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此文集第一次将健康知识放到首位,这是因为如其整天给读者讲些政治经济的大道理,还不如让大家养养生,注意一下身体健康。国事政事有谈不完的内容,但人们却很少注意健康方面的文化和科学。相信大家看了之后会有感触。】

现代卧房六大忌

北京大军智库家居咨询公司 编辑

2011年12月5日

目录

刘思成:现代卧房六大忌

郑义:未来10年千万中国人将成为环境难民

资源税从价计征将施行 地方财政或年增收数百亿

黄奇帆历数金融三宗罪 实体经济才是不竭动力

美国温饱指数竟然比中国糟

美欧已触碰到中国最后生死线

田书华:北京中关村设立全国性场外交易资本市场

 

中石化退休的局级干部揭内幕

田忠国:未来电脑的发展方向

〔美〕皮奥瓦尼: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甘阳:现代中国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王希哲:先有共和的社会,才有共和的国家

聂天堑:高干子弟召开纪念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讨论会

青年报:北大博士卧底揭露基层官场生态

杨芳洲:关于反转基因会议议题的设想

谷吾:大国崛起的逻辑与思维立场

从港大亚洲研究中心消失谈起

郭海强: 伊核战略博弈:中国的务虚与务实作为

华尔街日报:基辛格《论中国》对印度的启示

江迅:戴晴的七十岁生日

 

刘东汶:古汉字中的神奇智慧

翟冬青:什么是“国学”?

于今:被黎鸣冤杀的国学

刘浩锋:现代禅让制是人类最优政治制度

普诺:再读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刘小枫: 游击队员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刘小枫:《王制》与大立法者之“德”

刘小枫:臆说纬书与左派儒教士

蒙文通:孔子和今文经学

向红 (周宇驰之女):昨夜星辰——怀念张云生叔叔

向红:四十年有感

 

-------------------------------------------------------------------------------------------------------------

健康知识汇编

      编者按:近几年,一个家居别墅洋房的四十多岁女人想生孩子,但就是生不出来。看来很需要看看这篇文章。

现代卧房六大忌

刘思成

    卧房不要太大

   人类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而卧房是人们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天,回到家休息和补充能量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第二天的体能和精神状态。如果这个地方不好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在这里补充到应有的能量,去面对第二天的拼搏。这将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效率,当然也就直接影响到事业和财运。因此这是至关重要的!

   古代的风水理论有这样一句话:「屋大人少,是凶屋。」这是为什么呢?卖大屋,这是多少香港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围绕着这个问题,产生出多少悲欢离合的事情。但为什么房子太大反而不好呢?

    空调理论

    其实我们细想一想,道理很简单。我举个例子:比如在一个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安上一台一匹的空调机,开动它,半个小时后房间就凉快下来了。空调也可以停止制冷一段时间。因为空间小,能量很快就饱和了。也就是说,空间越小,需要的能量就越少。可是当你把这台一匹的空调,放在一个一百平方米的大房子里面,它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因为房子越大需要的能量越多,所以尽管这台空调不停止地制冷,房子温度依然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因此我们需要大匹数的空调、才能满足大房子的需要。

    回过头来看,我们人也是一个能量体,会发光发热。如果用人来代替这台一匹空调机的话,越大的房子,当然就会消耗人体越多的能量。因此房屋的大小必须和入住人数成正比。也就是房子越大,入住的人应该越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气要旺。

    房子吸人气

    风水中常说,房子会吸引人气。这句话一点不假。人体散发出来的能量,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气。当一个人用了那么多的能量去填充一个大房子的空间时,它对于身体的损害是可想而知的。身体能量消耗多了,自然体质变弱了,工作起来无精打采,差错也就在所难免,判断力下降,倒霉事也就接踵而来。

    那么一个房子多大面积才算好呢?在实践过程中我发现卧房在15平方米左右,最多不要超过20平方米为好。张惠民在他的《中国风水应用学》里面提到,住在超过20平方米以上的房间里,会生不出孩子。也许这不是绝对真理,但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其实这也就是人体能量消耗太多,身体素质下降,影响了生育。土地不肥沃,当然也就种不出庄稼来了。

    另外我们可以到北京的故宫去看一看皇帝的寝宫是怎样的。当我们走进故宫的养心斋和雍正皇帝的书房和书房后面的卧室时,我们会吃惊地发现,皇帝住的地方并不比平民百姓的大多少,也不过十多平方米而已。那张所谓的龙床也不比百姓的大,而且在睡觉的时候,床前还要放下两道帘子,那么空间就变得更加狭小,大概是不到10个平方米。

    帝皇卧房亦平常

    故宫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宫,它的占地面积达72万平方米,房子总共有九千间(现存宫殿建筑980座共8707间)。但是为什么皇帝住的地方要这样的狭小呢?其实皇帝的血肉之躯并不比平常人好多少,为了保存体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他也只能住在狭小的空间里。 我还到过苏州的十大园林、广东的四大名园去考察。同样发现这些非富则贵的大人们住的卧室,都是很狭小的,也就是在十多平方米左右。相反地我也看过很多当今的暴发户,他们的卧房装修得很气派,面积也很大,有的超过了五十多平方米。结果身体不是患了这个病就是得了那个病,整天食补药,结果还是把身体搞垮了。生意也一落千丈。

    记得有一位香港老板,他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种肥肥白白、头光光的型格。而是一米八以上的身材,肥瘦适中,很健硕。在香港生活时,身体十分好,从来不知道病痛是个什么滋味。但是当他到了上海去经营生意的时候,在那里买了一套两百多平方米的房子。自从进入了这个房子之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后来还得了严重的尿毒症。每逢天气不好,他的手脚又红又肿,动弹不得。看了很多医生,每天吃药,结果还是无济于事。如此整整熬了四年。当然生意也好不到哪里去了。有一天,一个朋友把我介绍去帮他看风水。当我到了现场,发现他的卧房把我讲的六大忌全都犯上了:

一、 卧房太大。超过了二十五个平方。

二、 卧房带阳台或带低飘窗。

三、 各方在洗手间、洗手间的门正对着睡床。

四、 睡床上面有吊灯压床。

五、 睡床床脚正对着电视机。

六、 睡床三面都可以上床,也就是只有床头靠墙。

    以上六点是我在近几年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现代楼宇风水弊病的几种典型。凡是带有以上几种特点的卧室,都会不同程度的给人带来很坏的影响。下面我再一一揭示这些现象?什么会给人带来不良的影响。

    卧房窗不要带阳台

    上一篇我讲到卧室的面积不能太大,今次我接着讲卧室的第二禁忌──卧室不要带阳台及低飘窗。

    卧室带阳台及低飘窗是时下十分流行的建筑形式,觉得这样的建筑结构能让光线充足,通风透气,为住户带来健康,而购买者也趋之若骛。谁知这样的设计,适得其反,对人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我们人类的身体,是一个充满着各种能量的躯体。比如:当一个人在漆黑的夜晚行走,光凭肉眼很难发现他。但是如果用远红外线望远镜,就能轻而易举地体发现他的行踪。这就说明一个人无时无刻不在向外发射各种能量和光(可见光和不可见光)。

    人体存在「气」

  我国早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就认识到人体存在着一种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能量场、他们把这种能量场称之为「气」。 直到1911年,科学家基尔纳通过色隔板和滤色器看到了人体能量场的现象,第一次向全世界描述了有关人体能量场的研究结果。他认为:沿着全身这位缎带的鲜明的「恶」,分为三层:最靠近皮肤的,是四分之一英寸厚的暗色层;它外面是两英寸厚的,颜色较淡的一层,这一层的纹理垂直于身体;最后,再向外一圈外轮廓显得模糊不清,大约六英寸厚的外部弱光(图一)。

    基尔纳还发现,「气」的强弱和颜色会因人而异,并取决于被测试者的年龄、性别、智力、健康情况等等。某些疾病也可以通过「气」的斑点显示出不规则的排列情况。

    九十年代,美国人佳.高健斯(Guy Coggins)发明了体光摄影,他通过特殊摄影方法,就可以把人体的这种能量光拍摄下来。有趣的是,人在健康和精神时候,所拍下的光谱,和在疲劳或生病时所拍下的,有著名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一个人身体的健康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包裹着他身体周围的能量场的强弱。而这种人体能量场的强弱,又会直接影响它对人体保护作用的大小。所以我们要让自己身体保持一定强度的能量场,是十分必要的。

    玻璃窗无法保存人体热能

    而对于影响我们人生三分之一时间的卧房,就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关注!一个人在休息的时候,由于身体很多机能都停止工作,精神放松,皮肤上的毛孔也会张开,所以人体的能量,在这个时候最容易散失。同时抵抗外部干扰的能力也会大大下降。所以我们必须要营造一个,有利于我们生理结构的休息环境,以保证我们在睡眠过程中,不但能保存能量,而且还可以补充能量。

    回过头来,我们认真打量一下我们常住的卧室──如果是带阳台的,必然是落地玻璃门;如果是低飘窗的,窗户的面积占了该墙壁的三分之二。如此一来,我们的卧室基本上是敞开的。大家都知道玻璃是不能阻挡光线的,当然也就不可能阻挡人体发出来的光能。所以卧房窗口太大,对人体能量的保存没有任何的好处。

    「打雾水」现象

    小时候,我们还没有空调这种东西,为了贪图凉快,经常在露天的阳台和天台睡觉。第二天起床,会感觉到很疲惫。这时,父母就会讲这是因为「打雾水」之故。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能量耗散过多而造成的。因此,房间带阳台和低飘窗,无异于「打雾水」,同样会造成我们能量的散失。所以也就造成睡眠不足、疲惫、赖床等现象。上了年纪的人,会很容易失眠。因此,有失眠的朋友,应该马上看一看自己的卧室,是否有这种情况。当然床头背后是窗口、厕所或者「冷巷」、也会出现失眠现象。

    光线太猛易使人冲动

    另一方面,同样因为窗口太大,射进来阳光就会很多,这种刺眼的阳光和热能,会对我们产生一种不适的感觉。它会让我们不冷静、冲动、易发脾气等等。而这种行为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比如开车时不冷静,就可能造成车祸;遇到不顺心的时候,脾气不好,就可能会打架,出现血光之灾;买东西的时候不冷静,往往会买到一些不如意或不合用的东西,做成破财。当然,错买了几件小东西,破点小财无伤大雅。但是如果是因为一时冲动,做了一个错误的投资,那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个例子

    我曾于广州某花园,为一对年轻的夫妇看宅。他们住在二十三楼,卧房很小,可是窗口很大,而且朝西 。下午猛烈的太阳,几乎充满了整个房间。我当即说:「住在这里的人会很冲动,花钱如流水。夫妻常嘈吵,搞不好在外面也可能跟别人劳气,甚至大打出手,故容易有血光之灾。」他妻子抢着说:「师傅您真神了,全中!自从住进这套屋,吵架是家常便饭,花钱像流水。晚上难以入睡。前一段时间,他……」她指了指身边的丈夫说:「真的跟别人打架,而且还被人砍了几刀。 刀疤看来这一辈子也难以消失了。」讲完,她就把丈夫的衣袖卷起来,果然手臂上有两条十分明显的刀疤。

    她丈夫有些不耐烦地把衣袖放下来说:「那个家伙也该杀!」看的样子气还没消。

    我说:「这并不是我神了,而是房间光线太强了,这会使你们的神经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之中。所以脾气会变得很坏,觉也睡不好,做事冲动,麻烦事就会接踵而来。」她急不及待地问:「师傅我们该怎么办呢?」我看了看隔壁的房间,这个房间也不大,在十二平方米左右,窗口向南。很明显阳光没有西边的强。我说:「干脆搬到这个房间睡,你们可以过来感受一下,在这个房间是不是较舒服一点。」他们俩都点点头表示同意。

    太太说:「其实您不说,我们都已经搬到这里睡了。因为在那个房间,我实在睡不着。」我说:「其实风水并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神秘,多留意一下自己的感觉,去寻找自己认为舒服的房间作为卧室和书房。因为自己感觉舒服的地方,往往都是风水较好的地方。但要注意一点,不能被时下一些流行的观念,和过分追求时髦而误导了自己的感觉。要注意大小适中(卧室最好是在15平方米左右)、光暗适中。」

    飘窗杀伤力更大

    一个低窗台的飘窗,已经有如此大的杀伤力。那么带阳台的不用说就更糟糕了!在一般的房子设计里,房门和阳台门往往都是对着成一线的,而且在现代建筑设计里面,阳台门一般都是设计成几扇落地玻璃拉门。这样一来比大窗口更气散,更不容易聚集能量。

    有一些风水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房门的斜对角被称作峦头上的财位。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地方无论是房门或者是窗口,都不会正对着它,所以这个地方的气流非常稳定。风水上总是讲究四个字:藏风聚气。就是要寻找一个气流比较稳定的地方、一个能量容易积聚的地方。古时候,用于住宅房子一般比较方正和深长,很忌讳浅窄。我们下一篇将要讨论卧室的形状。

    卧房不能太浅窄

    现代化的大城市,人口极为密集。由于城市发展需要,不少外地人和农村的人口,都进入了大城市。使得大城市里的住宅,日趋紧张。地皮有限,寸金尺土。一般人要买一间屋,可能要花上半生或者一辈子的积蓄。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买到房子,地产商不得不把房子的空间越建越小。这方面香港尤其突出。在第一篇文章中,我强调卧房不能太大。而今天我又强调卧房不能太小!这是为何?这关系到风水上所谓气厚气薄的问题。

    气厚气薄与化学实验

    古代家居建筑多以深长为主,有所为二进三进。这是非常具有科学道理的。何谓气厚,何谓气薄呢?

    我们不妨先举一个化学上的例子:我们拿来两个装水的器皿,一个是柱形高杯、另一个是阔口的碟。我们假定它们的容量相等,把两个器皿都注满水,放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阔口碟里的水,已所剩无几。但是柱形高杯里面的水,仍然还有很多。这个实验证明了:蒸发面和蒸发速度成正比。也就是说,蒸发面越大,水量的蒸发就越快。反之亦然。

    房子的深度影响气的聚散

    同样,一个房子的形状和深浅,也会直接影响到房子内气量的厚薄,以及气散气聚的问题。一个深长的房子,就好比那一柱形高杯,由于窗口不大(相当于柱形高杯的蒸发面),因此它的气流会比较稳定。反之,卧房过于浅窄,窗口又比较大,甚至是落地玻璃窗。这样的睡房必然气薄,「蒸发面」过大,当然会造成能量容易散失,正所谓气散不聚也。
气散不聚的房子,就会造成人们情绪的冲动,因此说话办事不小心,容易得罪人。正所谓祸从口出,是非口舌自然也就多了。另外投资购物因为感情冲动而造成错误,钱财散失就成了必然的结果。所以风水师傅经常说:房子必须藏风聚气。道理就在于此。

    人造房屋,房屋造人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过:「人造房屋,房屋造人」。我不知他因何有此感慨,但这的确是一句至理名言!房屋的确会影响人的行为与心理!

    我们把新旧两种房屋的建筑方式,作一个对比会发现:住在老房子里面的人,情绪稳定,行为保守,开销节俭。因它的建筑方式以深长为主、窗户不大,光线偏暗。正所谓阴则静也;反过来现代的房子高崇、浅窄、窗大而明亮。住在里面的人,情绪冲动,行为开放,花钱如流水,甚至是先洗未来钱。也就是阳动也!要想剩钱,当然就要根据这类情况,作必要的调整。

    房间对人体的影响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今年才二十岁。年纪轻轻,身上的毛病却不少:经常在运动时候弄伤手脚;学业又不好;还得肝炎;青春痘长了一脸,用尽了所有的药物,也没能让脸光滑起来;晚上还有夜尿……我曾经跟他说,他女儿房间不好:第一是带阳台,第二是房门和阳台门直通。而他女儿就睡在门上的阁楼里。你想一想,一个人的床底下,过堂风直吹,睡在上面的人能好吗?

    我这个朋友,对风水一直半信半疑。但是对历史却很感兴趣。最近家里要装修,因此就把我请去,在装修上给点意见。我也不跟他讲什么风水,拐了一个弯,我跟他扯上了故宫。

    再来从帝皇卧房找答案

    曾经去过故宫旅游的人都会发现:皇帝的卧房就是一种比较深长的结构形式。窗只开一边,比较昏暗。床铺是三边靠着墙,而不是我们现在三面开放的摆床方式。不知大家有没有作一比较,那一种摆床方式更好一些?这个问题我会留到下一篇文章,再作探讨。我们还是先看看皇帝寝宫的设计,有一些什么妙处?

    我们把皇帝寝宫的平面图立起来,大家有否发现,它和一个圆柱高杯的侧面是不是很相像呢?所不同是,寝宫的平面图上多了一个门。但是从门开始往下看,它仍然和一个圆柱形高杯,没有什么不同。圆柱形高杯能装水,是因么杯子除了杯口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孔洞了。而寝宫从门到房子的后部,也是没有任何孔洞的。也就是说,这一段空间就像水杯一样,能「装」稳定的空气和光波。这就是所谓的「藏风聚气」。

    宁静与安详的感觉

    我说:「你认为故宫里皇帝的卧房如何?」他说:「故宫我去过好几次,走在里面总是有一种很宁静、安详的感觉。皇帝的寝室,更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感。」「我们不妨把你女儿的卧室的门口改到侧面,就按照皇帝寝宫模式布局。如何?」我说。结果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两个多月过去了,房子也装修好了。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居。又过了两个月,奇事发生了:他的女儿自从搬进了新房间,最明显的是,一觉睡到天亮,再也不用半夜上洗手间了。另外,青春痘不治而愈了。肝炎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以现代的科学语言解释古代智能

    实践又一次证明了,风水的威力。其实风水也是一种科学的家居形式,只不过古老的中国风水,一直缺乏科学理论的支撑和论证。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面对现实,更希望能有科学手段的和科学仪器的部门,能切实地对我们的居住空间,作科学的考察和科学论证。把中国古老的风水学,提高到科学环境学这一层面。让更多的建筑设计师们重视起来,去规划和设计出更科学、更适合我们人居住的、健康的住宅!

    都是崇洋惹的祸

    现在的楼宇被称作洋房,他的整个设计观念都来自于西方。这种洋玩意儿,到底有多少是合理的呢?我想很多人对这一点都不会留意。

    清兵入关之后,由于闭关锁国,中国从此衰落,一蹶不振。百多年来的贫穷落后,让国人自卑。此时西方列强正值兴起,其物质文明和生活模式,已难免成为国民争相仿效仿之典范。尤其是在物质生活方面,人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祖宗的一切,以西方文明取而代之。因此有人慨叹:全世界的大城市,都只有一个面目──高楼大厦和柏油马路。大有千人一面之感。

    这都不重要,好的就应该学!但囫囵吞枣,遗祸必烈。住宅尤其如此。其实,任何时代的家居,都必须以人为本!而不能任凭我们天马行空地去臆想。现在很多建筑,已经让我们付出了严重的代价,很多人还蒙然不知。

    第三个卧房「杀手」

    我并非危言耸听,在我的风水实践当中,现实一次又一次无情地告诉我,这种表面豪华 「洋房」背后,隐藏着许多无形的「杀手」。除了以上两期所说的,今天我们再指出现代建筑的第三个「杀手」──卧房带洗手间。

    为了贪一时之便,也不知从何时开始,卧房里面有了洗手间〈小玄注:香港称这种形式为「主人套房」〉。也许是为了节省空间,还是为了方便,许多设计还把洗手间的门还正对着卧床。这的确迎合了市场的需求,一时间这类设计成了时尚,而很多消费者也趋之若鹜。但是,据我个人的实践证明,住进了这类套间的人,应验最多、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腰痛!或者泌尿系统出现问题──尿酸过高(尿毒症)等疾病,以及容易患有风湿病……轻者也会全身乏力,赖床不起。

    有一次,我到电器城去买DVD机。正在试机,老板回来了。他一进门嘴里就唠叨:「检查来检查去都无结果,简直是浪费金钱!」 我顺口问道:「检查什么?」「腰疼,但什么也检查不出来。真不知为何?」出于职业习惯,我不禁问了一声:「你的卧房有洗手间吗?」「有啊,怎么啦?」「门口对着床吗?」「是的。这样有问题吗?」「当然啦!」有关这一方面的案例,实在是数不胜数。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无一幸免!

    我们现在的洗手间,具有两种功能:厕所与浴室。洗手间,五行属水。正好与我们的腰肾,同气相求。尽管我们现代化的抽水马桶,和一流的洗手间布置,已经让这个「方便」的地方,变得十分舒适豪华。但是仍然改变不了它的本质──排污和水气。

    厕所对住房的影响

    众所周知,厕所和浴室都是洗涤和排放肮脏物质的地方。在风水上认为它是一个阴气比较重的地方,同时也是产生腐败空气的地方。无论在何方位,若然处置不当,会诱发脑部、精神、内脏、脊髓等方面的疾病。还有浴室是一个湿气很重的地方,我们在冬天洗澡的时候,你就可以发觉雾气腾腾。这种潮湿的气体,一旦进入了你的卧室,会让你的床铺变得潮湿,久而久之便会让人感觉身体疲乏,腰酸背疼。更严重会产生泌尿系统的疾病。如果你有腰疼病,又发现不了原因的话。不妨留意一下,你卧室中的洗手间。

    如果发现你的家居有以上的毛病,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化解呢?我通常使用的方法有两种:第一是,在洗手间的下水道上悬挂「开口的葫芦」,在厕所里面放上三盆泥栽观叶植物;第二种,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床和洗手间门口之间,加上屏风或者衣柜作为遮挡。这种方法效果更为明显!

    还是厕所成问题

    前两年,我在北京和一个搞房地产的老板看风水。她的年纪不算大,才三十多岁,但是生得高大,有一米七五。她虽然出身贫寒,却由于命运的驱使,从一个打工妹,靠做成衣起家,几年后便发了大财。风云际会之下,在北京搞起了房地产。生意越做越大。但是在外表风光,事业有成之际,年纪轻轻的她,却得了一身的毛病。每天喝药不止。不知内情的人,都认为她是财多身弱。其实完全是因为家居风水的原因!

    她的住宅有二百多平方米,单层,装修十分华丽。但是家里只有一个保姆、一个小孩和她的妈妈。从风水的角度来讲,这是一间屋大人少的凶屋。而她自己住的套间,就有八十多平方米。卧房占了三十多平方米、洗手间有二十多平方米、书房也有二十多平方米。她的主要症状是尿酸过高,腰疼,全身乏力,肝胆方面有问题。

    半年之后,她再次邀请我上北京,为她新开发的一个别墅小区的售楼部开线和布局。这次她和上次判若两人,红光满面、生气勃勃、行动敏捷。上次的那一副病容早已不知所踪……

    不同方位的洗手间对屋主的影响

    其实,在阳宅方面,洗手间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顺便把洗手间所处的位置,和相应的不良影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现在很多楼宇在设计方面,为了所谓的「合理布局」,常常把洗手间和厨房,设计在大门的两旁,或者紧挨着大门。这样的设计会严重影响到居住者的身体健康,如果抽水马桶和大门同一个朝向,容易使居住者有难治之症。

*> 如果洗手间在房室的中心,则很容易使人患上心脏方面的疾病。

*> 洗手间设在房子的东方,容易诱发肝脏、支气管方面的疾病;以及体虚、中风等;

*> 而设在东南方,容易引起食道、支气管、神经系统、肠胃等方面的疾病。

*> 如果设在南方,会引起心脏、肝脏方面的疾病,还会引起传染病等;

*> 在西南方,容易引发妇科、肾脏、消化系统、腹膜炎等方面的疾病。

*> 设在房子的西边,容易诱发口腔、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

*> 而处在西北方位,对居住者的男主人和男性老龄人最为不利!容易诱发头部、骨骼等方面的疾病。

*> 如果在北方,因为北方属水,水性大增。这样会引起意外之灾,容易引起血液、精神系统方面的疾病;

*> 洗手间位于东北方,会引发风湿、皮肤方面的疾病。

    所以我们不论在楼房设计和选择住宅的时候,对洗手间的方位,必须作详细的勘察。否则当你疾病缠身的时候,无论有再高明的医生,也无法根治你的病痛。我总是跟我的客人们打比喻说:一个士兵在战场上受伤,退下来,医生跟他治疗和包扎。可惜他又要再度回到他的战场,去面临枪林弹雨。二度受伤是在所难免!因此,无论医生再怎样帮你治疗和包扎,也无济于事。你一天不离开那个战场,医生就不可能把你的枪伤治好。

    同样,你卧房的风水一天不改好,医生同样无法把你的病痛治好!

    健康是人最大的财富

    我一直信奉这样一句话:「健康是一个人的最大财富。」因为无健康,无论你几富有,都无精力和心情去享受。如果你穷,就更需要健康了。否则连睇病的钱都拿不出,性命都难保了。因此,我在帮人睇风水的时候,特别注重「健康」二字。就是我常说的:风水必须以人为本。

    最近,我在报章上看到这样一段新闻:全世界约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受失眠症的困扰。美国乔治城大学医院的精神科医师Suzanne Griffin表示,「失眠」的严重性,已经可以被视为一种流行病,对于女性尤其如此。另外,据中华医学会提供的资料表明,我国约有三亿多成年人患有失眠症、抑郁症;三分之一的成年人饱受失眠的折磨和困扰,其中有近一半人已经属于重度的失眠患者。这个数字的确惊人!医学界认为,引起失眠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有心理因素、药物因素、生活习惯因素、生理因素、还有环境因素等等。

    失眠是许多疾病的始源

    长期睡眠不足或失眠,对人的影响,不只是眼袋下垂和黑眼圈那样简单,还会对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损害。其包括:皮肤不好、老得快;疲倦、忧郁、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低;纤维肌疼、睡眠呼吸暂停、夜间肌阵挛病;容易肥胖,夜里睡不着,肚子容易觉得饿,饿了不能不吃东西,体重不知不觉会增加。荷尔蒙分泌增加,会提高胰岛素抗性,这是糖尿病的前期症状,使减重更为困难、心脏病的风险提高。

    一生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令我们睡眠的主要原因,除了医学界所认为的以外。在风水上,就是我在前几期所说的:卧房过大、窗户过大、低飘窗、卧房带阳台等等原因之外,怎样摆床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

    西式摆床的缺失

    现在除了房子太小,无法把床摆在中间以外,大部分的家庭都喜欢按照西方人的摆床方式,把床摆在房的中间,只有床头靠墙,三面都可以上床。这种摆床的方式,除了方便上落床之外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好处。原因是:当两个成年人,睡在一张1.5米阔的床上,会显得很紧张,不能放松,会惊住跌落床。假如把一个婴儿放上去,难免会碌落床。而成年人不会碌落床,是因为有「控制」。但是要控制,必然要有一部分神经得不到休息,整晚都要「看护」着你。这就使你的睡眠大打折扣,得不到彻底而放松的休息了。

    中国架子床之妙

    我经常跟我的客户讲,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在这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中,中国人总结出了一套非常科学的生活方式。比如,中国的古老的大床,就是一种非常科学的产品。这种床统称架子床。可分为「四柱床」,「六柱床」。其它变体形式较多,如月洞门罩架子床等。它三面有40公分高的围栏,床口两边还有40公分宽的围栏,只留1.2米左右门洞上落床。为了检验它的好处,我自己花了一万多元,买了一张仿古的架子床睡。我发现它有几个好处:

    第一、有了四周的围栏,睡在上面放松多了。绝对不会有碌落床的忧虑。

    第二、床前左右两侧的围栏,也是设计得很妙。它让睡近床口的人,首脚都有了依靠,腰部不会有落空的感觉。因此也就没有碌落床的忧虑了。可以睡得十分放松!

    第三、架子床把你睡眠的空间缩小了,如果再加上围帐,便仿如一间小屋。绝对是藏风聚气! 实在妙不可言!

    最重要「靠得住」

    说到摆床的方式,我非常反对把床摆在中间。第一三面无依无靠,缺乏安全感。第二把卧房的空间分隔得很零碎,用起来很不方便。如果房间不大还很容易碰伤手脚。我们总是说风水讲究「藏风聚气」。我们经常讲,在峦头风水上,房门的斜对角是财位。这是针对旧房子的设计而言的。理由是那个角落是一个藏风聚气的地方,门窗都冲不到。人如果睡在那里,能够身体健康。有了健康的身体、头脑灵活、精力充沛,当然就有精神去赚钱了!所以财位归根结底的含义,其实就是保证人体的健康。

    我建议的几种摆床方式

    第一、最好能把床摆在三面有墙靠位置上,也就是尽可能把床放在一个藏风聚气的地方。

    第二、把床放在房间不受门窗冲射的角落,两面靠墙。如果不行,请在朝门窗的位置上,加上屏风和挡板,或者衣柜都可以。目的是遮挡门窗的冲射。使床位能够藏风聚气。

    第三、注意床头不要朝向走廊、电梯间、楼梯间、厕所的下水管和抽水马桶。因为这些,都是代表阳动的地方。我们不要以为有一堵墙隔着,就什为事也没有了。其实走廊、下水管、电梯间、楼梯、冲水马桶,这些都是气流非常不稳定的地方,所以虽然隔着一堵墙,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脑电波,使得我们不能安静地进入睡眠,总是使我们的脑电波处在一种兴奋的状态,容易造成失眠。如果你的床头是朝着这些地方,请马上更换位置。我在实践中,常常碰到这些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更换床头。实在不行,可以在床头的两边放上两个铜葫芦,已达到稳定气场的作用。

    第四、床头千万不要放在窗口下面,因为窗口是一个气流和光线最强的地方,动象很大,对睡眠影响很大。人的能量容易散失,因此对身体的健康也非常不利。如果不能更换床头,最好能用厚窗帘加遮光布,加以遮挡。但这是退而求其次方法,最好的方法还是更换床头。

    小改变大改善

    ......

十个一分钟,长寿不是梦

    1. 两手对搓一分钟。手掌快速对搓300次,刺激手掌的经络穴位可通六经、强化内脏、调和阴阳之气。可治疗肩痛、眼睛疲劳。

    2. 手指摩头一分钟。手指由前额深摩头顶至脑后,以每秒2-4次的速度,促进脑部血液回流,使发根得到充分营养,头发黑且光泽。

    3. 轻揉耳轮一分钟。双手指轻揉左右耳轮至热,舒适为止。有通经散热、保健听力的作用,尤其对耳鸣、目眩、健忘有防治功效。

    4. 转动眼睛一分钟。眼球顺时针和逆时针各转动30 次,可提神醒目,有强化眼肌、防治慢性角膜炎、近视眼等功能。

    5. 拇指揉鼻一分钟。双手拇指上下揉鼻50次,可祛风雍塞,开肺窍,对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甚至对心脏病、动脉硬化症都有防治功效。

    6. 叩齿卷舌一分钟。轻叩牙齿,可使牙根和牙龈活血,卷舌可使舌活动自如,增加其 灵敏度。

    7. 轻按肚脐一分钟,用双手掌心交替顺时针揉摩肚脐,可通畅胃肠之气,促进消化吸收。

    8. 收腹提肛一分钟。反复收缩,使肛门上提,可增强肛门括约肌的收缩力,促进血液循环。

    9. 伸屈四肢一分钟,仰卧时血流缓慢,血液存留四肢过多,通过伸屈运动,使血液迅速回流,共给心脑系统足够的氧与血。

    10. 蹬摩脚心一分钟。仰卧以双足跟交替蹬摩脚心,可引导肾脏虚火及上身浊气下降,并能清肝明目,对治疗神经衰弱、失眠、耳鸣等均有疗效。

 

人人都会做12种梦

《生命时报》

2011-10-28

  美国“心理中心网”最新载文,刊出全球12种最常见梦境。心理学家和梦境研究者帕特里夏·加菲尔德收集了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梦境案例,并研究了梦境文献后断言:“不论你是谁、从事何种职业、在哪里生活,这12种梦都会做到,而且梦与现实相差甚远。”

  1.被追或被攻击。梦中遭恶人或动物追赶、伤害或杀害。印度孩子多自诉梦中常遭秃鹫攻击,美国孩子则多梦到鲨鱼。与梦境相反的事实却是,被爱、被拥抱,或与名人、喜欢的人发生“快乐的身体接触”等。

  2.受伤或死亡。梦见自己或心爱的人受伤、被杀或过世,另一种常见梦境是牙齿脱落。相反的情景其实是身体痊愈。

  3.遭遇交通工具故障。梦见发生刹车失灵、缺油或爆胎等故障的梦虽不常见,但一旦发生,就提示我们要积极应对现实中的困难处境。

  4.财产受损、丢失或火灾。梦到钱包、钥匙或婚戒等重要物件丢失,甚至自己的房子神秘消失或发生火灾等,相反的情景是,房子翻新或者换地重盖等。

  5.表现糟糕。梦见考试、上班迟到、找不到教室或忘记台词等,其实是预示你考试、演讲或表演非常完美。

  6.跌落或溺水。梦见被树枝绊倒,从悬崖上跌下,不断往下掉,几乎碰到岩石。在海边游泳时遭遇大浪,几乎无法呼吸。相反的情景是飞行或游泳并不费力,非常惬意。

  7.裸体或穿着不得体。梦见在公共场合一丝不挂或穿着怪异,说明现实中穿着得体自信。

  8.错过交通工具。梦中疯狂奔跑追赶飞机、火车或汽车,结果还是没赶上。相反的情景则是说明你旅途极其顺利,看到了很多美景。

  9.机械故障。梦见电话、电脑等机器出现故障,最常见的是电话故障。其实,相反的情景是一切顺利。

  10.自然或人为灾难。梦到地震、暴风雨、或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或者梦见原子弹爆炸、化学战争等人为灾难。相反的情景是,你可能要见到大自然的美景或奇迹了。

  11.迷路。梦见在建筑、迷宫或陌生城市里迷了路。或者极度恐惧却动弹不得、说不出话、叫不出声,更糟的是被人活埋。相反的事实是,你可能会拥有一个新家,或者有财运。

  12.亡者。梦中遭到已故人的批评,这是他们想要告诉你某个重要信息。

 


让癌细胞睡着的食物

    请大家多吃含有这些有效成份的食物,让身体内蠢蠢欲动的癌细胞多多睡觉。

    癌症最令人害怕的就是 metastasis(转移)。原生癌并不会让病人死亡,然而一旦癌细胞转移,它们在其它组织器官内的兴风作浪就让病人逐渐(或是很快速)的走向死亡。但是,为什么有些癌细胞已转移的病人却未继续恶化?

    日本曾解剖研究了几十位无病痛往生的 90-103岁老人,发现他们每一位体内都有不少的癌细胞。但是,为什么他们的癌细胞没有造成身体的病痛?

    戴博士和几位癌症研究学者发现,癌细胞在活跃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休眠期」,休眠一段时间后又再度活跃,兴风作浪。「休眠期」越长,病人能存活的时间就越长,甚至不发生令人害怕的「转移」。

    「预防细胞癌化」那篇中提到的几种天然物可藉由控制癌细胞内讯息传导(signal transduction) 的路径来让癌细胞进入「休眠期」,所以我把它们再次列,请大家多吃含有这些有效成 份的食物,让身体内蠢蠢欲动的癌细胞多多睡觉。

1. 咖哩 其重要成份是「姜黄」(抗癌成份是「姜黄素」)
2.
辣椒(抗癌成份是「辣椒素」)
3.
姜(抗癌成份是「姜油」)
4.
绿茶(抗癌成份是「儿茶素」)
5.
大豆(抗癌成份是「异黄酮」)
6.
蕃茄(抗癌成份是「番茄红素」)
7.
葡萄(抗癌成份是「白黎芦醇」)
8.
大蒜(抗癌成份是「硫化物」)
9.
高丽菜(抗癌成份是「indole」)
10.
花椰菜(抗癌成份是「硫化物」)

   每天要在阳光直射下,晒15—30分钟,才能防止老年人的钙流失,不要怕皮肤晒黑,最多在脸上抹些防晒霜,但是四肢和背部要在没有玻璃阻隔的阳光下才行,还要步行半小时。

 

上帝的药房,天然的最好!

    切开的胡萝卜像人的眼睛。瞳孔、 虹膜和放射的线条,就像人的眼 睛。是的,科学现已表明胡萝卜能够极大地增强血液流向眼睛、增强其动能。

    番茄有四个腔室,是红的。心脏也有四个腔室,也是红的。所有的研究都表明番茄饱含番茄红素,确实是纯粹的心脏和血液的食物。

    悬挂的一串 葡萄具有心脏的形状。每一颗葡萄像红血 球。所有的研究现在表明,葡萄也是增强心脏和血管生命力的意义深远的食物。

   
核桃就像一个微型的脑子,有左半脑、右半脑、上部 大脑和下部小脑。甚至其褶皱或折迭,都 像大脑皮层。我们现已知道,核桃帮助开发脑功能所需的三十六种以上的神经传递素。

    肾型豆实际上恢复和帮助维持肾脏的功能。是的。它们看起来就像人的肾脏。

    芹菜、青菜、大黄茎和其他很多菜看起来就像骨 头。这些食物特别针对强化骨头。骨头含有23%的钠,而这 些食物也含有23%的钠。如果 你的饮食中钠不足,你的身体就会从骨头中汲取,从而使得骨头脆弱。这些食物补充身体骨胳的需要。

    鳄梨、茄子和各种梨针对女性的子宫和子宫颈的健康和功能。它们看起来就像这些器官。现今的研究表明一个妇女一个星期吃一个鳄 梨,就能平衡荷尔蒙、去除多余的分娩产 生的体重,防止宫颈癌。其深奥之处何 在?鳄梨从开花到成熟结果的生长期,恰 恰就是9个月。 上述任一食物都含有构成营养的1万四千多种 光解作用的化学成分。(现代科学只研究和命名了其中的141种)。

    无花果充满籽。它们生长时是成对的。无花果增进男子精子的灵活性,精子的数量,治疗男子不育症。

   
甘薯看起来像胰腺,事实上,它能平衡糖尿病的血糖指数。

    橄榄有助于 卵巢的健康与功能。

   
橘子、柚子 和其他的柑橘类水果,看上去像女性的乳腺。事实上,它们有助于乳房的健康和淋巴进出乳房。

    洋葱看上去 像人体细胞。研究表明洋葱能清除身体所 有细胞里的垃圾物质。它们甚至能产生清洗眼睛上皮层的泪水。大蒜也能帮助去除 身体里的垃圾物质和危害性的游离基。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24 15:40:33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谈未来10年千万中国人将成为环境难民(郑义)

未来10年千万中国人将成为环境难民

郑义

2011-10-20

    最近世界银行警告说,不断减少的水供给将激化中国的贫富矛盾、城乡矛盾;如果不大力改变用水方式,在未来的10年里,将有数千万中国人成为环境难民。

    在这个警告中所提到的仅仅是水资源的减少,还没有涉及到更为严重的水污染、也就是水质性缺水。所以这“数千万人将成为环境难民”的估计,是相当保守的。

    眼下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全球范围的环境难民总数为1920万人,是不是另一类种族歧视呢?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据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介绍,70%到80%的癌症和环境污染有关;有22个省市、1.86亿居民因生态压力,将被迫迁移;其它省市大约只能收纳大约3300万人,这就意味着中国将出现1.5亿环境难民。

    这个1.5亿的数字远远高过世界银行估计的几千万,更高于联合国难民署估计的全球1920万。以我对潘岳先生的了解,实际上他心里的数字远远不是这1.5亿,只不过在他的这个位子上,不便于公开发表会被别人攻击为耸人听闻的言论罢了。

    10 月6号出版的《凤凰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借用潘岳先生的这句话“中国将出现1.5亿环境难民”。文章写道:“最近,中国地质调查局有关专家在 国际地下水论坛的发言中提到,中国有90%的地下水遭到了不同程度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

    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揭露和防治淮河流域水污染的民间环保人士霍岱珊表示,由于各种化学和重金属污染,淮河两岸不仅涌现癌症高发村,当地村民不孕不育现象增多,而且后代中出现不少畸形儿。

   “现在污染关乎的已不是我们 下一代人强壮不强壮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保住下一代的问题。”这篇文章的开头写得很好,请注意“中国有90%的地下水遭到了不同程度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地表水呢?没有说。连地下水都污染尽了,地表水不提也罢了。

    在描述了中国整体环境污染之后,文章接着说:“这种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增长方式造就了GDP数据的一时繁荣,但国人正在为这种‘繁荣’支付不能承受的代价——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健康都随时随地受到威胁时,当生我养我祖祖辈辈的土地变得不再适于生存时,口袋里多出的那点钞票,又有什么意义?那些不惜代价追求政绩的地方官员、那些不择手段牟取暴利的企业家,他们损害的,是我们所有人的潜在生命;他们牺牲的,是支撑我们基本存在的神态系统;他们挥霍的,是 我们的今生和子孙后代的未来。他们所谓的发展,无异于谋害;他们口中‘造福社会’的功绩,其实是在犯罪。”“ 在‘GDP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下,在‘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意识下,近十多年中国采取了一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

    应该说文章写得不错,有事实、有分析、有义愤,但它所批评的“GDP压倒一切”、“一切向钱看”却落入了官方语言的陷阱。表面上看,官员们都在追求GDP, 而接下来再问一个为什么,就明白哪里有什么GDP?那是蒙我们老百姓的。在骨子里,他们所追求的还是千百年来的老一套:权力、金钱和女人。这根本不是什么 指导思想问题,是刑事犯罪问题。

    还有,“一切向钱看”也没说到点上。中国的环境灾难是权力介入、权钱交易。几个小小不起眼的厂子,年利润不过几百万、几千万,但竟然可以污染一条河流、毁掉 上百、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经济上完全是大大的赔本买卖,怎么能说是“一切向钱看”呢?这真的不能用经济规律来解释,这不过就是倚仗权势的公开抢劫。而所谓“环境难民”,就是连土地、空气、水等基本生存环境都被这些匪盗抢劫殆尽的失去家园的人们。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中国。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25 13:08:5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资源税重大改革

资源税从价计征将施行 地方财政或年增收数百亿

中国经济周刊

2011年10月25日

     国务院10月10日公布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该条例将从11月1日起全面施行。核心内容是对石油、天然气资源税的征缴方法由“从量定额”改为“从价定率”。何谓“从量定额”?何谓“从价定率”?两者有何区别?能源专家、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张有生做一下解答。

    以原油为例,条例修改前后的区别。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天然原油产量为2.03亿吨。为简便起见,姑记为2亿吨。原资源条例规定,应纳税额=课税数量×单位税额量,课税数量即为“量”,单位税额量即“额”,为“8~30元/吨”,为便于计算,取值每吨20元。那么,2010年全国原油应缴资源税额应为20元×2亿=40亿元。

    但在条例修改后,采用从价定率,假设原油按每桶80美元至100美元计,而1美元约合人民币6.3元,每吨约为7.3桶,这样2亿吨原油价值为:(80-100)×6.3×7.3×2=7358-9198(亿元)。原油比例税率为5%-10%,取7%,则应纳税额为(7358-9198)×7%=515-644(亿元)。

    按照这种粗略估算,从量定额时,应缴税额为40亿元;从价定率后,则为515亿元到664亿元。条例修改前后,应缴税额增长了超过10倍。这数百亿的资源税将全部收归资源地所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资源税则完全是地方税种,条例修改后,相当于中央财政利益对地方财政的让渡。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负责人就此答记者问时强调,“此次改革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减少了中央财政收入,是对中央与地方利益的调整。”

    由于我国资源大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通过条例修改后,中西部地方财政收入将因此获得大幅提升,这与中国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中西部经济,提高中西部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一致。

    方案还明确提出,资源税计征办法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的对象有三种,即原油、天然气和煤炭,但到10月10日公布时,煤炭却未列其中。对此,张有生分析道:“如果对煤炭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就会加大煤炭价格上涨的预期,必然会加剧煤电矛盾。目前,煤炭价格政府已经完全放开,一旦价格上涨,必然会带动炼钢、冶金、建材等相关产品价格上涨,并会传导到消费端,势必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

    相反,由于油气价格有政府宏观调控,资源税条例修改不会较快传导消费端。“但从价计征是资源税改革的基本方向,将会渐进稳妥地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除了原油、天然气税收征缴方法的改变外,还对焦煤和稀土提高了税额标准。焦煤和稀土还是从量计征,但提高了税额标准,其他煤矿为每吨0.3-5元,焦煤提高到每吨8~20元;其他有色金属矿原矿为每吨0.4-30元,稀土矿的固定税率提高到每吨0.4-60元。

    张有生指出,“焦煤是煤炭资源中的稀缺性资源,而稀土是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提高这两种资源的税额标准体现了这些资源的稀缺性。”

 

 



黄奇帆历数金融三宗罪 实体经济才是不竭动力

香港中评社

2011-10-24

  日前,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向在渝出席“2011国际知名研发机构重庆行动”大会的各国专家呼吁发展实体经济抗击金融危机,痛陈金融惹祸三宗罪。

  金融危机是金融惹的祸

  香港商报报道,黄奇帆说,如果仔细分析,这一波的金融危机都是金融惹的祸。金融至少出了三种毛病:第一是位置上颠倒。金融本来是个侍应生,是科研生产的侍应生,是服务业,是服务于工商(实体)经济和教育、生产、技术进步这个中心的,但是有一天在不知不觉中,中心变掉了,就像家里的保姆,本来在服务,有一天忽然发现主人变保姆了,保姆变主人了,金融业就是这个状态。他称,第二是这10年金融的不断创新实际上是充满泡沫的。多年来金融行业的创新与生产力发展相背,全是金融系统内部的创新。他直接将其比喻为中国的老鼠会,“中国人的老鼠会几千年几百年都有,我们民间农村里都有,大家一说都明白。但是到华尔街,这样一种模式把很多董事长全部骗进去,整个华尔街变成了所谓创新的泡沫”。第三是金融行业员工收入太高。“一个金融的高管可以比美国总统的年收入高10倍、20倍、30倍,比在座所有的教授高几十倍,合理不合理?”

    技术进步摆脱金融危机

  黄奇帆说,现在摆脱金融危机的办法在哪儿?单是靠金融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说:“金融家能想出什么办法?无非是把这个危机往后推,或者用另一种危机替代这一种危机,一种危机解决了,另一个更大危机又来了。或者是把我的危机通过金融活动转嫁,转嫁为你的危机,这个国家的危机转化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危机。也就是说不产生真正的生产力,只能在一个大饼上画来画去,要么画出泡沫的饼,要么把这个饼切开的时候,我大了你就小。通过虚拟的活动其实是摆脱不了金融危机的,再这么搞下去,越搞越悲惨。就像人站在地球上,用自己的手拉着耳朵,始终摆脱不了地球”。

  “摆脱各种金融危机的最终出路一定是技术进步”,黄奇帆举例说,“假如说我们新能源搞得好,也许一个几万亿美元的产业一年就出来了,就可能把原来积淀的泡沫、负担帮你消掉几万亿。也许我们在粮食方面,人总要吃东西,现在粮食不够、粮食危机也是一方面。我们中国18亿亩地,这是再怎么搞也少不了的,不可能5亿亩地种1万亿粮,总之,1万亿斤粮就需要13亿亩地,我们还有5亿亩蔬菜、水果就去掉了。我们还要吃猪肉,一年需要1亿多吨的饲料,一定需要5、6亿亩地。黄奇帆说:“如果你粮食有了、蔬菜有了,猪肉就不够,要到国外去买。因此整个全球的土地资源开发如果搞得好,也会为全球各个国家的老百姓带来几万亿新的生产力。人活着还要吃药,医疗如果有新的好药品出来,全世界的人都离不开,一搞就是几万亿,另外还有就是电子计算机、通信为背景的人工智能,这种智能体系一方面又是几万亿”。

  注重实体经济发展

  黄奇帆强调,工商(实体)经济其实是人类经济不竭的动力。他呼吁欧美国家高层应充分注重技术进步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他建议,美国总统、欧洲的政府首脑和在座的科学家、教授、工商经济的企业家如果经常在一起(研究),这个世界就会摆脱困境、就会持久地发展。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0-21 20:06:34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主题: Re: 难怪美国人造反:温饱指数竟然比中国糟 Chinese Struggling Less Than Americans to Afford Basics

难怪美国人造反:温饱指数竟然比中国糟

世界日报

2011-10-15

    盖洛普民调机构(Gallup)13日公布的调查显示,美国家庭难以负担食物费用的情况,比中国还差。美国没有足够的钱买食物的人,从2008年占9%,增为2011年的19%;而中国没有足够的钱买食物的人,从2008年的占16%,下降为2011年的6%。

    这个调查也发现,过去一年,美国难以负担房屋费用的人从2008年占5%,增加为11%;而中国难以负担房屋费用的人从2008年占21%,下降为16%。

这项调查是根据对中国4000名成人,和美国1000名成人的访问做成。盖洛普自2007年起每年进行这项调查。该机构在其网站说:「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更多的美国人难以负担他们自己和家人需要的食物和房屋;相反的在中国,即使经济成长略微放缓,难以负担食物和房屋的人减少了。」

    名义上的经济复苏在美国一直很艰困,人民的收入下滑,而食物与汽油价格高涨;但富裕的中国人却在增加,即使中国大部分人口仍贫穷。 另外,衡量获得基本生活需要的盖洛普「基本普及指数」(Basic Access Index)调查显示,9月美国的基本普及指数是81.4,比经济衰退的2009年2月和3月时的81.5略低,显示美国人自2008和2009年金融危机后,获得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形从未完全恢复,而且自2月后继续下降。

    不过目前的指数81.4代表大多数美国人获得了基本生活需要。盖洛普从2008年1月至2011年9月,每月访问超过2万9000名美国成人,根据他们对13项基本生活需要的回答,得出「基本普及指数」。这13项需要包括有个人医生、健保、过去一年看过牙医、食物、房屋、居住地区改善、居住地区安全、对居住地区满意、容易获得医药、清洁安全饮水、可安全运动的地方、新鲜蔬果、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照顾费用。

    这些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是健康、福祉和最终正面经济成果的先决条件。9月的指数显示,获得医疗、食物和房屋的美国人比2008年9月指数最高时下降最多,其中有个人医生的指数下降4.2,有健保的指数下降3.6,看过牙医的指数下降2.6,有食物和房屋费用的指数各下降1,指数下降数多的前三项是重要的预防照顾,可协助减少昂贵和会恶化的健康问题。

 

 

 



发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24 11:05:10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转载]深度曝光:美欧已触碰到中国最后生死线

美欧已触碰到中国最后生死线

操盘

    这是加拿大多伦多华人观察家写的一篇文章,比我们国内专家学者 看得透彻多了。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的就是这个理。大家看后自知,但愿善良的中国人民不要再受骗了!如果不是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美国为中国设计的改革路线图进行得十分顺利。

    第一步私有化几乎没有遭遇到任何阻力;第二步殖民化也已经相当成功,中国在经济上已不再是一个独立 国家,被美国人十分自信地称之为是“美中国”。中国2万亿美元外汇资产的绝大部分被美国占有,2万亿美元的产业资本归外资所有。

    按照这个路线图继续走下去,无需太长时间,只要再过10多年时间(中国绝大部分稀有金属还只能开采10多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就能够基本掏空中国的稀有金属资源,摧毁中国的生态环境。当中国稀有金属被完全掏空时,中国就彻底丧失了尖端武器制造能力,那时中国除了解除武装之外没有任何选择。也就是说,美国持续几十年对中国施行的武器禁运、技术封锁和战略资源禁售,只要再坚持10多年时间,中国在军事上就会自动崩溃。到时再加上生态破坏引发的环境灾难,中国将会不战自乱,轻而易举地被分割成为许多小国,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就是,“一次性地永 久解决中国问题,实现亚洲和世界的永久稳定”。

    就在所有这一切都有条不紊地顺利推进时,就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国内买办集团很快就要接近最终目标时,虚拟经济时代的第一场经济危机爆发了。汹涌而来的经济危机狂潮,不仅消除了覆盖在世界繁荣表面上的巨大经济泡沫,同时也消除了覆盖在改革开放华丽外表上的巨大zz泡沫,把掩盖在世界一体化眩目表象之下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阴谋,十分清晰地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在工业社会还没有找到摆脱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的情况下,基本对策就是掏空中国资源 ,毁掉中国环境,牺牲13亿中国人民,以维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优良环境。

    为了防止中国人民将来进行报复,以及能够控制灾难扩散,必须把中国分割成为七到八个独立小国。中国将重新回到列国纷争的战国时代,二千多年的统一发展将被彻底格式化,中国的历史将完全回到原来起点。

    中国人民被西方国家这一国际战略震惊得目瞪口呆,终于从30多年的历史催眠中开始苏醒过来,中国人民开始苏醒的一个标志,就是如同春潮般涌动神州大地的伟人热。伟人再次走遍祖国大地,意味着那个曾经先后两次打败过美国、坚决维护中国人民和发展中国家人民根本利益的新中国,将有可能再次崛起。

    对于美欧等西方国家而言,新中国的再次崛起,意味着中国将成为第二个俄罗斯,把西方国家耗费半个世纪“和平演变”的阴谋化为泡影。美欧等西方国家耗费半个世纪解体苏联的根本目的,是要占有广袤富饶的俄罗斯资源,把俄罗斯变成美欧等西方国家的资源基地。可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回归,使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完全化为泡影,除了当初趁着俄罗斯混乱时期在金融市场上打劫了几票之外,没有得到哪怕是一丁点儿俄罗斯资源。不仅无偿占有俄罗斯资源的目的没能实现,甚至连正常投资俄罗斯能源产业都被立法禁止。

    美欧多次像当初要挟中国那样,用加入WTO来要挟俄罗斯,可是结果却更加失望,每当美欧刚刚流露出要挟苗头,俄罗斯便抢先主动宣布此前加入WTO的所有谈判全部作废,弄得美欧等要挟者反倒狼狈不堪,一次又一次前功尽弃。

    今天在欧洲面前的俄罗斯,已经完全恢复了历史上曾经拥有的大老感觉,开始逼迫欧洲去适应自己的脾气。收复车臣和入侵格鲁吉亚 ,就是俄罗斯对美欧的公开调戏和羞辱。结果,美欧除了操纵中国右派在网上对俄罗斯叫骂一通之外,连个屁都没有放就扔掉了对车臣和格鲁吉亚的庄严承诺。所以,美欧等西方国家绝不能让俄罗斯的历史在中国重演,绝不能让耗费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心血白流。如此一来,美国等西 方国家便和13亿中国人民形成了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美欧等西方国家一定要牺牲中国,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又不甘愿牺牲,双方都没有了回旋退步的余地。

    一方面,美欧等西方国家没有了回旋余地。因为“中美国”已经 形成,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和国民生活,已经建立在了依赖中 国廉价资源的基础上。工业社会在没有找到新的出路之前,只能建立 在耗费资源和毁灭环境的基础上,要享受工业社会的成就又不愿意耗 费本国资源和毁灭本国环境,就只能牺牲其他国家。而要能够满足美欧20多个发达国家对廉价商品的需要,至少要牺牲一个资源丰富的大国,而目前能够牺牲的大国只有中国。俄罗斯已经站起来了,美欧即使在梦中都放弃了对俄罗斯的资源幻想。

    印度遍地都燃烧着民族主义的大火,美国在印度连肯德鸡、麦当劳、可口可乐都卖不出去,要想把整个印度作为牺牲品更不可能。特别是美欧等西方国家始终没有找到控制印度知识分子的有效方法,在中国他们能够发动起整个精英集团辱骂伟人,而在印度组织三五个人骂释迦牟尼都不可能。

    当然,在掏空中国资源、毁灭中国以后,美欧等西方国家能否通过战争等其他手段控制印度,则另当别论。但是至少在目前,牺牲中国比牺牲印度更加容易。特别是目前已经控制了中国,已经把中国纳入了经济殖民化轨道,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是家家都有中国商品,人人都离不开中国货物,全体国民的生活已经建立在了消耗中国资源和牺牲中国环境的基础之上,只能继续维持牺牲中国的发展方式。

     可以说,30多年来西方国家在不消耗本国资源和不破坏本国环 境的情况下,在彼此没有争夺资源战争的情况下,能够尽情享受美好 生活,完全是依靠牺牲中国的资源和环境,牺牲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否则,单是对资源的争夺,就会使美欧等西方国家陷入炮火连天 的战争之中。所以,对于美欧等西方国家来讲,放弃毁灭中国的发展方式已不可能,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也不是一般的利益问题,而是根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美欧等西方国家“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哲学,使得他们把牺牲有色人种国家,看得如同牺牲鸡鸭狗兔等一样理性自然。目前美欧在WTO起诉中国,要强制中国扩大稀有金属和焦炭出口,就是这种矛盾不可调和的反映。

    美欧国家为了保护环境和子孙后代利益,纷纷禁止开采国内稀有金属,停止冶炼焦炭。可是美欧国家的生产生活又离不开稀有金属和焦炭,特别是作为世界最大军火商的美国,制造尖端武器更是离不开 稀有金属。所以便强迫中国出口,由中国来满足世界对稀有金属和焦炭的需 求。焦炭是随便一个农民都能够掌握的简单技术,为什么西方国家停止炼焦而强迫中国为其生产?就是因为炼焦对环境具有毁灭性破坏作 用。炼焦炉一开,黑烟滚滚,遮天蔽日,所到之处,漫天黑雨,甭管白猫花猫,全都成为黑猫,白天无日头,夜晚无月光,动物灭绝,植物变异,那种恐怖景象完全如同人间地狱。

    以往炼焦仅限于满足国内小规模需要,污染范围和程度尚能控制 ,现在为整个西方国家大规模炼焦,毁灭性灾难根本无法控制,等于在把13亿中国人民推向灭绝深渊。后果越是悲惨,美欧等西方国家越是禁止国内生产,就越是强迫中国生产。

    中国GDP发展模式也迫使地方政府愿意生产,加上这些地方官 员的子女亲属将来可以去美欧生活,更是不会顾忌灾难性后果。13 亿中国人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了美欧等西方国家现代化生活的牺牲品。站在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立场上来看,这是维持现有生活方式的唯 一选择,是他们自己免于生态灾难的唯一选择。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更是没有了任何回旋余地。此前“中美国” 的形成,已经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巨大的经济代价,所谓“中美国 ”的基本含义,就是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形成了生产消费不可分割的新型经济体。

 

 

 

 

发件人:"田书华" <tianshuhua@chinastock.com.cn> 2011-12-02 16:16:1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研究交流——同一篇文章,两个格式,分别是WORD 和PDF 格式,谢谢

环渤海区域需要设立全国性场外交易资本市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田书华

北京市西城区 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

邮编:100033

电话:(8601) 6656 8736,13691595956

E-mail:tianshuhua@chinastock.com.cn

Web: http://blog.sina.com.cn/tianshuhua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1-30 10:00:49 +0800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退休干部揭内幕

    近日,有好事者贴出了题为:“中石化”12大丑闻续料:震怒全国老百姓的贴子,汇总了近四年来中石化的主要丑闻。更引来一位椐称是中石化退休的厅局级干部跟贴揭发了许多尚不为人知的黑幕,令人读后触目惊心、愤怒不巳。该主贴一出点击在数天内超过五万多,还未计算被转发到各网站的点击数。跟贴达20多页,该退休高层即在此陆续跟帖并呼吁大家支持并转发。

    为让更多网友了解这些跟贴的内容并支持转发,本人也来多管闲事,帮助汇总了一下,方便大家阅读及转发。本人更希望藉此引起中央领导及中石化管理班子对此类现象的高度重视,中石化这些年来劣迹斑斑、丑闻不断,作为一个央企它严重破坏了D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就拿12大丑闻来说,贴出不到一天就升级为13大丑闻,因为财政部公告了中石化下属某资产公司的不当收入和违规津贴达亿余元。但所有这些丑闻被揭露后,我们并未见到当事人受到应有的惩处,即使处理了一个陈同海,也大多与上述丑闻无关。近年来广大人民对油价不断上涨、中石化挥霍舞弊的行径早已忍无可忍,加上这次退休高层的揭露诸多的黑幕,我们强烈要求中石化对此向全国人民做出回应,如果与事实不苻,理应澄清并维护央企形象。如果确有其事,即应严肃处理当事人以平民愤。否则中石化就是摧毁D的威信、破坏D群关系、破坏社会和谐的罪魁祸首!以下为椐称中石化退休高层的跟贴汇总(略有删节),按其发贴顺序排列:

中石化退休的局级干部揭内幕

中石化”12大丑闻续料

内线

    我也知道中石化内情,因本人是中石化退休干部,正局级,张国强只是其中一分子,此人非常狡猾!他专用钱收买高层,为啥炼油成本降不下来,源头就是原油采购环节有大问题,都是有总公司领导亲属朋友在内的利益输送,稍后我整理好具体揭发!
先说一点、中石化总公司副总张家仁(刚退休)和新加坡康基石油公司(和他有私人关系)长期勾结,具体手段是让康基公司代表中石化做期货,赚钱就归康基公司,输钱就由中石化承担,这些亏损都列入了中石化的炼油成本。每年原油的采购金额增加达数十亿美金,导致炼油企业亏损达上百亿人民币。类似这些情况一直延续至今,这就是国内成品油价格高椐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我关心国家利益、关心企业的健康、关心消费者的权益,对这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现象,我还会继续揭发。请网友支持我!

    我对油田工人很有感情,他们吃的苦是难以形容的.而北京中石化总部四周开设了许多豪华酒家,都是为这些高层服务的,每天晚上包房全满,鱼翅鲍鱼全上,宴罢还要上歌厅。都是克扣的工人血汗啊!

    我刚刚回忆这些事气得心脏病差点复发,还在中石化上市之前,我参加对齐鲁石化的审计,发现该厂做假账,有20万吨石脑油不知去向,折合当时的价值已起码好几亿人民币,应该是被亏空落了私人腰包。但此事被当时的一把手李毅中和现任的总裁王天普压了下来,不准追查,结果不了了之。这都是国家财产啊!

    睡不着,继续说!中石化高层的子女几乎全部都安插在下面各公司的肥水部门,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关系网,不信就请中石化公佈子女的就业情况!第一代捞完第二代接着捞,这哪里还是个国企?

    黄春谔(中石化集团前副总经理)、韩庆志(前中石化销售公司总经理,后因远华事件判刑,现巳释放)这两人现都在为新加坡康基公司打工,张家仁的女儿也在该公司工作,中石化主要部门中层以上干部多人的亲属都为该公司服务,均享受高薪及丰厚花红。这些开支都加到了中石化采购成本里!我越说心越痛,我只能在这里说说,但没能力制止这种现象,真是愧对人民啊!
中石化集团分管违规发放津贴高达5008万的中石化集团旗下的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的负责人是集团副总裁李春光,此人最早只是华北油库的经理,我那时就认识这个坏家伙,他在任职期间辜负党对他的培养,反而利用职权行贿受贿一路爬到今天这个位置。他利用这个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将国有资产贱卖给上级及其亲属朋友,所以今天财政部发布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还有大量没有被查出的事实!我先说到这儿,血压又上来了,老伴儿要我休息冷静一下,我晚点再看能否再坚持上来,谢谢大家支持!

