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2012年新年伊始 ,人们心里最关注的还是经济问题,通胀还胀不胀了?经济能否出现衰退?下一个经济增长点在哪里?一些外国学者发现,几乎所有非石油出口国家的高增长在其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按2005年国际物价)的时候停止了,年增长率从5.6%降至2.1%。他们注意到中国正处在这样一种演变中,并预计在2015年达到那种水平 ,由此他们认为中国将会发生巨变。中国难道真的像他们想象和希望的一样吗?当然,今年人们关心的还有对十八大的猜想,中国的政局将会出现什么变化?政治将会有什么变化?面对人们思考关心的问题,本文集筛选出一期信息性较强的文章,供大家了解当下的中国。

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2年1月8日

目录

朱大可: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

彭培根:奥运口号不符合中国的国际政治立场和哲学基础

牟其中:南德试验的现在、过去与未来

张星水:辞旧迎新 龙年吉祥

 

英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赶超美国已为期不远

梁京:评中国应对全球经济长期不景气的思路

李建伟:明年物价压力仍不可小觑

蔡昉:改革户籍制度 延长人口红利

刘世锦:2012年稳增长主要是稳投资

林宇烽: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

华尔街日报:中国有计划经济 美国也应该有

刘卫敏:废除退休养老双轨制

匡贤明:高速公路“暴利”中有多少违规收费

网友:新疆有个世界罕见的神秘大坑把日本馋死了

华商报:暴富的鄂尔多斯与榆林 亿万富豪过万

明白:为什么在国外买国产货比国内还便宜

胡少江:靠吸吮资本主义奶水生存的“社会主义”华西村

横舟:中国民间资本外逃的政治因素

亨利·罗文:2020年前中国可能的巨变

克鲁格曼:中国将会崩溃吗?

陈锡文:中国农业并不适合公司化经营

周其仁: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极

留日博士:中日的生活水平差距无法想像

美国贸易代表:中国遵守世贸组织协议的情况

空气监测专家:北京PM2.5污染物每年增加3到4倍

损害记忆力的11种食物 健康食品排行榜

凤凰网: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事件终于解密

 

王希哲:再谈右派“革命家”必然的带路趋势

王希哲: 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左右营垒的第一场武斗

冼岩:被乌坎搅动的不只政坛还有政局

传灯:为什么要警惕南方系----南方系背后的权力体系

胡星斗:致“十八大”的建议

资中筠: 还原真相 开启明智

曹久强: 当代中国四种错误的理论

 曹久强: 自由主义的迷思

唐文明:从儒家拯救民族主义

秋风:敬请经济学家放弃对儒家的偏见

王文:微博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更须有所作为

中央日报中文网:金正恩接班体系能维持下去吗?

美国大使馆网站:骆家辉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发表演讲

 何茂春:大国论

司马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达标?

米鹤都:透视共和国的同龄人

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

讽刺:王阳明也配叫王守仁?

蒋中正:外蒙独立乃实践三民主义的楷模

加华:张国焘晚年过的是幸福美满的生活

张国焘:《我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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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1-12-23 09:12:13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中国史学历来有隐恶扬善、隐丑扬善的规矩。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隐”和“讳”这两个字,为尊者讳,为国者讳,为家者讳,为民者讳。有些不好张扬的事,就隐讳起来,不再声张了。但张艺谋等却偏偏妄想以丑辱换悲壮,想用一部中国人受蹂躏受屈辱的影片,去拿好莱坞大奖,如果真的拿了,只能说明好莱坞大奖同样的低俗。张艺谋甚至还可以拍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的赛金花的故事,拍妓女爱国主义片子,把这种片子拿到国际上糟蹋中国。改革三十年后的中国,影视文化人的心理已经沦落、低卑到用妓女来救国的程度了。

    金陵十三钗这样一些事情当做历史说说未尝不可,但渲染成一部重大的悲歌题材,到国际上招摇撞骗,只能给中国人丢脸。这个张艺谋连同中国影视界,除了想讨好外国观众的眼球,已经做不出什么正确的判断了。这种恶心的讨好,换来的只能是外部更加鄙视的眼光。丢人!

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

朱大可

《南方都市报》 2011年12月13日

    在谈论贺岁大片《金陵十三钗》之前,不妨先简单回顾一下张艺谋电影的进化路线图。从民族寻根的《红高粱》,经过民族劣根性批判之《菊豆》,到表达底层痛苦的《活着》、《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张艺谋遗弃的早期自我,它不仅表达出导演的杰出才华,更展示了电影人的基本良知。而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开始,张艺谋开始深化源于《红高粱》的流氓叙事,将其变成一种庸俗的商业文本。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意味着中国主流电影的价值转向。而后,在《英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推行赤裸裸的低俗主义,并于花花绿绿的《三枪拍案惊奇》中达到恶俗的高度。张艺谋就此完成了他向“三俗”领域(庸俗、低俗和恶俗)的华丽飞跃。

    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的三位一体,构成由大片主宰的庸众市场。张艺谋公式=情色+暴力+民族苦难题材+爱国主义,制造了政治和商业的双赢格局,由此成为意识形态和电影市场的最大救星。但与此同时,张艺谋电影的技术指标和媚俗指数都在与日俱增,而《金陵十三钗》的上映,即将迎来新一轮身体叙事的狂欢。

    金陵的六朝金粉和秦淮风月,最易引发世人的情色想象。它是中国情色地理的中心。作为本土最著名的红灯区,秦淮河摇篮催生了名妓董小宛、李香君、陈圆圆、柳如是、马香兰、顾眉生、卞玉京、寇白门等等,而这个妓女团体的作为,颠覆了唐朝诗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著名论断。李香君头撞墙壁而血溅扇面,成为《桃花扇》中献出政治贞操的著名隐喻;柳如是因史学家陈寅恪立传而身价倍增;董小宛则因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名噪一时。所有这些高尚妓女的事迹,构成了《金陵十三钗》的香艳布景。

    而在280多年后的1937年,日军在南京展开旷世大屠杀,据说有30万人被血腥杀害,其中八万女性遭到奸杀。这原本是一个严厉的史实和指控。它要成为人类反思战争暴行的重大契机。但在《金陵十三钗》里,情色地理和战争地理,秦淮河的历史风尘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现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叠合,由此构成罕见的电影题材,几乎所有人都会为这种讲述而涕泗横流—— 一座由西方“神父”主持的南京教堂,于1937年收藏了一群金陵女大学生与十三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六位国军伤兵。而在大屠杀的背景下,青楼女子们身穿唱诗礼服,暗揣刀剪,代替女学生奔赴日军的圣诞晚会和死亡之约。这是明末爱国妓女故事的壮烈再现。

     最后的赴死场面,是一次向爱国伦理的神圣超越。叙事的高潮降临了,妓女从普通的性工作者,经过赴死的洗礼,转而成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圣女。“十三钗”虽有经营肉体的历史,却坚定捍卫了民族国家的精神贞操。这是电影的基本主题和价值核心。金陵妓女们面对两次精神性献身:第一次向基督的代表英格曼神父(西方的符号)献身,第二次向民族国家(东方的符号)献身,进而成为向好莱坞和广电总局献身的奇妙转喻。可以预料,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将为这种献身而大声鼓掌。

    作为一个冒牌神父,英格曼是沦为流浪汉的“入殓师”,为躲避战争而在教堂纵酒买醉,还要吃妓女的豆腐,却在救赎他人的危机中,完成了自我救赎的精神历程。这是一种源于小说原作者的更为高明的叙事策略,它消解了好莱坞和中国导演及片商的价值鸿沟。严歌苓的小说救了张艺谋,为其铺平通往美国加州的红色地毯。 (可笑!)

    为了推进影片的炒作事务,片方居然提前公布了女主角玉墨扮演者撰写的《我和贝尔演床戏》一文,事关“好莱坞神父”和中国义妓的激情床戏,这种蓄意的披露,令其成为一件被事先张扬的“桃色案”,并为片方营造市场气氛的情欲前奏。

    这场床戏炒作,是片商营销策略的一次自我揭露。在毫无出路的情欲两边,分别站立着“神父”和妓女,代表灵魂和肉欲两种基本势力。但这场床戏究竟要向我们暗示什么呢?究竟是心灵挣扎的假神父在向肉欲屈服,还是妓女在表演灵魂的超度?抑或是两者的共赢?而事实上,被涂抹成粉红色的民族苦难(死亡、仇恨和绝望),既曲解了民族反抗的本质,也摧毁了基督的信念。这种教堂情色+战争暴力+爱国主义的三元公式,预谋着一种双重的胜利——张艺谋圆奥斯卡之梦, 和制片者赢取最大票房。(编者按:但这种低俗的企图有可能实现吗?)

    在全球经济萧条的年代,这部号称投资额达6亿人民币的豪华制作,正在打破中国大片的投资记录。制片人大力鼓吹好莱坞一线明星给中国打工的舆论,旨在平息民族主义愤青的抵制情绪,并掩饰其讨好美国观众口味的基本动机。不仅如此,他还在各类场合赤裸裸地豪言,要拿下本土的10亿元票房,毫不掩饰把影片当作暴利工具的意图。我们已经看到,从《唐山大地震》到《南京!南京!》,有关“发国难财”的民间批评,始终没有停息,而《金陵十三钗》把这种发财模式推向新的高潮。

    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妓女的人性、良知和爱情,也不反对以一种人文关怀的角度,来展示性工作者的政治贞操,但面对南京大屠杀这种沉重题材,制片方却在眉飞色舞地爆炒床戏和豪言票房价值,这只能构成对全体战争死难者的羞辱,更是对八万被强奸中国妇女的羞辱。把大屠杀的教堂变成情场,把民族创伤记忆变成床上记忆,把政治叙事变成身体叙事,把血色战争变成桃色新闻,把重大苦难题材变成重要牟利工具这种 屈辱的情色爱国主义,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取向的严重失误?

    12月15日,将是中国电影的又一次午夜狂欢。距离南京大屠杀很远,而距离圣诞节和票房利润很近。在15日午夜,钟声将敲响十三点。这是一种充满反讽意味的报时,它要越过十三个女人的故事,向我们说出十三种痛苦和抗议。在十三点时分观看“十三钗”,的确一种奇怪的体验:一边是斯皮尔伯格《辛德勒名单》和犹太人的哀歌,一边是张艺谋《金陵十三钗》和中国人的视觉欢宴,它们构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令我们感到汗颜。我们将抱着自己的良知无眠,犹如抱着一堆荒诞的现实。


 

 

 

发件人:彭培根<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时 间:2012年01月05日 13:08 (星期四)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011@163.com>抄送人:(无)

     学习彭德怀大将军为民请命的光荣传统和忠诚坦率的发言习惯。供奥组委领导和同仁内部参考,并请提出坦率意见。

奥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不符合

中国的“第三世界”的国际政治立场和哲学基础

----《锐眼观天下》彭培根每月短评之十五

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  彭培根

2008年7月24日(奥运开幕式前两周)

    我七月中去加拿大主持我的二女儿的婚礼时;我与几位加拿大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们侃大山。他们其中有的是退休了的国会议员和资深新闻媒体人士,他们都告诉我。北京奥运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使得中国在国际上造成了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形象。他们还说这也是加拿大总理(其它几个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不来参加奥运开幕式的意识形态的真正原因。西藏问题只是一个借口。实事求是地问一问我们自己,谁跟我们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啊?这的确是一个不切实际、毫无逻辑,自我陶醉的空话!谁和我们做同一个梦?有时俩口子都会“同床异梦”啊!

    毛主席在国际外交上的世界观有伟大的创见;他确切地提出了符合国际现况的“第三世界”。前几年提出“同一个世界”口号的人,把第三世界的逻辑和中国的政治立场全忘得干干净净了。毛主席在1974年2月22日同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谈话中曾提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后来同年4月6日,邓小平先生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时;小平先生在大会发言,他全面阐述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并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坚决同第三世界其它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当时我们全家还在加拿大,先父鸿文将军和我看到这个报导,对此伟大的世界观的战略创意印象深刻,所以才能够永远铭刻在心。同理,对提出“同一个世界”的口号,特别感到离经叛道!并且没有一点新中国的政治和哲学基础。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UN Human Development Index)也称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为:“南部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或“多数世界”(Majority World)。“第三世界”是在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是第三世界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重要标志。

    谁跟我们是“同一个世界”啊?美国老大有他的霸权世界,英国有他们的日不落大不列颠帝国的世界。欧盟有欧盟的世界,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都有各自的世界。谁和我们是同一个世界?!加拿大的華人媒体朋友也告诉我,在这个莫明其妙的口号提出来后,海外的《明报》《星岛日报》等媒体已经有社论等的批评文章,我也听说《人民网》上也有类似的批判的文章(还没有时间来查)。现在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个口号是谁提出来的。说是“好像是哪个外国顾问提出来的吧”。那我们主办筹备奥运人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这么重大的意识形态事务在奥组委没人把关?那个外国顾问提出这个口号是害我们的!它使得很多国家都对中国大国沙文主义的形象反感而不来参加开幕式。法国总统萨科奇后来改变态度,那是因为我们买了法国100架飞机!小布什到是很够意思,说一定要来,“应该将政治和体育分开”,那是因为我们不久前将日本人退还给美国政府的国债400亿美元买了下来。好在是在四川大地震前买的,如果在地震之后,国家肯定不会下此决心的。日本首相也乘火打劫,要坐日本军机来参加开幕式!

    那你老彭只会乌鸦嘴式地批判吗?你就没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吗?哦!是有的!我认为如果要能代表一个伟大的五千年的中華文化,代表泱泱大国的中国和中共建党的精神、毛主席提出的“第三世界”以及现行的国策:“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还有“百花齐放”的气度的话;这句口号应该是:“和谐的世界; 缤纷的美梦!”。英文的提法是:“Harmonious World; Beautiful Dreams!”( 最后一个英文的复数“s”就可以表达了中文的“缤纷”了)。所以,为了挽回因为那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在国际上造成的中国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形象的伤害,建议奥组委要想想办法来澄清一下:在适当的机会,进一步地说明:“我们所谓的同一个世界是指:同一个和谐的世界;所谓同一个梦想是指: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希望他们的选手拿回更多的金牌!”

    老彭写在多伦多返北京的飛机上,
 

 

 

 

 

 

 


发件人:"李复耕" <lifugeng116@126.com> 2012-01-07 17:36:30 收件人:"zgryy" <zgryy@126.com>,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ykqixie" <ykqixie@126.com>, "modestosh" <modestosh@163.com>, "'928008519@qq.com'" <928008519@qq.com>.

诸位好友:

    兹转发牟其中在去年12月28日在狱中接受采访时的一次谈话,全文24页16000多字,但愿你们能沉得下心来把它读完。 今天正好是1999年1月7日牟其中被捕的13周年。先抓人,后搜集材料,又编造伪证,最后又枉加“金融诈骗”的罪名——但13年过去了,至今尚未结案,还准备重审!这真是我们这个“人治”国家的典型案例。

    我是很佩服牟其中的。你们可从文中体验他的思维、雄心和横扫千军的文风。虽然我因牟其中案而备受屈辱,历尽艰难,但我至今不悔。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堂堂君子兮,只要心地坦荡,又何须在意别人的看法!

    敬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诸事顺心,万事如意!

李复耕

2012年元月7日

 

南德试验的现在、过去与未来

原南德公司总裁 牟其中

2011年12月28日 于狱中

《南德通讯》元旦特稿

     按:近半年来,牟总对案件的乐观估计和对南德未来展望的澎湃热情又一次爆发,例如提出了“迎接中国改革的新阶段,迎接南德发展的新阶段”(简称“双迎”)、“南德的最大成就是拉开了堪与人类发现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相媲美的智慧文明生产方式的序幕”、“从现在开始南德将步入最辉煌的发展时期”等等。但由于比监狱层级更高的有关方面,对他除了一般铁窗高墙的控制之外,还不惜违反监狱法对他实施了包括连罪犯亦享有的通讯、会见等权利的剥夺,连夏宗伟也无法与之交谈。即使狱警,除特别规定的几个人之外,也不允许与之接触。所以,当时我们无法把他如此乐观的理由搞清楚,只能把结论告诉大家。

     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有了了解他心声的机会。十三年风霜刀剑,积雪虽然盈顶,皱纹也爬上了额头,但似乎仍然无法压制住他雄辩的火焰、思维的锋芒和独步经济天下的一身傲骨。现将谈话记录归纳分类整理,供大家了解他的思路、心境和规划的南德未来。

    问:您乐观的根据是什么?

    答:南德不仅仅是一个活跃在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稳定时期的企业,更是一个在人类即将告别工业文明而进入智慧文明时代的企业,一种比工业文明生产方式效率高出千百倍的生产方式正在召唤着我们;南德也不仅仅是一个以追求更高利润为宗旨的企业,我们有幸生活在近200年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而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成的历史时刻。
所以,南德比全世界任何伟大的企业有着更大的历史视野,更大的为人类、为祖国建功立业的机会和创造更大利润的可能。

    最近希拉里发表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演讲。南德在90年代中期已经十分准确地看到了这一地缘政治的机遇,我在1997年发表在《南德视界》上的政治抒情诗《泰山远眺》中写道:“地中海是昨天的海,大西洋是今天的洋,太平洋一定是太阳明天升起的地方。”

    我的判断来源于南德试验中发现的一种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历史现象。高度发达的中华农业文明的精华,沿中亚、两河流域到达欧洲南部。顾准曾在牛棚中对吴敬琏说,两河流域的商品经济关系曾对希腊文明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希腊文明和诞生于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孕育出了今天的西方文明。这一文明于公元1500年左右开始在西欧通过工业革命的方式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1492年哥伦布继续向西,将其带到了被称为新大陆的美洲,成为了主宰世界的文明。至今人类仍然生活在工业文明这一历史阶段。

    柏林墙倒塌之后,弗朗西斯•福山作出了“历史的终结”的判断。南德试验不同意。我在90年代的《南德视界》上多次引用孟夫子的话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并非民族主义的意气用事,而是基于南德试验的一个十分确定的结论:与1500年左右工业文明开始取代农业文明的历史现象十分相似,智慧文明取代工业文明的时刻正在到来,沉沦数个世纪的中华文明,有可能重现昔日的光辉。公元1750年亚洲的GDP占到全世界的五分之三,仅我国就占到32%。

    南德试验的最大成就就是对智慧文明的基础——智慧文明生产方式或曰智慧经济——的试验、分析与研究。

    人类历史至今大约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依次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智慧文明,它们的基础依次是农耕经济、工业经济和智慧经济。推动经济演进的主要力量是工具的改进。手工工具的出现使人类告别了采摘时代而进入农耕时代。

    动力机械和应用机械的出现,把人的体力劳动扩大到了农耕时代无法想象的强度,以至于使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至思想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将其称之为工业革命。在这个时期,人类除开能使用自然资源之外又学会了使用能源。

    目前智慧工具又出现了。如果说机械工具取代和扩大的是人类的体力劳动的话,智能工具取代和扩大的是人类的记忆劳动。在这个时代,人类可以使用三类资源:自然资源、能源和信息资源。

    劳动虽然不是一切价值的唯一源泉,但由于绝对不可能出现缺乏劳动参与的创造价值的活动,所以劳动是一切创造价值活动中唯一不可缺少的,唯一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因素。

    由于机械工具千百倍地扩大了体力劳动的能力,所以工业文明比之农业文明有着高出千百倍的效率和规模。由于这一时期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手段是依靠机械的投入——远洋运输、万里铁路、跨洋飞行、大型设备等等——所以需要大量资金。

    马克思把这一时期生产方式的特征总结为“一个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的积累和积聚的过程。”但是,虽然马克思提出了复杂劳动数倍于简单劳动的概念,但他一直无法更深入地理解复杂劳动或曰脑力劳动,以至于给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摧毁了他最伟大学术成就——历史唯物主义——的人,走上了歧路。致使他的学术成就至今仍在全世界蒙羞,不被理解。

    南德试验虽然从一开始就得到了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一批主力改革开放路线的中共高层的鼓励,以后又得到江泽民等邓小平事业继承人的呵护,但比开明领袖更强大的是旧体制的制度力量。所以,南德试验一直得不到正常的金融服务,中央银行——人总行——甚至数次下文,禁止商业银行与南德往来。其次,即使大权在握的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等领袖人物,也逃不了被一波又一波的旧体制代表人物的攻击。所以,南德试验周期性地遭受到毁灭性地打击,与改革开放的领袖们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

    2000年南德又一次被判法人犯罪,2001年吴冷西、林默涵、魏巍等党内一大批高级干部,以《“七.一讲话”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为题,上书中央,公开致信全党,以“理论政变”、“向资产阶级投降”等可置人于死地的强硬措辞,攻击“三个代表”思想。

    这一轮攻击,不但使十六大不能按公布的时间召开,把党内斗争公诸于世,而且对十六大以后的改革进程也产生了极大的阻滞作用。今年11月24日以稳健著称的社科院原工经所所长张卓元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文章说:“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初相比,明显缓慢得多,甚至可以说处于半停滞状态。”吴敬琏在同一时间说的话,比张卓元更尖锐。吴说存在倒退回计划经济的现实危险。但是,播下的虽是跳蚤,收获的却是龙种。

    正是因为国家中央银行断绝了南德试验的一切资金来源,无意中也就把南德试验与马克思称之为的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今人类发现的效率最高、为当今全世界奉为圭臬的生产方式——隔绝开来,逼使我们去探索一种更新的生产方式。

    断绝了金融支撑的南德只剩下一双空空如也的手,于是就产生了“空手道”经济现象。对“空手道”经济现象科学分析的结果,一种比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级别更高的生产方式浮出了水面。

    工业文明生产方式高效率的秘密在于能源的使用,天文数字般地扩大了人类体力劳动的能力;智慧文明生产方式高效率的秘密在于智能机器——电脑及其网络——天文数字般地扩大了人类记忆劳动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把人类的思维能力集中到智慧思维上。

     所谓智慧就是使用人类已知的知识再加上新的实践经验,创造出新知识的能力。由于有了智能工具,我们就可以把古今中外浩若烟海的,前人需要“皓首穷经”才可能获得的新知识和当代人在相似领域实践中的新鲜经验,鼠标一点,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再加上我们新的实践经验,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一种更有效的知识就会产生出来。这与级差地租理论中的城市聚集效应十分相似,南德试验将其称之为“一度理论”。最近(12月份)才读到熊彼得《经济发展理论》。“他将其称之为‘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也就是创新”。南德几十年来一再苦苦追求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但当时我们只有感觉,缺乏的是理性的概括。

    由于智慧取代资本成为了生产方式的中心,一种有别于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的生产方式就出现了。这种生产方式今后将如何展示其全貌,我们今天无法作出详细地描绘。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取代农业文明生产方式的过程,今天我们已了如指掌。

    早在17世纪初期,荷兰人就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的政治称呼)。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基本概念最早出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但是荷兰人,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市民才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创造者。他们将银行、股票交易所、信用、保险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了财富的爆炸式增长。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惊叹:“资本主义在不到一个世纪里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人类此前创造财富的总和”。哈耶克也说:“被人们反复误解的资本主义不过是一种生产方式”。

    这种给人类带来了财富爆炸式增长的生产方式的核心是资本,无论是股票交易所、信用、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等等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一律都在围绕货币运动。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偶尔出现的基本概念到今天华尔街上成熟的金融工具,人类已穿过了几百年漫长的历史走廊。

    今天南德试验的发现就如当年意大利油灯下的那位老金匠,他把排队等候加工首饰的金银材料暂时挪作了投资。老金匠的自利行为无意中发现了金融的本质——跨时间的价值交换。国家中央银行扼杀非国有制企业南德的行为,无意中逼使参加南德试验的员工,拉开了人类发展史上又一个光辉灿烂时期的序幕。

    问:智慧经济生产方式为什么就一定会取代工业经济生产方式呢?

     答:经验。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之处。我注意到了中央党校就上任的马克思主义学部主任周为民,最近发表的斥责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阶级斗争的文章,我一直持这一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无非是作为有思维能力新陈代谢体的人,对吃好点、穿好点、生活舒适点的本能追求,永远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最原始动力。所以,对效率更高生产方式的追求,是人类永远不会停歇的活动。

    历史已反复证明市场经济能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从而获得最高的效率。但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解决劳动与资本(劳动的异化形态)的对立,从而限制了智慧的发挥,无法把永远只属于个体(劳动),而不属于资本的智慧充分发挥出来。智慧是一种劳动形态,与人体是无法分离的。但是在以资本(已经异化了的劳动形态)为中心的工业文明生产方式之中,处处处于被压抑状态。

    智慧经济把被资本压抑的智慧解放了出来,每一个思维着的个体都具有了一种自由创新的权利与机会。火山爆发式的创新热情,必然产生一个又一个全新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而使社会生产效率得以天文数字般的提高。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正在美国天天发生的微软、苹果、惠普等现象的本质。但是,比尔•盖茨、乔布斯等星星的闪烁,只是工业文明生产方式暮色中的偶然现象。

    最近,宁波宣称要启动1000名乔布斯工程;两年前,曾先后担任过微软、苹果、谷歌副总裁的李开复开办了“创新工场”。当时我托夏宗伟在网上发表了一封致李开复的信:《高山流水遇知音》。意思是说总算有人注意到智慧在财富生产中的独特作用了。但是,我把从乔布斯的闪烁到李开复的探讨,都仅仅看着是划过工业文明生产方式沉沉暮色中的闪电,离法拉第发现金属导体作切割磁力线运动产生电流,再到连一个乡镇企业也可以制造出发电机的时代还十分遥远。

     所谓科学研究,就是发掘偶尔观察到的现象出现的必备条件,使偶然现象成为可控的,可以反复重复的常态的一个认识过程。未来南德的目标就是告诉全世界如何制造发电机,把今天万人仰慕的闪电变为人人都可以一推电闸就带来一片光明的简单行为。

    问:请再具体讲讲南德怎么办?

    答:1984年第二次平反之后,《经济日报》记者王青随国务院工作组一同到了万县。采访过程中,我把心中的一个疑问向这位京城光临小地方的大记者提了出来。

    我说,几年的经营实践让我认识到了资本形态的演进过程,“要得快,做买卖”是万县商人的秘诀。商业资本之后是工业资本,开工厂风险小。工业资本之后是金融资本,以钱赚钱,经营货币,利润更大。还有比经营货币更好的行业吗?金融资本之后呢?我不懂,王青也无法回答。

    继续试验的结果,我于1990年在《南德视界》上发表了《人才就是资本》,以后又发表了“人才八论”。认为比金融资本更高级别的是人才资本。从此南德开始了什么是人才,如何吸引人才,如何管理人才,如何培养人才等等的努力。目前大多数员工都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加入南德的。威士委员会、威士单位、妙峰山学院等等都是试验的过程。

    这一过程非常之艰苦,诸位都参加了,都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有的人还受到过误解和不公正的对待,因为试验总会发生失误。

    1997年冬,中央党校的辛鸣给我送来了一篇美国总统里根经济顾问,发现了改变世界十大定律之一的利斯顿定律的利斯顿先生发表在“日本公论”上的文章:《第三次技术革命》。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未来20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是疆域最大、人口最多、自然资源最丰富的那些国家,而是一个国家吸引和管理智慧的能力。”我立即让陈芳在《南德视界》上全文转载了。

    虽然在此前一年,即1996年,南德已发起成立智慧量研究所,开始了智慧量的研究。记得还召开了一次有《管理世界》总编杨沛霆、社科院几位研究人才学的专家和梁小红等参加的会议。但只是在受到利斯顿文章的启发之后,南德试验主攻智慧经济的方向才十分坚定了。会后我让梁小红筹办杂志《智慧文明时代》。可惜,因为此次案件,连创刊号也没能出版。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不但广大民众、部分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甚至某些中央领导也都对世界大势作出了严重错误的判断,似乎赶超美国指日可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的议论,充斥了媒体版面。

    美国强大、富裕的真正秘密在于吸引和管理全世界智慧的体制和文化。开发原子弹、“曼哈顿计划”的那一帮人,大多数是德国培养出来的。我国目前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著名高校,被人戏称为留美预备班。学成不归、留美效力的占我国留学生的80%以上。德国人、中国人、全世界人耕种,美国人收获,他怎么能不富强?

    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公司也可以如此。如何吸引和管理全世界的智慧就成了南德试验的核心问题。

     十年面壁的结果,终于开始领悟了智慧经济的真谛:企业的最高级形式是经营智慧,依次向下是经营货币、经营服务、经营产品、经营体力。

    南德今后不仅可以经营智慧、吸引和管理智慧,而且还可以做到批量经营、批发经营、大规模经营。所以,我在此前一期《南德通讯》的文章中说,再提“十年十强”的目标,似乎都羞于启齿了,因为胜之不武。使用大型农业机械的农民怎么能讥笑使用铁犁耕牛农民的低效率和低收入呢?

    1986年我在深圳给仍留在重庆的中德董事会写了一份考察报告,提出了必须使每一位中德职工富得流油,富得让全国人民眼红,说只有这样,才能激起全国人民疯狂地致富热情,而这种疯狂地创业热情,正是改造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游侠怠堕固疾的强大力量。

    现在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让每一个南德职工富得流油的小小目标,今后轻易地就可以实现了。因为黑格尔说过,方法是世界上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不可战胜的力量。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和苦读,我们终于掌握了当今世界最高级别的经营形式——经营智慧——去经营一个无影无踪、无质无色的精灵,这几乎只存在于“哈利•波特”中的方法,确确实实被南德掌握了。

    使每一个职工富得流油,无论如何必须,也仅仅是一种独善其身的行为,我们还应有更广阔的胸襟去“兼富天下”。

    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和全世界贡献出一种更容易获得物质财富的方法,当之无愧称得上兼富天下,但我们每年创造几十亿、几百亿元人民币利润的能力,赋予了我们向生我们、养我们的这片古老国土,献上一份可解除几千年疾苦的权利。

    这将是一座耸立在历史群峰中的丰碑。这个项目暂时还得保密,因为得防止剽窃。可以透露的一点是,与当年我20分钟之内决定捐献300万人民币支持中国人第一次北极科考有关。

    问:您给我们描绘了一副令人信服的南德发展新阶段的辉煌图景,“迎接中国改革的新阶段”又该怎么样理解呢?况且您本人还被关押于监狱中。

    答:这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这次南德案件的意义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遭遇到严重的挑战,在毛泽东晚年极左路线复辟已成为现实危险背景下,进步与倒退拉锯斗争中,全国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事件。

    南德案件从1996年3月18日对我实行“边控”开始计算,至今已近15年之久,可是竟然没有结案,仍处于司法审理程序之中。
我国实行二审终结制,但刑诉法规定,终审开始执行之后,有一个申诉程序。法院对申诉案件必须在至迟6个月的时间内开庭再审或“书面通知驳回”。我2003年3月与夏宗伟、南德集团分别正式提出了申诉,虽然一年数度催问,可是法院坚持不发出驳回通知书,只回答“我们已经三次请示了”。所以说,至今尚未结案。

    民事案件部分更是如此。2002年终审判决南德与信用证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之后,竟然被北京方面通知不准执行,要求再审。可是,至今再审也无法开庭,处于“延期审理”的程序之中。湖北高法在2010年2月4日的电话中对夏宗伟说,这个案子的政治背景太厉害了,牵扯的方面很多。

     1997年2月19日小平去世,反对改革开放的势力立刻猛扑过来,发表了以《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为代表的一批《万言书》。据记录当时斗争的时政书籍《交锋》作者马立诚的观察,当时的政治气氛是“京师震恐”,没人敢吭声。但南德横空出世了。

    1997年3月《南德视界》发表了《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5月29日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举起了邓小平理论的大旗,给予了民营经济以高度评价。9月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用“股份制也是公有制实现的一种形式”的表达,拉开了我国改革成败的关键——所有制改革——的序幕。从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开始了与企图复辟计划经济的《万言书》派展开了一场已进行了15年之久的搏杀。

    南德案件就是双方志在必得的一个制高点。

    复辟势力的逻辑是这样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改革路线,培养出了称之为民营企业家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阶层,是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主要危险。南德是这个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其代表人物是牟其中。这个阶级以诈骗国有资产暴发致富,所以是骗子,一律具有原罪。复辟势力煽动起了令人生畏的仇富民粹主义浪潮,挟持了中央,致使中国的改革在世纪之初停顿了下来。

    江泽民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南德案件只是复辟势力用以砸向改革路线的一块石头,所以,不停顿地尽力给予了南德以保护。具体内容很繁杂,无法在此一一叙述。

    由于江泽民旗帜鲜明对民营经济的保护,复辟的毒焰立即扑向了江泽民本人。“七.一讲话”事件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例,公然指责总书记搞了“理论政变”、“向资产阶级投降”。林彪反革命集团不就是企图搞政变吗?足见当时形势之险恶。如果当时全党没有顶住这股逆流,可能计划经济已在中国复辟了。伴随复辟的自然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大清算和民族复兴运动的又一次失败。

    这场斗争目前仍在继续,争论还十分激烈。

     今年中央工作会议之后(8月初结束),《中国经营报》8月15日的消息是:“如不出大的意外的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专门针对中小企业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国家级工作会议,将于9月正式召开。记者了解到,一个正部级的管理机构或国务院层面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已在酝酿之中。”可是,至今尚未召开。若按《中国经营报》记者文章的逻辑,就是出了“大的意外”。这大约也是7月6日湖北省高法已正式通知夏宗伟“恢复再审”,预计9月开庭之后再度陷入停顿的真正原因。

    《财经时报》首席记者李攻几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牟其中能否“翻案”将成政策指向标》。

    1992年飞机成功之后,我被选为《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最近,《时代》周刊又将艾未未评为了今年的风云人物。《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2月16日发表社评:《艾未未是中国崛起的受益者》。社评写道:“《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评选,艾未未名列第三。在刘晓波去年刚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艾未未又登可与刘比肩的西方荣誉巅峰。”可是,我1992年获此评价之后,没有感到登上了可与诺奖获得者比肩的西方荣誉巅峰,倒是一种恐惧爬上了我的心头。

    我的恐惧不仅来源于出头椽子先遭烂的世俗经验,更来源于对原苏联后斯大林时代的认识。

    苏共二十大开始批判斯大林社会主义之后,苏联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先于美国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美国国内一片恐慌,以至于出现了一个专有名词——人造卫星时刻——意思是说美国出现了被赶超的危机。最近奥巴马在讲话,又将可能被中国赶超,比作人造卫星时刻。

    苏共二十大之后的突飞猛进与任何事物的飞速发展一样都会积累起一堆问题一样,这方面著名的例子就是《圣经》上的“埃及的肉锅”,讲的是从埃及逃跑的以色列人,在沙漠的饥渴中回忆起了埃及肉汤鲜美可口的故事。“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绝不是中国特色。勃烈日列夫顺势推出了“后斯大林时代”。

    李复耕的笔记本上记录我在那之后的1993年出差202天,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火车上的软包里度过的。从眺望鄂霍次克海的珲春哨卡到黄沙滚滚的霍尔果斯这个中亚咽喉,从冰天雪地的满洲里到热带风情的湛江军港,东西南北中我都跑到了。不停顿地跑是一种逃避,也有了一个轰轰烈烈车轮声伴奏中远离商旅杂务宁静致远的机会。

    逃离北京,是希望不出头,不当出头的椽子。果然,那一年工商联换届,刘永好就选上了副主席。长时间的思考是寻求如何躲开不久必然出现的“后毛泽东时代”的浩劫。生存还是死亡?这个哈姆雷特的问题,让我足足思考了一年。

    功成身退,退回书斋,浸淫于典籍之间,放歌在山水林泉,与世无争,自然可以苟延性命于“后毛泽东时代”。但这对得起把我从死牢里释放出来,又寄予“希望四川那几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的胡耀邦吗?对得起毅然扔掉铁饭碗,推开铁轿椅聚义南德的朋友们吗?对得起200年来为了中华复兴而前仆后继的先哲义士们吗?对得起虽然“后毛泽东时代”必然降临,但也必然再次被摧毁的历史机遇吗?

    思索整整一年的结论是再次返身投入到了比飞机更宏大的卫星和满洲里项目中。当时我的计划是远离是非之地的北京,躲到边陲之地的满洲里,把主要业务放到俄罗斯,打通华尔街的国际融资渠道,不与中国市场发生瓜葛,希望借此躲过必然到来的“后毛泽东时代”的打击。可惜功亏一篑。

    至今我仍怀疑北京机场的边控是潜伏于南德的线人报告之后的关键一击。如果卫星抵押成功,卫星在加拿大上市成功,从而打通了国际融资渠道,我们就可以躲过此次浩劫。

    历史没有如果,只有冷冰冰的现实。

    直至今天,控制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仍然是金融垄断和低利率、负利率的政策设计,统计数字上国有经济的利润都来源于金融向国企倾斜和低利率、负利率,这也是国富民穷,贫富差距扩大的真正原因。既然毛泽东时代的统治经济把中国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才有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怎么能设想“后毛泽东时代”的半统治经济——新老左派安身立命的所谓“中国模式”——可以避免中国经济的硬着陆呢?

    从1995年起我们一直高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是,年年喊,天天喊的结果,仍然是至今毫无成效。原因是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增长方式”。吴敬琏在2010年8月30日的北京日报上干脆斥之为“政治口号”,“搞不懂经济发展理论”。所谓增长方式,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依靠投入资源还是依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中国模式”是靠投入大量资金(高储蓄),大量劳动力(人口红利),而否认市场配置资源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提高效率的最有效模式(打击、压制民营经济),怎么可能转变增长方式呢?

    温家宝2007年中已公开作出了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不可持续”的“四不”判断。当时“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甚嚣尘上。温家宝因此招来一片骂声。今年12月11日胡锦涛在入世十周年纪念会上也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不可持续”,看新、老左派们又作如何自处?

    本月初,彭博社再次向全球1097个投资人(投资银行)进行调查,61%的人认定中国经济在2016年GDP会降至5%一下,从2013年起GDP会大幅下滑。何须等到2013年?今年——2011年——GDP已是逐季度下降了。中外学界一致认为中国GDP降至5%以下,就会发生严重的社会骚乱。准确地预测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因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保罗•克鲁格曼12月中旬撰文《中国会崩溃吗?》。他从2008年以来一直坚持中国会崩溃。

    这一可怕的前景我们似曾相识,1990年有人企图以反和平演变为纲,重提阶级斗争之后,GDP降至4%以下。正是经济的大幅下滑才为小平南方讲话的出台和迅速统一全党思想奠定了基础。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今一然。

    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频临崩溃的危机,绝对不可能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反和平演变,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危险,绝对不可能有南方讲话中肯定市场经济的重大突破。

    今年11月份我国经理人采购指数已低于50,美国该指数月月上升,11月份达到57。该指数50是个临界点,低于50时,表示制造业低迷,反之亦然。备受指责的美国失业率已开始止跌回升,临近9%了。奥巴马的民调支持率再次从30%几回到了50%。

    从2009年江泽民在上海出席团拜会,几天之后胡锦涛在井冈山上呼喊“重上井冈山”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自小平去世的1997年以来中国变化停滞的本质。温家宝在2010年4月15日发表《兴义归来忆耀邦》,以后又发表了一连串呼吁政治改革的言论。

    知识界也从1997年全民围剿南德,2004年公认原罪,2006年否定法治的混沌中清醒了过来;资中筠发表了《知识分子对道统的传承与担当》;今年8月27日仅百名知识界知名人士集会纪念《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坚决反对为文化大革命翻案,为毛泽东晚年严重政治错误翻案;周为民发言说,会议的宗旨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反对倒退;10月6日几十名改革开放发动者的后代和参与了抓捕四人帮行动的中央警卫团代表集会,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12月6日中国奖金最高的中国软科学奖颁奖典礼上,改革再次成为焦点话题,一场关于改革前景与顺序的讨论热烈展开;最后是胡锦涛12月11日在入世十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其基调与2005年8月中央对刘国光“市场经济讲多了,马克思主义讲少了”的肯定批示几乎是翻了一个烧饼。

    我自然不会天真到“后毛泽东时代”因为学界的强烈批判和领导人认识开始深化就会戛然而止,在这个时代中坐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会拼命抵抗,周瑞金(皇甫平评论的组织者)在纪念建国六十周年的文章中要求中央领导与既得利益势力切割,但感叹“有重振纲纪的愿望,但孤掌难鸣。”但亡党亡国的现实危险一定会使中央领导振奋起来,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觉醒过来。
文化革命前共产党执政的根据是打天下、坐天下;文革后执政的理由是改革开放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新老左派所持的“中国模式”谎言破产之后,面对中国经济再一次崩溃的危局,当年随邓小平等人杀开了一条血路的中共精英及其后代们能坐视不理吗?

    党内高层力主改革的力量,知识界和广大百姓在经历了对改革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认识过程之后,思想必定再次达成共识,新老左派再也不可能妖言惑众,正式结束“后毛泽东时代”的时刻就到来了。

    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关注的十八大几个月之后就要召开,今年第11期的《同舟共进》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这就是我的政治交待》。此文为“邓选”三卷中《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一文中的最后一句话。邓文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组成一个完全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反之,如果我们摆一个阵营,使人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现在回头再读邓的文章,不得不佩服他的洞察能力。所以,要寄希望于十八大的领导班子。

    胡锦涛宣布了最后几个月的方针是稳中求进;江泽民身体健康,最近,频频露面,习近平接班已成定局。所以,我讲“迎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中国历史必将以此形式翻过“后毛泽东时代”这一页。

    南德案件是“后毛泽东时代”的必然产物,也是典型标志,随着“后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南德案件必然以我们的全面胜利而宣告结束。与南德案件是“后毛泽东时代”开始降临的标志性事件一样,审结南德案件也必然成为“后毛泽东时代”开始结束的标志性事件。从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必将迎来一个新阶段,南德的发展也将必然迎来一个新阶段。

    问:您给我们描绘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和南德发展新阶段的辉煌前景,但您已71岁高龄,能有体力与我们一道去完成这两个新阶段吗?

    答: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是73岁,他说,我还可再干20年,结果干了19.5年。此后医学又有了长足的进步,最近进入了基因医学的收获期。不久前,一位著名的英国医学家宣布,20年后医生可以治疗一切疾病,第一个千岁人会出现。我们不奢望活一千岁,只求健壮地再干二十年。

    我一直宣称再干20年。其实,达到我预设的日子,十年足够了。去年中风之后恢复得很好,最近体检了一次,全部正常,没有留下中风的痕迹。每天照样跑步、读书和研究。

    问:您对南德员工和南德朋友有什么希望?

    答:一、很怀念当年与大家一起金戈铁马的那些岁月。二、特别希望大家注意身体的保健。我能度过中风的危险并且完好康复的经验,就是坚持每天一小时的运动和注意饮食卫生。“双迎”的辉煌已经来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有健壮的身体作为基础。
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哀之大莫于心死”,“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保持浩然之气,从改革大反复的角度衡量自己这十多年的得与失。四、保持警惕。虽然我们与激进自由主义者均对现实持批判态度,但是是有区别的。我们批判的是中国共产党内错误的思想政治路线,他们批判的是中国共产党。五、积极参加以夏宗伟为中心的平反活动,她会告诉你具体与某小组联系,希望您与这个小组一道工作。让我们一道积极地去推动这个审了十五年,审到法庭耍赖、各级监督机关耍赖,不敢面对被告,不敢面对公众的当代奇案,结束延期开庭,公开再审。

    ——南德理事会整理,

 

 

 

发件人:"walter" <zxslaw@126.com> 2011-12-31 21:59:00 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 献上一首打油诗:

辞旧迎新、龙年吉祥

张星水

兔年将逝,龙年将至。元旦伊始,万象更新。回首去年,平平淡淡。展望新年,前途未卜。即便如此,仍要问候。

毕竟人生,总要面对。生活乏味,知足常乐。工作繁琐,苦中有乐。事业停滞,不要灰心。负担增加,心要放宽。

面对困境,难得糊涂。毕竟生活,还要继续。心存良善,感恩于怀。利己利他,兼顾公私。恪守中庸,道法自然。

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戒急用忍,稳中求进。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来运转,否极泰来。

多行善事,必有福田。新年快乐,吉祥平安。阿弥陀佛,佛祖保佑。功德圆满,善哉善哉。星水顿首,岁末敬书。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1-08 18:42:45 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主题: 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彻底赶超美国指日可待

中国经济的问鼎之路

中国经济赶超美国已为期不远

英国《经济学人》

Dec 31st 2011

    2011年春天,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就“谁是全球经济领跑者”向全世界数千名民众展开调查,半数中国被调查者认为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只有25%的中国人认为本国经济已赶超美国。而美国人也动摇了,43%的美国被调查者投票给中国,只有38%的人认为美国占上风。调查结果应该取决于其衡量标准,《经济学人》通过对21个指标(见全部数据)进行统计,结果发现,中国已有半数指标超越美国,并将在10年内实现全面赶超。

    在衡量经济能力时,绝对经济总量比人均数据更有说服力。早在十年前,中国的钢铁消耗量,手机拥有率和啤酒消耗量( 衡量经济优势的重要标准)等指标就已高于美国,此后又陆续在部分其他指标上赶超。2011年,中国出口量比美国高出30%,固定资产投资额高出约40%,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燃耗比美国高出10%,温室气体排放高出近40%(尽管中国人均气体排放量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中国还是全世界年购车量最高的国家。

    在发明创新领域,这个创造了指南针,火药和造纸术的国度也在向美国发起挑战。统计表明,2011年中国的专利许可数量要高于美国,虽然有些专利含金量存疑,但在未来必将有所改进。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数学科学教育水平在全球142个国家中位列第31位,遥遥领先屈居51位的美国。其外部金融影响力轻松秒杀美国,中国拥有两万亿美元的国外净资产,而美国背负着两万五千亿美元的债务。

    下表显示了我们对中国何时在其他领域赶超美国的预期。官方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消费水平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鉴于中国服务业数据覆盖率较低,这一数据的真实性存疑)。过去五年内的相对增长率表明,这一差距将不断缩小,并将在2023年追平。中国零售业加速发展,有望在2014年赶超美国,同年还将成为世界最大进口国,早在2000年,美国进口量还是中国的六倍,这一转变可谓是中国的一个华丽转身。

    至于衡量经济水平的首要标杆——国内生产总值(下文简称GDP),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如果基于购买力平价法来衡量,中国的GDP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这也将证明相对贫穷国家的物价的确较低。但要真正实现超越美国,中国的GDP必须折合市场汇率,以美元计算方能作数。

    据粗略估计,2011年美国的GDP仍是中国的两倍,但与2000年的八倍相比以有所下降。为预测中国何时能赶上美国,《经济学人》更新了下列互动图表(见下图),您可以输入自己对中美GDP实际增长率、通胀率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估计值。我们得到的最优数据是,在未来十年内,中国的GDP实际年增长率将为7.75%(相比前十年的10.5%有所下降),美国为2.5%。(GDP平减指数显示)中美通胀平均水平分别为4%和1.5%,人民币每年将增值3%。若然,中国经济将在2018年超越美国,这比我们在2010年12月的预期提早了一年,因为中国的GDP美元价值增长高出了2011年的预期。

第二名才是大赢家

    但即使中国能够在2018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仍将是世界第一富庶大国,因为其人均GDP仍是中国的四倍。但据胡润中国富豪榜创始人胡润估计,中国亿万富豪人数或许已经超越美国。最近的统计显示,中国亿万(美元)富豪有270位,但他表示,真实数据恐怕要翻一倍,因为很多中国人崇尚财不外露。而据福布斯财富榜调查显示,美国有400多位亿万富翁。

    在某些排行榜上,美国依旧遥遥领先中国。美国股市资本是中国的四倍,在按收益排序的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企业数量是中国的两倍。最重要的是,虽然中国的国防开支正在快速增长,美国国防军备支出是中国的五倍,且根据目前增长势头来看,美国将保持领先优势至2025年。

    做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确好处不少,它能巩固国家军事优势,并在制定国际规则时获得更多发言权。历史表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一直是主要贮备货币的发行者,故而与别国相比,美国能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多的贷款。但美国不该阻止中国的崛起,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对全球经济都有利,一个飞速发展的世界第二比一个停滞不前的天下第一更有意义。

    英文:

Economics focus

How to get a date

The year when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truly eclipse America’s is in sight

Dec 31st 2011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IN THE spring of 2011 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asked thousands of people worldwide which country they thought was the leading economic power. Half of the Chinese polled reckoned that America remains number one, twice as many as said “China”. Americans are no longer sure: 43% of US respondents answered “China”; only 38% thought America was still the top dog. The answer depends on which measure you pick. An analysis of 21 different indicators chosen by The Economist (see the full set) finds that China has already overtaken America on over half of them and will be top on virtually all of them within a decade.

Economic power is best gauged by looking at absolute size rather than per-person measures. On a few indicators, such as steel consumption, ownership of mobile phones and beer-guzzling (a crucial test of economic superiority), the milestone was reached as long as a decade ago. Several more have been passed since. In 2011 China exported about 30% more th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pent some 40% more on fixed capital investment. China is the world’s biggest manufacturer, and partly as a result it burns around 10% more energy and emits almost 40% more greenhouse gases than America (although its emissions per person are only one-third as big). The Chinese also buy more new cars each year than anybody else.

The country that invented the compass, gunpowder and printing is also challenging America in the innovation stakes. We estimate that in 2011 more patents were granted to residents in China than in America. The quality of some Chinese patents may be dubious but they will surely improve.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s “World Competitiveness Report” ranks China 31st out of 142 countries on the quality of its maths and science education, well ahead of America’s 51st place. China’s external financial clout also beats America’s hands down. It has total net foreign assets of $2 trillion; America has net debts of $2.5 trillion.

The chart shows our predictions for when China will overtake America on several other measures. Official figures show that China’s consumer spending is currently only one-fifth of that in America (although that may be understated because of China’s poor statistical coverage of services). Based on relative growth rates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it will remain smaller until 2023. Retail sales are catching up much faster, and could exceed America’s by 2014. In that same year China also looks set to become the world’s biggest importer—a huge turnaround from 2000, when America’s imports were six times those of China.

Find even more indicators and adjust the figures to make your own predictions using our interactive chart

What about GDP, the most widely used measure of economic power? The IMF predicts that China’s GDP will surpass America’s in 2016 if measured on a purchasing-power parity (PPP) basis, which adjusts for the fact that prices are lower in poorer countries. But America will only really be eclipsed when China’s GDP outstrips it in dollar terms, converted at market-exchange rates.

In 2011 America’s GDP was roughly twice as big as China’s, down from eight times bigger in 2000. To predict how quickly that gap might be closed, The Economist has updated its interactive online chart (also here) which allows you to plug in your own assumptions about real GDP growth in China and America, inflation rates and the yuan’s exchange rate against the dollar. Our best guess is that annual real GDP growth over the next decade averages 7.75% in China (down from 10.5% over the past decade) and 2.5% in America; that inflation (as measured by the GDP deflator) averages 4% and 1.5% respectively; and that the yuan appreciates by 3% a year. If so, then China will overtake America in 2018. That is a year earlier than our prediction in December 2010 because China’s GDP in dollar term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expected in 2011.

Second place is for winners

Even if China became the world’s biggest economy by 2018, Americans would remain much richer, with a GDP per head four times that in China. But Rupert Hoogewerf, the founder of the annual Hurun Report on China’s richest citizens, reckons that it may already have more billionaires. His latest survey identified 270 dollar billionaires but the true total, he says, is probably double that because many Chinese are secretive about their wealth. According to the Forbes rich list, America has 400 billionaires or so.

America still tops a few league tables by a wide margin. Its stockmarket capitalisation is four times bigger than China’s and it has more than twice as many firms in the Fortune global 500, which lists the world’s biggest companies by revenue. Last but not least, America spends five times as much on defence as China does, and even though China’s defence budget is expanding faster, on recent growth rates America will remain top gun until 2025.

Being the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does offer advantages. It helps to ensure military superiority and gives a country more say in fixing international rules. Historically, the biggest economy has become the issuer of the main reserve currency, which is why America has also been able to borrow more cheaply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But it would be a mistake for American leaders to try to block China’s rise. China’s rapid growth benefits the whole global economy. It is better to be number two in a fast-growing world than top dog in a stagnant one.

