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本网每期文集都发出一些观点截然不同的文章,有些年轻的读者可能看不出来,不知道当今中国上层理论界的观点分歧。譬如本期胡存智和周其仁的两篇文章《中国的土地制度是成功的制度》和《新土改的时间已经成熟》,就是思路不同的文章。李荣融和石小敏、迟福林、孙立平、吴敬琏的文章也是观点不同的一类文章。中国体改系和中国实业系一直是左右中国政改和经改的两股势力,既配合又矛盾,既勾结又纠结。一般人看不出他们之间的差异,只有经常认真地阅读大军网的文章,才能理解这其中的奥妙。

    本期文集还发出几篇文史方面重要的文章,一篇是山东莒县东夷文化研究院研究院吕超的文章,一篇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叙述了中华民族活动疆域的范围,吕超先生发现,华夏的古人类甚至在某个冰期生存在今天东部海底的区域,山东日照东部的海底也曾经是古人类生存的地方。这真是大开眼界的发现。至于清华简的研究,将我们祖祖辈辈信守了两千年的圣经《尚书》拉下马来,我们虔诚地读了多年的《尚书》居然被证明是一本在汉末以后造假的伪书。这世界还能让人相信的吗?历史有多少是虚构的?

    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兰德公司:与中国冲突的前景、后果和威慑战略,中美两个大国都在做着战争的准备。兰德公司这份报告十分有启发性。美国的霸权特性与中国的独立个性最终必然要发生冲突。鹿死谁手还未可得知,反正中国人现在正在觉醒。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张国焘:《我的回忆》二,上期文集刊登出了一部分,这期又刊登出一部分,非常值得一读。】

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2年1月11日

目录

仲大军:正视今天的《盛世危言》

林宇烽:劫贫是中国税收的最大特点

张建松:“清华简”证实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吕超: 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前后三次原始文化的大规模叠加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沈玉清《金陵十三钗》北美惨遭滑铁卢  外媒恶评一片

 

新华网: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

李荣融: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

王家春 等:2012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李稻葵:世界经济下一轮危机或来自美国

转发: 对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吝啬的城市----上海

张盈华: 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何去何从

中青报:中美商品价为什么相差悬殊?

石小敏:改革应放开基层实验

孙蚌珠:提高低工资是调整收入分配重中之重

迟福林:中国消费潜力释放正处于关键历史拐点

清华大学:《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

凤凰网:吴敬琏警告习近平十八大必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林兆木:世界经济走势与中国经济大局

胡存智:中国的土地制度是成功的制度

周其仁:新土改的时间已经成熟

吴庆:大陆花钱养香港儿子?

刘志强:重庆探索共富契合科学发展

何路社:把握意识形态的正确政治方向

何路社:国有资本无须退出竞争性行业

白益民:日本如何应对稀土危机?

梁北岳:引黄河之水,造蒙中绿洲

 

房宁:多党制下的政治性腐败

吉姆·加里森: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终结

兰德公司:与中国冲突的前景、后果和威慑战略

程敏:2011中国改革论坛会议综述

曹久强:共产主义社会并不遥远

陈文胜:大国复兴的机遇曾与中国失之交臂

港媒:著名反毛党史专家高华去世

萧功秦 张鸣等:悼高华

姚监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经过

顾则徐:起用粟裕是毛泽东在内战中的大手笔

梁衡:建党90年想起张闻天

项小米:项南浮沉录

张国焘:《我的回忆》二

 

----------------------------------------------------------------------------------------------------------------

 

正视今天的《盛世危言》

----给林宇烽书写的序言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2年12月

     经陈永苗朋友介绍,我看到了福建林宇烽先生的书稿:《未来十年中国向何处去》。饶有兴趣地看完了这部书稿,不禁被作者深入的分析和独特的思想所打动。整天看学院派、体制派写的报告,味同嚼蜡,空洞无物,套话连篇,远不如看一位市场人士的独立思索。

    林宇烽先生在政府干过,在企业干过,对中国的现实经济和社会问题了如指掌,加上他个人独立自主的大胆思索,使得本书有着许多出人意外的新颖观点。许多段落字字珠玑,并且妙语连篇。

    当今学界有两类学者,一类是总结经历,书写历史,前人干了什么事,他就老老实实描述出来;一类是研究现实,预测未来,要从历史经验中找出未来演变的方向。这两类学者,后者是最难的,这类学者需要具备一些特别的素质。譬如,必须不拘一格、不落俗套、经验丰富、知识广博,仅此还不够,还要富有想象力,创造性和独立性。陈宇烽先生就是这样一类人。

    其实在一个国家里,搞预测的人是非常需要的。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是高瞻远瞩的人。所以,发达国家有很多搞预测的学者。譬如从八十年代起我们就耳熟能详的托夫勒、奈斯比特。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预测准确的学者确实火了一把。但是在我国,这类学者凤毛麟角,大多数人是农夫式的耕耘学者。

    如果让我来描述中国的经济界、学术界,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但今天我们终于看到挑战者了,林宇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市场人士,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分析,向我们展开了一幅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前景。不管其观察是否完全准确,不管其有些观点有着明显的漏洞,但我们的确看到了一种努力和尝试。我希望陈先生能借着这个东风,再接再厉,出产更多的成果,更上一个台阶。
本书的落脚点还是在应对危机上。在一定程度上讲,此书无异于一本新《盛世危言》。在今天谈危机似乎有些危言耸听,历史周而复始地产生着盛世危言,但今天的中国的确又来到一个盛世危言的关头。

    对待盛世,作者有自己独到的看法:盛世就是贫富差距扩大化!这一断言很有意思。的确,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盛世可能都建立在巨大的贫富两极分化之上。老子哲学就认为没有盛就没有衰,没有衰也没有盛。事情的确需要这样辩证地看,要注意盛世之后的乱世!中国人要谨慎对待眼下的“盛世”,在浮华的现世中看到隐藏的危机。

    作者是一位在实际工作中研究思考着的学者,是带着问题、兴趣而进行研究和写作的,不像那些学院派的学者整日为了评职称而拼凑作品。所以,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一个不深入接触社会和生活的人是写不出来的。俗话说“世事通达即文章”,只有深刻了解社会现实的人才能写出人们喜欢看的书。所以,这样的书肯定被那些有实践经验的人所喜爱。
本书中有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和大视角值得社会引起关注。

    第一点,作者从税收入手,看到中国社会存在着的重大问题,如:中国是一个对穷人征收重税的国家,“劫贫”是我国税收的最大特点,中国的税收太重只不过是穷人的税负太重,富人的税负轻得很。由此,导致了中国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危机重重。

    认识中国问题必须有切入点,切开一个口子,就可以看到内部存在的问题,而税收就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公有制经济走过来的国家,但中国的税收体制至今没摆脱改革前税收模式的影子。中国迈向市场经济已经三十年了,中国的税制却依然停留在三十年前。中国的税制设计主要还基于上世纪80、90年代,那时还没有太多的富人,可20多年后,社会快速变化了,税制却停留在过去,即税收的主体是流转税,而不是财产税。这就使社会的贫富分化显得尤为突出。
只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征税,而不在财产方面征税,这种税收制度就是一种惩罚生产劳动、奖励奢侈享受的制度。在这种税收制度下,不仅存在着很多悲哀的社会现实,也隐藏着极大的社会风险。林宇烽先生未雨绸缪,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及早地向社会敲响警钟,功不可没。

    由此,林先生鲜明地提出了“向富人征税”的口号,并指出“济贫”是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向富人征税是走出经济危机的唯一途径,不管强势群体愿不愿意,要走出危机,继续压榨穷人的老路子已经走不通了。

    这种观点可以说是所有中国有识之士共同的看法。中国是一个被政府控制舆论的国家,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溢美之词中,能发出这种声音尤为难能可贵。

    宇烽的书中还讨论了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实体经济问题、产业升级换代问题、垄断问题,等等。在每一个微观层面我们都可以发现,作者都有着精辟和机智的分析,作者的确称得上是一位难得的财经评论员。但上升到宏观领域和国际广度方面,也看到了作者视野的局限性。

    事物都是有边界的,正如人的认知能力也是有边界的。在军事界有两个非常清楚的职业:战术家和战略家。一个优秀的战术家不一定是优秀的战略家,同时,一个优秀的战略家也不一定在战术方面优秀。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导致了行有行规,各界人士轻易不愿逾越自己的边界,在学术界往往是壁垒森严。

    作为未来学者和预言家可能也是需要一定训练和标准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做出的判断无懈可击。但通观此书,虽然精彩之处随时可见,但也时常有一些令人质疑的地方。

    譬如,在第三部分第一篇中有这样一段判断:“中国将是这场危机最主要的罪魁祸首,中国的国家垄断掠夺和税收的‘劫贫济富’,所导致的中国国内及其严重的贫富分化,是造成这场全球危机最最主要的源头。现在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一切经济现象,都是这些病根所引发出来的病灶,治病要治根,只要把中国的这个病根拔除了,危机也就可以得到化解了。”

    当人们看了很多拍案叫绝的精彩片段后,看到这一段便可能不愿同意了。中国是个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的重商主义国家,省吃俭用积累点财富都为发达国家做贡献了,廉价地受了人家使唤,输出了大量廉价商品供人家大手大脚地透支消费,最后搞出债务危机来却要把责任按到中国头上,这是说不过去的。中国只能在这场世界范围的危机中产生了一点作用,但决不能说中国是罪魁祸首。

    所以,作为一个观察家、预言家,臆测也要建立在坚实的逻辑推理上,以及广阔的国际视野中。作者毕竟是年轻,有热情,有想象力,但当一个大的国际框架还没看清楚的时候,立论要谨慎,不要做超出自己判断能力的事情。

    当今的世界,各国都有问题,但根本问题出在西方发达国家体内,病根不仅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有,更出在西方那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谁的病谁拿走,各家有各家的病。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中国是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西方国家也同样严重,只不过西方国家的病症提前一步爆发了,中国还在酝酿而已。

    特别是在对利益的判断上,当今中国学人最经常犯的一个毛病也是边界不清,搞不清对谁有利,在国际和国家问题上尤其如此。一个人最容易判断的是自身利益,对自己有益还是有害大多数人都能辨别清楚,但上升到国家高度和国际范围,人们就很难分清有益还是有害了。所以,管理一个个人或一个企业容易,但上升到管理一个组织和一个国家,难度就大了。当管理的对象超过了你的认知能力,你就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

    说到底,还是需要民间人士和市场学者提高水平。古人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句话的主要含义是不要做超越能力边界的事。即使做,也要有一种自问意识:自己是否能够做好?真的能胜任吗?

    另外还要指出的一点是:未来学家和预言家们的职业要求,是怀着一颗善良的心愿给人类社会指出方向,而不是仅仅让读者看到混乱的现实。在这一点上,《礼记》中的“礼运”篇做到了流传千古。“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运篇中的这一段,让人看到的不是世界末日,而是希望,憧憬。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着很多问题,但能不能解决,有没有希望?我们是跟着社会一起堕落,还是奔着希望去?如果作者能在这个方面做一些探索,将使此书更有价值。它将不是一个个人的视角,而是上升到全人类的关怀。

    最后是对危机的判断。作者在书中言之凿凿断定危机终将发生。这是指当疾病得不到医治时,病人肯定要发作,但在这期间,中国发生了某些变化,采取了什么措施,潜在的危机是否还能发生呢?

    其实世界经常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某些非常精确的预言最后都没发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预言家和批评家的作用,提前发出了警告,有关方面采取了应对措施,最终避免了危机的发生。如此看,林宇烽的书会不会起到这种作用呢?

    在我结束这篇评述之时,更多的感慨是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许多勤奋有为的有识之士,耿介之才。我希望社会能出更多的这样的才智人物,并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他们起始于青萍之末,探索于市场和官府上下之间,肩负起解民于倒悬之社会使命。中国唯能如此,才能富强,才能走出落后,克服危机,迎来历史的辉煌。

     2011年12月15日,辛卯年冬,仲大军,写于北京,

    (此书部分内容见本文集)

 

 

劫贫是中国税收的最大特点

----《未来十年中国向何处去》一书节选

福建 林宇烽

2012年1月

第二部 贫富分化的形成及社会必将产生的变迁与机遇

    贫富分化是此轮危机的根源,它是如何形成的呢?走出危机的正确途径是什么?失衡的社会必将获得纠正,在纠正的过程中社会必然产生的变迁与其中存在的危险和机遇是什么呢?

第一篇 财政政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及其必然趋势

一、 从贫富角度看税收

    税收的种类纷繁复杂,社会上对税收的分类方式也多种多样,这里,我们要抛弃我们国内通常的分类方式,根据征税的对象进行分类,就是通过分析国家在向谁收税,来看看国内的税收在国内的贫富分化中起了哪些作用。从征收对象的角度来看,我们把国内的税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全体国民为征收对象的税收;一类是对部分群体尤其是富人为征收对象的税收。

    首先说说以所有国民为承担对象的税收,我们最常见的有增值税、营业税、关税和资源税等,就是这一类税收。

    为什么说这些税收是针对老百姓的税收呢?因为这些税收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企业、商家来缴纳的,但是最终的承担对象却是消费者,因为生产者最终都要把这些税收作为自己的成本分摊到每个消费者头上的。比如,我们国家的增值税征收的过程。我们国家的增值税额度是17%,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产品从原材料到最终的成品,每经过一道加工,所产生的新的价值的那部分就要加收17%的税收,每个加工者都要向税务部门提供进项和出项,中间的差额,就要征收17%的税收,这是增值税征收的原理。由于我们的企业经常能够把进出项做出亏损的结局来,所以完全进行查账征收是很难操作的,于是税收部门实际上并不完全是按照增值税的原理来进行征收的,他们把17%的税收分摊到不同的工序中,产品的每道工序设定成一定的比例,按总额来征收,实际上收的增值税的结果往往都超过17%。假设(这只是假设),我们用的一部手机,其从原材料到成品,上下游需要经过5个企业的合作来完成,假设每道工序都按照5%来征收,那么5道工序过后,实际收上来的税收就是25%了,而不是17%,如果社会的分工继续细化,变成6道、7道,实际收上来的税收占商品价格的比例就会随着工序的增加而不断增加。

    比如,我们手机的塑料壳,首先是原油的加工,先被收了一道税,变成塑料;塑料原料经过工厂注塑成型,又收一道税;然后手机厂家组装成手机再收一道税;最后手机拿到商场销售又要收一道税。如果每道工序都按照5%征收,那么这个手机塑料壳被收走的税收就是20%。我们会发现,有的手机的壳上印刷有商标等图案,那么就多了一道工序,这多出来的一道工序,又得被加收5%的税收。当然,可能这道彩印的供需只计算加工费的税收,整个操作过程相当复杂。

    在这些复杂的过程中,企业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偷税,比如向黑工厂订货,然后在黑市销售这些手机,就可以避税。反正收钱的途径很多,逃税的途径也不少。这些细节可以说上三天三夜,我们就先不要去管它了,我们只要知道,这些税收最终都分摊到了商品的价格中,最后是所有的消费者来掏钱买单就行了。而普通老百姓占的是消费者的绝大多数,而有钱人的数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以增值税为代表的这些税收,我们可以看作是针对穷人的税收就行了。就好比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的1元钱的馒头包含着两毛钱的税收,就属于这一类,因为购买馒头的主体是穷人。

    此外,还有以富有阶层为主要承担对象的税收,主要是收益税和财产税。收益税也叫做所得税,这类税种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所得税顾名思义,就是你赚了钱就要交的税,赚得越多交的也越多,这里就不需要多解释了。接下来我们重点说说财产税。

    财产税目前在我国主要包括房产交易税、车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无关痛痒的税收,但我们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财产税还包括了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征收的物业税和遗产税。由于我们的媒体习惯把物业税称之为“房产税”,为避免混乱,我们后面也跟着媒体的说法,称之为房产税。房产税主要是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要求其承租人或所有者每年都要缴纳一定税款,而应缴纳的税值会随着不动产市场价值的升高而提高。比如说高铁、地铁等开通后,沿线的房产价格就会随之提高,相应地,房产税也应该提高。

    在发达国家房产税是很高的,你尽可以买大房子,但是在发达国家你买房子必须考虑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自己所需要的,以后能否交得起房产税,而不仅仅是能不能买得起这个房子。所以,美国有人1元钱卖房子,因为养房子的费用实在太高了。买得起养不起啊!这也是近年来美国的房价一直涨不上去的原因,民众没有钱,没办法持续地供养昂贵的房子,房价再便宜也没人要。

    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心?2007年我曾注意到,媒体曾大量报道中国人在美国买房推高了美国的房价,近期又有报道中国人在美国大量购买豪宅了。当他们炫耀自己在美国买房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好笑?这东西买了你不住,还一直缴税给美国人,有啥好炫耀的嘛!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就曾经在美国大量购买各类不动产:1988年,有一位神秘的日本富翁,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就投入1.5亿美元,在美国购买了178套高级住宅;日本著名三菱公司投资14亿美元购买了坐落在纽约曼哈顿闹市的洛克菲勒中心大厦;在洛杉矶,经过一系列购买行动,日本人很快就在闹市区掌握了几乎一半的房地产;在夏威夷有96%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日本,并且主要集中在饭店、高级住宅等不动产方面。到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日本人的囊中之物。一些美国报刊称其“经济珍珠港”,有的则哀叹美国“引人注目的资产全都被日本购买去了”。

    当时,多数美国人都在惊呼日本人在“购买美国”,著名的《纽约时报》甚至担忧“总有一天日本会收购走自由女神像”。可最后的结果又如何呢?三菱公司在花14亿美元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不久之后,就以半价再次卖给原主。不知道是不是缴税缴得实在受不了了,房子越来越养不起了呢?无需向日本人打听情况,你打听人家也未必会说实话,过几年我们再看看那些在美国买房的人,他们是否把自己在美国囤的房子卖掉了?也许他们会说很多理由,但真正的原因,我们不用问就会知道答案了。这就是财产税的力量,没有人能够靠拥有大量的固定资产永远的不劳而获,只要你停止赚钱,就算你拥有再多的财富也能让你一贫如洗。

    这时候有人会质疑了,这个房产税难道不是对所有人都进行征收的吗,而你怎么说房产税是以有钱人为主要征收对象呢?道理很简单的,你住公租房就不存在房产税了,不是房产税征收对象。就算美国也不是所有的商品房都征收房产税的,具体的征收还要根据房子地点、居住的人口和房子面积来定税,超过的部分才征收,所以房产税确是针对有钱人的税收。

    说到遗产税,是以被继承人去世后所遗留的财产为征税对象,向遗产的继承人和受遗赠人征收的税,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征收的一种税收。这个税种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调节贫富分化,没其他目的。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富豪那么热衷于捐献自己的财产?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遗产税,你活着要为你奢华的生活不断买单,死了以后剩下的钱照样要拿出一大半通过遗产税的方式回归社会,与其这样还不如捐出来赚个好名声。美国也不是所有的富人都会捐献自己的财产的,比如苹果的乔布斯,他就是个铁公鸡,一分钱也不捐。而且刚好这几年美国没有征收遗产税,这次他死掉,就成功的完成了逃税。

二、“劫贫”是我国税收的最大特点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税收有什么特点呢?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劫贫”。我们可以通过各类税收占税收总数的比例就可以知道了,大致比例是这样的:

    流转税(增值税、营业税等都属于流转税)这类税种大致占我们国家税收收入的70%以上,也就是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平常衣食住行的消费所缴纳的流转税,为这个国家提供了70%的税收收入来源。每100元钱的国库税收收入中,有70元,都是身边这些平凡的你我贡献的。我们的吃喝拉撒无时不刻都在缴税。另外就是所得税了,大约占我们税收收入的20%,其中个人所得税约是7%,企业所得税约13%。这两类税收就占了我们税收收入的大约90%。

    而在发达国家占了50%以上的财产税,在我们国内税收所占的比例,我没找到具体数据。其实有没有数据根本就不重要,无非是房地产交易中缴纳的税收,可以算是财产税中的大头,还有就是车船税等等,在我国的税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谓微乎其微。至于财产税中的房产税,听说重庆已经收了几十万了。可以这么说,财产税的收入目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关于房产税,补充说一点:由于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土地以及土地上的附着建筑物所有权归国家。所以中国人严格上来说不拥有这些财产,我们所谓的物业财产从法律角度来看,只不过是代国家保管这些财物罢了,所以征收财产税存在着法理上的瓶颈,也就是说从法理上解释不通,既然是我们代为保管国家的财产,国家应该给我们保管费,怎么能让我们再缴税呢?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发达国家,它们针对普通民众征收的流转税(因为欧洲收的是增值税、美国收的是营业税,这都属于流转税,所以我们只能用流转税来进行对比)占税收的比重:美国是16%、日本占18.6%、欧盟占30%;而所得税却是发达国家的大头,一般都在一半以上;财产税的比重据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其前身是欧洲经济发展组织)资料显示,发达国家财产税收占地方税收的比例分别是:美国占80%、加拿大占84.5%、英国占93%、澳大利亚则高达99.6%。

    由此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国家是以向穷人征税为主,70%的税收收入由普通老百姓贡献;而发达国家税收的来源主要来自富人。

    有意思的是,根据《福布斯》杂志所公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版,2009年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仅排在法国之后。排名靠前的,还有欧盟15个成员国,排名最后的是除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中东、俄罗斯和美国。《福布斯》杂志所公布的痛苦指数是根据各地的公司税率、个人所得税、富人税率、销售税率、以及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障贡献等计算出来的,也就是说,这是把穷人和富人的纳税状况平均计算后的结果,发现中国的税收太重了。只不过人家法国等税收重的国家是富人收的税太重了,而我们是穷人收的税太重罢了。

三、移民潮和税收尴尬的“第二功能

    对比发达国家,有人会忍不住问:“没有财产税的中国应该是富人的天堂吧?”可惜,我们的富人却不这么认为。原因前面说了,因为我们国家所有的民众从法律上来说都不拥有固定资产,我们平常看见的国内的所谓富人都只是“国家财产临时保管员”。

    为什么说我们的富人只是“国家财产临时保管员”呢?除了土地属于国家以外,还有什么让我们的富人又成了“国家财产临时保管员”了呢?问题又出在了《福布斯》杂志里面所说的税收“太重”,尤其是流转税太重。为什么说“太重”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增值税是17%,那我们企业的利润又是多少呢?

    假设一个企业三年收回投资,那么它每个月税后的纯利润只要达到3%就可行。一个三年收回成本的企业效益应该算是相当赚钱的行业吧!可3%的利润对于17%的税收来说算不算小巫见大巫了呢?何况,除了增值税以外,企业还会面对其它大量的税和费呢。企业所要实际缴的税费也就远远高于了17%。

    所以,如何更巧妙地避税让我们的企业家们焦头烂额,这也是中国不少小企业主思考得最多的事。我们只要算清前面这笔账,就不难看清,只要税收稍稍发生一些倾斜,瞬间就可以让一个企业获得暴利或者让一个企业马上面临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偷税漏税就成了企业在激烈竞争下的必然选择。

    在内销市场上,一般情况下的报价报的都是不含税的价格,要发票另外算税点,偷税成了市场的必然选择。每个企业都偷税,那么是不是每个企业都发大财了呢?不得了啊,一个月只要偷17%的税收,只要半年就可以把本钱赚回来了,3年投资就可以翻6倍!有这个可能性么?我们看看前一段发生的一个故事:一个禹州搞货运的个体司机,8个月时间偷漏了368万元的过路费,按理来说他应该富甲天下了吧?结果一查,他8个月大概挣了20万元,而这8个月240天里,他每天偷逃的费用则有1.53万元。好家伙,偷逃368万,才挣了20多万,如果不偷逃,还不得赔死啊?如果他老老实实去跑运输,那8个月下来岂不是要倒赔348万? 因为没有任何公司愿意向社会公开自己是如何逃税的,所以用了这个偷逃过路费的例子,而逃税的道理和这个一样。

    既然定了这么高的税收,又不能有效执行,那为什么不能把税收降下来一些,让大家都老老实实纳税呢?绝对不行,这又牵涉到税收的另一个功能——对有钱人的控制。

     卫生部不久前颁发了一项法令,大致意思是全国公共场所都要禁烟,这个法令有可能真正实行么?不可能。因为它连执法的主体和惩罚的标准都没有明确。谁来执行?怎么处罚?都是空白!那为什么还要颁布呢?道理很简单,有些法令的颁布不是要你遵守执行的,其目的恰恰是要让你违反的。你一旦违法,那么你的把柄就在我的手上了,平时我可以不管你,但只要你不听话,我随时就可以用法律对你实施制裁,这才是法律的精髓——随时镇慑你。税收也一样,我定下了让你绝对交不起的税,你就必然偷税,你偷税我当看不见,但只要我需要,让你交多少你就得交多少,如果你不听话,嘿嘿,对不起,我查你的税,一抓一个准。所以说中国的有钱人都是“国家财产临时保管员”,财富都只是临时寄存在你的名下的,只要政府需要,随时可以取回去。所以民政部一向对中国的富人捐赠自己财产嗤之以鼻,因为他们很清楚,那根本就不是这些富人的财产。

    让一个临时保管员缴什么财产税,的的确确有些说不过去,而这些“国家财产临时保管员”也不甘任人摆布,他们一心想着怎么移民,怎么把自己名下“临时保管”的“国家财产”弄到外面去,他们不惜到外面去缴纳重税,也要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真正拥有的财产。于是近年来一股投资移民的热潮开始涌动,中国富人开始抛弃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富人天堂,因为他们深知天堂离地狱仅一步之遥。

    中国税收体制的神奇效果由此显而易见,我们的税收和经济根本就毫无关系,不论经济的增速是多少,我们的财政收入的增幅永远是遥遥领先,现在财政收入已经奇迹般的占到了GDP的1/3以上。说白了,国家想要收多少税,就能够收上来多少税,完全取决于税务局下达的每年征收任务,只要税务局下达的任务没有减少,你就千万不要听信什么给你减税的任何承诺,我保证那都是圈套,信了你就掉进去了,最后难免去一层皮。所以我们神奇的税收体制,不但造成了穷人和富人之间巨大的贫富分化,也造成了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巨大贫富分化,这种贫富的分化终将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Fw: “清华简”证实: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2012-01-09 10:11:50

“清华简”证实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张建松

2012-01-06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由于真正的《尚书》命运多舛,两千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的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

  在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专家们激动地看到了失传两千多年的《尚书》真正原貌。事实证明,现今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真正的古文《尚书》命运多舛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一百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二十八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全都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我国宋、元、明、清的许多学者,都对梅赜所献的这本来历蹊跷的《尚书》产生疑问。一些学者认为“《尚书》唯今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出自孔壁中者尽为后儒伪作”,清代学者阎若璩还专门写了一本《古文尚书疏证》,系统论证古文《尚书》为伪作。但也有一些学者坚信东晋以来的古文《尚书》不伪,认为现存的古文《尚书》可能是根据秦火以后所传的零星断简,增补而成。

    传世的古文《尚书》与“清华简”不符

  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九篇简文。

  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三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三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

  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也是后人编造的。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刘国忠说,“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真正看到了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以为一千多年来的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一个圆满句号,这怎能不令人欣喜异常呢!”

    “清华简”还发现从不为后人所知的《尚书》篇目

  据刘国忠介绍,“清华简”中《尚书》一类文献中,还有一些从来不为后人所知的篇目,如已收录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的《尹至》篇和《保训》篇。

  《尹至》篇共有四支竹简,简长45厘米,原无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简的长度与字体风格均与《尹诰》篇相同,内容也密切相关,篇中所述的是伊尹见商汤时的对话。

  在简文中,伊尹说到夏的民众怨恨其后(即桀)。关于夏后(桀)的罪恶,伊尹特别举出“龙(宠)二玉”,即宠爱琬、琰两位妃子。简文中还提到了夏民发生疾病。夏末疾病流行、民众困苦不堪,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尹至》的面世,使我们对夏朝末年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先秦《尚书》一类的文献确实是很多,除了百篇《尚书》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篇目。”刘国忠说,“而我们居然能在几千年后的今天,重新读到百篇《尚书》之外的《尚书》类文献,真是太有眼福了!”
 

 

 




发件人:"jxjmlc" <jxjmlc@126.com>2012-01-09 10:02:29 收件人:zdjun@263.net,

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前后

三次原始文化的大规模叠加

山东莒县东夷文化研究院 吕超

2012年1月

    提要:沂沭河流域地处郯庐断裂带中断,南北贯通。区域内多低山丘陵和开阔的山前平地。西面背靠泰山山脉,东面隔沿海低山丘陵与黄海相邻。这一特殊的地理优势,使其在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前后三次大规模的原始人类迁移和文化交流中得到跨越式的发展。第一次是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发展过程中,由于北方气温逐渐降低,原始人类为了躲避寒冷和追逐南下的动物,而形成的沂沭河流域的文化叠加。

    第二次是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后期由于气温的急剧升高,海平面快速上升,处在渤海和黄海海底平原上的原始人类从海底平原撤出后迁居和经过沂沭河流域所形成的大规模文化叠加。第三次是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以后,气候变暖,原始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地处泰山山脉北侧的后李文化和地处泰山山脉西南侧的北辛文化先后从沂沭河流域的南北两侧向沂沭河流域的叠加。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前后,沂沭河流域三次大规模原始文化的叠加,奠定了古东夷文化的基础,开辟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先河。

    关键词:沂沭河流域 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前后 原始文化 叠加

    郯庐断裂带北起黑龙江、南至长江边,总体呈南北走向,纵贯中国大陆东部,是绵延2400多公里的巨型深断裂带。该断裂带不但地质活动频繁 ,而且也是人类生息繁衍的摇篮和南北迁徙的通道。在这条断裂带和其附近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30万年到70万年前,就有北京猿人、沂源猿人和和县猿人在这里生活 。而沂沭河流域就处在这条断裂带中段的沂沭河断裂带上,沂沭河断裂带又由昌邑—大店、安丘—莒县、沂水—汤头、鄌郚((Táng wú)—葛沟四条平行断裂带组成。该流域西靠泰沂山区,东隔沿海低山丘陵地区与黄海相邻,它以两头开阔中间狭长的地势连接着东北地区和江淮流域。在沂沭河流域从旧石器到新石器几十万年的时间里,从未间断过人类活动。特别是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前后,沂沭河流域成为人类和动物迁徙和生息的重要场所,出现了多重原始文化叠加的现象,和东非大裂谷的奥杜威有许多可比之处。

    一、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初期到中期的原始文化叠加

    在距今约10万年左右,地球进入了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9万年前气温降至今天的水平;8万年前降至比今天约低5℃;3万年前降至最低点,比今天气温低10℃左右;1.9万年前气温开始缓缓回升;至1.2万年前左右才达到8万年前的温度水平。这一时期,欧洲有斯堪的纳维亚等三大冰川中心,冰川前锋推进到了东欧与中欧,较之以往南进了200公里以上;北美主要有劳伦申冰盖与科迪勒拉冰川,冰川前锋到达圣路易州,覆盖了纽约等地;亚洲主要有西伯利亚冰盖与青藏高原冰盖,后者厚达1500米以上;另外,我国的华北、秦岭以及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也都有冰川分布。在距今3万至1万多年以前,寒冷与干旱是我国大陆的主要气候特征,温度的降低,使冰盖与冰川迅速发育,我国东部地区的冰缘区南界到达了北纬34°20′。

     在寒冷和植被的退化的情况下,欧洲的一些动物种群由于阿尔卑斯山冰川的阻挡不能南下而走向灭绝。在欧洲生存了30多万年的尼安德特人也由于寒冷、食物短缺等原因而走向了消亡。

    在东亚,处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的动物和原始人类就幸运得多。虽然泰山山脉中,部分海拔比较高的山峰也有冰川形成,对南下的动物和原始人类也具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泰山山脉西侧是南北贯通的黄淮海大平原,是南下的动物和原始人类开阔的通道。在泰山山脉的东侧是向北扇形展开的郯庐断裂带中段的沂沭河和潍弥河流域由丘陵、平原构成的谷地。沂沭河流域处在北纬34°17’至36°20’之间,它的北部在冰期温度降到最低点时,也才是冰盖的边缘,沂沭河流域是原始人类和动物躲避严寒的良好处所和南下的重要的通道。从华北和东北(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渤海大部成为陆地)南下的原始人类,和沂沭河流域的原始人类相融合。形成了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早期至中期的第一次原始文化发展高峰。这一原始文化叠加过程大约从9万年开始到约2万年前后结束,持续了大约7万年的时间。在沂沭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中晚期旧石器文化遗存就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沂源县上崖洞遗址,距今约7—8万年;新泰市乌珠台遗址,距今约2—5万年;沂源县土门乡千人洞遗址,距今约2—3万年。此外,在沂沭河流域及其附近的长岛、日照、蒙阴、费县也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中晚期原始文化遗存。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从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初期直到温度降到最低点的2万年左右,沂沭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从未间断过人类活动。本地区的原始人类和躲避严寒追逐猎物南下的华北、东北原始人类在这里聚散生息,使中华原始文化在这里得到发展和延续。

    当然处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的北方原始人类,不只是南下这唯一选择。他们大部分分散到已逐渐成为陆地的渤海和黄海海底平原,有的北上到达了西伯利亚,有的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有的跨过陆桥远去美洲,在那里重新开创原始文化。

二、 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期后期的原始文化叠加

    沂沭河流域第二次文化叠加应从距今约1.2万年以后,到距今约8千年的不足4千年的时间里。

    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期间,由于气候的变化,引起海平面的急剧变化。自10万年前开始,海面开始下降,7.2万年前陡然降至一60米以下,3万年前又降至一100米以下,2.5万年前继续下降至一140米以下;1.7万年前海面上升,至一100米左右,至1.2万年(也有的资料记载距今1。1万年)前复升至一60米左右,大约8千年前,达到今天海平面的高度。 海平面在一60米以下维持了6万年左右。由于渤海和黄海海水较浅,渤海现在平均深度18米,黄海现在平均深度44米(北黄海平均深度38米)。所以渤海和黄海海底在第四纪冰川期期间大约维持了6—7万年的陆地阶段。在这六七万年间,渤海黄海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漫长岁月,新的植被的形成,人和动物的迁入。六七万年间原始人类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造了怎样的文明,令人难以想象。但在1.2万年至8千年的这段气温急剧升高,海平面急剧上涨的后冰河时期,渤海黄海的原始人类的去向却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

     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后期海平面上升,渤海海底平原上的原始居民去向应是:北上辽宁,西去河北,南下山东。黄海海底地势由北、东、西三面向黄海中央及东南方向倾斜,它有一个明显的由东南向北的低槽——黄海槽,海槽水深60~80米,自济州岛以南开始沿黄海中部向西北伸延,分别进入北黄海、青岛外海和海州湾。由于受这一特殊海底地势影响,黄海海底平原上的原始人类在海平面上升时,少部分去了日本、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及江苏,大部分向西迁徙到山东。

     如果说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初期到中期的原始文化叠加,是单方面的——主要是来自北面,漫长的——用了7万年左右的时间,分散的。那么,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后期气温上升阶段的第二次原始文化叠加则是双面的、短暂的、集中的。在不到四千年的时间里,黄海和渤海海底平原上的原始人类从东面和北面先后向山东半岛迁徙。由于山东东部沿海的丘陵山地资源有限,再加上从海底平原上迁徙出来的原始人类已不习惯在这种新的丘陵山地环境下生活。他们内迁到接近第四纪冰河期后期海底平原环境的沂沭河流域开始新生活是必然的。

    从7.2万年前海平面陡然降至一60米以下,至1.2万年(也有的资料记载距今1。1万年)前复升至一60米左右,再到大约8千年前,海平面达到今天海平面的高度。在这期间渤海黄海成为陆地,现在的大陆与朝鲜半岛连在一起,与日本也有路桥连接,原始人类在这期间,不只是到达渤海和黄海海底平原,而且通过这两地和其他途径到达朝鲜和日本,形成了第四纪冰河时期大东亚原始文化。

    我国古脊椎动物学者斐文中指出,日本早水台遗址中出土的旧石器在原料、器形、制作方法等方面,与北京周口店第15地点的文化遗存有许多共同之处。在鹿儿岛上场遗址中发现的石球与中国谗家窑遗址中出土的石球属于同一类型。从许家窑遗址中发现的尖状器、刮削器同坜(lì.)木县星野遗址第7、第8层中出土的同类石器非常相似。野民湖底的长石片和用长石片制成的刮削器具有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洞沟遗址的长石片工艺的某些特征。芹泽长介认为,从早水台遗址下层、岩宿遗址零层、星野遗址下层中发现的旧石器是属于中国周口店文化的类型。由此可见,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渤海黄海海底平原的原始文化,早已东北亚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在我国的东北的南部,朝鲜半岛的中部和南部,以及日本等地的沿渤海和黄海地区,都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再加上我国河北和山东东部的细石器文化,整个环渤海和黄海地区形成了高密度全包围式的细石器文化圈。这一细石器文化的整体性是显而易见的,它的纽带就是渤海和黄海海底平原的原始文化。当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后期,海平面上升时,随着原始人类的重新“登陆”,渤海和黄海海底原始文化也被带到了原始人类新的居住地。当然,相关的问题还要做大量的研究。

    沂沭河流域发现了的很多旧石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群山环抱,海拔在100—300米之间的沂沭河源头和上游地区,这是沂沭河流域原始文化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第一次文化叠加的遗存。而在沂沭河流域海拔70米以下的山前平原或低山丘陵上密集分布的细石器文化,则是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后期气温上升,海平面升高,渤海、黄海海底平原上的原始人类迁徙至此的文化遗存。

    据相关资料证明,距今约10000年左右的虎头梁遗址,生态环境复杂,为灌木和松林草原景观;时代为晚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的柿子滩遗址材料显示以草原环境为主;距今约10000年左右的山顶洞的材料表明,动物种类多,森林型明显多于草原型,以森林景观为主,气候湿润。据此推断,当时的沂沭河流域应是:河网纵横,湖泊星罗棋布,在沂沭河沿岸的一些地方,台地丘陵连绵不断,草茂林丰。这种环境和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后期渤海、黄海海底平原上的环境有一些相同之处。再往西就是连绵不断的泰沂山区。从渤海、黄海海底迁出的原始人类,在这里无论是短期停留还是长期居住都是比较理想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山东通史》2009),在鲁东南沂沭河流域,共发现细石器文化遗址140处。这些遗址分布在海拔70米以下的山前平原或低山丘陵上,连群成片。仅凤凰山一地发现的细石器就多达数以千计,足以说明当时在沂沭河流域有大量的人群在这里居住和停留。

    通过对沂沭河流域望海楼、青峰岭和凤凰岭等遗址发掘的细石器的分析,沂沭河流域所发现的细石器除具有一般北方细石器特点外,在制作技术、石料选择和石器器型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当代表着不同的细石器文化。这与当时沂沭河流域来自渤海海底平原和黄海海底平原上的原始人类所具有的多种细石器文化是一致的。这种文化,具有采集渔猎文化的明显特征。

    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后期原始文化的叠加、交流和萃取,促进了本地区细石器文化的繁荣。这一文化随着原始人类频繁的迁徙,得到广泛传播。直接奠定了古东夷文化的基础,并从此使这一带的古代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东亚地区维持着领先地位。这一文化不但与东亚其他地区的文化有着广泛地联系,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的文明进程。现在,对东夷文化的发展过程普遍认识是: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我认为,东夷文化至少应从第四纪冰河时期的渤海、黄海海底平原文化算起。东夷文化的形成过程应是:第四纪冰河时期渤海黄海海底平原文化、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

    沂沭河流域在距今约八千年左右原始文化进入了短暂的低潮期。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这一时期,第四季冰河期末次冰期已经结束,海平面不再上升,渤海黄海海底平原的动物停止了对沂沭河流域补充。狭长的沂沭河流域由于资源的相对紧缺,容纳不下过多的人口,从渤海和黄海海底平原迁移上来的原始人类大多数成为过客内迁到其他地区,使一度繁荣的沂沭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处于暂时的萧条状态。但这也同时使渤海黄海原始人类的海底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形成后来东夷文化基础。二是由于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渤海黄海海底平原处在盆地位置,气温相对较高,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在冰河时期,渤海黄海海底平原上的原始人类依然保持着采集和渔猎的生产方式。直到到第四季冰河期末次冰期后期,气温开始升高,海平面上升,渤海黄海海底平原上的原始人类内迁到沂沭河流域时依然保持着原来的采集和渔猎的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在后来承担不起大量的人口增长的物资需求,这也是沂沭河流域原始文化一度出现低潮的一个原因。而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华北西北地区气候寒冷和干旱,植被退化,动物和稍大一些的植物果实大幅度地减少,这一地区的原始人类被迫采集颗粒较小但数量较多的莠草为食,并在漫长的岁月里开始驯化这种植物成为谷子。这使西北(如:甘肃大地湾)和华北(如:山西下川,河北徐水)在冰河时期结束后最早进入农业文明。三是冰河时期结束后,气温升高,雨量开始增大。沂沭河流域地域狭长,在雨季洪水的经常爆发,由于当时原始人类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较低,原始人类在这一时期生活反而变得艰难。

    沂沭河流域在出现的短暂的原始文化低潮期后,随着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的传入,以种粟为主的农耕文化逐步取代了细石器时期的渔猎和采集文化,使沂沭河流域原始文化再度繁荣,而领先时代。

三、 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以后的原始文化叠加

    沂沭河流域第三次原始文化叠加是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以后,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从南北两面先后向沂沭河流域的叠加。后李文化也是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前后由泰沂山区本地文化和华北原始文化(如: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下川文化——1.6万年,徐水南庄头文化——1万年左右)和渤海黄海海底平原文化叠加的结果。因此,它具有渤海黄海海底平原文化和华北早期农业文化萌芽时期的特征。后李文化在第四纪冰河期结束以后,大约在距今8500——7500年之间发展起来,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北方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之一。从所发掘的聚落房址,和所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以及所分析出一些禾本科植物花粉——其形态哭死谷子,来看当时先民可能已经学会农业栽培。后李文化具有早期农业文化的特征。后李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在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地带,所发掘遗址在章丘、淄博和潍坊一线,其中潍淄河流域与沂沭河南北隔分水岭相邻。后李文化对沂沭河流域和整个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期原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新石器时期另一个对沂沭河流域原始文化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北辛文化。北辛文化是新石器中晚期黄河下游的考古学文化,距今约7300—6300年,遗址主要分布于泰沂山系的西南侧,延伸到泰沂山系南北各地。北辛文化除了具有一般以粟为主的早期北方农业文化特点外,在陶器制作、房屋建筑等方面明显的具有裴李岗文化的异域特色,虽然其细石器文化的归属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北辛文化也是多重文化交流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之后,环鲁中南山地周围的兖州、曲阜、泰安、平阴、长清、济南、章丘、邹平、张店、青州、莒县、临沭和滕县等地,都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它的分布范围除山东半岛外,还包括江苏北部地区的洪泽湖东北一带,主要遗址有山东滕县北辛、兖州王因、泰安大汶口、江苏邳县大墩子、连云港市二涧村和淮安青莲岗等。

    北辛文化已形成完整的聚落,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骨、角、牙、蚌器,十分发达。制作工艺以磨制为主。原始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已经初具规模。治陶业也具有较高的水平,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颇具典型意义的“三足鼎”及“彩陶碗”等。一些陶器上面的“彩绘痕迹”和“鸟足刻画符号”已呈现出“文明的曙光”。北辛文化几乎覆盖了包括沂沭河流域在内的海岱地区。是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后期渤海和黄海海底原始人类迁居沂沭河流域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文化叠加。奠定了沂沭河流域早期农耕文化基础。

    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从泰沂山区的南北两侧先后向沂沭河流域叠加,是华北原始文化、中原原始文化和沂沭河流域原始文化的大融合。为沂沭河流域的原始文化,能够在吸收当时最先进的原始文化要素的基础上,再次创造领先时代的先进文明打下了基础。

结束语

    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前后三次大规模原始文化叠加,是渤海、黄海海底平原原始文化和泰沂山系内陆原始文化的大规模的整合。在这两大文化中,沂沭河流域处于中心位置。其南北贯通东西衔接的地理优势,和倚山面海怀抱平原的良好的自然条件,使沂沭河流域在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时期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新石器文化。

    一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业,辅以狩猎和捕渔业的经济已具有较高的水平。经过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时期原始农业文化的积累,到大汶口文化时期沂沭河流域的原始人类已经有能力离开丘陵山岗走向两河流域的平原腹地,去开垦两河沿岸肥沃土地(这需要有相当的垦荒能力和抵御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的能力)。使以粟为主的农业生产得到长足的发展。在沂沭河流域附近的胶州三里河遗址的房内挖有1.4米深的大窖穴,内贮粟1立方米余。在莒县陵阳河遗址所发掘的墓葬中,每座墓葬都有数目不等的随葬品,其中陶器最多,陶器中酒器的比例最高。“在45墓葬中,就发现了高柄杯多达600余件”。酒文化的高度发展,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当时沂沭河流域农业发展水平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二是在大汶口文化中期,沂沭河流域的聚落中心伴随着聚落群的产生而分化出来。发展到距今5000年左右,少数聚落群中的聚落开始形成“都邑聚”金字塔型等级组织结构,表现出了国家的雏形。“其中包括莒地陵阳河群,可能还有临沂群和郯城南部、新沂北部的花厅群。而陵阳河群最清楚”(张学海)。所以说,在距今5000年左右,在沂沭河流域就已经诞生了以莒地陵阳河为中心的古国。其时,军事首领制已相当成型,象征权力的石钺和发号施令的陶制仿牛角号成为国家权力重要标志。

    三是治陶业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不但器型超大,而且制作工艺高超。单从陶器中磨光蛋壳黑陶独特工艺和精美绝伦的艺术看,当时沂沭河流域的治陶业无疑是中国同期考古文化中最发达、最先进的。陶器是当时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治陶业的高度发达,说明沂沭河流域当时社会的进步。

     四是沂沭河流域文化的精华在于原始人类在这里首先发明和使用了图像文字。这种图象文字及与之相关的大口尊集中在两个主要分布区和一个次分布区。两个主要分布区:一是鲁东南沂蒙山东部边缘的沐河流域如莒县陵阳河遗址、大朱家村遗址、杭头遗址,诸城前寨,胶县三里河等遗址;二是皖北地区的北淝河、涡河流域,如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该遗址已发现完整的大口尊18件。一个次分布区是指鲁南的枣滕地区、苏北的花厅、邳县的中运河流域,如枣庄建新、邳县刘林、新沂花厅等遗址。大口尊及刻划符号最早出现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多数出现在晚期,而且刻划符号多位于大口尊口沿下腹部同一位置,它们又完全出现在大型墓中,有些刻符上还涂有朱红颜色。所以考古学家认为,大口尊及其刻划符号是大汶口文化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发生巨大变化的产物,因而是当时凌驾于其他生活用具、社会事象之上的特殊产品,不仅刻划符号具有深奥的意义,就是大口尊本身也应是一种神器、神物。图像文字的产生,和在当时社会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充分说明当时的沂沭河流域和其所影响的广大地区的先民已开始走出原始蒙昧,走向文明。

    大规模的自然变化和人类历史的重大变迁总会留下痕迹,我依据已掌握的材料对相关历史进行合理的推测,对历史进行还原,从中找出内在的联系。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考古发掘能够做出更加明确地解释。

    参考资料:

    1、《郯庐断裂带早白垩世走滑运动中的构造、岩浆、沉积事件》 朱光等 地质学报 第76卷 2002年8月

    2、《我国第四纪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段万倜 科学出版社 1981版

    3、《山东通史》主编;安作璋 先秦卷 主编:王克奇 王钧林 人民出版社 2009年12月

    4、《旧石器考古概论》 贾兰坡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 1986年

    5、《山东细石器遗存以及对“凤凰山文化”的重新认识》沈晨 高星 胡秉华  人类学学报 第22卷 第4期

    6、《试论中国北方细石器起源》作者于志勇 稿源《考古与文物》1995年01期

    7、《裴李岗文化 》 李友谋 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12

    8、《从房址和陶鼎看北辛文化的成因》作者:方拥 ,来源:《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04期

    9、《东夷史前治陶业的发展》逢振镐 来源:《中原文物》1993年第1期

    10、《莒文化研究文集》中国先秦史学会、政协莒县委员会 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2

    11、《论大汶口文化大口尊》王怀吉等 来源:《中原文物》2001第02期

    12、《试析东北地区东部与朝鲜半岛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工业之间的文化关系》王春雪 赵海龙 陈全家 方启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9年02期

    13、《日本旧石器早、中期文化研究新进展及其与邻近地区旧石器对比》来源:《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01期 作者:佐川正敏

    14、《日本考古学概论》小林行雄 著,韩钊、李自智译。《考古与文物》1996年

    15. 《日本通史》冯玮 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3.1

     莒县东夷文化研究院 吕超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1-28 17:13:56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谭其骧:“我作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谭其骧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1年第1期

    摘要: 我们是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

    关键词: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概念

    作者简介: 谭其骧(1911-1992) 字季龙,笔名禾子、谭禾子。浙江嘉兴人。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1930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系。1932年起任北平图书馆馆员。1934年与顾颉刚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并任理事。同年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历任理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1940年至1950年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1950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等职。主要著作有:《长水集》、《长水集续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等。

   (注:这是作者在1981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本人做了一些修改。)

    翁独健同志要我在这次会议期间在大会上讲一通。我说,我不是民族史专家,有什么好说的?"他说:不要你讲别的,只要你讲一讲你们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是怎样划定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的;也就是说,对历史上同时存在的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你们是如何区别中外的?哪些算中国,哪些不算,标准是什么?"

    他既然提了这样具体的要求,我作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就不便推辞了。所以今天下午我在此向诸位汇报一下我们在这套图集里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就把这个讲话命名为《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吧!诸位听了如果认为我们的处理办法有不合理、不妥当之处,欢迎在明天小组会上提出来大家展开讨论。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开始于1955年春。开始只要求把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予以"重编改绘",范围准备一仍杨图之旧,那时还没有接触到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这个问题。杨图各时代都只画中原王朝的直辖版图,除前汉一册附有一幅西域图外,其余各册连王朝的羁縻地区都不画,更不要说与中原王朝同时并立的各边区民族政权的疆域了。所以杨守敬所谓《历代舆地图》,起春秋讫明代,基本上都只画清代所谓内地18省范围以内的建置,不包括新疆、青、藏、吉、黑、内蒙古等边区。编绘工作开始没多久,我们就感觉到以杨图范围为我们的图的范围这种想法是不行的。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不能再学杨守敬的样儿仅仅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我们需要画出全中国即整个中国历史的地图来,不应只画秦、汉、隋、唐、宋、元、明等中原王朝。随后我们就作出决定:图名改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范围要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全中国。怎样确定各个时期的全中国范围,从此便成为我们不得不反复慎重考虑的一个首要问题。

    我们是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样。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不是中国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国的政权了。

    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的理由是这样:

    首先,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我们知道,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不是这个范围?不是的。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是唐朝人,不是宋朝人,我们不能以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所以我们要拿这个范围作为中国。

    这还要从"中国"两个字的意义讲起。"中国"这两个字的含义,本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且不提《诗经》等古籍中的"中国"是什么意思,简单说起来,拿"中国"两个字表示我们国家的主权所达到的范围,这个观念是鸦片战争之后才形成的。在这以前的"中国"二字,在各种场合有各种样子的用法。远的我们不讲,鸦片战争以后的初期,这个观念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举一个例子,魏源写《圣武记》所用的"中国",有时候是符合现在的概念的,譬如他讲到蒙古,把蒙古算中国,俄国算外国;讲到西藏,把西藏算中国,印度算外国。

    但有的时候,他还采用一种老观念,把18省同新疆、西藏、蒙古对立起来,只把18省叫中国。有的明清著作中,甚而至于因为作者本人跑到西南的贵州、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他作笔记就把贵州、广西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不看作中国,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内地看作中国。"中国"两个字,按照现在的用法,形成是很晚的。鸦片战争以后的初期还没有完全形成,基本上到晚清时候才形成。讲到"中国"就是表示我们国家的主权所达到的范围,这是鸦片战争后经过了几十年才逐渐形成的。

    我们再回头来讲,我们是现代人,我们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这不是说我们学习了马列主义才这样的。而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后一时期就不能拿前一个时期的"中国"为中国。举几个例子:春秋时候,黄河中下游的周王朝、晋、郑、齐、鲁、宋、卫等,这些国家他们自认为是中国,他们把秦、楚、吴、越看成夷狄,不是中国。这就是春秋时期的所谓"中国"。但是这个概念到秦汉时候就推翻了,秦汉时候人所谓"中国",不再是这样,他们是把秦楚之地也看作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后一个时期推翻了前一个时期的看法。到了晋室南渡,东晋人把十六国看作夷狄,看成外国。到了南北朝,南朝把北朝骂成索虏,北朝把南朝骂成岛夷,双方都以中国自居。这都是事实。但唐朝人已经不是这样了,唐朝人把他们看成南北朝,李延寿修南北史,一视同仁,双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样,在宋朝也把辽、金、夏都看成是外国,看成夷狄。但是元朝人已经不这样了,已经把辽、金、夏跟宋朝一样看成"中国"。元朝人已经不用宋朝的看法了,难道我们还要作宋朝人?所以我们说现代人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后一代的人把前一代的人的概念否定,不采用前一代人的概念,这是由来已久,自古而然的,没有什么奇怪。我们现在当然不应该再以东晋人自居,再以宋代人自居。总而言之,我们是现代人,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

    第二个问题。我们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的部分领土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了。为什么说清朝的版图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呢?而不是说清帝国扩张侵略的结果?因为历史事实的确是这样,清朝的版图的确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我们跟沙俄不同,沙俄在16世纪以前,和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中亚细亚没有什么关系,16世纪以后向东侵略、扩张,才形成现在这么大的版图。但是清朝以前,我们中原地区跟各个边疆地区关系长期以来就很密切了,不但经济、文化方面很密切,并且在政治上曾经几度和中原地区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东北地区在唐朝时候已经建立了若干羁縻都督府、羁縻州。

    到辽、金时代版图已东至日本海,北至外兴安岭,经过元朝直到明朝的奴尔干都司,都是如此。北方也是如此,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在西汉时跟汉朝打得很热闹,最后匈奴还是投降了汉朝,甚而至于到东汉初年还入居汉王朝的版图之内。唐朝,从唐太宗灭了突厥颉利可汗、灭了薛延陀、灭了车鼻可汗之后,一度统治整个蒙古高原,远达西伯利亚南部,几十年之后突厥才复国。元前的时候,蒙古高原是元朝的岭北行省。在西北方面也是如此,西汉设西域都护府,唐设安西、北庭都护府,元曾经置阿力麻里、别失八里行中书省、宣慰司等等。虽然一般都不是连续的,但断断续续好几次,都跟中原地区在政治上属于一个政权。至于经济、文化关系,那就更紧密。这个长期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关系,逐渐发展下来,越来越密切。我们很赞成前几天翁独健同志讲的一段话,我们历史上中原王朝跟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主流是什么?是和平共处?还是打仗?我们看不必去深究它,确实有的时期是很好的,和平共处,有的时期是打仗,有的时期打仗还打得很凶。但是,总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我看这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边区各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光是经济文化的交流关系不够了,光是每一个边区和中原的合并也不够了,到了17世纪、18世纪,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把中原地区和各个边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而清朝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这个统一任务。17世纪、18世纪清朝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完成统一,这决不是单纯的由于那时的清朝在军事上很强,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所能够做到的。单纯的、一时军事上的胜利和军事征服要是没有社会、经济基础来维持的话,统一是不能持久的。但是清朝在完成统一之后,巩固下来了,稳定下来了,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遭遇帝国主义从东南西北各方面入侵,给他们侵占了一部分土地去了,但基本上还是维持下来了。这是为什么?主要的原因是中原需要边区,边区更需要中原,需要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这对中原人民有利,对边区人民更有利。我们知道,清朝的统一,实际上是先统一了满族的地区,即广义的满洲;再统一汉族的地区,即明王朝的故土;再统一蒙族地区和蒙族所统治的维藏等族地区。主要是满、蒙、汉三区的统一。

    汉族地区指原来的明朝的地方,除汉族外也包括许多南方的少数民族,蒙族地区在内外蒙古以外,还包括青海、西藏以及南疆的维吾尔地区。这些地区本来都在厄鲁特蒙古统治之下,都在准噶尔统治之下。当时的准噶尔疆域,不仅是天山北路的准噶尔本部,还包括南路的维吾尔地区,青海、西藏、套西厄鲁特,都是在准噶尔统治之下。噶尔丹还进一步侵占了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只有内蒙古在清朝入关之前早已纳入清朝版图。后来准噶尔又进一步要从外蒙古入侵内蒙古,这就爆发了清朝和准噶尔之间的战争。双方经过康熙、雍正、乾隆70年的斗争,清朝终于取得了胜利。清朝不仅把准噶尔本部收入版图,也把原来在准噶尔统治之下的青海、西藏、"回疆",即天山南路,也纳入了版图。所以清朝统一基本上就是统一满、汉、蒙三区。蒙区实际上包括维吾尔地区及藏区。这三区统一完成之时是在乾隆中叶,即18世纪50年代。而由满,蒙、汉三族人民组成这个王朝,实际上还远远在清朝入关以前。1636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把国号大金改为大清,臣下所进呈的劝进表就是由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的,充分表明这个王朝是由满、蒙、汉三种人组成的。据我来看,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为到了16世纪、17世纪时,汉满蒙等中国各民族已经迫切需要统一。

    这一点,我们从明朝与女真部族即后来的后金打的交道,明朝跟蒙古打的交道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中原的明朝和东北的满洲、北方的蒙古,时而打仗,兵戎相见;时而通过和谈规定明朝岁赠女真、蒙古多少物资,并进行互市。打也好,和也好,目的无非是女真人要拿人参、貂皮来换中原地区的缎布、粮食和农具,蒙古人要拿他们的马来换中原布帛、粟豆和茶叶。岁赠互市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时,就打进来掠夺。一边进行掠夺,一边要挟举行新的和议,增加岁赠。这说明边区发展到16世纪、17世纪时迫切需要中原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当然,中原地区也需要边区的人参、貂皮、马匹等等。但是比较起来说,边区更需要中原的物资。所以说,通过互市,通过战争,最后需要统一。因为统一之后,只要中原能用布匹、粮食等物资满足边区的需要,就可以平安无事,统一就可以巩固下来。所以我说清朝之所以能造成大统一的局面并且巩固下来,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是历史的发展自然形成的。

     有人说,清朝这样大的版图完全是内外扩张的结果,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清朝对于蒙古用兵不能算是穷兵黩武,就象汉武帝对匈奴用兵不能算穷共黩武一样。汉武帝对付朝鲜、东越、南越,可以责备他是侵略,对付匈奴就不能算是侵略。他不对付匈奴,匈奴要打进来。唐太宗对付突厥也不能算穷兵黩武。同样清朝对付准噶尔也是不得不然。在那时候,准噶尔气势汹汹,占领了整个新疆、青海、西藏、外蒙,矛头指向清帝国统治下的内蒙,如果不把噶尔丹打败的话那还得了?那就可能再次出现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即厄鲁特入主中原,再来一次改朝换代。要改朝换代可不是容易的。从当时情况看起来清朝还是比准噶尔进步点,让清朝统治中原地区比让准噶尔统治中原还是要有利一点吧。所以说清朝打败准噶尔,不能说他是穷兵黩武。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清朝把准噶尔统治的地区一一收入版图,这是为了彻底打垮准噶尔而必须要采取的措施,不是存心要去征服这些地方。清朝那时候并不是扩张主义者。我们知道,清朝打败准噶尔之后,阿富汗、浩罕、巴达克山等中亚的一些小国,曾经一度要加入清朝,但清朝拒绝了,仅仅把这些国家列为藩属,以当时清朝的兵势、兵威所加,要进一步向中亚扩展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清朝并没有这样做。可见清朝之所以有这样的版图,决不能说他是扩张主义者,这是顺应历史潮流。所以说清朝在18世纪时形成的这个版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拿这个版图来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应该是恰当的。

     有人主张拿今天的国土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认为那是不恰当、不应该的。要是那样的话,岂不等于承认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让的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的地方,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地方吗?事实上在清朝以前,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已有几百年是在中原王朝直接统治之下的。再如大漠以北的蒙古高原,现在属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是不是历史自然发展形成的呢?不是。1911年、1921年两次蒙古独立,都是后面有第三者插手的,要是没有第三者插手的活,它不会脱离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是蒙古地区不论漠南漠北部应该和中原地区联系在一起的。到了20世纪,到了1911年、1921年,由于第三者的插手,结果分裂出去了。这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这是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说历史上的中国只包括漠南的内蒙古而不包括漠北的外蒙古,尽管我们现在是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所有的北方民族,匈奴也好,鲜卑也好,柔然也好,突厥也好,回纥也好,全都是同时分布在漠南和漠北的。要是我们以今国界为依据处理历史上的民族,那该怎么办?同一个政权统治之下的一个民族,漠北的不算中国,漠南的才算中国,这就没法办了。但我们要是采用1840年以前的清朝版图为历史上中国范围就好办。出现在漠南漠北的蒙古以及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不能因为今天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之内就不算历史上中国的民族。当然,我们讲中国史的时候应当把这些民族作为中国史上的民族。但我们也不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写它的历史的时候把这些古代民族写成它的先民。

    有一点要补充一下,就是1840年以前有些跨国界的政权或民族或部族怎么办?这个问题最明显的事例就是高丽。我们现在是这样办的:我们认为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的中朝国界,这是历史自然形成发展的结果,没有什么帝国主义插手。历史上的高丽最早全在鸭绿江以北,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是在鸭绿江、图们江南北的,后来又发展为全在鸭绿江以南。当它在鸭绿江以北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的,这就是始建于西汉末年,到东汉时强盛起来的高句丽,等于我们看待匈奴、突厥、南诏、大理、渤海一样。当它建都鸭绿江北岸今天的集安县境内,疆域跨有鸭绿江两岸时,我们把它的全境都作为当时中国的疆域处理。但是等到5世纪时它把首都搬到了平壤以后,就不能再把它看作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了,就得把它作为邻国处理。不仅它鸭绿江以南的领土,就是它的鸭绿江以北辽水以东的领土,也得作为邻国的领土。

    我们处理历史上的中国的标准就这一条,并没有第二条。当初我们讨论的时候,正如昨天小组会上好几位同志的意见一样,有些同志总觉得只有这么一条不够,总想找到第二条、第三条,想要加一两条跟中原王朝的关系,总觉得应该跟中原王朝有一点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关系,怎么能说是历史上的中国?什么关系呢?最好有过郡县。但是有的边区从来没设过郡县,那么羁縻州县也算郡县。这也是过去学术界不实事求是之风造成的。那时历史学界讳言"羁縻州","羁縻"两个字不许提,硬要把"羁縻"都督府、羁縻州的"羁縻"两个字去掉,变成某某州,要把它看成正式的地方行政区划一样。我们知道,府、州的长官是流官,是中央政府可以随时调动的。府、州秉承中央政府的政令进行统治,向中央缴赋税,服徭役。但羁縻府、州只是给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一个都督或刺史的名义,实际上是当地基本上自主的统治者,他的地位是世袭的。王朝动不了它,它只是归附而已,你要动他他就会举兵叛乱。羁縻府州和正式府州完全是两回事。因为正式的找不出来,所以硬要把羁縻府州算正式府州。这在实际上是违反历史事实的。有些地区连羁縻府州也没有设置过,这些同志就去找称臣纳贡的关系,只要称过臣、纳过贡,就算是归入中原正朝的版图了。或者是曾经接受过中原王朝封赠的爵位,中原王朝曾经封过这一部族的首领什么王,什么侯,或者是曾经授予一点什么官衔,那就把它说成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纳入中国的版图了。搞来搞去无非就是要跟中原王朝拉上一点关系,好象只有跟中原正朝扯上关系以后才能算中国,否则就不能算中国。这是讲不通的。我们知道,朝鲜、越南是历代向中原正朝称臣纳贡,接受中原王朝的封爵的,但我们能把朝鲜、越南算作中国的一部分吗?不行。它们跟明朝和清朝的关系只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藩属国和宗主国的关系,它们不是明朝的地方、清朝的地方。尤其明显的是日本有一颗被奉为国宝的印,叫做汉倭奴国王印,按照这些同志的说法,日本已接受了中国给他的这颗印,岂不是日本也要算中国的了吗?可见把有没有封爵纳贡这种关系看作在不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以内这种说法,是绝对讲不通的。

    尤其突出的是,一定要把跟中原王朝拉上一点关系才算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处理台湾问题就难了。台湾在明朝以前,既没有设过羁縻府州,也没有设过羁縻卫所,岛上的部落首领没有向大陆王朝进过贡、称过巨,中原王朝更没有在台湾岛上设官置守。过去我们历史学界也受了"左"的影响,把"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曲解了。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点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能把这句话解释为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这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明以前历代中原王朝都管不到台湾。有人要把台湾纳入中国从三国时算起,理由是三国时候孙权曾经派军队到过台湾,但历史事实是"军士万人征夷州(即台湾),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只俘虏了几千人回来,"得不偿失"。

    我们根据这条史料,就说台湾从三国时候起就是大陆王朝的领土,不是笑话吗?派了一支军队去,俘虏了几千人回来,这块土地就是孙吴的了?孙吴之后西晋南朝隋唐五代两宋都继承了所有权?有人也感到这样实在说不过去,于是又提出了所谓台澎一体论,这也是绝对讲不通的。我们知道,南宋时澎湖在福建泉州同安县辖境之内,元朝在岛上设立了巡检司,这是大陆王朝在澎湖岛上设立政权之始,这是靠得住的。有些同志主张"台澎一体"论,说是既然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可见元朝已管到了台湾,这怎么说得通?在那么小的澎湖列岛上设了巡检司,就会管到那么大的台湾?宋元明清时,一个县可以设立几个巡检司,这等于现在的公安分局或者是派出所。设在澎湖岛上的巡检司,它就能管辖整个台湾了?有什么根据呢?相反,我们有好多证据证明是管不到的。因此,你假如说一定要与中原正朝发生联系才算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明朝以前台湾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行吗?不行。台湾当然是中国的,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为什么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因为历史演变的结果,到了清朝台湾是清帝国疆域的一部分。所以台湾岛上的土著民族--高山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对台湾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在明朝以前,台湾岛是由我们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高山族居住着的,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中原王朝管不到。到了明朝后期,才有大陆上的汉人跑到台湾岛的西海岸建立了汉人的政权,这就是颜恩齐、郑芝龙一伙人。后来荷兰侵略者把汉人政权赶走了,再后来郑成功又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了。但是,我们知道,郑成功于1661年收复台湾,那时大陆上已经是清朝了,而郑成功则奉明朝正朔,用永历年号,清朝还管不到台湾。一直到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平定台湾,台湾才开始同大陆属于一个政权,所以一定要说某一地区同中原正朝属于同一政权,中原王朝管到了才算是中国的话,那末,台湾就只能从1683年算起,1683年前不算中国,这行吗?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为什么是中国的?因为高山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台湾自古以来是高山族的地方,不是日本的地方,也不是菲律宾的地方,更不是美国的地方、苏联的地方,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地方。

     但不是属于中原王朝,是属于高山族的,到1683年以后中原王朝才管到,这样我们觉得就可以讲通了。一定要找出边疆地区同中原王朝的关系来,好象同中原王朝没有关系就不能算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很对不起,还是大汉族主义。这个思想一定要坚决打破。

    我们自己思想中如果认为一定跟汉族王朝有关系才算中国,那就不好办了。国外有人说,中国的西界到甘肃为止,新疆从来不是中国的。这个论点大家都知道是胡说。但是,为什么是胡说呢?

