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春节前发出这期文集,挑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供大家学习参考,很多是思想和思路相互冲突的文章。应当说改革发展二十年后,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把两种思想对立的文章放到一起,让大家从中比较谁的正确,谁的偏颇。一些人成了完全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譬如慕容雪村等,有些人成了完全的民主主义,如韩寒、李承鹏等。如果说这是一种年龄导致的代际冲突,其实背后还有隐藏着的国际冲突。因此,多看看多想想,一些年轻人就不会那么头脑简单和偏激了。个人主义在今天的中国还不能占上风,像中国的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随时存在着被发达国家鱼肉的危险,集体主义在今天的年轻一代中也不可缺少。如果都想象慕容雪村那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么中国可能就危险了。这个时候静下心来看看 一些有宏观视角的文章,还是有必要的。在春节到来之前,大家还是要放松一些心情,欢欢乐乐过个年。中国只能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变得越来越好,不能再走弯路。

欢欢喜喜过大年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2年1月20日

目录

罗志田:无耻文人正在把传统讲坏

李方平等:改“农民工”为“新市民”的建议书

郑酋午:富士康公司CEO郭台铭不会认为自己有错的

春节饮食养生专辑

好吃的餐饮不养生

吃肉无异于吃毒!

 

中国财政收入首破10万亿元大关

《财经网》:国资委36亿增持43只央企股票

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

斯蒂格利茨:2012年危机四伏

英国卫报:中国一枝独秀的关键在于有相当比重的公有制经济

第一财研院:欧洲银行业去杠杆化

朱富强:哈佛70名学生从曼昆的经济学课堂集体退课

朱伟一:瑞士央行首脑的“特权信息”

知秋:从身边事看成都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

诚灵:中国经济的增量依赖症

杨晓陆等:对非法经营转基因食品的举报信

杜建国:国富民穷还是资富劳穷?

李子旸 邓新华:奥地利学派如何解释经济周期

刘浩锋:中华文化复兴的思想体系----天道经济学

王文:Web2.0时代的世界政治

 

石之瑜:南方朔为何支持蔡英文?

南方朔:这次大选我为何挺蔡不挺马?

吴子维:2012年台湾地区选举结果之分析

陈文茜: 解析民进党人物

吉安:马英九连任是大陆撒钱的结果

李敖:中国的悲哀

 

广媒:广东也开始“唱红”

中国工人(共)党:应当隆重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70周年

麦田: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

李承鹏:民主就是有权出演眼前戏

慕容雪村:祝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老汉:劝张宏良教授别拿错棍子打错了人

谢茂松:混合政治与中国当代政党政治学的建立

陈方正:为不算是革命的革命翻案

 黄宗智: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

李延明:失误究竟在哪里?——与任晓伟同志商榷

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

韩毓海:中国发展的五大战略基石

顾则徐:朱德的国家思想以及在辛亥革命中的特殊功勋

吴忠:吴忠谈“九一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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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2012-01-21 13:57:18 北大罗志田教授: 若本身无自尊而要他人尊敬,恐怕是很困难的

无耻文人正在把传统讲坏

北大历史学教授 罗志田

南方周末 2012-1-20

  人必自尊,然后他人尊之。若本身无自尊而要他人尊敬,恐怕是很困难的

  现在所谓看电视,常常是在各频道间翻来覆去。前段时间翻频道时,偶及凤凰台的“一虎一席谈”,正在辩论《三字经》是否应删改。里面有位“嘉宾”,据说是著名的哲学家,正在放言什么“四书五经都是垃圾”,中国一千年的教育都是失败的,因为小孩子都念《三字经》,所以没出一位思想家。

    有位“嘉宾”提醒他,《三字经》似乎只有七百年的历史。这位哲学家微笑点头,却并未承认自己说错,实际置若罔闻,稍后仍重申中国“千年”教育的失败。必须说,此人确有眼光——《三字经》焉能作为传统教育的表征,只有直击四书五经,才能表明传统教育的失败。

  座下一位似曾在外国念书的来宾也呼应说,中国教育的确失败,导致能得诺贝尔奖的华人,都是美籍。浅陋如我,也尚知绝大多数得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其本科以前的教育是在中华文化的语境里接受的。但这一基本事实,场上似无人知晓,至少无人提及。只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嘉宾”提醒说,犹太人可能是世界上得诺贝尔奖比例最高的民族,而犹太人就最重传统。

  这下“哲学家”更加语不惊人死不休,遂指出传统本各不同,犹太人的传统是优秀传统,中国传统是害人的传统(仅《道德经》除外)。这让人想起当年鸣放的时候,有位担任领导的学者曾宣布言者无罪,劝大家畅所欲言。后来真有人因说话而吃罪不浅,这位学者领导又说,所谓言者无罪,是要无罪者才无罪,若其本有罪,自不能享受无罪待遇。两人的高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确够“哲学”,甚或太“哲学”,让一般人不懂。

  “一虎一席谈”不是我常看的节目,翻频道时却也不时看上一段,很佩服其选题的敏锐。我的一个印象,一般以为说话平和的读书人,到了那里便激动如斗鸡、说话像下圣旨,仿佛节目提供的饮料里含有兴奋剂。那情景,已不是什么斯文扫地,根本就是与斯文隔绝。有人告诉我,这样说话是该节目的常态。但主持人自己又不断在那里提醒:这是面向世界华人的电视节目,不要让人感觉像在吵架,请尽量平和表述。似这般众人皆浊我独清,应非节目本身的设计。然何以至此,也让我有些纳闷。

  通常我不会思出其位,斗胆去给电视节目提建议。但那次节目的现场有不少儿童,他们看见著名的“学者”原来就是这样进行辩论,会产生什么影响,我是有些担心的(尽管电视上赠予的“著名”不一定靠谱,然小朋友或未必知道)。若策划人尚存积德之心,或可将此节目定级为“少儿不宜”。不过,现在我总是尽量试着从建设的角度看事情。那次看了几分钟,便发现这档节目对小孩子学成语还是很有帮助的——什么叫“大言不惭”,观此即知,全无需老师解说。

  如今我们的学术,高下由政府认定(大学里现在就特别重视政府奖),讨论和提升则多在电视屏幕之上。虽说是学术无禁区,然既号称学者,说话似应与常人略有不同。钱穆先生曾说,“文薄风嚣”是“衰世之象”,表现在“刻薄为心,尖酸为味,狭窄为肠,浮浅为意”。一旦“俏皮号曰风雅,叫嚣奉为鼓吹”,则“陋情戾气,如尘埃之迷目,如粪壤之窒息”。那次电视辩论的表述是否如此,我不敢说。但我知道,人必自尊,然后他人尊之。读书人若不爱惜羽毛,则斯文扫地之后,终难逃窒息于粪壤的结局。个人如此,群体和国家亦然。

  我曾引用过亨廷顿的推论:国家的富强可能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学热”的同步,似可支持他的推论。但也还有一种不够乐观的可能:当中国实现长期追求的“富强”目标,因而出现传统文化复兴的需求时,包括“专家”在内的国人,对传统文化实已相当隔膜。近年“国学”方面的种种创新型表述(正面和负面的都有),似也印证着这一可能性。

  最近很多人又热心于提高中国在世界的说话能力,但不要忘了,让人倾听的前提是发自内心的尊敬。若本身无自尊而要他人尊敬,恐怕是很困难的。近代国人善于自我批评,其把传统“讲坏”的努力,远胜于外人。惟温故方能知新:一个没有反省能力的民族,固然难以前行,而一个否定自己历史的民族,就像车祸后的失忆人,也缺乏前进的基础。只有让传统在今人思想里融会贯通,才能继续向前发展。


 

 

 

发件人:"huhanzhulu" <huhanzhulu@gmail.com>2012-01-10 23:37:29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 '@263.net>

关于政府行文中改变“农民工”称谓并

籍此推动城乡户籍平权的公民建议书

李方平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我们是一群关注和推动新生代务工者非差别待遇的公民。因为“农民工”称谓涉及数亿公民的感受问题,我们极其慎重地提出变更“农民工”称谓的建议。

    一、“农民工”称谓存在歧视成分

    “农民工”称谓是改革开放以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特定产物,但与以往称之为“盲流”相比,已是巨大的社会进步。随着改革的深入,尤其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世纪交替的中国已经蔚为壮观。2003年,国务院取消收容遣送制度进一步扫除了劳动力的流动障碍。

    但是,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各界,包括新生代的务工者,已经意识到“农民工”称谓确实存在歧视的成分并呼吁称谓的改变。

    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魏丽惠就提出:“农民工”这个称呼,能不能换成更平等中性的名称呢?农民工称呼能否换成中性词?

    2010年2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全国31个省(区、市)7402人进行的调查也显示:83.3%公众认同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市民”。

    2011年12月8日,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发布调查报告,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新生代进城务工者不希望被称“农民工”,依然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的,只占14%。

    2011年12月8日,务工人员输出大省——河南省的省委书记卢展工在与社科界专家学者座谈时认为:“农民工”这一称呼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系列的歧视,要努力消除身份界限,鼓励外来务工人员融入社会,并呼吁取消“农民工”这一称谓。

    2012年1月3日,用工大省——广东省的汪洋书记也予以呼应:“广东将加快研究并适时出台取消“农民工”称谓的政策措施,探索建立外来务工人员根据职业和工作年限享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促进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真正融合。”

    二、西安、东莞、武汉、无锡等地已以“新市民”、“新居民”取代“农民工”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在取消“农民工”称谓的工作中已经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例如:2006年8月22日,西安市雁塔区区委区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关于规范“新市民”称谓的通知》,对“外来人口、外来务工人员、打工者、农民工”等称谓统一规范为“新市民”。

    2007年4月16日,经过三个多月的征集意见和讨论,广东东莞市委召开党政领导班子联席会议,对“外来工”新称谓进行专题讨论,最终确定“新莞人”为“外来工”的新称谓,东莞“外来工”新称谓大讨论取得各方满意的结果。

    2007年6月5日,浙江省政府为创新流动人口的管理模式,批准全省首个“新居民事务局”在平湖市挂牌成立。“新居民”是对在该市务工、经商、创业等非本市户籍、有固定住所的外来人员的统一称呼。

    2011年,武汉、无锡等城市也将农民工统称为“新市民”,其中武汉专门建立了“武汉新市民网”,而无锡则举办了“无锡市十佳新市民”的评选与表彰。

    三、“农民工”称谓过于强调户籍差异,不利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在原有制度安排下,“农民工”较之普通工人有了低人一等的色彩,这也是超过八成新生代务工者不希望被人称为“农民工”的原因。而且“农民工”的称谓过于强调了户籍的差异,不利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只有不断坚持户籍制度改革,剥离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不合理的利益安排,禁止基于户籍的差别对待,才能真正让“农民工”称谓走进历史。我们注意到,成都市委、市政府在2010年11月9日出台了《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沿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城乡平权的方向做出切实的努力,其中的有益经验可供各地方、各部门参考和借鉴。

    四、建议研究、讨论并着手进行“农民工”称谓的变更

    1、建议中央相关部门对新生代务工者进行调研,了解他们对“农民工”称谓的接受度;

    2、如果绝大多数新生代务工者不能接受“农民工”称谓,中央相关部门可以组织一场社会讨论,在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寻找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称谓;

    3、新称谓共识达成后,所有国务院出台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及政府行文均做相应改变。

    五、以称谓的改变为契机,切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乡平等对待与居民的自由迁徙

    在称谓方面进行积极改变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对所有公民权利不分户籍地无差别待遇才是消除歧视、增进融合的根本所在。

    建立健全以属地管理为指向的户籍制度,有目标、有计划的逐步统一就业失业登记、社会保险、住房保障等制度,根据居住年限逐步实现 “城乡居民”的无差别对待。

     主要包括:1)、统一就业失业登记,完善就业援助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制度,统一失业保险待遇标准。持有《就业失业登记证》的城乡就业困难人员同等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等就业援助扶持政策。2)、进一步完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尽快改革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将其纳入现有城镇职工社会保险。3)、建立分区域统一的城乡住房保障体系。4)、分区域统一城乡“民政三无”人员供养标准和低保标准。5)、实现义务教育、高中、大学教育的公平。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应在实际居住地就近入学,高中、大学教育根据居住年限做相应的安排。6)、城乡居民可在实际居住地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民主管理权利。需要保障城乡居民在实际居住地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民主管理权利的落实,对目前法律法规存在的程序性障碍进行全面的清理。

    以上建议请予以参考。

建议人:

李方平: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管铁流:广东律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朱攀峰:河南麟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赞宁:东南大学法学教授

杨世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宪法学博士研究生

陈平凡: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松奎:上海市君志律师事务所

2011年1月11日

 

 

 

发件人:"郑酋午" <zhqwzhqw@gmail.com>2012-01-21 20:51:58 收件人:hardwzh@163.com, yangjianli@initiativesforchina.org, haikejin2011@gmail.com, wuhanqym1@gmail.com, wuhanqym@gmail.com,

富士康公司CEO郭台铭不会认为自己有错的

郑酋午

2012-1-21

    富士康公司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首席执行官)郭台铭称其100万员工为“动物”,如果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具有科学性,因为生物学将人视为高级动物。如果坚持这一观点,那么郭台铭也应该是动物。佛说“众生平等”,依据此观点,人和动物应该是地位一样的。如果郭台铭也把自己视为动物,那么,他称其100万员工为“动物”应该没有错。但问题是他视自己为“人”,员工为“动物”这就是双重标准了。郭台铭视自己为“人”,的证据是:凤凰网(2012年01月21日 09:35)以《郭台铭称百万员工为动物 富士康道歉称非恶意贬低》为题进行报道,说, 1月15日在与台北动物园园长叶杰生出席富士康年会时,郭台铭表示,富士康拥有超过1百万员工,人类也是动物,如何管理这100万动物让我很是头疼。从“管理这100万动物让我很是头疼”这句话里就可以看得出,他视自己为动物管理者,所以,他认为自己与员工不同,员工是动物,他是管动物的人。这就更错了,凭什么道理把员工视为动物,把自己视为人呢?科学?不是,因为生物学把所有人类视为高级动物,但郭台铭不是,所以他的言论首先是不符合生物学。

    德国哲学家尼采认为人有超人和人的区别,他说,猿对人来讲是个笑料,人对超人来讲是个笑料。但尼采还不敢把人视为动物。尼采超人论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基础,希特勒把尼采哲学发展到了极端,把日耳曼人视为优秀民族,把其他民族视为稻草和肥料,比如,任意杀戮犹太人就是这种认识的表现。据史料,他共杀了六百多万犹太人。希特勒如此残忍地屠杀犹太人,就是不把犹太人当人看。在这一点上,郭台铭与希特勒相同。但跟斯大林和毛泽东不同,斯大林和毛泽东杀地主杀反革命,还没把他们当成动物,只是当成坏人,还只是“坏人”就可以大杀了,动物不就更可以杀?每天不都有许多鸡鸭猪狗被杀的吗?希特勒把自己视为超人,郭台铭是不是也认为自己是超人呢?希特勒的那个时代把自己视为超人已经有人嘲笑他了,如果现时代的郭台铭也把自己视为超人难道就不怕世人嘲笑他吗?

    郭台铭先生有一百万员工的企业,应该说是很了不起了,但这也只是人的成绩,还构不成超人。我认为,他只是一个大资本家,他经营企业的目的只是唯利是图。他把员工视为动物在今天工业文明时代已不能叫人容忍。因为这是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在国际人权文件中多次提到“人的尊严”, 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序言宣称:“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两公约的序言又一次强调:“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更是“承认并肯定一切人权都源于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和价值。”人的尊严的概念是联合国宪章带给国际法和政治哲学的一个最重要及最有革新性的要素。尊严是指人拥有应有的权利,并且这些权利被其他人所尊重

    “尊严”一词,包含现代文明社会公民所赋有的一切权利,更重要的是,“尊严”乃是人人都渴望被他人尊敬尊重尊崇的天性。保护和实现人的尊严是全社会的事情,必须从每个人自身做起。每个人都要尊重自己,只有自重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同时,只有尊重别人,他人才会尊重自己。把员工是为动物,就是把人贬为物,这不是践踏人的尊严是什么?郭台铭先生把员工视为动物,把人像动物一样管制,虽是他企业发展的秘诀,但这不是可以颂扬的。到现在我们才彻底知道,造成他深圳企业里的“十六连跳”跟他的这种无视人的尊严的指导思想有关。这样的企业家虽然赚到了钱,但值得颂扬吗?

    从郭台铭先生的身上可以知道,有一部分企业家,唯利是图,无视人的尊严。这样的人什么是都能干,所以,在他们掌握巨大资本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如何去制衡他们。资本与权力一样都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掌握资本的人也需要进行制衡,否则就有被滥用的可能。手中握有资本的人拥有力量,他会利用这种力量既做好事也会做坏事。在我国,握有资本的人做坏事太容易了,比如,官商勾结,干坏尽事,又比如,资本握有者可以凭借其优势对弱势的劳工进行低工资支付,任意延长劳工时间,致使劳工健康恶化等等。从报纸披露的情况来看,郭台铭先生的企业干第二件坏事较多。我国一百多年前的孙中山先生也早就看到了资本存在的这些问题,所以他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里提出”节制资本”的主张。 现在世界上对资本进行制衡主要是允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和用股份制进行资本制衡资本。独立工会的存在,也是以劳动者的代表身份,就劳动关系中的矛盾和劳动问题与雇主一方进行交涉,诸如劳动工资、劳动工时、劳动待遇等方面维护劳动者的权益而进行活动的。因为单个人不可能就自己工作和就业条件的改善与企业拥有者或管理者成功地进行独立的谈判。但是在现实中,在我国,工会还属于非法组织,当局对成立非法工会仍然处以酷刑,甚至有的处以极刑,这是公权和资本的合作,将会干出更多的坏事,因此,我们必须争取独立工会合法化。

    富士康为苹果代工生产iPhone和iPad,最近几年,因为员工自杀等诸多问题,富士康广受批评。现在郭台铭先生又把员工视为动物,此言一出更是受到各界批评。面对这样的情况,他慌了手脚,他的公司连忙发表一个道歉声明:“一些媒体报道了富士康科技CEO郭台铭在与台北动物园园长叶杰生1月15日在富士康台北年会上的对话。富士康此次年会向多家慈善机构捐赠140万美元。为了鼓励管理团队从生活方方面面学习经验,郭台铭称所有人类都是动物王国的成员,因此可以向叶杰生学习经验,并同郭台铭的团队将其运用到业务中。郭台铭意在指代所有人类,而不是某一特定人群。尽管一些媒体的中文报道断章取义,没有准确反映对话所有内容。但郭台铭意识到这些媒体报道存在误读和冒犯,他对于任何感到被冒犯的人表示诚挚的歉意。郭台铭并未像有些报道中所描述的那样,刻意中伤员工。”从他的声明里没有任何悔意,有的只是狡辩和掩盖,这是道歉吗?道歉是首先应承认错误,他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过,像他这样视别人为动物视自己为超人的“人”是不会认为自己有什么错的,除非太阳从西边升起。

 

 

春节饮食养生专辑

北京大军网编辑

 

好吃的餐饮不养生

阿基师

    名厨阿基师说过,好吃的菜不养生,养生的菜不好吃任何菜(食物饮料)都是天然的最好

    加工的坏东西好吃,未加工的好东西不好吃。 如果爱吃好味道,不容易健康长寿。 现在的厨师做菜好吃,但是不道德,在外面吃多了,中年以后会很痛苦!

    以下的资讯告诉您:为什么中年以后,会很痛苦。 您若读过,一定会对你的饮食习惯,造成永久的影响。

    第一条守则:人应符合大自然的规定,吃:蛋白质12% 脂肪25% 63%

    经常吃40%以上的蛋白质,则得癌症。 应多吃符合大自然守则的食物。

    例如:排骨便当:有40%蛋白质,对肾脏负担太重了, 吃太多,人就垮了。

    面筋、烤芙:面粉团一直冲水, 冲掉了所有的醣,产生100% 蛋白质,也就是面筋、烤 芙。每天吃这些,对肾脏负担太重,很快就落叶归根了。

    用太白粉勾芡的食物-经水分解变成最小的葡萄糖,被身体迅速而完全的吸收,造成100%醣,四十岁以上者,身体会受不了。所以,厨师考照是 不随便勾芡的。烧仙草等粘稠点心,或菜名中有「羹、脍、滑、溜」的,都用太白粉勾芡, 对健康危害较大。

    谨记:面粉是粗食,不容易消化,血醣慢慢的上升,肾脏没有负担。

    太白粉是细食,容易消化,血醣迅速的上升,肾脏瞬间大负担。

    五星级饭店的菜:有90%以上的蛋白质与脂肪。许多五星级饭店的年菜,60%的蛋白质,30%的脂肪,不利健康。现在,中年以后得癌症、糖尿等文明病的人,多得不得了,都是因为吃错了食物。

    骨胳疏松:原来都以为是缺乏钙。最近研究发现,是因为蛋白质吃太多,血液变成酸性,所以骨胳的钙,怎样也留不住,被抓走了。怎么治疗?病因不是缺乏钙,而是要降 低蛋白质,使血液渐趋碱性,才能根治。

    糖尿病:少吃糖 不会好。病因是胰岛素没有发挥 作用,所以醣类没有办法代谢。 为什么呢?因为高蛋白质吃太多,把身体胰岛素作用压抑成无能。怎么治疗?只要降低蛋白质,回复胰岛素本来的作用。

    注意:不是吃低蛋白质的食物, 是要吃正常蛋白质,只是降低量 的摄取,并且要减少欲望,特别 是食欲。

    癌症肿瘤: 因高浓度的蛋白质吃太多,例如 营养补品、肉类、面筋、种子类等。

    尤其营养补品,是最小分子的食品,代谢困难;或者吃太多加工食品,毒素无法代谢。若有癌,怎么办?要降低蛋白质至8%以下。

    第二条守 则:吃食物,不要吃「食品」。 未加工的叫食物,加工的叫 食品。若「食品」吃得堆积如山,则一定得癌症,因为身体代谢辛苦!但是,加工的坏东西好吃, 未加工的好东西不好吃。

    如果爱吃好味道,不容易健康长寿。 一生中,食物的摄取质、量,累积时间,关系到生命的长短。

    食品:面包(添加人工甜味、乳化剂、发涨剂、等等)--生病。

    食物:馒头(不添加)--健康。

    所以,每天吃面包的人,容易得癌症。

    「食品」可以吃,但不要天天吃。

    加工的食品,有时以健康食品的面貌出现,如何分别?什么是缺德食品,不可以吃呢?

    脱脂奶粉:是缺德的食品,常吃会得结石。

     因为脱脂,奶粉一定添加高钙D(脂溶性) 或高铁,而脂肪已经被去除,人体就无法吸收、代谢钙。因此这个添加的钙,容易伤肾,成为结石。所以要吃低脂奶粉,有一点脂肪的。

    脱脂与低脂奶粉,都会添加合成香料,因为奶粉中已去除脂肪,不加点合成香料,如何能好吃?

 

 

英国健康专家的健康新观点

健康网

2012-1-15

  周末不睡懒觉,刷牙后别喝水,像婴儿一样呼吸…近日,英国顶级健康专家推出了一些新观点,颠覆了传统的健康理念。他们认为,如果养成以下健康习惯,那么英国每年将可拯救2万人性命。

  1.周末不要睡懒觉。英国东肯特头痛专业护理中心临床专家安德鲁·道森博士称,偏头痛的别称是“周末头痛”,因为它常常于周末早晨发病。突然改变睡眠习惯会对大脑中负责激素平衡的下丘脑形成激烈冲击,进而导致激素失衡,引发头痛。睡懒觉会错过早餐,造成饮食紊乱。

  2.每天吃七彩食物。伦敦金斯顿医院营养学专家亚当·梅德表示,每种颜色代表着不同的抗氧化剂和营养成分,吃各色食物可以使营养互补。比如,水果中的维生素C有助于增强人体对绿叶蔬菜或红肉中铁的吸收。

  3.刷牙时金鸡独立。英国莱斯特市脊椎指压治疗专家和人体工学顾问蒂姆·哈切夫表示,刷牙时单腿站立,有助于锻炼腹部深层核心肌肉群,保护背部。具体动作:一只手刷牙,反向腿落地独立,保持1分钟,然后换另一侧重复相同动作。

  4.别在酒桌上谈工作。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组织心理学教授卡利·库珀建议,不要在酒桌上解决问题。经常应酬不但毁身体,酒后驾车出危险的几率也更大。与朋友、客户一起喝杯茶、做做运动才是最好的方式。

  4.有跟鞋能天天穿。伦敦步态与姿态研究中心专家西蒙·科斯坦表示,天天穿高跟鞋并无大碍。其实很多人的脚、腿和后背问题都是穿平跟鞋或不穿鞋造成的。鞋跟1.4—1.9厘米的鞋子,有助于缓解膝盖及肌腱压力,让站立时双腿更直。而人字拖和平底鞋会使压力转移到脊椎。

  5.防晒指数别太高。伦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专家尼克·洛维表示,防晒指数(SPF)没必要超过30。平日可以涂抹SPF为15的防晒霜,夏天用防晒霜SPF可为30。与SPF30防晒霜相比,SPF50防晒霜更油腻,但其保护作用仅仅高出0.5%。

  6.没必要喝瓶装水。伦敦圣乔治医院首席营养师凯瑟琳·柯林斯表示,人人都知道每天需要喝水约2升(8杯)。尽管瓶装水公司大肆宣扬补水的重要 性,也别忘了人体补水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汤、茶、咖啡之外,每天吃5份水果蔬菜(95%为水分)相当于补充水分400毫升,即使在面包中,水分也占 1/3。

  7.刷牙之后别喝水。英国牙医协会顾问专家菲利普·斯蒂默博士表示,刷牙后最好不要用水使劲漱口,否则会冲刷掉牙齿上来自牙膏的氟化物保护层。 刷牙后半小时内最好不要喝任何饮料。刷牙时可直接将牙膏挤在干牙刷上,不必蘸水,因为口腔湿度已足够,这也有助于发挥氟化物对牙齿的保护作用。

  8.睡不着时玩拼图。英国拉夫堡大学睡眠研究中心教授吉姆·霍恩表示,睡眠不好时,可以走出卧室,做点可以放松身心、有趣又可以分心的事情,最理想的是拼图游戏等既动手又动眼的活动。

  9.像婴儿一样呼吸。英国压力管理协会主席尼尔·沙哈表示,像婴儿一样呼吸(腹式呼吸)有助于释放压力。方法是:想象肚脐眼下面有一只逐渐膨胀的球。屏住呼吸5—6秒,慢慢地从鼻子呼气。每隔两小时,重复该动作10—20次。这组动作会让你压力大减,精神焕发。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1-16 15:03:25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Subject: Fw: 吃肉,无异于吃毒!——美国最新轰动的5000页营养报告

吃肉无异于吃毒!

——美国最新轰动的5000页营养报告

2012年1月

  美国参议院“营养问题特别委员会”向全美提出的轰动性报告 ,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饮食健康报告,全文长达五千页之多!

  您想知道当您早餐吃面包、牛奶、火腿、煎蛋,午餐吃意大利面、快餐便当,晚餐吃汉堡、炸鸡、牛排、猪排、甜点时,蓝眼睛、高鼻子的欧美人,现在却提倡以糙米饭、大豆食品和蔬果为主食的原因吗?

  一.中毒

  由于动物被杀之前的极度恐惧和巨大痛苦,使体内的生化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变异,致使毒素遍布全身,尸体完全被毒化。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动物身体中的毒素,包括尿酸 与多种毒性分泌物、激素、排泄物,遍布在血液与身体组织之内,因 而提出中肯的见解:“若是与牛肉中所含的百分之五十六不净的水分 相比较,从坚果、豆类及谷类中所得到的蛋白质,显然要纯洁多了。 ”

  正如我们的身体在恐惧、愤怒或紧张时会得病一样,动物在极 度危险的情况下,体内会产生极大的生化异变。

  当它们见到同类惨遭屠宰,为了活命而极度挣扎时,体内的多种荷尔蒙尤其是肾上腺素, 会异常分泌,死后,大量的荷尔蒙便留在了肉中,随后,毒化食用者的身体组织。

  美国营养机构早已指出:动物死尸,是富含大量毒素的物质。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动物身体中的毒素,包括尿酸 与多种毒性分泌物、激素、排泄物,遍布在血液与身体组织之内,因 而提出中肯的见解:“若是与牛肉中所含的百分之五十六不净的水分相比较,从坚果、豆类及谷类中所得到的蛋白质,显然要纯洁多了。 ”

  正如我们的身体在恐惧、愤怒或紧张时会得病一样,动物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体内会产生极大的生化异变。

  当它们见到同类惨遭屠宰,为了活命而极度挣扎时,体内的多 种荷尔蒙尤其是肾上腺素,会异常分泌,死后,大量的荷尔蒙便留在了肉中,随后,毒化食用者的身体组织。

  美国营养机构早已指出:动物死尸,是富含大量毒素的物质。

  二.致癌物

  最近,一个以五万名素食者为对象的研究报告,在癌症研究领域引起巨大震撼。这个报告指出:这群素食者罹患癌症的比例之低,相当令人惊讶。与同样年龄及性别的人比较,各类癌症在这群人身上发生的比例,显着地减少了。报告最后说:“他们显然可以活得更长。”

  最近一个有关美国加州摩门教徒的报告也指出:“这个团体中 罹患癌症的比例,比普通人少百分之五十。”摩门教徒便是以极少吃肉为其特色。

  下面略述几个简单而易理解的原因

  1.苯基嘌呤

  你可知道二磅多一点(二公斤)的炸牛排,所含的致癌物质: 苯基嘌呤,和六百支香烟所含的一样多吗?实验证明:老鼠若喂以苯基嘌呤,就会得胃癌及白血病(亦称 血癌或骨癌)!

  2.甲基胆菲

  肉类脂肪热至高温,就会形成‘甲基胆菲’,而烹调肉类,一 般常常需要热至高温(植物油即使加热过度也不会形成这种物质)。 将这种物质供给小动物,就会使其罹患癌症,即使少量的甲基胆菲, 也会促使动物对其它致癌物质敏感,而增加其患癌的机会。

  3.化学添加物

  另外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化学添加物’。动物的肉存放时 间不长,就会自然腐变成病态的青灰色。肉商为了不使它们‘难看’ ,于是就在肉里加入硝酸盐、亚硝酸盐或其它防腐剂,这些东西使肉 类呈现出鲜红色。

  近年来不断有报告指出:这些东西,多是致癌物质。在田纳西国立欧克瑞则实验室,专门研究癌症的威廉李金斯克 博士说:「含硝酸盐的东西,连喂猫我都不用。」

  4.肉食致癌

  英美两国的科学家,曾以肉食者与素食者肠内的微生物做比较 研究,发现明显的不同。肉食者肠内所含的微生物与消化液发生作用时,产生的化学物 质被认为会导致癌症。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肠癌在以肉食为主的地区,如北美、西欧等 地非常普遍,而在以蔬粮为主的印度则很少发生。苏格兰人比英国人多吃百分之二十的肉,得肠癌的比例在全世 界也是名列前茅。

  三.化学毒物

  1.杀虫剂(农药)

  吃肉,是食物链中的最后一环。在自然界,食物的摄取,可以用食物链加以说明——植物吸收 阳光、空气、水、养分等以维持生命,动物吃植物,大动物(人类) 吃小动物。现在,全世界的农田,大都用有毒的化学物品(杀虫剂与化肥 、生长激素等)来防治虫害,和增加产量。这些毒药,就保留在吃植 物与草的动物身上。

  例如,农田里喷DDT做为杀虫剂,这是种强烈的毒药,科学 家认为它足以导致癌症、不孕或严重的肝病等。DDT及其它类似的 杀虫剂,会保存在动物及鱼类脂肪内,并且一旦储存,便很难破坏。因此,当牛吃草或饲料时,不论它们吃下了哪种杀虫剂,大部 分都保存在它们的体内。所以,当你吃肉时,你把DDT的精华,以及累积在动物体内的其它有毒化学物质,都吃进了你的体内。

  由于吃者是食物链中最后一环,所以,人类就变成各种杀虫剂 、毒素高度富集的最后吸收者。爱荷华州立大学所做的实验显示:肉类中所含的DDT比起蔬 菜、水果、青草所含的量,至少要高出十三倍以上。大多数人体中积累的DDT,都是来自于食物中的肉类。

    2.荷尔蒙抗生素

    肉类中的毒素,并不仅止此。为了加速动物的成长、肥胖,以及改进肉的色泽、口感,提供 肉类的动物往往被迫吃下大量的化学物质。为了得到最大产量的肉以牟取最高的利润,动物们被强迫喂食 、注射:荷尔蒙、开胃药、抗生素、镇定剂,以及化学混合饲料,以 刺激生长。

  《纽约时报》曾经报导:“掩盖着的污染毒害,对于肉类摄取 者是一个相当大的潜在危机。残留的杀虫剂、硝酸盐、荷尔蒙、抗生 素以及其它的化学物品都是‘隐藏杀手’。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八日, 这些化学药品大多被认定为致癌物。而且事实上,许多动物,在它们 被屠杀之前,就已经死于这些药物。”

  当农田被改成动物饲养场后,大多数动物从未见过阳光,它们 的一生在狭窄、压抑、冷酷的环境中度过,最后的结局是凄惨的死亡 。

  《芝加哥论坛报》曾经报导过“高效率养鸡场”的情形:“其 最上一层是用来孵鸡蛋的、然后小鸡接受刺激成长:服药、强迫喂食 ,它们在狭小的笼子里狼吞虎咽,从来没有运动或吸收过新鲜空气。 当它们长大些,就迁移到底下一层的笼子里,如此一层层下去,在到 达最底下一层时,它们就被宰杀。”

  像这种不自然的生长过程,不但把动物体内生化平衡状态破坏 ,同时,也扭曲了它们天然的习性。而更不幸的是,人类恶性肿瘤,以及畸形胎儿的产生,势必因 无知食用它们,而在所难免。

  四.动物的疾病

  肉食者所面临的另一项危险,就是:动物经常会感染一些疾病 ,而这些病往往是肉商或检验员无法察觉的。当动物身体的某一部分 长了癌症或肿瘤,有病的部分切掉之后,剩余的部分还是被拿到市场卖掉。更糟的是,有些长瘤的部分,混在肉里做成“热狗”、火腿或 馅料等食品。

  美国有一个地区,每天检查的动物尸体中,竟有两万五千头患 有肿瘤的牛尸,被拿到市场贩卖。科学家在实验中发现,如果用有病动物的肝脏来喂鱼,鱼也会 得癌症。科学家说:集约化(“高效率”)养殖厂的动物,没有一只是 健康正常的,这话已成为事实,而非危言耸听的夸张!

  闻乐格Dr.J.H.Kellog,是一位有名的素食医生 ,当他坐下来吃素食晚餐时,曾说:“在吃饭时,不必担心你所吃的食物是死于何种疾病,真是件好事!”

  五.尸毒

  当动物被杀之后,尸体中的蛋白质,就会凝结,并且产生自我分解的酵素。不像植物,细胞壁坚硬,且循环系统单纯,腐败很缓慢(读者可在家中挂一块生肉,和一个苹果或其它蔬果,自行观察,便能明白 )。很快,在肉类中一种名为“尸毒”的变性物质就形成了。由于尸毒会在死亡后立刻释放,所以肉类、鱼类、蛋类及动物类食品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很快就会腐败分解。

  动物被屠杀后,经存放、冷藏,然后运送到肉店,再被人买回家,再存放,等煮来吃时,我们可以想象,这份晚餐已经腐坏到了什么程度。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人类的消化系统,先天就不适合用来消化肉类。所以,肉类在胃肠中通过得非常缓慢,大约要五天才能全部通 过人体(素食只要一天半就可以全部通过)。

  在这期间,由腐肉所产生的肇病物质,就不断地接触消化器官 、肠道部分,很快,它们就受到侵蚀毒害。生肉,由于它的易腐败性,会令厨师及任何接触到它的东西, 都受到污染。

  英国公共卫生局,在一次屠宰场爆发出中毒事件后,警告家庭 主妇们:“处理生肉时,要把它当成像牛粪一样不卫生。”通常,有毒的微生物,即使经过高温烹饪,也不会被消灭。尤 其当这肉没有煮熟,或只是轻微加以烧烤,可想而知,它必然就成了 感染的来源。

  六.肾脏病痛风关节炎

  肉食者体内所负荷的废物,最显著的,便是尿素与尿酸。每磅肉,约含有十四公克的尿酸!一位美国医生,曾将肉食者与素食者的尿液加以分析,发现:

  为了排出氮化合物,肉食者肾脏的负担,是素食者的三倍。随 着年龄渐长,肾脏提前耗损过度,它们无法再有效作用时,肾脏病也 就随之产生。当肾脏无力再处理因食肉所带来的过重负担时,无法排 除的尿酸就储存在体内,肌肉就像海绵一样将它的水分吸干后,它就 变硬而形成结晶体。

  当它停留在关节里,痛风、风湿痛、关节炎等症状就产生了。当尿酸积聚在神经,就产生神经炎与坐骨神经痛。现在,许多了解疾病真相的医生,对于罹患上述病症的病人, 无一例外,不是要求他们完全停止吃肉,就是严格限制他们的食肉量 。

  七.排泄困难便秘

  我们的消化系统,并不适合于吃肉,因此,肉食者经常抱怨排 泄困难。肉类,由于纤维质极少,所以,它在消化管道中移动得非常缓 慢(比起谷类与蔬果食物,要慢约四倍),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之中 ,慢性便秘几乎成为共同的苦恼。许多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促使正常排泄的纤维质,只能从恰 当的植物类食品中得到。

  与肉类相形之下,蔬菜、谷类与水果保有较多的水份,而易于 通过消化道。蔬菜拥有大量的天然纤维,而这种物质正足以有效地防止盲肠 炎、结肠炎、心脏病与肥胖症等。

  八.高血压心脏病

  素食者最强有力的一个论点,就是肉食与心脏病之间的关系。

  在美国(世界上肉类消耗量最大的国家),每两个人之中,就 有一个死于心血管疾病。而这些病在肉类消耗量低的国家,发病率也低。美国政府因此设立了一个“心脏病病因研究委员会”,以研究 能遏止这种病的生活指导原则。这个委员会的研究报告结论是:若要维持适度的血胆固醇,人 们自饱和性脂肪(动物类食物)所摄取的热量,应少于总热量的百分 之十。

  报告中极有意义的建议是:少吃肉类、蛋黄及猪油、牛油、羊 油等动物性油脂。报告中更进一步的建议:吃东西要节制,必须少吃富于饱和性 脂肪的食物,对富于胆固醇的食物也要严格节制,包括肝之类的动物 器官、蛋类以及贝壳类的海鲜。“美国医药学会”会刊在一九六一年就曾报导:“素食至少可 以预防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七的心脏病。”

  到底是肉类中的什么东西,造成循环系统如此大的伤害?动物肉中的脂肪,如胆固醇,人体无法将其完全分解,这些脂 肪,会附于肉食者的血管壁上。由于日积月累,血管内就变得越来越 狭窄,能通过的血液量也就越来越少。这种危险的情况就叫心脏病变 。

  它使心脏承受很大的负担,迫使它极为用力地将血液送到阻塞而紧缩的血管之中,高血压、脑充血、心悸等毛病就都出现了。最近哈佛的科学家们发现,素食者的血压,一般都要比非素食者低。

  在韩战期间,两百具平均年龄二十二岁的美国军人尸体接受了检查,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由于肉类废物的阻塞,而呈现动脉硬化 的现象。同年龄的韩国士兵,却没有这种现象(当时韩国人基本上是 以蔬食为主)。现在我们知到,人类的杀手——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是相当普遍。

  有越来越多的医生(如美国心脏学会)严格限制他们的病人摄取肉类,甚至要求病人完全不吃肉。科学家们现在也体认到:素食中的粗糙纤维质,确实能降低胆固醇。

  加州洛马琳达大学营养系主任瑞吉斯特博士D.U.D.Re gister经实验证实:即使吃进大量奶油,而豆类中所含的物质 ,仍能使胆固醇减少。这是素食者比肉食者更健康的另一重要原因。

     九.综论

  肉食者必须面对的事实是:

  1.动物被宰杀时,极端的恐惧、痛苦、愤恨、挣扎,使其体 内的生化作用急剧异常,从而毒化了它们的尸体,进一步毒化食肉者 的身体组织。

  2.肉类烹烧烤炸的过程,会产生多种极强的致癌物质。

  3.肉类中的化学添加物(硝酸盐等),及食肉者肠内微生物 的变异,是致癌的重要原因。

  4.肉类中农药、杀虫剂等各种人工化学毒害物质的残留量, 比蔬果类至少高出十三倍。

  5.肉中含有抗生素、荷尔蒙、镇定剂等大量生化致病毒物。

  6.动物本身,就患有多种疾病(不包括各种人类未知疾病)、传染病。

  7.动物尸体腐败产生的尸毒,会使食用者中毒。

  8.肉类富含乳酸、尿酸等代谢物,是肾脏病、痛风、风湿痛 、关节炎等病变的主因。

  9.肉类因缺乏纤维,而造成排泄困难、便秘,间接加重脏腑 消化系统受毒素侵害的程度。

  10.动物脂肪的累积,造成心脏、血管病变,而罹患高血压 、心脏病、中风、血栓等。

  以上简述,已足以证明:

  肉食有百害而无一益,愚者贪着其味而自服其毒。做“拒百害 于外的智者”,还是做“缺乏意志力、自主力的愚者”,全凭自己的选择。在此,我们谨将世界各国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临床诊治统计报 告,及您身边的事实加以罗列,让医学告诉您:吃肉,是用自己的健 康和寿命为支付代价的最昂贵消费行为!

  在您阅览这些珍贵的保健资料之后,您能冷静地对自己的饮食 习惯做一通盘的检讨、理性的评判吗?您是否已经找到一套避免吃药、打针、看医生、花钱,奔走于 医院之间,让精神、肉体倍受种种煎熬、折磨的饮食策略来了呢?

  美国参议院“营养问题特别委员会”向全美提出此轰动性的报 告后,在美国本土曾引起近乎举国恐慌状态的巨大震撼!

  这项研究报告,是以总统候选人麦克嘉文为主席,并以“美国 国家癌症研究所”、“心脏肺血管研究所”、“国家营养研究所”、 “保健福利部”、“农业部”等单位的专家、医生及科研者为中心, 在英国皇家医学调查会议、北欧二国联合医学调查会议的协助下,以 世界性的规模来调查饮食生活与疾病的关系,而做了人类有史以来最 庞大的饮食健康报告,报告书长达五千多页。

  这项权威性报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1.发达、先进国家地区的饮食方式是错误的(食肉太多)。

  2.癌症、心脏病、脑中风、糖尿病等,致病的主要原因在于饮食不当。

  3.成人病与慢性病(文明病),根本无法靠医药或手术得到治疗。

  4.犯罪、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的部份原因是由于饮食偏差所导致。

  5.所有的成人病,都可以仰赖饮食的改善得到治疗与复原。

  6.值得注意的事实:多吃蔬菜、水果、谷物的草食型饮食习惯者,健康情况比肉食型饮食习惯者好得太多。

  ——节录自美国政府官方网站信息,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2012-01-21 14:00:25 收件人:zdjun@263.net

中国财政收入首破10万亿元大关

2012-01-21

  中国财政部2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全年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达到103740亿元,比上年增长24.8%,创下历史新高。同时,全年财政支出108930亿元,比上年增长21.2%。

  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的新飞跃,延续了近些年财政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势头。2002年中国财政收入为1.8万亿元,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7年突破5万亿元,2010年突破8万亿元。

  从横向视角来看,近几年,美国财政收入保持在4.5万亿美元左右,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保持在8500亿美元到1.5万亿美元之间,在国际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财政收入的总体规模已不小。

  分析人士指出,在近几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稳步上升无疑为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力保证。

  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站在世界第二的位置,经济的增长直接带动税收的增加。财政部数据显示,逾十万亿元的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为89720亿元,同比增长22.6%。去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13.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1%、进出口总额增长22.5%,相应带动增值税、营业税、进口环节税收等较快增长。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苏明指出,2011年中国全年居民消费价格(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上涨也带动相关税收增长。同时,企业效益的提高也带动去年企业所得税实现30.5%的高增长。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虽然目前中国财政收入总体规模已较大,但人均财政收入水平仍较低,据财政部介绍,目前中国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的世界排名处于百位之后。

  “应该说,中国财政收入的总体规模并不小,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这根本原因是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高,政府对居民的社会保障标准也比较高,这对我国而言,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苏明说。

  此外,财政部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33.1%,二季度为29.6%,三季度降为25.9%,到四季度只有10%,明显的前高后低态势表明中国财政收入增势隐忧已现。

  对此,财政部表示,去年财政收入前高后低,主要受经济增长逐步放缓、企业利润下滑、物价高位回落,特别是四季度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减收较多,以及汽车和房地产成交量下降相关税收减少等因素影响。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不久前在部署2012年财政工作时指出,2012年国际经济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适应结构调整需要,国内经济增速会放缓、企业利润增速恐下降,加上结构性减税力度加大,财政收入增速会有所回落。

  苏明指出,在“十二五”加快调整经济结构的背景下,2012年中国各项财政支出压力也将进一步凸现,2012年要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覆盖等,都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财政支出压力较大,预计财政收支压力将显现。

 

 

 




其它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1-12 12:55:27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国资委36亿增持43只央企股票

----国家队快速反应抬龙头

《财经网》

2012年01月11日

    自2011年10月以来,中央和地方国资委已经先后增持43只股票,累计投入增持资金超过36亿元,占同期上市公司获增持总额的54%,超过一半的水平。

    近两日,低迷已久的A股市场终于有了“龙抬头”的苗头,央企再度大手笔增持成为了助推大盘强势反弹的重要力量。据中国证券报报道,统计显示,自2011年10月11日以来,中央和地方国资委已经累计投入增持资金超过36亿元。在新一轮增持高峰中,“国家队”增持传递出提振市场信心的信息。

  在上周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促进协调发展一二级市场,提振股市信心。此后,中国神华(601088)、中国联通 (600050)、中国石化(600028)9日同时获大股东增持,央企的快速反应起到了积极的鼓舞作用,A股市场连续两个交易日大涨,沪综指反弹超过 120点。

  早在2011年10月11日,汇金公司增持四大行曾引发了第一轮增持热,不过依然难挡大盘下行的步伐,央企的增持努力淹没在了股市跌跌不休的洪流中。

  与之相比,本次央企集中增持的效果更加明显和剧烈,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增持加码的同时,传递出了“看涨”的信心。翻开K线图可以发现,在前期大盘急速下跌的过程中,中国神华、中国联通、中国石化均是十分抗跌的品种,其中,中国石化的股价甚至维持在大盘2500点时的水平。显然,在持股市值并未大幅缩水的情况下,央企集体增持的目的不再是简单的“抄底”,而是基于对整个A股市场的信心,看好大盘目前点位已经进入指数运行的下轨。

  与此同时,中国神华等三家公司今年被增持市值合计高达5.9亿元,而去年汇金公司的增持市值约为1.96亿元,二者金额相差悬殊。如果说,当初汇金公司是为央企护盘“敲锣”,那么现在新一轮增持则是在为股市撑腰“擂鼓”。

  统计显示,自2011年10月以来,中央和地方国资委已经先后增持43只股票,累计投入增持资金超过36亿元,占同期上市公司获增持总额的54%,超过一半的水平。

  央企增持浮盈数千万

  今日,央企鞍钢股份(000898)发布公告,大股东鞍山钢铁集团公司高管及上市公司高管计划每人买入1万股至20万股,并自愿将买入股份锁定两年。尽管这并不是来自其央企股东的增持,但是体现出了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强烈信心,以及央企高管众志成城的决心。

  在去年四季度的股市严冬中,基金、券商纷纷栽了跟头。然而,增持的央企却成了难能可贵的“赢家”。统计显示,按照交易平均价和股票均价计算,央企增持市值合计36.68亿元,而截至1月10日,最新市值合计为37.41亿元,浮盈金额为7323.45万元。也就是说,在增持的过程中,央企不仅没有赔钱,反而在弱市中赚了数千万元。

  市场人士指出,虽然前期增持潮未能挡住大盘下行的脚步,但是对个股股价的稳定作用十分明显。尤其是央企出手增持的股票,多数属于蓝筹股,具备基本面的支撑,偏低的估值水平让其下跌空间有限。

  中国神华等三家中字头的上市公司获得力捧,仅仅是又一轮央企大规模增持的开始。在所有的A股公司中,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的多达243家,目前已获增持的只是少数,在政策鼓励的影响下,会有越来越多的央企加入增持的行列。

  目前,股价并不是央企决定增持的主要条件,业绩稳定增长、估值合理的公司更易成为增持的对象。统计显示,在股本高于100亿股的公司中,中国建筑(601668)、国电电力(600795)、中国铁建(601186)均有着绩优和低估值的特点。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Fw: 2011年我国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 2012-01-21 13:52:40

2011年我国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

国家统计局

2012-01-18

  一、人口总量继续保持低速增长

  2011年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为13473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44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60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1.93‰,比上年增加0.03个千分点;死亡人口96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4‰,比上年增加0.03个千分点。

  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下降

  2011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8499万人,占总人口的13.7%,比上年末增加0.4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2288万人,占总人口的9.1%,增加0.25个百分点。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1年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尽管未来几年会有小幅波动,但对劳动力供给问题需要给予更多关注。

  三、出生人口性别比呈下降态势

  2011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78,比上年下降0.16,出生人口性别比自2008年以来连续三年出现下降,表明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显现成效;总人口性别比为105.18,受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的影响,总人口性别比自2005年来一直呈现下降态势。

  四、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

  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与上年相比,上升1.32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增加2100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1456万人。城镇人口比乡村人口多3423万人。

  五、流动人口继续增加

  2011年,全国人户分离的(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71亿,比上年增加977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30亿,比上年增加828万人。

  附注:

  1.指标解释

  年末总人口:指2011年12月31日24时的人口数。年末总人口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但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

  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城镇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乡村人口是除上述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

  出生率(又称粗出生率):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定地区的出生人数与同期内平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用千分率表示。本资料中的出生率指年出生率,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出生人数指活产婴儿,即胎儿脱离母体时(不管怀孕月数),有过呼吸或其他生命现象。年平均人数指年初、年底人口数的平均数,也可用年中人口数代替。
  死亡率(又称粗死亡率):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定地区的死亡人数与同期内平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用千分率表示。本资料中的死亡率指年死亡率,其计算公式为:
  
  总人口性别比:指年末总人口中,每100名女性人口对应的男性人口数,用于反映男女人口在数量上的相对对比关系。
  出生人口性别比:指一年内出生人口中,每100个活产女婴对应多少活产男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该指标值都在105±2的范围内波动。
  2.数据来源
  2011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
  3.调查方法
  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以全国为总体,省级单位为次总体,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抽样方法抽取样本。在全国共抽取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133个县(市、区),4420个乡(镇、街道),4800个村(居)委会,共调查登记了近150万人,其中常住人口115万人。调查采用入户登记的方式进行数据采集。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1-14 14:05:00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2012年危机四伏

The Perils of 2012

 (美国)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The year 2011 will be remembered as the time when many ever-optimistic Americans began to give up hope.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once said that 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 But now, in the receding tide, Americans are beginning to see not only that those with taller masts had been lifted far higher, but also that many of the smaller boats had been dashed to pieces in their wake.

In that brief moment when the rising tide was indeed rising, millions of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y might have a fair chance of realizing the “American Dream.” Now those dreams, too, are receding. By 2011, the savings of those who had lost their jobs in 2008 or 2009 had been spent. Unemployment checks had run out. Headlines announcing new hiring – still not enough to keep pace with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would normally have entered the labor force – meant little to the 50 year olds with little hope of ever holding a job again.

Indeed, middle-aged people who thought that they would be unemployed for a few months have now realized that they were, in fact, forcibly retired. Young people who graduated from college with ten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of education debt cannot find any jobs at all. People who moved in with friends and relatives have become homeless. Houses bought during the property boom are still on the market or have been sold at a loss. More than seven million American families have lost their homes.

The dark underbelly of the previous decade’s financial boom has been fully exposed in Europe as well. Dithering over Greece and key national governments’ devotion to austerity began to exact a heavy toll last year. Contagion spread to Italy. Spain’s unemployment, which had been near 20%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cession, crept even higher. The unthinkable – the end of the euro – began to seem like a real possibility.

This year is set to be even worse. It is possible, of cours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olve its political problems and finally adopt the stimulus measures that it needs to bring down unemployment to 6% or 7% (the pre-crisis level of 4% or 5% is too much to hope for). But this is as unlikely as it is that Europe will figure out that austerity alone will not solve its problems. On the contrary, austerity will only exacerbate the economic slowdown. Without growth, the debt crisis – and the euro crisis – will only worsen. And the long crisis that began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housing bubble in 2007 and the subsequent recession will continue.

Moreover, the major emerging-market countries, which steered successfully through the storms of 2008 and 2009, may not cope as well with the problems looming on the horizon. Brazil’s growth has already stalled, fueling anxiety among its neighbors in Latin America.

Meanwhile, long-term problems –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threats, and increasing inequality in mos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 have not gone away. Some have grown more severe. For example, high unemployment has depressed wages and increased poverty.

The good news is that addressing these long-term problems would actually help to solve the short-term problems. Increased investment to retrofit the economy for global warming would help to stimulate economic activity, growth, and job creation. More progressive taxation, in effect redistributing income from the top to the middle and bottom, would simultaneously reduce inequality and increase employment by boosting total demand. Higher taxes at the top could generate revenues to finance needed public investment, and to provide some social protection for those at the bottom, including the unemployed.

Even without widening the fiscal deficit, such “balanced budget” increases in taxes and spending would lower unemployment and increase output. The worry, however, is that politics and ideology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but especially in the US, will not allow any of this to occur. Fixation on the deficit will induce cutbacks in social spending, worsening inequality. Likewise, the enduring attraction of supply-side economics, despite all of the evidence against it (especially in a period in which there is high unemployment), will prevent raising taxes at the top.

Even before the crisis, there was a rebalancing of economic power – in fact, a correction of a 200-year historical anomaly, in which Asia’s share of global GDP fell from nearly 50% to, at one point, below 10%. The pragmatic commitment to growth that one sees in Asia and other emerging markets today stands in contrast to the West’s misguided policies, which, driven by a combination of ideology and vested interests, almost seem to reflect a commitment not to grow.

As a result, global economic rebalancing is likely to accelerate, almost inevitably giving rise to political tensions. With all of the problems confronting the global economy, we will be lucky if these strains do not begin to manifest themselves within the next twelve months.

Joseph E. Stiglitz is University Professo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and the author of Freefall: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1-20 01:29:43 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英国卫报:中国在全球危机中一枝独秀的关键在于有相当比重的公有制经济

中国一枝独秀的关键在于有相当比重的公有制经济

China's success challenges a failed economic consensus

英国卫报   Seumas Milne

guardian.co.uk, Tuesday 17 January 2012 22.00 GMT

It's public ownership that has allowed Beijing to ride out the west's crisis. Without it, recovery will be harder everywhere.

How the tables are turned. As Britain tips back towards recession and the eurozone hovers on the brink of implosion, George Osborne hurried off to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of Hong Kong this week to drum up business for the City as a future trading centre for the Chinese currency. On Tuesday he was in Beijing to lobby China to do what neither the British private nor public sector is prepared to do – invest in crisis-ridden Britain.

The chancellor's quest follows the European Union's fruitless attempt to convince China to use some of its colossal reserves to back the eurozone's bailout fund. And given the relative performances of the European, US and Chinese economies in recent years, it's not hard to see why western politicians now feel the need for Chinese support.

It's a commonplace that China is the world's emerging economic giant. After 30 years averaging more than 9% annual growth, China is now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nd its fastest-growing market.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have been taken out of poverty, as its international share of manufacturing has risen from 2% to 20% in 20 years.

But it has been the slump in Europe, the US and Japan that has most dramatically underlined the yawning gap in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world's long-established economic powers and China. In the four years from 2007 to 2011, US national income increased by less than 0.6% (the figure is still being revised down), the EU shrank by 0.3% and Japan declined by 5.2%. In the same period, despite the decline in export markets in those economies, China grew by more than 42%.

But there is a deep reluctance in the austerity-afflicted western world to consider the reasons for such an astonishing gap. Europe is already heading ever deeper into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risis that erupted in 2007-8, now centred on the eurozone. When the credit agency S&P downgraded nine states' creditworthiness and the eurozone's own bailout fund, warning that "fiscal austerity alone risks becoming self-defeating", Angela Merkel's response was to press for the adoption of even tighter austerity.

It is a recipe for economic disaster. Meanwhile, western analysts are predicting that China is head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 as they have consistently and wrongly done for the past decade, but especially since the crash of 2008. The latest predictions of a "hard landing" for China focus on inflationary pressure, a legacy of bad bank loans, an overheated housing market, and the impact of stagnation or worse in Europe and the US.

Maybe the pessimists will be proved right at last, but there are powerful reasons to suggest otherwise. Chinese growth for 2011 was 9.2%, compared with forecasts for Britain of around 1%. It's expected to drop back this year to between 7% and 8% – the kind of crisis to dream for. Last year's inflation is cooling off, as is the property bubble which, unlike in the US and Britain, was funded by savings rather than borrowing.

As the Shanghai-based British economist John Ross argues, China has a strong record of absorbing bad loans in the wake of the 1997 Asian debt crisis, and is cushioned from the collapse in western demand by the fact that most of its trade is with the developing world.

But crucially – unlike Britain, the US and the stricken eurozone economies – China has a modest budget deficit of around 2%. Which points to the central reason why China was able to ride out the global crisis of 2007-8 with such dramatic success. China's response was to launch the biggest stimulus programme in the world, investing heavily in infrastructure.

But instead of doing it through deficit spending and printing mone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able to use its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the banks and large state companies to increase lending and investment. Which is why China has grown by 10% a year since the crash, while the west and Japan have shrunk or stagnated.

China has travelled a vast distance from the socialised economy of the Maoist period and has a huge private sector and large-scale foreign investment. But its hybrid economic model continues to be based around a publicly owned core of banks and corporations. So while in Europe and the US governments rely on indirect (and so far entirely ineffective) mechanisms to reverse the collapse of private investment at the heart of the crisis – and private banks and corporations hoard bailout cash – China has the leverage directly to boost investment, jobs and incomes.

And that state-owned core has been central to the country's extraordinary growth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Of course that advance has also been based around the largest migration of workers in human history. And the costs of its economic rise have been massive: from rampant corrup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low-wage labour to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decline in health and education provision, an explosion of inequality and serious restrictions on civil rights.

Strikes and rural upheavals across China – as well as political shifts – are now challenging and having their impact on those failures. But China's authoritarian system can also lead people elsewhere to ignore some powerful lessons about its economic experience. And one of those is that what used to be celebrated across the political mainstream in Britain and Europe as a "mixed economy" – along with long-discarded levers such as capital controls – can deliver results that a privatised, deregulated economy is utterly unable to do.

There's no sense in which the evolving Chinese economic model could or should be transplanted to Britain or Europe. And having long ago sold off public stakes across the economy, most European states don't have anything like the financial or industrial leverage that China does to drive economic growth.

But it would also be obtuse not to recognise that a private-sector and market failure is at the heart of the current crisis; or to reconsider the role that new forms of public ownership could play in a modern economy in the light of China's experience; or to refuse to use publicly owned institutions that do exist, such as Britain's part state-owned banks, to forge a way out of the crisis. China's success represents a global opportunity, as George Osborne has grasped. But it should also be a challenge to a failed and discredited economic consensus.

 

 

 




 

发件人:"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 <zhanlue@yicai.com>2012-01-16 00:55:40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欧洲银行业去杠杆化

第一财经研究院

尊敬的女士/先生: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第36期,《战略参考》第36期已经出炉,现及时奉上,请您参考、指正!

    《战略观察》第36期——“欧洲银行业去杠杆化”指出, 欧盟和欧洲银行业管理委员会(EBA)要求银行业在2012 年六月前提高资本充足率,再加上融资市场的混乱现状,预期欧洲银行业去杠杆化的风险在上升。报告重点分析了欧洲银行业去杠杆化中队欧美以及新兴国家经济的影响。

    报告认为,目前信贷紧缩可能正处于开始阶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内,整个欧元区特别是南欧地区的信贷形势可能会出现明显紧缩,从而危害到经济运行、资产价格和企业发展等,此外,很可能会拖累美国经济增长。

    然而,虽然目前投资者对于欧洲银行业去杠杆话将波及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担心还在继续升温。然而,由于欧洲银行在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风险敞口远小于其在欧洲和拉丁美洲新兴市场的风险敞口,因此一次渐进型的去杠杆化过程并不会给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带来太大压力。

    《战略观察》第36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金融危机前非洲经济激增的贡献”指出,2008 年金融危机前的三年中,非洲地区(各国平均)GDP 增长约为6%,比前十年平均增长率高2 个百分点。期间,大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资金流入这些国家,部分国家比例高达其近年来外国直接投资的10%。我们用增长核算法评估中国直接投资对这些增长贡献率。通过采用索罗(1957)、丹尼森(1962)等人的方法,并利用1990 年至2008 年期间各个国家的可用数据,计算出各经济体近年来的索罗余值。涉及各国的股本数据、劳动力和生产要素份额数据。股本数据没有直接来源,因此需通过永续盘存法来构造。

     生产要素份额来自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然后,在排除中国FDI 情况下,用反事实增长核算法对非洲十三国在2005 至2007 年以及2003 至2009 年两阶段表现进行实验。尽管每次结果都因年度及国家而异,但其中几个年度/国家组合显示出中国FDI 贡献了0.5 个点的GDP 增长。这些结果证明,金融危机之前的三年以及其后两年内,非洲国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对其投资,尽管少数国家得益程度较低。




 

 

 

发件人:"世界和谐科学院" <tawh@vip.126.com>2012-01-17 01:17:41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新浪微博:

     刘浩锋注: 70名哈佛大学学生集体退出该校全球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原理》作者格雷格·曼昆的课程,整个西方经济学随着西方经济困陷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引发了人们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与质疑。科斯说商品生产与世界学术中心将在东方中国。

70名学生从曼昆的经济学课堂集体退课

哈佛学生的“觉醒”

朱富强

2011-12-08

    这不是哈佛学生第一次罢曼昆的课。一些批评学者认为,主流经济学家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应对此次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负有部分责任。

    最近出现了一件轰动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事件:哈佛学生罢了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曼昆的课,并发表了致曼昆的公开信。一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何以会有如此遭遇?

    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由来已久

     首先,罢课事件并不是在哈佛大学第一次出现。2003年700多名哈佛学生和毕业生就签署了一封对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请愿书,请愿书要求对Ec10(即《经济学原理》课程)进行改革以促进经济学课程的多元化,尤其是要求提供由S.Marglin教授等倡导的具有更广视野和批判性思考的替代性导论课程。原因是,Ec10是当时哈佛大学提供的唯一的经济学导论必修课程,而该导论课程就是讲授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模型,而且课程原始资料的大部分文章是由讲授者M.Feldstein教授自己或同类经济学家所撰写。

    面对来自学生的压力,同时为了保住哈佛大学和经济学系原任课教授的面子,作为折中的结果,哈佛大学答应在经济学系之外开设学生们所要求的课程。但是,正如此次公开信指出的,许多哈佛学生并没有能力选择Ec10之外的课程,因为此课程除对于经济学、环境科学以及公共政策学学生来说是必修的,当社会学专业必须选择一门经济学导论课程时,唯一的另一门可供选择的课程——S.Marglin教授开讲的经济学批判却每隔一年才开设一次(今年就没开课)。

    其次,罢课事件也不是针对主流经济学课程的孤立事件。2000年7月法国就爆发了“post-autistic”经济学革新运动,它将目前在经济学课程表中居压倒性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理论及其方法称视为“我向思考的”(autistic thinking),因为它基于狭隘的视野而没有能力与其他人交流,甚至也没有兴趣与他人进行交流,而只是做离群索居自我封闭的思索,从而只能集中于自身的智力游戏之中,并把数学本身当成追求的目标,而排除或禁止批判性的思考。法国经济学学生在因特网上发表了一封对他们教授的请愿书,呼吁脱离虚构的世界,寻求一种适于分析对象复杂性的多元化方法,更多的关注具体的经济现实。

    随后2000年9月,英国开始发行电子出版物《post-autistic经济学通讯》,11月又创立了网站,《post-autistic经济学通讯》也改名为《post-autistic经济学评论》;12月,post-autistic经济学运动的法国学生领导人参加了在英国召开的“经济学的未来”国际会议,从而激发了该项运动在法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联系。

    2001年7月,剑桥大学27名博士生发表了“开放经济学”的公开信呼应法国学生的要求,要求对主流方法的基础作公开争论并引入其他相竞争的理论和方法;2001年8月,来自22个国家的75名学生、研究者和教授在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发表了呼吁对经济学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堪萨斯城宣言”,请求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们克服有关人类行为的僵化观念,在研究中认真考虑文化、历史和方法论问题,开展跨学科对话;最后,这一反思思潮延伸到了美国主流大学,并在哈佛爆发。

    再次,此事件是一些学者以经济危机为契机抓紧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反思的结果。事实上,针对2008年11月英国女王访问伦敦经济学院向学者们提出的“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这一所谓的“女王难题”,英国一些经济学家S.Dow、P.Earl、J.Foster、G.Harcourt、G.Hodgson等10位主将就联合上书指出:“经济学家的受训面太窄,只关注数学技术和建构不依赖经验的形式模型,这是我们这一职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许多主流经济学学术期刊和院系中存在的为数学而数学的研究追求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缺陷”,正是“这一不大关注现实世界的对数学技术的偏好,让许多经济学家偏离了至关重要的整体性观察的轨道。这导致经济学家们无法对经济学分支领域的过度专业化及进一步探讨损害大局观念形成的原因之动力进行反思”。而且,在这些“后-我向思考”经济学家们看来,英国及其他国家有影响力的主要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此次危机是负有部分责任的”。

    在2010年“后-我向思考”杂志为追究经济学家对此次经济危机的责任而在设立了“经济学炸药奖”(the Dynamite Prize in Economics),最后获奖的10位是:格林斯潘、弗里德曼、萨默斯、布莱克和斯托尔斯、法玛、萨缪尔森、卢卡斯、理查德•波兹、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林德伯格;他们几乎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者和鼓吹者,以及数理模型的构建者和应用者,在经济危机的酝酿和爆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新古典经济学是不合理世界的“辩护学”

    最后,此事件也是经济危机的现实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直接促发的结果。新古典经济学以基于形式逻辑的数理模型来为现实社会的收入分配进行辩护,不仅将现实收入都视为合理的,而且论证市场机制将会导向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甚至以逻辑上的最优来设计市场机制和秩序。有新古典经济学家就宣称:如果这个世界与他的模型不相像,那这个世界就太糟了。然而,现实世界确实与主流经济学的理性模型相差甚远,糟糕的经济危机就是明证,而主流经济学不仅无法预测它,而且更无法解决它。

    同时,当前的经济危机根本上是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结果。美国国会预算处 (CBO)最近所公布的研究结果就指出,1979年到2007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高收入族群税后所得增长多达275%,中产阶级同期间税后所得只成长40%。而且,收入差距的拉大本身又是欧美社会经济政策受新自由主义支配的结果。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普曼在《外交事务》的文章就指出了美国经济鸿沟日益扩大的两大原因:一是市场力量的自然结果,美国崇尚自由市场主义,而市场机制下的分配机制根本上就是由力量决定,强势的管理阶层可以享受高额薪资而不必管公司的业绩如何,以致少数菁英攫取了巨额的金融利益;二是公共政策的扭曲,自1970年代迄今公共政策持续偏向有钱人:国会一再为高所得者减税、放宽资本利得及其他投资所得的税负,一再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理,让富有的经理人及投资者通过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创造出的衍生金融工具而变得更富。

    面对经济危机,新古典经济学家却争辩说,衰退是由暂时的混淆引起的,并宣称任何试图与商业周期作斗争的努力都只能适得其反;面对美国社会爆发的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持冷漠乃至敌视的态度。显然,经济危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完全暴露出来。

    总之,哈佛学生的罢课具有深刻的学术和现实根源,它是2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反思运动的延续,是没有根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教学之内在缺陷的周期性爆发。事实上,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及其课程,只是提供一个与无论何种具体问题度都没有联系的“想象世界”,而且它还借助数学工具极力排斥其他思想的挑战,从而对学生的思想和理解力造成了严重的压制。

    Julie A. Nelson就写道:“塔利班及其原教旨主义思维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最控制和压迫妇女的东西。现代学院派经济学和全球经济政策已经被乔治•索罗斯所抨击的那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僵硬思维所控制”。

    试想,尽管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都会捧出一两个“著名”经济学家,但这些经济学家究竟对社会提供什么帮助呢?有人就调侃地说,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热门议题是:1.如果你能发展一个数学模型解释“在不完全信息之下,为什么肚子饿了要吃饭”且能精确地预测吃几碗;2.如果你能发展一个严格数学模型解释“在不确定时,为什么理性的经济学人会迟到”且能精确地预测迟到几分钟;3.如果你能发展一个严格数学模型解释“在不完全信息之下,为什么一群高学位的经济学人凑在一起会变得很不经济”。

    因此,早在1992年一封由霍奇逊和麦克洛斯基起草并得到44名杰出经济学家签名的“请愿书”就在《美国经济评论》以付费广告形式发表,新古典经济学的衰落过程也正是我国把它捧若至宝引进的过程。那么,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学生们又一次走出了这种“黑板经济学”的课堂,我国的经济学学生又有何反应呢?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1-20 01:30:34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瑞士央行首脑的“特权信息”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朱伟一

上海证券报 2012-1-18

  西方金融发达国家反内幕交易反了几十年,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内幕交易就在政府内。瑞士中央银行行长菲利普·希尔德兰德(Philipp Hildeband)便是个典型例子。一向以加强监管的斗士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希尔德兰德,居然也卷入了利用内幕信息炒汇的丑闻之中。

  配偶借势谋财,是全球各国官员腐败的通病。

  瑞郎去年一度疯涨,瑞士中央银行遂采取措施,强行压低瑞郎。但就在消息公布之前,希尔德兰德的太太悄悄购入了大量美元,从中狠狠赚了一笔。事情被捅出来后,舆论一片尖锐批评之声,并要求希尔德兰德辞职。1月5日,希尔德兰德赶忙开了个记者招待会,回应各方批评。希尔德兰德早年在对冲基金干过,早已曾经沧海,果然处变不惊。他在会上百般辩解,一口咬定其夫人的做法道德上值得推敲,但“法律上并不越轨”。他又说,他太太是经济学家,个性很独立。言外之意是,行长太太赚钱全凭聪明才智。可对于实质问题,希尔德兰德避而不答:行长夫人在大量买进美元之前是否从丈夫处获悉瑞士银行即将采取的新措施?但希尔德兰德还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将其内幕交易所得捐出。

  为平息舆论的愤怒,瑞士政府煞有介事地聘用一家国际会计事务所,调查希尔德兰德太太涉嫌炒汇一事,结论是没有查出有任何违法行为。本来就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哪里会查出什么呢?瑞士官方对此早已定性,说是希尔德兰德所掌握的货币信息是“特权信息”(privileged information)。既然没有内幕信息,哪里有什么内幕交易?收人钱财,自然替人消灾,这种中介机构的收费调查,怎么可能会查出什么违法行为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查过其前总裁卡恩的性丑闻,查不出任何重大问题;安然公司也曾经聘请律师事务所来调查,也是查不出任何重大问题。

  那么,美国的情况如何?美国是证券法的发祥地,其经验无疑对各国有很大示范作用。无奈美国的情况更糟:内幕交易大行其道,美国国会议员们利用内幕消息谋财,呼兄唤弟,呼朋唤友,忙得不亦乐乎。2004年美国有一项研究表明,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股指平均值相比,国会议员手中所持股票的收益要高出12%。

  别看华盛顿的国会议员们表面上那么疾恶如仇,时而设立小组委员会,调查这家或那家公司的不法行为。其实是身为小组委员会成员的国会议员,照样可以买卖接受其调查的公司的股票。不仅如此,国会议员们还有向对冲基金通风报信之嫌。2009年12月8日,国会议员就医疗保健法案达成协议。这对保险公司当然是利好。就在达成协议几个小时之前,对冲基金的头面人物就已获得相关消息;某些国会议员在国会接见了对冲基金的头面人物,向他们通报了有关情况。 圈内人士原本才智过人,凡事一点便通,国会议员只要略有暗示即可。对冲基金经理与国会议员见面次数频繁,但并非每次都能获得信息,也是四处撒网,广种薄收。但他们只要有一回成功,便足可大赚特赚。

  2006年,曾有美国国会议员提出限制国会议员股票交易的立法提案,但议案遭到冷遇,最后不了了之。美国国会是立法机构,议员担负着立法重任,但恰恰就是这些议员先生、女士们,在内幕交易方面大胆过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对于查处国会议员的呼声,美国证交会却表示犯难,说是法律、法理上有困难。按照证券法的常规理论,公司高管对于公司负有信托责任(加强版忠诚责任),不得利用因其与公司的特殊关系而掌握的公司内幕信息买卖股票牟利。可美国议员并非公司高管,与公司并无信托关系。美国国会议员所掌握的信息大多涉及宏观经济,涉及政府的大政方针,并非某一公司的专属信息。

  实在呢,美国证交会若真想去调查国会议员,当然并非完全师出无名。美国有关内幕交易的法律和法律理论是在不断演变和发展的。美国又是普通法国家,法官一贯勇于实践,敢创先例,证交会完全可以小试牛刀,查几个国会议员试试水,即便不能将其绳之以法,也大可借此敲山震虎,以儆效尤。说白了,美国证交会之所以按兵不动,真正原因是不愿意、也不敢得罪国会议员们。美国国会既管证交会的高层领导任命,又管证交会的开支,证交会如何敢得罪这些国会议员大人?但美国证交会追查中国在美上市公司时,就完全是另一副嘴脸了:似乎执法如山,一身正气,还一路打上门来,向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兴师问罪。

  《瓦尔登湖》的作者亨利·梭罗曾感叹道:“对于邪恶之树,如果有十个人在削剪邪恶的树枝,只有一个人在试图挖掉邪恶之根。”对美国资本市场的现状,梭罗一百多年前的观察依然精准!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1-16 15:35:54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从身边事看成都政府的财政危机

——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知秋

2012-1-03

    老婆在成都某区一家基层社区医院工作。

     前几天,老婆兴高采烈的跑回来跟我说,区政府要各单位集资,资金收益率为15%,为期三年,三年后返本。她算了一下帐,存一万的话,一年收益就有一千五,还是蛮划算,说我们还是买点嘛。

    我听了心中马上意识到,这是地方政府已经陷入财政危机的表现,不由得感叹楼市下行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真是立杆见影呀!

