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网编者按:由于上传问题和网络故障,新文集迟迟不能上传,影响了网站内容的更新,请读者原谅。 美国近来决定在澳大利亚驻军,拉开了中美冲突的又一幕。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对抗最后会出现什么结局,令人担忧。请关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文章以及南德公司的文章。】

美国与中国的冲突

中国人为什么富不起来?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1年11月18日

目录

仲大军:骑虎难下的中国债务

仲大军:如履薄冰的欧债救援计划

余永定:中国不会为欧元区纾困

余治国:欧元的选择只有早死或迟死

仲大军:中国人为什么富不起来?

郑永年: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马哈蒂尔:欧洲国家都失败了

理查德:自由市场理论只能用来骗骗白痴----资本主义接近转折点

冼岩:为什么外资能够掌控中国股市节奏?

刘卫敏:创造公平正义的经济秩序

[美] 约翰卡西迪:华尔街到底有什么用?

 

天军:中国强国基石的十三项尖端军事技术

希拉里: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兰德公司:美国与中国的冲突

郦菁:美国社会运动兴衰的秘密

张军:为中国经济转型声辩

郎咸平:在沈阳的演讲

谷吾:大国崛起的逻辑与思维立场

吕锟哲:牛王堆考古新发现孔子临终遗言是个假消息

丁秋龙:孔子是全世界最早的经济学家

丁秋龙:孔子寿终录

微飞骑:新青年的兴起与老顽童的挣扎

郑酋午: 由孔庆东教授被支持想到实施民主化的新方式

朱苓:艾未未是瑞士打造的品牌

尹鸿伟:缅甸骤变 中国何为

郑永年:南海已输掉 中国还活在梦中

李凌: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

陶梦清:鲍惠荞为什么离开庄则栋?

熊蕾:回望知青

李津生:重返北大荒

薄小莹:再读父亲薄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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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虎难下的中国债务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1年11月5日

    中国地方债终于开口子

    在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债两年后,中央政府终于开始让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并有可能由四个试点省市过渡到全国各地。  

    2011年10月20日,国家财政部发布通知,经国务院批准,2011年在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和深圳市试点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在同时下发的《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中,财政部要求地方政府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其主要内容如下:

    地方政府债券实行年度发行额管理,2011年度发债规模限额当年有效,不得结转下年。试点省(市)发行的政府债券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2011年政府债券期限分为3年和5年,期限结构各为发债规模的50%。试点省(市)应组建本省(市)政府债券承销团,承销商应当是2009—2011年记账式国债承销团成员,原则上不得超过20家。

    试点省(市)政府债券应当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集中登记、托管,债券发行结束后应当及时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市交易。

    《办法》还规定,2011年试点省市政府债券由财政部代办还本付息,试点省市应当建立偿债保障机制,在规定时间将财政部代办债券还本付息资金足额缴入中央财政专户。试点省市需提前两周向财政部报送债券发行计划,并于发行结束后两周内报送债券发行情况,且要及时披露发行结果。

    各地债券的用途

    自2009年开始,地方政府债券开始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2009年至2011年,全国人大每年批准的地方政府债规模均为2000亿元。部分省市使用债券的情况如下:

    上海2009年76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用于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4.6亿元,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基础设施9.25亿元,生态建设工程56.35亿元,其他涉及民生的项目建设5.8亿元。

    陕西2009年获得的68亿地方债券资金投放的重点是公益性建设项目,省级的30.23亿元将全部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其余37.77亿元全部转贷市(区)。 

    甘肃省2009年获得65亿地方政府债券,省级留用43.4亿元,分别用于弥补年初预算项目缺口资金16.9亿元,安排中央新增投资公益性项目省级配套资金3.3亿元,其他建设项目资金23.2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生态建设、水利建设、交通建设、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和其他涉及民生的建设项目支出。其他的21.6亿元转贷各市州。

    浙江省2009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82亿元,其中计划单列市宁波15亿元,其它67亿元全部用于市县建设的67个项目,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0.45亿元,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0.3亿元,铁路、公路等重大基础设施47个项目62.48亿元,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基础设施8个项目1.95亿元,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7个项目1.47亿元,其他民生工程1个项目0.35亿元。
广东省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七分之一,所获得的地方债券大约二百亿元,主要用途是保民生的建设。

    海南省2010年所获得的25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主要用于廉租住房、经适房改造等用途。

    新疆2009年将有55亿元的地方债券获准发行。这笔债券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全疆农村公路建设、廉租房建设、学校和医院的抗震加固预算等。

    地方债务状况和发债背景

    地方债务已是个老问题,多年来一直流传着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数字和负债状况。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出台四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这一计划极大地刺激了地方政府的举债动机。从2008年之后,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急剧扩大。

    根据中国《预算法》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由于各地为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导致资金需求巨大,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设立各种融资平台来弥补资金缺口。

    2010年6月23日,中国审计部门首次披露备受社会关注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通过审计调查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截至2009年底这些地方的政府性债务余额竟然高达2.79万亿元。如果说这仅仅是暴露出的冰山一角,那么全国到底有多少地方债务呢?

    2011年3月至5月,审计署组织全国审计机关4万多名审计人员,对31个省市自治区和5个计划单列市本级及所属市县三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进行了全面审计。审计了25590个政府部门和机构、6576个融资平台公司、42603个经费补助事业单位、2420个公用事业单位、9038个其他单位、373805个项目,共1873683笔债务。审计结果是:

    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亿元,占62.6%,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369亿元,占21.8%,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695亿元,占15.58%。

    在2010年底的这10.7万亿元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有51%共计5.48亿元是2008年及以前年度举借的并用于续建2008年以前开工项目的,其余的5万多亿元是2009和2010年两年间形成的。

    两年之间,地方债由5万多亿增加到10万多亿!其增长速度惊人!相比之下,中央财政的债务余额在2009年底有6万多亿元,2010年末估计达到7万亿元。中央和地方的债务加起来总计达到近18万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45-50%。这种债务比例标志着中国的债务率已进入预警阶段。

    审计部门发现:2009年地方债务增长迅速,在审计的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的2.79万亿元政府性债务中,2009年以前形成的债务余额为1.75万亿元,当年新增1.04万亿元。在这些新增债务中,仅有8.9%用于中央扩大内需新增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相当一部分用于建设2008年前已开工的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

    审计部门还发现部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较大。从债务余额与当年可用财力的比率看,省市两级和西部地区债务风险较为集中,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超过100%,最高的达364%。

    明年将迎来地方债还债高峰期,债务到期额预计将达到4.6万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倍感压力,为寻求填补债务缺口的办法,地方自行发债无疑成了解决问题的应急办法。

    地方自主发债的意义与风险

    面对暴涨的地方债务,中央财政已经无能为力,而商业银行出于对风险和收益的考虑,也轻易不肯伸出信贷之手。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靠地方政府自己发债来应对还债问题。这就是地方自主发债出笼的主要背景。

    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对于地方政府无疑于一场对紧箍咒的松绑。地方债券这一融资渠道,为保障房建设等资金需求找到了途径,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内需保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2009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一片红火,与政府负债拉动经济有极大的关系,但是仅靠中央财政的力量难以适应各地的发展需求,让地方财政自行融资调剂财政资金,可以更加灵活地促进经济活动,适应当地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灵活性,对于僵死的财政体系有建设性作用。

    但是,负债经济存在着诸多弊端,完全放开地方发债管制更有极大的风险,其问题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第一,靠负债刺激经济难以长久,到一定时候经济增速还会降下来,使经济增长出现大起大落。回顾2008年之后的三年间情况,中国经济像坐过山车式地忽低忽高。当一波剧烈的财政刺激之后,通胀出现,经济减速。

    以表明制造业活跃度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例,2008年12月份PMI指数降低到41.2,2009年12月份跃升至56.6,2011年10月份PMI指数又降回到50.4。

     负债经济的危害在于,当经济被推上一个高度后,如果没有持续的债券支持,经济就会掉下去。如果想持续维持经济规模和增速,就必须继续借债,扩大债务规模。久而久之,债务规模逐渐庞大,超过了本国或本省还债能力,风险就会出现。到头来,不仅经济运行会出现更大的下跌,还可能伴随恶性通货膨胀。西方国家已经有先例在前。

    第二,当债务规模达到难以偿还的时候,各种金融风险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已经在西方国家上演了。从美国华尔街公司倒闭潮,到最近一些美国州政府财政破产,无一不与透支负债有关。

    第三,地方债券大于国债有可能造成国家管理上的混乱和分裂。当一个国家出现过多的地方债而不是中央财政的国债时,地方问题会凸显出来,甚至造成国家内部的分裂。

    最近欧盟国家出现的问题就是典型的案例。欧盟统一了货币,但没有统一债券管理,各国随便发债,结果就造成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危机。这种状况要么将欧盟拖入解体,要么将欧元区分崩离析。中国必须及早看到这种前景。如果允许地方债大大高于国债,其最后的结局可能比欧盟还遭。

    骑虎难下的中国债务

    总之,财政放权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又可能由于软约束的问题使地方各自为政,尾大不掉。出了问题往中央财政推,债务风险向中央财政转移。

    地方政府性债务受到普遍担忧还有制度和体制的原因。先行试点的四个省市的地方政府条件相对较好,其他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尚未具备较完善的发债条件,即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模式,在机制上缺少预算的民主和支出的公开透明。

    财政部目前的做法也受到质疑: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是财政体制上的大事,是否需要全国人大进行审议和批准,在立法程序上获得合法化?在地方债的发行额度方面,是否也需要经过地方人大的审议和监督,是否应纳入地方年度财政预算?如果缺少这样一些体制性的约束,那就很容易出现乱发债的道德风险。

    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是个新事物,它的风险控制还需要深入研究,它对宏观经济方面的影响更需要有理性高度的认识。希腊、意大利等国都是前车之鉴,中国需要引以为戒。

    今年6月,云南城投贷款和上海申虹城投贷款出现问题,引起人们对城市投资债务的关注。这种债务风险一旦发生,很快就会导致地方债的发行困难和流标,甚至遭到抛售。所以,地方债的自主发行绝不是地方政府一腔情愿的事情,还要由市场来选择,它需要在市场检验的配合下进行。

    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我国的地方债务风险也在迅速累积。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的超速增长已形成恶性循环。十几年来,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逐年增长,并超过了G D 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2010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为当年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3倍,即使用当年全国的财政收入都来偿还地方政府债务,仍存在着2.4万亿的缺口。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81663.34亿元,同比增长29.5%。全国财政支出69480.5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4975.61亿元,增长27.5%。受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9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比前几个月明显回落。财政收入增幅放缓,开支却在增大,9月财政支出继今年6月后,再次突破万亿。

    财政收入的有限性和财政支出的刚性决定了债务规模难以压缩,但如果继续更大规模地发债,最终会形成恶性循环。所以,未来地方债的发行必将面临两难境地,对于这一问题需引起高度关注。

 

 

 

 

导语西方经济长期负债发展,超前消费,导致目前欧美国家的政府负债高达三四十万亿美元,社会负债已达天文数字。这种负债发展和超前消费的模式一天不改变,债务黑洞就一天不会缩小。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早晚是会被一块拖下水去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弊端,从经济学角度已经清晰地暴露出来。

如履薄冰的欧债救援计划

----欧盟峰会一揽子方案透析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11030

2011 10 26 日晚,欧盟各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经过近8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直到27日凌晨才达成一揽子协议。主要内容有这样几项:

1,将欧洲金融稳定工具的资金规模扩大到1万亿欧元(1.39万亿美元),以应对欧债危机。至于该工具规模如何扩大,目前有两套备选方案,具体如何操作还有待日后召开的欧盟及欧元区财长会敲定。

2,为了整固银行业,在20126月底前将欧洲主要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到9%。为了满足这一资本金标准,欧洲银行业可能需要增资1000亿欧元。

3,银行业同意对希腊国债进行50%的减记,这意味着银行等私人投资者将为减轻希腊债务负担贡献1000亿欧元。

消息传来,欧洲和亚洲股市一片上扬,国际油价也跟着上涨,非美货币纷纷走强,欧元兑美元汇率一度突破1.4水平,澳元兑美元汇率盘中涨幅一度超过2%

在欧盟债务危机出现一线转机的情况下,未来前景到底会出现什么变化?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要想对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必须首先对欧盟某些国家的主权债务情况有所了解。

如何筹措1万亿欧元

欧洲债务问题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缺口。目前欧盟可以动用的救援资金主要来源于欧元区成员国和IMF,其中,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4400亿欧元,IMF 出资2500 亿欧元,欧盟金融稳定机制为600 亿欧元,加起来有7500亿欧元。但除去对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的救援,已经花费了2500多亿欧元,剩余的不到5000 亿欧元。

如果剔除IMF 的救援资金,目前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可以动用的规模仅为2500-2750 亿欧元。如果下一步意大利等大中型经济体债务危机暴露,那么这点钱就可能杯水车薪。很明显,资金缺口巨大!欧盟需要新的救援资金。

此次峰会的核心任务是如何加强EFSF的作用,目前EFSF已经具备救助银行的职能。EFSF也被认为是防范意大利和西班牙陷入真正危机的最后防火墙。

那么,欧盟如何将救援资金扩大至1万亿欧元呢?1万亿欧元是否足够应付未来的债务危机?

1028日,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首席执行官雷格林来中国与中方会谈,他表示,中国已经购买了EFSF债券,但他拒绝透露具体数额。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之前透露,因为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中国可能注资欧洲5001000亿欧元,前提是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如果中国伸出援手,那么这1000亿欧元的注入将对欧盟应对危机起到很大作用。

目前,中国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1028日,纽约时报刊登出文章:《欧盟正式请中国援救欧元》,这说明中国的意义重大,但中国是否能成为挽救危机的英雄?很多人存在担心。这是因为弄不好中国会被一块拖下水去。欧洲和美国的债务黑洞实在是太大了。中国也面临着巨大风险。

为了筹资,10 27 日的欧盟领导人峰会通过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杠杆化方案,该基金的救援规模将通过一个特殊目的投资工具(SPIV)和一项债务担保计划,将有效救援资金从4400 亿欧元扩大至1 万亿欧元。该特殊目的投资工具,主要是为了吸引中国和中东等主权财富基金等海外私人部门的资金来购买受困欧元区成员国的债券。

看来,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几千亿欧元的扩充部分主要来自欧洲以外的国家。据说,德国在现有救援框架内将承担2110 亿欧元的救援资金。但即使从欧洲以外国家筹到钱,是否就能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资金需求呢?

面临降级的欧洲银行业

截止2011 9 月底,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五国未清偿国债本金规模为2.72 万亿欧元,本息加起来为3.7 万亿欧元。光是意大利一家就有1.9万亿欧元的债务,意大利的负债率已高达120%,即国债已经是本国GDP1.2倍。而希腊的负债率更达到160%

这次峰会之前,欧元区和欧盟财长会针对欧盟金融稳定和债务危机救援体系已达成初步的一致协议,认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需要进一步增强救援的能力(包括私人部门的资源加入)、扩大救援的规模,以确保欧元区和欧盟的稳定性。

所以,这次欧盟峰会一个主要的特点是让银行出血,让银行债权人免除希腊的债务。这样做无疑给欧洲岌岌可危的银行业雪上加霜。但在增加欧盟救援资金的同时,此次峰会还做出了增加银行资本金的决定。根据欧洲银行监管局的预测,未来一年欧洲银行业为了达到新的9%的资本金要求,需要募集的资金为2750 亿欧元。

欧洲银行业对“欧猪五国”的国债本金风险头寸至少为5100-5700 亿欧元,而参加压力测试的90 家欧洲大银行2010 年底的资本金为12089 亿欧元。欧洲银行业承担希腊主权债券的50%的资产减计,大致要损失1000亿欧元。

欧洲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原本并不强。欧洲银行监管局在欧洲21 个国家90 家大银行进行的压力测试显示,截止2010年底,90 家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9%,其中20 家银行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低于5%,需要在未来两年内补充268 亿欧元的资本金。

此前,全球最大的城市银行法国-比利时合资的德克夏银行(Dexia)的倒闭,曾引发了人们对欧洲银行业的忧虑。现在,欧盟要求银行业承担希腊主权债务50%的资产减计,银行业的风险明显增大,这种状况可能使欧债危机正向银行业危机转化,并发生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正因为此原因,在过去的五个星期里,欧洲银行股票跌了50%以上。法国银行面临降级的危险。

欧洲经济的走向

     欧债一揽子计划对欧洲经济将产生什么影响,还需拭目以待。

欧元区8月份的通胀率同比升2.5%,涨幅与7月持平,低于6月的2.7%,但连续第9个月超出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上限。

欧元区7月失业率达10%,高于市场预期中值9.9%,共有1580万人失业,环比增加了6.1万人,但较去年同期减少24.7万人。

从成员国来看,7月西班牙失业率达21.2%,高居欧元区榜首,是1996年来最糟糕的状况,500万人没工作。其次是爱尔兰,失业率为14.5%。斯洛伐克失业率为13.4%,处于第三。第四位是葡萄牙,失业率为12.3%8月德国失业率为7.0%,为连续26个月下滑,并创1991年以来最低水平,失业人数295万人。奥地利失业率最低,为3.7%

中国外贸出口自6月份之后连续下降,欧债危机已明显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但目前还不敢这样说:救欧盟就是救中国。这种体制性的长期顽疾已经不是小修小补可以解决的,大的端倪还在后面。

关于中国该不该出手救欧盟,我看成效甚微。西方经济长期负债发展,超前消费,导致目前欧美国家的政府负债高达三四十万亿美元,社会负债已达天文数字。这种负债发展和超前消费的模式一天不改变,债务黑洞就一天不会缩小。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早晚是会被一块拖下水去的。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弊端,从经济学角度已经清晰地暴露出来。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1-02 23:41:26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余永定:中国不会轻易为欧元区纾困

中国不会为欧元区纾困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 余永定

2011年11月02日

    欧洲向中国的“求欢”正朝着一个新的、也更为热切的层面演变。欧元区纾困基金负责人克劳斯?雷格林(Klaus Regling)目前正在北京谋求中国的支持。而就在几天前,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还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通话,以争取中方的支持。他们不应抱过高的期望。

    他们将会听到中国的客套话:中国愿意、也有能力提供援助。自从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来,中国多次表示愿意向欧洲施以“援手”。然而,欧元区国家必须明白,它们将必须要自救。指望“红衣骑士”出手援助可谓大错特错。

    要清楚,出于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一个强大的欧洲总是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欢迎。同时,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一个财政稳健、繁荣兴旺的欧洲肯定符合中国的利益。当然,像中国这样坐拥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是有能力提供援助的,但尽管它愿意出手相助,也并不是无条件的。

    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11年大连世界经济论坛(WEF)上所指出的那样,欧盟(EU)必须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当欧元区各国和各党派彼此就如何推进纾困方案争吵不休之际,中国怎么可能支持那些匆忙拼凑而成的纾困方案呢?

