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按:这期文章汇编今天才刊出,实在有负热心读者的关怀。本网无意过多跟风时事,该说的和该指出的在以前的文章中早已说过或指出,今天所发生的都是过去警告过的,因此多说也无益,社会的觉悟是缓慢的。回头看过去发过的文章,可能比泛泛而读好得多。文章不在多,而在精。信息也是不在多,而在于重要。这期文集里还是有些重要的信息,请大家注意。]

关于新的世界货币制度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11月18日

目录

杨芳洲:《关于新的世界货币制度》

吴海英:《美国经济减速对2008-2009年中国经济的影响》

钮文新:《美国在技术层面上已经破产》

托马斯•帕利:《新发展模式----内需驱动式增长》(党爱民翻译)

《昌平圈地:土地流转结局大预言的第一声春雷》

张洵:《底特律危机与中国汽车业的机会与对策》

胡星斗:《小产权房的天然合法性和现实合法性》

吴安伟:《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非国民待遇问题是朱容基政府贪大求洋政策的典型》

贺伟华:《国家财政政策成了拯救经济的唯一法宝》

赵跃:《建议制定物价法,消除扩大内需的后顾之忧》

晓坤:《别中了金融危机的埋伏》

胡星斗:《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叶继涛:《退休年龄不能搞一刀切》

康新贵:《建设福利社会应写入《宪法》作为全社会共同追求的奋斗目标》

 高一飞:《罢工权可否合法化值得研究》

陈义鑫:《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人民币发行自主权》

欧阳君山:《谁击倒了华尔街》

惠洪星:《发行人民币海外版,抢占国际金融市场制高点》

乔续:《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加速了美国经济运行方式的破产》

徐国胜:《拉开世界民主主义运动的序幕》

叶继涛:《文化革命是一场什么革命》

中新网:《麦凯恩落选感言》

陈奎元:《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

李必胜:《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

观焱:《真心坚持社会主义的社科院院长》

徐景安:《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之我见----三评陈奎元院长的讲话》

徐景安:《打着改革旗号部署反对改革----二评陈奎元院长的讲话》

徐景安:《院长职能定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的首要问题---- 一评陈奎元院长的讲话》

周其仁:《为什么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罗小朋:《哈贝马斯沟通费用与公共选择》

严荣:《自由主义良知的回归:评克鲁格曼》

马建明:《三聚氰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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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晓陆 杨" <yangxiaolu_8@yahoo.com.cn> 2008-11-13 21:43:25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杨晓陆传文(附件)

关于新的世界货币制度

杨芳洲

2008年11月13日

一.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元以一国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角色冲突

    此次美国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美国人认为是金融监管出了问题,金融欺诈泛滥造成巨大的金融泡沫和风险。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其真正内在的原因——美元以一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内在矛盾,美国人却拑口讳言。

    美国经济的最大优势――美元是世界货币,也即其最致命的弱点。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固然可使美国政府享有发行本位币剥削世界各国的权利,但要实现这个经济利益,就必须以美国际收支逆差为必要条件,唯如此美元才能流向世界,执行世界货币的功能,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同时也使美国通过国际贸易的交换得到世界各国的产品和劳务,占有发行世界货币的经济利益。因此,世界货币及其促进国际贸易的功能,要求世界货币长期稳定供应且不断增长的趋势,也必然要求美国际收支逆差是一种不断扩大的长期趋势。由于美元在其他国家内部不能作为货币流通而只能用于国际贸易,因此在理论上,美国不断扩大的国际收支逆差总额,既是其无偿占有的世界各国商品和劳务总额,同时也是货币市场上美元供大于求不断增加的差额部分,因此也是美元必然贬值难以改变的长期趋势。

    但是作为世界货币,不仅要有国际贸易流通手段的职能,还必须有世界财富储藏手段的职能,即不能因持有它而受贬值损失,也只有当其具有完全不打折扣的储藏手段职能方可胜任其流通手段的职能。因此世界货币绝对不可以是具有必然贬值的长期趋势的货币而应是长期坚挺的货币,否则必将从世界货币的宝座上被排挤出去。所以,美元必然贬值的长期趋势,最终必导致其退出世界货币的角色。可以说,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所为美国获得的每个经济利益(无偿占有的商品和劳务)的量,都在否定着美元世界货币的性质。而要消除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保住美元世界货币的王座,则美元就无法流向全球起世界货币的作用,既不能为美国带来无偿的经济利益,也无法作为世界货币促进国际贸易。

    我们由此可明白一个基本原理:一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量,恰恰否定着该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性质。世界货币的功能及其普遍的人类利益与一国独自发行的货币功能及其特殊国家利益互相排斥。世界货币只能是世界利益,而不应是哪一国的私利。货币与其它商品的不同之处,正是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完全同一,其使用价值就在于其交换价值,即通过交换变成任何一种商品或劳务,正是货币的使用价值所在。正因如此,不论货币的交换价值还是使用价值,其对象都是其所有者,因而是全社会的交换价值和(一般、万能的)使用价值。

    世界货币也同样如此,美国用美元交换他国的商品和劳务,实现了自己印刷的美元的交换价值(及使用价值),而他国则通过让渡自己商品和劳务的交换得到美元,确切地说是得到了美元的使用价值――世界货币的流通和储藏手段。由于货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完全同一,他国在得到美元的使用价值时也同样得到了其交换价值(这与其它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因其对象不同而不可兼得的情形完全不同)。而同一个美元却不能有两个交换价值,美国购买他国商品劳务时所实现的美元的交换价值,必与他国因这种交换得到的美元的交换价值互相排斥。如要使同一个美元的两个交换价值不互相冲突,这两个交换价值必然要各自贬值一半才能成立。而这种贬值的必然性则正是对其世界货币性质的否定。

    以上就是一国发行本位币的特殊国家利益和功能与其成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及其普遍的人类利益互相排斥的理论依据。我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对此已做过阐述[注1]。美国人不是不明白这个基本道理,而是利令智昏,幻想以其它手段(包括各种阴谋诡计)对抗规律,就像市场骗子以欺诈手段对抗市场等价交换法则而时有得手一样,想以偶然的侥幸战胜必然性。

    为保住美元世界财富储藏手段的功能,美国的办法是将流往国外的美元再弄回美国,这样就可使这些外国美元不再构成货币市场上使美元供大于求而不断贬值的压力。想法确实不错,美国也为此使出全部招数,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手段既包括高利率等强势美元的经济政策,也包括由各种卑鄙的阴谋诡计及金融掠夺手段构成的经济战阴谋。

    在强势美元的经济政策方面,美国一方面视通货膨胀状况而不时提高利率,以吸引外国美元再流回美国。另一方面借着提高利率的美元强势而在国际黄金和货币等市场(利用其所操控的国际金融资本)不时表现出美元的坚挺。而对美元不可避免的长期贬值趋势,则力图使其尽量平缓。总之,是将阶段性的“强势美元”政策作为美元尽可能缓慢的长期贬值策略的补充,以使世人坚定对美元的信心。

    支撑美元的方式并非只是公开的经济政策和市场行为,美国为维护此最大战略利益,还不惜以各种手段实行阴险卑鄙的经济战阴谋。如操控国际金融资本对东南亚的恶意冲击和对拉美各国的金融掠夺,将已流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大量美元又掠了回去。同时也给了所有国家一个警告:为保住本位币安全就必须增加美元储备,而这些美元储备既要保持其流动性又要保值就只有再流回美国买美国国债。此外,不断有舆论(甚至包括美情报部门内部人员)揭露,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就不断派出经济杀手(高级特工),利用一切手段收买贿赂威胁利诱各国政要,甚至不惜暗杀和策划发动战争,将中东石油美元及第三世界初级产品出口国的美元再投入美国购买美国债等美元资产,以及将这些国家国内建设的重要合同签给美国公司(也是为了回笼美元)。

    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宏观政策处处迎合美国利益,其中就包括将外汇储备主要都用于买美国债券。这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何其相似,无疑也是美国收买我买办权奸的经济战成果。另外,美国还诱导中、俄、东欧等经济转型国家缺乏法制环境的腐败私有化改革,鼓励因此而产生的资本外逃,并勾结中国等买办权奸不断制造各种利美差价和经济波动掠夺财富,以使大量财富以美元形式流往美国。总之,凡是别国从美国市场得到的美元,美国一律要想方设法让这些美元能留在美国购买美国债等美元资产(通常也会以是否继续对该国开放美国市场相要挟)。凡是美元流入较多的国家和地区,美国也总要千方百计使这些美元再回到美国。这是美国经济战阴谋的一个主要目的和内容。

    美国的这些手段确实取得了极大成功,自冷战结束后,各国放开金融管制,美元霸权得以在金融全球化中确立,不下10万亿外国美元回到美国,有力地支撑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冷战结束后的最初8年,尤其1996年后的四年是真正的美元强势阶段,强势美元政策使每年至少数千亿乃至上万亿外国美元大规模流回美国。美元坚挺似乎可一直持续下去……

   但规律毕竟是规律,人谋难胜天道。由一国货币与世界货币完全不同的性质对立,生出了一国货币供应量与世界货币供应量的对立。美元以一国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角色冲突,也因此而表现为起世界货币作用的美元在美国以外是美元贬值的压力,而再流回美国则又形成过剩的国内货币供应。当大量美元充斥美国,而美国实体产业又日益空心化时,资本的逐利本能必然导致其因供给过剩而利率(资本的价格)下降,并且必然导致滥发贷款,促成金融投机和欺诈过分发展,因而必然使建立在有限实业基础上的金融泡沫及风险空前胀大,乃至摇摇欲坠危若累卵。

    另一方面,高利率等强势美元政策将世界各国的美元储备和美元游资弄回美国,使美国成为全世界资本最充足的地方,这固然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并似乎减轻了美元流外所产生的贬值压力。但美元越是强势,就越不利于美国产品的出口,而越有利于他国商品对美国的出口。长期的外贸逆差是强势美元政策的必然结果。而长期外贸逆差的积累则也是世界范围内美元供大于求差额的积累,因而也是在继续增加使美元不断贬值的力量。所以,强势美元政策不过是力图扭转美元长期贬值趋势的逆规律的徒劳之举,它把本应流向缺乏资本的低收入地区的资金逆向吸回了资本过剩的高收入地区。因此,它在使美元具有短期阶段性强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蓄积了使美元长期贬值更大的动能――即不断积累的国际收支逆差。一旦有朝一日美元再也支撑不住其币值,这些蓄积已久的强大动能将把美元彻底打入谷底……。

    美元大量充斥导致美国利率下降,以及强势美元使外贸逆差不断扩大造成外国美元迅速增长而产生的美元贬值压力,终于使强势美元政策力不从心,而只能是美国政府有意维持的一个表面姿态。“自2000年初以来,各种指标显示,美元逐渐有序地贬值了10%—20%。……从2002年开始,美元相对于欧元已经从其峰值跌落了30%,相对于其它主要货币也在贬值,但美国政府仍然正式称,将维持长期的强势美元政策。……美国财政部选择性的强势美元政策的目的在于,阻止日本等美国债券的大的外国持有者退出美国债券市场。”[注2] 到2006年初,美元指数已从2001年的121点下跌至80多点,跌幅超过30%。

    美元难以改变的长期贬值趋势终于为人们所认清,从而引起美元回流逐渐减少。即使美国政府不时采取阶段性“强势美元”政策以掩饰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并于2004年再度提高利率以鼓励外国投资者,却仍未能坚定世人对美元的信心。

    历史规律终于明白无误地呈现出其难以逆转的趋势是在2005年,该年全年流入美国购买美国债总共只有五、六百亿美元(其中中国占了387亿美元),而在过去这个数字每年都是数千亿美元(经常是五、六千亿美元左右)。这主要是由于那年许多国家中央银行为避免美元贬值的损失,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减持美国国债,增持黄金和欧元等的结果。我在2006年的那篇文章中对此评论道:“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是2005年最重要的经济事变,它非常清楚地表明:美元世界财富储藏手段的职能已经一去不复返的丧失了。美元及建立在它基础上的美国经济霸权的崩溃,已经为期不远了。”[注3]

    美国政府尽管于2004年开始不断提高利率,但利率的提高仍弥补不了外国投资者投资美国债券的贬值损失,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动摇使美元长期贬值大势再难以逆转,信心动摇和贬值趋势互相强化,形成恶性循环。更进一步显露出美元的过量发行。庞大绚丽的金融衍生神话非但挽救不了美元的宿命,却只会使积累起来的矛盾爆发得更猛烈。

    此时美国政府只有以继续提高利率,饮鸩止渴对抗美元宿命了。而此时美国庞大的金融衍生品规模已高达100万亿美元以上,其中利率衍生品占绝大多数,近百万亿美元,远超美国GDP 8—9倍,全球利率衍生品也达200多万亿美元。因此利率波动将给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带来史无前例的巨大影响。尤其是虚拟的金融衍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合点的住房贷款及其衍生品。

    美国政府因而陷入了两难困境,不提高利率,将无法抑制美元越来越明显的长期贬值趋势,导致美元霸权崩溃。提高利率,则将冒经济崩溃的巨大风险。美国的作法是视情况而游离于加息减息之间,每当经济略有起色时就加点息,执行“强势美元”政策,经济情况一旦不好就再减息,美联储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力图稳妥地在加息减息的小幅波动中缓慢而均匀地使加息逐渐大于减息,从而挽救美元贬值趋于崩溃的厄运。2005年后尽管还有掌控中国金融管理层的买办权臣继续将数千亿中国美元储备投资美债,但不可逆转的规律已使美联储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美元和美国经济都已越来越危险……

    直至过度虚拟化的美国经济再也经受不住利率上升的打击, 2007年终于在庞大的虚拟经济大厦狭小的实体经济立锥之基爆发了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今年又进一步扩展到信用衍生品危机并更严重的波及全球金融和经济…… 其最终结局,只能是美元结束其一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角色对立。如果美国仍顽固地继续维持美元世界货币的王位,这种金融危机就会没完没了永远缠绕着美国……

    美国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显然都是美元惹的祸。超前消费和金融投机欺诈,只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流出掠夺大量财富后,为避其形成贬值压力而又不得不弄回美国,造成美国大量美元和财富过分堆积的必然产物。这也是一国货币供应量与其作为世界货币供应量的必然冲突。即使没有过分发展的金融衍生品和透支消费,美元也难以摆脱因其不断贬值最后失去世界货币地位的宿命,并由此而引发金融及经济灾难。饮鸩止渴的强势美元政策也只不过是蓄积起美元贬值直至崩溃的更大动能。

二.美元失去世界货币王位和新的世界货币制度的建立

    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就是美国金融泡沫破灭后对美元的一次总清算。为挽救其金融崩溃,美国当局不得不以巨额注资去填补因过分“高效”而绷紧的债务链条普遍断裂后形成的巨大资金黑洞,美元因此而加速贬值乃至最后退出世界货币王座已指日可待。但光是注资缩短金融杠杆还是解救不了金融泡沫破灭最终将导致金融公司破产的厄运。好的金融体制应为实体经济提供有益的服务,使其运行更有效率,社会风险更小更安全稳妥;而不是相反,以更大的社会风险危及实体经济。为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过于庞大的金融产业必须有可为之服务,并与之彼此受益互利的可靠实业基础,而不能仍旧还是建立在狭小的实业立锥之基上的硕大危楼,脱离其实业根基而自我炒作循环膨胀。而美元大幅贬值后将有利于美国出口贸易,有利于恢复其实业根基。

    美国金融资本更会寻求以各种手段廉价控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产业,以便在丧失以美元霸权掠夺世界财富的手段后仍能保有尽量多的可吸血剥削的财富源泉。(中国股市跌去七、八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美国金融资本还会抓住一切相对有限的资源产品进行炒作,制造全球通货膨胀以转嫁危机损失。美国政府也必定会力争在新的世界货币体制中,实现对自己最有利的规则和地位。总之,美国力图以各种手段,包括向中国及全球转嫁危机,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危机损失,即使失去美元霸权,也要尽可能保住财富实力和源泉,及最强大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

    美国以其一国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并独享其利益的荒谬,早为世界各国所厌恶。此次美元霸权导致的金融危机殃及全球更是遭到全世界一致指责,美国也将自知无力继续维持美元霸权。因此,建立取代美元的新的世界货币体制已不可避免。欧洲、日本将是新的世界货币制度的积极倡导者,力图形成在统一的世界货币制度中,其本位币欧元、日元与美元相差不远的国际地位。欧洲政治上的不统一,日本在军事和政治上从属美国的地位,使欧元和日元先天不足,尚难以匹敌美元。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无疑也将积极参与新的世界货币制度的建立过程,并尽可能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和地位。其中以解决了内部机制的俄罗斯要求最为迫切。但新兴国家各有其弱点,或因其经济规模,或因其内部原因,其本位币不仅均不能与美元同日而语,甚至难以匹敌欧元、日元。

   日益发展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不能没有世界货币,而世界货币又不能是一国货币。但如多国货币共同成为世界货币,则又与货币作为商品世界等一价值尺度的性质相矛盾。一切商品只有将其交换价值相对地表现在一种(货币)商品上面,以其为一般等价物,才能有商品世界统一的价值表现,表现出所有商品相对的交换价值,并通过与等一的货币媒介的交换实现任意不同种商品之间的交换。(这种等一的价值尺度还不能仅是一种观念的计算货币,不能实际成为交换媒介的观念货币也不可能具价值尺度功能。)

    如仍继续维持目前的各国货币浮动汇率制度,因美元将不再好使(先丧失其世界财富储藏手段功能后又影响到其世界流通手段功能),则其它货币和一些国际贸易大宗基础商品均缺乏一个等一的价值尺度标价,而只能是以汇率浮动的各国货币标价,实际上只有这些货币各自的价值表现体系,却没有全球商品(包括各国货币)统一的价值表现。

    就像是商品交换初期还没产生一般等价物时缺乏一个等一的价值尺度,大宗主要商品都各有能与之直接交换的一系列对立商品作为其一系列交换价值,因而这些各主要商品也就是与其各自对立的一系列商品的共同交换价值,这些主要商品也就成为局限性(一定范围)的一般等价物。这些由大宗主要商品形成的(多种)局限性一般等价物体系,实际上就类似于缺乏世界货币等一的价值尺度时,由一系列汇率互相浮动的各国货币共同组成的国际货币体系。

    在没有一般等价物时,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即同样的物在同样的时间地点及同样的交换条件下不应有不同的市场交换价值,就因无法根据一个等一的价值尺度予以彻底贯彻,而只能是在其频繁的破坏(与等价原则背离)中靠一个无形的等价原则去调整维系。这个无形的等价原则,即市场“看不见的手”,在古代还未产生一般等价物时,其最直接的(等价原则)调整,就是那些成为局限性一般等价物的主要商品之间的交换和比价变动,“最初的商人和其它交换当事人为谋利而在流通领域把不同的商品换来换去的行为,使这种调整和维系更加迅速和及时。等价交换就如同‘看不见的手’总是在不断消除与原则相悖的东西。等价原则在一般等价物统一的价值表现还未出现的时期,已经在自动维系商品交换价值的社会等一标准,从而维系着没有一般等价物外在表现的统一价值体系。”[注4] 而在当代(假定)缺乏世界货币的国际贸易中,则是各国货币之间汇率自由浮动,各国货币大量而频繁的兑换交易(主要是货币及其衍生品投机),维持着交换价值的世界等一性标准。

    不论是古代无一般等价物时各主要商品构成的局限性一般等价物体系,还是当代无世界货币时自由浮动的各国货币构成的(世界范围的)局限性一般等价物体系,这些局限性的一般等价物其本身的交换价值都是相对地表现在能与之直接交换的一系列对立商品上,因此,(无形的等价交换原则所体现的)这些局限性一般等价物之间比价的调整,就不仅是由于它们之间的频繁交换(包括投机),而且还受到这些古时的主要商品或当代的各国货币与各自直接交换的商品之间的交换和比价变动,以及所有这些变化所导致的商品生产和供需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浮动汇率条件下汇率的变动还明显受到各国货币对一系列大宗资源产品的标价和交易的影响。但缺乏一般等价物统一的价值表现,不仅妨碍交换,而且等价交换就只能是一个不断被破坏的等价原则,其等价效果则常常因还未调整到均衡状态就又要进行新的调整而大打折扣,因此将极大地限制商品流通及生产的效率。

    我在《价值论》一书中论述扩大的价值形式时曾说:“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虽说在没有一般等价物出现的时期总是在不断清除与等价原则相悖的情况,强制性地维系着商品世界统一的价值体系。但也正因如此,它总是处在不断的调整之中,任何一种商品生产和消费以及交换方面的变动,都会引起一系列的调整。等价原则调整的频繁正说明了它遭破坏的频繁,因此它只是一个无形的市场调整原则,它的等价效果也不会充分体现出来,各商品之间交换价值量的相对关系不可能有稳定的表现。并且要交换的商品越多,等价原则的破坏和调整就越频繁,商品之间的相对价值关系就越不稳定。因此,还未产生一般等价物的历史时期只能是商品种类还不很丰富的时期。随着商品种类的增多,市场便呼唤着能将等价原则彻底贯彻的新形式。[注5]”[注6]

    这些论述不仅适合还未出现一般等价物的古代,而且也更适合当代没有世界货币等一价值尺度的情况。在金融及各种经济关系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国际贸易规模巨大,商品种类繁多,光是各国货币就不下一、二百种。这上百种货币以汇率自由浮动维系的世界价值交换体系将因其过于复杂而陷于极大的混乱,其没完没了的频繁调整(包括与其它众多商品交换的相互影响)使其不会有任何稳定的表现,从而失去了维系交换价值世界统一标准的作用。因此在一般等价物缺位时,靠汇率自由浮动维系的世界交换价值标准体系不能容下太多种货币,而只适合于少数几种货币组成,就如“还未产生一般等价物的历史时期只能是商品种类还不很丰富的时期”一个道理。而少数几国本位币成为世界货币与一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同样悖理。要起世界货币作用,就必须以逆差流出国门。因此形成要么组成世界货币体系的几国货币都在贬值,从而否定其世界货币(财富储藏手段)的性质;要么这几国消除逆差,则没有世界货币。

    不仅如此,在金融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强势者可充分利用各种金融杠杆频繁制造某些货币体系剧烈的金融动荡和危机而掠夺财富,从而更加剧了国际货币体系所维系的世界等一价值标准的严重混乱,并导致不断出现经济灾难。因此最终必导致各国纷纷采取安全的货币管制政策,限制其货币自由兑换,从而彻底动摇浮动汇率的存在基础。加之这少数几种组成世界货币体系的国际货币(类似现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趋势,其所维系的价值标准体系必陷于极度紊乱而彻底崩溃。因此,在无世界货币条件下,以各国货币按浮动汇率自由兑换来维系的世界统一的交换价值标准体系,不仅低效多灾,而且没有发展的可持续性。

    而如果将货币兑换由浮动汇率变成固定汇率,则不仅缺少了市场浮动汇率所维系的世界等一标准的交换价值体系,而且还必将引起各主要国际货币滥发无度,导致世界交换价值标准体系的彻底混乱和瓦解。从而造成更大的全球金融灾难乃至崩溃。因此其比浮动汇率更荒谬,更不可持续。而各种定期调整的半固定汇率制度,则其既不能脱离自由兑换的市场浮动汇率体系(以作为定期调整的基础标准),从而仍是浮动汇率在发挥作用,同时又兼有固定汇率滥发货币及导致世界交换价值标准紊乱之弊。

    综上所述,那些靠多种局限性一般等价物所维系的社会统一价值体系只能是一种暂时的过渡形态,即使在商品流通和生产尚不发达的古代,它也只是历史的一瞬;更何况在经济金融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它就更不可能持久。我在《价值论》扩大的价值形式那一节最后写道:“等价交换机制维持的统一价值体系迟早以它内在阴场的引力从商品大千世界中吸附出一个一般效用物外在的阳形。成为这个统一价值体系客观的交换价值物。当人们无法将自己的商品及时换到所需要的具体商品或暂时不需要什么具体商品但必须及时实现自己商品的交换价值并保存其一般效用时,于是就需要商品世界有与具体使用价值形式分离的独立的一般使用价值。人们会本能地用自己的商品交换那些能随时方便地交换其它商品的商品,这种特殊商品不仅是由于使用广泛,而且与其它商品相对的交换价值不能处于下降的趋势,不能因保有它而受损失,因此它的物质形式也不能是易损物。如此才会广泛为人所接受,越是广泛为人所接受,可替代性就越大,其相对的交换价值也就越是处于上升趋势,它也因此越是广为人所接受,从而越是成为超脱其原具体用途的一般使用价值物。社会共同的一般使用价值物和交换价值物终于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注7]

    因此,那久违的实物货币——黄金,将无可置疑地王者回归。此必然性并非仅因黄金本身的物质属性,而且还是商品交换的内在等价法则必然选择的结果。正如我在《价值论》中所说“是这个内在统一的交换价值标准和体系选择了一般等价物的外在形式和表现,而不是一般等价物造就了交换价值统一的社会标准。总之是交换产生的等价原则选择了一般等价物而不是相反。在一般等价物的外在阳形还未出现时,它内在的阴场已经在发挥作用,维持着商品交换铁一样的纪律。”[注8] 而现在,等价交换原则所维系的世界统一交换价值体系又将再次选择经千年历史选择出的世界货币——黄金。

    但是,黄金不管是其产量还是存量都很有限,无法满足敞开供应。因此,它最终必将成为各国国内禁止拥有和交易,而只能用于各国中央银行相互清算的国际储备货币。而白银则会因黄金数量的有限而成为其补充品和替代品,更多地在国际贸易领域执行流通手段职能。虽然在每一特定时期,只会有一种“唯一的”交换物实际起一般等价物作用,但一般等价物不可或缺的功能可能会与这“唯一的”交换物因各种原因产生的局限性发生矛盾(如黄金则因其数量太少),因此其也需有“副手”便于分工和替换,就像司令需要副司令。如最古老的伴生货币牛和羊,金属货币时代的金、银、铜。要紧的是伴生货币之间的比价,(如在我彝族同胞的历史中还能找到的最古老伴生货币之间的比价“一牛等于五羊”。[注9])因此,必将出现的贵金属世界货币体系,其最重要的事只是规定黄金和白银之间的兑换率,并定期调整。

    如此世界贸易似将又回到最终受制于黄金、白银供应量的金银本位。许多人会认为这是倒退,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在没有出现世界政府以前只能如此。因为纸币只能是靠政府法律强制用于偿债和流通的法币。

    历史上的金银本位制曾极大地限制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也是导致各类经济周期尤其是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根本原因。但专用于国际贸易的金银本位制与过去的金银本位不同之处在于,各国国内的货币依然只是纸币,其供应量可不受金银供应量的限制。金银将只是世界货币,因此受到限制的不是各国的内部商品流通和生产,而是国际贸易的扩展速度和规模。况且在当代金融技术和信息产业高度发达,电子信息货币的普遍使用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空前加快的时代,白银也都可能主要用于国际贸易差额的清偿而并非实际的交换货物。黄金加白银的供应量是否真正会限制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有待于其成为世界货币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

    但是在目前,金银暂时还不可能立刻复辟王位,因为各资本主义强国一般都是国际收支逆差国。他们绝不愿顺差国赚走自己的黄金!(而这本身就是对黄金的肯定!)他们现在想的是变美元独霸世界货币宝座为几家(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共同分享世界货币的经济利益。这几国都有较严肃完备的法律制度和雄厚的财力,不怕他国利用全球化金融开放对其货币及金融进行恶意冲击,因此都会赞同由主要国际货币共同组成的以汇率自由浮动维系世界统一交换价值标准的新世界货币制度。变美国一国利用其货币霸权剥削全世界为西方国际资本共同利用世界货币体系剥削全世界。

    但正如上文所述,这种多国货币汇率自由浮动维系的世界统一价值标准只能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美元失去其独占世界财富储藏手段功能后,也将逐渐再失去其独占世界流通手段功能。而各国关于建立何种新世界货币制度又很难取得共识。因此,黄金、欧元、日元、英镑等会自然而然填补美元退潮留出的空缺。但很快黄金就会崭露头角,成为真正的世界一般等价物。而欧元、日元等却也因多国货币组成世界货币体系与一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同样悖理,(要起世界货币作用,就必须以逆差流出国门,从而形成其贬值趋势否定其世界货币财富储藏手段性质。)因此被黄金严重排挤。而各主要资本主义富国会充分利用世界黄金存量太少,且其占有世界黄金存量绝大部分并控制世界黄金交易的有利地位,联合打压黄金甚至冻结其交易。但这种对黄金的恐惧本身就是对黄金价值的肯定,他们打压黄金却不愿为此过多抛售而只能依靠非市场行为,这反而会使黄金黑市价格暴涨,促使世界各国尽量储备黄金。结果会导致各国对黄金实行管制,鼓励其流入而严限其流出,从而使其成为无法抗拒的国际间最终清偿手段。而那几种国际货币则因其作为世界货币的悖理而被淘汰。由于黄金太少,白银接下来就将成为黄金的替代品和补充品。新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建立将以金银复辟宣告完成。

    而在此之前,当美元不再是世界财富储藏手段并影响其世界流通手段职能后,会自然形成一个由黄金、欧元、日元、英镑等填补美元留出的真空,并自发地与美元共同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暂时过渡。

三.中国与新的世界货币制度

    新的世界货币制度事关全球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及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关系到中国人民的重大民族利益。因此,中国无疑应与世界各国一起,为建立一个高效安全,公平合理,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世界货币制度而积极努力。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重大利益所在。中国应明确反对任何一国或少数几国有发行本位币剥削全世界的权力!并明确指出以一国或少数几国本位币作为世界货币的荒谬悖理之处,指出应吸取以美元一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导致全球经济灾难的教训,指出其损人害己必然的最终结局。

    中国应向全世界阐明以下道理:世界货币只能是一种世界利益,而不能是哪一国的私利。这个基本原理不仅适用于一国货币,而且同样适用于不能代表世界利益的多国货币。一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量(等于其外贸逆差),否定着该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性质(外贸逆差形成的该货币贬值趋势否定着其世界储藏手段功能)。而多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量(这些国家的外贸逆差),也同样否定着多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世界储藏手段)的性质。而如果要消除这些以其本位币组成世界货币体系的多国的外贸逆差(及以此逆差作为剥削世界的手段),则这些多国货币就无法流出国门执行世界货币功能。因此,一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荒谬悖理,也同样构成多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荒谬悖理。

    中国还应明确提出:以金银作为世界货币的最终清偿手段。并积极倡导世界各国普遍参与协商建立以此为基础的新的世界货币制度,包括国际清算规则、贸易结算支付及融资规则等等;并积极参与解决有关的金融技术问题,使国际经济往来和支付融资等即以金银为世界货币,同时又可不受其实物性质和有限的供应量限制。

    中国采取以上立场不仅完全符合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和要求,在理论上无懈可击,经得起历史检验,而且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也有利于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是贸易出超国,虽然由于过去的错误将每年的一、二百吨黄金产量全部出口交换不断贬值的美元,以致我黄金储备30多年没有增加,仅有的600吨黄金储备还全部运到美国存放;即使黄金家底如此之薄,但世界货币的金银本位毕竟是对出超国有利。我们的金银储备会因贸易顺差而不断增长,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理应得到相等的交换价值,而不应再是不断贬值且交换功能有限的蒙人纸钞。

    尽管当前世界有影响的重要国家还不可能就新的世界货币制度达成一致意见,但中国积极表明自己合情合理的正确观点必将得到多数国家的赞同和支持,从而加强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及关于此重大世界性问题的主导权和发言权,因为只有正确合理的世界货币制度解决办法才是将来唯一可使世界各国最终都能接受的方案。也唯如此积极的建设性主导作用,才能有效阻止各种对中国不利的国际金融体系和规则修改方案。中国应积极争取和维护自己在新的世界货币制度建立过程中的权益,维护自己各方面的发言权、规则制定和表决权、监督权。

    中国应抓住最后的天赐良机,毫不迟疑地积极增加黄金和白银储备。亡羊补牢,尤还未晚。并且应立即取消黄金、白银的进口关税及一切进口环节税,大幅提高黄金、白银(不可退税)的出口税率,鼓励民间增加金银储备。国家则以人民币(按高于国际市场即时标价)收购符合国际交易标准的黄金、白银,并为此提供一切方便条件。中国尤其不能被人忽悠为他人垫背买单,造成自己在严重困境中更雪上加霜。

    在此国际金融剧烈动荡之时,我更应严肃法纪,严格内部监督控制。防止美国等国际资本与我内部买办勾结,控股我民族产业经济命脉。防止内外勾结以境外投资陷阱造成我重大财富利权外流。防止内外勾结将我扩大内需的巨额投资向外国利益倾斜,形成新的严重财富利权外流。中国应积极响应国际社会普遍要求加强金融监管和建立有效的金融问责制的呼声,首先严格自己的金融监管,建立严肃的金融问责制,撤换惩办渎职犯罪金融大员。这既是维护自己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利益,也是对世界金融稳定的重大贡献。

    新的世界货币制度虽然将以金银本位复辟宣告其建立,但这将是在全新历史条件下,有别于以往历史金银本位的新世界货币制度。这是在国际贸易已空前发展,而黄金数量有限,只能将其用于各国央行间清算的最终储备货币的金银本位。这也是在金融和电子信息技术已高度发达的时代,完全可以使有限的实物黄金担负比历史上更繁重得多的世界货币任务和功能的效率更高的金银本位。

    在此崭新的金银本位世界货币制度中,各种国际货币在黄金面前并非被其排挤得毫无地位,而是辅佐金银,以金银为等一标准,成为衔接金银与国际贸易商品之间的重要渠道。各种国际货币将以黄金标价自由交换,这将更有效地调节各国货币供需及汇率和进出口实现均衡,从而使全球经济更有效率。由于各国进出口都会逐渐趋于均衡,从而使各国央行的储备货币中,各种主要外汇也仍会是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是以金银为等一价值尺度的世界货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此全新的金银统帅的世界货币制度中,人民币届时能否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不取决于他人只取决于中国自己。

    人民币最大的软肋,即中国最大的弱点,不在外而在内,不在经济而在政治。中国腐败的政治和法制环境,使人民币至今必须保持其不可自由兑换性质才能有最起码的金融和经济安全,否则各种贪腐收入形成的资本外逃,及内外勾结制造的经济波动,将导致财富外流如大河奔腾般难以阻挡。而现在却恰恰因中国与国际金融接轨及人民币越来越接近可兑换货币,使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金融风险。

    我在2006年的那篇文章中曾说:“如果有一天,美国为保卫美元而付出的惨痛代价使其真正清醒地认识到美元的世界货币角色更是一条套在脖子上的绞索,为此而导致其经济崩溃的代价将大大超过其世界货币的经济利益时,美国则有可能选择放弃美元独占的世界货币地位而谋求一种公正的世界货币体系。如果届时中国已完善了法纪,这个新的世界货币体系中必有人民币重要的,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一席之地。但如果届时中国法纪混乱依旧,则新的世界货币体系仍不会有人民币的位置,人民币仍不能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如强行取消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限制,则必有一天会走向俄罗斯、拉美、东南亚那样的经济灾难。”[注10]

    中国经济早晚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很重要。但当今世上没有一个富强的大国能够将其复杂庞大的社会经济体系建立在腐败混乱的基础上。如腐败盛行法制缺失的问题不解决,中国就必须与世界金融有所隔绝。腐败及法纪问题永远不解决,中国金融就只能永远与世界经济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中国能否避开前进道路上的劫难和陷阱,真正步入富强的大国行列,如何清除掉自身溃烂的毒瘤,荡涤腐败发臭的污泥浊水,并建立起真正法制化的社会制度,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历史关隘。

注释:
注1:见杨芳洲《中美两国各自最大的财富失血口》2006年9月28日。
注2:见廖子光《金融战争》。
注3:同注1。
注4:杨芳洲《价值论》137页。
注5:“劳动产品越是转化为商品,由商品到货币的转化就依比例越是完成。”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64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二版)。
注6:见杨芳洲《价值论》139—140页。
注7:见杨芳洲《价值论》140—141页。
注8:杨芳洲《价值论》137—138页。
注9:见龙建民《市场起源论》。
注10:同注1。

 

 

吴海英:《美国经济减速对2008-2009年中国经济的影响》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8-11-11 09:14:23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 标题: 转发: 中国经济周刊:美国在技术层面上已经破产 主题: Fw: 中国经济周刊:美国在技术层面上已经破产

美国在技术层面上已经破产

钮文新

2008年11月10日

  银行业有这样一个玩笑说:如果你欠银行10万元,那银行逼债会逼死你;如果你欠银行10个亿,那当你出了问题,银行会派保镖日夜陪伴你,生怕你死了、跑了、不还账了,甚至还可能借给你更多的钱,帮你度过难关。 今天,这场正在席卷全球的危机正是如此:技术层面上早该破产的美国,由于欠下世界其他国家过多的债务,而债权国因不愿看到美国破产,不仅不能抛弃美国国债等,甚至必须继续认购更多的美国债务,以确保美国不破产。

  当然,除了金融层面的原因外,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还是过去60年间,美元在国际贸易与货币体系中一直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并因此造成了如今看来令人匪夷所思的美国债务经济模式。不过,无论如何,正如索罗斯所说,美国60年的牛市结束了。 但是,人们依然困惑。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危机?次贷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美元危机?美国危机?全球金融危机?还有,为何发生在美国的一场危机会瞬间席卷全球?如果全球援手救助美国,结果将会是什么……美国的债务经济模式为何害己更害人。

资不抵债——从技术层面说,美国已经破产了

    美国到底欠了多少债?按照美国公开数据,85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全部实施之后,美国国会所能接受的名义国家债务余额为11.2万亿美元,相对于美国 13.8万亿美元的GDP而言,美国债务率为81.16%(负债总额与GDP之比为债务率),高于60%——国际公认的安全债务率。尽管,这与日本、英国等国超过100%的债务率相比好像并不算过分。但是,这并非美国的真实债务。

  按照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前总审计长、美国彼特·皮特森基金会总裁兼CEO大卫·沃尔克的估计,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性债务统统加在一起,那么,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

  53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如果把100美元一张的钞票摞起来,53万亿美元可绕地球两周;2007年,全球的GDP是54.3万亿,这 就是说,仅仅美国一个国家的债务,已经使全球的债务率接近100%;这个数字相当于每个美国人承担着17.5万元美元的债务;如果平均分配给地球上所有的 人,每人将分担9000美元。

  这还不算多。如果我们把诸如"两房债券"那样的抵押债券、美国各大财团所发行的、说不清是公司债还是政府债务以及市政债券等——总计20万亿美元(2007年末美国国债协会SIFMA统计)的债务再统计进来,那美国债务更是高达73万亿美元。按照2007年的市场公允价格计算,美国的全部资产的总市值约76万亿美元,而现在这个市值已经缩水30%以上——最多还有50万亿美元。 由此可见,73万亿美元的债务,50万亿美元的资产,意味着美国已经资不抵债;而这种财务状况,放到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早该破产了。

  但是,美国为什么没有破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的特殊地位,它使其他国家拥有了过多的美国债权。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债权国不能让美国破产,否则某些债权国自己也会因此破产。换句话说,美元和美国的债务已经绑架了世界。所以,这场危机的本质绝非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而是美国债务经济模式(注:格林斯潘2004年第一次使用这个词)走到了尽头的危机,是美国"死不了又活不成"的信任危机,是第二次美元危机。"次贷危机"不过是使技术上早该破产的美国,遭遇了一个破产的契机、或者说导火索而已。可以肯定地讲,眼下这场规模空前的救援,与其说是在救金融市场,不如说是在拯救美元。美国需要世界恢复对美元的信心,否则,世界抛弃美元之时,就是美国破产之日。

债务经济模式——"美国神话"是这样创造的

  "越战"所导致的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月度贸易赤字出现在1971年5月),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此前,美 国的"双赤字"使得欧洲国家不再信任美元,而大规模地用美元换回黄金,这迫使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废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中35美元与1盎司黄金的自由兑换 的约定。由此,引发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美元危机。这场危机曾让世界苦不堪言。

  美国之所以敢于如此"掀翻桌子赖帐",而其他国家又拿它没辙,原因是没有哪个国家的货币有能力替代美元,在国际结算体系中扮演核心 地位;更重要的是,基辛格博士成功游说"欧佩克",将美元确定为国际石油市场唯一的计价和结算货币,这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所确立的美元地位不仅未被撼动,相反让美元发行失去了黄金的约束而变得更加有恃无恐。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摩肩接踵。在此过程中,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让世界各国的美元需求大幅上 升。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放弃了美元货币供应量的管制,而改用利率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货币手段。从此,美国的印钞机开始满负荷 运转,铸币税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元债务也随之骤然膨胀——美国债务经济模式就此起步。

  所谓债务经济模式,概括来讲就是,美国不再需要一般性实业企业,除食品以外的一般消费品和一般性工业设备外,其它商品都从国际市场购买,并借此向世界输出美元;其他国家为了国际贸易结算顺利进行,不得不持有相当数量的美元储备;为了美元储备保值增值,这些国家又不得不去购买美国债券 或其他所谓安全的美元资产。因此,在世界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圈:美国所需要的商品,只需印刷钞票去外国买就是了;美国买东西花掉的美元,通过出售美国债务 (国债或公司债)重新回到美国本土,变成美国政府或公司可以任意支配的现金;这些现金被用在美国人身上,使他们有能力去消费那些从外国买来的东西;美国的商人通过在本土出售外国商品而获得收入,然后继续购买别国的商品。

  如此循环往复,只要美元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永远不倒、外国政府永远需要美元储备,美国欠下的债务就永远不必归还。理论上说,是"只需付息、不必还本"的债务,但其实利息也不必付,因为通胀或美元贬值会自然蚕食掉利息率。另外,只要国际贸易量不断增加,美元债务也将随之不断增大,这将创造出美国的经济增长。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看,当"主权货币"变为"信用本位"之后,"信用货币"本身就是"主权债务"符号。因此,美国无限度地发行美元货币, 其实就是在无限度地发行债务。从这个角度上说,美元和美国国债之间的差别仅仅是流动性的差别,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所获得的利息,仅仅是对放弃货币流动性的补偿。格林斯潘曾经两次说破美国的债务经济模式:"美国增加债务能力是全球化的一种职能,因为负债能力的显著提高与成本的降低以及国际金融载体范围的扩大休戚相关。"

  这当然对美国有着巨大的好处:不用从事生产又可以获得远高于他国的经济效率。比如货币使用效率,对美国而言,花钱买外国人的商品,这是一笔货币的第一次使用;发债又把这笔钱收回来变成政府或公司的债务收入,再花出去。这等于一笔钱被使用了两次。但对贸易对手国而言,赚回的美元又借给美 国,对自己除了一点点利息收入以外,别无它用,效率近乎为零。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之下,不断增加负债能力居然已经变成美国对世界的一种义务——一种可以不劳而获的经济方式。从这一判断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解释就是: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需要通过付出资源和劳动去赚美元,而美国只要印美元(发行债务)就可以购买世界。

经济空壳化——培育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大气泡

  既然靠发行货币就可以换回所需要的一切,那美国还有必要自己生产一般性商品吗?如果美国一般性商品完全自给自足,那美国又何需进口?不进口,美元又通过什么渠道变成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美元不能成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美国又如何从货币发行中获得好处,其他国家又如何保证贸易的顺利进 行? 正是基于这样的道理,美国变成了世界上最特殊的经济体。它使得自己的贸易赤字变成了其他国家的必然需求——美国必须在国际市场上大 量购买,由此导致大量贸易赤字,满足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同时,美国的财政赤字也变成了其他国家的必然需要——美国发行大量国债,供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投 资。

  要完成这样一个债务经济的循环模式,美国必须把生产一般性商品的实业企业赶出美国本土,而这件事完成于1971年到1991年的20年间。两次石油危机过程中,由于石油价格的数倍上涨,使得美国一般性商品生产企业不堪重负,一方面是生产成本的大幅提高,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压低了国民的消费能力。双向的挤压,使得企业利润不断萎缩。

  这还不算,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当油价让实业企业不堪重负之时,卡特接受了撒切尔一直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将货币政策的四大职能简化为单一盯住通货膨胀。尤其是里根继任总统之后,为压制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货膨胀,在当时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主持下,1980年3月废除了利率上限管制,此后在短短的数周之间,美元利率一举攀高至20%,而且在高位运行长达五年之久。这正是国际金融史上著名的"金融休克疗法"。

  能源成本、财务成本大幅攀升,加之消费萎缩,美国一般性商品生产企业有些倒闭了,有些便加入美国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发生的一轮空前企业兼并、重组、收购狂潮。那时,实业企业实际变成了华尔街金融家手中的玩偶和赚钱的工具。 当年在华尔街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小的总是美的。当时大公司被金融家收购之后,总会被拆解为若干个小公司,而每一个小公司都将被进行"财务手术",然后再把这些包装漂亮的小公司出售给需要它们的人。

  金融家通过这样的财技赚了大钱,它们甚至发明了"垃圾债"等一系列杠杆性金融工具,使得兼并、收购在美国1979年到1985年的6年 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同时也培育了博斯基(注:电影《华尔街》中的主角)那样的金融大盗,以及说不清是英雄还是坏蛋的"垃圾债大王"麦克·米尔肯。 走过那个时代,美国的实业企业消失殆尽,只有诸如GE那样的几个巨无霸依然健在,但他们的业务也更多地倾向了金融。2007年,GE的汽车销售利润50%来自汽车金融部门。

"金融休克疗法"的另一个产物是美元的升值,它一方面阻碍了美国实业企业的商品出口,另一方面为美国企业对外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推动消费品产业开始向亚洲的大转移,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和东南亚开始热衷于加工贸易、出口导向性经济,而且变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全球经济一体化 的说教由此甚嚣尘上。

    一轮大转移完成之后,美国的经济动力还剩下什么?金融、高科技以及军事工业变成美国经济的立命之本。除此之外,几乎所有一般性商品生产均让位于欧洲和亚洲。今天,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很难再找到标有"MADE IN USA"的一般性商品了。其实,除了金融技术和难以马上转化为生产力或民众消费品的高科技以外,美国实体经济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取而代之的是不断膨胀的贸易赤字。到2007年9月底,美国累计的贸易赤字总额已达6.44万亿美元。

  这就是美国经济的现状: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美国GDP共计增加了4万多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占比不到10%;制造业在GDP中占 比,从1990年的24%下降到目前的18%。而说到制造业投资的增长率就更是少得可怜,2006年仅为2.7%,投资额仅相当于GDP的2.1%。就算 是最让美国骄傲的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硬件生产,目前,每年的投入在GDP中的占比尚不足1%。与之相对,服务业在美国GDP中的占比高达80%。因此,美国的债务经济模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空壳经济,一个只能靠债务不断膨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大气泡,一个所有经济学理论都难以适用和解释的"经济怪物"。按美国著名学者安德森·维金的推算,美国每获得1美元的GDP,必须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债务。

"负翁"民众——贫富差距加大,消费信贷迅速膨胀

  美国富有吗?它当然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富有,但落实到美国的民众身上,我们将会看到另外的结论。

  先来看一组数据:从1971年到2007年,美国企业平均工资从每小时17.6美元降到了10美元;同期,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 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357:1;同期,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扩张至2.5万亿美元;2007年美国的房地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规模达 11.5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83%。 这样一组数据说明了什么?

