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集发出一组纪念邓小平二十年前南巡讲话的文章,在一个是是非非年代,仲大军先生写的新年致辞,给大家指明了方向。 在发出体制内大佬们的文章之后,也发几篇小民百姓的文章,读者可以看出其中的区别。依本网观察,无论各路各派,今后都要媚众。改革如果不惠及到民众,是难以长期支撑的。

大军网特刊

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2年1月20日

目录

大军:中国需要中间力量的制衡

李慎明:全球化背景下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关思考

萧功秦:当元老派成为改革家之后——中国与苏俄改革战略的反思

廖子光:恢复中国历史性大国地位的战略

邓小平:邓小平南巡讲话

王占阳:论邓小平关于中国21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主张

编者按:谁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

汪洋: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

邓聿文: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和治理

周瑞金:中国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吴敬琏:中国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

鄢烈山:再次呼唤敢闯敢冒的小平精神

陈开枝:反腐共富没落实好

迟福林:到该解决共同富裕的时候了

杜建国:多家媒体春节联手向资本献媚

杜建国:官员是怎样从“受损最大”变为“得益最大”的

杜建国:戴旭是顶着岳飞面具的秦桧

参考: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惊人代价

张旭东:在新的矛盾统一体中确立价值认同

郑永年:提防政治改革激进化

马龙闪: 体制模式是苏联剧变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契合点

周舵:韩寒加油!

代金平 唐海军:国外政党是如何维护党员主体地位的

 齐得平:《<毛选>真相》是荒诞离奇的谣言

文史:AB团肃反大事时间表记

文史:叶选宁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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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中间力量的制衡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2年元月23日 春节

    二十年的今天,邓小平同志巡视南方,在1992年1月18日至21日这几天里,他讲的一些话成为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二十年很短,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大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又面临着变革的需求。再往下走中国怎么改?人们日益关心。通过最近一些迹象,可以看出各派正在准备一场新的博弈,这场博弈将在权力高层展开,随后将影响到千千万万民众的命运。

    仔细看大军网上的文章,这些文章将告诉你新的动向和变化。右翼力量正在准备发起对左翼力量的一场反击,如果这场剿杀成功,中国很可能步苏联后尘。在这个时刻,看看李慎明、萧功秦等的文章,便会对问题有清醒的认识。纪念南巡讲话二十周年是否会成为右翼围剿左翼的契机?请人们拭目以待。但根据本网观察,当前中国的左翼和右翼谁也消灭不了谁,极左和极右谁都得不了势,只能在相互博弈中 趋向中间化。极左和极右谁都成不了气候,这就是中国的福分和社会的进步。直到有一天大家都认识到要让人家活,这个社会就进步了。

    目前最需要的就是中国的中间力量涌现,只有中间力量才是中国社会和改革的稳定器。在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目前的中国向任何极端方向推进都是错误的,既不能满足极右翼的要求,也不能满足极左翼的要求。中国的改革只能从极右翼的效率至上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后退,但又不能退回四人帮的极左道路上去。缺少社会基层力量支持的极右翼要认清自己的虚弱性,刚刚崛起的极左翼不要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任何一个没有道义支持的社会力量都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的高层必须头脑清晰,但就目前某些高层智囊人士的思路来看,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反腐共富没落实好,到该解决共同富裕的时候了,可看看他们文章的内容,没有一点解决问题的 实际办法,大多是官话套话,连个限制资本都不敢说,唯一的一招就是继续私有化,肢解国企。这和他们所说的共富恰恰是背道而驰。消灭国企和公有制就能共富,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共富了。

    在这个时候,希冀既得利益阶层拿出改革新方案,希望既得利益集团自己来改造自己,无异于缘木求鱼。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只有虚心听取社会意见,下一步的改革可能才不会走弯路。

中国极右翼的特征

    中国的极右翼群体基本上是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他们左右着社会舆论和政府政策,掌握着较多的权力资源和财富资源。

    在政治方面,他们坚定地毫不犹豫地鼓吹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坚决地毫无犹豫地反对集权专制,否定共产党,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污蔑革命领袖,歪曲历史,要求共产党缴旗投降,下台易帜,改变中国政治,用和平演变或社会动乱的形式。

    在文化方面,坚决地贬低本国文化,扬弃传统,割断历史,皈依基督,自我阉割,把西方的一切捧为圣典。

    在思想方面,个人主义至上,坚决地抛弃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至上,个人价值高于一切,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服从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漠视整体,忽视社会责任。

    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制,要求经济独立,私人占有经济资源,强调市场作用,反对政府干预,大市场,小政府,重效益,重效率,重精英主义,轻社会福利,反对税收,拒绝分享。

    从极右翼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西方文化的影子,这种文化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开发新大陆时形成的文化,但这种文化简单地拿到中国来,对中国的危害很大。

    新自由主义者在彻底皈依西方价值观的同时,却并不反对在现政体下享有种种特权待遇。他们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东方特权主义的畸形结合。所以,中国的极右势力在本质上讲还不是真正的西方的民主平等,而是极端的个人自私主义加东方特权专制。

    极右势力打着为个人谋福利便是为国家为集体谋福利的旗帜,对当今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多坏的影响。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从政府到企业,无官不贪,无商不奸,都在千方百计地为个人谋利益。个人私利严重地腐蚀了公权力,瓦解了公共社会和政府的公信力,降低了国企的公共性和公共福利作用。

    既无西方宗教又无中国道德的极端个人主义,已使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冷漠和麻木的冰水中,致使改革三十年里,财富向少数人高度集中,社会福利低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极右势力与社会主义精神思想严重对立,格格不入。极右思想是极左时代的报复性产物。中国从一个极端猛地跳上了另一个极端。当今社会的矛盾尖锐激烈无不与极右翼势力影响改革的后果有关。

中国极左翼的表现与特征

    中国的极左翼群体可以称作马列主义者,极左翼势力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长期传播的坚实存在。集体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极左翼的鲜明特征。极左翼有着强烈的领袖崇拜情结。

    鉴于中国的精英优先改革模式造成的社会失衡,极左翼思想在改革三十年的后期迅速发展起来。改革的现状和利益格局,使他们印证了毛泽东在世时的预言和论断。他们坚信是党内的走资派将中国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且是初级的和残酷的资本主义。他们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和社会平等,痛恨贪污腐败,官场堕落。

    在政治方面,极左翼思想倾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集权政治,坚持党的领导,但要求给予人民牵制权贵精英的大民主。他们的政治手段是希望通过组织 部门从内部来调整领导层成员,矫正政治方向。

    极左翼对历史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正确的, 他们对当年的批斗走资派无怨无悔,改革开放是被走资派篡夺了领导权,将中国引向了资本主义。在残酷的现实对比之下,极左翼群体怀念文革时期人民群众所拥有的大鸣大放权利,怀念工人农民至高无上的时代。

    在经济方面,他们拥护公有制,反对资本残酷剥削劳工,支持国有企业,主张相对平等,共同富裕,缩小人际间的贫富差距。他们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强调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反对盲目引进外资,反对中国成为殖民地经济;反对右翼集团出卖国家利益,为西方利益服务。

综合性的看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两股极端信仰集团,都不具备中国儒家中庸的思维传统,都是现代革命与中国传统坚决决裂的结果。他们都排斥中国传统,割断历史,割裂中国文化,是两种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变体。

    中国的思想发展是以改革开放初期极左思想遭重创、四人帮集团被粉碎为基础,确立起共同的目标。然而今天,各种思想犹如脱缰的野马,各自奔向一个方向。左翼思想重新抬头是有深刻时代原因的:正是因为极右翼的改革使中国的发展出现了偏差,导致左翼思想重新集结。

    思想分化的原因是社会利益集团的分化,是得利集团与失利集团的矛盾冲突。中国思想界的严重分歧,说到底反映的是中国各利益集团的尖锐矛盾。

    改革三十年之后,中国社会的矛盾达到空前尖锐的时刻。新兴资本群体和特权权力群体要求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普通民众要求调整利益格局。各个群体都在动员起来,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展开一场言论搏杀。分蛋糕,守蛋糕,还是做蛋糕?这样的问题再次摆到人们面前。

    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就游移在两个极端思想之间,由此付出了沉重的国共两党内战的代价,由此导致了国土分离、骨肉分离。以至人们不得不从新审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所走过的道路。

    目前的中国政治和政府只剩下一个徒具外表的功能:维持秩序。它既不能再提供思想,又不能再造新文化。苏联已经易帜垮台,中国在坚持独撑。这种维持的局面不能持续长久。政府必须利用社会的力量进行创新。中国必将出现一次新文化、新思想的大迸发。在总结比较了各种极端思想的利弊得失之后,中国的新思想已经在跃跃欲试,喷薄欲出。

    (注:北京大军智库即将推出的《中国改革顶层设计》。)

   

 

 



发件人:"liu yuanqi" <dabieshan02@yahoo.com.cn> 2012-01-18 20:54:37 收件人:"zdjun@263.net" <zdjun@263.net>

全球化背景下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关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政治学会会长 李慎明

2012年1月

    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我国的发展正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但是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关于国际形势

     帝国主义时代还没有结束。对于美国霸权,中国和它之间有合作,但主要是较量。在今后一些年内,各种国际力量特别是世界上一些大国和强国,将会围绕金融、能源、粮食、主权直至战争等根本性问题,既有多样的合作与竞争,更有着激烈的博弈和较量。超级大国甚至有可能重复20世纪90年代搞垮苏联、东欧的办法来调动其所有能量搞垮当今世界上的大国或强国,以摆脱自己目前深重的危机。

    世界已经步入历史的快车道。21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世界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处于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们就不可能认清导致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根源,也就无法找到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正确措施。

    (一) 目前我国在国际上有三大战略机遇。

    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仍未见底,且在深化。

    当前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场灾难还没有完,还在演进中,甚至极可能是刚刚开始,世界范围的更深刻更全面的经济社会危机极可能还在后头。

    2美国称霸全球的“雄心”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其战略重心进一步东移有可能将再次被推迟。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接连打了五场战争,前三场打得非常顺利,但是它没有料到在一个小小的伊拉克陷入战争泥潭,直接间接花了3万多亿美元,最后不得不撤军。

    3相对于苏东剧变后的低潮而言,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反资本主义运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有所复兴。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主导、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推力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全球化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高度发达,就导致世界出现了这样一个基本现象: 穷国穷人愈来愈穷、愈来愈多,富国富人愈来愈富、愈来愈少,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

     据2005年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收入总和大于4.16亿最贫穷人口的收入总和。英国《卫报》报道,最富有的225人与最贫穷的27亿人的收入相等。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了全美家庭43%的金融财富。盖茨和巴菲特,再加上一个保罗·艾伦,三人总资产比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3个国家的GDP总量还要多。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的标志,就是各国主权债务都在急遽增多。

    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这场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美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是其中金融霸权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理论肆意泛滥的结果。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进一步引发着全球社会动荡加剧。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欧洲到中东、北非再到亚洲、拉美,社会不安情绪弥散,广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对资本主义普遍不满,大规模街头抗议增多,极端政治事件频发,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全球社会动荡风险明显上升,这些导致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亮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全球重新得到重视。

    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开始复兴。

    (二)挑战

    下面谈谈我们在国际上面临的四个挑战。

    2009年5月9日,奥巴马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宣布: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想要限制中国发展。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下述四个方面的挑战,实质上都与奥巴马所说的资源有关。

    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图谋决不会改变。我们与西方强国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但是其背后更有长远、根本的战略较量。这里所谈的西方,是政治概念,不是地理概念。西方世界不是铁板一块,但它们在西化、分化中国上有着紧密的战略合作。

    美国原来是硬实力崇拜者,所以二战以后就在我国周边打了两场最大的局部战争,一场是朝鲜战争,一场是越南战争。为什么?因为搞社会主义对它危害最大。大家都要搞社会主义,都要自主独立,那样它怎么从海外拿利润、拿钱呢?结果是它使用硬实力不行,都打败了。它就更多地想用软实力的办法,并且在前苏联获得成功。软的办法,具有代表性的就是2006年小布什曾经讲过的办法:通过金融、知识产权、信仰自由向中国施压。

    先看通过信仰自由向中国施压,这主要通过如下七种途径实施。

    (1)〖BF〗用传统媒体对我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式包围。这个传统媒体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在我国新疆的“7?5事件”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在阿富汗设立了“自由亚洲之声”,然后煽动南疆的普通群众。

    (2)利用互联网新型媒体。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因为它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趁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世界上共有13台根服务器,有10台在美国。美国通过隐秘的筛选和过滤机制控制了互联网上的内容,然后通过读者自己得出它所需要的结论来。

    (3)利用文化市场。我们出口到欧美的图书只相当于它们向中国输出的图书的1%。这么多年,我们的观念已经改变很大了,而美国的历史观始终没有改变,它仍然处于冷战思维中。

    (4)利用各种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对我进行渗透。奥巴马2010年5月28日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说,要把美国的价值观通过各种各样的交流渠道,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代表,输送出去。

    (5)重点攻击领袖。苏联解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把斯大林、乃至列宁都给抹黑了。法国哲学家福柯说:“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这也就是所谓的话语权问题。1965年,印尼发生了“9?30”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印尼军事当局杀害了50万到100万印尼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没有报纸报道。美国杀死了3000多万印第安人,也很少有人知道。所谓大跃进饿死了2000万至3000万人,斯大林肃反杀死了2000万至3000万人,这些数字都是虚假的,但是全球很多人却信以为真,这就是媒体的作用,这就是意识形态操纵的结果。

    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势力一直在操纵对中国革命历史和领袖历史的造谣和污蔑,对此切不可等闲视之。拿破仑说:一支笔杆子胜过两千条毛瑟枪;艾森豪威尔说:一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美元的国防费用;尼克松说:三份不友好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美国为什么打伊拉克,理由就是它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其实没有,但是它已经打了,你能怎么办?为什么打南联盟,理由是它搞种族屠杀,有万人坑,事后证明也没有。所以说新闻事实是可以造假的,造假是可以达到目的的。

    (6)在社会主义国家培养亲西方的未来接班人。2010年4月,我们在俄罗斯与苏联原苏维埃最高会议主席卢基扬诺夫会谈时,他逐字逐句地引用了一个讲稿,说撒切尔在苏联解体前的一个多月内就在美国休斯顿讲话中说,苏联再过一个月就要解体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找到了内部代理人,并对这些人进行支持,苏联很快就会解体。

    (7)在软实力即战略上策略上进行博弈。

    2008年5月,我们在英国跟它的战略研究所会谈。它的负责人说,中国要想以硬实力崛起,美国举双手欢迎;中国要想以软实力崛起,中美之间必将发生直接的、全面的冲突。他为什么以说硬实力崛起他们欢迎呢?就是它们企图让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储蓄,美国负责花钱。如果中国贯彻科学发展观,搞创新型国家,要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美国人就不干了,那必然发生冲突。这就是战略上策略上的博弈。

    2加入WTO后对我国的挑战。加入WTO,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利大于弊。但也要看到弊,就是会对中国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比如,我们的大豆产业非常危险。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地,在大豆生产方面已有5000年的文明史,结果现在基本上都被外资控制了。我们的汽车,国际资本是40%的资本,但是70%的利润他们拿走了。

    3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1999年8月31日,我写了一个报告,判断苏联和华约的解体标志着世界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个世纪,整个世界将极不平静,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出现较为严峻的局面。自小布什上台以后,美国加强了在我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奥巴马仍然继续这个战略。所以兰德公司有一个报告,说用7000亿美元救市不如用7000亿美元发动一场战争效果更好。战争不见得是美国自己打,美国可能通过代理人向中国挑衅,比如在朝鲜半岛、中日之间、南海、中印之间挑起冲突。

    4输入型恐怖势力的威胁。这种威胁在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显现出来了。

    下面谈谈国内方面的机遇和挑战。

二、国内形势

    (一)挑战

    在国内面临的挑战可以主要概括为四大安全问题和七大资源相对匮乏问题。

    “四大安全问题”,即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以及意识形态安全。这些安全问题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而从一定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安全决定前三个安全。

     ——金融安全。金融是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命脉和血液,金融资本是资本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的最高统治。国际金融垄断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的最高阶段。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西方敌对势力已把我国视为最大的潜在对手。鉴于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越来越小,它们一是可能用文化、价值观侵蚀的办法,二是可能用金融手段。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它可以随时开动机器“恶性孽生”。

    美国目前国债总额又向上提高2.1万亿,将达到16.4万亿美元,占GDP比例将从2007年的62%上升到近112%,接近安全线近两倍。财政赤字约为1.6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已从2007年危机前的2.7%上升为10.8%,同样接近安全线近两倍。

    美国当局放出“高额国债”和“高额赤字”这两只老虎,带来的必然是美元大幅的贬值和全球急遽的通货膨胀。中国的美元储备一直在贬值。这在本质上是采用变相违约的办法赖债不还。金融是国际垄断资本玩弄的扑朔迷离、眼花缭乱的万花筒。在经济全球化甚至可以叫作金融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如同是全球金融之心脏,几乎世界各国、各个城市都布满美国吞吸其血液的大小血管。美国操纵股市、期货、汇率、国际大宗商品等的价格,使之大幅涨落,因为水位落差愈大,发电所得能量便愈多。而其中背后的关键,是国际垄断大资本的操纵投机以获利。所有这些将严重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

    ——社会安全,包括分配问题、就业问题和群体性事件。这些高度影响社会稳定。

    ——产业安全。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经济普查数据第二号公报中披露,我国工业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平均仅占销售收入的061%,即使是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也只有1.7%。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8.6%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我国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仅有1.3%,而以色列为49%,瑞典是4%,芬兰达到3.9%。以我国企业生产的耐克鞋为例,价格为200美元,外国设计者可得到100美元,品牌商可得90美元,我们的企业所得仅为10美元,工人工资则更是低微。我国生产一台DVD交给外国的专利费是18美元,企业只赚1美元。我国生产的一些产品往往只有2%—3%的利润。

    ——意识形态安全。这是最重要的。这一方面出了问题,前三个方面都很难保障。

    我们面临这几大安全问题,但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七大资源却将比过去30年要相对匮乏。

   第一是土地资源。改革开放30多年,全国耕地净减少了两亿亩左右。如果今后农业科技上没有较为重大的进步的话,就不可能再有较多的耕地资源进入商品领域,否则就会与确保粮食这一战略性资源的安全发生根本性矛盾。

    第二是政府性投入资源。截止2009年10月底,我国城乡居民存款共有25万多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国债、银行直接贷款,绝大部分已经投出贷出,并且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有的项目回收投资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时间。政府对经济建设的投资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一资源在今后也将明显减少或受到限制。

    第三是物质资源。过去是肥水快流,个人、集体、国营一起上,对开发资源、推动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是掠夺性开采。今后,粮食、石油、水、矿产等各种战略性资源都将变得很匮乏。

    第四是环境资源。中国环境已经严重污染,往后不仅不能继续污染,还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治污。

    第五是国际国内市场资源。我国的GDP无非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国际市场,亦即外贸,今后中国进出口再继续高速增长的潜力有限。二是国内市场中基础设施投资。2007年投资率仍高达42%以上,消费率降至48%。2009年上半年,我国的投资又为335%,如果扣除资源价格下降因素,则为41.2%。这样高的投资率很难维持。三是国内市场中城乡居民消费。这些年来,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各项大的改革都已基本到位,老百姓口袋里有点钱也大都不敢花。尤其有着8亿人口的农村收入明显增长乏力。2009年上半年国内个人消费仅占GDP的15.5%。现在全国有4万亿左右的库存积压。2009年粗钢产量可能要超过7亿吨,但市场需求仅为5亿吨左右。供过于求的商品占全部调查商品的比例可能要达到70%—80%。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是消费最终决定生产,决定GDP。东西卖不出去,谁还敢投资﹖投资得少,较高的GDP的增长率就很难较长久地维持。

    第六是劳动力资源。改革开放30年来,沿海发达地区绝大多数农民工工资基本上维持在800—1000元左右。丰裕廉价的劳动力支撑了我国商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但我国目前未富却已进入准老龄社会。到2015年生产年龄(15—64岁)人员将明显减少。等到“80后”、“90后”进入生产年龄,有的可能要两个人抚养两个孩子、四个老人。此时,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将不复存在。按照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届时我国商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将明显下降。

    第七是外资资源。以前由于以上六个资源充裕,加上我国各项政策到位,外资进入我国后,其利益能够得到保证,中国吸引的外资水平继续提升,连续17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我国外资企业的出口与进口均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外资带来了经济繁荣,使得中国GDP迅速增加。目前,外资进入我国仍会保持一定的额度(仅2009年4—6月,国外“异常资金”进入共有880亿美元),主要一是看准人民币在最近几年内呈升值的趋势,这些“异常资金”进入是为了赚取人民币升值的汇差;二是投入和推高我们的房市、股市,“吹大”房市、股市“泡沫”企图赚取暴利;三是收购我们的关键行业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再包装上市赚钱或直接“做黄”,以实现其对我国内消费市场的垄断;四是想占领我们的服务行业,特别是金融、保险、文化产业等领域。但是,我们应注意外资进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赚钱,如果3—5年、十年八年之后,上述六个资源都有明显萎缩或受到限制,赚钱难度加大,外资这第七个资源也就可能逐渐乃至大量减少。因此,在近些年内,我们要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在特定的条件下外资大规模撤离给我们带来的极大的金融及社会等风险。

    以上七个资源带动了房地产、高速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汽车工业和外贸出口四个产业的高速增长,由此带动了钢铁、水泥、化工、电力、建材等30多个行业的超常规发展。由于以上七个资源的限制,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四个产业正在变为“夕阳产业”。我们亟需贯彻科学发展观,寻求和培养新的经济增长产业。

三、应对战略

    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决不能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对前途丧失信心,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必须坚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任何倒退都是没有出路的。二是一定要居安思危,决不能看不到存在的问题,盲目乐观,拒绝与时俱进。胡锦涛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宁可把风险、困难估计得足一些,也千万不要因为估计不足而在风险发生时手足无措,陷于被动。如何应对,这也可分国际和国内两方面来讲。

   (一)在国际上要做到四点

    一是要合作。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突出表现。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对第三世界既是一种灾难,但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对此,我们除了正视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我们既应看到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包括金融全球化对我们的严峻挑战,同时也更应看到其中给我们带来的难得发展机遇。我们应积极主动参与,制定相应对策,善于趋利避害。

    二是要维权。国际经济交流和合作中通行的国际惯例和规则主要是由西方强国制定的,其中有相当多的歧视、欺负、损害第三世界国家的极不合理、极不公正的条款。世贸组织是当今世界上的经济联合国,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若能在世贸组织内和国际上适当的时候及场合,敢于和善于对现存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特别是金融、货币体系,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积极呼吁并参与相关规则的修改和制定,逐步建立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利益的真正合理、公平的国际经济特别是金融货币新秩序,就可以更好地维护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就能保持自己国家和民族在经济、政治和主权上的独立性,并日益强大。

    三是要联合。既然资本的流动和统治日益具有全球性,那么,反对资本的剥削和统治也同样日益具有全球性。面对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第三世界国家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机遇与挑战。第三世界无论就其拥有的国家、人口、地域面积,还是拥有的战略交通线、陆地海洋资源等,都具有绝对的优势。第三世界有着团结合作、互相支援的优良传统。只要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能进一步认清根本的共同利益所在,坚持相互尊重各国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互相合作,求同存异,就一定能够妥善解决各项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联合起来;就一定能够进一步加强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就一定能够有力地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其中包括金融)新秩序的建立。第三世界四分五裂,是西方强国十分愿意看到并希望永远保持的情景。

    四是要探讨。毋庸讳言,同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样,第三世界的发展运动现在已步入低潮。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和指南。要有力遏制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要使第三世界发展运动步入自为的运动,就必须加强对全球化动态的认识、预测和应对,就必须对全球化及其发展中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符合第三世界发展实际的正确理论,绝不会产生在诺贝尔奖金的证书上和西方议会的讲坛上,而是需要第三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艰辛实践和成功创造,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有良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总结与提高。

    (二)在国内也要做到四点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贯彻科学发展观中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中国的崛起不能仅靠“汗水工业”、环境污染和资源的过度消耗。因此,要高度重视科学发展观中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切实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开发等支持力度。对核心技术我们决不排除并要大力引进,但一定要立足自力更生、自主自创;在核心技术这一关键性问题上,越是立足自力更生,便越容易引进先进技术。我们与前些年有了根本变化,我们现在并不缺乏外汇储备。现在利用外资时,一定要“抬高门坎”,高度重视对新技术等的引进。

    2调节“收入分配方式”,从统筹全国的分配入手,让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明显增加。从中长期来说,我们要确保小康社会的实现,就必须培育消费市场。培育消费市场,最根本的是收入的差距不能太大。而目前收入差距还在增大,而不是缩小。从中长期看,这必然会制约经济发展,其中包括影响社会稳定。分配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记住第二句话,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分配搞不好,最终要制约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研究经济学、指导经济工作,不仅要从生产力的角度,同时更要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和指导。要注重用党的基本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经济工作。

    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解决分配问题,其中包含着十分深刻的意义。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在具体工作部署中扎扎实实、有效地解决分配问题。如果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还会影响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当然,我们也不能一下子把人们的胃口吊得太高,或重走平均主义的老路。但现在的主要倾向并不是胃口吊得太高或重走老路的问题。我们应该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能有任何教条主义,而应真正从我国国情出发,从当今时代的特点和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个根本利益应该是个人和集体、局部和全局、眼前和长远利益的有机统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从统筹中国整个的、根本长远的发展的高度,来调整我们目前的分配政策。

    从一定意义上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节“收入分配方式”刻不容缓。这“一个转变”和“一个调节”是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牛鼻孔”。抓住了这两个“牛鼻孔”,就牵住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可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3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2003年12月,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两个银行法的时候提议,在美国主导的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从宏观的、战略的高度统筹看待金融安全这个大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我们所面临的所有新情况新课题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最值得关注和需要及早解决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至于收入差距拉大、城市职工下岗失业、三农、腐败、环境等问题,还有时日容我们逐步去解决,但是对可能突然瞬间爆发并涉及全局的金融问题一定要马上切实高度重视。因此,研究金融危机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就金融研究金融,也不能仅限于金融领域工作的同志研究此问题,各方持不同意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士,特别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从事宏观战略研究的同志,都应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来。

    4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

    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时,严格区分和区别对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至关重要。如果把工作做好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化解,甚至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反之,如果工作做得不好,或是不去做工作,那么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也会走向反面,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与此同时,对于敌我性质的问题,如果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就一定要出大问题。这是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教训之一。

    总之,如果世界上各主要大国应对正确,美国霸权从此有可能从其顶峰逐步跌落下来,不过,这个衰落过程极可能要用几十年时间。当然,在特定条件下,也决不排除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遇到新的更大的困难。这正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多次反复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的深意所在。世界社会主义若步入新的更大的低潮,世界就有可能重新出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世界格局中期前景的不确定,从一定意义上说,其根本原因是人们对指导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的认识还不成熟和不完善,或是说还仅在寻找或形成之中。但不管世界格局中期发展的前景如何,笔者坚信,世界各国人民将在无比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多姿多彩的经验教训中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2050年前后,将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无比灿烂的艳阳天。


 

 

 

发件人:"简洁" <jianjie020@gmail.com>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电子版,并贺新春 2012-01-21 00:09:42

当元老派成为改革家之后

——中国与苏俄改革战略的反思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萧功秦

2012年1月

    中国改革已进行了30多年,如果把中国与苏俄改革作比较,就会注意到,苏联改革是由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少壮派改革领袖推进的,中国则是由“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这样一批革命时代的元老派主导并推进的。这两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改革命运,很大程度上是由各自的领导人对改革的不同路径选择所决定的。

    元老派与少壮派政治精英的比较一般而言,传统官僚体制内有两种精英,少壮派精力充沛,思维敏锐,眼界开阔,比较容易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势,然而,他们往往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缺乏体制内的经验、威望与影响力,也缺乏足够的组织资源。相反,体制内的元老派虽然老成持重,懂得官僚体制内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然而他们往往习于所安,思想守旧,又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因此要让这些人也推进改革,充当改革中心角色的可能性很小。元老派往往在改革中充当保守派的角色。

    只要研究近代世界各国的改革历史就会发现,改革精英的选择,总是存在着这样一个两难矛盾:在一个封闭的集权时代,一方面,年纪较轻而有改革热情的人们往往缺乏经验与政治资源,另一方面,有政治资源与经验的年岁较长的人们又恰恰缺乏改革志向。这种矛盾正是中国集权体制改革屡遭失败的原因所在。

     戊戌变法前夕,一位中国驻日外交官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就说过一句后来不幸而言中的话:“默察京师大局,其老成者苦于素无学术,其新进者又苦于未经历练。有有君无臣之忧。”这里的“素无学术”,就是指改革所需要的新知识。“新进者未经历练”,就是指少壮派改革精英缺乏必要的体制内的政治经验。

    事实上,康有为、梁启超是一批在民间书院中高谈阔论的、从未有过清帝国官僚体制内当官经历的书生。戊戌变法的失败正是由于他们缺乏经验造成的。(本文作者在《危机中的变革》一书中对此作过详细研究,此不赘述。)