     财政部11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第二十一号)》(以下简称“公告”)。其中,中石化集团旗下的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违规发放津贴高达5008万。

    公告显示,中国石化[6.86 0.00% 股吧 研报]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存在收入不实5206万元、所有者权益不实412万元等会计违规问题,少缴各项税款1182万元。〞

    我吞了两片降压药又带病上阵了,老伴挺不放心.怕我把退休待遇都折腾没了,我还骂她两句.接着说李春光,他在前几年以公派名义把老婆派驻美国洛杉矶的中石化分公司,实际是让老婆陪儿子读书,顺便把后路也安排好.真是用心良苦啊! 大家早上好!刚晨运回来。老伴儿担心我被人整死,我说中石化照这样腐败下去,我就是不被他们整死,也会被他们气死!横竖是个死,不如豁出去了,当年参加革命还不是有死的风险?既然举报没有用,那就在这儿说,至少让人民知道点油价的真相!

    說起中石化“天价酒”事件,前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鲁广余固然可恨,卻也〝可怜〞,因为这些数万元至十几万元一瓶的天价紅酒就不是为他自己享用的,而是为现任集团总裁王天普和副总裁蔡希有等高层准备的。尤其是王、蔡两位酷爱名牌法国红酒,又是海量,一顿饭每人至少要喝它一两瓶才过瘾,所以常备的这些天价酒都让他们来检查工作时喝了。而且这巳是惯例,鲁的前任张国强就更厉害了,不但奉上好酒还有名牌礼品等,全方位地提供服务。令集团领导非常满意,不但陈同海案他避过一劫,还可以步步高升!下一步我也会具体点一点这个坏人的事儿!

    继续唠叨几句,大约两年前,还是苏树林任董事长期间,江苏石化总经理吕建华竟然不顾财政部关于购买公车的规定,也无需向集团请示批准,一次性动用过千万元购入20多辆超标高档汽车。吕建华为何如此有持无恐?因为他是集团副总李春光的同学,更是腐败搭档。中石化就是因此形成一个盘枝错节的腐败链,互相都捏着对方的把柄,谁也不怕谁。除非是有与他们没有利益关系的中央领导亲自办案,否则是动不了他们的,老百姓只能一直用贵价油了,谁让你们无权无势呢!

    看来我们中石化高层里也不是铁板一块了,我刚刚得到来自高层的消息,不过对广大老百姓是个坏消息!!不久前被免职的前广东石化总经理鲁广余巳被决定要重新任职了。这是因为鲁广余觉得因天价酒处理他不公平,比他过分的人多了去了,如不给他个说法,他可能要和某些人同归于尽了!我把这个消息说出来希望舆论的压力能阻止鲁广余的任职,否则这样的腐败现象如何能得到遏制?请大家支持并转发!

    中饭后稍为休息了一会,年纪大了回忆事情有点颠三倒四的,想起什么就说点什么吧!可能有人会纳闷,中石化哪些高层这么样花钱,那些单椐发票都怎么入账啊?尤其是有许多见不得光的东西。那就得在外围设小金库了,比如作为总部,集团的销售公司就在北京朝阳区和中国石油黑龙江销售公司及平谷地方共同投资组建了一间股份制企业,主要从事于成品油、燃料油、润滑油及其它化工产品的批发、配送和零售业务。它叫北京龙禹石油化工公司,被说成是我国成品油流通体制改革的产物。中石化销售公司负责给油指标保证它挣巨额利润,同时也为报销费用找到了资金来源。其它省分公司也一样设置类似的机构,或者是加油站等依附于中石化生存的企业,在那里报销见不得光的东西。甚至在那里分奖金、花红。这里水太深了,我先说到这儿!

    我又来了!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对我的关心和支持,这几天我听到内部有人说石化的一些高层对本贴的内容非常紧张,因为打中那些人的痛处了,他们想追查消息来源。因此,我也会多加小心,毕竟也有些革命工作经验了。不过,一把老骨头了,真找到我也不怕。只是希望保存革命力量,争取多揭点腐败分子的黑料!我请求广大有正义感的网友多支持顶贴、转发,让中央领导重视起来,我会继续揭发的!谢谢你们!

    我前面提到的新加坡康基公司的老板黄少群,就是当年中石化〝国实〞的领导杨树杉介绍给〝西太〞的黄春谔,后来又介绍给张家仁(当时负责〝镇海〞),这伙人一路勾结做中石化的原油生意敛财,杨树杉好象后来被边缘化了很是生气,这些事应该在系统内很多人知情。恭请有心人加入揭发!

    中石化总裁王天普支持他的弟弟在山东成立了一间公司,专做齐鲁石化的产品,赚了许多钱,也毫不避嫌。他身边的人告诉我,王天普在北京起码有两个小蜜,这王总裁身体健硕象头牛,补品天天吃,正是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

    是啊!央企处级以上不是贪官的有多少?还是拿中石化说事,按国家规定处级以下官员都是不允许配备小车的,可是你们要是去中石化总部看看,有多少辆高档汽车停在那里!处级以上干部至少人手一辆,当然不是由国家配给的,也不是私人买的,而是下属各生产企业或业务关联企业给进贡的,这些动辄数十万一辆的高档车就都悄悄地化公为私了!有心人可以去拍照后再查车主都是些什么人!可以把照片放上来!

    咱们新来的董事长傅成玉我以前不太了解,只是听陪他出过差的人说,他最爱穿的西装是什么杰尼亚的牌子,好象是意大利生产的。我开始估计起码得2至3000元一套,结果让人瞪了一大白眼,说再加一个零还差不多!不过,我想他工资高倒也负担得起,再加上出国啥的,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吧?只要不是花公款咱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愿如此吧!

    中石化下属各地的企业也竟然仿效各地政府那样,在北京开设驻京办。专门从事在北京跑关系。其中齐鲁石化驻京办有一位以烹调熊掌等山珍海味著称的大厨,经常被安排到李毅中、王天普等高层家里去做熊掌宴。我们这些高级干部难道都不知道熊掌是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吗?而这些企业的驻京办其实都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可是在央企眼里还有国法吗?

    我来接着说:油价高椐不下有不少原因,但其中原油采购的流通环节占了很大问题,我国采购原油大部分是政府与政府间的采购,这部分是公开的,较难舞弊。而采购的不足部分由联化(中石化在海外采购原油的部门)在国际市场上采购。而国际上可大量供应原油的大公司屈指可数,通常的惯例都是采取投标形式,但联化这样的大用户却很少参与直接投标,而总是透过一些实际不具备投标能力的小贸易公司去和中标的大公司高价买油再加价转给中石化。这些小贸易公司都是由联化提供开信用证或其它支付方式的担保。这就是因为这些公司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与中石化高层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本来由联化这种有议价能力的大用户直接采购,每桶油至少能压下一美元(一般还不止),如仅按年购入3000万吨计算(实际数量超过),就能省下最少5亿美元以上。所以这是导致炼油成本长期巨额亏损的重要原因。这些亏损又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请大家顶贴支持,下次我来说成品油流通领域的黑幕!

    我是中国人,一个曾经为三家著名国际油公司打过工的业务交易员,都是在新加坡的。我看了那位中石化老员工描述的原油交易内幕真是深有感触。其实在海外做原油贸易的圈子里早已是个大笑话,不是什么秘密!明明可以直接和我们交易偏偏要弄些小贸易公司做中间人,因为做油交易对公司的资信要求很高,那些公司根本达不到要求,包括康基公司在内。它们所有的资信担保、资金来源都来自中国,只有价格是和它们定。我待的这几间公司都遇上同样情况,你想找国企石化直接交易几乎不可能。中间利润就这样被中间商赚走了。身为国人,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其实一看合同就能明白,就几间大公司,难道中国企业找不着它们吗.....

    中石化的退休干部,特别是有一定职权、多少了解一点内情的,差不多对中石化都没好感。特别对一把手,感觉一代不如一代。第一任陈锦华(后任政协副主席)最好,能力强、董业务、政策观念强、工作深入,关心人,为中国石化工业大发展作出很大贡献。第二任盛华仁(后任人大副委员长)也不错,老石化、业务能力强、责任心强,是个工作狂,深入下层,重视改革发展,在任期间是中国石化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只是不关心群众,跟他干活特辛苦,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一个400、500以上高工的科技单位,一年不到1人能评正高工,到他离开才解禁。许多人都是本行业、本专业的知名专家,多数人获得过国家或省部级奖励,这些人的同学或调离的同事、甚至自己的徒子、徒孙都成正高工了,他们却已退休,致使绝大多数人退休后一次少调约200元退休金,让很多人记恨。到李毅中就不行了,本来也是内行,能力也强,可太在乎自己仕途,只想搞点让上级看重的业绩,不体贴下面的疾苦,居然5年不调一次工资;更有甚者,公然抵抗国务院02年5 号文执行,拒绝转发文件,使事业单位转企的退休职工又少调一次退化金,没有给人好的记忆。到了陈同海就更是公子哥一个,工作不使力,开会不用心、吃喝嫖懒贪样样全。中石化包括在京企业单位,在京有多个宾馆、会议中心、文体设施,都是主要为他们这些人周末享乐服务的。

 

 

 



发件人:"xtos" <xtos@live.cn> 2011-12-02 12:22:42 +0800 收件人: "北京 大军经济观察网"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Date: Fri, 2 Dec 2011 04:22:42 +0000

未来电脑的发展方向

田忠国

2011-12-2

    一、超轻薄。超轻薄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即主板、硬盘、内存、GPU四者一体化和CPU超低发热量及耐高温。

    二、显示器与机体分离,无线连接。整个机体,其中包括固态硬盘、主板、内存、GPU,或许与现在的大块头手机差不多大。

    三、屏幕键盘,触摸式输入与手写输入。

    四、操作系统可以与人同步思考或独立思考,并能够与人主动交流。

    五、屏幕可折叠。

    六、解决人机交流,也就是计算机会思考的问题,必须解决发散式程序逻辑的同步互动、同步异动,也即逻辑矛盾的统一性问题----混沌逻辑。

    要做到以上猜想,或许还需要人类长期的不懈努力,也或许用不了几年就会变成现实。但是,现在完全可以肯定的是,现在人们所谓的轻薄概念,或许只是一个暂时的过度,就像上网本一样坛花一现后便成了过眼云烟。

    走笔至此,我想起了联想想当领军世界互联网潮流的想法。这个想法无疑很好,但是,联想光有想法是不够的,特别是光有组装产品的能力是不够的。科技领导潮流是创新的代名词。 所以,联想如果真想领导世界科技潮流,还是做几件自己的事好,比如,制造自己的硬盘、CPU、GPU和操作系统。当然,成为组装电脑的组装商,是个出力少,利润虽然不高但足可以掏空国人的便捷路径,不过,一旦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那样的组装商或许就成了全国老百姓的笑柄。在资本主义机制下,商人逐利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只顾眼前利益,今天的利润成果就可能成为埋葬其未来的巨大坟坑。

    联想或许说,世界各国的电脑制造商都是组装的,联想没必要花那么大的代价赚小钱。但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是,世界各国的电脑制造业都在寻找突破,比如,三星就不仅仅会组装电脑,还会造硬盘、内存、光驱等等。一个维持世界科技格局的企业是没有前途的,因为,格局是科技利益流动机制的代名词?

    刚写到此处,就读到了“2GHz双核,三星高性能移动处理器华丽登场”为题的信息。由此可知,三星家族又增添了新成员。

    当然,看完对三星这款产品功能的介绍,虽然没有给我带来期望中的兴奋,但却带给我更多的联想。因为,在我的感觉中,只有中国才有能力给电脑带来革命性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是什么东西把中国挡在了电子产品的门外了呢?

    要解开这个中国人的不解之迷,应该从中国历史上说起。远的不说,就说中国的前三十年,为什么会在科技空白之处,创造出令世界振惊的科技成果呢?我们认为,平等的价值秩序、经济秩序、制度秩序和自由的思维空间,是中国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根本原因。或许有人说,毛时代是思想专制时代。对于这种污蔑式说法,我们不能不说,先生们,不要为了个人利益恶意攻击那个时代了。因为,毛时代一再提倡的革命和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秩序,恰恰是思想文化创新、科技创新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而后三十年,走资派为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也即恢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社会制度的目的,清除了科技发展必须具备的社会基础,这才导致表面上的科技进步,实质上却拉开了与世界的科技距离。

    所以,毛主席早就断言,资产阶级如上台,中国就会变成比资本主义还坏的社会制度。比资本主义还坏的社会制度,对中华民族来说,无疑是一次历史性沉重打击。因为,思想文化革命是科技革命的基础,没有思想文化的革命就没科技革命。

 

微软应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田忠国

2011-12-2

    在“IT”之家网,今天读到一则以“微软中国:使用盗版的趋势是要追究刑事责任”为题的新闻,其中说:“但从对软件保护的法律架构上讲,中国目前有一个地方还是明显滞后:在另外三个国家,企业用户非法的未经授权地使用盗版软件,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但这方面中国的法律目前还不是很清晰,追究刑事责任的主要还是针对制造和销售这一环节,但软件业恰恰最大的问题,跟一般的日用消费品产品最大的不同,是它的每一个用户本身都有复制的行为,都可以变成一个工厂,光盘可以被反复使用。”

    据我对企业真实情况的了解,中国企业购买的全是品牌机,随机跟随的也是微软的操作系统,但是,由于微软的操作系统易于崩溃,崩溃后常常无法恢复,只能重装系统。经过几次反复重装,正版的操作系统往往变成了盗版货。盗版的就无法激活,在这种情况下,急于使用电脑的企业用户,往往到网上寻找激活软件,激活了继续使用。这样一来的话,正版的品牌机就彻底变成了盗版货。

    由此可知,中国企业使用盗版的操作系统并非企业的责任,而是微软的责任:

    责任一,微软的操作系统不具有强大的安全性。虽然微软每月都推送补钉,但是,补钉防止或阻止系统崩溃。

    责任二,微软没有尽到服务客户的责任。当然,如果微软不愿尽或者无法尽到服务责任,微软完全可以在系统中编制一套系统恢复机制,确保用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恢复到系统的原初状态。但是,微软的系统恢复功能,只能在系统正常运行的状态下使用,这就等于微软什么工作都没有作。因为,只有在系统完全不能使用的情况下,系统恢复起到作用才能解决用户的真正问题。

    责任三,退一万步说,以前的工作微软全不作,微软也应该做到对品牌机的一次性认证,不论怎么重装,也不论企业为了应急,临时安装了盗版系统,微软也应该根据原初认证,把盗版系统通过网络还原为正版系统。但是,微软连这个最基本的工作也不作。

    责任四,购买正版操作系统的用户状态又如何呢?他们比品牌机的企业用户遭遇更惨。以我个人为例,你一次次花巨资购买了正版的操作系统,但经过几次系统崩溃,几次反复重新安装,呵呵,你所花的钱就基本上白扔给微软了,因为,它变成盗版的了。换言之,微软把中国人当成了可以任意宰割的冤大头。当然,你可以电话激活,但电话激活后照样黑你的屏,让你无法使用。如果你运气的话,经过几次反复启动,有幸联上网的话(我设置的是自动激活),

    所以,虽然我不使用盗版系统,但我从来不主张普通用户使用正版系统,因为,花大价钱购买的正版系统会变成盗版的,你就没必要多花钱找气生或者找欺负了。

    按微软的说法,企业用户使用盗版的系统应负刑责,那么,微软把正版的系统变成盗版的系统应负什么责任呢?按照国际惯例,对等的双方都有相同的责任。由此可知,微软应首先负刑 责,因为,微软把正版的系统搞成盗版在先。

    你说呢,微软?

 

 

 

 




发件人:  "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2011-12-01 02:39:38 +0800 收件人:<gymn@vip.163.com>, <zuodapei@sohu.com>,  抄送: 标题: FW: New civilization 皮奥瓦尼? 基娅拉 李民骐

一篇国人不得不认真阅读的好文章

巩献田

    2011年第10期《国外理论动态》刊载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张建刚翻译的、〔美〕皮奥瓦克?基娅拉和李民琪著的《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兼论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的意义》的文章。

    从这篇文章,透露出的三点信息,很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该文指出中国目前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它将导致产能过剩、国际原材料价格剧涨、出口市场减少、贫富差距扩大、环境和资源危机等严重问题,如果不及时改变,将导致一次较大的中国和世界经济危机!这绝不是作者在耸人听闻,是他们经过论证得出的结论。

    第二、该文明确写道: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人民公社的解散开始的,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农业生产的私有化”。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合乎法理,合乎实际。根据民法所有权原理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即《民法通则》第71条:“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假如这四种权利中的任何一种,非所有权人的享有,超过一定的界限,那么,必然侵害原所有权人的权利。试想,对于某种财产,非所有权人假如长期(30年)占有的话,原所有权人如何行使自己的所有权呢?说到“联产承包”,实际上承包者缴纳的承包费用,多数只是象征性的,与原所有权应享有的权利是根本不相称的。实质上,原来意义的集体经济,通过所谓的承包,绝大多数变得仅仅有其名而无其实了。

    至于农业中的单干,即现在主流媒体所一再宣扬的各种“大户”经济,到底是一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组织形式呢,还是一种促退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倒退的经济组织形式呢?

    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资本论》中,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和实例论证了“协作”劳动产生新的生产力,这已被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后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所验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一章“协作”中,写道:“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12个人在一个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干的劳动者每人劳动12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劳动12天所提供的产品要多得多。这是因为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1]

    这不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整体涌现性吗?不就是所谓的1﹢1﹥2吗?

    本人大学毕业后在农村工作近十年,对于协作劳动和集体经济胜于单干,是有亲感实受的。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农业生产曾经增产的原因,也就是在农业实行单干后还增产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第一,毛泽东时代动员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兴水利,大建水利设施,带来的效益;第二,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大搞“五小”工业,其中化肥的生产体系,产生的效益。假如没有这两项,农业不但不能增产,歉收却是必然的。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这两个效益渐渐不在了,农业面临的问题,即私有化的恶果出现了,以至于发生所谓的“三农”问题,发生了李昌平“给总理说实话”,发生“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局面,实在是势所必然,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国粮食由原来的自给自足,变成了依赖进口!甚至进口转基因主粮!!进口转基因主粮,目前已经遭到一切尚有良心的科学家和明白真相的学者们的严厉痛斥和坚决抵制。

    正如多年以前,有的讲到,没有建国后30来的国民经济的发展,连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基础就没有!哪里来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外国资本家最初到来的机场,走进来的路,还是毛泽东时代修建的呢!

    第三、这篇文章明确提出“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的意义”,并且是作为副标题的,这很有意义,极为重要!

    国内外敌对势力搞垮我国社会主义,要我们私有化, 必然要污蔑、攻击、栽赃、抹黑我国建国后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计划经济的攻击,从新自由主义者的哈耶克、弗里德曼到卢卡斯、布坎南、费尔德斯坦等,这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哈耶克、弗里德曼攻击得最甚、对我们的经济改革和青年学生毒害最大。

    北京大学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我国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陈岱孙教授在1994年3月29日所言,即: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一度进行过盲目的批判;现在又存在着一种危险,即盲目地推崇。盲目推崇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一是误导我国的经济改革,二是毒害我们的青年学生。

    很不幸,陈岱孙教授的话言中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述中,对于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特征,一是,消灭私有制,这是众所周知的,此处不必笔者赘述。二是对于整个经济,主张计划经济调控。例如,他们说:“……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互相竞争的单个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的需要来领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下同), 第237页)“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237—23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后的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实行计划调节和管理设想的论述还有许多,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众所周知,人类生产有两大类:一类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等等,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一类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人口的繁衍。在我国很可笑的是,在提倡“市场化”的某些人却主张,第二类生产是有计划的,即计划生育,而把第一类生产完全交给盲目、自发、被动、事后的看不见的手(市场)的调节!难道这不是怪事吗?
这篇文章的题目“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这是为我国领导人又一次敲起的警钟!最主要的是文章里边有定量的论证,社会科学研究精确化是个正确的方向,钱学森院士和宋健院士早就提出的,社会问题,不能只定性,要有定量分析!
遗憾的是,目前有不少的领导同志,只会定性,不会定量。而他们的定性又大多是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的。于是,他们的决策和勾画的蓝图,难免是盲目的和失败的。这里的要害是背离了共产党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关键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丧失了劳动人民的感情,眼睛只盯着顶头上司的脸,屁股坐在了极少数人一边。

    尽管文章的作者提出中国经济可以持续发展的计划和设想,不一定理想和可行,但是,不可否认,作者分析问题的思路却是可取的,那就是如不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会导致大的经济危机。我想,凡是真正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坚持科学态度,为国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考虑的共产党人和所有国人,这是一篇不可不读的好文章!

 

 

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一兼论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的意义

〔美〕皮奥瓦尼 基娅拉

李民琪 张建刚译

    美刊《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43卷第1期(2011年)发表了皮奥瓦尼? 基娅拉与李民琪合著的题为《为中国工人创造一亿个工作岗位!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一项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怎样才能有利于中国工人、中国经济和中国环境?》的文章,认为中国目前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它将导致产能过剩、国际原材料价格剧涨、出口市场减少、贫富差距扩大、环境和资源危机等严重问题,如果不及时改变,将导致一次较大的中国和世界经济危机。本文认为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将帮助中国解决这些危机,并尝试性地提出一些具体的计划和设想。文章内容如下:

    1、引言

    自1978年起,中国开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中国领导人所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从1980年到2006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大约会在下一个十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中国的发展进程是以社会的、环境的和经济的严重不平衡为特征的。如果这些不平衡不能以一个及时的方式有效地进行改变,这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演化为一场巨大的危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亚洲还是收入分配最平均的国家之一。自从那时起,中国经历了收入和财富分配不断恶化的过程,同时不同社会阶级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Khan and Riskin2001;Zhang and Wan2006)。经济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的退出导致了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增加了性别歧视,降低了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标准(Berik, Dong, 和Summerfield2007)。

    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能源和资源密集型的,这导致了环境严重恶化。中国现在面临着世界上最差的空气和水污染问题。土地也正在以一个让人警觉的速度退化。中国巨大的资源需求导致世界非再生资源的迅速枯竭,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全球温室气体主要排放国(Tisdell2001; Wen和Li2006)。

    在宏观经济层面,中国经济增长最初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而消费在中国经济产出中的份额却在稳步地下降。由于美国经济开始衰退,而且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开始发生逆转,中国不可能再依靠快速的出口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中国过度的高额投资水平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因为,长期的高额投资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宏观经济困难。

    因此,由于社会的、生态的和宏观经济的原因,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本文指出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以社会的、生态的和宏观经济的严重不平衡为特征的。要想使中国经济发展是可持续的,中国需要根据合理的、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进行转型、重组中国经济。我们提出一项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这将使中国朝着这一方向迈出重要的第一步。

    第二部分主要回顾一下导致中国目前发展方式产生的结构和制度性的原因。第三部分讨论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社会的和环境的后果。第四部分测算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结构,并指出出口的迅速增长不可能再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第五部分指出中国目前的投资水平过高,并估算一个可能的可持续的投资水平。第六部分设计出一项进步的投资计划,这一设计将使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发生转型,这样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就会主要靠国内消费而不是投资和出口来拉动。中国宏观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将会促使社会公平和生态可持续性目标的实现。

    2、形成目前发展方式的结构和制度的演化过程

    中国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后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初,经济改革的官方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仍然保持主体地位,中央计划继续在资源配置和资本积累中发挥主体作用。

    经济改革是以人民公社的解散开始的,在农村地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农业生产的私有化。以家庭为单位的耕作带来了农业产量的迅速增长。毛泽东时代建设的基础设施、化学肥料使用的快速增长,以及国家收购农产品的高价格都促使了这一时期农业的高速增长。

    在上世纪70年代,为人们所熟知的“公社和生产队企业”的农村集体企业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他们成为后来在改革初期就闻名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基础。这些“乡镇企业”在整个八十年代保持集体所有权,并被很多人认作是中国最有活力的经济领域( Riskin1987; Lin1988; McMillan, Whalley, 和Zhu1989; Naughton1995)。

    后来,进一步的改革开始在城市工业领域实行。在八十年代,和在农业中所采用的改革策略不同,国有企业没有实行私有化。直到1990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仍然占有工业产值的90%(NBS1992)。工业领域的最初改革主要集中在管理制度上。国有企业管理者被给予在价格和产量决定上更多的自主权,而且公司被允许保留一部分企业利润。

    1987年,当在所有国有企业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时,一个更加激进的措施开始推行。在承包责任制中,管理者被给予决定工人薪金和雇用期限的绝对权力。但直到90年代早期,管理者很少使用开除工人的权力。这一新的制度,意味着历史上企业对工人所做的平等和稳定就业的社会主义承诺不再存在。新的国有企业内部权力制衡机制开始改变了工人的不支持态度。

    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所谓的“开放政策”从1978年开始实行,政策的目的就是扩大外贸和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在要实现现代化,不可能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实现的理论指导下,开始在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一些优惠政策开始在经济特区实行,比如对外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赋予国际贸易伙伴更大的贸易自由。

    实行开放政策后,尽管对外贸易迅速膨胀,但外部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还是相当小的。直到八十年代末,出口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外资在资本形成中所占的比重在数量上都还相当的低。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大部分主要靠内需来拉动(在第四部分将会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八十年代期间,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但中国经济仍然由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也在整个社会中被广泛地分享。尽管如此,迅速的经济增长也导致了腐败的泛滥,产生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衡。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在国有部门,被中国工人叫做“铁饭碗”的传统就业保障和其它福利待遇开始被削弱。另外,农村地区人民公社的解体导致了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恶化。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党的部分领导人试图重新使中国经济具有更多的中央计划性和国家指导性,但这一作法持续时间并不长。在邓小平1992年春的著名的南巡之后,党内关于改革目标的争论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2]在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党正式确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的确定为全面进行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铺平了道路。

    到九十年代末,大多数国有企业和实际上所有集体企业已经被私有化(Hart-Landsberg和Burkett2005)。剩下的企业被重组为由国内和国外资本家共同持有股份的股份公司。这一广泛的私有化伴随着大规模的工人下岗,在国有部门就业的人数缩减超过了40%(Naughton2007:105)。

    在九十年代,中国在向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方向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在1996年,中国的货币(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实现了完全自由兑换。在2001年,中国在承诺给予其它贸易伙伴更大的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被允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金融领域,国有银行被要求完全实行商业化运作,同时成立了大量新的金融机构。九十年代,股票市场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导致资本市场和GDP的比率由1993年10%提升到了2000年的48%(Naughton2007:468)。中国也采取措施逐步放开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的兑换,给予跨境资本流动更大的自由。

    1992年后,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进一步推进和深化,这继续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和早期阶段相比,这一市场化改革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在城市,由于就业保障和其它福利待遇的丧失,很多工人经历了生活水平下降的痛苦。在农村,农民面临着基本医疗条件和教育状况不断恶化的境遇,而这些以前是由人民公社提供的(Cook2002;Li 和Zhu2004)。[3]由于工人和农民的收入的增加远远落后于总的经济增长,家庭消费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同时,中国经济增长日益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见下面的第四部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由于主要依赖于化石燃料和其它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恶化问题。

    自从2003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已经在政策议程中,表达要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和通过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来处理中国社会的、生态的和宏观经济的不平衡问题的意图。新的领导集体,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的目标,承诺要践行“科学发展观”。但是,在承诺进行私有化和自由化方面还没有新的变化。新的政府政策的效果是温和而缓慢的,还没有能够抑制这种正在增长的不平等、环境恶化和宏观经济不平衡的总趋势。

    3、中国当前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社会的和环境的后果

    中国的经济改革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整个改革期间,中国经济一直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按照每天相当于1.25美元购买力的收入计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005年比1978年减少了6亿(Chen 和Ravallion2008)。从1978年到1996年期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增加了几乎3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量增加了2倍(Chow2007)。

    但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的、生态的和经济的领域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也开始出现。由于当前私有化、自由化和国家从一些社会保障领域退出的原因,这导致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中的不平等显著上升。日益增长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反映在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两性之间、不同的社会阶级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得更大(Khan和Riskin2001;UNDP2005;Naughton2007)。在城市,最富的10%的家庭与最穷的10%的家庭的收入差距从1992年的3.3倍提高到2002年的7.9倍。中国的基尼系数(反映家庭收入分配不平均程度)由1988年的0.33提高到2004年的0.47(世界银行2007)。按照这一测算,中国现在比美国和亚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迅速推进已经导致离传统社会主义对收入分配公平的承诺越来越远。

    中国在非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也迅速地增长。最近这些年,医疗、教育、住房的费用大大提高,这对普通工薪家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根据由中国政府所做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大约50%的城市居民和几乎90%的农村居民负担不起任何健康保险。在一些贫穷省份,据估计有60%到80%的人口死于那些如果他们有能力支付医药费就可医治好的疾病(Zhu2005; Quinlan2007)。在权利和机会方面也存在性别歧视的不平等。和男人相比,女人得到好的医疗的机会更少,会面临更糟糕的工作环境;她们要在家庭生活中负担更大的责任,因此,她们赚钱的机会也很少(Hart-Landsberg和Burkett2005;Berik,Dong,和Summerfield 2007)。

   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是改革的结果,这对于中国领导人目前所倡导的发展战略的可持续性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挑战。2005年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不平等状况如果得不到根本改变,这可能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降低中国未来进步的程度和发展的可持续性”(UNDP2005:6)。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日益增长的收入分配不公也导致了脱贫速度的降低。贫困人口下降一半的成就是在八十年代的前半期完成的。重新强调日益增长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对于重新恢复过去的脱贫速度是非常关键的(Ravalion和Chen2004; Yao, Zhang, 和Hanmer2004; Naughton 2007)。

    中国政府已采取措施来改变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不平等状况。在2002年,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引入了新合作医疗制度来代替以前的由于人民公社解体而撤消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根据自愿加入的原则,在新的医疗保险中,参保者有权利根据他们所交纳的参保费用的多少,按照一定的比例来报销部分医疗费用。这一计划的实际设计和管理,最终是留给地方政府,由他们来进行操作的,这样我们就看到全国不同地区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这些措施的效果现在还不能进行有效的评估。这一计划的实施也在以一个比较慢的速度推进。在2006年,只有10%的村庄开始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人指出,当前的医疗计划缺乏吸引农民参加的动力。结果,大多数农村居民仍然自己负担他们的医疗支出,而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总的来讲是比较差的,农村的医疗机构主要是用来应急的(Brant et al. 2006; Brown, de Brauw, 和Theoharides 2008)。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中进行的,它一直是以资源的密集使用为主要特征,同时对国内环境和潜在地对国际环境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目前的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方式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这不仅是由于经济的和社会的原因,而且主要是由中国自然资源禀赋的限制所决定的。

    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总量这一因素,它的耕地和可利用的水资源是相当稀缺的。中国的人均耕地和可利用的淡水资源都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Tisdall2001)。按照生态足迹(农田、草地、牧场、森林和鱼场——被用于满足人们物质消费需要的区域)的概念计算,中国人均生态承载力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5%。中国目前的人均生态足迹,虽然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已是中国自己生态承载力的两倍(WWF et al.2006)。

    换句话说,中国目前的经济活动水平已经大大超过它的生态承载力,现在已经对中国自己环境产生巨大负担,导致发展不可持续。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7个城市都在中国。7大主要河系中的60%的水对人体健康是有害的。由于水土流失和工业污染,中国40%耕地现在正在退化。土壤沙化也正在以年均1.04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推进(Wen和Li2006)。

    中国消费的能源中70%是煤炭。由于煤炭比其它化石能源产生更多的温室气体,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一直以飞快的速度增长,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并会给人类带来潜在的巨大危害。因此,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如果不转变的话,将不仅会给中国的环境带来危机,而且会促使世界环境危机的形成。

    4、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和出口导向增长的局限性

    图1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结构从1978年到2006年的变化情况。从2000年到2006年,家庭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从46%下降到了仅36%,这可能在世界上是最低的。与此相对照,同期,投资所占份额却从35%上升到43%,商品和服务出口所占份额从23%上升到37%,净出口的份额从2.4%大幅飙升到7.5%。因此,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地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

    图1:1978-2006年中国GDP中的宏观经济结构

    图2:1990-2005年,中国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劳动收入及家庭消费占GDP的份额。

    在过去这些年,当人口的绝对生活标准已大大提高,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购买力)中的增长速度却大大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劳动收入。图2比较了家庭消费和全部劳动收入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家庭消费份额下降基本上是和收入份额的下降相平行的。中国没有对总的劳动收入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城市和农村家庭做了一个抽样调查,提供了一些家庭收入的数据。我们通过加总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和农村居民的净收入来估计出一个总的劳动收入。对于城市地区,总的工资收入是通过城市人口数乘以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得到的。对于农村地区,总的农民净收入是通过农村人口数乘以农民的人均净收入计算出来的。农民的净收入,包括种植收入、外出务工收入和其它有限的额外收入。城市工资收入和农民净收入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NBS2007和前些年的)。采用这种方法,我们的估算显示,总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0%下降到2005年的37%;同期,家庭消费份额也从49%下降到36%。

    中国这么巨大的贸易顺差(相对于它的经济规模)能维持多长时间呢?[4]在2007年,欧盟做为一个整体,超过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出口到欧盟的商品占到中国总的商品出口的20%,而美国占到19%。但是,如果计算净出口,根据2007年中国的数据,中国对欧盟的双边贸易顺差是1342亿美元,而同年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是1622亿美元。中国2007年总的贸易顺差是2622亿美元,根据这一数值计算,美国占到中国总的贸易顺差的62%(NBS2008)。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07年美国对华的双边贸易逆差为2563亿美元(BEA2008)。因此,以美国的统计数据为依据,可以说中国的整个贸易顺差中绝大部分主要是对美贸易取得的。[5]

    近些年来,中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也增长非常迅速。在目前的贸易模式下,中国主要从日本和南韩进口机器和设备,从南亚国家进口原材料,然后,在国内进行加工后再把最终产品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市场。结果,中国对其它亚洲国家一直是贸易逆差。2007年,中国对日本的货物贸易逆差是32亿美元,对韩国是48亿美元,对东南亚联盟国家是14亿美元(NBS2008)。

    自从九十年代开始,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大幅攀升,2006年达到高峰,将近8000亿美元,占到GDP的6%以上。美国的贸易逆差反映了美国内部宏观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最近几年,美国经济增长一直主要靠家庭消费来拉动。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工人阶级遭受了实际工资水平持续下降、家庭收入停止增长的困境。在这一背景下,家庭消费的增长主要靠家庭债务的爆炸式增长来实现的。

    现在,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经济正走向衰退,接下来,可能会处于一个长期的停滞状态。再者,随着美元持续的贬值,美国的贸易逆差的规模也在缩减。而欧盟不可能替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也不可能为追求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为世界其它国家提供充足的增长空间。在欧盟内部,欧元区的进出口实际上大致是平衡的。英国和美国一样,一直存在相对较大的贸易逆差,但它也正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泥潭中挣扎(Kotz2008; Li2008)。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要想继续维持一个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必须有其它大的经济体能够并愿意在一个可持续的基础上维持一个大规模的贸易逆差。因为美国正陷入停滞,欧洲也难以填补这一真空,在未来几年,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大大下降,很有可能中国贸易顺差在中国GDP中的比重会明显降下来。

    5、投资多少才是可持续的呢?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根据投资占GDP的比率测算,中国经济共经历了三次投资驱动的经济繁荣。第一次高峰是在1985年,第二次高峰是在1993年,第三次是从2003年开始,现在可能已经达到高峰。中国目前的投资水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标准和中国自己的历史记录。

    过高的投资水平会带来潜在的危险结果。第一,目前投资水平中的绝大多数会最终证明是多余的投资,它们会转化为巨大的产能过剩。直到现在,相对于国内需求而多余的生产能力还在通过出口来消化吸收。但是,如果给定出口增长是不能长期持续下去的话,一旦中国出口速度慢下来,大部分的工业生产能力将在寻找稳定的市场方面遇到更大的困难。第二,中国过高的投资水平已经对能源和原材料产生了过高的需求,而这是不可持续的(下面将进一步讨论)。因此,过量的投资水平会潜在地导致巨大的产能过剩和能源、原材料的严重的短缺。这反过来会导致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如果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中国可能潜在地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危机。

    资本的回报率主要取决于产出中利润的份额和资本的生产率(或者资本产出比)。长期来看,如果利润在产出中的份额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资本回报率就主要由资本生产率决定。因此,纯粹从经济观点来看,一个可持续的投资水平应该是和稳定的资本生产率是相适应的。换言之,在均衡点,投资应该仅仅足够补偿固定资本的折旧和满足保证存量资本的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速度保持一致而对净投资的需求。可持续的投资水平在GDP中的份额和均衡的资本产出比(产出与资本比率的倒数)之间的关系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出来:

   均衡的资本与GDP的比率=投资与GDP的比率/(可持续的GDP增长率+固定资本的折旧率)

    由于没有关于中国的资本存量的官方统计数据,我们自己估算了中国的资本存量(被定义为经济中固定资产的净存量),并使用这些估算的数据计算出了中国的资本生产率。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存量:生产性的资本存量(比如:在赚取商业利润部门中的资本存量),和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比如:在交通、通讯、公用事业和一般的社会服务中的资本存量)。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它们不应该划为一般的生产性资本存量这一类。[6]

    图3:中国1992-2006年的资本生产率。
    资料来源:根据作者计算所得,可参见附录中的数据来源和解释。

    图3给出了分别用总资本存量和总生产性资本存量两种不同测量口径对中国资本生产率从1992到2006年进行测算的结果。数据来源和估算的程序参见附录。两种方法测算的资本生产率都显示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下降。从1995到2006年,产出和总资本的比率下降了17%,产出和总的生产性资本的比率下降了9%。但是,产出和总的生产性资本的比率看起来从2002年开始变得扁平了,这表明最近的总资本生产率的下降主要反映了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增加。

    假定中国的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为7%(这可能太乐观了),折旧率为8%,总资本和GDP的比率将稳定在2.5(那就是说,资本生产率稳定在0.4,低于目前的数值),那么,投资与GDP的比率就需要稳定在[2.5*(7%+8%)]=37.5%。

    可能人们会争辩,既然最近资本存量增加的大部分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那么中国目前很高的投资水平(现在接近于GDP的45%)还是可持续的,尽管产出和总资本比率是下降的。但是,中国过高的投资水平不仅会导致资本生产率的下降,而且会带来对能源和矿产资源过高的需求,而这很明显是不可持续的。

    固定资本投资包括在建筑物上的投资,也包括在设备上的投资。前者所需要的建筑材料(比如钢铁和水泥)都是能源密集型产品。后者,如工具和机器的生产,也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根据《中国能源发展报告》,下列行业一般被认为是能源高度密集型行业,这些些行业的能源和产出比率大大超过其它行业的:化学工业、含铁金属行业(钢铁行业)、非铁金属行业和建筑材料行业(Cui ed.2008:230)。在这四个能源密集型行业中,有三个明显是和固定资本投资有关。

    图4:1995-2006年,投资、矿产资源和电力生产等的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2007和前些年的)和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2008)。

    就像在图4所显示的那样,从1995到2006年间,投资增长率和煤炭、钢材、水泥和电力的生产增长率是紧密相关的。实际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率与煤炭、钢材、水泥和电力的生产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65、0.45、0.71、0.69。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份额与煤炭、钢材、水泥和电力的生产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65、0.80、0.67和0.72。

    中国现在消费了世界钢材的1/3、铝和铜的1/4(Wolf2008)。如果按照目前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到2020年,预计中国将消费大约世界铝、铜和镍的40%,铁矿石的70%(金融时报,2008年8月1日第12页,“中国经济的关键时刻”)。

    中国消费了世界总能源供给的近20%,将很快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并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前面已提到)。

在2007年,中国生产了13亿吨水泥,相当于世界总的水泥产量的一半(USGS2008)。水泥生产是能源和污染高度密集型的。据估计,世界水泥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到世界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8%(WWF et al.2008)。

很明显,所有这些趋势都是不可持续的。不管以那种办法,在未来几年里,中国的能源和原材料需求将不得不调整到一个更加合理的水平。给定固定资本投资和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之间有着很高的相关性,中国投资在GDP中的份额将不得不相应地进行调整。

    6、一个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为中国工人创造1亿个工作岗位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开始,出口和投资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这一发展模式导致了中国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不平衡的日益严重,这可能潜在地会导致中国和世界经济发生大危机。

    在2008年过去的几个月中,有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迅速放缓。当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去华盛顿讨论全球经济危机时,中国政府已宣布要实行4万亿元(合5700亿美元)的巨额财政一揽子刺激计划。

    但是,后来表明中央政府只负责总计划中的1万亿元,而一揽子刺激计划剩下的部分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责。一些经济学家担心地方政府和企业可能不愿意或没能力来提供这样的额外支出。再者,宣布的刺激计划中有多大比例是额外增加的(扣除掉先前已经确定好的支出计划)也是不清楚的。因此,实际财政刺激计划的规模可能要比头条新闻中的数字小很多(Dyer2008a)。

    预期4万亿支出中的80%将预计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比如公路、铁路和核电站。由于这些项目一般需要几年时间去筹备和建设,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些项目的近期效果提出了质疑。一些人担心,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会成为“豆腐渣”工程,这可能造成浪费,滋生腐败(Dyer2008b)。

    一些经济学家警告,除非有严密的控制,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在后面几年鼓励在生产领域进行更多的投资,这会导致产能过剩和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难以持续的局面。因此,中国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存在着风险,按照当前的发展方式,这一计划实际上在中期和长期可能会扩大中国已存在的宏观经济和环境发展的不平衡。考虑到这些问题,很多中国经济学家现在正号召政府应该更加关注刺激国内消费,而不是投资和出口(Dyer2008c)。

    目前,中国投资占GDP的比率大约是45%,净出口在2008年可能占到GDP的10%。通过以上分析表明,在未来几年中国投资占GDP的比率需要回到大约37%左右,在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状况下,中国不可能继续维持一个很大的贸易顺差。如果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回落到中国GDP的0-5%的水平,那么,投资和净出口合计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将下降13-18个百分点。也就意味着,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合计需要增加相同的份额。

    由于绝大多数人口主要依靠劳动收入来生活,家庭消费水平就和劳动收入水平息息相关。为了使消费上升13-18个百分点,那么,劳动收入和政府社会支出就需要上升一个相近的量。中国领导人会足够明智和开明地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转变吗?什么样的政策会促使这样的转变发生呢?

    中国政府正在考虑的一项政策,就是实行大规模的公共雇佣计划,为所有失业的和潜在失业的工人提供一个最低生活工资。这种类型的公共计划会帮助吸收失业的和潜在失业的劳动力,这样就相当于为工人设置了一个有效的最低收入额,这会大大提高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

     2006年,城市工人的年平均工资是2.1万元(NBS2007)。如果最低生活工资为目前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那么年最低生活工资大约就是1.0万元(约1400美元)。相比之下,北京城市居民2005年的人均最低保障年收入(相似于政府的贫困线)仅有3500元(Tang和Zhang2005),这是很低的。

     如果中国政府实行这样一个计划,为1亿个中国工人提供年均1.0万元的最低工资,这将需要1万亿元(1400亿美元)。这将占到中国目前GDP的4%左右,或者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的7%左右。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的税收收入一直快速增长。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32%,并有1650亿元的结余,相当于GDP的0.7%。到2007年底,中国政府债务和GDP的比率仅是GDP的22%,远低于美国政府的70%,欧元区的67%,日本的163%(中国日报,2008年12月27日“中国经济基础非常健康,”。因此,在短期内,中国政府应该在增加相当于GDP几个百分点的财政赤字上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在中期,上面所建议的大规模的公共雇佣计划将不得不得到更加定期的财政支持。新的财政收入将优先考虑促进中国宏观经济结构的得到平衡、同时有助于实现长期的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项目。

    要重新实现扩大中国国内消费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中国需要缩减过高的出口顺差。中国货币的升值将有助于减少出口,扩大进口。但是,这样的进口政策将使得进口的资本品和奢侈品更加便宜。这可能主要会给上层阶级带来好处,会导致消费更多的进口消费品,也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投资泡沫。一个更加紧迫的政策是征收一个出口关税,这将允许政府获取一部分中国出口中产生的附加值,并用这些税收来改善社会和环境。出口关税一定会增加出口者的成本,反过来会削减为国外市场生产的产品的产量。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提高国内需求来改变中国宏观经济结构,这一税收政策将有利于中国转向以国内消费为驱动的发展模式。

    在中长期,中国将不得不采取措施减少化石燃料的密集使用。化石燃料是不可再生的正在迅速枯竭的资源,并且化石燃料的消费是温室气体排放真正的主要因素。根据高峰石油和天然气研究协会的研究,全球石油生产已经接近于最高点,或者已经达到最高点(ASPO2008)。

    通过遏制化石燃料的使用,中国可能会更好地处理好未来全球能源危机,同时为全球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灾难作出自己的重要贡献。根据研究气候变化的政府间的专家小组(IPCC2007)估计,为了能提供充足的激励,从而使温室气体的减排下降到一个有助于防止发生气候灾害的水平,全球碳价格需要定在每公吨20-80美元的水平。在过去的一年里,科学家们形成共识,全球变温的程度及其潜在的后果实际比在IPCC中所建议的要更加严重(Hansen 2007)。因此,被确定的碳价格很可能接近于IPCC所建议的最高价格。根据国际能源署(2007)的报告,2005年中国排放了50多亿公吨的二氧化碳,中国每年的排放量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在未来几年,中国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几乎一定会受到来自国际社会要求减少其全球碳排放份额的巨大压力。欧盟目前正在给新兴经济体(比如印度、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削减15-30%的排放量,以达到为2050所设定的全球排放目标(Sandhu2008)。如果中国能考虑对所有化石燃料消费征收一个碳排放税,那么对每公吨二氧化碳征收350元(50美元)碳排放税,将会带来17.5万亿的税收收入。

    因此,通过使用总的出口关税、碳排放税,或者二者混合税收和其它的税收政策,中国政府应该能够获得一个超过1万亿的额外财政收入,这部分收入可反过来用于资助为1亿名工人提供最低工资的公共雇佣计划。这些工人反过来可以从事对社会和环境有益的工作。

    一个为1亿工人提供工作机会的公共雇佣计划,将有助于吸收全部城市的失业人员和几乎所有农村地区的潜在失业人员。这将直接把国民收入的几个百分点重新分配给工人和农民。这也会对改善收入分配的状况起到间接作用,通过对工人讨价还价能力的提升,这将引起进一步的有利于劳动的收入再分配,并帮助中国重新使其宏观经济结构得以平衡。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样一个计划的实施,将标志着中国向建立一个社会上和生态上都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迈出了重要的和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步。

     原文来源:《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43卷,第1期

    译者:张建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1] 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378——379页

[2] 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访问了广州、深圳和珠海等城市,这些城市最早开始向外国资本开放,并实行了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改革。邓小平的南巡重新确定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方向。更多的细节可参见Meisner(1999:516)。

[3] 关于中国农村医疗状况不断恶化的详细情况,参见Hossein(1997),WHO(2000),和Wen(2005,2007)。

[4] 因为我们主要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不平衡感兴趣,接下来,我们将集中讨论中国是否能继续保持净出口地位,而不是总的出口总量。

[5] 中美贸易统计数据的不同主要是由于美国计算了在中国生产但通过香港、澳门和台湾再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而中国的统计不包括这部分产品。
[6]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资本存量增长中的作用相联系的。有人认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促进了技术进步,可能比国内投资更加具有吸引力。实际上,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仅仅占到中国总的投资中的一个很小的份额,因此它并不是中国资本存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仅仅在市场改革的早期阶段发挥了一个相对重要的作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占总的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在1994年达到17%的顶点。自那开始,这一比率一直下降,从2000年起基本上在10%以下,而在2005和2006年仅有6%。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2-01 08:40:5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甘阳:现代中国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现代中国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启蒙与迷信

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 甘阳

2011-11-30

(本文为作者在2011年11月1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启蒙之对话"论坛上的发言)

    "中德启蒙对话"这样的活动很难避免一种尴尬,因为被邀请参加对话的人尤其是主讲人,很容易被看成不仅代表他个人,而且多多少少代表他来自的国家--中国或德国--的主流观点,因此每个个人的发言也就成了某种"中国的"或"德国的"观点。为此,我想特别强调,我个人的看法在中国社会不具有任何代表性,因此我的发言仅仅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而不能代表任何其他"中国人"的看法,更不能代表所谓"中国的"看法。

    "反启蒙"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恕我直言,我对"启蒙对话"这个题目并没有很大的热情,因为这个题目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的名言:老调子又唱起来了。我很怀疑,除了陈辞滥调以外,关于启蒙还能谈出什么新东西?例如,这些年一谈启蒙,大家好像都必须从康德的文章"什么是启蒙"开始,这不免让人厌倦。不过,为了表示对康德的尊重,让我也从康德开始,我愿引用康德《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第40节的一句话:"从迷信中解放出来是谓启蒙"(Liberation from superstition is called enlightenment)。从这个意义上讲,启蒙并非是西方现代的产物,也并非一定与西方现代性相关,相反,启蒙就是从任何根深蒂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因此,要谈启蒙,首先必须问某个时代某个地方最大的迷信是什么?

    正如我所尊重的德国思想家伽达默尔(Gadamer)指出的,启蒙在西方并非从现代才开始,相反,西方至少发生过三次大的启蒙,第一次启蒙是在古希腊,当时最大的迷信是神话,启蒙表现为古希腊哲学以理性取代神话这种迷信;第二次启蒙则是人们熟悉的西方现代的启蒙,当时西方最大的迷信是启示宗教与基督教圣经,启蒙表现为以"不需上帝启示帮助的理性"(unaided reason)来取代启示宗教与基督教圣经的权威,实际上康德所谓"勇于使用你自己的理智"(havethe courage to use your own understanding),只有在批判启示宗教与基督教圣经这种当时最大迷信的意义上才能理解,"你自己的理智"就是"不需要上帝启示帮助的理性",否则"你自己的理智"这话根本就没有意义,康德的意思无非是说,欧洲人长期不敢使用自己的理智,是因为上帝的启示和基督教圣经凌驾于"你自己的理智"之上;同样,康德所谓"不需要别人的指引"(without the guidance of another)归根结蒂是指不需要基督教圣经权威的指引,否则这句话就是荒谬的,这会导致对任何教育的否定,有任何一个学生不需要教师的指引吗?因此有必要强调,离开了从启示宗教和基督教圣经这种迷信的解放,西方第二次启蒙根本就无从谈起,没有启示宗教和基督教圣经这种迷信,西方第二次启蒙不会发生。

    西方的第三次启蒙,则是在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以后发生的,这次启蒙的表现形式或许可以称为"反启蒙",因为要破除的最大迷信可以说正是"启蒙本身的迷信",亦即西方现代启蒙所导致的种种现代迷信:对技术的迷信,对理性本身特别工具理性的迷信,对人掠夺自然奴役自然的权力的迷信,对宏大话语和普遍主义的迷信,以及对西方中心论的迷信,等等。特别是1960年代到1980年代期间,西方很多思想家对"现代性"和"启蒙规划"的深刻批判凸显了"西方现代启蒙"的黑暗面,从而促进了现代人从"启蒙本身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可以说,启蒙的辩证法或启蒙的悖论就在于,启蒙在破除迷信的同时往往也在创造自己的新的迷信。正因为如此,"反启蒙"必须被看成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没有"反启蒙",启蒙就无法克服自己造成的新的迷信,因此,"反启蒙"有助于启蒙的健康发展,没有"反启蒙"制约的"启蒙"必然会走向"启蒙的走火入魔"(enlightenment gone mad)。

    现代中国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下面我就从这种启蒙辩证法的角度简略谈谈我对中国启蒙的看法。但要讨论中国的启蒙,我们同样必须首先问,中国不同时代的最大迷信是什么?没有迷信,就没有启蒙,只有先搞清什么是有待解放的最大迷信,才有可能真正讨论启蒙。

    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中国文明自身的启蒙传统,但可以确认,中国的第一次大启蒙是由孔子和儒家奠定的,孔子和孟子时代的最大迷信是对武力和霸权的迷信,孔子和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性和道德实践取代对武力和霸权的迷信,奠定了中国的启蒙传统。儒家的道德理性和道德实践并不追求形而上的绝对真理,而强调个体修养的日常道德实践,因此儒家没有启示宗教那样的绝对教义,也没有基督教圣经那样的绝对神圣文本,儒家的所有经典都是人间的,都是用"你自己的理智"可以把握的。正因为没有启示宗教的迷信,也没有类似基督教圣经那样的神圣文本迷信,类似西方第二次启蒙那样的启蒙运动不会在中国传统内部发生,也不需要发生,因为并没有那样的迷信需要解放。

    中国现代的启蒙不是在中国思想传统内部发生的,而是外来的,是在中国文明全盘瓦解后学习西方特别是西方第二次启蒙思想的结果。这一中国现代启蒙过程充满了启蒙的辩证法或启蒙的悖论,亦即它在破除迷信的同时也在不断创造新的迷信。中国现代启蒙破除了从前中国人的最大迷信,即认为中国文明是最高最好的文明这种迷信,从而转向学习西方特别是西方第二次启蒙的成果,但它同时创造了自己的新的迷信,即认为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月亮圆,因此中国文明传统必须全盘彻底地否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一现代启蒙过程基本上缺乏"反启蒙"来平衡,虽然1920年代前后曾有梁启超和梁漱溟等人提出对西方第二次启蒙的批判并曾发生"科玄论战"这样的启蒙辩论,但这些人物和思想很快就被边缘化,毫无影响。20世纪中国的思想主流始终是不断强化对西方第二次启蒙的全面认同,因此20世纪以来几乎每过15年或20年就会有人提出需要"新启蒙",亦即认为中国走向西方第二次启蒙仍然不够彻底,需要更加激进的启蒙。

    更有意思的是,尽管20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的一切都是接受西方第二次启蒙的结果,但几乎从没有人认为20世纪中国发生的任何错误与接受西方第二次启蒙有关,而总是认为是启蒙不够彻底所导致。例如改革以来,几乎从来没有人认为毛泽东的错误与中国全面接受西方启蒙有任何关系。中国思想家李泽厚也并不认为检讨现代革命问题首先需要检讨西方第二次启蒙,反而认为现代中国的全部问题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仍然是启蒙不够彻底。

    如果我们问,中国现在需要什么样的启蒙,那么我们首先要问中国现在最大的迷信是什么?在我看来,答案是清楚的,中国现在最大的迷信就是对西方的迷信,特别是对西方第二次启蒙的迷信。正是这种现代中国迷信,实际使得现代中国人几乎不会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考,因为他们认为必须求助"西方人的理智",同样,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至少目前做不到"不需要别人的指引",因为大家实际认为中国人需要"西方人的指引"。这,大概就是启蒙与迷信的辩证法在现代中国的表现,也是中国现代启蒙的最大悖论。

    我的结论因此是,现代中国人如果要"用自己的理智"而"不需要别人的指引",就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特别是西方第二次启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在这一迷信解放的过程中,中国自身的启蒙传统,以及西方第一次启蒙和第三次启蒙都可能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近年来已经有不少中国学者开始注意这些不同于西方第二次启蒙的启蒙传统。

 

 

 

 



发件人:"wxz" <xz7793@gmail.com>  2011-12-02 12:51:16 +0800 收件人: "zhajianguo" <zhajianguo1951@hotmail.com> 抄送:标题: 先有共和的社会,才有共和的国家

先有共和的社会,才有共和的国家

王希哲

2011年12月1日

xz7793@gmail.com

    “普世价值”右派与,与特色社会主义党内右派(邓派),和社会主义左派(毛派),都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都是大半个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和“改开”过程中,中国社会由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向多元经济形态转化,产生的不同政治诉求的民众势力。

    如果这种多元的经济形态是我国发展过程的必然,那么,这些右,偏右;左,偏左的不同政治诉求的民众势力的存在也就是必然的,也就是不可能,也不可互相消灭的。他们都应有平等的权利。

    这些所有不同政治诉求的民众势力,只有先学会在一个共同的社会中,互相尊重,有竞争地和平共处,才有可能在这形成社会习惯了的各派共和的社会基础之上,演进成一个共和的国家!

    没有共和的社会,不能有共和的国家;先有共和的社会,才能有共和的国家!

    “新中国”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是多元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自然,中国应该是各阶级多政治派别,多元思想形态的共和社会。但共产党盲目地向一元“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极端地强调阶级斗争,专政和压迫了社会右派和党内右派,使中国不能成为一个多元民主共和的国家。这是共产党的错误。

    近30多年,特色社会主义党内右派(邓派),开始改变共产党过去的错误。胡耀邦赵紫阳开始,不再强调阶级斗争,强调阶级合作,为“右派平反,地富摘帽”,呼吁一心“向前看”,直至江泽民提出“三代表”,资本家入党,也就是将共产党转变为全民党。虽说出现过89的曲折,总趋向看,共产党的政策,是在向培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共和形态发展。但社会主义左派(毛派)1976年被专政。在30多年没有了社会主义左派天敌制约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急剧膨胀发展起来的党内外右派,在西方急欲影响操纵中国内政使中国成为其附庸的强大政治势力的怂恿支持下,却反过来,大肆开展了对共产党和左派势力的阶级斗争(他们一方面要共产党不能再搞阶级斗争,一方面自己放手对共产党搞阶级斗争),要求推翻共产党,坚决要“向后看”,发起对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的近百年革命历史和跟随毛泽东共产党革命的中国那些阶级势力的全面反攻倒算(所谓“转型正义清算”。)而且从对共产党的仇恨,发展到对中国国家利益本身的仇恨,对中国的一切发展咬牙切齿。

    中国左派是在这种形势下感受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至今尚未得到平反,还处于被专政状态中的“毛派”,才顽强地从被掩埋了30年的土中爬出来(右派讥为“出土文物”!),拍去身上的灰土,开始组织阶级力量抵抗了!因此看,现在这场中国阶级斗争发生的主要错误和责任,是在右派身上了!毛泽东大搞阶级斗争的时候,右派老老实实,不敢造反(倒是老王等人敢对毛批评几句!),人人向党表忠都是“牧马人”;待到党内特色社会主义右派对过去认错了,不搞阶级斗争了,搞阶级合作了,右派一见势大了,倒造反起来,反攻倒算起来,宣称“老子从来就是右派!”了。你们这算什么呀?!是不是真应了毛时代一句很著名的话:“阶级斗争,你松一松他就攻一攻”?

    左派和“毛派”苏醒不久,力量还很弱小,尚不足以承负起平衡右派极端势力的天敌的功能。表面上,毛泽东画像还悬挂在天安门上,“毛派”似乎是中国的正宗,实际,支撑右派的力量是中共邓右派执政的中央当局和省市当局,以及西方强大的势力。左派只有一个重庆“解放区”。从孔庆东事件,北京中央到地方、境外媒体,压倒性地向孔庆东乘火打劫,围剿左派,企图一举聚歼,可以看到当前中国左右派力量的对比。

    故此,真正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哪怕并不赞成或完全赞成社会主义左派和“毛派”,在这时,也应义不容辞支持“毛派”的“复兴”,以抵抗极端右派的一统天下。

    有人害怕毛派复兴后,会压倒右派,重回“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必担心。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多元经济的状态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了,哪怕今天毛派最左翼的人物,也不能主张回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去。因此,在这样的多元经济下,前面说了,中国社会“这些右和偏右;左,和左的不同政治诉求的民众势力的存在也就是必然的,也就是不可能,也不可互相消灭的”了。

    左派兴起后,我们要求左右派放弃你死我活的敌对,首先是挑起斗争的主要错误责任方的右派放弃敌对,真正“学会在一个共同的社会中,互相尊重,有竞争地和平共处”。竞争,是左右派竞争如何使国家向前发展的政策,而不是向后翻的“算账”。如果右派人士说,“不行,一定要清算,不然没有正义!”。那我只能说,有你的“正义”也有人家的“正义”,看看西班牙吧,佛朗哥派和反佛朗哥派都有各自的“正义”。如果坚持要清算,那么,中国只有内战和内战后的专政,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的共和。徐水良查建国们革命胜利上台得了天下,今天就可以看到,他们是只许左派被埋在“土”里,连作出土的“文物”,也不允许的。

    还是那句话:“先有共和的社会,才有共和的国家”!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24 15:19:51 +0800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聂天堑:任何政权逆民心都会被粉碎――记“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讨论会

人民的胜利

----纪念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讨论会

聂天堑

    中共高干子女们庆祝抓捕文革派35周年,是中国各界急切寻求政治出路的又一个努力。不论他们有什么之间有什么不同,有一点却是出奇的相同,那就是对当下腐败浮夸风气的不满,以及对民众普遍不满的高度认同。

    中国各界急切寻求政治出路

    2011年10月6日,北京的天气风和日丽。这一天,是中共上层以警卫部队抓捕文革派,通过枪杆子解决内部权力斗争整整35周年。

    下午,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胡耀邦、陆定一、苏振华、纪登奎、马文瑞、张爱萍、肖向荣、赵行志等家庭的子女和亲属,出席了北京各界近300人参加的纪念大会。会后,夜幕初降,在35年前的1976年10月6日当晚的此时,正负责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毛远新等文革派要员的8341部队的那些军人(均已离休)来到会场,把会议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会上,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女儿叶向真,李先念的女儿李海文,陆定一的儿子陆德,苏振华的女儿苏承业,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纪登奎的儿子纪初民,马文瑞的女儿马晓莉,赵行志(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儿子赵霄洛等原中共高干子弟纷纷发言。其他发言的人有原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副局长崔武年,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炎黄春秋》主编吴思,中央党校沈宝祥、王贵秀。出席会议的各界人士有孙长江、章立凡(章伯钧之子)、吴稼祥、陈波、林京耀、丁东、黄方毅(黄炎培之子)、李盛平、雷颐、施滨海、贺延光等。

    这次会议的名称为"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奇怪的是,除了《南方周末》以外,所有大陆媒体都没有提到35年前改变中国命运的这件大事。新华社的"历史上的今天"栏目中,6个事件,鸡毛蒜皮,事无巨细,恰恰没有这件大事。据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透露,中共官方从来没有正式庆祝这一促成中国历史性转折的大事件,而当年参与抓捕文革派的"指战员"们,其中有的已经故去。因此,庆祝这一历史性事件,实属必要。

    但是,实际上,庆祝抓捕文革派35周年,是中国各界急切寻求政治出路的又一个努力。在会上,高干子弟们慷慨陈词,指点江山,针砭时弊,矛头所向直指当今执政者。但是,这些"红二代"们,大多力主"在党内解决问题",甚至有人激赏抓捕文革派的"解决方式"。不过,不论高干子弟们有什么争议不同,有一点却是出奇的相同,那就是对当下腐败浮夸风气的不满,以及对民众普遍不满的高度认同。

    现在就差振臂一呼!