    很多人就会这样讲了:因为新疆在汉朝就统治到了,唐朝也统治到了。汉朝设过西域都护府,唐朝设过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但是我们的历史很长,西汉对西域统治多少时间?也不过50年吧。东汉的统治更差。唐朝比较长一点,也不过7世纪到8世纪100多年吧。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除了唐汉一二百年统治了新疆之外,其他的时代怎么样?有些人只愿意谈汉唐,不愿意谈其他时代,因为一想到除汉朝、唐朝、清朝之外,中原王朝的确管不到新疆。那怎么办呢?好象理亏似的,于是有的同志就去找其他的关系。说是虽然不能直接管到,但在宋朝、明朝新疆的地方政权向中原王朝进过贡。朝鲜、越南都不算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新疆地区的政权向中原王朝进过贡,就算是中国的一部分呢?这是讲不通的。宋朝和明朝,新疆地区政权同中原王朝的关系实在是很可怜的,西州回鹘、于田、黑汗王朝跟宋朝怎么说得上有什么臣属、隶属关系?怎么能说是向宋朝称臣纳贡呢?不过是来往一二次而已,不用说不在宋朝的版图内,连藩属也谈不上。到明朝更可怜了,明朝中叶以后,嘉峪关打不开了,嘉峪关之外都是一些与明朝没有什么关系的政权。所以一定要与中原王朝有关系才算中国的一部分的话,那末新疆在宋朝、明朝根本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这样讲,不能说一定要与中原王朝有关系才算中国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汉族是汉族,中国是中国,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这是不同的概念。在1840年以前,中国版图之内的所有民族,在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这么一条,没有其他标准。新疆在宋朝的时候,是西州回鹘、于田、黑汗等等。在明朝的时候,在察合台后王封建割据之下,分成好多政权,这是不是就不是中国了?是中国,不过它与中原王朝分裂了。

    分裂与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出现的,每一次由分而合,一般说来是扩大一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是在秦汉时期,秦统一时北至秦长城,西边只到黄河,根本没有挨上青藏高原。汉朝的统一,西边到了玉门关,到了青藏高原的湟水流域。比秦有所扩大。隋唐的统一又扩大一步,但是都赶不上清朝的统一。一次一次统一,一次一次的扩大,到清朝的统一,版图最大。而这个范围并不反映清朝用兵的结果,而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政治各方面密切关系所自然形成的。不过,我们说,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还需要政治统一来加以巩固的。所以讲到这点,我们不得不特别强调一下,我们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这一句话并不是泛泛而谈的,少数民族对我们的贡献确实是很大的,除了经济文化方面我们暂且不谈之外,就是我们形成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满族对我们的贡献太大了。我们设想一下,在12世纪我们这个中国分成七八块,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是南宋,东北和黄河流域是金,宁夏、甘肃的河西和鄂尔多斯这一带是西夏,云南是大理,新疆是西辽,西藏是吐蕃,分裂成许多部落的蒙古高原上是蒙古各部、突厥各部,整个中国分成七八块,每一块中间还不统一。由于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祖孙三代的经营,才出现了一个大统一的局面,这个大统一的局面多么珍贵啊!譬如云南,虽然汉晋时代是中原王朝统治所及,但是南朝后期就脱离了中原王朝。到了隋唐时候,是中原王朝的羁縻地区,不是直辖地区。这个羁縻局面也不能维持很久,到了8世纪中叶以后,南诏依附吐蕃反唐,根本就脱离了唐王朝。

    南诏之后是大理。总的来说,从6世纪脱离中原王朝,经过了差不多700年,到13世纪才由元朝征服大理,云南地区又成为中原王朝统治所及。又如新疆地区,从8世纪后期起就脱离了唐王朝,唐朝人被吐蕃又赶出来了,后来吐蕃人也站不住了,维吾尔人进入新疆建立了几个政权。总而言之,经过了400多年,才由蒙古族征服西辽使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又同属于一个政权。元朝的统治使中国各地区之间长期分裂又合在一起。没有蒙古的话,怎么能形成这样大的统一?这样分裂局面继续下去的话,那就不可想象。同样,在明朝时候,中国又进入一个分裂时代。明朝对东北辽东边墙以外,对青藏高原的统治是很薄弱的,只是一种羁縻关系而已,真正的统治是谈不上的。我们要说老实话,现在把明朝对西藏关系来比之于元朝对西藏的关系,清朝对西藏的关系,这是不行的,是远远赶不上的。明朝对东北边墙以外女真各部的关系也不能和元朝清朝相提并论。长城以外的鞑靼、瓦剌,长期处于敌对状态。所以明朝的时候中国又分成好几块了。没有清朝起来,这个分裂局面不知又要延续到什么时候。明朝对新疆的关系更谈不上,根本管不上,连新疆发生什么变化都不晓得。要是没有清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这6代二百多年的经营,就不会出现18世纪的大统一局面。所以我们说中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我们今天还能够继承下来这么大的一个中国(虽然被帝国主义宰割了一部分,侵占去了好多地方),包括这么多的少数民族在内,不能不归功于清朝。所以我们绝不能把中国看成汉族的中国,我们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的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对我们中国历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没有元朝,没有清朝,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们怎么能把中国看成汉族一家的?王朝跟中国不能等同起来,应该分开,整个历史时期只有清朝等于全中国,清朝以外没有别的中国政权。清朝以前任何历史时期,中国都包括两个以上的政权,我们绝不能说这个政权是中国的,那个政权不是中国的,不能这样分,要分也分不清。

   历史上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中国政权时,那就得承认事实上当时几个国家并峙,谁也管不到谁,不能硬说中原王朝管到了边区民族政权。有些同志要把吐蕃说成是唐朝的一部分,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唐和吐蕃敌对战争时多,和亲通好时少。就是在和亲通好时,唐朝也完全管不了吐蕃。汉朝和匈奴,唐朝和突厥、回纥的关系,基本上也是如此。我们只能认为吐蕃、匈奴、突厥、回纥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但不能说它们是汉唐王朝的一部分。

    历史上的中国政权有时管到了历史上中国范围以外的地方,我们也得承认这些地方虽然不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之内,但确在几个中国王朝版图之内。例如,汉晋间曾在朝鲜西北部设置过乐浪、带方等郡,汉唐间曾在越南北部设置过交趾、九真、日南等郡,这些设郡县的地方,当然是汉晋唐等王朝疆域的一部分。所以朝鲜、越南虽然不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之内,但历史上的乐浪、交趾等郡,则为汉、唐等王朝的领土,那是无可讳言的。以郭老名义出版的《中国史稿》第一版(后来的版本改动过没有,我不知道),把汉朝同交趾、九真、日南的关系说成是对外关系,我看是很难讲得通的。这三郡明明在汉王朝的统治之下、版图之内,汉朝其他地区对这三郡的关系只能说是内地或中原对边区的关系,怎么能说成是对外关系呢?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我们对内提倡民族团结,对外提倡尊重邻国,特别是比较弱小的邻国,这是对的。但不应该,也不需要为了要尊重邻国,就抹杀或歪曲历史事实。交趾、九真、日南等郡确在汉唐王朝疆域之内,不能因为在今天是越南的国土,便硬说汉唐跟这几郡的关系是"对外"。五代以后越南脱离中国独立建国,那我们就该尊重其独立,不能因为它曾经向宋、元、明、清等朝称过臣、纳过贡,而不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邻国看待。

    在我们的图上,我们没有把秦朝的象郡按我国的传统说法划在越南境内。有些同志认为我们在画秦图时是在与越南友好的时候,所以就不敢把象郡画在越南。我们是把象郡画在广西、贵州一带的。他们说,我们现在要修订这套图,应该可以把象郡画到越南去了。实际把历史上的郡县画在哪儿,这是不能以对某个邻国友好与不友好来决定的。我们当初没有把象郡画到越南去,我们是根据史料认真地作了分析,觉得还是不把象郡画到越南去更妥当一些。我们也知道把象郡放到越南去也有一定的史料根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注》都说秦朝的象郡在越南。但是我们没有采用这种说法而主张象郡是在广西、贵州,我们觉得这种主张的根据更坚强一些。因为《汉书·地理志》赶不上《汉书·本纪》可靠,而《汉书·本纪》的材料证明象郡应该在广西。《水经注》的材料虽然可贵,但《山海经》的材料比《水经注》更早一点。《山海经》的材料说明象郡应该在贵州。因此,我们是老老实实根据历史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以后才下结论的。我们决不能今天与这个国家友好了,就这样画,不友好了,就那样画。

    有的同志说如果我们把历史边疆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看成是历史上的中国,那是不是就没有民族英雄,就没有汉奸、卖国贼了。是不是宋辽之间、宋金之间的战争都是内战了?这显然也是不对的。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是应该站在今天中国的立场上的,但讲历史上中国境内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宋朝就是宋朝,金朝就是金朝,宋金之间的斗争当然还是国与国之间的斗争,那末,当然应该有民族英雄,有卖国贼,岳飞当然是民族英雄,秦桧当然是卖国贼,这怎么推翻得了呢?任何人都应该忠于自己的祖国,怎么可以说把宋朝出卖给金朝而不是卖国贼?宋朝方面有汉族的民族英雄,金朝方面当然也会有女真族的民族英雄。我看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就应该是女真族的民族英雄。所以岳飞还是应该颂扬的,秦桧还是应该谴责的。不过今天汉人与满人都已经是一家人了,写历史的时候虽然应该按历史事实写,但在今天已没有必要把这段历史大事宣扬,不需要宣扬并不等于否定,不等于否定民族英雄。我们要宣扬爱国主义的话,应该宣扬近一百几十年来在抗英、抗法、抗俄、抗日斗争中间的民族英雄,岂不是更好吗?何必过分宣扬历史上的?同样,我们肯定元朝、清朝对中国历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不等于说要否定文天祥、陆秀夫,不承认他们是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也不等于说洪承畴、吴三桂不是卖国贼,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我们不能拿后来的关系看当时的关系。假如认为后来已成为一家,当时何必抵抗呢?那么从秦汉以后秦、楚也都是一家,在屈原的时代,岂不是他也无需站在楚国的立场上,抵抗秦朝的侵略了?假如说后来已成为一家,当时就可以不抵抗的话,那么将来世界总有一天要进入共产主义的,国家总是要消灭的,那么将来讲起历史来岂不就得认为历史时期被侵略者、反抗侵略都是无聊的?要这样讲起来,那我们的抗日战争岂不也是多余的?

    所以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全国各个民族是在一个大家庭里,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外来的侵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今天我们写中国史,当然应该把各族人民的历史都当成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因为这个中国是我们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而不是汉族一家的中国。我们今天的命运是相同的,兴旺就是大家的兴旺,衰落就是大家的衰落,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斗争。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1-11 13:32:06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金陵十三钗》北美惨遭滑铁卢

外媒恶评一片

记者 沈玉清 2012年01月05日

    在中国大陆广受关注的张艺谋最新大片《金陵十三钗》,在北美点映后遭遇“滑铁卢”,招致美国专业评论家的负面评论和诸多批评,出现内热外冷的尴尬局面。

    在中国大陆广受关注的张艺谋最新大片《金陵十三钗》(Flowers of War) (以下简称《十三钗》)2011年12月21日正式在美国纽约上映。但与国内的风光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这部被定为中国申报2012年奥斯卡的影片招致多家英文媒体的恶评,甚至称得上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在美国所得到的最恶劣评论。

《十三钗》参评“奥斯卡”机会不大

    据大陆媒体报导,《十三钗》制片人张伟平2011年12月21日透露,根据奥斯卡的报名规则和要求,《十三钗》已经委托该片北美发行公司代表出品方新画面影业公司,日前向第84届奥斯卡评委会递交了影片将角逐的所有13个单项奖,贝尔、倪妮将角逐最佳男女主角。

    在中国大陆上映后,票房收入(截止1月3日24时)创下5.4亿元人民币的《十三钗》,却在北美点映后遭遇“滑铁卢”,招致美国专业评论家的负面评论和诸多批评,出现内热外冷的尴尬局面。

    据了解,今年有资格竞逐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候选电影一共有265部,而最后成功入围的仅为10部。此外《十三钗》申报最佳影片的竞争远比申报外语片激烈得多。

灾难中注入性成份 好莱坞报导者:最愚钝制片人

    北京电视台网站论坛影视剧转贴的腾讯评论指,《十三钗》虚假有硬伤口碑不好。大部份国外影评人都认为,《十三钗》的故事讲得有些过火了,他们也觉得张艺谋可能讲述的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像基督徒自杀、以及十二月份妓女们穿旗袍摇曳生姿等情节,也是硬伤。

    他们也不理解张艺谋展现南京大屠杀中女性遭遇性暴力的良苦用心,《好莱坞报导者》批评称,在好莱坞只有最愚钝的制片人才会在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灾难中注入性的成份,但这却成了《金陵十三钗》的核心元素,整部影片做作而缺乏说服力。

    在著名影评网站“烂番茄”上,目前《十三钗》的专业好评率仅为30%,而以往参评奥斯卡的外语片,至少要好评率80%以上才有希望获奖。

    《好莱坞报导者》批评称,在好莱坞只有最愚钝的制片人才会在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灾难中注入性的成份,但这却成了《金陵十三钗》的核心元素。

 美评论家:《十三钗》不过是低级噱头

    美国著名电影批评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Emanuel Levy在《电影》杂志发表评论文章,批评《十三钗》片不是来自真实生活的灵感,而是张艺谋制造的一个杂混乱、严重缺少平衡、过度炫耀某些场景的电影大杂烩 (a hodgepodge of a movie),是张艺谋发迹以来最糟糕的一部电影。

    《纽约邮报》干脆以“枯萎的战利品”(The Wilted Spoils of War)来讽刺这部影片,并称张艺谋在这个圣诞节之际应该得到的礼物就是惩罚坏孩子的大大的一堆煤炭。邮报的评论并将这部影片称作是一部“极端荒唐的肥皂剧(ludicrous soap opera) ”。

    《纽约时报》评论认为张艺谋最大的败笔在于对整个南京大屠杀采取了一种疏远的、甚至是轻描淡写的手法,全部故事都是发生在一个虚构的欧式教堂里,而且影片在一个日军屠城的大背景下却处处充满了性的暗示(虽然床戏很短,但整个剧情的核心就是日本兵对于13个女学生的凯觎)。

    《好莱坞报告》的评论文章则称,如果华纳兄弟娱乐公司(Warner Bros.)在1942年导演《十三钗》片这样一部电影,也许可以成为一部有效的反日宣传片,而且博得好效益。但是今天,它(《十三钗》)扮演的不过是低级噱头。

肖鹰:情色华丽下灵魂空洞

    大陆羊城晚报近日发表题为“《金陵十三钗》:一部荒谬绝伦的肥皂剧”的评论文章,作者肖鹰讲到:“在看国内媒体的‘外转中报导’时,我感觉到《十三钗》片似乎已经被山姆大叔内定为第84届奥斯卡奖影片了。张伟平一气给这部影片投报了奥斯卡全部 13个奖项,似乎是交定金通吃了。然而,令我大跌眼镜的是,我不仅没有在美国媒体上看到‘观众一致好评’的信息,而且来自好莱坞等地的专业评估信息是美国观众对《十三钗》片的反应‘冷淡’,业界普遍不看好其市场前景。”

     在国际著名的‘电影评论知性网’(www.Movie Review Intelligence.com)12月27日发布的专业电影评论信息是:自在美上映一周来,《十三钗》片在美国获得的电影评论,肯定性评论仅占 32.5%,平均得分是倒数第二级‘贫弱’。”

    肖鹰说:“我所阅读的10余篇美国评论家评论《十三钗》片的标题文章,是严肃依据电影作品的实际有针对性的评论,表现了令人尊重的专业性。就此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评论家对《十三钗》片的批评,均是在电影艺术的层面上展开的,并没有从意识形态上说话。”

    “他们所否定《十三钗》片的,就是该片表现的严重缺陷在于:张艺谋导演迎合和炫耀性地使用商业电影元素的时候,并没有在尊重历史、尊重艺术的前提下进行创作,因而,没有赋予《十三钗》艺术的完整性和意义的生命力。”

    肖鹰认为,张艺谋求美轮美奂的画面,从《英雄》到《十三钗》,历10年之功,为什么自认最好的《十三钗》片仍然不仅被有识的中国批评家而且被美国批评家一致批评为虚假、造作、错乱呢?技术层面讲,是张导不会讲一个清楚的故事;意义层面讲,张艺谋作为一个电影家,尚没有觉悟到电影的美丽画面必须要由深刻的灵魂注入生命,才能真实,才能生动,才能真正产生电影艺术的感染力。

    《十三钗》故事梗概:《十三钗》是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2011年由张艺谋执导的影片。故事讲述1937年的南京,一座教堂里一个美国神父、一群躲在教堂里的女学生、13个逃避战火的风尘女子以及殊死抵抗的军人和伤兵,共同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故事。 该影片筹备4年,投资6亿元人民币,是目前中国电影投资制作最大的一次。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1-08 18:34:11 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

金融改革发展的新信号: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长期脱离实体经济自娱自乐

新华网

2012年01月07日

    备受海内外关注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7日在京闭幕。在国际金融危机仍旧持续、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这次会议传递出的金融改革发展新信号格外引人瞩目。

   这次会议鲜明提出了“五个坚持”的原则,“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被放诸首要位置。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

  “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已有提及,在当前我国金融有了较快发展、国际金融危机负面效果仍在显现的背景下,金融工作会议又着重提出这一思路,无疑极具指导意义。”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出的一个重要警示,就是一些国家金融发展脱离了实体经济,导致社会资本“脱实向虚”,诱发了金融海啸。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1-08 18:40:08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主题: 李荣融:我还没听到哪家民营企业骂国有企业,真正骂的是个别学者

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

国资委主任 李荣融

2011-12-30

     按语:2011年岁末,北京宣武门西大街国资委大楼8层。李荣融西装革履、一丝不苟,一如他留给外界的印象。作为国资委首任主任,李荣融在任七年零五个月。李荣融刚上任时,央企数量是196家,他卸任时,央企减到123家;李荣融接手时央企总利润为2400亿元,至他2010年8月离开时,央企实现利润超过1万亿元;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央企由7家世界500强,增长至38家。历史为改革者设定的命运都相似:在受到一部分人热情赞扬和全力支持的同时,也会遭到另一部分人的质疑。李荣融为央企设计的一系列加减法,未能远离“垄断”、“国进民退”、“大而不强”的批评。

    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央企背了垄断的黑锅。面对批评,李荣融说,我不怕批评,因为我的内心很坦荡,改革的信念从未动摇。培育30-50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依然是我一生的梦想。只要国企改革的体制不变,这个改革思路将会延续下去。

制度建设最宝贵

    我是国资委第一任主任,我特别珍惜我在任期间出台的这23个规章和193个规范性文件,这也是我们理论探索、实践探索的结晶。外界对其他方面可能各有说法,但我认为能够延续、持续发挥作用的就是法律法规。一直以来,我都很注重制度建设,我相信可持续下去不是人,而是制度。这也是我在无锡当厂长的时候就得出的一个体会。一个企业领导,获得了很多利润,你说对这个企业是不是贡献?是贡献。但我认为一个优秀领导最大的贡献在于制度建设,百年老店为什么能百年?靠的是制度。

    国企的责任感树立起来了。原来政府管得太多,国企没有责任,说到哪儿算哪儿。中央企业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党和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候,中央企业一定不辜负希望,这是我一直想要努力奋斗的。目前,我认为在关键时刻,中央企业的责任体现得不错,比如说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建国60周年大庆等。

     这23个规章和193个文件,只要体制不变,我认为是能够延续的,因为这些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是在十六大制定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下诞生的。没有这样的体制,也决不会有国资委今天的成就。而在十六大之前,我们所搞的一些改革已经证明,国有企业要搞好,以前的体制首先要变,体制不变的话搞不好。

    国企改革必须坚持的理念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尊重企业的发展规律,按规律办事。什么事都有规律,但人要清晰地看透规律,我认为不容易,也许有人究其一生都没有看透。对我触动最深的是美国安然公司倒闭,从安然公司出事开始,我就不断在思考这个问题,搞好企业的路子到底是什么?

    以前提过,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安然倒闭后,我想,我们努力了半天,就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又怎么样呢?安然是现代企业制度,还是倒了,什么原因呢?最后我提出来,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必要条件,搞好企业还需要有充分条件。直到雷曼兄弟出问题,我更坚定这个信心了。不管什么性质的企业,私有的还是国有的,共同遵守的一条就是要按规律办事,不按规律办,都得倒,按规律办都能搞成。

    搞好企业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律,就是要踏踏实实搞主业,搞主业的钱来得踏实,搞不熟悉的非主业不是投资,是投机,你又不擅长,不是投机是什么?搞企业的规律,有很多内涵,我总结成三句话:决策要科学、执行要高效、监督要有效。安然、雷曼出问题的关键,我认为是由于监督无力。

国企和民企是互相依存的

    谁资源配置效率高,就应该支持谁,而不应该问你是国有还是非公。

    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矛盾加深,国进民退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民营企业从来没有停止过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严格意义上就是私有企业,国外没民营这个概念,因为咱们怕“私有”这两个字。我认为不用怕,私有企业应该发展,你别看央企大多是大企业,但大企业不能离开中小企业,不能离开私有企业。

     现在有人说国进民退,讲这个话的人可以看看数据,客观说,民营企业和非公经济年年都在增长。有学者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数据为依据,批评国有企业占据了那么多资源、那么多土地,发展速度还不如民企。我认为,资源配置都有一个过程,我现在清华讲课,一半学生来自非公企业,可以说,我还没听到哪家民营企业骂国有企业,真正骂的是个别学者。应该是经验共交流,教训共汲取,竞争共提高。

    做企业的都懂,大家都是互相依存的,就好像一支篮球队,光有前锋没有后卫行吗?不行。今天投篮成绩比较好的可能是国企,但不等于说民企明天就一定是这个状态,它也会成长。作为国家队,没有理由只有国有企业,不选非公企业。谁优秀谁就出场,都是为中国争光的。做企业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国有还是非国有,仅仅是投资者不同。

    中小企业和央企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资源配置缺了中小企业能配置好吗? 要提高配置效率,把中小企业都拿掉会好吗?把非公经济都拿掉会好吗? 绝不会好的。历史已经证明,纯国有是搞不好的。现在讲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讲究优胜劣汰,谁资源配置效率高,就应该支持谁,而不应该问你是国有还是非公。

    所以中小企业一定要培育,这中间会有一批成长为大企业,甚至成为国际巨星。沙钢的沈文荣我也很尊重他,他搞得不错,现在也是世界500强;联想的柳传志、新希望的刘永好等都做得不错。企业家最懂企业,你有什么好的地方我来学习你,我有什么强的他来学习我。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不管他姓资姓社。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国企。不存在我们挤了谁,谁挤了我们。

    我不客气地讲,没有国有经济哪有非公经济今天的发展?国家给了非公企业不少优惠政策,优惠政策的背后就是钱,没有国有企业年年增长交的税,国家哪有钱给出来?但非公企业发展了,对整个国家是很大的贡献。优胜劣汰社会才会进步,所以我对国进民退这种观点不屑一顾。

扣上企业垄断的帽子不公平

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

    在垄断问题上,我认为央企背了黑锅。中国企业的垄断,是自然垄断多,不是企业自己用垄断去控制价格、控制市场,你说中石油、中石化,垄断什么呀?价格是国家有关部门定的,不是他们自己定的。中国三个石油公司加起来,还不如美国一个埃克森美孚。我认为给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企业扣上一个企业垄断的帽子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不是企业垄断,是自然垄断,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办事。十六大写得很明白,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

    国资委集中资源到少数几家大企业的思路也很明确,怎么去与垄断划清界限?我们原来讲产业集中度,一个行业10%企业要能产出80%才行,这个效率才高。没有集中度的行业,只有一群中小企业不可能到国际上竞争。但中小企业不是无所作为,他做的恰恰是大企业做不到的,给大企业配套。汽车发展史就是这样,原来汽车零部件全在福特公司自己做,慢慢都放出去了。这个是对的,要做到专业化。

    如果10%企业超过80%产出,甚至达到100%,就不行了。人们说中小企业的功能主要是解决就业,但忘了很重要一条,中小企业是为大企业树竞争对手的。不要小看今天的中小企业,他要路走对了,没几年他就变成大企业。苹果就是很好的例子。诺基亚也是,以前去过诺基亚几次,研发多强啊,现在也会扛不住,对此我感触很深。企业大小的位置不是固定的,是随着竞争力而变化的。

    这几年央企发展壮大了,但央企的“大”不是虚大,是有内容的“大”。我不能说很强,但在往强的方向上有了很大提高,今后还会继续提高,我有这个信心。

董事会制度的故事

    关于央企的董事会,如何能推动这个董事会制度? 我们是建立“规范的董事会”,董事会早就有了,我认为以前那些董事会有缺陷。按照我的说法,央企建设规范的董事会还处于初始阶段。董事会这一套思路,我们在决定搞之前,准备了三年。规范的董事会制度核心是解决“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新的董事会制度在央企里试点了不到两年,我们试点企业都说,这个办法行。不少试点企业还要求再多派两个外部董事,一个是懂点宏观经济的,因为通过金融危机以后,知道宏观经济很重要;第二个要求懂法律的。这样做有利于决策更科学。

    建设规范的董事会制度,核心是改变国企一把手的绝对权力。搞规范的董事会的方向是正确的,现在有了共识。原来没共识,反对的人不少,闲话也不少,主要的阻力还是观念。雷曼兄弟倒下,毛病出在决策上,他也有董事会,但董事会没发挥作用,富尔德(Richard Fuld)一人决策。所以,在企业里面没有权威是可悲的,但是依靠权威吃饭更可悲。

    搞董事会制度的第二个难点,中国的总经理好找,董事不好找,董事长更难找。因为董事长跟总经理有本质不同,工作方法也不一样,董事会是票决制,董事长本人也是一票,而且配了五个外部董事,他们不是上下级关系。原来副总经理属总经理管,你讲两句有意见的话,明天就请你走人了,他在这个关系下没办法保持独立。所以要派外部董事,企业内4个,国资委派5个,目的就是要营造一个独立的、客观的发表意见的环境。总经理要高效执行。

    为解决董事、董事长不好找的难题,启用了一批中央企业刚退下来的领导,这些企业领导不一般,从搞战术成长到战略思维。这批老领导经过在香港、新加坡和国内的培训,派到企业去当外部董事,实践证明他们很称职。

    董事长是搞决策的,不是权力的象征,他是责任的象征。在新公司治理当中,没有谁大谁小,你说董事长就比总经理大?没那个说法。干的活不一样,董事长是干决策的,他最大的功能是把董事的积极性发挥好,能够营造出一个独立、公正发表意见的场合,搞好科学决策,这个董事长就是优秀董事长。

    今年10月,美国白宫一位智囊团经济学家说,李荣融的改革思路是正确的,唯一的问题是要提高分红。我赞同他说的话,但对企业而言,要做到的是可持续分红,而不是一次分完了,明天公司就关门了。

    我们要维护企业的长久利益,不能太短视了,分红也一样。哪家企业营利能力提高,我认为就应该增加分红。但分红跟企业自身的发展要有一个合理比例,要考虑企业拥有足够的能力来支付未来的分红,也就是可持续分红的能力。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不太主张提高分红比例,原因就是还没走到那一步,应该留点钱给企业自身发展。

    今天,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应该逐步提高分红比例,提高投资者信心。

 

 




发件人:"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 <zhanlue@yicai.com> 2012-01-09 00:56:46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34期、35期《战略参考》第35期

2012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更高风险、更多焦点、更难应对

第一财经研究院国际经济金融专家顾问 王家春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深高级研究员 章 斌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 林纯洁

(请点击查看)
 

尊敬的女士/先生: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第34期、35期,《战略参考》第35期已经出炉,现及时奉上,请您参考、指正!

    《战略观察》第34期——“世界走过头了”指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采取了力度空前的联合救市大行动,纷纷大幅度降低利率、扩大货币投放。在全球力度空前的救市行动之后,至今已经3年时间了,尽管危机爆发初期的金融剧烈动荡和经济急剧下滑 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经济金融却总体上依然低迷,并没有出现预期的V 型反弹或快速复苏(美国总生产额仍没有回到危机前的水平) ,而救市举措的边际效益已开始减弱,甚至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府债务危机的考验,爆发新的更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乃至经济衰 退的风险似乎又在快速聚集,而我们可用的政策工具却囊中羞涩,没有多大空间。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重新审视 这一轮全球金融大危机的根源及其发展态势。

    《战略观察》第35期——“2012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指出,在上一轮全球性极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刺激下,从2009年三季度开始 ,世界经济表现出从上一轮危机中“起死回生”的迹象。但从2010年末及2011年初开始,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再次出现向下拐点。总的来说,“ 滞胀”及“类滞胀”已在全球蔓延。目前困扰全球的则是老牌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危机。与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相比,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风 险更为严峻,而应对风险的能力却明显减弱。世界经济可能进入较为漫长的“去高增长”过程。

    2012年欧洲经济形势可能继续恶化。美国经济表现可能好于欧洲和日本,但仍难形成强劲增长。2012年欧元区政府财政危机未必能有效缓解,区内大中型经济体的财政风险可能成为新焦点。

     在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12年中国经济将有较大的下行压力,政府可能再次放松货币信贷政策,甚至可能又一次实行一揽子刺激性调控政策。从更长远角度看,2012-2013年可能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转折点。

    《战略参考》第35期——“全球智库精粹(第12期)” 2011年是历史性的一年。在这一年中,阿拉伯世界觉醒,欧债危机,日本核泄漏危机,奥萨马·本·拉登的死亡,以及世界各国对于俄罗斯近期议会选举制度的意外反应,这些问题都给2012年提出了未知的挑战与风险。

    本期全球智库精粹特为各位读者呈上世界顶级智库对2012年的展望。通过国际顶级专家的预测,或许“不确定性”依旧是2012年国际形势的主题。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主席马修斯认为,惊人的巨变是2011年的主题,那么2012年将继续这一主题。《外交政策》则邀请包括约瑟夫·奈、亚历山大·温特、福山等九位国际关系领域的巨匠对美国面临的外交挑战给予了评价。从五角大楼支出失控到中国崛起分别给出了各自的真知灼见。布鲁金斯基金会了邀请著名的经济学家就目前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把脉并就2012的美国经济做出预判,对包括预算问题、欧债危机的影响做出预判。

    在报告的搜索中,我们明显发现由于西方智库的优势对西方的展望相对资料丰富,但是对亚洲、非洲等地区的研究资料相对稀缺,为了平 衡对西方经济、政治展望的倾斜,我们特意选择了经济学人智库的2012年亚洲经济展望和布鲁金斯学会的预测非洲报告以飨读者。

    第一财经研究院,E-mail:zhanlue@yicai.com,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2号阳光100大厦G座3层(西门),100026。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1-10 09:45:10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世界经济下一轮危机或来自美国

清华大学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李稻葵

2012年01月07日

    对于全球经济形势,我的基本观点是:未来世界重大的危机,可能来自于美国。为什么这么讲?当前世界表现出来的危机是在欧洲,但是更大的危机在美国。

     欧债危机相对而言会早于美国的经济调整而结束。由于欧洲调整得比较快,相对而言三五年之内问题就能比较快解决。但是美国的问题却是三五年之内很难解决,因此会出现世界的调整、再平衡,出现欧美之间的落差。那时,五六年以后,美国和欧洲之间会有一场重大的调整,将不可避免地把中国经济牵扯进去。

重大危机和变化来自美国

    为什么说欧洲问题会比美国问题相对容易和更早地解决呢?

    第一,从基本面上来讲,欧洲的情况比美国好,而且好得多。怎么看基本面呢?首先不能单独看财政赤字,要深入分析。分析什么呢?先要把财政赤字中用于付利息的部分去掉,找出基本赤字。因为付利息是历史上形成的包袱,财政支出里面一部分是付利息,比如美国5%的财政支出是用于付利息的,把这个排除之后是基本赤字,其次是要把由于宏观经济增长缓慢乃至衰退所带来的财政税收减少这种周期性的赤字剔除,把这两个赤字剔除之后,我们叫做结构性的基本赤字。

    结构性的基本赤字在欧洲大部分国家都还是不错的,最糟糕的是爱尔兰。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的一个研究,爱尔兰是占GDP的6%多一点儿,其他国家基本都是在5%以下,其中意大利是正的,是有盈余的。

    再看美国,若按同样的方法去计算,美国现在结构性的基本财政赤字占GDP的7%,远高于欧洲,这还只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情况。把地方政府算进去的话,情况就更加糟糕。作一个类比,如果美国经济体是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今年的收入是2.1万美元,可是今年要花3.8万美元,还差1.7万美元,怎么办呢?信用卡透支,问题是1.7万美元的透支不是搞一年,而是搞很多很多年,因此现在这个家庭累计欠银行17万美元。更重要的是这个家庭还没有算他的儿子、孙子借的钱,即地方政府欠的账。所以从基本面来看,美国比欧洲的情况更严重。

    第二,欧洲的问题已经充分暴露,而美国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充分暴露。我们天天谈"欧债危机","希腊是不是要破产,是不是要违约"、"意大利的债务是不是要恶化"成了标题性新闻。正是因为有这样显性的问题,所以全球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

    但资本市场对欧洲的分析本质上是错的。意大利和希腊搞了这么多高的风险溢价,举债需要花很多钱,短期内让这些国家进一步紧缩财政非常困难,唯一的可能就是违约,违约之后把大量的溢水包袱给甩掉,同时通过违约将这些国家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将欧洲国家的财政进一步紧缩。

    欧洲国家的财政有两个特点,即两个50%。一个50%是财政支出占GDP的50%,美国是30%多一点儿;另一个50%是它的财政支出里的50%以上是用于福利开支,其中削减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所以欧洲可能会出现杀一儆百的情况,即个别国家如希腊会出现违约,违约之后不得不进行内部的改革,削减福利开支,降低实际工资,降低单位劳动成本,跟上德国人的步伐。违约之后,德法的金融机构会马上出现问题,会带来新一轮的金融动荡,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是通过调控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因此欧洲内部的一些改革正在讨论之中,什么时候推出真正的改革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欧洲的情况比美国要强。美国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刚才举例说的2.1万美元的收入,3.8万美元的支出,信用卡透支1.7万美元,可是美国这个家庭在2011年8月还讨价还价地说要减少开支,但减了半天只减少了385美元,3.8万美元的支出只减少了385美元,可见美国的改革步伐是很慢的,美国可以拖,因为美国的国债市场依然是全球最大的、流动性最强的、交易最活跃的、大家最愿意投资的市场,而欧洲人拖不起了。

    第三,我认为最重要,就是从政治经济协调的角度出发,欧洲的改革要比美国来得容易。为什么?欧洲的问题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一旦德国等国家不给希腊、意大利等国提供明显的金融财政上的援助,这些债务国家就面临破产,一旦破产就只能马上进行改革,没有退路。而对希腊本国政治而言,内部政治家没有退路,必须改革,这不是希腊国内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矛盾,希腊国民可以团结一致,削减财政赤字,所以欧洲的问题是国与国之间的二元经济,是德国这个已经与中国形成互补的经济体,和目前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希腊、葡萄牙等国的矛盾,这个矛盾可以通过违约重组的方式来解决。

危机带来变革

    历史上的各种金融危机之后都带来政治上的变革,包括印度和巴西,为什么今天会有好的经济表现,不就是因为他们在金融危机之后实行改革了吗?因此,欧洲的危机不一定是格局性的变化,可能谈不上革命,因为欧元的设计本身就有矛盾,就像感冒一样,会反复地出现,会通过危机的方式让南欧的国家福利下降,本身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和美国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不一样。

    打一个比方的话,欧洲的危机是重感冒,通过重感冒让体内的火下来,美国出现危机就会类似一个变性手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美国与欧洲的情况相比更为严重,是国内经济出现了二元经济。一方面是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群体,包括英特尔、苹果公司等,非常有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美国还有大量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劳工阶层。

    美国的国民性在发生变化,已故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亨廷顿去世前曾说,美国的新移民70%是讲西班牙语的,来自墨西哥等地,这部分人很难融入美国社会,有自己的群体,有自己的学校,连英语都不愿意讲,这就是美国内部正在发生的悄悄的革命。

    也许不能叫革命,叫内部的衰退可能更合适,我最近在美国待了三个星期,体验非常深,跟我十年前在美国不一样,现在到处都是西班牙语的牌子、超市,广告、电视很多是西班牙语,再过几年,美国就是一个双语国家,甚至是个西班牙语国家,这部分人是没有竞争力的,跟我们传统讲的美国经济是格格不入的。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现在美国看不到里根式的领袖人物,奥巴马有里根的演说气派,却没有里根的政治风范,我的担心是美国没有明确的改革的政治意愿,更进一步是没有明确的改革思路。在里根时代有供给学派,有弗里德曼、拉弗、菲尔斯坦这么一些人,有大量的学术界、思想界的追随者。而今天的美国思想界顶多出来一批天才骂街的、抱怨的学者,他们拿不出建设性的意见,拿不出普通民众能够明白、政治家能够跟着走的思路。所以,我担心美国的情况会拖很多年。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由于欧洲经过这一轮危机会有个别国家违约,违约之后,德国、法国金融机构会受到冲击,财政会进一步恶化,会进入低增长乃至衰退期。经过三四年的调整,不超过五年,欧洲能够走出泥潭,而美国还要拖。

    一旦这个格局形成,三五年以后美国大量的资金会从境内流向欧洲、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届时美国的实际利率就必须提高,美元的汇率势必贬值,这两件事是同步的,此时整个国际格局会产生迅速的变化,整个危机会演变成美元的货币危机。

中国不应盲目行动

    总结一下,这场危机最开始是资产负债表危机,目前表现为国家财政危机,下一步,可能5~8年之后,就是一个国际货币危机。而中国将不可避免地会卷入进去,因为中国金融市场一定会成为投资者一个重要的投资方向。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要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 中国事实上不愿意看到这个突发事件发生,我们是现有国际格局的部分受益者,我们最希望是渐进式的、悄悄的革命,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不一定是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发展的。

    目前中国不应该盲目行动。这时他们的债务还不明朗,债务的价格还会下降。如果做投资应尽量投资于实体经济。

    中国该不该出台第二轮的刺激政策?如果要出的话,不能在金融、货币这个领域,一定要在财政领域出台。财政领域要出经济刺激计划的话,一定要与财政体制改革结合到一起。我们的财政体制还是14年前的,现在都没有大的改变。

    中国发生了沧海巨变,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财政问题。要和改革结合在一起,要重新整顿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尤其是我们的国家财政。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应对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才能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立于不败之地。

 

 

 


其它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1-09 10:25:35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转发: 转发:

对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吝啬的城市----上海

转发

2011-02-18

    一、几个统计数字:

    北京: 2011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人均210元的标准进行调整,月人均养老金水平将从目前的2058 元/月提高到2268元/月。

    深圳:2011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人均上涨245元,月人均养老金将可以达到2678元。

    厦门:2011厦企退休人员养老金涨200元 厦门全市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就将达到每月2014元。

    上海:2011年增加城镇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人均月增185元,退休工人每月1800元(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讲话)----(作者按:上述几个城市中,北京、深圳、厦门三市都明确说的是企业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而上海市俞正声说的是企事业单位退休员工的平均养老金,他将养老金较高的事业单位与明显偏低的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进行平均,显然在统计上是不合理的,因为企业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显著低于1800元)

    二、上海企业职工对国家GDP的贡献与其退休后的待遇很不相称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工农业总产值几乎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即使在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的工农业产值都大幅增加,而上海2010的GDP为16872.42亿元,占全国GDP的4.24% 。 在上海的GDP中,主要是由企业职工创造的,上海企业人员对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

    在上海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提供的一份调研显示:截至2010年8月,占上海市退休人员89.12%的302万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已经低于全国社会保障的平均水平。这对于上海这一高消费的城市来说,令人无法理解。以广州为例,企业平均养老金2008年为1547元/月,比上海高46元,2009年三次调整后,广州企业平均养老金达2057元/月,比上海高386元。

    现在的退休大军中,大部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退休的人员,那时的上海工资水平相当低,所以退休金也相应较低,而他们正是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的建设者,每当他们提起退休后的养老金,多数人表现为无奈和叹息。

    三、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相差悬殊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最近一份调研显示,我国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双轨制”养老制度,企业退休养老金与在职收入差距明显,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往往是机关事业单位同类人员的1/2到1/3。

    一个凤凰网友(qiyetuixiuzhigong)说:“近几年政府已连续三次给退休公务员退休事业职工大幅增加津贴补贴,2010年又第四次给退休公务员退休事业职工大幅增加津贴补贴最低者七百元,退休公务员退休事业职工平均收入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两倍。企业退休职工增加了六次养老金还没有退休公务员退休事业职工增加一次津贴补贴多。”

    如果退休人员都能在网络上发表意见,那么网络也许会热闹非凡,可惜能上网交流的企业退休人员实在太少了。关于企业退休人员与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差距如此巨大,早已引起全社会企业退休人员的对分配不公的呐喊:

    清华专家称公务员退休金成制造矛盾众矢之的

    退休双轨制是制度腐败的一种表现

    企业的高工不如机关里的清洁工

    事业单位加薪四五百元静悄悄,企业退休工人加100元大放大鸣

    企业退休涨一百锣鼓喧天,报纸头条;公务员涨一千没有报道

    企业养老金七连涨仍“跑不赢”公务员

    你看,大小报刊头版头条,所有喉舌都用上了。多关心企事业的小民啊!可又获悉,公务员包括退休的公务员,是几百近千元的加,静悄悄地加、狠狠地兑现。却不登报,也不广播。小民才又一次地感到;又被愚弄了!!!

    千名“拓荒牛”怒吼退休待遇不公!

    四、养老金分配制度的长期不公是既得利益者造成的

    养老金双轨制或多轨制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的分配方案,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对养老金的分配,可我国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总是抱着不肯改革。凤凰网上的一篇文章:“两会调查:超九成网民希望废除养老双轨制”,就清楚说明了老百姓的呼声。而那些占10%的不赞成的人,也许就是一小群既得利益者!

    由于养老金分配的不公,2009年1月,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下发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为5个试点省市。二年多过去了,有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的改革杳无音讯,很可能是不了了之。

    2009年2月1日,新华网撰文“养老金改革只改事业单位为何不动公务员?”,在该文中说出了事实的真相,原来所谓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是对事业单位(涉及教科文卫、农林水、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的退休养老金改革,并最终与企业基本一致,而政府公务员则不在改革之列。该文指出:“公平正义乃是和谐社会题内之义。判断公平与否不但要进行纵向比较,还要进行横向比较。”

    仅仅改革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四千多万事业单位的职工会愿意吗?

    如果改革触动600多万机关工作人员会愿意吗?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的核心,而且是政策的制定者!所以,尽管有四、五亿的产业大军对目前的养老金分配很有意见,但他们不是政策制定者,所以即使他们强烈呼吁,一般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五、上海在增加企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办法存在的问题

    1、企业与事业一起加。中央发文对企业退休人员连续七年增加养老金,目的是提高这类人群的养老金水平,并缩小与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差距。中央的文件明明明白白写着给企业退休员工加工资,但这几年上海市曾经多次给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加工资(其他省市也有此现象),其增加的幅度大于企业退休人员。每次增加养老金,总是在各种媒体上高调发布给企业退休人员加工资,前几次给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增加养老金,或是悄悄的,或是不登报,只在本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的会议上由领导讲一下,可见局外人一般是无法知道的,而今年上海就直截了当发文对企业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一起增加养老金。所以虽然经过连续七年给企业退休人员加工资,企业与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差距不仅没有减小,反而是实实在在扩大了。

     2、悄悄大幅增加退休公务员的养老金。许多网友一致反映,对退休公务员大幅增加养老金几乎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有网友指出:机关的科级干部,退休时每月只有2000元左右,经连续二次加工资,一下子超过5000元。当今社会上都在提倡政府的政策要公平、公正、透明,可现实正好与此相反!

    3、一律按工龄增加。在多次增加养老金的方案中,总是先设定一个基数,然后加上每人的工龄。如果每个人的学历一样,按工龄增加养老金是比较公平的(当然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在工作年限时对国家的贡献不一样)。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许多单位里,工程师的工资、住房都小于文化程度低的职工,因为当时也是按工龄计算,客观上造成了“读书越多,待遇越低”、“知识不值钱”的怪现象。如今给退休人员加工资,谁读的书越少,工龄越长,谁加的工资就越多。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按24岁工作。到60岁退休,男性的工龄为36年,女性为31年(如果大学读6年、8年、11年的则其工龄更少),而仅小学毕业或没有读书的职工。如果18岁参加工作,他们的工龄就比大学毕业生至少多6年,所以单按工龄增加养老金也陷入了“读书越多,待遇越低”、“知识不值钱”的怪圈。

    4、向少数人倾斜仅停留在文件上。中央的给退休人员增加养老金,每次提出对少数人要予以倾斜,在《上海市2011年增加城镇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办法》的文件中指出:在普遍增加基本养老金的基础上,按照国家要求,向高龄人员,以及具有高级职称企业退休人员等倾斜,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退休人员再实施特殊增加养老金。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今年年满七十岁以上的许多老人说他们根本没有增加一分钱,原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沪人社养发(2011)5号)的文件中规定:月基本养老金最高不超过2000元。即退休人员的年龄虽然超过70岁,但其养老金已超过2000元,所以对他们不再增加有关年龄的养老金。(但这一规定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发布的“本市出台2011年增加城镇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办法”一文中并未指出2000元这个界限。)另外,对高级职称人员的倾斜更是子虚乌有,因为几乎没有听说哪位高级职称企业退休人员另外增加养老金(或许是极少!),也没有看见政府文件中有关为什么不增加的原因。作为上海市政府发布的重要文件,竟然也有缺斤短两!竟然也存在着如此猫腻!

    5、增加养老金与原来的工资挂钩。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在调研中发现,从1993年—2003年,上海市养老金调整增加额度按“本人养老金数额乘以相同的调整比例”计算。这一结果直接造成养老待遇越高的人加得越多,养老待遇越低的人加得越少。双轨制退休制度所造成的马太效应愈加明显。

    六、上海对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增加养老金理应做得更好

    在不久前举行的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人大代表、市老年基金协会副秘书长卢威向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建议,上海在提高退休职工收入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但俞正声坦言:“社保是上海可持续发展中最头疼的一个大问题,现在不敢涨得太猛,请你们理解,是咬着牙往上涨。” “当然这有历史原因,我们的退休金是现收现支,退休金的收入来源不够,是亏损的,财政每年要拿100多亿往里填。北京的退休结构,收大于支,不动用财政。”

    现在的问题是:上海的退休人员年年在增加,而退休金的来源严重不足,究竟如何可以让上海的几百万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有大幅增加,让他们在晚年能活得尊严,是市政府决策者们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认为,上海市政府应该考虑在多方面增收节支以增加养老金的收入:

    1、立即对在职公务员收缴养老金。既往对公务员不交养老金而在退休后领取高额养老金是社会极大的不公,老百姓对此意见极大!

    2、调整各种岗位员工在工作年限时的退休金比例,可在不影响在职员工的生活前提下,适当提高缴纳养老金比例。应该强调的是不能仅按基本工资缴纳养老金,应该按全年的总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各种津贴、奖金或其他收入)缴纳,特别是在公务员和国有垄断企业的在职人员,有网友讲出事实真相:有一个进入岗位不久的工务员,其基本工资才一千几百元,可她一年的总收入竟高达八、九万元;深圳市住宅租赁管理服务中心公务员的人平均年薪近30万,最高年薪68万,最低25万,这还不包括其它发放的实物以及现金等,但他们的基本工资仅为一千多元,可见按基本工资缴纳养老金是多么不合理!

