欧美眼里,阿拉伯世界推翻的是独裁者;而在阿拉伯的伊斯兰主义眼里,他们推翻的是不信真主的世俗政权。因此,与其将这次政治变动看作是"革命",不如将其视为"复辟"。

    以沙特为主的阿盟在埃及与利比亚强人政府倒台之后,实际上的核心意识形态是萨拉非主义。活跃在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境内的新兴伊斯兰极端政党全部都公开或半公开地得到了来自沙特的支持。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及北非地区的影响力极为深远。在埃及、突尼斯、叙利亚等世俗化程度很高的国家,伊斯兰组织虽然在强人政府数十年的压力下,仍旧活跃在边远地区与城市外围。在中下层人民中间,伊斯兰传统的影响力为强人政府倒台后的伊斯兰政党提供了大量可能的选票。而伊斯兰的宗教结构则为这类政党提供了天然组织优势。

    因而,在沙特与卡塔尔的资金资助下,这些国家境内的伊斯兰政党在成立数月后便能迅速取得多数席位。也恰恰是这类支持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反对派们,占据了强人政府下政治罪犯的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于叙利亚境内并被媒体不断扩大的抗议活动,很有可能也是在海外,尤其是沙特及卡塔尔势力支持下所进行的推翻世俗政府的活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反政府抗议者的要求是不惜借外国武装力量干涉,迫使总统阿萨德下台,而并非类似于突尼斯以及埃及抗议者那样,要求政治改革和修正宪法。这就更使得这场抗议行动变得更像是一场有人在幕后策划的政治行动。

    如果说这场所谓"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爆发的时候,人们还可以天真地认为这是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暴政行为,那么当这场运动发展至利比亚、叙利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看到在这背后隐藏的影响所有阿拉伯世界深层次的宗教与社会动因。

    统一阿拉伯穆斯林世界,驱逐阿拉伯半岛上的犹太人,这是一个中东战争未完成的目标,以沙特为主的阿盟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也表明阿拉伯世界仍旧在向这个目标努力。

    (作者系剑桥大学博士,阿联酋扎耶德大学政治史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2-01 10:36:24 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主题: 鲁直人:刘源出手 中将谷俊山落马

刘源出手 中将谷俊山落马

鲁直人

    十八大前夕,中共红二代,官二代乐此不疲上台表演,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上将刘源在军界上演反腐一幕,后勤部副部长中将谷俊山应声落马,正引发舆论的密切关注,北京作家鲁直人对此进行深度报道。

    2012年1月27日,龙年正月初五,民间也称"破五",在京城的一片爆竹声中,一个爆炸性新闻从中共军方高层迅速传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副部长、中将谷俊山因违纪被免职,正在接受调查。这也是中共军方近年来,因腐败问题被撤职的又一个高级别的现役军人。值得关注的是,谷俊山被撤职恰恰发生在中共十八大年的新年伊始,而谷俊山本人二十天前还与中国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身披上将军衔的河南老乡吴双战一起参加河南濮阳市在北京五洲大酒店召开的家乡茶话会,并现场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没料到龙年刚至,就被撤职查办。

    刘源反腐讲话是前奏曲

    而此次突出辣手、铲除总后勤部这个贪污腐败大蠹的,正是接任总后勤部政委整一年的上将刘源。春节前夕,网上广为流传刘源对六百名将领进行的一次新春讲话,可谓悲壮激越,慷慨激昂。解放军总后勤部直接经手土地、住房、财务、物质等项目,是军方利益丰厚、油水最大的一个机构。刘源讲话中直接告诉高级将领们,在他主管的部门中,腐败"非常严重"、"随处可见"、"触手可及"。 "这已经涉及到共产党和解放军的生死存亡,我宁死也不会放手。"刘源说,腐败在军队中已经如此根深蒂固,广为蔓延,要坚决铲除,不达目的,死不罢休。另据一名了解本次讲话的知情人透露,刘源还说:"无论一个人的职位有多高,后台有多硬,我都不会善罢甘休。"刘源甚至说出了:"我即使丢官也要与腐败斗争到底"这样的话与这样的悲情与决心,堪与朱?基当年要为贪官准备一百口棺材、里面有自己的一口相比。

    刘源言出刀举,矛头所指,就是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任总后勤部副部长的谷俊山。按理说,动一个民愤极大、贪腐明显的军中败类,应是军中反腐败的应有之义。可拿下这个谷俊山绝非易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有说,得过谷俊山好处并成为他保护伞的,是军委一名大佬。加上作为军委主席的胡锦涛的政治生涯已经开始倒计时,十八大前只想着平稳过渡交班,不想招惹过多的麻烦。再之,中国的腐败,已经到了千疮百孔、无以复加的地步,部队的贪腐行为,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反不胜反。

    大年初三晚间八点时十二分,新浪微博发出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一个反腐帖子:"我们所有的媒体都充满谎言!没有一句真话,到处吹嘘歌功颂德,我们的官员96%都贪污包二奶,这样搞很危险。我们欠人民的已太多!不要总是拿人民当傻瓜!奉劝一些人不要过于迷恋权力,卡扎菲满脸鲜血被打死还沥沥在目……人民不跟我们玩了,我们就玩完了!"据悉,胡德平的新浪微博都是他人替他经营的,是否是胡德平的原意难以查实,如果胡德平不辟谣就说明胡德平本人也赞同,中共腐败确实到了被人民抛弃的关头。

    刘源发表反腐誓言之后,刘源挚友、主张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张木生在私下里也屡屡提到谷俊山问题:闹不懂这样一个腐败分子为什么就不能绳之以法,谷俊山不除,军无正气,国将不国。这位据称是中共第五代智囊人物的张木生此前接受大陆"共识网"采访时,居然说出了"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危险到了什么程度呢?他悲观地说:"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也是针对胡锦涛的安于守成、平稳过渡政治态度的公开批评。

    谁是谷俊山的后台?

    春节前刘源在军中进行的"反腐"明志,在部队高层掀起一场波澜。军中的政治气氛,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十分敏感诡异。

    元旦之后,也就是在一月十日到十五日前后,中共的军队一些高级将领突然一反常态地纷纷出来亮相讲话。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武警北京总队海军装备研究院讲话:"要坚决维护胡锦涛主席的权威。"他提出"全军和武警部队要充分认清召开党的十八大对军队提出的特殊政治要求,坚决贯彻胡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这是徐向全军的一个喊话。弦外之音,在暗示有人在跟胡锦涛分庭抗礼、抢班夺权。

    国防部长则梁光烈在北京军区国防大学强调:"确保部队的安全稳定",并要求"深入学习贯彻胡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主题主线的重大战略思想,严密防范各类事故案件的发生,保持部队的正常秩序。"总参谋长陈炳德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党委扩大会议上表示:"要牢固树立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确保政治上的坚定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确保部队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还有一位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也公开强调:"要做好党的十八大有关军队组织的人事准备工作,坚持不懈地抓基层打基础保稳定。"

    以上军中大佬的表态,几乎都是为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平安稳定来代言发声的,也就是中国近二十年来"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保守主张的贯彻。中共高层深知,如真的要反腐败,谁的屁股都不干净,盘根错节,一反,党和军准乱,所以还是以确保"安全稳定"、"正常秩序"为当务之急。另外,所谓的反腐败早就成了中共领导人之间进行权力之争的有力手段,而在十八大之前,如果在军队中进行一场反腐运动很有可能会打破现有的利益平衡与政治格局。所以,深谙中共高层斗争险恶的刘源走得也是一步险棋,这也是触发他政治悲情的一个重要因素。

    贪腐大蠹 军中败类

    从百度搜索谷俊山简历: 一九五六年十月出生于河南濮阳,曾任总后基建营房部办公室主任、营房土地管理局局长,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副部长、二零零七年六月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全军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全军房改办公室主任等职,二零零三年七月晋升为少将军衔。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升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二零一一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一个无根无靠、无德无能的河南省的平民,如何能仕途畅通、平步青云地升迁为中共军方的高级将领?据知情人透露,原来谷俊山如大陆倒台的铁道部长刘志军一样,走得都是自己女人的裙带关系,谷俊山的妻子也是军方的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年前的二零零一年,同是河南人的军中巨贪王守业卸任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谷俊山升任该部副部长;四年后,中将王守业因为情妇检举落马,获称解放军史上第一贪。谷俊山于二零零七年接任营房部部长,四年后他又在总后副部长职务上重蹈王守业的覆辙,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有所不同的是,谷俊山的贪腐比起前任王守业更是变本加厉,与时俱进。知情人爆料,抛开钱财不说,仅以住房来讲,他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市朝阳区CBD商务区繁华地段耗资上亿元为自己营造了一个销金窟,名曰"将军府"。这个占地二十余亩的将军官邸,里面竟然有三座别墅群,铺金盖银,"白玉为堂金作马",奢侈胜过皇家,院子里种植的几棵树,每一棵树的价值都在四十万人民币。谷俊山出事后,有大陆网友将他的"将军府"的照片发在网上,旋即被网管删除。中共也知道,每一个贪腐分子的倒掉,都是给他们"伟光正"的形象又抹上一层粪污,所以中共反腐败都要反得鬼鬼祟祟的,不敢大白于天下,更何况军队反腐?能保则保是常态。

    谷俊山为什么如此肆无忌惮,不怕招人耳目,就是因为他财大气粗,长袖善舞,又精于算计,多年来四处经营,上下打点,营造了一个靠山强大、后台很硬的政治圈子,一有事情,军中大佬就会为其撑腰。当初他在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任职的时候,一直想再上层楼,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廖锡龙就不同意。手眼通天的谷俊山居然没通过总后,直接由中央军委任命为总后副部长了,让不少人为此大跌眼镜。不仅如此,谷俊山在培植党羽亲信方面也有一套,他的一个秘书,刚及三十五岁,就被他提拔到总后某局就任正师级局长,结果引发十几个下属单位联名告状,说他任人唯亲,但因为上面罩着,后来也是不了了之。据知情人说,谷俊山胃口极大,匪夷所思,其经济问题,已经到了骇人的天文数字,王守业涉案金额过亿只属历史。

    有军委大佬作靠山,谷俊山有恃无恐,早就被自己的权势金钱热昏了头脑,根本不顾忌前任王守业的教训。他的倒台距离他出任总后勤部副部长的时间,恰好一年,在军方的舞台上又演出了一出历代贪官所走过的"眼看他建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不归之路。

    鹿死谁手难以逆料

    纵观历届中共换届之际,军队的人事安排,都难以逆料。当年炙手可热的杨尚昆、杨白冰兄弟于十四大召开前夕的最后关头却意外出局就是一例。所以,刘源所讲"我即使丢官也要与腐败斗争到底。无论一个人的职位有多高,或后台有多硬,我都不会善罢罢休。"这些话不但是有所指的,也有鱼死网破、你死我活和绝地反击的双重意味。据刘源将军的紧密的支持者私下说,"刘源是敢于硬碰硬的一个人。"他已经得到了好几位高层领导和中央军委的支持,所以才敢于与那些在政治立场不稳,财务上不干净的人进行斗争。更有人乐观地说,拿下谷俊山祭刀,刘源很有可能在习近平执政时,更有作为。

    十八大前夕,中共红二代,官二代乐此不疲上台表演是一道最触目的景观,太子党们将高调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如近期中共主流媒体关于习近平及其父习仲勋的拔高宣传、对薄熙来创立的"重庆模式"大唱赞歌、刘源的在军中反腐杀伐果断、胡德平接二连三地举行座谈会,规模越来越大,1月18日,昆仑饭店一餐就高达30万。都是太子党们联手使出一套套组合拳,为自己子承父业、全面接班来争取民心、铺垫合法性和抢夺话语权,大有天降大任于斯人、挽狂澜于既倒的架势。据说太子党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基本理念:决不能让自家先辈们创下的红色江山,毁在贪官污吏的手中了,世不我出,如苍生何!

    2012年,台湾民主选举,世界瞩目。而对岸中国历史演进了几千年后,又重新轮回到了大泽乡陈胜吴广所质疑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世袭时代了。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转发: 中共元老二代识危机论时局 2012-02-09 14:21:27

中共元老二代千人急聚会 识危机论时局

中红网

2012-02-06

  中国左派网站报道,中共十八大前夕,包括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之女胡木英等在内的1,200余名中共元老二代(“红二代”)在北京聚会,表达对时局的关注以及对 现实的不满。大会召集人胡木英公开指,“相信我们绝大多数都不会看着父辈的事业夭折!”“期盼新一届领导人能认识到危机,并能纠正走歪了的路。”

  被认为是左派网站的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2月5日报道称,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4日在保利大厦天地剧场举行团拜会,参加者达1,200余人。红二代们“普遍特别关心着国家和国际大事,并且不断对此交换着看法,忧国忧民之色,也分明地写在他们的脸上。”左派毛泽东旗帜网2月6日全文转载了这一报道。

  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自称是由北京的中央新闻单位一批热爱红色旅游事业、有志红色旅游宣传的同仁联合创办的。其宗旨是:“打造红色平台、延续红色生命”。网站总编辑由官方新华社高级记者江山担任。该网被外界视为左派网站,近年来也多次与中国著名左网乌有之乡等联合举办活动。

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胡木英致辞

  报道称,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胡木英致辞说:“经过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是伴随辉煌成就的却是两极分化,贪污腐败泛滥,人们精神空虚,思想混乱,道德沦丧;娼妓、吸毒、黑社会等等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已消灭的丑恶现象又卷土重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这些老共产党人的后代们也不能不想:父辈们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创立的新中国是这样吗?为甚么当年打倒和反对的又重现了?当年无数英烈、革命群众的鲜血难道真的白流了?这样下去,共产党的江山还坐得住吗?”胡木英一口气提出了数个疑问针砭时局。

  胡木英还说:“正是在这样的困惑中,我们将迎来中共十八大。我们不能不对十八大充满期盼。期盼新一届领导人能认识到危机,并能纠正走歪了的路,像老一辈共产党人一样,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坚定带领我们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向着社会主义大步前进!舍此没有前途和未来!”

  中红网的报道还称,胡木英的话“道出了现场红二代们共同的心声”,现场一片掌声。“要努力,要切记,我们的政权不是为一小撮人服务,更不是为了某些特权阶层服务,而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中共元老马文瑞之女马晓力代表陜北红二代发言。报道称,此时掌声如雷,许多人喊起好来。

  育英同学会会长、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三子胡德华表示育英同学会很关注国家的发展道路。延安儿女联谊会副秘书长王东哈认为,过去几年“整党”、“三讲”教育都流于形式,收效甚微,今天必须下决心建立刚性的反腐制度,不能被谗言所干扰!

  62岁的胡德华是胡耀邦的三子,他自幼下乡,1994年自组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从事金融、银行和办公室等软件系统开发。知情者称,他较活跃政坛的大哥胡德平更敢言、大胆、活跃。而他最近也频频亮相媒体,引人关注,包括进入敢言刊物《炎黄春秋》的编委会。

  胡木英是曾任毛泽东秘书的中共元老胡乔木的长女。胡乔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新华社社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等职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2012-02-05 17:18:57 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

把立场转到平民阶级一边

——对某老兄提出“江山意识、政权意识”的回应

延安儿女 李延明

2012年2月4日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全体人民作为公民而不是作为臣民共同掌握国家主权,通过选举决定执政者的命运。这个目标或者原则是由辛亥革命创立的,并且写进了我们的宪法中。宪法的条文一百多条,这一条是根本。然而,这一条我们并没有做到。执政者的命运并不是通过大选由全体公民决定的,而是由党委组织部决定的,也就是由执政者自己决定的。

    自己决定自己掌权,而不是由选民决定,必然成为特权阶级。

    当前,官僚特权阶级与平民阶级的矛盾已经是中国大陆的主要矛盾。由一个党而不是全体公民掌握国家主权,这种状况是历史形成的。但是,历史造就的东西并不等于合理的东西。过去曾经合理的东西并不等于今天仍然是合理的东西。现在,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九成以上都是由大选来决定执政者。像黑社会一样,凭枪杆子自己决定自己掌权已经不合历史潮流。不但不符合历史潮流,而且不符合人民的愿望。

    为了实现我们的父辈在反对国民党统治时许下的华美约言,为了实现宪法已有的承诺,我们应该把国家主权从党的手里转移到全体公民手里,使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等利权自行生效,使选举由假的变成真的。

    这一点,退到台湾的国民党能做到,蒋经国能做到,难道自称“伟大光荣正确”的我们共产党人做不到,或者不肯做到吗?
我们延安儿女应该从父母的功劳和地位中走出来,从官僚特权阶级的立场中走出来,把自己的立场和感情转到平民阶级一边,站到公理一边,站到历史一边。其实,虽然在座的有些人曾经有过一官半职,但是大多数人至少现在已经不在官僚特权阶级的范围之内了,《水浒传》中那个卢俊义的家业已经变成李固的了,我们完全不应该愚蠢地为李固们摇旗呐喊,当这个冤大头。对此,我们早就应该醒悟了。

 


 

从“不争论”走向改革共识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辛鸣

2012-01-20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二十年前,邓小平一语“不争论”终结了对“左”与“右”的无谓纷争,开启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航程;二十年后,“左”与“右”又以新的面目拉帮结派开始了剑拔弩张的争论,以至于中国社会开始呼吁改革共识。诚然,没有共识就不可能有合力,也不可能有进一步的改革。但是,今日的中国还能再度宣布“不争论”吗?还能再度通过“不争论”获得改革的共识吗?这是一个有意无意在回避但又实在回避不了而必须直面的问题。

  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在市场化的社会中,争论是最不划算的。除了一些吃饱撑着没事干或心中有一些小九九的人之外,现在的中国社会应该不会有人喜欢争论,大好时间用于争论实在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大多数的老百姓还不如忙里偷闲多挣点钱养家糊口或交银行房贷呢。

  就社会管理者来说,也不希望社会上有太多的争论,万一争得面红耳赤、话不投机、擦枪走火、大打出手,岂不破坏了来之不易的和谐稳定大好局面。但事实上,中国社会近些年来争论不仅没减少,反而有渐长之势,而且争的动静也越来越大。为什么争论没有避免也不可避免?因为争论从来不是为争论而争论,言语争论、主义之争背后是利益之争、地位之争。

  首先是利益不同。今日的中国社会不再是铁板一块,社会群体在分化,社会利益也在分化。不同利益群体在改革过程中获得的利益是很不相同的,甚至有些群体获得的利益就是别的群体失去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争论其实就是在争利益。改革往左边走走,甲方就可能腰缠万贯;改革向右边靠靠,乙方马上扬眉吐气。

  别看现在一些争论的议题好像很宏大,也很抽象,你说“普世”他讲“特色”,你要“宪政”他给“文化”,其实背后是对不同利益的追求与捍卫。甚至当大家谈论的都是“民主”,呼吁的都是“自由”的时候,说的也完全不是一回事。相同的话语背后是不同的路径、不同的诉求,而且这些诉求往往是大相径庭乃至水火不容。

  其次是位势不同。社会不同群体因改革而导致了社会地位的分化,但在社会中位势的不同将直接使得“中性制度”具有了“非中性结果”,也就是说有的群体得利,有的群体受损。这使得对任何的制度安排都将产生争论,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实践中事实上是空话一句。

  铁道部最近搞了一项改革,可以在网络上买火车票了。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或者说至少不是一件坏事情,可铁道部不仅没有收获预期的好评,反而引起了农民工的不满。是农民工故意找茬吗?不是,农民工的质疑很真实也很有道理。过去在窗口排队就算排通宵也还可能买到票,现在到窗口再也买不到票了,早被那些能上网的群体用鼠标点走了。农民工有的是时间去排队,但他们没有条件也没有技能整天挂在网上。我起早贪黑买不到票,你足不出户就拿到了票,这样的制度变革究竟是公平了还是更不公平?谁能给说道说道。

  一个小小的火车票购买制度尚且如此,那些涉及产权乃至人权的大制度又怎能脱离开“非中性”的干系。

  如果一个社会的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本来就有三六九等,那么不同的利益获取、不同的地位状况也不会引发争论。关键是现代社会发展、文明进步,任何人不管他是贩夫走卒还是精英权贵只要进入这个社会共同体,在权利上都是平等的,作为“公民”都是相同的,社会必须保证每个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而且每个公民也都已经自觉和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努力去争取和维护之。

  当前两个“不同”遇到后一个“相同”的时候,争论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的争论是想抹杀也抹杀不了、想压制也压制不住的。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争论不体现为思想上的争论,或者说不能体现为思想上的争论,就会变为行动上的争端。前一段时间的乌坎事件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仅靠争论是达不成共识的

  争论是必然的,争论也是必要的。但争论并不必然是积极的,仅靠争论是达不成共识的,尤其是没有休止的争论。事实上争论往往不会自动停下来。这就需要“不争论”。不争论是如此的可贵,以至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当仁不让地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

  大家注意,邓小平是很谦虚的,当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中国改革的大幕,这么重大战略举措的发明权,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让给了小岗村的农民。但当面对“不争论”的时候,说得这样的斩钉截铁:“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言之谆谆又掷地有声,可见“不争论”在邓小平心中的地位,“不争论”对于中国改革的意义。但是,中国社会改革二十年后,促成当年不争论的条件,今日已经不再。

  二十年前邓小平说不争论中国社会就不再争论,有两个条件:一是邓小平的权威。作为中国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作为中国政治事实上的核心人物和主心骨,邓小平是可以做到一言九鼎的,哪怕他说得不对(实践证明邓小平说得是对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为中国改革设计的蓝图是完美的)或大家暂时不理解也不妨碍遵照执行;二是改革的红利。当时和随后的中国社会正是改革走向帕累托状态的过程中,改革的成本和代价暂时被遮蔽和延后,所以全体中国人都能有或多或少的收益,或快或慢的改善。既然大家都得到好处了,还有什么理由不闭嘴?

  二十年后的中国,再也没有这样一个强人了,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虽然从政治文明进步的角度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毕竟花哨的理论不如管用的实际更实惠(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人还是很精明的)。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运行,改革的红利已经释放殆尽,而改革的成本与代价却逐渐开始连本带利显露。现在乃至以后的很多改革往往成为了从一个群体腰包里掏出钱来给另一个群体,让甲群体辛劳耕耘乙群体坐享其成。这样的情况下,相互对立的群体之间怎能不争论?

  尤其现代科技发展又给争论平添了很多便利,让争论的效应成几何级数的放大。互联网络可以把相隔千山万水的人连结在一起,手机微博让人可以随时随地向社会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市场化的社会,名声也是资源,管它是善名还是恶名;粉丝就是力量;无论是活粉还是僵粉。当争论能出名,当争论能带来金钱美色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耐得住寂寞、抵御得住诱惑?但争论走到这一步,争论就被异化了。

  现在中国社会参与进争论的人不是就观点、认识、方式、方法去争论,而是先划分派别,先结成盟友,先贴上标签。属于自己这派的,脓包也是鲜花;不是自己这派的,黄金也是粪土。文明社会是不应该骂人的,但当自己的同志泼妇式骂街的时候,支持者却说骂汉奸有什么错,骂还是轻的;抄袭是学者的死穴,可咱们的朋友被发现有这个毛病的时候,盟友们马上讲引用不是抄,哪怕大段引用不带引号也不能算抄袭而是向原作者“致敬”。实在讲不过去了,还有一招,你们的人不也抄袭了么,大家彼此彼此。

  最近,有家网站搞一个活动,把平时在微博上隔空对阵互相争论的双方请到一起,本想搞个将相和,结果对阵双方都不买账,据说现场就赤膊上阵动了老拳。当为了捍卫自己那点已有的利益的时候,是顾不上斯文的,礼节又算得了什么东西。

  更有甚者,本来社会上确实有一些好东西是双方都需要的也都认可的,但很不幸被对方占了先机拿去当招牌、当武器了,另一方为了表示同仇敌忾就索性大泼脏水以划清界限。意识形态本来是反映经济基础的,当意识形态反客为主自给自足的时候,就会走火入魔甚至损害原先自己维护的经济基础。这就是今日中国社会争论的现实,虽然这实在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状态。

  共识背后是共同

  正因为争论达不成共识,也产生不了积极的成果,所以社会上就有一种超越争论的冲动。这种愿望不错,但也仅仅只能是愿望罢了。超越不是左右各打一耙,超越更不是抹杀左右。左右之争的形式很无聊,但左右之争的问题是真问题。真问题得不到真解决,何来现实的超越。何为左右之争的真问题?社会群体已经从分化走向了隔阂、疏远、分裂与对立。

  我们现在常说社会结构铁板一块是不好的,阶层分化才是进步的。这个判断没有错,但需要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分化是在一致基础上的分化。用我们的政治话语来说,就是不管怎么分化都是人民内部的分化,不管什么阶层大家还都属于人民这个大范畴。只要都是人民,就不能这一伙人民占有另一伙人民的劳动,不能这一伙人民侵蚀另一伙人民的权利。人民之间会有差别,人民之间也能流动。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而且这一天还不太远。

  但当先富起来的人挖空心思想把财富固化下来,握有权力的人通过萝卜招聘、定向提拔的时候,当普通家庭的孩子奋斗18年也不可能与他们坐下来喝一杯咖啡,甚至当农民的孩子都不准备再上大学、4年大学后依然是农民工的时候,他们相互之间是否还会把对方当做人民,当做大家原本是一体的,当做大家还是同类,就大有问题了。

  现代社会不太愿意用“阶级”的概念了,笼而统之都喜欢用“阶层”来说事。可是如果我们社会阶层实际状态的差别已经远远超出了阶层本来意义上的差别,就算名义上用的还是“阶层”的说法,此“阶层”早已不是彼“阶层”了。

  现在一些地方提出要取消“农民工”这个称谓,初衷可能也是为了阶层弥合。但问题是取消“农民工”的称谓并不等于就没有了农民工,如果没有体面的工资收入,没有起码的社会保障,没有与所在城市居民大体持平的福利待遇,不能让他们在城市中安居下来,就算给一个“三世大老爷”的称谓,对那些打工仔打工妹来说又有什么意义?

  同一个世界未见得同一个梦想,没有共同的生活方式何来共同的梦想、愿景与共识?共同的生活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在生产方面能共建,分配方面能共享,而这又需要社会主体的共同性。因此,如果说此前的改革是要通过社会群体分化,在“你们” “我们”

  与“他们”的分别中求得活力与动力的话,今后的改革则需要通过社会群体的整合,重新把“你们”、“我们”与“他们”化为“大家”以求得合力与向心力。当一个社会的群体就是“大家”的时候,还用去担心没有共识吗?改革的共识就是也只能是“大家”的共识。如何化“你们”、“我们”与“他们”为“大家”呢?和平状态下的社会要靠让渡、靠觉悟。

  权力意味着责任,财富与知识同样意味着责任。既然既有的社会制度与运行方式是有利于权力所有者、财富所有者和社会精英的,我们就有责任为那些在既有制度框架中处于弱势的群体提供有尊严、有希望的生活,并且通过提高他们的能力和素质让他们与我们站到同样的起跑线上,而不能假痴不癫、贪得无厌、涸泽而渔。

  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变成和我们一样,他们就会把我们变得与他们一样。毕竟大家同在一片蓝天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中国当代最厉害的预言家何新

立偈

2012,2,

    他1949年12月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5岁随父亲定居北京。他在北大荒生活过9年。当过农民,铸造工人,由于写信反对江青而成为反革命,挨过斗、坐过牢。1970年他在北京流浪了一年。流浪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当时重新开放的北京图书馆里阅读书籍。在这流浪的一年中,他经常每天只能吃两个烧饼一碗豆腐汤,栖息于地下防空洞。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被录取到黑龙江一所大学,不到一年便自动退学,回到北京。他认为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学里耗费4年时光,谋取一个文凭。命运证明他的自信是对的。1979年他应聘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代课老师,教授古代汉语及古代财经文选。一年后到中国社科院。在科研局作零活,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1981年他受聘担任历史学家黎澍的助手。1982 年以后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其研究成果和建议,可以随时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提出报告。他涉研领域宽广、学境立意高远、观点坦豁新锐、见解独到达观。他就是最具争议及传奇性的当代知识分子——何新。

    何新的预测言论、研究成果总是受到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广泛注意。人们可以不赞同他,但是不可能不重视他。下面罗列了何新历年来的部分预测结果:

    1、1988年10月何新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文章《当代中国政经危机与成因》,预言中国将发生动乱。此文震撼内外。
1989年,中国发生事变。

    2、1988年何新在《中国金报》撰文称戈尔巴乔夫改革必定失败,苏联东欧帝国体系将解体。1990年6月12日,何新给国家当时最高领导同志(邓公)写信,预言苏联即将面临解体。

    1991年8月,苏联“819”政变发生,何新应某高层领导(丁关根同志)问询而写了一封信分析形势并报中央领导。何新认为此次苏联政变不会成功。并预言:此次政变失败后苏联政局的崩盘趋势已难逆转,苏联体系将崩溃,叶利钦必将掌控实权,戈尔巴乔夫将仅成为象征性人物和下台。

    12月21日,前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苏联体制的彻底瓦解。这年圣诞节之夜,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手中接过了前苏联的最后一项权力——核按钮控制权。1991年12月25日18时40分许,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辞职。

    3、1991年,何新在《对我国十年改革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美国对华进行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渗透的具体方法大略如下:

    (1)培育一个代表美国及西方在华利益的代理集团——新买办阶层。

    (2)美国以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工具,以现代艺术、美国文化和消费模式,作为催化媒介,诱导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培育迷信和崇拜美国的社会心理。

    (3)在倡导“开放主义世界观念”的旗帜下,以“世界主义”观念,来否定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的爱国主义观念。(即“普世价值”)

   (4)试图彻底破坏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让中国人将来心安理得地接受国家分裂的事态,为此而作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的准备。

    (5)以民主、人权为两大道义锁链,约束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手脚,削弱和解除中国国家制度的自卫机能。使这种自我防卫机制,丧失道义性的基础。

    (6)美国及西方公开策动中国的少数民族分立运动、并伺机准备插手支持区域性的自立运动。

    美国对华进行大规模意识形态攻心和政治渗透。它要求中国政治制度按照美国标准,实施美国模式的“民主化”,在经济上实施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以此作为引导中国改革的三大目标。

    回看我们的历史,私有化(下岗改制)、普世价值、西藏拉萨事件、台海问题、利用舆论大肆否定岳飞精忠报国思想、大肆炒作李银河的所谓性革命,最近的戴套强奸不是强奸混乱国人思维激发内部矛盾 一一发生,难道是偶然的吗?