    会上,研究经济出身、现在国家开发银行工作(行长为陈云的儿子陈元)的陆定一的儿子陆德,用2004年人口普查后"相对较准的数字",揭露中共"三公"经费(其所说的"吃喝玩乐费")的数字为11,000多亿,占整个财政的37%(2004年数字),这个数字――不论是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数字――都还在逐年增长中;而世界第二位的美国,却只有9%……他大声质问:"这难道是共产党――工人、农民的党干的事?"他并插话说,温家宝因其民主以及政治改革的言论而在中央"受到围攻","一比八"。

    而被叶选基称作"当天最好的发言"的马文瑞之女马晓莉,则大声"喊话":"'三权分立'有什么不能搞?共产党为什么就不可以被监督?"她说,35年前,党内上层解决了权力斗争问题,中国没有乱,国家没有乱,这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痛恨文革派。她的发言屡被掌声所打断,充分说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激动之处,她落地有声地说:"现在就(他妈)差振臂一呼!"

    尽管这些高干子弟的发言,彼此观点有同有异,各自的逻辑也不尽统一,但是,人心思变的迫切感充盈着话里话外。一些人在发言中说:"近平儿一定要听到人民的呼声呀!" 今年十一期间,恰逢中共建政62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以当年抓捕文革派的中共高级官员的后代们为主,以纪念抓捕文革派为主题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并且能够取得如此大的共识,这实在是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

     曾在中南海工作过的与会的学者吴稼祥认为,此会有三个意义。第一、否定文革这件事情在当前大陆还是挺困难的,所以开这个会有否定文革的意义;第二、继续否定毛泽东,因为江青毕竟是毛泽东的夫人,她一贯以执行毛泽东的指令为最高指令;第三、应该讲任何一个政权要不顺应民心的话,都有可能被粉碎。

    会后,大会组织方播放了记录当年庆祝抓捕文革派胜利的影片。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26 09:55:23 +0800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北大博士

北大博士卧底揭露基层官场生态

中国青年报作者 林衍

2011年10月26日

    “你总问人家是怎么升上来的,这怎么好讲呢?”办公桌的一端,县委书记林庆生皱着眉头提醒,“小冯,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冯军旗没有反驳,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之前的两年时间里,这名挂职县长助理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已经先后访谈了这个农业县里160个副科级及以上的干部,而坐在面前的“一把手”,则是他的第161个访谈对象,也是最后一个。

    这场谈话结束后不久,冯军旗便离开了这个县城。2010年6月,他的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参与答辩的“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冯军旗的导师、社会学家郑也夫则认为论文“调查详尽而扎实”。

    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编者注:依据这篇论文,本报道中所涉及的市、县、乡镇名及当地人名均为化名)

    事实上,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农业县只是中国2000多个县中普通的一个,人口80余万,GDP排在省里所有县的40多位。冯军旗在25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他披露中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他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

    “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在这个每800人便会产生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县里,他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统计出了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及以上2~5人)。除此之外,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近日,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有评论称:郡县治,天下安,这份以1978年为起点的基层政治研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

    1976年,冯军旗出生在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村里。在他的记忆里,无论是邻里纠纷还是红白喜事,任村支书的父亲都是村民们的“主心骨”。很小的时候,他便常常跟着父亲看《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在一次作文考试里,三年级的冯军旗还因为使用了“蒸蒸日上”这样的词,获得了语文老师的表扬。

    从那时开始,冯军旗便渐渐产生了对政治尤其是政治人物的兴趣。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泡在书店阅读领袖人物传记,一本518页厚的《江泽民传》,“两个下午就能读完”。读研究生时,他的专业是世界史,硕士论文选题是“中世纪英国贵族的家仆世界”。

     走进中县,缘于2007年年初他和硕士导师刘新成的一次叙旧闲聊。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刘新成无意中提及,自己有个朋友是中部某省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正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冯军旗当即觉得,“如果能深入基层中国的政治群体,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田野调查经历”。

    半年后,在刘新成和北京大学组织部的牵线下,冯军旗顺利地获得了一个赴该省北山市的中县挂职两年的机会。按照规划,第一年他将在西城乡挂职副乡长,第二年在县政府挂职县长助理。

    后来他听说,中县愿意接纳他的原因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学研究功底,帮县里“搞个关于信访问题的调研,并给一些对策”。导师郑也夫也给了学生最大的支持。在2007年年底进行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他对几位评审老师说:“对不起各位,现在还不能确定冯同学要写什么。”

    2008年3月7日,冯军旗带着满满一箱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材料,登上了开往中县的列车。“不要有任何定见,不要有任何框框,睁大眼睛多观察,在实践中发现事实,发现论文主题。”临行前,郑也夫再三交代。

    车到站时,外面正下着大雨。迎接冯军旗的是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春雨贵如油,这是为了迎接贵人啊!”副部长快步接过冯军旗手中的行李,并将他带到县委招待所的酒席之上。

    次日下到西城乡,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

    初到这个道路两旁种满高大杨树的县城时,一个月只有1000元补贴的冯军旗衣着朴素,总穿着从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买来的便宜货。

    一天,有同事提醒他:“做官嘛,要穿得有牌子一点。”

    冯军旗为此特意去县城买了两件“七匹狼”的T恤,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我就是在尴尬中一点点融入官场的。”冯军旗自嘲道。

    进入圈子后,乡里的领导干部们倒是大多乐于陪这位“从北京来的博士”聊天。

    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一个下属告诉冯军旗。

    在挂职的两年时间里,冯军旗借“职务之便”,先后在县乡探访了161个干部,其中还包括1978年以来曾在中县工作的26个老干部。

    最早吸引冯军旗的,是大水乡党委副书记李书平与竞争对手冯南疆竞选乡长失败的故事。根据李书平的讲述,她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鹤仙市政协主席那里。“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直肠子的李书平向冯军旗抱怨道。

    也正是从那时起,冯军旗猛然意识到,在平均每800人中就有一名“副科级及以上”的中县,正是这1013名干部组成了这里的官场——他们本身就是论文最佳的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

    “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冯军旗面前,是一幅横跨30年的官场生态图。

    在中县,大大小小的干部共有一万余名,金字塔的顶端是孤零零的30多个副处级岗位和4个正处级岗位。

    一个老干部对冯军旗讲:“这官场就像是一个苹果,但一次只让你咬一小口,咬完了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了。”能吃完苹果的人并不多。

    在中县,提拔到副科级,意味着干部档案会从人事局移到组织部,“算是大小当上了官”。正科级则是很多干部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其在县里的难度就像是“中央的部级、省里的厅级和市里的处级”。“走到这一步的人都不容易。”据冯军旗统计,一万余名大小干部,只有200多人能最终升到正科级。

    有一次,他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年龄往往和岗位挂钩,“这里面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不在领导岗位呢,上午县城转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饭,到了下午接着转。”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

    事实上,中央曾明确规定:“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应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并与担任同级职务的党内干部享受同等待遇。”但在中县的官场中,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县人大一位副主任曾向冯军旗抱怨:“你看我发表文章都自己出钱,没有课题经费,电话费不报销,也没有专车,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有活动开会就派车来接我,不然我不去。”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在整个金字塔结构中,一旦被提拔为副处级甚至处级干部,便意味着跨入了县领导的序列,“是中县政治里精英中的精英”。

    根据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县乡的某种政治变迁趋势。”冯军旗分析道,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和资源还集中在县直机关,比如商业局的财政就占县财政的一半以上。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乡镇经济迅速崛起,“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

    在中县,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冯军旗担任县长助理时,协助分管的部门是科技局和信息中心。司机常提醒他:“冯县长,你得打打招呼啊,分管一些有实权的部门!”

    有些干部认为,有权甚至比有位更重要。在中县,财政局是公认的“富衙门”,干部们普遍不愿意外调去“追求进步”,一些人宁愿做股长,也不愿意去别的局做副局长。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

    在论文中,冯军旗根据县领导们的简历归纳出了一套“政-党螺旋晋升模式”,其中最典型的路径是“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县长-县委书记”。

    “简单说,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周而复始,最终使得党委系统成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冯军旗总结道,“打个比方,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在中县,管这叫做“没干成”。而在受访的一些干部看来,只有能干到县委书记,“那才算真干成”。

    “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西城乡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

    冯军旗曾遇到过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后来,张南国到卫生局长家,痛哭流涕地询问为什么免其职务。卫生局长痛斥道:“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是什么决定了干部的晋升?这是冯军旗最常抛出的问题。最集中的答案是,有为才有位。

    1978年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一种全新的政绩型干部任免机制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表现作为衡量标准的晋升机制。中县也随之建立起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每年年初,县里会把任务分解给各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年终召开表彰大会。

    “从省到市再到县,政绩考核目标层层承包。”冯军旗在论文中这样分析,“这固然是30年来地方大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引发的问题也是全局性的。”

    在论文的一章中,冯军旗将笔墨着重放在了对假政绩与政绩工程的梳理上。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县县委书记陈道白的事迹最为典型。

    当年,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业立市”战略。为响应上级领导,陈道白提出乡镇要大办企业,村村冒烟。在强势行政指令下,中县县直所有单位都分配了办厂任务,连县委幼儿园都分配了16万元的产值。

    各个乡镇也不得不圈起了很多大院,并称之为工业小区、工贸小区。但实际上,除了一些用于接待观摩的厂区有设备外,其他都是空场空院。一位老干部总结道:“远看雾糟糟,近看空落落,都是空院子,产值要多高有多高。”

    经过那两年的“村村冒烟”工程,全县背上了4个亿的债务。一位政法委的领导有一年曾做过统计,上访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业立县”时期造成的。

    陈道白在任期间,一位叫刘石田的镇党委书记曾公开表达不满:“你这样做,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接下来,刘石田的华生镇成为当年的落后乡镇,他本人也辞职,回到县城做了教委主任。“当时给华生镇下达了一个多亿的工业产值,怎么可能完成?除非给修鞋的摊派100多万!要完成上级任务,就需要坑老百姓,我当过农民,我不行,我下不了手。”在冯军旗面前,刘石田甚至几度哽咽。

    冯军旗了解到,陈道白后来晋升为北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的继任者李朝中在接受冯军旗的访谈时称:“如果我再继续折腾,后果不堪设想。”值得玩味的是,搞休养生息政策的李朝中后来转任北山市发改委主任,等于平调。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官员的政绩都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冯军旗一字一顿强调道,“但我只观察假的,至于好的,宣传部门已经说得够多了。”

    在调研期间,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个年轻的学者:假政绩层出不穷,地方经济怎么发展?
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大环境稳定,经济自己就会发展起来,官员们折腾一下当然没太大关系了。”

    “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到了县政府后,冯军旗询问一位同事什么时间做采访最合适。对方的回答是“一定要上午”,因为大部分领导从中午11点多就开始联系喝酒的地方,喝过酒后回家睡觉或打麻将,到了晚上继续喝。

    “冯博士,中县的官场很复杂,能力做参考,关系最重要。”比冯军旗年长几岁的这个干部提醒他。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

    “你怎么搞这么多这个?”他纳闷地问。这位新官微微一笑,“弟兄们的一点心意。”

    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在冯军旗看来,酒与礼都只是“常规动作”,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

    “冯博士,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一位干部直言不讳。

    在中县,民主推荐制度自2002年开始实施。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具备晋升资格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票多者升官。这种方式被冯军旗视为简单化的“放任式民主”,“明规则禁止拉票,潜规则却默许拉票,拉票甚至被视为追求进步的信号,如果干部不拉票,反而会被认为没有想法”。

    每逢投票,县里商店的烟酒经常断货。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冯军旗,送红包的标准,正科级1000元,县领导2000元,“除了一些关系铁的,大部分都要送”。

    拉票的费用往往出自公款。冯军旗听说,曾有一个富裕的乡镇在连续3年出了处级干部后,“留下了几百万的财政窟窿”。最夸张的例子是,一个连拉了3年票的乡镇党委书记,除了金钱的消耗,疲于应酬也让他恐惧不已:“如果再不成功,我就跳楼自杀,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然而,真正让冯军旗震惊的并非金钱构筑的关系网,而是一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

    最先闯入视野的是一个叫张泰康的人。冯军旗听说,这位曾经的中县县委副书记拥有一个庞大的干部家族:妹妹曾任副县长,妹夫曾任县卫生局局长,姑老表曾任北山市畜牧局局长,而他们的子女、女婿更是一个不落地身居要位——北山市海关关长、北山市旅游局局长、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武陵区副区长、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

    在深入调研后,一个被冯军旗称为“政治家族”的谱系表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

    比如,官位有“世袭”。张泰康及其女婿曾先后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氏家族的另一成员张得彬及其内弟高玉溪曾先后任中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比如,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比如,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更普遍的规则是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县的强势单位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垄断单位变成了政府机关,不变的是,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一位老县长曾这样比喻:“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瓜。”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县医院曾是中县最好的单位,被称为标准的“窝子兵”。有一次医院里的两个老医生打架,每一方的亲戚和关系户都上来帮忙,这场“单挑”最终变成了“百人大战”。“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按照最初的设想,关于中县干部的研究本可以截止在“关系”这一章,但在县政府早餐会上经历的一幕让冯军旗改变了主意。

    “大家整天都坐在火山口上,辞职算了。”早餐桌旁的县长抱怨着,把头转向常务副县长,“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一旁的冯军旗不动声色,但已决定继续研究中县官场上的“摘帽”之道。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冯军旗在论文中分析道:“这说明纪委办案有个问题区隔,有些问题是一定要查处的,有些问题则是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即使涉及一般也要规避。”

    规避之处不止于此。冯军旗曾经搞到一份2005年县计生委主任贾本声的受贿案交待书,贾在其中披露了一条自县计生委至省计生委的“上贡”通道。然而在中县纪委的最终落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利益输送不认定。

    “一边是党规党纪的日益完备,一边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冯军旗坦言,“这就意味着大家都处于‘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成了一门技术。”

    他很清楚,“纪检监察领域太复杂,我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冯军旗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有关部门能接纳他到市或者县一级的纪委挂职,进行反腐败研究。据他的观察,自1978年以来,纪检监察部门的官员作为治官之吏,对干部仕途的影响变得愈发举足轻重。冯军旗记得,一次聚会上,计生办主任端起酒杯专门敬坐在对面的纪委干部,“计生工作要搞好,和纪检部门搞好关系是必修课。”

    另一次,省纪委一个普通的处长来视察,县委书记亲自率人接待。“换了其他部门,就算是个副厅长,县委书记也不一定见。”毕竟,所有官员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哪些干部会成为纪委查处的目标。有人曾戏称,这是“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一位纪委领导告诉冯军旗,查处目标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但一个共同的前提是,领导不“保”或者无法“保”。

    在经济问题之外,日益被人们诟病的干部作风问题却成了纪委的冷门项目。事实上,在中县1950~1978年查处干部的档案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

    在调研中,有一件关于作风问题的糊涂案,让冯军旗印象深刻。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此案的一位证人对冯军旗抱怨道:“镇长竟然敢强奸人大主任,这把人大放在什么位置了?”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

    这让冯军旗想起已经退休的老父亲。年少时,做村支书的父亲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常事,有时为了帮村民挑粪要走上十几里路。而在如今的中县,一到晚上,村干部会回镇上的家,乡镇干部会回县城的家,而县领导则回北山市的家,“中县成了空城”。

    中县曾出过一任“官声不好”的县委书记。他离任后不久,民间便盛传其已去世。后来这位前书记特意回了中县一趟,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

    2009年春节前夕,冯军旗在县政府值班,连续4天县政府大门都被上访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官民之间的距离的确在变远,这和唯上不唯下的官员任免机制不无关系。”当地一位干部告诉他。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会影响这个县高歌猛进的发展。去年,一家五星级酒店刚刚完成盛大的奠基仪式。不远处的一座电影城也已经开张营业,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奥斯卡。

    冯军旗错过了这些盛况。2010年5月,由于导师临时组织同门论文交流研讨,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县的干部们辞行,便匆匆赶回北大。而按照这里的传统,送别挂职官员时,干部们通常要分列两排,让挂职者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回京后,冯军旗带着在中县完成的博士论文参加了毕业答辩。

    “作为中县干部曾经的一员,我确实应该唱一曲中县的赞歌,但歌功颂德不是学术研究,于现实无补,于改革无益。希望中县的干部们能理解我的研究。”冯军旗这样表示。在打印版的论文扉页上,只写着一句话:“献给中县干部。”

    此时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印着烫金大字的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实际上,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进入某省文化厅的机会,“如果是组织部,也许我就去了。”如今,冯军旗在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做一名助理研究员。他骑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上班,每当有黑色桑塔纳3000轿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时,他就会想起在中县的那些日子。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1-10-24 23:30:31 +0800 收件人: "陈 一文" <cheniwan@mx.cei.gov.cn>,  抄送: 标题: 杨晓陆传:关于反转基因会议议题的设想

关于反转基因会议议题的设想

杨芳洲

    一.关于大中小学食堂转基因食用油换油问题

    陈老师的设想:突出转基因食品的非法性(缺乏现有法律规定的能证明其安全的必备手续和文件),

    二.反转宣传的扩大及反转骨干的培养

    自九月总参一招反转会议之后,反转基因宣传有了较大改观。由原来每个周末一两个公园及周日景山的宣传活动结合反转志愿者平时的随机宣传,扩大为日常的宣传,不仅公园宣传继续坚持,而且扩展到地铁、大学、上访群众等较大数量的宣传。东城、西城、南城、北城,到处都有志愿者在宣传。宣传材料的消耗也快了几倍。

    但是目前宣传的扩大只是我们增加了宣传时间并提高了宣传效率,宣传骨干的数量仍未能有实质性较大增加。这对继续扩大我们的宣传规模显然是一个瓶颈。如何培养、扩大我们的宣传骨干?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三.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问题

    反转基因的实质就是反对被共济会掌控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和邪恶大资本以转基因、疫苗灭绝中华民族的生物战争。反转基因反卖国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们是为民族和人民生存而战!

    中国人民之所以如此弱势,乃至面临被互相勾结的内外敌人剥夺生存权之绝境,皆因一盘散沙,分裂内斗,未能凝聚成政治力量。只要人民群众在斗争中能真正形成超越思想信仰及左右之争的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就必将使中国人民争取生存权的斗争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反转基因必须走出左派的圈子,团结和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我们反转斗争成败的关键!

    小马提出一个具体落实反转爱国统一战线的想法,即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比如说老同志,形成老同志之间的反转爱国统一战线,不分左、中、右。比如说红二代,红二代也分左、中、右,应以反转基因反卖国为最高原则建立统一战线。比如说每个反转基因骨干……

   但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思想认识,都能将此问题看成最大的原则问题。其他问题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尽量扩大我们的社会基础——依靠爱国的人民,而非仅限于依靠左派。除在左派中扩大反转骨干外,还应尽力寻找非左派的反转力量,联合他们共同斗争。

    所以说,一些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很大分歧和争议,与反转基因反卖国这个主旋律无关的问题,如关于文革及江青的争论等等应降温,以突出反转基因反卖国的主题。寻求人民之间最大的共识,最大公约数。否则,人民群众永远团结不起来,永远是一盘散沙弱势群体,永远无力进行有效的政治斗争,我们就永远被剥削被压迫,并很快会被亡族灭种!

    转基因产业化问题必将把千千万万孤立的人民维权斗争拧聚为一个统一的民族生存维权运动,使分散的人民成为联合的人民,进而发展为一场彻底的政治革命。反转基因统一战线必将成为更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基础,进而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准备好必要的条件和力量!

    卢麒元有几句话说得好:中国没有左和右的问题,只有爱国和卖国的问题。只要是忠诚于祖国和人民,细节和形式并不重要。音差才需和,调异才需谐。…… 爱国者们需要气壮山河的大合唱!

    落实统一战线的难点: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思想是最正确的,都想以自己的思想为主去统一别人的思想。实际上越是要以自己的思想去统一别人,就越是事与愿违而与他人处于对立。而越是有包容之心就越是能统一协调各个方面。因此,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需要有包容天下,为人民阵营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共同政治纲领和思想纲领。

    关于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和思想纲领

    应以中华民族及人民利益为根本原则,而不以思想信仰为原则,结成最广泛的人民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不论是信马列的、信佛祖的、信上帝的、信真主的、信老子的、信孔子的、信法家的,信自由主义的,还是信其他什么主义或宗教的,还是什么都信一些兼收并蓄的,还是什么都不信的,认同此民族和人民利益原则,就是站在人民阵营一边;反之,则是人民之敌,或人民敌人的朋友。

    不刻意寻求以任何一种信仰或哲学凌驾于一切信仰和主义之上的统治地位,也不排斥任何一种思想自然而非强制性地被人们普遍接受成为主导思想。人民革命和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政策,以是否符合中华民族和人民利益为是非准则,而不以是否符合某种信仰、主义为是非准则。鼓励各种思想学术(买办汉奸卖国理论和腐朽堕落文化除外)和信仰的自由争鸣、百花齐放,真正实行信仰和学术自由。而对于清除了官僚买办势力和贪腐黑恶后国家治理和建设方面的分歧,应本着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原则,以人民内部的民主方式解决。

    四.其它问题

    组织问题(统一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财务有限范围公开(范围不宜大,财务属于核心机密)。

 

 

 


发件人:<zuoxinsiren@21cn.com>  2011-11-01 12:02:2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可用否?敬请指正!

大国崛起的逻辑与思维立场

天商咨询首席研究员  谷吾

2011年12月

    内容摘要:大国崛起成为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重要话题,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后的前三十年是中国经济的崛起,那么未来三十年则有可能是中国在政治上崛起的重要时期,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国际政治领域,一些学者完全秉持一种简单幼稚的非现实主义观念,这是作者所极力反对的。作者对陈志武教授在《金融与国家安全》对谈录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条分缕析,以期将有关大国崛起的思考引向更为深入、务实、理性的层面。

    最近,《经济观察报》刊发了乔良将军和陈志武教授的《金融与国家安全》对谈录,读罢全文,深感在处于大变革时代的当前中国,有必要对一些关涉国家利益和未来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中国的崛起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和建设性的对策。

    乔良将军和陈志武教授在对基本事实的认定上存在某些共识,但在对事实的解读上,却迥异。在对两位学者的观点进行分析之前,或许应该记住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三个常识:(1)尽量避免以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解读“事实”和历史;(2)用技术分析替代战略分析的倾向是危险的,甚至是错误的;(3)在辩论中,为了看清双方的观点,应该剔除掉那些花里胡哨的修辞手法。由此观之,便极容易发现陈志武教授在历史、战略和地缘政治甚至是金融知识上的局限性。

    (一)所谓“阴谋论”

     陈教授似乎认为自己的一套观念最为接近事实,代表着排除了“阴谋论”的真理,而乔良将军站在中国立场上的辩护,不但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还是一种不喜欢探究事物本质和原委的阴谋论。首先应该说明的是,阴谋论的本来含义是把一切没有事实支撑、无法解释的现象,都看作是某种密谋行为的结果。如果事实证明的确存在某种阴谋,那么揭穿这种阴谋便不是什么阴谋论。事实上,随着美国中情局和俄罗斯克格勃档案的解密以及各种内情的事后披露(例如《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经济杀手》等所披露的事实),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美国一直在执行某种长远的国家战略,而且不吝运用金融、经济、情报、军事、暗杀等各种手段来完成既定的战略目标。承认这些披露的事实跟阴谋论毫无关系,陈教授对这两种不同的现象未作任何区分。其次,陈教授似乎也无力区分阴谋和战略。从人类历史来看,可以说充满了阴谋,尤其是在政治和权力领域,违背道德和世俗伦理的计划和盘算就是阴谋,而战略则通常作为阴谋的对立面出现,如果陈教授认为不能大白于天下的所有计划都属于阴谋的话,那么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阴谋史。

     (二)自然秩序与世界主义情结

    对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更偏好于传播世界主义的普遍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还被用作摧毁后发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工具。在世界主义经济理论中,经济学家们不顾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不平等、不对称、不公平事实,宣扬通过个体的自由选择、公平交换和自由竞争来实现某种社会秩序,并且认为这种秩序是最合理的“自然”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失败者必须自己承担后果。这种理论把全球一体化当做既成事实,不承认国家是推动全球化的最重要力量,认为国家之间的边界(物理、文化、体制、制度等的边界)毫无意义,总之承认存在个人和普世利益,但不承认存在国家利益。陈教授认为金融市场基于交易双方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就是世界主义理论的衍生,那就是不承认国家金融利益的存在,把民族国家金融市场与并没有完全做到一体化的全球金融市场混为一谈,在民族国家界限内,国家成为契约的保护者、监督执行者,但认为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也存在所谓的契约与自由选择,则是无稽之谈。试问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印尼、韩国等国家遭受国际金融大鳄洗劫时,自由选择和契约从何而来?陈教授一再强调中国应该遵循所谓的世界性游戏规则,即便是不公平的、不对称的游戏规则,中国也应该遵循,陈教授似乎不太了解当今的世界秩序是如何演化而来的。陈教授的观点貌似客观,实际上却不自觉地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上,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际丛林法则的辩护者。

    (三)美国国际战略的转换——从公开的硬战争到隐蔽的软战争

    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意识到公开的硬战争的局限性,开始通过扶植代理人、金融突袭、经济情报战、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等更为隐蔽的方式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在这些软战争中,最为常见的形式就是金融战争,可以说用隐蔽的金融战替代投入地面部队进行军事干预的硬战争,不过是美国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因此陈教授纠缠于广义与狭义战争的概念区别,把美国的战略降格到阴谋的层次(尽管这些战略中确实掺杂了不少阴谋)、把金融战略降格到金融市场上的技术分析层次的辩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金融战争完全可以达到比硬战争更好的效果,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在古代兵法中属于“善之善战者”。我们不能不佩服美国实用主义的政治智慧和精妙高超的战略设计,但是陈教授显然误读了处境被动的中国所发出的“阴谋论”信号,“阴谋论”的实质是弱者向强者所主导的不透明国际旧秩序发出的愤懑、不满和抗议。陈教授甚至断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是这样陶醉在阴谋论中荒废了一个半世纪”,这完全是不尊重历史,是一种无知的妄断:自晚清以来,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无数先贤竭尽心智从各种主义、教育、实业、科技、制度、医学、军事、体育中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可歌可泣的奋斗史,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完全改变了当时以致今天的世界政治格局,使羸弱不堪的中华民族再次重塑自信,从而进入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虽然还存在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环境退化等各种问题,但不可否认,中国一直处在上升阶段,我不知道在哪一个阶段中国人抱持着陈教授所谓的“阴谋论”不放?中华民族素来深谙战略攻守之道,我认为中国现在的被动局面只是暂时的,是西方对中国实力不断增长的恐惧的结果,因为恐惧,因而用尽手段打压。把世界幻想成玫瑰色,以一种近乎天真的态度看待国际金融与政治,并不能对促进中国金融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现代化有所助益。陈教授的一套自由主义说教对于大国崛起不仅毫无帮助,还有可能成为瓦解国家金融高边疆的工具。

    (四)关于开放、市场化、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

    陈教授似乎认为人民币没有国际化是因为资本账户不开放、人民币债券与股票市场对外国投资者不开放、本国人民币投资市场不发达、利率和汇率没有市场化等,但严格来说,开放、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都只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手段,能否获得预期效果,仍然在未知之数。从经济史上看,民族国家经济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之中,必然会经历一个保护主义的内向发展阶段(并非闭关锁国或无所作为的保护主义),只有当一国经济强大到能够参与国际竞争时,才能成功转向更为自由化的、开放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众多历史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过早开放资本账户、实施利率和汇率自由化政策,其结果必然是接踵而至的金融经济危机,直到现在,仍然只有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少数货币扮演着国际货币的角色。

    对于美国用债务链条绑架新兴市场国家的行为,陈教授认为不过是正常的生意场上的交易,甚至认为中国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除了购买美国国债之外别无选择,且不论在这些外汇储备中,中国所拥有的权益规模并不大,外汇储备的积存还具有其他战略意义,外汇储备可用于购买外国企业的股权、战略资源、大宗商品以及农田等,不能因为遭受国际社会打压,就自动放弃“走出去”战略,陈教授对于诸多战略问题的账房先生式逻辑实际上是不太可取的。此外,陈先生还赤裸裸地为美国政府信用违约辩护,还把发债方违约看做是契约规定的权利,这不只是无知,简直是赖皮了。美国在国际货币事务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信用违约”发生于1971年8月15日,美国事先未与任何国家协商,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这种单边主义的行动违背了美国自己所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美国副财长沃尔克感慨道:“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任何霸权国家都会变成残酷的暴君,或者脑满肠肥的寄生虫”,试问陈先生不公平的世界游戏规则到底是用来约束谁的?为何连美国人都承认的事实,陈教授却极力掩饰并为之辩护呢?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开放本身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比如放开国内市场、对外资敞开等,但这个故事的另一面是国内知名品牌的消失、中国自主创新的动力消失、外资企业对多个产业领域的主导控制等。中国的开放程度远高于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外资企业在中国攻城略地,而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华为收购美国三叶公司、海尔收购美国家电企业Maytag洗衣机公司、联想收购IBM计算机事业部等纯粹的商业行为,却横遭美国国会阻挠以致收购失败,美国在国际经济与政治领域一向采用双重标准,这种不对等开放难道陈教授真的是一无所知吗?陈教授崇奉自由市场的有效性和正义性,并且认为金融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也是一种粗糙而无根据的断言:自由市场的缺陷早已为人所熟知,自由市场不仅对国民经济会产生破坏性作用,例如污染、两极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错误激励等,在存在等级秩序的国际经济领域,还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被毁灭、民族产业被摧毁、两极分化、贫困等问题,这种挟金融资本和强势利益集团之私利、疯狂推动金融经济全球化的举动实在是既非必然、也非必要,别忘了,与陈教授所谓的金融全球化一直相伴随的是高涨的反全球化运动。

    (五)历史与常识

    在解释日本1990年代以后停滞的20年时,陈教授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制造业的兴起,这简直是历史的无知。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层次太低,根本不足以对日本构成致命挑战,否则中国根本不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本次日本大地震及核泄漏事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可以看出中国对日本关键零部件、机械设备和高附加值产品的供应依赖,两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何种位置一目了然。日本的“停滞”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老龄化等),日本摆脱对制造业的依赖、实施金融自由化能够使日本走出停滞,不过是陈教授的一种无根据的猜想,更何况没有先进制造业支撑的金融业极容易陷入投机性交易的狂潮之中,金融业的膨胀最终也会以泡沫崩破的结局收场。

    陈教授为了证明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今世界秩序的合理性,不惜用一套现代概念重新解读历史,把无数殖民地居民所经历的血泪、苦难与屠杀全部归零,将大英帝国主导下的暴力殖民秩序美化为发展投资和贸易、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和谐”图景,说实话,看到这里,我的脑海里一再出现日本侵略中国时所打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标语。陈教授还辩称英国是为了贸易,不是为了掠夺资源,看来陈先生完全不理解殖民秩序下贸易的真正含义,也对随东印度贸易公司而行的、配备武器的军队视而不见。英国在通过外交手段迫使中国开放门户未果的情形下,就开始动用炮舰政策,强行输入鸦片,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中国的银本位体制顷刻瓦解,为全球金本位制的施行扫除了障碍。贸易实际上是一种搞垮殖民地原有工业、使殖民地依附于宗主国经济的战略工具,英国也曾多次把法国、德国和美国当做自由贸易的试验场,这就是陈教授所谓的“英国帝国体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源掠夺型体系”,陈教授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性,随意涂抹历史事实,其解读历史的功力着实让人大开眼界。

    既然不存在世界性政府,世界各国都是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那么美国所致力于维系的体系,其功用首先在于满足自身的最大化利益,如果说这个体系同时带动了其他国家的发展,那么这也只是一种溢出的、意外的结果。实际上当今世界秩序之所以相对于旧殖民秩序更为“文明”,最主要的一点不在于美国相对于英帝国的统治方式更为“文明”,而在于反殖民运动的兴起葬送了旧殖民主义秩序,第三世界作为重要政治力量崛起、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日本和欧盟的先后崛起等都使得美国必须在新的形势下发展出新的方式维系脆弱的体系平衡,正是由于各大实力集团均拥有毁灭对方的战略能力,才支撑着这样一种相对“文明”的体系不断向前演进。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并没有带来经济上的独立,“新殖民主义”者们用尽手段让发展中国家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供应国。因此,陈教授对世界秩序的“玫瑰色”想象和解读实在让人不敢苟同。

    (六)地缘政治

    陈教授希望中国人能“将心比心”,既然“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没有受到西方的限制和打压”,不要总以为西方社会在阻碍和遏制中国崛起。正如乔良将军所反驳的,西方的怀疑和限制并不是针对种族,而是针对中国快速发展和巨量的产能,实际上,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从未脱离过对世界有限资源的掌控,西方之所以遏制中国,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吞吐大量的资源,而且中国的崛起将会打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平衡。2001年以后,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启动新一轮重化工业化进程,对巨量资源的吸纳和吞吐已经逐渐威胁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资源版图,中国在美国的地缘政治罅隙中(中东、中亚、拉美、非洲等)寻求资源(尤其是石油)的稳定供给,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减弱,最终会威胁到美国所认定的最佳地缘政治平衡,美国希望中国发展,但是却不希望中国走出国界,将其利益扩展到全球。实际上,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使得中国必须发展出保障海外利益的军事能力,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此外,中国的发展模式与美国所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民主、小政府等)不兼容,美国历届政府尤其是布什政府将共产主义体制定性为一种注定要消失的体制,而美国有责任推动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显然,陈教授对地缘政治和美国国际战略的复杂性缺乏深刻理解。

    陈教授靠自我幻象的逻辑将碎片般的“历史事实”缀连起来,试图用现代观念和概念去解读历史,这明显是一种历史的错位。在这方面,陈教授与国内一些学者的做法高度一致,他们甚至认为古代中国政府的盐铁专营政策导致了垄断和腐败、洋务运动中采取官商合营或官督商办的方式办企业导致中国民族产业无法成长壮大,用来反对政府干预,论证“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合法性。这种不尊重历史事实、忽视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做法,实在无助于改进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大国的崛起本身必然会打破既有的地缘政治均势,而美国在崛起阶段也遭受英国的多次打压,有关分裂肢解美国、美国威胁论、邪恶轴心论的声音也曾响彻当时的国际社会,但美国没有被吓倒。在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这样重大的课题面前,貌似客观公允却不尊重历史、缺乏应有立场的争论,我看还是越少越好吧。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0-24 23:23:4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视野与价值的流失——从港大亚洲研究中心消失谈起 

视野与价值的流失

——从港大亚洲研究中心消失谈起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asiaeditor

    全球经济形势自去年金融海啸发生后愈趋险峻,香港特区政府特别提出六大产业作为未来努力的方向,其中之一为教育服务业。香港因为制度、人才、文化环境与地理位置等条件,实在具有良好基础,发展为教育服务业的枢纽,成为连结中国与国际之间的平台。

    近几年来,香港各大学在世界的排名进前,也加强了香港朝此方向发展的信心。然而,遗憾的是,作为领航者的香港大学由于短视,似乎正在背离这个发展轨道。

    就在全球各地区仍然争相设立亚洲相关研究机构之际,香港大学反其道而行,一个有四十二年历史之久,而且肩负国际声名的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悄悄地在香港大学的组织架构里消失了。

    吴作栋具先见之明

    虽然一个是国家,一个是城市,新加坡与香港的发展却经常被拿来互相比较。且不论主权,在政策自主性与远见方面,两者的格局与气势已见分明。若以一九九七年做为分界点,新加坡政府的确显得高瞻远瞩。一个当时人口约二百万的国家已认知中国高度经济发展之后,可能带给世界与亚洲情势的冲击不同于以往,因此,在新加坡大学特别设立一个独立研究机构—东亚研究所,专门针对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为了这研究所,时任总理的吴作栋还亲自率队,不仅从香港大量购买相关资料与书籍,更迅速聘请了刚从香港大学校长一职退休的王赓武教授领导此机构。他们是以这样的魄力与积极态度,展开对中国与亚洲全面的重新认识。

    香港原本不乏有识之士。一九六七年,是香港历史在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上的分水岭。当年暴动之后,香港的工业活动与人口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成长时期。这一年的十一月,景复朗教授(Frank H.H. King)相当具有远见地在香港大学创立亚洲研究中心。

    景复朗过人的承先视野使他投入对汇丰银行的一系列研究,该计划项目开始吸引国际学者的注目,留意香港独特的历史位置,比如日本著名历史学者滨下武志首度访港,其目的即在参与该项计划,一种以香港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现代性的观点从此开展。亚洲研究中心,其存在的前瞻性和与时俱进的价值即表现于此。

    往后数十年,香港取得了骄人的发展成就,而亚洲研究中心不仅见证和观察着这段历程,更成为研究香港、中国与亚洲的一个重要场所和交流平台。在陈坤耀、单周尧、冼玉仪、黄绍伦等教授先后的领导下,亚洲研究中心持续关注中国之外,并拓展东亚、中国与印度关系方面的研究计划。与此同时,并不忘记本土研究,一系列有关香港认同、口述历史、社会与经济等丛书从一九九○年代以来陆续出版。

    且不论中心自身累积的辉煌研究成果,在学术训练方面,中心善尽职责培育出许多以亚洲为研究核心的优秀人才。此外,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杰出学者前来交流;亚洲研究中心与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紧密合作,为政府政策研究提供参考意见;更特别的是,香港并无外交需要,亚洲研究中心却与在港各国领事馆长期来往,经常举办相关会议,促进亚洲各区域之间的讯息流通与文化认识,在香港对外关系方面不无贡献。

   但亚洲研究中心近几年的际遇,令人不禁纳闷:大学是否不容纳历史悠久的研究单位?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只能猜测,香港大学高层是为了实行所谓的协同管治效率,进行系所整并。原先直接向高层理事会(management of Senate)负责的亚洲研究中心,遵循高层决策,在二○○六年从独立研究单位被合并进社会科学院。遗憾的是,在这架构下自主性未受充分尊重。

    吸引各国学者的平台

    二○○九年,又在高层强力主导之下,中心的计划项目转移到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这回叫人忧心的是,有四十二年历史长的「亚洲研究中心」在大学组织架构下正式解散。尽管短暂期间内,我们还是可以看见「亚洲研究中心」附属于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的字样,但是在新任所长一上任后,这个老字号是可以随时删除的。

    更关键的是,亚洲研究中心一直扮演网络集线器的角色,吸引来自世界八方的学者以香港为基点,展开对于亚洲的研究。老机构、老字号,港大高层丝毫不在意,然而若从无形资产与网络的角度来看,如同电脑重要零组件介面卡一样,没有了这个平台,网络效应将无以发挥。显而易见,香港大学并不重视学术和知识累积的传承。

    与新加坡比较,一个人口达七百万规模的城市,香港没有必要培养一个独立自主的研究机构吗?新加坡的生存环境令领导者知道远见与判断力的重要性,反思香港,难道香港只想训练出「我会做好呢份工」的人才吗?或是香港不需要基础研究,一切只要「拿来主义」即能满足香港的发展需要?如此一来,香港的未来只能交由别人来定位了。

    香港,是认识中国的好介面,也是接驳世界的快捷车。世界一流的大学莫不珍惜那些拥有特殊历史意义的研究中心,并以它们的持续发展为学校的独特识别标志。

    近来,香港大学凭借期刊论文数量在排名方面快速窜前,但是仔细深究,香港大学的独特风格究竟为何呢?眼见堂堂港大高层以管理理性化之名,将前人辛苦建立的基础掏空,草率对待一个蕴含历史价值、国际知名与具开拓性的亚洲研究中心,不禁令人对这些排名的意义感到荒谬,且对香港本身的价值与视野的流失感到焦急和惋惜。

 

 

 



发件人: "郭海强" <wu-ya-guan@163.com>  2011-11-10 17:23:05 +0800 收件人: "大军智库"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有关伊朗核问题

    在当前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之际,美英以三国再度对伊朗发出动武威胁,此举显然昭示了美国金融寡头及军工利益集团彻底打击欧元、冲击金融稳定、破坏全球秩序,以达到洗劫世界各国财富、驱赶游资回流美国、修复美元霸权地位的险恶图谋。笔者为各位读者了解伊核问题提供一点帮助。

伊核战略博弈:中国的务虚与务实作为

郭海强

    自伊朗方面强硬突破“8·31”大限、明确拒绝中止铀浓缩活动后,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各方“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温和的“平静反应”,伊核问题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缓和的阶段。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场可能关乎人类命运走向的重大地缘战略博弈决不可能就此不了了之,有关各方显然已经认识到伊核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而在加紧谋划应对下一轮斗争的各种策略和方案。笔者认为,在当前波谲云诡的中东局势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就中国国家利益而言,伊核问题已不仅仅只是另一个“朝核问题”,而应该将之提升至与台湾问题同一战略级别来加以筹谋和应对。

     伊朗的重大战略意义

    当前,美国为了长久确保其单极世界霸权地位,正致力于建立一个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而这个“新帝国战略”的三大主要任务就是反恐战争、大中东民主计划以及亚太战略部署调整。因此,位居欧亚大陆战略要冲、蕴藏丰富油气能源的伊朗自然成为美国志在必得的战略目标。

    对于中国而言,若美国在插手中亚、控制阿富汗及伊拉克之后再拿下伊朗,则不仅意味着美军从此可以在中东地区横行无忌,更彻底阻断了中国与中东之间的陆上通道;更为恶劣的是,美国在打通从波斯湾至中亚的战略通道后,下一步必然加强控制中亚诸国,利用各种政治及经济手段分化、瓦解上合组织,并转而鼓动、支持各种“疆独”分离势力渗透我国西北地区,大搞分裂中国的各种政治及恐怖暴乱活动。届时,我国的西部安全环境必将遭受严重冲击。

     同时,伊朗是中国在西亚北非地区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04年10月,中伊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亚达瓦兰油田开发备忘录,中石化公司参与开发已探明原油储量超过300亿桶的亚达瓦兰油田,中石化在这个项目中所占权益达到51%。另根据协议,中国将在未来25年内每年从伊朗购买1千万吨液化天然气,总价值达1000亿美元。2005年,中伊双边贸易额达100.84亿美元,其中我出口32.97亿美元,进口67.87亿美元。目前,中伊两国的经贸合作项目已经遍布伊朗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包括交通、能源、电力、通讯、化工、冶金、建筑、水利、造船、汽车、劳务、农林渔业等诸多领域。由此可见,如果美国入侵伊朗得逞,中国的经贸利益尤其是油气能源进口势必遭到难以承受的重大损失。

     伊核问题的重大影响

    除了上述的战略危机及经贸危害之外,伊核问题还牵涉到更为重大的全球核扩散问题和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文明冲突”。如果伊朗研制核武成功,必然刺激以色列公开装备核武,中东地区的战略平衡与稳定就会被打破,进而促使其他的阿拉伯大国如埃及、沙特等亦将积极研制核武以求自保。如此连锁反应之下,其他的地区大国可能也会跟进,引发全球性的核军备竞赛,国际防止核不扩散体系就会崩解,其政治后果不堪设想。

    另一方面,伊朗是一个人口众多的伊斯兰大国,又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什叶派神权国家,一旦遭到美国的无端侵略,拥有广泛穆斯林民意支持的内贾德政府必然会号召全世界的伊斯兰教徒对美国发动“圣战”。届时,伊斯兰教徒与西方国家民众之间平时已存在的宗教及经济矛盾将会严重激化,可能演变为大规模的社会群体冲突,对各种正常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全球经贸造成严重冲击。

     上述两个全球性的问题,都会对中国实施“和平发展”所必需的外部环境造成重大冲击和破坏。因此,对于中国而言,伊核问题以及伊朗的国家安全已经超越地区层面,上升为一个关乎人类命运及世界和平的全球性战略问题;中国必须从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将伊核问题纳入全球战略视野,予以认真思考和积极应对。

    中国应对伊核的策略

    中国背倚亚洲内陆,面朝太平洋,拥有得天独厚的、陆海兼备的地理优势,同时也在亚太地缘格局中处于中心地位。历史上,西汉张骞“凿空西域”的壮举以及后来“丝绸之路”的开拓,开创了我国与中亚、中东以至欧洲地区的历史联系,对于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今天,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的丕变以及911后中东、中亚地区的地缘战略角力,不断地冲击着我国的战略空间,同时也在严重地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而此时出现的伊核问题,却正好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以扭转以往被动劣势的地缘战略平台。

    在政治层面,中国首先应该在安理会上明确坚持“核不扩散原则”,联同俄罗斯和欧盟积极游说伊朗放弃开发核武的企图,同时亦明确给予伊朗保障其国家安全的政治承诺。此外,中国应该大力提倡“和谐世界”理念,呼吁各国政府及民众放弃因宗教意识形态的差异所产生的对抗心态,呼吁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之间积极进行多边对话和交流,以增加了解和消除误会,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多元文明的共存。

    在战略层面,应对伊核问题,中国不能仅停留在关注石油能源进口的水平,而应该深刻认识其中所涵括的战略意义及其重大价值,并将之提升至与台湾问题同一战略级别来加以筹谋和应对。当然,台湾问题必须“明争”,伊核问题则应该“暗保”。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不仅具有“统一祖国”的核心意义,她还是大陆打开太平洋门户的战略钥匙,是中国实现“东向战略”的主要基础和必备条件。大陆西端的伊朗则是中国实现“西进战略”的踏脚石和桥头堡,也是阻挡美军以及北约兵锋的战略盾牌。因此,台湾和伊朗是中国扩展战略空间保障国家安全的、不容有失的两个重要战略支点。

    所谓“暗保”,是指中国应该化用“围魏救赵”的策略应对伊核问题。由于俄罗斯与欧盟在伊朗同样拥有巨大经济利益,加上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促使俄、欧两方均不愿跟从美国制裁伊朗。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俄罗斯更要尽力维护伊朗。因此,中国在安理会以及有关国际多边谈判上不必出头,在与俄、欧进行良好沟通和协调的前提下,可以推由俄罗斯带头提出有关议案,中国则随后支持。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动用各种政治及战略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瞄准美国利益发动各种或明或暗的外交攻势,力求拖住美国的手脚使其忙于四处“救火”而无余暇顾及入侵伊朗。正如毛主席在辽沈战役前期所说的,“关外的文章要从关内做起”。

    在军事层面,中国必须大力加强自身的军事防卫力量,尤其是海基和空基的核打击力量。力争在短期内实现两艘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战备值班巡航,保持24小时不间断的全球核威慑。同时,可以考虑大力帮助伊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加强常规防御力量;此外,也应该加强与南美各国的军事交流,或者通过间接途径与古巴等国开展军事合作。同时,中国陆军应该将战略防御重心向西北地区转移,兰州军区的主力集团军应该前出至新疆叶城、喀什、阿克苏一带驻防。

    在区域合作层面,中国应该大力发挥上合组织的战略作用,将伊朗正式纳入“上合”框架之内。2006年6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全面深化同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长期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重要平台,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9月8日,五个中亚国家于哈萨克斯坦签署条约设立“中亚无核区”,宣示不生产、购买或部署核武器(保留和平利用核能权利)。如果伊朗从目前的观察员转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不仅意味着伊朗获得中俄两国的保护,还会因此加入“无核区”,杜绝美国对伊朗制裁或动武的借口。

    另一方面,新疆自治区应该考虑将喀什市打造成一个面向中亚、南亚地区的国际贸易、生产和物流基地;中央政府也应考虑逐步扩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加强其“屯垦戍边”的战略作用,使之成为保障西北地区安全稳定的强大力量。此外,从乌鲁木齐经阿拉山口出境的亚欧铁路南行线,途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国直抵里海边,却未能与伊朗境内的铁路相连。如果有关部门能够促成打通伊朗马什哈德(奇瑞已在此设厂)与土库曼首都阿什哈巴德之间的铁路(仅一百公里之遥),中国与伊朗之间就能开通跨国铁路运输,将会对两国以及中亚地区的经贸发展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结 语

    要而言之,正如台湾不仅是一个孤立的“统一”问题,伊核以及伊朗同样不仅是一个孤立的能源贸易问题。中国必须将这两者在国家安全及战略发展层面上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承托中国长远发展的东西两翼,并围绕这两个支点大作战略文章,藉此调整中国现行的安全理念及发展结构(决不能再重蹈‘开门揖盗’的覆辙)。事实上,这东西两翼完全可以互相呼应,作出战略互动,充分发挥中国陆海兼备的地理优势,破解美国遏制中国的图谋。在当前国际战略格局之中,只有牢牢掌握这两个战略支点,中国的国家安全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和平发展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0-24 22:59:48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基辛格《论中国》对印度的启示-华尔街日报

基辛格《论中国》对印度的启示

华尔街日报

    新书《论中国》(On China)中,亨利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试图描绘出一条串起中国政治史的漫长线索。书中从远古时代没有源头的中华文明写起,一直写到迅速崛起成为二十一世纪超级大国的当代中国。从这位过去40年中一直在密切观察中国的外交官那里,印度能否获得对中国这个邻邦更多的了解呢?

  1962年中印战争

  这本书的序言以毛泽东及其高级将领们在1962年10月中印战争开始前夜的对话开篇。有关这场边境战争的内容是基辛格这本书中唯一直接提到印度的部分,相关内容对事件的前前后后进行了详尽描述。在书中其他章节,印度极少被提及。这或许恰好是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邻居历来就交往不深这一事实的准确反映,抑或是反映出基辛格对于现今中国官方有关印度对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无足轻重这一看法的认同。

  不过,基辛格关于这场边境冲突因何爆发的讲述本身就很有趣,因他的说法与印度将自己描述为受欺负方的主流观点大相径庭。

  这位原美国国务卿在书中把读者的视线拉回到1912年到1914年召开的西姆拉(Simla)会议,这一会议由英国策划并召集,有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参加,旨在解决这三方间的边境问题。当时参会的中国政府代表以国内状况不佳为由只草签了会上所达成有关“麦克马洪线”( McMahon line)的协议,并未正式签署相关文件,从而为边境争端埋下祸根。数十年过去了,按基辛格的说法,到二十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在完成对西藏的实际控制后,中国总理周恩来主动向印度提出,中国接受印度在中印东段边界的控制区(阿鲁纳恰尔邦),从而换取印度承认中国对于中印西段边界阿克赛钦地区 (Aksai Chin)的所有权。印度总理尼赫鲁(Nehru)拒绝了这一建议。

  之后不久,印度在边境问题上开始推行“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印度军队被要求在远远越出印度实际控制区、接近印度划定的国际边界线的地方进行巡逻,巡逻队不断向中国军队控制区推进。不过,当时毛泽东仍在努力避免军事冲突,他要求中方军队采取克制策略。中方克制的回应反而壮了印度的胆子,使其继而将巡逻哨卡修到了中方军队控制区。毛泽东认为此举已让他无路可退,只有突然发动袭击迫使印度回到谈判桌旁,而且主动出击还有可能使得中国在一个庞大邻邦面前获得心理优势,这对中国来说十分有用。基辛格援引毛泽东的话说,“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在1962年10月发动进攻,军事行动仅持续了几天,但印度已经是一败涂地。达到目的后,中国军队退回开战前的驻扎地,没有占据任何新领土。

  基辛格在参考了大量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历史资料后写下的这段历史,与印方关于中国是有预谋地发动侵略的说法背道而驰。他的描述也不同于美国当时驻印度大使约翰?加尔布雷思(Galbraith,John Kenneth)的观点,即那场战争纯属意外。(约翰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好友,1962年他在新德里,在事件发生时扮演了关键角色。)
  
  相反,1962年的这场战争似乎是双方刻意选择后的结果:尼赫鲁试图在边境测试他的战略空间,全然没有考虑中国可能的反应和后果;而中国显然希望通过这场边境战争向印度表明自己的“红线”。毛泽东和尼赫鲁之间观念的冲突也体现在他们各自对于历史的诠释中。在尼赫鲁的历史观中,中国和印度在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从未曾交战过,因此这两个邻邦间不可能会爆发战争。而另一方面,根据基辛格的记述,毛泽东对他的指挥官说,在1962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实际上打过一场半战役:第一次是在1,300年前,当时唐朝派兵帮助印度一个王国抵御外敌,另外半场是指蒙古统治者铁木真进兵印度大败印军。毛泽东解释说,由于当时中国和蒙古同属一个政权,因此那次“中印战争”算半场。

  中国与世界

  不过即便印度在基辛格的新书中所占篇幅极少,这本书对于印度而言仍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透过一位密切观察者的眼睛来了解中国的机会。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成功之路,以及它对其邻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可能采取的态度。
  
  在这本书中,基辛格描绘出一个在其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始终坚信其独特性的中国,不过这是中国版的独特主义(exceptionalism),与美国的不同。对于美国而言,自从十九世纪早期法国政治家亚历克斯?托尔维克(Alexis de Tocqueville)首次提出美国独特主义的说法后,美国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观念便一直影响着美国对于其在全球所扮演角色的看法。基辛格认为,中国的独特主义根植于古代中国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的看法。那时中国自认为是中央之国,其他国家不过是其附庸。在中国人眼中,万国来朝,外夷番邦前来学习中国文化并进贡以表达敬意,是顺从天意的自然法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尽管不是所有的王臣都知道这一点)。
  
  然而,中国版的独特主义与美国的迥然不同,特别是在其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根据儒家思想,这个国家拥有一套既适用于天下又经久不衰的普世价值观,不过其认为没有必要将这套价值观传播到番邦。按照基辛格的解释,中国向外邦不输出其思想,而是让别人自己来寻求。这个大国认为试图跋山涉水去影响那些地处偏远命运不济的外邦是不切实际的。

  对于那些来自遥远“蛮夷之邦”的人,比如他们知之甚少的欧洲人,中国人会敬而远之。中国相信自己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不过也认为,没有什么新世界需要征服,没有什么远在海那边的人需要救赎,中国便是福地,而中国人已然在此。不过基辛格没有回答那个让印度和世界其他大国牵挂的问题:中国在未来数十年中会以何种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仍是无意于征服新世界,还是会为了满足自身长年的安全和资源需要,而向邻邦和遥远国度挥舞其日显强壮的拳头?是会按照国际秩序行事,还是会如有人指责的那样纵容本国企业不顾禁令向利比亚的卡扎菲(Gadhafi)出售武器?
  
  书中另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是基辛格对于中国处理国际关系方式的深切敬佩。基辛格自己就是一位受人敬仰的思想家,而他显然被中国的战略智慧所折服。在他的描述中,中国一直以长远眼光看待历史,遇事三思而行,而在对手面前会坚持寻找相对优势──通常是在这类优势难以察觉且敌对者尚未意识到与中国之间存在对抗之时。此外,基辛格概括出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在战略方面存在什么样的根本性差异。
  
  基辛格在书中写道,动荡更迭的历史让中国的决策者们懂得,并非每个问题都有解决方式,因此鲜有哪位中国的政治家会破釜沉舟、为一场要么全胜要么完败的冲突冒险一搏;将多年的运作通盘考虑更接近他们的风格。西方的传统崇尚决斗,并将胜者视为英雄,然而中国人注重以巧妙的方式、间接地解决问题,耐心的积累相对优势。

  西方人将历史视为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这中间人类在一次又一次与邪恶和落后力量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与此大相径庭,中国强调在衰败和复兴间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过程。

  基辛格用围棋和国际象棋作对比,来阐述中西方之间处事方式的差异。“如果说国际象棋是讲究一举定胜负的战斗,围棋则是一场旷日持久战役。”读至此读者难免会想,印度处理外交政策的方式是否可以用它自己发明的一项运动──卡巴迪来作比:勇敢地突袭、间或会有大胆的出击,通常都会紧接着气喘吁吁的回撤。

  基辛格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故事,通过这些故事展现出中国当权者高超的治国术:以夷制夷,擅唱空城计,以不存在的力量示人,掩藏自己确实存在的弱点,而且通常会为一个尽在把握的未来而花时间耐心等待。在1962年中印战争开始前几天,中国要求其驻华沙大使会见美国外交人员,对子虚乌有的“台湾准备登陆大陆”事件进行了解。
  
  当时的美国外交人员并不理解,中国实际上是在试探美国是否会试图利用这场中印边境战争来胁迫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因此倍感疑惑的美国外交人员实际上做出了让中国宽慰的表示,承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冲突不会导致任何别的战略行动。1958年,中国邀请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rushchev)出访北京,几周后便在台湾海峡挑起了一场危机。美国误认为中国在台湾海峡的行动“不仅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而且是在苏联的指使下进行的。”在基辛格的描述中,通常中国在与对手进行较量时,心理战的运用不少于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拼杀。

  印度能学到些什么?

  这对印度来说是重要的一课:意识到它北面的这位邻居经常会放长线钓大鱼,而且无论同盟者还是敌对方,中国都会对其使用心理战,这是中国处理外交关系的关键工具。因此,当中国向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居民发放非常规签证(此举被视为是对克什米尔归属权的质疑)时,这很可能是中国的精心策划之举,旨在挑起印度的不安感。这在印度掀起的轩然大波恰是中国希望得到的结果。2009年中国反对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为阿鲁纳恰尔邦一个项目提供资金(此举被视为是对阿鲁纳恰尔邦归属印度的质疑),看待此事,应该也依照这种思维模式。对中国来说,这是举手之劳,却能让印度胆战不安。

  有一种说法称,印度对中国过于关注了,而中国几乎没有注意到印度的存在。《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最近刚刚又提到过这个说法。它在当下或许是个精准的描述。此时此刻,中国对于印度和全世界来说,要比印度对中国和全世界要更为重要。不过以其自己的历史为鉴,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几十年、乃至几年的时间里,就有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而政治和经济的演变已经让这两个国家成为了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无论是发展海军、还是在印度洋开发港口,或是支持巴基斯坦对待极端主义的方式,中国这些举动都是为了使它在与印度的对抗中,能有更多选择空间,以备不时之需。若基辛格所言不谬,迂回战术一向为中国所擅长。

  按照基辛格的描述,中国不会主动出击寻找敌人或是发起战争,不过这个国家永远都会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对手和对抗做好准备。

  理解中国的处事方式并据此制定对策,从过去常常的被动回应逐步转向主动设计两国关系的发展路径,这对印度而言才是明智之举。当然,偶然用用心理战也有帮助,不过2010年在印度政界流传的有关向在西藏工作过的中国政府官员签发非常规签证的主意可显得太缺乏想象力了!印度需要向中国学的,是基辛格书中引用的一些来自古代中国的智慧──力量弱小一方只有在确保力量强大一方打败它的代价超出其承受极限时,它选择与力量强大对手针锋相对才是安全的。对于中国任何损害印度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政策,印度应该做的是增加中国为这些政策所付出的代价。印度同样也应该开始增加手中的砝码,以防未来两国交恶。
  
  此外,基辛格书中还有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值得印度学习,这其中有不少是值得羡艳的内容。在评论中国经济的相对成功时,总有一种天真的说法被提及:中国政府的独裁统治帮助其经济迅速发展,而相比之下,印度乱哄哄的民主政治显然阻碍了改革进程。书中描述的真实情形是,几百年来,中国在接近权力中心的地方总有一些人将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中国一直幸运地得到了这些人的庇护。
  
  从帝王时代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能弥补帝王愚蠢通病的官员;到十九世纪甘冒生命风险来保护国家不被欧洲列强欺负的中国外交官,中国似乎总能在合适的时机涌现出胸怀历史大局、笃信中国文化、维护整体利益的人。甚至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周恩来这样一位人物,他缓和了毛泽东一系列政策造成的冲击,使中国避免了垮掉的命运。
  
  还有一点引人注意的是,中国在近三十年中对于发展经济孜孜以求的关注。自毛以来,中国领导人如何放弃意识形态诉求、坚持务实改革的故事一再被讲述。这一改革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那种遍地人民公社、经济增长停滞和人们衣着单调的模样,成为到处是熙攘热闹都市的国家。但改革后的中国也陷入了一种两难处境:一方面经济在高速增长,但它又不时受到通货膨胀的威胁。此外,当今中国还常被西方民主国家视为抵抗全球衰退的防火 。

  尽管改革使中国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在改革进程的每个关键环节,中国都曾面临脱离改革轨道的风险,这其中的故事就不那么广为人知了。基辛格列举了一个有力的例子:1992年初,当时 87岁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从幕后走出来帮助江泽民清除了来自共产党内的对于经济改革的抵触。尽管当时邓小平已没有政府头衔,但他利用一次南巡掀起了一场对于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支持运动。历史又在重演,关键时刻促使转机发生的,是那些坚信自己的选择并愿意追逐国家长久利益的杰出人士。这段历史的确与印度的历史截然相反。即便是在被欧洲强大的军事力量所震慑之时,中国也在机智官员的保全下避免了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命运。印度的政治史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印度当代史上反倒常常出现原本的有识之士没能为他们的信仰和追求挺身而出的事情,印度当代史上也未出现过既能深思熟虑、又有战斗精神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先锋。

  外交生涯的最后一幕
  
  基辛格在这本书中尽力避免的内容以及悬而未答的问题也值得关注。他对于毛泽东的看法很温和,有时近乎谄媚。他不只不去揭露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过分做法,还试图用一套近乎病态的国家发展哲学来解释毛的举动。天安门事件在他笔下不是一次令人发指的暴行,而是中美外交关系中的一个小插曲,而这个断档在他本人亲自帮助下得以修复。中国对于持异见者大规模的镇压在他宏大的国际关系讲述中无足轻重。尽管他的笔触在历史的长空画了一道长弧,但他仍没有找到解释中国近年来种种行为的理由,比如中国经济上的重商主义,以及它在南海问题上所采取的强硬姿态。

  书中也看不出基辛格本人是否认为中国崛起真的会以和平方式进行。他小心翼翼地写出了这本书,按照中国可能希望看到的样子对中国进行了一番描述。而且,通过很多方式,这本书都在恳求中国保持书中所描绘的形象:依旧是一个必要时会同他以及美国握手言欢的国家。

  因此,《论中国》大概算是基辛格最后的外交之举,这次外交行动是用一本描述了当今全球最具影响力国家的书来完成的。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24 15:40:38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七十岁生日会

戴晴的七十岁生日

亚洲周刊 江迅

    【戴晴小档案】 1941年8月生于重庆,其父傅大庆1945年遭日本宪兵队秘密杀害。小学中学时代由叶剑英收养。1960年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1966年至82年,在国防及公安研究、派遣机关任职。1979年开始写作,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2年至89年任《光明日报》记者。1989年起公开对三峡工程提出异议。「六四」后,于7月14日遭当局逮捕,关押秦城监狱,次年5月14日获释。作品有《王实味与百合花》、《梁漱溟与毛泽东》、《长江长江》等。

     自由撰稿人戴晴七十岁生日之际,朋友们暗中策划祝寿茶会,在朋友资助下,《戴晴文选》已经印行出版。

    其实戴晴从来不过生日,用她的话说,「过生日这事,当小孩时曾经盼过。从小寄养在别人家里,盼了,无份,就断了这个念想。此后,我对过生日从来不曾有过兴趣」。一九八三年,她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去澳洲访问,一天晚餐,她走进餐厅,整个餐厅的布置是浓浓的生日气氛,她好奇问,是谁生日。众人哄堂大笑:戴晴,你自己生日都不知道么?