 

2011 世界500强前100名

2011 2010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      国家
排名 排名 (中英文)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1     1 沃尔玛(Wal-Mart Stores)     421,849 16,389 美国
2     2 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 378,152 20,127 荷兰
3     3 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354,674 30,460 美国
4     4 英国石油公司(BP)            308,928 -3,719 英国
5     7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Sinopec Group) 273,421.9 7,628.7 中国
6     1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240,192.4 14,366.9 中国
7     8 国家电网公司(State Grid) 226,294 4,556.1 中国
8     5 丰田汽车公司(Toyota Motor)  221,760.2 4,765.7 日本
9     6 日本邮政控股公司(Japan Post Holdings) 203,958.1 4,891.2 日本
10    11 雪佛龙(Chevron)             196,337 19,024 美国
11    14 道达尔公司(Total)           186,055 14,000.9 法国
12    17 康菲石油公司(Conocophillips) 184,966 11,358 美国
13    16 大众公司(Volkswagen)        168,041 9,052.7 德国
14    9 安盛(AXA)                   162,235.9 3,640.9 法国
15    270 房利美(Fannie Mae)          153,825 -14,014 美国
16    13 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151,628 11,644 美国
17    12 荷兰国际集团(Ing Group)       147,052.2 3,678 荷兰
18    . 嘉能可国际(Glencore International) 144,978 1,291 瑞士
19    28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136,185 12,967 美国
20    38 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 135,592 6,172 美国
21    15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 134,194 -2,238 美国
22    32 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 133,780.5 13,668.7 韩国
23    24 埃尼石油公司(Eni)             131,756 8,367.9 意大利
24    30 戴姆勒(Daimler)               129,480.6 5,957.4 德国
25    23 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128,954 6,561 美国
26    18 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 128,725.7 10,387.7 法国
27    20 安联保险集团(Allianz)         127,378.7 6,692.5 德国
28    26 惠普(Hewlett-Packard)         126,033 8,761 美国
29    27 意昂集团(E.On)                125,063.5 7,752.1 德国
30    21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124,629 19,864 美国
31    31 日本电报电话公司              120,315.7 5,950.2 日本
32    22 家乐福(Carrefour)             120,296.8 573.5 法国
33    19 意大利忠利保险公司            120,233.5 2,254.1 意大利
34    54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    120,052 19,184 巴西
35    50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 118,656.8 31,894.5 俄罗斯
36    25 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 115,475 17,370 美国
37    34 麦克森公司(Mckesson)               112,084 1,202 美国
38    29 苏伊士集团(Gdf Suez)             111,887.8 6,113.7 法国
39    33 花旗集团(Citigroup)              111,055 10,602 美国
40    47 日立(Hitachi)                    108,766.4 2,788.9 日本
41    35 威瑞森电信(Verizon Communications) 106,565 2,549 美国
42    44 雀巢公司(Nestlé)                 105,266.7 32,843 瑞士
43    36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Crédit Agricole) 105,003.3 1,672.8 法国
44    41 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104,417 7,786 美国
45    51 本田汽车(Honda Motor)             104,342.1 6,235.7 日本
46    39 汇丰银行控股公司(Hsbc Holdings) 102,680 13,159 英国
47    40 西门子(Siemens)                  102,657.2 5,268 德国
48    63 日产汽车(Nissan Motor)            102,430 3,727.1 日本
49    64 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             101,506.4 -3,757.8 墨西哥
50    65 松下(Panasonic)                     101,491 864.2 日本
51    37 西班牙国家银行(Banco Santander)  100,349.9 10,835.3 西班牙
52    48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             99,870 14,833 美国
53    43 卡地纳健康(Cardinal Health)       98,601.9 642.2 美国
54    190 房地美(Freddie Mac)              98,368 -14,025 美国
55    78 现代汽车(Hyundai Motor)           97,408.4 4,707.6 韩国
56    60 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el)          97,185 5,814.4 意大利
57    45 Cvs Caremark公司(Cvs Caremark)     96,413 3,427 美国
58    136 Jx控股公司(Jx Holdings)          95,964.2 3,639.7 日本
59    42 英国劳埃德银行集团(Lloyds Banking Group) 95,681.9 -4,102.7 英国
60    112 鸿海科技集团(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95,190.5 2,450.4 中国
61    58 特易购(Tesco)                     94,185.2 4,104 英国
62    61 联合健康集团(Unitedhealth Group)  94,155 4,634 美国
63    46 美国富国银行(Wells Fargo)          93,249 12,362 美国
64    53 英杰华集团(Aviva)                  90,210.7 2,259.9 英国
65    57 麦德龙(Metro)                      89,080.6 1,125.8 德国
66    56 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        88,361 4,313 委内瑞拉
67    74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          87,645.6 6,301.8 挪威
68    52 法国电力公司(Électricité De France) 86,308.5 1,351 法国
69    93 卢克石油公司(Lukoil)               86,078 9,006 俄罗斯
70    84 瓦莱罗能源公司(Valero Energy)      86,034 324 美国
71    81 巴斯夫公司(Basf)                   84,597.3 6,035.6 德国
72    62 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     84,349.6 5,187.9 法国
73    69 索尼(Sony)                         83,844.7 -3,030.8 日本
74    99 阿塞洛-米塔尔(Arcelormittal)       83,443 2,916 卢森堡
75    59 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         82,674.2 2,245 德国
76    70 克罗格(Kroger)                     82,189.4 1,116.3 美国
77    87 中国工商银行                   80,501.3 24,398.2 中国
78    68 西班牙电信(Telefónica)             80,443.8 13,465.8 西班牙
79    82 宝马(BMW)                          80,099.4 4,262.1 德国
80    66 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         79,689 12,736 美国
81    75 日本生命保险公司(Nippon Life Insurance) 78,571.4 2,630.7 日本
82    104 Sk集团(Sk Holdings)               78,435.3 570 韩国
83    . Exor集团(Exor Group)                78,123.3 181.5 意大利
84    76 美源伯根公司(Amerisourcebergen)    77,954 636.7 美国
85    79 好市多(Costco Wholesale)           77,946 1,303 美国
86    107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    76,875.9 17,479.3 马来西亚
87    7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China Mobile Communications) 76,673.3 9,733.1 中国
88    73 慕尼黑再保险公司(Munich Re Group)   76,220.1 3,207.8 德国
89    89 东芝(Toshiba)                       74,705.5 1,609.4 日本
90    94 标致(Peugeot)                       74,250.6 1,501.9 法国
91    72 保诚集团(Prudential)                 73,597.7 2,210.4 英国
92    80 沃达丰(Vodafone)                    71,344 12,389.3 英国
93    86 德国邮政(Deutsche Post)             71,120.9 3,365.5 德国
94    114 雷普索尔-Ypf公司(Repsol Ypf)       70,456 6,215.7 西班牙
95    137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China Railway Group) 69,973.3 1,106.3 中国
96    49 德克夏银行集团(Dexia Group)           69,490.5 957.6 比利时
97    71 法国bpce银行集团(Groupe Bpce)         69,297.1 4,821 法国
98    125 印度石油公司(Indian Oil)             68,836.7 1,718.7 印度
99    144 马拉松石油公司(Marathon Oil)         68,413 2,568 美国
100    55 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 68,087.8 -1,546.2 英国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2-13 10:42:24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评中国应对全球经济长期不景气的思路

梁京

2011-12-06

      图为一些业主聚集在上海的一家房地产公司门前抗议房价下跌。

     近几周来,中国应对全球经济不景气长期化的基本思路逐渐明朗。这个思路初露端倪是王岐山11月21日在成都第22届中美商贸联委会的讲话中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确保经济复苏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不平衡的复苏比平衡的衰退要好”。

    许多人对此颇为吃惊。因为这显然是对前一段温家宝减缓经济增速,压低房价方针的一个重大调整。这究竟是王岐山开始挑战温家宝掌控经济的大权,还是另有背景,令人一时难以判断。

     几乎与此同时,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在《经济学人》中国峰会上表示,基于私人消费占GDP比重在上升的同时工资也在迅速提高,如果住房价格保持稳定,三年内居民收入可能会增长一倍。此言一出,一片哗然。尽管三年内居民收入翻番一说,触动了今日中国收入分配极不公平这根敏感神经,但李稻葵稳住房价,大幅提高居民收入的政策意向,明显为王岐山“复苏压倒一切”的口号提供了政策注脚。不难看到,李稻葵虽然词不达意,却并非空穴来风。

     证明这一点的是,11月29日,胡锦涛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宣布,国家划定2300元新扶贫标准,较三年前提高近一倍。

    紧接著,11月30日晚,中国央行宣布,从2011年12月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次下调距离央行上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不到半年时间,是央行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12月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昨日表示,“中国不能动用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救援别的国家”。 这一重大表态,立即导致人民币罕见地连续两日跌停。那么,在这些重要信息传递了中国应对全球经济不景气长期化什么样的基本思路以及这一思路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

     在我看来,中国最高当局对全球经济形势作出了如下判断,那就是中国将面对外需不振的长期格局,同时,各发达国家纷纷放松货币龙头以刺激复苏,人民币有可能持续处于强势。这一格局既对中国经济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会。挑战是,中国如不能迅速扩大内需,房市一垮,就可能带来严重萧条,引爆各种危机。但是,如果当局利用此时大幅增加社会底层和工人收入,在强势人民币和世界需求疲软两大因素的支持下,有可能避免底层收入高速增长带来的恶性通胀。也就是说,中国可以一方面刺激内需,同时又改善收入分配,收到一石二鸟,甚至一石数鸟之利。

    这个思路,从经济学的角度不能说不合逻辑,但在中国的现实中能实现吗?我们看到,市场对中国高层的这一思路反应极其敏感。而且,这一反应并不妙,人民币连续两天跌停板,说明市场并不同意中国决策者对人民币持续强势的判断,而是认为人民币汇率早已高估。中国政府想印票子占其他国家的便宜,市场并不支持。市场的这一判断,是对中国决策者的当头一棒。

    即便人民币可以保持对其他货币的相对强势,中国政府若真的大幅提升底层居民收入,能否避免恶性通胀也存在极大疑问。原因并不复杂,第一,中国对大宗商品其实并无定价权,人家看到中国人大量采购,必将大幅提价。这一博弈不仅会伤及中国消费者,而且会祸及全球,使全球遭遇滞胀。其次,历史表明,中国国内市场的效率并不高,存在许多中间投机和欺诈机会。这一结构因素,使当局新的收入分配政策极可能触发严重通胀。

    更多中国人则怀疑,当局的新收入分配政策能否行得通。值此换届关头,政府对各种腐败的控制力进一步下降。因此,新的收入分配政策很可能成为又一次大规模腐败的动员令,而新的汇率政策,则成为权贵既得利益者财富大转移的总动员令——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换句话说,中国应对全球经济长期不景气的大思路,表面上说的通,却要求前所未有的执行力。问题是,政府若有这样的执行力,为什么要等到今天才行此善举?处在最高权力过渡时期的中国,恰恰是政府执行力最弱的时刻,搞不好,这个善举就会成为触发全面危机之举。但愿中国不被此言言中。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2012-01-07 14:00:16 收件人:zdjun@263.net

明年物价压力仍不可小觑

李建伟 等

2011-12-20

  物价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热点民生话题之一。今年1至10月我国CPI指数一路走高,有几个月甚至破6%,这跟年初确定的4%目标相差甚远。而到了11月却出现了大拐点,同比增长4.2%,同比涨幅回落1.3个百分点,创14个月以来新低。

  尽管当前物价涨幅回落,但基数依然偏高,上涨压力犹存。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价格走势出现反弹。

  紧接着,12月16日,国家发改委召开了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会上发改委明确表示,明年在价格政策方面仍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重要任务。

  在同日召开的全国物价局长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分析认为,明年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异常波动可能性较大;国内部分农产品供求紧平衡格局依然存在,流通环节多、费用高问题较为突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和环保成本呈上涨趋势,物价上涨压力依然较大。

  关于明年的物价形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李建伟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预测, “2012年 CPI还会达5%,抑制物价仍是明年政府工作的重点。 ”

  李建伟说,今年物价基本上是前高后低,从10月开始才出现大幅度回落,11月出现了大拐点,同比涨幅回落1.3个百分点,创14个月以来新低。 CPI涨幅回落主要是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调控政策得当。二是翘尾影响大幅减少。三是蔬菜、肉禽等食品受周期性影响,价格环比回落。 “有人就此预判,明年物价形势会好转,可能回落到3%左右,但我认为明年通胀压力还是比较大,可能也会呈现前高后低的特征。 ”

  据李建伟分析,首先从国际因素来看,美国二次调整已见底,下一步经济还会回升,虽不会像以前那么快,今年GDP可能达1.8,明年达2.2,经济在增长的同时,需求也会回升,原材料需求压力也会增大,国际原材料价格还会上涨。此外,美国还极有可能继续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最近美元虽比较坚挺,但短期坚挺不能代表一个时期,可能还会贬值。因此,从国际因素来判断,明年输入型的通胀压力较大,这势必刺激上游产品价格上涨。

  从结构来看,最近CPI回落主要是食品价格回落,特别是水果、蔬菜等价格回落较大,这对食品价格上涨起了很大的抑制作用。但下一步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结构趋势,食品价格回落并不意味着整个物价会像过去一样回落,今年非食品价格,如工业品也在大幅上涨。随着新年以及春节的临近,食品价格极有可能回升。

  还有,从货币因素来看,今年银根紧缩,经济发展走势不是很乐观。虽然明年仍定调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宏观政策不作大的调整,但期间可能会进行微调,适当放宽货币供应量,货币对物价的推动因素仍不可忽视。

  李建伟表示,目前,国际和国内环境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但货币、原材料、劳动力价格上涨因素对物价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明年物价压力可能不会像今年那么严重,那么大,但还会出现5%的涨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是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物价稳定很关键。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明年物价稳定是个很重要任务,要稳定在合理的区间,最好控制在3%左右,不应出现暴涨暴跌。 ”

 

 

 

改革户籍制度 延长人口红利

社科院人口与社保所所长 蔡昉

2012-01-06

  经济参考报:您提出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就在这一两年,这样说依据什么?

  蔡昉:中国人口生育率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大大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正在加速老龄化。然而,中国的特点不在于老龄化,而在于未富先老。与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特点。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在不包括中国的情况下,65岁以上人口比重,2010年平均是5.3%。而我们“六普”数据表明是8.9%,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老得多。未富先老会导致人口红利较早地消失。人口红利是指在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老龄人口比重尚未提高,因而人口抚养比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的阶段上,劳动力充分供给和较高的储蓄率(资本积累率)为经济增长提供的一个额外源泉。由于人口抚养比(15岁以下及65岁以上依赖型人口与16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综合地反映了劳动力供给与人口老龄化状况,所以,在统计中可以作为人口红利的一个衡量指标。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抚养比持续下降,预计在2013年左右停止下降,随即迅速提高。这就是说,还有一两年的时间,中国的人口红利就消失了。

  经济参考报:人口红利消失,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会构成什么重要的挑战?

  蔡昉: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中国会逐渐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由于未富先老的特征,我们一时还不能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获得比较优势,这时,经济增长会有一定程度的减速。根据国际经验,在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减速的可能性很大。

  经济参考报: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是一件特别值得我们担心的事吗?

  蔡昉:适当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其实是必要的,“十二五”规划也把GDP增长率的预期性指标降低到7%。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的确不能找到超越人口红利的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也许面临的就不是降低一个百分点的问题,而可能会发生超出预期的情况。日本是一个例子,值得吸取教训。日本在享受人口红利的时期,经济增长率高达9.2%,当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时,增长率降到3.8%,而在1990年以后,人口红利消失,年均GDP增长率只有0.89%,陷入失去的10年和失去的20年。

  经济参考报:那么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2012年的政策重点应该如何与之相衔接呢?

  蔡昉: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过去过度依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到主要依靠生产率驱动型的轨道上来。具体来说,第一,我们可以创造条件延长人口红利期。需要进行一系列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比如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清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进一步扩大就业,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等等;第二,我们更需要未雨绸缪,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例如,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就业质量,保持中国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同时要看到中国也将越来越多地面对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现象,在各项政策中要树立就业优先原则,防范和治理各种类型的失业。

 

 

 

2012年稳增长主要是稳投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世锦

2012-01-07

  今天(6日)我们会议的主题是“增长·新趋势”,中国经济确实现在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对于未来的趋势,我们需要做出一些判断。我的判断就是增长阶段转变,我们现在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很好。

  怎么来看待目前的经济形势?是短周期性的回调,还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同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

  2011年以来,有几个迹象给我们提供了信息,如基础设施在总投资当中的比重是在下降的。2009年基础设施占投资的比重大体在30%以上,2011年已经降到了22%左右,这个趋势应该说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

  2012年,中央已经定了一个基本的政策调子,叫做“稳中求进”。我想,这个政策含义是相当深的。要真正做到稳中求进很不容易,我们还是要防止两种可能性:一是有些地方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地方政府不甘心,觉得过去几十年都是高增长,现在速度下来了,这是不可以的。就会动用各种措施,特别是一些行政手段,把速度搞上去。如果是这样一种思维定式的话,将来是要犯错误的。在国际上,这个方面是有教训的。像日本1980年代速度下来以后,日本政府就搞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来的后果就是严重的增长泡沫。

  另外一种可能性也是要提出来的,我国经济到目前这个阶段,宏观经济开始进入转换期,其中最重要的是增长动力的转换。在这个时候,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在增加。所谓脆弱性,就是碰一下就有可能会出问题。比如说,来自外部或者内部的冲击中国经济由于某种我们预想不到的冲击,而出现短期内的大幅下滑,这种可能性是不能够完全排除的。所以,我现在讲中国经济要稳中求进,一方面我们不能延续过去基本上保持10%以上高速增长的思维方式,一方面又要防止经济短期之内大幅度下滑。

  对今年来讲,稳中求进主要是对付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外部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来自国际上的冲击,特别是欧债危机的问题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决策问题。我们也不要过于悲观,因为欧洲这些国家,过去正常情况之下增长率也就是1%~2%。欧债危机实际上是三个阶段,私人债务危机到公共债务危机,再到货币政策体系危机。目前是公共债务危机向货币体系危机转变,把公共机构的债务危机货币化,所以,短期内出现经济大幅度下滑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在国内方面,我们需要对付的不是短痛,而是长痛,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来自于房地产。政府的政策应该是相当明确的,那就是坚持调控不放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不确定性就是市场的反应,市场价格的反应和投资的反应。

  如果短期之内价格波动幅度比较大是不影响投资的,而房地产在目前中国整个投资当中占到25%左右的份额。我们硬着陆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现在还有相当数量的刚性需求,另外我们还有相当多的调控手段。

  一种比较理想的状况应该是以时间换空间,目前一些大城市的房价是需要有一定幅度的回调,比如说20%~30%。而从全国来讲,可能回调的幅度不一定很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态势能够保持住,比如说过上两三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对的价格水平就会下降。我用了一个词叫“稳中求降”,房地产要“稳中求降”,这个也是一种策略。当然从今年来讲,我们讲稳增长主要还是稳投资。

  我们最后有这么一个判断,中国经济今年大体上进出口(增速)可能会降到10%或者是略高一点的水平上,固定资产的投资由24%降到20%左右,全年的GDP增长应该在8.5%。现在社会上的预测比较多,大体上比较接近。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结果,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

  中国进入这样一个增长阶段以后,从中长期来讲,我们要防控风险,包括高增长时期隐含的风险、增长速度短期内出现大幅下滑的风险,同时还要注意一些新风险。中国在高速增长期的后期不确定性加大以后,投资的风险也会增加。

  与此同时,我们要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向创新驱动。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视改革,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来转换我们的增长模式,来应对现在增长阶段转变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

  (根据刘世锦在2012投资年会上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记者杨芮整理)

 

 

 

 

 

发件人:"yongmiaochen" <yongmiaochen@163.com> 2011-12-04 22:01:07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未来十年中国向何处去 书稿

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

福州 林宇烽

2011-04-24

    2007年俺发出危机警告,并预言危机发生后中国会大修铁路;08年俺提出度过危机的正确方法并反对刺激政策,并鼓动大家买黄金;09年预言中国必然发生滞涨;10年俺认定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已经无可避免必然全面爆发;11年说什么呢?没啥好说的了,现在就是在那里倒数计时等待危机的爆发。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讨论下危机爆发后,未来10年中国的出路吧!

危机的起源

    关于2007年开始爆发的危机,当初俺就一直说,那不是金融危机,而是经济危机,是实体经济的危机,金融危机只是其表现形式,其本质是在经济全球化下,所产生的严重的贫富分化所导致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是政府及少数人富裕,民众贫穷;欧美等发达国家是金融资本及原材料垄断财团富裕,民众及政府贫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极度的贫富分化。

    这些贫富分化是怎么产生的呢?途径很多,有金融手段、有行政手段、有垄断、甚至近几年对环境保护的宣传也是一种掠夺的方式。我说金融手段、行政垄断掠夺,有头脑的人都可以理解,比如乱印钞票制造通胀掠夺财富;比如中石油、中石化是怎么通过行政垄断掠夺社会财富的,这些都比较明显。再说隐蔽些的,山西先是通过媒体造势,利用人们对矿工这个弱势群体的关心,通过对煤老板的抨击和用安全生产作为由头,对煤炭行业进行清洗,没想到的是私人煤矿居然对安全也进行了整改,最后没办法了,干脆撕下那些假面具,一张白纸要将私人煤老板赶出山西,实现煤炭的垄断,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增加定价权,什么叫增加定价权呢?拥有煤炭的人要增加定价权,说白了不就是要大幅推高煤炭价格,以实现对下游产业的掠夺嘛。最后怎么样,私人老板被赶走了,大型国企还不是照样出事故,怎么后来就没有媒体再去说了呢?因为目的达到了,山西已经实现了煤炭的垄断,目的达到了,媒体就视而不见了。

    最后说到宣传环保也是一种掠夺,这个话很多人肯定彻底不能接受了,保护环境是很高尚的事业啊,怎么也变成了对民众的掠夺了呢?这是个更加巧妙的手法了,说清楚需要更大的篇幅,我们暂不作深入探讨,来看几个简单事实:一个请大家回忆下,从社会开始大规模的关注环境到现在,原材料的价格涨了多少?再说下中石油在伊拉克开采原油的事情:在伊拉克开采原油,中石油承包的费用是2块美元一桶,成本是1块4,就是说开采一桶原油2块就赚了6毛,现在原油价是多少钱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成本1块多的油,凭什么可以从不到2块钱的成本,让你掏100多块钱去买?难道这不是一种对靠自己劳动赚钱的人的一种掠夺?如果学习中石油在国内那样通过行政垄断赤裸裸的涨价,市场将难以接受,怎么办?这时候手法上就需要细一些了,宣传资源的不可再生、有限,这样一来就可以改变市场对资源的预期,这时候再涨价,你不但不会说这是掠夺,你还会说很好很好,贵了大家就会省着点用了,减少污染。好,被卖了你还得替它数钱,数完钱你还会觉得自己很高尚。我告诉你不能相信这些鬼话。还有地球的温室效应、日本核危机,这些一切的一切,都是能源巨头借环保以推高能源价格的手法。

    就说核危机吧,如果核能不能用,大家想过油价要涨多少没有?这背后谁在获利?核能有啥恐怖的?阳光是地球的生命之源,太阳怎么发光的?靠核聚变。说白了太阳就是最大的核反应堆。大家怎么不怕啊?日本吃了两个原子弹,那辐射量大吧,广岛长崎不是一直住着人么! 怕个鸟啊!为啥美国不肯签署关于大气排放的那个什么条约?因为美国人知道,这是一场骗局,不能签,签了自己将会被别人掠夺。为啥绿色和平组织共同创建者和前领导人Patrick Moore和Schwartz(美国未来学家)都说过这么一句话——环保运动将走向反科学、反技术、反人类。他们只是看到了环保运动的本质,但不知道其背后的原因。

    贫富分化是如何引发经济危机的呢?其路径是这样的——当大量的社会财富通过种种途径的掠夺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之后,整个社会就表现出了购买力的不足,此时投资实体经济已经无法获利了,所以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的资金只能通过垄断方式、囤积炒作固定资产、原材料等来获取利润;炒作推高了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穷人被迫接受这种价格,导致社会财富以更快的速度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此时经济增速需求放缓,物价飞涨,我们就可以说,经济已经脱离正常发展轨道,进入到了滞胀的阶段,目前我们正处于这个阶段。进入这个阶段后经济已经完全走入死胡同了,松也不行、紧也不行,怎么搞都是错的,进入死局,怎么折腾都是死,没治了,早死和晚死的区别,越折腾越死,比如韩国、英国,死心了,干脆不动随它去了。除非你让以前吃了钱的人重新把钱吐出来,别无它法,那就需要战争和割命,这就是北非那么热闹的原因。

     当然我们不行,那好那就继续折腾下去,接下来经济就该向由滞胀到崩溃的阶段发展,我们将看到,随着物价的上涨,穷人开始被迫压缩自身的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此时需求将开始出现非常明显的萎缩,企业开始倒闭,失业开始增加,最终走向彻底的崩溃或者无尽的下滑。下滑可以慢慢去忍受适应,但风险最大以及我们最为关心的,应该是大崩溃的时间节点,我是这样设想的——当需求的萎缩达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这个临界点,我想可能是当价格上涨所获得的暴利无法填补因需求萎缩而造成的利润下滑的时候),或者当囤积到达一定程度或政府货币紧缩后,货币的流动性开始剧烈下降,囤积炒作者的资金链开始出现断裂,炒作资金被迫抛出库存,商品价格开始崩盘,危机爆发。

    当然,因为货币、行政政策,使得市场的实际情况远比这个复杂得多。比如,当地产商的资金链即将断裂的时候,政府可以用刺激政策投入大量资金增加流动性,那么市场就不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崩盘,而是要等到需求极度萎缩下才会逆转;如果政府直接用行政手段切断地产商的资金链,则房价则有可能提前下跌;还有市场的预期炒作、媒体的造势、政策的宣传、外部市场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危机爆发的时间、方式、烈度。

    所以我不赞成股市上散户重仓位做短线,昨天我刚刚因为手痒重仓短线而遭受重创,没办法,大家可以想想,市场上有多少职业屠宰散户而生活的人?他们的赖以生存的钱哪里来的?只要我们妄动,我们的心态早就被他们算死了,非专业人员做短线注定必死无疑。

关于危机爆发方式及时间点的探讨

     有人说,现在经济不是在复苏么?这个问题我不想讨论,贫富分化没有得到解决的迹象,就说复苏,那完全是胡说八道,不值一驳。接下来我很想和大家讨论的,是目前的几个迹象,能否从这些迹象中判断出,由滞胀到危机爆发的节点是否快要到了,还差多少时间?是必须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滞涨的过程呢?还是危机爆发已经迫在眉睫?是漫长的阴跌,还是如暴风骤雨般的崩盘?

    1.大宗商品,甚至08年都没有大幅上涨的一些品种,目前都已经大幅度上涨,大量商品创出了新高,现在只剩下石油尚未新高了。石油还需要多少时间出现新高?大宗商品是否会如央视证券资讯频道远昌看市里说的“最后一冲”而后崩盘?还是像很多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几年后出现200多元的高点?

    2.三辆马车即将同时熄火。出口因为成本上涨无法被下游所接受而严重萎缩,用出口厂家的话来说是——订单有,价格合不来,宁可不做,目前处于价格博弈阶段。如果欧美的需求因为库存消耗较大而最终向我们的出口企业妥协,那么我们将可以看到:在中国出口短暂的复苏后欧美将发生严重的通胀,继而迫使美联储加息;投资也开始萎缩,虽然目前地产投资尚未见到明显减速,但政府工程已经出现了资金无以为继的状况,承包政府工程的承包商被政府大量欠款的现象已经越演越烈,由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出现萎缩下滑的趋势。例如:上海的政府工程对钢材的需求已经下降到了几乎为0的程度;内需也因为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价格的上涨开始萎缩,1-2月份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去年2月出现下降;1、2月PMI也出现下滑,3月虽然比2月高,但3月的天数比2月多了3天,扣除这个因素,3 月PMI仍处于下滑状态;前天宝钢下调其板材价格,就是因为汽车生产需求萎缩所导致的被迫下调,目前板材价格居然向螺纹钢价格靠拢,(板材的需求方议价能力要远强于螺纹钢需求方的议价能力)这就是国内可笑的产业升级所造成的恶果。拉动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同时熄火,其后果就不用我来解释了吧。从这个角度来看,三辆马车同时熄火的时间点已经非常近了,近几个月就有可能看到。

    3.钢铁在产能严重过剩、库存高位、需求比同期萎缩的情况下,价格仍然开始了由成本推动的、逼迫硬需求就范的上涨。这不仅仅是钢铁,几乎所有的商品普遍存在这种现象;这种上涨最终将压制硬需求,迫使其萎缩,进而引发危机。但这个过程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价格上涨的速度,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仅凭成本推高价格,其速度是非常缓慢的,而且作为能够控制原材料价格的垄断者,只要它们稍微有点智商,它们完全可以少赚点钱来压低价格,何必迫不及待的将原材料价格拉高以至于同归于尽呢?比如欧佩克,它们完全可以增加产能来调整油价,避免油价上涨到令经济崩盘的程度。这点很希望能听到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

    4.二三线城市甚至县城的房价在短时间内快速上涨,直逼一线城市,这种上涨彻底透支了需求,使得市场再无价值洼地,一旦洪水到来,再无可以缓冲泄洪的空间。

    5.欧洲的加息宣告了欧洲经济正式步入滞涨,此时大家的目光聚焦到了美国,现在关键看6月份美联储结束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后,是开始加息还是继续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美国加息必然导致大宗商品价格见顶基本上可以作为市场的共识,所以反转行情反而不大可能等到美国加息后才出现,只要美国加息预期确定,市场就有可能出现反转。由于美元贬值有利于美国的出口,提振美国经济,所以要让美国加息,两个条件必具其一:美国经济复苏走上正轨;美国也发生严重的通胀。我认为第二种可能性居高,而且时间点也不会太远了。

    6.高盛通知自己的客户短期多单已经到达目标位可以获利了结,其理由是短期材料上涨已经遏制需求,市场应声大跌。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虽然高盛同时也说长期还要看涨石油到250美元。但我认为这很可能只是高盛的一次试盘,看市场对自己报告的反应程度。还有擅长做空的索罗斯在中国的战略布局;以及国际大资金对赌中国崩盘的消息。这些信息都预示着崩盘不会太远。

    7.年初的外贸出现逆差,除了原材料上涨因素导致进口上升和出口的萎缩以外,热钱的出逃也有可能。热钱一旦出逃有多可怕呢?看一段数据:1995年中国外汇储备736亿;2000年1655亿;2005年8000多亿;2007年15000亿;2009年24000亿;2010年28500亿;现在3 万亿!这些数据里我们能发现什么?要知道中国的出口很多是加工型的出口,其利润非常低,假设材料买入100元,卖出101元,创造了201元的GDP,但我们赚的钱只有1元。

    在如此低的利润之下,而我们的外汇储备为啥能在后面几年获得如此迅速的增长?建国前50年的储备只有1000多亿,这10年怎么就能增加到了3万亿?再如,2009年出口只有15000亿美元,但外汇储备却增加了4500亿,用创汇已经完全解释不通了。由此可见,我们大幅增长的外汇储备根本就不是国人通过贸易赚取来的外汇,而是热钱的流入。也就是说,我们的外汇储备是别人寄在我们这里的钱,而不是我们赚来的钱。既然不是自己的钱,我们或者就放在那里不动,或者得把这些钱拿去投资,赚取利润,这样一旦人家问我们要钱,我们也有钱还给人家不是?

    回头看看我们是怎么花我们的外汇储备的呢?由于外汇的国家垄断,这些钱怎么安排,完全是政府行为,我们的政府把这些钱都拿来干什么去了呢?除了买飞机、搞赞助这些动辄几千亿的花掉了以外,还有就是投资,这些投资的损失,其他的不说,仅仅两房,就有6000亿的说不清拿不拿的回来的投资。这些钱可是明明白白的花掉回不来了啊!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有一天,人家问你要钱的时候怎么办?当中国经济失速,投资中国已经不能获利,人民币升值到头,并开始转向的时候,这些热钱要不要外流?这时候就有两个问题出现了:一你必须从国内市场收回相应的人民币,同时拿美元还给人家,这时候国内的资金流动性就会发生严重的紧缩;第二个问题你有足够可以还给人家的美元么?我怕没有,前几年好用的时候都花光、赔光了。这时候将会发生什么现象?我们是否会一夜间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为最大的债务国?如果后面几个月外贸继续出现逆差,是否可以认为,这个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

关于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及其对后期形势的影响

    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贫富分化的问题,的确也在采取一些举措,只可惜早几年干嘛去了,现在为时已晚,事到如今,已经进入死局,来不及了。即便政府采取了举措,也假设还来得及,但这些举措本身也存在滥用行政手段、举措脱离现实等大量问题,甚至有可能成为助推泡沫和引发崩盘的导火索。接下来,俺还是先说说自己这两天关于危机爆发方式的新思考。

    2007年开始的危机爆发的特点是股市、期货疯狂冲高后发生猛烈的下跌。这次是不是会以同样的方式爆发呢?我们要在市场上具体操作,绝对不能轻易下这个结论,因为上次危机是在一片乐观的情绪下突然爆发的,而这次大量的人都意识到了危险的来临,我们就不能天真的以为历史还会以同样的方式简单的重复。那么就有两个可能性了:一种是阴跌,当大家都在等待一波暴涨后的暴跌的来临,此时阴跌却开始了,等大家醒悟过来,已经回天无力了;还有一种是快速冲高后的暴跌。哪种可能性比较大?再次提炼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其核心焦点就是——在产能过剩、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能否继续冲高?物价在崩盘之前能否持续上涨?这个问题我已经问了自己无数次了,终于在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新闻后恍然大悟。这个新闻就是:沙特阿拉伯减产石油;我继续狗狗,又发现了必和必拓和力拓第一季度减产铁矿石。而后联想到电厂的缺煤、浙江的拉闸限电、国内的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哦~面对需求的萎缩,可以通过减少产量,制造短缺,进而拉高价格。由此看来,还是冲高后崩盘的可能性居大。

    接下来分别评论政府应对危机爆发的各项措施。

    一.先说说房地产调控政策。前一段时间,曾经有地产商谈到地产不存在暴利,他是这样算这笔账的:50%是政府赚走的地价,20%是建筑成本及其他开支,30%是地产商的利润。一个楼盘开发到收成需要3年,所以每年的利润只有10%,所以不存在暴利。难道大家不奇怪么?每年10%的利润,每个月1分不到,这些钱还不如拿去放高利贷呢,那些到处借高利贷的地产商是怎么暴富的啊?奥妙在哪里呢?

    奥妙在于资金的流动,开发商是这样操作的(具体操作比我说的复杂,这只是打比方):假设买一块地所需要资金1个亿,这个资金用多长时间呢?很短,拿下这块地,把钱交进去,很快再把土地抵押给银行,拿出钱来。但它们盖房子是不需要自己掏钱的,由建筑商来承建,三年后盖好卖出赚30%。那么这笔钱马上又可以用来买第二块地。于是同一笔钱可以不断的重复使用。假设这个地产商一年可以拿10块地,每块地赚30%,3年后它的利润是多少呢,900%。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地产商实际上玩的就是一个金融游戏罢了。这也是地产商为什么要不断的疯狂拿地,因为拿地的频率越高,相当于杠杆也越大,利润也就越高。

    这里问题就来了,一个亿的资金做了30亿资金才可以做的项目,一旦因为政策打压,银行贷款停止发放,会怎么样?此时地产商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把风险转移,让承建商尽快把房子盖起来,这样才可以套现,化解风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几个结果:1,当银行收回第一笔贷出的一亿资金并停止贷款后,开发商就没有资金继续拿地了,风险在于地方政府;2,如果地产商来不及卖出房子,后面的银行将无法收回贷款,杠杆放大的风险在于银行;3,项目能否完工的风险在于承建商。这次地产商可以说是最大程度的规避了风险,目前他们的担心主要还在于能否顺利套现。

    由此看来,短期内只要地产商停止拿地,压力并不算太大,所以房价马上下跌的压力也不会太大。所以说国大陆产问题的爆发点有可能不在于房价下跌,而在于卖不出土地的地方财政,而后是房价下跌后的银行,最后才轮到地产商。

   顺便说一点:当地方政府失去土地收入来源后,房产税肯定会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这是长期趋势,也是化解贫富分化的最佳途径,所以投资性的囤房绝对不可取,不要在49年加入国民党。

    大力建设保障房这点我是赞同的,这对社会有利,也拉动需求,但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实在太有限了。

    二.工资倍增计划。这个问题我以前的帖子里已经分析过了,这个政策表面上看,其初衷是好的,工人工资快速增加,不就减少了贫富分化了么?但深入思考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如果有诚意增加民众收入,政府完全可以在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方面多承担社会责任,就可以减少民众负担,无形的增加民众收入(农村医保的推广的确大大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这个政策对农村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我们必须重视)。但在劳动效率、劳动力素质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凭空增加工资,只能是向社会传递严重通货膨胀的信号,即便工资能够倍增,只怕物价的增速早就远远高于工资增速了。所以,我认为工资倍增计划后面还暗藏着政府试图有计划的推动通胀的政策意图。虽然政府有这个意图,但工资真的能够增加么?一旦失去土地财政,地方财政根本就无力给机关、事业单位加工资,甚至目前的工资都无法保证,谈何工资倍增?我估计过一段时间,政府部门的工资发放很快就会出现问题。企业是否具备持续涨工资的能力呢?据我所知,目前大量的企业产能远大于实际产量,一方面缺工;另一方面也不愿意招收工人了;同时通过减产来提高价格也成为企业对目前经济形势的应对策略。所以,不等工资继续增加,大量工人失业却要先于工资倍增出现了。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1-12-13 10:51:05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中国有计划经济 美国也应该有

华尔街日报

2011-12-01

     去年,英特尔(Intel)创始人、董事长格鲁夫(Andy Grove)曾在《商业周刊》(Businessweek)上挑衅地写道:我们的基本经济信条,是在观察一个确凿公理的基础上形成信念然后升华而来的,即自由市场是所有经济制度中最好的,越自由越好。我们这一代人曾目睹自由市场原则对计划经济取得决定性胜利。所以我们坚持这种信条,而且对一些不断出现的新证据视而不见。这些证据表明,自由市场虽然战胜了计划经济,让它本身还存在改进的余地。

    过去的这几周已经证明了格鲁夫的观点。在这期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对美国未来的影响,都走到了美国政治的最前方。我们反应迟钝的参议院在为超级委员会的失败做准备的同时,还跨过正常情况下不可逾越的政治鸿沟,通过了有关中国操纵汇率的法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前州长罗姆尼(Mitt Romney)和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都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既有警告中国必须结束不公平的歧视(克林顿),也有抱怨美国被人玩得团团转(罗姆尼),还有说中国不应继续玩弄国际体系(奥巴马)。

    这期间,我正在参加一场由中美交流基金会(China-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和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组织的与中国政府现任和卸任高官进行的美中对话活动。在我看来,与解读中国十二五规划逐渐浮现的轮廓相比,美国批评者的合唱所导致的紧张关系没有多大意义。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包括:年均经济增长率7%;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6,400亿美元;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清洁能源汽车、生物科技、高端制造;环境保护。与此同时,还要促进社会公平和农村发展。

    一些美国人正在从中汲取经验。上个月《中国日报》(China Daily)发表的一篇文章援引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美中关系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的话说,我想我们已经认识到,规划能力正是美国所缺少的。文章还提到,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恩格尔(Robert Engle)曾说,在中国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美国人却只在规划下一次选举。

    格鲁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盖茨(Bill Gates)的技术奇迹已经让世界变成了平的。这迫使所有机构都直面世界历史上很明显的第三次经济革命。农业革命是一场持续了大约3,000年的转型,工业革命持续了300年,这次以技术带动的全球化革命将只持续30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哪一代人曾经在一生中目睹如此重大的变化。

    当前有关中国汇率、贸易失衡、美国债务、中国大肆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讨论都证明,全球化革命加上邓小平以政府为主导、以增长为导向的改革,已经造就了地球上的第二大经济体。它已经走上一个清晰的轨道,并将在2025年之前让美国失去世界经济领头羊地位。

     诚如格鲁夫如此有先见之明地在2010年7月1日期《商业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所言,中国、新加坡、德国、巴西和印度的经济表现已经证明,就业创造规划必须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在设定主次、为实现这一目标安排必要组织力量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战略性作用。

     偏向保守主义、奉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股东至上的模式在20世纪取得了极大成功。而到了21世纪,这一模式却逐渐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在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成为“经济运动队”的年代里,美国队的成绩惨不忍睹:10年间失业高企;30年间中位数工资停滞不前;贸易逆差;中产阶级萎缩;只有最顶层的那1%的人的财富大量增加。

    这应该触动领导人进行反思,而不是在经验上已经失败的自由市场极端主义上增加赌注。尽管痛苦且羞耻,美国还是需要像昔日占据霸主地位的企业和运动队在形势逆转时所做的那样,研究竞争对手取得成功的原因。

    在我们争执不休的时候,中国队却继续前进。我们驻中国的代表目睹了中国重庆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重庆是中国西部一座人口3,200万的城市,市委书记是有雄心、受欢迎的共产党领导人薄熙来。地平线上一排排的启重机,每天建成建筑面积达150万平方英尺的房屋。人家还告诉我们的代表,其中包括每年70万套保障性住房。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可以夸耀说,已在西部建起一个经济区,用于云计算、汽车和航天器材生产,实现每年经济增长12.5%,税收年增49%,工资年增10%以上。

    我们当中热爱祖国的人相信,美国要维持世界头号经济引擎地位,所需要的资产样样不缺。但这些人忧心的是我们没有一个规划,有的只是对政府的妖魔化,对自由市场的膜拜,而当前恰好又是一个要求反思这两种信条的历史时刻。

    美国需要推出一个增长与创新规划,政府要精简,成为私人部门的合作伙伴。经济革命需要制度发生变革,可能还要创造历史,因为如果固守现状的话, 这些制度本身就会很快变成历史。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引发了这场全球革命,也希望引领这场革命,它需要有一个有前瞻性的、长远的经济规划。

    改革的紧迫性一说即明。正如格鲁夫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想保持经济领头羊的地位,我们就要自主寻求改变,不然就会继续被改变。
 

 

 




其它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2-13 09:44:50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废除退休养老双轨制

——请求对退休养老双轨制进行违宪审查

刘卫敏

     据2009年9月了解,在经济发达地方的省会城市、中心城市,其直属部、委、办、局、或区政府一级的政府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的收入比较如下:

    一、在职期间比较:

    公务员平均月收入如下:厅局级:约13000元,处级:约10000元,科级:约7000元,科员:约5000元;办事员:约4000元;

    国有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如下:控股集团董事长:约20000—30000元,部门总经理:约12000元,经理:约8000元,主管:约6000元;主办:约4000元;基层普通职工约3000元;

     二、退休之后比较(不包括离休):

    公务员:厅局级:约10000元,处级:约8000元,科级:约6000元,科员:5000元;办事员:约4000元(注:政府机关几乎没有以科员、办事员身份退休的,绝大部分是没有担任实职、却享受高套几级退休的,如:处级协理员、主办科员、科级办事员等等。除非极少数犯错误的);

    国有企业:控股集团董事长:约5000元(所以很多国企领导回归公务员队伍享受局级待遇退休),部门总经理:约4000元,经理:约3000元,其余普通职工1000—2000元(注:在企业退休的大部分是普通职工);

    特别说明:上述统计仅仅局限于政府公务员与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之间的比较,因为国有企业受国资委约束,理论上与公务员一样同样是政府领导的。

    中国社保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养老体系的双轨制造成的。最根本的核心问题是,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覆盖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而只是为被排除出由国家财政负担的人做的政策性安排。开始是适用于国企职工,后来扩大到那些从来没有机会被纳入国家养老体系的其他人群。可悲之处在于:决定这个体系的规则和命运的则是自身利益与社保体系并无直接关系的政府官员。

    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就业人员绝大多数是国营企业职工。他们工资很低,但比较有保障。从其中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在职和退休人员的公费医疗(基本全额)和退休金(不低于退休时工资的70%)来看,国企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样,工资-福利体系是由国家统一负责的。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国企经营管理制度改革,如以厂长、经理责任制为代表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等,国家实际上以“改革”、“自负盈亏”的名义把对原国企职工的福利责任推给了企业。

    九十年代实行“政企分开”之后、各地方政府违反《行政许可法》24、83条的原则,以“行政划拨、资产重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为名强制将原来属于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划拨给各地方政府的大型企业集团、或国有控股公司(其实都是利益集团),实质上将政府的公共权力交给政企不分的利益集团,导致利益集团劫持社会、绑架政府!加速了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无疑将羊群送入虎口,造成一系列政策性失误:广大职工脱离政府管辖,被划拨到这些政企不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利益集团,鉴于这些利益集团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他们既不了解被整合企业的历史,与职工们又没有感情纽带,最终以“改革”为名、按照“接收资产不要人”的思路将被重组企业的职工剔除出局,随意掠夺企业资产,导致企业生存空间进一步压缩。原来的企业职工从此陷入灰暗的人生,白白浪费宝贵年华!

    广大职工愤怒地说:政企分开之前,无非是企业向上级部门上交管理费而已,政府与下属企业关系较为融洽,但“行政划拨、资产重组”之后,导致了权力与资本的进一步结合,实质上弱肉强食、加速垄断,作为上级的利益集团对其不劳而获、政府划拨得来的下属企业的资产大肆排挤、掠夺,我们的经济秩序完全与市场经济规则背道而驰,我们的社会已经从个别部门、个人腐败陷入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体制性腐败!

    利益集团将这些企业的资产作为上市募股项目,如果无法拓展业务就出租或变卖厂房、买卖地皮、合作搞房地产获取利润,原来的国家职工被迫转制、分流、下岗、轮岗、失业、退养,成为被利益集团随意宰割的羔羊,“关、停、并、转”等等,尤其以“减员”为手段的所谓“增效”,形成强烈的社会不公,造成很多企业和职工失去保障的平台,为企业多年奉献和积累付诸东流,也就是说,国企无法按照原来的标准供养包括退休职工在内的职工,于是只好默许“各村各出自己的高招”,于是乎,提前退休、内退、下岗、待岗甚至还有轮流上岗等等五花八门,把国企职工折腾到失去主人翁的尊严,政府实际上推卸责任!2004年甚至出台国企职工离退休之后全部移交地方,实行社会化管理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推给社会),割断了企业职工与为之奉献无数心血的企业感情纽带,让职工敬业爱岗就等于一句空话!而党政机关的离退休干部却由机关的离退休服务中心、老干活动中心、老干处工作人员伺候,每年享有体检、疗养、旅游、公费医疗、住房津贴等等特权,享受着企业职工无可比似的优越性。

    不容置疑,国企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总结改革的失误,并不是否定甚至反对改革,但改革没有统筹规划,更没有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监督制约保障改革。而是行政命令性的几年内消灭中小国企,不仅没有体现和尊重民意,反而对国企职工的前途命运与生存保障,缺乏制度设计,没有任何预案准备。客观上牺牲了国企工人的合法利益,甚至是生存权利,草率地把为国家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国企职工,完全抛向市场,简单粗暴的强令买断工龄,任其被残酷淘汰、自生自灭,加上住房市场化、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改革,直接导致底层民众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新的三座大山压向没有财富积蓄的国企职工,把他们逼入绝境,从而加深了社会矛盾!

    在国企职工举步维艰时候,党政机关公务员却一枝独秀,2008年的中国,全国公务员普遍加薪,各大城市平均上调一千二百元,尤其金融风暴来临,公务员加薪美其名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而企业职工就得减薪、下岗,农民工就得失业回家?可以说是荒唐绝伦!公务员成为了中国最稳定最富有的高收入群体,而企业职工近几年在经历了政企分开、行政划拨、资产重组、分流、下岗、轮岗、失业、退养等一系列“改革”新名词的摆布之后,过去创造的积累付诸东流,被随意宰割。公务员享受终身制待遇,退休后将由政府拨款支付退休金。而企业职工则参加社会统筹,由其缴纳养老保险、美其名曰由社会保障机构负责。

    公务员根本就不用考虑自己的工作是否得到公民的认可,他们既是政策制定者、也是实施者,任凭市场经济急风暴雨,都影响不了公务员队伍,因为他们在体制内,无论调到什么部门都带着国家体制内的特权(即:工资关系、行政级别、医疗关系等等跟随转移)。

    目前在各大城市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队伍,混十来年就自然晋升为科级、二十年后自然晋升为处级,或者巧立名目设置编制安排干部的、又或者享受相应待遇,什么处级科长、局级处长、局级调研员、顾问等等等等,没有担任实职却“高套”享受相应待遇的非常普遍;甚至还有晋升几级内退、照样拿在职的工资福利待遇,又或者被免职、撤职之后还保留待遇的等等。

    即使,2010年广受社会关注的深圳公务员改革,所谓的创新其实就是将官本位制度化!说穿了就是利用职权设计制度“权力自肥”的体制性腐败!按照深圳的设计:一个公务员如果老实工作,没犯错误,平平庸庸、不问贡献,每过4-5年就自然晋升一级,工作二十年自然晋升为处级待遇,一直到退休养老都可以享受相应待遇,反正是国家财政拨款,不差钱!按照这样设计,将来若干年之后,所有20年以上工龄的公务员都可以凭国家财政拨款而享受处级待遇,高于企业职工退休金4—5倍!那么,企业职工没有国家财政拨款、还得面临经济秩序不公、利益集团欺行霸市、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如何提高待遇?!

    另外:2010年全国各地为了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护稳定而制定最低工资保障,本意是为了改善民生,但政府如果对此一毛不拔、没有配套措施,必然加重企业成本、更加将遵纪守法的中小企业、尤其劳动密集型企业推向深渊!所以,仅寄希望提高最低工资保障线提高劳动者收入其实是一厢情愿,经济学教科书入门告诉我们:如果社会已经约定俗成、或者普遍接受、已经实施的均衡工资低于最低工资保障线,政府强制推行最低工资保障线,可能导致企业无法维持经营而引发大量失业;如果社会均衡工资高于最低工资保障线,那么,政府制定这个最低工资保障线将变得毫无疑义!说穿了,这个最低工资保障线仅仅是政府给我们的国民画一个美好的大馅饼而已!

    另外,如果没有法律强制约束、尤其对私营、外资、劳动密集型、尤其服务性行业等等没有采取强制性约束,对遵章守法的企业同样是不公正的!政府必须要做的是:既然是法规,所有国有、民营、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等等都必须一视同仁!

    更加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制定公平正义的经济秩序、在政策引导、减免税收等方面放水养鱼、大力扶持中小企业,让企业公平博弈,健康发展,还利于民,我们的企业才能吸纳就业,社会才可以稳定!如果企业被利益集团掠夺,没有增长点、没有生存的平台,谈什么吸纳就业、维护稳定!?如此简单的道理,我们的政府竟然不明白?!难道不令人匪夷所思吗!

     实际上,我国各项保障历来突出官本位,上世纪80年代流行“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观点纯粹以偏盖全误导公众!搞导弹、拿手术刀的都是体制内的人,有固定工资收入、公费医疗、单位宿舍,而卖茶叶蛋、拿剃头刀的都是迫于生计流落街边的个体小摊贩而已,社会地位十分悬殊。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 2012-01-05 14:00:26 收件人:zdjun@263.net

高速公路“暴利”中有多少违规收费

匡贤明

2012-01-05

  

  据报道,沪深两市目前一共有19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这些公司的销售毛利率高得惊人:其中,50%的毛利率常见,60%、70%、甚至80%以上也能见到,远远超过被指为暴利的房地产行业30%-40%的毛利率。

  去年6月份,交通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出通知,要开展专项清理收费公路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这19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仍然稳获暴利,这令公众难以接受。在新的一年,元旦起,清理收费公路进入“检查复核阶段”。希望有关部门在新的一年依法行政,早一些让高速公路公司的“暴利时代”终结。

  高速公路企业有如此暴利,也让人感到困惑。因为有关部门曾公布,2010年全国各省份收费公路累计债务余额近2.3万亿元。一方面是收费公路总体高额的负债,一方面是具体高速公路上市公司的暴利,巨大反差,根源何在?首先,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速公路收费及其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暗箱。

  从去年交通部门公布的数据看,各地每年巨额的公路收费,均有相当大部分未用于还贷。2010年,安徽一年约94亿公路收费,用于还贷的只有不到54亿;广西一年收费66亿,还贷只有30亿……剩下的钱都去了哪里?“管理成本”是很重要的支出,但这部分支出却很不透明。有消息称,一些地区高速公路收费员的月薪达到8000元,年薪接近10万,远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

  另外,一些高速公路企业暴利的背后,潜藏着大量的违规收费。最为典型的是京石高速公路和北京机场高速公路,收回投资后仍然坚持收费。这两条路的情况,审计部门都曾先后公布过相关的审计报告。

  去年五部委出台的通知,将清理工作分为四个阶段,从时间上来看,“调查摸底”和“自查自纠”两个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公众能看到的只有各省份公布的“调查摸底”情况,不知道各地有没有“自查自纠”?自查自纠中,究竟发现了哪些问题?对审核发现的各类违规及不合理收费,又提出了怎样的整改措施?

  从今年1月1日到2月29日,已经是“检查复核阶段”。有关方面表示,“对清理工作不到位或存在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等行为的地区和单位,将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公众当然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在新的一年兑现这些承诺,依法行政,早一些让高速公路公司的“暴利时代”终结。

  今年元旦起,国内首条高速公路——上海沪嘉高速停止收费。希望在经过专项清理之后,能看到更多这样的好消息,而不是高速公路上市公司的“捷报频传”。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1-12-13 10:48:09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新疆有个世界罕见的神秘大坑把日本馋死了

网友

    在新疆准噶尔盆地的东北边缘,阿尔泰山脉的东端南麓,中国唯一的外流河――额尔齐斯河的源头,有一个自建国以来就被列为国家高度机密的区域--可可托海。在这里隐藏着一个和共和国命运息息相关的神秘大坑――可可托海三号矿坑。

    之所以说三号矿坑与共和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因为正是这个坑,在上世纪60年代曾为国家偿还了前苏联47%的债务。当年,这里云集了中国和前苏联的高级科学家,中苏交恶后,苏联专家撤走,点名要用这个矿坑的矿产还债;也就是这个坑,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立下了不朽功勋,这个大坑,不仅为中国第一颗核弹提供了必须的稀有金属,而且更为核弹的成功爆炸、航空航天事业以及相关尖端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资金后盾。当年在成功爆炸核弹之后,国防科工委向矿区专发了一份贺电和感谢信,已被永久收藏。包括后来的“神舟”系列航天工程,所用材料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个矿坑。这个大坑,专家称之为共和国的功勋矿。

     仅就储量和元素成分而言,“三号坑”是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深100多米,长宽数百米,坑内有76种矿共生。其规模之大,矿种之多,品位之高,成带性之分明为国内独有、国外罕见,蕴藏着有锂、铍、铖、钼、铷、铯、铪、铀、钍等多种稀有及放射性元素。

     三号矿坑素以“地质矿产博物馆”享誉海内外,是中外地质学者心目中的“麦加”(穆斯林心中的圣地)。拥有地球上已知一百四十多种矿物中的八十六种,稀有金属占到矿山储量的九成以上。它的神秘更在于富集铍、锂、铌、钽、钛、锆等金属,从而成为一座天然的稀有金属元素储备库。研究地质学的专家以把来这里研究考察作为一项最高的成就。)

     许多国家对冶炼过的“废矿石”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日本。日本人曾经提出要用一公斤粮食换取这里的一公斤“废矿石”。但是这个便宜我们没有占。因为即使是冶炼过的“废矿石”里,仍然含有丰富的各种金属元素,只不过因为考虑冶炼技术和成本等方面的原因暂时封存。矿区的人们这样说“宁愿饿死,也要把日本馋死。”

    此洞不仅偿还了中国政府欠前苏联40%的外债,还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和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让人大饱眼福的是这里出产的矿物珍品,人们采到过16公斤重的海蓝宝石、17公斤重的黄玉、60公斤重的钽铌单晶矿、500公斤重的水晶块、12吨重的石榴石、30吨重的绿柱石晶体等。最引人注目的是60公斤重的钽铌单晶矿,它通体黝黑,钽铌含量超过70%。钽铌被称为“宇宙天空时代的稀有金属”(俗称黑宝石),其合金被广泛应用于火箭、人造卫星、航天飞机等的制造。

     坑洞周围的小山丘据说都是从坑洞中挖出来的石料堆积而成的,据说里面各种矿物质含量也相当高,咱中国人暂时还没有技术提取出来,日本人曾愿意出高价收购,咱中国人就是不卖!!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1-12-22 17:07:18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暴富的鄂尔多斯与榆林 亿万富豪过万

华商报

2011-08-15

榆林与鄂尔多斯地下钱庄近3000家

    在鄂尔多斯借贷的利率一般达到月息3分左右,在神木“靠放贷一般家庭一年也能赚个三四十万元”。据不完全统计,近3000家“地下钱庄”遍布宾馆。鄂尔多斯市民间信贷中介达2000余家,神木也有近千家,两座城市获得政府批准认可的小额贷款公司总计仅百余家。

鄂尔多斯街道边高档车辆随处可见

    这是两座有着相似“发家史”的城市,因煤而富的榆林和鄂尔多斯,其人均富裕程度在全国名列前茅;同样以亿万富豪众多、豪车遍地而闻名全国。但在炫目的财富背后,单一的产业结构、飙升的生活成本、疯狂的民间信贷,两座城市同样有着“成长的烦恼”……

    豪车扎堆。鄂尔多斯:接近人均一辆车。提起鄂尔多斯和榆林,到过这两座城市的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车多,而且是好车特别多。豪车遍地,已成为这两座财富之城显示强大经济实力的重要标签。开着宝马去吃路边摊,驾着路虎去买菜,这样的场景在鄂尔多斯随处可见。

    据鄂尔多斯车管所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市机动车超过53万辆。而当地汽车业界人士认为,实际的汽车数量可能在70万辆左右。“因为还有许多车并未上牌。”以目前城区的常住人口70万-80万人计算,已接近人均拥有一辆私家车,毫无疑问,人均保有量绝对是全国之首。

    除了数量多,豪车多也成为鄂尔多斯近些年闻名全国的一大特色。在这里见到百万元豪车的概率远大于其他城市。来自汽车行业的统计数据,目前保时捷在鄂尔多斯的保有量大约在3000辆,奔驰和宝马保有量在2000辆。广为流传的说法是,鄂尔多斯仅路虎就有5000多辆。

煤炭带来的巨额财富是“引爆”榆林豪车市场

    去年,全国卖出的路虎中,90%都被鄂尔多斯人买了。如果说9成路虎被鄂尔多斯人买了,剩下的10%可能就全卖到了与鄂尔多斯相隔160余公里的榆林,这里的人们对豪车同样有着近乎偏执的追逐。截至2010年底,全市机动车保有量超过32万辆,仅2010年就新增84576辆。

    同样,煤炭带来的巨额财富是“引爆”榆林豪车市场的主要因素。论豪车的数量和品种,榆林所辖的神木县、府谷县的状况更接近于鄂尔多斯。在神木县城并不宽阔的马路上,玛莎拉蒂、保时捷、宾利等300万--400万元的顶级豪车屡见不鲜,而宝马、奔驰、路虎等高档车,在县城内更是随处可见。

    这种汽车消费逐渐变为了炫富式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位来自神木的煤老板,用现金一口气买下7辆丰田霸道,只因卖车的女子认为他连个车轱辘也赔不起 。

房产“泡泡”

    神木县城商铺租金赶上首都北京。随着陕、蒙两地煤炭资源整合的展开,鄂尔多斯、榆林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向了搂市。产业结构、投资渠道的单一化,使鄂尔多斯和榆林患上了“地产依赖症”,大量的资金流向了房地产,房价和租金被不断推高。巨大开发量和较少的城市人口,使得聚集在此的地产泡沫越来越大。

    2010年是鄂尔多斯房地产狂飙的一年。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达1009.4万平方米,按城区人口计算,相当于每人获得近15平方米的新房。也正是自去年起,鄂尔多斯的房价一路飙升,从最初的均价5000元左右,涨至目前的城区均价8000元左右。

    榆林的房价同样实现了“大跨越”,目前,榆林市商品住宅均价已经突破8000元/平方米,而神木县的均价更是早已过万元。在鄂尔多斯从事金融业的李铭对他的老乡们的消费习惯很是了解。“有钱人买楼一买就是一层,而且也不问地段户型。”

    在鄂尔多斯,与高房价并存的是高企的房屋空置率。在被称为“鬼城”的康巴什表现得更为明显。7月18日中午,记者在这座闻名海外的“城市”里看到,即便是在政府大厦前的交通主干道上,常常几分钟内也不见有车辆或行人通过。由于常住人口较少,与各种充满现代气息的建筑形成鲜明对比,想要买瓶水,步行二十几分钟也不见得能买到。

     去年租金4万 今年5.3万。飞涨的租金,推动鄂尔多斯生活成本的不断攀升。以餐饮业为例,由于店铺租金、人工成本高,在市中心地段普通的餐馆里,已经很难找到20元以下的炒菜,一般两个人如果吃一顿饭即便点两个菜,也要花去60-70元。

榆林和鄂尔多斯的崛起

  20世纪,石油工业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中东以传统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经济面貌,使该区域一举成为了全球最为富饶的地区。如今,这一“中东故事”正在中国西北部的两座城市——陕西榆林与内蒙古鄂尔多斯上演。

  高和投资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鄂尔多斯篇与陕北篇)称,保守估计鄂尔多斯拥有资产过亿的富豪人数不下7000人,榆林的亿万富豪人数则不在鄂尔多斯之下。

  煤炭作为地下的“黑金”,使鄂尔多斯的人均GDP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超越香港居全国第一,使榆林成为陕西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

  煤炭正为这两个城市源源不断地注入荷尔蒙,现代化的重工业基地、高速公路、豪华住宅区、夹道而建的银行与投资公司,如同雨后春笋般建立。能源产业拉动了这两个城市的房产投资热潮以及民间资本市场的繁荣。

  《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下称“报告”)由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主持。据该报告介绍,高和投资是一家以民间资本为主要募资渠道及基金出口的投资机构,“是目前最了解民间资本投资方向的机构之一。”根据计划,该报告的温州篇和山西篇也将陆续发布。

神木一县亿万富豪两千

  能源产业无疑是鄂尔多斯和榆林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

  据报告描述,榆林的大柳塔距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沙漠仅半小时车程,但这里的气候明显偏暖,绿树更多。这几乎是一个围绕中国最大的能源集团——神华集团兴起的小镇。围绕已干涸河床的是绵延至远方一眼望不到边的露天煤矿。沿河床颠簸的县道一直向西,便是神府东胜煤田——世界八大煤田之一,煤炭预测储量达2800亿吨,天然气预测储量达5万亿立方米。此外,还有约6万亿吨的岩盐,约占全国已探明总量的26%,以及6亿吨石油。

  从外表上看,榆林还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区域。榆林下属的两个全国百强县神木与府谷,看上去仍是嘈杂并有些破落的小县城,跟中国其他地区的普通县城没什么两样。但保守估计,神木县资产过亿元的富豪人数可达2000人,府谷县亦与此水平相当。实际上,整个榆林市资产过亿富豪人数并不比鄂尔多斯少。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神府煤田被发现并大规模开发,2010年神木已成全国排名第44位的百强县,府谷排名第91位。榆林因此也被称为中国的科威特。

  另一资源型城市鄂尔多斯快速的财富爆炸更是不足十年。2004年后,煤矿开始为鄂尔多斯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鄂尔多斯煤炭已探明储量1496亿吨,约占全国已探明储量的六分之一。

  此外,鄂尔多斯还有被誉为“软黄金”的阿尔巴斯山羊绒。鄂尔多斯的天然气已探明储量7504亿立方米,占全国三分之一。天然碱储量6000万吨,食盐1000万吨,芒硝70亿吨,石膏储量35亿吨,石灰石65亿吨,高岭土65亿吨。鄂尔多斯人把这称作“扬眉吐气(羊、煤、土、气)”。

鄂尔多斯亿万富豪七千

  鄂尔多斯市是中国最富有的地方政府之一,每年的税收在400亿元以上,2010年税收达538.2亿元。政府将公共资金大量投入到公共建筑和城市改造上。

  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鄂尔多斯城区共拆迁765.4万平方米。2011年计划拆迁300万平方米,这几乎是过去五年的一半。鄂尔多斯对核心区域的补偿达8000元/平方米以上。一些暂时居住在安置房的鄂尔多斯人,甚至在五年间能得到双重的补偿。

  保守估计,鄂尔多斯拥有资产过亿的富豪人数不下7000人。鄂尔多斯实现财富广泛分配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高额的拆迁补偿,二是异常发达且信用很高的民间借贷。这令煤矿产生的高收益分配给了很多的人。来自官方调研的保守估计,鄂尔多斯民间信贷资本在2000亿元以上。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形式一般包含个人组织、小额贷款机构、企业间的拆借、典当行等多种形式。各类组织加在一起有上千家。

  在榆林的神木县与府谷县,最繁华的街道两侧密布的也不是小型超市或者小发廊,而是鳞次栉比的投资公司。在神木县城最主要的街道密布着50多家银行及上千家挂牌和未挂牌的投资公司。报告称,正是这些机构构成了陕北独特的民间金融系统。如神木县获得政府批准的小额贷款公司13家,大多数注册资本金在2亿元以上。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的数量则接近1000家,主营业务均围绕民间借贷。投资公司如此众多,令神木县与府谷县主要街道出现一铺难求、一铺万金的现象,其商铺租金售价已逼近北京繁华街道。如神木县写字楼售价均在1万元/平方米以上。写字楼和商铺的主要需求均来自民间金融机构。

  陕北民间金融系统的规模已十分惊人。如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存款额在200亿元以上,其他各大银行存款总额也在200多亿元。民间金融机构保守估计沉淀资金可与前者三分天下,甚至超出银行规模。

  主要投资西安北京楼市

  由于当地缺乏投资渠道,先富起来的陕北人除将大量资金投入到煤炭能源产业中,主要投资方向是其他城市的房地产市场。

  2007年,北京开始涌现陕北投资客户,主要来自神木及府谷。2010年,陕北投资客户在北京部分楼盘的投资规模甚至超过山西。这主要因为山西煤矿整合及房地产调控影响了山西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陕北投资者主要投资区域为西安、北京和海南。报告认为,陕北民间资本的投资理念仍处在较为粗放的阶段,罕见于其不熟悉的产业及金融行业。“投资,在西安是办点事,在北京则是存点钱。”这反映了大部分陕北投资者的心态。

  与榆林相似,鄂尔多斯的“煤老板”们投资理念同样较为粗放。鄂尔多斯人更愿意将财富投入到当地房地产以及能源、煤矿、民间借贷等高回报系统。鄂尔多斯在北京的房地产投资始于2007年后,且大多属于资产过亿的大资产客户。而资产在5000万至一亿元或者更少的中小型投资客户基本选择在鄂尔多斯或内蒙古当地投资,其投资梯度一般呈现为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再到北京等外埠市场。

  报告称,鄂尔多斯大型投资客户一旦选择在外埠投资,其投资规模往往较为庞大,一般在几千万甚至上亿元。但其投资习惯仍较为保守,一般以优质地段的现房为首选,因为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几乎为现房或准现房。

  鄂尔多斯民间资本有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很多资产过亿的富豪平均年龄仅为30-40岁,甚至有一些只有20多岁。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2-15 16:28:08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为什么在国外买国产货比国内还便宜

明白

  很多年来,很多美国中产階級是不去沃尔玛商店购物的,他们主要是去希尔斯或麦西商店购物。对于九十九美分的廉价商店也只开在贫民社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沃尔玛商店产品的价格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越来越便宜,产品的质量也越来越好。前往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2006年,美国的九十九美分商店竟然在全美最高社区比华利山庄开了一家新店,而且在开业的前本年就创造了一个新店盈利记录。在比华利山庄的商店门前,停着大量的豪华汽车,你年收入过千万美元的电影明星们抱着宠物高兴地购买着九十九美分的商品。

  自从2002年,我就开始光顾九十九美分商店和沃尔玛商店。原因很简单,那里的商品实在是太便宜了。以前,到美国商店购买一个电源延长线大约需要七美元。但到了九十九美分商店,同样的商品只要九十九美分。面对这样廉价的商品,我为什么不买呢?