  第一,它说明美国民众的收入水平在绝对下降,而下降的幅度绝非17.6美元到10美元。因为,每小时平均10美元的工资总额中,少数高级管理人员拿走的部分越来越多,一般员工拿到的越来越少——收入两极分化。 第二,正如我们经常在美国媒体上看到的那样:如今在美国找到一份年薪5万美元的工作可能性已经很小,美国的中产阶级人数正在大幅萎缩;另外,美国的失业率在不断攀升,而政府能够提供的就业职位,也大都是临时性的低薪工作。

  那么,美国人靠什么维系原有的生活水平?答案很简单:借贷! 这正是消费信贷近十年来在美国迅速膨胀的主要原因。美国普通民众的负债(住房负债加消费负债)共计14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01%,平均每人7万元美元,而负担最重的则是低收入人群。

  其实,到了1990年以后,美国原本享有高收入的工程师以及高级技术工人,如今已经大量沦为商业的服务员、金融机构的推销员、各种营业部的柜台员,甚至改行成了人体保健员和各色志愿人员,这也是服务业占据GDP80%的美国经济还能为社会提供的最多的就业岗位。再换一个角度,拉动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那么,空心化的美国经济还能靠什么拉动?

  巨额贸易赤字,显然会使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为负值;再看投资,正如上文所述,美国制造业投资增长率2006年仅为2.7%,投资额 仅相当于GDP的2.1%,所以更多的是靠金融投资,这使得美国每天都需要40亿美元资本流入,而债务循环机制确实保证了这等规模的资本流入,但这仅仅平衡贸易逆差,而真正拉动美国的经济增长的是消费。2007年,消费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2%。

  问题来了。美国民众的绝对收入在不断降低,而美国又要靠消费的不断增加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显然矛盾。怎么办?美国政府的办法是: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让原本没有资格借钱的人借钱消费,让原本没有资格买房的人购买住房,这正是次级按揭贷款及其一系列衍生品出现的历史背景。了解了这个背景,也就不奇怪,格林斯潘为什么会在2005年4月8日美联储第四届年度社区事务研究会议上,对美国次级按揭贷款从 1990年初的1%增长到2005年的10%大加赞赏。在他看来,这是美国金融技术进步的一大成果,创造的消费信贷大幅扩张的经济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在 美联储开始加息、房地产价格开始不断下跌中变成了海市蜃楼,更可怕的是,"次贷危机"变成了引爆美元危机的雷管。

  2008年10月23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将有1200万人将因为房价下跌而破产,占全部供房者的1/6。

危机是常态——美国危机带给全球灾难

  第二次美元危机在全球爆发后,经济学界有人痛骂格林斯潘滥发美元。但殊不知,格林斯潘时代的美国——一个只能依靠国家信用、企业信用和 消费信用不断扩张而拉动经济增长的美国,所能带给世界的,必然是泡沫经济的周而复始。因为对靠金融市场主导权、靠美元对国际贸易主导权赚大钱、赚快钱并拉动经济增长的美国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制造泡沫。于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只要市场充分开放、充分与国际(美国)接轨(使用同样的市场规则),那该国的市场就一定会被美元淹没,最后该国的外汇储备——被所有国家奉为财富、多年辛苦积累下的美元,不仅在价格的暴涨暴跌中被熬干,甚至还会欠下一屁股债以致国家破产。

  2004年,无奈的格林斯潘一改以往晦涩的风格而明确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降低利率,为维持美国的债务经济,美国只能借助于新的泡沫。

  格老说的这个"新的泡沫",无疑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在过度信用支撑下的房地产泡沫——本质就是金融泡沫——次级按揭抵押贷款及其各种衍生债券的泡沫。但现在它已经破灭了,同时很可能把美国这个"经济怪物"的好日子带到尽头。其实,在美国又何止是房地产泡沫。财政赤字的多年积累构成了"财政泡沫",贸易赤字的多年积累构成了"贸易泡沫",而由它们汇合一起累加成美国的"债务泡沫";在这场危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评级泡沫",可以看到由于财务制度造成的上市公司利润虚增的"股价泡沫",以及由于国民过度消费造 成的"抵押贷款泡沫"等等。一切泡沫最终交汇成了"美元泡沫"。

  美国这样一种特殊的经济模式害人又害己,但总体上看:害己少、害人多。包括今天这场表面是美国、而实际是"全球第二次美元危机"的 灾难,到头来谁最倒霉?现在还说不清,但事实已经表明,全世界都在为此买单,而且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买单总额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事实还告诉我们,危机中美元相对于欧元的升值说明,欧洲经济在危机中所受到的伤害可能比美国更大;事实将更进一步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将被放到破产的边缘。 当然,谁输谁赢现在算总账尚早,但可以肯定,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所带给世界的痛苦,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将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包括第一次美元危机以及1929年之后的全球经济大萧条。

慢刀子割肉——格林斯潘"走钢丝",伯南克则捅破了泡沫

    美国解决美元泡沫的第一种方法是:让美元不停地、缓慢地贬值。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后,美联储开始不断减息,让美元踏上了贬值之路,从此恶性通货膨胀的阴影开始笼罩全球。实际上,美元贬值对美元储备的持有国来说,无异于"慢刀子割肉"——在不知不觉中让多年积累的"美元财富"失去以往的购买力,而美国恰好借此逃债。但是,美元贬值必然会导致另一个严重后果:世界各国不愿意持有美元储备,甚至会抛售美元,如果这样,美元将会崩溃;如果其它国家放弃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则会导致美国债务经济模式土崩瓦解,最终走向破产。

  格林斯潘应该早看到了这种风险,但他根本无力回天。这种矛盾的心境,也让其讲话经常自相矛盾。如2004年1月13日在德国柏林,格林 斯潘威胁欧盟说,美元贬值欧元升值,最终会使欧洲经济出现衰退。他甚至强调指出,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根本不是问题,而且"以美元来支持美国的债务,从本质 上说,可以提高美国的举债能力"。

  上述言论似乎在说"美元不应当贬值",但就是在同一次讲话中他又说,如果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继续增加,美国"将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进行调整,从而减少或可能逆转"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债务的需求——这实际是说,美元贬值是必然的、早晚的事。 按美国学者说法,格林斯潘只有"走钢丝"了。他既希望通过美元不断贬值以减轻美国的债务负担,又必须确保美元贬值不会引起世界各国对美元资产的大量抛售。因为如果把美国的所有泡沫、通胀压力一起考虑进去,那美国经济的脆弱程度就更加严重。

  为化解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强化世界对美元信心,这要求美联储所确定的利息率不能太低,但利率过高又容易导致美元升值、加重美国债务负担,甚至捅破国内日趋严重的房地产泡沫;那利率低一些行不行?也不行。虽然它可以保住房地产泡沫,也会减轻债务负担,但通胀压力加剧,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 心会受到打击。由此可见美联储的难度有多大。或许格林斯潘也只能用些晦涩不清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意愿,用精心权衡的货币政策应付着,尽可能避免极端情况的发生。但是,这样的钢丝能走多远?

  伯南克接任之后,美元利率的上涨加快了。2007年,在伯南克最后一次加息之前格林斯潘提醒过,他认为,美国经济会出现很大麻烦,但伯南克没听,当他把利率升至5.5%,美国的泡沫经济破灭已经不可逆转。这怪伯南克吗?恐怕不能!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2000年欧元诞生了,世界出现了另一种可以替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的货币,一个经济规模可以和美国相抗衡的经济区。这无疑使美元在国际结算体系的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

  2003年,华伦·巴费特平生第一次开始持有外国货币——即抛出美元买入欧元,陆续将欧元的持仓增加到200亿美元。不只是华伦·巴费特,据《金融时报》计算,截至2006年10月份,全球流通中的欧元现钞总值已超过美元,达6100亿欧元;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跌至8年来的最低水平;同时,欧元储备从0%大幅上升至25.8%。 华伦·巴费特指出:"如果经常账户的赤字继续下去的话,那未来5到10年内,美元还将继续贬值。"

  2007年,美元的贬值确实开始加速,这一货币危机的典型特征,让美元摇摇欲坠,而次贷危机变成"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慢刀子割肉"很可能演化成"快刀斩乱麻"——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被倾覆,陷入绝对混乱。 美国怎么办?世界怎么办? 救楼市、救股市、救汇市、救银行,救实业……经济的方方面面几乎都需要救,而所有国家不仅要自救,而且还要帮着美国救。但我们必须看清楚,救市的最后结果,也许只不过是让美国经济"继续在钢丝上走下去"。

害己更害人——美国危机会否把全世界"拉下水"

  再来看拯救美元的第二招:打压其他经济体,让其与美国一起垮台。这就是说,如果这场危机使其他经济体所遭受的打击比美国更严重,那么,尽管美元会贬值,但只要欧元、日元、人民币等其它货币比美元贬值更多,则从汇率上看,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仍然升值,仍可借此保住世界对美元的信心。

  欧元的情况就是这样。从2000年开始的美元贬值,以及此后的伊拉克战争,已经让欧洲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中吃够了苦头。欧元区不仅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行政能力,而且为了保持区内各国的利益均衡,他们还不得不对各国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等经济指标实施硬性规定,这使得欧 元区在"保增长、控通胀"方面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约束。

  因此对欧元区而言,在美元贬值,欧元升值的过程中,一方面由美元贬值导致的通货膨胀抬高了欧元区的商品成本,抑制了自身消费;另一方面,欧元的升值压制了欧元区对美国的出口,使欧元区的经济每况愈下。如今,美元危机又来了,这使得在欧元升值过程中,欧元区所积累的大量对美国的金融投 资猛然变成了坏账,金融机构流动性受到严重威胁,甚至破产倒闭。

  这就是欧元区的经济现实,金融状况一点不比美国好,而又没有充分的手段去救援经济——经历着所谓"雪上加霜"的痛苦。这也是危机中美元不贬反升、而欧元却不升反贬的原因所在。 这当然是美国最愿意看到的。如果欧元区、日本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衰退比美国更严重,那将意味着美元继续拥有强势地位,美国的债务经济模式可以继续延续,同时也为美国改革或经济结构转变赢得宝贵时间。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危机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经济的状况现在远比美国好很多,更没有理由陷入美国的困境。但是,如果不小心翼翼的处理好各种问题,不作相应调整,中国经济风险也会增加,甚至转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最终给正处于关键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伤害。

中国的应对措施——强化国民信心调整投资策略

    当然,中国的有利条件很多,但这不仅要用足用好,更重要的是,必须讲求高效使用。

  一、通过扭转国民对股市、楼市的预期强化信心。"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是温家宝总理日前在美国所说的一句经典之言,他点破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信心经济。但是,这个信心不仅是政府的信心,更是国民的信心。即,国民越有信心,越会多投资、多消费,经济就会越来越好——如此是良性循环;相反,国民越没信心,就越不投资、越不消费,经济就会越来越坏——如此会恶性循环。

  必须清晰地看到,目前中国经济正徘徊在一个分水岭,各种统计经济数据表明,中国人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信心)正在走向负面,这很容易让中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同时需要看到,对国民信心打压最直接、最严重的,莫过于股市和楼市的低迷不振,而要恢复国民信心,也必须从这两大市场入手。这也是效率最高手段。从现在的政策看,中央已经意识到,并已经采取相应措施。

  二、财政投资最好通过社保基金完成。就目前经济形势而言,通过财政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势在必行。但是,应当把一部分风险较小、收益稳定——最好的财政投资项目通过社保基金完成,尽可能减少政府直接投资。 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先,实实在在地体现出中国政府是人民政府的基本特征,进一步赢得人民的拥护,巩固党的威信;其次,把最好的项目交给社保基金完成,是向全国人民输送利益,避免利益集团的争夺;第三,大量资金进入社保账户,可以大幅减低国民后顾之忧,有效强化其消费意愿和风险偏好;第 四,可以使政府投资项目具有法人主体,减少投资成本,增强投资效率;第五,同样实现了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目的。

  三、钱从央行票据转成国债而来。中国已经实现了国债余额管理,但鉴于过去的五年间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财政盈余较多,所以用不着发行短期国债对财政收支进行调剂,以至于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不得不发行大量央行票据,目前市场存量已经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这些央行票据其实质也是国家债务,不过没被列入国债余额而已,但每年所需支付的利息,一样需要财政开销。这其实是一笔闲置的财政资源。因此,只要把这些央行票据等值转换为相应期限国债,这里至少应有1万亿元人民币的"沉淀资金"——永远只需付息而不必还本金;财政用这1万亿元资金投入社保基金,其余国债收入委托央行经营、并继续用于公开市场操作。当然,也可以采用短期国债和央行票据并行的办法,使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效率和灵活性不至于受到财政需求影响。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虽然财政投资加大,但中国的债务率并没有实际增加。

  四、需要立即全面检讨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第一次救了中国;今天,还是由于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第二次使中国避免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因此,我们有必要更加认真、谨慎地面对资本账户的开放问题,必须搞清楚,目前中国有没有条件全面开放资本账 户,开放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借以避免未来可能的开放过度,增加中国经济风险。

  五、让外汇储备投向中国自己。鉴于美国债券的流动性已经大幅降低,所以,现在用外汇储备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将是最差的选择。那买什么?去买回中国企业、银行在境外发行的、以美元或港元计价的资产。

  这些资产大都已经被恐慌的市场严重错杀,而此时中国政府出面回购这些公司的股份,一来风险较少而未来收益可观,二来鼓励了境外投资者对中国资本的信心,三来推高中国资本的国际地位,四来为中国企业境外收购资产创造有利条件。

  关键是流动性问题。但现在举目望去,国际上哪有流动性好的资产?所以,既然流动性都不好,那不如买自己的资产,一方面可控性强,另一方面国内对其流动性的变通回旋余地大,这些优质的资产未来无疑是融通现金的优质抵押物。第三,相对于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言,1000亿元到2000 亿元资产流动性稍差不是大问题。

香港地区的危与机——不再做华尔街玩偶夺回亚洲资本市场定价权

  如果我们看清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本性质是"第二次美元危机",是60年美国积累下来的贸易泡沫、财政泡沫、债务泡沫、实业泡沫、上市公司 财务泡沫、房地产泡沫、消费泡沫以及评级泡沫等等——所有泡沫的一次总爆发、总清算,那么我们就应当确认,美元的贬值以及华尔街股市的下跌,将不是一个短 期可以结束的走势。 因此,A股也好、港股也罢,它完全没有理由永远被华尔街拖累。 但过去的事实告诉我们,聪明的投机客借用国际金融形势,再度把香港变成了"慢速自动提款机"。但与1997年不同的是,他们一改往日凶悍之习,对港股、港汇实施的是"恶意而温柔"的操作,让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不仅没有感受到过分的疼痛,反而给人以市场活跃的假象。

  被华尔街玩弄于掌中的H股,如今已经惨不忍睹,多支股票市盈率已经低于1倍。同时,H股被恶意低估,对A股构成了强力压制。几乎每一次大投行下调H评级,都会在A股得到反应。 正因如此,2008年7月3日笔者曾大声疾呼"A股的祸根在香港"。不过,既遗憾又欣慰的是,直至今天,香港金管当局刚刚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尽管内地管理者早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不过,从近期的市场走势看,情况在往好的方向变化。直接的迹象是,港股正在努力摆脱华尔街,走出独立行情。当然,目前还仅仅是个较为微弱的迹象,能否持续?很难讲,但值得期待。因为脱离华尔街利国利港。

  其一,只有H股奋力反击,A股才有稳定可言。为什么?因为如果没人看好1至7倍市盈率的H股,就不可能有人看好14倍市盈率的A股。不 要说中国的资本市场与世隔绝,那是自欺欺人。应当说,无论是国人还是洋人,只要他希望投资中国股市,至少会在H股和A股予以同样的关注。 其二,香港只有摆脱华尔街,为亚洲企业撑起资本定价的大旗,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而现在正是一个大好机会。

  过去的香港,尽管金融人才充足,金融设施完备,但它并不是一个金融中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切金融市场行为的核心与根本是:形成资本定价。但香港过去没有为任何金融商品定价,港股定价也不曾脱离过华尔街的掌控。所以说,港股过去仅仅是华尔街手中的一尊玩偶、盘中的一道小菜。 但是,现在机会来了。如果香港能够引领中国股市乃至亚洲股市率先走出困境,并通过监管等各种必要的手段全力维护亚洲企业定价,那香港必然在即将到来的一个"新亚洲时代"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金融中心。

  相反,如果香港市场一味静观事态不断恶化而听之任之,甚至认为,全球股市都在跌,香港没有理由不跌,那不仅会纵容国际投资客玩弄香港,更严重的是,它将成为中国金融稳定的绊脚石,并严重干扰中央政策的有效性。甚至,会将中国民众的经济信心和中国经济一起拖入深渊。因此,香港金融管理者必须意识到,香港的金融市场绝不仅仅是香港的市场,更不是华尔街的金融市场,而是关乎中国金融安危的市场。

  对香港而言,机会就摆在眼前。

 

 

发件人:<dammos0192@sina.com> 加入地址本 | 拒收2008-11-13 20:20:40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翻译论文:华盛顿共识已死,内需驱动登场

新发展模式—内需驱动式增长

(为什么需要及如何实现)

托马斯•帕利  Thomas I. Palley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翻译

 译者注:华盛顿共识已经死亡!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出路在哪里?我们迫切需要找到一条适用于全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托马斯•帕利给我们带来了“内需驱动式”增长的理论和政策建议。这一理论与建议也是本人长期倡议的。该理论的核心是增加工人的工资,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产出的比重。如果提高工资有实际障碍,可以按人发钱。)

  受跨国公司的驱动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被批判者认为这种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模式无法运行,它不能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经济发展。但是,有何选择呢?提供一个药方是他的部分义务,同时也及时地评论美国的对外政策。面向对外政策,经济学家托马斯•帕利于2002年撰写了这篇讨论论文。我们欢迎您的意见,请发送给本刊编辑Tom Barry <tom@irc-online.org> 或本文翻译dammos<dammos0192@sina.com>. 本文作者托马斯•帕利(Thomas I. Palley)是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后凯恩斯经济学》的作者。)

  摘要:强调出口导向式增长的华盛顿共识失败了,现在正是将一个面向内需驱动式增长的新的发展政策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实现这个结果需要一系列新的政策。内需驱动式增长基于以下四个基柱:(1)改善收入分配(2)良好的政府(3)金融稳定和反周期稳定政策的空间(4)充分的、定价公平的发展资金供给。该政策需要将这些支柱建立在以下几个领域:(1)劳动权利和民主权利(2)金融机构的适当改革和管制(3)债务减免、增加外国援助以及通过扩大特别提款权(SDRs)增加发展援助。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要求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在过去的20年,华盛顿共识是发展政策的向导。 这个方法成功于1970年以后,它取代了强调发展国内生产力供国内使用的进口替代战略。现在,由于10年的经济危机(包括1994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东亚,1998年的俄罗斯,1999年的巴西,2000年的阿根廷和土耳其),华盛顿共识崩溃了!

  频繁导致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第二个根本问题是它不能推动经济增长。这表现在表1中,它显示在整个华盛顿共识主导的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系统性的减慢。世界经济增长在1990-1996时期慢于1980-1989时期,而且慢于1965-1980时期。第三个根本性问题是华盛顿共识的政策结构倾向于恶化收入分配,——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不仅是在华盛顿共识主导期间经济增长缓慢,而且还出现了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的加剧(Denninger and Squire, 1996; Milanovic, 1999; Lustig and Deutsch, 1998)。

表1:1965-1996年发展中地区与工业化国家GDP增长的趋势(年平均增长%)

  时期      1965-1980      1980-1989      1990-1996
中低收入国家   5.9%         3.1%          1.9%
高收入国家    3.8         3.2          1.7
美国       2.7         3.0          2.5
日本       6.6         4.1          1.2
全世界      4.1         3.1          1.8

注:资料来源于Singh(1999)

  这些根本问题图示于图一的“盒子”中,它显示私有、公有两部门的工人是如何被借助于华盛顿共识的政策装进盒子中搅拌。 私人部门的工人遭受到持续的全球化压力,而公共部门的工人遭受到私有化的伤害。两者的伤害都是由于价格的刚性(财政和货币紧缩)和劳动市场弹性。在这种政策结构下,工人们(不管加入工会与否)不可避免的被排除在生产率上升的利益之外。

  阿根廷最近的崩溃是华盛顿共识失败的一个例证。这是因为,阿根廷在制定政策的真实世界中紧密地跟随华盛顿模式。它的金融市场自由化了,贸易壁垒消灭了,国有资产被私有化了,劳动力市场弹性化了,它的货币盯住了美元,并且在经济下滑濒临衰退时,它采取货币和财政节俭政策。它随后的崩溃不可避免地摸黑了华盛顿共识,却让人们意识到急需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最近一连串的危机唤起了对国际金融结构的关注。补救现有的易于危机的结构肯定是一项必要的措施,但同时也认为,仅仅改革金融是不够的。与之相反,现在迫切需要一个强调内需驱动式增长的新的发展模式。实现这个新的模式将要求一系列政策变革,包括提升劳动权利和政治权利、改革金融市场以稳定资本流动和浮躁的资本市场纪律、以及7国集团的全球增长计划(它包含了充分公平定价的、面向发展中国家的金融)。
出口导向式增长的问题

  出口导向式增长是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它致力于出口及贸易自由化,它通过很多途径伤害发展中国家。 首先,它挖掉了立足于国内市场增长的发展根基。其次,把发展中国家置于互相之间展开“快速沉底竞争”的境地。第三,将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置于与工业化国家的工人相互倾轧的境地。第四,通过制造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损害全球经济。为了使国家有能力进口一些资本品和其他需要的资源,出口总是不可避免地。但是,我们的挑战是避免出口变成一种扭曲并阻碍发展政策的焦点。

  对片面的出口导向式经济增长的理论批判的核心是认为它患有一种合成谬误:它假定所有的国家能够借助于其他国家的需求增长而增长(Blecker,2001)。在全球化下,就有一个以邻为壑的危险,其结果是,所有国家试图依靠其他国家的需求扩张实现增长,但到头来是全球供给过剩和通货紧缩。对个别国家而言,出口增长代表着需求增长。然而,如果出口增长消耗了外国的需求增长,则它正好转移了其它国家的增长,而没有提升全世界的经济增长。

    在工业化国家之间,出口导向式增长的问题促成了一个国家“偷窃”另一个国家需求的“需求掠夺”形态。在发展中国家之间,问题有点不同,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竞争着向发达国家的市场销售,以致问题变成了“出口移置”。发展中国家互相之间竞争,当一个国家设法增加它的出口的时候,常常要排挤另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这就是一个合成谬误,它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式发展或许可以适用于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但当所有国家采纳时,就是一个零和游戏。

    出口导向型发展也患有其他疾病。一种普遍确诊的疾病是“争当最差”。为了取得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国家间的竞争遍布每一个维度,包括工作条件和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工作条件和一个清洁环境被看作是附加的成本,公司具有最小化这些要求的动机,其结果是公司不断地降低这些要求、或者把生产转移到那些对此要求更低的国家去。 过去,这种“争当最差”被解释为“南-北现象”,但是,现在清晰出现的“南-南现象(South-South dimension)”或许更加重要。Berik (2001)通过考察巴基斯坦的足球工业说明这个观点。巴基斯坦同意废除童工,却没想到产业转移到了没有童工限制的印度那里去了。

    第二个疾病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促使国家转移越来越多的产出到全球货物和商品市场,从而加重了长期存在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倾向。这种模式具有一种恶性循环,因为过低的出口价格迫使发展中国家出口更多,于是构成了向下的价格压力。这种恶性循环是初级产品的生产者长期可以看到的(Prebisch, 1950; Singer, 1950)。 然而,作为转移制造能力到那些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缺乏国内市场购买它们的产出)去的结果,同一个过程或许现在出现在几乎所有最高终端制造业(Muscatelli et al., 1994; Sarkar and Singer,1991)。

    第三个疾病是出口导向式增长导致金融不稳定。第一个渠道是恶化的贸易条件作用于这些国家的外债偿还能力。发展中国家借来了硬通货,但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使得他们更难赚到偿还债务的通货。第二个渠道是无意识地在出口制造业造成了产能过剩。Kaplinsky (1993)认为,这种情况发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加勒比海地区,这些国家的出口导向式发展瞄准了基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生产。Ertuk (2001/02)认为,相似的过度投资热潮也许发生在东亚,韩国(tiger)经济的初步成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力,如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实际结果是出现了产能过剩,它暗中削弱了这些投资的金融健全性。由此可见,东南亚金融危机根本起因于当地的实体经济,而不是金融投机。

    第四个疾病是关于自治权、发展的质量、以及附庸国的问题。这里,论据认为,出口导向式增长(尤其是当它和出口加工区联系在一起时)导致肤浅的发展,并些微伴随着经济的停滞。实际上,出口导向的增长重复着更早期的“种植园”的发展模型。这包括剥削工人以及缺乏对收入增长的广泛分享——这使得它无法实现国内市场的发展和自动可持续的增长。与之相反,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出口需求的增长,使得发展中国家脆弱到因为出口市场的减速而受伤。

    此外,这或许使得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更加动荡不堪。这就是投资组合理论的逻辑。如果有许多自主的增长中心,全球增长放缓的可能性就会减少,因为这个结果取决于一个同时冲击所有增长中心的放缓。然而,如果全球经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增长依赖于另一部分(发达国家集团)的增长,那么,发达国家的经济放缓必然导致全世界经济放缓。

    展望未来,出口导向式增长的系统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这样的增长能让第一个尝试者如愿,但是,一旦所有国家都去追赶出口导向的浪潮,它就会崩溃。尤其不详的是,中国出现在了国际贸易的镜头中。出口导向的增长通过一个有层级的过程来运转,欠发达的新来者替换成熟的出口经济(在这里,过剩的劳动供给已经被用尽了,工资开始上升)。 由于中国的出现,这个系统也许无法运作了。中国在最低工资点上有巨大的劳动供给,并且人口的增长保证这种状况持续到未来。不清楚现在是否有哪个发展中国家能够以低于中国的生产成本加入该系统,使新来者不可能进入出口导向式增长的层级。如果是真的,出口导向式增长的模式将发现它自己的杀招。这将是需求不足,同时新的供给国家不能与中国竞争。

内需驱动式增长及其核心的劳动标准

  给出了出口导向式增长的疾病,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取代肤浅且具有剥削特点的出口导向式增长,国家必须依靠基于内部市场发展的增长。应当再次强调,出口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通过出口取得资金,以便偿还推动金融增长的贷款。另外,几乎大多数国家缺乏足够大的国内市场消化自己的产能。但必须说,全球贸易系统必须被打造成本国发展的仆人,本国发展不必像过去那样着眼于国际竞争优势。

    工业化经济的历史显示,推动国内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好收入分配和政治权利不平衡的问题。深入地国内发展有赖于工资的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同时,它提供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基础:工资增加刺激市场发育,市场发育推动工资增加。劳动标准(禁止歧视、强迫劳动、剥削童工,以及结社自由的权利和劳资谈判)和民主是这种模式的两个关键。民主的重要性在于它促进结社自由,而结社自由和劳资谈判导致收入分配的改善和较高的工资(Rodrik, 1999; Palley, 2000b)。

    这些观点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相对立,他们认为,保留这些工会是对市场的扭曲,而且收入分配对于发展并不重要。事实上,工会是对市场失灵(起因于单个工人与老板之间巨大权力不平等)的一个解决方案,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如此,那里的工人没有任何权力,也缺乏社会保障系统。然而,雇主的权力优势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不断增加,这也使得企业的灵活性有所增加。显而易见,工会补救权力的不平衡、纠正市场失灵,但前提是要避免陷入出口导向式增长的陷阱。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和增加国内消费的空间,发展中国家增长的生产力逐渐退出世界市场。这将有助于缓和困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无论是他们作为初级产品加工的传统角色,还是作为低端制造品生产者的新角色。劳动标准也有助于关闭“争当最差”的诱惑。

    劳动标准的第二个贡献是促进良好统治、减少腐败。现在逐渐认识到发展取决于良好的统治,IMF现在把它叫做“第二代改革”方式。 第一代改革以经济的液压模型为基础,它让IMF断言:要完全了解所有需要增长和发展的国家的汇率、利率和财政预算。现在,他们领悟了制度对于发展的重要性。透明、负责任以及良好的统治有助于防止资源错配、预防腐败。

    劳动标准符合这种新的方法。结社自由和工会可以被看作是创造检查这个实践的补偿力量。 主流的反对观点是开放市场能通过竞争避免腐败的问题,然而,现实是开放市场简单地通过腐败掠夺。掠夺的逻辑在贿赂问题中反映出来。尽管浪费和无效率的贿赂是做生意的方式,留给市场本身的却是生产一个贿赂盛行世界。这是,因为每个私人代理有一个促使他通过贿赂赢得生意的个人激励。

    社会最优的结果是根绝贿赂,只有一条道路可以实现此目的,那就是通过立法禁止贿赂、实施反贿赂措施。实际上,政治行动在应付贿赂问题上是必须的。劳动标准和结社自由权利的提升(超出了加入工会的权力),可以看作是培养实施这项措施的政治条件。

    这种潜在的控制腐败的力量或许具有深远的好处。现在的全球化过程是一个主要问题(将在下章讨论),它侵蚀了国家政府政策自治的空间。恢复这种自治的空间是全球化批判者的一个目标。然而,简单恢复政策自治空间是不够的,因为这个空间可以用于或好或坏的政治。这意味着这项措施必须被用于改善统治的质量,由此改善政策的质量。劳动标准于此有助益。

    还有一个论据支持劳动标准,那就是通过促进好的统治,这些规范调动民间社团的因素,它反而有利于经济危机的管理。支持这个理由的例子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事例。此外,还有实证证据(Palley, 2001)显示,改善了劳动标准的国家显得较少遭遇金融危机。这些实证发现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金融市场认可健全的民间社团制度的优点,并且给具有这种制度的经济更多的金融空间。

    通过这些渠道,劳动标准可以帮助把收入分配和支持内需驱动式增长所需的政治条件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但劳动标准的好处不止这些。劳动标准通过帮助解决出口导向式增长的矛盾,也使得国际经济受益。如上所述,贸易和出口仍然是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关键是避免踏入出口导向式增长的陷阱。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和逐渐增加国内消费空间,发展中国家增长的生产力逐渐退出世界市场。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和增加国内消费的空间,发展中国家增长的生产力逐渐退出世界市场。这将有助于缓和困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无论是他们作为初级产品加工者的传统角色,还是作为低端制造品生产者的新角色。劳动标准也有助于关闭“争当最差”的大门,它有一个并行的激励构造,那就是贿赂问题,它可以被看作是“争当最差”在法人事务中的实践。在出口导向式增长的世界中,每一个国家试图通过剥削每一个可能的差额以取得国际竞争的优势。好的竞争着眼于生产率和质量;坏的竞争吞噬工厂的安全、环境以及收入分配。劳动标准能够帮助排除坏的竞争——通过限制国家借助于侵蚀标准以取得竞争优势的途径。

内需驱动式增长需要的金融市场改革

    不仅有必要弄清楚劳动市场的微观经济机构,内需驱动式增长也需要弄清楚宏观经济环境。这对于国际金融结构的设计和提供足够的发展资金是决定性的。 在当前的安排下,发展中国家经常遭受到由繁荣到衰退的“停-走”周期的破坏。这种模式导致巨大的风险费用——它需用于补偿投资者“突然停止”的危险,而且这种巨大的风险费用通过制造一个几乎无法避免的突然停止的结果来自我实现。用这种方式,市场力量把发展中国家关进了一个永久的高成本资本的陷阱。进一步的组合危害,是资本市场也要求政府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或者面对较高利率的处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遇到的宏观问题就衰退中的经济政策而论是突出的。工业化国家的决策者应对负的需求冲击的措施是采取反周期的宏观稳定政策。这包括中央银行的低利率,以及大规模的政府预算赤字。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发展中国家受制于国际资本市场,应对负的需求冲击的措施是采取一个高度顺周期的政策。要防止突然和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被迫提高利率,以及紧缩财政以减少赤字。这些恰恰是工业化国家采取的政策组合的对立面。

    在这种不合理压制下的政策响应了一个谎言:资本市场的经济断定在不受约束的资本流动性上。私人投资者主动推动保护他们的本金,一般而言,这将压力施加到其他投资者和经济。在高债务环境中,紧急退出在各方面要提高很多成本。小市场中的兽群行为导致极端地不稳定性,它也产生顺周期的资本流动。于是,当情况好的时候一窝峰似的冲进来,导致资产价格上升,它反过来又刺激资本流入。与之相反,当情况变坏了的时候,又一窝蜂似的冲出去,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它反过来又刺激资本流出。总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被诅咒了两次。第一,这些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遭受更加顺周期的资本流动。第二,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成了市场力量的人质,被迫接受顺周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资本流动问题与汇率问题相互作用。在固定汇率下,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威胁撤资与投机的人质,它使得政策不得不持续紧缩。在经济景气的时候,也会有关于汇率风险期望的道德风险,由于相信汇率是固定的,导致超额借入被叫做债务的外国通货。于是就暴露出经济的外债危机。在浮动汇率下,借款人被迫要支付一笔可观的汇率风险费用,以便补偿大幅贬值的可能性,国家也被迫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以兑现价格稳定的承诺。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在定价问题上栽了跟头。高的市场利率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是两把刀,而关闭定价的力量是资本的流动性和撤资的威胁。解决问题的办法很清楚,就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控制资本外流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有托宾税、智利式的限速坎等措施,而且适当的金融市场管制是如此重要。上面谈到的这些措施经常在“危机预防”方面被讨论到,但更加重要的是牵扯到他们塑造一个具有较小顺周期资本流动和较轻政策紧缩压力的宏观经济环境的能力。特别是,通过抑制资本突然外撤的能力,这些改革为发展中国家实践反周期货币政策与稳定的财政政策创造更大空间。第三个好处是这些措施能够降低发展中国家必须持有的、用于保护它的货币与财政系统的外汇储备的水平。这些储备是非常昂贵的,因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以高利率借款,并把它再储蓄到利率非常低的美国的货币市场。 此外,Baker and Walentin (2001)证明道,储备资产在华盛顿共识主导期间,显著地提升了(美国)一个百分点的GDP,因此,减少储备资产可能会减轻发展中国家承担的巨大利益负担。

    最后,该措施除了稳定资金流入流出之外,也有对本国内部金融改革的需要,它能增加对国内信用的使用。在企业部门,有增加中小金融的需要,它能够让企业做成一些潜在的中小规模的生意。在家庭层面,有对发展抵押市场的需要,它能够促进普遍的房屋产权。扩大房屋产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够产生一系列的发展利益。首先,它能够通过产生一批中产阶级强化政治稳定。其次,能够产生一批建筑业工作职位,它也能够通过增加建筑材料和家具的需求来促进制造业的发育。第三,抵押市场和房屋产权能够促进金融发展,因为抵押借款提供了一个新形式的金融投资,房屋提供了一个家庭财富与附属品的新源泉。而且,所有这些是调动了国内储蓄,而不是依赖外国借款,因为房屋建筑显然在当地。

全球增长和金融

    除了改变劳动市场的固有结构和金融架构以外,成功的国内需求驱动式增长还需要7国集团政策改革。这里,挑战在于如何重建全球经济,以使它不再依赖美国这个单一引擎增长。这变得越来越迫切,因为近10年来债务的膨胀意味着美国可能接近债务饱和,如果他真的发生了,美国将不能像以前那样借钱,全球经济可能面对一个急剧的需求增长减缓。据此,日本和欧洲承担扩张宏观经济政策是至关重要的。7国集团的计划将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需求,由此提供一部分支付进口的资金,这些进口是内需驱动式增长所需要的。然而,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其它金融援助。债务减免应该是一个来源,有必要抹去一些因华盛顿共识试验失败而承担的责任。这些债务现在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这在道德上是不公正的,同时它也在整个全球经济中表现出负的外部性。

    第二个资金来源是工业化国家的援助。这些援助占GDP的份额,在过去20年显著下降。援助的批评家指出,事实是通过私人资本流动的数量控制绝对项目,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援助是提供发展资金的过时形式。这样的分析存在根本性的缺陷。第一,相对而言援助减少了,因为工业化国家没有没有增加他给的数额。第二,私人资本流动给他们带来了相当大的系统性负面作用,如早先所论。第三,私人资本的流动导致经常金融危机,债权人被反复保释,这也造成了把许多发展中国家拖下水的债务危机。

     第四,即使私人资本没有这些缺陷,也应当保留一个国家援助的框架。私人资本对于那些把利益和成本完全内在化了私人项目而言是最好的。在这里市场力量很好地运作。然而,许多发展问题与公共资本有关(如道路、学校、统治机构等),它的利益被广泛分散、它的提供者无法通过价格机制捕获到。这里说到了需要公共投资,但是,私人出钱的公共投资更加难以成功,因为缺乏确切可靠的、专门的财政资金流以偿还贷款。

    这些考虑认为,对私人资本的依赖有点过了头,有必要提升国家提供发展资金的水平。第一个来源是可能的外来援助。第二是扩张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能力,如Soros (2002)所提议的那样,将给予发达国家的特别提款权SDR扩展到同样给予发展中国家。最后一点,不仅没有过分地信赖私人资本,但资本市场自由化的过程无意中使得发展中国家小企业难以得到资金。这是因为全球化导致外国拥有的跨国银行收购了国有银行,这些银行可能根本没有贷款给发展中国家小企业的意向。暗示这种可能性的证据来自对美国大小银行放贷实践的研究(Berger, et al., 2002; Keeton, 1995)。这些研究发现,越是小的银行,在贷款给那些信用信息不全的客户方面,做得越好。

内需驱动式增长需要的一组新政策

  强调出口导向式增长的华盛顿共识破现在正是将一个面向内需驱动式增长的新的发展政策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实现这个结果需要一系列新的政策。如图2所示,内需驱动式增长基于以下四个基柱:(1)改善收入分配(2)良好的统治(3)金融稳定、贷款市场改革、以及反周期稳定政策的空间(4)充足的、定价公平的发展资金供给。该政策需要将这些支柱建立在以下几个领域:(1)劳动权利和民主权利(2)金融机构的适当改革和管制(3)债务减免、增加外国援助以及通过扩大特别提款权(SDRs)增加发展援助。产了。

    该政策需要将这些支柱建立在以下几个领域:(1)劳动权利和民主权利(2)金融机构的适当改革和管制(3)债务减免、增加外国援助以及通过扩大特别提款权(SDRs)增加发展援助。尤其是劳动权利与民主的贡献是全方位的。这个例子表明,在道德权利与有效率的经济政策之间不存在进行任何交易的空间。

注释:

1,华盛顿共识包括5点政策:(1)贸易全球化和出口导向增长(2)金融市场自由化与金融资本流动自由(3)财政与货币紧缩(4)私有化(5)劳动市场弹性.