    我给老婆解释道:我看这个集资不靠谱,政府的官老爷们吃饱了撑着了么?为何突然大发慈悲让老百姓捡这么大便宜?15%的年收益率?!是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的三倍,如果是政府出面担保,在中国这样一个投资渠道贫乏的环境中,如此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各种投资机构和民间资金还不挤破头?哪里轮得到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来捡便宜?

    我告诉老婆,不要这么激动,等拿了文件来看看再说。

    下午老婆拿回一纸合同,合同乙方是XX区总工会,甲方就是出资的工会会员。合同很简单,全部加起来不超过500个字,内容含混笼统,大致意思是甲方将资金委托给XX区总工会,作为信托资金用于XX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承担的供排水设施扩容工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合同中有这样两句话:“预计收益率为15%”“甲方……全面了解委托信托风险”。

    果然不出我所料,这是政府为了拆东墙补西墙采用的下三滥手段。我给老婆解释道:

    首先,这个事情是由工会出来担保,这没问题,但工会只担保资金的安全,保证资金能够顺利进入“XX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的帐户而不被挪用(其实即便中途被挪用了也无人监管,不过现在政府官员不会耍这么低技术含量的伎俩)。但是,工会并不担保这个项目能带来15%的收益,甚至不能担保本金安全,一旦这个所谓“XX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的项目亏损甚至该公司破产,本金遭受损失的话工会根本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另外合同中“甲方……全面了解委托信托风险”一语放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并且并没有人向出资者作出风险方面的解释,她们单位不少人都以为15%是固定收益——我老婆是硕士学历,还如此轻易的上了政府的当,那更何况其他人呢?因此XX区总工会完全是利用了“会员”们的无知,采用欺骗手段进行集资。

    再次,这个15%的盈利目标能实现吗?我敢打保票,100%实现不了,能保住本金就不错了,据说这个信托项目预计通过总工会筹集几个亿的资金,不管盈利与否,各级官老爷不从中捞足捞够是绝不会罢手的。再加上所谓“国有资产投资公司”的低效率是世人皆知的,这类公司的员工几乎全是官老爷们的三亲六戚,吃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能把活干好的人基本木有。我听一个在这类公司工作的朋友说,民营公司一个星期就能干完的工程,他们公司要拖几个月——更何况估计所谓“供排水设施扩容工程”只是个幌子,这笔资金的真正用途是用来解政府的燃眉之急。

     果然不出我所料,第二天老婆回来,说今天医院里开会了,专门讲集资的事情,说她们医院摊派的任务是一共要集资150万元(他们员工一共50人),院长提出要求,有编制的员工每人至少集资一万,中层干部五万。院长动员的方法,采用了胡萝卜与大棒子相结合的手段,首先给大家解释15%的收益是多么大的一笔福利,是政府为员工的利益作出的考虑云云,另外,院长还给戴了一下高帽子,说搞这个集资是政府在市政建设上遇到一点财政困难,大家集资也是帮助政府解决燃眉之急,支持XX区的市政建设,所以党员要带头集资云云。然后院长又威胁如果医院完不成150万的指标,那么今年的万余元的年终奖就不发......据说会后,部分员工因为担心完不成指标而拿不到年终奖而郁闷,但大多数人还是热血澎湃,就狠自己手头上钱太少,不能多买些!!

    其实这个事情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

    这几年各地地方政府都大搞建设,试图以建设拉动GDP,这么干,地方官员即有政绩又大有油水可捞,几年下来各地地方政府都已经是债务累累,这种债务危机在楼市上行的时候并体现不出来,因为通过抢夺农民土地卖给地产商的土地财政收入,成为了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但到现在,能卖的地都卖得差不多了,另一方面楼市下行导致地产商再也不敢买新的土地,于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面临终结,但地方政府的巨额贷款,光还利息就要命了,何况还要偿还本金?而且银行深知贷款给地方政府的风险,政府要继续向银行贷款已经非常困难,挖东墙补西墙的路已经走不通。

    另外,俗话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几年地方政府暴富大大助长了官员们奢侈浪费、大手大脚的习惯,尽管财政收入已经陷入危机,但政府奢糜的运作模式还要继续,那么钱从哪里来?

    以前地方政府要没钱,就压榨农民,搞各种摊派。但现在农民的土地都被地方政府抢走了,还怎么压榨?压榨工人么?工人每个月千余元的工资,再压榨就要起来造反了。企业商户似乎也还有压榨的空间,不过各种费用、税负也只能慢慢增加,一口吃不出个胖子来(当然那些由地方政府控制的费用近期必然上涨)。如此看来,体制外的人员都没有太多油水可榨了,只有打体制内人员的主意了——首当其冲的就是处于体制边缘的医院、学校等机构,以及下层公务人员。

    其实这是一个很理想的可供压榨的群体,首先,他们有油水可榨,有固定收入,除了维持生计外还略有节余,所以榨点油也不会起来造反。其次,让他们集资,以年终奖、编制、工资等相威胁,他们敢不交钱么?即便他们敢不交,这群人的财政大权控制在政府手上,政府完全能玩出这样的伎俩:直接把他们的工资扣除拿去搞“集资”之类的东西。再次,要是“集资项目”亏损了(其实这是必然的结果),你们这群处于体制边缘和体制低层的人敢起来闹么?谁要挑头起来闹就直接砸他的饭碗,即便砸不掉你的饭碗也让你穿一辈子小鞋。于是大多数人会在经济利益遭受损失和丢掉饭碗之间进行权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哑巴吃黄连。

    那么地方政府不怕这些“集资”项目的钱还不出来么?根本不怕,因为集资项目的期限是三年,三年之后政府已经换届,那个烂摊子等着下届政府来收拾吧,自己先解了燃眉之急,并从中大捞一笔,然后拍拍屁股就可以走人了。

 

 






发件人:"李复耕" <lifugeng116@126.com>2012-01-12 13:50:42 收件人:"zdjun@263.net" <zdjun@263.net>

中国经济的增量依赖症

----低端人群的基本生活只能靠经济增量来解决

诚灵

2012-1-06

     由于分配体制问题,每年新增的人口,城市化进程涌进城市的农民,下岗职工,这个规模巨大的低端人群的基本生活就只能靠经济增量来解决,从而形成中国经济独特的增量依赖症。更严重的是,存量不动只做增量的模式不仅吞掉经济发展的全部成果,而且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

  以2010年为例,看看目前我们的分配体系。2010年GDP大致是40万亿的规模。首先是财政与税收的抽水机:8万亿以上,去掉20%。再是垄断央企的隐性掠夺:大致是10%(2桶油、电信、移动、电力、金融等等)。还有个无法监督的印钞机:年平均CPI算15%(仅2010年我们的GDP40万亿,货币发行量(M2)却是70万亿,相当于我们每创造1元钱财富,央行就发行了1.8元人民币。)

  另外,房地产要拿走一大块(15%—20%),物流还要拿走一大块(全世界收费公路有14万公里,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加上名目繁多的进场费用——有媒体报道,农民卖1分钱的白菜进入终端后售价变为1.4元!)

  剩下不到20%的财富才是全社会各行业,总人口80%以上分配,而且,各行业领头羊还要拿走这些财富的大头。(比如,白酒的茅台、五粮液,制造业的联想、海尔,通讯的华为、中兴等等)。这样全国绝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绝大多数老百姓只能分点面包渣了。

  美国一个产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可以供养4.8人,德英法是1:6.8,韩日是1:3.8,我国劳动供养率为可怜的1:1.1。 所以,在欧美国家1亿适龄劳动人口社会只需要提供2000—3000万个就业岗位就能保持社会稳定,不仅是因为他们分配体系的劳动供养率高,而且它们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中国, 1亿适龄劳动人口社会至少要提供8000万个就业岗位才能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就是因为我们在分配体系中劳动供养率太低,而且社会保障体系非常脆弱。所以,国外GDP能有2—3%增长,社会就一片欢呼,而我们至少要保8才能维持社会稳定!

  结论就是文盲都看出来了:分配体系严重不公平,政府拿得太多。那么,为什么政府要拿得太多呢?根源就在于政府职能的错位。

  欧美国家一般都是小政府,权力受制约,政府只提供公共服务与产品,很少直接介入经济。而在中国,政府几乎就是全能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政府当仁不让要主导经济,官员政绩当然就只能考核GDP,政府主导经济钱从那里来?必然通过财政与税收抽水机、印钞机集中资源与财富“来办大事”。嗯,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有某某特色的市场经济,兄弟的理解是用计划经济的一套来搞市场经济,简单的说,大致就是请个兽医来给人看病,不出乱子才不正常。

  政府主导经济后果是有百弊而无一利。首先是效率低下,这里就说一个盐巴的故事。中国的食盐可以说是一个政府亲自管理商品的典型例子。有食盐管理法,有专门的盐业总公司负责生产与经营,按照食盐管理法规定,食盐的出厂价由国务院管理(吓死人吧),销售价格由各级政府管理,按规定生产与销售利润都不得超过15%。这么一个严格的体系,你一定认为食盐应该管理得很好吧?那么,请你去趟超市,买袋盐巴,看看规格——一般都是500克一包,再看看价格。大致是1.5元——1.8元。贵不贵?可能你觉得不贵。好吧,请你按照这个规格换算成一吨食盐零售价是多少?哈,很多文盲都算出来了,是3000多元一吨,现在我告诉你食盐的生产成本大致是300元/吨,不知道你做何感想。这就是政府直接管理商品的效率!

     其次,政府主导经济必然依赖投资拉动,导致产能过剩,通货膨胀严重。2008年次贷危机后,管理层出台了个4万亿刺激计划(实际上算上地方政府投入,已经达到10几万亿的惊人规模)。那么,这4万亿的钱从那里来?中央财政每年都是赤字,可能很多文盲都猜出来了,这4万亿很可能大部分都是川哥偷偷印出来的。所以,到了2010年后我们的CPI才会连创新高,神奇的猪肉又冲上20几元的高峰。

    最后,政府主导经济导致财富浪费严重。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2012-01-16 16:14:39 收件人:"马 志江" <mazhijiang@sina.com>, "毛 建伟" <mao6891@126.com>, "企业家慈善家思想家论坛" <union10000@gmail.com>, "任 正安" <lemoncreed@126.com>, "孙 长金" <sunchangjin51@163.com>

对卫生部回复函的质疑

杨晓陆 等

2012年1月

    国家卫生部2012年1月5日对我们的举报信(见附件二)回复函全文如下:“《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已于2007年废止,现行《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规定转基因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管理依照国家有关法规执行,不作为新资源食品和进口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管理。请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列》向相关部门提出您的诉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食品安全法》第十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生产经营中违反本法的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了解食品安全信息,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之规定,现我们作为举报人对该回复提出如下异议和质疑:

     一、关于益海嘉里集团2007年12月1日《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废止以前的违法行为。

    在2007年12月1日《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废止以前的违法行为要不要查处?该由谁查处?在我们的举报信中,曾明确要求你们按《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规定,责令下属卫生行政机构对益海嘉里集团采取取缔、停止生产经营;立即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食品并销毁该食品;没收其自2002年以来的全部违法所得;并处2009年6月1日以前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因为:2002-04-08你们颁布的《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转基因食品作为一类新资源食品,须经卫生部审查批准后方可生产或者进口。未经卫生部审查批准的转基因食品不得生产或者进口,也不得用作食品或食品原料。”

    第二十四条规定:“违反本办法,由卫生行政部门按照《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而《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立即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食品,并销毁该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如你们认为《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已于2007年12月1 日废止而不再适用,那至少也应对2007年12月1 日以前至2002年该集团所有的违法进口生产经营行为进行查处。而回函对此却讳莫如深,闭口不提。这是为什么?难道一个法规被另一个法规取代,就可以成为某个违法集团长达5年多非法经营而不被查处的理由?就可以成为你们不作为不依法行政放纵非法经营的借口?一个关系到十几亿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审核责任,一部全国人大通过的庄严法律和一个你们自己制定的严肃法规竟被你们当成儿戏,有法不依,玩忽职守,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对益海嘉里非法转基因大豆油不闻不问,放任其泛滥,放任其毒害全中国人民。这是一种什么行为?这是再明确不过的犯罪行为!这种行为难道不应该被追究?你们某些渎职的官员难道不应该受到刑法的严厉制裁?而你们一封复函几十个字不仅将益海嘉里违法经营事实而且连同你们自己的深重罪责都一笔勾销,这已经不是在玩忽职守,而是在肆意地践踏法律,在明目张胆地为犯罪分子开脱,在傲慢和狂妄地羞辱全中国人民!

    你们应该懂得,我们之所以在举报信中没有提到你们的渎职问题,不是因为我们缺乏法律常识,实在是寄希望你们能够自新反省,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而我们又确实留给你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那就是重新正视并认真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对长期违法经营的益海嘉里集团进行严肃查处。我们实在不希望你们错过这个机会。但我们不会仅仅作为一些受害者向你们乞求。

    我们认为,我们的举报信事实清楚,引用法律法规准确。你们必需对该举报信涉及的全部事实、要求做出正面回答。在此,我们强烈要求你们对益海嘉里集团2002年至2007年12月1日未经你们审批而非法进口、生产、经营转基因大豆油及转基因大豆粕而不受追究不被查处一事作出明确解释,请你们依照事实和法律说明益海嘉里集团可以逍遥法外的理由。

    二、关于益海嘉里集团2007年12月1日《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取代《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以后至今的违法行为。

    回复称:“《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已于2007年废止,现行《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规定转基因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管理依照国家有关法规执行,不作为新资源食品和进口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管理。”

    我们认为,这是你们为推卸责任对《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的任意篡改。理由如下:

    (1)、《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转基因食品作为一类新资源食品,须经卫生部审查批准后方可生产或者进口。未经卫生部审查批准的转基因食品不得生产或者进口,也不得用作食品或食品原料。”该规定已经非常明确地将转基因食品作为新资源食品的其中一类。

    (2)、《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不仅没有否定转基因食品作为新资源食品的其中一类,而且在第二条明确规定:

  “本办法规定的新资源食品包括:
  (一)在我国无食用习惯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二)从动物、植物、微生物中分离的在我国无食用习惯的食品原料;
  (三)在食品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微生物新品种;
  (四)因采用新工艺生产导致原有成分或者结构发生改变的食品原料。”

    以上其中(一)、(四)项亦完全符合转基因作为新资源食品的基本特征。

    (3)、“转基因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管理依照国家有关法规执行。”是《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需要强调的是,这句话后面是个句号(。)而不是逗号(,),而回函把句号变成逗号之后,又擅自将“不作为新资源食品和进口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管理。”这句根本在《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找不到的话加在后面,冒充法规规定。

    转基因食品属于新资源食品是明文写进你们的法规的,在用新法规《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取代旧法规《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时,新法规并未将转基因食品从新资源食品中排除,况且转基因食品又完全符合新法规关于新资源食品的定义,你们现在为了推卸职责的需要又说“转基因食品不作为新资源食品”,空口无凭,请拿出法律法规的依据来!

    你们擅自加上《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并不存在的这句话冒充法规推卸职责,但结果却弄巧成拙:

    其一,“不作为新资源食品”,那作为什么食品?如果是“新资源食品”定义有了改变,新定义见诸于何处?如果是不符合“新资源食品”的基本特征,转基因食品的基本特征又是什么?逻辑混乱至不可理喻。但无论如何,在所有现行法规中都找不出转基因食品不再属于“新资源食品”的规定,因此,转基因食品作为一类新资源食品当然仍应适用《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

    其二,“不作为进口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那作为什么食品?难道转基因食品已经有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该标准什么时候由什么部门制定?

   必须指出,《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第七条早有规定:“卫生部制定和颁布转基因食品食用安全性和营养质量评价规程及有关标准。”而据我们所知,这条规定完全是一纸空文。因为你们自2002年《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实施直至废止,从来就没有制定和颁布过转基因食品食用安全性和营养质量评价规程的有关标准。这种严重的不作为难道不又是一种玩忽职守?而可笑又可悲的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至今尚无颁布,转基因食品已经“不作为进口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了不可告人之隐情,为了推卸责任,你们竟可以找到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肆意的不作为和篡改法律法规竟已经到了如此胆大妄为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转基因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管理依照国家有关法规执行。”这一规定并没有把《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排除在外,因为《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同样也是“国家有关法规”,转基因食品完全符合这个法规中新资源食品的定义,因此当然适用本法规。应该明确的是,在转基因生物的进口、生产加工和经营管理职责上,农业部和你们本来是各有分工各司其职。而你们的重要职责就是要保证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把本来属于自己的职责推卸到其他部门身上,不仅无法解脱你们的法律责任,反而更加证明你们是如何在玩弄你们自己的职权,如何对待全体人民对你们的信任。

    《食品安全法》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公布、食品检验机构的资质认定条件和检验规范的制定,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

    而第八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其中(九):利用新的食品原料从事食品生产或者从事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生产,未经过安全性评估;

    在这同一部法规里,这里的有关主管部门显然是指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醒你们注意,这里并没有提到“新资源食品”,而是“新的食品原料”,请问,转基因大豆即使不是“新资源食品”,那么算不算“新的食品原料”?如果是,该不该由你们承担行政查处责任?

    综上所述,不论是2007年《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颁布之前还是之后,你们都有责任对益海嘉里集团自2002年至今的非法进口、生产和经营转基因大豆油活动进行查处。唯一有所不同的是,2009年《食品安全法》生效后,处罚措施应该更为严厉。因此我们再次要求你们履行职责,严肃法纪,对益海嘉里集团的违法活动进行坚决的查处。否则,我们将不得已对你们的违法行为向有关部门进行控告。因为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特此异议,恭候回复!

    异议人 举报人(签字)

  马宾 秦仲达 李成瑞 范慧明 赵鑫原 牧川 方斌 罗先胜 陈炳国 马东升 董建 戴磊 温永瑞 杨晓陆 马杰 陈武阳 王燕 李香珍 陈华岳 王明红 邱贻国 戴子云 宋金良 徐飞 李全雪 尚兵南 李尚华 沈美丽 马婷娜 张小林 张超 张琳娜 李树泉

    2012年1月15日

抄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卫生部纪律检查委员会

 

附件:北京消费者关于益海嘉里非法经营转基因食品致卫生部的举报信

对非法经营转基因食品的举报信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陈竺部长:

    我们作为一些普通的消费者,目前掌握到如下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公民杨晓陆于2011年11月21日向贵部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批准美国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品系加工生产转基因大豆油的审批文件;批准美国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品系采用“化学浸出”工艺加工生产转基因大豆油的审批文件;批准其他转基因大豆成分转基因食品的审批文件。

    贵部政务公开办公室于2011年11月23日以《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卫政申复[2011]42号)向杨晓陆回复:我部未受理或审批过您信息公开申请中所提产品 (以上内容详见附件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附件二《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卫政申复[2011]42号))。

    得知以上信息,作为消费者我们不能不深感震惊!因为,按照我们所了解的我国的法律及贵部关于转基因食品有如下严格规定:

    1、2002-04-08贵部颁布的《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转基因食品作为一类新资源食品,须经卫生部审查批准后方可生产或者进口。未经卫生部审查批准的转基因食品不得生产或者进口,也不得用作食品或食品原料。”
第二十四条规定:违反本办法,由卫生行政部门按照《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2、《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卫生部2002年颁布的《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同时废止)第六条明确规定:生产经营或者使用新资源食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在产品首次上市前应当报卫生部审核批准。并且该办法的其他条款对具体的审批步骤作了规定。

    该办法第二十五条对下述违法行为作了明确规定:生产经营未经卫生部批准的新资源食品,或者将未经卫生部批准的新资源食品作为原料生产加工食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3、《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二条明文规定: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立即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食品,并销毁该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4、《食品安全法》(该法自2009年6月1日起取代《食品卫生法》)第三条规定: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保证食品安全,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第四十四条规定: 申请利用新的食品原料从事食品生产或者从事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生产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交相关产品的安全性评估材料。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组织对相关产品的安全性评估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依法决定准予许可并予以公布;对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决定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六十三条 进口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或者首次进口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进口商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的安全性评估材料。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并及时制定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其中第九项)利用新的食品原料从事食品生产或者从事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生产,未经过安全性评估。

    根据以上规定及贵部2011年11月23日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益海嘉里集团(总部位于上海市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工厂遍布河北、山东、江苏、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各主要省份及四川、湖北、湖南、新疆、宁夏、黑龙江、等内陆地区,贸易公司及办事处已覆盖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外的全国各省。该集团油籽年压榨量达1000万吨,油脂年精炼能力300万吨),及其副产品约1200万吨“化学浸出”转基因豆粕((婴幼儿食品重要成分转基因大豆蛋白的原料),自2002年开始进口并加工生产的转基因大豆油或“化学浸出”转基因大豆油,和转基因豆粕,均属于“生产经营未经卫生部批准的新资源食品,或者属未经卫生部批准的新资源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加工食品”,同时亦为《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及《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未经过安全性评估的食品”。益海嘉里集团金龙鱼、福临门等品牌所有“化学浸出”转基因大豆油、副产品转基因豆粕等对上述食品的进口、生产及销售行为均属于情节极其严重的违法行为。这种违法行为已经不可思议地在没有任何监管和查处的情况下在全国各地持续了将近十年,已经对毫不知情的全国广大消费者(包括我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强烈愤慨!

    因此,为维护我们及全国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等合法权益并防止上述损害持续及扩大以致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我们特向贵部举报,请求贵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益海嘉里集团2009年6月1日以前的行为适用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益海嘉里集团2009年6月1日以后的行为适用此法),责令下属卫生行政机构对益海嘉里集团采取取缔、停止生产经营;立即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食品并销毁该食品;没收其自2002年以来的全部违法所得;并处2009年6月1日以前历年累积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及并处2009年6月1日以后理念累积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吊销许可证等处罚措施。

    特此举报,请贵部依法行政!

    举报人: 马宾 秦仲达 李成瑞 范慧明 赵鑫原 牧川 方斌 罗先胜 陈炳国 马东升 董建 戴磊 温永瑞 杨晓陆 马杰 陈武阳
王燕 李香珍 陈华岳 王明红 邱贻国 戴子云 宋金良 徐飞 李全雪 尚兵南 李尚华 沈美丽 马婷娜 张小林 张超 张琳娜
李树泉

    日期: 2011年12月7日。

 

 

 

 




发件人: "杜建国"<dujianguo1917@sina.com>;发送时间: 2012年1月15日(星期天) 凌晨3:03收件人: "John Wells"<909310562@qq.com>; 主题: 回复:转:网友爆料——铅笔经济研究社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

国富民穷还是资富劳穷?

——兼论谣言盛行的时代背景

杜建国

    摘要:先富起来的资本集团是改开以来中国最大的受益者,私有企业的雇员早已超过就业人口的半数。中国的现实首先是资富劳穷,受穷的只是给资本打工的白领蓝领工薪阶级。作为资本集团中亲美亲西且贪掠成性的一翼,“自由派”企图通过制造和宣扬国富民穷(官富资穷)论来误导舆论:承认贫富分化的事实,但是却避开或否认劳资根源,而将之全部归罪到政府和国企头上,并进而坐收渔利。为此,“自由派”靠主动制造和传播谣言来支持自己的谬论。

一、从“讲真话的既得利益者”传播谣言谈起

    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是当前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解决问题的出路或办法在哪里?这是关键所在。批评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笔者坚决支持。不过,进行批评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不顾事实不讲道理,更不能依靠谣言。遗憾的是,当下却是歪理盛行、谣言泛滥的时代。比如,媒体红人、以批评政府闻名的“公民”韩寒就屡屡参与谣言的传播。不久前,黄纪苏在《说话权利要争取,说话水平也要提高》 [1]一文中对韩寒们的刻画就入木三分。

    最近,在其博文《2011-6-30》中韩寒就再次把批评政府变成了传播谣言。该文写道,“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2]

    韩寒此处所引用的内容,不过是一则被重新炒作的老谣言。早在五年前,《中国青年报》(2006-9-18)所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就曾引用了这一说法:

     “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该文刊发后,反响强烈。同年10月,人事部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指出此消息纯属捏造:“人事部没有此项职能,也从未发布此类消息。……有关媒体的报道是不属实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3]。

    令人吃惊的是,谣言的生命力格外强大。尽管相关部门已经出来辟谣了,但是好多权威学者却视而不见照传不误。比如,2007年2月,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就曾将这则谣言当作自己的文章《令人尴尬的“公立医院”》 [4]的主要论据来使用。位高权重的周教授,难道竟然看不出“监察部、人事部披露”之类说法根本就不符合现体制的行为规则?
现在,距最初面世已过去了五年,此谣言竟然又被原封不动地翻了出来。韩寒自美为“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 [5],既得利益者一点不假,讲真话就未必了。

    不过此谣言重新泛滥,绝非韩寒一个人的功劳,立首功者大概是6月26日的“财经网官方微博”:“财经网官方微博【全国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引用中科院调查报告: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中青报)”(http://t.sohu.com/p/m/1373900395)。

    《财经》周刊一向自我标榜为“揭露黑幕”的英雄,不过从此事看来,《财经》倒更像是传播谣言的高手。正人先正己,《财经》可否尝试着揭一揭自己传播谣言的“黑幕”?

    当前,这类刻意依靠谣言来凸显官方弊端的事件绝非孤立,而是大为盛行。为何盛行?不外乎有些集团或势力同时具有了制造与传播谣言的需求和能力。下面详细分析之。

二、既得利益者冒充民间反体制——“自由派”资本的进攻

    改开三十余年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从以国有为主的计划经济向以非国有为主的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目前,这一转型已经基本完成。这一转型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动推行的,转型完成后,政治体制依旧,尽管此时经济领域已经脱胎换骨。

    从社会政治角度来看,简单地说,官方的转型期指导方针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可以说,官方在长期实践中坚决贯彻了该方针的前半部分: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过程,更是先富集团——资本集团高速发展的过程。其间,资本集团所享受到的政府的呵护和扶持,不管是从税负、劳工政策等社会政治因素来说,还是从基础设施提供、市场开拓、原料供应等方面来说,堪称举世无匹。从国内比较角度来看,私营企业现已占据国民经济的大半壁江山,其吸纳的劳动力早就超过了劳动力总数的一半。原来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逐渐萎缩,其吸纳的劳动力可能仅占劳动力总数的一至二成。从国际比较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产值已占据世界第一,整个经济规模则居世界第二,超过美国也是指日可待。中华资本在国际竞争中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毫无疑问资本集团是改开以来中国最大的受益者。作为既得利益者,资本集团对于自己的哺育者和扶持者——官方——现在持何种态度呢?简单地说,态度有两种。第一种是乐于接受政府的保驾护航,对与政府的合作分工少有或没有怨言,一心发大财,没有或缺少其他的政治企图。近期甚至有部分老板公开对“自由派”观点进行否定的,如李世默、陈光标、马云等,兹不赘述。

    第二种,则是得陇望蜀,欲壑难填,不满足与官方的合作分工,企图独家通吃,这就是所谓的“自由派”。“自由派”貌似在野,但是其代言人在学界和媒体界势力强大,早已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流(详见后面论述)。“自由派”进攻的主要理论武器或政治武器就是“官民矛盾”论,即中国所有问题都是政府造成的,与资本无关,甚至在明明知道资本乃是问题根源所在的情况下,也刻意装糊涂 [6]。“自由派”明明是通过现存体制捞取了最大的好处,但是需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了,就装出一幅“民间”反体制的姿态。比如“自由派”的红人经济学家张维迎,在过去官方重视并采纳其理论的时候,就宣扬官员是改开以来最大的利益受损群体,现在呢,因为政府不把“央企帝国”分给他们,在张口中就成了万恶之源,成了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再如自由派新宠蒋方舟,这位高考作文交白卷的所谓作家凭借加分特权混进了清华,竟然反诬其他学生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冒充民间反体制,这就是“自由派”的特征。后面我们会看到,除了冒充民间,还需要依靠装穷和造谣。

    “自由派”一面是得陇望蜀,得了便宜还卖乖,另一面则是挟洋自重,“仗着洋人看不起官” [7](黄纪苏语)。即使近年来此消彼长,实力方面美国急剧下降,中国蒸蒸日上,“自由派”也一如既往不改初衷,坚信“即使在美国做洗脚妹,也比在中国做大明星好”(网络红人罗玉凤语),换成胡舒立的话就是面对陷入危机的美国,中国不仅不能批判,反而更要加倍“学习”并避免“妄自尊大” [8]http://culture.caixin.com/2011-12-29/100344039.html。尤其进入2011年后,西方社会动荡经济衰败社会动荡丑闻连连,对此,“自由派”一方面自觉地为西方遮丑 [9],另一方面则是则是加紧渲染“中国崩溃论”(留待他文详述)。像张五常,本来是“自由派”的元老,近年来因为不肯追随“中国崩溃论”,而是对中国模式大加肯定,就遭到了“自由派”的排斥与攻击。对官方不屑的清高面具后面掩藏着的是亲资(详见后面论述)、媚西,这就是“自由派”的真实面目。

三、既得利益者面对利益受损者——“自由派”资本的防御

    “自由派”所要应对的不只是官方。除了进攻,他们还面临着防御。

    在资本集团先富起来后,共同富裕杳无踪影,广大白领蓝领工薪阶级——社会中大多数人——沦为未富集团甚至恒穷集团,这也正是先富集团得以先富起来的原因。中华资本在全球竞争中攻城拔寨所向披靡,所仰仗的正是这些物美价廉的白领蓝领劳动力。干得多,挣得少,是中国各类工薪阶级共同的生存方式。中国经济已经由加工衬衫玩具的低级阶段开始跨入与美日欧在高科技领域一决雌雄的高级阶段了,可是中国工人的收入却仍旧止步不前,老板的利润与工人的工资相比较,那简直就是龟兔赛跑。现在,被冠以“血汗”之名的,已不仅是民工,而且包括了技术与服务领域的各式白领。

    2010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指出,“1996年至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57.5%,累计下降11.8个百分点。1996年至2007年,在劳动者报酬比重大幅下滑同期,企业利润所占比重却从21.2%升至31.3%。目前,作为中国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从绝对数来看,近些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增长还是很明显的,但从相对数来看,社会财富这块“蛋糕”的切分中,企业收入增长更明显,政府收入则是从改革开放初期30%以上水平,一路下滑到1995年10.3%最低点后的恢复性增长,而且一部分是作为转移支付用来支持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 [10]

    该论中虽然有些说法还不够清晰(比如“劳动者报酬”与“工资收入”的概念有何异同?),但还是基本反映了中国当前的现状。其实,得出这种结论,根本用不着依靠什么学术报告,普通人仅仅依据自己的日常经验就完全可以判断出来。

    可见,在中国受穷的只是给资本(包括国有企业)打工的白领蓝领,不是国富民穷,而是资富劳穷。先富与恒穷,资方与劳方,正是中国社会的一体两极。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作为老板雇主利润之源的恒穷群体自然是怨声载道,怒气冲天。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种情绪更为浓烈,渐显待喷之兆。

    对于收入差距扩大或贫富分化加剧的问题,官方企图靠关注“民生”的“和谐”新政来解决。“自由派”则另有打算。

    另外,改制大潮后残存下来的国有企业,这几年经过官方的精心打理,已成长为“央企帝国”。掠夺本性不改的“自由派”对此也是垂涎欲滴。

四、“自由派”资本利用“国富民穷”论兼顾攻防

    对于“自由派”来说,面对此情此景,一如既往肯定不行,采用鸵鸟政策也不行,单纯防御也不行,能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的上上策是什么呢?其思路就是要让火山喷发时不朝向自己,而是朝向别人,由别人充当替罪羊;或者说,承认问题的存在,但是却歪曲解释造成问题的根源或原因,进而让大众接受认可有利于自己的解决办法或出路。具体说来,那就是承认贫富分化的事实,但是却避开劳资根源,将之全部归罪于政府,这就是“自由派”的对策。

    “自由派”的官民矛盾论在这一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其最具代表性的口号就是“国富民穷”,即资本不仅要继续冒充民间,还要装穷。该论的核心内容大致如下:血汗蓝领白领们,你们与公务员、国企员工干得都一样,凭什么他们挣得那么多?你们的日子过得太惨了,不过这不能怪老板对你们榨取得太狠了,老板与你们其实都一样,都是民,都受官的欺压;你们穷,老板们也不富,他们都要被国企垄断利润和重税给挤垮压垮了,哪里还有本钱给你们涨工资?富的只有官老爷,只有公务员和国企职工。

    血汗白领蓝领与你们的老板联合起来,杨白劳与黄世仁联合起来,去争取民主宪政!

    比如秦晖教授,一方面抱怨工人“缺福利少自由” [11],但是却不承认资方因此而受益,反而要求工人与资方一起去追求宪政,去“做民主化的动力” [12]。最近孙立平主持的清华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一面哀叹贫富分化以至于“断裂失衡”,一面又抱怨“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这与秦晖玩弄的是同一花招。

    天塌下来,让个大的替咱们顶着,咱们趁机当家,这就是“自由派”的如意算盘。“国富民穷”论一面让“自由派”避开了白领蓝领的怒火,一面又把这把火引向官方和国企,“自由派”借此坐收渔利:实现“宪政”、瓜分国企。矛与盾集于一体,效果可谓是攻防兼备,一举两得。

    过去“自由派”以先做大蛋糕再谈分配来为资本榨取劳动服务,如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余年,蛋糕已经做得巨大无比,便改口说蛋糕全让政府和国企通过重税和垄断利润切走了,老板与你们打工的只能吃残渣了。

    如前所述,中国的现状是资富劳穷,哪有什么国富民穷。国企吸纳的劳动力仅占劳动力总数的一至二成左右,绝大多数劳动力都受雇于私企和其他成分的企业,贫富分化自然应该由这些企业的老板们来负责。怪到国企员工头上,大谈“行业差距”,这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嘛!另外,你们抱怨干同样的活,国企员工挣得比私企员工多,那么你们干吗不主张向国企看齐,让私企老板将员工工资涨到国企的水平呢?(国企问题笔者即将有专文论述)

    笔者并不否认国企存在着问题。现在国企其实跟私企一样,都是靠提高劳动效率降低劳动成本来赚钱。国企内部的高收入者只是少数人,众多的基层员工收入一般,更不用提那数量庞大的临时工、派遣工了,这跟私企没有两样(相对而言,还是好过私企)。中国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私企,他们现在在全球竞争中具备的优势,首先受益于那些价廉物美的白领蓝领工人。这些白领蓝领做出了长期巨大的贡献,理应让他们共享增长的成果。改善员工待遇,国企私企都是责无旁贷。

    再看时下流行的另一概念“国进民退”。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现实明明是国进资进,哪里有什么国进资退、国进民退?本来是你捞你的,我赚我的,一起发财,何必闹得有你无我、水火不容?这些年来,“自由派”赚大便宜上了瘾,稍不如其意,便大呼小叫吃亏受苦了。

    普通人都明白,缩小贫富分化、改善广大工薪阶级生活水平的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涨工资。但是只要一提到涨工资,“自由派”们就立即反对,撕下救民于水火的面具,暴露出资本代言人的真相。比如,当前“自由派”热捧的已故的法学家蔡定剑,要求中国学习罗斯福新政,让工会自主,但是对新政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最低工资标准,却坚决反对 [13]。至于韩寒,更有高论:工人待遇不好,不能怪老板,只能怪政府,因为老板想给工人涨工资政府却“禁止” [14]。再如,热衷于宣扬国富民穷论的门户网站“网易”,最近甚至专门制作专辑,宣称“过劳死没有科学依据” [15] http://discovery.163.com/special/karoshi/。http://npc.people.com.cn/GB/16426581.html貌似为民请命,实为替资本辩护。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国富民穷”论的一些具体案例。

 五、“国富民穷”论的典型案例

    2011年7月,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女士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指责国企作为“共和国‘长子’,家里的穷人你们管过吗?那么多农民工,你们看在眼里了吗?” [16]张女士心怀庶民令人钦佩,不过怪罪到国企头上就令人不解了。请问张女士,“穷人”与“农民工”之所以害穷,那还不是因为他们的付出与回报不相称嘛!还不是因为老板给他们的工资低嘛!黄口小儿都能一清二楚的事情,堂堂的副主席怎么就犯起糊涂来了呢?您这位副主席心里要是真的装着那些穷人,怎么不去要求老板给他们涨工资呢?富士康十三跳,人家郭台铭并没有去怪宝钢与中石化呀!刚入职普华永道的年轻的女硕士过劳死了,难道要赖铁道部和发改委?杨白劳上吊了,您鼓动大春喜儿去跟孔乙己祥林嫂拼命,黄世仁穆仁智得多感激您呐!

    再看张女士对提高工薪阶级的收入的具体建议:“初次分配调整的核心是政府减税、企业让利、劳动所得提高,促使三者之间利益分配结构趋向合理。” [17]这哪里是增加工人收入,这分明是扩大企业的利润嘛!政府给企业减税后,企业得利是板上钉钉的事,可谁能保证企业会把这部分利拿去给工人涨工资呢?名为为穷人造福,实为为老板谋利。美国自里根时代以来就一直倡行对企业和富翁的减税政策,理由是这可以促进企业改善员工收入并刺激消费。可是三十多年下来,老板们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是将政策优惠全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以至于造成了1%对99%的贫富分化极度悬殊的社会局面,并引发了现在的社会动荡。减税论在美国现已沦为过街老鼠,“自由派”当前却如此热捧,理由何在?

    2009年以来,网上广泛流传着一篇文章《白领陨落,黑领崛起》,是“自由派”理论的典型表述,影响很大。此文首先指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九十年代以来白领梦已经破灭了。那么怪谁呢?“黑领阶层”,即“就职于政府和官有垄断企业的那个庞大群体。”这纯属诡辩。黑领阶层的收入到底如何我们暂且不论,有受损的,就有受益的,白领是陨落了,挣得少了,那么此消彼长,长的是谁呢?当然首先是白领的老板了,哪能直接怪到黑领头上呢?与白领整天打交道的,并非黑领,而是他们的老板。该文还刻意压低老板们的地位,称中国的第三等级“是由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顶级白领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人员组成。”托“自由派”的福,中国广大的中小学教师们已经跟黄光裕们平起平坐了。

    吴敬琏虚构了这样一个两难选择:你只要一去批评富人,那就是纵容腐败分子。我实在搞不明白,这种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从何而来呢?难道为了反对腐败,就只能任由资本对我们压榨吗?既不让腐败分子为所欲为,又不让资本集团为所欲为,这有何不妥呢?这哪里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呢?

    其实,对这种只批权力不批资本的“国富民穷”论的荒谬之处,“自由派”是心知肚明。比如,这两年茅于轼在一贯“为富人说话”,也开始借“国富民穷”论为穷人“说话”了。最近有记者采访茅于轼时问道,“您有没有对政治特别迷茫的时候?”茅于轼坦承,“最近迷茫的就是这个社会的矛盾的原因,到底是贫富分化原因,还是特权的原因,还是机会不平等的原因。这个问题我还是在琢磨,没有太大的把握。”这段话无异于说,对于“权力”与“资本”,到底谁是主要矛盾是吃不准的。可是话音刚落,茅于轼的“迷茫”就不见了,又一口咬定责任在于权力了:“现在市场中不好的事,是有权势的人用自己的权势去侵犯别人的私,这是最大的祸害。” [18]政治需要压过了真实判断。揣着明白装糊涂!

六、破绽百出的“国富民穷”论只能靠谣言来支撑

    多年来,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像法拉利,工人工资增长速度像拖拉机,老板们的趣味都已经由玩跑车玩越野升级为玩游艇玩飞机了,还要让人相信他们与自己的白领蓝领雇员一样穷,哪里可能? [19]国富民穷论,无法说圆。摆事实,讲道理,不管靠哪一样,“自由派”都不能把资本家变“穷”。于是乎,在摆事实和讲道理无效的地方,就只好依靠谣言了。只有捏造出来的“事实”,才能完全符合他们的理论。谣言盛行的大背景,就在于此。

    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自己黑不要紧,不要去为自己辩解,而要去把别人抹得更黑,抹黑别人就是洗白自己,贬低别人就是抬高自己,这是政治宣传艺术的核心秘诀,“自由派”深谙此道。谣言的核心或重点,就是制造政府把钱都捞走了因此我们大家都受穷的舆论共识,如此一来,也就减轻了资本对贫富分化应负的责任。

    本文开头所提到的“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就是这类谣言的一个典型。相似的例子还多的是,其基本共同特征就是:打着学术调查或报告的幌子,冒用国内或国际权威机构的名义,来杜撰符合国富民穷论的事实。

    2009年6月29日《时代周报》刊登记者韩洪刚的文章《贫富分化急遽加大的危险》。文中称“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 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其实这是一则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在网上传播的谣言,现在经此报采用后,舆论大哗。直到此时相关部门才出来辟谣,指出这一所谓的“联合调查报告”根本就不存在。

    另外,该文中还有如下内容:“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这一说法肯定也有问题。

    2010年6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夏业良教授在《财经国家周刊》发文《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称“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此论一出,反响强烈。但是该数字的统计者却迅即指出夏教授有误,原报告中“不是1%的人口占有41.4%的财富,而是10%的人口占有了41.4%的财富”。 [20]夏教授下笔有灵,别人统计的中国财富集中程度一下子就扩大了十倍。如此看来,夏教授倒不是在传播谣言了,而是有制造谣言的嫌疑了。至于财富集中的原因,夏教授也不过是在重复“行业差别”的老调,资本因素丝毫不见。

    就在撰写此文期间,笔者发现一篇新的谣言文章正在被大肆传播。该文章的标题各异,但内容相同,首句话为“2010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其实这也不过是一条老消息,造谣者现在只是将原来的“2006年”改为“2010年”,并与时俱进加了些新料罢了。

    该文的内容跟前面列举的谣言大同小异,一上来就是“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然后拉大旗作虎皮:“2010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与笔者前面列举的《时代周报》文章的内容相比,这段话只是把“2007年”与“波士顿咨询公司”换成了“2010年”与“世界银行”,其他数字结论基本一样。

    该谣言还称“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那么原因何在呢?因为“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先富者手中了。因为中国公众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他收入,只有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

    拥有“非工资方式”的收入难道只有“贪官污吏”的“非法收入”吗?给工薪阶级开工资的人难道就不是了吗?依靠占有资本来获取利润的人就不是了吗?他们到哪里去了?

    给官方设套,给资方解套,这就是众多谣言所遵循的共同原则。

七、谣言为什么能够盛行?——“自由派”已掌控中国媒体

    谣言为什么会产生?这是支撑“国富民穷”论的需要。谣言为什么能够盛行?当然是因为媒体人与学界乐于此道,否则怎能盛行?这从本文所列举的几则谣言被揭穿后媒体的反应即可见一斑。

     “200万干部长期请病假”的谣言被揭露后,2006年10月30日《广州日报》刊发卢荻秋的文章《谁给“200万名干部长期请病假”一个权威说法?》。该文竟然如此为谣言进行辩护:“人事部的表态只能说明‘这个消息的来源不是人事部’,并不能否认‘200万干部长期请病假、一年开支数百亿’的真实性。”我不明白,您既然知道“真实性”了,干吗还要利用假材料呢?即使真实性如您所言,难道造谣就有理了吗?医疗资源分配不公,是人尽皆知的事实,问题在于只有依据事实而不是谣言,才能发现问题的根源以及找准解决思路。

    “高干子女占据亿元户的91%”的谣言被拆穿后,该文的责任编辑彭晓芸特在网上发文《关于时代周报〈贫富分化急遽加大的危险〉一文的非官方说明》来为自己辩白,丝毫没有对传播谣言——且不管其是有意还是无意,是一贯缺乏责任心还是一时疏忽——感到愧疚。正是这位彭晓芸,2011年7月还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名为《法制被阻隔,就会有暴力泄愤》的文章。中国当前“暴戾之气”弥漫,除了法制被阻隔,难道与您彭女士肆意传播谣言就没有关系了吗?

    夏业良涉嫌制造“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的谣言后,《南方周末》(2010-06-17)刊发了评论文章《中国式贫富分化的数据之困》,该文非但没有对夏涉嫌造假的行为进行批评,反而抱怨研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最大困难是“数据缺乏”。就算是数据缺乏,你们就可以随便捏造吗?研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所最欠缺的,到底是数据还是严肃客观的态度?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中国是“集权国家”,政府对媒体严加控制。事实上,中国早已不存在“舆论一律”了,媒体的独立性早已大大加强,媒体对社会对政府的反作用力也越来越大。从传统的报刊到新兴的门户网站、微博,都是如此。媒体内部,也已经是自成体系并互相渗透。其中,诸多报系和门户网站被“自由派”所操控,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如“自由派”人士许纪霖最近指出,近十几年来,“自由派”虽然在纯理论战场上“大败”,“至今没有建构出一套完整的全球化时代中国问题的说法”,但是,他们“降一个层面,换一个战场,转移到公共媒体去争取‘微观维权’……使得公共媒体的自由派声音占压倒性优势”。 [21]这一“压倒性优势”,正是谣言得以泛滥的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官方的态度也促进了谣言的流行。王小东最近指出,“政府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说他是强呢还是弱呢?说他弱了吧,在很多地方搞专制腐败,还什么都管。但要说强吧,他见谁都怕,总被别人绑架着,别人怎么踹他都没事。” [22]官方忽而“不容”,忽而“包容”,态度模糊不定。

    面对公众对媒体放纵谣言传播的质疑,2011年7月3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创办人之一和前总编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度世界新闻自由奖获得者程益中在其微博中高呼:“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新闻媒体备受压制的国度,谣言其实就是存在于人心深处的真相,是群体表达意愿的一种方式,是大众对抗官方宣传和谎言的有力武器。它不是事实,但远比事实更真;它经不起推敲,但总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挡不住大众深信不疑。目前谣言已无法止于智者,只能止于言论自由”。 [23]

    自由无罪,造谣有理!明明是主流,非得装作非主流。都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造谣了,何来“备受压制”?事实上揭露造谣的文章,才是备受压制。

    戈培尔认为,谎言需要重复一千遍才能成为真理,程益中先生干脆认为谎言就是真理,谣言就是真相。与程益中先生相比,戈培尔可差远了。有恃才能无恐。“自由派”在谣言被揭穿后竟然毫无畏惧,仰仗的正是他们对媒体的控制。

    2011年7月初稿,2011年11月改毕,

    附言:本文为2011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论文,主要内容将刊发于《管理学刊》2012年第二期。

    杜建国2012/1/14,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1-16 15:35:54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奥地利学派如何解释经济周期

主讲人:李子旸 邓新华

评议人:秋风 郑超愚 郭冠清 赵农

2011-03-16

茅于轼:

    今天是天则经济研究所403次学术报告会。我们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讨论基本分为两大派:凯恩斯派和奥地利派,这两派各有各的道理。今天,我们请铅笔经济研究社的李子旸老师和邓新华老师向大家介绍他们对奥地利学派的理解。这次报告会有两个题目:一个是奥地利学派怎么解释经济周期,对于经济危机是怎么产生的这个问题,凯恩斯派和奥地利派有不同的看法;另一个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理论分析。下面首先有请李子旸老师谈谈他对奥地利学派的看法。

李子旸:

    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向各位老师学习请教。我就谈一下铅笔社成员学习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的心得和体会,希望大家批评指教。

    首先,我介绍一下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和奥地利学派产生的背景。商业周期的英文是business cycle,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工商业循环,因为cycle是循环的意思。还有一些别的译法,比如经济周期、盛衰循环等,但今天我们还是“商业周期”这种说法。

    商业周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的核心之一,也是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学的巨大贡献所在。奥地利学派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边际革命”,其代表人物有三个,分别是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和奥地利的门格尔。

    门格尔后来成为了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他有一本著作叫《国民经济学原理》,其中很多理论就是商业周期的基础。门格尔之后的第二代学者包括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前者的代表作《资本实证论》中的一些理论也成为了商业周期的基础,后者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机会成本”。

    第一和第二代的学者曾经和德国的历史学派进行了长期论战,论战的焦点就是方法论。当时,德国历史学派为了贬低他们,把他们称为“奥地利学派”,以表明他们不是主流经济学。后来,这个名称就成为正式名称传了下来。

    第三代学者就是米瑟斯了,可以说,米瑟斯是奥地利学派成型后的第一位领袖人物。因为在前两代的时候,奥地利学派还被囊括在主流经济里,而到了米瑟斯时代,奥地利学派就分立出来了。米瑟斯曾经参加过庞巴维克组织的培训班,在培训班上,米瑟斯的商业周期理论成型了。

    1912年,米瑟斯出版了《货币理论及货币流通理论》,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商业周期理论。此书出版之后,米瑟斯一举跻身世界一流经济学家行列。商业周期理论后来又经哈耶克进一步发展。

    哈耶克1929年出版了《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30年代,他又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了关于商业周期的系列演讲。当时,欧美经济学界对欧洲大陆的经济学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哈耶克的演讲当时引起了很多的轰动,演讲的内容后来集结成书,叫《价格与生产》。书很薄,但是分量很重,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哈耶克三角”,这是商业周期的一个核心概念。

    因为米瑟斯和哈耶克的巨大贡献,商业周期理论的正式名称就叫“米瑟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哈耶克凭借这个理论于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米瑟斯很不幸,没有等到那一天,1973年就去世了。

    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的产生背景显然和当时德语地区的通胀有关。一战之后,德国发生了恶性通胀,二战之后,德国又发生了一次恶性通胀,等于德国人一生中两次被恶性通胀掠夺了所有财产,这对他们的刺激非常大。哈耶克在米瑟斯手下工作的几个月时间,名义工资就增长了800倍。这就推动了他们发展商业周期理论。

    商业周期理论说到底其实是通胀理论,研究通胀的原理和综合后果。米瑟斯是犹太人,二战期间到了美国,把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也带了过去。米瑟斯当时在纽约长期举办培训班,现在,奥地利学派在奥地利已经没有了,主要存在于美国。

    米瑟斯培养出的最重要的学者是罗斯巴德。他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叫《美国大萧条》,用奥地利的商业周期理论分析美国大萧条,分析得非常好。这本书很早就有译本了,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这本书又印了一版,张维迎老师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说要“埋葬凯恩斯”。

    我一个美国朋友说,在美国,如果哪个系主任敢这样说话,饭碗就保不住了。在美国,凯恩斯在经济学界的势力还是非常大的。现在,美国奥地利学派的据点主要有米瑟斯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和纽约大学,但总体来讲,奥地利学派还是边缘,不是主流。

    我们铅笔社的英文Ipencil是一篇短文的题目,短文的作者是里德,他是奥地利学派的教育者和组织者。

    除了商业周期,奥地利学派还有一些主要理论,比如主观价值论、机会成本、经济学方法论、企业家才能等,其中主观价值论和机会成本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了。现在奥地利学派和主流经济学分歧最大的地方主要还在方法论。

    在此基础上,奥地利学派可以说是众多经济学流派里最彻底的自由市场主义者。如果把主要经济学派画到一条线上,标准是是否支持大政府,最左边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主义好一些的是凯恩斯主义,比凯恩斯主义好得多的是芝加哥学派,最右边最彻底的是奥地利学派,它不接受任何政府干预。米瑟斯研究院的一些人甚至将其发展到了“无政府主义”。

    下面,我介绍一下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本身。2008年9月,从美国开始,经济危机突然爆发。这次危机是非常典型的商业周期现象,它包括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循环性,即繁荣-萧条-再繁荣-再萧条,而不是一直增长或者一直下降。第二,普遍性,即各个行业都出问题,这就提醒我们,问题可能和货币有关,因为货币是唯一可以波及各个角落的经济因素。第三,突发性,即事先很少有人能够预计到。危机之前,很多人反而抱着乐观的态度。2008年9月爆发的经济危机,8月份鲍尔森等人还在说美国经济很健康,谁知话音没落,9月份经济危机就发生了。第四,危机前后资本品和消费品的价格变化不一致。资本品价格变化非常剧烈,消费品变化幅度比较小。比如当时石油、电力、股票、房子等资本品价格大起大落,而吃的、穿的等日常消费品变化不大,甚至没有变化。第五,危机爆发前,货币量很大,危机爆发后,货币量很小。任何试图解释经济危机的理论都要能把这五个特点说清楚,这样逻辑上才能说得通。

    我们首先可以排除一种解释,即经济危机是企业家偶然同时犯错造成的,因为企业家同时犯错不可能出现这么奇怪的现象。另外,经济危机更不可能是企业家贪婪的结果。人一直都是贪婪的,用贪婪解释经济危机就像用地球引力解释飞机失事一样,完全没有意义。这两种解释排除后,商业周期理论是怎么解释经济危机的呢?

    首先,从消费和生产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说起。消费和生产的共同点是,两者都消耗掉了商品或者其价值、效用。比如,一双手套戴了几年磨损了,被扔了,手套的价值就没有了,同样一双手套,工人戴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区别在于,消费的结果是人的主观愿望得到了满足,而生产的结果是以消耗的东西为代价,生产出了更多的新的价值。工人的手套被磨损的同时,一定有新的东西被生产出来。这是生产和消费的根本区别,并不因交换的存在而改变。

    比如,甲有一块面包,乙有一块钱,交换之后,甲得到了一块钱,而乙把换来的面包吃了。面包没有了,财富也减少了。如果,乙换来的是一块用于生产的煤,虽然煤消失了,但一定生产出了新的东西,财富是增长的。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社会中财富的增长只能靠生产,不能靠消费。生产有利于他人和社会,消费有利于自己。消费其实是一种自私的行为,这么说倒不是贬低消费,而是避免夸大消费。

   现在很多人认为消费有利于社会,这是很奇怪的,消费只利于自己,生产才有利于社会。所以,从古到今的道德规范中都提倡勤俭节约。唯独凯恩斯主义认为消费是好事,越是困难时期,大家越要花钱。前一段,鲍尔森还大言不惭地说,如果大家像某某富翁一样消费,美国就能好起来。这种说法完全不可理喻,消费一定是消耗财富的过程。

    很多人可能会问,如果我们都勤俭节约,那生产还有什么意义呢?生产是有意义的,生产的意义在于创造消费。这里有一个消费来源的问题,消费的来源不是所谓的信心,不是靠大家想开了敢花了,而是财富,是生产的能力。这就是著名的萨伊定理,生产创造需求,或者说生产创造消费。

    萨伊的这种说法提出后,在当时成了社会的主流观念,后来被凯恩斯主义贬得很低,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核心就是反对萨伊定理。据说现在经济本科生入学的第一节上就学萨伊定理是错的。萨伊定理怎么会是错的呢?是凯恩斯把萨伊定理理解错了。

    萨伊定理说的是,生产创造需求,而凯恩斯理解成了生产者创造出别人的需求,也就是说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东西就会有人买,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如果萨伊定理这样说,那它错的,但其实萨伊定理想说的是,生产可以创造自己的需求。一个人干了活,生产出来了东西,就可以与别人交换,别人的产品才有销路;不过不生产,一个穷光蛋对什么东西都没有需求。所以,如果社会上有很多富人,需求就大了。

    怎么提高消费水平呢?假设一个人的习惯是把每月30%的收入用于消费,70%存起来。提高消费水平不是让他把30%变成80%甚至100%,变成一个败家子,而是提高收入基数。本来一个月挣1000花300,如果一个月挣10000,那就可以花3000了。这才是提高社会消费水平的正道。

    现在政府和媒体都在鼓动大家去消费,不要攒钱,这是把30%变成80%甚至100%的做法。有的还说中国有农民习气,跟不上世界形势等,这在我们看来都是无稽之谈。生产创造需求,而不是宣传蛊惑创造需求。消费能力源于收入能力,宏观如此,微观也如此。所以,需求不足实际上是生产不足,是挣的钱不够多,生产出来的物资不够丰富。

    生产不足是个老问题了,从文明开始,人类就在思考如何发展生产。这样,消费不足的问题就回复成了发展生产的问题。发展生产无论是美国还是在中国,无论是经济危机前还是经济危机后,都是一个问题,是一个我们永远都要面对的问题。而消费不足的问题其实是不存在的。

    那么,如何发展生产呢?很多人都会想到投资。暂时忽略社会制度因素通过影响投资积极性对生产的间接影响,只考虑技术因素,投资确实可以扩大生产。那么追问一句,投资又是如何促进生产的呢?这就是庞巴维克的贡献了,他提出了迂回生产方式。

    所谓迂回生产方式,是和直接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比如,一个人想吃水果,自己去树上摘就是直接生产方式。这种方式很简单,效率很低。要想提高效率,就需要复杂生产方式。以砍柴为例,直接生产方式就是用手去撅树枝,间接生产方式是用柴刀砍柴。迂回的好处是生产效率提高了,坏处是有钱才能买柴刀,而且买刀需要花时间,生产刀也需要花时间。生产的迂回程度可以不断加深,比如买完柴刀还可以买磨刀石、手推车等。

    现代社会的迂回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到了非常深远的地步,比如工厂里的很多设备都很专业,只负责很小一部分的工作,但效率特别高。投资的效果就是迂回程度的加深。程度越深,生产效率就越高,产品就越多,也会越便宜。当然,没有投资这些都是做不到的。

    另外,迂回生产方式不仅限于某个企业内部,整合社会产业和企业之间的配合也是一种迂回生产。比如,网络的使用就是一种迂回生产。现在,我们买的所有商品几乎都是部门协作的产物。像中粮集团“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战略,从田间到餐桌这个链条其实就是个生产结构,整个归中粮集团。但通常情况下,整条产业链是由不同企业经营的。

    货币本身也是一种迂回的产物。物物交换很直接,但效率很低,用钱迂回一下,效率就高多了。所以,迂回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迂回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时间,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时间,二是资本。

    总结一下,要想提高生产效率,发展生产,就要投资。投资的作用是让生产越来越迂回,越来越复杂。庞巴维克的书中说,所谓的迂回生产方式,也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资本在生产中发挥作用。

    资本本来是中性的经济词,后来才带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资本并不坏,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重工业其实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是复杂的迂回生产。

    穷国和富国的人都工作,穷国的人并不比富国的人懒,甚至更勤奋,但为什么穷国没有富国有钱呢?因为富国有很多资本,可以建立复杂的生产结构,更多地利用机械力和自然力,而穷国只能用人力。

    在富国,体力劳动者基本就是体育运动员了,其他很少有重体力劳动者。打仗也一样,有钱的国家就不需要太多士兵,可以用战斗机。总之,投资对于生产有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庞巴维克的贡献就在于他对生产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

    在马克思理论中,生产就像一个黑盒子,投入资本和劳动,就得到了产出,其中有差额,就存在剥削。他没有打开黑盒子,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而庞巴维克打开了,生产就是靠资本积累和生产方式的复杂化发展起来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投资从哪里来?很简单,投资从储蓄里来。如果一个人一个月挣10000块钱,花掉3000,存上7000,这7000就可以供社会上的企业家去投资。投资的来源只有储蓄这一个,没有别的来源,天上不能掉馅饼。

    这里,我解释一下“资本”的含义。资本的一个要点是它可以创造价值,另一个要点是它必须为人类的产品,经过了人类的加工,不能是直接从自然界拿来的。尼日利亚生产石油,但国内却石油供应不足;印度土地很多,但农业却很落后。可见,自然资源本身并不构成资本,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资源丰富但并不是资本大国。资本大国一定要有丰富的人为的东西。比如,日本有很多公路、铁路、建筑;以色列国土很小,但农业发达,号称“欧洲厨房”。

    回到消费的概念,消费的结果是消耗财富,产品变成了人们的主观满足,剩下的就是储蓄。因此,储蓄成为资本的唯一来源,而人类要发展,必须节制当下的消费,把产品储存起来,以建立复杂的生产结构。比如鲁宾逊盖房子,他就要提前把盖房子期间的食物储存下来。

    储蓄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凯恩斯主义非常贬低储蓄,视其为经济发展的大敌。其实储蓄并不等于不花钱,只是消费剩下的钱让企业家拿去投资了。投资的结果是,发展迂回生产方式,提高生产率,增加产出,从而增加每个人的消费水平。

    以前用手机会被人视为奢侈,但现在就不会了,因为手机行业得到了很多投资,发展壮大了,手机也便宜了。现在,坐公共汽车是一种节俭的出行方式,而以前,坐公共汽车是很奢侈的,许多人都靠走路,坐不起公共汽车。为什么一种行为从奢侈变成了节俭?因为产出大大增加了。人们不需要改变生活习惯,生活质量也能得到提高。靠投资、发展生产,就能做到这些。

    解释完储蓄的作用,我谈一下消费储蓄比。这个概念很简单,如果一个人每月挣10000块钱,拿出6000来消费,剩下4000进行储蓄,他的消费储蓄比就是6:4。所有人的比例相加后平均,就是整个社会的消费储蓄比。很明显,我们的消费储蓄比会比美国的高一些。

    储蓄是一种牺牲,牺牲了当前的消费,其目的是未来能消费得更多。储蓄会有利息,利息是对人们克制当下消费的补偿或奖励。储蓄多,资本金就多,使用资本金的价格就比较低;储蓄少,资本金就少,资本金的价格就高。利率就是使用资金的价格,储蓄多,利率就低,储蓄少,利率就高。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利率不是货币的价格,而是使用货币的价格,货币的价格是购买力。费雪的《利率理论》把利率讲得很清楚,他说,利率是不耐的价格,人越不耐,当下的消费就越多,储蓄就越少,利率也越高;反之,不耐越低,储蓄越多,利率也越低。可见,利率是消费储蓄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既然利率是结果,人为改变利率就是没有意义的。假设当下社会的消费储蓄比就是6:4,相应的利率是5%,硬要把利率改成3%毫无意义,就好像温度计上的数值是室温的表现,为了降温,不改室温却把温度计放到冰水里一样。而经济危机的根源也就出在这里:央行出于某种目的,人为改变社会消费储蓄比所对应的利率。

    总结一下刚才所说的内容:经济危机有5个特点,分别是普遍性,循环性,突发性,资本品和消费品价格变动不一致和货币量前后不同;消费和生产的共同点是二者都消耗了财富,但前者只换来了主观的满足,后者则创造出新的价值;萨伊定理,即生产创造需求,提高消费水平只能靠发展生产,不能靠忽悠;发展生产靠扩大投资,扩大投资靠增加生产迂回程度;投资的唯一来源是自己或他人的储蓄;利率是不耐的价格,是消费储蓄比的结果,如果不能改变人们的真实消费储蓄比,就不能真正改变利率,否则,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下面,我介绍一下奥地利商业周期的核心内容——通货膨胀。目前,应对通货膨胀主要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政府加印钞票,另一种是降低利率。

    政府加印钞票一般是政府收支赤字的结果,比如战争时期,国民党为筹措军费而加印钞票。从这个角度看,现在中美政府都有很强的制造通胀的动机,因为两个政府都需要钱。2008年9月到12月,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9000亿美元增长到近30000亿美元,多了20000多亿的基础货币。

    除了纸币膨胀之外,更重要的途径是银行信贷扩张。银行信贷扩张主要通过压低利率实现,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这里。格林斯潘之前就是这么做的,中国政府也是这么做的,现在伯南克还在这样做。在我们看来,他们都在玩火,非常危险。

    刚才讲到利率是不耐的价格和结果,是更不耐的人给慢性子的补偿。如果大家的储蓄意愿真的增加了,都确实多存钱了,社会的不耐降低了,利率自然也就降低了,企业家就能贷到更多的钱。但如果利率是人为降低的,实际的储蓄并没有增加,这就有问题了。

    人们的储蓄和企业从银行得到的贷款之间出现了缺口,这个缺口要靠政府增发的货币弥补,我称之为“合法伪钞”。我们之所以打击伪钞犯,就是因为他们往经济体里注入伪钞,伪钞和真钞争夺资源,扰乱经济秩序。

    可实际上,最大的伪钞犯在中国就是央行,在美国就是美联储。2009年,中国先是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接着就是10万亿的信贷扩张,在我们看来,这些数字触目惊心,完全是在玩火。

    新增货币进入市场后,并不是平均地推动价格上涨,而是有先后和程度上的差别。物价平均的上涨不叫通货膨胀,那叫币值改变。通胀是指各个部门的物价在前后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程度上涨,这样经济就紊乱了。

    由于新增货币注入经济体的主要进口是银行信贷,所以银行信贷资金的去向就是价格率先上涨的地方。现实也如此,房价之所以高是因为很多人贷款就是买房的,铁矿石之所以涨得快是因为很多贷款也流向了该市场;

    反过来,CPI的变化不会大。因为信贷资金一般不会流向消费品,没有人用银行贷款去超市买东西,所以CPI的值长期不变也有可能。另外,中国主要大城市的人已经不停留在温饱阶段了,大家的基本消费需要已经满足。不是说一个月挣一万的人就一天三顿饭,挣十万的就一天八顿饭,差别主要不是体现在吃喝上,而是买的汽车、钻石等其他商品上。

   所以,新增货币进入社会后,不会立刻抬升消费品的价格,抬升的是投资品的价格。政府“CPI没有变化所以没有通货膨胀”的论调是一个谎言,CPI并不是衡量通胀与否的好指标。货币量增加了就是通胀,价格并不一定都要变化。很多经济学家都说,CPI没有变所以中国没有通胀,但大家看,房价和股市都涨成什么样子了。

    当企业家从银行借到钱后,就要投资于更迂回的生产方式。这样做的原因有二:首先,很直观的,钱多了企业家们就去扩大生产;其次,钱好借或者说利率低的时候,长线投资就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短期投资对利率并不敏感,而十年几十年才能收回成本的项目对利率就很敏感了。利率降低后,长线项目值得投资了,优先上马的就是这些项目。长线项目的特征是,回收时间长,迂回程度更深远了。

   解释资本品和消费品价格变化不一致的现象时,新增货币进入经济体的入口很重要。如果新增货币是平均发给大家的,那可能会提升消费品价格,但由于其是通过银行信贷进入经济体的,所以它先抬升资本品价格。加上较低的利率,很多长线项目会立刻上马,越长线的项目,对煤炭、石油等比较基础的资本品抬升得就越厉害,而且资本品越基础,涨幅就越大。这和我们的观察也是一致的,石油涨到140多美元的时候,汽油并没有涨那么多。

    企业家有了钱后就开始建工厂、招工人,一片繁荣。只要大量上项目,不要说8%,18%的增长率也可以创造出来,但问题是这种增长无法维持。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美国2000年的互联网热潮,当时办公司很容易,科技人员收入很高,一个域名就能卖出好几万,这都是新增货币推动的结果。

    随着企业家建立生产结构以后,他要付钱给供货商和工人,这样,新增货币就逐渐流入到社会当中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至于具体需要多长时间等更细致的研究我还没有看到。总之,随着货币流入社会,很多产品,乃至消费品,就会涨价。比如现在的菜价,我之前以为是春节期间暂时的涨价,但现在春节已经过去,菜价也还没降下来。这就是一个不好的信号,暗示消费品的价格也上涨了,这就给政府很大压力。

    如果政府停止信贷扩张,把物价压下去,企业家就没有钱了;可如果要让企业家经营下去,物价就还得涨。这是个两难境地。而且,长线投资的前十年可能需要持续投资,所以企业家得一直从银行贷款。整个社会对货币的需求会越来越高,利率也应该越来越高,这样才能压制一部分需求。

    政府如果让利率升上去,就等于不再增加货币供应,但现在中美政府都还不让。举个中国的微观现象,现在各大银行对信贷额度控制得非常死。因为政府担心通胀的问题,又不通过提高利率来控制,就从行为上加以控制。但还有很多变通的办法,比如和中信信托合作,把债务移到信托去,把贷款额度腾出来。前一段银监会赶紧出台了新的信托办法,把窟窿堵上,很狼狈。

    现在,一方面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很旺盛,另一方面真实储蓄又没有增加,所以利率应该很高。但人为压低利率后,银行没有钱给企业,政府只能多印钞票,这就导致通货膨胀。

    我们知道,通货膨胀打击的是现金持有者,也就是工薪阶层。富人有很多房产、公司等实物资产,受的影响小一些。中国现在有一大批退休人员和普通劳动者,他们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对通胀的抗压能力非常小。将来如果物价大幅上涨,我们很忧虑。

    以上是微观角度,从宏观角度来讲,企业家投资的上限是社会储蓄总额,而人为压低利率的结果就是企业家的投资超过了社会储蓄的总额。举个例子,假如全世界的钢产量是七八亿吨,企业家建立起适合十五亿吨钢的生产结构,那他们怎么折腾也无法实现这个生产计划。这里,就涉及到“生产错误”和“生产过剩”的区别了。

    我近期写了文章批评 “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两个词,这种说法祸害很大。“消费不足”刚才已经讲过了,至于“生产过剩”,生产没有过剩这一说,只有错误这一说。原来企业家在低利率下发展出来的生产方式是现有真实储蓄无法支持的,早晚要破产,这叫错误,不是过剩。所谓“过剩”是指卖不出去,而现在卖不出去是以当前的价格卖不出去,如果降价没有卖不出去的。

    说汽车滞销,一降价肯定有人买。为什么不能降价呢,因为当初生产的时候花了很多钱,降价就要赔本。在真实世界里,一项投资是否合算,能否盈利,要依据很多价格信号进行判断,利率是其中的核心之一。政府扭曲价格信号后,很多企业家就得出了错误的判断。这是错误,不是过剩。

    我认为,经济学应该把“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两个词取消掉,这种说法完全是误导大众。互联网热潮时期,美国花了很多钱,但最后大部分公司都破产消失了,这完全是个错误。现在中国政府到处投资修高铁。听说贵州山区也要修,那得花多少钱啊?中国有那么多资源让贵州也修高铁吗?

    下面我谈一下经济危机是如何变成长期萧条的。随着货币流到社会各个角落,物价上涨,加上企业家对货币需求越来越大,利率就要上升。利率上升的时候,就是经济周期走完,危机就要爆发的时候。

    但现实当中,危机并不那么简单。出现危机苗头的时候,政府常常出来救市,说白了就是继续增加货币供应量,本来利率在企业家的旺盛需求下,在物价上涨的压力下要提高,但政府通过注入“合法伪钞”,把利率硬摁在较低的水平,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繁荣延长了,危机推迟了。

    我怀疑2009年所谓的“度过危机”就是政府玩的把戏,让虚假的繁荣得以继续,就好像吸毒的人戒毒的时候很痛苦,让他接着吸就很舒服。再分析一下政府救市的过程。错误的生产结构难以持续。

    危机爆发后,就会有大量企业经营困难,面临破产倒闭。这时企业要甩货,很多东西就会便宜卖。所以,虽然工人工资降低了,但生活水平不一定降低很多,因为东西也便宜了。如果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工资下降,物价下降等等现象能够自由进行下去,不受干预,这个过程就是市场自发调节的过程,能够清除掉不合理的投资,剩下的就是好的投资。

    但是,政府往往不允许这个过程自由进行。政府会规定工资不许降,物价不许降,还要花很多钱救本来应该破产的企业。这些企业建立之初就是错误的,没有那么多资源支持其运营,破产是唯一的选择。政府的干预使应有的清理过程进行不下去,这样危机也会久久不去。

    最早开始政府干预的是罗斯福。他之前,美国也有经济周期,但几个月,最多一年就过去了。比如1920年到1921年的经济危机,由于当时美国政府还很小,不干预市场,政府唯一的行动就是削减开支。罗斯福上台后,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要保护劳工、保证最低工资、禁止破产等等。从1929年到1939年,本来一年就可以过去的危机,十年才过去。

    “拉动消费”是现在天天讨论的口号,但其危害其实非常大。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真实的消费储蓄比没有那么低,但是人为降低利率让企业家以为社会中有很多资源可以用,企业家就根据这种假象设计生产,最后发现难以维持,只能破产。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就像从两头打通隧道一样,有两个办法。企业家方面,要让企业破产,让工人失业重新找工作,并把资源交到正确的企业手中。公众方面,大家要增加储蓄,使储蓄由此前的虚高变成实高。当两方面碰到一起时,问题就解决了,经济就会重新开始增长。而且,这是的增长是健康的,是清除了错误投资的增长。

    所以,大家在危机时期要做的是: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这句话也适用于政府,政府也要减少消费。而现在鼓吹的是增加消费,并且禁止企业破产调整,这样会使真实的消费和虚假的利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危机很长时间过不去。可见,凯恩斯主义的主张不仅无效,简直就是南辕北辙。这种缺钱时刻反而大手花钱的做法,既不符合常识,理论上也站不住脚。

    现在,大家应该都清楚危机的五个特点了:一是普遍性,因为是货币引发的,没有行业能够幸免;二是突然性,因为之前一片繁荣,没有人能看出问题来;三是消费品和资本品价格变化不一致;四是货币量的变化,危机前货币量大,随之危机的发展,货币量减少,大家都觉得手头紧了。

    这里提一下,很多人觉得房价降下来就能买得起房了,其实不然。房子没有增加,房价降是因为大家都没有钱了,这样普通人还是买不起房。至于解决办法,短期来讲就是政府放任不管,只压缩自己的开支。

    “自由放任”听起来好像事情没人管一样,其实准确地说,“自由放任”是指“有效管理最大化”。政府不管,企业家和所有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会主动来管,事关自己的财富,他们的管理是有效的。反而政府的管制是“无效管理最大化”,因为公务员并不对那些钱负责。所以,自由放任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没有人管,而政府管制多少还有些人对事情负责。总之,短期的办法就是政府放手,让市场自己调节。长期来讲,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禁止政府多发货币、人为压低利率。

    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立法禁止政府干预银行自主经营。但不论在民主国家还是中国,很多政治因素导致这个方法不可行。第二个办法就是恢复金本位制并废除中央银行。给定金子的存量,政府就不能多发货币了。美国有位投资家加罗杰斯,采访中他被问到如果他成为美联储主席后会做什么,他说他就做两件事,一是解散美联储,二是打包回家。

    我们也应该解散中央银行,实现利率的自由化,使其像价格一样由市场来调节。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哈耶克提出的货币多元化和去国家化,使信用货币真正和某个负财政责任的人的信用结合起来。

    现在没有一家银行对人民币的信用承担责任,利率是中央银行规定的,没有哪家银行真正因人民币贬值受到损失。假如货币是银行自己发的,银行要对其负责,一旦货币贬值,银行就要倒闭,只有像这样把信用和真正的信用者结合起来,才是出路。

    最后说明一下,奥地利学派和现在主流的凯恩斯主义或者芝加哥学派有很大区别,许多人不接受,反而是企业界和非经济专业的人比较容易接受。在美国,受经济危机触动,公众对奥地利学派的兴趣明显增长。我希望,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接受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这套理论是中国建立自由市场经济最稳固的观念基础。我就谈这么多,谢谢大家!