  四年前,我的眼睛开始老花,到美国商店购买了一副美国产的老花镜,价格是49.95美 元。但就在前几个月,我的朋友伍凡太太对我说,九十九美分商店卖中国产的老花镜,质量很好。我虽然对中国产品质量有些怀疑,但我仍去九十九美分店看了看, 并且买了一副老花镜。几天后,我将这副老花镜送给我的医师朋友,请他检查一下有没有质量问题。结果这位医师在检查后说,质量很好,还问我在哪里买的。我听 到这个结论,马上就又去九十九美分点一连买了五副老花镜。实在是太便宜了,有了这些老花镜,我在家和单位和汽车里就随手放一个,也不用到处带着老花镜。

  我喜欢做些运动,也喜欢爬山。大约是在 2004年,我买了几双登山鞋,其中最便宜的是耐克牌的一双登山鞋。当时的价格是89.95美元。就在前几天,我去沃尔玛进行圣诞采购中发现,沃尔玛正在卖一个大陆生产的登山鞋,令人吃惊的是价格只有2.99美元。而且买第二双的时候给半价的优待。换句话说就是,买两双大陆产的登山鞋只要3.49美元。

   这简直是太令人震惊了。按照传统的美国商业习惯,大陆产的老花镜运抵美国的价格最高不会超过五十美分,如果扣除运费和关税,大致上价格只有四十五美分以 内。而大陆产的登山鞋运抵美国后的价格也不会高于一点五美元。如果扣除运费和关税,大陆工厂出口的价格大约只有一点三美元左右。这双大陆产的登山鞋折合目 前的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大约不到十元人民币。

  我对此感到非常的奇怪,也非常的震惊。我打电话给北京的一位经济官员,我问他:“ 在大陆你能化十元人民币买到一双登山鞋吗?”这位官员对我说:“都什么时代了,在大陆哪还有十元人民币的一双鞋?你还要买登山鞋,三百块人民币买的还是烂牌子,好一点的都要一千多块。”我说:“我在美国就买到了,不骗你”这位官员不相信我的话:“别当我没去过美国,美国要是有这么便宜的鞋,你就全包了,运到大陆再卖也赚钱。”可是,我真的没有骗这位中国官员,我是实实在在地在沃尔玛商店买到了这样的商品。不久,我将这个事情对我的朋友们讲了,老美们都跑去沃尔玛去买中国产的登山鞋,有位朋友一下买了十几双,全家老少每人两双。

  周五,我与一位在大陆投资的朋友谈这件事情,这位台湾商人对我说: “这很正常,现在的情况就是同样的商品在美国销售的价格低于中国。”我很惊奇,问他:“ 为什么?”这位朋友说:“大陆劳工便宜,成本低,没有美国的这个那个保险,也没有工会,价格怎么能不低呢?中国人出口都是竞争,不是抬高价格,而是相互压价出口”我说:“这些我都知道,但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商品在大陆出售的价格高于美国的价格。”这位朋友说:“你还研究大陆经济呢,这你还不懂?大陆到处是欺诈,贸易商之间拖欠货款比比皆是,生产商只有提高出厂价格才能保障自己的利润,再说大陆的市场看着很大,但实际上很小,百姓买些哪里去分登山鞋和跑步鞋?能买登山鞋的只有高消费的有钱有闲的人。但出口就不同了,只要你和外商签订了合约,基本上你就不用担心,美国进口商给你信用状,你可以去银行抵押贷款,生产之后你发货,钱就到手了,没有麻烦,钱少赚点,但风险也小。”对于这位朋友的解释,我相信有其道理,但我想这不是全部的理由。

   在一个产品的生产销售过程中,生产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流通环节也很重要,结果我就查找一些大陆的商业流通资料。结果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大陆的媒体 报道,目前大陆的铁路货运是超负荷的,要想申请一个车皮的指标,根据各地的情况不同,在运费之外的额外费用竟然搞到五千到五万人民币之间。而大陆的高速公 路收费之严重,高数公路警察罚款之滥权更是将运输成本提高的更多。根据大陆的报道,广州到北京的飞机票大约在一千二百人民币之间。特价机票大约在700人 民币左右。但诸位可能不知道,如果你开车从广州出发到北京,仅仅是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就已经高达一千四百人民币。而且这还是你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官方检查, 如果你遇到了官方检查,无论何种理由,你都可能再花费三千人民币以上。而根据一份大陆媒体报道,一位常年从广州送货到北京的司机讲,每次往返,大约有七千 人民币的额外费用,这个费用不是汽油费,也不是汽车修理费,而是无缘由的罚款和敲诈。可是,各位是否知道,从大陆到美国的海运费用,尽管今年来已经上涨很 多,但一个四十英尺的货柜运费也不过是三千多美元。折合人民币也不过是二万多人民币。从这个价格上看,如果从大陆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大陆广州运货到 北京海还便宜。我从来不否认中国近年来的经济进步,但经济进步并不能表明万事大吉。相反,短暂的经济进步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特别是未来的挑战。

  中国目前就走在了十字路口,而且是在悬崖边上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出口大国,但另一方面,中国有成为国内商品昂贵的国家。相反美国却因为中国出口商品成为了世界上最好的购物中心,全球都要来美国采购商品。难道这不是个颠倒了的世界吗?中 国由于地区割据及地方保护主义,商品流通成本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对百姓及工会的漠视,结果就形成了劳工阶层成为弱势团体,劳工薪资无 法增长,国内内需无法扩展,而土地的公有制又造成了矿产资源被利益集团无偿侵占,资源成本无法正常体现,中国企业整体上没有完善的司法保护和公平的司法审 判制度,结果是企业产品宁可低价出口,也不愿意冒风险国内销售。就这样讲大量的资源和人力贡献给了西方发达国家。就出现了令人吃惊的低价产品。

  曾经有人问我:“美国是否有阴谋,是否想阴谋吃掉中国?”我这样回答他们:“任 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不仅国家有,企业也有,团体也有,个人也有。否则就没有了隐私权。商人每天都在谋划,讲好听的是商业计划,但这个计划是对内的,对 外是不会公布的,否则就没有了商业机密这个概念。从某种角度上说,商人无时无刻不是在从事着商业计划,当你觉得这个商业计划不是公开的时候,模拟当然可以 说他是阴谋。所以商人们的一生都是生活在阴谋之中。国家也是如此。但你不能把任何自己国家的错误都归类于其他国家的阴谋,难道其他国家有自己的发展战略, 你就没有吗?你不成功,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美国人强迫你把老花镜卖到九十九美分了吗?美国人强迫你把一双登山鞋卖 2.99美元了吗?这 些商品是你自己愿意卖给美国的,而且还是很高兴地卖给了美国。因为你知道一旦你卖给了国内企业,可能会因为货款拖欠连本钱的都收不回来,卖给了美国,你还 赚到了钱。政府也有了税收。作为商人可以这样考虑,因为他是个体,他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管理国家的人或机构。但作为一个政府,面对这样的问题就应该负起责 任。政府就应该考虑这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对中国未来会有什么影响。

  我曾问一位投资中国的商:“你投资中国,中国给你带来了金钱,你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位商人听了一怔,但很快就说:“中国不需要我给带来什么,中國政府这么有钱,我缴税就好了,再说,我给他们带来了GDP,这对当地政府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我又问:“难道你没有想到污染问题,和大陆资源流失的问题?”这位商人反驳我说:“我 采用的设备是在当地最好的,我虽然也给大陆带去了污染,但你并不知道,如果不是我们外商去,当地企业家给大陆带去的是更多的污染,他们与当地官员熟悉,一 顿饭之后,连最基本的环保设备都免去了。不信你大陆看看,环保搞得最好的企业都是外商独资,其次才是合资企业,当地的企业几乎都没内有环保设施。至于资源 浪费,那是中國政府自己管理的问题,我们不去,别人照样浪费,当资源便宜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谁会投资更好的设备,我们只是商人,靠得是竞争才能生存。公益 的事业需要政府去做,凭什么要我们商人去承担责任?”

  本来,商人和政府是有区别的,商人可以只考虑自己赚钱的事情,但如果政府也这样思考,那么这个社会就危险了。

  美国是个精英之国的典型,但在美国,这些精英因为是民选的,所以,他们不得不为那些愚蠢的百姓去着想。所以在美国,所有的一切都需要评估,都需要百姓的同意。精英们不得不从美国的长期利益去考虑他们的决策。

  有人曾问我:“现在的中国是否陷入了美国人设的陷阱?”我回答说:“本来世界各国就是在竞争,你进入了别人的陷阱怪谁?难道别人故意给你设了陷阱,你自己愚蠢地进去了,你还不承认自己的愚蠢,要怪别人没有能看出你本身愚蠢,在你进入陷阱之前拉你一把?但问题是,你们是竞争者,别人拉了你一把,但你会把抢到的肉给美国吗?”

   目前的中国所面临的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就是这样的状况:中国经济发展了,但手中握的不是国际上的资源,而是大把的美元。美国要使美元贬值,你抛美元,你就 损失钱,而且你越抛,美元贬值的越厉害,你损失的就越大。但你想把手中的美元换成欧元,你却发现,欧元升值的更多,你买了欧元也是损失。而且在卖美元再卖 欧元的交易中,你可能会把几年来的经济成果都损失掉。结果中国只能手握大笔美元等在那里挨打。抛也不是,换也不是,举步维艰。
  竞争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从开始就是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

 

 






其它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2-12 08:38:47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靠吸吮资本主义奶水生存的社会主义华西村

胡少江

    在中国,那些反对市场经济的人常常以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为样板,试图说明集体经济或者计划经济优于私有经济或者市场经济;并且更进一步地希望以此说明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和他的四个儿子领导之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模式优于西方的资本主义。

    如果从官方的网站中查一下华西村的介绍,这个村子的确是富得流油。它被国家农业部评定为“全国大型一档乡镇企业”;并与2009年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第一村。这个面积只有零点九六平方公里的小村,“正宗的村民”总共才有三百多户,人口约为一千五百多。但是它却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中国之最。

    例如,它花费九千多万从美国购置了直升飞机,发展村里的空中旅游业,并且还计划以此为基础筹建自己的航空公司;村里除了建设豪华别墅、超高层酒店等之外,还建有万里长城、天安门城楼、美国的国会大厦等景观。这些都令还在贫困线上下挣扎的亿万中国农民倾心不已。而且这些物质财富早就已经超过了人们对“共产主义天堂”的想像了。

    尤其是令中国的“毛派”社会主义信徒们兴奋不已的是,据说华西村的这些成果都是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所取得的。是在坚决与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的斗争中实现的。换言之,华西村是在中国三十年市场化改革浪潮中反潮流的英雄,是坚持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政治路线,坚持中国左派们所提倡的计划经济的实践者。在这些左派们眼里,华西村的成功意味著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错误的。

    其实,所谓华西村的成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也是一个神话。首先,华西不是一个独立的世外桃源。没有中国进行市场经济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大环境,作为华西村经济的基石的那些村中的企业是完全无法生存的。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下,华西的企业既不可能得到所需的原材料,其生产的产品也无法有市场来消化。

    就华西村内部的分配制度而言,也全无“社会主义”特征可言。华西村的核心部分是原来老华西的村民,他们的收入数百倍的高于后来进入华西村的新村民。从某种意义上讲,华西村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是一个按照原有的身份来进行分配的制度,全然不是那样一个为毛泽东生前在口头上所提倡的、至今为毛左派信徒们所津津乐道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应该承认,华西村的党委书记吴仁宝的确是一个能人,是一个典型的勤奋、精明的中国农民出身的企业家。他也深谙中国“言左而行右”的政治规则。对外,他的所谓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用来进行宣传的口号而已,是用来讨中国领导欢喜从而得到一些优惠政策的招牌,也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一块护身符。

    对内,他的“集体主义道路”和“坚持党的领导”也不过是用来控制村民,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对华西村的财产的控制权的一种手段。近来,中国媒体揭露,吴仁宝和他的四个儿子实际上控制了华西村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财产的支配权。可以说,“集体经济”和“党的领导”只不过是两张遮羞布而已,所遮盖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村的家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2011-12-13 11:59:31 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

中国民间资本外逃的政治因素

横舟

  从汉代开始,民族经济就陷于与官办经济的激烈竞争之中,其命运结局不是被官家所吞并,就是被彻底退出经济舞台,“倒闭”。而自元、宋以后的民族经济,就更是属于末代经济了。也就是说只有国家到了末世,出现乱局的时候,经济才能发展起来。因为摇摇欲坠的强权统治者,这时候已经无暇顾及商人们的利益了。可是经济刚一发展起来,也就跟着国家政治的坍塌,改朝换代的来临,而灰飞烟灭了。某种意义上来说,专制强权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繁荣时期,也是国家到了该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民族经济为什么总也形成不了气候的主要原因。进入现代社会后,由于疆界和思想的解禁,使得专制政权在打压民族经济的时候,出现了漏洞。这些民族经营者们可以有地方逃跑了,可以带着财产跑国外去。试看当今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的老总们,还有几个是中国国籍?可是,这就给真正的民族精英们,营造了另一个尴尬的境地,就是“汉奸、卖国”之名。背上了这个恶名,还不如历史上流传于世的“奸商”好听。

  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任重道远,特殊的历史时期,要对这些民族资本家们有一个特殊的认识。民族经济在与强权经济抗争的过程中,必然是失败者。但是,主要界限就是:是否出卖过国家和民族利益,这是最后的底线。你为了私利,出卖了国家与民族利益,还怎么说自己是民族资本主义者,还怎么说自己是炎黄子孙?

  另一方面来讲:就目前的中国现状看,虽然说民间掌握了一批生产资料,但是,这些人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部分已经成为了外国人。这样的话,民族经济就根本是无稽之谈了。但是,良心还是要有的,保护好中华民族的财富,仍然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责任。一旦时机成熟,相信他们会连人带财富一起回归祖国。

  中华民族的民族经济发展,任重道远,至今还没有看到应有的曙光。发展民族经济取决于民族文化,民族素质。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国家的政治环境。没有一个良好的政治体系,开放出稳定的经济环境,来保障民族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发展民族经济的先决条件。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2-01-04 10:39:49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胡佛研究所

2020年前中国可能的巨变

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亨利·罗文(Henry S.Rowen)

2011年12月

  导读:中国很有可能在2020年之前发生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的巨变,两者发生的顺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虽然经济放缓和政治变革的顺序还不十分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巨变会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2011年12月1日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发布报告对此予以分析。主要内容编译如下:

  中国面临着巨变,而且很有可能是突变。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以年均9%的增长率快速增长。这种增长不仅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而且已经在国内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也势必会对其国内政治产生影响,问题只在于发生时间的早晚。

  改变会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上发生。两者发生的顺序将影响其结果,而目前这个顺序非常不确定。无论如何,大断裂可能会发生在2020年之前。

  社会变革

  发生时间的早晚会有巨大的差异。一种观点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最终导致政治变革(1988年邓小平曾对乔治·舒尔茨说,50年后,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这个50年的意思可能是说“别想了!”)是一回事儿,但指望这个十年内出现政治变革是另一回事。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也从来不简单)。另一种观点是,这个十年间中国经济很有可能突然减速。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些推测是孤立的,政治动乱会损害经济,而经济急速下滑肯定会产生政治后果。政治混乱和经济震荡如何相互作用只能靠推测,现分析如下:

  假设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上述巨变最早发生的时间是2015年(这个时间非常近,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而在权力交接的年份这种概率随之增加。将高增长和巨变时间联系起来的共同因素,是到大约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17000美元(按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在这个收入水平上“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将所有非石油盛产国评定为“部分自由”,大部分国家被评定为“自由”。教育可以促进自由,这方面中国也正在稳步提高。尽管中国现在仍属于“不自由”国家行列,但假设每年增长率继续保持9%-10%,中国将在2015年达到“自由”的水平。如果增长率像温家宝总理曾经暗示的那样降至每年7%,也可在2017年达到自由水平。(更准确地说,只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到2017年中国有一半的机会被宣布为“部分自由”国家,而在这之后,这种概率进一步增加。)

  对这个话题的大部分讨论主要围绕政治自由,即人们能够选择自己的统治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自由之家”有两个自由指标:一个是政治权利,另一个是公民自由权利(对于后者可参考美国的权利法案)。根据这两个标准,今日的中国在政治权利上仍属垫底,在公民自由权利上只略高一档。对于政治方面的评定应该没有什么异议:中国是一个列宁主义国家,即共产党将经济自由化和严格的政治控制相结合。但经济自由化正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其基石是财富。尽管财富分配肯定是不平等的,但在中国东部的许多城市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私有部门也正日益壮大,媒体比10年前自由,比30年前更自由(但政治言论明显仍不自由),劳动市场更加开放,城市居住许可的约束力日益减弱,宗教活动虽然经常受到骚扰,但被广泛容忍,法律体系改革缓步移动,人们的权利(不是传统的中国价值观)意识日益增强。以“自由之家”的标准来看,这些进步意味着公民自由权利的提升。

  中国的情况放到世界的模式中考量,就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和民主自由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三种可能性可解释这种关联性:1)发展可能导致民主;2)民主可能促进发展;3)发展和民主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动因。第一个观点,即发展导致民主,是由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提出的。他的假设是,只有拥有受过良好教育且富裕的公民的社会才能抵制政治家的蛊惑。稳定的民主的前提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教育促进增长,而学校教育增强了反对专制的民主革命的可能性,降低了反民主政变的成功概率。

  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对100多个国家进行的分析支持了李普塞特的观点。他发现,收入和(初级)教育程度越高,自由度也越高,但在有选举权的积极因素的出现及其在政治上的表现之间还存在很大的时间差。在教育方面,2000年中国2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只有5.74年。重大改善教育状况的措施正在实施,尤其在农村地区和快速扩大的后中等教育。到2025年,25岁以上普通中国人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年限将接近8年。虽然进展缓慢,但假以时日必然带来巨大的成效。巴罗将这个时间差归咎于受经济和社会变量影响的制度的惯性,他还说,20年后“民主水平几乎完全是由经济和社会变量决定的。”

  这一发现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今日像中国这种高速增长的国家,其自由度评定远低于其当前收入可能达到的水平。

  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与其合著者还发现,经济发展程度最能预测不同政治体制的发生率,但他们的解释是富裕民主国家的存活能力远高于在高收入上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型。两位学者的另一个发现是,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越高,这个国家的民主体制持续的时间越长。

  巴罗和普沃斯基认同民主不会直接导致高增长的观点,托斯特恩·佩尔森(TorstenPersson)和圭多·塔贝里尼(GuidoTabellini)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关于民主化带来经济增长的证据缺乏说服力。他们写道,“民主”是一个过于生硬的概念,制度细节非常重要。

  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及其合著者支持第三种可能性,即民主和发展有共同的起因。他们认为“尽管收入和民主存在正相关系,但并无证据显示两者是因果关系。相反,历史因素似乎塑造了不同社会中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由此导致民主和经济表现之间的正相联系。”这些学者发现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是相互交错的。一些国家走上了与民主和经济增长相关联的发展道路,而另一些国家则走上了以独裁、镇压和比较有限的增长为基础的发展道路。

  不管采用哪一种解释,一个民主化的中国出现在东亚并非不可能。“自由之家”把日本、韩国和台湾都评为“自由”,把新加坡评为“部分自由”,这些都表明西式的民主可以扎根于华人社会。

  中国政府已经为官员的选举打开了一小扇窗,这项措施于1988年开始实施,但只限于农村。到90年代中期,90%的村干部通过投票产生。然而,诸如个人直接提名、多个候选人、秘密投票、公开计票、当场宣布投票结果,以及正当的罢免程序等要求并没有一直被遵守。几年前,选举似乎有望向上扩大至镇一级,但这一情况并没有发生。

  现在政府需要面临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局面:人们在表达自己的不满时感觉受到的限制减少了。不满有很多,一旦发现政府有错的事件,就会引发不满。人们对发生在2011年7月动车事故的反应就是一个例子。这次事故本身已经足够惨烈,但引发许多人愤怒的是政府试图掩盖真相。

  人们表达不满的途径之一是官方所谓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指为反对警察的不公,地方政府为获利而强征农民的土地,以及少数民族反歧视等行为而掀起的抗议和罢工。1995年,大约有10000起这类事件公布。10年后,这一数据增加了10倍。政府已停止通报这一数据,但根据非官方的统计,2010年大约有160000起。抗议者通常避免直接挑战政府的权威,而倾向于援引党的文件、法律、国务院条例,以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中列出的权利。抗议者也通常谨慎地将抗议的内容局限于地方问题。我们不应当认为,农村的抗议会严重威胁当前体制,人们知道历史上抗议者的角色,也知道领导的角色--有时候领导会鼓励他们抗议,以此作为查处地方贪官的一种手段。然而,这既不是党的统治不稳定的信号,也不意味着党的合法性。

  事实上,压力更分散,来源也更广泛。当富裕的郊区居民的财产权利受到影响时,他们乐于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确保电视台的摄像机随时跟拍。中国迅速成长的法律界大有人才,包括从法官到心怀怨言的公民,都试图建立更加独立的法庭。

  另外,还有网络。尽管政府通过种种手段审查和删除网络讨论,但网络仍充斥着具有反叛意味的嘲讽。

  技术正在改变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和彼此交流的能力,一项技术就是无处不在的手机。中国当前的手机用户大约为8.5亿人,预计未来几年手机用户的数量可能超过10亿人。每天发送的短信大约是5亿条,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大众传播消息(比如下一个类似SARs疫情的爆发)、组织抗议或者揭发腐败。手机成了大众组织示威游行的一个工具。

  网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国大约有5亿网民,这个数量同样在快速增长。由于其他信息和娱乐渠道受到比其他国家更多的限制,因此其社会影响更大。这导致在搜索信息和写博客的网民和试图施加严格限制的审查者之间上演了一场不停歇的游戏。

  无论是通过网络还是手机展现人民的权力,都违背了列宁主义控制的教义:通过地理和社会阶级将个人分隔开来。所有这些现代化手段都得到了当局的许可(但有一定限值),这是鉴于这些网络社交技术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如果对其施以更严格的控制,就可能削弱经济增长。

  经济和政治动荡?

  党的领导人将高增长视作继续执政的必要手段,但高增长也会播下他们垮台的种子。那么,中国的高增长率会继续保持下去吗?每年9%的增长率无疑将会放缓,有一句俗语是“大树高不过天”,30年的高速增长(1989年因天/安/门/事/件短暂中断过)已是非凡。一种普遍的看法是,经济增长将因更加缓慢的劳动力增长而逐步放缓。劳动力增速放缓的原因是,一方面劳动力从低边际生产力的农业向高生产力的城市工作的流动下降了,另一方面中国的技术水平已接近世界前沿。

  一些学者,比如最近的巴瑞·艾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康镐炫(KwanhoShin)和朴东炫(DonghyunPark)持有相反的看法。他们发现,几乎所有非石油出口国家的高增长在其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按2005年国际物价)的时候停止了,年增长率从5.6%降至2.1%。他们注意到中国正处在这样一种演变中,并预计在2015年达到那种水平(如果以每年7%的增长率计算的话,会在2017年达到那种水平)。他们估计,未来的年经济增长率会下降2%-3.5%,这样一来,中国的年增长率就会降至6-7%。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一旦GDP达到那个水平,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红利就会下降,同时也降低了利用外国发达技术所产生的红利。另一个推动增长放缓的原因是中国的汇率被严重低估。这三位作者观察到,只有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顺利通过了16000美元的暗礁。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增长的放缓。

  假如急剧放缓真的发生了,那么会产生一些什么后果呢?对国内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放缓发生的行业和地域,已经出现很多资本投资回报率低的情况,比如说投资在高速列车上的3000亿美元。政府可能会通过削减某些资本投资(也必然会那么做)和鼓励消费(消费对GDP总体的拉动已降至36%的低点)来应对。事实是政府已经表示会这么做。

  几乎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稳定,事实上是党的执政的合法性需要保持高增长率(GDP年增长率至少达到7%)。虽然奇迹很少发生,但7%的增长率值得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艳羡,但中国增长的严重放缓很可能会造成一系列国内外影响。

  从国内而言,增长放缓的前景会引发很多问题。比如,增长放缓会给已经日益恶化的不同收入分配阶层带来什么不同的影响?一些权贵人士在炫耀他们的财富,网络上充斥着这样的实例。一旦经济形势恶化,这样的消费会遭遇什么问题呢?

  哪一个行业受到的影响最大呢?由于建筑工人的失业率日益上升,房地产业的破产时代即将到来。汽车产业会受到什么影响呢?作为世界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2010年汽车的销售量是1800万辆,官方预计到2011年可达到5000万辆。包括大学生就业在内的本已严重的失业与未充分就业问题会出现什么状况呢?人们在期望破灭会作何反应呢?对党的不满会不会猛增呢?

  至于可能的国际影响,艾肯格林和他的同事指出:“根据一些预测,中国一国占世界需求增长的30%,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合占4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占全球需求增长的健康多数。”简而言之,中国的这种增长放缓会严重影响世界的经济增长。

  最易受影响的是巴西、印尼和澳大利亚等原料供应国,不过还有像日本和德国这样的机械供应国。基于世界贸易的多边性,美国的出口同样会受到削弱。

  严重的增长放缓可能会在几个方面影响中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增长放缓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军事潜力不会增长过快。中国会越来越感到难以负担诸多的高新武器--许多人认为这些武器是中国将会拥有、也是解放军明显会期望收到的。如果国家的经济形势严重到一定程度,政府可能冒险寻找外部的替罪羊,首选目标就是美国人。

  党可以逐步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来避免可能的严重动乱的发生。这正是同为列宁主义政党的国民党在台湾的做法:先在地方政府赋予人民政治选择权,后扩大到议会,最后到总统选举。这个进程并非没有困难,但相对顺利。党的领导层没有沿用这个自下而上的办法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对其控制权的威胁太大,或者认为这样会造成政治骚乱。尽管人们对此不愿给予批评,但中国未来可能确实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麻烦。

  政治和经济动荡的相互影响

  回到最初的论点:2020年之前的某一个点上,中国可能发生政治和/或经济的巨变。如果巨变真的发生,尽管人们只能猜测这些事件会如何进展,但这两个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如果重要的政治自由化先行,那么只要经济放缓不是很严重,就不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如果事情反向发展,即经济放缓先于政治变革,那么严重的经济放缓可能或者导致政治自由化,或者保守集团成功地收紧控制,或者造成长时间的政治动荡。对于这些我们并不能确定。

  无论如何,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非常之高,而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将比现在更严重。

  【相关信息】 作者:亨利·罗文(Henry S.Rowen),系美国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雪恩斯坦恩(Shorenstein)亚太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及商学院名誉教授。 原文“China:Big Changes Coming Soon”刊登于胡佛研究所《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杂志第170期,2011年12月1日。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2-19 21:13:54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中国将会崩溃吗?

(美)保罗•克鲁格曼

翻译: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员 尹宏毅

2011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

     评论版撰稿人: 中国会跌倒吗? 别在这上面押宝。

    考虑下面的情景: 最近的增长依赖于一场巨大的建设热潮,刺激这场热潮的是房地产价格的飙升, 而热潮展示了所有经典的泡沫迹象。信贷快速增长——增长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通过传统银行业, 而是通过不受管制的“影子银行业”,这种银行业不受政府监督,也没有获得政府的担保。现在泡沫破裂——有真正的理由要担心金融和经济危机。

    我描述的是1980年代末期的日本吗?抑或我描述的是2007年的美国? 我可能会如此。但是我现在谈论的是中国。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另一个危险点。而世界经济现在真的,真的不需要这个。

    我一直不愿意对中国的情况说三道四,部分是因为很难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所有的经济统计数据最好是被看做一种特殊的无聊形式的科幻小说,但与大多数统计数据相比,中国的数字是更虚构的估量。我会求助于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提供指导,但没有任何两个专家看来说着同样的故事。然而,就连官方的数据也令人困扰,最近的新闻具有充分的戏剧性,以敲响警钟。

    关于中国经济,最令人惊异的一件事情是,在过去的十年里,家庭消费虽然上升,但却落后于整体经济增长。目前消费支出大约只占G.D.P.的35%,相当于美国的大约一半的水平。那么谁购买中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呢?答案的一部分是,我们美国人在购买:由于消费在经济中所占份额下降,所以中国日益依赖贸易顺差来避免经济沉没。但从中国的观点看来,更重要的情况则是投资的开支,这种开支已经增至将近占G.D.P.的一半。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由于消费需求相对较弱,所以所有投资的动机是什么?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是,这取决于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自2000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在G.D.P中所占份额已经大致翻番,这直接解释了超过一半的投资总增长。而许多其它的增长则肯定是来自企业扩张,以便向新兴建筑业出售。

    我们是否确实知道,房地产是一个泡沫?它表现出种种迹象:不只是物价上涨,而且还有投机性的发烧,这些凭借我们几年前的经验——看一看佛罗里达州的沿海地区——都太熟悉了。此外,与美国经验还有一种相似的情况:尽管信贷繁荣,但很多都并非来自银行,而是来自一个不受监管和保护的影子银行系统。这在细节上有很大不同:美式风格的影子银行倾向于包括著名的华尔街公司和复杂的金融工具,而中国的版本则往往穿越地下银行,甚至当铺。然而结果是相似的:在中国,如几年前的美国一样,与传统银行业所展示的数据相比,金融系统可能要脆弱得多。

    现在泡沫显然爆裂。它对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将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一些评论员说不用担心,中国拥有坚强、聪明的领导人,他们会采取必要的行动来应对经济衰退。虽然不是经常阐明,但却得到暗示的是一种看法,即中国可以做需要做的一切,因为它不需要担心民主制度下的细微末节。然而对我来说,这些听起来像是著名的最后遗言。毕竟,我还清楚地记得,1980年代我曾得到关于日本的类似的保证,日本大藏省的杰出的官员们据说把一切都保持在控制之下。后来又做出保证,即美国永远也不会重复导致日本失落的十年的错误——而现在,我们做得实际上比日本当年更差。

    就其仅有的价值而言,在我看来。中国官员有关经济政策的陈述并非特别头脑清醒。特别是,中国如此猛烈抨击外国人——包括对美国制造的汽车的进口征收惩罚性关税,无助于其经济,而且会促使贸易关系被毒化——看上去不像是一个成熟的、知道怎么做的政府。

    事实上的证据表明,虽然中国政府可能不会受制于法治,但它受到横生的腐败的制约。这意味着,地方层面上究竟发生什么事可能与北京的命令大相径庭。

    我希望我在这里不过是杞人忧天,但却不可能不感到担忧:中国的故事听起来很像我们在别处已经看到的裂痕。而世界经济已经遭受着欧洲烂摊子的损害,真的不需要 再出现一个新的危机震中。

    英文:

Will China Break?

By PAUL KRUGMAN

December 18, 2011, New York Times

Op-Ed Contributor:  Will China Stumble? Don’t Bet on It

Consider the following picture: Recent growth has relied on a huge construction boom fueled by surging real estate prices, and exhibiting all the classic signs of a bubble. There was rapid growth in credit — with much of that growth taking place not through traditional banking but rather through unregulated “shadow banking” neither subject to government supervision nor backed by government guarantees. Now the bubble is bursting — and there are real reasons to fear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Am I describing Japan at the end of the 1980s? Or am I describing America in 2007? I could be. But right now I’m talking about China, which is emerging as another danger spot in a world economy that really, really doesn’t need this right now.

I’ve been reluctant to weigh in on the Chinese situation, in part because it’s so hard to know what’s really happening. All economic statistics are best seen as a peculiarly boring form of science fiction, but China’s numbers are more fictional than most. I’d turn to real China experts for guidance, but no two experts seem to be telling the same story.

Still, even the official data are troubling — and recent news is sufficiently dramatic to ring alarm bells.

The most striking thing about the Chinese economy over the past decade was the way household consumption, although rising, lagged behind overall growth. At this point consumer spending is only about 35 percent of G.D.P., about half the le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who’s buying the goods and services China produces? Part of the answer is, well, we are: as the consumer share of the economy declined, China increasingly relied on trade surpluses to keep manufacturing afloat. But the bigger story from China’s point of view is investment spending, which has soared to almost half of G.D.P.

The obvious question is, with consumer demand relatively weak, what motivated all that investment? And the answer, to an important extent, is that it depended on an ever-inflating real estate bubbl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has roughly doubled as a share of G.D.P. since 2000, accounting directly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overall rise in investment. And surely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increase was from firms expanding to sell to the burgeoni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Do we actually know that real estate was a bubble? It exhibited all the signs: not just rising prices, but also the kind of speculative fever all too familiar from our own experiences just a few years back — think coastal Florida.

And there was another parallel with U.S. experience: as credit boomed, much of it came not from banks but from an unsupervised, unprotected shadow banking system. There were huge differences in detail: shadow banking American style tended to involve prestigious Wall Street firms and complex financial instruments, while the Chinese version tends to run through underground banks and even pawnshops. Yet the consequences were similar: in China as in America a few years ago, the financial system may b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data on conventional banking reveal.

Now the bubble is visibly bursting. How much damage will it do to the Chinese economy — and the world?

Some commentators say not to worry, that China has strong, smart leaders who will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cope with a downturn. Implied though not often stated is the thought that China can do what it takes because it doesn’t have to worry about democratic niceties.

To me, however, these sound like famous last words. After all, I remember very well getting similar assurances about Japan in the 1980s, where the brilliant bureaucrats at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supposedly had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And later, there were assurances that America would never, ever, repeat the mistakes that led to Japan’s lost decade — when we are, in reality, doing even worse than Japan did.

For what it’s worth, statements about economic policy from Chinese officials don’t strike me as being especially clear-headed. In particular, the way China has been lashing out at foreigners — among other things, imposing a punitive tariff on imports of U.S.-made autos that will do nothing to help its economy but will help poison trade relations — does not sound like a mature government that knows what it’s doing.

And anecdot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while China’s government may not be constrained by rule of law, it is constrained by pervasive corruption, which means that what actually happens at the local level may bear little resemblance to what is ordered in Beijing.

I hope that I’m being needlessly alarmist here. But it’s impossible not to be worried: China’s story just sounds too much like the crack-ups we’ve already seen elsewhere. And a world economy already suffering from the mess in Europe really, really doesn’t need a new epicenter of crisis.
 

 

 


 

其它发件人:"cws" <chenwensheng68@163.com>2012-01-08 12:10:28  收件人:zdjun@263.net

中国农业并不适合公司化经营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陈锡文

2011-12-15 《财经国家周刊》

    中国不缺乏刺激增长的动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还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让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对经济长远发展的责任,而不是单纯的靠拼资源、搞项目。

     看待我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光看是7%、8%还是9%,而要看这个增速依靠的是什么,以及增长过程中内部结构是否合理。如果发展的内部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越高,带来的隐患就越多。如果能使经济运行走上良性轨道,即使增长速度比原来有所放缓,也是一件好事。

良性的增速更为重要

   中国的发展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因为我们每年要解决约1200万人的新增就业。根据测算,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大致可以带动80万—100万人的就业。如果实际增速低于7%,就会引发就业及多种矛盾。经济增长保持在8%?9%之间是必要的,同时要按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科学把握发展规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扩大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因此外需市场不能丢,也有较大潜力。目前,我国对美日欧的直接出口占出口总额的50%以上,确实容易引发贸易纠纷。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对这几大经济体出口的难度在增加。但另一方面,开拓新兴市场的潜力很大。2005-2009年,巴西、印度、俄罗斯、非洲的年均进口增幅都在10%以上,大大高于4%的世界平均水平。因此,要紧紧抓住全球需求市场结构快速调整的机遇,积极推进出口市场的多元化。金融危机之后,几大发达经济体,比如美国、欧洲、日本,都在回归加工制造业,将经济从虚做实。但由于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很难下降,因此我国仍有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因此,要继续稳定和拓展外需,保持我国的出口竞争优势,并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促进出口结构转型升级。

  我国是一个城乡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增加投资对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夯实长期发展基础和带动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些年的经验来看,投资增速保持在20%左右还是必要的。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在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我国扩大内需具有广泛的空间。近年来,我国消费率一直低于50%,扩大消费需求的潜力非常大。如果能够在扩大出口、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和扩大消费性需求这三个方面都做足文章,我国的经济发展就能够取得主动。

  如何看待经济增速与结构调整相协调的问题?看待这个问题,需要有一点历史纵深感。

  带动经济增长有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在投资方面,由于我国发展基础薄弱,大量的基础设施需要建设,投资就一直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速度,1981-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961.0亿元增长到278139.8亿元,1982—201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1.2%。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的消费也快速增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只要产品生产出来,就不愁没有销路,因此我国消费市场总体保持了高度增长态势。1979—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800亿元增长到156998.4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5.5%。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国际市场的需求快速增长,因此我国能够利用成本较低、技术进步较快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增加出口。1978-2010年,我国货物出口额从97.5亿美元增加到15779.3亿美元,增长极为明显。

  但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投资。在本世纪初,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业产能的吸纳非常强大,所以很多时候根本不用考虑增长方式。但那只是一种短暂的模式,即使没有金融危机,这一模式也不可能维持。

  实际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内部的消费需求本应非常旺盛,增长的结构不应该过分依靠投资与外需。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因此需要调动资本的积极性。但发展到现在阶段,尽管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可能部分地区存在流动性短缺,但整体上已经摆脱了资本短缺的状态。对于资本长期给予过高的报酬,反过来就会抑制劳动力报酬的增长。因此,靠简单扩大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越来越受到限制。而国民收入在资本、技术、劳动力这几个要素之间分配不合理,使得居民收入水平明显偏低,导致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受到明显限制。

  其次,在出口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出口增长的难度在明显增加。如果在出口方面打不开新的局面,简单采取扩大外向型经济规模的方式将难以为继。从世界各大经济体的状况来看,经济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内需带动,出口规模占GDP总额很少有超过10%的。对我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而言,主要的带动力应当来自内需。

  但我国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基础和条件还是具备的。关键是看待我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光看是7%、8%还是9%,而要看这个增速依靠的是什么,以及增长过程中内部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实现了一个良性的结构。如果内部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越高,带来的隐患就越多。如果能使经济运行走上良性轨道,即使增长速度比原来有所放缓,也是一件好事。

    长期以来,各地习惯于通过增加新的产能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在世界经济发展正常的情况下,新的出口产能的增加会被外需有效吸纳,这一模式还可以暂时持续,但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的投资有多少能够真正实现效益,形势已经与过去大为不同。目前,金融危机还在不断深化,很多人在担心欧元体系会不会崩溃,欧债危机已经到了这样严重的地步,但是不少地方却无动于衷。仍然只是一味招商引资、扩大投资。问题是你扩大的这些产能,打算卖到哪里去?打算卖个什么价钱?很少有人考虑。

  我国的地方政府实际上是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主体,因此他应该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市场经济的一大优势,是每个市场主体都应该独立面对市场,因此发展活力很强。但市场经济也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市场主体必须自我管理、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你需要多少投资,需要扩大多少产能,你所面对的市场能够吸纳多少,都应该严肃认真考虑。但现实的情况是,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不对发展的可持续性负责,只是一味简单地通过增加投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从而造成极大隐患。投资是需要资金的,在地方对资金使用的过程中,那些能快速拉动地方GDP的工程,包括盖大楼、建大广场等,资金都给予优先满足了。而改善民生所需的资金缺口,却留在那里。地方政府如此热衷于GDP增长,造成的风险会很大。

  所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还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让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对经济长远发展的责任,而不是单纯的靠拼资源、搞项目。

不要陶醉在城镇化的数字中

  20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非常接近50%,可以说2011年超过50%已经是没有悬念的事情。这确实是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大里程碑。但一定要防止盲目乐观,不要陶醉在这个数字之中。

  按照统计局的统计,去年乡村人口是6.7亿,但是按户籍统计,农业户籍人口还有9.6亿。现在我们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发展这么快,是把近2.9亿农业户籍人口算在城镇常住人口里的结果。一些地方城镇化推进的方式,基本上还是要“地”不要“人”,把农村的地圈进来了,但是真正的城镇户籍人口其实没增加多少,把农民挡在城门之外。所以,单纯去看这个数字是不是超过了50%,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如果农民的土地进了城,但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变成市民,可能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要真正完成这一部分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而另一方面,这些进城就业的农民本身的意愿是能够长期留在城市,不再回农村。但意愿与现实相比,往往是脆弱的。在没有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就业保障的情况下,他无法在城市扎根,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还不得不回到农村。这就意味着,虽然他们现在城市就业,但他们在农村的土地、房子都不能放弃,也不能够拔掉他们在农村的根。

中国的城镇化应该怎么走?

  首先,我们目前的城市化,更看重的是城市规模的扩张和美化,还没有考虑到如何有序地把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实际上,城镇化并不是等于叫所有不种地的人都搬到楼里去。而是应该更多的本着就地就近的原则,思考怎么让农民在当地发展非农产业。
  以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为例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城镇化并不是没有止境的发展下去,基本上走到75%就到头了。但在这些发达经济体中真正的农民,却都不到5%。这说明,有20%的非农人口是生活在农村。所以城镇化并不是要一味的扩张城市的规模,然后把没有土地的农民都弄进城市,城市难以承载这么大压力。

  第二点,是为推进城镇化所做的“铺垫”要到位。以亚洲为例,日本、韩国的城镇化进程都是较为平稳的。为什么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有很多突出的社会问题?主要是中国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差距太大。

  日本、韩国在推进城镇化之前,他们的城乡居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政府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人们可以自主选择留在农村还是进城,具体生活在哪里对他们的社会保障都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最近几年,我国在这方面的进展非常快。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提高、新农保的推进都很快,到2012年底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就会实现全国范围的覆盖。当然现在的保障水平还不高,但是制度建立起来了,将来就能实现城乡差距的不断缩小。

  第三点,是进入城市的这些人口,如何实现市民待遇。我们调研发现,包括东南亚、东欧的一些国家,他们在城镇化过程中会对长期在城市打工的人群有一个明确的安置政策。

  以泰国为例,一个农民来到曼谷打工,他如果只是来赚钱,将来还计划回到乡下,那么他只在劳工局登记就可以了。如果他计划“移民”曼谷,那么就还需要去社保局登记,需要个人、企业和政府共同缴纳社保费。缴费达到8年,就可以获得曼谷市民待遇。

  说到底,我国需要对推进城镇化进行顶层设计。这些问题越往后拖,引发的矛盾可能就会越尖锐,矛盾也会越集中。所以应该强调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结构要适当科学布局,让经济增长重心更多地往 中西部地区、往县和县以下地区转移、下沉,以便于农民就地就近转到非农产业,转入到城镇,这样对农民、对整个城镇化的成本都会更低一点。要更多地关注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推进低成本的城镇化,不要把矛盾都集中到大中城市去。要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不断改善农民工进城以后的公共服务,为他们在城里扎根提供条件。

中国农业并不适合公司化经营

  最近几年,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失地造成的社会问题不断增加。一方面,城市的不断扩张侵蚀着农业用地,而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大公司、大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民的土地从事经营活动的势头越来越猛。长期来看,这对粮食稳定生产、稳定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影响难以预料。

  农业的再生产有其特殊性,无论是种植业、养殖业、林业还是水产业,劳动对象都是有生命的,这个特点决定农业生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生命活动过程。只有让农业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建立非常紧密的经济利益关系,农民才可能认认真真地种地。让农民种自己的地,打自己的粮,这就是改革之所以能够调动农民积极性、能够成功的精髓所在。

  所以在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的过程中,必须顺应农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坚持农户的经营主体地位,农民能干的事要让他自己干。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优化农户经营的外部环境条件。这样,在农村人口逐步转移,农和经营规模逐渐扩大的背景下,家庭经营的农业也将逐步走向现代化。而如果改变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让农民由业主变为雇工,能否持续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恐怕是个大问题,这在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里也找不到多少成功的例子。

1.28亿人的扶贫理念再造

    国家新确立的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贫困标准线,居于发展中国家的中位线。新标准相较于2009年确立的1196元大幅提高了92%,扶贫规模也从4000多万扩大到1.28亿人(2011年底),占现有农村户籍人口比例的13.4%。

    这无疑需要勇气。事实上,中央政府敢于大幅提高标准,隐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即中国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正是基于这样的自信,中央才大胆提升标准,希望各级各地政府关注这1.28亿人,以新标准为倒逼机制,帮助低收入人口解决实际困难。

     新标准经过了非常慎重严格的测算。首先征求各省自定的标准,经加权平均后得出2200元;其次,借鉴世界银行相关指标,以每人每天1美元计算,再乘以6.3:1的汇率,得出2300元这一标准,与之前各省的加权平均值基本吻合。2300元,每人每天1美元。这样,中国总的扶贫对象规模为1.28亿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1.28亿人口主要集中在十多个片区,所以中央扶贫工作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十几个片区的问题。从整体看,目前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呈“大分散、小积聚”的现象,主要集中在贫困山区、边远地区和边境地区,中央已针对性地确定了14个特殊困难地区。

  扶贫标准提高以后,会根据中央的要求,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今后扶贫的主战场。目前已与国家财政部基本达成共识,扶贫资金每年增长20%。这意味着,去年中央扶贫资金是270亿元,今年将在此基础上增加近60亿元。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2-01-04 10:31:48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极

——城市化与征地制度的改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周其仁

2011年12月

  年末岁初的时候可以看得远一点,经济形势当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形势和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面临的形势有共同性,形势当中有一部分总是你不可控的。欧债坏成什么样?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挽救回来,有很多不在我们手里的因素。

  经济形势当中还有一部分在我们手里的因素,我自己的倾向,把自己手里的因素下更多的力量来做研究,因为不可确定的东西,欧债主要是最发达国家的一次债务危机,看起来这场病是非常慢性,不会有很快的药把它解出来。但是发达国家人均几万美元的GDP,很高的收入,慢一点慢得起。中国情况就不同了,除了总量全球第二大,可是人均还是不高的水平,同时我们这个发展阶段,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增长停止下来,我们过去多少年外向,高度依赖出口,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世界主要的市场欧、美、日收入增长、经济增长都迟缓,势必会影响中国。中国一定要找到不那么依赖发达国家增长的源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选了今天的这个题目给大家做交流。

  中国自己有一个增长的机会,就是在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知识、人力等方方面面的资源基础之上,加快中国城市化,争取一个持久的、内需推动的经济增长。国际市场恢复得早,经过WTO之后的十年,中国的企业、产业界练就了这个本事。欧美市场回来,中国竞争力摆在那里,继续可以挣钱。要是非常慢,遇到麻烦、遇到挫折我们也不能够跟着他,我们要找到内需发动机,这个题目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

  我先讲城市化,征地制度改革。回答问题的时候再涉及到一些短期的,为什么说城市化有很大的机会呢?城市化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指标,多少人住在城里。所谓城市化率,就是有多大的比例的居民住在城市或者住在城镇。这么一个居住空间的变动,为什么有很大的经济增长的机会?同时,你要抓这个机会,要求我们的体制、政策、观念、行为发生哪些变化,这是今天我向各位报告的主要内容。

  先来看看实际的情况,中国经济现在是第二大,2010年超过了日本,当然欧洲如果算做一个欧盟,那他是第一大,美国第二大,中国第三大,但是按国家论中国是第二大。但是我们城市化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大家看看,上面那张图是美国的城市化率,美国大概在1910年的时候,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时候,他的城市化率,居民当中住在城市的人口达到46.6%,差不多是中国今天城市化率的水平。而且我们的城市化率,里头有很多统计口径,不讲细节,我们里面还有讲半城市化人口,看起来在城里打工、生活,可是生活是不健全的,老家还在农村,还没有完全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

  在我们的统计口径上,有户籍人口,真正在城市的户籍人口,33%而已。现在40%多的城镇人口当中,还有一大部分叫做常住人口,一年有6个月在城市住就被记录为城镇人口。把常住人口算进去,也就是191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的水平。中国达到城镇化水平,也就相当于1960年以前日本的城市化水平。这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值得研究,这个指标还是比较低的。

  按照世界各国的趋势来看,经济发展这个指标会有明显的持续的变化,不是人越富越散,而是人会越住越集中起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很低,是不是因为穷?当然城市化率低跟贫穷有关,但是我们有一个指标也很有意思,世界各国工业化,比如工业产值占GDP的比例,这是一个指标,各国通常什么情况呢?各国通常都是城市化率那个数字高于工业化率,一般说来如果GDP当中有20%—30%的产出是工业产出,达到这个水平,城镇化率就靠近50%。中国有一点特别,中国是工业化指数可以很高,我们在很早以前就达到了50%,GDP的一半就工业产出。我这里用的数据是1999年的数据,工业化已经占GDP50%,但是城镇化率只占总人口的30%。

  这个数据概括出来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为什么发生滞后呢?其实这跟我们过去学苏联经济模式计划体制是有关系的,因为计划体制限制很多,居民自有的选择,限制企业的自有选择。你在哪里干活、哪里挣钱?过去我们有户籍,有劳动,有一套非常强硬的规章,你生在哪里到哪里工作,这都是定好的。不能让人自由的跑来跑去。

  比如迁徙自由,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宪法,但是发生了五八年大跃进遇到的经济困难以后,这个政策就收拢了,不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的跑来跑去,我们就有一个庞大的人口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够随便进城市来,这就限制了城市化发展。虽然国家计划可以推进工业化的发展,但是对人口、社会含义上的,改变他居住的形态,改变他的集聚形态,这件事情我们吃了亏。

  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得到了解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生产力提高了,这么多人群压在土地上怎么会有好的前程?开始开放,在农村办工业,小城镇,然后中小城市开放,然后沿海开放,大城市开放,然后进入全方位的要素非常活跃的流动。创业的自由、职业的自由、贸易的自由,增加了经济自由,城市化就推动。什么道理呢?里头有一个规律,人在空间上是有选择的,不是在国土的任何地方都有同样的收入机会,收入机会是集聚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分工的层次就比较深,而分工层次深就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力。

  你看看小地方,没有早餐业的,大家必须在家里做饭。人口集聚以后可以容纳分工,而分工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机会。这个事情普天下是一致的。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要打工赚点学费,一定要到大城市去,因为大城市收入高,实在没有什么技能,到餐馆端个碗跑个堂也有收入,小地方就不行。实际上是经济自由里头寻找较高的收入机会,允许一个社会有较高的经济自由,城市化规律就会从压制的状态变成一个显形的状态。城市化带来很多的机会,人口流向国土面积很小的一块地方,投资进来,基础设施进来,房子越盖越高,这些东西会带来一些新的机会。一个机会就是带来新的需求,任何分散的地方不需要那么基础设施,乡间小路不需要红绿灯,一到城市红绿灯都不够用,立体交通。人口集聚以后,带来新的生产力,有未来收入的机会,城市有很大的融资的可能性。

  我讲改革开放初期遇到的现实,当时不认识城市可以融资,城市的土地可以融资。因为当时我们说,为什么要开放?中国缺资本,然后开放。首先来的香港资本,香港的投资来了就很奇怪,中国政府中国城市这么多地,怎么没有钱?当时我们的政府领导人跟他对话,地是地,钱是钱,我们有地可是就是没有钱,香港商人就说只要有地,只要有期望的未来收入,这个地本身就可以融资。当时是不理解的,经过改革开放,这个文章,所谓土地财政,城市化的发展,通过土地融资做大了。

  实际上就是把土地未来的期望收入让出去一点,就可以换来现金,就可以换来社会富余发展城市,城市基础设施搞好,容纳更多的要素进去集中,有更高的收入,这就是现代城市和工业文明发展当中土地的经济潜力的释放,和农业文明不同。农业文明讲究的是肥力,一块地能不能晒上太阳,能不能有光合作用,城市土地重要的是位置,不是哪块地和哪块地差不多,农业文明是看地,就是肥力的差别。城市看地就是看要素往哪里去,越是人气旺的,带来的收入会更高。这个学问,因为我们整个国家是一个悠久的农业文明,对这里头学问的理解和驾驭,还有很大的潜力。

  城市化会带来尖锐的土地资源配置问题。我讲了城市化关键是某些位置的土地会急剧升值,你看长沙、深圳、北京、上海,那个地价是农业文明无法理解的,当然这里头有货币的因素,过量的货币会助长这个现象,也有炒作的因素,也有投机的因素,但是你把这个因素撇掉以后,全世界看城市用地就是比农村土地贵很多。这一贵就带来很多问题,农业怎么办?农业粮食、食品、环境、绿色,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块资源到底给城市用还是留着继续给农业文明?这就变成越来越大的经济问题。这个问题里头有潜力,弄好了国民经济发展就会非常快但是也有挑战,处理得不好,就是过了城丢了乡。另外传统农业文明有一批人,就是农民,农民是多少年形成的生产习惯、生活习惯?不是一天可以改变。把地转成了城市,地上的人怎么转?他如果转不过去,或者转得不顺利,国民当中有相当比例一个人群的收入增长就不快,怎么会有内需呢?