    3、大幅减少上海市的三公费用。上海市究竟有多少三公费用,也许只有有关市领导知道,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上海市必需拿出勇气,大力削减三公的支出,

    4、努力避免决策失误,减少浪费。多年前上海建造的悬磁浮铁路,网络上批评甚多,看看当初的巨额投资和现在的收入不多之间的差距让上海市背上了甩不掉的包袱。上海市的决策失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多年前用50亿财政资金建造F1赛车场,七年来一直在烧钱,而且今后还将继续烧钱,因为观众在年年减少,更可笑的是上海购买的举办权费是各站中最高的,每年高达3000万美元,而巴林是1800万、日本950万、马来西亚1500万、欧美地区F1分站赛该项费用约为1000万(以上均为美元)。F1赛车是烧钱的运动,场地建设和维护费用高昂,承办费用惊人,赛车的耗油量极大,噪音巨大,所以对政府财力、社会资源和环境都是不利的,而上海市的前任决策者表现得财大气粗,大笔一挥,这个巨型吞噬财政的怪物今后还将继续。

     5、为了限制上海的车辆,上海市好多年前就开始拍卖车牌,这是一笔笔不小的收入,市民对拍卖所得的车牌费的去处一直存在疑虑,为什么不透明透明呢?上海的道路建设费用应该用燃油附加费中列支,而车辆牌照费可以用作养老金的补充。

    6、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两会上表示:公务员工资增长应控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公务员确实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干革命”的精神,他们的平均工资显著低于熟练工人,但他们却毫无怨言。我的一个长辈在袜厂里做工(计件工资),每月收入达100多元,因为她工作积极,被区人民法院调去,第二个月的工资就降至50多元。几年后,她原先的袜厂里需要一个能干的工会干部(那时私营企业尚未公私合营),于是区法院又将她调往袜厂里,那时她的工资涨到70多元,而原先她的同事的工资都高于120元。(等她退休后,她的工资一直低于原先在厂里的同事,因为她退休时属于企业单位,所以现在她的养老金还不到她工作过的法院同事的三分之一)。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公务员的工资经过几次较大幅度的调整。如果你只看他们的基本工资并不很高,但他们的各种补贴、奖金、优惠,真是名目繁多。所以他们的实际收入已远远高于当地的平均工资。难怪近几年来由几百、几千个人争一个公务员位子已不足为奇。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于这样一个收入较高的群体,现阶段控制加工资是理所应当的。

    7、在《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及,“促进社保基金可持续发展,探索建立国资、财政和土地收益等多元投入的社保筹资机制”。有房地产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上海市把土地收益作为社保基金重要来源并建立长效机制的话,政府就不会让土地价格下跌。为了促进社保基金的发展,探索多元投入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土地收益作为社保资金的来源,则是有害而无益。中国在本世纪初的房产政策,事实证明是重大的决策错误(本人已在多篇博客中详细说明,这里不再重复),以致目前的房价、地价飞涨,贫富悬殊突出,社会矛盾加剧,希望决策者们千万不要再在地价上面做文章。应该考虑国企收益、国企上市、学习北京等城市养老金来源的经验、暂停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增加养老金或加工资等多方面做好功课。

    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持续了几千年,历代对官员的权益(包括退休后)大大高于庶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人们的思想上习惯用封建社会的思维去进行社会管理,我国现有的养老金分配就是如此。在一些决策者们的心目中,公务员就是官员,可以享有特权,例如:1、在职时不交养老费,而在退休后可以领取高额养老金;2、退休人员死亡后,企业单位的职工是补发2个月平均工资,而事业单位的职工则补发20个月工资再外加600元补助费;3、更使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个别殡仪馆的墙上写着存放骨灰的位置:科长二层楼,局长三层楼,处长四层楼,一般老百姓,只能放在底楼或四楼以上(所谓第几楼,是指放置骨灰盒架子上的第几层)

    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和透明,为了减少社会的矛盾和维护社会的安定,养老金的双轨制必需尽快改革,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必需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何去何从

张盈华

2012-01-04

  中国社科院郑秉文教授主编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日前发布。这是中国第一部养老金发展报告,采用大量翔实的资料和丰富的数据,对中国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全国社保基金、商业养老保险以及各项养老保障基金做了深入研究,并从“老龄化成本”角度,探讨欧债危机的养老金诱因,以希腊养老金引发的财务风险为鉴,为中国养老金改革列出清单。

  回顾世纪交替之际,中国宣布进入老龄化社会,人们对养老问题的关注度空前高涨。实际上,在此1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从制度上进行大幅度调整以应对人口趋势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养老金制度启动改革,引入个人缴费。此后,改革不断深入,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模式,扩大制度覆盖面,逐步降低养老金替代率,建立非职工群体的社会养老体系等等。历时20年的养老金改革,中国初步形成了基本养老与补充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保险体系,一些留置在体系之外的群体正在不断被吸纳。2009年和2010年试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填补了中国养老金制度的空缺,使我国养老保险实现了制度全覆盖。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5700余万人增至现在的2.57亿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经超过1亿人,加上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群体,养老保障制度已覆盖4亿多人口。

  随着参保人数的不断增加和参保群体的不断扩大,养老金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老百姓越来越希望清晰地了解中国养老金制度现况和前景。阅读这部著作,引起许多共鸣。

  一是中国养老金的“支柱建设”刻不容缓。1994年世界银行发布《防止老龄危机》的报告,提出“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的建议(2005年世行发布的《21世纪老年人的收入保障:养老制度改革的国际比较视野》报告,在此基础上更新为“五支柱”)。

  中国实行多层次养老保障制度,其中包括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自愿性商业保险和养老储蓄等。作为“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统账结合”模式,随着扩面和缴费基数的扩大,基金收入和积累额不断增加。到2010年底,各地社会统筹账户上共积累了1.53万亿元资金,个人账户记账额达到1.96万亿,其中实账积累2039亿元,作为战略储备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也已达到8568亿元。

  “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相对规模小的多。20年来,中国企业补充性养老保险一直走的太慢太辛苦。2004年出台的两个《办法》建立了企业年金的正式制度,但时至今日其补充功能离我们的期待还是相去甚远。到2010年底,我国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仅是实体企业总数的0.3%,企业年金基金2809亿元,仅相当于两市市值的1%,参与人数仅为就业人数的1.5%,不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的7%(6.88%);中国企业年金资产占GDP的比重为0.7%,而OECD平均为75%。

  商业养老保险和个人养老储蓄是养老金体系的“第三支柱”。目前养老保险公司主要面向企业年金,承担代理人角色,商业养老保险尤其是个人商业养老保险还没有形成规模。由此看来,社会养老的财务重担几乎都压在了基本养老保险这一个支柱上,急需要第二支柱与第三支柱跟上。《报告》对我国企业年金市场进行了综合研究,发现我国投资管理人市场集中度较低,反映了企业年金市场较高的竞争性。但是因为企业年金总体规模不大,竞争性导致的资金分散使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人处于“吃不饱”的状态。为此,《报告》建议提高享受税收优惠的缴费比例上限,并选择“部分TEE”的过渡性税收优惠模式,激励企业年金参保。同时,大力发展集合年金计划,吸纳更多中小企业加入到企业年金中。很显然,作为市场主体的金融机构,有积极性也有能力做好企业年金,需要的是政策推动,让这个市场尽快成长起来。

  二是基本养老保险保值增值迫在眉睫。《报告》中提到因为缴费人数的增加和缴费基数的扩大,近年来我国养老金征缴收入不断增加,但是收入来源单一。2010年底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主要存在银行“吃利息”,1.53万亿的基金结余,只收到了274亿元的利息,投资收益率跑不赢CPI涨幅,基金实际收益率为负值。郑秉文教授曾估算,1998年以来这种单一投资形式造成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益损失6000亿元。这是应得未得的名义“亏损”,还有一项实际“亏损”。自1997年全国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以来,因转型成本没有彻底解决,个人账户资金被用来支付当期养老金,造成个人账户15年来基本是空账运行。尽管2000年辽宁试点后中央政府不断扩大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但10年来做实的账户也只有2039亿元,相对于19596亿元的记账额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触目惊心的现实,要求我们深挖问题根源,及早着手应对,避免更严重的问题出现。《报告》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体制,这是个大胆的设想,也是当前最适宜的改革方案。这项改革一旦具体化并付诸实施,意味着中国将再建一只主权养老保险基金。可以推想,相对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来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先这么称呼)将更注重资产的流动性和配置结构,既要能够满足当前支付,又要能够实现保值增值。

  三是改革路径须审慎选择。《报告》中对希腊债务危机之养老金诱因的揭示非常给力。希腊的债务危机牵动了欧元经济区的主神经,短时期内演化成整个欧洲范围内的债务危机和信用危机,并在欧洲政坛上掀动大浪。而这些欧洲大陆上经济社会的波动,竟主要源自于养老金制度。在过去半个世纪,福利国家引来无数羡慕,国内甚至有“养老到欧洲”的流行说法。可是世事变迁,原来的制度设计面对汹涌而至的老龄化,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岌岌可危。希腊养老金的第二支柱很薄弱,企业年金总资产占GDP的比重仅0.01%,我们国家是0.7%,第一支柱是社会养老的主要受力者,这一点我们国家与希腊非常相似。希腊向欧洲敲响了债务警钟,中国也应从希腊事件中受到“启蒙教育”。《报告》用详尽的数据,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深挖出希腊危机的养老金诱因,从参数调整、结构改革、体系建设、制度重塑、财务评估以及预警防范等六个角度,给出了中国养老金改革的重要命题。六个方面丝扣紧密,为中国养老金未来发展打造了一个完整的框架结构。

  另外两个板块同样意义深刻。一个是中国养老金改革热点,另一个是国外养老金改革动态。在国内养老金改革内容上,《报告》就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两个方面,非常全面地汇集了十一个热点问题,包括提高退休年龄、《社会保险法》制定与实施、提高统筹层次、转移接续养老保险关系、社会保险费与税的选择、做实个人账户、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以及“双轨制”退休金制度改革、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模式选择、最新年金管理办法的修订以及集合年金计划试点等。

  在国外养老金改革上,《报告》分地区总结改革模式,提供了大量可参照信息。2008年金融危机给许多国家的养老基金尤其是主权养老基金带来不小的冲击,世界各地再次掀起了养老金大规模改革。西、南欧对养老金参数进行了修订,采取延迟退休、降低待遇、缩小计发基数等改革方案;东欧国家则多选择结构性改革,降低了个人账户比例;北美和亚太地区采取参量和结构相结合的改革措施。面对主权养老基金因金融危机而大幅缩水,许多国家拿起监管利器,或是收回市场化运作,或是调整投资方向,小心避让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影响。总体上看,虽然在风险投资方面都显得更加谨慎,但各国探索的改革路径仍各有差异。

  书名:《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2-20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中美商品价为什么相差悬殊?

中青报

2011-12-20

    近日,一条微博在互联网上疯狂流传:中国,工资5000元,吃次肯德基30元,下馆子最少100元,买条Levis牛仔裤 400元,买辆车最少 30000元----夏利;美国,工资5000美元,吃次肯德基4美元,下馆子40美元,买条Levis 20美元,买辆车最多30000美元----宝马。

    孙笛毫不犹豫地转发了这条微博。一周前,她刚刚结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个学期的研究生课程,特意穿着崭新的行头回国----9.9美元的Crocs鞋,39.9美元的Levis牛仔裤,30美元的Tommy Hilfiger牌T恤衫。孙笛发现,这些东西在国内的价格分别是499元、799元和799元。“真不知道是美国太便宜还是中国太贵了!”孙笛向记者感叹。

     她清楚地记得,出国前她和朋友在汉拿山餐厅吃了一顿烤肉,点了3个菜,一共120元。回国后还是在同一家店,点同样3个菜,价格却变成了240元,“盘里的肉还少了”。 这个,这个和这个,我不要,其他的都包起来。

    所以中国的贪腐官员要贪中国人的钱到美国去花了。

    著名财经评论员时寒冰与孙笛有同感。他最近还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托人从海外买东西。最新的成果是一台折合人民币24000元的尼康单反相机,在国内,这台相机的价格是4万元。 事实上,尽管经常在各大电视台评点财经大事,但在去年的美国之旅以前,他从没想过中国的物价居然比美国还高。 动身之前,一个因生意原因多次往返美国的朋友提醒他:“去美国除了钞票什么也不要带,东西很便宜。”

    对此,时寒冰半信半疑,毕竟,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数据是,“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4倍”。 但很快,时寒冰就受了“第一次刺激”。在洛杉矶一家叫“小台北”的中餐馆里,他们4个人点了份量很足的鱼、虾、蟹,结账的时候却只有49美元,“比上海便宜得多”。

    时寒冰以为老板算错账,特意又问了一遍,结果朋友笑他说:“这有啥奇怪的,你要是去商场,就更觉得离谱了。” 这句话让偏爱实证调研的时寒冰“决定改变行程”,他推掉所有游山玩水的安排,专心观察、对比中美物价。

    对比的结果让时寒冰大吃一惊:国内一套3万元左右的阿玛尼西装,在这里只要500美元就可以买到;国内标价4.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在美国不到4000美元;一台国内50万元左右的宝马Z4标价只有21000美元。如果换一种比较方式,差距或许更加显眼:一杯咖啡只要2美元,看一场电影只要10美元,分别占美国人平均月收入的万分之六和千分之三。而在国内,同样的比法得出的数据是百分之一点三和百分之三点五,相当于美国居民负担费用的45倍和12倍左右。

    在美国的商场里,最人满为患的地方往往是卖箱子的地方。时寒冰说,在新秀丽的柜台前,几乎每个外国服务员都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在国内售价为1500元左右的箱子通常标价70多美元。“我前面的一个大哥一口气买了12个箱子。”回忆至此,时寒冰忍不住笑了。

    不止于此,因为商场里的化妆品价格“过于便宜”,仅相当于国内同类产品的30%~40%左右,时寒冰还一度被夫人怀疑“是不是买了假货”。 更为夸张的情景出现在LV这样的奢侈品店,时寒冰记得朋友给他讲了一个亲眼所见的笑话,因为LV箱包这样的奢侈品在美国可以便宜3成左右,往往遭遇到中国顾客的疯抢,一名中国客人曾指着店里的三款LV包说:“这个,这个和这个,我不要,其他的都包起来。”

    通过这次为期半个月的走访,时寒冰的调查结果是:除非涉及到人工服务,比如理发,或涉及知识产权,比如图书音像外,美国商品的价格普遍低于国内,即便“MADE IN CHINA”的商品,常常也比国内便宜50%以上。 即使去买每平方米两万元的商品房,这个30岁的副教授也要奋斗到60岁才能拥有一套100平方米的房产 回国后,时寒冰接连更新了十几篇博文,专门记录美国物价。

    事实上,在这段对价格格外敏感的年月,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在美国生活的中国记者高娓娓在年初出版的新书中特意记录下这样一组数字:在华人超市,海蟹一打12只任你挑,价格从5.99美元到12.99美元,根据季节质量而变。猪肉、猪排骨0.99美元一磅(0.4536 公斤)。泰国米50磅装的,18美元左右一袋。大白菜,每磅0.50美元。西红柿1 美元1磅。葡萄0.99元1磅。6瓶百威啤酒7美元。5个橙子1美元。

    高娓娓告诉记者,在美国,即使算上房租,一个人的正常工资(月薪两千美金)足够养活一家3口人。有趣的是,在对此现象困惑不已的群体当中,还不乏经济学家。同样是在去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聂辉华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后。

    相比于其他留学者,这个从江西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年轻教师把更多目光投到了房价的对比上。据他观察,在美国的二线城市,2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价格40万美元左右,这200平方米指的是使用面积,不包括附赠的前后院。 “换句话说,美国人所说的房子放在中国其实就是别墅。”聂辉华略显遗憾地说,“而且一个中产阶级奋斗七八年就能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事实的确如此,据国际不动产代理商戈登?罗克(Gordon Rock)最新研究显示:美国人买房不需要太长时间,迈阿密需要4年,纽约需要5.7年,洛杉矶需要5.9年。 而在北京,面对校园周边每平方米超过4万元的房价,聂辉华按照现在的工资计算了一下,即使去买每平方米两万元的商品房,这个30岁的副教授也要奋斗到60岁才能拥有一套100平方米的房产。

    “很多中国学生读完博士不想回来不是因为不爱国,”聂辉华说,“他们是怕30岁读成回来后买不起房和车,失去尊严。” 聂辉华还记得,在哈佛读书的时候,花70多美元为自己买了一件哥伦比亚牌冲锋衣,在国内,这件衣服要卖1500元。有感于此,他随手写了一篇博文《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

    结果,一段时间后,有学生提醒他,“聂老师,你写中美物价的文章在天涯论坛上被点击了30多万次,排在第一名。”

    商品在出厂之前没有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出厂之后, 聂辉华发现,在繁复的物价比较当中,两组统计数据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
一组数据是,自1990年到2000年,美国几乎实现“零通胀”,自2000年至2010年,其CPI(消费者物价指数,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直在2%上下浮动,换言之,在经济高速发展、个人收入逐年提高的同时,“低通胀”也始终相伴左右,其物价之稳定从一个细节就可见一斑:自美元诞生百余年来,美分作为最基本的货币单位,始终在市场上流通。

    另一组数据是,近30年来,中国经历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4轮通胀,通胀高峰CPI的涨幅分别为18%、21.9%、8.7%和当前的6.5%,这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 那么,当今中国物价是否已经比美国还贵?

    在这一问题上,几位接受采访的专家给出的结论是:相对于购买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中国物价明显高于美国,在绝对价格上,也在局部商品上出现了中贵美贱的情况。

    究其原因,一个被广泛提出的观点是: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商业银行贷款急速膨胀,致使国内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美国 20%多,从而导致同样的商品在中国所对应的货币量远远大于在美国所对应的货币量。同时,在常年实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战略下,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拉大,在现行的货币发行制度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必须要以基础货币增发来对冲,从而再次增加了货币流通量,推动物价上涨。 但在这样立足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的声音中,一些疑问也随之产生。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3天前刚刚从欧洲、美国参与交流活动归来。她告诉记者,在美国,不仅中国制造的产品远比国内售价便宜,即使是美国制造,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比如她曾在美国加州一个机场商店购买的美制风衣,价格不到北京赛特商场里同款风衣的五分之二。

    左小蕾连续提出两个问题。

    同样的成本,同样的产品,如果产自中国国内,即使算上“出口退税”的部分,也不该出现高于国外市场两倍的情况。 反之亦然,如果产品来自国外,在WTO框架下,即使是制裁性关税,也绝对不可能出现超过一倍的价差。 “这完全不符合基本的国际贸易规律,价格差有点过分了。”左小蕾说。

    长期观察中美物价关系的时寒冰对此现象的解读是,“商品在出厂之前没有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出厂之后”。 他认为,国内商品价格被推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藏在商品里由消费者买单的额外交易成本。 在他看来,最大的交易成本就是税负。

    据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所作的统计,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两倍。而在中国现行的税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剩下不足30%的税收来自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收入环节。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哪国制造,只要流入中国就将背负上这些处于流转环节的间接税。

    一个引人注目的数据是: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 “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 其中,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 而且,相比于美国的商品价格往往会标明价外税,中国的商品实行价内税的方式,换言之,消费者只能看得到最终价格,却看不到价格中有多少隐身却逃不掉的间接税。

    “这样消费者心里也许会好过一点,但是糊涂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在目前中国商场里出售的100元女性化妆品中,会有14.53元的增值税,25.64元的消费税以及4.02元的城建税。单这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零售价格的44.19%,如果再加上生产和运输环节的间接税收,保守地说,政府税收对女性化妆品的最终价格至少“贡献”了50%以上。

    又比如,一块在内地售价为2700元的瑞士进口手表,将包含17%的增值税392元,30%的消费税623元,11%的关税267元。显然,政府税收对国外制造最终价格的贡献也将近6成。 “或许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成了物价上涨的推手之一。”韦森说,“你顺着这个逻辑推演,就知道这种价格的高企是如何转嫁给消费者的了。”

    在他看来,一个中国制造的产品,尽管不需要承担远渡重洋的交通成本,却要在国内一路承担重重收费甚至罚款。一个统计数字显示,1千克货物从上海运到纽约只需1.5元,而从上海运到贵州却需要6-8元。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 2012-01-09 14:00:17 收件人:zdjun@263.net,中国改革论坛邮件订阅

改革应放开基层实验

国家体改研究会副会长 石小敏

2012-01-09

  注:2012年1月8日,由中国体制改革杂志社主办、主题为“未来十年中国变局与选择”的“中国改革(2011)年会”在北京举行,石小敏在本次会议上发表了上述观点。

  现在中国面临新一轮的改革和挑战,要突破的是既得利益。在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心里不能揣着为人民币服务,改革要突破的是私心,突破的是无知。

  当人们呼唤顶层设计的时候,能不能开放基层实验?当政府缺少创新,能不能允许民间和企业多创新实验?以前30年给我们各种经验教训,指引我们怎么走今后的30年;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其实改革才有希望。中国真正的改革,都是在困难条件下才被激发出来的,所以,只有基层还有探讨新知的渴求、有创新的需求、不断呼唤政府改革,中国才有希望。

  有人说中国模式的优势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悠久历史,文化深厚,政府信奉儒家,致力于为民服务,老百姓有节约、储蓄以及重教育传统。但是,30年前这些东西我们都有,计划经济为什么没能让中国发展起来?改革开放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我们引进新东西,我们拥抱了全球化,引进市场和法治,使我们的传统因素在新事物、新机制激发下发挥了优势和潜能。

  全球经济危机以来,2009年和2010年发达国家趴下的时候,中国站着,似乎“中国模式”可以超越欧美,有自己的独到优势,但是,从2011年6、7月以来,中央领导便一再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或者叫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不和谐不协调。

  中国模式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表里关系,一个在外,一个在内。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到本世纪这10年,不断演变,尤其是本世纪以招商引资为主的战略,制造业出口取得辉煌成果,这个战略的形成,以及不断演变,牵动着“中国模式”发生一些变化。

  中国模式总体上是中国的治理方式,承载着中国发展模式。特别是最近30年来,执政党把发展经济作为自己的执政重心,是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所以中国模式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互为表里。但是,当经济发展方式或称增长模式变得不可持续、不协调、不和谐的时候,“中国模式”就不能够很好继续下去了。

  上世纪80年代确实从计划经济走出来,从经济濒临崩溃中走出来,到90年代中国增长方式发展方式遇到极大的挑战,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对外打不过三资企业,对内打不过乡镇企业,1996年出现国有工业企业整体亏损。这个时候,中国逐渐把希望更多放在大规模引进外资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入WTO。2002年到2010年,中国的GDP翻了一番多,8年时间,中国的出口翻了两番多,外汇储备翻三番多,直到把中国推到全球经济总量第二的地位。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2009年出口下降19%,中国外向型战略受阻,遇到大挫折。2002年,每增加1块钱的GDP需要1.78元投资,到2010年需要将近7元钱,因此,退回到原有模式里,政府主导城市建设,所谓造城造房,但带来投资效益大幅度下降,带来坏账风险急增。这是2011年以来中国遇到的经济形势。

  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到来前,中国经济主导氛围是市场化、法治化,通过了两部非常重要的法律,《反垄断法》和《物权法》,但是,这场危机一来,这种氛围就被扫光了,国进民退气氛浓起来,这次主角从外商投资企业转向政府自身。

  中国30年来每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都是抓住了改革开放,再现新机,才柳暗花明,这是我们的经验。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2012-01-08 14:00:09 收件人:zdjun@263.net

提高低工资是调整收入分配重中之重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孙蚌珠 陈雪娟

2012-01-06

  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亟须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其中尤其应该高度重视的是低工资劳动者。

低工资劳动者收入状况堪忧

  国际劳工组织将低工资定义为工资中位数2/3以下水平。虽然由于数据获得比较困难,无法据此对中国低工资者工资水平进行准确统计,但占中国城镇劳动者大多数的低工资劳动者呈现如下显著特征。一是受教育程度低。受中等及以下教育的劳动者在全国城镇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为83.8%。二是从事低技能劳动。他们的就业集中在三个行业,农林牧业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相关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总和占城镇就业人口的77.5%。三是合同期限短。2010年没有劳动合同或合同期限比较短的农民工总量为24223万。四是多数在非正规组织以及小型企业就业。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显示,至2008年底,我国中小型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已达1亿人,占全部工业企业从业人员的83.6%。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次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数据,72.4%的普通工人月工资低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从受教育程度看,职工受教育程度越高,月工资水平越高。大学本科文化程度职工的月工资,约为初中文化程度职工的2倍。从职业看,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366.69元,其中普通工人为1155.88元,为全部职工平均水平的84.6%,为高层管理人员工资的39.2%,为一般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70%左右。从技能看,工人的月工资水平和技术等级正相关,占全部工人70%以上的无技术等级的工人月工资水平低于全部工人的平均水平。从就业身份看,2009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相当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52.7%。从行业看,2010年行业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金融业是低工资劳动者聚集的农、林、牧、渔业的4.8倍。从企业类型看,城镇私营单位(多为中小企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相当于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56.4%。

  如果考虑工时因素,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更低(这里我们把它称为实际工资)。从受教育程度看,中等及以下教育程度劳动者周工时超过40小时的比重远远高于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从就业身份看,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多于44小时的占89.8%。从职业看,40%以上的劳动者周工作时间超过48小时的是商业和服务业、生产上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从行业看,40%以上的劳动者周工时超过48小时的行业有住宿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业及其他服务业、建筑业。从企业类型看,私人企业80%的职工加班。

  工时延长导致单位时间实际工资降低。在加班职工中,只有28.7%的人能够按照法律规定领到足额加班费,31.2%不能足额领到,还有25%的人完全领不到。

  国外一般认为,最低工资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60%比较适当,尽管由于人力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不能简单类比,但对我国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2010年在省会城市中,最低工资相当于平均工资(2009年)的比例,只有石家庄、贵阳和福州在35%以上,但没有超过40%;13个省会城市最低工资在平均工资的30%—35%之间;还有9个省会城市的最低工资在平均工资的25%—30%之间;更有6个省会城市的最低工资在平均工资的25%以下。据了解,很多企业把最低工资作为标准工资或作为标准工资的参照,最低工资标准低影响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几乎是其全部收入,尽管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性收入都在增长,但低工资劳动者获得这两方面的收入极其有限。

  当前工资决定机制不利于低工资劳动者

  劳动者的低工资问题,可以从产业结构、人力资源结构、经济发展阶段等多层面进行分析。在此,我们仅就制度层面进行考察。总体而言,我国基本形成了“市场机制决定、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国家监控指导”的工资体制。

  在市场决定的工资机制中,低工资劳动者处于劣势,导致其工资低。因为低工资劳动者数量较大,在就业市场上供过于求;低工资劳动者的劳动具有高度同质性,可替代性强;低工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含量低;歧视性制度因素使其处于不利地位。

  职工民主参与工资确定主要是采取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但我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劳动者的覆盖面都比较低。据全国总工会数据,2010年全国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60.8万份,覆盖企业111.6万个,覆盖职工7565.7万人。2009年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中,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只占42.8%,更谈不上集体协商工资机制。因为大部分企业民主程序履行不力或者根本没有职工民主参与企业管理,劳动定额和工资标准基本上由企业方决定。低工资劳动者就业的行业竞争激烈,压低工资成本成了一种必然选择,劳动定额偏高、劳动报酬偏低,甚至利润大量侵蚀工资。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工资形成体制和调控工资水平都需要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但从我国目前情况看,政府在这两方面的职能作用发挥还存在很多问题,诸如法律不健全、经济手段不到位、信息服务体系不完善等,从而使得政府的调控作用乏力,流于形式,实效性不强。比如,对与低工资劳动者工资关联比较大的最低工资,没有做到随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提高而提高。

  2010年与2004年相比,最低工资占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增长的只有长春、西宁、兰州、长沙、济南和海口6个城市,其余省会城市都是负增长。

  提高低工资劳动者工资水平 政府作用不容忽视

  由此可见,提高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应成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提高两个比重的重中之重。工资收入是劳动者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也是最重要的民生问题。提高低工资劳动者工资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扩大国内消费的基础。这个问题不解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必将落空。

  有一种观点认为,提高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会使我国失去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其实,这种低成本优势是不可持续的。当前我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占全部成本的比重较低,适度提高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不会超出企业承受范围。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的调研数据显示,2004年深圳的人工成本占生产成本的6.92%,上海是6.1%,而且,上海的人工成本在逐年下降,从2001年的8%降到了2004年的6.1%。因此,提高3%—4%的人工成本,并不会超出企业承受范围。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工资完全由市场决定,必须发挥政府、工会等组织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在低工资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我国,更应如此。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集体谈判一方面加强了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有助于缩小工资差距。集体谈判覆盖率较高的国家,人均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平均工资增长0.87个百分点(工资弹性),而覆盖率较低的国家,工资弹性只有0.65。工会组织率高的国家(50%以上),低工资劳动者的比例只有低工会组织率的国家(低于15%)的一半左右。

  在提高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方面,政府应发挥其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的职能。一是为低工资劳动者提供公共服务。首先,促进教育公平,加强对低工资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其次,为低工资劳动者提供相关信息和指导。再次,发展公共就业服务体系,降低或减少低工资劳动者的就业成本。最后,促进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二是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制度。三是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引导建立和完善企业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工资支出保障机制、工资指导线制度、工资指导价位制度、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劳动定额制等。

  此外,政府还应为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提供支持,并且加大监管和执法力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如何在收入分配领域发挥职能作用,包括提高低工资劳动者的收入,尚需理论上的深入研究和实践上的不断探索。

 

 

中国消费潜力释放正处于关键历史拐点

中国改革研究院(海南) 迟福林

2012-01-08

   我在第三届建设创新型国家大会概括发展模式转向2O字方针: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经济、市场导向、政府转型。

   中国政府具有增长主义政府倾向,尤其是地方政府层面。表现在为:偏好通过投资主导做大经济总量,偏好国富优先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政府自身利益不断强化,令公共服务职能走形。

     中国的消费潜力释放正处于关键历史拐点。不必担心中国陷入高等福利陷阱,因为中国现在存在的是低福利陷阱,甚至负福利陷阱。目前改革的最大阻力是既得利益者。目前现行的体制和发展模式对于中等收入者增长有重大的制约因素。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制约消费增长。如,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只相当于有户籍城市居民的25%。如果十二五能形成消费主导社会,能支撑十年至二十年的8%以上增长。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 2012-01-09 14:00:17 收件人:zdjun@263.net,中国改革论坛邮件订阅

清华大学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

----中国改革需警惕摸石头上瘾,不想过河

庄庆鸿

2012-01-09

  
  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今天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

    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

  转型陷阱: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后,国内的观察家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而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两者,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这就如同在一幢烂尾的大楼中,人们简单装修一下就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

  报告认为,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但现在看,一个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其实,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盘点五大症状: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

  报告分析了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第一个症状是,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

  中国在经济上最现实的问题不是停滞,而是亢奋、畸形的发展。一方面,落后地区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体制决定了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转型陷阱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

  报告把这称为“增量依赖症”。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没有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

  症状之二是,过渡的体制因素被定型下来。

  出人意料的是,报告指出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比如,在一些地区的医疗改革中,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但过一段时间,压下去的药价又高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价高、医疗价格低变成两者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

  症状之三是,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

  报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比如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症状之四,就是误判社会矛盾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

  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应当说,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

  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大维稳”模式形成了。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症状之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它以权力与市场的奇异结盟为特征,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

  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

  由此,报告也解析了目前中国思想界左派和右派争论的混乱。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两者关系是此消彼长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左”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市场”或“资本”因素的警惕,将“右”理解为对“权力”因素的警惕。反过来说,“左”是在为“权力”因素呼唤,而“右”是在为“市场或资本”因素呼唤。

  在打破转型陷阱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变成完善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而当人们还在为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还是过头”争论的时候,一些权力的非市场化和商品的市场化相衔接,已经成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比如从行政上获得廉价的土地和资源,然后再以高价格卖到市场,还有比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聚敛财富的吗?


 


 

 


吴敬琏警告习近平十八大必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凤凰网

2011年11月30日

    凤凰网等网站2011年11月29日争相转载《浙江在线》猛文:《吴敬琏:下届政府要以改革的姿态高调亮相》——吴敬琏警告习近平:十八大必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文章说:11月28日,在无锡举行的第十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奖大会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体制改革高峰论坛上,吴敬琏在发表演讲时强调:最近,关于“顶层设计”的讨论很多,大多数人赞成坚持十一届全会以来的改革道路。下届政府要以改革的姿态高调向全国人民亮相。

    分析人士指出,这是吴敬琏11月来第二次公开批评胡锦涛倒退,警告皇储习近平登基后:十八大必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早在11月15日,财新网就以《吴敬琏:改革有回潮迹象 相信5年内会启动新一轮改革》为题,披露吴敬琏对胡锦涛新政九年让改革倒退来历批评,劝告习近平登基后,十八大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吴敬琏一针见血地说,“现在有改革回潮的迹象,这需要引起重视。”针对当前国进民退的大倒退,吴敬琏强调:“国有经济应该只在关键领域起作用,其他领域都可以退出。” “现在需要搞清楚的是,我们到底是需要一个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市场经济,还是要一个由政府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

   对于以“转型升级”为名扼杀中小民营企业的“科学发展观”, 吴敬琏坚决反对,说:“中国能够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最关键的原因是中小企的崛起与发展成功。”

    网民纷纷向勇于逆鳞犯上“挽救十八大”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致敬,连吴敬琏这样温和的经济学家也挺身而出批胡警习,说明胡锦涛的倒退和习近平的左倾极不得人心。今非昔比,人民觉悟了,十八大何去何从,人民不会坐视中共几个巨头为所欲为,全国人民将向吴敬琏一样,以和平方式奋勇扭转中国倒退的趋势。十八大必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华民族没有时间再等待了!

 

 

世界经济走势与中国经济大局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林兆木

2012-01-06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分析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深刻阐述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必须把握好的重大问题,对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任务和有关重大问题作出具体部署。全面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会议精神,需要科学分析和把握世界经济走势与中国经济大局。

国际金融危机深化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斗转星移,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世界经济运行一波三折,在剧烈动荡中已经走过了4个年头。从国际金融危机进程和暴露的问题,可以看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趋势。

  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萧条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至今,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依然步履维艰。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失业率和赤字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前景尚不明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扩散蔓延,多个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下降,借贷利率上升,面临无力再融资偿债的延期风险,引起全球信贷紧缩;日本结构性矛盾和经济低迷持续多年,如今又被政府高债务、日元升值制约出口增长等问题困扰,经济复苏态势不容乐观。从近期和中期看,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因素仍然不少,经济萧条可能长期化。

  全球市场可能陷入持续低迷。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主要股市暴跌,至今仍处于震荡之中,加之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财富大幅缩水;尤其是发达国家失业率高企,使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多数居民即期收入下降;而提前偿还债务和经济低迷又迫使居民增加储蓄,多种因素造成居民消费能力下降。企业则由于危机使投资获利空间变窄、投资风险剧增,投资行为趋于谨慎;同时危机造成资金链断裂,银行重建资产负债表,也降低了企业投资能力。从宏观政策层面看,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长期“寅吃卯粮”,靠透支未来收入支撑过大开支和过高消费,导致债台高筑。因此,相关国家正在为减少赤字而紧缩财政开支,这与采用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开支以应对经济衰退正好南辕北辙。货币政策对刺激需求也已无能为力:美联储于3年前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零;日本央行的政策利率已降至0—0.1%区间;英格兰银行两年半以来一直将利率维持在0.5%的水平,欧洲中央银行目前的利率为1%,进一步降低利率的空间都很小。这些导致需求不振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善,甚至有可能恶化,从而将导致全球市场陷入持续低迷。

  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和新兴产业发展不确定性可能长期并存。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总结金融泡沫破裂的教训,一方面加大对传统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支持,提出“振兴制造业”、“再工业化”;另一方面纷纷推出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着力抢占未来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这些动向值得重视。但是,发达国家在国内发展制造业,将使传统产业全球产能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因为发达国家制造业外包和外移,主要缘于跨国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利用全球供应链配置资源,这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是不可能逆转的。新兴产业虽然发展前景广阔,但由于各国竞相进入和发展,市场竞争激烈,而需求环境和防范风险机制也有待完善。总之,由于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和新兴产业发展不确定性并存,全球产业结构处于“青黄不接”状态,未来较长时间还难以形成新的主导产业和国际分工格局。

  围绕贸易投资、能源资源、货币等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由于市场需求不振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各国之间争夺市场的竞争加剧,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危机延长和复苏缓慢虽然对能源资源需求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发达国家长期形成了对能源资源的巨大消耗,加上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新兴经济体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经济增速较快,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而能源资源供给相对有限,因此全球能源资源的供需矛盾将长期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各国围绕能源资源而在贸易、投资乃至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地缘政治等方面的竞争和较量将更加突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暴露了欧元区统一货币和各国财政分散决策的体制性矛盾。国际金融危机更是集中暴露了美元和美国的问题。长期以来,美元保持着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要从美国经济形势和自身利益考虑,因此滥发货币、美元贬值就成了美国弥补其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向世界转嫁国内危机和困难的家常便饭。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监督的必要性。但是,由于这涉及各方利益特别是主要大国的利益,因而将是一个长期和艰难曲折的过程。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将持续增长,并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亮点和引擎。同时,由于世界经济前景暗淡,新兴经济体发展虽然具备内部条件和潜力,但也面临外部需求减弱、输入性通胀、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严峻挑战,未来世界经济大环境从总体上看将比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时期差,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将会放慢。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大头,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价值链低端,技术和市场仍受制于发达国家,所以,新兴经济体的结构调整任务更为紧迫,必须把经济发展重心转到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和改革创新上。

继续把握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基于国际和国内发展大趋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新世纪头1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正是紧紧把握战略机遇期的结果。进入第二个10年,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本世纪初得出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所依据的国际和国内基本条件并没有发生改变。从国际环境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变;国际大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局面没有变。同时,从历史经验看,危机是一种强制力量,它逼使企业和经济体加快技术创新和体制变革,正所谓“危中有机”。当前这次危机也正在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全球范围内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经济、低碳技术正在兴起和发展。我国在这些领域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较小,只要我们抓住机遇,就可以在抢占科技、产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中有更大作为。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进出口并重、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阶段,危机在这个方面也提供了新的机会。10年前提出“金砖国家”概念的高盛公司现任董事长吉姆·奥尼尔认为,目前可能是近20年来投资欧洲的最好机会,“永远别浪费一场好的危机”。从国内环境看,我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基本条件也没有变:一是经过多年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基础设施和科技、教育等发展的基础条件不断改善;二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推进将继续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三是我国作为人口大国消费总量大,随着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国内持续扩大消费需求的潜力巨大;四是劳动力和资金供给充裕,可以支撑进一步发展;五是政治和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深化改革开放将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和潜力。总之,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所依据的国际和国内基本条件并没有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期,仍然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也应看到,无论近期还是中长期,与国际金融危机前相比,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不利因素和挑战有所增加;国内由于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很突出;随着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更加凸显,因此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国际和国内条件确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适应这种新变化,我们在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上必须与时俱进,不能把抓住机遇只是理解为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更重要的是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正确处理稳增长、调结构和深化改革的关系

  “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个主题和主线也是2012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要求。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中央确定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这既要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也要求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贯彻主题、主线和“稳中求进”的要求,就是2012年中国经济的大局。按照这个大局,应当在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进一步明确和解决三个问题。

  (一)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看待经济增长速度

  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央适当调低了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这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也体现了与“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年均增长7%的中期目标逐步衔接。由于30多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近10%,2008年以来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但仍保持在9%以上,因而国内外存在一种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过高估计和对实际增长率过高期待的倾向。例如,据统计,全国各省、区、市“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长率加权平均达到10.5%;又如,中国经济增长率一出现从高位回落(尽管并未降到9%、8%以下),国外媒体往往就会有过度反应。因此,有必要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看待经济增长速度。

  第一,7%—8%的速度不必说在危机年代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可望而不可即的高速度,就是在正常年份也是令人羡慕的高速度。从历史上看,美国GDP年均增长率1820—1870年为4.2%;1870—1913年为3.94%;二战后1950—1973年为3.93%;1973—1998年降为2.99%。法国、德国GDP年均增长率1950—1973年分别为5.05%和5.68%;1973—1998年分别降到2.1%和1.76%。被认为创造了“东亚奇迹”的日本1950—1973年GDP年均增长率曾达到9.29%,随后也慢了下来,1973—1998年降到2.97%。可见,随着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和发展阶段的变化,除去经济周期的短期影响,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是受客观经济规律支配的,非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改变。

  第二,适当调低2012年经济增速的预期目标,不仅是由于外需减弱和国内因素导致的周期性减速,而且是由于我国发展阶段正在发生变化,潜在经济增长率必然逐渐回落。这是“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年均经济增长7%的基本依据。导致发展阶段变化和潜在经济增长率回落的因素包括:全球需求和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这不是短期现象,而将是长期的;国内过度依赖投资和重化工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由于投资回报率下降、容易引发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以及制造业产能过剩等问题,已经难以为继,需要转向更多地依靠消费和服务业带动增长,必然使经济增长率回落,这是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部门转移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表明这种转移结束的“刘易斯拐点”(从劳动力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从全国看尚未到来,但东部发达地区近年来招工难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说明,“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可能经历一个自东向西渐次出现的过程。由于东部发达地区在全国经济中占大头,如果“刘易斯拐点”先在东部出现,也会使我国经济增长率逐渐回落。

  第三,实践证明,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不仅取决于新增劳动力数量、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国内外市场需求容量等基本要素,而且取决于能源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超过这种承载能力的过高速度,不仅会使增长不可持续,而且会损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福祉,与发展经济的目的背道而驰。尤其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高物质消耗和高污染物排放的粗放型增长,这使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随着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城乡居民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和健康安全,对洁净的水、空气和食品安全的要求更为迫切,越来越不能容忍以牺牲环境和生活质量为代价去换取高速度。

  第四,对于国际和国内因素引起的经济周期性减速,政府采取反周期的财政货币政策可以阻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但是,对于上述多种因素造成的发展阶段变化和潜在增长率回落,就不能期待通过政策刺激人为地拉高速度。那样做,会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金融风险和结构恶化,为长期发展留下诸多隐患。这是国际经验和我国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的。

  (二)积极利用经济形势严峻的倒逼作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结构性矛盾。具体说就是:在需求结构上过于依赖投资和外需,在产业结构上过于依赖第二产业,在投入结构上过于依赖物质投入和外延扩张;同时还表现在城乡、地区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矛盾的加剧。多年来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虽然作了不少努力,并不断取得进展,但从总体上看,“三不”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其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包括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多地少、底子薄,人均资源占有水平很低,城乡二元结构典型,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等基本国情,以及实行赶超战略和时间压缩型工业化路径,又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阶段等特点,都是这些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存在的客观条件。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存在急于求成和追求过高速度的发展思路;二是存在驱动而不是抑制粗放型增长的体制条件。这样的发展思路和体制条件又相互强化。因此,当经济处于周期上行时,我国比别的国家更容易发生政府和企业投资过度扩张,并引起周期性经济过热,导致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而经济下行、需求紧缩,对经济发展固然不利,但由于市场竞争加剧,优胜劣汰法则对结构调整的强大作用就显现出来。现在正是充分利用市场需求紧缩的倒逼机制促进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应当更加注重把稳增长和调结构、转方式紧密结合起来,更加注重在转变中谋发展。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规模和总量扩大的过程,而且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在经济减速的情况下,调整优化结构,可以通过提高结构效益和发展质量抵消减速的负面影响,并为长期更高水平的发展创造条件。现在,我国经济规模和总量已经很大,尤其是在全球需求紧缩、产能过剩和国内投资扩张受到市场容量不足、利润率下降等因素约束的条件下,更应把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结构优化升级等内涵增长上

  (三)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在于深化改

  现在有一种强大的惯性牵引着我国经济在原来熟悉的轨道上前行,这种惯性主要来自现存利益格局决定的、改革尚不到位的体制机制。不深化改革,不排除体制机制障碍,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根本转变,也不可能加快转变。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都强调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对投资项目和经济发展的主导与过多干预仍然十分普遍。这是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向投资倾斜、投资率持续攀升的重要原因。由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规模大,对GDP和税收的贡献大,因而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的首选;而这类项目建设周期长,借贷风险短期看不出来,又有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担保,银行也乐于贷款。于是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以及银行中长期贷款的比重,多年来一直大幅上升。这一方面造成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工业,另一方面造成许多行业产能过剩、经济效益下降和金融风险积累。因此,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政府投融资体制和党政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是调结构、转方式的重要条件。

  过分依赖投资和工业,同我国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不到位有密切关系。建立在低成本之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其实并非真正的“低成本”,而是由于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没有真正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也没有把环境损害成本包括在内。因此从全局和长期看,粗放型增长的成本和代价其实是相当高昂的。只有积极推进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才能釜底抽薪,以经济手段迫使市场主体出于追求自身利益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从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要素价格改革同深化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改革也有密切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现在有些垄断行业的利润率很高,其中相当一部分靠垄断因素获得的利润并没有上缴国家或给社会分红,而是由这些行业和企业用于投资扩张,这也是推高投资率的重要原因。同时,只有引入竞争机制,才能使垄断行业改善生产经营、改善对用户和消费者的服务。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1-12-19 15:41:29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胡存智总规划师的专访很有意义。我过去几年一直呼吁:理解中国土地制度的关键是亨利.乔治--孙中山的土地“涨价归公”理论,其现代经济学形式是Stiglitz证明的“ 亨利.乔治定理”。

中国的土地制度是成功的制度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总规划师 胡存智

2011年05月11日

    胡存智,壮族,1955年生,广东兴宁人,1974年9月参加工作,198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管理科学博士。现任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总规划师。兼任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常务理事,全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职。

    中国的土地制度是成功的。否则,无法支撑中国30多年的高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土地涨价归公。正如城市土地转换用途的增值不能全归城市居民一样,农地转成建设用地的增值同样也是不能全归农民。

    国土资源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保证18亿亩耕地不减少,还要提升它的价值”。“增减挂钩”并不是把农村的土地简单地搬到城里。“农民被上楼”恰恰是部分地方没有很好地执行“增减挂钩”这一政策的要求。决不允许一些地方以“挂钩”、“置换”为借口圈占农田、强拆强征,损害农民利益。之所以现在土地用途更换频繁、土地问题层出不穷,与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这一时期有关。

中国30年持续快速发展得益于成功的土地制度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基本健康的发展过程中,土地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奠定了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物质基础。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化和各方对完善市场经济的诉求,引发了在土地问题上的种种冲突,继而产生了对土地基本制度、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土地市场配置方式、土地增值归谁的种种议论,出现了对地方政府、开发商与农民之间博弈的讨论热点,甚至产生了改革开放之前利用工农产品剪刀差剥夺农民,改革开放后是利用土地增值剥夺农民等观点。

    这些现象反映了部分人对于中国基本土地制度的不了解,简单地把国外的土地制度与中国的制度进行类比,甚至直接套用外国的土地制度说明中国的土地制度不合理。

    实际上,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很有特点的,较好地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既保持着土地公有制的特点,同时具备了在市场上作为要素进行交换的特征。这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独特的,应该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总体上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制度。这是最基本的结论。如果这个制度不合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何能取得世界为之瞩目的进步和成绩?一个错误的土地制度如何支撑中国3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而且现在还在持续保障中国的发展,目前也没有显现出这个制度会成为今后发展的根本性的制度障碍。尽管现行制度本身存在缺点,但在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这一制度对中国发展的保障是强有力的,迄今为止,仍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土地制度的众多特点中,我特别选取了与城市化关系最密切的两点来做出说明。

    首先,由于利用土地会对他人、对周边环境及其对社会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与世界其它国家一样,我国确立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法律明确规定对土地的用途实行管制,土地用途受社会的制约。很多人误认为自己的土地,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是不对的。其次,土地不同的用途转换时价值会发生变化,而“土地涨价归公”是这一制度的另一鲜明特点。正是对这一特点的模糊认识引发了土地增值归谁的争论。

    从土地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土地制度中所包含的土地经济关系是以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或者说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作为基础的,因此,改变用途带来的土地增值应归社会公众,而不是归土地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这一点在《宪法》、《物权法》以及《土地管理法》等许多法律中都有明确规定。

    很多人忽视了法律规定的这一条基本原则,误以为土地涨价归私而不归公,这显然是不对的。还有人试图从身份来说明问题,认为农村土地转换用途的所有增值都归农民,这也是不对的。如果说农地转成建设用地的用途转换增值都归农民,那么现在城市土地转换用途的增值收益为什么不归城市居民呢?难道农民要有超国民待遇吗?所以,这一点从理论上是不成立的,从现实上也不成立,从制度上看就更不对了。

    对于政府通过获取土地取得增值收益来发展经济的做法,把本属于社会的收益通过政府收回再用于全社会,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至于对征地中政府剥夺农民土地增值收益的批评意见,从理论上说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不存在剥夺农民的问题;但从实践上看确实存在着政府对土地增值再分配的失误。由于政府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后对失地农民分配力度不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因此,我们征地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做到:保证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这样的政策就体现了将社会的土地增值收益更多地向农民倾斜的再分配原则。正常的土地市场中,土地都是按现行用途交易的,几乎不会按未来的土地用途进行交易。所以,在土地征收中按未来的用途进行补偿和论价也是不合理的。很多人只关注到了被用作商业开发的高价值土地,却没看到做广场、垃圾站以及道路等公用设施的低价值土地。

    要知道,这些土地是不赚钱的,有时候不仅不赚钱,甚至还要贴钱。如果按未来用途,我们对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给予农民高额补偿,而对旁边另一块做为道路或者广场开发的土地不给农民补偿或者只给予低补偿,这公平吗?根据长期掌握的数字,国家征收的土地一半以上要作为市政设施、福利事业、保障工程的土地来使用,是不能卖钱的。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征收补偿在各类土地上势必要做好平衡,个人所获土地补偿与全社会的土地收益也要取得平衡。从建设合理的、公平的、和谐的社会出发,土地经济理论不能违背基本原则,土地管理政策上不能绝对化、走极端。不少专家并不了解土地的国情,也没有开展过土地的相关实践,提出的很多观点和建议明显缺乏可操作性。

辩证看待人口与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中国在取得城市化丰硕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矛盾与问题。如,由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按城镇非农人口与总人口之比计算出的2008年城市化率33.28%,与国家统计局按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计算出的城市化率45.68%,两者相差12.4%,这意味着1.61亿农村人口处于“半城市化”状态。

    “半城市化”现象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特有的现象,也是当前发展阶段不可回避的问题。现在许多农村人口11个月在城里,只有春节期间的1个月回到农村,他们到底算哪边的流动人口?所谓的半城市化是指这些农村人口没有城镇户籍。但问题的根源不是户籍,实质是不能享受与城市人同等的待遇,这才是问题真正的核心。这1.61亿农村人口相当于处在过渡状态中,是一种不稳定状态,应该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通过各种措施,逐步释放现在绑定在户籍上的各种准入条件、福利条件、市民待遇等等,才能加快人口城市化的速度,让这1.61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稳定状态。

    户籍改革是渐进的过程,应该先从剥离那些最容易去掉的福利条件开始,一点点地推进。操之过急、没有过渡是不行的。比如,户籍原来捆绑着城里的一切,粮食关系、就业前提、调动条件等等,现在都松绑了。再比如,原来户籍是作为能否上学的重要依据,现在只作为分区上学、就近入学的依据了。我们应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这样,人口城市化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许多省市通过全部取消农业人口的做法来推进户籍改革,相当于同时剥离了附着在户籍上的所有条件,过于激进,不仅陡然增加了社会的负担,还容易引发各种矛盾和问题。另据了解,本世纪以来,与我国城镇人口增加26%相比,国内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了50%。这意味着,中国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

    这一数字显示的速度差异可能偏大,实际差异应该小一些。其次在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的同时,应该辩证看待这个问题。我只想问,北京是越来越宽松了,还是越来越拥挤了?这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基本判断,对于北京这样的城市,是人口城市化快,还是土地城市化快呢?如果我们笼而统之地感受人群的存在,忽略北京市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差别,是不是可以说高度拥挤的北京,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慢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从这个角度去感受和思考,也许现在不少城市都应该感到:人口城市化已快于土地城市化了。显然这里边存在着明显的的悖论。

    从享受城镇基本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角度看,人口城市化慢于土地城市化;而从人群的物质所在和城市运行状态的角度看,土地城市化慢于人口城市化。这样的状况可以使我们对城镇化有一个更全面和深入的思考。另外,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对于进城人口我们也有一个问题:是筑巢引鸟呢?还是引鸟筑巢呢?我想,答案显然应该是前者。因为我们不能让外来人口总是先住在城市旁、工地上?不能永远这样!

    基于以上的看法,在协调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速度的过程中,不能靠把土地退出来,减缓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而应该在人口城市化方面加大力度,实现同步。在这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实际上是按照人口城市化的速度来安排用地规模的,这是一项重要的规划原则,也是一次创新。城市的发展中,总有一个谁先谁后的问题,即使是同步也是在动态中的同步。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加以深入研究和判断,搞清谁先谁后,提前多少为合理的数值区间,这才有利于对城镇化发展给予科学指导。

增减挂钩:利用土地杠杆促进城乡一体化

    近年来,一些地方以新农村建设、村庄整治、加快城市化进程等名目,圈占农田、强拆强征,损害农民利益,“农民被上楼”现象屡屡出现。有人将此归咎于增减挂钩。那么,如何回应这一说法?如何让增减挂钩回归本源?

    我想,应该从三方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城增乡减是历史规律,是大势所趋。世界城市化的历程和结果表明,无一例外都是城市增加,农村减少。其次,这是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的,是必须大力实施节约集约用地的需要。根据我国最近几十年、特别是近二十年的发展,发现城市用地增加的同时,农村用地不仅没有减少还在继续增加。一方面,在城市化过程中进城的农村人口不得已同时使用了农村和城市土地,形成“双重占地”;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村庄逐步空心化、老龄化,使农村的建设用地闲置多、效益低、使用粗放、浪费严重。

     从当前调查的数字看,全国人均城镇用地为130平米左右,而人均村庄用地最少在190平米到230平米左右。数据表明,农村建设用地是城镇建设用地的一倍。在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一些有效措施或者政策鼓励,农村土地从粗放转化为集约利用的过程是不会自然发生的。建设用地不断增加、甚至城乡同增的趋势,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是非常不利的,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增减挂钩本来只是一个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政策工具,用于优化用地布局和调整用地结构。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经过数千年的利用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也没有多少原生态的土地可供城乡建设利用。所以,很多的发展和建设规划都必须通过土地整治、通过重塑河山的方式来实现。

    从优化城乡用地布局的作用看,增减挂钩具有统筹城乡用地进行建设的功能。通过让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起钩来,在城镇用地增加的同时减少农村用地,促进农村土地利用方式从粗放浪费向高效集约转化,而非把农村的土地简单地搬到城里。所以,它符合经济规律、用地发展规律和演化规律。

    从经济关系来看,增减挂钩是通过土地杠杆使城市的资金流向农村,促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从这点来说是一个创举。因为通过土地整理,减少农村建设用地的同时,提前实现了原建设用地的资源和资产价值,还增加了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后,实现耕地总量平衡,有利于保证18亿亩耕地不会减少,现在还找不到一个能够像增减挂钩那样促进农村土地集约利用的替代措施。而且农村节约下来的土地资源就地用于城镇化和工业化,这对于小城镇和广大中小城市的发展非常有帮助。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来说,如果进一步完善这项政策,能够让他们带着自己的土地份额、带着尊严和财产到城里来,有什么不好?没有这个政策,反而贻误了农民,让大量的农民工在城里没地可用、无地可住。

    实践证明增减挂钩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认可。现在的关键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完善,使它惠及更多的农村和农民。另外,他还表示,通过增减挂钩流向城市的土地指标,目前只能用于已经规划成为建设用地的城镇土地上。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来自农村的这块土地指标,城市建设用地将来所需的指标也会由上级逐年无偿拨给。差别只在于这些土地是今年还是明、后年用。现在通过增减挂钩的办法让城市提前获得和使用用地指标,城市需要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换取。这样就使城市的资金流向了农村。

    但一些地方在执行过程中本末倒置,为了城镇多获得指标而过分压缩农村建设用地、强迫农民上楼、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还有擅自开展增减挂钩试点、随意扩大试点规模等问题,这都是坚决不允许的。因为我们的出发点不是单纯为了城市建设用地,而是为了把农村土地整治好后,构建把资金引向农村的这个机制,从而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解决城乡统筹中的问题。这次,国土资源部和其他部委一起开展的检查清理工作,就是要清理存在的问题,纠正不规范的做法,确保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据了解,国土部从2月28日至5月30日开展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清理检查工作,覆盖了2006年以来各地开展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工作,还针对以各种名义擅自开展建设用地置换的活动。通过自查清理、检查纠正等方式,规范城乡土地挂钩和置换活动,纠正对村庄“大拆大建”,防止农民“被上楼”。

    城市化进程中,我们要通过不断地加强引导,尊重农民意愿为根本,保护农民权益为出发点,逐步实现城市化,绝不能强迫农民上楼。我将奔赴清查试点城市督导工作进展。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这是两篇不同观点的文章,请大家仔细观察上篇文章与下篇文章的区别!看看胡存智与周其仁的不同观点。】

新土改的时间已经成熟

北京大学中国发展研究学院院长 周其仁

2011-12-31

    编者注:周其仁在长沙参加“晨报会讲堂”时表示,土地该改革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下一波强有力的增长,特别是以确权为基础,带动资产的流动、集聚、资本升值,让城乡人民分享。在演讲中高度评价了成渝模式,认为是未来中国城市化的一种可行性方案。他表示,城市化是经济自由的结果,应当让农民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土地,让他们分享城市化的价值,实现双赢。农民进城可能永远不回农村了,那他原来拥有的土地和房屋权利就得有一套相应的权利体系来保证它的流转。对此,他呼吁立法确定农民土地转用权利推动土地流转。

城市化和人口流动

    年末岁初的时候可以看得远一点,经济形势当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形势和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面临的形势有共同性,形势当中有一部分总是你不可控的。欧债坏成什么样?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挽救回来,有很多不在我们手里的因素。

    经济形势当中还有一部分在我们手里的因素,我自己的倾向,把自己手里的因素下更多的力量来做研究,因为不可确定的东西,欧债主要是最发达国家的一次债务危机,看起来这场病是非常慢性,不会有很快的药把它解出来。但是发达国家人均几万美元的GDP,很高的收入,慢一点慢得起。中国情况就不同了,除了总量全球第二大,可是人均还是不高的水平,同时我们这个发展阶段,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增长停止下来,我们过去多少年外向,高度依赖出口,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世界主要的市场欧、美、日收入增长、经济增长都迟缓,势必会影响中国。中国一定要找到不那么依赖发达国家增长的源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选了今天的这个题目给大家做交流。

    中国自己有一个增长的机会,就是在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知识、人力等方方面面的资源基础之上,加快中国城市化,争取一个持久的、内需推动的经济增长。国际市场恢复得早,经过WTO之后的十年,中国的企业、产业界练就了这个本事。欧美市场回来,中国竞争力摆在那里,继续可以挣钱。要是非常慢,遇到麻烦、遇到挫折我们也不能够跟着他,我们要找到内需发动机,这个题目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

    我先讲城市化,征地制度改革。回答问题的时候再涉及到一些短期的,为什么说城市化有很大的机会呢?城市化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指标,多少人住在城里。所谓城市化率,就是有多大的比例的居民住在城市或者住在城镇。这么一个居住空间的变动,为什么有很大的经济增长的机会?同时,你要抓这个机会,要求我们的体制、政策、观念、行为发生哪些变化,这是今天我向各位报告的主要内容。

    先来看看实际的情况,中国经济现在是第二大,2010年超过了日本,当然欧洲如果算做一个欧盟,那他是第一大,美国第二大,中国第三大,但是按国家论中国是第二大。但是我们城市化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大家看看,上面那张图是美国的城市化率,美国大概在1910年的时候,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时候,他的城市化率,居民当中住在城市的人口达到46.6%,差不多是中国今天城市化率的水平。而且我们的城市化率,里头有很多统计口径,不讲细节,我们里面还有讲半城市化人口,看起来在城里打工、生活,可是生活是不健全的,老家还在农村,还没有完全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

    在我们的统计口径上,有户籍人口,真正在城市的户籍人口,33%而已。现在40%多的城镇人口当中,还有一大部分叫做常住人口,一年有6个月在城市住就被记录为城镇人口。把常住人口算进去,也就是191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的水平。中国达到城镇化水平,也就相当于1960年以前日本的城市化水平。这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值得研究,这个指标还是比较低的。

    按照世界各国的趋势来看,经济发展这个指标会有明显的持续的变化,不是人越富越散,而是人会越住越集中起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很低,是不是因为穷?当然城市化率低跟贫穷有关,但是我们有一个指标也很有意思,世界各国工业化,比如工业产值占GDP的比例,这是一个指标,各国通常什么情况呢?各国通常都是城市化率那个数字高于工业化率,一般说来如果GDP当中有20%—30%的产出是工业产出,达到这个水平,城镇化率就靠近50%。中国有一点特别,中国是工业化指数可以很高,我们在很早以前就达到了50%,GDP的一半就工业产出。我这里用的数据是1999年的数据,工业化已经占GDP50%,但是城镇化率只占总人口的30%。

    这个数据概括出来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为什么发生滞后呢?其实这跟我们过去学苏联经济模式计划体制是有关系的,因为计划体制限制很多,居民自有的选择,限制企业的自有选择。你在哪里干活、哪里挣钱?过去我们有户籍,有劳动,有一套非常强硬的规章,你生在哪里到哪里工作,这都是定好的。不能让人自由的跑来跑去。

    比如迁徙自由,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宪法,但是发生了五八年大跃进遇到的经济困难以后,这个政策就收拢了,不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的跑来跑去,我们就有一个庞大的人口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够随便进城市来,这就限制了城市化发展。虽然国家计划可以推进工业化的发展,但是对人口、社会含义上的,改变他居住的形态,改变他的集聚形态,这件事情我们吃了亏。

     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得到了解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生产力提高了,这么多人群压在土地上怎么会有好的前程?开始开放,在农村办工业,小城镇,然后中小城市开放,然后沿海开放,大城市开放,然后进入全方位的要素非常活跃的流动。创业的自由、职业的自由、贸易的自由,增加了经济自由,城市化就推动。什么道理呢?里头有一个规律,人在空间上是有选择的,不是在国土的任何地方都有同样的收入机会,收入机会是集聚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分工的层次就比较深,而分工层次深就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力。

    你看看小地方,没有早餐业的,大家必须在家里做饭。人口集聚以后可以容纳分工,而分工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机会。这个事情普天下是一致的。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要打工赚点学费,一定要到大城市去,因为大城市收入高,实在没有什么技能,到餐馆端个碗跑个堂也有收入,小地方就不行。实际上是经济自由里头寻找较高的收入机会,允许一个社会有较高的经济自由,城市化规律就会从压制的状态变成一个显形的状态。城市化带来很多的机会,人口流向国土面积很小的一块地方,投资进来,基础设施进来,房子越盖越高,这些东西会带来一些新的机会。一个机会就是带来新的需求,任何分散的地方不需要那么基础设施,乡间小路不需要红绿灯,一到城市红绿灯都不够用,立体交通。人口集聚以后,带来新的生产力,有未来收入的机会,城市有很大的融资的可能性。

    我讲改革开放初期遇到的现实,当时不认识城市可以融资,城市的土地可以融资。因为当时我们说,为什么要开放?中国缺资本,然后开放。首先来的香港资本,香港的投资来了就很奇怪,中国政府中国城市这么多地,怎么没有钱?当时我们的政府领导人跟他对话,地是地,钱是钱,我们有地可是就是没有钱,香港商人就说只要有地,只要有期望的未来收入,这个地本身就可以融资。当时是不理解的,经过改革开放,这个文章,所谓土地财政,城市化的发展,通过土地融资做大了。

    实际上就是把土地未来的期望收入让出去一点,就可以换来现金,就可以换来社会富余发展城市,城市基础设施搞好,容纳更多的要素进去集中,有更高的收入,这就是现代城市和工业文明发展当中土地的经济潜力的释放,和农业文明不同。农业文明讲究的是肥力,一块地能不能晒上太阳,能不能有光合作用,城市土地重要的是位置,不是哪块地和哪块地差不多,农业文明是看地,就是肥力的差别。城市看地就是看要素往哪里去,越是人气旺的,带来的收入会更高。这个学问,因为我们整个国家是一个悠久的农业文明,对这里头学问的理解和驾驭,还有很大的潜力。

     城市化会带来尖锐的土地资源配置问题。我讲了城市化关键是某些位置的土地会急剧升值,你看长沙、深圳、北京、上海,那个地价是农业文明无法理解的,当然这里头有货币的因素,过量的货币会助长这个现象,也有炒作的因素,也有投机的因素,但是你把这个因素撇掉以后,全世界看城市用地就是比农村土地贵很多。这一贵就带来很多问题,农业怎么办?农业粮食、食品、环境、绿色,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块资源到底给城市用还是留着继续给农业文明?这就变成越来越大的经济问题。这个问题里头有潜力,弄好了国民经济发展就会非常快但是也有挑战,处理得不好,就是过了城丢了乡。另外传统农业文明有一批人,就是农民,农民是多少年形成的生产习惯、生活习惯?不是一天可以改变。把地转成了城市,地上的人怎么转?他如果转不过去,或者转得不顺利,国民当中有相当比例一个人群的收入增长就不快,怎么会有内需呢?