邓新华:

    感谢天则经济所为我们提供了这次机会,让我们为大家介绍奥地利学派。刚才李子旸的报告已经很完备了,我总结一下:

    整个经济周期的形成是因为政府多印钞票,使企业误以为真实的社会资源增加了,于是扩大生产结构,使迂回越来越长,结果导致资本品价格波动剧烈,消费品价格平稳。

    从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来看2008年美国和中国的金融危机,我们就能看得更加清楚。在美国,格林斯潘时代执行的低利率政策导致了互联网泡沫,泡沫出现后,格林斯潘又把利率提高到6.5%,货币紧缩引发了金融危机,危机到来后,格林斯潘又把利率降低到1%,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紧接着是资产泡沫,表现为次贷危机,期间资产价格涨势凶猛,房子、石油等价格都在上涨,而消费品价格增长非常小。这些现象完美地验证了商业周期理论。伯南克上台后,把利率提升到了5.25%,于是发生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危机发生以后,石油价格一泻千里。2009年,伯南克又把利率降低到0.25%,期间消费品价格没怎么跌。总之,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在解释美国危机上没有出现什么偏差。

    中国的危机和美国的稍有不同,中国经历了两轮繁荣-萧条周期,第二轮还在进行之中。第一轮周期的主要特点是“被动”,为促进出口,中国政府执行低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即高价收购外汇。本来出口企业1美元换回5块人民币就满意了,但中央银行一定要给他们8块钱,这样,中央银行就被动放出了很多人民币。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1.9万亿美元,同时,广义货币供应量在2002年是18.3万亿,2007年达到了40.3万亿,5年时间翻了一倍还多。过程中又出现了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周期的典型描述:房价在涨、煤价在涨,很多基础性产品的价格都在上涨,但是物价涨幅不大。

    2008年危机爆发时,大量民工返乡,房价跌了30%以上。所以用“被动”这个词,是因为中国执行的低汇率政策迫使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不得不放出很多人民币。恰好此时美国也在执行扩张的政策,固定汇率的安排使中央银行被动引入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导致中国的危机与美国同步。但到底是中国影响了美国,还是美国影响了中国,目前还说不清楚。

    2009年出现了第二轮周期的现象,其特点是“主动”,政府主动干预银行,使其放出大量信贷以刺激经济。从广义货币供应量看,2008年的供应量是47.5万亿,2009年达到60.6万亿,一年时间增加了13万亿。2009年的情况也非常符合奥地利学派的描述,资产价格急剧上升,2008年房价还在不断下降,2009年1月份突然深圳就有人开始半夜排队去买房了。同年还出现了没煤荒、电荒、民工荒,这些在2007年都出现过。这些现象重新出现似乎昭示危机已经过去,经济正在恢复,中国政府立了大功。其实不然,中央政府错过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本来,之前被动放出人民币导致的错误生产结构在萧条期间是可以得到调整和纠正的。然而,由于中央政府再度执行低利率政策,不仅没有使错误的生产结构得到调整,还造成了很多新的错误生产结构。比如,现在地方债务已经高达5万亿或者8万亿,而且那些地方项目常常铺得很大,需要银行信贷加速扩张,否则资金链就会断裂,项目就会失败。但是如果银行继续增加贷款,消费品价格就会上涨,中央政府对此还是很警惕的。目前看来,政府已经陷入了两难境地。

    美国和中国执行的都是很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该主义认为当大家对投资都很有信心,都进行投资的时候,经济就进入了繁荣期,但突然不知什么原因,大家都对投资丧失信心,不愿投资了,这时,萧条就来了。可见,凯恩斯把危机归结为心理因素,但心理因素是什么导致的,凯恩斯没有解释。

    心理因素也是受很多因素制约的,不是一个人想有信心就有信心了。那么,信心靠什么维持?当银行放出大量合法伪钞时,企业家即使做了错误的投资决策也能得到回报,这就是他们信心的来源。如果没有这些合法伪钞,真实的资源是不会为这些投资错误的企业家提供信心的。

    2008年危机之后,小布什曾说“华尔街喝醉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彼得希夫也说,没错,华尔街是喝醉了,不仅华尔街醉了,整个美国都醉了。但是他又问道,是谁提供的酒?他其实暗指美联储提供的大量钞票是大家喝醉的原因。

    凯恩斯不这样看,他认为只要大家想醉,没有酒也可以醉。我认为这个解释缺乏说服力。凯恩斯应对危机的措施有二:一,降低利率;二,扩大投资。他认为,降低利率让企业家的投资有利可图。尽管投资前景不好,但如果利率足够低,企业家还是会觉得有利可图。但是刚才李子旸也说了,央行降低利率会催生很多错误的迂回生产结构。而危机发生之后,再主张降低利率,其结果不仅是使错误的迂回生产结构得以维持,还会带来新的错误的生产结构。

    凯恩斯之所以主张政府财政扩张,是由于他认为社会上有很多闲置的资源。但他没有正确理解闲置资源的意义,这些所谓的闲置资源,是在等待萧条过后被分配到正确的投资项目上,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旦采用凯恩斯的政策,把这些资源投于错误的生产结构,比如铁公鸡项目,这些资源就再也没有机会到正确的位置上发挥作用了。这是凯恩斯对闲置资源的错误理解,此外,他对消费和储蓄也有误解。

    凯恩斯认为,如果大家都不消费,企业的产品就卖不出去?乍一看确实如此,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但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来看,如果大家减少消费,企业家就能改变生产方向,生产更多的资本品。大家可以不用过多交换消费品,而是多交易资本品,提高生产效率,这样生产出来的消费品也更多,可供交换的消费品也更多,整个人类的经济都会得到发展。

    资本品越多的地方,消费能力越强,这已经得到了验证。凯恩斯只看到消费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没有看到减少消费、降低投资成本一样可以促进投资,而且这样才能真正促进经济发展。所以,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里就说,凯恩斯主义者不能同时思考两个方面以上的问题。这句话带有攻击性,但现实中,凯恩斯主义似乎确实表现出了这种倾向。

    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不是为了反对消费,消费是不能被反对的。我们不仅不反对消费,还赞同消费。但我们赞同的是降低消费成本的措施,比如取消垄断、进口关税等。这样,老百姓可以消费得更多,同时由于成本降低,大家还能有更多的钱用于储蓄。

    我们反对的是刺激老百姓增加消费成本,比如,原来大家的消费比例是50%,非要把比例刺激到70%,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护之前的错误投资。不幸的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媒体及公众中,刺激消费的观念还是挺深入人心的。

    经济学家迟福林最近写了一本书,提出建立消费型社会,很多人也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其实,增加消费是不能为经济发展做贡献的,减少消费、多积累资本才是正确的选择。

    天量信贷也好,政府投资也好,这些措施使危机看起来好像过去了,但其实只有两方面的效果:一是浪费社会积累下来的资本品,二是通过刺激消费来减少当下和未来的储蓄。

    这和1958年有些相似,“大跃进”一方面烧掉了很多树,另一方面建立了公共食堂,大量消耗储存的粮食和牛羊。全国上下看起来工业很繁荣,到处都是炼钢炉,消费也很繁荣,大家不用干活就能吃得很好。但是,1958年政策最后的结果是几千万人被饿死。

    我认为,现在执行的政策和当时的比起来,只有程度上的区别,没有当时那么可怕,但本质都是浪费。我们现在经济情况好了,所以经得起这样的浪费,但巨大的浪费使我们认为,经济危机不但没有过去,还有更大的灾难在前面等着。1929年亦如此,对胡佛总统出手干预经济,媒体也是一片欢呼,认为危机已经过去了,可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危机。

    现在的世界是凯恩斯的天下,政府执行的大多也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不过奥地利学派也有复兴的趋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荣保罗曾参选过美国总统,2012年,他可能还会参选总统。目前保守派里有30%的人支持他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他的支持率比第二位要高9个百分点。另外一位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彼得希夫,也是张维迎老师比较推崇的一位经济学家,准确地预见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他现在参选美国的参议员。

    以前,奥地利学派比较封闭,都是内部交流,但这两个人把奥地利学派更多地推向了公众,改变了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的形象。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追随奥地利学派。但在中国,奥地利学派还处在边缘,很多人不仅不了解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铅笔学社很推崇奥地利学派,我们的理由是该学派的市场化最彻底。芝加哥学派也比较市场化,但危机期间,它就认为政府可以干预。相反,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危机本来就是政府造成的,危机期间,政府越干预越糟糕。

    此外,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形势的解释和预测都非常准确,让我们很信服。但是,我们的力量还非常弱小,铅笔学社只是业余经济学爱好者的组织,希望各位老师今后能给予我们更多的批评和支持。

秋风:

    感谢李子旸和邓新华对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做了系统、清晰的介绍。有几个地方我想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子旸开始讲到,通货膨胀的第一个特征是普遍性,对这个特征,我有一些怀疑。这一点,也恰恰是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和一般通货膨胀理论的区别所在。因为,奥地利学派非常强调价格结构的变化,而不是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即使没有价格的普遍上升,也可以判断某个时段发生了通货膨胀。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而通货膨胀的普遍性特征却取消了这一点。从相对价格结构变化的角度看,我们的判断常常会和主流的判断相反。比如,我认为一旦基础消费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就进入晚期了,但主流经济学往往认为这是通胀的开端。

    刚才的报告里提到了生产的迂回问题,但是没有讲到生产结构和过程的概念,哈耶克对此有很多论述,这个概念对于理解商业周期理论还是很重要的。当然,后面你讲的内容传达了这样的意思,但可能还要更注意这些概念的涵义以及它们在奥地利学派理论体系里的位置。用这样的观点去分析现实,我们可能会更接近真相。

    货币注入经济体后如何向周围扩散这个问题很重要,其过程值得关注,也应该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所以,我想铅笔学社以后可以做一些实证性的研究。

    另外,刚才提到的“错误生产”一词,在奥地利学派圈子里,通常称为“错误投资”。奥地利学派非常重视货币在经济体中的作用,通货膨胀的机理可能是货币配置和实际资源配置之间产生了错位,这个问题也需要仔细研究。

    另外,“自然利率”这个重要概念在刚才的讲座中似乎没有提到。大家虽然对“自然利率”有争议,但通常都认为其是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概念。

    邓新华评论中国上一轮通胀时,说中央银行被动发行货币。但我认为,这同样是主动选择,低汇率是中央银行自主决定的政策,其出发点就是制造通货膨胀。

    关于通货膨胀的后果。我觉得,通货膨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产生可取的结果。回到生产结构上,通货膨胀型的繁荣通常会拉长生产结构,提高迂回的程度,经验中的结果通常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出现和繁荣,这常常是由通货膨胀推动的。这也合乎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因为只有货币廉价的时候,人们才愿意投资于遥远的未来。比如,互联网泡沫是通货膨胀的产物,但它也确实带来了互联网革命。

赵农:

    高新技术的发展可能会消化掉一部分通货膨胀。格林斯潘可能预期十年之内技术会有突破性的进展,他就敢发那么多钞票,因为他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攫取财富。所以我认为,如果这次也有技术突破,那么金融危机可能并不会爆发。

秋风:

    我不认为格林斯潘有这么聪明。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通货膨胀最大的危害在于逆向再分配,即劫贫济富。美国过去十几年来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其重要原因甚至根本原因就是通货膨胀。中国也一样,当然还有制度的原因,但宏观因素就是通货膨胀了。

    我最近在重读《盐铁论》,我认为汉初似乎出现了多元的竞争性货币制度,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这个实验在人类历史上可能仅此一次。

    有趣的是,盐铁会议上,儒家坚定地支持多元的竞争性货币制度。儒家思想触及了中央银行制度的根本弊端,其基本看法是,官不能与民争利。它认为,政府发行货币就是为了与民争利,为了进行财富的转移。而民间发行货币,利益是留在民间的,有利于财富的平均分配。这种思想值得深度挖掘。

郑超愚:

    我认为,奥地利学派介于异端和主流之间,并没有那么边缘。在中国,凯恩斯并没有太大影响,反而奥地利学派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更大。哈耶克、米瑟斯的思想在推进改革等问题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不管怎么反对,都不能否定中国的政治、经济要走向民主,不能否定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

    宏观经济政策上奥地利学派思想不受重视与该学派的取向有关,奥地利学派排除现代经济学,不用经验实证,排斥数学,排斥形式化的表示。2006年是凯恩斯逝世60周年,《通论》发表70周年,当时,大家对凯恩斯主义的评价其实并不高,经济萧条后,大家又把凯恩斯搬了出来。

    另外,除非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危机特别严重时,否则,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宣传大政府的,大家通常还是避免政府干预的。至于宏观理论分析,比如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的理论探讨,那这两个学派的地位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总之,整体来说,奥地利学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按照清算主义的态度,既然危机是错误投资造成的,那么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的自我清算。从历史上看,很难评价一种政策的好坏。没有凯恩斯的时候,资本主义也能走出危机;但是反过来说,没有凯恩斯的时候,危机的影响比较大。比如,理论界就有争论:是世界大战把人们从经济危机中拯救了出来,还是大危机造成了世界大战?

     危机时期,是靠低利率和通货膨胀来强制储蓄的,物质资源并没有真正增加。所以,奥地利学派的清算是走不通的,当时提出的法西斯就是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经济上实行公有制。奥地利学派在这方面应该积极评价凯恩斯主义,因为没有凯恩斯主义,民主就得不到保证。

    如果没有凯恩斯革命,西方面对的就只有三条路:法西斯、社会主义革命和传统经济增长。凯恩斯革命在政策上比较激进,又是财政赤字,又是政府干预,但在意识形态上还是相对保守的,只是对宏观经济修修补补,并不改变根本制度。

    八十年代,不管格林斯潘的政策对错与否,大家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越来越小了,通货膨胀也越来越小。当时发明了一个词组叫great moderation,即“大缓和”。大缓和的时代。只要通货膨胀低,实际利率就高不起来。

    21世纪初,利率高的时候正好是房价高涨的时候,这说明货币政策应对投机没有什么办法。加上当时又赶上互联网泡沫破灭,经济面临萧条的危险。如果把利率提高到4.25%,而不是5.25%,难道房价还会压不下去吗?但这样对生产成本和就业的影响恐怕谁都承受不了。

    所以,我们很难说当时是防衰退更重要还是抑制资本品价格更重要。关于通货膨胀,奥地利学派虽然不同意芝加哥学派,还是回到了芝加哥学派中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的理论。本次次贷危机发生之前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的,危机的爆发就动摇了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宏观经济稳定的唯一目标的做法。中国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美国还讲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而我们则觉得没有通货膨胀就解决一切问题了。实际看来并非如此。现在反思,当时通货膨胀很高,为什么一定要追求2%呢?如果追求4%,利率会降得更厉害,而定在2%,利率就降不下来。2%和4%的通货膨胀时,价格都是稳定的,但4%的通货膨胀下社会成本可能更高一些。为了防止大萧条,我们的保险可以尝试把利率定在4%。这样,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就可以把利率定得高一些,避免像日本一样,萧条到来时利率一下降为零,导致货币政策失效。

    最后我想说的是,意识形态干扰宏观经济。但市场机制本身可能就会带来经济危机,市场调控得越好,大家的风险意识越差,并不是市场调控得好,经济就会一直顺利运转。个人可能有理性,但集体行为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理性。

    中国要搞市场经济,需要注意这个问题。七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争论的时候,人们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好处。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也都觉得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得多。现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地位已经不受质疑了。普通民众、企业家和政府更应该意识到,自由市场经济是有风险的,不稳定、风险、经济危机和经济波动都是市场经济的特点,不是换一个高明的领导就能解决的。

郭冠清

    刚才各位老师讲得都很好,我再补充一点。我认为,格林斯潘的政策不仅仅是凯恩斯主义的结果,其在宏观上对应凯恩斯主义,而在微观上,对应的是经济自由主义。没有经济自由主义,阻止人为制造泡沫,可能危机也不会发生。

    我个人认为奥地利学派是个很好的学派,但今天似乎没有把奥地利学派本身的东西揭示出来。比如,米瑟斯、哈耶克准确预见了1929的经济危机,提这件事并不是为了说罗斯福新政,那是1942年的事情。另外,奥地利学派后来内部逐渐出现分歧,罗斯巴德那一派和米瑟斯的理论联系比较紧密,另一派和哈耶克理论比较靠近,两派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并不一样。通过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周期的看法。但是,真正的奥地利学派理论不一定真正符合中国的国情。

赵农:

    我们平常接触到的宏观政策分析多是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进行的,“三驾马车”等论点被当局接受,也被媒体接受。所以,今天的讲座让我如沐春风,希望二位能继续独立、自由地钻研下去。

    凯恩斯主义最大的好处是,在维持自由制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尽量协调社会关系。但现在没有社会实践的佐证,在没有中央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究竟能承受多大的危机。人们可能明知道凯恩斯主义是饮鸩止渴,但是忍受不了这种渴并因此抛弃自由主义。因为无法进行这样的实验,不知道是否有历史案例显示,没有中央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由社会是可以承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的。

    自然利率有两种含义,它代表了自然增长,也表现了自然的消费储蓄比例。当投资增加的时候,先是投资品涨价,随后消费品价格也上涨,这正是对人为改变自然配置的纠正。另外,刚才的讲座是自由经济下的逻辑推导。但是,在国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这套逻辑将发生什么变化?在自由主义经济下,奥地利学派批判凯恩斯主义会恶化经济危机,那么,在中国的语境下,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弊端可能更多。奥地利学派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分析方法,对现行的政策进行评价。希望二位能做出更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来丰富和完善奥地利学派在中国的运用。

盛洪:

    今天讨论的话题非常深刻,但在我看来,现有的学派都没能把它解释清楚。所以,我想从更根本的哲学层面讨论这个话题。只谈问题,不谈学派。我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首先,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然周期是否就是好的。另外,假如当前的周期有问题,那么我们是否需要干预。

    我们现在理解的周期是,繁荣期金融工具的创新创造了更多的货币。货币量并不仅与政府发放货币有关,它是基础货币乘上货币乘数。多次交易以及金融工具的运用可以通过增大货币乘数造成货币的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货币乘数是金融创新的结果,它是一个很大的变数。繁荣时期,金融创新非常活跃,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贷币供给迅速增加,会引发投资过度,而错误投资会导致亏损,就无法清偿债务,债权债务链断裂后,就发生通货紧缩。我想问的是,这样一个周期是否恰当。市场能否使人面对过大风险时止步?

    我的结论是不能。我们一般假设人只会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不会做对自己没利的事情。但我可以举一个反例:买彩票。大部分人买彩票都不会中奖,但大家都无怨无悔。可见,人的理性会导致大家进行过大的冒险。以上是对需求方的分析,同时,供给方也会有动力创造更多的金融工具。而目前,创造金融衍生产品几乎是没有成本的,因为它不以任何现实的资产为基础。。所以,市场是不能在过大风险面前自动止住脚步的。

    必须承认,周期肯定是有的,但过大波动是不是不好?举个例子,春夏秋冬是温度的周期。一般我们冬天开暖气,夏天开空调,这就是反周期。反周期,我们的福利是否增加呢?有人夏天就不开空调,在北京这还可行,但到了吐鲁番,是否还可行呢?这就很难说了。

    我们是不是要反周期?人们反周期这件事到底对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自然秩序,即完全尊重自然,不施加一点人为干预。我觉得,这还不大可行。而且,经济学中有这样的证明:经济周期波动过大会给人类带来福利损失。

    以农业的周期为例,丰年粮食很多,饥年则粮食不够吃,人濒临饿死。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反周期,丰年存点粮食,饥年好拿出来吃。自然秩序是从长期来看是好的。但凯恩斯有句名言:“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

    第二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政府干预到底对不对。我想,可能存在理想的政府干预。我的判断是,近代以来的政治制度下,政府对周期的干预是有偏差的。出现这种偏差不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或者奥地利学派是错的,而是由于现在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包括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

    布坎南研究了大量的相关问题,他讨论了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我们看到,二战后的美国政府偏向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原因很简单,总统是老百姓选的。老百姓只关注当下的利益,不管经济周期是市场还是政府造成的。只要某个总统上台后老百姓的收入减少,他们就会反对这个总统,而不考虑是不是前任政府或者市场的原因。

    为避免被人民反对,总统们都支持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像刚才所说的经济自由下滑、调整和恢复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还没等经济完全下滑,民众就会开始游行,像现在的希腊和冰岛。

    民主制度和中国现在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脆弱的,不敢让经济自由下滑调整。所以,讨论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政治因素。从这个角度讲,我对美国和中国的制度都持批评态度。

    美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反周期,还想提高经济的增长速度,以追求政绩。实际上只是半个凯恩斯主义。只扩张,不紧缩。因此,我们也不要过多批评格林斯潘,他只是政治气候中的一员,他倾向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非常自然的。

    我承认,政府在某些时候有理由干预,但二战以来的干预基本都是错的,都是基于这种政治结构的背景。我观察了一下,美国在二战以后的GDP增速从来没有低于负的3%,这次危机也不例外,经济不会跌得太大。更大的问题是,美国救了犯了重大错误的金融机构。这又是个大错误,今天就不细谈了。

    最后,我谈一下美国储蓄率低的问题。有一种计算方法下,美国的储蓄率不是那么低。如果把美元看成美国生产的商品,即美国的贸易赤字都算在其GDP中,储蓄率就没有那么低了。否则,想想是很可笑的,美国这么富裕的社会,储蓄率却这么低。

张曙光:

    今天讨论的问题很重要。对于奥地利学派,中国的研究还是不够,这可能和中国的现状有关。奥派基本方法论是个人主义,研究者不多,真正能把奥派理解透的人也不多。

    经济周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哈耶克从相对价格变化不一致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奥派的解释比现在主流的解释更深刻,更切中要害。

    这次危机期间,一般消费品的价格变化并不大,石油、金融衍生品的价格则变化很大,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可能就是危机产生的原因。至于价格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原因有二:一是投机,这是免不了的;二是政府,政府在扭曲价格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果不是政府扭曲了价格机制,危机可能也不会这么严重。

    危机无法避免,而对于危机的各种解释中,奥派是比较有道理的。这次危机反映出经济结构的问题,其中既有美国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也有全球范围的结构失衡。从结构方面认识危机,比从总量上认识危机更深刻。

    奥派反对任何干预,让市场自由恢复的应对措施我认为是有缺陷的。危机中,市场起不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而政府却可以利用其强制力达到这个目的。不过从现实的状况看,政府常常一干预就过头,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现在全世界资金成本都非常低,这会带来很大问题。各国政府为了救经济,都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希腊已经出事了,英镑也岌岌可危。美国的赤字也很大,可能今后麻烦会更多。但不管怎么说,奥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使我们对危机的认识可以更进一步。

听众

     我们一般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但其实应该反过来说,货币只要有一点点多发,就是通货膨胀,而并非很多人所说的,只有货币膨胀到一定程度才是膨胀。

    另外,我不认为有通货紧缩这回事。很多人担心,如果央行不增发货币,就会产生通货紧缩,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货币进行交易。这是不对的,货币不会减少,只要有市场存在,人类就会发明各种各样的货币,比如贝壳、黄金,甚至钻石。加上发出去的货币不会莫名奇妙的消失,所以世上没有通货紧缩这回事。

    2007年到2008年中国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是汇率低估,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那不是唯一原因。2006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2008年达到了1.9万亿美元,其中汇率低估造成的人民币增发有10多万亿,期间,人民币从11万亿增发到54万亿,多了40多万亿,除掉由于汇率低估增发的10多万亿,还有20多万亿是央行平白无故增发的。

茅于轼:

    我们看中国改革以前的三十年,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在宏观上非常完美,但微观上非常糟糕。为什么这么说?那三十年除了三年灾荒,其他时间的通货膨胀几乎都是零,没有超过1%。储蓄和投资都由政府掌握,宏观上经济一定是均衡的。但微观上则不然,因为物价不能涨跌,缺的总是缺,多的总是多。

    这证明,如果能把储蓄和投资平衡起来,宏观问题就自行解决了。按照古典经济,储蓄和投资是可以通过利息均衡的,凯恩斯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发现光靠利息不行,企业家对利润前景判断还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即便利率很低,如果市场不好,企业家也不会投资。

    为什么市场会不好呢?这可能就要用控制论来解释。经济的波动有正反馈的作用,可以把一个小的波动放大。当大家感到东西不好买,总需求不足的时候,大家就会更小心,更不敢投资,于是真的萧条就来了。如果只有正反馈,经济就会一垮到底,但波动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在危机严重的时候自动恢复。没有政府干预,经济也会波动,但不会发生物价一直涨下去或者经济彻底崩溃的现象。经济一定会有起起落落,这不是周期的问题,而是正反馈和负反馈的结合。

    盛洪刚才说的对,经济过度波动会造成损失。政府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帮一把应该还是有好处的。问题在于,政府滥用自己的权力,经济没有下滑的时候政府也想再刺激一下。这是误用了凯恩斯主义,并不是凯恩斯主义本身的错误。政府误用宏观政策的典型例子就是人民币汇率低估,这对中国、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没有好处,还导致了很多贸易纠纷,但是中国政府坚持不升值。原因何在呢?

    我发现,尽管这项政策对中国老百姓和世界其他国家不好,但对中国领导人非常好。有了2万亿的外汇,其他人都要求着他们,金融危机期间,其他国家都要拍中国领导人的马屁。

    政府为了老百姓或者任期的利益刺激经济还情有可原。比如去年由于政府刺激经济,老百姓没有遭太大的罪。如果真是为了大家过得好一点,领导人犯一点错误还是可以理解的。最没有道理的是实行不利于老百姓,只利于领导人的政策。

    奥地利学派在逻辑上非常完美,但用于实践可能还存在困难。在19世纪政府开始干预以前,世界上已经有经济危机出现。当时的波动比较小,不是政府干预造成的,而是市场自然带来的,如果有聪明的政府进行一些干预,可能还是有好处的。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下面请两位主讲人进行回应。

李子旸:

    各位老师说得都很好。正如茅老师刚才指出的,奥派的魅力在于其逻辑非常完美,这就牵扯到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问题。

    奥地利学派认为逻辑是最可靠的,事实是不可靠的,因为对事实,不同的人看法也不同。对于用逻辑推导出的结果,如果他人用事实证明结果是错的,奥地利学派是不承认的。这也是奥派和其他学派的尖锐矛盾所在,因为主流经济学是讲实证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可以这样来看。一个学派的作用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发现真理,二是说服公众。要发现真理,可能逻辑就够了;但要说服群众,就得有证据,有数字,会讲故事。后者奥派做得比较少,所以群众就不大接受。各位如果要当官,就不能宣传奥派的理论,但如果想发现真理,还得学习奥派的逻辑。

邓新华:

    我对茅老师的评议做一下简单的回应。市场经济中肯定会有经济波动,企业家的投资也会有错误,甚至很多企业家都会犯错误,比如BP机的生产商就曾经犯过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被手机生产商发现后,手机推广后,BP机生产商就只能倒闭。

可见,市场中会有企业家犯错误,经济也会有波动。但当一些企业家犯错误的时候,也有另一些企业家在做正确的事情,错误企业家手里的资源可以通过自由交易流到正确的企业家手里。

大家提到的动物精神也好,企业家盲目乐观也好,我们要问的是,正确企业家施加的制约去哪儿了?自由交易的制约去哪儿了?我们所以认为经济周期是政府干预造成的,是因为政府通过大量印发钞票打断了消费者的选择过程,政府把资源从正确的企业家手里转移到了错误的企业家手里,这才导致大量的企业家犯错。

另外,繁荣期低廉的资金导致很多原本不合算的投资合算了,企业纷纷投资,推动基础品价格上涨。如果没有那些增发的资金,货币量就制约着企业家,阻止他们推动资本品价格上涨,就不会出现开始我们提到的普遍价格上涨。

茅于轼:

    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谢谢大家!

 

 

 




发件人:"世界和谐科学院" <tawh@vip.126.com>2012-01-17 01:17:41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新浪微博:

中华文化复兴的思想体系----天道经济学

世界和谐科学院 世界文艺复兴协会 刘浩锋

2012年1月

    (法律声明:由于发现一些学术媒体尤其是某些所谓经济学大师,引用抄袭文章观点,不注明出处;为此特声明,请自觉注明出处,个人友情转载除外,如单位转发于网媒纸媒请支付稿酬。2011年11月12日)

     2011年11月14日,笔者向海内外数千学界名流与著名论坛发布了《天道经济学宣布西方经济学与其主导自由市场的终结》一文,并公邀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等辩论;2天后,哈佛大学70名学生集体退出《经济学原理》作者雷格·曼昆的课程,以行动宣告西方经济学的终结,震动世界经济学界,这是巧合还是必然!

    1、 什么是天道?天道作为宇宙科学有何数学逻辑基础?

    天道即是阴阳太极图循环轮转均衡运动模型。它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智慧,代表着宇宙大生命运行法则与宇宙秩序。

    中华文化根源上溯至伏羲女娲时代,尔后神农、黄帝等,皆言宇宙大道,包括天道、地道、人道。然天、地、人本为天然一体,存于宇宙大生命整体之中。以天指称宇宙生命大整体,故所言宇宙大道,即指称为天道。

    无论中华文明始祖伏羲演阴阳而成八卦,布传天道演算系统,还是5000年前中华文化的始祖黄帝弘扬天道;无论2500年前老子中兴天道,还是奠定中华文化系统基本骨架的先秦诸子百家围绕天道在各个层次不同角度演绎出丰富多彩的文化之林,都证明了中国根源文化的开创与传统文化的承续是以天道思想作为文化的根本思维逻辑与价值精神取向。

    中华文化复兴是以中华根源文化天道为中心,在继承宋明理学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平等融汇外来基督伊斯兰文明,完成人类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文化的现代化与全球化复兴重建。

    中华传统文化核心智慧认为:天道阴阳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也即是见证了天道包括宇宙本体论、宇宙方法论、宇宙逻辑论、宇宙价值论、宇宙全息论。天道就是度化人们心灵觉醒、道德成长的宇宙理性,是教导人类实现和谐世界的宇宙法则,是指引人类文明提升的宇宙科学。

    “天道”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智慧,其“太极图”阴阳轮转模型是对宇宙法则真理的形象展现,与西方逻各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以及佛家色空、因果循环与万字符、基督十字架等,跳开形式表述不同,本质所指同一。

    现代物理地磁学证明了东西方磁力线运动的辩证统一关系,见证了地球是个太极模型。这为东西方精神运动与文化形式两者之间处于辩证统一的运动关系提供了物理学上的解释。遵循这个自然法则原理发现,西方科学的基础数学“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恰恰反证了中华太极图天道原理作为宇宙科学的整体普遍有效性,从而为中华文化复兴在世界学术界奠定了无可辩驳的科学理论基础。

    同理,东方接纳矛盾的天道易卦逻辑系统与西方排斥矛盾的形式逻辑系统,彼此形式上是截然相反的文明模型,但两者共同组成了一对辩证统一关系,构成了人类逻辑形式的整体系统。这个系统命名为:天道辩证逻辑系统。

    通过对传统数学的研究发现,“数学领域既有数学规范中无法解决的认识矛盾,都通过扩大论域形成新数学规范得到解决,与此同时,在更高层面上形成悖论关系,这个过程事实上指出了排斥矛盾的形式数学运动的同时,也是接纳矛盾的辩证数学运动的过程。正所谓中华天道文化言“阴中含阳,阳中含阴”。这个运动过程不断呈现一明一暗的双螺旋型运动轨迹。当论域为整个宇宙的时候,“形式数学”(数学原理排斥矛盾)陷入“辩证数学”(数学原理接纳矛盾)的“悖论形式”之中。见证了在宇宙整体层面“形式数学”也即是“辩证数学”,两者是互相等同的状态;形式数学与辩证数学在宇宙局部的运动关系是不可分割的运动着的阴阳整体,这种辩证关系的客观存在,命名为“天道数学”。从而完成了东西方数学形式与原理的统一。它从数学上证明了宇宙大生命结构即是由无数的阴阳辩证关系螺旋形运动的各种层级矛盾事物所组成,最终联接成为螺旋形旋转运动的宇宙大生命整体;证明了宇宙结构就是一个有机循环运动的太极图模型。证明了,中华天道即是宇宙科学。”(参见:天道数学篇)

    同理发现,形式逻辑排斥矛盾运动过程,同时不断陷入辩证逻辑的悖论形式的现象,与形式数学与辩证数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完全一致,互相印证。当论域为整个宇宙的时候,形式逻辑也即是辩证逻辑。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这种辩证关系,命名为“天道辩证逻辑”。从而结束了东西方逻辑体系长期以来互相斗争不能统一的难题。为东西方乃至全球多样文化一体化铺垫了逻辑基础。

    正是因为“天道数学”与“天道辩证逻辑”作为21世纪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科学基础,在此基础上,从宇宙大生命整体层面,全面审读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成果,与时俱进重新梳理各种学科开创了“天道数学、天道逻辑学、天道心理学、天道伦理学、天道政治学、天道经济学、天道文艺学、天道历史学、天道人类学、天道宇宙学”等十门学科跨越基础应用科学、自然宇宙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全球几大主流宗教文明等,重新将已经支离破碎的各个学科知识完成逻辑重构的有机统一,构成了融贯宇宙天地、汇聚东西古今的“中华天道转轮”学术思想体系,根本上结束了百年来文化自卑,树立了中华文化的宇宙性科学旗帜,对人类传统科学的解放与飞跃产生根本性的推动力;至此,见证了21世纪中华文化复兴领袖世界,重塑中华民族尊严,引领世界文艺复兴,开创和谐世界天下大同的美好时代已经莅临。

    最后要明确的是,所谓天道,既非天道,故为天道;所谓天道经济学,既非天道经济学,故为天道经济学。

    虽毕生著述宣传中华天道(太极转轮)宇宙科学之理,分列创建了十门学科,构成了庞大的《宇宙和谐科学哲学体系》,亦即实未说一字。

    为什么呢?一切都是方便之门,宇宙轮转,成败住空、盈消虚长,一切学说形式以及宇宙星河都是过程性的,处于0与非0之间的辩证循环。

    2、天道经济学概述

    中华核心智慧“天道”作为宇宙规律宇宙理性,化生天地万物,自然包括经济运行规律。天道经济学认为,经济运行规律本身就是一个遵循天道宇宙法则运行的阴阳矛盾规律,呈现辩证运行关系。

    所谓天道经济学,就是以天道数理辩证逻辑为分析工具与科学基础,以宇宙为范畴,从世界各个局部互相逻辑关联的层面辩证分析看待一切资源,实现人类生活生产与自然的均衡互补良性发展,完成各种资源的最优合理分配形式,达成经济循环中各个经济链条的动态均衡良性运行,从而实现市场产出与市场消费、贸易出口与进口、金融吸储信贷、企业劳资等均衡互补良性循环,最终实现社会共富、世界和谐。

    传统西方经济学根深蒂固的陷阱就是依赖形式逻辑为根基的数理逻辑工具作为决策依据,他们排斥矛盾,消除矛盾,看不到矛盾是宇宙万物的本质特征。所以他们最后纷纷从小矛盾陷入更大的矛盾,恶性循环不断,形成西方文化文明周期性自性灾患问题。

    天道经济学认为,矛盾是无法化解的。倡言化解矛盾,是根本没有正确掌握宇宙理性所致。陷入局部看待事物的假象之中。矛盾有两种互为辩证关系的基本形式,一种是互损共输大起大落的恶性循环,一种是互利共赢整体均衡的良性循环。前者是数学纳什均衡原理所证明的依赖传统形式逻辑思维旧理性分析处理问题必然导致的格局;后者是依赖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反证天道与天道辩证逻辑宇宙新理性普遍性有效,作为分析处理问题必然导致的格局;

    要将人类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等各个领域,从传统互损共输周期恶性循环之中转化为整体共赢的良性循环,使之均衡平稳高速运行,就是人类文化文明转型提升的见证;

    一人走路,两腿要平稳才能高速运行。两腿就是阴阳矛盾平衡辩证关系。火车飞机飞船运行都是这个原理。其实中国禅宗的核心智慧“中观”也是这样。就是不要落入阴阳两端的意思。儒家的中庸之道也是这个意思。看待事物要有天道辩证思维,整体的互为关联的辩证看待问题,而不落入任何一个极端之中。

    因此,世界与中国的经济危机问题,以及中国当前的房市畸形问题,是世界与中国市场经济自身发展出来的问题,本质上是一致的,根本是文化自性危机。或者说是传统经济学大厦所赖以建立的根基是畸形的,所谓依赖形式数理逻辑作为科学基础的西方经济学与其主导的自由市场的普世形象,只是假想中的空中楼阁。

    “天道经济学”面对的主体不仅仅是稀缺资源,也包括非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天道经济学看来,任何资源都存在稀缺与非稀缺这一辨证关系,对各种资源要懂得长期合理的运用配置。

    遵照天道辩证逻辑,任何稀缺资源都包含有非稀缺资源因子,而非稀缺资源必包含有稀缺资源的因子。他们在一定条件下互为转化。也就是说,非稀缺资源如果得不到经济学平等对待进行合理的配置,那很可能演变为稀缺资源;

那中国的廉价劳工来说,由于劳工资源长期供大于求,经济学对此是漠不关心的。乃至这些劳工受到企业主长期以来不公待遇,只支付过低的报酬。这种现象泛滥,导致整个社会消费能力无法得到培育。从而导致整个市场的消费不足,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不断萧条与两极分化。而传统经济学对于此一直是漠不关心的。因为,大量廉价的劳工不是稀缺资源。

    天道经济学追求的社会首要目标,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持平的体面生活的基本需求。如住房、收入、交通、求学等。

    天道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不是以形式逻辑基础上确立的不惜损人利己的自私“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传统,而是运用天道辨证理性思维,遵循天道经济学伦理的“道德经济人” 实现交易双方、多方利益均衡共赢的最大化。从而,这意味着西方经济学与其主导自由市场的终结,同时,意味着中华文化复兴开创天道经济学作为普世有效的经济学与市场交易原理的发轫,是摆脱世界周期经济危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天下大同的世界经济学。

    3、中国房市危机与出路

    自从2010年12月29日发表经济学批判系列(二)《救房市应以“疏导为主”转房危入良性循环》一文后,不久观政府及时放弃了传统的凯恩斯“堵水”式的宏观调控,接受天道经济学要求遵循天道原理,以疏导为主,维护富人自由消费与增加穷人福利消费均衡发展,实现高房价泡沫的软着陆,确保社会财富分配趋向合理公正。然而,根据政府所制定的房地产税等相关政策,仍然存在几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天道经济学认为,要克正当前中国房市通胀泡沫危机,首先在于人们普遍掌握一套正确的合乎天道宇宙理性的思维与心灵运动方式,懂得运用正确的逻辑分析工具,领悟天道经济学“利人利己、均衡共赢、多方共和”的伦理,从心灵的根基化解问题。任何制度都不能实现对心灵的根本拯治。得不到人心自觉的保证,任何精密的制度其效益都大打折扣。

    其次,中国亟待通过立法建立一套房地产法规(2006年本人就提出,2007年撰文发表于国家发改委《中国企业导刊)),这个法规的核心精神是要确保全国公民平等享受居住权,避免富人多房而大多人无房的畸形格局。

    要从法律层面通过征收富人超过实际居住水平(需制定出标准,并逐渐根据全国住房水平提升而改变)用于投资的商品房税收,公民或每户超过两处住房(不包括两处)的都要根据市场房价水平征收对口的“房地产公共资源税”,对这种占用公共资源影响他人住房秩序的行为不限制,但是必须通过高额的税负,乃至比房价高出数倍的税负,使之望而生畏自然消退,征收的税款专项转入“全国公平住房开发基金”。当然,既得利益集团只顾及眼前利益而罔顾国家民族利益的恶果,就是必然导致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形成互损状态。

    如果不落实到位,势必消解天道经济学的威力,必然继2010年数次“空调”后出现再次调控失败。而纵观税收政策落实不到位的主要原因,一是学术界与房产界主流被西方经济学洗脑,分析工具与推理所得的结论都是极端片面,而国家决策人士,深受传媒舆论与西化智囊的牵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最终将导致经济危机酿造成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

    作者早在2008年就开始呼吁中国经济已经处于经济危机爆发边缘。中国的经济问题与隐藏的危机与西方的经济危机本质上完全是一回事。归根结底的是,人们最依赖形式逻辑与形式数学作为经济学思维与经济伦理价值的根基,在整个经济生产生活交易过程中处于周期性各种异常片面偏执之中,导致经济与社会失去良性均衡发展。不仅如此,它在政治文化艺术等西方主流文化的方方面面总是周期性陷入悖论所形成的大起大落恶性循环危机之中。

    经济作为社会生活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依照这种逻辑厘定事物的规则,则导致人们陷入片面的灾患中,不断从一个极端迈入另一个极端。

     传统市场交易行为与决策中,各种资源总是不可避免的向少数行业集中,增长的财富大部分总是源源不断流向少部分人口袋,这种经济循环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极端作用的积累,最终导致整个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天道经济学将这种积累效果定义为“极端化累积效应”,他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与财富的畸形,恰如人体某个器官细胞累积繁殖失衡,会导致器官极度膨胀,造成人体失衡出现肿瘤一样,使得社会出现恶性肿瘤,诱发社会危机。企业权势阶层资产过于集中就是一种肿瘤状态,而市场消费乏力,则是社会肌体其他部分则长期营养不良肌肉萎缩一样,彼此构成了互相割裂的悖论状态,市场无力支撑起肿瘤不断吸取社会资源财富所形成的重量,从而将这种畸形片面的恶果传达给诸多关联企业与整个社会,造成社会肌体失衡塌陷,最终引起整个经济链条断裂崩盘,社会经济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周期性危机陷阱是人类现有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一直以来没有根治过的。不是不想根治,而是危机的本质是文化的自性危机,文化自性危机的本质是思维逻辑方式与心灵的危机。这是西方文化“成之也快、亡之也忽”的文化悖论。

    4、天道经济学剖析西方经济学逻辑缺陷超越周期危机

    客观的说,周期性经济危机世界东西方都从来没有被化解过。从来不见经济学家群体自我忏悔或向公众表达过歉意!这不能过分罪责于他们,因为,他们也是身不由己在前人的误导下不断陷入恶性循环中。这个问题从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陷入了逻辑无法统一的裂痕中,以致出现后人无法理解的思想与风格截然相反互不调和的两种论著《国富论》、《道德情操论》,经济学上称为“价值悖论”或“斯密悖论”。

    《国富论》认为整个社会从个人追求私利的理性选择无意结果中得益。而看不到正是这种得益制造畸形利益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危机,整体上处于消极平衡恶循环之中。《道德情操论》则相反,阐明了道德世界的和谐与有益的秩序,认为这种秩序是来自人们的冲动情操。后世学者们一直不能明白为何同一个人的两种学说互不能调和构成悖论。其实,这是西方形式逻辑思维固有的局限片面所导致的。阴阳矛盾是宇宙事物运行总规律,也自然包括经济运行。斯密悖论恰恰证明了人类经济行为要遵循天道法则,避免陷入两个极端,要实现彼此均衡运行,构成矛盾的良性循环。天真排斥矛盾、消除矛盾的结果是就如形式逻辑与形式数学一样,导致更大论域更高层面的悖论与恶性矛盾,以致陷入两极分化互为割裂的状态,爆发周期性危机。

    为何这么简单的道理,世界那多的经济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就不能明白理解呢?(参见刘浩锋:《天道经济学》)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认识到宇宙根本的规律是阴阳天道即矛盾辩证统一的关系。他们将自己引入追求排斥矛盾没有矛盾的假象中,自娱自乐,从而落入井底之蛙,忘记了身处宇宙星河轮转展现出的阴阳矛盾关系的普遍性存在,忽略了根本不应该忽略的数学与逻辑学、语言学等基础分析工具无处不在的悖论循环的事实。

    西方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则批判了重商主义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唯一源泉的片面观点,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拓展到生产领域。同时批判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认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

    可是,古典经济学派亦是从利己主义片面的人性观出发,认为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选择自己的道路最明智的判断就是他本人的利益,作为个人至上代替上帝象征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狂欢,以及所谓“经济人”的黑暗幽灵占据了古典经济学的中心价值地位。理性的概念变成了对宇宙大生命上帝博爱精神与基督“凡物公用”的背叛,而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乃至不惜损人利己作为逻辑基础。

    他们不能遵循“天道”宇宙总规律发现人性本身具有阴阳矛盾展示的辩证性,在实质的动态社会生活中,任何行为皆具有内外矛盾性。任何利人或利己的行为具有客观存在的矛盾性,无论是损己利人、利人利己或损人利己、损人损己;对于矛盾只有互为增益的良性循环与互为损害的恶性循环两种辩证关系的存在。

    而所谓损己利人或损人利己亦是在大善与大恶的两种循环,只不过需要在更高层面更深事理中去理解事物的因果运行;作为社会公共运行谋求整体共同可持续发展的新理性建设,天道经济学提出的是以接纳矛盾的天道辩证逻辑与天道数学为基础,强调“利人与利己、多方共赢”均衡性发展的经济学伦理与接纳矛盾的数理辩证逻辑工具作为价值基础与分析工具,以及此种原则的无限扩大乃至宇宙范畴,达成多方共和、宇宙整体共赢的良性格局。从而,真理是普遍性有效的。符合真理要求的经济学,要想跳出西方“局部性有效”、周期性文化悖论的灾区,就只有选择回归以天道辩证逻辑与天道数学为基础的新理性,对传统的事物进行全面深刻的检讨重建。

    但是人们如果认识不了事物的阴阳矛盾普遍性原理,远离中华根源文化天道作为宇宙理性的普遍性有效价值,而是刻意要排斥矛盾、消除矛盾性,以僵硬片面的形式逻辑思维对事物的阴阳辩证性视而不见,而强调一个极端不断滑入另一个极端,自然远离均衡滑向更大的恶性矛盾中。

    正是因为如此,传统“经济人”片面利己心的主观发挥,经由所谓的“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出现了动摇了整个古典经济学基础的“斯密悖论”。

    传统认为通过自由市场与“价格万岁”理论引导可以使社会走向私利与公益和谐一致、经济平衡发展的理论,事实上是完全失败的;整个西方经济体系因为这种放任自由在逐恶行私轨迹上的竞争市场的发展陷入两极分化导致经济失衡必然爆发经济危机。

    古典经济学天真认为,自由市场万能,社会一切经济活动通过市场机制可以自行调节,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应力求节约,税收数额应尽量减少,每年财政收支都应保持平衡;税收应尽量避免干扰社会经济活动。而历史与现实确凿证明,这一切为了一小撮贪婪的财富垄断集团达成胜者通吃格局提供了必要的学术粉饰。为了继续深刻麻痹世界人民,他们通过代价高昂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大学学术范式,牢笼了世界经济学人在他们的偏执轨道上继续卖命,树立了西方文化与西方经济学主导世界的中坚地位,这样可以卓有成效实现对世界人民与学术思想的深重奴役,而与此同时,他们始终是世界救世主与真理的代表接受世界人民拥戴。

    伴随着政治自由主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不干预经济活动的理论、以财政收支平衡为基本原则的财政税收思想,在资本主义世界延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然而,违逆天道宇宙法则的经济学理论与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很快走向自身的对立面,陷入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20世纪30 年代初发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表明,自由市场的恶性竞争发展,急遽地进入马克思所预言的垄断资本主义高度畸形发展时期,大量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企业家、财团鳄鱼手中;马克思笔下的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恶性矛盾在无法通过更大层面上升转移的前提下,社会财富分配趋向两个极端,市场产出过剩与消费能力疲软彼此撕裂了经济循环有机运行链条,必然爆发经济危机形成社会共损。

    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不无矛盾的认识到经济运行中的辩证过程,经济增长产生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资本积累进一步推动了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反过来劳动分工通过提高总产出使得社会可生产更多的资本积累,让资本流向最有效率的生产领域形成良性循环。然而,这种过程性良性循环的同时在不断积累恶性循环的因素,最终导向恶性循环的经济危机,这是古典经济学们没有发现经济运行处处展现出来的天道辩证规律。

    因此,当古典经济学想告诉人们,顺从自由市场对资源配置,可以保持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会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须不知古典经济学思维逻辑根基的自性危机导致各种发展模式的危机,人们不惜损人利己、劳资双方利益分配趋向分裂畸形格局的社会集合则形成了整个经济循环链条的畸形分化,不可避免的最终出现恶性循环爆发经济危机。

    就如形式逻辑与形式数学建立在假设基础上与客观事实不符一样,经历这场经济危机后,凯恩斯认识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与客观事实不符,通过自由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均衡就业的说教只是自欺欺人的“屠龙术”而破产。其实遵循天道宇宙总规律,转化经济危机根本上是要从尊重事物的阴阳矛盾性开始,教导人人学会天道辩证思维,掌握数理辩证逻辑,从而将经济学分析理性的逻辑、市场行为的经济伦理逻辑、社会道德逻辑互为连成有机整体。自然就实现劳资双方的均衡增长,财政税负与企业利润及个人收入的同步均衡增长,避免大量财富集中流入在企业家或政府手里,而大多数劳工经济收入菲薄、市场消费增长缓慢,无法与国民经济、企业效益同速增长;这些不均衡的因素的集合就构成了整个畸形失衡的市场经济,必然爆发周期性的恶性经济危机。

    此外,天道经济学认为,按照西方金融理论构建起来的银行、债券、股票市场,基本上整体都是一个嫌贫爱富制造财富不断上升为垄断导致财富两极分化的吸金器。

    如果要推动市场的分工与商业繁荣发展,必须对优良的创业计划进行扶持投资。而传统对这样的规划,都是依赖规模性的带有垄断性特征的财团进行的所谓各种投资,这些投资最终最大的收益,依然是少数人,从而变成了助推财富垄断集团的吸金器。因而,政府的公共性质功能,在于要建立“创业银行”,对一般公民具有可行性的优秀的创业计划与市场分工行为,进行非盈利目标的金融信贷支持。这样的创业银行锁定的目标市场,是没有原始积累的创业型国民。创业银行通过国家立法可以接受社会捐助与财政支持。受创业银行关注的投资目标,其创业计划要更倾向于社会就业、地区扶贫、地域均衡发展、市场分工需求、高科技、环保节能等为方向的发展。

     然而,凯恩斯没有认识到经济市场规律亦是遵循天道宇宙规律发展的,他简单的与斯密学派背道而驰,积极主张大政府、国家福利等国家干预经济活动,企图使财政税收成为刺激有效需求,通过财政转移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工具。他的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后来又被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综合学派加以补充和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被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所采纳,在二战后,尤其在 50~6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和大学讲坛上占统治地位。 但历史与现实证明,其依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仅仅收到局部性效果。

    凯恩斯《通论》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打通合一,但是理论上存在最为根本的裂痕。那就是宏观经济学的逻辑伦理与微观经济学的逻辑伦理是互为悖论的。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理论,当市场出现危机,政府必须出来救市,增加财政开支乃至不惜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消费,增加国家福利开支等;政府作为与市场博弈的一方,已经为了化解市场危机,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以求经济消弭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互为割裂的格局,增加就业,化解经济危机。但是微观经济学的逻辑伦理基础是,博弈一方都是不惜损人利己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家或者劳工。个人行为的理性基础是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利己主义、自由主义。在微观经济学的逻辑看来,不存在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一方的利益。利他主义是反资本主义、反人性的。后世的凯恩斯主义的粉丝们,逐渐修修补补企图完成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逻辑伦理的统一,如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为凯恩斯经济理论找到扎实的微观基础,但是这如上所述,仅仅是空中楼阁的学术粉饰而已。

    凯恩斯追随者把《通论》政策建议企图具体化,以调节消费、投资、出口、政府对货物和劳务的购买等社会总需求、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为目标,依托财政政策杠杆,提出萧条时期减低税率、增加预算实行财政赤字、增发公债、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在高涨时期则相反,提高税率、节制预算开支、控制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战后50~60年代对刺激经济增长、缓和经济危机、减少失业起了局部形式上的作用,但由于陷入马克思主义认定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到70年代初物价高涨和高失业率经济趋于停滞并存的“滞胀悖论”出现,再一次宣布了西方经济学的文化自性危机一直未得到有效的反省与根治。但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在陈旧的经济学窠巢里继续沿着陈旧的数理逻辑工具陷入恶性循环短命的泥沼里面。

    滞涨,在天道经济学看来是西方经济学中典型的“经济悖论”之一;与自由放任投机、逐恶行私的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导致的通货紧缩“经济悖论”形式相反,共同特征都是高失业率,经济陷入停滞乃至倒退负增长。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危机在本质一致,但表现形式有差异,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危机出现的实物形式产品财富两极分化与相对过剩,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的虚拟形式金融产品两极分化与相对过剩。而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尽管形式上可以从不同层面进行各种表述,但远比“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现象更为本质的人的思维方式与心灵运动远离天道均衡宇宙理性所致。这个结论是对整个西方经济学大厦赖以奠基的基本原理的颠覆与纠正。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的利己主义、各种表现形式的个体本位主义。而不能实现个人与他人、集体、社会、国家民族、人类利益的多方均衡多样共和,导致必然从一个极端形式陷入另一个极端形式的恶性循环。纳什均衡原理之所以从数学上颠覆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造成西方经济学大厦根基动摇,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数学解证。

    随着上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退潮,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兴起。遵循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将传统大政府、福利国家等这些挽救二战后经济的框架统统抛弃,而选择小政府与放纵自由竞争与市场投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恰恰相反,反对政府干预经济。

    哈耶克早期提出货币投资过度理论,其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信贷变动引起的投资变动。银行信贷的扩大刺激了投资,一旦银行停止信贷扩张,经济就会由于缺乏资本而爆发危机。哈耶克的片面在于,其所依赖的分析工具是线性思维,看到了信贷之于投资变动处于经济循环有机整体中的局部的功能,而将这种局部上升为普遍意义。没有看到,银行停止信贷扩张,往往扩张的结果导致社会资本充足,对银行资本依赖逐渐减少。从而建立在这种片面判断基础上,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同样是一种由来已久并无新意的偏执。也只有放纵鼓励自由资本扩张不断向世界敛财弥补每一轮经济危机财富缩水的西方财团才会授予诺贝尔经学家,为其进行学术粉饰。而恰恰是这样的学术粉饰,可以颠倒黑白,偏执鼓吹“社会主义违背人性(认为私恶是人性)”,计划经济导致政府集权,“通向奴役的道路”。他不能辩证分析发现,人心觉悟人性为善,集权有私天下的丑恶的集权,有公天下的圣贤的集权,前者通往奴役与被奴役的道路,后者却是通往互爱共赢、自由幸福的道路。 而后者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化的本质特征与根本发展方向。

    因为受思维方式的局限,凯恩斯看到了政府干预能够恢复市场活力这一个积极的方面,而没有或者不愿意正视将出现市场效率降低的消极的一面;或者无法辩证的理解,干预的时机与力度不一样,导致的结果往往恰恰相反。

    而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经济看到政府干预只会降低市场效率这一个方面,而没有或者不愿意正视政府干预有利于恢复市场活力,从萧条中走出。弗里德曼就偏执的认为投机能够稳定价格。而天道经济学认为,投机与价格的关系始终是阴阳矛盾的辩证关系的。投机过度恰恰导致通货膨胀价格失衡。不仅如此,天道经济学还发现传统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凯恩斯看得见的政府的手,还是新自由主义看不见的市场的手,如果最基本的思维逻辑方式与价值基础得不到反省自救,那么,都依然停留在周期性大起大落恶性循环的经济危机陷阱之中。

    由于弗里德曼遵循古典经济学传统,对市场力量有效性非常坚信,自由市场机制可以解决失业、衰退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认为货币在长期短期都是中性的,货币供应量变动才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根本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因此,又被称为“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NCM或NC)或“新古典主义”。

    可是,正是在弗里德曼偏执思想的指导下,欧美国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采取放宽金融投机与鼓励金融产品无节制创新的做法,于是形成了虚拟性质的“赌场资本主义”。

    由于经济学家的数学逻辑模型,依赖于形式逻辑片面推理,以致数学与经济学模型陷入了越来越远离客观事物真相,陷入异常狭窄的、局部性有效的格局而不自知。华尔街的高才们与满载诺贝尔经济学荣誉的大师们,他们坚信金融产品创新与吸引全世界的投资做大蛋糕,这样才能更为有效的创造财富神话。每个博弈一方,看到利益的尺度是围绕自己为中心的,至于是否与整体之中别的局部存在休戚与共的关联,他们的经济学教材与思维传统都缺乏精神营养。

    于是,美国房贷公司向没有能力还贷的人提供了次级贷款,在短时间内赚取可观收益,然后再转移这种危机。华尔街投资银行接手,将这种危机的次级贷款变成了证券进行销售,又在短期内赚取了巨大利益。然后再将这种危机转移给购买证劵的公司。房贷公司、投资银行、购买证券的公司,从各个局部看与各个阶段性看,都赚取了利益。然而,从整体关联审视、辩证的分析却是,每个不惜隐瞒可能的危险因素,挣够就立即转移风险只顾自己一方利益最大化的却是损人利己最终达成互损的格局,因为最后必然导致将这种危机传递到更大的整体论域,陷入形式数学与形式逻辑运动周期性的悖论一样,必然导致金融泡沫的破灭,最后陷入互损共输的恶性循环状态。从而,所谓依照西方经济学搞的金融立国,只能是饮鸩止渴,最后正如上文所批驳一样西方经济学本质上为金鸡独立式的畸形空中楼阁。

    弗里德曼从30年代凯恩斯主义者,到50年代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在迷信政府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阶段,他随时与人展开辩论,并遭世人嘲弄。数十年后,新自由主义上升为西方世界意识形态巅峰是,人们盲目的将这位偏执的经济学人捧为“伟人”而让历史低头,将他与凯恩斯认定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6年弗里德曼去世的两年后,弗里德曼所提倡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崩盘。

 从而,2008年开始的美国次贷经济危机以及导致全球范围的经济大萧条也意味着西方经济学在传统轨迹上自由放任时代的结束。现在,全世界有不少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走向终结。然而,如果人们的经济学思维不能从心灵与逻辑工具上进行超越反省重建,那么,人们在沿袭各种传统经济学流派道路上,最多是新瓶装旧酒,进行各种修修补补的学术空中楼阁,继续陷入新一轮经济危机悖论之中。

    恰恰是因为通过政府干预将财政不得不卷入经济与市场,最后的恶果必然是连同财政也陷入国家经济整体层面的恶性循环危机。因为,财政转移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其传递的经济波动效果,是过程性的对社会经济危机的回缓,作为国家机动性的财富储备来调节市场处于割裂的矛盾状态,但当财政转移传递的波动效果最终依然由于传统经济理性的自性危机,必然导致新一轮更大范畴的经济悖论,财政转移后的财富依然在经济市场中利益的大部分最终被少数人所得利,从而市场出现了一个永远难以填满的“利益黑洞”。正是这个黑洞,必然导致政府干预不能良性循环而陷入悖论,难以为继的状态。 而财政转移直接提升国民社会福利之举,固然在一定层面上缓解危机,缩短两极分化的割裂面,但财政无法长久维持去填市场理性的“利益黑洞”。于是,政府不得不加大对少数财富垄断集团与企业家的征税,则结果势必导致反抗与资本外移形成失业与负增长停滞的风险;当拥有货币印制权的政府只有通过增加货币流通量来缓解财政危机的同时,通货膨胀的风险就不可避免的来临。此外,节制政府开支、发放债券等都是不能化解根本的危机,而只能将矛盾推向更为深广的领域,如同数学逻辑学中的论域一样,形成周期性“悖论”。

    而在美国印制货币的美联储并不受美国政府控制,而是西方共济会垄断财团的家族私产,这个时候,扩大货币与停止货币供应,都会最终导致经济危机来临,陷入了又一轮悖论怪圈之中。恰恰近百年来世界经济在美钞主导一切的时代,与美国经济关系密切的一切国家与市场,都会因此卷入其中。于是,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的两个维度不约而同看到,欧美不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时期,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时期,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时期,抑或各种混合式的经济政策意识形态,都不可避免的陷入西方文化自性危机导致的周期性“经济悖论”之中。这样的西方经济学陷入大起大落恶性循环之中,已经祸国殃民,难以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经济治理模式。

    而目睹西方诸多诺贝尔经济学家与中国经济学大师如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谢国忠等,虽然,他们曾经对社会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偏执同样已经或即将导致世界与中国陷入了其自性文化危机导致的经济悖论危机。

    2008年次贷经济危机席卷美国不久,整个世界也是深受其害者。当我们看到“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立即其迅即波及全球,世界也是这种财富两极分化波及社会动乱的受害者。

    这再一次见证,模仿欧美道路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经济学整体已经宣布死亡,步入了历史死胡同。这个现象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西方政治、文艺、哲学全面陷入了自性危机带来的衰竭困境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西方政治恶斗循环、文艺形式与审美价值陷入虚无主义、哲学早已宣布步入死亡的坟冢,都见证了主流西方文化文明依托形式逻辑作为工具基础所遭受文化自性危机的深重苦果。

    因此,谁再抄袭鹦鹉学舌的鼓吹西方经济学与旧理性基础上的自由市场、恶斗循环的自由民主政治、虚无主义价值,将之上升为至上的普世价值,就是见证谁的文化蒙昧,尤待天道宇宙新理性的启蒙;谁再妄自菲薄漠视中华文化复兴对西方文化全面的兼容创新,盲目一知半解地推崇西方各种狭窄的学术思想,就是对自己学识与良知的不负责任,更是对自己民族国家与世界的犯罪!

