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现发出一组社会方面的文章,最有现实意义的是华为公司违法解雇员工的文章,这件事说明,在目前的中国,资本与劳动的博弈是相当激烈的,连深圳华为这样的大公司都拐弯抹角地对待劳动合同法,那些小公司小企业就更不知会怎样了。]

深圳华为违法解雇事件说明了什么?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11月12日

目录

《华为违法解雇员工 全国总工会积极介入》

章星球:《华为万人大辞工的启示》

章星球:《最低工资与社会福利比较研究》

王力雄:《社会主义的未来需要新路 》

葛孚学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宗教》

张宏良:《灵魂救赎的革命与暴力失衡的悲剧 》

教科文:《中国与古巴的强烈对比》

鲁藉书:《圣道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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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陈乐乐" <chuanjianglangzi@gmail.com> 收信人: "wentiejun" <tjnrenet@mx.cei.gov.cn>,  抄送: "石嫣" <shiyan4895@sina.com>, "李颢" <haoli@cindamc.com.cn>, 主题: 《东莞市职工劳动合同(稿)》的问题,劳动者小心! 日期: 2007-11-04 20:09 附件: 东莞市职工劳动合同(稿)征求意见函

华为违法解雇员工 全国总工会积极介入

2007年11月10日

    深圳华为公司五千一百名员工遭资方逼迫辞职再签约事件,广东省总工会主要负责人昨日积极介入,紧急约见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目前华为公司已经中止这项规避新劳动法的行为。 香港中通社今天报导,华为公司近期内将筹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对原已制定的直接涉及员工利益的暂行规定,提交职代会审议。

  全国总工会表示,全国总工会、广东省总工会和深圳市总工会高度关注「华为事件」,认为华为公司近期五千一百名员工辞职再竞岗,在明年元月一日「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夕进行,引起了社会各种猜测、议论和评价,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工会方面表示,华为公司必须采取相关措施以消除影响,在公布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时,听取广大员工意见,尊重员工民主权利。

    广东省总工会主要负责人与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在约谈中,就如何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妥善处理事件等进行了认真磋商,最后达成三项共识: 一、企业进一步建立健全员工保障机制,完善员工权益保障、医疗保障、人身保障等管理规定,加强员工维权举措。 二、企业制定、修改或者决定直接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遵守有关法律规定,听取员工意见,并与工会协商确定。 三、企业与工会开展平等协商,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订立集体合同,共同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华为公司表示,愿意在广东省总工会和深圳市总工会的帮助下,认真做好维护员工权益工作。

 

东莞市职工劳动合同稿的问题,劳动者小心!

    10月23日南方都市报刊出《东莞新劳动合同文本征求社会意见》的新闻,报导指东莞劳动局因应明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而制定一份劳动合同范本,该份范本草稿名为《东莞市职工劳动合同(稿)》(下文称为《征求意见稿》)。范本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本文针对有关劳动合同解除的部份,指出一些问题。 

1.无必要把罢gong及怠gong定性为可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 

《征求意见稿》第26条列出“罢gong及怠gong”为“严重问题”,用人单位可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并“无须支付经济补偿金”。按《劳动合同法》并无有关条文,《劳动合同法》第39条列出劳动者(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同时与其它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等情况下,用人单位才可解除劳动合同。 

罢gong及怠gong本身虽然不被《宪法》及《劳动法》承认为工人基本quan利,但它们本身并非刑事罪行,而除非出现打砸抢等的情况,罢gong本身亦不构成劳动jiao教养的条件,如要说罢gong行为是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情况,那就应由用人单位在其规章中说明(当然,这仍有争议之处),而非由劳动局将其定性,写在一份“官方的”劳动合同范本上,此举并不必要,甚至可能是没有法律依据。顺带一提,广东省劳动及社保厅的劳动合同范本(见http://www.gd.lss.gov.cn/gdlss/ywdt/bgxz/P020060721415874224496.doc)并无同样的规定。 

2.错误暗示劳动者应有“正当理由”才可辞职 

《征求意见稿》第27条指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解除劳动合同一方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对方。…乙方(即劳动者,作者注)辞职:(1)乙方因结婚或照顾家庭等原因而要离职的;(2)乙方因工负伤或患职业病医疗期终结而本人要求离职的;(3)其它法律、法规和甲方单位依法制订的规章制度允许乙方可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其实《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辞职的要求十分简单,《劳动合同法》第37条:“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其实不必出具任何理由,只要提前30日通知用人单位即可离职,用人单位是无权不批,如果劳动者已履行通知的义务,用人单位更不能以不发最后一个月工资,作为阻止劳动者离职的手段。《征求意见稿》其实应强调的是劳动者有30天前通知的义务,而不是暗示劳动者要提出理由,这只会误导劳动者,以为自行离职是受制于用人单位的“批准权”。 

3.遗漏职业病疑似病人的权利 

《劳动合同法》第42条保障了特殊情况下的员工不被解雇,其中包括“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征求意见稿》第28条有类似的“保障”条款,却偏偏遗漏了上述工友,莫非东莞是没有职业病疑似患者,又或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是十分普遍,达到百分百覆盖,因而无需跟从《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总的而言,东莞市劳动局草拟的劳动合同范本与《劳动合同法》体现的对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权力设限﹑“并对劳动者的劳动合同解除权作出开放性的规定”的精神还是有不一致的地方;而更使人摸不着头脑的是,从东莞市劳动局官方网站所见,《征求意见稿》只是在征求当地外商协会、台商协会和个体零售商协会的意见,未有正式公开邀请劳动者参予。如此做法不期然使人联想到昔时《劳动合同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时,各大商会施压的情况。他日定稿的《东莞市职工劳动合同》将影响东莞市的所有劳动者,劳动者必须提出他们的意见,并指出它跟《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可能有出入的地方。 

附: 《东莞市职工劳动合同(稿)》节录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一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1)乙方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或乙方不愿供职的(提前3天通知和告知原因); 
(2)乙方被判刑、送劳动jiao养,以及有贪污、盗窃、赌博、打架斗殴、营私舞弊、罢gong及怠gong、不良行为等严重问题,或因失职给甲方造成重大损失和屡次违反劳动纪律、厂纪厂规经教育不改被给予开除处分的; 
(3)乙方服兵役、出境定居、自费留学和考入中等专业以上学校的; 
(4)甲方有以暴力、威胁或有非法限制乙方人身自由,强迫劳动,侮辱人格,侵害乙方合法权益行为的; 
(5)甲方连续2个月以上不支付乙方工资的; 
(6)经有关部门确认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恶劣和严重危害乙方健康的: 
(7)甲方不履行本合同约定的条款或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而侵害乙方合法权益的;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 

按本条(1)~(2)项解除合同的,甲方无须支付经济补偿金给乙方。按本条(3)~(7)项解除合同的,除乙方离职出境定居按规定需支付一次性离职费外,甲方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给乙方。属本条(8)情形而解除本合同的,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是否发给经济补偿金。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解除劳动合同一方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对方。 

甲方辞退:(1)乙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的医疗期满,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安排工作的;(2)乙方经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胜任工作的;(3)因生产经营、技术条件发生变化,甲方又无法调剂安置乙方的,或因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及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需裁减人员的。(4)其它法律、法规和甲方单位规章制度允许甲方可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 

乙方辞职:(1)乙方因结婚或照顾家庭等原因而要离职的;(2)乙方因工负伤或患职业病医疗期终结而本人要求离职的;(3)其它法律、法规和甲方单位依法制订的规章制度允许乙方可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 

一方提出解除合同时如未能提前30天书面通知对方的,应当按乙方当年正常一个月工资的标准,支付给对方。 

本条中属甲方辞退(1)~(3)项情形解除本合同的,甲方需按规定发给经济补偿金。其中,因患病和非因工负伤而辞退的,还应按规定支付医疗补助费。属本条乙方辞职(1)~(2)项情形解除本合同的,甲方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但(2)项须按规定支付工伤相关待遇。属本条甲方辞退(4)和乙方辞职(3)情形而解除本合同的,按法律、法规和甲方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来决定是否发给经济补偿金。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因严重违法、违纪等原因被开除、除名或辞退的除外),甲方不得解除本合同: 

(1)乙方患职业病或因工负伤,在医疗期内的;(2)乙方患职业病或因工负伤,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已丧失或者部份丧失劳动能力,且本人不要求解除本合同的;(3)乙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或者医疗期虽满但仍需住院治疗的;(4)女职工在孕期、产假、哺乳期内的;(4)在乙方正享受法定节日、各种假期及补休中的;(5)乙方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15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 

第二十九条 本合同如下法定终止条件之一出现,即终止: 

(1)本合同期已满,且不在不得解除合同的情形之内; 
 (2)甲方被依法宣告破产、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决定提前解散的; 
 (3)乙方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4)乙方已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宣告失踪的。 
本条(3)、(4)项终止合同的,甲方无须支付经济补偿金给乙方。 

第三十条 经济补偿金按乙方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1年支付1个月工资,6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按1年计算,不满6个月的,支付半个月工资。 
乙方月工资高于本市上年度职工社平月工资3倍的,经济补偿金按该社平月工资3倍限额支付,并且经济补偿年限最高不超过12年。 

以下ABC三组全属引文,各位可自行比较东莞的文本与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A <东莞市职工劳动合同(稿)> 

七、劳动纪律 

第十九条 甲方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制定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公示和告知乙方;乙方应自觉遵守,服从管理,积极做好工作。 

第二十条 甲方有权对乙方履行制度的情况进行检查、督促、考核和奖惩。 

第二十一条 如甲方为乙方提供专项专业技术培训,应补充订立培训协议为本合同的附件,约定服务期和违约金。 

第二十二条 如乙方掌握甲方的商业秘密,乙方有义务保守商业秘密,双方应补充签订保密协议为本合同的附件,约定竞业限制的年限、限制期按月经济补偿的金额、违约金等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解读 

三、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 

二是取消了部分必备条款。(1)取消了劳动纪律条款。原因是劳动纪律属于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劳动合同法》第四条已经对用人单位制定、修改劳动纪律等规章制度的程序作出了规定,没有必要在劳动合同中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个别约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 

  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 

  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 

B <东莞市职工劳动合同(稿)> 

九、违反合同责任 

第三十二条 一方违反合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根据其后果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1)甲方违约情形: 
(2)乙方违约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五条 除本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 

  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的,不影响按照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提高劳动者在服务期期间的劳动报酬。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C. <东莞市职工劳动合同(稿)> 

第三十七条 双方约定(不够写可加附件): 

(1)甲乙双方对本合同约定的工时工作制度、劳动报酬标准无异议,并保证在本合同解除或终止时,不再就月工资金额和加班工资标准再追究对方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十八条 劳动合同对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约定不明确,引发争议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适用集体合同规定;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报酬的,实行同工同酬;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条件等标准的,适用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有争议的,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下面可见合同文本出台是十分仓卒,出发点也不离留住投资者这老调。文件转自东莞市台商协会网站 

 

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 

〔2007〕60号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七年十月十六日 

2007年10月10日上午,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在横沥镇人民政府4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58次市外商联络小组协调会。市外经贸局、市府台湾事务局、东莞海关、市劳动局、市环保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东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市消防局、横沥镇人民政府、常平镇人民政府、大朗镇人民政府、桥头镇人民政府、东坑镇人民政府、企石镇人民政府的领导以及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香港贸易发局广州办事处、珠三角工业协会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了当前外商投资企业生产运作中遇到的问题,并就我市近期环保、工商、质监、检验检疫、消防等方面的重要政策与措施以及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进行了辅导。现纪要如下: 

一、关于取消实施电子手册分段式备案管理问题 

会议指出,自商务部、海关总署44号公告出台以来,联网监管电子账册、电子手册模式在政策上的优势相对有所削弱,对于采取分段式备案的电子手册企业,按照海关总署46号公告第五条规定“商务主管部门自2007年8月23日起审批的加工贸易业务,采用电子手册管理的,企业应按照批准证内容一次性备案电子手册的料件和制成品”。目前海关总署没有对“一次性备案”作明确的解释。“一次性备案”并非取消了电子手册的分段式备案,只是对企业合同备案数据与外经批准证数据的一致性方面提出较高的要求。企业是否能够实施分段备案,应视外经主管部门签发的批准证形式而定:1、若外经主管部门签发的批准证为4位商品编码的经营范围,企业仍可以在批准范围内进行分段备案,但对合同中含限制类商品的,为避免分段备案重复计征保证金,最好一次性报备限制类商品的具体商品编码、品名、规格型号、数量、金额,其余非限制类商品仍按4位数编码审批;2、若外经主管部门签发的批准证与传统纸质手册的批准证相同,即包括具体的8位或10位商品编码,有详细的单损耗对应关系,企业则应严格按照批准证内容进行商品编码、品名、数量、单价及单损耗备案,如有变更,应先经外经主管部门审批。 

二、关于下阶段有关工作问题 

(一)各部门要帮助企业规避风险。会议指出,加工贸易是东莞的命根子,政策是加工贸易的命根子,我市将向国家、省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在有关政策出台之前,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向国家、省上级部门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和意见,争取政策支持,使政策的制定更符合企业的实际;新政策出台后,要及时分析研究,加强政策辅导工作,引导企业更好地应对。各有关部门也要多从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角度,灵活地执行现有政策。 

(二)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要通过多种途经向会员和企业宣传我市转型的核心问题是帮助企业如何更好地在我市落地生根,“就地”转型,永续发展,而不是转移企业。本届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的重点工作要着力推动我市台资企业的转型升级,使其更好的在东莞发展。 

(三)我市制造业比较多,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将对劳动者、企业产生重大影响,市劳动局要尽快出台我市劳动合同文本,使企业早做准备。 

参会主要人员:江凌,游匡正(市府台湾事务局),杨东如(市外经贸局),林远明、伍松发(东莞海关),陈汉驰、罗少伟(市劳动局),赖以坚(市环保局),黎自力(市工商局),刘东兴(市质监局),黎岳明(东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向梅(市消防局),李满堂、丁永盛(横沥镇人民政府),黄伟荣(常平镇人民政府),苏庆中(东坑镇人民政府),姚灿光(企石镇人民政府),冯汉强(桥头镇人民政府),邝刘金(大朗镇人民政府),梁伟浩、钟志平、朱国基、张德杏、陈益林(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张汉文、徐沆、赵维南(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钟永喜(香港贸发局广州办事处),张润冰(珠三角工业协会)。 