    二零一一年十月九日,戴晴在北京寓所接受亚洲周刊访问,详尽讲述这次七十岁生日会内情。

    八月十日,北京东方太阳城。顺义区刘姓警官,将戴晴从正在练习合唱的会所教室叫了出来。戴晴是零七年从市里海淀区移居顺义区太阳城的。住海淀区时,警方对她居所监控相当严格,零六年之后随母亲搬到东方太阳城,似乎已不属监控对象,直到二零一一年「茉莉花革命」影响中国,虽然她深知并公开宣称中国社会变革绝非非洲那样简明直截,她本人的努力也绝对不在街头,无奈警官找她问话,已是家常便饭。

    刘姓警官问她:「有人要给你开生日会啦。是传知行。」这是一个创立于二零零七年三月的非政府社会经济研究所,致力于调查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自由与公正的问题。戴晴先是觉得传知行的朋友真是没事找事,多少该做的事还没功夫呢,办什么生日会。二十多年第一回与警方共鸣。

    在戴晴心目中,传知行这批年轻人特别棒,他们大多是农村孩子,考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本科后读完硕士,按理说,再读博士完全没问题,但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最重要的转型期,有人在书斋,也要有人走上公民运动的第一线。这些年,戴晴与传知行成员一起展开社会活动。戴晴说,她和传知行所做的事,就是要告诉中国每个人:你是公民,你是有权利的,你享有言论自由,目的仅此而已。前年,她正式宣布退休了,她曾经出面组织主导的工作,三峡、北京的水调查、环境英语培训等等,全交到年轻人手上。

    戴晴说:「我宣布退休,大家都笑了。我说,眼下本人当然尚未头童齿豁,我坚持退休,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还戳在那儿,他们会问,戴老师,接下去我们该怎么做。但我清楚,他们的眼界、他们的效率、他们的专业训练、他们的社会联络、组织能力都远远超过我。因此,我必须从『领头的』位子上离开,让局面变成我问:小伙子们,接下去咱们干什么。当时他们说了句令我很舒心的话:戴老师,这些事都交给我们,你就专心写作。你曾经做的那些组织工作,我们可以接着干;唯独你的写作,是没有谁能替代的。」

    今年,戴晴七十岁。他们背着她,从二月就开始筹备这个好玩的生日茶会。他们只与她女儿王小嘉联系,打听戴晴的好朋友有哪些,以便邀请。最后他们决定谁都不请,就他们几个承办的年轻人「杀」到戴晴家里,玩闹一番。不料顺义警官说「不行」,建议由他们来给她办。

    戴晴试着问能由她请人么:「昌平的周舵?」警官说不行。戴晴想了想说:「只能顺义的吧,那就崔卫平?」警官说:「她也不行!」周舵,著名学者、「六四事件」的「四君子」之一;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社会批评家。戴晴说,看来就只能请太阳城每天一起唱歌、打球的邻居了。生日一天天近了,到了生日前一天,戴晴想想,只有逃遁之一途了,于是跑到和朋友一起承包的山上去「躲寿」了。

    生日会没开成,传知行为她准备的礼物却留下了:新赶印的《戴晴选集》。传知行原本替她印四卷本的《戴晴文集》——「六四事件」至今,二十二年过去,一个以写作为终身职志的人,一直不能在大陆正规出版作品。印行文集,戴晴觉得一生可告一段落,接下来就在大山里养鸡、栽树啦。

    前一阵,传知行的朋友们曾替戴晴印过她写张东荪的新作《在如来佛掌中》,和这回一样,没有书号,「委托印刷,文责自负」,不能公开发行销售,只是朋友间赠送,或仅收取工本费。他们还是挤出了三千元人民币(约四百六十九美元)打入戴晴账户。戴晴乐了:「太好了,终于可以给我们老王买个大点的电视机了。」「老王」,戴晴丈夫,王德嘉。这次,由于戴晴自己要对作品作增补,《文集》计划搁置。为赶生日,先出版《戴晴选集》。传知行找了三个朋友慷慨解囊资助,连茶会约四万元人民币。生日会取缔,《选集》放行。警察有自己的准则:「你的禁书令?那是二十二年前的事了。」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所长郭玉闪为《戴晴选集》作序。一张精美的「贺戴晴先生七秩寿辰」邀请卡,内印郭玉闪创作的「藏头格」七言诗:贺戴师七十生日:共工一力倾东海,祝献千杯福寿齐。戴笠乘车贤集矣,师遵投辖客酣兮。七弦急抚挥流水,十里相迎泛剡溪。生既逢时歌且舞,日斜犹挂月轮西。

    戴晴在《选集》里,有一篇《我的四个父亲》,讲述了她公爹王磊的故事,王磊临终前对她说:「咱们……顶得住。」郭玉闪在序言中写道:「正是这种『顶得住』的豪气,让戴晴的人生与同辈人划开了界限,如此不平凡。」传知行把「咱们顶得住」刻成印章。此书还附有一张小小的藏书票,上印戴晴和那具造型与邓小平酷肖的汉代说书佣——手执一枚闪亮奖章,镌有「平息暴乱纪念1989•6」。

    如今戴晴已是七十岁的人了。三十岁,从洲际导弹陀螺实验室,她「而立」到军队农垦场;四十岁开始「不惑」写作;五十岁出秦城「知天命」;到了新世纪,对自己在社会上的角色越发明晰。没成想到了二零一一年,一个好友相聚的生日茶会如此起伏跌宕。从来不作诗、不写对联的戴晴,这回「一生气」,据夫子所曰「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来了一幅:「尚有顽心时时所,无处不矩日日逾——七十难过」。难过归难过。对传知行的朋友,戴晴写道:「呵呵,大家不丧气。」

 

 

 



发件人: "zc" <qgzckxyjh@126.com>  2011-10-25 11:29:56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刘东汶的文章

古汉字中的神奇智慧

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  刘东汶

2011-03-09

   古汉字中的科学神奇智慧是令人惊叹和称绝的。本文以实证形式加以论证。

    甲骨文中的“國”(国)字由“戈+口”组成,其含义是“军队、人口”。可以理解为:由人口组成军队,由军队来保卫人口,这就是國家。在金文、隶书、楷书中,“國”字多了一个四周的“囗”,表示国家有边境四周;隶书、楷书中的“國”字还多了“一”,表示“土地”。这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國家。

     國(国):囗+戈+口+一。國家是一个十分抽象的字词。如何科学地定义國家,历来就是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按照许多政治学家等专家的看法,國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國家又是社会各方共同需要进行公共事务管理的机构。这些观点毫无疑问是对的。然而,从古汉字中的國字,可以使我们比较精确地、科学地理解什么是國家。

    在古汉字中,“國”字的组成中有外面一个大囗和里面一个小口,这两个口,意思是不一样的。外面的大“囗”,表示的是國家有四方疆域;里面的小“口”,表示的是人口;而“一”,则表示土地;此外,还要执有“戈”矛的军队来保卫國家的土地、人口和边疆。上述的大“囗”、小“口”、“一”还有“戈”等因素,构成为國家的“國”字。这是任何一个國家都具有的共同特征。

    “國”字中有两个“口”,大“囗”表示国家的四方边境,这好理解;而小“口”表示人口,按照常理也是很好理解的。中国古代,國家一般会定期调查户口,各州县有多少住户、有多少人口,目的是知晓自己国家的实力究竟怎样,而人口是重要指标。调查时只问有多少“口”,而不问有多少“人”,历来人是用口表示的,而那些鸡鸭鹅、牛马羊等家禽、家畜是从来不用“口”计量的,因此,古汉字中不少情况下的“口”指的就是“人”。

    國家的完整概念就出现了。國家,那是有着四周边疆围起来的國家,國家内部有着自己的居民人口,当然,包括國王和臣民(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里)、领导人和老百姓(在近代以来的共和体制下的国家里),国家还有自己的国土(耕地和河流、山川、湖海),此外,國家还得用武装的军队来保卫。可以说,古汉字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深刻地解释了國家的几个基本特征,或者说构成國家的几个基本要素——边境、疆域、土地、人口、军队等。

    在日本国倒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日本自古就搞天皇制度,把皇帝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隋唐时期,日本学习汉族文化,并带回日本國后,有个适应本國要求的问题,因此,处在诸侯纷争内乱不止的日本,需要“天皇”的权威,作为国家安定的象征,这样,“囯”字中就只剩下边疆和王了。日本这种历史传统就一直延续下来了。

    在近百年的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中,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思想,经过孙中山到毛泽东等无数革命先驱的提倡和实践,这一伟大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得到全国人民的公认。毛泽东则高呼:“人民万岁!”,他认为:“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队伍,我们的一切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奠定了一条“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思想路线,这是一条永远胜利的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全党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并且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中国现行简写体的“国”字与日本国的“囯”字只有稍微的区别,这就是由王变成了“玉”。如果中国的国字里面就是一个“玉”,那么是见物而不见人了,比起日本国的“囯”字还不如。但是,只有国王的国家那还叫着国家吗?因此,现在简写的“国”字具有较严重的错误,必须予以改正,其途径就是恢复原来“國”字的写法。

     “国”字。《说文》:“邦也。从囗,从或。”《新华字典》:“1、国家。2、属于本国的。” 由“国”字组成的词组有:国家、国土、国体、国号、国度(指国家)、国策、国情、国法、国力、国防、国威、国宝、国格、国魂、国是(国家大计)、国产、国货、国粹、国乐、国药等。

    家:宀+豕。“宀”,房屋的象形字;

    “豕”,猪的象形字。“家”字的本义是:上层住着人、下层养着猪的房屋,这就是人的食宿生活的地方——“家”。古时中国以男子耕田为主的农业社会,社会整个生产力低下,农业很重要,同时又必须有饲养业做补充,人们才能够生活得好一些。即使是有钱的人,比较富裕的人,养殖业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家畜对于家庭的经济影响很大,是家里的重要财产之一。因此,家家户户都会饲养牲畜,特别是猪(豕)。那么怎样饲养呢?就是养在家里,一来猪等家畜不会被人偷走;二来可以防止猛兽吃掉家畜,遇到猛兽来,人们可以立即拿起武器驱逐猛兽,使家畜免遭损害;三来,房子下层饲养家畜,虽然猪屎马尿等味道臭点,但是对家庭卫生无根本性大碍。这种房屋上层住着人、下层养着猪的做法,即使在当代,在中国一些贫穷山村里依然或多或少能看见。

    在古代,养猪成为家庭的一个基本特征。没有养猪的家庭是令人惊讶的。家以是否养猪,而不是以是否养羊来标识。这也表明中国中原地方已经摆脱了以往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比较彻底地进入了农耕社会。

    “家”字。《说文》:“家,居也。”《新华字典》:“1、家庭的住所。2、学术流派。”

    由“家”字组成的词组有:家庭、家眷、家长、家园、家谱、家塾、家乡、家风、家训、家规、家喻户晓、如数家珍、回家、老家、安家、家祖、家父、家翁、家母、家慈、家畜、家禽、酒家、农家、专家、行家、作家、科学家、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纵横家、诸子百家等。

    國家 中国往往把“国”与“家”联合使用,叫着“国家”。这蕴涵着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于“国家”的高度、深刻的认知。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里,国是由家组成的,家是国的组成基础;同时,家又需要国来保卫、来管理,国亡了,家也难于存在。同时还认为,国和家组成一个共同体,这就是国家,国和家二字紧密相联,但国是大家庭,家是小家庭;国和家都有事要国民去做,国家的事情是大事,自己家庭的事情是小事,小事要服从大事。因此,在家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自古的教训是,顾全大局,以大局利益为重。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当一个在军队、警察或其他公职中服务的人,急需要他忠于国家,克尽职守时,却遇到父母重病,生命垂危,急需他去探望时,就有“忠孝不能两全”的原则出现,也就是,首先要为国家服务好,在处理好国家的事情后,再处理自己家里的事情。

    善:不论在甲骨文中,还是在金文、隶书、楷书中,“善”字都与羊、与羊的嘴巴相关。在隶书、楷书中,善:羊+口+廿。“善”,羊头加上羊嘴。试想,羊的嘴巴只吃草,不会咬人,也不会咬其他动物。羊嘴,善之极矣。“善”字揭示了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啊。羊对于人类有着众多方面的“美”的本质:羊吃进去的是草,但是挤出来的是羊奶,提供给人类的是浑身的宝:肉是鲜美的食物,羊毛可以纺成毛线做衣服,羊皮可以做成皮衣,连羊粪蛋也可以肥田。羊对人类是完全奉献,真是善莫大焉!羊不象牛马猪等大型的、比较凶恶的动物那样,对人有时有生命危险,羊对人最为温顺,因此,羊最早被人类驯化,对人类的进步所做出的贡献也最大。

    羊对于人类的贡献,即“善”是最大的。当然,“善”字往往用于与“恶”字相对。

    牛马猪等大型牲畜,也有许多善,但是,牛会抵人,马会踢人,有时还会致人死命;而羊即使偶尔发点脾气,也很难致人死地。因此,中国古代先民把善与羊联系在一起,是最准确、最科学的造字方法。 由“善”组成的词组有:善良、善恶、善于、良善、善事、善心善意、善始善终、善做善成、与人为善等。

     惡(恶):亞(亚)+心。“惡”字本义:鳄鱼在心中,或者是心如同鳄鱼般残忍。

    惡字的上半部分是“亚”字,“亚”是鳄鱼头部的象形字。“亚”字的中间部分是鳄鱼张开的大嘴巴,在嘴巴的左右两点,是鳄鱼眼睛,此外部分则是鳄鱼头部上下沿的样子。

    “鱷”(鳄):鱼+噩。“噩”字是鳄鱼的头部象形字,代表鳄鱼。鳄鱼是哺乳类动物。鳄鱼之所以被称为“鱼”,是因为鳄鱼基本生活在水域中,能够像鱼一样在水中生存和活动。

    在中国古代,人们因鳄鱼的肆无忌惮和疯狂而深受其害。因此,古汉字中,对鳄鱼的描写都是与丑恶、凶残、疯狂相联系的。与鳄鱼争夺生存空间,甚至成为一些地方官吏的重要任务。比如,唐宋文学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在他任潮州官吏时,曾经发出驱逐鳄鱼的号令。当然,口头上的叫喊是无济于事的,在号令之后,伴随着的是广大民众对于鳄鱼的真正驱逐活动。

    由于工业发达、化学污染等原因,导致鳄鱼数量剧减,现在不少国家里,鳄鱼已经成为濒危物种,需要加于保护。

    “惡”(恶):亞(亚)+心。“亞”是鳄鱼头部的象形字。“惡”字,也就是鳄鱼在心中。换言之,心如鳄鱼歹毒。因此,恶字往往与残忍、仗势欺人等相关。“恶”字本义,不仅相貌丑陋,而且心肠歹毒,害人。恶是无奉献的索取,或者稍有点奉献却是无厌足的索取。

    古代人们对于鳄鱼的恐惧,体现在汉字中的主要有:恶梦、噩梦、恶魔、恶名、恶霸、凶恶等。 恶梦、噩梦,实际上人们梦见的都是鳄鱼撕咬人的悲惨景象。“亞”与“噩”不过是鳄鱼头部的两种略有不同的象形写照罢了。亞是单鳄,而噩则是两条以上的群鳄样子。 可以比较一下,汉字中“善”字中的“羊”,与“恶”字中的“亚”(鳄鱼),就可以清楚“善”字与“恶”字的性质差别及其含义了。

    “恶”字。《说文》:“忧恐也,从人。”《新华字典》:“1、恶;残暴。2、伤害人的行为。3、厉害。4、不幸;不吉利。”

    “恶”字。《说文》:“过也,从心。”《新华字典》:“1、因有人要呕吐的感觉。2、令人厌恶。3、坏;恶劣。” 由“恶”字组成的词组有:恶感、恶果、恶劣、恶名、丑恶、恶霸、恶棍、险恶、凶恶、恶贯满盈等。

    貧(贫):分+贝。一个“贝”(钱)几个人来分,自然贫了;贫是缺乏钱财,拥有很少量钱财的意思。“贫”字本义是:缺少钱财,家境贫寒。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古代文明考古中,贝壳都是最为原始的钱币。因此,古汉字中“贝”就代表金钱。古汉字中许许多多的与“贝”字相联系的字,也都与金钱的交往相结合。比如,账目,就是金钱来往的记录。寶:宀+玉+缶+贝。能够称为宝的东西里面,贝就是其中之一,而贝就是钱。實:宀+贯。“贯”指的是被串起来的铜钱等货币。

    由“贫”字组成的词组有:贫穷、贫寒、贫苦等。

    窮(穷):穴+身+弓。“穷”繁体字是“窮”,这个字上方是“穴”,下方是“身+弓”。

    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指出,我国先民经历从树上居住(“有巢氏”就是那些在树上筑窝居住的先民),到洞穴居住 (“穴居氏”),而后到住房居住的转变历史。在古汉字创造时期,应当是古代先民开始进入住房居住的时期,那些穷人因为地位低下,生活困难,只好居住在洞穴中或者窑洞中。当然,有住房居住的人肯定是经济地位较好的人。穴有两大类:其一是天然的洞穴,比如山上的洞穴,像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就是居住在靠山近水洞穴中的古代猿人;其二是人们在地上挖掘出来的洞穴。

    “窮”字之所以用“穴”字头,是因为我国古代先民主要居住在黄土高原上,由于空气比较干燥,雨水偏少,加上挖洞盖房比起其他方式盖房比较容易,因此,“穴”居生活是我国古代先民的一种比较正常、普遍的生活,这种状况直到现在依然能够看到一些痕迹。比如,北方还有一小部分农村居民因为生活比较困难,依然还居住在“窑洞”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庆石油会战时期,大庆工人为了抢时间,“先生产后生活”,即使居住在低矮潮湿的那种“地印子”里,也不怕苦,那是会战期间大庆人的奋斗精神的具体体现。

    在古汉字中,为什么用“窮”字来说明这些人生活困难呢?首先,穷人的穷,最为显著的特点放在“住房”上。因为“穷”的表现有许多,如表现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但是,都没有住房来得贴切和准确。“衣食行”各地有别,但是,“住”却有更多的一致性。衣服,南方和北方差别大,热带居民可以不需多少衣服,而居住在温带乃至寒带的居民则需要较多的衣服,甚至要有毛皮才可以过冬。食品也是有着重大差别,牧区吃肉,农区吃粮。但是,住房却是共性多些。

    在古汉字形成时期,人类生产力已经比起远古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平原地方居住的人们,已经不适应穴居生活,因为,平原地方雨水下来就直接奔向挖出的洞穴里,不仅洞穴里的东西会被淹没,而且,洞穴也会被浸软垮塌。这样,人们就从穴居转变为盖茅屋居住了,有势力的部落酋长还居住在大房子里,那里干爽,生活的舒适程度远远好于居住于洞穴之中。人们的生活好坏的主要标志,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住房,因此,用房屋来说明人们的贫穷富裕,是一个最为简便易行,并且最有说服力的事例。居住在洞穴里的“穷”字,就成为了穷人的标志了。当然,居住在茅屋里的人们,生活就好吗?也不算好。中国诗圣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就描写了在茅屋中居住的天下穷人的困境,那里的生活条件依然十分困难,在略显寒冷的秋风秋雨中,屋内和屋外一样令人痛苦不堪。但是,茅屋却比起洞穴略胜一筹,那么,洞穴生活的困窘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自古代开始,我国百姓就对于居住条件十分关注,以致至今在我国农民的终身大事中,首当其冲的事情无非是两项:盖新房子,结婚生孩子;只有家像个家的样子,才能够摆脱“穷”的形象。

    因此,用住房来表示贫穷富裕的确很准确。“穷”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表明那里的居民穷到无房屋居住,只好居住在洞穴中,而且是在低矮的洞穴中。洞穴低矮到何等程度呢?在洞穴里连身体都直不起来,身体要弓起来才方便进出洞穴,可想而知,这户人家的家境贫寒到什么程度。“穷”当然是缺少钱财,但是,还有一个含义是生存空间太小,活动范围狭窄,前途不大等。比如,穷途末路。

    富:宀+一+口+田。“富”字的甲骨文、金文与隶书、楷书是不同的。在甲骨文、金文中,有两样东西,房屋和房屋中的酒坛子,讲的是房屋和酒坛子这两样静态的、具体的财富。而隶书和楷书的“富”字,既有静态的财富,如房屋和田地;同时,主要的是动态的财富:这主要是人口(“口”)和田地(“田”)结合后,就能够创造出新的、更多的财富来。“富”字与“穷”字相比较,富字的上边不是“穴”字头,而是“宀”(宝盖)头了。富了以后,就可以离开“穴居”生活,在平地上盖起房屋,这是一种上方有了房顶居住比较舒适的家。富字上面的“宀”加上“一”,表示不用“穴居”了,已经有大屋顶的房子住了。

    富裕不仅在于有了房子,光是有了房子,没有土地等,那么,这种富裕是一种十分短暂的富裕。真正的富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富”字的本身含义中去理解。

    “富”字的中间是“口”,这里的“口”与一般情况下出现的“口”的含义是不同的。古汉字中“口”字的使用有着比较复杂的含义。一般情况下,“口”指的是洞口,门口,或者出入孔道,比如出入口,有时“口”还会表示人或者其他动物的 “嘴巴”。但是,在这个“富”字中出现的“口”,却与上述一般情况下出现的“口”不同,这里的“口”指的是“人口”,也表示为劳动力。

     我国古代一般都是说统计“户口”,不说统计“人口”。而现代化的“统计人口”说法,是为了让普通百姓更好理解些。古代往往统计某县、州、郡乃至全国有多少“户”,有多少“口”(即指的是“人口”),“户口”一词即由此而来。而我国用“口”来计算人数是自古以来的惯例,在古汉语中,人口数就是“口”数,“口”就是“人”的意思。而鸡、鸭、牛、羊、马使用的统计数字是只、个、头、匹等单位名词。现在,我国百姓的口语中还继续保留古代这种将 “口”定义为人的习惯。比如,问你家几口?问的就是你家有几个人?

    “富”字的中间是“口”,表示家里有不断繁衍生息的人口和劳动力。为什么这里的“口”是指人而不是别的?这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很容易理解,在中国各种政治经济学派学术史中,人口(劳动力)始终处在极重要的地位,对经济的发展和富裕起着决定性影响。其次,人口是富裕的十分重要的特征。古代部落之间的战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早期杀害男战俘,只把女战俘作为“奴隶”,而后,把男战俘也保留下来作为奴隶,作为一种劳动力;因此,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掳掠对方的人口是抢夺到了财富的重要象征。因为,有了人,就有了劳动力,就可以创造出财富。此外,“口”即人,是作为家庭中人丁繁衍的重要指标性特征而出现的。这里的“口”是人的表现,而不是其他有着“口”的家禽、家畜的表现。

    “富”字的下方是“田”。土地是财富的基本因素,这里的“田”,不是一般概念的“土地”,而是已经开垦出来的、可以用来种植谷类等农作物的熟土,即耕地。有了劳动力和田地相结合,就可以创造出粮食、棉花等农作物,就能创造出源源不断的财富,达到丰衣足食。

    富:宀+一+口+田,指的就是:有房屋住(宀+一);在房屋里有“口”,即人口,劳动力,房屋能够为人口的健康成长以及繁衍生殖提供遮风挡雨、逃避严寒酷暑的条件;而“田”是人们已经开垦出来的、已经熟耕的、可以种植庄稼的土地。那么,有劳动力,加上田,这样就能够创造出财富来。在五六千年前,汉族的先祖就已经能够正确认定财富的真正含义,应当说是相当聪明的。大家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财富的定义是:劳动力+劳动对象、生产资料(富字里的“田”)+劳动工具,就能够创造出财富来。对比一下,我们的祖先五六千年前得出的财富结论与马克思得出的结论何其相似啊!

    “富”不仅表示有钱,而且表示拥有众多必要生产资料、劳动力,拥有这些资源的人们,也就有了更加宽广的活动场所。“富”正好是“穷”的反意字。“穷”不只是无钱,而且表明缺乏应有的起码活动空间。 有句古语,讲志士仁人的行为准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有的人自身经济上较穷,但是他在社会上朋友很多,很有人缘,他要做事业,要“兼济天下”,那么他还是能够做到的。

    总之,“富”字的含义是三者合一:有供人居住的房屋,有不断繁衍的人口(劳动力),有可耕种的田地。而古代战争的一般动机是占领城市和村庄(得到住房),掳掠人口(得到劳动力),抢夺土地(得到耕地)。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法国重农学派的先驱者之一——皮艾尔?布阿吉贝尔,在《谷物论、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阐述他的财富观念,他的看法与中国古代的财富观念十分相同。他说:“耕种者的繁荣昌盛是一切其他等级的财富的必要基础”,“一切的财富都来源于土地的耕种”。

    他的财富观念包含两个要素:其一是土地,其二在土地上作为劳动力的人,也就是财富来自人们在土地上的耕种。土地和劳动力(人口)成为财富的两个基本源泉。这种看法与中国古代的“富”字在财富观念的表述上,只是略有不同罢了。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也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9世纪,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曾经援引配第的这句话,并且指出劳动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使用价值是自然物与劳动两种因素的结合。(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页。)马克思同样指出,在农耕经济中,作为自然物的土地,以及劳动,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换言之,马克思对于农耕经济条件下的财富观念,与古汉字中“富”字的表述也是基本相同的。而“富”字在甲骨文中的样子以及在隶书和楷书中的样子是不太一样的,是经过几千年的变化,才成为现在楷书的样子,这表明我国人民对于财富的看法日益准确和科学。

    “富”字本义:财产多,过日子宽裕。 “富”字《说文》:“备也一曰厚也。”《新华字典》:“1、充裕,多,足。2、富有,与”贫“”穷“相对。3、资源;财产。”

    由“富”字组成的词组有:富有、富足、富饶、富庶、富裕、富强、富豪、财富、富国强兵、富余、富态、富丽堂皇等。
裕:衣+谷。富裕的“裕”字,由“衣”+“谷”组成。“裕”字本义:衣食不缺,小康生活。这样的生活条件在古代就达到“富裕”的程度了。如果居民有衣服穿,有饭吃,这在古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大家知道,饱食暖衣的小康生活,对于现在中国的大多数人民来说,也仅仅是近二十几年才实现的事情,而在古代要实现衣食不缺这一点,这真正是一件需要努力奋斗的难度极大的事情。“裕”字引申后,指富饶、财物多。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完全依赖于老天的赐予,风调雨顺的年份尚可以稍有温饱,而旱涝虫灾的年份则难免饿死,严寒的天气由于缺衣少食也会使得百姓大量死亡;正常年景,先民尚且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因此,先民们对于衣食不缺的富裕生活是极其向往的。他们那时的“富裕生活”,其实是很粗浅的,毕竟思想是在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现在人们对于富裕生活的定义,比起衣食不缺的“富裕”生活有着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比如,现在不少年轻人所说的富裕生活,包括:住宅、汽车、电气化家具、电脑、有钱出去旅游等等。现在,我们国家通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人民群众生活富裕起来了,这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

    对于古代的老百姓来说,衣食不缺的富裕生活,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是难于企及的。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真正摆脱缺衣少食的日子,也不过就是从二十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的短短20多年。也就是说,对于刚刚进入初步温饱生活的中国人民来说,要走上充分富裕的小康生活的确还需要更加努力奋斗才行。“裕”字引申后有从容,不紧张费力的意思。例如,应付裕如。

    “裕”字。《说文》:“衣物饶也,从衣。”《新华字典》:“1、丰富;宽绰。2、使富足。” 由“裕”字组成的词组有:宽裕、富裕、充裕、节用裕民、应付裕如、裕后光前(造福后辈,光耀祖先)、裕民(使民众富裕)、裕饶(富饶)、裕民足国(裕国足民。使人民富裕,国家丰足)、宽裕、裕利(大利,暴利)、裕裕(宽余自如的样子)、裕宽(松弛,不紧张)、裕如(自如的样子)、裕蛊(宽纵坏人)、裕和(宽裕和顺)等。

    在我国古代,不论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在对于什么是财富上惊人的一致。他们认为,作为国家财富的就是城池村庄、人口和土地;对于普通家庭的财富来说,就是房屋、人口(劳动力)和耕地。富裕的日子就是:要有房屋、人口(劳动力)和耕地,而且衣食不缺。

    中国古代创造汉字的那些杰出的先祖们,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精辟地掌握了财富的真谛,并且把这种思维蕴藏在他们创造的汉字中。我国历史上各种学派同样也准确地理解了汉字“贫穷”、“富裕”的科学含义。需要强调的是,我国汉族先民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清楚地看到农耕经济条件下,什么是财富,这是十分令人惊奇的。

    思:田+心。汉字告诉人们,思想的思,心中有田就是“思”。这种思很纯正,不是叫人痴心妄想的思,不是歪门邪道的思,而是干正经事情的思,即务农的思。在甲骨文中,“思”字,上有人头部的“囱门”,下有人的“心脏”。古代人把握住了人的头脑和心都有思想、思考的功能。诚然,现代医学只承认头脑才有思考的能力。在隶书、楷书中, “思”字的上部 “囱”被 “田”取代。甲骨文的 “思”,解释的是人的什么器官有思考的功能;而在隶书、楷书中的 “思”,则告诉人们什么叫做 “思”,通过人们耕田的实践及其整个思索过程来揭示 “思”是什么。

    毛泽东指出,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大,吃饭的事情最大!在古代,由于自然环境艰苦,人们的思想中考虑最频繁、最经常的事情,莫过于把吃饭的事情解决好。这个吃饭的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已经问题不大了,但是,古代乃至今后,在中国和全世界,吃饭的事情都是最大的事情。因此,吃饭成为中国人思考的大事情。那么,饭从何处来?饭从田地里来!这样就要考虑如何种田耕地。思:田+心。心中有田就要去琢磨怎么把田种好。要考虑这块田怎样耕田、播种、除草、灭虫、收割、储藏、选种,怎样抗旱排涝,以便得到好收成等许多事情;而且需要年复一年地考虑当年和第二年如何种田的事情。

    “思”字,把人们日常的千千万万种思的方式、途径,最后选取其中发生次数最多、最经常、一般人无法避免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种田的 “思”选取出来。试想,这种科学的创造字的思维本身,就是人类奇迹! 当然,战争,阴谋活动,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竞争,这些事情都需要思索,而古代先民却挑选了种田之思,不仅表现出他们的聪明才智,而且也说明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和平。

    “思”,田在心中为思!这就是 “思”字的本义。多么科学和正确的认定啊!当然,现在的 “思”,已经发展到人类生存发展的各种领域,即使如此,田在心中依然是战略之思,关系国计民生之思。种田,产粮食,有饭吃,这种生存之思,无论过去、今后还是将来,都是最大的、最重要的思。引申后, “思”的含义得到扩展,有思考、思念、思慕、考虑等含义。

    “思”字。 《说文》: “容也,从心。” 《新华字典》: “1、想、考虑、动脑筋。2、怀念;惦记。”

    由 “思”字组成的词组有:思考、思想、思虑、多思、前思后想、自思、深思熟虑、思疑 (疑惑、疑心)、思忖(细细考虑、揣度)、思惟 (思索、考虑)、思度 (考虑、思忖)、思酌 (考虑斟酌)、思辨 (思考辨析)、思绎 (思索寻求)、思慕等。

    貿(贸):卯+贝。什么是卯,在中国古文化中,有十天干、十二地支之说。在十二地支中的第四位是卯,卯代表乙木,乙木指的是荆棘、灌木丛,而荆棘、灌木丛不是可以做栋梁之材的参天大树,而是一些低矮的枝枝丫丫 (卯的象形字)的、难以做成大材的木材,只配砍下来做烧柴。在古汉字中,与“乙木”相对应的是“甲木”,“甲木”就是那些伟岸、高耸的乔木。灌木绝大多数只能够用来做烧柴 (或者做小型的家具、生产辅助用具),而乔木则主要用于做房屋、桥梁等建筑的栋梁之材或者板材。
“贸”字是由“卯”和“贝”组成,其含义是用烧柴(卯)来换钱,或者用钱(贝)来买烧柴,这就是贸,也叫贸易。中国这个 “贸”字,是十分传神的,紧紧地抓住了事情的关键——贸易过程中买卖双方的贸易行为及其基本表现。这与英语的trade(贸易)相比较,英语的贸字仅仅是个音,而汉字却把 “贸”这种行为是什么、怎么做,都显示得非常清楚。换言之, “贸”字中的“卯”与 “贝”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用“卯” (烧柴)去换 “贝” (钱),或者用“贝” 去买 “卯”,在“卯”与“贝”之间,存在一种互相交换的关系,即互相贸易(“贸”)的关系。在贸易的过程中,买卖的双方作为钱或者物的主人,通过市场交换,互相之间交换了一种物资所有权关系,这种交易(变易)使原先“卯”和“贝”的所有者交换了所有权。换言之,在贸易过程中,贸易的双方各取所需,实现了自己交易的目的。“贸”字本义:交换财物。

    “贸”字。《说文》:“易财也,从贝。”《新华字典》:“1、交换财物。2、冒冒失失或轻率的样子。” 由“贸”组成的词组有:贸易、贸然、商贸、工贸、农贸、贸首、贸名、贸换、贸位(变动位置)、贸功(换工)等。

     附文: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政策创新”研讨会上的致辞

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长  刘东汶

2011年5月

各位理事、各位代表:

    大家好!我代表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热烈欢迎各位理事、各位代表和来宾出席这次大会。大家踊跃出席会议,表明大家对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的重视,和对大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政策创新”议题的关切。对大家百忙中出席会议和对政策研究会工作的支持,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会议是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管学院、 以及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共同举办的。我们衷心感谢北航公管学院和 给与会各位提供了美味的食品、舒适的住宿条件以及宽敞明丽的会场。我们也衷心感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领导对我会工作的一贯积极支持;衷心感谢胡象明同志,他既是公管学院的副院长,也是我会的副会长和全国公管专业的知名教授,他不仅书教得好,而且研究会的副会长工作也是做得很出色的。

    这次研讨会要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政策创新”的主题,开展三大方面议题的讨论,当然也有的同志准备了其他议题的文章在会上交流,我预祝会议取得圆满的成功!

    近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举行了分会工作会议,听取了各专业分会去年的工作情况和今年工作计划的汇报。在这次重要会议上,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王澜明会长要求我们政策分会努力抓好下述课题的研讨工作,这就是:要围绕政策方向的提出,政策方案的调研及其专家咨询、公众参政,政策决策的做出,政策的执行和评估,政策的修改和更新等重要内容,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把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搞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科学。

    我们政策研究会热烈欢迎在座各位同志参加我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政策研究会研究决定,近期将加强我分会的领导力量,其中就有《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编辑部副主编来我会担任领导职务,这样对于我会各位专家学者的政策科学方面研究成果的发表,就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好条件。因此,希望大家在政策科学上要努力研究,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向《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编辑部投稿,这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学校也有利于各位专家学者的大好事,希望大家把握住机遇。

    另外,国务院领导也很关注行政管理和政策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的建议,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有一个专门送达国务院领导的《专家建言》的内部刊物,也希望大家踊跃投稿。当然,这个内刊对于稿件的要求是很高的,既要有对于国家事务的深切了解,又要有精确扼要的论述。希望大家有好文章寄来,稿件可以寄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学术部,也可以寄给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分会。

    北京的五月是鸟语花香的五月,也是明媚阳光的五月,祝大家在北京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发件人:"翟冬青" <zhilu108@126.com>  2011-12-01 21:12:01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标题: 什么是真国学?

什么是“国学”?

墨翟(音zhai)

    国学,不能等同于孔学。

    国学,望文生义,就是中国之学,中华文明之学,一定还要包括墨家学说、道家学说、佛教教义、法家学说、兵家学说、易学阴阳学等等各种传统思想文化。

    国学,要有个“超越孔学”的定义了。纪宝成在人民大学建立了一个国学院,在提倡国学上功不可没,但也起了一定的误导,因为又把一尊孔子像立在了校内。孔学被全权代表了国学,是当代国学学术上出了问题。

    国学,中国之学,什么是5000年来的“中国之学”?首先要问孔学能否涵盖“中华文明”?

    “文死谏、武死战”是孔学范畴吗?《论语》说,“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是批判孔子,也是国学观点的对立面吗?

    “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儒家孔学的范畴吗?

     “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名句是孔学范畴吗?

    “国学”,决不仅仅等于孔学,甚至重建现代“中国学”的大任,也许孔学尚且不堪?!

    首先,从效果而言,“国学”是5000年来中华民族特有的人类文明之学,是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科技等综合学科的总体论,是人类文明的系统工程论。精神境界上,孔学是偏重于个体人品人格之修学,二者有国学大、孔学小的差别,二者的差距如同孔子看待老子的典故,“老子如云龙,不可测”。

    观察分析南宋灭亡的历史案例,野蛮的蒙古为什么战胜了“文明的南宋“? 关键原因是南宋“总体腐败”,官员腐败,士大夫腐败,思想文化腐朽偏颇,容忍贾似道专权误国,士大夫阶层不能切实组织国防。贾似道专权逼反了襄阳守将刘整,襄阳为“天下的腰椎”,是南宋江南国防体系的核心,襄汉国防重镇为岳飞百年前所建,叛将刘整献计,忽必烈得以集结重兵会攻襄阳。刘整用贿赂取樊城,用“回回炮”破城,吕文焕死守六年后投降,为蒙军前驱,一举打破南宋长江天险。这个过程,用总体论可以把原委看得很清楚,为什么有贾似道的专权,因为皇帝和宰相无能,长期实行以文制武的南宋国策“祖制”(岳飞之死本质上是源于宋朝此制度,南宋文臣集体默许了赵构秦桧谋害岳飞),大量文臣相信这个“大忽悠”曾经在鄂州“战胜”过忽必烈(其实忽必烈北返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就是避免南宋覆灭的唯一“柱石”。如果南宋大臣文武兼备,贾似道这种“大忽悠”是不可能借助裙带关系,达到掌握全部军权的权力顶峰,逼反襄阳守将刘整,造成南宋国防崩溃式的覆灭。南宋时代儒学发达,产生了儒家的重要分支—理学,理学也塑造了文天祥这样的千年民族之魂,但是理学的偏颇与今天的“国学热”同出一辙——“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百无一用是书生(红军时期“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与此类似吗?)——书生治国,以文制武。理学,这种没有“总体论的国学”,就是培养读死书的书生,培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自高自大的“儿童学者”。为什么晚清康梁能执时代之翘楚,他们地处南粤,通晓洋务,就是提倡了“看世界”,看世界就是“总体论”就是(大)国学,就是不要读死书,就是打破孔学这种“(小)国学”!

    其次,误用孔学代替了“(大)国学”的不良后果是什么?孔学之文化中心论,树立礼教中心论,就是国学传讲中的最大误区,其结果是抑制政经技能,造成“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学界流俗。学孔之人都知道,儒家上来就是讲“礼义廉耻”,但是礼义廉耻能救中国吗?抗战时期讲礼义廉耻已经来不及了,甚至用这套学说策反汉奸都很难,抗战时期的“真国学”,就是人民战争、飞机大炮和国际形势。“真国学”就是要发动与民同生死的人民抗日战争,就是全力以赴调动一切国力生产飞机大炮的工业化进程,就是尽可能利用一切援军的国际外交。蒋介石1931年“九一八”在东北铸成大错,如果不是1937年从庐山抗战调整了思路,就是与汪精卫同样身败名裂的下场。蒋介石一生学曾文正公,是学之皮毛,学的是伪“国学”。钱穆先生是国史大家,竟然在抗战时期“微言大义”,用明朝灭亡是没有与满清讲和的典故,拐弯抹角地提醒当局要与日妥协媾和,实在是学界之耻!不知在钱穆先生眼中,四万万同胞的国土热血置当何地?做偏了学问,做出了恶鬼!毛泽东和梁漱溟1953年在政协会议上的当面争吵,争论“工农剪刀差的小仁小义”和“打美帝的大仁大义”,问题与此相同,是境界大小的差距,类似孔学和“真国学”的差距。蒋介石如果抗战时期懂得搞土改,武装民兵,搞根据地,搞自主军工武器,哪里有共产党毛泽东的天下!

    最后,国学的真正定义是什么?笔者不才,为“真国学”重新定义一下:一、 国学是文化、政治、科学、军事、社会的“总体论”,《墨子》下卷是中国古代冷兵器战争的守御技术大全,是树立“真国学”的一个参考。二、 当代的国学,必须包含科学技术的工程化思想、理论、知识和方案。没有科学的国学,就是死学,是让中华民族在人类未来出局的学问。别人搞火箭上天,华夏士子坐而论道,不灭亡才怪。三、 新国学,是中古道统与现代科技、法律、经济的合而为一,如果只能讲教条、背死书、穿汉服、拜孔像,把国学当文化来讲,就不是“真国学”。真国学,就是宣扬科学技术中的道义(如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思想,全人类共享互联网信息化等),宣讲现代司法中的真理(人权至上、人人平等、民主自由等),推崇爱护全人类的经济模式(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

    最后,愿真国学之学风涤荡,愿祖国大地之人才辈出,愿我中华民族之道德文明振兴于世界!顿首、顿首!

    写于2011年11月30日京西租屋中

 

 

 


发件人:"科学发展观专用" <kxfzg2008@vip.163.com>  2011-10-22 10:09:08 +0800 收件人:"学者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于今新旧四文:中国有没有知识分子

被黎鸣冤杀的国学

于今

2011年

一、国学就是儒学吗

    “哲学家”、“思想狂徒”、“哲学乌鸦”黎鸣先生老而弥坚,文笔辛辣,且其立意在为中国人破除蒙昧,开启智慧,深为可嘉。只是黎鸣兴之所至,不免随意挥洒,虽有天马行空之势,却贻以辞害意之忧,在其《不要“国学”,要“人学”》一文中表现尤为突出。

    我并不知道“国学”一词的词源和确切含义,但我却知道这个词并非黎鸣先生首创。在我的印象中,这个词在五四时期经常出现,我自己对这个词的理解大概就是与“新文化”对应的“旧文化”。看到黎先生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表述:“一直被中国的统治者奉为“独尊”的儒学,即是上面所述的中国人的‘国学’”,不禁大感疑惑:旧文化中难道只有儒学?国学难道就是儒学?

    为求甚解,我翻箱倒柜,好容易找到了一点证据。先是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482页找到了对“国学”一词的解释:一、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二、古代指国家设立的学校,如太学、国子监。第一个词义应当是对我们所要探讨的“国学”的解释,也是我要找的证据,“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除了儒学,还有道、墨、法、兵诸学,可见国学的范围远大于儒学。

    然后我又翻到了张岱年先生在《国学丛书》序言中对国学的解释:“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其名起于章太炎《国故论衡》及其《国学概论》演讲。国学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可见,在张岱年先生看来,国学包括了中国传统的学术和文化,而不只是儒学,张岱年先生的解释与《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致的。

    我居然还找到了梁启超、黄侃等人开列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梁启超开列的书目包括: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好选读数种,宋元明史记事本末,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黄侃开列的书目包括:二十五史,十三经,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庄子,荀子,文选,文心雕龙,说文解字,广韵。这两种书目无一例外的包括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经、史、子、集”,而不只是儒家的经典。那黎先生所作出的“国学就是儒学”的判断是从何说起呢?

    既然国学不是儒学,而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传统学术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要一分为二的去看待,去继承,这是众人皆知的道理。如果按照黎先生“不要国学”的逻辑,岂不是要彻底断绝传统?这是不是一种新的虚无主义呢?

    黎鸣先生是研究哲学和逻辑学的学者,深知概念和判断对于逻辑推理的重要。建立在错误概念和判断基础上的推理,其结论只能是荒谬的。用荒谬的结论去说教,去启蒙,其后果又将会如何呢?

    黎鸣先生置大家公认的“国学”概念于不顾,硬要指“国学”为“儒学”,历数“儒学”之罪行,庄严宣告其死刑,尔后手起刀落,砍下的却是“国学”的头颅。国学之冤,甚于窦娥。如此冤案,不昭雪岂足以平民愤?

二、国学就是国家哲学吗

    在黎鸣先生的文章《不要“国学”,要“人学”》中还有这样的表述:“当德意志普鲁士官方把黑格尔的哲学当作官方‘国家的哲学’,也即‘国学’之后…”,在这里,黎鸣先生又把国学等同于国家哲学。

    如前所述,“国学”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词汇,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通俗一点说,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它不是世界观,也不是方法论,本身也不是什么哲学或国家哲学(虽然它其中包含了哲学,但就如心脏是人身体的一部分,你总不能说人就是心脏吧)。它只是一种客观存在,没有意志和主观能动性,至于作为后代子孙的我们怎么看待它、评判它都是随心所欲,你夸也罢,骂也罢,继承也罢,抛弃也罢,它都无可奈何,任人宰割。所以黎先生选择“不要国学”,即便会误导一批盲从的青年,也顶多会背上一个“不肖子孙”的骂名,并无需承担其他的什么责任。

    但在黎先生把国学等同于国家哲学后,再根据黎先生“不要国学”的观点,理所当然的结论就是“不要国家哲学”,这个问题可就严重了。我没有黎先生那样博学,不知道西方有没有“国学”这一概念,也不知道原苏联人是否认同“马列主义”是他们的“国学”,更不知道他们是否认同黎先生所说的“马列主义”为“后来的斯大林主义的灾难以及1989年的国家解体预设了不幸的前景”(注:苏联解体也并非1989年)。

    但作为一个对国家哲学有点研究的学者(详见我在《科学新闻》2005年第23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论国家哲学的地位与作用》),我知道和确信,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国家哲学”的,因为国家哲学并不是黎先生所说的什么“国学”,国家哲学不是对国家某一局部现象的具体描述,而是关于国家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只要这个国家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它就会有对形势的判断和发展思路的选择,这种判断和选择,就是它的“国家哲学”,国家哲学决定了国家和社会运转的方向和轨迹。不要“国家哲学”就是不要发展思路,不要发展方向,就如船不要舵,汽车不要方向盘,你说结果会如何呢?

三、国学与人学对立吗

    “人学”一词不见经传,应为黎先生独创,按照黎先生的解释:“人学,就像神学,哲学,它们均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之学”。且不论这个定义是否符合定义的规则(属加种差),我对黎鸣先生描述的“人学”还是充满了向往之情。

    中国人虽不象黎鸣先生所评价的那样“愚蠢”,但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开启智慧,焕发创造力的要求确实十分迫切,提倡智慧之“人学”,真善美之“人学”,正当其时也。 但又何必把“人学”与“国学”对立起来?孔子、老子、墨子或是其他诸子,或是其他千千万万的圣贤先哲们一起构筑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乏智慧,不乏真善美,也不乏人性的光辉,可以说黎鸣先生所提倡的“人学”本身就是“国学”的一部分,二者是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并不是根本对立的。

    中国数十年来出现的种种“怪现状”,思想的危机,道德的沦丧,包括经济和社会发展思路出现的偏离,与漠视传统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我们现在要提倡的不是“不要国学”,而是要重新接续我们与传统、与国学的联系,重新在国学中找到我们的根,我们的血脉。 虽然“国学”中也有“伪学”,也有假恶丑,但提倡继承“国学”,并非是要复古,而是要以“扬弃”的科学思维,审视传统,为我所用。

    国学是开放还是封闭,是自由还是僵化,是智慧之源还是“祸根”,取决于我们的态度、眼光和思维,主动权正在我们的手中。偏执与狭隘只会断送再造中华文明的契机,不知必欲置“国学”于死地的黎鸣先生作何感想?

四、乌鸦的责任之为什么要写《被黎鸣冤杀的国学》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乌鸦可不是什么好鸟,乌鸦一叫,好象就是不祥之兆,人们还常用“乌鸦嘴”形容那些乱说话的人,黎鸣先生自称“哲学乌鸦”,可能暗寓自己“乱说话”、“讨人嫌”之意,但实际上黎鸣先生不但话说得头头是道,还挺受人欢迎。

    我是满族人,乌鸦是满族崇拜的神祗;我又爱哲学,求智慧是我不变的追求,所以我对自称“哲学乌鸦”的黎鸣先生有着天然的好感。

    黎鸣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当代哲学家之一,以启蒙者自任,勇气可嘉,其文章火药味虽浓了一点,且常失之于偏颇和不严谨,但其中的许多观点却发人之所未发,直指国民性之痼疾,“于我心有戚戚焉”,我常不揣固陋,引以为同道。

    我爱同道,但我更爱真理。黎鸣先生《不要国学,要人学》一文,大大触动了我的神经,其中的观点我是万万不敢认同。黎鸣的这篇文章从一个错误的“国学”概念出发,得出了一连串的错误结论:国学就是儒学;国学就是国家哲学;国学与人学是对立的;不要国学,要人学。这不是要我们彻底抛弃传统吗?我震惊了,再想到黎鸣先生文章的受欢迎程度,我更是陷入了深深的恐惧。

    我们常说“言者无罪”,倡导言论自由,但“言者”需有度,特别是当“言者”有较大社会影响力或是一个专门的思想传播者时,则应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在我的《辟邪、无所谓与言论自由》一文里有较充分的论述。

    无论黎鸣先生如何自谦,“乌鸦”也好,“狂徒”也好,他都可算是一个“新哲学、新思想”的传播者,而且他的传播通过他的著作、他的文章、他的演讲和他的博客已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的博客点击率居高不下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加以黎鸣先生多以长者或“导师”出现,他谆谆教导的“目标对象”正是青年和少年,青年和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但思想多未定型,最容易陷入“幼稚的狂热”,如引导不当而误入歧途,于个人、于国家危害有多大,可想而知。作为思想传播者的黎鸣先生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责任有多大,也是可想而知。

    但黎鸣先生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轻率的抛出了“不要国学,要人学”的奇谈怪论,与我心目中的“神鸟”——乌鸦形象实在是大大的不符,作为曾引其为“同道”的我怎忍心其自毁形象长城?又怎忍心见“谬种”流传,荼毒生灵?所以我要尽我所能,澄清什么是国学,什么是国家哲学,怎样对待国学和国家哲学。

    写《被黎鸣冤杀的国学》,我并无意抹煞黎鸣先生的努力和成绩,更不是要“PK”黎鸣先生,只是学术的论争和观点的交锋,并顺便提醒一下黎老先生:作为表述、传播知识、思想、感情等精神内容的传播者,要时刻牢记一个思想传播者的责任。
 

 

 

 




发件人:"世界和谐科学院" <tawh@vip.126.com>  2011-10-22 01:18:39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解决中国问题关键需要完善禅让制加强“圣贤集权”! 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与民主集中制”现代禅让制是人类最优政治制度的数理逻辑证明

    一言顿悟:今天有位北京老同志给我发短信,独裁专制逆潮流,庆祝卡扎菲死亡。我笑后作答:独裁专制有圣贤与暴君两种,前者公天下,后者私天下。前者乃中国尧舜禹圣贤禅让制之道统,远比西方恶斗循环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治要好。这是从数理逻辑上论证了的道理。他回复:兄一言顿让人茅塞顿开!愿意跟随先生实现中华文化复兴伟业,结束百年民族文化自卑!这让我想起湖南大学让人尊敬的佟适冬老教授,因组建中国民主党政治系狱十年,来函亦称:多年迷障困扰,今日拜阅茅塞顿开!特问候!浩锋大为感动!

    美国世界和谐科学院院长、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主席 刘浩锋,2011年10月22日,

    我之所以着力推荐刘浩锋《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与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人类最优政治的数理逻辑证明》一文,是因为刘浩锋不仅用数学上“哥德尔不完性定理”来反证中华天道辩证思维在宇宙整体层面上的圆满与普遍性有效原则,也用西方数理逻辑的科学成果“纳什均衡”原理来反证天道辩证逻辑推理出的——“利人利己”“对立方之间互爱合作为根本”才能实现彼此利益最大化——多元动态均衡科学原理。将这一宇宙科学原则的普遍推广与应用,才能达成多方共和与人类共赢,真正实现胡锦涛“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

     刘浩锋从原理上石破天惊地指出“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乃现代禅让制”,是符合数理逻辑所证明的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的人类最优政治原理,真是力挽狂澜,一言兴邦!彻底有力的从根本上化解了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对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误解,为中共振兴、国家改革与稳定发展、民族复兴、人类文明进步都做出了难以估算的不朽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博导、北京市逻辑学会会长 赵总宽教授

    2011年5月19日人大宜园寓所谈话

现代禅让制是人类最优政治制度

——兼论实现和谐社会的数理哲学与天道辩证逻辑基础

刘浩锋

    纳什均衡证明合作的政治才是利益最优政治模式

    博弈论是数学运筹学的一个分支,需要经过严格的数学公式运算论证。天才数学家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1950年和1951年两篇关于非合作博弈论的论文,通过严谨的数学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竞争和市场的传统片面看法,颠覆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根基与价值基础。他证明了非合作博弈与均衡解的存在性及其均衡解,即著名的纳什均衡,从数学推导入经济学,揭示了博弈均衡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基石,后来的博弈论研究基本上都沿这主线展开。由此,他与另一位博弈论专家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同获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纳什天才的发现最初却遭到经济博弈论创立者、计算机的发明者冯?诺依曼(1903—1957)的断然否定与爱因斯坦的冷遇。

    纳什正是通过繁杂严谨的经典数学运算得出了“纳什均衡”悖论原理。通俗的说,就是“囚徒困境”或曰“囚徒的两难选择”。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各人追求片面利己行为而导致的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也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局,形成大起大落的恶性循环格局。这个现象,实质上早在康德就发现了,康德证明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而这个道理,著名学者何新也发现,与哥德尔不完全定理认为“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实乃异曲同工之妙。(参见何新著《泛演化逻辑引论》)从而,纳什均衡悖论原理也反证了“天道辩证逻辑”证明的“利人利己”实现个人利益与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人类、外星、宇宙自然利益均衡运行的价值才是实现多元共和、整体共赢的利益最大化形式。天道辩证逻辑是屹立于东西方两大逻辑系统巨肩上,实现统帅接受阴阳矛盾的传统阴阳逻辑与排斥阴阳矛盾的经典数理逻辑在更高层面上的辩证统一,从而实现了逻辑推理形式从心到物、从无到有两种辩证关系的宇宙性圆满。

    西方经济学之圣斯密《国富论》认为:“通过追求(个人的)自身利益,他常常会比其实际上想做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片面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这就是被东西方至今诸多知名经济学家都捧为圣旨的自由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原理。

    可是,“纳什均衡”对亚当?斯密这“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进行颠覆,从“纳什均衡”引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一个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两个囚徒的命运就是如此。由此推理,扩而大之,从利己党出发,结果损他党也损己党;从利己国出发,结果损他国民族也损己国民族,从利人类出发,结果损自然与外星生命也损人类自身,彼此形成恶性循环互损的格局。

    因而,“纳什均衡”悖论实际上也否定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石,否定了西方自由民主宪政学,否定了传统的各种偏执价值认知与片面逻辑推理基础上的文化学术思想,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军事科学、历史学、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伦理学、宇宙天体学等各个文化思想领域亟待运用天道辩证逻辑重新进行全面梳理与建设。由此可以得出,自己与他人及宇宙事物,彼此都是互为依靠的整体;在逻辑学上,个人与个人以外的一切构成了“泛矛盾”关系,因而,要最优的利己恰恰是利乐宇宙一切众生,而这就是佛陀之所以教导众生发菩提心精进修行的现代逻辑证明。

    从非合作博弈“纳什均衡”中反推理出一条真理: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也是“利他策略”,原本两者是互为依靠的阴阳整体,形成均衡良性循环。但它有个前提,就是儒家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照你愿意别人对你的方式来对别人,但只有他们也按同样方式行事才行。也就是人人崇尚利人利己、立人立己、利他党利己党、利统治阶级利被统治阶级、利他文化文明利己文化文明、利他国民族利己国民族、利他星球生命利己星球生命,处处实现心灵运动的均衡与思维的辩证,形成良性循环的互利共赢的格局。

   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曾说过:“现代博弈论是一门以数学为基础的、研究对抗冲突中最优解决问题的学科,对于人类而言,它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它能够促进人类思维的发展,促进人类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博弃论与中国经济——访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莱因哈德·泽尔腾”,《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9月5日)纳什均衡原理不仅在数学上证明了数学自身无处不在蕴含着阴阳矛盾悖论,与其它诸多的数学悖论一再展现了排斥矛盾的传统数学运算最终依然停留在更大矛盾中,从而从根基上颠覆了传统数学自身;从而接受矛盾的数学与排斥矛盾的数学两者阴阳辩证关系构成了一个圆满的数学整体,不妨称为“天道数学”。也即,以往被认为无意义的矛盾,用数字代表为0,实质上蕴含着普遍性意义,有意义又终将归于无意义,用数字代表为除0以外的一切数,作为运动的宇宙与运动的数而言,一切来源于0,一切终归于0,而有意义与无意义两者阴阳辩证关系构成了一个循环运动的圆圈。如果有意义代表的0以外的一切阿拉伯数字表征着此岸世界,那么0代表着彼岸世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互为辩证循环统一,这个循环圆圈运动就是螺旋形模型,也即老子所言:“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演示的“太极图”天道原理。宇宙天地万物皆是如此。

    在经济上,纳什均衡原理颠覆了西方经济学损人利己的片面逻辑与价值认知,正是导致西方周期性经济危机,最终形成既不利己也不利他、对所有人都不利的恶果的祸根;也在政治上颠覆了西方以多党恶斗为特征的自由民主宪政,最终导致对所有党不利的恶性循环不断的政治格局;

    纳什均衡也直接证明了中华文化“太极图”天道原理“阴阳互爱一体为根本,阴阳对立轮转为形式”,强调运行心灵思维需从宇宙全局整体、均衡辩证看待问题的必要性。这个道理应运于政治模式设计证明了中国尧舜禹时代依照天道辩证原理确立的“禅让制”政治是人类最优良的。禅让制的政治模式,既确保被禅让人符合权贵阶级的利益,也确保被禅让的人所代表广泛民众的利益,彼此形成阴阳矛盾的均衡关系;这个原理与佛家的中观、儒家的中庸、道家守中皆是一个道理,也与西方文化源头所强调的辩证法本质是一回事。阴阳矛盾均衡良性交媾为和,这是和谐的本质意义。

    被禅让人必须是德行高尚,具有极好能力与声誉,民望所投,集智慧、道德、能力、声誉、民心于一体的圣贤;禅让制与西方民主制度相反,它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这一对矛盾阴阳关系,通过互相合作互爱的方式,实现了中和,最后对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都是利益的最大化,也等同于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实现朝野互爱、道德高远的善治,从而比其它不惜损坏对方利益的竞争方式更为减少互相损耗,避免多数暴政与少数暴政,因而是人类最优良的政治模式。

    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与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现代禅让制”

    根据纳什均衡原则推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制与民主集中代表制领导原则,就是一种符合博弈论数理逻辑所论证实现最优化的“现代禅让制”政治制度。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实现了彼此的合作共赢,也最有利于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民主集中制原则,不仅符合被领导者与合作者的利益,也符合领导者的利益;上级领导与被领导者的阴阳矛盾关系的中和,实现彼此利益的最优化。

    这种制度是对中国古人遵循天道原理设计的禅让制政治模式的现代继承,本身是人类最优的政治制度。禅让制原理,最根本的前提基础,按照孔子继承尧舜禹文武周公一贯之道统的理解,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彼此之间是互爱合作的,而不是损他党、损被统治阶级利益的,也不是损执政党、损统治阶级利益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中,存在多党恶斗,皆不惜为一党的利益而损害他党,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惜损坏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了资本家企业家的利益,不惜损坏劳工的利益,为了人类的利益不惜损坏自然环境的利益;或者在国际秩序中,一个民族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坏别国别民族的利益;甚至在星际文明中,地球人类不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坏别的星球生命的利益,那么,最后会必然导致大家共同利益的丧失。

    正是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彼此之间互爱合作的天道辩证逻辑思维方式与精神传统作为政治的前提才形成了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圣贤传统。由此证明得出,中国的政治改革方向绝不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而是在肯定现有基础上的继续完善提升,使之完全符合中华文化核心智慧“天道”宇宙法则。

    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恢复圣贤集权是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关键

     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演进可知,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基本框架与精神相对于西方自由民主宪政是自然的发展延伸,具有历史优越性。然而,为何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号召构建和谐社会,却为何地方那么多党员干部不听从领袖的要求响应号召呢?为何中国社会出现很多的腐败现象无法遏制,导致民心流失,公共知识分子提出的对策却普遍看好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宪政模式呢?

    从文化层面而言,不容置否的是,西方学术话语权无形牵着中国学界的牛鼻子。

    舆论认为中国当今地方强势,弱化中央,处处与民为敌破坏和谐社会,不听从领袖的号召,这证明中央急迫需要加强执政为民的“圣贤集权”。可是,现在学术界话语权被西方势力操控,台上主流学术界被无形洗脑了,一加强集权,舆论就谴责为“独裁、极权”,那些海归智囊,知识结构与价值认知被无形扭曲了,还不自知,领导人明知不对,也说不出道理来,处于异常尴尬无奈的时候,中央确实需要真诚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采用现代版“举德廉”制度,从民间选用知识精英用以加强学术话语权引导,跳出西方共济会缔造的文化学术包围圈,才能赢得人民的理解与衷心支持!才能重新收回民心,赢得民族复兴伟业的胜利。只有实现中华文化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复兴重建,打破西方共济会势力对世界价值的误导,恢复中华圣贤集权治世道统,收拢民心,才能实现中华复兴,才能跳出西方恶性循环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黑暗深渊。圣贤者,执政为民,天下为公也!圣贤者,构建和谐世界也。

    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基本精神正在流失它强调合作的前提与互爱的基础所致;我们形式上符合古圣人们开创的禅让制,但作为禅让制内在具有的合作互爱的根本精神却流失或萎缩。而之所以丧失这个根本精神的文化原因,恰恰是人们普遍毫无反省的接受西方片面自由竞争的文化与思维,陷入不惜损人利己、损他党利己党的逻辑思维与价值认知之中,导致互相倾轧道德全面沦丧,社会各个领域中充斥着虚假恶劣的事物,是非完全颠倒,好的价值得不到心灵诚实的去认知领受,坏的价值却被人们心照不宣的实践。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与八荣八耻的道德要求,往往被地方阳奉阴违,流于形式,从而导致社会矛盾尖锐,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事物畸形泛滥而陷入混乱;要根本上彻底化解这一危机,使社会真正迈入和谐社会,究根结底,中华文化亟待实现现代化与全球化复兴重建,破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心主义对世界价值的误导。要让中国人民相信恢复中华圣贤文化拯治人心的道统,与加强公天下的“圣贤集权”才是关键的关键!