    所以,位置主导还是肥力主导?一块地到底城市用、工业用还是农业用?传统的农民以多快的速度可以变为城市商业进程?这就决定发展中经济持久的根本性经济问题。这里会发生矛盾和冲突,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有18亿亩耕地的红线,又有城市发展难得的历史机遇。到底怎么摆布?现在已经变成了很重大的问题。处理好这个问题,光靠愿望是不够的,要有一套体制能够系统的处理这个矛盾,让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冲突,求得合作的解决办法。

    从这个角度看,现有的制度就是不均衡的,因为整个土地制度,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革前改革后都是一样,土地就是两种所有制,一部分土地国家的,一部分土地农民、集体的,看国有的和农民集体的怎么利用?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简化为三个圈圈,三个领域。

三个圈圈 三个领域

    最靠近我这个领域的就是农业土地,今天的大标题叫下一个增长极,上上一个增长极就是什么?就是包产到户农业革命。怎么搞现代化?种地的人吃饱了饭,中国土地第一块就改这一块,土地还是集体的,这条不变,但是使用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长期承包给农民,以农户为本位,自己对自己家庭的负责任,然后政府社会市场给予帮助所以我们这个圈,这个土地制度,集体土地农户承包长期不变,形成了一套大法,也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02年的农业土地经营法,专门一部法律管这个事情。

    1987年完成了重大的变革,87年之前土地都是国家的,大部分公司都是国有公司,设一个新公司要地,国家就划一块地给你,一开放外资来了,外资来了要拨地,不能给它划块地,它自己也不踏实,它的资本放在你的地上,什么时候你把地拿走了怎么办?1987年国家根据新的情况,全国人大修订了原来的法案,国有土地还是不可以出租、不可以买卖,但是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这个土地制度的原形是香港。香港殖民地的时候,英国有很多皇家土地,批租出去,使用权租出去,用一个市场来标这个价。

     英国本土的皇家土地最长有999年的时期标给市场,你接过来用,有人出价比你更高,你用了五十年再把剩下的940年标个价转让出去。后来我们觉得香港这个东西制度可取,因为可以维持所有制不变,但是又可以市场利用国有土地。1987年深圳第一锤拍卖土地,实际上开始了中国土地融资加速城市化、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这个事情的效果都已经看见了,要没有那一锤,今天很多城市是没有的。

    这两块变化,细节上还有无数个问题要处理,但是大的框子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现在什么问题还没有解决?矛盾最大就是中间这个圈,中间什么圈呢?原来是农村,原来是农业,也是农民的地,世世代代农民的地,城市一扩大,变成城市土地了。这块地要转用,要从农业用途转成工业和城市用途,要从农民所有转成非农民所有,现在就这块里头大量的矛盾、冲突都发生在这个领域,所以我今天讲征地制度改革,讲的主要就这圈。这个矛盾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来看看,在根本变革发生之前,现有一块农业土地怎么转成工业,因为这是城市化的内容。农民进城,城市要扩大,城市不扩大装不下,一扩大就要往农村扩大。

    有两条通道:第一条通道是内部的,儿子长大了要结婚,要有一个新的宅基地,现在都是和谐家庭,不能世世同堂,要一块地怎么办?农村要办个集体企业,也可以占块地,这是农民自用的,还有大量农民到了成家年龄要占用新的宅基地,这是新的通道,这个通道里面看到大量的土地从原来的耕地,从原来的农业用转成非农业用。但在制度上这种转用是实物型的,不能标价,申请宅基地不给集体付钱,有个专业术语叫成员权,土地是集体的,我有权要一份。乡镇企业也是如此,占不花钱,同时不能转让。这是我们现有的国土当中,很大块土地资源就在农村这个范围内,自用自占。

    第二条通道就是这个大通道,就是国家出台征地制度,这是从历次的宪法土地法当中都有这个规定。虽然宪法里面有限制词,国家为了公共用途可以征地,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给非公共用途,比如商业兴用途,修高尔夫球场,修高档购物中心,修商业住宅,这些都不是公共用途,拿来以后要市场化。但是现有的法律当中,没有给这块东西有合法的途径,宪法的规定为了公共用途可以征地,所谓征地就是国家强制执行,做了规划,划定那块地就志在必得,国家定位要拿,国家跟你谈判给多少补偿,而这个补偿由于过去的财政非常弱,为了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城市的推进,这个价历史上定得非常低。

    99年以前,国家法律规定,征地之前,以这块地原用途,一亩地产出多少玉米、小麦、水稻,卖多少钱,以这块地过去三年平均的纯收入不超过20倍,法律就是这么写的,不超过20倍,低于20倍,那时候的统购统销是一脉相承,支持国家发展。现在就是低价拿土地,支持城市化。矛盾越来越多,城市化发展过去拿地非常少,现在占的地大了,现在就改这个法律,从20倍改到30倍,又改到可以超过30倍,经过国务院批准。现在的补偿反映了这个过程。短期内改善征地制度有一个政策还要进一步提高。

    但是这一块也是非市场的,农地转成非农地是非市场的,这个制度在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新的矛盾,因为城市地价过去没有那么高,现在越来越高了。地从农民那里征过来通过拍卖卖出去,这两个价差就成为城市发展基金,变成第二财政的通道,历史贡献是不可一句话磨灭的,但是必须承认,这个贡献有另外一面,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收入提高就遇到问题。因为农民收入全世界看就三块,一块农产品,农产品涨价,农民的收入就会提高,第二块农民打工,第三块非常重要,就是农民的土地,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地价上升,分享了一部分。

     前两块农民的收入,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前提释放比较好,农产品原来低价买卖,后来开放市场,市场需求油,农民就可以多赚一点。打工原来有限制,后来把限制全部开放,全中国范围内可以去找收入较高机会的工作。但是土地增值的分享还没有系统的、全面的提上日程,这也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三个圈圈,特别是中间那个圈圈不适合大规模城市化,带来哪些问题呢?两大问题。第一,我们这个土地资源配置,远远的看冷静的看,我们这个配置效率不理想。因为中国首先是人多地少,70%地是山地,平地少。在相同趋势里,中国有两个问题带有特点,第一城市占地圈扩得太快,相对于人口进城市来快,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城市的建城面积扩大的增长率比人口转成城镇居民的扩大率高,这个反常。第二更有意思,差不多两亿农民离开了原来出生的地点,到城镇、到城市、到工业去工作,但是农村的建设用地不但没有减少,也在扩大。

    很多农民辛辛苦苦在外头打工,打了工钱寄回家盖房,那个房有人住吗?有人住,就是春节不到一个月。那块资源加到一起,有一些房子是人走了没有力量修的,有一些是外头赚了钱重修新的,利用率很低,但也是占了土地资源,也是农民的财产,只不过这个财产没有收入,资产是有,收入非常低,城市有个房子还可以出租,修得那么分散的房子怎么出租呢?哪有需求呢?但是在资源配置上它也在扩大,城市扩大农村也在扩大,城市扩大得比较快,两头挤中间,中间是什么?耕地。所以18亿亩红线就是这么来的。

    统计数据讲,96年到2006年,十年期间中国耕地资源减少了1亿亩,到温家宝总理上任时候,土地帐上只有18.27亿亩工地,简单的推,用不了多长时间食品安全怎么办?下一个问题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碰,政策制度就是这么来的。城市化本来就是密度极高,城市化应该增加耕地的,因为很多人从低密度地方移到高密度地方来了,但是如果体制不对,制度里头有瑕疵,这个效果就出不来,我们看到的效果是反的。城市化发展很快,但是占用的土地太多,城市密度不够大,而且农村也在扩大。

     做了很多规划,想办法减少农村的占地,人常年不在这里,干嘛还占着建设用地,你可以把它变成耕地,扩大中国的耕地面积。但是至少现行的普及全国的政策和体制还没有收到这样的效果。这张图是我在成都调查时拍到的照片,这个房子在农村到处可以看到?你说农民穷吗?现金收入很少,但是你看资产,占一大片地,这片地好好利用了吗?就是这个收入水平,就是这个观念,怎么充分利用呢?但是看在眼睛里头,会知道中国有这块资源,问题是这块资源怎么变成资产、变成资本,变成农民的收入流,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发件人:"Qing WU" <wuqingdrc@gmail.com>2012-01-09 11:57:22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From: Qing WU

大陆花钱养香港儿子?

吴庆

2012/1/9

    2012年伊始,香港联合交易所以《“养儿子”和“幼儿园”》为题,在其网页上发表了李小加总裁“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再思考”。他思考了以下问题:一、中国当前是否应该和可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二、在现阶段承受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与成本值得吗?三、香港真的能为人民币国际化起到作用吗?人民币国际化真的能为香港带来实际利益吗?

    李总裁对上述三四个问题的回答全是肯定的。为了让大陆读者相信(不是明白,而是相信)他的答案,李总裁用“养儿子”来打比喻:“中国人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不惜千辛万苦生儿育女来养老,期盼将来儿女成群,颐养天年。人民币国际化之于中国,就好比是‘养儿子’的过程。”“之所以要养这个‘儿子’,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只要大家认为“养儿子”是必要的,那就应该以平常心来看待“养儿子”的成本与风险。至于“养儿子”的地点,李总裁认为必然是香港,因为香港有“一国两制”的优势。

    打比喻的做法通常仅限于用来向非专业读者介绍专业问题。但是,即使在非专业的读者群当中,我也不认为李总裁的再思考有多少说服力。

    首先,关于要不要“养儿子”的问题。大陆有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男女摆脱了必须生儿育女的传统观念,晚婚晚育甚至主动不婚不育的行为越来越多,更不用说“养儿子”了。同样的道理,人民币国际化也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一个国家是否应该主动推进货币国际化,需要综合权衡国际国内的各种因素,而不仅仅考虑自己的经济规模。当今世界,汇率一波动就有可能颠倒“老二”、“老三”、“老四”的排序。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的决定与“老二”排名挂钩,必定缺少连续性。

    其次,关于如何“养儿子”的问题,会有更多父母对李总裁的答案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不计成本的溺爱只能把孩子宠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更需要考虑收益与成本。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确实不是一个自上而下、逻辑完整、计划周全的过程,但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特备是在货币、金融等事关大局的领域,“摸着石头过河”的风险很大。更何况我们已经看到当前的做法付出了不必要的成本、冒着不必要的风险,为什么还要闭着眼睛装糊涂?不必要的成本包括四项。其中,金融层面有两项,分别是外汇储备的汇兑损失和利差损失;产业层面也有两项,分别是贸易条件损失和产业扭曲损失。我发现,在2005年到2008年之间,仅仅外汇储备的汇兑损失就高达11115亿元。人民币国际化有更好的路径,不必像现在这样承担巨大的成本与风险。

    关于第三个问题的讨论,我完全同意李总裁的一个判断:大陆既“养儿子”又把香港当成“幼儿园”的决定对香港的意义非同小可。从短期来看,从大陆到香港的利益输送不断,港人俗称“大礼包”;从长期来看,香港得到一份保单,如果人民币国际化成功,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将获得提升。不过,我和李总裁的共识正好可以用来解释我和李总裁的分歧:站在香港的立场上,李总裁支持人民币国际化一定要沿着当前的道路继续下去;站在大陆的立场上,我认为这笔“大陆只付出成本、香港只享受利益”的交易是不公平的,应该立即停止。

    李总裁必定不同意“大陆只付出成本而没有收益”。在他看来,大陆的收益是在远期,至少十年之后。就像当前的美国,无论债权国多么不愿意,也无法选择其他货币。“挟持整个世界经济”,这是李小加画出来的饼。

    无论你相信不相信,反正我不信这张饼可以充饥。我看到的情况是:早在2011年5、6月份,人民币升值预期高涨,港人争抢人民币,香港人民币存款达到5500亿元。当时最快的增速是一个月600多亿元,金融界预期这个数字会在2011年年底之前将达到1万亿元。可是2011年下半年风云突变,人民币汇率走势扑朔迷离。于是到2011年11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只达到6273亿元,之前的10月份还减少了37亿元。可见,大陆在香港“幼儿园”抚养的儿子,只会揩大陆的油水,不会被大陆挟持。大陆连养在香港的儿子都无法挟持,更别想挟持整个世界经济。

    街上的骗子努力用邪念挟持你,通常是看中了你鼓起来的钱包。作为刚刚鼓起来的大经济体,也要谨防被“挟持整个世界”的邪念挟持。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1-09 10:08:27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1/09/11836320_0.shtml 人民日报头版文章

重庆探索共富契合科学发展

人民日报 刘志强

 2012年01月09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党的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走“共建、共享、共富”发展路子。

    逐步缩小三个差距,就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落实科学发展观

    到201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圈翼”发展差距缩小到2∶1左右,基尼系数缩小到0.35左右

    近年来,重庆探索科学发展,快速做大了经济总量。GDP已从1997年直辖初的1500多亿提高到2011年的近万亿;“十一五”以来,人均GDP从1500多美元猛增至2011年的5000美元以上,历史性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财政收入和利用外资等均大幅度提升,增速名列全国前茅。

    一般理解,重庆经济发展实现重大跨越,完全可打高分。但重庆决策者非常清醒,他们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将这些数据放在城乡统筹、均衡发展、共同富裕坐标系下考量,发现仍有一些问题让人担忧,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三个差距问题。

    2011年初,重庆基尼系数为0.438,超过国际警戒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3∶1。全市还有城乡低保人口170多万,偏远的渝东南、渝东北“两翼”还有14个国贫县。

    共同富裕,是一个很大、很难的题目,还没有现成经验可学。重庆缘何主动触碰这个难题?重庆分析认为,“三个差距”继续拉大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会遏制社会需求,内需难以启动,发展不可持续;会导致人心涣散,侵蚀党的执政之基。现在重庆发展形势不错,但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即使经济规模再大,人民群众也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要下决心打好这个攻坚战!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和为人民服务,两者目标是一致的,共同富裕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薄熙来说,30多年前,面对低水平的生产力,把经济规模做大是主要矛盾;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邓小平同志有句关键的话: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因此,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30多年过去了,“前半句”已基本做到了,今后还必须继续坚持,同时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

    2011年初,重庆率先将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列入全市“十二五”规划目标,提出到2015年将其由0.438降至0.35,同时确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3.3∶1降至2.5∶1左右,以人均GDP衡量的主城区“一圈”和“两翼”差距从2.2∶1降至2∶1左右。上遵中央要求,下应百姓渴望,在发展过程中,统筹兼顾,处理好城与乡、工与农、发展与分配的关系,同步缩小三个差距,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正是契合科学发展的“重庆逻辑”。

    为民谋利益是实的,不是虚的,给百姓办事,花再多的钱也不会错

    “共富12条”,5年总投入过万亿元,落到实处后,百姓将得到更多实惠,重庆也将大变样

    翻阅重庆市委全委会通过的《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共富12条”有理有据,条条沉甸甸、硬邦邦、实打实,都是让群众看得懂、摸得着、有奔头的具体措施。

    比如,5年新增330万个就业岗位,发展微型企业15万个、个体工商户增加到150万个;2年消除绝对贫困,3年实现2000个贫困村整村脱贫,5年50%的贫困区县脱贫摘帽;让130万留守儿童健康成长、200万农村空巢老人老有所养;建成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使全市220万困难群众生活水平随经济发展而提高,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建设500个现代化小城镇;5年投入3000亿元,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认为,推出“共富12条”,不是简单做加减法,而是富含改革创新精神,坚持当期可承受、未来可持续,注重综合配套,搞好系统设计,构建长效化推进、科学化考核的制度体系。

    在户籍制度改革上,实现农民工等转户进城500万人,户籍城镇化率达到50%;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上,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个,实现农村“三权”抵押融资1000亿元以上;在发挥公有经济作用上,确保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在收入分配调节上,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43%提高到50%以上……

    《决定》4000多字,但含金量很高,总投入有1万多亿元,落到实处后,百姓将得到更多实惠,重庆也将大变样。薄熙来说,为民谋利益是实的,不是虚的,就是要实实在在为人民大众着想。“我们这1万多亿元都是花在百姓身上,给百姓办事,花再多的钱也不会错,我们可以下这个决心。”

    直辖以来,重庆历届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一茬茬干下来,为改善民生、缩小差距打下了重要基础。2008年启动“五个重庆”建设,每个都与民生和发展环境连在一起。2010年推出“民生10条”,系统解决群众最关心的10类重大民生问题。

    丰都县地坝嘴村村民郑登斌夫妻都有残疾,是困难户。“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启动后,他买了3头母牛崽,其中1头的钱是镇上补的,县里又补贴1500元修圈舍。3头母牛两年后可下6个崽,每个可卖2000多元。他将2亩地租给肉牛养殖加工企业种草料,每亩年租金700元。几笔账算下来,增收1万元一点没问题。

    2011年,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15.5%和22%,达到20250元和6438元。城乡差距缩小到3.15∶1,“圈翼”人均GDP差距缩小到2.17∶1,全市基尼系数降至0.421。

    抓共同富裕能促进发展,共富与发展是良性互动

    共同富裕不仅是理想,也是动力;不仅是起点和归宿,而且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重庆认识到,追求共同富裕不会耽误发展,共富与发展是辩证的统一,并不矛盾。

    大学毕业后在重庆一家网站做编辑的宫梦媛,租了一套50平方米的小房子,月租金1100元,要花掉月收入的1/3。小宫正在申请公租房,租金只有市场价的60%。“等以后攒足了钱,再去买车买房。”

    重庆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约要投入1000亿元,但回报也很丰厚。如果中低收入群众住房完全靠市场,70多万户起码要花1000多亿元,得省吃俭用,幸福指数不高,消费也上不去。建公租房,“房奴”变成被解放的消费者,一户居民一年可多消费一两万元。

    这样划得来的账还有很多。一年多,重庆发展微型企业近5万户,带动就业40万人。如果这40万人失业在家,政府一年每人补助约5000元,一年20亿元。现在把这20亿元拿出来扶持微型企业,政府不用每年再掏钱,以后还会产生税收,带动更多人就业。农民工等转户进城,500万人有了城市社会保障,消费水平如果与同城市居民一样,每年将拉动数百亿元消费。

    现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之弦已经绷得很紧了,但消费却相对滞后。如果一般劳动所得老上不去,社会消费就会不足,那无论是对微观经济还是对宏观经济,都会产生损害。所以要转变发展方式,着力点应在提高广大群众的消费水平上,拉动内需,培育和扩大市场,以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这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实现共富,又是完全一致的。

    “共同富裕绝不是要‘劫富济贫’,更不是走回头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说,重庆将基尼系数目标定在0.35,既有利于分好“蛋糕”,也有利于做大“蛋糕”。

    “健康的生产关系能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里讲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既是讲物质,也是讲精神;既是生产力的进步,也是生产关系的科学调整。”重庆更深远的思虑是,共同富裕不仅是民生、是公平、是理想,也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仅是起点和归宿,而且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只有走共同富裕之路,才能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才有了内在的驱动力和社会的合理性。

    重庆这几年抓民生、促共富,不仅没影响经济,发展的质和量还有了很大提升。近3年经济增速连续保持全国前三,初步统计,2011年增长16.5%,增幅跃居全国第一。事实说明,抓共同富裕并不耽误发展,还促发展,共富与发展是良性互动。

    缩小差距,共同富裕,本身就是重大改革,也需要改革精神

    着力深化改革,在收入分配、财税调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户籍制度等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鱼池镇山娇村村民马培义,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抵押贷款20万元,建起月育雏20000羽的脱温育雏场,年收益达30万元。在他带动下,全村有14户农民通过“三权”抵押贷款88万元,用于发展肉兔、土鸡产业。

    农民的承包地、林地、房屋是其最大财产,但如果不实现流通,就是一堆“死资产”。2010年,重庆第一个在省级行政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并不断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农村居民房屋“三权”抵押融资的规模和范围,到2015年将实现“三权”抵押融资1000亿元以上,让“死资产”变成“活资源”,成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不竭之泉。

    黄奇帆指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本身就是重大改革,是推动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实现共同富裕也需要改革精神,要通过深化改革实现新的制度安排。这些年,重庆搞共同富裕,不仅没有放缓改革开放步伐,反而是改革措施层出不穷,不断向纵深推进。共富与改革开放不仅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无疑是重庆发起的又一场攻坚战。其最大突破在于,农民工等转户进城后,可及时穿上城市的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五件衣服”,同时在3至5年过渡期内可不脱农村的承包地、林地、宅基地“三件衣服”,过渡期后仍由农民自愿选择“穿”或“脱”。一年多时间,重庆已有300多万农民工等转户进城。

    还有,公租房建设,微型企业发展,收入分配调节,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化改造,按中央授权进行“地票”交易等,无不蕴涵着突破性的改革思路。

    重庆2010年财政收入不到2000亿元,而“共富12条”涉及面宽,投入将超万亿元。“小财政”如何推动“大目标”?市财政局局长刘伟的答案是:改革。

    举措有三:一是坚持全市财政一般预算50%以上用于民生、75%用于区县和基层、新增财力70%投向农村这三条“硬杠子”。二是以财政资金撬动和带动社会投入。1万亿元投入中,约5000亿元是政府财政支出,另5000亿元是政府出制度安排,社会企业拿钱。三是今后5年,作为“第三财政”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比例将由去年的15%提高到30%,用于民生,服务社会。

    更可喜的是,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基本形成。两江新区迅猛起步,年产1亿部的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基地加快推进,5年后重庆工业销售值将由1万亿元增至3万亿元,至少可新增就业岗位150万个。工业发展必将推动金融、物流、商贸、旅游等服务业蓬勃兴起,国际级云计算基地和离岸结算中心加快建设,服务行业可新增180万个岗位。这将为重庆实现充分就业,走向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

    在共同富裕的“沃土”上,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缩小三个差距,不是不能干,只要下决心,真想干,下实劲儿干,又能干到点子上,就可以一年一个样。开县铁桥镇的农民王易成数着手里的养老金,脸上乐开了花:“每个月都能按时领‘工资’,这可是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啊。”

    从2011年4月起,重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较全国提前4年完成全覆盖。未来5年,重庆还将投入3000亿元,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

    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基础是民心,共同富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公道行,人心平,天下宁”,共同富裕是培育和谐社会的“沃土”,在此基础上,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在重庆的设计中,缩小差距,共同富裕,很重要的一点是基于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通过制度安排,使全体社会成员获得公正的发展机会,共享发展成果。因此,重庆重视加强收入分配调节,促进分配公平,明确提出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提高劳动分配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43%提高到50%以上,按上年全市城镇经济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共富12条”,哪一条落实起来都不轻松,都是新的挑战。重庆市委全委会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做有勇气、有能力的人,只要于民有利,就要敢于担当,敢于坚持,敢于碰硬,认准的就干,而且要努力干好。

    同时,重庆要求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继承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做好群众工作,促进社会和谐。重庆深入开展“三进三同”和“结穷亲”、大下访三项活动,全市有26.1万人次参加“三进三同”,35.4万名干部“结穷亲”57.6万户,各级干部近3年接访下访群众280万次,680万群众直接受益。

    薄熙来说,领导干部要算好“人生大账”。真要想干事,就得惜寸阴。缩小三个差距,不是不能干,只要下决心,真想干,下实劲儿干,又能干到点子上,就可以一年一个样。每个人都有潜能,如果能为人民多做一些贡献,生命就会更有价值。

    近年来,重庆群众民生满意度、安全感指数、幸福感指数、社会和谐稳定度均大幅上升。2010年重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综合考核得分全国第一。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满意度上升到93.8%。

    站在山城重庆朝天门的码头上,看滚滚长江与嘉陵江在此交汇,浩荡东去。城依山而建,江穿城而过,“江山”如画。重庆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改革创新,奋力拼搏,致力于建设一座更加和谐的城市、创造一种更加幸福的生活。
 

 

 


 

发件人:"何路社" <a8627859@126.com> 2012-01-09 15:33:56 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 今有新作奉上一阅,请指正。路社

把握意识形态的正确政治方向

----摘自《中国政治改革常识》

何路社

     唱红火似荼,逆文背反书;羞煞诸左右,中流一砥柱。 ——题记

    意识形态与军队属于国家中央政治之单集,若地方有意识形态与军队势必演化成分裂割据。但从在2011年12月23日召开的“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研讨会上,我却发现“此地无银三百两”。

    据萧功秦先生在此次研讨会上透露:重庆公安局曾以官方名义隆重接待《乌有之乡》,在电子屏幕上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再就是2011年上半年上海开了一个“重庆模式”的研讨会,这个大型研讨会把一大批文革左派请来了,张宏良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在博客中是这样强调自己在会上重要性的:“我被安排在主席台就座,后来我因故没有上去,安排我靠前发言,另外让另一个左派XXX做总结性的发言……在这个会上还专门邀请了毛主席生前就名动天下的一些著名学者(指戚本禹等人)在前排就座。”

    《乌有之乡》是左的重要大本营,上面一些丧心病狂攻击改革开放、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之言论,完全是左的意识形态那一套,早就超出了言论自由的底线,张宏良则是其中的著名极左人士,上述做法自然是向社会上传递了一个信号,那就是重庆是左派的政治后台。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为什么上面就没有任何人去追究?若加分析只有几种可能:或是中央高层中确有左的思想回潮;或是中央高层中有人想利用左的思潮平衡、抑制右的思潮;或是中央高层已达不成共识而无人敢问及不了了之。

    早在1998年,曾经任职《人民日报》的马立诚先生出版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中,就曾披露过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始在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左右思想交锋,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只是未曾料到的是经历10多年之后,左右之争既未见消停,亦未见结论,反而是愈演愈烈之势。

    现在重庆的“唱红”使得一些左派把重庆看作是自己信仰的化身,重庆在他们眼里简直成了圣地“延安”。当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其实重庆并没有那么多左的色彩,是一些左的人士误读了重庆,把重庆所没有的东西附丽到重庆身上去了。但对此在政治上我们切不可书生意气,评判“唱红”不能仅凭主观想象上的一些良好愿望或动机,而不看其客观上的许多负面效应,如重庆动用了一些左的意识形态(毛泽东迷信或崇拜),使人们谈到重庆时无不忧心忡忡,总觉得重庆搞的那套是要搞文革复辟,有学者甚至公开说如果薄熙来上台,中国将会是一场文革式的大灾难。应不可否认重庆的“唱红”已形成相当声势,各地争相效仿,以致波及京城,对以改革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大有“喧宾夺主”之态。我们的改革事业远未成功,我认为“唱红”社会上从来就没有人禁止,也用不着去刻意组织、提倡,让其本末倒置的道德说教“喧宾夺主”以利益机制为导向的改革核心主流意识形态。

    在意识形态上,所谓的“重庆模式”与毛泽东一些左的错误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是中国当代政治绕不开的一座高山,但也不可畏难而迷信。怎样对待和逾越这座高山有着三种不同的态度及方法:一种是左的态度及方法,另一种是右的态度及方法,其最恶劣或最幼稚的代表是“乌有之乡网”和“博客中国网”的“张三”、“李四”们;第三种则是不左不右的正确态度及方法,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是其一脉相承的坚持者。

    我们党内于对待毛泽东问题上,持左的或右的态度及方法之人从来就大有人在,而最近似乎有“左的态度及方法”有所抬头之兆象,中央对此应引起重视,再次重提邓小平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针。左与右都不好,这是常识。毛泽东成功的时候都是既反左又反右的,而他失误的时候则正是偏离了这一正确方向。可毛泽东究竟是一代伟人,与“四人帮”及“乌有之乡”们不可同日而语,在他失误之时仍能保持一份难得的冷静与清醒,从而为邓小平日后的中国“改革”留下了宝贵的政治空间。

    我对重庆一直非常关注,首先我认为,重庆在中国未来道路的探讨中首先打破了原来那种铁板一块的大一统局面,确实起到了一种先锋作用,客观上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未必不是好事。关键是要注意到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二重性,中央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与军队,以避免地方及军队分裂割据;并因势利导,在无缘形成意识形态和军队背景且数以千计的县(市)地方、大中型企业、大中专院校……实行自由、民主、法治三位一体的自治,既可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行政、企业、事业三大领域因此充满活力,更从根本上改善政治治理,遏制腐败与剥削,建立起一种制度性的社会公平正义政治机制,解开“毛泽东情结”,走出“毛泽东陷阱”,将国家引入到一个长远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

    纵观眼下中国之政治局势,左、右两派政治力量都正在想扭转或扭曲改革,但皆受到当局者的打压,利益诉求主要还停留在思想言论上,具体实际的政治行动能力尚十分有限。而当局者也被认知所误导,至今仍在过于保守的“政治改革”决策中一意孤行,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剥削,越来越失去民心与激怒“左、右人心”,制度交易费用已难以承受及不能真正完全压服左、右两派,中国政治未来确实有向左或右这两种可能。今年中共将召开“十八大”,决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拳拳之心唯盼中央不要掉以轻心而有所重视。军队与意识形态相类似,望同样引起注意。

    注:1992年年初,针对一段时期特别是1989年以来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邓小平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87年5月,全国整党工作总结会议明确指出:“目前党内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还没有从过去 ‘左’倾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歪曲四项基本原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持抵触态度,有的甚至阳奉阴违、公开抗拒;一种是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经不起历史挫折的考验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他们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薄一波《关于整党的基本总结和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对话曹思源先生

曹思源先生:

    您好!兹将《中国政治改革常识》增补稿添加附件奉上,很想听听您的意见。这是一部凝聚着我半生心血的真正探索中国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呕心沥血之作,初稿已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选载与介绍,作者本人亦因此被列入该网2010年度搜索关键词。这部书稿真正具有原创性,完全非眼下大量充斥政治图书市场的那种低水平重复文字,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观点,想其多少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进步有用。我不希望出现革命,而只希望中国在相对的平静中完成政治改革,甚至希望政治改革在悄然中就完成。事实上,从一开始,这便是我的基本原则。我的政改理论超越左右,可使中国完成政治制度质的大进步,却副作用很小,但要达到这一目标,关键在中央主动,由点到面,循序渐进,掌握领导权,则不会引起政治震动。谨致以崇高的敬意。即颂

秋祺 何路社

 

何路社先生:

    邮件收到,谢谢您的信任,每封邮件都代表着一份缘的传递。书稿已经下载保存,但是文稿实在太长,估计有30万字吧,一时来不及全部拜读,抱歉。您说不希望出现革命 这是出于对中国进步不要以太多的流血为代价的良好愿望,我有同感。现仅就书的前言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供参考,您的网站我去看了,看不见原文章只能看见部分评论。

曹思源

 

曹思源先生:

    您好!“十.一”祝词、诗作及资料《宪政潮流浩浩荡荡》已收到,非常感谢。立场有正误,人格无左右。作为一位大名人,一如薄熙来先生,我对您非常熟悉也非常尊敬。但也希望您能放下身段来与我平等对话,对拙作《中国政治改革常识》提出一些具体意见,评论得越尖锐越好,恰如您所说“真理越辩越明”。至于您与吴先生之诗作,即算一道“考题”,答案则权且献丑了(附后)。

    曹先生之“政改慢”与吴先生之“腐败快”,二者合璧正是拙作《中国政治改革常识》之结论:“这本小书的最初出发点,是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权力腐败问题,而得出的结论则是造成权力腐败的根本原因正在于现行的政治体制。民主、法治是一种政治理论,然后才是建立在这种政治理论基础上的具体政治体制。我们以前的政治理论是无产阶级民主,缺少法治,现在后一种情况正在改变。但从世界上已有的实践来看,民主、法治都不是神话,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对权力的认识,重新审视传统的民主、法治政治理论,这也许就是我所要做的或在做的……中国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并迫在眉睫。我们今天无论走到那里,人不分工农商学兵,地不分东西南北中,到处都可以听见对权力腐败的议论与深恶痛绝。权力腐败已成为中国所有社会问题的症结,中国所有社会问题的症结也都只可能在消除权力腐败那里才得以解决。而造成权力腐败的根本原因便正在于现行的政治体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主要是高素质的权力者与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们许多人中,于否定权力道德化、否定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和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权力领域的公平竞争机制等关键问题上,也已经走到真理的边缘,他们应相互取得联系,携起手来,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下,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这个目标共同努力。  即颂

文安, 何路社,

 

何路社先生:

    邮件收到,谢谢,这两天电脑出现故障,迟复为歉。其实名人也是凡人,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一份邮件就是一份缘分,我时刻以普通人的心态来珍惜这种缘分,感谢您的和诗。

    我一直以为49年以来,中国一切照搬斯大林的模式,连思想也被这种模式禁锢了,新的党八股其实是一种神话,蒙蔽了人民的心智,是一种鸦片,毒化着人民的身心,是一种思想的裹脚布,使人筋骨扭曲变态。所以启蒙新思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新思维是要建立在批判旧思维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您所作的探索确实是在为通向民主之路铺砖垫瓦,是非常有意义的。

    非常抱歉,最近身体不太好,加之在赶一部书稿,所以没有来得及细看您的全书,只是看了您的前言和目录,所以暂时无法提出更具体的意见,待我抽时间细细看看过,再交换看法。再次道歉。你的和诗已在我的博客上登出。

曹思源

 

国有资本无须退出竞争性行业

----我对国有企业的看法

何路社

    曹思源先生,您是否过于客气了?我却以为君子和而不同,不妨这里班门弄斧,且就先生的某类观点进行些许探讨。

    先生在“国有制要逐步退出竞争性产业”一文中认为:“国有制与传统的非国有制(个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股份制等等)相区别的基本特征就是所有者的非人格化。国有企业,顾名思义,其所有者是国家,而不是个人。正是这个基本特征,决定了国有制的独特优势,也决定了它的内在弱点。国家所有制的优势在于: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可以超越单个企业利益的局限,从全局着眼调整国有企业的行为,使之服从国家利益。在以往‘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环境里,出现了这么一种以国家和公众利益为己任的企业,当然是值得欢迎的。而这种优势正是近代社会兴办国有制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国家所有制企业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它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弱点:由于所有者非人格化,企业盈亏成败与有关人员自身的物质利益的联系不密切,因而经济驱动力比较弱。经济驱动力弱必然导致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普遍低于非国有企业,这是12亿同胞有目共睹,却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

    据80年代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资料,发达国家国有工业企业的投资额占社会投资总额的14.5%,而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只有7.7%; 发展中国家国有工业企业的相应数据是32%与12.5%,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差距更大。可以说,世界各国大量统计资料都反映了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的基本趋势。当然,基本趋势并不是绝对的。大千世界,也可以找到与这一基本趋势相背离的少数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更高的‘典型材料’。但是那只是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条件下的特例,并不反映普遍规律,也不能改变人所共知的上述基本趋势。”

    所以您有一句名言:“人间正道私有化”,并在《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一书中提出,国企改革的“核心在于国有制改为私有制”。很明显,在您看来,私有制取代公有制,才是真正的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国有制经济要从竞争性产业逐步完全退出。在竞争性产业中没有国有制经济的地位,要让位于个体、私营、合伙、股份制等非公有制经济。只能在一些非竞争性的领域保留国有制经济,一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垄断产业;二是公益性产业;三是社会无力承担的巨大投入产业如三峡工程等。

    面对着同样现实,其实大家都有共识,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即在现有的公有制模式下,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普遍低于非国有企业不适应社会主义(也许曹先生不愿戴这顶帽子)市场经济。但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低之根源及对策上,我们之间的观点或立场又截然对立。正好与您相反,我主张在眼下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范围内人间正道应“公有制、市场经济为体,私有制,计划经济为用”。曹先生所谓的国有企业“所有者非人格化”,若明白通俗点,某些行家们(如国资委的一些官员)是这般阐述:“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实际上是缺位的,国家代行所有者的权力,但无法等同于私人所有者,其利益关注点和监管的有效性都有本质差别;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公众公司,公众不可能直接经营管理,客观上存在着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从企业治理的效率上讲,通过委托代理关系进行管理是有成本的,多一层代理就多一层成本,效率也会降低;因此公有制在中小企业这个层面没有比较优势,不具备竞争力,要全部退出去;即使国有企业改革得好,它也只适合无法私有化的大企业,而不适合能够私有化的中小企业。”

    可实际上私有制条件下各式各样的委托代理关系,在任何形式上都不会比公有制条件下少,从某种意义上说,雇佣劳动全部等同于上述委托代理关系的具体形式。资本家不可能自己干完所有的工作,资本经营过程只能采取雇用劳动的方式,而只要是雇佣劳动,就必然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任何一个被雇佣者都不会受到所谓的产权激励,而是为了自身的目的完成所有者交给的工作。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上,公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没有本质的区别,怎么就能证明公有制企业不行呢?

    朱镕基就不相信“国有企业产权虚置”的判断。他于1993年接受德国《商报》记者采访时坚称“我不相信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益做不到象那些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一样好”,他说只要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所有权归国家,经营权归企业,“它们将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私营企业的模式运营,国有企业效益自然会好起来。”

    是的,公有制并不缺少道义上的理由,然而它却也不可离开了人性基础,违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进步性不是由于道德性,而是由于客观性。但我们却一直仍主要是注重从道德的角度去理解公有制,将权力道德化,不主张权力优越,不允许权力竞争,窒息了公有制企业权力者之创造活力与积极性,使公有制企业失去了理应比私有制企业更高的竞争力。权力道德化过去使公有制陷入困境,现在仍在使她陷入困境。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公有制的历史进步性,至所以未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具体实现,也未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具体实现,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政治领域权力体制上的权力道德化,否定权力优越,否定权力竞争。在计划经济下,她使我们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在市场经济下,她又使腐败始终困扰我们。尽管国有企业的权力者缺乏私有者对投资的自利关注,却仍可以是有其利益驱动。若否定权力道德化,问题似乎就变简单了。即承认行使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权需要一种极为复杂的综合能力,需要多方面的才干、知识及高尚的道德人格,权力者要真正担当起责任,把一个国有企业搞好,就犹如一家之长要把一个家庭搞好一样,要付出巨大的、艰辛的劳动与操心;而且,权力者代表公众利益行使公共权力,必然会处于各种利益、矛盾之焦点,这不仅要付出大量心血操劳,有时甚至还要承担人身财产安全方面的风险;所以,权力者理应也得到相应较丰厚的报酬和待遇——各种权力优越。

    据此,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低下与所有制并没有必然联系。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但生产关系并不仅仅或全部简单的就是等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它隐藏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与效率。生产资料所有制于利益、效率之间有着有条件的相对联系,但不存在无条件的绝对联系,其还取决于生产关系中除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最重要因素外其它别的也影响利益与效率的因素,如权力体制。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经营管理运作机制、企业家的素质这些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都无不与权力体制有关。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在产权,而在国家权力体制的集权,束缚了国有企业的自由。最突出的是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选拔上,国有企业无自己的自治权,完全由政府用党政干部的标准或按照上级领导者的好恶来选拔、任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靠集权治理体制下的干部提升制度,或辅之以民意测验制度,都难以选出有远见雄心,了解行业发展方向的国有企业经营人。这样产生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根本不具备企业家的素质,他们的主要精力和心思也根本不放在企业经营管理上;而是如何博取上级领导的赏识和重用,一旦企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则怎样逃避自己的责任。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他们领导下的国有企业还怎么能有市场竞争力?不能把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推上领导岗位,正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缺乏市场竞争力的最深层症结。国有企业缺乏的绝对不是“人才”,而是选人机制。国有企业的改革,首先应从国有企业高层经营管理者的产生机制自治做起,不再由政府指定任命,其报酬也不再由政府决定(但上要封顶,以消除剥削为度;下不保底,完全按劳分配)。改由国有企业自身通过董事会、监事会、职代会对其进行民主选择、民主监督。国有企业董事会、监事会、执行总裁由职代会上间接民主竞选,职代会代表则直接民主竞选产生。“调任”或“委派”都应当是从国有企业的选人机制中抹去的字眼,而新加入的应当是真正的“竞任”。我们必须牢记的是,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都应当按市场化方法。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者,除享有出资额的收益权和对国有企业的资产和经营活动进行监管的权利外,只能用行政法治的手段调整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

    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为企业法人代表,像私有企业主一样,充分自主地进行经营管理;其权、利大小也像私有企业主随企业兴衰而变化,企业发展做大,权、利便发展做大,反之在市场(政治和经济双重的)中被淘汰取代。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什么千辛万苦,千方百计;由市场引导企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以销定产,形成符合本企业生产条件和利益的产品结构;由市场引导企业确定合理的生产规模,争取较高的产销率;由市场决定价格,引导企业制订符合本企业产品实际情况的价格策略,赢得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选择最佳的采购、销售渠道及方式,争取较高的经济效益;由市场引导企业的采购、销售行为,建立企业间合理、顺畅、可靠的协作关系,等等不一而足。所有民营企业家能够做到的一切,利益机制之下加社会主义信念,国有企业家同样也能够做到。如华西村吴仁宝、大邱庄禹作敏、南街村王宏斌、刘庄史来贺……便还仅是十分不完善成熟的农村集体公有制经济发展工业生产中,无意间不自觉地产生因此不规范、不普遍的不同几个例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中国农民式的智慧,以及同样不完善成熟的城市公有制经济服装制造业中的上海三枪集团苏寿南、内蒙古鄂尔多斯集团王林祥、广东名瑞集团蔡民强……国有企业向国家上交利税后,全部所得自主支配,或用于扩大再生产,或用于改善职工福利、工资待遇,根据生产经营状况,由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决定,一切取决于国有企业发展壮大的需要,由市场引导、职工民主监督;国有企业职工为自由劳动者,是劳动力市场的主体,自主择业,自由流动,政府有责任保障其的一切合法权益。

    应放手让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上展开公平的竞争,国有资本无须退出所谓的“竞争性行业”,问题的关键是放开哪些行业的准入,让更多的外部竞争者给国有企业施加压力,如果国有企业能在这些行业继续有效地与私人企业竞争,那么就让他们继续经营。还应对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将垄断利润纳入公共财政,而不是通过出售国有股份而将垄断利润与部分民营企业甚至外资分享。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有在市场竞争中去实现,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公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一样,都面临着两种命运选择:要么适应市场竞争,以自身的优势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要么不适应市场竞争,逐渐被市场所淘汰。公有制企业只有在竞争中不断增强其活力,才能在与其他各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中,真正坚持其主体地位。市场自会选择最优者,而市场竞优的最后结果总是优于人为干预的状况。私有制有效率之根源,是经济私权力自然优越,进而引起经济私权力市场自然竞争;现行公有制低效率之根源,是公共权力道德化,进而引起公共权力腐败低效;反之,若否定公共权力道德化,实行公共权力优越,进而引起公共权力市场公平竞争,则公有制同样可以有效率。而且公有制消除了剥削,比私有制更能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竞争中,公有制理该完全可以胜出。打住,暂且论到这里,疏忽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指正。

    诗二首:

迎新祈福

曹思源

龙国遥望龙回首,

黎民总盼福再来。

百年多灾祈新运,

政体还需细剪裁。

注: 中华称龙之国,2012年为中国龙年。

 

龙年政改心声

何路社

苦海众生苦无边,

千年苍龙戏其间。

辞旧声中话国是,

祈祷龙年换新颜。

    注:“苦海众生苦无边”出自佛语“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千年苍龙指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专制政体。毛泽东曾经有词“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奈何其却“言行不一”。“辞旧声中”为双关语,实指新年将至,虚指革新政治体制呼声。“祈祷龙年换新颜”指明年中共将召开“十八大”,决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1-08 18:40:08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主题: 李荣融:我还没听到哪家民营企业骂国有企业,真正骂的是个别学者

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

国资委主任 李荣融

2011-12-30

     按语:2011年岁末,北京宣武门西大街国资委大楼8层。李荣融西装革履、一丝不苟,一如他留给外界的印象。作为国资委首任主任,李荣融在任七年零五个月。李荣融刚上任时,央企数量是196家,他卸任时,央企减到123家;李荣融接手时央企总利润为2400亿元,至他2010年8月离开时,央企实现利润超过1万亿元;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央企由7家世界500强,增长至38家。历史为改革者设定的命运都相似:在受到一部分人热情赞扬和全力支持的同时,也会遭到另一部分人的质疑。李荣融为央企设计的一系列加减法,未能远离“垄断”、“国进民退”、“大而不强”的批评。

    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央企背了垄断的黑锅。面对批评,李荣融说,我不怕批评,因为我的内心很坦荡,改革的信念从未动摇。培育30-50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依然是我一生的梦想。只要国企改革的体制不变,这个改革思路将会延续下去。

制度建设最宝贵

    我是国资委第一任主任,我特别珍惜我在任期间出台的这23个规章和193个规范性文件,这也是我们理论探索、实践探索的结晶。外界对其他方面可能各有说法,但我认为能够延续、持续发挥作用的就是法律法规。一直以来,我都很注重制度建设,我相信可持续下去不是人,而是制度。这也是我在无锡当厂长的时候就得出的一个体会。一个企业领导,获得了很多利润,你说对这个企业是不是贡献?是贡献。但我认为一个优秀领导最大的贡献在于制度建设,百年老店为什么能百年?靠的是制度。

    国企的责任感树立起来了。原来政府管得太多,国企没有责任,说到哪儿算哪儿。中央企业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党和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候,中央企业一定不辜负希望,这是我一直想要努力奋斗的。目前,我认为在关键时刻,中央企业的责任体现得不错,比如说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建国60周年大庆等。

     这23个规章和193个文件,只要体制不变,我认为是能够延续的,因为这些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是在十六大制定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下诞生的。没有这样的体制,也决不会有国资委今天的成就。而在十六大之前,我们所搞的一些改革已经证明,国有企业要搞好,以前的体制首先要变,体制不变的话搞不好。

    国企改革必须坚持的理念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尊重企业的发展规律,按规律办事。什么事都有规律,但人要清晰地看透规律,我认为不容易,也许有人究其一生都没有看透。对我触动最深的是美国安然公司倒闭,从安然公司出事开始,我就不断在思考这个问题,搞好企业的路子到底是什么?

    以前提过,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安然倒闭后,我想,我们努力了半天,就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又怎么样呢?安然是现代企业制度,还是倒了,什么原因呢?最后我提出来,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必要条件,搞好企业还需要有充分条件。直到雷曼兄弟出问题,我更坚定这个信心了。不管什么性质的企业,私有的还是国有的,共同遵守的一条就是要按规律办事,不按规律办,都得倒,按规律办都能搞成。

    搞好企业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律,就是要踏踏实实搞主业,搞主业的钱来得踏实,搞不熟悉的非主业不是投资,是投机,你又不擅长,不是投机是什么?搞企业的规律,有很多内涵,我总结成三句话:决策要科学、执行要高效、监督要有效。安然、雷曼出问题的关键,我认为是由于监督无力。

国企和民企是互相依存的

    谁资源配置效率高,就应该支持谁,而不应该问你是国有还是非公。

    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矛盾加深,国进民退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民营企业从来没有停止过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严格意义上就是私有企业,国外没民营这个概念,因为咱们怕“私有”这两个字。我认为不用怕,私有企业应该发展,你别看央企大多是大企业,但大企业不能离开中小企业,不能离开私有企业。

     现在有人说国进民退,讲这个话的人可以看看数据,客观说,民营企业和非公经济年年都在增长。有学者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数据为依据,批评国有企业占据了那么多资源、那么多土地,发展速度还不如民企。我认为,资源配置都有一个过程,我现在清华讲课,一半学生来自非公企业,可以说,我还没听到哪家民营企业骂国有企业,真正骂的是个别学者。应该是经验共交流,教训共汲取,竞争共提高。

    做企业的都懂,大家都是互相依存的,就好像一支篮球队,光有前锋没有后卫行吗?不行。今天投篮成绩比较好的可能是国企,但不等于说民企明天就一定是这个状态,它也会成长。作为国家队,没有理由只有国有企业,不选非公企业。谁优秀谁就出场,都是为中国争光的。做企业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国有还是非国有,仅仅是投资者不同。

    中小企业和央企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资源配置缺了中小企业能配置好吗? 要提高配置效率,把中小企业都拿掉会好吗?把非公经济都拿掉会好吗? 绝不会好的。历史已经证明,纯国有是搞不好的。现在讲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讲究优胜劣汰,谁资源配置效率高,就应该支持谁,而不应该问你是国有还是非公。

    所以中小企业一定要培育,这中间会有一批成长为大企业,甚至成为国际巨星。沙钢的沈文荣我也很尊重他,他搞得不错,现在也是世界500强;联想的柳传志、新希望的刘永好等都做得不错。企业家最懂企业,你有什么好的地方我来学习你,我有什么强的他来学习我。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不管他姓资姓社。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国企。不存在我们挤了谁,谁挤了我们。

    我不客气地讲,没有国有经济哪有非公经济今天的发展?国家给了非公企业不少优惠政策,优惠政策的背后就是钱,没有国有企业年年增长交的税,国家哪有钱给出来?但非公企业发展了,对整个国家是很大的贡献。优胜劣汰社会才会进步,所以我对国进民退这种观点不屑一顾。

扣上企业垄断的帽子不公平

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

    在垄断问题上,我认为央企背了黑锅。中国企业的垄断,是自然垄断多,不是企业自己用垄断去控制价格、控制市场,你说中石油、中石化,垄断什么呀?价格是国家有关部门定的,不是他们自己定的。中国三个石油公司加起来,还不如美国一个埃克森美孚。我认为给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企业扣上一个企业垄断的帽子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不是企业垄断,是自然垄断,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办事。十六大写得很明白,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

    国资委集中资源到少数几家大企业的思路也很明确,怎么去与垄断划清界限?我们原来讲产业集中度,一个行业10%企业要能产出80%才行,这个效率才高。没有集中度的行业,只有一群中小企业不可能到国际上竞争。但中小企业不是无所作为,他做的恰恰是大企业做不到的,给大企业配套。汽车发展史就是这样,原来汽车零部件全在福特公司自己做,慢慢都放出去了。这个是对的,要做到专业化。

    如果10%企业超过80%产出,甚至达到100%,就不行了。人们说中小企业的功能主要是解决就业,但忘了很重要一条,中小企业是为大企业树竞争对手的。不要小看今天的中小企业,他要路走对了,没几年他就变成大企业。苹果就是很好的例子。诺基亚也是,以前去过诺基亚几次,研发多强啊,现在也会扛不住,对此我感触很深。企业大小的位置不是固定的,是随着竞争力而变化的。

    这几年央企发展壮大了,但央企的“大”不是虚大,是有内容的“大”。我不能说很强,但在往强的方向上有了很大提高,今后还会继续提高,我有这个信心。

董事会制度的故事

    关于央企的董事会,如何能推动这个董事会制度? 我们是建立“规范的董事会”,董事会早就有了,我认为以前那些董事会有缺陷。按照我的说法,央企建设规范的董事会还处于初始阶段。董事会这一套思路,我们在决定搞之前,准备了三年。规范的董事会制度核心是解决“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新的董事会制度在央企里试点了不到两年,我们试点企业都说,这个办法行。不少试点企业还要求再多派两个外部董事,一个是懂点宏观经济的,因为通过金融危机以后,知道宏观经济很重要;第二个要求懂法律的。这样做有利于决策更科学。

    建设规范的董事会制度,核心是改变国企一把手的绝对权力。搞规范的董事会的方向是正确的,现在有了共识。原来没共识,反对的人不少,闲话也不少,主要的阻力还是观念。雷曼兄弟倒下,毛病出在决策上,他也有董事会,但董事会没发挥作用,富尔德(Richard Fuld)一人决策。所以,在企业里面没有权威是可悲的,但是依靠权威吃饭更可悲。

    搞董事会制度的第二个难点,中国的总经理好找,董事不好找,董事长更难找。因为董事长跟总经理有本质不同,工作方法也不一样,董事会是票决制,董事长本人也是一票,而且配了五个外部董事,他们不是上下级关系。原来副总经理属总经理管,你讲两句有意见的话,明天就请你走人了,他在这个关系下没办法保持独立。所以要派外部董事,企业内4个,国资委派5个,目的就是要营造一个独立的、客观的发表意见的环境。总经理要高效执行。

    为解决董事、董事长不好找的难题,启用了一批中央企业刚退下来的领导,这些企业领导不一般,从搞战术成长到战略思维。这批老领导经过在香港、新加坡和国内的培训,派到企业去当外部董事,实践证明他们很称职。

    董事长是搞决策的,不是权力的象征,他是责任的象征。在新公司治理当中,没有谁大谁小,你说董事长就比总经理大?没那个说法。干的活不一样,董事长是干决策的,他最大的功能是把董事的积极性发挥好,能够营造出一个独立、公正发表意见的场合,搞好科学决策,这个董事长就是优秀董事长。

    今年10月,美国白宫一位智囊团经济学家说,李荣融的改革思路是正确的,唯一的问题是要提高分红。我赞同他说的话,但对企业而言,要做到的是可持续分红,而不是一次分完了,明天公司就关门了。

    我们要维护企业的长久利益,不能太短视了,分红也一样。哪家企业营利能力提高,我认为就应该增加分红。但分红跟企业自身的发展要有一个合理比例,要考虑企业拥有足够的能力来支付未来的分红,也就是可持续分红的能力。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不太主张提高分红比例,原因就是还没走到那一步,应该留点钱给企业自身发展。

    今天,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应该逐步提高分红比例,提高投资者信心。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2012-01-08 22:54:15 收件人:"baiyimin001" <baiyimin001@sina.com> 日本如何应对“稀土危机”?

日本如何应对稀土危机?

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白益民

2011-11-28

    面对强劲的稀土需求,日本一方面向中国施压寄望继续获得廉价的稀土供应,另一方面,暗地里也开始积极拓展新的稀土来源。作为“工业的维生素”,稀土是一种不可再生的重要战略资源。中国以世界三分之一的储量供应了目前95%的稀土消费,同时也滋养了日本的电子工业。随着稀土储量的急剧减少与环境严重污染,中国祭出了稀土出口配额制。

    10月4日,日本、美国、欧盟等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关于稀土替代及技术研讨小组会,共计100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日美两国围绕日本企业出资开发美国稀土矿山、共同开发稀土资源的代替材料等问题展开讨论,同时还对风力发电机的发动机、硬盘基板等含有稀土元素的工业产品生产使用量减少方案进行了交流。事实上,面对“稀土危机”,日本早已开始进行应对和全新的布局。

    日本在华“产业变局”

    随着中国逐步收紧稀土供应,日本一方面在国际上制造舆论,向中国施压,另一方面积极拓展新的稀土来源。与此同时,日本企业大规模在我国稀土资源区投资设厂,在当地大量买入稀土原料和金属,简单加工后便运到国外进行深加工或储备,以此来有效地规避出口配额限制。例如目前仅在内蒙古就有近10家外资初级加工厂。

    日本的这一举措,已经让出口配额制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目前,日本早已渗透到国内的稀土行业之中,并通过合资的方式对中下游产业链进行层层掌控。例如,2002年10月,日本稀土生产企业昭和电工株式会社控股和中方组建合资企业,生产和销售高性能钕铁硼合金、其他稀土应用金属及合金。到了2006年,继在包头建厂后,日本昭和电工又在赣州设厂,南北重轻稀土全面出击。

    在中国出台稀土出口配额制后,更多日企以合作之名涉足国内稀土产业。2010年9月16日,日本第一稀元素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日本明和产业株式会社与益阳鸿源稀土有限公司合作稀土新材料项目,总投资4500万元,开发锆铈复合物及高纯度氧化钪等产品。

    除此之外,日本企业还通过“回收渠道”获得稀土资源。目前,日本三井物产综合商社利用从中国四川等地进口碎玻璃等“废弃物品”, 利用回收技术从中提取获得镧、铈等稀土元素。

    从碎玻璃中重新提取稀土元素的成本很低,技术难度也不大,因此,碎玻璃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原材料使用。而钕、镨、铒、铈等稀土元素都是极佳的玻璃着色剂,镧玻璃具有高折射、低色散特性,广泛用于制造各种透镜和高级照相机、摄像机镜头,尤其是高空摄影装置的镜头;铈防辐射玻璃,用于汽车玻璃和电视玻壳;钕玻璃用于激光材料,是巨型激光器最理想的材料,主要用于受控核聚变装置。

    这些大规模的碎玻璃进口,已经引起了中国当局的警觉,在2010年11月1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已禁止出口废碎玻璃。尽管如此,日本方面仍不死心。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三菱财团旗下的三菱材料公司(Mitsubishi Materials Corp)已经展开全力进行技术开发,以从废旧家电的磁铁中回收更多的稀土资源并进行再利用。根据计划,三菱材料公司将以低成本技术为研发重点,同时该公司希望在2014年之前将此技术运用到实际生产过程中。

    如果该项技术开发成功,那么三菱材料公司将能够从废旧空调压缩机的磁铁中回收钕和镝等金属。随后,三菱材料公司将对整个回收过程实施机械化处理并且研发其他技术来提高回收效率。日本六大财团之一的富士财团同样不甘示弱,旗下的综合商社丸红株式会社中从事铁矿渣业务的子公司丸红铁源公司正在参与稀土初级产品回收的研究活动。

    日本进军海外

    除了积极在稀土初级加工品上做文章,日本企业在海外也不断拓展稀土来源。2010年12月,日本三和财团的核心企业双日株式会社(Sojitz Corp.)宣布与澳稀土矿业公司莱纳斯公司(Lynas Corp.)就稀土金属的供应和开发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莱纳斯公司表示,与日本就关于快速跟踪稀土项目拓展已展开“高级别”会谈,以确保为日本市场提供额外供应。日前,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份基本协议,日本以约3亿美元购得10年8500吨/年稀土金属的购买权。对此,澳外长陆克文在与日本外务大臣前原诚司于2010年11月23日在堪培拉举行的会议结束后表示:“澳洲已准备好成为日本的长期、安全和可信赖的稀土供应国。”

    同样是2010年12月,日本住友商事和日立金属开始与美国最大稀土企业Molycorp洽谈合作。双方合作主要由日方提供出资、融资和技术输出,在美国合作开发稀土矿,开采的稀土主要提供给日本市场。由于中国2011年度稀土出口配额进一步下调,保障2011年度稀土需求成为日本最迫切的任务,据此协议,住友商事可获得从Molycorp公司所属的矿山调配铈、镧、钕等稀土资源的权益。

    除了海外拓展,日本政府也计划大规模开发沉积在日本周边太平洋海底的稀土资源。日本文部省表示,该省已经在2012年的预算中,增加了220亿日元的稀土资源开发调查费,这笔费用还包括建造一艘稀土资源调查船,计划用4年的时间来完成这艘高科技调查船的建造。东京大学的初步调查显示,在靠近冲绳的太平洋海底,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稀土的储量超过陆地的1000倍以上。

    “产商融”协力破局

    事实上,在面对“稀土危机”时,日本的稀土企业并不是孤立的。在日本独特的“产商融结合”模式下,他们和日本各大财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交叉持股,各大商社之间和商社与制造企业之间都建立了联系,而背后金融资本的支持,使得各大企业从不为资金的缺乏而发愁。

    在这种模式下,日本综合商社所形成的股权结构是一种贸易、实业、银行环形持股的结构,其最大的股东是金融机构。综合商社所发行的股票当中有一半以上为这些金融机构所持有。日本综合商社资产负债率都很高,主要靠借贷资金推动贸易规模的扩展。上述那些商社的股东同时也将大量的资金贷款给综合商社使用。因此可以说日本各大企业间早已形成了紧密的网状结构,在业务交流上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不能简单地从持股关系上判断企业间的从属关系,但这种联系却是实实在在的,同时也是有着历史的渊源的。

    在应对稀土危机之中,日本各大综合商社相互扶持,联袂出击,在国际上划分各自的“攻坚”范围,避免了恶性竞争,同时,如果在一处遇到困难,各大企业也可以随时伸出援手,渡过难关。对比之下,中海油和中石油在巴西手足相残似的恶性竞争让人唏嘘不已。尽管日本遭遇“稀土危机”,但在日本举国协力的机制下,中国的稀土出口配额制并不会对日本电子工业造成实质性冲击。

 

 



 

发件人:"iamlby" <iamlby@163.com> 2012-01-05 17:05:48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十二五建言:

引黄河之水,造蒙中绿洲

梁北岳

2011.12.18.