    事实证明,中国对美元的信心是错误的,它承担不起再犯同样错误的代价。近来欧洲扩大纾困基金规模的协议被视为积极之举,但通过部分担保以“杠杆化”欧洲稳定安排(EFSF)的想法则无法让人放心。这远非EFSF债券的初衷。

    从中国国内政治的角度看,用中国的钱为欧盟国家纾困让中国人很难接受。中国的数千万老年人会要求知道:在他们自己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养老体系的情况下,为何还要援助富裕的欧洲人、让他们早日退休?与累积了巨额外债的美国不同,欧元区整体的外部(负债)状况比较健康。这意味着,只要德国和一些北欧国家乐意出钱,欧元区国家就能够用自己的资金解决主权债务危机。中国人将会质问:如果德国人不愿意掏更多的钱,中国又何必操这份心?

    话虽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袖手旁观。正如中国已经做过的那样,中国将乐于以一种有分寸的方式投资于EFSF债券。如果说欧元区债券应该发行,那么中国也应该投资。就针对欧洲主权债券的任何重大投资而言,安全都是关键,这意味着需要百分百的担保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介入。此外还有许多方式,可以让中国在不承担主权债务风险的情况下提供援助。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可以购买欧洲财务稳健的非金融及金融企业的股票。中国企业可以向欧元区经济注入数十亿欧元的定向直接投资。

    此外,中国还可以提供间接援助。中国政府应该允许人民币对欧元升值,给予欧洲企业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这当然需要欧洲方面也有所回报。通过贸易和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欧元区经常账户情况得到改善,将解放欧洲内部的资金,从而使更多的储蓄流向各国政府。

    虽然中国应继续与单个欧洲国家开展双边合作,但中国政府应该与欧元区集体(而非单个国家)谈判金融纾困方案。否则,由于各国对中国举措的态度肯定会有所不同,这可能导致欧洲内部出现不和。

    我们要清楚,中国不应给外界留下利用他人不幸牟利的印象。但对中国政府而言,金融决策应建立在金融考量的基础之上。如果中国的帮助未能达到你们的预期,切勿出言责备。中国从未说过它能够将你们从债务泥潭中解救出来——而且如果仅凭中国的力量,它也不会这么做。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 <yuweiyuwei4@hotmail.com>  2011-11-04 12:52:12 +0800 收件人: "仲 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欧元的选择只有早死或迟死

欧元的选择只有早死或迟死

余治国 叶楚华

2011年11月1日

    “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表示, 2008年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欧洲面临巨大的货币动荡,经济增速下滑,但欧元区国家不能像欧元区成立之前那样用货币贬值来应对,因? 酥荒懿欢显黾庸舱瘢馐桥氛闹饕蛑唬磁氛,这种货币非黄金也非美元,而是由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等几种主要货币按照比例组成的“一篮子货币”。“一篮子货币”按照一定比例组合统一与黄金挂钩,其它币种则根据INTOR制定自己的汇率空间。

    但是,蒙代尔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未免有些书生意气。其实,早在19世纪中叶,恩格斯就预言说,欧洲大陆必然衰弱,美国与俄国将成为20世纪的超级强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便梦想着统一欧洲大陆,这个大陆使用统一的货币,并以此对抗当时首屈一指的大英帝国与美苏强权。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世界金融五百年》一书指出,希特勒战争的目的不在于战争本身的 攻城略地,而在于:“自始至终,希特勒的胜利秘诀是政治智慧,而不是军事征服。希特勒并不认为德国有同英美苏三大国的联盟发生长期战争的可能,他自信自己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目的,若不行则通过一系列小规模战争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在他看来,在政治手段和进攻波兰的小规模战争之间没有清楚的分界线。希特勒本人也知道,一旦国家综合实力与军事力量成为决定因素时德国便会完蛋。希特勒……说过,‘一个国家并不靠货币的表面价值来维持生活,而是要靠真正的生产,而生产才能使货币获得价值。生产才是货币的真正准备,银行保险箱中存满了黄金并无意义’。依靠华尔街德国重建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此时的希特勒意欲在这个基础之上打破英美主导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建立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经济新秩序。”

    意图武力整合欧洲的希特勒失败了,现在的德法两国意欲通过欧元来整合欧洲大陆的努力也必将失败。众所周知,现代货币基础都是背后的国家信用,现代法定货币与国家财政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政府支出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融资,政府税收创造了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同时回收货币。政府税收与货币币值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从铜钱到钞票:中国古代的通货膨胀》一文指出,早在几百年前的中国古代,政府便“通过提高税率,来大量回收纸币,缩小纸币流通量,提高民众对纸币的需求量,从而保证纸币的价值。” 因此,与过去的金银货币不同的是,现代法定货币无法国家存在。换而言之,政府及其发行的货币,其目的在于维护一国资本的整体利益。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国家而由市场调节的乌托邦思想建立在理论经济学家的纯粹理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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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元的基础名义上是多个国家的信用,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从根本上缺乏牢固而稳定的信用基础。欧洲各国由于历史、文化、语言与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差异,难以形成一个整体。从政治意义上讲,超国家主权的统一的欧洲并不存在,只有各国政府才拥有合法权力。从社会经济意义上讲,欧洲更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欧盟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英国、德国和法国是其中最为发达的国家,其次是荷兰、瑞典、西班牙和意大利北部,而东欧和部分南欧地区与这些发达国家的关系类似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有趣的是,即便是在欧盟一些成员国内部,民众期望的是分裂而不是统一。例如在意大利,意大利北部是发达的工商业地区,而在意大利南部则是落后的农业地区,当地黑手党横行,意大利北部民众早就想丢掉南部这个包袱,寻求独立的途径了。

    欧元恰恰是在尚不存在“欧洲”这么一个国家时诞生的。表面上看,欧元是一种像蒙代尔这样的理论经济学家心目中独立于国家的理想货币。但是,欧元诞生的本身就极为荒谬。欧洲缺乏在整个欧洲大陆范围内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也没有防止在欧洲落后地区出现失业率高企的欧洲一盘棋的财政机制。因此,欧元区内部各成员国必然存在着差别巨大的工资水平、社保和财政税收体制,而这些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是无法解决的。因此,欧元一旦发生危机,由于各国财政的不统一,整个欧洲必将陷入一种无力施救的不断衰退的状态。书生蒙代尔所建议的统一欧洲财政无异于闭门造车的书斋中的幻想。

    此外,自欧元诞生以来,便对美元已形成严重威胁与巨大挑战。这是因为,一旦欧洲形成一个整体,欧元获得了坚实的信用基础。欧洲与美国就取得了平等的地位,欧元区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元必将崩溃,美元及其之上的美国霸权将随之付诸东流。

    美国作为当代世界的超级强权帝国和历史上的诸多帝国都不太相同,它以金融霸权作为其强权的基础。金融霸权的核心则是美元。自1971年,美元挣脱黄金的枷锁后,就像《世界金融五百年》一书所讲的,美国以枪杆子支撑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然后再以美元为世界货币来控制全球资源。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美元的石油本位体制。美国通过地缘政治活动和军事部署,保证以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的单位,详见《世界金融五百年》一书。

    美国通过掌控世界货币体系来控制他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税收制度,从而控制其产业发展,迫使其走上美国所希望的路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便是美国实行其金融霸权的两大工具。以IMF的标准,美国早就应该执行紧缩政策来保住汇率,并优先向中国还债同时开放金融与高科技市场,甚至该宣布国家破产了。弱国只能按照IMF强制性的荒谬建议自吞苦果,而美国却依然潇洒如故,对国家核心技术与战略产业严密保护,同时肆无忌惮地继续大规模举借外债。IMF的双重政策可见一斑。世贸组织的所谓自由贸易,同样执行双重标准,美国设置一系列的贸易障碍,而他国却只能完全开放市场给美国。

    结果,美国通过军事与金融霸权以天文数目的债务和贸易赤字来吸收全球资源。美国以不到全球人口的5%,消耗了全球能源的20%,淡水的16%,木材的15%,人类垃圾的10%和二氧化碳排放的25%。因此,美国人无法容忍欧元对美元的挑战,必将采用一系列的组合拳击垮欧元。只要有美国这样的强权存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就不太可能完成,欧元的信用基础就无法夯实。

    正如我们在《世界金融五百年》一书中所指出的,美国人在21世纪初所发动的几场战争,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针对欧元。自2007年以来,美国本身已陷入危机之中,急需让国际资本流向美国来维持其庞大的金融体系。搞垮欧元正为这一目的。按理讲,希腊这样的一个小国发生危机根本不会动摇欧元目前的地位。但美国只不过以希腊作为一个楔子,利用其控制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参见《巴菲特阴谋》一书关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论述)蓄意放大欧猪五国(PIGS)的主权信用危机,迫使诸如希腊这样的国家退出欧元区,从而引起欧元区其他弱国的链式反应。所谓攻其一点,动摇全线,造成欧元全面崩溃从而收编欧元区经济。

    据瑞银的分析,德国这样的较强成员国退出欧元区后,第一年的人均成本约为6000-8000欧元,此后为3500-4500欧元/年,这相当于第一年GDP的20-25%。更为严重的是,欧元瓦解后,欧洲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将不复存在。较弱成员国退出欧元区后,第一年的人均成本约为9500-11500欧元。随后几年的人均成本可能为3000-4000欧元/年,这相当于第一年GDP的40-50%。此外,现代法定货币联盟的瓦解几乎都会导致某种形式的独裁、军人政府甚或内战,欧洲也不会例外。

    欧元崩溃之后,不仅欧洲要承受巨大打击,而且与之有紧密的政治与经济联系的其他地区也将受到牵连。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是几十个过去殖民地国家的金融中心,比如西班牙,葡萄牙是南美巴西,阿根廷等国的金融中心。随着欧元的崩溃,大量欧元资产将变成坏账,欧洲银行必然采取紧缩策略,这些国家的金融与经济必将遭到严重打击。美国在打击欧洲的同时,顺手还能收编这些国家。策略之高令人叹服!

    欧洲唯一可以幸免于难的只有英国。英国从来就有对欧洲大陆分而治之的策略,英国人的崛起与此不无相关。《世界金融五百年》一书对此有具体而微的讨论。英国凭借其高超的战略阳光与手段游离于欧美之外,却两边讨到好处,从而可以保证英镑与英国目前的国际地位。  

    至于中国,虽然力挺欧元,但也只是以欧元为手段来消耗美国实力,并不能保证欧元不死。总而言之,只要欧洲大陆无法统一成一个国家,形成统一的财政政策,欧元就不可能具备坚实的信用基础。这个过程现在来看仍然遥遥无期,而美国才是欧元命运的掌控者。因此,就像中国房价必跌一样,欧元的早死或迟死无非要看美国人愿意怎么做了!中国目前所应该做的则是在欧元死亡的过程中尽量扩大自己的实力,以做好若干年后直面美国的准备。

   

 

 

 

中国人为什么富不起来?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11111

 

中国仍然有很多穷人

    前些日子我到天津社科院开会,休息期间做了一个按摩,服务员是一个高高大大的东北姑娘,齐齐哈尔的,年龄已经三十岁了。一边按摩,一边聊天。这个姑娘苦诉道,原来一盒5元钱的盒饭已涨到7元,一包1.5元的方便面涨到2.8元,整天吃的全是地沟油做的饭,就这样,还要一分一厘的省,把钱寄给家里。已经谈了三个男朋友,没有一个愿意养活她那得病的母亲,所以,已属于大龄女的她已经没有了结婚的念头,即使有了男友,也租不起房,结不起婚,养不起孩子。从她那已经平静下来的话语,我感到了一种人生绝望。           

     这种连基本生存都满足不了的失望甚至表现在80后的白领身上。那是一对年纪快到三十岁的小两口,租房住在我的隔壁。一个博士一个硕士,一个在科学院工作,一个在联想公司,双方父母都在外地,他们到现在买不起房,不敢生孩子。           

    整个80后和90后,大批这样的青年,改革三十年来财富外流和贫富分化所产生的生存压力,都将在这一代人身上显露出来。回想我们60岁这一代人的青年时代,即使那么贫穷,也没有多少人结不起婚,养不了孩子。社会是发展了,财富是增加了,但为什么中国仍然有这么多穷人?看来是国家的发展目标出了问题。改革三十年来,没有把富民当做基本的目标。发展模式也有问题,国民财富大量外流,本国人民受惠不多。

      对中国GDP的分析

据联合国统计,三十年来,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16.5倍,世界GDP总量平均增加了2.34倍。从各个国家来看,低于世界2.34这个平均水平的有美国、巴西、日本、俄罗斯、西欧国家和东欧国家,其中俄罗斯最低,三十年间GDP只增长了0.71。这主要是由于苏联巨变导致的。高于世界水平的主要是亚洲国家,最高的也不过四五倍,但中国例外。

从数字上来看,说中国是一支独秀,并非虚言。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四十万亿元,超过了日本,但从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衡量,中国比日本还差得远。从人均GDP来衡量,中国更是差得多。            

     大家知道,国内生产总值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当年产出的经济总量,这是自80年代之后新兴的一种统计方法。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间相互投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很难以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方法来统计一个国家的总产出。国民生产总值统计的是本国企业的产出,不包括外国企业的产出。所以,在一个外资大量存在的时代,国民生产总值渐渐失去了用场。                     

上世纪90年代后,世界银行改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代替国民生产总值(GNP)。也就是说,只统计这个国家领土范围内的经济产出,不管海外投资和海外产出。这种统计很容易糊弄那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在当今的世界上,发达国家都是海外投资大国,甚至海外的投资远远大于国内的产值。像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输出国家,海外的投资收入可能远超过国内的收入。          

     日本也是海外投资大国,日本在海外的经济产出相当于国内的经济规模。不要看日本的GDP被我们超过了,但是日本在海外有很多投资。譬如日本在中国投资非常多,建了很多厂。这些厂等于日本企业海外的延伸,这些产出是日本的GNP。因此,从GNP角度来看,日本比中国大得多。           

    我国海外投资数量比日本少多了,到2009年,我国的海外投资总数才1000多亿美元,而日本的海外投资总量已达到上万亿美元。至于美国、欧洲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海外的产值也相当可观。有些国家靠海外投资就可以养活国内生存。           

     这样一分析便可以看出:三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GDP越来越大,因为发达国家把生产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了。发达国家的GDP增长缓慢,发展中国家增长飞速,这是资本全球性流动的结果,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这种状况好不好呢?有好处,也有坏处,它使一些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起来,有了高楼大厦,有了现代化的设备,有了富裕的精英群体,但这也仅仅是表面现象。如果深入分析,便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外资占中国的经济份额已很大

今天,外国投资在中国产生的经济规模至少占我国GDP1/3。在很多产业领域,外资企业几乎取得了控制和垄断地位。

以汽车行业为例,外资几乎拥有了中国汽车百分之九十的品牌,外国投资拥有中国汽车业的至少50%的股份。整个汽车业的利润大部分落入跨国公司之手。甚至在食品和农业等领域,外资也占领了中国大片市场。

    以美国餐饮业公司在华的投资为例,其最大的投资企业百胜集团在华拥有的品牌有:肯德基、必胜客、必胜宅急送、东方既白、塔可钟、A&WLJS等世界著名餐饮品牌。

   2009年百胜餐饮集团再次蝉联当年餐饮百强第一。2005-2007年,肯德基在中国快餐连锁的市场份额达到40%,麦当劳为21%。截至20106月,肯德基在华门店数突破3000家,覆盖了大多数二三线城市,麦当劳中国门店数量仅相当于肯德基的1/3