     三退公告:退邪教、退所谓海外过渡政府、退在野党 http://www.godteachart.com/hf/

心灵自觉明道救世宣言 http://www.godteachart.com/hf/show.asp?id=172
世界文艺复兴网: http://www.godteachart.com/
三退网接受捐款帐号:
中国银行长城卡:6013 8201 0000 0398 126(开户行:北京市月坛支行)
开户名称:刘浩锋
联系电话:15911156271 13520047283,
电子邮件:tawh@vip.126.com,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24 15:51:52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伟大而正确的预言

伟大而正确的预言

——再读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普诺

    普列汉诺夫1856年生于俄国一个小贵族家庭。早年他是俄国民粹派的活动家和理论家,是当时“青年思想权威”之一。二十岁那年他和自己的朋友们在彼得堡卡赞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组织了俄国第一次工人罢工,发表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演说,而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1880年初受到沙皇政府的重赏通缉,他因此侨居国外三十七年。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告别了民粹派。后来他成了民粹派的最有力的批评者。他不是谴责别人,而是剖析民粹派的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他在国外期间同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如考茨基、李卜克内西、盖德、伯恩斯坦等建立了私人联系,以后又同恩格斯往来并以其为导师。1882年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1883年他在瑞士建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初步基础。第二国际成立后他成了领导者之一,并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二国际的会议。他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公认的学识渊博又善于理论思维的思想家,他是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从1903年直到他病逝的十五年间,写了许多文章批驳列宁,列宁也写了许多文章批驳他。对他们二人的理论是非,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始终认为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革命的,而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的,是反革命的。

    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病重不起之时,用半个月时间口授了《政治遗嘱》。他在叙述自己的《政治遗嘱》之前提出了两点意见,其中一点就是“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掌权,我的遗嘱就不应公布。”此后《政治遗嘱》长期秘而不宣。直至八十多年后,在《遗嘱》所预言的苏联崩溃之后,于1999年11月30日在俄国《独立报》发表面世。2000年第二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出版)翻译出版了这篇《遗嘱》。本人十年前曾经阅读过这篇《遗嘱》。十年后的今天,再次深读了这篇《遗嘱》。

    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时,普列汉诺夫说:“我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之所以不能实现,普列汉诺夫分析说:“随着高效能的复杂的电动新机器的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科学成就的运用,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级不利,而无产阶级本身也将变成另一个样子。那个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无产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而知识分子就其人数和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而言将跃居首位。”今天的现实证明普列汉诺夫的预言果正确的。就中国社会而言,现在那里还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呢?我们党已经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不仅知识分子队伍在迅速壮大,从事复杂劳动的工人越来越多,他们不再是机器的附属物。工人的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也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种情势下无产阶级专政是荒谬的。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大大减少,而且他们根本不能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因而不可能成为领导阶级,当然由他们“专政”更是无从谈起。普列汉诺夫说:“作为社会中最有学识的阶层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进思想带到群众中去。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今天能进入各级领导层的人,都有知识层次的要求,就是担任农村村社干部也要求有大专文化。这也证明了普列汉诺夫所说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了今天社会的教育者和引导者。普列汉诺夫进一步说:“知识分子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的提高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缓和。格外合乎知识分子心意的历史社会哲学范畴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人道主义思想将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所以今天我们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公平、正义,讲全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是社会主体阶层的需要,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不是谁能阻碍和诋毁得了的。

    在谈到资本主义时,普列汉诺夫说:“当代资本家早就明白,同吃饱肚子、心满意足的工人打交道比同忍饥挨饿、怒气冲冲的工人打交道要来得有利得多。……我以为资本主义不会很快就被埋葬。我从马克思逝世时起,尤其是本世纪初起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观察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灵活的社会结构,它对社会斗争作出反应,不断变化、人道化,朝着接受和适应社会主义方向运动。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就不需要掘墓人……我认为没有必要预言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具体特点,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能长期并存,互相竞争、互为补充。今天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包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许多方面的借鉴,以及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全人类智慧结晶”的运用,都证明两种制度的长期并存和互为补充。而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关系也在不断的调整中走向缓和和融合。并没有出现当年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腐朽、寄生、垂死的最后阶段,也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夜。尽管存在各种问题,但资本主义仍在朝气勃勃地向前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谈到十月革命时,普列汉诺夫说:“列宁实现了政变,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革命,他把俄国历史引向错误的死胡同。俄国的发展将因此落后许多年,也许几十年。”在中国有一的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十月革命到底是怎样的一场革命。根据俄国学者的证实,进攻冬宫的浩大场面,都是后来的艺术化编造,实际上是一支不到两千人的赤卫队占人了彼得格勒全市的战略据点,部分武装人员采取了逼宫行动。阿芙乐尔巡洋舰当时并没有实弹炮击,而是发射了一发礼花炮弹。政府武装十分微弱,主张民主自由的临时政府没有任何抗拒就被赤卫队逮捕了。十月革命不是人民的自发革命,而是布尔什维克武装向二月革命的临时政府的“政变”。

    在谈到布尔什维克政权如何演变时,普列汉诺夫预言:“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但是通过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能否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建成公正的社会呢?当然不能!这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在自由的、自觉的和结合个人利益的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普列汉诺夫认为:“列宁关于社会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而是对它的背离。列宁得出这一结论决非偶然,因为他需要这个结论来鼓舞布尔什维克。”

    总之,普列汉诺夫强调:“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不管怎么样,是短还是长,不可避免地因篡改历史、犯罪、撒谎、蛊惑人心和行为不光彩而令人印象深刻。”按照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说法,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十月革命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历史证明列宁确实就是这样一个人。2007年出版的德国《明镜》周刊刊登了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副题是《被收买的革命》。文章披露俄共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与德皇串通获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资助,成功地制造了十月革命。没有德皇威廉二世出钱出枪,扩大革命喉舌《真理报》,列宁的武装政变就没有成功的可能。交章说,列宁想要颠覆沙皇,而威廉二世则要取得东线的胜利。德意志帝国接连数年以千万计的马克和后勤援助支持了俄国布尔什维克。

    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个人人格也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列宁是多面的,“像变色龙一样必要时会改变自己的颜色。他同知识分子在一起时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在一起时是工人,同农民在一起时是农民”;“他的意志压制住周围的人”;“政治是肮脏的事情。列宁的行为十分直观地证明了这个说法”;“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或者一个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因为不道德的号召和口号对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可能变成一场巨大悲剧。列宁不懂这一点,他也不想懂这一点”;“列宁是一个理论家,但对于有学养社会主义者来说他的著作没有什么意思。因为这些著作既没有优美的文笔,也没有经过精心推敲的逻辑,更没有深邃的思想。但对于一个识字不多的人来说这些著作总是因其叙述的简洁、判断的大胆、真理在握的信心、口号的吸引力而留下强烈的印象” ;“列宁是一个不懂‘中庸之道’的人,‘不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列宁说过,沙皇帝国是各族人民的大监狱。但是当列宁和斯大林创建布尔什维克的苏联以后,苏联各族人民遭受的苦难比沙皇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列宁和斯大林创建的劳改营,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数以千万计的人在劳改营中从事繁重的苦役,大量的人在饥饿、寒冷和病痛中死去,其中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据此写了令人看后心惊肉跳的《古拉格群岛》。普列汉诺夫在遗嘱中写道:“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普列汉诺夫回忆,过去曾经和列宁一起谈论过法国革命,列宁认为“雅各宾共和国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斩首机砍掉的脑袋太少了”,当时以为不过是他的玩笑话,后来夺权后,列宁真的大开杀戒,契卡(肃反委员会)杀人不眨眼。电影《列宁在1918》中高尔基忍不住向列宁谏言,列宁发表了一番议论,为肃反扩大化滥杀无辜作辩解,他说,在生死搏斗的时刻,谁能说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给出了答案。正是那些砸向善良人们的不必要的拳头,捣毁了自己的根基。苏联在倒塌前没有人再相信谎言以及为掩盖谎言而制造的更多的谎言,即使拥有氢弹、导弹和最先进的飞机、坦克,依然没有保住苏共的政权。貌似超级强大的苏联,不幸被普列汉诺夫在《遗嘱》中预言说中,“像纸牌搭成的小房子那样坍塌。”更可悲的是,几乎没有一个党员和干部站出来为党抗争。这一历史事实说明:当一个政权需要用欺骗来对待自己的人民,用谎言来掩盖自己的历史,那么你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认定,它,错了,不论它标榜自己多么正确。如果不幡然悔悟,它就会走向灭亡。

    普列汉诺夫在《遗嘱》中也预见了国家和社会主义的未来。他说:“有朝一日阶级将消失,国界将消失。而国家作为人民(将来是地球人)的组织形式将保留下去。不仅如此。它的作用将逐渐增大,这是全球问题增加的结果。这些问题是:地球上人口过剩,地球资源枯竭,能源短缺,森林和耕地的保护,土地、水和大气的污染,同自然灾难的斗争,等等。”他要人们特别关注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恩格斯在序言中强调了进化过程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令人感兴趣的还有,这一版从德文译成英文是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一版《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与原先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意思远不是相等的。

    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有看到国界的消失和不属于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地球人的出现,但是,普列汉诺夫在近百年前预见的全球问题已经出现。今天全球面临的问题,让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民族不得不坐下来共同商议解决的办法。在面临灾难和共同危机的时候只能互谅互让互相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昭示了普列汉诺夫预见的世界的未来。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2-01 10:01:46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 标题:刘小枫——游击队员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游击队员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主讲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比较宗教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总监 刘小枫

主持人:赵明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法学研究所所长

时 间:2005年5月13日

地 点:西南政法大学岭南厅

赵明教授: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晚上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的精神导师刘小枫先生来我校讲学。小枫先生和我们西政是有渊源关系的,是我们的邻居,因为他本科是在四川外语学院读的德语系。

    小枫先生自川外毕业以后在北京大学读硕士,然后在深圳大学教书,接着又去了瑞士的巴塞尔大学攻读神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比较宗教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总监以及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中国许多著名的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我们许多青年学生都有所了解小枫先生的学术道路。根据现代科学学术体系的分工,小枫先生可以说在哲学、美学、宗教学、文艺学等等凡是可以称之为“学”的(包括我们的法学)领域卓有成果!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学术分科来介绍和了解小枫先生可能又很大的误解。其实小枫先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问家、思想家。小枫先生最近几年以来,通过对古典学问的研究以及对古典经典著作的诠释、解读和教学实际上已经展示出了他在过去按照一种现在的学术体系分科,即所谓的学科所涉及的众多领域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的指向。这样的方向或者指向,现在刘小枫先生通过他的学术和教学工作应该已经给我们呈现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小枫先生确实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的精神导师。我个人是读着刘小枫先生的书一直走到今天。我回忆自己的读书的道路,80年代是李泽厚先生影响着我们这一代,90年代以来直到今天,可以说是小枫先生在引领着中国当代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个人也包括我们很多的青年学子,以及我在北京所了解到的,都对小枫先生心存感激!我记得中国社科院高全喜先生曾经在私下说过:“最期望的是希望小枫先生能够长命百岁。因为他活着,他的学术工作能够使得我们当代的中国学人知道方向,有一个标准!”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是非常到位和准确的。小枫先生经常到川外来讲学,跟我们可以说是擦肩而过,这次在龙校长的安排下,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小枫先生到给我们直接讲述他的学术思想。他今天晚上讲述的是“游击队理论与现代性”。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小枫先生!

刘小枫教授: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

    我其实很早就想到政法大学跟大家交流,但是一直不敢。因为我很崇拜大学的名称。一想到“政法”,谁念“政法”?那不是一般人念“政法”的,毕业出来他们干什么呢?政法大学培养的是国家政治秩序最基础的人才,所以我觉得在政法大学教书的、念书的都不是一般的人。我在川外读了四年书,从来都是仰望政法大学,所以今天有机会到这里跟大家交流觉得真是非常荣幸而且心里是七上八下。

    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游击队理论和现代性的关系。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呢?因为在座的各位都是法学方面的专家和学子。我最近几年研究德国的政治法学,也就是施米特的政治法学有了一些体会。在我看来法学背后有政治,或者广义的说,有这种文化。我们的法学,不仅仅是我们的法学,整个二十世纪的法学界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过于偏向一些实证性的东西。有一次我在香港开会,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都在一起。当时我就说到“三个代表”。我说,“三个代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次法律方面的行动,然后我就讲到法学与政治的关系。当时一个法学的院长马上就提出法律和政治没有关系,我就很小声的回了他一句:“你这是实证法学派的观点。”我们从西方历史上来看法学当然是和政治分不开的。

    为了提高大家的兴趣,我今天挑的是游击队理论问题来看法学问题。施米特在他的整个研究过程中偏重两个:一个是公法、宪法,一个是国际法。游击队理论就是靠近国际法问题。我今天只是想给大家作一个导读,因为书已经翻译成中文了,非常好看的一本书,我相信好多同学都已经读过了,没有读过的赶紧读一下,很好看。我想作一个导读,或者作一个分析,我们来看一下法学与政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其实跟我们的现实处境结合非常的紧密。

    首先我们谈一个问题就是人与战争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一讲到战争,马上就下意识的有种感觉。之一是认为谈论战争好像是不道德的事情。我们都希望和平。可是我们要明白战争与人性从来就没有分离过。中西方最早的经典写的就是战争。《荷马史诗》里讲的、我们五经书里面的《春秋》大部分讲的是战争。战争与人类人性分不开,由此我们可以说不了解战争、不研究战争就不可能懂得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究竟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战争跟法有非常大的关系。施米特在研究游击战的时候,他的一个视野对我们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就是他如何看待一个问题。游击队这个理论或者游击队这个现象有一些历史学家研究过,但是没有谁像施米特那样具有历史的穿透力,从一个小的问题他能看到背后很大的一个历史、政治、法学背景。

    施米特对战争归纳三种历史类型。从西方历史上讲的,战争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之为神话式的战争。什么叫做神话式的战争呢?这就是荷马史诗所体现出来、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战争形式可以所体现出来的战争,战争的理由是以神或者说是天上的正义来支撑的。第二种战争类型成为法制的战争。战争可以有法制,讲规矩来打,这是西方的第二个历史阶段的战争。在第一和第二之间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了解这个过程对于我们理解有游击战问题是非常关键的。要害在于弄明白施米特在问战争问题的时候,他是在问战争的法理依据是什么?这意味着人类的战争是永远不可能避免的。从古代打到现在,我们在避免战争、消灭战争的时候还是在打仗。而且施米特看到越是到二十世纪,当我们提出要永远消灭战争的时候,其实是使得战争更加残酷、更加野蛮、更加非道德。要消灭战争实际上是把背后的法理依据抽掉。待会我们来读两段文本,是非常有意思。刚好结合我们当今纪念二战。

    法制的战争究竟是什么呢?法制的战争意味着打仗的理由变了,法理变了。法制战争是西方的君主国,也就是所谓的绝对王权国家形成的时候出现的战争形式。“绝对王权”直译的话称之为绝对主义,这是错误的翻译,意译应该是绝对王权。绝对王权是什么呢?中世纪后期有一个神圣罗马帝国,有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制度。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制度崩溃以后,就出现了所谓的君主国。打仗是为了国家、君主国来打仗的,因此出现了很著名法哲学的口号—— “国家理由”。什么叫做“国家理由”?就是所有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国家,没有比这个更高的。由此成为战争的法理依据,打仗的理由不是为了超出国家利益之上的一个更高的理由,比如说,为了全人类的进步,为了实现世界的大同,或者为了实现上帝的目的。这就是它的法理。这样的法理导致战争的形式和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打仗守规矩,军人和平民要区别对待,对战俘要当作人对待。普鲁士战争著名的口号:与普鲁士打仗的对方当作是恶魔。这跟现代是不一样的。我们看非常简单的例子:美国就把所谓阿富汗的拉登之流当作是恶魔。战争的法理依据是不一样的,16世纪一直到19世纪都是处在法制战争阶段,国家与国家之间打输了就打输了,不会侮辱或者取消对方国家的国格,或者对方民众或者人民的国格。法制战争在第二个阶段就制定了一些战争法,包括一些国际法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第三个阶段是现代战争。现代战争恰恰是对传统法制型战争的破坏和违背。施米特在考虑游击战的时候,是从西方法制的演变过程来看待这个问题的:现代的战争是不是正义的战争?是不是有充分法理依据的战争?游击战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法学家考虑问题与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学的法学和他所讲的法学好像差别很大,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法学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是充满活力的,诱惑吸引我们去思考一些极其有意思的问题。

    进入第二个要点:现代型的战争。从神话式的战争经过法制战争,再转入现代战争。现代战争有什么样的形式呢?游击队或者游击战这样一种战争形式传统是没有的。施米特上来就讲,“要讲现代学说,游击队理论或游击队现象就遇到麻烦,因为从来没有古典的或是古代的游击队或游击战的事情。”我们传统可以说有土匪但不是游击队,差别在什么地方?要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理解。游击战是由现代战争引导出来的。我们先对比一下。

    现代战争最基本的形式。第一个是组织性,体现在军队是正规的。以前欧洲打战经常是雇佣军,在希腊我们也看到,希腊人被人雇去打仗。在现代战争中,民族国家通常有自己的专门的正规的军队。一般认为,第一支正规军是拿破仑组织起来的。第二是战争的技术性,技术包括组织、指挥系统、军械等等的更新。这与游击队理论是密切相关的,就好像现在说本?拉登的武器也有手机一样。第三,就是侵略性。现代战争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以集团的形式。当年中国遇到西方的压力时马上组织新军,目的就是组织一个完整的组织化的部队,而且这个部队可以为国家所用,可以进行侵略,如果我们足够强大的话很有可能打到东南亚去了。就像日本组织的军队就很有侵略性。那个时候组织的军队当然具有侵略性,这是现代战争一个最基本特色。第四个特色就是国家性,这个与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是很好理解的,严格来讲,这个国家跟君主国家、绝对完全国家时期的形式是一样的,但他的基础发生了变化。

    我们再来看一下游击战和正规战相对的方面。第一个特色是和组织性相对的政治性。什么叫政治性?这是我们需要理解的重点,为什么要提出这一点呢?因为法、法理这样一种生活最基本制度的形式是和政治分不开的,那么游击队或游击战的政治性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探讨游击队理论的关键要点。第二个特点是灵活性。我们都知道游击队没有统一的军服,经常就是绑一块手帕就代表是哪一边的,不正规;相对应的就是技术性背后的合法性。施米特在讨论合法性和技术型从来是连接在一块的,因为现在是个技术世界。灵活性背后有一个正当性,这是一个法理学、法哲学的词汇,施米特把它放到战争中来考察。第三个特点是本土性。游击战从来就是保卫本土的,这个本土不是民族主义的理解,我们所理解的本土是土地或人民,施米特的本土是“土地概念”。

    我们现在大致可以归纳一下,现代战争的形成导致了游击战的出现。这两者之间什么关系呢?他们的逻辑关联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有游击战?我们先简要看一下游击战的历史。游击战最早是在西班牙出现的。当时拿破仑指挥他的大军横扫欧洲,第一次遇到的零星抵抗力就是西班牙的自发组织起来的兵勇,来抵抗正规的军队、有组织的现代化的部队。所以,施米特说西班牙是游击队最早的发源地。他也用了“星星之火”,火星从那里发起,绽放到北方。我相信施米特是没有读过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这个语言何其相象!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游击战出现是在俄国,而第一部反映游击战的经典文学作品就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记载了俄国的游击队如何抵抗拿破仑的正规军。其中一句施密特是这样描述的“俄国的农民就像抖身上的虱子虫一样把拿破仑军队从身上抖掉”。为什么强调农民?因为农民坚守的是土地,同时他们不是正规军,他们是散兵游勇,对抗的是正规部队,也就通过俄国所谓农民自发的反抗来体现游击队、游击战和现代战争的一个根本的区别。我们可以这样说,正规军是现代性的体现,现代战争是现代性的一个步伐,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现在所谓的反恐战争都是现代性的步伐。比如说反恐战争完全可以和全球化的政治策略或者说是政治趋势结合在一起,而游击战可以说是反现代的。游击战第二个大的阶段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施米特眼中,中国的抗日战争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他认为真正的游击战理论是中国的毛主席建立起来的。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详细分析。第三个阶段就是在毛主席光辉的游击战思想的指引下的越南、阿尔及利亚以及整个东南亚,基本上指引了60年代以后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游击战。

    关于游击战的历史就是这样大致一个过程,我们接下来进入理论性的问题。

     第一个理论性问题就是要从法理的角度来考虑。游击战游击队针对正规军经常搞破坏、搞暗杀,也就是采用一些称为非法的手段来对付一个很正规的军队。如果给游击队定性,那么它是否是非法的组织?是不是采用一种非法的战争形式在对抗敌人?反过来我们也考虑,正规军是不是真正合法的?它合的是什么法?游击队如果是非法的,那非的是什么法?这就突出了施米特从来强调的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什么是“法”?法从来就是人立的,因此法的性质可以说是充满了人性、历史性和国家性。游击队非法,可它有正当性,这是施密特提出的第一个概念。

     我们来看一个非法与合法最关键的例子,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施密特从两次世界大战总结出,战争一步步背离了西方所谓的法制型战争时期的战争法的规矩,这个战争法的规矩就是:打仗就是打仗!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好像两兄弟打仗一样,败了就是败了,但不等于道义上的、道德上的败坏。可以说法制型战争是不具有价值道义的一种战争,而现代战争是带有道义价值的一种战争。我在这里读一段施密特的原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可以从中体现出现代正规战争和法制时期战争的区别。他说道:“1949年5月27日的四个《日内瓦公约》相当于国际法,是值得敬仰的人文思想和人道思想发展的产物。他们不仅给予敌人以人道待遇,甚至从表示认可的意义上公正对待敌人,因此仍然基于古典国际法及其传统(刘小枫:什么叫古典国际法及其传统?就是指的国际完全国家的法制战争时期),没有这一基础,这一人道主义作品不可能完成。”这里就提出要公正对待敌人。施密特一个很重要的提法,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又很像毛主席的话,但又跟毛主席说的话又非常大的差别,差别就在于他认为敌人和朋友的区分不是道义意义上的。接下来,“这些公约的基石始终是清晰区分战争的国家性质和基于这一性质对战争的限制。由于区分了战争的国家性质是国家之间像兄弟之间打仗一样,那么这种战争冲突就有了一定的限制。区分了什么呢?战争与和平、军人与平民、敌人与罪犯、国家间的战争与内战。可是由于国际公约的松弛以及这些基本区分遭到质疑,这就为故意破坏上述清晰区别的战争敞开了大门,这种战争就是现代战争。”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战败,等于是他们受了两次战争的害,后面施米特还专门讲到德国怎样受害。“于是便出现了某些以审慎行为表述的妥协准则,它只是一种档跨桥,借以跨越一道深渊其中包括战争、敌人和游击队员等概念的隐藏着多种后果的变化。”总之我们可以说,现代战争的出现使得人类的一些传统的基本的价值标准发生了位移甚至是颠倒。合法性战争与正义性战争的区别就是游击队战争与正规战争的区别,那么从我们传统的观念来看,游击队战争怎么就要不得呢?

    施米特在寻找有关游击队战争的理论文件时就很“好玩”,要说理论当然就要举出历史上的理论著作或文献了。他所找到的最早的文献就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君主皇帝面临拿破仑军队侵略时发出的一个诏令。诏令说:“第一,我们全国人民不管什么人都要拿起武器抵抗侵略者;第二,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这就是游击队战争的两个基本性质。先看第一条,游击战由于是全民动员,就使得军人与平民的区分没有了。比如说日本就是正规军,我们就是游击队——全民皆兵。这就模糊了战争中特殊的军事人员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区别,这就是非法。但是“非法”是因为没有办法,我们没有正规军,没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么当外部的侵略者来了我们只有用这种办法去对付了。再看第二条,“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传统的战争有讲究,如摆棋子、布防,而游击战根本不讲这些,而且是小规模的零星的作战方式,这也就破坏了打仗的规矩。这样,这个诏令就被视为是游击战争的最基本的、最早期的理论文献,非常有意思。有意思在哪里呢?它告诉我们:游击战破坏了战争的一些法制性的规矩,因此游击队应该是罪人。可是进一步追问就会发现,这样一种非法恰恰有它的正当性,正当性在哪里?我们等一会再来看这个问题。总之,我们可以先总结一点:游击战使得现代战争越来越残酷。因为它不择手段。在战争中,那一边在架起机关枪、大炮对打,这边却在搞暗杀,甚至跑到对方的后方把什么旅长、师长的老婆孩子抓住当人质,威胁他们如果不离开军队就把他们的老婆孩子杀掉。这当然很残酷!

    但是,这种残酷是由什么东西引导的呢?这使我想起当年隔壁一零一团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当年在与越南打仗的时候,我们是正规军,有一次一个班长冲到敌人的碉堡里,发现里面两排女兵全都没有穿衣服,于是害羞地扭过头去,那些光着身子的女游击队员瞬间就端起枪在他身上扫了二十几个窟窿。于是后来我方就下令,凡看见没有穿衣服的女兵也开打。你们说这是不是说明战争越来越残酷呢?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要想找出这种残酷的根源,就必须弄清究竟现代战争的正当性在哪里?按现代的理论,现代正规战争的正当性就在于现代化。质疑现代战争的正当性就是在质疑现代化。比如说日本对我们的侵略,他们说是在解放我们,要把我们从西方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然后给我们带来一个现代化的世界。确确实实如此。我们看一看日本,只要他们认为是割让给我们的地方,一个是台湾,一个是东北,它的建设跟中原是不一样的。他们认识到中原是不可能永远占领的,所以烧光、杀光、抢光为上,而在东北修铁路,在台湾修公路、大学,跟在日本本国几乎就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战争背后就是一个现代化的目的,由此现代化就变成了一个合法性的正当理由在背后支撑。由此抵抗现代化,抵抗现代民主政治的进步,那就是反动、反革命,打败了你就是敌人。

    接下来我们念一段施米特的论述。这段论述其实没有什么太值得好奇,都是人所皆知的历史史实,妙的是他在什么时候写这本书,在什么时候说这段话。他的原文是这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的战胜国解散了德军总参谋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凡尔塞条约》第一百六十条:禁止德国以任何形式重建总参谋部。”这意味着什么?干涉你的国家主权!建立国家军队的总参谋部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行为,国家的军队如果没有总参谋部那还叫什么样的国家?“这种取消了历史的和国际法的逻辑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垂窃古典的欧洲国际法意义上的两国交战,在共同取得对德国的胜利以后,垂窃并消灭了普鲁士国家。盟国监督委员会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的第四十六号法令规定这里引了法令,实际是一种政策。就像我们国家经常用政策代替法令,洋人一样是这样做的。“普鲁士国家历来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代表,它在事实上已不复存在。以维护各民族的和平与安全的思想为指针,并怀着确保德国在民主基础上进一步重建政治生活的意愿,监督委员会之规定如下:第一条,解散普鲁士国家及政府和一切行政部门。”

    一个国家被解散了。他引的这两条法律显示,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取消总参谋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取消国家主权。日本也一样,所以日本现在得什么意嘛!日本有什么国家主权嘛,人家军队都驻扎在你的国家里,经常出现什么美国士兵奸污女大学生。想想我们中国49年以前北大女学生被美军奸污,现在还有这种事情吗?我们国家的主权确确实实是不一样的。想起当初香港要回归时,香港说你们共军就在新界就可以了,不要进城,因为我们英军的好多军人都在市中心,这个地方就不要驻军了。我们香港人看见穿军装的共军就害怕。当时有两个外交官黄华和姬鹏飞就答应说不要驻军,被我们的小平横着眼晴骂:姬朋飞和黄华两位胡说八道!这是很清楚的,我们的小平同志是政治家。驻军与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反过来我们来看施米特,一个国家总参谋部被取消,这意味着什么?而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1962年。我在读到这个地方就暗自在想:施米特完全是在煽动游击战。因为游击战恰恰是与不正义战争联系在一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就是犹太人问题,如果把犹太人问题这一环抹去的话,那么二战在历史上是很难讲的一件事。

    施米特在说了这话以后,据我所看到的文献,很少有评论家法学家对这一点作出评论。这一点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你不能很简单地就认为这是在为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辩护。通过这一点,我们现在对游击队理论的认识进入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领域,即有关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制度、相互之间的关系、法和这些冲突关系究竟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状态中,历史状态就是现代性。

    现在我们来看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的第三个部分。施米特重点不是要讲游击队的现象,而重在讲游击队理论以及游击队员这一类型的人,他认为游击队员是一种新型的政治人,他们首先是在文人中出现的。比如他说卢梭就是欧洲思想史上的第一个游击队员。对于施米特来说游击队的理论分成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即如果我们把初期的阶段像普鲁士皇帝的诏书排除开,理论上出现有两次:第一次是俄国共产党,第二次中国共产党。

    我们来看一下施米特对于共产党的理解。游击队理论的发展第一个阶段可以说完全是农民式的、自发式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列宁式的,即政党提出了一套游击队理论,文本就是列宁的《怎么办》。在其中列宁就教导了一种不择手段的革命方式,这就是游击队的打法,但重要的是列宁提出了一个游击队员的理论,这个理论称之为意识形态理论。什么叫做游击队呢?他们是为一个终极目的服务的,为了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历史的实现。所以游击队理论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从保卫乡土转变到超出本土意识的意识形态的描述,全球化的一个政治意识形态。这是列宁游击队理论最关键的一个要害。第三个阶段就是毛泽东的游击队理论。施米特在阐述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时,非常强调一个东西,就是毛泽东的游击队理论着眼于本土性,所以他固守住了游击队的一个本色:我是守卫乡土,我没有这样一种高意识形态的追求。

赵明教授:

    金开名家论坛上我也出现过几次,每次都是批评,今天却没有。开始介绍的时候,我称小枫先生是我们的“精神导师”,这是有用意的。什么是导师?就是引导、教育我们读书、读真书。小枫先生有个说法叫“勾引美人”,就是把那些想读书、读真书的人、以读书为志业的人勾引出来。可是为什么要读书?我们要读好书、读真书,是为了在精神世界极为贫乏的时代如何呼唤我们高贵的人性,这就是所谓的勾引的“美人”。今天小枫先生讲的内容、他的解读,我们可以探讨。但是我们更要理解他告诉我们如何读书、读什么书的看法。这也是小枫先生这几年在国内游学、讲学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真正的目的。下面请同学们提问,看小枫先生所说的“美人”勾引出来没有。

    赵明,男,1966年出生于四川营山。本科就读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就读西南政法大学。后获中国社科院法学博士学位并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作博士后研究。曾任教于湘潭大学,现为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法理学学科带头人,主要致力于法哲学和法学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近代中国的自然权利观》《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探寻法的现代精神》等。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1-29 21:40:03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蒙文通“左翼儒学”的重要理论

王制》与大立法者之“德”

----《<王制笺>校笺》序

——献给冯达文先生六十四岁生日暨从教四十周年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刘小枫

2008-05-08

  整整一百一十年了:康有为将《王制》从《礼记》中取出来,考订、作注,然后单刻。那个时候,离戊戌事发不过仅仅几年耳。

  在为经考订后单刻的《王制》所写的《考订王制经文序》(1894) 中,康子一上来就说:《礼记 王制篇》,大理物博,恢恢乎经纬天人之书。其本末兼该,条理有序,尤传记之所无也。
  
  清朝数代学人整理经籍,到康有为的时候已成就斐然,仅就校勘《礼记》而言,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均为诚品,在晚清时局的忐忑中,康子忙得不行,为何还要花时间及闸人一起来考订《王制》?

  在儒家典籍中,《礼记》古来属“传”,与属“经”的《仪礼》相配,但《礼记》的地位一直颇为独特,与《论语》、《孟子》的关系颇为复杂。唐宋时期,经韩愈、李翱倡导,程颢、程颐推动,《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被提升出来独立成篇,获得了所谓“小经”地位。因此,即便是康有为刻意要把《王制》从《礼记》中提升出来,也算不得什么“原创”之举,没有必要就此来番考索或讨伐——问题在于需要理解,康子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意图”。

  不妨先回想一下唐宋时期:当时那些头脑非常聪明的人为何偏偏要把《大学》和《中庸》这两篇从看似编得来杂乱无章的《小戴礼记》中提取出来作为“教士”的要籍呢?为什么没有把比如说《王制》或《礼运》提取出来?

  我们都清楚知道:盛唐一代,佛学盛行,大汉时期奠定的华夏帝国的文明政制明显受到浸蚀——陈寅恪在其隋唐政制史研究中说到佛教时,刻意强调佛教背后的异族政制渊源,称“释迦部族”为“共和国” ——“共和国”明显是个西方政制的语汇,而且听起来颇有法国大革命后的“现代”色彩,陈大师何以会用来指称一个古老的东方部族?晃眼一看,我们兴许会以为大师搞错了,或者在耍文笔。可是,大师怎么会搞错?突出佛教的政治制度渊源,并成其为“共和国”,也许透露出陈寅恪致力研究隋唐政治制度的用心(或苦心):中华文明制度面临西洋政制的冲击时是否能够延续——这种焦虑或关怀促使大师要去搞清楚当年佛教入华时,中华帝国如何适应或化解自己的制度危机。

  对《大学》、《中庸》在唐宋时期地位提升的原因,康有为想必心里有底。《考订王制经文序》说: 孔子作《春秋》而改制,自孟子至汉儒无异说。及《公》、《糓》微,师法沦斁,老、佛盛行,孔学衰息,学术晦杂,治道废塞,生民不被其泽,耗矣衰哉!

  既然关怀的是政制,为何标举《大学》、《中庸》,而非《礼运》、《王制》? 也许,佛教毕竟不是一种赤裸裸的政制形式,佛陀拐走的首先是人们的“灵魂”(心性)。所以,需要从端正教育入手,进而端正心性。没疑问的是,即便推崇《中庸》,二程最终关切的仍然是制度——程颐有言:先识得个义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为准?无如《中庸》。(《二程集》,中华书局版1981,页164)
  
  《春秋》是讲制度的经,但要明乎《春秋》,得先搞通心性问题,不然的话,就可能在制度问题上有所迷失。由于佛老的影响,《中庸》已然难解,或者其实学人读《中庸》已经喜好依佛老之法来读——就像我们今天有人读《中庸》,喜好依西方的人本心理学或宗教哲学来读,从而就有必要为学子们指明进入《中庸》的门径。于是,有了表彰《大学》之举——同样是程颐说:
  
  《大学》,孔子之遗言也。学者由是而学,则不迷于入德之门也。(《二程集》,前揭,页1204)
  
  康子把《王制》从《礼记》中提取出来单独成篇,很可能是有意接续宋儒:《王制》之法,经世条备。其博大弘深,首尾毕举,则一也。宋儒精于义理,独拔出《大学》以教士,而《王制》尚杂《戴记》中,又多错简,或记注杂出。

  这话看起来像在责怪宋儒没把《王制》提取出来,但康子恐怕并非不明白,宋儒“精于义理”的用心最终在于制度关怀。问题在于,康子深切感到,由于西洋文明制度的冲击,如今,仅靠明乎“义理”的教育方略来维系学子的制度意识,已然不敷用了。因此,改变“《王制》尚杂《戴记》中”的状况,刻不容缓,毕竟,中华帝国如今面临的不是拐人心性的“教”,而是可以让“帝国”兴衰的西洋新“制度”——所以,康子在序文中特别指出,考订、单刻《王制》:使孔子经世之学,一旦复明于天下,俾后世言制度者,有所折衷,考礼者有所依据,不复聚讼。(《考订王制经文序》)
  
  戊戌事变以后,人们原以为,帝国的现代化“改革”会大为倒退,没想到,清廷与“国际接轨”的迈进步伐让人侧目。1907年二月,晚清经学大师、教育家皮锡瑞的《经学通论》成书,同年六月,《王制笺》定稿——第二年,清廷便宣布废除了年逾千祀的科举制度,同年,时任湖南高等学堂讲席的皮锡瑞与世长辞,享年仅59岁。

  皮锡瑞给《王制》作笺之前,除康有为同其门人作的《王制》考订,俞正燮《王制柀μ锩平饬x》、廖平《王制订》等均已面世,为何皮锡瑞还要作《王制笺》?

  甲午战败后,皮锡瑞在日记中记到,自己甚至在睡梦中都还在与人说制度变革的事情(“梦与人谈西法,谓泰西诸事尽善”;见《师伏堂日记》,引自吴仰湘前揭书,页114)。也许可以说,与康子考订和单刻《王制》一样,皮锡瑞的临终之作《王制笺》同样出于对中华文明制度传承的关怀,其提升《王制》位置的举动,可比宋儒提升《大学》、《中庸》。

  《王制》从天子讲到庶人,从爵制讲到学制、刑制,简直有如一部古Politeia:一上来便给天子、诸侯两族订了各种规矩,然后规定我们如今所谓“市民社会”的宪政管理——司空管地政事务(土地配给和划拨),司徒管教育(《诗》、《书》、《礼》、《乐》为基本教材)和民政事务,司马管行政事务,司寇负责法律事务(“正刑明辟,以听狱讼”)——甚至连交通规则也具以明文(“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

  我们经常听现代学人说,中国传统不重法律,可在《王制》中我们见到,对法制的规定不仅说得较多、而且颇严:凡断章取义曲解法律、变乱旧名更改法度、持邪门歪道搅乱国家秩序者,格杀勿论;凡制作不健康音乐、穿奇装异服、搞邪门玩意儿蛊惑民心者,格杀勿论;文章虽然写得漂亮但言辞虚伪、心术不正之人,甚至学识虽然显得渊博却学非正道者,统统得判死刑(“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比起如今的立法者来,可以说有正气多了。

  《王制》确乎“恢恢乎经纬天人之书”。但作者究竟是谁,竟能写下如此大器之作?

  在“自序”中,皮鹿门没有再讲将《王制》从《礼记》中提取出来单独笺注的重要性——这问题明显已没必要再多说,而是提出另一重要问题来谈:《王制》的作者是谁。毕竟,“以《王制》为汉博士作,则抑之太甚”。

  康子标举《王制》时,仍然认为《王制》是“七十子之说”(“《礼记》义理博大,皆七十子之说,孔子之微言大义多存焉”)。也就是说,《王制》是孔门后学所作,这一说法是好些前人和时人所认可的——但皮鹿门提出,《王制》是孔子遗作。

  经史大师杨向奎说:“《王制》为廖平及皮锡瑞所重视,而康有为主《礼运》,皮氏之《王制笺》颇有精义”。什么“精义”?杨向奎先生举出了一段“精彩的考据”。 可是,《王制笺》仅仅考据“精彩”吗?

  的确,《王制笺》“自序”就是一篇“精彩的考据”,但考的目的是要确认《王制》的作者。经“精彩的考据”,皮锡瑞断定,《王制》为孔子遗书,并引俞樾说来佐证。
  
  《周礼》、《王制》皆详制度,用其书皆可治天下。《周礼》详悉,《王制》简明,《周礼》难行而多弊,《王制》易行而少弊。王莽、苏绰、王安石强行《周礼》,未有行《王制》者,盖以《周礼》出周公而信用之,《王制》出汉博士而不信用之耳。今据俞樾说《王制》为素王所定之制,疏通证明其义,有举而措之者,知王道之易易,岂同于郢书治国乎?
  
  考证的基本要点其实是:《周礼》和《王制》都讲制度,但《王制》所讲的制度与《周礼》所讲的制度要有不同,多有损益,以至于可以说,《王制》所讲的制度是“新制”,有别于《周礼》所讲的旧制。在作笺中,皮锡瑞再次点明:
  
  前人皆不知《王制》是孔子新制,与《孟子》言周室旧制不必尽同,故此《孟子》所言递降一等。《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视侯而无公,《王制》言天子之公受地视侯,而元士视附庸,在五等之外。
  
  素王是今文家的说法,何以连古文派的大师俞樾也说“《王制》为素王所定之制”?这让其弟子章太炎也搞不懂,责怪其师张嘴乱说(“先师俞君以为素王制法,盖率尔不考之言”)。

  纠缠于考据,有的时候也会丢失大体。无论是否孔子所作,总归是个了不起的大圣人(西洋说法称“大立法者”)所作——对我们今人来说,重要的是得领会《王制》作者的用心(确切些说,苦心孤诣)。章太炎否认的与其说是《王制》的作者,不如说是《王制》的品位:
  
  《王制》者,博士钞撮应诏之书,素非欲见之行事,今谓孔子制之为后世法,内则教人旷官,外则教人割地。此盖管、晏之所羞称,贾捐之所不欲弃,桑维翰、秦桧所不敢公言。谁谓上圣而制此哉?(《驳皮锡瑞三书》)
  
  太炎并没有否认孔子的圣位,关键在于《王制》所讲制度是否“新”、是否高明。太炎断定,“《王制》法品,尽古今夷夏不可行,咎在博士,非专锡瑞也”(《驳皮锡瑞三书》);“不可行”有两义,要么,因为太高超,要么,因为太低劣——在太炎先生眼里,《王制》所讲的那些个法制当属后者:连古代(无论正反两面)的大政治家们都羞于提到或公开讲出来,怎么可以把这样的立法书说成孔子所作?——当然,人们也可以问,倘若如此,何以自汉以来那么多的聪明人没有看出《王制》法品的低劣?难道汉博士的心智真的不如太炎?太炎的确如此以为(“余以为《王制》、《昏义》、《书大传》、《春秋繁露》,皆不达政体者为之”。《驳皮锡瑞三书》)。 可是,太炎的评判尺度又是什么呢?

  皮锡瑞断定《王制》为孔子遗书——所谓“遗书”,也许不一定就是写下来的文字之书,而是口传之“书”——或者“微言”,也就是不便张扬的 “说法”。这样的口传之书在秦汉之际可能还不少,直到汉一代孔门学人还背记得,并在汉一代才记于帛书——王充就说过,孔子于“秘书微文,无所不定”(《论衡?效力篇》),大学者荀悦甚至说,后世所谓多有怪诞之说的纬书,其实就是孔子所作(“世称纬书仲尼之作”,《申鉴?俗嫌》)。倘若真有这样的不着文字的口传之“书”,即便考据功夫厉害得不行,又如何(无论在地上还是地下)施展呢?

  在我们今人看来,有“书”竟然长期没写下来,全凭背诵和口头相传,实在不可思议。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不知道古代圣贤们是怎么想的了 ——写记下来不是要方便多了?无论我们是否想得通,这样的事情在古时候大概是有的。想当年,恺撒带领当时已经算“现代化”的罗马军团攻入高卢时,发现高卢的文教制度其实已经相当完备——高卢人也有自己的教养阶层“儒生”(Druides)。据恺撒记载,这些“儒生”传授经书的方式颇为奇特,要求不可在传习过程中将古传的诗文(verses)记写下来,其理由据说是:1,以免学问传播到民众中去,2,以免习者记写下来后就放掉了背诵功夫。后一个理由不难理解,前一个理由(“不想让学问传播到民众中去”=quod neque emin in vulgus disciplinam propagari velint,《高卢战记》,6.14),就让我们今人实在感到稀奇,想不通为何会有如此想法。

  好在古人让我们想不通的事情其实很多,我们毕竟已经受过启蒙的洗礼,好多古时候的事情想不通,也不奇怪。

  从文体来看,《王制》通篇的确像是有人在述一部法典,要么可能是当时的博士所记的当时的什么“制”(有人如今写书时还说,这就是史迁在《史记 ?封禅书》中说的“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但在多数论者看来,如今还这样说差不多要算笑话了),要么就是大圣人所为。倘若俞樾、皮锡瑞、廖平等大师的说法没错,《王制》这样的柀ξ鞣锹}人不能为,那么,就得考虑孔子是作者。

  在《礼记》中,《礼运》与《王制》一样,都是说法典问题,但《礼运》是对话文体,与《王制》明显有别。不过,倘若把两篇对起来看,似乎又显得并非没有关系。《礼运》开篇说,孔子去参加了一个祭礼后,外出到门阙游览,不免深深叹息起来。刚刚参加了自己十分看重的祭礼,孔子怎么又叹息起来了呢?

  在一旁的言偃(子游)不懂,问夫子为何叹息。于是,孔子说了那段名言: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看来,很有可能是孔子从,刚刚参加的祭礼中看到了古传礼制的衰变,于是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叹息。不妨这样来理解:《礼运》所讲的语境,恰是古传礼制的衰变之时,与唐韩愈、李翱和晚清诸子所身临的境况颇为接近。

  接下来便是言偃与夫子关于礼制的对话,通篇来看,显得像是对作《王制》的解说:为什么要作“王制”、礼法的源头怎样、为什么需要订立礼法—— 尤其是,在不同时代,礼制当有怎样的调适等等(廖平则谓,《礼运》等篇“孔子告子游,皆古学说”,是孔子尚未作《春秋》以前的“从周”之言,《王制》为此后的制作。参见《今古学考》15)。换言之,《礼运》以对话的形式说到好些涉及大立法者的“立意”之事。

  即便俞樾、皮锡瑞等认定《王制》为孔子所作,仍然让这样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如何把握像孔子这样的立法者的用意。固然,古制为殷周制度(王国维当年作《殷周制度论》想必也是出于制度嬗变中的文明关怀),《王制》中所述制度与古制不尽相同,因而皮锡瑞推测,《王制》当为孔子因时所立的新制—— 孔子是因时制宜的立法者。问题是,对于这样的立法者,我们又怎样才能摸到其“心意”呢?这实在是非常难以解答的问题。章太炎认为《王制》不可能是圣人所作,除了所谓“法品”太低,还因为他从《王制》中看到好些矛盾的地方,包括与今文家推重的《公羊春秋》的矛盾:“若《王制》为孔子所定,则汉立《公羊春秋》,乃不应孔子意也”。毕竟,

  《王制》,封建制也。然千里之内,亦有乡遂,……循《王制》之法,行之无不乱治,施之无不旷官,百世可知。

  孔子自己说过,他经常在梦中见到周公,一直到老(“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为什么经常梦见周公?

  周公是周制的大立法者,作《王制》的孔子梦见周公,也许表明孔子在立法者之心上与周公有特殊的精神纽带关系(张栻曰:“孔子梦见周公之心,即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为了抬高孔子,贬低周公,康有为否认孔子会梦见周公,断言“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是刘歆串入的文字,理由之一是“至人无梦” ——这理由恐怕不大充分,我们宁可信古人的说法。苏格拉底算“至人”罢,他就经常有梦,而且在梦中常得到神示(《克力同》,44a)——甚至是涉及自己的在世使命的神示(《斐多》,60e)。《庄子》内七篇说到孔子的地方很多,无不说得扑朔迷离,第一次涉及孔子的对话场景,就与做梦相关(“君乎?牧乎?固哉!丘与汝皆梦也,予谓汝梦亦梦也”。《齐物论》)。

  《齐物论》虽然主要说的是圣人所怀有的极高“齐物”境界,但与此话题紧密相随的话题是圣人的“言与不言”。开篇即是一段师生间的对话,学生子游(不清楚这个“子游”与《礼运》中问夫子为何叹息的言偃(子游)有什么关系没有。荀子曾将仲尼子游并称,康有为解释说:“子游为传大同之道者,故独尊之。此盖孔门之秘宗,今大同之道幸得一传,以见孔子之真,赖是也”。《礼运注》 )见老师“仰天而嘘”,其状神异,便想请教老师身怀的“妙术”。于是,老师说起“地籁”、“天籁”、“人籁”什么的。随后,从“夫言非吹也”起,言与不言的问题与圣人的至高在世领悟便联系起来。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

  “齐物”境界显得是一种极高妙的“知”,如此“知”不可避免要求一种同样极高妙的“言与不言”来与之相配(“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于是有了那句名言: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论而不辩。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何也?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

  这里怎么会突然扯到《春秋》这本书?既然说这书是“先王之志”,当是指孔子所作的立法之书《春秋》了。果若如此,说明这立法之书的性质的“议而不辩”又是什么意思?按锺泰先生的解释:“举其义而不辩于辞也,所谓据事直书,其义自见,无取于辩也” ——那么,“议而不辩”不同样也可用来形容《王制》? 

  《易》与《春秋》,孔子之两大著作,而又义相表里者也。庄子于《逍遥游》既阐《易》之蕴,于《齐物论》又深明《春秋》之宏旨,着其本乎先王之志,而为经世之书。(锺泰,《庄子发微》,前揭,页50)

  讲“大知”、“大言”的《齐物论》在关键段落突然说到“《春秋》经世”,已经让我摸不着头脑,接下来又说到尧向舜请教执政的事情(又一对师生对话):尧说自己在面临是否举兵的决断时“南面而不释然”——更让我不知其所以然。再接下来,《齐物论》的作者就说到孔子的在世情状有如做梦的事情,并紧接着写到:

  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俞樾说《王制》是素王之制,“素王”提法明文首见于《庄子》,而且“玄圣素王”并举(廖平谓“玄圣”指周公)——所谓“素王”,即有德无位。 “无位”指没有王位,似乎不难理解,但“有德”指的是什么“德”,就实在太难把握了。无论如何,倘若说《王制》为素王所制,口传给自己的心服弟子,由此一路传到汉代才记于帛书,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情。按《齐物论》中所讲的道理来理解,图元王所订“王制”在一类人眼里如“恢恢乎经纬天人之书”,在另一类人眼里是“贾捐之所不欲弃,桑维翰、秦桧所不敢公言”的东西,恐怕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毕竟,“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总之,要理解《王制》作者的用心,就先得理解作为“素王”的圣人。但圣人仅有近圣人之心者才懂得了,而圣人在前后五百年都难得出一个,近圣人之心者其实也不多见。倘若如此,《王制》的作者问题又何以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有“知其解者”呢?

  如今我们连近圣人之心者也难以遇到,不算独特的时代境遇,可以说,历史上的大多数时代都如此。所以,古人总说,读书明理能持守住养育“读书明理之士”便已经不错了。不过,当年皮锡瑞在湖南致力办学,倒希望能培育出新时代的“读书明理之士”——这种人

  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虽闭门读书,而已神游五洲,目营四海,不必识其器而能考其法,不必睹其物而已究其理。(《南学会第十二次讲义》,引自吴仰湘前揭书,页113)

  皮锡瑞说这话差不多恰好在一百年前——从百年后的今天来看,我们离这企望还差得远——如果不是越来越远的话:西法尚未搞通,其理尚未究明,中国的“王制”却也已然荒忽,惶论“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如今,政治哲学的事情,相当程度上无异于在令人叹息的现代化处境中回味古典心智及其与现代性精神的差异(所谓“古今之争”):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齐物论》)

  清末至民国初期,钻研《王制》的“读书明理之士”有好些:耿极《王制管窥》、程大璋《王制通论》、《王制义案》、刘师培《王制集证》……沈家本、董康等中国现代法学的开山人也参研《王制》以述中国文明的法制传统。在今文家中,1897年廖平作《王制订》,又有《王制学发凡》,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三年(1914),又有《王制集说》,搜罗汉代今文家对《王制》的解说(据今人统计,《白虎通》引《王制》达39例),还“约集同人,撰《王制义证》。以《王制》为经”,“以统帅今学诸经”(参见《古经学考》57),就提高《王制》的经典地位而言,廖平用力最勤,贡献当在康有为、皮锡瑞之上。关于《王制》为孔子所作的问题,也是廖平早有明文申说:

  盖《王制》孔子所作,以为《春秋》礼传。孟荀著书,已全主此立说。汉博士之言如《大传》,特以发明《王制》而已,岂可与《王制》相比?精粹完备,统宗子纬,鲁齐博士皆依附其说,绝非汉人所作。(《古经学考》65)

  在廖平看来,《王制》无异于经中之要经——对此,1886年的《古经学考》有独到的申说,并与申论“素王说”的《知圣篇》相呼应。然而,

  《知圣篇》专明改制之事,说者颇疑之。然既曰微言,则但取心知其意,不必大声疾呼,以骇观听。(《古学考》1,见《廖平选集》,前揭,页115)

  我们挑选了皮锡瑞的《王制笺》(而非廖平着)作笺。在晚清今文家中,皮锡瑞学问不仅较为朴实、明晰,而且其学在晚年致力于古典学问与现代学制的衔接(转化传统经科为思想史和“通论”而又不失原汁原味,《王制笺》成于其《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两书之后)。因此,特约请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锦民教授作笺注,以便单行,供当今非“古籍专业”的学士研读。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2-01 09:55:28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刘小枫:左派儒教士

臆说纬书与左派儒教士

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刘小枫

2007年11月23日

    人类的思想和社会行为依循着特定的精神法则,这些精神法则是历史地积累起来的,并往往凝聚为某些个体人格典范——精神楷模(耶稣、释迦牟尼、孔子、马克思、尼采)。随现代政党政治的出现,精神楷模与追随者团体的关系及其对国家政制和文化秩序的作用,已成为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1]中国的思想和社会行为的个体人格典范显得特别得多,孔子则是首要的人格典范。从汉代到清代,孔庙制和从祀制的不断扩展,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和社会行为的个体人格典范也随之增多。[2] 孔庙及其从祀制表明了两点:一,孔子是众多历史地积聚起来的精神楷模中的精神楷模;二,这些精神楷模的思想和社会作用受国家政制支配。由于孔庙及其精神楷模的基本作用是教化,而这种教化又与国家政制一体化,孔子的以天道设教就成了国家化的政治宗教。

    谈到儒教,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儒教士在哪里?从西方(基督教)或中国的建制化宗教(道教、佛教)的教士组织形态来看,就找不到儒教士。可是,若孔子的以天道设教事实上已构成了国家化的政治宗教,就必定有教士。孔子作为中国思想和社会的精神楷模的历史形象,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孔子身后的历代儒生塑出来的,以至于孔子的精神身位与历代儒生是相互塑造的关系,即教主与教士的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曾被明确尊为教主,那么塑造孔子教主形象的一定就是儒教士了。

    孔子的精神楷模的历史形象与历代儒生的相互塑造关系有政制和思想论说两种形式,就后者而言,纬书就是一个极好的个例。纬书塑造了极具神圣品格的孔子形象,这表明曾有极具神圣品格的儒生群体的存在。本来,纬书研究不仅可为确定儒教士的存在,而且可为探讨儒教士的类型奠定基础。可惜的是,近几十年来的纬书研究并未在这一方面有什么进展,反而徒添浮言,以至于我的初探不得不破字当头了。

一、 孔子的历史身位与纬书

    康长素说:“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无人、无事、无义不围范于孔子大道中,乃所以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圣也。……汉以来皆祀孔子为先圣也。唐贞观乃以周公为先圣,黜孔子为先师。孔子以至圣被黜,可谓极背谬矣!” [3]此论一出,中国的政治文化风气曾为之一变。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孔子的“教主”的身位又遭抨击,捣孔家店和还原孔子形象的启蒙文化论述将孔的历史身位定性为先师,抹去孔子的政治(“素王”)和宗教(“教主”)身位。冯友兰说,“孔子只是一个‘教授老儒’”,他“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以教育为职业”,孔子的行为与希腊“智者”相似,对中国的影响与苏格拉底对西洋历史的影响相似。[4] 在“教主”说与先师说之间,熊牟儒学致力于在现代人民民主论基础上重建儒学的“内圣外王”论,这一论述力塑孔子的圣人和“素王”身位。[5] 晚近,不满新心学的唯心性论,以承儒家内圣外王精义的孤魂自居的儒生重拾公羊论坠绪,再张康长素的孔子“教主”说,“以孔子为代天受命制法施教之王者”。[6] 在现代性政治文化的论争语境中,熊牟的孔子圣人论与新老公羊家的孔子“教主”说貌离神合,都是要恢复被启蒙论述删除的孔子的“素王”和“教主”身位。另一方面,以基金会的现代化方式尊孔的国家行为,意在巩固孔的先师身位在文教政制上的法统地位。由于“素王”和“教主”身位对孔子而言实二而一者,可把这两种身位看作同一类型,孔子的先师身位与孔子的“素王”和“教主”身位因此是现代中国政治文化中两种竞争性的精神楷模,在这两种精神楷模背后,活跃着两种不同类型或不同精神气质的儒教士。

    尊孔为先师并非现代中国启蒙话语的发明,而是古已有之。钱穆提醒当今学人,近人言孔只及《论语》,不过是一种时风;隋唐以前言孔,《春秋》远重于《论语》。 [7]值得注意的是,与《春秋》的正典地位相关的是孔子的素王或教主身位,与《论语》的正典地位相关的是孔子的先师身位。在汉代官定经学系统中,《论语》列于传记,没有正典地位,《春秋》列于经,其正典地位不是《论语》可以比的。其时,儒家论述孔子的圣王或教主身位的话语居主流。《论语》地位的提升在唐宋,这也是长素所谓“黜孔子为先师”的时期;清代戴望以公羊论疏解《论语》,《春秋》经逐渐又稍重于《论语》,直至康子重伸孔子的圣王或教主身位说。“五四”以来,随启蒙文化论高张,《论语》又重于《春秋》。启蒙文化论自然是具激进色彩的现代性思想话语,当今崇《春秋公羊传》的今文家抨击视孔子为先师的论说,据说是为了恢复一种“历史中的信仰”,因而也自视为保守主义的现代性思想。[8] 由此看来,儒家思想传统内部关于孔子身位的论争仍在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性论争中移步换影,两种不同类型或不同精神气质的儒生仍在争夺话语权力乃至国家文教治制法权。

    儒家分派,古已有之。夫子一死。“儒分为八”:有倡复旧的颜回儒,倡守本改良的子游儒,倡“尊贤容众”的子张儒。[9] 孔夫子兴致多端:兴学、从政、逍遥。后生依各自性情偏取一隅,所塑造的孔子精神身位自有不同。但孔子的先师与圣王(或“素王”、“教主”)身位的区别究竟何在?并非在于前者是理想性的(属于道统),后者是政治性的(属于治统)。从政治文化理论的角度看,两种形象都是政治性的,即都与国家政制的正当性关系有关,只有治统类型上的差异。宋代以后的孔子先师身位与政制的关系显然不是减弱了,毋宁说是政制的文教系统发生了转型。与此相应,“帝王学也由素重经学渐转为倾向史学”,而经筵制度亦在宋代成形。[10]

    《论语》与《春秋经传》都与国家政制的正当性相关,由于华夏帝国政制是教化性政制,拥立《论语》或《春秋经传》正典地位的儒生都是儒教士,只是精神气质的结构不同。《论语》与《春秋经传》在中国历代政治文化中的正典地位的消长,反映的是儒教士的思想类型之争,而争议的要害涉及国家政制正当性论证的不同思想资源和精神祈向。因此孔子的两种精神身位在中国历代政制中的嬗变,代表了两大派儒教士的政治理念及其制度安排的思想之争,用现代的政治文化述语说,就是左派儒教士与右派儒教士之争。

    孔子的两种精神身位都是由孔子以后的儒教士塑造的,讨论孔子的历史政治文化功能,就当着重讨论儒教士的历史政治文化功能。从政治文化理论角度审理孔子的“素王”、“教主”的历史身位,也就要审理倡“素王”、“教主”说的儒教士的思想结构。这种审理当然不是要发古之幽思,而是作为审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论争结构必要的思想史前提。文化理论的立场拒绝介入当代儒学政治话语中孔子应为“教主”或先师之争,也不追随启蒙论述抨击“孔子为教主”论,或还原孔子形象论,而是去搞清倡孔子“素王”、“教主”说的儒教士的思想结构及其政治文化涵义。

    康子在论述孔子的“素王”、“教主”身位时,主要思想资源是董子的《春秋繁露》和纬书。[11] 但从今人辑成的纬书来看,其中的“教主”说非董子春秋可望其项背。孔子的“素王”、“教主”说兴于西汉纬书家,只需将纬书中的孔子话语加以比较,就可确定。[12] 但纬书家是谁?纬书之兴不是与借古文经派搞新政的王莽相关么?怎么王莽看起来倒像今文家?

    何为纬书?按旧说纬书是辅经的,目录家都把纬归于经类。但纬书虽以附经立名,却并不是一种单纯释经性的论说,因为其中有不少话语是“孔子曰”。这种托孔说至少表明纬书的两个性质:一,是儒教士言;二,其书有经的形态。如李学勤所言:“汉代的纬学实际是经学的一部分,在考察汉代经学的时候,如界摒弃纬学,便无法窥见经学的全貌。近人讲汉代经学史,每每于董仲舒以下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话可说,就是这个缘故。……纬书的作者其实也是所谓‘先儒’。”[13] 但纬书毕竟不是正经,其性质也就有如别经或次经。别经与正经的称法是国家政治宗教的判称。儒家纬学为汉代显学,一度成为“国教”。隋以后,遭历朝王官学禁绝,以至亡佚。若非如此,纬书也可能就成了正经或新经,六经也就可能成次经或旧经了。纬书一度成为国教正典之时,正是儒家经典取得国家法权之时。“《论语》虽不立纬,而《六艺》固可名义也,不仅谶纬历史地证明了无严格的区分,就是谶纬和《六经》有时也没有什么区分的。”[14]这说明了汉代之时儒家正经的国家法典化之初的不稳定状况,纬书地位的兴衰,因此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桩奇案。

    后朝王官学如何判纬书?《隋书?经籍志?六艺?纬类序》的判词最具经典性,多被后人引述:《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着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住,神明之所福享,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征,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起王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

    这段话的主要文意是判圣俗之言。首先,论者指出纬书自称与圣言相类,直接源于孔子圣心(注意,这是诸多后儒的话语样式)和圣旨,关涉社稷民生,但过于惊世骇俗,只能以神秘式的话语行世;九圣是喻词,当指一批儒生的言说,至少有一派气质相投者一脉相承;就与经的关系说,是“别立纬及谶”,因此与经至少是平行关系。然王官学主要以语文学的理由判定“不类圣人之旨”。这里否认的不是纬书中圣人受命的理念和“其理幽昧,究极神道”的大道之言,而仅是“文辞浅俗,颠倒舛谬”。换言之,王官学并未判纬书话语的思想内涵为伪或俗,也没有说这些话语的意旨与先圣不符,只是文辞上不类先圣之言圣俗之言的判别在话语样式也表明,纬书家作为儒教士的一派,首先是以神秘话语为特征的。但王官学真的认同纬书的圣人受命的理念和“其理幽昧,究极神道”的大道之言吗?纬书家的孔子与王官学的孔子究竟是什么联系?