    中华文化复兴所开创的《天道经济学》思想,以天道数理辩证逻辑为分析工具与科学理论基础,正对西方经济学思想进行全面检讨与深刻重建,它的推广与运用,将有效化解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百年难题,最终引领人类实现均衡共赢、社会共富、世界和谐的天下大同新型文明。

    2011年11月12日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1-16 11:14:29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发件人: wangwen发送时间: 2012-01-15 22:55:08收件人: cui-zy抄送:主题: 世界政治2.0时代

Web2.0时代的世界政治

王文

《外交评论》 2011年第6期

    摘要:从近年来互联网新趋势与世界政治新变化看,基于互联网2.0时代技术与观念的社交媒体,正在再造个体行为能力、重塑政治议程、拓展外交路径。在2011年许多国家的社会混乱中,社交媒体的影响力都得到印证,但这种新变化并没有引起中国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对此,本文简要描述了社交媒体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现状,总结互联网2.0技术引发的“世界政治2.0”现象及其特征,并针对世界政治2.0时代对中国的影响,尝试提出应对挑战和适应新形势的措施与方法。

    2011年,包括中东、北非、欧美在内的不少国家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社会骚乱、革命甚至战争。多国的社会混乱与各自的发展困境有关,中外学者在大众媒体、研究报告、学术期刊中曾做了大量国别式分析。 然而,诸多国家的社会混乱中隐藏着共有的新互联网技术变量,即基于Web 2.0技术之上社交媒体推波助澜的作用,及其对整个世界政治的潜在影响力,开始引起一些西方思想者的注意, 但中国学术界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种影响世界政治的新变量进行系统疏理与学术研究。那样不仅将有助于人们认识新互联网时代的世界政治变迁,对中国互联网新战略及未来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交媒体:影响世界政治的新变量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又译为社会化媒体,是以Web 2.0(互联网2.0)的思想和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应用,用户可以借此进行内容创作、情感交流与信息分享。 所谓Web 2.0技术是相对于Web 1.0而言的。Web 1.0的主要特点在于用户只能通过互联网浏览、获取信息,而Web 2.0则更注重用户交流与互动,用户既是互联网内容的浏览者,也是互联网内容的制造者、服务的提供者、信息的传播者、行为的创新者。换句话说,前Web 2.0时代,公司或其它机构是互联网世界的主体,而Web 2.0则使个人成为互联网世界的真正核心。在互联网界,Web 2.0已被公认是“真正的网络革命”,代表着未来。2001年互联网公司大泡沫崩溃之后,人们重新反思互联网技术的创新机制,进而催生了以个人兴趣为出发点、以平台开放为推动力的技术思想,比如即时通讯、维基百科、论坛社区、博客、微博、社交网络(SNS)、内容分享网站等。 尤其是2004年以后,以Facebook (脸谱)、Twitter (推特)、Youtube、MySpace为代表的新一代社交媒体开始出现并迅速壮大。近年来,互联网公认已全面进入Web 2.0时代。Facebook、Twitter虽未进入中国,但在2007年以来,与两者特点相似的互联网技术替代(如开心网、微博)相继在中国本土孕育,并得到了大力发展。

    纵览全球,2010年被视为社交媒体发展的极具标志性意义的一年。Facebook在世界品牌500强排名中首次超过微软居世界第一,访问量首次超越谷歌成为美国访问量最大的网站。在12岁以上的美国人中,Facebook、Twitter的认知度分别达到88%、87%,Facebook、Twitter“成为美国社交媒体的主体与基础应用”。 在中国,社交媒体也呈火爆趋势。据统计,2010年,超过50%的网民都是社交网站(如微博、开心网等)的用户,并呈现爆发式增长的趋势。 据《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我国微博使用者数量从6311万增长到1.95亿,半年增幅达208.9%。在其他国家,社交媒体同样高歌猛进。以埃及为例,在“阿拉伯之春”之前,Facebook在埃及的使用人数就超过500万, Twitter约200万。截至2011年5月,埃及手机用户达到7477万,而埃及总人口约8800万,手机在埃及人中已经相当普遍,使用Facebook、Twitter相互分享与传播信息,而不是依赖官方媒体及传播新闻机构,成了年轻人上网及使用手机时的最爱。

     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与壮大,成为社会舆论集散、新闻信息传播、企业品牌推广、商业营销拓展、社会交往加速的重要平台。随着社交媒体向纵深处渗透与推进,其社会再造、网络外交、政治重塑的功能也日益凸显。其主要表现为:

     社交媒体正在再造个体行动能力。据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统计,刚刚过去的2010年,互联网在中国出现了历史性的跨跃,互联网个体用户产生的内容流量超过了网站专业制作的内容流量,前者页面浏览占互联网总流量的50.7%。这表明互联网在中国正式进入2.0时代,这与世界互联网前沿趋势基本同步。 在Web2.0时代,个人通过社交媒体,在信息制造、发布、传播上打破了先前由国家及其机构垄断的传统局面。人与人之间分享、合作、协调一致行动的能力,突破了过去交易成本的限制,个人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主动权被大大加强了。从目前的状态看,各国社会的无组织群体正在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再组织化”,甚至呈现出一种超越组织的力量。

     在《蝴蝶效应:用社交媒体的快速、有效、强大方法来引导社会变革》一书里,作者认为,个人在社交媒体中所起的组织力量,只要时机合适就能起到巨大的“蝴蝶效应”。在传统社会或Web1.0时代,只能通过国家或组织力量才能实现大规模的慈善募捐、传播爱心、打击犯罪、寻找失物、寻人启事等行为,但在Web2.0时代,通过个人的行动也能够实现,因为“各种社交网络在增强交互方面起到了特别有效的作用。” 近年来,在中国,包括微博在内的大量社交媒体产生的再造行动时时发生。比如,汶川大地震后,网民相互转述与通告,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互联网捐款,在高峰时一分钟就能募捐到10万元;2011年初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运动,解救了不少走失儿童;在微博中屡屡曝光各类社会丑闻,多名地方领导干部因为微博引发的不良事件受处分、调任、停职甚至下台,等等。在美国,关于社交媒体的行为再造功能,被阐述得更为全面与丰富。

    9·11事件十周年纪念日前,由多名美国社会知名人士共同起草的题为《美利坚合众“推特”国》的倡议书在互联网流传,文章倡议通过社交媒体建立“美国社交网络”,目的是让美国“获得全球慰问,哀恸和祈祷;标志着我们重新振作的能力;寻求问责、正义、威慑和安全;向英雄表达敬意;传达我们的愤慨;展示创造意义;通过慈善等行为对受害者进行补偿……” 总之,人们运用社会媒体,重新构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社会价值、营销路径、组织框架。社会与政治环境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僵化与老旧,而是“出现了有生命力、粘性的、湿乎乎的工具存在”。 中国《新周刊》2010年第2期还把这种由微博等社交媒体产生的“微动力”称为“微革命”,认为那是“人类的大势所趋”。

    社交媒体正在重塑国家政治议程。在前Web2.0时代,世界各国的政治都以代议政制为主轴,无论是否经过程序正义的选举,民意总是被某些特定的人群所代表,参与制度与政策规划的议程是由少数人完成的。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年青一代及社会活跃分子获得了直接表达观点与政治参与的新技术,传统主流的政治生态随之发生悄然变迁。最早通过社交媒体的交互特征重塑政治议程的世界大事发生在2001年1月17日。当日菲律宾人用手机短信号召民众抗议,一条短短16个字符“Go 2 EDSA. Wear blk”的短信被疯狂转发,吸引了100多万民众聚集,集会一直持续到1月20日埃斯特拉达总统离职。人们把总统下台归因于“短信一代”。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团队成功利用了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激发了青年人的小额捐款与投票,成为社交媒体的最大受益者,奥巴马也被称为第一位“互联网总统”或“Web 2.0总统”。 2009年4月,摩尔多瓦发生未遂“颜色革命”,因有“推特”参与,这次事件第一次被西方媒体称为“推特革命”。2009年6月伊朗大选后,落选方利用黑霉手机短信和Facebook、Twitter传播不满情绪并煽动反抗,导致了长达两周的动乱,《华盛顿邮报》刊发社论称之为“伊朗的推特革命”。 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高达22%的美国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参与并影响中期选举。2011年初,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巴林等中东北非国家先后爆发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骚乱甚至战争冲突,执政23年的突尼斯阿里政权、执政30年的埃及穆巴拉克政权、执政42年的卡扎菲政权均被推翻,其他多国社会仍然处在政治动荡中。骚乱参与者多数都是社交媒体的用户,他们用互联网新技术相互鼓动、号召、联络、沟通,加强群体价值认同,统一运动步骤,聚合政治目标。

     2011年夏季,伦敦、巴黎、柏林、费城、旧金山等不少欧美大城市,相继出现了大范围的民众游行、集会及打砸抢烧事件。秋季,“占领华尔街”民众运动在美国纽约持续了两个多月,一度蔓延到西方多个城市。几乎所有骚乱的参与者也都是Facebook、Twitter或黑霉手机等社交媒体的忠实用户。这使得美、英等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必须通过关网、切断手机信号等方式维持社会稳定。由此可见,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个人对公共事务的信息创造与消费,合成了空前强大的“微力量”,摆脱了当前交易代价相对高昂的公共参与,而可以快捷方便地拥有强大的信息传播力、活动号召力、政治运作力,各国的政治议程正在一点点被Web2.0力量改写。

    社交媒体正在拓展国家外交路径。由于社交媒体对本国及他国强大渗透力与传播力,很容易成为某种外交力量,各国尤其是大国纷纷展开外交创新,利用社交媒体开展新一轮的外交工作,“E外交”、“数字外交”、“2.0外交”概念开始在各国外交界流行。 以美国外交为例,2003年,美国国务院成立“E外交办公室”,目的就是通过互联网加强对世界说明美国政策的力度,以及传播美国理念与价值观。近几年来,每次转型国家的社会动荡,都会出现美国官员或前政要频繁在社交媒体中呼吁乃至煽动的声音。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马克?普菲勒(Mark Pfeifl)曾说:“没有推特,伊朗人民就不会有被赋权的感觉和有信心站出来去争取自由和民主。” 2009年5月1日,“白宫博客”宣布将在脸谱、推特等几大社交网站开设主页,正式进入“白宫2.0时代”。

    2010年,有不少人呼吁应当把Twitter提名为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2011年2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关于“互联网自由”的演讲中表示,美国国务院在使用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发送推特信息,推出中文、俄文的推特账户。美国还将花费2500万美元,帮助互联网用户突破网络限制。 对此,《纽约时报》将社交媒体称为“美国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 在美国对华外交上,社交媒体的作用也越来越凸显。2009年11月,在奥巴马访华前,美国驻华大使馆还专门邀请了一些博客作者,举办针对中国博客的奥巴马访华吹风会。2010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宴请10名美国IT界高层时提出,美国21世纪的重要策略就是利用谷歌、Facebook、Twitter等网络新技术力量推动外交。 5天后,谷歌突然提出可能退出中国市场,引起世界舆论的轩然大波。2011年5月16日美国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中公开宣布:“鼓励世界各地的人们使用数字媒体……组织社会和政治运动”。

    2011年10月1日,“美国之音”全面停止中文短波、中波以及卫星电视广播,全面取消粤语广播,普通话广播裁员超过二分之一。其普通话节目将转入互联网中的社交媒体。近年来,美国驻华大使馆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展开围绕驻华大使的个人形象公关、北京空气质量的数据,都是旨在加深美国政治价值观与标准在中国国内的影响。美国2012年总统参选人、前驻中国大使洪博培11月12日在CBS辩论节目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联合互联网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扳倒中国(take China down)。……这就是我(如果)当上总统所要做的。” 从目前的趋势看,欧美强国等正在将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展开所谓的“双屏战略”,即两个屏幕同时开展外交工作,而社交媒体是互联网世界里的最好载体。

     总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社交媒体的“趋政治化”之势日益明显。社交媒体鼓励人们政治参与,通过互联网问政、网络舆论监督的形式推动政治透明与社会进步。有研究者曾对近年来210起中国重大舆论事件进行研究,网络舆论在67%的事件中起到了推动政府解决问题的积极作用,71%的微博使用者认为,微博提高了他们对政治的关注度。 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政治作用又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博弈相连,使世界政治的变化显得更不确定。后者所产生的挑战是值得许多国家所警惕与研究的。

    (二)世界政治进入2.0时代

    过去10年,以社交媒体为主要代表、不断普及的Web 2.0技术,借助传播加速的信息扩散效应,以及个人信息创造与交互功能,正在重新组织与排列当前世界的社会行动、政治议程与外交博弈方式。对于世界政治而言,这种“自媒体(self-media)”式的冲击不亚于爱因斯坦“相对论”对当代科学的影响,具有范式(paradigm)改变的意义。因为Web 2.0技术,世界政治也进入2.0时代。笔者认为,世界政治2.0时代大体有以下三点特征:

     第一,以信息为核心的权力结构,将逐渐扩充进了过去以资源、地位、金钱等物化特征为核心的传统权力结构。有时这种扩充具有颠覆作用,因为旧有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秩序,在Web 2.0技术的冲击下将渐渐瓦解,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再失衡将慢慢显现,自下而上的呼吁、批判、抗争甚至冲击的频率在信息开放国度将大大增加,世界政治也因各国的社会失衡出现更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以“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 作为权力的定义,即时通讯、维基百科、微博等社交媒体,无疑成了重新建构、积聚与整合个人影响他人的权力的有效工具。在Web 2.0时代,富人、精英、权贵影响与参与政治的权力,与平民影响与参与政治的权力正在呈现扁平化的趋势。这种扁平化推动了社会选择权与粘性,加强了民主表达与监督,加速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但也潜藏着各类以民粹主义为特征的舆论审判、群体非理性、网络对抗及政治动员。

     2011年11月30日,约200万英国人走上街头举行“世纪大罢工”;同一天,保加利亚两大工会组织发起万人大游行。在此之前数月中,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都有过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这些大游行与欧洲债务危机密切相关,但社交媒体在其特有的权力空间内,对民众上街中起到的情绪串联、群体协商、网络鼓动、政治发起等助推甚至源起作用是不容小觑的。旧有权力结构从控制型、垂直型向分散型、交互型的转变,个人表达与政治参与力的加强使旧有技术官僚的缺陷不断暴露,社会抱怨与不满在互联网世界的聚合、统筹与释放,再转化为街头政治、广场政治或舆论政治,最终形成冲击旧有治理秩序的巨大力量。

     2.0时代的互联网成为威胁社会正常运作的“互联网恐怖主义”、“微恐怖主义”、“数字恐怖主义”力量的可能性也在大大增加。2010年5月,美国国土安全部报告称,“过去9个月,企图针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数量与步伐超过了此前任何一年的全年总和”。2010年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恐怖袭击增加了一倍。 对于传统权力结构而言,在Web 2.0的信息加速交互中,非国家行为体所能制造的力量将富有潜伏性、威胁性、瞬间性、多样性,国家内部的等级化、秩序化、中心化特征受到根本的动摇,民族国家的政府权威受到非政府力量的实质性怀疑与指责,旧有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权力受到了削弱、再配置甚至异化。一方面,这是以互联网为重心的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的重新制衡与再挑战, 而另一方面看,互联网所起到的消极甚至破坏性也因为Web 2.0技术的普及而被空前放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变得更加动荡,政权变更的发生率、世界格局的变化率都比传统时代、Web 1.0时代变得更加难以着摸。

    第二,在Web 2.0时代,国际博弈的时空概念将打破传统现实主义的地缘与物理意义上的框架,国与国之间权力竞争的频度会加速,竞争范畴正在从现实立体的三维世界泛化至第四维的互联网世界, 现实世界中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资源竞争,逐渐数字化为以信息为中心的实力竞争。互联网战场化的特征将愈发明显,各国互联网战略将升级为囊括现实世界所有安全元素的顶层设计战略。

     由于Web 2.0时代的个人、社会与国家安全的脆弱度比前互联网时代、Web 1.0时代更大,不仅完全超越了传统地理边界的限制,一个国家在互联网技术上弱势所造成的被威慑感、恐慌感、屈辱感也将大大强于过去,防范互联网世界中难以确定的“侵略者”——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个人;可能是一两个,也可能是无穷多——将成为各国安全的重大任务。在这种安全战略范式的转化过程中,网络战争从概念正在越来越多地走向现实,无形场域(field)内隐形的、不流血的、非对称的、匿名式的防范、威慑、战争与冲突,远比有形世界更为频繁。

     自1999年科索沃战场上的“全球第一次网络战争”以来, 网络战频度越来越大。2008年8月俄格冲突、2009年“肉鸡电脑”对美韩政府的攻击都是近年来网络战的典型。Web 2.0时代,个人直接加入国际冲突的概率大大提升,以致于网络战争已成了国家间防御与演练的重要方式。为此,2009年8月上海合作组织6国将网络战上升为议事日程;2010年英国发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将互联网安全视为与恐怖主义、战争、自然灾难并列的“头等威胁”。《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则明确表明国家安全的力量和资源将集中“用于科学教育、国际、精神、信息、军事、生态领域和社会安全”。2010年11月4日,欧盟27国与冰岛、挪威、瑞士首次举行全欧范围内的网络战演练。 2010年奥巴马政府筹建了美国网络战司令部,任命被称为“网络沙皇”的网络安全协调员。2011年2月美国《国家军事战略》首次将“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单列为一项军事战略,并明确表明要有“攻击性能力”。2011年5月16日美国白宫、国防部、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商务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从国家顶层设计的高度阐释美国在互联网空间进行的政治、经济、安全、司法、军事等领域的国际安全战略调适。在此报告中,美国力推在互联网领域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互联网自由”,使“网络主权”和“信息边疆”的概念成为各国舆论与学界热议的话题。

     在Web 2.0时代,新型国际博弈关系正在形成,除了博弈时空概念的延伸之外,博弈主体也扩大至社会及其组成个体,国家不再是唯一具有强大跨境攻击能力的国际行为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恐怖组织和犯罪集团,个人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与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抗衡的力量,像维基解密那样冲击世界政治的“一个人的战争”在未来不再是罕见事件。国家地理屏障在Web 2.0时代完全消失,安全概念发生了各种变形与异化。另一方面,融合国家特殊观念、意志、情感的对外行为,正在四维世界内重新演绎为共享、协商、妥协或对抗形态。信息技术强国有能力通过巨大的“信息流”、富有经验的外交人员、极具渗透力的形象秀、更隐匿的图文浸透等行为,巧妙地传播本国的政策主张、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分裂与瓦解竞争对象国的社会凝聚力,进而达到传统时代难度更大、成功率更低的战略目标。

    第三,Web 2.0时代的媒介重构将重组以国家为认同对象的忠诚度市场,外来信息的加速浸入与被征服的边界内国民将产生情感共振与信息循环,造成国家治理危机并威胁原有政权的统治。“信息帝国主义”、“数字封建主义”将成为冲击与桎梏新型国民忠诚的非人格化力量,文化疏离与分裂行为将以交互性的方式,浸透进更广大的重寻身份认同的人群之中,国际政治的边界愈发变得模糊。

     社交媒体的用户通常会以情绪共享、批判转述、抱怨积蓄等各种形式,质疑政府的治理合法性与合理性。根据联合国委托的盖洛普全球民意调查,2/3被调查人认为本国政府并不是按照人民的意愿在管理国家。 这种质疑情结在Web 2.0时代的社交媒体中会产生传染效应,进而有可能转化为一些人国家忠诚度的动摇,并以对外移民、跨国工作、批判本国政府、美化他国制度甚至社会报复、恐怖主义等行为表露出来。

    在《退出、呼声与忠诚》一书,经济学家赫希曼反复论证,影响集体发展惯性、鼓励逃离与反抗的“退出呼声”不断加强,势必瓦解群体的稳定。 这种“呼声”可以通过歌曲、布道、走私录像带等有效发出,也能够通过报刊广播等传播渠道影响受众的判断力。在Web 2.0技术的支持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备发布信息、表达观点、批判时局的能力与条件,政权颠覆式的信息与建设性的批判、社会情绪化的抱怨混杂在一起,加之现实中出现的移民、地区逃离、社会报复等信息的间歇性放大,“退出呼声”在一些转型国家将出现空前的刺激效应。这种刺激效应在国家内部被“带路党” 煽动化、群体化,在外部被相关势力意识形态化、武装化之后,国家稳定就会受到巨大冲击,甚至出现分裂危机与政权衰退。

    2011年初中东北非不少地区的社会动荡,就与内部争议技术化、扩大化有关;而欧美国家个别城市的混乱中,也出现了不少向往社会主义国家的口号,这些都是忠诚度市场微妙变化的表现。尤其对于广大转型国家与互联网技术弱国来说,Web 2.0时代将进一步加剧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社交媒体的开放特征,将助长这些国家政治素质相对较低公民的绝对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极端民主化倾向,拥有互联网霸权优势的“信息帝国主义”很有可能会发动“人海战术”与“隐形入侵”,冲击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态度、信仰与价值观,最终加剧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 更为危险的是,互联网经过激烈竞争后,很容易产生新型资本私有化与垄断化,像谷歌、Facebook、Twitter等互联网巨头都是私有化公司。它们与美国政府的权力相互协调、配合与联姻,构筑着新场域的霸权,也延续了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正如新美国基金会2011年报告说的,“美国正在步入一个数字封建主义世界,这是一个由少数巨型公司统治的私有帝国”,资本、政治、强权、垄断在一起的“邪恶联姻”所产生对世界各国的冲击效应,目前还只看到了苗头。

    (三)Web 2.0时代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

    目前,互联网已深深根植于中国民众内心与社会的各个角落,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影响,往往超过政策规划的预设范畴。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在中国正式进入2.0时代后,其所涵盖的冲击效应与现实意义是当前中国的治理体系与学术研究所难以预防与预料的。尤其是由于特殊的国情所限,互联网在中国所承载的社会功能远高于一般性沟通工具与信息途径。包括信息传播、情感宣泄、思想碰撞、社会批判、利益表达、民主监督、法律审判、政府治理、国际博弈等各种功能,很有可能在Web 2.0时代的中国形成超负荷承载与新制度依赖,看似虚拟的空间却助推突发性的社会分裂、政治对抗、对外冲突的局面,进而成为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轻”。对此,中国学术界需要审慎剖析世界政治2.0时代的变化,从观念、政治和外交层面评估Web 2.0时代所呈现的现实含义,进而提供中国应对各类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在观念上,Web 2.0时代的互联网世界不能被视为是纯粹的虚拟世界。由于Web 2.0所引发的社会交互与权力转移都是真实存在的,因此,社交媒体创造的新互联网领域应当被看成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延伸。随着Web 2.0技术越来越多地赋予个人的信息传播权、政治诉求欲、行为动员力等权力,中国传统社会的纵向、等级权力结构将慢慢瓦解,“横向、平等”的权力新结构 在中国现代社会渐渐显现。这意味着政治民主化、社会公民化、权利回归化将成为难以阻挡的发展方向。对于世界政治2.0时代的这种趋势,中国既需要有远大胸怀顺应时代潮流,也需要有宏伟战略进行平稳有序的体制改革与过渡。这包括培育社会理性、创造政务透明、主动接受监督、疏导公众情绪、彰显体制宽容等等。在Web 2.0时代,转型国家(如中东北非的一些国家)权力保守化带来的民众“革命”,以及发达国家(如欧美等国)的权力资本化引发的社会骚乱,都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的前车之鉴。Web 2.0技术是中国民众权力觉醒、政治意识与民主需求的传播工具,这与中国政府力图追求的国家转型与观念突破是相互吻合的。尽管目前中国网民在互联网空间的表现差强人意,甚至还有不少稚嫩、暴戾与茫然的表现,Web 2.0技术都应当视为是中国发展的技术机遇,至少是机遇大于挑战的时机。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参与到Web 2.0的新空间中去,完善新互联网空间的法制建设,抓住Web 2.0时代的沟通便捷性,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空间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抓住机会,利用Web 2.0技术特征了解各地民众对政策的即时反馈,提升中国政府的内部监督与民主功能,化解部分民众的不满与抱怨情绪,鼓励民众了解国情,激励人们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积极鼓励各个方面运用微博客服务社会”,“加强党和政府执政能力建设”推动国家的顺利转型与崛起。

    在战略上,中国必须要提升与强化互联网主权意识。 当前,中国已成为互联网第一大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网民群体与最多的宽带接入数,但中国互联网技术起步较晚,观念落后,尤其是操作系统与核心硬件技术都掌握在外国厂商手里,世界上共有13个根域名服务器,10个在美国,这种先天劣势决定了中国必须积极立足于防御战略。 从硬件上看,小到个人隐私,再到企业及机构的内部资料、商业秘密、沟通信息,大到涉及国家安全机密,只要被数字化、电子化后,其泄露的几率就比原本纸质、固态时要高得多,出现类似“维基解密”式的“Web 2.0战略危机”的可能性也更高;从软件上看,中国社会观念已完全嵌入在思想全球化、互联网化的大潮中,而Web 2.0时代所倡导的“互联网自由”对意识形态浸透而言更具有迷惑性、说服力,其背后所充斥的美国意识形态色彩必须得到中国所有互联网使用者的重视。对此,中国不仅需要继承与强化在Web 1.0时代所确立的互联网既定战略,更需要重视Web 2.0时代所引发的社会分化、矛盾突发、集聚快速、内部分裂等消极效应,尤其是要警惕来自于外部世界的恶意中伤、造谣、挑拔等。处于社会转型敏感期的中国,在Web 2.0时代的平衡过渡更加需要小心翼翼。对于政府而言,需要有更为主动、全面、严谨、长远的互联网国家安全战略,分层次、分级别地构建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提高互联网世界中的风险辨析力、危机预警力、挑战控制力,并分等级地设立相关防线; 对于民众而言,也需要提升互联网的安全意识,端正理性的价值观念,须知“网络无国界,网民有国家”的基本逻辑,不要受国外不良信息的蛊惑,更不必迷信充斥于社交媒体中个人发布的形形色色的信息。

     在外交上,社交媒体理应成为中国“全民外交”的新工具。 随着Web 2.0时代的深化,中国对外交往也必须有“外交2.0”意识,即外交权力出现政府到民众的下降时,“民众对民众”的互联网公共外交也应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选项之一。尤其是欧美国家在利用微博等社交媒体进行对华“公共外交2.0”时,中国相关外事部门更应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加紧学习与借鉴,与时俱进,巧用新媒体工具,鼓励更多社会力量投身于“公共外交2.0”事业中,邀请更多国际知名的中国精英利用社交媒体服务于国家,成为对外交往、提升本国的公共外交力量的新使者。目前在新浪微博上,外交部官方微博“外交小灵通”粉丝数已超过百万,深得大众喜爱。中国应当把这种成功的经验向外推广。就像多国驻华大使馆、小布什前总统胞弟尼尔?布什、日本行政刷新大臣兼公务员改革大臣莲舫等西方政要与在华机构都在中国开微博,受到中国社会广泛关注,中国相关外事部门也需要拓宽思路,在双边互访、外交谈判、国际盛会上,巧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MySpace等国际社交媒体,逐步深化外交对象国对中国的理解与认知,更好地传播中国政策的主张。在未来,能否利用好社交媒体服务于外交工作,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建设、巧实力应用的重要标志。中国人一向能“善假于物”,“刚柔相济”,社交媒体的出现是体现中国对外交往灵活性与创造力的重要时机。中国需要充分融合Web 2.0时代的媒介资源,在对外传播与交往领域主动出击,在国际博弈中更多地把握话语权,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相信这是一项值得尝试、研究与推广的有益实践。

    (四)余论

    在9?11事件十周年前夕,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将“社交媒体的发明”与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崛起等,一并评为“9?11事件以来的十大事件”,还认为社交媒体的意义超过9?11事件本身。 这足以说明Web 2.0技术对世界政治的重大意义与现实影响,因为正如近年来的现实所显示的,“社会媒体以无所不在的方便和可扩展性的通信技术,本质性地改变了组织、社会以及个人之间的沟通方式”。 这种巨大的改变对世界政治的冲击与影响会呈现怎样的变化,目前看,不确定性才刚刚开始,未来的巨变还很难把握。

     由于Web 2.0时代仅仅开始几年,社交媒体所引起的世界变局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细节,比如,社交媒体与各国乱局的关系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 社交媒体只是作为世界政治的工具,还是自变量?社交媒体引起的群体行为与查尔斯?蒂利讲传统社会中的“集体暴力的政治” 有什么区别?社交媒体影响世界变迁的政治动员与传播进程有多少细节方面的案例分析?社交媒体拓展的国际博弈空间,先前的政治逻辑是否仍然适用?社交媒体所引起权力下沉的路径是怎样的?社交媒体在民主国家是否同样有着监督作用?社交媒体如何冲击与影响民主政体?对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会有怎样的作用,等等, 这些问题在学术研究中还存在许多空白点与不同的看法,需要更多的实践论证或定量分析,但是,世界政治2.0的特性已经出现,网络传播革命形成的全新社会场域与空间已相当明显。对于这个新领域,中国决策层与学术界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另一方面,随着民族国家在全球与国家两个层面的“去中心化”趋势与Web 2.0技术的崛起几乎同步,世界政治的范式会不会出现像量子力学的发现之于物理学那样的变化,笔者对此持乐观态度。从个人层面看,在Web 2.0技术塑造下,普通个人升级成国际行为体的概率大大增加,世界政治领袖的“秀场”拥有了新平台;从社会层面看,民众与机器、群体与国家、信息与权力、数字流与世界政治等诸多关系之间的对抗或共谋,出现了新的博弈空间,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商业、军事信息的交汇与转移,形成更广维度中的新权力结构。竞争、斗争、对抗、冲突、磨擦,或者合作、协调、沟通、对话和融合,在新空间中的逻辑顺序与演化路径会更微妙与不确定性,就像热兵器之于农业时代,新大陆之于资本主义,核武器之于大国竞争一样,Web 2.0技术对世界的影响目前只是在初始状态;从国家层面看,发达国家捷足先登,凭借自身的信息与创新优势再次获得对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有利地位,信息继政治、经济、军事及话语霸权之后,再次成为强国与弱国之间实力差距的附加杠杆。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及其社会的数字鸿沟,会成为世界政治博弈的前沿课题。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互联网与世界政治的研究还相当滞后,多数国际关系学者没有意识到空间延伸对国际博弈的影响。对此,我们需要把握时代脉搏,拓展研究边界,塑造前沿意识、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尤其是互联网越来越嵌入世界变局时,加强互联网尤其是Web 2.0技术的政治化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将会出现新的增长点,对中国崛起困境的突围与可持续性发展也将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发件人: Zheng Zhenqing 发送时间: 2012-01-17 11:59:00收件人: cui-zy抄送: 主题: 石之瑜:南方朔为何支持蔡英文? Re: Fw: 南方朔:這次大選我為何挺蔡不挺馬?」

南方朔为何支持蔡英文?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石之瑜

2012-01-17

    马英九有何大恶,会迫使南方朔宁与自己反对的台独为伍?

  中评社台北1月17日电(特约作者 石之瑜)曾经单独辟室亲炙马英九,让他在跟前拿笔抄记的亲蓝作家南方朔,在大选前夕突然宣布自己支持蔡英文。南方朔不会天真到相信自己可以影响选票走向,也不会投机到因为自己在马营没有仕途而要在蔡英文胜选后邀功,则他的刻意表态显然意在羞辱,这只能说是对马英九深痛恶绝所致。那么,马英九有何大恶,会迫使南方朔宁与自己反对的台独为伍,非如此表达不可?

  马蔡之争,是两种人格之争。身为政客的他们言行虚伪不令人讶异,但外界未必就能坦然面对。马蔡两人的虚伪各有巧妙:一人之虚伪,意在掩饰其人的空洞,亦即南方朔所指的,缺乏中心价值;另一人之虚伪,意在掩饰其人的贪婪,且总是把自己的问题说成是对手的问题。简单说,一个是游魂,另一个是邪灵。游魂只会讨好,靠民调认识自己,“看报纸决定政策”方向;邪灵乃在暗中撷取,逃避光明大道,散播各种迷幻烟幕。

  游魂令人恐惧,对于本身没有中心价值而渴求领导的那些选民而言,游魂不能提供他们领导。对于心中有明确价值与认同如南方朔者而言,若不小心与游魂接触太久,或对游魂曾经有所错觉而期望过高,终将遭到游魂传染到价值空虚症,造成对自己既有的中心价值产生怀疑,则必须逃避游魂,才能治愈。同理,对深绿的台独选民来说,他们长期靠反华支撑,遭到空虚悲情所折磨,碰到游魂来跟自己讨好,等于刚好揭穿深绿的空洞无魂,岂能不造成恐慌?

    相对于深绿选民的空洞,认同中国的正蓝选民,固然远看他们拥戴的对象便足以满足某种“率我族类,其心必同”的想像,但靠近他的南方朔,看到的却是虚伪摇摆的政客,竟然时而还有出卖民族立场的表演,则对其人打从心底产生厌恶与恐惧,并亏他,讲他像崇祯皇帝。南方朔宁可面对台独,他将有明确的对手,可以正面迎击。但是,在游魂的身旁,既影响不到远方不知情的拥趸,更震慑唤醒不了游魂的回归,眼看他渐行渐远,甚至愈玩愈得意,则南方朔出此羞辱策略,情有可原。

  倘若是对于自以为在道德与文化生活中参与稳定社会的那些选民的话,邪灵更令人恐惧。邪灵的自私、道德麻木、冷酷所揭穿的是,根本没有那道德社会存在,也没有文化或民族可言,于是勾引常民俗民探索内心深处悸动的私欲,挑战他们跨越道德与文化界限,品尝撒旦世界中的诱惑,进而面对社会稳定的解体。多可怕啊?

  游魂与邪灵都威胁选民惯常的生活逻辑。恐惧道德文化遭到推翻的选民,游魂是小害,邪灵是大害。相反的,恐惧失去价值想像的选民把游魂当大害,邪灵当小害。对南方朔而言,台独起码可以对阵,届时道统仍然在他身上不绝如缕,但崇祯皇帝则无药可救,这就是民族主义者可以抬举台独的辩证、亲蓝作家可以挺绿的矛盾,史称此为“曲线报国”。

 

 

这次大选我为何挺蔡不挺马?

南方朔

2012/01/12

    如果蔡英文当选,北京真的会对台湾怎么样?我敢肯定地说北京会有点头痛,但肯定不会怎么样。北京已有心理准备来和民进党政府重建关系,重新争取台湾的民心认同。

    堂堂领导人成了「恐惧贩子」

    长期以来,在政治倾向上我都是偏蓝的改革派,但经过国民党执政四年,我的失望愈来愈大。因此这次大选我挺蔡不挺马,我有一段变化心路历程,可以提供给台湾的知识分子们参考。我相信马再执政四年,两岸的形势不会变得更稳定,台湾内部可能更糟。

    四年前,台湾选民以五八□四五%对四一□五五%的山崩式比数将马送上大位,他自己有如此的「天命」(Mandate),又有四分之三立法院相对多数,如果他有信念、有个性,绝对可以为台湾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打开新局。特别是二十一世纪的此刻,全世界都已知道转型的重要,台湾也一定展开了转型的伟业。

    缺乏核心价值的领导人

    问题在于马的确不是个对社会有深切关怀、对知识有博雅认知的领导人。他祇是懂得在既有结构中钻缝隙搞点小权谋的普通灵巧型政治人物。他缺乏一个政治领导人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自己缺乏核心价值的领导人的困境。

    他由于缺乏核心价值,当然对事务就不可能有自主的判断标准,在过去四年里,早期的二线总统论、八八风灾救得乱七八糟,再到国光石化喊停、恐龙法官提名为大法官,再到他最先反对老农年金最后却又大幅加码这些事件,已可看出他自己缺乏核心价值判断准则,因而摆来摆去的风向鸡特性。人们认为他看报治国,这其实没有诬赖。我写过文章对他动辄把「社会观感」挂在嘴上不以为然,一个没有自己观感的人,由于缺乏了判断是非对错的良心准则,祇得动辄看报纸怎么评论,这个国家怎么可能出现好的领导方向?

    近年来台湾有许多重大政策,我都不能同意。

    就以九二共识而言,任何人都知道北京说的九二共识和马团队说的九二共识完全不一样,因此马用九二共识来吓唬台湾人民,乃是一种非常不道德也不应该的态度。马政府有个伎俩,那就是用中共来吓台湾人,用台独来吓北京,他就可以捡到便宜。但据我所知,北京对此已有了警觉。如果蔡英文当选,北京真的会对台湾怎么样?我敢肯定地说北京会有点头痛,但肯定不会怎么样。北京已有心理准备来和民进党政府重建关系,重新争取台湾的民心认同。马团队用北京吓台湾人民,这也是在挑拨北京和台湾人民那不存在的仇恨。我不相信,台湾老百姓也不要相信。

    无能更甚于贪腐

    再以ECFA为例,我从头就反对,还被打手政客委员指名谩骂。我不反对两岸的经贸交往,但两岸经贸交往的同时,台湾本身一定要有自主的产业政策。

    就以南韩为例,它和大陆贸易已达两千两百亿美元,韩国如果松一点,五千亿美元也不是问题。但韩国理解到自主策略的重要,因而在李明博任上遂全力产业升级,三星、现代和起亚汽车等都已成了世界顶级企业。但与李明博同时上任的马政府在自主发展上毫无成绩,台湾过度仰赖大陆市场,已扩大台湾的空洞化,就业条件、工作机会加速减少。马政府的经贸数字是以台湾人民利益的损失为条件。

    台湾需要经继济的转型变化,但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ouglass North)的说法,转型变化需要极强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那是一种高度的知识整合与企图心,马政府在这方面可算零分。马政府如果再连任四年,目前的情况祇会更加恶化。前两年高希均教授写过一篇文章〈无能更甚于贪腐〉,今日思之,觉得他真有远见,无亏远见杂志之名。

    而可能更糟糕的乃是马政府的政治心态。

    马政府因扁案而起家,他其实在就职后就应该忘掉扁案,全力向前走。祇是扁案是个太好的提款机,因此一到自己的权力出现危机,把扁案当提款机的想法又告出现。这次大选马团队的主调就是扁案,并把扁案拿来胡乱影射。
一个堂堂元首要谈的应该是国家及人民的愿景,而马团队谈来谈去就是扁案及影射,要不然就是用北京来吓唬台湾人民,堂堂领导人而成了「恐惧贩子」(Fear Monger),人们怎么可能同意?

    「恐惧贩子」是企图扭曲事实

    近代西方政治学已注意到一种现象,那就是由于媒体发达,选举所产生的官吏已出现一种人格特质,那就是这种政治人物什么重大前瞻的事也不敢做,他们一碰到麻烦就闪,不求有功,但求少被人骂,他们差不多的时间都用来做媚俗的表演,一到选举时就在那个社会人们最怕的问题扮演起「恐惧贩子」的角色。前两年,美国(水门案)的要角,曾任白宫法律顾问的狄恩(John. W. Dean),出了一本畅销书《缺乏良知的保守分子》。狄恩是个保守派,但他却极坚持保守派的道德良知并成了反布希的重要人物。布希任内尤其是选举就成「恐惧贩子」,天天在宣扬阿拉伯人的可怕,狄恩即表示「恐惧贩子」是企图在扭曲事实,制造恐惧中图自己的利益,结果却是扭曲了国家发展的方向,这乃是布希真正可恶之处。

    因此,台湾该转型而未转型,已蹉跎了四年,不容再蹉跎下去。而要不蹉跎,就请从大选的改变开始!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1-16 11:16:46 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

2012年台湾地区三合一选举结果之意涵分析

莫斯科大学政治学毕业的博士 吴子维

    2012年1月14日晚8点20分,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雨中致谢。几乎同时,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则含泪承认败选,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恭喜马英九连任。台湾地区内部的高度紧张,终于透过选票,再度得到舒缓,也确定了未来四年的大政方针。

    21世纪初,台湾地区经历了两次高度的内部矛盾,幸亏四年一次的领导人选举,让这些矛盾在演化成社会结构紧张﹑失控前,得到转化,形成新的发展路线,使台湾免于内部动荡。第一次是2006年8月,前民主进步党主席施明德发起政治诉求运动,要求当时领导人陈水扁主动下台。当时的运动没有演变成群众暴力事件,却在2008年转化为选票,让马英九大胜谢长廷,当选总统。第二次就是2012年的总统选举,从某各角度来看,这次台湾内部紧张不亚于2006年的红衫军运动,不同之处在于:2006年台湾内部的矛盾是,陈水扁涉及国务机要费案、其亲信及家人亦面临多弊案负责,民众要求他主动下台。而2012年的矛盾是:台湾地区不是每个人都去过中国大陆,对于马英九的外交﹑两岸政策存有怀疑,认为过渡倾向中国大陆,于是产生了是否延续92共识的争议,这也是为何选战倒数两周,选举议题演化成【92共识】与【台湾共识】对垒的局面。

    2012年台湾地区的大选,可以解读为台湾人民认可领导人马英九这3年多来【和中、友日、亲美】的路线,以及两岸对话的【92共识】基础。不过,这次大选是三合一选举,除领导人外,还有立法委员﹑政党代表同时产生,其投票结果也反应了台湾民意,必须与总统大选结果同时解读,才能相对深入地了解台湾民意所透露出来的讯息。仅将这次选举对未来两岸关系之影响,分析如下:

    第一:从最高领导人选举结果来看,好的现象是未来四年,两岸友好的情势将持续增温,台湾不会是亚太区的麻烦制造者。不过,有个问题悬而未决:马英九在竞选期间提出【两岸和平协议】的签订,因民进党极力反对而中断。马英九连任后,是否会再度提出这个构想?如果提出,大陆将如何回应?抑或,鉴于这次选举结果其实差距不大,马英九会把【先经后政】的进度稍微调慢,让台湾内部先消化歧异,这是值得观察的问题。

    第二:最高领导人选举产生弃保效应:宋楚瑜得票率低于3%,民进党寄望宋楚瑜吸走马英九的选票,不过,选战到了最后,主轴十分明确:【92共识】抑或【台湾共识】?宋楚瑜的主张:【蓝绿放两边,民生放中间】成了不切实际的空话,显示台湾选民很清楚,最高领导人选举与两岸关系的路线抉择是连结的,如果支持与大陆继续友好,就选蓝色国民党;如果选择检视两岸现状,就选绿色民进党;第三个选择等同废票。这可以看出,两岸关系,或许是大陆全球战略中的区域问题,民族情感多于现实利益考量;但对台湾而言,却是最高层级的生存问题,无怪乎尽管大陆对台湾让利,但台湾居民对与大陆友好的路线仍有疑虑,2012年的选举如此激烈。

    第三:政党票出现分裂投票的情形:台湾地区的选制,政党必须得到5%以上的政党票,才能依得票比例分配不分区立委,该制度不利于小党,原本预期台联﹑亲民党与新党会在此次投票后幻灭,不过,台联得到了8.9%﹑亲民党得到了5.4%的政党票,各得到三名立法委员席次,可以在立法院继续主张政党理念。从政党票的得票情形来看,可以推测,许多人总统选了马英九,但政党票投了亲民党,(或是新党1%)。以及,总统票选了蔡英文,但政党票投了台联。现示台湾选民知道最高领导人的选择只能2选1,但却不希望其他声音从此消灭,因此,不管是马英九或蔡英文当选,都必须在未来四年内吸纳其他政党的主张,转化成自己的法案﹑政策,才有可能在立法院得到支持。

    第四:国民党在立法院席次降低,民进党席次增加:本届立委选举共有113席次,国民党得到64席次(过半),民进党得到40席,亲民党与台联各3席。意味着,尽管国民党赢了最高领导人选举,但立法院席次减少,必须在民生﹑经济等议题与其他政党协商,才能获得支持。甚至,从最高领导人层级选举来看,人民主张坚持92共识,与大陆友好;但从立委席次分配来看,国民党无法采取急近的和中路线,必须设法化解绿色支持者的不安,才有可能在这4年内顺利推动两岸政策,再此面对2016年的总盘点。

    2012年的台湾选举,国际关注,迂回表态,希望【稳定】的力量能延续,是马英九连任的重要外部因素,其间除了美国在台协会前台北办事处长包道格于13日公然表态化,笔者认为是大陆2008年以来对台湾的友好政策﹑选举期间的克制奏效。2012年的选举,不但是台湾人民对马英九施政路线的肯定,其实也是对大陆对台政策的肯定。2008年到2012间,两岸创造出全世界羡慕的和解气氛,2012年到2016年,我们会再创造出什么样的环境,弥补60年前的历史伤痛,傲视全球?这个问题考验着两岸领导人的智慧,可能也决定了2016年台湾地区第14次最高领导人选举的结果。

    (作者吴子维为莫斯科大学政治学毕业的博士,台湾宜兰县人)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1-11 11:07:00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Subject: 解析民进党人物--陈文茜

解析民进党人物

陈文茜

    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身处民进党,而超越民进党。从以前陈水扁、苏贞昌、谢长廷、蔡英文,不管他们原来对两岸议题的认识是什么,他们都不可能超越民进党的主张;就像天主教教宗,如果有教宗出来说:今天起我们不要信天主教了,那还有教宗吗?民进党也是一样。

    改变是有,但顶多微调,绝不会是结构性的大改变,民进党永远是基本教义派的实力派当家,和以色列的状况一样。

    以蔡英文、谢长廷、苏贞昌、陈水扁这几个人比较,谢长廷与台湾产业界接触最多,不是指像陈水扁那种金钱上的接触,而是对产业界需要的了解。就谢长廷而言,他可能根本不会反对我今天许多关于两岸的主张,但他也绝不敢公开赞成,因为他一赞成,在民进党内就垮了。

    如果以光谱算,四个人中,谢长廷的两岸政策最温和,其次苏贞昌,陈水扁则看情况而定,党内权力稳固时就走向中间路线,党内执政或人缘不佳时,就变成最基本的基本教义派。蔡英文与这三个男人不同,她是真正的深绿,其实她本人就是一个基本教义派,只是她知道这对她的选举不利,正如宇昌案,所以她选择不明说。

    蔡英文是个谜样的女人,也是一个擅长权谋的人,这世界上真正厉害的人,是你看不出她的野心,你无法意识她的权谋,她随时在不同的面向转换,最终成为权力的成功者。在金钱方面,蔡英文就有「2 faces」,一个是天真无邪的蔡英文,她当陆委会主委时常说:她父母亲最担心她不会照顾自己,常把她的钱包交给她的朋友,要她朋友照顾她。这个面向的蔡英文天真无邪,令群众无法抵挡,也不存戒心,很像刚刚从政的马英九。

    但是,我们从宇昌案里看蔡英文,蔡英文的大胆令人吃惊,在台懋创投中,她们家族只出七千万元,但她却有这个胆子,要求国发基金派人到家中报告,要求投资十亿元,并且先行预扣十年内的管理费用十三亿两千万元给台懋公司,也就是她自己的家族公司,台懋创投中别的股东不是出资三亿就是两亿,她出资最少,不只出任董事长,还要求预先扣下管理营运费用十三亿元,在二○○七年十二月六日的发基金公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蔡英文,她精明无比、胆大妄为、只差陈水扁一步的一面。

    开玩笑地说,大家穷追猛打宇昌案,最闷的不是蔡英文,不是马英九,不是翁启惠,而是苏贞昌。苏贞昌心里可能会想:你国民党真是混蛋,为什么不早五个月公布?那今天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就是苏贞昌了。
 

 

 

 



 

发件人:"ji an" <jian969@yahoo.com>2012-01-15 19:39:37 收件人:"jian969@yahoo.com" <jian969@yahoo.com>

马英九连任是大陆大把地撒钱的结果

吉安

2012年1月15日

    台湾2012年度大选昨日落幕,结果为马连任。从“社心引力”的角度,对马连任,当然很容易理解必定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最主要的,必然也是最简单的,当然一是共产党的看法;二是国民党的看法。

     有关共产党的看法,国台办发言人已经表态,自是大陆对台政策的正确,深得台湾民众之心,等等,云云。此乃从共产党之主观之心来看而得出的最简单的结论。

    有关国民党的看法,马英九自己已经表态,自是台湾对大陆政策的正确,深得台湾民众之心,等等,云云。此乃从国民党之主观之心来看而得出的最简单的结论。而在吉安看,国共两党的看法,都不是正解。下面谈三个有关的问题:

一,宋楚瑜之参选及结果,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二,民进党败选,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三,马英九连任,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一,宋楚瑜参选,是吉安力主的,事前已经有言在先,重要的是参选,即使结果失败,也将是光荣的失败,虽败尤荣。所以,这个问题,要放在首要来讲。

    从表面看,宋楚瑜得票不过区区几十万,但从深层次去看,这几十万票,意味着既否定民进党,同时,也否定国民党,只肯定中间路线。而众所周知,宋楚瑜对统一的态度,比马英九要明确地多,所以,这个中间路线,便意味着对统一抱有明确态度的政治选择。

    不要小看了这几十万票,这几十万票几乎全是往来无白丁的有识之士的票。这几十万票,在过去的几十天里,极其强悍地震动了台湾的政治结构。而在将来的日子里,这几十万票,将持续性地对台湾兰、绿两极保持极大的政治压力,并很可能继续发展、扩大。

    二,民进党败选,当然主因是在其台独理念之不得人心。但其虽败,却仍有近半数的存在,加上美国、尤其日本因图谋扰乱中国的大战略,而在背后的政治操弄,其台独理念,绝不会就此一蹶不振。

    三,马英九连任,既非大陆对台政策正确之结果,亦非台湾对大陆政策正确之结果。而仅在于大陆四年来勒紧裤腰带,向台湾大把、大把、大把地撒钱之结果。换言之,台湾局面之今天,在于大陆老百姓忍气吞声,紧缩腰包得来的结果。

    再说白一些,马英九之连任,在于多数台湾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既,只有马英九,或只有国民党,可以玩转共产党,可以玩转大陆。

    讲玩转,其实是讲的客气话,讲玩弄,才更准确。四年来,台湾多数人已经意识到,马英九、国民党可以玩弄共产党,玩弄大陆,凭什么呢?凭不统、不独、不武,就把共产党玩地昏头昏脑。

    蒋介石当年,把大陆、即全中国库存的数百顿黄金运到了台湾,那,不过一时之举,断无二时。而马英九现在,可以把大陆库存的黄金,年年不断地运到台湾,而且还要使台湾人很尊严地享用大陆的黄金。不但一时,而且可有二时,不但有二时,而且可以长时。

    比较蒋介石,马英九的手段更高一筹。当年,毛泽东眼巴巴地看着蒋介石运走黄金,只有无奈二字可言。今天,毛泽东的接班人们,却自鸣得意地将手中的黄金,源源不断地、主动地送到台湾。

    只要马英九坚持住“三不”政策,共产党就必将不断地向台湾输送黄金。这对所有的台湾人,当然是何乐而不为之事。如此简单的游戏规则,如此醉人心扉的游戏,怎好能不让马英九连续地玩下去呢?什么民主、什么民主选举,统统都是烟云而已,烟云的幕后,是大陆人民的血汗钱,不断地被送到台湾!换言之,马英九的宝座,是大陆百姓的血汗钱铸就。

    试问天下,究竟有多少人,能够如此这般地看透呢?

    哦,马英九肯定看透了;支持马英九的那几百万台湾人,包括台湾在大陆已经赚翻了的商人们,肯定也看透了;不少外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也都看透了,还没有看透的只是连年向台湾出血、放血的大陆人。

    这就是为什么吉安力主彻底推翻国民党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哪怕支持台独的民进党推翻国民党,也在所不惜!因为,到头来,台独根本就是伪概念,民进党根本就搞不成台独。当然,这也更是为什么吉安力主宋楚瑜参选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以上,马连任之三大问题正解。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2-01-16 15:02:28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转发: 李敖讲话两岸齐震惊:李敖居然公开说出了这样的话

中国的悲哀

台湾 李敖

    李敖昨天演讲后,答覆了4名厦大学生的6个问题,从八年抗战是谁打的,到国富民强与民主的关系、中日情结,答覆时简明扼要,让厦大学生大呼过瘾。

台湾是中国患乳腺癌早期的乳房

    台湾是中国的睾丸,急了会操刀自宫,我觉得实则不然,就中国近代历来的表现而言,除了毛主席时代雄起过,其他时候都象个臃肿的妇人。台湾不但是中国的一边乳房,而且是乳腺癌早期的乳房,动手术切掉中国会怕疼,而且觉得不美观,所以就有了自我安慰的想法,以为提高免疫力就可以自然痊愈,这就是和平统一。

    一百多年前中国简直就是个性奴,西边几个猛男一起上,日本也没闲着,他说让外人上还不如让邻居上。于是日本在中国身上玩虐待,光这样还不够,他想让全亚洲都当他性伙伴,玩腻了还想找山姆大叔搞玻璃,结果发育不全的小男孩和虎背熊腰的大汉扭打起来,流了鼻血死撑着,直到档部被踹了两脚他才冷静下来,战后中国没找日本索赔,怕别人说我们拿嫖资还是怎么地?我真是纳闷,我伟大的祖国在和强J犯行什么妇人之仁。打胎费总得要吧?

    照日本的说法,过去了就算了,历史是留给人遗忘的。虽然中国一再表态: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但那似乎只是少数有良知的国人才懂得的道理,普京在国际上一惯强硬,一个强大的政权从来都是铁腕政治。可是我们的外交就是这么暧昧,说一些有回旋余地的话,或者干脆装哑巴,女人吵架还会撕破脸,中国这算什么?太监!现在连越南和菲律宾都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中国人却还夜郎自大,自以为天下老子第一。

这是个充满卖国贼的国度

    看看那些哈日的傻瓜,这简直是个充满卖国贼的国度,特别是那些诋毁爱国平民的精英。我是闲人,所以有空为很多狗屁不通的事瞎操心,操烂了心国家也没给补贴,还会说我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所以我气馁也想不谈国事,但我实在爱上瘾了,祖国让我爱恨交织,恨祖国什么?恨铁不成钢,人穷志短,我可爱的祖国什么时候能头脑清醒,不要再当东郭先生了,在同一块石头上要绊倒几次才知道疼?不是不知道疼,是忍气吞声。

     1997年印尼屠杀华人,我们的媒体干什么去了?国内居然对此事知之甚少。再看看3.14拉萨事件,西方媒体对此事尽展百般歪曲之能事,可是我们的媒体又干什么去了?最可恨的是印尼问了一个小日本动物说你是不是中国人,小日本动物用日语回答了一句,人家就把小日本动物给放了。说明杀人狂也是有脑子的,他们知道日本是什么国家,好惹吗?更知道中国是什么国家,李连英式的国家,别告诉我你连李连英都不知道是谁?

    谈谈最近,日本分别摸了韩国和中国的手(竹岛,钓鱼岛),韩国都想回家拿菜刀了,中国是被强奸惯了习以为常还是怎么了?日本说中国衣服穿太厚了(军费预算不透明),这就是强奸犯典型的逻辑,他的意思是说,你穿棉袄我想撕扯都不容易。

    日本又说你头脑里有和我做对的想法(说中国教育有仇日思想),中国上海教育部马上把”狼牙山五壮士“从课本里删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吃里爬外,日防夜防,家贼难防,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中国官员应该比我们清楚日本新干线是什么东西吧,上世纪70年代开发的,说速度比不上法国和德国,日本更不会把核心技术转让,磨损零件也会狡诈我们。

    中国莫名其妙就买了,这就好象一个男人提出性要求,女人就主动脱裤子。现在日本驻军下地岛,扬言要协防台海,你看,手都伸到中国胸前了。日本说“你不让我捏一把我就强J你。”中国如果大气都不敢喘,那就是纵容犯罪,中国要是宁死不屈当个烈女,人家敢碰你吗?

    日本就是喜欢无理取闹,台湾明明是中国的乳房,他偏要把自己的手当胸罩,总之他的理由随时可以遍出一大堆,对这种劣等动物,你还跟他讲什么道理?谈什么中日友好,中日友好就是米兰昆德拉说的性友谊,就好象你辩论男女间是否存在纯粹的友谊,那种纯粹的友谊就是纯粹的扯淡!

    日本想摸中国乳房,中国当然是严词拒绝了,太过分了抵抗是肯定的,但抵抗有多强烈那就说不准了,中国的近代历史让人寒心,我们退一步,为了发展经济忍辱负重,乳房也让他摸吧,可他摸了能满足吗?什么叫得陇望蜀,日本兴奋了那还了得,现在发育未全就已经跃跃欲试,现在不给他泼冷水他能降火吗?

    为什么把中国比做女人?我不爱国吗?我写这篇文章是在无偿献血,相信每个爱国的人都咬牙切齿了,什么时候能扬眉吐气?中国历史上把女人当惯了,也不差这一次,谁叫我们要说自己不结盟,在国际舞台上总是做出一副淑女的样子,有指甲也不敢抠人,连越南文莱马来西亚都敢占我们的岛礁,我们很友好,总向别人示好,总是礼让,可人家喜欢吗?人家会说我们骨子里贱,真正贱的是少数民族的败类,我希望国人不要等刀子捅进肚子才明白血是红的,那时就晚了。

    大概有人要说我XL了,用这么引人注目的标题和比喻,相比石原慎太郎我算差远了,他说“国防”就是防止本国女人被外人奸,其实他说这话是互相矛盾的,我怀疑他的血统有点杂,美国驻军当年一定没少上他们家串门,小动作总该有吧,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他的言下之意是让美国人“那个”不要紧,是荣幸,让中国人“那个”了,就是莫大的耻辱。

    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个任意凌辱的女人,你看韩国人多刚烈,同样是,人家什么规模,我们又是什么规模。你要一个强J犯怎么想?他现在说过去强J你是正当的,有种我们就煽他两巴掌,人家挑衅,我们有种吗?我们的身体有种,我们的大脑没种。

    是啊!不管对错,她都是我的祖国。我只是她的一个细胞,我何尝不想让她强大,可她的淋巴结有问题,她的头脑有问题,她让我悲愤,她让我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沸腾,我多么希望有一天她能对那些歹徒们说,操,想打架?

台湾根本就看不起大陆

    面对战争中国是底气不足,小日本动物不是傻子,他比我们清楚中国的现状,为什么台湾想独立,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大陆,我可以给出很多数据,觉得脸红,中国哪来那么多贪官,携巨款往外国跑,中国的有钱人不爱国,要不为什么全往国外移民?

    引用我所看的文章里的话: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竞争是教育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中国的初级教育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100年;中等教育相当于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后90年;高等教育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80年;教育经费相当于日本1920年左右的水平。与此同时,我国每年被贪&污掉的资金保守估计也在2万5千亿人民币左右。中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形同虚设,普通民众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苦不堪言。

    根据对比,中国今天的普通高等教育的收费相当于民国30年的贵族学校。毫无疑问这是改革以来最大的失败,必将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崛起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中国就像一个上半身华丽下半身破烂不堪的怪人

    那么中外人士会问为什么中国表面上显得如此富裕,答案是中国的庞大人口基数。贪污污者、以权钱交换立业创收者和正当有产者就能形成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看上去就像一个上半身华丽无比下半身破烂不堪的怪人,问题是中国一直在尽心尽力的照顾上半身,似乎忘记了自己下半身的存在。

    全国总工会公布目前中国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有1千亿元左右,其中建筑业占百分之70以上。有些地方,包工头欠民工的钱,建筑商欠包工头的钱,而最后是地方政府欠建筑商的钱。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全国各地**拖欠工程款占全部拖欠工程款的四分之一以上,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星斗说,一些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所谓“形像工程”和“政绩工程”而强行上马一些项目,但是又没有钱,于是只能让建筑公司先垫钱上马,地方政府于是成了是最终债务人之一。

    如果你在日本的大街上问一些日本青年,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日军二战中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教科书上没有,档案馆里也没有,如果有小日本动物揭露此事就没有公司会录用;日本始终坚持宰割中国的战略,毫不动摇,因为他明白一个强大的邻居曾经被自己摧残过。而现在我们的一些准汉奸还抱着中日友好、一厢情愿的幻想,理由是时代不同了。仇恨毫无用处,一切都靠实力。这根本是在扯蛋。

    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增加3317亿美元,达到3.2046万亿美元。而2003年中国的GDP是11万亿人民币;日本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额每年在1万亿美元以上,2000年达到了1.3万多亿美元,这其中在2002年左右光电器就有中国消费者送的150亿美金左右。这个数字已经超过日本国内市场,占日本电器商总收入的四分之三,你我现在用的光驱即便是中国企业造的也得给小日本动物付购买专利费,这就是悲哀所在,如果你仇日,你必须坚定的关注自己的每一个消费细节。仅日本制造业在海外销售额此一项,就超过了我国当年的GDP总值。

     2007年毒饺事件后,日本媒体别有用心的大势炒作,日本全民掀起了抵制中国食品的运动,现在在日本所有的超市,基本上再也很难找到中国食品的影子。这就是日本抵制中国食品的效果。可是中国人呢?喊抵制日货喊了几十年,口都喊干了,就是不见一个人行动,悲哀的很。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流通的商品中,有70%左右的高档货全是日本货。日本的国际难民援助金额为世界第一位,日本是除美国外向联合国捐款最多的国家,这是日本在国际政治中致胜利器。即使日本工业基础为零,用其资金重新打造一个工业王国,也会超过了中国的社会资产的总和!

    最近十年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1.3%左右,要明白即使他的一碎步,也会让中国跑几年的,经济总量摆在那里。日本在经济衰减的同时一边在喊哭穷,一边对技术开发和促进生产投入了9万亿美元。日本的媒体在这其中很好的配合国家战略,在哭穷的同时还抬出了中国威胁论,并且推广到国际上,中国还真有许多人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了。已经被人竖起准备当未来的枪靶子,还傻不愣鸡地高兴呢。

    中国醉生梦死的媒体战略和从业者的水平,中国人民已经不想再领教了,从背后充满丑恶交易的春节晚会到倒白开水似的电视节目,都已在失去公信力。有人说我没脑子,我的确没脑子,爱国者如果有脑子或许不会选择爱国,爱国多累?吃力不讨好,说点激动的话还怕被请去喝茶水,学周星驰说一句:什么世道!脑进水的人总是说我们脑中风,那些理性者为什么那么理性?因为他是以局外人的心态去看待国事,假如他妈病了,我相信他不会不着急,那么祖国病了呢?

    我习惯用自嘲的语气说话,我还是那么感慨,恨铁不成钢!不是我们愤青不老实,是不平则鸣,中国最缺这种人,现在看来就好象死绝了一样。为什么现在有些人民公仆都成人民公爵了(贪官)?这都是因为缺少监督,他们可以爬到人民头上撒尿。现在,如果一昧对小日本动物和美国佬讲什么狗屁礼仪和忍让,就准备接受被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拉尿吧。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1-14 14:02:02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

广东也开始“唱红”

地方报道

2012-01-14

  昨日下午,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省人大代表、省委书记汪洋,省人大代表、代省长朱小丹到所在的广州代表团参加讨论,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省人大代表、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首先发言。他说,广州跟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城市相比,在城市建设、自主创新、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面存在差距。要推进战略性基础设施、战略性主导产业、战略性发展平台建设实现重大突破,争当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领头羊。

  会场开了暖气,万庆良一边发言一边擦汗。汪洋注意到这个细节,提醒工作人员调低空调,并有感而发地说,这件事引发我们两点思考。首先,要提高对规则的执行力。国家对冬天室内空调温度有明确规定,但由于这个规定往往得不到很好的执行,大家对会场的温度都没有把握,结果就有人穿着羽绒服,有人穿着衬衣。

    他指出,一个社会制定了规则,但如果这些规则没有约束力,人人都对周围环境感到充满不确定性,社会运转就会付出很大成本。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加大执法力度,靠制度保障社会运行,提升社会整体竞争力。其次,要提高全社会的整体素质。人人都觉得温度高了、感到热了,只需举手之劳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却没有人行动。要使这个社会更加美好,每个人都要增强“善小而为之”的意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省人大代表、广州市市长陈建华说,广州今年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引进更多金融机构总部落户广州,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支持,在服务外包上有所突破,走出广州特色的科技投入增长新路子。还要聘请国际国内策划专家,对广州的各大商圈进行策划和包装,打造国际商贸中心。

  代表们踊跃发言,聚焦“转型升级、幸福广东”。网易公司首席执行官丁磊代表结合自己在广州l5年的创业生活经历,建议把扶持高科技企业提升创新能力、采取有效措施培养和留住人才等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海珠区江南中街街道社区服务中心赵广军代表建议将一些优秀的倡导奉献、彰显爱心的文学作品拍摄成影视剧,进一步弘扬志愿文化,促进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广州市环保局副局长杨柳代表建议,把PM2.5监测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建议当场得到了汪洋、朱小丹的赞成,代表们也报以热烈的掌声。还有其他十余位代表从自己所在社会阶层、所处工作领域实际出发,分别就社会组织发展、基层组织建设、城市规划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听了大家的发言,汪洋以省人大代表的身份就朱小丹代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发表审议意见。他说,《报告》充分肯定了去年省政府在黄华华同志领导下,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各项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保持了工作和政策措施的连续性、稳定性,强化了加快转型升级的工作力度,突出了以人为本、建设幸福广东的政策措施,注意了解决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广东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接着,汪洋即席吟诵了一副对联:上联是“2011黄华华圆满谢幕”,下联是“2012朱小丹漂亮开局”,横批“广东唱红”。

  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

 

 

 

 

发件人:"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2" <zggzxb2@126.com>2012-01-17 07:19:35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共产

应当隆重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70周年

中工(共)党中央委员会建言献策函【中工建字第33号】函

隆重纪念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的重要建议

2012年1月

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暨胡锦涛总书记,亲爱的同志们:

    今年五月份是全中国各族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中国共产党前主席、中国工人(共产)党永远的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发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0周年的纪念日。

    七十年来,毛主席的《讲话》精神,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和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光辉著作,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力,鼓舞了众多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文化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工农兵和广大人民群众,产出了大量深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优秀作品鼓舞了抗日将士和人民群众的斗志,为最终战胜日本法西斯和解放全中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特别是在《讲话》精神鼓舞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使曾经濒临绝境的京剧艺术获得了新生,创造出了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和富有生命力的现代京剧;毛泽东时代创造的众多优秀文化作品植根于群众之中并自然流传对今天的反修防修、人民自觉抵制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帮助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巩固红色政权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毛泽东思想鼓舞下,我国的新民主主义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文化高潮迭起,我国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曾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目,纲举目张、综合平衡的指导思想鼓舞下,制定了今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蓝图,将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是毛泽东文化思想在新时期的良好体现,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鼓舞广大文化工作者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指导方针,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唱读讲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此,我们党综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强烈要求,郑重地向执政党中共中央提出重要建议:在今年五月份,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大会,隆重纪念《讲话》精神,进一步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即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一个新的台阶,使我国人民特别是公务员的道德品德和思想文化水平建设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让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目,纲举目张,综合平衡;严格分清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与“四人帮”帮派思维的本质区别,严格分清邓小平理论和胡耀邦右倾机会主义严重错误的本质区别。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努力区分和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立即废止和彻底消除祸国殃民的警察政治,吸取蒋介石国民党实行独裁和封建法西斯主义、脱离人民、迫害人民,最终被人民抛弃的历史教训,坚持毛主席一贯倡导的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待人民群众要像雷锋所说的春天般的温暖,努力化解矛盾而不是故意制造矛盾,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民主与法制建设,坚决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积极宣传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坚持科学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的教育,坚决打击腐败,从严治政、从严治警,紧密团结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坚持发展、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不以执政参政为目的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两党依法有序监督机制,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谨致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敬礼!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主席:齐志平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1-15 19:14:05 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

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

麦田

2012-01-15

    [导读] 当我们冷静观察韩寒,会发现在他身上诞生了一个奇迹:与鲁迅、李敖等读书人不同,一个从不读书的年轻人却以文立身,成为当代中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奇迹。而本文将以独家、确凿的事实告诉你,这个“奇迹”背后真正的秘密。

一、韩仁均,关键词:塑造

    韩寒成名于1999年萌芽出版社组织的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在比赛中,韩寒以复赛作文《杯中窥人》获得一等奖。相比这篇作文,更传奇的是比赛本身。摘录如下:

    “当时韩寒没有接到复赛通知书,错过了复赛。举办者得知具体情况后,决定给韩寒一次补赛的机会,重新给他单独设立考场,重新命题。为了公平起见,作文题只好临场现出。主编李其纲就用考场的现有条件,拿来一个玻璃杯,把一张纸揉成一团,塞进有水的杯子里,只说了一句话:“就这个题目,你写吧。”在短短一个多小时后,纸团沉到杯底,韩寒的文章却浮出水面”。

    这个现代版的“七步成诗”打动了很多“80后”的朋友。他们告诉我,看了这个故事,读了《杯中窥人》后,完全被韩寒的才华折服,从此喜欢上这个年轻的才子。而韩寒也确实因此一举成名,这才被在“萌芽”跑选题的作家出版社袁敏看上,然后才有了《三重门》。

    李其纲“刁难”韩寒之举,反而奇迹般的成就了少年天才韩寒,这是我们听过多次的故事。但是,现在我告诉你,真相是——给韩寒出题的李其纲,是韩寒爸爸韩仁均的大学同学。

    真相沉了下去,韩仁均浮出水面。

    韩仁均在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年就考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对于一个农村户口、爱好文学的青年来说,这无疑是梦寐以求的成功。但命运弄人,韩仁均一上大学就被查出肝炎,在学校待了一段时间,就被要求病退。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病退”对韩仁均意味着什么,但是稍年长的人就明白,这在当时对一个农村户口的文学青年,几乎是致命的打击。韩仁均痛哭着离开校园,愤怒、屈辱的情绪,会不会扭曲韩仁均的心灵?不知道。但值得一提的是,《三重门》和其后署名韩寒的杂文中,流露出的对中国教育切齿“恨意”,似乎更像来自于一个肝炎退学生积郁了二十年的愤怒,而不只是一个17岁孩子浅白的感受。(韩仁均痛哭离校一节,详见链接: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091001/ArticelD24003FM.htm)

    病退之后,韩仁均继续以自学考试的方式,在1982年获得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文凭。李其纲也是那届的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生,两人同为上海生源,同一专业,并且毕业后都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韩仁均的文笔相当好,创作小说,在报纸发表文章,曾用笔名“韩寒”。

    当韩寒成名之后,韩仁均曾出版《儿子韩寒》。在此书中,韩仁均一直淡化自己对韩寒的影响,不断暗示韩寒“天才”。但这也不是事实,事实是韩寒的成长过程中,一直是以父亲为主导的精心栽培教育。比如接送孩子、开家长会、转个好学校等等,但凡与韩寒教育相关的事情,都是韩仁均操心负责。另外一个事实是,韩寒学习一直不好,唯一拿得出手的仅仅是语文——家学渊源啊。(相关资料,见《儿子韩寒》,韩仁均,万卷出版社)

    不过韩寒学习虽然差,却具有非常好的运动天赋。照着这个本性发展,韩寒极可能成为运动员。但韩寒自身的基因,扛不住父亲的望子成龙,还是搞文学了。有意思的是,文学成名之后的韩寒,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因此在运动(赛车)方面玩得风生水起。

    这个故事,就是儿子自身基因和父亲欲望之间的战争,韩仁均是胜利者。他以“韩寒”为笔名所写的文章,都不如写出了“韩寒”这个人!

     让韩寒一举成名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也是韩仁均为他报名的。

    “新概念作文大赛”分为初赛和复赛两个阶段。初赛的文章是投稿机制,存在枪手代写可能;而复赛是在考场由老师出题考试,几乎不可能有枪手——但是,如本文最开始叙述的,在那届所有获奖者中唯一的例外就是韩寒。而让韩寒成名的《杯中窥人》,旁征博引,引经据典,用笔老道,最后甚至还出来了拉丁文。对于一个连英语都不顺溜的17岁少年,这似乎不可能现场写作。(比较搞笑的是,文章中为了显摆学问的拉丁文,其实还拼写错了)。说实话,如果不百度一下,《杯中窥人》那篇文章别说在现场写作,你甚至都不懂其中的一些典故。(《杯中窥人》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1000577.htm)。

    所以你想不通吧?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居然能现场写作样的文章?然后你就开始崇拜天才了。现在,想想韩仁均和出题者李其纲的关系,你是否懂了呢?

    第二年,韩寒又参加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一次的复赛是严格在考场进行的。而韩寒也就泯然众人,只落了个安慰性质的二等奖,文章《人生的定义》甚至都没有被收录到获奖者作品集中。所以,这个世上没有奇迹。真实的世界,有的是“拼爹”。

二、路金波,关键词:包装

    路金波和韩寒的深度合作,始于2005年。其时,韩寒正处于事业的低谷。

    在之前,韩寒以《三重门》开始真正出名。这个阶段的韩寒,其成名并非《三重门》在文学上的价值,而是因为其社会价值——骂教育。社会需要一个“控诉”中国式教育的人。韩寒以《三重门》和退学,两件事情缺一不可,完成了这个“控诉”。而这就是韩寒当年为什么“火”。

    但到了2005年,早已进入成年人世界的韩寒,再想依靠“骂教育”定位,显然有点脱节。按照路金波等人后来的说法,韩寒处于“U型”的低谷。此时走入韩寒生活的路金波,力挽狂澜,用精准的定位和包装,不仅把韩寒带出低谷,还大大提升了层次。路金波以前也是网络写手,文字相当不错。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眼光,他帮助韩寒找到了最合适的定位以及最恰当的传播媒介。

    2005年开始,路金波范式的“韩寒”与韩仁均范式的“韩寒”,最大的区别就是从“骂教育”变成“骂文化”。因此短短时间,韩寒在博客上对文化大佬们四处出击。我帮他列了一下,大致如下:

2005年11月,攻击陈凯歌,连骂4篇
2006年3月,攻击白烨,连骂3篇
2006年3月,攻击陆天明、陆川父子
2006年3月,攻击高晓松,连骂5篇
2006年5月,攻击陈凯歌、陈逸飞、余秋雨
2006年7月,攻击郭小四,连骂2篇
2006年9月,攻击沈浩波等现代派诗人,连骂3篇
2006年9月,攻击周笔畅
2006年11月,攻击朗朗
2006年11月,攻击“好男儿”演艺
2006年12月,攻击余秋雨
2007年3月,攻击王蒙
2007年4月,攻击郑钧,2篇
。。。。。。

    韩寒“骂文化”一系列炒作,为其获得广泛关注,真正完成了从“肄业生”到“社会人”的转变。比如当时韩寒白烨的“韩白之争”,韩寒的粗话“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打得习惯温文尔雅学术评论的作家白烨哑口无言。话说,这就是现在流行的“降维攻击”啊。

    不过“骂文化”也有深刻的局限性,这玩意很容易搞成文坛圈子里的自娱自乐,大众并不关心。如果韩寒当年止步于此,他最多只是一个著名文人。但路金波毕竟是路金波,在2008年左右,他对韩寒的定位又做出了一个关键改变:从“骂文化”到“骂社会”,从对文化批判变成到对社会批判,总之,从文学走向时政。

    后来,路金波曾自豪地对记者叙述过自己的得意之笔:“我希望饶雪漫走商业化的路线,韩寒就去竖牌坊做知识分子。他们俩绝不是女生版、男生版的划分,而是一个经济一个政治”(链接:http://lady.163.com/10/0202/18/5UHMSCMU002626K5.html)

    韩寒新浪博客,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转变:

         全部文章数  个人生活  生活类占比  时政评论  时政类占比

2005年   44         43       97.7%           1        2.3%
2006年   260        249      95.8%           11       4.2%
2007年   168        149      88.7%           19       11.3%
2008年   112         56      50.0%           56       50.0%
2009年    78         41      52.6%           37       47.4%
2010年    36         18      50.0%           18       50.0%
2011年    23          7      30.4%           16       69.6%
        721

    韩寒博客文章从2008年突变,是表现在两个方面的:

    1.比例突变:2008年开始,时政内容占比突然从百分之十几激增到50%左右;并且从此开始韩寒博客的时政内容,基本都保持在这个比例。

    2.风格突变:在2008年之前,韩寒也写过时政内容,并且有固定模式:往往是先摘一篇新闻,然后附上百字左右的评论了事;而2008年之后韩寒的博客时政文章,几乎都是“大部头”长篇大论,且不乏精彩篇章。2008年前后这两种风格都非常明显,并且相差极大!

    韩寒路金波合作后,在“传播媒介”上也有创新,逐渐形成了以博客为主要平台,辅以与自由派知识分子访谈唱和的传播模式。比如和王朔陈丹青易中天访谈或论坛。打个比喻,博客是韩寒品牌的航母,各种访谈就是飞出去的舰载机。

    经过如此操盘,从2008年开始不到三年,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诞生于互联网。

三、韩寒,关键词:表演

    路金波曾经评论韩寒具有“钝感力”,洒脱,大气,阳光。但事实上,十年来韩寒从“骂教育”到“骂文化”再到“骂社会”,三骂成名堪称“韩三骂”,整整十年都是“骂”过来的。怎么能说“钝感”?!但路金波之所以敢如此不顾事实指鹿为马,也是有一定群众基础。因为韩寒的外形很帅,很阳光。路金波以韩寒之外貌,偷换概念韩寒之文字,这就是他的谎言能够蛊惑人心的基础。

    其实韩寒团队一直在包装这样一个形象,“赛车手中最好的作家,作家中最好的赛车手”。相比传统思维中手无缚鸡之力之力的文人形象,阳光的赛车手作家当然更具偶像魅力。他们的包装非常成功,我见到一些有见识的女性知识分子,就在这里对韩寒失去了“免疫力”。事实上,他们包装得如此成功——以至于恰恰是在这点上,后面我马上要谈到,韩寒最终露出马脚。

    韩寒团队包装的第二个形象,是“受迫害者”。韩寒团队一直在强调韩寒被删文,被禁刊等等“受迫害”,把韩寒打扮成一个为了替大众说话,而备受政府打压,却顽强不屈的形象。这种包装的极致是到“韩三篇”出笼后,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不是韩寒开始讨论民主自由话题,中国都没法讨论这些话题。

    很多80后的年轻朋友不太了解现政府的管理尺度,其实所谓韩寒受迫害是一个谎言。现政府只在意两件事情:一,对某个事实的揭露,比如当年南都勇敢的报道孙志刚事件,这确实是有风险的;二,组织结社或行动,比如各种政治性签名或散步。

    韩寒的博客文章,精心规避了上述两种风险。韩寒从来不会去率先揭发某个事件,而只是对已经曝光的网上热点评论;韩寒从来没参与真实的政治性行动,只是对厦门散步等进行网络点评——如果你把他状告苹果侵权啥的算上,那就没法说了。呵呵。

    诚然,韩寒的文章确实被删过。这也确实侵犯了他的发表自由。但是,在当下中国,受到如此删帖遭遇的人,比比皆是。韩寒相比这些人,并不突出。一个从来没有受到真实严重“迫害”的人,却一直在表演。更让人觉得不公的是,当下中国真正有一些人,被禁锢被压制而生活凄惨;韩寒却一边嚷嚷着自己“受迫害”,一边爽快快的收着百万千万的代言费。

    韩寒团队包装的第三个形象,是“天才论”。韩寒不读书如何成为“知识分子”呢?这没法解释啊,所以就不解释了,直接上“天才论”。“天才论”一出,这还需要解释吗?比如现在常见的说法是,“韩寒是靠直觉和良知思考的独立知识分子”

    这当然也是谎言。这个谎言的基础是“反智”的社会情绪。而真相是在现代社会信息大爆炸,如果要成为“知识分子”,必须大量阅读。从梁实秋胡适鲁迅李敖余杰等等等等,现代社会无论东西方,无论哪个国家,没有一个“不读书”的知识分子。当然,从事别的行业不一定需要大量阅读,比如赛车手可以不读书。

    一个帅哥,一个受到政府迫害的帅哥,一个受到政府迫害的天才的帅哥,这就是韩寒的表演角色。而至于这个角色叫啥不重要,有时叫“公民韩寒”,有时叫“公敌韩寒”。

四、真相,关键词:人造

    其实关于韩寒,一直疑点很多。比如,他一般只接受书面采访;比如他的视频访谈几乎所有内容,都是无关痛痒的回答人生鸡汤般的问题,有时甚至无话可说(比如王朔韩寒对话视频,韩寒简直是木头人),韩寒视频完全没有韩寒博客所呈现的深度。但是只有厦门和世博会的视频例外——但这两次有深度的视频,韩寒都是念的预先准备的稿子。

    这些,难道都是巧合吗?下面我会告诉你,这不是巧合。

    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对韩寒的印象还是“公共知识分子”,而认为赛车只是韩寒“玩票”性质的附属物。我们错了。

    我也是最近才发现,韩寒是国内非常专业的赛车运动员。仅从2008年说起,韩寒每年会参加两个系列赛——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CRC)和全国房车场地赛(CTCC)。在前者,韩寒是深圳斯巴鲁车队签约车手;在后者,韩寒是上海433车队签约车手。每年这两个系列赛的比赛都不少,以2011年为例,全年CRC总共有6站,每站比赛时间三天;全年CTCC总共有8站,每站比赛时间两天。如果再加上赛前报道注册勘路准备等等,那么每场比赛基本上会持续4-5天。

    (相关资料来源:搜索互联网上“韩寒 赛车”信息)

在这些比赛中,韩寒目前水平绝非“玩票”,而是国内专业的一流水平。以他的成绩举例如下:
2007年全国汽车场地锦标赛年度车手总冠军
2008年,全国汽车拉力赛的漠河站,获得国家杯的第四
2008年,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的长白山站,获得国家杯的季军
2008年10月,全国汽车场地锦标赛珠海站国家杯冠军
2008年,全国汽车拉力赛暨亚太拉力赛的龙游站,获得了国家杯的冠军,千六杯的第一
2008年,拉力赛成绩是车手年度总成绩国家杯的季军
2009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第二站CRC北京站,韩寒终于夺得国际组国内车手冠军
2009年11月,代表中国队首次出战ROC国家杯的韩寒和董荷斌,获得四强席位
。。。。。。

    (相关资料来源: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77581233.html?fr=qrl&cid=127&index=3&fr2=query)

    我从不相信“天才”,所以当发现韩寒是非常专业的赛车手后,我想到一个问题:赛车是一项非常需要时间、精力、注意力和体力的运动,需要大量的训练和频繁的比赛,如果一个人能在赛车领域做到全国冠军这么专业的水平,他怎么还能有精力去做别的事情,比如持续、大量的写作?

     于是我灵机一动,把2008-2011四年来,韩寒参赛的CRC和CTCC赛程时间表,与韩寒博客发表时间进行交叉比对。因为如果公民韩寒不是团队运作的“双簧”,那么你不可能一边进行着非常专业的赛车比赛,一边还好整以暇的写时政博客。也就是说,不太可能存在赛车时间,还有心情和精力发表时政博客的情况。(2008-2011四年CRC和CTCC赛程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d349a301011xm6.html)

    但是,经过比对,我立刻发现在韩寒身上,从2008-2011这四年来,居然有13篇文章重叠了!如下表:

韩寒赛车和博客时间比对表

博客发表时间                     博客标题                  字数
5.30-6.1 2008CRC 6.1凌晨1点 《她在错误的时间(莎朗斯通)》 2000字
9.5-9.7 2008CRC 9.5         《北京长期单双号限行之后》     5000字
12.12-12.14 2008CRC 12.14   《郑继超影视基地》 转帖
4.19-4.20 2008CTCC 4月20日  《一场民族主义的赶集》         1800字
6.12-6.14 2009CRC 6.11      《绿坝系统提醒你》             1200字
5.23-5.24 2009CTCC 5月23日 《郝会龙同志和陈亚平同志被狗咬了》 1400字
3.13-3.15 2010CRC 3.14      《我去哪里找,像你那么好 》     1800字
5.14-5.16 2010CRC 5.14      《那些洗不干净的葱们 》         1300字
9.17-9.19 2010CRC 9.19       《游行的意义 》                1400字
9.11-12 2010CTCC 9.13凌晨4点 《保住非法字符》               1300字
7.1-3 2011CRC 6.30日         《没希望工程 》                2300字
11.4-6 2011CRC 11.4          《序言一篇》                   700字
5.28-5.20 2011CTCC 5.28      《游戏指南》                   1000字

     对于上表,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2010年CRC第一站漠河站拉力赛,比赛时间是2010年3月13日-15日,赛程从3月10号就开始报到,注册,勘路等等,韩寒参赛,在第一天(3月14日)上午比赛中途撞车而退出比赛。而署名韩寒的博客文章《我去哪里找,像你那么好》发表于2010年3月14日凌晨1点多,文章长达1800多字,讨论的是韩峰事件和两会等等时政话题。那么,我现在问你,你能想象一个赛车手明天上午要进行专业比赛,但凌晨1点却还写博客讨论政治吗?(韩寒博客文章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0hcf6.html)

    偶像倒了下去,真相浮出水面。

    另一件有趣的事,大家看看这时间“重叠”的13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几乎都是铸就“公民韩寒”的时政类长篇博客!公民韩寒到底怎么炼成的?!难道不一目了然吗?!