    2010年,百胜在中国市场的业绩首次超过美国本土,达到了41亿美元,占到集团业绩的36. 5%2011年第一季度,百胜在中国的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3%,而同期美国的同店销售额却下降了1%2010年,百胜期望能在中国3700家餐厅的20亿美元营业额中占据36%的市场份额。截至20114月,百胜在华员工人数达到30万。

2011年上半年,可口可乐在中国生产和卖出超过240亿瓶水、茶、果汁、汽水等饮料,全年销量将高达500亿瓶。经过近年高速兼并扩张,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已牢牢坐稳中国饮料市场头二把交椅,二乐每年在中国市场实现的净利润30亿美元以上,按两乐平均18倍市盈率计算,仅两乐在中国的资产价值就超过540亿美元。

再来看雀巢公司,1984年雀巢在中国投资建厂。20114月,雀巢收购了银鹭食品公司,获得60%股权,20117月份收购徐福记60%的股权,扩张了蛋白饮料市场和糖果市场。目前,雀巢已经全面介入中国市场,其产品涉及咖啡制品、调味品、奶制品、冰激凌、饮料、保健营养产品、饮用水、烹调食品、谷物食品、宠物食品及早餐谷物等各个领域。

2010年,雀巢占据了中国鸡精业8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奶粉市场高端领域中,雀巢与美赞臣、惠氏、多美滋、雅培等占据70%以上的市场份额。

截至2010年底,雀巢占据中国速溶咖啡市场75%份额。2010年的米粉市场上,雀巢以12.32%排在第三。2010年的北京棒冰市场上,雀巢以13.25%的市场份额占据第四位,冰淇林市场以23%占据第二位,雪糕以9.54%占据第五位。

截至2009底,雀巢直接投资累计达83亿元人民币,在大中华区销售额达到159亿元人民币。2010年为28亿瑞士法郎。在中国的员工总数2010年达到14000名。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有几个打入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何时能达到雀巢、肯德基这种程度?这些年里我国拼命招商引资,外资大量涌进,占据了很多领域,甚至在某些行业取得了垄断地位。尽管搞得中国经济十分红火,但在这红火的背后,是外国人赚钱,中国人卖命。

外资在中国的资产规模也很大

     外资在中国的资产规模也很大。外国投资在中国不仅打造GDP,也置办固定资产。北京、上海、广州有那么多摩天大楼,那么多工厂,其中很多是外国的资产,并不属于中国。目前,中国的存量资产可能有五分之一是外资的。

从资产规模上讲,外资在中国所拥有的各种资产(固定资产、金融资产、无形资产)至少也要占到我国总资产的1/3

GDP仅仅是个流量的概念,即当年生产的经济总量。存量资产是另一个概念。譬如北京的香格里拉饭店、长城饭店、建国门饭店、国贸大饭店,都是外商投资,多少年来,利润被外商拿走,资产也是外资的。外商投资的企业,资产所有权在外商,利润索取权也在外商手里。它们都在产生GDP,但创造的财富利润并不属于中国人。今天的北京上海,有多少大楼归中国人所有?上海浦东的森大厦等标志性建筑,大多是外国人投资。

还有很多的工厂,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统统是外资的固定资产。像美国英特尔公司在大连的投资设厂,深圳宝安的富士康,外国制造业在中国拥有庞大的固定资产。而外资目前在中国的固定资产到底价值多少?至今中国方面没有统计。

     外资在中国的收益

     据估计,外资企业在中国存留的利润大约有1万多亿美元,由于美元等国际货币不断贬值,这些外资利润大多选择人民币形式存放。二三十年间,外资在中国拿走的利润相当可观。光是一个德国大众汽车,估计已经收回了其当年投资的十几倍利润。

以美国通用汽车在华投资为例,其投资回报率大约为25%,四年便收回投资成本,五年之后每年从中国净赚几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债券的投资回报率仅有3%左右,扣去美元不断贬值的损失,中国在美投资的收益实际为负。

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20116月发布的数据,截止2010年底,美国累计出现2.47万亿美元的对外金融净负债,但据彭博财经报造,美国巨额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大量利润,为了避开美国税,标准普尔500企业未汇回美国母公司利润高达2万多亿美元,仅美国企业为避税而滞留海外的利润就足以抵消美国全部对外金融净负债。这是美国人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重要原因。   

     由于中国的经济学者得不到这些带有企业机密的数字,政府部门也不进行这方面的曝光,所以,外资企业这么多年里从中国拿走多少利润,是他们投资总额的多少倍?至今无人知晓。光是一个汽车工业,整个被外国投资把持着。连年汽车产量高速增长,增长得越多,利润外流越多。

不过有一种方法可以估算外资企业在华所获得的利润。美国标准普尔500企业在中国的资产价值约1.1万亿美元,按其14倍的历史平均市盈率,这些企业每年可以从中国赚取超过800亿美元的利润,加上其它中小企业在中国投资,美国企业在中国拥有的资产价值高达1.5万亿美元。那么美国企业每年在华拿走的利润大约为1100亿美元。

    按这种方法计算,所有的在华外资企业每年大约从中国获得的利润大约为4000-5000亿美元。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产生了GDP,也产生了利润。GDP留给中国,利润外商拿走。这种GDP对于中国来说,只意味着微薄的工资,大头的利润流往海外。甚至中国还要付出生态和环境的成本。如果一个国家GDP中的外资成分越多,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外流就越多。           

    今年我到天津开会时,顺便了解了一下天津的外资情况。前几年,天津GDP中的百分之七八十是外资企业打造的。这几年,由于内资企业规模增大,才使这个比例降低到60%左右。所以,GDP不完全等于本国人民的国民财富。GDP再大,也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人民越富裕。因为,在外资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利润索取权在外商手里,本国人民只挣得个打工钱。         

      特别是中国招商引资中存在着过分优惠的问题,以及中国是个低劳动权利的国家,可以使外资更多地拿走利润。多年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再增大,但老百姓的生活变化并不大,其原因就在于劳动工资水平太低,很多发展成果外流了。

      廉价出口和外贸顺差导致GDP大量外流      

     十分可惜的是,中国实施了过度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拼命贬低本国货币币值,拼命压低出口商品价格,拼命追求出口,拼命追求外汇。为了创汇,出台了过度优惠出口、优惠外商、压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这种发展方式使中国国民财富大量廉价外流,生产出的产品大量地甚至亏本地出口到国外,补贴外国消费者了。其结果,积攒了一堆外汇,拿在手里没处放,最后又投入到国外,支援美国建设去了。           

    多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连年顺差,贸易盈余越来越多,人民币死压着不升值,国际热钱看到投机的机会,纷纷涌入中国,炒作人民币。其结果,我国的外汇储备直线上升,今天已超过3万亿美元。拿着这么一堆随时可能贬值的纸上财富,没处搁没处放,只好放回美国,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债。据估计,这笔钱的数目至少有1.6万亿美元。相当于10几万亿人民币,能否收回不可得知。

     一边发展,一边浪费。对利比亚的投资将近200亿美元,折合1300亿人民币,扔到里边拿不出来了。中国有句古语:“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可我们轻易就向这种国家投入这么多资金。本国人民勒着裤腰带,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攒下点钱,都拿到海外浪费掉了。这种发展方法本国人民能富裕起来吗?          

     检讨反省二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中国走了一条国民财富大量廉价外流的道路。二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在二十多年间的时间里发展起来。可中国高速增长了三十年,许多国民依然贫穷。究其原因,就是GDP大量廉价外流。这种陈旧的重商主义发展方式使中国吃了大亏。发达国家通过大量印钞、玩弄货币贬值就轻而易举地掠走了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中国的教训不可谓不大!

      精英群体疯狂聚敛国民财富

     改革三十年来,中国新兴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以及文化精英仗着制度的缺失,监督的薄弱,政治上的特权,拼命聚敛财富。大量GDP流入这个群体之手。再加上贪污腐败,国民财富被侵吞,被瓜分,数量惊人。           

众所周知,改革三十年来,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待遇越来越高,企业主和企业高管的收入越来越高,与普通员工拉开的差距越来越大。精英拿大头,大众拿小头。按这种发展模式再发展下去,再过三十年,普通百姓可能也改变不了贫困和贫穷。

中国财富外流还有中国富人的贡献。招商银行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说很多富人到海外置产移民,50%的富人有移民倾向。这也是中国的悲哀!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这部分人富起来后,就不管没富起来的人。

      调整与选择

    以上分析了GDP外流的几种主要方式。要保住国民财富不外流,要想让全体中国人民都相对富裕起来,过上有尊严的小康生活,需采取以下几种办法。

    一,遏制外商投资,取消外商优惠政策,把失去的领地收回来。

二,人民币该升值就升值,调整国内各种优惠外国消费者的政策,杜绝廉价出口的现象。让宝贵的国民财富留在国内,惠及中国老百姓。

三,矫正发展理论,不能再上当受骗。三十年来的开放,外资已经在中国培养出一大批利益代言人和亲西方精英,他们控制着舆论,影响着政府政策,散布种种不利于中国自主独立发展的貌似高深的理论学说,其目的就是与中国争夺利益索取权。

    四,中国要走自主研发创造的道路,不能一味盲目地用市场换技术。多少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丢了市场也换不来技术。只有在科学技术上站了起来,才能拥有财富。否则,终生将是廉价的打工仔。

    五,调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对富裕人口的征税力度,避免国内财富向国际转移,增加资产税、遗产税、奢侈消费税等税种。

    六、完善劳动群体的政治权利,赋予企业员工团结权,罢工权,谈判权,游行示威权。

    七、遏制贪官,抑制精英,杜绝腐败,改造庞大臃肿的政府。

    中国今后如果不进行调整,这种两极分化式的发展和改革必将面临重大考验。

 

 

 


发件人:"陈申申" <chensssh@gmail.com>  2011-11-06 09:32:49 +0800 收件人: 抄送: 标题: 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

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11年11月04日

    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金融资本,可能是个必然的趋势。这并非没有可能

  今天世界经济的危局来自于西方世界所面临的两大矛盾。本栏上周论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西方所面临的第二大矛盾,存在于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一直被视为是一对孪生体,它们互为关联,互为保护。民主被视为是保护资本主义的最好政体,同时资本主义也被视为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的确,在西方民主政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精英民主,即资产阶级的民主。马克思认为民主政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民主所产生的政权只是资产者资产的看门人。美国历史学家摩尔(BarringtonMooreJr.)的名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也说明了这种关联。

  在历史上,西方民主政体的产生的确和商业阶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联。资产者通过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积累了财富,成为了旧制度的主要纳税人和债权人,自然要和传统贵族分享政治权力。这是民主的开端。近代西方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也的确是以私有财富为中心的。例如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最初出自资产者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说,政权就是资产者所建立,是为资产者的利益服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资产者和其产生的政权之间不仅没有什么大的矛盾,而且是相互配合。
大众民主改变政治性质

  但是,在大众民主产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并且是质的变化。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第一个群体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是大众民主的第一步。之后,随着妇女、少数族群等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力,西方民主从精英民主转型成为大众民主。随着这种政治转型的,就是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成为福利资本主义。经济上的这种转型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民主化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目的就是自我积累,而不是财富的分配。只有在大众民主的压力下,财富分配才成为可能。因为劳动阶层的崛起和大众民主是同一个过程,政府就不能和从前一样光站在资方一边,而必须超越资产者的利益,表现为比较中立的立场,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调解这两者的利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发展出了劳(动者)、资(本)、政(府)三者之间的平衡。在学术上,人们把这样的政府称之为“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政府,这类政府的确在调和资本和劳动的矛盾、维持社会和谐等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政府的这种角色调整,在客观上促成西方中产阶级的成长。

  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西方中产阶级主要有几个部分组成,包括资产者(或者企业家)和为资产者服务的专业管理者。但更大的群体是由产业工人转变而来。在马克思和狄更斯时代,产业工人是典型的无产者,依靠出卖劳动力而生活。但随着劳动工资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工人的大部分进入中产阶层,至少从收入上来说。而政府在劳动工资的提高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政府为什么要通过立法来提高劳动者工资?这当然是因为来自劳动者的选票的压力。

  不过,大众民主也很快产生出对资本不利的因素。在大众民主下,因为政权的基础不再局限于财富,而是选民的选票,政府很快向民众倾斜。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就很难取得政权。当政权基于选票之上的时候,政治人物必须把选票作为优先的考量。因此,在西方,大众民主越来越具有民粹主义色彩。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不得不继续扩张。民主往往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的确,在一些民主国家,大众民主往往造成公共品(publicgoods)的过度供应,造成极大的浪费。很多政治人物为了选票,只管向选民作无限的许诺,而不管经济体能否支撑日益扩张的福利。被民主政治假定为“理性”的选民,在复杂的政治里面往往是处于“无意识”状态,也只看到眼前利益,不顾自己的长远利益。

  寅吃卯粮的政治生态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税基的枯竭。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的税制是以直接税为基础。随着以规避纳税著称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欧美国家的税基已经在不断流失。20年来实际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中产阶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又坚决拒绝增税,反而积极追求减税,于是就陷入了经济萧条必须减税,经济景气也必然减税的怪圈。
在经济体不能创造庞大的财富来支撑福利和公共开支,但国家又无法增加税收的时候,西方政府就走上了靠国债度日的赤字财政,向人民借钱、向国外借钱,向未来借钱。这就是欧洲等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源。就是说,大众民主的压力促使西方各国政府不能恪守财政纪律。
除了大众民主,西方经济的转型也为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过去,西方政府也必须考量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发展不好,选民不满意,政治人物就很难获得选民的选票。因此,政府必须在讨好选民和讨好资本之间作一平衡。但现在,要取得这种平衡越来越难。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把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对本国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资本主义的半边江山已经从产业转向金融,金融业也不产生就业。尽管一些新兴产业例如信息产业正在崛起,但高科技产业需要的主要是少数高端人才,所以对本国就业并没有多大的正面影响,反而通过产业链的全球化,将本国许多中低端制造业转到国外去了。

  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促使着社会朝着两极分化趋势发展,即社会只有富豪和穷人,少有中产阶级。今天,原来由工业资本主义培育出来的中产阶级,生存空间正在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缩小,必然导致社会的不满。政府是否可以通过传统的征税方式来对付呢?实际上,这方面西方政府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对资本缺少有效的制约,如果对富人征税,富人很容易出走他乡,财富流出到其他国家。为了对付财政危机,政府往往选择继续向中产阶级征税,这导致人民更大的不满。

  这样,政府、人民和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张。今天,没有一个西方民主国家能够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无论是社会还是资本,都不能做出让步。政府要么讨好人民,要么讨好资本,但这两者都难以产生有效政府。无论是社会福利方面的问题,还是资本运作方面的问题,都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干预,要不节制资本,要不
节制社会的民粹倾向。如果不能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干预经济,西方经济就会在很长历史时期里在危机、衰退和滞胀之间摆动。

  社会自救力量取代无能政府

  金融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两大矛盾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但矛盾的尖锐程度在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金融资本发达的英美国家,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欧洲大陆主要表现为社会福利过度,即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资本自己不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政府无能或者无力纠正错误,社会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今天的西方发达社会并不见得比发展中国家更为稳定,社会抗议运动也在那里频繁发生。最近发生的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具有指标性意义。长期以来求稳定的中产阶级,发觉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在马克思时代,是制造业资本主义,因此马克思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今天“占领华尔街”的人们面临的是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直接受害者就是传统中产阶级。已经有人说,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金融资本,可能是个必然的趋势。这并非没有可能。

  在工业资本的早期,资本主义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内部阶级矛盾。但后来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政策的确立,如前面所讨论过的,产业工人转型成为中产阶级,西方的社会矛盾得到缓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工业国家对外实行的殖民主义也扮演了一个重要作用,因为通过殖民主义,西方国家把大量的财富转移到了自己的手中。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讨论的是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富国与穷国、北方与南方的矛盾,而不是西方内部的阶级矛盾。不管怎么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一直是西方社会稳定的社会基础。但现在的情况变化了。西方中产阶级同样感觉到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威胁。也值得指出的是,西方中产阶级开始有了这个意识,他们的运动开始有了聚焦。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西方盛行反全球化运动,针对的是自由贸易,但今天人们指向了金融资本。这种变化的意义不可低估。

  西方社会或出现强人政治

  怎么办?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人物,似乎已经黔驴技穷。现在他们所做的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加深问题的严重性。例如,防止滞胀和衰退,光靠QE(量化宽松)政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事实上,QE是建立在过时理论上的错误政策,因为以前的“实体”和“货币”经济的两分法已经不再奏效,政府虽然能够一如既往注入流动性,但却不能改变金融资本成为自利的经济体系中心这个现实,所以QE在很大程度上会恶化问题,大量的资金流向哪里?它们流向了金融业和银行,而不是社会和穷人,也不是流向实体经济。现在的金融业并不缺少资金,金融业对实体经济没有贡献,就是因为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脱节。通过QE方式向金融业注入资金,并不会促使实体经济的复苏;相反,这种方式反而增加了金融业的破坏能力,也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美国这样做对国际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美国通过其控制的金融和贸易体系,一方面向外输出通胀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流动性”过程把财富从他国转移到美国。当然,应当指出的是,大量财富转移到美国并不见得对美国整体社会有好处,因为财富只掌握在绝少数人手中,加剧贫富分化。