二、新纬书家与纬书的文化研究

    纬书的文化思想史功能有如西方的诺斯替教经书,两者都是秘言式的救世知识论,且皆遭占有国家法权的同族宗教判为异端,然而又一直有潜在的思想影响力。[15]纬书并未因王官学的禁绝而消亡,就文化思想的影响史看,一直在发挥着次经的作用。自隋代以来,纬书遭毁禁,明清以来,陆续有人始辑佚纬书,至本世纪,已有纬书集成。[16]既然纬书经历朝官府禁绝,近人如何可以辑得?今本《纬书集成》不是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古简,而是从《十三经注疏》、《白虎通德论》、《后汉书》、《续汉书律历志》、《宋书符瑞志》、《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陶弘景《真诰》、葛洪《抱朴子》、贾思勰《齐民要术》、李淳风《乙已占》、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李善《文选注》、罗萍《路史注》等分类辑录而成。[17]可见,纬书虽被禁,仍在经、史、集部书中传衍。从文本影响看,纬学自隋以后并非音讯全无,而是潜在地发挥着政治文化功能。

    古文献亡佚,靠它藉得以传世,乃中西皆然的文献史现象。第一位据希腊哲学反基督教信仰论、称基督教信仰为妖妄怪异之论的克尔索斯言论,就是靠反驳他的希腊语基督教思想家俄勒根的《驳克尔索斯》得以传世。19世纪非基督教言论高张,始有学人从Origen书中钩稽,单独印行。克尔索斯遂被称誉为“二世纪罗马的伏尔泰或尼采”,至本世纪30年代始有学人用力研究、发皇其论。[18]纬书的辑录与研究也大致如此:清代学术思想的嬗变,是纬书辑佚的基本动因。古文献亡佚的很多,何钩稽此而非彼,显然受时代思想问题的牵引。至于对所辑文献的阐释,则更受当今文化论说的牵制。

    从现代学术机制的结构来看,古文献阐释有不同的定位。辑纬书受朴学推动,目的仅在于掇拾、辩证、耙梳和理析,相当于现代学术中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注重学科材料(社会或思想的历史或现实文本)的掇拾、辩证、耙梳和理析;继清人蒋清翊《纬学源流兴废考》、近人姜忠奎《纬史论微》,刘师培《谶纬论》,[19]近20年之力作,当推陈盘和肇鹏的研究,乃迄今纬学的经验研究层面的奠基性成果,但与邻国日本的纬学研究相比,仍显单薄。[20]

    纬书辑佚及其经验研究,不一定推崇纬书思想。随着纬书的辑佚,出现了对纬书思想的推崇。推崇纬书思想的多是今文家,尤其是其中的公羊学一派。百年前康子引纬书大张孔子的教主身位;皮锡瑞为纬书辩护说:“三纲大义,名教所尊,而无明文,出《礼纬含文嘉》,马融注《论语》引之,朱子注亦引之,岂得谓纬书皆邪说乎。”[21]当今欲重立孔子“圣主”身位的论者视纬学为孔学正门,称“其中必多孔学真义,只要剔除其怪异成份,孔学玑珠昭然可见”云云。[22]

    现代今文家不仅推崇纬书思想,甚至造作现代的纬书话语,如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便如此。康子曰:孔子之创制立义,皆起自天数。盖天不能言,使孔子代发之。故孔子之言,非孔子言也,天之言也;孔子之制与义,非孔子也,天之制与义也。天之制与义,游、夏自不能赞一辞,余子安能窥测。[23]

    这是地道的纬书话语的语式。孔子是天言的化身,与此天言的内在关系,是心传之教的关系。康子之言好像只有他能从孔圣直接得心传天之制与义,这不就是为了明孔子“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吗?从现代学术思想形态来看,重要的是,纬书话语或董氏春秋不再仅是古籍中的材料,而是具有现代思想效力的论说,成为支撑康子的“主义”论说的思想酵素,其《春秋董氏学》已是现代语的春秋纬。

    续康子的现代春秋纬,蒋庆的公羊论亦为现代春秋纬之一例。蒋子并不关注公羊学的历史考据和辩证问题,自认其着“非客观研究公羊学之著作。公羊学为今文经学,故是书亦为今文经学。”[24]郑玄说公羊以谶纬解春秋经。蒋子的公羊今论以复兴儒家政治思想及其制度设计命意,阐明公羊思想的义理,致力使之成为现代政治文化论争的思想资源,其中多纬书式的话语,亦可谓现代语境中的春秋纬。

    现代语的春秋纬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属于思想论说一类。所谓思想论说指因应时代问题,依据特定的学术思想资源而形成的大论述,提出紧扣时代问题的解释历史或现实的理论框架。这些论说的思想资源不外古典论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等等)和现代论说(马克思、尼采、韦伯、福柯、哈贝马斯等等。)例如麦金太尔的《追求德性》从分析现代伦理的病相入手,推及病相之源,随之引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及其当前效力。由此,亚氏的伦理学说不再仅是古籍中的材料,而是具有现代思想有效性的论说,成为支撑麦氏的“主义”论说的思想质料。[25]对于这种思想论说,西人好冠之以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之类的名目。按我华夏学术的习惯,现代语境中春秋纬则可称之为新纬书家。

    仅就学术形态来说,经验研究和思想论说都是古已有之的学问样式。在现代学术系统中,有一种学问样式是古代学术没有的,就研究是文化理论性的研究。由于这种研究处于经验研究和思想论说之间,也可称之为中层研究或“中层理论”。

    在经验研究和理论建构之间的“中层理论”是社会学家Merton提出的:“中层理论处于下面两者之间,一方面是日常研究中大量提出的微观而又必要的研究假设,另一方面是提出统一理论的全面而系统的努力,这种理论可以解释‘所有’被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26]Metron的“中层理论”针对的是社会研究的一个区域,以资料为一般取向,提出理论家必须予以考虑的各种变体类类型。这种研究不是启发性、体系性的思想理论建构。[27]Merton的“中层理论”意在改造欧洲的社会大理论传统,矫正柏森斯结构功能论的空疏,因而强调经验研究对大理论的规约力,其理据在于社会研究对象(社会行为、组织结构和制度变迁)的活性。文化理论性的研究虽非如此,在形态和功能上却有近似之处。进20年来,文化理论的兴起和拓展,针对社会理论尽管浩繁且琐细却未能触及的领域,即社会的文化方面。过去的文化学种类繁多,但往往空疏。新兴的文化理论汲取了社会理论的积累,发展出“一个新兴的构架”,即避免文化学或文化哲学的空疏,亦避免社会理论的单面性:

    作为这构架的一种较为形式化的淀积,文化分析可以被定义为研究社会生活的符号-表达方面的学问。这样,它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找出实在的这个方面中的经验规则性即模式,并从这些规则来说明为使任何特殊符号行为具有意义所必需的规则、机制和关系。文化分析的题材可以容易地在客观行为、事件、言语和社会互动客体中观察到。[28]

    由此看来,文化理论在性质上就是“中层理论”性的。它从某一特定的问题或理论出发,查证落实某一文化现象,这一现象既可以是现代的,也可以是古代的或近代的。[29]文化理论研究是联结思想论说与经验研究的中间域,亦是现代学术的主体,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于:既可抑制主义论述的漫为浮论,使思想秩序不致过于混乱不堪;又可规导经验研究,使之不致过于琐屑短饤,离时代的思想问题太远。作为中层理论的文化分析的发展因此会有效带动思想论说与经验研究的推进,对现代学术思想秩序的建构具有重大的功效。就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系统来看,并不缺乏思想论说和经验研究这两个层面,唯独缺乏作为中层理论的文化研究。中层性文化理论研究的学术机制是西方形式理性化的学问原则演化的结果,它的理性化功能不仅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就此而言,发展中层文化理论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演化有重大意义。发展中国的文化理论具有广阔的前景和重大的学术意义,它与所谓中国文化的理论不同:中国文化的理论依据中国的文化思想和制度要素发展出一种理论论说,中国的文化理论则是依现代学术的理论性分析构架(结构论、功能论、分化论、冲突论之类)和问题意识(现代性、正当性、自由、平等之类)来审理中国的古今文化现象。

    具体就本文的论题而言,若要搞清纬书的思想结构以及儒教士的思想类型,显然既不能随康子、蒋子的新纬书家论说而说,甚至与之论争也是多此一举,还会陷入其秘教式话语魔圈;但仅靠纬书的经验研究,也难以搞清新老纬书家的精神气质和话语类型。

三、 纬书妖妄论与儒教士

    文化理论拓开了一个颇为广阔的中间区域,其中,思想理论与经验材料的关系依学科性质的不同而有别。在古典文化研究中,某种大理论对古典文本的解释取向的效力是不稳定的;大理论解释使古典文本有活力,并把当前的问题意识带入对古代文本的审理。没有观点的人文研究,没有学术思想生命力,没有一种看—法,历史文献很可能只是一些“断烂朝报”。反之,若大理论有问题,或择用不当,又会使古典文本失去活力或成为“新闻朝报”。由于解释取向代表着特定的思想立场,从对古典文本的解释取向可看出思想派别的定位。

    随着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形,文化理论研究的形态已基本形成。纬书之文化理论性质的研究,从顾颉刚、周予同两位经史学大师的研究算起,至晚近冷德熙的《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30]构成了一套以神话论为基调的论述。这些解释取向是否搞清了纬书的思想结构?他们与纬书所代表的儒教士是什么关系?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得审理,论者以什么理论解释纬学。顾颉刚、周予同的谶纬论一方面据清人的辑佚梳理纬书的思想材料,另一方面,以一种“五四”化的现代启蒙思想定义纬论的思想性质。所谓“五四”化的启蒙思想指孔教思想体系的解思想神权和社会法权的文化论说,具体地说,就是在于捣孔家店的号召下,还原孔子的历史原形。因此,周予同断言,纬书中的孔子是假孔子:

    两汉以来的孔子只是假的孔子而不是孔子的真相。……两汉以来的孔子只是己死的孔子;他随着经济组织、政治现象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换穿着各色各样的奇怪的服装。不信,在最近几年,孔子不是穿着不相称的“中山装”在摇摇摆摆的吓人吗?[31]

     这一论点表明,周予同在“五四”启蒙文化思想影响下,试图揭穿两汉以来孔子的假形象,还原孔子的真形象。这种还原论不是与随书经籍志中的“不类圣人之旨”的判辞相近吗?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现代思想论争与中国古代的思想论争是否有某种内在的隐秘因缘?随书经籍志对纬书的判“俗”,与新帝国王朝的重建思想法统相关;周予同,还原孔子形象与“五四”时期新文化思想力图建立启蒙思想信念的社会法权有关。周予同的谶纬论追随顾颉刚的解神话论,旨在解谶讳神话,其前提自然是把谶纬视为神话。顾颉刚说,“谶纬书的出现,负有三种使命。其一,是把西汉二百年中的术数思想作一次总整理,使得它系统化。其二,是发挥王莽、刘歆们所倡导的新古史和新祀典的学说,使得它益发有证有据。其三,是把所有的学问,所有的神话都归纳到《六经》的旗帜之下,使得孔子真成个教主,《六经》真成个天书,借此维持皇帝的位子。”[32]顾氏的论点把纬书的现代意义划定为:仅有史料价值。人们可以探秦汉的天文、历法、神祗、地理、史事、文字和典章制度,或探纬书与两汉政治权力转移的关系。纬书在古代思想史上的意义,不过是各种思想的一次积累层。这些观点都以把纬书当作神话来解除为前设。顾颉刚和周予同用现代白话重述纬语,目的就是揭开纬书神话语式中的妄诞。

    由于已预先将纬书定性为神话,而神话的含义在顾、周那里干脆就等于迷信,对纬书与汉代政权之关系的解释,就是简单的利用论。这样一来,不仅不可能指望他们会对早期华夏帝国的政治理论的性质有历史社会学的分析,而且其解释取向就与古代王官学的谶纬妖妄论难以分开了。这里,变换了的只是判谶纬为妖妄的理据,结论及其由此构成的思想张力,顾、周的解神话论与古代的妖妄论是相同的。

    杰出的政治学家、中国政治思想史家萧公权论析谶纬时,亦取“扇图瑞应之妖言,以取媚时君,惑世欺俗”的古代正统儒家论点,多少也受时代的启蒙思想影响。[33]萧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取模于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萨拜因的史论立场搁置历史中的价值论,认为自己作为史学者不可能知道人类的历史是否朝着遥远的神圣结局前进。他以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很难说某一种政治理论是正确的”。历史中的政治思想无一都带有个人或群体的评价和偏爱,当今的政治理念自有其价值偏见,同时限制自己的这一偏见。这种与斯特劳斯的政治思想史不同的思想相对论立场,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背景,要求描述性地分析历史中的政治思想,故与启蒙家的思想史好用的黑暗/光明或进步/反动两分法相去甚远。[34]作为萨拜因的学生,萧公权在撰述中国政治思想史时,基本上遵循其师的史学立场。但在分析谶纬论时,却陷入历史中的儒学内部论争,以妖妄论轻慢地带过,遑论细致地论析妖妄论的政制基础。

    谶纬妖妄论本是儒学内部的正统一异端(“俗儒”)之争,出于汉代桓潭(“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妖称谶记”。)[35]、张衡(“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36])、王充(“有神灵,问天地,俗儒所言也”[37])。谶纬论在东汉之际为政治上正确的显论,谶纬妖妄论尚未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未占有政制法权,隋以后才成为官论:“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俗儒趋时,益为其学”。[38]儒学内部之争与王官学的道统意识形态的嬗变,是纬书被判为妖妄之言的基本原因。众所周知,周室衰微后,意识形态分裂,在汉际仍不稳定。七国之时,儒分惟八,道术为天下裂。秦统一中国,主要在政制层面,尚未及确立意识形态,即被汉所取代。汉承秦代政制,统一的意识形态并未确立又需要确立。[39]自战国百家诸子之后,汉代思想的首要问题是,因应新的统一帝国重新整合出一套统一的思想:不仅帝国政制需要大一统,帝国思想也需要大一统,故有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融构。[40]

    融构论当然还是相当含糊的,问题在于,如何融构。认真说来,所谓融构不过是不同思想主张的知识人群体在争取社会法权时的思想建构。这种建构活动一方面要坚持本己的知识类型,另一方面又要兼采别的知识类型,以此加强自身的应时力。汉代之初,帝国统治者主信黄老,儒家的论说未有社会法权。以华夏国家礼制传承为在世担当的儒者,积极地想要恢复周制,开始了争取帝国统治者的活动。然而,儒者分派,政制理念必有捍格。史家多注意当时儒家与法、道家的冲突,对儒家内部的冲突关注不多。纬学本儒学,又被儒学判为妖妄,由此,我们必须关注儒家的内部冲突。

    就儒学内部的论争来看,齐儒鲁儒之争是关键。齐儒鲁儒同为今文学,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兵临城下还弦歌之音不绝;齐儒恢其驳杂,好言阴阳灾变,尚五行五德说,以推之于人事。[41]齐儒鲁儒初以地缘文化风习之别,发展为儒学的思想类型和儒家政教文化理念之别。鲁儒重“亲亲上恩”,以礼学为主,注重伦理,关心家族礼仪和国家秩序的稳定;齐儒重“尊贤上功”,以春秋为本,注重国家政治秩序的合理与否,倡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象数论。[42]叔孙通为汉定礼仪,聘鲁儒生30人,以礼乐为汉帝国提供立国之基;董仲舒则对皇上大讲灾异祥瑞的天遣论,想以五德受命说为汉帝国提供立国的正当性。帝国之王采鲁儒还是齐儒的政教观,并无主见。武帝一开始并未采仲舒言,反而权杖言灾异的仲舒下狱。为何终于采董氏论说,如今已难知武帝个人如何想。帝王个人的偶然因素肯定有,只是今已难以考实。从政治法理上推想,也许汉帝国起于草莽,又是收拾秦帝国,命受论可能更有吸引力。

    纬书之兴,说法颇多。[43]从类型看大至可分为三种说法。首先是纬书家的说法:纬书是伏羲、黄帝、孔子或七十子等先圣先贤所造。这类说示显然是纬书家为了加强纬书的话语法权而造,经不起考证,但可视为纬书家自说的类型。第二种说法是攻纬书家的说法:谶纬起于西汉末哀平之际,这种说法意在指纬书家伪造圣旨和圣人之法,孔颖达的说法颇有代表性:“纬文鄙近,不出圣人……伪起哀平”。(《尚书序正义》)与前一种说法相较,一远一近,教派的圣俗之别的话语法权之争昭昭然。第三类说法是:纬书源于周秦,成于西汉,盛于哀平。这类说法大都是后世考家的说法,未顾及秦汉思想和政制理念冲突的方面。可以确定的是,纬书的源与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所谓“兴”,指成为国教,在国家的文教体制中占居要位,以致谶成为经,纬高于传。[44]谶纬成为帝国法典,表明经书系统的改变,纬书“兴”之前,必有相当长历史时期的流布(源的问题),甘鹏云所谓纬书“虽出前汉之末,以前学者,必相传有此说。”[45]公羊儒学出于齐学,与谶纬学同源于邹衍;“邹衍以儒术干世主”;[46]顾颉刚说“邹衍是齐色彩的儒家,他把儒家的仁义加上齐国的怪诞,遂成了这一个新学派”。[47]齐国多方士,方士知识与鲁之礼教型知识的结合,就是方士儒。谶纬家今称“方士化儒家”,多带贬义,是妖妄论的说法。然而在当时,方士、儒生的分别,至少对齐儒来说没有意义。儒之齐学与谶纬学很可能是平行发展的,并无什么转出问题。纬书大谈皇、帝、孔子的无父感生说,而“圣人感生说”与“圣人同主说”在西汉已是今古文派论争的要点,且今文家的“圣人感生说”居主流[48]。文质之辨既为董仲舒所发,亦为纬论所倡。可见纬书家有其源流统绪,不是一时可以肇兴。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继秦国《吕氏春秋》之后的又一次思想整合。董仲舒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此构成帝国的新王官学,由此,与七纬关系密切的齐儒思想,逐渐成为正统。秦汉之际,帝国转型,出现持续的制度论争。董仲舒以与谶纬关系密切的公羊春秋为帝国意识形态定音,乃是以方士儒术的政制信念立儒学正统。时过境迁,重礼乐的鲁儒随王朝之转移,把齐儒传统判为异端。谶纬论为刘姓帝国起于草莽,由匹夫为天子提供了正当性:“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攻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49]鲁儒并不喜欢作这样的论证,更关心礼制的践祚。无论如何,齐儒与鲁儒代表了儒家的两种思想风格,齐儒重变革,舅称为左派,鲁儒重稳定,可称为右派。判谶纬为妖言,实为儒家内部的话语权位之争,而且重要的是,谶纬妖妄说在汉帝国时并不具有政治效力,相反,谶纬论却有政治法权。随汉帝国政权的转移,以及国家政权之正当性诉求的转换,妖妄论逐渐取得政治法权。[50]原因似不难勘定:谶纬论不适于作为帝国之稳定的意识形态。五德循环的政治理论,不仅对于帝王是危险的,对于文吏官僚也不利。一朝天子一朝臣,循环统治论会使文吏官僚失去稳定性。任何帝王都想坐天下以永世。五德终始论会引出受命一革命的正当性,以礼乐论为政治理论,就要安稳得多。所以,西汉皇帝一直对齐儒的神义论感到心里不踏实。“谶纬神学辄讲‘革命’,‘革政’,‘五德’更代,在社会动乱之际有极大的煽惑力,受到野心家的欢迎,它使专制君王在民众眼中只不过是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51]后来的帝王总对谶纬论感到不安逸,说明谶纬论的性质使帝国政制不稳定。王莽、刘秀都以谶纬论取得帝位,也都看到谶纬论对政权的颠覆性,故王莽“诏校定图谶”四十二篇,依国家法权统一和控制图谶。[52]自隋以后,华夏帝王以及以社稷为使命的儒生已知国家政权需要何种论说,历代都禁谶纬,乃自然之理。当权的儒生剥除经之纬,亦为责无旁贷。儒家经典的国家法权化,看似自董子的独尊儒术始,其实始于石渠阁奏议和白虎观奏议。白虎观奏议最终以谶纬定经义,“专命礼臣,撰定‘国宪’,洋洋乎盛德之事焉!”[53]唐代帝王诏重定五经正义的工程,表明国家政制的正当性形态的转变,其时,华夏帝国开始了又一轮大一统的儒教国家的建构。儒家经典的国家化不仅是儒家与其它非儒家思想争夺思想法权的过程,也是儒教内部不同派别争夺思想法权的过程。隋帝令禁谶纬,显然与魏文、晋武和六朝帝王多以符谶篡位有关。儒教士内部也利用帝王需要。因而,解除谶纬化五经正义的漫长历史性也就可以想见:

    凡不本经义者,谓之异端。则学者之宗师,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谶纬之书,以相杂乱,怪奇古僻,所谓非圣之书,异乎正义之名也。臣欲乞特诏名儒学者,悉取九经之疏,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所惑乱,然后经义统一。[54]

    欧阳修的奏议既表明谶纬说并未绝然禁毁,也表明儒家内部的思想取向的冲突未绝。然而,无论如何,谶纬妖妄论毕竟自隋以后成为官方儒学的一贯论调,这一论调在当今不仅与“五四”化启蒙论合,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同调,反谶纬的桓潭、张衡、五充成为唯物论思想家,遂为唐宋以来官方儒学谶纬妖妄论的另一版本。[55]不仅如此,尚理性主义的中国思想史家劳思光亦说:“纬书思想至为荒谬”,其“内容皆为阴阳五行之说”,“荀子之后,心性之本义不明;从事儒学者各入歧途。其中遂有寻求宇宙论者,而阴阳五行之说逐渐侵入此类儒生心念中……乘势而以儒学正统面目自居,此所以汉儒背孔孟心性之精义,而取阴阳五行之妄言也”。[56]即便推崇儒家古典政治思想的徐复观,亦硬要让公羊论与纬论划清界线:称董仲舒“对公羊传的特殊见解,一转手而出现了许多有关的纬书,宏扬扩大……一直流传到近代公羊学的人,都未发现与公羊本义天壤悬隔”。[57]如此论说,与攻纬学的理据不同,与传统官方儒学判纬为伪的论调,则如出一辙。

     可是,何为妖言,至今还是儒学内部的论争焦点。由于谶多被视为妖言,当今公羊家断言说,谶为古文学,纬为今文学;以心学正统判纬为妖言,被斥为仅得“圣人一体”。[58]至于“五四”化启蒙论判谶纬为妖言当然也会被当代公羊家判为妖言无疑了。可见,对纬书的研究,若不超出妖妄论,就不能越出传统儒学政治思想的内在纷争,进而分析儒学与中华帝国的正当性的关系。顾颉刚、周予同虽以现代新文化思想为基础,超出今古文之争,以史家的眼光看纬学。但他们的启蒙论亦有如一种宗教思想类型,并刚好与隋以来的王官儒对纬学的评定相合,实际延续了儒教思想的传统内部冲突。日本人田成之倒能看得清些。他在着于昭和二年的《中国经学史》(东京1927年版)中以为,秦汉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需要知识人提供一种对时世的解说:

    如果不能给予一种对于自然的形而上的说明的话,则无论哪种圣贤底教训,是不能传任何人底信仰的,……传齐学的汉儒,看了此种时势底机微,巧为附会经学以神意行政治,这实在是合时宜的通儒之所行。这种谶纬、阴阳、五行、灾异之说,从今日看,虽然妄诞可笑者多,但这是时世。不能说今日的科学的知识不会被将来的世界作如是观。[59]

    当今撇开妖妄论,视“方士化儒家”为儒家的一种思想和政教文化理念类型,不受儒家内部思想之争的支配,对于儒教研究有重大意义。通过前面的梳理,大致已可看出,所谓左派儒教士是一种把孔子身位神圣化,以此提出一套政制理想并希望在制度上落实的思想类型,即所谓以神道设教和立国。他们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带有神权政制的规导性,与原始的孔子是否相符,并不重要。历史中存在过的孔子形象是由历史中的思想信念造出来的,并产生过历史的现实影响。这才是活的孔子,而非已死的孔子。可以设想,若没有两汉至今的各种孔子造形,孔子早已死定。如今,孔子若化身为教授,身着西装漫游全球布道,正表明孔子活着。把历代的孔子形象视为假孔子,就把一大堆颇值探究的思想史问撇开了。[60]应该区分的不是真与假的孔子,而是原始的孔子与历史的信仰中的孔子,进而辨识历史的信仰中孔子的文化功能。至于孔子是否还值得信仰,则留给个体的认信去决断。[61]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中的孔子信仰,更值得研究。纬学、理学、心学的孔子,都是信仰的孔子,这些不同的孔子信仰论的内在结构差异和家族类似远未弄清。

四、纬书家秘语式的神话性质臆解

    自隋以后,纬论遭禁,由正统(当朝)儒学转位为在野(异端)儒学。在野儒学并非没有思想力量。“见于前代之禁,则知此种势力不可戢也。盖得国者欲其久,受命者欲其固。而谶纬之在前世,既可受命,当然亦可移祚。故有国者,乃以谶纬之存在而妨碍其政权也。去之之法,唯有禁耳。”[62]然禁不能止,革命或改制都可借用: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理据,实为基督教外衣的纬学;康子的改制,则可谓现代纬学的政治行动。因此,走出妖言之辨,下一步当是分析纬学思想的话语品质。

    分析纬学思想的话语品质,首先得分开谶与纬。谶与纬不同,早期辑纬书者已强调,然而至今仍有争议。值得注意的是,主谶与纬“只是异名同实”说的,大多是攻纬书家的论者,主谶与纬有别说的,大多是支持纬书家的论者。[63]原因很简单:谶多是占验吉凶的话语,的确文辞浅俗,不似高人之言。把谶与纬拉在一起,就可以达到贬纬书家之效;反之,则可以保守纬书的儒性。

    依我看,就话语的类型来说,谶与纬还是有分别的。锺肇鹏以纬书中有谶语证谶与纬无异,其实恰好反证谶语与纬语有别。从形式上看,谶与纬的分别根据是:

    寻纬所以配经,谶以辅纬,有主有从,区以别矣,谶纬既为《六经》《孝》《论》而作,而《六经》《孝》《论》于古之书式,则有尊卑,……《六经》策长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此盖汉人本经与传记之分,由策之大小而定也。经传之简策既有大小,谶纬之书式从而亦有尊卑。纬以配经,其书工不得同于经,故降而为传。谶以与传,则其书式当更等而下之矣。[64]

    从内容上看,谶与纬的分别根据是:

    就其著作而言,谶用了《经》的形式,纬书则是经书的辅助性文献:就其出处而言,谶书多假称是天帝诏命之符,纬书则伪托是古代圣人的作品;就其思想内容而言,谶书多是关于改朝换代的充满神秘色彩的预言,纬书则多少有些自然科学和哲学方面的思想。就其思想价值而论,则纬胜于谶;就其历史影响而论,则谶胜于纬。[65]

    此外,谶语的历史也比纬语长远得多,有经后才有纬,谶则并非如此。谶与纬无异说的误识关键在于,把今文齐学的灾异论与谶的占验吉凶说等而视之,如吕思勉所说,不知“阴阳灾异,则与谶绝非一物”。[66]不过,谶是有政治煽动和预言吉凶的功能话语,纬是政治法理、社会伦理和自然理则的论说,两者可合可分。安居和中村的说法较为妥帖:纬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纬书指混谶及其他术数之书,狭义的纬书指七纬:

    从总体上看纬书,可以将它们大致分为谶类和纬类二类。所谓谶类,即预言未来的一类,在纬书中大半指天文占之类,同时也包括例如古帝王传说之类的史事谶。纬类则与此不同,它是解释经文的一类,七经纬即属此类。[67]

    纬书的造作和整理者不像现代的学者那样有清楚的“专业”意识,谶纬相混的情形很自然。但在今日的研究条件下,就不能不有所区分,重要的是区分的判准经得起推敲。安居和中村对《论语纬》(谶)的辩证表明,这种区分标准是可行的。[68]谶语的语用域主要在现实政治生活方面,迄今,百姓们的日常生活还与此有关。[69]每到闰年,各种政治预言以观天灾而纷然杂陈,这是天人感应的日常生活层面。狭义的纬语的语用域主要在政制和文教制度方面,如前所述,论说者主要是些我称之为左派儒教士的高儒。吕思勉有说谶一语颇精当:

    所谓谶者,亦家人言耳,无与于国家兴亡之大也,有国有家者,偶或以此自神,则亦如闾里之小知者之所为,所言者特一姓之事,未有能知历代兴亡,帝王统绪者。其有之,则自西京之末始也。[70]

    任何时代的当政者自然对后一种纬语更当心,而左派儒教士们的精神就在于一如既往地以此思想话语编织中国政制和文教制度的织体。因此,从文化理论研究的角度看,谶与纬分而论之确有必要,以便得以深入探析左派儒教士关于中国政制和文教制度的话语品质。

    纬书话语的品质究竟是什么?冷德熙博士的《超越神话》一书提出的分析性论点是:纬书话语的品质是一种政治神话。冷着采用了三种理论视角来阐释纬学的神话思想形态:神话学理论、比较宗教和政治学理论。不过,这三种理论分析工具的运用并不平衡,也未能有机地形成连贯的解释系统。其中,神话学理论运用最多,对采用的神话理论的来源也多有说明。在比较宗教理论方面,却未能充分汲取比较宗教学的理论成果,只有一些感想性的观察比较;至于政治文化理论的透视就更为单薄。总体来看,冷着基本上以神话学理论为张本,将纬书定性为“政治神话”,偏向神话学的分析,而非政治文化学的分析。

    从神话论角度论析纬书,表明作者受到顾颉刚、周予同两经史学大师的启蒙观念影响。有所推进的是,“五四”化的启蒙论受到抑制,神话的含义不再简单地等同于迷信,而是被视为一种历史的文化形态。可是,论者依然持启蒙哲学的思想阶段论(而非类型论),以为哲学思维高于神话思维。似乎,人类历史的思想是一个演进过程,神话是初级(等于低级)阶段,哲学(理性)是高级阶段。于是,论者得出一个基本论断:在其它文化圈,文明的开端经历的是(或宗教)对古代原始神话的“突破”,此后,神话在史前社会作为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得消失,只以文学或宗教形式继续存在;中国的情形相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对王官学的突破是政治和哲学的突破,而作为较成熟和系统的神话的纬论,却“出现于政治和哲学以诸子学的形式突破了春秋之前的王官学之后”。[71]

    这种比较论述是含混且似是而非的。旧约包含有神话(尤其是创世神话),并未被希腊、罗马哲学突破;新约中的耶稣基督由神而人的事件,亦被视为神话,恰出现在所谓希腊、罗马的哲学突破之后。[72]所谓突破说的解释力相当脆弱,其原因在于启蒙哲学的思想阶段论同样是一种迷思。哲学形而上学的思想高于神话思维的论点,是启蒙时代实证主义论者的观点,尤见于孔德著名的思维三段论:神话思维-形而上学思维-实证思维。[73]19世纪末、20世纪初,洪堡、狄尔泰、舍勒、韦伯的文化类型论已对思想阶段论提出了批评。舍勒尖锐地指出,孔德的论点是西方思想中心论的表现,由此三段论论析东亚文化圈的思想,必将导致许多盲点。[74]

    即便从现代神话学理论的论点来看,神话思维也被视为一个思想的类型而有其独立的意义。[75]结构主义神话学理论以为:

    如果我们想把巫术归结为技术和科学演进中的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的话,我们就会失去理解巫术思想的一切可能……不要错误地认为,在知识演进史中,神话与科学是两个阶段或时期,因为两种方法都是同样正当的。[76]

    神话哲学家卡西尔亦指出,把思想的真正目标看作区分纯粹的事实与神话或形而上学,只是实证主义的知识主张,这种主张依然保留了神话和形而上学的因素和形式。孔德的体系本身也成为一种神话一宗教。“因此,在理论意识与神话意识之间,并没有孔德‘三阶段规律’所坚持的那种断裂,没有鲜明的时间分界线,……科学长久以来保留着原始神话的传统”。[77]卡西尔还恰切地提出,应当注意现代政治文化中“理性化”了的政治神话。在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中,政治神话并没有消失,只是形成(话语)的样式有所改变而已。[78]从这一意义上看,研究纬书,当不是要超越神话,而是理解神话,其目的不只是理解上古政治思想,也是理解现代政治文化。分析纬书话语,重要的不是去揭穿其神话语式的所谓假像,而是锁定其在从古至今的政治思想演化中的论述位置。

    这就需要采取类型论的分析,在比较宗教学和比较思想史上,类型论早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探究方法。[79]比较思想或比较宗教研究,采取类型论而非演进论,不仅关涉是否以西方思想为中心,而且关涉人类思想在本体论方面的一些悬而未决、也许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此不遑论。这里要提出的是,在中国思想史论域也值得建立类型论的分析范式,即把经学、纬学、心学、理学、道家、佛家的思想话语冲突置于类型论中来分析。这也就要否弃与启蒙神话论相关的哲学突破论。

    哲学突破论出于雅其贝尔斯广为人们引用的轴心论。他设想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200年间发生了一场精神突变过程,其标志是人类开始感到自身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以及自身能力的限度,从而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不同的道路全被试探过。从争辨、党派偏见和理智上的分裂(尽管在同一观点内),导致了骚动和不安,接近于精神纷乱的情况。……神话时代的宁静心情和自明真理从此终结。这门斗争——反对神话的斗争的开始——根据合理性和经验性;这也是反对魔鬼独占神座的战斗的开始,道义的愤怒激起了反对伪神的战争。但当像这样的神话被粉碎的时候,神话随即开始变形而且被注入更奥秘的意义”。于是,据说人类“第一次有了哲学家”。[80]

    雅斯贝尔斯的论点显然受启蒙思想的进步论支配,与孔德的思维阶段论无异。此外,尽管他想通过“轴心”概念为人类思想历史“提供一种共同的历史观点”,但他仍然以西方思想的因素为判准(“合理性和经验性”),描述上也颇为夸张(“道义的愤怒激起了反对伪神的战争”)。雅氏提出的“轴心”时代概念,具有哲学的含义,用于解释历史中的思想,效力相当有限。

    社会学的突破论出于帕森斯对哲学突破论的化用,偏重社会的分化问题。艾森斯塔德随之也把“轴心”时代的哲学论题转化为一个历史社会学的论题,以韦伯的“超越秩序与世俗秩序的基本张力”论,取代雅斯贝尔斯相当漂浮的哲学突破论。超越秩序的出现是轴心时代的基本特征,以此对人的社会存在(现世秩序)和宇宙秩序予以有理由的解释,进而弥合两种秩序之间的张力。这里的要害是:现世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证的出现,负担这一论证的是知识人集团(长老、先知;智者、哲人;巫师、诸子)。由此引出的课题是,考察各文化圈初代知识群的形成,类型和转变,由此促成的社会制度的重新安排、价值理念与政治权威之间紧张的解决、社会等级制的构成、社会冲突的新样式等等。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知识人类型、思想论说、社会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

    超越秩序与世俗秩序之间的此种张力概念一旦制度化,便与政治精英的转变联系起来,并将新的学者阶级变成主要统治联盟和抗拒运动的较为自治的伙伴。从这个制度化进程中产生的新类型的精英,与前轴心时代诸文明中曾经作为礼仪、巫术、神事等专家的精英在性质上截然不同。新的精英,即知识分子与传教士,是按照独特、自治的标准得到补充和获得合法化的,并在有别于基本先赋单元的自治的环境中被组织起来。此种精英要求其自己的潜在地是全国范围的身份意识。该精英还趋于变得潜在地独立于其它的精英范畴和社会群体。然而与此同时,该精英又同这些范畴和群体进行激烈的竞争,尤其是为了象征与沟通媒介的生产和控制进行竞争。[81]

    这里的所谓突破,意味着思想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分别重组,以及两者关系(超越秩序与世俗秩序)的特定样式的确立,既没有雅氏所谓哲学的理性突破,也没有所谓与伪神的正义斗争,相反,强调的是知识人阶层的分化和开始的激烈竞争,以及(从世界范围来看)制度和思想取向的多元性。在这种突破论看来,比所谓的理性成熟更重要的问题是,社会制度重新安排及其承担制度正当性论证的知识人的类型学分析。

    冷着依靠雅斯贝尔斯的哲学突破神话论,故有这样的论点:“先秦社会关于圣王的政治理想在汉代社会不但没有获得理性方向的丰富和发展,反而变形为一种怪诞的对现实的抗议形式和批判形式——纬书政治神话形式”。[82]《春秋繁露》与先秦的宇宙构成论(易传)和宇宙生成论(庄子)“相比不能不是一个思维水平上的跌落。……更严重的坠落还表现在从宇宙论哲学走向纬书神话、纬书创世纪神话”。[83]与希腊思想相比较,论者以为,希腊思想是从神话到哲学,纬书则是从(先秦)哲学倒退至神话。[84]这些论点显然都是有问题的。就中层研究而言,需戴一副眼镜(某种理论)来看古文献,不然恐看不出什么名堂,只有罗列资料,无法提出分析性的认识。但眼镜若没有戴对,所见也会模糊。冷着戴的是雅氏的眼镜,无论是中西比较还是对秦汉思想的辨析,都成问题。[85]

    就纬书话语的性质来看,问题涉及的首先是秦汉之际华夏帝国政制安排的重大论争和政争。政制安排的重大论争发生在东周帝国政制式微,列国争雄之时。列国争雄不仅是政治霸权之争,也是政制理念之争。[86]而这些政制理念之争又与帝国知识人的分化以及新型知识人随社会变动的兴起有关,个中情形之复杂,殊难理清,自不待言。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以现代社会理论的分化论为分析工具,考察了秦汉知识人与帝国政治的关系的一个基要方面。阎着的分析性论点接近余英时提出的道统与治统的紧张论,以此展开对士的历史社会学分析。[87]春秋后期和战国时代,作为知识人的士阶层和作为统制官僚的吏阶层分化地发展起来;秦帝国的统治理念和实践是官僚治国,遂与儒生的治国理念发生冲突。汉代秦后,儒生积极参政,希望实现其德治的理想。尽管儒士内部就何为教化德治亦有纷争,在国家实行教化德治上,却是一致的。然而,汉承秦制,官僚政制及其官僚势力仍然保存下来,刘邦起事时的部队中就有不少吏是骨干;在汉帝国的历史建构过程中,儒生们想要革秦制、复三代德制的参政,就与文吏发生冲突:

    实行文吏政治的秦帝国是中国古代大一统官僚帝国的发韧之始;而汉儒的努力,却最终使得儒生加入了政权,使儒术变成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帝国政治文化模式的变迁因之而发生了。[88]

    儒生占有了治国的支配权,形成年逾千祀的士大夫政治制度,成为官僚的儒生才是士大夫。士与大夫之间有一种紧张,因为士总有某种世界观理念,不同的世界观理念就有不同的士类型。儒士是何种类型?教士类型。儒士以承天道、执教化为己任, 其政治理念是建构教化之国。董仲舒说得清楚: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89]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不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兴,……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90]

    这些话语中透露出的政制冲突和政治论争的意向再明显不过了,用现代的话说,董子是在皇上面前告某类知识人的黑状,建议皇上整肃他们。汉儒从教化之国的政治理念来推行政制安排和制度改革,故与主法制立国的法家之士和秦制帝国的文吏发生冲突。汉儒对秦政的攻击被阎着概括为:“秦帝国政权,缺乏使权益分配合于‘仁义’之最高道义原则的指导,缺乏足以‘辍万民之心’的礼乐教化,缺乏能够约束君主、纠矫失误的规谏机制;最终,其弊政被归结为缺乏一个能够同时承担道义、教化和规谏之责的君子贤人集团。”[91]儒教士因此是一宗教化的士生体,其宗教旨趣定向于作为民族体国家的华夏帝国的礼乐化,即维系天道与华夏民族体国家的关系,而不是像佛教、基督教那样关注个体生存的偶在性和脆弱性。如余英时所谓,中国的“道”据于礼乐传统,重安排人间秩序,“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凯撒的事”。[92]从宗教建制上看,儒教士生体只有成为大夫集团,才能达成组织上的建构,并实现其宗教理念。

    儒教士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以周公或孔子和其他先圣为精神楷模,倡以德教立国的政制理念,以及我命与道义之天有特殊关系的教士身份意识。德教之制具体说是三代之制,这种制度被神圣化为一种宗教性的文质并彰的制度,所谓宗教性指这种制度与天的固定关系。儒教士对天当然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道义性的天。[93]但如前所述,儒教士早已分裂,在汉帝国有齐儒鲁儒之分,鲁儒重复礼制,齐儒重损益礼制,以春秋当新王。儒教士内部关于以德教之制立国也有争议,实质差异在于,鲁儒的德治理念定位于历史已然的王道之治,因此谓右派儒教士,齐儒的德治理念定位于历史已然的王道之治,因此谓右派儒教士,齐儒的德治理念定位于历史未然的王道之治,因此谓左派儒教士。所以,齐儒重受命改制说,张制度创新论。这里,左派右派之分不是一个价值评判式的分法,而是思想气质类型的分法。

    从知识人的阶层论或社会角色论来研究纬书家的历史社会构成及其性质,必得定位于儒教内部的思想和政制理念冲突,因而与儒教士同主法制立国的法家之士和秦制帝国的文吏之间发生的冲突不同类,但又有关联。纬书是由一些知识人制造的。按现今的研究,这些书写人的身份至今未明,只知道是托孔子之名造作,仅此可知也是儒教士。[94]但他们是哪一类的儒教士?吕宗力细致考辨出纬书与尚书大传、春秋公羊传和董子春秋繁露话语的一致性,锺肇鹏细致考辨出纬书与董生公羊论,齐诗家和孟京的话语一致性,可见纬书家是今文家中的左派。[95]曹褒向皇上告发,叔孙通《汉仪》十二篇“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之可行。”蒙皇上恩准,曹褒据纬语条正,“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96]可见纬书家与鲁儒的德制理念是不相融的。不过,今文家并非都崇纬语,廖平喜谷梁,对纬语的态度就与康子有别,其门人蒙文通亦言:

    儒为鲁人之学,言六经,墨亦鲁人,言六经。经术盛而墨亦颇合于儒,墨学之徒胡非、隋巢之属,其着书佚文之可见者皆流于机祥,是尤墨子天志、明鬼之说,汉人传六艺,其流有纬书,经义之外,皆属机祥,殆墨学之徒为之也。墨学本为宗教,故纬书备言孔子能前知,受天命,号素王,孔子于此一变而为教主。即汉之经师,亦多喜言灾异,赖儒生多排斥之,故孔子不入于宗教之列,此诚文化上之一大事。邹衍言阴阳,而归本于仁义节偷,同于墨子。后人多以纬书为邹衍之学,而未知其实墨学也。殆邹氏亦墨需之别子也。[97]

    这一论点表明今文家内部的思想论争和派别的复杂性。今文齐学与纬学若同源,并有诸多一致之处,但两者又不是一回事,区别何在?首先,纬书话语的神圣性程度高于今文齐学。比如,与经的关系和述者的身位就不同:经学的主体实际围绕传展开,公谷两派的论说以《公羊传》和《谷梁传》为依据,而传本身已是对经的解释性论说,依传而说经,就是卑位而说。纬则是直接配经的,地位就不会低于传。遑论纬书多托名孔子所作,地位就可与孔子作《春秋》和《易传》看齐。[98]孔子造《春秋》还是传《春秋》,乃今古文一大争端,涉及圣统秩序和政制安排的正当性资源的不同取向。[99]此外,对勘今文齐家的文气与纬书话语的文气,可见纬书文体鬼气靡靡,所谓神章灵篇。据考家说,纬书多以三言为题,与三楚风有缘,楚人信鬼神,文有巫风。[100]用现代话说,就是有浪漫气,其政治文化的风格亦可谓浪漫化。最重要的是,由于其政制话语的神圣身位比今文学齐家还高,纬书话语比今文齐学更有话语的神圣权位和政制法权。纬书家也就是以此准孔圣身位大谈政制理想和伦理秩序的一类儒教士,可以说是左派儒教士中的极左派。另一方面,纬书话语确有鄙俗性。既然纬学是儒与方士型知识的融合,则今文齐学是原初儒生兼采方士型知识,纬学可能是方士采儒教型知识。儒生与方士的身份和教化类型本是不同的,后者属于所谓神仙信仰一类,文辞“鄙俗”不过是不同于儒经文风而已。[101]无论如何,纬书话语是一特定的儒教士群体的语式:纬书神话叙述和托圣人语态既是纬书家的思想类型的表征,亦是政治文化冲突中的竞争方式,不能把托圣人语态和神人系统及其历史谱系神圣化仅看作是加强政治文化冲突中的竞争力的一种策略,它也是一种政制思想信念的表达——神权政制的诉求。参照古希腊神话系统分析纬书中的圣王叙述,清理出纬书的圣王神话系谱,固然有文化学上的意义,但对中国政制思想的论争结构及其嬗变的透视助益不大。[102]

   五、有“批判精神”的知识人抑或神权化礼教国家理想的守护人?

    纬书既然被视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神圣政治论,与政治文化有过于紧密的关系(其实,古代各种思想又何曾与政制无关?),从政治文化理论而非文化哲学来分析纬书,就会更为贴近一些。前面的论析已大致勘定:纬书话语与今文家中的齐学一路同为左派儒教,但前者比后者更具神权形态,这一点值得进一步分析。左派儒教士的共通性是提倡神权性的德制国家,国家政制的正当性来自道义之天。纬书家和今文齐学家同为左派儒教士,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就是一致的。但若说纬书家是左派儒教士中的极左派,在以周公或孔子和其他先圣为精神楷模,倡以德教立国的政制理念,以及我命与道义之天有特殊关系的教士身份意识等方面,就有差异。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具体规定,以及由此规定引出的教士身份意识的神圣程度的差异。

    天人关系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论题。由于理学、心学化用佛理,尤其是现代熊十力至牟宗三的新心学,庶几使天人关系论完全成了哲学神秘主义式的玄论。这固然是天人关系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唯一的面相。从历史和社会的形态看,天人关系说有三个层面:哲学的(理学、心学)、政治理论的(今文经学、纬学)和日常生活的(运程学)。哲学的(理学、心学)天人合一论只是儒教士的个体心性之认信,在现实社会中,天人关系论的政治理论(今文经学、纬学)和日常(运程说)话语,则涉及政制安排和日常生活安排,不是个体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并没有那么神秘玄奥。冷德熙梳理天人学说的第两层含义时恰切地指明:“天”具人格性,即由天皇耀魄宝和五天帝所主宰的神灵,具有自然主宰和道德主宰之意涵。周人“已经感觉到了超越性的天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制约力量,……明确地将这种由天之意志决定的王权的兴替与转移称为‘天命’。……作为自然主宰与道德主宰的天,一方面为一定的政治形态提供了存在合理性的依据,同时也以价值仲裁者的形式成为这种政治形态的制约力量。”[103]在纬学中,天对现存政制的合理性的肯定表达是“符瑞”,否定表达是“灾异”。这是纬书家与今文齐学的一致之处,因而纬学的重心不在神话学,而在历史的神权式政治论:

    纬书天人关系思想成为神话,成为政治神话的根本原因,是无论符瑞(瑞应)还是星象灾异都是纬书中天帝与人王相交通的纽带,就所见的纬书文献而言,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纽带,天帝与人王的交通就是不可能的。[104]

    符瑞灾异论因此是神权式政治学的核心,它有两个方面:政制的运作依据和帝王之位的法理依据。前者指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后者指天与君王(及臣)的责任关系。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的根据是法天。“阴阳五行说的政治原理之一是法天;而时序轮转,就是天道的主要表现;因而政治措施自当与时序轮转相配合”。[105]就《淮南子》与董子的法天理论对勘,可以看出,所谓法天,主要是顺应阴阳时序,并没有多大神秘色彩。天既具有自然法理的性质,又具有意志性的道义性质(“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106] 这里,天的有意志或无意志谓词实际上相当含糊,至少与今人对意志的理解不同。若撇开“天”的性格的哲学推想,专注于作为阴阳时序之天与行政的关系,就可以勘定天人关系的政制含义:一年四季之政的依据是推行木、火、金、水四德,行政中的责罚刑杀,就是为了尚德。

    政治措施与时序轮转的配合,通过明堂位、时政纲领和休咎之征来实现。明堂是依时序施政的场所,主政者因时节不同,居于明堂的不同方位。明堂是古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功能,“依阴阳五行说所设计的明堂,不管是哪种,其建构都会有许多意义,而成为一个神圣的场所。天子施政的时候,……不敢大瞻地违背阴阳五行家们依时序所拟定的时政纲领”。[107]所谓时政纲领,指依时序拟定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应行和不应行的事。当今,香港的某些年历在西历之下仍配以“宜:出行、动土、举丧”或“忌:迁徙、出行、婚嫁”之类,是个人日常生活法天的时事纲领。符瑞灾异论的依时序拟定施政纲领,不过是国家性的行政举措(治提防、动农作、授禄位之前先查天时)。至今,人们还可以从电视中看到春耕秋收时节政府的动员令或政事文制会议的择时举办,恐怕都是依时序拟定施政纲领的遗风。依时序拟施政纲目分依四季、十二月和八风三种,施政最主要的项目是农事、刑狱和兵事。农事依时令可行,刑狱和兵事就不一定了。因为个人的犯罪不一定依时序而为,集中在某一段时节发生,若依时节办案,就过于拥挤的。[108]休咎之征是针对“淫侈不能尚德”的时君而设的一套奖惩举措。时政纲领由行政官撩具体提出,时君世主不按此办理,就有惩,按此办理就有奖。休征与咎征表现在天候的变化、自然植物的枯荣、人身的疾康、寿夭和社会生态(国泰民安或盗贼兴起、边防吃紧)上,这就与祥瑞灾异的功能相似:休征是天候的变化正常、有益,咎征是天候的变化反常、有害。祥瑞灾异说因看作是休咎征说的延伸,其最终目的是令君主戒慎,不敢滥权妄为,“休咎之征的最终依据是天人感应。”[109]这样说来,持祥瑞灾异政制论的今文齐家执政后也不过成了统治官僚,与其他类型的官僚只是在统治法理上有所不同。祥瑞灾异政制论的政治质态并非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责任伦理式政治,既然休咎之征是针对“淫侈不能尚德”,其政治质态乃是天人感应的天意式政治。

    从统治法理上看,祥瑞灾异说与国家正当性的关系是区别今文齐家的政制理念与今文学鲁家的关键。国家正当性的论证形式关系到政权的转移,秦汉之际是古代中国的政制正当性位移之时,政权的变动因此也不稳定。祥瑞灾异说不仅是一套行政举措,而是国家正当性的论证法理。因而,关键在于,祥瑞或灾异如何发生及其与政权的正当性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今文学齐诗家翼羽说:

    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天变见于星气,日蚀地变见于奇物震动。所以然者,阳用其精,阴用其形,犹人之有五藏六体,五藏象天,六体象地,故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伸动于貌。[110]

    天地灾异是因为对人气有所感,祥瑞灾异说的国家正当性论证法理因此基于人体、人世、天地三者同构共感,同类相动。按此,祥瑞灾异说的国家正当性论证法理是自然性法理的道义性延伸:祥瑞灾异作为政权的正当性或非正当性的显示标识,既是自然性的(日月星辰时节季候的变化),又是道义性的(仁或不仁、有德或无德)。在这种国家正当性论证法理支撑下的政权显然是极难稳定的,与受命或革命的理则联系起来,就会引出人意化的神权政治,“初受命有受命之符,而如宣帝这般非以正常程序的继体嗣君,则亦以受命之符强调其正当性。至于政权成立之后以迄次一政权代之,天子有善政,则应之以祥瑞嘉佑;有败政应之灾异。祥瑞与灾异皆发之于人而应之于天”[111]。由于自然性现象与道义的联结的根据在此世、人气,祥瑞灾异说实质上是天义论形式的人义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若四时有异,就是天出谴言,谴言的解释者是人,具体说,就是儒教士。通过这种解释权,左派儒教士可以对国家政权有支配权。依据董子“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之言,沟口认为祥瑞灾异说实际就是“天谴论”,这只是看到祥瑞灾异说的国家正当性论证法理的一个方面。[112]王健文说,“灾异是一种天地间阴阳之气流行的异样状态,而阴阳之气的流行,周行于天地人之间,通天下一气,人气之变可以影响整个天地间气的流行状态。”[113]但人气与天相感,是需要解释的,谶语纬说就起这种解释功能,由此才可能通过解释了的天意给予天子以正当性。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左派儒教士是人气、天象与政制合法性之间的解释者,他们既通人气,又识天文(象),但立足点是关心本朝政制的尚德与否。

    据现代史家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西汉时有过知识人以自然法则的信仰向政权挑战的个例,此即天人感应说。[114]于是今文齐家和纬书家的政治话语被视为知识人的批判精神的表达。知识人的批判精神源于启蒙运动,无论中西方,在我看来,批判精神都只在启蒙运动之后才有可能。在此之前,思想和政治论争是常有的,但这是政治的争纷,而非出自理性反思的批判。所谓知识人批判精神的出现,依赖于两个条件:在思想层面,辨论推理成为思想论争的基本原则,不诉诸于超越性的或经验理性之外的权威;在社会层面,知识人的身份与政制在理念上的分割,这种分割并非指陶渊明式的在朝去野或余英时所谓道统与治统的分离,而是知识人在制度上的自为状态。说希伯莱先知、基督教士或儒教士有批判精神,都过于夸张。这些政治和思想论争,都是在一种“家族类似”的知识系统中的争纷。

    说祥瑞灾异论具有民主的约束君主的精神,同样是夸张。除非儒教士的利益与百姓的利益完全一致,否则所谓臣民靠祥瑞灾异说有了批判谏争君王的正当基础,只是无稽之谈。在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中,说儒教士的解释身位可以代表民主政治,就把代言政制与代议政制搞混了。事实上,据文史家的考究,纬书家代表了新兴豪族地主的经济、政治利益诉求。过分地强调君权的‘神授’,实质上贬低了人间帝王的价值,剥夺了他们的主动权,也为豪族地主更换最高统治者提供了便利。……事实上不少豪族地主不是经常宣扬自己‘感应神祗’,屡致祥瑞,奇状怪貌,神灵感生(或‘托生’)的‘神迹’吗?”[115]脱离当时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语境来看纬书家的话语,就会把其宗教性的政治论说理想化。

    不少论者都强调今文齐家和纬书家的政治法理论说的理想主义性质:

    在纬中书,通过对灾异的解释指斥“人主自恣”、“后党擅权”、“女谒乱公”、“佞臣持位”、“邪臣蔽主”、“君臣无道”的言论比比皆是,并且直言不讳地预言亡国丧主,天下大乱,世界已面临末日。这完全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意识。虽然如此,在纬书作者的心目中,必然存在着一个追求和谐的正面理想,如果缺少这一正面理想,他们对朝政的指斥与对危机的揭露就失去了前提,根本无法进行衡量比教了。因此,纬书的内容和当时的正统经学一样,灾异与符瑞的思想也是相反相成,合为一体的。[116]

    这类解说并非不确,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分析今文齐家和纬书家的政制法理论说的理想主义性质究竟如何?澄清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释应符祥瑞受命改制论,忽略这一方面的论题,对左派儒教士的政治理论的探讨就不完备。应符祥瑞受命改制论是纬书的一大主题,此可谓天授论。无论天谴论还是天授论,都涉及政制理想与实际的现存政制之间的关系。“天遣”为了改制,“天授”亦为了改制。左派儒教士作为儒家知识人的一种类型,是以宗教化德制国家的守护人为自己的身份意识的,他们对衡量国家正当与否的标准,是儒教的宗教化德制立国,而德是“五德终始”的运转之德,与斯多亚的自然法之德或今文鲁学之德不同,因而,纬书家的理想并不具有恒定性,它有如一个空转的法轮,社会中躁动的利益诉求可借此法轮实现自己。这种理想与一姓制皇权的法理基础相抵触,今文家和纬书家的受命论体现了儒教的宗教化德制方国的使命和担当,政制法理在政制法理上正与一姓论对立。纬书家处于在野的政治位置,故重受命论;今文齐学在朝政的位置,故重“天遣”论,以保持儒教的宗教化德制立国的使命和担当的神圣权位。纬书家与今文齐学家的区别,看来是政治位置的不同。今文家都是国家的博士,而博士及其弟子是有限额的,纬书家大概是数量不少的没有博士位或弟子位的今文齐家儒教士。但这只是今文齐家与纬书家的身份差异的情形之一。另一可能的身份差异是:今文齐家是方士知识化的儒生,纬书家是儒学知识化的方士,两者的宗教理念类型不同。前者的宗教理念承周代礼教,后者的宗教理念承神仙秘教。所以,不难理解,纬书对孔子的神化远胜于今文学。现代(新)纬书家(康子、蒋子)均在受到基督教神人论思想的启发(刺激?)后,力图为今文学再补神圣资源,对纬书另眼相看,正说明今文齐学与纬学虽同为左派儒教士,但有宗教品质的不同。不过,就我关注的问题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左派儒教士的政治思想风格(即损益性地葆传华夏礼教政制)对古今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需要审理,而非一味称颂或一味诋祺了之。

六、“天授”论的新政与左派儒教士的释经学

    “天遣”或“天授”论说,都是由儒教知识人提出的。这里的知识人不等于知识分子(这是现代概念),而是指掌握一套神圣论说以解释人世天运的教士人。若左派儒教士夺政,会推行什么样的改制?