    中国当代改革成功的一大关键,正在于“文革”以后元老派中,经过现实经验与“文革”灾难的反思,崛起了一批改革家。一般而言,元老派总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而“文革”却造成了一个世界历史上的奇特现象,那就是元老派与一般国民一样,都受到极大冲击。“文革”的巨大灾难,让中国人比没有发生“文革”这样的“正常”情况下,提前半个世纪,从极左的平均主义乌托邦的迷梦中觉醒过来。元老派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并因人为灾难对人民群众产生内疚感,在内疚感的支配下,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邓小平本人对此说得很清楚。美国某电视主持人1986年问过邓小平,“文化大革命中你和你的家人遭遇如何?”邓小平回答是,“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众所周知,邓小平在“文革”以前也是积极推行毛的方针的,他在“文革”后对此作了自我反省。根据《邓小平年谱》记载,在纪念刘少奇的一次活动中,邓小平说,“我们都犯过错误,只有一个人比我们犯的错误要少些,那就是刘少奇。”由此可见邓小平反思的深度。

    邓小平作为老共产党人,对中国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造成的贫穷落后,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复出之后,他在东北考察时就曾说过,“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他们还支持我们”。也许正是这种负疚感的压力,成为他力推改革开放的思想动因。元老派一旦成为改革派,就具有了前面所说的少壮派改革精英所没有的特殊的三大政治优势:

    第一,元老派拥有丰富的体制内政治经验。什么事可说不可做,什么事可做不可说,什么事既可说又可做,什么事既不可说也不可做,是需要政治智慧的。他们对于改革所必须把握的分寸感与底线意识有清楚的认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老马识途”。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对于改革极为重要,他们能团结大多数人支持自己,而把反改革派置于被动地位,减少了转型的阻力与成本。

    第二,他们在长期政治生涯中积累的组织资源与人脉关系,成为改革最需要的政治稀缺资源,使他们能轻易地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改革动员体制。

    第三,他们享有巨大权威与号召力,可运用长期政治生涯中积累的个人威望,推进难度较大的改革,而不致引起强烈的反弹,从而大大降低改革的成本与代价。更重要的是,即使改革中出现战略上的挫折或失误,他们的威望也足以使改革派仍有很大的政治回旋余地。

    邓小平“左右开弓”的渐进战略重新审视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对中国改革战略的贡献就会发现,中国改革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苏俄改革相比,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邓小平始终强调在既定权威下保持现存秩序连续性的重要性,并在此条件下,通过不断地“试错反弹”来修正决策,在试错中进行制度创新,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自然地演化出一种新的体制。更具体地说,中国的转型并不是理性有计划地设计的结果。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确实相当形象地描述了中国转型的非计划性。我们不妨从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的五个要素,看看中国改革的历史特点:

    一、中国人世俗理性的觉醒。

    所谓的世俗理性也可称为常识理性,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解决面对的实际问题,运用功效最大化原则来作为行为取舍标准的理性态度。这种世俗理性也可称为经验理性,它与那种以意识形态教条原则为前提的“先验理性”有根本的不同。它使人们的行动摆脱了教义、信仰与迷信对人们行为选择的干预。在邓小平的一些朴素论断中,这种世俗理性表现得最为明显,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实际上,这种理性态度决非个别元老派所独有,可以说“文革”后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集体心态。当它渗透到执政党内部,并通过掌权的元老派得以表现出来时,就标志着执政党逐渐发展为务实的发展型执政党。

    二、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多元化。

    世俗理性最大的作用就是瓦解了极左信仰对人心的束缚,并走向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视。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以下政治逻辑环节的反复强调:在邓小平看来,一、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并没有搞清楚;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富裕起来;三、要使人民生活好起来,就要发展生产力;四、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开放,就要搞市场经济。五、中国现代化要从温饱、小康到富裕逐渐过渡,市场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等等。

    由发展生产力而引发的对市场经济的肯定,成为进一步瓦解旧集权体制的火车头。其魔力触角所及,使劳动力与投资者得以脱离原来的计划体制,脱离国家对人身的控制,社会成员获得了自由流动的可能,社会空间自主性得以出现,又刺激了社会成员的个人竞争力也随之提升。长期被全能体制压抑的经济领域的多元化,进一步引起经济以外领域的多元化的出现,例如,社会领域作为经济领域的补充与服务组织,获得了合法性,也随之获得了自主性。文化领域也开始出现有限的多元化。

    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出现的多元化,使原来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逐渐蜕变为一种新的更为多元的社会结构。而市场经济激活了中国人的微观活力,整个社会动起来了,中国逐渐朝后全能主义转变。

    三、意识形态的去魅与转型。

    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保持革命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与符号体系的同时,对意识形态的创造性转化,使共产党的合法性在受到转化了的意识形态的保护的条件下,转变为转型的精神凝聚力。这是其他威权主义者所没有的,也是苏俄改革提倡的新思维中所不具备的。

    邓小平所采取的意识形态改造战略是,对意识形态的符号系统予以尊重的同时,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体系进行创造性的新解释。通过这一新解释,使官方意识形态一方面能提供改革开放的合法性解释,另一方面,又能运用这一意识形态的禁忌与威慑力,保护执政党统治权威的合法性,以利于转型时期的权威控制与政治稳定。邓小平所做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创新工作,可以说充满了“变法易教”的政治智慧。我们不妨简略地回顾一下执政党自1980年代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的创新:

    首先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这一理论的实质是,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应该根据常识理性的功效,而不是以教条的信仰,来作为选择标准。实践真理论为邓小平提供了旧瓶装新酒的改革路径。其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根据这一理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即“初级阶段”完成市场经济化,才有可能在未来实现“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目标,这就巧妙地为市场经济进入中国提供了“准入证”。第三是“三个代表论”。根据这一理论表述,执政党只要运用各种被实践验证为有效的手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生产力与文化得到发展,那么党就可以始终保持统治的合法性。“三个代表理论”是意识形态去魅化过程最重要也最关键的阶段。这样,意识形态通过创造性的解释与转化,消解了革命党时期的乌托邦终极承诺。实际上,执政党提出的“政治文明论”以及“和谐社会论”,乃是上述去魅化过程在逻辑上的自然延伸。在政治文明的话语中,传统的革命概念也已消失,平均主义理想彼岸的终极承诺,已被与世界文明主流接轨的内涵所取代。  

    四、政治上的脱两极化。

    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全能体制一旦进入改革阶段,当政的改革派精英,就会面对党内意识形态官员与来自激进的知识分子自由派的双重挑战。而且,处于保守与激进两极的势力,各自拥有特殊的政治优势与制高点,党内保守派拥有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话语解释权,他们可以运用这种政治资源,把改革派解释为“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处于另一极的激进的自由派,则掌握了自由民主的优势话语权以及国际势力的支持。处于两种政治势力压力下的中间派改革家,如果处理不妥,就会在两极压力的互动过程中被边缘化。邓小平的政治战略,在于巧妙地采取中间策略,先联合保守的一方,共同打击自由派激进势力,使之在1989年风波后被边缘化。当保守派失去了激进派的对立面而不再有用武之地后,邓小平又不失时机地摆脱了保守派势力,在1992年南方谈话以后,使保守派边缘化,通过起用大批技术专家,充实中间派的政治力量。

    我们可以把这一政治过程,称为中国政治转型的“脱两极冲突化”。事实上,一个政权在转型过程中如果不断受到来自保守与激进的两极势力的挑战与压力,它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获得稳定地位。只有在脱两极冲突化以后,才可以形成具有充分主动权的、有效的新权威主义政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19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正式进入了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体制。

    五、官员录用方式的技术专家化。

    全能主义的官员体制,是根据“突出政治”的意识形态效忠与革命化的标准干部选拔制度建构起来的。而邓小平则通过“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项标准选拔干部,同时符合这四项新标准的,恰恰是那些体制内的技术官僚。这样,20多年以后,中国各级执政层实际上通过新陈代谢,完成了从革命干部向技术专家型官员的更迭。这一执政层相对于革命元老而言,一般具有超越意识形态思维的工具理性与务实的决策风格,这种技术专家执政层,对于中国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全能主义政治向现代化政治的平稳过渡,对于摆脱保的教条主义与激进的西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维对决策的干预,对于克服1980年代以来中国左右政治势力冲突的两极化,无疑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

    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中国转型是非设计的,而是自然演化的。当邓小平说到中国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他心目中未必有具体的预定的政治模式作为目标,他只是以“中国特色”来容纳更多的非苏联模式的可能范围,可以把“市场经济”、特区制度、工具性的价值追求、不受原有信仰支配的意识形态以及凡可用来发展生产力的所有的新事物,统统放在“中国特色”的框架中来,同时,他没有忘记用“四项基本原则”来确定边界。

    苏俄改革的失败说明:“飞机不可能在飞行途中换发动机”。

    苏联解体已经20年了,苏俄改革的教训一直令人深思。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是“党内资产阶级”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恶果,这完全是思想懒汉在保守意识形态思维支配下的皮相之见——中苏改革的成败实际上与改革者的战略路径有重大关联。关键原因在于,苏俄采取了错误的激进改革路径,中国则相反。具体地说,苏俄的改革者从一开始在改革思路上就贯穿了两个错误的原则,一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执政党对全局的可控制能力,而直接引进西方式的多元政治,到了俄国改革时代,在经济上直接采取一步到位的市场经济休克疗法。以这两个错误原则为基础的激进的改革模式恰恰是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苏俄改革派错误地认为,西方政治与经济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是完全可以照搬并取得实效的。只要联合要求改革的民众去打击党内保守派,一切就可大功告成。经济上改革派认为,市场制度只须以革命手段搬过来,就可以发挥作用,于是自然就选择了激进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的支持者普遍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一步到位。沙塔林当时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因为一个人不能两次跳过一条河流,所以应该一步到位”。由此可见,他们不是根据一种改革方案被社会接受的可能性,而是根据激进方案的“必要性”这一思维,来决定改革路径的。其所以错误,可以用另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表达:“飞机不可能在飞行途中换发动机。”

    再者,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本战略,实际上是作为改革的中间派,与激进派建立结盟关系,这种“中间—激进联盟”虽然被西方国家誉为“突破共产体制最有利的方式”,但实际上却是最失败的方式。原因在于,当戈尔巴乔夫与激进派的叶利钦结盟时,激进派掌握的自由民主的话语优势,能够相当有效地侵蚀、瓦解作为中间派的戈尔巴乔夫掌握的共产党的组织资源。实际上,叶利钦代表的激进派正是运用这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优势,使共产党组织被冲击并渐渐瓦解,导致戈尔巴乔夫成为没有权力基础的空架子而最终失败。

    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走的是另一条改革道路。首先,中国从前期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继承了许多政治资源,在改革中用于推动市场经济,这种改革模式的整合能力很强,形成了巨大的发展优势,稳健改革派始终掌握强大的政治资源。其次,邓小平“左右开弓”以中间派为主体的改革战略,一方面打击党内保守派,另一方面打击体制外的激进自由派,并使两者在政治上边缘化。在这种“中派”独大,左右两极被边缘化的政治格局下,执政党改革家们可以从容主动地进行大难度的结构改革,而不至于受到两极强烈的挑战与威胁。这些都是中国成功的原因。

     在政治与经济休克疗法失败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有深刻的忏悔与反思。到2000年时,戈尔巴乔夫有一个大转变。他认识到一个可控制局面的政治权威,比如苏共的领导,在转型过程中是重中之重。可惜的是,这是他在苏联改革失败之后的事后体会。

    如果苏联当时不是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少壮派政治浪漫主义者执政,而是由更有权威、更富有经验的政治家领导,始终保持执政党在改革过程中的权威对改革进程的可控能力,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与其从空洞的意识形态原则的角度来解释戈尔巴乔夫如何“出卖了苏共”,不如实事求是地分析苏联改革者激进的改革路径与方针的失误。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30多年前中国采取的改革战略与路径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改革没有问题。事实上,渐进的变革,在保持秩序稳定降低改革成本的同时,也会产生这种模式难以避免的一些矛盾。例如,对公民社会发展不够重视,政府主导下的文化控制导致民间文化创新的活力不足,强政府下的弱社会现象,官僚腐败与特权缺乏社会力量的有效监督,等等。中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与困境,仍然需要冷静理性的分析。不过,这将是另外的话题了。

 

 

 

 

 

发件人:"liu yuanqi" <dabieshan02@yahoo.com.cn> 2012-01-18 20:54:37 收件人:"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恢复中国历史性大国地位的战略

旅美华人经济学家  廖子光

刘振 整理

    正确处理中美关系看清中美关系的实质

    中美关系永远好不起来,美国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但是我们必须想办法避免现在或者近期和美国打仗,因为我们现在军事实力和它相差不小,如果军队不强,一次打败了,政府和国家就会垮台;苏联就是在阿富汗被打败后垮掉的。而且我们应该尽量利用和平时间发展自己。但是也不要对其作出太大让步。中国不需要打美国,它会自己打自己,我们只要提防自己不要被它吃掉就可以了。在国际上很难找到一个国家敢于反美亲华,俄罗斯也不敢。所以中国需要和美国保持好的关系,但是永远不会成为朋友、盟友关系。毛泽东知道不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交道,会给自己造成很多困难,但是不是学习美国的制度,而是吸收它好的地方,不要它坏的地方。

    美国用利益攸关者、G2等麻痹我们,国内有人就以为美国很给我们面子,就很高兴。美国还推动中美军事交流。国内有人就以为只要中美之间扩大军事交流,将来两国之间就不会打仗了。其实美国这是在通过交流来摸清中国底细,同时对军官进行渗透和和平演变,将来一旦时机到来,它还会更坚决地制造和中国的冲突。美国现在也鼓励中国发展国内市场,但是它的目的是让美国公司来主导这个市场,卖它们的商品。

    美国未来反对中国的主要办法

    美国未来不可能针对中国进行全面战争。因为中国有原子弹,而美国只攻打没有原子弹的国家。同时美国发现在常规战争中它能攻不能守,就是说打得赢,守不住。朝鲜战争后,美国知道打不赢中国,更不可能占领中国,因此,它力图达到只控制你,搞和平演变。现在的战略是不打你的国家,而是打你共产党。美国试图通过民主自由运动,让共产党下台,让中国分裂。这是长期战略。

    美国未来10年会和日本一样,长期衰退和低迷。因此它同时想用中国市场发展美国国内经济,就向中国推销G2,要中国做利益攸关者,帮助美国维持世界秩序。不过,美国将来虽然有很多麻烦,但是不会马上垮下去。它的制度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出现大的危机,它就会变。现在每过几个月世界局势变动都很大。美国一旦调整成功,将会坚决利用中国国内的弱点打击中国。现在国内反对共产党的人很多,党内也有很多人想搞社会民主主义。中国内部可能出现抗议,美国在等待这样的时刻到来。关于谷歌的争论背后其实就是关于培养还是抑制中国反对派的争论。

    现在没有别的国家有实力接近美国,只有中国,因此长期来看,美国肯定会把矛头转向中国。美国导弹防御体系迟早会建成,那时候中国现在的国防体系就无效了。如果中国没有还击能力,美国就会打中国,美国军事打击的国家都是没有还击能力的国家。它会打击中国一两个大城市,然后让共产党下台,让美国的代理人上台,使中国改变外交政策,美国就可以控制中国。只是它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能打击太过分以致引起中国发生革命。

    要有危机意识

    2008年时,国内还有一种紧急气氛,现在国内很多人认为危机已经过去了,其实要警惕温水煮青蛙现象,即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机会而遭到严重失败。

    国际上现在很多人说我们好,其实不是说我们强大,而是很高兴在我们市场上赚到了很多钱。中国刺激经济的措施是在美国要求全球刺激经济的呼吁下提出的,但是除了建立了一些没有车跑的高速公路和国内外大公司赚大钱外,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实质性改善以及发展方式的转变。日本早就这样刺激经济了,但是几十年了经济并没有好起来。如果中国不转变发展方式,中国的问题将越来越多。美国有长期规划,它知道中国发展的局限性,因此并不害怕中国现在这样的发展。

    正确的国家目标:恢复中国历史性大国地位

    中国革命开始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清朝保护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是,谁能够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国家变成政治、经济、文化独立的国家,人民就支持谁。国民党执政时期,把上海好像发展得不错,到台湾去把台湾发展得也可以,但是在美国系统下,个别地方可以发展得不错,但是中国整体却不可能得到发展。国民党是有钱人作后台,龟缩在上海等大城市,共产党的伟大目标是发展整个中国,连农民都去争取。国民党选择这样的道路,也是因为美国支持这样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发展,你这样发展它就不会打你。历史性地看,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将会像阿拉伯地区,有阿拉伯人但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日本也是走依附性的道路。它在历史上曾依附唐朝,二战前依附英国,二战后依附美国。我们在历史上一直是大国,在人类文明史上一直起着根本性的平衡作用,我们不能依附式发展,不可能走日本的道路和台湾地区的道路。我们正确的国家目标是恢复中国的历史性大国地位,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如果中国不转变发展方式,继续原来的发展道路,美国会支持,而且中国一小部分人会发财,城市也会有摩天大楼,但是全国大多数人不会发财,而且国家不会得到根本性提高,比如军事科技、国家实力以及民众和社会幸福度都不会得到大的改善。中国太好或太坏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太坏的话控制中国的成本太高,它力图保持中国不好不坏。

    美国最大的目的是把中国纳入它主导的那个体系中,所以就向中国推销G2,国内有些人因此高兴得不得了。其实蒋介石几十年前就被美国纳入它的系统,成为所谓的5大国,但是国民党在国内的贪污等问题都无法解决,结果还是一场空。我们中国革命就是反对美国主导的这个系统的,现在我们发展好一点,为什么要加入美帝的系统,当它的小助手?我们国内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做,为什么要去帮美国火中取栗?美国在50年内还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如果中国按照它的设计,做它的小弟弟,这样它还可以维持老大的地位200年,但是如果中国独立自主发展自己,它可能只有50年的统治地位。

    中国要恢复历史性大国地位,需要做好如下工作。第一,要有大国战略。我们似乎还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战略,外面很多学者争论中国是有国家战略还是只在短期性应对事件。中国领导人一定要加强从政治挂帅的角度关注世界经济问题,而不是就政治谈政治,或者就经济谈经济。如果中国不能控制自己的经济,更不能控制世界经济,那么所有战略就只是谈谈而已,没有什么用,而这两个控制离不开政治挂帅和国家大战略。第二,经济的主要部分必须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党再也不能继续退出经济了,反而要加强自己参与和管理经济的力量。第三,大力支持军事发展。不要学欧洲,如没有强大的军队支持,迟早被人打死。中国即使强大起来,美国也不会退出亚洲,被打败了才会退。拿破仑军事上很优秀,他被打败,是因为英国用黄金收买了他的手下。中国应该在经济上善待自己的军人,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第四,不要学西方殖民主义的老路,以一个侵略者的姿态去改变世界,而是主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那样自然就可以改变世界,因为中国的内需和人力物力足够我们自主发展100年。

    通过收入政策建立平等社会,这是繁荣社会的前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年说,中国工人收入增加还是主要要靠市场,这是错误的。我们不能让市场来决定工人的工资。市场总是将工资设定在最低标准上,直至工人罢工强迫管理者提高工资。但是这一过程对于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必须实施福特主义,让不断上涨的工资来引领中国的市场。福特主义最本质的意义是,工人必须得到更高的工资,这样他们才能买得起生产商的产品,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福特主义把美国经济打造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创造财富的引擎。亨利?福特主动地为他的工厂的工人提高工资,以为了使他们能够买得起他们自己生产的小汽车。20世纪80和90年代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推行,把世界经济推进了因为低工资而造成的生产过剩的泥坑,而在此之前,福特主义在美国和德国运行得很成功。今天世界经济如此糟糕是因为,生产过剩只是通过无规则地将超量的消费债务证券化而得到暂时的弥补。这是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今天中国经济体系的两大主要痼疾是:(1)低工资,(2)不可持续的环境污染。这两大问题加上在美元霸权下的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因为低工资导致内需不足),中国经济陷入了结构性陷阱,我们可能需要花一个世纪才能摆脱出来,除非我们进行大胆的、勇敢的、独立的思考,并采取大胆的行动突围出这个陷阱。

    中国将永远不可能成为强大的经济力量,除非中国工资达到和世界发达国家一样的水平。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已经非常强大,现在需要的是通过提高工资,使原来为出口生产的生产能力转变为为国内需求生产。但是如果国内的工资长期得不到提高,那么扩大内需、转变对外国市场的依赖、减少甚至避免国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等就做不到。有人担心大幅提高工资会导致通货膨胀,对于中国而言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中国已经有巨大的生产能力,而且中国的资源、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市场空间等等,都足够中国甚至在世界危机的情况下独立发展100年。

    中国所需要的是,国家将本国国民的福利而不是外资或者内资的利润放在优先地位并将其作为国家目标,在国家级别需要一个国家收入政策协调办公室来处理这一问题,而在各个省份、县市有自己的分支办公室,这些地方分支机构在地方层次处理这一问题,因为各个不同地方的条件是不同的。这些办公室的任务是协调政府官员、公司管理者和劳工代表之间的合作,以找到方法达到这样的目标:在未来5年让工资收入大大增加。

    人民币汇率高低不是关键问题,工资不高,这才是核心问题。房价高也不是核心问题,因为只要工资上去了,房价就不是问题。而把房价打压下去,经济将受到很大影响。很多领导人把精力浪费在不重要的问题上了。领导的考核标准不能是GDP,而应该是工资指数上升,稳定上升了就提拔,否则就是不称职。抓住收入这个关键问题,改好后,也还有问题,但是肯定比现在问题少。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不了。

    一战后德国非常困难,外国不愿意借钱给它,经济发展不起来。于是德国30年代利用李斯特的经济学,基本不再做外贸,不要外资,经济都立足于自己生产自己消费。政府推动充分就业和员工收入增加。企业生产产品最初卖不出去,政府利用国家信贷担保其不破产并补贴员工工资,三年后工人收入、国家税收收入都上去了,国家福利开支由于经济发展也降下来了。德国几年之内就发展起来了。德国至今还是世界最强大的制造业国家和拥有最先进的环保技术的国家。

    中国经济浪费人才,因为它太便宜了。甚至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过度廉价的劳动力都是经济状况不良的表现。在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中,这是不可原谅的。这样做将把中国锁定在落后国家行列。

    加强国家组织经济的能力

    如果真正想改造中国,仅仅攻击腐败是浪费时间,因为中国的贪污并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而且最清明的时代也存在贪污,关键是发展路线是否正确。一党治国是好的,美国实际上是一党两派。在历史上,法国政府的权力开始很分散,政府经常更迭,最后将权力集中于总统。强大的领导是好的,关键是这个强大的领导是用来干好事还是坏事。中国应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中汲取教训。这个教训就是自由民主制正在阻碍欧洲获得化解债务危机所需的那种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我们需要理解的是,甚至对于强大的、拥有发达金融体系的经济体而言,民主都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政治过程。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来说,民主之所以受到推崇,只是因为它是发达经济体推行帝国主义的一个工具,其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发展中的经济体无法有效地抵制帝国主义。

    我很羡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奥运会这样大的活动党和国家可以组织,为什么经济不可以也这样去组织?因为美国告诉中国政府不能干预经济,美国在中国培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也这样成天地喊,其实,举例来说,洛克菲勒家族控制了美国大约25%的经济,它在内部实行计划,让政府不干预市场,是为了方便自己吃掉那些中小对手,形成自己私人的垄断和计划。一个政府完全不管的经济是一个自杀的经济。隋唐时期政府就知道把水牛免费给农民,几年后农民和政府都得到很大的收获。而现在省委书记给工人加工资都做不到,因为钱、企业和市场不是他能够管的。

    我支持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它是唯一可以抵御帝国主义的力量。党是中国的唯一希望,如果党也被市场化了,中国就完了。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党退出了经济,而且党还被市场因素渗透,市场力量对党的影响太大。

    我也支持国企。国企的组织方式是好的。美国人误导我们说,分散化和小企业是好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公司都是搞计划经济的,美国有最好的计划科学,因此列宁在苏联搞计划经济时,把很多美国计划经济科学家和管理者请去做国家计划,取得巨大成功。很多人以为美国经济没有计划,其实美国前500个大公司都在做计划,这些公司最有力量的部门是总裁直接管理的计划部。中国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因此不做计划,盲目开放市场,最后必然被人家吃掉。

    但是,政府有些部门不能正确对待国企,居然要求公益性国企以赢利为目的,比如中国粮油公司和可口可乐合作,也是被逼没有办法,因为国家要求这个本来是公益性为主的公司要去赚钱赢利。国企当前的危险是,过分市场化,甚至开始外资化,很多收益没有流向人民。国企的很多股份卖给私人后,国企利用天然垄断地位赚取的大量利润就没有交给财政部,而是流向私人股东,而不少股东还是外国人。很多国企领导热衷于将国企变成跨国公司,如果跨国公司化,国企将不可能维护中国的利益和公共的利益。

    依赖外资和外贸的巨大危害

    中国最早制定合资法时,规定合资有9年限制,9年之后就收归我们。邓小平先生当时很清楚,不可能依靠外国发展中国,只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让步9年。89年以后,取消9年限制,外资变成永远存在了。这和开放时的初衷有很大不同,中国就有被外资控制的危险。外资扩大必然导致外贸扩大。中国当前GDP增长部分的70%来自外资,全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这样做。庞大的外资和外贸具有极大危害,长期来看在外资和外贸主导下,越往后中国将会越衰弱,民生问题也将越严重。

    具体来说,外资存在如下严重问题。

    1它的产品主要是卖给外国人,因此没有兴趣和必要关注中国市场和需求的扩大,因此永远不愿意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

    2外资的钱也是中国的钱:它们往往是拿着中国的项目回到美国金融市场去融资,而美国金融市场上的很多钱,来自中国借给美国的钱(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等);或者很多直接拿着项目到中国工商银行等银行去融资,而中国工商银行的钱来自中国广大内地老百姓的储蓄。但是工商行不愿意借给中国内地发展,因为它们没有信用担保。而且地方政府利用外资发展有一个好处,就是自己可以不用费力操心经济,经济发展好坏和自己关系不大,好坏都是外人的,不用承担责任。地方金融系统的责任应该是支持地方发展,而不是支持总行的利润。地方银行什么都不做,给当地储户很低的利息,然后将储户的储蓄转给沿海等地大城市的银行,拿到5%的利息,最后交给外资利用。

    3外资不可能带来技术。美国的生产搬到中国来,用美国一个工人的工资在中国可以雇用好几个人,还有大钱赚,它为什么要带技术来呢?