  同样,西方对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认知和追求的解决方式也大多是政治化的,因而是无效的。的确,世界经济是失衡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富国和穷国之间,美国和中国之间。但是,世界经济失衡是各国内部经济失衡的外部表现。从前面的讨论中,人们可以看出西方内部的经济是高度失衡的,表现在各方面,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制造业和金融业之间、投资和消费之间、政府和市场之间等等。但是,西方政府无能面对和解决国内经济失衡问题,而是把矛头对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似乎经济结构的失衡是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西方一些国家于是通过各种途径,例如贸易保护主义、炒作人民币汇率等来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这种方式的结果是在恶化问题,而不是在解决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看,没有人知道西方能够如何应付每况愈下的经济。西方的选择似乎不多。从历史上看,不管是社会危机还是经济危机,最终必然转化成为政治危机。从欧美社会抗议的状况来看,经济危机已经开始政治化。然而这也未必不是好事情。因为危机最终也必须通过政治方式来得以控制或者解决。如果政府受制于方方面面的压力,无论是来自资本还是社会,那么政府会继续弱化,直到更大的危机发生。当然,也可能出现强人政治来应付危机和解决问题。政治强人可以利用民粹主义来节制资本;如果是这样,就可能出现左派政权。但政治强人也可以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压制民粹主义;如果是这样,就可能出现右派政权。

  英国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怀念丘吉尔首相时代。这当然是好的愿望,丘吉尔首相是个正面人物。但也不能排除坏的情况的发生,极右或者极左领袖出现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时势造英雄。历史上,经济危机不仅造就了像丘吉尔、罗斯福那样的正面英雄,也造就了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的反面人物。人们不应当忘记,希特勒也是被当时的德国人选举上台的。人们常说,乱世出英雄。在危机时代,如何造就出正面英雄而避免反面英雄,还是人类面临的一大挑战。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1-18 06:32:22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马哈蒂尔:欧洲国家都失败了

欧洲国家都失败了

马来亚前总理  马哈蒂尔

November 10, 2011

    注解:马哈蒂尔是马来西亚前总理。与新加坡李光耀齐名的著名的政治家。在这篇文章里,他阐述了过度高福利模式的危害性,认为美欧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成本的高企和过度金融炒作导致实业的空心化。当前中国泡沫的高房价、当地政府实行最低工资的政策、2008年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也带动了生活成本的高企和通货膨胀的发生,进而可能传导到制造业。现在人民币又面临来自美国要求升值的压力,是福是祸得看运气。Good Luck,China!

 失败的国家们

    1. 在美国的反恐战争的开始,布什总统将一些发展中国家归类为失败国家

    2. 我不知道布什是否认为一个国家像希腊,以其不负责任的财务管理而完全不能支付其债务的国家,是一个成功的国家。

    3. 希腊债务不仅摧毁了该国,也拖累了所有欧洲国家。身无分文的希腊给欧盟带来灾难,可能导致欧盟金融崩溃。到目前为止,欧盟大的经济体和金融头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真正的解决办法。相反,同样的债务危机可能会蔓延到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

    4. 为什么债务危机会发生在欧洲?为了找到答案之一,翻开欧洲经济史,看看欧洲国家是如何变得如此富有。

    5. 在欧洲帝国主义的那些日子里,只有欧洲能够利用工程和技术技能,将制成品出口到世界各地。

    6. 他们能够维持在工业和贸易的优势,让他们感觉安全;殖民地的廉价原料和圈养帝国市场,总是使他们受益。这些因素让他们允许工资和利润以螺旋状上升。因此,他们的生活水准随着其GDP和人均所得提高而水涨船高。他们将他们的国家归类为发达国家。

    7. 民主和社会主义使他们迫引进各种社会福利,迫使他们答应较少的工时和更多的报酬。他们推出的退休金计划、带薪休假和节假日、两倍和四倍的加班工资、昂贵的医疗福利和失业救济金。工人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这是措施原是防止剥削,但权利被滥用,导致薪酬和福利要求与被剥削无关。

    8. 更高的报酬和福利的需求很快蔓延到高级别的职工,再到高管。所有人的奖金不再与公司所得的利润挂钩,变成支付每半年或每年的额外薪金。

    9. 高层管理人员享受股票期权,奖金超过其年薪,汽车,房子和无数津贴,其中包括丰厚的风险金和离退金,即使他们失败也会保证拿到。

    10. 自然地,这些所作所为都将导致其所有的产品和服务变得非常昂贵。这样也使生活的成本越来越高。工资和福利每隔一阵子就得进行修订。随着每一轮的工资和福利的增加,将增加的生活成本,而这反过来又越发导致增加工资和福利的要求。

    11. 所有这些似乎可以无止尽地地循环下去,但东方的新兴工业国家的出现,日本,其次是韩国,跟着是中国,他们的迅速的工业化和低成本高品质的产品几乎将所有的西方制成品挤出百货公司的货架。

    12. 受到降低标准的生活的威胁,他们创造了一种金融市场。无形产品被发明出来,让人去赌运气。他们或有钱人、精于此道的专家们赚得了相当数量的钱,而没有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在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真实业务上。

    13. 然后,他们变得更贪婪。他们开始创造金钱来资助他们的赌博。长话短说,最后泡沫破灭。他们失去了所有的钱。无法回去做真正的商业、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他们就开始摆弄货币及银行体系。

    14. 他们挽救冰岛和爱尔兰成功了。但希腊很棘手。这个国家用借来的钱享受高生活。少工作,高工钱,更好的社会福利吃光了政府财政收入。不愿面对愤怒的人民,政府用借债的办法去填充财政国家预算的窟窿。由于无法支付债务,贷款人拒绝提供任何更多的贷款。

    15. 其实国家开始破产,无可救药。其破产将会导致欧洲银行破产。这将给欧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6. 基本上上说,欧洲国家都失败了。他们自称是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展示品,现在变成空心化,他们被迫向社会主义、不民主的中国寻求帮助。

    17. 但一切努力都将失败,除非他们承认,他们也像发展中国家,变成穷人。穷人必须活得像穷人样。必须放弃他们的奖金、股权、福利、高待遇。在金融市场上的赌博,也必须停止。

    18. 他们要回去工作,拿低工资,以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他们必须卖掉自己的资产(希腊正试图做到这一点)。

    19. 印刷钞票和填写支票毫无帮助。他们必须承认他们已经失败了,他们的信条、他们的系统已经失败了。

    20.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失败了。但许多欧洲国家包括美国也都失败了。(双关,与第一节呼应,妙!)

    关键字: 欧洲债务危机 经济殖民 资本主义

 

 



发件人: "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1-18 12:17:42 +0800收件人: 抄送:标题:英《金融时报》:自由市场理论只能用来骗骗白痴

自由市场理论只能用来骗骗白痴

资本主义接近转折点

    英国工商业联合会会长 理查德•兰伯特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11年11月17日

    “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公众对于市场资本主义运行状况的担忧正不断加剧。因此,周一晚间做出的清理抗议者在纽约市搭建的帐篷的决定,不可能使抗议活动得到控制,反倒更有可能使抗议活动升级。

    公众对于自由市场的支持,是基于两个更宽泛的理由。首先,与其它选择相比,自由市场能带来更有效的结果;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市场能促进整个社会的繁荣。但过去几年,这两种假设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我们现在都已知道,有效市场理论只能用来骗骗白痴,市场失灵可能给广泛的公共部门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我们也知道,经济成功的果实在分配上变得越来越不均。在美国,近年来的所有增长(以及其它)成果都流向了处于社会顶层的群体。如今,美国最富裕的1%人口每年拿走全国总收入的近四分之一,这一比例是25年前的两倍。处于中间阶层的人同期内实际收入有所下降,而在那些只有高中文凭的人当中,这一趋势尤为明显。

    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经济增长极其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难怪甚至一些右翼政客,也已开始对近几周来全球各地的抗议人群表现出某种同情。抗议者没有明确的议程,但这并不重要。他们已经表达出了许多人共有的担忧,而这种担忧不太可能悄然消散。

    因此,资本主义或许正在接近某种转折点,告别过去三十年来盛行的那种“赢家通吃”文化。若不对这种文化加以限制,公众的不安情绪迟早会引发政治反应——其形式可能是远为严苛的监管和累进式税制。这些措施所造成的破坏,至少不会比他们希望取代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要小。

    企业自身若能认识一下问题,情况则要好得多: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的福祉,对于企业有着切实的经济利益;成功或失败的评判标准,并不仅仅在于每股收益或每位合伙人获得的利润;而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某种程度的信任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面对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社会压力,资本主义以往曾做出过调整。眼下,又到了做出调整的时候。

    本文作者是英国工商业联合会(CBI)会长,英国《金融时报》前任总编辑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  2011-11-17 12:45:14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标题: 为什么外资能够掌控中国股市节奏?

为什么外资能够掌控中国股市节奏?

冼岩

2011年11月

    “跟着外资走”,现在已经成了不少股民的经验之谈。每当外资大举撤资时,就说明股市的寒冬将至;而每当外资大举入市,则说明股市的底部已现。为什么以高盛为代表的外资,每次都能瞅得中国股市的先机?为什么外资总能做到“伟光正”?究其原因,当然不是如某些崇洋派所说外资代表了“世界水平”,他们的投资更专业、更理性;而恰恰是因为这些外资的做法比内资更“中国化”,更谙熟中国资本市场“政策市”、“消息市”的奥秘,同时能够更早得到内幕消息,不管是政策动向,还是经济情报。

    外资能比内资更早获得内幕信息,这在其他国家或许是天方夜谈,但在中国却一点都不奇怪。看看在高盛等著名投资公司内任职的,都有哪些人的亲属,答案就清晰了。有人说,如果美国的哈佛大学开家长会必须家长到场,恐怕中国的一些高层会议就没人开了;其实不仅如此,如果高盛等美国大投资公司搞员工家属联谊活动,恐怕中国高层的一些“组织生活会”、“理论务虚会”,就可以直接在同时同地举行了。这些高官们,为了亲属子女的职位前途,毫不担心大量的国家情报和国家利益流失;为了家族的利益,毫不犹豫就可以牺牲更多得多的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就像在铁矿石的交易中,中方“内鬼”为了自己几亿、几十亿的利益,不惜赠送外方数千亿的国家利益。在这个问题上,笔者素来敬重的朱容基难辞其咎。因其名望与权位,他对家属问题的处理,起到了恶劣的示范效果,有辱清名,而且使其一些豪言壮语因此难以自圆其说。一个对比是,在民声鼎沸后,邓小平果断关闭了康华公司;而物议纷起至今,朱云来仍然执掌着中金公司。时至今日,这类事似乎已经法不责众,就连铁矿石这么大的已曝光案子,也只是处理了几个“经理助理”级别的官员。这正像因为现在“裸官”太多,越往上“裸”得越普遍,所以当局对匪夷所思的“裸官”现象也匪夷所思的没有办法。不但没有处理的办法,还要想保护的办法。于是,在一份迫于民愤姗姗来迟的《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中,竟然出现了要“注重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保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等文字。

    既然卖国受保护了,爱国当然就危险了。当今中国的两大怪现状,一是反腐很危险,不但要承受各种压力,而且安全没有保障。这还可以理解,毕竟谁都知道,腐败分子腐败得越多,能量越大。但不可思议的是,爱国、维护国家利益在中国竟然也很危险,可能受到跟踪、骚扰和威胁,安全同样无保障。“解放前”,共产党讽刺执政的国民党,枉顾和出卖国家利益,与买办沆瀣一气,观其例,也无非就是如此。既然大家的做法都差不多,真想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要打一场死那么多人的战争搞“革命”。有人说,现在的中国是在补市场经济的课,等经济发展了,国家富裕了,自然会重新走向公平——这话在十几年前说还会有人信,如果只是民间发生了贫富分化,以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在更强大的国家机器主导下,确实有可能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共同富裕”,但问题是,现在中国最有权力的那部分人已经与最富有的那部分人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了,会师了,他们还可能剥夺自己的利益,将中国导向公平吗?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恐怕已没有人能再否认,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在今天可以大派用场。早在1975年,毛泽东曾批评邓小平说:做了大官,就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此话用在当年的邓小平身上,可能不当;但用在今天的一些人身上,却已经是轻不止痒,更遑言痛?阶级论在今日中国所提出的问题是:当权力已经利益化后,政府还能够保持“中立”吗?哪些拥有了巨大财富的“大官”们,他们代表的,又会是哪些人的利益?

 

 

 


发件人:"角斗士" <meidichanghong@126.com> 2011-11-15 16:19:28 +0800 收件人: 抄送: 标题: 创造公平正义的经济秩序才能维持稳定(欢迎转发引起各界共鸣)

创造公平正义的经济秩序

----解决就业问题,维持稳定

刘卫敏

    当前,全球遭遇金融危机,就业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大规模的失业就会演变成社会问题, 因此,保障就业将是一个政治考量。国家领导人多次呼吁扩大生产,促进就业。

    但是,由于政府的公共政策失误,导致企业举步维艰,难以吸纳就业:

    一方面,欠缺公平正义的经济秩序,尤其资产重组不公,以“行政划拨、资产重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为名强制将原来属于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划拨给各地方政府的大型企业集团、或国有控股公司(其实都是利益集团)【根据“行政许可法”第24条、第83条的原则:政府的公有权利,无论如何委托、行政划拨,其接受委托、划拨的单位都必须是政府行政单位,但在“政企分开”之后、被委托、划拨的过程中,这些接受委托、划拨的企业集团都不是政府单位,仅是市场经济中的博奕者】,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必然会利用非法获取的行政权力,为自身利益打压其它被划拨的企业,排挤原职工,导致大批的失业;

    另一方面,与党政机关公务员相比,企业的国家职工没有国家财政支持,导致我们企业内部为所谓的“增创效益”而被迫“减员增效”,纷纷将屠刀指向自己职工、残杀同类、弱肉强食。

    就业问题其实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人的尊严问题、还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分配制度问题,劳动岗位也是稀缺资源,劳动岗位就是财富,道理非常简单,即资源是有限的!资源就那么多,蛋糕就那么大,张三多了,李四就必然少了。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根本就不要指望找到能达到社会平均水平的岗位!

    有后台就能够找到好岗位、甚至比别人快地晋升职务,获取高薪职位,其实就是以“安排工作”为名变相行贿、权钱交易!

    为权贵的皇亲国戚安排工作岗位就是“解决就业、维护稳定”,将普通职工扫地出门就是“减少臃肿、减员增效”,真是荒唐绝伦!没有后台的普通百姓只能够“转变就业观念、自己创业”?真是混账逻辑!

    这几年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将原来的职工视作改革对象扫地出门,几十年的辛勤工作、默默奉献竟然全部打水漂,视而不见,很多为企业奉献几十年的企业干部无可奈何地感叹:“工作岗位就是稀缺资源,即使你有再好的业绩、再好的群众基础都是白搭!你把企业经营好后,利益集团一定要把你撤掉,让他们的皇亲国戚来捞一把!如果你干不好,更要换你。相反,利益集团的皇亲国戚如何亏损也无所谓,反正捞一把就走”,话语权掌握在利益集团手上,无论干好干坏都要撵你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年“招聘”进来、担任要职的都是权贵利益集团的皇亲国戚!

    更为荒唐的是:为了推进这些所谓的“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竟然出台《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后的法律保障权利都被剥夺,我们企业的地位、职工的权益如何体现?!

    世界各国领导人都以解决国民的就业岗位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们的国情报告都以增加国民就业岗位作为政绩显耀,而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自称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政府竟然不顾我国的最根本国情,提出“减员增效”的方针,于是乎,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的改革推行的“减员增效”,实际上“减员”的都是普通劳动者、其中不乏默默地忠诚奉献的老实人,留下来“增效”的很多都是利益权贵、或其皇亲国戚!这些所谓“改革”从来不提“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各地区、各单位领导张口解放思想、改变思路,闭口与市场经济接轨,几乎无一例外地以“改革”为名将异己推出单位大门、推卸包袱,以利于自己收入最大化,或者腾出岗位安排自己的皇亲国戚!如此的改革将巨大社会矛盾推给我们的社会!我们不禁要问:如此改革,我们减什么员?增谁的效?最终受到损害的是人们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损害的是我们社会的安宁!