    换到别人,看到我拿出的这13篇证据,这个时候就该认输了。但是韩寒韩仁均路金波不一样,因为他们还有一招“王牌”的狡辩术——他们会说,这些文章是韩寒早就写好了的,然后委托别人登录韩寒博客发表——他们的这种狡辩伎俩,曾经就对记者使用过。(最新的一次类似说法是说“韩三篇”是2011年初早就写好了,2011年底才发表)

    所以我这次一定要“韩寒三人组”哑口无言。请看署名韩寒发表于2009年6月11日下午3点的《绿坝提醒你》。整个事件的时间表如下:

    6月9日工信部发布关于绿坝的通知被媒体曝光,但其时韩寒已经在CRC南京江宁站报道,进入比赛准备。根据南京站的时间表可知,从6月9号到11号,日程安排都非常满。(2009年中国拉力锦标赛(CRC)首站南京江宁站日程表,链接:http://sports.sina.com.cn/f1/2009-06-09/08214423364.shtml)

    大赛在即,这么短的时间,已经进入比赛状态的韩寒怎么可能不顾比赛,不顾车队同伴,而坐在电脑旁收集信息、进行思考、最后好整以暇写出1200多字的时政博客长文?!

    如果仅此一篇还罢了,但上述“重叠13篇”总共有13篇文章!从概率乘法上说,这当然是强有力的证据,完全可以就此合理推断:韩寒部分的博客文章,高度疑似他人代笔。

    韩寒“公民”、“公知”、“公敌”、“意见领袖”的品牌形象,几乎都是通过韩寒博客建立的;如果韩寒博客文章存在“枪手”,这压根就是一出“双簧”闹剧。世上并没用大家想象中的“公民韩寒”,有的只是“人造韩寒”!

五、媒体,关键词:责任

    从1999年的成名作《杯中窥人》开始,韩寒就充满可疑。事实上,一直也是有人在质疑他们;但随着韩寒越来越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粉丝越来越多,质疑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小。到了现在,即使“韩三篇”是如此荒谬,还是不断有大量读者对其呵护拥戴。这些“韩粉”中有大量的年轻朋友。对这些朋友,我理解他们。因为媒体成天价的宣传,换了是我,我可能也是“韩粉”。

    我真正不能接受的是媒体和知识分子——为什么你们从不深度质疑韩寒?!

    有的媒体人肆意的把韩寒说成“当代鲁迅”,问题是说这话的人,难道不知道鲁迅读了多少书?!有的媒体人肆意的把韩寒说成是“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是说这话的人,难道不知道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如何被打压?!有的媒体人肆意的把韩寒说成是依靠“直觉”的天才,问题是说这话的人,难道不知道在现代人文领域有啥天才?!

    说到底,媒体没有质疑韩寒,就在于韩寒博客一直呈现出貌似自由派的立场。好了,现在罗玉凤也在谈民主,宋祖德也在谈自由,既然大家都是团队炒作牟利,把政治当消费品,那么,凭什么韩寒就比罗玉凤宋祖德更高贵呢?凭什么凤姐宋祖德一谈民主,你们就发笑;韩寒一谈民主,你们就思考?!

    韩寒和罗玉凤宋祖德并无本质差异,只是不同的包装方式啊,媒体的朋友们!还有必要那么认真地和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人的“韩寒”讨论人文话题吗,知识界的朋友们!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大量研读韩寒资料,我对韩寒已经相当的熟悉。我看过一张照片,照片上赛车手韩寒一袭黑衣,英气逼人,充满自信。这才是真正的韩寒。而“公共知识分子”韩寒,可能只是一个梦。这个梦持续了十年,儿子韩寒已经越来越hold不住,父亲韩仁均不得不跳到前台。人说打仗亲兄弟,现如今,微博父子兵!

    最近的某天,当我看到因为“韩三篇”引发的争议,韩仁均凌晨4点还在微博不停的辩解——就好像一个三十岁的程序员,写不出代码,求他老爸来写;就好像一个三十岁的淘宝店家,卖不出商品,求他老爸来卖;就好像一个三十岁的“不读书”的知识分子,回答不了基本的人文问题,求他老爸来答。

    那一瞬间,我对韩氏父子充满同情。

附录:

    本文发表之后,一定会有人对本人进行各种攻击,以证明本人写作此文别有用心。特声明如下:本人从事IT行业,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靠文化吃饭,也不靠此文求名牟利。写此文目的有三,不妨明说:一是因为“韩三篇”以商业炒作为目的,侮辱了哈维尔,此事激起本人愤怒;二是路金波和韩仁均辱骂嘲讽本人,激起本人更加愤怒;三是因为媒体和知识界抓不住重点(韩寒之伪),看得本人着急。只好赶鸭子上架,自己动手。

    事了拂衣去。不接受媒体采访。谢谢。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2-01-16 15:14:31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民主就是有权出演眼前戏

李承鹏

    今天台湾大选,有朋友说,你看陈水扁多贪,总统都敢这么贪,可见民主不见得是个好东西。可是我想尝试另一个句式,看,那儿连总统贪了都敢抓出来,祭个母都得严格审批,这儿连个局长的财产都不敢公示,监狱里伙食还享受正局级,可见民主是个最不坏的东西…

    我小时候有个特别急迫的理想就是游过去解放台湾,由于在新疆,同伴们常为找不到游泳池苦练潜水本领而抱憾。长大一些,电视上看到台湾议员那些令人鄙视的扔鞋子画面,就稍微放心一些,觉得这么差的素质,不需我去解放它就会自行垮掉。再长大一些,发现低素质的它并没垮掉,高素质的大陆同胞却去观光了,还常被抓到乱扔烟头随便插队。

    而今天,它正进行嘉年华一样的选举。 就在我们这儿争论民主是否要缓行、选举是否会大乱、低素质民众是否配享受民主这些超低级问题时,台湾却从1996年走到了2012年。16年,靠,杨过都等到绝情谷底的小龙女了……还有一奇观,每当大陆游客在台湾乱扔乱插被罚款,就会引发大陆人和台湾人谁素质高的口水,当然我们这儿的结论一定是:大陆人民素质高。并可举出台商在深圳酗酒嫖娼包二奶等低素质。可是每当有人提出大陆该真正举办一次区县人大代表选举时,就会有人跳出来说:不得了呀,大陆人素质很低的呀。 你到底要说大陆人民素质低还是素质高。我觉得大陆人民素质挺高的,我们能接受周杰伦、林志玲、蔡康永,豆瓣小资争看《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影评比导演写得还要深刻,满大街都用着郭台铭厂子里生产的零件组装的苹果……

    同宗同族的我们能接受台湾的一切,除了选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群只跟电器配套不跟民主搭线的种类?你当大陆人民是胎生的二极管还是集成电路。所以素质论是个伪论,有人拿三里屯发行苹果新款差点打起来,就证明大陆人素质低,可是你不让他秩序井然去投票,他当然要在三里屯为个4S打架。台湾在96以前的素质你看看龙应台的书就知道了,一样的满地撒尿牛丸。问个资深点的台佬,他也会告诉你,过去百货发行优惠券,台北市民一样会为排队打架的。 民主当然不一定能带来高素质,那是另一种扯淡,民主的南非也有持枪抢劫。但是,民主可以不让低素质泛滥,不让低素质成为一个社会的通行证。过去南非当街屠杀警察也不管,现在不是这样了。想必有朋友正在为这遥远的例子找反驳,那我告诉你一个很近的活案。郭台铭的富士康在大陆跳下来多少人,可这在台湾不会发生,别说十一连跳,三连跳后家属就抬棺上街游行,找政府麻烦,政府不找郭台铭麻烦,法院就会找政府麻烦,法院不找政府麻烦,议员就找法院麻烦……大陆学者于建嵘曾好奇地问:要是议员不找法院麻烦呢。那个被他问及的民众不可思议地白了他一眼:你这人怎么这样多怪问题,这里是选举制,议员不找法院麻烦,成千上万民众就要找议员麻烦,议员是靠民众选出来的,为了下次再当选,他一定找法院麻烦。 可见民主不保证高素质,民主却可以不让低素质泛滥。没有好的郭台铭或坏的郭台铭,只有好环境和坏环境下的郭台铭。那里的郭台铭有无数人找麻烦,这儿的郭台铭,政府亮着远光灯帮他开道护航……

    远光灯问题,其实在这里。 有人一定会说,我也知道选举制更公平,可是一选举,多乱呀。是的,别人是乱哄哄选举,太太平平生活;我们是太太平平开会,乱哄哄生活。肯定又有朋友会举例,你看陈水扁多贪,总统都敢这么贪,可见民主不见得是个好东西。可是我想尝试另一个句式,看,那儿连总统贪了都敢抓出来,祭个母都得严格审批,这儿连个局长的财产都不敢公示,监狱里伙食还享受正局级,可见民主是个最不坏的东西。 上面一些话本要写在民主系列文章的《民主就是不万能》里,因为我觉得万能的颠扑不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往往是可疑的(例子自己举)。素质低和要乱套,都是自己吓唬自己,是借口——走大街上,你要是对谁说:你素质真低。他很可能上来抽你;你劝他搞民主,他却一脸真诚承认:算了,我素质真低。你要是在网上写条微博,要大乱了。一会儿就有警察找你。可是谈起选举,你说一选就天下大乱。领导都会表扬你成熟了。

    我觉得时机问题跟永远摸石头而不过河,是一个问题,有朋友很现实主义地解释:我现在不能将军,就选择拱卒。可我觉得这不是拱卒,是自己在别自己的马腿。民主又不是搞起义,约定凌晨零时一起动手,搞那么肃杀干什么,也不必等两三年,民主就是要当下践行,甚至可把它看成一种必须的娱乐话题。台湾选举给这儿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从前几天起,微博上的台湾艺人普遍热心关注选举,林青霞、黑人建洲坐着红眼航班享受自己的权利了,凤凰主播竹幼婷发博“回去首件事,投票”,王力宏、大S都在微博上表明支持谁,并点评一还是二唱歌声线好,谁出专辑市场好。香港的舒淇也寄语“清廉,稳定,和平”。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显示大牌艺人气质的好时机,并不是组织上侦察你是否有二心的坏时机,也不是代言多少化妆品可以替代的;可这边的演员一点没娱乐精神,还是一副把那边当敌占区的心思,不是琢磨着怎么上春晚,就是假装微博里转发着一分钟转运佛。其实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大一尊转运佛,所以金陵十三钗永远得不了奥斯卡奖。

    另外,要知道参选的那几位可都是当今华语地区最好的演员,为什么不观摩一下政客心机和演技,否则,你永远只能演女地下党员,演不了昂山素季。 民主离你并不远,就是你的眼前戏,只看你愿不愿意入戏。

    正逢台湾选举,其实我没把民主当政治看的,我当戏来看,你看那些阿公打麻将时手都在发抖了,还坚持写下自己名字,还有个可能投了绿营的阿婆经过马英九时眼神流露出淡然,多有镜头感。更好的例子是:马英九夫人周美青,拜票招牌动作是九十度鞠躬加握手,到后来全身哪都不突出只剩椎间盘突出,可还是坚持。那天周美青来到菜市场,伸出手想握一个糙哥,哥却不屑地说“你凭什么握我的手,我的手那么高贵,我不跟你握”,扭头离去,周美青仍满脸笑容,九十度深深鞠下去。差不多同一时间,我们这儿的铁道部官员来到售票大厅,面对数千买不到票的群众爽朗地问:你们的票都买到了吧。群众干瘪地笑且鼓掌。 我觉得,周美青握手遭拒和铁道部长爽朗问候。其实都是在演戏,可是,这戏和那戏,在演技上还是有高下的,更重要的,那边的戏所有人都有权成为互动演员,这边的戏,售票大厅数千群众跟售票栏杆一样,不过是麻木的道具,请问,你想演哪场戏?

    所以,民主并不高尚,民主就是有权去演眼前戏,有权去决定这出戏,可以临时改剧本,可以骂导演,可以视自己才是万千人中真正的主演。而不是让我们都跟60年不变的肉体投票机申纪兰老太太一样,成为一具具呆若木鸡围观的传奇,更不是网友调侃的,台湾同胞自豪地宣称他早上投票晚上就知道结果,大陆同志更自豪地断言,我明早投票,今晚就知道谁会当选。这种自豪真没出息,怪不得这里流行穿越剧。 台湾选举是我看过最好玩的台剧,那儿一千八百万主演,无论选择对错都全力出演;这边十三亿人,却装了好久正确的道具。 我谈的是一个华语戏剧史上最多主演的娱乐话题——民主就是有权出演眼前戏。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转发: 轉寄︰ Fwd: Fwd: forward 2012-01-17 13:38:07

祝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演讲

慕容雪村

2011-10-27

    郭英剑院长让我在这里讲几句话,我想他也许找错人了,因为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收不到激励人心之效。按这个时代公认的标准,成功人士就是要有很多钱,住很大的房子,开很大的车子,如果你是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如果你是男,身边要带个女的,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这些东西我一样也没有,我是个作家,照大多数人的理解,作家这种东西有三个特点:一是穷,二是脏,三是骚。有些青春文学作家穷倒不穷,但后两个特点依然还保留着。就我所见,“作家”这个词跟落魄、 潦倒有很大关系,跟二奶和二奶的链子屁关系也没有。我唯一的成就,就是出过几本书,有人觉得还行,有人觉得这纯粹是浪费木材,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自己都有点羞愧,因为我不是什么好榜样。但最后,我还是鼓足勇气站了上来,原因只有一个:我想你们也许需要听一点不同的声音,不同于这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不教你发财,也不教你成功,只是几个简单的祝福,祝你正直,祝你聪明,祝你活在某种文明之中,而不是只为了一堆臭钱活着。

     19年前,我和你们一样,背着大包小裹,告别故乡来北京读大学。几天之后,系里请了一位长相猥琐、穿着米黄色西装的家伙给我们做入学演讲,我那时比较单纯,也就是傻,在交流环节举手提问:老师,你认为我们大学四年应当怎样渡过?这位老师反问: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我说听真话,他说,如果要听真话,那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那时还没有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奋发图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学生干部,入党,力争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都有贡献的有用人才。我又问:那假话呢?他说:如果要听假话,我劝你别问这种傻问题了。生活应当怎么过,哪有什么标准答案?生活不是你自己的吗?干吗要听别人的?要我说,大学四年就该率性而活,喝喝酒,跳跳舞,谈谈恋爱,如果你喝完酒、跳完舞、特别是谈完恋爱之后还有多余的精力,那不妨读读书学学文化。我也不劝你贡献国家社会,不,你首先应该对自己有所贡献,其次贡献家人,再次贡献亲戚朋友,最后才轮到国家和社会。你也不一定要做有用的人,“有用”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词儿,简单粗暴,把人当成某种东西。你不是一根木头,不应该考虑自己能打人还是能做劈柴,你有知觉、能感受,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万物的“有用”都为你而设,你只需要去感受这种幸福,但你自己不应该有用。

     按照某种正统的观念,这位老师就要算是误人子弟,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有着大好的前途,可以当律师、商人或者煤老板,就算当不上,至少也能活得抖擞,就像励志书里写的,每天起来数一遍口袋里的钞票,然后贼心不死地冲向更多的钞票。可是被他一番误导,我不幸地走上了邪路。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最后居然成了一名作家。19年后,当我想起这几句所谓的假话,我必须承认,它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别的什么。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21世纪的中国有许多特产,最显著的有三种:第一是麻将,第二是阴谋诡计,第三就是形形色色的官。如果把这些官全部关到笼子里,肯定比北京动物园要有趣得多。这些官,人们称呼他张局长、李书记,然后他就会活在局长、当书记的自豪感中,全然忘了自己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个官。还有那些野蛮的拆迁队员,那些毒打小贩的城管,大概都是忘记了这个:他们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城管。还有一类人无以名之,只能叫“大义灭亲者”,对这种人来说,如果他爸爸和公社的木头同时掉进水里,他选择去捞公社的木头,然后看着他爹淹死;如果在妈妈垂危和进京唱红歌之间选择,他选择唱红歌。这种人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直称为英雄,我不反对,但我还是觉得他不是人。大学中也有这种现象,因为我们独特的国情,大学不可避免地被金钱和政治污染,变得臭气熏天。两年之后,你们中的某人会当上学生会主席,他本是好人家的孩子,当上主席之后就会变成另一个人,说话一套一套的,不过多半都是官腔;办事有板有眼的,不过多半都是表演,他有很多口头禅,包括“紧跟、狠抓、全面落实、团结一致”,好像被宣传部附体了,至少也是被校团委附体了。如果到那时,你还能记得我的话,你就可以这么想:当上个破主席,他就不是人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祝福:祝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是革命的一块砖,也不是某架机器上的螺丝钉,既不是谁的羊,也不是谁的枪,你是你自己。你可以当局长、当书记,可你知道,那并非你的全部,只是你的一个头衔。你也可以加入某个组织,但不该无条件地属于它,甘心情愿做它的奴隶。你是一个人,万物之灵长,也是万物的尺度,你是自然造物中最为神奇的一种。你不必过于强求身外的财富,因为你已经是超级富翁了。想想看,如果做“人”需要指标,你要花多少钱才能买到这个指标?你生而为人,而且正在最好的时候,手里握着一件无价之宝,它闪亮、脆弱、如梦如幻,每个人只能拥有几年,这东西就是:青春。你考取了民族大学,说明你高考还算顺利,可是没必要过分自豪,因为在十八九年前,你曾经赢取过另一场更残酷的考试,那次有几亿对手,但你打赢了,所以才会成为今天的你。这本身就是 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在座的大多已经年满十八周岁,所以我的第二个祝福,就是祝你成为一个现代公民,不是古代的黔娄、黎庶、编户之氓,也不是所谓的“人民”之一。我们这个国叫人民共和国,许多机构都冠以人民二字,有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连监狱都可以叫人民监狱,在这么多机构中,除了人民监狱和人民有点关系,其它的离人民都很远,人民代表基本上不能代表人民,人民公安基本上与人民为敌,人民的公仆基本上骑在人民头上,所以“人民”二字基本上就是个虚词,借用王小波先生的话,我们可以说:人民,你的名字叫沉默的大多数。但公民不同,身为公民,除了要和人民一样纳税,更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希望你们到大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读读《宪法》,它规定了许多权利,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会结社游行自由,这些自由都是你的,你自己的,不应该被随便夺走。如果有人夺走了,你就应该像个真正的公民那样,堂堂正正地去找他要回来。

    与人民相对的,是君主;与公民相对的,是政府。身为公民,你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除了关心自己、家人和朋友,你还应该关心政府。政府应该是你投票选出来的,它的权力是你分给它的,就好比一个物业公司,因为你不想为了清洁、保安等事操心,所以花钱请人来做。政府就是你花钱请来的物业公司,它做得不好,你应该批评它,并且帮助它改正,如果它不肯改正,你甚至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力,换一家公司。它做得好,你还是应该批评它,因为你想让它变得更好。

    身为公民,你应该明白: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更不等于爱皇上,中国历史上曾有过80多个王朝,它们兴,它们亡,中国还是中国。历史上还有过800多位皇帝,他们生,他们死,中国还是中国。你应该知道,“中国”这个词有三重含义:地理上的中国,文化和民族意义上的中国,以及中国政府。前两者都值得爱,后一个不值得,或者至少,你要看它做得好不好才决定是否爱它。

    身为公民,你应该独立而清醒,不依附于任何人、任何机构,这国中有许多动人的口号、美丽的谎言,在电视中、广播中、报纸上,在随处可见的任何地方,但你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不再是浑浑噩噩的高中生,那些美丽的童话听了笑笑即可,没必要当真。我们知道,这世上没什么东西是完美的,桃花源中也有灾荒,礼仪之邦也要收月饼税,再伟大的人也要上厕所,和你我一样;再大的官也要抠鼻孔、擦眼屎,和你我一样。古人说:人皆可为尧舜。我理解这话的意思,除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尧舜那样,正直、勇敢、善良、勇于担当,它还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尧舜那样的政府首脑,即使我们不屑去做,也不应该盲目崇拜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尧舜除了权力大一些,其它和我们一样,他上厕所的时候,他抠鼻孔、擦眼屎的时候,和我们一样。

    身为公民,你不再是国家的一份子,必须无条件地为国家牺牲。相反,这国家有你的一份子,如果把它分成14亿份,有一份属于你,你是14亿股东之一。它好,有你的一份,它不好,也有你的一份。你应该行使自己最重要的权利:投票、说话。如果你相信某人,可以投他的票,让他为你做事;如果你对他不满意,也可以把他选下去。如果你觉得政府不错,你可以选择说或不说,如果你觉它就是个混球,就应该大声地说出来。未经你授权,没有人可以代表你,不管他是班长、团支书,还是学生会主席,如果他这么干了,请你告诉他:对不起,你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他还坚持这么干,请你把他当成骗子。

    我的第三个祝福,祝你成为合格的大学生。从古希腊至今,世上的大学都为同一个目的而建立,那就是真理。我母校的前校长江平先生讲过一句话:一生只向真理低头。我很想找人把这句话写下来,挂在我家的正堂,如果可能,我更想把它挂在中国每一所大学的门口。

    60几年来,中国的大学多了一些东西,也少了一些东西。多出来的是一些办公室、一些牌匾、一些头衔、一些学生干部模样的人,少的东西就太多了,我曾经这样评论:现在的大学,学术越来越少,权术越来越多;风骨越来越少,媚骨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你们知道,每年度都会有一个亚州大学的排名,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每次都名列前茅,而国内最著名的大学,如清华和北大,似乎从来没挤进过前十名。香港以区区弹丸之地,竟然汇集了那么多优秀的大学,而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几万亿外汇储备,为什么连一所像样的大学都建不起来?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也很简单,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能在这里说,希望各位可以深思。

    当我们谈到真理这个词,必须明白:真理不为任何人、任何机构而存在,它就在那里,可以被发现,但永远不能被发明。真理这个词与金钱无关,与政治无关,与意识形态无关,与谁上台谁下台都无关,有些人一旦上台就迫不及待发明真理,这些所谓的“真理”,或许会传诵一时,但长久看来,必将成为历史的笑话。

    中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吾爱真理,但更爱领导”,另一种相反,“吾爱领导,但吾更爱真理”,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必须做出选择,而且应该站在真理一方。你可以尊敬领导,但应该更尊敬真理,在未来的日子,你或许会为了某种原因曲从于某些人、某些组织,但至少心里应该明白:真理是香的,而领导和组织只是闻起来香。

    前些日子有大学教授宣称,如果他的学生毕业之后赚不到四千万,就不要回来见他。这就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原因。

    前些日子曾有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讲过几句不合时宜的话,结果被学生举报,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

    我说过,真理是香的,而金钱就是臭的,至少没那么香。政治比钱更臭,特别是某种与人类为敌的政治,简直是臭不可闻。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大文豪萧伯纳写过一个剧本叫《巴巴拉少校》,剧中有个富二代叫斯蒂芬,和大多数中国的富二代差不多,这个斯蒂芬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有一天他爸爸教训他,说你天天这么游荡不行啊,一无所长,将来怎么办?斯蒂芬回答:我的长处在于能够明辨是非。他爸爸听到这话大为生气,说明辨是非是世上最难的事,科学家和哲学家终生思考,也未必能够得出什么结论。你这么一个东西,凭什么就能明辨是非?

    这话没错,明辨是非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在某些国家,有些人活一辈子也未必能够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还有许多大学教授自己就很糊涂,比如北京大学那位著名的孔教授,按他的话说,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金氏父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为了嘉奖他的言行,我决定把他送到朝鲜去,据我所知,那里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还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在挨饿,希望孔教授可以在那里成功减肥。

    身为21世纪的中国大学生,你应该明白,哪些话是对的,哪些则是混蛋话。对此有个基本判断:如果某个观点不介意与人讨论,也不怕被人质疑,它多半就是真的。如果某个观点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并且拒绝讨论、拒绝批评,肯定就是混蛋话。这世上有许多书,有些书教人以智慧,有些书只会让人更愚蠢,包括我们的教科书,特别是与文史哲有关的部分,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谎言,三分之一是广告,另外三分之一是被审核过的事实。对此也有个基本判断: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只应该关心数字和定理那部分,比如北朝鲜的数学教科书:3个敬爱金

    日成大元帅的男孩,加上4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女孩,一共有几个孩子?标准答案是:7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孩子。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只应该记住3+4=7,至于尊不尊敬,那就去他妈的;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知道,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从来都有很多种解读方式,如果某种方式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你就应该对之表示怀疑,并且尽可能地多读些书,多了解一些别的观点,然后回过头来验证其是否准确。

    这也是明辨是非为什么困难的原因:如果长期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你就会被这种声音催眠,并且无条件地相信它、服从它,甚至崇拜它。我曾经在传销团伙卧底,深知其力量之大,也深知其邪恶。我最近读过一本描述北朝鲜的书,叫《我们最幸福》,据书中所记,北朝鲜此时正在经历饥荒,百万人饿死,百万人营养不良,可有些人依然相信,虽然我们很饿,可是中国人、韩国人比我们更饿;另外一些人则相信,我们之所以挨饿,是因为我们要把粮食省下来,等到朝鲜统一之时,好帮助那些比我们更饿的韩国人;而所有的人都相信: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北朝鲜国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作为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对此有所警惕,你可以身在朝鲜,但你的心、你的精神,应当在朝鲜之外。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有一颗怀疑之心、一双苛刻的眼,还要有批判的精神。我们知道,世上的智慧都因怀疑而生,而在学术上,只有苛刻地审视,才可能接近真理。你应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感到自豪,我们有伟大的汉字,有伟大的中餐,有美丽的旗袍,最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能发明出臭豆腐。可是你也必须看到,近一两百年来,中国人对科学、文学、艺术和学术几乎没什么贡献,我们输出的,除了廉价商品,依然是麻将、阴谋,以及形形色色西装革履的官员。有位德国导游长期接待中国官员,发现有两个地方是他们必去的,一是卡尔.马克思的故居,另一个就是德国的红灯区。这大概能够说明他们的精神世界有多么丰富,除了意识形态,居然还有剩下的东西:性。

    30多年来中国建造了无数高楼,可是精神世界的高楼,连地基都没打好。我们最近常听到几个词:复兴、崛起、强大;事实上,一个民族的强大绝不仅是GDP的强大,更要看其在精神领域有多少发明创造。哲学家谢林评价歌德:只要他还活着,德意志就不会孤独,不会贫穷。而如果没有歌德这样的人,没有思想和艺术上的杰作,所谓复兴和崛起就只是一句空话,建再多高楼,修再多机场,也只不过是一片高楼与机场的荒漠而已。古人有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事实上,自从孔子死后,或者更近一些,自从上个世纪的先贤们纷纷谢世之后,中国就迎来了一个学术上的寒冬,极为漫长,也极为孤独,长达半个多世纪。不过我们已经看到曙光了,因为有些人正在努力,也因为有在座的各位。

    在座各位大多都是外地同学,在来北京的路上,你们已经见识了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我要说,你们很幸运,能够生在这个时代,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从没像现在这样繁荣,人类文明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发达,你们享受着文明的成果,也希望你们能对文明做出贡献,大导演伯格曼曾经说过一段话:我的梦想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大教堂倒塌了,人们聚集一处,建造了更为辉煌的教堂,教堂落成后,这些人就离开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伯格曼说的教堂,其实就是人类的文明大厦,它之所以辉煌壮丽,是因为许多人都曾参与建造,而且有更多人正准备参与建造。

    我还要说,你们很不幸,居然生在了这个时代,与地沟油、毒奶粉、躲猫猫和各种强拆、血拆为伍,你们听过许多丑闻、黑幕,你们知道一个词叫“潜规则”,它的核心内容是金钱、权力,甚至是性,在座的某人或许正准备身体力行之。最耀眼的可能就是最肮脏的,最纯洁的可能就是最龌龊的,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人们说:这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世界,这话不对,这世界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如果你抱怨世界的败坏,请先问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都做了些什么?我说过,这世界之所以变坏,往往是因为我们没去想怎样让它变好。如果你对这世界不满,也请你相信,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在不远之处,要到达那里,只需要我们每个人变好一点点。

    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战争、灾荒和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然后做出诊断: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150年后,我们用上了IPHONE,听上了MP4,我们有全世界最快的互联网,可是我们最需要的,依然是那个东西: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

    在演讲的最后,我想讲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曾经在一家单位供职,特别想当个部门经理,可领导就是不肯提拔他,这位朋友日夜为此烦恼。终于有一天,领导良心发现了,晋升的文件发到了这位朋友手里,他看了很久,突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他问自己:难道我日思夜梦孜孜以求的就是这么一张纸?这又有什么意思?想了一夜,他决定辞职,然后到丽江租了一个小院,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一年。院中有一棵梨树,到梨树开花的时节,他就会搬一把躺椅,沏一壶茶,拿一本以前来不及读的书,喝两口茶,读几页书,有时会睡上一会儿,睡醒之后就会看见,雪白的梨花一朵朵落到他的书中。

    很多年之后,在座的各位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化,有的会成为高官,有的会成为巨富,有些人会成为大学者,一定也会有人早死。不管你活在哪一种人生中,你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不够幸福,可是又不知如何改变。我想原因就在于少了这样的“梨花一瞬”,你需要一段悠闲的时间,去品茶,去读书,或者什么都不做,只需要一个黄昏,看梨花如何从身边飘落。这就是我开头的那句话:如果你想幸福,仅有钱是不够的,你需要活在某种文明之中。

 

 

 

 

 

发件人:"红石头" <hongshitou1966@163.com>2012-01-13 23:03:13 收件人:"老汉" <hxq1931@126.com>抄 送:"hxq1931@hotmail.com" <hxq1931@hotmail.com>, "'ykj1932@126.com'" <ykj1932@126.com>,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红色中国网" <redchinacn@gmail.com>, "伍培英" <happy09a3@126.com>

劝张宏良教授别拿错棍子打错了人

老汉

    张宏良教授很会写文章,一写一大篇,令人佩服。他写文章有其目的,目的是拿着棍子打人。但他往往找错了棍子,打错了人。

    张宏良心中有个极力想保的东西,害怕有人把它推倒了。保与不保各有自由,如果他讲得有道理老汉到很愿意和他一起保,但他往往讲不出道理,又要人听他的,谁敢提出不同看法,他就要拿起棍子打人。当然打人总得有个理由,他就搬来了美国这条棍子。大家都知道美国是最邪恶的帝国主义,所以他告诉大家,现在有人要帮助这个邪恶的国家来亡我中国,灭我种族,对于这样的人当然会引起全国百姓愤恨,会起来铲除他们,这些人就是他说的中国“左派带路党”。

    可是据我观察,张宏良教授原来并不认为美国是个邪恶的国家,而认为美国是一个比社会主义还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引领历史潮流的,应顺不应顺这一历史潮流是下一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斗争的焦点。请看他几年前说过的话:“在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过程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现在的美国。”

    “毛泽东生前带领中国人民全面探索的、目前美国初露萌芽形式的大众政治的民主制度,是当今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果,代表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悖逆这一先进的历史潮流、建立极少数社会精英专政的集团政治模式,还是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模式,是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斗争的焦点,是先进力量和落后力量、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精英集团和人民群众之间斗争的焦点!”

    “美国社会的整个资本,在逻辑上已经落入到全体社会公众手中了,美国老百姓真正具有了我国宪法中所说的那种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像微软、思科等许许多多公司,已经是从里到外的公有制了,当然准确的说应该是社会所有制,这些公司的股东能达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上亿人,已经不再是以往社会的私有制了。我们总不能说人家上千万上亿人拥有的企业叫私有制,我们三五十个老太太凑到一起编筐叫公有制吧,这样就太不讲道理了,而不讲道理的政治理论是征服不了群众,是没前途的。”摘自张宏良《伟大的转折--评析六中全会》

    从张宏良的上述观点完全可以看出美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都是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你看美国的经济基础“已经是从里到外的公有制了”“美国老百姓真正具有了我国宪法中所说的那种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 美国的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是毛主席还在探索的,而美国已经是“初露萌芽”,而且“是当今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果,代表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里明确的告诉大家,中国的前途、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要以美国为榜样,如不这样做“是悖逆这一先进的历史潮流”。那么这样的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一下变成了邪恶的帝国主义了呢!?张宏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是拿错了棍子,这个棍子会打倒他自己。

    在利比亚问题上张宏良教授为了打所谓的中国“左派带路党”,他又一次拿错了棍子打错了人。张宏良认为利比亚的卡扎菲“对美国的效忠程度特别是帮助美国打击基地组织方面而言,很少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超过卡扎菲对美国的贡献。”“正是借助于卡扎菲的帮助,美国才形成了对基地组织的毁灭性打击。”“卡扎菲双手沾满了伊斯兰兄弟的鲜血,” 利比亚的左派带路党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张宏良说,“利比亚左派带路党反对卡扎菲的理由,与中国左派带路党反对共产党的理由,几乎完全一样,就是认为卡扎菲对外投降美国、对内压迫人民。”这是张宏良对卡扎菲和左派带路党的评价,那么在对待邪恶的美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张宏良应该拿起棍子打谁?是卡扎菲还是左派带路党?试想美帝国主义怎么能和一个反对自己的左派带路党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帮助自己的卡扎菲政府?这个没有逻辑的理论,张宏良也要搬出来,目的在于拿这条棍子打所谓中国的“左派带路党”。

     张教授不仅说中国有“左派带路党”,而且中国这个“左派带路党”比利比亚的“左派带路党”还要坏。他说,“只是利比亚的“左派带路党”与中国的“左派带路党”完全不同,利比亚的“左派带路党”是忠实《古兰经》和阿拉伯民族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推翻卡扎菲政权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了《古兰经》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按照《古兰经》重新审查所有法律,清除一切西化和奴化影响;而目前中国的“左派带路党”,则完全是一帮利欲熏心、品质恶劣、手段下流、猥亵懦弱、匿名造谣、蛇行鼠藏、龌蹉肮脏、有奶就是娘的泼皮流氓。”可见张教授把中国“左派带路党”是恨透了,把所有肮脏的语言都泼在“左派带路党”的头上。他说利比亚的“左派带路党”好,好在他们忠于他们的理想,“他们推翻卡扎菲政权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了《古兰经》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按照《古兰经》重新审查所有法律,清除一切西化和奴化影响;”

    这就怪了,这个利比亚的“左派带路党”原来不是为美帝带路的,而是要清除美帝在利比亚的影响,他们要“按照《古兰经》重新审查所有法律,清除一切西化和奴化影响”。“清除一切西化和奴化影响,”也就是清除美国的影响。看来美国是上“左派带路党”的当了,打倒了一个朋友帮助了一个敌人。如果张教授的逻辑能成立,那么在中国高喊反美口号的一伙将来会不会最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带路党”呢?如果这个逻辑不成立,那就是张教授又拿错了棍子,打错了人。

    最近张宏良写了一篇题为《伊拉克、阿富汗已经开始清算“汉奸”》的文章,文章说,“美军极端残害两国人民的野蛮暴行,全都是在“汉奸”的帮助下进行的,如果没有“汉奸”的帮助,美国不可能无一伤亡占领巴格达,更不可能迅速征服阿富汗。”在张宏良的笔下,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个“人民政府”开始要在国内惩治帮助过美帝的汉奸了。我真不知道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最大卖国者是谁?不正是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吗?是这两个政府中工作的官员帮助美帝推翻自己的主权政府,他们是靠美帝扶持起来的汉奸政府。现在这两个汉奸政府要惩处国内的汉奸了,这正如当年蒋介石一样把汉奸军改编成国军,再让这些汉奸军去惩处汉奸。他说,“伊拉克、阿富汗对“汉奸”的惩处是应该的、必然的,它再次证明了一个颠簸不破的道理,恶有恶报,汉奸绝没有好下场。”而且还说“但愿这次伊拉克、阿富汗对“汉奸”的惩处力度足够严厉,严厉到能够让以后所有要做汉奸的人想起来就发抖的地步。”让汉奸政府惩治汉奸,他们会惩处谁呢?让谁发抖?张宏良又拿错了棍子,打错了人。

    为了严厉惩处汉奸,张宏良在同篇文章中说,“最近美国出台了专门防范和惩处“汉奸”的一系列法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爱国法案》和《国防授权法》,这两个法案的作用概括起来,就是剥夺“汉奸”的所有人权,法律规定对“汉奸”实行“三不主义”--只要政府官员认为某人有可能危害国家利益,就可以采取各种措施,而不需要出示任何证据,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不承认对方具有任何宪法权利。”记得张宏良在《大的转变----评析六中全会》一文中评释过有罪推定的进步和无罪推定的反动,他认为美国执行的有罪推定,是文革文化大革命中应用的,是人类进步的司法,现在我国正在走向反面。现在美国开始倒退到无罪推定的司法,反而被张宏良欢呼,还强烈呼吁政府,“目前中国人民面临的最紧迫历史选择,就是如同伊拉克、阿富汗那样,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再清算汉奸,还是如同美国那样,现在就制定类似的《爱国法案》(反汉奸法案),恢复82年之前中国宪法中惩办卖国贼的条款,在灾难到来之前,在还没有血流成河之前,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死于战乱和劫难之前,除掉中国的汉奸势力,消灭美国的“第五纵队”?”

    对于美国这两部法律,美国作者吉姆?加里森(原载《哈芬顿邮报》2011年12月15日)撰文说,“根据该法案,联邦政府官员只要基于怀疑就可以拘捕任何美国公民,而不再需要向任何法官出示证据并取得拘捕许可。政府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据,即可以中止任何一个美国公民的宪法权利。怀疑的理由可以是某人曾经在过去和现在参加过某“可疑组织”。如果政府官员认为某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么他们实际上将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可以任意地对一个守法公民实施逮捕、审讯和无限期羁押。该法案并且授权美国的陆海空三军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根据“国家安全”需要拘捕任何美国公民,而不需要经过法律上的正当程序。”“一旦《国防授权法》生效,《人权法案》将不再保护美国公民不受政府的侵犯,宪法也将不再是美国至高无上的法律。”像这样一部反动的法律,张宏良也把它当成棍子来用,要用来打谁?因为这部法律并不是像张宏良说的是针对汉奸的,它是针对人民的,美国人民认为这个法律是美国的民主倒退,人民权利将不受保障,张教授还在呼吁中国政府制定像美国这样的法律,来除掉中国的汉奸势力,这样的法律中国最近正在出台审议通过中,这个法律出台可能和其他法律一样针对的是中国老百姓,而不是汉奸。

    看来张宏良又是错拿了棍子,错打了人。

    张宏良文章引用大量例子说明,各国外敌入侵,最后亡国,都是汉奸起了作用。但我认为,世界各国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所征服,都是由于这个国家的的统治阶级被人民所抛弃,在一个受人民爱戴的统治阶级领导下,很难出汉奸,有了汉奸人民就把他消灭了,最可怕的当汉奸的就是本国的统治阶级,那么这个国家里当汉奸就成了光荣的事业。但是在中国历来都把小汉奸当成是出卖国家的唯一汉奸,而千年被骂,而真正出卖国家的大汉奸却无人追问。“为什么岳飞快要打倒金兀术老巢的时候,高宗连下12块金牌,把岳飞召回来,这个金牌秦桧是无权下的,一直想和金兀术媾和的也是高宗的主意,为什么?因为南宋有两个皇帝扣押在金兀术手里,高宗皇帝不过是个代理,媾和了被扣押的两个皇帝回不来了,高宗的皇帝就当定了。岳飞如果打败金兀术接回被俘的皇帝,代理皇帝就得下台,所以要召回岳飞的是皇上不是秦桧,秦桧和岳飞没有个人利益上的矛盾,秦桧只是当了皇上的帮凶而已,真正的汉奸是皇上。

    人们一直骂清朝的李鸿章签订卖国条约,是大汉奸,而没有骂真正的汉奸慈禧,没有她的授权,李鸿章敢签订卖国条约?就是签订了,也是无效的。这就是中国的最坏的儒家传统文化,也就奴才文化,奴才替主子担罪,皇上叫奴才去死,也是恩赐,临死前还要呼一声“谢主龙恩”。

    在张宏良的眼里伊拉克、阿富汗政府首脑不是汉奸,汉奸的都在下面。卡扎菲政府衷心为美国效劳倒不是汉奸,而反美帝的左派组织反成了汉奸带路党。鲁迅一直批判中国民族的劣根性,我们的民族受儒教思想的影响太大了,甘心情愿当奴才,皇上从来是没有错的,错的都的奴才。几千年来,书上写的,戏里演的,皇上总是好的,坏事都是下面的贼子乱臣干的,按现在的话说,上面的政策都是好的,坏都坏在下面的人把政策执行歪了。陈云有句话说得好“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调查研究,要看他说的是否真有道理,“世界上难就难在认真两字”,要敢于“造反”,“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一个只想当奴才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这就是几千年孔老二的思想对中国人民的祸害。张宏良拿错棍子,打错人的根子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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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政治与中国当代政党政治学的建立

香港中文大学 谢茂松

2012-1-16

    中国古代政治的结构由君、臣、民(在"君"之上还有制约"君"亦高于"民"之"天")构成。作为最高权力的君,虽为政治结构中的唯一世袭者,却非现代所批评的专制。其世袭,则是广土众民大一统的中国稳定秩序之必须。作为君与民之间的臣,由科举考试产生的士大夫群体组成,是政治的实际操作者,大臣更在其中起关键作用。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指出,"国必有所恃以立,大臣者,所恃也","无人者,无大臣也"。士由学而仕,可达及大臣。船山乃将宋明理学家之"格君心非"而转向对大臣、士人整体之严格要求,士成为政治调整的动力所在。以至他会叹惜天下之不治者,在于"有君无臣",即君在中材以上,可以为善,而群臣庸陋,无能成其美而遏其恶。"大臣"以及"大臣之道"由此成为船山史论经解中极为关键的提法。他在具体的历史中严格辨析"允为大臣"者,"不足为社稷臣"者,并在与其他几类士人、臣子的比较、批评中,展现了士人在政治上种种易犯之过失,从而就儒家所要求的政治成熟对士大夫群体做出自我反省,同时也在比较中见"大臣之不易任",见"大臣"之难得。由于"大臣"任天下之重,在政治品格、政治实践智慧方面,就需极高的要求,这即是船山所提出的"大臣之道",即持大正;静,简,裕而密;独任;平情。船山常感叹知"治道"者甚少。

    具备大臣之道之允为大臣者,区别于直谏之士(船山谓"直谏之臣易得,而忧国之臣未易有也")、意气之士、躁人、妄人等臣子、士人的不考虑后果,他们或是出于道德理想主义,或是出于意气,但在不考虑后果上却是共同的。其持大正、平情、静、图远大、养天下之和平,不急一时而忘无穷之祸害,区别于功名之士("急于行志而识不远")、刻核之吏、矫诡之士、游士等的不择手段而坏人心。其独任、密、规之远大区别于政治能力不足的疏庸之士、鄙陋之臣,区别于逃避政治的清高之士。大臣之道的这些德行正是允为大臣者区别于各种士也区别于貌似大臣者的关键处,它显示出真正成熟的政治,显示出责任之重,对政治后果之承担。它是政治品格与政治能力的一体,是至高的政治实践的智慧。

    "大臣之道"不是船山的发现,而是作为中国传统之核心的儒家及其经史之学所固有的,即是修己安人的"内圣外王之道"。作为船山学核心的"大臣之道"对于当代中国政治是否依然有效?这一问题乃与另一问题相关,即今日中国之政治是否仅是现代政治,而与几千年的传统政治全然断裂?笔者的回答是相反的,认为今日中国虽不在"名"上却在"实"上,在德性与制度两方面延续了传统。

中国共产党与士大夫政治之承袭

    1. 德性之延续传统。表面看来,我们今天的一套政治话语、政治制度是西化、现代化的,而与传统割裂。这其实是高估了西方及其现代性的影响,而低估了具有深厚传统的中国在近一百多年来自身对于西方现代性的转化力以及今天与传统的"日用而不知"的延续性。惟其未必自觉,习焉不察,历久弥新,适以说明其顽强生命力、适应性及其合理性。此种延续,除了大家谈得较多的介乎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层面的家庭之外,在笔者看来,亦同时既深厚且广大地体现在政治层面--既在外在的政治制度,又在内在的为政者的德性上。当然值得深究的是,此中习焉不察之延续的制度与内在德性之间的内外相互一体性,断不可割裂视之。

    有政治历练、政治实践经验者稍微静下心来,反求诸己,体证于自身,其实不难体会到,船山所诠释的"大臣之道"虽无其"名",但却有其"实"地作为活的传统迄今延续着,即或多或少、或纯或杂地体现于现代中国政治家的日用而不知的政治行为选择中。

    再则是中国共产党所要求的党员的修养、先锋队的意识本身即与作为传统之核心的儒家之德性、圣贤精神具有内在的延续。而今天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为常规的执政党之后,作为既古老又温故知新的德性,即大臣之道的重新获得注意,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德性以及制度上之延续传统的深层原因在于长时段的历史延续性,尤其是对元明清历史的延续。过往所谓明清愈趋专制之说乃是大误区,实际的历史是一个大国的中央集权的持续过程。而元明清所奠定的帝国政治空间大体为现代中国所延续,明代的两京制(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与作为经济中心的南京将中国南北贯通为一体)在实质的层面亦为现代中国所延续(即北京与上海)。晚明所出现的不在地地主(即不生活在乡村,而居住于县城,与乡村不再休戚相关者,往往引发晚明的民变)则与现代革命的发生有长时段的历史联系。就政治学的意义而言,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夏商周三代到明清所发展出的一套治理大国--与今天一样的政治空间--的技巧,即治道、治术可谓穷尽精微达到极致。作为后人的现代中国为政者,已很难超越前人,而多是在"实"的层面不由自主地回归。如朱基时期的"费改税",与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完全一样,只是名字不同,其整顿吏治以及成效亦与张居正当年相似。晚近巡视员制度的创设则很容易看到它是对明清巡抚、巡按制度的袭用,而巡视员(包括各省市纪委书记)之任期是久任还是短期之困局,亦与明清之时一样。种种相似处之上必有其"理"在,所以有必要在更高的高度上理解现代中国与明清中国的内在延续性。

    2. 政治制度之延续传统。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分析美国政体的独一无二在于其不仅不是很现代,反而是古老乃至于看似落后于时代,这一古老的政体即是16世纪英国都铎政体。他指出美国总统在职能、权力及其人格、才能方面完全相当于都铎时代的国王,而白宫政治亦与宫廷政治相似。今天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只承袭了旧式君主制的形式,而美国则承袭了其本质。美国的两院制及其下属常设委员会也比较独特,它直接承袭自都铎时代,而英国内阁的建立则破坏了议会中的委员会制度。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之政体都朝着政治现代化演化,而美国反而停留于16世纪古老的都铎政体,它唯一重要的创新是联邦制。

    在亨廷顿看来,现代性并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将社会现代化与政治体制现代化作出区隔。美国的经验表明,社会经济方面可能发展到高度现代化的程度,而政治制度方面却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形式和本质。亨廷顿的结论是,美国经验表明古老的都铎政体完全适宜于现代社会。他最终的结论认为,新欧洲也将改变其政制中过于现代化者,并逐渐分享旧制度的某些部分。

    国际金融危机后,我们终于意识到在金融这一经济制度上中国不是太现代的好处。而中国诸种制度中最核心、规模最大的制度,即承袭自士大夫政治的党政合一的官僚制度,却迄今没有人自觉给予其应有的定位,如亨廷顿对美国政制中的都铎制度所做的那样。

    官僚制度于我们而言太古老,两千多年前的《周礼》设官分职之细密令人叹为观止,历代史书都专门设有"职官志"。但中国这一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制度当年对于西方而言却是非常新的,亦可谓是现代的。因为中世纪的欧洲都是世袭的封建领主制、贵族制以及骑士、教士。英国在19世纪通过东印度公司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并最终形成了其文官考试制度,以及西方式的官僚制度,以后其他欧洲国家纷纷仿效。韦伯认为欧洲理性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于官僚制度的建立。但西方人只是部分地学习中国的科举制。我们今天往往天经地义地批评"中体西用"而主张"西体中用",但欧洲当时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却也没有"中体西用",而是"欧体中用"--从其自身中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而来的代议制、政党制乃为其体,文官考试所选拔者只是终身公务员,部会首长则由获选政党任命,并随着政党落选而下台。

    今天的中国官僚制度承袭自传统官僚制度、士大夫政治的一个关键乃是中央组织部在"实"的层面承袭、转化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中吏部的组织、功能,其选拔各级官员的实际操作亦与吏部惊人的一致。比中组部的这一承袭更为直观的,是省、市(地区)、县的首长与元明清之省、府(州)、县的一致。

    另一更隐秘甚至比中组部还关键的承袭则属最高层的中央政治局。以党总书记为首(同时为国家主席以及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于一身)的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看来是全新的,但却不是美国三权分立下的总统制,不是英国的在保留国王之下的行政与立法合一的内阁制,不是法国的半总统制。由于这些不是,它变得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学里几乎都没人真正讨论过,自然潜台词乃是其缺乏现代政治之正当性。未来的政治改革目标应该是朝向美国式的总统全民直选,只是目前中国为了稳定,还只能从基层乡村直选开始,以后逐级向上--县、市、省最后直至中央,时间或许要到一百年,但却是最终之目标。这一目标虽未必公开道出,但相信其潜藏于绝大多数政治学者、不少官员的心中。是给予以党总书记为首的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明确的定位,尤其是给予其政治正当性之学术解释的时候了!

    从明清长时段延续而言,政治局深层次上乃是明代内阁制(其中有首辅)、清代军机处(有首席军机大臣)之现代延续(从明清还可上推至唐代的中书门下制。中书门下制为多人之集体宰相制度,它既对皇帝权力有所制约,也防止宰相之个人专权,故当代中国之"集体领导"乃有甚深之历史文化根基),只是传统的一极的"皇帝"在结构功能上为现代的同样一元的"党"所取代。党与世袭君主一样为广土众民大一统的中国提供稳定的政治秩序之必须。

    就中央组织部在"实"的层面上承袭古代吏部的组织以及功能而言,中国文化与政治传统最重识人、举贤能而任官,不同于现代的所有人投票式的选举制,古代吏部在如何识人、选人(多途并进,灵活多方,有出身科举考试,有推荐,也有由吏而升到省、部首长)、用人、奖惩考核以及致仕的安置上,历经近两千年之经验累积,到明清可谓发展到极尽精微,几乎能想到的所有方法都已不断尝试过。故今天之种种以为新的尝试、改革其实不出于过往历史上之尝试,只是今人不读书、不读史。吏部选人、用人之审慎、细密及其政治智慧乃是现代纯粹的票选制所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中央组织部之身份、定位一如中央政治局,由于没法在现有的西方化的政治学里安置一席之地,故而觉得其缺乏政治正当性,名不正则言不顺,不能理直气壮地在国际上说,所以不免遮遮掩掩,只能暗暗地实践之。若持久保持这种"日用而不知"的政治本能的状态也还不错,因为随着中国之强大,在解释其强大的制度原因时,或许终有一天,也可能归结到这里来。最可担忧的是,因为这一制度与任何制度一样,行之长久都难免有弊病。加之其无法在现有的政治学里得到安排,所以被不断改革,尤其是朝向以投票选举为目标之改革。

    上述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中央组织部,中央直接任命省委书记、省长等在"实"上对于传统政治制度之承继,可谓是老祖宗为后代好不容易积累的资本。我们要慎思种种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不要因任何制度必有的一时之弊,而必欲破之乃至贻害百世。

    3. 当代中国"混合政治"的特点以及作为古今混合关节点的党。由上述讨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学院之政治学与今日中国政治实践之间的巨大脱节,乃是既见诸于政治制度,亦同时见诸于政治实践者的德性。所谓当代中国政治正当性之证成,既是有实而后有名,同时,本有其实,若无其名,无学术的持续解释、研究,则其正当性亦无法建立并贞定。笔者尝试对当代中国政制之特色作一解释:混合政治为特色所在,即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中央组织部对于明清内阁制、军机处、吏部所承袭之士大夫政治,与现代政治即政党政治之混合,这些全属于实质性的政治权力。在此实质性权力政治正当性确立的前提下,其他相对形式性的诸种权力如人大、政协的定位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则有的省市的人大主任由书记兼任、政协主席由副书记兼任的政治学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此政治学乃是我们欲重建之中国政治学。

    混合政治虽是由传统政治制度与现代政党政治混合而成,但其中的关节点还是党。因为政治局、组织部都属党的权力,对应于传统的内阁、吏部(二者在明代简称阁部)--士大夫政治,故亦可谓现代之"党"与传统之"士"在结构功能上的相应。中国混合政治之文化价值理念即"中国社会主义",与"士"之文化价值理念即"儒学",亦有内在之转化关系。强调"社会"之共同体与宋明理学强调重建"宗法"(张载《西铭》之文字最为集中概括)之共同体乃有深层之契合。当然社会主义的"社会"在表面看来是要破除宗法,实际乃是更为扩大的宗法共同体,所以中国革命及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当年吸引年轻知识分子,一如宋明理学之价值理念吸引当时士人一样。社会主义理想与宋明理学最为重视的经典《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有着很深的精神联系。故,混合政治下,当代中国之社会主义乃是中国化、儒家化之社会主义,而今天儒家之方向亦是社会主义化的儒家,二者乃是互相转化。从此角度而言,宋明理学曾被视为新儒家,今日社会主义化、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下,必亦有新的儒家形态之产生。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及其所特有的党委制,亦可谓是面对现代西方的入侵,不得不对于传统士大夫政治打破后的现代重建。因为唯有自己也变成和对方一样,具有远超士大夫政治的现代的超强政党组织力,才能更大规模地凝聚、动员全国之民众,对抗现代充分组织、动员起来的西方,从而救亡图存。因为国家、政治之"皮"之不存,文化之"毛"将焉附?就此而言,政党政治亦可谓挽救了士大夫政治。这一点认识至关紧要,因为今日言儒家者,往往以传统之士大夫政治反对政党政治。

    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时段来看,中国政治之承担者经历了从周之分封制下的世卿制,到秦汉以下两千多年郡县制下的士大夫政治,到现代则是政党政治,但其中的文化、政治精英阶层即士大夫阶层及其文化价值理念却能一脉相承,这也是人类学家张光直所说的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的特质所在。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之政党政治,如亨廷顿所赞赏的美国政体承袭古老的都铎政体一样,既是很现代的,同时又是很传统的。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在混合政治这点上,更是体现出很现代的政治制度与不现代的、古老、悠久的政治制度的混合。唯二者之混合,才能解释今天大家所感兴趣的中国道路之秘密何在。当然在价值判断上,我们要打破所谓中国传统政治专制之陈说。

    笔者在此所讨论的混合政治不是从一般所说君主制、贵族制、平民制三者之混合政体的角度申说,乃从传统士大夫政治与现代政党政治混合的角度申说,故笔者所提出之"混合政治",针对者有二:一是一类学者以其个人所理解的儒家来批评当代中国政治之反传统并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而主张恢复所谓纯粹之儒家,他们乃是执于虚名,而完全没有看到在"实"上当代中国政制对于以儒家士大夫政治的内在承袭。他们所执之儒家乃是凝固化的,不知"礼,时为大",是为"小人儒",而非"君子儒"。二乃针对党内以儒家为封建专制而持反儒立场者。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在"实"上承袭传统士大夫政治若有自觉意识,则几千年历史蕴积、由三代礼乐文化发展而来的儒家士大夫政治将重新激活,由"日用而不自知"而变为"温故而知新",如此则现代中国政治接大本大源,而能立国规模弘远,可大、可久。即就创制而言,近年源自传统巡抚制度的巡视员之设立,是未必自觉的承袭士人政治。若更有自觉意识,则更有进之者。如明清翰林院向为养才储望之地,宰相几乎无不出自翰林。由于为清职,不责以具体行政事务,又坐拥天下最丰富之藏书,可以沉潜读书,从容养其学问。由于参与起草诏书、修史、充任皇帝顾问、经筵讲官等,故具通识--通前朝、本朝历史以及典章制度之沿革,亦自然而然地接受政治通才之培养。翰林院表面看来在今天已荡然无存,但其实是可以找到种种蛛丝马迹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更早是中央政治研究室)之起草中央文件、备顾问、组织政治局领导集体学习(虽自己不充讲官,而从高校、研究所延请讲者);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之修党史、国史、编档案(近乎古代之"实录");中央党校尤其是其中之培训部一年期青干班(承袭古训"仕而优则学",一年为党校最长期之培训,深得从容养才之道,惜最近学制缩短。尤可惜者,目前几乎没有对于党的此类甚多的创制、良法的自觉学术解释,从而也就在党校系统之外默默无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政治传统向来重名,礼教者,名教也)之司局级干部培训。在"实"上,翰林院整体之功能乃分散见于上述党的机构中,拼合之而可见全图。

    在此并非要比较古今之高下,言制度忌以古度今,因制度并非固化不变,乃随时偕行,况且任何一古人理想之制度不能从当时整体之历史条件中抽离出来而单独用于今。今天党之创制多有超越传统翰林院之处。同时,非是翰林院具体之制度、非是其名,乃是其背后创制之精意可资今日之借鉴。一则,中央政研室、文献室、党史室与党校互相之间可多切实交流,同时分工之上可考虑有统一之协调,更重要的形成贯通之识,即政治通才之培育。二则,以古之精意为鉴,则今有可完善者,如文献室、党史室不止于修史之虚文,当真正"资治",而修史者亦当有政治通才,与政治实践部门之间可相互流转。古之经筵有日讲,政研室之组织学习,未必尽求之于外,自身亦可为讲者,而有更常规化之讲座--不是讲具体之"治术"(此乃外边延请的专家、学者所讲的专门知识),乃是讲"治道"(古今一贯儒学经史之道,中国共产党得失成败之道)。党校之教育乃是政治家、政治通才,即大臣与"大臣之道"之培养。总之是要最大程度地提升党的这些机构的精神品质与政治能力,从而更精、更纯地得翰林院之精意。值得注意的是,各得士大夫政治中的翰林院的职能之一部分的这些机构无一例外全都属于党的机构,而这些机构的设置又是西方政党政治所无的,乃是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

    讨论至此,一个需要专门提出来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中,什么是西方政党政治都没有的因素?此所独有之因素又是非形式化,却至为实质化,也最为关键,同时也充满政治正当性。迄今还无人以这种方式发问,这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政制的发问方式往往都是中国政制没有西方的什么什么,即还没有发展、进步到西方,因而无正当性。是到了转换提问方式的时候了!刚才所讨论的中央政研室、文献室、党史室与党校,尤其是全国上下选拔、考核官员的各级组织部等是西方政党完全没有的;与组织部、党管干部相关联的是党政之一体,这也是西方所无的;西方的地方各级领导人也是由选举而产生,而中国党政一体下,党组织系统的省市县委书记等各级官员与政府系统的省市县长等各级官员乃是自由转换。政府的人事部系统貌似选拔、考核公务员,其实与西方独立于政党的公务员系统并不一样,人事部与组织部的差别仅在于其所管干部层级更低而已。

    西方政党所无的组织部以及党政一体乃是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士大夫政治。还要专门指出的是,在世界历史上士大夫政治,乃是中国所特有的。组织部与士大夫政治二者都是西方历史文化中所无的,故组织部以及党政一体等这些独有的特点,当在古老的士大夫政治那里找到其隐秘来源,诚所谓古今一体,当然我们要打破在"名"上对于组织部与士大夫政治的分别。过往以列宁式纪律严明政党来解释中国共产党其实还只是看到表层。

    故现代中西政党政治之别不在表面的所谓一党制与多党竞争制,乃在于二者之历史文化根基不同:一则有世界史上独有之士阶层及其士大夫政治,另一则无,西方所有者乃是封建制、对立斗争之不同阶层、诸等级会议等。

    诚如《周易》所言"不易"与"变易"之辩证,在讨论组织部对士大夫政治之承袭的同时,亦要看到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政党政治对于过往士大夫政治中党争、组织力不够等长时段问题的克服。中国共产党同时亦当视为百年辛亥革命以来政党政治由不成熟而趋于成熟。其中至为关键者乃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超越了西方从其自身历史发展而来的西方式政党政治,而最终在"实"上回归于两千多年来发展至为成熟的士大夫政治(这是中国文化之命脉所在),于是才有从吏部转化而来的组织部以及从翰林院转化而来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文献室、党校等中国独有的政党政治之创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及混合政治之意味亦在于此。

    当代中国的政党政治学

     1. 经学政治学与史学政治学。最近有报道谓北京市中高级官员培训在选择大学专门为其开设的培训课程时,由对于一般的国学兴趣而转向对于史学,尤其是以史资治之兴趣。这显示出作为中国史学核心的政治史作为实践性学问的特点,以及官员们对于延续中国历史政治经验所开始具有的习得意识。只是官员们还只是在用,更确切地说是在"实用",而非在"体"的层面把握史学。他们未必明言的心中之"体"以及政治正当性多为并不能有效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即"用")的西方政治学。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政治理论与实践,即"体""用"打成两截。此"体"是与中国实际政治无关的虚体,他人之体,但它(以及"正当性"问题)却虚悬在上,使得原本具有政治正当性的中国政治一直处于缺乏所谓正当性的自我意识危机中。而"用"若不能上升到"体"的高度,仅只是较低的、补充性的实用层次,则终不能给官员们提供理直气壮之自信心,如此则永远无法贞定中国的政治道路。故前述船山所提"大臣之道"等须上升到政治学原理的高度。这即是笔者所要提出的"史学政治学"以及"经学政治学"之紧要性所在。这一提法建基于中国之治道以及政治智慧之习得,以及作为中国礼文化、礼教政治之核心的经学、史学上。就经学、史学的分工而言,经学为"体",提供"道",即理据;史学为"用",是经学之"道""理"在历史之"势"中的展开。二者之合一,即经史之合一乃是理势之合一,明体而达用。经本身其实亦是史,是三代之史,只是从孔子开始即从中提炼出文化价值理想,而历代解经者亦将其对于所在时代的政治经验贯注于其中,形成古今之间持续不断的往返对话。同时这些经注与历代史书一样,亦不断形成新的"道",如此则有《周易》所说的不变与变化的统一。

    2. 中国共产党之政党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制度正当性之贞定。基于混合政治中现代政党政治的特点,笔者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政党政治学建立之问题。

    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治乃是党政一体,故但举党,则政府亦在其中而一体研究。如有中国共产党政党政治学建立之学术自觉、理论自觉,则会发现里面充满学术之富矿。首先,目前几乎完全尚未开采的最大的学术富矿,就是将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这一政治制度作为学术研究之对象。前面说过,这一制度本身即有政治正当性。以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制度为未来中国政治学研究之显学,听起来一定是几乎可以让中外所有人诧异之事。但正如《庄子》所言,众人不诧异、不大笑反而显示不出其乃大道。船山亦提及政治家独立一人所作的政治决断让所有人诧异,其前提乃是平日学识之积累。以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制度将成显学之提法是基于前述中国政体特色即混合政治之把握。美国学者自谓美国开国所创之总统制乃是世界之例外并充满自信,套用这一说法,中国之政治局集体领导之学术研究假以时日,既能贞定中国之政治道路,亦能成为世界政治学中一既特殊又普遍之制度,诚为大道是也。限于目前研究条件之限制,对于政治局集体领导制度之研究,可以尝试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等机构先行进行研究。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制度中无所不在的领导地位,中国政制的正当性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正当性几乎是同一个问题。故在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正当性时,须紧扣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这一主轴,并就党的这一全面领导地位作出新的解释。此一解释不同于过往一党执政、党政关系的讨论--或是隐含性的批评、取消党的领导,或是党建研究的实用化、非学术性,乃是着眼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规模之弘远,在此前提下考察党政关系以及对制度的具体损益。以下就六个结构性的方面提出新的解释。

    第一是党委制。党委制是集体领导和决策,个人分工负责,即集体决定重大问题的一人一票表决制,各级党委书记对日常工作负责。重大问题和日常工作之间的界限固然没有严格的规定,但并不等于是过往研究所批评的暗箱操作,其中的不成文的惯例以及实际运作的分寸把握,乃是政治所必有的含糊性所在,并不涉及正当性问题,也就不是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中央一级,需要层层推进的研究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实际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总书记、中央书记处。已有研究注意到,党的全会召开之前,有长达一年多的酝酿时间。这虽不同于西方的选举、国会的听证,但却有充足的政治正当性,正如周恩来所言"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党在重大决策之前都有广泛的协商、酝酿,这是中国的民主,是党的民主制,也是群众路线。所以表面上党的重大决策都是多数通过,甚至"一致通过",但看不见的是,之前的讨论包括政治必有的妥协,这并非暗箱操作,乃是成熟政治,是对于政治本质的洞悉。

    党委制这一部分,还需要重视党的几个主要部门,即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以及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党校,其中组织部尤为重心之重心。

    纪委也是党委制的研究重点所在。党内纪检机关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这一设计并非过往研究批评的所谓因受同级党委领导而削弱了监督作用,乃是不断调整损益的结果。1980年是双重领导而以同级党委为主;十二大不再规定以同级党委为主,适当扩大了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权;十六大党章规定双重领导。纪委的实际运作中可能有两种偏失,一是片面强调同级党委的领导,一是片面强调纪委的垂直领导。双重领导乃是一种发展到成熟的法度。人们一般都呼唤纪委的垂直领导,不知历史上如明代监察权之扩张,极大地侵袭了行政权,几让行政权寸步难行、无所作为,故监察权本身亦需有限制。双重领导在长时段历史的这一意义上可视为对传统政治之克服。

    第二是党政关系。党的统一领导在承袭中国历史文化的大一统方面具根本性作用,政党之要义在于政治对于政府行政之监督、制约。目前的讨论多着眼于加强政府的行政权而削弱党的领导,但甚少思考若改变目前的党政制度安排,将会出现行政权之专权、官僚主义以及地方主义更为泛滥之乱象。故需要扭转近30年来对党政不分的简单批评,其偏失在以党政分开来取消党的领导,此又有两种:一种是具体工作中政府机关的专权,另一以此质疑党的正当性,或本身不自信。而政府专权与质疑党的正当性二者又往往有合流,并打着政改的旗号。

    故党政职能分开和党的领导作用的加强之间的张力乃是不断调适、损益、分寸感把握的问题,而不存在政治正当性上的问题。即就党政职能之划分而言,除公开的之外,更微妙的往往是不成文的。因为并不是所有职能都能够、都必须划分清楚,如美国的总统与国会之间的职权划分往往有不清晰而模糊的地方。因为政治一定有模糊地带,模糊并不一定就是弊病,那是留给政治决断,并要求有优秀的政治品质的空间。

    党政领导干部换届这一中国所独有的政治现象值得作为专门的学术问题拈出来研究。较之于西方对于选举之关注以及选举年的研究,换届真正显示了当代中国政治之精义,此种对中国政治精义之把握要克服中国学人最常见的政治浪漫主义。中国的政治浪漫主义对于政治的理解是完美、绝对化,其实是骨子里的西方化(却又完全不是真实的西方),视换届等中国独有的政治现象为黑箱操作,而不知暗中之明,即民主推荐(会议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考察、充分酝酿、讨论决定、最终任命等复杂的过程。西方选举则充满政治交易,充满明中之暗。

     第三是党与人大、政协的关系。党领导人大,所谓党在人大之中,乃是通过党组来领导,即同级党委与同级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协的党组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党领导人大、政协亦有充足之正当性。党在人大中,一方面意味着人大对于党的领导,同时也意味着人大对于党的制约、监督,后者乃是现代法律形式主义的需要。即就现代政党政治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员在人大中数量、质量上占多数,所以书记也往往兼人大主任。而人们所批评的所谓形式化的橡皮图章既是合理的,又是必须的,因为现代政治需要形式。就如美国总统任命内阁,参院一般都会加以通过,没有人对此质疑,大家却对中国的人大一致通过党委提名政府重要干部加以质疑,真是可怪之事。

    第四是党与公检法:政法委,党通过政法委领导公检法,非西方之司法独立,显示出党对于司法之领导与制约,法学界往往质疑中国这一独特性,而主张所谓司法独立。殊不知中国政制之关键不是从西方历史文化而来的法律传统,而是士大夫传统。故在转化西方现代法律方面,也要区分实质与形式:实质者根植于中国传统,形式者移植自西方,或纯然形式化(橡皮图章),或变形,如党的领导(领导人大、法院),即代表人民的士大夫之领导,所谓"法院"前加"人民"之限定词是必不可少的。同样,政法委具有充足的政治正当性。

    第五是党与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共青团尤为重点。团虽然是从苏联引进的,但团中央书记与中央党校校长一样具有近乎中国历史上"太子"的功能,它在精神实质上亦近于传统之年轻士子。需要研究中国共青团的历史(包括具体的重要领导人)以及结构性的功能。

    第六是通过党而大一统:中央与地方关系。仅以与联邦制相区别的单一制来理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即就单一制而言,也要研究中国的单一制的独特性。尤其要重视研究中国的任命制的古今正当性,而非某些人心目中预设的村、乡、县、市、省、全国之直选。中央控制地方在古代是皇帝任命地方官员,在今天是党委任命制。

    党的统一领导承袭了大一统的根本性作用,尤其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党在功能上乃是代表大一统的皇帝,若没有党,则大一统的中国有分裂之危险。目前地方人大对于中央提名候选人投反对票需要特别注意观察,这背后乃是二者之间的张力。

    同样要研究今天的回避制(党政一把手)与当地干部任副职,这背后乃是自古以来的封建与郡县的张力问题。今天讨论中央地方关系,多从分税制角度考虑,鲜有从干部、组织的角度考虑。

    在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时,条与块的讨论是不可避免的,今天需要超越简单的批评,而深入理解其机理、相互制衡性及其合理性。

    对于中国共产党之政党政治学之建立,之所以加上"中国共产党"这一限定词,是因为目前只有西方的政党政治学。"中国共产党"之限定词则表明出发点是具体的、特殊主义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这本身即是中国的现代性、另类现代性,或者说最终消解、超越西方之现代性,即无所谓现代性,只有中国政教之大道。同时亦在古今一体的意义上消解古今之别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就是现代之新儒家,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士阶层。

    本文提出混合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治正当性之贞定,并不意味着止步于目前的事实,也同时意味着理想(故问题关键不在目前是否已完全达到正当性,而是二者之合一,即理势之合一,势中必有理,此乃新之理、新之道,而理亦必显现于势),即是要朝此更自觉化地贞定,既是驯化,更意味着自我的改造、日新,正如《周易》首卦乾卦卦辞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今日之党及其党员就是既新且古之"君子"。所谓驯化、自我改造,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儒家化(即"中国"之为"社会主义"之限定词,更何况社会主义本身与儒家多有相通),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士大夫化(即"中国"之为"共产党"之限定词),同时意味着儒家的社会主义化并契合党的政党政治。这是双向的自我调整,笔者将有另文申说此点。

    传统君臣关系上强调君君臣臣,君要像君,臣要像臣,意味着双向的责任、义务,将此精神转化于当代之党群关系则是"党党群群"。党要持中国社会主义之志定而专一不动摇,也即中国传统之"止于至善",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党员也要像党员的样子,即是党员个人的正心、立命、尽性的自我修养(政治品格与能力之合一),也即是传统的由内圣而外王之学,即是"为士不易"、戒慎恐惧、慎独、期于圣贤之自我严格要求。在此意义上理解党政关系,则是政离不开党,离开党之政则仅仅是封闭于自身的行政管理。唯有党乃是接续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之形式与内容。而党对自身的要求则如乾卦九三爻辞所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如船山《周易内传》所释"知圣域之难登,天命之难受也",而后方有立国规模广大、高明之可期。即由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最终进至九五爻之"圣人作而万物覩"、"与天地合其德",亦即《中庸》所谓悠久、博厚、高明。

    (本文是2011年6月在中央党校"学术沙龙"上的讲稿的结论部分,感谢邀请人以及文史部、哲学部、政法部诸师友之批评、讨论。讲稿的主体部分3月也在人大文学院"学科国际前沿青年教师培训班"、6月在北大政治思想中心"秩序与历史双周论坛"上得到与会师友的批评,一并致谢)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1-15 18:52:26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为不算是革命的革命翻案

为不算是革命的革命翻案

香港《21世纪》主编  香港中文大学 陈方正

    历史上有一场革命,是大家都颂扬、称赞,认为只带来了进步、建设与光明,而没有野蛮、流血和残酷,更没有破坏、混乱和倒退的;是大家都承认,它如此平和、美好、圆满,实在不应该和历史上其他那些充满斗争、杀戮、犹如天崩地裂的政治大转变相提并论的。不用说,这独一无二,简直不算是革命的革命,所指就是光荣革命,近代民主政治的开端。在一般人心目中,它的过程很简单:国王詹姆斯二世(JamesII,一六八五——一六八九年在位)企图以高压手段将罗马天主教强加于英国社会,信奉新教的民众和议员起而反抗,将他驱逐,迎奉荷兰的威廉三世 (WilliamⅢ,一六八九——一七○二年在位)登基,但得到他的承诺,君权必须和国会共同行使,由是确立了君主立宪体制。所以,这是一场不流血革命,在短短几个月内政权就和平地转移到新君和国会手中,民权、自由、宽容原则自此确立。它是以最小代价,在最短时间,获得最大进步,是最高效率的政治变革。

一、里应外合的武装政变

     但是,为什么英国这一次革命就如此完美和干净利落,就和日后其他革命完全不一样呢?是英国的民众和政治家特别有理性、智慧、远见,是英国的社会结构特别完善,它的政治传统特别优良吗?还是这个国家在文化或者法律上有什么秘密?抑或它是由因缘际会造成?这是个不能不追问的问题,否则在完美光洁的外衣包裹下,它就会从复杂的历史背景中被剥离出来,成为独特事件,从而失去在政治史上的意义。不过,要认真面对这问题,就不能够不探究一些细节,甚至关注英国以外的事情,例如,威廉三世到底是如何被“邀请”入主英国的。

    要了解这个过程并不困难,因为伊斯雷尔(Jonathan lsreal,1946-)的《荷兰共和国史》(The Dutch Republic;Its Rise,Greatness,and Fall 1477—1806,Clarendon Press,1995)对此有详细论述。翻开这本逾千页的皇皇巨著就会知道,威廉三世其实是以倾国之力,调集两万大军,四百艘运输船只和五十三艘军舰,来横渡英伦海峡的——以船舶计算,那比百年前企图人侵英国的西班牙无畏舰队,足足有四倍之多!所以,与一般印象相反,威廉的“人主”绝非轻装简从、和气洋溢的“受邀’,而是自六百多年前诺曼人征服英国以来最大规模的跨海入侵,是荷兰人以国家命运作为筹码的豪赌——西班牙君主腓力二世的豪赌惨败就是“覆舟之鉴”。既然如此,下一个问题就来了:荷兰人为何要孤注一掷,冒此奇险?为何实际出兵又并非在英国“七君子”密函要求援助的一六八八年六七月间,而选定于风高浪急的十一月?这是两个再自然不过的问题,而答案则是由英、法、荷三国错综复杂关系决定的:英国是新教国家,基本上亲近荷兰,在十六世纪它们就曾经联合对付西班牙,荷兰由是得以独立;然而,到了十七世纪,英国斯图亚特(Stuart)王朝历代君主则倾向罗马天主教,因此和法国关系日益密切;另一方面,荷兰在独立过程中发展成为新兴海上贸易强国,势力、财富于十七世纪中叶达到巅峰,这导致它和英法剧烈冲突,由是发生了一六五O至一六七O年的两场英荷海战,以及一六七二年的英法联合入侵,当时荷兰濒临亡国边缘,最后是靠打开海闸自淹国土,这才得以退敌救亡的。

    十六年后即一六八八年,荷兰处境更加不妙:雄才大略的路易十四此时已经羽翼丰满,正在逐步实现主宰全欧洲的大计,法荷战争可谓一触即发;英国的詹姆斯公开信奉天主教,建立了强大海军和常备新式陆军,而且唯路易马首是瞻;至于荷兰各省(它们是高度独立的,全国议会必须得到省议会授权才能够采取行动)则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在此背景下,前面两个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释了。就荷兰全国而言,十六年前兵临城下的惨痛记忆犹新,亡国危机已再度出现,所以趁英国人一致反对詹姆斯的专权和“天主教化”政策,民情汹涌的时机,破釜沉舟,先发制人,以图打个翻身仗,那是果敢决断而非盲目冒险的行动。就威廉三世个人而言,他和英国王室关系极密切:本人是英王詹姆斯的外甥,夫人玛丽 (Mary stuart)则是詹姆斯的女儿,她在法理上有资格继承大统,而以坎特伯雷大主教为首的“七君子”又致密函予他求助,这代表了教会、贵族和士绅的广泛支持,所以他可以说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天与人归”时机。但即使如此,当年六七月间法军虎视眈眈于旁,本国各省议论纷纭于内,所以他仍然必须耐心等待。而最后决定大局的,却是路易选择在一六八八年九月加剧对荷兰的贸易战争,这激起了荷兰人的同仇敌忾,使威廉得以说服议会将他的大计付诸实施。同样关键的是,路易决意和德国诸邦开战,于九月底挥军进围莱茵心脏地区,这为荷兰解除了后顾之忧,短短一个月后威廉就断然率军渡海了。所以,威廉是通过处心积虑的部署,然后看准时机,以雷霆一击而成就大业的,他的“黄袍加身”绝非幸事。

二、两百年来第一翻案文章

    这些细节说明了一件事情:光荣革命不仅仅是英国内部的转变,而且和欧洲国际政治息息相关:没有决心打“翻身仗”的荷兰和威廉三世,没有失算的路易在无形中“配合”,都不会有这样一场革命。不过,国际形势导致了这场革命的形态和进程,它的基本动力和决定性因素无疑仍然是在国内。威廉有他的动机和实际考虑,那么他的对手詹姆斯又如何?他执意以高压手段推行“天主教化”政策,弄得众叛亲离,心中到底有何图谋、打算,抑或就只是固执、糊涂、一意孤行?他有众多谋臣,有法国的奥援,更建立了强大军队和舰队,怎么会两军尚未交锋就仓皇出奔,将王位拱手让予女儿和外甥?他失败的真正原因到底何在?一六八八至一六八九年这场革命所代表的,到底是宫廷和贵族间的“拨乱反正”,还是由政治、社会、宗教上的整体和深层冲突?