    4、1991年11月,何新在《90年代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区域》文中预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东已很难再结聚为威胁美国及西方石油利益的战略性整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动荡状态在这个地区仍将长期延续下去。但是从整体看,此地区已能够被美国和西方政治经济力量所主导和把握。因此,此地区在90年代以后将不再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地区。

    何新说:全球战略中心未来将东移,中国大陆及沿海边缘区域将是未来世界战略竞争的中心焦点,成为矛盾的敏感区和触发点——在中国大局维持稳定而无内乱发生的前提下——中国的边缘区域将事变不断。即:朝鲜半岛、中南(印支)半岛、港台海区、南中国海区域以及环邻西藏、新疆的西部区域。这些区域目前蕴涵复杂经济、政治、主权领土争端和民族、宗教问题,因此随时都可能成为突发矛盾、冲突激化的国际争端区域。此后,朝鲜问题、南海问题、台海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不断涌现。

    何新还针对美国开始大规模向台湾销售武器,认为这是一种信号。何新预言:李登辉掌控台湾局面后将搞台独,台、陆关系未来面临急剧裂变。何新建议以中程导弹威慑台湾。

    5、1997年3月(亚洲金融危机前夜),何新写报国务院领导《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研究报告,建议警惕金融行业出现危机,此后,中国明显地放慢了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进度,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没有与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接轨,所以不久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未能祸及于中国。

     6、1997年3月,何新在《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中指出,实施分税制改革,建立中心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

    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将发生分化:

    (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

    (二)出现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7、2001年3月,何新政协小组发言《论股市泡沫、统计失真与下岗问题》并致信朱某公,称被媒体大肆吹嘘的新经济是莫须有的神话。预言香港不久还会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2002年,香港股市恒生指数由年初的11397点下滑到9072点,前三季度累计下跌2325点,跌幅达20.4%。

    8、在上文中,何新还认为:决定自由市场中竞争成败的根本因素,不是靠经济效益,而是靠累积资本的实力和规模。资本炒作决定商品价格,而不是竞争或市场需求决定价格。

    9、在此文中,何新反对对国企私有化和让工人下岗失业的政策。他尖锐抨击:将工人驱赶下岗,使企业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企业效益;实际上是将国有(社会)资产廉价地赠送给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时把失业者抛向社会,制造了社会不稳定的祸乱之源。

    2002年以后,改制下岗政策终于有所减缓和收敛,失业引起的社会不稳定问题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问题开始得到高层的重视。

    10、2003年2月20日,何新对伊拉克局势发表评论,预言美国攻击伊拉克根本不会有大型的、有意义地对抗性战争。伊拉克即将发生坍塌性的崩溃。萨达姆政权的生存期限屈指可数。这种论点与当时央视评论等主流媒体的论调截然相反。然而伊战迅速结束的结果惊人地验证了何新的该预言。

    11、2003年3月,何新发表著名《论某公》文,历数朱镕基执政时期改革政策之误,断论其种种私有化及盲目市场化之激进改革如王安石新政利近害远,竭译而渔,必遗患后来。如今,教育、医疗、房改等新三座大山压得国人透不过气,两极分化、贫富对峙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

    12、在2001年出版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序言中,何新预警:种种迹象明确显示,我们正处在爆发新的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夜。危机的焦点将集中在日元——美元——欧元的汇率上。如果美元暴跌,一旦引致美元泡沫崩破(这个泡沫大得惊人),就必将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大灾变。何新还肯定地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突变已经具有不可避免性。

    13、2008年,何新发表《中国人该有过苦日子的精神准备》一文,预言:国内物价和社会就业问题,未来将极其严峻。发生企业大倒闭、高失业,同时伴随高物价的经济时代,即将到来了。过去几年的国内经济的表面繁荣,奢靡挥霍,廉价货物充斥于超市的时代,就要结束。这些话在当时仿佛是“唱衰论”而受到讥笑。但现在对这一点,想必一切工薪阶层已有切肤之痛而感同身受。

    14、2008年4月何新在提交中央高层的《人民币升值是物价上涨全球通胀的原因之一》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必将导致恶性通胀》等文论中提出:人民币持续升值会吸引外汇热钱大规模流入,导致兑换人民币过量发行流动性资本失控。同时人民币估价的一切国内商品普遍升值,也就势必带动中国商品对于世界其他货币和商品发生普遍的物价上涨。换句话说,伴随人民币升值,自然意味着中国物价节节高涨。由于中国也是世界消费品的主要出口国家,因此中国出口品的价格上涨必然拉动全球通胀。中国作为全球廉价商品供应商的时代即将结束。——如今伴随着人民币大幅升值发生的,正是中国与世界物价的不断上扬。

    15 、2008年6月,何新在《谈国际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中指出,弱美元、高油价,这是美国国家当前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其工具就是非政府跨国对冲投机基金。就是这些基金在石油期货市场兴风作浪导致油价飚升。油价上升是美国解决其庞大的国家负债的重要选择,这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是美国政府未来制订一切政策的定位点。经过2008年下半年短暂下跌后,尽管 2009年全球石油需求始终呈负增长,油价仍然从2009年2月初的34美元/桶上升至超过90美元/桶。一直以来美联储实施近乎零利率的大放水政策,美元汇率连年持续走低。

    16、2010年夏季,何新发表博文《想到中国未来有时想哭》。2011年春,何新发表博文《2011年中看内外大势》预言:预料国内物价,主要是民生用品物价在今年7月以后将会飞起来。何新又针对当时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唱好美国经济以为即将复苏的论调,预言: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仍远未结束。金融大海啸会在未来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以意想不到的形态突然发生。

    何新还预言:10年之内,中国与世界必有非常之变!无内变则必临外战。中华民族已再次迫近最危险的时候!何新说如不改弦易张,通盘检讨过去10年来改革方向的失误,未雨绸缪;则未来会如何——也许只有天知道……从此何新基本失语,很少发言。但是在2010——2011两年,何新出版了《汇率风暴:中美金融战争揭秘》、《统治世界:神秘组织共济会揭秘》、《命运与思考》等著作。

    在2011年于香港出版的《命运与思考》一书中,何新说:我不讲假话。但我并没有讲出所有的真话。

    2011年何新再次出山,并于11月26日写下岁末危言:为2012立偈为证:

大陆:先促对抗,再放游行,花朵之变,为期似近。
台湾:巫女上台,妖人出笼,蓝营瓮鳖,岛蛙美军。
世界:金融崩盘,波斯狼烟。天塌地陷,普世血翻。

    2012将以其特殊之诡异、悲谲以至血泪翻滚而载入史册。一切似乎皆吻合大卫星光照眼的预设以及共济会2005“盎格鲁撒克逊计划”的魔咒。除非中国一反常态成为顶天立地之中流砥柱,否则人类危矣。
   立此偈为证。
   南无阿弥陀佛 !

 

附:何新六十岁感言

    年轻时代,我也曾风花雪月,游戏人生。什么都没耽误!行过万里路,也读破了万卷书。但是我的确并没有对其中的任何一种学问倾其全身心专门投入过——所以我承认自己不是专家——不是专门之家。但是学问之境有如做人的境界,最高之道是融会贯通,而我做到了,所以我是通家,又是个玩家。世界是幻,人生是梦,学术是游戏。我认为学问达到至高境界是能“玩”。我也通绘事。中国古来画有南北分宗及力(隶)家与逸家之说。台湾前故宫院长江兆申,曾写信称我的画是逸品,说境界很高。其实我这个人就是一种逸品——闲云野鹤,野逸之士。所以,我不是什么大师,不配也不想当。就像我绝对从来不想从政当官一样——如果真的想当,那我曾经很有机会。我不选择从政当官,是有自知之明。第一我知道自己是新疆的姑娘,小辫子很多(邓小平的话),反对者一抓就是一把。第二我也不会造作自己成个偶像。说老实话,我真的极讨厌“大师”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在当今已经被利禄金钱熏染得非常之肮脏——一想到某种“大师”,就会想到那种虚伪、造作、拿腔拿调、装腔作势,俗话说就是装XX。所以我说我不入流,而且甘居末流。

     但如果谈到学术,那我又的确有超凡脱俗的非常之处。我的学问中有一部分是活学问——有用和能用的学问,经世致用之学,谈论经济的,政治的,涉及国计民生的,国际战略问题的。但是我所真正属意的,下了大功夫的,还是我的一套《何新国学经典新考》。我写这一套书,旨在“兼融古今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但这套书并不是写给当今的凡夫俗子利欲之徒们看的。不仅他们,包括你们,当今的人基本不会懂这一套书。就是做这种学问的学者中,能真懂者也是有限。因为他们做学问要领悟而达到我的这种境界,还有很大距离呢!

     当今并不是什么读书向学的时代,外部没这个氛围,没这种环境。当今的俗文化,叫做什么“读图时代”,“全娱乐时代”,其实就是搞笑的时代,忽悠的时代,恶搞的时代——所谓末法时代。一切严肃的东西到此都会变形,一切神圣的东西,到此都被解构。一切庄严的东西,都被打成粉碎。在这个时代,认真作学问,谈论真学问,那就是一种自渎和自亵,是一种愚憨。所以我做学问,相当程度上只是为了自娱,游戏。当然还想留点好东西传之后世,留给将来,给后人。当今这场所谓 “市场转型”,方向道路已经完全错乱。什么“十八跳”之类,将来一定会被历史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这个“转型”运动在现代史上,是文革以后的又一浩劫!是文化的浩劫,是人道的浩劫,也是自然生态的浩劫!生态之破坏,莫如当今之严重,根源在于市场化过程中人们对金钱的疯狂追逐、官员对GDP的掠夺式榨取!现在又在鼓吹农地私有化。私有化无非就是又一场掠夺。但是,任何劫难也终有终了的一天!谁也无法欺骗历史!——总有一天人们还会回归庄严和反思。

    “中国经济学家没有真正懂经济学的”——这是我2000年在《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中讲的,如今这至少是网络大众颇为普遍的共识。但是,中国经济学荒谬错乱到什么程度??还是怎么估计都嫌不足!一个汇率升值问题,一批经济学家鼓吹了几年,大谈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应该“升值”——却没有人知道“汇率”原来并非 “币值”。因此,“汇率升值”,并不可与“人民币升值”混为一谈,从而误导了国家和广大民众!利用汇率升值,做远期交易的外汇期货就可以直接套汇赚钱,这在国际贸易中是基本的常识。而中国经济学人中竟然很少有人知道。还要被我这个非专业的老头子捅破,告诉大家美国皇帝并没穿衣服!其实我不好意思,很不想出来讲。但实在是按捺不住,不得不讲,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流失啊,令人痛心!每一次人民币升值,都意味着中国给老外发钱,每年贴汇流失千百万!十几年来,我好孤独。没有对手,也没有值得与之对话一谈的人。那些曾经知我、诲我、提携我、奖掖我,令我尊敬的长者、能者、德者,于今多已逝去了。

    当今中国已无文化人——只剩下些衰人,只怕以后再过一两代,连能读《古文观止》原文的人也不多了。当今文化表面富丽堂皇,可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都是徒有泡沫。价值之没落,无过今日!真令人悲哉痛也!在当代,我时常见到一些猥琐的不肖文人偷我抄我窃我写的东西。(例如某个大名鼎鼎的“清流”文人X杰。)包括我偶然讲过一点只言片语,都有人捡起来借题发挥。可是,有资格和我对话的我见不到一个。我只能享受孤独!我对自己的未来看得淡如清水。我平生经受过凡人不能想象的大苦,也享受过俗人不能想象的大福——而今回看人生,一切,宛如一场游戏。只留得一抹微笑而已。

    我的身体状态外强中干,表面似很好,其实是眼半瞎,脑半残,心半死(我的心脏有个窟窿,动脉上有一血管瘤)。惜命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早吓得半死,会食不好睡不安,恨不得天天要去泡医生。可是我自十年前检查出来至今,连再复检都没去过。
国家给我的安排是享受副部级的高干医疗待遇,每年都有公费体检,但是十多年来我根本没去检查过。我很少去医院。中西医药理、病理、生理,我粗知一二,一般生病我都自己调药自我治疗。如果真出大事,我的态度是恬淡宁静,顺天由命。国家安排,每年暑期我可以携带家眷享受一次去名胜地公费休养的待遇。但是我给国家省了钱,十几年来一次也没有去过。

    死生有命,万法皆虚。我是随时准备放下眼前身外的一切,皈依涅槃去见佛祖的。来时赤条条,去时无牵挂。而今天但凡我还活着——那只有一种意愿就是,再写点东西,利乐众生,利乐有情,利乐他人。

    但是在当今中国,好人难做,好事难做。社会文化的氛围太坏。听说世博会进门原有一个特殊通道,专供给贵宾和孕妇、残疾人使用。后来不得不关了。因为那些健康人,发现这是一个漏洞和机会,就或贿赂或找关系,或伪装成孕妇残疾人,蜂拥而来。结果主管只好把它关了!做好事有恶报,这就是丑陋中国的现状。但是尽管如此,还是要坚守自己的信念。所以,我现在凡所言、所写、所爱、所喜、所恨、所苦、所欲泣、所欲骂——皆非关自我之悲情,而是以大悲之心观世——为济世,为后代,为国家,为苍生!如此而已,夫复何求?!大劫将至。善善恶恶,因果相循,命也夫,随之去,过眼云烟而已。

    上天给我的恩宠已经够多了!这就是我的六十岁感言。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1-18 11:22:04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中国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马丁·雅克

2012-1-17

  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西方完全不同。其后果意味深长。在西方,至少在二战后这个时期,我们总是认为合法的国家,绝对是一种民主的运作方式,并且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中国模式却颠覆了这个逻辑。在西方看来,中国没有民主,但它的国家有着很大的合法性,我认为比任何西方社会的合法性都大。如果国家的合法性所指的主要或只是民主的运作方式,那么像意大利这样开展大量选举的国家理应有很大的国家合法性。但事实却相反,在意大利,国家由于长期缺乏合法性而衰弱。

  其原因是,意大利人对国家持极怀疑的观点。他们不认为国家是其正当代表,实际上,很多意大利人认为国家要么是非法的,要么只是部分合法的,而后一种观点更为普遍。这就是为什么避税被许多意大利人认为是完全合理的,为什么他们选贝卢斯科尼为首相的原因所在。这个人曾为了其个人目的公然使用国家权力,以保护自己免于对其用非法手段建立媒体帝国的指控。在意大利,国家之所以长期缺乏合法性,源于复兴运动(150年前的意大利统一运动)只是部分获得了成功。它从来没有降服其他势均力敌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的认同资源,从而成功地使意大利人首先效忠于自己。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仍然是分裂和脆弱的,人们所效忠的对象也都势均力敌,国家无法像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一样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威及相应的合法性。

  从意大利的经验来看,很显然,民主并不一定能确保国家的合法性。而且,与当今西方的常识相反,民主绝不是国家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使我们又回到了中国的问题上。在中国,国家合法性有两个基本来源,但都与西方式的民主无关。第一个来源也是国家合法性的首要原因。即中国只是一个不完全的民族国家,尽管在20世纪中国就自称是民族国家,但它首先是一个文明国家。在西方国家,最主要的认同来源是民族国家;中国则不同,其主要的认同来源是中华文明。

  近代中国的历史不是追溯到约19世纪末民族国家规范的采用,而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的胜利。决定中国人认同意识的所有关键特征——儒家价值观、国家的独特作用、家庭的本质、祖先崇拜等都可以追溯到过去2000年作为独特文明国家的历史,而不是追溯到20世纪作为不完全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被定义为惊人的长盛不衰,人口和地域规模与众不同,而最不寻常的就是,其文明和国家或多或少是一致的。其结果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就是统一。这并不奇怪,因为维持这样一个庞大和多样化的国家的统一免于各种巨大的离心力威胁,无论是在帝国、共和,还是共产主义时代,都始终是中国治理中最重要和艰巨的任务。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都是国家分裂和不稳定的时期。

  在中国人看来,国家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也就是中华文明的统一,换句话说,就是文明国家的统一。这是中国国家神圣的首要的任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天命”将被收回。这一责任的极端重要性,赋予国家超出所有其他机构的基石地位。对于中国人来说,国家被赋予了近乎神圣的意义。关于国家合法性的第二个因素最好可以描述成,国家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以及国家对中华文明的责任提高和强化了这种合法性。过去一千多年来,国家的权威都没有遇到重大对手。这与西方国家为建立权威不得不与众多的对手和竞争者,如教会、贵族、商人、企业等进行斗争完全不同。关于这场斗争的故事,几个世纪以来在通过有关界定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法律时一直被人们诉说着。与之相对照,中国的国家权力没有受到明显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手,那就没有必要界定国家权力的边界了。

  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国家合法性有多么根深蒂固了。它至少有2000年的历史,在某些方面历史可能更长。而且对中国人而言,国家的作用难以想象地重要。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国家的认识与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的西方人完全不同。对于西方人来说,国家的作用是有限的、明确的和受约束的。美国与欧洲的传统,尤其是与法国和德国的传统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有这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尽管程度不同,但西方人都倾向于认为国家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入侵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社会脱钩的。中国人却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国家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中国人认为国家就是家庭的一分子,实际上就是一家之主。请记住,家与国是中国社会当中两个最重要的机制。与西方传统相比,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程度要大得多。在中国社会中,国家不是局外人,而是有着令人骄傲的地位。在中国,国家的另一个名称是家国,这并非一个语言学上的偶然。

  这是我们理解中国人在历史上和今天如何认识国家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基本背景。在这里,强调中国国家传统的延续性是重要的。尽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不断被改造,但这些事实仍继续决定着中国国家的本质。

  在中国,国家的历史演进方式完全不同于欧洲,更不用说美国的传统,这并不足为奇。一方面,在中国,国家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它是人类历史上已知的最早的政府。在此之前,写于2500年以前的《孔子》可以被看作是第一本治国的伟大哲学著作。在中国,国家已经具备了能够治理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的现代化形式:中央集权的政府、建立在科举制度基础上的训练有素和老练的官僚队伍。这比欧洲要早得多。它还发展出一系列关于经济、人口和军事方面的能力。例如,户籍制度以及像大运河和长城这样庞大的基建项目。它有能力在全国各地调拨粮食,以平衡供需。这比欧洲要早得多。到了大约1000年以前的宋代,所有这些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有些甚至在之前的数百年就建立起来了。换言之,不仅是中国的国家远比欧洲国家的发展早很多,而且其发展轨迹也绝然不同:开发出来的国家功能要早得多,发展的次序不同,其所依照的因果关系模式也不同。鉴于历史完全不同,如果我们试图透过西方的光谱来了解当代中国国家及其可能的发展路径,将是极为短视的。事实上,在中国,没有比国家更与众不同的(如果你喜欢,可以用更“乡土的”这个词)制度设计了。我们必须首先用它自己的说法而不是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来了解中国国家当前的作用、结构及其未来的演变。

  当今中国的国家

  这又把我们带到了今天中国的国家这个问题上。在今日中国,国家仍然非常与众不同。以其经济作用为例。与它最为接近的是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台湾。与“华盛顿共识”模式提倡市场作用、私有化、最低限度的国家不同,东亚模式包含一个高度活跃的国家、一个强大的工业政策、一个出口导向的策略。中国模式大量吸收了这方面的经验,但仍然非常独特。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国家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在日本和韩国是非常有限的,而在中国则是广泛存在的。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开始了国有企业的重大改革(这与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所推行的办法都一样),西方普遍预期私有化将减小国有企业的规模和作用。但事实上,其结果完全不同。由于“抓大放小”策略的实施,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但较大的国企进行了重组、获得了补贴,并经常合并创造更大的国有企业。2008年,国有企业占工业和服务部门总资产的30%,但其数量却仅占企业总数的31%。换句话说,尽管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微不足道,但却控制了企业总资产的很大一部分。

    自1999年以来,国有企业的数量从37%下降到不足5%,资产从68%下降至44%。与私有化不同,政府设法使大量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尽可能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因此,前150名国有企业远不是变成了跛脚鸭,而是变得利润非常可观,其利润总额在2007年达到1500亿美元。这一直是一个更大的政府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公司,其中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很难想象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会有其他类似的例子。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通常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并经常处于半垄断状态。与之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反而将它们暴露在与其他国有企业、私人公司和外国公司最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允许国有企业筹集大量私人资本。2007年首次公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前12个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其筹集的总资本占全部资产的85%。其中一些最大的企业甚至还有外国股东。例如,一些私人投资者共计拥有中国各银行1/4的股份。可以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将私企和国企的特点最好地结合了起来。领先的国有企业从国家那里获得难以计数的援助,但也有足够的独立性更像私人公司一样进行管理,而且能够像后者一样筹集资金。这种结合的方法反过来也起作用,一些最大的私有企业如联想和华为公司一直以来都主要得益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和韩国类似。然而,与日本和韩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不同,中国表现最好的公司大多有着政府背景。

  因此,当前的中国模式包括一个积极的、无所不在的国家,一个由国有企业构成的强大躯体,一个与私有部门大公司的联系网,一个中国经济转型和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缔造者。重要的是要强调,中国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行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高度能动的机制。西方的普遍看法是,国家的特点是僵化、萎缩、不合时宜,但中国的情况则不同。西方还有一个普遍的看法,即虽然中国经济改革进展迅速,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这是大错特错。中国曾进行了广泛和深远的改革,特别是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而且改革仍在继续。中国的改革比西方在这个阶段所进行的改革要大得多。在试验和试错过程的基础上,国家不断转型,机构也重新被定位和受到激励。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记住,中国的国家不仅只包括中央政府,还有省政府,其中有九个人口都不少于法国和英国,更不用说像北京、上海、重庆等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了。各省政府都有自己的经济和工业政策以及自己的省有企业,如中国最大的汽车公司奇瑞。事实上,中国经济如此充满活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各省以及各省的公司(有些是国有,有些是私有)之间一直存在竞争。

  中国模式还有另一个最不寻常的方面。它把两个人们通常认为毫不相关的特点结合在一起。首先,有一个无处不在(和多元)的国家,它高度活跃,通过各种方式介入经济(和社会)活动。其次,坚决信奉市场和相信竞争。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政府是抵触垄断的,一旦出现垄断,政府就设法重组市场以确保竞争。对第一个特点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它与中国的历史完全一致。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对中国信奉市场和竞争感到惊讶,这同样深植于中国的历史和精神传统当中。亚当·斯密在18世纪末期就描述了中国市场远比当时欧洲的市场要大得多,发达得多。中国模式的特别甚至是唯一之处,坦率地说,就在于它是超国家和超市场的结合体。中国在这方面的创新之处可以概括为以下悖论:中国“比产业政策鼎盛时期的日本更加市场导向,但在影响具体的工业产出方面却不如日本积极,尽管今天中国的国有制是如此突出”。

  近年来,关于所谓“北京共识”的提法一直存在许多讨论。但应该指出,中国人自己还没有采用这个提法,也没有对此表现出多大的兴趣。该提法认为,中国的例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提供了相关经验和教训。毫无疑问,这确有道理。毕竟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它比美国要有资格得多。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却面临各种完全不同的问题和挑战。虽然,这并没有阻止美国以“华盛顿共识”的形式提出自己的建议,但现在却被人们驳得体无完肤,置之不理。但是鉴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情况,其他发展中国家究竟可以向中国学习什么呢?最显而易见的似乎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有能力的、战略性的国家,竞争精神,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实验过程,向外来思潮开放和相对开放的市场。中国的发展有两个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复制的基本特点,一是中国的国家,二是中国的地域和人口规模(印度除外)。

  从表面判断,作为高度发达的社会和经济体的西方,能向中国学点什么就更不清楚了。毕竟它们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然而,正是中国的转型速度,越来越迫使我们不得不去设法理解和学习中国的经验了。此外,如果中国国家的传奇真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经验(事实的确如此),那认为我们只能借鉴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经验就大错特错了。当然,随着中国的经济从追随型向创新型迈进,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也会看到中国的国家将发生深刻的改变。但是,鉴于过去2000年的历史,我们不应该期望中国的国家突然或从此就变成西方式的经典国家。无论采取什么新制度形式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其内在的连续性仍将像过去一样明显和持续下去,其本质特征换上了新装,但它的DNA却不会改变。

  那么,中国的国家能为西方提供什么经验呢?从本质上讲,由于源于如此不同的历史和文明基础,中国呈现出一种我们多少有些陌生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使超国家和超市场并行不悖。中国模式不在任何西方看待国家的或左或右的谱系当中。它不能被复制或移植,因为它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独特产物。但假以时日,随着中国转型为一个现代社会,同时也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时,中国的国家就将对我们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了。这将迫使我们重新评价我们对国家及其作用的认识。除了国家和市场的独特结合以外,这种影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以及据称近2000年来最出色的国家,中国是治国之道的老家。正如我们在过去30年里所看到的,尽管事实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其国家确实是非常有能力的;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的国家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运作自如。其能力之一就是战略思维能力。步履蹒跚和疲惫不堪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成功相对照,会使人们越来越多地争论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国家身上学习些什么。

  总结有关中国国家的讨论,可将其主要特点归结如下:

  高度的合法性

  基础深厚

  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历史悠久的治国传统

  权限极大

  卓越的战略能力,眼光长远

  内在的延续性

  国家和市场的独特结合

  中国的软实力

  最后,让我们在中国软实力的大背景中来思考中国的国家。人们普遍认为,对于发达世界而言,中国的软实力仍然十分有限。对发展中世界来说则完全不同:作为其经济成就和援助的结果,中国已经对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很难发展出一种对西方有吸引力的软实力。这的确不容易做到,但我认为,这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是严重的低估。

  中国在发达世界没有什么软实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国家的经济财富是其更大的吸引力唯一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在全球化的世界尤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最渴望摆脱贫困,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人们渴望成为比自己所处社会更富裕的社会中的那些人,而瞧不起比自己更贫穷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不成文的等级观念。目前台湾不希望成为中国一部分的一个根本原因,与其说是中国缺乏民主,还不如更坦白地说,是因为中国比台湾更贫穷。此外,富裕的国家拥有向他国推介自我的手段,如好莱坞、大型体育赛事、谷歌之类都是富裕和发达社会的功能。而中国直到2008年才成功(并且有必要的资金)举办了奥运会。

  在这个意义上说,约瑟夫·奈有关软实力的观点存在严重的概念缺陷。例如,在《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一书中,他用基本上完全不同和毫不相关的词语来描述硬实力和软实力。他在一个表格中,将经济实力归为硬实力。他说,“软实力并不取决于硬实力。”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三个来源:它的文化……政治价值……外交政策……”然而,经济实力,即一个国家的经济财富,对多数软实力而言都是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原因有二:首先,人们渴望能成为富裕社会而不是贫穷社会中的人;其次,多数软实力都建立在经济财富的基础上,并且依靠它才能行得通。奈说,“美国的许多软实力都是好莱坞、哈佛、微软和迈克尔·乔丹制造的”。但其中的每一个都不同方式地依靠或消耗了大量国民财富。这些对巴西、安哥拉,或中国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只有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经济体的美国,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综上所述,硬实力和实力量不能根据分类系统分隔成互不相关的领域。它们的形式或许不同,但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都是一国实力及其治理制度的表现形式。此外,正如我们刚才所讨论的,经济实力是软实力的根本前提,决定了其本质和可能的形式。有关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难就难在,它把这种实力碎片化,使之失去了联系,而没有认识到其在本质上是有机和根本上统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安东尼·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为处理各种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概念框架。

  让我们回到中国软实力的问题上,或者说,回到中国未来的霸权吸引力的性质问题上。综上所述,很显然,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它就有能力用各种方式而不仅是文化的方式向世界推介自己了。北京奥运会就已让我们初步尝到了其中的滋味。中国正在迅速扩展其全球媒体事业,例如,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众多国际频道。同样,现在世界各地有数百个孔子学院。穷国做不到这一点,但中国慢慢有能力也愿意做到这一点。而且由于登上了发展的阶梯,中国将越来越多地向外看,成为一个不断扩张的全球性大国。我们将会看到,中国用来施展其文化的支配性影响的物质力量将迅速增长。作为一个日益强大和富裕的国家,中国将产生其吸引力。在其鼎盛时期,仅仅因为有钱,美国最有吸引力的特征和其他很多方面都成了现代化的标尺。人们看看美国,就可以了解和设想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过去60年这方面的例子已经不计其数,如汽车、商场、高层建筑、航空旅行、郊区、个人电脑、互联网、搜索引擎、快餐、常春藤盟校、好莱坞等的兴起。所有这些在富裕起来的地方涌现,没有其他国家可以与之相比,这并不是说,美国垄断了这种影响,而是它居于压倒性的主导地位。当我们进入一个多极经济世界时,由于美国衰落,而中国崛起,美国正在而且将逐渐失去这种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将逐步得到它。这不是推测,而是一种必然。以基础设施为例。这当然是一个古老的中国传统,如前面提到的长城和大运河。庞大的基建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组成部分。其结果是基础设施及其技术变成令世界羡慕的对象:庞大的机场、优秀的高速公路网、北京至拉萨的铁路、浦东至上海的磁悬浮铁路、三峡大坝、鸟巢体育场,以及将改变中国经济和社会并最终改变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和关系的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相比之下,美国就相形见绌了:基础设施已经老化,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充裕,所谓的远见以及令人忌妒的对未来的承诺。当设想未来的基础设施时,世界现在越来越把视线转向了中国。这无疑是软实力的一部分,而这已经发生了。

  再来看看城市及其交通体系的未来。据估计,到2025年,中国将有八个人口超过800万的城市。中国的问题是人口众多,空间狭小,这与美国和欧洲非常不同。中国需要建设新城市来解决流动性问题。因此,预计中国将走在这一创新的最前沿,成为世界人口大国的标尺,并对我们所有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公交火车”,它类似于汽车在隧道或桥梁上飞驰一样,沿着高速公路的一个方向在轨道上运行,时速高达37英里,运力多达1400人。欢迎来到中国式的未来。总的来说,中国的现代性(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的雏型)将成为未来中国软实力的独一无二的最有力的一个来源,并且发挥其作用。

  以根本性的文化问题,如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为例。正如前面在国家的背景中所述,这些不能被移植或复制到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中。最有可能这样做的国家是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和越南。尽管如此,中国文明传统最重要的当代表现形式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支配性的影响,正如外来和陌生的西方传统在最近几个世纪特别是最近两个世纪所做的那样。中国的国家肯定是其中一个。但还有其他三个值得一提。你或许由于艾米蔡氏新课程出版的影响,会对中国家庭教育的传统与西方相比有何优劣产生争论。这不是新的:它在目前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我敢肯定,辩论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家庭教育的传统与西方在许多方面都是绝然不同的,其影响力将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而扩大。还有什么能够比不同的家庭和家庭教育模式更根本的软实力表现形式呢?