  所以,位置主导还是肥力主导?一块地到底城市用、工业用还是农业用?传统的农民以多快的速度可以变为城市商业进程?这就决定发展中经济持久的根本性经济问题。这里会发生矛盾和冲突,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有18亿亩耕地的红线,又有城市发展难得的历史机遇。到底怎么摆布?现在已经变成了很重大的问题。处理好这个问题,光靠愿望是不够的,要有一套体制能够系统的处理这个矛盾,让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冲突,求得合作的解决办法。

  从这个角度看,现有的制度就是不均衡的,因为整个土地制度,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革前改革后都是一样,土地就是两种所有制,一部分土地国家的,一部分土地农民、集体的,看国有的和农民集体的怎么利用?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简化为三个圈圈,三个领域。

  最靠近我这个领域的就是农业土地,今天的大标题叫下一个增长极,上上一个增长极就是什么?就是包产到户农业革命。怎么搞现代化?种地的人吃饱了饭,中国土地第一块就改这一块,土地还是集体的,这条不变,但是使用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长期承包给农民,以农户为本位,自己对自己家庭的负责任,然后政府社会市场给予帮助所以我们这个圈,这个土地制度,集体土地农户承包长期不变,形成了一套大法,也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02年的农业土地经营法,专门一部法律管这个事情。

  1987年完成了重大的变革,87年之前土地都是国家的,大部分公司都是国有公司,设一个新公司要地,国家就划一块地给你,一开放外资来了,外资来了要拨地,不能给它划块地,它自己也不踏实,它的资本放在你的地上,什么时候你把地拿走了怎么办?1987年国家根据新的情况,全国人大修订了原来的法案,国有土地还是不可以出租、不可以买卖,但是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这个土地制度的原形是香港。香港殖民地的时候,英国有很多皇家土地,批租出去,使用权租出去,用一个市场来标这个价。

  英国本土的皇家土地最长有999年的时期标给市场,你接过来用,有人出价比你更高,你用了五十年再把剩下的940年标个价转让出去。后来我们觉得香港这个东西制度可取,因为可以维持所有制不变,但是又可以市场利用国有土地。1987年深圳第一锤拍卖土地,实际上开始了中国土地融资加速城市化、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这个事情的效果都已经看见了,要没有那一锤,今天很多城市是没有的。

  这两块变化,细节上还有无数个问题要处理,但是大的框子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现在什么问题还没有解决?矛盾最大就是中间这个圈,中间什么圈呢?原来是农村,原来是农业,也是农民的地,世世代代农民的地,城市一扩大,变成城市土地了。这块地要转用,要从农业用途转成工业和城市用途,要从农民所有转成非农民所有,现在就这块里头大量的矛盾、冲突都发生在这个领域,所以我今天讲征地制度改革,讲的主要就这圈。这个矛盾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来看看,在根本变革发生之前,现有一块农业土地怎么转成工业,因为这是城市化的内容。农民进城,城市要扩大,城市不扩大装不下,一扩大就要往农村扩大。

  有两条通道:第一条通道是内部的,儿子长大了要结婚,要有一个新的宅基地,现在都是和谐家庭,不能世世同堂,要一块地怎么办?农村要办个集体企业,也可以占块地,这是农民自用的,还有大量农民到了成家年龄要占用新的宅基地,这是新的通道,这个通道里面看到大量的土地从原来的耕地,从原来的农业用转成非农业用。但在制度上这种转用是实物型的,不能标价,申请宅基地不给集体付钱,有个专业术语叫成员权,土地是集体的,我有权要一份。乡镇企业也是如此,占不花钱,同时不能转让。这是我们现有的国土当中,很大块土地资源就在农村这个范围内,自用自占。

  第二条通道就是这个大通道,就是国家出台征地制度,这是从历次的宪法土地法当中都有这个规定。虽然宪法里面有限制词,国家为了公共用途可以征地,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给非公共用途,比如商业兴用途,修高尔夫球场,修高档购物中心,修商业住宅,这些都不是公共用途,拿来以后要市场化。但是现有的法律当中,没有给这块东西有合法的途径,宪法的规定为了公共用途可以征地,所谓征地就是国家强制执行,做了规划,划定那块地就志在必得,国家定位要拿,国家跟你谈判给多少补偿,而这个补偿由于过去的财政非常弱,为了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城市的推进,这个价历史上定得非常低。

  99年以前,国家法律规定,征地之前,以这块地原用途,一亩地产出多少玉米、小麦、水稻,卖多少钱,以这块地过去三年平均的纯收入不超过20倍,法律就是这么写的,不超过20倍,低于20倍,那时候的统购统销是一脉相承,支持国家发展。现在就是低价拿土地,支持城市化。矛盾越来越多,城市化发展过去拿地非常少,现在占的地大了,现在就改这个法律,从20倍改到30倍,又改到可以超过30倍,经过国务院批准。现在的补偿反映了这个过程。短期内改善征地制度有一个政策还要进一步提高。

  但是这一块也是非市场的,农地转成非农地是非市场的,这个制度在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新的矛盾,因为城市地价过去没有那么高,现在越来越高了。地从农民那里征过来通过拍卖卖出去,这两个价差就成为城市发展基金,变成第二财政的通道,历史贡献是不可一句话磨灭的,但是必须承认,这个贡献有另外一面,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收入提高就遇到问题。因为农民收入全世界看就三块,一块农产品,农产品涨价,农民的收入就会提高,第二块农民打工,第三块非常重要,就是农民的土地,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地价上升,分享了一部分。

  前两块农民的收入,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前提释放比较好,农产品原来低价买卖,后来开放市场,市场需求油,农民就可以多赚一点。打工原来有限制,后来把限制全部开放,全中国范围内可以去找收入较高机会的工作。但是土地增值的分享还没有系统的、全面的提上日程,这也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三个圈圈,特别是中间那个圈圈不适合大规模城市化,带来哪些问题呢?两大问题。第一,我们这个土地资源配置,远远的看冷静的看,我们这个配置效率不理想。因为中国首先是人多地少,70%地是山地,平地少。在相同趋势里,中国有两个问题带有特点,第一城市占地圈扩得太快,相对于人口进城市来快,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城市的建城面积扩大的增长率比人口转成城镇居民的扩大率高,这个反常。第二更有意思,差不多两亿农民离开了原来出生的地点,到城镇、到城市、到工业去工作,但是农村的建设用地不但没有减少,也在扩大。

  很多农民辛辛苦苦在外头打工,打了工钱寄回家盖房,那个房有人住吗?有人住,就是春节不到一个月。那块资源加到一起,有一些房子是人走了没有力量修的,有一些是外头赚了钱重修新的,利用率很低,但也是占了土地资源,也是农民的财产,只不过这个财产没有收入,资产是有,收入非常低,城市有个房子还可以出租,修得那么分散的房子怎么出租呢?哪有需求呢?但是在资源配置上它也在扩大,城市扩大农村也在扩大,城市扩大得比较快,两头挤中间,中间是什么?耕地。所以18亿亩红线就是这么来的。

  统计数据讲,96年到2006年,十年期间中国耕地资源减少了1亿亩,到温家宝总理上任时候,土地帐上只有18.27亿亩工地,简单的推,用不了多长时间食品安全怎么办?下一个问题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碰,政策制度就是这么来的。城市化本来就是密度极高,城市化应该增加耕地的,因为很多人从低密度地方移到高密度地方来了,但是如果体制不对,制度里头有瑕疵,这个效果就出不来,我们看到的效果是反的。城市化发展很快,但是占用的土地太多,城市密度不够大,而且农村也在扩大。

  做了很多规划,想办法减少农村的占地,人常年不在这里,干嘛还占着建设用地,你可以把它变成耕地,扩大中国的耕地面积。但是至少现行的普及全国的政策和体制还没有收到这样的效果。这张图是我在成都调查时拍到的照片,这个房子在农村到处可以看到?你说农民穷吗?现金收入很少,但是你看资产,占一大片地,这片地好好利用了吗?就是这个收入水平,就是这个观念,怎么充分利用呢?但是看在眼睛里头,会知道中国有这块资源,问题是这块资源怎么变成资产、变成资本,变成农民的收入流,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这次我到大理开会,打车到会场路上,跟出租司机聊天,我说先不去会场,先去你们家,他一讲他家的情况我就很有兴趣,两口子在大理打工,离开大理45分钟是他的家,老人带着孩子,7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这种情况不是一处两处,问题是如果不想一套办法,这个资源就转化不成收入,转化不成城市化积极的力量。这个地方400平米就大半亩地,660平方米是一亩地,就离开他40分钟的大理一亩地卖到280万,老两口带着孙子脚底下就400平方的地,如果没有一套机制就不能能里头的东西释放出来。这是一个矛盾,资源配置和城市化进展中间发生了矛盾。城市扩大过快,农村也在扩大,两头挤中间。

  第二,收入分配。因为是征地制度,农民的地不能卖出来,都是自用的。土地增值跟农民基本没关,土地增值全部在城市政府上面,城市政府手里带来城乡收入分配的问题,我们说集聚,集聚关键是收入要提高,如果有很大的人群收入增长慢,怎么会有市场,怎么会有内需,工业生产的东西卖给谁?那就大量出口。这几年来回重演这个逻辑,研究为什么?中国人不需要这些东西吗?看看出口的工业品,中国老百姓不要吗?农民不要吗?要的,问题是收入在哪里?收入就在农产品的收入,打工的收入,土地增值的分享收入。

  我们看来看去,就是第三块收入潜力还远远没有。因为农民有他的公平观,过去搞这么多国家建设,当时赔偿非常低,农民也认了,但是现在是城市市场制度,报上讲地王的消息,农民也在读报,一块地卖那么贵,这块地不就是我的吗?他就有想法了。所以现在分享土地增值就变成国民收入分配当中一个大课题。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全部跟农民无关,就不愿把这个地拿出来,增加城市化当中很多社会摩擦。正确的方案就是要放到一个分享体制上来,土地增值不能完全归农民,但是也不能完全归城里人,得找一个合适的比例分享、共赢,这是我们现在城市化当中一个大的难题。

  困难在哪里呢?我刚才讲了一改革开放,人口一流动,有些地方苗头就来了,大家愿意去。长沙就是很有苗头的,长株潭就是很有苗头的,不是说湖南每块地就那么多人去,有历史、文化、基础设施方方面面,总是聚到某些地方去,这个机会是历史性的机会,不抓住这个机会,怎么进入现代经济?可是在我们的体制下,你要抓这个机会,就有一个农民问题,就有个农民土地问题,就有农民土地收入分配问题。
  现在就是两难,你要抓城市化机会,有的时候就对不起农民,要对得起农民就要叫停城市化。过去20年,从朱镕基到温家宝,两届政府,实在不行的时候就叫停,叫停土地转成城市土地。90年代叫停过一年,04年又叫停过半年,为什么?矛盾太多了。不能够为了城市化、为了经济增长,把社会引出大问题,这是得不偿失的。要方方面面能分享经济的成果,这是可持续的。
  就是两难,我们在底下看也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管不了这么多,因为城市化机遇难得,这么好的投资,给一块地投资就来了,任何一地块发展都难得,我理解这些官员。还有一个口号叫拆出一个新世界,我管不了那么多。这就有代价了,城市化很好,社会和谐。另外一个倾向说,这么多矛盾算了吧,城市化慢一点,搞那么快干什么?叫停。叫停损失也很大,中国不管城里人、乡下人,加强集聚就会提高整个国民生产力,两头难。
  所以,我们整个这些年,就在问一个问号,能不能找到一个兼顾的办法?既抓住城市化机会,又把城市化带来的收入高速增长在整个城乡人民之间,有一个合理的分配。两头都抓住的可能性有还是没有?

  这样的难题就放在整个经济面前,这种难题要找出一个全国的解决方案很难。中国太大了,各地不平衡,根据中国过去的经验,凡是国家级的大难题,都是要在地方寻求突破,现在地方第一线试试看,做一点改革试验,试错了是一个局部,试成了慢慢推广到全国去,这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在这个问题上,全国进行了很多地方性试验,2006年2007年国务院批准了成都、重庆作为城乡统筹的改革试点,我们这个地方叫两型社会试验,其实也有类似的内涵。

  利用这个机会,着重介绍,北大有一个工作小组,这些年一直在研究成都的城乡统筹,我把调查当中学到的东西跟各位报告报告,其实很多做法,长沙也有自己的积累。在地方试验的基础之上,把里头成熟的做得通的东西,慢慢提炼出来,编成国家政策国家法律,然后推动整个面上的城乡,抓住城市化这个机会。

  成都简单讲做了几步:第一步是学沿海的。大家看沿海广东第一开放,长三角第二开放,长三角空间控制就比广东处理得好一点。广东开始急急忙忙,港资来了,来了就占一块地,珠江三角洲规划都成了水泥地,规划不是那么太理想。长三角好一点,尤其到了03年,长三角浙江、江苏上海就提出了三个集中,前期的发展太分散了,村村冒烟,三个集中就是工业要向工业区集中,也可以减少污染,也可以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效能,也可以节能。另外有利于工业在一起交流经验,传播信息,所以叫工业向工业区集中。农民向中心村庄集中,向城镇居住集中。因为农民不再是完全传统的农民,它的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很多农民靠打工的收入占据收入的很大一块,完全务农的农民这一块减少了,生产方式改革要求居住模式、生活模式做相应的调整。

  第二个集中叫农民的居住向中心村和城镇集中。第三个集中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一家一户八九块分散的土地,这是早年没有办法,糊口经济,非这样才行。但是现在有新的收入机会了,不一定要每个人同时兼农业,有些人可以出去打工,把地腾出来给别人种。这三个经验是长三角创造出来的经验,成都组团学习,学习之后有一个工作做得很好,农民要集中住,这个盖房的钱哪来?建一个新村,谁投资?不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空的口号。

  在03—07年,成都完成三个集中,下了很大的功夫。其中最成功的就是利用了国土政策当中的一个政策,叫做增减挂钩政策,针对刚才讲的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在扩大,城市也在扩大,城市扩大应该农村收缩。当时提出各地不要地吗?国土部有编出一个政策,你要地可以,城市土地要扩大,你要跟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你把农村建设用地占得那么多的,利用效率不高的减少,把它复垦为耕地,利用这个做了很多工作。

  08年成都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因为人的集中涉及到房子、土地、转手,完全政府主导下一个命令,定一个规划,搞不好就很容易伤害农民。所以08年补了一个重要的一课,这是长三角都没有系统提出来,确权,每个农户家里多少农地,多少耕地,多少宅基地,多少山林,先丈量,丈量完以后发证,发证以后就有法律主体确定,这是他的地,流转要以他为主体,不能上头怎么压下去,压下去看起来资源配置合理了,收入关系是不合理的。10年以后城乡全面要素对比,围绕这些年的经验做了一些研究,下面具体给各位介绍一下。
  第一,介绍一下什么叫挂钩政策。04年国务院的一个文件定的,简单的思路就是农村也在扩大,城市也在扩大,这是逆城市化政策。农村的那块地如果减少了,建设用地减少了,耕地扩大了,我就把这块建设用地的指标用到城市,简单讲就是这么一个政策,设计得非常好。但是这个政策是一个资源配置,里头没有主体。是谁跟谁挂钩?谁当主体?用什么形式?含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都是北京制定的政策,要用地方的时间来丰富。

  我先把这个故事给大家看看,比如这是一个传统村庄,很多农户占了很多建设用地,宅基地,不能种庄稼,也不能耕地,做一个规划,设一个新区,一定要以规划为前提,在这片农村建一个新的中心村,设计以后,原来的占地是50亩,现在的地要密一点,高一点,两层两层半,适应农民的要求,把农民传统的居住模式要节约一点,咱们两型社会有一个节约利用土地的含义。规划好了以后,跟农民去谈,怎么谈呢?原来有多大地,到新的地方原来的地怎么折价,原来的房怎么折价,自己补多少钱,谈好一户签一户合同,建新房,建了新房把老房拆掉搬过去,拆旧建新,然后一户户谈一定要农民同意的,同意好了以后,旧房子拆掉住到新区去,老房子拆掉复垦,绿颜色变成耕地,剩下两户不同意,就同意农民的意见,不愿意搬就住在老的宅子。同意的50亩里头有48亩同意,新占地多少?20亩地。
  星星是分散的,月亮是集中的。48亩减去20亩,等于增加了28亩耕地。这28亩原来是盖的房子,农民破破烂烂的房子,盖房是权利,现在好,把权利抽出来,抽出来以后调到城市用。这28亩新增的实际上是一个指标,怎么用?这是一个简单的讲法。都是中心城市贵,外圈便宜点,再外圈更便宜。最内圈500万,成都最贵的达到上亿的拍卖,现在手里28亩指标就找地方落,落到贵的地方,这个指标不就可以释放一个千里吗?落到最贵的圈,底下的地原来是农地,把这块农地移到地价低的地方去,把建设用地移到地价高的地方来,这个做法实在妙不可言。

  原来农民自己怎么搬得动?盖新房要钱,城市有个地价成长,只要拿出一个零头,农村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又不是无偿解决问题。这里头提出了一个新的学问,就是重新配置位置,不是配置土地。农业文明的土地和工业文明的土地是两种不同的土地观,城市文明重视的是位置,可以移动这个位置。建设用地本身就是一个有市场价值的权力,物理上看怎么把农民的地移到城里来,移不动?经过我们这套操作,增减挂钩就可以移过来。你把房子搬到新的地方去,新的地方房子投资怎么来?就是利用两地差价来,一复垦这块地变成耕地。这是我访问成都的时候,拍下的新村,就是月亮对不对?叫做羊安镇仁和新社区,跟农民签合同选房。后来不同意的农民都后悔了,开始不相信这样的好事情,当地真建成100多户住到一起,又热闹,基础设施又比原来好多了,有下水道,第二期农民就积极了,要求参加。然后你看成是文明就下乡了,过去农民盖房子哪有用工程师、哪有设计?很多房子十几年就烂了。现在的房子设计院参加进去、工程师参加进去,可以盖永久性的建筑,不要种地种十年盖个房。

  这是村大队支部书记,他主导了这个新村建设,叫雍长清,名片上面是法人、董事长,原来的村庄复垦了。这是新的农民的小区,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修了养老院,很多孤寡老人,孤寡老人怎么办?谁管?占的地不少,进入这个城乡挂钩以后,孤寡老人的地都变成资产,住上福利院。原来分散的宅基地,把权利腾出来了,地在农村,没拿走,不过变成耕地了,耕地的收入还归农民。这是一家一户签的合同,非常复杂的一个工作,老房子怎么算?你大我小我们家这块宅基地土改的时候就分来的,这里头的学问,我们很多大学生村官到了村里头,要弄清楚这些事情,那得研究生水平,不下功夫是搞不懂的,搞懂了之后就挖出了一个财富出来,这是复垦。我开始不知道什么叫复垦,农村这个房子投资进去,然后复垦,两三年就是好地,这个地好好种。

  这套做得很好,04—07年是全国增减挂钩面积最大的一个城市,但是三个集中当中也遇到了很多协调问题。因为我们做工作一层一层,对指标、对任务,目标责任制,基层干部就会粗糙一点,涉及房、涉及地,这是农民的命根,处理不好,三个集中当中也会伴随出一些新的矛盾。
  调查研究以后成都做了决定,农民为主怎么实现为主?自愿,怎么实现自愿?确权,这件事情是60年来没有完成的事情,中国农民不是拉美农民,经过承包到户是有资产的,有地有房,但是这个地和房边界不清楚,没有法律表达,城里居民有个房地产,就有一个证,这个证起什么作用?就是表明这个资源的法律归属。第二,因为归属很清楚,你就可以转手,转手资产就变资本,就可以增值。

  你不能转也不能抵押,农村哪有正规金融?金融部门说农村没有抵押过?有财产,关键是财产边界不清楚。早发现这个事情的地方干部,一直做农村工作,后来调到四川市做房管局的局长,一管城市发现城乡区别在这个地方,农村也有财产没有证,没有转让机制,城里的居民都有证,所以城乡统筹首先要权利平等,不能说城乡人民过的生活都不一样,权利得一样,确权。这个工作讲起来,好有意思。因为几十年没有理这头乱麻,最后发现县委工作组进去不行,处理不了问题。后来组建了长老会,实际上是村里头历年当过队长、支书的,老百姓威望高的选出来,选出村庄自理委员会,这个房子谁的,这块地谁的,谁承包的?没纠纷就通报,有纠纷,长老会议事,是村庄民主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创造。最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都没有意见了,报给县政府,没有疑义就办证。

  一个当地农民手里好几本证,宅基地证、农地承包证、山地承包证,这都是给大规模经济一个基础设施,确权反正我们是高度评价,这个东西是农民走上市场、农民变成城里人非常重要。到农村打工有证就不怕,因为权利就是你的财产,你可以在广东打工,然后处理自己的财产。这是土地证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土地承包长期不变,证上时间就写成了长期、长久,中央文件写的长久不变,写入到土地承包证里面去了。长久是什么意思?过去三十年哪年到哪年,长久是什么意思?支部书记回答说,长久就是你们如果不变,我们就不变了,这是了不得事情,这是重大的一个进步。

  再是土地实侧面积,地块,东到哪西到哪,房子到哪。这个做完下一步工作就来了。为什么?你有了权利就可以自主转让,正好发生地震,好多农家房子震踏,中央补贴每户两万,修不了房子,开始了三年回到永久性住房,后来是两年。这么多农户怎么重建?哪来资源?这是我们调查的一个村子,过去一点没有办法,后来发现很简单,村民出地,村里出钱联建,这个村有风景资源,清晨山后山,原来城里很多老太太、年轻人夏天就在那里住几个月,农民的房子比较差,城里人说能不能我来改造改造,我盖一个房行不行?过去的集资不行,联建就给了这个机会。

  地震一个月以后,成都市委市政府出了联建政策,联建要求外来投资方有权对农村的宅基地投资,但是有一条先要把农民的房子修好,修好他的再修你的,到底多大一块归他,多大一块归你,中间价怎么谈?你们俩谈,政府维持公道。高个子是本地农民,矮个子是成都人,姓邓,原来父母就是跑到那里消夏,一边是农民的房,再修一套他的房,土地证上写着使用权40年,为了这块地40年的使用权,帮农户投资盖房子花了多少钱,折成土地,一亩地164万,整个村庄引进1个亿的资金。这个事情如果没有这套政策,这个资源、这个潜力是释放不出来的。现在已经修成了非常漂亮的农村旅游的胜地——茶坪连锁。这是他修的农民集中的房子,所谓一对三十五,刚才是一对一的连接,后来是一家公司进去跟三十五户农民签,剩下的地搞乡村酒店,搞农村度假区,城乡都可以。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如果没有度假资源怎么办?你把土地指标腾出来,这是都江堰金陵二组的故事,图像是当地的队长,曾经到阿坝地区做过生意有点见识,知道有联建政策,有挂钩政策,78户人家,283亩土地,08年90%的房子损毁,腾地建一个房子,原来的土地复垦,跟国土部门交换灾后重建的投资,村民同意,最后是周围的组,其他生产队的都来参加,修成180户的新村,然后腾出的土地资源一共是150亩建设用地,40亩建新城,星星是150亩,节约了110亩土地,其中70多亩是按每亩15万的代价跟都江堰国土整建中心换来1100多万建一个新村,还有一地实地资产,震后修了一条公路,位置非常好,到成都土地交易所去举牌,让愿意投资的人来竞标,最后一亩四十年的使用权卖到44万,一共筹资1500万,整个村庄用土地的资源筹资2700万元人民币。

  大家看看这个村庄?这是我们去调查时拍到的,原来全震垮了,这是新的村庄。地震一年多一点就修成了,这是小卖部,这是茶馆,这是村民家里。这就是30多亩的湿地资产,城乡对流,过去农村的房子城里人怎么去?经过这一轮,以后年轻人到城里,老年人出来,双方的资产都可以增值。

  这里头一个关键的,我刚才讲到有一个成都交易所。土地无论指标还是生物资产,87年练就一套本事,可以用市场机制出价高者得,把这套用到集体用地建设上来,两个市场,可以把土地拿去拍卖,通过流转实现资产变成资本,实现增值,然后中间那个谈出来的价就是收入分配的比例。我们在那里搜集了几千个案例,联建的案例、合作建设的案例,农民自主开发的案例,统计看到农村通过土地可以获得很大一块收入。实际上就是分享城市化,而城市也不是无偿的支援农村,获得了城市发展的土地指标,城乡两利。

  这个事情在成都越看越有信心,不管国际市场上怎么风云变幻,这里头有多少的投资消费增长量?一个村庄重建,那个建筑、那个使用的材料、钢材、水泥、砖头带动一波经济增长。咱们世界第二位老是农村看去破破烂烂,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没法交代,城里人也不舒服,下去一看舒服吗?欧洲农村建那么漂亮是有投入。这次成都的改革,我们看到至少希望有,现在完成整套的已经是几万亩土地,一片一片来,按照正确的路走下去,城乡两并。当然遇到新问题是这波房地产调控,城市的地价受阻,发动机一受阻,怎么带农村?这是新的话题,最近在研究这些东西。

  但是总体来看,不管经济波动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有深厚根基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子。但是我在最后强调一次,城市化是中国未来增长的一个无可置疑的增长潜力的所在,但是真要把潜力挖出来,我们的体制、政策、观念、操作都要发生很大的改革。因为已有的现成的土地征地为中心的制度,如果不改革,城市化潜力是不能顺顺当当释放出来。十三届三十全会大体划了改革的路数出来,将来土地分两块,商业运用是一块制度,那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而且是要让国有土地进市场,集体土地也可以进市场,至于工业用途、国防的用途、救灾的用途,涉及到全国人民利益的用途,还要保留征地制度,但是那个征地要给予合理的补偿。

  我们的城市是商业文明,大量的土地用途是商业文明,要在这里头找到城乡人民和谐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一条新的路数,要把中国目前指标上看还比较落后的城市化率,在看得到将来有一个显著的提高,在这个过程当中,推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当然,成都这个看法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各种担心,这些担心都有道理。咱们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状况下,很多基层干部的权利监督平衡还不够,不管上头多好的政策,也可能会胡来,农民的权利,有些地方发了证,是不是能保护自己的权利?除了党政要保护农民的权利,我们的法院系统、司法系统怎么能够介入到财产,保护财产防止侵权当中去,这里面有大量的课题。

    同时农民千家万户也会引来很多新的矛盾,对每一个户型,到每一个村庄去,讨论一个新的方案,参加讨论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很多新的观念会进去的一个过程,这里头有大量的课题值得研究。但是,也许我们的判断,搞了四年以后,带有我们的局限性。但是我们总的来说,对这个改革是高度的尊重,高度的赞赏,特别是以确权为基础,带动资产的流动、集聚、资本升值,让城乡人民分享,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下一波强有力的增长。我们把这个定义为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极。

    (本文是周其仁教授在潇湘晨报年度财经会讲上的演讲 未经本人审阅)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1-28 11:12:2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 Attachment

中日的生活水平差距无法想像

留日博士

2011-8-27

    对于我们的近邻--日本,在我的印象里除了参拜神社,就是经济停滞不前,等等。真实的日本是这样的吗? 最广大的日本人民生活水平到底怎么样呢? 看看去过日本并生活过的人是怎么说的把。

    先总的来说把,日本在下列领域掌握着领先技术。

    超导技术:`日本开始研究超导新干线,预计时速将到达500公里。实力公司包括:日立,东芝,日本车辆,三菱重工等。

    材料技术:NEC,东芝,日立,古河电工,神户制铁所,住友电工,东京电力,等等;

    纳米技术:高速通信技术,NEC,日立;

    下一代DVD技术:SONY;东芝;下下一代DVD技术:日立;

    平面显示屏技术:佳能,SONY,双叶电子;

    硅技术:东京微电子,尼康;MEMS:三菱电机,夏普,松下;宇宙:石川岛播磨重工;川崎重工,三菱重工;东芝,NEC,三菱电机;

     在传统行业领域,世界现状大致如下:

    钢铁:第一名是卢森堡的公司,第二荷兰公司,第三名是新日本制铁;第四名是JFE制铁(日本);中国的宝钢排在第六位(与日本合资);

    化学:三菱化学排在第五位。前四名是美国和德国瓜分;旭化成第九位。

    汽车:GM暂时排在第一,估计会被第二位的丰田超过;日产第8;本田第九;

    家用电器:前十五名被日本包揽:松下,日立,东芝,夏普,三菱电机是前五名;

    半导体:日立和三菱合资的半导体公司排第四位,英特尔高居榜首;

    通信领域:NTT独占鳌头。

    一般认为,新技术 从研究到成熟是一个阶段,从成熟到应用是第二阶段。第二个阶段的时间10-15年。换句话说,如果现在想应用一项新技术,它必须在10 年之前就已经成熟了,否则不能应用。日本正在计划建设超导新干线,也就是说,他的超导方面的研究,在十年前就已经成熟了。

    日本在某些领域 面对的强大对手依然是美国。偶尔有某些欧洲老牌公司在销售额方面领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成为日本的对手,因为中国无论在传统领域还是在新技术方面,都不值得一提。上述所有行业,以前15名为基准,只能看到一个中国公司的名字:宝钢,还是采用日本的技术的合资企业。

普通日本人的吃-学-住-医

    我在日本生活十多年,博士毕业 收入比日本人略高,和普通日本人的生活基本一样。可以客观的介绍普通日本人的吃学住医等,也就是 他们现在的生活,教育,住房,医疗事情。

    首先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在日本打工几年省吃俭用回国的人 过的不是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他们的观感有一定的片面性,二是请大家心平气和的看这篇介绍,做到知己知彼,思考怎样学习改变。

    1.收入与购买力

    日本人固定月工资一般可以简单的计算,大约多少岁每月就可以挣多少万日元,例如30岁拿30万日元,50岁拿50万日元,再加上夏季和年终的两次共2-5个月的奖金。所以30岁年收一般是450万日元,40岁年收 600万日元,以上是税后收入,低于这个数的是混的不好,高于这个数的是事业有成。

    税收及保险等等一般占10-20%,都在工资里扣过了 由公司或银行直接缴纳给相关部门。这个夏季奖和年终奖很重要,临时工没有,只有正式职工有,在一个公司干的越长越高,买房买车等基本都靠它。临时工工资 一般是 700-1000日元/小时,一天工作八小时 每月26天工作 约16万6400日元/月。

    日元/人民币汇率 变动较大,但一般可按1万日元合700人民币计算。(还有个最粗略的计算方法 就是100美元=1000元=10000日元)。日本现在到处都有百元店,日常用品成千上万种什么都是100日元,也就是人民币7块,在中国要卖10多元的东西如卷尺,工具等等 在那里也是100日元。超级市场里的蔬菜水果等 也都是一个或一把100日元。10个鸡蛋10日元、10斤大米一千日元的特例除外,100日元的购买力 和1-7元人民币的购买力基本相等,也就是说 在中国1-7元可以买到的东西 在日本都可以用100日元买到。

    月购买力 如以“月工资/物价”=7元或100日元可以买到东西的件数来计:

中国——月工资/物价=1500元/7元=214件,
日本——30岁工人的=30万日元/100日元=3000件;
日购买力 以“月购买力/30天”计:
中国——214件/30 天=7件/天,
日本——3000件/30天=100件/天。

     反过来理解 即物价/工资比:就是中国物价一天工资能买7件,日本一天工资可以买100件。除了新鲜蔬菜外 购物都是全家开车去,水果,啤酒,零食等等都是各样一箱,到百元店也是一大筐才几千日元。东西太便宜了,我们搬一次家就得给出、扔掉几箱东西。从前辈留学生或日本友人那里 我们经常得到物资捐助,毕业工作后 我们经常给出东西,包括彩电冰箱空调电子琴汽车计算机等等。

    其他国家也基本这样,刚去 是别人给你东西,几年后 你给别人东西。我爱好旅游,去过许多国家,不论是东南亚印度还是欧美澳,客观的比较物价/工资,中国的物价/工资比是世界最贵的。你只需算一个月工资能买多少东西 就足够比较了。

    2.教育

    我孩子在日本出生长大,我在那里博士毕业,所以对小孩出生到博士毕业的整个过程的所有花费 有切身经历。怀上小孩政府就开始发给营养费,每天给你家送牛奶。出生时直接到市政府领取30万日元交医院费,再买所有婴儿用品后,还剩几万。幼儿园 满1个月就可以送进去,政府的公办幼儿园 费用大约是1-3万日元/月,私立幼儿园 费用大约是公办的2倍以上。幼儿园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收入少的可以申请少交或不交。

    小学到初中 学费为零,花费就是每天中午的午餐费 约3000日元/月,一年给学校的所有交费 就是3万日元左右,相当于3天工资。一次从一个城市搬家到另一个城市,因为教科书不一样,那个学年的所有课本又领了一套。

    高中开始不是义务教育,学费大概是10多万日元,一年花费20万 打住了就是不到1个月工资。

     私立大学 学费约100万日元/年,国立大学 学费约50万日元/年,有各种奖学金 助学贷款等等。

    从幼儿园到大学 几乎都可以申请费用减免,我作为留学生 给孩子和我自己上学 都是申请的半费减免。

    3.住房

     日本的住房很贵,不过除了东京特别贵以外,其他城市都还可以,是东京房价的1/2以下。普通3口之家 住旧房3-5万日元/月,我在中等城市 住两层别墅,前有花园 后有菜园,月租7万日元。

    普通工人 按揭买房子月交3-5万日元 计20年的很多,也就是住了干了几十年房子就是自己的了。普通30岁的白领30万/月 或450万/年的,十年工资能买套房,不过因为按揭消费有税控除(即免税)的优惠,大部分都按揭。税控除 就是你的所有买房、买车、看病等等的花费都控除后 只有剩下的收入计税。

    顺便谈一下车子

    一般大学生 大学一年级暑假学完车 就买辆旧车,5-10万日元。我的Honda车是同学给的,零元,他考上研究生 家里120多万日元给买了辆新Corolla,大学生刚毕业 工作买的车一般都是这个档次(Corolla, Vios)和价位(80-150万日元)。也就是说 大学生打工一个月可以买辆旧车;工作了 借家长的奖金(2-5个月工资)可以买辆新车。我的Honda在第11年卖给回收厂,负5000元。开了8年的日产蓝鸟 卖了2万日元。

    有车还得说油,2006年4月 中国汽油4.6元/升,都以人民币计:美国汽油4.8元/升,澳洲汽油3.1元/升,日本汽油6.3元/升,印度汽油2.7元/升;油价每天变化不太精确,但是误差不会超出正负1元。在国外一天工资 可以买100多升汽油,在中国一天工资 只可以买10升汽油。

    4.医疗

    日本医疗的最大特点 就是所有人都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健康保险分3等级,分别是老板级,普通级和家属级,自己开公司或收入特别高的 属老板级,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级,没工作的家属和儿童从家长的工资里缴,从成年起必须独立缴纳。一个月约几千-几万日元,主要按收入多少缴纳,直接从工资扣走,我从来没有操心过,忘了具体数,也许是5%左右。看病都得带国民健康保险证,医疗费 个人交10-20%,保险里出80-90%,太高了比如超过工资的几倍了 还可以申请减免。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差别 比你我想象的要大的多,达到小康水平 还需要我们认真刻苦不懈的努力,二战后人家埋头苦干了几十年,我们斗了几十年。我带中国中学生十几人到日本 转了两星期,回来后我说 你们要好好学习努力缩短50年差距的重任 就落在你们肩上了。学生说是100年的差距,他们的任务太艰巨了。那天晚上我心里流泪了。然后,我回国了。

    还有一点 是我们社会缺少的信用。日本的社会风气是 不讲信用的人,很难在社会上生存。在我们的社会,信用是分文不值的。即使受过良好的教育的人也是将钱看的比信用重。

    过去20多年特别是最近10多年中,中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日本却陷于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泥潭。面对中国蒸蒸日上,日本似乎走下坡路的趋势,某些人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一个“幻觉”:中国即将超越日本。在日本,有人炮制有人相信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中国,一些热血青年,亦正日益表现得对日本满不在乎。

    在我的经济学同行中,甚至也出现了高看中国 轻看日本的倾向。有段时间,北京盛传着一个笑话,说将来全球只要有三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懂中国经济的。至于日本,回答是轻蔑的一笑:日本,哈哈,日本可以不用管它了!

    这实在是无稽之谈!10倍,物价降一半的生活就是先进国家目前的生活。

    中国正在快速崛起。这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从诸多指标看,中日两国的差距 依然十分悬殊,在许多方面 中国要赶上日本,不仅非常遥远 而且困难重重。中日两国的差距,中国真正的状况值得国人警省,而不能再陷于自欺欺人的幻觉之中 不可自拨。让我们先来看基本数据。

    中国的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日本的国土面积是37.8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中国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从版图和人口数量而言,中国的确是大中国,日本的确是小日本。但是,两国的经济总量 却掉了个个。2003年,按世界银行2004年《全球发展指标》统计,中国的GDP:116898亿人民币,合美元1.4 万亿美元,屈居全球第七位。日本的GDP却高达4.3万亿 汇率折算的经济总量比较中 难免有误差的成分。然而,改以购买力平价 或真实比价计算,大多数的统计结果表明,中日之间经济总量 仍相差1-2倍。

    中国近年来崛起的步伐不算慢。然而,在战后的第一个1/4世纪,日本即轻松成为全球第二号发达国家。而中国,尽管经历了过去20多年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长,GDP总量仍在全球排第六、第七的位置,并且以诸多指标衡量,根本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日本的经济实力 既表现在国内,也表现在海外。中国近年来 以引进外资多多为傲,然而日本却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达到 3.2万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全部GDP的2.3倍,其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总额为1.3万多亿美元,与中国的GDP相当(唐淳风,2001)。如此强大的一个隐形的“海外日本”,足令开放了20年如今才雄心百倍 喊着口号、迈着步伐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汗颜!

经济结构比较

    1999年,日本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2 : 36 : 62,早已是明显的“后工业社会”。1975年,日本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率首次超过50%,标志着日本早在 70 年代 就逐步进入了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相比之下,2003年,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是14.7 : 53 : 32.3,中国甚至没有完成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

    按国家统计局的工业化定义,一个国家工业化全部实现的标志:一是农业产值在15%以下,这条线中国可以说刚刚跨过;二是农业就业在20%以下,中国目前仍高达50%,可以说还远远不够线;三是城镇人口比重须在60%以上,中国目前大概只有40%,亦有很远的距离。

    日本的城市化水平是多少呢?1950年日本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8%,大概与今天的中国相当,而今天的日本人大部分都居住在城市。

    2003年,中国重工业增长超过轻工业4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投资开始进入旺盛期。举国上下为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欢欣鼓舞不已。然而,中国人很少知道,早在1955年日本就进入到了重化工业的高度加工阶段,并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经济过渡。仅从工业结构上看,中国大约只相当于日本40 年前的水平。

    中国目前的增长动力 主要是来自于“世界工厂”的牵引。据笔者的测算,2003年中国工业增长对GDP的贡献高达63%。然而,从制造业总量看,2003 年日本是9111亿美元,中国为3825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2.4倍。显然,中国远称不上“世界工厂”,日本却是名符其实的国际制造业中心。

    按过去的赶超速度,在“世界工厂”的道路上,中国要赶上日本至少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而且接下来会越走越艰难,能源问题、环保问题、劳工问题、市场问题都会困扰中国。

    日本的人均资源也很贫乏,但日本人懂得通过优秀的加工而扬长避短。1955年至1975年是日本增长最快的时期,日本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比重从 81.4%上升到96.0%,而矿业从10.1%下降到0.62%,电力、煤气、供水等基础产业从7.74%下降到3.38%。中国也是人均资源不丰富的国家,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廉价出卖资源。以2000年为证,中国资源型产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高达54.5%,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占轻工业的 62.0%,采掘和原料工业 占重工业的50.5%。

    中国现在开始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这方面,日本比中国先进得多。以单位能源每千克油当量的使用 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计,中国大约是0.7美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而日本同样能源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 10.5美元,为全球之冠,约相当于中国的15倍。

    同样的资源和能源,日本人竟创造出比中国高出15倍的产值来?中国人又喜欢高谈“老子”,讲“天人合一”,可是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珍惜 何尝比得上日本?!

    但是中国要支援世界革命,过去支援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大多被重重地掴了嘴巴;后来又支援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使几十万中国侨民丧生;支援印尼共产党推翻印尼政权,使印尼华侨遭大难;心里支持穆巴拉克、卡扎菲,实在不能大胆明说,但是又都倒台了,奈何!天不助“我”乎!

 

 

 



发件人:"yhytrans" <yhytrans@163.com> 2011-12-22 20:29:49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中国遵守世贸组织协议的情况

----美国贸易代表2011年向国会提出的报告

尹宏毅 译

    美国贸易代表于2011年12月向国会提交了《2011年向国会提出的中国遵守世贸组织协议情况的报告》,摘要如下:

概述

    中国于10年前的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加入的条件要求中国逐步履行多项具体的承诺,在2006年12月11日以前,即5年前分阶段履行重要的承诺。目前,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新的世贸组织成员国。实际上,中国已经被证明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个主要的受益者。因此,美国等世贸组织成员国一直认为,中国作为世贸组织体系的一个成熟的参与者负有充分的责任,着重强调中国必须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

概览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领导人采取了许多给人印象深刻的措施来履行一系列全面的承诺。中国降低了关税,取消了剥夺国民待遇和从其它世贸组织成员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的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权的非关税壁垒,合法地改善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增强了透明度。这些措施毫无疑问地加深了中国与国际贸易体系的融合,加强了中国的法治和中国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也显著地扩展了。

    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中贸易给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为美国企业、工人、农场主和服务供应商提供了许多大好机遇,并为美国的消费者提供了大量买得起的产品。事实上,自2001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大约增加了380%,从2001年190亿美元的总额增加到2010年的920亿美元,从而使中国成为美国除北美洲以外的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中国也是美国服务业的一个相当大的市场。2010年,美国对华提供的私人商业服务总计210亿美元。2009年,通过美国在华投资的大多数公司提供的服务总计230亿美元。这是可以提供数据的最近1年。2011年,美中商品和服务贸易继续以健康的速度增长。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目前所形成的总的情况仍然很复杂,因为5年来,中国在加强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干预方面出现了带来麻烦的趋势。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地可以追踪到中国实行依赖造成贸易扭曲的政府行动来发展或者保护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内产业的产业政策。事实上近几年,中国看来正在更加积极地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继续朝着原先推动其谋求加入世贸组织的经济改革目标前进。

    2006年以后,由于中国在进一步实施市场自由化方面的进展开始放慢,所以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和做法越来越使人担心,中国尚未充分地积极接受世贸组织有关市场准入、非歧视和透明度的重要原则。类似地,在一些情况下,中国的决策者并不赏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经过认真谈判达成的条件。这些条件的目的在于带来造成贸易扭曲的政府政策的大幅度减少。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各省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看法和做法方面的分歧也阻碍了经济改革。中国在全面实施法治方面的困难则使这种情况加重。

    2011年,干预主义的政策和做法的普遍性,加上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巨大作用,继续引起美国的利益攸关方的严重关切。主要问题包括中国国内的创新政策、知识产权执法方面的严重问题,以及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方面行动缓慢,还有市场准入方面继续存在障碍,以及中国经济的若干部门中存在的对外国企业的歧视。

    在过去1年中,美国与中国进行了双边合作,试图解决这些担忧。虽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是许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美国在表达自己的一种看法方面很坦率,这就是双方今后需要加倍努力。在不可能取得进展的一些情况下,美国正在寻求通过世贸组织解决其担忧。

    展望未来,对中国来说的重要工作包括必须减少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统一遵守非歧视和透明度等根本原则,充分积极地实施法治,充分实现市场机制的制度化。完成这项工作对于实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带来的巨大潜力至为重要。这种潜力包括贸易与投资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经济的繁荣。这些要素在一个兴旺发展的、均衡的全球贸易体系中是可能的。

    2011年的事态发展

    回顾2011年,行政当局努力增加美国从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中获得的好处,通过注重所有接触水平上的重视结果的对话,同时采取具体措施维护美国在中国的行动引起担忧的情况下按照世贸组织体制所享有的权利。在双边关系方面,1年来,美中两国谋求举行多次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议和对话,包括工作组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美中商务和贸易联合委员会所举行的高层会议。美中两国于2011年5月举行了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三次会议,并于2011年11月举行了美中商务与贸易联合委员会第22次会议。美国一直利用所有这些渠道在贸易和经济事务方面与中国领导人保持接触,并寻求解决一些紧迫的贸易问题。

    2011年,双方通过2011年1月胡主席访问华盛顿期间进行的谈判和2011年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美中商务与贸易联合委员会进程,在以下重要的贸易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中国建立了由副总理领导的一个新的、永久性的知识产权执法机构。该机构将会使知识产权的执法工作的政府协调大大改善,并获得更好的实际成果。

     中国承诺增加资源投入和进一步努力提高政府的软件合法化计划的效力,并进一步致力于提倡获得专利许可证的软件在企业中的使用。中国承诺断绝中国的创新政策和政府的采购偏好之间的联系,包括通过取消所有国内创新的政府采购价目表和颁布国务院的一项措施,规定在2011年12月1日以前,各省和地方政府必须取消与这项脱钩承诺不一致的任何政策。

    中国证实,它不会要求外国汽车制造厂家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也不会要求它们创建中国品牌,以便在中国投资和销售电力车辆。

    中国还证实,外国投资的企业在平等基础上有资格获得补贴,并参加电气车辆的其他刺激计划。

    中国承诺将在中国的战略新兴产业,包括高端设备制造、节约能源和环境友好型技术、生物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替代性能源、先进材料以及新能源车辆等方面,为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所有公司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中国承诺积极研究和推进向外国投资的保险公司开放强制性的第三方责任汽车保险市场。

    中国承诺于2011年颁布一项措施,以实施一项规定,即所有拟议中的与贸易和经济相关的行政管理法规和部门规则都必须在中国国务院网站上公布,其公开评论期不得少于30天。

     同时,在许多领域中,重大而持续不断的挑战依然存在。因此,美国将继续谋求在各个领域中进行讨论。这些领域包括投资、创新、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尤其因为它们与国有企业相关)、农业、标准的制订、有关遵守情况的评估程序、金融服务、电信、快递服务、医药和医疗设备等。

    在执法方面,一年来,美国采取了一项强有力的议程,提出了控告中国的两项世贸组织新的重要案件,同时继续就其他案件提出诉讼。新的案件之一挑战了中国对进口美国鸡肉产品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认为这看来不符合世贸组织的根本义务。另一项新的世贸组织案件已经取得成功,因为中国对美国的诉讼做出的反应是取消了看来与对在中国制造风力涡轮机过程中使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而不是进口——相联系的大量补贴。前几年遗留的案件包括质疑中国树立一个全国冠军,作为在中国处理大多数信用卡和借记卡交易所需的电子支付服务的独家供应商。这项政策把美国的供应商排除在市场之外。美国还继续质疑中国企图利用其贸易补救法律来阻止进口美国制造的晶粒取向电工钢块。这些产品用于发电工业。另外一个遗留的案件已经接近结案,涉及普遍质疑中国限制出口对美国的钢铁、铝和化工行业至关重要的集中原材料。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还成功地就中国在世贸组织质疑美国实行有关从中国进口轮胎的专门针对中国的保障措施进行辩护。

    重点问题

    目前,对美国和美国的利益攸关者来说,在中国履行世贸组织成员国义务的做法方面,几个具体的领域引起特别的关注。其中每个领域的主要关注概述如下。

    知识产权

     自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建立了旨在按照关于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方面的世贸组织协议的规定维护国内外权利持有者的知识产权的一项法律和法规框架。然而,在进一步改善中国有关互联网的版权保护的措施,以及矫正中国的知识产权刑事执法措施方面的持续存在的缺陷等领域中,仍然需要对中国的法律框架做出一些十分重要的修改。
同时,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和法规的有效执法仍然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尽管中国一再打击盗版活动,中国的法庭上的知识产权民事诉讼案件也越来越多,但是造假和盗版活动仍然保持在人们无法接受的水平上,并继续在许多经济部门中对美国企业造成严重损害。事实上,在2011年5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估计,由于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所以2009年,美国企业所遭受的销售额、专利权使用费和许可证收费方面的损失总计480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同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690亿美元货物价值的2/3以上。

     2011年,由于美国贸易代表的年度301特别报告再次把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名单,所以美国继续设法与中国合作,以改善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体制。在美国贸易代表2011年公布的第一次有关臭名昭著的市场的非周期的评估中,中国的市场处于显著位置。这项评估确认了作为全球打击盗版和假冒方面的重要挑战典型的互联网市场和实体市场。在公布中国的头号重要市场之后,百度网站与录制行业中的美国和国际的知识产权持有者达成了一项确定先例的许可证协议,以遏制非法音乐下载。

    由于在有效的知识产权执法方面,中国的利益不断增多,其明证就是它努力开发创新型产业和技术,所以各种美国政府机构也于2011年与中国方面举行了多次双边讨论。虽然取得了真实的进展,但是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如前所述,2011年11月,美国利用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进程来确保了中国建立一个高级别的中央政府执法结构。该机构实质上使中国2010年的知识产权专项行动所采用的副总理领导的高效机构永久化。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中国还承诺采取经过修改的法律措施来改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执法行动,并确保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评估包括对其知识产权执法工作的评价。

    通过2011年1月胡主席访问华盛顿、2011年5月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和2011年11月举行美中商贸联委会会议,美国还对中国施压,迫使其加强其软件合法化的努力。在今年早些时候就实施与加强审计和视察所做的重要的基本承诺基础上,美国获得了中国在美中商贸联委会上的重要承诺,其中包括副总理级别的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增加用于软件审计检查的资源,以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扩大这项工作的范围,提高其效率和准确性。此外,中国还同意实施若干企业软件正版化试点项目,并公布有关项目的进展情况的报告。

     2012年,美国将继续与美国产业界密切合作,不仅在华盛顿,而且在北京投入相当多的工作人员和资源来应对知识产权领域中的诸多挑战。美国还将谋求加强其与中国的双边接触,以图大幅度降低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程度。与此同时,如上所述,当双边讨论被证明不能解决重要问题的时候,美国仍然准备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其它类型的行动,包括在适当情况下通过世贸组织解决争端,因为中国制订高效的、遵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的知识产权执法制度很重要。

     产业政策

    中国在2011年继续推行产业政策,寻求对进口商品、外国制造商和外国服务供应商的市场准入加以限制,同时提供大量的政府资源支持中国的产业。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国有企业,以及企图沿着经济价值链攀升的其他得到青睐的公司。

    2011年,旨在促进??“国内创新”的政策仍然是中国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引起全球范围的极大关注。在2010年12月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2011年1月胡主席访问华盛顿、2011年5月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和2011年11月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期间中国做出的重要承诺相互结合,在取消中国政府所有级别上的国内创新政策与政府采购偏好之间的联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2011年11月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上采取的最新措施具体地狠抓了确保所有地方政府一级上的尚未采取的措施都立即停止。一项重要措施是,中国同意颁布国务院的一项措施,命令各省和地方政府2011年12月1日以前取消任何剩余的联系。这项重大改革现在需要与消除一系列在政府采购范围之外扩散的歧视性的国内创新偏好相匹配。

     此外,中国继续实行出口配额、出口许可证方面的限制措施、最低出口价格、出口关税等出口限制规定,限制一些原材料投入,如果中国在这些方面享有作为世界上主要的生产国之一的优势的话。通过这些出口限制,中国看来能够为中国的范围广泛的下游生产商提供相当大的经济优势,而牺牲外国下游生产商的利益,同时为这些外国下游生产商将其业务和技术转移到中国创造激励因素。

    如上所述,美国的反应是于2009年在世贸组织提出一项诉讼,质疑中国对关系到美国钢铁、铝和化工产业的切身利益的9种原材料投入保持的出口限制。2010年,中国对稀土——用于范围广泛的先进技术,包括各种环保技术的一批重要的原材料投入——实行的出口限制开始在中国的贸易伙伴当中引起更大的关注,因为中国大幅减少了出口配额,并采取了对中国供应的稳定性造成不确定的其它行动。美国对中国施压,迫使其取消对稀土的出口限制,包括最近通过在2011年11月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上进行的高层接触。但是迄今为止,中国一直不愿意改变其政策。展望未来,美国将继续谋求在这一问题上与中国积极接触,并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包括在适当情况下利用世贸组织机制。

    中国继续对国内产业提供一系列造成损害的补贴。其中一些补贴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看来是被禁止的。美国不仅通过商务部采取的反补贴税法律程序,而且通过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法律程序解决了这些补贴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尚未向世贸组织提交有关中央、各省和地方政府所保持补贴的完整的和最新的通知。2011年,美国在这一领域中继续对中国施压,包括通过采取异常措施,提交有关中国的200项未经报告的补贴计划的一项抗辩通知。