主题词:经济管理 投资 制度 会议纪要 

分送: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单位,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发件人:<gguggu@126.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14 20:15:1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最低工资与社会福利比较研究 仲老师好:寄来文章两篇,请您指导。章星球

华为万人大辞工的启示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章星球

2007年11月15日

华为发生的万人大辞工事件无疑是令人惊悚的,它证明,新的劳动法是一部有很大弊端的法,它反映了一种有损劳资交易自由的倾向,证明政府正试图让企业来承担当前社会危机造成的压力。

但是说到这部法诞生的原因,我想很多今天表态谴责这部恶法的经济学人也有必要反思一下,你们长期以来的某些主张是否也与这部法脱不了关系呢?我要说的是在社保福利方面,你们长期以来坚决的反对态度可能正是造成该法出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顾当初,建立统一社会保障体系是自损国际竞争力的观点甫出,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就发表声明,这一观点代表了中心的观点,反社保福利、对西方福利的盲目批判成为经济学界最热闹的声音,中国的经济学人在对西方福利病隔岸观火的同时也喜不自禁地为中央之国最自由的市场经济而自豪。有经济学家如此鼓吹,正好也应了当时政府之所需,乐得省钱、省心、省力。相反,政府的贪污问题却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结果福利不搞,政府有钱无处花,贪污腐败自然大行其道,公共福利为零,因为钱都被贪污腐败掉了。殊不知,中国未能建立基本的公共福利制度,正是今天这部有悖市场自由的劳动法出台的根本原因之一。

我是坚决反对最低工资法而主张建立现代公共福利保障制度的,并曾在万科论坛反复强调最低工资法与建立现代公共福利保障制度之间的权责关系,虽然都是以保护底层利益为目标,但前者是政府权力的进入、责任转嫁,后者是权力退出责任进入、前者将增进劳资交易自由、而后者将导致自由减少,但无论长期后果好坏,对政府来说这都是用来缓解社会矛盾的可用手段,只不过前者治标而后者治本而已。中国的现实最终会使政府不得不在这二者之间进行一个选择,因为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必然要导致贫富极端分化和种种社会危机,如果政府无力承担社会责任,就毫无疑问地会将这种责任转嫁到企业头上。问题却在于,由于多年来众多经济学家的肤浅建议,导致中国在建立现代福利社保体系方面还是一片空白,新一届政府即使有远见要建立社保体系,也不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钱来。所以这部法某种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华为采取应对措施后,政府又立即宣布新的补充条款来对付,显示出政府的某种急迫心情,给人一种赶尽杀绝的紧张感,对企业如此严厉的态度,是改革以来立法案例中从未有过的现象。过去,一部类似的劳动法或条例出台后,政府在保护劳工利益方面更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次太反常了,这也说明政府是有压力的,苏振华撰文说“华为万人辞职是企业的无奈应对”,我认为也许背后则是政府更深的无奈。因为它还没得及建立社保体系,社会危机却已经先到来了,所以才有慌不择路的选择。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当新一届政府发现之前的政策法律不对时找不到几个象我一样拥有中庸智慧的专家学者来修正调整,而是启用了另一个极端中的学者来立法。

劳资交易自由,在我看来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劳资交易自由一旦受抑,市场就等于被计划掉了一条腿。最低工资法之所以不可取,就因为它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不一致,与现代文明之缔造者康德的自由观不一致,而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相统一,因此最低工资法是典型的左的东西,是加大干预。相反,公共福利制度则不然,公共福利制度可以市场经济理论高度圆洽,所以主张福利者右,主张最低工资法者左。

这一法律出台给经济学人的启示是:经济学人决不能先设立场,不能单纯站在资本家的利益方向说话,而应该从普遍伦理出发,同时设身处地为劳资双方的利益作想,不能有张五常那种“维持低工资”的想法,因为要“维持”低工资,也就等于是一种反向的权力干预,同样是在伤害自由市场。所以增加工人收入的大方向是必须坚决支持的,我们的一些以自由派经济学人自居者就是在这一点上出现明显的倾向,所以不能做到学术上的客观公正。真正的经济学家应当着重关心“如何让工人的收入增加”这一手段问题——是市场手段还是行政干预。

所以经济学者应该积极致力于社会公共福利制度的思考和创新,要求政府责任进入、权力退出,让每个公民都能站在福利底线之上,这样人就不会被逼到极端贫困的状况,人就可以拥有相对充裕的自由选择空间。公共福利的意义就是扩大了劳方的自由选择空间,让每个工人都可以在自由意志下选择自己可以接受的工资额度,增加了工人的谈判筹码,也使工人工资提高成为现实可能。个人的自由意志彰显了,政府的意志就可以退出,而最低工资法就不必要了。所以我主张公共福利的目的之一,就是因为它不仅从整体上拔高了每个公民的竞争平台,同时也让工人和资本家都拥有更大的自由交易权,最终是能让工人的工资能真正增加。

最低工资与社会福利比较研究

章星球

    摘要:笔者一贯主张以由政府社会转移支出的公共福利制度来解决底层民众最低生活保障问题,这一目标实际与最低工资制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鉴于中国知识界对此争议极大,我觉得有必要系统比较一下两者在改善民众最低生活状况上的机制、实效与副作用,以供相关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参考。

首先谈机制。最低工资法的机制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雇佣者必须向受雇者支付的最低报酬。在这个机制中,我们不难看出政府、雇主与受雇者之间的权利关系,政府是裁判者,规定雇主要向受雇者承担责任,政府自己不需要掏一分钱,相反,作为裁判,雇主和受雇者之间多打官司还可以从中获利。在最低工资法前面,工人是最低工资的诉求者、企业是承担者,政府是裁判者。政府是责任退出、权力进入。

公共福利的机制还存在很多争议,有的国家在理论上是把它当做安抚穷人的一种措施或市场的一种补缺机制,如张五常先生便称政府福利的本质是政府对穷人搞慈善。但是在北欧等制度性福利国家,公共福利被内化为一种公民权利,雇主与受雇者作为公民、都平等地享有这一权利。无论是创业失败的雇主,还是工资收入不足的受雇者,都可以通过公共福利提高最低生活水平。政府在这里是责任的承担者,而不是规定者,是福利的支出方而不是裁判方。在福利制度下,工人和企业家都是利益的诉求者,而政府成为责任承担者,即责任进入权力退出。正因为公共福利与公民权利对应——公民需要了解政府收支和经营状况以知道自己每年可从政府获得多少公共福利,所以我说只要公民普遍自觉提出公共福利要求,则公共福利具有驱动政府朝财政公开和有限权力方向改革的动力机制,并称之为“福利倒逼民主宪政”。

由于公共福利制度是同时向劳资双方提供保障的,所以劳方失业和资主破产,都可以通过公共福利社保制度得到基本生活保障,而最低工资制是政府只当裁判,让企业来保障工人利益。所以不难看出,前者会使劳资双方因共同利益而趋于合作,而后者会令劳资双方利益纷争而力量分化。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希望看到中国的劳资双方联盟共同问责限权于政府,还是希望看到劳资双方鹤蚌相争呢?主张最低工资而反对福利者要深思!

再谈实效。有人说最低工资法增加了就业,有人说最低工资法保障了劳动者的最低生活水平。事实真如此吗?让我们来看一看世界各国的例子。

美国。美国的最低工资制度发端于20世纪初。第一次尝试颁布全国性的最低工资法在1933年,时值美国出现经济大萧条,当时规定最低时薪为0.25美元。但1935年,最高法院宣布最低工资法违宪。很少有经济学家鼓吹最低工资法,只有工会热衷于此,1938年,美国政府根据《公平劳动法》从1938年起正式实行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当时的时薪标准0.25美元。自此以后,最低时薪随经济发展水平有所起伏,但自1997年以来,最低时薪再也没有调整过。从美国经济及个人收入10年来强劲增长与最低工资的零增长的对应关系,不难看出最低工资法对提高收入水平收效之微。

俄罗斯和欧洲一些国家是被用来证明最低工资法增加就业的例证。然而实际情况是这些国家存在大量外籍劳工和外来移民,如俄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移民接受国。以中国劳工为主的外籍劳工或外籍移民一般愿意以较低工资接受工作,这就影响了本国劳动者的利益。由于本土工人要的工资高,外籍劳工或外来移民要的工资低,最低工资法实际上是通过打压外籍劳工而实现本土工人就业增长的。比如说俄罗斯最低工资法的结果就是使很多中国工人不得不打道回国,这导致外籍移民减少。俄罗斯和欧洲的最低工资法增加就业,增加的只是本土工人的就业率,这一实例证明没有什么理论是可以照搬的。中国的一部分经济学者要照搬新自由主义的反福利理论,却不考虑外国的福利水平是过高了所以降低福利可以提高效率;另一部分学者要照搬欧洲的最低工资法,并且认为有利促进就业,却不考虑他们的劳务市场与我国有着本质区别。我们不难看出最低工资法增加就业必然是一部分人失业为代价,拥有外籍劳工且外籍劳工工资水平低于本国工人的国家可以通过最低工资法减少外籍劳工就业机会而增进本国工人就业——这就是俄罗斯最低工资法增加就业的假象。不过中国是外籍移民极少,外籍职工的工资水平也远高于本国职工,所以中国如果严格实施最低工资法,受害者必然是弱势群体中最弱势的那一群,包括弱势的企业、工商户和他们雇佣的职工,即弱势的劳资双方。

印度。认为中国资本所得过高、工资所得过低而主张最低工资法的学者应该关注的是印度的例子: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不如中国,但工资增速却大大超过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版》8月14日报道说,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人力资源公司HewittAssociates的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印度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上涨了11.6%,是亚太地区最快的国家。那么印度工资水平远超中国的增长是否依靠了最低工资法呢?实际上,印度最低工资标准所依据的法律还是印度联邦政府于1948年通过的《最低工资法》。这部法案是印度宣布独立后,根据1932年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劳动报酬法案》修改而成的,它规定工人的日最低工资从50卢比到90卢比不等。数十年过去了,如今,在印度南部比较富裕的邦,最低工资规定在100—125卢比左右,而比较穷的比哈尔邦等恐怕连50卢比的日最低工资都达不到。也就是说尽管印度工资水平快速增长,最低工资法规定的最低工资额却几十年没有变化,这实际上就是变相地废除了,也说明它没有为印度实际的工资水平增长作任何贡献。

那么公共福利制度在改善国民最低生活水平上的实效又如何呢?从俾斯麦为了瓦解工人运动,而宣布建立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起,就开始实实在在地造福于人类。尽管最初保障工人收入水平是以瓦解工人运动为目的,但首先是工人生活水平获得了保障,才有可能达到俾斯麦的目的。二战之后,福利国家开始走向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西方民主国家的税收支出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以社会福利为主的社会转移支出普遍达到50%以上,一些高福利国家达到70%——80%,如此高比例的社会转移支出,是要实实在在地支付给国民的,政府在这里担当的主要是直接掏钱办福利的角色,而不是可以挥舞权力大棒喝令企业向雇工加工资的角色。当然,由于福利水平的过度增长,福利国家到70年代普遍出现“滞胀”现象,但显然它是以普遍的生活水平提高为前提的,它产生弊端首先是因为带来了好处。

回首再看中国,尽管“和谐社会”仍然充满争议,但作为和谐社会主要内容之一,胡温新政宣布农业免税和政府为义务教育买单并有所行动后,中国最底层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有所改善,农民出来打工的减少了,改变了劳务市场的供需关系,所以也使实际上的最低工资大幅上扬。由此可见,公共福利增加后可以在不需要政府权力干预的前提下自动提高劳工的议价能力,提高了工人收入却不妨碍却不牺牲劳资交易自由。

所以从实效看,最低工资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它国家实际上都没有整体改善劳工生活状况;公共福利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无论是以瓦解工人运动还是以“和谐社会”或满足公民权利为目的,都有效提高了国民最低生活水平。

最后再来比较最低工资与公共福利的副作用。

最低工资法让谁受益、谁受损呢?首先要理解最低工资法起源于工会运动这一历史,工会在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是劳务市场上的一股垄断势力,比如西方很多工会甚至可以强制工人入会,或者规定工人只有先加入工会,再由工会安排去哪家企业上班,某些企业也被规定只能雇佣某一工会的成员。工会确实具有提高工人谈判能力的力量,但它是如何运用的呢?其实我们只需要闭上眼睛就能想像,如果不拥有对劳务市场的某种垄断能力,工会如何去帮助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工会要帮一个工人提高工资,必须首先拥有把其它出价更低的工人赶走的能量(也就是让这个更弱势工人利益受损的能力)。也就是说工会要达到增加工人工资的目的,很容易演变成一个权力组织,它没有创造利益的能力,只有转移利益的势力,它也没有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只有转移就业机会的能力。当它强行要求企业增加工资并行使其转移利益的能力时,就对企业经营造成了干预、影响了企业经营的灵活性降低了企业的生存能力——让我们假设这种情况,一家企业本来可以在它赢利较大的时候为工人提供三千元一月的工资,在亏本的时候它也可以只为工人提供三百元的工资——只要工人自愿与企业共渡难关。但是由于工会势力的介入,工人却可以在企业困难的时候要求企业加薪而不许降薪,多少企业将因此倒闭?任何企业的效益都有波动起伏有发展阶段的差异,没有最低工资法,处于困难期或者初创期的企业将有机会与那些自愿与其共患难的员工一起熬过艰难岁月,企业的生存能力将强韧很多。同甘共苦是中华民族所倡导的美德,但最低工资法或其它限制劳资交易自由的律条却是在破坏这种传统美德,破坏市场伦理和自由价值。最低工资法和工会一样是来源于权力之手,所以不能创造就业机会,只能转移就业机会,在俄罗斯是使就业机会从中国劳工向俄罗斯居民转移,在中国,只能让机会从农民工、刚毕业或实习阶段的农村大学生向城市居民转移,从最弱势的一群向较强势的一群转移。所以,最低工资法从消除贫困出发却会以加剧贫困为结束。