  家庭教育与教育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根据全球教育成绩的调查,近些年来,东亚儿童的表现比西方儿童要好很多。最近的例子是2010年12月发表的调查,该调查表明,上海学生的水平明显好于其他地方的学生,而且远远好于美国学生。有一种贬低这些研究结果的权威说法,即东亚儿童的学习靠死记硬背,而西方孩子们所接受的教育是如何解决问题和有创造性。这可能有一些道理,但肯定被夸大了。事实证明,上海儿童在这方面也更胜一筹。不过,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化比西方社会更加强调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而这一信仰根源于一种非常不同的文明传统。顺便说一句,这些社会比西方传统更强调包容性,即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成功。很显然,在美国和英国,教育程度非常低的离校儿童的比例高得惊人。

  我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犯罪。西方社会的犯罪率比东亚社会高很多。有儒家传统的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强调责任、父母的权威、尊重、纪律和秩序。美国最不具吸引力的特点之一就是高犯罪率,特别是凶杀案。这有多种原因:一个是其特有的枪支拥有情况(它是美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另一个是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遗产。我不认为东亚地区的城市有人会问:“这个城市安全吗?”在有儒家传统的社会当然不会有此疑问。相反,按照美国的标准,它们是非常安全的。

  这些例子,包括国家、基础设施、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犯罪,对人们的生活和人们所关心的事情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实上,它们远比通常用来说明美国软实力的那些例子重要,后者通常是从流行文化的某些方面提取出来的。前者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与治理和责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它们才是最根本的。我的结论是,有关中国软实力的多数讨论都非常肤浅。毫无疑问,中国迟早会把它巨大的软实力,运用到不仅仅对我们西方社会的未来最基本的那些领域。

  (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发件人:"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 <zhanlue@yicai.com>2011-12-18 23:31:21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第一财经研究院系列翻译报告 第33 期 2011 年12 月19 日

美澳印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合作计划

传统基金会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 丽莎·科尔蒂斯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沃尔特·洛曼

 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  罗里·梅德卡尔夫 莉迪安

洛伊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兼高级研究员  德鲁·希勒

印度新德里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资源管理中心主任  亚·鲍威尔

观察家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拉杰斯瓦里·皮莱·拉加格帕兰

来源:美国传统基金会

译者:尹宏毅 第一财经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摘要

    美、澳、印三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和机遇。这种挑战和机遇是它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所决定的,包括海上航道的安全、反恐、防止核扩散、救灾等。一项正式的三边对话使这三个国家有机会相互了解和共同采取行动,以便更有效地解决当前和未来的挑战。这种旨在相互了解彼此关注的努力,将有助于推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成为一个有利于经济和政治稳定、安全、自由和开放的贸易以及民主治理的地区。

    加强一个促进经济和政治稳定、安全、整个地区的持续的自由和开放的贸易以及民主治理的关系网络,符合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自由民主大国的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印、澳三方合作应该是这个基础的关键因素。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达成的安全协定仍将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的关键支柱。就其本身而言,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强大的美国同盟,以及与亚洲大国的伙伴关系和澳大利亚自身的军事和外交实力。虽然印度的区域参与的范围有限,但是新德里正在慢慢地建设和加强政治和经济关系,加强其在该地区的海军外交。印度于2009 年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FTA),并于2005 年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了东亚峰会(EAS)。它于2011 年与日本签订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并正在加强其与美国的各方面关系。

    美 、澳、印三国能够在共同的战略、经济和安全利益领域中进行范围更为广泛的合作,从而巩固和加强自己在该地区的单边和双边活动。本论文探讨美、澳、印三国之间加强三边对话与合作的前景,以此作为一项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战略使合作得到加强,并使三国做好准备,以处理它们的共同利益及其谋求促进的范围更为广泛的秩序所面临的各种紧急情况。

     在亚太问题上的合作

    美国和澳大利亚已经参加了与日本之间的积极的三边战略对话。这场对话于2006 年升级到部长一级。对话的框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领导的更迭而演变。但建立在价值观、利益和实力基础上的三边合作伙伴关系的逻辑经受住了考验。这一逻辑自然会容纳一个崛起的印度。

    2007 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印度应当加入进来,以正式建立一项四方战略对话。然而,中国2007 年对在额外的部长一级举行四方集团的第一次正式会谈做出的消极反应,促使所有四国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于是这项倡议失去了动力。

     虽然这项四方倡议已经丧失了活力,但是该地区越来越多的安全方面的担忧促使印度、日本和美国官员谋求三边合作。三国最近宣布打算在助理部长一级建立有关地区和全球安全的三边对话,以讨论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援助和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等问题。

    显然,印度并不反对在该地区建立三边或四边机制的想法。事实上,印度、美国和日本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三边对话最近的正式建立反映了印度对这种日益受到安全因素驱动的机制的承诺。同样,自从2010 年4 月以来,美印两国举行了四轮高级会谈。这些会谈将为与日本之间的三边讨论奠定基础。在2011年7 月访问印度期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强调美国希望印度在亚洲发挥更大安全作用。

    同时,在该地区的美国盟国与伙伴国之间形成了双边安全对话与联系的一个健康的网络。这个网络以一种“连接辐条”的安全声明模式正式固定下来:澳大利亚-日本(2007 年)、日本-印度(2008 年)、澳大利亚-印度(2009 年)和澳大利亚-韩国(2010 年)。其中,澳大利亚-日本的关系是最深入的,涉及2 +2国防和外长对话,以及后勤、情报和日益高端的训练方面的务实合作。

    本文建议,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应当谋求建立一项正式的三边对话,以配合新的美、日、印三边对话、正在进行的美、日、澳对话,以及双边声明和会谈的网络。构筑独立的三边对话轨道将有利于四国之间的协调,同时继续把精力集中在每个三边关系的具体的动态方面。这还将为最终在该地区的政治局势适宜的情况下恢复正式的四边对话奠定基础。融合美、日、澳、印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会使所有四国的集体安全得到加强。

     防务合作

    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有机会利用华盛顿和堪培拉之间的充分确立的防务关系以及华盛顿和新德里之间已经奠定的坚实的合作基础,从而加强防务方面的三边合作。这一关系的澳、印分支令人抱有希望,但仍然有待于开发。正如三边协调有助于改善日、澳关系一样,它也能够有利于在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促使印度参与建立本地区的安全体系架构。

    如果改善所有三国之间在防务部门中的合作,就会使之做出较好的准备,以限制该地区发生的任何军事冲突的影响,协调人道主义救援以及解决跨国安全问题的行动。凭借巧妙的外交处理,确立安全方面更为密切的合作和融合防务方面的实力,将有助于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阻止对领土现状或者重要的海上航道的安全的破坏。这三个国家还对就中国的防务现代化及其对地区安全的影响问题进行磋商十分感兴趣。

    美国-澳大利亚。美国和澳大利亚在防务方面的合作范围已经很广,涉及联合驻军、重要的多军种联合演习、只有美国的少数关系最密切的盟国才享有的高水平的情报共享、武器系统的联合开发以及从战略层面到操作层面的联合规划。美澳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此外,美国获得澳大利亚军事基地——例如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的港口和空军基地——的更多使用权的前景会提供与印度在印度洋地区进行三边合作的一项要素。

    美国-印度。2005 年,印度和美国签署了为期10 年的国防框架协议。这项协议规定扩大联合军演、增加与国防相关的贸易,以及建立一个国防和采购生产集团。这为美国向印度提供6 架C-130J 军用运输机和8 架P-81 海上侦察机(定制的P-8 的一个变种),以及把退役的美国海军战舰特伦顿号转让给印度海军铺平了道路。

    虽然美国对印度决定在印度空军126 架中型多用途作战飞机(MMRCA)的需求方面取消两家美国公司的中标选择感到失望,但是印度的大规模军事现代化运动将会给美国公司满足印度的国防需求提供新的机会。事实上,2011 年6 月,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批准从波音公司购买10 架C-17 军用运输机。印度关于在今后5 年内花费大约350 亿美元实现国防力量升级的计划,将会为美印在防务方面的更为密切的合作提供充分的机会。

    印度和美国举行跨越所有军种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的定期联合演习,包括多边演习,譬如2007 年的有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参加的美印马拉巴尔海军演习。日本于2009 年再次参加马拉巴尔演习。这次演习是在冲绳附近举行的。澳大利亚-印度。近年来,澳大利亚和印度改善了防务关系。两国在2009年11 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访印期间达成了有关安全方面作的一项联合宣言。

    这标志着双边安全关系方面向前迈出的有益的一步。这项宣言确认了进行进一步的合作的8 个具体的领域:在地区事务方面进行政策协调、在东亚论坛和东盟等地区框架内进行双边合作、开展一场防务问题对话、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灾难处理、海上与航空安全,以及执法方面的合作。

    然而,这项声明与澳大利亚-日本声明相比,没有那么多实质内容。在使之获得实质内容并加以实施方面,进展是不平衡的。双边军事演习的节奏一直缓慢。印度还没有把澳大利亚视为优先的安全合作伙伴。很显然,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印度继续对堪培拉未能改变禁止向印度出售铀、以用于非军事目的的政策感到失望。尽管如此,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对话取得了进展,因为会谈现在每年都在各军种的参谋长和国家安全顾问之间进行。

    澳大利亚和印度拥有大好机会,可以扩展彼此之间在防务方面的切实合作,不仅在海上演习和巡逻方面,而且比如说还在一些重要的军事采购方面。双方都拥有使本国的远洋海军现代化的大规模计划,都将得益于共享经验教训和真知灼见。双方都从美国采购P-8 海上监测机。两国在训练和维修保养方面进行合作,甚至共享监测数据是合乎逻辑的。两国的舰队很可能会监视彼此相邻的海域。加强三边合作。为了加强防务领域中的三边合作,每个国家都必须采取措施增强信心和对这种伙伴关系的可持续性与可靠性的信任。虽然自从1951 年以来,澳大利亚和美国就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军事联盟,而且在过去100 年中的每次重大的国际冲突中都并肩作战,但是美国和印度军队以及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在建立军队关系方面的充分信任过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其本身而言,美国应当安排好工作的轻重缓急,要改革美国的出口管制方面的法规和许可证颁发程序,以便为与印度共同生产和共同开发军事项目开辟更多的机会。美国今年早些时候从美国商务部的实体名单中去除了印度国防研究与开发组织和印度太空研究组织,这份名单禁止出口某些军民两用的技术。

    美国国会最近也通过立法,要求国防部于11 月初就美印安全关系的现状问题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并提交有关加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这种合作的一项5 年计划。这项立法将有助于催化一项工作,就是加深美印防务关系,刺激美国的官僚机构,以改变美国的出口管制和许可证办理方面的规定,如果这些规定阻碍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和贸易的话。

    为了加强对美国出口管制的进一步改革的理由,印度应当谋求与美国达成一项军事情报总体安全协定,从而使共享敏感的军事情报,特别是对军事演习和军事行动来说成为可能。美国和印度过去一直谋求进行这种讨论。但印度出于对损害敏感信息的控制权的担忧,一直拒绝签署正式协议。美国和澳大利亚则拥有一项强有力的此类协议。

    印度需要使自己的所有三个军种都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三军进行积极的对话。华盛顿的一种看法是,新德里主要集中精力进行技术采购,而不是与美国官员讨论战略上的重要问题。这种讨论可能会涉及力量的态势、力量投射以及指挥和控制等。印度的防务官僚机构倾向于对美国在这些问题方面的兴趣持怀疑态度,并且对超越某个极限与美国官员扩大对话闭口不谈。

    虽然增强各自国家的安全机构之间的信任可能会花费时间,但是印度领导人可以确定在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关系方面的战略重点,绘制实现这些目标的道路图,从而有所帮助。印度的战略规划者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同意美国官员对该地区所存在的威胁的看法,但有时却不愿制订联合对策来减轻这些威胁。尽管如此,即使印度现在看起来犹豫不决,但它的利益可能会最终驱使它接近美国和亚洲的合作伙伴。一个强大的印度将有助于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海上安全

    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在防务与安全事务中三边协调和合作将有助于加强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安全,有助于维护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航行自由。自2009 年以来,在一系列海上事件中,中国的海军或准军事舰艇和飞机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黄海上的远远超出中国的12 海里领土界线的地方挑战或者骚扰了美国、日本、越南和菲律宾舰只。据报道,在与美国高级官员,包括2010 年与美国国务卿的接触中,中国还把南中国海升级为其在地理上确定的“核心利益”之一。

    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贸易严重依赖途经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上交通。印度2/3 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途经印度洋,澳大利亚的大多数资源出口经过东亚的航道进入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澳大利亚与印度不断扩展的能源和资源贸易也主要通过海运。可以理解的是,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不断增强的角色,尤其是对中国希望开发南亚和东南亚的重要港口设施持警觉态度。美国应该帮助增强澳大利亚和印度监督和保护把这些亚洲国家彼此及其与世界其余国家之间联系起来的海上航线的能力。

    印度海军。印度正在稳步增强其海军实力,特别关注加强东部海军司令部在印度的总体海军战略和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印度的设在孟买的西部司令部一贯获得主要的资源和重视。但印度正在慢慢地把重点东移,以应对中国海军在孟加拉湾和印度洋的预期之中的不断增加的活动,使印度能够向亚太地区投射力量。印度拥有世界上第五大海军。这支海军由三个司令部——西部、南部和东部——组成。2001 年,印度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布莱尔港建立了一个三军司令部。海军拥有一艘航母,并计划到2020 年拥有三艘航母,作为印度海军扩军计划的一部分。然而,采购方面的困难以及印度自己的造船工业部门的不足可能会使印度在开发海军实力方面的进展陷于停顿。

    印度还小心翼翼地与印度洋沿岸各国,包括毛里求斯、马尔代夫、塞舌尔和马达加斯加培养关系。它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海军支持,譬如近海海军巡逻舰只、参谋部人员和训练。2008 年2 月,印度召开了印度洋海军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沿海各国的参加者来讨论海上安全问题。阿联酋与2010 年5 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定于2011 年10 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澳大利亚将是未来的一个合乎逻辑的东道国。美国、英国和日本是该组织观察员。印度还正在谋求与几个东南亚国家的海军,特别是与越南海军改善关系,包括抗衡中国的海军力量和保护其进入印度洋。新德里于2000 年开创了与河内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这项伙伴关系强调防务训练、先进武器的供应,以及印度获准经过金兰湾的海军和空军基地进入南中国海的可能性。印度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很重视南中国海问题上越南的作用,及其抗衡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力量的潜能。越南人一直拒绝让印度进入金兰湾,但他们最近授予印度使用设在芽庄的小港的权利。

    印度和西方媒体报道说,一艘中国舰只于7 月22 日在越南近海挑战了印度海军舰只“艾拉瓦特”号,要求印度人为其军事存在提供解释。“艾拉瓦特”号是按照印度与越南之间新的港口协议访问芽庄港的第一艘舰只。虽然围绕着这一具体事件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但是中印两国的海上竞争的动态很可能会随着中国的利益向西扩展和印度的利益向东扩展而得到加强。

    打击海盗的行动。打击海盗活动,以确保贸易与商务的畅通无阻,是未来的三边合作的一个重要途径。索马里海盗是印度西部近海地区的阿拉伯海上的一个日益严重的威胁。印度自2008 年以来一直进行打击海盗的行动,阻止了大约30起海盗活动,逮捕了120 多名海盗。印度还确保了马尔代夫、塞舌尔和毛里求斯的专属经济区的安全。

    印度一直比较感兴趣的是从双边角度解决海盗问题,而不是加入多国打击海盗的组织。印度在印度洋沿岸地区发展的几项双边关系应当有助于加强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三边对话。此外,加强打击海盗方面的三边合作还可能会对其它范围更为广泛的国际论坛做出贡献。例如,联合特遣部队(CTF)150 最初是作为反恐行动建立的,但自2007 年以来一直在打击海盗方面很活跃。2008 年1 月,驻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司令部建立了CTF151A 来解决索马里近海的海盗问题。

    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应当继续寻找机会,像2007 年在美印马拉巴尔海军演习期间所做的那样,在多边海上演习中进行联合训练。2007 年的马拉巴尔演习成为一项开创性的事件,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在其中首次进行了联合多边海军演习。2009 年,冲绳近海的马拉巴尔演习有日本舰只参加。日本原定参加2011 年的马拉巴尔演习,但在3 月份的地震和海啸发生后,它退出来解决这些问题。

    太空和导弹防御系统

    华盛顿、堪培拉和新德里之间的合作很可能会提供机会,以增强每个国家在太空和弹道导弹防御方面的实力。推动战略防御方面的合作的逻辑是,核威慑和范围更为广泛的战略威慑得到了改善防御姿态的最好的增强,而不是一味地注重第二次打击方面的实力。战略防御态势没有增强战略力量摧毁软目标的实力,而是注重限制对手的战略力量造成损害的能力。所有三国都希望加强和解释这种具有潜在稳定性的动态。

    保卫太空网络,使之免遭袭击,应该成为这一范围更为广泛的防御态势的关键因素。对太空网络的保卫工作和弹道导弹防御可以齐头并进。基于太空的拦截器的集合可以用于打击大多数种类的弹道导弹和一些类型的反卫星武器。澳大利亚和美国正在加强在太空领域的合作。

    虽然三方在在近期内联合开发、部署和管理这种集合方面并没有达到充分融洽的程度,但是这在今后的某个时候可能会成为进行三边合作的一个领域。有专家和学者参加的三边和双边第二轨道对话应当促进和加强正式层次上的合作,并逐步提高必要的融洽水平。

    2011 年1 月,美国正式取消了对印度国防研究与开发的组织和印度太空研究组织的几个分支机构的出口管制。通过把这些组织从实体名单上剔除,从而限制某些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美国已经暗示,它不再谋求隔离或惩罚印度的导弹和核计划,而是寻求与新德里在防止全球核扩散方面合作。

    澳大利亚在反导问题上的立场是模糊的。工党政府对开发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表示了一定的反对意见。它认为这些系统是一种破坏稳定的力量,而是宁愿把精力集中在战区系统上面。然而,执政的工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2009 年的澳大利亚防务白皮书对批评导弹防御的调和做法是承认了澳大利亚保持其选择方案开放性的愿望。

    澳大利亚的三艘新的空战驱逐舰竣工时,澳大利亚海军将会部署美国生产的“宙斯盾”作战系统。这是一个利用大功率计算机和雷达跟踪和引导武器来摧毁敌方目标的综合海军作战系统。届时,政治上的障碍可能会被克服,从而为用少量的拦截导弹武装澳大利亚的空战驱逐舰开辟道路。此外,美国和澳大利亚在与太空相关的国家安全事务,包括预警和战略沟通方面有长期的合作历史。

    与此同时,印度正在试验一种国产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同时继续积极获取美国“宙斯盾”系统。新德里早已克服了对导弹防御构想的任何意识形态上的抵制。印度的立场已经从21 世纪初抱有矛盾心理的对策演变为支持和开发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这种转变的发生有两个原因:高科技转让作为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的前景,以及印度融入到新的核秩序中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使得连续几届印度政府采取了比较支持导弹防御选择的姿态。

    反恐

    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面临着来自企图破坏其生活方式及其民主根基与制度的全球恐怖分子的共同威胁。它们在致力于阿富汗稳定、遏制跨国恐怖主义和应对本土恐怖主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

    美国自2001 年以来在打击“基地”组织方面获得了很大收获。2011 年,它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加强巴基斯坦境内的情报行动,以及升级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的部落地区打击恐怖分子的无人机导弹攻势。除了5 月2 日在美军特种部队的一场突袭中消灭本·拉丹之外,美国的无人机打击还消灭了另外一些重要的“基地”组织的领导人,包括9 月末消灭也门的安瓦尔·奥拉基和8 月份在巴基斯坦干掉“基地”组织第二号指挥官阿卜杜勒-拉赫曼。

    然而,“基地”组织最近的受挫不会宣告全球恐怖主义的终结。 “基地”组织在整个中东和南亚,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东南亚的同伙仍然怀有动机,并拥有实力。巴基斯坦制造了2008 年孟买袭击案的拉什卡-塔伊巴组织仅仅是主要在南亚活动、但却对所有三国都构成威胁的一个“基地”组织同伙组织的例子。阿富汗。所有这三个国家的目标都是稳定阿富汗局势,并确保它不会再次成为国际恐怖分子的避风港。虽然美国和澳大利亚参与了在阿富汗的作战,但印度为国际努力做出的补充是提供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并撑该国的外交和政治地位。喀布尔和新德里最近达成的一项协议为印度扩大阿富汗安全部队在印度的训练打开了大门。澳大利亚也大大加强了对阿富汗的发展援助。

    2011 年下半年,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遇到了严重的障碍。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急剧恶化,其标志就是退役的美国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海军上将的声明。他于9 月22 日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阿富汗叛乱分子哈卡尼网络是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一个“可以得到证实的分支机构”。在马伦上将作证前2 天,阿富汗最高和平委员会主席拉巴尼被暗杀,从而使美阿谋求与塔利班和解的努力产生了疑问。在美国制订关于促进阿富汗和平的新战略的时候,它应该就促进问题的解决,从而维护10 年来在民主和人类发展方面的收获的途径,与堪培拉和新德里密切磋商。

    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能够彼此合作,以实现阻止塔利班分子重新获得控制权的目标。如果超出实际的条件证明是合理的限度加快部队的撤退,就会削弱美国和北约在谈判中的影响力,为恢复极端主义的塔利班统治创造条件。华盛顿和堪培拉应当支持新德里关于加强该国的民主制度和促进尊重妇女与宗教少数群体的权利的倡议,作为防范塔利班极端分子在阿富汗政坛上取得进展的一项措施。华盛顿和堪培拉还应当努力避免在印度在阿富汗的作用方面被怀疑“把罪责推给了受害者”。作为打击与阿富汗的实体相关的恐怖主义的一项长期目标,印度完全有权捍卫自己在那里的利益。

    跨国恐怖主义。这三个国家应当就恐怖主义网络问题加强磋商和信息与情报分享。这些组织包括“基地”组织、拉什卡-塔伊巴组织、回教祈祷团等组织和个人。这些组织和个人与“基地”组织有着松散的或紧密的从属关系。这种三边合作可能会扩展到讨论如何防止受到全球范围启发的、但却产生于地方上的袭击。

    印度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恐怖主义的祸害,但却在2008 年11 月经历了其心理上破坏性最大的孟买袭击。当时将近160 人——包括一些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在遍及这个城市的多起枪击中被杀害。虽然澳大利亚在本国领土上没有经历过重大恐怖袭击,但是其88 名公民在2002 年的巴厘岛袭击中丧生。其驻雅加达大使馆于2004 年遭到袭击。澳大利亚和美国做出的反应是帮助印尼资助、装备和训练88 反恐特遣部队。

    尤其是,自2005 年以来,东南亚的反恐一直很成功,尽管2009 年7 月的雅加达饭店袭击和从那时以来印尼发生的一些规模较小的袭击提醒人们注意这一威胁。在菲律宾西南部,阿布沙耶夫武装仍然很活跃。因此,美国的军事顾问必须继续驻扎在那里。参与2002 年的巴厘岛爆炸案的乌马·帕特的被捕表明,国际恐怖主义网络仍然举足轻重。帕特是印尼人,在阿富汗接受训练,在菲律宾是逃犯,最终在巴基斯坦被捕。

    印尼仍然窝藏着致力于建立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的一些暴力和非暴力组织。一年来,印尼现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伊斯兰教反叛组织伊斯兰教国运动以印尼伊斯兰教国家的形式重新出现,冲击了整个印尼统治阶层。该组织的招募活动,特别是在大学校园里进行的招募活动,在印尼的非教派意识形态根基被忽略的问题上敲响了警钟,使人们重新对恢复学校系统中的公民教育感兴趣。

    本土恐怖主义。本土的恐怖团伙往往受到全球恐怖组织的启发,威胁着大多数南亚国家。这些团伙和“独狼”恐怖分子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是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解决本土恐怖分子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全球恐怖组织所构成的挑战。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应该共同重新评估其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的战略,使其适应于应对本土恐怖团体和个人。

    同样,也需要在识别、评估和应对化学、放射性、生物和核(CRBN)恐怖主义方面制订一项三边倡议。自911 事件以来,恐怖团伙进行这种攻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恐怖组织在人数、实力、能力和联络方面成倍增长,往往还得到国家的赞助。未来数年,由于核电站的数量及相关基础设施增加,特别是在巴基斯坦等局势不稳定的国家,所以核材料落入恐怖组织之手或核设施遭到袭击的可能性会增加。同样,恐怖分子进行化学、生物或放射性攻击的可能性仍然很严重。

    随着澳大利亚新的反恐控制中心和印度的机构多中心创建,以整合情报方面的工作,这三个国家可以共享恐怖预防技术方面的最佳做法和情报的搜集与整理。它们还可以在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加强法制进程和发展侦破与执法能力方面进行合作。澳大利亚在与印度和美国进行2010 年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的情报和安全筹备工作方面的合作的经验对所有三个合作伙伴都具有指导意义,并可能已经使它们对彼此的利益与能力有了新的认识和尊重。

    核不扩散方面的挑战

    核不扩散方面的挑战仍然令人关切。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谋求获得核武器和运载系统,所以背景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进行扩散的国家。中国和巴基斯坦在核开发和导弹开发方面进行合作以及伊朗和朝鲜活跃的核计划的历史,引起了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重大关切。在改变亚洲的军事力量对比方面,这些事态发展具有深远的潜力。虽然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承认这些挑战,但它们并没有以开始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进行协调。关注巴基斯坦的核计划和朝鲜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应说服美国和澳大利亚与印度进行更为紧密的协调,并影响防扩散政策,从而有助于在亚洲建立稳定的安全秩序。

    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在伊朗问题上协调立场同样重要。印度的做法近几年一直比较模糊。印度愿意与伊朗合作,因为印度的能源需求日益增长,但它对伊朗的秘密核活动感到不舒服,尤其因为据查,这些与巴基斯坦有联系。因此,印度的做法似乎越来越与西方相一致,就是支持对伊朗实施制裁。印度和美国政府对伊朗具有共同的愿景,即两国都不希望看到一个拥有核武器能力的伊朗出现。然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做法方面,华盛顿和新德里有着重大区别。双方一致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不利于地区稳定。伊朗是本地区的一个主要大国。正在几个亚洲国家萌芽的新的民族主义意识可能会引发宗教派别对抗。如果伊朗获得核弹,可能会推动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也努力成为核国家。

    然而,印度希望,美国等主要参与者采用对话和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它认为,对伊朗采取纯粹的惩罚性做法不大可能会取得积极成果。印度而是赞成采取这样的做法,即承认伊朗的民族自豪感,并在联合国的保护下采取这一做法。在这方面与美国的差异可能会持续下去。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差异,这三个国家起码共享信息,协调彼此的做法,偶尔还能找到相互重叠的短期利益。防扩散制度。虽然朝鲜和伊朗对防扩散构成单独的挑战,但更大的挑战是防扩散制度本身的危机。防扩散制度未能解决这些威胁表明了其弱点。这可能会导致在阻止进一步的扩散方面失败,特别是在亚洲。如果战略情况恶化,日本、韩国和沙特阿拉伯试图成为核国家,特别是如果不能制止朝鲜和伊朗的核武器计划,如果美国扩大威慑范围的可信性明显下降的话。

    同样,对一些核国家的纵向扩散缺乏重视助长了亚洲地区的水平扩散。一些国家和政权需要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的需求方面。如果核武器在一些人看来是合法的,另一些人则必然会寻求获得核武器。在亚太背景下的竞争、对抗与冲突的意义上讲,这一点尤为相关。

    就这些挑战问题制订三边政策和开展情报对话很有好处。例如,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和知识扩散到恐怖分子手中的风险引起所有三国的重大关注。 巴基斯坦的核活动的更为普遍的扩张也是一项共同面临的挑战,包括核武库的扩大和中国在未经核供应国集团批准情况下出售两个新的核电反应堆的计划。中国规避核供应国集团程序只会进一步削弱这项制度。因此,三国应努力发展相互关系和直接的沟通,从而促进情报的实时共享。

    在第二个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强对技术和材料的内外流动的控制。 2011 年9 月,印度建立了核安全监管局,取代原子能监管委员会,从而加强了核材料和核技术的安全性。该局将直接对印度议会负责。

    虽然每个国家都采取了几项此类措施,但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协调会使转移这些材料的难度大大增加。加强跨国的保安措施,例如货柜安全倡议和防扩散安全倡议也是必不可少的。对采取其中一些措施,印度的态度并非十分积极,不一定是因为它反对实行这种措施的想法而是由于缺乏对计划实施的信心。然而,就防扩散问题进行三边对话,尤其会有助于提高印度对防扩散安全倡议的满意程度。印度至今一直不愿加入这项倡议的行列。

    印度和防扩散秩序

    印度在防止核扩散方面的承诺一直是坚定的,尽管它一直没有参加正式的国际防扩散体制。美印核协议承认印度的防扩散记录。核供应国集团(NSG)于2008年专门授予印度的豁免权允许印度保持其核武器的威慑力,并在没有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情况下获得民用核技术和燃料。协议中所固有的期望是,印度将再接再厉,保持其积极的防扩散记录,并承诺遵守期望其他拥有核武器的缔约国遵守的相同标准。

    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打算使印度加入四个主要的防扩散组织——核供应国集团、导弹技术控制制度(MTCR)、澳大利亚集团和瓦森纳安排——就是承认印度和全球核不扩散制度有着共同的利益。本世纪最重要的全球大国之一就是不能被排除在防扩散集体之外。印度若加入这四项制度,会有助于加强这些机构。通过澄清和协调其中许多问题上的内部立场,这也会对印度有利。

    关于印度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核不扩散机制的关系——这一关系解释了一种实际情况,即印度在不远的将来的任何时候作为一个无核武器国家加入该条约的可能性都极小——这三个国家可以帮助开发新的思维。这将具有挑战性,因为大多数多边防扩散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的传统标准一直包括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尽管在美国的最高级别上的政治领导抱有这种意图,但形成共识,以支持印度加入这些制度中的任何一个都需要花费时间。

    澳大利亚集团。澳大利亚集团是让印度正式加入全球出口管制网络的合乎逻辑的地方。由于它把精力集中在化学与生物武器的前体上面,所以它与有关核问题的任何残留的情感无关。鉴于印度拥有庞大的化学工业和不断增长的生物技术部门,所以把该国排除在相关的出口管制体制之外是不可持续的。

    澳大利亚可能会在促使印度加入澳大利亚集团控制化学与生物武器扩散的努力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堪培拉是这一安排的永久主席国,能够就实现其出口管制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的和谐性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建议,并鼓励澳大利亚集团的其它参与国欢迎印度加入。澳大利亚在这条战线上的积极援助还可能会有助于克服新德里的任何剩余的错误观念,就是认为澳大利亚在防扩散问题上不信任印度。

    如果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防扩散出口管制问题上做出必要的行政管理方面的准备,以加入澳大利亚集团,其另外一项好处就是清除了印度政府内部有关政策问题的一些混乱状态。例如,由于缺乏印度国防研究与开发组织和印度外交部之间的协调,所以甚至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于1992 年签署禁止持有化学武器的协定之后和印度于1993 年签署化学武器公约之前,该组织仍有化学武器的库存,尽管可信的评估认为,这些库存在此后被销毁,以履行印度根据这项公约所需的义务。

    导弹技术控制制度。印度对遏制导弹的扩散抱有浓厚的兴趣。鉴于中国-巴基斯坦、中国-朝鲜以及中国-伊朗之间的导弹交易所造成的严重损害,所以热切希望遏制进一步的扩散。印度对遏制导弹扩散做出重大贡献的能力将会受到制约,如果它加入这项制度的话。

    瓦森纳安排。印度早就应该加入瓦森纳安排,以限制扩散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产品及技术。至于其它出口管制制度,印度一贯是这种制度的管制对象,但是,印度的经济、贸易和技术实力不断增强表明,它与这种安排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虽然印度仍然不是主要的武器出口国,但是印度和瓦森纳安排之间需要进一步协调,这种协调会对双方都有利。

    核供应国集团。在所讨论的四项制度当中,该集团可能会被证明是最为棘手的。但对印度来说,它具有最大的象征意义,因为该集团是在1974 年印度进行首次核试验之后作为一项严格的限制措施而建立的。印度加入该集团尤其重要,因为亚洲的扩散与恐怖主义关系密切。

    这三个国家还可以进行协调,以便在东亚峰会等地区论坛的议程中正式列入防扩散问题,并利用这些场所对容忍或支持扩散的国家进一步施压。鉴于某些该集团成员国坚持要求制订有关印度加入的基于标准的规则,所以美国和澳大利亚可以在确立某些可能会促使印度加入的标准方面携手合作。

    经济学

    全球失衡是这十年的经济危机的核心。虽然人们继续就造成这些失衡的原因及其在造成全球经济衰退方面的作用展开讨论,但是这个最先由本·伯南克表达的想法,即世界正在遭受一场“储蓄过剩”的侵害,仍然在大多数议论中被提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领导下的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受压抑的消费和储蓄过剩促成了全球范围的需求相对于供应的不足。过于简单的做法是在全球经济的一端和另一端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尤其鉴于美国宽松的货币供应在这场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人们并没有就某些发展趋势达成共识。越来越明显的是,在美国以及工业发达的其它国家,公众的消费已经达到了不可持续的水平。不那么明确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继续依赖该体系中的其它地方的过度消费来支撑本国的经济增长。随着中国成为全球体系的更大的一部分,它将无法在平均年增长率不到4%的全球经济中维持自己的成长故事。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持有3.8 万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其中80%为中国所持有。这些储备几乎全都投资于实际收益率不到2%、或者按照本国货币计算几乎为零的国库券或类似的票据,如果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资产的升值被计算在内的话。丝毫也不产生收益的外汇储备的数量表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收入,因而还有消费遭受损失。

    资本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向拥有大量资本的发达国家的貌似矛盾的流动被认为是“安全投资转移”。美国国库券仍然是世界上的溢价(无风险)资产,鉴于高品质的体制开发提供担保的市场——它支持着金融市场的流动,确保了合同的执行——所提供的广度与流动性。

    外汇储备的积累是发展中国家所谋求的一种保险形式,以降低资本外逃引发产出下跌的概率。发展中国家可以投资于本国金融部门的体制开发,与金融自由化和改善本国法律制度相结合,从而减少获取这种保险的需要。发展中国家需要较少地把带有真实的经济成本的外汇储备的过度积累看作实力的迹象,而较多地将其看作这个阻碍更为健康的经济增长的体制中浪费的标志。

    美国需要在夯实本国的财政基础方面做出承诺,从而在促进这种恢复平衡方面显示出领导才能。对美国和欧盟的赤字国家来说,夯实财政基础的选择是在采取自愿的行动和先发制人或者等待市场迫使其在晚些时候采取行动之间做出。而后一种选择的破坏性会大得多。

    另一方面,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更为健康和具有韧性的、较少依赖出口的经济。中国尤其需要减少固定资产投资,转而刺激国内消费。中国的固定资产占GDP50%的构成这一高水平与20%的全球平均数相比是不可持续的。由于印度依靠国内需求,所以人们往往认为,它有较好的条件来应对全球经济衰退。但这种看法并不完全准确。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占印度GDP 的近50%。印度的证券和货币市场被证明对全球的市场行情十分敏感。全球经济体系的所有部分都需要认识到,恢复平衡是必要的。这不是一场零和博弈。但每个国家都需要克服强烈的政治上的反对意见,因为恢复平衡的举措并不符合每个国家中的有影响的政治选民集团的短期利益。

    能源

     10 年来,人们一直把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起码部分地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消费增加。2010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能源消费超过其2000 年的消费量的2%,而欧盟的能源消费却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上。然而,在2008 年的金融危机以前的5 年中,石油价格上涨了370%,煤炭交易价格上涨了460%,天然气价格上涨了120%。

    2010 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0%。印度目前是世界上第四大能源消费国。其能源消费量到2035 年预计翻一番还要多。

    19 世纪美英两国实现工业化的时候,其人均实际收入翻一番用了50 年。然而今天,在全球化的世界上,中国在9 年内就取得了同样的成就。印度也没有落后很远。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印度的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略超过1%。但印度的人均收入现在的年增长率则为7%。这意味着,千百万居民户正在放弃“低能源”和“无能源”的生活方式。要想提供“高能源”的生活方式——尽管其品质要比经合组织各国低得多——就必须建设范围广泛的基础设施。而这反过来又增加了能源需求,从而促使碳排放增加。