    正如前几年一样,2011年,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提高或者降低为出口提供的增值税退税来管理许多主要的、中间和下游产品的出口。此外,中国有时通过实行或者取消出口关税来加强自己的目标。这些做法在全球市场上对一些产品,特别是下游产品,譬如钢材、铝和纯碱——中国在这方面是世界上主要的生产国或出口国——造成很大的破坏、不确定性和不公平。中国的许多贸易伙伴的国内产业都继续要求本国政府实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等贸易补救措施,从而对这些以及其它造成贸易扭曲的做法的影响做出反应。

     同时,在标准方面,中国在一些情况下对谋求参与标准制订过程、以便为自己的技术或者知识产权按照有利的条件办理许可证的外国公司施压。中国还继续在已经存在国际标准的一些高科技领域中实行独特的国家标准。到目前为止,双边接触已经带来了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的缓慢的进展。

     在政府采购领域中,美国的接触促使中国在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和向美国等缔约国开放自己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的承诺方面采取一些具体的步骤。2011年12月,继在2010年12月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和2011年1月胡主席访问华盛顿时所做出的承诺,中国提出了一项经过修改的建议,建议的范围第一次包括了一些中央一级以下的实体。然而,中国的建议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不够的。展望未来,中国将需要大大地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建议的范围,以使之与政府采购协议的其它缔约国相当。

    中国还谋求通过一项限制性的投资体制来保护许多国内产业。除了通过中国的外国投资价目表实行的限制之外,中国还能够积极地通过其外国投资审查过程,尤其是在“支柱产业”中,利用根据指导外国并购的规则授予监管机构的、界定得很模糊的权力,对投资实行额外的限制。迄今为止,美国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双边接触并没有带来这些限制的放松。

     最后,2011年出现的一个严重问题涉及中国为了在开发尖端电气车辆技术并创立国内品牌、以便在全球市场上成功地竞争方面帮助中国的汽车企业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引起了人们对强行转让技术、研究与开发方面的规定、投资限制和对外国品牌与进口车辆的歧视性待遇的严重关切。通过2011年11月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美国争取到中国对消除其中许多关切的承诺,尽管还有更多的工作有待完成。
2012年,美国将继续进行积极的和范围更大的双边接触,以解决中国的许多产业政策措施方面依然存在的严重分歧。美国还将继续谋求中国取消对原材料投入的出口限制,不仅通过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而且通过双边接触来做到这一点。

     贸易权利和分销服务

    在绝大部分行业中,中国已经履行了十分重要的承诺,即充分实现贸易权利(进口权与出口权)以及分销服务(批发、零售、直接销售和特许经营服务)的自由化,从而使许多美国公司能够在不利用中间人的情况下直接进口和出口货物,并建立自己在中国的分销网络。多年来,一些严重的限制依然存在,但2011年年底,美国依然抱有的许多关切即将得到解决,另外一些关切得到了深入的研究。

    正如以上所报告的那样,美国在世贸组织成功地挑战了中国在违背其有关贸易权利和分销服务的承诺的情况下,限制进口和分销版权密集型产品,譬如书籍、报纸、杂志、戏剧电影、DVD和音乐等。中国随后同意,于2011年取消这些限制。中国颁布了有关限制书籍、报纸、杂志、DVD和音乐等的几项经过修改的措施,取消了另外一些措施,从而采取了积极的举措。然而正如中国所承认,它并没有颁布解决戏剧电影问题的任何措施。相反,中国建议进行双边讨论。双方正在加紧讨论替代性解决方案。

    另一种悬而未决的问题涉及直销服务领域。虽然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直销商的一个重要市场,但是中国继续对外国直销商的商业经营实行毫无理由的限制,譬如做出过度繁琐的服务中心规定。展望未来,美国将继续敦促中国重新考虑这些很成问题的限制。

     农业

    2011年,美国的农产品在中国保持了强劲的销量。中国于2010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当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超过了170亿美元,相当于2002年水平的8倍以上。2011年头9个月,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同比增加了27%。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这种成功的是美国与中国的监管当局的持续不断的接触。

    与此同时,在世界上的主要农产品市场当中,中国仍然在最不透明和最不可预见之列,主要因为中国的监管当局对市场进行了选择性干预。正如过去几年一样,中国的海关和检疫机构所采取的似乎是反复无常的做法可能会使对华农产品出口推迟或停止。此外,涉及看来是科学依据可疑的动植物检疫及检疫处理(SPS)措施和一项普遍缺乏透明度的监管体制经常困扰着农产品交易商。他们需要尽可能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以保持利润率和降低与农产品贸易相关的已经相当大的风险。

     2011年,中国的监管当局所采取的令人担忧的做法的主要对象是家禽、猪肉和牛肉产品。美国这些产品的出口的预期增长再一次未能实现。尤其是,在美国的牛肉和牛肉制品根据国际科学准则已经被宣布为可以安全地买卖4年多以后,中国继续阻止进口这些产品。中国还继续维持了几项毫无理由的国家一级的有关家禽的禽流感进口禁令。此外,中国继续保持了对生肉和家禽的过度严格的病原体和残留物标准。

    2012年,美国将继续敦促中国解除对进口美国牛肉和禽类产品的限制。美国还将继续与中国进行积极的双边接触,并在适当的情况下采取其它行动,以便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服务业

     2011年美国在对华服务业贸易方面继续享有相当大的顺差。美国在华的服务业供应商的市场仍然很有希望。这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按照其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分阶段实现的市场开放,以及美国与中国的各种监管机构的全面接触。

    与此同时,2011年,在一系列服务业部门中依然存在着种种挑战。像往年一样,中国的监管机构继续利用歧视性的监管程序、对进口的非正式的禁令、过度繁琐的许可证办理和经营规定等手段来阻止美国供应商在银行业、保险、快递、电信和法律等服务方面的经营,迫使其无法取得反映出自己在中国的充分的市场潜力的成功。中国还继续毫无理由地限制外国公司,譬如美国的主要信用卡公司。这些公司向银行和发行或者接受信用卡及借记卡的其它公司提供电子支付服务。如上所述,美国于2010年9月在世贸组织提出了一项诉讼,以确保取消这些限制。

    2012年,美国将继续在悬而未决的服务业问题上与中国保持接触,并密切监视事态的发展,以图确保中国充分遵守入世承诺。

     透明度

    中国的入世协议所反映出的世贸组织协议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透明度。透明度使市场能够有效运作,减少官员私下从事造成贸易扭曲的活动的机会。中国在许多方面的透明度承诺的都要求中国的政策实现深刻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在提高范围广泛的国家和各省当局在入世以后的透明度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然而,虽然中国同意在入世以后立即履行透明度方面的承诺,但是它看来仍然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如果它要全面落实其承诺的话。

    如上所述,中国承诺采用单一的官方刊物公布所有与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措施。2006年,中国最终采用了商务部管辖之下的单一的官方刊物。迄今为止,大多数,即使不是所有的政府机构都最起码在这份刊物上公布自己的部分与贸易相关的措施。

    中国还承诺为实施与贸易相关的新的法律、法规等措施以前发表公开评论规定一个合理的时期。2008年,全国人大为法律草案实行了有关关注与评论的程序。中国在不久后表示,它还将公布与贸易和经济相关的拟议中的行政管理法规和部门规章,以便接受公众的评论。
这些措施表明,中国政府的许多官员越来越认识到,透明度的提高和利益攸关方以及公众的更多的投入有利于改善监管方面的实践和决策工作。自2008年以来,全国人大定期地公布法律草案,接受公众的评论。中国国务院也定期公布法规草案,接受公众评论。然而,中国的许多部并非始终坚持公布部门规章,接受公众的评论。

    在2011年5月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中国承诺将在2011年颁布一项措施来实施一项规定,就是在国务院的网站上公布与贸易和经济相关的所有拟议中的行政管理法规和部门规章,以便公众在不少于30天的期间加以评论。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尚未颁布所承诺的措施。

     同时,在入世10年以后,中国仍然没有出台与另外一项与透明度的重要承诺相关的任何措施。这就是中国同意用世贸组织的一种以上的语言(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提供其所有与贸易相关的法律和法规等措施的译本。中国的一些部有时提供其措施的英文译本,然而总体而言,中国在提供约定的译文方面的记录很差。

    美国将继续密切监视中国的进展,推动中国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步骤来提高透明度。

     未来一年

    2012年,行政当局将继续积极追求美国企业、工人、农场主、牧场主和服务供应商在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方面的更大利益。实现这些目标的工具包括保持接触的各个级别上的富于成果与注重成果的、以及双边和多边背景下上的对话、在可行的情况下进行新的规定方面的谈判,以及在适当情况下积极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行政当局还将继续与美国的利益攸关方密切磋商,以确保美国的政策和行动对他们有利。

    在双边关系方面,美国将继续谋求与中国进行一系列积极的正式和非正式会议与对话,包括举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商贸联委会所举办的高层会议,以及在中美商贸联委会工作组中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工作。美国还将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与中国保持接触。重要的目标将包括确保,中国在世贸组织所做的承诺所带来的好处充分地有利于美国等世贸组织成员国,美中贸易关系中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美国将继续特别注重减少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与此同时,正如美国一再重申,当对话无法成功地解决与世贸组织相关的问题的时候,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在适当情况下启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同样,美国将按照世贸组织法规,在美国利益受到来自中国的买卖不公平的和迅猛增加的进口损害的时候,继续严格执行美国的贸易补救法律。

    在今天的世界上,最重要的莫过于消除中国的市场壁垒和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利益攸关方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机会。展望未来,行政当局将继续专心致志地努力实现这些目标。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2-08 11:12:14 +0800 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 标题: PM10到PM2.5Fw:

    近日北京空气质量受到广泛关注,有市民改编毛泽东诗词嘲讽空气质量。

沁园春

    北京风光,千里朦胧,万里烟飘

    望环城内外,浓雾莽莽鸟巢上下,阴霾滔滔车舞长舌,飞机难降,欲上六环把车飙

    须晴日,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惜一罩掩面,白化妆了,唯露双眼难判风骚

    一代天骄,央视裤衩,只见后座不见腰尘入肺,有不要命者,来做早操


 

北京PM2.5污染物每年增加3到4倍

空气监测专家

2011-12-08

  郑渊洁说,第一要呼吁政府改变测量标准,改用PM2.5,第二就是每个人要从我做起,要绿色出行,减排低碳。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的空气质量标准已在不断提升,环保部门监测和公布的污染物项目最初是粒径在100微米以下的总悬浮颗粒物,后来改为10微米以下的可吸入颗粒物,即PM10。而就在今年11月1日,国家环保部发布了《环境空气PM10和PM2.5的测定重量法》,首度对PM2.5测定方法进行规范。11月16日号环保部通报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于当天起开始向全社会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最大调整是将PM2.5、臭氧8小时浓度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并收紧了PM10、氮氧化物等标准限值,但是新国标计划要到2016年才能得以实施。虽然环保部也建议有条件的地区2016年前可提前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标准。但是网友们仍然抱有疑问,相关准备工作需要五六年时间吗?这是否太慢了呢?

  王跃思说,其它城市发展中的城市,PM10还没完全治住,它的PM2.5只占PM10的30%到40%,环保就会走偏。所以地方政府部门目前还得要着重治理PM10,兼治PM2.5,因为PM10可以兼治PM2.5,如果只考虑PM2.5,那PM10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邵敏告诉记者,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从PM10到PM2.5也耗费多年,1971年美国首次发布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其中颗粒物标准是以总悬浮颗粒物为基准空气污染物。随后,美国于1987年废除总悬浮颗粒物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制定实施 PM10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根据大量的科学研究结果,1997年美国环保局制定发布PM2.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但是由于许多组织发出反对声音,认为实施成本过高,因此并未得到顺利实施。

  邵敏表示,当时碰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PM2.5没有很成熟的检测技术,另外一个问题是没有行之有效的控制技术。

  直到2006年,美国环保局收紧PM2.5的24小时平均浓度限值至35微克/立方米,并废除了PM10 的年平均浓度限值,这便是美国现在的PM2.5标准限值。在这期间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

  邵敏说,根据我国的气候带、人群、地形地貌,究竟PM10、PM2.5应该定到多少才合适,这是目前我国最短缺的部分。

  在王跃思看来,中国PM2.5标准的落后还不仅在技术、标准值,更重要的是在约束力上。比如中国现行的空气质量标准定于1996年,其中PM10的日均标准为150微克/立方米,表面上已和美国现行标准一样严格,但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平均每年最多只能有1天超标,否则就算不达标,超标地区需要提交改进方案并加以实施。而在我国的标准文件中,没类似的规定。

  半小时观察:大雾天气 PM2.5成罪魁祸首

  几场大雾下来,很多人惊呼,现在北京正有取代伦敦,成为雾都的趋势。但让人困惑的是,按照北京市环保部门公布的数据,现在的大气质量应该是好转而不是频繁出现雾霾天气。好在谜底已经揭开,原来雾霾的元凶是小于PM2.5的颗粒物,说空气质量逐步好转是因为我们制定的标准太低。公众的感觉和官方数据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如果不是得到普遍质疑,恐怕我们始终被蒙在鼓里。空气质量事关每个人的健康,我们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取发展,这个公式是否太过沉重?事实上让公众早一些知道真相,会促成大家群策群力共同改变空气质量。好在现在改变已经开始。尽管有人认为从2016年全面实施PM2.5的新标准过于缓慢,但毕竟是在进步,我们期待着早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2-01-04 10:31:48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损害记忆力的11种食物

     以下所提到的11种食物并不是一点都不能吃,只不过不要多吃,最好少吃或不吃,要掌握好一个度。

●泡泡糖:泡泡糖中的天然橡胶虽无毒,但制泡泡糖所用的一级白片胶是加了一定毒性的硫化促进剂、防老剂等添加剂,多吃对身体不利。

●鲜橙汁:橙汁中若加了糖会比汽水的热量还要高,建议吃原水果就好。

●皮 蛋:皮蛋含有一定量的铅,常食会引起人体铅中毒。铅中毒时的表现为失眠、贫血、好动、智力减退等。

●味 精:每人每日摄入味精量不应超过 6 ,摄入过多会使血液中谷氨酸的含量升高,限制了人体利用钙和镁,可引起短期的头痛、心慌、恶心等症状,对人体的生殖系统也有不良影响。

●臭豆腐:臭豆腐在发酵过程中极易被微生物污染,它还含有大量的挥发性盐基氮和硫化氢等。它还是分解蛋白质的腐败物质,对人体有害。

●葵花子:葵花子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多吃会消耗大量的胆碱,使体内脂肪代谢发生障碍,并使大量脂肪积聚于肝脏,会严重影响肝细胞的功能。

●猪 肝:每公斤猪肝含胆固醇达400毫克以上,摄入胆固醇太多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故猪肝一次不宜吃太多。

●腌 菜:长期吃腌菜会引起钠、水在体内滞留,从而增加患心脏病的机会。另外,腌菜含有亚硝酸胺这种致癌物质,久吃易诱发癌症。

●爆米花:爆米花中含铅量高达10毫克/ 500克左右,对人体(特别是对儿童)的造血系统、神经和消化系统都有害。打开热气腾腾的爆米花袋子,浓浓的奶油香味总让人垂涎欲滴。但您知道吗?爆米花吃多了可能会得「爆米花肺」。

●鱼干片:鱼片咀嚼时间过长后可浪费唾液,咽下的大量唾液可稀释胃液,降低消化能力。

●油条:油条中的白矾是含铝的无机物,如天天吃油条,铝就很难从肾脏体内排出,体内铝过多,从而对大脑及神经细胞产生毒害,甚至引起老年痴呆症。

 

 

世卫组织最新公布:健康食品排行榜

2011版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更新了健康食品排行榜。今年的最新榜单,首次为食品划分了 类别。

  肉食榜冠军:鹅肉

  肉食榜:鹅肉、 鸭肉、鸡肉

  6年前,世界卫生组织的 肉食健康榜上有鸡肉、牛肉、袋鼠肉等6种。今年,上榜的肉食竟只有鹅肉、鸭肉及鸡肉。鹅肉鸭肉的化学结构很接近橄榄油,对心脏健康有益。 鸡肉则是公认的“蛋白质最佳来源”之一,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适中。

  水果榜冠军:木瓜

    水果榜: 木瓜、桔子、橙子、草莓、猕猴桃、芒果、苹果、杏柿子、西瓜。

  木瓜第一次取代苹果,成为健康水果的第一名,这得益 于木瓜酵素的发现。木瓜酵素可帮助人体分解肉类蛋白质。消化科专家建议饭后吃少量木瓜,可以帮助肠道消化难 以被人体吸收的肉类蛋白质,对预防胃溃疡、消化不良等也功效。此外,由于木瓜酵素能帮助分解并去除皮肤表面 角质层的细胞,因此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护肤品中。

  橘子与同胞姐妹橙子分别登上排行榜的第二、第三位。 西方营养学家认为橘子和橙子中维生素的含量甚至远远多于木瓜,但东方营养专家对它们的当选有不同观点,因为 中医认为过度食用这两种水果,会破坏人体内的阴阳平衡,造成气血失调,导致“上火”。

  肉甜汁美又抗癌的草莓排在第四位。最新研究发现,草 莓还有巩固齿龈、清新口气、滋润咽喉的功效。

  苹果则从去年的榜首掉到了第七位。营养学家解释说, 这是由于苹果种类繁多,培育方法改变,导致苹果内糖分飚升的同时,维生素含量却降低。此外,猕猴桃、芒果、杏、柿子、西瓜等5种香甜多汁的水果也跻 身健康水果榜。

  蔬菜榜冠军:红薯

  蔬菜榜:红薯、玉米、芦笋、花椰菜、茄子、甜菜、荠菜、苤蓝 菜、土豆、金针菇、雪里红、大白菜。

  红薯前两年一直游走在排行榜边缘,今年终于排在了第 一。专家解释说,这是因为红薯中的化学物质含量降低,纤维含量在近年内大大提高。特别是红薯中含有丰富的赖 氨酸,可以迅速增加饱腹感,而美国斯坦福大学营养研究院也指出,红薯中含有一种类似雌性激素的物质,有助于 保护皮肤,延缓衰老。

  除了红薯,世界卫生组织还将玉米、芦笋、花椰菜、茄 子、甜菜、荠菜、苤蓝菜、土豆、金针菇、雪里红、大白菜等11种蔬菜排进了健康 榜,而入榜的健康蔬菜大半产于东亚。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指出,往年一直遥遥领先的土豆之所 以今年排名靠后,是因为土豆发生了“早衰”现象。农学家认为这是由于过量使用杀虫剂所致,并正在合力研究对策。

  零食榜冠军:核桃

  零食榜:健脑干果及猪肝。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零食排行榜”的干果如:核 桃、花生、开心果、腰果、松子、杏仁、大豆等。

  最令人惊讶的是在零食榜的最后一位是猪肝。忌吃 内脏的美国人历来把食用动物的肝、肾等内脏习惯,视为东方人不良饮食嗜好之一,但新的饮食研究让他们不 得不重视猪肝中丰富的营养成分。

  猪肝中除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如:钙、磷、铁及维生素A、B1、B2等。中医认为猪肝有明目功效。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最终还没有给猪肝 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想来想去,只好跟那些零食们混在一起。

  食用油榜:橄榄油

    食用油榜: 橄榄油、玉米油、米糠油。食用油排行榜和去年几乎一样。橄榄油、玉米油和 米糠油都含有大量不饱和脂肪酸,能帮助清除人体血管壁上的胆固醇,有助于预防高血脂、动脉硬化及冠心病。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1-28 11:16:52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不知真假 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事件”终于解密

    不知真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查F-117"夜鹰"隐形战斗轰炸机在其他地方是否被击落过。

沉寂12年,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事件终于解密

凤凰网

2011-11-24

    [提示:有澳媒近日透露,近12年前的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或有其密而不宣的原因;为彼此各自利益考虑,双方当时都不想公开“点明”这一事件背后的真实故事。其内幕被相信是在中国的一次某海军将领的私人聚会上遭披露,“虽然我们有人牺牲了,但是我们隐型材料的研制进度一下提高了十年都不止,这种进步,是以血和国际上的屈辱换来的”。虽然以下有关内容的核心点未经中美官方公开确认,但人们更容易倾向于接受的可能是“特殊事件的内幕只能埋在坟墓里”。]

    时针拔向近11年前的一天,北京时间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突遭美军轰炸,中方3人死亡,20余人受伤。世界震惊,中国怒愤。江泽民甩下电话筒(数次不接美国总统的越洋电话),中国民众纷纷围攻美国华驻大使馆,而美国官方除了道歉还是道歉。令人值得寻味的是,在关键问题(或方面)中美军方都选择了沉默。

    美国F-117"夜鹰"隐形战斗轰炸机

    实际上,美国炸中国大使馆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有着非常涉及到美国军方根本利益的原因。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在国际舆论上支持南斯拉夫而让美国“不痛快”或美军导弹“找不着北”如此简单的表面现象所创设的理由。其真实的内幕情况是:彻底摧毁中国所得的F-117的残骸,这可是当时美国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型战斗轰炸机。

    在当时南斯拉夫境内,美国的F-117隐型战斗轰炸机被击落后,中国马上向南政府提出要求,是否能够把F-117的部分设备和残骸供中国研究,甚至出钱买也可以,在中国和南政府达成协议后,南政府把F-117的导航设备、带有隐型涂料的表皮残骸、发动机喷口耐高温部件在秘密状态下移交给了中国,就放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地下室供中国的军事专家研究。

    然而中国的军事专家一开始并不知道,F-117的导航设备装有保密自毁装置(如果该机坠毁,自毁装置将自爆并炸毁导航系统中最重要的部件)。但是,问题发生致使美国人失望:F-117坠毁后,自爆装置失灵。值得美国庆幸的是,美国人做事情也有后招,导航系统内部内嵌式电源仍在工作,并且不间断的发出其定位信息,这使得美国人在很短时间内找到了F-117残骸的精准位置。虽然中国人发现后迅速断掉了电源,但为时已晚。美国人还是获悉了这一情况。

    可想而知,美国军方发现了当时F-117的位置后是大吃一惊,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国人了解到美国的军事核心机密。当时美国人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包括派海豹部队夺回等),但最后美国军方选择导弹袭击,估计是因为这种方式容易在外表上造成美国对中国在国际上支持南政府而表示出非常不满或“也有可能”导弹失灵所致,但真正意图是彻底摧毁中国所得的F-117的残骸。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一枚激光制导炸弹要直接穿过几层楼打到大使馆地下室的原因,但问题的关键是,美国人又一次失望了。事实上那枚炸弹落下后居然没起爆,中国人最终还是取回了F-117的部分部件,极大帮助了中国隐型飞机的研制。

    在中国的一次某海军将领的私人聚会上,有人感叹:“虽然我们有人牺牲了,但是我们隐型材料的研制进度一下提高了十年都不止,这种进步,是以血和国际上的屈辱换来的。”

 


 




发件人:"wxz" <xz7793@gmail.com>2011-12-18 08:12:16  收件人:"zhajianguo" <zhajianguo1951@hotmail.com>

再谈右派“革命家”必然的带路趋势

王希哲

2011年12月17日

    老王指出,中国的民主化道路,最可能而可行的,是走美国民主化演进的道路。也就是“革命胜利者集团”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法统,然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统治者集团最高层内部所代表的不同社会利益引起的派别政治分化,在外部人民各类维权斗争(包括革命威胁)的压力下,孕育、发展成愈趋扩大的两党或多党民主制度。哲学上说,就是“利益分化内因是演变的根据,社会压力外因是演变的条件”的规律。这是老王为社会民主主义路线(或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提出的基本理论根据。

    当然,老王也从不反对任何人革命。既然共产党有权革命推翻国民党,自然任何人也都有权革命,推翻共产党。请便。但立场坚定的右派反共民运的“革命”人士,却仇视着老王,竭力攻击老王。似乎老王妨碍他们革命。

    当前“革命派”有两种,一种是徐水良式的“革命派”。

    徐水良也常骂老王,但老王却从来不骂徐水良,而且一贯表态支持他。为什么?因为徐水良的“革命”,从未见他作过一点盼望外国兵打进北京的好梦。在中国国家利益上,他是坚定的爱国民族主义者。他总是鼓吹中国人民自己的革命起义。问题仅在,老王常提醒他,他既然断言中国最广大的群众,中国农民都是反共的,到处都是干柴,怎么他就不能踏草鞋披斗笠学毛泽东回乡下去点火?秋收起义,或春种起义?徐水良式的革命右派们贬毛泽东一塌糊涂,怎么就不肯学一点毛泽东的真本事?有毛泽东之志,无毛泽东之才。

    还有一种“革命派”。这是当今右派反共精英的主流,他们坚决把共产党视为必须推翻的“专制主义”敌人。但他们在中国找不到足以支持他们“革命”的社会阶级力量。或者,他们心里比徐水良更明白,他们没有这些阶级支持力量。他们的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全盘资本主义化的政治主张,得不到中国工人、农民、城市市民这三大社会基本阶级的支持。

    我们看工人。

    中国工人(无论外资企业或国资企业),他们今天的斗争基本反对的是什么?是共产党右派官僚买办勾结国际资本对他们的盘剥、侵犯。他们要捍卫自己的利益,就要反对官僚买办与国际资本勾结对他们的压迫(“打倒汉奸!”)。这是主张全盘私有化、市场化、资本主义化,在美国国会为国际资本“作证”出主意夺占中国利益的右派精英能够领导他们,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么?不能!有资格领导他们,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只可能是反对全盘私有化、市场化、资本主义化,捍卫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左派!

     我们看农民。

    中国农民他们今天的斗争基本反对的是什么?是共产党右派官僚买办勾结国际和国内暴发户资本对他们的集体土地的侵犯、鲸吞。“保卫集体土地”所有权,就是保卫中国残存的社会主义因素。右派也会用“土地私有平分”来引诱农民(甚至极右派要求将农民集体土地“转型正义”清算奉还给老地主乡绅),但农民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哪怕一旦实行,不但不能阻挡,相反更有利了官僚买办勾结国际和国内暴发户资本对他们的集体土地的侵犯、鲸吞,加速他们的失去土地,而在经济危机下生存毫无保障。马铃薯般孤立的“私有”农民比集体农民面对吃人鳄鱼,更是毫无抵抗能力。而右派精英的“土地私有平分”引诱农民,恰恰就是为更加速侵犯、鲸吞殆尽农民土地扫清障碍。因此,右派革命家能够把今天中国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发动“秋收起义”么?不能!有资格领导他们,把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只可能是坚决捍卫和要求落实社会主义的土地集体所有的左派!

    我们看城市市民。

    中国城市市民今天的斗争基本反对的是什么?是“改开”30年,住房、教育、医疗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压在他们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他们不会赞成全盘社会主义,支持邓小平早期多元的“改开”,但他们不会支持全盘私有化市场化,特别是在吃到苦头之后。他们是中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支持力量。但在今天现实的三座大山压力下,他们更能接受左派的反对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口号,而绝不会跟着主张住房、教育、医疗全盘私有化市场化的右派精英走。

    完全得不到当前中国社会各基本阶级支持,看不到自己“革命”力量在哪里的反共右派精英们,为了寻找出路,只能把眼睛向外,向西方国家政府和军队,向他们可以带来“自由民主之春”的飞机大炮投射去了越来越渴望的祈盼的目光。

    他们的领袖从焦国标开始:“如果美军侵入中国,我要去为他们带路。”

    为了他的“带路”豪言,此人获得了那年海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奖”。王希哲立即给基金会会长蒋亨兰女士去信说:既然中国的民主教育将焦先生树为榜样,“中国民主教育基金奖”奖给了“美军来了我带路”的焦先生,那就意味了,“中国民主教育”,就是要教育鼓励出更多的“如果美军侵入中国,我要去为他们带路”的“焦国标”先生!

    随着北约飞机大炮一路凯歌,为“阿拉伯之春”的“民主自由茉莉花”开路,中国的右派精英“焦国标”们,趋之若鹜,有了气候,已经越来越将希望寄托在这个身上了。但多少还有些“中国人为外国兵带路”的心理上的障碍。为了排除这些心理障碍,使自己期望“美军”的打进北京和自己的带路,更理直气壮,他们开始制作理论。已经制作不少了。“人权高于主权”,就是为带路制作“正义”舆论的巅峰之作。近来有位郑某写了一篇,说是依据“国际公法”的“文明”标准,近代史百几十年至今,西方与中国的关系,西方都是对的,中国的任何反抗都是错的。今后也必须按这个“国际公法”“文明标准”办。老王惊讶的是,当年也曾不按照“国际公法”的“文明”标准,为中国民主党起草抗议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的査建国先生,居然也认定这篇是“理论彻底”“观点具有颠覆性”,“有功力有勇气”,能够“服人”的值得“极赞之”的文章了。老王指出,“中国民主党”似乎已经在被査先生“带路党”化了。有人说,这是“诬指”。不是。从整个反共右派“革命”精英的思想发展链条看,査建国对“带路”理论的竭力赞赏推荐不是偶然的,它确是一种反共右派“革命”精英在国内找不到“革命”支持力量焦虑失望,而不得不向外国政府外国军队去寻找支持力量的趋势。而且査建国已经在网上俨然越来越代替焦国标,成为他们的带路“讨论”领袖了。

    其实,孙中山也曾因找不到足够的支持革命的阶级力量而焦虑、失望,把眼光和希望寄托于外国和外国军队。早期共产党特别是“国际派”也有这样的问题,损伤了中国利益,贻害至今。为此留下了他们的敌人至今骂其“卖国”的话柄。难道今日的右派反共“革命家”还要把这条路再走一遍?反共右派们今天起劲地骂共产党历史上卖国,骂他们“黄俄”。但他们的意思不是“你历史卖国了,我骂你,所以我今天不能卖国!我们都不能再卖国!”。而是:“你历史卖国了,我骂你,所以我今天也一样有理由卖国!你别骂我!”大家一起竞争卖国吧。看谁卖得彻底吧。

    根据这些历史教训,老王最近反复提醒右派“革命家”们:“打江山的才能坐江山”。人家外国政府外国军队来中国“打江山”虽然是你招来,但你只是轻松带带路,又便宜又安全,你不输送中国的利益给人家,让人家得到“打进北京”的足够投资回报(也就意味中国百姓苦难更深),能让你“坐江山”玩民主了?西方人喜欢说,“There's no such a thing as free lunch!”,哪有白吃的午餐。

     2011年12月17日,xz7793@gmail.com,http://blog.dwnews.com/xzwang,

 

 

 

 

 





其它发件人:"王希哲" <laowang7793@gmail.com> 2012-01-06 09:43:59 收件人:zhajianguo1951@hotmail.com

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左右营垒的第一场武斗

王希哲

2012年1月5日

    中国现在民主化进程中左右营垒的第一场武斗,终于发生了。很有历史意义:2012年1月4日晚19时,新浪微博之夜在北京举行,诸多大陆网络名人参与,其中不乏政见不同人士,而此前中国左右两派一直在网络上斗嘴骂架,此次将战场搬到现实中,两派人马在微博之夜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大打出手......

从文攻到武斗,左右派为“08宪章”大打出手

    先是被认为是自由派的五岳散人(姚博)和所谓“五毛党领袖”的吴法天大打出手,此二人矛盾源于网络上的斗嘴斗嘴,他们在大陆都是微薄名人,前者是网络评论人兼风险投资人,曾参与签名刘晓波起草的“零八宪章”。后者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网络辟谣联盟创始人。两人都是人大代表参选人,也都算是半个政治人。不过在此前的争吵中吴法天暗示,五岳散人因为参与刘-晓-波《零/八/宪/章》而被当局请去谈话后,将刘/晓/波供出来,因为判决书中提到五岳散人供词,可以说是刘/晓/波入狱的祸首之一。此言论一出,可以说是戳到了五岳散人的痛楚,二人的“梁子”随之结下。

    在五岳散人和吴法天被拦开后,五岳散人好似打红了眼,又与之前在网络上与自己发生过口水仗的新华网评论部主任窦含章大打出手。此事随后引爆大陆网络,网友戏称2011微博之夜就像一出闹剧,红毯明星稀稀拉拉。过气主持梁永斌无礼,呼喝任志强,再讽潘石屹。台上获奖冷清,台下合影热闹。吴法天落逃,五岳散人杀红眼,再战窦含章,微博之夜成战场。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此事看似闹剧,不过任由值得人思考的地方。随着近年来中国舆论的放开,关于改革、政府、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中国左派右派开始依靠网络为阵地,互掀口水仗,这种情况在2011年尤为突出,无论是《人民日报》评论部重新发声,还是乌有之乡的大肆炒作,以及这次左派右派公然在现实中动手,都是一种表现,“豹之一斑”。甚至有声音猜测事隔20余年,又一场国家范围内的大讨论即将开始,而这场讨论将给中国带来何种变化,正是目前海内外舆论及民众所正在关注的。

    这是中国当前以阶级斗争为背景的政治派别斗争矛盾激化和仇视到难以调和的必然反映。同时,这场武斗,也是中国左右两大政治派别阵营正式成形的典礼。大体上,右翼的一派,向西方寻找精神和物质支持的力量,要求推翻共产党,实现全盘的私有化和西式的民主;左翼的一派,向工农市民群众、民族立场群众和共产党内在野毛派寻找力量,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或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民主。都要求民主,但民主的内容不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文革时期产生的两派不同,当前中国这左右两大派的产生,完全是“改开”三十几年,从中国社会内部孕集的矛盾中,自然分化发展出来的,都是有着它各自背后代表的阶级利益根据的。因此,一旦产生,就是不可再消灭的了。它们各自势必随着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发展壮大,也许形成正式的两党,更有可能形成强大的两大party,与共产党内的左右两大派别各自结合起来,构成一种中国式的(不是人为设计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民主框架。

    两派的暴力冲突已经发生了。它应引起我们的警惕。不可掉以轻心听其尖锐发展为大规模的武斗冲突;更需警惕,一旦中国自上而下发生失控的左右分裂,全国规模的左右力量决战甚至全面内战的发生。这是中国的悲剧。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必须要正视中国左右派力量存在的现实了,要未雨绸缪,规范法制,将这两派的竞争强制和平化,沿着民主法制轨道将其引导到人民代表大会。两派理性的共同政治目标,也应是争取进入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记住睿智的先哲顾准先生的这番话:

    “我们不是有过武斗的两派吗?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服气。这简直成了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使武斗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变成进步的动力。”

    将左右两派的竞争引导到人民代表大会的殿堂,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规范,将会如何?我们可以再听顾准的:“逐渐地,议会就成了‘和平的’阶级斗争的集中舞台。...只要这种斗争的每一个方面,按照这种章程,必须力求取得群众的支持,它就势必要发展成为议会政治。”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2011-12-23 23:17:05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显示所有联系人]

被乌坎搅动的不只政坛还有政局

冼岩

    12月20日以前,汪洋内心的犹疑不决被一些敏锐的观察家捕捉到了:既不愿意真正“来硬的”封锁村庄,又不愿意作出真正让步----明确表态不追究村民的“闹事”责任。事态就在这种暧昧的气氛中持续发酵,牵涉的因素越来越多,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大。直到12月20日派出省委工作组,汪洋才正式站到一个难以回头的位置上,昭告世人,他要创造历史。

    毫无疑问,此时此刻汪洋的一切大动作,都会围绕即将来临的十八大。以此视角来审视汪洋的犹豫和决断,很有意思。对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很多观察家都没有形成清晰概念:在十八大前夕如此关键时刻,作出这种史无前例、有悖于传统“维稳”思路、必然对中国政坛和政局产生重大冲击的决断,这绝不是汪洋这个位置所能决定的。真正的决定者一定高居其上,这个人也不难猜测:此时此刻,在这种事情上,能够令汪洋采取“出格”行为的,唯有胡锦涛。

    胡锦涛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是为了践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创新社会管理方式,他应该至少在几年前就这么做。此时此刻突出奇招,标的也只可能还是十八大。胡这样做,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胡对十八大接班格局的不满意,众所周知。要想改变既定格局,唯有制造混乱。越乱,越有可能滋生变数,打破定局。胡自忖,现在已是他所可能面对的最差局面,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赔个精光与还保留一点相比,其实差别不大。所以,这一回他破天荒地不惧冒险,不怕折腾和混乱。

    二,他要试探对方的底牌。江泽民这个庞然大物,无可争议的实力强大,让人不敢正面对抗。但江毕竟已是风烛残年,而且几次传出病危消息,他到底还能使出几份力气?江系在这种状态下,还有多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些情况,静态观察很难得出准确判断,必须让对方面对危机动起来,而且不能因此过于伤及自身。所以,必须选择一个有利的战场,与江隔空而非直接地交手。

    乌坎就是胡选定的战场,在此,他不怕江不出手——如果他还有能力出手的话。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江最不愿意乱,因为乱则可能生变,影响他的既定布局,他现在显然也难有精力再重新布个局了。如果乌坎村的做法成为示范,全国农民起而效仿,政府要面对的,就不只是星星之火,而是烽烟遍地。所以,对于可能带来全局性震荡的乌坎,江不能不应子。但是,直至目前为止,江系一方的反应耐人寻味:没有明确表态。显然,江系不想过早介入并与胡系短兵相接,而是打算坐等对方出错,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抵定乾坤。

    如此就不难理解汪洋此前的犹豫不决:他确实很无奈。神仙打架小鬼遭殃,如果有得选择,他显然不想掺和进来。十八大要入常,对他来说,未必要采取这种“超常规手段”;胡如果真心支持他,更用不着出这招。现在,胡明显将他当作了棋子,而他又没有拒绝的能力——到这个时候才来改换门庭,只会落得两头不是人。于是,汪洋最后只能选择咬牙“硬顶上”,虽然是被绑上的战车,更要显得卖尽全力,而且要尽量做得漂亮,否则,他一开始就会出局。于是,他派出了最重要的心腹,从重庆带过来的朱明国亲手操刀,既显得诚意十足,也便于他自己遥控操纵。

    最后一个问题:胡这种做法,有没有可能是真心想利用最后的机会,趁江“无力东顾”时,过一把政治改革的瘾?答案是没有这种可能性。首先,中共高层除温家宝外,没有谁表示过对真正的政治改革的认同。温也只是口头表达,并无实际的行动配合。另外,江现在有没有东顾之力还难说,如果他“顾”不了阻止政改,也就“顾”不了十八大的布局,胡完全可以先弄好十八大的事后,再来全力推进政改。更重要的是,在体制内浸润多年,胡不可能不明白,如果汪洋现在的做法真正有效,该办法早就被用出来了,绝不须等到现在,中国也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如果允许村民自治就能打破今日之僵局,母猪也能上树了。

    原因很简单,正如“支部建在连上”是“党指挥枪”的保证一样,将执政党的权威树立到每个村庄和社区,也是集权体制有效运行的保证。套用孙立平教授的话说,这是让整套制度得以发挥效用的基础秩序。为什么南美一些威权政府,无论维持稳定还是发展经济都不给力?就是因为缺少了这种可与集权体制相匹配的基础秩序。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高效率?也是因为拥有了这种与集权体制相匹配的基础秩序。可以说,“将执政党的权威确立到每个村庄和社区”,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奥秘和基因密码。村民(社区)自治,却是民主体制的基础秩序用民主体制的基础秩序替换集权体制的基础秩序,无异于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墙脚被挖掉后,只剩下空中楼阁,大厦还能不倒吗?

    集权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奥秘,就在于下级依附于上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如果下级成了独立个体,对上级的指令可以自我选择执行还是拒绝,或者上、下级之间依据法定的权限各行其是,失去了将全社会资源拧成一股绳的优势后,集权体制的效率将马上一落千丈。在全球竞争激烈、中国在许多方面居于弱势、现实矛盾积淀深厚的背景下,沦为“弱政府”的中央政权,必然承担不了维持稳定和发展经济的功能,这也就意味着它只能垮台。如果它转向民主,希望依托新的基础秩序建构新的体制,由于历史积怨和现实矛盾的积累,放开长期被压制的政治参与后,它只会垮台更快。显然,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胡都不可能作此抉择。

    由此可见,乌坎现在发生的变化,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事情过后,一切很快又会回到原样。被利用完后,道具很快会被丢弃,棋子也可能遭到舍弃——失败就不用多说了,如果结局是胡大获全胜,到时出来摘果实的,未必就是汪洋,汪可能最多只是分一杯羹而已。而村民自治这一在中国土地上看起来稀罕的“怪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短命。长着一对翅膀,是不可能下水游泳的。中国问题的解决,目前看来还只能回到“管好干部”的老路上来。至少在可展望的视野内,中国还看不到走出“既要管好干部,又要依靠干部”这一两难怪圈的希望。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2-01-04 10:31:48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为什么要警惕南方系:南方系背后的权力体系

传灯

2011-12-10  

    导语

    前面说到,南方系之所以能够屡屡过线而不被清算,只因其背后有一个强势的权力体系来给他撑腰,而南方系替这个体系宣传造势、展开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这个隐蔽的权力体系是如何构成的,又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只能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寻找线索,逐步剖析。
一、“患难见真情”——从两个典型事件看起
李锐与《21世纪环球报道》
2003年,南方系旗下报纸《21世纪环球报道》公然与体制内右翼代表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合流——对李锐进行独家专访,大谈政治体制改革,鼓吹三权分立。之后,《21世纪环球报道》被封。据采访李锐的南方系记者王永治回忆,在得知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消息后,李锐本人亦“十分震惊”,他曾专为此事两次上书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呼吁复刊。这两封信都由王永治代为起草,李锐本人亲自修改,通过组织内部系统的密件传送渠道上达高层。王永治回忆,他去设在钓鱼台大酒店的21世纪环球报道北京记者站办公室,给李锐打印上书信函时,都很小心地回避同事。(石扉客:《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始末 http://linkwf.blog.hexun.com/44405752_d.html )

    【评述】:南方系主动公开报道已经是一个姿态,而李锐竟然能够动用密件传送渠道影响高层,可见资改派对南方系媒体的保护有多深。而这仅仅是他们相联合的案例之一。

     任仲夷与《南都》高层编辑

    2003年7月,《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涉嫌“受贿”被拘留。据《财经》披露,在法庭上,控辨双方各执一辞。公诉人指控喻指使手下领取公款私分,属贪污;喻、李二人行贿受贿。而辩方律师则以喻、李案实为“企业化运作的媒体与传统管理体制冲突”为出发点做无罪辩护。

    2004年3月19日,广州东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喻华峰犯贪污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同日《南方都市报》前总编程益中涉嫌“贪污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被刑事拘留。

    南方系高层编辑因经济问题被刑拘,而支持程益中的一方则动用政治资源为其提供保护。据《财经》披露,2004年4月中旬,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委书记吴南生、林若,联名向时任广东省委领导写信,并获得批示。6月15日,喻华峰、李民英案二审宣判,喻华峰和李民英的刑期分别减至8年和6年。两个月后,程益中、邓海燕被“不予起诉”并释放。(王华元与南都往事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0-08-01/110489752.html )

    【评述】:由于本案牵涉面过大,双方都将司法问题政治化,因此本案的是非已不太容易弄清。但是通过他们政治化的行为本身,我们可以看出到底是那股政治势力与南方系结合,并为其提供政治庇护的。由上述过程可知,任仲夷、吴南生的高层信件对本案的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以他们为代表的高层资改派便是在背后支持南方系的强势力量。
二、南方系背后的权力网络

    程益中“奖”后吐真言

    程益中出狱后不到一年,就获得了国内记者界唯恐避之不及的“世界新闻自由奖”。这则消息多在论坛中传播,主流媒体不敢大肆报道。程益中在获奖感言中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义举”,可见该奖项的政治含义极为丰富。他在感言中除了例行公事般地抨击中国的“恶性制度”,“恐怖无所不在,谎言无所不在”,还列了一大串感谢名单:

    “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我要感谢挺身而出、拍案而起的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和吴南生先生、林若先生、胡绩伟先生、杜导正先生、刘陶先生。感谢仗义执言、两肋插刀的中国法律界、知识界、传媒界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许志永先生、江平先生、茅于轼先生、刘晓波先生、贺卫方先生、陈兴良先生、顾则徐先生、萧瀚先生、胡星斗先生、季卫东先生、王健民先生、张星水先生、张思之先生、杨支柱先生、傅国涌先生、王小山先生、陈峰先生、王克勤先生、昝爱宗先生、胡小同先生、沈浩波先生、尹丽川女士、李健先生、赵岩先生、展江先生、樊崇义先生、许兰亭先生、储槐植先生、梁根林先生、曲新久先生、盛洪先生。你们也是受难者,同时更是拯救者。请大会原谅我这份冗长的致谢名单。实际上这个名单还更长,恕我不能继续逐一列明。”(程益中获世界新闻自由奖答谢词 http://www.docin.com/p-156331721.html )

    【评述】:程益中的这份真心感谢,无意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南方系背后的关系网络。在他“无比崇敬”地感谢的名单中,有炮制《XX宪章》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刘晓波其人其事)、“深青社”风云人物胡星斗(胡星斗社员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美国的“线人”贺卫方(韩德强:民主法治的斗士还是分裂中国的帮凶?——从贺卫方被披露为美国“线人”说起)、被“准确打成右派”的茅于轼(宪之:茅于轼准确打右派与胡耀邦改开拔头筹)等知名异见人士。因此,我们大致可猜出这些人是什么样的货色。而更重要的是,他提供的名单中有一些非常耀眼的实力派人士。我们接下来便一一解读。

    权力网络初探

    任仲夷,1980—1985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85年后退出领导工作岗位,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其女儿任克英的丈夫的父亲就是赵紫阳。

    赵紫阳,1960年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曾兼任广东省军区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第三政治委员。1974年4月至1975年10月,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赵紫阳、任仲夷在广东耕耘多年,党羽众多。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些赵系党羽及美帝独裁霸权的庇护下南方系一直茁长成长。(中国的那些事(1):新华社为何帮南方系出头?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111/275293.html )

    李锐谈任仲夷的文章中说:“他(任仲夷)是坚决赞成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同步进行的。……而且他非常勇敢赞成三权分立。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他在南方有极大的影响。”

    深圳独立意见人士朱健国曾对任仲夷做过详细专访,他说:“他(任仲夷)属于党内的右翼。最大的功绩说起来是三件事啦:平反张志新冤案﹑支持蛇口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广东新闻改革的支持和保护。比如说前些年《南方周末》之所以有那么正义的取向,与任仲夷的支持和保护是分不开的。”

    【评述】:由此可见,按右翼自己人的说法,任仲夷凭借自己在南方“极大的影响”为广东的南方系媒体提供“支持和保护”,成为他三个“最大的功绩”之一。实际上,任仲夷只是这强势集团的代表之一。

    早在1989年,《南方周末》创刊五周年。中顾委委员、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便题词“喜闻乐见”以示祝贺。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题词:南方多佳讯,周末有奇文。而《南方周末》的创办,就是处在改革风口浪尖的广东省委“大力支持”的产物。南方周末前主编赖海晏回忆:“能这样高高兴兴地办一张新报,高高兴兴地改革,与《南方周末》社委会领导的大力支持、具体领导分不开的,也是同省委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这不是套话,实事求是地说,这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当时是在开放改革的八十年代初期(1984年),我国已在开放改革的东风催动下,迅猛前进,经济上的开放改革如日中天,广东是排头兵。文化上也百花齐放,舆论阵地正思考着如何有所突破。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广东省委会议的报道,在饭后几个人散步时,南方日报社第一把手丁希凌同志就同省委宣传部的两位副部长谈到南方日报要办一张系列新报(“系列”一词,是后来用的)的意见,部长们听了,很是高兴,我在一旁听了,更是高兴。其时,《南方周末》还未创办。其后,《南方周末》就逐渐在南方日报社的具体领导下办起来了。”而当时领导广东省委的,正是任仲夷。

     实际上,名单上这些实力派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不简单,结成了一个小集团。

    《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的女儿杜明明亦是该杂志的副秘书长,她于2007年在香港《明报月刊》七月刊发表:《改革先锋:任仲夷》文章中说:“任老和爸爸的观点极为接近,……任老在《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爸爸都是亲自编辑的。爸爸尊敬他、爱戴他,彼此并不相见恨晚,……2004年7月,任仲夷写成了一篇大文章《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他在长途电话里对爸爸说:‘这是专门给你们《炎黄春秋》写的,也可以算作我的‘政治遗言’了。我希望你一字不要改动,全文发表。’……后来广东的《同舟共进》、《南方周末》等报刊杂志听说了,打电话来问能否让他们也发,爸爸回答道,好文章多点人看到好,何必计较谁先发谁后发?”从上述内容看出,《炎黄春秋》就是与任仲夷的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此文选择在香港杂志发表,除了担心不能在国内发表外,还有在向境外扩大宣传,藉以“出口转内销”的考量。

    在赵ziyang逝世后,任仲夷、黎子流和杨汝岱都毕恭毕敬在京向赵致意。当时中央有意婉拒广东以任仲夷为首,吴南生、王宁(王石岳父、前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为辅的离退休干部团上京,参加赵追悼仪式,但当时省委副书记陈绍基却大笔一挥,同意这二十多人集体乘飞机北上,在全国独树一帜。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杨汝岱在《炎黄春秋》今年7月刊发文称颂赵紫yang,成为田ji云后第二位高层抬轿者,“勇气”可嘉。而胡绩伟2010年初在香港反共反华月刊发表《论胡赵新政》,大肆吹捧胡耀邦、赵紫阳。

    【评述】:这些右派大佬,在体制内摸爬滚打多年,相互通气,党羽众多,结下了深厚的关系网,现在的很多实权当政者都曾经是他们的同事或者下级。而查阅这些人的组织履历,他们都曾经是在胡耀邦、赵紫阳当政时期处于重要职位任职的骨干,其仕途最风光的时候大都是在当时。并且,他们退休后政治表态或多或少都要求重新评价赵紫阳,甚至直接要求为赵紫阳翻案。而赵紫阳的组织路线与政治路线实际上成为了联系他们的核心纽带。因此,他们属于一个共同的政治力量体系,即“赵系资改派”。

三、幕后的黑手——赵系资改派

    赵系资改派的政治主张不外乎是政治体制改革,资本主义多党制,三权分立,宪政民主,反对吴邦国的“六个不搞”等;经济上则不断地攻击国有企业,鼓吹私有化的经济体制改革等;文化上妖魔化共产党的历史,污蔑毛主席,宣扬逆向种族主义等。最近,前中组部青年干部局二处处长崔武年的“政改十三点”把赵系政治主张暴露无遗,其具体分析与批判见附文《赵系图穷匕见——评<政改十三点>》。然而十分遗憾的是,他们至今发挥着极其重大的政治能量,他们客观上主导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不是毛泽东思想,也不是邓小平理论。

     赵系人马所作所为

    而这些人在实际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却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比如任仲夷是中共党内最具欺骗性的“政客”人物之一,1980年被胡耀邦派到广东任书记。他在80年代离休后俨然以党内“改革派”领袖之一自居,宣扬资本主义自由化,和中共党内右派们互通款曲,高调吹捧自由民主并批评党内腐败现象,苛求他人。而且他晚年交往的多是激进派民主人士。(《木棉花开》:前广东省委书记为好友锯掉门槛)这边厢,却私下以权谋私,与赵 ziyang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一样。任仲夷通过关系,将大儿子任克雷转户口到深圳;又通过关系将二儿子任克非从北京某工厂调至广东省委某部门任外事工作,一个“工人”开着红色跑车满城飙,这在80年代的广州非常显眼。尔后任克非在90年代初任广州三元里“中央酒店”负责人之一(后破产被海航收购)。任仲夷与妻子王*表面上穿旧衣烂鞋,私下却收受洋酒洋烟,吃香喝辣,由两个身居要职的儿子提供大把人民币享用。90年代末,任仲夷夫妇向中央提议让赵**回广东休息被否决,他并出资赞助胡耀邦二儿子胡德平在广州商业中心区的广州“市长大厦”召开论坛,由胡德平等人发表自由化言论,内心充满幽暗。(改革先锋任仲夷在广东做了什么?)