一 . 问题的提出

    蒙中,指乌兰察布盟——锡林浩特盟西部苏尼特左右旗,南起集宁、化德,北至二连,集二线两侧东西宽约240-300公里这块无河湖水系、几乎无地表水的半荒漠地域,有十万平方公里,是一块潜在的巨大宝地。风能资源富集是蒙中一大优势。这里正在大力发展风电。内蒙的风电场大部集中在此。此地散布着众多矿业和高耗能工业。这里距离华北负荷中心不远,在超高压输电距离范围内。

    风电的缺点是随机性、不稳定性、间歇性,它不像火电那样可将能量物质储存起来受控连续释放能量而稳恒发电,它不能参与调峰。风电还没实现大规模储存。光电也存在同样问题。因此,单纯的风电不能构成电网,只能做电网的补充部分,而且只能占很小比例。

    我国已发展起庞大的风电设备制造产业,已能满足爆炸式增长的需求,风电又是最有竞争力的清洁能源,减少碳排放的要求也呼唤风电大发展、增大风电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但风电的缺点往往被电网运营商所诟病,限制着风电的发展。这成为一对矛盾,亟待解决。出路在于配套兴建蓄能电站。目前经济可行的大规模蓄能方式唯有抽水蓄能电站。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建设抽水蓄能电站来为风电配套,解决调峰和不稳定问题,而不应靠增加火电厂来适应风电大量增加的形势、来为风电配套。

    这里所提的绿洲,是指在蒙中修复生态,大规模地搞人工培育的林场、草场。只要有水就能实现。本文提出一个构想:引黄河水作为水源保障,在蒙中建设以可再生能源-抽水蓄能电站系统为主体的特大型清洁能源基地,以此为基础,大量引进相应的工业,建成北方新兴大型工业基地;大量承载工业人口。为适应人的居住,大规模营造宜居的绿化环境。让半荒漠区变成一个草原森林环绕的工业城,在蒙中荒原崛起一个永续发展的综合产业新区。

二 . 相应的背景

    1. 内地环境形势严峻。经济发达的省份都是河湖水系丰富的省区,偏偏大量排废水的工业处于流域之中,造成许多省份地表之水几乎无水不污。

    2. 内地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合农耕的地方大量被工业占据,宜农耕地和宜养殖用地在快速减少。既怠害当代又透支子孙。

    3 . 内蒙中部有诸多有利条件:土地广大;居民稀少;无河湖水系;风能富集;矿产丰富;有大片平地也有众多山地;近黄河而取水易。由于富风且有山地,可建造风电场-抽水蓄能电站体系,可为高耗能工业提供足够的廉价电力;本地发电,就地用电。因无河湖水系,则无地表水污染之忧,不怕排废水的工业迁来落户。这样才是合理分布。

    一些高污染(这里主要指废水、废固)、高耗能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有重要位置,其产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也为国内市场所不可缺少,不宜一砍了之,事实上也难以限制,不如换个地方让其生存发展。我国地域差别大,此处不宜而别处无忧,应发挥我国回旋余地大这个优势。可逐步从内地引入两高工业,让鱼米之乡不再有工业污水的踪迹。

    4 . 内蒙中部地区荒漠化正在加剧。是到了生态“还债”的历史关头了。再不修复,待到大风年复一年刮走仅存的表土而剩下一片戈壁,几十年后将变得不可修复。

三 . 建言主要内容

    (一)建造引黄水渠

    为在蒙中这样一个干旱的半荒漠地带兴建以风电-抽水蓄能电站系统为主要电源的特大型能源基地、建成相应的大型工业中心、并修复生态、搞大型人造林场,最可行的办法是取黄河水。这需要建造引黄水渠。 【注:承德塞罕坝7千平方公里国家森林公园即为人造森林】
首先问题是,黄河水量够不够?

    据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资料显示,分配给河北天津的黄河水指标是20亿立方米,但实际使用4.5亿,有14.5亿立米黄河水未被实际使用。随着南水北调中、东线的开通,这部分未用指标将被计划置换它用。如不做它用,14亿立米/年的水量正好够打造蒙中绿洲用。

    下面看看各方面需水量:

    蓄能水库需求。以北京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为例:库容445万立米,水蒸发损失及补水量220亿立米/年(占50%),设计流量4.3立米/秒,装机80万kw,年发电量12亿kwh,折合满发小时数1500/年。假设要多蓄多发,大于十三陵库容——每个库一千万立米,则建20个蓄能水库只需2亿立米水,这是一次引入水量。以后只需补水,年补水量不过1亿立方左右。它可以为1600万kw风电装机容量配套,这已相当于北京电网最大负荷量。

    工业人口用水需求。假设引入500万工业人口,在节约用水的情况下(各方措施到位是可以做到的),人平生活用水2吨/月,年用水量不过一亿多吨。即使达到一千万人,也不过3亿吨需水量。事实上,生活污水可以直接用来浇灌树木和草地,通过复用可节约新水。【注:有二连市实例可证:生活污水直接浇灌市区园林效果好;污水库岸边杂草生长茂盛。】

    生态修复需水量。 假设给半荒漠的蒙中某区块每年持续提供补水,假设提供1亿立方/年,平均达到相当于500mm降水量(蒙中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不过200mm上下)的标准,那可以造多少亩林、草地呢?——可造299,850万亩;如提供3亿立米水,则可造899,550亩,折合600平方公里。这600平方公里土地有了植被变得湿润了以后,必将改变小气候,就可以逐步减少补水量,而将水源用来造更多的林、草场。年复一年这样持续下去,一年扩大一点,坚持20~30年,蒙中半荒漠将可变成万顷绿洲。

    工矿业用水。假设矿业再加上其它各类工业需水,每年给5、6亿吨指标,并尽可能处理后复用,应能在本区域支撑起相当庞大的耗水的工业群体。

    这样总计8-15亿立方水/年,足以支撑这片新区蓄能、生活、生态、工业用水需求了。结论是黄河水够用。须指出,靠抽取地下水改造荒漠是不可行、不可持续的。蒙中一带多年来靠抽取地下水搞工业矿业、求发展已经带来地下水位下降,从而促使地表日益干旱化。各地都存在此种情况。干旱地区大量强抽地下水只会带来生态持续恶化。

    笔者10月份到黄河入海口看到,河口宽阔浩淼,水势浩大,完全不是缺水的样子。黄河水不仅足够上中游人民用水,还够养育下游人民所用。引黄河之水造蒙中绿洲这件事还可实行缺水年份少引,丰水年份适当多引的办法。

    第二个问题是造价可否承受?

    从河套自西向东引到张北,水渠不过四、五百公里,按1万元1米计,需50亿元造价;即使2万/米,也不过百亿造价,可分批投入。水渠造价以国家现有的实力完全可以承担。

(二)用黄河水,造抽水蓄能电站

    1,蒙中具有完整的资源链。好在蒙中不仅多风,而且南部多山,造水库具备地形条件。唯一问题是本地无水源。好在河套地区不远,可引黄河水入蒙中。 黄河水资源——平坦空阔的大地(土地资源)——风能资源——大青山至大马群山等众多山地(抽水蓄能电站所必须)——这一串资源链是蒙中不可替代的地域优势,利用它可在蒙中建成一系列风电-抽水蓄能电站基地,可一举解决蓄能问题,形成稳定的优质电源,并可调峰;这将受到电网欢迎,使风电获得更大发展;并逐步以主角资格登上电力舞台,构成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电网。

   【注:美国也计划到2035年实现8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这证明并非不可能。】

    蒙中风电场还大有开发余地。目前所说“风场已被开发殆尽”,仅指沿公路附近的风场,再向公路两侧腹地延伸,还有更多可开发的风场。因此蒙中发展风电还大有潜力,有条件建成北方特大型清洁电源基地。这就是本项目的目标之一。

    2,电价问题。风电配套抽水蓄能电站后,度电成本会略有增加,但由于风电不消耗燃料,加之抽水蓄能发电总损耗只有25%,风电-抽水蓄能发电系统的度电成本不会超出可接受范围。同时,风电的巨大环境效益和对制造业的巨大拉动作用及其巨大社会效益也应考虑在内。

    应看到,内蒙发展煤电受水资源限制。虽然内蒙富煤,但煤电的缺点不仅是环境污染,而且耗水量太大。内蒙中、西部恰恰缺水。发展煤电必与农牧业争地下水,必导致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因此在内蒙发展煤电绝非上策。最佳选择是利用富风、富光的优势大力发展有抽水蓄能电站配套的可再生能源。

    (三)打造新兴工业中心和新绿洲

    1 ,大力引进排放废水的加工制造业。蒙中无河湖水系,不必担忧水污染。可以用挖大坑的方式来解决污水排放与存积问题。蒙中干旱,污水会极快蒸发;加之地皮多,不愁排放用地。随着今后技术进步,可酌情开展对沉淀物的处理和再利用。政策上在本地可降低污水排放标准,加上低价土地,在此办工业的成本会很低。这就可给我国众多的水污染工业提供一个低成本建厂和运营的诱人条件。中央政府可运用政策在若干年内推动内地水污染工业大量迁移至此。必要时可强制迁移。由于低成本,企业由本身的逐利性也会愿意迁移至此。

    2 ,大力引进高耗能工业。随着本地建成特大型清洁电源基地,可容纳高耗能工业。风电的度电成本是随着风电场年限的延长而降低的。在还贷期(一般约11年左右)内,度电成本四毛多钱;过了还贷期、投资收回后,度电成本只有一毛钱不到,这“大风刮来的电”比任何火电都便宜得多,加上蓄能发电所增成本,也将低于煤电,这正是高耗能工业所需的。

    3,大力营造林场和草场。有了黄河水就有条件人工营造和培育林场草场。有了大林场、大草场、大绿地,可以就地吸收抵消或转化工业废气,就可以使原来的半荒漠变得宜居,使这片新兴的工业热土留得住人。可以认定,引进这两类工业不会对本地环境增加不利影响。

    应看到,本项目产能过剩的风险小。电力,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到此落户的项目多为基础产业,需求量大,是产出可预见、可把握的项目。它可以是“四万亿拉动内需”计划之后,新的发展计划中可供长期吸纳大量投资的效益实在的大型综合项目。

四. 创建蒙中绿洲,实现多赢愿景

    蒙中绿洲的概念,是包括风电-蓄能电站、新兴工业基地,吸纳大量人口,还包括环境修复——改善蒙中半荒漠地貌,这样一个国家级特大型综合项目。用长时期努力,在蒙中大地造成一片我国北方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地、高耗能高污染(仅指水)工业基地、适于人口居住和劳动的永续发展的新绿洲。本项目的愿景是:引来黄河水,不仅可兴建设施草场,创造设施林业,还可就地发展起农业、畜牧业、养殖
业,就地提供部分食物来源。还将会改善局部气候。

    这里地势平担、广阔,可在这里发展大容量并网型光电。有了水,造就风-光互补加抽水蓄能电站的系统,将可使风光电实现电能大规模储存并参与调峰,将来可构成不用火电或不以其为主的清洁能源电网。

    吸引内地“两高”企业迁到蒙中,不强行萎缩掉我国那些高污染工业,而易地保留它,可保持我国产业门类齐全完整,保持我国国际竞争力,保持就业岗位不减。我国的污染工业布局将因此而有改善回旋的空间,达到减少内地水污染工业存在的目的。

    可大量种植耐寒耐旱、适合于造纸的灌木(如沙棘等类),为造纸业(水污染类工业)落户本地创造条件。大片树木、灌木成林后,还可发展起生物质新能源产业。

    内蒙的GDP将上更大的台阶。对本省区环境不仅不会造成恶化,反而会带来生态改善。

    将使京、津上空的沙尘得到更大改善。

    该新型人造绿洲,将这样规划建设:工业用水尽可能、民用水全部回收利用,推行科学严格全覆盖的节水机制;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完全分开,生活污水可以直接用于林场、草场,从而可节约上水;一切腐殖质、粪便等全部回收,发沼气后肥田;供暖用电而不用煤;电能全部来自本地可再生能源;所有建筑都是节能型;人均绿地是北京等大城市的十倍数十倍以上。要建成低碳生产消费与科学发展的典范新区。蒙中是最适合建成这种新区的地方。

    坚持一百年,将10万平方公里的蒙中半荒漠大地全都变成绿洲,这不是梦想,也不违背科学规律,不违背自然法则,经济上也可行。要从现在做起。

    不久的将来,还可利用蒙中大地平坦空旷、日照充足的优点,建造大型太阳能烟囱效应。

    热风发电系统,一个系统占地达一二十平方公里,大面积的玻璃罩之内本身就是一片设施农业园(农业大棚),水在其中小损耗反复循环使用,大量产出农、渔产品和电能。该系统将以优质稳定电能的资格并入本地电网。该系统模式如成功,建几百个,就可在蒙中新增上千万亩设施农业的高产田,可产粮百亿公斤;新增上千万、以至数千万kw电力装机容量。

    【注:上世纪80年代西班牙、德国已有这种系统的实验电厂。西班牙现已投运一个50MW的这种烟囱效应热风发电站;澳大利亚正在准备建造200MW的该系统;美国也在筹建3个。蒙中完全具备建造该系统的自然条件,我国也具备建造这种系统的能力。它的实现,将可进一步缩小煤电的份额。这可另行论证。】

    本大型综合项目如实现,将是我国修复利用荒漠的一大创造,将是21世纪一项伟大的资源开发和生态建设工程。随着一个新的大型工业基地的兴起,可大量接纳移民,可让大量失地农民有安身立命的新热土。这里不是单一产业基地,而是能源、工业、林草叶和农牧业同步发展的综合产业和宜居新区,因而定能永续发展。

进一步的设想

    推而广之,不仅蒙中适合上述构想、兴建这样的综合新区,内蒙其他地方也适合。内蒙全境基本上都富风、富矿,也就是说,既适合发展清洁能源,又可以就地消耗电能,又适合带动发展相关工业。这在内蒙是一个共同条件。

    可以这样设想:只要是富风、又没有河湖水系的、也不是旅游区的荒漠半荒漠地域,又有山地条件的,都可以兴建风电场-抽水蓄能电站系统,从而建成清洁可再生能源大型基地,都可以引进有废水排放的、高耗能的工业。例如蒙西的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这两个地方距离黄河都不远,便于引黄河水,造抽水蓄能电站。

    当然,有河湖水系的地域不适合引进水污染工业,如内蒙东部地区、呼和浩特市南部地区等。但只要富风、富矿、有山地,仍可兴建风电场-抽水蓄能电站系统,可形成能提供稳定电能的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因而地可引进高耗能工业。

    只要有水,都可以建设人工培育的草场、林场,都有条件兴建人造绿洲,也就都适合涵养人口,使其宜居而适宜发展工业。
通过引黄河水造绿洲、造可再生能源基地这样一个宏伟计划,将我国“两高”工业来一个重新分布,同时也将工业人口分布来一个调整,对内地稀释而集中到内蒙。

     这个宏伟计划,将可以吸纳数千亿乃至数万亿投资。这个计划是将“蛋糕”做大,而绝非衍生;全部是实体经济,而无泡沫成分。有多少资金投入,就会有多少物质财富产出、同时会有多少生态效益产生,而绝决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的GDP。

    建言人电话:13241937343 iamlby@163.com。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1-12-23 09:03:59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房宁 多党制下的政治性腐败

多党制下的政治性腐败

中国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 房宁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12-20

    社科报编者按:此文实地考察了东南亚的民主发展,具体地打破了对于抽象民主的迷信,其用脚做学问、用实践检验校正书斋知识的做法尤其值得我儒门中人学习借鉴。不知何种原因,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民主”可以治疗腐败。但在印度尼西亚调研时,一位来自一家重要智库的专家说道:“过去(指苏哈托统治时期)的贪污是在桌子底下,而现在(即实现民主化的时期)的贪污是把桌子一起‘吃’掉了。”会场上一片会心的笑声。经过在韩国、印尼和泰国的调研,我们逐步对于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中的腐败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并形成了一对概念:行政性腐败和政治性腐败。

威权体制下行政性腐败多发

    所谓行政性腐败,是指公务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和其他公共资源为个人及小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主要表现为贪污、受贿等等。行政性腐败在东亚自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至80 年代普遍实行的所谓“威权体制”下有较多发生,且在公众中产生深刻印象和强烈反感。

    一方面,由于威权体制下政府等公共权力机关拥有较多公共资源分配和管理职能,为利用公共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发生提供了较多客观条件。这一阶段,东亚各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社会差距迅速加大,掌握公共资源与权力的公务人员中心理失衡现象普遍发生,这是造成威权体制下行政性腐败现象大量发生的主观原因。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性腐败大多发生于公务人员,常见于政府官员与企业和居民打交道的过程中,因此易于为社会感知,造成的社会印象特别深刻,引发的社会反感亦十分强烈。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进入政治转型时期,一个个威权体制瓦解,代之以多元政治体制。人们也经常把这一过程称之为“民主化”。在多元体制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行政性腐败得到了相对于威权体制下更为有效的约束和治理。这主要得益于政治生活的公开化,社会监督特别是媒体的监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韩国,十分有效的国会监察与调查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有不同的情况,印尼、泰国在向多元体制转型过程中以及多元体制建立的初期,出现了行政性腐败进一步加剧的现象。其中重要原因是行政性腐败与政治性腐败的纠结,使整个社会进入了腐败进一步严重泛滥的时期。

多元民主体制下政治性腐败多发

    所谓政治性腐败,是指与政治行为有关的腐败,特别是与选举相关的政治行为所引发的腐败现象。政治性腐败主要表现是:因选举等政治需要,政治家、政党等政治精英与经济界结成的利益联盟,经济界向政治精英提供资金,政治精英利用政治权力,通过有偏好的政策、法律回报政治支持。相对于行政性腐败,政治性腐败主要发生于政、商两界之间,其手段大多是通过政策、法律制定,以特许经营以及垄断利润等形式进行“权钱交易”,因与公众距离较远,不易引起社会关注,是更加隐蔽的腐败。但由于政治性腐败涉及的利益巨大,一旦严重发展并经暴露,也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危机,如台湾的“红衫军”和韩国几任总统的腐败案件调查都引发了社会震荡和冲突对立。

    “政治卡特尔”,就是一种在实现多元民主转型后流行于东南亚国家的十分典型的政治性腐败形式,即在政党之间形成的腐败分赃同盟。国际学术界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理论,认为多党制条件下,由于党派之间的竞争而产生的相互监督有利于遏制腐败。但印尼及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经验证明,情况正好相反:在多党制条件下,政党之间不仅没有形成相互监督的遏制腐败机制,反倒是结成了腐败的分赃同盟,因此导致了所谓“政治卡特尔”现象。

    以腐败“把桌子一起‘吃’掉”的印尼来说,在实现民主化后,印尼出现了众多政党,举办世界上种类最多、层次最多和相对人口规模最大的选举,号称“世界上最大伊斯兰民主国家”。目前,印尼每年约有40 万人作为候选人参加各级各类选举。但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类选举中,任何一个政党都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源、影响力以及选票,因此倾向于结成政党联盟。在这当中,众多小党的主要政治行为是与大党联合组成政党联盟,政治目标并非参政、执政,而是通过向大党提供政治支持而获得利益回报。一旦共同推举的候选人赢得选举后,条件是必须提供服务,所谓“服务”当然就是利益回报,这样导致了严重的大规模政治腐败现象的发生。“政治卡特尔”的腐败形式,主要是执政党或议会大党通过立法或行政法规向为其提供支持的小党联盟——“政治卡特尔集团”输送利益。

    政治性腐败主要是围绕着选举产生。选举是有可计量成本的政治行为,因此,成功获得政治权力后的成本支付,就成为政治性腐败发生的体制性原因。作为选举回报的腐败,在东南亚有许多称谓:如“机会型腐败”、“政策型腐败”等等。“机会型腐败”是印尼智库人
员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是指政治家或其他掌握权力的官员利用制定特惠政策、法律为某些利益集团谋取利益,比如授予特许经营和垄断经营权利等等。一般来说,“机会型腐败”获取的利益巨大,与以个人行为为主的“行政性腐败”相比规模要大得多。而在泰国,似乎更倾
向于把这类腐败称为“政策型腐败”。

    政治性腐败在东亚国家实行多元民主转型后成为日益引起社会关注的问题。政治性腐败给多元民主政体造成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一方面,多元民主体制下经常发生的政党轮替使政治性腐败行为趋于短期化、严重化。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经选举上台,马上要进行政治回报,否则手中的权力也是“过期作废”。另一方面,政治性腐败因其政治性而更加难以防治。政治性腐败涉及政党乃至执政党的利益,因此往往会得到政治保护,即相关政党和利益集团对本方成员提供政治庇护。在东南亚人们经常看到这种现象:相互竞争的政党经常以反腐败为政治斗争武器攻击政治对手,而同时又以政治迫害为由,将腐败问题政治化,抵御对手以反腐败为武器对己方的攻击。最终以反腐败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各方又会以政治妥协代替和避免法律制裁,以政治交易结束利用反腐败名义进行的相互伤害。泰国的一位知名政治家告诉我们:在泰国不会有一个腐败案件会真正得到查处。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1-12-23 09:03:59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房宁 多党制下的政治性腐败

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终结

----解读新《国防授权法》

原标题:奥巴马将决定我们的命运

吉姆·加里森

原载:《哈芬顿邮报》 2011 年12 月15 日

    编者按:此文从宪政角度告诉了我们一个“911”之后的真实美国。可以预见的是,多元文化主义继在欧洲正式失败之后将在美国失败,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将抬头,如果不是盛行或统治的话。

    原编者注:美国2012 年度《国防授权法》已经分别由美国国会众参两院通过。该法案经众参两院协调后将提交给奥巴马。一旦奥巴马签字,该法案生效,美国公民的人身和民主权利将被严重侵犯。最新消息表明,奥巴马将不会动用否决权否决该法案。如该文作者指出的,该法案的实质是在法律上颠覆了美国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制度,并为美国在未来演变为一个独裁专制的警察国家奠定了法律基础。对世界近代史有所了解的同志可能知道,当年,希特勒就是在德国国会通过了所谓《授权法》以后而获得了不受约束的独裁权力。今天,美国资本主义又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国防授权法》而逐步地蚕食美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为未来建立资产阶级法西斯统治做法律上的准备。这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腐朽和垂死的表现,进一步证明了资本主义已经彻底堕落为历史上反动的社会制度,即将走向灭亡。

    美国2012 年度《国防授权法》,一旦经总统签字生效,实际上就是敲响了我们的宪政共和国的丧钟,同时标志着美国开始成为一个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警察国家。众议院和参议院已经分别在今年5 月26 日和12 月1 日通过了该法案。现在,巴拉克?奥巴马,作为一个宪
法问题专家,将做出最后的决定。奥巴马将决定,他自己在哈佛大学曾经学习和研究的《人权法案》,是否将被他亲自签字生效的法案所推翻。(译注:美国法律中所说的《人权法案》指的是美国宪法中关于保护公民人身和政治权利的条款,即美国宪法第一至第十修正案)
《国防授权法》的第1031 条和第1032 条规定,只要总统认为必要,政府就可以无限期地拘禁美国公民,而不再需要经过指控和审判。根据该法案,联邦政府官员只要基于怀疑就可以拘捕任何美国公民,而不再需要向任何法官出示证据并取得拘捕许可。政府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据,即可以中止任何一个美国公民的宪法权利。怀疑的理由可以是某人曾经在过去和现在参加过某“可疑组织”。如果政府官员认为某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么他们实际上将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可以任意地对一个守法公民实施逮捕、审讯和无限期羁押。该法案并且授权美国的陆海空三军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根据“国家安全”需要拘捕任何美国公民,而不需要经过法律上的正当程序。

    (译注:这里所说的“正当程序”即国内自由派法律界人士常说的“程序正义”)

    该法案一旦生效,被破坏的将不仅仅是美国宪法,而且是整个西方近代的司法传统。文明世界法律的最基本的观念,就是不经指控不可以任意拘捕人民,不经审讯不可以无限期地羁押被拘捕人。(译注:原作者这里所谓的“文明世界法律”显然反映了作者反动的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主义的思想)这些原则可以追溯到希腊罗马时代,自1215 年英国《大宪章》以后在英国普通法传统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得到进一步推广。美国宪法以及《人权法案》就是为了实践这些原则,并因而成为美国至高无上的法律。在美国宪法产生以后的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正是因为《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赋予了美国人民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美国才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景仰。然而,自从九一一事件以来,我们国家似乎受到了如此巨大的威胁,以至于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情愿废弃我们共和国赖以奠基的所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还要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继续存在下去,是否还要为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和正义而开疆辟土;或者,我们情愿成为一个军警国家,一个民主制度已经被银行家的腐败和军国主义侵蚀殆尽的国家。就像古希腊的斯巴达人那样,时时生活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之中?

    (译注:对于原作者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立场,读者可以不予理睬)

    早在九一一事件刚刚发生的头一个星期,美国国会就通过了《武装力量动用法》,允许美国政府动用美国的一切军事力量打击“恐怖主义”。一个月后,即2001 年10 月26 日,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爱国者法》。根据该法案,联邦政府官员可以以某公民参与了“不良组织”为理由对该公民实施起诉。这严重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公民有自由结社权利的规定。《爱国者法》授权政府无限期拘禁“恐怖主义”嫌疑犯,这又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政府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搜查和拘捕公民的规定。《爱国者法》授权政府可以不需要法官监督和许可,即可在任何时间获取任何公民的个人资料、金融交易资料和医疗资料,从而实际上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监视任何人。并且,政府在正常法律程序以外获得的证据,可以不必呈交给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这就在实际上取缔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关于保护公民隐私权的规定。《爱国者法》还规定,如果公民试图“通过胁迫和强迫”影响民众,则该公民的行为构成“国内恐怖主义”。按照此项规定,联邦政府完全可以将占领华尔街运动定义为“国内恐怖主义”,并且在没有法官监督的情况下,在宪法所规定的正当程序以外,以对付恐怖主义的办法来对付占领华尔街运动。

    在《爱国者法》通过两个星期以后,即2001 年11 月13 日,布什总统发布一号军事命令,授权美国行政部门和陆海空三军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对涉嫌恐怖主义活动的非美国公民实施抓捕、绑架和羁押。这项命令规定,美国行政部门和陆海空三军在实施以上步骤时,不需要任何证据。如果要对被抓捕者实施审判,则审判机关为军事法庭,而不是民事法庭;为了获得证据,可以对被抓捕者使用刑讯逼供。一旦被定罪,罪犯将无权上诉。

    一年后,2002 年11 月25 日,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国土安全法》。该法将美国境内外的所有情报组织统一为一个在总统领导下的情报网络。根据该法,美国情报机关拥有完全的自由可以收集美国境内任何人的任何信息,并且可以与盟国合作以收集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的任何信息。这就取消了美国在国内的和国外的情报部门之间传统上的区别。

    2006 年10 月17 日,国会又通过了《军事委任法》。该法实际上取消了国内外嫌犯的人身保护权利,即必须限时将被拘留人送交法院处理,而不得未经指控对嫌犯实施无限期羁押。根据该法,“任何人,如果帮助、教唆、劝导、指挥或努力于”为美国政府所认定的恐怖主义组织提供实际帮助,“均在被惩处之列”。

    同日,国会还通过了2007 年度《国防授权法》。该法修改了1807 年《起义法》和1878年《民团法》。《起义法》和《民团法》禁止美国政府在美国境内使用军队采取针对美国公民的行动。根据2007 年度《国防授权法》,不仅美国政府为了反恐目的可以采取针对美国公民的任何行动,而且还授权军队在美国境内为了反恐的目的实施作战行动。

     所有这一切与2012 年度的《国防授权法》一起,共同完成了美国由民主共和国变形为一个军警国家的不流血政变。2012 年《国防授权法》,是在埋葬宪法的棺材盖完全合上以前敲上的最后一颗钉子。整个美国从此变成了一个大战场。在这个战场中,美国政府和军队可以针对任何人– 不管这个人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也不管这个人是平民还是敌方战斗人员– 做他们想做的一切,而不受任何司法监督,也不受任何宪法约束。一旦《国防授权法》生效,《人权法案》将不再保护美国公民不受政府的侵犯,宪法也将不再是美国至高无上的法律。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1-30 10:11:1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轉寄︰ 智库简报103:兰德报告:与中国的冲突——前景、后果和威慑战略

与中国冲突的前景、后果和威慑战略

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

智库简报 2011年11月第4号 11月28日出版

    未来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和国防预算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美国旗鼓相当的竞争者。尽管如此,中国的安全利益和军力仍会继续以其周边地区为主。报告列出了中美爆发冲突的六种可能,最可能的是北韩垮台,第二是台海冲突,其他依序是网路战、南中国海、日本、印度。中美冲突或许会以网络战的形式爆发,并有可能仅限于此。中美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在上述这些情况下都不大可能。但这种判断的基础是美国有能力继续保持威慑,从而阻止那些可能引发这种冲突的行为。

    摘要:未来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和国防预算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美国旗鼓相当的竞争者。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中国的安全利益和军力仍会继续以其周边地区为主。以大致发生冲突的几率从高到低排序,[中国]可能会与以下国家或地区发生冲突:朝鲜半岛、台湾、一个或几个东南亚国家、印度。中美冲突或许会以网络战的形式爆发,并有可能仅限于此。我们认为中美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在上述这些情况下都不大可能。但这种判断的基础是美国有能力继续保持威慑,从而阻止那些可能引发这种冲突的行为。

    东亚最可能由于北韩垮台出现紧急情况,美国地面部队在这种局势下将至关重要。其他情况下则不太需要美军地面部队。虽然中国的整体军事能力在近期内无法与美国平起平坐,但它很快就会取得对其周边的局部优势:首先是在台湾和台湾周边地区,然后是稍远些的地区。其结果是,该地区争议目标的直接防御将逐渐变得越来越困难,最终变得完全不可能。因此,美国将在防御方面越来越依赖于各种战事升级手段,在威慑方面则越来越依赖于报复能力。在这方面,美国的核优势将不会有太大用处,因为中国具有二次打击能力,而且涉及的潜在冲突大都不会对美国带来生死攸关的后果。冲突还有可能蔓延到网络和经济领域。在这两种情况下,美国自身的弱点将让我们承受相当大的损失。对中国大陆军事目标进行常规打击可能是最佳的升级手段。但是冲突很有可能不会只局限在这一范围。改善直接防御效果并减少升级危险的一种手段,是美国帮助中国的诸多邻国提升军备、增强决心。这样的策略不应是——也不应被视作是——美国试图拉拢周边国家包围中国,否则会使中国的敌意更强。实际上,美国应该同时努力将中国纳入到安全合作的活动中来。这不仅可以避免美国在构筑反华联盟的嫌疑,而且也会使中国这个世界上第二大国为国际安全作出更多贡献。

    虽然中美都避免发生经济战,但一旦双方发生冲突,其经济后果将是史无前例的。这对双方而言都是有力的威慑力量,目前美国稍占上风。增强美国的经济实力,是确保互相依赖以及相关威慑保持平衡的最佳途径,能避免让这种平衡在今后几十年中滑向对美国严重不利的方向。

    既不能忽视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也不应夸大风险。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这类冲突的敌对方与中国不同,所需的应对能力也和旗鼓相当的对手有所不同。就单个事件而言,这些紧急情况相比与中国的冲突,影响要小得多,但总体而言,这些突发事件将影响中美两国互相交往的国际环境,并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对美国实力和决心的看法。

    与中国的冲突:前景、后果和威慑战略

    再过二十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防预算将有可能超过美国。如果中国愿意的话,它可以成为一个实力超过在鼎盛时期的苏联和纳粹德国的对手。但中国对于邻国既不谋求领土扩张,也不打算输出意识形态。它对赶超美国军费开支、取得与美国相当的全球部署、或承担超出其周边地区以外的防御任务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当然,其意图今后有可能会改变。但果然如此的话,因为要形成这些能力需要一定的时间,美国将很有可能事先收到大量的警报信号。

    虽然中国采取了谨慎而务实的政策,它与美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依然存在。随着中国的力量不断增加,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和后果会变得更加危险。在下文中,我们将讨论今后三十年期间,最有可能导致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原因。这些原因按其可能性从高到低排列。这些冲突都发生在与中国接壤的周边范围地区,因为我们相信中国的安全利益和力量都将聚焦于此。在所有这些情形下,我们都相信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高。但这种判断的基础是美国有能力继续保持威慑,从而阻止未来三十年间引发这种冲突的行为。在讨论完冲突的可能起因之后,我们将讨论这些情形对美国的作战行动将有何影响,以及它们对防御和威慑所提出的要求。我们检视了为确保与中国的冲突不会发生,美国所需要保持的能力。在本文结论部分,我们阐述了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方面应该采取何种长期战略。

     在今后15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预计大约会是美国的两倍。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GDP是美国GDP的40%。据兰德公司估算,到2025年,这个比例将达到50%。目前中国的国防开支占GDP的2.5%,约为美国这一比例的一半。虽然中国的国防开支近年来大幅增长,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持平甚至超出,但美国的国防预算自2001年之后增长得更快。因此,在2000年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中国的7倍,而到2010年则变为10倍。随着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事的结束,美国的军费开支比例很有可能会减少,但即使如此它也不太会降到中国的水平。兰德公司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国防开支将略超过美国的一半。当然,中国的全部国防开支都将集中在西太平洋地区,而美国的开支中只有一部分是用在该地区。

    学术界和情报界对这些数字的看法有很多分歧,因为它们是按照当前趋势对远期所做的估计,基础并不稳固。如果使用平价购买力而不是以汇率计算,中国赶超美国的速度将会快很多。平价购买力在反映人员开支方面更准确些,而汇率在设备——特别是高科技设备——的购置费用方面更准确。美国最为关注的中美竞争领域正是与高科技有关的。

    ★发生冲突的情况

   【北韩】

    以下几个原因可能会造成北韩的垮台:经济崩溃、金正日死后的权力交接之争、或在与南韩的战争中失败。不管是哪种原因,其国内的形式都将会是混乱的和令人迷惑的。为了获得食物,或为了逃避交战双方,几十万或数百万的平民将向北韩的边境地区转移。中央控制的消失,也会让北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和导弹处于险境。中国可能会在沈阳军区开展全面动员,并派遣相当数量的部队跨过鸭绿江,以便将难民控制在朝鲜半岛以内。

    美韩联军司令部在作战方面的首要考虑是掌握弹道导弹发射点和WMD所在地的安全。如果成建制的北韩部队依然存在,那么还需要消除朝鲜人民军(KPA)远程炮兵阵地对首尔的威胁。要实现这些任务,就必须侧重于特种作战部队、武力突入强行进入和空运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将会对美、韩武力进入到非军事区以北而感到不安,因而可能会派遣自己的部队进入北韩(如果此时它尚未这么做的话),既为弹压骚乱,也为防止美韩接管北韩全境。

     尽管韩国将会为这类任务提供相当数量的部队和军力,他们没有足够能力应付北韩彻底垮台所带来的大范围影响和复杂局面。因而需要美军地面部队大量地广泛地介入,以迅速夺取并控制众多地区。其中有些地区面积很大。仅靠特种作战部队和化学、生物、放射、核、高爆(CBRNE)部队无法应付这种局势。

    在此情况下,不论是否事出偶然,美、中军队出现对抗的可能性将会比较高,并且冲突很有可能升级。除了需要介入并处理北韩垮台所带来的直接后果,美国也将不得不面对选择哪种结局的棘手问题:是统一(我们的盟友韩国希望看到这样的结局)还是继续分治(中国非常倾向于这一结局)。

   【台湾】

    虽然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改善了,还在进一步改善中,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双方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也就是台湾岛最终的地位问题能否解决,何时解决,如何解决。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呢,还是被大陆所统一?只要这一根本性的分歧存在,台湾海峡的冲突可能就存在。

    海峡两岸的冲突可能以多种形式发生,从中国大陆禁止台湾口岸通航,到以不同的强度炮击台湾的多处目标,再到试图直接入侵。美国如果要直接介入到任何这样的紧急事态的话,其目标都应该是阻止中国大陆强行征服台湾,并尽可能减少对台湾的军队、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失。美国的核心任务包括防止中国夺取空中和海上制导权,控制北京的地面攻击导弹所能造成的影响,这些都需要积极防御、消极防御,以及进攻行动的有机结合,包括美国在保卫台湾时可能发动打击大陆目标的攻击,所有参与方都要冒局势升级的风险。事实上,中国可能考虑在先,并想先发制人,在这一地区发起对美国目标的攻击。

    随着中国大陆继续推进军队现代化,美国确保防卫台湾的能力也受到了侵蚀。在近期,中国大陆正在具备可以威胁到美国的陆地和海上的军力投射平台的能力——也就是威胁美国的空军基地和航空母舰,以及台湾自身的防御能力。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正在发生再平衡,这一趋势看起来不可逆转,即使决意进行局部抵抗的话,要实现两栖登陆也非常困难,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台湾的直接防御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挑战,在未来数年中还会越来越难。

    【网络战】

    中美的网络战可能是两国武装敌对的一部分,或是它的前奏。又或者,它仅仅只会始于网络空间、限于网络空间。这里引述的情况则主要指后者,虽然网络战有可能引发武装冲突。

    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多次入侵美国网络,搜寻敏感数据,而没有遭到美方报复;解放军可能会寻求并获准干扰美国收集和散布关于中国战略核计划项目方面的情报。中国的文职领导人可能没意识到,这种行动将被美方判定为网络攻击,从而招致报复。此类袭击可能会破坏美国赖以收集关键情报包括发出警告的系统。如果有确凿证据证明是解放军发动攻击,美国可能会决定进行报复。鉴于美国很难访问对应的解放军的情报网络,美国可能会报复支撑中国的运输系统的网络,包括商业航运和军事后勤,以此发出对冲突升级的危险性的警告。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将会立竿见影。此外,由于美国侦查中国军队的能力下降,太平洋司令部(PACOM)将被下令提高其警戒级别。若是中国不希望升级成为武装冲突,它可以以“软杀伤”(例如,通讯链路干扰)进行回应,攻击支撑太平洋战区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C4ISR)网格的美国卫星,美国也会做出类似响应。由于中国和美国的网络防御对如此庞大和复杂的攻击都抵御不足,双方可能诉诸反击,希望能保持威慑。随着网络战升级,中国和美国的重要网络可能遭受暂时的,但是重大的损失,给股票、货币、信贷,和贸易市场造成冲击。虽然双方避免将对抗升级为热战,经济损失可能相当之巨。中美在伊朗问题上的合作将会停摆,朝鲜半岛局势可能升温。不会有人员伤亡——而是广泛的损失,紧张对立,对网络安全信心全失。这场网络战没有“赢家”。

    【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地区有许多潜在的导火索。一定程度上,中国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区域的主权,与数个相关国家的主张相对立;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西沙群岛(Paracel)和南沙群岛(Spratly)附近地区发生了有限的冲突。海洋对峙可能导致更广泛的冲突,例如,越南和中国之间的海洋争端升级为两国之间的陆地战争。当南中国海或其周边危机升级,美国盟国菲律宾可能会诉诸华盛顿。中国最近声称,该地区是其专属经济区(EEZ)的一部分,因此应受中国控制;这种声称是对全球自由航行规范的测试,并直接挑战美国在东亚的利益。

    根据冲突的性质及严重程度,美国的行动目的可能小至实施航行自由,对抗中国企图控制南中国海海域活动的努力;大至在东南亚发生陆地战争时,协防菲律宾,防止空中或海上进攻,或者援助越南,保卫另一盟国泰国。

    一旦南中国海或东南亚发生冲突,局势将要求美国空军和海军力量确保要由友军主导战争。地面战争可能要求美国陆军介入——尤其是特种部队和具有强行进入能力的部队。

    目前,中国将大量军力投射到南中国海区域的能力相当有限;特别是,解放军的陆基战斗机无法在远离基地的范围内有效作战。如果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建造航空母舰,发展空中加油能力,这一情势将发生变化。在未来20年内,南中国海和东南亚的直接防御仍然是一个可行的战略。

    【日本】

    中日关系仍然存在争议,这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从中国方面看,日本从19世纪末到1945年的行为引发中国的愤怒、恐惧,和不满,这一情绪持续至今;而且在中国眼中,日本看起来不够敏感,常常做出侮辱性的行为,频频伤害中国人的感情。其次,目前在尖阁列岛/钓鱼岛存在领土争端,双方对中国东海专属经济区的主张重叠,这些争端不断刺激两国关系。如果中国东海发生海上事件,或者因为海上问题而恶语相向,局势升级,两国很可能发生冲突。

    如果中日发生争端,美国的目标是协防日本;同时,尽管中国“崛起”,美国仍然保持是亚洲国家首选安全合作伙伴这一地位。这样做将需要我们帮助减少日本及其军力损失,恢复相关的空运和海运的主导权。这可能需要美国和日本考虑对大陆目标进行空袭,也要考虑随之而来的战争逐步升级的危险。

     随着中国军力增长,尤其是其海军、空军和导弹投射力量的增强,美国处理此类冲突的代价将稳步增长。只要美军不从西太平洋撤出,日本自卫能力没有大幅减少,在未来二三十年间,对日本的直接防御策略仍然是可信的,虽然会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印度】

     中国和印度对彼此认为对方是亚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对手;如果在其长期有争议的共同边界上发生事件,或在应对失败邻国如缅甸时发生争端,两国可能引发冲突。如果两个世界人口大国发生上述冲突,由于双方都拥有核武器,冲突存在着逐步升级的风险。

    在这两种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寻求置身度外;其首要关注是,居住在该地区成千上万的美国平民的安全,以及可能需要在一个或多个受影响国家执行大规模和复杂的非战斗人员(NEOs)的撤离行动。这一行动的政治障碍十分复杂,其挑战令人生畏;需要大量的海空军力量和地面部队。美国可能会扩大对印度的公开的外交支持,并悄悄地为新德里提供情报和军事装备。美国的战略目标将是阻止中国获胜,同时避免战争的垂直升级(即使用常规或核弹道导弹)或横向升级(例如,巴基斯坦参战)。

    ★行动的影响

    上述预案代表了在未来十年中,美国可能面临的涉华军事突发事件。它们表明,虽然中美可能不会全面开战,但美国需要大量先进军事能力,威慑或战胜不断增长的中国势力,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稳定,保证美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这无疑受到解放军不断增长的军力影响,同时也受限于冲突发生的多样化环境、地理和领域——陆地、海洋、天空、太空及网络。在北韩,可能需要美国的地面部队,战术空军,空袭和特种作战部队。在台湾,将需要全系海空力量;在南中国海,需要美国的海洋优势。

    此外,基于这些突发事件发生的距离,可能的强度和美军的行动理念,这些事件可能要求美国大量的C4ISR能力(大部分基于太空)。除朝鲜半岛之外,这些突发事件不需要大量的美军地面部队。除朝鲜半岛外,美国也不大可能在东亚的其他地方卷入大规模的地面作战。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北韩崩溃的情况,这很可能导致和中国竞争,但可能不会与中国公开冲突;然而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需要调用大量的地面力量。

    一般来说,美军进行直接防御作为行动选择之一是可行的,尽管各地区对直接防御信心不一,从南中国海(高)到北韩(中),到台湾(中低)。这是地理位势的结果,迄今为止,中国一直在改善其反介入,区域封锁,及其有限的投送能力,例如,短程导弹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对台军事部署尤为突出。未来几年,中国将很难在朝鲜半岛发生的紧急情况中利用这些优势;而南中国海位于中国传感器、通信和导弹势力范围之外,军力投射也要少得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能够逐步提高目前就有的反介入优势,将其扩展到太平洋、东北亚地区,并最终到达东南亚。此外,中国网络战和反卫星(ASAT)能力,可能即时破坏美国的C4ISR系统,从而破坏直接防御。总之,在前线作战的美军可能变得更加脆弱,而这正是中国军事投资和部署的重中之重。

    由于美国军事和作战理念依赖计算机网络和基于太空的C4ISR系统,中国又不断发展和使用网络战和反卫星武器,这大大加剧了美军进行直接防御的困难。出于这个原因,解放军似乎认为,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对峙将有利于中国,因此可能会在这些方面发动战端。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不断将军力和C4ISR系统扩展到太平洋,他们也将会成为美国的网络战和反卫星武器攻击的目标。在任何情况下,即使中美两国间武装冲突不是由这些新领域的战争决定,也会受到其越来越大的影响。

    由于直接防御能力受到侵蚀,美国将升级武器、扩大地域范围和打击目标,以期恢复战场生存能力,打击中国的部队、发射架、传感器和大陆的其他战力(或对这一地区战场之外的地方这么做)。此外,由于解放军发展网络战和反卫星的能力依靠的是先进的C4ISR,美国将不得不考虑打击中国的卫星和计算机网络。因此,这些趋势将导致双方都扩大打击目标,以获取对某一特定地理目标的优势,无论这种优势是否有限。即使中美不大可能进入全面作战,确保直接防御的难度在加大,这一情势影响深远;因为这可能会刺激中国冒险行动,增加美国的顾虑;当美国盟国或中国邻国在争端中面临一个更加强势的中国时,这会削弱它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趋势来源于中国总体上的科技进步,军费开支可持续增长,解放军的改革,军事理念的更新,以及美中之间的地理距离。另一方面,大多数的中国邻国也在经济和技术上取得发展,一些国家选择保持军事质量与时俱进,即使他们不能赶上中国在军事领域数量上的增长。

    除非未来技术发展出现不可预知的突破,可以保证美军和C4ISR系统的强健,美国不可能,也无财力支持与上述趋势对抗。防守台湾对美军来说已经是一个问题(例如,航母和附近的空军基地);如果美国在未来的北韩崩溃或东南亚危机中与中国对抗,其作战选择也很艰难。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会感到需要越来越多地依赖远程打击能力,和不易被中国破坏的其他能力。随着美国前线作战部队的生存能力下降,必须增加空袭的范围。美军在西太平洋战区的作战重点将发生改变,从有限地域的直接防御转变为响应逐步升级;最终,如果这些不足以达到作战目标,则将从基于阻隔的威慑转为基于反击报复的威慑战略。这一战略转变的速度随地域而不同,将首先发生在台湾,然后是东北亚,再接下来是东南亚。

    这将使美国在未来面临选择,是让战争升级——以及基于中国害怕战争升级的威慑——或者不介入在中国邻近的敌对行动,以防导致直接的武装冲突。升级可以采取几条路径。从最严厉的开始,美国可以更明确地阐明一直都晦暗不明的对华战略:如果常规防御失败,如果美军面临失败,或者美国在该地区的核心利益受损,美国将威胁对华使用核武器。然而,上述几种预案都不涉及美国的重大利益。此外,无论今天美国核威胁的可信度多么低,未来只会变得更低;因为中国有着坚定的决心和足够的能力,具备可生存的二次打击能力这一威慑力量能够击败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例如,通过机动洲际弹道导弹[ICBM],潜射弹道导弹[SLBM],多弹头大气层重入运载器/多弹头分导重入运载器[MRV/MIRV]和穿透辅助系统)。

    美国更合理的、更恰当的升级路径是摧毁中国卫星和计算机网络,首先攻击支撑中国军队运作的卫星和网络。在反卫星战和网络战中,很容易想象对峙是如何开始的——双方可能开始攻击关键的民用和商用太空系统和网络——却很难想象这一战事将如何结束。其主要原因是,美军和中国解放军使用的太空和网络基础设施从本质上讲,都是军民两用的。令问题更复杂的是,双方的升级都以进攻为主;而面对这样的强力攻击,双方的卫星和计算机系统极其难以防御,或代价太高。尽管美国的反卫星武器和网络战能力相当强,但美国在太空战和网络战升级中所受的损失却不亚于中国;因为美国的军事和情报系统,以及经济的良好运转更加依赖这些网络。

     也许美国最有希望、最可信、风险最小,而且副作用最小的军事升级路径是使用常规精确打击袭击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域的作战和后勤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将从可生存平台发动,可以超出中国的中程导弹的作战范围,美国就可以重获其科技(打击任意距离目标)和地理优势。它也可以停止或逆转美国C4ISR系统在面临中国网络和反卫星系统攻击时的脆弱性。如果美国恢复这一优势地位,它将保持多久,这将有赖于中国需要多久来扩张其监测、定位和打击能力。鉴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潜力,这个问题的答案对美国长期规划来说可能无法让人高枕无忧。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常规作战的升级,和基于这一点的威慑能力,都将会提高中国方面也升级行动的风险,包括在网络战和反卫星作战中——美国可以通过谨慎选择攻击目标(避免攻击战略要地、平民、经济和领导人目标)减轻这一风险,但无法消除;而这一风险无疑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长。对中国核力量的指挥和控制的常规威胁甚至可能引起中国的核武器响应。

    ★经济战

    当军事行动风险过高、性价比低,冒着可能被羞辱的危险,经济制裁常常成为美国的一个选择。但是考虑到美中经济互相依存度如此之高、如此之深,中国可不是一般的国家。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中国的确会失去出口收入、利息和信贷流动性受损、投资回报下降、关键进口商品短缺(石油、食品和大宗商品),其经济会受到灾难性的影响,也可能会影响到国内稳定。但是,经济制裁同样会影响美国的证券和信贷市场、美元汇率、通货膨胀、投资、消费和就业,虽然只是GDP的几个百分点,但同样也会是灾难性和持久的。针对中国的经济战更准确地说是一场包括中国和美国的主要贷款人以及制造品供应商的一场大战。这样的经济战可能导致一场比2008-2009的金融危机糟糕得多的全球紧缩。

     因此,这个决定性的问题就是对美国来说,它是否能设计出一些经济措施,可以让中国受到不对称的重大打击,同时可以兼顾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这种措施之一就是干预给中国运送石油的海上通道(即使是在战争中,干预食品运输可能也超过出可接受的范围。)

    但是,石油运输路线和布局是涉及整个区域的,包括日本可能都要因为美国要封锁中国贸易而受到影响。当然,中国会把这样的行动当成是想削弱其经济的重大的局势升级之举,认为这将威胁到国内稳定和政权本身。中国已经在扩张战略石油储备,在建设经过中亚的数条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这种危险,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报复。

    ★战略选项

    在未来数十年内,美国要在中国周边范围内保障其朋友和盟友的能力将逐渐减弱。如果美国决心采用横向或纵向的升级手段的话,这一弱点可以被抵消。不过,在这个方面中国也有选择。对美国来说,基于升级的战略和最终通过报复行动来进行威慑,实现同样的目标在未来会比在过去有更大的风险。美国在此地区的利益可能不值得冒这种加大了的风险。这也说明了有必要用其他的劝阻、抵制和说服手段来作为对军事威慑的补充。

    ★确保经济互毁(MAED)

    因为不会出现核大战,与中国发生的任何冲突充其量可能就会出现在经济领域。如果美中出现任何重大的武装冲突,即使双方都避免使用经济武器,结果也会造成大量的和相互的经济损失。这两国的经济体是互相关联的,也与世界相联,紧密程度为史上最强。这种互相依存可以是一种威力巨大的威慑,结果是双方的经济必定遭到互毁。如果目前进行优势对比的话,美国还占着上风,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一场对抗中的赢家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

    经济互毁过程和传统的互毁(MAD)有所不同。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把军事冲突的升级限制在核战争之下是有可能。不过要为经济上出现的后果设限则不可能。当美中的海军在台湾或南中国海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就不会再继续购买美国的联邦债券了。苹果公司也不能从中国的工厂运回iPad了。市场会预期美中贸易和世界贸易都会大受干扰,并且会出现更多后果,哪怕北京和华盛顿都想为损失设定上限。

     在互毁的情况下,即使是更弱的一方也会从这种相互的、不均衡的毁坏中获得威慑力量,在未来数十年内可能会走到这一步。但是,如果这种依存度已经滑得太远,变得不利于美国一边,要保护美国在东亚的那些即使不算生死攸关,也是不可忽视的美国利益,这就不再是一种有效的威慑中国优势的方式。这不是说要力求将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浪费了现存的威慑力量,而现在这股力量还很强大。这是要确保这种依存不要严重地不利于美国的原因之一。有一种经常提到的说法是强大的经济是强大的国防的基础。在中国问题上,强大的美国经济不仅仅是强大的国防的基础,对于想冒险的中国来说,强大的经济本身就是最好的防御。

    ★外交依赖

     如果近期,美国当地的直接防御能力在中国的反介入能力下受到威胁,那么,从中期和远期来看,美国要升级战事就会受限于不断加大的风险和不断增长的中国军力范围,在有中国军队参与的地区紧张状态下,美国可能会渐渐地失去恰当的军事行动的选项。正如以上提及的几种预案表明,在不涉及重要的美国利益时,这可能会让美国在权衡了紧张态势后,决定不进行干预,除非中国进行了直接和大规模的入侵——要说明的一点是,从当前中国使用武力的模式中看不出它会这么做——这可能会更依赖于美国的外交和以满足中国利益的方式来进行安抚,特别是在他们有明确诉求的时候。当然,由于其直接防御的能力越来越弱,而战局被扩大的风险越来越大,美国对局势的威慑能力也就因此越来越小,这些都会削弱美国在纠纷处理结果上的影响力,无论是在海洋上,还是区域问题上,抑或是在北韩和台湾的命运问题上都是如此。

    ★建设合作伙伴的能力

     避免直接的军事对抗、避免局势升级并不等于说,美国在特定的紧张状态下和总体的区域安全问题上只能消极被动。美国在这一区域有非常强有力的联盟,日本、南韩和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现存的和潜在的合作伙
伴,它们已经对中国不断增长的权力和傲慢感到愤怒了。去年局势的演变也表明了这一点。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邻国的决心在减弱。无论这种模式是会持续,还是会加强,还是会转弱,其原因都是中国的能力增强,可以直接对抗美国的防御,或中和美国的升级措施,而这都要取决于美国如何鼓励区域各国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站出来”与中国抗争。

    在美国寻找鼓励本地参与者更多地靠自己的途径时,美国也需要避免两大可能的失误。一是她要避免把承诺延伸到她未必能实现的地步,这么做实际上降低了增强本地国防力量的动力。第二,无论美国想不想被看作是想和东亚联合起来对抗中国——到目前为止她还是小心翼翼,避免这么做——但这可能刺激了与中国进行军备竞赛,而至少在区域范围,要美国赢得这一竞赛的压力很大。

     如果美国转向同时“接触中国”的双重战略,包括区域安全合作,这可以支持中国的东亚邻居,也可以让它们更有能力,这可能会有助于地区稳定、保持美国的影响力,如果不能推进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至少也可以保护之。让盟国和伙伴的军事力量更有力,也就增加了中国进犯的成本,这有两大基本组成部分:(1)提供只有美国才能具备的关键能力(如监控和定位):(2)通过反升级来威慑中国的升级选择,包括在空间战的攻防,还有就是在真的涉及美国利益的罕见情况下进行核威慑。

    ★调整美中关系的重心

    美中关系的上空笼罩着不信任和怀疑的阴云,这形成了相当大的安全困境。如果视而不见,这种态势可能会失控。想要改变的话需要美国和中国都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亚洲和超出亚洲的国家安全目标和战略前提。美中竞争不应该被认为是零和游戏;事实上,美国有着很强的利益动机来改变这种看法。当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旗鼓相当的竞争者的时候,它也同样有潜力成为在防务和经济领域的更强大的合作伙伴。当前,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负担着当世界警察这样不成比例的重担,要保护国际贸易和旅行,也要维护国际安全。中国和世界上多数的国家一样,是美国的这些努力的搭便车者。即使未来数十年,美国想要在东亚地区保持其防卫承诺,推进其利益,但同时鼓励世界其他正在出现的强国为国际和平和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也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因此,中国在印度洋上打击海盗的努力,和它对联合国维和任务中越来越感兴趣的事实,应该成为加强美中合作的基础。从长期来看,美国需要寻找其他的方式来利用中国力量,同时也约束它。如果从相对强势的角度来这么做的话会更容易也更安全,也就是说,要尽早地开始这种合作。

    ★结论

    随着时间流逝及中国能力的增强,美国可能发现它自己被迫要从封锁威慑转向报复威慑,前者的基础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直接保卫其利益和盟友的能力,后者的基础是在局面升级的威胁下,利用远程武器和更容易生存的平台。假设在美国做好了对中国大陆进行常规打击的准备,那么美国将在一定时期内有控制局面是否升级的主导性。但中国也有可能发展出自己的升级选项,包括反卫星武器和攻击性网络战能力,因此也就加大了美国在冲突升级后所面临的风险。中国在战略核武方面的提升,以及最可能出现的中美冲突中情景只会对美国造成有限损害等因素,降低了美国威胁使用核武的可信度。

    改善直接防御和降低冲突升级的风险的方法之一是美国可以加强中国邻国的能力,巩固它们的决心。这样的策略可以提升中国使用武力的成本、防止中国不惜牺牲区域稳定和美国的利益而独断专行。这样的战略不是,也不应该视作美国想要包围中国或联合整个区域对抗中国,以免让中国产生更强的敌意。事实上,也应该做出同样的努力把中国拉进合作性的防卫行动中,这不仅可以避免美国显得是在结成反华联盟,也可以获得世界第二大强国在国际安全方面的更大的贡献。对前述的一些冲突预案,美国应该继续探索合作性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北韩崩溃,就可以成为美中合作的机遇之一。

    即使双方避免了经济战,一旦中美之间发生冲突,其经济后果也会是史无前例的。这是一种强大的相互威慑,目前美国稍占上风。在未来数十年,加强美国经济是保证这种互相依存和相关威慑的平衡不会滑向对美国非常不利的位置的最好方法。

    尽管不应忽视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但也不应夸大这一风险。还有其他很多冲突更有可能发生,而我们现在很难预测。正如没人能预测到1998年我们涉足巴尔干,2001年9月10日我们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而近在半年之前,我们都不知道现在要对利比亚做出什么承诺。这些冲突中,对手都和中国相当不同,因而需要美国具备的能力也与跟应对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所需的能力十分不同。上述的冲突中每一项的紧急情况都比与中国冲突后果要小,但是综合起来,它们形成了这样的国际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参与双方进行了互动,这也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对美国的力量和决心的看法。成功地处理这些小的挑战可能是确保我们一直不必卷入更大的冲突之中的最好方式。

战略与管理杂志社
——————————————————————————————
地址:北京市阜成路2号钓鱼台国宾馆6号楼
电话:58876905 传真:58876906
电邮: tiger@pku.org.cn
2011年11月28日 星期一。
 

 

 


 

其它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1-11 10:19:54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中国改革论坛会议综述

现状与未来——探究建设性改革路径

程敏

2012-1-4

   2011 年 12 月 3 日 ,在邓小平为推动陷入停滞的改革发表南方讲话二十周年来临之际,为探讨深化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经济观察报社共同主办的“ 2011 中国改革论坛”在北京举行,江平、胡德平、保育钧、郭道晖、 李楯、 秦晓、陈小鲁、何迪、陈全生、王公义、周为民、周天勇、王海光、蔡霞、孙立平、马立诚、雷颐、石小敏、马晓力、黄方毅、张宏遵、虞崇胜、唐欣、于建嵘 、秦晖、杨继绳、 吴思、张剑荆、袁绪程、盛平、新望、章立凡、陈有西、王占阳、汪玉凯、李永忠、陈行之、童之伟、王彦君、朱学勤、朱善利、米鹤都、崔武年、王至元、罗点点、胡冀燕、林京耀、李丹钢、许向阳、徐景安、丁力、王霄、鄢烈山、陈坡、彭真怀、何兵、华炳啸、傅蔚冈等国内思想界、学界代表性专家学者 50 余人参加了论坛。与会期间,专家学者围绕“现状与未来——探究建设性改革路径”这一主题,对“中国改革的现状和出路”、“民营经济困境与产权保护”和“长三角、珠三角的地区发展经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改革论坛会议综述如下:

一、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反思

  朱学勤(上海大学教授): 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影响下发展壮大的,一般来说,在苏共发生的事情,总是要二十年以后,才能在中国发生。但是唯独七十年代的这场改革,我们提前苏共发生,我一直认为改革是从 1976 年 10 月 6 号,一举粉碎四人帮获得它的历史前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中国发生了“文革”,苏共没有。激发中共改革一个关键性的要素是什么呢?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自始至终也要整党内走资派。所以十年“文革”准确地说,并不是民不聊生的十年,是官不聊生的十年。正是由于“文革”极端的刺激,通俗地讲,毛逼官反,毛泽东逼官员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反,像安子文出监狱第一句话就问,谁来监督毛泽东,如果没有“文革”,安子文这些人,不可能问出这些问题,是毛逼官反,十年官不聊生,产生了我们改革的动力,改革的愿望。

  陈坡(北京大学历史资源研究所副所长): 八十年代比较成功的改革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所导致的。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我们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斯大林体制移植过来的党国体制。这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集权体制。这个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一元化领导,社会控制和提取能力很强。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集中力量办错事,而且办了错事还很难纠正。于是有了大跃进,有了“文革”。“文革”把这个体制的弊端发展到了极致,物极必反,所以中国才开始改革开放。

  胡德平 (全国政协常委、经委会副主任) : 肯定毛泽东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否定他思想中的封建意识,空想社会主义的糟粕,才是客观的唯物主义态度,比如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是按照“文革”以来的既定方针办呢,还是依照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走一条新路,而且对此新路也需不断地严肃、认真地检验呢?我的观点是选择后者。不取后者,就没有今天的成绩,即使对今天发生的问题也可以及时改正。

  唐欣(政治学家): 共产党在这三十年里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陈云同志先提出来,小平同志附议,废止终身制。第二大成绩是三个代表理论。三个代表的理论适合了我们混合经济所有制以后,执政党格局的一个办法。三个代表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又推进了一步。第三个,胡锦涛同志提出和谐社会。

  朱善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维持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人口红利,我们廉价劳动力,加上经济全球化,然后产业转移到中国来了以后,中国抓住这次机会,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去。第二是中国的高储蓄率,使得中国能够把储蓄转化为资本。第三个,就是中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所以人口红利、高储蓄率、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带动了中国经济增长。

  孙立平(清华大学教授): 多少年来,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假定,我们这三十年的时间,是处在一个改革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假定,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计划经济,一个权力支配的社会,我们还有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还有法治社会等等。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转变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它每一步都有可能停下来,不让它再进一步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现在我们真正面对的,就是一个过渡中的形态定型为一种比较稳定的体制。这一点用另外的一个表述来表达,就是一种中国模式已经形成了。

  所以我们现在真正面对的问题,可能既不是改革倒退的问题,也不是想往前走的问题,他觉得这现状最好了,没有比现在更好了,现在是最好的时期,模式都已经形成了。我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需要正视正在定型中的一种稳定体制,我们真正面对的是这个问题。

  彭真怀(北京大学地方政府学院院长): 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各个地方城市化的推动,要地不要人,造成了 1.3 亿的失地农民, 1.3 亿到 2.5 亿的八零后、九零后的新生代农民,这就是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的动荡不安的根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不是改革的时机和压力不足的问题,改革的时机和压力就在我们眼前。

  更糟糕的,我们提倡教育产业化,孩子进了大学以后,每年产生六百万左右不能就业或者不能充分就业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当然有怨气,我父母的血汗被我榨干了,但是我却不能报答父母,怎么办?所以一方面是流民的大军,另一方面是每年六百万的毕业大军,危机一定会来自于这里。

  再加上人民币也升值了 24% ,今年又升值了 5% ,这种情况导致了所有过去面向国外的出口加工型的小微企业利润缩水,这样一来谁来做实业,这就是国家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就业岗位了,这些解决 1.3 亿到 2.5 亿的新生代农民和失地农民的就业岗位不存在了,所以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就来了,谁也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都没有饭吃了,我们必须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王海光: 把大量的农民用行政手段赶到了城市,但我们这个城市体系实际上没有准备好接纳这么多人,这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在城市中间,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或者移民阶层,没被城市所接纳,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对他们来讲,有个和过去农村境遇的比较价值,比较能够安于城市的底层生活。那么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已经是在城市里面生长起来的,他们已经回不去农村了,但是他们也不能真正进入到城市主流中去。城市的繁华对他们来讲,就像橱窗一样,看得见摸不着。过去历朝历代一个王朝的灭亡,都是有着大量移民阶层的出现。如果我们处理不好农民工二代的问题,很可能就是造成以后社会崩溃的社会力量。

  与失地农民相对应的,就是高等教育的“大跃进”。我们的大学生们,大批找不到工作。他们有一定文化程度,又没有工作的,这对于任何社会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激进的城镇化过程中间所造就的问题,恐怕会造成下一步的社会爆炸。

  王占阳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 : 当前的政治危机的最大焦点实际是官民矛盾。导致这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官方再在 “ 稳定压倒一切 ” 的旗号下实施高压维稳,尽管也能收到一时之功效,但终究会因缺乏正义性而使官民矛盾更加激化,进而导致更大的不稳、对抗与动荡。

  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目前改革的压力是维稳,背后原因是失控。失控表现在:第一,中央对地方的失控。比如中央的法令地方不执行,比如拆迁。第二是党组织对党员失控。比如出事的官员都腐化。第三,是人民对官府的失控。小事没人和你讨论,大事不让你讨论,说是政治,只有政治家讨论。第四,是道德对人心的失控。四种失控不断强化,最后必然导致社会的动乱,原因在这里。

  中国社会这么多矛盾,深层危机是我们追逐的现代生活方式,根本不适合中国。所谓西方的现代生活方式,不适合十几亿人。我们的这种现代化,方向是错的,要向北欧而不是美国学习。这个问题不解决,麻烦大。

  鄢烈山(《南方周末》高级编辑): 当年搞改革开放,就是出于民间的社会的压力。现在是随着对外开放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水平普提高,人们的权利意识提高了。这种要求民主宪政法治的压力,是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是更高层次的,是正当的、有益的。

  流民也好,农民工子弟回不了乡,人口红利日渐减少等社会弊病,乃至自焚、同归于尽的拼命,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各种各样的都是民间的压力。这些压力其实都是改革的动力。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教授): 今天中国改革的真正的动力在什么地方?压力。没有压力,今天中国没有改革。中国这个改革的压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怎么使它改革?它今天所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稳定的问题。

  所谓稳定的压力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它今天面对稳定的压力,这十年来中国的法制出现了退步,社会最基本的规则发生了变化。所以带来了民众与执政的,中央与地方多层关系的利益博弈,越来越多民众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所以民众的所谓抗争越来越强。众多的一票否决,是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压力,采取各种方法来消减中央压力,所以我认为这几个问题,三个主要的政治版块要分析清楚,我认为这三个政治板块,中央、执政政府和民众,这三个问题,中间的空隙可能是我们要探讨的。

  崔武年 ( 政治学者 ) : 我这几十年都是做实际工作的,中国的事情是怎么办的,可能和理论、和法规没有多少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搞“干部工作新方法研究”——实际上就是干部制度改革,但是在那时候你能这么说吗?不能,不能说的这么大,不能说这是要“改革制度”,而是只是说“研究”一下“方法”。这个“新方法”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虚无缥缈的一个概念变成了组织部门实实在在的一套工作业务。

  我们通过“干部工作新方法研究”,把一些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管理学的方法等等引进来,引进中组部,进而由中组部牵头引进各级组织部门,引进了这些东西,就是引进了科学,引进了民主,引进了公开和公正,引进了新的理念和新的机制!那时侯我们总结出“方法——程序——制度”的逻辑方法,就是说,一个“制度”是由几道或十几道“程序”组成的,而每一道“程序”都是由具体的“方法”来体现的,所以“方法”是“制度”的载体,好的“方法”是任何好的思想和好的政策的载体!重视解决方法问题,方法变了,程序也变了,程序变了,这个制度就变了,就“改革”了。当然,我这里说的是具体的制度,与我们今天讨论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完全是一个范畴,但是仍然是可以借鉴的。

二、当前政治经济面临的困局 改革不彻底,形成了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郭道晖(《中国法学》原主编,法学家): 中央提出的理念或口号,从字面上看来是美好的、必要的,但在落实上却往往缺乏强有力的措施跟进,特别是经常遇到某些主管部门和地方当局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诸多阻力,导致落在枝干,而回避了根本,甚或偏离、扭曲了这些口号的本义。

  华炳啸(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 我们面临着政治滞胀的现实与社会政治领域深层次新改革诉求的深刻矛盾,面临着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的历史挑战与矛盾课题,处在一个矛盾凸显期、制度疲劳期和战略机遇期,而新改革的主要阻力在于既得利益集团,主要危险在于维稳压倒一切的恶性政治信用透支行为。

  目前正在进行着政治变革力量与政治保守力量的博弈,而政治保守力量已渐成强弩之末,不得人心;在支持政治变革的阵营内部,又存在着激进变革力量与稳健变革力量的博弈,也即我们常说的革命正在与改革赛跑。

  陈小鲁(政治学家): 2001 年以后,我感到改革仍在继续,但面临的问题也多了,主要是以权力为中心,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它们取得国家或各方面资源的支配权,要固化这些利益,这样激化了多数弱势群体和少数强势集团之间的矛盾,官民矛盾突出,各种群体事件爆发性增长即为证明。

  第一个十年,是上下结合搞改革,老百姓有要求,领导层也支持,当然也有矛盾,包括反精神污染等,但总的趋向还是上下结合搞改革,社会多数人认同改革,包括党内高层,中层和基层老百姓。后来十年,强势集团利用权力,攫取改革成果,甚至以维稳为借口,封杀反对意见,把持话语权,引起社会不满,对改革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了。

  孙立平: 现在能够定型社会的力量,其实是在改革当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原来是同意改革的人,不是反改革的人。现在这个状况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状况,他要求停在这儿,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利益的最大化。在这样一个转型陷阱当中,要求把这个东西固化下来,成为一种体制,而且这个体制要体现利益的最大化。

  我觉得改革真正的阻力不是反改革的力量,而是维护现状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两个东西一定得分清楚。我们现在老是把改革的阻力理解为是有人要倒退,是旧体制的拥护者,这些是有,但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你要求改革往前走的这样一种要求,和所谓的反改革,在精神上的共同性,远远多于和现在要求维护现状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共同性。这两者,无论是反改革还是改革,都是表达一种对现状的不满,只不过是路不一样而已。但是它真正面对的,其实是一个要求将现状凝固下来的这样一个东西。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间是有两个非常不同的阶段。一个大规模的改革过程,总要包括两个过程,一个是体制变革的过程,一个是结构变迁的过程。体制变革是指一套制度的转变,结构变迁是指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这三十年当中可以看到,前后两个阶段的逻辑是很不一样的,前半段是体制变革推动结构变迁,也就是说,由于体制的变革,造就了新的社会力量,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体制变革当中形成的社会力量先于体制定型了,它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开始左右体制变革的过程。这个转型陷阱的逻辑就是这么发生的。到现在谁在定型这个东西?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三大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集团,垄断国企集团,金融 - 虚拟经济集团,这是最主要的三股力量。那么这三股力量定型下来的是一个什么东西?最简单地说,就是权力加市场的体制。然后这个体制将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我概括成三个东西:一个叫畸形发展。第二是定型的结构。第三是溃败的社会。

  周为民(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教授): 本来是作为改革对象的那样一些旧体制的控制因素、控制方式,现在在“中国模式”的名义之下,重新被肯定为中国独有的体制优势。不少言论所宣扬的所谓“中国模式”,我认为是随着转型中的变形,依仗特权、垄断等势力而生长起来的一些既得利益群体,或者特殊利益群体,企图把现有的格局,也就是权力控制市场的这样一种体制合法化的一种做法,一种表现。

  王海光: 现在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中,由于权力与资本的密切结合,所形成的垄断力量,社会资源的提取能力非常强大。这种体制不仅在财富分配上具有“杀贫济富”的提取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低工资低福利的提取能力,而且在环境资源消耗上具有“吃子孙粮”的提取能力。

  蔡霞(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有些人实际上打着改革的旗号在倒退,或者在修复前体制,甚至是打着改革的旗号,用权力去剥夺社会的利益。所以我觉得改革陷入了一个悖论的怪圈当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的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我们党试图在意识形态、看问题的思维方式上发生深刻的转变,由此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但是当时的党内的思维,我们的宣传部门,完全用旧思维来理解三个代表思想,结果把我们刚刚开始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和思维方式的转变给终止了,然后既得利益在这几年当中不断地做大,又重新打着所谓比较革命的旗号,来公开阻挠你的解放思想和体制改革,所以这十年改得很难。因此我觉得我们国家确确实实出现了社会溃烂的现象。

  党内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我觉得是权力的失控,运转的失序,整个没有秩序了,上面控制不了下面,部门要挟全党。还有一个,利用各种各样的政治资源,来划分各种社会利益,这种苗头在有些部门已经明显出现了,这说明什么?

  吴思(《炎黄春秋》社长): 基本特征已经很清楚了,一是纯度约为 52% 的市场经济,半市场经济,二是政治上的集权或者叫权力垄断。中国现状大体就是这些命名试图描述的这两大特征。

  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体上,官员的短期利益难免受损。所以,全面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一定障碍重重,困难很大。

  章立凡(历史学家): 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上的仇富、民粹主义等等,还是几十年前的心态。我很感慨的是,这 22 年的时间,把改革耽误了,我们已经从中年人变成老年人了,现在还要面对这些问题。辛亥革命一百年了,中华民族像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形铁路上行驶,我们绕了一百年圈子,仍在追求宪政,最后还追尾了,现在遇到的问题,全是一百年前的老问题,可悲不可悲?我觉得很可悲!中国能不能有宪政,改革能不能成功?我们还是要多参照一些失败的先例,中国历史上改革没有成功的,改革家的结局都是悲惨的,我们总是处在一种封闭的循环之中。

  当今已是一个官民互不负责的社会。官视民如草芥,民视官如寇仇。体制内利益盘根错节层层博弈,地方不对中央负责,部门不对全局负责,党员不对党的执政地位负责。这样的体制不改革,一味重金维稳,最终只会压垮自己。

    现在所面临的局面是,除了今天在座的各位在党的同志,已经很少有人为执政党的未来着想。不少党员都在谋私利,党垮台与否与己无关,捞够了钱,孩子家人都安排好了,随时准备撤离下沉的船。有的没准还在琢磨,手里的昧心账不好交代,一旦变天了,这烂账就抹了 …… 。

  我感觉现在中国不危险,党真的很危险。我是一个不在党的人,只是从自己专业的角度观察目前党的处境。从情感上来讲,我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力政权突然崩溃后,变成一个失控的暴力世界,经济民生遭遇重大灾祸,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生灵涂炭的场景。

  我个人心境是: “ 五年看改,十年看埋 ” 。如果下一届核心在第一个任期内,不能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也就无须启动了,我会放弃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景。

  陈坡: 今天提出宪政改革,也是来自于一个深刻的反思,来自于一个对 1992 年以来的这个市场改革所导致的权贵资本以及种种腐败这样一个现实的、危机的、问题重重的这么一个局面的反思。

  马立诚: 探究建设性改革的路径,属于技术层面问题。我们应该积极提出政治改革的操作性建议,但要更加重视理念问题。如果政治理念缺乏现代性,甚至与现代性背道而驰,那么,顶层设计会设计出什么样的结果,是很有疑问的。

  毛泽东在 1973 年 8 月写给郭沫若一首诗说:“劝君莫批秦始皇……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始皇的政治模式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高度集权;二是最高权力不受制约,不可以分权;三是地方官员系中央派出或上级委任,不由选举产生;四是强力镇压反对派。

  这样的体制使我们的财富有两个结果,一是贪腐溃烂;再就是大规模贪腐引发和积累社会仇恨,酝酿动荡,最后结果玉石俱焚。今后中国会不会发生动荡?财富会不会毁灭?还要看。由于我们的体制存在很大问题,否定普世价值,所以我们跟世界主流文明对立,与人类政治发展的走向南辕北辙。我们的软实力之所以不行,原因在这里。
  我觉得政治改革就是要改变秦政,推动宪政发展。只有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中国才能够得救。当然,事情要一步一步来,也不能急。

  王霄(秦皇岛市委政研室主任): 今天的改革,较之当年改革开放之初,更加困难。当年人们所需要面对的,更多是观念与制度的革故鼎新,而改革向前走,必须直面已经成型、固化的利益集团。简言之,现在改革要改革到所谓改革者自己头上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限 和问题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 党政不分是我们政治体制里面长期的一个弊端,这是当前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党权和政权,应该说在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是分不清的,党权也就是政权,政权也是党权,因为政权是党打下来的,在这样的逻辑之下,政权和党权没有加以严格区分,这是长期以来存在的弊端。

  保育钧(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党的领导,第一是政权,第二是军权,第三是人事权,第四是思想权,第五是财权。我从财权入手,写了一篇《加快财政体制透明化的改革》,希望财政透明。财政问题是政府在抓的,但财政领导小组都是党而不是财政部抓的。现在是进了一步了,透明一点儿,尽管还不满意,报流水帐。但是还有三个部委,到现在不公开。外交部、侨办等。财权现在还可以掀开盖头布来看一看,掀开一点点难度就相当大,公共财政全公开很难的。

  民营经济现在对政府是离不开,很无奈的,现在民营企业不处理好政商关系,你根本没法过日子。

  李丹钢(政治学家): 改革前,是一元化领导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 + 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后,一元化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大体未动,仅仅在纵向上向地方做了一些分权,横向仍是党政不分的一元化, 30 年的改革只让经济体制有所变异。

  王长江(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教授,书面发言,下同): 西方各国政党对官员任用权的控制之所以被人们普遍接受(尽管经常是被动的、不情愿的接受),就因为无论它们的控制多么紧,都始终给公众留下了选择的权利。而我们的问题正在于,把“党管干部”简单地理解为管人头,理解为党委、组织部门甚至书记说了算,这就把“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公众的选择权对立起来了。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我们长期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下端改革推进,政府改革、行政改革转变成价值成本。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端,我认为一直没有实际的推进。我把中国政治体制分为上端下端,下端是行政体制改革,上端还有更核心的要素:第一,宪政体制。第二,政党政治。第三,社会主义民主。第四,社会主义法制。在政治体制上端的四个层面,更具有决定意义,恰恰这四方面我们提出的仍然不够。

  周为民: 中国这样的一种改革,它的方式是渐进的方式,渐进改革的方式,它本身也是有局限性的,它的局限有这样几点:
  第一,因为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所以改革当中的每一步推进,包括每一个改革措施,往往都是与旧体制妥协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和旧体制的妥协,可能是妥协过大。于是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些改革措施,说起来是改革进程当中的过渡措施,但是它本身没有向新体制过渡的能力,反而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第二,我们在渐进改革当中,往往容易导致一种倾向,就是始终回避、绕过实质性的改革,总是希望用一些其他的招数,很聪明的一些办法,来把实质性的改革回避掉,绕过去。

  第三,就是改革当中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第四,就是在这个渐进过程当中,旧体制的控制方式、控制因素,乃至于一些控制机关,它的权力,它的控制方式迅速地进入刚刚形成的新的市场关系当中。

  朱学勤: 改革后面二十年是太平了,但是它那个震荡幅度收窄,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结果,是强人政治演变为常人政治的结果,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制度建设的结果。那么在某种刺激因素下,突然又放大震荡幅度,这完全可能,不能陶醉在这一根平线上,这个平线是强人政治化为常人政治的结果,没有制度建设。

  李楯 ( 清华大学教授 ) : 什么是中国特色?作为后发国家,被打开国门之后,进入一个被现代化时期,然后又重新封闭起来,在封闭中形成独特的制度文明,也就是我们计划经济体制,城乡分治,这在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没有。那么在中国特色之下发展的这种路径依赖,形成今天的中国模式,这种中国模式对世界而言,别国无法学习效仿,对国内来说,也不是可以持续发展的模式。

  法学界在九十年代初就提出,最可担心的,是有法律,无法治,有宪法 , 无宪政。

  这三十年来,中国是在往前改,还是在修复原来的制度?我做过不恰当的比喻,秦始皇那套制度执行得不大好,到汉的时候,汉承秦制,把它修复得很稳定了,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做某种修复?为 13 亿人也为共产党计,改革虽然有风险,还是要改革。我们有很多事情,还需要民间充分的讨论 , 中国这几十年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 , 还要做一个充分的讨论。

  吴思: 不稳定因素究竟有多大力量? 2011 年的公共安全预算为 6244 亿人民币,比前一年增长 13.8% ,确实超过了军费开支。这六千多亿人民币,至少可以表明不稳定因素的分量。从体制稳定状态的角度看,维持均衡状态的代价越来越大,也就是说,稳定性越来越差。当然,任何社会都有公共安全问题,都要支付相应的开支。为了维护独特的体制而支付的额外开支很难计算,我们找不到这种数字。不过,我们知道一些现有体制特有的不稳定因素。大家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耳闻目睹也能说出来几项。

  比如说维权,与维权相关的上访,每年十几万起群体事件,这是一大类,背后牵涉到公民权利的保护,还有不健全的司法制度。这里特别突出的是土地问题,牵涉到土地产权制度,还有土地财政以及财政制度这一系列的事。

  另一大类,包括对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的防范,不是有公民社会陷阱一说吗?陷阱不能不防。防范更严的是体制外的政治组织,敏感人物的政治活动,严防死守,露头就打。还有对媒体的控制,从报刊出版到网站和微博,这方面也是耗资巨大,据说网军队伍就相当庞大。

  这些东西的背后,又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核心价值的争论,涉及到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自主,涉及到传媒领域的禁入和文化产业的繁荣,涉及到全社会的道德重建。这是一些隐形的成本。更进一步,还涉及到所谓的软实力问题。中国在这些领域里不能取得应有的地位和成就,其实就是变相支付成本。

  所以,这个体制虽然基本稳定,但前景并不那么乐观,当然也不那么悲观。继续坚持下去,集中资源,大笔投入,稳定十年八年未必办不到。有的老师说,新一代农民工,失地失业农民,可能是乱源。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解决的问题。目前正在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再把“非公 36 条”多落实几条,增加就业机会,不见得就乱得起来。政治体制依然可以不动。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中国的现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变了改革开放以前的极权体制,从极权体制向专制体制过度。简单说,佛朗哥死后西班牙是从专制体制向民主宪政体制过渡,而中国毛死后是从极权社会到专制社会过渡,这个过渡还未最后完成,也就是说,还没有到 1975 年的佛朗哥时代。极权体制就是没有社会,是党、国家、社会高度统一,每个人都在一个单位之中,党管一切,它很稳定,但是经济没有活力。

  当前经济面临的风险

  周为民: 现在面临着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改革在半途上出现了变形,出现了半途而废的这种威胁,这一点主要就表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远远的没有实现,远远没有完善,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是,走向了行政权力控制市场的这样一种体制。

  朱善利: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改革主要是在商品市场领域,而生产要素市场改革严重滞后。前几年经济学界一直呼吁加快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到现在为止进展很缓慢。在资本、劳动力、土地三个市场中,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仍然存在。资本市场非常原始。土地市场改革主要是农村土地改革,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模糊,使用没有效率。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但是这三十多年时间,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动过农村体制。我觉得农村的村或者组这种体制限制了劳动力流动,也限制了土地流转,应该打破这个体制,向社区这个方向发展。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权力也在逐步扩大,其中一个表现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从 2001 年到 2010 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十年平均计算的话,是 21.12% ,相当于我们 GDP 增长的 2 倍。财政支出的增长是平均每年 20.35% 。现在企业和老百姓的税收负担太重,税种很多,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费,还有财政预算之外的一些收入。而且我们的财政支出结构也不合理。许多支出不是公共财政支出,尤其是收入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公共财政方面的支出比例很低,行政开支占比例太高。我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例只有 10% 多一些。

  王海光 :从 2000 年以后,城市化的进程骤然加快。这种激进的城市化进程,和八十年代的改革,和九十年代的改革,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市场化的轨道。它实际上是国家用行政权力,强制实现的发展。各地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所谓“经营城市”的方式,是低价从农民手里把土地套过来,高价卖给开发商,政府拿中间差价。许多地方政府的城市化是盲目开发,负债经营,搞了许多华而不实的建设,政府的楼最高,广场最大。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是卖地,依靠土地财政维持政府的运转,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用城市化的方式来剥夺农民,创造 GDP 的数字增长,这是最便利的,也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如果说过去国家对农民的政策是剥夺他们的粮食的话,现在是借城市化的名义,剥夺农民的土地。因拆迁征地激起民怨,维护土地权益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层出不穷。在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同时,也给干部的腐败提供了机会。现在一些干部的腐败程度太令人发指了,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童之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我国现在的财富分配确有许多不合理处,但这种很不合理的现状不是“两极分化”,而是“贫富差距过大”。

  经济问题的病根往往在政治,政治资源由极少数人垄断,而且是按计划分配,是经济上分配贫富差距过大且趋于固定化极为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没有政治资源的市场化及民主化分配,就必然形成新阶级或者既得利益集团,而且这个新阶级它的阶层和成员会趋于固定化。新阶级之外的,或者既得利益集团之外的人,无法进入那个圈子,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会运用一切手段反对改革或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这样一来的话,所有的走向共同富裕的改革方案,都不大可能获得通过,通过了也难以真正实施。

  秦晖(清华大学教授): 我们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高福利,低福利的问题,我再三讲过,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负福利的问题,一讲福利,首先就是给权贵福利,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首先就要解决我们现在的福利观,要从感恩型福利观转变成问责型福利观。

  汪玉凯: 金融危机必然影响中国的外需大幅度下降,中国经济整体向下的趋势不可避免,我们再不可能像前几年搞四万亿投资,再来一次重复的靠大面积投资拉动来保障经济,所以中国经济下行风险正在上升。

  房地产泡沫正在破裂,但是还没有完全破,房地产泡沫最后破了以后,会给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现在判断为时尚早,这是我认为经济层面我们不容乐观的一个判断。

  从社会层面来看,经济如果下行的话,必然会导致大量的失业,再加上中小企业破产,经营困难,也会影响到社会。与此相联系,社会矛盾突出,有三个矛盾将上升为重要矛盾,一,官民矛盾。二,劳资矛盾。三,贫富矛盾。这三个矛盾将在未来逐步显现出来。

  蔡霞: 第一就是实体经济的下滑,泡沫的破灭,然后它会引发社会矛盾的出现,这是从经济上讲的。然后财政和银行的危机将会逐渐显现出来。所以坦率讲,可能我们国家呆坏账你们后面几年还要去处理。这是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我觉得从社会关系上讲,我觉得是非常紧张,现在的情况是权力通吃贫富,穷人富人一块儿吃,有钱的人,有本事的人,趁着钱没有被吃完,自己还能够出逃的时候,都已经走了。这两年的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给我们显示的信号,以及官员的出逃,裸官现象都要看到,这是对中国的前景不看好。然后是民生问题,过去老百姓是上不起学,治不起病,买不起房,现在是吃不起菜,民生的艰难,可能会引发明年的经济困难,我们将怎么办?

  周天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我们国家现在存在一个麻烦是什么呢?第一,不允许贫民窟存在。第二,城中村又给拆了。第三,小产权房又不允许,商品房又买不起。那么这以后陆续增加的几亿人住哪儿?这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一个事,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引起重视。政府各个部门没有用未来眼光来考虑这个事,保障房是肯定解决不了的,所有的路子堵死了最后怎么办?一个是就业,一个是居住,就这两个东西你怎么办,城市化这么迅猛的推进,你让他回去种地不可能。我这几年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第一,他在哪儿干事、就业、挣钱,第二,他在哪儿居住,安居乐业,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都没给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党政分开,实施宪政

    江平: 政治体制改革很重要的,是要从上层做起,因为这个问题,不像其它问题,要靠很大的群众的推动力。因此,领导人应当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全盘的考虑,全面的规划。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党政分开。第一个原则就是党权和政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绝对不能混淆。党权和政权最大的区别,就是政权是公权力,而党权是领导权。第二个原则,就是政府和国家的权力,必须有人民授权作为基础,这个权力的合法来源来自哪里,应当明确,人民应该至少享有两种权利,一个是知情权,一个是监督权。。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地方有权力,什么地方就要有责任,权力和责任是应当一致的,凡是有公权力的地方,就应该有责任,应该有监督的机制和责任的机制。

  郭道晖: 作为执政党,最迫切的改革任务是由搞阶级斗争的革命党、专政党,转型为宪政党,即现代的、实行宪政民主的执政党,依宪执政。对各级行政机关,则是必须严格依法行政,而且所依之法也必须是保障公民和公众权益的良法。

  胡德平: 我党在革命胜利之前,大谈抽象的人类命运固然“不仅不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但我党胜利执政以后,而且完成了对资改造,这一类抽象的人权、人性、人类命运、人类事业命题,就有了具体化的可能性,就应对世界上一切反人类的罪行予以谴责并持以反对的立场。我国的国体、政体就可以包容全民利益,并建立起相应的政治体制来了,就可以研究全人类崇高的正义事业和如何逐步解放的问题。毛泽东谈到 2001 年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无疑这是对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这是物的方面,但精神方面呢?我认为还应该把社会主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宪法、宪政贡献给世界,贡献给人类的进步事业。这才是超越中国革命民主派,忠诚于科学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任务。

    保育钧: 觉得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搞清楚,为什么要共产党,我党的领导,共产党执政之后,我怎么领导?这是个大事。说到底,中国的事,这个改革,那个改革,不解决什么叫党的领导问题,解决不了。现在只能抓住具体的问题,党的五个领导权一个一个来落实。把党的领导分解一下,一个一个地来往前突破、渐进式地一步步往前推进。

  华炳啸: 宪政社会主义就是秉持宪政优先、宪法至上原则,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以公民社会为本位,以人民为权力主体,以民主宪政体制为权力载体,以人民民主宪政为本质特征,以科学民主制为基本组织原则,以社会所有制为根本经济制度,以社会公正和平等为根本核心价值,以促进公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己任,以实现 ' 阶级鸿沟 ' 和 ' 专政暴力国家 ' 的最终消解为目标。可见,保障人权自由,实行宪政民主,发育公民社会,促进民主宪政化、国家社会化、社会自治化、主体自由化,是宪政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在要求。

  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根本核心价值就是公正与平等(这个平等首先包括平等的自由),那么,社会主义的宪政就是以公意为引领,以公民社会为基础,依据良宪,实施宪治。人民主权原则、公意立宪原则、共和治理原则、人权保障原则和终极自由原则等核心要素有机构成了良宪的内在尺度,宪政信仰与宪法至上原则、分权制衡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宪政平衡原则和竞争性选举原则等核心要素构成了实施宪治的条件。

  宪政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合法性基础,公民社会是建设社会主义宪政的社会基础。脱离宪政,执政党的事业就有脱轨的危险。拒斥公民社会,只会使自发成长的公民社会日益与社会主义事业疏离。

  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容易权力集中,因此尤其要强调宪政的首要价值。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宪政笼头,集中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就成了没有堤坝的暴洪、暴政,构成对人类社会的毁灭性灾难。治水不能靠硬堵要靠疏导,治国不能靠压力体制而要靠宪政民主体制。治民如治水,以因势利导为先;治权如治洪,以分洪分权为要。讲宪政,就是讲筑牢宪法堤坝,形成法治的权力边界和民主的权力制衡,规制权力运行过程也即洪水的流向路径;就是讲制度性地分洪泄洪,形成科学的分权体制和解决政治争端的合作共赢机制,从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人民民主。

  政治国家向公民社会持续放权,直至全球公民社会时期的高度社会自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限制“国家的自由”。执政党要始终扎根社会,回归社会,而不是“党国不分”,使自身国家机器化,日益脱离公民大众。执政党领导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来自于社会的赋权。

  未来三十年改革攻坚的关键领域在于社会政治领域,而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革不能再依靠传统政治手段以及人治的权威力量,而要依靠现代国家治理手段以及宪治的权威力量,不能再依靠经验主义的“摸着石头过河”,而要依靠科学化理性化系统化的实践理性主义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方法应用到政治设计和宪制建设中,就是强调国家宪政制度建设优先,以立宪政治带动民主政治,主张从高端到低端、自上而下地、依宪依法地系统推动宪政民主建设。

  目前,可供选择的政改路径主要有四大类,即财政公开化路径、社会自由化路径、基层民主化路径与宪政制度化路径。财政公开化、社会自由化、基层民主化的积极推进,能够推动实现局部的“增量民主”,为宪政制度改革积累有利条件,但政改的成败最终还是要看系统性的“存量民主改革” -- 即国家宪政制度改革。

  积极稳健的正确选择也许是,优先推行经济改革,再推行社会改革,最后水到渠成地推行政治改革,并要保证使宪政制度改革走在自发成长的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的“高热期”前面,“间距”阶梯式渐进推动改革进程。

  秦晖: 历史上所有的财务公开,都是老百姓要他花钱,但是他又不能任意收钱,导致财政承受不了,出现很多赤字的条件下,他才会有动力,到了那个时候,你不要求,他也会公开了,他就会亮帐本说,你看我这个账上只有这么多钱,你们要求我承担的,我承担不了,我只有两种,你们自己讨论吧,到底是让我多收点钱,还是让我少办点事呢,如果到了这一步,财政公开就有了,宪政也就有了,这两者就是一回事。

  在前宪政条件下,公民天然的就有对统治者进行无限制问责的权利,我们就应该从摇篮到坟墓都问政府,政府做到我们也不用感谢他们,因为这是他应该的,他不做,我们就要谴责他,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才有真正的压力。

  王长江: 我们可以设想把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套在一起开,这类似于每年二、三月间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交错进行的方式。具体的交错形式,可以采取党代会稍先、人代会稍后的做法。党代会和人代会套开,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它可以把党的决策和人大的决策很好地结合起来。党代会和人代会套开,由于人代会也在差不多的时段召开,党的纲领在讨论过程中实际上能不断从人代会那里得到反馈,便于及时调整和修正,人代会上关注的热点问题,也同时会成为党的代表大会关注的问题。这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党在制定自己的纲领时有人民代表参与、党通过的纲领和决议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众意愿的良性互动。不仅如此,什么内容应当写在党代会的决议中,什么内容应当由人大出面决定,过去常常会发生一些混乱,要么相互打架,要么相互推委出现空白点。现在则由于两个大会都仍在进行中,实际上为相互之间就上述问题进行交流和协商提供了一个足够的时间和平台,这就有效避免了党代会越俎代庖、该由人代会来决定的事情在党代会上做、人代会权力被架空的情况的出现。

  第二,它可以把党推荐人才和人大选举很好地结合起来。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党代表的产生和人民代表的产生可以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二是把党委会的选举和政府机关领导人的选举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党代会和人代会套开还有助于解决其他可能发生的问题。例如,当某个政府岗位应选人数为一人,而人民代表推举出的候选人不是中共党员时,党代表大会可随时推出一名本党候选人参与竞选。

  在党的代表大会回归最高权力机关的定位后,现行的党和政府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即狭义上的党政关系)也必须进行相应调整。

  共产党完全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执政。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是执政党,就应该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然后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把自己的优秀分子输送到政府机关中去,来实现执政。

  我们党应该选派自己最有能力的骨干参与公共权力的竞争,而不是把他们留在公共权力之外,处于一种从体系外不合法理地干预公共权力运作的状态。实行竞争性选举和党代会、人代会套开,为此提供了可能。在党代表大会上推举出的候选人,既是党的委员会的候选人,也是人大、政府职位的候选人,均实行差额推荐和选举。至于由此带来的党的书记和行政负责人合一、使权力更加集中、因而更容易导致权力滥用的问题,则应当通过加强党代会和人代会的监督职能、充分发展社会监督功能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战争时期使用的执行权之间相互牵制的办法来解决。

  于建嵘: 县级政权改革可能才是今后中国的方向,县级政权改革要从议会制度开始,人大制度开始,从司法相对独立开始。在今天的中国,中央要控制地方最好的方法,就是司法。怎么使司法脱离地方的控制,可能是中国改革的第一步,中央怎么使地方的司法脱离地方,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中央能不能考虑到县级法院,中级法院的人财物完全脱离地方,中央对法官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法官实行高薪,法官实行流动,使司法能够去监督地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认为要做的,应该就是开放人大,像县级议会越来越民主化,真正实现所谓的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第三,在行政改革方面,应该真正培养地方政治家是将来要做的工作。

  陈小鲁: 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怎么样?我认为应该变成上下互动,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很好,学术界、思想界都生动活泼,有左派,也有右派,这样一个矛盾交锋的结果,也可能是我们把中国的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改革,要坚持普世价值,要坚持宪政民主的思想理念。如果理想的话,在启蒙阶段,在民主、普世价值比较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分权阶段,刚才讲的党政分开,立法和行政分开。现在很多人大代表都是政府官员,落实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比如新闻、出版、言论、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逐渐地宽松一点,放开一点,当然是不同层级。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进入宪政阶段,就是比较完善了,形成了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当然这是理想的。

  马立诚(《人民日报》前评论员): 政治改革就是要推动宪政发展,只有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中国才能够得救。村委会选举已经 20 多年,该往前走了。 1998 年以来,已经有三个省进行选举乡镇长的试验,取得了经验。其中一个是四川遂宁市步云乡乡长直选,我参与了这件事,选得很成功。新的领导班子应该在全国推进乡镇长选举,取得民主建设的突破。

  周为民: 市场化改革本身,它逻辑的要求社会和政治等等方面体制的改革,市场活动也好,公民社会的参与也好等等,他们共同的实质在于都是民众的自主活动。因此,改革的基本方向要始终坚持这样一个方向,就是为民众的自主活动,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活动来提供条件,提供制度的和法律的条件。作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等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的交汇点和共同的基础,我认为就是推进法制化的进程,就是实际地推进,以充分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为目标的良好的法制建设。

  童之伟: 应该用法治的方法推进共同富裕,应该有一些这样的要点,那就是改革政治资源的分配方式。紧接着与此相联系的,就是我们要实行宪政和实行法治,要否定无限政府,超级政府。

  陈坡: 现在应该要提出非常具体的落实 1982 年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主张。为了落实公民权利,有三个法律急待制定和出台,这就是出版法、新闻法和结社法,如果没有这三个法律,中国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产生。我觉得这三个法律的推出和制定,可能是开启今天和明天宪政改革道路,是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既正当又合法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保证。

  李丹钢: 需要有一个改革路线图。第一步是由以党治国向宪政治国来发展。第二步就是宪政文化环境形成后,再迈向宪政民主。

  王占阳: 针对不稳、对抗与动荡,真正切合实际的良方实际只能是官方通过改革实施对于全国人民、特别是全国大多数人民的 “ 让步政策 ” ,从而从根本上缓解和化解积怨已久的官民矛盾。由于这种真正符合人民重大利益的重大改革已是决定整个大局走向的中心环节,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当前我国的反危机措施只应是 “ 改革压倒一切 ” 。

  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什么?是建立民权中心,这个民权中心就是建立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必须是基于普选的议会,所以我们必须要把选举搞起来,我主张在今后十年时间把县级和县区级的竞选搞起来,下一个任期再一个十年,把间接选举的竞选搞起来,然后是党政分开的问题。

  何兵: 很多人只看到选举制的民主,到现在没看到陪审制民主的重要性。陪审制全世界都在搞,只有中国不搞。这是人民有秩序的民主的最好形式。西方人将陪审制比喻为:自由的明灯,宪法的车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制度。

  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

  郭道晖: 社会管理改革应该做到以下:

  首先应当明确社会管理的主体与客体,社会管理不应当理解为主要是国家(执政党和政府)管理社会,单向控制、统制社会。社会管理的主体首要的应当是社会自己,社会应当享有充分的社会自治权力和民主参与和监督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利。国家(政府)是社会管理的第二层次的主体,即经由社会(人民)授权治理社会,其职能和义务在于尊重和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人权和公民权,为维护社会安全秩序和促进社会福祉提供公共服务产品。至于社会管理的客体,应当是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成员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而不是对公民的私人活动和社会上的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加以过度的控制、强制。党和政府无权垄断经济和社会生活,更不应垄断思想文化。

  其次,社会管理创新重在社会管理改革。社会管理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执政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和政府的行政统制制度的改弦更张,要害是“控制控制者”,也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把这些曾经是 “领导一切”即控制社会一切的党政权力本身首先控制起来,以遏制其不受法治约束的权力专横和腐败。为此,在加强社会管理的同时,还应谋求管理与保护的平衡 , 行政权力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平衡和互控。不能只是无制约地单向地扩大行政权力,侵权越权。

  第三,充分依靠和发挥社会组织管理社会的潜力。社会管理也不能只是党和政府对社会的单向行政管制、政治控制,而需要着重依靠社会组织的自治和社会主体协同党政共同治理。目前我国提倡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但不应当以之作为唯一的模式。我们还应当有多元化的管理模式。譬如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国家公权力与社会组织公权利的互动互控、合作管理;进而由社会组织主导、政府辅助、公众参与、社会自治的模式。后面两种优于单向的党政管理。

  现今执政党重新强调“联系群众”,就应当着重联系公民社会。有的党政干部还声言 “公民社会”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设置的陷阱”,实属过度敏感和杞人忧天。脱离或排斥公民社会,甚至加以抵制、打压,就不可能对社会管理有创新的改革和建立真正  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唐欣: 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第一件事,首先要巩固市场经济成果,政府要摆正位置。把它看成是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政治大问题,我们应该敬畏人民对我们的服从和尊重,要抓紧时间转换。第二,变国有制为公有制。公有制是大伙儿的,但是公有制有个问题,如何防止内部人侵害股东的利益,这可是大问题。第三,加强社会管理,由社会团体自己管理自己。

  蔡霞: 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口结构的转变,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变而引发人口结构的转变。我们现在遇到人口结构转变,农民工的问题,农民工转变的问题,又和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刚好冲突叠合在一块儿,我们现在的所有代价都让农民自己来承担,我们中国最大的人口群体就是农民,如果我们要讲幸福的话,先关注我们最大的人口群体农民的幸福。所以我们政府收了这么多钱,能不能专门拿出一部分资金来,专门用于人口结构的转移,人口结构的安置,对他们实行市民保障待遇,而不要让农民自己通过所谓被迫的卖掉什么东西来获得他自己的权利保障。

  推进党内民主,加强公民权利

  王长江: 党在干部的培养、使用、任免等各个环节都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影响,但不能架空、取消甚至侵犯公众的选择权。这应当作为“党管干部”原则的底线。超越了这条底线,就违背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

  唐欣: 未来能做的事,第一件大事就是一定要提倡启蒙运动,要把思想启蒙运动当成一个长征来看待,特别是有启蒙作用的思想,给它一个坚持到底。第二个要做的,就是变我们党的集中民主制为民主集中制。列宁党的特点叫集中民主制,是先集中,后民主,这是集中民主制。集中民主制是个不稳态,最后搞着就变成个人专制了,我们党五年或者十年以后,能不能考虑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政治局服从党中央,党中央服从党代会,党代会服从全党,现在是执政党,执政党掌握了政权以后,首先要想的是老百姓怎么监督你,公权力怎么受监督。

  王彦 君(政治学家): 当前官员腐败,确实是人民群众意见最大,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党和政府权力膨胀,乱象丛生,民怨沸腾,根本的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直接的原因是权力没有监督。离开了监督的权力,肯定要疯狂扩张,肆意侵害别人的合法权利,所以要迅速健全监督机制,而加强监督,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米鹤都(文革史专家): 一定要吸取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家要求出一个最大的公约数,从而建立最广泛的改革共识,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我的看法,这个突破口就是如何遏制体制性的腐败,以此入手,理应得到社会最广泛的支持。

  当今的政治体制改革启动和推进,一定要符合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什么是当前社会最急需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二是什么是当前政治环境上下左右所能接受的改革?我认为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只有建立以反腐败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化的监督体系。

  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除了要有压力,还必须有取舍才行。民主制度的三个层次是价值、制度和程序。对于价值观的讨论、“彼岸”的讨论要舍;对于宪政制度和权利的诉求要舍。程序中又包含决策和执行两个过程,其中决策的民主程序也要舍,全部焦点集中于制度化程序化的监督体系。只取这一点,即最大公约数,得到改革力量的最大化支持;同时也必须舍掉一些很有价值、很正确的诉求,为执政者留下充分的空间,以取得他们对改革的支持。

  一个有制度保障的监督体制的形成,既可以一定程度满足民众当前的民主改革要求;可以有效地遏制官僚权力的过度集中和严重的腐败;也有利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长远利益;更有利于社会平稳和谐地发展。当一件事情于人民、于国家、于执政党都有利的时候,才意味着它的历史条件成熟了。这可能是当今中国现实的和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

  蔡霞: 创建一个现代政治国家制度,这就是政治改革的实质性的问题,而这两类问题,它的基础在哪里?都在于我们怎么真正地尊重、保障实现人权开始。

  雷颐: 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经济改革,我们看到的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是控制人的方式的变化,这是一种深刻的变化。由于有了市场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有民营企业,这时候人就有自由了,于是公民社会开始产生了,当然不能说已经建立,更不能说很成熟发达,只是开始有了。这是 1979 年以来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一个变化,一个成果。现在的冲突就在这里,从极权体制向专制体制变革的时候,面临着种种的冲突,人们开始有一定的自我意识,权利意识,有冲突,如果不用传统的方式管理,都用法治社会管理,通过警察管理,这个成本特别高,它又觉得维护不下去了。于是,现在不是往前走,不是通过改革来降低管理成本,相反,这些年是往回退,又觉得用那一种极权体制的管理社会的方法成本更低。

  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逆转的话,社会管理方式一定要变化,而这个变化就在于要有民间社会,有公民社会 , 要承认 NGO ,而现在之所以没有改革,还是在于公民社会不够发达,没有足够的压力使它觉得必须改。

  要避免社会动乱和极权的最好的办法,应该走像梁启超当年主张的从上而下的立宪变革,关键的在于统治者要足够的开明,统治者要主动地变,如果不主动地变,就为革命开辟了一个道路。希望主动改革,不要当革命的制造者。

  鄢烈山: 未来的改革路径,应该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民间应该通过各种渠道,来施加压力,这种压力是综合各方面的压力。官员应对有两种,一个我们寄希望于上层,能够更开明。再就是各行各业各界的精英要允许竞争,这个竞争现在有一点点,但是很少,不能保守,要鼓励各界精英来竞争,政治上的竞争,这种竞争是良性的竞争,党内有竞争才有民主。

  王霄: 南方都市报最近有个社评说得好:今天讨论改革与发展,最重要的是回归当年“改革开放”的精神与意念,回归改革与开放的内生逻辑,并打破所谓路径依赖。

  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如果我们真正要在改革与发展中实现人民性,扩大人民性,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这里只说一点,即真正发展与扩大党内民主。扩大党内民主要来真的,允许开展良性竞争。

  人民性的三个基点:一是公正性。人民大众具有自由、平等的各种权利,获得平等、公平的就业、创业、个人发展、社会保障、政治参与、分享社会资源的机会。

  二是普惠性。我们的改革与发展要使大多数人受益,也就是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原则。如果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不能为最广大的人民所享受,那么,不但这种改革与发展的正当性要被质疑,而且也不能持续。

  三是法治性。改革要建立平等与公正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必须体现在以宪法为基础的法治上,通过法治来保障。即要有公平、周全、先进的法律体系,也要有良好的治理。良法善治是人民性的根本体现。

  许向阳(南京林业大学教授): 江苏改革在宪政民主方面,全国性的经验有两个方面值得推广:第一个就是全委会表决制,党内民主的推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叫党代会常任制,一个是扩大全委会的权力。最后江苏经验的积累,通过各种对比来看,人大会有几百人,全委会只有几十人,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也不现实,所以李源潮推出的几个经验,让全委会决定干部的人事决定权,在昆山就有全委会对所有的市管干部进行表决。另外一方面,就是差额选举常委变成了党内民主的突破性事件。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比较现实,因为现在我们的民主已经扩大到常委,现在再推就到全委会。

  凝聚改革共识,做好顶层设计

  汪玉凯: 要用改革来破解危机,关键在于重构对改革的共识,推动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最近有调研说, 90% 的中国老百姓都希望民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我们下一步关键,是通过改革来化解我们的危机,最关键的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就是最高权力交替机制的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关键是要启动解决最高层的权力交替,不是要靠人,要靠机制,靠制度,靠这个制度通过选举,扩大差额选举。首先通过党内扩大差额选举,包括政治局委员,扩大差额选举以后,包括最高领导人都可以采取竞争式的产生办法,只有把最高层级制度理顺以后,才能谈其他的。

  孙立平: 未来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顶层设计,前提得有一个超越型政府,如果有一个超越型政府推动顶层设计,这是最好的结局。第二个,体制内改革的力量,然后这个体制内改革力量究竟有多大,它能不能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寄希望于社会,推动社会的发育,这又是一种可能性。第三种,就是这种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的改革。

  马晓力(中央统战部原四局副局长): 我们这个党还是有民主传统的,在执政之前就有三三制,三分之一是贫下中农和共产党,三分之一是小资产阶级,三分之一是开明绅士。选举的时候出了问题了,当时在陇东地区选参议会,结果选着选着,老百姓把一个开明绅士选上了议长,我们党内指定的那个人叫段德章,就没选上。

  1980 年讨论《历史决议》时,那次四千人大会,我是旁听的。李维汉说反封建,他是敲着拐杖这么说的。刘澜涛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毛主席的善男信女,我们把毛主席当神一样,磕头啊,把老人家熏黑了我们还在磕,制造个人迷信我们也有责任。这事我一直印象特别深。

  1980 年 10 月,邓小平见了科学家朱传渠,他说,我们共产党犯了很多很多错误,我们对人民欠了很多债,我们要向人民还债。当时就是以这种情绪,这种精神进行改革的。

  1980 年 8 月 18 号,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那篇讲话,太精彩了,我当时觉得这个党太有希望了,热血沸腾。“文化大革命”这个教训接受了,要改变一人系天下之安危,天下之安危系于一人这个惨痛的局面有望了。他说权力过分集中,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头是很危险的,之所以能产生“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在十年当中陷进去出不来,就是权力过于集中,集中在一个人手上。当时如果把邓小平推到一个华盛顿的位置,那多棒啊。

  1987 年,我曾经给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提了一个建议,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先中央,后地方,绝对不能乱。先党内,后党外,搞一个很大的路线图。中央设立三个委员会,先把自己的权力制约一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绝对是不能有利益诉求的、有升迁诉求的人来担当,必须是没有任何利益诉求的人才能坐这个位置,这个要在全党讨论选举。

  吴思: 1992 年 1 月份,邓小平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他说我们当年怎么怎么难,农村怎么怎么难,将来还会怎么怎么难,他说我们的办法,叫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我们可以把这三句话称为九字方针,大胆试,就把所有的反对者都给稳住了,就把所有的积极因素,想改革的人给调动起来,不管你是为了理想,还是有野心,还是为了权利,还是为了利益,什么都行,只要想动,你就大胆试。第三句话不争论,当时一争论就问姓社姓资,环境非常恶劣,一句不争论,就把这个稳定住了。大胆试把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这个局面就活了,这时候邓的这三句话,等于在最核心的意义上,或者在顶层设计上,他完成了一个授权,就是对于第一线的改革者的授权,主导权在当事人。

  现在的意识环境跟过去大不一样,是可争论,可讨论。如果我们模仿邓小平当年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这个积极性的,建设性的改革路径是现成的,而且是成本很低的。

  何兵: 为了解决失控现状,下届领导人首先要整顿秩序。左右中各方,可以达到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就是恢复法治。无论左右派,还是党内外,什么人都得恢复法治。中国下一步应集中全部资源,来进行司法建设。

  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现在无论是左还是右,都需要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都在反腐败上,这就必然形成对权力的分解。

  上世纪末,湖南有一批学者,他们研究了用廉政账户来化解腐败,主动退赃以后不影响什么东西。这个建议当时准备抛出来,结果有的民众不干了,民众不干上面领导也不敢干了。其实这些钱一旦退出来以后,工人农民的问题可以得到一些解决,其他部门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四、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 限制政府权力

  秦晖: 不管是英国、法国最早的宪政民主,还是后来的东欧、匈牙利、波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财政上都是高赤字,老百姓要求他们承担很多的责任,但是老百姓又坚决反对他们横征暴敛,在这种情况下,他拿钱很困难,老百姓又逼着他花钱,这种情况下,他想不宪政都难。改革应退到政府的权力应该更小一点,而它的责任应该更大一点。

  朱善利 :未来我国经济改革的攻坚战就在于土地市场,怎么样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土地市场改革主要是农村土地改革。

  怎么样约束政府的权力,怎么样进一步促进政府财政收入的公开,怎么样限制政府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这是我们未来在经济体制改革当中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周为民: 中国改革从逻辑上来说,第一是以富民为目标,第二是以市场为导向。因为市场化改革就是为民众能够自主地获得财富,自主地支配财富来提供相应的权利、条件和机会。这样性质的改革,是能够带来这几十年当中,民间经济力量长足成长和经济繁荣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马立诚: 放开私人小银行。这个太迫切了,庞大的民间资金找不到出路。政府不时发起打击地下钱庄运动,与民为敌。我们的金融体制非常落后,都在政府手里垄断着,利率也不放开,傻子也能赚钱。结果服务很差。

  童之伟: 以民富带动国富的共同富裕之路,这条道路强调重点发展民营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然后是要遏制国进民退,争取民有所进,国有所退,有效保障合法私人财产和民营企业财产,扩大市场因素,争取我国早日成为主要国际经济体承认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

  我们应该看到,今天的经济成就是主要靠发展私营等非公有经济、非按劳分配和扩大市场调节、放松国家控制取得的。但我们中有些人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国有经济、国家干预控制等传统制度性体制性因素,并据此奢谈 “ 中国模式 ” ,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今天取得的成就是削减国有经济规模、按劳分配比例和逐步放弃计划经济等传统因素带来的。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民营经济、按劳动要素等比重更大、市场更活跃,我们今天的经济可能会发展得更好更平衡、更加合理。

  世界经济史早已证明,相对于民营或私营经济,国有经济是缺乏效率、成本过高的经济,相对于国家统制,市场是更有效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我们不应该在经济有所发展后又试图走回头路。当然,这不是说不要国有经济、按劳分配的主导作用和国家宏观调控,只是说要注意方向和量的问题。

  关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种分配并存,我们要坚持这个东西,我们要认识到关键是要坚持发展民营经济,要发展私营经济,或发展所谓非按劳分配制度方式。还有一个就是要进一步推动经济资源分配的市场化,而不是强化国家的控制。我们实现共同富裕,要通过制定法律和严格实施法律这个途径,来解决共同富裕的内容、途径和方法问题,而不能是各行其是。

  学习成功地区经验

  徐景安(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 , 深交所副理事长): 我有个口号,以幸福中国作为口号,左右派都会接受,民众也很拥护,为此我就奋斗、努力。要想幸福,首先是解决发展和幸福的关系,现在发展是第一,哪个国家不在发展,哪个政党不在发展,关键是为谁发展,这是意识形态最核心的问题,发展是手段,幸福才是目标,我们应该为老百姓而发展,这句话就解决了当前意识形态的大问题。

  怎么幸福呢?我们在广州搞了一个居民幸福感调查,两千多份问卷,涉及到八个问题,调查结果和政府职能有关的全部不及格,但是对幸福建设的口号高度拥护。这个问卷完了以后,在媒体上公布,向全民公布,而且每个月调查一次,大家说这到底什么意义?有意义,我们党代表你的利益,代表你的幸福,但没有问过老百姓他们满不满意,我们搞的问卷,让老百姓表态,表态完了以后,各个部门针对这个意见提出整改措施,然后到媒体开辟专栏,反映民生民意,这就使媒体在慢慢改革,让媒体成为政府和民众交流的平台,这是不是改革?是不是起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搞客观评价体系,搞了八个指标,这八个指标和民族兴旺全部是关联的,代替 GDP 考核,这是不是进步了。第三,我们搞社会民生长远规划,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民生规划,民生规划一公布,非常有意义,我们财政支出 80% 向民生倾斜,但是它的行政整个成本占 25% ,怎么办?最后把行政开支降下来,把民生问题弄上去,这财政问题不也在慢慢解决吗,同时财政公开,把财政体制慢慢推进。最近又提出来,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他们说这个体制,中国为什么民生问题那么严重?是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政府是有力量了,民众没有组织程度,这是社会结构的不均衡。所以汪洋书记决定,明年七月开始,广东省所有社会组织取消分级制度,全部变成备案制,所有基金会全部是地市一级批等等,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社会组织搞什么政治。广东汕头的实际改革经验,要靠实践去破冰。

  许向阳: 用一句话来概括江苏改革的精神特质的话,那就是:在制度竞争中创建和市场相适应的良治政府。

  在近来“国进民退”,私营企业家纷纷移民海外的大背景下,江苏的私营经济却是逆流而上,发展得又快又好。江苏的快速发展全凭企业家精神和制度创新。在超越了“苏南模式”,发展了“苏州模式”之后,一个新的“江苏模式”正在形成之中。假如说,“苏南模式”和“苏州模式”都是“追赶型”的发展模式的话,那么,新的“江苏模式”则是一个统筹性的体制改革的模式。

  江苏改革的首要特点是有一个明确的价值目标:就是要构建一个真正和市场相适应,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良治政府。

  由于改革的价值方向明确,并能得到大多数精英和民众的认同,派生出江苏改革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改革的主导者,能够比较有效地约束部门利益。这是改革能够取得成效的前提。

    江苏人心目当中的良治政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第一,江苏的改革要构建的是一个有效的法制政府,它不是一个全能政府,江苏人非常实在,对控制思想,控制意识形态毫无兴趣。在十五期间,省级的项目减少了 60% ,十一五期间,各市的审批又减少了 70%到 80%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兴趣?各个地方政府在为了引进外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减的越少,外资来得越多,  通过竞争,建立有效的法制政府。

  第二,江苏改革要构建的是高效、优质的服务型政府。南京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城市,但是这个保守现在已经跟以前的概念不一样了,去年南京破除了大量的私营企业投资的条条框框,专门针对私营企业搞了个 22 条帮扶措施,所有人来投资,帮你在注册、融资、落户、孩子上学各个方面全面优惠,市委市政府发出号召,服务大中型企业,扶持中小企业。

  第三,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是江苏改革的突破口和亮点。这个是李源潮在 2003 年推动的,一句口号叫选贤任能也是革命,在十年时间里,有十万干部进行重组。最后苏南苏北,原来只有苏南是最有优势的,现在变成了苏南的文化均治化,推广到全省。

  丁力(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广东现在正在探索新模式,这个模式用一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 3.0 的宝贵实践。什么叫社会主义 3.0 呢?毛泽东搞的是社会主义 1.0 ,他追求公平,不惜牺牲效率,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是最经典的。到了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时代赋予他的责任,所以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突出效率,社会主义 2.0 。事实上我们没有完全按照小平同志做。现在我个人认为,十八大必须要高举社会主义 3.0 的旗帜,就是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

  广东现在不仅在这样想,而且事实上在这样做,幸福广东就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现在的问题,效率公平怎么统?我认为是可以统一的,现在的核心问题在哪里?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问题,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要充分让市场发挥作用。

  但第二个问题,公有制这个大关不能退,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公有制只强调它的占有,不强调它的利益实现形式,我们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成了少数人垄断,自我分享利益的机构,这个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和它的利益实现共享,我认为完全可以让我们做到公平和效率有机统一起来。

  所以我认为,共产党只要把这个主题做好,我相信我们是有出路的,广东现在已经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很多自己宝贵的尝试。

  陈有西(一级律师、法学教授) :未来中国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和保护问题;二是建设法治国家、依法治国、落实宪政的问题。浙江省的经济模式,可以比较清晰地表达这样一种内在的联系。这就是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与法治保障的密切关系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民营经济,加依法治省。这是历任的浙江省委和政府一直坚持的方针。浙江各级干部对民营经济的保护是发自内心的,这样才保持了长期健康发展的势头。 时任 省委书记 的 习近平不遗余力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和保护,浙江人民是记在心上的。

  2006 年 4 月,在历任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的基础上,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提出“依法治省”的实践。提出依法治省关键在于治官,强调依法行政,官员依法办事。树立全社会按法律规则办事的观念。习近平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随后,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依法治省的决议》。以地方立法的方式确定了法治浙江的目标。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目前我们党面临着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 “ 四种危险 ” 、 “ 四种考验 ” ,我们国家面临着权力腐败、人民的权利被漠视和侵害,经济发展方式扭曲等问题,因此,改善党的领导,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 “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改革创新的思想作风、改革创新的工作方法全面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 ,以此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

 

 





发件人:"曹久强" <qiankunyidian@126.com>2012-01-08 21:21:45 收件人:"北京大军" <zdjun@263.net>

共产主义社会并不遥远

曹久强

    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最终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一句话就是没有剥削、没有贫困,各尽其能,按需分配。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是美好的。正是因为美好才值得我们去追求。但是,作为生活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人,经常会问,共产主义要什么时候才会实现,是否是能够实现呢?毫无疑问,在目前很多人心目中,共产主义社会是虚无缥缈的,甚至是似有似无的。这样困惑不仅在普通中国人心中是这样存在,在中国高层心中同样存在一些困惑。

    据传,江泽民对外给人解释共产主义的时候是引用邓小平的话,那就是共产主义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才能实现。作为工程师的江泽民算过,从孔夫子到他这个时代才七十八代。要是共产主义经过几代人实现那就罢了,要是要几十代人才能实现,我看还是不要追求什么共产主义社会,太远了,总不能让我们再等七十八代才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吧。

    社会虽然有他自己的规律,但是,社会发展几十代人后的社会状况不是我们现在人所能窥探的,更不要说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了。在我看来,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实现,而且不遥远,用不了几十代人,几代人就可以了。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资本主义社会成熟也就花了两三百年时间,也就是几代人的时间,作为替代它的社会怎么会花几十代人的时间呢?那要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岂不是还要延长几十代人?毫无疑问是不正确的。一代人以30年为算,社会主义中国从现在到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最多不会超过十代人时间,何必要几十代人的时间呢?