    三百年来,这些问题已经有无数学者、史家讨论过了。他们大多数是将之作为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史的一部分来讨论,但以之作为主题来全面和深入研究的也代不乏人,其中十九世纪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四卷本《詹姆斯二世登基以来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可谓奠基巨著,至于二十世纪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的《英国革命一六八八——一六八九》(English Revolution 1688—1689)和钟斯(J.R.Jones)的《英国的一六八八革命》(The Revolution of 1688 in England)则持相同论调:这几位英国史家基本上就是“光荣革命非革命”和“拨乱反正”说的创立者和宣扬者。特里维廉所谓“驱逐詹姆斯是革命行动,但除此之外这个奇特革命的精神正好和革命相反”,斯特拉卡(GeraldM.Strake)宣称“它(光荣革命)不是‘革命’,因为它带来了加强而并非推翻旧秩序的一套法律。在某种意义上,光荣革命阻止了真正的革命”是此论调的典型——光荣革命的平和、完美印象,就是由他们所塑造的。

    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一面倒的和谐形象终于被打破了:在过去短短两年间,就涌现了三本有关光荣革命的专著,包括瓦伦斯(Edward Vallance)的《光荣革命:一六八八——不列颠为自由而战》(Glorious Revolution;1688一Britain’s Fight for Liberty)、哈理斯(Tim Harris)的《革命:不列颠王国的巨大危机,一六八五——一七二○》(Revolution:the Great Crisis of the British Monarchy l685——1720),以及耶鲁大学的平克斯(Steve Pincus)在去年出版的《一六八八:第一场现代革命》(1688:The First Modern Revolu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它们基于过去半个世纪的大量档案研究,各自展现了这个巨变更复杂和动态的不同面相。其中平克斯的新书更对两个世纪以来的史家共识树起了鲜明的反叛大纛:他石破天惊地宣称:“一六八八至一六八九年的革命是第—场现代革命,不仅因为它导致了英国国家与社会的蜕变,而且因为它和所有现代革命一样,是群众性的、暴力的、造成分裂的。……一六八八至一六八九年的革命并非像辉格建制派(whig establishment)史学所描述的那样,是贵族阶层间基于共识而没有血性的事件。”毫无疑问,这是激进的、毫无妥协的两百年来第一翻案文章,它至终是否能够为世人接受,接受到何等程度,自然尚在未知之数,但它将在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产生激烈争辩是必然的,它之大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对西方近代史特别是现代革命的观念,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平克斯到底提出了些什么新观点,他的反叛又是在何处取得突破的呢?

三、詹姆斯要干什么?

    平克斯所提出的众多新观念之中,最核心、最根本的是:詹姆斯是意志坚决的改革家,而非愚昧自大的昏君。光荣革命最直接的原因是这位新君以高压手段改造英国,企图使它成为中央集权的天主教社会,这是大家都承认,不可“翻案”的事实。但他为什么要甘冒英国政治与宗教传统以及民心士气之大不韪,如此之倒行逆施呢?平克斯否定了向来的看法,认为詹姆斯这样做绝非出于宗教狂热,更不是无目的与方针,昧于民心国情;正相反,他是一位有决心、有理想,有坚定意志的改革家,其现代化的典范正就是当时欧洲最强大、最先进、秩序井然的中央集权(乃至极权)国家,即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也就是说,他要“以法为师”。

    这个“大改革”的观念有许多证据。首先,詹姆斯是有整体计划和实施步骤的,这包括他史无前例地建立常备军队、大事扩充舰队,以及不顾反对,以强力改造英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包括其宗教、大学和司法体制乃至议会,务使它们直接听命于国王。其次,他这“一面倒”政策得到了路易十四全力支持:不但由于得到法国补助(这其实在他的父王查理二世时期就已经开始)他能够绕过国会的掣肘实行整军经武,而且他的核心“执政团队”主要就是和法国关系密切的耶稣会士,他们无论在罗马抑或在英国天主教徒当中都不受欢迎。第三,法国和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神圣罗马皇帝乃至罗马教廷都积怨甚深,而詹姆斯则始终站在法国一边;更有甚者,在光荣革命前后,英国天主教徒整体上并不支持詹姆斯,甚至,在革命之后很长时期,英国国内图谋复辟的所谓“詹姆斯派”(Jacobites)也大多来自英格兰教徒(Anglicans)中的保守派,而非天主教徒。因此,平克斯再三强调,光荣革命的焦点绝非宗教冲突:詹姆斯的独裁和天主教情结都只不过是效法路易十四(路易在一六八五年废除已经有将近百年历史的“南特诏令”[Edict of Nantes],不再容忍国内新教徒,这是他政策上一个关键性的转变)的方针而已,由此引起宗教冲突是连带性的,而非根本性问题。他更认为,詹姆斯这个“法国一天主教”现代化模式虽然失败,虽然被后来发生的革命所压倒,但并非不切实际,或者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四、不流血革命?

     平克斯所提出的第二个基本新观念是光荣革命绝非如传统史学所宣称的那样,只是“拨乱反正”和“回归传统”,是贵族阶层凭借共识、公议而决定的转变,所以是“非革命性的革命”。他认为,正好相反,它是牵涉流血、冲突的全民性大规模斗争,它造成了思想上、政治上、社会上、宗教上、外交上等各方面的断裂和根本改变,所以是不折不扣的现代革命。可是,就大家所十分熟悉的、一六八八年十一月威廉率军渡海以迄他翌年登基之间那四个月在英格兰南部所发生的事件而言,这剧烈冲突的观念如何能够成立呢?也就是说,麦考莱和特里维廉的叙事到底错在哪里呢?

    答案有两个层次。首先,是平克斯研究的范围和深度比以前增加了不知多少倍。用哈佛大学拜林教授(Bernard Bailyn)书评文章中的话来说,平克斯“阅读了和这革命有关的每张印刷品和每份手稿,包括正面和反面,而且在一百二十八页密密麻麻的注释中把它们全部引用了”;所以,他警告那些有意批评平克斯的人:别轻举妄动,除非他们也同样跑遍了他发掘资料的那六十二所档案馆,也通读了他在注释中引用过的千百种宣传册页、手稿和其他原始文献,否则肯定无法招架他的回应(《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二OO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号,44—46页)。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平克斯把光荣革命的观念扩充了不知多少倍:在时间上,从一六八八至一六八九年那几个月扩充到一六八五至一六九七年间的十二年;在空间上,从英格兰扩充到英伦三岛以至欧陆,特别是荷兰和法国;在性质上,则从政治、宗教扩展到行政、经济、军事、外交、国际关系。

    我们在此自然不可能充分说明他这“激进革命”观念的内涵,但也许举两个例子就足够了。威廉登基后一两个月内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詹姆斯派”(包括大量新教徒)就都起来造反,控制当地,而且其初节节得胜。苏格兰不久就平定了,但爱尔兰则要到翌年六七月间威廉亲自率军在波恩河(RiverBoyne)之役击败詹姆斯,这才算是暂时稳定下来;但法国海军随即在Beachy Head击败英荷联合舰队,此后法国入侵的企图和传言不绝如缕,直至一六九二年决定性的La Hogue海战(不知为何平克斯完全没有提及此战)之后情况才逆转。而这些战役的大背景则是威廉在国会支持下,领导英荷向法国宣战,为惨烈的“九年战争”(一六八九至一六九七)拉开帷幕。直至此战结束,威廉的王位才得到法国承认而巩固。所以,“不流血”革命云乎哉?

    其次,英国社会当时已经处于向工业和远洋贸易这新经济基础转化的关键时刻,荷兰为此提供了典范,但詹姆斯却认定土地为财富根源,支持以保守党为代表的地主阶层,以及垄断性的特许海外贸易机构,诸如东印度贸易公司和非洲贸易公司,甚至不惜为此与印度的莫卧儿帝国(MogUlEmpire)正式开战而致遭逢大败。威廉登基后代表新兴工商阶层的辉格党(Whigs)逐渐得势,其结果就是以商人为中坚的英伦银行之设立,土地税法案之通过,国家土地银行之议被否决,非洲贸易公司被废止,东印度贸易公司修订章程、被迫自负盈亏等连串重大经济政策的剧烈改变。所以,“凭借贵族阶层共识”的革命云乎哉?

     然而,对于这些军事、外交、经济上的巨变,麦考莱和特里维廉这两位大史家即使不甚注意,或者知之不详,也绝不可能懵然不觉,何以他们和平克斯的观点却如此之南辕北辙,冰炭不容呢?对此原因,平克斯也同样没有放过研究!他的论证是,直至十八世纪初为止,光荣革命之为剧烈的全国性大冲突是英国人所一清二楚,绝无争议的,对它看法的“保守转向”开始于沃尔浦尔(Robert Walpole,一七二一至一七四二年任首相)和他所开创的“建制派辉格党”之长期执政;他们在政策上发生了巨大逆转,要遏止有共和倾向的民主进程,并且转为和法国亲善,故而连带对光荣革命的“革命性”也不断加以淡化。此后两个多世纪间,这“保守转向”更因为三位著名学者对欧陆如狂飙激流般的民众运动之畏惧、反感而不断加强。这些学者中名气、影响最大的,自然是大力抨击法国大革命的保守政论家伯克(Edmund Burke),但麦考莱处身欧洲革命年代(一八三○至一八六○),特里维廉经历纳粹横行的黑暗时期,他们承受、发扬了同样的保守论调,也是很自然,很顺理成章的。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两百多年来史学界对于光荣革命的成见牢不可破并非无因,而在三百年后的今日要为这场革命正名、翻案,还它一个公道,还是得靠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学者,那恐怕也并非偶然的了!

五、现代革命的本质

    那么,既然历来公认为最平和、顺利的光荣革命是如此,难道所有现代化转型都必然是激进、流血、断裂性的吗?它们的本质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最自然不过的问题,平克斯提出了他第三个核心观念,即现代革命并非由政府的压迫而产生,它不是“义民反抗昏君,推翻暴政”的故事,反而是由改革本身所触发的冲突所造成。在这崭新的解释框架中,光荣革命和其后法国、俄国、奥斯曼帝国、中国等等的革命并没有基本分别,它们都是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所要经历的相同阶段。

    为什么改革反而会导致革命?平克斯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关乎政治、社会体制的基本改革必须经过酝酿、讨论阶段,而且必须以当权政府承认现行体制的基本不足为前提,这样就会为社会上各种本来被压制的势力提供在群众之间宣传、煽动其见解的空间,甚至提供了动员群众将各种理念(包括与政府截然相反者)付诸实际行动的机会。这样,自然就有可能瓦解原有政治秩序,引发全国性冲突,当政府失去控制的时候就会出现革命。光荣革命基本上就是由詹姆斯的“法国现代化模式”与辉格党和保守党合流之后的“荷兰现代化模式”两者之间冲突所产生。同样,在辛亥革命中有“保皇党”与“革命党”或曰立宪与共和两种不同改革主张的冲突,俄国大革命中有克伦斯基政府、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法国大革命中有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的竞争等等此外,一九○八年的土耳其革命、一九五九年的古巴革命和一九七九年的伊朗革命,也都可以说是民间所追求的现代化模式战胜了当权政府的模式所造成。

    不过,另一方面,平克斯也强调,现代化改革并不一定就导致革命,其关键在于政府本身的健全程度和控制能力与社会自发性力量的强弱对比如何。他特别指出,像瑞典、丹麦、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或者明治时代的日本都经历了现代化转型,但并没有发生革命:在现代化过程中虽然会有不同模式的冲突、竞争,革命却并不是必然的。

六、余论

    《一六八八:第一场现代革命》是一本充满热忱、动力和反叛性的,令人兴奋的新书。在它五六百页篇幅中,几乎到处都予人以破惑发覆,新义层出不穷的印象,然而它的注释却又是如此铺天盖地,无懈可击,无怪乎拜林要发牢骚说,此书是“过分撰写,过分征引,不断重复……它的论证重复了那么多遍,我们不免要因为被催眠而接受它了!”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在辛亥革命百年祭的前夕来读这么一本大书,自然又别有滋味和感慨在心头。近二十多年来,有感于中国近百年现代化道路之曲折坎坷,从而追本溯源,质疑辛亥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谓不绝如缕。他们虽然未必明言,但有意无意之间,往往流露出心底里的一种疑问和诉求:为何中国的革命就不能够像光荣革命和明治维新那样的理性、完美、顺当?是不是中国人太冲动、激进、缺乏远见,白白丢掉了循序渐进,立宪改良的机会呢,还是有什么别的理由?

    平克斯这本巨著不可能完全回答我们的疑问,但至少它可以很有力地说明一点:现代化转型要改变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习惯,要改造整个社会的机构、体制,所以它不是请客吃饭,往往不可能避免流血、斗争、混乱,也就是需要经历货真价实的革命,即使那么成功的光荣革命也不例外。它的平和、顺利、凭借共识只不过是两百年来政治家和学者所共同塑造的表象而已,现在是面对历史真相的时候了!思念及此,我们也应该可以对辛亥革命,以及对为此革命前仆后继的许多先烈感到释怀了吧!

     当然,我们心目中还有一层更重要的疑问是这本书没有提供答案的:仅仅就政权的转变而言,辛亥革命事实上和光荣革命几乎同样迅速。然而,光荣革命所产生的临时国会(Convention Parliament)为什么竟然能够在那样急迫、仓猝、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在拥戴威廉登基之际,未经激烈争辩、讨论,就提出了如“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那样成熟、合情合理、思虑周详的条件要求新君接受,而这也就顺利地成为日后宪政稳定发展的基础呢?反过来看中国,则辛亥革命之后政局仍然是动荡不安,斗争不息,直到四十年后才初步稳定下来,而此后还要再经历了三十年的失败尝试和激烈争论,这才终于走上较为平稳的现代化道路。这比之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的发展实在是迂回曲折太多了,其差别又从何解释呢?

    当然,尽人皆知,这和二十世纪初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国际形势有关,而中国人口和幅员之辽阔,也使得重新建立有效政府备加困难。但这些都不必在此讨论,我们要提出来的是往往为国人忽略的第三个因素,即英国长远得多的宪政与革命传统。从远的来说,《大宪章》和议会(Parliament)这两个体制从十三世纪出现,至十七世纪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和发展。从近的来说,第一位斯图亚特君主詹姆斯一世和议会的对抗是从一六二○年开始的,它后来发展成长达二十年的清教徒革命 (一六四○至一六六○),那是个大混乱时期,其间发生了国王与议会的激烈抗争;双方两度内战;国王受审和被处决;长逾十年的议会当权和“护国君”克伦威尔执政,最后则以查理二世复辟收场。换而言之,英国的十七世纪“大革命”实际上延续了足足半个世纪(一六四○至一六九七)以上!因此,应该承认:光荣革命实际上是“大革命”的结束而非开端,它一方面继承了英国的政治传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英国人从此前半个世纪革命历史中所得到的惨痛教训,故此能够迅速带来较成熟与合理的结果。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1-11 17:51:37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

----国内十年教学回顾*

 黄宗智

    摘要:本文是作者对自己在国内十年教学与写作的回顾与反思。首先是对当前影响最大的两大理论传统——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两大次要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简单讨论。重点不在学术史研究而在学术实用,从如此角度来点评四大理论传统。然后,回答文章的中心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要怎样对待理论,做什么样的学术研究?文章主要从自己的学术实践经验和总结来提出意见。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经济史、法律史

    Abstract: This essay reviews and reflects on my past ten years’ experience teaching in China and writing for a Chinese audience. First is a simplified discussion of the two most influential theoretical traditions to day, neo-liberalism and post-modernism, and of the two main secondary traditions, Marxism and substantivism. The emphasis is not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ies of these traditions, but rather on their practical uses for scholarship today. Then, an attempt to answer the central question raised in this essay: in such an environment, how do we treat theory, and what kind of scholarly work do we do? The essay mainly draws on and summarizes my own experience in scholarly practice to propos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Key words: neo-liberalism, post-modernism, Marxism, substantivism, economic history, legal history.

     * 本文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期。感谢张家炎、尤陈俊、高原和王海侠的批评与建议。 1

    我十多年前发表了《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回顾自己学习和运用学术理论的经历,强调学习和使用理论,应该同时兼顾多种传统,以经验证据为准绳来决定取舍。(黄宗智2003b[1998])之后在为国内研究生们写的《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一文中,更突出地强调在学术研究中,理论概念和经验必须相互连接,两者缺一不可,好比左右双手并用。文章指出,可以借助与现有理论的对话来建立自己的新概念,来创建可以验证的新的中层理论概念(区别于不可验证的宏大理论)。更高的境界是借助不同理论传统的交锋点来形成自己研究的问题。(黄宗智2007c)此篇是前两篇的后续讨论,是对我这十年来在国内教学和写作的经验性回顾,也是对当今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两大主要理论传统和两大次要传统的反思。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是对理论的学术史研究,也不是对其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讨论。其目的不在就理论论理论,而在学术实用。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当前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潮流下,我们要怎样对待理论,做什么样的学术?目前学术界影响较大的理论体系对我们做学术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同时,又会起什么样的误导作用?

     这十年来在国内教学、为国内读者写作,最使我惊奇的是,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竟然远远超过在美国。对我来说,新自由主义理论固然具有它一定的是处和洞见,但它同时带有许多明显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部分,对理解中国来说充满盲点和误区,亟需纠正。本文简略探讨这个理论传统今天在美国和中国学术界所占的霸权地位,并进而讨论影响第二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传统,以及两个最主要的“另类”理论传统,即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理论传统。文章对四个传统分别作出评论,主要从自己的学术实践来提出意见。对它们的反思和应用是我近年来学术变化的一个主要动力。

    另一个主要动力来自对中国现实的关怀,从消极转到积极。过去作为处于美国学术界比较边缘地位的“中国研究”的一员,多年来习惯于一种对中国只带有消极关怀(想而不写)的心态;但是,回到国内为关心国是的青年学者开课,并为国内读者写作,自然而然地从消极的关怀转向积极的参与。这样,更把主要理论传统所包含的前瞻性论说带到自己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中心地位。文章也总结了我近年来在这个方面的思考和学术研究。

    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

    国内一般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的霸权地位,其实远远超过在美国的所谓“新保守主义”。两者的基本教条是大致相同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更多附带一种近乎帝国主义的制度输出愿望,想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别的国家),但其在中国的影响比美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是在“金融海啸”引起全世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之下,其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强势地位仍然没有动摇。

    这个现象颇耐人寻味。表面看来,美国到底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其意识形态的大本营。新自由主义在那里的影响力怎么反而弱于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社会主义”中国?

为什么在中国威势比在美国更大?

    究其原因,首先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顾名思义,乃是保守的思想。它的核心是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反对美国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国家越来越多干预市场的历史潮流,因此称作“保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主要来自保守(右派)的共和党的右翼,针对的是民主党过分的国家干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则不同,它伴随“改革”和“思想解放”而生,是针对过去高度官僚化计划经济的反动,因此,一定程度上更具新颖性和活力。这是原因之一。(虽然,它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颠覆性转向一种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性。)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近年作为第二主要思想潮流的后现代主义,其含义和影响在两国十分不同。这点需要花点篇幅来说明。在美国, 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对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深层反思和批判,强调主观因素、否定客观、否定绝对真实、否定唯物思想。它是对西方长期以来(从天主教到现代科学)在认识论上的绝对主义的反动。它成功地在整个学术界质疑了实证主义,推翻了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它的影响力可以见于这样的现象: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人士在提到过去认作无可置疑的事实和客观现象时,普遍地要加上引号,或“所谓”两个字(例如“所谓事实”、“所谓客观”)。

    在中国则很不一样,学术界没有像西方那样程度的认识论上的焦虑,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从笃信上帝到笃信科学,而后到彻底怀疑科学所导致的深层认识危机。中国的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重点,不在怀疑客观和事实,而在质疑西方现代主义所连带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在法学界影响甚广的“本土资源”论为例,其重点在针对全盘西化的新自由主义移植论,也就是说西方中心论,试图从一种中国“本土”的实际和传统来与之抗衡。它归根到底主要是一种本土感情(民族主义)的表现。

    在中国历史学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远不如在美国那么强大。在拒绝过去的阶级斗争框架之后,一个重要倾向是美化清代及其市场经济,借以“去西方中心化”,但主要的潮流则是“碎片化”的研究,抛弃了过去那种对历史整体的意识形态化认识,但一般并不附带拒绝经验和客观真实的倾向,甚或正好相反(下面还要讨论)。

    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除了个别的学术领域之外,例如比较文学),不能够称作一个实实在在的学派,不能够被视作一个在学术实践层面上真正具有庞大影响力的理论。它没有太多公认的经典或教科书。在社会科学诸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是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和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 概念(两者都被纳入我在国内为研究生们开设的“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课程),而对它们的理解和接纳,主要源自“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动机,而不是怀疑一切客观事实的动机。

    这就和美国很不一样。在那里,后现代主义根本性地动摇了实证主义科学的基础。其认识论附有一大堆的高水平理论,从语言学到哲学,从艺术和建筑学到认识论,从文本分析到法学和社会学与人类学,都具有很大的学术势力,形成彻底质疑现代主义的大潮流。(例如,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福柯Michel Foucault,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詹姆森Fredric Jamison等的著作)

    在美国的人文学科里,后现代主义已经占到新主流地位,几乎是霸权地位。在社会科学中,它也有巨大势力:在历史学和人类学领域,它已经占到近乎主流地位的优势,在社会学中则几乎已经形成和新自由主义两权对峙的局面,而在经济学、哲学、政治学领域,其势力虽然不如在以上诸学科,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其占到主流或分权地位的学科,它直接控制或部分控制了学科基本内容、教员聘任、职称评审、研究生遴选等关键环节。(这当然和美国的高等院校制度有一定的关系:和中国相比,教授们享有较大的权力,一旦占据重要大学的职位,便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左右本学科在该校的发展方向。)

    这种状态和美国高等院校长时期对政府的批判传统有一定的关系。学术界人士一向以展示自己的独立精神为荣,几乎认为独立批评,尤其是批评政府,乃是作为学者的一个基本条件。绝少人会简单地遵循官方的意识形态和言词;无论心底里如何想,也必定要摆出独立批评者的姿态。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一种潜规则。学术界也因此一向比一般民众的政治立场相对“进步”、“左倾”。在过去,高等院校乃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例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越战运动)的左派思想的大本营;今天则是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主要所在地。过去在高等院校,(老)左派和右派分享权力,相互制衡;今天则是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享权力和相互制衡。(虽然如此,在一般民众中,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知之者其实为数甚微。)

     由于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学术界更强大的势力,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没有能够达到像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考核制度中如此完全的霸权,而是处于与后现代主义分权和妥协的局面。这两大理论传统的共同点是它们都高度意识形态化,轻视经验证据。对新保守主义来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最终真理,而在最基本的真理前面,根本就没有客观还是不客观的事实之分。而对后现代主义来说,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认识论中,本来就没有什么真实可言——一切最终只不过是“话语”或修辞。因此,两者同样偏向理论、轻视经验(也因此使美国无视经验证据而发动伊拉克战争成为可能),并且同样敌视马克思主义。如此的共识更促成它们之间的一种妥协,甚至联盟。

    在双方分权共处的局面下,两者都分别默认对方的正当性,并因此促使学术评价简约化为一种关系“政治”,越是“前沿”和“一流”的大学越如此。以我自己任教38年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为例,此前那种严谨的客观学术评审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认识论上的相互容忍。在学术评价的场合,互相让对方选择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士来做评审。(详见黄宗智2008a:533~535)两者的权力关系可以比喻于长期拉锯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一个今天是执政党,另一个则是在野的反对党,但两者在议会中共存,而且在野党在短期内便很可能执政,当前则占有一定的分享权力的地位。

    在中国则是由新自由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独享霸权。在“与国际接轨”的大潮流下,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制度上深入到教科书、核心刊物等,而由此也在研究生的遴选、教员们的聘任与评审中占据霸权地位。一个具体例子是,我自己这几年所在的国内学术单位,虽然是在一位认同于“另类”学术的非常能干的院长的领导之下, 并且附带有新左派的倾向(包含经过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去西方中心化的后现代主义、以及一定程度的本土意识),但事实上,在关键性的招生、招聘以及评审方面,实际上几乎完全由占据霸权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左右——依据它们的标准而选定必读书目、设计考卷问题、规定要在哪些刊物发表论文等,几乎完全臣服于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之下。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学科的未来其实完全被新自由主义所掌控。

     这部分是因为体制问题。中国的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民主集中制。研究生招生制度被完全控制于全国统一的官僚体制之下,采用的是行政管理手段。在僵硬的应试教育制度下,个别学校和院系,更不用说个别教员,欠缺自主招收有特殊才能但没有超过分数线的学生的权力。要建立起有制度性依据的“另类”做法,真是谈何容易。无论是建立“博士点”、学术“特区”,还是新学科等,都必须面对高度统一制度化(官僚化)的体制。目前,“另类”分子只能依赖党内右、左之分,一定程度上借助(老)左派来争取活动和话语空间,但是,在一统的制度性实际运作中,新自由主义其实已经占据了绝对的霸权地位。

我个人由此得出的实用性结论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霸权比在美国更需要反思、批判、挑战。

要么轻视经验研究,要么完全拒绝理论

    在美国,由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主宰的学术环境,所造成的部分后果是共同偏向理论,并造成理论与经验的割裂。两者都认为,在理论和经验之间,理论占据决定性位置,认为一切争论全是理论争论,经验证据只是装饰。两者的霸权其实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在那样的环境下,今天已经越来越少有双手并用、紧密连接经验与概念、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具有新鲜建树的学术研究。

     在中国,新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得到国家政权的认可和支持,与官方的社会主义话语并存于极其微妙的关系之中。在那样的环境下,有的高度教条化的经济学家们,酷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苏联的陈绍宇(王明)、秦邦宪(博古)等“海归”领导人。陈、秦等经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坚信马列理论乃是革命的绝对真理,坚信苏联的革命经验乃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典范。今天在美国受培训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有的同样以为自己已经掌握绝对真理(“科学”),意图以之改造中国。两者同样不顾中国实际,无视中国实践经验,要把中国推向已经给定的教条。过去是城市革命、工人阶级专政、轻视农村和游击战;今天是市场经济、资本和“效率”挂帅、忽略农民和公平。新自由主义中影响最大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更建构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绝对对立——私有产权vs. 公有制;市场vs. 计划;市场分配vs. 国家分配;个人抉择vs. 官僚抉择——并以此完全拒绝中国的现代革命传统,完全无视其历史背景。如此的二元区分,特别清晰地展示于今天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和科尔奈Janos Kornai,也可见于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科斯R. H. Coase、诺斯Douglass North等经济学理论家。(我开设的课程把舒尔茨的著作当作掌握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切入点。)

    和过去的马列主义同样,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是以普适真理和科学来自我包装的。不同的是,过去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把它视作“政治”的核心;今天则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去阶级的“政治”。即便是在极其显著的社会不公现实之下,新自由主义只讨论个人利益和博弈,拒绝讨论阶级矛盾。

      和过去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研究同样,教条化的新自由主义经验研究多受其意识形态所主导。它在表面上虽然强调“科学的”、实证的、精确的经验研究,但实际上缺乏真正的、既有经验根据也有创新概念的学术研究。这种教条化的学术主要有两种:要么努力证明新自由主义理论,时而借助貌似科学的计量方法;要么试图说明中国去他们的理想图景还有一定的距离,借以强调中国必须向新自由主义理想进一步迈进。这种研究其实和冷战时期的美国中国研究非常相似。它们呼吁,要确立私有产权,确立纯粹的市场竞争,遏制、消除国有企业,目的是建立和(他们想象中的)美国相同的完全私有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这些大潮流下,也有相当部分学者,面对学术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和理论的明显不符合现实,坚决拒绝意识形态化理论,许多人并连带拒绝一切学术理论。和毛泽东时代的部分学者同样,他们以经验主义来卫护自己的求真理念。这种现象在经验研究传统一直占主流地位的历史学科尤其普遍,形成当前的“碎片化”研究趋势。在经济学领域,则可见于纯技术性的研究。但问题是,经验研究从来只可能是学术的一只手,脱离概念的建构和运用,等于是自缚另一只手。用这样的方法来培训研究生,等于是迫使他们脑袋里那块概念肌肉萎缩,使得他们之后即便想利用分析概念也会力不从心。

    至于引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学术,它们主要借用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批判来树立中国传统(或乡土文化)的正当性,借以“去西方中心化”。部分学者则更是模仿美国学者的话语分析,并且多多少少染上了美国最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学术特征,即主要以批判姿态呈现自己——竞相试图对现代主义作出深层的反思与批判,把建树理解为批判。如此的学术,多缺乏扎实的经验根据。

     在以上论述的经验与理论分裂的学术环境下,青年学者相当普遍养成了一种浮躁的阅读习惯。面对缺乏概念的“碎片化”经验堆积,他们认为,如此的研究意义不大,只需稍作浏览。同时,面对没有经验检验的理论空谈,他们觉得只需快速总结出“观点”,不需要详细阅读。这样,就养成轻浮阅读的习惯,并普遍以此来应付学校的课程。较少有学生具备独立学术思考和积累学问的阅读态度,即习惯性地质问,此作的概念和其经验证据把自己说服了没有?

    以上是我这个外来者对国内学术环境的初步认识。本文要提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当然,在新自由主义学术占据制度化的正当性现实之下,任何“另类”学术,包括扎实的学术研究以及“另类”的理论思想,影响和势力都比较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因此放弃学术最基本的对真实和真理的追求。我个人更认为,我们也不可放弃连接经验与概念/理论,因为唯有那样,才有可能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我自己教学中常常对学生这样说:理论不可盲从,也不可拒绝;西方理论是其学术的核武器,必须面对和掌握,才有可能超越。

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外的“另类”理论/思想

    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当今中、美学术界两大主要理论体系,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体主义传统则可以说是两大次要传统。作为学者,我们必须做去意识形态化的研究(不然,何谈“学术”?)。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广泛采用多种学术传统的洞见,或借助其间的张力来反思每个理论传统,或与其对话来提炼自己的新概念。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在后现代主义之外,两大次要学术传统也是批判、超越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的重要可用资源。

中美“左派”思想影响之异同

    中美相比,其“老”“左派”思想同样日趋式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过去是国家政权的正式意识形态,但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被遗忘的理论。在年轻一代的学生中,部分由于教育制度对“政治”的强制要求,相当普遍被视作仅是一种修辞。就其现在在学术界的活力,也许还不如在美国处于另类和边缘地位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革命传统,由于官方相当程度上仍然沿用过去的革命话语,左派在中国的学术界占有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另一种空间。一方面,上面已经提到,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占据绝对霸权;但是,另一方面,官方的“社会主义”话语也为反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和权力依据。“老”和“新”“左派”都可以借助官方的正式话语来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原教旨市场信仰,以及其人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教条,可以强调“社会公平”以及“和谐社会”等被官方正式话语认可的价值和期望。也可以有限度地援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批判新自由主义。

    在被边缘化的实际下,左派思想一方面趋向一种脱离实际的“修辞化”,但是,另一方面,则也显示了一定的创新力量。首先是摆脱了过去的教条,包括计划经济理论以及庸俗的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论,认识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有的宽阔视野,即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作用(而不是偏重其中任何一方)的历史演变观点。在对待上、下层建筑关系上,也同样灵活,不会陷入简单的唯物观点。同时,在新的环境下,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来的、把全人民幸福置于首要地位的价值观念。此外,借助后现代主义理论对西方的现代主义,包括其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其科学主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这方面),提出深层的反思,并对中国的过去进行更均衡的重新思考。 最后,脚踏实地地直面当前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实际,探索利用其动力以及改善其现实的可能方案。诸如此类的“新左派”理论思想,其潜在的活力和影响远远超过在美国。由于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现实,新左派今天所占的地位虽然比较边缘,但它具有庞大的社会基础,不容低估。

    虽然如此,和后现代主义同样,新左派也没有能够在学术体制之内扎根。在教科书、核心刊物、教员聘任、考核以及研究生遴选等方面,都没有能够形成真正的势力。其所掌握的权力其实局限于个别学者的声誉和地位,但是,鉴于改革三十年以来的不公平的发展这一基本事实,新左派理论是具有巨大潜力的,也是今天挑战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另类理论。

处于左右之间的实体主义理论

    至于实体主义理论,它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从来都不曾是主流理论,但它一直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它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对原教旨市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它的主要代表,也许可以视作社会学-经济学的波拉尼以及农民学传统的恰亚诺夫和斯科特。因为小农经济在中国的强韧持续,其影响要比在美国大得多,没有像美国那样伴随小农经济的消失而趋向式微。在美国则只有在对第三世界的“外国区域研究”(foreign area studies)中,影响较大,主要限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至于法学领域,美国的实用/现实主义法学也许也可以被视作实体主义理论传统的一部分。它在美国影响较大,长期与形式主义抗衡、拉锯——下面还要讨论。)

    今天,实体主义理论仍然不失为一个可用资源,在美国有相当深厚的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传统。譬如,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影响最大的历史社会学理论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便同时采用这个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来批判新自由主义。(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兴起的“批判法学”,也同样借助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传统来批判形式主义法学。)在前苏联,则是在斯大林的恐怖政治之前,恰亚诺夫的理论曾经有过非常重要的影响。今天,它仍然不失为重要的另类理论传统,对小农经济仍然占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它也是批判和反对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的一个重要另类资源。

    在研究方法上,实体主义理论比较倾向质性和社区研究(有点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所谓“解剖麻雀”方法).,如果使用计量方法,则要在那样的基础上方才采用。

    这种方法很好体现于过去曾经一度占到人类学主流地位的社会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与形式主义研究方法不同,它更倾向于从经验到概念的研究进路,而不是形式主义所广泛使用的从理论到经验再返回到理论的研究进路。对惯常在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条件下,滥用定量的形式主义研究方法来说,它可以起重要的纠正作用。(这方面,我个人认为,应该通过质性研究形成鲜明的问题之后,方才有深度、针对性地使用计量,然后再返回到质性研究中去检验、阐释。)在这方面,实体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今天其实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开设的课程同时纳入以上两个另类传统的阅读材料。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

     在中国现今的学术环境中,显然十分需要有一定的政治意识和自省,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认识到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方才有可能破除其误区和盲点、做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学术研究。在批判中,后现代主义、新左和实体理论,只要符合中国实际与需要,都是可用的宝贵资源。

    我自己在这方面花了不少精力,针对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流行的“形式主义”理论传统提出批判,也针对法学界中同样占霸权地位的形式主义理论提出批判。

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力争,在市场经济下生产要素会得到最佳配置,不可能会有过剩——土地、资本如此,劳动力也如此。据此,他坚持印度(和中国都)没有过剩劳动力。两地的农业发展都无需考虑人口压力问题,只需要能够促使农民增收的新技术。他的学说可以视作当时(在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绿色革命”的意识形态。

    首先,应该说明,即便是1979年授予舒尔茨经济学奖的诺贝尔委员会,也对他这种观点带有一定的保留:因此,他们把该年的经济学奖,同时授予论证发展中国家农村具有“劳动力无限供应”的刘易斯W. Arthur Lewis。

     针对舒尔茨忽视中国“人多地少”基本国情的论点,我指出:舒尔茨对中国劳动力的理解是不符实际的,忽视了其相对过剩的实际。我之前的研究证明,明清时期依赖雇佣劳动力的“经营式农场”确实是按照舒尔茨的理论逻辑运作的,因为它们根据需要而调整其劳动力和劳动投入,趋向劳动资源的最佳配置。但是,占绝大多数的“家庭农场”(在华北平原占据所有农户的90%,在江南则接近100%)则不同,因为它们的劳动力是给定的。在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之下(家庭农场面积严重不足),他们做出的回应是越来越高度的劳动密集化,倚赖家庭的辅助劳动力来吸收低于粮食种植报酬的手工业(在江南地区特别是纺纱和养蚕、缫丝),以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来支撑“农业+手工业”“两柄拐杖”结合的“家庭化生产”谋生模式。在华北,家庭农场的劳动力平均只种植10~15亩,而经营式农场的劳动力则达到适度的20~30亩。在江南,纺纱的报酬只相当于粮食种植的1/3到1/2,蚕桑则是以八、九倍的劳动投入来换取(相应于粮食种植的)三、四倍的报酬。这就表明在当时的市场经济下存在劳动力相对过剩,以及当时农业经济的“内卷化”。(黄宗智1992[2000,2006],1986[2000,2004])

    集体化时期更加如此。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和一些其它发展中国家同样经历了所谓“绿色革命“(即化肥使用、科学选种和机械投入)。但是,在人口压力下,江南粮食种植的劳动密集程度达到一年三茬(早稻、晚稻、冬小麦),以劳动报酬递减的代价来换取绝对收入的提高。绿色革命的新投入+劳动密集化,所起的作用促使农业产出年增长2~3%,但如此的增长基本被每年2%的人口增长所蚕食掉,结果是劳动报酬停滞不前,也就是我所说的“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绝对产出的]增长”。

    至于去集体化的改革时期,农村约1/3的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出来,但农业总产并没有因此下降,展示的是一定程度的“去内卷化”。这也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很好证明。(黄宗智1992[2000,2006])

    近二十年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生产,或“离土不离乡”,或“离土又离乡”,其背后也是劳动力过剩的事实。即便如此,农村劳动力仍然相对严重过剩,大量农业从业人员仍然处于“就业不足”的状况之下。这一切乃是改革时期“农民工”浪潮的基本背景,促使大规模低报酬、不受国家劳动法规保护、没有正规职工福利的“非正规经济”的形成。 18

    林毅夫等根据与舒尔茨同样的逻辑,力争中国的庞大劳动力其实乃是其“比较优势”,在改革中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之下,终于通过市场机制而得到其最佳配置。蔡昉等则一再强调,中国今天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即农村和城市整合的、同等工资的劳动力市场。而陆学艺等则强调,中国已经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即将占大多数的“橄榄型”(区别于“金字塔”型)社会。他们忽视的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在“非正规经济”中被超时使用、拖欠工资、欠缺福利、没有劳动法规保护等恶劣现象。如此的实际不能简单被称为“比较优势”或整合的劳动力市场,或橄榄型社会,不能无视这么多人的血汗经历。(详见黄宗智2009c)
当然,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是个有利条件,配合地方政府的无视国家劳动法规,更加如此,但我们要同时看到其(主要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的)“剥削”的一面,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的“奇迹”是以广泛的社会不公来换取的。也就是说,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公其实来自同一根源,即地方政府不顾劳动剥削和环境污染而积极招商引资。(黄宗智2010d, 2009a)

    近年来,由于三大历史性趋势的交汇——生育率的下降终于在世纪之交体现于劳动力绝对量的递减,快速的城镇化(包括大量的农民工非农就业),以及由于收入上升而导致的高值农产品(蔬菜水果和鱼肉蛋奶)的需求增加,促使单位耕地面积上既是更多资本也是更多劳动力的投入(例如,拱棚蔬菜和秸秆养殖)——在今后几十年间有可能可以消除劳动力过剩的“内卷化”问题。(黄宗智、彭玉生2007a) 19

    与舒尔茨的认识不同,我以上的论点不是来自任何单一的理论,而是来自中国的实际经验,展示的不是从理论到经验拼凑、再返回到理论的典型新自由主义研究方法,而是从经验到概念、再返回到经验的研究方法。在对经验证据的理解上,我借助(实体主义理论传统的)恰亚诺夫“农民(家庭农场)经济”理论来形成自己的“内卷化”/“过密化”概念。

    作为以上思路的延伸,这些文章兼顾到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借以讨论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对错。首先,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教条,即发展必须由市场+私有资本主义公司来推动,我指出,在中国的发展“奇迹”中,地方政府显然起了极大作用,和新自由主义要求政府干预最小化的教条完全不同。同时,地方政府的作为——为了招商引资而无视劳动和环境法规——也是当前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来源。(黄宗智2010a, 2009b)

    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教条——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必定会导致欧美式的橄榄型(即由庞大的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我论证,中国的社会结构其实是(从金字塔型演变为)烧瓶型的,新精英阶层人数和比例确实有所增加,但仍然只占全人口的绝对少数,不会超过5~15%(确切多少的关键在于对“中产阶级”如何定义);占绝大多数的则是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的非正规经济,多达全人口的85%。他们处于中产阶级之外,做的是最脏最累的工作,拿到的是普遍远低于城市正规职工的报酬,基本得不到劳动法规的保障,并且没有或只有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如此的城乡差别以及分配不公,乃是今天中国最最突出的问题(黄宗智2010d,2009c, 2008c)

批判形式主义法学

    法学领域的状况和经济领域十分相似。形式主义法学影响最大的理论家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西方法律乃是“形式主义理性”法律,与非西方社会的“实质主义”法律十分不同。西方形式主义法律的依据是来自古希腊传统的、被认为是世界文明中西方所独有的演绎逻辑。如此的形式主义理性乃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其法律、现代科层制治理,乃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这种观点被改革时期的中国的法学界广泛接受,形成现今法学的“主流”认识(虽然,常有只得其皮毛、不得其真髓的理解和运用。下面还要讨论。)

     首先,针对形式主义思维方式,我指出:它片面强调逻辑和理论,忽视经验和实践。同时,它自以为是普适的,基本无视时空环境,也因此既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即便是在美国和德国,都兴起了长期与之抗衡、拉锯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法社会学传统。他们强调,法律是(应该)应时而变的,需要适应现实与实用。实际上,我们如果摆脱纯理论性的视角而考虑到法律实践,便可以看到,即便是现代西方本身在实际运作中的法律,其实也并不是纯形式主义的,而是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长期拉锯而形成的产物。(黄宗智2007b, 2009a)

    至于中国,我对韦伯建构的理想类型的批评首先是,在中国的法律实践(区别于其“表达”)中,其实含有实用和(可预期的)“理性”的维度,绝对不符合韦伯建构的“实质非理性”或“卡迪法”理想类型,而更接近于他讨论不多的“实质理性”模型。同时,它绝对不像韦伯所建构的纯经验性或回顾性法律,而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法律。它所依赖的不是与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密不可分的“权利”前提概念,而是儒家的“仁”与“和谐”伦理。同时,其所使用的法律思维十分不同于形式主义的完全偏向抽象概念和理论,而是特别强调连接经验与概念,并带有强烈实用倾向的思维方式。(黄宗智2001[2007],2003a[2007], 2009a, 2010c)

    此外,我指出,对中国古代法律的理解,需要摆脱其简单的官方表达,而看到表达与实践既矛盾又抱合的基本特征(即,法律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合起来则更是另一回事);韦伯所看到的其实只是其表达层面。(黄宗智2001[2007])对现代和当代(改革前后)的法律理解同样。以离婚法为例,毛泽东时代的法律不能仅凭其表达来理解,更要看到其带有古代传统特征和现代实用性的方面。这尤其可见于其离婚法实践中的调解制度。它既继承了传统的社区互让调解传统,更加上了现代革命的、依赖国家法规和政策的“干部”和行政调处与调解。此外,还创建了中国独特的法庭调解制度。在继承-赡养法、侵权法、财产法等方面,我们都能够在司法实践中看到古代、革命中国和西方的多元共存以及融合与矛盾,绝对不能依赖简单的“形式主义”思维或“全盘西化”意识形态来理解。(当然,也不能仅凭“本土资源”来理解或总结。)(黄宗智2006, 2009a, 2010c) 22

    同时,我更指出,国内的移植主义法律有许多地方与中国实际不相符,并且是来自对西方法律的错误理解。譬如,《取证程序的改革》一文论证,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离婚法领域中,盲目移植西方“当事人主义”取证程序,缺乏配套制度(例如,证人取证),其结果是在实践之中,导致毫无意义的形式化程序以及违反法律条文本身意图的司法实践。(黄宗智、巫若枝2008b)再则是《中西法律如何融合:道德、权利与实用》一文,同样说明,盲目移植被误解的西方“修复性正义”,导致牛头不对马嘴的“刑事调解”司法实践运动。这就类似于教条性地提倡西方的“米兰德原则”,而实际上与中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实践水火不相容,乃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谈。(黄宗智2010c)

    鉴于以上总结的研究成果,我特别强调,要纠正形式主义法学片面关注理论和法律条文的缺点,我们必须关注法律的实际运作。我因此提倡“实践历史”的研究进路,赖以纠正脱离实际运作的法学和法史研究。更具体地说,就是从诉讼档案出发来研究中国的法律,对过去的古代和革命时代如此,对移植西方法律的中华民国时期和当代中国改革时期同样如此。唯有通过对司法实践的研究,看到其与法律表达(理论和条文)的互动,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中国法律在实际运作中的实质内容,才有可能更贴切地理解过去的法律以及其现代的动向。《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一书汇集了我在美国所培养的十多位中、青年学者的文章,体现了这种研究方法。(黄宗智、尤陈俊编2009d;黄宗智2009a)

    当然,这并不是说实践一定是正确的,表达一定是错误的。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实践之中也多有错误的经验,譬如,在离婚法中已经被广泛运用的“当事人主义”取证程序、在刑法中被误解为“恢复性正义”的“刑事和解”,更无庸说常见的“刑讯逼供”等。这些是今天司法实践中亟需改革的缺陷。其中关键在于要看到实践的后果,而不是沉溺于理论和条文的空谈,因为那样的学术研究最终只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对真实的理解和恰当的立法都无济于事。

    以上对形式主义法学的批判的根据,和对中国农业的理解同样,是来自从实际运作(实践)出发的学术,由此概括并建立新的概念,逐步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理论,然后再回到经验来检验。这是对当前的形式主义法学和形式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根本性批判。

现实关怀与建树性学术之必要

    以上是以批判为主要目的的学术。但是,我深觉,我们的学术不能停顿在批判层面上。哪怕只是在“象牙塔”的学术层面上。我进入不惑之年后,对自己学术的一贯要求是要做创新性的经验研究,同时从新的材料中得出新的概念。理论的用途不在真理,而在提出问题;我们要借助理论来建立新概念,而不是简单地应用/证实现有理论,或简单地证伪现有理论。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创建符合中国实际、带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和理论/概念。

    更关键的是,我自己对现实的越来越积极的关怀。作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相对美国国家和社会来说,只可能是比较边缘的学者,对美国的主要思想潮流和社会问题缺乏发言权。如果关心现实,一般最多只涉及美国中国政策等类型的问题。即便心向中国,也只可能采取消极的关怀,不可能积极关怀或参与其中。但是,近十年来在中国教学的环境则很不一样。在国内,为关心国是的青年开课,我发现,自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做的学术,有什么具体的、关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重要问题的贡献?在国内,面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现实,当然需要反思和批判。问题是,在批判之上还要建树。中国的现实固然需要批判,但是仅凭批判和否定,对改变现实实在无补于事。

    由此,便在自己的“从哪里来?”的学术之上,不可避免地加上“到哪里去?”的问题。两个问题的结合,更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怎样从这里走到那里?”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我自己这十年来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不能仅凭想象,脱离眼前的事实而借理论之名来做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空洞论说。我个人认为,一个有用的研究方法是从过去和最近的实践之中来探寻可供今天所用的资源,以用来回答:什么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出路?在目前的情况下,有什么可以依据的资源让我们从这里走到那里?

回顾和前瞻性的实践历史研究

     经过这些年的摸索,我认为:要同时摆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其与后现代主义轻视经验研究的弊端,一个可行方案是在实践历史中探寻可供今天之用的实用智慧。一方面,可以摆脱只重话语、轻视实践/经验的弊端。另一方面,可以倚赖已有的经验和实际基础来确定今天的改革路径,避免毫无实际根据的空谈。

      我对“实践”的理解包含三种含义。首先是相对于理论的实践,主要指行动,和毛泽东《实践论》的理解基本相同;同时也是相对于表达的实践,区别于官方表达或话语,这是我研究清代法律得出的概念框架;再则是相对于制度和结构的实践,主要指实际运作的过程,乃是(我开设的课程所纳入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家布迪厄的基本观点。上面提到的形式主义只重理论/概念、忽视实践,所指的是第一种含义。再则是清代的极其高度道德化的话语/表达,与其相当实用性的实践形成鲜明的对照(如,由社会自身来处理“细事”纠纷的理念表达,和州县衙门由于实用需要而惯常处理“户婚田土”细事纠纷的实践)。这是第二层的含义。最后是诸如当事人必具“甘结”要求的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则明显只是一种形式化的程序,更重要的是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才可以看到的知县们的司法“实践逻辑”,这是布迪厄的概念。(黄宗智2009a: 第1章;黄宗智2005a, b)

     我提倡的是,在建树性的现实关怀下,可以在通过过去这些方面的实践来探寻其中的实践智慧,由此来建树今天可用的方法。所以说,我所提倡的实践历史研究,绝对不是纯回顾性的,而是具有一定前瞻性/价值观念的。可以直言,我个人认为,做学术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而不仅是一己之利益、地位、声誉、权力或报酬。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假设利己即最佳的公益途径,实质上是不顾社会公平;这也是我们需要探寻另一种选择和可能的重要原因。但我提倡的不仅是纯理论/哲学/抽象性的探讨、不仅是对未来图景的凭空设想,而是基于实践的回顾和前瞻,借以回答“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问题。

法律与法史领域

    我2009年完成的民法研究第三卷(《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提倡的是:在中国的法律/司法实践历史中探寻立法原则和具体立法的可行途径。上面在总结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已经提到,回顾中国的法律传统,可以看到其一贯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始终连接概念和经验,并照顾到实用需要。我论证,这是可资今天所用的思维方式,并且已经在实践层面上多有呈现。例如,在继承法上,独特地把赡养老人的义务和继承的权利连接起来(“对被继承人尽了抚养义务. . . . . . 可以多分。 . . . . . . 不负抚养义务的 . . . . . . 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法》第13条),和作为中国现代立法楷模的德国民法十分不同。这是照顾到中国家庭关系和伦理的实用性创新。又譬如,在侵权法方面,既采用源自西方个人权利逻辑的侵权概念,强调必分对错,又十分实用性地看到,在实际生活中,多有不能区分对错的涉及损伤的纠纷,并立法处理如此的实际情况(“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负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06条)。这样的立法体现了在采用西方形式法律之上,实用性地照顾到经验实际的思维。再譬如,在婚姻法中,虽然部分采纳了西方的权利和契约概念,但在实际运作中,其核心概念其实是人际关系(“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1980年婚姻法,第25条),而不是契约或侵犯个人权利的逻辑链。这些都是促使舶来的形式法律适应中国现实的做法。我个人认为,这些是实践之中所展示的明智的立法抉择,虽然已经个别地被采纳为法律条文,但其背后的思维方式迄今还没有得到正式认可。它完全可以用来指导今天的法学和立法。(黄宗智2009a;亦见黄宗智2010c)

    以上的一些做法和古代的实用道德主义法律思维方式其实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中国法律传统一向拒绝完全抽象、脱离时空的法律思维和立法,坚持要通过实际经验情况来澄清法律条文的含义。古代的法律因此惯常寓抽象原则于具体事例。这是个优良的传统, 并在民国立法中得到一定体现。即便是在中国的革命立法、甚至是今天的移植立法中,也有所体现。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认可的法律传统。

    同时,中国法律传统绝对不仅仅是经验性和回顾性的、像韦伯假说的那样缺乏抽象和前瞻性的法律。无庸说,中国传统法律不像西方法律那样从个人权利前提出发,而是从人际关系的伦理观念出发。在古代法律中,在法家的思想之上,加上了所谓“儒家化”,借助于儒家的“仁”、“和”、“礼”、“孝”等(前瞻性)伦理概念来指导其实用性的法律。这个传统也可见于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尤其是其对德国法律在赡养父母方面的修改,也可以见于毛泽东时代之援用传统调解(强调在“人民内部矛盾”中使用“和”的理念,特别鲜明地体现于离婚法纠纷中的“调解和好”,要求唯有在调解不成之后,方才允许离婚),并由此发明民事法律中的遍依赖“法庭调解”的制度创新。即便是在改革时期的立法中,也可见于1980年的婚姻法之确立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原则的条文,以及1985年的继承法明确把“继承”和“赡养”相连接等条文。这些创新都在当代法律中体现了传统的伦理观念。

    今天的主流“形式主义”法学其实多有机械地移植西方法律的错误。首先,忽视了西方法律中形式化表达和其实际运作之不同,忽视了与形式主义占几乎同等地位的法律实用主义和法社会学传统。有时候在“与国际接轨”的大口号下,更出现只得其形式、不得其真髓的盲目引进,无视条文背后的主、客观条件。近年简单的取证程序改革以及所谓“恢复性正义”和“刑事调解”等便是很好的例证。结果是牛头不对马嘴的立法,既脱离了西方法律的实质性内容,也违反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诸如此类的立法和实践方面的谬误,应该明确面对并引以为戒。(黄宗智2010c, 2009a, 2003a[2007], 2001[2007])

     最后要说明,这里提倡的绝对不是非此即彼的中西二元对立观点,像现今国内影响较大的“移植论”和“本土论”之间的对立那样,而是要求在确认两者缺一不可的历史现实下,探索超越性的融合。西方权利思想确实可以赖以纠正中国法律的不分对错、“和稀泥”倾向,更不用说今天参与全球化经济的与国际接轨现实需要。但同时,我们需要具备清醒的历史视野,认识到今天的中国法律只可能是三大传统——古代、现代革命、移植西方——的结合体,缺一便脱离历史实际。我们要建立的是既继承中国古代和现代革命传统优点的、也是可以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我们要做的是既具有前瞻性也具有实践性/实用性的法学研究。(黄宗智2011a, 2010c)

农业经济与经济史领域

     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所谓“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农业发展的必须条件是明晰的私有产权以及自由的市场经济;它想象的最终图景是享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农场,一如在农业人口只占10%以下的发达国家那样(美国、德国、英国的只占2%)。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最近十几年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大规模扶持资本主义型的“龙头企业”,想借以“带动”中国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相当普遍的共识是,要彻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最终只能在更高度、更快速的城镇化下,走上农业资本主义规模经济的道路,就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黄宗智2010b)

     针对如此的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我论证,中国的实际是,在人多地少的现实以及(土地改革传统和)承包制的均分土地制度下,农场规模一般都只有劳均七个播种亩。今天和可预期的将来只可能主要是小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我们需要探寻的更是小家庭农场发展的出路,不是大规模资本主义公司和高度机械化的产业化规模生产。后者违反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不符实际。经过对现有统计材料的系统梳理和计量,我们发现,迄今如此的资本主义农业规模生产只占到农业总劳动投入的约3%(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待刊)。妄图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只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农村无产化——像印度那样,农业雇工占到农村人口的45%,贫苦人口占到全人口的42%。如此的社会形态不可能解决中国农村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的问题,更不可能减轻今天的贫富悬殊问题。(黄宗智2011a, 2010a, 2010b, 2010d)

     在近中期中,中国农业的发展必定将是以小家庭农场为主的发展,并且应该如此。我们必须正视小家庭农场的经济特征和发展潜能。根据近年来的(我称之为)“隐性农业革命”的内容,真正需要扶持的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从事资本和劳动双密集、生产高值农产品的“新农业”小(四、五亩)家庭农场。它们借助结合不同产品的“范围经济”效益(例如过去的“桑基鱼塘”和今天的“种养结合”),而不是规模经济效益。另外则是(因为劳动力外出和土地流转而达到)适度规模(20来亩)的粮、棉“旧农业”小家庭农场。这两种小农场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所在、所必须依赖和照顾到的经济主体。在那样的基础上,可以在“纵向一体化”(即综合产、加、销)中,适当采用“不同层面的不同最佳规模”(如,小家庭生产、成规模加工与成规模销售)。(黄宗智2010a; 2010b)

    最近的经验表明,虽然在地方政府全力以赴地支持“龙头企业”的现实之下,农村的合作社和“社会化的”(即由政府组建的公共)专业市场,起了出人意料之外的积极作用,“带动”了将近一半的“纵向一体化”的新农业。这些新型小农场面向市场,生产高值农产品,并且,由于新农业的资本和劳动力双密集化的特征,一般能够做到适度规模和“全就业”。(譬如,从事拱棚蔬菜,一个劳动力只需要一亩地,而从事旧的露地蔬菜种植,则需要三、四倍于此的土地;“秸秆养殖”则可以在5亩地的农场上,饲养10头猪或更多,远远超过过去一个家庭农场只散养一两头猪的模式)。这种“新农业”的兴起,意味农业可以一反过去几个世纪的内卷化/过密化。当然,也意味每劳动力所获报酬的增长,亦即真正意义的农业发展和现代化。它已经帮助可能将近一半的中国农民进入“新农业”生产,问题是剩下来的一半以及怎样促使所有农户的进一步发展。在处于偏远地区、土地贫瘠和交通不便的村庄,这个问题特别艰巨。(黄宗智2010a, 2010b)

     过去,只有城郊农民才能分享到城市建设用地增值的收益。针对这个问题,重庆市政府近几年建立了全市的“地票交易所”,使偏僻地带农民也能进入地票交易。2011年7月,一亩宅基地(从非农用地改成农耕用地)的地票(因为可以借以获得一亩建设用地的指标)的市价已经达到15.5万元。对于意欲迁入城镇的农民来说,这是一笔可以用于创业或房子首付的资金。对于从事耕作的农民来说,它带来了融资的可能。所在地方一旦具备必要的基础设施,贫穷的旧农业农民便可能转入生产高值农产品的新农业。

      重庆市政府最近启动对农民的“三产”(宅基地、承包地、林地)作出系统的市场价值估计、出具证书,并引导金融机构接受这些产权为贷款质押,动员该地的金融机构在三年之内为农村小家庭农场提供650亿元(等于平均每户一万多元)的借贷。这是一个意义可能相当深远的举措。过去,小农们无法向正规金融机构筹资,只能依赖亲朋的非正规借贷,农业的“资本化”因此受到极大限制。同时,“小农”面对大资本主义企业或当地政府或经营能人,因为缺乏谈判条件(对方完全掌控资本),一般都只能受人摆布。农村因此也不太可能组织出真正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社。借合作之名来获得政府的资助或税收优惠,但实际上则是由极少数人操纵、逐利的“伪”合作社相当普遍。这是今后亟需克服的一个问题。重庆的新举措也许能够通过赋予农民实质性的谈判筹码,而由此促进真实意义的合作社的兴起。市政府最近提出要在五年内引导农民组建2000个股份合作社。我们论证,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特点是“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与印度的经验相比,差别尤其鲜明。重庆的新举措可能会为这样的农业发展提供更为坚强的制度性基础。(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待刊)

      此外,重庆近几年更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可能具有很大潜能的公平发展道路。它特别关注农民工问题,为他们大规模建造廉价公租房,并通过地票交易所,为可能迁入城市的农民提供了一个可以以合理价格出售自家宅基地的平台。更有进者,市政府利用国有企业的资产(尤其是土地)的市场增值来为农民工建设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条件。同时,积极引进国内外投资,借以推动全市的经济发展。其中关键是在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第一只手”和国家调控的(看得见的)“第二只手”之上,更建立了公益性国有企业的“第三只手”,由这三只手相互搭配、竞争。这个所谓“重庆经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自己一直希望看到的,通过实践而探索出实用可行的道路和(理论)模式。它可能会对全国起示范作用。为此,我撰写长文仔细总结关于重庆经验的现有证据,再加以前瞻性的分析,并组织了一个中美学者的学术对话和辩论。(黄宗智2011b) 33

结论

    最后,回到本文所提的中心问题: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和我以往提倡的一样,我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既带有经验创新,也带有与之紧密连接的概念创新。在经验和概念方面,我们应该双手并用,不能只是碎片的堆积,也不能只是宏大的空谈。对于理论的使用,首先要求“去意识形态化”,对现存理论要带有一定的自省和批判,尽可能掌握多种理论传统,以经验证据来决定取舍。最好是借助与其对话来创建自己新的概念,更高的境界则是从多种理论传统的交锋点来形成自己研究的问题意识。这才是建立真正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和理论的途径。当然,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甚或一代人所能做得到的,但我坚信,这是个正确的方向。

     由于当前意识形态化的形式主义理论占据了话语霸权,我特别强调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借以纠正形式主义偏向理论、轻视经验的缺点。同时,也借以连接(多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与中国实际(因为实践乃是这样的连接的体现),通过中国自身的实践经验来探寻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

    经过近十年来在国内教学的经验,我个人认为,学术应该既具有回顾一面(从哪里来?)也带有前瞻的一面(往哪里去?)。在这方面,我认为,学术研究完全可以,并且应该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念。当然,每个人的选择各有不同,但我自己认为学术的一个可取的目标是民众的幸福。由于当今学术界和思想界偏向理论、无视实际,我特别提倡以如此的价值观念来从过去的实践经验中探寻今天的可用资源,提出有实际根据的、可行的前瞻性方案。目的是回答“怎样从这里走到那里?”的问题。如此的实践走向,不是仅仅抽象空洞的建构,而是可供观察的经验实际。

正文所引用的笔者著作: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待刊):《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
黄宗智(2011a):《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载《开放时代》,第5期:82~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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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2008a)《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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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2005a):《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载《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8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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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2003a[2007]):《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黄宗智(2003b):《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井和一个问题》,载《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102-13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01[2007]):《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黄宗智(1992[2000,2006])《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
黄宗智(1986[2000,2004])《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2012-01-18 07:09:23 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

失误究竟在哪里?