    4我国外贸赚的相当部分钱拿来可能还治理不了这些外资造成的污染,更不用说支付为外资企业工作的工人的退休金了。

    5影响到外国工人,他们不喜欢中国,因为这导致他们没有工作。

    革命是反对资本家,而不是反对资本。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属于少数人,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属于人民。抑制外资后,可以依靠主权信贷形成资本,发展中国。中国有人、资源以及良好的技术基础,为什么要外资,将本地财产货币化就有资本了。这关键是建立主权信贷体系,这一方面可以参考我已有的相关论述。

     警惕金融自由化

    我不同意金融自由化,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高级金融人才,即使有了这样的人才,也可能应对不了。即使是美国央行也应对不了金融市场,以前它的干预对市场影响很大,但是现在它也只是金融市场上的一个一般的玩家,现在美国央行每次干预金融市场都以吃亏告终。美国金融基础设施发达,中国金融一开放,两年内就会出现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很可能因此破产。

    我国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实是被美国控制的,中国是不能自主利用的。人民币如果可以自由买卖的话,美国就更能够完全控制。外汇市场上是谁资本多,谁就赢。它们的资本比你多得多。现在世界外汇市场上每天的交易量是4万亿美元,股票市场交易量是60万亿美元,人民币国际化后,中国外汇储备可能在一天之内损失光。争论人民币汇率高低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这也是可以被国际资本控制的,如果中国金融自由化了,两支对冲基金就可以控制人民币汇率的升降,从而让国际资本无论人民币汇率走高还是走低都赚钱。懂对冲基金的优秀的中国人都被外国人请走了,比如高盛,中国也请不起好的,中国已经因此赔了很多钱。

    我一直主张用人民币结算和中国有关的外贸,但是不是主张人民币国际化,如果和中国无关的贸易不能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国际化会带来很多麻烦,因为只有很强大的经济和金融系统才能应对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允许香港出售人民币公司债,这是为人民币国际化开了一个后门。这样做可能导致投机者在香港制造亚洲金融危机一样的人民币危机,把人民币搞得一团糟。如果中国要搞帝国主义,才需要人民币国际化,否则不需要。千万不能让香港继续经营人民币国债、公司债。香港1997年后其实仍然是外国的基地,而且比以前危险得多。以前我们都知道它是英国的天下,现在收回来了,我们以为它是中国的,其实它仍然做买办工作,做国际帝国主义的先锋,但是现在它以国民身份公开来做,挡都挡不住,也不被认为是卖国。

    当前很多人主张学习美国,让中国金融部门自由化和膨胀。中国这么大,学不了香港。香港没有工业,只是做交易,而且它介于国内外两个不平衡市场之间,将二者连接起来,可以很赚钱。它还利用地缘政治赚钱,先是朝鲜战争,后来是越南战争,战争双方都通过香港买卖军火。中国如果学习美国,几年内就会出现美国一样的金融危机。中国不少银行吹嘘自己危机后利润多高,其实是以中国整体经济的受损为代价的。

    现在外资收购中国银行的股份不能超过20%,但是两年后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规则,将全面开放银行业,我们必须防止大银行到时候都被外资买过去。银行系统的开放将带来历史上最严重的后果。

    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美国不愿意人民币和美元挂钩是因为这样它不好搞鬼,它要求人民币升值其实是为了让人民币自由浮动,这样它好搞鬼。万一被迫升值,应该升工资而不是人民币。升人民币的直接后果是压低中国工人工资,而升工资则把好处留在国内了。解决与美国的经济争端最重要的步骤不是盯着这几个表面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关税等等,最关键的是我们是否可以比其他国家更快一步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如果我们调整得快,将长期平稳、自主发展,外汇外贸损失将都是很小的。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1-18 02:26:32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20年前的今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全文

邓小平南巡讲话

(原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邓小平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

(一)

    1984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

    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象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二)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 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 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常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常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三)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 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81、82、83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

     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84年至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吃、穿、注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89年开始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 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 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

     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 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 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更幸福,因此对他们的要求会更多。我说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老科学家、中年科学家很重要,青年科学家也很重要。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四)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 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五)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发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现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在89年5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

    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60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10年还可以,再过20年,就80多岁了,像我今天这样聊聊天还可以,做工作精力就不够了。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

    对于办得不妥当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

    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

    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六)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20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发件人:<wangzhanyang56@sina.com>2012-01-18 08:28:28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来源:《东方早报》2012-1-18

论邓小平关于中国21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主张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王占阳

2012年1月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重新学习、发崛和理解邓小平理论。

     也许有人认为,邓小平理论的高峰是南方谈话,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除了“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等少量原则性的指示外,也就没有多少指导意义了。但这实际是对1998年出版的《邓小平思想年谱》、特别是2004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的一百多万字的丰富内容普遍缺乏了解和研究的表现,也是对于《邓选》的研究、理解仍不到位的表现。这也使南方谈话本身包含的面向21世纪的深谋远虑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邓小平年谱》是对《邓小平文选》的非常重要的补充。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我们对于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就能有一个大飞跃。我们尤能从中发现,邓小平绝对是少有的深谋远虑的大战略家。他早就说过:“我们制定的政策是搞七十年的政策。” 他对中国21世纪的改革和发展都已有了很重要、很合乎逻辑、也很切合实际的战略谋划,而它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符合21世纪政改需要的基本主张。我们现在讲顶层设计,绝对不能忘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他的睿智仍能给我们以很重要的指导和帮助。本文就是对于邓小平21世纪部分政改主张的梳理和概述。

一、二十一世纪“更要靠改革和开放”

    邓小平指出:“我们走第一步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二步也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开放。” 所谓“第三步”指的就是从2000年实现翻两番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之间的50年发展期。这表明,按照邓小平的“顶层设计”,我国现在正是处在“更要靠改革和开放”的发展阶段。

    那么,邓小平所说的“改革开放”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对此,他早已反复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的开放。”

    那么,为什么21世纪“更要靠改革和开放”呢?通观邓小平著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邓小平看来,21世纪前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市场化改革和所有制改革,以及后来基本上未能实现的新权威主义框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改革实际还是初步的、基础性的。进入21世纪后,还需进行难度更大的两大改革,这就是分配制度改革和直接走向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两大改革是更高层次的改革,也是对于扫除现代化障碍更具决定意义的改革,这就使21世纪的发展不能不“更要靠改革和开放”了。

    所以,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在经济上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五六十年的时间,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算起要用上百年的时间。”达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

    邓小平还曾特别强调我国21世纪的领导人应当着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在有生之年要搞,我们这一代要搞,年轻一点的同志要搞,我们的娃娃将来也要搞,当然那时他们不再是娃娃了,在管事了。只有这样搞,才能扫除实现现代化的障碍。”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他在南方谈话中为什么那么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了。毫无疑问,他不是认为市场化改革和所有制改革还要进行60年,而是把未来的主要目标锁定在了只能在21世纪展开的分配制度改革和民主改革上了。他认为,这两大改革将决定中国在21世纪的历史命运,所以首先就要从基本路线的高度确定21世纪仍要坚持改革的大方向。

    毋庸置疑,21世纪“更要靠改革和开放”这个指导思想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它理应成为我国未来长期内的基本指导思想。

二、从“稳定压倒一切”到“改革压倒一切”

    从1989年初至1990年底,邓小平先后四次使用过“稳定压倒一切”这一提法。但从1991年起他就不再讲“稳定压倒一切”,而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转向“改革压倒一切”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又究竟包含了哪些指向21世纪的指导思想呢?

    简要地说,从任务角度看,邓小平实际讲过三个“压倒一切”:

    一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这是“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 邓小平曾经六次使用“压倒一切”这个提法表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思想。

    二是改革压倒一切。邓小平曾经指出:“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压倒一切的最艰巨的任务。” 后来他还曾经设想“十三大”后要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来抓,只是因故未能实现。

    “现代化建设压倒一切”是目的性的中心任务,“改革压倒一切”则是手段性的中心任务,它们正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两大内容。

    三是“稳定压倒一切”。这实际是临时性的反危机措施,所以危机过后就不再提了。

    邓小平始终认为稳定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条件,但并不认为平时也应“稳定压倒一切”。这种认识无疑是合理的,因为解决前提问题并不总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比如吃饭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但在正常情况下它只是例行性的前提,而不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只有在出现饥饿、饥荒时解决吃饭问题才会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吃饭是这样,稳定也是这样。所以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邓小平讲稳定的重要性都只是在强调这种前提的重要性,而不是在讲“稳定压倒一切”。

    邓小平不仅是要稳定,而且更是要发展。他特别强调:“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经济体制改革……要加快。……[还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他的根本主张是“现代化建设压倒一切”和“改革压倒一切”,而“稳定压倒一切”则只是一种临时的反危机措施。

    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把“稳定压倒一切”常态化,那就从根本上偏离了党的基本路线,也就必然会失败。所以,从1991年起,邓小平就不再讲“稳定压倒一切”了。因为他看到,“现在中国局势稳定”,危机已经过去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时期也应过去了。于是,他转而提出:“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由此,他就转向全力推进“改革压倒一切”和“现代化建设压倒一切”的大改革和大发展了,南方谈话也就出台了。

     邓小平还认为,维护稳定的根本措施实际是改革、发展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切实满足人民的需要和愿望。他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实际上,还在八九风波刚刚平息的时候,邓小平就已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 后又指出:“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多亿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 而在他看来,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分配制度改革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因而也才能“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由此可见,邓小平对于中国21世纪发展道路的根本主张是:以“改革压倒一切”谋得战略稳定,以“改革压倒一切”为发展开辟道路。这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战略指导意义。

三、分配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

    1990一1993年间,邓小平直接提出了21世纪初期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任务,间接提出了21世纪初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进而又提出了21世纪初期综合改革的时间表。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始终强调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始终认为实现共同富裕要靠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公平分配,而不再是靠“所有制改造”。1990—1993年间,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尤为密集,而且更有了重大发展。因为他看到:

    “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如果仅仅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

    据此,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又进一步明确:“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邓小平说:“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他反复强调的基本方法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他说:“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 “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

    那么,这种前景可靠吗?邓小平认为,只要国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即为人民服务的,那就没有问题。但若沒有政治体制改革,那就会有“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大问题 。这就“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而在这种情况下,依靠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也就无法实现了。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到,当邓小平通过修订出版《邓选》第三卷再次重申“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时,他所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主要内涵实际已经转变为了“政治体制改革与分配制度改革相适应”了。这是因为,南方谈话发表后,市场化改革已经大踏步地前进了。这就表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仍能为市场化改革提供较大的空间。但转向分配制度改革后,以官场腐败和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就不可能适应分配制度改革的需要了。因为,邓小平很清楚,实现社会主义分配改革的前提只能是“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我国今天的复杂现实也已充分地印证了邓小平这一富有远见的深刻思想的正确性,证明了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邓小平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与其后来提出“在本世纪末……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分配问题,实际正是“初步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初步的分配制度改革相结合”的配套改革方案。

     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他在南方谈话中已经提出了我国21世纪初的改革预期和时间表,这就是:“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到建党百年时达到这种制度建设的阶段性重要目标。这种制度的主要内容无疑就是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然后就是与之配套的新型政治体制,尽管按照邓小平的战略设想,共同富裕和高度民主还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实现。

    现在看来,总设计师的这个战略构想非常英明。要说“顶层设计”,这就是最高层次的顶层设计,也是最权威的顶层设计。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关键,首先就在于我们能否抓紧时间完成邓小平的这一改革计划。由此,我们现在压倒一切的战略任务,也就只能是着力完成邓小平的这一重大改革计划。

四、坚持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努力

    八九风波即将到来的时候,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正在深圳做选举改革调研,深圳市当时的领导非常支持,已故的蔡定剑教授当时也参加了这项改革工作。但随即到来到来的急风暴雨完全打断了这种发展势头。政治体制改革几乎完全停顿下来了(只有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还在继续),而且直到邓小平逝世时也没有恢复过来。许多人因此认为,邓小平已经放弃了政治体制改革。但《邓选》和《邓小平年谱》等资料显示,实际上,即使是在眼前没有重新展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困难条件下,他也仍然付出了坚持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努力。他把希望寄托在了未来,特别是寄托在了21世纪。他努力使自己的政改主张得以传承下去,而且还勾画出了21世纪初的改革时间表。这对一位已经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来说,已经是他所能付出的最后努力了,而且这种努力也已是非常难能可贵了。

    概括地说,这种努力主要有两项。

    一是通过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搞下去”。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指出:“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

    1989年下半年,邓小平又反复强调:“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

    那么,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许多人都认为那是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变。这当然是其中的基本内容。但从《邓小平年谱》、《邓选》等资料看,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曾经七次谈到十三大的主题,而其每次强调的都是政治体制改革。他指出:

    “十三大总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什么变动,如果说有新内容,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几年前就提出来了,但过去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这次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十三大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十三大,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二,使我们领导层比较年轻化一些。”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十三大的主要议程之一。”“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搞下去。这是我们十三大的基调。”

    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了,当邓小平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时,他强调的实际是“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搞下去”。这种内涵公众都能感受到,而在领导层内就更明白。

    二是通过修订出版《邓选》第三卷传承政改思想和主张。1992年12月至1993年9月,邓小平的主要工作就是修订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他是把这作为最后的“政治交代”来看待的,对此非常重视。在这个过程中,曾经有人建议把文稿中关于政治体制的内容都删除,但邓小平拒绝了这种错误要求。从《邓小平年谱》看,《邓选》中已收录了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部分论述。这在实质上就是他在政治体制改方面的“政治交代”。

    不仅如此,他在审订文稿的过程中还向有关负责人提出:“文选印成清样后,发一二十位同志看看,请他们提意见。”并指出:“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

    他在审阅过程中还对全书的最后一段“……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说:“这个结尾不错。”
2003年9月27日,他在全书编辑工作结束时又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

    “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

    显然,他仍然放心不下;他最担心的就是这条路线“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他早已预言:对于这个“不变”的问题,“我相信,到本世纪末、到下世纪还要议论。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 他所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他所念兹在兹的分配制度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却仍然基本上没有破题。但他这时已经是高龄老人了,他已无力再去推进设想中的改革了。他在全书即将编完的时候说:“我算是比较活泼的人,不走死路的人,但毕竟年龄到这个时候了,没有精力搞了。” 那时他已89岁高龄了。他把未来的希望完全寄托给了后人,他所未竟的伟大事业也正是我们应当奋力推进与完成的!

 

 

 

 

 

 

谁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

2012年1月20日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在谈改革时,首次明确指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海南的中国改革研究院最近发来其“中国改革论坛”的头条文章:《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和治理》。这些迹象都说明:中国高层内部也开始把矛头对准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了,中国高层内部的争斗也在逐渐显现。

    但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到底是谁?我们也要问个清楚。既得利益集团当然是得利集团,那就看看改革这些年来,哪些人是得利者,哪些是不得利者。

    就汪洋本人来看,他不是改革开放中的既得利益者吗?他能脱离既得利益集团吗?就体制内那些堂堂皇皇的精英们来说,他们不也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吗?现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们都在高喊反对既得利益集团,这就使人弄不明白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所以,以既得利益者攻击既得利益者,但愿不是争权夺利而已。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多少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事的?实在搞不清楚。到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遗民依然泪痕胡尘里。

     依本网观察,今天的中国不仅有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有各式各样的争夺利益集团。强者永远占尽天时地利,弱者永远被踩在脚下。并且,各个集团的身份角色永远是在变化的,今天是争夺利益集团,明天是既得利益集团。今天没有权,明天有了权;今天没有钱,明天有了钱。如果一个社会的争夺仅仅限于强势阶层,与平民利益无缘,那么任何所谓的改革方案都是没用的。

 

 

 

发件人:"meisun yu" <2007to1957@gmail.com> 2012-01-13 23:48:51  收件人:ymsss@126.com

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

联合早报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再谈改革,首次明确指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他在本月4日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指出,与30年前相比,如今改革面对的困难是既有利益格局,他并警告称,“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

      政治局委员公开指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这点实属罕见。尽管中国学界已有普遍共识,认为固化的利益集团是目前中国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而后者往往有巨大的政治能量,令继续改革的步履维艰,不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高官中,在公开场合明确指出这一点的,仍属罕见。

    据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报道,在前日中共广东省委全会的云浮、湛江小组讨论会上,谈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的困难时,汪洋指出,30年前搞改革,主要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而现在搞改革,则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他强调不能因为有困难就束之高阁,而要“坚定信心,敢闯敢试”,在具体 行动上,要“认真研究,分步实施,推动改革取得突破”。

    自主政广东不久,汪洋便号召广东官员“杀出一条血路”,确立下改革的主基调,他此后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推进改革的决心,近期则更为直接地谈及改革所面临的挑战。

    去年11月的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汪洋也曾指出,当前改革的一个要害问题,是部分人群的改革意识在淡化,“一些同志丧失了当年那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

    他表示改革和走路一样,“不怕慢,就怕站”,不能停止改革的步伐,“改革不懈怠,但也不折腾”。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与30年前相比,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驱地的引领作用正在弱化,但广东近年的行政体制改革仍有亮点,如深圳、顺德 等地的大部制改革、东莞、中山等县镇的“简政强镇”改革,一定程度上,这些举措打破了旧有的行政格局。此外,深圳在2006年率先在全国推行公务员聘任 制,打破了公务员的“铁饭碗”,同样被视作广东近年在行政体制改革上的探索。

    另外,广东也率先提出降低社会组织登记的门槛,自今年7月起,民间组织将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不再需要挂靠主管单位,这也令外界对广东公民社会的发展前景产生期待。

    在政府管理层面,会议指出广东将总结推广深圳、顺德大部制改革试点的经验,在每个市选择一个县(市、区)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把大部制改革的试点扩大到全省各县(市、区)。此外,广东也提出要总结推广深圳公务员分类管理和聘任制成功经验,在今年制订在全省逐步推开的方案。

    对于广东的这些改革探索,外界向来有“广东模式”这一称谓,以此区别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模式”,而本次会议期间,汪洋则明确表态反对这一说法。

     他援引“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一句古诗,用以形容改革都必然面临的艰难险阻,也以此透露出他对突破改革困境的正面预期。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 2012-01-19 14:00:26 收件人:zdjun@263.net,中国改革论坛-[首页头条]

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和治理

邓聿文

2012-01-19

  治理既得利益集团的前提是执政党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壮大及其对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改革产生的危害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同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切割。没有这种认识和决心,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治理只会隔靴搔痒,不会有成效。笔者1月16日刊发于财经网的《谁是中国的真正既然利益集团》一文被一些门户网站转载后,引发了很大关注。许多网民留言谈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其中一些网民希望笔者能够进一步就如何治理利益集团提出对策建议,本文拟对此做一探讨。

  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其作用方式

  既得利益集团是伴随改革而来的,也只有从改革中考察利其形成过程和作用方式。

  改革一般有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之别。中国前30年的改革谓之增量改革或渐进式改革,也就是改革在不触动现存利益格局的前提下,通过做大“蛋糕”即创造新的增量来满足每个人的利益需求,从而使每个人的福利都能在改革中有所增进。就此而言,增量改革的根本特征并不是市场手段的引入,而是人人都能避免在改革中受损。因此,增量改革实际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存量改革或者说休克疗法则恰恰相反,改革不是从做大“蛋糕”开始,或者从做大“蛋糕”转移到对利益存量部分进行重新分配,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所以,它的实质是通过对旧体制进行改革实现最终的制度创新。

  中国改革的实施路径是,先“增量”后“存量”,即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公经济,以市场经济“增量”来加速推动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形成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市场力量从体制外向体制内渗透,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最终导向产权制度改革。这条改革路径,使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从绝对意义上说,比起30年前,整体福利都有所增进,这在前期的增量改革阶段表现得尤其明显。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前30年的改革是增量改革,是一笼统说法,严格而言,增量改革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结束,时间大概不到20年。这一阶段是中国改革的黄金时期,通过对增量利益的创造,几乎做到了人人受益而无人受损。90年代后期至今,则进入了存量改革阶段。

  当然,整体上的受益并不等于每个人的受益程度是均等的。由于增量改革的一大前提是不挑战现有利益,甚至利用现有权力去促进新利益的增进,因此,增量改革并未对权力的分配有所改变,也未有对权力的约束,相反,权力找到了另外一种自我实现方式。过去的权力只体现在计划的分配关系上,现在则加上市场,通过左右市场,用等价交换的方式取得过去计划手段无法取得的利益。这样,以权力为依托,那些有权力者及与权力关系近者就比无权者更能取得和占有社会更多资源,从而成了最先致富的群体。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等到了存量改革阶段,既得利益已尾大不掉,更不受权力监督。所以,增量改革带来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既得利益者在中国的发展壮大。

  利益集团形成后,其最基本的维护利益的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的力量,借助制度安排,来影响或左右政府决策,从而达到所追求的目标。但和一般的以权谋私不同,既得利益集团谋取利益和好处,虽然形式隐秘,却是通过合法的途径,其理由是上得了台面的,因此,即使事后被察觉其意图,然因是合法的制度安排,无论是具体制定政策的官员还是背后的主张者,都可以不承担责任,没有政治风险。这是既得利益集团同贪污受贿的最大不同。

  以央企和地方政府为例,根据学者张荣海的研究,央企拥有的各方面特权对民众生产的经济价值进行有利于自身的收入再分配,它是通过三种作用方式实现的:一是免费或低成本使用国有资源,如土地、矿产等;二是利用行政权力阻碍非国有经济的竞争,形成事实的垄断,制定垄断产品价格,获取垄断租金;三是以行政权力保证低成本的融资,如国有银行体制和对利率的管制保证央企能以低成本获取银行贷款,央企的资本市场特权能够保证其低成本的直接融资能力。地方政府则以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为契机,利用其相当程度的地方经济发展自主权和国有土地制度,通过土地财政模式获取收益。它的具体作用方式又有两种:一是掌控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供应,收取高额土地出让金和各类型房地产开发税收,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地方经济发展,获得政治升迁,获取政治收益;二是在政府掌控的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中,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获取经济利益,从而实现有利于其自身的收入再分配活动。这就是既得利益者的作用机理。

  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危害与治理

  美国学者奥尔森在阐述“分利联盟”的负面影响时,指出其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加剧政治分歧,并造成“制度僵化”。就中国的情况来说,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社会和改革造成的危害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既得利益集团使有利于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改革举措出不了台或延宕出台,或者使已经实施的改革措施发生变异,成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的工具。自中国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存量改革阶段后,这样的事就经常发生。典型的如收入分配方案和工资条例的制定,燃油税及定价机制的出台。收入分配方案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指导规划,从2008年开始就在制定,原计划2009年出台,但2010年未能出台,现在看来,2012年依然出不了台。出不了台的理由自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既得利益者的反对。燃油税及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则是一起典型的借市场名义行掠夺大众之实以自肥的改革。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实施后,所谓“涨多跌小”问题就出在定价机制有利于石油企业上。这样的改革举措还有很多,如公车改革、高速公路的收费改革等等。总之,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其二,既得利益者侵蚀公共权力,阻断国家与人民的联系,会严重侵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合法的政治决策参与,以巨大的政策影响力来达到和实现将公权力私有化的目的,侵蚀了每一个公民的权益。同时,它还渗透执政党内,借助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将党从全民利益出发制定的改革发展决策实际导向有利于其自身,孤立了党、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联系,造成民众与国家政权处于对立状态,从而,根本上有损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其三,既得利益集团还损害经济体制的整体有效性,导致经济不可持续发展。除政治上的有害外,既得利益集团在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及经济治理方面,也损害了经济体制的效率。比如,既得利益集团在机构改革、国企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价格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要素改革、教育改革、住房分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上对改革措施的扭曲,都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得中国目前的发展只靠透支未来、透支资源、透支人口红利来维持增长,导致中国严重陷入依赖投资与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发展从而变得不可持续。

  其四,既得利益集团把持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将弱势群体排斥在国家的政策和公共参与之外,使得人数庞大的后者只能被动接受加诸于自身的不利影响,日益对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一种依附型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实际是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回归,有违历史的进步。

  鉴此,对既得利益者的治理,就成为中国当前改革和发展的最重要政治议题。

  既然既得利益集团是以权力为核心并依托于权力谋取利益,那么,要打击既得利益,最关键的是要遏止权力,使权力分化并受到社会的节制。现在来看,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做到这一点。民主并不能消灭利益集团(事实上,利益集团也不该消灭),但它能使一个国家的利益集团大致发育正常。因为民主的本质是竞争、开放和透明。民主的社会对公民没有秘密(这里的秘密不是指外交意义上的秘密),政府乃至一切公共权力的运作是透明的,其规则是明确的,政府权力向每个公民开放,也即每个公民都有进入权力体系里的机会,而且这种概率是非常大的。在一系列规则的制约和社会监督下,虽然不能保证每个利益集团的力量一样大,获取的利益一样多,因为总有些利益集团基于行业特点或某种因素在某个行业或领域要比其他利益集团的力量大;但某个利益集团要想取得超出其他集团更大的利益,尤其是不当利益,很困难,即使一时通过某种手段可以取得,也不至于走得太远,造成利益的偏差或失衡,因为在民主国家,制度本身有一种自我纠偏的力量。所以,民主体制会带来不同利益的竞争,而竞争的结果是社会不同利益的大体均衡。

  因而,要有效遏制既得利益的泛滥,迫使既得利益者站在社会的整体和长远角度考虑自身利益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民主政治,向社会开放权力,使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和运作公开和透明化,将权力置于广大民众的监督之下。

  当然,政治改革是长期的事情,不是一时半回能完成的,期间可能还有反复。从具体的策略讲,可采取如下办法削弱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

  策略之一,是对社会的公共利益、公共决策包括改革措施的出台进行公开辩论,在辩论中明辨是非,以此遏制目前少数人参与决策、主张权力和利益的事情。如果说,过去的改革不主张争论,现在应该变过来,这是因为,人们的权益意识已经大大提高,而且也学会了在争论中维护自己的利益;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微博、论坛等新媒体的出现,为人们的辩论和主张权利以及对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提供了极大的技术支持和便利。公共利益只有在辩论中才能达成最大共识,从而使过去谋于密室,少数人决策的公共政策很难出台,既得利益者也难从中谋利,因为它想得到更大利益,就必须在辩论中说服其他利益集团和广大人民,只有它获得的利益更多,社会才能进步,其他群体才能得利,显然,这是很难办到的。

  另一方面,在公开辩论中也易形成明确的规则和规则意识。如果有了规则,各利益集团都按规则来博弈,事情就变得相对简单。这其实是利益表达、博弈、调控的制度化、程序化。当前,我们在这方面有所进步,各种听证会和意见征集等开始运用于公共决策中,缺陷是还不普及,听证或或意见征集的结果还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议题本身还掌握在政府和相关机构手中。这都是今后要加以改进的。

  策略之二,是对某些影响较大的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规范,重建商业游戏规则,迫使其从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高质量服务、良好信誉等,谋求利润最大化。目前一些影响较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以地区、部门为依托,以行业利益为纽带,借助公权力、行政性垄断手段等,来获取特殊的经济性利益。对于这些已经形成的、客观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承认其历史形成的既得利益的同时,必须限制其特权,将其由“贵族”降为“平民”,从“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并规范其垄断行为,重新建立商业游戏规则,同时通过市场准入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如将成品油进口市场面向所有经济主体开放,尽可能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

  策略之三,是对各既得利益集团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既得利益并非铁板一块,它们之间也有竞争和冲突,在治理既得利益的过程中,应善于利用它们的矛盾和冲突,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最不好的就是使它们感觉到“危险”从而串谋在一起。这在当前要有效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尤其要运用好社会舆论的力量,将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分割,首先将那些民愤大而缺乏“正当性”的既得利益边缘化,这样,打破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扰可能就相对容易。

  不论采取何种手段和办法,前提是高层对既得利益者的壮大及其对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改革产生的危害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同既得利益者进行切割,没有这种认识和决心,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治理只会隔靴搔痒,不会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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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周瑞金

     作者简介:政论家,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导。1991年主持写作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为第二次思想解放推波助澜。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其经济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中国经济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

    当时国内有三种力量与国际上的一些推力在共同作用,试图改变传统的以社会主义为名的僵硬政经体制。

    国内的三种力量,一是体制内力量,包括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等一批久经考验、思想开明的老干部;党内文宣部门的开明领导,如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吴江,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以及开国元勋的第二代们,在邓小平1975年短暂的治理整顿和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均有他们的身影。二是知识界文化界的一群代表,如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教育界、理论界、新闻界、文学界的革新求变派,“伤痕”作家群和朦胧诗派等。三是草根民众,他们拒绝“再被折腾”的呼声强烈,典型代表是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在国际上,中越关系交恶,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从国际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支持中国对外开放。比如,在中国朝野几乎无人知晓“知识产权”概念时,美国人就迫不及待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

    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副大使马继贤有一番话,表明了这位职业外交家对中美关系的洞见以及美国在促华开放问题上的心态。他认为美国只有始终促进中国发展,当中国有了经济、文化与军事优势后才能对自己有信心,有了越来越大的信心,中国才能与周边地区和平相处,中美关系才能改善。否则,后果极其严重,会扭转目前逐渐改善的双边关系,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孤立——美国也将失去与韩国、台湾地区广泛对话的基础。

    然而,中国改革这次愉快的“郊游”,仅历经10年,就在八九十年代相交之时,碰到一场不期而遇的风潮。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改革一骑绝尘,伴有经济“双轨制”带来的利益集团疯狂寻租亦致泥沙俱下,“反腐败、要民主”的国内小气候形成,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变得迫切起来。随着“八九”政治风波过去,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决策层“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举国上下大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

    而这场风波的国际大气候却越刮越猛,先是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接着是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下台,团结工会头头瓦文萨成为波兰民选总统,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也“城头变幻大王旗”。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这年年底,罗马尼亚军队、警察倒戈,原政权一夜之间垮台,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枪杀。与此同时,苏联也出现了复杂变化,列宁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诞生74年后轰然解体,引起全世界震惊。

    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实际上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如何重新凝聚改革底气,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

    其时,体制内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分歧公开化,有人强调“有计划”;有人坚守“商品经济”;有人主张市场经济,被批判为“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内改革派曾经凝聚的三种力量也开始分化:“老干部”的调子不再一致;党内文宣部门中,不少主流媒体被“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占领,开放的言论只能借助地方媒体“发声”(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在上海《解放日报》组织撰写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呼唤新一轮改革开放,但遭到“左”的报刊围攻批判近一年);而知识界、文化界在政治高压下也失去参政议论热情;草根民众更产生政治冷感。改革以来出现的第四种力量——非公有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外资、合资经济的代表人士,也在观望和等待之中。而西方世界包括其政界、媒体和公众再度陷入对中国的信任危机,自朝鲜战争以来,又一次集体“杯葛”中国。

    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几乎陷入“休克”状态。

小平独挽狂澜,极具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

    1990年代初,中国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是继续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在这个关键时刻,已退休的88岁的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又一次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他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来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不坚持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只有亲身经历过当年起伏激荡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的解放思想风暴洗礼的震撼和激奋!今天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仍能强烈感触到其推进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

    一、南方谈话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使得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执政党内坚定的统一的价值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是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使人们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改革理念、政策、措施和做法。邓小平一再坚定地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积累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谁要改变谁就会被打倒。这就很有预见性地解决了改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南方谈话明确了改革者必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话说得多好啊!任何改革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万无一失,总是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三、南方谈话树立了改革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胸襟。

    2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的四种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作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

    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奇迹,其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乃至社会基础,均由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奠定。

做大了“蛋糕”,为何没能消解民众的怨气、戾气

    国庆60周年之际,我写过一篇文章《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这个标题源于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胞弟邓垦的一段谈话。重温这段谈话,愈觉得邓小平极具前瞻性与洞察力:“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现在果然就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堆叠的问题,几乎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渐次掩埋,让民众悲哀且愤怒。

    改革启动已34年,曾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然而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蛋糕”却没能消解社会的怨气与戾气呢?从表面上看,有两类直接的问题必须解答,也是决策层目前深感棘手但已开始着手解决的问题: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学?是否包含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携有计划经济时代顽固的“转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嘴里?而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结果,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权贵资本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及其后代,失去了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忆及邓小平最初推进的改革,往往是草根阶层率先获益。农村包产到户,获益的是几亿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城镇改革之初,是众多自谋职业的“个体户”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率先成为人人争羡的“万元户”;而高考制度的改革,让无数看不到未来的、正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田头直接来到课堂,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精英阶层……

    而今天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代代相传,社会的土壤正在板结、僵化。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出现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
一把”的疯狂。

    从互联网上看,2011年被戏称“最励志”的段子是“少壮不努力,一生在内地”;“最无奈”的段子则是“拼搏不如拼爹”,“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有人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在此起彼伏的校车事故后,网上出现了这样的段子:美国的校车很坚固,是因为没人知道哪一辆校车中会出现未来的美国总统;中国的校车很脆弱,是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任何一辆校车中都不可能出现未来的中国领袖,因为他一定不会坐校车——公众已经习惯性地把对富且贵的“代际遗传”不满情绪,释放到任何一起事件和事故中去。对政府出台的任何一项决策或改革措施,翻看微博、论坛或网民留言板,总是堆叠着“我不相信”的反应。甚至还出现了对国情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极端评价,如“执政产业化”等。网民中弥漫着一股“2012情结”——玛雅传说中的世界末日,草根民众对社会不公无力改变,无可奈
何,产生玉石俱焚的“集体焦虑”。

中国改革再度到了危急时刻

    知识界层面,从当下的社会思潮看,也出现了多元化、多角度且水火难容的不同声音。比如,南方报系和自由知识分子所主张的宪政改革,以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为代表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杜润生与张木生极力推崇的“可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的新民主主义,重庆主政者力倡的“唱红打黑”,“乌有之乡”网站激烈褒扬的“文革”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微博言论中极易吸引眼球的激进改革和民粹思潮的合流,以及最近广东主政者以新思维新方式处理乌坎村社会群体事件……各种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一一浮出水面,互不相让,时有碰撞的火星迸出。然而,冲突各派的观点,其核心问题是相同的:如何破解社会各界极度不满的社会不公?如何寻找解决之道的社会“最大公约数”?