2,这个盒子是由我在美国全国总会AFL-CIO时的旧同事Ron Blackwell发明的。

3,这一节的内容是从Palley (2000a)中抽出来的.

4,Evidence of a race to the bottom in the context of NAFTA is provided by Bronfenbrenner (1996, 1997, 2000).

5, 出口导向式增长的问题在贫穷的农业经济中尤为严重。不仅要受到由于全球供给增多造成的贸易条件恶化的打击,而且经济作物的生产也倾向于扮演脆弱易碎的食品供给者。加纳就是一个例子。

6,这一节是从Palley (1999)中抽出来的.

7, In November 1999 the IMF organized a conference titled Second Generation Reforms in Washington, DC, at which the new thinking was explicitly lai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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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圈地:土地流转结局大预言的第一声春雷

京华时报 2008-11-15

    新闻背景联结:10月12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涉及土地使用权流转内容。根据这个决定,昌平区南流村的村民认为,只要在村内占下一处地方,将来就是自己的。昌平区流村镇南流村村东的预留宅基地处陆续被盖起羊圈,空地处也被乱石填占。

    看到这则新闻,如果只是相信记者陈述的表象,那么很容易把它作为群众的一种对土地政策的误解而晒笑不已。 当土地流转政策在全民一致声讨面前不得不偷偷地避开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敏感时刻时,我们可以看到,一项事关国计民生乃至未来社会安定安全的政策是如何被统治意志绝对强奸的。

一、土地流转是违背全球潮流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中国国内的继续和毒液发酵。

    1、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使土地流转政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为什么一项政策在遭到了民众的一致反对面前,仍然以《决定》的形式去引导未来中国社会的三十年土地政策?是什么使他们一意孤行,肆意妄为?在这里,流氓的主流学者、在自由化改革中获利的资本集团和获得特殊利益的官僚群体无疑是最主要的三大推手。在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都遭遇顽强阻击,全球转圜的时期,我国的政府和学者却仍然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上固执刻守,令哈耶克、伯林也为他们的贤子贤孙们而汗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的那句“资本敢冒杀头的危险”,可真是绝妙之论。

    2、这个时代的领导者真的比中国土地三千年的探索更英明神武吗?时代特殊性不过是个圈套。

    历史上,那些土地改革总是在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认为自己的特殊性能够战胜历史的铁的规律。很遗憾的是,他们总是逃脱不了经济规律的惩罚。土地流转,总是有一些学者说不会象过去一样导致土地的集中和新地主的产生,因为时代不同了。那么就大胆地实行吧,不要再忧虑可恶的历史,那些都是沉重的负担。这就跟以前有人劝没早点买房子是一样的道理,连普通北京当地居民都坚定地认为北京的房价不会掉,因为“北京地位特殊论”,还有专家的鼓噪。但是规律是无情的,北京的房价现在如何?我们现在是终于看到了“北京地位特殊论”、“上海地位特殊论”的破产了。为什么每个改革或革命的过程中,总是有人愿意“特殊一下”,强调自己可以脱离经济规律而存在?为什么总是有人愿意接受这种欺骗?难道王安石的改革时期,就没有劝他?为什么总有人给他们吃定心丸?很简单,改革总有人从中获利,尤其是那那些掌握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群体。

    这颗定心丸不过是毒品,是迷幻药。谁吃了谁就傻了,谁吃了国家将在未来陷入动乱。但是仍然有人吃,而且还是一个决策层整个地在吃。为什么?

    外部买办利益集团、内部官僚利益集团和资本、知识集团勾结起来,形成了强大的利益同盟,从而能够在历史规律面前胡作非为,一意孤行。而且最主要的是,在改革面前他们可以利用手上的各种资源,抢占已经在全会上商议好的属于他们的领地。不会产生竞争者,也不会产生新的利益集团,这不过是一场瓜分而已。在垄断体制下,一切都已经注定了。 农民无产者化了,发动革命了。又能怎么样?我有绿卡,我有钱,脚一蹬开溜了。什么民众、国家的福址,都与我如烟云。 当国家以利益驱动经济增长,衡量民众的劳动,那么这个国家的结局只能是这样。

    3、决策层真的傻吗?不,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傻。 难道他们真的傻吗?真的需要我们一再为他们拨开迷雾,澄清事实真相,擦亮他们决策之前的眼睛?这根本就是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的一相情愿。那么难道真的相信某高官去美国谈判的时真的带着中国股民的意见?就如以前某位爱国知识分子呼吁的那样:要抵制网络假民意?防止他们影响政府的谈判? 这都是幼稚之论。是根本不懂得中国之政治的局面,目前乃是市场经济和官僚体制发展之必然逻辑。中国目前政治之局面,乃是利益的平衡结果,是市场经济分化了官僚体系和官僚体系以外的大众社会,并且反映在拥有绝对权力的官僚集团内部的结果。

    4、土地流转政策执意而行,暴露了政府决策根本上是抛弃人民群众,在在强势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历史合力的“平行四边形”理论,更适合于拥有各种资源的利益集团。国家政策发展的走向,更多地抛弃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在市场经济和官僚垄断体系的结合体下,他们变成了一种分解为多元利益面前强势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

在这种结构平衡的状态下,什么民众的呼声,只限于极其狭小的利益调整范围内,即只剪掉利益集团的一片指甲,从而抛弃那些对利益集团而言已经无法平息民愤的部分上来。而对政治的根本走向,则无任何的影响。

    5、土地流转不会产生竞争者,也不会产生新的利益集团,这不过是一场瓜分而已。在垄断体制下,一切都已经注定了。 你是否见过反腐败大规模铺开与大张旗鼓已经使腐败减少万一之一?你是否见到即使是目前的遭遇逮捕的最高级别官员导致过腐败的有明显迹象的减少? 现在突然明白了郎咸平为什么总是掌握真理,但是总是被决策部门置若罔闻。这里面有一层深刻、不被别人道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原因:那就是实行郎咸平的监管政策,只会损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资本获利集团、外国主子和知识精英的根本利益。

    6、知识阶层的“鹦鹉现象”根本上经过了利害的计算。我并不认为,知识精英们是丝毫没有头脑的人,他们并不只是会传达美国主子的鹦鹉。这中间对新自由主义的选择,是经过的精密的利害计算。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衡量,现在丝毫不比在明清时期差。因此,象在政府机构内研究马列毛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利益面前对劳动价值、普通劳动者的关注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而只有这样的脱离利益制约,才变得多一些客观性,少一些谬论。对毛泽东的著作辑录工作,应当感谢那些有利害计算的学者,是他们蜂拥而奔向三代表、科发观,给我们留出了空间。

二、农民懂得土地流转权实质就是私有化,昌平农民的利害计算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佳说明

    昌平农民圈地了,象一声北京上空的春雷,打响了维护自身利益觉醒的第一炮。记者说什么是农民误读党的政策,根本就是把农民当儿童的欺人和自欺之谈。

    1、农民懂得土地就是利益,农民是我们最伟大的导师,他们以行动告诉我们:土地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只有占有这些土地我们才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利益。 开发商曾经在政府公有土地可以调度的支配下,对农民欺骗、隐瞒,肆意侵占和侵犯农民的土地权益。在城市,各级政府利用所谓的土地公有驱赶居民,拆毁他们的房屋,出卖土地收益权然后中饱私囊。在工厂,各位领导利用工厂的决策权侵占资产,实现领导者的家工厂和个人私有企业。

    2、农民懂得土地流转权实质就是私有化。现在农民不傻了。什么流转权?不就是想廉价购买农民的土地然后集中起来发大财,或是以农业用地的价格购买农民的土地然后以住宅用的天价地销售给开发商然后再卖给进城的农民吗? 在这场利害计算面前,农民自发去圈占土地,和意大利在20世纪初期工人占据工厂、农民抢夺土地是一个意思。 城里的资本家和外国的资本家要来分我家里(集体所有)的羹,这种等分的权利我也有,那我们就先分吧。流转权就是自由化,在农民眼睛里多明显的常识。但是一些知识分子却把这些这个概念弄的面目全非,貌似深奥无比,高深无比。什么使用权、所有权的划分,都是学者吃饱了撑的。它就是私有化。

    3、国家的基本性质决定于土地的使用方向,而不是所有权的分割。有人说,值得安慰的是,土地还是集体所有的。事实和历史都证明,这不过是一种欺骗群众的伎俩而已。欧洲的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地主和贵族占有土地,出租(自己参与工商业)土地给资本家盖工厂,发展工商业。土地归地主和贵族,但是地主和贵族却只是收益者。而资本家却取得了土地使用方向的权利,使国家的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化。 这和目前一些中亚国家的宪法是一样的,在那里规定,土地、矿藏、森林等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或全民所有,或人民所有。国家所有,或全民所有,或人民所有,当然也包括资产阶级。尤其是当人民中包括资产阶级时,这层意思就转化为以资产阶级为核心占有和使用了。把土地的权益分割为“所有、占有、使用、收益”等一系列高深莫测的名词,不过是经济学的一个伪装的欺骗而已。

三、我的一个口号:请不要将农民当傻子。

    1、流动的土地使用权将使农村恢复到前资本主义时期,从而促使“完全小农”的产生,为资本的吃进打下基础。70年产权,中国三千年社会中,地主也是这样赋予农民权利的。当土地不仅可以承包三十年,并且可以使用权转让时,那跟三千年以来中国农民有什么区别? 丝毫没有任何区别。 农民说,革命了六十年(1949-2008),一夜回到解放前。我现在提出一个口号:请不要将农民当傻子。农民被欺骗惯了,现在他们觉醒了,赶紧去抢夺残留的最后一点革命成果。不要让平反了的黄世仁和胡汉三回乡来先占了。 那么占了后呢?农民成了真正的、拥有基本完整权利的私有农民,他们继续分散为“马铃薯”,从而为资本的任意宰割打下基础。

    2、宁愿开历史倒车也不实行农业集体化、合作社化,足以表明右翼官僚势力的穷凶极恶。新型的农业合作组织,已经大量地出现在中国的农村社会。这种不同于毛时代的合作社往往以个体利益的结合为主导。但这种农业合作组织恰恰在内部隐藏了对抗资本的力量。有人说,你这是废话。资本创造了工人,工人起来推翻资本,当然隐藏了对抗资本的力量。新型农业合作社并非如此的简单。农业合作社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其中的每个家庭都是平等的。这种组织起来的生产的农民恰恰是对抗外部资本力量的有利武器。有人指望这种合作社能够提供毛时代合作社所具备的一切优势。这恰恰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组织方式是市场经济逻辑的结果,而不是计划经济逻辑的表现。恰恰是这种合作社是农民在新的条件下的历史性创造,能够发展出中小企业和农民自己的政治文化组织。然而最终被采取的决策,却是令人大跌眼镜的土地流转政策,不禁让任何具有历史知识和农村知识者的震惊。躲开农业发展的合作模式,这一时代的真正生产力需要,而采取了迎合利益集团的资本侵占农村生产力的需求,是建国以来较大的经济异常变动事件之一。这种开历史倒车的方式足以使某些决策者成为历史的罪人,最终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最后还是提一下刚才那句口号:经过官僚、资本、舆论的联合欺骗锻炼,农民已经不是傻子了。昌平圈地,预言了土地流转结局的第一步,那就是农民首先自发划分土地,分散为拥有完整权利、以供那些拥有绝对资本权力资源集团吸血压榨的小私有者。

 

底特律危机与中国汽车业的机会与对策

张洵

2008年11月

    美国金融风暴扑面而来,让全世界都措手不及,虽主要涉及金融业,却给美国汽车工业遭到重创:通用、福特的股票“辛辛苦苦八十年,一夜回到二战前”,破产已在眼前。但是,汽车行业的特殊性注定了这些公司无法选择破产这条路而求生,因为没有消费者会买进入“破产保护”公司的汽车。我在美国演讲时很喜欢用“危机”这个词来讲中国的辩证法: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会”。实践又要验证这个真理了:美国汽车工业的危机,可能是中国的重大机会,当然如果中国能够抓到这个机会,一定要给美国以机会。

中国汽车企业的机遇

    作为世界第三大汽车生产国,中国汽车企业对美国市场频频舞剑,每年底特律的汽车展上都能够看到中国大大小小品牌的汽车。但是在全美各地经销商那里基本是看不到中国汽车的。无论是奇瑞与克莱斯勒的合作,还是长城试图通过Chamco进入美国,都难以在短期取得突破。究其原因,一个是产品,二是市场。

    通常“中国制造”的产品品质和性能基本能够满足美国市场的要求,中国出口企业缺的主要是市场。中国汽车则不同,产品的品质与性能,大到发动机,小到座椅套材料,都与美国市场的要求有差距。目前能够算在美国市场立足的,可能只有长安的轻型皮卡了。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长安汽车及其在美国的合作伙伴Tiger Truck付出了巨大的努力。Tiger的老总Mike Ward先生告诉我,他们供应美国市场的长安汽车的喷漆可以经受2000小时的盐雾试验考验,高于奔驰车800小时的标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证明“中国制造”的质量!

    除了技术外,美国汽车行业多年行程的销售与服务渠道也是中国汽车供应商所缺乏的。目前在我们绝大多数品牌都还没有在美国建立自己的销售和服务体系。大家都在谈,成功的不多。美国市场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成熟的汽车市场。市场容量世界第一,但是进入门槛高、运作模式有别世界其他地区。正常进入这个市场需要很长时间。本田公司二战后先以轻骑摩托进入美国,到它的汽车受到美国用户的欢迎,已经是七十年代的事情了。韩国八十年代就开始尝试进入美国市场,真正到了二十一世纪,他们的产品才真正被接受。所以对于中国汽车企业来说,进入美国最好有一条捷径。

    因此,底特律要寻找买主,对中国的吸引力是最大的,因为其他世界的主要汽车生产国,如日本、德国和韩国不存在产品和市场的差距。而中国企业一旦成功收购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则两全其美:既拯救了美国汽车工业,也可能令中国汽车企业的实力产生质的飞跃。

收购机会与策略

    然而,收购谈何容易。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不仅仅是汽车的品牌,更是美国的“民族品牌”和“百年老店”,美国绝对不会让他们死去,也不可能轻易让外国公司购入囊中。他们的第一选择,当然是自我救赎。如果中国企业霸王硬上弓,则很可能引起美国本地民族主义情绪反弹,最终重蹈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海尔收购美泰克的失败,前功尽弃。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企业没有机会。有几条策略可以选择。

    最简单的当属于注资入股三大汽车公司。但是我认为这是下策。因为这三家公司可谓“美国老国企”,多年来受到困扰的最大问题和中国老国企类似 – 负担过重、成本过高。主要原因是美国汽车工人工会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力量强大,令这些汽车公司的工人成本过高。如果中国投资者直接入股,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老问题,前景不被看好。事实上,这些年进入美国的外国品牌,如丰田、本田、宝马、现代等都纷纷选择工会势力比较薄弱的南部州,包括阿拉巴马、田纳西、密西西比、南卡等。而中国成功进入美国的唯一汽车品牌,长安汽车也选择了俄克拉荷马州的波图市。被上汽收购前,南汽曾经欲在美国生产其名爵(MG)跑车,地点亦选择了俄克拉荷马州的阿德莫尔市。这很说明问题。

    我认为最可行的收购策略是收购局部业务,然后转移生产基地,轻装进入美国市场。具体讲,如果中国企业能够成功收购底特律的业务, 美国汽车会有更多的“中国制造”的成分,中国的汽车相关行业也会与美国市场更加紧密相关。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提升被收购美国汽车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使被收购的品牌东山再起。但是不要忘记,几乎所有的国外品牌都在美国生产汽车,这样既可以更加接近市场、提高客户满意度,亦对提升企业在美国市场的形象有好处。同样,中国企业收购底特律的业务后,不可能全部都转移到中国生产,一定要开始“美国制造”。但,“美国制造”不等于“底特律制造”。中国汽车企业完全可以把美国的制造基地南移,到更加重商的州去。这样做可以带来如下的好处:

    一、可以大大降低成本:目前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公司由于工会势力强大,令其每小时劳动力成本比在美国南部设厂的丰田、本田等日本汽车企业高出25美元。这个属于美国的“地方差价”已经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若干倍了。二、降低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提高公司的公众形象:美国中南部州重商、民风朴实,对于投资者和企业管理者更加友善,所以比较不容易出现负面新闻。中国企业为当地纳税、解决就业问题,自然受到大大的欢迎。三、可优先进入本地市场。举一个例子,由于获得美国联邦政府的安全和排放认证需要时日,长安轻卡先是以“非公路”用车(如农用、建筑工地、油田矿山等)进入美国市场的。他们所在的美国南部的俄克拉荷马州政府,为了鼓励长安这个首家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汽车,专门通过了一个法律,允许尚未取得认证的长安轻卡在俄州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除联邦政府管理的州际高速公路外的所有路面畅行无阻!这就等于为长安创造一个全新的市场。不但可以令长安汽车完成在美国的“原始积累”,同时还可以取得丰富的营销和服务经验,为扩展到全美做准备。这样的政府行为,在汽车制造商成群的底特律,美国东西两岸或者象芝加哥那样的大都市,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因此,局部收购加生产制造基地的转移,是中国汽车企业可行的策略。这种策略不但可以令中国企业得到产品和市场的快速成长,还可能改变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格局,令其重振旗鼓,东山再起。

    可以说,底特律的危机是中美两国汽车业的机遇。中国汽车行业应该主动出击。同时,中央政府应该适当介入,帮助中国企业在并购和初期经营中取得成功。政府介入多年来在美国是不大受欢迎的,但是经济危机下,美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救市,对国外政府行为,只要对美国经济有帮助,也都不会过于介意。而影响中国企业更大的是美国各州及地方政府,他们会更加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

   【作者简介:张洵2000年移居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Tulsa)市,目前任美中贸投咨询服务公司(American Chinese Trade Services, LLC)公司的总裁、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引资代表处首席代表,及University of Tulsa的兼职教授。他于1994年在北京创立“北京博峰营销顾问公司”,是中国最早的管理顾问和领导力培训师之一,移居前曾经向摩托罗拉、微软、拜尔等世界著名企业及美国联邦政府提供多年咨询和培训服务。】

 

 

小产权房的天然合法性和现实合法性

----在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主办的“小产权房与公共政策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主任  胡星斗

2008-11-15

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小产权房合法化铺平了道路。

不久前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仅是承包土地的转让,这次会议还强调“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我认为,这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征程。这次土地改革的直接目标是实现农村土地的市场化、资本化、商品化、合作化,其间接目标是打破二元户籍、土地、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现代化的一元体制,当然包括建立一元的房地产体制。

二、小产权房的天然合法性。

小产权房是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打破垄断性歧视性房地产制度的结果,它有利于农民的土地开发自救,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长期以来,中国农民为工业化、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在改革开放之前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义务交粮等奉献了七千亿到八千亿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十万至二十万亿元;改革开放之后,农民由于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关系失调、政府人为地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土地被征收、农民工被盘剥等原因损失了数十万亿,据学者研究,仅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在1.9万元,2亿农民工,每年为国家贡献了近4万亿元。

中国城市的繁荣是以农村的萧条为代价的。人们常说,现在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帮助农村的时候了,而我说,不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帮助农村,只要还农民平等权利就行了。为什么只有城市人可以进行房地产商业开发,农村人不行?为什么只能政府征地、然后把土地卖给开发商,而农民不能直接把土地卖给开发商、农民也不能对土地开发建设?符合了土地利用规划也不行?

这些只能说明,我们生活在不平等制度之中。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制度等等,太不平等了,制造了城乡鸿沟,制造了农民贫困。我呼吁中国应当开展平等权利运动,废除歧视制度,建立公平市场经济。所幸的是,中国农民并没有被歧视性的制度所困死,他们就像当年小岗村冒死实行了承包制,现在他们搞起了小产权房以自救。可是,这种自救被叫停,被说成“不合法”。

房地产大鳄任志强曾经说,小产权房违法,违法就应当全部炸掉;他说有了红绿灯,公民能够闯红灯吗,不能够闯,闯红灯者就要被处罚。这话听起来有道理,但是却存在两个方面的混淆是非:第一个方面,小产权房目前在中国只是处于法律灰色地带、模糊地带、模棱两可地带,并没有明确的禁止性法律。就算存在某些法规,说小产权房违法,不合法,也是不符合“恶法”、落后的法、歧视性的法、既得利益者自我制定、没有经过听证和全民讨论的法。中国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地突破恶法、旧法的过程。小岗村的农民当初是违法的,有的人认为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在当时也是违法的。第二个方面,红绿灯属于文明世界共同遵守的规则,和小产权房不一样,目前中国实行的二元户籍制度、二元土地制度本身就是违反现代文明规则的制度,当然应当突破。

小产权房的合法化才符合现代文明潮流,即打破城乡分治、二元隔离制度,走城乡一体化、城乡互动、城乡均衡的发展道路。如今在发达国家很多城市居民住在了乡村。城市化并不能够仅仅理解为农村人口到城市生活和择业,还应当包括很多的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甚至创业、投资,这是城乡人口互动交流的双向的过程。这样才能带动起农村的发展。其实,既得利益者反对小产权房,是由于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任志强说小产权房就是“偷”,偷取了房地产大鳄的利益。而我说小产权房是正大光明地“拿”,拿回早该属于自己的被人霸占的利益。小产权房如果合法化,农民得利,城市居民得利,城市房价可能下跌30~40%,但垄断的房地产大鳄以及与他们勾结的权贵集团会失去霸占的非法利益。

三、小产权房的现实合法性。

最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也说, 小产权房的产生是违法的,因为它违背了城乡土地规划利用的总体布局,也违反了关于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法律程序,所以它本身是不合法的。但我认为,按照《宪法》:“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次三中全会也确认了农村土地的转让。《物权法》中也删除了草稿中“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村宅基地”的条款,说明法律已经为小产权房合法化预留了法律空间。法律没有限制宅基地只能卖给农村人,不能卖给城里人。

至于违反了“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法律程序”,可是小产权房并不是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呀,难道不能有农村建设用地,商品房一定要建在城市?《土地管理法》中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也就是说乡镇企业用地、乡村公共设施用地、村民住宅用地是可以不通过征地程序的,法律上也没有限制乡镇企业进行房地产开发。王卫国教授说过,以企业名义拥有土地以后的流转是合法的,这就为将来农民以企业或公司的形式在集体土地上开发小产权房找到了法律依据。

四、小产权房合法化可能产生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一)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危及耕地安全。这是坚持小产权房不能合法化的最主要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我主张小产权房主要在宅基地、荒地、山地、林地上开发,不会影响耕地安全、粮食安全。山地、林地上开发也要经过审批,要符合规划。少数的小产权房在经过批准的由农用地转变而来的建设用地上开发。总体上来说,土地市场化、资本化只要管理得好、规划得好,反而会增加耕地,“创造”和“新生”出大量的耕地,农民会保护爱惜耕地,开发利用荒地。而土地的产权不清、模糊所有、总体所有,才导致了土地的荒芜、浪费与肆意侵占。

(二)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冲击现有的房地产市场,影响金融安全。潘石屹就曾宣称,小产权房和二手房可能成为楼市“大小非”,一旦“解禁”,会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但我认为,解禁后,房地产的价格固然下跌,银行的贷款固然会增加一点坏账率,但未来房地产的需求更加旺盛了,房地产开发的基础更加雄厚了,政府的税基也更加广阔了。

(三)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减少地方政府的收入。这是地方政府最担心的,土地出让金会减少。解决办法有三:一是尽快出台不动产税,也就是所谓的物业税,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不动产税。二是出台法规,从小产权房的合法化收取一定的集体土地建设费,类似于国有土地出让金,但数额要小得多。三是改革分税体制、财税体制,调整收入分配机制,保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目前中央税收占58%,地方占42%,地方是四级政府,加起来才42%,太少,所以他们要征地获利。

(四)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与现有的土地法律和政策相抵触。其实,对于宅基地、荒地、山地、林地上开发商品房,没有什么禁止性的法律,如果有规定,废除落后的规定就行;对于改变耕地的用途建设小产权房,则要经过审批、符合规划。《土地管理法》目前正在酝酿修改,《承包法》也要修改,还要出台《住宅法》,以使小产权房合法化,保障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商品房的购买、登记、流通、继承有章可循。

(五)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导致大量的有钱人进入农村收购宅基地,农村将成为城市富人的乐园。农民变卖宅基地必须有限定条件,必须他已有商品房、已迁出农村,所以不会出现大量的宅基地被收购的情况;同时,应当允许城市人到农村购买住房,投资创业,只有这样才能带动农村的发展。像现在这样,实行城乡相互隔离的制度,农村人到城市受到种种歧视,享受不到国民待遇;城市人不能到农村购房创业,农村的幼儿园学校医院及基础设施都无法被带动起来,城市的高房价无法缓解,农村的投资缺乏、融资困境、基础设施落后无法解决。只有打破城乡隔离制度,形成城乡交流、良性互动,才能缓解城市居民的民生(住房、生活等)困境,有助于建设新农村,实现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

(六)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导致农村的无序开发和村干部的严重腐败。这种担心是由于对政府的规划能力、管理能力缺乏信心。美国乡村到处是别墅、漂亮的住宅,规划得井然有序,不像中国农村的住房杂乱无章,走到中国各地,见到的都是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住宅规划的混乱无序。以后,小产权房合法化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要提高。不能因为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就阻止村民致富的道路。对于村干部从小产权房寻租,则还是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土地的开发利用、商品房的建设要经过村民大会,财务帐目及收支细节都要强行公开,接受监督,否则就应严厉查处。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发件人L_C_mailfrom:L_C_colon"Coulomb's Express" <coulomb@263.net>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1-11 11:09:08 +0800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 <zdjun@263.net>抄送L_C_cc:L_C_col标题L_C_subject:

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非国民待遇问题是朱容基政府贪大求洋政策的典型

吴安伟

2008-11-11 

coulomb@263.net

     增值税的问题: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非国民待遇严重束缚着小企业的发展和生存,这个问题我与税务局工作的朋友经常谈及,他们也承认不公平……只是为了明哲保身乌纱帽,谁也不肯替我们伸张正义。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非国民待遇问题是朱容基政府贪大求洋政策的典型。

    现在讲拉动内需,让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合法得到公平的国民待遇才是真正鼓励公民创业发展积极性的有效举措。拜托先生利用您的影响力和地位呼吁中央政府尽早恢复“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国民待遇”。这样,小企业才能够在生产和流通领域获得合法的发展机会,按照微积分的原理,无数小单元的集合=大数量。13亿人民的共同富裕不可能仅仅依靠中国石油和中国电信这些垄断寡头的爆富而获得。老百姓没有公平的机会发展,哪里有¥¥¥¥¥消费?我们不可能靠献血攒¥¥¥¥¥¥¥买房子吧?!

    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非国民待遇已经严重助长了利用增值税发票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业”,包括所谓的金税工程的增值税防伪业务,完全可以用简单的手段控制增值税,可是,它滋生一个靠增值税发财的官办公司队伍,同时,利用虚开增值税发票营生也是庞大的人群--我每天都可以收到兜售正版增值税发票的“合作信息”,物以稀为贵啊!

 

 

发件人L_C_mailfrom:L_C_colon"wumin2009 wumin" <wumin2009@gmail.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1-16 15:52:10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vivianzhao@dbs.com> 抄送L_C_cc:L_C_colon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分享:国家财政政策,成了拯救经济的唯一法宝

国家财政政策成了拯救经济的唯一法宝

贺伟华

2008.11.16

    现代金融体系,实际上是一个信用体系,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实际上是诚信经济。一旦信用无存、诚信无存,金融经济危机自然爆发。这时,政府注入再多流动性,银行也不敢放贷,企业也不敢贷款。悲观的经济前景预期更加深了这一矛盾,结果当然是金融体系与自由市场的全面崩溃。

    重建金融、经济体系的唯一办法,就是启用国家信用,实施危机状态下的国家配给,也就是"战争状态"下的被迫国家计划。因为这时银行只敢贷款给政府,企业也只敢接受政府的政策性救济,消费者只有未来生活有了保障才敢消费。实施危机状况下的国家计划,目的不是摧毁自由市场,而是重建自由市场的基础——交易信用与诚信。

    那么,当今形式下,所谓国家配给,在中国,表现在扩大国家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四万亿人民币拯救经济,各个部门切蛋糕、分红包。由政府把这些钱送到企业家手中、消费者手中。减税、社保、基础建设就是具有杠杆放大效应的国家配给与计划。在美国,表现在七千万美元救市最终从拯救华尔街金融大亨转向直接拯救通用公司类的实体企业和次贷受害者(消费群体)

    全球近三十年资本自由放任时代的结束,在遏制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功能破坏的同时,一个国家社会保障体系重建的过程开始了。它告诉我们,资本放任自由的公共产品私有化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中国,我们看到扭转医疗、教育、社保、政府部门市场化的趋势;在美国,奥巴马新任总统承诺遏制资本专制,利益的天平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而不是把改善公民住房生活条件的责任推给华尔街资本大亨。

    这种全球性的政府职能纠偏与市场重建,将完成放任资本主义的小政府及专制资本主义大政府向有效政府的进化与过渡,它绝不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非理性复归。

 

 

发件人L_C_mailfrom:L_C_colon<shyszy@sohu.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1-17 07:14:13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改革建议

建议制定物价法,以消除扩大内需的后顾之忧

赵跃

shyszy@sohu.com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国家为保证持续的经济增长制定了投资4万亿扩大内需的英明政策。虽然扩大内需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同时也会引起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一旦发生通货膨胀,扩大内需的4万亿投资将大打折扣。

    为解决在扩大内需同时所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问题,建议制定物价法律。通过物价法的建立,就可以对物价起到极大的稳定作用。这样,扩大内需也就无后顾之忧了。物价的稳定将使市场购买力得到保护,使市场保持旺盛的购买力,使市场经济快速健康地进行发展。

    其实,物价本来就是应该通过法律来进行保护的,因为保护物价也就是保护个人财产。既然个人财产可以通过法律来进行保护,那么物价也就可以通过法律来进行保护。另外,货币是政府发行的,它代表政府的一种经济信用。如果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都难守信用,那么企业和个人就更难保证具有良好的经济信用了。在理论方面已经可以证明制定物价法的合理性,如需要,可以与这方面的专家进行交流。

    物价不稳则市场不稳,人心不稳,政府信用不稳,社会秩序不稳。 希望通过物价法来彻底解决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扩大需求则通货膨胀,压缩需求则生产过剩的矛盾。

    (电话:013079202008,沈阳市于洪区鸭路江西街30-2-5号楼261号,邮编110032.)

 

 

发件人L_C_mailfrom:L_C_colon<fmhh625@sina.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1-11 16:01:0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xinfajia@xinfajia.net>, <wyzxsx@163.com>, <laocanmou@126.com> 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文章投稿(别中了金融危机的埋伏)

别中了金融危机的埋伏

晓坤

2008年11月11日

Mail:fmhh625@sina.com.cn

    对目前这场由美国引发扩展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及我国积极参与救市发表一下本人的看法。首先,本人认为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弊病。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早已揭示了资本主义这一死穴,在此本人不多说。本次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这场金融危机的详因,本人也不累述,国内外学者都有精辟的分析。我在此只想说以下两点。

    第一点、这次金融危机是由美国这个达到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国家,即金融资本主义国家所引发得。这一种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中最贪婪最无耻的国家,说白了就是流氓中的恶棍。但是要当这种恶棍也非等闲之辈,你得具备以下条件:一、强大的暴力实体,也就是军队;二、强硬的话语权,也就是掌控媒体;三、强流通货币。这种国家是无赖加懒汉型得,他们不劳动,但又想有好日子过,又不想浪费自己的资源,想空手套白狼。真是三个懒汉流氓顶个诸葛亮呀!他们在前辈们发明的证券、股票、期货等基础上创造出新得金融衍生产品,美国那个次贷就是其一。他们不仅要刮干美国穷苦人的那一点点钱,也要刮干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钱。美国政府早已经被金融资本家所绑架,前些时候流行的有关货币战争之类的书受到人们的追捧,只能说明我们对金融资本认识的浅薄。其实,他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没必要感到什么惊讶。

    我们来看懒汉流氓怎样来兜售他们的垃圾金融产品,第一步、掌握话语权,先开启强大的舆论攻势,除了在本国也在国际间进行洗脑和煽情。通过金融资本家掌控的强大媒体工具向人们讲述一夜暴富的所谓真实案例,通过各种金融培训机构向人门灌输新思想、新思维,为其迷惑朴实劳动人民打下埋伏。第二步、用其强大的暴力实体,让其他弱小国家屈服,开放金融市场,好为那些懒汉流氓套取朴实劳动人民的血汗钱打下埋伏。第三步,用其全球流通的货币优势,先升值放水养鱼;然后在贬值,放水捞鱼。

    中国人千万不要被媒体炒作的那些新闻所迷惑,什么雷曼兄弟倒闭、房利美和房地美危机、美林证券被收购等等,我告诉大家,如果就此认为金融资本家开发的金融衍生品是失败的,那就又中了埋伏。看看巴非特和索罗斯他们现在在干什么,你就清楚了。他们在疯狂收购,但这里还是有埋伏的,留给大家去思考。我现在告诉大家,马克思为什么说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马克思伟大就在这一点,他那个时代没有什么金融衍生品,但他看到就是总有那么极少一小部分人在无数次博弈中,总是取胜,为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游戏是他们设计的他们能不赢吗?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就是那个设定游戏规则的资本。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不用去读那本厚厚的《资本论》了。

    但目前可悲的是,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经济学家以及勤劳的中国人民都中了埋伏,也跟着去搞什么降息、救市等行动,真是让人担忧。在金融市场好的时候,我们不就也跟着人家买了什么黑石及美国国债之类的东西,可结果如何?我想地球人都知道了,其结果只能是让人家用你辛苦赚的钱去买你那个游戏规则的资本,一旦这个资本都让人家搞定,到那时中国就真的没希望了。为什么这些懒汉流氓们总找中国的茬,因为,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还不能让他们全面得逞,他们想控制中国媒体,就以言论自由为幌子,要求全面开放媒体,你一开放就中了埋伏。二、让人民币升值,同时要求放开金融市场,你一放开也就又中埋伏了。三、让你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发挥大国作用,说的好听,其实他们是看好你那过万亿的外汇储备,他们不把这个钱弄到手是不甘心得。但让人担心的是,我们已经中了埋伏,但为时不晚,还可亡羊补牢。

    我国沿海外向型企业的困境是当初产业结构定位偏差的后遗证,没有这次金融危机也得在能源耗尽环境污染不可收拾时毒发身亡,金融危机只是诱因其一,没必要大规模出手援救,让企业好好反思一下是有好处的。你一救他,他又回到老路。二、不要去救房地产,不要相信房地产能带动多少行业的谣言,如果是那样,世界五百强企业都是方地产了。你救他,就中了埋伏。四万亿不要去稿铁路等基础建设,我告诉大家,全世界的铁路大部分是亏损得,基础建设是不能拉动老百姓日常消费的,就算解决了一些人的短期就业,但他们挣了钱一样去存还是不消费,赶了多少年,存款这只老虎还是赶不出笼,现在恐怕也一样。四万亿我们要花,一、以现金券的形式补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去买各种生活用品,下馆子。二、折成股权人手一份,去投资中国的大飞机项目,等飞机上天,去赚外国人的钱。还有不要让凯恩斯那一套宏观调控方法来绑架我们,我告诉大家他那一套方法是救急用的,治标不治本。

    好我就写到这吧,有那位愿意与我进一步交流者,可以给我发电子邮件共同探讨学习。

 

 

"postmaster"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致信给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回复 2008-11-07 01:03 发件人: "postmaster"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收件人: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在广东岭南大讲坛、华南师范大学、肇庆等地的演讲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08-11

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三十四期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34期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今天的主题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前一段时间我们中央召开了十七届三中全会,其中一个很重大的举措就是提出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新政策,省委宣传部和省社科联就考虑给同学们选一位专家来解读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究竟选谁呢?我们经过了很认真的思考,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老师从九十年代初就开始研究中国问题学,我们只要打开网页搜索胡星斗老师的信息,有十万条之多,他的文章、他的视频、有关他的信息,那可以说是铺天盖地。胡老师非常敬业,从去年年初开始我就跟胡老师保持着联络,他有新的见解就会给我的邮箱发文章,很多都是我们社会的热点、难点,有些问题还不为大家所注意,有些问题也是大家共同关注的,我每次给他打电话,打座机,几乎他每次都在,证明他总是在书房中研究问题,除了上课,要么就是在课堂上不能接手机,要么就是在座机旁。虽然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胡老师,但是胡老师这两年已经给了我一个非常敬业的很深印象。胡老师非常年轻,四十多岁,硕果累累,我不浪费时间了,将时间交给胡老师。掌声欢迎。

【胡星斗:】刚才主持人有很多溢美之词。周末非常抱歉,让这么多老师和同学到这儿来听我的讲座,大家一听肯定就知道我是南方人,普通话不太标准,跟广东人讲普通话差不多。我是江西人,跟广东也算是邻居了,所以普通话差不多。在这里面对着同学们,我就想起了我的大学时代,那是三十年前了,跟大家一样,如果有人做报告,非常虔诚的瞪大眼睛,求知若渴,当然我的眼睛太小,应该说瞪小眼睛(笑),总之是非常认真。

我那个时候总在想一个问题,当时是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会落后?未来中国怎样才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总是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到现在还有同学,当然是我的同学,开我的玩笑,说那个时候经常像是面对着星空,若有所思,好像想像着解决什么问题,有一点像我们的温家宝总理,他说仰望星空。当然我们只是理论上做一些思考,所以后来就有了我的中国问题学。

我认为在中国最有价值的就是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特点、我们这个国家的国情、我们这个国家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有的是黑暗面,有的不一定是黑暗面,只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某种国情,我们要了解它。然后还要提出对策、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我长期以来坚持两条,第一条问题性,第二条建设性,一定要有对策、建议,怎么解决。长期以来,我研究腐败问题,反腐败,还有上访问题,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当然很多方面我研究的还不够深入,说实在话真的是比较杂,非常有愧,有些方面也就没有深入的去探讨。

我认为这次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央政府向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献礼,也就是说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12月18日是三十周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2月18日召开,三十周年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件极大的事情,所以我提出要建立改革开放纪念碑,我和朋友提出要设立改革开放纪念日,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呢?就是改革开放太来之不易了。目前的中国又遭遇到了一股否定改革开放的浪潮,当然这个浪潮的来源也是可以理解的,是由于部分的工人、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弱势群体的权益受到损害。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更需要中央出来表态继续改革开放,除了12月18日肯定要召开纪念大会,会出来表态之外,具体的支持改革开放的动作那就是这一次十七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主张,这就是以实际的政策、措施来表明中央继续改革的决心。

新中国成立之后走了一段弯路,到了78年中国又重新对外开放,中国又开始走上了市场经济、民主社会、法治国家这么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其实我们曾经也走过,当然那个时候是很不完善的,清朝末年新政,也有一点市场经济的味道,国民党时期特别是28年到37年,也有市场经济的味道,但是1978年这一次,中国才算是坚定的走上了对外开放的道路,而且现在已经持续了30年时间,真正是不可逆转。前两次市场经济最后都被破坏了、都被逆转了,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新政等等都有一点类似于市场经济,国民党时期的市场经济等,后来都失败了、都逆转了,但是这次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以来,第一次能够坚定的沿着开放的道路走下去。这一次中央提出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是对社会上某些反改革思潮的回击,表明中央要继续推动改革。

目前大家都知道,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滞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中国虽然在金融方面还没有像美国那么开放,所以中国在次贷方面,或者是金融衍生品方面,还没有出现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本身就没有什么金融衍生品,但是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扩张,特别是到明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国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怎样来保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这个快速增长有一点像是骑虎难下,有人论证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保持8%,否则社会很难稳定,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可能与我们的社会稳定,甚至是所谓的政府合法性联系在一块了,因为政府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经济快速增长、给人民生活带来好处这个基础上,所以中国经济不能低于8%的增长。当然对这一点,我可能是有所怀疑。

目前我们都说GDP 要 8%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是西方人的一套计算办法,对中国人来说过高GDP增长速度其实意义不像想像的那么大,尽管有意义,但是不像想像的那么大。在西方GDP和它的经济增长质量、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基本上都是同步增长的,而中国不是,中国有可能GDP增长很多,但是企业没有利润、没有经济效益,很多是政绩工程,GDP的数字很高,但没有什么经济效益。而且近一些年,整个世界计算生产总值也从过去的计算GNP转为计算GDP,我觉得这好象也是在蒙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整个世界不用GNP(国民生产总值)了,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用了,大家都用GDP(国内生产总值),但是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这种计算方法是蒙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有可能很高,但是GNP可能很低,因为在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外资,GDP就是说国土上生产总值的总和,不管是中国人创造的,还是外国人创造的,连外国人创造的一块计算,而我们外国人创造的占了很大一部分。我们是出口依赖的经济,出口中60%是外资在出口,高新技术更高,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外资在出口。我们国家的经济对进出口的依赖度高达百分之七八十,也就是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而进出口大部分又是外资进出口,这样计算中国的GDP很高,每年GDP增长很多,但是实际上很多都是外国人的,如果要计算GNP,可能就要减掉一半了,不是现在20多万亿人民币,可能就剩下十几万亿人民币了,所以GDP在很大程度上是哄人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很高的GDP增长。

因此我有一个建议,中国的国情和发达国家完全不一样,GDP没有多少的价值,今后国家统计局可不可以不要发布什么GDP的增长,就发布人均收入之类的增长速度,这个可能有一点意义,就体现在国民中,可以分成每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当然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暂时还是说GDP吧,中国要改变过于依赖外贸的状况,要启动内需。内需怎么启动呢?中国大概是从98年开始喊启动内需,但是十年也启动不了,而且还越启动越低。中国国内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从过去的百分之四五十,现在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五,中国居民消费总额占GDP的比例下降为去年2007年的35%,而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一般都在百分之六七十,美国是70%,我们正好是美国的一半,这里是指占GDP的比例。

要启动中国人的消费,关键是要启动农村的内需,因为中国农民是占主体,农民的收入还是太低。要启动农村的消费就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收入,当然前几年中央做了几件好事,免除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大多数的农民都已经免除了这些税。但是仅仅靠免税是完全不够的,而且免税的成果早就被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所抵消了,所以中国农民总体上来说,仍然是处于种田亏本的状态,农业生产的成本太高、收益太低,粮食收购价格又是被政府控制的,是很低的,而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又是很高的。中国的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一直很高,改革开放前就很高,改革开放前很高的原因是当时我们国家的战略就是要牺牲农业来保工业的发展,以农业的积累来促进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故意形成一个很大的剪刀差,农民卖出粮食的价格很低,购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很高,这就是所谓的剪刀差,这样就等于农民变相向国家多做出贡献。在改革开放之前,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就已经很高。

改革开放之后也是一样的情况,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特别是经营,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变相的垄断,表面上看起来是放开了,实际上是变相的垄断,造成了高价格。各个县、各个市都要求经销这个地方的化肥,价格都非常高。生产资料的价格居高不下,农民的增收就相当困难,实际上种地大多数农民仍然是亏本,那怎么才能够解决农村的问题呢?土地制度改革是一个关键。

还有,前两年中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地新农村的改革、新农村的建设也是如火如荼,热闹了一阵子。但是随之而后,可能到现在差不多掀起息鼓了。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应当是农民,而不是地方政府,过去我们新农村建设很大程度都是地方政府主导的,结果搞了一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农民得到的实惠太少,因此现在就是要重新确立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人地位。农民怎么才能够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人?就是要通过土地这样的一个中间,他才能够成为主人,也就是说农民必须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样才能够成为农村的主人。成为土地的主人,最基本的就是要求这个土地能够流转、能够转让,能够成为农民的财富、资产,而不是农民的负担。过去土地很大程度上成为农民的负担,土地撂荒,或者是土地没有什么价值.