    GDP 和能源消费的惊人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中国家数亿人的贫困减少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应当引起赞扬而不是担忧。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之所以成为可能会引起激烈反应的全球问题,原因就在于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具有能源效率较低的经济。因此,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变成能源需求幅度大得多的增加。从广义上讲,非经合组织各国生产价值1000 美元的GDP 需要消耗3.4 桶石油,而经合组织国家则只需1.1 桶(按市场汇率计算)。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经合组织国家相比,能源密集度是后者的3 倍,中国为4 倍,而亚洲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耗的碳密集度则要高28%。

    煤炭——碳密集度最高的矿物燃料——很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中国、印度和印尼加在一起,预计到2035 年将占煤炭增量需求的90%以上。中国这个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已经消费世界煤炭的将近一半。印度自己的煤炭需求每年都在上升,因为这两个国家都越来越依赖煤炭进口来弥补国内产量方面的日益严重的短缺。中国和印度已经占全球煤炭贸易总量的1/4。如果不取得提供人们买得起的无碳电力方面的技术突破,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可能会在2030 年以后很长时间继续增加,尽管其速度可能会放慢。

    印度等国家可能无法奢望对采用核能说不。由于严重的资源方面的制约因素和缺乏传统的矿物燃料,这些国家将需要从长计议,考虑采取核能发电。因此,核能仍是三国之间对话的能够有助于增强能源安全的一个关键领域。

    在石油方面,中印两国继续占年度原油消费的增量需求的很大份额。2010年,美国每天进口原油960 万桶,其中只有18%(170 万桶)来自波斯湾。中印两国今天各自从波斯湾地区进口大约相同数量的原油,其石油进口今后很可能会不断增加。

    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面临的挑战是进行合作,以便同经济失衡和能源格局方面的变化作斗争,并找到具有范围更为广泛的吸引力的解决办法。这三国可以走到一起,共同开发传统和非传统的天然气(如页岩气和煤层气)。三国的能源市场需要建立更为牢固的联系,大大增强彼此之间的一体化。能源篮子的多元化最终将产生于研究的加强。能源研究方面的三边合作可能会促进当地适当的能源解决办法,从而带来降价方面的全球收益,因为三国是主要的能源参与国。

    亚洲安全体系结构

    美国在前沿部署的军队、联盟和范围广泛的核威慑仍是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缘政治稳定的基石。然而,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其反接近和地区封锁实力,譬如导弹、潜艇和先进的作战飞机的迅速开发——是半个世纪以来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优势地位构成的头号严峻挑战。使情况复杂化的是美国当前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将使美国的防务开支在10 多年时间里第一次大幅度削减。

    美国正在加强传统的联盟,发展新的伙伴关系,更新其驻亚洲的力量态势,以增加进入和驻扎在澳大利亚、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机会,从而对这些挑战做出反应。虽然这些要素仍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方面的影响力的基础,但是华盛顿还正在增加对该地区的多边安全组织的参与,以应对共同面临的地区挑战,譬如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以及维和活动等。美国参加了2010 年的第一次东盟“防长+”会议。2011 年,美国总统还第一次出席了东亚峰会。

    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是亚太地区组织,包括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印度在安全机构中的参与集中在太平洋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间歇性的,但近几年其参与速度加快了。这与印度的东望政策是一致的。

    印度和澳大利亚是东盟的对话伙伴和东盟地区论坛成员。两国于2005 年在日本、新加坡和另外一些东亚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成为东亚峰会的创世成员。然而,印度对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的兴趣是不均匀的,其努力迄今为止未获成功。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参与亚洲的新兴多边安全机构——尤其是美国加入东亚峰会——为三边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会。鉴于它们共同的价值观和越来越多的共享利益——包括海上航道安全、反恐、防扩散和救灾——所以华盛顿、新德里和堪培拉就这些问题举行会议是合理的。它们在适当情况下可以让另外一些重要的伙伴国,比如日本和韩国参加,共同致力于解决涉及中国的地区组织问题。三边对话如果得到加强,会成为识别重叠的利益、在可能的情况下就共同目标达成共识,以及在重要的多国会议之前协调立场的起点。

    一项重要的共同目标应该是在航行自由、自由与开放的商务活动以及法治基础上加强地区秩序。这包括确保,地区安全论坛(例如东盟防长+和东盟地区论坛)解决紧迫的问题,譬如设立一个多边机制,以降低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所采取的强有力的、协调一致的立场能够为包括东南亚各国在内的其它本地区国家创造活动的空间。这还意味着要携手合作,以确保各国领导人在东亚峰会范围内,以积极讨论海上安全问题为起点,应对地区安全方面的严峻挑战。制订增强信任的海军措施可以成为三边合作的一个重点领域。亚太经合组织是一个经济论坛,主要不是一个安全论坛。然而,亚太经合组织促进了实现范围更为广泛的地区目标,领导人都是讨论自己正在考虑的本地区挑战,无论这些挑战是什么,也无论它们是经济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因此,鉴于印度在经济和战略上越来越与东亚和美国融为一体,所以把印度排除在亚太经合组织之外是不合理的。

    民主和人权。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具有独特的历史、社会政治方面的挑战和地缘政治利益,但是作为拥有形形色色的人民、强有力的制度与机构和包容性的、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的世界上的三个最古老的持续民主国家,它们有着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它们享有进行三边合作以及同其它志同道合的伙伴国合作来支持促进民主、人权和善治的活动空间。

    所有三国都属于美国发起的亚太民主伙伴关系组织和巴厘岛民主论坛的参与者组成的核心集团。在这些以及其它相关的地区论坛中,它们可以更为密切地合作,以促进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有效的民主治理。例如,印度、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志同道合的国家可以联合起来,支持有关缅甸的一项共同设想,鼓励真诚的政治改革方面的进展。它们还可以探索就联合国体系中的人权问题协调立场。

    最后,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在阿富汗、一些非洲地区、湄公河下游各国等地方实施开发计划,因为那里的三边合作可以把有效的民主治理作为一个核心目标确立起来。

    这三个民主国家应该做些什么

    本文提出了有关跨越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建立美澳印对话与协调机制的想法。除了三边合作本身所具有的宝贵价值之外,这一对话还可以为美、日、澳、印恢复正式的四边安全会谈奠定政策基础,如果它们在某个时候断定这符合自己的集体利益的话。一些分析家已经认为,2009 年的澳大利亚-印度联合安全宣言推进了美、日、澳、印四边关系的非正式的发展。

    涉及美国的安全伙伴和盟国的对话可能会带来稳定方面的好处,这种好处超出了改善有关各方之间的信息交换与协调的范围。这些会议能够为共享有关地区战略局势的评估和政策判断提供场所,从而提高每个国家的情报、沟通和政策反应的质量。这反过来又可以防止它们彼此误判或者在关系紧张或者爆发危机的时候做出过度反应。

    这符合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应该积极主动地和透明地致力于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国家强调一个多层次的地区外交体系架构的稳定性质。

    为了促进跨越一系列共同利益的更为有效的合作,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应该:

    a. 开始就跨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包括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范围广泛的外交政策、战略与治理问题进行正式的三边对话。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参与亚洲新兴的多边安全机构,为三边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会。鉴于华盛顿、新德里和堪培拉之间共同的价值观和不断增多的共同利益,所以它们应该就这些问题举行磋商,携手合作,在地区组织中共同解决问题。增强三边对话会成为识别重叠的利益、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就共同的目标达成共识以及在重要的多国会议之前协调立场的起点。

    b. 就防务问题,尤其是就加强情报、监测和侦察问题进行协调。在确立加强三边合作的同时,重要的是要记住,印度在正式的防务联盟是否可取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看法。虽然澳大利亚欣然接受了强大的伙伴国(即英国和美国)在保护其安全和主权方面的驻军与合作,但是印度从来都对发展军事联盟不感兴趣,而是宁愿保持“战略上的独立性”。印度领导人对密切的军事伙伴关系的厌恶及其继续怀疑美国,尤其是在印度的政治左派内部,会限制三边防务合作的发展速度以及范围。目标应当是谨慎地开始进行非正式的、职能形式的合作,并把精力集中在这方面,以偶尔的演习和训练活动为开端,建立强有力的和坦率的安全对话。

    随着三国之间信任和信心的增强,它们应当探索更加密切的战略与军事行动方面的合作,从解决跨国安全问题开始,可以转向更为高端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可能会包括监测、海上远征行动、反潜战,也许甚至还有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一体化。

    这三个国家最终可能会考虑在开发国家导弹防御技术和系统方面进行合作。有关弹道导弹防御的讨论可以通过建立一个三边工作组开始进行。对于这种讨论来说,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考虑各种途径,以确保任何可能的三边导弹防御合都对印度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范围更为广泛的威慑关系产生纯稳定效应,譬如通
过减少印度大量投资于增强核武器的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必要性。

    c. 制订三边倡议,以维护印度洋的安全,鼓励印度加入联合特遣部队151。印度和美国一直在打击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的海盗活动的非正式的低级别工作方面通力合作。然而,印度并没有参加上述这支以美国为首的部队。美国作为一项重大的多边打击海盗努力建立了这支部队。美国和澳大利亚应当鼓励印度加入这支部队,因为它们认识到,随着印度的海军实力增强,对印度来说,参加打击海盗和维护海上自由的多国活动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美国应当与印度和澳大利亚合作,以讨论三国在影响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基于规则的海上安全秩序方面起带头作用的新的可能的安排。这三个国家完全有条件在与印度洋地区的其它伙伴国和重要的外部利益攸关方,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的磋商中,在影响这种秩序方面起到头作用。印度和澳大利亚完全有条件协调印度洋地区体系架构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印度洋海军论坛和迄今为止成就一直很平常的印度洋沿岸地区合作联盟。

    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应当开始致力于创建海军舰只等在该地区的海上活动的行为准则,并制订处理违反这种准则的案件的一项行动计划。三国应当考虑制订或管理这种准则的最佳论坛:也许是印度洋海军论坛的一个增强版本,或者是一个新的论坛,其加入条件依据能力、兴趣、做出贡献的愿望,以及显示出遵守规则的愿望等。

    d. 开始进行反恐问题上的三边对话。这一对话应当集中在三边倡议问题上,以加强民主趋势及其制度与机构,尤其是在阿富汗和东南亚,并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所有三国都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防止极端主义的塔利班分子在阿富汗卷土重来和确保该国永远不会再次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发射平台符合它们的既得利益。

    三国能够共享预防恐怖主义的方法、技术和情报的搜集与整理方面的最佳实践。它们能够进行合作,以加强法律程序,开发侦破和执法能力,以应对南亚和东南亚各国的恐怖主义案件。同样,这一对话以及拟议中的三边政治对话可能会成为就具有反恐性质的援助、教育和开发计划进行协调的场所。

    e. 就加强情报共享和对技术和材料的流动的管制,从而应对全球防扩散方面的挑战进行更为密切的协调。印、美、澳三国在防扩散问题上的合作将会带来某些集体的和协调一致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可信度和生命力可能会超过应对这些挑战方面的双边措施。华盛顿和堪培拉还应对鼓励新德里加入扩散安全倡议。这项倡议是以美国为首的、在拦截被怀疑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零部件的船只方面开展合作的各国的全球性联盟。三边对话应当被用作减轻印度对实施这些措施“缺乏信心”的平台。

    f. 携手合作,使印度加入主要的防扩散出口管制组织。美国和澳大利亚能够帮助制订新的方法,考虑到印度与防止核扩散条约和防扩散体制的关系,承认一种现实,就是印度在不远的将来的任何时候作为一个无核武器国家加入这项条约的可能性都极小。这将会具有挑战性,因为大多数多边防扩散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的传统公认的标准都包括加入防止核扩散组织。印度需要积极主动地升级其出口管制体制,从而加强加强其要求成为多边防扩散组织的正式成员国的理由。印度能够确保,其国内的产业比较符合国际上的出口管制和监管方面的最佳实践,并改善最终使用方面的监督与核查工作。澳大利亚可以在协助印度加入有关化学和生物武器防扩散问题的澳大利亚集团方面起带头作用。

    g . 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尤其是在相关的地区论坛中,以促进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有效的民主治理。例如,印度、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志同道合的国家可以在支持有关缅甸的一项共同设想和鼓励真诚的政治改革的进展方面进行协调。在这方面,它们可以利用彼此的双边关系和政策来实现该地区的相同目标。

    h. 领导有关在全球范围恢复平衡的讨论,协调恢复多哈回合世贸组织谈判的努力,并探索解决三国之间劳工流动问题的途径。鉴于美、印、澳三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各自的地位,所以它们在恢复全球经济的平衡方面提供了利益的一个横截面。在世贸组织中,这三个伙伴国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协议,会促使多哈回合谈判圆满结束。劳工的更为自由的流动将有助于这些国家经济的一体化,从而对三国都有利。

    i. 解决补贴问题。国内的补贴和交叉补贴造成了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能源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的扭曲,从而可能会助长效率低下的使用和排放量的增加。为了把扭曲程度降低到最低限度,三国可以设法把能源服务和产品方面的贸易包括在世贸组织谈判之中。这会促进所有类似形式的能源获得公平的待遇,无论它们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从而使市场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能源的效率。

    结束语

    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具有一系列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不断变化的实力动态而增强。这三个国家应当积极地探索彼此的共同利益,就彼此的政策进行合作与协调。三国之间的对话会在解决近期的重点问题方面起很大作用,即使它所促进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秩序有利于经济与政治稳定、安全、持续的自由与开放的贸易,以及民主治理。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2-06 11:00:55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发表2012年施政方针演说

日本首相 野田佳彦

2012年1月24日

    核心提示:今年是日本的关键一年。历尽考验后,前方定会看到"有希望和自豪感的日本"的曙光。这个国家不只属于活在当下的我们。未来永续繁衍下去的世世代代也是值得我们守卫的国民。建立、守卫并引领这个国家走向繁荣的祖辈一直对国家的前景寄予深沉的思绪。我们必须接过悠长的"历史接力棒",然后递给下一代。

一 序言

    值此第180届国会召开之际,我谨代表政府在此阐述我国面临的诸项课题和内阁的基本方针。

    去年9月诞生的野田内阁,以逐一解决眼前的课题作为使命。今年是"日本再生元年"。当务之急是摆脱将国家的大政方针置之度外的"犹豫不决的政治"。

    "朝野各党应在信任关系的基础之上进行协商,得出结论,实施国家的大政方针。我相信惟有如此才称得上是对国民负责的政治。"

    这是4年前当时的首相福田康夫在这一演讲台前向朝野各党发表的施政演说的一节。自那时以来,长年积累的各种问题日趋严峻,国家的债务不断膨胀。而且,由于东日本大地震的爆发,很多新的课题又亟待解决,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这个被称为国难的危机面前我们背水一战,并且要应对各种长年积累的问题。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对国民负责。

    野田内阁要做的事情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实现灾后的重建和复兴、与福岛核事故作斗争、重建日本经济。关于这些重大课题的设定以及国家应该推进的政策方向,朝野各党之间是没有分歧的。

    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也是如此。去年年末,民主党内的政治家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自民党和公明党执政时期就已提出来的建议,最终拟定了政府和执政党的草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与各党和各派进行了协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在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保障的大方向上没有任何分歧。如果说在具体的政策方面尚有不同意见,那么就让我们充分地展开讨论吧。

    值得幸运的是,我国政治进程中出现的各种课题当中,并不存在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中非常突出的意识形态和利害关系的对立。在上届国会中,各党和各派超越了最初的分歧,就(2011年度)第三次补充预算和相关法案达成了协议,就是很好的佐证。只要我们政治家真心诚意行动起来,就能够把政治推向前进。

    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公开去渲染这些分歧,而是为了国民真正的利益和国家的未来思考"远大的政治"。这需要对重要的课题做出决断,而不是搁置起来。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日本面临的课题,通过讨论来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并付诸实施。作为代表所有国民的国会议员,现在需要考虑的不是"政局",而是"大局"。

二 着手解决三大优先课题

    实现灾后的重建和复兴、与福岛核事故作斗争、重建日本经济--我发誓,改组后的野田内阁将继续全力以赴解决这三大优先课题。

    让复兴的钟声敲响

    那场大地震已经过去了10个多月。对于那些至今仍不得不居住在临时住所、生活不便的人们,我们至少应该让他们感受到应有的温情。我们希望他们尽快从地震的阴霾中摆脱出来,让灾后复兴的钟声响彻大地。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们一直在努力拼搏。

    因为有了在上届国会成立的第三次补充预算和相关法律,我们具备了实现复兴的基本的手段,其中包括建立复兴厅、复兴交付金和复兴特区制度等方面。被冠以"复兴"之名的新的机构将继续紧贴灾区的民众,力争实现灾区的复兴。这是朝野各党共同镌刻的誓言。复兴厅将在2月上旬成立,直接倾听当地的各种要求,作为复兴事业的指挥塔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重建灾民的生活方面,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确保他们有自己的工作。通过推行复兴特区的各项制度,我们将从国内外吸引投资,加快受灾企业的复兴,振兴灾区产业,确保就业。要让当地的居民自己来描绘未来复兴的蓝图。地方的事情由地方自己决定,现在正是考验这一地方主权理念的时候。我们将依照多样主体参与的居民自治的原则,全力支持开放的复兴。

    3月11日将是地震爆发一周年,政府将举行追悼仪式。告慰罹难者之灵的最好方式是尽快实现灾区的复兴。我们的前辈在二战留下的焦土上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经历了石油危机之后成长为世界最节能的国家。面对灾害,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这是一场建设新日本的挑战,而非回到过去。这就是当今日本人的历史使命。

    加油!福岛!加油!宫城!加油!岩手!加油!日本!让我们把地震之后响彻全国的这些口号继续喊下去。让所有的日本人都团结起来,与灾区的民众同甘共苦,共同书写日本复兴的新篇章。

    吸取此次大地震的教训为未来着想,也是我们必须履行的历史使命之一。我们不能以"意想不到"的灾害作为借口。为了防止包括海啸在内的所有的自然灾害,我们在国家建设和地区建设的过程中应充分地考虑到防灾措施,从根本上加强对策。

    坚决与核事故作斗争 实现福岛的复兴

    与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进行的斗争远未结束。去年末第二阶段的工作结束,只不过是实现废堆整个工程中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重建福岛、还我美丽的家园,真正要做的工作还在后头。

    为了让避难的人们回到家园,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能够安心生活的环境。我们将尽快恢复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为了使儿童和孕妇免受放射线的危害,我们将彻底清除生活空间的污染,为居民的健康做好各项管理,恢复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站在灾民的角度,尽可能做好赔偿工作,力求公正和完善。我们要充分了解市町村和各位居民的意见,重新设定警戒区域和避难指示区域。

    我自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以来已三次前往福岛。远山美丽的轮廓和茂密树林流淌出来的河水的声音,无论走到那里都能感受到一种似曾相识的乡情。福岛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任何一个日本人脑海中浮现的故乡都可以在此找到原型。没有福岛的重建,就没有日本的复兴。如果福岛不能焕发活力,整个日本也会死气沉沉。我曾经多次这样讲过,希望所有的国民都能认识到这一点。为了具体地实现这一愿望,我们将向国会提出特别措施法案,以便于国家和地方联合起来推动福岛的重建。

    日本经济的复兴

    为了让灾区走上复兴之路,让我国的经济摆脱长期低迷的状态,实现长久繁荣的目标,我们还要全力以赴致力于重建日本经济。为了使广大的中间阶层恢复活力,我们要让以中小企业为首的各企业在保持竞争力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整个日本经济恢复活力。我们要取消各种限制企业在国内投资和创造就业的障碍,极力维护产业和就业的基础。同时,我们还要健全良好的环境,为新的附加值的产生播下种子,让新兴产业得以萌芽和生长。

    为了重建日本经济,2012年度预算包含了很多的项目。这是实现经济复兴的下一步骤。我们将努力促使2012年度预算与第四次补充预算一道尽快成立。为了克服历史罕见的日元升值和长期通货紧缩的不利局面,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日本央行在金融方面的合作,使经济和财政运营做到万无一失。

    在世界经济前景越来越不明朗的情况下,人口的减少给我国经济实现强劲增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冷静地看待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制定能够应对各种挑战的蓝图。为此,我们要借助国家战略会议加快"新成长战略"的实施,在年中之前制定"日本再生战略",并由官方和民间一同来实施这一战略。

    日本有很多的前沿领域正等待着我们的挑战。"妇女"是日本未来的潜力所在。这不单是指妇女可以填补日益减少的劳动人口。妇女参与社会方方面面的事务,发挥其能力,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多样性,恢复日本的活力。妇女在日本复兴过程中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希望她们在社会中更加光彩耀人。

    "农业"、"能源环境"、"医疗护理"等领域能够产生新的需求,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潜能,能够成为21世纪的成长产业。政府不久前制定了有关食品和农林渔业复兴的"基本方针和行动计划",今后将负责切实落实下去,我们还将推动这些领域的技术革新。我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海洋"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和资源的宝库;"宇宙"中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海洋"和"宇宙"是政府全力以赴挑战的整个人类的前沿领域。我们要汇集产业界、官方和学术界的聪明才智,加大能够适应挑战的人才培育的力度,将这些前沿领域从"梦想"变成"现实"。为此,国家将制定实现日本复兴的具体蓝图。

    冲绳是日本通往亚太的门户,拥有巨大的潜力,今年是冲绳回归本土40周年,冲绳也是一个重要的前沿阵地。为了充分发挥冲绳的潜力,我们在2012年预算中安排了不限定用途的自由度很高的一揽子交付金。应当地政府的要求,我们将向本届国会提交有关冲绳振兴的两个法案。

    为了实现经济的复兴,我们有必要重新确立能源政策。在确保让国民放心和安全的大前提下,我们将综合考虑对经济的影响、环保、安全保障等因素。在化石燃料价格飞涨的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避免眼下电力供应的紧张,同时要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核能的依赖。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方程式,我们必须解开。我们将广泛听取各阶层民众的意见,完善能够让民众放心的中长期的能源结构,一切从零开始,力争在夏季之前制定新的战略和计划。我们还将提出能够支撑新的能源结构的电力系统的方式和防止气候变暖的对策。

    我还要彻底查清核电事故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确立新的核能安全行政规范。我们要在环境省的下面新设负责核能安全的机构,实行严格的限制。为此我们将向本届国会提交相关的法案,力争恢复对核能安全管理的信心,强化其监督功能。

三 全面推进政治行政改革与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

    果断实行政治行政改革的决心

    "先从隗始"。这正是政治和行政担当者无论应对什么样的政策课题都必须对诸位国民显示的"国家的诚意"。

    之前召开的国会并没有就削减政府总体支出和确保税收收入的具体对策得出结论。朝野党派的想法并无太大差异,却出现了这种结果,实在令人感到遗憾。有关将国家公务员工资下调约8%的法案及邮政改革相关法案,我再次请求在野党派给予配合,以便在国会上迅速达成一致。

    杜绝行政浪费是我们必须不断努力的方向。为实现负责人的财政运营,我本人在过去两代政权中也进行过不懈努力。不过,我们还是听到了"减少浪费的努力相当欠缺"的斥责之声。本人决心直面行政改革。

    独立行政法人改革将成为开端。通过大胆的统一重组和职能优化,首先将法人数量减少40%左右。其次是特别会计改革。废止"社会资本整备事业特别会计",将总支出额减少一半左右。我们将向国会提交与这些改革相关的法案,并努力确保法案成立。为尽量确保税收收入,今后5年内使国家公务员宿舍减少25%并变卖政府资产。在切实推进行政改革的同时,继续推进公务员制度改革。

    为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减少国家行政的浪费,我们将具体切实地推进有效的地区主权改革。在2012年度的预算中,我们增加了统一支付的补贴的总金额。为在原则上废除国家在各地区的驻留机构,推进具体制度制定工作,必要的相关法案将提交国会。在作为支撑地区社会的基础的邮局,将一体化提供三事业服务,提高便利性,实现邮政改革。

    改革并不仅限于行政。政治家本人必须首先以身作则。民主党正准备向国会提交削减众议院议员名额的法案及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的选票分量不同问题的具体纠正措施。为使朝野党敞开胸襟进行讨论,在国会得出结论并付诸实施,我本人也将发挥领导作用。

    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的意义

    在推进政治行政改革的同时,为了国民和国家的未来,我们还必须解决另一个重大课题。这便是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正逐渐从"支持力量"转变为"被支持的力量"。就人口构成来看,以前是多名劳动人口供养一名老龄者,现在的比例是三比一,并朝着一比一的方向变化。照此下去,将来的某一代劳动人口必将不堪重负。如今改革已是刻不容缓。

    过去的政权在编制预算时采取各种方法勉强渡过了难关。但日本社会的老龄化速度居全世界首位,社会保障费用每年自然增加1万亿日元规模,反复采取的对症疗法已迎来极限。当然,进行一体化改革并非为了让财源与补贴合得上,而是为了实现国民们"希望使社会保障可持续且令人安心"的愿望。

    一旦因失业和疾病等变成非中间收入群体,就无法重新成为中产阶级,这种不安情绪正逐渐蔓延。照此下去,冒险开拓的精神可能萎缩。老年人一个个孤零零去世的社会是可悲的。劳动人口和孩子因贫困而发出的悲痛呐喊也不容忽视。

    政权更迭后,在"国民生活是第一位"的基本理念下,我们一直致力于构筑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并从中感受到生存价值的社会。为使所有人都拥有工作和住所,构筑充满温情的社会,有必要增强社会保障功能。

    有人指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劳动人口提供的援助较为薄弱。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育儿支援。为使女性能力最大限度地有效发挥,构筑让女性安心生育的社会,必须加快构筑支援育儿的新体系。增强劳动人口安全网,使社会保障制度向覆盖全体国民的"全世代应对型"转变,这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据称,最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无法相信"明天更美好"。在这个使后代债款不断增加的社会,年轻人对将来持有消极态度也是自然的结果。可以说,能否迈出使社会重新拥有希望的第一步,取决于一体化改革的成败。

    基于这一背景和认识,政府制定了分阶段提高消费税率的草案。具体而言,以使经济状况好转为条件,自2014年4月将消费税率提高至8%,自2015年10月使消费税率提高至10%。除去现行的地方消费税额,提高税率后的消费税收将用作社会保障费用,全部返还给国民。增加消费税收绝不会导致"官"的肥大化。

    这是为了向社会传递更多温情而实施的改革。在提高消费税之际我们最需要考虑的是低收入群体。因此,我们将采取各种周到细致的措施,通过增强社会保障功能充实低收入者对策,探讨实行每个国民拥有其专有号码的社会保障和税收制度等。另外,我们将把所得税最高税率提高5%,在税制方面努力恢复纠正贫富差距和重新分配的作用。

    在金融市场力量席卷全球的今天,国家信用一旦丧失将无法挽回。欧洲各国的情况现在一目了然。从建立不任由金融市场力量摆布的强韧财政结构的观点来看,推进一体化改革也是刻不容缓的。

    面向改革具体化的磋商要求

    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与经济再生和政治行政改革是必须全面推进的重大改革。今后我们将在与各党各会派推进磋商的基础上起草大纲,在自公政权时代成立的法律所规定的本年度末的期限之前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年初登台发表施政方针演说的各位内阁总理大臣都强调了通过改革构筑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为实现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必要使负担与补贴相平衡。"

    "以使经济状况好转为前提,为及时分阶段推进根本的税制改革,我们将在2011年度前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

    "这是为了让社会保障成为令人安心的制度,也是为了不给子孙后代增加负担。"

    这并不是我个人的话。这是麻生太郎前首相3年前在发表施政演说时的发言。而我期待实现同样的目标。我希望大家超越立场不同,为了全体国民,为了国家的未来,积极参与有关草案的磋商。

    为了争取国民的理解和协助,我们必须努力通俗易懂地解释改革的意义和具体内容。本人将与有关阁僚带头全力向诸位国民发布信息。另外,我们还将与站在社会保障第一线、和居民直接接触的自治体有关人士进行紧密合作。

四 开拓亚洲太平洋世纪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亚洲太平洋世纪和日本的角色

    历史从大西洋世纪迈入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活在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世界历史重心大转移的时代。在历史变动期,往往机遇和风险并存。

    亚洲太平洋世纪带来"机遇"。不言自明,这就是亚太地区将作为世界增长中心,牵引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促进该地区强劲增长,汲取巨大的基建需求、新兴和中产阶级购买力将赋予我国财富和活力。没有富裕和稳定的亚太地区,就没有日本的再生。

     亚洲太平洋世纪蕴含"风险"。这就是在既有秩序的变动过程中,地区不稳定性将加大,安全形势变得扑朔迷离。多个国家今年迎来领导人更换期,我国所处的安全环境不容大意。此外,发展中的金融市场、环境污染、食品能源紧张、以直追日本势头加剧的老龄化,这些亚太地区所处可见的课题也是阻碍地区稳定发展的原因。为解决这些课题,日本的技术和知识引来热切的目光。没有课题治理发达国家日本的贡献,就没有亚太地区的富裕和稳定。

    万幸的是,我国是一个同时立足于"亚洲"和"太平洋"的海洋国家。我国必须尽可能利用身处未来的历史重心这一地缘政治学上的优势,做出贡献以使亚太地区可以享受稳定和繁荣。这是一个全球性课题,也是旨在实现我国国家利益的最大战略目标。我认为,我国外交的基本是,为实现亚太地区稳定和繁荣,我国要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活用广泛国家和地区参与的机制,同时在制定亚太地区秩序和规则的过程中发挥主体性作用。

    贸易投资自由化、克服能源和环境制约等经济层面的课题,反恐对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确保海洋航行自由以及维持和平与防止纷争等安全层面的课题,还有就是确认自由、民主主义和法治等共同价值观,诸如此类需要亚太地区加深对话的课题不一而足。在富于多样性的亚太地区,我国将在携手志同道合的国家的同时,在战略上应对课题以实现地区稳定和繁荣。

    首先,第一步就是主导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圈,也就是所谓的FTAAP构想,并通过高层次经济合作主导制定自由的贸易投资规则。政府将推进日韩和日澳谈判,争取尽早启动以日中韩和东盟为中心的广域经济合作谈判,并推进和相关国家的协商以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与此同时,我国将争取早日启动日欧自贸谈判。

    加强和各个邻国的双边关系

    在推进上述努力之际,同时一并加强和各个邻国的双边关系将提升我国外交的"基础体力"。除美中外,我还已和俄罗斯、印度和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领导人举行单独会谈,在建立个人信赖关系的同时推进了双边关系。今后,我仍将一边争取解决北方领土等和各国间悬案,一边努力强化双边关系。

    尤其是日美同盟,它不仅是我国外交和安全的基础,还是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和繁荣的共同财产。我国必须深化和发展与21世纪相称的日美同盟关系。关于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政府将根据日美协议,在继续认真倾听冲绳百姓的声音,诚心释疑,寻求理解的同时,全力减轻冲绳的负担。

    此外,没有中国的建设性作用,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就无从谈起。日中此前多次通过领导人接触确认"战略互惠关系"的方针。今后是进一步充实内容,在建立地区的稳定秩序过程中加深合作的阶段。政府将抓住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契机,从人员交流和旅游促进着手,通过各个层次的对话和交流,加深互惠关系。

    关于今后北朝鲜的动向,政府将静观去年底北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去世后局势的变化,在和相关各国紧密合作的同时,加强情报搜集,防范不测事态,继续做好万全态势。绑架问题是关系我国主权的重大问题,也是侵犯基本人权的普遍问题。为实现全部受害者早日回国,政府将全力以赴。关于日朝关系,政府将继续根据日朝平壤宣言,综合解决包括核和导弹在内的诸多悬案,清算不幸的过去,努力实现邦交正常化。

    关于伊朗核问题,日本将和国际社会共担重大风险。政府将以努力通过和平与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为基本,在综合考量原油市场和日本经济所受影响的同时,携手各国妥善应对。此外,在保证消费者行政万无一失的同时,针对恐怖主义、网络攻击、大规模自然灾害和国内外重大事件事故等危害国民生命、身体和财产的紧急事态,政府将时刻怀有紧张感,准备好万全之策,进行危机管理。

    为了人类更好的未来

    我国还要超越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为赋予整个人类一个更好的未来积极地做贡献。这不仅是尽国际社会责任,还是"有自豪感的国家"的基础,以让人感觉"出生在这个国家真好"。

    日前,我送别自卫队工程部队赴南苏丹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队员们不辜负国际社会和当地的期待,在非洲大地上为基础设施建设挥汗如雨的身影将成为日本人"自豪感"的组成部分。除这些海外贡献活动外,政府还将努力为军缩、核不扩散和气候变动等"人类安全的未来"做贡献,以及通过战略上活用政府开发援助为"人类富庶的未来"做贡献。

五:结尾

    我深爱日本,愿守卫它,愿引领这个美丽的家园走向未来。只要是真正有利于日本的事,我将疾呼不止,坚持到底。今年是日本的关键一年。历尽考验后,前方定会看到"有希望和自豪感的日本"的曙光。这个国家不只属于活在当下的我们。未来永续繁衍下去的世世代代也是值得我们守卫的"国民"。建立、守卫并引领这个国家走向繁荣的祖辈一直对国家的前景寄予深沉的思绪。我们必须接过悠长的"历史接力棒",然后递给下一代。

    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面临一些不容搁置的课题。可能不会受到鼓掌喝彩。即便如此,政府也定要遂行上述的重大改革。代表全体国民的国会议员们!我们要重拾立志图强之际的初衷,不要在搁置困难课题的诱惑前认输。不只考虑下次选举,充分考虑下一代者才是"政治家"。在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际被托付国之船舵的我们,必须完成"政治改革家"的使命。

    改变政治吧。为赋予奋发度过苦难的国民以力量,开拓这个国家的未来,如今必须同时遂行"大政治"和"决断的政治"。日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政治家的良心。希望以国民新党为代表的执政党、各党各会派、全体国民予以理解和支持。我的施政演说到此结束。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1-29 18:21:10 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

资本主义如何毁了印度?