    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面临着这样一些最迫切、公众反应最激烈的“发展以后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环境污染加剧,食品、水、空气被污染,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其他领域,表现为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媒体可以被资本收买,起不到监督公权力的作用。这三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这些问题交织重叠,导致了与当年小平南方谈话时颇为相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国际因素形成的改革共识,不但面临严峻挑战,甚至有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但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加之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欧美陷入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资本主义也同样面临深刻的挑战,中国周边亦危机四伏,时时遭遇不友好的摩擦,远交近邻均对经济高速增长却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心存疑虑与戒惧……综上分析,或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危急时刻。

目前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登高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在《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仪式上,主持人梁文道说:“我们这些老百姓,都知道皇帝没有穿新衣服;现在皇帝自己也知道他没有穿;他不但知道自己没有穿,而且也知道我们知道他没有穿。可是他还是就这样走出来了。”中国现在的确面临类似的情形。仅以传播力和影响力而言,中国就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两个舆论场”,前者的噤若寒蝉、自设道场,与后者
的无拘无束、嘻笑怒骂形成鲜明反差。主流媒体的声音几乎都被民间舆论当成了“皇帝的新衣”,所能起到的积极影响大打折扣。

    因此,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面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对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能否守住政治伦理的底线,更具敏感,更富同情心,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能否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
“冒”。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这不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解决当下复杂纠结的社会矛盾。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尽管最高决策层中不乏呼吁之声,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千呼万唤难出来?光是一项公布官员财产的制度,在局部就屡试屡败,遭遇基层官员的强烈抵触,而一旦全面公开,又极可能经受不起公众的围观和打量,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政府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且三次在重要场合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看来,决策层是希望用提法更低调、社会震动更小的社会管理创新来部分地取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使命。

    社会管理创新从总体上说,就是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形成市场、社会、政府多元的治理结构,坚定走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它不涉及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而是在现行的、自上而下任命的体制中,尽可能地引入民意因素,在社会矛盾集中的基层,强化民意监督,缓解官民矛盾,借助互联网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维护中央政府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威和公信力。

    当然,我们要谨防“治标不治本”式的创新模式。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遏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从深化改革的节奏上说,改革也可以在梯度上这样有重点地推进——首先,要下决心解决群众反映极其强烈的国企垄断,与计划经济彻底切割。现在,已经不占市场主要成分的国企,却有恃无恐地垄断了市场。国企的行政色彩过重,政府支配权过大,市场之手难以发挥作用。其次,在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先以社会管理创新为抓手,发育健全的公民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渐渐形成官民共识,着手缓解尖锐的群体性事件。目前,绝大多数矛盾都是基层冲突,并不在中央。要约束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权力,约束基层官员的贪婪与惰政行为,还权于民,维护民众权益,大力推进社会基层自治。

    第三,通过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补上这个短板,发挥文化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最后,仍然不能忘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改革最核心的层面。

 

 

 

发件人:"简洁" <jianjie020@gmail.com>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电子版,并贺新春 2012-01-21 00:09:42

中国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

吴敬琏

2012年1月

    吴敬琏,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马国川,资深媒体人、作家,有《大碰撞》、《告别皇帝的中国》、《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等著作。
 

    马国川:201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作为中国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您如何评价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

    吴敬琏:要认识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首先要理解谈话的历史背景。1988年的经济危机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和政治动荡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发生了改革开放以后旧路线和旧体制的又一次回潮。

    在两种思潮的激烈交锋和“开倒车”的活动积极进行之际,邓小平于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南方谈话打破了 “姓社姓资”的伪命题,为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 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接着,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整套实施市场化改革的方案。这意味着经过10多年的探索,中国改革终于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市场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马国川:《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目标是否如期完成?

    吴敬琏:经过实施“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中国在20世纪末期把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建立起来。市场制度的初步建立,解放了长久为落后制度所压制的生产潜力,使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出口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一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

    马国川:但毋庸讳言,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问题也很严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您曾把这种现象称为“两头冒尖”。近年来,这种“两头冒尖”的情况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敬琏:我觉得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提。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经济作用、国有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由于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便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一方面,商品买卖和货币交换已成为社会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场价格引导相当一部分资源的流向,这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广泛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仍掌握着土地等最重要的资源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广泛干预的权力;一些重要行业也保持着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国有经济仍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制高点(一般称为“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多种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

    马国川:现在,有一些人把这种以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称为“中国模式”。他们认为,这种在强势政府掌控下的“半统制、半市场”的政治经济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和政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而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吴敬琏: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既有市场经济因素、又有大量旧体制残余的过渡性的经济体制。它既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前进到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可能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正如前面所说,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这只是一种短期效应。近年来,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内需不足、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成功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低估本币汇率等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仙湖植物园亲手栽下一棵高山榕,老人家将改革开放的希望深深地根植在这片热土上。)

    出口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和雇用低工资农民工。现在,这些积极效应也已风光不再。和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经历过的情况相同,中国在经历了10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所有这些都警示人们: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社会动荡。在1988~1998年,中国经济学家曾对转型期间日益抬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提出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防止中国上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所说的“亚洲的戏剧”。19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也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

    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马国川: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问题在于,新经济体制向哪一个方向继续发展:是逐渐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过渡,还是巩固乃至扩大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形成一种扭曲的经济体制?

    吴敬琏:这就是20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经济改革的目标有过不同的设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一种属意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即“东亚模式”;另一种属意于“自由市场经济”,即“欧美模式”。大致说来,官员钟爱“东亚模式”, 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向往“欧美模式”。不过,在改革初期命令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得十分突出。而在命令经济已被全面突破,市场的规则又还有待建立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就日益突出了。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标还远未达到。他们要求坚持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符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寻租者利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对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些要求维护从寻租活动获得的既得利益的人们来说,最合意的做法乃是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官员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的可能性。

    马国川:所以,就像您在上世纪末期多次说过的,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事实说明,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大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也居于支配地位。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阻碍时,官商一体、“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和设租行为得到加强,“官商”、“官工”、“官文”、“官学”等五花八门的“红顶商人”和贪官污吏犯下种种罪孽,贫富差别因而扩大,社会上不满的情况则会变得强烈起来。

    吴敬琏: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经济活动,造成广泛的寻租活动基础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然而,如果听任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这种情势蒙蔽和误导大众, 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移到市场化改革的一般受益者——企业家、专业人员等的身上,也可以把大众引向歧途。

     近年来,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社会腐败蔓延加剧、贫富分化加剧等社会问题的讨论中,一些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极力要使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从腐败猖獗、分配不公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的“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马国川: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虽然也与大众一起声讨腐败等丑恶现象,但是他们找错了病根,也开错了“药方”,显然只能适得其反。可是,借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他们的主张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敬琏:这是最值得警惕的。如果任由这种思潮发展,中国社会也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良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法国大革命)— 1871(巴黎公社)— 1917(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娜拉出走以后又会回到原
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革命取得胜利后不久,中国又卷入“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人对人的战争”。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主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之类的终极目标,于是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极端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马国川: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因为目前改革迟滞,所以这种悲观论调很有市场。

    吴敬琏: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物。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正在中国迅速壮大。假以时日,随着新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中国是有可能跳出历史“周期律”,走上新的道路的。

    马国川: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的问题以外,我们还面临一个改革与革命(暴力革命)赛跑的问题?如果延宕改革,不是没有发生暴力革命的危险。而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唯
一办法,只在于加快改革。

    吴敬琏:是的。当务之急,是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舍此别无他途。中国改革已进行了30多年,如果把中国与苏俄改革作比较,就会注意到,苏联改革是由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少壮派改革领袖推进的,中国则是由“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这样一批革命时代的元老派主导并推进的。这两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改革命运,很大程度上是由各自的领导人对改革的不同路径选择所决定的。

    元老派与少壮派政治精英的比较一般而言,传统官僚体制内有两种精英,少壮派精力充沛,思维敏锐,眼界开阔,比较容易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势,然而,他们往往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缺乏体制内的经验、威望与影响力,也缺乏足够的组织资源。相反,体制内的元老派虽然老成持重,懂得官僚体制内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然而他们往往习于所安,思想守旧,又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因此要让这些人也推进改革,充当改革中心角色的可能性很小。元老派往往在改革中充当保守派的角色。

    只要研究近代世界各国的改革历史就会发现,改革精英的选择,总是存在着这样一个两难矛盾:在一个封闭的集权时代,一方面,年纪较轻而有改革热情的人们往往缺乏经验与政治资源,另一方面,有政治资源与经验的年岁较长的人们又恰恰缺乏改革志向。这种矛盾正是中国集权体制改革屡遭失败的原因所在。戊戌变法前夕,一位中国驻日外交官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就说过一句后来不幸而言中的。

 

 

 

 

发件人:"简洁" <jianjie020@gmail.com>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电子版,并贺新春 2012-01-21 00:09:42

再次呼唤敢闯敢冒的小平精神

资深媒体人、杂文家  鄢烈山

    重读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最大的感慨是——年华如逝水,倏忽间20年过去了!20年来中国经济有了超常的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邓小平当年期望的“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却只实现了一半。制度“定型”化来得很快,却与“更加成熟”似乎渐行渐远,即“利益集团”和“社会分层”日益定型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乃至“仇富”、仇官和反智的民粹思潮很有市场。

    邓小平当年极力主张“彻底否定”的“文革”,也有死灰复燃之势。笔者觉得,这与小平南方谈话中说到的“共同富裕”目标没有得到认真对待,有着莫大的关系。须知,小平“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他所说的“本世纪末”早已过去了11年,“两极分化”非但未能遏止,反而成了刺眼的现实。

广东还有优势吗?

    今天重读南方谈话,有两点特别引起我的共鸣。第一,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他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推而广之,整个珠江三角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能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头,就是敢闯敢冒的精神所成就的。那时候改革开放的主要障碍来自意识形态,纠结在社会主义制度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应不应允许私有制和“三资”企业,引进外资是不是“卖国”等问题。

    深圳和珠三角为什么能率先冲破意识形态的障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群众冒死“逃港”用脚投票给了当地官员以巨大压力,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支持思想解放,习仲勋、任仲夷和吴南生等南粤主政者的开明,造就了深圳和珠三角先行一步的优势。当然,邻近港澳台,有华侨等海外关系,老百姓对外界相对了解,加上沿海的交通便利,也是有利的主客观条件。

    但如今,经济上“饮头啖汤”的优势已经不再。允许先试的经济政策已遍地开花,谁都可以“招商引资”,以致深圳的关卡(特区通
行证)成了文物。税收优惠的特区政策也普遍享有,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两江新区……大家都有了“特殊政策”;再说,中国早已加入WTO,外国企业也要实现国民待遇,指望特惠政策发展根本不靠谱,充其量就是争中央转移支付多少,争重大国企项目之类。而且,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全国铁路公路交通网大为发达,重庆也可直接通过铁路出口产品到欧亚大陆,一些跨国公司已把生产基地搬到了重庆保税区。

    以西部为例,西安要做西部的中心,建国际性大都会;成都要做西南的中心;南宁要做对东盟和北部湾开放的前锋;昆明要做通往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桥头堡……“梯度发展”的态势已展开全国性竞争,沿海地区已没有明显优势。再进一步言,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就经济论经济,也已没有多少优势可言。所谓“广东模式”,不过是“中国模式”的分支,通病一桩不少:政府主导、出口导向、高能耗高污染、低工资低福利、贫富悬殊、官民矛盾……和别的地方相比,广东的打工者更多,户籍鸿沟使外来务工者很难融入,与本地人的矛盾更突出。近来媒体已有报道,苏州和天津的GDP总量已直逼广州和深圳,有后来居上之势。

    那么,广东还有优势吗?有!它的优势就在于“敢闯”“敢冒”、先行一步的传统。第二点,小平南方谈话说:“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须知,在一直强调“五统一”和“地方服从中央”的国情下,要保持敢闯敢冒勇于开拓的势头,鼓励各地竞争与创新非常重要。安徽小岗村领头的分田承包,江浙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东沿海的对外开放……改革年代之初的局面,本是各地各自为战寻求突破进而引起千帆竞发的结果。张五常说,中国的崛起端赖县域经济体的竞争——“县域”的表述不够准确,但各地的竞争确是如今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源头。

“敢闯敢冒”新三条

    如何发扬敢闯敢冒的精神,再写改革开放的新篇章?我们不妨把邓小平讲的以上两点结合起来讲——因为提倡各地创新,也就是鼓励敢闯敢冒。

    30年前,对老百姓来说,改革开放的动力来自求生的本能,否则就不会冒死逃港,就不会有小岗村十八条好汉签生死契约分田单干。对于明智的官员来说,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责任感,即南方谈话提到的周边国家发展起来形成的制度性压力,“不改革会失去人心,只有死路一条”。

    随着这么多年的对外开放,人们的视野开阔了,教育的普及特别是大学教育大众化,提高了青年人的心理预期;财富的增长,私有产权意识大大增强……所有这一切,可以概括为人们的权利意识日渐增强,权利诉求大大提高。这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印证了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其次,不少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也渴望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没有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人们的升沉荣辱系于个别人和机构的喜恶,那么,谁都不会有安全感:不论多大的官,说不定哪天就坐牢了;不论多么大的富豪,说不定哪天得罪了谁就人财两空。正是因此,才有那么多官员和富商为家人办移民,随时准备开溜……

    人心思变、官心思变之下,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邓小平早就说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互相配合。如何用政治体制改革配合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即用民主法治保障和推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我看来,得先回到1980年邓小平讲的破除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上。这些年我们做了许多与邓小平当年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事,使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一把手”权力无边,出现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土皇帝”,所以才有买官卖官丑闻,才有无法无天动用执法机关的强征强拆。其次,请相信“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些古老中国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不要迷信暴力维稳。

    解决了这个问题,再进一步讲敢闯敢冒。笔者理解,当下的敢闯敢冒可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敢闯敢冒,是敢于打破潜规则,循名责实。自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他曾强调的中共十三大决议文件“一个字也不要改”,以及现行的白纸黑字的许多中央文件,理念本来非常先进,比如“四大民主”,财政预决算公开,建立公共财政,建设服务型政府,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关键是很多地方没有落实。事实上,这些年确有地方主政官员这样做了,得到了民间的拥护。笔者希望,随着政治精英竞争的公开化和正常化,“迎合”民心党心、敢于实干的官员能越来越多。

    第二层次的敢闯敢冒,是争做试点,主动做试点。比如,“城乡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中央批准了成都市和重庆市进行试点。中央没批试点的省市,难道不可以有自己的试点市县区吗?还有社保、医改、教改等,这些年有些地方也主动进行了试点,“试点”的地方一多,社会的改革风气就形成了。

    第三层次的敢闯敢冒,是勇为“天下”先,敢饮头啖汤(鲁迅所谓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是后发国家,各方面都有发达国家的探索可资借鉴。在这方面,毗邻港澳的广东可能仍有某种优势。比如广州的“举牌哥”、“口罩男”、“拇指妹”,这些公民表达意见的行为,出现在广州而不是内地城市,显然并非偶然。

    如此,我们便有理由希望广东在公民社会建设和民间自治方面,开全国风气之先。2012年下半年,广东省将开放民间组织的注册,不再需要找挂靠单位,这无疑是意义重大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措施。有理由乐观地相信,广东乃至全国,都将迎来敢闯敢冒的改革开放又一春。这是世界潮流,也是民心所向。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 2012-01-20 14:01:07 收件人:zdjun@263.net

反腐共富没落实好

----前广东省委领导谈邓小平南巡

原广东省委副秘书长 陈开枝

 2012-01-21

   按:1992年,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全程接待了小平南巡。19日上午,正是20年前邓公抵达深圳的日子,71岁的陈开枝面对羊城晚报记者畅谈小平南巡,仍保持着往日的犀利。“现在有些利益集团太厉害,而且还培养了一批所谓专家,来替他们说话。”

    1992年元旦那天上午10点多,谢非(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同志给我打了个电话,用只有我能听得懂的话告诉我:“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家要来了,请你回来组织一下方案。”我一下就明白了,心里非常高兴。我知道,这会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党内担心和平演变的思想弥漫,“左”的思想全面复辟。很多人认为当时广东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北方的人出差到广东都要两个人同行,怕被资本主义污染;广东的人到北方出差也被歧视。

  1991年,在上海过春节时,老人家曾搞了个“上海谈话”。上海的媒体把谈话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结果立刻引起北京的批判。得知这些情况之后,老人家就决定,非得出台一个措施不可。所以,他决定拿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进行第二次南巡。我们形象地比喻,一个已经退役的老船长,看见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有点摇摆不定,有颠覆的危险,所以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又一次跳上船头,让中国改革开放的船头胜利地驶向彼岸。

  这次南巡是老船长的最后一搏。到哪里讲?怎么讲?他最终决定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给基层群众讲。这是他非常周到的考虑。在出发前,他跟任何人都没讲他的思路。当年的1月3日,先遣组来了三个人,都跟我说他是来休息的。我和谢非都不这么认为。同时,他也定下了“不听汇报、不题词、不报到、不陪餐”的规矩,并带着一家老小来。

  小平当时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他一路都在谈,到先科公司谈,又到国贸大厦谈,在到珠海的船上谈了40分钟,又到电子元件厂谈……我把他的录音整理出来,原稿大概有2万字,最后整理到6000字左右。他的整个谈话内容都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变,坚持要搞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不变”来贯穿的。他说:“我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论。他还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老人家在国贸大厦还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生产力,只能是死路一条。他提了三个评判标准:有没有提高综合国力,有没有改善人民生活,有没有发展生产力。他说,我们国家已经错过好几次机遇期了,再抓不住就没有希望了。“你们不用管外面怎么讲,你们能发展多快就发展多快,很多国家都可以跳跃式发展的。”他还在谈话中说,不要被假马列主义者吓倒,要坚持实事求是。他用很重的口气说:“纵观我们党70多年历史,都是‘左’!‘左’的东西把我们党害苦了!”所以他的谈话始终贯穿一个东西———最终要解决“左”的问题。

   必须要调整利益格局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腐败,比如两极分化严重。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新问题是,以前靠外贸拉动经济,现在靠扩大内需、靠消费拉动,广大老百姓没有钱,拉动什么啊?钱都在很小一部分人手里。

    现在应该扩大中产阶级的群体,这个群体要大,才能拉动内需。这必须要调整利益分配格局,触动一些利益集团。有些人看到现在中国的一些问题,就归结到好像小平南巡只谈经济,没有谈政治改革的结果。我很不赞同。实际上,小平的思想是非常清楚的。首先,现在两极分化不是小平的主张吧,小平一直强调共同富裕啊。他谈过,先富要帮后富啊。他还谈过,当小康社会初步形成的时候,先富地区要帮扶后富地区。现在出现的问题只能说是没有落实好小平的理论。关于两极分化,在南巡的时候他就说过,要让大多数人享受改革开放的利益成果。但现在有些利益集团太厉害,而且还培养了一批所谓专家,来替他们说话。

  最近汪洋书记谈话,说要解决意识形态问题,先要改革利益分配问题。利益分配解决了,老百姓的很多怨言怨气也就自然消除了。

  要给人民宽松的环境

  调整利益格局是大问题,社会问题要理顺,至少要让大家都过得去,要缩小差距。现在广州、深圳在搞“扶贫双到”,这个措施就很好。有钱人吃鲍鱼,没钱的吃个鸡总可以吧?全世界都有民生问题,但我们要把公共服务的事情搞好。现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这些措施都在搞,就是要把民生搞好嘛。

  第二,要给人民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要让人民过得压抑。我们广东开放,媒体也比较发达,老百姓什么都可以讲。我们在正面宣传的基础上还是要开展监督嘛。民主气氛的建立很重要,不然天天把老百姓关笼子里来喂饱,就算喂肥20斤又有什么用啊?

  第三,我们的廉政建设提倡公仆意识。广东的腐败分子被揪出来不少,这几年大腐败分子就有陈绍基、许宗衡,昨天还公布揪出了周镇宏。廉政建设、党风建设把它抓好了,我认为这可以把广东变成一个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开明的地方。这才是个宜居的环境,才是人们所追求的安居乐业的环境。

  没私心改革才能前进

  汪洋书记说过,大家都当官,有些人当官是为了做事,有些人做事是为了当官。具体来讲,第一是坚定信念跟党走,不能跟人走,搞小圈子是不行的;第二要无私无畏;第三不计名利讲贡献;第四要任劳任怨讲团结;第五要遵纪守法不特殊;第六是毛病不少需改正;最后是勤奋工作勇向前。

  新时期的改革要得罪人,经济利益要调整。要怎么弄,很多人想不通,其实只有没有私心的改革才能前进。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 2012-01-20 14:01:07 收件人:zdjun@263.net

到该解决共同富裕的时候了

中国改革研究院(海南)院长 迟福林

2012-01-21

     小平南方谈话的时候,我正好在海南省政府做体改部门的负责人。我觉得小平南方谈话对我的工作来讲有两大重要意义:第一是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我是一名改革研究者,我认为,改革开放时代,坚守自己的责任就是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事业中,以实现自己的人身价值。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使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心,既让我认识到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又艰巨的任务,同时也给参与改革研究实践的知识分子一个很大的鼓舞,从而更加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念。可以说,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有终身价值。

  坚定改革研究方向和重点。小平的南方谈话开启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新时代。这对我们这些年从事改革研究的学者来说,方向重点更明确。尤其是面对不同时期,围绕改革的争论,我们都会常常想起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尽管那个时候,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有一定局限性,但方向重点明确了,就十分重要。我想,在未来的10年、20年,我还要长期继续坚持把推动改革、促进改革作为我工作的着力点,以实现公平可持续的发展目标,让老百姓走向共同富裕。从这点来说,小平南方谈话对我的工作具有终生影响。

当下启示

  寻求改革新的突破,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面对转型的各种矛盾,要拿出改革的解决办法来。但现在的改革正处于一种困境中:第一,改革缺乏共识;第二,改革缺乏动力;第三,许多重要的改革久拖不决。

  我理解小平南方谈话对于当下改革有五个重要启示:第一,要坚定地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条不能动摇。离开了改革开放,就难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从现实来看,贫富差距、消极腐败等问题,有多种原因,但改革不到位是最重要的原因。有人说,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改革而是发展。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面对各种矛盾问题,发展能离开改革吗?未来的20年还是要坚定地、自觉地、长期地把改革作为中国发展的动力。

    南方谈话对当下的启示,一句话,寻求改革新的突破,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我认为,寻求改革的精神与魄力十分重要。南方谈话体现老一代政治家的精神魄力,我们对未来的改革魄力寄予期待。同时,改革面临很多新的挑战,能不能推进更深层次的改革,比如行政体制,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等。第三,要实现到2020年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还很艰巨。第四,面对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的各种矛盾问题,要拿出改革的解决办法来。就是说,寄望于顶层设计和顶层协调。

  现在谈发展的多,谈改革的少,重增长轻改革的现象比较普遍的。改革到了一个要调整利益关系的阶段,由于各种体制因素,更愿意把眼光放在增长上,而轻视解决深层次的矛盾。重视短期问题,轻视中长期问题,忽略中长期矛盾。原因就在于现行的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我们相当一部分干部重短期轻长期,重经济轻社会,这个是普遍的问题。

  我们建议设置更高层次的改革领导机构和更高层次的改革办事机构。自国家体改委撤销之后,我国改革的综合协调由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承担,其行政级别过低,在协调推进改革上力不从心。而且,新阶段的改革涉及到部门间的权力结构调整,更不是现有改革协调机构所能胜任的。新组建的改革协调机制,需要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协调各方面关系。

共同富裕

  改革要“藏富于民”,民富优先,这是改革的目的与导向,我相信广东在未来五年会有很大的突破。那么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呢?

  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我的看法是,现在虽然很快实现共同富裕有困难,缺少现实基础。但现在是到了着力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时候,到了收入分配改革要破题的时候,到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时候。从现实看,实现共同富裕,第一步就是要缓解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第二步是要缩小差距;第三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

  我认为作为率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广东同样具有率先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我相信广东在未来五年会有很大的突破。改革要“藏富于民”,民富优先,这是改革的目的与导向。当然,不能简单把共同富裕当成一个口号,而应该作为一个目标、一个过程。广东是一个国内比较发达的地区,有条件实现更为高层次的共同富裕。广东已经在区域协调、城乡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

  我想,这个目标的实现主要取决于改革的突破程度,比如说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等。收入分配改革快一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时间可能就短一点。我希望,再用十年的时间,即到2020年,在全国建立共同富裕的基本格局。

    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应该说20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了重大的进展,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面临着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在经济领域长时期坚持政府主导的机制,然后又把政府主导等同于中国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垄断行业难改,国企改革也难推进。现在看,要实现在2020年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任务相当艰巨,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

  涉及垄断行业的改革,如金融,允不允社会资本进入,能不能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平等的、有秩序的市场环境,这些都需要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现实经济生活的实践看,政府与市场关系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

  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广东是全国走得比较早,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省份。如果能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改革,比如说在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让中小企业能够进入到服务领域、金融领域,让各类市场组织的发展更为充分等方面,广东有条件做出一些新的改革探索。如果这样,广东就能继续引领全国市场经济改革,再次在完善社会经济体制中扮演重要角色。

  怎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的观点是,与其说“中等收入陷阱”,不如说“成长陷阱”。所谓“成长陷阱”,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贫富差距、投资消费失衡、消极腐败造成的“成长陷阱”。这个发展中的痛苦,需要警惕。

利益调整

  调整利益关系涉及各个方面。例如:首先就是如何加快垄断行业改革。这项改革这么多年来进展不大,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倒退。其中就有垄断行业的利益制约;第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能不能做些大的调整。这些年来,在国民收入这块大蛋糕上,政府和企业的分量大,老百姓这块蛋糕的比重不仅没有保持原有比例,还有所下降。能不能解决好“切蛋糕”的分配问题,关键是确立民富优先的导向;第三,利益调整很重要的就是财产能不能公开,只有财产公开,税收调节才能到位,利益关系调整才能够有重要突破;第四,农民的土地权利能不能保护,能不能承认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从而得到法律上保护。此外,能不能把劳动工资谈判的体制机制建立起来,等等。当然,调整利益关系方方面面的矛盾很多,还包括调整部门利益、中央与地方利益等。

  现在大家更多寄希望于改革的顶层设计和顶层协调。希望顶层在改革设计和调整上能有所作为,从而为下一个20年的改革发展提供动力,奠定基础。应当说,我国国内市场的潜力释放,足以再创造20年的辉煌,实现公平发展的20年。就是说,关键在于能不能抓住机遇,推进以公平与可持续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其基本内涵,我把它概括为20个字: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如果能在这些方面破题的话,我国在未来20年保持8%的增长是有现实基础的。

 

 

 




发件人: "杜建国"<dujianguo1917@sina.com>; 发送时间: 2012年1月22日(星期天) 晚上10:44 收件人: 主题: 《环球时报》、《南方周末》与“财新传媒”春节联手向资本家献礼

多家媒体春节联手向资本献媚

杜建国

2012年1月22日

    南有《南方周末》,北有“财新传媒”,它们打着为民请命、反对“国富民穷”的旗号,干的是资本家贴心人的工作。一年下来,从鼓吹给老板减税、鼓励企业偷漏税、反对累进税、反对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到鼓励放纵老板们搞投机、呼吁救助跑路的逃犯投机商、到借“反垄断”来瓜分国企,《南方周末》和“财新传媒”对大小老板们的关怀可谓是无微不至。老板们在2011年收获了个盆满钵满,离不了他们的功劳。当然,老板们也不是万事如意,也有让他们皱眉头的个别领域。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开始施行。该修正案加大对一些严重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行为惩处力度,将部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纳入了刑法调整范围。年关来临,欠薪案件高发期也随之来临。2012年1月1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查处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执行新设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以“确保欠薪案件得到及时有效查处,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这不由让《南方周末》和“财新传媒”义愤填膺,他们携手来向资本家表示节日关怀。

    1月19日,《南方周末》借盘点“2011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来为因拖欠工人工资潜逃而被判刑的老板大鸣不平。该文反对恶意欠薪入刑,要“谨防‘猛药’副作用”,主张用民事办法来解决,“譬如让农民工组成维权组织”。

    不约而同或有约而同,1月18日“财新传媒”旗下的“财新网”则在主页显要位置推出其记者蓝方的文章“打击欠薪政府何为?”相较于《南方周末》,这方面他们自然更“专业”一些。

    记者一上来先给官方扣上了罪名:“在一些地方,由于政府的介入,甚至还有恶化。昨天,一位律师告诉笔者,在地方清欠办(清理欠薪办公室)的干预下,一起欠薪案的建筑商把工资款划拨给了该办公室,但政府清欠办却扣押工资,拒不支付。经其交涉,最终只同意按一定比例下发工资。”

    我这里的疑问是,记者干吗不把该地方清欠办的实际情况给全部公布出来?公布出来,处置这个地方欠办,也省得读者们怀疑记者是在信口开河。

    进而记者又来为资方减轻责任,同时顺便再次把责任转嫁给官方:“多年来,农民工欠薪案,主要集中于建筑行业。其直接原因在于现行的工程项目垫资制度。……房地产业绝大多数利润都在土地出让环节,真正的赢家是开发商和政府……这种现实,使中国现行法律法规要求按月领取工资等规定变成一纸空文。”

    记者这是在大放厥词。首先,不论以何种理由为违法欠薪的老板开脱,都是没道理的。其次,欠薪绝不是“主要集中于建筑行业”,各行各业都有。比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月17日曝光了六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典型案例,仅有两例与建筑施工沾边。一例是景观工程,一例是工业工程。而且后一案例中,包工头早已多次以支付工人工资为由从发包方公司领取了大量现金,结果仍旧大量拖欠工人工资并逃匿。这一“老赖”案件属该记者的专业领域,记者小姐,您难道不知晓吗?