    汉代历史提供过了史例:王莽新政。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而绝非唯一一位)当圣王的儒教士,他实现了儒家以圣人为王取代一姓为王的政制法理,推行了一系列儒教政制理想的革命,称堪称儒教政治的历史典范。[117]旧说王莽借古文派逆取帝位,被视为崇古文的,他倡谶纬,是学政兼通的大儒。但据蒙文通、钱穆、徐复观诸论:王莽的革政本于今文家师说,托符命改制与董子的思想一脉相承,其革政正是今文家当新王的实现。“法古”论的确不足以判今古文派或儒教士的左派右派,儒教士无不崇三代之制,依此看,儒教士没有不倡法古的。重要的是“法古”之“法”法,今文家的存三统析“法”法具有革命性。因此,王莽的“奉天法古”实为“当新王”的左派儒教士的革命行动:

    王莽改制承于西汉“言灾异”、“言礼制”之风,而汉儒之“复礼”,原是通向一个天地间无比完美的太平盛世的。[118]

    观王莽与纬书论说的受命改制论同调,可以断定,王莽乃左派儒教士。旧史书对莽政异口同声的指斥,充分表明儒教右派对左派的态度和两派的冲突焦点:一姓皇权的礼教程序与受命而王的托古革政的冲突。撇开儒教右派史家对王莽的评断,现代史学家指出:王莽绝非革命空想家,而是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政务方面精明务实的大政治家,只不过其精明务实的政治智慧与其实现儒教政制理想是一体的。就个人而言,王莽以儒教伦理律己和家人,博览儒教典籍,勤学审思。纵使后来妃匹无二,立和嫔美御之制,也属天子之事,有儒典为据,加以信方士淫药,可致神仙,非溺于色也。作为圣王,王莽推行了当新王的政制革命,为政焕然一新:[119]在经济制度方面,有后来胡适所谓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推行“井田圣制”,力革平富不均、豪强商贾兼并垄断,实现平等理想,对商业实行国营化;在政治上,通过货币改革打击贵族阶层,使之由富转贫,改组国家官僚制度,起明堂僻雍灵台,无一不是今文家推崇的圣制;在文化方面推行文化革命,重修古籍系统,改革学制(取消博士弟子限额),把左派儒教论说扶为正典,使之国教化。王莽新政颇得儒教士支持,体现了左派儒教士的政治理想。钱穆说,当时学者敢依古儒训违时政,信阴阳之运,与帝王万世一姓的制度论相左,王姓代刘汉,“硕学通儒多颂功德劝进,虽云蛴觊龙竞媚,亦一时学风趋向,不独一刘歆。歆何为不惮劳,纂今文圣统,乃得助莽为逆耶?”[120]这说明在当时确实深得各派儒生拥戴,而非仅是左派儒教士。

    王莽新政在中国政治文化史上是一桩奇案,我无意在此礼赞王莽新政,只想指出,它确是左派儒教的理想(损益)主义的政治实践,而这理想或完美的太平盛世,有特定含义,就是儒教士担当的礼教化国家政制。就我的问题来说,重要的是纬书的话语与新政的关系,勘定左派儒教释经学(即纬学)的政治文化功能。儒教经书的形成、扩展以及释经的扩展,与政制安排有直接关系,因而各代的注经各有特色。[121]不同时期的经学家对经书系统、经书与孔子的关系的不同理解,经学著述形式的不同种类,因于中国的政制缘革。就经学的撰述形式而言,西汉时除章句、笺注外,还有传、说、记三种。“传”指五经的解释性作品,源于历代师弟之间的口耳相传,后整理成书出现“传记”与“口说”的区别。“记”原为先秦史学的著述形式,发展为一种史实性的经传撰述:“如果说‘传’、‘说’的作用是忠实地解说传述经义,那么‘记’的作用便是像史官记事那样,记录那些经传本应载有但却没有提到的事件和学说。”[122]西汉和东汉前期,传、说、记都独立成书,与经相别,形成解经著作的系统。纬配经,纬与经互为表里。纬当然是一种释经,但又显然有别于章句、笺注、传、说、记。纬的著述形式与传的功能相同,在政治文化和经传系统中的地位却又高于传。为什么?因为纬书的话语方式是注释与经文混杂。[123]冷德熙在比较《孝经》与《孝经纬》时指出:“从现存集辑起来的《孝经纬》诸篇来看,却并非对《孝经》的注解。……在《孝经》的经与纬之间,既存在思维方式、叙述语言的差异,又存在主题思想的内在联系,语言文字上的相似甚至雷同。”[124]既与经不同,又不是单纯注经,这就成了一种经书的再造。这种论说语式是准孔子身位的语式,影响实际既深且远,宋明儒乃至康子熊子牟子蒋子的话语样式是否与此相关?荀悦曾问纬“以己杂仲尼乎,以仲尼杂己乎”的话不也可以问宋明儒?据纬释经,郑康成乃大家,孔颖达疏经之注虽称正义,也多引纬书;可见纬书对后世文教制度的基础性影响。史称郑玄信谶纬,以纬乱经,不过是儒学的内部争议,若从政治文化理论乃至文化哲学的角度研究纬学的释经形态,将推进儒教释经史研究。

    纬书的篇幅和思想份量最重的,是易纬、尚书纬、春秋纬和孝经纬。此四纬构成纬书思想的基本系统,颇有政治文化的意味:易纬是自然理则的神义化解释,当新王的天理依据;尚书纬是儒教圣王的历史谱系,受命而王论的历史依据,朝代相替时易姓而兴之理的历史叙述;[125]春秋纬是孔子当新王的神义化解释,有如儒教的新律,新的历史启示,受命而王论的新的历史理据,由此孔子成为后世儒教士当新王的精神楷模;孝经纬则是教化国家的伦理圣训。纬书圣统的这一结构表明,纬书具有华夏国家宗教的自然法圣典的性质,其核心是:受天命而王,以教化天下。

    纬书首次确立了孔子神性的教主形象。简单地否定这一形象或忘记它,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理解神义化孔子信仰论的结构及其历史的政治文化功能。如前文所言,神义化的孔子信仰论在当代并没有死,这里再提供一个例证:继梁任公倡孔元纪年以来,今人从者不绝。[126]孔元纪年既与一姓帝王纪年不同(可美其名曰反封建),亦与西元纪年不同(可理直气壮曰反西化),不正是左派儒教精神的现代化表达?是否信仰孔子为“素王”、“教主”或其它什么神圣身位,纯为个人信仰的事,文化理论研究的职分是辨识信仰。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1-29 21:40:03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蒙文通“左翼儒学”的重要理论

孔子和今文经学

蒙文通

    孔子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有最尊崇的地位已经二千多年了。但这二千多年间,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剧烈。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学派的人,所认识的孔子各不相同。在汉代有今文学、古文学的不同,而今文学之初,有齐学、鲁学的不同,古文学末流又有南学、北学的不同。宋代有朱学、陆学,而明代薛、胡为朱派,陈、王为陆派,也很不相同。即以清代考据学来说,也有吴派、皖派的不同。却都各认为自己所讲的才得孔子之真。我们如其专从某一派的认识来批判孔子,而不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和学术演变上来看孔子,其结果不过只批判了某一派的学术思想而没有真正批判到孔子。所以我们是否能真正正确估价孔子的困难就在于此,每个批判者实际上、主观上也极不容易完全摆脱一切学派的圈子来对待孔子。寻根溯源,区别出一些学派系统,结合时代深入探讨就很有必要了。

    如果从历史的变化上来探讨,我们可以看出在某一时期,甚么样人排斥孔子,又是甚么样人推尊孔子,这倒可以帮助对孔子的理解。有的人认为孔子生当周代社会已到崩溃时期,而孔子却反而要维护旧社会,所以他在当时必然非常落后。但这样的作者又说:“汉兴数十年间新社会已成长起来了”,正是在这个时期,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孔子才从此取得独尊的地位,这岂不是孔子的学术有合于汉兴以后新社会的要求,才能得到汉代的推崇吗?孔子在生时,“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语),可见在当时反对孔子的正是旧的统治者,难道孔子专门拥护当时的旧势力,而他们反不要孔子拥护吗?到战国末期,从韩非子的话来看,只有儒、墨是当时的“显学”,儒、墨既不为六国的君主所重视(他们重视的是法家),则这一显学的地位,自然是后代多数人多抬出来的,所以汉兴数十年间,儒家就取得了师表万世的地位,应该说,不是偶然的。

    问题就在于此,孔子既为旧社会恶势力所摈斥,又为新社会新力量所推崇。但从学术上来说,他值得推崇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很显然,汉代所推崇的儒学,是当时最盛的今文学。可以说,孔子是因今文学为时所重,才开始取得汉武帝的尊崇的。今文学的实质内容,就是儒家独尊之所在。我们从这里面来理解孔子,可能差得不大远。

    却又有一个问题须得研究,秦始皇、汉武帝两个专制君主的差别,究竟在甚么地方呢?秦始皇焚书坑儒,太子扶苏就谏劝他说:“诸生皆诵法孔子。”秦始皇对儒生是深恶痛绝的。然而汉武对儒生却又推崇备至,这又当如何解释呢?其实,秦皇、汉武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秦是因“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才致焚书之祸。从《说苑》的记载看,鲍白令之(应是鲍丘之误,即《盐铁论》之包丘子,《史记》之浮丘伯,详《浮丘伯传》)提出“禅让”理论,面责秦始皇为桀纣,而主张五帝“官天下”,反对“家天下”。然而“禅让”却是今文学一大义。儒生就是坚持这一主张来与秦的统治者作斗争的,所以始皇必至坑儒。但汉武帝又何尝不如此呢?赵绾、王臧请立“明堂”,这也是今文学一大义(详后)。赵、王两人都是武帝的老师,但因此两人同致杀身之祸。即如武帝以后的眭孟、盖宽饶,也是请汉帝禅让而致杀身之祸的。由此可见,凡坚持儒家学说的人,无论是六国之君或秦始皇、汉武都是不能容忍的。而儒之为汉代社会上多数人所推崇,正在于此等人物和他们所坚持的大义。至于汉武帝时所谓以儒显的,首先是公孙弘这种曲学阿世者。“罢黜百家,立学校之官,皆自仲舒发之。”这是后世所称为大有功于儒学的人。但“汤、武革命”,岂非今文学一大义(详后)吗?董仲舒却变汤、武“革命”为三代“改制”。“易姓受命”是禅让的学说,但董仲舒何以又要说“继体守文之君”(即世及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同时又把今文学主张的井田变为限田呢?实际上,儒家最高的理想与专制君主不相容的精微部分,阿世者流一齐都打了折扣而与君权妥协了,今文学从此也就变质了。董仲舒又何尝不是曲学阿世之流。儒学本为后来所推重,这时经董仲舒、公孙弘之流的修改与曲解之后,这样变了质的儒学,却又是专制帝王汉武帝乐于接受而加以利用的了。

    我们又从战国末期儒、墨在社会上同为显学,而又不为时君世主所愿接受这一点来探讨,也能看出儒、墨的主张,确在当时是符合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与专制君主对抗的。墨家首先提出了选天子和公卿大夫,《礼运》认“大人世及”为小康,那末大同所主张的“选贤与能”也就是选天子。《礼运》认“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为小康,自然要尧、舜禅让才是大同。前后思想是一致的。小康是“天下为家”,大同是“天下为公”,两相对照,这是何等明白!“货力为己”,“以立田里”(井田),和“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于己”是相对照的。“城郭沟池以为固”,和“讲信修睦”是相对照的。“各亲其亲”和“不独亲其亲”是相对照的。“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和“谋闭不用,乱贼不作”也是相对照的。可见儒、墨同为显学,正是符合社会多数人的利益,而对专制君主却含有极大的危险性。今文学本是富有斗争性的,而董仲舒放弃了这一点,降低了儒家的理想要求,因而对专制君主没有危害反而有益,所以董仲舒的儒学是妥协的、让步的了。这就无怪乎汉武不但能接受反而要加以推崇。所以像赵绾、王臧、眭孟、盖宽饶那些坚决斗争的人,必然以身殉道。在这种高压之下,一部分人变节,放弃了主张,入于利禄之途;一部分人只能隐蔽起来,秘密传授,所谓“以授贤弟子”。公开讲的是表面一套,秘密讲的才是真的一套。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内学”。同时又不能不用阴阳五行为外衣当烟幕,这便成为后代纬书(不是谶记)的来源。在博士官的学者,就入到“分文析字,烦言碎辞”的章句之学。今文学从这里就分为二了。传内学的自负为“微言大义”,传外学的(博士)“于辟雍、巡狩、封禅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所以今文大义也就从此湮灭了。到石渠、白虎两次会议,专论礼制,由皇帝称制临决以后,就成为御用品了。这种儒学本是不足道的。古文家起来专讲训诂那也是卑卑不足道的,专去考察怎样才是古代史迹,对于今文学的理想、孔子学术的真谛也就沉晦不明了。清末康有为专讲《公羊》,尊崇董仲舒,也不是今文学的全面,所以他结果只能言变法,却不能从礼家研究一王大法的具体制度,就是这个道理,从学术上看,他只能算是董仲舒派的今文学而已。

    但真正的今文学是否就从此绝迹,继起无人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儒家的大义思想逐渐由秘密传授转入躬行实践,走上行动方面去了,从今文学看,如“齐《诗》”、“京《易》”等派都是大谈“汤武革命”的。他们似乎也知道专制君主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家的地位的,最后一定要诉诸武装斗争,不能用与虎谋皮、与羊谋羞的方法来求得解决。但自战国以来的儒家,有一个大缺点,他们总认为“无土不王”。“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这些事实成为他们的迂腐成见,而他们认为必须要有七十里或百里才能革命。后来陈涉等揭竿而起,似乎才打破了这种迷信。《史记》说:“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可见这一次人民大起义为儒生所拥护而打破了原有的成见,陈涉虽失败,而刘邦却成了功。这对部分儒生受到绝大的启发。司马迁对陈涉、项羽、刘邦的事就说过:“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安在无土不王?”[1]三代自然是指汤、武。这就证明他知道农民是可以起而革命的,所以他反驳了“无土不王”的陈腐见解。

    到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教夏贺良、丁广世、郭昌诸人,于是解光、李寻也竭力宣扬这一套学说,这些人都是今文学家。后来也因此遭到诛杀或灭死一等的处分。《太平经》的思想,对汉末的农民起义实际上起了极大的作用,可说《太平经》是倡导农民起义的巨著。张角号称黄巾,是太平道。他们明确地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就是说要推倒刘氏的专制统治。西汉末年,赤眉、铜马、新市、平林,无论那一支起义队伍,都要拥戴一个姓刘的来号召,这和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大家都要找六国的后裔来号召一样。但到三国黄巾起义就不然了,农民不要姓刘的了,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都有宗教关系,他们要求均贫富,等贵贱,是很鲜明的。这与《太平经》与今文学能说没有关系吗?《太平经》中正蕴蓄着很多今文学的思想,这是可以考见的,当然今天所保存的《太平经》,早已经过无数次的删改和增窜,已经不是西汉时代的原形,但还可推求出一些原始面目。它和魏伯阳、陶宏景、寇谦之以后的道书专言服食导引存想符箓是截然不同的,它希望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它也要求“圣君贤相”,它是代表农民意愿的书,它和秦皇、汉武求神仙方术的冀图是有天渊之别的。

    继承孔子的思想而演变出的今文学思想发展如此。但汉代儒生自认为是孔子之学,喜欢说“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甚么才是微言呢?微言是微见其义之言,所谓“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所谓“所褒讳贬损不可以书见,口授弟子”。[1]正是因为微言的内容是“经世之志”,[2]是“天子之事”,[3]是“一王大法”,[4]是新的一套理论,是继周损益的一套创造性的革新的制度,这和宋儒所谓性命之道才是微言的意思全然不同。这套制度要见于礼家如两戴记之类(详后),而《春秋》家和《公羊》只空言其义,见不出甚么具体制度,所以大家就认为是非常可怪之论。康有为就是因为只谈《公羊》而不谈礼制,因之也就不能知道今文学的全貌和今文学的高峰。而这一高峰在当时也只能微见其义口授弟子而已。所以刘歆骂今文学是“信口说而背传记”,[5]许慎也骂今文学是“怪旧义而善野言”[6],这种“口说”、“野言”,正是和威权势力斗争最尖锐的真实所在。不过今文家这一套恢宏阔大、纲举目张的整套制度,是否真是从孔子的微言口授传下来的?如其不是孔子早定的制度,今文家又为甚么要把自己可贵的思想,偏要说为是孔子的思想,难道没有理由吗?我们必须加以探讨。

    孔子毕竟是春秋时代的人,不能不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从今天来说,显然有他落后的一面,但也有他进步的一面,后来的今文学的思想不能说不是导源于他的。如《论语》一部著中,就真有些使人不易明白的话。如问“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能死,又相之”,这是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君臣大义来责备管仲的。但孔子却只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7]这是从人民利益、民族利益来称赞管仲,对君臣之义一层,只字不提。孔子所骂的“匹夫匹妇之为谅”,当然是指的召忽。这种重视人民利益而轻视君臣大义,无论汉、唐、宋、明的注解,都不能理解这一点。总使人觉得管仲在君臣大义上说不过去,是他的缺点。但在孔子看来,管仲有这样的大功,是了不起的,其余就可不必论了。这是何等卓越的识见,何等伟大的胸怀。“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叛,召,子欲往。”这都是人们对孔子关于君臣之义在思想上想不通的。其实,这就是吊民革命的思想。孟、荀以“桀纣为独夫”,[8]也还是从这种理解来的。今文家辕固、翼奉、京房、干宝的思想,也正是导源于此。宋时,严松曾文陆梭山:“孟子说诸侯以王道,行王道以崇周室乎?行王道以得天位乎?”梭山的答复是“得天位”。严松又问:“岂教之篡夺乎?”梭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9]陆象山叹息地说道:“旷古以来,无此议论。”陆象山是佩服这一回答的,但他说旷古无此议论就未必然。从汉到晋,如干宝,如孙盛,大概传今文学的都懂得这种议论。

    就在宋代,如邵尧夫诸人也有这种议论。曹魏时许芝说:“周公反政,尸子以为孔子非之,以为周公其不圣乎,以天下让,不为兆民也。”[1]为兆民这一思想就是要往费,往中牟的主脑,这是孔子思想的根本,是孔子学说的最高准则,孔子把让天下当成小事,把为兆民认为是大事,这是何等精透的识见。今文学正是从这一原则扩充出去的。把这一学说发挥得最完备,以至于千头万绪,这自然不是孔子所能达到的程度,也不是秦汉儒生那一个人独力所能作到的,而是在长时间的封建社会严酷统治之下,在许多人的思想启示下才达到的。这也不是儒家学者就能这样高明,而是儒家吸取周秦诸子百家之长,却又以孔子思想为中心,加以丰富才发挥出来的。《公羊》家只言“文质”,只言“从殷”,《公羊春秋》言从殷,是有取于法家的理论,法家是法殷的,法家扩张军权,排斥贵族,这是他认识时代,是他的进步,《公羊》取法家,所以讥世卿,这是清楚的。礼家言“三教”,说“夏尚忠”,礼家言法夏,是有取于墨家的理论,墨家是法夏的,墨家要选天子、齐富贵,这是他反对暴政,是他的进步。《汉书?艺文志》说的墨家者流养三老五更、选士、大射等,都是墨家师说,而只能见于汉代礼家书中,井研廖先生晚年论此事也很清楚的。荀卿常称道仲尼、子弓,诸子引《周易》最早的就是荀卿,他是到过楚国的,子弓就是传《易传》的馯臂子弓,《易传》多论天道,言性、命,言感、寂,言道、器,颇近道家,《易》家显然是有取于道家的。到了汉代今文家的儒学更趋于精深博大,不能说不是撷取百家之长。社会发展与思想演进是相应的。这些本来是今文学家所作的贡献,而他们却把这一切学说都归之于孔子的微言,七十子的大义,而且认为长时期以来口传心授的内容早已如此,那就不是事实了,只能说这些学说都接触到孔子,或者是导源于孔子。

    我们从上面的讨论看来,也确乎看出这一意识形态的演变事实。孔子与某些思想家一样,有他为时代所局限的一面,也有他进步的一面。例如孔子说过:“吾从周”,[2]这是不能不局限于时代的一面的。但他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他又答“颜渊问为邦”说:“行夏之时,乘殷之略,服周之冕,乐则韶武。”[4]这种损益四代的提法,能说他局限于时代吗?干宝早就看清楚了这一层,而大发议论了。孔子说过:“可与立,未可与权。”[5]权就是变,是打破常规,是不为世俗格套所拘束。孟子说:“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6]“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乱。”孟子又称赞“舜之不告而娶”。[7]说“嫂溺而援之手,权也。”[8]原因是孔孟书中本来就有经(常)、有权(变)两部分言论,经是同于世俗之儒,是孔子经常谈到的,是局限于时代的一面。权是高出于世俗之儒,是孔子很少谈到的,是不局限于时代的一面。我们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社会意识,在某些地方也常常有超过孔子的,这些儒者总是把自己所见到的,认为这才是孔子的真传,而他们所举孔子主要的话,都是孔子很少谈到的话,认为他们接触了孔子或导源于孔子,原没有甚么不可的,如把全部都归之于孔子就不对了。汉、宋儒者之微言都是孔子所谓权的一部分,也是弟子和时人所怀疑的一部分,汉、宋儒者所发挥的学说,也许是孔子所意识到了的。总的来说,从某一时代某一学派去衡量孔子也未尝不可,不过总要把这些学说和孔子的某些地方或同或异分析清楚,才符合辩证法,从今文学来论孔子也应该是不能例外的。

    今文学思想,应当以《齐诗》、《京易》、《公羊春秋》的“革命”、“素王”学说为其中心,礼家制度为其辅翼。

    “革命”学说,当导源于孟子。我们都知道孟子是“民本主义”者。为了他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差点儿被明太祖撵出文庙,断了香火。他既主张贵民而轻君,所以当君主严重违反人民意志、人民利益的时候,他便毅然地主张“诛放”(杀戮放逐)。《孟子?梁惠王》载: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诸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荀子是和孟子齐名的儒家后劲,虽然他已改变孟子的轻君为尊君,但其贵民思想仍然是同孟子相同的,所以他也主张汤武不篡夺而为诛独夫。

    《荀子?正论》说:世俗之论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是不然。以桀纣为常(尝)有天下之籍则然,……天下谓在桀纣则不然。……有天下之后也,执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内则百姓疾之,外则诸侯叛之,……甚则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则虽未亡,吾谓之无天下矣。圣王没,……天下无君,诸侯有能德明威积,海内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君师,然而暴国独侈。……必不害无罪之民,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若是,则可谓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谓之王,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谓之王,天下去之谓之亡,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

    虽然他们由于时代的限制,还不能突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2]把君主认为是受天之命以统治人民的传统观念,但他们却提出了“天之立君,以为民也”[3]的新观念。君主受命的观念虽未变,但君主的任务却已大大改变了。由于改变了君主的任务是“为民”,所以当君主严重违反其所负担的“为民”任务时,他所承受的天命便要被否定了。他所承担的天命既被否定,则他实际所处的“天子”的地位也就被否定而认为是“独夫”了。这一思想在《易传》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革卦《彖辞》说: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

    孟荀是先否认桀纣所受的天命,然后提出汤武不弑篡。《易传》则是承认桀纣所受的天命,但是却认为这个天命是可以革去的,明确提出了“革命”的概念。这便是现在所用“革命”一辞的语源。

    很显然,这种思想是对当时君主专制残暴的反抗。《易传》的思想虽然和孟、荀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提法上比孟、荀更明确也更尖锐。孟子、荀子都是战国时人,《易传》一般也认为是战国晚期的作品。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剧变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切都处在急剧的变化中,而且战争频繁,人民极度困苦。在这样的时代里,在一些进步的学者中产生了这种反抗当时专制君主残虐政治的进步理论,完全是适时的,完全是符合人民要求的。正由于这一思想的人民性,所以它在人民中富有生长力,虽在以武力统一六国实行残酷统治的秦朝,和篡取农民起义果实,实行专制政治的汉朝,这一理论一直保持在一部分学者思想中。但是,由于时代变了,统治也加强了,学者们便不能不采取各种各样的隐蔽形式来讲授传说。或者是凭口授不著竹帛,或者是以阴阳五行为烟幕,或者是托于古圣先贤以为掩护,这都迫于专制淫威,不得不如此。《史记 儒林传》载黄生与辕固生争论于景帝前: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很显然,辕固的说法正是和孟、荀、《易传》一致的,是承受了这一传统思想。这场争论使得景帝很难处理,如果否定辕固的理论,自己的祖宗便是名不正言不顺,如果承认辕固的理论,则自己的(或子孙的)帝位就难保全。于是只好禁止争论这类问题,因而便使“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了,于是这一思想只好转入隐蔽形态。

    汉初,讲说《诗经》的分齐、鲁、韩三派,《齐诗》就是传自辕固。《齐诗》有所谓“四始”、“五际”的学说:“《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一本作革正,正同政)。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1]。”

    《天保》、《祈父》、《采芑》、《大明》、《四牡》、《嘉鱼》、《鸿雁》等,都是《诗经》的篇名。《齐诗》把《诗经》中的篇章用来和阴阳五行相配,从而另外提出一个新理论。关于诗篇和五行如何配合?甚么叫“始”?甚么叫“际”?这需要专门研究,且暂不去管它,我们只注意其提出的新理论就行了。《齐诗》说“《大明》在亥”,我们知道《大明》是《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的一篇,是记叙殷的天命已终,上天命武王伐商战于牧野的事件。可知《齐诗》所说“亥为革命”的“革命”,正是我们前面所说汤武革命的“革命”,辕固所说“汤武受命”的理论正是和“五际”、“革命”的理论是一致的。统治者不准讲论汤武受命,就只好透过《大明》之诗披着阴阳五行的外衣来讲论了。

    京房《易传》说:“凡为王者,恶者去之,弱者夺之,易姓改代,天命靡(原讹作应)常,人谋鬼谋,百姓与能。”[2]“易姓改代天命靡常”也正是汤武受命的理论,说明京房也是主张“革命”学说的。陈乔枞说《焦易》多合《齐诗》[3],京房学《易》于焦延寿,他的思想自然是能合于《齐诗》的。谷永明京氏《易》,他说:“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以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这也正是孟、荀“为民”、“贵民”的理论。他又说:“去恶夺弱,迁命圣贤”,“贱人当起,京师道微”,[1]也正是京房“易姓改代”的学说。史家说京房、谷永都“善言灾异”,想来也正如《齐诗》的披上阴阳五行的外衣吧!干宝传京氏《易》,在《易注》中对京房思想阐述颇多。张惠言《易义别录》说:“令升(宝字)之注,仅有三十卦,而又不完,然其言文武革纣、周公摄成王者十有八焉。”可知文武革纣是干宝《易注》的重要内容。《易?坤象》:“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干注说:文王之忠于殷,抑参二之强,以事独夫之纣,祈殷命以济生民也。纣遂长恶不悛,天命殛之,遂有牧野之事。天道穷至于阴阳相薄也,君德穷至于攻战受诛也。[2]

    孙盛说《易》同于干宝,他也说: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群黎,……若乃淫欲是纵,酷彼群生,则天人殛之,勦绝其祚,夺其南面之尊,加其独夫之戮,是故汤武抗钺,不犯不顺之讥,汉高奋剑,而无失节之议,何者,诚四海之酷讐而人神之所摈故也。[3]

    这些说法都当是继承《京易》的传统思想,是完全符合《易传》、《齐诗》言“革命”,孟子、荀子言“诛放”的精神的。京房《易传》现已失传,无法知道他还有些什么理论,甚为可惜。干宝《易注》的思想既是继承京房,我们不妨再提出一些干宝的思想来作观察京房思想的补充。干宝《晋武帝革命论》说:

帝王之兴,必俟天命,……文质异时,兴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陆以前,为而不有,应而不求,执大象也。鸿黄世及,以一民也。尧舜内禅,体文德也。汉魏外禅,顺大名也。汤武革命,应天人也。高光征伐,定功业也,各因其运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4]

    大家知道,晋武是受魏禅,而干宝却根据《易经》随卦的“随时之义”(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说他是“革命”,认为“禅让”、“征伐”都是“革命”。“禅让”、“征伐”都是“革命”的说法既是根据《易经》的理论,可能这也是京房《易传》的思想。我们再看干宝《易 杂卦 注》:

    凡《易》既分为六十四卦,以为上、下经,天人之事,各有始终,夫子又为《序卦》以明其相承受之义。然则文王、周公所遭遇之运,武王、成王所先后之政,苍精受命,短长之期,备于此矣。……伏羲、皇帝皆系世象贤,欲使天下世有常君也。而尧、舜禅代,非黄、农之化,朱、均顽也。汤、武逆取,非唐、虞之迹,桀、纣不君也。伊尹废立,非从顺之节,使太甲思愆也。周公摄政,非汤武之典,成王幼年也,此皆圣贤所遭遇异时者也。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自野以教敬;敬之弊鬼,故周自鬼以教文;文之弊薄,故春秋阅诸三代而损益之。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弟子问政者数也,而夫子不与言三代损益,以非其任也。回则备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是故圣人之于天下也,同不是,异不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一以贯之矣。[1]

    这里所说的“苍精受命”、“回备王者之佐比伊尹”等提法,正是汉代今文学家“孔子素王”的说法。“三代损益”又正是孔子素王的制度。干宝注《易》用此,想来也是本于京房的思想。“革命”、“禅让”、“素王”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学说。

    素者,空也,“素王”就是只有其德而无其位的“王”。今文学家认为孔子的德是可以为王的,但没有实际的王位,而寓王法于《春秋》,所以称为“素王”。既是寓王法于《春秋》,所以孔子“素王”又或称为“《春秋》素王”,都是一个意思。“素王”说是必须以“革命”论作为根据的。《说苑?君道》引孔子说:“周道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之亡。”这正是说《春秋》是继周为王,继周为王正是《公羊》家“素王”说的根据,但若不革去周命,《春秋》何能继周为王。“素王”说若不把“革命”论作为前提,当然就不免被认为是“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了。

    “素王”说在汉初以《公羊》家持之最力。《公羊》大师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2]把素王说作为理解《春秋》的中心思想。后来纬书中也说得很多,更有所谓司徒、司空素臣的说法,俨然如同一个小王朝了。他如孔子主王法,乘黑运等等,也都是孔子“素王”的异称,现在可见的汉儒著作中不下三四十条这类材料,井研廖先生有《素王证义》,兹不多详。“素王”虽为今文学家的主要学说,然而这一学说当导源于墨家。墨家尚贤,主张贤人政治,尚贤的极致便主张“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墨子?尚同上》),而成为尚同说的基础。墨家的巨子制度,就是墨家尚贤、尚同学说的实践。“巨子”就是墨家理想的应当立为天子的圣人。大家都应当服从巨子,所以《庄子?天下篇》说墨家:“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墨家这一“选天子”学说,后来被儒家所接受。儒家既已接受选天子学说,巨子制度当也同时被接受(但不是全盘接受)。

    《墨子 公孟篇》载:公孟子谓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

     公孟子的说法正是根据墨家理论而提出来的,“孔子为天子”正是墨家“巨子”、儒家“素王”的说法。章太炎先生以为公孟即孔子弟子公孟子高,就是公明高,也就是公羊高。《公羊》家的“素王”学说,正是从这里继承下来的。孟子曾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其意正是以《春秋》当“新王”,他又说:“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3]这不正是公孟子“使孔子当(遇)圣王,岂不以孔子为天子”的翻版吗?这说明孟子也是主张“素王”说的。孟子曾称述过公明高。他这一思想也就来自公明高。今文学家“素王”学说既出于墨家而同于巨子,然而近世有的学者对巨子则谆谆乐道,对“素王”则疑其怪诞,这一态度是令人很难理解的。

   《齐诗》讲“革命”,《公羊》讲“素王”。但两者是不能分割的,不能孤立起来讲论的。很显然,如果没有“革命”来“易姓改代”,圣人如何能受命而王。故只讲“素王”而不讲“革命”,称王便失掉根据。反过来,如果没有“素王”的“一王大法”,“革命”便将无所归宿,故只讲“革命”而不讲“素王”,“革命”便失掉行动的目标。《齐诗》、《公羊》都是齐学。辕固为《齐诗》之祖,其先人園宣明《公羊春秋》,为秦博士,[4]

    古代学术多家世其传,辕固当然同时也讲《公羊》“素王”的。董仲舒传《公羊》,他在《春秋繁露》中说:“儒者以汤、武为至圣大贤也,今足下以汤、武为不义,何也?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立王以为民也。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封泰山,禅梁父,易姓而王,德如尧、舜者七十二人。天子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者,天之所夺也。今唯以汤、武之伐桀、纣为不义,七十二王亦有伐,推足下之说,将以七十二王为皆不义也。今桀、纣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谓汤、武弑?”[1]董仲舒的说法正和辕固相同,董仲舒当然也讲《齐诗》“革命”的。“革命”、“素王”二说,如车之两轮,相依为用,缺一不可。必须把《公羊》、《齐诗》合起来看,而后可以窥其全豹。而后才能知道推论《京易》兼讲“革命”、“素王”,并不是附会之辞。

    董仲舒虽然承受了“革命”、“素王”的学说,但是他却没有坚持这一学说,眭孟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2]认为“继体守文之君”也可以作为“圣人”而“受命”。换句话说,就是把“易姓改代”的受命,改变为“继体之君”的受命了。因而他对夏、商、周三代的更替,不是从汤、武革命的观点上来认识,三代明是“革命”,《春秋繁露》第二十三篇却称为“三代改制”,而只是强调三统、三正、夏商质文等制度上的变化。于是《繁露》一书满纸都是“改制”,而有意把“革命”的意义掩没。所谓“改制”,只不过是《齐诗》五际的“改正”,虽和“革命”同属五际的范畴,但就其政治意义来看,显然是以改制论代替革命论,其高下之差是不言而喻的。

    董仲舒既改革命为改制,就不能不改素王为“王鲁”,素王是代周而王的是孔子,是德若舜、禹的贤者,而《春秋》是另立一套“一王大法”。王鲁则代周而亡是鲁君,是当时的现实君主,只不过是改制以当新王。今文家讲革命,讲素王,同时也讲“禅让”,故今文家多主禅让(见前叙《京易》,并详后封禅节)。讲改制,讲王鲁,其必然的结论就是因时王而改制,当然也就不需要禅让。这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有很清楚的反应,他甚至还说“尧、舜不擅移”。从这个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董仲舒是改变了他承受的学说来迎合汉王朝的需要的。我们可以说,董仲舒的今文学,已经是被阉割了的学说。于此然后知汉武帝之所以能够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而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并不是偶然的。于此然后知以董仲舒作为论述西汉今文学的代表是绝对不妥当的。清末一部分主张变法的学者,大倡改制理论,其主要根据就是董仲舒的《公羊》学。董仲舒既用改制论以阿附汉武帝,而清末变法之士最后也沦为拥护清朝的保皇党,前后如出一辙,很明显,这正是其改制论的必然结果。保皇党在政治上失败了,而他们所提出来的“孔子改制论”却在人们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不少研究经学的学者都没能摆脱这一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前面曾说到“素王”是寓王法于《春秋》,今文学家又常说《春秋》为汉制作。但所谓“王法”究竟是甚么呢?所谓“制作”究竟又是些甚么呢?很显然,今文学家必还有一套和革命、素王思想一贯的具体的典章制度存在,但这在现存资料中,却不能找到明确的答案。学者有用“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等“三代损益”的说法来作解答的。但是,这也只不过是所谓“《春秋》新王大法”的拟定原则而已,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对这问题,我们应当这样来理解:正是由于这套制度是和革命、素王的理论相一贯,所以它同样是王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当时学者迫于统治权威的压力,只好讬之于三代,以寄寓其理想。这样,虽然把理想的制度保全了,但却把真正的三古制度搞得混乱了。所以汉代的经师们在讲授同一经籍的时候,却讲出了各各不相同的制度,其所以不同的根源,就在于此。因此,我们就必须仔细分析汉代经师所讲的各种制度,清理出哪些制度是历史的陈迹,哪些制度是寄寓的理想,然后才能观察出理想制度所体现的思想实质,然后才能看出经学家思想的深远恢宏。现仅提出几项主要制度来分析:

   (一) 井田。研究井田,必然不能离开孟子,一般认为他是最早的讲论井田的学者。《孟子?滕文公上》载: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君籍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知道:(一)三代田制不同,夏是贡法,殷是助法,周是彻法。(二)孟子向滕国建议:“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是野行助法,国中行彻法,彻助并行。(三)从“方里而井,……所以别野人也”一段来看,可知助法是行于野人的。反过来说,就是彻法施行于君子。(四)从(二)(三)两点来看,可知国中所居是君子,而野所居是野人。

    孟子既说“周人百亩而彻”,似乎周人行彻法是肯定的了,但他又说“虽周亦助也”,岂不是自相矛盾么?孟子既引龙子“治地莫善于助”的话,想来他是同意这个说法的;但他却向滕国建议彻助并行,岂不又是自相矛盾么?对孟子这段文字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呢?对孟子这些矛盾究竟应当怎样解决呢?我们试看看《周官》,而后知道《周官》乡、遂、鄙田制不同,正是彻、助并行。孟子主张从周,他向滕国的建议正是周制。

     《周官 地官》小司徒之职:“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郑康成注:“此谓造都鄙也,制井田异于乡遂。”郑康成指出《周官》的田制有井田和非井田两种,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他认为乡遂全是一样,都不是井田,乡出兵而遂出副倅之士,就不完全正确了。《周官》仅仅乡不是井田,而遂则是井田,但又和都鄙有所不同。《周官》军制在小司徒之职:“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总计每军是一万二千五百人,这正和六乡之制相合:“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每乡一万二千五百家,家役一人的数字正与一军的人数相符。而遂则绝对找不出军制的痕迹。连副倅之士也是六乡自有。这说明居住六乡的人当兵,居住六遂和都鄙者则不当兵。古人称士兵为君子,越有“君子六千人”,[1]楚有“都君子王马之属”,[2]这些“君子”都是指士兵。是《周官》六乡居民都是君子。六乡所居都是君子,而又不行井田,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国中”。

    《周官 地官》载遂人之职有:掌邦之野,起野役,共野牲,令野职,修野道,作野民。载遂师之职有:共野牲,入野职野赋,道野役,平野民。遂人所属县正之职有用野民。遂人所属旅师之职有聚野之耡粟。遂人既掌邦之野,而在职守上又加上这许多野字。六乡但称民,而六遂则称野民;六乡但称役,而六遂则称野役。很显然《周官》是以六遂为野,而以所居为野民的。叶水心说:“六乡于王畿为近,而皆君子,故使之什一自赋,其粟则藏于仓人。六遂于王畿为远,而皆野人,故使之九一而助,其粟则聚于旅师,遂人则兴耡利甿,里宰合耦于耡,旅师聚野之耡粟,耡即助字,助字唯见于六遂之官”。叶水心用仅见于六遂官职中的助字来说明六遂是用助法,我们认为这是非常精透的,这正是小司徒所掌的井田。六遂既被称为野,所居又为野民,又不当兵,这就正是孟子所说的野。叶水心用《孟子》、《周官》合起来讲,是深刻的。这正是周代的旧制。《国语 齐语》载管仲治齐是:“参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参国”,是“制国十五乡”,桓公、高子、国子各将五乡,而立三军,所谓“伍鄙”,则不记出军而但言“井田畴均”。国出军,鄙不出军而行井田,这和《周官》乡遂之制完全相合,说明这种乡遂、国野、君子野人的差别到春秋时都还存在。

    《周官 地官 序官》郑康成注引郑司农说:王城“百里内为六乡,百里外为六遂”。这种用大圈圈套小圈圈的办法来理解乡遂,是不合适的,刘申叔先生说王莽设六乡在长安,六队(遂)在洛阳,莽政多摹仿《周官》,是西汉师说以六乡在长安、六遂在洛阳,这才是《周官》乡遂的正解。[1]这一理解很准确。洛阳在周时称成周,是周公镇压了武庚(殷后)、管叔、蔡叔的叛乱后,迁殷顽民聚居于洛而筑的新城,殷人的田制原来就是助法,周人灭殷以后,在殷人居住地区(如六遂之类)仍然施行殷的旧制,而在周人聚居的地区(如六乡)则仍施行其自公刘以来就实行的“彻田为粮”的彻法。很显然,乡遂异制正是周人处理被征服部族的办法。但六遂既为殷顽,居民仍用五家起数来编制,田制则是井田。郑玄说是对的。井田又行于甸、稍、县、都,这是普通一般殷人,六遂是殷顽,所以六遂被称为野,六遂居民被称为野人,且不给予(不敢也不能给予)当兵和受教育的权利(教育详下)。周是乡与都、鄙不同,遂和乡与都、鄙又各有同有不同。周以殷遗民分封诸侯,故诸侯也就有三郊三遂,情况略同于王畿,所以在春秋以至战国初,一部分国家都还存在着国鄙、国野的区别。

    于此,我们知道《孟子》、《周官》所说历史上的井田制度绝不是甚么“王天下”、“致太平”的理想制度,而是征服者统治被征服部族的极不平等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反映而已。今文学家所说井田制度则与此不同:《春秋繁露,爵国篇》说:“大国十六万口而立国(?)军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数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亩,……方里八家,一家百亩,……率百亩而三口(指丁壮),方里而二十四口。……方百里为方里者万,得二十四万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室闾巷街路市官府园囿萎圈台沼椽採,……定率得十六万口,三分之,则各五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口,为大国军三,此公侯也。”何休注《公羊》说:“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十井共出兵车一乘,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2]《论语集解》引包咸曰:“导治千乘之国者,百里之国也。古者井田,万里为井,井十为乘,百里之国,适千乘也。”[3]在这样的井田制度下,已是通国皆井,通国皆兵。在理想的教育制度中,又是通国立学(详下)。很显然,这已经没有乡、遂、都、鄙之别,也不是助彻并行了。今文学家所谓的井田制度是一种经济平等思想的反映,和周的种族歧视及秦的豪强兼并都是迥然不同的。

    (二) 辟雍

    辟雍就是学校。周代人民在受教育的权利上是不平等的,这不仅是由于财富的差别,而是在制度上就存在一种不平等的规定。我们且就《周官》来考察:

    《地官 师氏》:掌以媺诏王,以三德教国子。……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得)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

    《地官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乃教之六仪。

    《春官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

    师氏、保氏、成均所教育的对象都是国子。“国之贵游子弟”是“国子”一辞的最好注脚。师、保、成均都是所谓国学,这些国学只不过是专为贵族子弟而设立的学校而已。至于一般平民老百姓是不是也能受到教育呢?我们且再在《周官》里来找。先看六乡:

    《地官 大司徒》:今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乡大夫之职: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义,……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

    州长之职:正月之吉,各属其州之民而读法,以考其德行道义而劝之。……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党正之职: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正岁属民读法而书其德行道义以整时涖校比。

    序,一般释为乡校,州是六乡内的一千五百户的基层组织,党是六乡内五百户的基层组织,州、党都有序,说明六乡的教育还是比较普遍的。而且又还有宾兴贤能的规定,其优秀者可以迭层向王朝推荐,由王朝任用。但是,对乡里优秀者却没有送入国学深造的规定。结合前面所说的国子入国学而后再由王朝任用的规定来看,很清楚地显示出贵族和平民从受教育到作官吏是两个不同的系统。[1]贵庶之间的界限是极明显的。刘彝说:“古者乡学教庶人,国学教国子。乡学所升不过用为乡遂之吏,国学所升,则命为朝廷之官,此乡学国学教选之异,所以为世家编户之别。”[2]所给予的教育既贵庶不同,所委任的官职当然也就不能不有贵庶的不同,应当说刘彝这个理解是正确的。

    六乡人民虽不能进入贵族学校,但毕竟还是有“序”和“考校宾兴”等制度,还有受教育和作官吏的机会。而六遂则迥然不同了,在《周官》有关六遂的文字中找不到设学的痕迹,在六遂系统的官职中找不到掌教化的条文。六遂系统的官职中,[3]几乎每一官职都有“掌其政令刑禁”、“以起役政”、“教之稼穑”、“趋其稼事”、“听其治讼”等条文或类似的条文,这可看出六遂官吏的主要任务就是指挥劳动,监督劳动。六遂的人民在这些官吏统治下,他们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就是劳动,不停地进行各种各样的劳动;除劳动以外就是受刑,再没有别的了。我们在论井田节中曾指出六遂是被征服部族的居住区,在种族歧视严重的周代社会里,被征服部族的命运只会是悲惨的,哪里还谈得上受教育呢?至于六遂以下的县、都不能受教育,就更不用说了。
很显然,《周官》中所指示的教育制度是一种极不平等的制度,我们再看看《礼记?王制》,它载: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辩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在这个制度中,乡的秀士、选士可以迭升而至国学,和贵族子弟受同样的教育,授官命爵是在国学中选拔,庶民子弟也就和贵族子弟有了同等的机会。这和《周官》中的贵庶殊途是大不同了。再看看《尚书大传》说: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归其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耰锄已藏,新谷既入,岁事已毕,余子皆入学。[4]

    小师取小学之贤者登之大学,大师取大学之贤者,登之天子,天子以为左右。[2]

    《白虎通义 辟雍》说:古之教民者,里皆有师,里中之老有道德者为里右师,次为左师,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艺孝悌仁义。

    在这些制度中,学校已经是普遍设立在乡里,人民已能普遍地受到教育,这和《周官》中的乡遂异制又大不同了。

    从前面所论,我们知道周代的种族歧视很严重,贵族、国人、野人之间界限和差异是严格的。《王制》、《大传》等所讲的那种贵贱平等、全国平等的教育制度绝不可能是周代的史实,只不过是今文学家的理想而已。何休继承了这些思想,把这一制度描述得更为全面。《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说:

    圣人制井田之法,……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其有秀者,命曰进士。行同而能偶,别之以射,然后爵之。士以才能进取,君以考功授官。

    他结合着井田制度说明普遍设立学校,乡秀升入国学等情况,把问题说得更为明确具体。同时他还补充出不仅天子直辖领地是这样,同诸侯领地也是这样(诸侯有小学),而且诸侯领地内的优秀者也可以保送到天子的大学里去,就使得这一理想制度更加完美了。

   (三) 封禅

    我们在前面论述过今文学主张的革命论。但应当指出他们所说“革命”的含义,并不同于现在语辞的“革命”,只是认为天子所授的天命是可以革去的罢了。它的作用是否定了天子所受天命是绝对不可动摇的传统观念。虽然今文学都承认汤、武征诛是革命,但在今文学中还找不出像干宝那样明确提出“君德穷至于攻战受诛也”的武装革命的思想,他们所理想的革命方法只不过是以“素王”为目标的“禅让”。禅让就是由皇帝求索天下德若舜、禹的贤人,把帝位禅让给他,让他接受天命。很显然,这充分暴露了今文学家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他们不满于现实政治,希望来一次革命,但他们又在暴力革命面前退缩了,而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达到革命的目的,于是便大力倡导禅让。无疑地,这只能是一种幻想。要想要求坐在金銮宝殿上的统治者退位让贤,这无异乎是与虎谋皮,是绝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在当时竟然有不惜生命危险而敢于“捋虎须”、“撄龙鳞”的殉道者:

    《汉书 眭弘传》载:孝昭元凤三年,孟(弘字)意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上此书,……廷尉奏孟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

    《汉书?盖宽饶传》载:宽饶奏封事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书奏,……时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指意求禅,大逆不道。……下宽饶吏,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

    禅让说虽是今文学家软弱性的表现,但以处在绝对王权的专制统治时代的历史条件来看,敢于要求皇帝退位,仍不失是一种有进步意义的理论。因而眭、盖二人并不是两个以生命为儿戏的书呆子,而是富有牺牲精神的前仆后继的殉道者。同时还应当看到,这两件事的接踵发生也不是偶然的。

    《礼记 礼运》有“大同”、“小康”之说。所说大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所说小康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禹、汤、文、武、周公、成王由此其选也。”选贤就是选择贤人而传以帝位,正是禅让。儒家常说尧、舜、禹、汤、文、武,这里说小康只列举禹、汤、文、武而没有举尧、舜,也正是以尧、舜禅让相当于大同。以《礼运》中的“道行”、“道隐”的文句来看,很显然是主张禅让的。《韩诗外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故自唐虞以上经传无太子称号,夏殷之王虽则传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见文王世子之制。”[1]“所以名之为世子者何?言欲其世世不绝也。”[2]

    官天下传贤,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家天下传子,就是“天下为家,大人世及”。又和《韩氏易传》文旨全同,也是主张禅让的。《公羊传》解“春王正月”的“王”是文王,“王”当是周天王,而《传》以为是文王,正是因为文王是说小康者的中心人物。《公羊》又借“西狩获麟”提出“尧、舜之道”,而尧、舜则是大同。始于文王而终于尧、舜,正是主张由小康进入大同,变世及为禅让的理论(康有为《春秋》三世、小康、大同之说即据此)。眭孟为《公羊》大师,他向汉帝提出“宜求索贤人禅以帝位”的意见,正是依据于此。

    《说苑 至公》载鲍白令之说:“天下官,则让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鲍白是鲍丘之误,就是《盐铁论》中的包丘子,传《诗》于申公(《鲁诗》之祖)的浮丘伯。刘向传《鲁诗》,他说:“王者必通三统,以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以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3]他这一思想,就是从鲍丘子那里继承下来的。《韩易》、《鲁诗》、《韩诗》、《公羊》、《礼运》都讲禅让,禅让是今文学家普遍的学说,当是无可否认的。禅让说体现在礼制上就是封禅。董仲舒说:“天之无常予无常夺也,故封泰山之上,禅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尧、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与也,其所伐者天之所夺也。”[4]他用德如尧、舜来解说封禅,正是说明封禅是礼让的礼制。《白虎通义?封禅》说:“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礼器?疏》引《白虎通》:“绎绎,无穷之意,禅于有德而居之无穷也。”《疏》又说:“《白虎通》云禅以让有德”(今本与此不同,当从此)。从《白虎通》来看,很明显地表示出封是受命之礼,是开始;禅是成功之礼,以传贤人,是结束。《风俗通》说:“三皇禅于绎绎,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绎绎者,无所指斥也。五帝禅于亭亭,亭亭山名,其身禅于圣人。三王禅于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与也。”[1]这都是把封禅是禅让的礼制的意义表述得很清楚。今文学莫不用禅让解释封禅,禅让学说起于战国,当然不能说三古制度已是如此。

    (四) 巡狩

    今文学家既主张禅让,选天下之贤人而禅以帝位,因而对诸侯也主张选贤。《礼记?射义》说:“古之射以选卿、大夫、士。……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故曰,射者,射为诸侯也。”“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它把大射解释为天子用来考察所贡的“士”的德行和技能的制度。合于标准者就可封之为诸侯,贡贤之君也有赏赐。[2]但考之周代史实,则完全不是这样。《荀子?儒效》言: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富辰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昭公二十八年载成鱄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这都说明周初所立诸侯主要是宗室姻亲,根本没有选贤的事。选贤只不过是今文学家的理想而已。今文学家不仅主张选贤以为诸侯,同时还有对诸侯的惩奖制度——黜陟。黜陟具体体现在巡狩述职制度中。

    《孟子 梁惠王》载:“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这是把巡狩、述职说成类似检查工作兼游乐的制度,根本没有黜陟诸侯的意义。这应当是巡狩、述职的原始意义。《礼记?王制》说: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祗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五月,南巡守至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

    很显然,《王制》是把巡狩的主要作用认为是黜陟诸侯。《尚书大传》中也有类此的说法。《白虎通义?巡狩》说:

    三岁一闰,天道小备,五岁再闰,天道大备。故五岁一巡狩。三年小备,二伯出述职黜陟。一年物有终始,岁有所成,方伯行国。时有所生,诸侯行邑。传曰:“周公入为三公,出为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诗》曰:“周公东征,四国是皇。”言东征述职,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职亲说舍于野树之下也。

    很显然,这又把述职作为黜陟诸侯的制度了。不仅述职黜陟诸侯的意义是前引《孟子》书所没有的,而且《白虎通》把三公以二伯身份出巡作为述职的讲法也和《孟子》谓“诸侯朝于天下曰述职”,在制度和形式上都迥不相同了。虽然《白虎通》的写作时间较晚,但《汉书?王吉传》已说《甘棠》为召公述职之诗。王吉传《韩诗》。《说苑?贵德》引《传》曰,也说《甘棠》是召公述职之诗,《说苑》作者刘向传《鲁诗》,所引当为《鲁诗》之《传》。《尚书大传》也曾说:“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亲自巡狩。”[1]《白虎通》应当就是根据汉初这些思想而编写的。[2]《尚书大传》又还有以贡士为黜陟的办法,以朝诸侯行黜陟的办法。[3]《白虎通》又还有以功德黜陟迁位的办法。[4]但无论哪一种黜陟的办法,都找不出任何史实为证,都只是今文学家的理想而已。在尚贤思想的支配下,既主张选贤能立以为诸侯,如果没有对诸侯进行黜陟的权力和办法,又将如何保证诸侯不违法虐民。两者完全是相依而起,使理想更趋完密。

     自春秋战国以后,周的封建制度(不是五种生产方式的封建制度)已经崩溃,郡县制度已经建立,而今文学家还提出封建制度作为理想,岂不是开倒车吗?对这问题,我们考虑应当这样来理解:第一,“秦不封建孤立而亡”,是汉初人们的普遍认识,贾谊在《过秦论》中就曾说:“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天下集矣。”今文学家当然也没能脱离当时的影响。第二,今文学制度多讬古,而古无郡县之制。且虽行封建而对诸侯有选贤和黜陟等制度,则使诸侯的废立已和郡县守令的任免相去无几。所以今文学家虽主张行封建,但其所提倡的封建制已不同于周代的封建制了。

    (五) 明堂

    东汉学者贾逵、服虔、颍容都说明堂就是大学(天子国学),蔡邕《明堂月令论》对明堂制度阐释很详,也说明堂就是大学。东汉以来,学者们在讨论明堂时常常总是纠缠在“五室”、“九室”—五间房子或九间房子—的争论上,而没有注意到明堂大学这一制度所体现的政治意义,从赵绾、王臧和河间献王的事来看,明堂制度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汉书 儒林传》载:汉武帝初即位,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请立明堂,……太皇窦太后……得绾、臧之过,以让上曰:“此欲复为新垣平也。”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

    《史记 五宗世家?集解》引《汉名臣奏》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

    这里只说了献王因“问以五策,辄对无穷”而遭到武帝的忌妒,但没有说明对答的内容是甚么,《汉书?河间献王传》载:“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师古注引应劭曰:“辟雍、明堂、灵台也。”王先谦《补注》引胡三省曰:“谓对三雍宫之制度,非召对于三雍宫也。”《艺文志》儒家有《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宫》三篇。案汉多以明堂、辟雍、灵台为一,谓之三雍。“三雍宫”应当就是献王对答武帝的内容,就是指的明堂制度,这就使我们知道,赵绾、王臧以请立明堂而被杀,河间献王也因畅谈明堂制度遭到忌妒而抑郁以死。这不是正显示出明堂制度含有与统治者不能相容的政治意义吗?

    《左传》襄公三十年载:“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然明提出撤销乡校的原因,是因为郑人群相聚会在乡校议论国政得失。从一般常识来看,乡校是学子读书的地方,而不是国人群相聚会的地方,如要组织国人议政,只须下令禁止就行了,提出毁乡校岂不是小题大做!但我们且看看《周官》就可明白:前面曾引用过《地官》:“师氏掌国政得失之事以教国子弟。保氏掌谏王恶,而教国子以道。”说明学校本来就有“掌国得失”、“谏王恶”的职责。它当然就要议论政治了。然明要求毁乡校就是想从根本上取消这一制度。《管子?桓公问》说:“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惠栋《明堂大道录》:“明台、衢室、总街,皆明堂也。”《管子》作者特别强调了“观贤”、“听人”、“观诽”,正是根据师氏、保氏、乡校有议政的职责为出发点的。今文学家强调明堂制度,其意义正在“明堂议政”这一点。在论述“辟雍”段中,我们曾指出过周代的大学和今文学家理想的大学不同。周的大学是一群贵族子弟的学校,所谓大学议政,只不过是贵族子弟的课程实习而已。今文学理想的大学则不然,它已经不完全是贵族子弟的学校了,渗入了从王朝领地和诸侯领地所选送来的大量的秀选之士,这批人是从农村、从乡校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富有广泛的代表性。这样的太学议政便不再是贵族子弟的课程实习,而是具有全国性的对政治的“献可替否”(献善而止不善)。今文学家所称颂的接受禅让的天子既曰虞舜,虞是国号,舜就是诸侯,但儒者却要说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是从事农业手工业的生产者。这样,从天子以至太学生,都是来自畎亩之中,同在明堂议政,这种理想就很高了。根据典籍记载,天子朝诸侯是在明堂,颁布政令是在明堂,养老尊贤是在明堂,而断狱、献俘也在明堂,王朝的国家大事几乎完全集中在明堂了。而今文学家偏偏要想在这样的场合来议论国政,而又适遇雄才大略的专制君王——汉武帝,赵绾、王臧怎么会不招致杀身之祸,河间献王又怎么不招致忌妒呢?

    明堂议政这一思想,一方面源于太学议政,另方面也源于《周官》的外朝“致万民而询焉”的制度。

    在古代氏族社会时代,凡氏族中比较重大的事件都须交付氏族全体会议讨论。《诗经》所说“询于刍荛”,[1]《尚书》所说“谋及庶人”,[2]可能就是这一制度的遗迹。《尚书?盘庚上》记殷王盘庚迁殷就曾“命众悉至于庭”而反复告诫。《孟子?梁惠王》记周太王去豳也是“属其耆老”而说明道理。在《周官》中还明确作为一项制度:

    《秋官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乡,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小司寇摈以叙进而问焉。

    《地官 大司徒》: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

    《地官 乡大夫》: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

    《秋官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左嘉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达穷民焉。帅其属而以鞭呼趋,且辟,禁慢朝错立族谈者。

    外朝是对内朝而言,内朝以朝群臣,处理经常政务,而外朝则以朝万民,处理国家重大事件,如国危、国迁、立君之类。在朝见时,三公、孤、卿、大夫、公、侯、伯、子、男、群士、群吏、州长、众庶、罢民、穷民等都各有一定的部位,朝士则专门负责维持朝时秩序,禁止不严肃、乱部位、交谈等现象。如要发言,由小司寇安排次序,万民齐聚,是极其庄严的。[1]但是,这里所说的“万民”(即众庶),应当予以界说:这里的万民是只有乡大夫和州长统领的六乡之民,而六遂以下之民是不包括在内的。只有在乡大夫的职责内才有“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的规定,在外朝时就由乡大夫及其下级——州长帅领万民站在三公后面。在遂大夫、遂师等六遂官吏的职责内,就没有“帅其众致于朝”的规定,而在外朝中也没有他们站立的部位。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前面说过六遂以下所居是被征服部族,没有当兵、受教育的权利,当然就更不会给予他们以讨论国家大事的权利了。周代之“致万民而询焉”的制度乃是一种种族歧视的政治权利不平等的制度。《小司寇》又载:“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日讯群臣,二日讯群吏,三日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郑注:“民言杀,杀之;言宽,宽之。”是周代“讯万民”的制度除了国危、国迁、立君等事外,还施行在重大刑事案件上。《周官》所规定的这种不平等制度,到春秋时代都还存留在一些国家中。我们且看《左传》的记载:

    僖公十五年载:秦、晋战于韩原,秦获晋侯以归。……晋侯使卻乞告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吕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将若君何?……”对曰:“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众说。晋于是乎作州兵。

    定公八年载:卫侯欲叛晋,公朝国人,使(王孙)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犹可以战。”贾曰:“然则如叛之,病而后质焉,何迟之有?”乃叛晋。

    哀公元年载:吴人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晋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

    这些不正是《周官》所说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的具体事例么!而陈怀公又把国家的外交政策取决于这样的会议,更说明这种会议权力的广泛。在陈怀公的例子里,使我们知道,参加会议的成员中,不仅是有田产者可以参加,无田产者也可以参加,《周官》所说的“罢民”、“穷民”大概就是这里所说的无田者。但是,这里所朝见和询问的对象仍然只限于“国人”,而野人是不得参加的,说明这正是周代的旧制度。

    外朝制度的不平等的根源是在于周王朝的种族歧视政策,譬如撇开这一制度的种族差别来看,也还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制度。但是,在种族差别消除以后,同一集体的成员数量必然大增,这又造成实行这一制度的事实上的困难,特别是在秦汉大一统局面下更属不可能。于是今文学家根据这一制度的精神,扩大了太学议政的范围,而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乡学的没有种族差异的各成员来议政,以继承这一原始民主制度的传统。用外朝三询制度的史实来理解明堂议政,就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明堂制度意义的重大和规模的宏阔。像这样意义重大和规模宏阔的制度,岂是五间房子、九间房子的问题?所以《尚书大传》又提出了东堂青阳距邦八里,南堂明堂距邦七里,西堂总章距邦九里,北堂玄堂距邦六里的四郊明堂。[1]这四郊明堂也就正是《王制》的“大学在郊”,《学礼》所说的东学、南学、西学、北学等四郊大学。[2]《尚书》逸篇又载有四郊之社,[3]马融注《周官》以四郊之社就在四郊明堂处,[4]是被认为“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于社而后出”[5]的祭坛,这就更加重了明堂议政的意义。

    至于《考工记》所载明堂,乃古明堂,其主要作用是朝诸侯,正是孟子、荀子所说的明堂。[6]东汉以下的学者放下规模宏大的四郊明堂及其所具重大政治意义不讲,反因《考工记》和《大戴礼》的差异而纠缠在五间房子、九间房子的争论上,正是毫无意义的。

    《史记?封禅书》载:武帝时,“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绾、臧自杀。”《汉书?刘歆传》载哀帝时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说:“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可见明堂、辟雍、封禅、巡狩等制度,一直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制度,是儒生讲论的重要内容,在武帝时都还能向王朝提出,而到哀帝时便“幽冥而莫知其原”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原因究竟何在,我们且看看汉时所说孔子传《春秋》的事。《汉书?艺文志》说:“《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是以隐其书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又说:“所褒贬不可以书见,口授弟子。……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四家之传。”《春秋》的“微言大义”不敢著于文字,正以迫于当时君王“威权势力”。

    明堂等制度之所以“幽冥而莫知其原”,也犹如“《春秋》大义”,同样是迫于君主专制的淫威,赵绾、王臧就是前车之鉴,谁又能不望而却步呢?我们再就各项理想制度与汉王朝的现行制度对比起来看,就更明显:井田制度和当时的豪强兼并相矛盾,辟雍选贤和当时的任子为郎相矛盾,封禅禅让和当时家天下传子相矛盾,大射选诸侯和当时以恩泽封侯相矛盾,明堂议政和当时的专制独裁相矛盾,像这样处处与时代相矛盾的制度,正是一种反抗现实的意识形态。而当时的儒者又不敢鲜明地提出来作为反抗纲领,而讬之于古圣先贤以避难免祸。这样做虽可使理想制度不致遭到扼杀,但却无法避免要和真实的历史陈迹在某些部分发生矛盾了。

    西汉末年和东汉时期长时间在经学上所存在的今古文学之争,便是这一矛盾的总爆发。今文学是传自先秦儒家,其学术各有师授,古文学是创自西京末叶,其讲论是笃守旧典,故今文学所讲是理想制度,古文学所讲是历史陈迹,两者是迥然不同的,然而却又都在六经的旗帜下讲论学术,当然就要形成誓不并存、互相攻击的局面了。古文学家抓住旧史来批驳今文学,说今文学家“信口说而背传记”,“怪旧义而善野言”。但是,正是在这些“口说”和“野言”中包含着不敢书见的微言大义。六经都是“旧法世传之史”,六经之能脱离旧法世传之史而上升为“圣经贤传”,成为一个有独特思想的学术体系的经学,则正是由于儒生们依附六经灌注了自己的思想,依附六经寄讬了自己的整套理想制度。井研廖先生说:“今文是经学,古文是史学”,正是指此。但自西汉中叶以后,今文学家已不能恪守其所继承的学术思想,已不能阐说其所继承的理想制度的精神实质,而今文学家又有其不敢鲜明提出其思想实质的先天缺陷,而其治学方法上所暴露的“分文析字,烦言碎辞”的作风,更给予古文学家以口实,今文学家当然就不能抵挡古文学家的攻击了,因而在东汉中叶以后今文学也就逐渐衰微而终于湮灭了。

    综合上面所论,我们认为今文学的理想是一个万民一律平等的思想,井田制度是在经济基础上的平等,全国普遍建立学校是在受教育和作官吏机会上的平等,封禅是在出任国家首脑上的权利的平等,大射巡狩是在封国爵土上的平等,明堂议政是在议论政治上的平等。在这一律平等的基础上,而后再以才德的高下来判分其地位,才德最高的人可以受命而为天子,其次可以为诸侯、卿、大夫、士,其不称职者可以黜免,同时又还有辅助政府的议政机构。

    从形式上看,应当说这是一个气魄雄伟、规模宏大的有理论根据有具体办法的比较完善的思想体系。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历史对他们的局限:他们无法认识在阶级社会中任何要求一律平等的理想都只能是幻想。同时他们也无法认识周代井田制度的崩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虽然他们理想的井田已不同于周代的井田,但他们无法认识在土地私有制度既已发生发展以后,要实行授田还田的井田制度是绝不可能的了。

    同时,他们在理想的制度中还主张实行封建制度(封邦建国制度),甚至某些儒生还主张“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德也。以德封者,必试之为附庸(三十里以下)”,这是对旧制度反抗得不彻底的表情。虽然在理想中消灭了因种族、血缘造成的不平等,但却又建立起一套基于才德的世袭诸侯,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同时他们无法认识到历史上从来没有出于自愿而退下政治舞台的剥削者,他们想用禅让的方法叫统治者交出政权的学说,除了给后世篡夺权位的野心家提供理论根据外,没有起到别的作用。同时,由于阴阳五行的色彩愈后愈浓,以致使人容易迷惑在阴阳五行的气氛中而不复辨识其思想内容,从而掩没了其思想实质。这些显然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同时也还由于儒家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不敢进行尖锐的斗争。但是,今文学家的思想虽然是带有幻想性的、不彻底的、软弱的、迷信气氛浓厚的学术体系,然而却不能因此而抹煞了在专制统治时代提出“革命”的进步性,不能因此而抹煞了在阶级对抗异常尖锐的时代提出“一律平等”的进步性。

    今文学家这些思想虽有它的局限性,但在阶级对抗异常尖锐的专制时代能够提出“革命”理论和“一律平等”的制度,这绝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剧变时期,我们在前面谈到西周时代乡和遂在田制、兵制、学制上都是有差异的,到春秋时这些差异已在开始变化了。《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于是乎作爰田”,“晋于是乎作州兵”。“于是乎作”的“作”字,应当就是创始的意思。作爰田就是废旧井田而扩大亩量,[1]作州兵就是取消只限三郊才能当兵的规定,扩大及于三遂(诸侯三郊三遂,《管子》说“州者谓之遂”),于是乡遂田制、兵制的差别在晋国就取消了。《学记》说:“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郑康成读术为遂。《学记》作得较晚,这说明遂后来也设序(学校)了。乡遂在学制上的差别也取消了。由于种族歧视政策所造成的乡遂差别,已渐渐地泯灭殆尽了。

    到春秋末,贵族地位逐渐下降,民间教育兴起,游士产生,入战国而有布衣卿相出现,而贵族、庶民在政治权利和教育权利上的差别也日益缩短。在这些巨大变化之后,又继之以汉高祖起自布衣而登天子宝座的重大历史事件,在目睹耳闻这些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汉儒,当然不会再在乡遂重筑贵庶之间的高墙了。但是,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和被称为亚圣的孟子,他们生长在春秋和战国初,正是处在大变之中,而他们却都是站在旧贵族的立场上,确乎还存在维护旧贵族的思想。《论语》载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薄也)。”[1]就是说:当君主的能够对自己的亲戚笃厚一些,人民也就会仁爱起来;君主不随意抛弃故旧大臣,人民也就不会薄情了。这正反映出当时社会已在变化了,旧的血缘关系的贵族已不为君主所重视了,而孔子则主张挽回这种情况,扭转当前的发展。

    孟子则说得更露骨,他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2]又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3]这都和“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弛)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4]是前后一致的。所谓“世臣”、“巨室”、“故旧”,都是指的世袭贵族。他还赞美“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录”的制度。他维护世袭贵族的倾向是很明显的。他们看见旧制度正在崩溃,但却要挽回它。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求大家按旧的方式生活。孟子说“王政必自经界始”,他向滕国建议的却是要恢复周代旧田制。儒家从孔孟这种维护旧贵族、旧制度的思想转变而为今文学主张一律平等的思想是一个不简单的过程,是通过和先秦诸子各学派的相互斗争、相互影响而逐步发展的结果。

    先秦诸子号称百家,班固列为九流十家,司马谈则只分六家,就实际论,主要者只儒、道、墨、法四家而已。[5]各家都起自战国时期,在长期并存的岁月里,彼此之间不断的斗争、辨难。及至战国晚期,各家在长期斗争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都改变了其原始的面貌。法家原来是非毁仁义的,而《管子》中的法家言却主张仁义了。道家本来是菲薄仁义的,而《吕览》却也主张仁义了。性与天道本来是孔子之所罕言,而《易传》中则多言性与天道了。这是相互影响之最显著者。

    《韩非子 显学》说:“孔子之死也,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正是孔子后学分受别家影响、吸取了别家学说的现象。孟子说:“杨氏为我,墨氏兼爱,子莫执中。”杨是杨朱,墨是墨翟,都是著名学派的领袖,子莫自然也应当是重要学派的代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论子莫就是子张之子申详。孟子批评子莫“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中庸》说:“君子时中”,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是子张之儒已与孔、孟不同。《汉书?艺文志》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唐后不传,就各书所引佚文来看,《子思》书非子思作,颇杂法家言(详下),是子思之儒乃吸取法家思想的一派。