     因此,一般来讲,社会主义基本上会跟资本主义一样,花个两三百完成彻底成熟,随后就步入更加先进的社会。以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以资本主义典型国家英国来说,他们的资本主义以1688年光荣革命开始算,到1840年完成资本主义彻底成熟,花了多少时间呢?不到两百年。中国没有经历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就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就算先天不足,要补补课吧,据我算来最多两百年完成社会主义彻底成熟。现在我们建国已经六十多年了,也就是意味着,最多我们再花一百四五十年完成社会主义的彻底成熟。当社会主义彻底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步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了。因为马克思说过,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嘛。那么彻底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再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一两百年吧,也不过三百年的样子。于是,两三百年间中国必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彻底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这样计算还是以历史的角度来计算。没有根据现在生产力发展的现状。现在生产力发展的速度远不是一两百年前的发展速度。这就意味着,目前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远远快于资本主义社会17、18、19世纪,也就意味着社会前进速度更加快。这必然会大大缩短一个社会走向成熟的时间。

    据我看来,成熟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智能生产力,也就是普遍只能机器人替代人劳动的生产力。目前智能机器人不断取得进展,发展速度很快。我相信,智能生产力在这样的发展速度下会快速到来。再过50年,我们就会看到众多的机器人在替代我们劳动,而我们从事更加复杂、高级的脑力劳动。

    从这点而言,社会主义会提前成熟,或许到了2049年,也就是我们庆祝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社会主义就已经基本完全成熟了。到了2100年我们就已经初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到了2200年,中国必然彻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由此说来,共产主义社会并不遥远,也不是不可实现,而是不久的将来。我们中国再过一两百年就能彻底实现而言。

    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呢?首先,成熟的社会主义会实现公有制经济的大一统。所有企业要么是个人独资经营的企业,要么是集体企业,基于自由个人联合起来的企业,要么是国有企业。共产主义社会将继承这也的现状。这个时候,产品市场经济开始出现。当一个商品因为生产力发展,成本急剧下降,被每个人轻易买得起的时候,它就不是商品了,而是产品了。这个时候,市场的分配机制中,价格机制已经失去了作用。没有人会考虑是否有钱买不买得起这个东西,而是考虑自己需不需要,这才是彻底的按需分配。因为这时不是有人因为没有钱,买不起,而被压制了需求,而是出于自然真心,确实不需要。当社会所有人基本生活的消费品即消费商品都变成产品之后,这就是成熟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志。

    这个时候,意味着社会最低收入的人都可以轻易买得起这些基本生活品,还会存在贫困吗?自然没有了贫困。每个人收入的差别不是体现在基本生活品上,而是体现在那些还不是产品的商品上。当一国的生活品被每个人轻易买得起,意味着每个人生活彻底有保障,生存压力已经解除。在此情况下,没有任何压力会迫使我们进入工厂去工作,没有任何必要去接受别人雇佣。资本主义雇佣基于生存压力的基础彻底消失。即使全社会的人都不劳动,天天休闲,也不会使每个人生活匮乏。因为数量巨大的机器人正在不停地给我们生产我们生活需要的消费品。

    这些东西不是天上掉馅饼,不劳动也能获得生活保障。而是科技发展,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了的好处。喜欢休闲的朋友可以一辈子尽情休闲,只要到时你们还愿意休闲,那就尽管休闲去吧。因此,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天堂,不是依靠上帝的法术让我们衣食无忧,而是我们生产出来的机器人让我们可以不用劳动而不至于生活匮乏。这样的社会在我们现在身上背着“三座大山”,忍受着血汗工厂的中国人来说确实是天堂。如果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看我们,我们现在就是地狱。然而,历史就是这样一步步走来的,好在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属于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在过一百年后,我们的后人会俯首感激我们,因为我们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他们才能在地球上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当我们现在那些还在抱怨社会主义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的人还是少胡说八道点吧。你们要庆幸你们生于社会主义中国,才赶上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社会进程,而西方人还在他们资本主义的睡梦中没有醒来呢。当他们醒来的时候,已经被我们远远甩到后面很远了。那才是他们的悲剧呢。

 





 

发件人:"cws" <chenwensheng68@163.com>2012-01-08 12:10:28 收件人:zdjun@263.net

大国复兴的机遇曾与中国失之交臂

湖南社科院农业所 陈文胜

    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无论是世界历史,还是中国历史,只要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任何人都很难抗拒这一趋势。但是,历史的发展无疑有其偶然性,特别是在历史发展重要的转折时期,充满了种种变数,给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也就给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其中的每一种可能都是一个机遇,抓住了历史机遇,就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无限发展的空间;失去了历史机遇,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就会走向歧途而步履艰难。对于中国近百年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有太多的偶然因素,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和发展道路。

一、东西两大阵营对垒,中国的政治走向影响世界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近300年来以维持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格局被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美苏两大阵营围绕欧洲和亚洲的重建,开始了一场从抢占势力范围到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美苏对抗并出于自身利益干涉中国的内政,不仅制约着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也决定着战后中国政局的发展与社会走向。与此同时,二战从根本上瓦解了殖民主义体系,许多原殖民地、附属国争得了或正在争取政治上的独立,催生了战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并存共处的多元国际社会,推动了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这就在客观上改变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联手制华的不利国际环境,世界局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为了霸权的需要,控制中国自然而然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遏制苏联势力”,美国在中国追求长期的基本目标是推动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政府,短期目标首先是避免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实施“把中共与苏联隔离的政策”。但是,能否塑造出一个符合西方利益的中国这个雄心勃勃的政策马上就遭遇到一个重大障碍: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很可能被共产党击败,从而失去亚洲地区牵制苏联势力的力量,进而失去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1949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并确定了美国当时的“当前目标”,即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美国政府重新制定了被称之为摆脱蒋政权的“脱身”政策。因此,在国共三年内战时期,美国人先是当和事佬,后来则袖手旁观。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司徒雷登拒绝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的南下请求,坚持“滞留”南京,准备与中共政权接洽外交关系,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却随国民政府南下去了广州,公开显露了美苏争夺中国的暗中角力【[1]】。

    对于苏联来说,没有辽阔的中国作为安全的大后院,就无力在欧洲与西方阵营抗衡。由于美国要实现其对华政策,还必须有赖于苏联的支持,这使苏联在战后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苏联为了谋取在中国和远东的“优越权益”,明确表示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但不愿意中国成为受美国控制的附庸国,竭力抗衡美国在东方的扩张政策,同时又害怕因支持中共而卷入美苏战争,尽力寻求同美国妥协。一方面苏联认同美国在中国事务上的主导地位,承认蒋介石国民政府,支持以国民党为主组织联合政府,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并服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但另一方面,苏联给共产党以有限的支持,把中共作为与美国对抗的棋子,利用中共牵制美国。斯大林这时的基本策略是要求中共走法国和意大利的道路,即放弃武装,转入和平的议会斗争。这不仅可以维持战后国际和平局面,而且可以用来交换美英对苏联主控东欧各国的支持。斯大林多次密电毛泽东参与重庆和谈,敦促共产党交出武装政权,融入国民政府。随后赞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到中国直接调处国共两党关系,但苏联不参加,也不同意把长城以外的中国东北列入调处范围。【[2]】由于美苏两国在对华政策上,既争夺又妥协,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关系,使中国的和平统一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

    基于中国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作为一个资源与人口大国,中国无论倒向哪一阵营,都会极大地增强该阵营的实力,造成双方力量的严重失衡,在两大阵营对垒中,中国举足轻重,政治走向影响世界格局。因此,美国在承认国民政府的前提下,从政治、经济、军事上支持国民政府西方化,并且在政治上督促国民政府实施改革、接纳中国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建立西式的联邦制度,在和平、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统一。新中国成立时,美国政界不少人要求美国尽快承认中共政府,避免中共更加接近苏联,危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国也数度试图拉拢中共,表示只要中共不向苏联一边倒,美国就将承认中共政府。美国政府即使是在放弃调停中国内战的努力得时候,杜鲁门总统仍然在1946年12月18日发表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在国民党兵败台湾的时候,杜鲁门总统仍然在1949年12月30日声明:“美国不想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也不会使用武力干涉台湾目前的局势。美国不参与中国的内战,也不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或派遣军事顾问。”【[3]】

    由于苏联原来的中国战略是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让中共服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进行政治斗争放弃武装战争。但美苏冷战开始后,蒋介石一边倒向美国,斯大林不得不抢先确定了与中共结盟的政策。在东西方对峙的世界格局中,在苏美争相拉拢的有利情势下,毛泽东不听张东荪等人的劝告,毅然拍板对苏“一面倒”,加入了苏联阵营,全面配合苏联反美【[4]】。美国此后才下决心保卫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由此产生连锁反应,不仅使中国成为美苏力量对抗的前沿阵地,有了让美国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战争的朝鲜战争,我国先后有297万志愿军参战,牺牲18万人【[5]】,直接消耗战费62亿元人民币,对苏联欠下30亿元人民币的军火债;也有了今天的台湾问题。中美也就相互错过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战略机遇,世界力量向有利于苏联倾斜。直到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就在尼克松越过太平洋到达北京的那一刹那,结束了自1949年10月1日以来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使世界力量迅速向美国倾斜,苏联面临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笔者认为,这也是使东欧阵营解体和苏联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二、国共力量对比失衡,和平与民主具有广泛社会基础

    而此时的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民主与独裁成为当时中国两大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平与内战的可能性并存。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各有自己的谋算,由此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角逐。重庆谈判、政协会议、马歇尔调停、“第三条路线”为政治民主化进程展现了新图景,历尽动荡沧桑的中华民族终于从战火硝烟中看到了一线和平的曙光,中国现代化进程再次站在十字路口上。避免内战用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发展民族经济是抗战后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是经历了八年残酷战争后的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而国共两大政治威权的决策则是主导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决定性因素,世人无不充满期待地关注着双方的一举一动。

    国民党控制着全国政权,在军队、土地、占领区人口数量等硬指标上与中共力量对比占着绝对的优势。特别是在国际社会,蒋介石作为中国抗战领袖,不仅与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并列号称四大反法西斯领袖,得到西方国际社会的认可,而且还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更是得到了中共的唯一国际盟友苏联的公开支持。由于有美国的大力援助和苏联的条约承诺,使国民党把战争手段消灭中共作为优先选项不时提上议事日程。共产党虽然经过八年抗战的锻炼,无论是党员人数、解放军总共兵力,还是解放区面积、解放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国民党相比仍处于明显的劣势。加之美国明确支持国民政府,苏联却采取“脚踩两条船”态度,以支持国民党为主,扶持中共为辅,不能不使中共产生一种被孤立危机。所以,中共更希望和平,不愿付诸流血的战争是显而易见的,中共对于建立联合政府是真心实意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重庆谈判前,中共响亮地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寻求实现和平民主的道路。毛泽东对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很乐观,认为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23日、8月26日开过两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说:将来国民党要搬到南京去,全国的中心会在南京,抗战的两个中心重庆和延安的地位就要降低,所以要把党中央机关搬到淮阴。毛泽东当时考虑,在国民党恢复南京的统治中心地位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参政党把机关设在淮阴是便于处理各种问题的。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的粟裕也获悉了中共中央打算迁都淮阴的消息,并对此进行了准备。朱德在会上提出,“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6]】毛泽东提出两党共管天下,据说甚至派人去苏州那边找地方准备给自己建个副总统府【[7]】,虽然这一说法缺乏考证,但当时毛泽东已经做出最大的妥协却是无可否认的。在政协会议召开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认为“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和专制即将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从而使历经战乱的中国走上和平有序的发展轨道。中共中央为此发出党内通知,宣布将要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军队将要实行国家化,党组织将撤出军队,中共将放弃武装斗争,转向议会道路。【[8]】

    抗战胜利后,国内民众渴望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休养生息,重建家园,民主和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为争取政治资源而进行的军事对决牵动着所有企盼和平的国人,政治问题用政治的方式、和平的方式解决的呼声此起彼伏。各民主党派空前活跃,以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在抗战胜利后开始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们为争取走“第三条道路”而“超然独立”于国共之间,以促使国内出现和谐团结的政治局面。他们在政治制度上主张以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为范本,建立以国会制、内阁制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在实现方式上,主张国共两党同时“解除武装,改变性质”,从有武装的“特别政党”变成为无武装的“普通政党”;行动态度主张和平、改良,不赞成暴力革命行动,呼吁召开政治会议以解决国共争端。他们在战后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逐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战后社会与经济恢复的困难和国内外全新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国民党可能的或可行的选择必须是放弃传统的一统模式,选择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在国际和国内政情的交相影响下,国民党无疑感到了一定的压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与中共和平谈判的姿态,于1945年8月14、20、23日是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家大计”。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开始进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重庆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原则,强调了“和平建国”的重要性。而中共军队和解放区两个重大问题,始终未能达成协议,由此潜伏着爆发内战的危机。【[9]】尽管如此,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围绕建国方针、政治构建、民主原则等众多实质性问题进行的一次政治角逐,虽然双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但角逐毕竟从战场转移到政治舞台,是以政治谈判的途径对中国战后的政治走向进行政治协调,表明了和平解决的取向,为实行中国政治民主化展现了新途径。

    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1945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实际上是三种政治力量的一场尖锐复杂的较量过程,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十分突出的采取合法形式的斗争,在中国近百年民主运动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会议确立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通过了以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为基本特征的《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诸项决议,为中国初步打开了民主化进程的门户,为国人展现了建立一个基于民主制度的统一国家,各党派合作建国,用党派会议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在讨论政协决议的过程中,参加各方互有妥协,国民党承诺放弃原本独家垄断的权力,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并因此可以合法登上全国政治舞台,与国民党一争高下。就国家民族利益而言,政协可谓双赢结局,是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次绝佳契机。

三、历史选择了内战,作为战胜国无力分享二战红利

    在全国人民的翘首期盼之下,国共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议”,遗憾的是这一切只是停留在纸上。政协决议以及政协前后的民主化进程,在国民党高层引起了强烈反弹。由于国民党长期占据一党独尊地位,政治上缺乏与其他党派分享政权的心理准备,军政官员更是不愿意放弃种种特殊利益,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基本否定了政协的决议,“堵死了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国民党已不能通过自身的政策调整,来化解国共之间的这场政治危机。”《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在1946年夏发动了全面内战,用枪炮声终结了由政协会议开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10]】当时有多种选项的中国,历史最终选择了战争使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的希望成为泡影,进而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又一次经历了严重的政治失序和经济倒退。

    1.中国军队未能进驻日本。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苏、中、英等11个同盟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派军队对日本进行占领。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与美国一样,有权向战败国日本派遣驻军。当时的国民党是亲英美一方的,属于亲西方阵营,而美国当时的策略是扶助中国,防止日本东山再起。美国以公文形式致电中国政府,约请中国派一支5万人的军队占领日本,然而,当时蒋介石正指挥军队忙于抢占抗战的果实,根本无暇把兵力分散到国外。随着内战的爆发,1946年11月5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向美国提出终止执行派遣驻日占领军计划,至此,中国派兵驻日一事终成泡影。作为战胜国最重要体现的中国军队没有进驻日本,这使得中国对日本的管制缺乏威慑力和强制力,也使得后来中国试图限制日本并要求其彻底反思战争罪行的愿望没有实现。这就是日本为什么敢于无耻的修改历史,否认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一个重要原因。

    2.中国政府未能联合治理日本。根据雅尔塔协定的势力划分,战后由中、美、英、苏4国成立管制委员会,对日本实行管制。内战后,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把国民党赶到台湾。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实行一边倒政策,全面向苏联靠拢,美国出于防止共产主义扩张就提出扶助日本限制中国,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认为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签字的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民党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和新中国不存在外交关系,中国和美国英国成为敌对的双方,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也是由已经退居台湾的国民党代理的,联合治理日本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

    3.中国人民未能获得战争赔偿。在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的赔偿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的索赔要求,但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居然不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仅同意占30%。后来问题久拖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而美国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在远东重新扶植日本作为新的反共堡垒,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就不希望本来因战争而基本垮掉的日本来赔偿。

    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后和中国的介入,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因此,美国操纵旧金山和会【[15]】,将中国排除在对日本集体缔约国家之外,这意味着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中国,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虽然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但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这样一来,中国就存在两个政府,谁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对于两岸来说都至关重要。为了赢得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支持,两岸政府都不能不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考虑别得罪其他国家,尽量顺着别人。因此,中国在对日和约、赔款两个根本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放弃了一切赔偿要求。而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放弃了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画上了句号。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而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16]】

    4.中国领土未能实现全部统一。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中国无法享受到胜利成果,反而要承受领土分裂、主权丧失的结局。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两霸为实现各自利益,进行了牺牲中国主权的幕后交易。为了能让苏联出兵打日本,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中共,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的统一,美国给予了苏联很多领土上的酬谢:租借旅顺口作为苏联海军基地,大连港的国际化,中苏共管满洲东部和南部的铁路,苏联获得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在外蒙举行公投(1945年10月外蒙在苏联的监督下进行了投票,以令人吃惊的483290比0的票数使外蒙从中国独立出去,从而走近俄国)。【[17]】苏联最终以援助国民党政府不支持中共为条件,迫使国民党政府在外蒙古独立等问题上让步,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使《雅尔塔协定》中美苏牺牲中国主权的交易以条约的形式公开化、合法化。

    中国历史上在日本海就有出海口,从1886年到1938年日苏爆发,日本战败并封锁了图们江口,中国共行使出海航行权52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强烈要求朝鲜和苏联赋予中国从珲春到日本海的出海权,但遭遇苏联看不见的牵制,最后中国只能让步,把黑龙江和吉林变成纯粹的内陆省份。【[18]】据后来的历史资料,美国曾经计划将琉球群岛归还中国,作为战胜国国民党政府却无力参与博弈,而战败国日本竟然轻而易举地攫取战胜国的琉球群岛。美国在1943年11月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都庄严宣告,日本通过侵略掠夺的中国领土,如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但《旧金山和约》提出“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南沙及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和要求”,却只字不提这些领土的归属问题【[19]】,为制造“两个中国”铺平了道路,并进一步地扩大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分裂。

结束语

    随着内战的结束至今50多年过去了,不仅从此有了台湾问题,而且有钓鱼岛、东沙、南沙等领土完整问题,乃至西藏南中印领土纠纷问题,抗战后造成的一系列领土争端折磨着中国今天的周边关系,未统一的中国,领土、主权问题成为我们崛起的沉重历史包袱。历史没有如果,但如果选择了和平统一,可以引起对大国命运的无限遐想。

    (1)如果没有内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当时热爱民主与和平,蒋介石如果能够以民族利益为重,建立两党轮流执政的联合政府,政治制度将具有更多的创新空间。

    (2)如果没有内战,中国既不倒向西方,也会全面倒向苏联,中国在美苏势力对抗的中实现国际利益的博弈,也许美国不会支持南韩发动朝韩南北内战,也不会武装日本、扶持印度以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利益将具有更多的博弈空间。

    (3)如果没有内战,中国超脱于国际势力的对抗之外,东、西方不会封锁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的经济很快融入国际经济当中,经济发展将提前进入改革开放。

    (4)如果没有内战,首先没有台湾问题,那么台湾问题所带来的钓鱼岛、南沙群岛等一系列问题迎刃而解,国家力量不会因此而受制于人;也许不会有外蒙独立的问题、藏南问题,更不会在后来中印战争中放弃了用鲜血和生命已经占领的藏南领土,退回边界线外二十公里;也许,中国的领土将提前完成统一大业。

    当前台湾问题,又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历史关口。没有领土的统一,民族的崛起就无从谈起。同时,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不仅是国家的统一,更是炎黄子孙的民族统一。台湾问题的蝴蝶效应,不仅使其他领土争端和全球竞争受到国外势力的牵制,而且极大影响着国内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归属感,是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我们国家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族民众没有统一的认同,民族的归属感就无从谈起。而没有包容的胸怀,民族的统一无从谈起。两岸人民需要高度的国家共识和民族共识,需要在国家层面融合各政党利益,党派利益要服从于民族、国家利益,而不是牺牲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前途。需要以更高、更远的大国战略眼光,更宽更广的包容胸怀,在政治上求同存异、实现双赢,早日实现国家统一。一个贫弱的国家没有外交,一个分裂的国家容易成为强国相互交易的筹码。以史为鉴,走好今天和未来的路,才是回顾这件憾事的意义所在。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2-01-06 10:44:36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悼高华】朱学勤、萧功秦、张鸣、杨奎松、许纪霖、景凯旋、严搏非、熊景明

著名反毛党史专家高华去世

追悼会严控

港媒

2012,01,04

  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共党史专家高华的葬礼昨在南京举行。因校方担心大批异见学者出席可能惹政治麻烦,要求出席者致悼辞须事先送审,引学者不满。学者在送别时虽不发言,却以挽联表达对逝者早年冲破中共禁区的敬意,称赞他在内地竖起重评毛泽东的大旗。有学者更在葬礼上疾呼:「天一定会亮的!」

  高华于本月 26日因肝癌去世后,内地一批与他相交相知多年的文人学者都表示要亲往南京,送高最后一程,他们当中不少人言词大胆,敢批评当局,包括北京的章诒和、人民大学的张鸣、清华大学的秦晖及上海的许纪霖、朱学勤等,引起南大校方警惕,担心出现政治事件。

  据悉,追悼会前校方发通知,指所有悼辞须先经南大党委审查,甚至连挽联也要审查,张鸣对自己所写的祭文无法在会上念表示哀伤。章诒和怒批南大校方:「高华为你们挣来多少学术声誉,你们怎么忍心这样做!」南大对这些学者置之不理。

  因当局控严,大部份出席者只好默默送别,但北京学者张鸣向高华遗体致礼后,悲愤难抑,当场疾呼:「高华兄,天一定会亮的!」语惊全场。有学者以笔墨挽联方式,表达对高的敬意,赞扬他早年以笔墨突破禁区,树起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大旗。

  学者纷撰挽联,赞高华「射日成高手,启蒙着文章」,「秉笔直书,青史垂范」;作家章诒和除写挽联「读大块文章,一点骚心一点血;听满城风雨,半悲人老半悲君」表敬意,更撰悼文「哭高华」致哀。章诒和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高华在喧嚣恶劣环境下,坚持良知,选择真理,「这样的学者,值得我们崇敬」。台湾学者余英时、龙应台等也送去挽联。

  终年 57岁的高华,因出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踢爆毛泽东早年靠权斗整跨对手、登上中共神坛内幕,轰动海内外。但作为著名学者的他,却住陋屋、生活穷困,尤其是五年前被诊断患上肝癌后,一度连医药费都不能保障。高华去世,内地毛派欣喜若狂,特别是其忌日与毛泽东诞辰同日,左派欢呼是毛在九泉之下将他「召」走。 

 

学术成就永存史卷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学勤

    我们这一代人在几个历史重大问题上,不能交白卷。在众多答卷中,我以为高华这一份是最为出色者之一。主持人让我总结高华先生的学术成就,我不合适。还是让我作为高华的朋友,一个与他交往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讲高华这个人,讲讲高华这本书。

  高华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杰出代表。我们这一代人有两件事无法回避,一是文革,二是改革,这是我们的生命底色。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写,后代人也可以写,但文革的历史,必须由我们自己来交这个答卷,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不能交白卷。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也通过各种文本、各种方式,陆陆续续地交出了答卷,但在众多答卷中,我以为高华这一份是最为出色者之一。他深刻挖掘了文革得以形成的老根——中共党内生活之渊源。文革发生已经有四十多年来,到现在还是一个聚集风云的话题。在历史上,它还会和法国大革命等重大事件的命运一样,让多少代人持续不断地争论下去。但无论是后面有多少代人参与讨论、争论、辩论,它绕不过我们这一代文革经历者所交出的答卷,绕不过高华这个人。

  高华让我最感佩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研究生考试,我们这一代人进入历史系有很多人,但对于党史专业,基本上是回避或拒绝。高华毅然敲门,破门而入。这是需要勇气,需要担当的。20年前,在那个年代选择历史专业,进入这个大门以后,再去敲党史这第二扇门,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他是在怎样一种历史环境下来写那本书的:是收音机里传出苏联八一九政变的广播,在一个与邻居共用的小厨房里摊开稿子,黑夜奋然命笔。今天的学术氛围没有根本的变化,只是各种各样的课题费多了,开始是人抢钱,现在是钱抢人,大学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课题费其实是人民币淹没,能耐住寂寞不申请那些大大小小的所谓课题的人几乎没有了。2002年我与高华参加夏威夷国际会议,为节省经费,会议安排我们住暑期空出的夏威夷大学学生宿舍。我们俩人住同一房间,曾为此感慨并预感学术氛围在表面繁荣的假象下更为崩坏,80年代最后一年开始形成的“第二学术圈”将逐渐瓦解,被体制内“第一学术圈”分化吸收,我们的日子将更为艰难,只能相互打气,文雅的说法叫“共勉”。但高华坚持下来了,我们可以去查高华在南大的学术履历,在取得如此学术成就、获得海内外高度赞誉的同时,他是否申请过一个“国家课题”?高华留下的这一成就,对那些动辄以是否取得国家课题来量人度己者是一个有力回击。

  高华当时进入这一行,我一直觉得很惊讶。太难出成果了!有想法,有书稿,怎么能流传下来?一辈子锁在抽屉里?那实在也于心不甘。高华用他一生的经历,最好不过地回答了我的困惑,第一,在最不可能出成果的地方,他出成果了;第二,还不是一般的成果,一个大大的成果,一鸣惊人!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他没有交白卷,交了一份非常漂亮的答卷。我们今天在追悼会上看到,余英时先生也写了:“读过高华先生的书,很佩服”。

  其次,我们今天在这个民间场合,不能不正面谈谈今天上午校方主祭时回避提及的高华这本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的学术成就,上下两代人,同时交口称赞,这是不容易的。上面一代人,我以现在党内所谓“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之一何方老先生为例。他最近写了《党史笔记》两本,一而再再二三地引用高华这本书。我与何方老先生有两次交谈,一次在上海交大,一次在北京他寓所,两次都谈到这本书。须知何方先生眼界是非常高的,不用说跟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与他的同代人,他都直言不讳。我就知道他和李慎之通信中,对李慎之先生的一些观点提出坦率批评,慎公是有傲气的人,他对他们同代人非常挑剔,但慎公曾对我说过,党史这一块,他重视何方的意见。而在谈到高华这本书时,何方竖着大拇指,连声说好。让一个延安整风的过来人,而且是有高层阅历的过来人,来承认一个后代人完全靠资料,而且是公开的资料不是什么秘辛传闻,写延安整风,竟是一部信史,靠得住,绕不开,这是不容易的。

    下一代人中,我问过,我教过书的,或者有交往的晚辈,党史这么多书,你们看过哪些?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说看过《红太阳》(编者注:即《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当然,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复印,不是看的香港原版。一个人的书虽然是在香港出版,但是能够得到国内年轻读者这样广泛的响应,在我们这一代人,是很罕见的。高华的书虽然是在香港出版,传播发行都受到限制,但在中国大陆,上中下三代人,该看还是都看到了,读过了,多少学党史的后来之辈,都在千百次地引用,仅此一点,作为一个学者,高华就足以自慰,足以傲视体制内那些蝇营狗苟的众多伪学者。

  这本书开辟了毛泽东研究的一个崭新的空间。说得低调一点,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得稍微满一点,在毛泽东研究、延安整风研究,从延安整风到文革的历史研究,这三块当中具有里程碑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高华选择12月26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走了,他走而无憾,无论是这个人,还是这本书,都永存史卷。

    2011年12月30日下午 南京(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儒家和自由主义精神结合的典范

上海交大政治学教授 萧功秦

  我可以说是高华的老朋友了,大概与他交往有33年之久。1980年前后,那时我是南京大学的研究生,高华是本科生。从此以后,我们就一直在交往。我和他在台湾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经常一起去逛重庆南路的书店,几乎是无话不谈。他每一次到上海来,我骑着我的破摩托车,到他那个狭小的阁楼上面去找他,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然后他把我送到楼底,我就开着摩托车离开。

    那么多年来,我觉得高华的身上,他是把儒家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精神结合得最完美的一个人。他为人处事,充满着儒家的那种风度和风范,既内敛又有非常强的责任感,有“天下为公”的精神,同时在思想上又是充满了宽容。我觉得如果要在中国找一个儒家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和自由主义理想有如此完美结合的人,他是首选,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典范人物。

    我要谈一下对他的史学地位的评价,我曾经说过,他和在座的很多学者用自己的一生的努力,形成了一种学派。我把它称为叫“新实证主义”学派。包括杨奎松、沈志华、韩钢各位,他们是在治史过程中当中逐渐形成的相同的研究风格的。高华曾经也偶然说过这个事,他说,实际上我这个研究可以称为“新实证主义”。为什么叫“新实证主义”呢?它反对过度解释。它一定要从材料当中、从史料当中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是反对对它进行教条化的先入之见的过度解释。通过对史实的发掘,将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来,用常识的理性去感动人、去说服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华可以说是这一学派中的佼佼者。

  不久以前,我在重庆、成都的一个会议上,做一个长篇的关于中国史学的发言,内容就叫做“新时代需要新史学”。我特别提出了“新实证学派”及其重要意义,特别指出了高华本身的作用。我说,高华的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代历史学家,留给一百年以后的子孙的一个礼物,让他们看到我们是怎么反思历史的,我们从历史当中获得了什么,我们感悟到了什么,我们希望什么。

  高华那么多年的努力,我把它总结成三点,作为我们历史学者,作为后一代的历史研究生们、大学生们值得吸取的经验,或者说可以从那里得到启示的。

    第一点,我觉得,他的成功在于他具有一种超凡的洞察力,我把它称为叫“历史的悟性”。所谓的“悟性”,就是说当你用有限的信息,来还原整体历史的那种能力。你的信息是有限的,但是你是依靠这种感悟,把整体面貌还原出来。这种能力在高华身上是非常突出的。他曾经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杨尚昆的儿子,读了高华在《南方周末》上写的《《初读〈杨尚昆日记〉》)一文以后,就专程到南京来找他,对他说,我到南京来,就是我对你发生好奇心,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对我父亲是如此地了解?我曾经问过我们家族所有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认识你,但是你写我的父亲确实非常真实,你把我父亲内心世界点活了。你把我父亲讲到点子上去了。你到底是认识我们什么人?高华说,你们家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就是看你父亲的日记。

  高华这种洞察力我觉得是历史学家最可贵的。人们说。历史学需要史才、史学与史识,而史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感悟力。当你读了二十本书,就能通过悟性得出人家看一百本书才能得出的结论,那就是你的一种悟性。高华身上这种东西是非常突出的。

  第二点,我觉得他有一种儒家所具有的那种边缘化的生活状态。他没有进入体制。他虽然在体制里生活,但是他和体制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从来没有申报过官方的课题。他在这种边缘状态当中,自得其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种在边缘状态那种自得其乐,就是儒家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

  第三,他身上表现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一种口号,而是通过人生的经验,通过自己体认,去追求这个社会的真善美,从而写出他的著作来。

  他这种责任感,就是通过他的这种事业表现出来的。那么多年,可以说,我认为他是我一生当中最好的朋友,我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当他到上海来开刀的一天,因为是好朋友嘛,我就干脆把纸捅开了。我说人生来是有限的,也许你可能比我早走,我们很多人比你晚走,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但是,从生命的历史长河来说,按照十亿年这个生命历程来说,十年不过就是一秒钟。我们只是比你晚走一秒钟而已。但是你的这本书,却是有超越一个人的人生生命时间长度的价值。他当时非常感动,他把这句话告诉他的太太。

  在他过世的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想像着他在天堂里的样子。我想像着那是天堂里一个朦胧的早晨,他一个人,坐在一张长椅子上,有点孤独。我总觉得我们大概总有一天,会去见他的。我想像着,在这个长椅子上面,继续着我们的长谈。

 

祭高华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张鸣

    我在(2011年12月)24日,高华先生去世的前三天,有幸能和他在一起。我正好来南京,去见他。上午大概九点半到病房,谈到十一点半,聊了很长时间。我对生命有一点敏感,可能是我以前干过兽医,对生命非常敏感。今年年初我已经来过一次了,我感觉高华快不行了,生命似乎正在从他的躯体里离开。那时候我都快控制不住。小刘跟我说你千万别哭,你跟他聊,聊得开心点。在我的感觉,其实高华对自己的走,有感觉,但是他非常坦然。我们聊的时候,他就说,你现在被“五毛”围攻,不要理他们。他说过多次,他一直在看我的微博,看我的博客,每天都看,在病床上,就用手机看。他说你做就行了,别管人家怎么骂。多年以来,我写博客上微博的时候,我都在想,高华在看,高华要看,所以我每天都更新。

  我们也讨论了很多学术上的事,现在最新的史料他都知道,学界的事他也都知道。大家都说好多高华的事,大家对他的评价,我都认同,只补充一点,高华其实在我眼中,是一个挺好玩的人。他有很儒雅的一面,有很严肃的一面,但是他确实是很好玩的人。

    我记得是2008年还是2009年,熊景明组织了一次活动,有秦晖和章诒和等参加。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高华要拉我表演节目。我说我们唱什么,他说唱“我们是害虫”。我说怎么唱这歌,他说我们现在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害虫。我们唱完了,大家都乐死了。他就是特别好玩的人。

  我和他交往,其实很晚的,但确实走得很深。我很看重他,他也比较欣赏我。他有非常童真的一面,他给学生上课也好,讲课也好,甚至谈学术也好,那是另外一个高华,我看到更多的他是一个小孩的形态,特别好玩。我看秦晖也是这样。他完全是一个赤子之心。不是一个胆大的人,但却把天给捅了个窟窿。

  他之所以走这条路,真的是驱使于知识分子的良心,这是良知驱使不得不这么做。他身上的恐惧比我们都要多。这种恐惧我有,但恐惧在他身上的影响,比我们大得多。我感觉到这点。他也后悔过。得病之后,他有一次给我说:哎呀,我还是做古代史好,不接触这样惨的材料,不揭露黑暗,可能好一些。我说你已经不可能了。他说,是啊,不可能了,根本不可能去做古代史。

  我走到今天,从一个书斋学者变成经常批判现实的人,高华一直在支持我,我只要出了新书,每次都是他第一个给我掌声,包括我对史学界的批评,他也赞同。我只想说,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那天聊完之后,我回去之后,心情非常不好。我当时就感他真的很快就不行了。以前也想过,高华是不是就要彻底走了,但是这一天到了的时候,还真是受不了。

  那天,熊景明老师给我说,你手快,能不能代替大家写一篇祭文。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就写了。

  风起钟山,哲人其萎,凛凛雪雨,草木凋零。今我来兮,斯人已去。哭君壮岁,英年早逝,锦绣文章,更待谁书?哀君事业,中道崩殂,历史真相,何由得明?怜君家人,孤孀弱子,大树摧矣,何枝可依?伤君门生,痛失良师,庭训堂听,寂寂无声。忆君,惜君;念君,哀君;思君,痛君;哀哉高华!惜哉高华!痛哉高华!伤哉高华!高华之后,更无高华!君去之后,国有难事,谁与相析?我有佳文,谁其击节?重九登高,使君不在,遍插茱萸,更少一人。雪夜围炉,君其逝矣,促膝晤谈,永稀哲音。君逝之日,天黑如墨,鬼蜮成阵,遍地狼犬,深巷警笛,文网深密,靡有孑遗。无良当道,阿谀成风。良士遭难,佞人乘龙。斯世斯景,君去天堂,我留人境,忍待天明。

    天丧英杰兮,上苍不公。朋辈成鬼兮,怒向刀丛。欲聆君教兮,天人永隔。斯人其逝兮,再无知音。长歌当哭兮,泣不成声。天地惨然兮,共我一哭。哭天,哭地,哭南大,哭我良朋。谨以馨香一束,香草几枝,鲜花数瓣,献于君前。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一介书生的高华

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

  我认识高华已经二十多年了,1989年之后,在大家最绝望的时候,我们一群朋友聚集在一起撰写《中国现代化史》高华作为重要的作者之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期间,他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在默默搜集资料,要写一本关于延安整风的书,这就是《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这是一本写给历史看的书。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出版,也不知道是否会带来麻烦。90年代不像今天,已经有了比较成规模的民间社会,有媒体参与,有民间出版,有海外渠道,还有网络空间,可你写什么东西大家都能读到。高华在动手写《红太阳》的时候,是孤身一人、他默默无闻,生活艰辛。他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在做一件不知道结果的事情。

    高华不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他从小是在阴影里面长大,父亲是右派,文革的时候,为了躲避杀身之祸,一度逃亡,家门口贴满了通缉他父亲的通缉令。高华的一生都生活在莫名的恐惧感之中,这种恐惧感笼罩了他的一生的。他有一种天生的自我保护意识。他太懂中国历史了,在政治上比一般人还要谨慎。他对政治本身没有兴趣,但他有良知,有学术上的担当,有说真话、揭穿历史真相的内心冲动。这种冲动超越了功利,不追求任何世俗的回报。

    写《红太阳》时候的高华,几乎一贫如洗,只是一个副教授,在学术界很边缘,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应该尽快解决职称、拿几个课题、赚些小钱。但高华真正关怀的,却是历史真相。他明白书出版之后可能会面对什么,有过一些犹豫,但最后决定还是要写。写的时候不再考虑出版,作好了为抽屉写作的准备,反而可以秉笔直书。稿子出来之后,在很小的朋友圈中传阅,大家一看,非常震撼,这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高华以自己出色的历史理解和想象力,还原出权力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对已有的历史正当性是摧毁性的。我最先推荐给香港的天地图书公司,天地公司虽然知道是好书,但觉得过于学术化,有点犹豫。书稿到了金观涛先生这里,他领导的香港中大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刚刚开始以香港中大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图书,虽然经费困难,但马上拍板决定出版,我至今还记得观涛当年说的一句话:从此大家会知道谁是高华。

    《红太阳》的出版给高华带来巨大的荣誉,同时也带来难以想象的压力,后来发生的一连串结果,比他想象的还要更严峻。他后来的处境,对他最具有杀伤力的,还不是有形的那些被体制边缘化,而是无形的恐惧感,我觉得他后来的得病是与这种压力直接相关的。但高华都承受了,他患病以后精神上有一种很大的超越,眼神越来越明亮和坚定,不仅是面对死神,而且也淡看了人间风雨。高华本不是一个豪杰,他只是一介书生,但他内心里面有书生的纯粹和意志的韧劲。

  他走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向这位老朋友致敬。

 

拂去历史的尘埃

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助理主任 熊景明

2011年12月

    高华走了。圣诞假日最后一天早晨,打开邮箱,竟有五封邮件带来这同一噩耗。他的学生传来记录他最后几天的日记:“高老师今天精神很好,头发也整整齐齐,也许是便血之后,高热退掉了,肚子也没有原来疼了,人反而精神。我在高老师旁边,轻声读圣严法师《智慧100》中解法句经的一小则文字,经文曰:无乐小乐、小辩小慧,观求大者,乃获大安。我对高老师说,高老师一直持大历史观,注意历史的延续性,从大处着眼看透历史,难怪内心比一般的人要安静坚强得多,是有大智慧的人,正所谓‘乃获大安’。高老师躺在那里笑了。”

  高华在这个与他的研究工作极为相关的日子——12月26日去世,让人感慨。他1954年出生于南京,“文革”期间做过八年工人,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此后便留校任教。他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八次印刷,2011年还出了简体字版。他的研究完全取材于公开出版的资料,众多学者公认,这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反思的一项重大成果。

    2010年1月,高华的史学随笔集《革命年代》经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近年来撰写的35篇有关民国十年、革命词语等问题的研究文章。

  高华认为,如果只是把握历史细节,最多只是个史料专家,而探索历史后面的思想,建立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更有意义的追求。但显而易见,他对历史的通达,他对资料的把握,他的天赋和努力,缺一不可。那年,海外出版了一本讲述一位领导人物最后几年的书。我请教他对此人的看法,他答,此人臣服于他的上司。如果上司认为某人好到70分,他按80分来利用;上司觉得坏到70分,他会以坏到100分来对待。对历史人物的剖析别具一格,是高华的特长。

  和高华聊天就像与历史对话,不明白他如何可以将当代中国的每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将每个历史人物还原,并活灵活现地描述出来。一次他在我书架上看到一位朋友父亲的诗集,说,此人在山东某县做官时,给共产党捐了多少大洋,后来如何如何。这些情节,此书并无记载,都是高华储存在大脑中用之不竭的历史素材。

  2006年高华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访问教授期间,参加了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频频举办的午餐研讨会。如果题目涉及民国以还的历史,坐在听众席上的高华会提出问题和评论,知识不亚于台上讲者,见解则往往更胜一筹。有一次,一位研究福建“文革”时期农民造反派的学者来演讲,高华与她对话,列举农民造反派几个“战斗队”,语惊四座。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十分照顾讲者的反应,态度谦卑,善于肯定别人。

    高华在南京大学十分“卖座”,还因为他是出色的讲者。他能将研究和演说能力集于一身,如同会写剧本也会演戏。开夜课,南大政治、哲学、法律等系的学生,外校的理工文科,从学飞机设计到学服装设计的各色人物,都有来南大串堂听课的。我最后一次听高华演讲,是200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两岸三地历史学家聚一堂。高华没有半点病容,一贯地抑扬顿挫有节,时间把握得恰到好处。大概由于多年教学的习惯,重要的字句他会重复一次。会后,台湾学者陈永发感叹道:大家就是大家。

    高华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研究经费。他白天看书、构思,晚上写作,为了不影响入睡的妻儿,每天坐在厨房的一张小桌子前奋笔疾书。桌上不放参考资料或笔记,他说,“这样避免抄任何人的思想或文字”。没暖气,窗不严,一件军用棉大衣,抵御不了南京冬夜的寒风。深深进入写作状态的人,就像舞台上进入角色的演员,凛冽寒意被排在感官之外,身体则吃不消。几个冬天,高华均感冒不愈,之后心脏受损,之后肝脏受损。

  他在书出版前,受邀请到香港来,顺便做最后校对。要不是约他周末去行山,他说爬高坡走远路不行,谁也看不出他的健康有问题。两年前,他已病入膏肓,香港一位治疗肝癌的医生见到他说,旁人看到我们俩,一定以为我是病人,你是医生。

  高华太不像病人了。他对待疾病冷静镇定,就像对他的历史研究。肝癌病人平均寿命六个月,但高华这个历程艰难的“项目”延续了将近五年,令医生惊讶赞叹。平日打电话如果聊到病情、治疗方案,末了,他经常会问:“你看,我是不是很平静?”“对,你完全像是和我讨论学术问题。”

    2010年深秋,高华在上海做手术,切除近一半肝脏。回到南京,写成1.6万字的长文,题为“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且评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且谈历史。文中说,“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这本书“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这其实是高华自己做学问的态度,他从来带着感情走进历史,怀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揭示史实真相。

  过去两年中,高华接受了几次访问,最后一次是对《中国改革》记者刘芳的长谈。高华以革命话语为线索,将纷杂、生动的历史事实串起来,清晰地展现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他分析了党派之争中,武力与计谋外决定胜负的民心归依的可悲的事实,即渴望变革的知识分子如何掉进乌托邦的陷阱,然后不由自主充当了欺骗大众的角色。他自自然然地将无数历史细节信手拈来,将观点分解在冷静客观的学术论证之中,思维如此精妙,哪有一点病人的影子?

    (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全书链接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083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2-02 14:20:20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转发:A tree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经过

姚监复 记录整理

2011年12月

     原编者按: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定性起点。但这次三中全会的真相一直被掩盖和扭曲。本文是姚监复先生访问知情者之后记录整理而成的。文章揭示,邓小平当时为三中全会的定调在政治上极为保守,冲破禁区并引导潮流的是陈云和胡耀邦,邓见风转向夺取了主导权,中共才得以推行批判文革的非毛政策,开启改革新政。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大会是一个神话。会议重点并不是讨论改革开放。这实际是一次失控的会议,是出乎华国锋、邓小平意料,要求算老账、向后看的会议。会议进程显示了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和组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社会效果与解放思想的威力。邓小平后来是依靠手中的权力成了会议最大的赢家。

    全会原定议程是讨论农业、经济与计划,不是平反,更不是改革开放

    谁提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是邓小平。他提出的会议议程和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什么?他提议讨论三个问题:一、通过农业问题的决定;二、讨论李先念在一九七八年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三、讨论计划问题。从邓小平决策的三个议题看,根本不是讨论改革开放。从会议最后通过的农业问题决定仍然坚持「不准包产到户」看,会议不是改革开放的会议。

  李先念在国务院经济务虚会议上的讲话稿(不是后来的理论务虚会议),是于光远、邓力群起草的,内容是讲经济的。其中讲了「要经济规律,不要长官意志」,与他以前的讲话比较是好的。邓小平为三中全会选择的议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用「四个现代化」这个口号代替「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 文革口号。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大会」的三中全会,既没有改革开放的议题,又没有讨论改革开放的问题,只有这一个「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邓小平的 发明。

    邓小平、华国锋不要回头算文革的帐,陈云、胡耀邦冲破禁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召开的。为三中全会做前期准备的,更为重要,影响更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召开 的。邓小平和华国锋在三中全会前的意见是一致的:向前看,不向后看;不算过去的老帐,不纠缠过去历史遗留问题,也不拟提出文革遗留的毛泽东钦定的大案,包括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因此,华国锋讲话是重点工作要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邓小平于十一月五日至十四日偕夫人访问东南亚新加波、泰国、 缅甸,并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

  邓小平没能参加的这五天会议,非同寻常。十日开会当天陈云的发言,十一日谭震林和十三日胡耀邦的发言,冲破了邓小平、华国锋为会议设置的框框,提出了文革中一系列重大遗留问题,使会议原定议程被冲乱,会议就失控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胡耀邦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为中央工作会议提供多种材料和信息:一、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材料和中组部的覆查报 告;二、彭德怀覆查材料;三、陶铸等人覆查材料;四、关于康生诬陷六百零三人的材料;五、胡耀邦覆查一系列冤假错案中关于历史问题、自首问题的讲话和中组部覆查平反工作中的案例;六、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群众和高层领导对天安门事件的深刻觉醒的有关信息材料。

   陈云十一月十日在东北组发言中说,对华国锋、邓小平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意见:我赞成;历史问题不纠缠是对的。但是,有些问题太大,中央不说话,下面不好解决。陈云发言中参考了胡耀邦提供的材料,根据他本人在中组部和白区地下工作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六个问题:一、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毛主席知道吧?二、关于所谓自首分子问题;三、陶铸、王鹤寿等定为叛徒问题;四、彭德怀同志问题。陈云表面上没有直接讲文革不对,但是翻来覆去提问题。彭德怀同志开除了党籍没有?没有吧?骨灰现在放在哪里?是不是应当放在八宝山?五、关于康生的错误。六、关于天安门事件。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还是革命行动?

  陈云的发言是迂回战术,没有直接说文革错、毛泽东错,可是敲了边鼓,提出了一些文革中的重大问题。胡耀邦和陈云的发言和材料像大石头扔进平静湖面,引起会议很大震动,突破会议原定的框框。代表们不是集中原定的中心议题:「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的问题」,而是集中批判文革,批判凡是派,批判极左思想,要求为毛泽东钦定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

    陈云只是中央委员,处境、思考问题与邓小平有所不同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没有开大会,分为八个小组开会,地方上按六个大区分组,还有一个中直机关小组,一个军队小组。有几个人做了好事,把陈云的发言编了《简 报》,印发各组。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还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央委员,不是政治局委员,因为从「九大」以后,陈云就没有被选进政治局。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陈云曾经长期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党中央副主席,余威犹在。陈云点了火、开了炮以后,各个组七嘴八舌都跟上来了,整个中央工作会议就活跃了。

    在工作重点转移的原定议题之外,会议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关心的是天安门事件和文革中的一系列重大冤案的平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在台下的陈云,同已在台上、恢复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职务的邓小平的处境、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重点有很大不同,因此陈云带头勇敢地冲破了华国锋、邓小平为会议设置的框框,使整个会议失控了。

  同会内的热烈讨论文革问题相 配合,天安门、西单民主墙的群众的大字报也开锅了,矛头直指向文革、「四人帮」和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甚至指向毛泽东和一党专政。十一月十四日北京市 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胡绩伟、曾涛、杨希光、于光远商量,这是事件发生地最高领导人对事件的正确评价,新华社要当作重大新闻向国内外发布。当晚七时多,新华社的新闻稿发布。

    邓小平用于光远代替胡乔木,重新起草讲话稿,从陈云手中夺取主动权

    邓小平十一月十四日从东南亚出访归来之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在陈云、胡耀邦发言的带领之下,已经跳出华国锋和他设置的框框,他自己已经没有了会议的主动权。胡乔木为他起草的大会讲话稿也根本不能用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邓小平对胡耀邦说:「乔木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写。」

    胡乔木会前为邓小平起草的讲话稿中说:「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还是要处理好阶级斗争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不但王张江姚是走资派,河南省委的王维群、驻马店地委的苏华,也都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他们的罪恶比三反时候河北省的刘青山、张子善严重得多。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既不应夸大,也不应该缩小,夸大了会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都还有些空子可钻,都还有一些人要钻空子,这就有了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可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增加以后,这种可能性一定会增加。我们一定要经常保持清醒头脑,随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务必要使阶级敌人的一切活动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加以消灭,不要等问题成了堆再去处理。」

  这个稿子的思想体系仍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视角。准备在三中全会上用的这个发言稿子显然大大落后于中央工作会议的发展形势,比起陈云发言更是落后得太多,了无新意了。因此,邓小平否定了、拒绝了胡乔木起草的这个稿子,他说:「看来乔木是不行了。」八十年代清污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重新重用胡乔木,此后胡乔木起草的发言稿中的主要思想并没有根本改变,只是更聪明地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分子」代替「四人帮」的专用词组「走资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阶级敌人」。这样,具有同样的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思想基础的邓小平又看上胡乔木了。这是后话。

   十二月二日,邓小平邀胡耀邦和国务院研究室的于光远到他家商谈起草讲话稿。按邓小平亲自草拟的三页五百字的讲话提纲,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等人五、 七、九、十一日接连四天,到邓小平家共同研究讨论,最后定稿,题目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十二月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以此文做报告。

  是中央工作会议推动了邓小平思想变化与进步,而不是邓小平设计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实际进程。因此,邓小平既不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没有把三中全会开成「改革开放的大会」。而是群众、党员、高级干部推动了整个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促成了邓小平讲话内容的转变。
陈云邓小平谁是三中全会的英雄?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是陈云和邓小平争英雄的一场暗中较劲的公开比赛。前期陈云高举平反的旗帜、高喊民主的口号,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和会议代表的真诚拥护和欢迎,这是三中全会上陈云由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又被选为中央副主席的重要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邓小平看清了,看懂了形势的紧迫。邓小平看到陈云的讲话预示着东山再起,有些好话谁先说,谁将拔得头筹。同陈云争夺民心、党心也就是争夺最高领导权。甚至是未来的第一把手,名义上的主席和背后的婆婆由谁担任的问题。

  客观地看,邓小平最后的讲话是很好的、很有用的,同时也是不符合邓小平本意的。同邓小平原来交代胡乔木起草的讲话基调是完全不同的。为了比陈云的讲话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邓小平讲了党和国家的制度问题、民主问题、解放思想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可惜的是,邓小平讲出的只是一些很好听但不拟执行的好话。

   邓小平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会外西单民主墙的议论;他看到了文革遗留的难题,但不愿延伸到反右派斗争的彻底平反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反右派斗争五人小组组长,只愿意为右派份子个人「改正」,而不能为反右派斗争平反,仍旧坚持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没有真正做到也不愿做到胡耀邦坚持的「有错必纠」,「毛主席批的错了,也要平反。」对于民主、自由、人权、三权鼎立,他认为都是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能用。因此,他赞成抓魏京生,反对西单民主墙,取消「四大」,这些做法正是他让胡乔木起草的讲话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毛泽东的「六项标准」的延续,邓小平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根源。

  从会议结果看,陈云是会议当然的英雄,因此摇身一变,由中委成为副主席,洋洋得意;华国锋以主席身份挨批,他为他和邓小平共同为会议定的框框,为「两个凡是」受指责,灰溜溜的;但是同样应当承担会议框框和「两个凡是」责任的邓小平也能摇身一变,把会议成果拿过来,只用一句话:「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就是中央的决定」,变成他自己的功劳。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成了邓小平变脸的表演会。

   假如认真阅读邓小平的三中全会的讲话,会发现邓小平通篇只讲民主作风,没讲民主制度;着重讲经济发展,没讲政治改革的要害是党的改革、开放党禁、报禁问题;即使讲农业发展,也没讲农村改革,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决定强调的是「不准包产到户」,这个文件起草的负责人是纪登奎。至于后来批评华国锋搞「洋」跃进,搞十个大庆的错误,实际上,「十个大庆」是李先念提出来,邓小平支持的,为了大干快上的新跃进,最后把帐算在华国锋的头上。那时翁永曦四个年轻人写封信,主张「轻改革重调整」,陈云评价很高。

    总之,三中全会不是改革开放的大会。把这次会议人为地挂上光环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这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同时,又出来了另一个神话:「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改革不是领导出来的,也不是设计出来的,三中全会之所以成功,是在于它是失控的大会,但是符合人民心愿、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 我在三中全会二十周年时就讲过,三中全会的成功原因,全部在于七嘴八舌,可以各抒己见,讲自己的话。三中全会失控,在于失去领导。既然陈云可以对毛泽东说不;既然陈云、胡耀邦可以对毛泽东批准的几个文革大案说不,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对文革说不;也可以对人民公社说不。三中全会上代表们可以七嘴八舌,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在政治生活中七嘴八舌,这种自发的对民主的追求,对宪法言论自由权利的捍卫和运用,推动了改革。

    至于领导方面的斗争,从领导人排序看,原来是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李先念为副主席,从三中全会以后,陈云从中央委员升到副主席,排列第五;而邓小平实际上从第三位变成了握有实权的第一位。应当说邓、陈得胜,华、汪失败,叶、李保住位置,而最大的赢家是邓小平,贪天功为己功,贪人功为己功,时势造了英雄,又造出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1-11 10:19:54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起用粟裕是毛泽东在内战中的大手笔

顾则徐

     说明:自从2010年春我的《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台湾版名称为《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大陆索求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很多,但碍于海关之封建割据,本书难以一睹。时常有出于社会公义之朋友,希望我能将部分内容提供到网络,以使较多的读者共享。犹豫至今,方决定选择部分估计可在大陆发布的章节,陆续以单列文章标题在博客登出。有本说明者,即为该书节选。

    到1948年4月时,从1947年8月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以来,由于刘、邓突破黄河的战略被毛泽东错误地调整,刘、邓大军自宫,中共的所谓战略反攻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效果,国、共在总体上基本处于相持、胶着状态。在中共方面,军事、政权和经济的建设在综合效益上最显著的是由朱德控制的华北地区,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朱德已经使用他的权威建立起了一整套在当时中国最有规模的军工工业体系,可以大量生产黄色炸药、炮弹、手榴弹、子弹。虽然毛泽东出了败着,但朱德稳扎稳打的成就还是为中共重新进行战略反攻并进行进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时候,没有什么大作为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中共中央不得不到华北与朱德、刘少奇会合,以在新的战季里摆脱困境。这一次会合使朱德再次获得了调整中共整体战略的实际权力,阻止了毛泽东犯比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更大的错误,策划了与国民政府进行决战的基本计划,加速导致了蒋介石的全面失败。

     面对中原僵局和不利的形势,1948年1月22日,粟裕至少经过四十多天考虑后,“斗胆直陈”地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刘伯承、邓小平发了一个电报,也即“子养电”。在这分电报里,粟裕作为前线高级作战指挥官迂回但仍然比较直白地指出了严重的形势:“目前敌人虽已被迫作全面防御,但尚有一定兵力,作为其攻势防御之机动使用。观其目的,不仅在破坏我建设新解放区,而且企图争取时间,以待其新军之训练,或政治阴谋之从容布置。因此,目前江北(中原,鄂豫陕及豫皖苏)敌我是处在反复的拉锯形势中。这种形势,本给我们以有利而且多的运动战机会,但由于新区反动势力未完全打倒,反动武装未肃清和新区群众尚未完全发动,故使我们难以保密和及时捕捉战机。而敌人则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我兵力分散时则进犯,我集中兵力时则后缩,敌我兵力相等则与我纠缠,不让我安定休整。在上述情况下,我一个战略区之兵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取全胜;如待三个战略区兵力集中,则又失去战机。而敌人则利用其较我优良的运输条件和建制的临机变动,以集中或分散对付我军。但我军则因缺乏固定补给来源和足够的运输能力,又不便长期集中强大的兵团于一个地区(或方向)作战。……敌由于二十年的堡垒政策和许多失败经验,其守备技术加强了,筑工效率提高了(每班三小时即可完成一个地堡,四至五小时全盘工事大体可以完成)。如不在敌占三小时以内发起战斗,则每战均须攻坚。今后敌完全转入守势,则其工事将更为加强。部队之攻坚技术(坑道爆破)和增强攻坚炮火,实为急需。否则伤亡大而收效少。……依二次大战经验,似攻一防线均可攻破,惟依据大城市所设之防御则很难攻破,如再加以优越之技术与政治条件(如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则实不可攻破。……自全国转入反攻以来,我军在政治上固属优势,在战略上亦取得优势,但在数量上、技术上则尚非优势。”粟裕在这封电报里令人难以察觉地把解放军在中原的被动指向了刘、邓跃进大别山,使解放军兵力分散,提出“请刘邓统一指挥”刘邓部和陈粟部,在中原组织歼灭战。