    任仲夷之女赵紫阳儿媳任克英则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早赴美留学的中国人中的一员,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其后,她在美资投行贝尔斯登工作逾7年,升至高级董事总经理。且先后为贝尔斯登取得广深铁路、北京燕化及兖州煤业在港上市的保荐人资格,并于中移动配股时出任联席承销商。对于贝尔斯登这样的小型投资银行,能有如此成就已然说明任改变局势的能力——而当2001年8月10日任离开那里之后,国内几乎已经很难见到贝尔斯登之名。之后,她转任所罗门美邦(现称花旗环球金融)中国业务部主管。在职期间,她为花旗集团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业界被称为“传奇人物”。

    (赵紫阳儿媳任仲夷之女:任克英可能加盟法国巴黎银行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907/94932.html )

    而党内所谓“改革派”、“开明派”、“自由派”、“资改派”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全盘否定毛,全盘否定1921至1949的中共,只称颂1979至今。他们在宣扬自由民主同时,更为个人谋私,而且胆子特别大,自然流露。举前广州市长黎子流例,他公开宣称“现在就是资本主义初期阶段”,“反腐败就是多此一举”,“水清无鱼”,类似言论不一而足,代子出征,瓜分资源,私下却把广州市的工程项目批给两个儿子去赚大钱。这些丑事在广州市民中家喻户晓,但任仲夷却力捧黎某人。黎子流还当上推广普通话的“全国标兵”,尽是些无厘头的市民之茶余饭后笑料,令人忍俊不禁。

    再如袁庚,曾率团访港,一把年纪了去欣赏香港的“三级片”!被香港报纸头条报道。回广后,居然也能厚着脸皮说什么‘思想解放’!(改革先锋袁庚为何带队到香港看三级片?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5688138/2728/58/67/0_1.html )

    而赵系骨干万里的家属也不自律,如首富黄光裕的发迹过程就与万里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万里与黄光裕是通过万老四万季飞认识的,黄氏兄弟二人在内蒙古倒卖电器。失败,转到北京发展。通过中间人认识万里家人。黄发挥潮汕人公关送礼的传统,成为万里家的上宾。黄氏兄弟口头禅:向银行借100万,要用80万公关,20万营运。凭万里在北京市当过副市长、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人脉,黄氏兄弟在北京很快争到了地皮,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中间人后来都得到了黄氏兄弟给的一套豪宅。再拿件事实佐证:外界很纳闷为什么万里最疼爱的孙女万宝宝(万季飞之女),她既非演艺明星有收入,也无正式工作,哪里有那么多钱在巴黎上流社会当名媛、住豪宅,尽享风流?这些,都是由黄光裕兄弟的私下资助!现在黄光裕出事,万宝宝也乖乖回到北京。现实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不能批评万里本人什么,但他家属的行为,对中共党内高层形象有严重伤害,当然包括对万里本人。

    同样,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子女也不谦虚,官商两不误。长子胡德平,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次子刘湖,香港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三子胡德华,90年代从中科院软件中心下海,1994年组建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从事金融、银行和办公室等软件系统的开发。而胡耀邦的小女李恒(满妹),则在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工作,职务是外企高管。

    “而李锐、胡绩伟之流则长期在香港反动月刊撰文反共批毛,散布恶言,把自己共产党员的外衣脱得一干二净。李锐到2011年该刊7月份一期已写了60篇,按一篇稿酬2万计,已赚取120万港币,而胡绩伟迄今在该刊写了64篇,已赚取128万元港币,这些都还是按最低稿酬算,如果该刊背后的美国基金、台湾秘帐加码,李、胡这两位在北京享受中央正部级待遇的“外快”还真不少,居然留在党内优哉优哉!……笔者并不认为当今谁有毛泽东留王明当中央委员的那种宽广胸襟与布局。”

    前文所述大笔一挥批准任仲夷等人集体乘飞机北上的陈绍基,则深陷贪腐卖官案,被香港黑老大连超“出卖”,被判受贿罪,死缓二年执行。(内幕:黄光裕、陈绍基被香港黑老大连超“出卖”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008/171964.html )
……

    【评述】:这些人的“劣迹”可以搜集很多,都是公开的报道,只是隐没在大量南方系吹捧他们的文章之中。但只要用心搜集梳理,便可以连成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正是这张黑网,庇护着南方系,而南方系则为他们发声,帮助他们攫取利益。

一幅巨大的政治谱系图

     我们刚才从上面的一两个简单的案子出发,顺藤摸瓜,逐渐探寻出了一张巨大的网。而实际上,这张网可以更加丰富。有网友整理出了一幅党内高级叛徒的政治谱系图。我们无法知道完整版的谱系到底有多大,也无法知道他们的联系到底有多深。但是,这谱系图本身所提供的具体资料都是有据可查,至少可以作为重要资料参考。从这张图我们可以体会到,赵系人马是如何全面地布控中国,他们的影响力有多么的巨大……

    如图:(来源:四月网http://bbs.m4.cn/thread-317238-1-1.html )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  |--------秘书,林牧(民晕+FL功)
|  |--------智囊,阮铭(民晕+台毒)
|  |--------智囊,吴稼祥(民晕,奸商)
|
|__|--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资产阶级自由化)
|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资产阶级自由化)
|  |--------秘书,鲍彤(民晕)
|  |
|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资产阶级自由化)
|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民晕)
|  |
|  |----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资产阶级自由化)
|  |  |----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问,吴象(资产阶级自由化)
|  |     |----发展研究所,周其仁(资产阶级自由化)
|  |
|  |----文化部,部长,王蒙(资产阶级自由化)
|  |  |----作协,副主席,刘宾雁(民晕)
|  |     |----作协,理事,王若望(民晕)
|  |     |----人民文学,主编,刘心武(资产阶级自由化)
|  |     |----新观察,主编,戈扬(民晕)
|  |
|  |----公安部
|  |  |----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资产阶级自由化)
|  |
|  |----教委
|   |----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民晕)
|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江平(资产阶级自由化)
|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谢韬(资产阶级自由化)
|
|----中组部,副部长,李锐(资产阶级自由化)
|
|----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资产阶级自由化)
|  |----新华社,副社长,李普(资产阶级自由化)
|  |----新闻局,局长,钟沛璋(资产阶级自由化)
|  |----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资产阶级自由化)
|  |     |----副总编辑,王若水(资产阶级自由化)
|  |
|  |----光明日报,总编,杜导正(资产阶级自由化)
|  |----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资产阶级自由化)
|     |----马列所,所长,于光远(资产阶级自由化)
|     |----马列所,所长,苏绍智(继任,民晕)
|     |----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琪(民晕)
|     |----文学所,所长,刘再复(民晕)
|     |----心理学所,所长;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徐联仓(资产阶级自由化)
|     |----历史所,副研究员;中国哲学,主编,包遵信(民晕)
|     |----世界经济导报(隶属上海社科院),总编,钦本立(资产阶级自由化)
|     |----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洪林(资产阶级自由化)
|
|----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共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张祖桦(民晕,接受台毒捐款)
|  |--------深圳青年报,副总编,曹长青(民晕+台毒)
|
|----总工会
|  

|----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何家栋(资产阶级自由化)

    注:

    1. 以胡在任期间的最高职务为准。
    2. 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私立准民运组织。
    3. 关于吴稼祥、张祖桦等人接受台毒捐款,见: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print/0,4066,110501+112006110800020,00.html

结语

     以赵系人马为代表的一大批体制内资改派是当前中国人民最腐败、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三十余年来,他们寄生在中国的体制框架内,误导改革开放的方向,以补课为名,对内鼓吹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通过公开的(权力腐败)和隐蔽的(私有化)腐败手段,大肆鲸吞人民财产;他们因为以一己之力无法撼动人民江山,就引入外贼,对外出卖国家经济主权,使中国绝大部分开放产业被外资控制,而这批人再从中渔利。生于1984的南方系正是赵系人马为了配合他们自己的倒行逆施,而生造出来的一台舆论机器。

    正如前面几篇内容所述,他们打着“中国良心”的面目,装出关心“弱势群体”的样子,将腐败官僚和新生资产阶级的一切罪恶都栽赃到社会主义的制度本身,为他们完成财富掠夺和积累后改旗易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做舆论准备。只要再加把劲,打掉最后残余的一百多家大型央企,体制内资改派就可以最终完成他们的政治宏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使他们的非法所得合法化。而这百余家大型央企正是最难啃的骨头,上百万亿的资产根本就不是土鳖新生资产阶级所能直接吞下的,这时他们也就更需要借助外资的力量,达成他们的目标。由此,国内的赵系势力与境外的反动势力因为共同的利益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南方系与境外反动势力是怎么联系的?他们怎样相互配合?……这一系列的问题,将在后面逐步探讨。

 

 

 

 

发件人:"qiyejia50000" <qiyejia50000@gmail.com> 2011-12-26 00:42:42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 '@263.net>

致“十八大”的建议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胡星斗

     我建议:实行“社会主义新政”,迎接“新改革开放”时代;实行可控民主,大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增进民权,改善民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继续解放思想,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建设公正社会。

一、实行“社会主义新政”,迎接“新改革开放”时代。

    实行“社会主义新政”,核心第一条就是实行宪政社会主义或法治社会主义。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或法治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对于中国,民主社会主义不如宪政社会主义或法治社会主义好。民主社会主义源于西方,在北欧等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不同于北欧,不适合强调民主、先搞民主,而应当强调宪政、法治,先搞宪政、法治(尽管也搞“可控民主”)。也就是说,宪政社会主义或法治社会主义蕴涵了“宪政优先于民主”、“建设法治国家优先于建设民主国家”的内容。

    宪政就是宪法政治,即保证宪法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为此必须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设立宪法法院;同时,宪政也是“限政”,即限制政府,制约行政和司法权力,实现公权力的分权与制衡,建立“有限政府”,保护公民权利。宪政与法治(也许“法治”一词更容易为领导层和民众接受),虽然两者侧重点不一样,一个重在宪法与分权,一个重在规则与平等,但是他们异曲同工,都代表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最高成果。

    所谓宪政社会主义或法治社会主义就是既尊重宪法的至高地位又保障政府应有的权威性、既致力于建立有限政府与法治国家、捍卫公民权利又强调建立有效政府、避免民粹主义混乱的社会制度。

    宪政社会主义或法治社会主义源于我对“右”(宪政)与“左”(社会主义)、效率与公平、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融合的思考。宪政社会主义既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师,同时也反对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和暴力专制的社会主义,它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未来的中国,“宪政”(“法治”)与“公平”(“社会主义”)是两大旗帜。谁高举了这两大旗帜,谁就能赢得中国,就能引领中国的现代化;谁丢弃了这两大旗帜,谁就是在把中国引向沉沦和灾难。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或法治社会主义,兼顾宪政民主与社会稳定、法治分权与中央权威、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才能真正地帮助中华民族走出危机、走向新生。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新政已经刻不容缓(详见附件:社会主义新政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将由此开创“新改革开放”时代。“新改革开放”时代就是改革开放进入新纪元、实行宪政社会主义或法治社会主义的令人耳目一新、社会焕然一新的崭新时期。

二、实行可控民主,大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可控民主强调民主过程的透明、有序、程序性、可控性,注重过程的可控和结果的部分可控。提倡室内民主(通过电视、礼堂、教室等发表竞选演说)、协商民主(鼓励不同党派不同利益集团的平等协商,加强和改革政协的作用)、法治民主(而不是“文革”式的无法无天的民主)、间接民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实现民主),反对街头政治,鼓励政治协商,主张法治优先了民主;建立代议制度,公民只选举产生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然后由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通过选举及协商产生行政官员,不搞全民直选行政官员及最高领导人。

    只有可控民主,政治有序,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国家才能不分裂,中国才能不混乱;只有可控民主,才能保证中国这样一个特大型国家的领导人的必要的尊严和威信;只有可控民主,才能避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泛滥。如果民主不可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压抑得太久的民族,必然是非理性的爆发,必然是打砸抢。

    宪政社会主义与可控民主的实现方式是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关键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常务委员会具有“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消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的权力。此两条实际上确定了全国人大的违宪审查的职能。我认为,为贯彻宪法精神、落实宪法权力,全国人大应尽快成立违宪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著名政治家、法学家组成,通过民主投票初步决定某一文件、法规是否违宪,如果认定违宪成立,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最后的决定。

    为了实现可控民主,必须修改选举法,完善选举程序,让人民代表通过竞选产生、使之代表民意,同时为了保证民主的有序性,可以规定:只能在政府指定的会议厅、礼堂、教室、电视、广播等场所和媒体上发表竞选演说,不得从事街头政治行为。人大代表的数量应当精简,人大代表一旦当选、履职,应暂停原来的职业,但保留公职,发放人大代表薪酬,使人大代表专职化。这样做,能够保证人大代表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了解民情、传达民意、做好调研、监督等工作。

    各级政务官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政务官包括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通市、县及各部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正职领导人;实行透明政治,除依法并且在律师的要求下召开闭门会议的除外,一切行政会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公民皆有权旁听;实行经济民主,企业的监事会、董事会、管理委员会等机构中依法应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职工代表,企业主管工资福利的副厂长、副经理应由工会派出;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都应组织工会,工会负责人由工会会员选举产生,工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职工的权益,并且可代表全体职工与政府、集体或资方就工资总额进行谈判;农村应组织农会,农会负责人由农会会员选举产生,农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农民的权益;政府扶持民间组织的发展,但民间组织不得进行非经法律允许的游行示威、户外演讲等街头政治行为,不得破坏社会稳定。

    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种立法、行政、司法三位一体的制度能够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特点,保证了人大成为名副其实的权力机构。但是,如何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人大内部实行分权制衡,特别是如何监督政府、司法机关,以及谁来监督人大,还需要作出制度上的安排。我认为,一要发挥第四权即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二要体现选民的选择,三要支持公民行使宪法第六十三条中规定的罢免权。对罢免官员的条款进行具体的立法,出台细则。

    中国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也就是说,人大具有监督财政支出、财政预算决算的职能。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将之落到实处,在各级人大中尽快成立会计局或审计局,由专业人士和专职的高素质的人大代表们掌管“钱袋子”,人大财经委员会不得由政府官员转任。各级政府必须列出详细的财政预算清单,没有人大的批准,政府和各部门不得乱花一分钱。

    为了实现可控民主,必须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进行问责。各级“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不断地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力求完美无缺,但报告中的内容有多少落实了,似乎无人关心,于是大多数问题一年又一年重复地提出,写入报告。所以,我建议:每年的“两会”对前一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回顾、评价,说明落实情况、未落实的原因以及整改措施。

    还必须对提交议案与否、议案质量以及落实情况进行问责。目前,“两会”提案情况并不十分踊跃与理想,提案多是个人性质或者小范围征集而来,很少公开征集提案。学者根据中国人大网的公开资料统计出1800多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地省级领导)5年来没有领衔提交过一件议案。提交的议案中重复的很多,大多不敢涉及所谓“敏感”、实则关系民权民生的重大问题如信访、劳教等。议案的落实情况也无人问津,无权问责。所以,我建议:对于连续两年没有提出一项议案的代表或委员作自动弃权、放弃代表或委员资格处理;鼓励代表或委员通过媒体或其他途径公开征集提案;对于提案中的问题应当解决而没有解决的,由人大以一定的法定程序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

三、增进民权,改善民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

    按照“抑制官权,规范资本,增进民权,改善民生”的原则,进行“社会主义新国家”建设。

    1、实行阳光财政制度。建议从阳光财政、民主财政入手,建设阳光政府、社会主义新国家。改革人民代表选举制度,促使人民代表大会认真监督预算、决算和支出状况;严格执行预算法,追究超预算开支、非预算开支、改变预算开支项目的责任;逐步取消预算外、制度外的收费;向社会公布预算内、预算外、制度外的收入与支出的详情直至每一项采购、开支的情况,接受民众的监督。

    2、实行阳光财产制度。建议制定阳光(财产)法案即公职人员收入与财产申报法。按照“渐进妥协、实事求是、减少阻力、消除障碍”的原则,设定5年的执法过渡期,公职人员新进、调动、晋升皆需申报与公开财产,原岗位不动可暂时不申报与公开财产,但最长期限5年,期满后或者退出公职,或者公布财产。凡主动公布财产者,财产与收入不符的部分缴纳特别税,税率约80%,剩余的财产合法化,不再追究公职人员的法律责任;凡不主动公布财产者,一旦被揭发或查处,依照有关法律惩处;退出公职者,缴纳60%的特别税,剩余的财产合法化;在5年过渡期内收受的非法财产,一律依法惩处。

    3、制定反腐败法(廉政法)。反腐败法确立相对独立的反腐败机构,鼓励举报,规定公职人员操守,对影响力交易、回扣、非物质性的好处、性贿赂等予以惩处等。建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廉政总局(总署)”,各地设立廉政分局和联络处,全国按地区设立10个分局,每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一个分局。各市、县设立廉政联络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廉政委员会,领导和监督全国的廉政及反腐败工作,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不设立相应的委员会。国家廉政总局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和监督,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作为过渡性安排,国家廉政总局也可接受国务院与全国人大的双重领导,垂直管理,不受地方政府与地方人大的干预。由原监察部、预防腐败局、反贪局、信访局等合并而成。

    4、实行教育第一、教育优先的战略。中国的真正崛起取决于教育的崛起。教育第一战略的突破口是将教育指标和教育公平列为各级官员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按照学生实际人数而非户籍人数拨付教育经费,实施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在打工子弟中实行教育券制度,逐步实现外来人口子弟在当地参加中考高考;国有大学按照各省区直辖市的人口数或者应考学生数,确定相应的招生指标,同时在此基础上考虑国家开发西部的政策、生源质量、地域因素等进行微调;高考推行“一年两考”或“一年多考”,压缩考试科目、天数,增加面试;推行素质教育和能力考试,禁止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补习,实行教师流动制度,减轻学生负担;大幅度提高教师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教师的工资待遇,遏止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建议将孔子的诞辰(阳历)9月28日确定为教育节或新的教师节,以彰显中国人民尊师重道、传承文化、提升道德的大国风范和气魄,它将有助于提高国家的软实力,提升全体国民和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两岸统一。

    5、实行“三免”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基本医疗、免费基本养老。除了实行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还要建立免费基本医疗制度,免除国民的诊疗、手术、住院费用,药费目前自理一部分,未来全部免除;降低药价,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制定《社会保障法》,规定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比例,确立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原则和社会保障体制,让官员、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城市职工、无固定工作者、农民、农民工拥有同一张社会安全网;扩大低保范围,提高低保标准,根据低保者有无劳动能力给予不同的低保待遇;建立综合性公积金制度,公积金资金不仅可以用于住房,而且还可以用于教育、医疗和养老;建立农村个人账户制度,国家和地方财政扶助、个人缴费的合作医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资金全部打入个人账户。

    6、废除户籍制度,建立国民信息系统。户籍制度是构建公正社会的第一大障碍,它与市场经济完全相悖离、相冲突;户籍制度是“三农”问题、城乡差距扩大的祸根,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它既损害了农民、外来人口的利益,也损害了城市居民的根本利益;户籍制度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际公约,妨碍了公民权利的实现。必须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国民信息系统——身份证系统进行社会管理,将个人和家庭信息、就业收入以及财产情况、信用守法纳税记录、养老医疗低保等社会保障资料、甚至做义工、志愿者等事项一并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数据库中,按照身份证号建立社会安全网,建立可衔接、可转移、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将个人档案电子化、透明化,进入国民信息系统中,供全社会有条件地查询,打破城乡界线、地区界线、城市界线,塑造政府与公民之间透明、互信的新型关系。

    7、取消特供制度,解决特权腐败,赢回民心。取缔高级干部的食品特供制度,取缔国有医院中的高干病房,禁止干部的公费疗养;破除国有垄断,缩减庞大政府,降低行政成本;大幅减少公款吃喝、公款用车、公款旅游出国的“三公”特权消费;废除官员的特权型养老、医疗和福利待遇,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公务员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

    8、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农村制度。以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或完整的土地产权作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的突破口。实行土地的“三化”——资本化、规模化、合作社化,允许土地的买卖、出租、入股、抵押贷款,解决农村的融资困境;农村集体土地应当享有开发建设权;借鉴台湾“土地增值归公”的经验,土地转为非农用时一半充公,剩下的一半收取高额的土地增值税;对土地的买卖施以限制——必须在城市有工作、有住房;或者年老无人赡养,或者开发商解决其工作、住房和社会保障,这样,农民才能卖掉他的土地,因此,土地改革不会发生豪强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的状况。现代农村制度是指既符合中国国情更要遵循现代人类文明规范的民主、法治、公平、高效、开放、文明的社会主义农村制度,包括现代农村政治制度、现代农村经济制度及现代农业制度、现代农村社会制度和现代农村文化制度;建立现代农村制度就是要建立村民自治、权力在农、土地农有、税费法定、公平高效、科学文明的现代制度。

    9、改革国有企业,保护民营经济。修改《反垄断法》,禁止行政型垄断;废止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废除或修改最近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重点扶持民营企业;设定国有企业边界,改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遏制国企官场化,取消国企行政级别;实行国企的全民持股、全民分红,加大国有企业上缴特别收益金的比例;切实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落实非公经济发展的两个“36条”,解决“玻璃门”、“弹簧门”现象;开放民营金融,减轻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建立法治经营环境,改变民营企业的弱势地位。

    10、打破金融垄断、废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改革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扩大私人银行试点,将规范的地下钱庄合法化,进一步发展股份制银行、股份合作性质的企业,发展企业债券,允许企业在一定条件下自主集资融资。废止国务院1998年7月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大力发展社区银行、乡村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允许定向吸储、土地和宅基地抵押,解决老百姓创业、新农村建设的融资困境。

    11、建议对经济罢工权立法,规范罢工行为,制止非法罢工,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防止劳资矛盾演变为官民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稳定。没有罢工权立法,怎样能遏止企业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侵犯劳动者的权利?没有罢工权立法,将经济性罢工当作“政治事件”、“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当作“闹事”来对待,加以弹压,把劳资矛盾动辄上升为官民冲突、政府与工人的对立,政府替资本家背黑锅、承担责任,这种做法是极其不明智的,不但加重了政府的工作负担,而且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败坏了政府的形象。没有罢工权立法,就不能保护正当罢工,制止无序罢工和各种怠工、停工现象,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罢工权立法即使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一些风险,那也是局部的、微小的风险,它是推动劳资关系改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实际上,罢工权立法可以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12、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缩小省级行政辖区,以遏制地方主义势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增设副省级直辖市直辖市,考虑到南京、武汉、广州、西安、沈阳、哈尔滨、成都等大城市为省会,不宜变更,应继续保持他们的副省级地位,现可考虑增设青岛、大连、深圳、珠海、厦门、苏州、宁波、洛阳作为副省级直辖市,同时扩大他们的区划范围;实行大部制,合并民政部与国家地震局,组建民政与紧急事务部,加强对灾难的统一救援;撤消铁道部,设立铁道总局,归交通部领导;撤销科技部,世界上极少见哪个国家设有科技部的。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4000个科技局、数十万官员和办公人员消耗的经费至少相当于科研经费的一半,所以,我建议恢复国家科委,减少人员编制和办公经费,市级(包括县级市)以上政府设置地方科委,其他县级政府一般不设;建议在国家海洋局的基础上成立国家海洋部,统筹海洋事务,确保国家的海洋主权和利益,改变中国局限于大陆型国家的历史与现状;建议分拆中央电视台或者另建“国家电视台”,以打破垄断、促进电视行业的竞争,同时扩展央视品牌,提升国家级电视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议国家对监督部门如监察局、检察院、反贪局、法院、审计、环保、安全监督实行完全的垂直管理,对竞争部门如烟草、食盐、电力等取缔专营垄断。

四、继续解放思想,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建设公正社会。

    中国急需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将厘清公有与私有、人治与法治的迷思,解决为什么要减少国有、破除国企垄断、减少人治、坚定不移地实行宪政与法治的问题。

    社会主义与传统的公有、国企没有必然的联系,共同富裕与传统的公有、国企也没有正向的关联。当今世界上最公平、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如北欧诸国、西欧、日本等皆是财产私有的国度,其基尼系数都在0.30以下;贫富差距的缩小只与所得税、遗产税等税制、股份共有、社会保障等制度、倡导公平的左派政党在西方不断执政等密切相关,与传统的公有制、国有企业没有正相关性。

    建议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建立公正社会。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不能把稳定作为社会的首要价值。如果以稳定为借口,牺牲社会正义,损害政府的信用和威信,那么将导致社会长期的不稳定。

    上个世纪初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以及揭露社会丑恶的“扒粪运动”,最终一扫美国的腐败,为三十年代的新政以及二战后的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奠定了基础。19世纪后期,美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国家迅速致富。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工业化、城市化虽然给社会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并没有消除社会贫困和不满,相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社会骚动频繁发生。当时美国有一本小说《民主》,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七十多岁了,跑遍了全世界,走了这么多国家,还没有见过一个比美国更腐败的国家。”那时的美国,贫富分化类似于当今的中国,到处是血汗工厂,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而工资却微乎其微,各种工伤事故和矿难频发,食品安全、饮水安全、环境卫生以及住房问题、穷人子女的教育问题都十分突出。那时美国工人也没有罢工的权利,劳资矛盾尖锐,贫富阶级严重对立。但是,从1900年到1917年,美国兴起了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反垄断、反特权、反歧视;争取平等权利、改善工人待遇、缓解劳资矛盾;开展社会慈善运动、安居运动,消除贫困、救济穷人,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贫困人口教育等问题,纾解民生困境;开展扒粪运动,揭露社会黑暗与弊端、抑制权贵经济;进行政治改革、重建法治规则、商业道德和社会价值,等等,社会进步运动几乎囊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日后美国的进一步发展和长治久安影响深远。

    目前中国的病态非常类似于100年前的美国,中国也正需要一场社会正义运动或社会进步运动,改变是非颠倒、道德堕落、社会危机四伏的现状。如中国应当开展反垄断、反特权、反歧视运动;采取措施,帮助工人争取自身的权利、改善工人待遇、缓解劳资矛盾;开展慈善运动、安居运动,消除贫困、救济穷人,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贫困人口教育等问题,纾解民生困境;建立现代新闻制度,允许民间媒体的规范发展,开展扒粪运动,揭露社会黑暗与弊端;进行政治改革,重建法治规则、商业道德和社会价值。未来,中国必须加快政治体制创新,尤其要坚定不移地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

 

 




其它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1-04 10:39:49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还原真相 开启明智

----在新书发布会上的终结发言

原社科院美国所所长 资中筠

    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因为大家提到的问题很多,我自己想的问题也很多。我就从最后杨继绳先生的发言说起。

    第一,我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了,今年一百周年要给我发请帖,我婉拒了。我觉得已经面目全非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现在变得像是一个大官僚机构,非常势利眼,向权力和财富聚集。可惜的是他们招来的,真的是全国分数最高的学生,智商很高。现在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有点招天下英才而摧毁之,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件事情常常使得我晚上睡不着觉,我们的教育制度是我忧虑非常深的问题。

    第二,关于悲观或者乐观的问题,我也可以说,我基本上是悲观的,但是也不能说悲观到什么事都别做了,像梁先生说的,等着船往冰上撞,同归于尽算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有一口气在,我们那么多人,我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怎么样使这个社会变得做好人容易一些、做坏人代价高一些,最好向这个方向努力。

    第三,谈到“启蒙”问题。这里,再从我的人生经历补谈一点对启蒙的认识。

    我这个人胸无大志,没有做过什么大事,也无意救国救民,做不到。我实际上只是欲罢不能。现在资讯发达,不管是不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有的情况知道了,就不能假装不知道,不能无动于衷。想到什么问题,没有办法,我非要去想,非要去写不可。有人写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不敢当。我现在的生活比大部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好许多。例如我享受医疗保险。那么多人没有医疗保险,我不能等到医疗保险覆盖到大多数人的时候再报销医疗费。即使这样做,也没有用。在50年代非常理想主义的时候,也确实有过这类想法,比如说1958年的时候,我和陈乐民都在国外工作,听说国内“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们机关也在院子里大炼钢铁,我们很遗憾不能参与,将来共产主义建设成功了,少了我们的参与,觉得非常遗憾。等到1959年,忽然又听说国内吃不饱饭了,物资非常匮乏,我们就坐不住了,我和陈乐民以及另外一位年轻同事,一同向领导申请调回去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自己在这个时候在国外养尊处优,吃得那么好,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

    过了不久,我们真的调回去了,不是因为领导觉得我们应该回去挨饿,而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和苏联开始吵架。回去之后,过了几个月真的尝到了吃不饱的滋味,我得了浮肿病,每天早起睁不开眼。那个时候有干部下放锻炼的政策,我们也是主动要求下放到农村,这是自愿的,不是像“文革”时候那样被迫下放。我留在北京,陈乐民被批准下去了,真的差点饿死。有一次晚上他饿晕了,正在看水,掉下水沟,那个水沟是不深的,但是他没有力气爬上来。,正好有一个老乡看到了把他救了,否则真的填沟壑了。不过平心而论,当时“中央下放干部”还是不能让他饿死的,就给送到县里抢救了,其实就是打了几针营养针。

    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只觉得跟大家一块挨饿比较安心,要是在这个时候不挨饿是不光荣的。那个时候信息都是封锁的,我们对实际的上情、下情都不知道,上面说什么信什么:说是因为自然灾害、苏联捣乱撤走了专家,我们就深信不疑。其实只要稍微用脑子想一想,撤走专家最多会影响工业,怎么会影响农业呢,农村又没有苏联专家?但是我们脑子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过。

     所以,愚昧到这样的程度,即使“后天下之乐而乐”,一道饿死也是糊涂鬼,也解决不了广大百姓的饥荒问题。那时全国大多数人都在愚昧中。当然,也有不愚昧的,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明白,但是他们被压下去了。关于彭德怀问题的实情,我当时也不了解,只知道他“反党”,具体情况是对我们封锁的。所谓启蒙,就是说你只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探求事实的真相,本来是常识性的问题,非常容易明白,但是当时就想不明白,或者根本不去想。

    但是从那个以后,特别是经过“文革”,逐渐明白起来,不同的人觉悟有先后。到否定“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是一次比较大的启蒙运动。人们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只要打破了迷信,思想就解放了。同时许多真相也逐渐透露出来。可惜这个也很不彻底,很曲折,正如胡先生说的,启了又蒙,蒙了又启。

    所谓启蒙,不用太高深,一个是把事实弄明白,不在谎言里生存;还有一个是用逻辑来考虑问题,什么事情是不合逻辑的?现在有很多说法,既不顾事实,逻辑也不通。比如说,我们六十年来辉煌成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够实行西方“那一套”,因为我们社会主义是为广大人民的,理应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就是说社会矛盾更加小,更加人道,普通的底层的人民应该享受更多的幸福。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的贫富差距比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要小得多。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性体现在哪儿呢?于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来了,说我们是初级阶段,才走了三十年。资本主义国家在18、19世纪的时候,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老百姓生活很悲惨;当提到当前频发的矿难以及严重的职业病等等情况时,就说发达国家19世纪就这样。

    那么,我们现在算什么社会呢?因为社会主义是谈不到原始积累的,社会主义是在高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长处在于效率,在于大大地解放和提高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不平等,所以出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关注弱势群体。事实上,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从那个时候进步到今天这样,就是因为建立了宪政和民主制度,广大劳动人民才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施加压力,能够监督公权力,同时也能够通过各种法律来规范市场,限制资本的为所欲为。当然随时还会出现新问题,总的是向着更加人道的方向发展。如果这些都不能做的话,我们到底算什么主义?这是我想不通的问题。所以要用事实和逻辑来考虑问题,考虑清楚了,就是启蒙。启蒙不是某些人高高在上教育别人,而是互相启发,用自己的眼睛看事实,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并不是那么神秘的一件事情。

     当然,还必须说明,“启蒙”不是万能的。因为许多情况下不是不明白,而是利益所在,或是明知故犯,或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歪曲事实,制造一套歪道理,误导公众。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第四,我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坐而论道,我做不到起而行,茅于轼先生自从退休以后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且他真正的是为底层老百姓着想,并且把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方向带到最贫困的农村,并不是像现在哪个大款到处撒红包,不是那种扶贫,而是他十几年来孜孜不倦地创立了很多模式。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有很多人和他在一块,在他的感召之下有很多年轻人跟着一块做。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很多打压,很多辱骂,甚至于有暴徒要揍他,但是他完全不温不火,无动于衷,不生气,但是他绝不放弃,也绝不后退。对于这样的人,我自愧不如,他还比我大一岁,他现在又飞到宁夏去,他还在到处奔波,我对他非常佩服。当然,令我佩服的人不止这一个,有很多比我做得好。

    我坐到这儿,想到一些事情,这是欲罢不能的。因为现在资讯特别发达,因为有网络,而且我是被动的,我收到人家寄给我好几十份的报刊杂志,这里面透露很多信息。光是纸媒,现在有一些不错的,有一些我佩服的记者,他们是做深度调查的,让公众了解真相。我了解了这些事实以后就不能无动于衷。我曾经以为退休之后应该写像《闲情记美》中的一类文章,我还有很多书要看。有人说我自己已经衣食无忧了,过得好好的,所以吃饱了撑的要自由民主了,没事儿干了就要自由民主,好像自由民主是一种奢侈。其实是相反的,我要是没事儿干了,我过得好好的,我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事都不干,我家里有那么多好书,有琴,有音乐,有唱片,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事情?但是我已经知道了,就欲罢不能。我遇到不同的人,对于生活有不同的取向。有的饱学之士就是愿意躲在“象牙之塔”做自己的专业,也无可厚非,应该得到尊重,只要他不助纣为虐,帮助愚民。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压出一个乾嘉学派,钻到故纸堆里做考据、训诂,对学术上也有贡献。每个人的生活去向不同,都应该得到尊重,不能强迫别人都和自己一样。

    又如何方老先生也是自己过得好好的,他级别比我高,待遇更好一点,但是他就对我说,我之所以不能释怀的是现在的弱势群体太苦了,还得写。另外,他十几岁就入党,他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他看到官史中充满着那么多的谎言,就要把真实写出来,对历史有个交代。这也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也是欲罢不能,也不一定是要怎么样,就是内心深处必须要这样做,那也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我有很多别的东西要写,但是刚要写这个,就被一个什么消息使得我拍案而起,愤怒得不得了。比如,最近渤海湾的污染使得我非常地忧虑,美国墨西哥海湾的漏油事件的处理是一鲜明对比,他们的媒体天天都在盯着,英国石油公司的发言人天天被媒体追问到底采取什么办法,这个办法有效没效,结果发现没效,再用其他的办法,今天清了多少,明天清了多少。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被美国国会召去质问,狼狈得没法说,天天在那盯着。而我们国家媒体报道墨西哥湾的事比对我们自己这次漏油的报道还多。最后英国石油公司赔偿赔得伤筋动骨,非常地多,首先就搞一个二百亿美元的资金账户放到那,到底附近的老百姓受到多少损失还没有最后算出来,到现在还没有算完,一点一点地赔。对比之下,我们渤海湾的漏油是非常严重的,影响极为深远,谁来管这件事情?当然,说是现在正在管,正在调查,但是到底谁在管?康菲公司说是外国公司,其实是我们中海油控股的公司,有国有资本在里面。这件事情就使得我不得不忧虑,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渤海的污染要影响到我的生活,那还很远,但是就是觉得放不下,而且还很生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后来我想到一个医学上的说法:有人痛点比较低,有人痛点比较高,痛点比较低的人刺他一下就比较疼,要叫喊。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非正义和丑恶现象可能痛点比较低,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我就觉得不能容忍,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崇高伟大的目标,一定要救民于水火,不认为自己有这种可能性。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受到启发,能够多一点地了解事实和按逻辑思考问题。

    第五,关于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我现在的研究国际问题跳出了以国家和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自己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的时候,我写东西也是这个取向的,但是越来越觉得可以换一种角度看问题。看历史也不是看哪个皇帝疆土最大就是最好,国强民不一定强、不一定幸福,我越来越倾向于以个人为本来考虑。我现在不愿意用“人民”这个词,因为“人民”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以“人民”的名义危害了不知道多少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生命和权益。所以,真正的“以人为本”是以一个个人来考虑问题,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加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是独立的,加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得到了幸福,这个群体就是幸福的。至于国界的边界要划在什么地方相对说来是次要的,这句话说出来可能要被人家骂“汉奸”。“君王杀人知多少”这篇文章,就是从汉武帝想到而写的。我不是凭空的,完全有事实根据,我也不是学历史的,就是从《资治通鉴》整个西汉一路捋下来就可以知道,也不用讲老百姓死了多少,三品以上的官员,真是不知道杀了多少,而且汉武帝被我们认为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

    为什么军阀混战的时代反而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那么活跃呢?因为管不了。从积极方面讲,有好的文化政策的时候就是比较宽松自由的时候。从消极方面讲,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客观上就比较有利于文化繁荣。

    最后,在《炎黄春秋》二十周年的时候让我题字,我就提了四句话:“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这几句话愿意与大家共勉。谢谢!
 

 

 

 


 

发件人:"曹久强" <qiankunyidian@126.com> 2011-12-09 11:52:23 收件人:"北京大军" <zdjun@263.net>,

    看完这篇文章就知道,张木生的水平还不如曹久强。

 当代中国四种错误的理论

曹久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绩,也凸显了很多问题。如果来解释、引导当代中国的发展,各方豪杰纷纷上场,拿出自己心中的理论来解释、引导当代社会发展。从新自由主义理论开始到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新民主义理论,纷纷出台,很是热闹。而这些理论都是错误的,存在巨大缺陷的理论。

    新自由主义理论

    我们首先来看新自由主义理论。这曾是在当代中国占有很大市场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前提是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如茅于轼就是这样认为的。既然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就应该赤裸裸宣称在经济上走私有制下大市场加小政府的道路,政治上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道路。这种理论极度仇视国企,要求极力限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一旦政府稍微干预经济,他们就不满。他们把当代中国的成就归结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依据他们的理论,后面中国发展的道路就是要消灭国企,尽可能私有化,打着反对权贵口号以及建立所谓法治市场经济,主张中国实现西方政治制度来保证所谓的法制市场经济。他们的理想榜样就是英美等发达国家。

    近年来随着郎顾之争以及西方国家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最近欧美金融危机。这种理论受到重大打击。这种打击不仅仅是理论上面临着国内众多的质疑以及反对,在现实中也因为欧美一系列问题而失去了现实支持。这种理论已经失去了十多年前极盛一时的地位。当然,坚持这些理论的人还有很多,不过,这种理论正逐渐失去市场。这种极盛而衰的原因是,目前的共产党经历三十年改革开放已经不像以前只有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可以选择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睁着眼睑说瞎话,硬把中国说成是资本主义,自然无法解释庞大的公有制经济存在。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的理论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直接对立,根本冲突,执政的共产党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在改革开放之初,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实践存在缺陷,由于一时找不到新的理论来发展自己,共产党很大程度上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接受了他们的主张。这也就是他们能够拿着西方的教科书理论,照搬照抄也能在中国占据很大市场的原因。不过,共产党的底线,他们从来没有打破过。私有化盛行一时,私有化了不少国企、集体企业,但是,公有制经济的骨干力量还是保存下来。新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彻底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私人企业始终被公有制经济的玻璃墙挡在了外面。当然,突破共产党的红线,这就是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可惜这种幻想很渺茫。也就是说,这种理论可以被社会主义部分采用,根本不具有对于全局当代中国的解释以及引导能力,是执政的政治力量所不能完全接受的。

     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正是有一部分新自由主义分子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开始有所变通。他们搬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他们没有像新自由分子那样在中国赤裸裸宣称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知道这是无法成功的理论。他们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迎合了共产党的纲领。但是,他们认为当代中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北欧国家。他们的意思很明白,既然不能赤裸裸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好,共产党不是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吗?于是,他们拿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萌芽的部分社会主义因素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优势混合在一起来论证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共产党要走社会主义,要像北欧那样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灵活性就体现出来,首先共产党不会像对新自由主义那样处于阶级本性那样厌恶,反而因为他们主张走社会主义有了某种共同语言。相对于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更能吸引共产党党内一些党员。这种理论在经济上走私有化经济加高税负、高福利道路,政治上还是西方政治那一套。不过,这个理论也有天然的缺陷,首先肯定了私有制,依靠高税负来搞高福利,缩小贫富差距。事实上,高税负自然就是打压了私人经济的积极性,造成了私人资本外逃反而减少了税收,从而使高福利难以为继。欧洲很多国家都在这么做,只是北欧程度以及力度更大。但是,欧美债务问题凸显出来了,这一理论在现实中也受到了质疑。更加重要的是,北欧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小国,在大国那么搞能否成功还没有先例。更重要的是他们一方面提倡中国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说当代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这就让共产党很不爽。当代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公有制经济成分,居然说我们还不是社会主义,显然这种理论也无法诠释整体中国社会,更加不要说引导中国社会发展了。在当今各种理论纷纷现身情况下,这种理论没有优势,也不是共产党的最佳选择。

     重庆理论

     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存在这么多致命的缺陷,在中国盛行的希望渺茫。在新自由主义分子中再产生了一些分化,他们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前面两种理论都是坚持私有制,根本没有把公有制经济放在眼里。自由社会主义经济上采取了坚持私有制也不忽视公有制的做法,并认为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可以使政府有能力降低私人经济的税负,促进两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种理论在中国重庆找到了一些实践证据。在政治上,自由社会主义也是走西方政治道路。这种理论的优点在于看到世界普遍是混合经济的事实,采取对于私人经济以及公有制经济一碗水端平的做法,而且认为他们有共同点,可以互相促进。

    不过,这种重庆理论缺陷在于,从根本上来讲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是对立的。两种经济在国家内部会不断自我发展扩张,一方面的发展必然会挤占一方面的市场,两种所有制经济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冲突起来,再采取一碗水端平的做法是无法做到的。两种对立的所有者必然随着发展,一方否定一方。因此,这种理论缺陷没有看到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存在根本对立与冲突的一方面。在实践上,两种所有制同等对待,哪些领域应该是公有制经济进入,哪些应该是私有制经济进入,如何来决定?私人经济依靠市场资源配置,而公有制一部分却与国家政权密不可分,政府主导很明显。于是,就陷入市场与政府两只手互相打架的地步。这种理论在现实当代中国也不可行,因为共产党的最终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马克思经济理论核心就在于否定了私有制。于是,这种各打五十大板或者说一碗水端平的做法,从长远来看也是不符合共产党心愿。在当代中国也不好实施,因为市场与政府互相打架的现象不可避免会出现。这种理论在短时间内可以说的过去,长远上来看,存在互相矛盾的冲突,无法解释与引导中国的发展。

    新民主义革命理论

    随着中国以及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以上源于西方的一系列理论都不能很好解释与引导中国发展。中国内部的部分人开始来从中国自己内部来寻找解释与引导中国发展的理论。我国偏左的知识分子或者一部分左派分子找到了完全土生土长的理论即新民主义革命理论。这个理论是认为当代中国还是新民主义革命的延续,应该实行允许私有制经济发展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并行的道路,政治上认为中国处于低程度的民主发展状态,未来中国要随着私有制发展到尽头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成熟,加上政治民主高度发达的时候才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这种理论优点克服了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或明或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弊端,也克服了自由社会主义存在的内部互相对立的矛盾。这种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的解释以及引导比以上理论更进一步。这种理论已经根本上否定了私有制,指出了目前私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暂时的,最终会是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也就是说,一旦在私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除了共同点之外有了冲突,毫无疑问偏向了公有制经济。这是前面理论所不同的。正是因为这一点,这种理论才只会出现在中国左派以及偏左的知识分子当中。这种理论据我所知王占阳、张木文先生就是这么主张的。这种理论根本上来讲与共产党没有存在冲突,与目前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不存在根本冲突。应该说这种理论比前面几种理论更容易让共产党接受。

    不过,这种理论也是有很大问题的。首先,什么是新民主义革命呢?新民主义革命相对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弱小,在内外敌对势力强大压制下,无法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以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说从共产党诞生那一天开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开始了。在二十多年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特别是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实现地主减租减息、三三制原则。在这个时期,允许私人经济、封建地主经济发展,也对他们有所限制。同时,公有制经济也是在发展,特别是陕北根据地政权下的企业也在发展。在政治上,三三制把开明的地主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吸收到政权中来,实现了共产党主导下的政治民主。据说,陕北开展了不少自由直接选举活动。

    但是,从1949年,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新民主义革命事实上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个时候,我们却把当代社会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或号召继续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就严重违背了现实。在这里,他们没有看到,1949年后到1953年还能算得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当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之后,再称以后的中国社会还是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就不正确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有以下几点:一、共产党取得中国政权,国家政权已经掌握在了社会主义政党手中,这就是意味着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即掌握国家机器。社会主义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在一定程度上为全面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其次,随后的资本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化改造加上对于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财产没收,社会主义经济在国家全范围内建立起来了。全国性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确立,这些就是说明中国已经确实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时候还说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就严重脱离事实,似乎解放前二十多年与解放后几十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显然,这种说法难以自圆其说。

     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私人经济与公有制是平等的,土地还是私有的,现在土地却是国有的,现在经济明显偏向公有制经济,也就是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这些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经济道路有着明显区别。在政治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在陕北民主人士参与陕北政权,不同政党地位区分并不十分明显。现在虽然民主党也参政议政,但是,现在凸现与民主党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共产党是执政党而且是长期执政,而民主党是参政党。更重要的是,那些资本家现在也得靠拿着共产党的外衣才能有机会进入共产党核心层。在政治制度上现在是共产党主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那个时候议会可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此,把现在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延续是不正确的,现在要拿起新民主主义革命旗帜,走以往的经济、政治道路也是没有必要的。

    可以说,这种理论虽然土生土长,但是,明显混淆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阶段。虽然不会引起共产党反感,但是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说,这种理论出来是多此一举,毫无必要。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下,我们也可以暂时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但是,我们的侧重点是不断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我们最终消灭剥削、缩小贫富差距不是靠减税,而是靠否定私有制依靠公有制经济从所有制上扭转贫富差距、消灭剥削。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让私有制经济自然而然生产力发挥殆尽自然而然转向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不断大力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可以容纳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所有东西,反之,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却不能。

    因此,社会主义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正确的,未来中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成熟阶段。而成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经济上民主完善的公有制加市场经济,政治上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才是中国发展最光明的前途,也就是说,只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加上社会主义成熟阶段理论才能完整、科学诠释以及引导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以上四种理论都不能。我相信,随着社会主义中国不断实践深入将更加充分证明这一点。

 

 




其它发件人:"曹久强" <qiankunyidian@126.com> 2011-12-20 12:34:35 收件人:"北京大军" <zdjun@263.net>

自由主义的迷思

——我来恶心一下自由主义

 曹久强

    自由主义,这是一种价值取向或者也可以说一种经济、政治观念取向。如果不考虑时代背景与条件,从抽象意义上来推理,当然是好的。我也爱好自由,也渴望自己能够彻底独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人人都有,我觉得很正常。由于人人都渴望自由,也代表人人都是自由主义者。因为这个自由主义是抽象的,不是现实的。而人却是现实的,一个人总是一个时代背景与条件下的人。如果把人的时代背景与条件全部去除,当成完全抽象的概念,那么人也只能停留在意识中与推理中,这就会造成脑袋中的人与现实中的人存在巨大差别。

    如果不考虑自由的时代背景与条件,那么所有的自由主义都是一样的。因为自由不是近代才有,古代在奴隶社会就有了。在奴隶社会也存在自由,正如奴隶社会也存在正义一样。但是,那个时代的自由放在了现实条件下,那个自由只能存在奴隶主与平民中,奴隶是没有任何自由的。而且那个时候也有正义,并且很多思想家都认为奴隶制是自然而然的,是正义的。可见,自由并不是近代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而是人类文明从原始社会以来都存在的,只是每个时代与背景下的自由存在具体的内容来填充,是现实的自由,不是抽象意义的自由。

    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是拥护自由的。正是认为资本主义存在剥削与统治,所以反对资本主义,无非是为了解放工人,让工人获得自由。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建立一个自由人自由联合的社会。于是,马克思主义里面也存在自由主义,但是却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也不是中国现在那些自由分子中的自由主义。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历史上为了反对封建主义,确实起了一定历史作用,至少农民以及工人获得了人身自由。这一点马克思也是肯定的。但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由于害怕工人过于自由而造自己的反,就不怎么提倡了。相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以他们的自由主义为武器来干预世界其他国家的事务,表面上可能也是反对其他国家的封建主义以及独裁专制,实质上为了自己的利益以及殖民扩张。当然,他们也不少绝对这样做,为了国家利益,他们也会抛弃自由主义,选择支持其他国家的独裁专制。在某些国人眼中是自由主义典范的美国就积极支持袁世凯称帝,支持蒋介石独裁统治到支持萨达姆、本拉登等等,都深刻暴漏了这一点。

     如果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西方还有一定历史积极作用。但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了中国基本上就是消极作用。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毕竟成功推翻了封建独裁统治,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社会变革。而中国引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候,这个自由主义已经走过了他起积极作用的时代,消极性在西方已经凸显出来。显然我们引进了一个过时或者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东西。虽然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完成消灭封建主义的任务,但是,中国却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于是就造成了中国引进的资产阶级自由上反对不了封建主义,下却压制工人的自由与解放。辛亥革命失败了,蒋介石的政权却是独裁统治,而且赤裸裸传位给了他儿子。于是,中国拿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只能存在那些具有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脑袋中,以胡适为代表。

     由于他们反对不了封建主义,反而与之勾结,从而蒋介石政权成了大地主、大官僚、大资本家互相勾结的国家了。而胡适却从来没有主张推翻国民政府,反而主张让人只谈问题,不谈主义。显然是要束缚人的思想,把人都教育成为他一样把自由主义放在脑袋中,放在那没有多少实际作用的文章中,成为古董让人参观的国民党政府的顺民。

    于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没有任何骨气的,在洋人面前不仅思想上低人一等,而且在现实中不敢反对帝国主义。在封建专制下,思想上虽然显得自己傲气,却不敢坚决反对,一旦封建主义镇压只能逃之国外或者束手就擒。他们完全脱离群众,以及先天不足根本就没有力量来对抗封建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实行的是现实主义,与封建主义同流合污。也就是说,从他们的思想上来看,似乎占据道德高点,在现实行动下却是卑劣的。

    正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如此软弱、如此没有气节,如此没有力量,自由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远远早于马列主义,却没能完成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任务。他们的言行让中国人很失望,于是,中国人在对于他们彻底失望之后,才被迫选择了马列主义。如果他们能够完成民族独立与解放,人民又怎么会选择马列主义呢?

    他们书斋式的思想以及软弱的政治力量,只能停留在意识上自以为是的盲目自大与精神胜利法中,在现实中除了哀叹还是哀叹。
当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列主义,他们却大声呼喊起来,他们做不成的事情也不准别人去做。别人去做就是激进主义就是极权主义。好在历史走势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列主义,二十八年在一系列内外战争中获得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完成了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想做而做不成的事情。而那个不谈主义,只谈问题的胡适,言眼看着举着主义的共产党走入北京城,他却只能灰溜溜逃到台湾去了。这就是对于他之谈问题,不谈主义的极大讽刺。

    而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现实下,也拒绝承认马列主义的先进性。他们借助世界资本主义的优势,还保留着他们事实上不存在的自信。不过,他们也不看看,为什么他们做不成,而共产党却做到了。他们把共产党的成功解释为偶然、侥幸。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偶然与侥幸就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呢?历史给了他们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就没有这种偶然与侥幸呢?他们这种不从自身找原因的思维就深刻暴漏了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狭隘与偏执。

    当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付出重大代价获得了政权,这个时候,他们拿着共产党的一些小缺点来说事,要求轮流坐庄了。显然是很可笑的。他们获得不了政权,别人获得了,好了,现在要轮流坐庄了。他们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他们配吗?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与内外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大城市,泡着美女、拿着好的收入,在书房里面写着他们所谓的自由主义文章。

     现在好了,别人依靠自己的艰辛获得政权了,于是,他们要分享成果了,要轮流坐庄了。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他们以为世界免费午餐到处都是,上帝总是站在他们那边。结果,共产党反右了,他们一个个束手就擒,无任何还手之力。他们只能把他们无奈与痛苦保存着在所谓的“伤痕”文学中。

    由于社会主义探索存在失误,邓小平改革开放,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了更好的集思广益,对于社会各种思想还是比较宽容。于是,中国自由主义那些遗老遗少在经受过打压之后,开始活跃起来了。他们以出国学习或者考察等机会与外国反华势力一拍即合。确实,他们存在共同的价值观,这是他们合作的坚实基础。直到现在,小日本还在搞什么价值观外交,构建什么自由之弧。

    这些遗老遗少,加上对于青年的灌输以及外资大力支持,更加上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他们迅速壮大。到了1989年,他们到了得意忘形的时候。他们想借着东欧剧变以及苏联解体的“春风”一举铲除社会主义,把共产党拉下台。他们与外国势力策划了89年天安门暴乱。他们以为他们胜利在望。

    事实上,结果让他们目瞪口呆。中国没有冲走苏联的道路,他们却只能叛逃国外。深究他们失败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完全脱离群众,没有群众基础。他们也与广大农民、工人利益对立,没有合作基础。他们振臂一呼,以为立马天翻地覆,事实上,根本没有群众响应。他们的感召力只是一些青年,没有走出社会,不谙世事的大学生。比起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他们的支持者还不到一个零头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在共产党政权对于反革命暴乱镇压下,暴乱很快平息了。那些自由分子只能叛逃海外,依靠反华势力支持来度日。现在这些叛国分子等了二十多年,也没有等到他们卷土重来的机会,中国却不断强大,他们很可能是永远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正是由于他们的愚蠢,震醒了共产党,四项基本原则建立起来了,而且进入了宪法。从此,反对社会主义以及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违宪的。在现实打压下,他们不得不低下他们所谓高傲的头,老老实实接受共产党领导。

    当然,他们的自由主义政治路线走不通了,他们把主要力量放在经济路线上,他们要挖空共产党的经济基础,从而扳倒共产党。于是,他们极力鼓吹私有化,结果,国内大量的公有制企业被消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造就了一批强盗资本家。他们的阶级基础壮大了,人民的利益却受损了,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了。这就是他们干的“好事”。不过,由于社会主义红线限制,国企还是保存下来了,成了他们恨之入骨的硬骨头,啃不动了。

    当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在中国极盛一时,引起人民巨大反响,国内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开始站出来,对他们发出了挑战。从郎顾之争开始,通过大量事实揭露,我们看到了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在中国的巨大危害,也震撼了共产党领导层。从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在中国开始走下坡路,加上他们心中典范美国以及西欧出现了金融危机,内部问题暴露,新自由主义成为世界过街老鼠,他们感到深深受挫了。

    他们有了所谓担忧了,开始呼喊极左来了,开始呼喊改革改不动了,开始呼喊需要顶层设计了。从他们所说的反垄断,国进民退等等都无一反映了他们的攻坚之战,消灭中国国企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们还任重道远。

    在政治上,他们吸取了1989年的教训,看到美国四处侵略扩张,把他的所谓民主用战争加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兴奋了,他们期盼美国人来解救他们,他们公然喊出了要做带路党的口号。为了他们一个阶级利益,他们开始把民族利益放在一边,公然要做汉奸了。

    如果说,以前我还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属于误入歧路的中国人,还保留对于他们一点尊重。现在我只能对于他们唾弃。他们不仅仅是一群吃软饭的软蛋,而且是一群厚颜无耻,出卖祖宗的汉奸。他们自己没有能力打出一个他们想要的中国,却甘心当他人走狗,依靠别人来打出一个他们想要的中国。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人格不健全,不独立、寄生精神。而这个精神就是中国现在某些自由主义的真实写照。

    在网上我一直说,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如此不满共产党,为什么不起来武装革命?既然共产党是独裁专制,为什么不起来用武力打倒共产党专制独裁?他们只能用他们主张和平主义来掩饰他们内心的软弱以及无能。要知道,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时候就是打出来的。枪杆子才能出政权,对于共产党也是如此,对于资产阶级也是如此。美国是独立战争打出来的,近代英国也是1640年战争打出来的。这一点,他们却不敢正视。

    因此,我说现在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存在一直迷思,不肯现实的看待自由,只是把自由当作抽象的概念在他们脑子玩弄他们已经早就建立起来的套路。一旦放到现实中,他们的自由就根本无法站得住脚。试问问,他们敢把他们所说的自由放到企业中去吗?放到一个个社会组织中去吗?他们肯定不敢,只能借口企业不同于国家,不允许企业中有他们所谓的自由来加以拒绝。说白了,他们提倡国家层面的自由,无非是为了他们的私利,想空手套白狼。

    这种幻想无疑是幼稚的,可笑的。一个阶级的政权绝对不是一个阶级可以空手套白狼的方式拿过去的。也就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想实现他们所谓的轮流坐庄是根本没有戏的,现在没有,以后没有。即使以后共产党轮流坐庄,也没有他们的份,也是社会主义政党的轮流坐庄而已。我还是奉劝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还是醒醒吧,不要白日做梦了。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1-12-23 09:03:59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从儒家拯救民族主义

清华大学哲学系 唐文明

2011年10月

    我很高兴以评论贝淡宁《儒家与民族主义能否相容?》一文的方式来阐述自己关于儒家与民族主义的看法。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写作结构中“谁对谁说”的问题是我们恰当理解这篇论文的一个关键。贝淡宁凭他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经验,加上他那种理性而又尽可能同情理解中国的友好态度,对儒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做了一个非常卓越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也非常值得重视。但必须明确,贝淡宁的说话对象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些因各种原因关注或关心中国的西方人。换言之,这篇论文的问题意识来自西方,广义上属于“西方人如何看中国”这个话题领域。相对于不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贝淡宁作为一个更有权威的知情者,面对他的说话对象娓娓道来,提醒他们应当充分注意中国问题中的某些特殊因素,并试图化解他们对于中国的某些担忧,打消他们对于中国的某些疑虑。

  目前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担忧有很多,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担忧与对儒学复兴的担忧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对中国未来的“可怕”想象。贝淡宁所针对的就是这个关于未来中国的“可怕”想象。尽管关切的角度和焦点不同,对儒家民族主义可能主导中国的担忧在中国国内的文化—政治讨论中也是一种氤氲已久的情绪。如下直接的勾连是能够说明问题的:既然民族主义居于左派立场的核心,那么,儒家民族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左派与儒家的结合。通过这样一个简单化的思想勾连,我们可以看出,对儒家民族主义的担忧其实是对儒家与左派结合的担忧,而这些担忧最终都指向对执政党的指责。分而言之,对民族主义的担忧与对执政党的批评往往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持论者至少会指出,从1980年代以来,执政党总是不失时机地鼓动、利用中国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儒家的担忧也最终指向对执政党的批评,持论者往往认为,过去时代里儒家思想与君主制的共谋关系表明儒家思想与党国体制也可能具有或明或暗的亲和性。虽然其中的某些观点属于似是而非的陈词滥调,但对于那些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古代中国的妖魔化至今仍缺乏彻底省察,又受到文化大革命潜在影响的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很多知识分子——来说,这些观点仍有其貌似合理的一面。

  对于那些从理智上拒斥民族主义而对儒家思想又颇有好感的国内外人士来说,一个自然的举动就是从理论上说明儒家思想与民族主义不相容。这个思路从持论者的立场上可以合理地概括为从儒家拯救民族主义。贝淡宁在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的主旨是为了说明,儒家思想对家庭的高度重视和对天下的高度关注意味着儒家思想不可能为民族主义张目,说得重一点,“儒家民族主义”就像“木的铁”一样,属于矛盾修辞法。贝淡宁显然属于对儒家思想颇有好感的人,但他大概不属于从理智上拒斥民族主义的人,因此他试图说明的恰恰是,尽管儒家思想重视家庭和天下,但儒家民族主义仍是可能的。他的论证要点也主要是说明,根据爱有差等的精神,对家庭、国家和天下的重视在儒家思想中是次第展开的,三者虽有轻重的不同,但并不冲突。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贝淡宁教授的看法并不止于此,实际上他走得更远。

  在说明了儒家思想与民族主义具有相容性之后,贝淡宁在一个与自由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相比较的语境中,对他所理解的儒家民族主义进行了鲜明的理论刻画。他得出的结论是,儒家民族主义更接近于自由民族主义,即使在理论上有些重要差异,在实践上也是如此。但更有意思的看法是在文章的最后:他将目前中国流行的、西方人认为具有危险性的民族主义厘定为法家民族主义,并认为儒家思想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可以有效地消解其中的危险性,于是,“世界的其他地方只能希望,儒家民族主义赢得中国人民的心灵”。因此,对于贝淡宁来说,就儒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而言,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从民族主义拯救儒家,而在于儒家拯救民族主义。这是贝淡宁给予关注中国问题的西方人的最有意味的一个忠告。

  那么,我们能够从贝淡宁的文章中得到什么启发呢?