一方面农民必须拥有这些土地的完整的、全部的使用权,土地要能买卖、能出租、能入股,另外一个方面,还要求土地能够抵押、贷款,否则新农村建设也很难取得进步。农村现在是处于金融真空的状态,或者说是正规金融的真空状态,农民很难获得贷款。我们现在给农村贷款有信用合作社,但是信用合作社基本上仍然是政府办的,农民要想获得贷款非常难,要请客送礼等等,各个商业银行从农村基本上全都退出了,从县和县以下大部分都退出了,农业银行可能还有一点,邮政储蓄银行只吸收农民的资金,而不放贷,每一年大概六千亿农村的资金又流向的城市,农村是一个正规金融的真空。当然农村还有某些非正规金融、地下金融,乡亲之间的互相借贷、高利贷等等这个还有,但是正规的金融基本上完全是一个真空的状态。

可能同学们就要问了,国有银行为什么不大量的派驻到农村去呢?实际上国有银行即使派驻到农村,也解决不了农村的金融短缺问题,因为国有银行本质上它还是官本位的,而农村贷款的特点是额度小、贷款服务的成本高,而且农村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农民人数非常多,国有银行是不可能去了解每一家农户的信用状况,所以贷款很有可能面临着重大的损失,不知道人家的信用,更何况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有一种心态,认为借了国家的钱就可以不还,不还也无所谓。因此国有银行完全不可能解决农村的金融问题,这不仅是中国这样,整个世界也是如此,不仅是现在这样,古代也是如此,所以有一个梁启超不可能定律,梁启超曾经就论证过国有银行是不可能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中国对私人金融又是严格控制,关键就是我们在金融的宏观调控方面能力太差。

发达国家怎么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呢?他们是有大量的乡村银行、农民银行、民营银行、社区银行,以及农村信贷公司等等。就像美国有各种农村的信用合作社、信用银行7000多家,主要是给农民提供贷款,而中国呢,中国只有中国农业银行这样一家,当然还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那是政策银行,主要是粮食购销提供资金支持的,是不对农民贷款的。这么大的国家,八九亿农民,这么多农民只有一家农业银行,而且这家农业银行还主要是从农村吸收储蓄,农业银行百分之六七十的业务是在城市,贷款是给了城市,农业银行的钱主要是使用在城市,而不是用在农村。农村没有金融的支持,那新农村的建设就有可能失败,农民无法创业、无法融资。

这一次土地制度改革就是要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当然还有赖于今后的摸索,特别是这一次对土地的抵押贷款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并没有一个肯定的政策。这次土地制度改革谈到了土地可以出让、可以转让、可以出租、可以入股,但是没有谈到可以抵押贷款,这次三中全会上也没有谈到。为什么没有谈到?我想可能是因为存在着法律的障碍,也就是现有的《物权法》、《担保法》其中都有明确的条款,禁止农民的农用土地抵押贷款。中央也不能违背法律,下一步还得修改法律,修改法律之后应当推出土地的抵押贷款。

刚才我还说到上访问题,据了解,现在上访中60%多都是因为土地纠纷而上访的,都是因为征地失去了土地而上访。上访问题真的很严重啊,可能大家在这里不知道,我在北京,而我又研究这个方面的问题,结果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找我,好像我是包青天,我能解决他们的上访问题。刚刚下午来到广州,还有一个电话打给我,要把材料寄给我,都是上访人员,我平常也会接待很多上访人员,但是我告诉他们,我解决不了你们的问题,连政府都解决不了,我一个学者那儿能解决啊?我又无权又无势,怎么能解决你们的问题,所以不要寄予我任何希望,如果你寄来材料我看一看,作为今后研究的时候使用,所以说起来很对不起这么多上访同胞的热情。他们都对我寄予厚望。

国家信访局每年要接待20多万上访人员,还有其他的信访局,人大信访局、建设部信访办、农业部信访办等等,多得很,据说全国一年信访人员总数是三千万人。当然这个数字到底准确不准确,我不知道,反正报纸上也这么说过,三千万人,这就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了。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是重复上访、缠访,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征地引起的矛盾和纠纷是巨大的。而我们有关方面又出台了非常奇怪的政策,土地纠纷法院一律不收予,结果农民诉诸法律无门,上告又无门,因此这次土地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缓解农村的干群矛盾、官民冲突,逐渐的取消征地制度,当然这不是一下子可以取消得了,慢慢的就只对公益性的项目有征地,非公益性的商业性项目,那就是农民与开发商直接的谈判,逐渐要废除这种强制征地制度。

当然你说完全没有征地,那也是不可能,发达国家也有征地,甚至也有强制,但是他们是通过法律的程序,被征地的人可以去告政府,可以一审、二审,征地的时候就可以去告,被征地之后对赔偿款达不到一致的,又可以到法院去告,如果双方达不成一致怎么办呢?就由法院聘请中立的机构评估,然后定出赔偿。一般来说,在西方国家如果政府和老百姓各提出自己的赔偿价格,他不叫补偿,而是叫赔偿,各提出自己的赔偿价,一般来说法院采纳价格最高的。如果双方不服,也可以再聘请中立的评估师来评估。所以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一个征地,可能也有强制,但是一切都是依法,我们这里很多就是没有依法,造成了对农民的伤害。

这次土地制度改革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目前的小农经济已经非常不适应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1978年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大幕,安徽凤阳小岗村率先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然事实上最先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是小岗村,另外村搞的更早,但是小岗村出了名,因为小岗村那些人写血书、互相担保等等,就是万一杀头怎么办,因为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你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有可能杀头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断的批判什么三自一包,批判所谓包产到户之类的,小岗村现在就成了最早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虽然它不是最早,但是它的名气最大。

从当时来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有道理的,是为了打破当时人民公社的那种僵化的制度、低效率的制度,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结果又一定程度是回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当然农业生产本身不适合于特别大的规模,世界各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其实都是以家庭为主的,包括发达国家,这是农业生产跟工业生产的区别。工业生产存在着规模效益的问题,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但是农业生产就不完全是这样。美国的农业生产以农场为主,但是它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家庭农场,大规模的农场很少。欧洲也是如此,日本就更不用说,日本大规模农业都还没有怎么成型,它主要是家庭农场。农业生产它有一个规模效益曲线,是中小规模的效率最高、效益最好,特别小当然也不行,特别大的规模也不行,因为农业的特点是存在着自然风险,工业生产只面临着市场风险,农业生产除了市场风险还有自然风险。农业生产的作息时间它是不太规定的,不可能像工业生产那么按时上下班,那是不可能的,遇到特殊的天气、遇到自然灾害、遇到庄稼成熟时,可能都要加班加点,所以农业生产应当是家庭规模比较合适,美国90%都是家庭农场,家庭农场一方面是一个生产单元,另外还是一个休闲单元,还是某种地位的象征,小布什就有一个家庭农场,邀请外国元首到他的家庭农场玩一玩。

可是中国的问题是家庭生产规模又过小,是真正的小农经济,因此现在就存在着要加大规模的问题,过去是化整为零,人民公社制度变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在呢要重新化零为整。这个化零为整当然不是回到过去的人民公社制度,而是新的集体所有的形式,人民公社制度那种集体所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总体所有,大家总起来所有,全体公社的社员所有。现在我们所鼓励的集体所有是按份所有,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一个人有一份,这个份要落到实处,有一点类似于股份制,有人称之为股田制,股份的田地,是按份所有。只有加大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农村土地的产出率才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能够提高,否则农民也不可能增收,因为就凭小农经济,农民的收入不可能提高。

前几年中央政府提出农业产业化,所谓的公司+农户,由大的公司、龙头企业来收购农产品作为原材料、作为初级产品,然后龙头企业对它进行加工,大家利益分享,龙头企业按照跟农民达成的协议,把一些利润让农民分享。这种农业产业化取得了进展,但是也被有的人所严厉批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昌平,他认为农业产业化完全是损害农民利益的,他认为是资本下乡,资本下乡的结果就是掠夺了农民,农民成为被剥削者,农民自身创业的空间缩小了,都被那些资本家占领了农村的各种市场,而资本家是不可能考虑你农民的利益,农民只是一个打工仔,或者只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他的农产品给这些企业。

我们认为农业产业化还是有可取之处,在目前农村缺乏资金的情况下,如果又不容许城市的资金进入农村,那农村就更会萧条了。农民种地是不可能赚什么钱的。我是主张城市的各种资金可以进入农村,但是农民要组织起来,要通过各种农民的协会组织起来。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也都提出来要发展农民的专业合作社,比如说生产土豆的有土豆合作社,生产白菜的有白菜合作社,以合作社这样联合的方式来跟资本家讨价还价,进行博弈、进行谈判,你单个的农民那几乎就没有议价的能力,如果你讨价还价人家就不收你的了,只有农民全都组织起来,以一个声音去谈判,这样农民才能显示出力量。这次中央也是非常强调要建立各种农民的专业合作社,也就是说未来的农业产业化不只是“公司+农户”了,而是“公司+合作社+农户”。

这次改革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要加速,中国过去城市化的速度还是太慢,远远赶不上工业化的速度,我们的城市化率虽然现在也达到了40%,比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不到,百分之十几,可以说城市化率翻番了。但是我们发展了三十年,三十年才提高了二十个百分点,这个速度仍然是太慢太慢,与任何国家相比都太慢。于前苏联、日本、西欧历史上相比,我们的城市化率都是太慢,原因就是由于土地是农民的一种保障,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土地同时又卖不出好的价钱,农民就更加不愿意放弃土地了。而城市的社会保障又非常不完善,特别是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非常不完善。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户籍制度还是非常僵化,我对户籍制度提出了很多批评,未来的户籍制度要随着土地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改革,要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否则如果农民进了城之后,不能够获得城市待遇,那么中国要应付目前的经济危机,要实现经济的转型,其实可能性是不大的。在过去比如报纸上说南京市,过去四五年中一百多万农民工,只有四五个人获得了城市户口,大概每一年是百万分之一的比例都不到,各个城市都是希望廉价的使用一下农民这个劳动力,不愿意提供社会保障等等给他们。企业也是一样,只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廉价的使用劳动力,甚至不断的解聘这些农民工,然后又招收一批新的,使得成本更加低,每一年都换人,这样农民工的技术素质永远得不到提高,企业也永远不会花大力气去对农民工进行技术培训、岗位培训。而美国的产品质量优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对工人的岗位培训,每一年政府要出600亿美元对工人进行培训。曾经日本人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珠三角地区,就是讲你们这儿,漫山遍野的工厂,但是生产水平都非常低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农民工他们的技能没有得到磨炼、没有给他们提供磨炼自己技能的机会,他们都是短期被雇佣,技术水平永远不可能提高。

由于农民不能够转变为稳定的产业工人,只是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年末要回到农村去过春节,所以导致广州火车站雪灾时数十万人拥挤在这里,或者是年龄大了之后也要回到农村去娶妻生子,最后还是农民,形成不了稳定的产业工人,那么中国的产业转型也就很难实现,中国永远只能是劳动密集型、低端的产业,很难发展高级一点的产业,永远只是世界工厂,实际上是世界加工厂,而不是世界的研究院。当然中国不可能没有劳动密集型,因为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劳动力、人口多,但是未来中国恐怕应当转型为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结合。

要进行城市化就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农民在某种条件下要允许他们放弃土地,城市要接纳他们为城市居民。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其实早就已经在进行,只不过这次是以中央的名义全国推行,广东顺德在2001年就被当做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2005年天津也进行了宅基地换房的改革,以宅基地换城市商品房。2005年重庆也进行了土地公司化的改革,农民可以把土地入股成立公司,成立了公司就至少可以解决担保问题,因为作为公司它可以以它的财产来抵押做担保,所以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就给这些土地公司贷款了,这样就解决了农村的贷款难问题。但是重庆的这个改革前段时间被国家叫停了,原因就是土地公司化有可能导致农民失去土地,农民以土地入股,一旦这个公司资不抵债破产了,农民的土地就被银行收走了,农民会失去土地,因此叫停了。这次中央的土地制度改革,鼓励的不是土地公司化,而是土地的合作社化,可以办合作社,合作社不是一个企业法人,目前它的土地还不能够抵押担保。

当然我个人认为,土地公司化还可以试验,中国这么大,土地制度可以五花八门具有多样性,各个地方因地制宜,有的地方可以搞土地合作社,有的地方可以搞土地公司,那怎么解决农民可能失去土地的问题呢?我有一个设想,那就是要制订土地公司法,专门制订一个土地公司法,要规定一旦公司破产,农民有优先赎回土地的权利,他可以以更高的价格赎回土地,当然公司破产了农民不可能不遭受损失,既然你入股了,经营亏损了,农民当然也要遭受损失,但是农民可以以比较高的价格收回土地,优先赎回土地。另外在别的方面也可以与现有公司法不一样,专门有一个土地公司法,比如说现有公司法规定股东只能50个人以下,而农村往往一个土地公司是全村人参加,股东一般都超过50个人了,所以股东人数要放宽等等,可以通过专门的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在江苏南通、山东、浙江等一些地方都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福建、甘肃,甚至安徽的凤阳小岗村都进行了一些土地制度改革。

我家是土地制度改革最早的了,应当颁发给我家一个敢于改革奖,我记得我们家那时在农村,可能在80年左右吧,我们家的耕地就租给别人了,转让给别人了,所以我觉得我家是中国农村改革最早的,那个时候土地就转让了,甚至出租了,因为人们现在就是要探讨土地出租的一个问题。人们发现农民可能更愿意以土地出租,特别是租给开发商,而不愿意入股,因为入股对农民来说风险非常大,这个股份公司一会儿赚钱一会儿赔钱,对农民来说风险很大,农民更愿意土地出租,最好租给开发商,对农民的收益是稳定的。

我家不仅是最早的土地改革,我也是最早的打工子弟、农民工子弟,所以有的人可能不理解,胡老师哎呀怎么那么热心为打工子弟学校呼吁、为农民工子弟呼吁,我那个呼吁还得到了北京市很大的响应,因为北京市曾经要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结果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写了一个建议书,要求暂缓取缔那些打工子弟学校,结果北京市还真的就停下来没有搞了.因为我就是最早的打工子弟,那时还是改革开放之前。我父母给人理发,到城里去、到工厂去,我小时候就随之而到了工厂的附属小学上学,那还是七十年代,还没有改革开放,好像是72、73年左右吧。我那时就是打工子弟,我是打工子弟的先驱。

一些改革的政策、方案其实都是来自于民间,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最后中央只不过把它总结进行推广,只有来自民间的改革,一种群众自发的改革,可能是最有活力的。前段时间我在北京有一个演讲,讲到改革开放时,我曾经说到我们改革开放的经验其中有一条,那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尊重实践,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好的做法,这个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从小岗村分田到户,到四川向阳县第一个摘掉人民公社的牌子,到深圳的创业、海南的改革、浙江的农民城等等,都是来自于地方、来自于民间。我总结了六个方面的改革经验,当然我也总结了六个方面改革的不足。为什么现在引起了很多人对改革的抱怨、产生了庞大的弱势群体阶层,那就是由于我们还存在着种种的不足。

我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就还是应当放在第一位,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你只要理性的进行认识,中国的GDP从78年占世界的1.8%上升到现在的6%,当然也有人说1978年中国的GDP不是占世界1.8%,是占5.2%,说是用购买力来计算。那行,用购买力来计算,那么中国现在的GDP占世界的份额可能达到12%了,如果用购买力计算,那就都用购买力来计算。当然我刚才也说了,GDP这个东西不可靠,没有价值,我们就可以使用别的,比如说我们机器工业的产值、制造业的产值,78年那个时候占世界的份额只有百分之零点几,1%都不到,现在中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的比例超过10%。当然虽然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是还是仍然远远不如美国、日本。从GDP来看,好像差距也不是太大,美国GDP占世界比例现在也跌到20%之内了,19%了,中国也百分之十几了,但是还不仅仅是份额,美国的制造业主要是高科技的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而中国的成套设备百分之八九十都要靠进口,中国只是低端制造业。当然中国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中国的制造业份额总不至于像改革开放之前占世界的1%都不到,中国的外汇储备那个时候是1个多亿美元,到今天是1.9万亿美元。成就还是巨大的,所以现在还要继续推动改革。

土地制度改革就是要实现土地的资本化、规模化、合作化,我把它概括为这么三点。土地要成为农民的资产,土地要成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当然有人就担心土地资本化了,中国的粮食安全怎么保证?耕地安全怎么保证?中国要保证18亿亩耕地不减少,在有的人看来那就不能够土地资本化。所谓土地资本化就是这一次中央所阐述的要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就是土地资本化。我认为只有土地资本化才能够保证18亿亩耕地不减少,否则反而保证不了。在现有的体制下,假如不进行改革反而保证不了,1996年中央政府作出决定,要求保证全国19.2亿亩耕地不减少,结果呢?2003年就突破了,后来就改成保证18亿亩耕地不减少,我估计现在早就突破了,因为下面基层政府往上报的数字很大一部分是虚假的,即使占补平衡,我也问过一些地方干部,他们说大致的占补平衡,或者说补一点,怎么可能占补平衡呢,补了一小部分,因为中央要求你占用多少耕地就要补充开发多少耕地、恢复多少耕地,但是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做到,可是往上报的数字都是假的,因为土地现在是地方政府一个主要的预算外财政收入,土地的收入平均要占到地方政府收入的百分之五六十,所以地方财政是土地财政。土地对地方政府来说这就是一块肥肉,而现有中国法律却对地方政府很难进行有效的约束,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才能够保证18亿亩耕地不减少呢?很难保证,特别是中国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管得了农民、管不了官员。对官员无可奈何。

为什么进行土地资本化之后反而能够保证18亿亩耕地呢?一个是土地值钱了,农民就爱护土地,不撂荒,而且会新开发出大量的土地,会创造出大量的土地,所谓创造就指的是土地值钱之后,肯定有很多人去开荒。曾经北京郊区有一个镇长,他跟我说如果土地值钱了,土地如果能够成为农民的财富,那我们乡镇的耕地可能还能增加一倍,所以资本化反而会新生出大量的耕地。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对农民转让土地是有限制的,或者我主张对农民转让土地是要有限制的,避免农民失去土地,避免过度的土地转让,避免大量的农民进入到城市,这些农民在城市里又没有住所、又没有工作、又没有社会保障,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避免城市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因此对农民转让土地也要进行某种限制。除了三中全会所说的限制,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改变土地的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我认为还应当规定开发商如果要使用农民的土地,那么你就必须得解决农民的住房、社会保障,甚至是工作。这样农民的土地才能转让给开发商,或者农民在城市找到了工作,有了住房,那么允许农民把农村的土地转让出去,或者农民家里有人得了大病、重病,无钱治疗,出于人道的角度考虑,可以允许他卖掉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或者农民年老体衰,家里又无人赡养,自己又耕作不了,允许农民卖掉土地。通过采取这些限制的办法,防止耕地过度的转让,而中国只要制订了法律规定,中国的法律可能管不住那些官员,但是管得住那些农民,只要制订了规定,农民是不敢违反的,所以我觉得反而可以保障18亿亩耕地。

还有人担心土地流转了之后,很多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形成土豪,土地的过度集中,但是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很严重,第一点是我刚才说的,对农民土地的转让是有限制的,第二点市场化,土地的资本化,可能反而会带来土地一定程度上的分散,而不是集中。当然第三点,有一定程度的土地集中,又是符合中国现代化潮流的,加大了土地的规模化.但是大家也用不着担心土地会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为什么?因为土地的特点我前面说了,它不适合太大规模的经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土地市场化之后,土地资本化之后,土地的集中度反而下降了。我们经常担心如果实行土地资本化,中国会陷入拉美的那种状况,会像印度那样,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或者是像菲律宾一样土地分配严重不公,少数人拥有大量的土地,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土地。拉美国家墨西哥,还有印度、菲律宾等,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些国家的土地集中是历史造成的,是曾经历史上的外国殖民者和专制政权造成的,他们历史上都经过了专制政权,而他们实行民主化之后、实行市场化之后,土地的集中度反而在下降。比如印度土地的集中度现在在下降,更多的农民反而获得了土地。墨西哥也是如此,历史上为什么少数人拥有土地呢?比如说印度,印度是由于英国殖民者占领了大量的土地,然后把这些土地给了那些为他服务的人,什么包税人,就是为他催交税款的人。还有将大量的土地给了官员,那些被殖民政府的官员,这些官员都是为殖民者服务的,殖民者就将大量的土地送给他们,这样造成了历史上的土地集中。南美国家也是如此,市场化其实反而土地是分散的。

我最后再强调一点,这次土地制度改革还要进行配套的改革,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要改革户籍制度,这样方便农民可以卖掉土地,在城市如果能够找到工作,然后很快就能够融入城市,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常说农民无地则反,所以大家都害怕农民失去土地。无地则反,那是由于没有社会保障,所以还是要完善社会保障,我主张要制订社会保障法,还要制订养老法。

我还主张要建立普惠式的农民退休金制度,比如说60岁以上的所有农民都应当获得一份退休金,贫困的地方可能几十块钱,富裕一点的地方可能二三百、三四百,国家为此可能每年要多支出二千多亿,我认为国家有这样的财力,今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会突破6万亿人民币,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都在上万亿,拿出二千多亿解决农民的退休金,完全是可行的,而且这样也可以解决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中国现在城乡生育非常不平衡,农村仍然是生育比较多,而农村的教育条件比较差,结果就导致整个中国的人口素质可能还在下滑,因此有人主张要废除计划生育制度,我不主张废除,废除计划生育制度那不得了,还会更多人口,为什么四川汶川还居住那么多人,那个地方本身不适合人居住,是一个地震带、高山带,为什么还居住那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地方迁移。但是你只要给了农民退休金,一年国家多出二千多亿,计划生育问题基本上就可以解决,农民有了退休金之后,60岁以上的农民都可以领到退休金,何必还要多生呢?也不需要多生。我还主张将土地流转的部分收入要用于社会保障,要用于退休金等等。要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农村应当逐渐实现免费的基本医疗制度。

我就讲到这里,我今天主要是向大家学习的,我觉得南方的风气是非常开放的,中国近代以来都是南风北渐,南方影响北方,南方人的思想解放逐渐的影响北方,南方出了一大批的思想解放的报纸,南方报系等等,所以南方是思想解放的前沿阵地。我这次来谈改革,实际上还是希望更多到南方来学习。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胡老师将自己的思想跟大家交流,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下面同学们可以抓紧时间提问。

【现场提问1:】两个问题。您刚才说到通过土地流转使土地增值,这样就可以增加农业用地,从而保证最基本的粮食安全,可是当前我们看到很多农用地转为工业用地、商业用地,才能完成增值,包括您刚才说到种田不赚钱,那么怎么实现土地增值?

第二个问题,土地效益的问题,农民增加收入更多是应该增加农业生产的效率,还是说使农民拓宽就业渠道,提高一些非农以外的收入。谢谢老师。

【胡星斗:】我想目前的土地制度改革首先要做出一个良好的规划,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到乡镇,都要重新制订一个土地利用的规划,把土地分成农用地与非农用地,对农用地要实行更加严格的转让政策,对非农用地可以比较自由的转让,但是也要符合我刚才说的那些条件,必须解决农民的住房、社会保障,甚至是工作。对于农用地,可以学习台湾的做法。台湾的农用地如果要做非农用地,它采取的是涨价归公的办法,首先政府将土地没收一半充公,如果是要转做非农用途,剩下的一半征收高额的土地增值税,比如说你家拥有十亩农用地,想转做非农地,5亩地充公,剩下5亩地假如卖了一百万,60%都交税,要交60万税,最后你只能拿到40万,通过这种措施来遏制过度的转让,所以首先要制订规划。

第二个问题,目前农民到底是应该在农村增收还是应该拓宽就业渠道,我想这两个方面都应当并行不悖,一方面要把农民转移出去,转移到城市,当然是有序转移,要解决这些转移人口的户籍问题、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工作问题等等,要有序转移。另外一个方面,又要植根于农村,解决农村的内生型增长问题,农村要有创业的机会,农村要有融资的环境,这次土地制度改革就是为了解决农村内部的致富问题。如果没有农村自身的致富,那么我们的农村就永远只能够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牺牲品,被剥夺者,城市的繁荣是以农村的萧条为代价的,目前的中国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中国的城市像西欧、农村像非洲,这次土地制度改革就是要改变这样的状况,一方面人口要转移到城市,另外一个方面农村的人口也要致富。

【现场提问2:】胡教授您好,在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决定特别提出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我想请问在中国现在有没有可能实现部分的土地私有制,或者是这样之后才更能够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加强对土地的归宿感?谢谢。

【胡星斗:】这位同学问的很深刻、很好。这次中央强调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性质,主要是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但是我刚才说了,可以重新制订土地的规划来规定土地的性质,我们这次也不是要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我刚才说了,是把过去的那种土地总有、模糊不清的集体所有转变为以后的按份所有,这是一种新的集体所有的形式,就像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我们过去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因为在西方说私有化往往都指的是这个企业上市了,成为股份制企业了,所以股份制就等于私有化,那么我们现在重新认识这个问题,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它也是某种集体所有制,是一种新的集体所有制。

这次三中全会强调土地的使用权永久化,这就很大程度上相当于赋予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跟所有权差别不大了。这次是改为永久了,最开始是15年,后来30年,这次三中全会是强调土地的使用权永久化。这个永久化了,从理论上来说政府就不能收回,有的人主张私有化,土地私有或许未来的中国可能实行,但是目前肯定不具备条件,而且如果实现了土地的使用权永久化,目前也没有必要再去讲私有化。有的人说私有化能够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土地安全,地方政府就不能剥夺农民的土地,但是现在土地使用权永久化,从理论上来说也不能剥夺啊,但是如果中国没有法治,你是私有化还是永久化,都是可以剥夺的。当然从更长久来看,法治是建立在财产产权清晰的基础上,是建立在财产权利归个人所有的基础上。如果过多的财产归政府所有,过去的集体所有实际上背后是政府所有,如果过度的财产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比如说目前中国一种数据是71%的财富实际上还是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另外一个数据是76%的财富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那么中国也很难建设一个法治国家。从长远来说,财产的权利必须明晰,但是从当前来看,有了土地的使用权的永久化就够了。

【现场提问3:】胡老师您好,国家拿出2万亿投资铁路,就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拉对内需,这些政策的出台,如果把这些钱分给农民,建立像您所说的退休金,这两种哪一种更好一些?谢谢。

【胡星斗:】同学们都是问当前的热点问题,说明同学们对国家的大事都非常关心,都有自己的思考,比我小时候强多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是一无所知,完全是一个无知的少年。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脑海里什么知识都没有,有人问我武则天是哪一个朝代的,我不知道,所以现在的同学们还是很有知识、很有水平。

国家拿出2万亿修建铁路,我觉得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当然同时也应当拿出钱来搞农民退休金,拿出更多的钱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中国的铁路总里程只有8万多公里,实际运营的铁路里程只有6万多公里,还远远没有达到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所提出的10万公里的目标,中国目前的铁路里程也只有美国的1/4,而美国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不再发展铁路了,而且是拆了很多铁路。中国的铁路至今也只有美国铁路的1/4。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各级政府不愿意投资铁路,愿意投资高速公路,因为高速公路可以收费、可以赚钱,铁路总体来说票价还是比较便宜的,投资铁路都是要亏本的,特别是中国的铁路体制是高度垄断的体制,任何私人的进入都会巨亏而出。因为整个铁路它就是一个大的国有企业,各个铁路分局不进行成本核算,由铁道部进行统一的成本核算,进行价格的清算。在这种垄断体制面前,任何私人资本进入肯定是要亏损的,因为它是由铁道部统一调度、统一核算,你私人投资进去了但是没有经营权,要服从铁道部的统一调度。所以中国的铁路长期以来发展极其缓慢,中国的人均铁路里程只有一根香烟这么长,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坐火车就是跟受难一般,到目前在中西部一些城市,也不是节假日,也不是逢年过节,铁路都是人挤人,铁路发展严重滞后。

现在中国又面临着经济下滑的问题,出口下滑,而要启动内需则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但是农民的收入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增长的。经济的三架马车中,投资、消费、出口,唯一的那就是投资了。那民营资本的投资又没有戏,因为目前中国的民营资本遭遇到了投资环境的不断恶化,民营资本对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对实业投资的积极性不高,有钱更愿意投到房地产上,以前是投到股市上,当然现在全赔了。可是他们仍然是对实业投资总体来说积极性不高,因此在这个时候要想启动投资,恐怕还得主要靠政府投资,政府这次投资2万亿到铁路上,我觉得还是正确的。

【现场提问4:】根据您所说,如果要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同时要进行社会福利制度和一系列法律进行颁布,福利制度和法律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就进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它的可行性有多少呢?而且如果真的我们进行了这个改革,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成果至少要花多少时间呢?谢谢。

【胡星斗:】这位同学问的问题真的是很棘手,从棘手发展为辣手了。的确,中国首先是要完善法制,这也是我一贯的主张。我认为中国建设法治国家要优先于建设民主国家,法制要优先。在中国的民主建设的道路上,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当然不是说可以不作为,也可以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但是重点还是要法制建设,法制建设一方面是立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执法。要实现执法上的有效性,那就是要改变中国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所谓软政权的状况。中国是一种软政权,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软政权化的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软政权化也是层级命令式的官僚体制的必然结果,上级命令下级,这样的一种层层命令,中央命令省、省命令市、市命令县,层层命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一个必然结果。而发达国家的行政体制不是这样的,总统对州长是没有命令权的,州长对市长、县长也没有命令权,他们各自独立,对自己选区内的选民负责。小布什总统如果到那一个县里,这个县长可以骂他一通,都没有关系的,他们也可能是不同政党的,他们没有上下级关系,所以不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是严重的问题,法律方面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问题。

中国要实现执法的有效性,首先要做到执法机关的公正性独立性。要保障我们的法院、检察院、监察机构、反贪机构、审计机构等,甚至信访机构都一定程度要独立于行政机构。只有让这些法律机构、执法机构、监督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才能够保障社会的公正和执法的有效,否则各级政府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都掌握在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个组织机构手中,必然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公正、腐败,继而造成社会道德的下降、道德的堕落。所以有效的执法首先就是要执法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比如说审计机构,中国的审计机构是隶属于政府下面,而世界上发达国家没有这么做的,他们的审计机构要么是隶属于议会,要么隶属于法院,要么完全独立,这样才能够公正、独立的对行政人员进行审计,否则审计局的人那儿敢去审计县长、县委书记啊。美国的审计长就是跟州长同时选举产生,才可能独立的监督州长,审计长是由选民选举产生。这样的执法机构、监督机构才会有效率。像这位同学所说的,土地制度改革才会不变形,否则的确可能还有隐忧,可能仍然是地方政府官员巧取豪夺强占农民的耕地、强制征地,农民仍然没有办法,因为缺少法律的保障,的确可能存在这样的隐忧。

【主持人:】同学们,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渡过了两个多小时,已经超时差不多半个小时了,胡老师从一个学者的角度解读了三中全会关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并且介绍了国际上有关农村土地改革的经验和一些做法,同时他也谈了自己许多独到的见解,跟同学们一起讨论,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另外我们华师的同学非常积极参与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从去年初开始我们和华南师范大学合作,开办论坛期间我几乎每一场都到,但是主持是第一次,每一次都看到同学们提问都很有水平,说明我们同学对这个学术论坛除了积极参与,还有勤于思考,反映了华南师范大学同学们水平高。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来还有很多同学要提问,很无奈,时间已经到了,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谢谢胡老师。

    我们今天的论坛就到这里结束。

 

 

发件人:"叶继涛" <yjt66@163.com> 加入地址本 | 拒收2008-11-07 11:27:36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退休年龄不能搞一刀切

退休年龄不能搞一刀切

叶继涛

yejitao@126.com

    退休年龄目前规定最早为女单位内退50岁,男子内退55。正常规定退休年龄女为55,男性为60岁,部长级高官可以干到65岁,政治局常委可以干到70岁。于是大家对目前的退休年龄是议论纷纷,争议一直不断,为什么男女不能时同龄退休,这有违男女平等原则。为什么什么部长可以干到65岁,等等。

    最近,关于退休年龄的讨论有所抬头,热议不断。据新京报2008年11月6日报道 据《羊城晚报》报道 “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最近透露的这一信息引起各方关注。何平是在刚落幕的中国劳动论坛上透露这一信息的。由于未形成养老保险转制成本支付机制,导致企业社会保险费率过高,养老保险金缺口巨大。在这种背景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在酝酿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按照有关方案,在2030年前,我国职工的退休年龄将延迟到65岁。

    其实,我是不同意将退休年龄一刀切为65岁,理由如下:

一、我国整体平均寿命增加,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到70岁以上

    这次要延长退休年龄的理由是我国人均寿命已经为70岁,尤其是上海的预期平均寿命为80岁,而且是因为老龄化的原因,应该让老家人也来参加工作,减轻年轻人养老负担。其实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人的平均寿命只是个大样本的平均数,没有任何的实在意义,其实根据正态分布,相当多的一部分是活到65岁的。难道要那么多的人都死在工作岗位上,而享受不到任何养老的幸福吗?所以,我坚决反对将退休年龄法定到65岁的一刀切做法。

二、男女有别,不宜将男女退休年龄搞一刀切

    无论古今中外,女主内男主外社会习惯,虽然在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女权主义的兴起,要求男女同工同酬,很多西方女性都要求外出工作,这些也同样影响到中国。然而,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实践,很多西方人发现家庭中的男女都出去工作,并不是很好的做法,孩子没有照看,这样也不符合专业分工。所以,现在西方是很多妇女在生完孩子以后在家庭做起了全职太太,等孩子上到初上,在出去找工作。有人说,可以请保姆,但是随着人口的减少和人口结构的不合理,请保姆的费用是相当的高,还不如自己带。另外,正常情况下,男人60,女人55岁都是可以当爷爷奶奶了。如果将退休年龄一刀切到65岁,年轻人的双方的父母都在工作,孙子谁来带呀,请保姆也是不容易的。

三、经济不景气,延长退休年龄将增加失业率

    《男女退休年龄同时推至65岁?》的报道一出街,引起了市民的极大反响。在对此发表意见的网友中,超过九成的人持反对意见。特别是下岗职工,找份工作不容易,就盼着退休来养老,这一延迟,简直是要了他们的“命”。“退休年龄都推迟到65岁?那我将来找工作岂不是越来越难?”来自广东商学院05级新闻专业的小杨在受访中对此表示质疑。而在昨日,记者对15位来自华工、广东商学院等高校的大学生进行了采访,其中也有超过八成的学生对推迟退休年龄的做法表示反对。

四、实施弹性退休年龄(55岁——65岁),促进社会公平和谐发展

    人的知识、能力、家庭、性别、身体健康等方方面面都有千差万别,不应搞一刀切的退休年龄。首先,实施55-65岁的弹性法定退休年龄。不论男女均,可以根据个人的实际请款申请在这个年龄段的任何一个时间退休。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女人很有能力,身体好,也可以在65岁退休,家庭的男人如何能力不强,也可以在55岁申请退休。这样不是很的体现了男女平等了吗?其次,有些人是工作狂,喜欢工作,所以经常看到有些人是退而不休。如果施行弹性退休年龄,可以满足这些工作狂们。最后,有些人因为子女工作不好,赡养老人的能力有限,老人们又有工作能力,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延长退休年龄,增强自我养老能力。

 

 


发件人L_C_mailfrom:L_C_colon<kxglawyer2005@126.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1-05 11:10:07 +0800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L_C_colo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建设福利社会应写入《宪法》作为全社会共同追求的奋斗目标

建设福利社会应写入《宪法》作为全社会共同追求的奋斗目标

康新贵

    摘要:建设福利社会,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性质和经济目的的必然要求,中国社会目前四个阶层的分布状况也决定了必须为占总人口90%左右的劳动者阶级建设福利社会。因此,建设福利社会是一项基本国策,理应写入《宪法》作为全社会共同追求的奋斗目标。同时,只有建设福利社会,才能实现扩大内需的经济战略目标。

    关键词:福利社会 宪法 扩大内需

一、建设福利社会是一项基本国策,理应写入《宪法》作为全社会共同追求的奋斗目标。

社会福利是指为了促进个人的功能发挥和使之获得最低的生活水平而提供一系列项目、好处和服务。广义上,社会福利包括四个因素:收入补贴计划、健康、教育和福利服务。①

一般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成了“福利国家”,如西欧、北欧各国。各个国家的实际做法不尽相同,福利国家一般是指私人企业生产物质产品,而政府则提供旨在提高文明和文化水准所必不可少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包括社会保险、卫生保健、住房建筑、教育、文化活动等内容的国家。建立“福利国家”的目的是有意识地运用政治权力和组织管理的力量,主要是在分配领域,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通过税收和福利补助调整不同阶层的收入,缩小二极分化,缓解不同阶层的矛盾,使社会获得稳定。

为什么要建设福利社会?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有劳动能力而不从事劳动,靠流浪乞讨生活的人被视为懒惰。在工业社会,大工业形成大市场,市场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在冷酷的市场竞争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成为赢利的工具,一切不符合市场竞争要求的个人都被无情的抛弃。疾病、伤残、老龄化、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减员、技术进步、个人技术知识的老化、陈旧过时、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等等,都可能使非懒惰的人们失业,丧失生活来源,使他们陷入无以为生的困境。他们是工业化、市场竞争的牺牲者。这种牺牲也使他们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使他们可能组织起来敌视、反对、对抗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与不合理。如此,社会阶级矛盾就趋于尖锐的对立。如何对待、处理这种矛盾,各国统治者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既表现在政治制度方面,又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公正与正义的追求不同。这里,主要由知识分子形成的对社会公正、正义价值目标的文化氛围,是政府采取不同政策的基础因素。

如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当人民无法为自己获取一种对于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时,……,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并且为人民提供这种东西。理查德?蒂特马斯说:政府越来越被认为是有适当的职能,甚至是义务去解除穷人,甚至是社会所有阶级的痛苦与张力。比特里斯?韦伯认为:政府全面的保护所有个人的政策,是一个对症下药的、满足公民最低需要的政策。②

福利国家的出现,正是在这种社会需求和社会公正、正义的价值观念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政府出面提供与个人及家庭收入相应的最低收入保障;二是政府有责任帮助个人和家庭抵御社会风险可能带来的危机;三是政府保证所有的个人(不论社会地位高低)享受尽可能最好的、不确定上限的服务。③福利国家是工业化时代国家社会功能的具体体现。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民主的社会,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极大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这样一个理论上由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国家,没有理由不为她的人民建设福利社会,至少是在理论和奋斗目标上。因此,建设福利社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理应写入《宪法》,作为全社会共同追求的奋斗目标。同时,中国正在建设法治社会,只有将其写入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才能将其纳入法律的轨道,在《宪法》原则性的统一指导下,制定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和领域的法律法规。

二、只有建设福利社会,才能够改变劳动者阶级的生活状况,缓和阶层矛盾。

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级: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劳动者阶层又分为三个子阶层:贫困型、温饱型、发展型。④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必须的需求,是必须得到满足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对当今中国社会来说,只有一少部分人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对资本家、国家管理人、中产阶级来说,这些最基本的需求的满足已不存在任何问题。对劳动者阶级来说,则依然存在很大的困难。尤其是温饱型和贫困型劳动者,他们只在一定程度上不同程度的解决了目前的吃穿问题,住房、教育、医疗已成为新的三座大山压在他们头上,实际上的“大山”不止这三座,养老也是一个。例如房价:广州的房价每平方米在1万元左右,80平米的房屋需要80万元左右,这对年收入2万元左右的温饱型劳动者来说,是个天文数字,至于贫困型就没必要再说了,即使发展型劳动者,如年收入4-6万元,买房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大学学费:公办大学学费每年为5-6千元左右,民办大学学费平均每年为1万多元。住宿费每年1千元,伙食、日用品、交通费等每年至少6千元左右。如此,一个大学生每年费用至少在1.2万(公办大学)到1.7万(民办大学)以上。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贫困生调查报告》的公益调查结论显示,2006年,有6成贫困高考生凑不齐学费。81%的家庭总收入尚不足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10.2%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高达79.8%,只有4.7%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在40%以内。⑤这个数字与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80%)基本相当。很明显,对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来说,他们没有能力自己支付高昂的大学学费,对内地的欠发达地区来说,发展型劳动者的年收入大约在2.5万元左右,如果不是双职工的发展型劳动者,也依然很困难。至于医疗、养老就只能被搁置不管。

在占人口80%的中国人生活处于温饱和贫困的状况下,为这80%的人建设福利社会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所决定必须做到的事情,即使短期内做不到,最低限度也要将其作为奋斗目标。否则,建设社会主义有何意义?包括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

据中广网报道: 由208位专家参与研究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研究核心成果——《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与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社会救助发展战略三个分报告1日发布,旨在从理论上为国家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及未来发展提供战略蓝图,供高层决策参考。 该报告提出将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目标的实施步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2008至2012年),通过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与养老保障制度,初步实现全体人民能够免除生存危机、疾病忧患和从制度上解除养老后顾之忧的民生保障目标,为建设健全、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步(2013至2020年),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定型、稳定发展。第三步(2021至2049年),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实现这一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确保国民的生活质量,全方位满足国民对社会保障及相关服务的需求,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⑥
中国知识分子终于提出了建设中国福利社会的蓝图,我们应当将建设福利社会写入《宪法》,以保障其实施和实现。

三、只有建设福利社会,才能实现扩大内需的经济战略目标。

内需有二种,一是投资,二是个人消费。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直接生产个人消费品或者生产个人消费品所需要的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等等,归根结底,源头是个人消费品的被购买消费。个人消费品的消耗,需要个人购买消费品,实现个人消费有二个基本前提:一是个人要有钱,二是敢于进行花钱消费。很明显,在四个阶层中,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的个人消费水平已经满足了他们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需要,大幅度的增长个人消费的数量总额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因此这部分人购买商品进行消费的总量不会有太多的增长,况且他们毕竟是少数人,消费数量有限。占总人口90%的劳动者阶级,他们的实际消费水平,包括数量和质量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对生活的需求和期望,他们最有可能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大量购买商品使企业的产品销路畅通;但他们也最不可能增加购买商品的数量和提高消费水平,因为他们没有钱或者有一点钱而不敢花。对温饱型劳动者来说,他们除了购买低档的生活必需品外,已没有多少剩余的钱可供个人消费,况且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诸多问题尚未解决或者干脆没有能力进行考虑安排,他们目前不可能大幅度的增加个人消费;对于贫困型,不说也罢;至于发展型劳动者,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外,他们尚有一些存款结余,但面对高昂的学费、医疗费、住房以及对自己未来养老生活的考虑等等,使他们捏紧了手里的一点存款而不敢消费。如此,占总人口90%左右的劳动者阶级目前没有能力增加个人消费,占总人口10%的强势阶层没有增加消费数量的需求,这如何能够实现扩大内需而拉动经济增长?