——与任晓伟同志商榷

李延明

 2011年11月7日

     任晓伟同志的《阶级民主和程序民主——考茨基和列宁政制之争再思考》(刊登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2期,以下简称“任文”)一文对十月革命后考茨基和列宁在民主问题上的争论进行了新的分析,与过去那种“以列宁的观点为是非尺度”的论著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把列宁的主张归结为“阶级民主”,把考茨基的主张归结为“程序民主”,仍然不够准确,有必要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

    所谓“民主”,就是“全体选民作为一个整体掌握国家主权并且仅仅掌握国家主权的政治制度。”

    作为国家管理形式,“民主制”同“君主制”都属于关系性事物。它表示的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即在人群中哪个部分享有主权:是全体选民,还是其中的某个阶级或者一个人?而享有主权的人即主权者则是一种实体。关系与实体是截然不同的范畴。实体具有属性,主权者具有民族性、阶级性、性别性、宗教性、职业性等等。而关系只有类型的区别,没有属性的区别。民主作为人与人之间即实体间相互位置的关系性概念也是没有民族性、阶级性、性别性、宗教性、职业性等属性的。只要是真的民主,而不是假的民主,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无论主权者由哪些人、哪些阶级组成,都是主权者通过投票表决决定由哪些人来做自己的公仆,也就是说决定由哪些人来执政。

     弄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已经实行民主制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所要争取的并不是民主制,而是这种体制中主权者的地位。国家管理形式是不是民主制同某一部分人是不是主权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民主不涉及阶级问题,只有主权者地位才涉及阶级问题。

    列宁当时所要争取的实际上也是无产阶级的主权者地位。然而,因为他没有认识到民主是关系性事物,没有看出关系同实体的区别,就把主权者的阶级属性移置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事物上了,移置到作为关系性事物的民主上来了,这就形成了任文所说的“阶级民主观”,并形成了“无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等一系列概念。当然,对于实体与关系分辨不清的并不只是列宁一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都没有看出二者的区别。

    任文说“考茨基所强调的民主是就其程序性的意义而言的”,把考茨基的主张称之为“程序民主”,在另一处又把“程序民主”表述为“形式上的民主”,这种归结是不恰当的。因为考茨基所主张的是民主本身,而不仅仅是民主的程序或者形式。同样,把列宁的观点归结为“阶级民主”也不恰当。因为既然民主并无阶级属性,那么“阶级民主”的概念就不能成立。把争取无产阶级主权者地位的主张称之为“阶级民主”或“基于阶级实质意义上的民主”,并不确切。考茨基谈论的民主问题属于关系范畴,而列宁谈论的主权者问题属于实体范畴,他们两人所讨论的问题完全不在同类范畴,因此他们的争论属于“鸡和鸭讲”,这样的争论是很难得出正确结论的。其中,考茨基虽然未能区分实体与关系,但他并未把这两者混淆。而列宁却把这两者混淆起来,结果就在客观上把民主否定了,从而导致了实践的偏差。

    任文指出了列宁形成这种民主观的历史环境原因,却没有看出其学理上的失误,而学理根源才是其民主观的基础。

    列宁说:“资产阶级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 理由是穷人与富人财力不同,所以在印刷厂、纸库、会场等利权 实现条件上就不一样。既然不一样,那么在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上的平等就没有意义。列宁把“条件上的平等”篡改成“事实上的平等”,然后借口反对“把形式上的平等当作事实上的平等” 来否认民主国家已有的平等 。这样,列宁就用民主利权实现条件的不平等否认了民主利权本身的平等 ,否认了在局部领域(如法律上)和一定程度上的平等的意义。

    按照列宁的逻辑,在无产阶级掌握了全部社会财富,有了印刷厂和纸库,有了斯莫尔尼宫等集会场所以后,理应实行普遍的、真正的民主了。然而,当自己在立宪会议中的劣势尚未显现时,列宁积极参加立宪会议的活动。而当与自已持不同意见的派别在立宪会议中占有多数时,就悍然解散了立宪会议,并宣布立宪会议是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形式上的民主。同时,把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都“革出教门”,宣布为“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只有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才属于“无产阶级”。用这种办法,使“无产阶级内部存在民主”自圆其说。

    列宁对于民主问题的这些认识,严重地影响了苏俄的制度建设,使得20世纪在苏式国家中,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并不真正由普选决定,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项利权并不能真正实现,同列宁抨击过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相比,其“残缺不全和虚伪”有过之而无不及。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劳动人民中一部分人的专政,即集团的专政” ,并发展成对于与最高领导者持不同意见的人、包括老共产党人在内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后来的制度虽然主要是斯大林营造的,但是与列宁也不无关系。因此,弄清列宁在民主问题认识上有些什么失误,是在哪里失误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1-16 15:35:54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

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教授 韩 钢

2012年1月

    《往事》编者的话: 历史的叙述脱胎于神话传说。在各种文体中,只有神话的自圆其说不容置疑,因为它不必在现实中求证。在蒙昧闭塞的远古时期,它往往被用来证明统治者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亦使族群获得认同。我们从官方史学的论述中,仍可辨认出这类远古的遗迹。

    在这个开放的时代,这类有关权力起源的神话,既然打着历史的招牌,就不得不在求证中受到考验,结果可想而知。从历史上看,为迎合一时的政治需要,官方史学一次又一次地涂抹历史(从“开天窗”到“换头术”,从吹捧“处理决定”到赞扬“平反决定”),每次都要加盖上“历史决议”的封印,为历史规定标准答案,好像如此一来,历史就会以最称心如意的方式固定下来。结果常常是墨迹未干,就又不得不拆开重来……

    造成如此尴尬局面,官方史学有两大难言之隐。一是治本朝史的束缚,它面对的是一脉相传的家族,虽然路线方针政策今昔霄壤,是非善恶功罪朝夕径庭,叙述起沿革,史家却只能“装修”,绝不能“新建”——“装修”也得小心,“承重墙”是碰不得的;二是信息时代的挑战,文明日进,知识普及,信息共享,传统的封闭思维及手段越来越不合时宜了。显而易见,官方史学已经不能满足现实对它的要求。它现在的功能与其说提供记忆,不如说提供遗忘。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它自己被边缘化,被遗忘,陷入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

    与官方史学的式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独立研究的兴起。这一兴起是前瞻性的,它反映出更深层更广阔的历史潮流:思想领域的开放以及独立思考的权利。相对于“政治上正确”,独立研究更在乎历史真相;相对于“历史辩证规律”,它更关注寻常的逻辑;它的判断并不建立在高深的历史目的论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通人的良知之上。与其说它想建立一部能自圆其说的历史,不如说它开放了这一领域:有共识,却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并且随时准备容纳和探讨不同的观点和新的发现。在这里, “说法”一次次被质疑,“结论”一次次被颠覆,引起关注、探索和讨论,真相不断地大白于天下,历史被重新发现,重新叙述……我们从韩钢教授的文章中可以体会到这一众声喧哗的生动局面。

    我们感谢韩钢教授,他使我们了解了这一领域独立研究的进展。恢复历史的公正有赖于独立研究者们的努力,而只有在历史公正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现实的公正。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很多问题的研究比过去要深入得多。一是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重新作出结论,一些长期被定论的历史问题在高层领导人及相关机构和专业研究人员共同努力下重新得到评价;二是中共历史的研究出现民间化趋势,从主流意识形态剥离出一个民间研究的学派,它的判断、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为史学界注意,国外反响也比较大。我将这些研究动态大致归纳为以下若干难点、热点问题:

一、陈独秀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后,官方对陈独秀是基本上否定的。除了给他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以外,对他在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作用都从来不提,从来不讲他一九一五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为《新青年》),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从来不反映。只讲李大钊、毛泽东,李大钊的作用重要。最早提出陈独秀问题是在一九七九年。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发了一些文章,重新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作用。

    陈独秀一共有五顶帽子——叛徒、汉奸、托派、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八十年代中期,首先摘掉的是“汉奸”的帽子。“汉奸”的帽子最早见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份的《救国时报》,有人说“中国的托派是拿着日本人津贴的汉奸”(但是没点陈独秀的名字)。十月份,伍平在《救国时报》发表文章,说“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伍平是谁?我不清楚)。《解放》周刊、《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最厉害的是康生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份的《解放》周刊发表的文章《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这篇文章有两万多字,是针对陈独秀写的。该文实际上是根据苏联的肃托精神来的,因为当时苏联正在公审托洛斯基分子拉迪克。文章前一部分讲苏联的托洛斯基分子,后一部分讲中国的托洛斯基分子。康生文章的依据就是一九三六年伍平的文章。开始陈独秀没说话,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八人联名质问《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说你们有什么根据说“陈独秀是拿着日本人津贴的汉奸”?这个事闹得中共很被动。《新华日报》还不认错,发了一篇短评,毫不讲道理地说陈独秀就是汉奸。后来陈独秀自己要诉诸法律了,周恩来委托徐特立去做陈独秀的工作,才平息了这件事情。研究者根据文献材料,把陈独秀“汉奸”的帽子给摘掉了。事实上,不仅说陈“汉奸”毫无根据、子虚乌有,而且相反的,陈独秀发表了许多关于抗日的言论和主张。《毛选》原来的版本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一个注释,原来的注释说托陈取消派是说托洛斯基分子、汉奸,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那个注释改了,就是原来托陈取消派是日本汉奸,是根据苏联审判托洛斯基分子的错误结论得出来的,等于就给翻过来了,这顶帽子就给摘掉了。

    紧接着就是“叛徒”的帽子,更是子虚乌有。所谓“叛徒”,一个是抽象地说他在大革命时期,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新右派,出卖了革命;还有就是说他一九三二年被捕,被关到国民政府监狱,做了叛徒。他一共被关了五年,一九三七年出来的,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因为陈独秀的被捕而使中共首脑机关或其他机关遭破坏的事情。相反倒是出狱以后,蒋介石一度邀请他出任教育部次长,被他拒绝。所以,这顶帽子在八十年代初期也摘掉了。

    “托派”这顶帽子没法摘,因为他确实当过几年的中国托派领袖。关于“托派”的帽子,从苏联解密的文件来看,托洛茨基都要平反。如果不带价值判断的话,陈独秀肯定是托派领袖,他确实当过几年托派领导人,后来因为托派内部矛盾,也被开除了。

    最后剩下的两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这两顶帽子摘得非常艰难,从八十年代中期一直摘到现在,笔墨官司打得非常多,为此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陈独秀研究会影响很大,自动参会的人每年都在增加,这个研究会包括相当一批研究党史的人,大家纷纷为摘掉陈独秀最后两顶帽子打笔墨官司。陈独秀研究会还办了一个内部的刊物,前年被取缔了。

    最近几年,学术界关于陈独秀的研究突破更多,这是由于苏联的档案大量被解密,国际共运的档案大量被披露。过去给陈独秀扣帽子的时候,说陈实行“右倾投降主义”,向国民党新右派让步,比方说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这叫三大让步。其实这些事件的经过非常复杂,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联共中央及其顾问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有研究者统计,从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开始),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仅联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指示就有一百二十二个,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七百三十八次,这还不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和会议。这表明,原来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来自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而不是陈独秀自己的主张,相反,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一些研究者认为给陈独秀扣上这两顶帽子毫无道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给陈独秀摘掉了一顶帽子——右倾投降主义,保留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但仍有研究者强烈批评这部《简史》:为什么还给陈独秀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二〇〇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修订本,还是保留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是有些研究者已经把它摘掉了,在他们编写的中共历史著作中,已经不再说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连“右倾机会主义”都不提了。这个笔墨官司没完,现在还在打。

    陈独秀研究步履艰难,一波三折,恐怕跟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以及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有关。八十年代出了《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下两卷),一九八三年《中共党史资料》第一期发表了陈独秀《金粉泪》五十六首(在南京监狱写的诗)。有关领导人就警告说“对陈独秀的宣传不要过分”,一九八三年“清污”时,党史界的精神污染列为第一号的就是这两件事,说为陈独秀评功、摆好、翻案。

    陈独秀研究会除了研究陈独秀问题外,对当代中国历史包括现实政治和社会有很多尖锐的议论。它有个内部刊物,很多人在公开的媒体发表不了的,都在那里发,针砭时弊的言论很多,后来还上了网。这就触怒了某些人,这恐怕是这个研究会被撤消的关键原因。

    陈独秀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陈独秀晚年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非常深刻。

    陈独秀到现在为止不能平反,有人说是中共历史上第一大冤案、最大的冤案。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陈铁键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说北京东黄城根的五四纪念浮雕,是贻害子孙、误人子弟的一个东西,在那里面居然没有五四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两个最大的头像是李大钊和毛泽东,连陆宗舆、章宗祥都有一个小头,居然没有陈独秀!这是反历史的。但实际上学者的研究已经大大地突破了官方的界限。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热点,还在不断的有文章,主要就是争取最后摘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彻底平反。

二、富田事变和苏区肃反问题

    富田事件。一九三〇年九月红一方面军打吉安,破获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一部分材料,其中一部分是AB团档案,牵扯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当时在苏区已经有一些反特、肃托的呼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派政治保卫处的处长李韶九带了一个连的人,到当时江西省行委的所在地富田抓人,让他们交待谁是AB团,手段非常残酷。严刑之下,交待出来一二百人。接着继续抓人,事态越来越扩大,导致红二十军哗变,喊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他们认为主要就是毛泽东干的,毛是许克祥第二。宣布脱离一方面军。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事变领导人认为他们的这些做法有些过分,所以派段良弼去上海向临时中央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汇报,一方面检讨自己,一方面说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事情的处理上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不相信红一方面军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他们是反革命暴动。苏区中央局的看法和红一方面军不一样, 项英认为这件事情两方面都有错,主张按照党内矛盾处理。段良弼到了上海以后发现有问题,从此消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一个中央代表团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们撤消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直接处理富田事变。首先把事变的领导人都逮捕,第一个枪毙的就是刘敌,紧接着就把其余二十多个人都枪毙了。然后把红二十军从前方调到后方,包围了全部排以上的干部七八百人,包括军长全部杀害(只有两个人逃脱。一个是172团副官叫谢象晃,后来当了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八十年代当过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有一个是排长叫刘守英,后来当过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牺牲了)。红二十军番号从此取消。此后就开始在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结果杀了“AB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

    最早关注这个历史问题的是江西省委党校教员戴向青教授。“文革”前他在赣南老区搞调查,发现老区人没有不知道AB团的。从一九七九年底开始,他和同事一起到赣南收集材料,走访调查,发现这是一个冤案、错案,并且发表了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此后,关于富田事变的争论得非常激烈,一种观点是维持原案,认定事变是反革命事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完全是个冤案。

    八十年代初,戴向青被选为全国党史研究会理事,有机会接近研究会顾问萧克,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萧克指正。萧克赞同戴向青的看法,他当年就在中央苏区,亲身经历过历史,非常清楚这个事情。他认为江西富田事件和苏区肃反的问题必须要澄清。事情终于引起中央最高层的注意,胡耀邦明确说,这个问题该解决了。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央责成当时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和副主任马石江,到湖南、江西调查,专门调查“富田事件”问题。这个工作做了大概有好几个月,整理出AB团和富田事变两个材料,上报中央领导人。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召开中央组织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同意上报材料的观点,认为这桩延误多年的大案应该澄清,并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起草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

    一九八八年,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富田事变复核小组,以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为首,又查阅大量材料,把当年段良弼给临时中央的报告都找出来了。这个报告非常关键,叙述了整个“富田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证明段良弼和刘敌等根本不是“AB团”。一九八九年春夏,复核小组将平反文件上报中央。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结果。

    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有一个新说法: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这算是某种程度的平反。但是学术界对此并不满足,因为任何一个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都应该有中央的正式文件,而这样的文件因为某些人的干预迄今没有。

三、长征中“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

     一九三五年,红一、四方面军长征在懋功会师以后,对两军战略方向出现分歧。张国焘主张向西退却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周恩来、毛泽东主张北上。随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向北进攻,张国焘勉强同意。八月,红军总部决定将一、四方面军进行混合编队,分成左右两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左路军行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晚上(实际是十日凌晨两点),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右路军中一方面军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突然转移,先行北上,脱开了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领导人是陈昌浩和徐向前)。一、四方面军还差点交火,后来徐向前说了一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才没有打起来。

    原因是什么?长期以来的说法是:这天晚上,右路军的作战科长吕黎平,接到了来自张国焘的一封密电,密电劝右路军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南下,“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吕黎平拿到这个电报以后,就给了叶剑英。叶剑英把它抄在了一个烟盒上,然后向毛报告。毛泽东等决定晚上迅速开拔。几十年来都是这个说法。代表性的文章有1979年5月1日吕黎平发表的回忆文章《严峻的时刻》。

     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教授在研究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档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个长期流行的说法第一次提出质疑。他的理由是:第一,至今没有找不到“武力解决”的密电原文。第二,中央批评张国焘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记载。第三,如果有这样的电文,了解情况的人当会述及,但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刘伯承的《回顾长征》这类著述都没有提到此事。

    王年一的文章一发表,引起研究者注意,也引来当事人批评。吕黎平发表文章,仍旧坚持原来的说法。王年一在一九八二年六月的《党史研究资料》再次发表文章,重申自己的质疑。除了原来的理由外,文章还增加了几点理由:一是原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均回忆,凡是张国焘发出的电报或收到的电报,无论指定人译成或亲译的,都要经过他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所谓“武力解决”的电报。二是毛泽东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时讲的。毛泽东原话是这样说的: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接着毛对叶剑英说,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里毛讲的是叶剑英写了一部著作,与密电问题无关。什么著作呢?后来,国防大学教员朱玉教授、王年一教授发表文章说清楚了。一九五九年中央军委扩大会批判彭德怀,这部著作其实是根据会议精神写的一篇文章,发给高级干部阅读。但是,长期以来以讹传讹。

    这个笔墨官司从此打了多年。一九八六年十月,纪念红军长征五十周年,范硕(军科院研究员)发表了文章又谈密电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四方面军老人不满。李先念去见邓小平,谈及此事。邓听说后很不高兴,嘱咐秘书查这是谁写的文章。并说,几十年前的事,公开争论干什么?当时,这个事算是平息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完。

    二〇〇三年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和二〇〇四年第一期《中华儿女》,连载范硕的长篇文章《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密》,论证有“武力解决”的电报,引用了大量的回忆录。而且指责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为张国焘翻案。

     朱玉、王年一在二○○四年年第六期的《西北大学学报》发长篇文章《也谈红军长征中的“密电”问题》,反驳范硕。朱玉、王年一认为指责别人想“翻案”,总得有“案”;如果确有其“案”,肯定会记载在有关的决议或历史文件里。但是,第一,反复查阅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的有关历史档案,始终找不到载有“武力解决”中央字样的电文。第二,从一系列文献中,同样可以断定没有这样的电文。认为有“武力解决”密电的研究者,主要依据是个人回忆,朱、王的文章对这些回忆,特别是对同这个电报直接接触的六人(张国焘、陈昌浩、朱德、徐向前、叶剑英、毛泽东)的回忆,逐一做了分析。比如毛泽东的回忆有两处,一处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清算“国焘路线”时毛泽东的发言,毛说叶剑英将密电偷来给他们看,电文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还有一处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沙同韦国清、丁盛、刘兴元等人的谈话,说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前一个发言说张国焘电文“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意思是张叫部队南下,南下后再“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而不是就地“武力解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与“反右”、“反倾向”、“开展路线斗争”一类的话。都是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的布尔什维克语言,与“肃反”、“武力解决”不是一码事。后一个谈话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性质就变了,变成中央如不同意南下,徐、陈和四方面军就要当地“解决”中央,“俘虏”中央,即是要动武。事实上并非如此,徐、陈既没有动武的任何军事部署,且在中央率军北上出走后,又严令禁止部队追击。可见,后面的谈话,与前者的发言出入甚大,与事实也相去甚远。

    所谓“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迄今仍争论不休,成为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共历史和军史研究的一个难点。

四、西路军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以后,中央军委有一个《十月份作战纲领》,提出了宁夏战役计划。这里面有一个背景,三个方面军会师以后,有一个总的行动方向,就是按照联共中央的意思打通国际路线,让红军到外蒙和新疆建立根据地,毗邻苏联,在西北造成一个抗日局面。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无暇东顾。斯大林的意愿是,苏联远东地区不受到日本人的威胁,希望中国的红军牵制日本从东方进攻苏联,而中国红军也可以通过这条途径,从苏联取得物资援助。为什么要北上?就是这个意图。要打通国际路线,当时的说法就是要“打通远方”。宁夏战役计划实际上就是要实现这个意图,所以,当时的方向是宁夏不是陕北,准备到宁夏去,就是准备过河。但是,这个时候蒋介石也在调动军队,想在黄河以东把红军全部解决了。

    十月份,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再加上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连同四方面军军部,先过了黄河。国民党调集兵力赶往堵截,原准备渡河的红三十一军南下阻击,终因敌众我寡,被敌军切断黄河,未能渡过黄河。过了黄河的三个军一共二万一千八百人,成了孤军。开始还让他们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西北是马家军的天下,马家军有正规军三万,民团八万,一共是十一万,敌我力量悬殊,根本没法完成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份,中央军委就提出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组成西路军,让他们西征,以一年为期,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这才是西征的开始。最后整个西路军全部失败。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七年四月,陈云和滕代远到星星峡去接西路军的时候,二万一千八百多人只剩下四百多人。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但是西路军浴血征战、兵败河西,长期以来却被作为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破产的一个标志。《毛泽东选集》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其注释就是这么说的,各种中共历史教科书当然也是这样说的。

    八十年代,研究者对这一历史结论提出疑问,国防大学教员朱玉教授、丛进教授最早写了文章。长期以来,把“打通国际路线”作为张国焘“逃跑主义”的产物,认为这个口号 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背道而驰,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大量文献档案表明,“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整个战略部署的主要环节之一,而不能与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划等号。因此,河西部队从北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到改为西进执行打通新疆的任务,完全是执行中共中央战略计划的结果,是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部署、指示,而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西进计划”。毛泽东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这时西路军还没有失败,中共中央也没有清算张国焘路线,怎么会有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内容呢?显然,这是后来对稿子整理补充时所加。

    至于西路军的失败,也谈不上是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的结果,原因非常复杂。徐向前在回忆中作了多方面分析:一是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大大超出应有限度,这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原因;二是敌强我弱,西路军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图援应没有援应,丧失了作战主动权;三是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专行,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没有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中央军委要求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而在河西走廊建根据地缺乏起码的客观条件,河西走廊这个地方一无好的地形,二无群众基础,更谈不上武器弹药的接济,一个狭长的地带,四周是荒漠,根本无法建立根据地;西路军最高领导人陈昌浩不能灵活执行军委指示,从长征中违背中央决定、极力主张南下的一个极端,跳到机械执行中央指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另一个极端。举一个倪家营子战斗的例子,是一个最惨的例子: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同马家军血战二十多天,终于突围出来了,但是陈昌浩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因为这是中央的指示。徐向前同陈昌浩激烈争论,最后不得不服从陈的命令。结果部队又回到了倪家营子,再度被马家军包围,待第二次突围出来时,西路军就剩下三千多人了。

    一九八〇年,朱玉将文章《“西路军”疑》报送邓小平,邓小平批转李先念研究。一九八三年二月,李先念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的报告,给了陈云。陈云同意李先念的说明,让他把这个说明送中央党史研究室,并送中央档案馆存档,请邓小平批转中央常委,邓小平批了两句话:“赞同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关于西路军的问题,党史界争论很大。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九期发表了朱玉、丛进的一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引起高层指责,有关部门下令收回这一期刊物。有一种观点仍然认为,西路军和西征就是张国焘“逃跑主义”的产物。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有人写西路军是“奉命过河”。李先念看到后给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写信,质问“奉命,奉命,奉谁的命?”几万册全部印好的书将那一页全部撕去,改成“根据中革军委命令”,重新排印。

    二〇〇四年,中央电视台播映电视文献片《李先念》,其中第二集《血染祁连》,把西路军的来龙去脉介绍得非常清楚,对西路军的历史作了全面和客观的反映。不久,香港凤凰电视台也连续五次访谈西路军的问题。当然,到现在为止,学术界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者认为西路军的失败,除了上述原因外,西路军本身也有问题,在处理建立河西走廊根据地的问题上也有失误。

五、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说九十年代以来突破比较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二〇〇二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高华教授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本书可以说是关于延安整风最翔实的著作。全部材料都是来源于公开的文献、回忆、著述,没有内部档案。它的核心观点,就是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他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最高权威的上层结构,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跟这个问题有联系的是“抢救运动”,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作了一些研究,但是都不深入,而且几乎都把账记在了康生的头上。有研究者提出,康生对“抢救运动”负有不可推脱的重要责任,但毛泽东是中共中央领导人,而且是整风运动的领导人,难道对此没有责任吗?有研究者指出,在这一点上,主流意识形态是不能突破的,极力把康和毛摘开,相反去强调“抢救运动”后期毛“发现了问题”,使得运动及时刹车。二〇〇三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党校教育史研究组”著、中央党校王仲清教授执笔的《延安中央党校的审干工作》一书,说的是党校,实际上也部分反映了当时整个延安的情况,披露了一些原始材料,比如毛泽东、任弼时、彭真的讲话。这本书只印了三千册,还是内部发行。

六、朝鲜战争问题

    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是当代历史、中共历史研究进展最多、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原因在于档案的解密。从七十年代开始,相关国家陆续解密档案,首先是美国、英国。九十年代初俄罗斯档案也大量解密,这使得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有很大突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也开始陆续公布了一些档案,比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彭德怀军事文选》收入了部分相关文献,军科院编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了《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周恩来传》,披露了一些材料。

    还有一个原因,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宣告结束。冷战成为历史,冷战史便越来越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国际学术界一个比较共识的看法认为,冷战开始的标志就是朝鲜战争,研究冷战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朝鲜战争。因此,朝鲜战争的研究最近这些年进展很快,成果也很多。

    这里主要介绍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朝鲜战争缘起的研究。以前大陆传统的说法是,“美帝国主义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匪帮首先发动全面内战”。其实在国外,这种观点一开始就被否定,现在中方的学者也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了。中国专家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研究。这个问题要从雅尔塔体系讲起。雅尔塔体系的实质,是东西方战胜国对法西斯国家失败所造成的空间进行填补,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有专家认为,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在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上。根据《雅尔塔协定》,战后朝鲜并不是由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而是由美、苏、中、英四大国共同托管。然而,金日成不满意这样一种格局,他要完成朝鲜半岛的民族民主革命,当时只有一半完成了,另一半没有完成。所以,金日成及朝鲜劳动党酝酿了一个解放整个朝鲜半岛的军事计划。毫无疑问,这个计划没有斯大林的支持,是不可能实施的。一九四九年,金日成不断跟斯大林提出这个计划,但是斯大林不同意。有研究者分析,其原因一是战后苏联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二是(也是更重要的)斯大林根本不愿意跟美国人直接交手,因为他知道朝鲜战争一打起来的话,就不是南、北朝鲜的问题,而是苏、美之间的问题了。朝鲜方面曾经试图取得中国方面的赞同和支持,但是,毛泽东同样也不赞成朝鲜对南朝鲜实施军事行动。一九四九年九月,毛泽东在同朝鲜代表会谈时表示,这种军事行动尚无有利的形势,同时中国军队也在忙于国内战争,难以他顾。的确,1949年秋天,中国国内的战事还没结束,十月份以前,西南、西北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更不要说台湾问题了。

    但是,一九五〇年一月,斯大林改变主意,同意了金日成实施解放朝鲜半岛的计划。斯大林改变主意的原因是什么,迄今为止还缺乏权威的文献档案揭示。一些研究者作了观点并不一样的分析,其中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作为重要背景的见解值得十分注意。一九五〇年一月,访问苏联的毛泽东经过同斯大林的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苏联归还中国的旅大海军基地和中长铁路。旅大是苏联海军在远东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冻港,按照条约归还中国后,苏联海军远东舰队显然需要寻找新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完全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即使战争失利,由于东北亚局势的紧张,会使得中国要求苏军留驻旅顺、大连。作为利益置换,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提出的解放朝鲜半岛的军事计划。这个分析和推论,我以为是很有道理的。斯大林还提出,这个问题应当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不过,在金日成看来,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还能有二话吗?后来的事实果真如此,尽管毛泽东一开始还不大相信:斯大林是否真的同意?一旦证实后,毛泽东当然只能赞成而不便反对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开始了朝鲜战争。事情的真相在国际上早已为人所知。一九八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其中有关朝鲜战争的注释,说法不同于过去:“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没有涉及战争爆发的原由。《毛泽东著作选读》当然是官方出版物,编辑者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的说法也就有了鲜明的官方色彩。不过,官方尽管向事实靠拢了一步,恐怕很大程度上出于外交考虑,却无论如何不再捅破这层窗户纸。倒是中国的研究者个人,把这个国外世人皆知的“秘密”告诉给了国人。

    一九九七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创刊号,发表《一九五〇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承担出兵援助任务,从而停止了原定这年解放台湾的计划。文章引人注目的是,依据史料,对朝鲜战争的真正来由作了详细交待。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主管外事和主管宣传的高层人物分别批示,有关部门约见杂志主管单位、主办单位负责人,《百年潮》杂志更是挨批、作检查,差点没受处分。其实,关于朝鲜战争的由来,在国内史学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恐怕一般公民也有不少知情。

    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国内最有水准的著作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沈志华教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这本书本来想在内地出版,但未获批准。令人费解的是,这本书居然在二〇〇三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还被新闻出版署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重点图书,书名稍有改动,叫《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另外一本书,其中内容也涉及朝鲜战争,是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杨奎松教授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就是前面介绍的《百年潮》那篇文章的作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评估,这也是学术界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第二个问题比前边的更敏感。九十年代以来,除了人们熟知的“爱国主义的胜利”、“国际主义的凯歌”的结论外,学术界对于抗美援朝战争得失的评估,看法很不一样。一种观点认为得失相当,整个抗美援朝打完了以后既没有失去什么,也没有获得什么,其理由是交战双方最终都回到了三八线。另一种观点认为失大于得,主要对中国来讲,付出远远超出了获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好做简单的比例估计,最好做一些比较具体的分析,看“得”得在什么地方,“失”失在什么地方。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在三个方面即军事、经济和政治上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军事方面:整个抗美援朝争,中国志愿军兵员损失共计四十二万六千二百人,包括阵亡、负伤、失踪、因伤病致死四种情况。志愿军跟美军的兵员损失是二点六二比一,差不多接近三个人比一个美军,损失的代价远远超过了美军。经济方面:中国消耗的作战物资五百七十余万吨,支出军费六十二亿人民币;按照一九五〇年的设想,一九五一年中国的军费开支要从一九五〇年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六降到百分之三十,结果不仅没有降,反而涨到了百分之四十五点六四,影响和挤压了国内经济的恢复,同时使得中国更多地在经济上依赖于苏联和东欧。政治方面:最大的代价就是解放台湾的计划搁浅了,因为不可能实施原来的作战计划。朝鲜战争之前,杜鲁门已经准备放弃台湾了,对蒋政权表示失望。当时第七舰队已经开回夏威夷了,朝鲜战争一开打,美国第一个行动不是出兵朝鲜而是派第七舰队重新进入台湾海峡。最关键的是联合国通过决议制裁中国。

七、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这个问题的争论就比较久了,从八十年代一直争论到现在。官方有一个结论,就是肯定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

    归纳起来,可以概括成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完全按照当年那个调子,全盘肯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第二种观点是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没有错,失误在于过急,开始过渡的时间提前了,过渡时期的时间缩短了;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根本就不应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从学术界看,相当多的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否定了三大改造。

    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毛泽东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关于未来中国社会曾经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即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政治上组成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实行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文化上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自己反复强调过,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的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还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将要实行一个很长的时期。但是,执政以后不到四年,毛就开始酝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而放弃了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设想,结束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

    毛为什么放弃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设想?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很多看法。

    一种看法说,毛新民主主义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构想完全是一个策略,他从来就不准备真正实施。理由很简单,因为处于在野党的地位,要成为执政党,需要有一个赢得社会各阶层广泛赞同和拥护的纲领,新民主主义就是为了这个实现目标提出的一个策略甚或只是口号。一旦目标实现了,策略就可以放弃。

    第二种看法,归结为外部因素影响,即来自苏联和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压力。斯大林、联共中央本来就不承认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在斯大林看来,毛这些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用斯大林的话说是“半个铁托”。这给中共很大的压力,所以,中共执政之后不久就要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种看法,认为中共执政后所采取的工业化战略和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放弃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原因。中共的工业化战略,效仿了苏联斯大林模式,采取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挤压农业、轻工业的方针,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的工业化模式,它要求政府集中和控制各种资源。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将各种所有制经济统统纳入计划的轨道,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改造。

    第四种看法,是认为毛自己的思路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设想原来的确是一个战略,但是到了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以后毛开始变了。导致毛思想变化的因素有三点:(一)国民经济在三年时间里迅速恢复,比原先估计的三到五年更快地实现了经济恢复的目标,这使毛觉得既然经济可以如此迅速地恢复,经济的改造也可以更快地实施;(二)中国公、私营经济比例在一九五二年有了一个倒置性的变化,一九四九年私营经济的比重占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到了一九五二年公营经济则占到了三分之二还多;(三)一九五一年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的兴起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毛认为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走集体化道路的要求和愿望。

    第五种看法,认为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就有局限性,比如,没有明确新民主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从而忽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期性;还比如,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判断,是一种“二元论”,一方面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中心,另一方面又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两者在逻辑上发生抵牾;再比如,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条件,强调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改变,而忽略物质基础这个最根本的条件。这些局限导致了实践上的失误。

    毛什么时候开始考虑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设计的?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是一九五二年,根据就是这年九月毛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这样说当然是有根据的,毛的讲话也已经公布。但是,放弃原来的设想,在毛又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有一个从模糊到愈来愈清晰的渐变过程。从文本看,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初露端倪。现在能够看到最早的材料,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毛原来认为中国应该搞“新资本主义”,到1948年这次政治局会议前一直是这么说的。到这次会议,他不再提“新资本主义”了,反而批评“新资本主义”的说法。而且,他肯定中国革命胜利后,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意味着他根本不会搞“新资本主义”。毛的思想发生这个改变,原因恐怕在于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一九四八年九月时,中共武装力量准备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能够进行决战,当然是双方力量对比有了重大变化。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时,毛对未来形势的估计是困难重重,认为中国很可能要走一段联合政府的道路,跟国民党共同组建一个联合政府,而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比重会非常小。到这时,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中共可以完全独立执掌政权,用不着再搞新民主主义了。

    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在五十年代初对刘少奇不满。一九五〇年,刘少奇对东北局有个批评。东北局要把老区的互动组提高一步,要削弱、动摇农村的私有制基础。刘少奇认为高岗他们违反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说现在不是搞社会主义、走集体化道路的时候。毛当时没有表态,据薄一波的回忆,高岗说刘少奇把这个报告给了毛,毛就批给了陈伯达,当时毛的表情是面露愠色,但是没有说话。一九五一年,山西省委有一个关于长治地委报告的批语。长治地委的报告和山西省委的批语跟东北局的政策主张是一样的。华北局和刘少奇都认为山西省委的这个批语是不对的,刘少奇还是说现在我们不能动摇农村的私有基础,搞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很远的事情,说它违背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这回,毛没有沉默,批评了刘少奇。他找了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刘澜涛,说马克思也说过,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早期也有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场手工业阶段通过简单的协作分工,也可以产生新的生产力。刘、周等人接受了毛的批评和意见。

    关于新民主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最近这几年最大的争论发生在一九九八年底到二〇〇〇年。一九九八年,胡绳在湖南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发言,题目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再评价》,认为毛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存在和发展,并且最早批评了中共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但是,五十年代初,毛自己没有坚持新民主主义理论,反而染上了某种民粹主义的色彩。在他看来,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物质基础极大丰富后,才能搞社会主义。中国五十年代搞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后来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搞“穷过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否定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实际上就是超越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个阶段,倒回去了,落入了俄国的民粹主义窠臼。一九九九年,胡绳的发言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引起广泛反响。

    第一个出来批判胡绳的是沙健孙。沙健孙说胡绳的意见,不仅是针对毛泽东的,而且是针对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针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的。沙认为,胡绳提出的与历史决议、邓小平论述相左的观点,不仅事实上站不住脚,而且还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引起混乱。沙说:“事实告诉人们,不是领导中国人民搞社会主义改造的毛泽东等在搞民粹主义,而是指责毛泽东等的人自己陷入庸俗生产力论的泥潭了。这种庸俗生产力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过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

    从此,赞同和反对的意见打了好一阵笔墨官司,声势不凡,以至惊动高层,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了结。

八、反右派运动问题

    官方只承认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而发动运动本身是“必要的”。这是邓小平的基本估计。研究者的看法一直有争议。

    一个最大的争论是反右派必要不必要?实际上民间的研究早已经突破了。全部右派是五十五万人。据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错划的“右派”改正,全国没有被改正(不叫“平反”叫“改正”,官方掌握的概念非常严)的,大概不到一千人。中央统战部掌握的“右派”一共是二十七人,改正了二十二人,只摘帽不改正的五个人: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有人调侃说:“为了五个人,搞了一场反右派运动。”

     还有一个争论的问题是整风运动一开始是不是就要“钓鱼”(即“引蛇出洞”)?李慎之先生的看法是很明确的,他认为整风运动就是要“钓鱼”,他引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毛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作为证据。朱正先生则认为,毛一开始是要整风,要鸣放,到后来他觉得形势不对,才改变了,才提出“引蛇出洞”。

    我个人倾向于朱正先生的看法。毛一九五六年的心态是比较高昂的。为什么呢?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斯大林长期不相信中共会搞社会主义,现在中国搞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说过他比四九年解放还要高兴。另外一个,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共第一次介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欧洲事务。本来一九四九年斯大林和刘少奇会谈的时候有明确的分工,斯大林明确表示,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事务由中共负责,欧洲事务由联共负责。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共不仅介入了欧洲事务,而且在东欧一些国家如波兰赢得好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提升了威望,得了分。所以,毛的心态非常好。他说过,像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在中国不会发生,不是没有牛鬼蛇神,但是刮不起来波、匈那样的七级台风。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过一句话,叫“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后来整理发表时删掉了。可见,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是非常自信的。在他看来,异端起不了大浪。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公布整风的指示,一直到五月中旬,毛逐渐感觉事情起了变化。一是所有的舆论全都是批评,这其实也都是中共中央的意思,要求只提批评意见。一时间,报刊、电台和各种非中共人士的座谈会都是批评,你想那是一种什么气氛,就像是“一边倒”。二是民主党派主要不是提什么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是提制度问题,认为主要是制度、体制有弊端。这就跟铁托的观点一样,铁托在南斯拉夫普拉发表演说,指出斯大林问题的发生的主要不在于斯大林个人品质,而是制度出了问题。民主党派也认为这个制度是一个过分集权的制度,一九五四年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民主党派的地位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言论中还涉及到中共执政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比如镇反、肃反、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改造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远不是毛认为的仅仅是作风问题,他没有想到。特别是五月中旬以后,言论愈来愈激烈尖锐。高校学生也动员起来了。比如北京大学“五一九”大字报,非常厉害。当时有一个谣言,说毛已经坐不稳了,快要被赶下台了。毛更加敏感,所以,才在五月中旬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章。文章才明确表达了“引蛇出洞”的意思,要求再搞两个星期的整风、鸣放,然后就开始收网,反击“右派”。

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

    这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成果也很多。因为时间关系,这里不做更多介绍。主要介绍两个问题。

    一个是“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比较值得注意的有六个数字。

    第一个是《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这是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但是只统计了一九六〇年减少人口一千万。

    第二个是中科院的报告的数字(这个报告我没看到,是别人引用的)。大概是一个关于国情问题的报告,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涉及人口,讲到“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口,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减少人口一千五百万。统计口径大于《中国统计年鉴》。

    第三个数字出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教授(曾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统计的口径更大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六年时间,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一千六百九十七万。

    第四个数字来自国防大学教员丛进教授。他在自己的著作《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这三年,减少人口四千万左右。这个统计口径与中科院的报告一致。

    第五个数字是来自金辉的文章。他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低限值也在四千零四十万。

    第六个数字是美国人口学家科尔统计的。科尔是美国著名的人口学家,他提供的数字是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非正常减少人口两千六百八十万。

    需要提及的是,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对蒋正华教授和科尔教授的研究作了比较。他发现科尔教授计算的个别重要数字与有关数字之间存在难以理解的矛盾。在针对这一矛盾对个别数字作技术性修订后,李认为按科尔教授的线性公式计算,超线性死亡人口应约为两千两百万(两千一百五十八万)。李还认为,蒋正华教授和科尔教授所依据的资料都有高度的可靠性,两人所采取的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但蒋正华教授所采用的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仔细计算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我个人对二千万以下的数字都持怀疑态度。有一个材料是半公开的,就是信阳地委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份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这个报告收入了国家农业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农业集体化文件选编》一书中,报告列举了两个县的材料,一个是正阳县,最初报告的死亡人数是一万八千人。信阳事件出来以后,揭发的是八万人,同原来报的数字相差三倍多;另一个是新蔡县,最初报告的死亡人数是三万人,以后复查,揭发出来的数字是接近十万,相差两倍多。报告还列举了嵖岈山人民公社(这是闻名全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数字,嵖岈山公社最初报告死亡六百人,复查的结果是近四千人,相差六倍多。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取一个相差四倍的平均值来推断的话,也不止两千万。当然,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仍要做非常艰苦的考证和调查,从多方面去统计,如公安部门的户籍统计,卫生部门的疾病死亡统计,民政部的救济统计等等,更不用说政府统计部门。几个方面的数字互相作参照。再说,当年统计的数字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这个也很难说,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难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三年自然灾害”是一个沿袭了很长时间的说法,当年说严重的经济困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叫做苏联撕毁合同,增加了中国经济困难;一个叫做“三年自然灾害”。

    国内有研究者根据全国一百二十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认定,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三年,即便说不上风调雨顺,至少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这个统计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全国气象状况一共可以划为五个等级,叫做负二度区、负一度区、零度区、一度区和二度区,分别表明涝、偏涝、不涝不旱、偏旱、旱。就是说,结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灾害就越少。在公布的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长达十几年的年份里,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三年,比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二年都更接近零度区值。因此,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站不住脚。这个统计是非常扎实的,是根据水文总站历年的历史资料来说的。对这个结论,也有研究者不同意,并且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十、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研究得比较清楚了。

    李锐先生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大跃进”亲历记》,一本是《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只出了一个上卷;一个是海南南方出版社的,上、下两卷,但是这个书排版、校对一蹋糊涂,质量很差,几乎每一页都有错误。《庐山会议实录》有三个版本,一个是一九八九年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内部发行;一个是一九九四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还有一个一九九九年也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两部书绝不是简单只是他凭记忆写出来的,里面有大量的原始文献材料。《“大跃进”亲历记》差不多把毛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历次中央会议和某些小范围内的讲话、谈话、插话都披露出来了,相当完整。《庐山会议实录》就更不用说了,用了大量的个人笔记和文献。所以,庐山会议其实是比较清楚了。

    庐山会议的历史有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毛为什么突然要批彭?有人说是因为彭德怀没有保护好毛岸英,毛迁怒于彭。这个说法恐怕站不住脚,也缺乏有力的材料证明。

    有研究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当时纠“左”有一个根本的底线,就是“三面红旗”绝不动摇。从一九五八年秋天开始,他虽然纠“左”,但是始终肯定和维护“三面红旗”,多次说过对于那些“动摇分子”要警惕。一九五八年的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一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上海会议,一直在讲。所以,毛的纠“左”绝对是有限度的。其实,毛上庐山开会之前,会议期间,已经看到很多材料批评和指责“大跃进”,比如江西中级党校的材料、广州军区四十二军的材料、中央国家机关讨论人民公社决议的材料,那里面有章伯均、罗隆基、龙云的言论摘录,龙云说得很厉害,说“天安门工程就是秦始皇修长城”。毛对这些材料实际上早已不满。

    还有研究者认为,苏联和赫鲁晓夫的态度,对毛有很大负面影响。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七月在波兰波拉采夫农业合作社发表演说,他说:把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指农民觉悟)。结果是大家生活都想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赫鲁晓夫的演说,讲的是苏联的历史,实际上批评的是中国的人民公社。敏感的美国《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马上报道了,这个记者好象就叫索尔兹伯里。毛对苏联的看法是特别关注,从斯大林去世以后,毛要创造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典范,就是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中扛大旗。他希望中国走出一条跟苏联完全不一样的路,树立社会主义的正统旗帜。有研究者注意到,苏联官方报纸一九五八年一年没有一篇关于“大跃进”的文章,只有《共青团真理报》有一个报道,对于人民公社则一篇报道都没有。这个时候出来彭德怀的意见书,毛当然很恼火。他认为国内有一批人跟苏联人呼应,跟美国人呼应,跟党外的这些人呼应,一齐向他示威。这是毛要批彭的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你踩了我的“线”,攻击我的“大跃进”,攻击我的“三面红旗”了,我当然要反击。

十一、七千人大会问题

    这个事现在公布的材料不多。七千人大会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历史事件。可以认为,这是毛发动“文革”意图的肇始。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原因讲,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直接原因,即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是深层原因,即毛何以能够发动起“文化大革命”。关于“文革”的起因,研究者有很多种分析,有人概括了十种说法。但是,这些分析和观察大都把两个层次的原因混为一谈了。我以为,就直接原因而言,恐怕还是“大跃进”失败以后中共中央高层的分歧,而这个分歧隐伏的起点就是七千人大会。有人认为,七千人大会毛同刘没有什么分歧。这恐怕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不仅有分歧,而且毛对这个分歧看得很重,一九六六年毛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我理解是包括七千人大会的。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一个大会讲话。书面报告在谈到工农业生产减产、下降和目前的许多困难时,说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引起的。大会讲话说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缺点和错误与成绩,全国总起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讲话特别举了他到湖南农村调查听到的农民的说法:“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提到了“三面红旗”,他说,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保持;又说,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来总结经验,那时侯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刘的话说的比较委婉含蓄,但听话听音,实际上可以听出某种程度上批评的意味。

     刘的书面报告,按程序是应该经过政治局讨论以后再下发的,可这次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报到毛那以后,毛决定直接印发发会议讨论。据参加报告起草的《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张沛回忆,当时他就觉得这件事非常蹊跷:为什么政治局不讨论就发下去了?发下去以后就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报告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而关于后面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指标提得太低了。华东的柯庆施对报告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表示不满,说“越看越没劲”。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中,彭真发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陈伯达发言直指彭真: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彭不得不作辩解。后来,这就成了彭真的一个罪状。林彪的大会讲话,更是袒护毛的错误,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毛对于林彪的讲话相当欣赏。林一讲完话,毛就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会后不久,毛审阅林的讲话整理稿后批示说,林的讲话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还有一段看起来挺蹊跷的批语:“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党内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话里有话,“那些人”是些什么人?什么人认为要“保守秘密”?目前不得而知。据说,毛问罗瑞卿: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

    对比刘少奇和林彪的讲话,两人的基调大不一样。而毛显然是相当欣赏林的讲话的。这不能不说是毛对刘不满的开始。

    七千人大会后,毛去外地,刘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是中央高层的分歧凸显出来的半年。在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上、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措施上,毛泽东不满中央一线。联系到当时的国际共运大论战,毛对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统战部也不满。当时,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在对外关系上有一个长篇的意见书,主张在对外关系、对外斗争方面要讲究策略,后被批判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中央统战部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份和八月份开了两次会议,调整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调整知识分子政策,被指责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投降主义”。这样,在毛看来,“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阶级斗争熄灭论”、“投降主义”,整个党都完了,大势已去。不仅仅是刘的问题,而是整个党的问题。他当时跟外国党代表团多次谈话,都讲到了这个意思,说“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国内纲领,这些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也就是他后来说的,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混进了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一九六七年二月,毛会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说得更清楚: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讲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说的“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形式、方式,显然就是“文化大革命”。

十二、“高饶事件”问题

    “高饶事件”是中共执政以后党内高层第一次政治斗争,在当时和后来都发生过很大影响。中共中央对此事最早的定性是“高饶反党联盟”,“文革”中毛将这次事件作为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一。八十年代作的《历史问题决议》,“联盟”和“路线斗争”的定性都改了。邓小平也明确说过,高岗没有拿出一条什么路线,确实没有什么路线。但是,反高饶斗争仍然是被肯定的。《历史问题决议》对高饶的定性是“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实际上回到了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结论。

    迄今为止,相关文献的公布非常有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有零星披露)。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机构编写出版的毛传、刘传、周传以及薄一波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对此事都有篇幅不小的叙述。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高饶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者一些口述史料,披露了一些过去人们不大了解甚至未曾听说的情况,如张秀山的《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张明远的《我的回忆》,赵家梁的《高岗第一次自杀经过》、《高岗之死》。“二张”当年被列为高的“五虎上将”(张秀山、张明远、马洪、赵德尊、郭峰)成员,赵是高岗当年的秘书。另外,前几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也披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细节,史料价值较高。

    学术界对“高饶事件”一直很关注,不时有著述发表或出版,坊间也有出版物流传,其中,前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先生的著述很值得注意。近些年来一个较大的突破,就是不单把“高饶事件”视作一场政治权力斗争,而把它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观照,即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前面说过,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在是否继续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开始搞农业合作化等问题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发生了分歧,毛对刘、周不满。对刘的不满,主要是山西省委报告批语的事情,对周不满主要是新税制和一九五三年周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报告草稿。一九五二年底,政务院提出了一个新税制方案,是中财委的薄一波主持的。当时在税制上出现一些问题,一个是加工定货和经销、代销使得买卖关系减少了,政府的税收收不上来,还有就是私营企业的纳税税率过重,私营企业主有意见。中财委提出的方案把原来流通领域的税加到了工厂,还提出“公私纳税一律平等”。这个税制方案没有经过毛,就在一九五三年年初的《人民日报》公布了。新税制一出台,引起一些地方意见,在具体的税制环节上也有些混乱。毛对此很恼火,认为这件事没经过他,说他知道这件事还是通过报纸。毛一方面严厉批评薄一波,一方面对中央政府机构的领导体制作了重大更动。原来中央人民政府设立党组干事会,周是党组干事会书记,政务院各部、委、署设立分党组干事会,中共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通过党组干事会、党组干事会再通过分党组干事会实施。“新税制”事件,是在政务院也就是周恩来分管的工作范围里发生的,因此,事情牵连到周。毛决定立即撤消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要求政务院各部、委、署的党组分别直接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工作。并且重新分工,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由高岗分管,政法工作由彭真和董必武分管,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分管,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分管,农林、水利由邓子恢分管,文教工作由习仲勋分管,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只管外交工作(包括外贸)。这次体制变更和重新分工,其实是上收权力。恰好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主持起草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政治报告,稿子在叙述建国以来的成就之后,写到:“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加强”。毛删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的说法,几个月后又明确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

    毛一方面批刘、周,另一方面对紧跟他的新思路的高岗大加赞赏、重用。据张明远回忆,一九五一年十月,高岗写了东北农业互助合作的报告,毛“非常赞赏”,以后又不止一次批转东北局和高岗的报告,对东北的经验加以宣传。一九五二年年中调高到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指五个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调北京工作,高的任职最为重要)。一九五三年中央重新分工,高分管计划工作,在政务院二十个经济部门中管了八个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一批一褒,一轻一重,研究者认为,反映出来的是毛不再打算实行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而要否定刘、周等人继续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主张,将国家发展的轨道扳到他的新思路上来。高岗不过是明显看出了毛的意图才向刘、周发难的,他只是整个“棋局”上的一颗“棋子”。

    除了对事件背景的重新审视外,史实方面最令人关注的,就是一些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回忆使一些事实真相浮出水面。一个是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以后召开的东北高干会的情况,那次会议使得批判高岗的政治斗争在东北局无限上纲,抓“高岗亲信”和“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小集团”,招致同高有正常工作关系的东北局一些干部无端受到批判和处分;一个是张秀山在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的发言的情况,张本来是不参加这个会议的,也没有准备发言,只是写了书面意见。是毛泽东听说后,支持张去组工会议上发言,刘少奇事先也建议张发言,此事与高岗无关。至于发言本身,既符合组织程序,也没有攻击刘少奇的意思;还有一个是高岗自杀前后的情况。关于高岗之死,过去多有不实传言。高的秘书赵家梁对事情经过作了详尽回忆,文章刊发于《百年潮》二〇〇三年第七期和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

    “高饶事件”仍有许多史实不清而令人生疑,比如:

    毛泽东既然支持、欣赏高岗,为何后来又要反高?有人说,主要是高同苏联的非正常关系引起毛的警觉。这种说法一来尚无文献档案证实;二来斯大林早在毛第一次访苏时,就告知了毛有关高向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散布中共高层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一事,如果真有警觉,毛为什么还在此后重用高?

    高散布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毛打算让刘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等言论,是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因为毛让高搞政治局虽无从查考,然而刘少奇和周恩来后来的任职,却印证了高的说法)?

    财经会议上高发难,毛泽东既未作制止,更无任何谴责。财经会议后,刘少奇约陈云一起到高岗处做自我批评,而高竟未表示任何意见。若无一定的政治压力,刘没必要登门检讨;高岗若不摸底数,又岂敢对刘如此无理。这些与毛当时的政治态度是不是毫无关系?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毛为什么不出席?有研究者认为,本来,毛泽东提出搞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文件时,并未建议召开中央全会。后来毛建议开一次中央全会,又明确交待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这说明,毛对高的基本意图是“保”高过关。同时,毛又要刘也在全会上作检讨,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高攻刘、周,在政治上与毛一致,毛是否要“倒”刘、周,不便妄加猜测,但进行“敲打”则完全是事实。高的行动虽难说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点瓜葛也没有?杨尚昆的日记透露,毛在与杨谈话前曾对高岗一事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曾发生错觉?在中共党内的最高层,由谁与高岗“谈论”过“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能使高岗“发生错觉”,因而引发出一场拱倒刘、周的非常行动呢?

    由刘少奇主持的七届四中全会的进程,总体上是按毛泽东事先的指示进行的。稍有不同的是:会议开了五天(毛最初指示两天,后改为三四天);发言者有44人(毛原意“说话人不要太多”);对高岗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毛原意不开展批评)。与毛原来指示翻了个儿的是,在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立即分别召开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证有关反对刘、周的活动事实,改变了毛泽东原来不让搞对质,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变,若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刘少奇和周恩来是绝然不会擅自作主的。那末,是什么缘故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了呢?

    这些(其实还不止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历史之谜。

十三、“四清”运动问题

    关于“四清”运动,学术界有不少研究,除了文章,国防大学丛进教授的著作《曲折发展的岁月》、萧冬连先生的著作《求索中国》,都有相当篇幅叙述“四清”运动的历史。今年,中共中央党校的郭德宏教授和他的博士生还写了一部专著《四清运动实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毛传、刘传、周传也有一些文献披露和史实叙述。

    “四清”运动的过程,相关著述的描述还是大体清楚的。一个比较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是,在“四清”运动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到底有什么样的分歧?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毛与刘之间有两条路线。从一九四九年的天津讲话开始一直到六十年代,刘少奇一直有一个跟毛不同的路线,就是沿着原来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延续下来,跟毛是对立的。到“四清”运动时,这种对立终以正面冲突形式表露。

    这种解释并不令人信服。不少研究者认为,刘没有一条自己的路线。如果说五十年代初期,刘还是延续新民主主义那一套思路的话,一九五三年以后,刘也改变了,跟上了毛的思路。在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上,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认识都是一致的。后来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刘同毛至少是基本一致的,没有什么分歧。

    那么,刘是不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路线呢?六十年代,刘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对经济调整所应采取的措施以及某些社会关系方面调整的政策,毛的确不满意。但是在“四清”的问题上,在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上,在“四清”运动斗争的手段、政策上,刘并不比毛温和。史料显示,“四清”最早是毛提出的,而刘的态度也是非常积极的,后来中共中央成立“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刘还受命挂帅。刘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比毛还严重,毛判断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手里,刘认为还不止三分之一。而且,在手段上,刘还采取了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撇开基层党政干部,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等类似对敌斗争的做法。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刘少奇的主张明显彼此抵牾,相互错位,这怎么形成一条价值取向相同的路线呢?在大的战略上,当时的中央并没有一个什么刘少奇的战略、路线,中共领导人从根本上说都是按照斯大林那一套模式来搞社会主义的。针对“文革”中批判“刘少奇路线” 的说法,胡绩伟先生八十年代感叹“可惜没有一条刘少奇路线”。

    然而,正是在“四清”运动中,毛与刘的分歧越来越发展,以致在中央高层显露出来。有研究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四清”运动的指向,刘与毛不同。在刘看来,国内问题主要出在地方特别是基层干部,刘说过要“追根子”,但也只追到地委一级。那些斗争手段,也是对着地方和基层干部来的。毛则认为,问题出在上面,“中央要出修正主义”。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毛同外宾谈话,多次说中国党内有修正主义,还说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另外,关于矛盾的性质,刘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叉;毛则认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毛、刘的矛盾在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名称很特别,在中共历史上独此一次)上终于引发了正面冲突。毛捅开了和刘分歧的“窗户纸”,说出了自己的打算: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次会议,毛下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五年后,斯诺问毛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必须把刘“从政治上搞掉”,毛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

十四、“文革”发生的原因问题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是“文革”历史研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一九八一年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文.革”发生的原因作了解释:毛做为执政党领袖,极为关注党和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形成了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毛将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视为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在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党内形成了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海内外研究者的分析则各不相同。有专家概括了十余种观点,包括“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碰壁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中西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等等。此外,还有人从中国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国际共运的视角分析“文革”发生的背景。不同的诠释,既有官方公布文献档案十分有限而难以还原真相的原因,更有研究者出于相异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学术背景、知识结构乃至生活阅历而各自解读的原因。

    国内著名“文革”史专家、《大动乱的年代》作者、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认为,毛发动“文革”,是要惊天动地、改天换地。因为中共八大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前期,毛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对中央一线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他认为中央一线搞了“修正主义”,他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异常激烈的手段、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文化大革命”简史》作者席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和金春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认为,“文.革”是在“三个交互作用”下发生的,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这三个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紧密结合,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既是这个潮流的带动者,又受着这股潮流的推动,不断走向极端。

    从已经发表的著述看,国内多数研究者的分析同上述观点大同小异。而这些看法,差不多是《历史问题决议》结论的延伸和扩展。

    国内也有另外的观点。已故王若水先生就不赞同《历史问题决议》的解释,他以为那种解释只是批评毛在认识上陷入了一系列“误区”,而“文革”不是普通的错误,它错得那样荒唐,那样离谱,使人难以理解。绝不能说这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王若水先生说这不是“判断失误”。他认为,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开始,毛想当世界共运的领袖。斯大林逝世后,活着的共产党领袖中,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与毛比。毛具备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只有一点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因此下了决心,向苏联挑战。但是,“大跃进”失败了,从此毛有块心病——“赫鲁晓夫的阴影”。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要来算这一笔账?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斯大林从神坛跌落下来,同样的命运会不会轮到自己头上呢?中国党内会不会有人学着赫鲁晓夫的榜样?这样的人可能是谁呢?六十年代他看出了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是有不同意见的,从这时起,毛开始想到用林彪换掉刘。所以,支配毛发动“文革”的主要是他的“赫鲁晓夫情结”。

    许多人觉得,毛泽东那样好斗,表现了他非常自信,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王认为不完全这样。毛是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结果是很糟的,正因为这样,他才那样害怕批评,那样害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的固执并不是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误,而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左”的错误,为了证明这些没有错,他发动了“反右倾”;为了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都是正确的,他发动了“文革”;为了防止有人翻“文革”的案,他又发动了“批林批孔”、批《水浒》以及批邓小平。这就是说,为了证明第一个错误不是错误,就去犯第二个错误,又为了证明第二个错误不是错误,而去犯第三个错误。这样,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恶性循环,越搞越乱,终于无法收拾。

    现居美国的高文谦先生的看法与王若水先生不谋而合。高认为,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触发了他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与苏联一争高低。毛这种急于事功的乌托邦狂想和闯下大祸后,担心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灾难之路。

    就海外的研究看,不少人把“文.革”动因归于权力之争,是围绕毛.泽.东处理继承人(即接班人)问题而发生和展开的。有的研究者还分析了一九四九年以来毛泽东权威的变化,认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毛的合法性权威得到完全巩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毛的行为在中共高层引起保留意见,但是没有遇到严重挑战,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毛在高级干部中引起重大怀疑,毛的权威真正遇到有限挑战是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

    近些年来,海外出现了另外的解说,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两个“文.革”的说法。所谓两个“文.革”,一个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另一个是底层民众的斗争。前一个“文革”起源于中共高层的权力角逐,主要是毛泽东要利用人民夺回最高权力;后一个“文.革”起源于民众同官僚的矛盾,主要是民众利用前一个“文.革”来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教授的观点。麦氏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目标是要解决毛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有一个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规划中国未来的一种尝试”。毛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虽然贫穷但却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更加平均的、更少特权、更加集体主义、更少官僚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主要的是因为内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指引着他们奔向真正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所有人像一个人那样工作着。如何实现这个规划呢?麦氏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毛首先要解决谁来接班的问题。在毛看来,假如那些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如国家主席刘少奇)接了班,那么中国就会“改变颜色”。因此,毛不得不清洗中共最高领导层,安排一个他能够绝对信任、会坚持他的路线并继承下去的新的接班人,这个过程,就是“文化大革命”。

    我以为,“文革”发生原因的问题,应该从两个层面来梳理。“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因此,直接动因要从毛本身寻找,毛的思想、心态、部署、动作,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这是一个层面,它回答的是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至于社会的、制度的、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意识形态的那些因素,都是透过毛这个因素发生作用的,这是另一个层面,它回答的是毛何以能够发动起来“文革”,这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容忍甚至孕育、催生了“文.革”这个“怪胎”的问题。

十五、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争论

    近些年来,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争论,逐渐为研究者注意,因为这牵涉到林、毛的关系。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林同毛在政治上分歧的开始。

    事情大致经过是:毛最初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九大报告,林挂帅。陈甩开了张、姚,单枪匹马自己干。后来,陈没有按照毛要求的时间交稿,毛一怒之下,要康生、张、姚另外起草,但是也没有叫陈停下来。用毛的话说,“两家各搞各”。结果,张、姚同陈发生冲突,张、姚指责陈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陈则认为张、姚稿是“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肯定了张、姚稿(毛自己也做了不少修改),否定了陈稿。而林则从一开始直到上九大主席台作报告,看都未看一遍张、姚稿。

    有研究者指出,两个九大报告稿子的起草以及毛、林的不同态度,反映出毛、林对于“文革”运动的不同想法。在林看来,“文革”运动过去之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国富民强,主张九大报告可以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陈伯达是根据林的这个想法去写报告的,所以拟定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据陈当时的两位秘书回忆,陈曾经对他们谈过起草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陈还嘱咐秘书帮助他搜集这方面的资料,要各方面有关经济建设、生产方面搞得好的典型资料。毛对陈交出的稿子很不满意,认为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得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这种判断,从中共十大报告对林彪、陈伯达的批判可以得到某种反证。中共十大报告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林、陈的报告被中央否定了,而对毛主持起草的报告,林暗地支持陈公开反对,被挫败后才勉强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十大报告透露出三个信息:首先,九大有两个报告稿子,一个是林、陈稿,一个是毛稿(实际上是张、姚稿);其次,林、陈稿主张九大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第三,林支持陈反对毛稿,结果林、陈稿最终被否定。

    对于上述事实以及判断,当事人或知情者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首先,林彪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尚无公开的文献能够证明。最具体的口述材料,是林当时的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张回忆,林接受毛要他挂帅搞九大报告的任务后,一方面要陈、张、姚起草准备正式发表的稿子,另一方面找秘书们准备一个口头讲话(林的说法叫“拉条子”)。林说他这次口头讲话,还是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的六个题目(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做)。据张回忆,后来林在全会上的讲话,把秘书们按照他的想法准备的“条子”上的大部分内容都用上了。从这个情况,人们还很难看出林关于九大的讲话一定是讲发展生产。

    其次,陈伯达起草报告是否与林交换过意见,有两种说法。吴法宪说,陈伯达写报告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毛否定陈的稿子后,林很不高兴,因为陈稿是林、陈商量的。林的秘书回忆,林在最初曾经将陈、张、姚找到家里,谈话不到一小时,他们三人出来后,张、姚对陈说由他动手,需要他们可随时找。后来陈找没找过林,张云生没有提及。陈的两位秘书也谈到林约陈、张、姚商谈一事,而且透露林这次还表示委托他们三人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他自己就不多过问了。此后,陈还带着提纲找林商量过一次。至于陈花近一个月时间起草的稿子,则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陈的儿子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依据陈的两位秘书回忆,并援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的材料(毛在中央会议上质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指写九大报告——笔者注)?”陈答:“我自己一个人在搞。”),断然否定了吴法宪的说法。因此,陈是否根据林的意图起草报告,也还存疑。

      第三,周恩来是否支持陈起草的稿子。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提供了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林认为,“文革”运动过去之后,今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国富民强,主张九大报告可以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陈伯达为此曾经私下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表示支持。这样一来,林更加受到鼓舞,因为他知道抓经济工作还要靠周。但是,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同样依据陈的两位秘书的说法(即陈稿在交毛之前“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认为高的说法没有根据。

    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共九大报告起草的争论,尽管史实还有待进一步澄清,但是多少已经折射出林同毛的不和。吴法宪回忆,九大报告由张春桥等人“另起炉灶”后,林说过: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张云生回忆,张、姚的三次稿子送给林,林一次也不看,一字也未改,顶多只让秘书讲讲毛对稿子修改的地方。有的研究者认为,林的不满显然不只是对张、姚,还包括对毛。这是后来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征兆。

十六、关于“第一号号令”

    关于“第一号号令”,“九一三事件”后,在中共中央下发的有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上是这样说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事情的经过是,一九六九年,中苏军队在黑龙江珍宝岛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此后中苏边界局势日趋紧张。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九月,中苏两国政府首脑商定于十月二十日在北京举行边界问题谈判。中共中央根据当时苏联方面的动向和一些情报,怀疑苏方将以谈判为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因此决定在此前将在京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外地。周恩来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黄永胜指示负责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组织一个前方指挥班子,进入指定位置。黄则带领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等随同进驻。十月十五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十七日,林彪去苏州。十八日,林彪做出几条指示,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十月二十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保持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接着,由林彪秘书向在北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作了传达。黄永胜向阎仲川传达林的指示。当天晚上,将“第一号号令”依次下达各大军区和海军、空军、北京卫戍区。

    近些年,有关“第一号号令”,当事人和研究者都还有不同说法和看法,争论最大的仍在事实方面。争论的焦点在于,“第一号号令”事先是否报告了毛泽东。

    当时随同毛泽东在武汉的汪东兴回忆,林采用电话记录的方式,于十月十九日用急件传阅给毛泽东,先交周恩来,由周转毛阅。汪将传阅件送毛,毛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烧掉”,自己拿起火柴点着了传阅件。当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汪,问毛看过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汪告毛已经烧掉,周惊诧未语。

    林的秘书张云生则另有说法。张回忆,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向张口述了六条指示(即上述介绍的内容)。张做了记录。当时,林让张赶快用电话传达给黄永胜。张问林是不是压一下再发出,林同意并让张给叶群(“林办”主任)看看。据张说,他向叶群提了两条建议,第一,像这样的重大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第二,第六条讲二炮要做好准备,二炮是管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发射可能引起世界大战,因此对这一条应该加上一些限制词。两条建议叶都同意,而且向林彪作了报告。林同意,并说照叶说的办。叶向张云生布置,向毛报告由她负责,传给黄永胜由张负责。晚上七点钟,张将林口述的六点指示电话传给了黄。按张的说法,林是同意报告毛的,而且由叶报告。

    据一个材料介绍,在北京的阎仲川是当晚八点钟左右接到黄的秘书电话,赶到黄处,听了黄的传达的。黄传达时讲得不够连贯、缺乏条理,有些地方黄还作些解释和补充。传达之后,阎仲川问黄如何向下传达,黄说用电话跟他们说说就行了。阎仲川考虑到必须确保首长指示传达准确无误,就要参谋按照他的口授,整理出一份电话传达稿,又加了个编号,吩咐下面把它作为“前指”开设以后的第一份首长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阎仲川要参谋将稿子送呈黄,但黄的秘书说黄已经服用安眠药睡下。阎仲川考虑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剩十几个小时,所以一刻也不能耽误,便决定传给有关单位。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时半。阎同时指示值班人员上报“林办”,时间是二十一时四十四分。

    上述不同说法,引起研究者注意。有人对汪东兴的说法提出疑问: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称林彪是以电话直接向毛报告的,汪的回忆却成了经周转报;毛、林、周各在武汉、苏州、北京,如果林先打电话给周,周再形成“传阅件”,很难当天送到远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毛,况且,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说过林给周打电话的事情。若毛真的“烧掉”林的电话记录稿,他并没有说明烧掉的原因,为什么就认定是毛对林的“一号号令”不满?即使真如汪所说,当时在场的只有汪,那么将此事告诉林(还有黄等人)的也只有汪,而毛对此事并无指示。叶群十月二十日在京西宾馆已经讲到此事,很可能是十九日得知的。那么,汪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将这个引起林等人恐慌的消息泄露出去?汪是对谁讲的?怎么讲的?汪回忆称,林、黄等人知道毛的态度后,赶紧下令撤消了“一号号令”。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一号号令”发出以后,全军各部队一直在认真执行,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不断有报告给中央军委,直到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这一行动才告结束。既然毛反感此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听之任之,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有研究者注意到,当年参与审理“林彪集团案件”的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们与作家肖思科合著的《超级审判》一书,谈到一个情况:“两案”的决策者原曾想把“一号号令”问题作为林彪罪状写进起诉书,但感到证据不足。于是,调集十四名军队干部查阅档案,寻找证据。查寻结果,该书未做交代,但是却说到,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包括“一号号令”在内的几个问题“定罪理由不充分”,因此决定“不列入起诉书内容”。后来,参与查阅档案者有人甚至曾向阎仲川透露,查到了林彪向毛报告的记载。

    关于此事,八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增订版有一个引人注意的修改。这本书一九八一年版本的叙述是:“同日(即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引者注),林彪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被毛泽东发现后制止。”修订后的叙述是:“同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十八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修订后的叙述同原来版本有明显区别,首先交代了这个号令的由来,同时交代了号令的基本内容和下达的程序,特别是删去了原来“借口”、“擅自”等带有价值判断色彩的说法,而做了一种中性的事实陈述。

    二○○三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也肯定“第一个号令”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针对苏军有可能入侵的估计做出的。毛传也没有用“借口”、“擅自”的说法,但是却强调林彪此举事先没有得到毛的批准,“自行”做出指示。毛传的根据,就是汪东兴的回忆。

    顺便介绍一下,“文革”结束后,“一号号令”还被作为“迫害老一辈革命家和高级领导干部”的一个阴谋。许多出版物和文章都把当年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老干部疏散外地,受到迫害,同这个号令联系起来。八十年代末,有研究者根据史料澄清了事实:疏散中央领导人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并经中央讨论决定的。至于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和文教单位下放,是根据毛泽东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进行的,在“一号号令”之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先后发出过相关文件或指示;况且“一号号令”只限于军队,根本谈不上是干部下放的“最后通牒”。

 十七、设国家主席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问题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设国家主席被认定为林彪集团的“反党政治纲领”。按照当时中共中央文件的说法,林彪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急于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八十年代以来,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存在很大争议。这些争议既牵涉价值判断,更牵涉事实判断。

    有专家认为,设国家主席是中共执政以来的定制。一九五四年当代中国第一部宪法,即规定设置国家主席。毛泽东被选为第一届国家主席,一九五九年开始刘少奇连任两届国家主席。“文革”中刘被打倒后,某些需要国家主席的场合由董必武以“代主席”身份出面。中共九大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提上日程。选举新一届国家主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毛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则是不合情理的。

    更大的争议还在当年设国家主席一事的史实方面。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一些文献档案的公布和著述的发表或出版,人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从提出到终止大约经过了半年时间,其间曲折反复,直至九届二中全会酿成风波。有关史实的争议和疑问在于:

    第一,设国家主席是不是林彪一个人的意见?

     一九七○年三月初,在武汉的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信和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周信谈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这个情况,是汪东兴在新版回忆录(即《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提供的。不管作哪种理解,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一开始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的。三月七日,毛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并要汪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第二天,汪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到会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的意见。林在苏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周委托参加会议的叶群转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三月九日,林彪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三月十六日,政治局通过《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报告》等文件,报送毛泽东,毛在批示中再次表示不设。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毛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既然是“大多数”,说明还有少数人并不是这种意见。会议期间,林彪让秘书给毛的秘书打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让秘书回话:“问候林彪同志好!”回话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林的建议。四月十一日,林在苏州通过秘书向政治局转达三条意见:一、林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二、关于副主席,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三、林认为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第二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林的意见。会上,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由毛担任国家主席。到这时,设国家主席一事经历了第一次反复。

    有研究者认为,按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毛应该服从多数的意见。但是毛否定了集体意见。会后,周将这次会议情况报告毛,毛当天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周恩来传》说这是“文革”以来毛与林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各执己见。其实,这不是毛与林一人各执己见,而是毛与政治局多数成员(既有周恩来,也有江青集团的一些成员在内)意见相左。四月下旬,毛和林差不多同时回京。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七月中旬,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会上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听说后表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周提出: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这是此事的第二次反复:毛的意见占了上风。

    当年八月下旬,在庐山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二十二日下午,毛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会期和日程。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听了不满意,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康生在这天全会开幕会上讲话中说,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当国家主席、林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康在这天还说过:“因为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起草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的意见。所以,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矛盾当中。”这是此事的第三次反复。

    有研究者认为,从上述史实看,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既不是林彪一个人提出来的,也不是林一个人始终坚持的,而是当时中共全党的意愿,是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意见。

    第二,林彪是不是想当国家主席?

    这个说法出自毛泽东。一九七一年毛南巡讲话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西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有研究者认为,对这一说法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是林想当国家主席算不算个问题?二是说他想当国家主席有没有根据?

    林的法定“接班人”地位,是毛亲自挑选并亲自“大树特树”起来的。这样的“接班人”、副统帅,想当一个按毛的说法是个“形式”的国家主席,又有什么了不得?说是为了“篡党夺权”、“抢班夺权”,既不合逻辑,又不合中国国情和历史事实。毛早在十多年前已经让出国家主席位置,自“文革”以后这个位置更无实际权力。而且,“党是领导一切的”,要篡权,应该是篡夺党的领袖的位置才对。这是中国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常识。

    那么,说林想当国家主席有根据吗?有研究者认为,迄今为止,谈及这个问题的文字只举出了吴法宪在“九一三事件”后的一个交代。吴说,叶群对他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这个材料只能算是孤证。其一,叶群的讲话不一定能够代表林彪的意见。其二,吴法宪“交代”的叶群这句话是否真实?至少它不是叶群的原话。其三,如果林有此意,会跟几员心腹大将都打招呼,绝不会只跟吴法宪一个人讲。但是,其他人都没有这个交代。其四,在“无法无天”的年代按照最高领袖的意旨突击审讯,这样交代出来的结果是否可信?其五,即使这个交代是真实的,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而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不可能知道,自然也就不可能据此判断林想当国家主席。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是因为设国家主席一事而起风波的吗?

    已经公开的文献和各种口述材料表明不是。八月二十二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晚上,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分送给了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二十四日,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言,宣讲“天才”语录,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其中以华北组最为激烈。陈伯达在该组发言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二十五日,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第六号简报发到各组,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从徐景贤的回忆录看,连华东组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有人甚至领头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张春桥尽管强装镇静,脸色却非常难看。会议气氛紧张起来。

     这件事情有前因。此前在陈伯达、吴法宪与张春桥之间发生过两场“文字”之争。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准备发表的纪念建军节社论稿时,陈伯达主张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删去“毛主席和”几个字。张春桥坚持不改。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向毛请示,毛表示,这类应景文章,既然已经政治局讨论,他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据汪东兴回忆,毛当时还表示,两种意见,他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后来,汪还是按毛的意见删去了“毛主席和”几个字。八月十三日,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开会,讨论宪法草案稿。吴法宪与张春桥就宪法草案稿的一些提法发生争论。张以毛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为依据,提议删去稿子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提法。吴法宪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后,吴法宪将情况告诉了陈伯达。九届二中全会上,陈、吴等人旧事重提,向张春桥等发难。

    有研究者认为,毛并不是因为设国家主席一事而发怒的,而是因为看到江青集团受到了攻击。所以,毛说反张春桥就是实际上反对他。但是从汪东兴的回忆看,毛在事情起来之后却多次点到设国家主席问题。看来,关于此事仍存争议。

十八、“九一三事件”问题

    迄今为止,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广义上的研究,即把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作为问题的核心,由此来梳理线索和脉络。这种研究大多是从“文革”的源头开始追溯,有的甚至追溯得更早。还有一种是狭义上的研究,即围绕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发生的林彪座机出逃和坠毁的事件来考订和分析。这里介绍的是后一种研究的情况。

“文革”历史的研究,最为复杂、最多争议也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九一三事件”了。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献档案披露极少。尽管如此,研究者还是根据有限的史料做了不少研究。除了国内公开出版的专业人员的著述外,海外相关著述也很多,去年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搜罗境内外研究者的文章,是近年来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最为集中的一部学术著作,引起研究者注意。

    研究者所据的史料,除了有限公布的文献外,大体还有三类非原始文献的材料:一类是审理“林彪集团案件”时的供词和证词;二类是相关当事人的口述回忆,这里说的相关当事人身份各不相同,有前中共高层官员如汪东兴、吴德、李德生,有毛、林、周身边工作人员如李志绥、李文普、张云生、官伟勋、高振普,有中央警卫部队和空军的干部如张耀祠、陈长江、康庭梓、时念堂,有林彪家人如林立衡、张宁,有中国外交官员符浩、许文益,还有“两案”审理人员(算是间接当事人)如图们、高德明,作为当事人,他们的口述回忆有价值,但又有程度不同的局限性,而且相互抵牾,使用时须格外慎重;三类是有关机构编写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传记、年谱,其中也有一些相关材料的片段。还有一类,是一些非历史专业人员写作的文章或图书,有的称纪实,有的干脆叫文学,不能作为史料看待,但是有的也夹杂一些对当事人的采访,只是更需要进行仔细考辨。这里仅举几例,简单介绍当事人和研究者对史实争议和疑问的部分观点。

    第一,林彪是不是自愿出逃苏联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九一三事件”最具爆炸性的说法,就是当年林彪出逃并不是自愿而是被林立果及叶群等人挟持的。这个说法最早出自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在自述中也支持林立衡的说法。判定林彪要出逃苏联的重要证据,是林的卫士长李文普当年的交代,即李在汽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张宁举出一条相反的材料,说当天晚上一位内勤曾听林彪说过“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张还暗示李文普有某种特殊背景,所以在林立衡多次提醒李阻止林立果等人挟持林彪后,李没有采取措施;并说李被枪击中是自伤。有研究者赞同此说,至少对林彪自己要叛逃的说法表示质疑。林彪开始是要飞往广州,因燃油不够才飞向蒙古,此事应由林立果负责。李文普则发表文章,反驳林立衡、张宁,坚持当年他在受审查期间交代的说法。也有“两案”审理人员发表文章,反驳林、张。

    第二,林彪出逃前,毛泽东、周恩来是如何应对的?

     这件事的当事人说法不一,研究者也有很大分歧。关于毛泽东,一种说法是毛通过各种线索(有人暗示包括特殊途径)对林的活动不是不了解,但是除了密切注视林的动向外,毛并不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其目的就是让林彪自己现出原形相反的一种说法是毛对林的动向所知有限,并不十分清楚;还有的当事人说毛根本不清楚林的动向,只是林的座机起飞后毛才知道。关于周恩来,最早得知北戴河情况的是周,一种说法周虽然多少知道一些北戴河的情况,但是一时难以作出判断(因为周了解林家内部的矛盾,他无法确认是林立衡同叶群又发生了冲突,还是真如林立衡所说林彪要被“挟持”),所以颇费踌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周并不是不想采取措施,但他很快了解并且只能贯彻毛的意图,因此周是根据毛的想法来处理事情的。比如周曾经打算直飞北戴河见林彪,同林面谈。有人介绍,据汪东兴说,事后周的确曾告诉他,当时打算去北戴河,并且已经让杨德中(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准备飞机了。为什么后来没有去?有人说是毛没有批准,但是此说没有有力证明。不过,有研究者推论,在这样敏感的问题上,行事谨慎的周事先一定会向毛报告的。

    第三,林彪座机是怎么坠毁的?