    如此凭借权力关系获取高薪职位,比原来论资排辈、按照年龄增长自然晋升更加荒唐!更加腐败!既得利益者可能说:“论资排辈缺乏活力”,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论资排辈能够增强人们对自己单位的归属感!而凭借权力关系获取高薪职位却是典型的权钱交易的权贵腐败!!!,所以,某种程度上,论资排辈也是一种公平,至少是无奈的公平。

    一、就业困境很大程度是经济环境恶劣引起!就业问题如此重要,但能够为就业提供岗位、真正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中小企业,却在近十年的市场化改造中,尤其资产重组违规、无序,利益集团弱肉强食、欺行霸市,因而逐渐萎缩、举步维艰。

    2009年7月,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一组数据:“目前中小企业在金融风暴冲击下40%已经倒闭,另外还有40%正在生死边缘挣扎。我国约有99%的企业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对GDP的贡献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超过50%,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尽管中小企业如此重要,但风雨欲来,最先倒下的肯定还是中小企业。说到中小企业的生存窘境,一些人总喜欢说“自主创新”,张口结构调整、闭口经营转型,就是不敢实事求是地解决社会矛盾,事实上,政府制定公平、正义的经济秩序、及其政策保障、禁止利益集团欺行霸市、还利于民才是核心“药方” !在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的环境下,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加上政府公共政策失误,导致企业举步维艰、自负盈亏、缺乏保障。与此相对应,党政机关公务员却一枝独秀。更加不能够容忍的是:个别地方政府为了提高自身公务员工资,采取虚报提高所在地区的工资收入水平蒙骗上级政府。其统计的覆盖率不到本地区收入水平的40%!也就是说:如此的统计竟然不包括本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个体工商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等等绝大部分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多么荒诞!

    2008—2009年的中国,全国公务员(包括离退休)普遍加薪,各大城市平均上调一千二百元,尤其金融风暴来临,公务员加薪美其名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而企业职工就得减薪、下岗,农民工就得失业回家?可以说是荒唐绝伦!公务员成为了中国最稳定最富有的高收入群体,享受终身制待遇,退休后由国家财政直接负责退休金,根本就不用考虑自己的工作是否得到公民的认可,他们既是政策制定者、又是实施者、也是得益者,任凭市场经济急风暴雨,都影响不了公务员队伍,因为他们在体制内,一个萝卜一个坑,无论调到什么部门都带着国家体制内的特权(如:工资关系、行政关系、医疗关系等等)。目前在大城市、尤其省会城市局级党政机关的公务员队伍,根本就不用考核其贡献,混十来年就自然晋升为科级、二十年后自然晋升为处级,或者没有担任实职却享受与其实际职级高若干级待遇的所谓“跨级干部”,如:什么局级巡视员、处级协理员、科级办事员等等(实质上利用职权占有社会资源!),此外,公务员还享有惠及全家的公费医疗,个别大单位设有价廉物美的机关食堂、幼儿园、甚至医院门诊、疗养院、宿舍大院、特供蔬菜农场、机关服务中心、以及每年到各地对口单位“考察业务”等等等等。此外,1998年停止福利性分房以后,各地党政机关以改革的名义,或搞“集资建房”,或搞“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或者搞“定向开发”,内定的开发商,以极低的价格甚至采用行政划拨的办法圈下土地,建好房子以极低的价格由政府机关“团购”,再按级别档次分给官员。这种以改革的名义谋私的情况,媒体常有揭露。

    在我们这个号称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举世瞩目的持续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各级政府却以减轻财政负担为由,把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等基本福利制度作为社会弊端给改革掉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党政机关公务员身上,结果造成新的贫富悬殊,也反映了政府调控能力的荒唐、无奈。

    据2007年《统计年鉴》反映:至2006年底,全国有完全意义上的公务员1550多万; 估计没公务员名份、但从事公务员工作人员有1360万以上,合计2910万;加上4000多万事业单位人员。即:吃公共财政和收费供养的人员达7000万。2006年,全国就业人数7.8亿,差不多每10个非财政供养就业人员要养活1个平均收入高几倍的、由财政、收费等部门供养的公职人员。

    与此同时,企业职工却陷入困境。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就业人员绝大多数是国营企业职工,尽管工资不高,但较有保障。在职和退休人员的公费医疗(基本全额)和退休金(不低于退休时工资的70%)比较接近,国企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样,工资-福利体系是由国家来统一经管,费用由财政负担(我们不妨将此称之为“国家财政统一负担福利体系”)。这是一个基本统一的体系,有些行业的国企职工甚至享受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要灵活的福利。

    九十年代实行“政企分开”之后、各地方政府以“行政划拨、资产重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为名强制将原来属于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划拨给各地方政府的大型企业集团、或国有控股公司(其实都是利益集团)【根据“行政许可法”第24条、第83条的原则:政府的公有权利,无论如何委托、行政划拨,其接受委托、划拨的单位都必须是政府行政单位,但在“政企分开”之后、被委托、划拨的过程中,这些接受委托、划拨的企业集团都不是政府单位,仅是市场经济中的博奕者,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必然会利用非法获取的行政权力,为自身利益打压其它被划拨的企业】,政府实质上将公共权力交给政企不分的利益集团,导致被利益集团劫持社会、绑架政府!无疑将羊群送入虎口,利益集团欺行霸市,导致一系列政策性失误:广大职工脱离政府管辖,被划拨到这些政企不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利益集团,鉴于这些利益集团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他们既不了解被整合企业的历史,与职工们又没有感情纽带,最终以“改革”为名对被重组的企业随意掠夺,如:无条件地以政府名义、无偿抽调被整合企业的资金到利益集团,或者强制性以上级管理者名义征收各项管理费,又或者向下属企业分摊、报销利益集团的各项费用。甚至,劫持社会、绑架政府,违反商业原则居高临下自卖自买被整合企业的优质资产,强行将企业的优质资产变现供其利益集团挥霍;然后强行转制(控股),遣散职工,最终掠夺资源,实现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而被整合的企业无法按照市场经济的商业原则享受“平等、合法、应得”的利益分配,导致原企业生存空间进一步压缩。原来的国家职工被迫转制、分流、下岗、轮岗、失业、退养、被随意宰割,什么“减员增效”、“关、停、并、转”等等,造成很多企业和职工失去保障,为企业的奉献和积累付诸东流。

    不容置疑,国企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总结改革的失误,并不是否定甚至反对改革,但改革没有统筹规划,更没有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监督制约保障改革。而是行政命令性的几年内消灭中小国企,不仅没有体现和尊重民意,反而对国企职工的前途命运与生存保障,缺乏制度设计,没有任何预案准备。客观上牺牲了国企工人的合法利益,甚至是生存权利,草率地把为国家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国企职工,完全抛向市场,简单粗暴的强令买断工龄,任其被残酷淘汰、自生自灭,加上住房市场化、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改革,直接导致底层民众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新的三座大山压向没有财富积蓄的国企职工,把他们逼入绝境,从而加深了社会矛盾!

    我们看到所谓的转制的过程中,有很多是借着资产重组的名义、或者股份制的名义,将企业卖给外商、或卖给利益集团了,所以让普通职工下岗,给他们一点补偿金,或者干脆就说:你们是为国家作贡献,给你一笔钱你就回家吧,以后跟这个企业就没关系了。这样一种公然的掠夺竟然成为中国很多地方改制的一个主旋律!但是后来职工们觉悟后看到的真实情况:原来他们是为管理层作出牺牲,因为最后留下来那帮人捞了很多好处,或者是其背后的官方利益集团得到很多好处,而国家利益根本没有体现。所以改制的过程中,肥了少数人,而苦了普通劳动阶层,也害了我们的国家,心里就积压了很多的怨愤,广大企业职工从此陷入灰暗人生,在维权抗争中白白浪费宝贵的年华。

    广大职工愤怒地说:政企分开、资产重组之前,无非是企业向上级部门上交管理费而已,政府与下属企业关系较为融洽、呵护有加,但“行政划拨、资产重组”之后,导致了权力与资本的进一步结合,实质上弱肉强食、加速垄断,作为上级的利益集团对其不劳而获、政府划拨得来的下属企业的资产大肆排挤、掠夺,我们的经济秩序完全与市场经济规则背道而驰,我们的社会已经从个别部门、个人腐败陷入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体制性腐败!

    在这种情况下,国企无法按照原来的标准供养包括退休职工在内的职工,于是只好默许“各村各出自己的高招”,于是乎,提前退休、内退、下岗、待岗、甚至还有轮流上岗等等五花八门,把国企职工折腾到失去主人翁的尊严,成为被利益集团随意宰割的羔羊,从此陷入灰暗的人生,白白浪费宝贵的年华,政府实际上推卸责任!不顾国情提出什么“减员增效”等等,人为制造矛盾,2004年甚至出台国企职工离退休之后全部移交地方,实行社会化管理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推给社会),割断了企业职工与为之奉献无数心血的企业感情纽带,让职工敬业爱岗就等于一句空话!完全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而党政机关的离退休干部却由机关的离退休服务中心、老干活动中心、老干处工作人员伺候,每年享有体检、疗养、旅游、公费医疗、住房津贴等等特权,享受着企业职工无可比似的优越性。

    公务员由于掌握制定政策的权力,经费属国家行政拨款,根本就不用考虑自己的工作是否得到公民的认可,他们既是政策制定者、也是实施者,任凭市场经济急风暴雨,都影响不了公务员队伍,因为他们在体制内,无论调到什么部门都带着国家体制内的特权(即:工资关系、行政级别、医疗关系等等跟随转移)。绝大部分人可以工作若干年“自然”晋升什么级别,所以,公务员没有担任实职却享受“高套”几级享受待遇的情况非常普遍!又或者巧立名目设置机构、制定编制、安排职务。退休后将由政府拨款支付退休金、享受终身制待遇。导致公务员与企事业单位职工保障越发悬殊。而企业职工则参加社会统筹,由其缴纳养老保险、美其名曰由社会保障机构负责。

    即使,2010年广受社会关注的深圳公务员改革,所谓的创新其实就是将官本位制度化!说穿了:就是利用职权设计制度“权力自肥”的体制性腐败!按照深圳的设计:一个公务员如果老实工作,没犯错误,平平庸庸、不问贡献,每过4-5年就自然晋升一级,工作二十年自然晋升为处级待遇,一直到退休养老都可以享受相应待遇,反正是国家财政拨款,不差钱!按照这样设计,将来若干年之后,所有20年以上工龄的公务员都可以凭国家财政拨款而享受处级待遇,高于企业职工退休金的4—5倍!那么,企业职工没有国家财政拨款、更由于经济秩序不公、利益集团欺行霸市、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如何提高待遇?!

    另外:2010年全国各地为了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护稳定而制定最低工资保障,本意是为了改善民生,但政府如果对此一毛不拔、没有配套措施,必然加重企业成本、更加将遵纪守法的中小企业、尤其劳动密集型企业推向深渊!造成更大的失业群体!所以,仅寄希望提高最低工资保障线提高劳动者收入其实是一厢情愿,经济学教科书入门告诉我们:如果社会已经约定俗成、被普遍接受的均衡工资低于最低工资保障线,政府强制提高最低工资保障线,可能会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增加成本而倒闭、引发大量失业;如果社会均衡工资高于最低工资保障线,那么,政府制定这个最低工资保障线将变得毫无疑义!说穿了,这个最低工资保障线仅仅是政府给我们的国民画一个美好的大馅饼而已!

    另外,如果没有法律强制约束、尤其对私营、外资、劳动密集型、尤其服务性行业等等没有采取强制性约束,对遵章守法的企业同样是不公正的!政府必须要做的是:既然是法规,所有国有、民营、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等等都必须一视同仁!

    更加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制定公平正义的经济秩序、在政策引导、减免税收等方面放水养鱼、大力扶持中小企业,让企业公平博弈,健康发展,还利于民,我们的企业才能吸纳就业,社会才可以稳定!如果企业被利益集团掠夺,没有增长点、没有生存的平台,谈什么吸纳就业、维护稳定!?

    如此简单的道理,我们的政府竟然不明白?!难道不令人匪夷所思吗!

    可悲的是,最近十多年,我们政府在所谓“高薪养廉”的混账逻辑引导下,与民争利,公务员成为中国最稳定最富有的高收入群体,无论公共政策如何糟糕都可以凭借国家财政拨款而“自然晋升”提高待遇。而企业职工近几年在经历了政企分开、资产重组不公,“能上能下”、分流、下岗、轮岗、失业、退养等一系列“改革”新名词的摆布之后,过去创造的积累付诸东流,被随意宰割。由于受市场竞争、自负盈亏、成本核算、绩效挂钩等等因素影响,甚至以“减员增效”为名大力压缩人力成本,不允许如此“自然晋升”、“高套”现象,上升通道极其狭窄(由于经济环境无序、缺少保障,职工没有上升通道,所以,与公务员相比,大部分企业职工面临灰暗的人生)。

    最后,由于资源限制,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部门的福利保障十分悬殊,所以,企业职工的工作变动对其福利保障影响极大。在这种局面下,尽管我国于1995年建立了城市社保体系,缓解了社会矛盾,但企业职工退休后的微薄退休金却要依靠自己缴纳养老保险(美其名曰由社会保障机构负责),带来很现实问题就是,由于政府公共政策失误、经济环境无序、导致企业萎缩,所谓的社会保障就失去平台成为一句空话。在过度竞争、欠缺公平、在严重缺乏保障的社会里,想依靠企业单位承担社会责任,多吸纳学生就业得打个问号!

    二、中国是人口大国,其特殊国情不能“减员增效”,无论政府行政管理、或者企业经营都不应提倡“减员增效”,相反,反过来还要扩大人员编制、扩大服务范围!我们分析目前的社会状况:

    政府管理,一方面人满为患,尤其领导机关单位人浮于事;另一方面基层第一线的公共服务、行政管理、执法人员却短员缺编,无法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如:司法、治安、医疗卫生、教育、交通、工商、市政、城监管理、基层的民事调解等等等等,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差十万八千里。企业经营受制于苛刻的税收、管理层绩效考核的压制、尤其是利益集团欺行霸市,一层压一层,为了压缩人力成本,只好实行“减员增效”,甚至公然违反国家劳动法规,逃避“五险一金”,剥削底层职工,因而出现血汗工厂、超时加班等等。

    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推行的“减员增效”,实际上“减员”的都是普通劳动者、其中不乏默默地忠诚奉献的老实人,留下来“增效”的很多都是利益权贵、或其皇亲国戚!这些所谓“改革”从来不提“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各地区、各单位张口解放思想、闭口改变思路,几乎无一例外地以“改革”为名将异己推出单位大门、推卸包袱,以利于自己收入最大化,或者腾出岗位安排自己的皇亲国戚!如此的改革将巨大社会矛盾推给我们的社会!我们不禁要问:如此改革,我们减什么员?增谁的效?最终受到损害的是人们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损害的是我们社会的安宁!

    首先,各个企业、团体都会利用权力努力增加自己的利益,垄断着公共资源,肥水不流别人田,即使在自己的服务质量满足不了社会要求、或者自己的能力根本顾及不到的情况下,都会以“减员增效”为名大力压缩人力成本,尽量减少单位在编人员;尤其以改革为名精简异见人员或者不称职人员,以利于留下来人员的分配利益最大化,人少好分配;或者腾出岗位安排自己的亲朋好友、或吸纳那些有政治背景的社会资源;又或者拼命延长在位的任职时间、尽量多捞一把。

    最近上海实行“柔性退休制度”,其实也是既得利益者企图继续获取既得利益的伎俩!因为,同意延长退休年龄的几乎都是恋其高位者,或者工资福利优厚者;所谓“延长退休年龄减轻政府支付养老保险金的压力”,纯粹是既得利益者的无稽之谈!天下人都明白:按期退休,腾出岗位多吸纳适龄劳动者就业,就能多缴纳养老保险金!如此简单道理,为何政府就不明白呢?

    退一万步说,即使延期退休也改变不了老年人口的社会结构!

    现在企事业单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老员工不退休,就没有空缺的编制,很难添置新的岗位来给需要就业的“后备军”。此外,老员工的收入是新员工的数倍,如果准时退休可以减少支出,也可以节省较高的社会保障税费支付和企业年金缴费,何不腾出费用招聘更有活力的适龄劳动者呢?即使某单位的领导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吸纳多一些大学生就业;即使单位新吸收的博士、硕士创造了社会效益,都可能会引起单位内部怨恨,生怕被抢饭碗或分薄了利益。

    即使某个单位愿意降低收入、为社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但在整个社会缺乏保障的大环境中,这个单位的领导无异于自绝于社会、自绝于同事,这个问题暴露了人性的黑暗面。所以,各地区、各行业、各级党政机关、国家的企事业单位、甚至同一单位的不同部门都不可能自动降低自己的收入,尽管他们提供的公共产品(甚至可能不作为、人满为患、人浮于事)满足不了社会的要求而受到公民的批评,因为,多养一个人就多一份成本,增加负担,将来怎么办?

    其次,鉴于公务员与企事业单位的福利过分悬殊,特别是退休以后待遇的天壤之别,各级党政部门自然成为大学生就业抢夺的独木桥,一方面人满为患,另一方面无法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如:医疗、卫生、教育、交通、工商、城监管理等等等等。而且,人少好分配,在整个社会都以经济指标衡量业绩的情况下,各地方、各单位都以“减员”为手段增加效益,不可能寄希望社会以及外资、合资机构吸纳大学生就业。在市场经济鼓励消费、物欲横流、人格扭曲、贫富悬殊的社会氛围中,谁愿意到贫困地区工作?即使有人愿意,谁对他们家属负责?