阿兰达蒂·罗伊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12年01月28日

    这是一幢房子,还是一个家?是新印度的神庙,还是游荡着新印度幽灵的货栈?自打“安蒂拉”(Antilla)出现在孟买的阿尔特蒙大道(Altamount Road)之后,这里便和以往不一样了,发散着神秘和淡淡的威胁。“我们到了,”带我来这儿的朋友说,“向我们的新统治者致敬吧。”

    安蒂拉属于印度首富穆凯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我应该看看这些对它的介绍:有史以来建成的最昂贵住宅,27层楼,3处停机坪,9部电梯,空中花园,舞厅,气象室,健身房,6层楼的停车位,600名佣人。可看到那一面垂直草坪时,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固定在一张巨大金属网格上的草坪从空中倾泻而下。草坪由一块块干草皮拼接而成,有的地方出现了脱落,掉下一块块整齐的矩形草皮。显然,“涓滴理论”失效了。

    但“喷涌理论”却起到了作用。正因如此,在一个有着12亿人口的国家,最富有的100名印度人如今拥有的资产规模,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四分之一。

    坊间传言(《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也曾报道过),或至少是曾经传言,安巴尼一家并没有住在安蒂拉。也许他们现在正住在里面,但人们仍然在背后议论着有关幽灵、厄运和风水的话题。我觉得这全怪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他曾说过,“资本主义......?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再能够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在印度,有3亿人属于新兴的后“改良型”中产阶级,他们身边游荡着25万因负债累累而自杀的农民的幽灵,还有8亿穷困潦倒无依无靠、只为给我们让路的农民。同样在我们身边的,还有那些每日生活费不足50美分的苟延残喘的人们。

    安巴尼的个人身家超过200亿美元。他持有信实工业(Reliance Industries)的控股权,该公司市值达2.41万亿印度卢比(合470亿美元),旗下拥有一系列全球业务。信实工业持有Infotel 95%的股权,后者数周前收购了一家媒体集团的多数股权,该集团设有电视新闻和数个娱乐频道。Infotel是唯一获得4G宽带全国性牌照的公司。安巴尼还拥有一支板球队。

     信实工业是少数掌控着印度的企业之一,这些企业中有些是家族企业,有些则不是。类似的重量级企业还包括塔塔集团(Tata)、金达莱(Jindal)、韦丹塔(Vedanta)、米塔尔(Mittal)、信息系统技术公司(Infosys)、艾萨(Essar),以及由穆凯什?安巴尼的兄弟——安尼尔?安巴尼(Anil Ambani)所有的另一家信实。它们竞相扩大自身业务,足迹遍及欧洲、中亚、非洲和拉美。以塔塔集团为例,它在80个国家开办有100多家分公司。它们是印度最大的民营能源公司之一。

    由于“喷涌理论”原则并未对企业间的交叉持股予以限制,因此,当前你所拥有的越多,将来你能够拥有的也就越多。与此同时,一桩桩丑闻接连曝光,在令人痛心的细节中,人们看清了企业是如何收买政客、法官、政府官员和媒体的。民主已被掏空,只剩下了形式。储量巨大的铝土矿、铁矿石、石油和天然气原本价值数万亿美元,却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各家企业,违背了即便是扭曲后的自由市场逻辑。贪腐的政客和企业勾结起来,在低估资源储量的同时,也低估了这些公共资产的实际市场价值,他们侵吞的公共资金高达数十亿美元。还有抢占土地——社区被迫迁离,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他们的土地被国家“征用”,随后被交给私人企业。(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概念很少适用于穷人。)群众开始造反,许多人配备了武器。政府已表示,它将派军队予以镇压。

    面对种种民怨,企业自有一套“高明”的应对策略。它们从利润中拿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用于创办医院、教育机构和信托基金,信托基金反过来又为各种非政府组织、学者、记者、艺术家、电影制片人、文学活动、甚至是抗议活动提供资金。这是一种借助慈善活动、将舆论引导者拉拢到自己影响范围的伎俩。通过对常态进行渗透和移植,如此一来,挑战它们似乎就和挑战“现实”一样荒唐可笑(或是难以理解)了。接下来,“别无选择”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塔塔集团及其子公司拥有印度规模最大的两家慈善信托基金。(它们向财务拮据的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捐赠了5000万美元。)金达莱及其子公司(业务主要涉及矿产、金属和能源领域)开设有金达莱全球法学院(Jindal Global Law School),不久还将开办金达莱政府与公共政策学院(Jindal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Policy)。而向社会科学家提供奖学金及研究基金的新印度基金会(New India Foundation),其资金来源则是软件业巨头信息系统技术公司。

    找到办法“摆平”政府、反对派、法院、媒体以及自由化观点后,剩下来要对付的,就只有愈演愈烈的动荡局势了,也就是“群众力量”的威胁。你们会如何驯化它?你们如何让抗议者变成乖乖听话的宠物?你们如何平息人们的愤怒,让它改变方向,进入“死胡同”?由安纳?哈扎尔(Anna Hazare)领导的反腐抗议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场抗议活动的参与者多为中产阶级,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一项由企业赞助的全天候媒体活动称其为“人民的声音”。这场抗议活动呼吁立法,清除残留的民主糟粕。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同,它未曾对私有化、企业垄断行为或是经济“改革”有过半句抗议之辞。其主要的媒体支持者,成功地将关注焦点从骇人听闻的企业腐败丑闻上移开,利用公众对政客的抨击,要求幕后操控势力进一步退出政府,并呼吁加大改革和私有化力度。

    在推行这些“改革”的20年后——这20年里,印度经济虽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增长,但失业人口依然大量存在——营养不良的印度儿童数量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多,其8个邦的贫困人口数量,超过了26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贫困人数总和。如今,全球金融危机已接近尾声。印度经济增速大幅降至6.9%。外资纷纷撤离。

    资本主义真正的掘墓人,原来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而是存在于其自身错觉中的红衣主教,他们将意识形态变成了宗教信仰。他们似乎难以理解现实,也难以领会思潮变化的精髓。这种变化清晰地昭告着:资本主义(包括中国式资本主义)正在毁掉这个星球。

    “涓滴理论”已然失效。如今,“喷涌理论”也遇到了麻烦。孟买渐渐暗下的天空中繁星初现,身穿整洁亚麻上衣的保安也出现在安蒂拉紧锁的大门外,他们携带的对讲机不时传出通话声。一缕缕灯光闪耀着。或许,到了幽灵们出来游荡的时候了。

    本文作者著有《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破碎的共和国》(Broken Republic)一书是她的最新作品。
 

 

 

 




发件人:"陈申申" <chensssh@gmail.com>2012-01-30 03:26:43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只有彻底切割非左即右的僵化思维中国才有希望

----我和杨瑞辉合著的新书《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 前言

郎咸平

    各位读者可能会觉得很纳闷,我和杨瑞辉教授,作为喝着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怎么会写这本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小册子。其实理由很简单,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以自由经济思想主导的三十多年经济改革的结果,促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研究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反思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路径选择。

    我对马克思的理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实我从大学就开始慢慢接触马克思理论,可是由于水平有限,一直无法领略其思想的本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修了一门一位德国教授 Alois Wenig开的资本理论(Capital Theory)课程,我很震惊地发现这位教授竟然用多变量微积分解释《资本论》,而且Wenig 教授就把马克思的理论当成经济理论教学,这位德国教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当时觉得德国人自己追捧德国人马克思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还是领略不到马克思的思想本质,只是更进一步地了解了《资本论》可以用数学来解读。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位教授出考题要求我们用数学解答《资本论》的几个问题。不瞒各位读者,我们全班同学,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答对任何一题。最后Wenig教授要求我们全班补考,我只得了35分,这门课的成绩不是太理想,只是教授比较客气,没把我们全班给当掉了。以后我请求这位教授帮我写推荐信申请美国的大学,教授很客气地对我说,我很愿意帮你写推荐信,但是你的水平有限,你只能申请二三流的学校。所以我能进入世界一流名校沃顿商学院读书是一个我到现在都不能解释的奇迹,至少教过我的老师都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命运就是这么有趣,我在纽约大学教书的时候, Wenig教授也到纽约大学访问,他看到我时的眼神除了有看到老学生的兴奋之外,我还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迷惑。

    我进入沃顿商学院以后,经常在经济系修一些经济学的课,当时我想去修两门课程,一个叫经济思想史,一个叫中央计划(Central Planning)。可是开课第一周我就打了退堂鼓,因为数学之难、理论之艰深让我感到痛苦万分,可我还是决定旁听一个学期,当然马克思的理论又是其中的重要主题。由于我本身的水平实在有限,我当时只能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技术性数学化的理解,而完全无法参透其中的玄机。我当时就已经了解了三卷《资本论》的理论几乎都在1950年之后得到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证实,而这也是我这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向各位读者介绍如何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数学解读《资本论》。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的是现代经济学竟然证明了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的正确性。

     我拿到博士学位的二十多年后,整个学术理论体系逐渐成形,我对于马克思的理论精华也渐渐地开始理解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期间,经常和同事杨瑞辉教授喝茶讨论马克思。杨教授的知识非常渊博,我从和他的持续对话中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对话(dialogue)这么重要,这也是柏拉图对话集的重要意义,因为相互的对话、讨论、激辩才能形成辩证(dialectic), 我也开始慢慢地理解了马克思承袭康德、黑格尔等人而自成一派的唯物辩证法。我们在这本书中将马克思这一一脉相承的哲学思想以最简单的方式介绍给读者,而且以此为基础,我们开始讨论从马克思年轻时代始马克思的思想精髓到底是什么。我们查证资料发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他想达到和谐社会的一个手段,他这一生真正追求的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但是当我读完他的著作之后立刻有了一个疑问,以马克思的聪明才智而言,难道他真的相信透过共产主义可以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研究马克思从年轻到去世的所有著作之后发现,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充满激情、乐观的年轻学者。但是到了晚年,他不但深受病痛折磨,而且儿女的过世让他难以承受打击,性格开始转向悲观,而且痛恨命运的无情,甚至痛恨他晚年所经历的资本家的贪婪霸道。最后,他从根本上放弃了改革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而由共产主义所取代。但是目前,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老大哥竟然轰然垮台。

    难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吗?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三卷《资本论》的理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而资本家则无情地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现代经济学基本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但是马克思接着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并最终孕育出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资本论》第二卷指出资本逐利的天性一定会导致再生产失衡和经济危机,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后来也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正确的,而且资本主义确实也发生了危机,例如1929年经济大恐慌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但这些危机绝不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论》第三卷指出资本家必然进行越来越多的资本密集型投资,从而导致利润率的必然降低,这个观点也在日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不过,在现代社会,持续的创新可以享受高额利润率,直到更多人跟进模仿,然后行业利润率才下降,因此美国就是透过不断的创新,例如互联网,维护美国资本主义的霸权地位。因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说法只存在于《资本论》第一卷,可是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他过世之后,资本主义透过进一步的民主与法治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从而避开了《资本论》第一卷的诅咒。

    我实在很难想象,马克思这么严谨的学者竟然没有用他的唯物辩证法推理出民主与法治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崩溃。经过我们的研究,是可以推理出这样的结论的。所以在此书中,我们想重塑一个马克思,也就是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资本论》所谈到的欧洲的历史,希望能够重新塑造马克思的思想,以解答为何资本主义能持续领导世界。我们详细分析了欧洲一千多年的历史之后,替马克思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现存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通过提高民主和法治水平来遏制腐败的阶级斗争史”。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存活至今就是因为在马克思过世之后,欧洲透过了更进一步的民主和法治控制了腐败,从而挽救了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而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有什么错误,而是因为苏联没有遏制腐败,违反了马克思的理论。

    当然,谈到马克思就不能不谈亚当·斯密,他被誉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的思想孕育了自由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重新阅读《国富论》之后,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震惊不已。斯密应该重新被定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来源之一。当时英国庞大的资本家集团腐蚀了英国的议会以致通过了许多压抑劳工、图利资本家的议案,同时英国的资本家透过大英帝国的扩张,掠夺了大量殖民地,甚至使得大英帝国的子民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因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如同马克思一样痛斥资本家剥削工人,他不仅对工人的贫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们心智的衰退;他还强烈谴责资本的贪婪摧毁了资本家的灵魂。同时,和列宁一样,他也谴责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人民,而且帝国主义自身的工人也遭受了严重剥削。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目的根本不是鼓吹资本主义,反而表现出像马克思一样的悲天悯人的胸怀,他反对政府腐败地使用政治权力,认为市场有只“看不见的手”,所以个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就能使得整个社会得益,因此他才要求政府退出经济舞台,不要干涉经济的自然运作。

    我们比较了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理论之后,发现两个伟大思想家的思想竟然如此类似,马克思透过“民主和法治”打击权力的腐败,而亚当·斯密则是透过“看不见的手”打击权力的腐败,但是这两位悲天悯人的大思想家打击权力腐败的终极目标都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和谐的社会”,而亚当·斯密称之为“社会整体利益”。请问各位读者,这两位学者到底谁是右派,谁是“左派”?这么看来,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谓的“左”和右的争论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基本上都是把手段当做目的的僵化思维模式。以“左派”所尊崇的马克思为例,把他的共产主义手段当成了目的,而完全忽略了民主和法治的手段以及和谐社会的目的,从而造成了改革开放之前无民主、无法治的“左”的错误,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僵化,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但是对于改革开放之后横行了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的右派而言,他们把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当成目的,否定政府的一切干涉,忽略了社会整体利益。例如,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都没有全面进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公共部门,而在中国,在新自由主义的误导下,政府全面退出公共产品部门,从而造成了房改之后住不起房,教改之后上不起学,医改之后看不起病的社会不公现象。而这些改革的结果忽略了亚当·斯密的社会整体利益,图利了少数人,而改革的成本却由全社会来承担。我们必须打破这种错误的非“左”即右的二元思维模式,切割“左”和右的思想羁绊,这也是我们写作这本小册子的重要目的。

    既然切割了“左”和右的错乱思维,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和谐社会和亚当·斯密的社会整体利益呢?其实对于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也应该有着不同的阶段划分,以现实意义而言我认为应该以“追求公平”为现阶段的执政目的,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才能追求效率。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其他人不能更贫穷。只有这么做才能达到马克思的和谐社会和维护亚当·斯密的社会整体利益。为了阐释这个理念,我特别把我2005年12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放在本书中,这是我第一次提出这个思维。

     郎咸平2011年冬于上海

    我的新书《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由东方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发件人:"曹久强" <qiankunyidian@126.com>2012-02-01 12:42:14 收件人:"北京大军" <zdjun@263.net>

郎咸平在清华大学主题演讲的批判

曹久强

2012-02-01

    当我看了郎咸平教授为自己的书——《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做的自序之后,于是,在网上搜索到并下载了这本书,顺便也下载了他在清华大学做的《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主题演讲。书尚未看,但是,首先拜读了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全文。应该说,他的讲演确实非常精彩,观点非常鲜明,思路很清晰,这让我心潮澎湃。在我心潮澎湃中有一点就是,在他演讲的内容中,我发现了很多巨大的错误,激发了我强烈的批判灵感。在批判之前,我先说明,郎教授是我比较钦佩的教授。他挑起的郎顾之争对于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极大打击了私有化风潮。这是我钦佩他的主要原因。要知道,他本属于资产阶级阶级学者阵营,却对于资产阶级学说在中国乱搞一气看不过去了,挺身而出与之斗争。也由此可见,那些拿着西方新自由那一套学说在中国照搬照套的人是多么的祸国殃民。也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资产阶级内部的人都是坏人,也有一些虽然在阶级属性前提下有正义、有气节的人。历史上,腐败的嘉靖王朝下还能出了海青天那样的人物,也是相同的道理。

    主题演讲批判之一

    郎教授说,邓小平提倡要让中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它的前提条件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而资本主义现代精神,特别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它的意思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在郎教授看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思维是一模一样的。确实,从字面上来看,从思维进行理论推理来讲确实是一模一样的。这正如资本主义高喊自由、民主一样,社会主义也高喊自由、民主,没有人说社会主义就必须独裁、专制。这些从字面与思维上来讲也是一模一样的。问题是,字面上与思维上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在现实中就是一模一样的吗?在今天,我们就对于自由民主已经有人明显喊出了要区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我本人也就是这一原则提倡者。正如奴隶制下古代雅典的自由民主绝对不能等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一样。虽然在字面上以及思维上是一模一样的,在现实中却是决然不同的。以古代雅典的自由民主来说,他的自由民主的经济基础是奴隶制庄园经济,自由民主只能存在自由民与奴隶主中,而且只能是男人中,奴隶、女人被排除了。现代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是建立在社会化生产下的市场经济中,大企业生产模式。而自由民主范围却扩大了到了一个国家的全部公民,不分男女的普选。于是,我们看到了古代的自由民主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在字面上没有发生变化,思维模式以及所谓的价值思维都是一样的,而事实上两种自由民主却是截然不同的。在政治领域中的自由民主是如此,在经济领域中追求的价值如公平也是如此。

     我想近代社会,每一个国家不会说我追求的就是不公平的价值观念。资本主义社会不会这么宣传,社会主义也不会。谁这样宣传,谁就没有合法性,谁就得完蛋。因此,口上宣传的与实际上做的是完全两码事。我们在现实中不乏碰见心口不一的小人,我想这样的道理并不难理解吧。这样浅显的道理,每个人都知道,何况每个阶级层的学者呢?他们会不知道吗?显然也是知道的,而且比一般人更加清楚。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统治阶级,即使知道自己做的是不公平的,是剥削的,那么在理论上也必须创造出一个公平、合理的理论来支持自己,否则自己就没有合法性。即使他知道,自己编出来的所谓冠冕堂堂的公平、合理理论早晚会被揭穿,但是,还是不得不这么做,至少要维持一段时间。于是,我们就看到,那些古代的帝王们就造出了君权神授这样的所谓公平、合理理论,来证明自己的权力以及财富是合理的甚至是公平,乃至是缺一不可的。

    于是,郎教授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思维是一模一样的。我就笑了。郎教授说的没有错,字面上与思维上是一样的,我笑的是郎教授不明白一个人会说一套做一套,一个阶级或者一个集团不会吗?正是中国古代人看到了这点,特别是法家比较现实,于是,就发明了一个对付这一点的办法即循名求实。什么叫循名求实呢?通俗讲,就是,不要看这个事物名称、概念是什么,要看它在实际中是什么,看实际是否符合名称或者概念。所以,古代法家很害怕被人忽悠与蒙蔽,于是才费尽心血想出了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却是很符合现代哲学原理。应该说,从实际出发比从名称、概念以及思维推理出发靠谱得多。而名称、概念以及推理往往会遗漏了实际的很多条件,造成认识出现重大错误。

    那么,我们就要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循名求实的考察吧,看是否是郎教授所说的一模一样。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资本家与工人两个人要公平,也就是说资本家可以富裕,但不能导致工人变得贫穷。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先假设资本家不存在剥削。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资本家的企业获得很大的利润,他可以也应该给工人加工资或者提高福利。这样,资本家更加富裕,工人也没有更加贫穷而是更加富裕。尽管我们都知道,资本家拿的是大头,是资本家吃肉,工人喝汤,毕竟工人没有更加贫穷了。我们算这个就是公平吧。但是,资本家获了巨大利润就会给工人加薪吗?这要看资本家的心情了,如果工人多得是,不怕工人用脚投票即离职,完全没有必要给工人加工资或者提高福利。谁不想多挣点钱嘛,资本家更是如此。要是这样,资本家更加富裕了,工人拿了没有变化的工资,当然工人也没有更加贫困。虽然工人没有更加富裕,至少也没有更加贫困,也算这个是公平吧。

    如果资本家企业利润相对于以前获得利润大幅减少了,或者说企业只有微利了,资本家会怎么做呢?要么裁员,要么减少工人福利,要么降低工人工资。这个时候,资本家企业还是获利的,只是利润少了,自己不满了。结果工人要么被裁员,丢了饭碗,陷入没有生活保障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往往是极端贫困的困境。因为往往工人没有多少积蓄,从此陷入衣食无着落的悲惨境地。这个时候,资本家比以前富裕了,工人却比以前更加贫困了。这就不公平了。如果不裁员,降低工人工资或者福利,结果还是资本家比以前更加富裕,工人比以前更加贫困了。这也不公平了。那么就算资本家一个个是心地善良的好人吧,企业获利少了,既不裁员,也不降低福利,也不减少工人工资。结果还是资本家比以前更加富裕了,工人只是没有更加贫困。而这些是建立在资本家是一个个绝对的善人基础上,没有制度保证,谁相信老板都是这样的大善人呢?

    如果企业亏损了,资本家财富比以前减少了,更加贫困了,毫无疑问,资本家会裁员、减低福利与工资。这看起来似乎公平。问题是,资本家收入减少了一些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工人却陷入贫困了。

    由此可见,即使资本家没有剥削,在企业获得巨大利润的情况下,资本家吃肉,工人喝汤,甚至工人会连汤都喝不到;在获得微利情况下,资本家获利,工人没有汤喝,能不裁员与降低工资与待遇就不错了;企业亏损,资本家亏损情况下,资本家减少财富,工人却往往陷入生活困境。而且,这些还是最美好的假设,要假设资本家是一个善人的情况下,在没有社会机制保障中要资本家不要太狠毒的情况下。在现实中,资本家根本不是什么善人,也没有制度来约束资本家。特别是在法律不健全的时候,不仅上述情况都会出现,而且拖欠工资,工人都无钱告他们。可以说,私有制下,国家无法过多干预企业事务,一切资本家说了算。于是,资本家当然可以获巨额利润也不给工人加薪,反正他们不愁找不到工人。国家也没有那条法律规定获得巨额利润就必须给工人加薪。至于微利与亏损就更加不用说了,资本家该裁员就裁员、该降薪就降薪,国家也没有法律规定企业微利不能降薪与裁员,也没有规定亏损不能裁员与降薪。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所谓的公平即“帕累托改进”,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这种情况基本上只能在企业获得巨大利润,资本家获得巨额财富的时候,在资本家心的善良的情况下,工人才能获得财富增加,至少不至于更加贫困。在其他情况下,工人与资本家对比,基本上是资本家比以前更加富裕,工人却更加贫困。即使资本家亏损,财富减少,工人却陷入生活危机。

    而且我们要看到,即使在企业获得巨额利润,资本家心善,工人工资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工人也会陷入更加贫困。因为通货膨胀存在。比如资本家收入增加5%,工人收入也增加5%,但是,资本家的收入基数远远大于工人。在社会通胀是6%的情况下,工人实际上收入是更加贫困了,而资本家依然是更加富裕了,只是少了点实际利润而已。而且,往往资本家财大气粗,可以通过其他投资渠道对抗通胀,而一般工人却没有这个能力,只得接受这个通胀损失。

    在这些情况下,符合“帕累托改进”,即获得所谓社会公平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多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获得这个公平。这就是最近十多年美国富翁增多,中产阶级却日渐贫困的原因。这还是在郎教授所说的美国这样一个法制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时期的美国。现代美国都是这样,那些远不如美国,还处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呢?恐怕获得所谓的社会公平的人又会少之又少了吧。

     由此可见,虽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提倡公平,事实上,在私有制下资本主义的所谓公平是实现不了的,能够获得所谓公平对待的人只是极为少数。实现不了的根源以及制度阻碍就在于私有制本身。资本家与工人利益根本对立。资本家利润要增多,就必须削减工人工资与福利。在原始资本主义时期被发挥到极致,到了现代资本主义,虽然有最低工资限制,但是,还是可以通过其他办法规避来降低雇佣工人的成本,从而继续实现原始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这就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言行不一致的地方,而郎教授却没有看到这一点。

    在这之前,还是假设资本家没有剥削的情况下,要是按照剩余价值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完全违背“帕累托改进”,即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因为,在私有制下,资本家完全是无偿占有工人劳动,他们的财富是建立在掠夺本属于工人劳动果实情况下,是完全的赤裸裸剥削与强占。这就与社会公平完全不沾边,是赤裸裸的违反社会公平。

    综合而言,无论如何,私有制是不公平的源泉,是违反公平原则的。社会主义中国未来改革如果大力发展私有制,消灭公有制就走上了一条错误道路。不仅导致社会变色,也不能实现资本主义本身提倡的社会公平,只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言行不一致。相反,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公有制经济下,企业获利,就根据个人劳动按劳分配企业利润,使企业利润回归工人自身创造的劳动成果。企业亏损,工人就按照在企业的主人地位按照企业约定负担企业亏损。每个公有制企业工人按劳分配,不存在剥削。于是,他人财富增加才不会导致其他人更加贫困,这才是真正符合“帕累托改进”,这才是真正的公平。

     由此可见,郎教授所说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思维一模一样是错误的,这种一样是字面上的,思维上的,不是现实中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这就是要求,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不能削弱、动摇公有制经济,要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断引导私有制经济向公有制经济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题演讲批判之二

    郎教授在演讲中肯定了马克思,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资本主义,导致了西方原始资本主义消亡了。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在不同于原始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是逐渐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这个判断的前提是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适合解释以往的原始资本主义,不适合解释现代的资本主义,逐渐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郎教授这个观点也不正确。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原始资本主义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当资本主义成熟,完成工业化的时候,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成熟后的产物。当然,马克思理论对于资本主义产生重大影响,对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冲击,迫使资本主义进行一些改革。这个确实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反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进入成熟阶段的资本主义改革也有其自身的一定原因。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成熟后,自身生产力发展,也要求有一定改革。

    同时,与其说原始资本主义已经消亡了,不如说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走过了初级发展阶段,进入了成熟并趋于消亡的阶段。因为按照郎教授的原始资本主义消亡的观点,把资本主义生硬分割成了原始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其实都是资本主义,没有必要这样分割,而且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运动过程。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母体内,在资本主义成熟,在各种力量催化下,有资本主义生产力自身的,也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反作用的影响,一些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母体内萌芽,也就是郎教授所说的逐渐社会主义化。但是,我们要看到,资本主义决定不会甘心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因素往往会受到资本主义政府压制,比如时常把大量的国企私有化,避免触及私有制的主导地位。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彻底否定私有制,而是在坚持私有制前提下为缓和社会矛盾的小步让步,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催生的一些社会主义因素的萌芽。这种所谓逐渐社会主义化是缓慢、微小的,也是有限的。这不可以认为资本主义在西方会逐渐社会主义化,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有这种可能,没有工人的斗争,也不可能在资产阶级手上自动完成。因此,社会主义和平完成在资本主义母体内主体角色转换的可能性并不大,不要过于夸大这种可能性。应该看到,从股份制中的大众持股到国企产生,确实有了一定社会主义成份,但是,离社会主义本身还差得远。有些确实值得我国学习,比如避免家族持股,鼓励大众持股,最好个人持股不允许超过总股本的1%,越分散的股权越离社会主义越近。

    应当看到,私有制下的股份公司还是资本说了算,还是几个或者少数资本家集体的股份制公司。虽然股权分散,有了一定民主成份,离社会主义工人所有、工人所享、工人所治的公有制企业还差得远。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要完善公有制民主机制,实现政企分开,使国企回归特殊集体企业,实现工人所有、工人所享、工人所治国企经营管理模式。依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公有制企业在市场上独立自主经营,公平竞争,并依靠民主科学管理创造出远胜于私有制的效率。这一点上,郎教授还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只是一厢情愿的个人幻想,在西方实现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会花费很长时间。中国绝对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靠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而是依靠社会主义不断自我完善,回补生产力欠缺的课程,到达成熟社会主义阶段,实现社会主义。

     主题演讲批判之三

    郎教授认为,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冲击下的产物。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全对。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反垄断,他有他自身需要。虽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在20世纪进入垄断阶段,所谓的原始资本主义不断消失。其实,资本主义本身也不希望全社会形成过多、过大的垄断集团,特别是单独一家的垄断集团。资本主义崇尚个人主义,也就崇尚私人企业自由竞争。垄断资本不仅造成了社会的批评,资本主义内部的中小资本家也是不满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本身内部也是存在巨大的反对垄断力量。这是这个法案出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可以说是主要原因。因此,郎教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冲击的程度扩大化。而且,这个法案出台之后,美国还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垄断以及垄断财团,只是不再是一家垄断,而是几个资本家或者财团垄断。事实上,马列主义在这点上对于给资本主义冲击是有限的,现在那么多美国垄断企业存在就是很好的证明。

    主题演讲批判之四

    郎教授谈到中国进行的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认为,“原来就是我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清理,清理干净之后呢?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毫无疑问,这种国企改革就是私有化的表现之一即管理层收购,而且往往是管理层借国有银行的钱收购国企。他之所以反对管理层收购国企,这是因为这样的改革违反了信托责任。在他看来,美国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内容之一。也就是国企雇佣的国企管理者本来应该是受雇佣的职业经理人,应该有信托责任,到了中国,国企职业经理人居然喧宾夺主了,自己收购公司当了老板,而且是通过压低国有资产非法收购。由此可见,郎教授并不是对于国企格外垂青,没有认识到国企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而是中国的一些人做法太离谱,违背了资本主义的信托责任,赤裸裸掠夺人民财产。这就是郎教授气愤并起来与之斗争的原因。从这里我们也看到,郎教授反对私有化国企业没有走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范围,而是中国与他类似的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鼓吹得太离谱,而一些人借助这样的理论赤裸裸掠夺属于集体的财产,才导致了同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同室操戈。毫无疑问,私有化国企不仅仅违背了资本主义视为重要精神的信托责任,是赤裸裸的抢劫人民财产,而且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把社会主义引向歧途的行为。

    对于国企来说,公有制经济,属于集体所有,属于国企工人这个产权是明晰的,只是具体制度不完善,没有能够体现出来。而国企管理层本来应该成为国企的单纯管理,类似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却非法据国企为自己所有。这种篡夺公有财产,明目张胆的行为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犯罪行为。正是这点,引起社会不分阶级立场的有正义感学者的共同反对。也正是这点,拉开了郎顾之争,中国私有化风潮被打压了下去。

     未来国企改革,国企管理层应该是工人民主选择产生,属于单纯企业管理者,属于类似于职业经理人的角色,绝对不能让管理层或者其他私人企业来收购公有制企业。公有制企业退出市场或者被收购必须获得全体工人公投,并获得大多数人同意才能被其他企业收购或退出市场。

    最后,通过郎教授的演讲,我由此也深刻的感觉到,中国急切需要社会主义经济学,需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郎咸平等有正义感的教授尚未走出资产阶级经济学范围,他们发现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错误,却犯了另外的错误。他们受到经济学阶级局限,视角有限,不能全面分析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提出适合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方案。他们出自资产阶级经济学范围的解决方案有些不仅不适合社会主义中国,有些甚至是有害的。这就是我要进行批判的原因。目前仅是看了他在清华大学演讲的一些批判,对于他著作的批判,等我看完他的那本《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再说,后续发现新的错误再跟进批判。
 

 

 

 

发件人:"罗斌" <paulbob@tom.com> 2012-02-10 21:59:19 收件人:zdjun@263.net

心之力

毛泽东

1917年

    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细微至发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博古观今,尤知人类之所以为世间万物之灵长,实为天地间心力最致力于进化者也。