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法,最大的受害者将是中国最底层的创业者与受雇者。根据有关问卷调查,中国城市中农民工如果有5万元以上的本钱,选择创业者65%,城市居民和大学生有5万元钱创业的不到5%;中国90%以上的个体工商户是农民,微型和中小企业投资者的90%以上是农民。我们应该知道,农民和农民工是这个国家中权利受损最严重的弱势群体,而且人数庞大,凡是连他们都被允许进入的行业,都是充分竞争甚至恶性竞争的行业,也是对最低工资最敏感的行业。如果这些行业的工资稍微波动,都可能意味着大批倒闭和大规模失业,强制性的最低工资对这些创业的农民而言、简直是灭顶之灾。这些创业者大规模破产、就自然加入到失业大军中去,进一步激化就业供求矛盾,最终结果是继续拉低劳工工资水平。而真正的暴利行业既然是暴利行业,自然付得起较高工资,比如说中国电信、水电、能源这些垄断企业,他们不会担心最低工资法。最低工资法一旦有效实施而使大量以农民为创业主体的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倒闭后,只会加剧就业市场的竞争,最终让劳工阶层整体利益受损。

再来看公共福利的副作用。自从德国的俾斯麦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后,公共福利被公认为是欧洲国家社会制度的基石和欧洲走向繁荣与稳定的基础。然而,100多年后,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却痛心地说:我们的国家怎么了?经济活力受损、社会全国僵化、难以置信的精神抑郁。这便是过高福利带来的副作用,史称福利国家“滞胀”现象。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德国福利水平过高产生的弊端,环球时报采访一位德国官员时,该官员介绍了一名56岁名叫汉斯的德国公民,由于长期失业成为社会救济对象。但是他通过领取各种救济获得的收入每月超过2000欧元,而德国职工平均月工资也就2800欧元。高福利制度被称为养懒汉的制度。环球时报一篇文章写到,不少享受救济的德国人没有丧失工作能力,而是不愿意工作,德国社会保障的层次比较高,涉及领域广泛,从出生到死亡几乎无所不包,而且还有诸如医疗康复、保健、家庭护理、教育补贴等层次更高的补助,因此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要求”。受福利的副作用影响的还有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老欧洲国家,因过高福利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富贵病”。

也正因为福利制度可能产生这些副作用、“富贵病”,中国的一些学者无论左右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尽管他们分化为主张效率和主张公平的两派并骂战不断,但鼓吹效率的极右派反对社会福利,理由是可能导致政府向企业加税;而鼓吹公平的却多偏激地站在劳方的立场而与资方对立,极力宣扬工会和最低工资法,不愿站在公民权利的角度问责于政府、诉求于公共福利,反而主张去扩大政府权力。他们一派害怕“富贵病”而反对福利国家,却不知人家是先有“富贵”然后才有“富贵病”;另一派高扬劳工权利旗帜而主张最低工资,却不知道最低工资法最后会害苦劳工。

我很想问以养懒汉为理由反对由政府提供公共福利却支持最低工资法的朋友,如果公共福利会导致养懒汉,那么家庭福利呢?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可以使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拥有百万、千万甚至亿万财产,如果“文化本位的福利国家”所主张的那微薄的以保证全民文化教育与人力资本积累为目的公共福利会导致不劳而获会“养懒汉”,那么私有财产不是更能养懒汉吗?私有财产让人不劳而获,这难道不是鼓吹劳动光荣的共产主义剥夺资本家财产的主要理由吗?所以,如果我们真心拥护私有财产、不因为它可能滋生“不劳而获”或“懒惰”而废除私产,就同样不应该以“养懒汉”为理由反对公共福利,所以,著名的巴尔教授在其《福利国家经济学》一书中提到,马克思主义者比新自由主义者更坚决地反对福利国家,我觉得这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相反,现代西方正是以公共福利制度平衡了公利与私利之间的矛盾,最终让私有制更加成熟,从源头上消解掉了共产主义的动力。

人是一种脆弱的生物,不像一些低等动物一生下来就有生存能力,这注定了任何一个人的人之初如果不能从家庭得到免费的福利,就必须从社会得到福利,否则人就无从长大、无从积累一定的人力资本,人类社会应该致力于在家庭福利与社会福利之间寻找平衡,而不是倒向其中的某一极。福利分配所得始终只是个人收入中极小的一部分,能管住基本的教育、食物和医疗,但更好一点的生活条件就要靠自己去创造,如果担心这样的基本福利会养懒汉,那么共产主义把富人们的财富剥夺平均分配就更有利于消灭懒汉了,因为富人子女继承所得的财富远远不止于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反对福利的右派经济学家担心“养懒汉”,主张消灭资产阶级的极左派也是因为私有制“养懒汉”,如果我们一点福利也不要,社会就会在从一种“消灭懒汉”的运动向另一种“消灭懒汉”的运动反复。

所以要避免历史陷入这样的轮回,最好的选择就是建立现代福利制度,福利社保才是避免我国社会走向动乱的治本之方,福利社保才是自由市场最坚实的基础。——当然,我并不主张像汉斯拥有的那样高水平的失业救济,拉开工资收入与失业救济收入差距完全是必要的,失业救济属于补救式福利,补救式的社会救济应该降到只保证基本需求的水平并予以时间限制,重要的是增加普济式福利以保障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为根本的公共福利。对中国未来的福利制度,我的建议是要把目前资金主要集中在养老转向以养小为主,变成“少有所养、老有所济”的方式,即普济式的公共福利应该供应给少年儿童,以尽量保证每个儿童长大成人后都能站到最基本的竞争起跑线上,老年人则不需要政府来提供普济性的福利。因为在一个自由劳动和投资的社会里,绝大多数人可以在年轻时积蓄起自己的养老金、可以自费买保险,这样就只有少数弱势的老人需要社会的帮助,政府可以提供一部分救济,更多的救济还可以交给民间。“少有所养老有所济”的福利和救济制度安排,其实是更重视起点的公平而不是终点的公平,我相信这样做完全可以避免西方的那种“福利病”。可惜中国的绝大多数社保专家都主张中国尽量搞些补救式福利而不要搞普济式福利,相信以后中国的研究人员一定可以发现,西方的福利病恰恰不是主要缘于普济式的公民福利,而是因为失业救济一类补济式福利水平太高。

以上是对社会福利制度与最低工资制度的大致比较,我的结论是福利制度让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最后会让劳动者的工资和生活水平都得到实质提高,而最低工资制是引入了政府的权力干预,有碍劳资交易自由,虽然可以短期内提高一部分工人的工资,但最终让劳资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收件人:抄送:发送时间:2007-11-12 11:59:52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New civilization

    草根论坛编者按:西方多党代议制提供的是一种对当权者进行批评的权利,还没有达到决策民主化的水平。美国对伊拉克的战爭,就是一个有力的实证。而递进民主制提供的,是从下至上每个层级都兼顾到的决策民主制。亦是名符其实的民主集中制。它能使社会充滿活力而秩序井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参看我以前的文章“工作轮換制”)。这样的制度,才能使中国建成为内耗少,效率高,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充份和谐的社会。沒有制度创新,中国只能永远是一个落后国家。

社会主义的未来需要新路 

王 力 雄

2007年11月12日

    人类至今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权力的私有。即使是号称民主的社会,权力也是被特权阶级把持。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消灭财产私有制,却没有解决社会权力的私有制,这是导致社会主义运动挫折的根本原因。

    解决权力私有要从制度着手。如果只是靠革命家的自觉,一旦革命家离去就会变质,这几乎无一例外。而由私有的权力去掌握公有的财产,变质的掌权者非常容易把公有财产掠为私有,这正是今日中国的情况。最有可能建立社会权力公有制的,是仍然保持财产公有制,并且仍然保持革命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这种权力所有制的革命能够获得成功,对人类未来有划纪元的意义。下面介绍一种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壤上产生、却无法在滑向资本主义的中国现实中生根的制度——递进民主制。

递进民主制概述

“递进”二字主要不是指时间的循序渐进,而是指民主的形式——既不是大规模的直接民主,也不是代议制的间接民主,而是在逐层递进过程中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参与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型民主。“递进”二字在这里更多是描述一种结构。

递进民主制由“递进委员会制”和“逐层递选制”两个部分组成。按照现实社会的劳动组织和居民组织结构,首先由最基层的单元组成自治委员会,每个成员都是委员会委员,以协商方式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本单元所有重要事务,同时选举出委员会的主任。对本单元,委员会主任的角色是充当委员会决策的日常执行者。

同样,各基层单元的上级组织也成立自治委员会,其委员由该组织所囊括的下级单元的委员会主任构成。那些主任代表选举其的下级单元,参与上一级组织的事务协商和决策,并选举上一级委员会的主任。在这种关系中,下级自治委员会的主任具有双重身份,他同时属于两个委员会,在下级委员会,他是当选人,在上级委员会,他是选举人。这样的关系一直向上延伸,最终由全国各省长组成国家管理委员会,决定国家大政方针,选举国家元首。

这种结构的直观形象就是由多层、多个委员会自下而上组成的委员会系统。整个社会都被这个系统包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其特点——即各级委员会所选举的委员会主任自动成为上一级委员会委员。在这种结构中,“逐层递选制”和“递进委员会制”是一体的。递进委员会在逐层递选过程中产生,而逐层递选又由递进委员会完成。从实现民主的角度,递进民主制首先保证每个层块之内实现“直接民主”,再把这样的层块利用“间接民主”递进地搭建在一起,最终组合成整个社会的“递进民主”。

委员会形式是民主参与的最佳方式。递进委员会系统可以把全体社会成员包容进不同层次的委员会,等于全民都可以参与民主管理。不过,协助行政首长履行公务的职能部门负责人是由行政首长任命。助手有时权力很大,然而这种权力只是出自首脑的委让,仍然是实现首长意志的工具。而工具是不应该自治的。只有不服从即可撤换,才能保证工具的服从和有效。不过行政首长是被委员会有效制约的,所以无需担心任命制被滥用。

始终立足“经验范围”

规模是民主的最大难题。当今世界的民主都是大规模民主,因而无一可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只能采用“代议”方式。真正的民主是民众参与管理的自治,在代议制中,民众已经把治理权委托给了“代表”,因此就不可能是自治的,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自治只能与直接民主共存,而直接民主受限于规模,惟有在小范围才能实行——这是递进民主强调“经验范围”的原因。

“经验范围”就是范围内的所有成员都可以进行充分的直接沟通,能够在没有主持人的情况下自行完成协商、决策,以及选举。递进民主制的结构是与现实社会的劳动组织和居民组织一致的,这种结构的每个单元都处于“经验范围”中。

在“经验范围”中,个人的局限性可以降到最低,每个成员对情况都充分了解。而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协商、决策和选举才可能是真实的。

递进民主制以“经验范围”构建整个社会。即使到了国家元首与省长组成的国家管理委员会,也属于同一“经验范围”。他们的能力、修养、资源和信息的差距都不大,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这种情况对递进民主结构的所有单元都是一样的。

随时选举是关键

递进民主制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随时可以通过重新选举更换当选者。现在这种间隔数年才能进行一次的选举,给了当选者脱离民众意志的可能。

大规模民主不能做到随时选举,是因为每次选举都需要大动干戈,成本高昂,而且必须由选举机构主持。递进民主制的选举在“经验范围”进行,成本低廉,随时都可在无需主持的情况下自发方便地进行,从而能够以随时选举随时制约当选者。

“随时”并不意味会导致频繁的选举,反而因为有“随时选举”的可能性,实际发生的选举可能会更少。因为这种规则会使每个当选者在进行决策和行使职责之前,在头脑中“模拟选举”——即对他的决策和用权,委员会中反对和赞成的比例会是怎样,并随时根据反馈进行调整修正,直到确信得到多数赞同之时才会将决策付诸实行。这使得当选者的决策和行使职责总是能获得多数选举者的赞成,现实选举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会成为无需发生的了。

权力合一

递进委员会把选举、代议、管理合并为一个系统,而不是分成不同系统。这从分权学说看是不合理和危险的。然而如果从递进民主的结构整体考虑,每个权力集于一身的当选者都处于“经验范围”的“随时选举”制约下,是足以保证其不会滥用权力的。

递进民主制其实也不是没有分权。每一个社会单元都是自治的,已经是一种分权。以往的分权是把公权力根据属性横向分割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使其各自独立,相互制衡。递进民主制的分权则是多维度分权,把公权力划分给每个层次的每个层块,使其各自自治,相互组合与平衡。分权程度更超过三权分立。

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公权力以一体方式使用,效率会高,成本会低。人为地将公权力切分成其实是一种防止权力腐败的不得已。在西方政治史上,三权分立有时导致三权相互对抗,极端情况甚至造成国家权力真空。从本质上说,权力横向分割的结构并不合理,就像让人的脑、心、手各自独立、各行其是一样。递进民主制的每个层块内部权力合一,保证高效和灵活;而层块之间递进的约束和制衡,同样可以避免权力腐败,而且是更好的方式。

递进民主制不光是一种制度,它本身就是一个全民组织,或者说就是一种社会形态。 它是包容所有社会成员,从基层层块不断向上组合的自治体系。每层立法都在下层立法的制约下进行,由下层主导并出自下层需要。如同专制结构不愿意把权力往下交一样,自治结构也不愿意把权力往上交。因此除非是必须的,下层一定会尽可能少立上层之法。每个自治体都会尽可能自己解决问题。这种状况的累积效果,最终会使高层法律减到最少,改变“国家愈糟,法网愈密”的情况。

把选举、代议、管理三者合为一体的系统,只有在能够满足“经验范围”和“随时选举”的前提时,才会使选举和代议名副其实,使管理不会脱离民众利益,也才能体现出这种体制的长处。迄今为止,只有递进民主制可以实现。

“隔层保护”——决策者与群众间的缓冲

递进民主制存在“逐层递选”和“递进委员会”的层次,高层当选者因此不必直接承受来自基层的压力,只需得到本层块选举者支持,就可以制定决策和行使职责,即使与社会情绪不符,民众一时反对,间隔的层次也可以保护其不受冲击。

西方民主制缺乏这种隔层,因此容易导致迎合大众的“短视政治”。其中最致命的是当前泛滥的消费主义。即使社会领导人明知危机在前,但若不去促使经济数字不断增长,必定在选举竞争中落败。

全球生态问题从来不是普通社会成员能把握和该把握的,而是需要通过社会的总体节制进行解决。然而在一个没有“隔层”的民主制度中,由热衷消费主义的大众直接选举领导人,社会的总体节制是不可能建立的。