    记得小时候看电影《向阳院的故事》,里面有一首歌“今天是红领巾、明天是工农兵”,在那个年代,城里的孩子们的理想普遍都是长大当工人,最高境界就是当一名人民警察、解放军战士,农村的孩子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拖拉机手。在那些年代,能够当上一名邮递员骑上自行车给人送报纸就已经非常令人羡慕了,而今天,这些行业中除了警察外,其它早已成为弱势群体。农民成了失去土地、没有组织、没有保障、没有地位的无业游民,工人成了地位低微、低薪、下岗的代名词,解放军同样面临复员、转业安置问题,而民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甚至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很多是国家政策、尤其是劳动法规顾及不到的角落(一针见血地说,我们基层政府的职能部门对这些剥削现象放任不管),如此巨大的地位、贫富悬殊的反差,谁愿意将自己置身于低收入的、没有话语权、甚至被剥削的弱势群体呢?

    所以,如果政府不能够保护默默无闻、安分守纪、脚踏实地、艰苦创业、勤奋工作、尤其保护那些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人们,弘扬诚实劳动的美德,我们的社会就必然陷入浮躁、急功近利、投机钻营、道德缺失、做假卖假、自私冷漠之中,政府就必然失去公信力,解决就业也就无从谈起。

    最后,这几年国有企业的改制,已经将原来的国有骨干企业卖得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很少工厂、很少产业工人了,已经没有机构愿意接受大学生就业了。归根结底,就业问题实质上反映了我们的公共政策问题,在缺乏社会保障、或者缺失公平的环境下,企业没有出路,利益集团欺行霸市,希望企业吸纳就业、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和谐稳定、让利于民、共同富裕就等于天方夜谈!

    我国社会保障(包括医保)缺失,关键是养老(包括医保)体系的双轨制造成的,这个保障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为那些被排除出由国家财政支付费用的人做政策性安排,开始时仅适用于国企职工,后来扩大到那些从来没有机会被纳入国家养老体系的其他人群。造成这种矛盾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决定这个政策的人本身的自身利益却是与该社保系统无关的官员,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始终处在国家财政保障体系之中,我国的社会保障根本没打算成为一个覆盖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试问:在一个缺乏保障的企业,它敢吸纳学生就业吗?

    早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市场经济改革目标。1993年颁布的《宪法》第十五条: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现实的分配格局是:党政机关公务员仍然实行计划经济(是否违宪?)、企业职工实行市场经济,导致这个保障体系的漏洞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

    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社保系统都是针对全体国民,公务员另有一个财政负担的福利系统是“中国特色”,但很难说是“社会主义”。决策者应该痛下决心,制定一个把公务员纳入社保体系的时间表。

    代表人民不是靠宣传就能被人民认可的,要代表人民必须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继续保持养老、医疗方面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只会形成政府收入首先保障的是官员们利益的印象。决策者应该知道,如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国家的统一就没有基础,听任下级政府与自己规定不符的抽象行政行为合法化,中央政府就会越来越没有权威。

    我们经常说,党政干部是人们的公仆,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但现实生活中,为什么那么多人放着好好的主人不做,却千方百计争当仆人呢?显然这里有很大的误区!这种情况不由得让人们深思:一个自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现实却是:谁都不愿意当工人、农民!工人、农民成了受剥削群体,可想而知,这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还是先进文化的代表?

    《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扩大就业,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春节团拜会上提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政府必须平衡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切实为社会创造公平正义的经济秩序,各级政府不能对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熟视无睹,“构建和谐社会”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一定要拿出切实措施尽快改革!为此,我们提出几个建议:

    (1) 将公务员的工资收入纳入法治化轨道,公务员收入水平必须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平均收入、公民满意度等等挂钩,不能让有权者的自肥式分配再继续下去!公务员提升工资必须得到人大常委会的讨论批准!(问题:人大常委会也是公务员,人大也是既得利益者,如何解决?)

    (2) 对公务员、以及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自由职业者的退休分配制度、医疗制度进行规范、统筹,强化各项社会保障,建立一套公开、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保障方案。

    (3) 不能让既得利益者游离于体系外,既不交费,还要享受终身制的特权!既然建立了社会统筹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就应当覆盖全社会,党政机关公务员也是社会的一分子,更应加入社会统筹养老、医疗保险体系,交纳养老、医疗保险费。不能利用制订公共政策的机会,尽享各种资源。

    (4)认真重视数千万自费参加社会统筹的自由职业者的养老金、医疗保险金过低的问题,他们自我谋生、自己创业,相对于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他们没有消耗政府资源,自己创造就业机会,含辛茹苦维持生计,创造社会财富,而且,自费参加社会养老、医疗统筹体系,同样为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作出贡献!同样作为纳税人,不但全额缴纳社保基金和医疗保险(事业单位干部、企业职工缴纳社保时都是单位支付一半,个人从收入中支付一部分的),为何最后退休却只能返还少得可怜的社保退休金?!而公务员不用缴纳社保、依靠国家财政拨款、退休后可以享受数倍于企业职工、自由职业者的待遇?!国家的社保政策为什么就不能也拨出财政资源来补贴为数不少的自由职业者?国家的财政款项不能仅惠及于已经成为社会精英的公务员队伍,自由职业者绝不能成为被社会遗忘的角落!

    (5)在严格遏制企业高管、规范公务员收入的同时,加大力度扶持中小企业,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社会保障待遇。

    (6)各级政府一定要将各地区、各单位提供就业岗位的增减、职工福利增减作为衡量企业负责人职务晋升、考核、加薪、或者减免企业税收的标准。

    只有制定公平正义的经济秩序,遏制利益集团欺行霸市,才能够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才能够使我们的企业更加健康,企业职工才能够得到相对比较公平的保障,才有可能吸纳大学生就业,解决社会就业问题!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1-10 08:34:24 +0800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L_C_cc:标题: 转发: “纽约客”: 华尔街到底有什么用——投资银行家所为大多没有社会价值

华尔街到底有什么用?

投资银行家所为大多没有社会价值

----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基本运作状况

[美] 约翰 卡西迪 著 

张征 徐步 摘译

2011年10月

    摘要: 2010年11月29日号美刊《纽约客》经济年鉴专栏发表了约翰?卡西迪题为《华尔街到底有什么用——投资银行家所为大多没有社会价值》的文章,生动地描述了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基本运作状况,并指出为实体产业提供融资和咨询服务早已只占金融资本业务收益的微不足道部分,金融资本的主体工作是投机性交易。没有任何经验论据支持大多数金融创新具有社会价值。文章内容如下。

  多年来,美国最赚钱的行业之一根本不用设计、建造或出售任何有形产品。

  数月前,我听说花旗银行母公司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维克朗·潘迪特将获嘉奖,表彰其在“推进美国资产建设领域的贡献”。这跟夸英国石油公司努力改善环保和称赞脸谱网致力于隐私保护没什么两样。过去10年中,花旗成了金融误判、鲁莽放贷和巨额亏损的代名词。与其说这是资产建设,不如说是资产剥蚀。2008年末,要不是靠政府救助,无序扩张中的花旗很可能已崩盘。直到现在,花旗集团的最大股东还是美国纳税人。

  潘迪特曾任投资银行家和对冲基金经理。2007年,他将自己的投资公司以8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花旗银行,净赚1.65亿美元。8个月后,花旗宣布数十亿美元的坏账后,潘迪特成为花旗新任首席执行官。他亲眼目睹了花旗在2008年的濒临崩溃和之后的缓慢复苏。

  潘迪特接手花旗以来,集团出售或关闭了一些高风险交易业务,包括他曾经营的对冲基金,剥离公司不良资产,成立独立实体——花旗控股,并给部分高管降薪。2009、2010两年,潘迪特年薪只拿了一美元,没有任何分红。(但是,他没有从出售自己的对冲基金所获收益中返还一分钱。)

  自古巴比伦颁布《汉谟拉比法典》以来,没有任何一个高级社会能离得了银行和银行家。银行让人们有处借钱。现在,通过使用电子支付系统,银行让人们能脱离票据和现金进行交易。银行在引导储蓄进入生产投资方面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当储户将资金存入储蓄账户或定期存款账户中,银行就将资金贷给公司、小企业和家庭。时至今日,美国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和其他银行还帮助公司和政府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和其他有效证券集资。发行有价证券的业务曾是摩根斯坦利、高盛等华尔街公司的专属特权,但在过去20年中,储蓄银行和投行间的许多界线已逐渐消失。

  当银行系统按常规方式运作——潘迪特口中的花旗正是如此——时,银行就像供电局,哪里需要资金(电),就往哪里分配,并且记录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跟供电局一样,大银行在市场中处于绝对领导地位,使用恰当,能服务客户,惠及国家经济。然而,一旦银行试图滥用权利,谋取巨额收益,就会造成巨大损失。过去几年,所有得以幸存的大银行都已汇集更多资本、实现盈利。但是,经济出现回暖,主要靠的还是美国政府的间接出力。

  历史上,银行业的另一重要作用是为关键产业提供融资。这些产业包括铁路、医药、汽车和娱乐。摩根斯坦利董事会主席约翰·马克近日告诉我:“历史上这种情况数不胜数。就拿科技大爆炸时代来讲,起步于80年代末,由苹果电脑和微软引领,90年代开始兴盛,出现思科、网景、亚马逊等公司。这些公司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和智力资本。这离不开华尔街的融资支持。最先到来的是天使投资者,接下来是投机资本家,他们要想发展壮大,华尔街的作用不容小觑。”

  66岁的马克来自北卡罗莱那州,为人直言不讳。他靠橄榄球奖学金进了杜克大学,至今保持着运动员的强健体魄。我们坐在他位于时代广场高楼里的办公室里聊天,透过落地窗,能俯瞰哈德逊河。马克称:“如今,不只要技术,还要清洁技术。不管是乙醇、太阳能,还是其他可替代能源,所有产业都需要资本注入。我们有份清单,列举了所有寻求融资支持的公司客户。但是,摩根斯坦利不是一家独大。整个华尔街已成为资本的源泉。”

  马克言之有理。摩根斯坦利为特拉斯电汽车厂筹过资,还曾投资一家燃料电池创新技术公司——布鲁姆能源。摩根斯坦利的主要竞争对手高盛和摩根大通也在游说投资者关注乙醇生产商、风力电厂和其他可替代的能源公司。当然,银行也为非环境友好型企业提供资金,比如福特、通用电气和埃克森美孚。这些公司同样需要资金维系经营。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去年在接受一家英国报纸采访时就提到,他和他的同事正在从事“上帝的事业”,即筹集资金(从而创造就业)。

  但对华尔街而言,为新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只占其业务中很小一部分。科技泡沫破裂后,美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一直未恢复到以前水平。2010年第三季度,只有33家美国公司上市,募集资金数额仅50亿美元。绝大多数华尔街人没有在费力寻找下一个苹果公司,或为埃克森美孚扶植一个环境友好型竞争对手。他们收购、卖出现有公司和资本项目的有价证劵,或操作非实体经济,比如股票价格和易手率。过去20年中,股票、债券、货币、期货和其他有价证券衍生品交易量呈指数上升。2010年前9个月,摩根斯坦利的销售和交易额占集团收益的36%,在利润中所占比例更高。传统投资业务,即为企业筹资和提供咨询的业务,在公司收益中的比例低于15个百分点。高盛公司对交易依赖度更高。2010年7月到9月,高盛交易额为总收益的63%,公司金融业务仅占13%。

  实际上,许多大银行已从传统业务转型为大型商行,收益增减不再依赖客户的资金需求,而是从市场中发现短期波动的能力。因为交易已成为核心业务,大银行都长期致力于开发新金融工具。这种新工具只有所有银行能销售,竞争对手则暂时不能。类似污染许可和灾难债券等新金融产品,已为公众创收。但同时,也有一些新工具毫无意义,有些甚至完全搞砸,造成巨大的附带损害,比如标售利率证券和担保债务凭证。今年初的金融调查委员听证会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指出,金融创新“不总是好事”,有些新工具令风险增大,有些主要目的是“利用不公平优势,而非建立更高效的市场”。

  一些监管者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英国最高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主席阿代尔·特纳勋爵曾认为在华尔街和其他金融中心发生的很多事“毫无社会价值”,也就是说,其认为就算没有这些金融中心,经济也不会遭受什么损失。近期,在一篇题为《银行是做什么的?》的文章中,特纳指出,某些金融行为有实际价值,有些行为能创造收益和利润,但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即只赚取了经济学家所指的租金。“金融行为能从实体经济中抽取租金,而非实现经济价值。”特纳还写到:“金融创新或许会以某种方式,在某些情况下,促进创造经济价值,但其只是特殊情况,绝非理所当然。”

  特纳的观点在伦敦这一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引发恐慌。其言下之意,即认为伦敦和华尔街的很多人就是穿着细纹西装的金融市场的恶房东或收费员。如果他们全体退休,回海滩别墅度假,宏观经济也不会怎么样,说不定还会更健康。

  劳动局数据显示,1980年以来,广义上的金融从业人员数量,从近500万急剧增涨到750万余人。同时,金融企业盈利能力相比其他行业实现大幅提升。如果把美国企业创造的利润比作一块蛋糕,25年前,金融公司切走的部分约占1/7,去年,这个数字超过1/4(2006年巅峰时期为1/3)。换句话讲,在这个产生了IPhone、Home Depot(美国家居连锁店)、立普妥(一种治疗高胆固醇血症和混合型高脂血症的药物)的时期,最好的工作却还是没有设计、建造或销售任何一件有形产品的金融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到1980年,金融业从业人员与其他行业同等资历人员相比,平均薪酬一样多。2006年,金融行业工资比其他行业高出60%。在金融业中最富有的阶层——华尔街,补贴更是一涨不可收拾。去年,当很多人面临工资冻结甚至更糟糕的状况时,高盛、摩根斯坦利和摩根大通等投行雇员平均工资暴涨27%,超过34万美元。此数字把收入一般的前台接待和收发室人员也算在内,所以高级银行家的薪酬远不止如此。据报道,高盛公司近1000名雇员在2009年每人获得至少100万美元的红利。

  所以,毫不奇怪,华尔街令有头脑的年轻人趋之若鹜,而在以前,他们会想自己创业,或去美国航空航天局或参与维和。2010年春,哈佛大学近1/3的毕业生选择投身金融业。哈佛经济学教授本·弗莱德曼撰文慨叹:“这么多技能最熟练、受过最优良教育、充满激情的年轻公民,全都奔向金融业了。”

  毫无疑问,大多数华尔街人相信他们的钱赚得理所当然。但至少有一位有影响力的金融家保罗·伍利丝毫不同意这个观点。伍利现年71岁,英国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设立了伍利资本市场紊乱研究中心。“凭什么金融业成为规模最大、薪酬最高的行业?它只是一个公用设施,就像下水道和天然气。”当我和伍利在伦敦会面时,他这样对我说:“金融业就像癌症,会无限增长,直到侵占全身。”

  1987年到2006年,伍利是波士顿投资公司伦敦一家关联公司的主管,此前,他曾任英国巴林投资银行执行董事。该投行在1995年遭遇一起流氓交易员事件后破产。伍利还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供职。伍利其人身材高大、语气柔和、风度翩翩,在伦敦市政府、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圈子里穿梭自如。身着萨维尔定制西装,爱好古籍珍本收集,伍利看上去不像是个反叛分子。但是,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办公室里,伍利高兴地对我说,他觉得自己就是这样,“我们正在做的事有革命性意义,以前从没人这么干。”

  在波士顿投资公司任职期间,伍利经营着数家基金,涉及多国股票和债券投资。他还协助建立了首批定量对冲基金之一,依靠数学公式推算发现可盈利的投资。从他在伦敦市中心的高层公寓,伍利见证了周围金融业的迅猛扩张。像花旗、高盛和瑞银集团这样的老牌投行正在不断壮大。对冲基金和并购公司(私募基金)的数量也在激增。伍利所在的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但他依然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学问题所烦恼:金融公司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大众期望?它们的资本运用是否高效?