    九十年代以来,在林彪座机坠毁问题的相关研究中,有三篇文章引起研究者普遍注意,一篇是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写的《揭开林彪死亡之迷》。一九九三年,汉纳姆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资助下,先后访问蒙古、苏联、中国、美国和台湾、香港等六个国家和地区,采访了众多人士,写出了这篇调查报告。一篇是当年未登机的“256号”飞机机组成员康庭梓写的《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此前康在一九九九年发表了《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前》一文)。还有一篇也是康庭梓写的,《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三篇文章提供了三幅林彪座机航线图,不同的是,前一篇是“256号”飞机航迹全程图,后两篇除了航迹全程图外,还有起飞后十四分钟内的航迹图。前一图引人关注的是,飞机航线的最北端不是温都尔汗,而是苏蒙边界的达达勒(距苏联仅五十公里),令人费解的是,飞机不再继续往北飞行,而是在达达勒转了一个大弯,由北改为向南飞行,飞到温都尔汗坠毁。后一图引人关注的是,飞机起飞后,没有转弯向北飞行,而是沿着起飞航向向西南飞行,十四分钟后才转向西北方向,并消失在雷达以外。三篇文章提供的信息,引起研究者颇多猜测和推断,目前仍在争论。

    关于林彪座机如何坠毁的,说法五花八门。最离奇的说法是,林彪所乘汽车在北京玉泉山附近被早已埋伏好的部队用火箭筒击毁。有专家在官方结论之外,概括了以下几种说法:一是“256号”三叉戟飞机飞行员潘景寅等空勤人员,在飞机上反劫机,导致飞机迫降坠毁;二是飞机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中,飞机受伤后,进行带火迫降时又发生事故,最后迫降失败;三是飞机被中国导弹击落;四是人为破坏。所谓“人为破坏”,有专家以蒙古国目击者的口述(先看见空中火光,再看见空中物体坠落)为依据,对照中国空军当事人提供的有关“256号”飞机油料、航线图等材料,结合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和飞行技术常识进行分析,否定了“油料耗尽说”,认为“256号”飞机是先起火后迫降的。至于起火原因,有一种可能性是该机在起飞前安放了爆炸物,造成飞机在空中起火。

    上面所说,只是有关“九一三事件”研究的几个争议的问题,而且也没有展开介绍各自观点的具体内容。实际上,讨论和争议的问题远不止这些。

十九、关于粉碎“四人帮”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问题,《历史问题决议》有一个结论: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八十年代,关于事情的经过,直接当事人(主要是决策层当事人)的披露并不多,而公开文献更是缺乏。倒是一些研究者或非历史专业人员写了不少有关文章或图书,而其中的叙述出入很大。至于坊间流传的一些出版物,要么是虚构,要么是夸张,很难令人相信。九十年代以来,有的当事人开始披露一些情况,有些研究者经过查阅史料也发表了一些著述,澄清了一些不实的说法。其中,有三个材料最值得注意:一个是吴德的文章《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一个是张根生的文章《我所了解的华国锋》;一个是“《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李先念与粉碎“四人帮”》。就描述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来说,这三篇的研究价值比较高。

    第一,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

    有一种说法,最早是叶剑英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述三篇文章表明,这个说法不确。张根生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九日,亲自询问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华详细介绍了事情的经过。这是到目前为止,华国锋作为当事人唯一的公开口述。张根生七十年代后期先后任广东省委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吉林省委书记、省长等职。由于工作关系,张同华有过较多的接触,对华的评价比较公允客观。华所谈的情况,尽管是转述,但是可信度很高。华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即毛泽东逝世第二天提出这个问题的。那天,他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华特请李亲自赴西山找叶剑英交流看法,沟通思想。十三日,李去西山叶剑英住处,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正式转达了华的意见,两人都表示了一致的看法和态度。吴德的文章也说了华国锋到李先念家密谈的事情,而且叙述比华自己所谈更具体,只是时间有点出入。“《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同样证实了华的叙述,同样比华的叙述更加具体,也是时间有点出入。这篇文章所依据的材料,是李先念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可以视作李本人的口述。华、吴、李三人的口述是一致的,可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就是华国锋。以华当时的政治地位,他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比较合理,令人信服。

    第二,华国锋、叶剑英的作用如何?

    有研究者写文章,认为叶剑英是当时历史舞台的中心人物,说叶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叶进行秘密串连,团结和争取政治局成员的多数站到了自己一边,并耐心地做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工作,是叶经过充分酝酿、反复磋商,作出重大决策,选定时机,精心部署,坐镇指挥。

    也有研究者另有看法,认为是华亲自出面寻找政治局层面的同盟者,敲定粉碎“四人帮”的最后方案,并且主抓方案的落实和具体措施。没有华国锋的首倡,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不会来得这么快;没有华的参与,既会增加解决的难度,还会使这个行动缺乏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华的地位和身份,保证了采取这种特殊手段的合法性,也方便了对后人、对历史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叶也是关键人物之一,既是后盾,又是高参。叶在军队德高望重,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又同党内军内一大批老干部有广泛深入的联系,对稳定整个大局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叶不可能像华那样与吴德、汪东兴、李先念经常见面或几乎天天碰头,商议方案细节。尽管如此,叶还是出过一些好主意。

    张根生的文章也有一段这样的评价:粉碎“四人帮”,叶的确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和许多中央老同志做了大量酝酿准备工作,可以说华国锋与叶剑英一同起了决定作用。

    从已经披露的材料看,从当时中国高层的政治格局看,应该充分估计和肯定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地位和作用,否则,就是不客观也不公道的。

    第三,汪东兴的作用如何评价?

    在以往有关粉碎“四人帮”事件的著述中,对汪东兴在整个事件中的行动轻描淡写,没有明确肯定汪在事件中的关键作用。吴德的文章就说:“我认为汪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他组织了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的五十多个人,这些同志做了贡献。”

    其实,汪东兴起的作用,远不止是组织人去逮捕“四人帮”这个具体行动。众所周知,汪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办主任、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掌管着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其作用远不是一般的政治局成员能够比拟的;而且汪是毛泽东信赖的人,在中央领导层地位相当高。粉碎“四人帮”这样的重大政治行动,倘若没有汪的赞成和支持,几乎不能成功。从已经披露的史实看,华国锋九月十一日就找汪东兴商谈此事,汪东兴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此后,汪多次应华的邀集,同华、叶秘密商量方案。据吴德回忆,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十月四日下午,华召集汪东兴、吴德作行动前的最后一次汇报,由汪东兴汇报具体行动方案。此后,汪东兴负责具体实施。

    可以说,从一开始酝酿直到正式采取行动,汪东兴参与了事情的全过程,而且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近年来,有的文章开始明确肯定汪东兴是出过大力的关键人物之一。这是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四,李先念知道不知道粉碎“四人帮”的设想?

    尽管官方一再肯定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坊间还是曾经流传一种说法: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并不知晓这个行动。吴德的文章、张根生的文章和“《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提供了相反的史实,澄清了不实的说法。

    1、一九七六年上半年,李先念本来要去外地休养。华国锋去看李先念,说现在同“四人帮”斗争这样尖锐和复杂,是不是不离开北京,有什么事也好商量。李听了之后,决定不去外地了。2、九月十日或十一日,华国锋最早同李先念谈了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他同叶剑英沟通。李先念受华委托去西山同叶交谈,取得一致看法。3、九月十六日,华国锋在国务院召集会议,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参加。华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4、九月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华国锋约李先念、吴德谈话,对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意见。据华说,这次商谈后,他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此后,李经常打电话给华,互相通报情况。5、九月三十日,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商谈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当事人披露的这些史实,说明前述流传的说法没有根据。当然,李先念主要参与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具体行动的组织部署他没有参加。对此,吴德的文章和“《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也做了说明。

二十、中苏关系问题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共历史的研究中,中苏关系的研究是一个相当令人注目的领域,成果也非常多。从研究中共历史的视角看,比较值得注意的著作有: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苏联专家在中国》、《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章百家、牛军主编的《冷战与中国》(论文集),沈志华、牛大勇主编的《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论文集)。二○○三年,沈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三十六卷本、一千八百万字)出版。原稿本来四十卷,出版前被要求撤去最为国内研究者关注的“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各两卷,遗憾之至。好在不久以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浩浩三大卷,算是弥补了部分遗憾。而中苏关系部分的档案,迄今仍被尘封。

    关于中苏关系的研究,这里只简单介绍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后历史的几个问题,全面和详细地介绍只好俟诸来日、另作文章。

    一是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和签订。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研究者在俄国的解密档案中发现了一批关于一九五○年中苏条约谈判的文献档案,尽管还不是有关文献的全部,但结合中国发表的有关文献和回忆录,已经可以对这个条约谈判的主要内容及其过程做出比较清楚的描述,并厘清过去一些不实甚至大相径庭的说法。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或者说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共同愿望和利益冲突所在,关于中苏结盟的问题上双方的不同设想,关于条约谈判过程中双方的分歧、争执和各自妥协,关于条约文本的提出和多次修改,研究者都根据文献和相关回忆作了细致考证,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二是关于赫鲁晓夫对华政策的转变。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即开始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而其对华政策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对此期中苏“蜜月”型关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开始苏方准备派一个外交部部长或者副部长到中国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典,赫鲁晓夫提出来要自己去,这也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华。实际上是要向中共示好,改变斯大林的对华不平等政策。这次访华,赫鲁晓夫主动表示将以往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给中国。中苏双方签署了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移交中国政府、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的协定;为中国提供五亿两千万(旧)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等七个文件。苏联代表团在华期间还赠给中国两项“礼品”:一是提供组建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并派专家来华帮助建设这个农场;一是将正在中国展览的八十三件机床和农业机器无偿赠给中国。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也确使毛泽东感受到了与苏联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气氛。过去斯大林在世时,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平等的,而赫鲁晓夫对中国所作的许多实质性让步,使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毛泽东得以一吐怨气,在对苏交往中真正挺起了腰板。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一点时曾说:“第一次与赫鲁晓夫同志见面,就很谈得来”,他取消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合作社”,“建立了信任”。对于赫鲁晓夫的平等合作精神及扩大对华援助的做法,毛泽东深表感谢,一九五六年他跟南斯拉夫代表团谈话时还曾经称赞“赫鲁晓夫是个好人”。从一九五四年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应该说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

    三是关于苏联对华的核援助。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时,就曾经试探了解苏联的核秘密,斯大林根本就不和他谈这件事。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访华以前,国内已经有人给毛汇报过关于核技术的问题。所以,这次访华令赫鲁晓夫意外的是,毛泽东跟他提出了苏联帮助中国制造核武器的问题。赫鲁晓夫当时表示,苏联现在已经拥有核武器了,可以给华约国家包括中国提供核保护,所以中国没有必要再制造核武器。实际上,赫鲁晓夫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就是在他访华前,苏联刚刚跟美国在谈核不扩散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还是答应了,表示可以帮助中国和平利用核技术。一九五四年十月,中苏双方在签署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基础上,又签订了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中国以帮助的协定,促成中国建立起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帮助中国培训核技术方面的科研人员,为中国原子能工业基础的建立提供了条件。所以,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也开始要进入钻研原子能的历史新时期了。一九五七年十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开始帮助中国从军事方面来研究原子能的问题,而且有了实质性的步骤。

    四是关于中苏关系的破裂。人们一直认为,中苏分歧的起因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几乎所有的中共历史著述以及有关中苏关系历史的著述,都是这么说的。但是,有研究者近些年来认为,毛泽东对赫氏秘密报告的反应其实是喜多于忧。毛早就不满斯大林了,所以他说秘密报告的最大意义在于揭开了盖子,连斯大林这样神秘的人物现在也已经不神秘了。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去世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中,毛泽东完全可以同赫鲁晓夫平等对话,甚至赫鲁晓夫也不在话下。因此,一九五六年出现的中苏之间的分歧,只是某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看法,还远远没有影响到中苏关系,甚至应该说两党两国的关系在继续共度“蜜月期”。

    中苏开始出现比较重大的分歧,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主要是几件大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还有炮击金门的问题。
有研究者根据文献史料认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本来是中苏共同的意愿。一九五七年底,苏联核潜艇研制成功,舰队远航能力大大加强,但是那时候没有卫星,舰队在远航过程当中的联系靠现有的电台达不到,所以苏联希望在中国或者印度建立大功率的长波电台。赫鲁晓夫不同意在印度建,怕刚刚修复的苏印关系受到损害,但是他觉得在中国建立不会有什么问题,跟中方是同志加兄弟。其实当时苏联的军方曾经有过担心,说跟中国提出来会不会引起中国人的不满?赫鲁晓夫拍着胸脯打保票说没有问题。因为一九五七年十月份刚刚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表明中苏在军事方面的合作达到了一个高峰。恰在此时,中方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早在一九五四年中国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时,中国就开始着手长波电台的建设了。在苏联的帮助下,进口的三套“突浪型”长波电台设备于一九五七年分别安装在青岛、宁波、湛江地区。但这些都是中小功率的长波电台,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和远航训练任务的增多,迫切需要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鉴于中国难以承担这样的工程,中国海军方面便与苏联有关方面联系、商洽,希望他们能给予帮助。虽然双方都有需求,但是赫鲁晓夫万万没想到毛泽东为此发火。问题是由投资比例引起的。整个电台(一千千瓦)大概要投资一点一亿卢布,苏联提出它出七千万,中国出四千万,毛不干,跟彭德怀说投资由中国全出。毛是考虑到所有权的归属,其实苏方根本没有提到所有权,甚至连指挥权都没提到,只是提到双方共同使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毛对长波电台的事情发火的时候,苏联大使尤金又向中方转达了苏联关于中苏建立联合舰队的建议。其实这件事情也有前因。一九五七年,肖劲光作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成员,向苏联海军提出了援助中国建造核潜艇和导弹潜艇的问题。苏方表示,中国不必建造这些潜艇,苏联现在尚未研制成功,将来苏联有了,可以提供给中国。中国海军领导人经过认真研究和仔细论证,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尽快获得新技术对于海军建设来说已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苏联现已改进了某些舰艇的动力和结构,且试制成功几种用于潜艇和鱼雷艇的导弹,而中国海军目前仍然按照苏联一五计划期间的五种旧舰艇图纸进行生产。因此,海军急需获得建造新舰艇的设计图纸及其他资料,并建议以政府名义向苏联提出请求。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给予新技术援助,在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提供建造新型战斗舰艇的设计图纸和资料。苏联正好也有这个意图,表示双方可以建立一个联合舰队。结果,长波电台的事还未了,又出来一个联合舰队的事,毛就恼火之至。

    与此同时,在炮击金门的问题上赫鲁晓夫也开始对中国不满。首先是中国炮击金门没跟苏方通气,赫鲁晓夫非常不满意。在赫氏看来,既然中苏是军事同盟关系,中方采取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与苏联通气。毛后来说告诉过赫氏,赫氏反问“什么时候告诉过”。据《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披露的材料,中方确实没有事前通报苏联。其次是在炮击金门时,台湾向大陆发射了当时最先进的美制响尾蛇导弹,其中有一枚落到大陆以后没爆炸,中方捡到了。苏方希望中方把这个响尾蛇导弹提供给他们。中方开始是拖着不办,后来虽然提供给苏方,但是拆除了最核心的红外线制导装置。苏方非常恼火,认为核技术都提供给中方了,而中方却连完整的响尾蛇导弹都不提供。

    中苏双方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才导致双方关系出现明显的裂痕,这个裂痕比一九五六年秘密报告的裂痕要深得多。一九五九年的戴维营精神,使中苏双方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产生分歧,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两国关系的逐步恶化。先是苏共中央单方面撕毁中苏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一年以后,苏联又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更为极端的措施。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所谓中苏同盟已经名存实亡。所以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春天,是中苏关系明显出现裂痕的时期。

    一九六○年以后,中苏分歧逐渐开始公开化。传统的说法,是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突然对中共进行攻击,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近些年,有研究者根据文献档案说明,事情最早起因于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的北京世界工联第四次理事会议。这次会议除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工会代表团,还有不少西方国家和其他非东欧国家的工会代表团出席,中方在这些代表团之间散发了中苏两党争论的材料,苏联代表团离席,表示抗议。布加勒斯特会议则是苏方和赫鲁晓夫对中共的报复。到一九六三年,中苏的分歧更加加深,发生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中苏关系最终走向了破裂。

    关于中苏关系由“蜜月”走向破裂的原因,研究者有许多解读,比如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分歧、领袖个性矛盾等等。最近这些年,有研究者提出一种新的诠释,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领导范式的错位。这种诠释认为,中苏关系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一旦政治关系发生变化,或领导者地位和权威受到挑战,或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受到怀疑,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就会立即显露出来,侵犯国家主权就会成为指责同盟“为首”者的最常见的罪名,而这种同盟关系也就随之遭到破坏。因此可以认为,中苏在一九五○年代中期以后未能在军事合作方面取得进展,反而导致双边关系恶化,究其根源,恐怕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本身的政治特征。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失衡,而不应仅仅去追究哪一方的责任。

    (韩钢:生于1958年10月,湖南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曾在党史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现任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教授。主要著作有:《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二卷)等。为当代成就卓著的中青年学者。)
 

 

 


 

发件人:"liu yuanqi" <dabieshan02@yahoo.com.cn>2012-01-18 20:54:37 收件人:"zdjun@263.net" <zdjun@263.net>

中国发展的五大战略基石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韩毓海

2012年1月

    从长期历史来看,中国要长治久安,国家组织能力、财政金融、军事,以及思想文化动员能力,再加上平衡区域发展——特别是重视西部边疆的发展,这五点是最重要的。这既是中国长期革命和改革的动力和目标,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切“盛世”的制度基石。

以基层为本,提升国家组织能力

    中国革命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它是从基层起来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如果讲得更具体一些,这就是依靠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础上的人民军队制度;而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唐代的“府兵制”可以与之媲美。因为唐的府兵,就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选拔品质优秀、德才兼备的农民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一个在基层选拔骨干和积极分子的活动,而每次退伍,都是一个壮大基层骨干和积极分子的过程,如此一来,就在中国的最基层农村,建立起牢固的基层政权、基层组织,从而结束了基层一盘散沙的局面。

    中国治理能力低下问题由来已久。隋唐科举以来,国家选拔官员采用考试制度,讲究起点平等,但是关键还在于考什么。正如王安石、张居正都指出过的,士大夫所学者,科举制所考者,其实都是与治国理政的本领毫无关系的内容。而且,宋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精英是士大夫阶级,他们主要来自运河沿线特别是南方城市的土地资本家、豪商集聚的地区,中国所谓的舆论,主要是被他们掌握着。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反对一切国家税收政策,反对国家以发行法定货币取代白银的政策,因为那样一来就等于申报财产,而白银相对于纸币尽管不利于流通,但有利于窖藏,便于成为其读书上进的资本。既然中国的学术制度、教育制度、考试(科举)制度所学者,无非记诵课试文章,与“天下国家之用”无涉,而一旦这种“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的“人才”被任用为官(“猝然责之以天下国家之用”),其必然就是无能之官,这样的官也就必然要将行政司法财政付诸“能折腾”的胥吏,而所谓胥吏者,如王安石所说——“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招募者也。”吏其实也就是黑社会。 

    被列宁称为“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重要课题。面对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大的外敌入侵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希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以此加强宋的国家能力,然而,在与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对抗中,他失败了。

     既然没有一套培养、选拔、监督和约束管理者的办法,于是官员的进退自然没有什么切实标准可依,那么官员要升迁,除了奔走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既然儒家培养士大夫的标准如此脱离治国理政之实际,那么标准越多、条文越细,就越不能执行,唯一的结果是行政变成了文牍,变成了以开会落实开会,以文件落实文件。实际上,是连起草文件的事,又都交给了胥吏。官员忙于奔走,更把基层的实际事务交给地方上的能人“胥吏”去操办,这样官员等于浮在上面,于是一切都成为表面文章,胥吏成为操持地方的黑社会势力,而国家没有了他们却竟然无法在基层办事。——宋代对外不能抗击辽金,对内不能制止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即使它经济和商业搞得再好,也难以避免亡国的命运,我们所谓 “弱宋”,也就是指其国家能力的衰弱。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理论与实际脱节、政治与基层民众脱节、经济活动与国家财政金融脱节,而历代统治者想出来的办法,竟是主张放弃基层,并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和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更把放弃基层看作中国政治的最好传统,即他认为:基层可以靠那些土豪劣绅和黑社会去“自治”。而蒋介石的上述梦话,简直是把长期由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把持的中国基层说得如同天堂一般,但恰暴露出国民党政权脱离民众、无力组织和动员基层的痼疾。

     因此,中国的复兴,中国国家能力和国家信用的提升,归根结底,需要重建一支以国家和人民为服务对象,具备严格的政治伦理、专业的服务技能的职业政治家队伍,即一支具有明确服务对象和具备高效服务能力的国家公务员队伍。而要造成这样的力量、这样的队伍,就非要从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做起不可,又非要彻底改革中国固有的学术制度、教育制度、考试制度不可。而这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等一系列文献作为政治学经典的意义所在。同时,这也就是张思德、雷锋、白求恩、焦裕禄身上所具备、所代表的政治理性精神。因为正是500年的历史兴亡,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非有这样“政治的自觉”、非有如此政治的伦理,就不能提升国家能力,亦不能建立国家之信用,更无从完成中国的现代复兴大业。 

    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剩余夺取,一部分用于改善广大基层群众的民生,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基层建设是我们的立国之基,与基层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执政之本,基层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舞台。

    中国历史数千年,何以都不能解决国家组织能力问题?这里的要害就在于,无论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还是法家积极有为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对中国政治改造的核心:即如何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而几千年来,人民逃避政治、逃避组织,其消极的方式是逃避赋役、消极怠工,而积极的抵抗便是造反起义、落草为寇。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物质资源、黄金、美钞去激励和动员人民和劳苦大众,之所以能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者,就在于共产党人有办法启发人民觉悟和相信:每个中国人自己就是革命的主体,每一个老百姓都是新中国的新主人。

     在中国的普通百姓身上,始终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忍辱负重、勤劳善良的中国劳苦大众,在面对地震、洪水的奋勇救灾中,表现出的同甘共苦的毅力、救苦救难的情怀,感天动地、气壮山河。历史反复证明,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实践中去不断发现、发明新的民主形式。所谓法制即是民主,这是个基本的误解。因为民主的标志,乃是人民成为法律的制定者和社会的主人。而当天下大事、国家大事成为少数精英、专家和治理者的私事,当“为人民公天下”成为官面文章,实则却是回到“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封建主义老路时,那么,即使干部再辛苦、再操劳、再敬业,人民群众依然还是会困惑不满、怨声载道。如果现代中国最强大的组织力量——中国共产党不能克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病症,中国社会的组织能力就将会被再次瓦解,中国历史就将可能再次陷入悲剧性的循环之中。而这绝非危言耸听。

自主而强大的财政金融制度

    尽管在1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的放任主义,中国都没有自己的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明隆庆之后,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和银元,更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国策,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美洲白银供给,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

     魏源早就深刻指出:中国欲求富强,必先从国家自铸货币、驱逐西方银元始 。而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即提出中国400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康有为更首倡“废两改元”,即废除银两,改行国家铸造、发行的银元为主权货币。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之一,也便是“货币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才力图废除白银和银元而发行国家货币——法币,但是,法币的发行由于没有当时中国经济的主体——农业经济的支撑,也难以深入中国的广大农村,故不得不以外币为“准备金”,法币发行,既与英镑汇率挂钩,又以美国的“银本位制”为基础。法币发行,终至20世纪40年代严重的通货膨胀而陷入崩溃。总之,与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缺乏国家财政组织、金融战略的支持,是它陷入发展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当前我国经济深陷美元霸权和对外资、外贸的深度依赖之中,事实上导致我国财政金融主权相当程度的丧失。这导致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由于外资外贸集中于东部沿海,这就决定了中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必然很困难,这一点是很显然的:因为一缺乏地方增值、经营税,二缺乏土地出让金,三由于资产被低估,贷款困难。因此,这种地方财政困难的情况是普遍的。一个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收入如果不是由其劳动、资源和土地所决定,而是由其所处的地区的“级差地租”所决定,如果一国之经济不是被其国土、资源和劳动所支配,而是被地租和房产价值所支配,那么这种发展模式是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其次,导致中国经济实际上被外资计划,外资计划的核心是一切服从于自己赚钱的目的,而不能带来外资短期利润的领域如教育、卫生、住房、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领域,交通运输、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农村设施等基本建设领域,以及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乃至宏观总量平衡等问题,外资都不管,因此导致中国贫富差距、环境危机、社会危机等愈演愈烈。

    新中国成立伊始,最彪炳千秋的一项伟业,就是一举确立了人民币的国家货币地位。1949年5月31日,党中央、毛主席责成成立的以陈云、薄一波为首的中央财经委员会汇报说:只有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严格的财经纪律,才能节约开支,实现收支平衡,在根本上抑止通货膨胀,维持人民币的国家法定货币地位。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登天还难,历朝历代,包括国民党政权都没有做到,凭什么共产党就能够做到?中财委说:就凭我们是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党,就凭我们是一个从中国最基层组织起来的党,就凭我们是一个“一心救中国”的党,中共能够做到“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把支出降下来”。可以说,人民币权威的确立,是500年来最伟大的奇迹,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真正基石。 

振奋中华民族的武德

    大致说来,春秋时代,军人以贵族为主,自然很受尊重,故而有武士和武德之说。军人、武士被尊重,并不是因为他掌握暴力,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制止暴力。

    看看《商君书》最重要的篇章《农战》,便知我国历史上最健康的尚武时代便是秦,“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有这样的民风、这样的制度,自然便有天下无敌的军队。西汉因为继承了秦“农战”的传统,因此才能够击溃匈奴,但因为西汉偏重亲戚权贵,秦以战功行赏罚的制度,即使在武帝时代,也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史记》通过李广命运的描写,所谓“虽小,可以喻大”,其微言大义就在于此。李陵《答苏武书》可谓千古名篇,而这便是对汉武帝偏重亲戚权贵、破坏秦的军功赏罚制度的控诉。其中在驳斥苏武“汉与功臣不薄”时,李陵这样说李广:“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之意,刭身绝域之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何谓‘不薄’哉?”李陵更感叹自己因为没有战死,便被朝廷灭门;苏武为汉守节19年,更无封赏,如此重亲贵、轻功臣的制度,再希望延续三军用命、为国死战的“秦制”,诚如李陵所说:“此实难矣。”

    果然,到了东汉时代,汉人一般都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兵源多依赖内附的外族,所谓“五胡乱华”之根源,因此早已种下。

    唐代建国,府兵制是基础,其核心是选拔品质优秀的农家子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在基层选拔积极分子的仪式,每次退伍,又起到在基层壮大积极分子的作用,可惜武后以来,国家不再重视军队,实质上便是更不重视基层,因为国家重视“文词进士科”,从而轻视边疆、重视中原,从而轻武重文,漠视武德,结果铸成安史之乱,这哪里是偶然的呢?

    唐末,国家已经无力动员基层,从此便将基层征兵工作委之于胥吏,这些胥吏则是王安石所谓“奸邪无赖之徒”,于是私兵泛滥,当兵如奴隶、配军,为防止兵士逃走,往往在其面上刺字,故自唐末、北宋以来,直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拉壮丁”就等于征兵,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唐代的好文章,其中哭天抢地的悲叹,不过凝结为后世两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已,可见中国之积弱,又哪里是一朝造成的呢?

    当兵光荣、光荣者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新中国所造成的新气象。新中国的一个伟业,就是结束了落后挨打,毛泽东的一个成就,就是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武德”的体现啊!反过来说,如果人民军队不能吸收最好的人才、不能实行最先进的制度,军人丧失了荣誉感,中国倘如再次丢弃了武德,那么,在这个虎狼世界上,我们中国就危险了呀!

    如果战败,你即使有再好的发展模式、再好的战略,也都没有实施的余地了,都成了空谈。故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不可不知也。研究历史,关注现实,怎么能不把生死存亡之道放在首位呢!

批判地继承中国革命的遗产,重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

    今天的跨国资本和它所推动的文化生产和文化商品的迅速发展,深刻地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进入到非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这个新的和最高的阶段。而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处在以物质生产和资源出口为基本特征的初级阶段。中国在文化产品技术方面全面的大规模逆差,包括我们今天挥之不去的知识产权问题,引进美国大片问题,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中被洗脑的打工者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种文化生产所推行的欲望文化,瓦解了一切人类文明的和历史的价值尺度,当然包括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的最深刻危机并不是经济上的,甚至不一定是军事上的,而是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决定我们今天政权合法性的,不是你认同了什么经济制度、实行了什么宪政,而是思想路线的正确性。

    值得思考的是,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斗争中,争夺文化领导权和文化霸权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当时中共不怕别人说自己穷,不怕别人说自己没有枪炮,最怕别人说自己没文化,只要说他没文化,他就要跟你干到底、辩论到底,在文化领导权、文化合法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含糊其辞过。

    我们知道,今天美国强大的根本,说到底就是最近《时代周刊》所称的,是美国的软实力。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人权,这一系列好名词都是由美国垄断着,你很难跳出它这个圈。因此,如果我们将来的经济发展走破坏环境、两极分化的道路,即使发展起来,那也很可能是失道寡助,在国际上丧失地位。

    文化领导权的关键在于两点:第一个是正确的历史观,就是回答我们究竟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再一个就是正确的局势判断,甚至也就是敌我力量的局势判断,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要回答这两大问题,我们要立足于批判地继承中国革命的遗产,重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

    需要批判地继承的中国革命遗产是什么?第一个遗产,就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人民焕发出的独立自主能力和“主人翁意识”以及团结气概、道德意志和牺牲精神。第二个遗产,就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围攻和炮火中诞生的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将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命题引入了世界历史。正是万隆会议所缔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造了17世纪以来由西方国家提出的国际法原则,也改造了联合国。第三个遗产,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崭新的历史—地理的视野:从时间上给出了19世纪以降中国与世界历史的线索,从空间上给出了资本扩张和人民反抗的路线图,为中国现代思想的发生和现代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时间—空间框架、历史—地理背景。这也成为今天我们思考价值观问题的坚实基础。

    战略性地重视西部边疆的发展

    历史上,当中原王朝愿意与边疆各民族分享发展的成果和成就之时,就会出现“四夷来朝”的升平局面,出现中原王朝与边疆各民族“向心联合”的体制。但是,一旦中原王朝失政、失去人心,对周边各民族加以掠夺、榨取和欺凌,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反向迁徙”和“反式联合”,即中原人口向边疆流动,中原反抗者与边疆各民族结合,以至于通过这种联合推翻中原的统治者,从而再次重建中原与边疆间互惠的体制和分享式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康乾盛世时代,重视东西部之间发展的平衡与协调,具体说就是:一方面支持江南地区的率先发展,另一方面则强调西部地区在环境生态和军事战略上有拱卫江南的作用,因此,国家就采用了协饷——类似于我们今天“转移支付”的方式,以平衡全国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势力自西向东瓜分世界的狂潮中,晚清之所以还能够守住西部边疆,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满族统治者本身就来自边疆,它对于经营边疆具有深刻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也是从边疆和边区起来的。少数民族的家园,就是革命者的根据地,陕甘宁、晋察冀、东北和蒙古地区,是共产党革命时代的立身之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就是以“边区”包纳或者“包围”中原和江南。

    在当前世界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重视西部边疆有如下重要意义。

    第一,从国际地缘政治的视野看,“内陆欧亚”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大陆,自19世纪英国殖民印度以来,世界列强争夺的要害就是内陆欧亚的核心区域,至今依然如此,而且更加如此。自公元10世纪以降,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络东洋、西洋和南洋的贸易和金融流动体系,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贯通“内陆欧亚”的北方贸易体系,以及以琉球为核心、联系西洋、东洋和南洋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16世纪中后期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大变动,最终导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流动体系于19世纪走向瓦解。而中国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变动的结果。当前中国也要依托西部,重建自己在世界上的地缘政治优势。中国只有既是海权大国,同时又是陆权大国,才能根据国际风云的变幻,随时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模式,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从容进退。如果中国、俄罗斯、印度和中亚五国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基础上,携起手来建设欧亚大陆经济,可以想见,未来金砖国家都会积极参与进来,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可真正团结起来,重振世界经济,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危机。这一战略,要以新疆和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为基础和抓手,所以,新疆和广大中西部的发展与稳定,对我们举足轻重。

    第二,从经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说,中国90%的人口和生产能力处于黑腾线(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以东,绝大多数资源处于黑腾线以西。要结束区域发展不平衡,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的新道路。 

    总之,发展西部边疆首先要针对沿海的地租和资产被高估、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和土地被低估的情况,实现公共财政均等化。走科学发展道路,要真抓实干,把高铁修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在喀什搞特区,在山西搞特区,大搞“五个重庆”,这就是科学发展、真抓实干。实现公共财政均等化,这尤其是真抓实干。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1-11 10:19:54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朱德在辛亥革命中的特殊功勋

——活捉总督李经羲,命云南全境清兵投降

顾则徐

     中共人物里面,参与辛亥革命或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人也有不少,但从历史学的重大事件角度考察辛亥革命,就具有一定历史地位和意义的人物来说,后来成为中共重要人物的人里面,可以在史书中占据席位的,最有资格的人只有徐特立、吴玉章、朱德三位。徐特立出生于1877年,本为长沙周南女校教员,1907年在学校演讲一时激动,当场用菜刀砍断自己左手小指,写下了对清政府对外政策的抗议血书,在湖南成为名声大振的“抽刀断指”人物,辛亥革命湖南起义后担任长沙市副议长。吴玉章出生于1878年,1903年留学日本,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春回四川参与保路运动,作为革命党人之一策划了9月25日的容县独立,虽然这是个偏远小地方,影响和作用十分有限,但毕竟是第一个宣布脱离清政府、组建军政府的事件,在历史书上必须记上永久的一笔。就功勋之大而言,三人中当以朱德为首要。

    朱德出生于1886年,比徐特立、吴玉章年小近十岁。1911年8月,朱德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特别班,分配到十九镇三十七协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任司务长(相当于排长)。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是蔡锷,七十四标标统(相当于团长)是罗佩金。随即,作为同盟会会员的朱德又加入了哥老会。10月30日重阳节晚上,以蔡锷为首在昆明举行“重九起义”。由于队官不愿参加起义反清,朱德依靠自己的“袍哥”士兵支持马上取代了他,随即被蔡锷指定为代理队官(相当于代理连长)。

    当时清政府在云南的总督是李经羲,蔡锷在起义前要求将他活捉。李经羲出生于1859年,是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的儿子,是很开明的洋务主张者和倾向立宪的地方大员。李经羲并不主张革命,已经怀疑云南新军会响应武昌的起义,在军事上加强了总督府的防卫。但权贵家庭出身的李经羲防备了同盟会,却没有防备哥老会。朱德的第二营左队是主攻总督府的部队之一,朱德带领他的“袍哥”们对守卫总督府的官兵进行呼喊,进行阵前“政治攻势”,结果,在朱德用火炮轰开总督府大门后,基本都是哥老会“袍哥”的防守官兵立即反正,参加到了起义队伍中。朱德后来把他的这一阵前“政治攻势”战术,改造为了中共军队的重要战术传统之一。

    当朱德率领他“袍哥”们进入总督府后,发现李经羲已经逃跑。朱德立即带着士兵追击,追上百里路后,在一个叫四集城的姓肖的巡捕家,活捉了逃到这里想歇一下脚的李经羲。当时在昆明起义的新军三十七协数量不过二、三千人,而在迤东、迤南的清军还有兵力达一万多人的四十几个巡防营,李经羲如果逃跑了想反扑,是有足够兵力反攻昆明的。朱德当即与李经羲进行谈判,结果,李经羲写信给迤东镇台夏豹伯、迤南蒙自关道尹龚心湛等,命令云南境内全部清军投降。朱德建议蔡锷资送李经羲出境,蔡锷喜出望外,同意朱德与李经羲的协议,放走了李经羲。这样,云南全境兵不血刃完成了革命。活下来了的李经羲后来支持共和制度,是中华进步党的主要领袖之一,曾担任政治会议议长、审计院院长、国务总理等职,但袁世凯称帝后也被利用封为所谓的“嵩山四友”之一。

    虽然朱德在辛亥革命云南“重九起义”中地位不高,只是一名低级军官,但他作为一支基本作战单位的指挥官,其强烈的责任心和超人的才智禀赋,得以使他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活捉李经羲虽然是蔡锷的要求,但蔡锷并没有对朱德下达特别的命令,朱德完全可以象别人一样加入狂欢声中去,而不必要去追击李经羲。活捉李经羲后,朱德已经很大功劳,并不需要进一步独立跟李经羲谈判。如果朱德只是个单纯的武夫,就只会是将李经羲押解回昆明,或等待高级的军官来谈判,甚至可能一时兴起而把李经羲杀掉。虽然这都是履行了军人的责职,但就可能增加多样的变数。朱德不仅进行了独立的谈判,而且获得了最理想的结果,既达到了云南全境完成武装起义,又避免了生灵涂炭,对于云南人民来说是功德无量。朱德这一功勋,在整个辛亥革命的起义运动中,是非常特殊的。

    重九起义后,朱德只是被正式任命为了排长,在昆明街头带兵巡逻。11月10日,以蔡锷为领袖的云南军都督府成立。11月15日,云南援川军从昆明出发,朱德正式升任连长。1912年3月,四川军政府成立,云南援川军在4月班师回滇,朱德加衔为少校。

 

朱德的国家建设思想

    说明:自从2010年春我的《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台湾版名称为《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大陆索求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很多,但碍于海关之封建割据,本书难以一睹。时常有出于社会公义之朋友,希望我能将部分内容提供到网络,以使较多的读者共享。犹豫至今,方决定选择部分估计可在大陆发布的章节,陆续以单列文章标题在博客登出。有本说明者,即为该书节选。

    在1948年底朱德宣布国共内战已经定局之后,朱德就将自己所思考的问题向国家建设方面转移,引退不过是他一系列思考中所采取的行动之一。朱德的思考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思想,由于“毛泽东思想”政治权威的存在,朱德对自己思想的表达处于很困难的状态,只能迂回、断续而零碎地进行,但是,如果予以整理,还是可以发现其是具有完整脉络的。即使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也完全注意到了朱德思想的特殊,并系于朱德的地位而感受到了很大压力,为此,毛泽东头痛不已,在朱德背后指责朱德喜欢到处乱说话,搅乱整体部署,与中共中央的精神不相一致。不仅毛泽东头痛,实际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都与朱德存在一系列分歧,但又不能过于得罪朱德,而朱德则采取了你们愿意听就听、不听自己也不坚持的避免冲突态度,即使说也不多说,也基本只跟较低级别的人说,让“群众”自己去体会。朱德很清楚自己在国家建设方面处于了孤独状态,得不到足够支持,既然已经逐步引退,特别作为解放军总司令的军人身份,也不便于动用自己的权威推行自己的主张,——如果这样做,又恰恰违背了自己思想和意愿。因此,朱德只是保持基本的沉默,有了机会则说上几句。

    那么,朱德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呢?中国学术界已经注意并进行了不少研究,并称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一些人认为朱德是“中国式社会主义”最早的提出者。就现有的材料来说,朱德有过两次比较明确使用了“中国式社会主义”概念,一次是1963年3月19日朱德在听取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汇报时说:我们要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次是1965年12月30日朱德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24次会议时指出:过去我们是学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但是,仅仅依据朱德这两次说话就称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实在是很勉强,也是具有明显的为邓小平文革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寻找依据的思维倾向。“中国式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字面意思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在很多内容上也比较接近,可以证明邓小平在文革后终于痛定思痛,幡然醒悟,接受了朱德的思想和主张,可以证明朱德终于在身后通过邓小平改变了中国,但邓小平本人从来没有公开说过朱德的思想,没有说过自己是朱德思想的继承人和实践者,这当中既可能是邓小平有着试图提高自己“设计师”地位意图,也可能是邓小平难以指出朱德的先驱性,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其实邓小平最大的历史困境在于,当初朱德是个孤独者,邓小平自己在朱德的孤独上也是重要责任人之一,比如在对待苏联赫鲁晓夫改革的态度上即是。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朱德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内容,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无法接受和容纳朱德的很多思想和主张,也就是说,朱德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中,有着至今仍然是中共所不愿意执行的重要思想和主张。

    就经历来说,朱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特而唯一的人,本是个由旧学而向新学演变的知识分子,却成为了一个职业军人和军阀;本是个极其贫困的农家子弟,却成为了一个抽鸦片、养姨太太、住洋房的富翁;本是个坚定的民主革命者,却成为了一个共产革命领袖;本是个专注的军事家,却不得不兼有了政治家身份;本是中共领袖,却成为了指挥国共两军的指挥官;本是坚决的民族主义者和抗日英雄,却不得不容忍消极抗日;本是个反对独裁的人,却不得不支持毛泽东的独裁;本是引退了,却又不能真正引退和退休;等等。这种极其矛盾和具有两面性的人生经历,必然深刻地植入到他的潜意识和意识当中,影响他的思想和主张。在思维方式上,朱德与中共其他领袖相区别的重要特点,是他不只是有“五四”时代的科学主义观念,而且更是喜好科学,掌握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并经过专业的哲学学科熏陶,但他无论对自然科学还是专业的哲学学科都没有作过系统和深入研究,既严谨又没有专业习惯的约束。这些导致朱德在思想意识上形成了一种大杂烩,在马列主义的大方向下讲究功利主义,试图在理论教条与功利主义之间形成平衡,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寻找到结合点;一方面坚持中共的领导和专制,一方面又以国家、民族和民众的福祉为基本;一方面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又始终不能放弃民主主义意识,思想的深处时时闪现着蔡锷、孙中山的影子。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说,朱德的这种大杂烩恰恰使他的思想成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另类,这也是他建国后越来越孤独的自身原因。

    朱德的国家建设思想是从他灵活的战时经济政策思想启端的。他引退后,全部的思想都建立在国共内战已经定局的战略判断上,他早已清楚中共将获得中国的大陆,而国民党则将逃到台湾去避居一偶,中共等于获得了整个中国。非常重要的是朱德进行战略判断的另一面,那就是他认为建国后中国不会有大的战争,进入到了和平时期,所以,就应该按照和平时期的状态建设国家。1952年8月朝鲜战争还处于激烈时期时,朱德就在北京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明确说:“我们的建设是多方面的。但是,建设的中心是经济建设,其他一切工作都应当为这个中心服务。”这一经济建设中心论过了三十年左右之后才被邓小平捡了起来。朱德在战略判断上超越了他的同时代人,甚至在二战后世界政治领袖中来说,也是非常卓越的见识。由于朱德的地位,这种战略判断就不只是一种判断,而且更是一种战略和政治主张。这是他与一直处于战争恐慌中并要进行世界革命的毛泽东等人发生分歧的重要根源之一。

    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问题上,朱德没有明确表态。他的不表态等于反对了毛泽东把中国拖进战争。1950年9月毛泽东等人已经基本确定中国参战,但这仗到底怎么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毛泽东特意询问当时不在北京的朱德,朱德于9月5日回了封信给毛泽东。朱德在这封信里说:美军“以海空军作掩护,还可能缩小狭长阵地,作为长期对垒,以达它战略目的。敌人目前也不愿急求反攻。盟国增援几个师到十个师登陆,大举反攻,我军亦难彻底消灭。现有敌军于狭长阵地中,不能进行围歼战。何时敌反攻大举登陆?待盟国军队之建立,牺牲他人的时机到来,美帝立于帮助地位,那时是大举反攻时。”朱德这段话实际是对整个朝鲜战争进行了一个战略判断,认为中国无论是眼前还是今后,都不能消灭美军,而美军还掌握着进行反攻的主动权,整个朝鲜战争将是一场无法最终战胜美军的长期战争。至于美军什么时候进行反攻,则是在盟军组建之后。朝鲜战争的实际历史完全证明了朱德对这一战争的战略估计。在中国参战方面,朱德借机指出,“应该长期打算,除准备应急外,应对美帝如发动三次大战时,有消灭它的准备,除整顿我们大量陆军外,应以空军对空军,空军对海军,作为自卫战争中的最好的军种,”以达到他正积极推行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主张。已经引退的朱德不便于正面反对参加朝鲜战争,但把战争的结果告诉了毛泽东,让毛泽东自己去决断。如果参战,或者说为了防止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就加紧完成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1950年代中期,朱德进一步明确,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即使到文革期间,中苏关系到了最恶化的时期,毛泽东和整个中国都陷在苏联进攻中国的恐惧中时,朱德也认为根本不会打起来。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发生珍宝岛冲突,苏联迅速在中苏、中蒙边境增加军队和加强战备,毛泽东、林彪等色厉内荏,全世界也都处于中苏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紧张状态下。10月,中央军委下达进行一级战备的“一号通令”,全中国进入到了临战状态。康克清特意问朱德,朱德认为根本不会发生战争,他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不是小孩打架,现在看不到这种预兆、迹象。”当然,朱德所说的战争,是那种需要动用整个国力并进行全国动员的大规模全面战争。事实上,中国根本没有能力与苏联进行全面对抗,中苏会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意志,“珍宝岛事件”对于苏联完全是一个意外,苏联根本不愿意跟人口众多的中国在远东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承受一场无法应付的难民灾难,不然,中国没有任何机会在珍宝岛获得所谓的“胜利”。朱德的和平战略判断和主张,正是文革后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的背景前提。文革后,邓小平是以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大的战争为判断,才有了工作重心应该实现转移的结论,从而引出了要进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建国后基于进入和平时期的战略判断,朱德在对军队精简整编的问题上有着坚决的态度。朱德即使在战争年代,也一直是个精兵主义者,现在和平了,朱德更不希望新中国养一支庞大的军队。一方面,朱德坚决主张缩小军队规模,另一方面则坚决主张将解放军转变为可以进行现代作战的正规化、现代化军队,从一支低技术含量的“农民”武装转变为高技术含量的现代军队。朱德这种思想和主张涉及到大批人的切身利益,阻碍非常大,以至于他在不能完全达到精兵目标时,干脆要军队不白吃饭,去从事生产。朱德想尽办法让无法精简的军队向生产领域转移,主张军队也要从事生产。朱德更重要的思想是在军工方面,一方面,他积极组建和发展新中国的现代化军工产业,另一方面又反复提出要将军工行业民营化,主张军工行业必须打破壁垒,也从事民用品生产,使军用品生产与民用品生产互相促进,既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也可以提高军工行业的生产水平,提高军工企业的经济效益。朱德的这种思想和主张超越了时代三十多年,一直到邓小平时代才被推行,但中国在三十多年里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惨痛的。

一当要确定进入建设国家的历史阶段,朱德就着手于社会财富的保护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还在解放军开始进攻城市时,朱德就极其关心两件事情,一是原有工商业特别是工业企业的保护,朱德再三强调和要求解放军不要破坏工商企业及其物资;二是私人资本和知识分子的保护,强调要允许私人资本做生意,要注意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在建国前后,朱德的这种主张是具有非常大权威性的,因为,解放军每占领一个地方,中共执行的都是军管,在军管体制下,朱德的主张具有强制性的命令意义。朱德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毫无疑问是要推动公有经济发展的,但是,朱德认为发展公有经济也是一时无奈,是因为私人资本大量逃跑,在这种情况下不发展公有经济行不通。也就是说,朱德从一开始就不排斥私有资本,并且主张帮助私人资本发展。

    在1948年华北工商业会议上,朱德说:“我们是不怕私人资本的发展,相反的,我们是怕这些工商业家不发展。他们不发展,国家的生产事业也会发展的更慢,并且使我们国家的税收也会减少,人民也就会多受苦。如果发展得快,那我们的国家生产事业可以很快地兴旺起来。”1949年8月,朱德指出:“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轨道内存在和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是当前整个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应该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看做是自己所领导的国家的社会财富。”特别要注意到,朱德所讲的私有经济,不仅包括私人工商资本,而且包括广大的农民,朱德认为农民是天然的私有者,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口,从而,也就意味着朱德把小私有者看成了中国社会的基础,这是朱德后来在农民问题上和小商业问题上与毛泽东等人分歧的关节点。至于知识分子问题,与朱德固有的讲究科学技术有着密切关系。

    早在红军时期,朱德在红军建设中,在战术上尽力讲究技术,在兵种和装备配备方面则尽量提高技术含量。在中共历史中,朱德是最喜欢知识型人才的领袖。在朱德的观念里,建设国家必须要进行现代化,搞现代化就必须要依靠知识分子。1956年4月25日朱德向中共中央提出:“现在世界上正处在工业技术革新中,必须运用世界最新的科技的成就,提高技术,对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对世界上的新技术,尽可能马上抓来,旧的也要革新”。他强调“当前的问题,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掌握起来”。这在中共领袖中是对二战后科技进步最及时、最敏感的判断和主张。

    朱德思想不是一种概念化的理论,而是根据中国和世界实际,利用和平时代中共的集权制度,以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为基本目标,以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为主要目标,无论是搞新民主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以这样的目标为切实的功利,采取两手,一手是集中力量增强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宏观竞争力,一手是放手让民众解决经济、生活微观领域问题。也就是说,就如朱德一贯的军事风格,他的根本是民族主义加民生主义的功利,在中共领导下,一切围绕着这两个根本功利目标进行,只要有利的就大胆去实行,以国家、民众的进步、发展为取舍。朱德的这种功利主义把中共的政治目标置于了次要地位,也即朱德一方面作为共产主义者是有理想的,他承认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三阶段,但无论怎么发展,都应当是满足于民族主义加民生主义的功利的。朱德的这种思想作为一个国家领袖人物而不是作为一个理论家,无疑是最正确的,并使他远远超越了毛泽东等同时代的人们。这一点在中国应该积极进行开放,参与国际贸易问题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刚建国时,朱德就主张不仅要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而且要跟美国甚至当时中国人感情上难以接受的日本做生意。朝鲜战争结束后,朱德远比所有中国人心胸宽广,很快提出要跟美国做生意,一时做不了,他认为也要作好跟美国做生意的准备。朱德并且认为,中国应该尽可能争取国际援助,他所说的国际援助不只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而且也包括美国等。朱德的做生意思想和主张,也就是商品经济问题,朱德是中共最早也最坚决主张要容纳和支持商品经济的人。既然是做生意,包括计划经济在内,朱德便坚持要进行经济核算,无论是私有经济还是公有经济,都不能亏本,要进行经济核算,要赚钱。显然,朱德远远站在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中共领袖之上,远远走在了时代前面。

    朱德在经济方面的思想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政治方面的思想则被注意到了党建方面问题,但朱德在政治方面的思想是非常芜杂的。由于复杂的政治困境,朱德在政治方面的言发得不多,但仍然可以看出个大概来。建国之后,当年朱德与毛泽东在红四军发生冲突的问题作为一种国家制度问题呈现了出来。在党、政、军三者关系上,在军队逐步退到权利幕后来说,朱德与毛泽东并无大的区别,但关键是怎么退?朱德主张的是国防军化,也即军队仍然是由中共领导的,但它应该逐步国家化,只对外,不对内。朱德所主张和推行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不只是军队建设问题,实际也包含了军队向国家军队演变的意义。但毛泽东不同,他既要军队退出权利,却又要把军队掌握为自己控制党、政权利的杀手锏,这样就使国家政治仍然是一种暴力政治、军队政治,军队并不能退出国家的政治冲突,从而不能退出权利。正是因为这样,因此,朱德是主张军队应该法定地隶属于国家,军队统帅是国家主席,而毛泽东则坚持要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统帅军队,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他才是最高统帅。

    朱、毛的这种微妙差异涉及到政权控制理念的不同,朱德的中共领导实际是一种执政理念,而不是统治理念,他把国家理解为了所有阶级和阶层的国家,中共的领导是通过党员在政府、军队的任职和掌握主要权利实现的,而毛泽东的中共领导则是一种统治理念,这种理念是他消灭资本主义、进行知识分子改造和发动反“右派”运动的根源。朱、毛的执政和统治区别,又涉及到民主与专制问题。朱德是要在中共一党集权乃至专制下容纳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而且这种集权地位必须要通过中共管理国家的成就和党员的模范性实现和维持的,不是天经地义的。

    吊诡的是,对反“右派”运动这样的大事,朱德竟然基本保持了沉默,从他一贯在政治斗争中采取沉默或不积极态度以表示反对或不支持的情况来说,反“右派”显然违背了他的想法。毛泽东的一党专制则不容许民主政治,从而达到他个人的独裁。这样,就自然归结到中共党内民主问题上,这正是朱德长期努力要在中共内部支持和扶植牵制毛泽东权力的根源。一个党内没有民主的共产党,在其掌握国家权力之后,是根本不可能容纳民主政治的。1956年2月朱德作为代表团团长率领邓小平等人参加苏共“二十大”,中共代表团没有参加赫鲁晓夫作批判斯大林“秘密报告”的会议,但很快获悉了基本情况,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认为应该表态反对,但朱德则对邓小平说“这是人家的事我没必要管”,实际朱德并不是不管,而是借机反过来管,打电报回国通报情况时,认为苏共已经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中共也应该响应。斯大林的问题当然不是斯大林本人的问题,在中共就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独裁问题,是中共自身的“一个原则问题”。朱德关于响应赫鲁晓夫的意见把毛泽东刺激得在国内大骂“老糊涂”、“老右派”,这是朱德在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那里被这样骂后,再一次被骂,只是毛泽东并不敢当面骂而已。
 

 

 





其它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1-11 10:19:54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吴忠谈“九一三”事件

吴忠(1921~1990)

录音整理者:陈楚三 李大震

    整理者说明:1986年夏,已经退休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将军与陶然女士多次长谈。陶然,原名朱东北,是辽沈战役中牺牲的解放军著名将领朱瑞同志的次女。因吴忠系朱瑞同志老部下,所以吴忠与老首长女儿的谈话很敞开,无拘无束。陶然女士将谈话内容做了现场录音。吴忠与陶然谈话时,陶然的丈夫李大震在场。吴忠将军于1990年2月因车祸逝世。陶然也于1990年11月辞世;她临终前把吴忠将军谈话的录音带交给陈楚三、李大震两人各自保存一套,并嘱在适当时机整理公布。我们整理录音时力求保持口述原貌。但磁带有些地方听不清;特别涉及具体人名、地名时,难免有不准确之处。敬请读者见谅。

  “九一三”事件是我们党内一个重大的事件,党内从来没有过。可以相比的就是张国焘,张国焘跑到蒋介石那里去了。

  事前我们一无所知。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丰台,找我们4个人谈话: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我。李德生同志访问罗马尼亚刚回来,一开始汇报访问情况,我看毛主席不感兴趣,李德生同志还在那里讲,毛主席说:你们说的都是目,我今天要讲的是纲。什么是目?你们打过渔吗?见过渔网吗?目就是渔网的网眼,撒网的绳子就是纲,纲举目张嘛!主席讲了林彪的错误,说一句顶一万句,顶个屁!我讲了好几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谁听啊?没人听。主席还讲了夫人不要当秘书,夫人当秘书不好;也讲了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主席咬着牙、打着手势说要把郑维山这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我属于华北管,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主席讲了很多,但主要是讲林彪,我当时的估计是三中全会要解决林彪问题。主席讲了两个多钟头。我们去的时候主席等着我们,站起来一个一个握手,很尊重同志;走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主席站起来说不能留你们吃饭了,直到我们走出车厢他才坐下。

  回来的路上我和吴德一个车,请吴德到我家吃了面条当晚饭,商量如何传达的问题。我说,看李德生、纪登奎他们怎么传达,我们就怎么传达;吴德说只好这样了。

  这是主席第一次找我谈话。

  庐山会议(即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编者注)结束后接着是华北会议,然后紧接着批陈整风汇报会,会上黄吴李邱做检讨,主席批的话也很尖锐,还有刘子厚做检讨,河北省的。我联想到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看来要清算林彪的问题,不然他怎么当着我们讲林彪的错误呢?讲的虽然不多,但没有必要当着我们讲,这是打招呼,林彪是什么人。

  主席在丰台谈话以后,回来的晚上搞国庆节预演,三十八军等部队搞分列式,十二点吃夜餐的时候杨德中打电话给我,问预演什么时候结束?是总理问的。我说两点钟差不多可以结束。他说总理的意思可否提前结束?我说可以,现在就可以结束。当时并没想到林彪跑了。“十一”没有搞游行,只搞了游园。

  夜里三点钟左右,杨德中打电话,总理要我们到大会堂去,有吴德、我。到大会堂时,总理正向各大军区打电话讲林彪跑的事,打哑谜、暗示,说那个长期养病的人,在庐山会议上发言的人,带着他的夫人向北跑了,向苏联方向跑了。总理要海军舰队和各地区空军直接听各大军区指挥,这样就把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权解除了。总理讲话中没有提林彪二字。总理打完电话后返过头对我和吴德讲,指着门说,主席就在这个房子里。我想总理的意思是,像林彪这样大的事件,主席不在中南海,而在这里,要准备打仗;我理解他是传达主席的意图。

  总理说有架直升机在怀柔以西20公里的上空盘旋,可能要迫降。我查了一下说,怀柔以西20公里可能是渤海所,这里是一个盆地,是一个镇,公社所在地。总理要我派民兵、派部队,赶快把迫降的飞机找到,包围山区,抓到逃跑的人,飞机上一定有党和国家的许多核心机密,一定要搞到手,不能叫他毁掉,片纸都不能丢掉。总理交代任务后,我马上在人民大会堂给警卫三师打电话,要离渤海所比较近的七团赶快向渤海所方向去,一定要找到那架迫降的飞机,不能让把上面的东西毁掉,马上行动。三师是机械化的,步兵都摩托化,快。接着我打电话给卫戍区司令部,要求怀柔和延庆民兵马上出动,包围渤海所周围的山区,逐渐缩小包围圈,拉网式搜索从飞机上逃跑的几个人,不能让跑掉;接着又派卫戍区副司令李刚到现场指挥,要求他以最高速度赶去,但不能翻车,并要通信部门拨一条专线到渤海所公社,保持通话;要求李刚指挥民兵和三师七团找到迫降的飞机,机上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不能毁掉,片纸也不能丢了。李刚接受任务后走了。

  打完电话后回来,总理继续谈,说我们就不用打哑谜了,讲了林彪逃跑的事,要准备打仗。这时三十八军一个师(112师)在赤峰拉练,正在行军途中,总理说这个师就不到保定附近了,归你指挥;我建议把它放在昌平,总理同意了。总理说炮六师、坦克六师都归你指挥。离开前,总理说此事只准吴德、吴忠你二人知道,其他人不能讲;我向总理建议,应告诉政委杨俊生同志,否则不好工作,总理接受了,只准我们三人知道,不准扩大。

  回去后,在我的办公室,吴德和我向杨俊生同志传达了总理谈话的情况。接到李刚的第一个电话,说迫降的直升机找到了,上面有一个死人(驾驶员,被周宇驰打死了),抓住了两个人,一个叫李伟信,一个叫陈士印;发现两具尸体,问李伟信,说是周宇驰和于新野,在高粱地里自杀了,正在继续清查。李刚的第二个报告,说北京军区的部队和北空的部队正在向渤海所开进,是李德生主任派来的;我一听不对,总理布置任务时没说要北京军区和北空配合啊!我立即告诉李刚,北京军区和北空部队来了,一定要非常客气、非常礼貌,很好招待,请他们吃饭;第二条,请他们把武器放下来,否则混战一场,或者把材料毁掉了,怎么办?要是问谁的命令,就回答是卫戍区的上级。接着,我马上向总理报告了情况和我的处置,总理说好,就这样办。我想,若先请示总理,说不定在这一刹那发生了情况,混战一场,我的部队一点准备都没有;我先讲了两条,马上发生情况你就可以执行,总理有新的指示我再修改。

  黄昏时我报告总理,正在搜查材料,对北京军区和北空部队准备发还枪支,让他们回去;总理说加一条,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李刚第三次电话报告,李德生主任打电话来,让把人、枪、文件等一切东西马上送到空军司令部。我听着不对,因为信不过吴法宪才派你去坐镇空军司令部,空司现在情况不明,除了吴法宪其他人就没有问题?罪证材料送到空军大院,靠得住吗?我告诉李刚,空军大院情况不明,不能送到那里,要他派得力干部,足够数量的武装,绝对保证安全,马上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当面交给我!不能送空军大院!李刚不错,向我报告情况很及时,并没有马上往空军大院送。电话一放,我马上报告总理,李德生主任未经过我们,直接打电话给李刚要把抓的两个人、武器弹药和文件一起立即送到空军大院,因空军大院情况不明,我已告诉李刚派得力干部和足够数量武装,绝对保证安全,立即把人、枪、文件送到卫戍区交给我,总理说这样处理好,并要求人一到立即审讯李伟信,要我和杨俊生审讯,带得力秘书。后来我找了副政委邹平光同志参加审讯李伟信,审讯情况随时报告中央。审讯中李伟信讲过有个《“571”工程纪要》,引起我注意,我以为《“571”工程纪要》是一个工程上的东西,没承想是一个政治问题材料。陈士印是一个飞行大队长,知道情况不多。

  我和吴德从总理那儿回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要办公室主任通知各部门(只限于各部门),总参、总政、总后来电话要详细记录,要情况一律不回答。这是我回来的第一件工作,要赶快切断这条线,不让我的部队、机关再被总参插手、指挥。

  李德生同志两次电话都没有通过我和杨俊生同志,没有通过卫戍区机关,直接打到渤海所,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打这两个电话,是没经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让你去坐镇空军司令部是对吴法宪不信任,让你取而代之,你怎么对空军机关那么信任?派部队是不是他派的,我也没有再查,用不着我去查。但对你派的部队,我让他们缴械了。我也不怕得罪主任,你的做法不对。总理给我交代任务你知道嘛,找迫降的直升机是我的任务嘛!你要协助,应打电话通知我啊!突然派部队来,我知道来干什么?我报告总理后,总理同意我的处置。现在也不理解他那两个电话是出于什么考虑,只有问他本人了。中央可能问过他本人了,我不知道是怎样解决的。

  李刚在渤海所和我联系很方便,有专线。他后来报告,拣到一些纸片,撕碎了,上面有红铅笔写的字,丢了好几个地方;收集起来一对,意思可以差不多,有林彪的签字,是给周宇驰、于新野的,就是“手令”;再有是一封信,林彪写给黄永胜的。对这封信的碎片可费了劲了,碎片是分几天送来的,拣一片送一片,我让部队继续拣,庄稼搞坏了高价赔偿。杨俊生对碎片,一个礼拜没对上;总理让公安部的专家来搞,并通知李震。专家对得很快,不到两小时就对好交给我了,我到大会堂送给总理,但上面抬头是“永生”,这时黄吴李邱还参加会议,总理让他们看这封信,据总理事后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看了后都说没有这样的人,黄永胜看了后一下就坐下去了,情绪很不好。又过两天,找到了“月”字边的碎片,对上了是“永胜”,总理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总理亲自保证”,很清楚是给黄永胜的信,这才肯定了黄永胜的问题。

  再一个是“手令”。还有一张信纸上写的乘坐飞机的编号,红铅笔写的。这时中央才下决心,黄吴李邱“保护审查”,实际上是隔离审查。记得是9月24日抓的黄永胜,黄永胜说没看到这封信。飞机编号是准备南逃时的飞机编号。直升机降落后,于新野把飞行员打死了,一起往高粱地跑,躲在高粱地垄沟里,和李伟信等商量好,大家一起死,他喊着口号,要忠于林彪,结果李伟信朝天打了一枪,没有死。飞机编号的信纸缺两个残片。给黄永胜的信比较完整,是要他安心,不要着急。

  解剖周宇驰、于新野尸体时,我给医生交代,切开胃,看看有没有吃下去的文件,医生没找出来。三个文件的残片没找全,但意思是明白的。警卫三师非常负责,像篦子一样找,还下了一场雨,好不容易找到这些残片。9月13日十天后,才对黄吴李邱隔离审查。

    为准备打仗,中央决定38军归卫戍区指挥。黄吴李邱隔离前召开作战会议,黄还是总长,我们给总理的报告,总理还给黄吴看了,要稳住他们。作战会议上传达了林彪逃跑事,做出部署,准备打仗。

  我推测,林彪知道主席从南方回来要召开三中全会,可能意识到是要解决、清算他的问题,批陈整风已经牵涉到他了,叶群作检讨了;三中全会清算他的问题后,想跑也跑不掉了,他深知毛主席,所以要在三中全会前跑,这可能是他的考虑。

  从北戴河跑的时候,林彪坐的是保险红旗,8341警卫部队开枪射击了,当时认为是叶群、林立果把林彪绑架跑了,推着、架着把林彪弄上车,就开枪了。我看到车子了,车门玻璃上好几个印子,没打穿。有个警卫科长从车上往下跑,还被打了一枪;车门关不死了,车上的人拽着车门开到了山海关。警卫部队开枪是为了保护林彪,以为林彪被绑架。林彪跑时找不到林豆豆了,很紧张;女儿到警卫部队了,藏起来了,向中央打电话说林彪跑了,向广州去了,没说去苏联,看样子去苏联是临时动议,可能是因为女儿找不到了,怕泄露机密,去广州靠不住了,才往苏联跑,这是我的估计。

  有一次开会,那时我是林彪专案组成员,江青非说林立衡是林彪的坐探,要关起来;总理听得不耐烦,说把情况报告毛主席后,毛主席说,要不是林立衡向我们报告情况,我们都蒙在鼓里面呢!因此才在关于林彪的“一号文件”中写了“为党立功的林立衡同志”。总理说,我认为这样写是对的,主席也同意我的意见。这样把江青顶回去了。过了一会儿,江青说,讨论问题你不要发脾气嘛!我们都在场,总理没有发脾气呀?后来林立衡还是受到江青一伙的迫害。我认为林立衡应该是立功受奖的人,够大义灭亲的了,是个好同志,应该让全国都知道。江青整她,在警卫一师实际上是关起来,逼得吃药自杀一次,抢救过来了。林彪逃跑,亲生女儿揭发他,对我们党的形象有什么不好?总理写得好:为党立功的林立衡同志。到现在我也认为应该宣传林立衡。

  直升机上有很多文件,还有很多军事部署,对苏方向上的雷达部署都有;还有好多录音带,有一盘录音带装在信封里,上面写着“绝密文件”,听不清楚;后拿到公安部,技术人员把转速搞对了就听清了,是黄永胜给叶群打电话,谈私生活问题,林立果录下来了,录的质量不好,但可以听清楚。审讯黄永胜时给他放,他有意见,说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你们搞这个不严肃。

  还查到三万外币,我看是德国马克,报告总理,总理说不对,哪来马克呢?后来知道是三万美金,又报告了总理。

  那一段只有我们三人知情,整天忙乎,机关的人不知道;向总理报告情况,处理问题,机关的人判断与林彪有关,但究竟是啥问题不清楚。

  飞机上文件很多,要带到苏联去作为见面礼,不重要的文件、一般的文件,带去干啥?都是些重要机密,总理判断对了,他说里面一定有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不能叫毁掉了,片纸都不能丢掉。果然总理说得对。

  直升机是要往北飞,让飞行员往乌兰巴托飞,李伟信还活着。林彪的飞机一直向北飞,急急忙忙,机场有报告;有一次我向总理讲,不能打下来?总理说,你说的好!打下来你怎么解释?呲了我两句。直升机从北京起飞,两架没有联络,跑的时间一致,北空的飞机起飞拦截把它搞回来了。拦截还不是主要的,特别是驾驶员,他是中队长,不明情况,大队说找他去开会,正在睡觉,半夜三更找去了,叫他向乌兰巴托飞,枪逼着的,他觉得是要投敌,把罗盘搞乱了,周宇驰也搞不清往哪个方向飞了,看到钓鱼台向后转了一圈,一看怎么又回到北京了?这时到渤海所上空,飞机迫降,刚一落地就把驾驶员打死了。驾驶员是有功的,把罗盘搞乱了,不往乌兰巴托飞。

  9月13日以后,每天注意听苏联广播,林彪到苏联后举行什么记者招待会啊,发表什么文章啊,发表什么演说啊,但一直听不到;过了三天,蒙古方面提出抗议,说我们有一架飞机进入他的领空,落在他的领土上了。我们的大使去看,是一架民航飞机,死的人甩出来,没有烧毁,送回来的照片上,林彪、叶群都认得出来,它是没油了,迫降的,领航员也没有,油也没加足,非常仓促,可见是临时动议往苏联跑,不是周密计划往苏联跑。传说很多,黑匣子是烧不坏的,可能被搞到苏联去了,据说里面的录音还有开枪的声音,争吵,因为里面并不都是他的死党。这是传说,没准儿。但是照片上认得很清楚,林彪的膝盖骨露出来,搞断了,女尸(叶群)看得很清楚,肿胀起来了,并没有人员烧死,是迫降时飞机把草地划了很大一条沟,机翼在山冈上刮断了,翻下来造成的,看样子是迫降造成的,不是打下来的。

  9月13日上午总理布置任务后,同时做了决定:保密。知密范围很小。为了首都和全国的稳定、平静,广播还像过去一样,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知道林彪在温都尔汗摔死以后还这样讲,维持了不短的一段时间。这时外国政府向他的使馆、武官要情报,说北京出了事情;这些大使、武官回答说北京非常平静,什么大事都没出。发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之一以后才公开。

  抓黄吴李邱,毛主席、周总理很慎重,隔了十天。十天当中,中央的文件还要让他们看。找到林彪手令、飞机编号、给黄永胜的信以后才做出决定,隔离审查。9月24号晚上就准备了,总理找我们谈,抓起来放到哪里?我和吴德参加,杨俊生没参加。我考虑不能放在城里,警卫三师是新四军的,和黄吴李邱瓜葛少,吴法宪是新四军三师的,不是江南的,警卫三师是江南黄克诚的部队,总理同意了。商量结果,黄永胜由我押送到七团,怀柔;吴法宪放到三师九团,八里桥;邱会作放到牛栏山,炮团;李作鹏放在三师师部。这时天还没亮,预定抓他们是八点召开会议,战士还在车上睡觉。曾绍东押李作鹏。

  开会时,邱会作晚到十五分钟,去机场送行回来晚了。总理很敏感,是不是他发觉了?既然黄永胜烧文件,他也可能发觉不来了?总理说,打一仗也要把他抓起来,问我:你有机动部队没有,我说有;有多少?我说城外两个师,城里一个团刚拉练回来在半壁店,总理说好,由这个团执行,到西山100号,打一仗也要把他抓起来。这时邱会作来了。

  总理在新疆厅找黄吴李邱谈话,指出林彪准备南逃广州,你们了解不少情况,要老实交代。黄永胜表态,保证;总理叫我去,告诉黄永胜你到吴忠那里去,好好交代;黄永胜表示,拥护中央保护审查的决定。

  我押送黄永胜到三师七团,安排好后我离开时,黄永胜把我叫回去,要我向总理报告:“只要我知道的情况,我一定交代清楚。我拥护中央决定对我隔离审查”。

  林彪专案小组十个人,里面还有黄吴李邱;后来中央让我和李震审讯黄吴李邱,我是专案小组成员,李震是公安部长,但不是专案小组成员,李震很客气,我还是让李震同志出头办这件事。

  审讯时,黄永胜不交代什么问题,给他放那盘录音,他说这是政治问题,不严肃。拿出林彪给他的信,他说没收到。王飞给他送的信,他说不是这封信。既然是写给黄永胜的信,为什么在周宇驰手里?是不是周宇驰让黄永胜看信后把信收回了?都是推测,不能认定。王飞送的是否是这封信也无法断定。黄永胜一直说没看到过这封信,我们也不能认定他看过这封信,理由就是这封信在周宇驰手里。但公审“四人帮”时,法庭上向黄永胜出示这封信时,黄永胜说看到了。我心里想,黄永胜可能紧张,一是他确实看到过这封信,另一种可能是,总理给他看过这封信,他没说清楚,是于新野、周宇驰给你看到过,还是总理给你看到过?没交代清楚,我也没法断定。我们搞了那么久他都不承认。

  那时认为吴法宪态度最好,林彪给他交了底啊,飞广州啊,等等,说得很清楚,毛主席决定要宽大吴法宪,给他找房子。我找了,马寅初的房子准备给他,老婆孩子可以住在一起。最后还有个问题让他交代,他说的含含糊糊。后来就没有给他那个房子。毛主席说吴法宪可以突破,一问他就哭,交代很清楚。法庭上已经问完了,要走的时候他说:还有个问题要交代!李作鹏,总理问他,山海关机场已经通知了,不准起飞,你为什么要他起飞?为什么修改了总理指示?邱会作也没交代什么问题。

  审讯黄吴李邱时,南逃问题没搞清楚,黄吴李邱是否知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我那时没搞清楚,审讯“四人帮”时也没搞清楚。

  “九一三”以后,从毛家湾查到一个材料,是林彪1971年5月23日的信稿,内容是:

毛主席:
  5月20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为了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混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应,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了以下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按:口述如此,似应为中央政治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令,则其本人应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决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第四,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宜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

  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副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林彪的“四不一要”虽然没有送到毛主席那里,是授意、起草、修改、抄清,据了解完了以后放了三天,林彪考虑不送了。总理说,林彪和他说过此事,总理说有这个必要吗?林彪是想把这个送到主席那儿,取得主席批准后,他那个班底就保留下来了,黄吴李邱啊。他不是说有些人忧虑吗?安全没保证吗?实际上就是这些人,政治局的这些人。这样就把他的班底保下来了。这时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已经查到黄吴李邱、叶群头上,实际上也查到林彪头上了,他想用这个办法制止,不要再查了,不要搞下去了,这是我的理解,把班底保住,这是一;第二,卫戍区这一条,我看了有后怕的感觉,也不用给你施加影响,也不拉你,拉你你会报告,传达到每个士兵,每隔两三个月传达一次,十年不懈。野心家一旦可以给你出情况,他说毛主席生死不明,或者他把毛主席搞起来了,打电话也打不出去了,那么要毛主席面授机宜才执行,现在毛主席不能面授机宜了,我是第一副主席呀,我给你卫戍区面授机宜你得执行呀,不执行马上把你抓起来干掉,换一个人,叫你抓谁你抓谁,这样一来,卫戍区部队在他手里紧紧掌握着,毛主席要是通过了他就掌握了卫戍区,说是“防止野心家捣鬼”,这样一个文件毛主席批准了,给士兵两三个月传达一次,十年不懈,一旦出了情况他是第一副主席,党章上写的接班人,他要面授机宜你不接受?不接受马上把你干掉,这就不是乱令了。用这个办法掌握卫戍区,倒真是个高明的办法,比请吃饭、照相、封官、拉你更安全,你要报告了他就暴露了,还真没有好办法对付他。但他没有送到毛主席那儿,他知道毛主席是个敏感的人,送给毛主席谁知道会怎么看,同意了好,不同意呢?会不会露马脚呢?他感到没把握,才没有上送,都已经抄清了呀!看来林彪这时候想的点子很多,想把他的班底保留,把卫戍区控制起来,必要时他来“面授机宜”,让抓谁就得抓谁,这不能说不厉害。

  林彪这个人很动脑筋。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林彪在逃跑之前的心理状态,他是在想什么。他想的问题很大,把他的政治局保留下来,不捉、不捕、不关、不杀,十年不变,除了病故、退休的,十年不动,他对能否骗得过主席没把握才没送。

     这个材料很重要,庐山会议后林彪看到已经搞到黄吴李邱头上、搞到叶群头上,已经搞到他头上了,他要想什么办法解救危局,这个办法不成才外逃,反映了他的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这不是一天想出来的,是深思熟虑,反反复复,抄清了以后还搁三天,考虑送还是不送,最后决定不送,因为没把握,一送就可能露馅儿了。这个材料很可以研究,是高级政治生活的内容,动脑筋想一想可以受益的,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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