递进民主制中的当选者不是由大众投票决定,而是所属的委员会投票决定,和大众之间隔着层次,不受直接制约。当选者需要迎合的只是委员会,若不负责地逢迎大众倒会被委员会罢免。这种性质决定了递进民主每递升一个层次,理性程度也会相应提高。这种递进正是把大众局限逐步拼接为全局的提升,是西方民主制所没有的性质。

“递进自治”和“递进联邦”

递进民主制在理念上与联邦主义完全相容,但是在方法上与目前的联邦制不同。递进民主制认为没有个体自治,自治和联邦是徒有虚名。目前的联邦制只有成员体自治,而无个体自治,因此只能被视为是成员体“自己统治”,而不是本质意义上公民自治。

真正的自治应该是自下而上,从里向外,由每个社会成员不断组合成更大的自治体,最终囊括所有社会单元。这是一种“递进自治”的社会结构。

递进民主制的每个单元都是自治的,同时又以联邦形式组合在一起,因此递进民主制可以被视为一种发展到极致的联邦制。其联邦囊括社会所有层次,一直延伸到每个公民,所有单元都是以联邦形式组织在一起。在这种意义上,递进民主制也可以称为“递进联邦制”。这样一种逐层递进、最终囊括全社会的联邦,最彻底地实现联邦主义的理念。

随着全球一体化,世界成为地球村,人类越来越结为命运共同体,可以预见未来会出现覆盖全球的超级联邦。虽然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工具不断进步,现代社会的协调与管理却没有变得简单,反而随着规模的扩大愈加复杂,趋向不堪重负的治理危机。要解决这种危机,惟有以自治取代统治,把信息分散于自治体。让大部分信息被层层消化于内部。只有如此,自治社会规模的扩大才不会使管理能力达到极限。因此未来的“世界政府”只有依赖递进民主制才能实现。

实现平顺转型

以递进民主制进行政治转型,无需整体地转换社会框架,而是可以对每块“砖瓦”(每个社会单元)进行转型,通过“砖瓦”转型的扩大和积累,最终实现整体转型。这使得递进民主制具有与原政权体系保持配合的弹性。委员会机制在于妥协与合作。实行递进民主制的单元对内自治,对外则继续服从旧体制,遵守原有规则,政权系统因此不会导致断裂。

递进民主制从“砖瓦”向上继续转型的过程,可概括为“用递进民主制自身的方法实现递进民主制本身”。当一个组织内的下属多数单元实行了递进民主制,该组织也就可以(而且必然)开始实行递进民主制。直到多数省长由递进民主产生时,会组成管理国家的委员会,选举国家领导人。那时整个社会就完成递进民主制的转型。

从转型角度论,递进民主制不需要推倒重来的另起炉灶,可以在原体制内部自下而上逐层递进地实现,这决定了它有最大的继承性和平顺性。

多党制是西方民主制的核心,只要政治改革走西方民主制道路,多党制无论如何绕不过去,最终一定要面对。在西方民主制下,参与大规模选举需要广泛动员选民,运用媒体,进行宣传和表演,由此带来筹措资金、吸纳人才、调查研究等活动,都不是自然人可以做到的,须有千百人协同努力,以相互认同和科层关系把他们组织在一起——也就是政党。递进民主制把大规模选举变为经验范围选举。选举者和被选举者互相了解,能够直接沟通,因此不需要动员、造势、宣传和包装,也不再需要筹措款项,所有选举活动都可在人与人之间自然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了政党功能发挥的余地,政党因而变成多余,因此可以避免党争政治。

化解国内外压力

苏东解体后,社会主义失去了可与西方民主制匹敌的理论,处处理亏词穷,落于下风,在大是大非上始终被西方意识形态主导。面对西方民主制的压倒优势,共产党要么最终被西方民主制埋葬(迟早之事),要么只能寻找一条新路,进行有别于西方民主制的政治改革。递进民主制正是这样一条路,既能实现西方民主制包含的民主理念,又能超越西方民主制,成为与西方民主制并驾齐驱的另一体系,提供一套独立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完整说法。只要开始递进民主制进程,就能傲视西方意识形态,使其失去讨伐口实,国际压力也会因此缓解。

共产党主动采纳递进民主制,进展节奏可在相当程度上自主控制。这是因为在抗争与等待之间,人们总是愿意选择比较容易的等待。只要公布变革方案和日程,并按日程逐步兑现,社会就会产生等待的耐心,哪怕时间稍长都可接受。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合法性作用,共产党的高层当权者因此可能掌权时间更长。

对国内,政治改革跳出西方民主制轨道,等于闪开了原本集结于对面的政治反对联盟。反对派基本是被西式民主理念整合在一起,并以西式民主手段为武器的。政治改革走西式民主之路,正好给他们崛起的空间,共产党无论如何难以与之竞争。而采取递进民主制,相当于换了一个舞台,把西式民主的舞台晾在一边,从而避免与其直接交手,使其失去发力点,共产党则可占据舞台中心,充当改革主角,控制主动权。

递进民主制是自下而上的逐层变革,最后才触及高层权力;从最高当权者自身利益考虑,推行递进民主制既不影响其在任期内保持权力,又能使其成为人类理想的探索者载于史册。当递进民主制自下而上延伸到最高层之时,共产党会随之失去权力,不过那可以被视为其主动开创的新纪元,而非是失败。

那时也不意味高层改革者就此退出政坛。在递进民主制改革过程中积累了相当道义资源的改革者,可能仍然会当选递进民主制实现后的国家领导者。

占据大是大非的制高点

目前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大是非”。原本的理想被搁置到遥不可及的未来,实际所为归结到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的改革失去主义支撑,没有思想体系,最终可能变成失控的怪兽——这正是今日中国的教训。历史上的伟大领导者总是想方设法赋予改革以理想和哲学意义,为的就是保持对改革的驯服。

递进民主制有丰富的理想资源,在人民主权、大同社会、直接民主、全民参政、自治、联邦、族群问题等眼下各种政治制度都望洋兴叹的方面,递进民主制都可以独辟相当大的空间,从而能够占据大是大非的制高点。 相比之下,代议制只是一种缺乏价值支持的技术手段。实行递进民主制可以建立一套自立于世界的体系,足以对西方体系自傲,且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脉络连接,保持意识形态连续性,在继承社会主义传统的同时跨入更高层次。

共产主义理想曾长久激励人类,这个理想的今日败落,问题不在理想本身,而在于实现理想的路径。公平与效率长期是人类的不解矛盾。资本主义的立身基础在效率,共产主义的立身基础在公平。公平虽然总是能令更多的人同情,但是共产主义终究敌不过资本主义,原因就在资本主义找到了效率的“无形之手”——市场,共产主义却一直没有找到公平的“无形之手”。而只要是用“有形之手”去实现公平,除了效率降低在所必然,也一定免不了落入专制乃至暴政。

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资源逐步匮乏、全球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人类对总体节制的需求只能加强。仅靠自由和民主不能解决新时代摆到人类面前的新问题。对人的自利本性若不进行节制,人类不可能从贪婪与疯狂的物欲轨道上自行退出,最终难免落入同归于尽的毁灭。

当意识到人类社会不能没有节制、并且还需要加强节制时,共产主义运动留下的惨痛记忆就应该成为一种强烈提醒:未来社会的节制之手究竟是“有形之手”还是“无形之手”,实在是意义重大,必须解决这个难题,为公平(也就是为节制)找到一只“无形之手”,并让它与效率的“无形之手”和谐共存。

递进民主制可以成为这样的“无形之手”,它以灵敏的反馈和自动调节机制始终保持于最佳状态,无需权力介入,也不会随当政者更换变化。它能使每个社会成员的意志都得到同等表达,从而实现公平。在这个意义上,它的基础是自由主义的,能够提供广阔的自由平台,但是它又不会放任,而是以“理性的逐层提炼”和“隔层保护”,在自由平台上搭建起保护人类安全未来的总体节制。 

 

发件人:"gejiakou" <gejiakou@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08 17:46:1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葛孚学的信件 

大军观察中心:这是我写的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读来可能有点可笑并带有空想的性质,但却是我内心真实的看法。由于本人理论水平有限,请大军先生抽出一点时间看一下,看其中是否有一点价值。当然本文不太符合你们网站的要求,算是打扰了。谢谢。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宗教

葛孚学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即是政治上的也是经济上的基本制度,对于社会主义,人们虽然耳熟能详,几乎人人都说社会主义好,但在改革进行式下的今天,再次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早期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时下官方的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间则是民主社会主义等涂着各种色彩标记着各样标签的社会主义理论纷纷出笼,人们一时间陷入了困惑迷茫,原来似乎清晰的社会主义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它不是被人任意打扮得小姑娘,更不是红楼梦,任人随意解读。社会主义不需要太多前缀定语,民主和科学只是它本身所应该具有的因子,不值得特别提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而且是从数量和到大小上全方位的覆盖,民营私有只起补充作用,给那些不习惯公有制的人一个发挥才能的空间,避免经济制度的僵化。因此凡是公有制不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无论它的生产力如何发达都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不是唯物质论,它更辉煌的特征在于精神层面上。

   虽然我国的经济改革经过私有化改造后经济上暂时出现了繁荣,但原因却是复杂的,有经济周期的原因,有开放的原因,也有私有化刺激的原因,但私有化对社会秩序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是有目共睹的,随着物权法的实施,政府已经很难驾驭私企了。宏观调控与私有化占有之间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其实现在的改革只是权宜之计,本来是政治上的一些痼疾却让经济改革当了替死鬼,不私有化也肯定能取得今天的经济成果。人们一直羡慕的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生产力发达,科技先进物质丰富,但却过度依赖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对全球不断的扩张掠夺来支撑,同样也是不可取的。

    人们都从潜意识里认为社会主义好,但却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遭受挫折而困惑。为什么这么理想美好的制度总是夭折呢?问题出在那里?是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空想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在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先生写了一篇《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文章似乎触到了社会主义的神经,但在封建时代的盛世国泰民安,人们似乎也都很幸福,这该做如何解释呢?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伟大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萨米在其《公有法典》中指出:“公有制是一种非常神圣,非常实在的宗教,是唯一合理的宗教,是人类唯一的正常状态”“公有制是一种最自然最简单和最完善的协作方式”。他认为我们的祖先违反了自然,确立了私有制,从而使土地上布满了壁障,并认为“私有制”一词包含有滥用,分割,垄断,特殊化的意思,使得欲望畸形发展,产生了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斗争和统治。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德萨米既然指出公有制是一种宗教,那么可以推论出与共产主义拥有同样内核--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应该也是一种宗教。我们该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是一种宗教呢?

    笔者以为人们信仰社会主义,就应该把它当作一种宗教虔诚的来对待,而不该有任何野心和企图。也不必刻意的戒持,祷告什么。只需要我们全身心的投入非常自然的享受这种制度,全民自觉地节制欲望,控制消费,避免恶性竞争,集体劳作共同分享劳动果实,不追求声色犬马,不追求个性解放和潮流,不过分玩弄民主和科学。这种宗教应该兼容儒家,道家和部分佛教的思想。在民主的环境中不要求民主,拥有先进的科技而不滥用,这是一种高尚的信仰。

    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明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就不是社会主义。时下有一些论调认为社会只有精英来治理才有出路,无产阶级不配专政,怎么能把国家政务交到一帮弱智的无产者手里呢?其实这种论调是被资本迷惑太深侵淫出来的,他们高高在上歧视无产阶级的智商和情操,殊不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无产阶级,在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宗教修行的社会里,无产者并非无产,而是自愿让财富共享。公民虽不是僧人,但都愿意过一种低调的的生活,感恩造化自然,享青山绿水之乐,政府权力弱化,民风淳朴,物权观念淡薄,政治环境犹如蓝天白云舒卷自如。遗憾的是物权法的实施让我们背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了。

    当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种宗教的时候,突然豁然开朗,对历史上的一些尘封日久的重大事件,我们一下子找到了揭开它们的金钥匙。譬如“反右”“文革”以及令今人费解的“越穷越光荣”的观念都是对社会主义宗教最有力的 捍卫和坚守。一个穷字,道出了宗教的真谛。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句话不太准确,确切的说应该是贫穷和奢侈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能够达到奢侈,但主动放弃而选择一种简朴。它既能快速摆脱贫困又不会沉溺于物质享受,社会主义是一种自律性很强的制度,自我修复能力强大,意志坚定不轻易受外界思想的干扰。社会主义既然是一种宗教,那么就需要一个伟人来掌门。中国有幸诞生了毛泽东这位伟人,但历史只给了我们一个遗憾。

    明白了社会主义是一种宗教,也便明白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受到很多人的抵制和攻击,因为总是有很多人忍受不了宗教的清淡生活和约束,信仰宗教是大丈夫的行为,是真正认识生活真谛的人所信仰的精神归宿,这决非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如此,我们也就明白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何如此艰难和孤独。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宗教是一种绿色和平充满仁慈智慧的可持续的社会制度,它不是空想但却对信仰它的国家和人民的素质要求很高。不知道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作好这个心理准备没有?