    夫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创立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与天地万物精神相互养塑者也。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地球优雅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天地间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古中华历代先贤道法自然,文武兼备,运筹天下,何等之挥洒自如,何等之英杰伟伦。

    然天妒神州,外侵内乱,泱泱华夏,愚昧业生,国人于邪魔强盗阴险心力渗透、攻击治下,神圣使命渐渐失忆,煌煌中华民众却败于众生甘愿自卑、沉沦、散弱之积弊。五千年中央神州屹立环宇,慈润天道,德化昆仑,逐忘除魔灭道之大道使命。待魔鬼而好生,如东郭之饲狼,渐失土于广袤,魔盗全球侵杀,血罪滔天,贪婪残暴,伪善阴险,愚克己隐忍,憨良感化,以善招恶,如鱼肉怂恿魔盗之刀俎。

    纵览千百年世界万国者,以其心行观其本性,如恶魔强盗者唯有西方诸国,其嗜血之恶贯满盈如非魔盗则绝无他国可称之为魔盗流氓,如神侠义士者惟有神州中华,其中庸之尊道重德如非神侠,则绝无他国可称之为神侠圣贤。神侠圣贤乃悟创农耕生产经济之始祖,勤劳耕作,取舍有度,好生求德,修身养性,良善处世,信仰天人合一之大道。魔盗流氓乃阴险伪善劫掠杀戮之恶徒,不悟耕种,贪婪猖獗,残暴凶险,横征暴敛,敷衍游牧,笃信寄生剥削之妖道。神侠与魔盗自开天辟地即为死敌,神侠生养而魔盗毁灭,势同水火,形同白昼与黑夜,此乃宇宙间光明与黑暗之决断,生存与死亡之厮杀,智者断不可轻信两者之平安以待。

    忠奸分善恶,史实辩正邪,生杀断神魔。神魔与正邪自古由来,角力争斗,幻化人间光明与黑暗之搏杀。惟天道昭然,邪终不可胜正。故神侠稍有振作,即可灭魔除盗,切不可胆怯生畏,更不可投贼!神魔厮杀非生即死,永难消泯。故神侠终为魔盗死敌,若昏然求和必招自戕。魔盗皆以忘我为本恶,神侠当以灭魔为本义,世代相传,不可懈怠。

    国弱君愚则国破,外侵内斗,有德者心力与物力难济,空有济世情怀。无德者无耻与无畏沆瀣,实为欺世盗贼。丑恶者霸拥民众赋权,神器私用,愚钝者尽情尸位素餐,祸国殃民。贪腐官僚国贼举家富贵,万众民脂民膏皆被劫掠。

    民心民生衰,则国力日衰,国力衰则国家民族之心力亦衰!内可诱发天灾兵祸,朝代更迭,官僚、商贾、农工、学者皆难免沉沦,岂有完卵?外可唆引强盗侵犯,奴役掠夺,国贼、汉奸、军民、学生均家破人亡,终无善果。迁居蛮夷国度者,神州子民多寄人篱下,世代受辱,命利不保。

    数十年来,神州大地屡受残暴侵杀,国库民资尽被阴险抢劫。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廿一条……不平等诸般卖国条约卑下怯弱,引狼入室,资敌来犯,实为召唤、鼓励蛮夷强盗分食神州华夏之举,此昏君国贼祸民之罪。

    与蛮夷通商者使洋货泛滥,居高居奇,国人尽被盘剥。泱泱中华竟无力生产民众生活诸品,更无些许官僚执权以为民众之艰辛解忧。世界诸魔盗在中国如入空境,颇有斩获,无不为惊叹神州可欺。故恶敌觊觎长存、亡我之心不死,只有寻机死战拒敌,方可换得暂时太平。炎炎烈战未开,巍巍国耻未雪,则蛮夷、豺狼、凶魔如食甘饴,纷沓而至。

    洋奴横行、汉奸猖獗,国民皆因腐败汉奸、官僚、军阀、买办家族合力卖国而所欠洋人无尽之亡国债务而自危。国体破败,军阀割据,混战连年,国债深陷,物价飞涨,食宿艰难,灾厄连连,何日可止?今满清鞑虏虽败,可恨国家、政治、经济均被愚昧独夫、洋奴把持,国民心力沉疴羸弱,蛮夷恶敌肆意摧残,恍惚间,惊见万民为奴,国资殆尽。

    若欲救民治国,兴中华英武,虽百废待兴,可铸奇造伟,成我辈绝伦。救国救民计,惟有自强国民心力之道乃首要纲领,然民众思维心力变新、强悍者是为首要之捷径!心力变新、强悍者首应破除封建、官僚愚昧邪道,惩治卖国、汉奸、洋买办之洋奴愚众,明戒其不义浮财罚入公帑,暗布其家族子女皆无善终,方可尽教化威慑之道。

    举世兴原创睿智,立国显始做宏略,国家民族之新生心力志向,必缔造世界仁德勇武文明之新学,新学为思想理论之基石、栋梁,新学不兴,御敌难成,则洋奴必兴亡国。西方学教均显邪佞,如若任其纵横世间,则人文尽毁。如神州中华新学宏论集古今大成之时,必为人类之新邦。中华古国之敌皆为西方邪恶之魔盗与汉奸,与倭寇同仇,此仇无解,倍当警惕,方可自救而救人,万勿混淆。

    今力主洋务之事应借鉴“师夷之长以制夷”之道,尽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族者其性必恶”之祖训。与洋盗交往,睚眦必报,以霹雳睿智显纵横捭阖,击杀敌酋,方可博取中华国邦民众之自强尊严与资赟。细观西方魔盗侵杀之秘,以掠夺财富之技巧攫取全球侵杀之辎重,以伪善之攻心宗教幻化万国奴役之中枢。故无数肖小愚昧弱国之政客尽被蛊惑麻痹,以自卑万漏国体媚洋为奴,贱卖民脂国魂。

    研魔盗纵民强国之道,均为结党外扩之策。我泱泱中华,不可效仿魔盗船坚炮利之全球侵杀,大可创新神侠互助友爱之世界改良。凡团结对外者,无论兹善罪恶,均为消除内斗与外辱之上策。此攘外策为兴国智者之深谙。恶魔群盗当世,中华焉能以一国一隅而强盛?又焉能以求和退让之宋赵腐朽之自残苟且偷生,妄想与魔盗流氓自守君子相交之道德!凡此皆为出卖国家、祸害民众之国贼。惟有举环球反击魔盗之大旗,方可行强国富民之拒敌谋略。不谋全局者不足于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与谋一时,我等岂可独坐井底。

    留洋之风,不可放纵,国学之巅,大有裨益。故救国者必在国内,留洋者志不可晦。留洋列强之同胞漂泊海外,须警惕邪魔强盗

    对我正义灵魂之误导、侵扰,有如寒冬之防风,病弱之辟邪。女者学子当尤为养护心志。攻防有度,张弛有道,则洋奴、汉奸、倭寇难以得手,自无处安身。留学之天道睿智,在于研思魔盗千百年劫掠奴役神州良善国民之天工、性命、财产,累积淫巧技器之盗贼罪证,追索群魔偿还之赎罪。尤以识破阴险隐晦思想学术和蛊惑心力为紧要,破除愚弄。反思神州隐忍求和之萎靡,复兴中华英勇卫道之刚猛,谋造赶超魔盗之捷径,创新攫取贼物之奇术。解禁民众有志者向上晋升之途径,清新吏治转移民志与极权之冲撞,释放民意,滋润民生,嘉奖平民廉洁为公者以公权贡献。中华栋梁必生自主自强之新象,设抗御蛮夷强盗杀戮之预防策,扬神州民众富国雄军之壮志,恤民生福祉农工商学之滋养。开创新学润养新民,辅以新民楷模国民文以德攻,武以勇助,抗击蛮夷列强剿灭中华神圣传承之奸计,继承万国大同神圣文明之志向,履行正义道德教化优靖之使命。

    夫闻“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志者心之力也。民之志首推国家民众个性之天然强健,则国家栋梁层出不穷。数百年外侮内斗中民众个性屡被君主、官僚残害之积弊甚重,国民心性身体多有贻害,民之弱即国之弱。举国凡有压抑个人、违背国民个性者,罪莫大焉!故我国三纲所在必去,愚民愚治尽除,方有优塑民众强盛之希冀。

    自中国开埠以来,封建、官僚、愚民、洋务祸国殃民,究其缘由,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卖国贼四者为内四贼,四贼结伴,犹如鬼魅食人之联盟,皆同为天下恶魔强盗者也。四贼之中,尤以执

    掌政权之官僚堂为祸首!盖国之神圣重器以民为先,决不可助长恶私贪欲窃为己用!国之中枢如有愚昧肤浅肖小之徒窃而居之,则外魔必侵,国民必衰亡。

    亡我中华之心不死者,有外四贼之巨敌,千年来侵寐卧榻,中华灾难皆源于此,外四贼乃倭寇王室、魔盗人种之犹太邪教及衍生诸教魁首、欧洲强盗王室、周边忤逆背叛之肖小诸国之王室家族。均杀我之心,掳我之身,劫我之财。为神州中华复仇、雪耻、扬威之强劲恶敌,须清算史实锱铢必较以传授我辈世世代代,切忌遗忘。可以兵法之诡道重创之,辅以新兴之道德良知信仰同化之,方为多管齐下攻防策。

    自满清鞑虏洋务运动之后,贪墨腐败家族皆以盗取、盘剥民脂民膏逃逸海外为家族享乐之诡计。假以时日,神州中华亿万民众祖辈之福祉乃至血肉、骨髓将被尽数剥夺转送西方魔盗与贪腐家族!国人如寒冬之时又堕深渊,垂死之躯更遭荼毒。农业之国民众落后狭隘,必将沦落为亡国之奴。而劫掠国民财富者逃逸海外,更无人于海内查处、治罪,亦无人于海外统计、堵截,故国贼前赴后继,趋之若鹜。吾辈倘若不能惩戒,又与倭寇、魔盗、国贼、禽兽何异?

    远观三国乱世以来,南北朝五胡屠杀险些灭绝中华,幸有天赐之英烈冉闵救国救民;唐虽富强亦被蛮夷安禄山渗透,尚有神族之战将维护破旧山河;宋朝轻武重文惧外而厉内,为外敌大肆侵杀之根本;明朝倭寇猖獗屡有进犯终成明朝衰败源头;元清鞑虏更是举国之力豢养众多汉奸,始为亡国灭族之端始。故汉奸、国贼终为中国羸弱之症结所在。

    汉奸、国贼亦分三类,一者乃倭寇和魔盗之奸细,伪作教士、行商、学者潜进中华伺机而动;二者乃有意被敌国、邪教收买笼络甘愿卖国求荣者;三者愚昧、狭隘、自卑而媚外蔑内,与无知中被误导利用,大行卖国害民之实者。凡三类者,均为国家民族之公敌,应有教育淳化之良策,惩前毖后,精研规律,树立标榜,方为中兴并永绝汉奸之肃反纲常。

    今愚者忘本堕渊,竟争先自掘其坟,却不思国家民族社稷危亡之计。苟活于当下,遗失神圣之使命,忘却民族之重任;背离于真理,违逆人本之慧根,蔑毁先民之道德;醉心于享乐,不知当世之惊变,甘当媚外之洋奴;沉迷于自我,罔顾危机之四伏,轻信魔盗之谗言!故西方与倭寇强盗皆可肆意侵杀、掠夺、奴役我汉唐中华,犹如进无人之境界。

    千古圣人,教化为根。我辈恰逢此乱象当前之世,人皆逐物欲而迷心,循末节而忘真,醉娱乐轻国志,谋小私绝大利,认蛮夷做乃父,拜魔盗为师尊,任倭寇以渗侵,毁文明于无耻。你我又岂能苟且偷生,熟视无睹?国家存亡之关头,有志者呼吸难畅,应以天下为己任,拯救黎民于水火。

    普看当今,世界格局风云激荡,人类文明之前途扑朔渺茫,天下苍生之幸福岌岌可危。虽有科技带来物质之充足,仍难满人欲之巨壑,各派皆为私利而竞相奔走,人人皆被牵入滚滚洪流。强盗流氓制订裁决世界野蛮法律,邪恶魔鬼公然成为人间伪善领袖,万国不思兴道义之师,竟全然拜魔盗为导师,此星球之一草一木万物生灵涂炭、灭绝之期不远矣。

    虽有智者、勇者愿做中流之砥柱,却犹如闹市之人语,瀑下之鱼鸣。请问周边,还有几人执著于真理?还有几人探求于本源?一句开心就好,便甘愿随波逐流;一句事不关己,便通行四海愚夫;一句莫谈国事,便据民权为私器。孰不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试问为天地立心何以立?为生民立命何以立?为往圣继绝学何以继?为万世开太平何以开?若我辈之人此心已无,则中华即将亡亦!中华亡则人类必亡亦!

    如欲拯救中华,必兴尚武兴业之道。以君子之奇志,出鬼神之奇兵;以雷霆之手段,灭军阀之割据;定大同之策略,削散乱之议政;创善正之强党,避百党之贻害;歼侵略之恶敌,除卖国之汉贼;闭弱国之门户,养国疾之复苏;健民志塑身心,修工农重产业;补国民之元神,育神州之强盛。天地间民心不可欺,志者心力,应以修养民众生息为上旨。志者心智,应以洞悉魔盗本质为君道,行强国之捷径。

    强国之道首推荡涤恶私旧序,纵容平民之天心。万民身心志趣勃发,可育大国中兴之实。诸政党应体察入微,谋国民人均有职业,助大众妇孺可读书,倡百工除旱洪瘟疫,灭官僚随处耀淫威,令贪腐时刻有监督,练天兵全球勇神通。而机器之发明制造,皆为心力之无拘无束,借鉴自创尽可勃发。破解魔盗绝密思维,居高环视西学诀窍,无敌独尊心力所达,即可瞬间助长科技。贵在学思自新,独辟奇径。心力常新,寻魔盗科技之死穴猛击,则新技可灭敌而自强。

    男者为国家肌体,强壮筋骨,护扩兴业,必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时下中华神族男者外不敌魔盗,内不查汉奸,沉迷物质与精神鸦片之自虐,盲然羡慕魔盗之所有,多自轻自贱之空虚,则生养之后嗣如何自强?女者为民族经脉,滋补神识,孕育种族,必兴优育优生贤助创大业之情。当今中央神族女者于身心缠足,拒识文断字,遑论无才兴封闭愚泼之自残,竟然蔑视神族之男胞,行认贼为君之愚昧,则孕育之后嗣如何自立?国之女者自卑,则孕育皆为自卑!吾观魔盗侵杀之处,奴役灭绝男丁,蛊惑奸杀女子,目的竟为彻底亡国换种,如此女者身心孕育绝非小我之私情,养育子女辅助男者皆为大我之育国,亟待创新妇道之学。是故强国策当以男者英勇善战乐于思学,女者释放身心勤于贤淑之点滴践行。外可敌魔盗摧枯拉朽之强悍亡我之势,内可悟中华诸般灾难皆源于魔盗唆使,智慧明通则趋吉避凶。神侠与魔盗必多有决战,邪不侵正,我辈决不可遗忘正义使命。

    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改朝换代,为民谋福,惩治贪墨汉奸,又有何难!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有志之士可不勉哉!心之力即思维愿力,乘大道者足可彰显奇力,塑天国威武,点石成金,抟泥成兵,修国体为金汤,炼万民如神将。虽有邪魔妖军,又岂能撼动巍巍中华,朗朗乾坤。

    人生于天地之间,形而下者曰血肉之躯,形而上者曰真心实性。血肉者化物质之所成,心性者先天地之所生。故而有唯物唯心之论说。人活于世间,血肉乃器具,心性为主使,神志为天道。血肉现生灭之相,心性存不变之质,一切有灵生命皆与此理不悖。盖古今所有文明之真相,皆发于心性而成于物质。德政、文学、艺术、器物乃至个人所作所为均为愿、欲、情等驱使所生,精悟则可改天换地。

    故个人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生活,团体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事业,国家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文明,众生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业力果报。故心为形成世间器物之原力,佛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故印度佛教亡于消极心灭。

    西方强盗宗教亦有旧约主神虐民之邪暴,后有耶稣新约爱民之佛性改良。神魔心性之变幻如此,故世人多为耶稣所迷。佛者人弗,弗即非也,言佛性弊弱。耶稣明之故说忏悔,懂耻而不恶;孔子明之故说修心,知止而不怠;释迦明之故说三乘,明心而不愚;老子明之故说无为,清静而不私。时下佛洋皆外来之教,洋教大兴则神州道教日渐式微。

    心为万力之本,由内向外则可生善,可生恶,可创造,可破坏。由外向内则可染污,可牵引,可顺受,可违逆。修之以正则可造化众生,修之以邪则能涂炭生灵。心之伟力如斯,国士者不可不察。大丈夫立天地间,借浩然正气养明德之志向,调天道大能塑强国之心力,即显官圣民正奇效。

    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确立伟志,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大如大风之发于长合,如好色者朱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者。尚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

    吾尝观大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发横之人,其力至猛,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众生心性本同,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救国者为王为圣之道亦然。

    故当世青年之责任,在承前启后继古圣百家之所长,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新研奇巧技器胜列强之产业,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之变幻,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伟烈。破教派之桎梏,汇科学之精华,树强国之楷模,布真理与天下!今正本清源,愿与志同道合,追求济世、救世真理者携手共进,发此弘愿,世世不辍,贡献身心,护持正义道德。

    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戒海内贪腐之国贼,惩海外汉奸之子嗣;养万民经济之财富,兴大国农工之格局;开仁武世界之先河,灭魔盗国际之基石;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千秋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也未为不可。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1-19 15:11:59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注意这段:"谷景生同志调任正在组建的国防部五院担任政委,和后来被称为 “导弹之父”的钱学森同志一起领导中国导弹事业的初创大业。他顶住各种压力,使五院几十位高级知识分子,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一百多名青年知识分子,只有一名新来的大学生被定为右派。这位同志到北大荒农场之前,谷景生同志还深感不安,派人和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还给接收单位打招呼,请求予以照顾。“

    还有这段:”1957年反右时,谷景生同志的妻子范承秀同志在北京市委党校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说话,被打成右派和“反党集团”,有关方面要他和妻子离婚。当时,全军授予将军军衔的高级干部中被打成右派的,惟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同志一人,将军的妻子被打成右派的惟谷景生同志一人。谷景生同志当时正在国防部五院,是受到重用之时。妻子怕连累他,也提出要离婚。然而,谷景生同志却断然拒绝。他对妻子说,你这个范仲淹的后代,14岁就参加革命,当过八路军、游击队长,进了四年马列学院,可以说是笃信马列,怎么会说几句公道话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呢?妻子哭了,他因此被调离五院降职使用,但他无怨无悔“。

    谷景生的女儿是薄熙来的妻子。

悼念战友谷景生同志

薄一波

2004年春

  惊闻谷景生同志不幸病逝,十分悲痛。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失去了一位栋梁之材,我失去了一位相交几十年的老战友。

  谷景生同志1929年即投身中国革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七十多年,曾经做过一些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事,是一个对党和人民有功的人。然而,他又历经磨难,对自己的功绩从不言及,以至今天的许多人对他并不熟悉。如今谷景生同志去世了,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尤其是广大青年,应该记住他的功绩,记住他的名字。

  谷景生同志是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已经侵占华北大片土地,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正确方针应该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用一切方法去组织民众,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当时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却仍然固守打倒国民党的方针,反对组织广大青年学生向国民党政府争取抗日的民主和自由,并且打击坚持正确意见的市委宣传部长彭涛、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左联党团书记谷景生、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负责人周小舟。“官司”打到河北省委后,省委肯定了后者的正确意见,并决定立即改组北平市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由谷景生任临时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为加强领导,河北省委随后又派来了特派员李常青。是以谷景生同志为书记的新市委,根据时局的发展,精心组织和领导了12月9日抗日救亡大请愿和12月16日更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谷景生同志参加革命后就从事白区工作,1933年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团政委,并在战斗中负过伤,具有相当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和军事斗争经验。一二九运动前,他在北平从事左翼文化的领导工作,创办泡沫社和《泡沫》月刊,在进步学生中影响很大。这一切,使得他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领导作用。毛泽东曾对一二九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把它和伟大的五四运动相提并论。然而,由于当时地下斗争的特点,作为临时市委书记的谷景生处于一种很隐蔽的状况,以至后来在人们的回忆和党史著作中他的作用被湮没了。对此,谷景生同志长时间三缄其口,坦然处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思想境界。

  我和谷景生同志相识于抗日战争初期。1936年10月,我奉刘少奇同志之命,率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到山西组成以我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负责和阎锡山建立上层统一战线。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山西的抗战十分重视,把山西作为坚持华北乃至全国抗战的战略支点。尤其是在平津沦陷的情况下,如果不和阎锡山这个地方实力派搞好统战关系,八路军三个师就很难在山西立足,很难以山西为基地实施战略展开。而如何和阎锡山这样一个抗日又降日、联共又反共、联蒋又惧蒋的人物打交道,需要很高的思想和政策水平。我们肩上的担子重啊!谷景生同志是第二批由北方局派来的,担任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委员。对于我们实行的“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三句话方针,一些同志不时带着“左”的情绪发出责难。谷景生同志由于有一二九运动的经验,坚决地维护上述方针。他的主张很明确:现在抗日是大局,必须抛弃过去的不合时宜的一套,包括作出一些必要的让步和妥协,表现了一种复杂局势下思想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成熟。很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成立。这是一支名义上接受阎锡山领导,实际上是由我党掌握领导权的抗日武装。谷景生同志是决死第一纵队的民运部长,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等项工作。这是我们能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一环。民运工作队员大多是大学生和初高中青年学生,文化程度和政治热情高,从事学生运动出身的谷景生,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谷景生同志很有眼光,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建立抗日政权上,广泛动员群众,赶走那些过去一贯欺压百姓的旧官吏,团结开明士绅,选举抗日的村长、乡长,直至区长、县长,从而在晋东南把阎锡山的旧政权彻底改造成我党领导的抗日政权。新政权下的广大民众,踊跃参军参战,两年多时间里,就有青壮年农民7000多人参军,为决死一纵队原有人数的一倍多,从而把决死队以青年学生成份为主改造为以工农成份为主的队伍,极大地壮大了部队的力量。

  到解放战争时期,谷景生同志已经先后担任第二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十五军政治委员等职务。1947年8月,他和秦基伟等同志一起,率部队挺进豫西,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确定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其后,这支部队又打过长江,解放西南,直至渡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在这一战斗历程中,谷景生同志开展了十分出色的政治工作,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值得一说。一是他在率部进军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发挥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用,重视地方政权建设,巩固新解放区。部队每解放一个地区,他就派出一些干部战士去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甚至是整排整排地抽调。解放洛阳,他担任洛阳市委书记兼城防部队政委;解放郑州,他又担任郑州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这项工作,他抓得很认真、很细。这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举措。须知,没有巩固的根据地,野战军就缺乏源源不断的兵员和粮草,解放了的人民就会受到残存的反革命势力的疯狂报复。但是,由于不断地从部队调人调枪,一些同志包括一些很负责的同志并不理解,说我们的政治部主任变成地方政治部主任了,意见甚至反映到二野刘邓首长那里。邓小平同志后来在西南局会议上明确指出:谷景生同志在豫西根据地的工作,事实证明,他的工作方向和所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二是他在部队的政治工作中,始终坚持以强有力的革命精神贯注、培养部队。1948年8月,九纵在河南禹县召开建军一周年纪念大会,全纵队排以上干部参加。谷景生同志亲自设计一枚圆形白底红马奔腾的纪念章赠送给每个干部,以纪念章雕刻的“艰苦顽强”四字为主题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勉励大家以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决战到底的气概去夺取全国的胜利。渡江战役前,他亲自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两面红旗授予突击部队。抗美援朝,他又突出地宣传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亲自到阵地、坑道前沿与战士促膝交谈。在他的带领下,部队的政治工作搞得生气勃勃,坚强有力。正因如此,九纵和十五军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场上打得十分英勇,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的主力部队,十五军也成为抗美援朝战场上出英模最多的一个军,涌现了黄继光、邱少云这样两位杰出的战斗英雄,他们至今仍名列我军着力宣扬的七大英模之中。仅凭这一点,他这个军政委就当得了不起!以我在山西新军、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工作的体会,一支部队会不会打仗,与军事指挥员关系最大;而一支部队有没有昂扬的士气,有没有一股革命精神,与政治工作干部关系最大。谷景生同志后来告诉我,在上甘岭战役中,第 135团7连排长孙占元表现也非常英勇,在双腿被炸断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夺取敌方两个火力点,最后在敌人反扑时,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可惜后来总结、宣传得不够,虽然也把他评为一级英雄,但不如黄继光、邱少云那样家喻户晓。作为一名政委,部队有没有士气和革命精神,他感到责任重大,而部队出了英雄模范人物,能不能及时地总结、宣传出去,以教育更多的人,他同样感到责无旁贷。这又是一个很高的思想境界!

  从朝鲜回国后,谷景生同志担任防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当时防空军是一个军种。1957年3月防空军和空军合并,谷景生同志调任正在组建的国防部五院担任政委,和后来被称为 “导弹之父”的钱学森同志一起领导中国导弹事业的初创大业。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有效地保卫祖国的安宁,这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重任。聂荣臻元帅以“生是五院的人,死是五院的鬼”这样的话来要求和激励谷景生同志。他不负重托,和钱学森同志密切配合,对导弹研究的方向、研究机构的设置、各类研究人员的调入、各项规章制度的拟定等一系列基础性的工作,一一认真调查研究,慎重决策。面对院内一大批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谷景生同志平易近人,和知识分子真诚地交朋友。他对身边的领导干部说:我是政委,但我又是教导员,我按教导员的方法工作,你们就要像指导员一样工作。知识分子不是战士,要用关心爱护战士一样的心情去工作,但又不能用对待连队战士一样的方法去对待他们。当时,反右斗争已经开始,谷景生同志深感政策掌握得好坏,对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一批老专家,对导弹研制任务的完成,必将影响很大。最后,他顶住各种压力,使五院几十位高级知识分子,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一百多名青年知识分子,只有一名新来的大学生被定为右派。这位同志到北大荒农场之前,谷景生同志还深感不安,派人和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还给接收单位打招呼,请求予以照顾。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谷景生同志在五院工作时间不长即被调离,然而五院的建设框架是他和钱学森同志一起打下的。钱学森同志后来回忆说,他和谷景生同志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党和政府大力表彰我国最早一批从事两弹一星的功臣,许多老科学家还动情地说:讲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人———谷景生,称他是我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人。

  和许多老同志一样,谷景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被关押审查长达12年之久。然而,复出以后,他没有过多的抱怨,而是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1978年11月,他刚刚平反,回家住了8天就飞赴广州,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协助许世友司令员和向仲华政委,指挥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许世友同志后来多次这样说:谷景生有胆有识,能文能武,让我非常省心。1981年,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抬头,南疆喀什、叶城等地先后出现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煽动群众闹事的事件。如何保持边疆的稳定,是一件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在这紧要关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调谷景生同志到新疆就任区党委第二书记和乌鲁木齐军区政委,主持新疆的全面工作。就我所知,谷景生同志这次任职和前任广州军区副政委,都是小平同志最后拍板的,说明小平同志对他的了解和信任。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又一次重托。谷景生同志到新疆深入了解情况后,明确提出了把稳定新疆局势、坚持民族平等、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放在第一位的工作方针。在具体工作上,他首先做少数民族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工作,和他们广交朋友,提出“两个平等”,即坚持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平等。这一思想,深得人心。同时,他和区党委的同志一道,果断而又审慎地平定了骚乱事件,迅速稳定了人心,清除了乱源。在生产上,他大胆起用那些熟悉经济工作的干部,包括那些尚未解放的同志,使新疆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市场也逐渐繁荣起来。短短一年多时间,新疆的局势稳定了,干部之间的团结和民族团结实现了,经济也发展了,显示了谷景生同志很高的思想、政策水平和很强的驾驭全局、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受到邓小平同志的称赞。1983年,他到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工作,率中央联络组赴东北、华北,也是善于化解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同样表现了他很强的政治才干。因此,说他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栋梁或干城,是不为过的。

  还有一点应该说及。1957年反右时,谷景生同志的妻子范承秀同志在北京市委党校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说话,被打成右派和“反党集团”,有关方面要他和妻子离婚。当时,全军授予将军军衔的高级干部中被打成右派的,惟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同志一人,将军的妻子被打成右派的惟谷景生同志一人。谷景生同志当时正在国防部五院,是受到重用之时。妻子怕连累他,也提出要离婚。然而,谷景生同志却断然拒绝。他对妻子说,你这个范仲淹的后代,14岁就参加革命,当过八路军、游击队长,进了四年马列学院,可以说是笃信马列,怎么会说几句公道话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呢?妻子哭了,他因此被调离五院降职使用,但他无怨无悔。谷景生同志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崇高品格是令人感慨和敬佩的!