    粟裕,原名粟多珍、粟志裕,1907年生,湖南会同人,1925年春考入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清党后去武昌,被中共安排到叶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大队当兵,接受了初级的军事训练,从此走上了军事道路。粟裕起点低,南昌暴动时为班长,三河坝阻击战后跟随朱德,因作战勇敢和忠诚被朱德提拔为军官,但职务上升比较慢,朱毛红军江西时期多数时间跟随陈毅,在非主力的地方红军红十二军中任职,作为朱毛嫡系人员做到了红十二军师长职务,也担任过红四、十一军和红七军团参谋长,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的才华和战将本色,但粟裕为人沉稳、谨慎,熟悉政工而在政治上并不过于激进,考虑问题全面,显示出了一定的军事领导人气质和修养。1934年7月,粟裕作为参谋长随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州、政委乐少华)抗日先遣队东进闽浙赣,与红十军合编为刘畴西、乐少华红十军团后,继续担任参谋长。后又赴皖浙赣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由于敌人重兵围攻、堵截,红十军团损失惨重。1935年1月,刘畴西因战被俘,乐少华战死,担任红军挺进师师长的粟裕终于突颍而出,成为独立的军事指挥官,开始展现他的军事指挥天才。1935年10月,粟裕任闽浙边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兼军区司令员,成为一方根据地首脑,进行游击战。抗日战争后组建新四军,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为张鼎丞,但实际主要作战多数是由粟裕指挥。1940年7月,粟裕随陈毅进入苏北,从此正式开始成为陈毅副手,并成为陈毅最得力的战将,由于陈毅军事上比较平庸而为人豁达,粟裕越来越成为了陈毅部一系列战役的实际指挥官,在解放军组建后有了“陈、粟大军”的称呼。粟裕是从低起点逐步成长出的一员战将,他晚年仍然再三强调自己打仗是由毛泽东、朱德教会的,实际上说毛泽东更多是政治性客套,如果仔细分析、对比粟裕与朱德的战例,粟裕显然是从自己眼见的朱德军事艺术中获得了精髓,最终与林彪一样成为了由朱德熏陶出来的天才军事家,但林彪更见长于战术,粟裕更见长于战略,因此,粟裕更是中共除朱德之外最卓越的军事战略家。粟裕的军事战略天才在他下决心发出“子养电”后,得到了最辉煌的表现。

    粟裕“子养电”之所以是“斗胆直陈”,是因为他此时虽然已经是解放军最重要的战将之一,名震中国,但地位并不高,仅仅是陈毅的副手,且长期远离中共中央,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共军界和政治界的核心圈子,也没有卷入过相关的冲突,当时唯一牢靠的保护伞只是本就具有被边缘化倾向的陈毅,稍不小心就可能前途尽毁。而客观上的情况对粟裕几乎是极其不利的,因为,无论粟裕怎样小心翼翼地把握措辞,毕竟矛头是对着毛泽东,而且也等于否定了老资格的刘伯承,更可怕的是,随后事情的发展也使粟裕跟陈毅对立了起来,忠诚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将领对粟裕进行了指责,使粟裕基本孤立了起来,几乎处于了人生毁灭的境地,弄得粟裕不得不再三表明自己对陈毅的尊敬和忠诚。

    毛泽东此时也是急于摆脱战场僵局和劣势,但对现代战术几乎没有概念的他并不能想出什么妥当的办法,依然只会想当然地搞他的“大手笔”。毛泽东再次产生了“向南”冲动,捡起了他的游击经验,想出了新的“千里跃进”,把陈毅召到陕北中共中央,决定陈、粟部分兵,组织三个纵队十万大军向南突破长江,打到长江以南去。与其说是个军事领袖不如说更是个实力派但在军事上并无天才的陈毅,与1946年6月支持毛泽东越过淮河向南到外线作战一样,对毛泽东这一“大手笔”兴奋备至,积极服从、响应,当即答应派粟裕率十万精兵于1948年秋天南渡长江。文学青年出身的陈毅赋诗道:“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五年胜利,即指毛泽东原来说的打败国民政府需要五年。粟郎,即指粟裕。既然这个行动要由粟裕执行,粟裕又在“子养电”中主张在中原打歼灭战,自然还是需要把这位南下主将当点事,因此,毛泽东亲自起草了1月27日给粟裕的电报,坚持要粟裕南渡长江,并指示粟裕按照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发明的所谓“兜圈子”战术:“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不管怎样,这总算是等于毛泽东已经承认粟裕具有了与自己进行争执的地位,是对这位歼灭张灵甫的战将予以器重了。这样,便有了一场粟裕与毛泽东之间的战略争执。

     粟裕与毛泽东之间的战略争执对早日击败国民政府有着关键性的意义,而决定性的定鼎人物则是朱德。这场战略争执一开始毛泽东只是对手握重兵的粟裕表示尊重,在实质性观点上却丝毫没有余地,陈毅回去后更是督促、组织执行南下计划。华东野战军精锐的第一、四、六纵队编组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粟裕兼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占陈毅部主力三分之一,毛泽东命于5月15日后向长江以南突破,去“兜圈子”。虽然国军要在中原对解放军实施歼灭受困于兵力缺乏,但从中共来说,如果要在中原进行歼灭战,同样也处于兵力缺乏的困境,毛泽东本已经几乎毁掉了刘、邓大军,现在又要毁掉陈、粟大军了。这是一个很荒唐的决策,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被鼓吹为正确的主要理由是吸引了国军,特别是使蒋介石调动了部分预备部队从江南北上,毛泽东在中原削弱自己、增强敌人,以至于陷入困境,现在又要陈、粟大军南下,“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等于再用陈、粟大军的损失否定了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颠三倒四之极。粟裕认为,如果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实际并不能将中原国军的四个主力军吸引到江南去,而自己到敌人深远后方打游击战,三个纵队和地方干部近十万人,在敌占区转战几千里甚至上万里,预计将有五、六万人的减员,等于自己毁灭了,却又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粟裕经过再三考虑,在“万事俱备,只待渡江”的4月18日,再次决定给毛泽东发电反对。粟裕不敢绕过陈毅,陈毅很不满:“中央要你过江,你不过江?”好在陈毅是个比较宽容的人,并没有阻止粟裕。

    在与粟裕的争执中,毛泽东逐步体会到了压力,粟裕虽然地位不高,但下江南只能是使用陈、粟部,而且粟裕是唯一具备能力可以担当此任的大将,粟裕本人不愿意南下,绝不是件可以忽略的事情。这不仅只是个南下的问题,更是牵涉到了全面的内战战略,到底如何,必须要朱德来参与决策了。朱德作为中共最被将领们信服的军事家,如果朱德认为应该南下,粟裕也就无话可说,如果朱德认为不应该南下,中共中央就必须重新调整南下战略。这是个极其重大的问题。3月10日,在陕北的毛泽东发电报给在西柏坡的刘少奇,通知中共中央将去华北,到达后“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粟裕4月18日电后,已经到达华北的毛泽东于4月21日通知陈毅、粟裕立即到河北阜平县西柏坡“商量行动问题”。

     4月29日,陈毅、粟裕到达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驻地。诚惶诚恐的粟裕先去拜见朱德,希望先听取朱德的意见,长期与最高领导层缺乏交道的粟裕显然不很熟悉朱德的风格,朱德只是鼓励他在会议上按照自己心里想的说就是,粟裕不知道这实际就是朱德已经支持他了。

    第二天,五大书记以及陈毅、粟裕、聂荣臻、彭真、薄一波、李先念等开会,核心的议题就是讨论粟裕的意见。第一次面对中共五大书记的粟裕非常紧张,加以在他汇报自己想法时不时有人以近乎居高临下的态度插话询问,更加重了他的压力。由于南下是由毛泽东决策的,是毛泽东第二个“千里跃进”,而刘、邓的第一个“跃进”又是被吹嘘为无比英明的,因此,周恩来等人对粟裕采取了严厉的质问态度。粟裕汇报过以后,一片沉寂。粟裕虽然说是应该暂缓渡江南下,但实际等于否定了毛泽东的主张,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朱德,因为,无论肯定还是否定粟裕,在场者中的最高军事权威只能是朱德。如果否定,朱德足以让粟裕心服;如果肯定,则朱德足以让毛泽东改变决策。

    朱德表态了,支持了粟裕,认为解放军应该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但南下可以作为以后考虑的方案,战略方针向南,必须向南才有胜利。朱德的态度既强有力地否定了毛泽东,也给了毛泽东面子,肯定了毛泽东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实质上等于废话,因为,解放军要全面击败国军,最终自然是要向南发展的,粟裕与毛泽东之争并不在这一趋势性的方针上,而是在眼前是否应该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扭转中原战局的问题。

    朱德肯定粟裕之后,其他人的立场也就动摇,毛泽东则做了次“明君”,在保持自己面子的前提下容纳了粟裕意见。之后又陆续开了几次会。刘少奇认为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解放军主力削弱了,胜仗打少了,但必须义无反顾,不能北返,现在江北至多支持一年,主要问题是吃饭,渡江很困难也要前进。周恩来认为军队向外线转,不断开辟新的外线,是坚定不移的方针,现在暂不跃进,暂釆波浪式前进,先迫江边。任弼时认为打向国民党区域,是决定战争胜利快慢之一条。可见,虽然接受了粟裕的意见,但他们有着很大保留,甚至只愿意给中原作战有限的期限,根本上仍然维持毛泽东原有主张。

    毛泽东显然比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高明也聪明得多,他之所以能在粟裕对南下提出异议后予以容忍,一来粟裕的异议客观上是不可忽视的压力,二来刘、邓的窘况也越来越证明了南下不可行,毛泽东终于意识到了眼前的战争已经完全不同,大兵团作战还想搞“兜圈子”将是非常荒唐的。朱德提醒“应有炮随行,自然成为重兵”和后勤问题,实际已经指出了大兵团作战与游击战的关键性区别,而粟裕对南下后十万大军将面临到的惨象的描述实际正是涉及到了重兵和后勤这两个关键问题,如果没有后勤配套和将重兵改变为缺乏战斗力的轻兵,进行大兵团作战的结果只能是失败。毛泽东终于认识到了这种对于他来说的新的战争模式,因此,不仅接纳了粟裕的主张,而且也同时要求刘伯承、邓小平将所部残军调出大别山,到中原与陈、粟大军会合作战。

    毛泽东枭雄本色非同寻常,一方面他仍然强调“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正确,维持自己的英明形象,另一方面也果断改变思路,很明显地不满意刘伯承没有象粟裕一样能够在“跃进”前进行异议,导致重大的战略失误,不仅提出要用粟裕取代平庸的陈毅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而且要把刘伯承部兵力归属粟裕统一指挥。可以说,这才是毛泽东在内战以来最大的一个手笔。惶恐不安的粟裕不敢接受毛泽东这一破格提拔,客观上其中的压力特别是陈毅在华东野战军中庞大势力可能发生的逆反情绪也远不是粟裕所能够扛得住的,最后,陈毅转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保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委职务,到刘、邓处工作,由粟裕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并兼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名义上受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组合的集体领导,实际就是独立指挥华东野战军并按照作战需要指挥刘、邓部队。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2-02 14:20:20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转发:A tree

建党90年想起张闻天

——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梁衡

2011年11月

    从来的纪念都是史实的盘点与灵魂的再现。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了。这是一个欢庆的日子,也是一个缅怀先辈的日子。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个使国家独立富强的伟人;我们不该忘记那些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却未能见到胜利的战士和领袖;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那些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在党内斗争中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同志和领导人。一项大事业的成功,从来都是由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政党的正确思想也从来是在克服错误的过程中产生。恩格斯说,一个苹果切掉一半就不是苹果。一个90年的大党,如果没有犯错并纠错的故事,就不可能走到今天。当我们今天庆祝90年的辉煌时,怎能忘记那些为纠正党的错误付出代价,甚至献出生命的人。

    这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张闻天。

    张闻天和刘英

    一把钥匙解党史

    张闻天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张闻天。张算是第五朝了。毛泽东称张闻天是“明君”,并开玩笑叫张的夫人刘英为“娘娘”(毛还 是长征时为张、刘二人牵得姻缘的“红娘”)。因他在张领导下分管军事,就自称“大帅”。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张接替博古做总书记,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算到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为首领,张任总书记是4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为主席,在组织上完成交替,张任总书记是8年。无论四年还是八年,张领导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的转折期。因为中共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取得政权总共才28年。

    张闻天和中央领导

    现在回头看,张在第五任总书记任上干了三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泽东扶上了领袖的位置,成就了一个伟人。遵义会议后毛的实权并没有一步到位,只是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张闻天是总书记,知人善任,他说“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同志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提议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后来又决定毛分工军事,从此毛周就调换了位置,周成了毛的军事助手。毛借军事方面的才能进而在全党一步步确立了权威;二是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并日渐壮大;三是经过艰苦工作实现了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 共产党取得了敌后抗战领导权,获得民心,从此步步得势,直至取得政权。可见这“第五朝”是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的关键一朝,就算这期间毛泽东在逐渐过渡接班,张这个“明君”至少也有半朝之功吧。但是在以往的宣传中,张却几无踪影。他生前被逐渐地闲置、淡化、边缘化,直到悄无声息地去世。可是西边日出东边雨,历史无情又有情。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终于潮落石出,他的功绩又渐渐显现出来,他的思想重又得到后人的认同。这不能不说是党史上的一个奇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显灵”。

    按毛泽东的说法,张是五朝,毛就是六朝。张与毛的交接既是党内政权五、六朝之间的交替又是中共从夺权到掌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还是张、毛这两个出身、修养、性格截然不同的领袖之间的交班。在五朝时,张为君,毛为臣,“瓦窑堡会议”两人合作甚洽,完成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重大转变;到六朝时倒了过来,毛为君,张为臣,两人吵架于“庐山会议”,党犯了“左”的错误,元气大伤。时势相异,结果不同,两人的合作或好或坏,党的工作局面就或盛或衰。可以说毛、张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是解开党史、国史谜团的一把钥匙,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文化财富。

    张闻天与毛泽东都有强烈的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但两人的出身、经历、知识结构和性格都差异很大。张闻天出身书香门第,上过私塾,读过技术学校,留日、留美、留苏,系统研究并在大学讲授过马列,翻译过马恩作品。他爱好文学写过诗歌、散文、小说,也译介过外国文学作品,发表过大量文艺批评文文章。1922年诗人哥德90周年诞辰时他发表了两万字的长文, 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哥德《浮士德》的论文。他属于开放型的知识结构,性格随和包容,与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同属党内的留洋开放派。毛泽东出身农家,受传统国学教育较深,几乎未出国门。他熟读史书,特别是熟知治国御人的典故,虽思想高远,但性格刚烈、偏狭、好斗。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曾讲其弟毛泽覃批评他说:“共产党员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张、毛两人这种不同的知识背景、性格基因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甚至党和国家的命运。

    惹人怨怒因红颜

    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3年延安整风前。这也正是前面所说张为党建树三大功劳的时期。据何方先生考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会,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就有286件。这时期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变一出,毛主张“审蒋”,张主张和平处理,毛随即同意;红军到陕北后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张要向北,毛要东渡,后来张又同意了毛的意见,并率领中央机关随军,“御驾亲征”。向来历史上“明君”与“能臣”的合作都是国家的大幸,会出现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如刘备与诸葛亮,唐太宗与魏征,宋仁宗与范仲淹的合作等。当毛称张为“明君”,自己为“大帅”的时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兴旺之时,总书记民主,将帅用心,内联国军,外御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这时毛分管军事,随着局面的打开,其威信也水涨船高。张、毛合作的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党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贺子珍与毛不合出走苏联,江青乘虚而入。但是党内高层几乎一片反对声,纷纷向张闻天这个总书记进言,就连远在敌后的项英也发来长电,他们实在不放心江青的历史和在上海的风流表现,认为这有损领袖形象。张无奈,便综合大家的意见给毛写了一信,劝其慎重考虑。谁知毛看后勃然大怒,将信撕得粉碎。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他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遍请熟人,却不请张这个“明君”。时在1938年11月。这是毛与张的第一次结怨,毛记下了这个仇。

     每一个历史事件,那怕是一件小事,就像树枝上的一个嫩芽,总是在它必然要长出的地方悄悄露头,然后又不知会结出一个好果子还是坏果子。江青的出现恰到好处,从私生活上讲正是贺子珍的出走之际,从政治上讲又正是毛泽东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之时(两个月前刚开过六届六中全会),他已有资格与上级和战友们拍桌子。要是在遵义会议前,毛正落魄之时,估计也不会这样发威。毛江结婚这个嫩芽后来结出了什么政治果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实毛这一怒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是文化的本土派,从骨子里排斥留洋回来的人。瑞金时期对他的不公平让他痛恨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延安整风他大反宗派主义,其实他心里也是有一个“派”的。1938年周恩来从苏联养伤回来,顺便转述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话,说张闻天是难得的理论家,毛愤而说:“什么理论家,背回一口袋教条。”可知其内心深处的芥蒂之深。

     张闻天性格温和,作风谦虚,绝不恋权。他任总书记后曾有三次提出让位,第一次是遵义会议后党需要派一个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这当然很危险,他说“我去”,中央不同意,结果派了陈云。第二次是张国焘搞分裂,向中央要权,为了党的团结,张说“把我的总书记让给他”,毛说不可,结果是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会前王稼祥明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支持毛为领袖的意见,张就立即要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毛。因为其时王明还在与毛争权(张国焘这时已经没有多大的力气了),毛的绝对权威也未确立,还需要张来顶这个书记,毛就说这次先不议这个问题。张在后来的《反省笔记》中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那时共产党很穷,政治局也没有个会议室,谁是一把手,就在谁的窑洞里开会。张把实权让掉后就躲开权力中心,到晋西北、陕北搞农村调查去了。而在毛的心里,也就再没有张这个“明君”。

    张闻天邮票

    忍辱负重二十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作为政治局委员要求去东北开辟工作(就像当年要求到上海开辟工作一样),这正合上意,立即得到批准。他先后任两个小省省委书记,而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却任东北局的副书记。这样使用显然有谪贬之意,但张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行。

     早在晋西北、陕北调查时,张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回有了自己的政权,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热心研究新问题,又几乎是张的天赋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和战友们成功地促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这次他也渴望着党能完成从战争向建设的转身。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销”,再“合作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分红,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国将要成立,他总结出未来的6种经济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资。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东北时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时光。

    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又调他任驻苏联大使,这显然有谪贬、外放之意。因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任驻外大使这在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中间有一件事,1952年刘少奇带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团员有中央委员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候补委员刘长胜,却没有时为政治局委员的驻苏大使张闻天,这是明显的政治歧视。试想,张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为几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服务,以大使身份,为代表团跑前跑后,却又上不了桌面,是何心情?这就像当年林则徐被发配新疆,皇上命他勘测荒地。林则徐风餐露宿,车马劳顿,终于完成任务,但最后上呈勘测报告时,却不能署他的名字,因为他是罪臣。这些张闻天都忍了,他向陈云表示,希望回国改行去做经济工作。陈向他透露,毛的意思,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员,不会给他安排工作。周恩来兼外长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议调他回来任常务副部长,但外事活动又不让他多出头。

    1956年党的八大,他以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要作一个外交方面的发言,不许。这种歧视倒使他远离权力中心,反而旁观者清。他在许多大事上表现得惊人的冷静。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尽力抵制,保护了一批人。1958年大跃进,全国处在一种躁热之中,浮夸风四起,荒唐事层出。他虽不管经济,却力排众议,到处批评蛮干,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胆发言。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是个标志,提出钢铁产量翻一番,全国建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上。10月他在东北考察,见土高炉遍地开花,就对地方领导说这样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垒起了小高炉。他说这是胡来,要求立即下马。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否定按劳分配,宣扬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毛泽东很欣赏此文,亲自加按语。当人们被那些假马列弄得晕头转向时,他轻轻一笑说,这根本不是马列主义,恰恰违背了马列理论的最基本常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是唯一平等的分配标准,怎么能破除呢?而毛却认为按劳分配的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甚至想恢复战时的供给制。对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张说这违背主客观一致的辩证法原则。并且他在这些现象背后已经看到了更可怕的个人崇拜的问题。上面好大喜功,下面就报喜不报忧,他到海南视察,那里都饿死人了也不敢上报。

    在1958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毛说要提倡海瑞精神,不要怕杀头。张说:海瑞精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气氛,要使人不害怕,敢讲话。当时为迎合毛,领导干部送材料、写文章都争着引毛的话。而张的文章中据理说事,很少引语录去阿谀迎合。毛对此心知肚明,认为他骄傲、犯上,两人就隔膜更深。当然,今非昔比,现在已是毛为“君”张为“臣”,为大局张闻天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多有隐忍。1958年4月他向毛写信汇报看到的跃进局面,本想提点意见,犹豫再三还是暂不说为好。毛看了很高兴,遂给他回一信,但仍不忘教训和挖苦:“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地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曾对你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恩来、陈云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了你的报告引起我对你的热情。”上述看法“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这那里是对当年的“明君”说话,是对一个小学生的训斥。毛已经摆出“帝王”架势,对他的臣下任意挖苦、奚落了。信里说的当年给张的那五个字是“狭、高、空、怯、私”,可见在毛的眼里,张一无是处,而且还总记着他的老账,他也是强为隐忍。

    从1938年到1958年,这20年间,张的职务是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几年总书记)、七届政治局委员、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在整风后张只分工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后又下基层,出国任大使,长期高职低配,久处江湖之远,而再未能登庙堂之高。就是对他在遵义会议后主持全党工作的那段经历也绝口不提。张在党内给人留下的形象是犯过错误,不能用,可有可无。对张来说,20年来给多少权,干多少活,相忍为党,尽力为国,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可以忍但不能不想。这也应了毛的那句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张远离“庙堂”,整日在基层调查研究,接触“卑”工“贱”农,工作亲历亲为,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自然会有许多想法。无论毛怎样地看他、待他、压他,为党、为国、为民、为真理,他还是要说实话的。庐山上的一场争论已经不可避免。

    张闻天故居

    一鸣惊破庐山雾

    1959年6月中旬张闻天刚动了一个手术,中央7月2日开庐山会议,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他决定去。这时彭德怀刚出访8国回来,很累,不准备上山,张力劝彭去,说当此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之时,不可不去,哪怕听一听也好。不想这一劝竟给他们俩惹下终身大祸。

    庐山会议本是要纠“左”的,但是船大难调头。思想这个东西像浮尘一样,一旦飘起来,就是日落风停,也得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尘埃落定。何况这又不是一个人的一时之念,而是一个大党的指导思想。这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人们心中鼓起的狂热,已是尘嚣难停。大跃进出现了问题,不得不纠“左”,自揭其短,毛泽东本来就不大情愿,而这时干部中的狂热者还不在少数。有一拨儿高干围在毛的身边,说再纠“左”就要把气泄光了,鼓动他赶快反右倾。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只如实说了一点在四川看到的问题,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就立即打断,不容揭短,对这个天子身边的人也敢不敬。1959,新中国刚建立十年啊,共产党的干部还保留着不少战争思维,勇往直前,不计代价,不许泄气,不许动摇军心。还有一些人则是投毛所好,摇旗呐喊,如上海的柯庆施、张春桥等。这时正好彭德怀有一封信,认为错误检讨得还不够彻底,毛就借题发挥,小题大作,抓住彭德怀这个典型,上纲上线,转而大批右倾了。这种轻率的转向反映了当时全党对经济建设的规律还不熟悉,而在政治上一言堂、个人崇拜已经是露头。

    张闻天早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 眼见会议就要收场,他加紧准备发言提纲,32开的白纸,用圆珠笔写了四五张,又用红笔圈圈点点。田家英听说他要发言,忙电话告之,“大炼钢铁”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上面不悦。他放下电话沉吟片刻,对秘书说:“不去管它!”胡乔木也感到山雨欲来,21日晨打来电话,劝他这个时候还是不说为好,一定要说也少讲缺点。张表示:吾意已决。21日下午,张带着这几天熬夜写就的发言提纲,带着秘书,吩咐仔细记录,便从177别墅向华东组的会场走去。又一颗炸弹将在庐山爆炸。

    与彭德怀的信不同,张的发言除讲事实外,更注重找原因,并从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析事说理。如果说彭的信是摸了几颗瓜给人看,张的发言就是把瓜藤提起来,细讲这瓜是怎么长出来的。针对会上不让说缺点,怕泄气,他说缺点要讲透,才能接受教训;泄掉虚气,实气才能上升。总结教训不能只说缺乏经验就算完,这样下一次还会犯错误,而是要从观点、方法、作风上找原因。如“刮共产风”,就要从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上找原因。他说好大喜功也可以,但要主客观一定要一致;政治挂帅也行,但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指接受教训,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量不办坏事。他特别讲到党风,说不要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毛主席说要敢提意见,不要怕杀头,但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不要紧,被共产党杀要遗臭万年的。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使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最后,他提到最敏感的彭总的信。明知这时毛已表态,彭正处在墙倒众人推的境地,但他还是泰然支持,并为之辩护、澄清。说到信中最敏感的一句话“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为之辩道:这话不说可能好一点,说了也可以。共产风不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他发言的华东组,组长是柯庆施。柯最善看毛的眼色,跟风点火。连毛都说“大跃进”的发明权要归于柯庆施。1958年1月南宁会议,毛批周恩来,嫌他保守,曾一度动了以柯取代周恩来当总理的念头。柯在“文革”前病逝,有人说柯要不死,文革一起就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张在柯主持的小组发言,可谓虎穴掏子,引来四围怒目相向。柯等频频插话,他的发言不断被打断,会场气氛如箭在弦。在一旁记录的秘书直捏一把汗。张却泰然处之,紧扣主旨,娓娓道来。他没有大声强辩,也没有像给毛写信时那样违心地掩饰,他知道这是力挽狂澜的最后一搏了,就像当年在扭转危局的遵义会议上一样,一切都置之度外。遇有干扰,他如若不闻,再重复一下自己的观点,继续讲下去,条分缕析,一字一顿,像一个远行者一步一步执着地走向既定的目标。他知道这也许是飞蛾扑火,但自燃的一亮也能引起人们的一点关注。正像谭嗣同所说:“变法总得有人流血,就让我来做流血第一人吧!”20年来,他官愈当愈小,问题却看得愈来愈透。那些热闹的大跃进场面,那些空想的理论,在他看来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是百姓和国家的灾难,总得有人来捅破。迟捅不如早捅,就让他来做这个捅破皇帝新衣的第一人。

     他足足讲了三个小时,整个下午就他一人发言。稿子整理出来有8000多字。这个讲话戳到了毛的两个痛处。一是不尊重经济规律,搞大跃进;二是作风不民主,听不得不同意见。当年马克思讲,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现在又有一个“幽灵”,一个清醒的反“左”的声音在庐山上回荡。

    毛泽东大为震怒。两天后的7月23日,毛作了一个疾言厉色的发言,全场为之一惊,鸦雀无声,整个庐山都在发抖。散会时人人低头看路,默无一言,只闻悉悉嗦嗦,挪步出门之声。8月2日毛又召所有的中央委员上山(林彪说是搬来救兵),工作会议变成了中央全会(八届八中全会)。这天毛在会上点了张闻天的名,说他旧病复发。这还不够,当天又给张写成一信并印发全会,批评、质问、讽刺、挖苦、戏谑,洋洋洒洒,玩弄于股掌,溢于纸表: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净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以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还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得冰激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34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呼?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统统忘了,于是乎跑进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也用此信,达我困忧。

    7月23日和8月2日的讲话,还有这封信让张大为震惊。他本是拼将忠心来直谏,又据实说理论短长的,想当此上下头脑发热之际,掏尽脏腑,倾平生所学,平时所研,为党开一个药方。事前田家英、胡乔木曾劝他不要说话时,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在再三思量后,曾手抚讲稿对秘书说: “比较成熟,估计要能驳倒这个讲话也难。”他天真了,何必依理来驳呢,只须一根棍子打来就是!毛的讲话和信给张定了调子:“军事俱乐部”、“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反党集团”,会议立即一呼百应,展开对他的批判,并又翻起他的老账,说什么历史上忽左忽右,一贯摇摆。就这样他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副帅。

     张闻天知道,根据过去党内斗争的经验,如果他不检查,庐山上的这个会是无法收场的。为了党的团结,他顾全大局再一次违心地检查,并交了一份一万字的检查稿。但是毛还是不依不饶,又怀疑他里通外国,大会小会穷追猛打,非得逼出一个具体的反党组织和反党计划。9日那天他从会场出来,一言不发,要了一辆车子,直开到山顶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汉茫茫,四野苍苍,乱云飞渡,残阳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无泪。正是:

    “明君”虽明不再君,屈为“大帅”帐下臣。延水叮咚犹在耳,庐山雾深深几重。望江亭,望江亭,江山如画,他却心乱如麻。他抚亭向晚,痛拍栏杆。天将降大任于斯党也,必先苦其历程,炼其思想,正其路线,外能审时度势,内能精诚团结,行弗乱其所为,才能执政、治国、安邦、富民啊!

    他几次求见毛,拒而不见。会议结束,8月18日张闻天下山,回到北京,家人和朋友说你管外交,不干经济,何苦上山发言闯此大祸?他却冷静地以哲学相对:不上山,就没有这个发言,是偶然性;肚子里有意见总是要讲,这是必然性。但这一讲,他的名字从此就在报纸上消失了。接着召开的全国外事会议开始追查他的“里通外国”和历史问题,而这些与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毫无关系,是欲加之罪再索事实。他只好任污水一盆盆地泼来。

    留得光辉在人间

    庐山一别,张与毛竟成永诀。

    1960年春,张大病初愈,便写信给毛希望给一点工作,不理。他找邓小平,邓说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又找刘少奇,刘说还是搞经济吧,最好不要去碰中苏关系。他就明白了,自己还不脱“里通外国”的嫌疑。他去找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大喜,说正缺你这样的人,三天后却又表示不敢使用。后来中组部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去当一个特约研究员,他立即回家把书房里的英文、俄文版的外交问题书籍一推而去,全部换成经济学书刊,并开始重读《资本论》。张闻天是中共八大以后的领导集体中唯一通读过《资本论》的,而且读有三四遍,研究经济正是他的所爱。

    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全国形势好不容易出现一个亮点,中央开始 检讨1958年以来的失误,毛、刘在会上都有自我批评。张很高兴,在南方调查后向中央报送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没想到这又被指为翻案风,立即被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一切文件的权利,送交专案组审查。毛说别人能平反,他和彭不能平。他不知道,对中央工作的缺点别人说的,而他却是不能置一词的。到文革一起,他这个曾经的总书记(前五朝的总书记当时仅存他一人了,陈、瞿、向、博都已不在世)又受到当年农民游街斗地主式的凌辱。他经常是早晨穿戴整齐,怀揣月票,挤上公共汽车,准时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批斗。下午,他的妻子刘英,一起从长征走过来的老战友,门依黄昏,提心吊胆,盼他能平安回来。他有冠心病,在挨斗时已不知几次犯病,仅靠一片硝酸甘油挺过来。只1968年七、八、九三个月就被批斗十六七场。他还被强迫做伪证,以迫害忠良。遇有这种情况他都严词拒绝,牺牲自己保护干部。他以一个有罪之身为陈云、陆定一等辩诬。特别是康生和四人帮想借“61人叛徒案”打倒刘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时任总书记的身分一再为刘证明和辩护(尽管刘在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上是帮毛整他的)。士穷而节见,他已经穷到身被欺,名被辱,而命难保的程度,却不变其节,不改其志。他将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1969年10月18日他被勒令从即日起不得再用“张闻天”三个字,而被化名“张普”流放到广东肇庆。肇庆五年是他生命的末期,也是他思想的光辉顶点。“文革”中关押“走资派”或“反动权威”的地方叫“牛棚”,季羡林就专有一本书名《牛棚杂忆》。而现在软禁张闻天的这个小山坡就叫“牛冈”,比牛棚大一点,但仍不得自由。他像一个摔跤手,被人摔倒了又扔到台下,但他并不急着爬起来,他暂时也无力起身,就索性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躺在那里看着天上的流云,听着耳边的风声,回忆着刚才双方的一招一式,探究着更深一层的道理。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家总是把自己作为一种元素放在社会这个大烧瓶里进行着痛苦的实验。他把鲁迅的两段话抄在卡片上,置于案头: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已舔尽了伤口上的血痕,绝不烦别人敷药。

    他每日听着高音喇叭里的最高指示,感受着“文革”的喧嚣,回忆着自己忽上忽下、国内国外的经历,思考着党、国家、民族的前途。他本来就是一个思想家,在已往的每一个岗位上都有新思想的萌芽破土而出,写成调查报告或文章送毛,送中央。涓流归海,竭诚为党。他希望这个新芽能长成大树,至于这树姓张还是姓党,或者姓毛,他都不在乎。思考和写作已经成了他生活的惯性,成了他自觉为党工作的一部分。但现在“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他明白不会再有人听他的什么建议,也没有地方发表他的文章,写作只是为了探求真理。他只求无愧生命,无愧青史。正像一首诗所说的: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

    每当夜深人静,繁星在空,他披衣揽卷,细味此生。他会想起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时的学习,想起在长征路上与毛泽东一同反思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想起庐山上的那一场争吵。毛泽东比他大七岁,他们都垂垂老矣,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吵出个结果,而国家却日复一日地政治混乱,经济崩溃,江河日下。是党的路线出了毛病,还是庐山上他说的那些问题,今犹更甚。归纳起来就是三点:一是滥用阶级斗争,国无宁日,人无宁日,无休无止;二是不尊重经济规律,狂想蛮干;三是个人崇拜,缺乏民主。他将这些想法,点点所得,写成文章。但这些文字早不是他当年20岁时写小说、写诗歌了,已是红叶经秋,寒菊着霜,字字血,声声泪了。牛冈本为一部队农场之地,虽“文革”之乱,仍不废鸡犬牛羊。所以他常于夜半凝神之时,遥闻冷巷狗吠之声;而奋笔疾书,却又雄鸡三唱,东方渐白。有哪一位画家要是能作一幅《牛冈夜思图》,或是前面所说的《望江亭远眺》,那真是摄魂、留魄、传神、言志,为历史写真,为英雄存照了。

    张闻天接受七千人大会后的教训,潜心写作,秘而不露。眼见“文革”之乱了无时日,他便请侄儿将文稿手抄了三份,然后将原稿销毁。这些文章只有作为“藏书”藏之后世了。这批珍贵的抄件,后经刘英呈王震才得以保存下来,学界称之为《肇庆文稿》。

    多少年后当我们打开这部《文稿》时,顿觉光芒四射,英气逼人,仿佛是一个前世的预言家在路边为后人埋下的一张纸条。我们不得不惊叹,在那样狂热混乱的年代里作者竟能如此冷静大胆地直刺要害。只须看一下这些文章的标题,就知道他是在怎样努力拨开时代的迷雾:《人民群众是主人》、《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我们不妨再打开书本,听一听他在40年前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生产力是决定因素,离开发展生产力去改革生产关系是空洞可笑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不同的阶段,不要急着跨进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就是各阶级为自己阶级的物质利益的斗争,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共产主义就是画饼充饥。共产党执政后最危险的错误是脱离群众,不要以为党决定了的东西就是对的。为保证党的正确先要作风民主,不要老是喜欢听歌功颂德,个人专断。党内矛盾是同志矛盾,没有什么“资产阶级代理人”,党内斗争只能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镇压……。他的这些话从理论上解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运动的错误,是在为党开药方、动手术。这还不够,他更从哲学高度大喊一声:“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矛盾的解决不一定都要发展为分裂,许多时候可以不分裂。这是釜底抽薪,是对我们党长期信奉的“斗争哲学”的否定。试想从建党以来,党内就没有停止过残酷斗争,动辄上纲上线,或批或整,或斗或杀,不知打了多少右派、右倾分子和反党集团。大者如他这样的总书记,刘少奇那样的国家主席,小者各级干部、党员不计其数。只有张闻天这种读透哲学又身经国内外、党内外复杂斗争的人才能悟出这个道理啊。

    1974年2月经周恩来干预,张闻天恢复了组织生活。10月他给毛写信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希望能回京居住治病,毛批示:“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张欲回老家上海,不许,1975年8月被安置到无锡。越明年,1976年7月1日,在党的55周年生日这一天,这个五朝总书记就默默地客死他乡(这一年中共去世四位元老,1 月:周恩来;7月:张闻天、朱德;9月:毛泽东)。他临死前遗嘱,将解冻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上交党费。这时距打倒四人帮只剩三个月。上面指示:不开追悼会,骨灰存当地,火化时不许用真名字。妻子刘英送的花圈上只好写着:“送给老张同志”(两年前彭德怀在京去世,骨灰盒上也是用了一个假名字“王川”)。火化后骨灰又不让存入骨灰堂,而放在一储物间里。对他的这种凌辱竟一直被带到了骨灰里去。正是:在世时难别亦难,春风无力百花残。哲人到死恨不尽,英雄成灰灰含冤。

    他是为共产党天设地造的一头老黄牛,一个思想家,一个受难者,一个试验品和牺牲品啊。

     张闻天一生三次让位,品高功伟;但又三次受辱,长期沉埋。在延安时因劝毛勿娶江青,被当面怒斥,整风中又屡作检查, 此为一辱;庐山会议劝毛反思大跃进,被打成反党集团,此为二辱;“文革”被整、被关、被流放,死而不得复其名,此为三辱。大半生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低房檐下难展身。但他一辱见其量,有大量,从容辞去总书记,到基层工作;二辱见其节,有大节,不低头,不屈服,转而去潜心研究经济理论,为治国富民探一条路;三辱见其志,不改共产主义的大志,虽为斗室之囚,却静心推演社会进步之理,最后留下雄文四卷,110万言。辱之于他如尘埃难掩珠玉之光;如浮云难遮丽日之辉。他甚至于懒得伸手去弹掉这些浮尘,而只待历史的清风去慢慢打扫它。果然,清风徐来,云开雾散。他去世后三个月“四人帮”倒台,三年后中央为他开追悼会平反昭雪。邓小平致悼词曰:“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敢于斗争。”1985年,他诞辰85周年之际《张闻天选集》出版,1990年他诞辰90周年之际四卷本110万字的《张闻天文集》出版。到2010年他诞辰110年之际,史学界、思想界掀起一股张闻天热,许多研究专著出版。

    2011年 《人民日报》出版新年第一期的《文史参考》杂志,封面主题是:“遵义会议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北京日报》刊出建党90周年特稿《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心有秤,公道归来,一个时代的巨人重又 站在历史的云端。历史有时会开这样的玩笑:一个胜者可以成就功业霸业,为自己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把他的对手打倒在地并踩在脚下;但历史的风雨会一层一层地剥蚀掉那座华丽的宫殿,败者也会凭借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力量,重新站起身来,一点一点地剥去胜者的外衣。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还汝洁白漫天雪

    2011 元旦,我为寻找张闻天的旧踪专门上了一次庐山。刚住下我就提出要去看一下他1959年庐山会议时住的177号别墅。主人说,已拆除。我知道 庐山上的老别墅是一景,是文物,600多座都是专门编号的,怎么会拆呢?主人说因旅游业发展的需要,那年就选了两栋拆建改造。老天不公啊,六百选二,怎么偏偏就轮上他呢?我说那就到原址凭吊一下吧。改造过的房子是一座崭新的二层楼,已经完全找不到旧日的影子。里面正住着一位省里的领导,我说是来看看张闻天的旧居,他一脸茫然。我不觉心中一凉,连当地的高干都不关心这些,难道他真的已经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

    第二天一觉醒来,好一场大雪,一夜无声,满山皆白。要下山了,我想再最后看一眼177号别墅。这时才发现,从我住的173号别墅顺坡而下,就是毛泽东1970年上山时住的175号别墅,再往下就是1959年彭德怀住的176号和张闻天住的177号。三个曾在这里吵架的巨人,原来是这样地相傍为邻啊。我不觉起了好奇心,便用步子量了一下,从175毛的窗下,到176彭门前的台阶只有29步,而从176到177是99步。历史上的那场惊涛骇浪,竟就在这百步之内与咫尺之间。

    当然,1959年上山时毛住的是“美庐”(离这里也不远),但1970年他在175住了23天,每日出入其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睹“屋”思人,难道就没有想起彭德怀和张闻天?现在是冬天,本就游人稀少,这时天还早,177号就更显得冷清。新楼的山墙上镶着重建时一位领导人题的两个字:“秀庐”,我却想为这栋房子命名为“冷庐”或“静庐”。这里曾住过是一个最冷静、最清醒的思想家。当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多数人还在头脑发热时,张闻天就在这座房子里写了一篇极冷静的文章,一篇专治极“左”病的要言妙道,这是一篇现代版的《七发》。我在院子里徘徊,楼前空地上几棵孤松独起,青枝如臂,正静静地迎着漫天而下的雪花。石阶旁有几株我从未见过的灌木,一米多高,叶柔如柳,枝硬如铁,缀着一串串鲜红的果实,在这白雪世界里如珠似玉,晶莹剔透。我就问送我下山的郑书记(他曾在庐山植物园工作)这是何物?他说:“很少见,名字也怪,叫平枝荀子,属蔷薇科。”我大奇,这山上我少说也上来过五六次,怎么却从未见过?是今日,苍天特冥冥有指吧。平者,凭也;荀者,寻之。我忽闻天语解天意,这是叫我来凭吊和寻访英灵的啊。难怪昨夜突降大雪,原来也是要还故居主人一个洁白。我在心底哦吟着这样的句子:

    凭子吊子,惆怅我怀。寻子访子,旧居不再。飘飘洒洒,雪从天来。抚其辱痕,还汝洁白。水打山崖,风过林海。斯人远去,魂兮归来!

    我转身下山一头扑入飞雪的怀抱里,也迈进了2011年的门槛。这一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张闻天诞辰111年。

    (来源:今年第5 期《北京文学》)
 

 






其它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2-20 13:14:05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项南浮沉录

项南之女 项小米

    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个人的名字时常会被提起,他就是担任过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出身于闽西革命世家的项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等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他的一生如此的富于戏剧性: 顺境和逆境循环往复,升迁与沉浮相互交织,毁和誉并存。青年、中年、老年,就这样度过了风雨人生。

    1918年,项南出生于闽西连城县,他的家庭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革命世家。项南的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我的记忆里,爷爷项与年是家中最神秘的人。

    我们家人对于我爷爷的了解特别少,那时候就老讲地下工作,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特科,其实他是特科的。后来呢,就问我爸爸,我爸爸也不知道。 项南在少年时代就与父亲项与年失去了联系。此后一生中他们也是聚少离多。然而项南同他父亲一样,也辗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2年,项南在苏北革命根据地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汪志馨。

    汪志馨: 因为我在上海就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从读书会里面,他们挑选人到苏北去,就正式参加革命了,接待我的就是老项,他在盐城县政府里面当秘书,去的人都是他接待的,接待了以后,再分配到下面。接待我们,他了解一些情况以后呢,就分配我到一个区里面,这个区叫东垲区,不久他也到那个区里去了。到那个区里去当区委书记,我当宣传委员,那就在一起工作了。

    1954年,36岁的项南成为团中央的宣传部部长。随着工作的变动,项南全家来到了北京。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段岁月。 那时,父亲项南在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领导下工作,也是胡耀邦的一个重要助手。他为当时团中央的建设起草了很多文件。

    1956年,中共八大结束后,为了筹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项南起草了一份关于青年团工作的文件,文件里提到了扩大自治权,扩大民主生活等问题。这个著名的《十点建议》,却在两年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时,项南的妻子汪志馨也在团中央工作。1958年,那场针对《十点建议》的大批判,至今留在她的记忆中。

    1958年,我还只有5岁,可是也隐约地感受到,家里的生活已经与以往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小的时候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只知道我爸爸反正是出事了,而且受完处分,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那个处分非常重啊,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完了下放,还行政降两级,还全国通报,完了以后还到那个,我们北京周围有个叫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的,到那儿去劳动。

    他到那个中阿友好公社后认识了好多的当地农民,养鸡的、养鸭的、喂牛的。这些人都跟他特别好,我觉得说到底,他可能还是个农民的儿子吧,就是他骨子里头,就对农民、对土地有一种亲近感。 在公社里,父亲项南学会了开拖拉机,并且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的农业问题,就此与中国的农机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1年,项南还没有被平反,当时的农机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大胆起用了他,任命他为办公厅副主任。

    他搞农业机械化,那是我大了以后才知道的,他也是做到最好,他写了很多的关于农业机械化的,像论文式的那种理论的文章,当时都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了,都是很大很大的整版整版地登,有个笔名叫王植,非常有水平的文章,后来他们结集,给他出了那本书,我觉得他那时候是很有水平的,很爱动脑子。 在一本中国农业百科全书里,能看到项南的名字排列于中国农机专家的词条之下。然而正当项南准备为中国农业机械化努力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文革”开始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我爸爸,就是大概“文革”第二年吧,就给关起来了。关到八机部,那时候叫八机部,就是农业机械部。

    一年多的牛棚生活之后,项南被发配到了远在黑龙江依兰县的五七干校,而此时的我早已随同母亲到达宁夏的干校,在那里参加劳动。 1970年5月,我的父亲项南恢复了工作,调回北京,后来被任命为一机部农机局局长。 1976年,中国进入多事之秋,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历史转折。就在这个时候,担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项南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那就是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考察。这次考察,让项南提前认识了资本主义。

    就是1975年左右,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党内,也开始有了一些要打开国门的呼声了,还没有明确地提到改革开放,那个时候也很难得的,就是他作为农机部的副部长,带着代表团曾经出访过好几次,德国、美国、法国,他都去过。他那个时候给政治局讲他出国的一些见闻,包括他出去,带一个小摄影机,到美国他就拍电影,把片子拿回来给政治局看。我记得那时候有华国锋,华国锋还是很支持他这么做的,就是我爸爸把那个片子拿来放,完了以后就写考察报告。我记得有什么欧洲几国考察报告,美国的考察报告,都是印成书给他们看。

    也是由于当时能够走出国门的机遇,让我的父亲项南对当时他所从事的农机工作,有了新的思考。他那个时候,就去国外考察,在北京市周围,引进的什么机械化养鸡,机械化的割草,机械化的喂牛,都是他干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经常开玩笑,我们说北京市的市民那时候能吃上这么多的鸡蛋,鸡蛋供应能够这么充足,我觉得都应该感谢我爸爸,那是他最早引进来的。

    他提出来,就是要大规模地引进机械化的操作,比方说养鸡、养牛这些东西,他就提出来很多,比方说多少多少人的粮食和牛奶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中国还要这么原始的、这么多人,这样集约化的去劳动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只是局限于对农业机械化的一些思考,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是他当省委书记以后,我觉得他一下子,他的眼光就跳得更远了,他干了很多事情,都是咱们国内没有的。

    1979年2月,项南出任农机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并且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受到了重用,但是身上仍然背着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项南没有急于要求组织上为自己平反和落实政策,而是集中精力抓农机工作。后来中央领导同志说,项南的这个案一定要翻,完了以后才委托团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因为是在团中央受的处分嘛。等批了以后,我父亲才被平反。我记得就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档案里都夹了一份,我那时候在部队嘛,给我们每个孩子的档案里都夹了一份材料。

    从40岁蒙冤受屈,到花甲之年获得平反,项南的人生已经走过了21年。在我的记忆里,获得平反之后,父亲项南却显得格外的冷静。项南此时未必意识到,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他的命运又将出现新的转折。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酝酿着新的政治气象。而刚刚获得平反,时任农机部副部长的项南,也意外地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1981年1月14日早晨7点半,一列45次特快列车抵达福州车站。一位身穿旧式棉袄,脚登黑布鞋的长者出现在了清静的月台上。他就是时年62岁的项南。这次项南被派往福建担任福建省委的常务书记。从这一天起,他的名字便和福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这些字眼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据项南回忆:1980年的冬天,中央领导同志把他找到中南海,说福建省是一个侨乡,有几百万华侨在海外,但是福建省的省委书记,福建省的省长,没有一个是福建人,华侨感到很遗憾。所以中央考虑,要找一个福建籍的同志,会讲福建话的,了解福建情况的人,到福建去主持工作。

    就这样,项南成为主政福建的“封疆大吏”。他谢绝了福建省委的盛大欢迎仪式,而是静悄悄地登上了去往福建的列车。从11岁起,项南就离开了故乡福建,在50多年之后,他重新回到了这块土地。然而,当时的福建,基础建设之落后,经济之困难,都超乎项南的想象。由于海峡两岸的长年对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时间里,福建一直被牢固地定位为“海防前线”,几乎没有建设。

    一个他,一个任仲夷,这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两个省委书记。当时为什么把他放到福建,把任仲夷放在广东? 这是两个地理位置最特殊的省,一个(广东)面对着香港、澳门,一个(福建)面对着台湾,而且当时福建的工业基础是最薄弱的,比广东,那根本没办法比,福建没有任何的工业。我记得我爸爸去的时候,我说爸爸,福建什么工业都没有,他说好像记得,就三明,就是福建的一个深山里有一个火柴厂,这是福建的工业,我去的时候,当时福州有一个7层的楼房是当时最高的一个建筑,叫华侨大厦。

    初到福建,项南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调查研究上。3个月的时间里,父亲项南差不多跑遍了全省的每一个县市。

    他特别喜欢跑出去,因为福建是山路嘛,到处都是山,就在山路上跑来跑去,看到一个农民在山上种地,他就把车一停,坐那儿就跟农民聊起来了。聊完了农民也不知道他是谁,反正就觉得这个老头不错,就跟他聊。而且我记得他好像跑出去以后回来,他老有很多的心得,他就说,这个事情对,就应该这么做。

    1981年底,以项南为首的福建省委在全省落实了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项南提出,福建不能孤立地进行粮食生产,更应该发挥依山靠海的优势来发展农业。他把这种做法,称作是“唱山海经”。他说这个山林啊,都开荒,都砍柴,都给搞秃了,他说就把它包给农民,一包包它个几十年,结果就那样。这些东西,好多都是他坐着车到外面去听农民讲,完了以后他就回来决定的事情,他特别喜欢这样。父亲项南主政福建,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但是当时中国的具体政策环境还并不乐观,项南却已经在福建举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

    他在福建的好多社论是他自己写的,《福建日报》的社论是他自己写的,我记得有一个社论,一共39个字吧,好像是说为什么有些单位,就是那个罗织冤假错案,为什么有些单位长期搞不下去,有些人自己屁股上有屎,不妨回去想想看。这社论就这样,还评上那年的好新闻,还得了个一等奖。他特高兴,他有时候还跟我说,哎,不光你会写啊,我也会写。我记得特别清楚。 可是,这个在工作中解放了思想的项南,工作作风却依旧没有改变。即使是在自己女儿的眼中,项南也显得“顽固不化”,太过“马列主义”。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要求,有的时候可能都近乎到苛刻吧。他到了那个省里以后,省里原来有一个特供的小食堂,就是给这些省委书记们一些特殊的供应,什么肉啊,鸡蛋啊,或者说一些老百姓买不到的东西吧,他去了就给停了。我觉得他也挺武断的,他就是反对一切特殊化的东西,就是刚才我说的,什么警车开道,他就烦这个。因此他的秘书跟我们讲,你们能不能跟你爸爸说一说,有些事情还是随和一点好,要不然他脱离群众啊。他的秘书那意思就是,他脱离群众,不是脱离底下的群众,是脱离那些省委书记的群众,省委书记有四五个呢,你弄得别人怎么过呀,人家的脸上怎么看啊。他根本不管那个,所以我估计他在党内,可能出了名的也是这个铁面无私。

    当时他那个小车是个尼桑,后来咱们国家改革开放有点钱了,省里觉得可能太寒酸了吧,就给他们配了大概六辆奔驰,上来就让他给扣了,又是发了一顿脾气。那个尼桑不是还能开吗,为什么要换奔驰呢? 他就把那六辆奔驰全给封了,可是这车,你用它也是那么多年损坏,你不用它,封到那,它也是那么多年就损坏了。有时候秘书不敢跟他讲,就跟我们小孩讲,就说劝劝你爸爸吧,不要太过了,脱离群众啊。我们跟他说,他根本不听。他说,就是不好,影响太不好了。

    项南初到福建上任,福建的干部和老百姓都在打量观察这位新书记。还有人拿项南的名字做文章,说,项南项南,项项都难;也有人说,项南项南,向着困难。在福建搞特区,在当时的环境下,项南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尽管中央领导人对经济特区作出了原则性的支持,但是在具体操作上,要靠自己摸索。而摸索,在那个年代,就很有可能犯错误,甚至付出代价。项南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没有止步。在给中央党校的一位学者信中,项南这样说: 后退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许的,主要是人民不允许。

    早在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市,各自划出一定的范围区域,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项南主政福建之时,正是特区建设刚开始的时候。

    记得,她的父亲项南曾经多次跟她提到过“特区”最独特的地方。 我曾问我爸爸,什么叫特区? 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特区就是一分钱都不给你。就说别的省,都有国家政策,或者给你钱,你要拿这些钱去做什么,做生意,完了以后就搞城市的建设,特区是一分钱都不给你。

    项南提出要引进外资进行特区建设。可是这样的设想,既没有中央政策的支持,当时的福建,也缺乏引进外资的资源环境。比如,80年代初,项南就提出,要在福建修建一条由福州到厦门的高速公路,改善特区的交通状况。在当时的中国,父亲项南是第一个提出“高速公路”这种设想的人。

    当时所有人都笑话他,有的人,包括专家来论证说,这个修高速公路要花多少钱,要占多少农田啊,就是觉得,我父亲这个设想是不对的。所以当时可以说是省委否决了他的提议。但是现在通过了,他退下来以后有20年了吧,现在回过头又去修高速公路。后来好多省都开始搞了,事实证明,高速公路的确是应该修,可是比他提出来已经晚了很多很多年。 除了交通,项南把福建的通讯与国际接轨也提上了日程。

    我爸爸也是第一次引进了国外的程控电话,当时国内是不同意的,因为要花很多钱,但是我爸爸说,这个是方向,程控电话的声音特别清晰,说现在国际上已经都用程控电话了,如果我们福建想吸引国外来投资,外商打个电话这么困难,谁还来投资啊。

    有感于外界对于福建、对于特区了解的太少,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项南决定开展公关宣传。1981年,在项南的建议下,几十位港澳记者应邀到福建参观访问,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首开先例。在这次访问中,来自港澳的记者们,第一次听说福建要利用外资,在厦门特区建设一个国际机场。 我们国家那个时候还没有从国外贷款做事情的,从资本主义国家贷款,那是根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就提出来从科威特贷款,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科威特有一个王子,有一个亲王,跑到中国来了,特别想跟中国做点什么生意,我父亲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因为福建没有钱。但是你从国外贷款,这可不可以,这个(在当时)就是一个未知数。除了投资来源备受争议,在厦门修建机场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反对意见,他们主要是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

     就福建怎么能修机场呢,福建面对着金门,面对着台湾,那炮打过来,不一下就把你机场给打了。我记得我爸爸当时为了修这个机场拉了杨成武,杨成武是军区司令,他们跑到北京,又找国务院,又找军委,就是修一个机场,就不知道有多少困难。我记得我爸爸当时特别有智慧的一段话,我爸爸说,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们要怕金门,就是金门,究竟是金门怕我们,还是我们怕金门? 所以后来他就提出这个,结果后来真的就是每一层、每一关都是这样批下来的。后来就是用的科威特的贷款,修了这个厦门的国际机场,而且修的速度特别快。

    从1982年1月10日动工,到年底机场主跑道提前建成,厦门国际机场的这次工程,创造了中国混凝土机场跑道当年开工、当年建成的高速施工范例,在当时被誉为“特区速度”。

    福建除了一条鹰厦铁路,还有了一个机场可以跟境外直接往来,而且还是国际机场,国际上的飞机都可以直接落到厦门。有了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有了这个程控电话,后来福建的招商,一下子就很快都来了。 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项南和他的同事们,为吸引外资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中日合资的福日电视机厂,中美合资的厦门烟厂,成为当时福建引进外资的企业样本。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对于特区的政策尚不明朗,这些引进外资的企业引发了种种争议,甚至有人把经济特区比作旧中国的租界。

    80年代初,一场围绕福日电视的争论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福日电视机厂是改革开放后福建第一家中外合资电子公司,也是中国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但是,中国最初阶段与外国合作的项目,几乎难免被划上是否是卖国主义的问号。福建与日本合资的这个项目更不例外。有人说它是殖民地性质的厂子,是向日本投降,是打击民族工业。铺天盖地的帽子,就这样落在福日这个不大不小的合资企业头上。

    原福建省机械工业厅厅长施今伟后来回忆说,搞合资企业,当时确实有很大的风险。今天看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当时却会引起轩然大波。现在我们说项南站得高看得远,但是谁又能知道他当时顶着多大的压力。

    1983年底,种种不利于经济特区的传言不断袭来。经济特区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中央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项南多次向中央提出将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并设立自由港,但是迟迟没有答复。这期间,项南与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时常通电话,互通信息,互相鼓励。两个沿海开放省份,就是在这样惨淡经营的气氛中走进1984年。

    1984年1月,广东、福建两省得到了这样的通知,邓小平同志即将南巡。通知中说,邓小平要去几个经济特区走一走,看一看,主要是休息。然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和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都认为,邓小平的南巡,另有深意。项南作好了汇报工作的准备。最早的时候,特区只开放了厦门的那个叫湖里的加工区,那个特区。邓小平视察厦门的时候,我父亲陪着邓小平在湖里加工区走了一圈,另外陪着他乘坐了一个快艇,环着鼓浪屿绕了一圈。 在鼓浪屿的游艇上,借着汇报工作的机会,项南向邓小平提出了扩大厦门特区的设想。

    我爸爸就跟邓小平汇报,提出来能不能够把这个(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当时邓小平视察完了,回去以后,很快地就扩大到了厦门全岛。而且当时我记得我父亲还跟他提到了,就是能不能够把是沿海的城市都给它开放,不要光广东和福建这样两个特区,不够。后来回去以后,我记得,很快地中央文件就下来了,就是开放14个沿海城市,我记得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 项南也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厦门应该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自由港,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甚至提出过发行特区货币的想法。也许是因为过去常常走出国门的关系,她的父亲项南有很多想法,远远超前于时代,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同时,对于新生事物,项南总是格外关注。正是因此,闽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吸引了项南的目光。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爸爸当时就老跟我们讲,他说福建哪有什么工业呀,就还是那句话,特区又不给你钱,但是,历来福建人很会做生意,就通过那种原始的资本的积累,比方烧瓷砖,就有了钱了。那这么多的钱他们就是要搞企业,支不支持他们? 我父亲就认为,就要坚决支持他们。你不支持他们,福建你还能搞别的吗,国家又不给你钱,你能搞什么呢?所以我父亲对乡镇企业历来是非常热情的,而且我觉得他倾尽全力去支持他们。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乡镇企业到底该不该办,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实际上在我的印象里,中央对这个乡镇企业究竟是应该扶持还是要控制,还是有很激烈的争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报纸上经常在登,有一段叫“关停并转”,所谓“关停并转”,全是冲着乡镇企业去的。 就在闽南的乡镇企业逐步发展之时,一场晋江假药案引发了全国的议论。

    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触目惊心的晋江假药案》。此后不久,晋江假药案逐步升级,矛头指向了福建的乡镇企业建设。面对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批评,项南坚持认为,假药案应该处理,但是绝不意味着今后不再搞乡镇企业。我父亲给晋江提了一句话,叫“乡镇企业一枝花”,就在这种风口浪尖上,我父亲去了晋江,他就认为乡镇企业必须得扶持它,我爸爸说,既然你栽花,它就有可能长虫,你要给它捉虫,而不是要去把这个花给掐掉,他就是这么看这个问题。而且我父亲认为,这样的一个小事情,你如果处理得不好,它会影响到一个大的方向,影响到福建整个乡镇企业的局面。 所以晋江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后来是保住了。

     就在晋江假药案之后不久,1986年春,项南接受中央的决定,离开了福建省委书记的岗位。但是晋江人从来没有忘记过项南。

    1986年,67岁的项南从福建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6月2日,项南和夫人还有他的老母亲,一同乘坐46次列车离开福州,告别了他工作5年的家乡福建。当天晚上,在北上的列车上,项南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离开后,自然是有人高兴有人惋惜,但前者毕竟是极少数。是非功过后人会去评说。

    杨志栓是项南生前最后一位秘书,从1994年起,他伴随了项南人生中的最后岁月。在他的记忆里,项南在北京的生活,清贫但是并不平静。1997年11月10日,项南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直到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分钟,他还在坚持着工作。
 

 

 

 

    大军网编者按:本网上期文集发出了张国焘回忆录的第一册和第三册,本期发出第二册的内容。请点击查看。

 

张国焘:《我的回忆》二

 

 

—————----------------------------------—————————————————————————————————————————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原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z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