 

发件人:"tianyang001" <tianyang001@sina.com>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09 10:32:04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张宏良稿件 

灵魂救赎的革命与暴力失衡的悲剧 

张宏良

2007年11月12日

    国庆期间,灵魂如同沐浴佛光圣辉般两次得到升华:先后观看了国家大剧院首场演出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中国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杜鹃山》。席间是用心在观赏,而不是用眼睛在看,因为眼睛已经被泪水模糊了,从头至尾,泪水滚滚,感慨万千。一是感谢胡锦涛新政让一度被作为文革罪状而遭到镇压的红色经典又回到了舞台,又回到了人民中间;感谢中央芭蕾舞团和中国京剧院的精彩演出,或许是残酷的阶级压迫让演员找到了真实的感觉,两场演出的艺术感染力都超过了文革时期的原版演出。二是感慨1921年开始的人民革命居然输得如此悲惨,柯湘和红色娘子军所展示的中国妇女反抗压迫、崇尚真理、追求自由的伟大献身精神和英姿飒爽的光辉形象,竟然短暂的如同夏夜流星般地悠忽即失,重新落入了被压迫被蹂躏被损害的悲惨境地,并且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境地。

    奴隶社会,妇女只是所属奴隶主个人的玩物,至少不会遭受其他奴隶主的蹂躏;封建社会,中国小农经济的半独立性和宗教礼教的道德约束,使富人官僚只有像黄世仁、高衙内那样依靠原始的强暴才能蹂躏妇女;资本主义社会,虽然通过金钱的内在控制把广大妇女逼上了职业和非职业卖淫道路(常年按次数零售是职业卖淫,终生一次性批发给富人是非职业卖淫),但是随着大众政治时代的到来,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妇女从职业和非职业卖淫中解放出来;至于社会主义社会,那是妇女真正解放的时代,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妇女的第一次完全解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男女同工同酬并且妇女生来就具有工作权利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妇女彻底摆脱了权力和金钱双重束缚的时代,那是一个保护妇女的《婚姻法》和《宪法》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时代。在中国社会主义时代,妇女和男人一样不仅拥有诸如罢工自由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权力,同时还拥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如四大自由等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历史上把妇女强制变成男性玩物的两大社会锁链——金钱和权力,前者被新民主主义革命砸碎了,后者被文化大革命冲垮了。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男性统治突然进入了一个悲剧时代:凭借金钱玩弄妇女的富豪被革命铲除了;凭借权力玩弄妇女的官僚又被诸如文革等政治运动压迫得整体阳痿,他们对已经翻身做主的中国妇女唯一能做到的性侵犯,就是关起门来躲在阴暗角落里进行手淫。借用佛罗伊德的“性本”学说,性欲燃起的仇恨是最原始最疯狂的仇恨,中国的官僚集团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包括在精英集团基础上再次衍生出来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之所以对毛泽东先后领导的政治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充满仇恨,其中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于这种阳痿的仇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不仅导致了中国反革命右派集团男性力量的阳痿,甚至导致了他们对人类所有美好事物的感官阳痿,30年来他们不断地控诉说,他们其中许多人只要听到《红色娘子军》等至纯至美的经典音乐,立刻就会如同羊角风发作般地口吐白沫,倒地抽缩。可见他们对中国革命的仇恨和恐惧达到了何等极端程度。

    或许正是这种极端的历史仇恨,导致了极端的历史报复,在世界各国妇女普遍解放的文明大潮中,曾经被全世界公认为男女最平等的中国,被世界公认为解放最彻底的中国妇女,却被打落到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地狱底层,6亿多中国妇女在整体上被强制变成了精英的玩物,不仅包括一般白领在内的劳动妇女,甚至包括政府机关、大学教师等上层知识妇女,在客观上也变成了她们“上司”的任意玩物,如果敢于拒绝就要牺牲前途牺牲子女牺牲家庭,直至下岗回家、断绝活路,最终只有站在昏暗的路灯下被所有陌生男人玩弄。中国妇女的悲惨就在于,一旦不幸遇到一个流氓上司,所有中国妇女面前就只有两条路:要么老老实实接受上司的玩弄;要么站在寒冷街头被所有男人玩弄。无论怎样选择,结果都同样是被玩弄的命运。 媒体曾经报道,一个因拒绝厂长性要求而下岗的妇女,最终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成为那个厂长的嫖娼对象,每次那个厂长发泄完毕后,总是会扔下一句“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这个妇女的悲惨命运,最生动最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改革的本质特征:让每一个权贵都有权决定下属的命运,把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都置于上司的掌握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残暴制度,在毛泽东时代,无论政府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所有工资福利都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任何官员都没有剥夺或增加下属一分钱的权力,更不可能让工人下岗;相反,宪法规定的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倒是形成了民众对官员的强力制约。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四大自由,但是罢工自由和组建工会的自由,也使任何老板或上级不敢胡作非为。而在后来的中国,权力下放的改革,赋予了官僚集团每一个成员决定他人成败贵贱的权力;市场化的改革,又赋予了资本集团每一个老板决定他人生死荣辱的权力;并且权力和金钱的力量不受任何限制,任何试图限制权力和金钱的努力,都被精英集团贬斥为反对改革。结果就是中国男人整体上变成了精英集团的家奴,中国妇女整体上变成了精英集团的性奴,超过一千万中国妇女被迫成为职业妓女,以满足精英集团无边欲望的市场选择,所有需要养家活口的职业妇女都被迫变成了准妓女或妓女后备军。中国进入了人权发展史上最野蛮的时期。欧洲中世纪最野蛮的“初夜权”,也不过是仅能占有女奴一个夜晚,可是中国权力下放的改革,却使中国职业妇女不死不休地要满足上司永久的玩弄,摆脱魔掌的唯一希望就是自杀或被抛弃(辞职本身也是一种自杀和被抛弃)。可以说,与男人相比较,中国妇女在承受改革的所有悲剧之外的最大不幸,就是重新成为了男人的玩物,并且不仅仅是哪个人或哪几个男人的玩物,而是所有能够成为她顶头上司的男人的玩物,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妇女从未有过的悲惨地位。

    仅仅从中国妇女地位和命运的历史变迁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所有的贪官污吏流氓恶棍都疯狂地咒骂文革和歌颂改革,中国所有贪恋财色的腐败官员无一不是改革的坚定拥护者和文革的疯狂反对者,30年来无一例外,所有被投入监狱甚至被押赴刑场的腐败贪官,无一不是到死都仍然坚定不移地拥护改革,连一个反思改革的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有史以来最令人难解的奇特现象。按说,贪官奸商等腐败分子是超越意识形态的邪恶势力,在任何社会都是现行制度的破坏力量,他们能够百分之百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地拥护现行制度,这完全打破了以往社会发展的政治逻辑,甚至不仅是贪官污吏等腐败分子,包括流氓恶霸黑社会,买办汉奸敌对势力,台独藏独僵独达赖喇嘛,美国反华反共势力,日本军国主义极端右翼势力,当今世界政治中所有反共反华反人民反人类反文明的反动势力,无一不是称颂改革否定文革。可以说,当今世界,赞扬改革否定文革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但是所有的坏人一定都是赞扬改革和否定文革的人。站在人性善恶的角度看,文革和改革同时创造了一种历史奇迹:文革的奇迹在于,所有的红卫兵造反派,包括那些文革一开始就被关进监狱的人,那些十年文革蹲了八年监狱的人,至今无怨无悔地崇拜毛泽东;同样,改革的奇迹在于,所有无恶不作的腐败官员流氓恶棍,包括胡长青、郑晓萸等在改革中被枪毙的腐败官员,也全都至死不改地崇拜Dxp。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哥德巴赫猜想”!是能否打开和谐社会大门的一把历史钥匙!

    在观看《红色娘子军》和《杜鹃山》的过程中,脑海中一直梦魇般纠缠着一个问题:革命和复辟,是社会历史发展交响乐相互交替的两个基本乐章,整个世界概莫能外,为什么世界各国历史上革命后的复辟往往只是制度性复辟,很少发生复辟后对老百姓进行大规模血腥清算,唯独中国革命后的复辟充满残暴血腥,报复起来没有任何文明底线?为什么中外国家老百姓对革命的态度那么不同?西方欧美国家的老百姓那么容易革命,那么喜欢革命,把革命看作是“盛大的节日”,并且革起命来无所顾忌;中国老百姓则十分畏惧革命,宁可上吊自杀也不敢挑起革命,即便跟随别人革命也一定是所有活路全都断绝以后,并且革起命来,也是如同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好像“绘画绣花,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风暴来说,至今仍然被知识界妖魔化的中国红卫兵,充其量也不过是贴贴大字报、搞搞大串连、开开批斗会,可是他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行战友,则无所顾忌十分潇洒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国“五月风暴”大学生把机关枪架进了校园;意大利的红卫兵则更是潇洒,干脆把国家总理拉出来一枪毙了;美国黑人运动更是放火烧了全国数十座城市••••••,而所有这些国家革命后的复辟只是恢复了旧有秩序,并没有任何国家发生对参与者的清算行为,无论是美国知识界还是欧洲知识界,都没有发生对本国“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诉,美国没有清算黑人运动,法国意大利没有清算学生运动,唯独中国三十年来一直在控诉在清算,并且清算范围之广,镇压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被清算者命运之惨烈,可谓是旷古未有,仅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镇压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万人。直到今天全国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价值,然而这个普世价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头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不仅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即使没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价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开发表文章声称,替老百姓讲话的左派不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

    虽然中国历史上就有杀光革命者的传统,从来都是不杀尽最后一人不罢休,当年清政府屠杀太平天国的南京大屠杀,就是全部杀光,其残暴灭绝程度远远超过后来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至少日本人没有把南京的中国军人全部杀光,改革开放后全国推崇的曾国番,就是因为屠杀革命者如同剃光头那样一个不留,获得了曾剃头的称号,后来的国民党蒋介石,也是“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地全部杀光,但是除了国民党还乡团之外,一般都是仅限于屠杀革命者,很少有针对老百姓的历史清算。中国八十年代以来却形成了对老百姓的全面清算:终身工作、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价格补贴等统统作为改革对象被取消;住房、耕地等最后的安身之所被地方政府支持的开发商强行占有;针对下岗工人和进城农民等失业者摆摊谋生而建立的各种名目的执法大队,控制了全国所有城镇的每一个角落;抗战初期曾经有句话,叫做“整个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后来却是整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摆不下一个百姓摊位。如此旷古未有的全面剥夺,用西山会议改革精英的话来说,就是“要把当初被共产党夺走的再夺回来”,其实他们剥夺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当初跟随共产党翻身解放的老百姓。比较一下影响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四次大革命就会发现,无论早期英国大革命后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法国大革命后的波庞王朝复辟,还是20世纪末苏联东欧巨变对十月革命的复辟,都没有发生对全国老百姓的清算,俄罗斯复辟后国家财政一度依靠借债度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都没有剥夺老百姓的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福利住房,不仅没有剥夺原有福利,在经济好转以后还在大幅增加和完善社会福利,唯独中国发生了对全体老百姓的剥夺,并且是政治经济的全面剥夺。这说明对老百姓的剥夺并不是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结果。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唯独中国发生了对老百姓的全面剥夺和清算?对照一下中外革命就会发现,是由中国革命的灵魂救赎性质决定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世界其它革命最大的区别,就是革命的方法主要是灵魂救赎而不是肉体消灭。英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法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俄国十月革命处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唯独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处死集封建皇帝和卖国者于一身的赙仪,并且还把他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使其从人性异化的灵魂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完成了人性回归的伟大过程,那是一种如同高僧得道般的大幸福大自在,当1960年赙仪第一次拿到选民证时兴奋地说道:“我第四次当上了‘皇帝’——我和我的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国的主人。”“我懂得了我历代祖宗所不懂的历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为什么而生活,懂得了真理和正义。”此时的赙仪,已经达到了生命涅磐的至高境界,那种能够浸透整个生命的由衷的快慰、幸福和从容,绝不是权钱名利能够替代的。四场革命中四个皇帝的不同命运,显示了中外革命的不同性质,欧洲三大革命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方法,中国革命采取了灵魂救赎的方法,不仅把封建皇帝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甚至人伦尽失的军统头子等,都能让他们迷途知返、人性回归,和赙仪一样地成为了觉悟新人,在自觉融入普通劳动人民的过程中重新找回了幸福的自我,享受到生命的快乐。这是中国革命不同于古今中外一切革命的最本质特点。西方文化占有和征服的哲学本质,决定了欧洲革命的肉体消灭方法,包括宗教本身都是采取暴力革命和战争的手段完成了自身的净化,中国革命则是采取了宗教的悲悯情怀和灵魂救赎方法,不是通过肉体消灭的方法,把罪恶连同恶人一起铲除,而是通过灵魂救赎的方法,在铲除罪恶的同时把恶人也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实现老百姓的身体解放和作恶者的灵魂解放,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共同追寻的铲除罪恶的最彻底的终极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全人类设想的现实方法。今天站在世界一体化立场上回看中国革命开辟的这条灵魂救赎道路,就会由衷地感觉到毛泽东的确是超越人类一切宗教大师和思想大师的最伟大导师,为当代全球化发展开辟了一条和谐道路。虽然中国革命的爆发不是毛泽东决定的,但是中国革命的灵魂救赎性质完全是由毛泽东个人因素决定的,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为寻求人类彻底解放而进行的伟大探索。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革命和运动,无一不是灵魂救赎的运动,革命成功后把旧政府人员全部包下来,把知识分子全部养起来,对资本家实行和平赎买,对旧的剥削集团实行和平改造,对当时企图重新欺压百姓的党内官僚集团实行文化革命,主要通过自我教育自我解放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方法,消除他们身上由数千年剥削社会形成的异化本质,促使他们自觉地回归人性,回归人民。有一件小事最能说明是毛泽东赋予了中国革命灵魂救赎的性质,50年代初西藏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仓皇出逃,被解放军铁桶般包围起来,毛泽东直接命令前线指挥员悄悄让开一条道路放达赖出逃。直到今天,西藏人民提起毛主席仍然还是那句话,“毛主席,红太阳”。可以说,放走武装叛乱的达赖这个举动在任何国家都是绝不可能的,当初美国亚特兰大叛乱已经平息后,为了给叛乱者留下地狱般的历史恐惧感,在全城居民已经放下武器的情况下,仍然被联邦政府军队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数千名哀求的老人妇女尽数葬身火海,无一生还。对无辜平民尚且实行灭绝手段,对叛乱头子会如何惨杀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见,达赖能够活下来,并且还在前几天获得了美国总统布什亲自颁发的金质奖章,实在是因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是毛泽东,如果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来领导,恐怕达赖至少已经轮回两遍了。虽然灵魂救赎的革命是人类社会摆脱杀戮走向大同的根本出路,是人类最终回归真善美的必由之路,是通向人性阳光普照世界的辉煌大道,但是作为这场革命主体的中国人民却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道理很简单,灵魂救赎的革命是佛领导的革命,不会对反动派造成历史恐惧感,没有历史恐惧感约束的反动派一旦复辟,报复起来便没有任何底线。历史上的反动派就其阶级本性来讲,在实行阶级报复的过程中是没有任何底线约束的,他们唯一顾及的就是革命阶级的镇压和专政,革命的阶级镇压和阶级专政,在客观上形成了反动派阶级报复的底线。欧洲所有革命后复辟的反动派,之所以没有对老百姓进行全面清算,就是由欧洲革命的肉体消灭性质决定的。欧洲革命是人领导的革命,实行的是以百倍的红色恐怖来回答反革命白色恐怖,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都毫无例外地对反动派进行肉体消灭式的坚决镇压,英国大革命的领导者克仑威尔,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罗伯斯彼尔,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马克思,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领导者列宁,尽管他们的阶级性质和历史地位不尽相同,但是在实行阶级镇压和阶级专政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正是欧洲残酷的阶级镇压和阶级专政,造成了反动派巨大的历史恐惧感,在他们颤抖的灵魂深处设置了一条不敢跨越的报复底线,一旦触到这条底线,就意味着他们的后代他们的亲属也将遭受同样甚至更加惨烈的下场,以暴制暴的暴力循环,不断缩小着反动派的报复底线,最后达到暴力均衡,通过暴力威慑力量在国内建立起非暴力的斗争秩序:民主和法制。可见,严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是消除血腥阶级报复的唯一有效手段,暴力镇压和暴力威慑是建立和平民主的政治秩序的前提和基础。当初列宁被刺后苏联共产党以加倍的红色恐怖回击敌人,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领袖被刺事件;纽伦堡审判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纳粹领袖包括已死去的希特勒,结果是德国彻底悔改了;东京审判放过了战争主犯天皇,结果是至今日本仍然对周边国家跃跃欲试;美国唯独对日本扔了二个原子弹,炸死日本数十万平民,原子弹的蘑菇云还未消散,日本就欢天喜地做起了美国的二奶,至今也没有日本人控诉美国核轰炸;韩国政府直到现在还在追查没收二战前韩奸及其亲属的财产,其决绝做法完全超过了文革期间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没收财产的韩国人不仅没有将其指控为历史浩劫,反倒由衷地表示赞同;美国的犹太人遭到抢劫后哪怕是悬赏百年也要追拿罪犯,所以美国的劫匪很少敢动犹太人;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对资本家实行的是暴力剥夺,89年共产党被推翻也没有对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老百姓进行暴力清算••••••,总之,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不断验证着中国古代法家的那个著名论断:“以战去战,以刑去刑”,用战争消灭战争,用刑法消灭刑法,用暴力消灭暴力。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革命力量,就是用一次比一次更加严酷的暴力镇压和阶级专政,迫使反动派逐渐放弃了血腥的暴力压迫和阶级报复,开辟了用非暴力手段解决政治分歧的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