  一开始,跟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相信交易使市场价格达到同经济基础相应的合理水平。90年代晚期的互联网经济泡沫改变了伍利的观点。波士顿投资公司是一家“价值投资公司”,基于收入和现金流选择股票。在纳斯达克创建后,伍利和他的同事们没有决定购入高价互联网股票,从此,跟投入大量资金到科技股的竞争对手相比,伍利的基金落后了。据伍利回忆,1998年6月至2000年3月间,波士顿投资公司的客户撤回了40%的资金。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互联网泡沫破裂,价值股票比科技股获得了更多收益,那些离开的客户总体失去了超过60%的盈利机会。这次经历之后,伍利突然意识到,那些在竞争环境中靠市场刺激谋取利益的金融机构,最后往往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伍利称:“跟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认为的不同,金融市场并非高效,而是完全相反。”

  银行并不总是为存款人和投资者委托给他们的资金寻找最高效的投资途径,它们可能会盲从潮流,无视泡沫。这些行为将资本注入到几乎无甚价值或无长期价值的项目,比如在佛罗里达州沼泽地投机开发的不动产。金融机构也许还会兜售不透明的投资产品,比如担保债务凭证。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可向客户收取高额费用,让客户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诱导承担风险——这是一种利益寻租。“错误定价向资源分配释放了错误的信号,最坏的情况下,会导致股票市场的爆炸式扩张和崩溃,”伍利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写道,“寻租导致劳动力和资本的错误分配,将大量财富转移到银行家和金融家手中,甚至可能引发系统失败。两种方式都各有社会后果,但一经结合,可能导致一场财富毁灭的风暴。” 

  伍利的学院最初耗资400万英镑(在英国,这数字很可观),致力于研究金融市场机能不良。该学院于2007年设立,英格兰银行行长莫尔文·金出席了启动仪式。金曾发表了数十篇研究文章,质疑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收益。伍利中心由伦敦政经学院金融学教授迪米特里·瓦亚诺斯主管。瓦亚诺斯曾在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其他一流大学展示伍利中心的研究成果。他还曾发表“十点宣言”,解释互助基金、养老金和慈善基金如何通过收费和佣金,肥了华尔街和伦敦人的钱包。伍利的建议中的一点就是,投资基金应限制投资组合交易额,拒绝支付功能费,避免资金注入对冲基金和私募公司。

  从伦敦返美后,我跟艾菲科(Evercore)公司的首席执政官拉尔夫·舒尔斯泰因聊了一次。该公司是家拥有约600名雇员的小型投资银行,负责为企业合并和收购提供咨询建议,很少从事发行和交易有价证券业务。

  舒尔斯泰因称:“从企业到家庭,都有对集资的需求。2008年末,2009年初,我们已看到一旦这种集资、资本分配机制垮台,对经济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美国经济不同于世界其他经济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始终拥有大规模、透明的资金池。这使得美国资金成本比竞争对手低。”

  同时,舒尔斯泰因也同意伍利的观点,即华尔街也存在问题,其中很多都源自其规模。80年代早期,高盛和摩根斯坦利的规模跟艾菲科现在差不多,现在它们已经成长了很多倍。当然,规模大不一定是坏事。但当膨胀到一定规模之后,华尔街会面对一系列新的挑战。在私人合伙企业,经营公司的人将承担亏损压力,而不是来自外部股权持有人的压力。这种结构能降低人们不计后果的意愿。此外,小银行很少借助外部资本,这使他们能通过为客户获利和收取佣金而获得不错的回报。而大银行为了实现股权人期望的利益,不得不承担更大的风险,导致他们不得不进行交易操作。“这些大公司的领导层倾向于雇用能调用大量资金并利用其赚取可观回报的人,”舒尔斯泰因称,“这种人通常来自交易和资本市场。”

  部分交易种类有一定经济作用。比如市场作价,即银行积累大量证券存货,以代客户买入或卖出。银行还从事交投活动,以符合客户规避或承担风险的需求。美国航空公司可能会向摩根斯坦利支付一定付费,以保证它的航空燃油价格在三年内不会涨过一定水平。这时,银行会在石油期货市场进行一系列交易,以应对一旦燃油价格上升,它将不得不向美国航空公司支付费用的情况。然而,一些交易为客户利益所驱动并不代表其对社会就有益。银行经常设计复杂的交易策略,如养老金,为客户提供帮助,或为富裕人士绕开管理机构,减少税额负担。对客户来说,这些金融工具可创造价值。但是从社会角度来说,这些手段只是在转移资金。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学家杰拉德·爱普斯坦表示:“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这种金融创新增加了馅饼的尺寸。但实际则恰恰相反,它们只是对资金进行重新分配——往往是从纳税人转移到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与此同时,大银行也采用许多不是服务于传统客户的交易方式。例如自营坐盘交易,即将银行自己的资金投入市场流通。除银行是为股权所有人获取收益而存在的论点外,这种交易实践没有社会意义。《多得-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的要素之一即所谓的伏尔克条例,就是要限制银行利用存款进行过多风险交易。有人认为,此条例已阻止银行从事自营坐盘交易。然而,该法则究竟如何应用尚不明确,区分作价市场和某些类型的自营交易也并非易事。若一家公司下注市场利率下行,只需利用其市场作价单元建立投资债券即可。

  《多得-弗兰克法案》也没能消除舒尔斯泰因所描述的“一系列投机、而非有效资本市场的行为”。由于银行深度参与其他交易商的投机行为,特别是对冲基金主导的投资交易,导致金融业崩溃,对冲基金疯狂的买入卖出,为华尔街公司创造巨额收入和佣金。舒尔斯泰因认为信用违约掉期是一种纯粹为投机服务的金融衍生品。当投资者或金融机构买入这种掉期交易时,购买的并非债券本身,而是赌债券是否会违约。在泡沫高点,银行每发行一美元债券,也许就会发行20美元的掉期对赌。“发行1亿美元债券,就意味着发行和交易20亿美元掉期,”舒尔斯泰因称,“这太疯狂了。”对银行来说,创建这种巨大的对赌交易的行为很疯狂,但获利相当丰厚。2007年末,信用违约掉期票面总值高达约60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倍有余。金融机构每发行一种掉期,都向用户收取佣金。但信用违约掉期是零和游戏。有人赢,就有人会输。总体而言,掉期几乎没创造任何价值。

  市场崩溃后,信用违约掉期发行量小了很多。但是,允许华尔街公司向养老金和慈善基金兜售价值不确定的有价证券的隐性文化大体上依然存在。“传统意义上,华尔街跟其大客户间的关系基于‘大小伙子’概念,”舒尔斯泰因解释称:“你正在接待的就像一位精明的投资者,他能依据自己的判断开展投资。例如,如果加利福尼亚公务员退休金想购入一家主流银行出售的短期债券,银行没有责任告知他们很多。在华尔街,这种方式是可以接受的。”2010年早些时候,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对“大小伙子”概念提出质疑,指控高盛未公开其出售的次级房贷证券的相关信息,但案件以高盛不承认任何错误告终。

  大银行坚持认为,为满足企业用户需求,它们必须扩大规模。潘迪特跟我讲:“我们在159个国家开展业务。企业要走向全球,就需要我们。全球企业都需要现金管理和资本市场。我们能满足这些需求。”花旗集团的26万名员工中,超过2/3都在美国以外工作。2010年前9个月,花旗利润中的约3/4来自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在巴西,花旗协助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上市,在英国帮助工程公司如汤姆金斯公司实现杠杆收购筹集资金。

  “这都是为了客户,”潘迪特继续说道。花旗和其他银行在泡沫期间的最大错误,就是把自己从事投资、交易,而非代表客户收取收益,看作银行基本职能之一。

  尽管潘迪特试图重建花旗文化,花旗依然深度参与到各种形式的交易中。花旗投资银行业务分支在过去10年内增长快速,为集团赚取大约三成的收入(在前9月中创收近200亿美元),及超过2/3的净利润(同期上涨60亿美元)。此外,投资银行业务中,其收入的每一美元中有80美分来自买入和卖出有价证券,只有14%来自为企业筹资和提供咨询服务。2010年1月至9月间,仅花旗集团证券交易员就创收125亿美元有余,超过花旗在北美全部分支的总和。

  许多银行认为,交易带来的收入实在太丰厚,难以放弃。他们正试图说服政府官员以尽可能宽松的方式实施《多得-弗兰克法案》。摩根斯坦利和其他大公司也正在重建其证券业务,整合汽车贷款、信用卡抵押及其他形式的信贷,然后发行由公司背书的债券,甚至包括一些证券化的基本抵押贷款。我问马克是否能预见次级抵押债券卷土重来。他答道:“我认为时机一到,它们会回来。我希望如此,因为这将给市场带来巨大的流动性。”

  “流动性”是用来形容买入及卖出的难易程度。一家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股票具有很高的流动性。靠贴现经纪公司,你可在数秒内将股票售出,且只需支付不到10美元的佣金。一间巧克力工厂是非流动性资产,处置其将耗费大量时间,且成本高昂。就股票市场和其他形式的交易而言,它们以流动性促进市场。我不止一次在金融界听到类似争论:“你不能没有银行,也不能没有交易。”一家大型私募公司执行官对我讲到:“股票的部分价值就在于你知道能在今天下午就卖掉它,银行由此创造流动性。”

  但是,流动性有缺陷,或至少看起来有不足之处。互联网股票的流动性说服人们去购买它,坚信股票能够及时卖出。次级抵押证券的流动性是引发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住房按揭贷款所有者认为他们始终能卖出同华尔街公司发行的抵押债券绑定的住房贷款,因此他们贷款给所有人。但是,流动性在人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却很快消失。每个人都试图在同一时间卖出,导致市场失效。

  近期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或许不是大型华尔街公司如此迅速地陷入泥潭,而是它们如此快速地恢复盈利,对自己给予慷慨奖励。去年,高盛向员工支付了超过160亿美元的补贴。摩根斯坦利则拿出超过140亿美元。两家公司都未进行任何新投资活动,也没生产任何具有实际价值的物品,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以下问题:从荷包里往外掏钱时,金融业是否与众不同?

  纽约州立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家托马斯·费立鹏认为金融业的确不同。“在大多数行业,当员工获得过多收入,他们的公司会走向破产,而员工由此将不再获得过多收入,”费立鹏告诉我,“也有例外,员工收入过多,而公司不会破产,这就是金融业。”

  “你可以制定交易策略,一夜暴富。但你之后需要费数月甚至数年时间去验证它到底是真金还是运气或是过分的风险承担。” 费立鹏解释道:“有时候,这非常困难。”交易员(和他们的经理)每季度被评估一次,他们通过杠杆式赌注获得相当体面的收入,而这些赌注却最终导致公司破产。

  在来自监管机构的压力下,华尔街大银行为应对其向高管发放补贴的批评,创造了所谓的“弥补性收入”。银行不再在1月或2月以现金形式支付大量红利。取而代之,一家银行向其大部分高工资员工发放一系列延迟性补偿,若收益转为亏损,其价值也将下跌。执行这个方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以受限股票形式发放奖励,此类股票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出售。一旦公司因前些年所做决策陷入困境,股票价格下跌,则作为奖励的股票会相应贬值。摩根斯坦利以现金形式支付奖金,但把现金存放在一个受限账户内,在一定年数内不能使用。若在此期间,产生奖金的投资遭遇损失,公司有权收回部分或全部奖金。

  弥补性收入上存在的关键问题是,它们在多长时间内有效。在摩根斯坦利,弥补性收入有效期为3年。这么短时间内,潜在风险不一定会浮出水面。费立鹏认为:“制定交易策略,前6年赚钱,从第7年开始亏损是很容易的事。这正是雷曼兄弟在倒闭前6年内所为。” 

   金融业内部几乎没有价格竞争。“这是一个交易,”泰德讲到,“高盛能做的我也能做。我能做的你也能做。没人有特有优势。就算你有独特优势,过几个星期,就有人通过反向设计克隆你的做法。” 

  投行费用跟总体交易规模相比,是很小的。“你是客户,你要做一个50亿美元的交易,”泰德说,“这是你做过的最大的一笔交易。这将决定你和你公司的未来。难道你真会在乎这2.5%还是3.3%的费用?不会的。老生常谈一下:当你需要动手术,你会找一个给你折扣的医生,还是一个你信任和了解的医生?谁的费用更高?”

  尽管奥巴马总统最近受到不少来自华尔街的指责,但联邦政府几乎没有动这部巨大的赚钱机器一根毫毛。

  经济史学家笔下曾出现过一段“金融抑制”时期。在此期间,监管者和决策者抑制了银行业的增长,反映出公众对华尔街心怀疑虑。他们限制了利率,禁止存款机构发行有价证券,并通过防止金融机构合并,使大部分金融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其间,未发生任何大经济危机,而资本投资、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率使数千万美国人迈入中产阶层行列。

  与之相反,80年代初以来,金融业大肆增殖,而生活水平停滞不前。这是巧合吗?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一贯接受金融业对自身的价值评估,而忽略了市场失灵和其他问题的影响。即使发生了次贷危机,国会和白宫都倾向于对华尔街言听计从,因为他们盲目认为华尔街对美国的繁荣至关重要。现在,伍利这样的异见者开始质疑这种观点。“有人认为金融创新具有社会价值,”伍利对我说,“我首先发现的是,这个论点几乎没有任何经验论据支持。”

  (张征: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徐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武汉大学)

 

 

 

 

 

发件:"meisun yu" <2007to1957@gmail.com>  2011-11-18 21:57:10 +0800 收件人: <ymsss@126.com> 抄送:标题:中国强国基石的十三项尖端军事技术

中国强国基石的十三项尖端军事技术

天军

2011年11月

    大功率激光技术

    中国研制的大功率激光武器已经装备部队,在安徽和新疆及酒泉三地各有一座大功率激光站。已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可以用来击毁来犯的导弹,包括太空中的GPS通讯卫星。只要把它国的GPS通讯卫星和预警卫星击毁,它国的所有导航设备就都变成聋子瞎子,所谓的信息战优势就荡然无存。

    飞行器小动量变轨技术

    这方面的尖端技术,已经在"神五"飞船上成功使用。我们可以推测,利用这一技术,中国的导弹可以在飞行中随意改变轨道,让对方的拦截导弹扑空。对此,美国的导弹拦截系统-"天网"(NMD-国家防御系统)形同虚设!

    反卫星反导弹技术

    中国早在上世纪就已研制成功装有核弹头的反击一号和二号拦截导弹。虽后来下马,但其技术储备最终用于SC-19反卫星/反导导弹。于2007年1月和2009年分别进行了两次反卫星和反导试验。说明我国已是继美俄后第三个掌握此技术的国家。

    太空轰炸机及反卫星攻击卫星

    中国的宇宙飞船技术已成熟。而飞船本身就是载人或无人太空轰炸机。中国可以把核炸弹装到飞船上,在太空对敌国发动核攻击。而在神5上试验的小伴随卫星实际上就是颗攻击卫星(太空雷),其内部不但可装导弹炸弹,且能机动变轨。在战时它可在地面的遥控引导下攻击敌国的卫星等航天器。

    多弹头重入大气层分导技术

    一个洲际导弹,可以带3~5个核弹头,在进入大气层时分导瞄准不同的战略目标。中国多次发射了一箭双星、一箭三星的大功率火箭,以及卫星回收试验,而且每次都获得成功,表明中国的这项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技术

    在所有陆基导弹发射系统全部被敌人摧毁的情况下,只要有一艘导弹核潜艇潜伏在水下,就可以实施核报复,12个导弹从水下近距离发射,每一导弹都带3~5个核弹头,可以把敌方大部分战略目标摧毁。这使得中国真正具有了第二次核打击力量。

    潜艇超静定技术

    利用目前的反潜探测设备都无法测出潜伏在水下的我国超静定潜艇,中国潜艇在日本公海潜伏多日,却没有被发现,直到潜艇浮出水面才大吃一惊。06年一艘039潜艇就曾穿透美舰队的外围防御圈潜到离美航母仅12里的地方上浮。这要是在战时美航母早就沉了!

    核武器小型化技术

    中国是个不太张扬的大国,其实中国早就拥有核武器小型化技术,将核武器作为战术应用,一枚小型核装药巡航导弹可以报销一个航母战斗群。当然,小型核武器技术里面还包含了另一项威力无比的核武器技术:中子弹,电磁脉冲弹。中国的中子弹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想当年某国说中国窃取其中子弹技术,简直是令人发笑,直到中国公布自己的部分档案,某国就再也不谈此了。中子弹,虽然杀伤小,但对电子系统的破坏却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战场机器人技术

    都说日本是机器人王国,而核泄漏事故却看不到日本的机器人?实际上中国的机器人和美日比是各有千秋。目前已知的成就有蛟龙号水下机器人和防化、防核三防机器人。和三型防爆机器人。特别是某所新研制成功的机器战士:装79式冲锋枪,榴弹发射器,通过GPS及遥控控制,并俱高摄像系统,可将远方画面传回,有高越障能力,适合城市战和山地战。

    电磁炮技术

    中国早在68年就已上马研究,后虽下马,但96年又重新上马。一直紧跟美国。目前中国已能将几十公斤重的超高速弹丸发射到上百公里。美国能发射到370里。

    战略战术巡航导弹技术

    98年中国取得美未爆之战斧导弹进行研究。2000年又由乌克兰得到前苏的SH--55巡航导弹。并得到一些以色列技术。所以中国是深得这三家真传啊!目前中国已拥有陆基的长剑10(1600公里)和C-62。海基是某型射程600公里。空基射程1500公里。

    隐型战机等先进战机

    第四代的歼20已经试飞。还有一种隐型轰炸机在研制中,关键技术已突破。第三代的歼11和歼10都已大量列装。

    中华神盾舰等先进战舰

    随着中国舰艇“心”病问题的解决,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神盾舰和新护航舰已开始大批量建造。

    正是因为中国拥有这十三项尖端军事技术,才确保了中国的世界强国地位!