  作为谷景生同志的老战友或老领导,我在这里讲了一些他的功绩和高尚品格,目的是为了缅怀逝者和教育我们的后代。我想,从不宣传自己的谷景生同志九泉之下有知,是会理解的。

  《人民日报》 2004年12月22日 第十版。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2-01 08:57:13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决定红四方面军命运的百丈战役

战史

    雪山草地与毛泽东分道扬镳张国涛、徐向前等,率领8万红军主力部队南下,为进入川西平原建立根据地,与川军重兵集团在名山县百丈地区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 战役决战,遭受惨重失败。这是红军长征时期仅次与湘江战役的大血战。这一战决定了南下路线的命运,也改变了历史…… 张国涛和四方面军的命运,早在这一仗就锁定了。张国涛、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李先念、许世友……以及许多被有意或无意淹没的名字和这场 战役连在一起。  

    分裂与生存

    南下北上之争的结局——留在雪山草地的红军主力——四方面军的怨气——为荣誉和生存而战

    1935年9月10日深夜,川西北高原的川甘交界处,接到密令的一支红军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北方开拔了。这支队伍包括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机关,红一方面军中林彪的一军团,彭德怀的三军团,以及一些直属分队,总共约八千人。

     第二天早晨,当身为红军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从睡梦中醒来,才“大吃一惊”地发觉这些队伍已经不辞而别,连昨晚还与们在寺庙里同居一室的参谋长叶剑英,也带着全军唯一的一张甘肃地图溜之大吉。徐向前“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几个月来关于南下和北上的争执,便以如此结局告终。

    在右路军的左后方,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已经从草地退回。所有在红军总司令部指挥下的部队重新集结于川西高原。包括四方面军的绝大部分,和一方面军的5、9两个军团,加上一些后勤分队,总数达8万。

    根据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对红军领导机构的调整,这支大军的领导人如下:

     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涛; 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涛;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倪志亮、政治部主任 李卓然; 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31军军长王树声、政委詹才芳;5军(原一方面军5军团) 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第32军(原一方面军9军团)军长罗丙辉、政委何长工;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兼)、政委何畏。

    这就是说,此时整个红军的指挥机构和两军会合后的绝大部分红军部队仍然留在川西北高原,一切行动命令也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的名义下达。基于上述事实,跟随毛泽东北上的那支队伍,很快便起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支队”。

    中央1935年7月18日所作的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任命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 率指挥。”所以教科书上张国涛“机会主义”、“右倾逃跑主义”、“分裂”之类的罪名,最初是张国涛扣在毛泽东等人头上的。

    9月15日,张国涛在阿坝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干部会议,张国涛称参加会议的有3千人(也有材料说是1千多人),主题是“反对毛、周、张、博逃跑路线”。会议气氛相当火爆,四方面军的干部大泄怨气,对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言辞之激烈,不亚于后来在延安对张国涛路线的清算。

    这个怨气不仅仅张国淘煽动的。徐向前说:……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 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再往后,教条主义者 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 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 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 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

    连徐向前都憋着一肚子气想不通,更何况他手下那些年轻气盛的将领。

    张国涛在《我的回忆》中称,会上“第5军团和12军团(应为9军团——作者)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的行为不当。他们指出第5军团和12军团同属一方面 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但这次毛泽东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发言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概。董振堂郑重表示,过去中 央老把他当作投降过来的将领,似乎不把他当自己人。”(董振堂曾是冯玉祥部的师长,1931年底在江西宁都起策动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1936年在河 西走廊与马家军的战斗中阵亡——作者)实际上从江西到四川,5军团一直干的是断后和佯动吸引追兵,牺牲惨重却默默无闻。中央红军的内部倒戈给四方面军对中 央的反对情绪火上加油。

    这个对毛泽东等人的出气会,也是南下作战的动员会。在张国涛和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看来,北上是畏敌逃跑,南下是积极进攻。对中央不满情绪的激化,则给南下 “进攻路线”增加了一种情绪化的色彩:对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来说,他们要用英勇的战斗和伟大的胜利来洗刷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队的荣誉;对张 国涛来说,当然是要证明南下路线的正确以取而代之。

    撇开权力斗争的因素,关于南下和北上的争论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红军的生存,或者说到那里才能生存。张国涛认为南下有利,毛泽东等认为北上有利。张国涛的 打算是南下到四川和西康交界的一带建立根据地。他认为这一地区背靠青藏高原,面向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川西平原,如果能够站住脚跟,粮食的供给、兵员的补 充和战略上的进退应该不成问题。这个方案他与坚持北上的中央领导人争论过多次。

    当8万大军重新回到阿坝高原,生存的问题更加严峻。在这片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上,当年不过区区二三十万人口,所谓的县城不过稀稀拉拉几十间破破烂烂的房子, 标在地图上的地名和历史记载的重要会议的会址,或者是一家当地富户的房子,或者是一座孤零零的寺庙。从6月到9月两军会合后三个来月的时间里,能够收集到 的粮食、包括当年收成的青稞几乎已经吃尽。短暂的夏季已经过去,10月以后的高原上已是寒气袭人,部队身上还穿着春夏之交进入高原时的单衣。严酷的冬季步 步逼近,继续滞留无异于等死。

    此时此刻,南下——解决8万大军的生存问题已势在必行。

    川军与刘湘

    对川军的不同作战记录—— 一个被低估的对手——刘湘对红军的原则——中央势力入川——川军的整编

    张国涛对南下的乐观估计,一个重要依据是对川军作战能力的评估。1932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退到川北,与数倍于己的川军交手几乎未尝过败绩,短短 两年多的时间里队伍由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之众,建立起一个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不仅是他,整个四方面军部队都没有理由惧怕这个老手下败 将。

     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与川军的交手记录则大为不同。遵义会议后掌握了军队指挥权的毛泽东,在贵州土城第一次和刘湘的川军交手便吃了败仗。吃了这次亏以后,红军 在黔北的周旋作战中一直避免与刘湘的川军交战。第二次与川军交手是在会理。当时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急需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补充给养,以必得之势围攻小小的 会理城,数次挖地道炸城墙。据守围城的川军刘元瑭旅拼死抵抗,红军围攻7天7夜终未得手,为此还引发了一次毛泽东的领导危机。而大渡河、泸定桥的的胜利实 际上得益于川军刘文辉部虚以应对。毛泽东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躲。对川军作的不同作战记录,在南下与北上的战略选择中是起了作用的,至少对张国涛 等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丘八”这个词,用在四川军阀部队头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一个川兵,看上去就是一个又穷又恶的痞子,他骨瘦如柴,军帽歪戴,衣领敞开,一年四季穿着草鞋,个 子矮得可笑,一张口就骂人。其实他们还有不可小看之处,他们从小吃苦耐劳,背得重物跑得远路经得饥渴,憋急了也横猛过人,给几块银圆就敢拼命;他们从辛亥 革命以后就不停地打仗,枪法精准战场经验决非等闲,一旦有严格的管理和良好的指挥,能够和当时中国任何军队抗衡。

    饿虎出山

    南下战役计划的制定——旗开得胜——刘文辉被蒋介石记大过——《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

    几乎所有和张国涛共事过的人,以后都竭力开脱与张的关系,表示在另立中央、南下作战等一系列“错误路线”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甚至进行过斗争。几乎所有涉及这段历史的书籍,都把南下作战说成是张国涛的个人决断。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完全相反。

    南下战役最初的作战计划是身为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制定的。刘伯承在1961年的一次谈话中说,张国涛组织临时中央,他表示“我不同意这样搞法”,张说 “你不想当总参谋长了?”他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张说“那你马上办交代”。他交代完了工作,张又要他搞一个南下作战计划,限两小时完成,他硬是两 小时把计划完成了,然后就离开红军总部到红军大学工作去了。

     南下作战计划毫无疑问是当时主要领导人共同策划的,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是参与并支持该计划的。对此徐向前有确切的说明。他说:“朱德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 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 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1960年11月朱德在一 次谈话也承认这个事实,他说:“南下后是冬天,没有吃的,就组织打天全,打庐山,不打,活不下去嘛”。(《朱德总司令关于二、四方面军会合前后情况的谈话 记录》,1960年11月,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办公室记录整理)

    徐向前则公开说明自己支持并和参与了南下作战计划的制定。事实上以徐向前为首的四方面军将领,正是南下作战最积极的策动者。

    10月7日,朱德、张国涛在一座叫卓木碉的土司官寨发布南下作战命令——《绥、崇、丹、懋战役计划》。绥是绥靖县,崇是崇化县,合为现在的金川县;丹是丹 巴县;懋是懋功县,即现在的小金县。当时川军(也有翻越雪山的)已逼近到这些地区,刘文辉的部队在大金川河(右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杨森的部队在大 金川河左岸的抚边、懋功、达维一线。这是由高原腹地南下川西平原必经的河谷走廊,红军分为左右两路沿着河谷打下去。

    防守大金川右岸一线的是刘文辉的24军部队。刘文辉因工于心计善于见风使舵有“水晶猴子”之称,他的部队除了曾经防守会理的刘元瑭旅,没有一支——包括他 本人是想认真和红军打仗的。此公被刘湘打出川西平原后,唯一的目的就是自保,对夺了他地盘的亲侄子更是怀恨在心,巴不得他和红军“对消”。刘文辉的参谋长 张伯言等在《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一文中说。当时大渡河一线防堵中央红军的名为两个 旅,实际到河边的只有四个营。防守安顺场的一个营是袍哥队伍,营长韩曾安是码头赌棍,红军枪一响就朝山上跑。防守泸定桥的李全山团,不等红军夺桥已开始撤 退,最后只剩下一个姓虎的班长带一个班守桥头,桥扳又因“烟瘾发作”未能全部拆除,结局可想而知。为此坐镇成都的蒋介石大为震怒,以对有关命令“一味敷 衍,实未遵办”,致使朱毛红军“得以自由窜渡,至甚痛恨”为由,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一次。

    防守大金川河谷左岸一线的是杨森的20军部队。此公名气最大的是他成群的小老婆(据说可以编一个连)和自己都数不过来的子女。他酷爱体育,命令其老婆们骑 马打网球,开四川女网之先,后来到台湾还当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他在政治上的最大特点是反复无常,他靠刘湘起家,却四度背叛刘湘;他不甘居刘 湘之下,对刘湘却屡战屡败。他想投靠蒋介石,到前方作战是主动请缨,可惜他的部队不经打。

    沿河谷右岸进攻的红军由王树声率领,沿河谷左岸进攻的左路红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后者是主力部队。10月8日左右两路纵队开始行动,久困高原求战心切、急需补给的数万红军如饿虎出山猛扑而下。

    “毛儿盖会议,双方意见分裂,行动与组织上还没有分家,北进的主张因是中央干部的意见,故仍被勉强执行,结果分两路向甘前进。……毛泽东一路,走了六天沮 洳(即草地——作者)地,才到达包座,陈昌浩率领之三十军,还和胡宗南所指挥的中央军之四十九师在包座打一仗,而且得了相当胜利,如果这次不是红三十军的 力量,则疲惫的中央部队,又加以在六天沮洳地的困难的跋涉之后,说不定有遭中央军重大打击的危险。

    “可是在过了草地之后,匪军内部的问题就发生了,这时匪四方面军张国涛陈昌浩等,坚认为不能再行北进,而毛泽东则非继续北进不可,认张陈是犯机会主义,违 反党中央的指导,而张陈则认毛已丧失在中国本地上革命斗争的勇气,只求寄生于苏联边境,不配再谈革命。……于是中央匪军与匪四方面军合而复分”

    也许刘湘还有更特殊的信息渠道。春夏间红军集结与川西北高原时,中共即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党员张曙时与刘湘接上了关系。5月,中共华东局派黄子谷到四川 做川中将领的工作,宣传反蒋和联合抗日。就在毛泽东率部北上后的9月下旬,华东局再次派黄子谷回川,交黄带给刘湘一个“相当大的密封文件袋”。至于文件袋 里装了些什么东西,黄后来说“因系密件,不知内容如何”,他估计“可能还附有信件”。更为神秘的是,黄未到达之前,刘已通过黄所不知的渠道事先接到通知, “黄一到成都,刘即派参谋长傅常亲自到黄的家中将文件袋取走”。以后刘也未向黄透露过这个密件的任何内容,以至黄在回忆文章中只能猜测“大概不外是些有关 有关国内外形势及联合抗日的文件”(乔诚 杨续云著:《刘湘》,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223页)。

    此间领导华东局工作的是陈云。陈云因为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夺权而深得毛的信任。5月30日过泸定桥后,毛主持军委会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 织。陈在芦山地下党员席懋昭的掩护下到达上海,和潘汉年等会合开展工作,华东局即在陈云的领导之下,并且与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张国涛虽然坚持南下,与北上的中央的电报往来一直没有间断,南下的所有行动计划,都是通告了毛泽东等人的。但没有任何材料显示,张国涛方面与张曙时、黄子 谷等在刘湘身边工作的华东局秘密工作人员有联系。南下战役激战正酣的10月底,刘湘还以每月400元的经费支持,让张曙时、黄子谷接收了成都的一家报纸。 (同上)

    无论如何,至少在红军南下战役发起之初,刘湘已经掌握了南下红军的战役企图,从而把他逼至背水一战的绝境。如果栖身于川西北高原的红军都北上了,刘湘真是 求之不得感激涕零。可眼下红军不仅把蒋介石的大军带进了四川,还要回过头来拿四川,而且要拿最富庶的川西坝子,也许连大邑安仁刘氏家族的发祥宝地都保不 住。如果这一仗打败,不仅红军要占据他的地盘,蒋介石也将堂而皇之全面控制四川,根本没有他的生存余地。这已经不是权衡厉害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他别无选择,只有死拼。

    他做出了紧急部署。首先将手下两个精锐师调到前线,郭勋祺的模范师取代刘文辉的部队守天全,杨国桢的教导师取代杨森的部队守芦山。发表潘文华为南路“剿匪”总指挥,在名山设立前线指挥部。同时急调原先分散守备于各地的嫡系部队向川西平原西端集结。

    失去的机会

    张国涛改变主意——飞机大炮的厉害——徐向前等人坚持南下——朱德的忠告

    1935年10月24日,5个军的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原始森林,向宝兴、芦山、天全进攻。王树声、李先念的中路纵队直趋宝兴,守敌杨森部溃不成军,一路狂 逃。一周后红军攻下了宝兴城,随即乘胜追击,在芦山灵关镇夺取了一个后勤基地,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粮食,部队进行了一次久旱逢甘露般的补充。

    然而就在此时,张国涛突然改变了主意。

    战役刚刚发起5天的10月31日,他致电随中路纵队前进的徐向前、陈昌浩,主张放弃原先的战役计划,改向西康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他在这封电报中说:“我 们必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侥幸和孤注一掷”,“不宜用重兵出大川(芦山大川场)”进入川西平原。“西康为我唯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 娱。……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就是说, 在敌集中兵力防堵红军南下时,虚晃一枪,掉头西进到西康立足。

    张国涛突然变卦,和来自北方的消息有关。10月19日,已呈山穷水尽之势的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得到了刘志丹、徐海东的确切消息,上上下下如绝路逢生欢欣若 狂,并将消息通报了张国涛朱德。张国涛对此心情应该十分复杂。当初为南下北上争执不休的焦点,并非是否靠拢陕北红军,甚至也不是“北上抗日”。张国涛在回 忆录中说,“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被隔离的状况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指毛泽东)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以及徐海东两部会合, 因为刘子丹高岗的名字我们那时都不知道,徐海东部究竟存在与否,也成疑问。”如今毛泽东他们避开强敌在北方站住了脚,而饥寒交迫的南下红军,还要和强大的 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开辟生存之地,相比之下代价和风险实在太大。对四方面军这支他亲自带出来的队伍,如今能打多大的仗他心中还是有数的。

     张国涛所指的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即康巴藏区,范围主要在现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这一地区的条件虽然没有川西坝子诱人,对于保存实力却要安全得多。康定以北的 草原牧区,刘文辉只有象征性的驻军,更无中央军。红军还从未到过这里,还能找到粮食。事实上南下战败后,红军就是照此方案转移到康北地区,足足呆了半年之 久,并和贺龙的二方面军在这里会合的。以后发生的一切证明,张国涛的主张无疑是明智的,如果此时按他的意见办,红军的损失当然会大大减少。

    张国涛改变主意,应该还和朱德的忠告有关。深知蒋介石剿共之道的朱德清楚,红军要进入开阔平原地带作战风险极大。蒋介石的“公路加碉堡”的战术和飞机大炮 武力的优势,曾经让中央红军吃尽苦头,现在蒋介石已把江西剿共的经验带到四川,他担心四方面军的莽撞会吃大亏,这从他对部队的告戒中凿凿可见。一直和朱德 在一起的张国涛,不可能不受到他的影响(张国涛从未讲过朱德的坏话)。“必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侥幸和孤注一掷”,这样的话更象是朱德的意 思。

    关于关于飞机大炮的问题,张国涛曾经和毛泽东有过一场争论。张国涛在回忆录中说,6月份在懋功两河口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说,“为什么我们要到上宁夏去,主 要是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厉害”,指责张“不肯老老实实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毛还说“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 没有飞机大炮,就不要再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当时张国涛认为这是毛畏敌惧战。事实上四方面军还没有真正尝过国民党飞机大炮的厉害。川军的装备远不如中央军,刘湘1931年成立的“空军”有英、法、意 国造飞机总共10来架,飞行技术被人视为笑柄。一次组织军官观摩飞行表演,炸弹竟投到观摩人群中;杨森的师长王文隽想体验一下飞机的威力,驾驶员却把飞机开到河里把他淹死,飞机在围剿四方面军的战斗中几乎没起到什么作用。这年秋天在峨眉山军官训练团,陈诚就当着刘湘的面挖苦说,“有些人花钱买了几架外国滥 飞机,也叫空军,连送封信也不敢”,刘湘只能忍气吞声。而使用德国先进战机,由德国教官训练的国民党空军则已具备相当的飞行技术和作战能力,让中央红军备 尝苦头,以至在长征中往往采取夜间行军。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说:“因为白天天气好时,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整天不间断地飞行、 轰炸和扫射。”他描述说,“特别狡诈的是那些低空飞机,他们从一座山背后贴着地面飞过来而没有一点声响,然后用密集的机枪火力向我军扫射”(李德:《中国 纪事》,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出版)。随着中央军的入川,国民党的空军也到了四川。中央红军在从泸定向天全的行进途中,如果不是警卫员胡昌宝舍身保护,毛泽东还差点被飞机炸死。

    张国涛很快就尝到“飞机大炮的厉害”。跟随4军向天全进军的张国涛后来写道:“我们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的防线全部被击破,我军正沿着山岭要道向县 城挺进,可是到了9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们上空,做地毯式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380多名伤亡中,竟有300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这些迹象显示,敌人是利用江西剿共的经验来对付我们”。他承认,“在这一带的作战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痛苦地发现,“我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摧毁”,“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

    然而事实证明张国涛并非总是能够独断一切。徐向前、陈昌浩没有理睬张国涛的意见,依然率领主力向芦山进攻。张国涛不见回音,11月6日再次致电徐、陈,说 现在部队减员严重,无法补充,敌力渐集,认为“续攻难图大胜,占地亦难巩固”,要他们着手向西康发展的行动。次日徐、陈终于回电,表明不同意张的意见,告 诉张国涛“目前这带粮房人烟极多,……各地已开始成立游击队与扩大红军,物质基础很好”,“如能集中兵力在这里打,甚有把握。如马上进西康,补难,减员更 大,力分散,天气极冷”,因此“此地决战得手,则截东或西进均易,西进只是万一之路”。

    50多年后徐向前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表现了令人起敬的诚实。他说:

“战役过程中,红军以主力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扣名山、芦山,发生了不同意见。张国焘要我们重点夺取康、泸,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我 和陈昌浩商量,觉得还是按原定的作战计划,重点加强左翼的攻击,夺取天、芦、名、雅地带为上策。一是这带人烟和粮房较多,部队易于补充;二是我军与川敌作 战,较易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可获更大补充,过冬不成问题;三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较近,能对他们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如果重点向西 康发展,则人、粮补充不易,气候寒冷,过冬困难,不利策应二、六军团的转战。我说:现在早已不是“山大王”的时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蒋介石不会让我们 僻处一方,悠哉游哉的。陈昌浩和我的看法一致,认为蹲到川康边,被敌人封锁住,我们的处境将会更困难。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我们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 区进击。”

    如此一说,徐向前就把最终惨败的责任承担了。

    张的意见未能通过,战役仍按原计划进行。担负着总司令之责,对战事的凶险有充分估计的朱德,随即下达了《康泸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的文 件,指出:“天全、庐山、名山,雅州,邛崃,大邑一带地形,与绥靖,崇化,懋功,丹巴尽是山地战,路隘战,大大的不同了。自我军击溃杨、刘,占领宝兴、金 汤、灵关、双河场后,已打出了隘口,主力已到天芦名雅邛大之平原……因此,我们的战术,由山地战、路隘战,变为平地战、街市战,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 战。”他强调,“单靠我们红色战斗员的的英勇冲锋和指挥员的之果敢坚决,以运动战的方法去打堡垒战阵地战就不对了”,并且摘录苏联野外阵地战条列若干条供 指战员参考。同时又下达《对防空应注意之点》,提出若干战术要求,强调“我们不是拜物主义者,不应丝毫惧怕这些武器,应用现代技术及一切科学方法去消灭他 才是出路。也不应空喊不怕,不做任何对空方法,使红色战士经常受着无代价的牺牲。”

    四方面军血气方刚的猛将们对他忠告似乎并未放在心上。

    第一块硬骨头——飞机的打击——青龙场大捷——被迟滞的攻势

    芦山是进入川西平原的门户,有多条通向名山、邛崃、大邑的捷径,为堵截红军南下必守之地。攻打芦山的是王树声、李先念的中路纵队。他们从夹金山冲下,将杨 森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进入芦山之前他们得到的消息是杨森的部队已经弃城而逃,芦山已是一座空城。但是他们知其一不知其二:杨森的部队是逃了,一支强硬的 川军主力部队却到了。

    接防芦山的是刘湘嫡系21军教导师,师长杨国桢是跟随刘湘多年的悍将。这场恶战整整打了10天。当年成都《新新新闻》的一位女记者的现场采访报道《芦山十日血战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斗实况。

    该女记者(未署名)10月29日从成都出发,先是乘车到雅安,然后步行前往芦山(其时芦山尚无公路——作者)。记者“未到芦山城以前,在途中就发现了无数 的难民,拖儿抱女,牵牛带羊,背包挂伞的不断向后面逃去”。即而“看见许多戴蛋壳灰军帽的军队”列队向后方退走。记者挖苦道:“就以他们勇往向我方背进的 精神,那些匪人也当被他们骇退”。

    这些败兵是杨森的部队。记者到芦山后,发现原本有几千户居民的芦山城,“到我进城的时候,恐怕只有穷不可以言状的的破落户几十家罢了。”县长王作宾也溜之大吉。

    师长杨国桢对前几天兵败对记者的解释是,“匪以饥军来犯,必然有一股锐气。这回因战略关系,将宝兴等处放弃,拟挨匪之主力深入后,即以生力军痛击。”芦山 城墙上树着两面旗帜,一面是教导师督战官的旗帜,一面写着“前进者赏,后退者斩”。记者发现夜间的战斗最为激烈,枪炮声通宵达旦。往往是红军夜间夺取的阵 地,白天又被守军夺回,夜里又被红军再夺回,如此反复争夺。守城的官兵对红军的战术很熟悉,称“匪人的惯技一般是晚上来摸我们”,“只要是能够沉着的打出 去,他也就算了”。记者认为他们“的确能沉着迎战,匪人到了城墙下面都不理他,直到爬到城墙上的时候,才用刺刀把他夺下……”

    最激烈的战斗还在城外。芦山城北面有一段险峻的峡谷,徐向前的司令部设立在峡谷以北两河口的一所不起眼的民房里,峡谷以南是地形开阔的仁家坝。红93师在这里与教导师的章平安旅恶战数日。飞机大炮,尤其是飞机的厉害,红军算是领教到了。记者描述:

    “苦战到九时左右,我们的飞机来了八九架,不断地向匪轰炸,同时又用机关枪向匪扫射,匪在前面同我作战的,已经伤亡很大,由峡口来增援的两团兵力,在路上 密集运动,那口的地势很狭窄,又没有掩蔽的地方,飞机看的清清楚楚的连掷几颗炸弹,把增援的两团匪炸得不剩几个。我军在金井阁的高地看见炸弹爆炸的时候, 就看见许多匪尸的手或足随着烟尘在空中乱飞,……”

    芦山城池久攻不下,红军既而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集中25、88两个师的兵力,在青龙场重创驰援芦山的周重生、石照益旅,毙伤、俘虏5700余人,红军缴 获甚多伤亡甚少,是整个南下战役打得最好的一仗。朱德亲自写了《青龙场的战斗是天芦战役中的模范战例》,大加赞赏。刘湘则痛心疾首,给周重生、石照益记大 过。

    芦山失守的直接原因是天全的失守。记者报道,战斗进行到第9天,也就是11月11日,“不详的消息是从飞仙关电话上通知的,说是守天全的模范师,已经于今 早晨被匪人攻破了,……这可不好啊,天全是芦山的左后方,后方有事,芦山就危乎亦哉了”。但是杨国桢还在死守,早晨7时,督战官派参谋处长邓树人带领预备 队“手持督战的大旗,直接带起出去冲去了。杨启文(杨国桢)面授的命令,是匪到那里就打到那里,那里有危险,就救那里的,前卫兵多带马刀,遇着后退的官 兵,马上就砍在阵前”。但记者已发现“情况不妙”,当晚8点离开芦山。

    这位女记者晚走一步结局便很难说了。这天夜里,芦山城被红军四面包围。第二天(12日)守军接“南总”潘文华命令向名山撤退。红军原来计划三天攻下芦山,结果十天才得手,对整个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它严重迟滞了红军的攻势,给了刘湘在后方调兵谴将的时间。

    天全之战与郭勋祺

    追兵赶过逃兵——土城战役实情——学过《资本论》的郭勋祺——红军乔装败兵攻城

    天全之战后于芦山,攻克却早于芦山。攻打天全的是许世友的4军,张国涛朱德率领的红军总部跟随4军前进。首先遇到的又是曾经防守大渡河泸定桥一线、以逃跑 著称的刘文辉部袁国瑞旅。此公虽然被蒋介石命令“严加查办”而被刘文辉保护下来,依然一如既往地见红军就跑。他的杂牌部队秋老天寒还没有棉衣,武器只有一 半可用。而防守天全重要隘口紫石关的,恰恰又是弃守泸定桥的李全山团。紫石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不亚于泸定桥,还有照蒋介石命令修的一串碉堡,结果被红军 一个排就端掉了,剩下的事就是一路狂逃,耽误的时间是沿途抢劫。结果让红军的先头部队一直追进队伍里,操着四川口音“劝士兵不要跑,只问营长、团长在那 里,不少士兵也就坐下不走了”。

    刚刚接防天全的刘湘的模范师完全是另一码事。该师是刘湘直接指挥的独立师,师长便是让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吃了败仗的郭勋祺。郭是川中宿将,绰号“郭莽子” (勇猛之意),当时他还是旅长。关于土城一仗,没有什么材料比胡秉章的《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之经过回忆》(见《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 辑》,1983年12月)一文更为详实的了。胡当时是郭的参谋长,亲身经历作战全程。他保证这是“求实存真的忠实记录”。他写道,那一仗不是红军的战斗力 不强,而是郭的“运气太好”。其一,郭旅在向土城追击红军时,胡“突然在道旁拾到一张四寸多宽,捏皱了的油印文件,展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红军诱敌深 入聚歼郭旅的计划。郭当机立断,抢先占领红军口袋阵的制高点狮子梁,使红军居高临下的歼灭战计划变成了自下而上的攻坚战。其二,当时郭旅只有6千多人,与 数倍于己的红军大战两昼夜,已濒临绝境。这时一个叫王清泉的连长被红军俘虏,朱德、毛泽东亲自进行审讯,这个连长谎称郭旅附近还有八九个旅,“就把敌人吓 退了”。实际援军两天以后才赶到。这个连长被红军释放后向郭报告了此事,郭当场给这位“泄露军机”的连长奖赏100元银圆,委以营长之职。这两件事当时在 刘湘军中被传为奇闻笑谈,而至今许多出版物仍然把这位被俘连长的口供当真。

    此战之后,郭勋祺晋升模范师师长。接着又晋升中将纵队司令,直接受蒋介石指挥。但他不仅仍照刘湘的红军不入川就虚以应对的原则行事,而且照胡秉章的说法 ——从内心不愿和红军打仗。土城之战后他对同学兼“掉帖弟兄”的胡谈心说:“我们在学校时,学习过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知道共产党也 有许多建国方法是好的,不过激进一点。我从内心上,何尝愿意与他们硬拼。这次土城之役是他们布好阵地蓄意要歼灭我们,不是我们想去打他。既然已经钻进了他 的口袋,……不得不努力拼搏”。事实上,土城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一直避免与川军交火,而郭部在以后半年的追击战中,也“与红军始终保持相当距离,没有发生过 战斗。”

    和土城战役相比,郭勋祺的模范师在天全这一仗败得实在有点窝囊。防守天全的实际上只有郭师的一个旅,另外两个旅在芦山方向协防。11月7日,袁国瑞带着败 兵跑到天全城外要求进城,在郭看来,让这些败兵进城无疑是一场灾难,不仅不会加强防守力量,只会动摇军心,下令拒绝他们入城。袁旅的败兵此刻表现出前所未 有的勇猛,无令自行地向郭的守军发起冲击。郭部开枪阻挡,扬言“把这些杂牌部队清除掉才好打红军”。袁国瑞见势不妙跳岩而逃。一个叫雷树清的连长则带着败 兵,以骇人的气势冲向郭部的机枪阵地,“打垮了”守军,胜利地逃到天全城后面的梅子坡。

    11月8日,红军在天全城外受到郭部的顽强抵抗。但此时败兵仍源源不断——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是红军装扮的,给守军制造了很大的混乱。三天后郭勋祺在飞仙 关向新新新闻的那位女记者谈到失败的原因时说:“友军在泸定方面失利败后,大概是小有损失。匪人前夜(9号)埃近城边的时候,穿的衣服完全是友军的衣服, 口令符号什么都是相同的,当时我们以为是友军无疑,只是没有允许他们进城,喊他们在城外附近自己找个地点驻着,待明天天明后再说,殊知到了昨天(10 号),他们就出其不备的把我们城外的警卫打了,跟着就涌进城,晓得他们是乔装来的时候,已经很混乱了,所以被(打了)一个凑手不及。”(《芦山十日血战 记》)。

    郭勋祺兵败天全,直接导致了芦山的失守,实在是有负重望。但他在后来的决战中却表现出色,应了他万不得以不和红军拼命的老话。他在黔北与胡秉章的那番话并 非虚言,他和共产党的往来更是扑朔迷离。差不多10年前的1926年,他就因为与中共四川领导人杨暗公和朱德有来往,而被刘湘摘掉过旅长兵权。1937年 他任144师师长在太湖与日军恶战,直至身负重伤,是川军抗战打得最好的仗之一。后来他又因在皖南与新四军交往甚密,为蒋介石所忌,1939年撤了他的 50军军长之职。1948年任襄樊绥靖区副司令被解放军的俘虏,却又回川和中共地下工作者胡春甫等一起做川军的策反工作。

    打到成都吃大米

    陕北中央对南下战役的支持——张国涛大喜过望——南下红军吸引剿共兵力——刘湘唯有拼命——四方面军指挥员们的狂热

    王树声李先念的中路纵队拿下芦山;倪志亮的右路纵队拿下天全;陈海松的左路纵队才一个师的兵力,因为遇到的是邓锡侯的部队,已经打进邛崃县境。短短10多 天的时间,红军已控制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及懋功以南的川康边的一大片地区,造成东下川西平原,直掠成都的战略态势。

     陕北的中央对南下红军的的行动表示热烈支持。11月12日即攻克芦山的当天致电张国涛朱德:“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邓、杨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钳制川敌主力残部,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

    看这一时期陕北中央和张国涛的电报来往是很有趣的。双方互通情报,双方都在以领导者的身份向对方下指示;今天你处分我,明天我开除你,同时又不撕破脸皮, 仍然称兄道弟。而眼下张国淘的底气更足,天、芦的胜利让他大喜过望,先前的顾虑已经扔在脑后。当日回电告诉对方,天全芦山已经拿下了。接着就教训道:“这 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下不利的胡说,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甚望你们 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

    蒋介石原先判断红军会师后将会向西北方向运动。9月下旬他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总”,自任总司令,调集各路大军作好在西北围剿红军的部署。红军的分裂对他 是个好消息,而红军主力凶猛南下却出乎他的预料。他不得不改变原先的计划,急令集结于甘南和川北的薛岳部驰援川西。11月12日,薛岳亲率其第一纵队吴奇 伟部由南充出发、第二纵队周浑元部自甘南出发,火速向成都开进。加上原先就在泸定一带的第五纵队的李韫珩(李抱冰)部,此时追剿红军的中央军主力已被吸引 到南下红军方面。张国涛后来说,他的南下计划“可以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一方面来,因而减轻对北上先遣队的压力。”不论这是否他事后诸葛亮式的辩 解,这都是一个事实。

    然而这又为蒋介石控制四川创造了一个机会。当初蒋介石的参谋团到了重庆,刘湘把四川省政府从重庆迁到成都,使出浑身解数不让中央军进驻川西。现在中央军名 正言顺地进入了刘湘最后的地盘。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并未打算让中央军直接投入作战。他把中央军集结在成都,让川军顶在前线。川军若胜,既借力打了红军,自身 也难免消耗巨大;川军若败,中央将全面控制四川。或许后者是他更希望的结局。事实上他已在进行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迁都重庆的准备,削弱乃至消灭四川的割据 势力势在必行。

     红军连下天全、芦山直逼川西坝子,这就把刘湘逼到生死存亡的悬崖绝壁上。如今,他的面前是气势汹汹的红军;身后是川军的老巢,还有刘氏家族的发祥地安仁 镇;再后面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中央军。一旦战败,对他来说将丧失一切;对刚刚统一指挥的各路川军,则是倾巢之下无完卵,谁也别想再在这口“大锅”里捞一 杯羹了。

    刘湘要拼命了。从11月2日起,他就亲临邛崃的总司令部坐镇,召集将领训话,“严词恳切”的对川军各自为阵但求自保积习“痛加钺砭”,并发出前所未有的严厉手令:

    “有临阵退缩,畏缩不前,或慌报军情,作战不力者,一律军前正法,其各官兵,倘有违令者,排长以下得有连长枪决,连长以下得由营帐枪决,营长以下得由团长枪决,团长以下得由旅长枪决,旅长以下得由师长枪决,师长得由总指挥枪决,总指挥……由总司令部查明依法严惩。”

    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红军严重的估计不足。此刻他们正沉浸在节节胜利的狂热中。尤其是和川军作战胜绩屡屡的四方面军指挥员们,更是到了恨 不得将对方一口吞掉的地步。徐向前说他此时心情是:“川军是我们的老对手,对付他们,有点把握。”“打到成都吃大米!”“打到成都过年!”这两句口号在象 一阵风似的在红军中流行起来。这个四方面军的老战士人人记得的口号,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材料都称是张国涛提出来的,事实上红军从来没有打到成都的计划,张 国涛只承认他说过“打到天全吃大米”,也没有任何文件证明它是出自于红军指挥机关。也许这是根据张国涛的话演变的,更大的可能是四方面军中好胜心切的年轻 将领们叫出来的——他们团以上的干部平均年龄只有20几岁,最年轻的军长陈世才只有22岁。无论如何,对这支饥肠碌碌衣衫褴缕士气高昂的大军来说,没有什 么比它更鼓舞人心的了

    不约而同的决战场

    红军的决战计划——百丈关——川军严阵以待——双方尽遣精锐——冲向平原——攻占百丈关

    川军虽败,主力却并未遭到重创,红军必须以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打得对方只有喘息的余地,形成战略上的均势甚至优势,才具备在川西一带立足的条件。

    关于这场决战的计划,徐向前说:“我们计划从名山和邛崃间的通道上,实施夜袭突破,完全切断两城敌军的联系,进而围攻名山,吸打邛崃方向的援敌,相机发展攻势,打到岷江西岸,控制青衣江以北、岷江以西、邛崃以南的三角地带。”

     名山和邛崃通道上的战略要点是百丈关。

    百丈关位于川西平原西部边沿,处于名山到邛崃的公路之间。称“关”意味着在军事和交通意义上的重要性。站在百丈关西面的山地东望,天府之国的一马平川尽收 眼底。场镇左右各有道一突兀的山梁,如巨人般屏护着身下的场镇和身后的辽阔的平原。它既是由川西平原进入康藏高原的第一道关口,也是据守川西平原的最后一 道关口。传说当年诸葛亮西征“七擒孟获”的第一仗便是在这里打的。

    百丈场镇历史悠久,街市繁荣,当时有数百户人家。临溪河穿街而过,在镇中的古桥边形成一个水潭,潭边巨木蔽日,影影幢幢,幽深莫测,文人墨客起名百丈深 潭,百丈之名由此而得。镇旁观音山上的栖霞古寺,因其儒释道三教元融之说声名远扬,古刹晚钟百里可闻。如今历史把一场空前的决战定格于此。

    不约而同,刘湘的目光也盯死在了百丈关。

    百丈关战略位置的重要,对死保川西平原的川军也是一目了然的。两个王牌师从天全芦山败后,百丈关便成为阻挡红军东进的最后一道关口。为此“南总” 潘文华匆匆将指挥部搬到百丈关附近的大塘铺。此时正有李家钰部的四个旅经百丈到西昌布防。潘文华在百丈拦住李家钰说,前面有红军过不去,后面是你的家乡蒲 江,难道你能让红军端了你的老家?李让部队就地布防,在蒲江建立指挥部,决定为保卫家乡而战。同时刘湘又急调嫡系唐式遵第21军、潘文华23军、王瓒绪第 44军所属部队火速增援名山邛崃一线。让杨国桢的教导师守名山城,让郭勋祺的模范师率先在百丈关一带集结布防。而此时在红军东、西、南三面以及纵深集结的 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兵力,总数已达80多个团20多万人。

    存亡胜败在此一举,双方都尽谴精锐,决战态势已如开弓之箭不可逆转。百丈一战,红军方面先后投入战斗的是:30军的全部三个师,9军第25师,31军第 93师,4军第10师,共计6个师17个团2万余人。川军先后投入战斗的是李家钰部和刘湘的嫡系部队,实际投入战斗的共计16个旅39个团6万余人。

    从百丈关向北望,绵延起伏的群山若阶梯层层叠起,天地交接的一线是银光闪烁的雪山。11月13日,20多个团的红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的指挥下,如爆发的山洪从群山中奔腾而下,高昂的战歌如涛声轰鸣:

红军南下行哟,

要打成都城省哟,

消灭川军残兵,

首先赤化全川,

向南行动一定胜利!