    肉体消灭的欧洲革命和灵魂救赎的中国革命造成了反动派完全不同的感受:欧洲反动派每当举起屠刀时,就会想到自己的亲属子女将来肯定会更加悲惨地死于刀下,并且将会无一幸免,这种巨大的恐惧感往往使他们越来越有所顾忌;中国的反动派在举起屠刀时则没有任何顾忌,他知道哪怕是明天就发生革命,自己包括亲属子女无非就是过几天寻常百姓的生活而已,绝不会有性命之忧。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最让反动派放心的革命领袖了,不仅以灵魂救赎代替肉体消灭,以和平赎买代替暴力剥夺,把马克思主义凌厉的无产阶级专政,改为温和的人民民主专政,还严格限定了专政的原则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斗争的原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只触及灵魂不伤及肉体,其本意是想把奠定欧洲现代社会基础的三大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思想启蒙运动——熔于一炉,掀起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中国未来千年繁荣发展的历史基础。但是,由于灵魂革命不像肉体革命那样直观,灵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没有发生革命只能任凭自己诉说,而反动派又恰恰是没有人格没有道德不讲诚信的群体,以谎言和自虐为能事,只要利益需要,莫说不在乎人的身躯可以从狗洞子里爬出,哪怕是从肛门里爬出也绝不含糊,违心说几句灵魂深处已爆发革命、主观世界已彻底改变的谎言又算什么,甚至能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痛苦诉说,这就注定了中国革命的悲剧结局:革命的对象,是变革反动派的灵魂;反动派的对象,是消灭革命者的肉体;灵魂变换可以有无数次,肉体生命却只有一次;这就造成了反动派把革命看作是儿戏,虽然是让人不舒服的儿戏,而人民群众却把革命后的复辟看作是地狱,并且是十分恐怖的地狱;许多人宁可自杀也不敢革命,就是畏惧复辟后的恐怖地狱。江青的悲剧就是一个典型,江青不仅没有杀掉政敌,还为政敌求见毛主席、重新出来工作创造了条件,可是文革后如果不是党内元老陈云坚决反对,江青早在当时审判后就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了。所有看到江青和其政敌不同下场的人,都会对革命斥之一鼻,而对革命后的复辟不寒而栗。文革时期曾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农陈永贵,在后来接受香港凤凰电视采访时就说过,他和华国锋集团的那些人全都受到过警告,如果胆敢乱说乱动,就不是党内行政处分问题,而是江青等人那样的法律制裁,虽然事情已过去了20多年,陈永贵仍然心有余悸地说:“他们这一手很管用,一想到江青的死刑判决,大家就都老实了”。可见,死刑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惩罚罪犯本身,更主要的是震慑那些将要犯罪和正在犯罪的人。古今中外的反动派懂得这个道理,欧美等西方国家的革命力量也懂得这个道理,唯有一代大佛毛泽东,相信消灭罪恶比消灭罪犯更加重要,试图通过灵魂救赎的革命,既解放遭受罪恶压迫的老百姓,同时也解放那些已经异化为罪恶媒介的作恶者,实现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包括所有人在内的全人类的解放。

    在这方面,毛泽东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千古唯一的革命领袖,包括其个人行为也超越了世界五大宗教关于灵魂救赎的最感人传说。蒋介石当政时派人扒掉了毛泽东的祖坟,毛泽东进城后却下令把蒋介石的祖坟修葺一新,保管完好(扒祖坟和修祖坟在东方伦理中是天大的事情);不共戴天的政敌张国焘只身叛逃投靠国民党后,毛泽东派人把张国焘妻子护送到武汉与其团聚,可自己的两任妻子却先后死于政敌手中,一个死于国民党的刑场,一个死于共产党的监狱。这也突显了佛领导的革命所特有的局限性:完全依赖于佛的个人魅力。在佛生前掌管下,革命可以让山川大地充满人性的阳光,让亿万人民都变成崇高和幸福的舜尧;但是一旦领袖去逝,革命发生逆转,由于没有像欧美那样由革命力量和反动势力分摊历史变革的暴力恐怖,而是由革命者独自承担历史变革的全部暴力,反动势力报复起来没有任何底线,由此造成的历史恐惧感特别可怕。回顾一下当初审判四人帮时王洪文的反常表现,就会知道那种恐惧感有多么可怕,像王洪文那种上海滩上造反起家的亡命之徒,在法庭上都吓的面色苍白、浑身颤抖,不顾堂堂一个中央副主席的身架,太监奴才般地点头哈腰去讨好那些小小法官,法官一个眼色一声令喝,他就立刻疯狗般地扑向其他被告,喋喋不休地主动揭发和作证,如同程序控制的机器人一般。人们不妨想一下,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亡命之徒居然都会吓成这样,一般老百姓又如何能够承受!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最能忍受专制压迫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暴力分配的不均衡,是中国老百姓与西方国家老百姓对社会变革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变革的全部暴力单方面压在老百姓头上,所以老百姓对革命十分恐惧,反革命则无所顾忌;欧美社会变革的暴力分摊在革命和反革命双方身上,并且反革命承担的暴力往往还多些,所以西方国家老百姓比较容易接受革命,而复辟后反革命的报复则往往有所顾忌。如同今天欧美市场的道德秩序是严刑重罚的结果一样,现代欧美和平的政治秩序同样是暴力循环的结果, 欧美国家的民主几乎无一不是暴力较量的结果,或许有人会说北欧走的是和平道路,不错,北欧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形成的,但是和平道路本身仍然是阶级力量均衡的结果,力量均衡使反动势力对进步力量没敢也没有能力实行暴力镇压,正是力量均衡约束了双方使用暴力,北欧才走上了和平变革社会制度的道路,实现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渐变过程。其实,中国近代以来每一次革命之前也都曾选择过和平改良的道路,辛亥革命之前有百日维新的和平改良,共产党武装暴动之前有陈独秀领导的和平改良,包括文化大革命又何尝不是和平改良的性质!结果回答百日维新的是菜市口刑场屠刀下滚落的脑袋,回答共产党改良的是“四一二”大屠杀的血流成河,回答文化大革命的则是对老百姓旷古未有的全面剥夺。目前胡锦涛新政提出的建立“学有所教,劳有多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是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第四次和平改良,在此之前的光绪皇帝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毛泽东也失败了,胡锦涛能成功吗?无论能否成功,中国人民都只能抓住这第四次机会,争取通过和平方式结束暴力循环的历史,进入以非暴力手段解决政治争端的和谐社会。愿天佑中华,这一次能够成功!

    中国革命以及作为革命主体的老百姓的历史悲剧,还不仅仅限于暴力分配的不均衡,比暴力分配不均衡更加可怕的,是单方面承受全部暴力的受害者,却被反动文人制造的刽子手文化妖魔化为制造暴力的恶魔。中国反动文人的极端恶劣品行赋予了中国反动派以西方反动派所不具有的极端残酷性,就是在用枪杆子杀人之后,再用笔杆子去继续杀人,运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完全颠倒地解释历史,让流氓去批判受害妇女淫荡无耻,让杀人越货的强盗去批判被害者野蛮残暴,把他们自己最残暴最血腥的所作所为和最阴暗最歹毒最肮脏的所思所想,全部加诸在革命及革命者身上,然后世代相传地不停控诉,控诉革命有罪、造反有罪,暴力革命更是罪上加罪,最让人感慨的是这种“暴力革命有罪论”,恰恰是通过极端残暴的暴力手段最终推广为一种社会普遍的价值观,这是世界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残酷文化,是中国反动文人独创的刽子手文化。并且这种刽子手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刽子手屠杀越彻底越惨烈,对受害者的妖魔化就越严重,控诉就越强烈,转而对刽子手的颂扬就越热烈。就拿中国历史上老百姓遭受的三次大屠杀来看,蒙军大屠杀,杀掉了汉人80%以上;清军大屠杀,同样杀掉了80%以上的汉人;从八国联军到后来日军的大屠杀,虽然屠杀规模低于前两次,但是其灭绝人性的程度完全相同。可是目前占据中国主导地位的那些学者文人,却一方面动用全部媒体大肆歌颂大屠杀的元凶成吉思汗、康熙、多尔滚;另一方面又竭尽全力地丑化妖魔化当时抵抗蒙军清军侵略的各地农民起义力量。他们之所以还没有拍摄歌颂东条英机、岗村宁茨等人的影视剧,不是因为日本人对中国的大屠杀,而是因为日本人战败了,否则,中国人每天晚上打开电视看到的肯定是东条英机的雄才大略,或者是岗村宁茨的赫赫战功。

    著名的所谓“七杀碑”就是这种刽子手文化的典型说明。明末清初,入川的清军几乎杀光了四川人,300多万四川人被杀的只剩下一万多人,为了把杀光四川人的罪行推到40年前就已战死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头上,就编造了所谓的“七杀碑”,把张献忠的话“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篡改为“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把张献忠妖魔化为杀人魔王。后世历代御用文人学者为掩饰反动集团对人民的残暴屠杀,无不仿效编造“七杀碑”的手法,“七杀碑”也就成为中国刽子手文化的千古经典,只要一发生屠杀百姓事件,“七杀碑”文化就会立刻泛滥成灾。此前曾看到一位空军大将居然扔掉枪杆子拿起笔杆子,写起了讨伐农民起义的历史论文,其中大骂张献忠是“禽兽”,根据也是“七杀碑”,当时十分震惊,中国人民解放军本身就是由农民暴动而来,最初称为工农红军,怎么会对同根相连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如此仇恨?后来知道了其驸马身份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宣杨“七杀碑”等历史谎言的目的,是要用史例证明多次被镇压的那些死难学生都是一些张献忠之类的嗜血暴徒。“七杀碑”这类如此低劣的谎言之所以能够成为史料依据,不是因为后来的反动集团和反动文人疏忽大意,而是因为相同的阶级利益和相同的屠杀经历,使他们故意歪曲历史。把人杀掉后再扣一顶嗜血暴徒的帽子世代控诉,是中国无耻的文人学者创造的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血淋淋的刽子手文化,中国的文人学者为了避免自己也成为这种刽子手文化的屠戮对象,便为这种残暴文化设置了“士可杀不可辱”的道德底线,即对知识分子只可杀不可辱,而对那些不属于知识分子的造反百姓,则是可既杀又可辱,死后也要给戴上一顶暴徒或恶魔的帽子,并且把屠杀者所做过以及所能想到的所有最野蛮残暴最灭绝人性的手段,全部加诸在被杀者的身上,再纠集一帮下贱的狗男女搞些哭哭啼啼的伤痕文学进行情感渲染,历史上的善恶真假就这样被彻底颠倒过来了。