    另外遭欠薪的也不仅仅是蓝领或民工,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也难以幸免。2011年12月13日, SOHO中国上海分公司原销售部总监胡大维代表自己手下的40名销售员,找总经理闫伟讨要佣金。“你们要造反么?”闫总边说边抓起会议室桌上的杯子,泼了胡大维一脸茶水扬长而去。

    最后,对于恶意欠薪问题的解决办法,该记者的总结与南方周末如出一辙:不应该“由行政力量介入,‘运动式纠偏’”,应该扩展工人的组织权利。

    请问《南方周末》和“财新传媒”:

    第一,你们明知道靠劳工组织权一时远水解不了近渴,却非要把希望仅寄托于此,如此一来,你们难道不是在玩即批评了政府赚取好名声、同时又阻止了问题解决的花招吗?

    第二,官方真要给工人以罢工权和组织权了,估计你们又要加以反对了。不到一个月之前,你们不是刚刚在主页显著位置推出文章,强调要“对于罢工立法问题应当谨慎对待”嘛!http://china.caixin.com/2011-12-28/100343706.html

    第三,你们不是天天强调“法治”嘛,为何官方出台惩治欠薪罪犯的法律,你们反倒坚决反对了呢?莫非官方不依法而行,而是随便就把欠薪罪犯拉出去毙了你们才满意?

    第四,官方出台惩治欠薪罪犯的法律与给工人以罢工权和组织权,同样都有助于各类工薪阶层状况的改善,你们为什么非得厚此薄彼呢?两种措施一起欢迎又有何不可呢?

    第五,你们自美为“揭黑英雄”,可对照前述事实,说你们是“遮(资本家的)黑英雄”或“护短英雄”,你们觉得冤枉吗?

    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在找《南方周末》和“财新传媒”的茬,是跟“自由派”媒体过不去。为避免此嫌疑,我为两家找个伴儿:“民族主义”的《环球时报》。

    1月20日,环球时报刊登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的文章《全球化红利少了中国怎么办》。该文把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已把欧美日同行逐渐比下去了的中国老板们说得无比可怜,坚决主张现在给老板们“降低税负”比工人“最低工资水平的上调”更“重要”,坚决反对“靠最低工资就能过上舒适日子”,否则“中国经济会与南欧国家一样入不敷出”。

    三十多年来,中国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缓慢,最低层的工人仅靠八小时以内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因此常年加班成为必需。孙院长,您知道过年,总不能让工人为了活下去连年也不过了而去加班吧。

    至于说南欧国家濒临破产是因为工薪阶级工资高和福利高所致,那更是不符合事实。意大利的总理兼首富,没钱给员工涨工资却后宫无数,他这类人物就没责任吗?德国瑞典等北欧国家工薪阶级的工资高于南欧国家,可它们的经济却大大好于南欧国家,按孙院长工人只有处在半野蛮状态经济才能正常运转的逻辑,德国瑞典等都不知道要破产多少回了。1%平时把99%榨得一点汁儿也不剩,出了问题,却全赖到99%头上了。

    除夕夜,鞭炮隆隆,快七点的时候我出了趟门,发现超市竟然还没有下班。寒风中的老保安在超市大门口整理着购物车,里面的导购和收银员也肯定还一如往常。我问明天上班不,保安回答早晨如常,晚上下班提前到八点。

    这就是中国工薪阶级的生存状况。居然还有人怪他们的薪水高,怪惩治恶意欠薪的老板的做法不合理。

    出门回来,不能自已,写下以上文字。

    杜建国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50748474
 

 

 

 

官员是怎样从“受损最大”变为“得益最大”的

杜建国

 2011/12/21

    张维迎,是中国改革的风云人物,也是“自由派”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大家都知道,因为称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张维迎长期以来备受争议。但是,最近几年来张维迎的立场却发生了突变,又称“得益最大的是领导干部”了。这一对立或转变该如何解释呢?

     想当年,作为庙堂红人和媒体红人,张维迎主张, 国企是没有出路的,若不赶紧私有化,就如同冰棍一般快要化光了;而官员呢,改革后利益损失最大,为补偿其损失,应该将国企白送甚至倒贴钱给他们。书记变成老板——经济学术语叫做管理层收购——后,明晰的产权就建立起来了。张维迎甚至主张,若有的国有企业不像冰棍而像一碗饭,化得不够快,那就干脆朝它里面吐痰,如此一来,大家认为这碗饭不能吃就走开了,这碗饭也就归吐痰者私有了。这套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国企改制,“国退民进”的大潮中张维迎也名满朝野。

    不料春风得意之时,张维迎一头撞上了顾雏军事件。有报道言,2004年张维迎是拿着高额出场费参加会议来为顾老板依靠违法手段侵吞国资的嫌疑进行辩护的。转过年来,顾老板罪证确凿锒铛入狱,张教授也受拖累而声誉扫地。此时,第一波国企改制大潮也渐趋低落,部分国企残存下来。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漏网之鱼,没有像张维迎预言得那样“冰棍般化了”,反倒在政府官员的培育下,迅速地壮大成了“央企帝国”。

    同时,官员也逐渐摸索着用自己的实际经验来中和“主流经济学”的教条。而张维迎除了往国企这锅饭里面吐痰外,鲜有所长,现在忙着干技术升级结构重组市场开拓等实在活儿的官员,对其相对有所冷落也就在所难免了。

    大概与此有关,张维迎开始另换了一套说词,从体制的辩护士变成了批判者。对当初 “官员是改革受损最大利益集团”的观点,他先是不认账了,说那是“反讽”,被大家误会了;进而干脆宣称得益最大的倒成了官员。所谓“改革已死,宪政当立”是也。若行了宪政民主,首先,我当年偷来的东西肯定就可以像张教授提倡的那样“既往不咎”了,其次更重要的是,政府这块绊脚石被搬开了,“央企帝国”不就可以变成我的私企帝国了嘛!另外,官员群体里的某一些,盯着手里金山银山般的 “央企帝国”,保不准也想跟张维迎们里应外合重新掀起第二波改制大潮,也过把书记变老板的瘾呢。这就是宪政思潮背后的利益根源。

    由此可见,张维迎那看似混乱的表述后面其实有着自己清晰的逻辑:官员们若是由着顾雏军们胡来,那就是利益受损在大群体,就应该给予补偿;若是不对顾雏军们言听计从有求必应,甚至将其投进大狱,那得益最大的就非官员莫属了,就属于全民公敌了。

    如此超凡脱俗的逻辑,张维迎并非只此一例。比如,在同一次采访中,张先生先是指责当前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占GDP比重过高,以至于造成收入差距拉大,话头一转,不经任何过渡他就突然宣称中国财政面临破产:“未来中国社会福利支出口子很大,用不了多少年,亏空就会很大,谁来弥补这个亏空?只好变卖国有企业。”

    为了将收入差距拉大的责任从老板头上转嫁到政府头上,张先生就说政府财政充盈;为了替老板们瓜分国企制造借口,张先生就说政府财政亏空。如此自相矛盾,真令人大开眼界。恕杜某孤陋寡闻,能够在逻辑混乱方面稍稍与之媲美的,恐怕只有茅于轼老先生了。今年上半年在接受采访时,茅老感叹“最近迷茫的就是这个社会的矛盾的原因,到底是贫富分化原因,还是特权的原因……这个问题我还是在琢磨,没有太大的把握。”可是话音刚落,茅老的“迷茫”就不见了:“现在市场中不好的事,是有权势的人用自己的权势去侵犯别人的私,这是最大的祸害。”贫富分化不见了,只剩下了特权。

    作为企业家的代言人,张维迎一向主张要增加社会福祉,就只有全面依靠市场;要全面依靠市场,就要“善待”企业家。至于为企业家们打工的白领蓝领群体,张先生并没有完全置之不理,只是“善待”的方式有所不同:

    “强制提高工资标准、以劳动合同法规定用工期限,看似为劳动者争取利益,其实是在把一部分工人推向失业。”

    这换成张先生推崇的哈耶克的话来说,那就是白领蓝领们有为了避免失业而接受更低工资的自由。哈耶克这种文绉绉的学术语言,可能不易让普通人准确理解,其实完全可以用某位直脾气老板的话来代替:

    还想涨工资?先给老子滚蛋!或者:还想要加班费?先给老子滚蛋!

    今年夏天的达沃斯论坛上,当国外参会人员纷纷对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羡慕的时候,张维迎却当面指责发改委的官员,说他们的干预搞坏了中国经济,应该向西方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学习。笔者并不认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没有问题,只是西方人都不认为他们有多发达成熟了,张先生却硬要发改委的官员向他们学习,就显得没有道理了。会上同时,张维迎还痛斥中国教育腐败,导致社会道德败坏。中国社会是否有道德危机,危机的成因如何,我们暂且不论,只是像张维迎这样力挺罪犯并在罪犯罪行败露后毫无自省自责表示的人,又有什么资格去对他人的道德评头论足呢?

    窃以为,张维迎的大名之所以如雷贯耳,并非是因为他有多么出色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著述,而是因为,首先他有北大校长助理和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头衔,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媒体总是对他宠爱有加。遭遇顾雏军案的滑铁卢之后,张维迎在民间已是无人叫好,反倒是那些自我标榜为民间代言人的媒体依旧对其不离不弃。不知道媒体所代表的到底是哪一个民间。

 

 

 


发件人:<djg1973@sina.com> 2012-01-22 01:57:54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戴旭是顶着岳飞面具的秦桧,官员是怎样从“受损最大”变为“得益最大”的

戴旭是顶着岳飞面具的秦桧

杜建国

2012/1/11初稿,2012/1/21凌晨修改

    戴旭,过去是空军的政工或新闻干部,现在是国防大学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他常常以“鹰派将领”自居,并因之得到了好多人的认可。不过在我看来,鹰派将领的头衔对于戴旭来说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在他眼里,只有美国才是永远的“鹰”。准确地说,戴旭是“鹰化美国派”将领。

    戴旭1月4日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冷战虽逝,温战仍在威胁世界》,就是对美国进行“鹰”化的典型。该文认为目前美国在对中国、俄罗斯、中东这三条战线上“全面推进”,向美国“‘一边倒’的战略打击态势已经成型”;2012年美国将“包围和进攻”伊朗,然后再把战略重点逐次转移到中国和俄罗斯,即“打一个(伊朗)、夹一个(中国)、看一个(俄罗斯)”。

    笔者认为戴旭严重夸大了美国的力量。巧合的是,就在戴文发表的第二天1月5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了最新的美国军事战略,核心内容是压缩军费和精简军队,重点转向亚太地区。共和党人公开指责奥巴马以新军事战略为幌子要求美国从世界舞台上“撤退”,而正参与总统选举的罗姆尼甚至认为这一新政策是“不可原谅而且难以置信”的,将会严重削弱美国的全球军事能力。再看世界其他国家,也都普遍认为美国是在 “收缩”或“撤退”,没有发现有一家像戴先生那样认为美国是在“全线推进”的。一面压缩军费和军队,一面又全线推进,这是不可兼得的。1月8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接受采访时坦言:“我所担心的是,由于我们今年在商讨改变策略以及处理预算的问题,世界上有些人或许会认为美国在走向衰落,甚至还认为美军在走向衰落。”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2-01/2341644.html登普西将军若是能看到戴旭文章的话,那他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美国的收缩,其实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占领伊拉克可以算是美国在冷战后扩张的顶峰,随即就因深陷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而开始了收缩。美国一“撤退”,俄罗斯压力减轻必定无疑。英国国防大臣菲利普·哈蒙德1月5日警告说,美国把军事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存在着纵容俄罗斯的危险。2008年,俄罗斯重拳打击美国的盟友格鲁吉亚,而美国除了抗议,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回击。在乌克兰,美国曾大力扶持的季莫申科已经沦为了阶下囚。在俄罗斯,美国哪有什么战略性的“推进”,偶尔主动出击一下,那也仅仅是战术性的,不足以改变战略收缩态势。至于对俄罗斯发起戴先生所称的那种“摧毁性攻击”,更是无从谈起了。

    再看中东,美国虽然在2011年成功地把握住了“茉莉花”革命的机会,摧毁了卡扎非政权,算是得分了,但是,这并不足以抵消从伊拉克撤军的损失。美国要想发动足以摧毁伊朗现政权的大规模战争,是离不开与伊朗接壤的伊拉克的。从伊拉克撤军说明美国目前对伊朗,主要是进行武力恫吓,至多也就进行一下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心理前提和地缘前提并不存在。当然,时事莫测,美国的收缩也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当敌手并非是一流大国的时候,适时的进攻肯定会发生。不过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美国目前已进入战略收缩期的事实。

    对于美中力量的对比,戴旭先生的判断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美国没有那样强大,中国更没有那样弱小,以至于会出现美国可以随意“夹”起中国的“一边倒”局面。且不论中国的制造业,在规模上已经超过美国,水平也逐渐呈后来居上之势,仅仅就在最近一个月内,中国完成了航母舰载机起降试验,启用了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二炮部队用最新方式进行了导弹发射演习(外界纷传是可以攻击航母的东风-21D型导弹),潜艇水下齐射“巨浪-2”型洲际导弹。这样的国家能被别人随便“夹”起吗?(参阅拙文《中国是小姑娘还是钢铁巨人?》)

    遗憾的是,戴旭先生却依旧认为中国是“碎片化”的,可以任由美国“夹”起。这倒也符合戴旭先生的一贯观点:“周边强国林立,注定中国只能成为地区大国。客观上,现在中国还没有奠定成为地区大国的国体基础”,甚至“中国将在十年内遭遇重大危机,面临被肢解的命运”(见戴旭的新浪博客“主要观点”一栏http://blog.sina.com.cn/daixu2010)。

    “中国注定只能成为地区大国”!如此鼠胆,咋好意思自称是鹰派将领呢? 至于“中国将在十年内被肢解”,这样的预言十多年前章家敦先生早就做出并已破产了,戴旭先生何必学舌呢?

    即使美国退中有进,现在倾全力于亚太一隅,那么中国也不会沦落到被“夹”的地步。2011年11月,美国高调宣布美国重返亚太后,随即向澳大利亚北部派驻2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维基战略网站分析师托马斯·巴尼特(美国《世界政治评论》杂志网站11月 28日文章,中译文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2/06/c_122380435.htm)就嘲讽美国缺乏重塑中美战略关系的勇气和眼光,“假装这样可以有效地控制中国的崛起”。2500名海军陆战队,估计连伊朗都不会在乎,何况中国了。至于那备受吹捧的“空海一体战”,在巴尼特看来不过是海军和空军巧立名目以便于向政府索要经费而已。1月10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宣称未来10至15年,美军将把三分一的战舰转移至西太平洋海域。即便说到做到了,能奈中国何呢?(参阅拙文《美国就不怕军备竞赛吗?》)

    戴旭文中还引用了兰德公司《对华冲突》报告和洪博培的言论来佐证自己,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两个实例其实都是与戴先生的观点相对立的。《对华冲突》报告提醒美国要阻止经济下滑,否则就不再拥有对中国“相互确保经济摧毁”的能力,这怎么能叫向美国“一边倒”呢?撇开经济问题,即使从纯军事角度来看,也不存在一边倒。《对华冲突》报告强调,要避免与中国在东亚展开军备竞赛,因为“至少在区域范围,要美国赢得这一竞赛的压力很大”。戴旭还称“该报告还建议美国“威胁运用核武器”。这种解读也是不准确的,相反,《对华冲突》报告明确指出,“因为不会出现核大战,与中国发生的任何冲突充其量可能就会出现在经济领域”;美国要对华做出核威慑的姿态,只存在于“真的涉及美国利益的罕见情况下”。

    至于洪博培,他本人讲得更清楚,美国要想“扳倒”中国,从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已没有可能,只能寄希望于中国内部的盟友了。这也绝不能解释为力量一边倒向美国。

    戴旭提醒注意美国有“摧毁”“扳倒”中国的战略意图,因此不可将“韬光养晦”政策走到极端,这无可厚非;但是,拥有这一意图,并不意味着有实现这一意图的力量,夸大美国有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力量就不可取了。多年来,戴旭一方面戴旭先生坚称将美国的力量“一边倒”,而另一方面则预言十年内“中国将面临被肢解的命运”,长期以往,戴先生反对“韬光养晦一百年”的主张,在客观上就有可能违背自己的初衷,不是走向“有所作为”,而是走向另一个极端,造成这样一种负面结果:面对无敌的美国,中国只有卷旗缴枪束手就擒的结局了。

    天天鼓吹“金国”厉害的是秦桧,而不是岳飞。戴旭虽然以岳飞自居,却总在“鹰”化美国,在我看来他倒更接近秦桧。可否这样设想:想当年,秦桧若是未能执掌中枢,那么转而靠指责他人“抗金不力”来搏出位,未必不是好办法。

    有件事情令我感到不解,就在两个多月前,戴旭曾一反自己看重美国力量的一贯主张,发表了文章《美国不敢在南海动武!》(10月26日环球时报,属笔名龙韬)。该文指出,“美国已没有发动新战争的力气”,因为“连续二十年的战争已经‘累’出了金融危机……美国短期内难以恢复元气。美元是美军的动力源,没有钱,全金属外壳的美国军队就是一部熄火的机器”;“可以预计,不管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他们都无力在任内发起可以称得上‘战争’的军事行动。”

    一面说美国全线推进,既打又夹还看的,一面又说美国没有发动新战争的力气。对于这一矛盾,戴先生如何解释呢?

    还有,戴旭在用自己的笔名“龙韬”命名的博客上,一面认可薄熙来的文章,一面又借朋友之口讥讽“却教处处唱红歌!”这一矛盾又该如何解释呢?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1-20 09:41:11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转发: 中国为奥运会开幕式所付出的惊人代价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惊人代价

参考

    2008年8月8日晚,北京向全世界展现了一场规模空前奢侈豪华的奥运会开幕式:

    庞大的演员队伍、令人眼花缭乱的道具服装、绚烂的礼花烟火,更让国人自豪的是我们竟然邀请到了世界上八十多个国家的首脑出席了开幕式,其中不乏很多重量级的人物,比如美国总统布什、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俄罗斯总理普京等,他们的大驾光临好像特别给中国领导人“面子”。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就是为了一个这样的“面子”,我们却付出了沉重的领土、主权和经济代价!

  几百年来,中俄两国关于外东北和贝加尔湖地区的领土归属一直存在争议,但为了邀请俄罗斯总理普京赏光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008年7月21日,中国外长杨洁篪奉命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北京和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叙述议定书》,一古脑将所有争议领土让给俄罗斯,永久放弃了原属于中国的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肥沃领土(在这些领土上,我们的领导人从来不说什么两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话)。协议一签,普京就立即声明出席北京奥运的开幕式,算是给中国领导人一点面子。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也同样是捞取了极大的好处才决定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6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宣布,中日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同意日本在原属于中国的海洋专属经济区“共同开发”,该共同开发区由以下各坐标点顺序连线围成:

1、北纬29°31′,东经125°53′30″
2、北纬29°49′,东经125°53′30″
3、北纬30°04′,东经126°03′45″
4、北纬30°00′,东经126°10′23″
5、北纬30°00′,东经126°20′00″
6、北纬29°55′,东经126°26′00″
7、北纬29°31′,东经126°26′00″

    姜瑜同时还宣布,中日两国政府对此予以确认,并努力就进行必要的换文达成一致,双方为此履行必要的国内手续,尽早缔结。并且,中日双方为尽早实现在东|海其它海域的“共同开发”而继续磋商!

    这个所谓“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东海协议”,实际上是让日本占去了中国三十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专属经济区。按照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6条第三款,中国完全可以按照大陆架划分优先的原则将中方的专属经济区划分到冲绳海沟,并独享大陆架下丰富的石油资源,而如今的“东海协议”则完全顺应了日本所无理提出的“中间线划分”原则,中方甚至更进一步主动地允许、“欢迎”日方到中线以西的春晓油田来“合作开发”,直接从中国已经建成并投产的油田拿走大量的石油资源。(近期我国说的“推迟东海问题谈判”兄弟们知道是啥谈判了吧!相关内容,《参考消息》等报都有提到过,只不过都是一带而过)

    且不说完全属于中国的春晓油气田高达6380万桶的石油从此将与日本分享,该协议的长远危害则在于事实上放弃了钓鱼台群岛的主权。

    钓鱼岛在归属中国的大陆架边缘,如果中国承认了日本所无理提出的“中间线划分”原则,则钓鱼岛法理上将归日本所有。据估算,钓鱼台群岛及周围海域的石油储量大约为800亿桶,若以国际原油价格100美元一桶计算(这里权且取一个比较低的标准),仅这里的石油储备就价值八万亿美元,相当于2007年中国包含卖房卖地、卖企业、卖矿山、拆房子、卖血卖肉所产生的鸡的屁(GDP)的三倍!

    邀请美国总统布什出席开幕式,表面上看没有象对俄、日那样拱手出卖那样多的领土领海主权,但从经济上来说,中国让这位世界上最重要的领导人赏光出席开幕式,所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沉重。近些年来,中国靠榨取国内工人农民、牺牲子孙后代利益、出卖土地和宝贵资源而积累下一些外汇储备,美国对这些财富早就觊觎已久,他们先是让中国领导人把几乎所有的外汇储备都以美元形式留在美国“投资”,并用这些外汇储备购买美国的垃圾债券,比如房地美(FreddieMac)和房利美(FannieMae)的次级债,私人投资公司黑石(即皮包公司富仕通)等。

    2007年初,美国次贷危机初露端倪,国际金融大鳄纷纷从次级债的火坑中出逃,大量抛售“两房”债券,而中国竟开出极高的天价敞开收购。至2007年6月30日,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海外持有美国证券情况报告,中国已经成为“两房”最大的外国债权人,共持有13760亿美元!到2007年底至2008年初,美国房地产已经明显地陷入严重的衰退时,小布什派美国财政官员访华,让中国继续接盘“两房”债券,美国唯一的许诺是“布什总统将接受中国领导人的邀请出席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于是,2008年3月、4月、5月,中国动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外汇,分别增持了739.1亿、1189.1亿、1486.5亿美元,合计3414.7亿美元的美国次级债,连续3个月位居全球增持的第一名!这样,为了使美国总统“赏光”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宝贵的外汇财富换成了17174亿美元的垃圾债务,替美国的巨额亏损买单还帐!

    您知道17174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吗?——可以造80多艘航空母舰、可以支付全国教育经费110年!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让数十万热血的中国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庆祝,***更是彻夜狂欢——又一个大发横财的机会来了!

    按当时预算,办北京奥运会大概需要180亿美元左右(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支17亿美元,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支15亿美元,北京奥运会180亿美元的预算已经是高的惊人了)但实际花费了多少?——430亿美元!这当中自然少不了诸如活动费啦、辛苦费啦、回扣啦什么的,但也不至于活动、辛苦、回扣这么多!这份账单在世界奥运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举办北京奥运会本来应该成为一个洗雪百年国耻、扬威世界的机会,但谁会料到,我们不但不能籍此展示中国的强大与尊严,反而会为了请外国领导人赏光出席开幕式而大量出卖领土领海和经济利益!这样的奥运会,不办也罢!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1-22 13:50:03 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
张旭东访谈: 在新的矛盾统一体中确立价值认同_21世纪经济报道多媒体数字报刊平台2012年01月17日 上一期 下一期

在新的矛盾统一体中确立价值认同

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东亚系主任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张旭东

    刚过去的2011年,整个世界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这些近年来持续发展的变化,似乎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中国在世界历史中位置的契机。同时,整个社会也颇有些迷惘的情绪,众声噪杂而缺乏方向感。这时对于今天中国的根基的理解也许是重要的。

政治、思想和理论全方位地失去活力乃至动力

    自2008年以来,美国和欧洲经济陷入冷战结束后最深重的危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问题又一次活生生地摆在人们眼前。但与此同时,在全世界范围里,我们看到的不是问题意识的高涨,而是问题意识的缺乏,是政治、思想和理论上全方位地失去活力乃至动力。西方已经不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后那样,是“历史终结”后的榜样,是唯一普适的标准。随着形势发展,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日益崛起和2008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危机的此消彼长,世界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这样的形势下看中国,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和发展,与整个西方缺乏活力形成鲜明对照。但另一方面,我们同样要认清的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中国也都面临。中国既然变成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也就与所有全球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不可能独善其身。

    事实上,全世界范围内的公开或潜在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在中国都存在。在这样普遍的困境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保持这样的势头,这不能不让人去探讨,是什么样的资源和活力能够为这样的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活力和合法性?但这种深层的动力与合法性来源,并不能取代一种更为直接的观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既然是经济领域的主导者和规范者,既然是一个代表全民和全社会利益的仲裁者和管理者,那么国家事实上要为一切经济领域中产生的不公正、矛盾和冲突承担道德和政治责任。就是说,经济领域里不管产生什么问题,国家最终要通过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和行政管理系统内部的政策手段来调节它、缓和它、克服它、消除它,以此来保证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和价值上的正当性或者说合法性。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尖锐的矛盾,即哈贝马斯在他的《合法性危机》中指出的“合理化”与“合法性”(或正当性)之间的矛盾。国家内部针对经济领域的理性化调节叫合理性,一个国家根本的政治、道德和价值上的说服力叫合法性。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在面对市场经济和维护公民利益时,事实上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一样面临两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即国家在经济管理领域的行为越合理,它就越把整个经济领域置于国家系统内部,由经济领域必然地产生出来的矛盾(如不平等)就越将被充分地吸收进政治领域,经济矛盾就越会被有效地转化为政治矛盾,并由此逐步导向国家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危机。

    如果我们正视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市场经济活动的合法性,我们就必须在理论上准备好应对政治、道义和文化意义上的合法性危机。在此过程中,国家越是希望稳定,客观上就越把经济领域的矛盾,通过强有力的合理的(rational)的国家行政手段和制度安排,一步一步转移到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矛盾向政治领域结构性转移,如果激化到对宪法和立国的原则根本政治原则及其后的道德、伦理价值的置疑,那么理性化的经济领域的危机最终会变成政治领域里的合法化的危机。当今中国同样面临这类问题。

中国在与“自由民主”制度竞争合法性和价值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确处在同发达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全面竞争状态中,这个竞争就是合法性的竞争,价值基础和意义生产的竞争,最终可以说是文明的竞争,因为这样的竞争最终针对的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定义和社会生活的未来。

    当代中国对“稳定”的希求本身具有一种特殊性,即在价值和意义体系建设(即最高意义上的中国文明的重建)未完成状态下如何保证国力增长的可持续性,如何保持起码的社会凝聚力和价值认同。但问题在于,社会和谐稳定的追求和确立本身恰恰需要矛盾论的思维,而不是无视、回避和遮掩矛盾的做法。回顾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从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其实给中国社会特别是国家体制带来活力的核心概念,恰恰是矛盾的概念。中国革命立国的历史经验就是不但不怕矛盾,而且要去主动、积极地发现和分析矛盾,努力地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特别是不利的情况下,以矛盾性的思维、辩证法的思维把握变化,在变化和矛盾当中变被动为主动。我认为这个传统是新中国非常宝贵的资源,是其政治文化活力的基础。