    郭沫若《十批判书》言庄子有取于颜氏之儒,《易?系辞》所言哲理颇与《庄子》接近,而文中又独赞颜氏之子,是《易传》当为颜氏之儒所传,它是受道家影响的一派。《荀子?非十二子》说:“子思、孟子按往旧造说,造为五行。”赵氏注《孟子》,削去《外篇》,《外篇》中可能杂有阴阳五行思想,是孟氏之儒有取于阴阳家。《韩非子》说:“漆雕之儒,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是漆雕之儒当为儒而近于侠者,《礼记?儒行》可能是这派的学说。[1]陶潜《圣贤群辅录》言“仲良传乐”,公孙尼子《乐记》可能是仲良所传,《乐记》思想接近道家,仲良之儒当为儒之吸取道家者。荀卿书见在,其哲学思想和道家接近,又曾征引《道经》;而其隆礼尊君则又和法家接近,是孙氏之儒为儒而杂于道、法者。乐正氏应当就是《曾子?大孝》中的乐正子春,其论述孝道正与曾子思想合,《曾子》十八篇和《孝经》当就是子春所传,其学说以孝为主;墨子“以孝视天下”,《曾子?王言》、《制言》等篇也合于墨家明堂思想,乐正氏之儒可能吸取了墨家思想。再从李克、吴起来看,他们虽是子夏弟子,但他们的行事只能说明他们都应当是法家。八儒的有取于各家是无可置疑的。道家思想以天道为中心,重形上而遗形下,《易传》吸取了这一思想,变而为以形下通形上,以天道明人事,以建立儒家道德的形上体系。这和本篇所述政治思想关系不大,兹从略。墨、法则重在政治,而对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也很大,兹就儒家之吸取墨、法者略作分析如下:

    (一)墨家

    墨子身当战国初期剧变之际,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但其政治态度则与孔、孟相反。孔、孟是站在旧贵族立场来维护世袭贵族,而墨子则是站在“役夫”、“贱者”立场来反对世袭贵族。[2]其学说以兼爱、尚贤为主,兼爱以反对世袭贵族的血源性的经济地位,尚贤以反对世袭贵族的血源性的政治地位。兼爱之极则不别亲疏一律平等,尚贤之极则至于选天子。他主张一律平等,甚至主张君主和人民在工作和生活上都不应有差别。《荀子》批评他“僈差等”,说他“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3]正是指的他这种思想。但他却又把这一律平等的思想说成是天的意志(天志),给他披上了神学的外衣。儒家则只吸取了这一律平等的思想而抛弃其天志学说。汉今文学理想制度以明堂最为重要,而明堂制度则源于墨家。《汉书?艺文志》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清庙就是明堂,是墨家各项大义都源出于明堂。《汉书》此说当源于墨家,墨家著作散佚颇多,不能因其不见于现存,墨家著作中而加以怀疑。今文家不仅以明堂为议政之所,禅让行于明堂,巡狩黜陟告归于明堂,大射选侯于明堂,辟雍选贤也在明堂,是今文家的理想制度可以明堂制度统之。[4]儒家正是吸取以墨家思想的中心为儒家思想的中心。先秦诸子最能阐扬明堂思想者当推尸子,《尸子》书《汉志》为杂家,就《尸子》书看,它不同于《吕览》、《淮南》以道家思想为中心的杂家,而是以儒、墨思想为中心的杂家。《尸子》有《止楚师》一篇,就是记叙墨子止公输般攻宋事。《尸子》又说:“禹治水,……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都是根据于墨家学说。《明堂》一篇更是大讲求贤务士之道:

    古者明王之求贤也,不避远近,不论贵贱,卑爵以下贤,轻身以先士,故尧从舜于畎亩之中,北面而见之。不争礼貌,此先王之所以能正天地利万物之故也。今诸侯之君,广其土地之富,而奋其兵革之强以骄士,士亦务其德行美其道术以轻上,此仁者之所非也。曾子曰:“取人者必畏,与人者必骄,今说者怀畏,而听着怀骄,以此行义,不亦难乎!非求贤务士而能致大名于天下者,未之尝闻也。夫士不可妄致也。……”是故曰:待士不敬,举士不信,则善士不往焉。听者耳目不瞿,视听不深,则善言不往焉。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广,人下天下之士故大。”故曰:下士者得贤,下敌者得友,下众者得誉,故度于往古,观于先王,非求贤务士而能立功于天下、成名于后世者,未之尝有也,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尝见也,然则先王之道可知已。

    明堂就是大学,是养士之所,故他从人君必须礼贤下士来讲论明堂,正是因为养士的作用是观贤议政。上以骄士,下以轻上,正是战国时代游士政客和诸侯人君双方的丑态,明堂正是消除它的绝好形式。所以《尸子》又说:“皇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此皆所以名休其善也。”正是指出明堂是为政之要。《艺文志》称尸佼鲁人,《穀梁传》为鲁学,曾在此引尸子的话以释《春秋》,而《尸子》也载穀梁俶传《春秋》事。尸子很可能是一位《穀梁》先师,墨家明堂理论可能就是通过尸子而传给汉代今文学家的。

    墨家“以孝视天下”,战国晚期的儒家也特别重视“孝道”,《曾子?大孝》以孝来统括各项德目,且又有《孝经》的出现。《孝经》中有所谓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士、庶人之孝,也统括了一切德目。汉代纬书载:“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更是特别提高《孝经》的地位使其和《春秋》并列。墨家法夏,而《孝经》多用夏法。[1]且又说:“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很明显,这都是吸取了墨家思想的结果。《曾子》、《孝经》所讲的“孝道”已较孔、孟所讲的“孝道:大大向前发展了,其内涵已经不同了。[2]

    儒家吸取墨家思想而又能进一步发展者,当以《礼记 礼运》最为显著。《礼运》思想来自墨家,以伍非百先生《墨子大义述》分析得最为透彻,他说:

    《礼运》大同之说,颇与儒家言出入,学者或疑其非孔氏书,或以为学老、庄者糁入之。实则墨子之说而援之以入儒耳。盖儒者数传之后,墨家兼爱、尚同之理想,已大见重于世人,孔子所谓尧、舜犹病者,而墨子以为实行不难,子游弟子等乃援墨入儒,谓仲尼亦有此说云耳。明知墨家之兼爱与儒家之礼不相容,别为大同、小康而说,谓姑先行小康之治,乃徐跻于大同,此《礼运》之所由作也。《礼运》大同说与其他儒家言不甚合,而与《墨子》书意义多符,文句亦甚无远,“天下为公”则尚同也,“选贤与能”则尚贤也,“讲信修睦”则非攻也,“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则兼爱也,“货恶其弃于地,力恶其不出于身”则节用、非命也。“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则“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依放以长其身”之文也。“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则“余力相劳,余财相分,余道相教”之义也。“谋闭而不用,盗贼窃乱不作”,则“盗贼无忧,谁窃、谁乱”之语也。总观全文,大抵摭拾《墨子》之文,其为墨家思想甚为显著。……篇中下文,圣人能使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亦《墨子 尚同篇》语。

    儒家既采取墨家思想以入《礼运》,但礼乐则为墨家所非毁,故儒者不得不揭出礼乐的根源来说明礼乐的必要性。所以《礼运》在叙述了大同、小康之后,又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这是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说明礼乐的起源,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是历史的必然。同篇又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由哉?”又说:“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认为人生而有欲、有恶、有情,而礼正所以调理人之欲、恶、情,使其能合于义,只要能合于义,虽是先王所无之礼,也是可以创造的。这是从人的本能上来说明礼的必要,大同世界,也不过是礼的极点。儒家虽然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说明礼乐的必要性,以回答墨家的批评,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对礼乐作了适当的精简。先秦儒家经典都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并称,或《诗》、《书》、《礼》、《乐》、《春秋》并称,或《诗》、《书》、《礼》、《乐》并称,而入汉以后《乐经》不传。廖先生说:“今学家因日月祭之渎祀,乃订为四时殷祭,厚葬之致祸,乃专主薄葬。”又说:“古礼从周多繁文,今礼变周多简质。”应当说,这些精简正是由于接受了墨家的批评。

    (二)法家

    法家较墨家稍为后起,其对政治的态度也是反对世袭贵族的。但是墨家是站在一切平等的基础上来反对世袭贵族,而法家则是站在扩张君权的基础上来反对世袭贵族,这是墨家和法家们的根本分歧。所以墨家的著作中阐明一切平等的理论多,而法家在著作和行事上则以摧抑世袭贵族的政绩多。商鞅在秦,《史记》载其“日绳秦之贵公子”,又令“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确实能收到“强公室、杜私门”的效果,但他因此在孝公死后被贵族害死。吴起也是个法家,史载他在楚,“废公族疏远者”,“谓荆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教(楚)悼王……使封君三世而收爵禄”,也是大力打击世袭贵族,结果也是被贵人射死。[1]史载: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2]《汉旧仪》言:“始皇灭诸侯为郡县,不世官,守、相、令、长以他姓相代,去世卿大夫。”这算是彻底地取消了世袭贵族有特权。反对世袭贵族可说是法家思想最主要的一面。而孔、孟则是维护世袭贵族的(见前),但是《公羊传》里却一而再地“讥世卿”,说“世卿,非礼也”。[3]李源澄氏说:“讥世卿是《公羊》义,非《春秋》义”,这是很正确的。很清楚,这正是《公羊》家吸取了法家思想。他如《春秋》大一统义、尊王义,也都是受到法家的影响。

     《汉书?艺文志》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除《礼记》中收录的《中庸》、《表记》、《坊记》、《缁衣》为纯儒家思想外,其见于诸书所引佚文则颇多法家思想。《后汉书?袁绍传?注》引“兔走于街,百人追之,贪人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这和《慎子》、《商君书》不仅是思想一致,且文字也大同小异。[4]《孔丛子?记问》载:“子思问于夫子曰:‘为人君者莫不知任贤之逸也,而不能用贤。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于不明也,其君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贤者不居焉。’”[5]《抗志》又载子思对卫君说:“君将以名取士耶?以实取士耶?”都正和《韩非子?有度》所说“今若以誉进能,则臣将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的思想相同。《孔丛子?公仪》载:“穆公问子思曰:‘吾国可兴乎?’对曰:‘苟君与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开公家之惠,杜私门之利,结恩百姓,修礼邻国,其兴也勃矣。’”“强公室,杜私门”正是商鞅所以治秦、吴起所以治楚而韩非所谆谆告诫人君者。《孔丛子?居卫》载:“子思居卫,言苟变于卫君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君曰:‘……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以故弗用。’子思曰:‘……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者也。’”

    这种为了富国强兵而重才不重德的思想,也正是法家思想的反应。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引《子思子》:“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轲曰:‘君子教民,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此文亦见《孔丛子?杂训》。这显然是针对孟子“先义后利”、“亦有仁义而已,何必曰利”等思想而发,并引用《易经》来调和义利的对立。这正反应出子思书出《孟子》以后,它吸取了各家学说,而最显著的则是法家思想。今文学家常说:“《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从殷之质的实质,就是取法于法家(详下),而“文、质”论则又源出《礼记?表记》,《表记》为子思之书,今文学家之大量吸取法家思想当正是以子思之儒为先导。

    今文家常说:“《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1]又说:“文质再而复。”又常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救僿莫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2]很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循环论。根据前者,继周而王者应当取法于殷。根据后者,则继周为王者应当取法于夏。这岂不是互相矛盾的么?而且这又和孔、孟、荀一贯相传的从周的说法不一致。[3]今文学家为甚么会提出这种和孔、孟、荀思想不合而又自相矛盾的理论呢?要解决这一问题,只需了解所谓的“殷”和“夏”是甚么意义,便可迎刃而解了。从表面上看,法殷是法殷之质,法夏是法夏之忠,而实际上则并不如此。今文家所谓“夏”的实质是指的墨家思想,而所谓“殷”的实质则是法家思想。法夏、法殷就是兼取墨、法两家的思想。《淮南子?要略》说:“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庄子?天下》称墨子说:“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不足谓墨。”《墨子?公孟》也自许为“法夏”。墨家之说“法夏”,也正如儒家之说“从周”,至为显然,近世学者多已承认。

    《韩非子》说:“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4]《新序》言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被刑”。 [5]就是说商鞅之法是根据殷法。荀卿说:“刑名从商,爵名从周。”[6]也正因为刑罚多从殷来,故说“刑名从商”。董仲舒说:“殷人执五行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秦国用之,死者甚众。”[7]是秦人所用就是殷人之法,而他又曾说:“秦师申、商之法,用韩非之说。”是申、商、韩非所传都是殷法。法家之取法于殷当也是无可置疑的(详另文《儒家法夏法殷义》)。已知墨家思想是法夏,法家思想是法殷,则今文学家所说法夏、法殷是兼取墨家、法家思想就很显然了。不说是取于墨家、法家而说是法夏、法殷者,只不过是因儒与墨、法长期互相攻击而不愿意显明表示其“舍己从人”而已。

     根据上面分析,我们可以说,从战国晚期到汉初这段时间,儒家思想发生了一次巨大变化,它吸取了很多其他学派的思想,使儒家思想向前发展了一步,不仅是在思想内容上丰富了,宏大了,同时还通过和各家斗争的锻炼而在理论上提高了,在思想方法上深入了。

     前面谈到,先秦诸子各学派在战国末期都互相吸收,同时还必须看到,他们不仅是吸取而已,而且还是在保持其独特传统的基础上,围绕着自己的中心思想来吸取别家的学说以充实自己。司马谈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又说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证。《吕览》、《管子》、《淮南子》都是在这样的原则支配下所产生的作品。他如《韩非子》是集商鞅之法、申子之术、慎到之势而成一家,又取道家之说以为君人南面之术,而始终不离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尊主卑臣”的中心。又如《墨经》,已放弃其前期天志、明鬼等思想,而接受儒家忠孝等德行学说,然终不离其“兼相爱、交相利”的中心。且诸子思想既相互影响而日趋成熟,于是各家都就其主要思想提纲撷要而制作为“经”,道家有《道经》,墨家有《墨经》,《韩非子?内储说》、《外储说》也都有《经》,都是作为各家的经典。儒家也不例外,“六艺经传以千万数”,也正是儒家吸取了诸子思想而折衷于六艺的结果。只不过其他各家重在理论的创树而忽视传统文献,儒家则既重理论又重文献,诸子以创树理论为经,儒家则以传统文献为经,只有明确了这种先秦诸子发展的情况,才能把握对汉代经学(主要指今文学,下同)的认识。认识了“六艺经传”是诸子思想的发展,才能认识汉代经学自有其思想体系,才不会把六艺经传当作史料看待。在肯定了经学自有其思想体系后,再来分析经学家所讲的礼制,才能看出这些礼制所体现的思想内容。明确了经学自有其思想体系,再结合诸子学派作“经”的事来看经师们所传的六经,就可知道六经虽是旧史,但经学家不可能丝毫不动地把旧史全盘接受下来,必然要删去旧史中和新的思想体系自相矛盾扞格的部分,这样才能经传自相吻合,如像廖季平先生所说的“六经传记,重规累矩”。因此,应该承认汉人所说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完全是事实,只不过不能一齐都堆在孔子头上而已。只有这样,才能认识汉代经学虽然是从孔、孟儒家演变而来,经学家也把孔子尊为素王,但其思想内容已大大和孔、孟有别了。从前有人认为孔、孟是维护世袭贵族那样的旧社会制度的,经过战国以后这种旧制度已经彻底崩溃,而儒家在汉反更盛行,似乎是不可理解。这不是别的,正是由于儒家思想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向前发展了。它吸取先秦诸子各家思想,使它在理论上较各家为全面,它重视了三古的典章制度,使它在方法上较各家为具体,然后才认识它能够得到大量信徒并不是偶然的。它不仅在战国晚期被认为是和墨家平分秋色的显学,即使在素不好儒且曾焚书坑儒的秦朝也是博士中的多数派。

    《史记 叔孙通列传》载:“陈涉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无赦”下《集解》引瓒曰:“将谓逆乱也,《公羊传》曰:‘君亲无将,将而必诛。’”[1]在这短短的几十个字里,一则称“博士诸儒生”,再则说用《公羊》理论回答的就有三十余人,三则在三十余人之外还有像叔孙通之类谄谀二世的儒生,可以说博士中儒生数量是很多的。从这段文字来看,至少应有三十多人是儒生。近世学者多认为博士员额是七十人,那么,在秦博士中的儒生就至少占了一半。其他还有占梦博士、名家博士及仙真人诗博士等诸子博士,总合最多也不过是六、七十人。[2]秦用的是法家的政策,而又不喜欢儒生,但博士中儒生的比重偏偏特别大,这岂不正是儒家思想传播较广、信徒较多的反应吗!汉承秦制也立博士,叔孙通为高帝博士,孔襄为惠帝博士,申培、韩婴、贾谊及公孙臣为文帝博士,辕固、胡毋生、董仲舒为景帝博士。从这些可考见的博士来看,绝大多数也是儒家。《史记?儒林列传》说:“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文、景不好儒,所以博士们都坐了冷板凳,何不也反映出当时博士多半是儒生吗!在武帝以前,黄、老、申、商、韩非、苏、张各家学说虽也各有传授,但从《史记》、《汉书》的材料来看,还是远不及儒家传播的广泛。纵然太史公是先黄老而后六经,也只能提出很有限的几条材料。由于汉初萧、曹、文、景以无为为治,好黄老,遂给人们一个汉初黄老盛行的印象,考之实际,则不尽然。从秦汉博士官的情况看,儒家是早已拥有大量信徒,武帝之下令崇儒,只不过是因势利导而已。不容讳言,儒家自武帝以后有了独尊的条件,有了利禄的引诱,又大大发展了。但其发展的主要因素还是决定于他的学术思想内容。但是,它的学术思想的重要部分却因立于学官反而隐晦起来了。

    汉代经学虽然是继承先秦儒家(和诸子)而来,但其学术思想的侧重点则各不同:先秦重在理论,汉儒详于制度。只有理论而没有制度,理论就是空谈;只有制度而没有理论,制度就会失掉意义。故理论和制度必须综合起来研究,而后才能认识其思想全貌。而且先有理论而后有制度,又是学术发展的自然次序。从上面所述来看,我们认为汉代的经学是先秦儒家和诸子的发展和总结,杂家《吕览》、《淮南》是以黄老为中心来总结,六艺经传是以儒家为中心来总结,这样的说法并不算是夸大和过分。但自董仲舒出来以后,变素王为王鲁,变革命为改制,变井田为限田,以取媚于武帝,又高唱“《春秋》大一统”以尊崇王室,因而搅乱了今文学思想。自武帝、宣帝立今文学各家的博士官以后,学术统率在政权下面,今文学中一部分比较尖锐的思想——如革命、禅让等理论,就不敢公开讲论了,从而使今文学思想渐趋枯萎。博士们虽谨守师法讲述所讬于古的礼制——理想的制度,对于这些礼制的精神实质已逐渐沦于“幽冥而莫知其原”的状态。而今文学末流那种“分文析字,烦言碎辞”的治学方法,“专以守残,党同妒真”[1]的学术态度,引起了学术界的不满,而给古文学造成可乘之机。且在西汉二百年间,儒家虽获独尊的地位,但今文学家的政治理想并未被采纳施行,反而是招致了几次殉道事件。

    最后,他们把希望寄讬在别有用心的王莽身上,他们的学说(如革命、禅让)为王莽的篡取政权提供了理论,把王莽推上了皇帝的宝座。王莽在改革中也采用了部分今文学家的理想制度,但王莽最后是失败了,今文学家因此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于是古文学家乘机而起。古文学家的治学方法是把六经还原为旧法世传之史,放弃西汉师说传记而直探经文,于是义理之学废而训诂之学兴,使经学丧失其思想内容。但古文学后起,初期的古文学经师如贾逵、马融、郑兴、郑众,以及后期的郑玄、服虔,在解说各经时也还常用今文学家的说法。《诗经》在王肃以后,《左传》在杜预以后,《易经》在王弼以后,古文学才脱离今文学而独立;但三礼仍然是古今混杂,因而古文学家也未能严格地恢复旧史。可是自此以后,今文学却绝灭了。当两汉经师不得志于当道的时候,甘忠可、夏贺良、李寻等人把今文学思想讬之于宗教,制为《包元太平经》,在民间传播。现《太平经》犹存,还可考验,虽然已有很多增窜,但还能看个大概,它的理想和今文学的理想是殊途同归的。然而却已讬于宗教以资传播,甘、夏等真可说是“用心良苦”了。

    现在看来,今文学在理论上是比较全面的,在制度上是比较具体的;但在汉代,经师们各守专经,少有互通,没有(也不可能有)人根据全部理论、制度进行通盘整理、系统论述。虽然提出了“素王”、“新周”、“为汉制作”等纲领,但也语焉不详,缺乏具体内容。石渠、白虎两次会议都是以礼制为中心,但是主要是皇帝称制临决,自然是由皇帝来取舍,内容就大大变质了。要对今文学获得全面了解本已不是易事,再加上学术阵营上的几次混乱——董仲舒的变节,博士的固陋,古文学的攻击,就更增加了后人对今文学了解的困难。怎么会为不因“素王”、“新周”等提法而同意前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批评呢!自魏晋以后,学者只争论郑玄、王肃而不再争论今、古,今学思想于此中绝。

    及至清代,稽古考据之学大盛,抛开宋唐,专究两汉,学者们且以“汉学”相标榜。但又多束缚在许慎、郑玄范围下,日孳孳于名物训诂,在学术上无条理、无系统,虽然他们已略知汉代有今、古文学的差异,但又多只从文字的今书、故书,从《逸书》、《逸礼》等问题上来分析,还没有接触到今、古文学问题的本质。须知今、古文学的差异是两个学派之间的差异,学派上的差异是应当从学术思想内容上来考察的,仅仅从几个字或几篇书的差异上来区分能解决多大问题的?自清中叶以后,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等研究《公羊春秋》,打出“今文”旗号,专讲《公羊》的“微言大义”,但又不能辅以礼制,因此更招致了学者的怀疑。

    陈寿祺、陈乔枞、陈立和后来的皮锡瑞等人专讲西汉今文学,已略略知道从礼制上来分析,但还不知道研究礼制的意义,还没有统绪,问题就在于忽视了“《春秋》大义”。只有井研廖季平先生能并重《春秋》、礼制,把庄、刘和二陈两派汇于一途,所以刘申叔先生称他“长于《春秋》,善说礼制,洞彻汉师经例,魏晋以来未之有也”。廖先生对《春秋》和礼制两者都有精深的研究。他作《今古学考》,明确提出以礼制判今、古文学的方法,以《周官》为古文学礼制的纲领,以《王制》为今文学礼制的纲领,认为古文学是从周是旧制,今文学是改制是理想,而后今、古文学如泾渭分流,秩然不紊。使清代百余年间争论纷纷而不能解决的问题,至此而得彻底解决的方向。他说:“《春秋》因时救弊,春秋有志之士,皆欲改周之文,如今之言治者莫不欲改弦更张。《王制》所言,皆素王新制,改周从质。周末积弊多,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1]是在以礼制分今、古文学的基础上,又用《春秋》家的政治思想来说明今文学制度的意义。这就使已湮没了千几百年的有理论有制度的今文学思想全貌得到发掘出来的可能。这不能不承认是近代经学上的重大发现。虽然廖先生的学说后又迭有改变,但以《周官》、《王制》分判今、古文学的基本论点从未动摇。“今学是经学,古学是史学”[2]的论断可说是千古定论。而世之学者不能掌握先生学说的精神实质,或见其天人、大小六变之说的妙玄奥秘惶惧而不知所从,或拾其牙慧而大倡毫无根据的议论,有的甚至竟以《周官》、《左氏春秋》等古文学经典都出于刘歆伪造,为王莽篡汉提供理论根据。

    我们在前面已多次论到《周官》所载是一套贵贱悬殊种族歧视的制度,而王莽改制则是有一定均富思想限制富豪的政策,两者迥相反异,何能混为一谈,于经于史都一无是处。近世学者又或略窥知今文学说,但又困惑于阴阳五行气味过于浓厚,一概以迷信看待,而忽视了阴阳五行外衣里有其一定的合理内核,因而仍然不能认识今文学的真正面目。我们认为研究今文学思想首先应该剥去它的迷信色彩的外衣,抓住它合理的内核,分析它披上阴阳五行外衣的历史条件,才能够真正掌握今文学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进行批判,才能打在点子上,不致差得太远。本文所写,只可说是廖季平先生所提示的方法,初步提出今文学思想中几项主要内容,供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同志们参考,至于用马列主义的科学方法来分析批判,则力有未能。至于所提出的今文学思想是否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也至诚的希望同志们予以指教。

    本文原载《孔子讨论文集》第一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三月出版),兹据整理。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26 09:55:23 +0800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北大博士

昨夜星辰

——怀念张云生叔叔

向红 (周宇驰之女)

2011年11月

    张云生叔叔离开我们已经几年了,他走的日子是令人难忘的9月13号。当我听到他女儿小革电话里用竭力掩饰但仍然微微颤抖的声音,告诉我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噩耗时,我像是被什么击中了,听着小革的声音,心底里涌出的阵阵悲哀向全身扩散开来……

    为什么偏偏是“九一三”?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有比“九一三”更让人刻骨铭心的日子吗?

    我和张叔叔有过一次难忘的见面。那是在2006年7月底,我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哈尔滨“寻根”——当年我父亲在空军第一航空学校工作,我们几个孩子都出生在那里,现在年龄渐渐老了,想去看看童年记忆中的那个城市。另外,此次旅行还安排有下一站:长春,我计划去拜访原林办秘书张云生叔叔。(上图:张云生晚年。)

    说起来我与张叔叔素昧生平,我去毛家湾的时候,他那时应该还在,但我当时只是一个上初中的孩子,跟着家长到那里,参观了林彪和叶群的房间,吃了“忆苦饭”,看了电影,跟秘书是不会有什么接触的。或许他曾经跟着林办的其他工作人员,招待过一群群带着仰慕和崇拜而来,又带着光荣和满足而去的人们,但他一定不会记得有我这样一个女孩子,更不会想到当年的这个女孩子在几十年之后看了他写的书之后,竟会登门拜访。

    作为晚辈,我没有资格评论张叔叔写的《毛家湾纪实》和《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但书中翔实、可信的史料,无疑对研究林彪及“九一三”事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自书问世以来,张云生的名字就广为人知。近年来我一直关注父亲的心路历程,方便时也走访了一些相关人士,包括原林办的工作人员。现在我到了东北,长春近在咫尺,火车路程不到4个钟头,这样的机会我怎么会放过?

    8月1号,我去双城参观了四野的指挥部。2号下午1点多,我上了途经长春开往徐州的列车……

    一路上,我都在看张叔叔父女合著的《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一书,可惜只有下册,说来话长,这套书买自境外,因为其出版社在国内也有杂志发行,我就以为没事,所以买了一套放在行李箱里。结果入境时被抽查,抄走了上册,我当场查遍了边防给我看的“禁书”书目,这套书榜上无名,于是据理辩争,书钱是小事,就想讨回书来,却被厉声质问:你是给谁带的?并且把我带到一间屋子里,看样子如果我再坚持,恐怕后果会更麻烦。我很是无奈,只好根据他们的“指点”,填写了个单子,算是“自动放弃”,才得以自由。

    捧着来之不易的下册,发现书中有一段专门写到我父亲去东北找他的经过。在书中,我得知张叔叔认识我父亲,是他在林办工作时的事了。自从林立果到空军,我父亲跟着林立果经常进出毛家湾。1971年1月,我父亲受林立果之托,途经沈阳抵达长春,亲自登门拜访张云生,了解两个月前发生的林办秘书大换班一事的缘由。这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叶群和林办工作人员之间的事情。张叔叔为了维护林彪的声誉,为了避免卷进林立果与叶群的母子矛盾中,不想把自己离开林办的真实背景让林立果知道,也不想让林立果利用这件事情来对付叶群。他临走时跟留下来的秘书们打了招呼,但林立果还是派我父亲来找他了。

    他们俩先在师部招待所的房间吃了我父亲带来的凤尾鱼罐头和饼干,接着他就开始谈,一口气讲了近四个小时,我父亲没有插话,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也没有录音。说完了,我父亲还赞扬林办秘书的“斗争水平很高”,他对张叔叔讲,庐山会议后,叶群已经不行了。听林立果讲,他对林彪扬言:“不上叶群的破船,也不上吴法宪的破船”。林彪对林立果说:“对,你要自己干!”他们一边说,一边又吃了一些罐头和饼干当夜宵。

    这一段我连看了两遍,细细琢磨其中的情节,想着怎样和张叔叔谈话,怎么才能谈得顺利,原来有些担心此行过于唐突的心情轻松了不少。

    顺利入住酒店后,我就打电话和张叔叔联系。因为之前已经通过别的叔叔和他打了招呼,并且转达了他的回话,说“欢迎”我去。所以很顺利地就和张叔叔联系上了,约好第二天他来酒店看我。尽管从礼节上说稍稍欠妥——叔叔毕竟是长辈——但我也习惯了对于长辈的要求“恭敬不如从命”;再说我是第一次来长春,出门还找不到方向,叔叔说“要去医院看老伴儿,顺路来看看你”,也省去双方很多繁文缛节。

    别的叔叔已经告诉过我,张叔叔近来热心宣传如何用手机发短信,很推崇这个方法。果然第二天一早7点多钟,我就相继收到了张叔叔发来的两条短信。第一条问我是否有他和女儿合著的《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的书,第二条讲他身体不好,来时会由他的三女儿小革陪同。由于事先已经有叔叔帮我介绍了他现在的状况,以及他培养女儿当作家的经过,所以这些也都在我意料之中。

    10点钟左右,张叔叔和小革扣响了我房间的门。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稳重得有些深沉的人,与活泼俏丽的小革形成鲜明对比。可能是由于身体原因,他的一切行动都是缓慢的,再加上第一次和陌生的我见面,他处处带着谨慎小心。我也不敢怠慢,急忙奉上早已准备好的水果招待他们父女俩。

    我先向叔叔表示歉意,没有带什么礼物来,叔叔以军人特有的风度把手一挥:“我这个人是不送礼的,也不收礼!”我连连称是,其实除了我从哈尔滨给叔叔带来了亲戚自己做的风干肠之外,昨天晚上我在酒店附近的商店里,还精心买好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张叔叔和我忙着互相述说,小革则忙着录像。像她这样不征求意见上来就如此做,我立即感到了她与她父亲的不同风格,但也许这是张叔叔的意思?既然我来了,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名堂,所以表面上我没流露出来什么,只是不太习惯看镜头。

    张叔叔却对着镜头说了一句:我现在最讨厌照相了。虽然事先有叔叔关照过我,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成了被采访对象,仍然出于礼节的解嘲:呵呵,这些也都是资料嘛。女儿是想多收集一些,呵呵。小革则承诺:拍完了刻成盘给我一份。我一想也好,就专心跟叔叔聊开了。

    这样才忙活了一会儿,不到30分钟时张叔叔就说要去医院看老伴了。我暗暗吃惊——就这样草草了事,长春不是白来了?!赶紧一面表示关心和理解,一面说出了想明天再谈谈的愿望。张叔叔大概也未尽兴,他很痛快地说行。于是约好了第二天小革来接我去叔叔家。我太高兴了!

    说着叔叔就站起来,拿出他和小革合著的《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一套书来,送给我,并且事先签好了他的名字。我趁机讲了自己买书的遭遇,引来叔叔的一声叹息。就在叔叔准备欠身离座之际,我拿出了那份神秘的“礼物”。我笑眯眯地说:张叔叔,我冒昧地和你玩个猜谜游戏。也许叔叔理解为我要请他猜谜语,表情有点紧张,说:呃,我这个人,最不擅长猜谜语了!

    我这时完全是童心大发,抱着商场的购物袋,调皮地坐在了叔叔对面。我先拿出了一盒上海产的“梅林牌”凤尾鱼罐头,在叔叔眼前晃了晃,问:认识吗?张叔叔一看就笑了,但笑容马上又消退了,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一看见它,就想起了你爸爸。
这句话犹如一掌,重重地拍在我心头:这正是我想要知道的呀!此时此刻,我的眼眶湿润了,泪水在心里流淌——父亲已经去世几十年了,而眼前的这位叔叔,35年前就是和父亲坐在一起,聊着中国第二号人物身边的风云,彼此交换着关乎国家命运的机密,吃着凤尾鱼罐头充饥的人啊!

    我镇定了一下情绪,又问他:那天你们俩吃的是哪种饼干呢?张叔叔接过罐头,迎着我疑问的目光,坦然答道:这罐头我还记得,但饼干我确实忘了。没等叔叔缓过神来,我从袋子里取出了昨天买的第一包饼干:梳打饼干。

    我说:您的书上说那一年(1971年)我爸爸来找你,你们俩在招待所谈话谈了一晚,两顿饭都是吃的罐头和饼干。根据我的记忆,那个时代饼干品种很少,质量也很差,但我爸爸爱吃和常吃的饼干有几种。这种富强粉的梳打饼干,略咸,有股葱香味儿,我爸爸常常用来充饥。市面上则都是一些普通面粉做的劣质梳打饼干,又黄又硬。我问叔叔,虽然那时的牌子可能现在已经没了,但那天你们俩是不是吃的这种梳打饼干啊?

    张叔叔接过去,端详着,还没容他回答,我又从袋子里拿出了昨天买的第二包饼干——威化饼干。我的笑容更狡黠了,递向叔叔:问:是不是这种啊?这种饼干在当时也很高级哦!我爸爸来看你,应该带些好一点的东西来吧?

    张叔叔又接了过去看着,还是没说话。

    最后我拿出了昨天买的第三包饼干——奶油曲奇饼干,也递给了叔叔。我充满感情地说:这种饼干当年好像只有上海才有,林立果爱吃上海食品,我想他会不会让我爸爸带来给你呢?就这样,我一连递过去的三包饼干,等于是递过去了三个问题。叔叔的手里已经满了,他的心情也受到了我的感染,笑容在他脸上荡漾开来。

    可能小革觉得我没说什么主要的事情,没什么好拍的,遂停下了手中的录像机,也在一旁痴痴地看着我的“表演”。这一刻房间里的氛围,已经从对往事的回忆变成了对故人的怀念。通过罐头和饼干,我和张叔叔仿佛回到了当年,再没有比这一刻更令人心潮澎湃的了……

    其实我父亲当年奉林立果之命去长春找张叔叔的过程,张叔叔已经在他的书里写得很清楚了,此行我什么也不用再问,什么也不想再问。我只是想从他那里感受一下自己的父亲,当年如何风尘仆仆、呕心沥血,以致最后赴汤蹈火。我看着满手捧着罐头和饼干的张叔叔,就像看到了他还坐在我父亲对面一样。

    叔叔的情绪渐渐激动起来,他深邃地望着我说:这个礼物我收下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过去……

    临行前,张叔叔父女俩和我已经像是很熟络的故交了,我们热情地告别,约好明天再见。

    第二天,小革如约把我接到她父亲家。

    宽敞的房间里,张叔叔指着电脑桌给我介绍,他现在痴迷在网上下围棋,他说:书虽然写完了,但脑子不能闲下来,否则人就痴呆了,我每天下棋下好几个钟头呢!小革趁机向我抱怨:姐姐,你劝劝我爸,他心脏有病,不能太累呀!

    我附和着,仔细询问叔叔的病情和家事。但叔叔对此很不在意,他主动跟我讲起了他当年在学习班的经历,讲起了他对这段历史的逐步认识,讲起了他著书的经过,讲起了怎么帮着女儿,两人一起著书,为此花费了多少心血……

    “写书太累啦!钻进去了就一天到晚老想着怎么写,我的心脏病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他总结道。

    从他的叙述里,我感受到了他身上依然闪烁着的林办秘书的风采和做事的水平,以及他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朴实而高尚的人格,它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想到,如果有一天我也想拿起笔来,一定要像张叔叔这样坚忍不拔,一定要实事求是,对自己负责,对历史负责。

    小革依然忙着录像。我入迷地听叔叔讲话,已经顾不上躲闪她的镜头了。

    中午张叔叔请我吃饭,而他一个劲儿地跟我讲话,几乎很少动筷子。

    对于未来,张叔叔是有自己的计划的。他凑到我耳边,悄悄地告诉我:林立果跟他关系还不错,和他说过一些话,另外他对林彪、叶群及林立果的观察和看法,实际上这些方面有不少东西当年都没写进《毛家湾纪实》一书里,原因不用说谁都明白。他想以后把这些写出来,留着,也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听得出他在林办工作期间是个很认真、很用心的人,对历史有着自己的见解和认识。他离开林办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他对林彪依然很尊重,对林办的那些同事依然很有感情,对匆匆离开留下的没来得及完成的工作依然有些放心不下……

    我劝叔叔等身体好一点再说。同时我把看了书以后的感想告诉他。

   至于我父亲说的那句林彪跟林立果讲的话,我不太敢信,因为我知道林立果常常迎合人们对领袖的敬仰,也肯定有打着“首长”的旗号说话、办事的时候,谁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难以分辨。“船”没破的时候,林立果还是在“船”上的,他羽翼未丰,仍然要利用这几条“船”达到自己的目的。当“船”被毛泽东砸破了,叶群、吴法宪被迫一再检讨,林立果当然要从“船”上下来,朝着既定的方向继续努力,不会跟着“船”沉下去。我注意到,按有关的记载,就在这趟东北之行两个多月以后的3月下旬,林立果和我父亲及于新野,在上海讨论制定了《“571工程”纪要》。

    我父亲从张云生这里给林立果带回去的资讯,加上林立果偷偷给叶群录音的内容,究竟对林立果下决心甩开叶群和军委办事组“自己干”起了多少作用?自然不得而知,但不难想到,既然林立果派我父亲大老远跑到东北一趟,所收集到的情况,反映了叶群内外交困,且殃及林办,毛家湾暗潮汹涌,林立果肯定会很重视,很可能起了不小的作用。《纪要》里流露出的一些情绪,后人也应该因此多一个理解的层面吧?

    张叔叔和我感叹不已,历史的成败往往由细节决定。

    小革听我给叔叔介绍当年他们学习班六班的几个成员的近况,很感兴趣,恰好与她执笔的《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下册的内容有关,她也加入到我们的谈话中来。听她讲,原来她小时候跟着妈妈去学习班探过亲,对六班的几个“美女”犹有记忆,她跟我讨论起对她们的印象来,到底是女孩子,说起这些兴趣十足。对父亲的计划,她也信心满满,说要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帮助爸爸完成不是使命的使命。

    长春之行愉快地结束了。回来后的一年里,我还能常常收到张云生叔叔的短信;也就是在一天前,我还给叔叔打电话,跟他介绍一些文章和动态,他很认真地让小革帮他在网上查找,看完后给我回了短信。怎么仅仅隔了一天,我就接到了噩耗的电话……

    张云生叔叔在“九一三”这天突然走了,他走的日子像是经过了认真挑选,那样的巧合,那样的不同寻常。这是个改变了很多人一生的日子,也是改变了张叔叔一生的日子,同时也是我父亲去世的日子。

    深夜,我心情沉重地打开电脑,我再次感到失去了一个缅怀父亲的寄托,文字像潮水一般从指尖飞泻而出,敲打着键盘,涌现在屏幕上。

昨夜的

昨夜的星辰已坠落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

……

昨夜星辰今夜星辰

依然闪烁……

    一年一度的仲秋又到了,今年是“九一三”事件四十周年。月光如水,星空闪烁,我仰望夜空,祈祷着上苍:张叔叔,你现在好吗?有没有见到我父亲?请好好休息,你的心愿会后继有人的。我们永远怀念你!张叔叔,请安息吧!

    二〇一一年九月

 

四十年有感

向红(周宇驰之女)

    向红,退休干部。周宇驰(九一三事件之前的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之女,1970年入伍,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未满17岁,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读书(工农兵学员)。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如今四个十年过去了。每年的这个日子,我会和许多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一样,思绪万千。在40年前,我就已经明白:政治上的我,已经随着我父亲死去了。

    关于“九一三”,的确是一个令我难以回避又难以把握的命题。鉴于我父亲在事件后已经被官方的广泛宣传、批判而为全中国家喻户晓,40年来我一直在探寻父亲怎么会走到那一步的心路历程,我想尝试一下谈谈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

    我对历史知之甚少。我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细,因为往往细节导致拐点或突变,所以点点滴滴,都要记录下来。作为个人回顾历史,又不能只看到一家一户的悲欢离散。尤其在这个事件上,要学着站得高一点,离自己的利益远一点,去看国家、民众的利益。

    听我奶奶说,我们的爷爷很早就是地下党,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一穿军装就是干部;曾任四野某部的后勤干部,一直随着四野打到广东。我父亲从小当过儿童团长,在XX中学毕业,入伍的前一年就入了党;他是搞宣传出身,入伍后不久在四野某部曾任干事并兼职战地记者,身上有两处辽沈战役中弹片留下的伤疤;组建空军时他所在的那个团去了空军第一航校,还是搞宣传。他是个政治上很坚定,工作上很有能力,性格上很活跃,很要求上进的人,所以才被挑去给刘亚楼司令员做了几年秘书。

    我的小学经历,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被分成了三段——从一年级下学期刚开学,我们家就从北京搬到了上海的空4军,住在4军军部对面门诊部的院子里;四年级暑假前,又搬回了北京空军司令部大院。

    去上海是1963年初,走的时候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大人的脸上也没有笑容,我隐隐约约听见什么“刘司令发火了”之类的话,给我的感觉,我父亲是犯了什么错误。
记得刚刚到上海,我们都住校,奶奶在家,妈妈在门诊部上班,父亲却去了一个很远、很艰苦的地方,极少回家,回来了也是风尘仆仆,带着股农村的稻草味道,人又瘦又黑,但情绪饱满,他一回来就讲很多和战士在一起的趣事给我们听。我们就又能听见爱干净的妈妈数落他脚臭,把他的简陋行李拎到门外,要消毒。他看着妈妈那认真样儿,还故意逗她。有父亲在,家里总是充满了快乐。后来父亲不再去外地了,他和妈妈在虹桥机场的空二师工作,在那里又安了个家。

    大概是19XX年,我们上的部队子弟小学接收地方生源以后,我们开始走读。但是周末都会坐着部队的大卡车回虹桥机场,从江湾附近的学校到虹桥机场,要穿过整个上海市区,孩子们一路上说说笑笑,一路高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我们高举XX的火把,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XX先辈挥血汗,创立了人们的好江山,我们继往开来,建设这幸福的乐园……”非常快乐,妈妈也觉得在上海的那段工作生活,是她最轻松惬意的。

    再回北京时,大约是1966年5月下旬。“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在快要离开上海的日子里,有一次我随着父亲在空2师的干部食堂吃饭,广播里正在播送《人民日报》的什么社论。父亲停下了筷子,侧耳聆听,一脸严肃。

    我们到了北京,还在车站等着提取行李时,我觉得口干舌燥,鼻子就突然流血了,妈妈说是气候太干燥了的缘故。在上海市普通话比赛得过奖的我,拿着钱去买冷饮,丝毫没想到当我习惯地说“棒冰”时,却受到了嘲笑:什么呀?这叫冰棍!这两件事使我对北京顿失好感,现在想想,简直像是不祥之兆。

    好像是王飞伯伯和何汝珍叔叔来接的我们。我对何叔叔很感兴趣,因为在上海时我看到他写给父母的信,字写的非常端正秀丽,因此记住了他的名字。对于为什么要回北京我很不解,我已经适应了上海的生活,对学校很不舍。后来我跟王飞伯伯提起此事,他说我父亲离开空司以后,他们俩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前后长达三年多;后来父亲调回北京,也是经过他们劝说才同意的。

    我理解父亲参加XX以来一直对XX事业抱有极大的热忱,忠心耿耿,积极努力,表现优秀,才会被挑选去司令员身边工作。父亲很正直,他不想回北京,是伤心了。后来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调来调去。

    他给刘亚楼当秘书时,有一次上午到的大开本“参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给刘司令看。刘批评了他。他解释,这只是一本参考消息,不是文件,并没耽误工作,遂不肯认错。刘的性格很闻名,他岂能允许别人反驳和异议,尤其是自己的秘书!就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再次批评我父亲,好像说他工作“踢皮球”。但我父亲也很倔,有些不识时务,坚持不认错,刘亚楼大为光火!我父亲那时是少校,刘为此在空军就出台了一条新政:凡是少校军衔没有担任过指导员或教导员等职务的,一律下放一年,补课。这就是我父亲后来下放到江苏盐城高炮某部,担任了一年营教导员的原因。

    据我哥哥向阳了解,文革前我父亲曾经被借去上海党校讲过课。我也记得他在空2师五大队当政委的时候,五大队这方面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我父亲和飞行员的关系很好,经常谈心。父亲还有副好嗓子,他喜欢唱《XX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一类激扬、向上的歌曲。文革期间他被评为空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院里讲心得。他身体很棒,在一航校时拿过东北军区速滑的名次,刚回大院还在灯光球场打过篮球,那应该是林立果还没到空军的事了。

    于新野叔叔的父母都是新四军,是ge命老干部;解放后他父亲是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的创办人,后来担任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编辑部的领导,1958年支边调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我也还清晰地记得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穿着新军装,寡言少语地坐在我家床边上看着我进来,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后来他成熟了,也胖了,一下子像个干部的样子了,到哪儿都能听见歌颂他父亲和赞美他的话,每逢此时,他只微微一笑,颔首致意,应付自如,并不张狂,平时依然寡言少语,好像总是有事可做,从未见过他懒散的样子。

    记得是1970年5月20号,那时我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医疗系读书,那天早上程洪珍开车到学校,把我接去度周末,“调研小组”的人当时都驻在广州白云山机场招待所。因为他们那里可以看到香港报纸和很多的外国杂志,我去了就会翻看,对报纸上连载的言情小说很痴迷。一个上午,别人都各自忙碌着,洗衣机放在陈伦和房间的卫生间里,轰隆轰隆地响,我好奇地去看,顺便帮忙。他们住的楼层上有一个大饭厅,里面有部电视机架在那里,平时大家可以聚在里面看电视。那天我看见饭厅没有人,椅子都折叠好靠在墙边,只留了一把椅子正对着电视机摆放着,不知是几点钟了,电视里开始转播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发表“五二〇”声明那个大会,我坐在椅子上看了看,就走开了。一会儿,该林彪讲话了,林立果从房间里出来了,有人很默契地开了瓶桔子汽水递给他,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聚精会神,边喝边看,别人都走开了。我见大家都不进去,也不好贸然进去,就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记住了林彪代读那篇毛声明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那个“助”字的湖北口音特点。林彪讲完话,大会还没结束,林立果就站了起来,还是一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回房间了。我目睹了这一切,就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起来——不是说干部子弟应该谦虚吗?他只听自己爸爸的讲话,算什么呢?可是他父亲是林副统帅呀!……

    要是我爸爸在台上讲话,我好不好意思听呢?后来跟林立果见面次数很多,也没数过,但仍然完全不能把他和《“571工程”纪要》联系起来。所以我们一直在想:是什么让我父亲从当年一个学习毛选、宣讲毛选的“积极分子”,和那些空军党办的精英们,变成了后来的他们?可以说他们都已经有家有业,也有一定权势,他们还想干什么?怎么就愿意冒死跟着林立果干出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呢?难道是贪图更多的权益?难道是脑子一热、自我膨胀,或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林立果折腾什么呀?林彪不是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吗?

    我清楚地记得1971年的9月5号,是个周日。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我像往常一样,和要好的几个同学去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家里玩,主要为了能解解馋。学校把我们部队学员的伙食费和地方同学平摊在一起,所以伙食不好,我们这帮孩子正在长身体,胃口大得吓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惯广东的大食堂。忘了是饭前还是饭后,女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聚在客厅说笑着,顾伯伯把我单独叫到客厅外面的走廊,脸上还挂着和我们聊天时的笑容,四顾无人,很亲切又神秘地压低了声音,说:你爸爸12号就要到广州来了!到时候我派人去学校接你!我不太理解他为何这样,但因为他一直很关心我,跟林立果他们关系又好,在那时“亲不亲,线上分”的政治观念里,他和我父亲是一条“线”上的,可能是想回避不让其他同学听见;于是我很有礼貌地应合着,答应了,但心里依然感到些许疑惑——广州是父亲常来常往的地方,这有什么好神秘的?也就认为他是一片好心,了解我们父女的感情,所以当成个好信息告诉我。

    事后才知道,其实就在那两天的前后,刘兴元(广州军区政委)给广州军区传达了毛南巡“吹风”的内容。12日我没有请假外出,怕来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学校等消息。但并没有人来找我,也没有电话来,可是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奇怪,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林立果和父亲他们神秘、机动的工作特点,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要办,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学校只接过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但我打不了,所以我也没打电话给任何人。大概过了一周左右,同学汪京群(汪东兴的女儿)吃完晚饭和我在校园里散步。她悄悄地告诉我:一个大官坐飞机跑了,下落不明。我们俩就海阔天空地猜想,会是谁呢?其实我根本无从猜起,都是听她说。最后她说,可能是许世友!这个人最不听招呼了!我根本对“跑了”没有任何概念,对中央的事情更是一头雾水,所以听了京群的分析,就觉得有道理,听说许世友的脾气很大,谁也不服,随身老带着枪,文革期间就曾经跑到山里躲了起来;所以这次“跑”的很可能是他。

    当年在广州听完传达“九一三”的中央文件,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更不会想到此事和自己有关,尤其是文件说他们都死了,我根本不相信,听文件的时候感觉头晕耳鸣,全身麻木,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这是‘笔杆子’在搞鬼!”我旁边坐的是学校里睡我下铺的广空副参谋长的女儿,她悄悄地问了我一句:那个周什么的女儿是谁呀?我挣扎着回答:是我……声音极低,极粗,极哑,根本不像我平时。她一定是被我吓着了,马上搬着凳子往旁边挪了一下。

    听完传达文件,李先念接见我们这些父亲在文件上被点了名的子女。他特意点了我的名,他问我:你能不能像林立衡那样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啊?你要是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你会怎么办呢?向谁举报啊?我根本回答不了这种问题,但全场的人都在盯着我看,我勉强站起来,眼冒金星,感觉喘不上气来,眼前黑压压地一片人头,我跳过了前两个问题,朝着两步远的李先念,对他提出的“向谁举报”这一问题,哑着嗓子说了三个字——吴法宪。

    显然这个答案令他很不满意,他也不让我坐下,就转过脸跟另外一个方向的子女们讲起话来。我既紧张又非常尴尬,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刚才听文件的时候隐约感到吴司令这次也要倒台了,但我说的是实话,谁让我听见林立果他们背后跟吴法宪叫什么“吴胖子”呢?谁让我什么都不知道呢?不向他举报向谁举报?空军大院最大的干部就是他嘛!何况我在广州上学,更不知道该怎么举报;就算我去过几次毛家湾,但都是坐车去的,根本不知道地址,再说这次连林彪也死了呀……

    广州军区委托广东省军区把我们这些子女留下办学习班,而这四天我自闭了,像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学习班结束的总结会上,其他子女代表都表了态、表示紧跟、要划清界限等等。我则被广州军区政治部于主任点了名,“听说这四天学习你没说过话,你是怎么想的?今天你要表个态。”我一咬牙站起来,倔倔地说了两句——

    中央文件是机器印的!

    我要看温都尔汗的照片。

    这两句和当时会议气氛大相径庭、完全逆反的话,让于主任措手不及、极为不满,后果可想而知。从此,就给组织上留下了我“态度不好”的史话。

    以至于1974年我复员后被空军流放到南苑空司生产队去,时任空军司令员马宁去那里劳动遇见了我。一开始以为我是哪个空军招待所去南苑轮流劳动的服务员,吃午饭时还专门坐过来,和颜悦色地跟我聊天,问东问西。然而,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生产队长在一旁陪坐,几经犹豫,还是很尴尬地当着我的面把我的身份告诉了他。这个马司令立即把碗往桌子上一放,对我翻脸了!大声斥责道:你要划清界限,好好改造!我也把脸一绷,二话没说站起来,把没吃完的饭菜往碗里一扣。在众人的注视中傲然离去。身后的食堂里一片寂静,鸦雀无声。事后我越想越绝望:我到底是谁?我代表我父亲吗?我竟如此之臭名远扬?空军司令竟如此没有水平?“党的政策”竟如此之遥远?

    尽管“九一三”时我未满17岁,但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天真、单纯,因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里,因为家里的事情,我负气给江腾蛟伯伯打电话,问有没有去广州的训练飞机,要提前回学校。父亲得知后匆匆赶回家来,大概因为我这个从小到大最听话、最让家长放心的孩子,在气头上居然跟他说了一句“再也不回这个家了”的话,让他很是意外和伤心,耐心地听我把情况说完,长叹了一声,坐下来和我做了一次长谈。就是这次谈话,吐露了他们的一些迹象,只不过我当时没有真正领会而已。现在看来那就是一次“路线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他对我说,你不要看咱们家现在这些条件,以为我们和吕果(即林立果)一起工作,一切都风平浪静,路线斗争很激烈,有人要整林副统帅,随时都有风险。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像林副统帅这样打下大半个中国,这么大功勋的人还要被整,是卸磨杀驴啊!

    他眼里含着泪,空气很凝重。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同时也被这些话的内容镇住了,我不再抽泣。凭着自己的那点文学知识,脑子一个劲儿地思索着怎么把成语与现实结合起来:谁是狡兔?谁是走狗?文革时期的思维模式使我根本不敢大不敬——谁把林副统帅当“驴”?但还是怯怯地问了父亲一句,谁还敢整林副统帅啊?

    后面的谈话里他提到了江青的外号“白花蛇”,张春桥的外号“眼镜蛇”,姚文元的外号“响尾蛇”……说要“清君侧”;他说“现在军队受压”,“国民经济倒退”,“笔杆子要压倒枪杆子”,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他还说“上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二桃杀三士”;他对着周围一挥手,说:“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这一切,说没有就没有了!”

    我虽然懂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卸磨杀驴”这两句成语的含义,但仅停留在字义上;对“二桃杀三士”则不太明白,父亲耐心地给我讲了典故,解释是借刀杀人的意思。

    父亲对子女要求一向很严格,很注意督促我们学习、看书,看完了还要让我们谈读书心得,比如我们入伍前都是在他要求下读完《共产党宣言》,并且谈了心得,他通过了之后,才同意我们走的。此时此刻的讲解,使他刚才流露出来的义愤和忧虑缓解了许多,又恢复到了平时对我们循循善诱的状态,但仍然流露出一丝疲惫。这是与平时不一样的一次谈话,父亲和我是平等的,我倾听了他的内心,他跟我讲了他的工作,虽然不能分担什么,但我不再是以孩子的身份。可惜我“只缘身在此山中”,除了记住了“路线斗争很复杂”、“很激烈”这一类平时也听到过的话,并没有感到事态严重。

    时值8月底,从这次谈话来看,林彪已经被整,是在“九一三”前就感觉到了。《(五七一工程)纪要》里他们对“四人帮”的反感,已经到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地步。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完整史料,能反映林彪对此的立场和态度;那几个充满了悔恨的不祥成语,倒是反映出深知林彪在文革期间被毛“利用”了的无奈,只是出自我父亲之口,不知道悔恨的是林彪本人还是林立果,起码是林立果吧?事后我明白了,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了动摇,军委办事组势力由盛到衰,跟着汪东兴积极发言的军队干部全部吃瘪……林立果他们感到大势将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破釜沉舟”的一搏。而我的暑假里的那句气话,竟一语成谶——从此无家可归。很多人描述“九一三”那一夜,都会使用“惊心动魄”一词。我不会,因为当时我没有和家人一起亲历北京那一夜。

     但从他们的描述里,我听出父亲除了一如既往的“忙碌”、“疲劳”,还有从来没有过的“紧张”、“情绪低沉”,但至今我都想不好用哪个词去形容家人面前的父亲,因为在家里他不是“周副主任”,他只是一个同时兼有儿子、兄长、丈夫、父亲身份的普通人……痛定思痛,接下来的40年里,随之而来的疼痛,像是在心底慢慢融化,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挥之不去。9月10号,接到我父亲拍去“母亲病重”的电报的二叔,带着三岁多的女儿从外地赶到了我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父亲已经常常忙得夜不归宿了。但那天晚上,我父亲特地回来见他,神态很正常。二叔问他,妈没病呀,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他说,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会。江青、张春桥要整军队这些人,形势比较紧张,北京是个火药桶,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卷到他们的纠纷里去了。今后我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管妈了,你把妈带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们。这个“他们”是谁,当时二叔没问,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讳别人问。二叔问:我什么时候走?我父亲说,不着急,先在北京玩玩,过两天再走。还说:你不用惦着我们,我们跟林副主席到广州去。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有猎枪嘛,你拿走。他知道自己弟弟的爱好。二叔看他情绪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平时的样子,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

    他俩谈话时间很短,谈完他就走了,看来是专门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样安置母亲的事情来了。12号晚上我父亲又回来了,他跟二叔说,你和妈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早上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把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也收拾东西走,去北戴河,然后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广州。说着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大概有3000元,给了二叔,让他以后给母亲用。当然后来二叔被办班时,这笔钱都被搜走了,至今没有归还。我哥哥和弟弟听说要去北戴河,很高兴,因为能见到林副主席了。接着他告诉我奶奶:妈,我睡五分钟,你叫我。看上去他很累了。我父亲和我妈妈收拾东西时,二叔不放心,怕眼下这事是因为军队之间的派系斗争闹的,就过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要问。二叔还是问他:主席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支持你们呢?他冲口而出:都是他搞的!

    二叔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历来淡泊名利,对政治没兴趣。这在我父亲看来属于政治上不要求进步,所以哥俩经常辩论。

    1969年“九大”以后,二叔来北京出差,后来他告诉我:那次我想打听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你爸谈到政治上的、国内的、文革的事情——我问他:国家这么搞,不是胡来吗?

他说:都是主席搞的。
我问:将来怎么办?
他说:他搞的,将来他负责嘛。
我问:你对像章感兴趣吗?
他说:不感兴趣。
我又问:将来林副主席上台是什么政策?
他说: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技术。

    我问:对知识分子什么政策?

    他说:将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根本不同意毛(文革)的观点,……但是谁给他(指毛)提意见他打倒谁,就整谁,像彭德怀、陈毅……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

    我父亲还说,有一次他和我妈妈到林彪家里去看了两个电影,其中有一部是苏联电影《祖国在召唤》,讲的就是国家建设需要知识,国家应该需要知识分子。

    二叔的话,让我想起“调研小组”的一位叔叔也跟我讲过,我父亲跟他们讲过,林彪对文革的“看法当然有,跟毛泽东完全不一样。林说……马上改革!”

    九一三事件之后传说毛家湾有一书法条幅: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我不知道父亲讲的是不是真的,也可能是出自于林立果之口。这些话虽然听了真会“惊煞人”,但仍然使人感到那么有希望,那么真实,那么好!当时,二叔说:咳,这都是阶级斗争嘛。

    我父亲听了情绪有些激动:什么阶级斗争?他们完全就是整人!争权夺利,整人!你知道吗?中国有多少人是冤枉的,是被他们整死的!?我父亲接着说,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我是下不来了,只有尽力去干了!二叔听了他的话,知道哥哥这回真的是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想出也出不来了。

    我妈妈在旁边一边收拾一边也说,他们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斩尽杀绝!我父亲接着我妈妈的话说:他们也好不了,将来也会有人收拾他们!我妈妈又补充了一句:他(指毛)听江青的。

     我妈妈是个医生,是个非常本分、老实到木讷的传统女性,家都交给婆婆管;她很信任我父亲,也从来不过问我父亲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们和父母一直是传统的子女与长辈的关系,从来也不交谈这些政治上的问题。我听了二叔的描述,很难相信他讲的是我妈妈——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也明白这些事情了?我很震惊,但二叔的话我是相信的,暑假时父亲不也给我打“预防针”了吗?他要是不跟我妈妈“交底”,我妈妈怎么跟他走呢?

    就在那个夜晚,他们的几番交谈揭开了中国红色铁幕最深的一角,揭示了一个涉及国家的最高机密。多年来,它犹如闷雷一直在我心头滚动!直到后来在里屋接了一个电话,我估计是林立果让我父亲“北上”的那个电话,他才显得有些着急了。他匆匆忙忙带着我妈妈和我兄弟走了,家里安静下来,就剩下二叔陪着奶奶,他的小女儿早就睡了。

    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又回来了,我父亲自己上楼来,二叔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说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啦。二叔当时也不懂“吴法宪在机场”是什么意思。

    他要马上送二叔去火车站,并且说:你把向阳带走吧!我把你们送走,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妈就留下吧,要不家里没个人。在去车站的路上,我父亲说: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啦!谁也顾不了啦!

    我二叔当时就明白他的意思是要逃到国外去。“到时候……谁也顾不了啦”,这个“谁”指的就是家人。但要是我听见了这句话,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它的真实答案,我妈妈可能也是如此。我父亲从火车站回来,在我家楼下让妈妈和弟弟下车,车没熄火,马上又开走了,妈妈很不放心,匆忙中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回答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里,妈妈隐约听他说了一句——别等我了!

    这句话就成了我父亲留给我妈妈的临终遗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我哥哥回忆,我父亲在9月12号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了。因为没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现在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

    他是准备去死了。

    于新野叔叔的爱人李雯阿姨也告诉我们——她在1971年暑假结束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后,收到过一封“九一三”前于叔叔发自广州的信。信上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于在信里的口气挺内疚的。

    以前他俩之间就经常开这种玩笑,李阿姨说:我如果先死了,两个孩子交给你哦。于叔叔也说:我要是先死了,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两人笑着,说:那就看谁先死吧。于叔叔最后这封信,等于是他的遗书,是向李阿姨交待后事。

    他也准备去死了。

    九一三事件中每个人的行为举止以及整个过程,对我无疑也是陌生和突然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读懂他们。我走访过一些父亲以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对父亲的本质和能力的评价使我宽慰。

    正像于新野叔叔曾经说过的那样: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在我心目中,他们怀着美好而壮丽的理想,做着自己认为是反独裁、正党风、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会牺牲也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他们舍生取义,是现代的荆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倡导改革开放的先烈,他们用生命谱写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也曾经迷茫过,一路走来,我始终认为:人活着就要追求人生的正面价值,要活得有意义,不能蝇营狗苟;对正义的东西应该坚持;父亲是想努力做到忠孝两全的。我遐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北京,说不定我会不下车,和父亲在一起,说不定也会跟他一样向妈妈高喊一声:“别等我了!”绝尘而去……“虽千万人,吾往也!”

    40年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从未平息过,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善,随着真相的不断披露,学者和世人们已渐渐脱离了固有的模式去解读他们,对他们留下的令人震撼的文字资料的研究也越发深入,这是令人欣慰的。每个时代都有领先于时代的进步思想存在。从《(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不难发现,也许除了可以从中读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外,其愤慨的后面,更多的是对国家已经背离了1945年中共“七大”就提出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一理想的失望,以及对当下时局的焦虑。他们曾经抱着这一理想入党、参军,曾经抱着这一理想出生入死。《纪要》之所以在过去的40年里一直被否定、被批判、被鞭挞,就是因为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一些真话,因为它那“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陌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今天,即使作为“反面教材”,《纪要》的历史使命也并没有终结,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40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我想,父亲他们在天有灵,一定仍然希望党是健康的,希望国家有序发展,希望军队强大,希望老百姓能真正富裕起来。

    “九一三”——40年前这个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们命运的日子,我们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



 

—————----------------------------------—————————————————————————————————————————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原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z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