扩大内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战略政策,提高劳动者阶级的收入水平和支出能力,是实现这一基本战略的关键和前提,从长远利益来看,这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发展,而不仅仅是对劳动者阶级有利。过分的依赖出口,一旦出口不畅,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产品积压而导致企业破产倒闭。

扩大内需的必要前提是劳动者阶级有钱并且敢于花钱。西方国家在二次大战后纷纷走向了建设福利社会的道路,福利社会不仅仅是对劳动者阶级有利,恰恰是福利社会使劳动者摆脱贫困后有钱并且敢于花钱而不断的增加内需,拉动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整个资本家阶级减少了当期收入,国家财政支出中增加了对社会福利的支出比例,换来了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投资环境,从而使经济获得稳定的增长,当然,阶级矛盾也由此得以缓解,社会也因此获得实质性的稳定。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已经不同程度的实现了福利社会。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将其作为一个奋斗目标来对待。如何增加劳动者阶级的收入和提高他们的支出能力,换言之如何让他们有钱并且没有后顾之忧把钱花出去而增加内需,这是一个建设福利社会的系统工程,绝不是靠银行减息等措施就能解决的。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中,劳动者阶级的工资收入与资方所得的比例,以及在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中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支出比例,中国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倒数第几,⑦这对于我国来说,建设福利社会更具有紧迫性。

参考文献:

1. 美国 戴维.波普诺著,《社会学》,第十版 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2001年4月第3次印刷,第279页;
2、3.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7月第一版 第10页、第12-13页;第17页;第18-19页;
4、7、康新贵 《当代中国社会四个阶层的划分与阶层矛盾》 《中国社会学网 》2007年09月;
5.《调查报告显示81%家庭难以负担子女大学学费》《新浪》2006年07月11日 公益时报;
6.《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中广网》2008年11月1日。

 

发件人L_C_mailfrom:L_C_colon"高一飞" <gaoyifei1216@hotmail.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1-05 10:28:52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抄送L_C_cc:L_C_colon 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高一飞投稿

罢工权可否合法化值得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丹佛大学博士后、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理事、执业律师

 高一飞

    11月3日5时30分左右,重庆市主城区部分出租汽车驾驶员罢工,导致重庆市主城区群众乘坐出租汽车出行困难。新华网、人民网等政府网站主动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工人是否有罢工权、罢工权如何规范的问题又摆在我们的面前。

    罢工权是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其中第8条第4项规定劳动者“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这项权利”,要求缔约国尊重劳动者的罢工权。我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2月28日批准通过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公约的规定构成了成员国的一项法律义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国家在宪法、劳动法中承认并保护劳动者的罢工权。在我国批准这一公约同时发表的声明中,并没有对这一内容作出特别的说明。这表明,这一国际法的规定在我国具有了国内法的效力。

    罢工权作为一项国际人权,其他国际规则也有规定。《欧洲社会宪章》规定:“在权利冲突的情况下,工人和雇主只要遵守由以前所达成的集体协议所派生出来的义务,就享有采取集体行动的权利,包括罢工的权利”。《欧盟公民的基本权利宪章》(2000年12月)第四章第28条也明确规定:“工人和雇主,或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按照欧盟法律、国家法规和惯例,有在适当级别进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协议的权利。在利益冲突不可调节的情况下,有采取集体行动,包括罢工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罢工一直存在,但在法律上,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没有规定罢工自由。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指出:“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上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1975年、1978年两部宪法中都规定了罢工权。

    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取消了罢工的权利,理由是:(1)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都是公有制的,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不需要通过罢工来解决问题。(2)在社会主义的企业中,劳动争议不可能存在,或者不存在劳资关系,不需要也不应该通过罢工这种对抗性的斗争方式解决。此后至今,我国宪法中没有罢工权的规定。

    199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没有明确规定罢工权,但是在法律责任中也没有禁止罢工或者罢工要承担否定性法律后果的规定。第27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秩序。”其中所谓的集体停工和怠工可以理解为罢工,因此,这一法律被认为默认了罢工权,我国因而有了所谓“隐性罢工权”。

    罢工在权利的性质上既是私权即争取缔结和改变劳动合同的权利,也是公权即劳动者维护自己劳动权益、表达自己愿望的政治权利,是一种象征性表达权。作为公权利,它与言论自由权利的性质相同。由于罢工可能导致的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破坏性极强,在有罢工立法的绝大多数国家,认为罢工不应当有特别的政治目的和政治追求,政治罢工几乎都被禁止。所以,它一般只能作为维护劳动权益的权利而存在,而且有一定的条件。正因为如此,与对其他权利的规定往往强调“不能限制”不同的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第4项强调的是各国立法可以限制这一权利,强调工人“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这项权利”。

    作为维护经济利益的罢工权应当受到的限制一般包括:罢工必须由工会所组织、罢工必须以缔结或者变更集体合同为目的、罢工必须保证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安全。当然合法罢工也应当享有特定的法律保障,即组织、参加合法罢工者,享有民事免责和刑事免责的权利。

    从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而言,产生的原因是:出租汽车租价不尽合理;出租汽车“加气难”没有得到根本缓解;非法营运仍然突出;出租汽车企业内部利益分配存在矛盾。这些问题中,前面三方面的问题是政府管理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工人与企业的矛盾造成的。政府管理上的三个问题,政府方面已经采取措施,重庆市政府承诺:一是市级相关部门争取每天新增10万立方米天然气,缓解“加气难”问题;二是政府将对出租汽车“份儿钱”实行价格管理,凡出租汽车更换车型增加的费用从11月起停收;三是严厉打击非法营运。(重庆市就出租车停运事件作出说明 千余辆已恢复营运,2008年11月04日,来源:人民日报)

    罢工是市场经济下的正常现象,不一定有政治目的。就重庆出租车罢工事件的解决来说,出租汽车企业内部利益分配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实际上是工人与企业的矛盾,是劳动者维护自己劳动权益的问题,通过罢工施压,促使集体合同的缔结与变更,从而达到劳动关系的和谐。在这个意义上,法律上是否可以允许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如何进行限制,是立法机关应当尽快进行研究的问题。

    2008-11-4,重庆烈士墓。
 

 

 

发件人:<wych5@sina.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1-05 16:55:27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cyyyppp@yahoo.com.cn>, "潘煜双" <yspan@mail.zjxu.edu.cn>, "吴国华" <rtrade@mofcom.gov.cn>, "梅新育" <meixinyu@126.com>, "陈正红" <chenzhenghong@sina.com> 抄送L_C_cc:L_C_colon <xuys2006@yahoo.com.cn> 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陈义鑫关于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人民币发行自主权

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人民币发行自主权

浙江省武义县外经贸局  陈义鑫

2008年11月5日

美国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雷斯科特,2007年中国之行曾在北京向温总理表示,“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好,可是有不少问题。”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级经济学家,竟然连当年美国自己马上发生次贷危机、进而引爆全球金融危机,又组织全世界救援视而不见,为什么却对一个正处于“高增长,低通胀”大好经济形势的国家做出了“有不少问题”的判断和预期?

同是这位大师在最近“2008招商论坛”上演讲认为,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目前美国的金融系统仍是高效的。而且,就是现在人们的收入增速与GDP增速的比例也仍旧较高。还表示,世界经济最恶劣的时期已经结束了,目前美国股市估值已经有些偏低,并认为美国的经济系统仍然运转得不错。在次贷危机之前,美国从来就是我们发展市场经济顶礼膜拜的老师,老师对中国和美国经济形势的判断,不得不令我们在应对当前全球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面前需要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

2007年以来在内控外压的严峻形势下,我国是赚了近万亿美元的外汇还是亏了?是实践科学发展观不容回避又最现实的命题。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没有人民币发行的自主权,实际上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早在《全球化共识已经死亡》中就已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设计出一个合理的国际财富交易媒介,如果不解决好国际货币问题,任何发展都可能演变成掠夺和欺骗。”“核心问题还是解决国际货币问题”的纯朴直觉,实质上反映的就是没有履行好人民币发行的自控权问题。

2007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世界富国只不过收敛了点过于奢侈的消费,对出口的依赖使我国就出现了广东有大批企业倒闭、山东外商投资企业集体逃逸等情况,但我国的外汇储备却净增了4600亿美元;2008年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1-9月我国照样增加了近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总额达到了1.9万亿美元。这么多外汇难道是出口形势越差,外国的钱越好赚?外汇储备增加就意味着有等量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本币增加,用本币计量的财富再分配,是资产流失呢?还是赚了外(纸币)国人的资产?仅一年半多时间就增加了近万亿美元的外汇,央行的国际账户显示的又是资金流出,不是流入,难道仅仅是热钱、虚假贸易、加强监管和防止热钱外逃的问题吗?

面对万亿外汇储备,央行的潜亏和商业银行的巨额利润说明了什么?

为了对冲流动性,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了17.5%和增发了大量的央票,按理会影响银行的盈利,再加上经济下滑企业倒闭,资金周转速度减慢,只有银行效益下降才合乎情理,但去年以来我国经济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银行利润却与热钱同步增长!2007年金融企业利润同比增长高达1.28倍,在此高增长的基础上,2008年1-6月金融企业所得税增长了86.3%,而全国总税收同比增长33.5%,其中所得税占增收总额的35.19%,金融企业增收额又占了所得税总增收额的44.3%,并且因为持有中国国债利息收入按税法规定为免税收益,2008年的所得税征税率不仅不再是上年的33%,而且还不到25%,因此,所得税的增幅尚远低于利润总额的增幅,不可思议的是8月后财政征收的所得税与银行应交的所得税同步快速下降,伴随的是媒体关于外汇储备增加少于外贸顺差 + FDI的消息,不得不让我们从热钱盈利的喜悦之余开始担忧冷钱比例增加之快。

为了对冲外汇储备增加的流动性过剩,央行自2003年到2008年第一季度已付和应付的央票和准备金利息规模累计已达约7348.79亿元,再加上外汇储备的贬值,央行不仅要面对已有的潜在亏损压力,一面还要应付不断到期的央票和准备金,以及继续承接对冲新增的外汇储备。

冷热钱比例的变化实际上替代了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这表现在控制M2还在高位,生产热钱的中小企业就出现资金困难,说明是资金链而不是货币量的问题。其中就有“两高一资”产品企业有通过银行热钱减少的汇率性转换补贴,价格越来越高,占用的资金越来越大,出口竞争力强效益也好;而中小企业生产的都是越来越便宜的商品,利润也已非常微薄,一旦遇到货币紧缩的政策,银行资金断供的自然首先是中小企业,接着是一般的大企业和上市公司,最后才会轮到“两高一资”企业。由此出现了这种异常情况:央行假如没有热钱出口企业的倒闭,国际账户的资金不是因冷钱而流出,外汇储备早就远远超过新增万亿美元了,对冲负担更重潜亏更大;财税和银行只要热钱还有一定的规模就与中小企业好坏无关,上半年状况就是最好的实践,但下半年的趋势就不得不令人担忧了。

治理通胀不再靠紧缩货币的政策,而是靠富国的需求变化。为了抑制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的抬头,我国从去年始就已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还发行了1.55万亿特别国债,同时还有人民币加快升值,但通货膨胀的发展有增无减;而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扩大和蔓延,仅仅是富国消费需求减少影响出口,就马上使得生产过剩供过于求,需求的作用大于货币紧缩,物价马上呈下降的趋势,而且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变成了贬值的压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状况?根源在于增加的外汇储备并非是真实的外贸顺差,而是依据出口收汇按照退税率再分配的结果。出口退税是国际惯例,出口以离岸价、进口以到岸价,作为计量出口退税和进口征税的依据,是各国统一的实际做法,而我国实行增值税之初《增值税条例》规定出口货物的税率为零,以及《反倾销条例》关于是否属正常价值的主要判断标准为内外贸是否同价的规定,是国际贸易惯例和公平交易的基本理论依据。

从国际贸易的这个基本框架观察,退税和零税率是一致的,而离岸价与内外贸同价不仅是一致,而且价格自然与是否零税率还会有因果关系,同时我国的两个条例也是依据国际惯例并经得起WTO审查的。显然,我国实行不同的退税率与零税率是矛盾的;我国是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但从来都只能以是否低于成本价和替代国作为判断倾销与否的标准,使我国出口企业损失惨重,为什么我国无法提供内外贸同价的证据?这实际上是根源于出口没有零税率,是由于我国引进的是日、韩、台等价外税增值税制度,经94年的实践不堪退税重负又不得不降低退税,规定不同的退税率。但是,这到底是零税率国际惯例的理论问题遭致实践失败?还是现行办法的问题才导致了零税率的实践不能与理论一致?可从未引起过国家的高度关注,由此退税率自然成了“有不少问题”的根源。

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借用出口收取的外汇,不知其所以然的按照退税率的变化发行人民币,然后又不知不觉的流失货币或商品形态的资产。从出口流失资产的货币形态看:表现为冷钱和热钱;从商品价格观察:生产冷钱的产品价格越来越高,国际竞争力反而奇怪的得到了增强,这或许就是美国人指责的操纵汇率的结果!把美国已不多的实体经济高资本投入的钢铁业也打败了。而生产热钱的产品出口价格则会越来越低,价格低自然会提高国际竞争力,问题是价格低是补贴的结果,为什么退税率已降得很低补贴从哪里来?价格低利润自然也会越来越薄,以至于完全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高效率的块状经济才能维持;从汇率是不同货币的比例计算:产品价格越来越高以内外贸等价的眼光平视,并不是卖出了好价钱,实质恰恰是一种人民币自动贬值和美元升值的结果,而产品价格越来越低实质上就是对人民币价值的低估,又会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2002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增加,是热钱或价格越来越低产品的比重关系;从出口对GDP的直接贡献来自顺差看:2004年后退税率不断下降,退税率越低顺差越大,出口拉动GDP实际增长近三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19%。不管是只涨还是只降的产品都会增加国际竞争力,是经济增长依赖出口的根源,因此GDP增长不怕出口价格低,怕的倒是富国不消费。

退税率变化后出口产品是涨是降,或是生产热钱还是冷钱,决定于不得退增值税额小于还是大于本销售环节的消费税(或称产品税),即内销价÷1.17×17%×17%。按理进口商是消费者,退税也只和消费税有关,但由于我国现行引进的增值税制度是不征收本销售环节消费税的,所以退消费税会被扭曲成退进项税和增值税,进而把完全中性的退税也扭曲成了鼓励政策,因此退税的结果也变成了与不得退增值税有关。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我国反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就增加了近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种非正常的现象是由这样产生的。

假设:某个商品的不含税价10元,本销售环节的消费税即内销价÷1.17×17%×17%=1元,假如内销的话这1元是由本国的消费者负担、生产经营者代缴的,但出口是进口商以离岸价加退税等于内销价买商品,不仅这1元既要征又要退,就是以前所有环节的消费税也都要退还,而以前所有环节已征的消费税是直接退给出口商的,这样既可使出口商的外销收入加退税等于内销收入不变,又通过出口市场竞争作用降低价格把这部分消费税退还给进口商;但是,本销售环节的消费税由于出口成交价是动态的,无法进行先行计算和实际操作,因此,财税只有通过免抵兑现。由此假设的这1元在进口商、银行、财税和出口商之间就变成了这样的关系:

进口商与财税的关系是:本来要征的1元就不征也不退了。进口商与银行的关系是:出口汇兑必须经过银行,银行收到进口商10元,其中的1元税是这样一种过程,进口商交了本销售环节1元应征税给银行,然后又收到了银行代退回的1元本环节的消费税,这样进口商得到了1元再加上从出口商降价=累计已征的消费税,就退回了全部内含在商品中的消费税,所以进口商只要向银行交了10元就清楚了。

银行与出口商的关系是:进口商收到银行的1元来自出口商,一收一付,也就是说出口商要拿10元,出口商就必须多交银行1元。银行与财税的关系是:由于银行与出口商按常规的一收一付因出口交易价格的动态变化是无法先计算和实际操作的,但由于一收一付的金额永远相等,所以增值税的发明人就是利用这一特点,采用了等额发行和等额回收的办法替代解决了这一难点,即银行发行,财税回收,数量不变。财税与出口商的关系是:财税只退还出口商累计已征的消费税,不仅不退还本出口环节这1元的消费税,还要按内销照样征收这1元。

从上述分析,这1元与进口商无关,但这1元在银行、出口商和财税之间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出口商按收汇由银行兑现了10元,就等于已付了1元,财税实际只征收了0.6元,就意味着出口商多得到了0.4元;银行依据进口报关、收汇核销和退税审核,付给了出口商10元,就等于新发行了1元人民币,但实际财税又只回收了0.6元,因此,人民币流通量就会多出来0.4元,表现为外汇储备的增加,即我们所称的热钱。出口商的出口具有连续性,出口单价不变,货币总量增加,商品数量就会增加,单价就会越来越便宜,造成人民币价值低估的假象。

假如财税向出口商征收1.2元,由于进口商10元价格中的9元完全是一种通常的兑换关系,但已收已付的税却只有1元,而进口商付汇不可能再增加。由此银行发行与财税回收之间就改变了等额的关系,即发行只有1元,而回收却有1.2元,因此,这0.2元就表现为因多回收货币造成流通量的减少,是冷钱,对银行来说假如冷钱一旦超过了热钱,就会表现为坏账和亏损。对出口商来说,多征成本增加价格自然就只会提高而不可能下降。这种情况下的价格提高,从国际贸易平价或内外贸同价的视角去看,是一种因价格提高而发生了货物贬值才提高了出口竞争力;从汇率是两种不同货币数量的比例和多征是货币总量减少或美国人指责的操纵汇率计算,在汇率完全自由浮动的情况下,实质上是同时发生了人民币贬值和美元升值,所以钢铁涨用美元计价的铁矿石也跟着涨。由此超过征收1元(本销售环节消费税)的出口产品价格只会上涨。

研究结果证明,要维持银行发行和财税的回收永远等额,增值税的征和退就只有一个唯一的规律,即内贸销项税=内销价×征税率,外贸退税额=离岸价÷1.17×17%(现行的征、退税办法正好相反,从而也导致了政策与实际效果都相反的情况),其中内销价=离岸价+退税额,内贸或外贸应征增值税=销项税-进项税。这可用本人《验证退税率错误的最简便办法》设计的程序,只要更换其中任何一个离岸价就会马上得到上述规律的其它唯一数据来验证。
从冷热钱的生产分析证明,国际贸易退税用退税率,出口就相当于跟外国做生意,把钱找错了,其结果可以想象。

只要理解了上述退税与货币发行的关系,你就会感到美国并不是金融监管失控,绝对是一种高效、高端的战略战术,因美国的货币发行制度是控制联邦基准利率,而不控制货币总量;而我国的货币总量已决定于退税,但却尚不知道如何控制。美国之所以至今不肯直接了断说明,这是由资本剥削的本质决定的,应该理解。

这从多年来美国的利率和我国退税变化正好每次对应、相反不可能都这么凑巧来证明。首先,实行价外税增值税的国家虽然不止中国一家,但中国不仅是世界出口大国,而且是外汇储备增长最快、储备最多、影响最大的国家,自然就会成为美元监控体系的主要对象。其次,美国的利率和中国的退税变化完全是对应的。2000年中国首先在外商投资企业全面实行“先征后退”改“免抵退”,开始逐步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2001年部分省市开始实行“免抵退”,顺差比上年只减少了15.6亿美元,但外汇储备却比上年增加了356.92亿美元。假如把大于顺差的外汇储备增加额作为热钱,那么01年就才开始有热钱,达到了240.41亿美元,02至04年热钱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了82.49%、108.14%和91.35%,相应的美国2001年1月至03年6月连续13次从6.5%的高利率降到了1%。

04年1月中国开始下降退税,至07年4月又多次对“两高一资”产品退税下降,外贸顺差分别从319.5亿、1018.8亿、1774.7亿增加到2622亿美元,热钱却从04年开始下降,05和06年分别逐年下降了38.73%和34.61%,冷钱增加,带动了国际大宗相关原材料的上涨,物价上涨利率提高是货币政策的基本规律,美国也从2004年6月起开始低利率政策的逆转,到05年6月在一年时间经过连续13次联邦基金利率又从1%提高到了4.25%;由于06年钢铁等国际贸易反倾销大量增加突出,我国又大幅度多次降低钢铁等“两高一资”产品的退税,而美国却在2006年8月就一次性将利率上升到了5.25%。值得关注的是,其间,美国发生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钢铁等经济实体倒闭,失业率在增加,按常规在此情况下理应降息,而美国却一次性加快提息,难道美国不知道升息会增加房贷的成本而爆发房贷危机?2007年发生的次贷危机到底是一种深思远谋的预案?还是美国的一时金融监管失控?失控为什么华尔街的金融风暴美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是削弱,而是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和巩固?

2007年7月中国又开始大规模退税普降,平均下降了八个百分点约47%,普降改变了原来生产冷热钱产品的比例,07年的热钱一下又逆转比06年增长了185.28%,08年1-6月仅有半年热钱就比07全年增长了9.09%,而美国利率又在2007年9月18日至08年4月31日的约7个月时间从5.25%猛降到了2%,国际市场物价上涨,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又增加供给,使国际市场以石油、铁矿砂为代表的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大幅飙升至历史之最,在二季度美国实体经济走强之后,三季度却突然爆发了华尔街金融风暴,信用危机的全球蔓延马上改变了原由美元利率急剧下降、国际市场货币供应充足的局面,造成了资金需求突然断裂全球政府救市的状况,美元开始升值,国际市场主要商品价格开始从来未有的快速回落,美国与日本、韩国、巴西、新加波等先后签订了美元无限量供给或互换货币的协议,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不是有所削弱,而是进一步得到了巩固。08年10月7日和29日美国又将2%的利率再次降回到了1%,伯南克还宣称不排除降至零利率的可能值的深思;07年我国以回收2000亿美元流动性为目标,发行1.55万亿特别国债的实效和相关性尚值得研究。

货币战争说到底就是对阵的不同货币方各自操纵本币数量变化的结局。从中国和美国对应的货币变化说明美国金融的监管和运行是高效的!世界经济从七十年代就已进入纸币数量的阶段,但我国对纸币数量的理论和调控手段却还主要仍然停留在金本位制时期用的M2上,而由于M2涵盖面不够,很多国家早已经停止使用M2这一调控工具了。

居安思危。美元纸币本位制以来,除美国之外,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都因外资的突然逃亡而发生,假如退税与货币有必然联系的话,那么我国所谓的大量热钱外逃就发生在明年的上半年。两个理由:一是今年下半年大宗原材料和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年终核算结果影响企业效益也影响财税收入状况不会改变,明年上半年库存的材料进项税按会计制度在今年的帐上都会抵扣完,因退税核算的要求“留抵税额”也不会多,而由于资金困难和对继续降价的预期,明年上半年企业不会大量进原材料,因此,明年上半年不得退增值税额会大量的增加,也就是冷钱突然增加量可能超过热钱。二是明年1月企业核算对应的出口额是今年的9月,而今年7月开始顺差又逐渐增加,但欧盟和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对美元贬值对人民币升值,由今年主要是美国再加上今后对这些国家出口的困难,当期出口收汇会越来越少,因此,核算月份的出口额大于当月出口收汇容易造成外汇可流动性的紧缺。所以,我国的金融危机很可能不是发生在房地产贬值,而是发生在由出口退税引起的银行坏账和亏损上。

自从七十年代金本位结束后,货币数量的变化正如周其仁教授指出的“背后还有一套至今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突出的是日本、墨西哥、东南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因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热钱)而繁荣一时,但却又都因外资突然外逃(冷钱)而发生了金融危机,实践的结果至今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在实践中发生热钱和冷钱的原因。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美国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老师,又已是多次金融危机的赢家,当学生还不理解老师尚未传授过又不便传教的知识时,不能轻易断言指责:“老师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和理论,实践又是理论的老师,但实践的科学发展又依赖理论的提升,理论只有到了能解释实践中的为什么时,才能指导宏观经济调控;研究理论是为了能正确的进行宏观调控,而不能仅仅成为解释现行政策如何正确怎样有效的工具。

 

 

发件人:"欧阳君山" <tdyjs999@gmail.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1-06 18:34:10 +0800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抄送L_C_cc:L_C_colon 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欧阳君山:谁击倒了华尔街

    经济危机之所以与市场经济如影随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不存在均衡,天性扩张;技术上讲,就是因对市场机制认识不清而导致的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和滥用;当前的金融危机还因为美元本位制导致的美国投机。

谁击倒了华尔街

欧阳君山

    2008年9月14日晚,具有94年历史的美林证券以大约440亿美元的价格"贱卖"美国银行。几小时后,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不到一星期,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获准转型银行控股公司。加上先走几步的贝尔斯登,美国五大投行已全军覆没——眼见他华尔街倒了!原因何在?众说纷纭,有一种声音格外显眼,那就是对市场经济本身的怀疑。比如有"香江第一健笔"之称的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转向",在2008年4月郑重其事地宣布"作别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并对自己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表示"悔意",据称在香港业界引发不小的震动。

   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是一对兄弟

    回首历史,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近乎一对兄弟,尤其工业革命以来,市场经济走出农业文明的小范围活动区间,开始大规模扩张,经济危机更是如影随形。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频繁出现过1788年、 1793年、1797年、1803年、1810年、1815年和1819年的经济危机,并在1825年迎来第一次普遍性的经济危机。

    随着工业革命在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展开和扩张,经济危机也紧跟其后在欧洲乃至全球发作。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都曾经发作程度不等的普遍性经济危机。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依然不断,并在1957~1958年,1973~1975年、1980~1982年发作三次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一场金融风暴席卷泰国、马来西来、新加坡、韩国和香港地区,乃至整个亚洲,并最终波及俄罗斯,也可称得上一场全球性危机。

    为什么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总是如影随形呢?文献浩如烟海,研究层出不穷,答案众说纷纭。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也就是要回答此一问题,《共产党宣言》有点幸灾乐祸地谈到经济危机使"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

    资本主义天性扩张

    归根结底,答案应该不在任何别的因素,而就是市场经济本身,这就是:所谓市场经济,实质上是"金钱竞赛"的市场经济!作为以力服人的注目礼争夺战,金钱竞赛是不存在均衡,从而决定市场经济不可能存在均衡,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化,穷人与富人的分化,生产与消费的分化,投资与消费的分化,内需与外贸的分化,乃至别的种种分化。

    这可能不算什么新见解,尽管没有也不太可能点出以力服人的最终本质,但市场经济不存在均衡的深刻本质,已被有识之士明察。熊彼特甚至指出:资本主义天生要扩张。哈耶克更是旗帜鲜明,不是下大力气详细论证"Spontaneous Order"即"人类合作的扩张秩序"么?一部分远见卓识之士之所以热衷于太空殖民,也可能正是深刻洞察了市场经济的扩张本质。

    市场经济如果不能扩张,危机就不可避免。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被称为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演习,为什么不是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首都伦敦而是当法国首都巴黎爆发呢?除了法国人好革命的传统外,比一比1876年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大小,可能不无启示。英国当时的殖民地面积是2250万平方公里,是英国面积的7倍有余;殖民地人口是25190万居民,是英国人口的近6倍。而法国呢?当时的殖民地面积是90万平方公里,不到法国面积的2倍;殖民地人口是600万居民,不到法国人口的1/6。

    显而易见,英国是"日不落帝国",纵横四海,即便有经济危机,也可以大批量出口。事实上,英国在此前后已经实现相当的和谐社会,1858年10月7日,恩格斯曾致信马克思反映这一点:"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市场经济一旦得到扩张,危机即大为舒解。可能正因为巴黎公社起义的刺激,也可能英国榜样的启发,法国殖民地在1876年后突飞猛进,1914年法国的殖民地面积是1060万平方公里,是1876年的10倍余,殖民地人口是5550万居民,是1876年的近10倍。怎么说呢?如果巴黎公社起义延迟到1914年,可能应者廖廖无几。事实上,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整个欧洲的殖民运动歇斯底里大发作,中国不正是这时候不幸沦为半殖民地的吗?

    信贷消费是向时间深处的扩张

    市场经济不仅空间上横向扩张,而且时间上纵向扩张,向未来挺进。华尔街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和创新,相当大一部分就是向未来的扩张,同时也通过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横向扩张。这最鲜明地反映在信贷消费上,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就是直接由信贷消费一手造成的。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可能是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史称"三十年代大萧条"。原因至今众说纷纭,但信贷消费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吉尔伯在《美国经济史》中提到:1924~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额从约20亿美元增为35亿美元,当时甚至连证券都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

    信贷消费是怎么来的呢?众所周知,消费是人类生产的最终目的,构成经济发展终极驱动,没有消费,生产干什么呢?但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几乎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原因即在于"金钱竞赛"以力服人所导致的贫富分化:富人虽然有钱消费,但人数极其有限,而且人身也有限,所以消费也就有限,更何况还存在边际消费递减。虽然也可以大搞畸形乃至变态消费,但最后也是有限的,也边际递减,这就决定了富裕阶层的总消费有限。普通民众虽然消费欲望高强,而且群体庞大,但缺乏消费能力,没有银子,总消费受限。

    富裕阶层总消费有限,普通民众总消费受限,合起来就是消费不足。信贷消费的确抓住了根本,从经济学上讲,能够再一次启动经济增长;从社会学上讲,也构成一种富裕阶层与普通民众的"交流",在形式上具有防止社会"断裂"的作用。作为历经几百年市场风雨洗礼的经济体,欧美社会发展出比较成熟的信贷消费,绝非偶然,而是欧美经济体寻找平衡的自发需要。

    信贷消费虽然是从金字塔尖抛向塔底的救命稻草,但稻草太脆弱,它根本不可能缓和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它实质上只是我们这个已经"断裂"的社会"藕断丝连"的一个具体标志。更何况信贷消费也承载着为富裕阶层多余的钱赢取利润的压力,通过一系列的经济运行,这里面的压力肯定又重新传导回起点,稻草的崩断更是不可避免。一言以蔽之,信贷消费只是临时性借来消费能力,它不是真正提供消费能力。这应该正是美国次贷危机的根子所在。

    无限开放不可取

    市场经济之所以与经济危机如影随形,从技术上讲,就是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和滥用。一直以来,由于对市场机制认识不清,市场被当作一种超人的东西,无条件套用。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把自由市场理解为自由放任,无限开放系统,一切的不自由或限定都被当作计划而予以清零。殊不知,市场配置资源实际上是通过人完成的,市场只是一种选人机制,最终必须落实于人。人的算计当然有限,甚至可以说极其有限,唯有在限定系统内,人才可能作出科学的算计,资源才可能得到优化的配置。系统无限开放,结果只有一种:投机盛行,甚至"劣币驱逐良币"!

    从历史经验看,经济危机的背后往往都存在投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但国际金融大鳄的流动性投机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事实上,由于通讯高科技的发展,套息交易日甚一日。据有关估计,全球散户投资者每天的外汇交投量已高达1000亿美元。数据也显示,全球债券衍生品市场已达400万亿美元的规模,相当于全球GDP的7倍,是全球所有债券价值的3倍。即是说,每1美元的债券已经被"倒腾"到原来的3倍,投机可想而知。

    美国自身的投机

    当前经济危机还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原因,那就是美元本位制导致的投机泛滥。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美元充当着国际通宝,但却无"锚",没有任何约束,直接导致美国自身对美元的投机——通贬值美元而渔利世界。正应了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那一句经典名言:"权力往往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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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民币海外版,抢占国际金融市场制高点

惠洪星

huihongxing@126.com

    毫无无疑,目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将导致世界金融体系的深刻变革,这种深刻的金融变革将迎来一个新的世界金融格局。那么,在新的世界金融格局中,中国如何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重量级人物之一,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舞台上,如何承担一个“新格局下的金融大国”角色?我们认为,目前金融危机在深度上向实体经济蔓延、广度上向全球各个角落蔓延的形势下,要想成为“新格局下的金融大国”的当务之急是:迅速发行人民币海外版。

    什么是人民币海外版?人民币海外版,也叫海外版人民币,就是由中国央行发行的,在中国大陆以外进行计价、结算、购买、支付的新版人民币,该货币实行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该货币不在国内发行,不能在国内流通,只能在境外流通。对国外用户来说,海外版人民币与国际流通的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货币在使用功能上相比,唯一的区别是:海外版人民币不能以资本账户的途径流入中国境内。如果国外用户不以投资中国境内资本市场为目的,那么该货币与其他国际通用货币有完全相同的功能(中国还要同步建立境外资本市场,供国外用户进行资本投资,如国债市场、企业债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等)。

一、发行人民币海外版的意义

    李稻葵曾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前景,乐观评价为“妙不可言”,那么,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相比,发行人民币海外版则既有前者优点,又避免其弊端,可以说更加“美妙无比”。 其意义如下:

    1、可以快速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跨越式发展

    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标准是:人民币在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的规模指标跻身世界前五名;人民币在国外机构、法人和自然人的储蓄规模指标跻身世界前五名;人民币在国外交易市场(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流通、占款的规模指标跻身世界前五名。(目前世界前四甲是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马克,其它货币流通量相对较小。)

    影响第一项指标的因素,主要取决于该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其次取决于该货币的保值增值率(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为基准)(李稻葵观点)。我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进入前五名,人民币平均的升值比重明显好于美元、欧元,所以在该指标中,人民币进入前五名是有雄厚的基础的。

    第二、第三项指标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人民币的稳定保值增值率,该两项指标我们可以稳坐前五名。

    此外,金融危机使各国央行在外汇储备中有了新的认识,要进行外汇多元化储备,因为中国是目前全球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所以用于外汇储备的人民币国际需求空前旺盛,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央行都希望配置相当比重的人民币储备,只是苦于中国央行不对外发行;同时,国外机构、法人和自然人很希望进行人民币储蓄,国外交易市场也更愿意使用人民币结算,中国周边国家有相当数量的人民币流通量,甚至出现了抢购人民币风潮。所以我们得出结论是:在美元、欧元国际地位急剧下滑的情形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跨越式发展的“外部条件”已经成熟。

    2、可以巧妙化解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弊端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跨越式发展的“外部条件”虽然已经成熟,但是人民币国际化“内部条件”尚未成熟。按传统理论,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中国政府迟迟不敢放开这个口子,是因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存在以下几个弊端:

    第一、难以控制人民币的发行量、供应量、均衡量,无法有效阻止投机资本的进出,大量的投机资本进出严重威胁金融安全,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第二、宏观经济调控难度加大,经济安全出现更大的、不可控的变数增加,货币政策变得更加复杂,金融风险难以有效管控。第三、国内不明资本外逃问题,由于对外逃资金的来源、动机、数量无法有效查明和监管,其造成的风险也难以预估,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弊端,“香港直通车”仅仅开了几天就立刻叫停,说明这问题的严重性。

    以上几个弊端,使中国政府即使看到未来风光的前景,也不敢贸然前行,依然采取稳扎稳打,谨慎为之。如果采取发行人民币海外版的措施,可以巧妙化解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弊端。中国央行在建立、管理、维护、监管两个货币体系,一个是面向国内的货币管理体系,一个是面向国外的货币管理体系。

    国内发行现行人民币,经常项目可以自由兑换,国外用户可以在非资本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中自由兑换人民币,无论是宏观调控还是货币政策,目前怎么管理还怎么管理,该怎么优化还怎么优化,该怎么改革还怎么改革;在国外发行海外版人民币,面向全球,但海外版人民币不能在国内流通,旧版人民币,面向国内,不能任意流出海外,两种货币不能兑换,实际构成了国内、国外两个各自独立的货币体系。这样的体系就可以化解以上三个弊端了,三个顾虑就不存在了。

    3、重塑全球“消费—生产”大循环,提振全球经济(其他报告阐述,此处从略)

二、发行海外版人民币的阻力

    发行海外版人民币是一项新事物,会或多或少会给现存利益体带来不安,此外,作为一个新事物,发行海外版人民币的道路肯定是不平坦的,它注定会受到各种阻力。

    1、国内学术界对该方案的认同程度

    该方案能否实施,中国政府必须广泛征询国内外学术界观点,然而此方案跳出了传统理论,很多学者难以认同,保守的观点认为:目前世界上采用此方案尚无先例,风险难以预料,有可能弄巧成拙;激进的观点认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中间产品,减缓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国外用户的接受程度会受很大影响。

    对此,我们认为:美国的金融创新有一个恰当的比喻,就像加档飞奔的汽车,等发现前方的路障、悬崖时,已来不及减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灾难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以消费推动的全球经济高速发展中屡见不鲜,3-50年之间生产的氟利昂造成的臭氧层空洞,在未来的50年以内将不断恶化;工业化造成的温室效应、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等等,都是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我们预计未来还会出现很多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我们的这个方案正是符合我国发展道路的金融创新,它就像汽车减档慢行,使我们在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走得更稳健、更自如,有更多的手段和时间应对道路上的各种情况。

    2、外国各央行和其他用户对海外版人民币的接受程度,既然中国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那么这种新版人民币的价值是否低于旧版人民币,是否在计价、结算、购买、支付和储蓄中感觉不像个真正的货币。对此,我们通过大量的宣传和承诺,提高国外用户的认识,使他们认识到:除了不能以资本项目的形式流入中国境内,可以实现其他的所有货币功能;承诺以后中国将以海外版人民币为主要货币,中国金融体系健全以后,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其他配套条件也成熟时,我们将在国内用海外版人民币替代现行版人民币,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可自由兑换。

    为了拓宽海外版人民币的投资渠道,中国在发行海外版人民币的同时,推出各项配套措施:发行以海外版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资本市场,如国债市场、企业债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等;推出风险系数小的金融衍生产品;适合支付、结算、贷款和储蓄的利率标准。

    3、美国、欧洲政府的阻碍。为了继续占据金融有利位置(制高点、霸主地位),获得超巨额铸币税,美国、欧洲会阻挠任何对其优势构成威胁的行为,未来金融制高点的争夺将异常激烈,欧美很有可能会极力排斥中国的结算业务,避免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形成规模优势地位。

三、海外版人民币的发行

    战略指导层面,有两种指导原则,一个是采取绕过美国、欧洲,在他们没有关注的地区扩大海外版人民币的投放规模,同时美元、欧元流通大的地区吸收潜在用户、逐渐渗透,慢慢挤占市场;另一个是抓住欧美出现金融风暴的机遇,大力施以援手,条件是:认可海外版人民币,稳定汇率市场,进行“互换货币”方案,在美国的各大银行广泛开展海外版人民币的支付、结算、放贷。对有支付困难的银行,进行人民币援助,借贷给他们部分美元和部分人民币。

    我们预计11月份将举办的世界金融峰会,欧美会强力要求我国进行美元救助,好!我们可以给部分美元,在给部分海外版人民币,要求他们配合做好海外版人民币在欧美国家的投放、流通、结算等工作。以上两种战略层面的指导原则,我们倾向于后者,但后者实施难度更大,阻力更多。

    众所周知,全球经济将出现衰退,而这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就是消费拉动的发展,在消费低迷的经济交往中,消费权就是贸易话语权,我们有全球最大的潜在消费市场、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在以后的对外贸易中,我们要以国家战略高度,去重视海外版人民币的支付、流通,只要能大力提高海外版人民币的国际流通规模,付出一些代价是值得的。

    在没有确定是否实施海外版人民币之前,本文不提出具体操作建议。(实施中或可采取以下措施:在国际交往中广泛宣传海外人民币的优点,提高人民币的国际认知度;利用国际采购和国家项目中多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支付;与其他国家互换货币;发行以海外人民币计价的国债、企业债;适当采用其他赤字工具)

四、海外版人民币的未来前景

    根据李稻葵的推测,人民币今天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那么,未来的2年中,人民币在国外各央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可达7%左右, 2020年之前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届时人民币在各央行外储中的比重将大幅度上升,达到21%,而美元将从今天的65%降到28%。人民币未来15年将成为非常重要的国际性货币。

    如果实行海外版人民币,我们认为12个月内即可达到7%,3年-5年即可达到21%,人民币未来5年将成为非常重要的国际性货币,中国进入金融大国行列。同时,我国通过这种方案设计和制度安排,管控国内、国外两套各自成一体的金融体系,可以显著有效降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与货币可自由兑换的其他国家相比)。

 

 

发件人:"袁璐" <tou_yl@188.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1-07 15:50:09 +0800 收件人: 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推荐转载: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加速了美国经济运行方式的破产

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加速了美国经济运行方式的破产

——浅析当前世界金融危机

乔续

    自从有了资本主义社会以来,虽然资本主义的精英们做了很多的政策调整和努力,供给与需求不均衡引发的经济危机就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通讯技术,高速交通工具,信息存储处理能力的不断的日新月异,社会分工进一步的精细,处于社会精细分工的需要,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了金融资本主义,伴随着分工的全球扩展,金融资本主义以新自由主义来鸣锣开路,人类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跨国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全世界都被纳入了跨国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此时的危机会达到什么程度呢?  