    今天把经济发展放在核心位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追求稳定显然并不等于回避矛盾、压制矛盾、隐藏矛盾或者对矛盾视而不见,不然无论是执政党、国家、知识界乃至社会性的文化思想资源都会逐渐失去活力。如果当代中国社会自身的内部运动不能在矛盾的意义上被理解为生产新的历史实质的源泉,那么所谓“稳定”只能最终带来思想、文化、价值领域的官僚化,当代中国社会就会日益丧失主观能动性。如果我们丧失了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去把握矛盾的能力,那么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占主导和统治地位的那种简单化的市场神话等各种神话,就会自然而然地作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导因素,就会成为事实上的秩序的制定者和意义的赋予者。中国要为自身的经验作合法性辩护,要走出有自己特色的道路,矛盾的思维恰恰是强有力的思想工具和价值资源。它可以使整个国家,无论是政体还是社会生活、文化思想,都把自身理解为矛盾统一体内部的对立着、战斗着的方面,并由此激发出自身积极的、创造性的能量,在变化中创造出新的质,从而在新的矛盾统一体中为当代中国做一个新的价值的奠基。

世界越来越破碎化、零散化、个人化、去中心化

中国需要凝聚

    在市场经济、理性化这些层面上,今天中国与整个世界走着相近的道路,整个社会越来越破碎化,越来越零散化,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去中心化,整体、中心、集体、社区等等所有这些传统意义上的规范性东西都在解体。基于政治本能,中国社会现在需要把日益破碎的东西凝聚在一起,但是凝聚的办法不可能是捏合,生硬的、空洞的官僚话语只能提供形式主义的统一,而不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有思想战斗力的东西;政党组织或国家行政管理系统的理性化本身也并不能解决来自政党和国家系统之外的“合法性危机”的压力。

    要真正从哲学的层面维护甚至创造性地发展出整体的统一体,当代中国思想界需要在冲突的多样性、在混乱和变化中不断界定矛盾双方的性质,在矛盾统一体不断地破裂和重组中把握新的质,而不是简单地希望量变(比如单纯的经济增长)能自然而然带来新的质(比如中国文明的新定义)。新的质的形成,意味着价值空间里新的矛盾统一体的形成,这才谈得上新的政治文化、情感结构和价值基础。

    今天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毛泽东那一代人面临的挑战更大。他们当年虽然艰苦卓绝,但是矛盾的对立双方是非常清楚的。6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历曲折的大发展,西方内部也经历了一系列理性化进程,比如去殖民化、福利国家化等等。今天世界的局面比当年远为错综复杂,其中最大的挑战恰恰就是矛盾和冲突不像以前那么好界定,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大片的灰色地带,哪怕在“敌我之辩”这样的政治思维的内部,对立面和矛盾的状态也是不清晰。在这个意义上,这真是一个磨炼思想的时代,可是在这个思想更为自由的时代,我们的思想恰恰缺少明确的对象、问题、资源和动力。总的来看,今天世界的思想和文化,确实找不出什么特别令人兴奋的东西,也缺乏有创造性、想象力的热点。不要说跟二十世纪革命的大时代相比,就是跟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前相比都在逐步弱化,越来越平均化,越来越零散化,越来越不能把握住基本的大问题和矛盾。

    今天全世界范围内缺乏思想活力的原因不是因为当今世界没有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在具体社会分析、文化分析、思想分析中没有能力找到真正的矛盾症结。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矛盾,而是缺乏真正的矛盾性的辩证思维去把握它,缺乏在变化和质的多样性的内部把握新的质产生的能力。回顾历史,矛盾的辩证思维是我们革命立国的传统,而这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的价值根基。那一代人不承认有一种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的质,而是强调一种辩证的、由事物自身的矛盾发展出来的结构,这样才可能通过矛盾的分析、斗争,通过旧的矛盾体的破裂、新的矛盾统一体的建立这种不断转换的过程,建立新的质,建立新的统一性,这就是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可以变成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今天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通向稳定发展的最好方法不是回避矛盾,而是主动地去迎接矛盾,去积极地分析、观察,通过把矛盾、问题找出来,去解决这些矛盾。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大体上是稳定的,国家的根基是牢固的,绝大多数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党内矛盾,是知识界内部的矛盾,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这些矛盾恰恰要通过讨论、批评和“思想斗争”才能真正把社会的活力激发出来。如果我们不承认这样做的必要性,事实上就等于说我们在矛盾的环境中对自己没有真正的信心。如果只是回避问题,或者谈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客观效果只会让那些流俗的主导社会意识大行其道,因为这样的话社会领域中的多样性、丰富性、可能性、创造性就被压制住,而流俗意见和种种迷信却可以大行其道,因为它们碰不到任何真正的抵抗和挑战。

活的传统需接受当代矛盾冲突的考验

    传统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也越来越成为当代发展中的活跃因素。如何看传统中国文化相对于其他元素在文化认同中的位置以及它在未来进程中的位置?怎样看当代文化认同与时势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呢?

     当前中国对价值、文化特别是对传统的讨论,还非常地不充分和简单化。首先,我认为把传统仅仅作为典籍、宗教、或习俗拿出来,是完全不够的。这样只是在社会规范性的意义上做出一些新姿态,建立一些行为规范,但是它不能回答这些行为规范背后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以及对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是好的生活,人和人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等等问题。它不能打动人、改造人,不能让人获得一种新的道德资源,往往会变成一种表演性的、商业性的最终是自欺欺人的东西。当今中国人不能遗忘,在遭遇资本主义之前,在没有经过现代性血与火的考验之前,所谓“中国传统”只能说是一种局部的存在。我们讨论传统时要承认一个历史事实:它是一个曾经被彻底打败了的东西,是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土崩瓦解、被几代以救中国为巍?任的中国读书人所摒弃的价值体系。如果我们今天抱着一种小富即安的心态,“自然而然地”把传统原封不动地请回来,那么它除了为个别已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的人提供某种心境或“文化情调”外,是解决不了任何社会、政治领域的实质性问题,也对意义和价值领域里的实质性争论无所裨益。

    我认为我们需要特别强调,重视传统不是把旧的东西直接原封不动地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面搬到前台,弹去上面的尘土,放在客厅里,请回讲堂上去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活的传统,作为价值资源、道德源泉,为新的精神生活注入活力,必然也只能通过一种新的当下经验,回到矛盾,把传统作为当下错综复杂的矛盾统一体中的一个方面,才能作为一种新的、积极的因素,参与到界定当下、界定历史的斗争中去。在这个矛盾统一体的总体性中,传统可能只是一个次要矛盾中的次要的方面,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只能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西方文化霸权和非西方世界文化复兴的矛盾、世纪范围内以及各个社会内部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等等这样的基本矛盾所界定,虽然有的时候次要方面会变成主要的方面。问题的关键昍?,在今天的矛盾整体当中怎么理解传统,怎么把握它,什么时候把它作为一个批判的资源,什么时候把它作为一个继承对象?更关键的是,在今天面临的处境中,只有通过新的辩证思维、矛盾思维、斗争思维,才可能获得对传统的新的敏感,把传统变成我们今天的资源、工具或武器,那个时候我们才对传统具有真正有意义的判断力。

我们缺乏吸收传统营养的能力

    我们今天面对“传统”时最大的麻烦是,谈论传统时我们对传统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分析能力和分解能力、免疫能力、和吸收营养的能力;哪怕传统本身确实是一种营养,我们却都还并没有吸收这种营养的能力。只有在新的斗争、新的问题意识、新的需要产生的时候,传统或者它的某一部分才能以转化了的形式,进入今天新的文化意识和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传统同样也要变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才可能有用。原封不动搬过来的东西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们并没有和新的矛盾结合在一起,没有变成新的矛盾统一体的一个方面,没有注入新的思维。

    所以,我认为传统的确非常重要,但是要把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前的东西,变成能够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后的生活世界有所帮助的东西,我们就必然要把“传统”通过我们今天的斗争带入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内部当中去,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作为一种被动的存在或“文化财富”,一厢情愿地、主观地去做某种文化本质主义或者是自我中心论的阐释。西方世界的危机并不需要“东方文明”去解救,尖锐地指出这一点的不是别人,正是国内学人极为看重的、在传统问题上有深邃洞见的海德格尔。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其同“传统中国人”更近,不如说同“西方人”更近。我们固然同自身的传统有一种继承关系,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问的不是传统能为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能为传统做什么;不是传统如何解救我们当代人于倒悬,而是戍?们当代人在自身命运的搏斗中,如何把传统带入一个新的生命的时空中去。在这个时空里,传统才能作为传统向我们说话,我们才有资格说我们是传统的传人。

怎样才能建立起新的文化认同?

    最后谈一下所谓中国的自我认同,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是中国人。认同(identity)很容易被建立起来,也很容易被拆掉,因为严格地说认同是一种虚构(fiction),是一个故事,是一种整合起来的东西。比如,在革命的过程当中,人民的概念,以及“敌”与“我”的概念,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成分和构造。它们既然是被构造起来的东西,同样也能被解构掉,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

    所以在谈认同(中国的认同、文化的认同、价值的认同、政治的认同、国家的认同、社会阶级的认同,等等)的时候,一方面需要意识到它的必要性。我们生活在各种各样已经形成的强势认同中,如果你没有认同的话,就会被别的认同所界定;如果我们不愿意被别的认同所界定,我们自己就要形成对自身主体的新认同。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以为这个认同就是本质,认同并不是真的本质,甚至不可能是本真性(authenticity)。比认同更为重要的概念就是本真性,即什么是真正的东西,什么是新的质(substance)。本真性的概念不是给定的一成不变的概念,不是某些风俗、习惯、生理特征、社会特征,也不是用画脸谱的方式勾画出民族性或者民族特色,比如中华民族自古爱好和平、秉性孝敬父母。本真性指的恰恰是前面说的在高度政治性的、雍?体性的存在的斗争当中形成的凝聚力、政治意识、积极的意志和创造世界的能量,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和价值存在。

    从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来看,正是在中国人全身心投入革命,或者全身心投入新社会建设中的时候,对中国的认同是高度清晰的,它的内部非常地丰富,也非常地坚强,这是一种强势的认同。这种对所谓认同的强势界定,是一种高度的价值创造,是在高度政治性的集体行动中创造出来的,它为此后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奠定了基本的格局,奠定了对自我身份的基本理解。这一格局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但随着环境的变化也会被逐渐侵蚀、弱化或者消解。这个时候寻找新的认同又成为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

    因此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机械和僵化地描述一成不变的中国、中国人、中国文明或者中国文化,因为中国一直在变,一直在生成新的质。今天中国人做什么样的事情是严肃的,是认真的,是生死攸关的,这种历史的和存在论意义上的本真性问题,必然要作为当前的关键问题变得日益清晰而尖锐。这种矛盾中的斗争会在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的同时,带来一种非常强势的新的认同。也就是说,我认为认同问题是一个顺带产生的问题,是相对次要的问题,它是在更严肃、更专心致志的、更生死攸关的选择和行动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东西。

     我们不能把生死攸关的选择和行动放在一边,而成天面对苍天绞尽脑汁地想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国传统。问题应该集中在如何激发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内在的活力,思考中国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这样的应对需要激发出中国人什么样的能量,投入什么样的行动。在不断考验当中才有所谓的中国文明、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中国价值。以前古人留给我们的东西,实际上是他们在其自身历史条件下经受某种考验,在殊死搏斗中留下的言行、思考、和痕迹,这是所谓中国传统的最直接的定义。中国传统并不是因为有着两千多年的流水账就叫做中国传统,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人古往今来真正做了哪几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留下了哪些人物、哪些形象、哪些价值、哪些持久的激励人心的故事。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最近的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行动。目前我们处于仍在展开的历史时间中,与上一个大时代遗留下来的认同框架和价值框架相比,当前的中国认同的面貌还是不清晰的,我们还需要接受历史的考验,我们只能努力为这种考验做好准备。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 收件人:zdjun@263.net 中国改革论坛邮件订阅 2012-01-22 14:00:07

提防政治改革激进化

----南巡讲话20周年 期待改革有新突破

郑永年

2012-01-22

  
  2012年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一个是美国总统大选。国际社会都在看中美政策会有怎样的连续性和变化。可以说,十八大对中国的持续崛起意义重大。目前中国有关经济转型、科学发展观等发展目标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已经确定,这些政策不会大变,关键是怎么执行,怎样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主要是进行经济改革,但经济改革带来一些负面效果。从2002年十六大开始,我们开始提经济转型、科学发展观,提出社会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橄榄型社会等等,中国改革也随之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些概念表述不同,但其实都表达一个意思———中国需要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如何找到社会改革突破口?这里可以作一些历史比较。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经济改革,整个80年代都在实验,但一直没有突破口。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才找到了突破口。而从2002年提出来开始的社会改革,到现在内容也在不断丰富,目标逐渐明确,比如社会低保、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保障房建设也开始慢慢做。社会改革正如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一样,能做的也开始做了,但缺少一个重大的突破口,将社会改革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今年是南巡讲话20周年,十八大后能否找到改革的突破口,这是国内外最期待的事情。

  所谓的突破口就是说,任何改革不可能全面推进,全线推进,只可能在某点突破。1992年南巡讲话后所产生的突破口有几个:1994年的税制改革,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以及后来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入WTO,这些都构成了目前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制度。这些制度都已建立,大的经济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已没有了,当然它们仍需进一步完善。财政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和国企的改革还要深化。

  我认为,未来主要突破口应该在社会改革上寻找。社会改革包括几个方面,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保障房等。所有这些全面推进也是很难的,其中一两个方面有突破口就很不错。这些社会制度如果建不好,消费社会、内需型经济就难以形成。不过,我并不赞同中国建设福利社会,因为中国还没有全面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谈欧洲式的社会福利并不现实,也往往误入歧途。等到中国到了中上收入阶段,福利社会才会有可能。但是,中国必须确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2-01-23 17:05:47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

体制模式是苏联剧变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契合点

——就《苏联剧变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一文与程恩富和丁军先生商榷

马龙闪

    在苏联剧变20周年到来之际,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上读到了程恩富和丁军发表的《苏联剧变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下文统称《程丁文》)一文。在我国这一重要刊物上,能够发表对传统的斯大林体制模式在苏联剧变中的重要作用做这样认同和评价的文章,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这对就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是有益的。因为《程丁文》在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上摆脱了“九评”的观点,它这样来分析苏联剧变的原因,较之归因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变质背叛”,要更客观、更接近历史实际一些。应该看到,当前在我国学术理论界,还仍有一些论者抱着上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和“九评”的观点来观察苏联和斯大林问题。有的甚至是这种观点进一步发展,把戈尔巴乔夫孤悬于历史联系之外,非历史主义地将其描绘成不可理解的“天外来客”式的“背叛”。这些为我国思想理论界多数和主流所不取的观点,至今仍在某几个重要部门和刊物上占有支配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落后现象。我国学术理论界目前够能提供平台,同这类观点一辩是非,不能说不是一个可喜的进步。我们希望这种探讨能够继续下去,以此打破沉闷的空气,推动学术的活跃和发展。我们相信,真理定会越辩越明,平心静气地进行学术切磋和研讨,对于学术的发展和进步是大有裨益的。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笔者愿就苏联剧变原因问题同《程丁文》进行一些商榷和探讨。

一、应勇于面对历史,准确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程丁文》认为,苏联剧变存在“三大主要原因”:一是“思想原因: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而僵化的思想理论和传统宣传教育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二是“组织原因:苏共逐步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而存在严重弊端的组织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三是“政治原因: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

     我们注意到,《程丁文》在分析苏联剧变原因时把传统体制模式因素提到了一定地位,给予了某种程度的重视。具体说就是,从思想、组织、政治三方面着眼,就一定侧面来考察传统体制因素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作用和影响,这的确抓住了一些重要之点。对此,是应该给予关注的。但同时也应看到,历史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发展链条和演进过程,历史和现实又是一个密切交融汇接、血脉连通的有机统一体;历史是过去曾经的现实,现实又将成为未来的历史。它们通过人物和事件、权力与服从、思想和惯性、传统与继承,具有远比常人所意识到的极强的连贯性和继承性,因此,今天与昨天,当今与往昔,现实与历史,也有着人们往往难于想象的密切联系,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割不断、切还连的血脉韧带关系。可以说,现实是过往历史的延续,而历史又是现实所由来的根据。《程丁文》所谓苏联剧变“三大主要原因”中,每一原因中的“现实因素”,其实都是扎根于历史传统体制之中,也是由这种体制模式所产生并导致的结果。就以“组织原因”为例,苏共“提拔和重用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是由高度集权的全面任命制的官职等级名录制度造成的;并且一如《程丁文》所说,任用的重要标准是对“上级个人的忠诚”,而不是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这种用人标准和传统,实际上早在1920年代中前期就已形成;在这种人事组织制度下,以是否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标准提拔干部,是十分困难的。

     再如苏共领导集团的状况,特别它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现实状况,这是历史积淀的结果。这些历史的积淀,远者可追溯到历次社会政治运动,特别是“大清洗”及其后果,近者可追溯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老人政治”及其政治生态。战前“大清洗”和战后的镇压,分别清除了两代杰出的政治精英和领导人:老一代以布哈林(1888—1938)和皮达可夫(1890—1937)为代表,他两人是列宁时期中央委员会中被列宁称为“最年轻”和“最杰出的力量” [1];布哈林曾被列宁誉为“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皮达可夫则被列宁称为“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 [2]被清洗的较年轻一代中,以尼•阿•沃兹涅先斯基(1903—1950)和阿•阿•库茨涅佐夫(1905—1950)为代表,前者是40年代党内的经济专家,曾担任苏联计划委员会主任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后者曾任战时列宁格勒党的书记,经受过战时列宁格勒前线的严酷考验,战后被调任中央主管组织和安全的主席团(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和库茨涅佐夫都曾被斯大林作为政、党系统接班人认真考虑过。如果上述这几个才干不凡的领导者不被镇压,布哈林1953年也才65岁;皮达可夫这时才63岁,他们与当时四五十岁的沃兹涅先斯基和库茨涅佐夫相搭配,可以构成不同年龄梯队的接班人。试想,如果不是战前的“大清洗”和战后的镇压把他们统统除掉,而是把他们这些“杰出人才”一直充实在苏共领导集团中,并由他们接班,取代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粗暴、鲁莽、庸碌之辈,那苏共领导集团会是一种什么局面。有人会说,你这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假设;但中共的历史并不是假设:在“文革”中,中共保留了一个邓小平,就使中国的当代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与辉煌。如果不是斯大林滥杀无辜或听信谗言,苏共难道不会同样有类乎邓小平这样的人物留存下来吗?

    原本列宁带出来的布尔什维克队伍,起初并不缺少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为什么没能得到提拔和重用,就是因为没有组织制度的民主机制保障,一切由最高领导者个人说了算,实行独断任命。稍有与其意见相左者,就被打下去;而只有百依百顺,逢迎拍马者,才能平步青云;而这些人往往又是庸碌之辈。看看斯大林留下的班子中,这样的人占了多少!所以,苏共领导集团中后来出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之流接班,80年代中又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戈尔巴乔夫实际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老人政治”的直接产物,由他出任总书记是在三年间连续三任总书记因老迈死于任上,只有戈氏一人年轻,是无法选择的一种选择。由此可见,苏共逐步“提拔和重用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这既是传统组织体制机制造成的,也是由传统政治体制和非正常政治生态原因所带来的。

     至于苏联形成的“长期思想混乱”,远比由所谓 “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有更深的渊源。苏联“思想混乱”的实质,是长期形成的信仰危机:苏共把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双双神化:斯大林是神明,是“天才”,而他建立的社会主义更是人间的“最高理想”和“天堂”。但二战后期苏联数百万军民追击德寇,打出国门,在欧洲与盟军和当地居民的接触中,看到了西方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准,这使过去的神话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几百万军民亲自耳闻目睹,比任何宣传都有说服力。他们还把在欧洲看到听到的一切,都带回了国内,告诉了亲朋好友和一切可以告诉的人们,包括比他们年龄小的学弟学妹们和下一代。这种影响之大,是有大量文献记载的。近些年披露的苏军战士日记和家信均有涉及。苏军战士回国后不少人都这样说:“我们都看到了那里(指欧洲)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大家都这样说,比我们国家生活更糟的地方,哪里也没有。” [3]在战争中,还另有一种思想碰撞和交流:战友们滚爬在一个战壕,生死与共,无话不讲,交流了战前各地各部门包括“大清洗”、大饥荒的情况,也了解到战初苏军的惨败状况。——上述所有这些,在战后统统得到传播和扩散,这使人们对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产生深深的信仰危机: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忍受眼前的极度贫困和痛苦,来换取遥远的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

     对于苏联军民打出国门所受的影响,战争中的见闻和感悟,斯大林不是通过细致创新的思想工作和加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解决,而是在战后初期,以反对所谓对西欧资产阶级的“卑躬屈节”、反对所谓“世界主义”,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镇压运动,在各个领域对知识分子、对军人、对青年展开批判斗争和政治镇压。镇压只能封人口舌,解决不了思想问题。所以,战争后期几百万军民在国外的观感和影响,以及战后初期(1946—1952)的镇压,影响是长远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一些重要民主派人物(如雅科夫列夫)和持不同政见者(如作家索尔仁尼琴),都是参加过二战的军人,是在战争中和战后成长起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们的“思想混乱”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失望,根子扎得很深,并不完全是所谓“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这些表象引起的。赫鲁晓夫仅仅停留在从个人性格上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而没有着眼于从体制方面去清算个人崇拜,所以他的改革不深入、不系统,显得凌乱无章,就与此息息相关。没有真正触动体制,便清算得不到位,因此,谈不到“过度否定”的问题。

    至于“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所产生的影响,这是存在的;但人们在看到西方和平演变措施的一面外,还应看到苏联在这方面所采取的反制措施:对西方的无线电广播,苏联一向有强大的广播干扰,加上苏联民用轻工业落后,它国内生产的无线电收音机和电视机质量极差,很难接受到外来广播;况且苏联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向来对收听敌台广播者治罪甚严,也很少有人敢于接听、接看。至于西方印刷品的传播,苏联同样层层设防,禁锢森严,很难大量传入。所以,西方的和平演变措施在宣传上所发生的实际效果,并没有人们通常所估计的那么严重。

    人们的信仰危机之产生,首先是苏联官方许诺太多,把斯大林个人及其社会主义吹嘘得太美好、太富魅力,而现实社会却是另一个样子,这造成嘴皮子上说的与实际落差太大;而苏联现实社会问题又长期得不到改善,苏共的教条主义理论也不足以应对这种情况,这就造成长期的思想混乱。

    如果我们能勇敢地面对历史,准确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那就会清楚地看到,“现实因素”是历史造成的,苏联现实的种种弊端大都是传统体制弊端的遗留和结果。因此,与其把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分为“三大主要原因”,勿宁说把它们归纳为一个“深层次”主要原因更合适、更准确,这个深层次主要原因,就是传统的苏联—斯大林体制模式。

    实际上,《程丁文》在论证过程中得出的逻辑结论,也“下意识”地、不自觉地承认了这一点:文章通过对“三大主要原因”的阐述,在做结论时说道:“综上所述,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长期的思想理论混乱是基础性原因,长期的组织政策失误是关键性原因,而实行‘改革新思维’的政治上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 这里的逻辑很清楚,这“三大主要原因”,是“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之上的。无需多说,“基于”二字已经把这“三大主要原因”与传统体制之间的关系讲得很明确了:传统体制模式是基础性的、基本的、或者说是“深层次”的,而所谓“三大主要原因”则是建立在这一传统体制模式之上的。这样论证的结论,与我们上述提出的把历史与现实统一起来,找到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传统的体制模式——这一观点,是恰相符合的。当然,我们这里是说 “下意识地、不自觉地”得出了这一逻辑结论,这或许是历史逻辑的强大力量在一闪念间占了上风,让作者得出了这一结论,而同其先入的论断相矛盾。

    实际上,分析历史过程发展演变的主要原因与分析主要矛盾的道理是一样的,“重要原因”可以一、二、三,进行罗列,而“主要原因”和“主要矛盾”则只能有一个,不能有多个;有多个“主要”,也就无所谓“主要”了。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4]

    按照这个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我们如果把《程丁文》所说的造成苏联剧变的思想、组织、政治“三大主要原因”综合起来,“捉住”其主要原因,那么,这主要原因不是别的,恰恰正是传统的体制模式,因为恰是传统体制模式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其实,研究苏联剧变这个复杂的历史事变,总的原则还是应遵循恩格斯的这一教导: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其“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 [5]把这一论断运用于解释苏联剧变的原因,这就是说,苏联剧变的原因是多因素合力形成的结果,而体制模式因素,尤其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体制模式因素,则起着决定性的主要作用。

    二、从实际出发,如实准确地概括学术论题和学术观点,是学术评论的基本要求

    我们认为,对学术综述和评论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了解相关学术领域的动态,从实际情况出发,准确地把握学术论题,如实概括学界观点,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有针对性地进行品评和论析。否则,如果对目标、靶子概括得有失准确,出现论题认定上的偏误、学术评述就有可能变成无的放矢。这种情况,恰似费了一番思索,运筹了一通火力,本想向目标处开一重炮,结果却是向空中无靶子处开了火。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正是在这类及有关问题上,我们感到需要与《程丁文》进行如下商榷。

    1、对“戈氏改革失控论”、“人民群众抛弃论”、“军备竞赛拖垮论”和“民族宗教失策论”这四种“主要原因论”,概括得似乎并不准确。就我们所知,苏联剧变解体20年来,在有关苏联剧变原因研究的学术史上,曾有过“外因论”,即认为和平演变为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这是在苏联剧变刚刚发生之后,在我国学术界曾出现过的、存在时间很短的一个研究阶段,但马上让位于“内因为主、众多因素论”的研究阶段。从1996年开始,我国苏联学界遵照中央指示,开始探寻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这期间,最初曾有很短时间主张“经济主要原因论”的,但不久就进入苏联—斯大林体制模式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论阶段。自新世纪头十年中期起,戈尔巴乔夫“背叛主因论”开始抬头、兴起。至今,在学术界基本以上述两大观点为分野,形成两大学派。从这一学术史的概况可以看出,在我国学术界从未出现过上述这四种“主要原因论或根源论”。将这些因素视为局部性原因,认为它们与其他因素共同形成合力,对苏联剧变发生了作用,——这种观点倒是确实存在的,但单独把其中之一视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恕笔者孤陋寡闻,的确没有与闻过。鉴于此,笔者对涉及上述四个问题的研究用 “主要原因论”加以概括是否准确,是否符合学术界的研究实际,是表示怀疑的。

    至于少数或个别学者是否如此持论,就《程丁文》所引用的一些学者的言论看,也不足以说明他们认为这些因素为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他们往往只是在谈到上述有关因素时,强调与苏联剧变有关,是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一个局部性原因;当然他们强调的轻重缓急各有不同,但无论如何,很少有人把这些局部性因素提升为“主要原因”加以谈论。就笔者本人所了解,长期研究苏联问题的资深学者周尚文、叶书宗、左凤荣等,并没有哪位浅薄到把这些局部性原因作为“主要原因”来看待的。退一步说,即使有哪个论者如此持论,在学界也绝无代表性可言。所以,把这些局部性原因推演、转变为“主要原因”甚至“唯一原因”,去一一加以反驳,一是属于对这些学者的误读或曲解,二是属于无的放矢,并没有针对性可言。至于在这一部分的评述中,《程丁文》有时把显然是与苏联剧变有关的局部因素扩大、推延为主要因素甚至唯一因素,再加以反驳,这不啻也有逻辑上“转换论题”的问题。

    2、在资料的使用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突出的例子,是对巴乔夫在土耳其 “安卡拉美国大学”的讲话作为可靠资料使用,有失恰当。早在十年前,这个讲话就已经我驻土使馆和记者多方调查,查无实证:一、土耳其根本就没有“安卡拉美国大学”这一教育机构;二、所指讲话的年份1999年,戈尔巴乔夫根本就没有到过土耳其访问。 [6]所以,这个讲话属伪造,属子虚乌有,是十分肯定的。这在2001年学术界就已经搞清楚了。鉴于此,关于戈尔巴乔夫是属于思想发展演变问题——由体制内改革转向体制外改革,还是属于“叛变”的问题,还需进一步商榷。当然,戈尔巴乔夫错误方向的改革,是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直接原因,这一点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戈尔巴乔夫经历了一个由体制内改革走向体制外改革的过程,而且他转向体制外改革是在改革受阻的1990年之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思想发展变化的问题。

    3、搞历史研究要用可靠的史料说话,凭“逻辑”和“经验”进行推演,往往是靠不住的。文中对“断定身为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推行大俄罗斯主义’”的说法,深表怀疑,并就此接着说道,“这本身就值得从经验和逻辑上加以检验和推敲”。可是,在苏联史学界人人皆知的一个事实是,列宁就这个问题批评斯大林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 [7]这就是说,俄罗斯化了的非俄罗斯人,在推行大俄罗斯主义上比俄罗斯人还要俄罗斯人。斯大林1922年就苏联成立一事、在处理高加索问题时,主张把高加索各民族共和国机关统一到俄罗斯联邦机关之下,也就是令其接受俄罗斯联邦的领导,用集中制取代联邦制,这是一种典型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做法。列宁就是在谈论这件事,批评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时说这番话的;关于斯大林,列宁还进一步批评说:“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8]列宁在这里批评的三个人,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是格鲁吉亚人,捷尔任斯基是波兰人,都是“俄罗斯化的异族人”,他们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比俄罗斯人还“过火”,这是列宁指出的明明白白的史实,所以仅用一般“经验和逻辑”推演,在史学上是不牢靠的。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等人的大俄罗斯主义继续发展,到二战前后,以至把11个少数民族、达上百万人从原居住地驱赶到边远或严寒地区,这并不是偶然的。对这样的历史事实应该给予正视,而不能用任何理由加以辩护。主要是在斯大林时期埋下了民族问题的根子,只不过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是借机爆发出来而已。研究问题不能本末倒置,把明明白白由斯大林时期造成的问题移植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这是对历史的颠倒。文中类似论法,不只一处,这是应当避免的。当然,民族因素只是苏联剧变的诸多因素之一,单单此一因素并不足以引发苏联剧变,此论我们是认同的。

    尽管我们同《程丁文》存在上述商榷意见,但在苏联剧变20周年到来之际读到该文,确实感到这是我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个进步。它能对传统的斯大林体制模式在苏联解体剧变中的重要作用做这种认同和评价,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我们愿意同上述观点的论者多做沟通和对话,相信经过平心静气的切磋和商榷,是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逐渐消除分歧,达成认识上的进一步接近或协调的。

 

 

 

 



发件人:"周一" <zhou198989@gmail.com>2012-01-22 17:31:43 收件人:"balian2008" <balian2008@163.com>, "chaiziwen" <chaiziwen@gmail.com>, "chdsen711" <chdsen711@126.com>, 'Ericsson, "NilsOlof'" <noe@kinesiska.com>

韩寒加油!