    红军的采用的是一个经典的围点打援战术。4军围困雅安和名山城;9军27师直指后方邛崃的刘湘总指挥部,牵制敌军兵力;王树声、李先念率领的主力部队攻占两地之间的百丈,在此与川军主力展开决战。

    战斗打响的前三天,战局完全按照红军的计划进行。红30军的部队13日从五家口(今上里古镇)出击,长驱直入20多公里,当天晚上就占领了李部据守的重镇 夹门关,李部丢下百丈以北的阵地向蒲江溃退。从右翼迂回的31军93师绕过百丈,袭击蒲江李家钰的指挥部,11月14日中午已逼近到蒲江县大兴场,与李家 钰指挥部接火。16日拂晓,韩东山、盛修铎的9军25师击溃李家钰部守军,占领百丈。

    夺下重镇百丈,红军的战役目的眼看就要实现。徐向前写道:“再打下去,我军即将进入人粮极丰的川西平原”。全军振奋,天府之国尽在眼底,“打下成都吃大米”的好日子似乎指日可待了。

    与郭勋祺部相遇——川军最危急的一天——刘湘组织防守成都——川军援军赶到

    然而战局逆转正在临近。

    9军25师夺取百丈后,对当面川军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抓来俘虏一问,说是大名鼎鼎的模范师、教导师就在这一带。在红军的眼中,这两个从天全芦山败退下来的师已经溃不成军,指挥部立刻下令向前追击,要想一鼓作气把这帮残兵败将收拾干净。

     损失较大的教导师从芦山撤退后担任名山城的防守,此时已被4军的部队围困;郭勋祺的模范师则已到达百丈东北一带。这个师从天全撤出后,实力并未受多大损 失,其三个旅齐装满员的编制,实力不亚于红军一个军。刘湘把这张王牌打在这里,足见他在此决战的决心和对郭部的器重。而不到关键时刻不与红军拼命的郭勋 祺,此刻也别无选择了。

     红25师越过百丈向前猛冲,一个团沿左侧的高地冲击,迎头撞上郭部唐明昭旅,遭到强烈抵抗,推进速度骤然减慢。傍晚时分,急不可待的指挥员下令全团冲锋, 付出重大伤亡仅仅推进了数公里,与敌军形成对峙。一个团沿公路冲击。公路沿线是密密麻麻的碉堡群。公路加碉堡被认为是对付红军最有效的手段,但待在碉堡里 的是李家钰的兵,就不那么有效了。红军不直接攻碉,而是绕过碉堡向前冲,碉堡里的老兄见红军都打到后面去了便弃堡而逃。红军一连拿下200多个碉堡,一路 冲到5公里外的黑竹关。深知红军战术的郭勋祺先前将重兵集结于百丈北面的高地,没料到红军会在开阔地形上沿公路打,急令廖泽旅顶上。廖旅一上公路就与红军 相撞,一场激战顿时展开。双方你来我往反复冲杀,公路沿线烟尘滚滚乱阵胶着,支援川军的飞机掠地飞行也辨不出炸弹该往哪儿扔机枪该朝哪儿扫,急得在空中乱转。

    这是红军南下战役打响以来川军最危急的一天,整个防线已似乎瞬间就会崩溃。百丈以东大塘铺的川军南路总指挥部里,“南总”潘文华眼前是这样一幅光景:败军 和赶往前方增援的部队,把不久前刚刚修成的成都至雅安的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官长的叫骂,马匹的嘶鸣和前方传来的密集枪炮声响成一片。作为刘湘的心腹和与红 军作战的老手,他知道这一刻不硬顶上去,将会形成兵败如山倒的可怕局面。他跳上公路,饬令败军返回前线,指挥将败军的辎重马匹推到路边,给跑步前进的增援 部队让路。

    在北路防守的邓锡侯部比李家钰部更不争气,竟让红27师如无人之境般兵临邛崃城下。邛崃城里的刘湘发出道道十万火急的命令,调遣嫡系部队填补败兵留下的缺 口。此时此刻,除了他的嫡系他已经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人。他甚至认为红军会抄他的后路绕过邛崃直取他的老家大邑和成都,命令他的军师、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赶 快回去组织力量防守成都,说他手里的部队都用光了,要邓回去组织警察民团守城。邛崃后方桑园镇上的人家也开始大规模地逃亡。

    在郭勋祺部的顽强阻击下,伤亡重大的红军仍然不顾一切沿公路向前猛攻,虽然推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对平原作战的生疏,则使红军的指挥出现混乱。九军军长孙玉 清在对此战的总结《百丈、黑竹关战斗经过》中说,“由于过去干部不爱看地图,此次在平地与森林村落作战,有干部迷失方向。如(团长)李少樵到一颗印还不知 东南西北,将敌方的枪声说成是我后方的枪声等”。

    对方也眼看支撑不住了。此时此刻,任何一支生力军的出现都足以改变战局。然而出现的是川军的援军。最先赶到的援军是21军范绍增师。袍哥出身的范绍增人称 “范哈儿”,他从占山为王时拉起的这支土匪队伍虽然已经成了国军,规矩仍然是袍哥那一套。他们虽然缺少现代军队的严密指挥和军纪,却不乏两肋插刀的义气和 来生好汉的豪情,亡起命来是相当能打的。范部11月9日接到刘湘的命令,从岷江上游的防区昼夜兼程轻装疾进。这天下午,先头部队跑步通过潘文华的指挥部大 塘铺,和激战中的廖泽旅会合,向红军发起反冲击。已呈强弩之末的红军再也无力推进。天黑时,范师的周绍轩、廖敬安二旅已全部到达战场,巩固了川军防线,与 红军在百丈以东约10公里的治安场对峙。事后,企图拉拢范绍增的蒋介石“特致电嘉奖”称:“黑竹关百丈驿之役,匪以精锐向我猛攻,赖范师廖周两旅亥时赶 到,……且与匪以重创,殊堪嘉尚”。

    攻守逆转

    决战前夕——顾祝同面授机宜——红军率先出击——川军全线进攻——红军退守百丈场

    打下百丈后,王树声、李先念等在百丈镇上建立了指挥部,还在镇上召开了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31军参谋长王维舟被任命为川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树声在会上 讲话。这是红军夺取一地后必须立即进行的工作。稍稍冷静下来,红军指挥员们发现原先的估计过于乐观了。川军并没有在红军的凶猛冲击下溃不成军,而且大批的 援军已经源源赶到。现在公路当面是实力强劲纵深配备的郭勋祺、范绍增部,北面的山地几个旅的川军不仅填补了李家钰部留下的缺口,并且向重镇夹门关发起猛 攻。西北山地是红军进退通道,如果红军主力继续向平原前进,有可能被截断后路陷入重围。指挥部决定,红军主力向百丈收缩,集中兵力坚守百丈歼敌援军。向百 丈以东纵深穿插的93师接到命令撤出战斗向百丈靠拢,88师火速在百丈左侧高地占领阵地。

    这对决心打进平原的红军指挥员们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计划的成败与否取决于取决于一次战役决战。现在敌人的重兵集团就在眼前,而且已经摆出决战架势,这正是 他们期待的局面。换句话说,南下以来所有胜利都是眼前局面的铺垫,所有的牺牲和努力都将于此战见分晓。放弃此战,不谛于前功尽弃。从实力对比上看,这是一 场赌博,可是战争史上的哪一次决战不是赌博呢?而且以少胜多对四方面军来说太寻常了。

    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致命的。

    川军这边也十分忙碌。17日这天,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参谋长贺国光一行的车队,沿着被冬雨、军队和难民搅和成一片泥泞的公路到达邛崃。他们是前一天由重 庆飞抵成都的。到达后立即“召集各剿匪将领垂询前线军情,并面授机宜,勉以抱有我无匪之决心,痛剿残匪”。要求刘湘抓住红军贸然突进的机会,在最短的时间 内将其围歼。对战事追踪报道的成都报纸第二天报道说:“各军于寒风苦雨中,与匪肉搏血战,已大挫匪势。顾主任等昨亲赴邛崃指示一切,士气大振”。

    事到如今,刘湘并未围歼红军意图。将红军斩尽杀绝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如同“警”的的存在取决于“匪”的存在,消灭了红军下一个就轮到他了。消灭红军也将使 他付出巨大的代价,失去他同蒋讨价还价的本钱。同时,他还未曾想到红军会在这样的地形上和他的主力面对面硬拼。他对红军的战术太熟悉了,诸如避实就虚、诱 敌深入、围点打援、穿插迂回、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等,曾让他在川北吃过不少亏,他还没有胆大到抄红军后路的地步,只打算采取步步为营齐头并进的稳当办法将 红军赶出自己的地盘。

    夜战是红四方面军的拿手好戏。18日凌晨红军率先出击,88师著名的“夜老虎”265团向公路左侧高地发动夜袭。这一条松林茂密的狭长山冈是控制南北交通 的要冲,因为属于一个姓胡的大家族所有,当地人称胡大林。刘湘21军彭焕章旅17日早晨刚刚赶到这里,匆匆忙忙用老百姓的晒席在山冈上搭起营房。挥舞大刀 的红军在夜暗中将卒不及防川军赶出林地。当地的百姓半夜被猛烈的枪声惊醒,第二天胆大的到山冈上一看,“吓得连气都出不来了”——山冈上横七竖八铺满尸 体。这样,红军就在从黑竹关到百丈十几公里的范围内建立起一道弧型阵地。

    18日,川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红军的弧型阵地发起全面反击。

    公路北侧的高地是双方必争之地,防守一方是红25师和88师,攻击一方是川军的四个旅。这一天天气放晴,协同川军的飞机大批出动轮番轰炸扫射。双翼的战机 肆无忌惮地掠地飞行,卷起的狂风将山包上的树枝噼噼啪啪地折断,地面上能清清楚楚看见飞行员和机枪射手。这样的飞机用步兵武器也能打下来的,办法是用充足 弹药组成密集火网,但这恰恰是红军的死肋,他们平均每支枪不过10来发子弹,更要命的是打完没有补充,必须在取胜的前提下从对方手中夺取。

    川军在飞机的掩护下整营整团地发起冲锋,其勇猛无畏让惯于和川军打交道的红军感到吃惊。在一个叫鹤林场的地方,红军用几十挺机枪构成强大的火网,川军越过 冬水田轮番冲击,倒下的尸体象收割后的稻把密密麻麻横在田里。红军的伤亡同样惨重。来自空中的打击对红军威胁巨大,他们头上都顶着伪装的树枝,飞机一临空 只好四散隐蔽,往往此时川军就冲了上来。弹药奇缺的红军不得不和川军展开白刃格斗。双方反复冲杀,战线犬牙交错,每个山包每条战壕都响彻着枪炮和厮杀声。 30军88师政委郑维山回忆说,师指挥所跟前一个班,打到下午只剩3个人,敌人冲上来,3个人就抱着手榴弹从三个方向呼叫着冲下去,打退敌人又返回来拿手 榴弹。如此反复不已。

    沿公路正面进攻的川军是范绍增师。这个师因为在两天前拯救了濒临崩溃的川军防线而士气大振。在黑竹关一线防守的红93师一天前才从大兴场撤回。黑竹关地形 开阔,几乎没有平原阵地战经验的红军指挥混乱。参照物不明显使一些指挥员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泥泞的冬水田常常使部队拥挤在狭窄的田埂上,成为地面和空 中火力有效打击的目标。在川军猛烈的炮火和疯狂的冲击下,红军只坚持了两个小时就丧失了抵抗能力,一直退到百丈当面最后一道屏障——挖断山。

    挖断山不过是横桓与平原上一道小小的山梁,小得连名字也没有,因为修公路把山梁挖了一个缺口而得名,此时次刻成了攻守双方拼死争夺的一道“血岭”。一方在 付出惨重代价、将守军几近全歼后刚刚攻占阵地,对方的援军立刻又蜂拥而上。如此反复拉锯,阵地数易其手。川军旅长团长架着机枪军前督阵,营长连长挥舞马刀 带头冲锋,个别后退者,由军官立毙阵前;集体后退,督阵官下令机枪扫射。整道山梁尸横遍地,守者用尸体做掩体,攻者踏着尸体向前冲。这场酷烈的阵地消耗 战,最终以拥有火力兵力优势的川军的胜利告终。傍晚,伤亡累累,筋疲力尽的红军师退到百丈场镇。

    孤注一掷

    川军总攻——徐向前亲临百丈——一相情愿——惊心动魄大搏杀——百丈场争夺战

    18日这一晚双方都没有休息的余地,每一个士兵都在拼命构筑工事,准备着来日的恶战。密集的枪声彻夜不息。防备红军夜袭的川军轮番用机枪向红军阵地扫射,射击间隙是双方的喊话声。

    红军:“同志哥,我们是穷人的队伍,穷人不打穷人,不给军阀卖命……你们过来,我们不打人骂人,官兵人人平等……”

    川军:“老哥,你们过来,我们有白米饭有肥肉给你们吃,有衣服给你们穿,有盘缠给你们回家……”

    19日黎明时分,百丈场方圆十来公里的大地突然开始颤抖,密集的炮弹将红军的阵地笼罩在硝烟之中,当枪声暴风雨般的刮起时,十几个旅的川军向坚守在弧形阵 地的红军发起了总攻。这是一场经典的恶战,攻守双方均不惜一切代价志在必得,各种兵器的轰鸣和数万血肉之躯的呼叫交织出的画面惊心动魄。

    这一天,深知胜败在此一举的徐向前亲临百丈现场指挥。当他纵马赶到时战斗已经打响,当时王树声的31军指挥部设在百丈街上,李先念的30军指挥部设在街尾 的一小山包上,二者相距不过数百公尺。百丈一带开阔的地形和相似的地貌,似乎让这位久经沙场的统帅也有些辩不准方向,他回忆说,“我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 摸到”李先念的指挥部。从山头望去,展现在他眼前的是这样的场面:

    “成批敌机盘旋上空,疯狂施行轰炸。整营整团的敌军,轮番向我阵地猛攻。从黑竹关到百丈十多里的战线上,处处是战火硝烟、刀光血影,是爆炸声、枪炮声、喊杀声,是敌我双方的殊死搏斗。”

    他深深感到飞机的巨大威胁:“唯敌机太讨厌,对我前沿至纵深轮番轰炸,威胁甚大。部队在开阔地带运动和作战,不易隐蔽,对付敌机又缺炮火,伤亡增大,叫人很伤脑筋。”

    仗这么打下去,红军明显占不到什么便宜。如果此时放弃百丈后撤,图存为本、又深恐红军诱敌之计的刘湘断不至于贸然驱兵穷追,但红军指挥员们不甘就此罢休。 战场的胜负往往取决于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或者说看最后一刻谁先崩溃。对此他们是有心理优势的,多少次胜利都是咬紧牙关拼到底取得的啊。徐向前说:“我们 当时判断,刘湘是狗急跳墙,孤注一掷,如果我军顶住敌人的攻势,灭敌一部,有可能胜利转入反攻,直下岷江西岸。”事实上红军更是孤注一掷。而面对拥有兵力 火力优势和空中打击力量,又决一死战的川军,红军这一掷的胜算比川军小多了。

    沿公路进攻百丈场的还是范绍增师,冲在最前面的主攻团团长谢浚是位江湖好汉式的人物,他激励士卒最拿手的两招一个是钱,一是挥舞马刀带头冲锋。原先为抗击 红军,百丈场周边构筑有坚固的堡垒和密集的工事,如今都成了红军的有利依托,谢团从凌晨打到中午,被阻挡在进入百丈场的临溪河大石桥前。情急之下谢浚以每 人20块银圆的奖赏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敢死队。1935年川西坝子是个丰收年,一块银圆能买一担米,20块银圆对卖命为生的穷苦士兵来说是相当可观的一笔 钱。这一招果然见效,敢死队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冲破红军的防线,越过古桥进入街上。

    红军按照计划准备将深入防线的谢浚团吃掉,一支红军从场北的高地出击,试图截断谢团的后路。然而对方早有防范,侧翼的郭勋祺部以凶猛的火力迫使红军退回高 地。得到增援的谢团在百丈街上与红军展开巷战。胶着至午后3时,一批飞机的到来打破了僵局。低空盘旋的飞机准确地扫向红军扫射,炸弹将红军依托的房屋夷为 平地。既无对空防护能力又无防空经验的红军只能被动隐蔽,亡命的川军乘机蜂拥出击,当战壕中的红军抬起头来时,川军都冲到跟前了。一场叮当作响的白刃格斗 之后,遭受重大伤亡的红军被逼到百丈场外。王树声数天后在战斗总结里写道:

    再说到百丈战斗的教训:第一,警戒的疏忽,特别是敌机飞来时,警戒部队只顾及隐蔽,而不顾地面的敌人,结果百丈街被敌袭击。在战斗时,主要之敌还是在地 面,当然,敌飞机来时要注意隐蔽伪装与疏散;第二,百丈附近地形平坦,且多水田,对此种地形的战斗经验非常不够。在运动时,部队多是拥挤一堆。因受水田或 田埂的限制,有些指挥员不知把队伍适当疏开或分散成小队,取平行路运动,是应注意研究的事情。(《王树声军事文选》:“宝兴、芦山战斗的经过与教 训”)

    现场指挥的徐向前为达到“歼敌一部,转入反攻”的目的,早些时候已经命令在百丈后方围困名山城的4军第10师立即增援百丈。面对川军出乎预料的凶猛攻势, 徐向前命令临时任10师师长的陈锡联率部跑步前进。就在川军将红军逼到百丈场外的高地时,陈锡联率领先头部队赶到,一阵冲杀,将川军压回陈尸累累的百丈 场。此时攻打百丈场的谢浚团已经伤亡过半,剩下的经过一天不停顿的厮杀也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在红军生力军的强劲反击下纷纷向场东的桥头退却。团长谢浚见 状持刀挺立桥头,喝令不许过桥后退,最后干脆横身躺倒桥上,高叫此身与阵地共存亡。随即川军援兵赶到,挡住了红军的攻势。此时天色已晚,双方均无力再战, 在百丈场形成对峙。

    招架之功

    红军节节退守——火烧百丈场——筋疲力尽的红军——霉老二——川军攻占百丈

    19日一天的战斗,是整个百丈战役最酷烈的一天。红军已经拼尽了全力,却未能扭转战局。如同拳台上实力处于下风的拳手,试图在一个关键的回合中爆发全部的 能量将对手一举击到而未能得手一样,剩下的回合就只有招架之功了。20日的战斗,是以红军的节节退守进行的。已经掌握了战场主动全权的川军在源源不断的增 援下,攻势更加凶猛。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百丈东北方向的丘陵地带,这是攻守百丈场的关键所在,双方的重兵皆集结在这一带厮杀,成堆的尸体填满沟壑,鲜血染 红了田水和溪流,活着的人对死亡和鲜血已经麻痹,唯一的念头就是将对方杀死。在付出巨大伤亡以后,红军的阵地相继失守。

    百丈场上的恶战继续进行着。叫谢浚的川军团长仍然带着他剩下的官兵冲在前头。战火引燃了街房,整个百丈成为一片火海。现场指挥的徐向前写到:

    “我到百丈的街上看了下,有些房屋已经着火,部队冒着浓烟烈火,与敌拚搏,打得十分英勇。百丈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 尸骨错列,血流满地。指战员子弹打光,就同敌人反复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然而红军已经很累了。从10月8日南下第一仗打响,一个月多月的时间部队不停顿地作战,仗越打越大,越打越恶,伤亡越来越惨重。倒下的人陈尸山野不及掩 埋,野战医院的稻草上躺满痛苦呻吟血流遍地的重伤员,在百仗一带作战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减员过半,继续在战场上支撑的已经筋疲力尽,有的枪炮声一停眼睛 就睁不开了……

    他们很饿。大部分人的干粮袋已经空空如也。数万无后勤供应的部队集结一地,富裕人家来不及搬走的粮食很快吃光,贫穷人家能收集到的粮食如杯水车薪。他们不 惜一切要夺取的天府米粮仓就在眼前,却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能啃到一块生红薯就算不错。他们不敢生火煮食,一有炊烟升起飞机炸弹便呼啸而至……

    李先念在在战后写的《太和场、朱家场、夹关、百丈战斗之经过》中痛心地承认,“对牺牲的同志掩埋万分不够”。战后当局组织当地百姓掩埋遍布战场的遗骸,不 少是红军川军拖到一起草草掩埋,留下众多“万人坑”。至今当地还流传着许多恐怖的故事,上了年纪的人还能指认当年的尸坑。

    转折点

    刘文辉与红军——薛岳开始进攻——张国涛摊牌——饥寒交困——朱德的虱子——再上高原

    徐向前说,“百丈决战,是我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

    东出川西平原,解决南下红军的生存问题,是南下战役的基本目的。百丈的失败,使这一目的成为泡影。红军即而试图从南面出击。担任南线作战的是许世友的4军 和罗丙辉的32军。在中路主力向邛崃大邑方向猛扑时,他们对雅安围而不打。雅安是刘文辉的老巢,红军和刘文辉之间的秘密关系再次得到证实。红军兵临雅安城 下时,城里的富户逃亡一空,军官们穿着士兵的衣服成天喝酒打牌,随时准备一旦红军攻城即行逃命,红军却从未攻城。红军主力百丈决战失败后的11月23 日,4军部队饶过雅安南下荥经,守城的刘文辉部一个营听到枪声就跑,荥经县长吕琨致告状说,“匪军四人追官军达二三十里,(官军)伤亡七人而无一还击。” 红军轻而易举拿下荥经。随即红32军翻越大相岭与刘文辉部在大渡河畔的汉源相持。红军在刘文辉控制的地区几如无人之境。

    将红军打回“山上”去以后,刘湘便稳住阵脚,与红军对峙成“冬眠状态”。蒋介石当然知道川军靠不住,12月初,薛岳率6个师的中央军从南面向雅安荥经方向 压了过来,经激烈交战红军不支,12月14日向北退却。至此,红军东出南下皆无可能,不得不放弃原先的计划,沿邛崃山脉的天台山、蒙顶山和青衣江以北建立 起一道300里长的防线,屏护以天全芦山为中心的占领区。

    事到如今,张国涛依然气壮如牛。12月5日,他在天全县一个叫陈家窝的小院子里给陕北的中央发电报说,“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 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令对方“不得冒用中央名义。”陕北方面这才知道张国涛已另立中央,但基于红军主力仍然在其手中的事实, 不得不咽下这口恶气继续与之周旋。

    为了在这一带立足,红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在芦山建立了以傅钟为书记的中共四川省委,以熊国炳为主席的四川省苏维埃政府,组织打土豪分田地,在几乎所有能刻写的地方——碑石、牌坊、桥头、院墙上留下无数标语口号,宣传队的女队员们到处演唱自编的歌曲:

    (苏武牧羊曲)穷人发财万不能,自己没田地,钱从何处生,当工农和士兵,都是我穷人,一天累到黑,累得一身痛,说到衣食住,都是烂襟襟,吃的面汤住的破屋想起好伤心;……拥护苏维埃,跑去当红军,怕你再有钱,叫你去卖粪,你的好田你的好地拿来大家分。

    无奈的是这片狭小的地区无法供养数万红军。以红军军政中心芦山为例,当年全县人口不过四五万人,平常年间粮食仅勉强能够自给。这年6月中央红军到芦山,7 天之间征集粮食20万斤。百丈战役之后驻芦山的南下红军达3万之众,几乎和当地人口相当,还就地征集粮食向高原转运,到次年2月实际上已无粮可吃了。徐向 前写道:“那年冬季,天气异常寒冷。临近川中盆地的宝兴、天全、芦山,本属温热地区,冬日气候较暖,但却一反往常,下了十多年未遇的大雪。……当地人口稀 少,粮食、布匹、棉花无继,兵员扩充有限。敌军重兵压迫,战斗不止。我军处境日趋艰难……”

    1936年1月,红军总部、四方面军指挥部以及张国涛自立的中央,一起迁移到了芦山的任家坝一个十分隐蔽的小村子,为的是躲避飞机的轰炸。村子虽然地处偏 僻却有好些个建筑讲究的院子,村民被全部迁走,有整团的警卫守护。在这里,因为共产国际代表、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张浩)的调解,张国涛自立的中央改称西南 局,陕北的中央改称西北局,由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张国涛的日子不好过,光是成天飞来飞去的飞机就够他受的了。他到清源乡大板桥村主持召开四川省第一 次全苏代表会议,刚一开会飞机就擦着山头飞来,把代表炸死几个。年届50历经挫败的朱德作风依旧。四方面军老战士董洪国回忆说,总司令在任家坝的大会上作 报告,正当大家听得聚精会神之际,他突然一句“不忙”,然后不紧不慢地伸手从棉衣里抓出一只虱子,在面前的桌子上掐死,讲着讲着又摸出一个,一边掐一边说 “又消灭了一个”……

    2月初,南面薛岳的中央军和东面的川军开始向天全芦山发起猛攻,本来打算至少待到严冬过去的才北上的红军,被迫放弃付出惨重代价夺取的根据地,第二次翻越 夹金山,退向漫天冰雪的甘孜藏区——这是张国涛早就看中的地方。此时这支红军主力部队已从南下战役开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人。

别了,我的故乡,

离情别恨,莫缭绕我的征裳,

国泪乡愁,莫羁绊我的戎装,

我要先踏上妖氛弥漫的战场,

把我的热血和头颅,

贡献给多故多难的党、国与故乡!

别了,我的故乡,

感谢你饯行的三杯美酒,

从此长征去,

奋勇杀贼誓死不休,

尚得凯旋重聚首,

再行握手,

诀别之悠悠!

    ——现芦山双石乡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遗址存红军干部彭家模题壁

后记

    南下红军的根据地雅安市曾经有众多幸存的老红军,他们有的是受伤后留下的,有的是来不及转移的,有的则是主动留下——或者叫逃兵。2005年作者到这里采 访时,尚存的已经寥寥无几,上里古镇年届90的陈仁邦老人是其中一位。红军到这里时,他和哥哥一起参军。他还能唱“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的战歌。他说 当年连队指导员做战前动员时说,打到成都后,他们看上哪个女同志——红军中的女兵,可以和她结婚,“结果打到黑竹关就走不动了”。他的连队出发时80多 人,回来20多个。他给作者看他膝盖上的伤疤,说是飞机子弹打的。后来部队撤退翻夹金山时他没有走,在一个藏族妇女家里住了几个月又回到故乡。他说他哥后 来当了师级干部,不过从来没回来过。家乡人都晓得他当过红军,他却没享受过红军的待遇。上里曾是南下红军一个重要据点,这里的许多古迹因为红军在上面刻了 标语而幸存,如今当地政府正在化上千万资金“打造”古镇旅游,老人希望建一个红军纪念碑。据作者了解,当地政府尚无此规划。

    家住百丈月儿山的83岁(2005年)老人胡光普,亲眼见过当年打仗的情景。他见到作者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现在才晓得啊!”,口气中颇有些不平。他说他活 这么大第一次见到记者来问红军打仗的事。他说这里仗打得最凶,红军伤员集中在一条叫铁厂沟的小弯弯头,血把沟水都染红了。“打完仗遍地都是死人,有红军也 有郭师长(郭勋祺)范哈儿(范绍增)的兵。保长命令埋人,各家地盘上的各家埋,死人身上的东西归自己。我那年13岁,也参加了埋人。川军身上有银圆,红军 身上只有布襟襟(苏维埃政府发行的布币)。红军都是些十几岁的娃娃,衣服都是些杂件,臭哄哄的,头发多长。好多人都把红军川军拖到一个坑头埋,有人给我说 要把他们分开埋,不然他们到阴间还要打架,我就把他们分开埋的。有一个姓肖的红军在我家住过,对人很和气,我在死人里面认出他,单独给他起了一个坟,年年 给他烧香。”他带作者去看他埋红军的地点和“肖红军”的坟,坟因为近年改茶园给平了,他说他还要找地方再起一座。

    年近七旬的前副乡长陶清秀在百丈地区的胡大林长大,从能记事起就听老一辈讲“打霉老二”的故事。她带着作者走过昔日的战场,访问亲眼见过那场战争的老人, 讲述“从小上山割草打柴放牛”就听了许多的故事,指点淹没在荒草密林中的战壕和埋葬红军的红军的“万人坑”。她说,红军在胡大林和川军激战三天三夜,留下 数以千记的尸骨。上世纪80年代一位老红军到这里来,在陶河沟一片冬水田前泪流满面地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当年在这里死了好多人!没人记得喽……。她对这 段历史“无人知晓”耿耿于怀,化了很大工夫,于2005年5月写成“胡大林的战斗的纪实”,还附有自绘的地图。她说她已是“太阳落山的人了”,希望人们 “不要忘记血的历史”。

    家住百丈的名山县第三中学教师聂金福,退休后致力与百丈战役研究,他对此战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如果红军以传统的战法与川军周旋,致使川康边根据地得以巩 固,主力红军实力得以保存壮大,历史该是什么样子?如果不是南下战役吸引了围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中央能够在陕甘宁边区立足吗?同理,贺龙、任弼时 的红二方面军能够冲出重围吗?没有南下红军的接应,他们能孤军北上吗?……

    芦山县是南下红军的根据地中心。1987年3月,徐向前给拟建的芦山红军长征纪念馆、红军长征烈士纪念碑题写馆名和碑名。时至2005年底,题词还陈列在芦山县博物馆,而纪念馆、纪念碑尚无踪影。

    2004年中宣部规划的“红色旅游”线路中,留下上万红军尸骨的百丈不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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