  首先,直面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政治变迁,从民族主义拯救儒家的问题的确是个真问题。晚清以来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以西方民族概念的传入为思想基础的。以章太炎为例。一方面,章太炎曾自述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受了郑所南、王船山等人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两先生的话”“没有甚么学理”,而是“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 具体来说,借鉴西方的人种学、民族学思想,章太炎对民族概念提出了一个更为综合的理解:“今夫血气心知之类,唯人能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性,其条例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其一,其萌不植。” 正是在将民族概念凸显出来的理论行动中,儒家思想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简言之,民族概念的“首出庶物”使得原来作为天经地义的儒家思想沦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原来的儒家思想很自然地被认为承担着普遍价值,但现在,儒家思想只不过是中国这个特殊民族的特殊的言语、风俗和历史的组成部分而已。更有甚者,为了唤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为革命而进行动员,政治家习惯于将儒家思想中的概念和话语挪用、改造为民族主义的概念和话语。比如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部分,以及在《军人精神教育》等演讲中,就试图将中国古代属于家、国、天下等多重伦理空间的道德观念改造为现代世界中属于民族—国家或者说国族这个单一伦理空间的道德观念。

    这一改造在中国现代伦理学史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使儒家传统中属于美好生活之多重空间的诸多美德在现代不断地被各种版本的民族主义加以重述。而且从目前来看,这样的思路仍然被一些试图将儒家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学者所采纳。沦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且只在国族建构的层次上理解传统,意味着儒家思想中包含的普遍价值无法得到认可,或者说,衡量儒家思想是否具有普遍价值的标准必须是以西方的普遍价值为鹄的。鉴于这些因素,将具有普世情怀的儒家传统从民族主义化的现代宿命中解放出来,就是真正重要的问题。

  其次,贝淡宁似乎预先假定了儒家思想与民族主义是一种外在关系,实际上,必须注意到,一种内在于儒家思想的民族主义是可能的。我们知道,夷夏之辨是古代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夷夏之辨有三重含义:种族意义、地理意义和文教意义。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夷夏之辨的种族意义呢?我曾对此有较详细的说明:“实际上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夷夏之辨的种族意义才可能被凸显出来。这就是异族入主华夏,但以背离华夏文教理想的方式建立其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文教之辨与种族之辨是重叠的。借用现代以来对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的区分,可以说,这时候夷夏之辨既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又表现为政治民族主义。特别是,当这种异族统治推行明显的种族主义政策、对华夏族采取制度性歧视的时候,夷夏之辨的种族意义就可能以更极端的方式凸显出来,表现为一种具有强烈种族意义的政治民族主义。

    很显然,这种政治民族主义是反抗性的民族主义,其背后实际上是以反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一旦种族压制的制度性外力解除,这种具有强烈种族意义的政治民族主义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所以,所谓的华夏中心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在实际地缘关系中由华夏族开创、发展起来因而也是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文教理想,而华夏族的族群认同也正是在这一文教理想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只有当这一文教理想因异族的侵略受到威胁的时候,华夏中心主义才表现为一种民族主义,且这种华夏民族主义要么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要么是一种反抗性的政治民族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反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 或者借用以赛亚·伯林的那个著名的说法,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根“压弯的树枝”,其产生首先是因为外力的作用。

    中国的民族主义也不例外。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列强入侵的实际处境是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这自不待言;就是近十年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与西方——作为中国的强大他者——的态度和行为有直接关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对待伊斯兰世界的做法惊醒了很多中国人的美梦,而与重新认识西方世界相平行的一个思想变化就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觉醒;1999年中国驻前南大使馆被炸事件可能在西方人的视野中并不重要,但我知道很多中国学者就在这一事件之后改变了立场。

  最后,贝淡宁将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刻画为法家民族主义,在我看来这似是而非。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多地是一种其来有自的文化—政治情绪,很难说与法家思想有什么内在关联。即使在隐喻的意义上认为中国政府代表了中国现代政治体系中的法家因素,也很难将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归因于执政党的鼓动。而且,对于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根本不必担忧,正如对儒学的复兴根本不必担忧一样。这些都是中国人恢复自信、重新找回自我的必要步骤。真正值得担忧的倒是西方自身。无须赘言,西方担忧中国成为另一个美国。显而易见的是,现在的中国几乎处处学习美国。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崛起后成为新的霸权国家的担忧实际上是对美国式霸权主义的担忧,而且,越是深刻地认识到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本质,就越会担忧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一个新的霸权国家。谁能相信中国崛起后不会像美国那样成为一个霸权国家呢? 如果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和现代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有着清楚的认识,那么,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一度被中国政府采纳的“和平崛起”的修辞就很难令人相信:谁能相信一个处处学习美国的中国在崛起之后还会采用和平主义的意识形态?

    不过,不要忘记,在目前,引领世界潮流的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因此,对于当下的西方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深刻反省自身,真正站在全人类的高度,重新塑造西方的形象。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除了解决现实中非常紧迫的问题之外,应当大力发掘中国传统中的政教智慧,站在一个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提出自己对于世界秩序的全面主张。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和西方的有识之士应当且能够联合起来,毕竟,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事业关乎全人类。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1-12-23 09:03:59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敬请经济学家放弃对儒家的偏见

秋风

《中国经营报》 2011/12/5

    经历了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与无自由,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形成建立市场体制的共识,经济学界对这一共识之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人们、包括经济学界,在论政市场制度的时候,经常犯一个错误:他们以三十年计划体制想象整个中国历史,以为中国人自古就生活在非市场体制之下。因此,建立市场制度就是一个全新的事业,为了这个事业,必须做一个价值清理工作,反传统,反儒家价值和制度。他们这样推理:儒家在过去是主导性价值、观念体系,而过去是非市场体制,那儒家价值一定内在地妨碍市场制度,中国要建立市场制度就需要摧毁儒家。经济学家们也加入全盘性反传统大潮中。直到最近,两位经济学家还在微博上发表这样的见解。首先是陈志武先生说:

    制度经济学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源于西方?为何保障市场发展的产权制度秩序也源于西方?你会说这些东西方差异只是现代事。可自古罗马开始,西方打仗也很讲规则:你不能偷袭(那是卑鄙)而是两方军队先约好时间地点、摆开阵势明打,跟中国传统截
然相反。连战场都能规则的社会,必然先行市场制度?

    许小年先生在与白彤东的对话中,则有更深入的论证:在儒家传统的社会中,你很难建立起法律体系。因为儒家认为,没有必要建立法律体系。有人问过孔子,要是你判案你怎么判呢?孔子说我判什么案呢,如果要我治理天下,就不会有诉讼。以儒家作为社会的指导就一定是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而以德治国,德一定是圣人体现出来的,既然是圣人体现出来的,又由于圣人的人数非常少,所以,它的政治体制一定是个人专制,而不是法治。而以德治国这个“德”又全在你的心里,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在理解不一样的情况下,社会的规则和秩序就没有办法去清晰地定义和描述,法律体系就建立不起来。法律建立不起来,市场经济没法有效运转。

    两位先生都是我尊敬的学者,但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不能不坦率地说,两位先生对传统、对儒家的看法,都是在重复过去一百年间知识分子编造的一些谎言。在微博上,诸多网友针对陈志武先生的说法已指出,西周春秋时代,战争就是陈先生所说的,两方军队先约好时间地点、摆开阵势明打,《春秋》公羊学家称之为“偏战”,汉代经学家何休解释说:“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宋、楚泓之战中,宋襄公就是依此而战的。其实,这并非特例,而是当时普遍的战争规范,只不过宋襄公自我约束较为严格而已。

    这个事例说明,中国其实有两个传统:周统,秦统。一个是封建的、礼治的传统,另一个是专制的、刑治的传统。而前一个传统十分接近于现代的法治,因为,现代法治形成于英格兰的封建传统中,周正是行封建。所以,笼统谈论中国传统,把秦统当成唯一的中国传统,乃是偷懒而具有严重误导性的做法。

    人们会问,可是,周之覆亡,距今已两千多年,周制对今天能有什么意义?这说法也对,但也不对:周确实早就覆亡了,不过,周制其实以文字的形式好好地存在着呢,那就是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本来还应当有乐经,但其散失了。孔子在封建制崩溃之际,删定六经,六经所记录者,就是周之礼法,而周正是经典封建制。儒家以六经为本,儒家的核心立场正是复礼,也正是复封建,恢复周的传统。

    据此可以说,许小年先生的逻辑难以成立。礼治接近于法治,所以,假如我们主张法治,那就该深入理解礼治传统。继承了周制传统之儒家,其实深得法治之精髓。让我举个最简明的例子:《周易》有“讼”卦,其《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王弼注首先引用许小年先生提到的孔子之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确实希望无讼——我相信,任何伟大的心灵都不会认为一个广泛兴讼的社会是个好社会。

    那么,如何做到“无讼”?王弼给出十分精辟的解释:“无讼在于谋始,谋始在于作制。契之不明,讼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职不相滥,争何由兴?讼之所以起,契之过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责于人。”翻译成经济学语言是:制定正义的法律框架,明晰产权,强化契约。由此即可减少争执、纠纷,自然可以减少诉讼。这难道不也是最为健全的经济学原理?许先生的圣人论也不确切,暂且不谈。上述事实清楚说明,儒家守护着封建的礼治传统,而且,在董仲舒之后,礼治理念部分地变成了制度,也即,在作为正式制度的刑治之外,另形成了一个“礼俗”之治体系,而市场运转所需要的私人产权、合同、交易等规范,都由礼俗体系规范。重要的事,官府通常也会自愿充当这个礼俗的强制执行工具。正是借助于这一自发的法律体系,过去两千年间,中国人基本上生活于市场制度中。这不是笔者故作惊人之论,侯家驹、赵冈等权威经济史专家都持此看法。只是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一源远流长的市场制度才遭到系统摧毁。

    因此,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之市场化过程,其实不是新建市场,而是恢复曾有之市场。下面的事实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私人产权、自由交易等市场制度之要件,乃是农民、城市居民私下建立的,政府不过予以承认而已。也就是说,市场精神早就渗透在中国最普通的民
众的血液之中。中国迟迟不能建立健全的市场制度,不是传统之错,更不是儒家之错。相反,传统与儒家是支持市场的,热爱市场的经济学家,完全可以传统、以儒家为自己的思想资源。这样的经济学家也就与礼俗站在一起,与普通民众站在一起,在观念的竞争场中,将具有更强的力量。

    原载《中国经营报》2011/12/5

 

 

 

 


发件人: wangwen 发送时间: 2011-12-13 21:37:56收件人: cui-zy抄送: 主题: 一篇微博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文章,请指正。

微博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更须有所作为

王文

2011年《求是-红旗文稿》 12期

  一、充分认识微博的重大政治意义

  2011年世界各地出现了大量民众对抗政府,甚至推翻政权的突发事件。年初,执政23年的突尼斯阿里政权和执政30年的埃及穆巴拉克政权仅仅在几周内就被民众推翻,西亚、北非多国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反抗运动。人们倾向于用民生落后、民主缺乏等政治经济原因来解释中东变局,而忽视了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发酵、加速等技术因素。直至夏季,美国、英国等数地发生骚乱,人们才开始逐渐意识到,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社会不稳定的背后,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变量:以社交网站为主要代表的网络新技术,更确切地说就是微博。这些社交网站在国外以推特(twitter)、脸谱(facebook)等为主要代表,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国外社交网站并没有进入我国,但相应的技术平台在国内分别衍生为微博、人人网等。

  微博,全称“微博客”,2006年3月最早由美国twitter公司发明,是一个不超过140字内容的信息更新、即时分享的个人网络平台。2007年以后,微博慢慢进入我国,2010年逐渐壮大,2011年上半年微博在全球的使用人数迅速翻倍,接近10亿,在我国已达2亿左右。最初人们没有意识到微博的巨大政治冲击力,只是将其视为个人信息发布的一场技术革命,因为民众能通过不超过140字的信息随时发表所思所想所见所闻,然后依靠个人所拥有粉丝量(听众量)的多少,迅速进行信息传播。现在,随着世界各地骚乱的频发,人们猛然发觉,骚乱参与者很多都是微博用户,他们用网络新技术进行相互鼓动、联络、沟通,加强群体认同,加快信息蔓延。渐渐地,一些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在微博的推动下,个人的公共行为能力被空前地放大。拥有微博,个人便可拥有强大的信息传播力、活动号召力、政治运作力,且成本低廉。可以说,这种力量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社会的运行规律,并具备挑战国家政治议程的潜在能量。

  “微博时代”的民众力量一度让西方发达国家以为终于找到了使“独裁”国家发生演变的技术平台,美国于2011年5月16日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中甚至公开宣布:“鼓励世界各地的人们使用数字媒体……组织社会和政治运动”。但西方国家没有想到,此项新技术“武装”个人的速度迅猛,以至于很快就将力量传播到发达国家。最近,美、英数地的骚乱让这些国家政府不得不宣布,必须通过关网、切断手机信号等方式维持社会稳定,而这些手段恰恰是先前标榜“崇尚自由”的他们所不屑和批判的。

  有人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在微博里拥有10万粉丝,相当于一个新闻网站;拥有100万粉丝,相当于一份全国性的报纸;拥有1亿粉丝,相当于一个国家级的电视台。统计显示,2011年上半年,我国一半以上的热点突发新闻都是通过微博等新媒体首发。数名地方领导干部因为微博引发的不良事件受处分、调任、停职甚至下台。因此,我们必须全面认清微博以及“微博时代”的方方面面,了解并学习开微博的各类程序与过程;鼓励主流意识形态和相关技术管理部门学会微博的经营与管理,进而有效地推动微博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社会治理。

  二、微博的政治功能必须得到重视

  2011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总数达到4.85亿。尽管网民规模仍然保持增长,但增长速度明显减缓。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上半年我国微博用户数量增长迅猛,已经从6311万增长到1.95亿,半年增幅达208.9%;网民的使用率也从13.8%提升到40.2%。笔者曾采访一些微博用户,不少人都表示上微博基本能满足一天的信息需求与交友联系。通俗地说,微博通过信息发布、传播与共享的方式,基本上同时具备了过去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网站新闻、报纸摘要、办公通讯的所有功能。更重要的是,微博使人人都拥有一个麦克风,各自阐述与互换着对各类事态的看法与见解。这种新趋势营造了新型的网络文化,让社会的文化生态显得更为多样。因此,洞悉微博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关注微博涉及国家政治稳定与社会健康发展的领域,显得格外重要。

  1. 微博正在向政治领域渗透,人们对政治微博的关注度大大增加。这种渗透与关注,起到了网络问政、舆论监督的正面作用,但也与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相关连,隐藏着许多危及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有研究者曾对近年来210起中国重大舆论事件进行研究,网络舆论在67%的事件中起到了推动政府解决问题的积极作用,71%的微博使用者认为,微博提高了他们对政治的关注度。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更加注重在网络中推行其自由价值观,话语中刻意追求社会的绝对自由,神化西方的政治制度,抹黑甚至完全歪曲我国的政治体制,否定我国的发展成就,等等。类似声音在微博里通过海外匿名人士或深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人士逐渐向我国渗透,并迅速传播,不可避免地会给我国民众带来影响。

  美国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曾说:“互联网是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冷战结束后,中国成为美国意识形态在全球渗透的第一对象。近年来,西方不少政客和相关敌对势力都看中微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政治颠覆功能,叫嚷要像“茉莉花革命”那样,掀起一场起源于微博的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我国一些深受其影响的人也在借助微博发起所谓“推动中国自由民主化进程”的运动。这些“运动”极容易与普通社会都正常存在的“抱怨文化”发生共振,使得“微博时代”我国国家安全问题日益凸显。鉴于突尼斯、埃及等“推特革命”的前车之鉴,党和政府的各级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微博不断扩大的政治功能。

  2. 尽管微博拓宽了民众知情权,但也极易在人们脑海中编织一个有损我国整体形象的错误印象。微博具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信息惯性,“7·23”动车追尾事故后,微博里出现几乎一边倒地批判、谩骂铁道部的声音,其间还夹杂与集结了许多负面形象的图片、视频、段子、语录等,所产生的消极效果正如有网民所写:“简直不敢看微博了……给人感觉这社会已经黑暗透顶了,比中世纪的欧洲还黑啊……可我扶窗下望,都是祥和的万家灯火啊,有那么严重吗?”

  据相关统计,74.3%以上的人将微博作为“发表自己观点或发泄情绪”的场所。这些发泄行为尽管可以起到一定的舒缓情绪、疏导民意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微博通过让每一个用户短、频、快地发布新闻,进行“病毒式”、“裂变式”地广泛传播,使人们的情绪相互传染。更糟糕的是,其中许多对政府和社会的批判与指责是片面的、消极的、求全责备的、不近人情的,甚至完全是造谣、污蔑或杜撰。对此,《广州日报》曾在2011年3月刊文《谣言横飞或成“公共厕所”,微博还能搏动多久?》,批判微博已经从传播信息、交互式交流平台沦落成“公共厕所”。一些西方媒体也对微博的负面功能大加批判,如美国著名期刊《外交》2011年7月刊文称微博打造了一个“谣言人民共和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8月10日刊文认为微博中的愤怒是“假想中的不满”,“误导了民意,在现代中国的舆论中,重演了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的寓言”。

  然而,关于微博的这些反思,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对复杂问题不经思考就在微博中大肆宣泄,也滋生了越来越多微博使用者的躁动。这种社会情绪目前还只是处于情绪潜藏与文字表达阶段,但如果对其坐视不管、任由发展,会成为巨大的社会隐患,并可能突然爆发。

  3. 微博越来越成为舆论话题及议程的主要来源,这虽然推动了人们对政治与社会管理的参与,但也可能使传统媒体在舆论引导上失去主导作用。2010年以来,通过微博曝光了许多腐败案件,使不少腐败官员落马。这些曝光有助于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理念的实现。但另一方面,由于微博议题设置快、思想情绪传导迅速,对于一些情绪性事件的议题设置能力极强,会引导许多人形成对社会体制的不满,而不少传统媒体更是“跟着微博走”,迎合微博中的情绪,依靠微博中的信息源,失去了传统媒体本身的思想性、严肃性与权威性。

  微博不能代表整个网民群体,更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社会。传统媒体如果膜拜微博,集体成为“微博控”,必将丧失其应有的客观性、真实性,从而成为社会不良情绪的怂恿者、推动者与延续者。这将会使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舆论引导工作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因此,培养社会的理性与耐心,是今后微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正确应对微博

  1. 推动互联网管理与微博治理的法制化。当前,微博所呈现的话语、思想、呼吁、批判等已不再是简单“虚拟世界”的产物,而是现实世界呈现在互联网平台上的客观存在。微博不是过去像QQ、BBS那样在第一代互联网世界中“1对1”的虚拟联系,而是真实的人际交往、信息共享在网络空间的延续。尽管微博的真实民意代表性还不全面,但它的发展极快,越来越显现出群体性、煽动性、批判性、交互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失业者、青少年、事业失意者、贫困者身上很容易转化为抱怨与报复现实社会的欲望、冲动甚至行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1年8月12日在伦敦骚乱发生一周后刊登《言论自由底线在哪里?》一文,文中说,“这次骚乱中的英国青年利用社交网络工具,鼓励和煽动的是抢、砸、烧等暴力行径。”“煽动暴力的言论(特别是公开的言论)是要承担法律后果的。”可见,在西方世界,互联网世界并不是“无法无天”的。我国也应积极推动互联网管理与微博治理的法制化,时刻警惕互联网对现实世界的冲击。  

  2. 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参与到微博中来。可以说,微博推动了“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微博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应该具备“当新闻发言人”的能力。主流意识形态参与微博要顺势而为,抓住微博时代个体之间相互沟通的便捷性,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空间的影响力。

  3. 重视和参与微博的目的是为了影响微博。微博尽管鱼龙混杂,但很多民众表达的仍然是希望国家更美好的心愿。主流意识形态应进一步抓住这个机会影响微博。一是可以通过微博了解各地民众对政策的即时反馈,相关纪检与组织部门还可以将微博作为考核与监督官员的参考工具,了解民众对腐败、无作为、官僚化的各种投诉,提升我们党的内部监督与民主功能。二是可以利用微博的回应、解释、阐述功能,化解部分民众的不满与抱怨情绪,鼓励民众了解国情,激励人们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

 

 






其它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1-12-19 15:59:59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金正恩接班体系能维持下去吗?

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网

2011.12.19

    在朝鲜行使绝对权力的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去世后,全世界都将视线转向了其接班人金正恩是否会顺利接下权力的交接棒上。

    首先,今年年仅29岁(朝鲜主张)的金正恩会可能像其父亲金正日那样守“三年丧”,向朝鲜人民展示其对金正日委员长的忠诚,以此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但是否会如金正恩所愿巩固权力基础,这点目前尚不明朗。

    首先有指责称,虽然金正恩2009年以接班人身份亮相,并通过2010年党代表会议当上了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但是权力交接的准备工作根本没有到位。

    根据朝鲜方面的主张,金正恩1982年出生,今年只有29岁,而且只是带着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头衔在金正日的光环下行动,根本没有单独决断处理国事的经历。因此,在三年守丧的过程中,金正恩似乎只能在其监护人——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的辅佐下活动。 但是,这位据传是力荐金正恩为接班人的张成泽目前身兼多职。他既是负责公安业务的行政部长,也是参与国防政策制定的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同时还是负责罗先及黄金坪特区开发的朝中共同指导委员会的朝方委员长,在对外招商引资方面享有巨大的权力。特别是2010年党代会上,党秘书崔龙海(音)、党部长李英洙(音)、平壤市长责任秘书文庆德(音)、驻华大使池在龙(音)等被认为是张成泽身边最亲近的人纷纷登上了中央政治舞台。 这也是有观测认为手握大权的张成泽不会乖乖将手中的权力移交给金正恩的原因所在。

    首先,在金正日这一巨大权力空缺的情况下,对于金正恩来说,张成泽副委员长有可能成为其坚实的幕后推动力量,但也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其最大的竞争对手。 也有分析认为,朝鲜军方可能试图牵制金正恩,谋求新的权力。 金正日委员长生前给予金正恩的首个职位是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朝鲜,军队享有绝对的权力。虽然有消息称金正恩作为接班人正式亮相后,掌控了国家安全保卫部、人民保安部和军方侦察总局等公安机关,并确认了他们对自己的忠诚之心,但并不能排除军方可能另有打算。

    据传对权力垂涎三尺的人民武力部长金永春(音)等人也有可能图谋新的权力,甚至有预测称张成泽副委员长可能会与军方联手,拥护新的领导人。 此外也有推测称,如此一来,据传目前正呆在中国的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也可能被树立为新的领导人。在各种各样的推测中,最具可能性的还是金正日继承金正日登上权力的宝座,实现近代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三代权力世袭。这么一来,为了掌控权力,金正恩可能首先会为俘获主要精英人士的心而展开所谓的“秘密聚会”等多种活动。

    据悉,金正日委员长也是从接班人时期就开始集结身边亲近人士,举行各种秘密聚会,以此来实现权力的强化。 事实上金正恩被内定为接班人以后,一直都在参加金委员长组织的亲近秘密聚会,没有一次落下过。此外,据悉在获得金委员长的允许后,金正恩多次召集军方和劳动党实权人士举行秘密聚会。

     12月19日,朝鲜问题专家表示“金正日委员长在开启自己独裁时代之前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通过权力斗争和创造业绩来建立自己的权力,而金正恩应该尽快开始独自行事,自己独挡一面”,他还预测称“相比于对外因素,内部的权力斗争反而会成为金正恩的最大威胁”。

    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网 http://cn.joins.com

 

 

 



其它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1-04 10:43:26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主题:大使的演讲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发表演讲

美国大使馆网站

2011年9月9日

     I. 导言

    陈校长,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同学们: 感谢你们今天邀请我来这里。非常荣幸来到这里,并祝贺你们庆祝你们70周年的校庆。 新学年的开始,对学生们来说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而且也正适合我在这儿谈谈我自己的新开始。 我想说,我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对我家人和我的热情欢迎。 正如你们所知,我的祖籍在广东省台山。从我们到这儿起,中国人民就让我们全家人感觉,简单地说,像在家里一样--我们很感谢。 我知道人们对我作为大使的任期有着非常高的期望。 我知道为什么。我是第一个担任此职的华裔美国人。

   并且,我确实有着过硬的履历: •作为一名州长;•作为商务部长;和•作为一个掌握了自己购买咖啡和自己背包艺术的男人。 作为美国大使,我会尽我所能。 尽管还要做很多工作来加强和扩大美中合作,以及在我们互不正视时,管理我们的分歧,但我相信我们关系的整体状态是强大的,我开始履任大使一职正是基于此信心。 我确切知道的一件事是,这个房间里的人对美中关系的未来有很多话要说。 70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一直是数百名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培训基地,包括我的朋友及你们的驻美大使张业遂。 在未来几年里,无论你们的职业生涯是什么,你们将是中国的国际脸,你们的选择将决定中国在面对自己及世界的挑战时采取什么样的步骤。 不过,今天我想讨论我相信在加强美中关系中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采取的步骤。

     II. 美中关系的状态

     要了解中美关系的走向,回忆一下它已经走了多远会有所帮助。 当我1968年第一次上大学时,这样的聚会是不可能的 - 因为美国甚至还没有驻北京的大使。

    今天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美中纽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40年来,我们的国家一直在增强我们的合作和相互联系,原因很简单: •这是我们的共同利益。 通过我们彼此的贸易,中国和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得以保留。美国消费者受益于中国制造的商品,而中国人民每天都依赖于美国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而且,当我们在对方国家投资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人民创造工作机会。 全面的"战略与经济对话" 每年都汇集来自两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商讨从打破贸易壁垒、到经济合作、到区域和全球问题协作的话题。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美国和中国可以巩固我们在科技问题上30多年的合作传统。 同样,美国和中国在维护世界各地和平与繁荣上有着共同利益。 我们的防务关系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场上,我们的士兵一起战斗和牺牲。

    今天,我们的防务互动发生在最高层,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起工作,以改善交流途径,并加强军事关系。 也许我们最大的安全挑战是核武器和核材料的扩散 所构成的现实威胁,特别是北朝鲜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

    中国作为六方会谈的主席一直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并因之与北朝鲜的历史关系和对其的影响,发挥着独特作用。美国和中国在朝韩半岛的和平与繁荣,以及北朝鲜以和平方式实现全面和可核查的无核化上有着共同目标。 我们的国家也必须继续在处理伊朗核计划上共同努力。我们已经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其他成员以及德国配合得出一种有效的双轨方式 - 利用多边外交和制裁 - 从国际社会向伊朗政权发出一条明确的信息,即它必须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 有共同安全利益的例子还有很多:从阿富汗到苏丹。

    关于怎样能最好地达到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不可能总是在一开始就取得一致,但当我们成功地一起努力时 ,我们经常能够找到满足各方利益的互利成果。 畅想一下我们的国家对文明所作出的贡献。最近我访问了钓鱼台国宾馆,那里有四幅木板画,说明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为塑造我们的世界所做出的贡献: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 在美国,我们为我们的贡献而倍感自豪 - 如电灯,电视,个人电脑,以及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互联网。

    从火药爆炸的闪光到电力带来的光明,从印刷的纸页的到网页,从航行于世界各水域到浏览互联网,我们两个国家对今天的世界贡献良多。 试想一下,我们能结成伙伴做些什么来改善明天的世界。 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问题 - 从气候变化,到贫困和疾病 - 没有强大的美中合作,根本无法得到解决。 那就是为什么我要明确地说,美国欢迎一个繁荣和成功中国的崛起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我不认可这样的说法,既中国和美国在参与一场零和竞争,一方崛起,另一方就必然要衰落。 我们可以,而且我们必须共同实现安全和繁荣。 当然,我们将有分歧。对于有不同历史和不同政治体系的两个复杂的大国来说,这在意料之中。 举个例子,请让我花点时间来谈谈人权问题,这是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基本要素。在与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都从一个前提开始,即所有人都有权享受《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载的保护。这些都是普世的标准,它们包括有权享受正当法律程序,能够畅所欲言,公开结社,以自己选择的方式祷告,以及享受新闻自由的益处。 我们相信尊重人权并满足人民愿望的社会更加繁荣、成功和稳定。 当然,我们将在经济上竞争 - 我们应该这样,因为健康、公平的竞争促使企业更有效率地产出成本更低的商品,而且有助于激发新的创新和产品。 但竞争和分歧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我们比以往更加紧密。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扩大合作领域并同时管理分歧的机制。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在努力地打好这个基础: •通过开展战略与经济对话;•通过我们最高层领导人之间频繁的会面;•通过扩展我们的国家、省市之间的合作;•以及,通过增加中美人民之间的交流。 所有这些机制将帮助我们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它们在推进我们在21世纪的关系上将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现实在今年早些时候得到确认,奥巴马总统和胡主席共同承诺在一系列问题上扩大双边合作,副总统拜登在其最近的中国之旅中谈及这种合作。

     III. 我作为大使的工作议程

    作为大使,我将继续支持我们两国共同合作的努力。 我将寻求以互惠互利、减少贸易壁垒的方式建立我们的贸易关系,进一步促进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和商业纽带。 正如奥巴马总统今早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上所说的,美国现在的最首要任务是为美国人民增加就业和振兴经济。鉴于我们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一个更强大的美国经济符合中国人民自身的经济利益。我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贯彻执行支持这一努力的政策: •帮助使我们的出口翻一番---增加美国的就业,提供在中国需求量很大的高质量美国产品和服务。•增加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这将有助于中国公司的繁荣,同时增加美国的就业。•确保美国公司在中国可以在一个公平的赛场上竞争,并且,与中国公司在美国所享受到的一样,能够在一个同样开放和平等的环境中运营。

    在未来的几周,我将在北京的一个与商界的活动中,更多地谈到我们的经济和商业纽带。与此同时,我将努力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推进我们两国在人权、宗教自由和公民社会方面的对话。我也将仔细聆听你们的观点,了解你们的想法。 我将尽我一切所能,增加必不可少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文化交流,这些互动和文化交流为建立真正的理解和合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和中国人民想要一起工作、生活和学习。数字说明了这一说法。 去年,超过800,000名中国人和2百万美国人往返于我们两国之间,一起居住、工作和学习。去年,超过130,000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念书。在过去十年,从中国去美国的访问人数增长了200%多。你们的同胞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比例去美国旅游,中国全国范围内对签证的需求居高不下。

    在满足这一需求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们将做出更多努力,减少中国学生、商业人士和游客为获取签证必须要等待的时间。

    IV. 开放性和美国经验

    我们伙伴关系的最终力量,以及我们所建立的相互信任的程度,将依赖于美国和中国人民的投入、支持和积极参与。 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总统启动了十万强动议,把美国学生带到中国生活和学习,为什么我们欢迎更多的中国学生到美国,体验美国文化和美国社会。 当然,更多的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已经以移民的身份体验了美国,就像我的家庭一样。

    在19世纪90年代,我的祖父首先离开了在江门附近的祖籍村,来到美国。他到达了华盛顿奥林匹亚,以做仆人为交换,换取上英语课的机会。

    一百年后,我被选为华盛顿州州长,成为美国大陆上第一位亚裔美国人州长。我搬进了州长官邸,它距离我祖父曾在里面刷盘子扫地的房子仅一公里之遥。 我有时问我自己:•骆家是如何在仅仅两代人的时间里,从住在一个小乡村到住在州长官邸? 答案就是开放性--- 建立并保持一个开放的经济以及开放的社会。

    美国向我的祖父以及其他像他一样数以百万计来到美国海岸、寻求更好生活的移民开放。 美国曾向我的父亲开放,实现美国梦的小小诉求,开一家小杂货店,我的父亲和母亲一年365天,一周7天都在杂货店工作,以供养我们的家庭。 养育我的美国向我的新想法开放,我可以在这里想我想要想的,说我想要说的...加入可能质疑或挑战美国政府的组织。 我们家的故事就是美国的故事。 数以千万计的美国家庭和我们走的相同的路。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主动性已经取得了成功, 但这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 •他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充满活力的社会,这个社会奖励个人的积极性•允许异议和分歧•使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充分参与到我们的经济中来。 虽然中国选择的方向完全由它和它的人民来决定,我们相信这些价值观是独立于任何特定的政治制度的。它们是普世的,和普遍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日益增加的开放性正在改变着中国社会,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并以极大的兴趣关注。正如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互联网已经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他们关于他们日常生活问题的意见能够被听到,使他们能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接近他们的领导人。从产权、食品安全到环保问题,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国性的对话中,带来有意义的进步,改善这个国家所有人民的生活。 我提到开放因为它是我很荣幸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原因。 我提到开放因为我相信邓小平所开创的经济和文化的开放带来了一个更公平、更自由、更受尊重和更成功的中国。 我希望这种开放将继续发展并加快速度,因为中国人自己的近代史证明当中国人民所有的潜力得以释放时,伟大的事情将可能发生。

    V. 结束语

    我希望开放性也将在中国人生活的其他领域得以继续。 想一想那些发明新技术和建立新公司的人们,写书、写音乐和创作艺术的人们,他们都是促进我们经济发展和丰富我们文化的人。 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有不同的想法。 他们提出问题。 他们愿意提出新的思路并挑战现状。 这些是世界所需要的人们,如果我们希望:•寻找治愈艾滋病或其它疾病的办法;•寻找更清洁、更便宜的能源保护我们的气候;•振兴全球经济。 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开放、能容纳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老问题的新思想,是如此重要。每天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都有大量的新思想产生。 由于你们学习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特殊性质,你们对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打开你们的心灵。

    在未来的岁月中,当你们成为塑造中国的领导人、企业家和艺术家时,我希望你们将保持开放并鼓励你们的男同胞和女同胞们保有相同的感受力。

    我们知道,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使中国更加强大和繁荣。 我们的关系更加透明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增加美国与中国的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期待着与您、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合作,寻找新的合作途径,并继续推进我们的关系,以迎接不仅仅今天还有未来的挑战。 谢谢。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1-12-23 09:03:59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大国论

清华大学教授  何茂春

2011 年12 月9 日

     有一天做“大国责任”的专题讲座,学员问:什么叫大国?世界上有几个大国?我一急,答:“当今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八国集团的成员就叫大国,共九个。将来可能有增减。”

    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说法是多么“不科学”。可是,反过来想,大国是可以“科学”地定义吗?很难!大国其实没有一个可以严格量化的指标体系,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称一些国家为大国或自称大国。大国有时指国家软硬实力雄厚,有时指在国际关系中的决策权力强大,
有时也指文明、心态和风采超群。

    有功乃大

    没有一个天生的大国,大国都有一部以弱胜强的悲壮的历史。大国的第一遗产,是一部万世可信、永垂不朽的史卷。世界史几乎就是大国史,这是大国对人类的贡献,不是笔墨写的,而是用血和命写的。

     史为立国之信。大国史书,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读完一部客观、真实的良史,人们不仅敬重历史,还敬重记史作者,更敬重当时的记史制度和执政者。国语国策、史通史记,两汉心胸、唐宋风范,使中国今天仍是一个文明从未间断的大国。希腊罗马先哲们对历史的
公正记载和严谨的经验总结,让欧洲称霸世界几百年,其文化影响了后来的文艺复兴,至今仍影响着欧盟和世界。

     大国有时指强大的文明和文化。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历史。灭一国,先灭其史。史学为道德之基。没有良史的民族,不是为人所灭,就是出现文化的断层。而良史的标准首先是不能“漏记”,否则民族就会失忆。第二要真实,尤应记载胜仗的曲折、败将的良策、智者的失
误、叛逆的善言、对手的长处和敌国的优点。

    有忧乃大

    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大国与小国的国民所忧有差。处大国,司机一开口便是黑洞和基因;在小国,即使是精英,满嘴里多谈收入和儿孙。

    全球化大潮汹涌澎湃,奔来眼底。大国的首要责任是保障全球化的安全、可持续地发展。全球化要求每个国家识大体,顾大局。大国不躲避国际义务和责任,大国勇于研发、勇于探险, 大国勇于助弱、勇于牺牲。

     新世纪不独为中国一国之复兴,各民族国家都在复兴。中国的复兴只是雨后春笋中的一支。在中国复兴的同时,美国在继续复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国家在变弱。日本在继续复兴,欧洲在继续复兴,而且欧洲是在大国的联盟中集体复兴的。俄国在复兴,巴西在复兴,印度在复兴,韩、朝半岛在复兴,越南在复兴,东盟在复兴。……

      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举世瞩目,有口皆碑。但未来的发展会受到贸易保护主义、能源、资源的外部制约和巨大的国内改革困难。全球化让任何国家都难独善其身,许多国内积压的矛盾都将慢慢凸显,所有这些忧患,令我们感觉行船在逆流险滩,攀岩于绝壁悬崖。要成为一流大国,不可忘记内外大小远近之忧患。

    有德乃大

    大国有自己的价值观体系,这是文化的支柱,是文明的脊梁。价值观不仅是域内治国之纲常,也是人类进化之明灯。

    作为国家的道德,大国应国家约束自己的主权。约束主权其实是尊重主权。没有主权约束,谁的主权都不可保证。国家如不约束主权,那么一国导弹卫星能射多远,“主权”就可延伸多远。这样就侵害了别国的主权,所以约束“主权”就是约束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

     约束主权有两个含义,一是对外不可恃强凌弱,二是不可对内专制施暴。限制国家权力是和谐和可持续繁荣的前提。依法治国,治民也;以德治国,束官也;官无德无道,则罔谈民众守法。

    大国习惯,引领世界的潮流;大国创意,无疑是世界的时尚。大国的国民品德示范域外。齐士善言,诸侯国学而习之;赵人会走,天下人效而仿之。俄国日本,复兴之初,取经于英美法德,先打造了一代大国国民。

     有勇乃大

    大国,就是出大事的时候,人们首先觉得可以依靠的国家。如果突发一场海啸,突发一场流行病,突发一场地质或天文的大事,全人类想到的是谁?是勇敢的承担了人类最多责任的大国。万一真的爆发星际大战或宇宙碰撞,第一批牺牲者无疑是大国地面和太空的航天英
雄们。大国国民,胸有大志,内圣外王,内修外霸。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人类基因多来自猛士、英雄、强者、大族。自古强弱不断互换角色,没有永恒的弱势群体,只有永恒的弱者心态。

    国不在大,心强则强,心弱则弱。强者不必待其强大以后再称强。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强国的人民和强国领袖在他们弱小的时候就有大国的责任、强者的志向和胜者的心态。

    有信乃大

    国无信不立。春秋虽无义战,但称霸者均以诚信匡合诸侯。当今国际政治的最低行为标准就是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当今世界经济的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就是WTO 的基本原则,即非歧视(平等)、公平、自由、开放、透明、民主、法治、和平和扶弱。这些普世原
则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贸易、战争与和平后总结出来的最能代表今日生产力要求的政治经济法律规范。以诚信立国,不仅是应付国际监督机制的需要,也是治国安内的需要。

    培养诚信是长远的国家战略,因为诚信是经济、文化、政治全面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综合文明的反映。对诚信也要有耐心。各国经验证明:诚信是长期的文明战略,一靠信仰,二靠教育,三靠良法,四靠监督,五靠强者示范——在家庭里,家长应先诚信,在学校,教师应
先诚信,在社会,官员应先诚信,在国际舞台,大国应先诚信。

    有容乃大

    国与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思想力的竞争。大国的思想是世界的灵魂。大国的思想不在于它有多么正确,而在于厚德载物和思想解放。因为“正确”是有条件的,而思想的多元性及批判性的存在,能保证“代有才人出”。德国是近代世界的脑库,但纳粹用希魔一人思想禁
锢了德意志全体国民,德国于是就得了12 年脑呆滞,终于战败,至今未能恢复为世界一流大国,不得“入常”,足见失去包容之害。苏联之崩溃,源自思想之僵化。邓公力主思想解放,方有中国今日之复兴。

    大国能容他国不容之教、不容之人、不容之书、不容之技。大国经得起表扬,大国也经得起批评。大国不会计较谩骂、误解和攻击。林公则徐,思想超人,诗更不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华夏万代,勿忘少穆。

     有梦乃大

    大国之志,岂在一国一族之复兴?大国最大的梦想是人类共同安全,是可持续的发展。人类过去几千年,过去几百年,过去几十年,越来越有知识,但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的人类,不是越来越自信,而是越来越不自信。因为,人类掌握了知识后,才意识到了本来已经存在而过去却浑然不觉的各类危机。

    人类面临的危机,按规模可分为三类:大、中、小危机。小危机是人类自身不检点、体制不完善、欲望不能自制的后果,包括疾病的迅速传播,金融危机和经济崩溃所引起恐慌心理的迅速传播,大气的迅速温室化,恐怖主义的迅速扩张等。中危机是地质灾害——人类能
看清宇宙最早的3000 万年的原始状态,能看清132 亿光年以外的物体,却还不知深藏在地表以下几十千米的地幔破坏地壳的规律。大危机是地球以外的物体和暗物质对地球的侵害。

    1994 年前木星——这颗人类真正的救星——拦住了21 个彗星的碎片。人们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天文灾变,同时在问自己:在地球上要发生类似天文事件,人类该怎么办?

    然而,人类所以能成为宇宙骄子,就是人类能不断地认识危机,战胜危机。现在,不乏解决三类危机的好方案,只是,解决这些危机,靠一个人不行,靠一市一省也不行,靠一国一洲都不行,必须靠人类大家庭建立全新之大同社会。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迅速建立,为一个拥有公财、公益、公法、公德、公心的大同公产社会悄然奠定了基础。人类已经认识到自己在危机面前的渺小。故富翁在慈善,社会在助困,人类的公德公法在畅行。大同社会要求和谐的秩序,和谐必定要有仁义的纲常。华夏先圣尧舜所创立的仁义、和谐、大同之价值观,可圆人类一个梦:和合于地球村,长存于宇宙间。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1-12-23 09:03:59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达标?

司马南

     原编者按: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先生就中国政治问题采访司马南笔录之五: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达标?司马南眼中的毛左和中华文化,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自觉,这是以中国文化为本的新一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喜实践,也昭示着其广阔未来。

     杨先生:您怎么理解政治?政治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司马南:影响当然是很大的,我关心政治,我对政治偏于敏感,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社会实际走向、大众情绪动态,我有保持高度关注的习惯。这个特点,可能与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偏重于人文历史的研究,以及年轻时在中国社会最底层,又到国务院大衙门口当差的经历有关。

    法语、德语、英语的政治概念,都来自最初的希腊语词根。政治这个词最初的含义是“城堡”。雅典人将修建在山顶的卫城称为“阿克罗波里”,简称为“波里”,“波里”就成为了具有政治意义的城邦的代名词,后同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而被赋予“邦”或“国”的意义。此后又衍生出政治制度、政治家等词。“政治”简单地说,就是指城邦中的城邦公民参与统治、管理、参与、斗争等各种公共生活行为的总和。

    中国《尚书·毕命》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周礼》“掌其政治禁令”。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政”是政,“治”是治。因为“政”指国家的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治”则主要指管理人民和教化人民,也指实现安定状态等。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得最明白通俗:所谓政治,就是众人之事。

    我对“众人之事”向来关心,对各类“明星轶闻隐私”毫无感觉。随便举一个例子,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在纪念深圳改革开放30 年的时候发表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传播最广的那几句话: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将得而复失。很多人接着说,好啊!温家宝总理的说法,让很多人觉得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超前,多走了一步,而今天中国所有问题或大部分问题、难解决的问题,悉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而引起的。

     事实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温家宝总理并没有这样说,但一些人觉得,温家宝明确传递了这个意思。我的理解是,温家宝总理不过重申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早在30 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就已经讲过了,且讲得很多,很全面,很彻底。

      我对,就在你采访这个地方,来跟我讨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美国外交官讲过:请你们注意,温家宝先生最近在深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法,很多人竖着耳朵听了,主观随意解读太多,节外生枝也不少。挑事儿的、等着看笑话的大有人在,但依我之见,温家宝总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只重申了一个口号式的东西,远远没有讲到当年邓小平先生讲的那个深度和高度。温家宝先生充其量只是延续使用了邓小平的一个说法,在纪念改革开放30 年的时候顺便提了一下。这好比学生对老师当年的教诲,时不时地咀嚼回味一下,如此
而已。

     我对政治问题的兴趣虽然很高,但在2008 年前,更多的是学习、积淀、观察、体会,我基本上公开场合不谈政治,也不写政治方面的文章,您知道的,我谈了很多年科学问题,反对伪科学,更具体的就是抓骗子,教育拯救那些被骗子蹂躏的无辜百姓。
这个情况后来有所改变。要扯的远一点,扯到欧洲,扯到联合国人权大会,扯到日内瓦

     大学的人权听证会。

     十年前,我作为代表团成员,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期间,与那些卖国求荣的所谓国际人权斗士有过面对面的较量,看到过他们几百人聚集,扯着旗子,满口谎言,丑化中国,那些藏独的、疆独的、台独的、法轮功的、民运的,还有什么拆烂污的家伙们沆瀣
一气,控诉中国政府迫害他们了。他们无一例外地要求洋大人给自己撑腰打气。是他们的举动让我明白了什么叫挟洋自重,明白了汉奸嘴脸,明白了五花八门的社会现象的背后有一个不变的的政治焦点——那就是有人千方百计戕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政治,有时候是风云激荡的血腥战争、外交斗争,有时候不过串门聊天之小事。我恰好碰到一件事,把两者结合起来了。

     2010 年9 月11 日的前一天,我书房里来了四位客人——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他们分别来自大使馆的文化处和政治处,领衔者为Ruobert A·Raines 先生,他同时担任大使馆的新闻副发言人。

     Ruobert A·Raines 大概40 岁不到,高高的个子,笑起来表情有些天真,举止斯文,表达清晰,单讲亲和力,可以拿高分。Ruobert A·Raines 在中国已经工作了3 年,还有一年期满。

      Ruobert A·Raines 名字中国人叫着有点拗口,他似更喜欢别人叫他的中文名罗培雨。我直呼“老罗”,甚至“罗”,他很高兴。他的中文在美国人当中算不错的,尤其听力不错。凡是调侃的话,或者褒奖他的话,在我还没讲完的时候,他脸上已经逐渐堆起笑纹。鉴赏、妙赏其中的玄机,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当然,一旦涉及政治问题、敏感问题,他的表情则相对迟滞一些,一般会专注听取专业翻译的话之后,再给予谨慎的回应。

     美国外交官专程拜访,本人颇感意外,老汉我何德何能引得人家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专程前来?莫非礼节性拜访?但看这四个人一屁股坐下,连个客套都没有,好像“礼节性”几个字不太靠谱儿。本老汉一向疯癫,只有别人不适应我,没有我不适应别人的事。既然人家老外开诚布公,我更善于直截了当。于是,五个人天南地北扯将起来,从台湾到朝鲜,从日本到伊朗,从达赖喇嘛到李洪志,从深圳改革开放30 年温家宝讲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韵味,到邓小平80 年代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调性,从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中国的必要性,到《共同纲领》作为“第一宪法”、“上宪法”的法律地位,从武力输出的美国模式不可持续,到奥巴马伊拉克撤军应对美国中期大选,从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到美国国会对人民币的升值的热望及其政客舌头压力……所谓重大敏感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

     如果是礼节性拜访,这未免过于务实,过于耗时了。再说,礼节性拜访也礼节不到我的头上啊。

     礼节性的会面,那是另一种氛围,客客气气的,热烈而有情调的,很讲究程式的,时间通常很短,一般不会就一个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因为下面的礼节性还在期待周而复始呢。

     与罗培雨一行的谈话,更像是一帮哥们海外回来凑趣一通神侃。

    会面的前两周美国使馆文化处即已打电话相约,在电话里往来几个回合了,原来是请我到使馆里面做客的,应我的要求,改为到家里来访。人家说得很清楚:“长期关注您的博客”,“希望从新闻和文化角度与独立学者沟通”。

    我确实有一个打理得并不好的“波老哥”,有时懒惰,8 个月不著一文,任其杂草荒芜,有时兴起,忍不住又会在上面“妄谈国事”一篇接一篇:什么“普世价值”,什么“法大于天”,什么“还权于民”,什么“意识形态话语权”,什么“毛泽东语体”,什么“迪斯尼落户上海”,什么“美国为什么抓不住拉登?”……兴之所至,甚话题也聊。

    来访的前几日,有感于江湖术士“水下胎息大法”、“神手过电”、“男女双修”的荒谬与异常火爆,有感于某名导名妻名女关于“中国最大媒体”的自我夸耀及其可怖野蛮的新闻观,我写了几篇新博文。想不到的是,这几篇新博文内容还没来得及由我讲,人家老外摆摆手:“You could not be said, we all know(您不必多说,我们都知道)”。

     你看人家工作深入不深入?连我最新博文的细节小事都门儿清。啥也别说了,人家了就是专程来拜访的。

     问题是,有什么好拜访的呢?如果连这样的北京市民、胡同大爷都要拜访,而且一屁股坐下不惜时间高谈阔论海聊没完,这得多大的工作量啊?于是,被感动的我由衷地对美国使馆的新闻发言人先生说:“看到你们来,我想起了重庆谈判时期的周恩来先生”——那时周恩来从延安到重庆,遍访陪都各界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揭露蒋介石内战阴谋,我们管这招儿叫“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

     罗大笑。众人大笑。

    我又补充道:你们今天这一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美国外交官在驻地国是这样开展工作的,我好奇,中国的外交官也是这样遍访驻地国的各界人士做统战工作吗?如果不是,我要写一篇文章,提示中国使馆官员向美国使馆官员学习,广交朋友思想见面深入地做好统战
工作。这一次,罗礼貌地微笑回应。助手们笑了,但没有畅怀。

     讲到政治,必须要说到中共政治的一个特色:统战工作,久远历史深处的一个政治词汇,但其实它从没有远离我们。当年的共产党统战工作的优势令对手胆魂俱破,即使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那样强大的对手也不例外。

     为什么要搞统战?因为敌人的力量强大,我们的力量弱小。统战可以增大自己的力量,削弱敌人的力量。

     统战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老话说,就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质言之,就是把自己的人弄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弄得少少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和策略原则,每每实行,每每有效,统一战线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遗憾,今天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时间长了,可供使用的资源多了,政府有钱了,和平年代也久了,个别干部因此变得麻木,变得贪图享受和习惯命令主义,变得不太听得进“统一战线地位作用”之类的老词,鲜有危机感与动力像当年开展地下斗争、武装斗争时期那样去主动争取各界支持,开辟什么统一战线,他们满嘴套话痴迷做官庸庸碌碌,更有甚者,照葫芦画瓢学着西方政治家愚弄人民那样,靠电视作秀来表演亲民。

    这些现象固然令人痛恨,而最让人悬心的,莫过于有的干部,包括极少数党的高级干部,目力散漫惕心荡然,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把西方抛出的“普世价值诱饵”,当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把中国的社会的诸多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之恶”,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解成专制保守的力量,声言只有打破这种力量才能实现所谓人类文明的跃进。

    这种自戕核心价值的荒唐闹剧,已经上演很多年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有的大员作秀惟妙惟肖却鲜有公信力反令人胃口大倒的原因。于是,我们也便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面对美国人的统战攻势,我们会面无表情麻木不仁。

    美国人统战工作,这是我的理解。所以,一开始是他们打电话,要我去使馆,找我谈话。

     有人可能听到洋大人召见会高兴,我心里当时抵触得很:凭什么你提溜我?咱北京胡同里的大爷,你说提溜就提留了?你提我我就去了?你知道的,到了使馆还不能随便进,先安检,交出手机。

    所以,我说,这样,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们来见我!你们不是要找我谈,要跟我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吗?当然可以,到北京胡同来,南锣鼓巷8 号。我以为这么一说,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就不来啦。谁想到,他们还真答应了。

     他们来了,文化处的、政治处的、新闻处的都来了,带着翻译齐刷刷地。那我们就谈吧,从美国又向台湾出售进攻性武器开始谈起,谈中美关系,谈亚太稳定,谈温家宝,其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谈得最多。

    我直截了当地问:您能不能给透个底,既然您到我这来了,说咱们是朋友,您跟我说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改到哪个份上,你们美国就认为中国达标了?好比我们是学生,美国是老师,你告诉我这个采分点在哪?

    哈哈,你猜美国官员的回答是什么?正如您能够想象到的,美国官员开始表现他们那种拐弯抹角的能力,东扯西拉的……

    太啰嗦了,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那么,这样好啦,您告诉我,假如中国共产党解体了,像苏联那样,俄共不能合法存在了,是不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你们看来就完成了呢?美国外交官显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在说了一大堆中国的好话之后,回答道:我们不认为这样,我们认为关键是看人民的选择,关键是人民要有选择权,等等。

    所谓的谈话的过程,是一个“智力拼图”的过程,当然也可以是诚意交流的过程。可是在跟这几个美国外交官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的表现七上八下,层次感比较强,面部“微
表情”比较丰富。

    其实我的心里是有答案的。到我这个年纪,能够大体想明白这些事情。从美国利益出发,只要中国共产党不解体,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就是不成功的。但是,假如中国共产党解体了,中国一定会天下大乱,基本的秩序和公正都将会丧失。没有别的!如果中国共产党解体以后,美国对中国的压力还有没有呢?我的看法是,只要中国还是一个统一的、进步的、向上的,大块头的样子和势头,美国的压力就不会解除——即便中国已经分成了,如李登辉所期望的七块、八块,美国索的压力也不会解除。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辅助证明这一点:看看今天的前苏联、看看北约东扩,看看美国的反导系统部署到了离俄罗斯边境线多远。无论是普京还是梅德韦杰夫,哪个不是如芒在背?美国人说话向来不算数,美国人是一定要攫取最大战略利益的,至于猎物的情况凄惨到什么
地步,向来不是高端动物所需要考虑的。假如中国沦落到今天俄罗斯的地步,我们的日子一定不如俄罗斯,因为我们的历史、人口、经济、资源、外部环境决定了中国过不了俄罗斯国民的日子。俄罗斯休克不死,我们休克必死,我们经济暂时性休眠都必死。

    对于中国政治,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得到不同的结论。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在60 年有这样的成绩,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横着比、竖着比,条件大体与我们相当的国家中,我们比他们走得好得多。第一,存在的问题是共产党执政的问题,是你没有领导得更好的问题。第二,成绩当然也应该归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我们要强调一个东西,对于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十三亿人的庞大的文化种群,我们要有文化自信,以庄敬、礼敬、虔诚的心态对待自己的先人与历史。对于60 年取得成就的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我们要有体制的自信。

    杨先生:美国左右派势力观点都要听一听,你认为自己是毛左吗?