    中国刽子手文化、屠戮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像欧美等西方国家那样反对暴力本身,而是只妖魔化革命暴力,并且越到后来越极端,目前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满清文人把杀光四川人的罪名推到起义农民头上,至少还是在真实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篡改编造,现代文人学者则直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学生之间使用拳头的武斗控诉为最野蛮的历史浩劫,而把使用坦克装甲车对付学生的变革颂扬为五千年以来最伟大的盛世。中国有句俗语叫做盗亦有道,就是说土匪强盗都有着不可跨越的道德底线,而中国的文人学者则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约束,谁有屠刀就歌颂谁,谁被打倒就妖魔谁,这种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恶劣品行,连其效忠的主子都对其感到厌恶鄙视,耻于和学者文人同类,始终将其踩在脚下,这是世界历史上唯独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欧美历史上的革命暴力甚至超过反革命暴力,却很少见到欧美知识分子控诉和妖魔化革命的现象。英国大革命中处死查理国王的克伦威尔,杀得英仑三岛反动派尸横遍野,临死前还遗憾地感叹,如果不是英吉利海峡的阻挡,他会杀得整个欧洲反动派日夜颤抖;可是克伦威尔不仅没有像张献忠那样被妖魔化为嗜血魔王,反倒成为欧洲知识分子赞颂的英雄,世界大文豪雨果就是在歌颂克伦威尔的创作中竖起了欧洲浪漫主义的理论大旗。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巴黎街头枪决反革命的枪声持续数月之久,在“血色九月”中一次就处死了被关押的上千名反动分子,可是包括欧洲知识界在内的整个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法国大革命,甚至对“血色九月”本身的反思和控诉都没有,包括中国最疯狂的反动文人都一直回避那场对反动分子畅快淋漓的大规模镇压,而对中国灵魂救赎性质的文化大革命,30年来却一直喋喋不休地咒骂为最野蛮的历史浩劫。大家不妨用电脑搜索一下,搜索法国的“血色九月”,几乎找不到一条相关信息,搜索中国的“文革浩劫”,一下子就能搜索出几十万条信息。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主流文人学者创造的一条最邪恶的伦理法则:宽容之所以被妖魔,就因为是宽容;善良之所以被蹂躏,就因为是善良;弱者之所以被欺凌,就因为是弱者;把被强暴的妇女骂作贱货,是为了今后继续强暴;对中国革命的疯狂咒骂,是因为中国革命没有杀掉他们及其同类。中国一代接一代绝大多数善良的知识分子,一代接一代善良的中国人民,都被这少数反动文人创造的邪恶法则蒙蔽了双眼捆住了手脚,一代接一代地不断重复着东郭先生的悲剧。期间只有二个人是清醒的,鲁迅和毛泽东。鲁迅生前反复告诫革命者一定要具有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要被落水狗夹起尾巴的可怜样子所迷惑,而要趁其落水之时将其彻底打死。可惜鲁迅不是克伦威尔,从来没有拥有过暴力,无法避免革命者重复东郭先生的悲剧命运,“锄恶务尽,斩草除根”始终都是反革命单方面的政治专利。毛泽东在武装的反革命面前,态度是坚决的,谆谆告诫中国人民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敌人,绝不要重蹈那个被毒蛇咬死的农夫的悲剧,可是在那些已经夹起尾巴的落水狗面前,毛泽东一代大佛的悲悯情怀,终于还是像那个善良的农夫一样,同样把冻僵的毒蛇放在了温暖的怀里,试图通过灵魂救赎和思想改造的革命,结束中国数千年来以暴制暴的暴力循环,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也能过上人的生活,拥有人的尊严,不至于因为贫穷看着亲人死在医院外面,不至于因为贫穷眼看着妻女走上卖淫道路,不至于因为贫穷眼看着父子兄弟走进黑煤窑的不归路,不至于因为贫穷在接到儿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绝望自杀——,

    怎奈毛泽东虽为千古伟人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能使中国人民摆脱那个农夫的悲剧命运,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妻子被判死刑最后自杀于狱中,女儿李娜重病缠身一度连医疗费都支付不起,临终前身边的侄子毛远新服刑期间唯一的女儿成了聋哑人••••••,再加上此前已经为中国革命遭难的六位亲人,可谓是真正的家破人亡!哪怕是稍有人性之人,每每想到这些,无不热泪沾衣、唏嘘感叹。不仅感叹主席家人的悲惨遭遇,同时还感叹中国再次被推上了暴力循环的旧有道路。

    主席亲人尚且惨遭如此厄运,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特别是造过反的老百姓,境遇更是惨不忍睹。大批的造反派被押赴刑场枪决,成群的造反派塞满了全国各地监狱,凡是在文革中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或者被审查或者被判刑,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的生前搭档张钦礼便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悲剧典型。这位怀揣干粮徒步走遍兰考县每一寸土地,数十年一直带领群众治沙载树的共产党人,文革后作为县革委会主任被判处死缓,到2005年去世时在监狱里度过了30个年头。

    可30年的漫长岁月并没有让兰考县的老百姓忘记他们的带头人,听到张钦礼去世的消息,兰考县及其周边地区的老百姓从四野八乡奔赴而来,来送送30年前在弥漫的风沙中和他们一起战天斗地的好书记好主任,白幡动地、哀歌震天、人潮翻卷,泪水掩面,从郑州到兰考百余里的道路旁祭奠的香案绵延不绝,许多年逾花甲的老人哭喊着跪倒在路边,一声声“张书记,您走好啊”的呼唤令天地变色、风云呜咽——,这是怎样令人心碎的一幅场景啊,数万百姓自发送葬的竟然是30年前就已入狱的一个囚犯!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老百姓自发送葬的场面,但那只不过是老百姓借机发泄的一种手段,事情过去老百姓也就忘记了。张钦礼是历史上唯一的例外,去世三年来,老百姓不仅没有淡忘掉,反而祭奠悼念的规模越来越大,三年来老百姓自发设立的各种墓碑已形成一个宏大的碑林,如此众多的墓碑上都写着相同一个名字:张钦礼,这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千古第一人文奇观!这座由天地正气、民族魂魄、人间伦理、百姓赤心铸造的宏大碑林,静卧在中原大地的荒原旷野上,在向狂风向日月向历史向未来讲述着什么是红卫兵,什么是造反派,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什么是被狼吃掉的东郭先生——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有过暴力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不错,但这恰恰是中国革命悲剧结局的另一个原因。比较中外革命就会看到,欧美革命砍掉的都是皇帝国王等统治集团的塔尖,中国革命铲除的则是流氓恶霸军警宪特等统治集团的基座,这两种革命不同的镇压对象产生了不同的历史效果。欧美国家中官越大承担罪责越大,革命中被镇压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在作恶方面就越是有所收敛;中国则相反,官越大就越安全,官大到一定程度,甚至比绝大多数革命者还安全,如建国后那些国民党战犯,生活待遇要远远高于绝大多数打天下的革命者。这就在客观上发出了一个可怕的历史信息:要想避免将来被清算就只有做大官,要想做大官就只有作大恶,从而形成了罪恶大竞赛,谁的罪恶越大谁将来就越安全,这是世界历史上中国官僚最暴虐中国百姓最悲惨的一个重要原因。之所以会形成欧美革命杀上层、中国革命杀下层的不同镇压状况,同样是由东方文化的道德建设功能和中国革命的灵魂救赎性质决定的。与西方文化重视外在制度建设不同,东方文化更加重视内在道德建设,把规则制度等外在秩序只是看作实现人类完善的工具和手段,本身并不是变革的目的,通过道德净化实现人格的完善和发展,才是变革目的。所以不太在乎人们做什么,而更加在乎怎么做;做什么是制度决定的立场决定的,怎么做是品质决定的。制度和立场等外在因素决定的罪行可以原谅,道德品质等内在因素决定的罪行则不可以原谅,从而形成了“杀人可恕,情理难容”的伦理法则。高俅陷害林冲西门庆谋害武大郎,被百姓视为十恶不赦的恶棍流氓;武松血贱鸳鸯楼怒杀张都监全家上下一十八人,却被百姓视为英雄。为什么?因为他们体现了不同性质的人格力量。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化身的毛泽东,自然把推动人格完善的道德力量注入了中国革命,使中国革命具有了灵魂救赎的性质,反映在革命镇压对象上,就是不在乎你的政治立场,更在乎你的道德品质;不会因政治立场而杀人,只会因品质恶劣、民愤极大而镇压;政治立场是制度决定的,不应由个人承担罪行;个人只应该对个人品质负责。就这一点来讲,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最人道最高形式的革命,建国后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良好道德风尚,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曾经彻底消灭了黄赌毒黑的唯一净土,就是这种革命的结果。如果是在中国革命中,英王查理一世、法王路易十六绝不会被杀,沙皇尼古拉二世更不会全家22人被尽数处死,因为就其对本国所犯罪行来讲,伪满皇帝赙仪的罪行超过他们三人的总和。虽然这种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完善具有巨大作用,但是却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镇压的重点是在下层,因为采取极端野蛮残暴的手段虐杀革命者残害老百姓的,大都是处于统治集团底层的一些灭绝人性的人渣,如当初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和流氓恶霸,其手段之野蛮残暴,即使按照国民党的标准来衡量也都属于刑事犯罪,已经完全突破了敌对斗争的文明底线,不仅仅是对革命力量的犯罪,也不仅仅是对老百姓的犯罪,完全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犯罪,必须实行坚决镇压。所以中国革命可以放过军统头子,但是绝不放过酷刑折磨江姐的凶手;可以放过国民党战犯,但是绝不放过用铡刀铡死刘胡兰的刽子手;哪怕是上天入地搜遍天涯海角,也要把这些凶手绳之以法、斩尽杀绝。这就形成了放过上层只镇压下层的中国革命特点,这个特点在客观上推动了反动集团越来越疯狂的犯罪竞赛,把中国老百姓变成了世界上最懦弱最萎缩最麻木最冷漠最可怜最悲惨的老百姓。

    我突然想起了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科学前提之一的能量守恒定律,看来不仅自然界能量是守恒的,社会发展的能量也是守恒的,社会变革中诸如暴力、恐怖等要素完全是一个恒定量,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加诸在反革命集团身上的暴力恐怖越多,革命阶级和人民群众承担的就越少。发现能量守恒定律的西方人深谙此道,通过酣畅淋漓的革命杀戮,换来了今天的和平、自由和民主,并且坚定不移地固守着暴力均衡就是和平、恐怖均衡就是和谐的政治法则,迫使反动集团可以把暴力和恐怖加诸到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人民头上,却很少敢于加诸到本国人民头上。目前中国右派在控诉和妖魔文革的同时,受其美国主子的驱使,大加歌颂和引进所谓优越的西方文化,这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的历史安排,在灵魂救赎的革命失败之后,让右派把西方式的革命引进中国,如同主席生前所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旦中国革命脱离毛泽东生前设置的灵魂救赎轨道,中国所有的反动力量就会发现,否定文革的西方化道路是多么可怕,到那时他们就会发自内心地由衷感叹:如果毛泽东活着该有多好!当然,那些财产和亲属已经转移国外、自己也已经获得或将要获得外国国籍的买办汉奸,会庆幸那时自己已身在大洋彼岸,但是,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犯下的深重罪行,他们对世界上最美丽家园造成的毁灭劫难,属于人神共愤的反人类罪行,不仅会坚定中国人民的锄奸决心,同时也会激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愤怒追惩,即便有的能够漏网,也将永远生活在恐惧之中,整个身心都将堕入永远不见阳光的黑暗地狱!

    我仿佛再次听到了那穿越历史天空略带稚嫩的狂野呼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卡尔*马克思耗费四十年穷尽毕生精力论证的这四个字,全世界无产者抛头洒血实践的这四个字,中国2800万革命先烈在天之灵托起的这四个字,却被一个夹着大雪茄的苍老手指连同抽剩的烟灰一齐轻轻弹掉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再次失去了进入现代政治文明的机会。 

 

中国与古巴的强烈对比

教科文

2005年5月10日

    随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代表团在古巴逗留5天,其间的见闻感受,颇耐人寻味。 

破旧政府大楼与先进社区医院 

  我们住在名叫“小湖区”的国宾馆,相当于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那里植物茂密,繁花似锦。湖中很多水鸟,在盛开的睡莲中游弋;相貌奇特的火烈鸟,成群穿梭在椰树林中。 

  这个国宾馆为巴蒂斯塔统治时期(1933~1958年)一位权贵的别墅,建筑很别致。但内部设施却简陋得令人吃惊:一楼大厅尚凑合,几张沙发,围着一台彩电;楼上的卧室竟没有电视、电话,空调是窗式的,开起来轰轰作响;卫生间更为原始,洗脸池小得无处放自备的盥洗用具。推开隔壁陈章良的门,只见他躺在床上发愣。“你这屋还多一个衣柜呢!”我说。当我伸手拉柜门时,门板居然掉下来砸在头上,原来这是一个老胶合板柜。我俩慌忙用柜中一个黑塑料衣架,将两扇柜门好歹攒在一起。 

  一楼有个明亮的餐厅,长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整洁的餐具,另侧为厨房,有几位女服务员,负责我们的饮食。她们态度极为亲切友好,至于餐桌上的内容,5天几乎一样:面包、土豆汤、米饭和一些烤鸡。对于厌烦山珍海味、繁琐宴会的我来讲,实在是又节省时间,又便于控制体重。每次正餐后,每人还能得到一根雪茄。古巴雪茄,闻名全球,实为难得的纪念品。 

  首日我们拜会古巴卫生部长拉格尔,奇怪的是会见被安排在我们住所的一楼大厅中进行。拉格尔是骨科专家,20世纪50年代就随卡斯特罗上山打游击,胜利后一直负责党的外联工作,是政治局委员。由于政府重视卫生工作,让他回原专业抓卫生。这位部长清癯的脸上刻满风霜,两眼炯炯有神。他介绍了古巴卫生服务体系近况,说近10年来,古巴在美国封锁下,经济虽然困难,但每年仍拿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近9%的预算用于公共卫生事业。 

  会见后从使馆陪同人员处得知,古巴卫生部大楼的设施过于陈旧简陋,所以才把会见地点移到我们住处。我们的住所已简陋得超出想像,政府办公楼能是什么样子呢? 

  次日,我们访问了古巴全国人大的教科文委员会办公室。那是一座简易的二层楼,楼梯狭小得难以两人并行。上面一个接待室,除粗糙的桌椅外,一无所有。其后又访问了教育部,那是座十几层的大厦,年久失修,斑驳陆离。电梯十分落后,会议室中的桌椅同大楼一样陈旧。会谈完毕要去洗手间,主人显得有些紧张,原来这层楼的洗手间已被锁上了。又领我们下到五楼,进入厕所才发现,各种便具和水管,几乎锈蚀到难以维系的程度。据教育部长介绍,古巴十分重视教育,每年投入教育的经费,占GDP的11%,卫生经费也占近9%,而这两个部机关却如此寒伧,这钱都到哪儿去了? 