周舵

2012.1.16

    看了《韩三篇》,喜不自胜!我要说,有了韩寒,80后、90后前途无量;多几个韩寒,中国大有希望—不必太多,有几个就行!!以下说说鄙人的浅见:

    1,我翻遍历史书,居然发现人民群众确实从来没有创造过历史!——当然、当然、当然,你不要读1949年以后大陆中国人写的历史书;除了极个别的,比如钱乘旦的英国史,沈志华的中苏关系史,秦晖的那些书(抱歉,不可能都提到),其它几乎统统是垃圾。事实是,创造历史的,要么是极少数人,要么也是极少数人组织、领导的。关于这个题目,我热忱推荐曼库?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千万别听那一帮子极左民粹胡扯八扯,那都是邪教,进去一个死一个,进去两个死一双。

    至于说历史是谁写的——历史是历史学家写的。这不是废话吗,还用多说?哪有“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回事?

    当然,我们必须先定义什么是“人民”。按照党的教导,“人民”或“人民群众”,是指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即体力劳动者;韩寒说的“文人”,知识分子、小资、白领都不是人民,企业家就更不是,他们叫作“资产阶级”,属于“敌人”之列。党和政府的官员呢?他们理论上是“人民”的先锋队,但到了文革时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在“人民”和“敌人”之间晃荡的可疑分子。

    2,易中天老师的话都要认认真真听,仔仔细细学;他才是大师。正如他所言,写字、说话之前,务必先学好逻辑;最起码,务必把概念和名词定义清楚。这件事不做好就开口说话,说难听点,就叫胡说;提笔写字(打字一样),就叫找抽。说客气点,就好比拿野蛮人的石刀石斧造汽车,拿泥坯盖大楼。那叫假冒伪劣,谋财害命。

    3,我特别奇怪的是,韩寒没有照这个说话写字的起码规矩办(其实这规矩就是学术规范!),他用的概念的正确性却八九不离十。这就有两个解释:第一,韩寒是超天才;但这不大可能,甚至根本不可能,因为照林彪同志所说,天才五百年才能有一个,大天才毛泽东才死了几年啊?——顺便说一句,林彪同志不是瞎编的,孟子早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那么就只能是第二,韩寒说他不读书是扯谎。他的书架上没有书,不一定床褥子底下也没有。谁敢说他不会把反动书籍(和毛片一起)都藏抽屉里锁上了?所以,我要劝韩寒说话悠着点,别把咱们政府官员惹毛了,抄家抄出来,就不好看了。

    4,大家谈了这么多“革命”、“民主”、“自由”,可说的全都根本不是一回事。就是因为没有严格、公认的定义。这么讨论问题,就好比踢足球不往对面门里踢,专门踢人、打裁判一样。太无聊!太无耻!纯属胡作非为,我只能替你们害臊。就这样,还想要民主?良治的自由民主是建立在一大套制度和文化的基本共识基础上的,就你们这种连话都不会说,开口便错并且各有各的错法——正确的话都相似,错误的话各有各的错误——的水平,共识从何而来?

    5,定义是有规矩的。我引另一位大师的文章如下:

    《多歧义的革命》

    《炎黄春秋》2008年第一期秦晖的大文《专政、民主与所谓“恩格斯转变”》,资料翔实、论述严谨,十分精彩。仅有一处,我认为欠周详,就是对“革命”这个关键词的诠释——秦晖说,“承认人民有权反抗暴政”“即有权革命”;美国《独立宣言》承认人民有革命权(如果政府损害人民,“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除它”)。在秦晖的大文中,“革命”就是“反抗暴政”,“以暴抗暴”,“改变或废除政府”。

    我们首先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状:“革命”是个歧义纷繁的多义词。如果以托马斯.库恩的“范式”(paradigm)之有无作为划分“科学”和“前科学”的标准的话,各门社会科学可能除经济学之外,都只能算是“前科学”——建立范式的核心要求之一是,每个基本概念都要有严格、单义、公认的定义,而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现状却几乎是恰好相反。在这种不合理想的状态下,我们只能是:第一,“要建大厦,先烧出好砖”, 必须对于自己使用的、词义不统一的基本概念给出尽可能清晰、严谨的定义。第二,这个定义应当尽量不超出习惯用法的范围,尽量避免“横空出世”、“别出心裁”。第三,由于习惯用法是多义的,作者应明确说明自己在这多义中的取舍;第四,当选择的习惯用法实在不够用时,说明作者自己的附加义。

    本文并不涉及作者自己对于“革命”的定义,只限于对“革命”一词的习惯用法作最简略的分类。

    首先,从词源说,“革命”一词最初是占卜术士预言“命运之突然转折”,从“revolution”的构词法便可看出这一“转折”、“回旋”的含意;用于政治领域时,则专指“用暴力突然推翻统治者”,即今人所称的“政变”。《独立宣言》所言“革命”即此义。美国革命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改成共和制算不上是实质性的政治变革,基本政制仍然是英国式的自由宪政。是美国人基于联法抗英的立场,夸大了这一“革命”的实质意义。

    其次,革命本身并没有方向性,可以往未来革,也可以往过去革。指向未来者为激进革命、左翼革命,指向过去者为保守革命、右翼革命(“激进”也是个多义词,既指目标,多指向未来;也指手段,与“渐进”相对)。照此,英国17世纪的内战和短命的共和创建、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等属于前者,而美国革命则相反,属于后者,即恢复被当时英王剥夺的“英国人的自由”这一北美殖民地人民自古就享有的传统习惯权利。所以,美国“革命”是既不“彻底”,又是往回“倒退”的,和我们习惯理解的激进革命恰好相反。

    第三,左翼革命又有程度(“彻底性”)之别:最不“彻底”的是政治革命,即除政权更替之外还伴随政治制度大规模的、急速的,通常是暴力的变革。然后是"社会革命",不仅有以上两点,还要对社会基础建构如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做大规模的急速的变革。更彻底的是“文化革命”,即除以上三点外,还要对文化(观念、信仰、传统、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做大规模的急速的变革。

    就当代中国人而言,对革命的理解就仅是第三种含义——左翼的、极端激进的、未来主义(进步主义)的,也就是说,极左的、最彻底的“革命”,而不是秦晖所说的含义,当然就更不是美国式的保守革命。秦晖所说的“革命”,暴力推翻坏政府,如今叫做“政变”。

    大师就是大师,你不服气又有什么用?不行你也写呀!接下来,什么是“自由”和“民主”?现在堕落的人们都不看长文章,所以我还是改天再说吧。

    韩寒加油!我们挺你到底!!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龙年第2个好消息:邓英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设想 2012-01-23 00:37:44

    在我前几天转发的“王小强访邓英淘”最后部分,邓英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设想:“坚持名分,员主固基,限期责任,系权制衡,两体互动”,其中有对“党员公投”的设想。下文是个相关介绍材料。

国外政党是如何维护党员主体地位的

重庆邮电大学  中联部研究室  代金平 唐海军

2012-01-23

  政党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多数国家的政党属于群众党,作为政党细胞的党员对于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当今许多国家的传统政党及一些新兴政党都日益重视党员的作用,注重维护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其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扩大党员的政治参与力度,在选举和被选举上行使更大的表决权。

  国外许多政党在推进党内民主的过程中,大都把扩大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和决策作为重点环节之一。一是扩大决策的透明度与决策的涉及范围,普通党员在决策中的权重大为上升。当前西方许多主流政党针对那些涉及党未来发展走向、党章、党纲、党对国内政策的重大主张等方面,多是交由全体党员共同行使权利、共同担当重大责任。法国社会党最近几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行动方案都是由全体党员投票决定的。英国工党也是通过“一人一票”这一新的制度,使普通党员对党内重大事务的决策权明显加大。二是提高普通党员在党内重要人事上的发言权。近些年来,欧洲一些国家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都由原来的党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改为由全体党员直接投票产生,法国社会党近两任第一书记奥朗德、奥布里,原义大利左翼民主党的全国书记法西诺以及丹麦社民党现任主席都是由全体党员投票并必须获得半数以上支援而产生的。

  其二,进行党内的相关制度与体制改革,为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提供更好的条件。

  当今国外许多政党都注重通过体制改革与创新来展现党员的主体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改革党内的相关决策体制,实现决策透明化。当今不少国家政党都改革了原先的“闭门决策”制度,使决策过程相对公开透明,让普通的党员通过提建议、参加类似听证会、直接同领导人讨论等多种方式进入到决策程式中来。尤其是一些党的重大决策多是通过全党公决,而不是像原来一样由党代表表决的方式出台。二是进行某些制度性改革,大力提高青年、妇女党员的地位。当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注重提高妇女党员在党的各级机构及党代表中的比例,瑞典社民党规定男女代表比例要基本相等。德国社民党要求在各级机构中女性比例不得少于 40%。突尼西亚宪政联盟在市政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中,女性党员比例达到了25%。埃及民族民主党近期大力扩大青年党员在党的各级机构中的比例。三是实行某些程式性改革,凸显党员的平等性。当今部分西方及发展中国家政党在召开会议时不设主席台,领导人与普通党员一起坐在台下聆听报告。法共在30大中还规定,领导人和普通党员代表的自由发言时间一律限时七分钟,不搞特殊。

  其三,为党员在党内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开辟平台、创造有利条件。

  其主要举措有:一是通过举办报告会、研讨会等方式吸引广大党员参与,展示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法国社会党自2002年下台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围绕党的前途命运问题在党内举行了5000多场不同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许多党员以“主人”姿态参加研讨,积极提出各种批评意见和建议,为党的未来建言献策。二是在党的各种重大节日中发挥党员的“主人翁”作用。当今国外许多政党都重视利用与党有关的一些节日来展示党员的风采和主体作用。法共、葡共、西共等重视利用党报来发挥党员在宣传党的影响上的积极作用,展示党员为党的事业作出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三是在选举中重视发挥党员主体作用,扩大自身影响。国外许多政党都把选举特别是大选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动员本党党员全力以赴,利用自己的智慧、能力和关系,宣传党的竞选方略,动员尽可能多的选民投本党的票。

  其四,发挥基层组织作用,使党员的主体作用能够得到较好展现。

  一般来讲,国外政党党员主体地位得到发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基层党组织的功能与作用。当今国外不少政党都把加强基层组织的作用视为维护党员主体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来加以利用。丹麦社民党、荷兰工党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主动把权力下放给基层组织,给予地方党组织更大的独立性,重大问题交由基层组织讨论,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由地方组织选出。法国社会党、德国社民党等致力于推进基层组织党内生活的制度化,通过尝试设立“主题支部”、“主题委员会”、“专题类基层组织”等方式来开展灵活的组织生活,有的支部还邀请党的领导人或专职党务干部来基层作报告,基层党员直接同他们进行讨论和辩论,以此激发党员参加支部生活的兴趣和热情。美国主流政党则在因特网上建立“虚拟组织”,打破时空限制,使得移居海外的部分党员也可以通过网路来开展组织生活,使党员即便远在他乡,也能体验到自己作为党的一分子的存在。

  其五,保障党员的知情权、教育培训权,加强同党员的对话与沟通,使党员真诚地为党的事业效力。

  目前国外不少政党非常重视建立本党的资讯主渠道,特别是利用现代先进技术设立本党的网站,向党员及时准确地发送党的资讯,确保党员知晓党情。德国社民党在世纪之交就制定了“红色手机”计划,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技术向广大党员发送资讯,增强党内资讯沟通。法国人民运动联盟在本党网站上设立“联盟及其领导人活动预报”、“各省委联系方式”、“论坛和部落格”等专栏,让党员了解党内活动情况,并参与意见的发表。党员时常利用网站部落格与党的领导人进行网上交流对话,就党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发表看法,并向领导提出问题。当今国外许多政党都通过年会、研讨会、论坛等多种方式,设立党员之间、党员与领导层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平台,方便党员向党提出各种批评意见和合理化建议,以集思广益,使党的决策反映尽可能多的党员的意见与利益诉求。

  同时,近些年来,国外许多政党都重视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业务与能力的培训,通过党校、暑期大学等方式来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和技能。叙利亚复兴社会党、突尼西亚宪政联盟、印度共产党(马)等重视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党校轮训的方法来提高党员干部的基本素质与技能水准,扩大对党的历史知识的了解,增强对党的忠诚与奉献精神方面的教育。法国社会党每年都通过两天的暑期大学对本党党员、议员进行个人形象塑造、辩论技巧和宣传鼓动能力等方面的培训,有成千上万的党员参加。这类举措在一些政党中取得一定成效,使不少党员的主体意识有所增强,主体作用得到体现。

  其六,扩大党员的监督、质询等权力,确保党员对自身权利的维护。

  推进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扩大党员群众对党组织及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这是当今国外大多数政党的一个日益凸显的趋势。许多国家的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在党内建立了监督举报的制度与机制,使权力运行更好地置于广大党员的监督之下。越共建立了中央质询制度,包括总书记在内的所有领导都应接受各位中委提出的质询。古共设立了全国群众举报委员会,直接隶属于一位主持党务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领导,加强党员对党的权力运作的监督力度。许多国家执政党都把规范和监督的重点放在各级领导干部和议员身上,古共为此颁布了《国家干部道德法规》,寮国人革党出台了《领导干部禁令》,英国工党、匈牙利社会党等都出台了相关的道德条例。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社民党大都制定了本党的监督条例,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接受党员及党外群众的监督。同时,国外许多政党越来越重视从制度、机制上保障党员的基本权利,保护党员的意见表达权、选择权、申辩权和起诉权,并且在党内建立了保障党员权利的仲裁和申诉机构。古共建立了中央、省、市三级申诉委员会,受理党员干部有关处分的申诉。西方大多数政党对普通党员的处分相当慎重,党内的仲裁与申诉机构有权应申诉人的要求,对各级党组织所作出的处分进行重新审核乃至推翻原决定,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的正当权利,避免“冤假错案”的出现。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1-20 01:32:01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毛选>真相》是荒诞离奇的谣言

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 齐得平

2012年1月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收入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前一段时间,网上流传一篇署名罗冰的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以下简称《真相》)的文章,诬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有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人起草的。”这纯属无中生有、肆意捏造的谣言。而不少不明真相的人被这种别有用心的编造弄得迷惑了,至今还有人写文章进行引证,以讹传讹。

  这一谣言的制造者们,他们这样做的政治目的,是很清楚的。虽是满纸荒唐言,而且造得离奇拙劣,但不可低估它的社会影响,会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我从1950年就开始参加中共中央档案的管理工作。1960年,中央档案馆领导决定将毛泽东手稿集中,指定由我专门负责保管。从此,我长期负责毛泽东手稿的管理工作,直至退休。我还参加了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等项服务工作。面对罗冰们的造谣惑众,谬种流传,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精神,我作为一名老档案工作者,深深感到有责任谈谈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尤其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毛泽东文稿的情况,以正视听。

  一、我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情况

  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新馆成立。这年12月,中央档案馆副馆长裴桐到中南海开会,领受了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任务(此前《毛选》一、二、三卷已经公开出版)。我当时负责保管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档案,他要我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至1949年10月1日前毛泽东的文电、讲话、报告做出一个目录,交给保管部主任吴善昌看过审定,然后上报《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1960年元旦一过,裴桐、吴善昌便召集中共中央档案保管部全体人员开会,动员、布置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工作。当时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文电手稿分散在中央档案各卷宗中,需要逐卷翻阅查找。因要求急,任务重,时间紧,保管部30多人,大部分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大家把为编《毛泽东选集》提供文稿档案当作头等政治任务,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加班加点,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查阅三千多卷档案,从数万件文电中,将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几千件文稿查出。此后,又由我负责把这些文稿编制目录,交付打印成册(其中本馆打印了两年的目录,另请中办机要室、机要局各帮助打印了一年的目录),同时将毛泽东的这些手稿一一调出来,提供给裴桐和吴善昌逐件阅览,遴选出他们认为可以考虑选用的文稿,陆续报送《毛选》编委会办公室。裴桐、吴善昌最后推荐上报的文稿共约一百余件。这些文稿,后来有几十件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其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3日)等几篇文章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记录整理出来的文稿,其余绝大多数是毛泽东同志的手稿。

  除了查阅馆藏档案之外,还需要在社会上广泛征集。1960年1月,经《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成立了中央办公厅征集小组。曾三任组长,叶子龙、裴桐任副组长。以中央档案馆征集科和中办机要室三科为主,共抽调五人组成中办征集小组办公室,立即着手工作。征集工作首先在中直机关、国家各部委、北京市有关各单位和中央军委及各总部开展起来。在各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不到一个月就征集到毛泽东手稿原件165份。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这165份文稿主要来自胡乔木处,和新华社负责人范长江处。其中有几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

  毛主席还亲自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的选稿工作。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就是他自己从新华书店出版的《驳艾奇逊》一书中选定的。毛泽东同志写的这几篇文章的手稿和《驳艾奇逊》这本小册子,都收藏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的毛泽东文稿中。

  二、我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部分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和考订等工作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期间,我参与了一些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考订等工作,深深感到编辑《毛泽东选集》是一项极其严肃认真的事情。

  我参加的校对工作,主要是用档案原稿逐件核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印文。当时,参加《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工作的逄先知同志带着《毛选》第四卷书稿的印文,来到中央档案馆,在馆部领导安排下,我将原稿调出,用毛泽东同志文稿原稿,逐字逐句进行核对。核对的地点就在我的办公室,工作程序是我读原稿,他看印文,确保准确无误。

  我参加的鉴别工作,主要是鉴定有些一时没有见到原始稿的文章是否是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比如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一文,当时《毛选》编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打电话问我:档案馆有没有毛主席起草的这个指示的原始手稿?因为他看见的是毛泽东同志在抄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查看了档案原始稿,发现是周恩来同志起草的,毛泽东同志作了修改,修改后由秘书誊清,毛泽东同志在誊清稿上又作了修改。《毛选》编委会办公室看到的就是在誊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把核查的情况向编委会办公室作了汇报,说:这个指示是由周恩来同志起草、经毛主席修改的,原始稿就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后来这篇文章就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80年,该文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

  我参加的核实工作,主要是核实毛泽东同志手稿中涉及的一些地名、人名以及具体数字。比如1947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中,详细列举了敌军的数字。编委会办公室为核实《指示》中的这些具体数字,四处查找材料。在军事科学院找不到,在中央档案中也没有找到,十分着急。我也急编委会所急,经过反复查找,终于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交来的周恩来档案中,找到了周恩来当年亲笔写下的关于敌军数字的统计材料,印证了上述指示中的数字,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我参加的考订工作,主要是考证毛泽东同志手稿中的一些具体文字和写作日期。如为查实194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的写成月份。当时,编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打电话问我:“《指示》中说的有些事是八月十六日以后的,《指示》末尾写的是‘八月十六日',这是怎么回事?”接电后,我查阅了中央档案中保存的《指示》原稿,发现原稿文尾写的确实是“八月十六日”,但从字迹上看,“八月”二字是后人加上去的。为了查清这个问题,我又查阅了发文的编号,发现编号是9月的,证明这个重要指示发文时间应该是“九月十六日”,而不是“八月十六日”。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辑出版的《军事文集》(第二集)中错印成“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纠正了这一错误。

  以上几例是我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等服务工作中的几件小事,还远算不上是《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这些情况,足以说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是十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

  三、《毛泽东选集》的真相不容篡改——批驳《真相》一文的几份档案文献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收录有1948年1月7日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一文,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同时特别强调给中央所写的报告应“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64页)。毛泽东同志对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是这样要求的,而他自己就是这样带头做的。《毛选》四卷收入的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都有原始档案为据。这都是经过认真核实的。中央档案馆保存有毛泽东同志的文稿档案几万件,这是他给我们党和国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罗冰的所谓《真相》一文称:《毛泽东选集》中《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都“不是毛泽东写的,最后都变成毛泽东写的了”,“这就构成‘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下面,我就列举中央档案馆保管的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文章的原始文献为证,来回答谣言的制造者,澄清事实真相。因为这些文章都是被罗冰们诬指为由他人代笔的,相信广大读者看了之后自有明断。

  1、《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8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毛泽东同志这篇重要著作的手稿,全文共28页,用的是16开纸,是用毛笔横写的。以下是这篇文章开头的4页(附照片)。

  2、《实践论》(1937年7月)、《矛盾论》(1937年8月)。这两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应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的请求,前往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所写提纲的部分章节。当时毛泽东同志每周到抗大讲两次课,每次4个小时,历时3个月。总政治部把讲课记录整理出来,经毛泽东同志同意后印了若干份。中央档案馆收藏有1937年9月油印的毛泽东在抗大讲《辩证法唯物论》的讲授提纲和1940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是讲授提纲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矛盾论》是讲授提纲第三章中的一节。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亲自将这两节整理收入《毛泽东选集》。1956年3月14日,他在谈到这两篇文章时说:自己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5页)。

  以下是中央档案馆收藏的《辩证法唯物论

  《真相》一文却说《实践论》、《矛盾论》不是毛泽东写的,这不是无稽之谈又是什么?

  3、《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5月19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延安整风的重要著作之一。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讲演时,只写一个提纲。这篇文章的手稿是他按照讲演提纲亲自加以整理的。全文18页,用的是16开纸,是用铅笔横写的。

  以下是这篇手稿的前4页。(附照片)

  而《真相》一文却捏造说,这篇“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的,经王稼祥修改的”。这种捣鬼之术,实在是荒唐可笑。

  4、《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向中共七大作的书面政治报告。1944年5月21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七大的议事日程及报告负责人,决定政治报告由毛泽东同志来作,并特别说明政治报告不设准备委员会。1945年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时,毛泽东同志对政治报告的写作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报告的主要观点也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他说:如果同志们同意这些基本观点,政治报告修改后可以印发参加七大的所有代表,代表大会上仍可提出各种修改意见。并说:我已改了8次。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胡乔木同志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4月24日,由毛主席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发给大会代表,每人一册。”

  中央档案馆原副馆长裴桐同志也对我说过:“《论联合政府》是毛主席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而罗冰在《真相》一文中却把《论联合政府》说成是“由康生、艾思奇、胡乔木等人起草”的,这不又是一个谎言吗?

  5、《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这是毛泽东同志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写的一篇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作。手稿全文共31页,用的是16开纸,横写。文章标题原为《二十八年》,后来毛泽东同志用毛笔改成《论人民民主专政》,后边还有他的亲笔署名。

  正文第1—15页是用铅笔写的,第16—31页是用毛笔写的,均用毛笔修改过。有过两次竖排铅印的清样稿。第一次清样稿16页,标题原为《二十八年》。毛泽东同志用毛笔改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正文先是用铅笔修改,后又用毛笔修改,增加了很多内容。

  第二次清样稿也是16页,毛泽东同志用毛笔作了一些修改,又增加了一些内容。

  以下是这篇文章手稿中的4页和清样修改稿的最后一页。(附照片) 而《真相》一文却说文稿“主要执笔人是陈伯达、艾思奇和邓力群”。显然,又是在向壁虚构,信口雌黄。

  从我所列举的上述这些毛泽东文稿的真实情况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相》一文作者所编造的谣言是何等离奇,何等荒诞不经!《毛泽东选集》第1—4卷,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编辑的,它收入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新中国,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完全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历史人物的著作能够与之相比。这些著作中所体现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的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永远应该倍加珍惜和不懈学习的。编造《真相》一文的罗冰们使出造谣之术,企图瞒天过海、欺人欺世,但谣言毕竟是谣言,一经被事实揭穿,就会被击得粉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是任何力量、任何诡计诋毁不了的。他们这样做,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档案是历史的见证,而历史不容篡改!