    我在新书《民主胡同》里讲过,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国家利益”第一派。国家利益第一,就是人民的利益第一。简单地把人分为左右,这个两分法,太简单了,太小儿科了。

    但是,我并不介意别人藉此妖魔化司马南,我知道有人叫我“毛左”,他们以为“毛左”是一个丑化司马南的方法,孰不知,第一,“毛左”不是“极左”;第二,“毛左”不是患了“左派幼稚病”的患者;第三,“毛左”是爱国主义统摄灵魂的民族主义者;第四,“毛左”是在“黄色恐怖”(金钱万能、色情文化)中,有风骨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第五,“毛左”是执著于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国”的守望者;第六,“毛左”主体是当今“弱势群体”,即广大的工人农民(共产党的娘家人啊);第七,“毛左”是坚信美国没有资格作我们榜样的中华文化之坚定自信者;第八,“毛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诚继承者;第九,“毛左”是藐视强权、霸权,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正义之士;第十,“毛左”是对西方政治势力惟命是从的茉莉花魁、街头政治好汉、带路党、汉奸卖国贼的掘墓者;第十一,“毛左”是毛主席思想及其开辟的伟大事业永远的追随者实践者……当然还可以排列一些类似的句子,但是也差不多了,已经够了。按这样的标准,我是不是所谓“毛左”?是,但还不够纯粹,水平还比较低,严格说,还不够格哩。

    回头说你问的政治,我坚定地认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最根本的政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富强、复兴、崛起的最可靠的的政治基石,是中国稳步走向自己的战略目标最基本的政治保障。这一条不能变,不允许变。如果变了,那就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因为无论是第一部宪法,还是此后不断修订的宪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是我们共和国这个摆得越来越高的积木底下最重要的一块,假如这块挪动了,那么这个国就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如果变了,中国的发展就会打折扣、走回头路、重新陷入动乱,甚至国家分裂、军阀混战,中国百年不遇的战略机遇期将彻底失去……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2-01-04 10:31:48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透视共和国的同龄人

----《心路》结语:我看“第三代人”

米鹤都

2011-12-7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
  本书试图通过对历史背景和一些受访者个人经历感受的记录分析,来描述一个第三代人成长成熟的思想轨迹。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引用的一部分1985年的访谈录,源于笔者参与的一项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共同主持的关于北京中学红卫兵的调研。因时隔久远,这部分资料反映的受访者的感受,并不代表他们今天的认识,却可能更贴近当年的感受。如有不妥之处,请见谅。

  另外,社会学意义上“代”的划分,与生物学意义上的代有所不同。它并不完全按照生理上、血统上和年龄上的因素,而是因共同的社会和历史经验而形成的。生物学上的一代人,通常是20至30年,但是“文革”十年却造就了特殊的一代。因为他们社会经历的独特和不可复制,使第三代人成为了夹缝中的一代,而这一代的区分大致分布在15年左右的年龄段之间,时间跨度少于上下两代。他们共同的社会经历使一代人的思想打上共同的烙印,在对自我和社会的认识上表现出共同的特征,我们称之为代的意识,或者说代的认同。细分的话,包括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感态度、人生观念、价值尺度、道德标准等等。本书把它归纳为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具有共同社会经历、共同思想体验、共同行为特征和共同历史性格等四个方面加以论述。这种对共性的探讨和归纳,势必会忽略其中少数的和非典型性的特征。亦请见谅。

  第三代的共同社会经历主要表现在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等方面。

  难以被人原谅的红卫兵运动

  今天在客观认识他们这段历史的时候,要把他们放入“文革”前的社会大背景下去了解。“文革”可以说是当年全民族的一场灾难。他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新中国”和“红旗下”的文化氛围,对这一代人的成长至关重要。这一时期在上层政治方面,发生了象“反右”和大跃进这样的重大错误。但社会与文化氛围,仍旧以乐观与积极进取的精神为主流。这代人在封闭中被灌输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对既存权威认可继承的前提下卷入了个人迷信的狂潮,在虚妄的共产主义目标中树立了理想主义的情怀。红卫兵运动成为这代人的第一次社会实践。

  在1960年代严酷的阶级斗争路线下,客观地说,在接受和拥护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上,在被激发的革命热情方面,这代人当年的狂热与整个社会的成年人其实是一致的,并非独特,仅仅因为他们年轻和不懂事而更加冲动和有过之;其次要看到,第三代人的多数、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是参与追随了红卫兵运动或者说“文化大革命”的,当中也包含着“出身不好”的学生。“文革”可以说是当年全民族和全社会的灾难。无论如何,脱离了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就不可能正确理解红卫兵运动和这代人。

  这场运动中,如前所述,第三代人开创了造反的先河、暴力的先河。这场运动又给第三代留下了些什么呢?
  一是造成了这一代人的群体分裂,如北京的中学生中出现了老红卫兵、四三、四四的三派,大学生中产生了天派、地派的两派。
  二是这场运动给不同派别的红卫兵都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被伤害程度上的不同,但无一是红卫兵运动的受益者。
  三是他们被动或主动地荒废了学业,成为不学无术又自以为是的一代。
  四是他们中极少部分人率先参与了打人以致打死人,从而使得一代人整体背负起弑师叛道的恶名。
  五是红卫兵和“造反派”不加区分地被作为同义词混淆使用,使众多在“文革”中犯有罪错的成年人躲到了红卫兵这三个字的后面。
  六是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概念被混淆使用,红卫兵在历史上被定位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不为社会所容。
  七是当天之骄子成为“犯了错误的小将”时,他们便被毫不留情地“引导”和驱赶到广阔天地自生自灭。

  背井离乡的上山下乡之旅

  上山下乡虽然早已有之,但它之所以能演化成为一场震撼社会的巨大政治运动,红卫兵们也是始作俑者,再由领袖倡导而成势。它之所以著名,不仅因为其规模大、时间长和影响深,更由于它是一场旨在消灭城乡差别、培养革命接班人和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综合性的社会实验。

  这场运动规模之大,全国大约有近两千万人被卷入其中。这场运动时间之长,前前后后延续了十年,正是这种广泛性和持续性,造成了以牺牲一代人青春为代价的诺大社会悲剧。虽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深厚的经济背景,但是若把它仅仅理解成是为了解决城市失业危机的应急之举,还是显得有所偏颇。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上山下乡运动有着一石三鸟的功效:一整治了红卫兵们在“文革”中无法无天的乱象;二减轻了经济压力和变相消除了失业;三是他寄希望于一场“反修防修”的社会实验,来确保他的革命路线千秋万代。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突出显现了毛泽东社会理想中浓厚的浪漫色彩,他在夺取失控的权力、重新确立“正确路线”之余,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探索社会结构的“合理化”。消灭所谓的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以实现向大同世界的过渡,一直是毛泽东多年孜孜以求的目标。上山下乡运动或许就是毛泽东期望借此来消灭社会差别的途径。据统计,“文革”十年间,伴随着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一时期,大约又有1300多万非城镇人口反向流入城市。其中虽然包含一大部分知青招工返城,但总体上还是反映出了城乡对流的社会大迁徙。因此可以说,上山下乡能形成规模宏大的运动并以燎原之势历时十年,政治背景应当是第一位的。

  这场运动对“第三代”意味着:
  一是在“扎根一辈子”的口号下,城市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这是一种在心灵上斩断与城市文化的联系。
  二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他们从被社会热捧的中心沦落到被改造的境地,背负着多重的政治压力,在社会中已经被列入了另册。
  三是在改天换地的艰苦劳动中,需要付出的不只是汗水,知青们几乎都经历了脱几层皮的磨练。
  四是在贫穷如洗的生活条件下,他们也不得不以野菜果腹、糠麸充饥,“三月肉不尝”也是这时期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五是一些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在山高皇帝远的地区遭受到严重的迫害和摧残。
  六是在社会的底层,一些有志者开始了对文革和国家命运的反思。这些内容所构成的画面,就是我们称之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内涵。
  这场独有的社会实验,显然是由“第三代”人承担的,这是一场远比红卫兵运动来得更彻底的社会洗礼。
  这场运动也给这代人留下众多的副产品。
  一是共同的处境和利益逐渐消融了群体内部的对立和鸿沟;
  二是生活的磨难使他们具有吃苦耐劳和求实的精神;
  三是逆境的砥砺逼迫他们去继续追求和思考,成为最早反思“文革”的一代人;
  四是在共和国出现危机的时候,他们依然以匹夫有责的心态,勇敢地站在了“四五运动”的第一线,为中国实现伟大的转折做出历史贡献。

  改革开放的大浪淘沙

  十年改革并不是这代人独有的经历,但是由于这个社会群体当时所处的社会状态,十年改革对于这一代人的意义太特殊了。这也是他们一生最重要的一次社会实践。

  正是在拨乱反正的改革初期,第三代完成了他们从农村返城的漫长之旅。无可置疑,相当多的知青是抱着追随真理的虔诚上路的,改天换地也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好,总之他们当初是过早地以幼稚的心灵背负起社会加在他们身上的沉重十字架。十年后,当他们通过种种途径,带着从头到脚的晦气回到城市时,却发现他们的故乡并不欢迎他们。

  他们曾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众多的社会性问题,以至于在现代的汉语词典中不得不为他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新名词。譬如“知青”、“插队”;又如“扎根”、“返城”;再如“病退”、“困退”等等。回城后,他们立即开始承受“多余人”的压力。

  一是来自家庭的压力,他们的返城使很多家长拉了“饥荒”,他们的插足立时使家庭的生存空间骤然紧张。
  二是知青返城给就业造成极大困难,“待业青年”这个名词在中国首次出现了,而且一待再待没有止境。
  三是随着这代人回城造成的众多感情和婚姻纠葛,使得“大龄未婚男女”一度成为社会问题,另一个相关的新名词也随之浮出水面,那就是“第三者”。
  四是他们与父母不仅在传统的“信仰”上,甚至在对话上,也似乎出现了困难。所谓的“代沟”,成为这代人返城的又一时髦用语。

  如此等等,使得很多人对这些当年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失望了,预期他们将成为“垮掉的一代”。这代人如果真是整体堕落,的确,中国的现代化就难以想象。事实上,把他们整体遭受的历史挫折看成是这代人的定性和不可逆转,也就错看了这代人。

  他们以将近30岁的年龄开始学徒,以徒工的工资来养家糊口。他们还要忍受着社会甚至弟妹的白眼,一切从头做起。的确,自从当年短暂的红卫兵运动之后就几乎再没有得到社会正眼看待的“老三届”们,每一步都是要付出格外的努力。靠着他们的十年一剑,使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很快就找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熟悉了环境,开始了新的奋斗。

  返城后的知青们相对于社会的其它群体,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极度的动荡中。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当时的写照。试想,如果没有改革,这么一大批人怎么可能被城市平和地容纳?在社会财富的基数和利益关系的结构等不改变的前提下,老插们实际上就无法真正在城市站住脚。他们如果要求对社会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来使自己重新进入城市生活,显然就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而此时启动的改革恰恰提供了通过增加新的利益渠道来满足这种要求的空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这代人立即一往无前地融入了改革大潮,他们的命运就更加贴近改革,也必然以改革为其归宿。

  通过改革,“第三代”人又创造出众多的共和国第一:

  中国第一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个体工商业者诞生了,他们在政策和市场的夹缝中求得了生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的市场化、个体户的出现,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过程中,被一千万知青返城和待业逼出来的政策。甚至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的私有经济。在不断的发展中,他们中又发展和演化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

  他们中的幸运者从近两千万的考生中拼杀出来,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的新三级大学生和研究生中的主要成分。他们中产生了建国后第一批取得世界名牌大学博士学位的知名专家,产生了承担着中国文化、教育、科研、建设事业脊梁作用的知识精英群体;产生了建国后第一个批量级的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官员和管理者阶层;他们中还诞生了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名导演、名记者等等,可谓群星璀璨。而这些成功光环的背后,却是以绝大多数同代人为巨大分母而实现的。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分母之大远远超过上下两代人。

  这样的一种现实,将第三代整体与改革开放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一代人的思想体验、行为特征和历史性格也颇具特色。

  思想体验:整体的否定之否定

  每一代人的成长、成熟、融入社会,就是“代”的社会化过程,或者说是“代”的“成人礼”。第三代人的这一过程基本是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实现的。这代人被发配到农村之后,从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变成了接受再教育的改造对象,从优越的城市环境进入艰苦的穷乡僻壤,从不愁衣食的安逸生活转入了依靠自己的双手刨土为生。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生活上,他们经历了一个怎么说都不过分的大起大落。
  逆境在人生中的地位,本身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一方面,它破坏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和安定感,置人于主观上不得不面对的身心痛苦中;另一方面,恶劣的处境又的确给人们提供了锻炼意志、增长才干的机会,使他们有可能从中得到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素质和向上的精神。第三代在“文革”中是作为一个群体,共同接受了逆境的砥砺,急剧地完成了大起大落的全过程。

  自我意识的回归是他们在上山下乡中进行历史思索的结果,也是这代人脱胎换骨走向成熟的第一次自我否定。他们长年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只知道自己是集体的一分子,却往往忽略了个体存在的意义。长年在社会底层的奋斗拼杀,逼迫着他们去思考,唤醒他们的自我意识,加快了他们社会化的进程,同时也使他们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正由于这样,这代人虽然曾经在“文革”初期创造了最狂热的个人迷信,但实际也是最早从这种狂迷中觉醒出来的群体。当他们摆脱了现代迷信的桎梏,实际也就否定了自己当年的“红卫兵”历史而向真理迈进了一步。这也是这代人走向成熟的第二次自我否定。

  代意识包括对自我和对社会的认识。这种认识,不可避免地与统治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紧密相联。第三代新的认同意识的产生,是通过上山下乡实现的。它同时意味着对原来的道德体系的怀疑甚至否定,以及对新的道德标准的探索与肯定。

  通过极为痛苦的否定之否定,这代人在上山下乡的变异状态中逐渐完成了他们的蜕变。这代人了解了社会,认识了人民,从而让自己逐渐扎根于黑色的土地中,更重要的是他们整体建立起了对于社会和人民的责任感和历史承诺。正是一代人社会化过程中具有相当一致的思想体验,所以这个群体对于代的认同感非常强。当年一张知青的标签就几乎可以到全国的知青点蹭饭吃;见面只要一提“老插”仿佛就有一种内在的交流;今天也还有不少性情中人在关注着当年的掉队者,仅仅因为彼此都是“知青”。

  行为特征:磨难后的求实和坚毅

  第三代在上山下乡过程中经受了许许多多过去未曾体验的艰苦,从生活上和劳动上受到磨砺。这似乎已经不需要再用更多的语言去描述。他们在农村中受到的最大锻炼,是培养起终生受用的坚毅和求实精神。

  当他们刚刚回城的时候,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和脚踏实地的精神来应对一切,因为他们深知,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等待别人来救不如自己救自己。全国一千万的返城知青,曾经对社会的安定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是未经多久就被消化殆尽了,与其说是社会消化了这个包袱,不如说是这些待业青年自己消化了自己。

  面对回城后又一次的逆境,这些毕竟吃过苦的一代人,有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经历作为参照坐标,最终平静地接受了这种现实。他们所具有的求实精神,在农村修理地球时学来的吃苦耐劳,从几上几下、几多曲折中摸索来的社会经验都派上了用场,在各行各业中逐渐展示了这代人的力量。社会终于发现,这代人已与人们头脑中那个冲呀杀呀的形象大相径庭,他们已成为各方面崭露头角的骨干力量,需要刮目相待了。

  当默默的大多数从学徒工、临时工重新开始,好不容易才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后,新一轮的深化改革和社会利益再分配,使他们中的大批人再次沦为失业大军的主要对象,不过这次的名称则由“待业”改为了“下岗”。这是经常会让人感动的一代人,他们不是个别人、而是一个整体;不是一段时间而是用几乎一生经历了上山下乡、回城待业和下岗三次失业大潮,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一辈子都在挣扎着应对基本的生存问题。而我们看到的是,这代人今天再次以宽容的心态、顽强的意志和求实的精神来应对一切,以自我牺牲默默地支撑着改革的大业。

  一位论者指出:这代人“沉默的大多数”对改革的贡献更需要大书特书。这代人中最弱势的群体是改革开放之初还没有返城的知识青年。当时他们已经等不及国家经济发展以后再安排他们的生计,而发挥了自己解放自己的拼搏精神,甚至通过罢工、卧轨、绝食等手段,冲回了城市。而他们冲回来以后就催生了城市的个体经济。我们现在一说改革,老说农村的包产到户,其实这个不新鲜。1956年浙江温州就有过,1962年还有大批的包产到户。正是这代知青的大批回城,导致为了安排他们就业而在城市恢复了私营工商业。某种程度上,它比农村的包产到户对中国的改革更具积极意义。

  “沉默的大多数”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高度的容忍精神。当年在农村那么困难,他们可以做到有口饭吃就不闹事,这种容忍精神对中国改革开放能成功地走到今天有巨大的贡献。什么贡献呢?

  一是容忍物价闯关。当时中国经济已经成为混合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占了全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计划经济已经不可能有效地协调经济发展了,必须搞市场调节,市场调节就要放开物价。可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的时候,一放开物价都遇到“波兰怪圈”,即涨一次价闹一次。为什么中国行呢?当然也有特殊的背景,但承受这个压力的主体忍下来了,他们以容忍、沉默迎接了这次物价放开,最后由计划经济安全过渡到市场经济。这是他们的第一大贡献。

  二是容忍下岗。可以说,他们是被改革淘汰下来的一批人,这拨人大部分下岗了。面对下岗的困境,他们考虑的还是有口饭吃就不闹了。下岗问题对于 “70后”、“80后”已经不存在了,这些人很少有“下岗”的概念,只有炒老板鱿鱼的概念。其实真正承受下岗恶果的是第三代,他们还是容忍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容忍,中国的改革开放绝对不会平稳地走到今天。所以,我说这一代人当中“沉默的大多数”对中国改革开放是有重大历史贡献的,子孙后代不应该忘掉他们。除了看到精英集团的几批英雄人物之外,也应该看到“沉默的大多数”对改变中国今天的面貌做出的历史贡献。
  有了青春期的艰苦磨练垫底,没有什么能够击倒他们。这就是这代人的行为特征:拿的起也放得下。

  历史性格:怀疑和追求的精神

  自幼被培养起来的自强不息的理想主义追求,以及通过跌宕起伏的磨难所锤炼出的怀疑精神,是伴随第三代最基本的性格特点。

  他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和小主人,出生在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之下。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培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许多人成为了“政治少年”。虚妄的理想主义使他们在“文革”初起就充当了急先锋,青年人原本纯洁的理想追求被误导为危害社会的红卫兵运动。

  可以说,痛定思痛后的“文革”反思,是从年纪最轻的第三代开始的。他们通过自身的挫折,通过上山下乡造成的社会落差和生产实践,对其原始的理想主义进行了扬弃,并很快地把怀疑地眼光投向了指导整个社会运转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最后投向了他们当年狂热追捧的最高领袖。更重要的是,“第三代”人从此再难重返迷信,而且明白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大凡一种科学,首先要经得起怀疑。正是这种可贵的怀疑精神,使他们成为最早探索中国前途、并起而反抗“四人帮”的一代人。“文革”中,当众多老干部依然在向《马恩全集》求解中国未来方程式的时候,“第三代”的精英们已经在油灯下自发地学习着东西两大阵营的各种政治思想、经济理论并探讨着治国方略。怀疑的动力则是追求。在1976年那场中国向何处去的抉择中,这一代人义无反顾地站到了反抗文革路线的第一线。

  如前面提到的那句话:从“八•一八”我们拥向金水桥边,到“四•五”运动我们齐聚纪念碑下,这一箭之遥,我们一代人走了整整十年。用“位卑未敢忘忧国”来形容他们大概最合适不过了。此后,每当共和国面临危机,他们都会一次次汇集起来发出带血的呐喊。为祖国的命运而喜、而忧、而奋搏,因为他们自身的命运和国家整体命运的联系太密切了。被扬弃后的理想主义所转化的这种坚守不弃的追求和那种经过历史积淀的怀疑精神,成为第三代历史性格的一部分。

  历史的错位和缺失

  第三代在中国现代历史的曲折进程中,如果不抱偏见的话,在代与代之间的比较中,他们是受害最深的一代人。这代人中每位佼佼者身后,被埋没的同龄人的基数比任何一代都高。被淘汰者并非完全因为他们无能,很多是出于历史的阴差阳错。这代人正是以无数个体无可挽回的损失和被淘汰,换取了这代人整体的特性。或许也是与这种淘汰的残酷性相关,在第三代正面形象的背后,同样独特的经历对其历史性格的形成也起到负面的作用,而且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把它们剥离清楚。

  这代人还在以祖国的花朵被宠爱有加的时候,他们幼小的心灵已经被灌输着大量的阶级斗争毒素,他们心中的“真善美”已然是一种被扭曲的概念。这代人是“文革”初起社会上第一批起来造反的群体,他们在革命的口号下多数参与了批斗自己的师长,以青少年的反叛心理迎合了领袖的号召。他们的权威人格使他们失去了衡量是非的准则,至今许多人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心理上的阴影。这代人也是“文革”中曾整体走向颓废的一代,城市街头的打架斗殴、乡村僻野的偷鸡摸狗,曾是这代人具有相当意义的缩影,他们率先把建国后一度良好的社会风气败坏得如此不堪,从“国骂”的不绝于耳,到把农民最粗糙的语言堂而皇之地用于大雅之堂。

  这代人成长于知识无用的时代,对“臭老九”的批判正好使青少年爱玩弃学的本能得到张扬,直到他们深受误人子弟的导向之害后才奋起直追。然而时不我予,他们最终因其知识结构的局限而提前退出历史舞台。这代人也曾经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大面积腐败的始作俑者,上山下乡回城风潮中,他们成为了最早行贿、所以也是最早助长腐败风气的群体。当初反修防修的豪言壮语是他们言行不一的鲜明对照。这代人的“文革”十年,不仅自身受到极大的摧残,同时这代人也造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传承的巨大冲击。

  这是一代过早卷入政治,过早进入社会,过早承受精神压力,也过早经历生活磨难的青年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在他们身上往往表现得更为明显;时代骄子和社会弃儿的身份在他们身上交替重演,那个年代的“假、大、空”氛围,都带给他们一种双重人格和面具文化的演练。

  这代人在他们的一生中,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负面载体,从少年失学、青年下乡、回城待业到中年下岗,他们几乎终生在为生存而挣扎。这种艰难的生活固然锻炼了吃苦耐劳的品格,也滋生了向社会索取的心理。

  对于为世诟病的那段红卫兵的经历,虽然这代人并不是那场浩劫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的群体,但是其革心洗面的反思勇气还是颇受人指摘。虽然一些人通过公共媒体勇敢站出来忏悔,相对于“文革”中的成年人,他们无疑是走在了前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代人,他们目前所做到的依然肤浅。社会急需建立起历史的公正和正义,期冀那些应负法律责任而未负的人们,通过反省和忏悔,使自己以及我们民族的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同时,才能使那些罪大恶极的“文革”既得利益者无处遁形。

  最后,作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的第一代人,他们在不得不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培养独生子女的过程中,把那种趋利避害的本能、把自己失落的青春理想、把传统望子成龙的意识更发挥得淋漓尽致。当其独生子女一代开始走上社会的时候,人们发现,第三代人交了一张很不合格的答卷。他们也将因此而自食其果。

  后“文革”社会的代际

  从1949年算起,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可以算作是共和国的第一代人,他们是打天下坐天下的一代。他们具有坚定的信仰,且不论这种信仰是否建立在实证的科学论说上,至少在“文革”前他们是一以贯之、确信无疑的。他们也将这种信仰和理想主义毫无保留地灌输给了他们在血统上的子女——即在社会学意义上的第三代人。他们的信条是不容怀疑。当第三代人把被灌输的信念首次运用到社会实践的时候,无论是哪一派别的红卫兵小将,最后都被碰得头破血流。当他们无可避免地被抛到农村的最底层后,他们的大多数产生了疑惑。所幸的是,他们这种疑惑并没有像胡绳先生那样“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如果那样就真成了庄子所云:“大惑者,终身不解”了。第三代大起大落的经历,从底层捅开了社会几乎每一个纸糊的窗口,使他们切身感受到了旧体制的弊病。他们开始从意识形态、从社会制度和体制、从文化和思想全面地对“文革”进行反思,顺逻辑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对“文革”前十七年信仰的反思。

  在1976年中国向何处去的抉择面前,他们始终冲在第一线,坚定不移地反抗“文革”路线,拥戴邓小平为首的革命家执掌朝纲。他们的鲜明立场让他们博得了第一代的赞许。而社会上全面的拨乱反正展开后,他们又在无论适当还是不适当的场合,在似懂又非懂的各个领域都发表着自己的意见,并力图用自以为正确的见解去影响社会。他们不仅对“文革”、而且对第一代人的理念进行反思。于是乎,“代沟”名词出现在他们和第一代的对话中。第一代对自己一手培养的、但又靠自己摸索成熟起来的第三代曾半是赞许、半是忧患,也不免和毛泽东当年一样疑虑重重。

  30后和40后的一部分被称为新中国的第二代人,他们几乎是被第一代人的光环笼罩终生。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的大浪淘沙,缺乏那种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他们幼年虽受过一些旧时的传统教育和西方的影响,但是其精英与第一代中的知识分子共同经历了“反右”运动的打击,从此这代人失去了朝气,磨掉了棱角,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已然成性。新中国的第二代靠着第一代的大树所庇荫,失去了来自荒野的原始生命力。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年龄和视野、特别是对“文革”反思的不足的局限,他们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缺乏对改革的创新精神。他们的成长特点是在青年期丧失了创造性,在中年期因循守旧,在晚年也缺乏担当。但是他们的勤勤恳恳和对党的忠诚追随,使他们长期上位于中国社会。他们没有第一代的大刀阔斧、敢做敢为,也不习惯第三代的思想开放、革故鼎新。墨守第一代人的成规就是准则,哪怕丝毫的“离经叛道”,也会被巨大的惰性所吞噬。

  60后、70后的第四代人,其实早在八十年代中就已经对第三代人发出不满,1988年出版的《第四代人》是其代表之作。第四代自身的不足是缺乏对中国社会上下左右的全面摸索,特别是其精英群体没有经历过在社会最底层的打拼,也没有经过“文革”之痛的反思,更没有对自身否定之否定的痛苦和深刻。因此,他们当中,难免出现一些不懂国情而放言“说不”的自大,出现一些形形色色的“愤青”,出现一些乍富后的暴发心态,表现出一些被宠为时尚的“小资情调”。如果就他们整体而言,可能是缺少了一些历史感和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而多了一些民粹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们很奇诡地把对社会的不满指向了第三代。

  第四代人的不满来自诸多方面,首先是原本由于上山下乡的历史错位,第三代人丧失了十年的青春,当他们回到城市后发现本该他们按照社会顺序继承的地位已经有很多被僭越取代。但是第三代人的自强使他们迅速扭转了劣势,显然侵犯了一些弟弟妹妹的既得权益。于是一些人反过来认为,十年的青黄不接让第三代人得了“便宜”而上位于社会。这实在是一个伪命题。

  第四代人的第二波反弹出现于八十年代末,浮躁的年轻一代曾以第三代作为思想解放的导师,这时又迫不及待走向各种前卫的思潮,并对第三代人发出他们的怨言。在他们看来,第三代人“已经油滑到没有原则,世故到牺牲理想”;第三代人的“整体主义和责任感,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负面因素”;第三代人“还没有成为社会的舵手就已然老矣”,缺乏新思维、新观念、新视角、新知识。于是他们急不可待地登上了舞台。1989年的风波,可以说是第四代人发起的一场影响深远、但在客观上促使了中国民主进程实质倒退的政治事件。这一过程中,第三代的大多数精英很难说是出于保护弟弟妹妹们的社会责任感,还是认同他们的一些追求社会公平和进步的理想主义,总之在那样一场大势之下,第三代知识分子的多数虽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抱有很大程度的保留,然而却无可选择地对弟弟妹妹们的良好愿望施以了道义的援手。结果证明,两代人中的知识阶层都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当然家长的鞭子注定更多地要落在哥哥姐姐的身上:你们已经帮助家长管家了,居然还与弟弟妹妹们一起胡闹。不少老人还固执地认为,这场风波就是第三代在后面挑动的。一位据说是“青年工作专家”在数年后也总结道:“政治风波中,广场上90% 以上是第四代人,实际上他们是上了第三代甚至第二代中的某些人的当。”

  这次事件对第三代在整体上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无论是所谓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在实质内容上远远超过了第四代人所承受的压力。前面提到的《第四代人》中关于第三代将被无情超越的预言确确实实成为了现实,但是其作者可能没有预见到的是,这个结果很大程度并非是因为第三代的无能,而是得益于第四代人的这份“厚礼”。即便这样,一位第四代人的一篇“向第三代人发动挑战”的文章居然说到:“第三代人本应该告诉第四代人,他们曾怎样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告诉他们中国应该走渐进的道路,等等。但他们偏偏不说这些,而是一味夸奖。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广场上的20万学生几乎就是一代人。我曾流着泪对同学说,这一代人叫谁给毁了。”在他们看来,他们是被第三代人“毁掉”了。 读到这样的文章,让人感到背后的寒意,这种指责是那么的别扭和离谱,简直有些错乱的感觉。不过,可悲的是,这就是一些后生们的真实感觉。

  他们第三波的非议是针对老三届们的知青情结。《北京青年报》曾划出一个整版,以析辨之名抨击了这一现象。文章称:你们当年闹红卫兵,炒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后又大捞实惠。你们占据着社会上的各个制高点还不知足,今天还在乍乍呼呼,你们的风头怎么老是出不够啊?你们说曾经吃了多少苦,并把自己的苦难夸张到极点,潜台词就是社会欠你们的,你们有权利索要。

  事隔多年,历史也可验证一下这个伪命题。老三届情结和知青情结,其实是第三代老之将至的一种怀旧情绪,并没有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什么危害,即使一些生活在贫困线上的老三届向社会要求些什么也不过分。事实上改革开放后大捞实惠的究竟是谁?如果总结一下改革开放30年的受惠者,从年龄段的角度看,最大的、最直接的受惠群体应当是第四代。他们得益于受教育程度最高,他们没有像80后、90后面临新的失业问题,反而在年轻化和文凭化的社会导向中独占鳌头,占据着中国公务员阶层和白领阶层的主力军位置。他们在中国充满机遇的经济崛起中、在市场经济面临空白时激流而上,占据了得天独厚的角色。在对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占有上,可以说第四代具有绝对明显的优势。随便翻翻上市公司的股东和高管名册,就一目了然。举个实例,据北京电视台《见证:收藏市场的亿元时代》的节目介绍,2010年嘉德的春季拍卖会上,宋代黄庭坚的书法《砥柱铭》叫拍到了3.8亿人民币,加上手续费等共4.36亿,创下了中国文物市场的天价。而在现场观众猜测神秘竞拍得主的年龄时,几乎80%的观众举起了35-45岁的牌子。这是不是很能说明点什么?面对于几乎超过85%的提前下岗的第三代,对极少数后代人的心态只能感到无语。

  可以说,今天的社会现实,已经为两代人争论中那些预测也好、妄语也好、臆断也好做了最好的注脚。历史还是公正的裁判。

  有趣的是,好像几乎每一代都在和第三代过不去,而且这些争论都不是发起于第三代人,但争论中唯一成为被批评受体的只有第三代人。第一、二代对第三代的批评中,思想开放,经常撞击社会改革的底限是其要点。而在下一代的批评中,则是他们过于保守,并且把持了公权力和财富。反常的是,后代人把本来是对社会、甚至是对政权的怨气撒在了第三代的身上。可怜的是,直至今日第三代的精英们都没有进入到中国社会的舞台中央。很难揣测,也许这是一种出自于安全系数的考虑?
  一位学者指出:“代与代的差别主要是由人们的经历,尤其是青少年时代的经历造成的。第三代人和第一代人是父辈与子辈的关系,第四代人是第二代人的后代。一、三代人都生长于乱世,二、四代人生长于和平岁月、建设时期。这两种环境对青年的塑造必定不同。战争时期需要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包括社会责任感、使命感,都是那个时代赋予的。而和平建设时期,需要秩序、勤奋、学历、知识等等,这是二、四代人的共性,但也有差别:一是物质生活环境不同,50年代还要艰苦奋斗,80年代这种意识就淡了许多;二是文化环境,50年代社会上有共同的价值理想,它造就了一代人投身时代洪流,而80年代正处于文化混乱和新旧交替的时期;因此,第四代人除了有别于第二代人外,还与一、三代人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归结起来就是:他们没有自己一代人的精神家园。” 这也许是另一种合理的解释。

  当然,上面谈及的所谓代际争论,仅是其中极少数人激进的言论,并不能真正代表整个一代人的看法。本文也仅仅是指出这些言论在事实和逻辑上的出入而已。

  结语:分野、共性和挑战

  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三代人陆续又出现了多重分野。
  他们虽然都起步于当年的知青,但今天一些人已经家财万贯,更多的人面临下岗后的贫穷。现今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不仅仅局限于一代人之内,所以不是本篇关注的重点,这里主要指出的是“第三代”在政治和理念上的分野,这在他们自身衍生出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尤为突出。他们当年虽然都具有共同的经历,但今天他们哪怕在对自身的认识上也是尖锐对立。一些人在高唱“青春无悔”,另一些人在倡导“集体忏悔”;一些人为身为老三届而自豪,另一些人则提出“丑陋的老三届”的命题……他们当年虽然都齐聚在纪念碑下声讨“四人帮”,但今天一些人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另一些人则成为现体制的坚定捍卫者;一些人在执著地启蒙“普世价值”,另一些人则在如一地坚守“中国模式”……

  有鉴30年来的大浪淘沙和政治分野,许多人认为,今天再强调这代人共性的东西已经多余。不过,这一代人可能都还记得“文革”中亲身经历的惨痛教训,并从中反思出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看起来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对立,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看其实是荒谬不堪的。当年所谓的阶级之争、阶层之争,所谓路线斗争、政治斗争、派系斗争,均已化作灰烬随大江东流而去。唯有民族复兴的根本利益永驻世间。同时,“文革”的亲身经历者、包括今天执以不同政见的人们,也会有这样一种共识:即“文革”是民族的灾难,不能允许它再次发生,并需要从根本上铲除其得以发生的土壤。第三代人思想认识的尖锐对立和激烈交锋,说明他们今天仍然残留着当年的怀疑精神和追求理念。在上述共识之下,这对于当今的中国,与其说是有害,不如说是有益。如曾子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义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恐怕是这代人命定的性格了。

  如同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所预见的那样,新中国的第二代人是失去创造性的一代,没有担当,缺乏作为。站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高度,第二代人本应、却没有为民族未来的持续、有序发展建立起制度性的保障。如果用红卫兵当年成为罪人的历史时段和今天比较,我们并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得以产生的制度缺陷被彻底纠正。无可否认,今天经济的大发展、人民得以渐次迈入小康,中国的国力已绝非当年可同日而语。在这些引以为傲的成就面前又不能不看到,无为而治使得历史积累的问题积重难返,未来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譬如中国独特的城镇和农村二元化结构;共和体制的概念;执政法理的依据;宪法权利的兑现;法律尊严的确立;国家所有和全民产权的冲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停留在旧日的格局基础上,鲜有突破和根本解决。另外,社会的两极分化,特别是腐败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新中国建国后最严重的地步,有些现象甚至超出了封建吏治的底限。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我们面临的依然是一个严峻的局面。这些巨大挑战则必将由下一代人来面对。

  今天,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三代整体已经在渐次退出社会的舞台。另一方面,这代人的精英和中坚在各个领域也已经成为各领风骚的主导性力量。无论他们是身居高位、已经步入最高决策层的领袖人物也好,还是作为体制内、外不同思想政治流派的代表人物也好,如果这些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当年的共同经历所凝炼出的追求和怀疑精神、历经磨难锻造出的求实和坚毅品格,还没有被完全“异化”殆尽,那么这种共性依然会成为“第三代”的精英们奠定中国未来走向的理性基础。因为,真正“追求”的结果只能置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其坐标;真正“怀疑”的精神势必成为推进历史的创新动力;真正“求实”的目光是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出发点;真正“坚毅”的品格则是民族崛起和复兴之路的自强保障。身为炎黄子孙,没有人会对“民富国强”抱有疑义;无论何种意识形态,都不能拒绝以“公平正义”作为社会的尺度。

  第三代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也中国现代史的缩影,浓缩了这段历史中的功过毁誉,贯通了社会各层面的酸甜苦辣。他们曾经因为历史造就的幼稚和冲动,成为中华民族那场劫难的始作俑者和随后的牺牲品。但其整体性格也由此获益,使其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架起一座通向彼岸的桥梁,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孔夫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这代人却因为命运的捉弄,被推迟了整整十年。他们是四十而立、五十而不惑、六十才算是真正登上历史舞台中央的一代。历史并没有留给“第三代”更多的时间去破题和解题,然而他们继承的遗产却是充满了凶险和挑战。在中国面临新的转轨和抉择面前,在追求“民富国强” 、“公平正义”的过程中,企盼第三代的精英们能够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民族交上一张尽可能合格的历史答卷。期冀历史的反思使他们勇敢担当,坚毅不拔;希望历史的儆戒使他们谨慎负责,求实进取。

  用古人的诗作为结束语:“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发件人:"sunhuijun8881" <13701165487@163.com> 2011-12-19 02:27:43 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

怎样读中国书

余英时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迳。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涌,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覆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

    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Books)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松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宫,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缺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缺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旧分类(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所取代。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便主张“读书必先识字”。中国文字表面上古今不异,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涵义,所以没有训诂的基础知识,是看不懂古书的。西方书也是一样。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份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议。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因为据听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我听了这番话,感触很深,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他们还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

    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30年代都保持未变。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2-17 23:57:01 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

    编者按:王阳明,一个屠杀农民起义的侩子手,一个沾满人民献血的封建官僚,却被誉为中国著名学者,却恬不知耻地称为“王守仁”。看看他的书法,充满杀气,便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凶残的人物。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后代许多中国人崇拜着,吹捧着。如何读中国历史?请大家思考。

王阳明也配叫王守仁?

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侩子手

讽刺

    生平事迹 童年生活

    王阳明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九月三十日亥时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其远祖为东晋权臣王导[1][2]。其父王华,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为官颇有情操,为明孝宗所器用,历任礼部侍郎。正德年间因得罪刘瑾,被外派南京吏部尚书,之后被罢免[3]。据《年谱》记载,王守仁出生前夕祖母梦见有人从云中送子来,梦醒时他刚好出生,祖父王伦便为他起名叫王云,乡中人亦称其降生处为“瑞云楼”。然而,他到了五岁还不会说话,一天一位和尚经过,抚摸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意指他的名字“云”道破了他出生的秘密。其祖父恍然醒悟,遂更其名为守仁,此后他便开口说话了[4]。和通常的书生门第不同,年轻的王守仁则经常跟从父亲出游居庸关、山海关,并时常出关塞外,纵览山川地理[5]。

    思想演变

    十七岁时,他到南昌与诸养和之女诸氏成婚,可在结婚的当天,大家都找不到他。原来这天他闲逛中进了主奉道教旌阳真君的铁柱宫,遇见一道士在那里打坐,他就向道士请教,道士给他讲了一回养生术,他便与道士相对静坐忘归,直到第二天岳父才把他唤回去。十八岁时,与夫人诸氏归余姚,船过广信,王阳明拜谒娄谅。娄谅向他讲授“格物致知”之学,王阳明甚喜。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阳明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二十岁时,王守仁第一次参加乡试,中举人[6],之后的他更加适才讨论军事,并且善于射箭[7]。然而,二十二岁时考进士不中,内阁首辅李东阳对其笑道:“你这次不中,来科必中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王阳明悬笔立就,朝中诸老惊为天才。嫉妒者议论说,这个年轻人若中了上第,必然目中无人。二十五岁再考时被忌者所压,又未考中。同学中有人以不中举为耻者,他笑道:“汝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二十七岁,他在读朱熹的《上光宗疏》,读到讲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于是王阳明开始懊悔以前读书虽然勤奋却无所得,都是因为自己过于贪图读书的速度。于是他开始循序以求,但终于认识到“物理吾心,终判为二”,以致旧病又复发,这时见到有道士谈养生之说便因之而喜。

    弘治十二年,二十八岁的他参加礼部会试,因考试出色,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第七人,观政工部。出使治葬前威宁伯王越,还朝后上奏谈论西北边疆防备等八件事情,随后授刑部主事,在江北等地决断囚狱,随后因病请求归乡。久之,起用授兵部主事[8]。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擅政,并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守仁上疏论救,而触怒刘瑾,被施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他来到中国西南山区,龙场万山丛勃,苗、僚杂居。王守仁亲自劝导当地民众学习,受到民众爱戴[9]。在这个时期,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在这段时期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史称龙场悟道。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不久,刘瑾被诛杀,王守仁升为庐陵县令,后升为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书杨一清改其供职于验封司。此后他屡次升迁,历任考功司郎中。正德七年,再升南京太仆寺少卿[10]。正德九年,改鸿胪寺卿[11][12]。

    军事功绩  平定江西

    正德十二年(1517年),江西南部以及江西、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爆发民变。山民依靠山地据洞筑寨,自建军队,方圆近千里。地方官员无可奈何,遂上奏明廷。兵部举荐时任右佥都御史的王守仁巡抚江西,镇压民变。

    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王守仁平定池仲容(池大鬓)部,奏请设立和平县,并兴修县学。三月,守仁抵达江西莅任。他迅速调集三省兵力,镇压了信丰等地的民变。七月,王守仁念战争破坏巨大,上奏请求朝廷允准招安。明廷遂赐以节度地方军政,准其便宜行事。十月,王守仁率兵攻破实力最强的江西崇义县左溪蓝天凤、谢志山军寨,并会师于左溪。王守仁并亲自前往劝降。十一月,王守仁遣使招安,并攻破蓝天凤部。

    擒获宁王

    王守仁一生最大的军事功绩,是平定南昌的宁王宸濠之乱。王守仁将去福建剿匪时(无大量军队),所率部队行军刚到丰城,宁王朱宸濠突然举事。因此王守仁积极备战,调配军粮,修治器械,然后发出讨贼檄文,公布宁王的罪状,要求各地起兵勤王。

    当时,王守仁最为担心者,就是宁王挥师东下,占领故都南京金陵。如果南京失守,宁王就有了称帝的资本,同时也占了地利,那就不容易消灭了。王守仁虚张声势,利用假宣传假情报,扰乱宁王的视线,逼他做出错误的判断,以为各路大军已经组成合围态势。同时使用反间计,使宁王猜疑自己部下的进攻南京策略。宁王果然上当,有半个月时间犹豫观望、不知所措,没敢发兵攻打南京。王守仁利用这一时机,做好了防守南京的准备,使宁王欲攻南京,已无可能。

    七月,宁王率六万士卒,攻下九江、南康,渡长江攻安庆。王守仁这时已经调集了八万大军(主要成份为杂牌兵,包含各地民兵,农民及土匪),对外号称三十万。有人指出应该急救安庆,王守仁说:“现在九江、南康已经被敌军占领,如果我们越过南昌跨江救援安庆,就会腹背受敌。现在南昌空虚,我军锐气正盛,可以一举攻破。敌军听说南昌失守,定会回师来救,这时我们在鄱阳湖迎击他,肯定能取得胜利。”

    南昌很快攻破,停了两日,王守仁便派诸将分五路迎击回援南昌的宁王大军。四路分兵迎进,一路设伏。交战以后,宁王大军很快腹背受敌,被分割成几部分,后又中了埋伏,惨遭大败,溃逃退守八字脑地区。宁王眼观局势不妙,急忙调九江、南康的精锐部队出击,王守仁派几路大军迎战并取南康。

    这一仗打得相当激烈,是关键的一战。官军一度退却,王守仁部将吉安太守伍文定立即斩杀了后退之人,命令诸军一决死战。最后终于打败了宁王军,宁王军退保樵舍地区,将大船结成方阵,宁王拿出金银珠宝犒赏将士,要求他们死力一搏。但宁王军队的方阵被王守仁看出破绽,他决定仿效赤壁之战,放火烧船。第二天,宁王群臣聚集在一起,正在船上召开“早朝”会议,王守仁大军杀到,用小船装草,迎风纵火,烧毁了宁王的副船,王妃娄氏以下的宫人以及文武官员们纷纷跳水自杀。宁王的大船搁浅,不能行动,仓促间换乘小船逃命,被王阳明的部下王冕部追上擒获,宁王的其它文武大臣也成了阶下囚。不久,南康、九江也被官军攻陷,宁王之乱全面平息,前后只有三十五天时间。王守仁因此而获“大明军神”之称 [1]。

    后来,明武宗以“威武大将军朱寿”之化名出征,宦官有意释放宁王,让武宗与宁王打一仗并亲自俘获,借此讨好皇上。王阳明对宦官张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这样做会死更多人。最后协调结果是:让明武宗到了南京,再放出宁王让皇帝俘虏,高兴一下。

    平宁王《记功碑》全文:“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宸濠以南昌叛,称兵向阙。破南康、九江,攻安庆,远近震动。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宸濠擒,余党悉定。当是时,天子闻变赫怒,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于赫皇威,神武不杀。如霆之震,靡击而折。神器有归,孰敢窥窃。天鉴于宸濠,式昭皇灵,以嘉靖我邦国。正德庚辰正月晦,都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从征官属列于左方。”

    军功封爵

    正德十六年正德皇帝朱厚照去世,新皇帝朱厚熜继帝位,因念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特敕封其为新建伯、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并于嘉靖二年在绍兴开建新建伯府。

    明朝文官封爵屈指可数,无军功不得封爵,王阳明是明朝开国以来第二位因军功封爵的文官,南京兵部尚书挂参赞机务衔与镇守太监、南京守备共同负责南京军务.

    总督两广

    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两广事变,都御史姚镆无力解决,嘉靖赐姚镆致仕,任命王守仁以原职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击溃了瑶族和僮族等少数民族的地方武装。

    病逝归途

    两广役后,阳明肺病加疾,上疏乞归,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归途中病逝于江西省南安舟中。在临终之际,他身边学生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卒后,朝廷予谥文成,赠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隆庆时追封侯爵,称新建侯。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王守仁留有三本传世之作《传习录》、《阳明全书》(即《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门人所辑)、 《大学问》。《大学问》被认为是王阳明最重要的哲学著作。

    阳明学

    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强调要知,更要行,“知行合一”。

    王守仁指出:“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

    “ 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 ”

    “ ……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一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 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 ” — 传习录 卷上 5

    “ ……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 ” — 传习录 卷上 5

    《大学问》

    《大学问》是王阳明的主要哲学论著,反映了他的世界观。“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矣。敢问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乎?”阳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体之仁犹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动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时也。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戒慎保真

    人性本善,良知现成,但要懂得戒慎恐惧,所谓“慎独”(独处时犹如在大庭广众前,言行、思想均合乎礼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没有丝毫不善夹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心灵不受任何染污,这样良知自能百发百中。王阳明解释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君子戒惧之功,无时或间(间断),则天理长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自无所昏蔽,自无所牵扰,自无所歉馁愧怍,动容周旋而中礼(合乎礼节),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间断)。孰谓敬畏之心反为洒落累(牵累)耶?”

     至理名言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谬乎?”
“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
“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
“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夫学术者,古今圣贤之学术,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学术,当为天下公之。”

    个性

    他十岁时,父亲高中状元,王阳明随父赴京,路过金山寺时,他父亲与朋友聚会,在酒宴上有人提议做诗咏金山寺,大家还在苦思冥想,王阳明已先一步完成:“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萧吹彻洞龙眠。”四座无不惊叹,又让他做一首赋蔽月山房诗,王阳明随口诵出:“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表现出非凡的想象能力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十一、二岁在京师念书时,他问塾师“何谓第一等事?”老师说“只有读书获取科举名第”,他当时说:“第一等事恐怕不是读书登第,应该是读书学做圣贤”。尽管如此,他从年少时代起就从不循规蹈矩,所有记载都说他自少“豪迈不羁”。如13岁丧母后[13],继母待他不好,他竟买通巫婆捉弄其继母,使得她从此善待他。他学习并非十分用功,常常率同伴做军事游戏[14]

    跟“老好人”乡愿相比,王阳明更欣赏狂狷之士。他解释说:“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矣,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他五十二岁时评论自己说:“吾自南京以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

    文学与书法造诣

    王阳明在年少时就流露出很高的文学天赋。十一岁时,跟随父亲王华去北京上任,路过金山寺(在江苏镇江),众人饮酒赋诗,但均无佳作,此时王阳明脱口而出:“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大人们甚为惊异。后来王阳明在京城,常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交游,刻意辞章之学。后来阳明自我意识到沉溺辞章的弊端:“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

    王阳明的文学成就也很高,但往往被其事功、哲学所掩盖。《古文观止》中收录有王阳明的名篇《瘗旅文》、 《教条示龙场诸生》。其中《教条示龙场诸生》又入选香港中小学课本。

    《四库全书》中有评论曰:“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

    王阳明早年作诗刻意求工整,晚年融会哲理。王世贞《书王文成集后》评:“伯安之为诗,少年有意求工,而为才所使,不能深造而衷于法;晚年尽举而归之道,而尚为少年意象所牵,率不能深融而出于自然。其自负若两得”。
 

 

 

 





其它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2-13 11:07:51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外蒙独立乃实践三民主义的楷模

蒋中正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于主持中央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中的发言

  我今天代表本党的同志根据国父的遗教说明我们今后对省区以外边疆民族问题,换言之,就是对於外蒙和西藏民族问题的方针,我们中国国民党,自民国十三年改组以来,外蒙古就派代表来参加祝贺,我们国父对他们的礼遇,有如上宾,从没有视他们为藩属的意念与态度,决不像北京政府对他们视为殖民地加以压制。我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不仅对於外蒙如此友爱,就是对於西藏也莫不如此。我全国同胞必须知道如果我们忽视这些民族平等自由的意志,抑制他们独立自治的能力,这不仅违背我们国民革命的精神,且足以增加我们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纷扰,贻误我们建国的百年大计,亦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至於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起,在事实上已脱离了祖国而宣告独立,如今已届二十五年,我们早已明了我们如不能以国民革命的原则,和本党一贯的传统政策用断然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势将引起永久的纷争,对於国内安定与世界和平,都将因此要发生重大的影响,今当日本帝国主义已告失败,东亚和平秩序,初见端倪之际,我们认为这是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时机,如果外蒙以友好的精神循合法的程序,提出他独立的愿望,我们政府自当予以承认。

  我在这裏要指出我们实施民族主义的三个重要原则:第一,我们中国政府和人民必须怀抱崇高的精诚,与坚定的决心,断不能效法日本对待高丽的行径。凡对於他持有自治能力与独立精神的民族,必须予以精诚的扶持其成长,使之达成自主和独立的目的。我们必须一反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为,使东亚大陆在世界反侵略战争全面胜利的曙光之中,树立民族自主和自由平等的基础。五十年来,我们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推翻满清,反抗日本,不仅为中国本身自由平等而奋斗,亦且为高丽的解放独立而奋斗。今日以后,我们更须本於同样的宗旨,与一切有关的盟邦,共同尊重民族独立平等的原则,保障他们行将获得的地位。第二、在省区以外的边疆民族,具备自治能力,与有独立意志,而在经济政治上到达了可以独立程度之时,我们的国家对他们必以亲爱友好的态度和精神,自动的扶助他们独立自由,永久视为中国平等的兄弟之邦。不因其离开祖国而发生恶感或歧视,而我们各民族,亦必须对其祖国以和睦亲善的态度,循合法的程序,向其政府提出愿望,以达成其目的,不可采取反抗祖国的行动,以引起民族之间相互的仇恨。第三、各省区以内的大小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一律予以平等,在信仰上、级济上亦予以充分自由而不加以干涉,以达成我们各宗族间精诚团结友爱互助之目的。

  如果我们大家注意上述三个原则,防制所述各种弊端,我们对於外蒙合理合法的要求,决不加以阻碍,并将予以扶持而使之实现。西藏民族的政治地位,也是久悬未决的问题,我可以负责声明,如果西藏民族此时提出自治的愿望,我们政府亦必将赋予高度的自治。如果他们将来在经济条件上能够达到独立自主的时候,我们政府亦将如对外蒙一样的精神扶助他们的独立,但必须其能巩固其本身永久独立的地位,不可蹈袭高丽过去的覆辙,一面要求祖国承认其独立,而一面即被日本的违约并吞为其奴辱,又要使我祖国为之数十年之牺牲奋斗,而始获得今日的解放。

  外蒙西藏问题的解决乃是我国民革命最大的任务,也是民族主义实现的楷模。我个人必负起全责来解决这个问题。希望我全国同胞亦本著国民革命的原则和民族主义的精神,协助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使其得到圆满的结果。为了世界和平与安全,为了国家巩固与建设,我们对於全世界民族问题的主张,必须依据大西洋宪章与三民主义的精神来求得解决。至此我对於我们中国西南边疆上的几个民族问题,也是以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关系,不能不表示我们中国的愿望。

    第一、缅甸民族。我们中国在抗战期间,两度派兵入缅作战,我们远征军将士,直接间接伤亡的数目,共在二十万人以上。但是我们尊重盟邦主权,恪守国际信义,我军在缅甸战场的任务一经完成立即撤回本国,我们视此乃是我联盟国一份子应尽之义务,决不对缅甸政治加以干涉。但希望我盟邦对缅甸民族之待遇应积极改良,并早日予以平等的地位。

     第二、泰国民族。我们中国是因泰国作战,而首受影响的国家,故泰国本来划入中国战区。今将泰国改隶东南亚战区,中国自无异议,然而我们始终认定泰国对我联合国宣战是出於被动的,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胁迫而参战的。因此,我们希望泰国在日本帝国主义失败之后,——在战后仍应恢复其固有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

    第三、安南民族。中国在抗战期间,因安南政府不能自保其主权,并供日军以侵华的基地,因之中国的生命与财产皆受钜大的损失。但是我们今日除了恪守同盟国的协议派遣军队接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日军的投降之外,对於越南决没有领土的企图。我们的希望是越南民族能从自治以臻於独立,以实现大西洋宪章的规定。

    最后,我要提到香港问题。香港与广东是安危与共的邻封,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乃划入中国战区。今当日本帝国主义失败之际,我们中国决不藉招降的机会,忽视国际合作和盟部的主权,所以我们不愿藉此派兵接收香港引起盟邦间误会,但我可以对世界与全国国民负责的声明,关於香港的地位,从前是以中英两国条约为根据,今后亦当依中英两国友好的关系协商而变更,我们的外交方针和国际政策,主张尊重条约根据法律以及时代要求与实际需要,而求得合理的解决,现在中国全国各租借地均经次第收回,九龙的租借条约自非例外。但是我们中国亦必循两国外交谈判的途径,以期收回我们领土,行使我们主权。

  总之,这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史上空前的战争,今日联合各国无不希望这空前的战争成为最后的战争,我们中国作战最为长久受祸亦最惨痛,所以希望和平亦最为迫切,凡足以促进国内团结及国际和平者,我们必尽力促其实现,我们必与我各盟邦共同奋斗到底,务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对我联合国间无隙可乘,勿使其再有卷土重来的机缘,而日本强权政治消灭以后,亦勿使世界上再有强权政治的发现。在此一意义上我以为民族平等和国家独立的原则之实现最为当务之急,国民政府自当本於中国立国的精神与国民革命一贯的国策,乘此世界和平曙光初启之际,使民族主义尚未完成的一方面见诸施行,我个人平生的志愿亦因此而获得了实现,这实在是世界和平与中国建设的保证,务望我全国同胞同心一德,协力一致以赴之,则民族复兴,建国完成,自可计日而待,而对我八年抗战所牺牲的千百万军民同胞之英灵,亦可告慰,而聊以自慰了。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2011-12-13 10:33:33 "Flynn" <yilu@sse.com.cn>转发: Fw: 张国焘一家过着的是幸福美满的生活。

张国焘晚年过的是幸福美满的生活

加华

    大陆从没有过任何一个记者进行过采访报道,不知何时对于张国焘 的死却有了这样的描述“1979年12月3日,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天气异常寒冷,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老人 病院的病床上,一位老人忍受着严寒的侵袭。身边没有护士,也没有 亲人。他就这样凄惨地客死异国他乡。他,就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 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另立“中央”与党中央分庭抗礼,最后投向国民党怀抱进行反共的张国焘。”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张国焘的晚年贫寒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是被活活冻死的。老秦说难道加拿大这个国家就是个“万恶的旧社会”?

    和晚年张国焘很熟的著名史学家司马璐先生曾证实,加拿大是个很富足的国度,每个人都有生活无忧的保证。他承认张国焘很失落,但 一点都不穷,所谓“冻死”是不存在的。如果一旦被冻死,多伦多的这家老人院将面临倒闭和 巨额赔偿。别忘了加拿大不是前苏联,是个典型的民主国家,连时任总理特鲁多都在众目暌暌之下,何况个老人院。

    还有另一种不靠谱的说法张国焘夫妇在加拿大时生活很艰难。因三个儿子均无力负担他们的生活,两人于 1968 年到多伦多与儿子短住一个时期后,很快就开始领取政府养老金并靠此生活。张国焘去世后,张家无钱安葬,据有关资料,最后还是由 杨子烈出面,经人求助于当年在俄国受过张国焘救助的蒋经国,蒋安排下属汇了 3500元美金,这才解了张国焘的后事之忧,使其 "死有葬身之地"。

    对于这种子虚乌有的捏造,本博秦全耀加拿大的朋友找到了墓地埋葬的原始登记材料:

    死者姓名:Kai Yin Chang (张恺荫)

    年 龄:(空缺)

    去世日期:1979 年12 月 3 日

    土葬日期:1979 年12 月 4 日

    如果看了这个记录,从去世到下葬只有一天之隔,所谓“无钱安葬”“到处求助”,应该是胡说八道。

    张国焘与杨子烈结婚后,育有三子张海威、张湘楚、张渝川,三位 皆在美国与加拿大发展事业。一篇文章透露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 张湘楚50年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学医。张国焘夫妇1968年来到多伦多时,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 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张国 焘夫妇虽说不上大款,儿子也不是官二代富二代什么的,但晚年生活 总还是其乐融融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起文 革时被整死的刘少奇,比吞安眠药自杀的老战友陈昌浩,可以说张国 焘一家过着的是幸福美满的生活。

    1976年前后,时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在多伦多开会,曾在没有预约之 下特别前去探望张国焘,时间不是很长。三年后82岁的张国焘走完了他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1994年,在丈夫去世15年后,杨子烈以92岁高龄故去,二人合葬于多伦多松山墓园。河南大卫生态鼠药集团 董事长朱禾丰的女儿在加拿大上学,他去过张国焘墓后对我说,与其 它墓不同,张国焘墓的方向始终是向着东南方向,向着中国,向着他 的家乡江西萍乡。老秦猜想,他生前一定有过叮嘱:儿啊,爹死后, 将爹的坟墓向东方.....

    张国焘与妻子杨子烈的合葬墓。墓地位于松山墓园(Pine Hills Cemetery)的第五区(Section 5, Lot 2263),松山墓园位于625 Birchmount Rd,(近St. Clair Ave. )
 

    (关于张国焘的生平情况,请点击查看 张国焘:《我的回忆》,和《我的回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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