  当我们参观完古巴的基层医院、学校及研究所后,才发现这钱的去处。古巴1000多万人口,拥有6.9万名医生,8.2万张病床;每千人拥有6.2名医生,7.9张病床,婴儿死亡率仅为6.9%,人均寿命75岁。这些数字在世界上也是名列上游的。 

  此后,我们参观了哈瓦那一个基层社区医院,不仅建筑漂亮,医疗设施也十分齐备新颖,同政府办公设施形成强烈反差。古巴全国不分城乡,全民终身公费医疗。小病到社区医院,大病到中心医院,治疗和医药等全部免费;若需住院,连伙食也免费。 

  古巴学校设施和我国城市中学差不多。但古巴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在完成6年小学教育后,99%的学生可接受中等教育。不仅免缴一切学杂费,连校服也是国家免费发送的。1959年古巴建国前的文盲率为90%,仅有3所大学,而现已发展到63所,正在实施高等教育普及计划。 

  看到这些,我对那些破旧的政府大楼肃然起敬。好钢用在刀刃上,巨大的教育与卫生拨款,全都用于实处,真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虽然古巴经济困难,财政拮据,但其投资都优先用于人的发展。卫生是人一生体格健康发展的保障;教育是人一生思想知识素质发展的保障。把财政预算主要用于这两项,实在是明智之举。现在我国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但对于卫生与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同古巴实在无法相比,再看各地各级政府建筑设施之豪华,令人深思。优先投资于人,投资于人的发展,看来是个必须重视的战略目标。 

“官本位”弱化 

  受美国长期封锁,加上缺少市场经济的活力,古巴经济依然踯躅不前。温饱虽早已解决,但商品仍不丰富,许多生活品仍凭证供应。城市中很少见到新建筑,工地也很少。哈瓦那的老城建于1776年,有许多雄伟多姿的西班牙古典建筑,因此而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现在虽开放供游人参观,但仍缺少维修。可是古巴人的生活却显得十分悠闲、快乐。人们贫富差距很小,每周五天工作,生活节奏缓慢,似乎十分闲散。街道上小汽车也川流不息,但大多为旧车,据说古巴人修车的本领特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制伏尔加等旧车,仍在街上行驶。常见不少人在路口举手招车,古巴人习惯于有空位就捎人。政府公务车若有空位,还必须捎人。可见社会和谐、治安稳定之一斑。 

 不仅政府建筑设施陈旧简陋,干部生活也同样俭朴。即使部长也住在普通的居民公寓楼中,每户也就100多平米。听说新上任的外交部长,尚未分到住房,仍住在岳父家里。我们见过3位政治局委员,都十分俭朴,从未发现警卫随从之类,更见不到前呼后拥的现象。除卫生部长外,我们还拜会了著名芬莱研究所所长坎帕女士,她既是国际知名的生物技术专家,也是政治局委员,待人十分和蔼,完全是学者气质。在她主持下,古巴的生物技术从上世纪60年代起步,到80年代就很具规模,一些成果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现在古巴的干扰素与某些疫苗等制药产业,达到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不仅在南美市场占主导地位,在欧亚市场中也有一定份额。 

  会见免不了宴请。一般的宴请主宾各坐长桌一侧,上菜时首先送给第一主、宾,但再下来可就不按顺序了。虽然座席是按双方的官职大小排序的,但上菜次序却是女士优先,无论随员还是翻译,凡女士皆先上,男士则在其后。此次访问给我的感觉是,“官本位”在古巴已被深深弱化,他们的上下级间、干群间,皆充满平等的同志关系。恐怕这也是为什么古巴几十年来,能在美国鼻子底下生存发展的原因之一。经济上收入差距不大,干部清廉不搞特权,再加上较完善的教育与卫生等社会福利,使整个社会较和谐稳定。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动荡不定的拉丁美洲,古巴算得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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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老师:您好!自去年发现您的网站后,一直不断登陆,获益良多。今写有人生感悟寄与贵站,愿与高鹏分享心得。此致安康!鲁藉书,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日

圣道感悟

鲁藉书

    被“圣道”、“圣人”这两个词汇萦绕了多年之后,暮然回首,自己竟走上了一条与之大相径庭的“圣道”。

愚圣篇

    数十年来,愚以为已经踏上了圣人之道,近日才发现自己走的不是什么圣人之道而,而是“愚圣之道”!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无我,则圣人也”“我是为恶成就”类似关于圣道的论述,然而却不知不觉地走上了“无我”之道。去年与朋友论学时,就坚信自己“为恶成就”,放言道“倘若有人真的想致我于死地,我会挺着胸脯,让他的白刃刺进去”,这是为我的“无为之境”所认可的。一个人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提出”了任何我能满足他的要求,我会毫不考虑自己的得失,把自己的一切捧奉而出。朋友提出这样的疑问“不合理的要求也满足他是会害人的。让他杀了你,他就犯了罪,要负法律责任的。”我辩解道“在满足他的要求的同时我会想尽办法避免由此给他带来的麻烦。况且他应该在决定杀我的同时,早已做好了为此付出代价的准备。”

“存天理,灭人欲”。天理就是大家所共认的法则,人欲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法则易错,人欲难灭,人欲不灭,遑论无我?饥则食,寒则衣,乐则喜,悲则泣······这些本应是天理,可是天理有时却把他们排斥在外。在我的家乡,小孩子面对满桌美味佳肴只能默默吞咽自流不止的口水。因为客未到,席未散,小孩子就得灭了食欲,这就是天理。当面对别人与赠的美食时,小孩子也会禁住诱惑说台词“早吃饱了,吃不下”旁边的家长造势说“俺这孩子就这样,吃饱了,给仙丹也不稀罕”,他人便啧啧称赞“真是好孩子”。的确这样做符合了“天理”的要求,但是要有一定的限度,这个限度往往很难把握,以致我一步步走上了这条愚圣之道。

圣人之心,与天为一,无我至公。孟子谓“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意”,这是古人对圣人的思想要求。心与天相合才可以称圣,天心也就是天理即大家所共认的法则。“孔融让梨”的故事被人戏谑为“孔融之所以让大梨,是因为大梨被虫子钻了个洞”,其实这也是天理变异的结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早已有之。利己主义在大家心中逐渐抬头,似乎占据了天理的宝座,为大家的多数所颔首。然而与世势不同的是,“无我”之理牢牢地占据了我的思想宝座。原因也很简单,在我的周围大多数是奉循“无我”之理的人,可以说那时那地是值得永久回忆的。

自我记事起,从未拥有过家里的钥匙,我的玩伴也大都如此,因为我们家的门从来不锁。没有钥匙的童年,是一个纯真的童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就是对那时乡村最准确的描述。收获粮食时,一般先将粮食放在野外,等整理干净后方才运回家,而无需担心遭窃。。记忆中很深刻清晰的一件事是我第一次吃火腿。那也是秋收的时节,天已全黑,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等候爷爷回来好开饭。不知过了多久母亲把我从怀中放下,我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看见爷爷正和一个穿着讲究的人说笑。终于吃饭了,而且我第一次吃到了火腿,它淡淡的,香香的,让我久久回味。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听见爷爷和奶奶的争吵声:“谁叫你把人家的火腿弄到桌子上的?那是人家的东西,咱不能吃------”“它又没在人家的包里,我还以为是你买来招待人家的呢!”原来,爷爷在回家挨的路上捡到了一个皮包和一条火腿,等到深夜,失主才匆匆赶来,爷爷把失主领回家中吃饭过夜。十年前爷爷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我只记得,我躲在大人背后看病榻上的爷爷。他脸上挂着笑容,似乎死亡并非是件坏事。

在不久前,经过数十年天理熏陶的我,突然对圣道有了自己的理解,愚圣之道可谓筑成。

其一,圣道不能仅仅是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应该积极的“己所欲达,必达于人”即自己想要的必先考虑别人,时时为别人着想,处处为他人行便。这与小时候受的家教有关。老牛舐犊,是天理,而我们的家长是以“护犊子”为耻,这也是天理。记得小时候与别的小孩子打架之后,无论是吃了亏,还是赚了便宜,都不敢跟家人讲。一旦被家人知道了打架的事,他们不管孰是孰非就先将我暴打一顿,即使是别的小孩的错,也要登门赔不是。有时,两家是家长会在赔礼的路上相遇,就争相赔不是。看到家人卑恭的样子,我很难受,就渐渐不打架了,以至于我在外求学十载,从未打过架,打架的滋味早已消逝了。

其二,圣者,王上之口耳也,耳能闻,口能言,闻王之所未闻,言王之所未言。圣人就是本应该成为帝王的人而不在王位的人,或者说是必王还受人尊敬的人。圣人就是天、人神性的合一,奉天承运不就是历代帝王合理性的依据吗?虽说我们不可能成为帝王,但是成为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就必须有圣人的人格。圣人的人格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它具有原生性、自然性、完善性和彻底性。圣人听到的是王(一般人)所听不到的,他所说的也是一般人所说不出的。更进一步讲,“闻即受,言即授;闻人之欲授,言人之喜受”,也就是本着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原则,做别人需要你做的事,接受别人要为你做的事。这也是前速“甘为人杀”的要求之一。在待人处世方面就是“闻人之欲言,言人之欲闻”,这并不是一味地逢迎,而是尽最大的可能满足他人的需求。说白了,人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了别人活着。在满足自己需要之前,要考虑别人的是否也需要满足,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你想要某个好东西就先考虑别人是否也想要,就是先别人后自己,就是“己欲达,必达于人”。

也许有人会说,你还是为了自己活着,你那毫无原则地为他人活着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道德需求、自己人价值的实现;尽管这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你还是为了自己活着,更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虚伪的道德而活着。这样的说法也许是天理,但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那时的我还会在乎这些吗么?

大圣篇

大圣就是大行圣道,就是本着天理,不折不扣的力行圣道,并使之发扬光大。我之所以误入愚圣之道,其一没有把天理搞明白,其二忽视了圣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天理不明,使圣道模糊;忽视圣道对人的影响,使圣人成为孤独的圣道者。

天理,程颐讲“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古人讲的话很难理解它的准确含义,但它给我们一些启示,引导我们去思考。知命,知理,知性就是知天理。知命并非要求我们安于命运 ,命也并非仅指命运,知命就是知道自己,认清自己,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是为了什么,即使不知道这些也要弄清为什么不知道。知理,理是常理。它随时随地而异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要知道变化着的道理和道理的变化;常理就是在一般人预见的范围内绝大多数人认同的行为方式。知性则是对圣人最基本的要求,因为性是对圣人质的要求,明白圣人的本质方能大行圣道。这也是“存心养性”的来由。

人是有与生俱来的欲望的。饥则食,寒则衣······这是天理的表现形式之一,不能因为人性的某些弱点如虚伪,就把天理歪曲,视人欲为邪端,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人欲统统消灭,不承认与生俱来的天理以满足虚伪的心灵。因此我们要剔除虚伪,正视人欲,据常理行事。“孩子馋美食 ,别人真心给,就得让孩子接受”这是十几年前一个我尊敬的“圣人”所说的,而今成了天理为乡人认同。天理并非一成不变,并非丝毫无误。天理需要自己判断,这种判断要有合乎天理的依据,要在知性的前提下,遵循大家共认的法则,去探寻。

圣人要启万物之蒙,去众人之昏。“存天理,灭人欲”的本意在于治蒙,启众生之昏,以天理喻人,使之去昏启蒙。圣人所做的不仅仅是满足他人的要求,还应该“使人齐入圣人之域”。圣人之域的标志是“广居”,“广居,无私意也”“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何光如之!”圣人所做的不仅仅是奉献,更重要的是感化,使他人受恩泽的同时,与圣人一起并肩齐步入圣人之域,使圣道发扬光大。只有这样圣人的付出才会有最大的效果,而且避免了恶果的发生。像前述“敢为人杀”的例子,我们不仅仅是要坦然面对死亡,而且要使自己的死让对方得到感化以不至于滥杀无辜、嗜杀成性,为天理所不容。如果我是一个圣人,行的是圣人之道,那么他要杀我的欲望很可能是出于误会,或者是为天理所不能容忍的,这时在我死之前必须将他拉回圣道,使他感受到圣道的存在,这死又何足惜!

圣人顺天而无我,不仅仅是“无我”而应该“有天”即“有圣道”。圣人要“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说的就是要使圣道大行于世。当圣人在满足他人要求的同时,要将不合天理、不合圣道的事物清除,也就是说“我并非为恶成就”,在行圣道的同时要卫道,不能以圣道消极地等待人们的觉醒,要治蒙,要使“圣道”早日通行于世。拾金不昧,做好事不留名固然为人称赞,合乎天理,但是天理要求我们不仅仅自己要这样做,而且要把它发扬。因此必要时留下姓名还是为圣道所认可的。当你捡到巨款,而事主诚恳酬谢时,你却不接受,则有悖于圣道“足他人之需”的要求,这时你接受酬谢并以此再接再厉,行道,卫道,才是圣道的本意。

小圣篇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小圣的精确概括,做到这一点就是“小圣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古人的说法并没有缺陷,我们不必去刻意追求“己所欲达,必达于人”。在常理中,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人是不存在的。人性本私,如果你违反了这个常理,就会引起他人对你的误解,使你与世格格不入,使你行的道变成愚圣之道。所以要行圣道,就先要修好圣道,供人通行,这就是小圣与大圣、愚圣的不同之处。修道就是立人,尊奉“己欲立而立人”使人面朝圣道一步一步走向圣人之域,使之感化。

如何修道立人呢?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足够了。作为一个普通人,大家的好恶都差不多。我们都不喜欢被人辱骂,不喜欢被人背地里非议,不喜欢被人误解·······于是你就不能辱骂他人,不能背后说人的坏话,就得学会体谅理解他人······有时也许我们很难判断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做,这时来一个换位思考就可以了。把你当作对方,把对方当作自己,想想你是对方会喜欢什么厌恶什么,然后再去做该做的事。这实际上是“平等”的观念,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你没有任何权利,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别人做你自己不愿做的事!记得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在公共汽车上,大人对小孩说“不要随地吐痰哈”不久大人涂料一口浓痰,小孩看见了说“你怎么能随地吐痰啊?”,大人转身用脚把痰一搓,说“没了吧?”。这个例子好像不太恰当,但是它说明了这样一点:要求别人不能像要求自己那样严格,自己做不到的事也不能要求别人做。换位移情就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能做到小圣。

做到小圣是你我之辈最好的选择,只有这样才合乎圣道之理。在必要的时候,说谎也是行道的方式,英语中的White Lie就是 这个意思,由此看来此道正确无误,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适用于遥远的大洋彼岸。实际上,小圣经常可见,只不过坚持下又非常难罢了。小圣的做法,能够为人理解,而且合乎圣道,既能自己力行圣道,又能使他人受到感化。小圣做到完美的境地,大圣自然就做到了。

说到底,还得从点滴做起。存心养性虽是宋儒们的老生常谈,也是值得后人深深思考的。圣道大行,在于圣人行道、卫道,而非一味地行道。做到尽心知性、知行合一,方能行道于世,使圣道光照人间,使人间和谐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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