    谈到金融危机,就需要首先明确金融是什么。我是学理工类的,所以对传统教科书上对金融的定义不太了解,仅仅谈谈我个人的理解。金融的出现源于社会分工引发的交换的发展。当社会分工极度复杂的时候,单纯的物物交换无法满足交换的经济,因而阻碍了生产的发展,这就需要一种大家都认同的具备一定价值的一般等价物来充当所有交换活动的媒介,这样货币就产生了,货币产生后,促进了生产交换活动的进行,进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货币的出现,意味着有些人不需要劳动,只需要具备一定的具备信用的货币就能无偿的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交换活动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生产产品的能力,但是这些产品人消费不了,迫切需要在更大范围内交换获得别人更多的产品,但是长时间,长距离的奔波不利于阻碍生产的进行,于是一种专门从事商品交换并从商品交换中牟利的商人阶层出现了,商人的出现促进了社会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头脑的商人能够准确的发觉不同区域的产品以及不同地区人民的需求,对这种需求的把握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并通过囤积居奇的方式来谋取暴利,这样商人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首先崛起,长时间的算计锻炼了他们睿智的分析判断力,奔波于不同的地区,接触不同的人群,使得他们见多识广。

    经过不断的积累,大的商人积累了巨额的货币,他们不需要亲自劳动就可以通过货币支付的方式无偿的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样商业资本就出现了,它的特征就是货币在人类社会的交换活动中充当媒介,商人靠着占有巨额的货币通过倒卖的方式控制了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商品交换活动。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的发展,商业资本家为了占有更多的市场,生产更多的产品,于是就专门雇佣一些人从事一些产品的生产,而不仅仅是从人们的手中购买。这样人类的自然经济体系开始解体,产业工人出现了,这些人他们专门从事某些生产活动,并靠着自己的劳动从资本家手中获得货币,然后通过手中的货币来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这样人类社会分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商业资本也因为开始进入产品的生产领域成为工业资本,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也开始产品生产领域。

    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就是货币开始进入到产品的生产领域,并出现了依靠提供劳动力来获得货币而不是通过物品的出卖来获得货币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的出现使得社会分工进一步的精细化,产业工人专门从事某一产品的生产,他们想方设法的来提高产品的产出数量和质量,因为产品成本很低,质量很好,这进一步促使了自然经济的破产,产业工人数量的增加,社会需求也随之增加,于是最后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最后都成了一个工业社会体系,所有的人们都从事某一方面工作,并通过获得货币在市场上购买其他工人生产的自己需要的产品,这样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行都是靠着货币作为媒介来进行。

    当然这个社会体系需要一个组织者,组织者就是当年通过倒卖商品起家,经过商人,商业资本家,阶段发展成的工业资本家,因为这个社会体系的运行的基础是劳动成果的交换,交换的媒介是货币,这个社会体系就是靠货币来维持起来的,于是更高一个层次的金融资本出现了,如果说在商业资本阶段货币仅仅进入了交换领域,在工业资本阶段,货币进一步进入了生产阶段,那么到了金融资本阶段,货币进入了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将人们所有的活动都纳入了它的运行轨迹。

    当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人类开始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科技知识与生产力的距离被极大的缩短,拥有科技知识就意味着人类在不久的将来会获得更多的产品甚至是新功能的产品,进而获得更多的货币,于是,金融创新出现了,金融创新将未来的生产活动也纳入到了现在货币为媒介主导的经济体系的,金融创新的依据就是未来美好的经济前景,更多的现金流,金融创新的出现在交换为手段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人类在经历了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金融资本之后,开始出现了金融创新,这的确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市场经济体系条件下,未来的经济运行也被货币化并纳入到了现在货币为媒介的经济体的运行。但是在上面提到的商业资本阶段,工业资本阶段,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创新阶段等等,其发展都伴随着危机,而且危机的规模越来越大。  

    经济危机在自然经济阶段是不会出现的,因为自然经济体系下,人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很少,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天吃饭。如果说有危机,那么也是饥荒,是老天不给面子。然而在从商业资本开始,危机就开始出现,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到现在,这里也就不难判断,经济危机是随着人类社会中交换活动的增多而出现的。 在商业资本阶段,当某一种商品价格高于其价值,很多的货币就是追逐过来谋取超额利润。

    市场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基础是生产与供给,当商品价格被过多的货币追逐到很高时,加上时间上的滞后后,当人们没有足够的货币来购买这些价格高昂的产品或者人们不需要这么多的产品时,泡沫将破灭,大量商人破产,正常的商品交换秩序被打破,产品生产减少,人类的经济活动发生紊乱,这样就爆发了危机。商业资本阶段的危机是因为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引起的货币分配的不均衡造成的,此类危机因为没有没有进入到产品的生产领域,产品生产仍然带有自然经济色彩,所以此时危机对经济体的打击仅仅是产品交换秩序的紊乱,人民的生活还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受影响的仅仅是参与到交换活动的商人阶层。  

    当人类发展到了工业资本阶段,货币开始进入到了人们的生产活动,当某个时期某种商品稀缺,吸引了很多的货币进入到了这个产品的生产过程,相比于商业资本,此时从货币的投入到未来满足需求的时间扩大了,因为危机积累的时间就长了,因为危机的规模大了,破坏性也大了。当过多货币投入到某一产品的生产中时,其他产品的生产会因为货币的减少而萎缩,当过多的某种商品潮水般的涌向市场供人们消费时,此时人们的需求有限,这样造成产品价格下跌,造成生产此类产品的部门的亏损甚至倒闭,因为其他产品的生产也减少了,这样就造成了整个工业生产的下降,造成经济危机。

    还有一种情况,资本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他们会拼命的压低工人工资,并拼命的生产产品,然而他们还是商业资本的思维,认为产品的需求者不是产品的生产者,但是在工业资本时代,产品的生产者同样也是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自己在工厂里生产的产品,资本家则因为组织产品的生产而是生产产品的集中供应者,因而也获得财富分配的权利。但是当过多的货币被集中到了生产领域,造成生产过剩,过少的货币在产业工人手里,产业工人不能够购买如此多的商品,因为造成了生产交换活动的紊乱,资本家为了消化如此多的生产能力也会鼓动政府动用各种手段甚至发动战争来开拓市场。在工业资本阶段因为货币过多的集中到了某些产品或者某些经济运行的某一阶段而引发经济体的紊乱,因而爆发经济危机。  

    当资本发展到了金融资本阶段之后,整个经济体的运行都被货币化了(虚拟化),虚拟经济完全形成了。这个时期,银行,资本市场等将整个经济体的运行都反映出来了,整个社会经济成为了一个一元经济体,美联储就是在这个背景的趋势下应运而生,因为整个经济体被货币化虚拟化了,所以只要通过货币手段就可以操纵整个经济体的运行,开始的时候,美联储屡试不爽,而且通过货币手段可以不知不觉的获得别人的财富,凯恩斯称一百万里面才会有一个人明白,其实肯恩斯这句话有个前提就是整个经济体系的虚拟化。这个时期金融资本主义形成了顶端是金融资本,中间是工业商业企业,底层是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几乎所有的工商业企业都上市了,这里的市场是虚拟市场。

    在商业资本阶段,货币炒作的是商品,在工业资本阶段,货币炒作的是生产,而此时货币炒作的是融合了生产过程的企业,整个经济运行的模块化程度加深了。企业作为商品出现在了虚拟的资本市场上,不同的企业通过股份化的程度来把自己虚拟化并上虚拟资本市场上流通。此时金融资本家经过了商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的阶段成长起来。在商业资本阶段,他们炒作商品来谋取暴利,供给与需求失衡后会爆发商业危机,在工业资本阶段,他们炒作生产来谋取暴利,供给与需求失衡后会爆发生产危机,此时,金融资本家通过炒作模块化虚拟化了的经济过程来谋取暴利,他们把股票市场操作的无比之高。然而,炒作产品引发危机的时间短于炒作生产引发危机的时间,而炒作经济过程引发失衡等到这种失衡传递到最底层的供给与需求阶段的时间则比炒作生产引发的经济危机的时间更长,因而,当过多的货币追高了资本市场的股价,极高的市盈率使得底层的实际经济活动无法兑现的时候,引发股市危机,危机引发信心受挫,整个社会经济体的运行因为资本市场的紊乱而彻底混乱,因为此时经济活动中,人们相互之间依赖彼此的生产的产品,而信用的破产使得这个交换过程无法正常进行,这样整个社会的经济体一片混乱,经济活动无法进行,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  

    等资本发展到了金融创新阶段之后,未来经济体的运行也被虚拟货币化到了现在经济体中资本市场的运行中,此时金融危机本身的破坏性加上透支未来而被放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当透支未来的经济运行本身无法创造出想象中的财富,则经济危机则会被成倍的放大,远远要超过1929年时期在单纯金融资本背景下的经济危机。此种金融创新如果是透支的是有极高投资价值的高科技或者新的某些领域,则金融产品放大的效应能大大加快这个未来价值的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过多的货币被投入到了这个领域,这样通过这种金融手段,可以最大程度的动用经济体的其他资源来完成这些未来价值的实现,但是这里的度很难把握,过多的投入意味着泡沫,过少的投入可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如果透支未来的不是高科技或者某些有前途的新领域,而是例如美国底层民众的未来收入,则整个金融大厦无异于建立在很弱的地基上,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而此时金融创新引发的整个经济体的紊乱要数倍于之前金融资本引发的经济体的紊乱的危机。

    因为现在的企业的运行都依赖于未来的现金流,都在透支未来,居民的消费也依赖于未来的现金流,也在透支未来,而这种透支是建立在经济体运行的所必须的信用基础上的,当经济体顶层的金融创新的信用破产,由此将首先引发整个经济体运行的金融层面的信用破产,然后金融层面的信用破产引爆生产层面的信用,生产层面的信用破产最后引爆经济体最底层的供给与需求层面的信用破产,这样整个经济体又彻底破产,而此时还要加上透支未来的账。  

   现在美国经济体的信用破产正处在金融层面的信用破产的阶段,快要蔓延到生产层面的信用破产阶段。而此时美国政府,美联储进行的一系列的救市本质就是防止这种金融层面的信用破产蔓延到生产层面,他们还在试图恢复这种金融层面的信用,并通过金融创新监管的方式来挽回金融创新层面的信用,进而促进整个经济体的正常运行。  

    但是美国现在通过增发国债注资,降低利率,购买金融机构坏账的方式来使得增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恢复金融市场的信心。但是增发货币的结果必然是过多的货币充斥市场,追高商品的价格,过多的货币需要货币化一定的实体经济才能对经济体起到正向作用。  

     开始的时候,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逼迫中国的外汇储备来给他们救急,但是因为中国现在国内左翼政治力量的崛起使得中国政府没有在这方面走的太远,最后西方国家来了一招注入流动性的方式来通过另一种手段稀释中国的外汇储备。而且此时面对此次危机,因为经济体的过分脆弱,西方社会开始发生分裂。美国当然希望继续维护自己的美元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继续获得独享利益,并讨中国热乎,称中国是他的盟友,盟友的高度可是战略共生性角度的。此时欧洲也经过二战后的经济科技的进一步的发展,在实体经济领域可以与美国有得一拼,无奈在经济的战略制高点金融以及金融创新上一直被美国压着,吃了不少亏,此时美国内部以及在全世界的信用开始破产无疑是欧盟翻身做主人的好时机,笔者在《打断时间经济链条,实现中国浴火重生》的文章里面提到,中国应该抓住适当的时机,分化西方联盟,拉拢欧洲,促使西方联盟的破裂,然后实现中国远交近攻的战略部署,即与欧盟,俄罗斯一起合作,集中力量对付日本,美国,整合东南亚,把南海变成中国的内湖。而此时美国也似乎感觉到了中国国内左翼政治力量使得他和平演变中国图谋的破产,也感觉到了欧盟想单干,所以他想拿出他最后的杀手锏--军事,为了不造成过大负面影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说说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战略图谋,这个图谋的关键就是中国。美国要保持其霸主地位,在各种手段用完后,必然最后是军事手段,以美国人一贯的作风看,会通过某些事件的煽风点火开始。  

    一方面美国在欧洲有大量的军事基地,欧洲在美国的半占领下,而且欧洲因为北约的掣肘无法完全军事独立,欧盟国家太多,面对尖锐的重大利益抉择无法达成战略同盟,日本因为在美国的军事占领状态下,所以乖乖的维护美元的世界货币的地位,而中国在前三十年,经过了美国的“弱中”,“分中”,“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之后,中国在军事上发展滞后,在经济上经不起战争的折腾无法独立自主,在人民身体素质上,因为长期的吃污染食品,身体素质下降,在精神上,经过改革开放的物质和肉体刺激,现在的中国人道德沦丧,社会信用体系崩溃,全国各地群众事件呈增长态势。此时美国国内开始出现经济危机的苗头,所以此时美国想打一仗,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战略家都会考虑的,即使不打,吓唬吓唬也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面对此次金融危机,我的看法是不是这次危机是否彻底爆发的问题,而是此次危机什么时候怎么彻底爆发,谁是这次危机的收益者以及谁是危机买单者的问题。  

    首先美国这次危机本质上是美国长期透支的结果,是美国经济运行方式的深层次问题,美国的经济运行方式不改变,美国就是过了这次危机,以后还会爆发同样的危机。美国这次危机某种程度上也是被中国贯出来的危机,这里主要是因为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崛起使得美国和平演变中国图谋破产,无法像2007年之前那样猛烈的蹂躏中国并把危机顺利转嫁中国造成的。在06年的时候,美国有点急了,要求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可是他急着急着就急出了个次贷危机。中国大批的宝贵资源以及廉价劳动力换来的美元支撑了美国房屋价格的上涨,而房屋价格的上涨就支撑了美国老百姓的消费,这与城市因为集合了经济的运行而使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原理类似,是中国支撑了美国的经济运行,中国相当于农村,承担经济发展的代价,美国相当于城市,收获经济发展的成果。

    正式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加速了美国这个经济运行方式的破产。而现在美国似乎不太想改变这个运行模式,也加大了对中国国内特权阶层的影响力度,于是,中国现在似乎又开始走出口换汇,然后外汇支持美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但是这种方式本身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是中国的环境承受是有限度的,一方面中国的老百姓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一方面过多的外汇换来了国内人民币的增发,引发中国的通货膨胀,这也会导致中国经济出问题,还有最后就是越这么搞越会加速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崛起,破坏美国这个经济运行方式的基础。

    但是随着现在大批的外企开始撤离中国,历史留给中国翻身崛起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听说一个五台山的和尚摇了一卦,说中国今后三年会有三年大难,过了这三年,中国就会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老大,如果过不了,则中国就会衰落分裂。也许真的是有点准,中国今年开始真的是有大难,这些大难本质是中国前30年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而三年时间,足够美国等西方国家把转移提供廉价劳动力与廉价资源的世界工场从中国转移出去。等那个时候,一方面剧烈的社会矛盾,一方面剧烈的人与自然的矛盾,一方面是世界经济的战略性的摆脱了中国的廉价支持,最后中国的结果是经济倒退,社会动乱,人口锐减。而此时能够挽救民族危亡的,只有中国的左翼政治力量。一方面左翼政治力量主张发展成果惠及中国老百姓,这有利于缓和中国的社会矛盾,一方面左翼政治力量从当年毛主席的大修水利活动中得到启发,有利于缓和人与自然的矛盾,最后是中国的左翼政治力量因为不再为美国提供廉价劳动力,并主张发展中国自主产业链的经济体系,这样就破坏了美国经济运行模式的基础,必然引发美国经济的崩溃,美国经济的崩溃必然引发全世界经济的紊乱,而中国则可以坐收渔利,做一次20世纪经济大萧条时期苏联人做的事情,迅速发展起来。

    这里不必担心中国也会出乱子,因为中国经济就资本发展阶段来讲,处在商业资本阶段向工业资本阶段的过度时期,经济危机不会引发中国的全面崩溃,中国的8亿不依赖现代工业的农民,国家控制下的大工业,当年毛主席计划经济的实践都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这些启发加上改革开放30年的教训,足以让中国在10到20年之内顶天立地的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当然前提还是要先反腐败,加强党的队伍的各方面建设,在国家机关的组织上,个人认为应该采取从纵合横分的方式,即中央地方层面需要加强中央的集权,统一财权,治权,全国一盘棋,在权力的职能方面要分权,防止权利的过度集中,加强监督,需要加强中央集权与民权的结合。

    在企业的组织运行方式上,最近白益民先生的《三井帝国在行动》给我很大的启发,以前我也觉得中国应该采取建立国家控制下的垄断企业财团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对外开放,就是脑袋里面没货,想不出如何组织这些财团并保证这些财团的健康运行,保证组织起的财团是巨人,是有效率的大军团,而不是恐龙和一群乌合之众。现在白先生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之福,希望中国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应该看看《三井帝国在行动》这本书,我们看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日本人如何厉害,而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军团完成中国经济的整合并打败日本人。  

    最后,此次经济危机对中国来讲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是大机遇,足以让中国一飞冲天,挑战是大挑战,足以让中国分裂,衰弱。历史的重任落在了现在中华儿女的肩上,我们应当不辜负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这句话,实现中国的浴火重生。  

 

 

 

发件人:"徐" <xgs999xgs@yahoo.com.cn>  2008-11-09 12:23:03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张宏良 张宏良" <duotext@qq.com>, "张清智 世界和平统一联盟" <zhanghui@worldpeace2008.cn>, "张庭宾" <ZTB6666@TOM.COM>, "张五常" <s_cheung@sina.com>, "張昭雄 親民黨副主席" <vice_chairman@pfp.org.tw>, "仲大军" <zdjun@263.net>, "字麒元 字麒元" <evenluxin@hotmail.com>抄送L_C_cc:L_C_colo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徐国胜

拉开世界民主主义运动的序幕

徐国胜

    本网第五届北京市周末智库于2008年11月8日在圆明园召开。本次会议对“乌有之乡”和“新左派”经济学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认识上感到失望,就象《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也在电视上大讲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根源是借贷消费,本次会议对这种观点持否定态度。

    本次会议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根源是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当资本主义由帝国主义发展到全球垄断主义阶段,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靠跨国企业的全球垄断来榨取发展中国的生产成果,在本国不再进行产品的生产,而是重点发展不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根据经济学原理美国人不生产商品就拿不出与中国人所要交换的东西来满足美国人自己的要求,也就是说你美国人不生产商品你就没有钱来买中国人的商品,因为商品的存在决定着钱的存在,没有商品也就没有钱,钱的多少是根据商品多少来定的,于是不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就决定了美国人本身是没有钱的,但美国人要生存,要进行衣、食、住、行,只有向银行借款,拿着借来的钱去找跨国企业买东西,这些跨国垄断企业再到中国采购商品。美国人衣、食、行方面的银行借款,可用全球垄断主义企业向中国人民榨取那部分利润抵消,就能保持美国内部整体的供需平衡,不会出现问题。但美国人住的房子可没办法从中国买回美国,全球垄断主义企业也没办法用在住房上向中国人榨取利润来抵消美国人在住房上的银行借款,因此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危机就从美国的房贷开始了。所以房贷只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并不是根源,根源是不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

    不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不会为社会生产财富,不生产财富的社会制度,就不能促进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所以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消亡的实质,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采取的国有化和西方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个证明。

    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次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危机中只所一直能坚持到现在是因为美元的霸权地位和中美经济共同体的存在。美元的霸权地位可以让美国政府无限制地印刷大量的美元,用美元购买中国人民币,再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生产的消费品,在美国用美元购买中国人民币的同时,中国手里也有了大量的美元,就是我们现在将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美国无限制地大量印刷美元,中国就会无限制地购买美元,使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到3、4万亿美元也有可能,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果然这样做了,危机一开始美国就说要再印刷7000亿美元挽救危机,7000亿美元最终是要购买中国人民币的,再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生产的消费品,这次是美国政府而不是全球垄断企业来掠夺中国的生产成果,因此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快就会增长到3、4万亿美元,这样一来美国中央银行也就成了中国中央银行了,中国人民银行就没事做,可以解散了,人民币也可以消失,让美国直接拿美元来购买中国生产的消费品就可以了。看一下中国外汇储备,黄金只占1%,其余大部分是美元,结果事实上造成了人民币的发行以美元为信用担保,与此同时,这2万亿其实并不在中国手上,而是以购买国债的形式回流到了美国. 实际上就变成了,中国向美国输出财富,以此为交换,拿到了美国的借条,并以这些借条为信用担保发行自己的人民币。这就是当今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最亲密的核心共同体关系。

    这次危机刚刚开始,本学派就指出危机的根源不是次贷,甚至不是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本身,根源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不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是靠跨国垄断企业榨取商品经济体劳动成果来保持不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的运转,并统治发展中国家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以上是用全球垄断主义原理分析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和美、中经济的关系以及美国对处理危机的态度及其原因。下面我们再用全球垄断主义原理分析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要采取的具体步骤。

    会议根据全球垄断主义原理分析了这次资本主义国家挽救金融危机的措施,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挽救金融危机措施将分三步走:第一步拿出2-5万亿美元把大部分寡头基金(大的投资机构、投资银行和储蓄银行)国有化,实施西方特色社会主义,目的是恢复人们对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的信心。第二步是通过寡头基金(大的投资机构、投资银行和储蓄银行)加大对本国跨国垄断企业集团的全球垄断扩张的资金支持,巩固全球垄断主义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商品经济的控制,促使全球垄断主义企业的股票上长,搞活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证券市场,目的是全面恢复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统治地位。第三步是建立不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西方货币经济对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中国家商品经济统治的全球制度,也就是说全球垄断主义将建立生产和其他经济为金融服务的全球制度,目的是巩固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本学派认为这三步走的措施将使资本主义在两年左右的时间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但这些措施将使下次的金融危机更大,来的更快。

    如果美国闭关锁国,那么肯定会以破产或冲突收场。正因为它的开放和领袖地位,才能一年又一年不平等地占有其它商品经济国家(尤其是穷国)的劳动成果,以弥补美国不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这种占有的规模是如此巨大,令全球资本主义国家都付出了沉重代价。

    美国人口仅占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5%,却要消耗全球资本主义国家30%的资源,这样一来美国不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肯定会出现贸易和消费赤字,为弥补巨大的贸易和消费赤字,美国想出种种投机方法,并利用美元的霸权,来大量印刷美元,还出售自己的债务,通过这些国债去换它国的货币,占领它国的财富,数额巨大,其债务(包括国债和公司债务)已经突破了50万亿美元,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个不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有借无还地使用着全球的资源,将会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现在全球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国家已经开始对抗空头美元,抵制用它来换取珍贵的物质资源,抵制购买美国债务。这次危机使商品经济体的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应该结束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体的统治地位,进行资产阶级世界民主主义革命:1、在经济上,实行世界统一货币----球元作为全球资本主义财富的代表符号,来取代美元的霸权,建立世界中央银行保卫全球资本主义的财富不被美元占有;2、在政治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要求在全球进行资产阶级选举,成立世界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政府,来取代美国政府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3、在文化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要求推行勤俭的资本主义文化,来取代美国过渡浪会资源的资本主义文化。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体国家是不会允许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国家的资产阶级世界民主主义革命实现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国家没有这个实力和能力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体国家,商品经济体国家领导这场资产阶级世界民主主义革命是不会取得成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国家的资产阶级只有靠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的全球垄断力量,才能够镇压住本国劳动人民的反抗,实现自己的剥削发财梦,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搂的联系,因此,商品经济体国家也不会真正领导这次革命。

    这次资产阶级世界民主主义革命领导任务只能落到商品经济体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身上。商品经济体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但受到货币经济体国家的剥削,还受到商品经济体国家的剥削,他们受到双重剥削,受到的剥削最重,他们最具有革命性,资产阶级世界民主主义革命只有在他们的领导下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因此,世界共产主义者第一个要求是加速国家共产主义者向世界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进程,促使各国共产党改组为世界共产党,拉开领导世界民主主义运动的序幕,推动世界人民自由、民主、直接选举产生世界议会和世界总统或世界主席,让要求和平的世界人民直接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彻底消灭人类战争。 所以,本次会议对“乌有之乡”和“新左派”经济学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认识上感到失望,就象《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也在电视上大讲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根源是借贷消费,本次会议对这种观点持否定态度。

   全球垄断主义学派征文比赛,北京市周末智库,各地市周末智库http://www.xgs999.com/Article/salong/

 

发件人:"叶继涛" <yejitao@126.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1-05 15:57:52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 <zdjun@263.net>抄送L_C_cc:L_C_col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文化革命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

文化革命是一场什么革命

叶继涛

yejitao@126.com

    转眼间,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文化革命已经过去了42年,文化革命结束也过去了32年,作为文化革命后出生的我,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什么政治与文化运动,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我还在都小学4年级,对那场风波印象很浅,虽然后来看一些关于文化革命的资料,但只是官方消息的仅为只言片语,学术界更是噤若寒蝉(不敢涉及到这个禁区),倒是民间的议论很多,但也是莫衷一是。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现在各种纪念活动层出不穷,有人出书来还原历史真相,比喻改革开放的经历者于光远老人家所写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受到了很多的赞扬,让人民了解到历史的真相。据我所知,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各行各业都在筹办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活动,我们纪念什么呢?难道我们仅仅是纪念改革开放的成绩,拿现在的数据和1978年的数据来比较,比较的结果是什么人均收入提高了多少倍如此之类的话,这样的比较有什么意义,社会在发展,各个国家都在进步,难道没有改革开放,社会就不能进步吗?发展方向是唯一的——那就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发展的道路是多样的,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我们不应仅仅纪念成绩,还需要进行反思,这样我们才会进步,也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值得庆幸是,社会上有很多研究团体和学人开始在反思,比如周瑞金的《改革开放30年的思考》一文中,在总结改革开放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开放以来的一些问题。

    作为一个在改革开放过程成长的农村人,在农村生活将近20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体会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为什么农村的变化非常不理想,社会风气越来越糟糕,农村里赌博成风,官场腐败连连,企业界良知丧尽。怀着对这些问题的深思,在阅读了大量的史实和对相关经历者访谈的基础上,谈谈我对文化革命一些浅薄的认识,供各位有志于研究文化革命来批驳,还原那场文化革命的本质。

一、发动文化革命是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需要

文化是一种跟不见又摸不着的东西,但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生产生活历的方方面面。历史上周汉时期,我国的文化相当活跃,诸子百家同争鸣,社会思潮非常活跃,什么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至是同台献演的热闹场面。周汉时期的文化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社会变革,导致了奴隶制度的迅速解体。但另一方面又对统治者构成了威胁。于是当时的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也就出现了秦朝的“焚书坑儒”、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唐的“古文运动”、宋朝的“朱陈理学”,元朝的“初夜权”、明朝的“东林党学”、清朝的“文字狱”、民国的“新文化运动”等代表性的文化事件,这些事件都是统治者加强通知的需要。

毛泽东自1949年建国到1966年近20年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发现影响社会管理的根源是文化,即虽然建国了,共产党执政了,但当时无论官员还是社会大众,都还是封建文化、官僚文化和自私文化掌控人们思想深处的灵魂。这种灵魂有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建立和执行,这种灵魂导致了党内的山头主义、地方主义、官僚主义、自私懒惰主义。所以,毛泽东决定发懂这场革命,并将他看作自己对中国的第二贡献。第一大贡献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

二、文化革命是公有化文化替代私有文化的革命

私有文化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愚昧、野蛮与文明积淀而形成的,被这种文化固化社会思想的结果是人人争利,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欲望的潜力可以被无限的激发出来,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类有限性的资源不能满足人类无限的需求,大家都为自己着想,不择手段的提高自己的利益。所以今天一些的经济问题、分配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能源问题都与私有文化有关。

公有文化是人们内心深处是为别人着想,是先满足别人的利益,满足集体与全局的利益为先。这种文化理论上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所以,毛泽东发达文化革命是建立公有文化,替代私有化文化,培育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石与土壤,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梦想。

三、文化革命是一场渐进式的温和革命

私有文化是几千年形成的,浸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要推动文化变革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更不能以暴力的方式来推动,其结果是拔苗助长,注定要失败的。历史上的“焚书坑儒”、“文字狱”等暴力式文化变革结果都激起了人民更强烈和更持久的反抗。因此,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不是十年八年能实现的,那需要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培育和引导,并最终形成公有化文化,净化人民的心灵。

四、公有化文化革命失败的原因

第一,文化革命的推动方式错误,操之过急。文化革命本身的目的正确的,他是要消灭人的自私自利,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然而,遗憾的是毛泽东在对如何进行文化革命的方式是极端错误,他以暴力革命的思维来推动文化变革。文化是千百年来形成和积淀的,文化的变革要有其内在的原因,是需要精心营造和推动,决不可以暴力的方式来推动,否则注定是失败的。暴力可以结束人的生命,也可以结束自私自利人的性命,还可以推翻一个政权,但不能抹去人民内心深处自私的灵魂。

第二,被当时一群极端左倾的人利用和操控,这些操控者本身就是非常自私的,他们为了达到个人政治野心,搞了大量的假证据来打击异己者,就决定了这场文化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三,毛泽东本身的自私局限性也决定文化革命不可能成功。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要取得成功,需要依靠谁呢,这是毛泽东40年暴力式革命经验固化了自己思维。因为,他觉得要取得文化革命的成功,就需要象过去暴力革命那样,要依靠工农兵群众,战胜国民党。因此,他在发动文化革命,先是利用青年学生革命热情来推动这场文化革命,鼓励学生斗倒地方党政机关,于是北大清华的领导权被学生夺权成功。经过2年的实践,毛泽东发现青年人太热情了,热情过头了,不听从指挥,不好控制。于是,他又发动工人来夺权,认为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王洪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选拔出来的。但具体到某个工人的知识和眼界局限性,也不可能帮助毛泽东实现公有化文化革命的胜利,最后他放弃了王洪文接班,选择了中间派华国锋。实践证明,毛泽东要依靠一派打到另一派的暴力式文化革命是可不能取得胜利的,因为这种目的本身就是自私的。

五、文化革命与改革开放反思

1976年,毛泽东与世长辞,其继任者华国锋果断的结束了文化革命,标志着文化革命的彻底失败。公有制文化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不争地事实,但不能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心态来批判那场曾经惊天动地文化革命,不能把文化革命批评的一无是处。尤其在今天我国社会价值观扭曲,与公有制经济严重不匹配的客观情形下,更应反思我们的改革开放的得与失。改革开放的好处别人都总结很多了,这里不再赘述。改革开放的问题也有人开始总结,但我觉得这些问题根源是私有化文化的加剧与公有制之间的矛盾。其原因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继任者在对待社会文化发展上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指导思想,“不争论”,“猫论”、“摸论”,结果造成了今天社会文化的不健康现象,人民变得自私自利,官员们贪污腐化,企业家没有良知和“道德的血液”。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没有了,没有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于是人民的价值观缺失了,思想混乱了。所以出现“毒奶粉”、“毒鸡蛋”、“包二奶”、“嫖娼”、贪污等现象都不足为怪,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在总结经验成绩的同时,必须要进行反思并推动文化变革,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

怎么建立社会主义公有文化,我今天只是开了个头,希望有更多的有志之士来参与讨论。但必须以史为鉴,必须放弃暴力式的“阶级斗争”,提倡文斗,主流媒体要大力宣传公有化文化,和平式的来推动文化变革,使社会公有化文化能促进社会经济大发展。

 

 

麦凯恩落选感言

中新网

11月5日电

    美国的总统大选结果目前已经公布,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大选日(4日)以大幅领先的优势当选第44任美国总统。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4日晚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发表败选感言,对奥巴马表示祝贺,同时对支持者们表示感谢,并呼吁他们团结起来支持奥巴马。以下是麦凯恩在凤凰城发表讲话的全文:

  谢谢你,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在这个美丽的亚利桑那州的夜晚来到这里。我的朋友们,我们已经结束了一段长途旅程。美国人已经作出了他们的选择,清晰地作出了他们的选择。

  不久之前,我非常荣幸地打电话给奥巴马参议员,向他祝贺胜利。祝贺他当选为这个我们都热爱的国家的新一任总统。在这场持久而且艰难的竞选活动中,他的成功赢得了我对他能力和毅力的尊敬。但是更让我赞赏的是,他激起了数以亿计的美国人民的希望。他们原本错误地以为他们自己在选举中所发挥的作用有限。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选举,我承认它对非洲裔美国人的重要性,今晚的荣耀必定属于他们。

  我一直相信,美国为所有勤奋并愿意抓住机会的人提供了机会。奥巴马参议员也相信这一点。但我们都承认,尽管我们已经远离了以前的不公正,但他们的记忆仍能感受到所受到的伤害。这些不公正曾玷污了这个国家的名誉,剥夺了一些美国人应该作为美国公民应该享有的祝福。

  一个世纪以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邀请布克-T-华盛顿在白宫共同进餐,这曾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怒。但今天的美国已经远离了那个时代的残忍以及可怕的顽固。再也没有比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当选美国总统更能证明这一点了。我们要让所有的美国人都没有理由不珍视他们的国民身份,珍视这个地球上最伟大国家的国民身份。

  奥巴马参议员实现了他个人的伟大目标,同时也实现了这个国家的目标。我为他鼓掌喝彩,同时也对他敬爱的外祖母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天而表示真挚的同情。但我们的信念告诉我们,她一定是在上帝那里安息,一定会对她抚养长大的这位好人而感到自豪。

  奥巴马参议员与我曾就许多分歧进行过争论,但他最终获胜了。毫无疑问许多分歧仍然继续存在。我们的国家目前正处在困难之中,但我今夜向他承诺,我将会尽我的全力来帮助他领导我们共同迎接目前面临的许多挑战。

  我希望所有支持我的美国人,不仅仅是要和我一起来祝贺他,同时还要向我们的新任总统表达我们良好的心愿以及我们真诚的努力。以便大家一起就分歧达成必要的妥协,重新恢复我们的繁荣,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上捍卫我们的安全,给我们的子孙们创造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让他们在这个国家更好地生活。

    无论我们存在何种分歧,我们都是美国人。今夜大家感到失望非常正常。但明天,我们应该摆脱这种情绪,共同努力使我们的国家继续前行。我们努力了,我们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尽管没有达成目标,但这一失败是我的,而不是你们的。对于有幸获得你们的支持,以及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表示最深挚的感谢。我的朋友们,我也希望结果不是这样的。这条道路从一开始就充满艰辛,但你们的支持与友爱从来没有动摇,我实在找不出任何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

  我还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辛迪、我的孩子们、我亲爱的母亲以及我的家人,同时还要感谢那些在这场跌宕起伏中始终站在我一边的老朋友们。我一直都是一个幸运的人,但迄今绝对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像你们的爱以及鼓励那样让我感到更幸运。大家都知道,竞选对于候选人的家人来说往往显得更为艰难,在这次的竞选过程中同样如此。我所能补偿的,就是我今后的爱、感恩的心以及宁静的承诺。

  当然,我也非常感谢佩林州长,她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搭档之一。我还要感谢她的丈夫托迪以及他们5个美丽的孩子,他们为我们的事业作出了不知疲倦的努力,在这次的竞选中他们表现出了勇气和优雅的风度。我们所有人都期待她未来更好地为阿拉斯加州服务,为共和党以及我们的国家服务。

  对于我们竞选团队的伙伴们,从迪克-戴维斯、斯蒂汶-斯米德特、马克-萨尔特,到在这场选举中所有努力工作的志愿者,我要说谢谢你们。和你们的信任以及友情相比,这场失败了的选举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还要多做些什么才能赢得这场选举。每一位候选人都会犯下错误,我可以肯定我也会犯错误,但我未来绝对不会对此感到有一丝的遗憾。

  这场选举过去和将来都会是我生命中的巨大荣幸,我的心中充满了对这种经历的感谢。美国人民在选择奥巴马参议员以及我的老朋友拜登参议员来领导美国的下一个四年之前,给了我一个倾听的公平机会。

  今天,我是我所热爱的这个国家的最高职位的一位候选人,但今夜,我却将仍然是她的一位仆人。这是对所有人的祝福,我想信亚利桑那州的人民会同意这一点。今夜,在我的心中,我比以往任何一个夜晚都更加深爱这个国家,深爱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无论他们是投票支持了我,还是他们支持了奥巴马参议员。

  我向我以前的对手、未来的总统表示成功的祝福。我呼吁所有的美国人,就像我以前在竞选中说的那样,不要对我们目前的困难感到绝望,而要相信,一直相信美国的前景和伟大,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必然的。

  美国人绝不放弃,我们绝不投降!我们绝不逃避历史,我们创造历史!