    《文献与研究》第60期 2012-1-16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1-21 13:49:37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三农中国 http://www.snzg.cn

AB团肃反大事时间表记

文史

    1、1928年8月28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致江西省委信》,指示江西党“应提出反豪绅——AB团——阶级政权的口号”。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

    2、1929年3月27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致江西省委信》,指示“AB团代表着江西最反动的封建势力,是最要注意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

    3、1929年8月20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景德镇罢工斗争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指出,“在江西有相当势力的改组派、AB团以及第三党”。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1929年3月27日与1929年8月20日两封指示信,是中共中央鉴于江西省对AB团等不够重视而发。

    4、1929年11月13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严厉批评江西省委对AB团“没有引起党严重的注意这无论如何是错误的”,指示“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 积极地扩大反AB团大同萌、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此间,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已经获悉中央特科“国民党方面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的情报。

    5、1930年4月,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指示“须抓紧反机会主义、改组派、AB团的斗争”。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

    6、1930年4月,六届中共中央派出巡视员刘作抚来江西,专门督促江西党抓紧反富农、肃反AB团工作。刘作抚鉴于赣西南在特委书记刘士奇等的领导下反富农、肃AB团不力,亲临赣西南特委下属的几个特委,督促掀起反富农、肃AB团的热潮,破获了不少AB团,并有七八百AB团自首。

    7、1930年5月,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曾山等在中央多次批评和指示下,在中央巡视员的亲自督促下,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在刘士奇、曾山等的领导下,加紧了政治宣传攻势,提出不少政治口号,但却不以打AB团为任务和手段,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敌特破坏现象后,针对性的肃反打AB团。这一客观的肃反工作方式,被中央巡视员和赣西南李文林宗派发觉,指责刘士奇、曾山等“只有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 :)9S'lJIZ&

    8、1930年5月,彭德怀率红五军“离开茶悠县境,来到莲花安福永新交界的钱山地区,此地虽小,地主很多,改组派AB团活动的很有组织,并有一部分群众”,发现AB团,并打AB团。

    9、1930年6月,中央巡视员和李文林宗派势力掌控的“西路行委”(结合彭德怀屠杀袁文才、王佐的原湘赣边特委,富田事变发生后,响应支持事变的地方党。隶属于赣西南特委),6月25日,颁发《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以“广州经验”为标本,号召“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命令各级组织: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份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

    “西路行委”隶属于赣西南特委,以一下级党委而命令各级党委,是严重的破坏组织原则的手段。这既是中央巡视员和李文林宗派势力对上级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只有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严重不满,也是向刘士奇发出的警告。但是,由于“西路行委”的这个行为直接受到中央巡视员刘作抚等人的支持,刘士奇、曾山等并无其他办法给予纠正和批评。由此展开了热烈的反富农、打AB团的活动。中央巡视员刘作抚向中央汇报道:“我到了北路,富农问题我又严重的指出,所以北路富农斗争比较深入,北路群众对富农问题才特别加紧,所以 AB 团、改组派在加紧富农斗争中即把 AB 团改组派从组织里政权里破获了一些,只要富农斗争特别加紧,AB 团改组派不难肃”;“对 AB 团改组派均采取夺取群众杀其领袖准许 AB 团的团员改组派的党员自首,吉安西区 AB 团自首已有几百”;“AB 团、改组派、富农地主,这几种在政权机关里发现得有,永新破获 改组派的组织,兴国、永丰、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有 AB 团的组织,尤其是古安西区 AB 团有二千余人,自首有七八百人”。

    10、1930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肃反决议》。关于这个《肃反决议》的来龙去脉、主要内容、何人主持,没有相关资料,只有谭启龙在回忆胡耀邦的文章里与胡耀邦一起回忆过这个事项。因此,《肃反决议》是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项英等一起主持做出,还是李立三、项英主持所做(周恩来8月中旬回国,瞿秋白稍后也在8月回国),无法知道。

    11、1930年8月,李文林参加6月的“立三中央会议”后,回到赣西南。5日,秉承“立三中央”领导人李立三、项英等的旨意,主持召开“二全会议”,全面针对毛泽东进行批判,并指责特委书记刘士奇领导期间“只有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等错误,赶走了刘士奇,而且建议中央开除刘士奇党籍。成立了新的赣西南特委,酝酿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推动“立三路线”和反富农、打AB团的肃反。之后,又纠结宗派势力,暗中成立“反毛组织”。

     12、1930年9月,以李文林为核心的赣西南特委秉承中共中央旨意,于24日颁发《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废除了毛泽东“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号召使用“肉刑”,并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基层。规定“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份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到10月,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13、1930年9月底,中央长江局特派员周以栗到来。“我此行所见及感觉许多地方,发生严重的富农路线机会主义,使革命工作发生严重的危机,值得向你们说一说。自鄂东南到赣西南的苏区,一般来说,对土地问题,都是非常忽视。第一是不分配,第二分配了都是富农路线。如以劳动力为标准及不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致不能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发动广泛群众,特别不能开展农村中阶级斗争——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对抗富农。结果地方暴动普遍的未完成。农村中造成严重的赤色群众反水与赤白对立,特别是因为阶级斗争不深入一方不能树立雇农贫农的革命权威反而因革命得不到利益,一部分落后群众倒被富农欺骗过去,一方富农分子,反取得革命的领导,混入一切革命机关图谋反革命。在鄂东南有改组派,八百大暴动的布置,在赣西南自党团的最高机关,西南两特委,西南苏府直至支部与赤卫队、红军,红色邮局,充满了AB团,很有计划的与邓英等联络,一举消灭赣西南的大暴动。”⑵

    14、1930年10月,毛泽东率军由福建湖南转回赣西南。4日攻占吉安,朱德等缴获有关AB团等敌特文件。毛泽东、朱德、周以栗等总前委领导人和中央特派员,与赣西南地方党会谈,听取地方党的工作通报。总前委、周以栗等会议商决工作,并以毛泽东名义向中央汇报,即10月14日毛泽东代表总前委向中央的汇报信《给中央的信》:“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转变农民意识的口号为富农地主用去反对贫农雇农,致根本动摇赣西南平分土地的趋向。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故平分土地也只是‘抽多补少’没有‘抽肥补瘦’,因此,富农得了好田,雇农贫农还是压迫的形势,所以重新分田使雇农贫农收到利益,把富农压迫下去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但恐为行动所阻,不能很好的完成,中央须大加注意和帮助。”

     毛泽东迫于被批判的形势,更由于赣西南李文林、总前委朱德等对AB团的了解,不得不在汇报信中陈述中央“彻底改造”的指示和打AB团肃反的有关内容。但是,毛泽东采取了以往惯常对待中央胡乱指示的“拖”的办法,表示“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后,把“球”踢给了中央:“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但恐为行动所阻,不能很好的完成,中央须大加注意和帮助。”

     因此,毛泽东向中央信件汇报后,不但没有丝毫表示(连政治口号都没有),而且,还帮助李文林等组建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15、1930年10月25日,李文林为书记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以赣西南特委的名义,向总前委毛泽东等通报《中共赣西南特委决议——接受总委指示,派人建立江西省委与提议计划分特委》的决议,明确表示“省委被敌人破坏后,赣西南特委即直受中央指挥”,即不但脱离总前委的领导,还要居高临下的行使对红军的“指导权”—— 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的指示信,规定了前委所有管辖的范围和与地方党的组织关系,依据环境来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由前委指挥。前委在江西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时受湖南省委指导。

    16、1930年10月26日,李文林等为了纠正总前委毛泽东的“右倾错误”,来总前委所在地实行“指导”,由此,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联合会议,即“罗坊会议”。会议决议在有关AB团肃反的问题上,规定“从政治上指出AB团各种欺骗阴谋。肃清在群众中的影响,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

    由于毛泽东的反对,中共中央和赣西南党颁布号召的“肉刑”政策,没有被写进决议,但毛泽东的“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也同样没有能写进决议。此时的毛泽东,由于中央特派员周以栗督促总前委执行“立三路线”攻打大城市,还由于红三军团彭德怀等人不接受毛泽东“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战略,毛泽东正苦于做说服工作。同时,给地主富农以出路、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长久难以贯彻,毛泽东在“罗坊会议”期间,为了避免激化矛盾,大部精力用在说服彭德怀、李文林等接受“诱敌深入”的战略,同时,召集基层农民,调查土地政策的问题。“罗坊会议”与毛泽东召集当地农民战士调研土地政策的会议同时进行,“罗坊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的调查会还在继续。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转头去兴国县调查土地分配问题。

    对AB团肃反,毛泽东再次采取“拖”的办法:“罗坊会议”虽然不得不写进AB团的有关内容,但毛泽东并不向下有任何表示,即依然“不用组织手段推动”。

     17、1931年11月,彭德怀率先联合赣西南地方党对红三军团的逃兵,当作AB团来打。“顷接红三军团政治部公函内称:目前政治形势与我们行动的具体转变,鸭比团分子混进到红军中捣乱,……其因嫌疑潜逃或尚未在发觉前开小差的,往往有计划的私窃各部队图章打放行条子,出各地步哨,甚至鼓动思想落伍的士兵一同开小差,……致使漏网。在这一形势下,如果放任下去,将使反动分子得以幸免。……本部为着挽救这一危机起见,以后关于本军批准请假的官兵夫,制定护照发给各部队。在每师须师长、政治委员加盖私章,全军性的或直属部队的,须由军长、政治委员或主任加盖私章。”不然的话,“地方政府和革命武装团体可以扣留查办” ⑷。

    18、1931年11月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实行战前动员,即“快速整军”。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讨论如何快速整军时,发现了AB团,随即成立各级的肃反委员会等组织,把快速整军转化为“肃反整军”。总前委毛泽东等在高级将领的要求下,批准肃反打AB团。总前委毛泽东等规定,团以上成立肃反委员会,团一级有抓人的权力,师党委有杀人的权力,不必向上级汇报。总前委采取不干涉的态度。

    19、1930年11月底到12月初,为期七天的“快速整军”中,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违背总前委的指示,把抓人杀人的权力下放到连队。而且,明确表示打AB团主要是对准江西籍的干部战士。时为团政委兼该团肃反委员会主任的黄克诚,本只有抓人的权力,却领导杀了上百人。

    20、1930年11月初,萧克为师长的师,早已开始打AB团。“快速整军”开始后,本来规定为期七天,萧克却“和师政委张赤男及各团干部都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打了十几天,杀了近百人。

    由于毛泽东“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被废除,更由于毛泽东被中央严厉批判、下令调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已被周恩来等明令取消、中央和江西党号召使用“肉刑”,黄克诚、萧克这样的文化素养很高、历来有着独立思维、明确知道毛泽东“废除一切肉刑”决议的高级将领,一反常态的在所部对追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干部战士,极力使用肉刑,抓了就打、再抓再打、供了就杀。

毛泽东解决AB团、富田事变大事时间表记

    1、1930年12月8日,毛泽东听说有人在军内外搞肃反扩大化,把肃反与“路线斗争”搅合在一起。“1930年12月上旬,第一次反‘围剿’即将开始。面对反动派十万大军压境的严峻局面,有人却在军内外搞肃反扩大化。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古柏从前委驻地的宁都黄陂去吉安富田,协助红二十军处理这一问题”⑴。文中所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实质是毛泽东。所派之人,还有陈伯钧。古柏、陈伯钧携毛泽东的亲笔信(在此赘述此文字,是澄清被故意搅混的历史,即李韶九所携《总前委指示信》并非毛泽东所写。这一点,从戴向青的文字中即可证实:古柏等所带信件,戴氏直言是毛泽东的亲笔信,其他则以“总前委”模糊指代),分赴富田和东固一带纠正肃反扩大化。

    对赣西南AB团的存在状况,毛泽东并不清楚——总前委内部,对AB团兴衰最为了解的是朱德。朱德于1926年末,奉命到南昌担任军官教导团团长和公安局长。AB团兴盛之时,南昌公安局曾派武装给予支持。1927年“四二”事变捣毁AB团上层时,军官教育团也派武装参与——因此,毛泽东一方面疑惑,一方面有只能接受所有人(包括中央周恩来等人、赣西南党、总前委领导人)对AB团的认知。所谓只能接受,即当时毛泽东正处于被“立三中央”严厉批判排斥、赣西南李文林宗派以及红军总前委内部主要人员不满的情况下,要苦心说服众人接受“诱敌深入”的战略,因而在枝节方面不能引发更大的不满。

    古柏与12月12日到达富田。下午正与曾山等人商议有关事宜时,遭遇“东固事变”发动者刘敌率部攻打,趁乱逃脱。陈伯钧在红军学校被叛乱的红二十军抓获,拿出毛泽东的亲笔信后,被看押的战士私下释放。

    2、富田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一面在政治上采取“坚决进攻”的态势,一面派陈毅等前往红二十军接洽,试图和平解决。

    毛泽东的政治攻势,主要有“六字诗”布告和《八个大胜利的条件》等。“六字诗”中,并没有“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的字眼,现留的布告和黄克诚的回忆中,均没有这一句。这一句是“矛盾文学奖”获得者萧克“回忆”出来并加进去的。
毛泽东的政治攻势,也如其惯常的做法,即严厉谴责“首犯”,把受蒙蔽的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对待“闹事”问题,毛泽东终生如此。反毛泽东者,则恰好与之相反:首犯一个个放走,受蒙骗的群众则被屠戮。

    3、12月20日左右,毛泽东在黄陂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重申“废除一切肉刑”、不准逼供信的原则。“黄陂会议是在解决了军队肃反问题后开的,参加会议的是军团军一级干部,还有地方党的负责人。肃反扩大化,李韶九有责任。这次会议纠正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总前委还发了文件,以解决地方肃反出现的问题。这时,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找了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问话。问他们:‘你们的出身都好好的,为什么参加AB团?’他们说:‘我们的AB团是打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到了延安整风,就不准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了”⑵。

    “重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始终倡导的原则。但是,由于中共武装革命之初,大多革命者并不成熟,高层领导者也有许多不赞成。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上,陈毅就曾专门指责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30年6月,毛泽东鉴于苏区思想混乱,干部作风浮华,写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文。

    毛泽东重申的“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一月后即被前来的项英废止。随即又被中央废止(中央早已知道赣西南党颁布号召的肉刑政策,不但没有丝毫批评,反于1931年4月初向闽西发出用“最严厉的手段”的指示)。三人团到来后,也加以废止。
“黄陂会议”重申政策,停止了军内肃反。地方则派遣陈毅担任领导人,纠正地方肃反。

    4、1931年1月5日,富田事变发动者们在陈毅和刘作抚的说服下,决定派丛允中等前来总前委会商解决,但却半路折回。折回,并非道路艰难,而是“反毛组织”一心要整倒毛泽东,根本不打算和解——想与总前委会商解决的话,富田事变就不会发生了——因此,折回后,即组成以段良弼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路途更艰难的上海告状。

    5、1931年1月16日,项英、毛泽东、朱德三人组成的苏区中央局,发布《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这个充满矛盾的决议,很容易看出其中的不少文字是总前委毛泽东、朱德的观点。“富田事变在客观上说,正是反动的AB团取消派等及党内一般动摇分子相汇合的一种反党反革命的阴谋的总的爆发”,“虽然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仍然打着红旗,声言拥护中央,但是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毫无疑义的是一种反革命的行动。即使在组织上还没有完全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但是他们反党破坏革命的行动在客观上是与AB团取消派等的联合一致的反动行动”,这些内容显然是毛泽东、朱德的观点。

    “富田事变在客观上说,正是反动的AB团取消派等及党内一般动摇分子相汇合的一种反党反革命的阴谋的总的爆发”,即说明富田事变发动者们里存在AB团,只是“在组织上还没有完全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

    项英15日来到总前委所在地,虽然途中听说了富田事变,但却没有与任何一方有过接触。来到总前委所在地后,首先要传达“三中全会”精神、成立苏区中央局,因而,以项英小学水平的程度,在既没有接触事件人员也没有时间的情况下,只能在路上形成针对毛泽东的一些思维,而不可能有什么客观的思维。

    6、1931年7月,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审判枪毙富田事变发动者,枪毙红二十军参与兵变的副排以上干部,毛泽东表示反对。同时,解救了李文林等。李文林1930年6月去上海参加中央会议期间,曾与陈独秀接触,并参加了“陈独秀派”,即“托陈取消派”,也在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必杀之列。郭化若回忆:“第二次反‘围剿’后,抓到李文林。我参加了审问。李文林说‘你们不要动刑。我不是AB团分子。我在上海汇报时见过陈独秀,我是陈独秀派的’。审问后,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B团,于是把他放了。”⑶释放李文林,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7、1931年12月,毛泽东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931年10月30日出任),尤其是出任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后,以法律形式再次颁布“坚决废除肉刑”的政策。“1931年12月以来,由于强调严禁肉刑,不准苦打成招,于是打AB团、肃社会党出现‘停顿现象’”⑷。

    随即,被到来的周恩来废除。毛泽东率军远征福建时,苏区中央局于4月22日和6月9日,趁毛泽东远离之际,分别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颁布“新政策”。应该指出的是,项英当时在上海。邓颖超衔临时中央博古张闻天之命,于5月来到苏区。5月30日,被毛泽东解救的李文林等二百五十多人,被枪毙。——毛泽东此时远在福建。

    此后,毛泽东被彻底排斥出党政军的领导层。1933年初,上海中央的博古张闻天陈云到来后,肃反达到了疯狂。

    8、1935年1月,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成为中共的实际领袖。1936年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赞扬李文林:“一九二八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⑸

    9、1943年,毛泽东清理了“左倾路线”人物把持的高层权利后,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做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除特委委员以上之人,其余在苏区被打成AB团误杀的,一律给予平反。

    10、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为除个别罪大恶极、投敌叛变或脱离革命之外的特委委员以上之人彻底平反。仅列富田事变发动者及其有关人员:李文林、金万邦、段启凤、龙超清、萧大鹏、谢汉昌、朱昌偕等,均被毛泽东平反,追认为烈士。

    刘敌无端煽动兵变,罪不可恕;丛允中假造信件,几乎导致中共革命彻底失败,同样罪不可恕;段良弼到上海后脱离革命,不知所终,自然也不在平反之列,更不配与李文林等一样树为“烈士”“受到同志的纪念”。这当然是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客观认知。

    中共武装革命初期,在“肉刑”问题上,只有毛泽东具有正确的认知。其他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没有形成“废除肉刑”的认知。这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苏联共产国际的政策,以是国民党蒋介石对革命者的非人残害。由此,诸多领导人一方面顺应共产国际的政策,一方面面对敌人的凶残而产生“以牙还牙”的激愤心理,也就十分自然——毕竟中共只有一个毛泽东。

    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跟其他“左倾领导人”(比如“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周恩来虽然因为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而自然的顺应共产国际及其支持的王明中央,却没有丝毫王明集团的宗派思维,信仰使然。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1-20 09:36:32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叶选宁其人

2002-11-12

    在一九九五年四月举行的纪念叶剑英诞辰九十八周年的座谈会上,与江泽民及所有中央军委成员共同坐在主席台上的叶剑英亲属中,长子叶选平、长婿邹家华都是人们早已经通过报刊照片、电视新闻熟悉了的身影,而正襟危坐在叶选平身边的叶剑英次子叶选宁,许多与会者也还是第一次谋面。

    两年后,随著邓小平去世,北京政坛各类小道消息多得不能再多,涉及元老家族、中共”太子党”成员的小道消息中,最耸人听闻者莫过于叶剑英次子叶选宁”匿身海外”的消息。但在一九九八年一月公布的中共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不但在十五大上已经不再是中央委员的叶选平仍然名列其中;叶选宁也同五年前的八届全国政协一样,再次以岳枫的化名出现在”特别邀请人士”的行列之中。

    关于叶选平及邹家华”太子党”出身,在海内外都是”知名度”甚高。而整个叶氏家族成员中,长期刻意保持低调的,当属叶剑英次子叶选宁。此公在中共解放军总部系统中,与贺龙、刘伯承等人的后代同为”帅门将子”,但却因为具体担任的职务是极少对外公开曝光的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职务,而且又对外使用化名,所以关于他的背景资料及个人资历等情况,外界知之甚少。

    众多中共高干子女们,特别是邓、陈、叶、王等几大元老家族的后代们,相互之间矛盾重重,比如邓、陈两家后代从不相互走动;邓、杨两家后代虽然曾经亲如一家,但因为一九九二年的”倒杨”事件便开始交恶。而能够在他们之间起到矛盾调合作用和内部凝聚作用者,便是叶选宁。

    “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领袖”的说法,据说首次出自陈云的女儿陈伟力之口;而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更是谦虚地表示:我与选宁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可见,”众多太子党只服叶选宁”的说法,毫不夸张。

    周北方出事后,经商太子党内即有议论说:周北方败就败在抱住一条邓家二公子的粗腿便自认为万无一失。如果他当年是投靠在选宁门下,即使出了事情,选宁也会保他不进监狱。同时也有人议论说:周北方那种太过招摇的行事作风,就决定了想投靠叶选宁,也不会被收编。

    叶选宁与叶选平,说起来是同父异母兄弟,但两人似乎都是继承父亲的基因更多一些,外貌特征有几分相象。

    自称有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四个父亲”的戴晴曾经著书披露:叶剑英去世之时,”没有一名爱过他和被他爱过的女子被允许守在『身』边”;”他的四任夫人,还有在他五十岁上鳏居以后的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曾比较深入地介入他生命的三位女性--当时他们七人全在世--都未能露面”。

    叶剑英与第一任夫人--叶选平和叶楚梅的生母,是二十年代初在家乡广东梅县的包办婚姻。叶选宁的生母,叶剑英的第二任夫人,也就是叶选宁的生母叫曾宪植,湖南湘乡人,是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的第五代孙,生于一九一零年,小叶剑英十三岁。

    众多中共元老夫人中,像王光美、卓琳那样出身富豪者有之;如江青那样年轻时依仗个人姿色而艺坛留名者有之;如张茜(陈毅元帅夫人)那样容貌出众而又堪为贤妻良母者亦有之。但她们中间家庭门第最高者,远无法与曾国藩这一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顶尖家族相比;她们中间容貌最出众者,在曾宪植面前也会暗然失色。更何况,曾氏本人不但才貌双全,同时又生就一副侠肝义胆。

    叶剑英在广东开始他的第一次婚姻时,十五岁的曾宪植刚刚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不但学习成绩总是居于前例,还是学校篮球队的投篮强手。二十年代初中期的中国,女子进学堂尚还是”新生事物”,女学生打篮球无疑更为少见。曾宪植的叛逆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湖南子女第一师范的校长是中共”革命老人”徐特立。在他的影响下,曾宪植于一九二七年一月投考了国民政府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女兵中的一员,不久即担任叶剑英所在的军官教导团准尉文书,并随叶剑英开往广州,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往香港从事地下活动。

     一九二八年春,不满十八岁的曾宪植正式加入中共,随即与叶剑英结婚。婚后,上级机关本来计划令曾氏随夫前往苏联留学,后因人数超额,曾氏便主动提出把名额让给别人。接下来,曾氏被派往上海工作,就读于华南大学,不久即被捕。被地下党营救出狱后,惧于国内形势险恶,只身前往日本留学,却又逢日本政府清查在日中国革命党人,不幸再次被捕。好在其家庭出身委实显赫,日本人对曾国藩的后代居然另眼相待,这才逃此一劫。

    一九三一年曾氏回国后,有幸与叶剑英见面,并逢中央之命,双双前往中共苏区。但成行之前,却又考虑到她长得实在太漂亮,担心化妆打扮后经过国民党封锁线时,容易惹人注目,夫妻只好再次分手,曾氏二次去了香港。

    西安事变后,曾宪植奉调武汉新华日报工作,叶剑英以八路军驻南京代表身份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夫妻再次见面。一九三八年初,曾氏怀了叶选宁后三进香港,于当年十月在香港生下了她这一生中唯一的孩子。

    一九三九年曾氏被派往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担任交通联络工作,襁褓中的儿子只好暂留香港。

    一九四一年,曾氏终于盼来调往延安的机会,但此时的叶剑英不但已经另娶,而且已经生下了女儿牛妞(即后来成为电影导演,因一部《原野》轰动一时的凌子)。

    中共建政后,曾宪植同众多中共元老夫人一样,被安排进全国妇联工作,叶剑英则在凌子的母亲之后迎娶了自己的第四任夫人。这第四任夫人为叶剑英生下一儿一女后,在反右斗争的高潮再又告离异。

叶剑英幼子”文革中”大难不死

    与第四任夫人分手之后,已经身为中共元帅的叶剑英再未正式结婚。至于前面所提到的戴晴所说的她的养父叶剑英在”五十岁上鳏居以后的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曾比较深入地介入他生命的三位女性”都是何许人也,以何种方式”比较深入地介入”叶剑英的生命,对叶选宁的生母曾宪植来说,早已是”事不关己”,她对叶家的关注,全部集中在自己的亲生骨肉叶选宁身上。当时,凡与曾氏相熟者都称她阿曾,对叶选宁则称阿宁。直到一九八九年去世,曾氏房间内只有两张照片摆在明处,一是她在武汉与另几位女生队员的合影--十七岁女兵的英姿;另一是她在香港怀抱叶选宁的母子照--二十七岁少妇的倩影。无论是毛、刘、周、邓的太太,还是叶剑英之外的其他九大元帅的妻子,相信都会在这两张照片面前自叹弗如甚至自惭形秽,曾氏的亲朋好友自然就更不理解堂堂一介儒将的叶剑英,怎么就会将如此一位集美貌与贤良于一身的难得妻子轻易抛弃?

    中共进城之初,叶剑英以在广东工作为主,叶选宁则在北京高干子弟的寄宿学校就读,每逢寒暑假就留在生母身边。叶剑英调北京工作后,叶选宁则一直在互无往来的生父与生母身边穿梭。

    二十二岁那年,叶选平考进北京工业学院无线电系,毕业后不久,即赶上” 文革”。当时,康生、江青等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一度将叶剑英四任妻子所生的六个后代及他们的配偶,或投入监狱,或逼出北京,叶剑英本人也一度被”疏散”到湖南。

    叶选宁先在北京被关押一段时间后,又被发配湖南株州无线电厂实习,接著又转到江西上饶。一九七四年,一次工伤事故将他的右臂整只切断。事情汇报到周恩来处,周氏亲自下令抢救,当地医疗部门才把断臂帮他接上,但从此右臂功能全无。而此时的曾宪植早已经被下放到衡水的全国妇联干校,不但每日被罚专司掏粪工作,而且还被迫给死刑待决的刑事犯陪绑。

    当时在这所干校劳动改造的妇联工作人员事后回忆,年近花甲的阿曾每天浑身沾满稀粪,一天劳作下来,腿都抬不动,不可能为自己清洗,弄得许多同在一起的劳改分子都嫌恶地躲开她。一九七四年,胳膊上还吊著绷带的叶选宁前往干校探母时,几乎不敢相信监管人员带来的那位叫花子打扮而且还一身粪臭的老妇人就是自己多年失去音讯的母亲。

    叶选宁少年时代的玩伴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从来没有见他哭过。但这次在干校见到母亲的惨状,再诉说起自己失掉一只胳膊的遭遇,终于再也控制不住眼泪。

    曾氏本人更是一个轻易不在人前落泪的人。当年千里寻夫到达延安,面对丈夫另组家庭的残酷现实,曾氏不但没有落泪,而且还能冷静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向包括叶剑英在内的首长们汇报自己的工作。而这次面对残了一只胳膊的亲生骨肉,她仍然没有落泪,直到送走儿子,被好友问及”阿宁的胳膊为什么吊著绷带” 时,这才把强压住的眼泪一洒而尽。

    叶选宁回到北京后,提笔给周恩来写了封信,报告了母亲的遭遇。抗战后期,曾氏曾经给邓颖超作过秘书,与周恩来夫妇关系极为密切。周氏就此专门请示毛泽东后,曾氏才有幸回到北京。但她的所谓”问题”,一直拖到毛泽东死后才给予平反。

    返京后,曾氏又回到他从一九五零年开始居住的全国妇联机关大院。曾氏在这里占居两间各十平方米的小屋,冬日必须在外屋生煤球炉取暖。这样的居住条件,她孤身一人前后住了三十年。这是她在全国妇联系统群众关系甚好的重要原因。一九八九年十月她在广州病逝后,许多老妇联干部及其丈夫、子女撰写的怀念文章,读来感人至深,看得出来确实是发自肺腑。

    除了个人生活的简朴,曾宪植给人更深的印象则是她的侠肝义胆。无论是四十年代初的中共延安整风,还是中共建政之初的镇反、肃反;无论是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还是六至七十年代的文革运动,曾宪植每次都是扮演”右倾”角色,而且每场运动中都有一些人被她成功地保护下来。从干校回到北京后,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她又开始营救别人。比如当时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后来担任中共第一任国家安全部长),就是在曾宪植的努力下获释的。正因为这样,曾宪植在”文革”中被编排的主要罪名便是阶级异己分子的”大黑伞”,以至后来她在广州与叶选宁一家住在一起时,孙子小红和孙女镜子都戏称奶奶是”大黑伞”。

    叶选宁的胳膊致残时,毛泽东已经在北京重用叶剑英。于是,叶选宁的工作关系得已调回北京,先是在中国科学院任华罗庚数学方法推广队队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叶剑英才弄明白儿子迷上了华罗庚的数学”优选法”,为此还特别召见了华罗庚一次。不久叶选宁即调国务院侨办二组任副组长。撤组建司后,继任副司长。

    无论是出于对毛泽东、江青夫妇的憎恨;还是出于对周恩来的感恩,叶选宁在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过程中,表现得是所有中共元老子女中最大胆的一个。不但与叶办工作人员合谋到天安门抄诗词送给父亲看,而且还自己亲自写了一首诗,跑到天安门贴到纪念碑上。事后,江青等人在北京市的特务人员根据纪录下来的汽车牌号,查到了叶家头上。而此时的叶选宁,早已经从中共总参情报头目戴镜元等人那里把北京市的特务水平打听得一清二楚,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录影设备。于是,一句死无对证,躲过了追查。

    当时,右臂失去功能的叶选宁已经练就了一笔刚劲中透出潇洒的左手行书。” 四人帮”垮台之后,前往叶家或前往曾宪植家中致贺的人们,都忘不了安慰叶选宁一句,而他却总是说两句笑话堵回对方对他的同情。如此表现,不由得叶剑英对他这个二儿子不另眼相看。

中共军火公司元老后代分掌

    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叶剑英在党内的威望如日中天,自己不用说话,其子女们的工作安排自然有人主动”建议”。于是,长子叶选平进入国家科委任局长,次子叶选平则进入国务院,在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处当秘书。

    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叶剑英、王震三人在一起商量请荣毅仁出山,筹办国家信托事业。由荣氏牵头的中国国际信托公司成立之初,中国大陆的军火出口完全由这家公司经理,但不久便便带动成立了军方的两家最大的公司,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和凯利公司实业有限公司,前者由在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任职的王震、邓小平子女掌控(王震后代全部掌控中信公司后,保利公司则全部交给邓家);后者由刚刚从国务院干部改穿军装,直接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叶选宁牵头,亲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一九八四年,叶选宁正式穿上军装,一九八八年在中共恢复军衔制首次授衔时,即获授少将军衔。

    正如本章开头所介绍的那样,叶剑英是在一九八五年九月被宣布主动辞职的。与此同时,其长子叶选平和长婿邹家华分别被从中央候补委员晋升一级。因为引出了邓小平与叶剑英之间的”政治交换”一说。假如这种”政治交换”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邓小平开列的对叶剑英的政治回报,还不仅仅对叶选平和邹家华政治前途的设计。相比于长兄叶选平和姐夫邹家华,叶选宁在军内的发展速度才是地地道道的”突击提拔”。四年军龄即官拜少将,在中共军史上不知是否还能找出第二例。

    笔者在与何频先生合著的《中共”太子党”》一书中曾经详细介绍了中共另一元帅贺龙之了贺鹏飞的从军经历。”文革”中曾历尽磨难的贺鹏飞,一九七七年从国务院系统的机械进出口公司进入军队,紧接著被保送进国防科技大学(前身为哈军工)研修军事工程。进修结束后,先是出任总参谋部综合计划处副处长,八四年初升任总参谋部通讯部副局长,同年七月任总参谋部装备部下属”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同年底升为装备部副部长。

   也就是在贺鹏飞出任总参装备部部长这一年,叶选宁才穿上军装。次年,贺鹏飞又升任装备部正职。一九八八年,仅仅只有十一年军龄的贺鹏飞被授予少将军衔,而且是当时中共军中最年轻的少将。与此同时,叶选宁也挂上了少将肩章。但这个时候,叶选宁的具体职务还只是总政联络部的副部长。一九九零年,他正式接替了时任总政联络部部长金黎的职务。金氏当时完全是因为年龄原因而交出这一职务。

    自此,叶选宁对外便不再使用本名,而是用岳枫这个名字。查中共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多数人都知道其中的萧榕就是邓榕;但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共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的岳枫其实就是叶剑英的二公子。

    一九九三年中共召开八届全国政协时,一方面是考虑到叶选宁的前任,已经于一九九零年九月去世的金黎生前曾被安排为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对叶选宁的安抚。而叶选宁对政协委员的头衔之所以愿意接受,只是因为这对于他身著便装在港澳台以及美国日本等地进行”民间”活动有好处。当时,北京政坛内风传江泽民早在九十年代初即表示要给叶选宁一个总政副主任头衔,并晋级中将,叶选宁坚辞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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