  谢谢。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国。

 

 

发件人:"fy012300" <fy012300@126.com>  2008-11-19 17:10:40 +0800 收件人: <zengjimao@263.net>, <zengjmao@126.com>, <Yuzi1986@126.com>, <yyb000000@126.com>, <yyd1213@163.com>, <yym053@yahoo.com.cn>, <yyp1985ph@126.com>, <yypxy@cavtc.edu.cn>, <Yzheng@oxfam.org.hk>, <yzy2001@163.com>, <yzy83@163.com>, <Z1354c@tom.com>, <z81846651@sina.com>, <zaf2006666@sohu.com>, <zaiya172737@163.com>, <zanjeqen@126.com>, <zbrendi@yahoo.com.cn>, <zc52@163.com>, <zczc0987@163.com>,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_www.mzcy.cn(20081119) 陈奎元:不能将西方价值观奉为“普世价值”

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社科院院长 陈奎元

2008年11月

此次座谈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自身改革的一次重要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继续深化我院领导和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伟光同志的主题讲话很好,院各职能部门的发言各有侧重,与会各研究所和各单位的同志提出很多、很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在全面吸纳大家意见的基础上,院党组、院务会将发布改革我院管理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并努力在全院推行、实施。这次会议讨论决定的思路和举措,不是寻常的工作部署,而是在我院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重要决策思想、重大改革步骤,是深化改革的新开端。今天会议要结束了,根据大家的讨论,我再着重讲几个问题。

一、大家都要重视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

我院建立31年上溯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共53年,建院和发展历程伴随改革开放的脚步,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不容忽视。

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是英明的决策。中国社科院的首届领导班子打下的基础和他们制定的发展蓝图是有远见的,全院几十年的科研成果和自身建设可圈可点。我们现在要在某些方面进行改革并不是认为前面做得不好,更不是自以为比前人高明。我们作为后继者,感谢他们,更有责任在新的形势下把他们开创的事业接续下去并不断推向前进。

近三十多年是中国党和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逐渐深入、扩展。我院现在机构庞大、机制守旧,整体创新能力不强,这种状况与国家变革的步调有差距,与自身的使命不协调、不适应,弊端日趋明显。环顾左右,我们改革的力度不够,照旧章办事的状况比较明显,妨碍人才成长和科研成就的弊端大家均有所见,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中国社科院必然要随着潮起潮落,随着国家大局走向改革的未来。

我国是具有独特文化传统、悠久历史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理应站在人类文明的前列。具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地位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院,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分量不够,我们的责任重大,无论在国内还是在世界,都面临着挑战。我们不能关门当皇帝,要有紧迫感和危机感,要有忧患意识、改革意识和奋发图强的意识。

1.基础研究的传统优势不能下滑。哲学、语言、文学、史学、考古、外国文学、民族宗教学以及经济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一向是我院的优势,有些前辈学者被视作该领域的泰山北斗。现在这些学科大部分保持相当的优势,但是面临的竞争是无庸讳言的事实。要注重研究整理、刊发大师们的研究成果、重要著述,传承他们的学术精华。今后若干年,随着第二、三代传人逐渐退出现职,要选好新的学科带头人,对于学术骨干的选拔、推介、培养工作,要下功夫尽快取得进展。

由学部主持的"国学研究论坛"是我们为了建设人文学科殿堂采取的一项实际决策。学懂古人,才能谈得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一派茫然,所谓创新根本是无稽之谈。如果没有汉晋唐宋以及清代学者为古代典籍作出的那些传记、集解、索引、正义、注、疏……,古代的书籍及文化今天无人能解。近现代对甲骨文、钟鼎文、帛书、竹简的发现与辨识、研究是新的重大贡献,为今人了解古人打开了新的门户。中国社科院的学者背负历史的责任,应当上接古人、唱响当代、启迪后人。我主张把"国学研究论坛"做大、做响,主要是考虑发挥我院研究所、研究人员的真才实学,呼唤民族文化的精神,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扩展到人民中间,与此同时,也把我院学者的形象介绍给世人。这个动议不是即兴的发挥,是建设人文科学殿堂的深切希望,坚持下去就可以成为长效机制。藏传佛教黄教的振兴,标志性的活动是宗喀巴举行的祈愿大法会,直到今天延续五百多年,达赖每年在境外主持祈愿法会,甚至一年搞数次。民族文化不是宗教,但优秀文化的传承、生命力的根基更厚重,关键在于需要有志于此项事业的专家坚忍不拔地代代相传。

2.应用对策研究要向战略高度提升。中央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当代、立足国情,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要求注重研究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问题。这主要是指与应用对策关系紧密的学科,如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经济学、社会学、当代中国史、法学、国际学、政治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以及哲学、史学的部分学科。

基础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有不同的侧重,也有互相结合、互为体用的关系。研究得好,都有利国利民的功效,并不存在强调一部分人侧重这方面的研究,就会影响其他人进行另一方面研究的问题。

应用对策研究,包括国情调查,要提升水平。从战略的高度提出目标、任务,用战略的视角研究党和人民正在关切并希望找到答案的问题,把研究工作融入党和人民正在致力的伟大事业中去;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旗帜引领潮流;了解基于实践的理论材料,参与党的理论创新进程;了解世界理论、文化的动向,借鉴先进适用的文明成果。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 "、"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我们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样重大理论、战略问题上要清醒。

应用对策研究,要尊重、深刻理解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展示出新的研究空间。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的成就,现实生活中显示出的矛盾,人民群众的关注焦点,是研究的极好素材。举凡关系改革、稳定、发展,关系强国利民的思想、对策都有战略的意义,从中寻找研究的方向,作出科学的判断,就能够体现应用对策研究的价值,积而累之就会成为新的有根基的理论成果。

所谓智囊团并非是官封,更不是自封的。西汉的官员晁错第一个被称为"智囊"。涉及当时的天下大事,他见解精辟、独到,虽然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者,真理在他一边,不愧智囊的称号。我们中国社科院的人才济济、位列参谋咨询的重要机构,作智囊团体是本分,问题在于是否能够站在应有的高度,在国家需要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领域拥有领先的优势。要健全科研成果选评的机制,不要让优秀成果被那些空谈、垃圾淹没了。

3.要走出去。在国际人文、社科领域争取制高点,争夺话语权,扩大影响力。在人文社科领域,所谓" 西强我弱"不可一概而论,要具体分析西方强在何处,我方弱在哪里。东西方的价值观不同,文化传统、道德规范不同,有可比的方面,也有不可比的方面。强弱不但要看声音高低,还要看内涵和本质。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创立的科学理论,曾经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震惊。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在社会科学领域有独特的价值,不能笼统地讲强弱,一味甘拜下风。要学习的是先进文化而不是强势文化。中华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独领风骚,在这些方面我们并不弱,在任何时候、任何场所,都有理由慷慨陈辞。在许多方面我们不如人家,或者人家有独到之处,我们就要虚心学习,这不仅是面对西方发达国家,而且是对全世界、全人类。现在这方面的主要倾向性的问题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过分崇拜西方主流意识形态。

强和弱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们的使命是转弱为强。相信辩证法,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绝对的。冷战结束不到二十年,美国一超独强的神话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都显示风光不再,在思想文化上也不可能永远作霸主,我们要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搞任何盲目崇拜,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也就是不把我们党和国家的价值观贬低为另类价值,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存在和振兴的内在要求。要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需要树立保持中华五千年文化优秀传统的信念,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先进的科学理论,立足自己的根基,发扬民族的创造力。这次我院内部的改革主要是管理职能的部分,对于学科体系建设、研究所的建设、学术评价标准、评价体系建设,作为学术改革的内容要继续研究,相机推进。

改革不是神话,正如理论创新一样。党中央进行理论创新,始终要探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改革的问题上同样也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搞什么样的改革,怎样进行改革?有些人故意模糊改革的性质,打着改革的旗号,企图取消党的理论基础,图谋褫夺党的领导权力,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提倡这样改革绝对不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和平演变的图谋。讲改革,如果脱离党的基本路线,违背党的理想信念,背离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期望,就必然导致一系列难以控制的后果。我们决不赞同那样的改革。

我院现在研讨的改革,是内部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作风的改革,要义是推动科研、激励人才、优化服务。评价改革内容和措施,要看这几条。

二、改革院机关的管理制度,转变部门职能

我院的科研工作,主体在研究所。研究所是科研组织、实施、评价、发布的主要承担者,研究所的水平高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水平高低的标志。院部和院部工作机构与研究所、研究中心是一个组合。院部的职能有领导、有服务,领导要讲章法,服务要有效率。机构的功能能够保证促进科研健康发展的就是正确、必要的,阻碍科研顺利进展的就是不当的、多余的。

改革工作制度、转变机关职能、促进科研成果、促进人才的涌现和成长是我们的目标和要求。

1.树立为科研服务的意识。现在主要通过课题制的办法管理科研,这个办法行之已久,不可能立即用其它办法取代。课题制的利和弊基本上都清楚,要朝着鼓励出科研成果的方向进一步完善,还要研究跳出课题制的新办法,扶持学科带头人,扶持潜心钻研理论、不急功近利的学者,鼓励数年磨一剑的学者。

2.激励人才、打造推介人才的天地。我院队伍宏大,鱼龙俱在,难免有吃闲饭的,有南郭先生厕身其间,最重要的莫过于发现人才、推介人才。既要善于求同存异、包容多样,更要慧眼识人。凡是大的群体,往往有魔亦有道,难以保证纯而不杂,重要的是保证主流健康,"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现在中央制定许多选人用人的新规矩,总而言之是制度化。光有制度还不能保证出人才。我们要建设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坚决反对嫉贤妒能、党同伐异、压抑人才的学伐作风,要完善人才制度,鼓励人才涌现,并要下功夫努力推介学有所成的专家。培养"大家"是我们始终不渝的目标。要下决心实行人员退出机制,首先推行评聘分开,不要草率断绝退出人员的生路,但要坚决防止冗员过多,不能长期容忍不干事的人阻塞有希望的人才的前进之路。这步棋非走不可,别无选择。

3.改掉衙门作风。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句话道出中国几千年官场的积弊。衙门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各种明规则、暗规则,往往令人目瞪口呆。衙门风气不除,施之于国则误国,施之于事则误事。这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痼疾,是当今社会矛盾频发的渊薮。我院的工作部门总体上看,官僚主义并非十分突出,有些部门还受到服务对象的好评。问题主要在对职能的界定不清,改革职能就是为了加强服务的功能,提高服务的效率。机关职能转变得好,出成果出人才就会得到有力的支持与保证。就会提高全院的整体功能。

三、加强党的建设

政治体制的改革,国家机关领导体制、管理机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能削弱党的领导。在推进领导制度改革的同时,要考虑有效地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提高党组织的领导水平。

现在党的队伍巨大,执政五十多年,党的队伍与革命战争年代比较,面目大不一样了。有相当多的党员组织观念淡漠,有不少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先锋队的意识、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进行奋斗的意识大幅度地下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但关系执政兴国的能力大小,而且关系党自身的生死存亡。

我院党员人数众多,专家学者中党员的比例较高,院所两级领导骨干绝大多数是党员专家学者,这是我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的组织保证。党的自身建设搞好了,党组织才有力量;党的队伍一盘散沙,任何完备的制度和精巧的机党的建设首要的是思想理论建设,共产党的党员干部不学习、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离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去研究执政规律,与资产阶级政党就没有分别。失去了政治灵魂、政治保证去谋求领导的能力,既得不到劳动人民的信任,也不会为新产生的社会阶层长期接纳,苏联共产党的悲惨结局殷鉴不远。

共产党的力量来自于组织,党员个人永远要立足于组织之中,决不要以为自己有一技之长,或者有一定的声望,就可以替代组织的力量。党员干部不论在任何岗位上,都要关心党组织的巩固和兴旺,自己也要自觉地接受组织的约束和监督。注意严格自律、维护党规党法,每一级党组织都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党和国家为人民谋利益的口号和实际措施都不少,但是许多突发事件显示近年来党群、干群的关系不但未见明显改善,反而有激化的迹象,不容我们不加深思。我院各级党组织也要时刻牢记为巩固和加强党的组织始终不渝地奋斗。

制度要各级干部执行,要注意讲究工作方法,发扬民主、求实的作风。毛主席批评过李逵式的官长,李逵不是坏人,但是作风简单粗鲁,把好事办成坏事,坏事办多了,好人就当不成。

改革领导体制,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是重要的,但是党的风气、干部的作风同样不可忽视。制度不是万能的,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制度总比资本主义制度好,改革以后总比改革以前好。看实际情况,现今党员干部中贪腐分子滋生的状况、人民群众怨愤的心理、党群关系紧张的状况,我看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局面。每一个珍惜党的事业、关心党的前途命运的人,都不应置若罔闻。党是一个整体,我们虽然是一个具体的科研单位,但是要从自己做起,保持好党的这个重要阵地。我们研究领导体制的改革,决不要忘记加强党的领导,研究社科院的建设,始终注意抓好党的建设,这不是题外的话。

四、抓落实

我院现在提出科研管理体制、人事管理体制、财计后勤等方面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意见,并不是独创的、率先的举动。像我院这样几乎原封不动维持过去选人、用人、留人办法的单位,已经为数不多。不进行适当的改革,奖勤戒懒、优胜劣汰作不到,各得其所也作不到。学问好、成果多、有前途的人要位置没有位置,要职称没有职称,要奖励没有奖励,就不会形成人才辈出的局面,社科院就没有前途。

改革的措施要慎重,大家提的意见要仔细斟酌,认真吸纳,已经有几个研究所作过试点,只要考虑周全,就不会产生大的闪失。凡事都会有一点风险,只要大家用心去做,不简单草率地处理涉及个人根本利益的事,这一步改革就不会产生大的风波。这一步迈出去以后,站稳了,学科体系建设、研究所的建设、科研成果评价等方面的改革紧随其后,我院和各研究所几年以后将会是一个崭新的面目。

 

 

发件人:<xujingan@vip.163.com> 2008-11-14 20:33:26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三评陈奎元院长的讲话

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

李必胜

    近日,赵紫阳集团的“发言人”、赵紫阳的老部下徐景安,公开接连发表两篇点名批判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的文章。

    在《院长职能定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的首要问题》----一评陈奎元院长的讲话》中,徐景安写道:“2008年7月26日,陈奎元院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

    对陈奎元同志这句话,他扣了一顶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大帽子:“ 您反对普世价值的言论并没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2007年3月16日的《北京晚报》刊登温家宝总理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在《打着改革旗号部署反对改革----二评陈奎元院长的讲话》中,徐景安写道:“陈奎元院长在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的会议上,发表反对改革的讲话。 他说:‘在改革的问题上同样也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搞什么样的改革,怎样进行改革?有些人故意模糊改革的性质,打着改革的旗号,企图取消党的理论基础,图谋褫夺党的领导权力,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提倡这样改革绝对不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和平演变的图谋。讲改革,如果脱离党的基本路线,违背党的理想信念,背离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期望,就必然导致一系列难以控制的后果。我们决不赞同那样的改革。’”

    对陈奎元同志这段话,他扣了一顶反对改革的大帽子并进行严厉批判:“陈院长这里说的‘有些人’是指谁?如果是一些‘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人,他们怎么有能力‘取消党的理论基础’、‘褫夺党的领导权力’、‘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陈院长所指的‘这些人’,显然不是普通人,而是掌控了实际领导权的人”。“陈奎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对30年改革持否定态度,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陈院长反对改革的立场、态度、观点十分鲜明”。

    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社改派〈社会主义改革派〉和资改派〈打着改革的旗号补资本主义课的自由化势力〉尤其是其右翼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是党内斗争进一步公开化的一个重大信号。

    根据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这表明赵紫阳集团妄图利用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以攻为守,转嫁罪名,乱中夺权。联系他们近年所讲的有人“以发展压改革”、“问题出在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腐败严重是因为权力太集中”、“胡锦涛的职务非法”等等,便不难看出这一点。第二,这表明党内的社改派在进行更大更公开的自卫反击。陈奎元同志的上述讲话,近乎对一些大人物的点名批判,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当前,一场由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正在逐步加重。中国的经济危机也将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发展得特别严重。从根本上说,这主要是赵紫阳集团搞复辟卖国造成的恶果。它以铁的事实打碎了他们“补课式改革”、投靠西方有利于经济发展、改善生活的“最大王牌”。这张“王牌”直到今天还能欺骗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包括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甚至工人、农民。这是最使人痛心、难过的。红军长征途中的湘江战役,使8万红军损失5万,是件坏事,但它使相当部分人警醒过来,下决心改变错误领导,又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此次经济危机也是这样,造成损失当然不好,但30年来终于打碎了“最大王牌”,使相当部分同志警醒过来,下决心纠正错误,则会成为社改派挽救社会主义主义事业的最好机遇,即变成最大的好事。抓不住这个机遇,我们就会犯最不可饶恕的错误;抓好这个机遇,就会取得最有意义的胜利。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和平演变,比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更复杂、更艰苦、更伟大。因此,我们务必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千方百计打好这场大决战。

 

真心坚持社会主义的社科院院长

观焱

    《打着改革旗号部署反对改革——二评陈奎元院长的讲话》,是徐景安2008年11月2日,在其博客专栏的一篇文章。按徐文的说法,他写评论的背景是:“2008年7月26日,陈奎元院长在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的会议上,发表反对改革的讲话。”这使徐某人大为光火。他认为:陈院长是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反改革的部署。作为一个学者对改革持任何见解都可理解,但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如此敌视改革,并以此在院的工作会议上进行部署,陈院长的“自由化”真是严重得可以。然而,他却口口声声要反人家的“自由化”。徐某人的这个“二评”不值得,反而告诉了我们一个信息,不然草民哪里知道,在拥护改革阵营中,还有陈院长这样的高官,真心坚持社会主义,但却被冤枉为反对改革,成为了反改革派。但是,徐某人的这个“二评”,确实不咋样,不信就请各位一观。  

    陈院长在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改革的问题上同样也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搞什么样的改革,怎样进行改革?有些人故意模糊改革的性质,打着改革的旗号,企图取消党的理论基础,图谋褫夺党的领导权力,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提倡这样改革绝对不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和平演变的图谋。讲改革,如果脱离党的基本路线,违背党的理想信念,背离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期望,就必然导致一系列难以控制的后果。我们决不赞同那样的改革。”徐某人在其二评中就明确地指出:“陈院长所指的‘这些人’,显然不是普通人,而是掌控了实际领导权的人,‘这些人’就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了证明他的推定是正确的,紧接着写到:“反改革的先锋人物马宾就直言不违地说:‘邓江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新领导班子没有挽狂澜即倒,依然在积极推行邓小平江泽民的错误路线。’马宾由此得出结论:由于党中央的‘错误路线’,‘在短短的几年,把中国弄到现在这样私化、腐化、西化、分化程度,面临党变质、国变色的危险。’”这种联系,显然牵强附会、居心叵测,是借他人之口,含沙射影党的最高领导人。试问徐某人,你所点名的三位党的领导人,其中两位在党内的职务最高,何须再“图谋褫夺党的领导权力”呢?再说,陈院长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党的高级干部,难道就没有批评、建议权吗?其实,陈院长提出反思改革三十年,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符合事实求是的原则的。一个事物,我们的都应该进行客观地反思的,允许别人说话,天塌不下来的。如果按徐某人的逻辑,陈院长即使讲错了话,也只能按党的组织原则处理,哪里还有你说三道四的权利!  

    徐某人认为:“与马宾不同,陈奎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对30年改革持否定态度,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这引来了徐某人的愤愤不平,质问陈院长:“从1992年至2002年您主政西藏、河南两地达10年之久,您是中国改革的执行者,又是地方的最高决策者。那么,请问您推行了什么样的改革?实行了什么样的现代化?”接着徐某人得出定论:“看来,您还是忠实执行了这场错误的改革,明知危害社会主义而为之,那就应该深刻反省。您却说了一句‘决不赞同那样的改革’,把应承担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要知道,您一直是当事人,而不是局外人。”先不说陈院长在主政地方期间,落实中央的政策如何,政绩如何,难道他就不可以反思错误,必须一直坚持他认为错了的路线吗?陈院长既然说了“决不赞同那样的改革”的话,就是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恰恰相反,他是在检讨过去,反思改革。在赞扬改革开放,上下声音一致的环境中,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发出不和谐的言论,他不会不意识到来自如你徐某人这样的指责,也不会不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前途的,这种精神你徐某人有吗?  

    从事物发展变化规律上讲,一切事物都可能走向它的反面的。关于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就有这样的讲话:“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 这段话揭示了,改革这种事物,也是有可能走向反面的。而人对事物的变化和发展,是有一定认识过程的,主观落后于客观的现象是时常发生的,对于陈院长也不例外,有必要求全责备吗?徐某人对陈院长的发难,是违反马克思哲学观的。  

    “我只能假设,当时陈书记推行了错误的改革,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后觉悟了,力图把中国改革拉回正确的轨道。那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6年,又做了什么呢?理应组织社科院提出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可至今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研究报告。”这是徐某人“二评”中的这段话,还是值得肯定的。其实徐某人不用给陈院长留面子,他把话说都出来了,并且是在大庭广众下说出的,何须假设?至于说研究报告是否有,现在是否必须拿出来,徐某人又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要知道,做“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研究报告”这种大事,必须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方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但由此我也得出一个结论:徐某人在主政期间,每制定一项政策,肯定无需统一部门、成员的认识,都是自己在那里闭门造车的。  

    徐某人在“二评”中说道:“说空话、唱高调是所有反改革派的共同特点,可是陈院长一直是工作在第一线的人,我非常好奇当年您是怎么做领导的?当了10年省委书记,天天喊搞社会主义,结果搞了资本主义。当了6年院长,又天天喊搞社会主义,结果还是不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既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直没搞明白,那就应该谦虚一点,但指责、反对改革又那么言之凿凿、铮铮有词。”我也很奇怪,陈院长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将它们混为一谈的话,就不可能说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的话来,也就成为不了反思改革派,就不会成为徐某人指责的对象。其实,他们两人都明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而且都明白改革开放走向了何方。只不过一个是花岗岩脑袋,冥顽不化;一个是顺应民心,为民鼓与呼!  

    关于目前官僚腐败严重的问题,徐某人也是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在究其根源上,陈院长认为:“有一些问题不是由公有制或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比如,现实生活中的腐败问题能怪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体制吗?”徐某人则坚决不承认腐败是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带来的,并作了如下的辩护:“实行市场经济就是自由买卖,无非是谈价钱,怎么会产生腐败?当然,商业腐败是可能的,与政府权力应该没有关系,也决不会引起党群关系的紧张。这就与改革开放之前的体制密切相关。”为了说明腐败与改革开放之前的体制密切相关,徐某人说道:“在计划经济、公有制制度下,政府控制了所有资源。市场化改革,就是将资源从政府控制下进入市场,这就为权力换金钱提供了机会、渠道,所以腐败与改革同时俱进,每一次市场化改革必然伴随腐败的升级、暴富的诞生。”再明白不过了,徐某人的逻辑就是:强盗抢劫,这不怪强盗,而怪你苦主有钱,才去抢你;大门不开,强盗只得破门而入。如果苦主识相点,就和强盗商量,用金子换强盗同等重量的银子,不行就换同等重量的铜钱。这么以来,强盗就不成为强盗了,还成就了你苦主行善积德的美名。何其荒唐!一个曾经的共产党官员,一个高学历的人,一个赞同与时俱进的人,居然把“与时俱进”理解为“腐败与改革同时俱进”,你这哪里是赞美“与时俱进”,简直是在糟蹋它,难怪那些腐败分子敢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原来有你徐某人在提供理论依据啊。为何非要是“腐败与改革同时俱进”?难道就不可以防范于未然吗?为何“每一次市场化改革必然伴随腐败的升级、暴富的诞生。”?就不可以总结前次改革中的经验教训,来杜绝以后改革中再出现问题吗?贪污、腐败越来越烈,权钱交易越来越明目张胆,这不是一个“必然伴随”能够搪塞的!对这种混账的逻辑,我越写越想骂人。政府掌握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源(不是说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吗?怎么还有资源啊!),某些共产党员因为他掌握了政府的权利,就可以中饱私囊吗?这些人即使不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凭良心和道德,也不应该拿权力换金钱。权力换金钱,绝不是改革的必然规律!徐某人你也当过官,职务也不小,你用手中的权力换过金钱吗?如果你没有这样做过,你的“必然伴随论”显然就不成立,就是在为贪污、腐败这种因改革中放弃毛泽东思想带来的必然结果,做苍白的辩护。  

    徐某人列举了一些腐败现象:民意民声无反映渠道、民生民计无保障、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每年多达万亿元……但紧接着来了这么一句话:“这是改革之前的政治体制来不及改造成的。”要是不注意这句话,还以为他对当前的官僚腐败,也是恨之入骨的,其实他把这些问题仍归罪于毛泽东时代。看来,徐某人宁愿背一个写文章逻辑极差的罪名,也不愿反思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其实质就在于他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社会主义的。他是在使用欲擒故纵的计谋,采取阿谀奉承手腕,企图阻止纠正改革中出现的、足以亡党亡国的弊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徐某人的“二评”最后来了个自我暴露:“正因为如此,学术思想界与广大民众呼吁推动民主化改革进程。而您把此作为‘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反对。我国改革既然取得如此成就,那么,您反什么资本主义的改革观、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呢?您凭什么危言耸听地提出警惕‘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徐某人在干什么?他对陈奎元无端指责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继续玩弄资产阶级自由化,企图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  

 2008年11月12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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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之我见

----三评陈奎元院长的讲话

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 徐景安

2008.11.13

    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时刻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会议部署改革,自然应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心议题。但陈奎元院长的讲话以及上任以来一直以萎缩、限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宗旨。问题出在哪里?作为一个执政党究竟怎么管理意识形态,一直没有进行反思和检讨,一直没有提到改革的议事日程,一直沿用在思想领域实行专政的做法。以至今天,陈院长依然可以以权力代替真理,对学术争论作裁定,对社会科学研究划框框。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陈院长个人的问题,是党对意识形态管理的大政方针问题。

是办“社科院”,还是“神学院”?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作为一个执政党自然希望将所追求的信仰转化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并实现所奋斗的目标。全世界所有政党和宗教都是如此。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就为此付出了代价。

    欧洲中世纪,宗教以国家世俗权力实行思想强制,并设立宗教裁判所对思想异端判罪,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布鲁诺就是这样被烧死的。西方人文主义是对宗教神学的反叛,追求思想自由、精神自由,首先是信仰的自由。人可以追求来世、彼岸的精神幸福,也可追求现世、此岸的物质快乐,将人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西方文明崇扬自由主义,把信仰自由作为至上原则。从此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不能干涉人的信仰自由,政府也不能干涉信仰宗教的自由。在美国一所大学发生这样的事,学校让学生祈祷,某家长控告学校,称我的孩子不信上帝,为什么要规定做祈祷?这个学校只好作罢。如果这个学校是神学院,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不信上帝就别来啊!所以,神学院是没有信仰自由的,大学有信仰自由,民众有信仰自由。

    西方国家的执政党是通过法律来执行意志,不能干涉思想的自由。不过,美国共和党、民主党的研究机构自然是帮共和党、民主党说话的,各财团控制的媒体是帮利益集团说话的,各私人基金资助的研究机构也各有宗旨,大学的研究相对自由一些。能弄到钱,有人资助,也可以组建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说它是假的,有道理,西方的思想、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说它是真的,也没有错,西方没有哪一个党、哪一个人敢禁止哪种思想,不准哪种言论发表。正是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创造了相对自由的环境,所以西方出了众多的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带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断翻新,什么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各种学派林立,什么货币学派、制度学派、比较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公共选择学派;资本主义模式多种多样,什么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统治技巧不断改进,尤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中,吸取了很多社会主义理念和做法。

    中国共产党在野时,也是争自由和民主,反对一党专政、一个主义。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说:“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一批进步青年反叛家庭,投身革命,奔赴延安,就是向往自由和民主。毛泽东也盛赞“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认为“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尊道’、‘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1)1944年11月15日《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问时说:“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但是,一旦掌握了政权,我们就忘了当时革命的目的、革命的口号、革命的承诺。也许是出于建设人间天堂的崇高动机,但是不能用棍子赶人进天堂。因为既然是建人间天堂,那什么是天堂,怎么建天堂,大家有权来讨论。至少人家可选择不进或退出。但我们居然采取全面专政的手段,来建人间天堂,人民既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思想自由。一旦失去自由,人间天堂就可能变成人间地狱。我们有过这样一段痛苦的实践以后,应该有起码的共识,不管它有多美妙的理由、多崇高的目的,都不能禁止人身自由,更不能禁止思想自由。

    30年的改革,中国人获得了人身自由,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思想自由。各种学派林立,思想十分活跃,尤其西方流派在学术思想界影响日甚。面对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如刘国光等,惊呼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受威胁,要求运用行政权力限制西方学派,甚至提出要对大学、研究机构的领导人进行清理与整肃。这篇2005年的谈话正是发表在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一年之后,并专门引用了陈奎元院长反西方学派、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右的观点。(2)显然,这是刘国光与陈奎元的一次联合作战。这就可以理解陈院长今天的讲话,他从上任之日起就一直不是把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己任,而是作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方统领。直白来说,陈院长要办的不是“社科院”,而是“神学院”。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是怎么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思想界,在中国民众中,包括共产党内部已不占据领导地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开会时的共产党人与饭桌上的共产党人判若两人。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引起深深的忧虑是自然的。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正是因为长期实行思想禁锢的错误方针。禁止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失去了营养源,也没有了战斗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背诵教条、词句以外,失了起码的思维能力,既不能解释中国发生的现实变化,更提不出预测、指导未来的意见。刘国光当时一方面埋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另一面又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材,“还不够成熟,数量也不多,没有引起学生广泛的兴趣”。3年过去了,这种状况有没有改变呢?还是没有。(3)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如何管理意识形态,可以说,只有失败的教训,没有成功的经验,是非常值得反思、总结的。我们只有承认这个简单事实,才能真正反省。用专政的手段禁锢思想自由,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方针,不仅不能带来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更造成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危机。60年的实践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吗?

    作为政治伟人的邓小平提出“经济为中心”,是为了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即发展经济,来不及、也不可能讨论意识形态的问题。恰怡相反,他采取排除干扰的方针。1979年3月,在理论务虚会上,不少人以文革为据质疑共产党领导、质疑马克思主义、质疑社会主义。这种状况如果蔓延,政治局面就稳定不了,经济改革也无法进行。邓小平就在这个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后又提出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用以排除右的干扰。他又提出著名的“猫论”、“摸论”、“不争论”,避开姓社姓资的争论,用以排除左的干扰。邓小平的用意,就是稳定政局,发展经济。今天,经济是发展了,但政局却不稳。这就是陈院长所说:“现今党员干部中贪腐分子滋生的状况、人民群众怨愤的心理、党群关系紧张的状况,我看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局面。”但陈院长并没有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一味地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上下功夫,乞求禁锢思想的老办法来稳定局面,这已不管用了。
如何重建意识形态?

    当下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总根源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对共产党自身来说,失去了信仰的作用。如今共产党的吸引力,不是信仰追求,而是权力利益。所以,怎么进行先进性教育都不管用。没有信仰追求,哪能产生自觉约束的力量?对广大民众来说,失去了价值引导的作用,政府以发展第一,民众以挣钱第一,并由党政官员带头干消解了一切道德。现在,党管不住党,政管不住官,官管不住民,民管不住己。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了信仰、精神、理想、道德,这是最深刻的危机。重建意识形态是当今中国的头号重要问题。

    首先,要在共产党内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信仰是必须真信,不能假信。要真信,就要经得住追问。宗教是对来世的信仰,是“诚则明”,首先是虔诚,靠宗教徒的热诚来传播和维系的。马克思主义属于现世的信仰,是“明则诚”,首先是明了,靠真理、实在、美好来赢得信徒的追随。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对未来世界的设想曾经鼓舞了一代人。今天现实世界已有了很大改变,对未来世界的追求也遭受过挫折。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就要去发展它、创新它,而不能固守过时的教条。马丁.路德破除了必须通过教会才能信仰上帝的教条,主张人人心中就可有上帝,正是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挽救了基督教,并且使基督教广为传播。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也进行了改造,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适应,所以流传至今。任何一种信仰,都需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正是推动创新的动力与压力。

    马克思主义要创新,一定要迎接各种思想流派的挑战,既从中吸取营养,又在辩论中推进认识。用国家权力宣布非马克思主义为毒草,西方流派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神经虚弱、缺乏自信的表现。当年,马克思主义是这样诞生的吗?今天,马克思主义能这样发展吗?就凭这一点,可以认定刘国光和陈奎元对马克思主义是一竅不通。谢韬用民主社会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是重建信仰的可贵努力和尝试。民主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在价值理念上与社会主义的目标一致,在欧洲的社会实践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用来解释中国30年的改革与推进未来的改革,也有参考意义。作为欧洲社民党信仰的民主社会主义,能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是可以讨论的,但被教条主义以违背四项原则为由粗暴打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教授,从区分价值社会主义与结构社会主义入手,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新研究,取得了突破与进展。我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过时,共产党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可能的。阻力就在于陈奎元一类只知道背诵四项原则的原教主义者。其实,他们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敌人,也是置马克思主义于死地的主要危险。

    其次,要重建国家意识形态。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是指政府所倡导、国民所认同的主流价值观。这里必须说明,作为共产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国民所遵循的价值观,有联系,也有区别。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自然必须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理念,但马克思主义不能强制作为国家的信仰、国民的信仰。信仰自由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我们对意识形态管理的全部错误归结为一点,就是违背了信仰自由。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自觉,也是一种强制。你不信马克思主义就退党。对国民来说,有信仰宗教的自由,自然可选择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不可以利用国家权力进行思想强制。但长期以来,我们实行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把全国办成神学院,谁不信马克思主义,就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问罪。从反右斗争到文化革命,死于思想罪的不知多少?今天,对意识形态管理的“政教合一”的方针依然没有改变,党章是规范共产党的,宪法是规范政府与民众的,但宪法中却用共产党的信仰来约束民众。就拿四项原则来说,这只能是对党的约束,怎么能强制民众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呢?对民众来说,好,就拥护;不好,就反对,不存在要坚持的问题。共产党既然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哪有仆人强迫主人接受服务,而不论服务好坏;商家强迫顾客购买商品,而不论质量高低;包工头强迫业主认可设计,而不论方案对错的道理。陈奎元院长就是按照“政教合一”的原则,把社科院当神学院来办,居然为研究划禁区。

    之所以必须实行“政教分离”,是因为党的意识形态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一种思想规范,不能用来约束非党的民众。国家意识形态是倡导的价值观,是人的行为规范。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制定制度、法律、道德的共识,自然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必须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批判的理论武器与未来社会的构想,缺少具体的制度设计、法律规范与伦理体系,吸取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份,是执政党应该下的功夫。5000年的中华文明、500年的西方文明,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人类美好未来的设计,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文明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不会排斥、拒绝,相反是兼容、借鉴。所谓人类文明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就是普世价值。把人类的文明宣布为封资修,在空地上建设所谓社会主义文明,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愚昧与野蛮。作为中国社科院院长不懂普世价值,反对普世价值,起码是缺少文化素养,怎么能担当繁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任?

    本人从事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研究,自认为取得了进展。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人权,就是承认爱自己、鼓励爱自己、保障爱自己。我们过去搞社会主义,就不允许爱自己,这是错误的。传统文化倡导的孝道仁爱精神,就是爱他人,即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宽厚待人,诚信对友。社会主义的原意就是集体的、公共的、社会的,也就是维护公共利益。所以,社会主义就是爱大家。要公平分配、完善保障、政治民主、严格法治、保护环境、爱惜资源。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继承了5000年的传统文化、500年的西方文明、20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理念。

具体措施和建议

    重建意识形态,今天已是关系共产党存亡的首要问题,也是稳定社会、推进改革的关键。只有提高到这个高度,才有可能进行意识形态管理的改革。党校应成为重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研究基地,并负责党政领导干部的培训。吸收既有学术功底、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作为基本研究队伍,采取开放式研究,与各种思想流派展开平等讨论,欢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挑战。马克思主义可分为价值与结构、理念与手段、目标与途径,从价值、理念、目标来说大都是正确的,而错在结构、手段、途径。并且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的都是落后国家,在推行中,马克思主义正确的部分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错误的部分被扩大。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是将错误发展到极致,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目标。邓小平理论纠正了忽视发展经济的错误,来不及从理论上进行全面清理,更不要说重建。而现在一些人又简单地以坚持四项原则作为评判标准,本来如何坚持、坚持什么就是重建的内容。不克服教条主义的干扰,就根本完不成重建的任务。所以,重建马克思主义信仰,同样需要实行思想自由、研究自由。重建马克思主义信仰,当然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但如何重建马克思主义信仰却是个学术问题。动不动就用四项原则来打压,不区分政治与学术,是重建的大敌。党校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培训,应采取案例教学与研究的方式,中央党校以国家级案例为主,省委、市委、县委党校则以省、市、县的案例为主,以培训、提高各级领导的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变从中央到省、市、县党校千篇一律,同唱一个调,同说一种话、同学一篇文的形式主义。

    社科院应承担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和繁荣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这只有在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的制度环境中才能完成。党和政府提出的重大问题作为研究课题,社科院必须完成。其余由各研究所和研究人员自主研究。社科院院长的聘任需要改革,由组织部门确定2名以上的侯选人,由全国学科带头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进评审,然后投票决定。院长的主要职责是保障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院成立学术委员会,负责重大课题的立项与学术研究工作的指导。

    大学应实行更充分的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但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必须彻底改革。现在按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作为评审依据,级别越高的刊物,管理越严,越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制造大量无创新思想的学术垃圾成了各大学、各研究机构、各研究人员评职称、获奖励的动力。中国的大学越升级,学术水平就越低。中国的教授、博士、研究生越多,就越贬值。应成立各种专业学科的学术委员会成为评审机构,不是评数量,而是评质量,一篇有创新思想的论文就足以显示一个人的研究水准。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在人口多、资源缺的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难题和挑战,这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提供了可贵的素材和迫切的需求。克服僵化的教条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就可能迎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注1:李锐著《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5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版
注2: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2005年8月23日《高校理论战线》
注3: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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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改革旗号部署反对改革

----二评陈奎元院长的讲话

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 徐景安

2008.11.2.

    2008年7月26日,陈奎元院长在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的会议上,发表反对改革的讲话。陈院长是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反改革的部署。作为一个学者对改革持任何见解都可理解,但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如此敌视改革,并以此在院的工作会议上进行部署,陈院长的“自由化”真是严重得可以。然而,他却口口声声要反人家的“自由化”。

    他说:“在改革的问题上同样也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搞什么样的改革,怎样进行改革?有些人故意模糊改革的性质,打着改革的旗号,企图取消党的理论基础,图谋褫夺党的领导权力,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提倡这样改革绝对不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和平演变的图谋。讲改革,如果脱离党的基本路线,违背党的理想信念,背离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期望,就必然导致一系列难以控制的后果。我们决不赞同那样的改革。”

    陈院长这里说的“有些人”是指谁?如果是一些“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人,他们怎么有能力“取消党的理论基础”、“褫夺党的领导权力”、“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陈院长所指的“这些人”,显然不是普通人,而是掌控了实际领导权的人,“这些人”就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反改革的先锋人物马宾就直言不违地说:“邓江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新领导班子没有挽狂澜即倒,依然在积极推行邓小平江泽民的错误路线。”马宾由此得出结论:由于党中央的“错误路线”,“在短短的几年,把中国弄到现在这样私化、腐化、西化、分化程度,面临党变质、国变色的危险。”(1)

    与马宾不同,陈奎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对30年改革持否定态度,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陈院长反对改革的立场、态度、观点十分鲜明,我的疑问是他在改革中实际做了什么?陈院长高调提出有两种改革观、两种现代化,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观、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另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改革观、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从1992年至2002年您主政西藏、河南两地达10年之久,您是中国改革的执行者,又是地方的最高决策者。那么,请问您推行了什么样的改革?实行了什么样的现代化?

    按照陈院长的高度无产阶级觉悟和对资本主义改革危害的清醒认识,您一定是抵制了错误的改革,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那就把您的经验推广、介绍全国。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派人总结一下经验是很容易的,怎么至今没有这方面的调研报告呢?看来,您还是忠实执行了这场错误的改革,明知危害社会主义而为之,那就应该深刻反省。您却说了一句“决不赞同那样的改革”,把应承担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要知道,您一直是当事人,而不是局外人。

    我只能假设,当时陈书记推行了错误的改革,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后觉悟了,力图把中国改革拉回正确的轨道。那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6年,又做了什么呢?理应组织社科院提出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可至今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研究报告。“我们中国社科院的人才济济、位列参谋咨询的重要机构,作智囊团体是本分”,“始终要探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既然“人才济济”,又自知“作智囊团体是本分”,更有陈院长的正确领导,6年过去了还在“始终探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连“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都还不清楚,您又怎么高谈社会主义改革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说空话、唱高调是所有反改革派的共同特点,可是陈院长一直是工作在第一线的人,我非常好奇当年您是怎么做领导的?当了10年省委书记,天天喊搞社会主义,结果搞了资本主义。当了6年院长,又天天喊搞社会主义,结果还是不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既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直没搞明白,那就应该谦虚一点,但指责、反对改革又那么言之凿凿、铮铮有词。

    陈院长还说:“看实际情况,现今党员干部中贪腐分子滋生的状况、人民群众怨愤的心理、党群关系紧张的状况,我看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局面。每一个珍惜党的事业、关心党的前途命运的人,都不应置若罔闻。”这讲的是实话。对存在的问题,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看法没有区别,分歧在于原因的分析与推出的结论不同。陈院长说:“有一些问题不是由公有制或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比如,现实生活中的腐败问题能怪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体制吗?”(2)在这么关键的问题上,陈院长只反问了一句,就没有下文了。我又要冒昧地质问,既然您认为“每一个珍惜党的事业、关心党的前途命运的人,都不应置若罔闻。”那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应该组织人好好研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采取什么对策?怎么轻飘飘地说一句“不应置若罔闻”了事呢?社科院每年这么多课题费是怎么花的?“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研究成果不准发表,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找不到答案,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也回答不了。我问责陈院长严重不作为,退一步说您作为改革的反对派也不称职,没有反出水平来,怎么提出问题,又不作回答呢?

    腐败是怎么产生的?这是不难回答的。关键在于陈院长还未研究就下了结论,“腐败问题能怪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体制吗?”言下之意,腐败是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带来的。很有意思的是这段话恰恰是陈院长在《调查研究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谈话中说的,这是听了多少年的老话了。先定立场、观点,再去调研,用各种方法证明预设的立场、观点正确。这也就是陈院长找不到腐败产生的正确答案的原因。

    我试着来回答。实行市场经济就是自由买卖,无非是谈价钱,怎么会产生腐败?当然,商业腐败是可能的,与政府权力应该没有关系,也决不会引起党群关系的紧张。这就与改革开放之前的体制密切相关。在计划经济、公有制制度下,政府控制了所有资源。市场化改革,就是将资源从政府控制下进入市场,这就为权力换金钱提供了机会、渠道,所以腐败与改革同时俱进,每一次市场化改革必然伴随腐败的升级、暴富的诞生。而财政分配又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既不公开、又不透明,说轻一点是“监守自取”,说重一点是“监守自盗”。每年国家审计局都审出一大堆问题。而教育、卫生、医疗、养老、低保等事关民生的问题不予重视,民意既没有反映的渠道,又没有反映的组织。党员干部、政府官员成为改革成果的最大享用者,公款吃喝、出国、买车就化费近万亿,民众自然怨愤。这是改革之前的政治体制来不及改造成的。正因为如此,学术思想界与广大民众呼吁推动民主化改革进程。而您把此作为“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反对。您预设了反对市场化改革与民主化改革的立场,极力维护前体制,所以把腐败泛滥、两极分化、群众怨愤、党群紧张都说成与改革前的体制无关,一古脑儿把罪责推向改革,然后批判改革、否定改革。

    说您否定改革,您也许会声辨,我对改革是肯定的。您说:“没有人能够抹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态势是水涨船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上普遍提高,我国现在的发展状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3)我国改革既然取得如此成就,那么,您反什么资本主义的改革观、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呢?您凭什么危言耸听地提出警惕“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4)“我们党难免步他人的后尘,犯下历史性的错误”?(5)

    您也许会说,我是指出改革存在的问题,怎么是反对改革呢?他说:“不能笼统地认为:凡是以改革名义发表的文章和言论,甚至于有些政策措施,一经出台就不必再讨论,就永远不需修正”。(6)这是对的,必须正视面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但关键是对问题性质的判断和今后的主张,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错了,因此要倒退回前体制;还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的进程。陈院长显然是前者。他一再强调反对资本主义改革、资本主义现代化,又说不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实他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是不改革,他所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计划经济、公有制。所有反改革派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这个基调、主旋律都一样。所有反改革派,都不愿接受这顶帽子,他们把退回去称为改革。如此而已。

注释:

注1:马宾《对于形势与任务,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注意掌握大局!》,载马宾著:《论形势与任务》2006年2月(打印稿白皮书),第105-106页。
注2:陈奎元:“调查研究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汝当上下而求索》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编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注3:同上
注4:陈奎元在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人民日报》2004年8月27日第6版)
注5:《人民日报》2004年 4月 20日第 9版
注6:同注2。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1-03 11:00:58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转发: Fwd: 院长职能定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的首要问题

院长职能定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的首要问题

---- 一评陈奎元院长的讲话

原深圳体改委主任  徐景安

2008.10.24

    2008年7月26日,陈奎元院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这次会议讨论决定的思路和举措,不是寻常的工作部署,而是在我院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重要决策思想、重大改革步骤,是深化改革的新开端。”读罢陈院长的讲话,我的第一反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职能是什么?陈院长能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定研究禁区吗?陈院长对改革开放、普世价值等问题的判断能作为社科院研究的准绳和标准吗?这是陈院长的个人见解,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决定?这一系列问题的背后孕含着更深刻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一个学术机构该怎么管理,怎么才能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我国对意识形态的管理应采取什么方針?

能用衙门规则来管理社科院吗

    早在2004年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才来部署改革,不知是慎重还是迟缓?

    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的目标、宗旨,是“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按理陈院长的讲话首先应该分析一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不起来的原因,重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办院方针、制度安排、研究机制存在什么问题,然后有针对性的提出改革的方针、措施、办法。而陈院长只说了这么两句:“机构庞大、机制守旧,整体创新能力不强”,“改革的力度不够,照旧章办事的状况比较明显,妨碍人才成长和科研成就的弊端大家均有所见”。本该进一步分析,机制怎么守旧?照什么旧章办事?如何妨碍人才成长和科研成就?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找不到病根和原因,怎么能作出正确的改革决策?怎么能成为“深化改革的新开端”?看了陈院长的这篇讲话,我领悟到中国社会科学的机制旧在那里,照旧章办事的状况是多么严重,自然妨碍人才成长和科研成就!恕我直言,中国社会科学的改革就应该从陈院长改起,从院长的职能定位改起!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学习、研究、继承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央的《意见》说得很明确:“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陈院长也说要“了解世界理论、文化的动向,借鉴先进适用的文明成果。”这就是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历史还是现实,都有我们可学习、借鉴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普世价值。如果东西方文化中没有普世价值,怎么会“先进适用”呢?我们继承什么?怎么借鉴?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不起来的根本原因就是否认东西方文化中的普世性,拒绝继承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改革前,我们把传统文化批作“封建主义”,西方文明批作“资本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社会主义的探讨则批成是“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就达到了顶峰,批封资修,打倒四旧,结果只剩下打砸抢的野蛮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西方的经济、社会、哲学、文学成果大量引进,传统文化的研究掀起了一股热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开展了新的研究。这是建国以来社会科学研究最活跃的局面。但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还处在照抄照搬阶段,不是搬洋人,就是抄古人,或者是给中央提出的口号作注释,或者是到马克思的著作里找论据。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有哪些是我们的创造?在世界论坛上我们又有多少话语权?冰冻三尺,非一之寒。我们缺乏创新思维能力,是因为长期以来不允许思维、不允许思想。创新,首先要勇于继承,敢于追问,能于发表,展开争论,也就是有研究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

    然而,陈院长规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方向是“学懂古人”,把“国学研究论坛”做大、做响。并且思想还很解放,说:“藏传佛教黄教的振兴,标志性的活动是宗喀巴举行的祈愿大法会,直到今天延续五百多年,达赖每年在境外主持祈愿法会,甚至一年搞数次。民族文化不是宗教,但优秀文化的传承、生命力的根基更厚重,关键在于需要有志于此项事业的专家坚忍不拔地代代相传。”言词中对宗教、对达赖,还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宽容和赞赏。可是,一说起西方,他的语调马上改变,说:“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他明确表示:“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对普世价值问题,学术界争论很激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本人,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也是思想自由嘛!他可以专门写个人的署名文章来参加讨论。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会议上,作了这番讲话,没有表示是个人意见,没有说明可以进一步讨论,而是下了无容争辩的结论。院长有裁定学术争论的权利吗?您怎么确认您的意见代表真理呢?再退一步说,您认为这个问题重大,必须发表意见,那应该讲道理啊?您反对普世价值,就讲了两个理由,一是基督教宣扬的教义,二是西方话语所宣称的,之于他们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错在哪里没有作任何分析,然后就得出反对与普世价值“接轨”、“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的结论,并且还警告“我们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样重大理论、战略问题上要清醒。”

    陈院长在讲话中专门提出,反对学阀作风,改掉衙门作风。说:“衙门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各种明规则、暗规则,往往令人目瞪口呆。衙门风气不除,施之于国则误国,施之于事则误事。”衙门作风就是长官说了算,其实衙门应该是长官说了算,不过他要实行民主、听取民意。而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社科院不是衙门,不能是长官说了算,而我国将社会科学恰恰是用衙门的规则来管理,陈院长从省委书记调任社科院院长已6年,完全没有意识到职能的转变,用行政命令的口气对待学术研究,要求思想与长官保持一致。这怎么能带来社会科学的繁荣?

西方文明没有学习之处吗

    陈院长的通篇讲话只提“学懂古人”,不提“学懂西方”,只讲“弘扬传统文化”,不讲“借鉴西方文明”,作为个人的喜爱与偏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持这种倾向,就涉及到重大的原则问题,院长能规定社科院的研究方向吗?能为社科院的研究规定禁区吗?

    陈院长说:“要学习的是先进文化而不是强势文化。中华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独领风骚,在这些方面我们并不弱,在任何时候、任何场所,都有理由慷慨陈辞。”按照这种说法,这个世界上,中国的过去好,“中华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现在的中国更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独领风骚”,那就不是“理应站在人类文明的前列”,而是“已经站在人类文明的前列”,根本就不需要“吸收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而是“世界学习中国文明”就行了,繁荣中国社会科学的任务不早就完成了?

    可是,他又说:“在人文社科领域,所谓‘西强我弱’不可一概而论,要具体分析西方强在何处,我方弱在哪里。”这就让人不可理解,西方怎么会强,我方又怎么会弱?西方的普世价值一无是处,西方凭什么强?我国既“博大精深”,又“独领风骚”,又怎么可能弱?他在2005年曾作出规定:进一步加强对院属刊物的管理,不允许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自由发表”。既然禁止学习、借鉴、研究西方学说,还不准发表研究成果,怎么又要“具体分析西方强在何处,我方弱在哪里”,人家有这个胆吗?还敢说“西方强”、“我方弱”,居然还要“具体分析”原因?

    陈院长的结论是:“要学习的是先进文化而不是强势文化”。中国自然是先进文化了,而且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就没有先进文化。而西方又是强势文化不在学习之列,并且是被陈院长明令禁止的。可是紧接着,他却说:“在许多方面我们不如人家,或者人家有独到之处,我们就要虚心学习,这不仅是面对西方发达国家,而且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这个弯拐得太突然了,刚刚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场所,都有理由慷慨陈辞”的我们,怎么会“在许多方面不如人家”;刚刚说我们不学习西方的强势文化,这里突然又要向西方以至全世界、全人类“虚心学习”?这么说来,西方还是有学习的地方,那就“虚心学习”吧。可是陈院长紧接着又来一句:“现在这方面的主要倾向性的问题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过分崇拜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这么一说,西方文明又不让学习了?陈院长的逻辑混乱本来是他个人的事,但他说的是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要决策思想、重大改革步骤”,作这样的决策和改革正确吗?

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思想自由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的精神、意识、思维的科学,它需要自由的广阔的空间,独立思考、独立创造;它需要胆识、智慧和勇气,对已往的、现存的怀疑和批判,对未来的设计和预测;它需要走在现行规则和实际运行的前面,探索、争论、猜想。这不可避免地有精华和糟粕,有真理和胡说,有科学和梦呓,有真诚和邪恶……纵观人类历史,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创造了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纵然也有毒害人类精神的邪教一类,但毕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浊流和泡沫,无碍大局。

    一个社会存在着两个独立的系统:实际工作系统和思想文化系统,前者的任务是要维持秩序、保持运转;思维的特点是关心眼前、务实求效;工作作风是上下一致、照章办事。而后者的任务是批判现实、畅想未来;思维的特点是好高骛远、求异创新;工作作风是不惧权威、不受约束。前者的本质要求是遵守规矩;后者的根本特性是自由开放。这两个系统并行不悖,才能把现实与未来衔接起来,维持秩序和思想创新统一起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做法是要求后一个系统与前一个系统保持一致,后一个系统只能为前一个系统的决定作宣传、作解释,当好秘书、当好下级,这就完全取消了后一个系统的批判功能、创造功能,使得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既跟不上我国的实际需要,又全面落后于世界水平。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正在探索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需要东西方智慧的互补和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是错误的,对西方文明一概否定的历史错误更不能重犯。陈院长以反对普世价值为名拒绝西方文明,还加上“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禁止研究、不准发表,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许多所应该关门,只要剩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所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就可以了,最多加一个西方情报所。这是繁荣还是萎缩社会科学研究?

    陈院长问:“具体分析西方强在何处,我方弱在哪里”?答案很简单,西方实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当然,西方的自由是相对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西方的研究、言论、出版也受利益集团的控制,但西方是多党制、多个利益集团,还有各种私人基金会,只要弄到钱,有人支持就可享受自由的权利。推崇马克思也好、主张社会主义也行,不反对无产阶级自由化。有了自由权利,人才会有创造力。所以,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西方都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我方弱在哪里?就是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禁锢、保持一致,怎么会有社会科学呢?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基本人权,写进了我国宪法。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基本职能应该给研究人员创造自由研究的环境,保障他们自由研究的权利。陈院长肩负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但不能违宪剝夺研究人员自由研究的权利。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就是普世价值,而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恰恰不懂普世价值、还反对普世价值,导致一系列判断、决策的错误,这是值得深刻反省的。

    我还要提醒陈院长,您反对普世价值的言论并没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2007年3月16日的《北京晚报》刊登温家宝总理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经胡锦涛主席亲自审定的文件则有更明确的表述,中日发表的“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北京奥运会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主题语,这都是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普世价值观的认同。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的您,却公然反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化呢?

    还必须指出,按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个人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您的发言有否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讨论?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早就批评了这种现象:“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用个人领导代替集体领导,在党和政府部门里是错误的,在社科院这样的学术机构更是要不得的。陈院长一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强调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并说:“共产党的力量来自于组织,党员个人永远要立足于组织之中,决不要以为自己有一技之长,或者有一定的声望,就可以替代组织的力量。”教训别人容易,约束自己难,陈院长的通篇讲话对主持社科院6年来的工作没有一句作自我批评,字里行间觉得比谁都高明。然而,我却挑出了不少毛病。我相信,您的部下与同事只是不敢说而已!

    看您的简历,我与您都生于1941年,大学毕业于1964年,共同经历了前后改革的时代,应该说不存在代沟,但观点却很不相同。而您担当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重任,我只是保留了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趣。由于事关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冒昧陈言,请予批评。
 

 

 

发件人L_C_mailfrom:L_C_colon"Flynn" <yilu@sse.com.cn>  2008-11-03 11:05:14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周其仁任院长 主题: Fw: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周其仁任院长

为什么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周其仁

2008年11月

    今天是个好日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在举行“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高层研讨会”,希望从历史经验里汲取力量,更好地应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和不确定的未来。有朋友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了15年,在国内外有了影响力和知名度,享有不错的声誉,为什么还要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再组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能够圆满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不是我,而是林毅夫。毅夫筹划和推动了组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这件事情,他也动员了各方力量,争取到了温家宝总理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教育部领导的肯定与支持,也得到了北大领导的肯定与支持。

    说实话,直到5月31日在机场为毅夫送行,我也不明白世界银行为什么要把他请去当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那时,正是筹办“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关键时刻。世行的聘任,多少打乱了筹办的步骤。现在,我们总算比较明白了一点,原来世行决定聘请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因为世界出了问题!按照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临危受命既是毅夫的光荣,也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全体同仁的光荣。只不过这样一来,要原原本本地说明成立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缘由,就非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莫属了。好在毅夫马上要致辞,为大家做原创性的阐释。

    我只能就自己的理解,做一个简要说明。首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是不是一个国家级的机构?是不是从建制上纳入国家行政系统?不是的。从体制上讲,国家级机构要国家来组建。我们组建的这个研究院,是隶属于北京大学的一个科研教学机构,是北京大学众多科研教学机构中的一个,当然谈不到国家级。至于做出来的工作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要同行评议、实践检验、历史定位,我们就是想自封也没有用的。

    在经济学传统里,“国家”这个词还有一个含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成名巨著《国富论》,就是探讨国家富裕的原因和道理。这里的“国富”,也曾被郭大力、王亚南先生更准确地译为“国民财富”,也就是以人民为本位的国家(nation)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全球这么多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得好,有些发展得不那么好,这是经济学持久的兴趣和关怀所在。作为中国北京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我们有志于继承传统,探讨当代国富的道理,也就是研究人民本位的国家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原来就是一个以研究国富为己任的机构。为什么还要组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我们的看法,仅仅从单一学科的角度研究国家发展,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探索当代国家发展的道理。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主动与其他学科结成更密切的合作关系,尝试跨学科、多专业的综合研究与教学,以便更好地把握以人民为本位的国家发展这一中心议题。

    北京大学是一所誉满海内外的综合性大学,拥有诸多一流学科与专业,是实践综合性国家发展研究的理想场所。林毅夫提出组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构想以后,我们和北大社会科学许多院系交换了意见,特别是得到了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傅军教授的高度认同和热情肯定。在北大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决定迈出勇敢的一步,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功运转15年的基础上,扩大研究领域,尝试不同学科间的知识交叉与融合,形成一个综合性的知识和思想的新集结。

    我想告诉各位,对于承担这么重大的一个使命,我们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组织框架和科研教学的实施方式,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在批准我们构想的时候,北大校领导提出了要用“小机构、大网络”的方式来开展工作。这是一个重要原则。我们绝不能叠床架屋,造出很多彼此难以协调的新机构,而要凭藉一个较小的、精干的组织机构,通过网络式的办法来有效动员各方的积极力量。我们将认真参考国际国内有关科研教学机构的经验,在实践中探索,也欢迎在座的各位给我们指点和建议。

    最后,我相信大家不但会听我们怎样说,更会看我们怎样做。今天可以摆到各位面前的,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15年来做过的事情,以及我们在此基础上决心在未来要做事情的构想。我们全体师生员工,一定继承北京大学100多年的大传统,发扬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5年来的小传统,加倍努力,争取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办成一个探索国家发展的经验、政策、制度和理论的学界智库。希望各方面一如既往地给予鼓励、支持和指点,帮助我们更好地担当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使命。

 

 

发件人:<idechina@126.com>  2008-11-05 14:17:18 +0800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L_C_colon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罗小朋在天则所的演讲,11月7日下午2:00-4:30,题目是:“哈贝马斯沟通费用与公共选择”。天则所的地址是,北京海淀区万柳东路怡水园2号楼601室。电话62132181或者87935779,欢迎各位参加。

哈贝马斯沟通费用与公共选择

罗小朋

    受科斯定理和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的启发,我提出一个关于公共选择的定理:当社会成员的哈贝马斯沟通(Habermasian communication) 费用为零时,公共选择将导致令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收敛为零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当哈贝马斯定义的理性沟通无障碍或无扭曲时,社会作出的公共选择将把科斯定义的交易费用降低为零,从而把牺牲他人以自利的激励降至最低。

    我所理解的哈贝马斯沟通是指这样一种沟通,其直接动机不是各自追求个别利益,而是通过提升共识,进而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减少利益冲突发生的机会来提升所有人的利益。哈贝马斯沟通的前提理念是,存在着无妥协共识(consensus without compromise)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哈贝马斯沟通最本质的特征,就是非策略性,而策略性则是各自追求个别利益的交往最本质的特征。

    利己和利群都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虽然在每一个社会中,利己和利群倾向存在着先天和后天的个体差异,但这两部分天性都是人类长期进化的产物,都是人类延续所必需的。一个社会如果仅有策略性交往而无非策略性交往是不可能维系的,而历史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策略性交往和非策略性交往如果出现严重失衡,社会就变得十分脆弱。

提出哈贝马斯定理的动机与经验基础

    如果我们把上述定理称之为哈贝马斯公共选择定理,那么提出这一定理的动机就是为了强调提高沟通理性对改善公共选择的重要性,同时也是为了强调,国家制度安排以及政治文化传统虽然都能够对沟通理性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对公共选择产生重大影响,但是,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并不必然地构成社会精英理性沟通的必要条件。

    许多人都知道,哈贝马斯关于沟通理性的理论最重要的经验基础就是极权主义带来的巨大灾难。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人们诚实交往的风险非常之大,因此,自欺欺人的策略性交往主宰了全部公共生活。结果,德国不仅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也让自己陷入灭顶之灾。而我根据哈贝马斯的思想提出上述定理的经验基础之一,则是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发动改革的成功经验。当时的中国,既没有民主,也没有法治,而且各种知识严重不足,对外部世界的信息也十分匮乏。但是,由于历史的机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集体经历和毛泽东逝世后形成的权力格局,使得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沟通理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三十年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中。不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完成的公共选择,能为后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奠定重要的政策和制度基础。

    八十年代中国改革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解放思想”。从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的理论出发,我们很容易理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最积极的作用,就是降低理性沟通的政治风险,从而提升社会集体认知的水平,提高公共选择的效率和质量。产生这一思想的另外一个经验基础,就是网络技术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网络技术带来了人类交往手段和集体认知手段的革命。网络技术对人类进步最积极的意义可能就在于,这一技术对于降低哈贝马斯沟通费用具有几乎无限的潜力,从而有可能极大地改善人类公共选择的质量和效率,极大地加速社会的进步。

    我将在演讲中提出哈贝马斯定理所依据的假设及其对政治改革设计的意义,并讨论哈贝马斯定理与科斯定理是等价还是互补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

 

 

发件人:"大侠" <hu@summer1288.vicp.net>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1-02 07:36:55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L_C_colon 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潘祎的稿子 中国最终成为经济危机中美国阴谋论牺牲品在劫难逃

自由主义良知的回归:评克鲁格曼

严荣

2008年10月18日

    克鲁格曼无疑是这个时代最富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得知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接受采访时说,"我知道有人终其一生就为了等到这个电话,而这并不利于身心健康,所以我早已置之度外,不再想它"。

狐狸型的经济学家

    我得闻克鲁格曼的大名是在1997年,当时尚在念大学,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机理不甚明了,却获悉有一牛人准确地预测了这场危机的发生。可想而知,那种油然而生的钦佩之心是多么强烈。一时间,《流行的国际主义》和《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都是我们争相阅读并激烈讨论的对象。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克鲁格曼似乎就无处不在。

    古希腊诗人阿基罗库斯曾写道:"狐狸知道很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赛亚?伯林后来将此句借用以区分各种研究者。按此标准,克鲁格曼应是一位狐狸型的经济学家。他的研究视野非常宽广,从国际贸易到经济地理,从战略性贸易理论到国际金融危机。此次获奖,是基于他早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整合了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这两个之前关联甚少的领域。事实上,他近年来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研究也毫不逊色。

    在国际贸易理论上,他做出的最大贡献是阐释了规模经济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中的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静态分析。源自李嘉图所讲的"羊毛和葡萄酒"故事,传统贸易理论一直假定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给定的、静态的,而不是建构的、动态的。克鲁格曼发现这很难解释现实世界的贸易情形,因为世界贸易是由少数几个经济结构较为相似的国家所主导,而且同一个国家会同时进出口相同的产品。在他的模型中,公司因为规模经济而变得更富有效率,而消费者喜欢多样性,会选择不同国家所生产的相似的产品,比如美国人会购买日本的丰田车,而日本人也会购买福特汽车。进而,他通过分析交通成本效应来解释个人和公司的区位选择。

    克鲁格曼当然不主张贸易保护主义,但也不是在传统意义上论证自由贸易。他一方面反驳国家竞争力的论述,另一方面又主张战略性贸易政策。事实上,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确是有很大缺陷的,不仅没能驳倒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反而维护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普遍价值。克鲁格曼基于斯蒂格利茨和迪克西特提出的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模型,论证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不足。这使人想起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任巴西战略事务部部长罗伯特?昂格尔在新作《重新设想自由贸易》一书中的论证精神。

    国际贸易研究为他奠定了学术大师的地位,国际金融研究则使他拥有了"危机预言者"的称号。事实上,无论是对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对现在的次贷危机,他都不是为了预言而发出不同声音,恰恰是在深入细致的研究中发现了危机的苗头。他有关"永恒的三角形"、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以及最近的国际金融乘数等方面的研究,都是颇具原创性的。

    虽然跨越许多领域,优美的文笔和简洁的模型始终是克鲁格曼鲜明的研究特点。在理论模型的建构方面,他非常具有天赋,能用异常简洁的模型表述深奥的理论问题。但封闭而且高傲的学术共同体一度难以接受这种通俗的理论阐释,以致克鲁格曼早期的论文不得不借助师友的推荐才能刊登。优美的笔触为他赢得了众多的读者,成为少数常年为通俗刊物撰写专栏的经济学家之一。

"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克鲁格曼不仅拥有令人敬佩的专业学术研究成果,而且展现了令人尊敬的对公共问题的热情关注,以至于经济学界都出现了所谓"克鲁格曼职业生涯规律"的冷笑话:当他集中注意力于学术研究几年后,就会厌倦并要服务于政策实践领域;而当他从事政策制定一段时间以后,又会开始重新渴望做学术研究。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来往反复本不该是例外,但由于所谓"学术分工"使一些理论研究者似乎越来越远离公众。幸好,每个时代总会有一些愿意关注公共问题的经济学家,比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凯恩斯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加尔布雷思,而现在则是克鲁格曼,也许还得加上斯蒂格利茨。

    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他就各种公共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评论。比如美国的医疗体系改革。他认为医疗改革是逆转新保守主义、实施新"新政"的核心,因为"医疗改革在道德上人人认同、经济上有利无害,又是选民的关注重点,故而应优先推进"。但既然是如此有利无害的事务,为何迟迟不能达成呢?除了南方在1940年代的倒戈,除了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策略失误,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普通民众长期留有的担忧。既担心建立全民医保体系所增加税负,也担心政府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既担心统一的医保体系会减少自主选择权,也担心免费的公共福利会弱化人们的创新激励。对于这些担忧,克鲁格曼既没有回避,也没有犹豫,他认为"医疗经济学的一切理论都表明,唯一行之有效的改革,无论如何应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改革:它应涉及政府的行动,以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经济保障"。但对于具体的政策方案,他认为完全可以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与其不等到理想结局不罢休,远不如姑且推进一项政治上可行、又能实现单一支付者体系一些优点的改革方案",因为"有时求全责备反而于事不利"。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可能是他来往于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领域的独有心得。他认为将统一费率、低收入家庭补助、强制保险和公私竞争相互结合的新体系,虽然不是最理想的方案,却能减少政治上的障碍。

    他在专栏中所发表的文章,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炮轰以小布什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体现在新作《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文译本译作《美国怎么了》,编者注)中。在书中,他将美国政治经济的变革归纳为"两个巨弧",即"一个是经济之弧,从严重的不平等到相对的平等,之后又回到不平等;另一个是政治巨弧,从高度的两极对立到两党合作,再到两极对立"。之所以出现经济不平等和政治对立,是因为自1970年代以来,基于宗教和种族认同的保守主义者接管了共和党,从而与致力于维护社会平等制度的民主党之间产生了鸿沟,政党政治出现了两极对立。处于执政地位的保守主义者通过削弱工会力量、大幅提高企业高层管理精英的薪酬、急剧削减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率等措施,使社会中的收入不平等呈现出不断恶化的局面。这种观点以及论证思路对于一个曾获得过克拉克奖的经济学家而言是很不平常的,因为这意味着将政治因素作为经济解释的核心机制,所以连他自己都说"这听起来像是离经叛道的经济学说法"。

    克鲁格曼将美国20世纪前后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长镀金年代"(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大压缩"时期(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和"大分化"时期(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第一个时期,高度的贫富不均贯穿始终。凭借着对平民政治权利的严格限制、拥有巨额竞选资金以及无处不在的选举造假等手段,保守力量一直强行压制着政治经济中的平民主义,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一直持续。随着罗斯福新政时期对富人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率、支持工会势力大举扩张、实施一段时间的工资管制以及大幅度缩减薪资差异等措施,美国进入了一个"中产阶级春天"的时期。不仅不平等状况得到了有效遏止,而且造就了美国战后经济的繁荣,更为重要的是奠定了美国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在1960年代那个纷扰的年代,美国政治经济的一些变化为保守主义的重新登台埋下了伏笔,比如文化问题、种族问题。通过迎合白人的逆反心理和对共产主义的焦虑,保守主义找到并建立了一个群众基础,再借助反工会主义建立起商业基础,经过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和与《公共利益》杂志紧密相连的社会学家等为代表的"党派知识分子"的鼓吹,新保守主义逐渐掌握了美国政治经济的主导权。

    对于新保守主义主政期间的政治经济乱象,克鲁格曼呼吁开展一场新的致力于平等的自由主义"新政"。但是,他的"自由主义"与通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有所不同(与国内平常所言的"新自由主义"更是差别甚大,以至有所对立)。正如他所言,"21世纪初的美国似乎有一些悖论,其中之一是,我们中自称是自由派的人,在很重要的意义上是保守的,而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则多半十分激进"。他心目中的自由主义者是要维护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社会平等化的制度,要建立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而保守主义则希望把各种社会平等化的制度或者私有化,或者颠覆,从而以宗教和种族为基础形成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

    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克鲁格曼的自由主义是罗尔斯意义上的,而不是哈耶克意义上的。因为对于类似哈耶克的观点,比如"生活也许是不公平的,但消除世上的不公不是政府的事情",克鲁格曼说"显然我不赞同这一说法"。他主张政府和公众都要采取积极的行动,在正视市场收入不均的前提下,通过更多的政策扩张(他提出的"后市场政策")缓解美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恢复税收体系的累进性,不仅要瓦解布什"到2010年减税措施永久化"的计划,还要提高一些高薪阶层的所得税率,通过类似"新政"时期的"大压缩"举措提高社会底层的收入,再次把美国建设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

主张国有化的自由主义者

    从他就目前的金融危机所发表的评论以及所提出的建议,也可以看出他反对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设想如果哈耶克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他一定会主张让市场自由发展,放任银行和企业自生自灭,并且会痛心疾首地批评世界各国的救市举措,认为这是"通往奴役之路"。可是克鲁格曼不这样看,他不仅主张政府应该救市,而且应该实行部分国有化。

    对于这场金融危机的演变,他归纳了四步。第一,房产市场泡沫破裂导致拖欠贷款和丧失回购权的案例激增,继而使抵押支持债券的价格暴跌。第二,金融交易亏损使众多金融机构所持资本相对于它们的债务而言太少。在泡沫时期,这些金融机构都欠下了巨额债务,使得资本短缺的情况更加严重。第三,资本短缺使金融机构不能或不愿提供经济运行所必需的信贷。第四,金融机构一直试图以出售包括抵押支持债券在内的资产方式减少债务,但这会挤压出售资产的价格,导致资产快速贬值,令财务状况变得更加糟糕。于是,出现了"去杠杆化"的恶性循环。

    基于这种分析,他认为应对这场危机的最有效方法是从第二步入手,即向金融机构注入更多的资本。否则,像保尔森最初提出的计划,从第四步着手救市,虽然也有可能破解"去杠杆化"的恶性循环,但效果是不确定的。因为即便财政部出资购买这些"有毒"的资产,其价格下跌的压力依然很大。而且即使遏止了恶性循环,整个金融体系依然会面临资本短缺的状况。

    在他看来,向金融机构注资,实行部分国有化,既能阻止危机的恶化,也能保证纳税人的公共利益。"如果联邦政府只是提供资金给金融公司,它就应该得到资金提供者所应得的股权;这样一来,救援计划成功之后得到的收益,才不会流入滋生麻烦的那些人口袋里"。

    对于一位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美国经济学家而言,旗帜鲜明地主张国有化,表面上看来有点"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意味。国内某些人士可能是没有真正读过克鲁格曼的文章,也没有弄明白自由主义的丰富内涵,因而发出类似"克鲁格曼反对政府救市"的误导性评论。那么,为什么说主张国有化的克鲁格曼属于罗尔斯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呢?因为以国家参股的形式救市不仅比用纳税人的钱来买坏账拯救华尔街更为有效,而且对公众也更加公平。这一点在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日前就金融危机做出的评论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主流经济学中,股东利益至上不仅是科学探讨的问题,甚至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实际上,如果财政出资只是收购坏账,那就相当于为制造了危机的人提供奖励。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金融机构赚了钱归自己,赔了钱却要由纳税人埋单。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理论不仅忽视和侵害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且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罗尔斯曾写道,"公平是制度的首要价值"。无论是设计企业制度,还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公平和正义都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考虑要素。

    对于克鲁格曼等人发出的国有化呼吁,美国决策当局是很为难的。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仅仅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是不够的,因而在保尔森最初的计划中几乎没有提出像样的解释理由。但是另一方面,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使其无法直面国有化的现实。新保守主义不仅不在意社会的公平,反而要通过对宗教和种族的关注人为地制造社会不公。事实上,新保守主义的"新意"之一就是它与美国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建立了政治联盟。比如,小布什在2000年之所以能战胜他的共和党初选对手、现在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正是利用了他本人所谓"有爱心的保守主义"的"宗教资本":小布什在40岁时决定戒掉酗酒恶习,皈依了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成为了一个真诚的"再生基督徒"。那么,南方为什么在1930年代会成为"新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呢?这是由于相对贫穷的南方在"新政"中几乎是稳赚不赔。不仅增加富人和公司的税收不会影响南方的既得利益,而且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新政"举措会有利于南方的发展。但是,南方的支持只局限于少数政策。当杜鲁门试图建立类似于加拿大和西欧国家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时,南方却在否决这项方案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又是为什么?相对落后的南方不正需要免费的医疗保障吗?的确是这样,但南方的政客们认为,全民医疗保险体制将迫使南方将其医院对各种族平等开放。克鲁格曼说,"在南方政客眼里,不让黑人进白人的医院,要比帮助贫穷白人获得治疗更为重要"。从这种基于种族和宗教的心态中,可以看出南方白人对于经济平等和社会福利的半心半意,也可以看出之后共和党利用新保守主义运动与南方极端势力结成联盟的由来。随着民权运动在1960年代逐渐赢得美国大众的同情和支持,种族隔离制度愈益成为平民主义运动向前推进的最大障碍并最终不得不废除。但是,事实上的种族歧视依然存在,而且南方的失落使蓄势待发的保守主义者看到了机会。里根曾公开反对过《民权法》和《选举权法》,并称后者是"对南方的侮辱"。在竞选加州州长时,他的承诺之一就是要废除该州的《公平住房法》,认为"如果一个人想在卖房或出租房屋时对黑人或其他人区别对待,他有权那么做"。以里根这种支持种族主义的言论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思想,很快就赢得了南方白人的支持,并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政治回报。1954年,与北方白人相比,南方白人不论收入高低,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几率都要高很多;但是到了2004年,低收入的南方白人并不比其他地区的低收入白人更支持民主党,而中高收入的南方白人大大偏向共和党。

    随着危机不断恶化,美国决策当局不得不放弃之前一直奉行的"私有好,公有坏"的原则,决定动用2500亿美元收购银行股权。即便这样,小布什还不忘解释一下,"将状况不佳的金融机构部分国有化只是短期措施,旨在帮助银行业重新进行贷款业务……政府只发挥有限和临时性的作用"。相比而言,英国决策当局的反应非常快速,或许这是工党执政的缘故。克鲁格曼在最近的评论中对英国首相布朗大加赞赏,甚至忍不住将其标题设为《戈登做得好》。

    根据克鲁格曼自己的回忆,他是在目睹了1984年到1985年间美元毫无道理地急剧升值后,开始对金融市场变得没有信心了,因为那次升值没有伴随任何明显的关于经济的基本面的消息。他在《汇率的不稳定性》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金融市场是如何不稳定的,又是如何不值得信任的。因而,面对目前的危机,他主张学习瑞典的国有化模式,建议注资掌握股权,既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哗众取宠。而美国有经济学家就是这么评论他的。针对有关他的争论,他非常坦然,"不指望获得诺奖能平息有关我的争论"。

    人们无从知晓,这次金融危机是否影响到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决策,但从结果来看,克鲁格曼的胜出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自由主义良知的回归"。
 

 

发件人:"马建明" <jmma@infomail.mlr.gov.cn>  2008-11-03 09:30:0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L_C_colon 标题: 三聚氰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三聚氰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马建明

     前些日子,三鹿奶粉毒婴事件引发中国制奶业集体往奶制品里掺三聚氰胺的丑恶行业内幕,可没想到这只是冰山一角。这事还没过一月呢,香港就发现从大陆进入的鸡蛋也内含三聚氰胺。鸡蛋里的三聚氰胺是怎么掺入的呢?鸡场员工用针头一个个往里注射嘛?那人工成本也太大了,没赚头啊!人们正疑惑那,有人发现是鸡饲料里有三聚氰胺,再扩展一查,各种饲料里全有。再深入一查,原来中国的奶业、原料业和饲料业往中兑三聚氰胺——也叫“蛋白精”是普遍现象,听说这是中国科学院士的发明。由于有了这项发明,三聚氰胺这种化工废碴立即成为抢手货,供不应求啊。据专业人士揭发,这种创新普及已经有五六年了。也不能说普及者是在贩毒,因为如果按技术规则将掺入比例控制在一定量中,人和畜全没反映,即使对人体有害也是有潜伏期的、慢性的,就像大多数腐败工程在监理控制下,五年之内是不会倒塌是一样的。三聚氰胺这项创新成果出现后,客观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也就是说GDP增长的强劲拉动力。

  首先变废为宝就是一种效能。据一位不愿具名的化工专家透露,2007年国内三聚氰胺有效产能76万吨,国内三聚氰胺的生产企业需要请专门的环保公司处理三聚氰胺废渣,这是一笔费用不小的开支;可如果按“蛋白精”销售给制奶业和原料行业,不但处理的钱省了,还能卖出一笔好价。对此,三聚氰胺的生产企业早已心知肚明。该专家表示,国内各大三聚氰胺生产企业废渣生意都很火爆,“基本没有剩余”。把过去对GDP增长是负数的废物,变成“蛋白精”这样有价值的东西,把废碴卖成宝贝价,这笔销售额,肯定是要进入中国经济发展GDP的。有人估算过,中国的化工废碴成蛋白精了,少说买出几百亿,这里外里,增长了国家财富,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有力的拉动。

   三聚氰胺的废渣借此机会以“蛋白精”的身份混入各种原料、奶制品只是一种,有资料显示,尤其是在近年鱼粉、豆粕等饲料原料价格持续攀升的情况下,饲料生产企业和原料供应商纷纷寻找新的蛋白原料替代物,通过提供虚假蛋白含量,降低成本。有供应商透露,“蛋白精”的供应范围几乎涵盖了整个饲料行业,牛羊饲料、禽饲料、猪饲料和水产饲料都混有“蛋白精”。一位饲料行业的专家揭露说,华南地区的水产饲料已经成为消化“蛋白精”的主要市场,尤其是甲鱼饲料和鳗鱼饲料。可以说,三聚氰胺做为“蛋白精”的普及,解决了近几年粮食提价对养殖业、食品加工业的束缚,让我国仍然以高速实现世界独一无二的发展。可以说,不但给这些行业带来生机和利润,也给消费带来拉动力,这些连带的经济成果全要转化成中国GDP发展数据。

    由于三聚氰胺无孔不入,各种肉类、奶类、糕点、蛋类、糖果、甚至酒糟里都有,可以说没有那个中国人可以避开,婴儿出现问题是太娇嫩了,成人有容纳力不会立马显现,但也不是就没问题。这几年,中国补肾药普及,如六味地黄的广告做的到处都是,有人说是中国人性生活质量和范围的大提高,也是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表现。可我十分怀疑是中国人体内残留的三聚氰胺在起作用,是它在破坏十三亿中国人的肾功能。所以,这两年中国医药业效益也不错。按照中国经济学专家的“碎玻璃”效应,如果中国人普遍健康,中国的医药业就会萎缩,那对经济发展是负数,这下好了,十三亿人的肾功全不行,这对医药业拉动十分强劲,而医药业的经济增长也是要计入GDP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不能抹杀。

三聚氰胺不但可以激发我国经济的整体增长,还可以对提高人均GDP做出贡献。别看中国现在是经济上的世界老四,实际人均排位在一百名之后。但三聚氰胺可以自然减灭中国人口中的老弱病残,这样一来,中国的人均GDP也上去了。据说今年统计说中国已经进入收入中等偏下国家行列,中国官方对提前进入小康社会充满信心。估计这是三聚氰胺起的作用。三聚氰胺还对优化中华民族人口有好处。比如,这次国家检验奶制品中的三聚氰胺,出口的高级奶制品和奥运使用的高级奶制品全无三聚氰胺,三聚氰胺主要掺在低价产品中,这说明,中国的下岗职工、贫苦农民和民工等没有文化和教育的人群更容易死于三聚氰胺,而精英们则没什么危险,这不就实现优剩汰劣了嘛!

另外,中国的三聚氰胺还差点实现灭亡资本主义世界的任务。因为前几年,欧美日韩对中国低价食品的进口逐年增多,这等于他们自动进入慢性中毒行列,只是因为去年中国动物饲料加入三聚氰胺过量,致死美国的猫狗太多,而美国我又太认真(进行死后检测),这才造成穿帮,让他们提高了警惕,如果没有这个意外,估计美国经济危机爆发时,正是美国人肾功能全不行的时候,内外夹击,美国人还不一片片的死,欧洲国家和日韩也概莫能外,那中国就独步世界了!

中国的三聚氰胺虽然现在已经被检查出来了,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四聚氰胺、五聚氰胺、六聚氰胺(羟甲基羧基氮已经作为老二出现了)会接班登场。因为中国科学院的创新能力太厉害了,据说美国猫狗死亡时,美国根本就没有查出什么三聚氰胺,他没这项技术,更不知道这项发明,他们只是怀疑饲料病菌太多,他们是被中国人提醒后明白的。美国最大的能耐也只是对中国盗版使用微软系统用户进行黑屏,可中国用原创“蛋白精”黑他们的人他们楞一点不知道,美国的创新能力比中国差远了,美国知道后直冒冷汗!

不要以为三聚氰胺被查出来就没有引擎作用了,因为吃了五六年中国食品的中国人体内残留的三聚氰胺早晚会发作,他们不但对中国医药业发展作可持续性拉动,还会对丧葬业的产值进行强力拉动。目前中国人的死亡成本相当高,火葬费+骨灰盒+墓地+祭奠费每人没五万拿不下来,这样的消费将拉动中国的内需,而这个消费量也要计入国家GDP。看,三聚氰胺的引擎的力量多么持久有效,真是厉害!!!!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1-10 10:22:06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转发: FW: 近期倒闭公司一览表!

近期倒闭公司一览表!

金融危机十项注意:

1:不要辞职,不要换工作,不要转行,不要创业
2:多备份几个自己可以去的公司职位
3:不主动要求老板涨工资,裁员往往从工资高的裁起;
4:多帮朋友留意工作机会、多介绍,轮到自己找工作时,才会有朋友帮你;
5:存钱、买国债,或者双币存款,别买股票
6:每月给父母寄钱,经济不好,越穷的人越不好过;
7:别买车;
8:危机的后期最难过,现在还没开始,别觉得自己很强;
9:别离婚,别生孩子,别找女朋友;
10:就算还没感觉危机,也应该日子紧着过,用以前70%的钱过现在的日子


近期金融危机中国倒闭企业:

1.东莞合俊玩具厂,员工数7000多名,港资企业,上市公司
2.深圳宝安百灵达小家电,员工数1700多名,集团公司.

3.深圳龙岗港生电子厂,员工数900多名,港资企业
4.深圳宏达印刷厂,员工数2000多名,港资企业
5.东莞宏辉毛线厂
6.浙江飞跃
7.山东樱花
8.浙江华联三鑫集团
9.浙江江龙控股集团
10.东莞市清溪镇米德兰家具
11.东莞市横沥镇三江工业园,丰升纸制品有限公司倒闭。
12.东莞金卧牛公司民企50强倒闭
13.深圳龙华普加彩印刷厂倒了.老板跑了.留下了一个空厂房和没有发放工资的员工给了当地政府来处理哦
14.深圳联颖 做电脑周边线材的。9月份开始订单锐减,目前公司轮休中,预计裁员20%,还不知道明年是否顶的过去
15.中国重汽济南特种车辆厂,限产
16.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是上市公司,现在已经和供应商取消订单(南京华新和江西铜业),机台基本上停的差不多了,估计离倒闭也没有多远了!!
17.深圳坪山创亿厂,七、八百员工政府买单。
18.宝安博彩印业,倒闭,留下400多名工人和空厂房
19.龙岗凯达印刷,倒闭,拖欠供应商跟工人一千多万,老板跑路
20.东莞日盟,电子厂,日本崽的,老板跑路了,欠了我们公司几十万的货款
21.东莞长安福安一万多工人的厂,今年四月份走路。。。
22.常熟市科弘科技有限公司和常熟市星岛科技有限公司??台湾老板跑路
23.沙井的胜洋陶瓷厂由于订单减少已经关闭了。但是老板没跑,该发的工资,该赔的钱都赔了,也没办法,谁让厂房是老板自己建的呢!
24.东莞荣电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倒闭
25.陕西国棉一厂负债386%,热情破产。
26.珠海市迪尔家具有限公司
27.东莞大岭山高雅五金制品厂
28.中山恒峰家具厂
29.东莞长安耐力鞋厂倒闭(4000人),东莞长安伟俊鞋厂倒闭(3000多人11月3日游行围堵二环路导致交通堵塞中断5个多小时左右.政府调动大量治安员和武警来镇压游行人员.)
30.深圳海程邦达国际货运公司东莞中诚国际代理公司 东莞大岭山高雅五金制品厂 广西玉林康澳有限公司中山恒峰家具厂 珠海市迪尔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惠峰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市祝海进出口有限公司深圳市东尼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亚麒国际运输公司深圳分公司 东莞市世佳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东莞市旗威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广州佳诚物流 河源新干线货代中荣进出口有限公司深圳迅达通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广西容县金泰来瓷业有限公司 新江瓷厂 拓洋企业有限公司新会乾兴厂 松岗富毅 艾伦皮具有限公司 中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深圳市华邮捷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华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东莞兴盛实业有限公司 利达家具厂维宝电子

1 厦门星星工艺品有限公司 老板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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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莞中诚国际代理公司 公司倒闭
4 东莞大岭山高雅五金制品厂 公司倒闭
5 广西玉林康澳有限公司 公司倒闭
6 中山恒峰家具厂 公司倒闭
7 珠海市迪尔家具有限公司 公司倒闭
8 深圳市惠峰物流有限公司 公司倒闭
9 深圳市祝海进出口有限公司 公司倒闭
10 深圳市东尼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倒闭
11 北京亚麒国际运输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倒闭
12 东莞市世佳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公司倒闭
13 东莞市旗威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公司倒闭
14 广州佳诚物流 公司倒闭
15 河源新干线货代 公司倒闭
16 中荣进出口有限公司 公司倒闭
17 深圳迅达通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公司倒闭
18 广西容县金泰来瓷业有限公司 公司倒闭
19 新江瓷厂 公司倒闭
20 拓洋企业有限公司 公司倒闭
21 新会干兴厂 公司倒闭
22 松岗富毅艾伦皮具有限公司 公司倒闭
23 中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公司倒闭
24 深圳市华邮捷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公司倒闭
25 华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公司倒闭
26 东莞兴盛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倒闭
27 利达家具厂 公司倒闭
28 维宝电子塑胶制品厂 公司倒闭
29 香港麦生 公司倒闭
30 中山大成冷冻厂 公司倒闭
31 茂名佳辉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倒闭
32 东莞利成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倒闭
33 广州诺莱特照明电器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倒闭
34 宁波拓胜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资金链不善。

35 青岛舜安恒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资金链不善。

36 宁波中迈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资金链有问题。
37 宁波武林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法人已失踪
38 浙江煌马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存在欺诈行为,资金链有问题
39 浙江安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存在欺诈行为,资金链有问题
40 台州市海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存在欺诈行为,资金链有问题
41 中通远洋物流集团宁波分公司 资金链有问题
42 宁波市润泽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已确认倒闭
43 宁波海曙巨鲸进出口有限公司 资金链有问题
44 宁波市鄞州蓝鲸进出口有限公司 资金链有问题
45 常熟外贸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资金链有问题
46 宁波金帆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金帆集团)法人已失踪
47 浙江协凯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市协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人已失踪
48 象山万象针织有限公司 资金链有问题
49 宁波中强电动工具 资金链有问题
50 台州飞跃缝纫机厂 资金链有问题
51 椒江节日灯厂 资金链有问题
52 金华宏远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资金链有问题

53 宁波锦航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资金链有问题

54 浙江江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老板跑路

55 浙江天龙数码印染限公司 随着江龙集团倒闭,以下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随时倒闭.

56 绍兴天龙进出口限公司 随着江龙集团倒闭,以下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随时倒闭.

57 浙江南方科技股份限公司 随着江龙集团倒闭,以下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随时倒闭.

58 浙江华联三鑫石化限公司 随着江龙集团倒闭,以下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随时倒闭.

59 浙江绍兴展望企业集团 随着江龙集团倒闭,以下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随时倒闭.

60 浙江绍兴耀龙纺织印染限公司 随着江龙集团倒闭,以下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随时倒闭.

61 浙江永通染织集团有限公司 随着江龙集团倒闭,以下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随时倒闭.

62 浙江江龙纺织印染限公司 随着江龙集团倒闭,以下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随时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