 

 

 





发件人:"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 <zhanlue@yicai.com>  2011-11-14 00:06:3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27期,《战略参考》28期、29期 2011 年11 月21 日

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美国国务卿 希拉里·克林顿

翻译: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2011年10月11日 《外交政策杂志》

    未来的政治将决定于亚洲,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美国将置身于行动的中心。

    随着伊拉克战争接近尾声以及美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美国现在处于一个转折点。在过去10 年中,我们向上述两个战区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在今后10 年中,我们对在哪里投入时间和精力需要做到灵活并有系统性,从而让我们自己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以保持我们的领导作用,保障我们的利益,推进我们的价值观。因此,今后10 年美国外交方略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在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锁定于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的驱动力。这个地区从印度次大陆一直延伸到美洲西海岸,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两个大洋,由于交通运输和战略因素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亚太地区的人口几乎占到世界总人口的一半。这个地区拥有很多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也有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该地区有我们的一些重要盟国,还有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重要的新兴强国。

    在亚太地区建设一个更成熟的安全和经济架构以增进稳定和繁荣之时,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承诺至关重要。这将有助于建立起上述架构,同时使美国受益,让我们在整个世纪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正如我国在二战过后致力于建立一个全面、持久的跨大西洋的机构和关系网络的努力已获得多倍收益,而且我们还在继续受益。现在正是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大国作出同样投入的时候,这条战略路线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本届政府就任之初便确定的,现在已经产生效益。

    由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仍处于过渡时期,我们本国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挑战,美国政坛上有些人叫我们不要重新定位,而是掉头回家。他们寻求减少我们的国外参与,主张优先解决紧迫的国内问题。这些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受到误导的。那些说我们不能再继续参与全球事务的人完全是本末倒置——不参与的后果远非我们所能承受。从为美国企业打开新市场到遏制核扩散,再到保持商务和航运的自由通行,我们在国外的工作正是我们国内繁荣和安全的关键所在。60 多年来,美国顶住了此类“回家”论调的牵引力和这些论点所隐含的零和逻辑。我们必须再次这样做。

    在我们的边界之外,人们也在揣测美国的意图,不知道我们是否愿意继续参与并发挥领导作用。在亚洲,他们问我们是否真的会长期驻留,我们是否有可能再次因别处发生的事件而转移注意力,我们是否能够作出——并保持——可信的经济和战略承诺,以及我们是否能够以行动来落实这些承诺。答案是:我们能够而且一定会这样做。

    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也是奥巴马总统确定的一项首要任务。亚洲开放的市场为美国进行投资、贸易及获取尖端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国国内的经济复苏将取决于出口和美国公司开发亚洲广阔和不断增长的消费基群的能力。在战略上,无论是通过捍卫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应对北韩的扩散问题还是确保该地区主要国家的军事活动的透明度,保障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全球的发展越来越至关重要。

    正如亚洲对美国的未来极其重要一样,一个积极参与的美国对亚洲的未来也极其重要。该地区渴求我们的领导作用和我们的商业贸易——也许比现代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迫切。我们是在该地区拥有一个强大的联盟网络的唯一大国,没有领土方面的野心,却有维护共同利益的长期业绩。与我们的盟友一起,我们几十年来保障了地区安全——在亚洲的海上航道巡逻并维护稳定——这反过来又帮助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条件。我们通过刺激经济生产力、 增进社会权益及扩大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已经帮助整个地区数十亿人融入全球经济。我们是一个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让太平洋两岸的工人和企业受益的创新源泉、每年接待35 万亚洲学生的东道国、以及开放市场的先行者和普世人权的倡导者。

    奥巴马总统在整个美国政府部门领导了一项多方面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充分支持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常常是一种默默无闻的努力。我们的很多工作并没有成为头版新闻,不仅因为工作的性质——长期投资不如眼前的危机更引人注目——还因为世界其他地区不断爆出头条新闻。

    作为国务卿,我打破传统,在首次正式出国访问时便前往亚洲。在随后的七次行程中,我有幸亲眼看到该地区发生的迅速转变,突显了美国的未来与亚太地区的未来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战略上转向该地区,在理念上与我们保障和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的总体努力一致。这一转变的成功要求两党必须保持并增进关于亚太地区对我们国家利益的重要意义的共识;我们寻求发扬几十年来两党历届总统和国务卿所开创的参与世界事务的深厚传统。这还要求必须明智地推行一项连贯一致并能兼顾我们各项决策的全球性影响的区域战略。这种区域战略是个什么样子?首先,它要求长期地致力于我所说的“前沿部署”(forward-deployed)外交。这意味着继续把我们的各种外交资源——包括我们最高级别的官员、我们的发展专家、我们的跨部门团队和我们的永久资产——分派到亚太地区的每个国家和每个角落。我们的战略必须顾及并适应在亚洲各地不断出现的迅速和显著的变化。鉴于这一点,我们的工作将遵循六个关键的行动方针: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我们与新兴大国的工作关系,其中包括中国;参与区域性多边机构;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一种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

    由于我们独一无二的地理特点,美国既是大西洋国家,也是太平洋大国。我们对与欧洲的伙伴关系及其一切成果感到自豪。我们现在的挑战是建立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和机构网,使之与我们的跨大西洋网络一样持久,并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一致。对于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努力,这是一个试金石。

    我们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条约联盟是我们转向亚太战略的支点。这些联盟已经确保了半个多世纪的地区和平与安全,为该地区引人注目的经济崛起构建了有利的环境。在安全挑战不断演变之际,它们充分利用我们的地区存在,增强我们的地区领导力。

    尽管这些联盟非常成功,但我们不能仅满足于维持这种关系,而需要不断更新以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在这方面,奥巴马政府以三项核心原则为指引。首先,我们必须在我们联盟的核心目标上保持政治共识。其次,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联盟具有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以便成功应对新的挑战和把握新的机遇。第三,我们必须保证我们联盟的防御能力和通讯基础设施在运作上和物质上能够切实阻遏各种各样的国家和非国家实体的挑衅。

    与日本的联盟是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它表明奥巴马政府如何贯彻这些原则。从航行自由到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我们对稳定的地区秩序和清晰的通行规则怀有共同的愿景。我们已达成一项新的约定,其内容包括由日本政府出资50 多亿美元,以确保美国军队长久驻防日本,同时扩大联合的情报、监测和侦察活动,从而阻遏对地区安全的挑战并迅速作出反应,以及共享情报以应对网络安全威胁。我们已缔结开放天空协定,用以增进企业接触和民众联系;启动关于亚太事务的战略对话,并作为阿富汗的两个最大捐助国携手合作。

     同样,我们与韩国的联盟正在加强,操作上越来越一体化,并且继续发展两国的联合能力,以阻遏和应对北韩的挑衅。我们已就一项计划达成协议,确保操作控制权在战时成功过渡,并预期《韩美自由贸易协定》(Korea-U.S. Free Trade Agreement)将获顺利通过。通过我们在20 国集团(G-20)与核安全峰会(Nuclear Security Summit)的合作,以及我们在海地和阿富汗的共同行动,我们的联盟已走向全球化。

    我们也在扩大与澳大利亚的联盟,把我们的关系从一种太平洋伙伴关系扩展到跨越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实际上,这已经是全球性的伙伴关系。从网络安全到阿富汗,从阿拉伯觉醒到加强亚太的地区架构,澳大利亚的建议和投入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东南亚,我们正在续延和加强与菲律宾和泰国的联盟,例如增加舰船到访菲律宾的次数,通过我们在棉兰老岛(Mindanao)的联合特别行动队(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Task Force)确保成功训练菲律宾反恐部队。在我们历史最悠久的亚洲条约伙伴泰国,我们正努力建立太平洋地区的区域人道主义和赈灾活动中枢。

    在根据新的需要更新联盟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在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主动扩展与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蒙古、越南、文莱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这些都是更广泛的努力的一部分,旨在确保美国在该地区奉行更全面的战略和参与。我们正邀请这些新伙伴与我们一起构建一套基于规则的区域及全球秩序并参与其中。

    当然,这些新伙伴中最引人瞩目的国家之一是中国。与以往获得发展的许多国家一样,作为美国帮助建立和努力维续的基于规则的开放系统的组成部份,中国也实现了繁荣发展。今天,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需要进行审慎、稳定、动态的管理。我们对中国的方针是立足现实,注重成效,忠实于我们的原则和利益。

    众所周知,担忧和误解仍然在太平洋两岸徘徊不去。我们国内的一些人把中国的进步视为对美国的威胁;而在中国的一些人担心美国会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我们反对上述两种观点。事实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美国对中国有利;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也对美国有利。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我们两国均能显著获益。但是,不能仅靠愿望来建设两国关系。它需要我们双方更加始终如一地把积极的言词转化成有效的合作,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必须履行各自的全球责任与义务。今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发挥潜能正是取决于这些因素。我们也必须坦诚对待我们之间的分歧。在我们从事我们必须为之共同努力的紧迫工作时,我们将坚定并
果断地解决这些问题。同时,我们也必须避免那些不切实际的期望。

    在最近的两年半中,我的重点工作之一是确定并扩大我们两国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与中国一起努力建立互信,并鼓励中国在解决全球性难题时采取积极行动。这也是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和我启动两国间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的原因,这一对话把两国的数十个机构汇集到一起,磋商最为紧迫的双边问题,包括安全、能源和人权问题在内,是两国政府间迄今最具深度与广度的对话。

    我们还努力增加透明度,降低两国军队之间发生误判与失误的风险。美国与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进行军事现代化及扩充军备的努力,我们希望中国澄清这样做的意图。两国军队之间的交往可增进透明度,双方都将从这种持久和实质性的交往中获益。因此,我们期待北京克服时有的勉强态度,与我们一起努力建立一个可持久的军队与军队间的对话机制。此外,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来加强战略安全对话(Strategic Security Dialogue),这一对话把军队和文职领导人汇集到一起,讨论诸如海事安全和网络安全等敏感问题。

    在我们共同努力建立互信的同时,我们决心与中国一起共同应对至关重要的地区性与全球性安全问题。因此,我经常——往往是在非正式场合——与我的中国同行戴秉国国务委员和杨洁篪外长会面,就北韩、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问题以及南中国海的开发等重要挑战进行坦率磋商。

    在经济领域,美国与中国必须密切合作以保障全球未来的强劲、可持续且平衡的发展。在全球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美国与中国通过20 国集团有效地合作,合力把全球经济从濒于崩溃的境地挽回。我们必须继续增进这种合作。美国企业需要公平的机会向中国日益扩大的市场出口,扩大出口将能增加在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同时保证美国在中国的500 亿美元投资能够为有助于增强在全球的竞争力的新的市场和投资机会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同时,中国企业希望能够从美国购买更多的高科技产品,在美国进行更多的投资,并获得与市场经济同等的准入条件。我们能够为实现这些目标共同努力,但中国仍然需要采取重要的改革步骤。

    具体而言,我们正在努力要求中国停止对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或它们的创新技术的不公平的歧视行为;撤除对本国企业的优惠待遇;并终止那些不利于甚或盗取外国知识产权的行为。我们希望中国采取步骤,允许人民币对美元以及对中国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的汇率更快地升值。我们相信,这些改革将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这些改革步骤确实将有助于中国实现其包括扩大内需在内的五年计划目标),同时还将有利于全球的经济平衡和可预见性以及更广泛的繁荣。

    当然,我们已在公开和非公开场合十分明确地表示了我们对人权的严正关注。当我们看到有关公益律师、作家、艺术家和其他人员被拘留或失踪的报道时,美国以公开和非公开的方式表达我们对人权的关注。我们向我们的中国同行指出,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实行更开放的政治体制将为中国奠定基础,带来更大的稳定与增长,并将增强中国的合作伙伴的信心。否则,中国将给自身发展造成不必要的限制。说到底,美中关系的发展没有指导手册可循。然而,利益攸关,不容失败。我们在前进过程中,将继续把同中国的关系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地区性的安全同盟、经济网络和社会纽带的框架内。

    我们将与之密切合作的主要新兴大国包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两国也是亚洲最具活力的重要的民主大国。 奥巴马政府谋求同两国发展更广泛、更深入和更明确的关系。从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到太平洋的这一海域分布着世界上最活跃的贸易和能源航道。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口总和已占世界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它们是全球经济的关键动力,是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并正在日益成为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核心贡献者。它们的重要性很可能在未来与日俱增。

    奥巴马总统去年对印度国会表示,印度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是21 世纪具有决定意义的伙伴合作关系之一,并且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双方都仍有一些障碍需要克服,有一些问题有待回答;但是,美国对印度的未来作出的战略性预测是: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将有助于推进和平与安全;印度向世界开放市场将为实现地区乃至世界进一步繁荣铺平道路;印度的科学技术进步将改善人民生活并在各地促进人类知识进步;印度充满活力、多元的民主体制将带来实际成果,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同时激励其他国家走上相似的开放与宽容之路。因此,奥巴马政府扩大了我们的双边关系;积极支持印度的“东向”(Look East)努力,包括与印度和日本的新三边对话;并且勾画出一个以印度为支柱的经济更融合、政治更稳定的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新愿景。

    我们也在与印度尼西亚缔结新的伙伴合作关系。印尼是世界第三大民主体,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20 国集团成员。我们已恢复了对印尼特种部队的联合培训,并与该国签署了数项卫生健康、教育交流、科学技术及防务协议。今年,应印尼政府之邀,美国将以奥巴马总统为代表首次参加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不过,还有一段路程要走——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消除一些官僚障碍、历史遗留的猜疑以及在理解彼此视角与利益上的某些差异。

    即便在我们强化这些双边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强调了多边合作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认为,解决亚洲如今所面临的这类复杂的跨国挑战需要一系列有能力采取集体行动的机构的参与。亚洲建立起一个更有力、更协调的地区构架将会加强规则与责任体制,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和确保航运自由,而这将为有效的国际秩序奠定基础。在多边环境下,负责任的行为会赢得合法性并受到尊重,同时让我们可以共同向破坏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人追究责任。

    因此,美国已经采取行动全面接触或参与该地区的多边机制,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和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等。我们知道,我们与地区机制的合作旨在辅助而不是取代我们的双边关系。该地区要求美国在这些机制的议程制定中发挥积极作用——而这些机制富有效力且积极负责也同样符合我们的利益。

    因此,奥巴马总统将于11 月第一次参加东亚峰会。作为一项基础工作,美国已在雅加达设立了新的美国驻东盟使团,并与东盟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我们把制定一项更加注重结果的议程作为重点,这对于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努力起到了推动作用。在2010 年于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上,美国帮助展开了一项地区性努力,保护各国不受阻碍地进入南中国海及在其间通航,支持在南中国海海域划定领海界限的关键国际规则。鉴于世界二分之一的商用货轮行经这片水域,这是一项影响重大的努力。在过去一年中,我们为保护我们在通航稳定和自由的切身利益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为对南中国海提出所有权要求的各方展开持久的多边外交铺平了道路,努力确保按照国际法既定的原则和平解决争端。

    我们还努力加强亚太经合组织,使之成为一个致力于推进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联系的实质性领导机构。在该组织去年大胆呼吁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之后,奥巴马总统将于今年11 月在夏威夷主持召开2011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我们致力于巩固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区域经济机构的作用,制定经济议程,从而带动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共同推动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同时建设能力并加强监管机制。亚太经合组织及其从事的工作有助于扩大美国的出口以及在美国创造并扶持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促进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亚太经合组织还提供了一项关键性手段,推进释放妇女所拥有的经济增长潜能的广泛议程。在这方面,美国致力于与我国的合作伙伴共同采取雄心勃勃的步骤,以加速“参与时代”(Participation Age)的到来——届时每一个人,不分性别或其他特征,都成为为全球市场做出贡献的重要成员。

    除了对这些规模较大的多边机制的承诺外,我们还付出了巨大努力,发起并召开一系列“小型多边”会议,即希望解决具体问题的国家召开的小型会议,例如我们发起的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Lower Mekong Initiative)。该计划支持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的教育、卫生和环境项目。再如太平洋岛国论坛,我们在论坛上努力支持其成员应对从气候变化到过度捕捞及通航自由等带来的挑战。我们还着手寻求与蒙古、印度尼西亚、日本、哈萨克斯坦和韩国等不同国家建立新的三边关系的机会。我们也希望在亚太地区的三大强国中国、印度和美国之间推进协调和接触。

    通过所有这些不同的方式,我们力求塑造并参与一个反应迅速、灵活、有效的区域性架构,并确保它与一个更广泛的全球架构连通,该架构不仅保护国际稳定和国际商贸,而且能推进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对亚太经合组织的经济工作的重视与我们把经济治理方略提升至美国外交政策一大支柱的更广泛的承诺是一致的。经济进步日益依赖牢固的外交关系,而外交进展则取决于牢固的经济关系。注重增进美国的繁荣也自然而然地意味着更高度地注重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和经济开放。该地区的产出已超过全球总产出的一半,该地区的贸易也占全球总贸易的将近一半。在我们力争实现奥巴马总统到2015 年将出口翻一番的目标之时,我们正在寻求在亚洲扩大商务的机会。去年,美国对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出口总额为3200 亿美元,支撑着85万个就业岗位。因此,在我们审议此次重新定位时,有很多对我们有利的因素。

    当我与我的亚洲同行们交谈的时侯,总会有一个主题突显出来:他们仍然希望美国在亚洲地区蓬勃发展的贸易和金融交往中成为一个参与其中并发挥创造性作用的合作伙伴。在我与我国各地企业界领导人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向亚洲蓬勃的市场扩大我们的出口和投资机会对美国是多么的重要。

    在今年3 月在华盛顿以及后来于7 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我阐述了我认为健康的经济竞争应当具备的四个特征:开放、自由、透明、公平。通过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参与,我们正在帮助落实这些原则,并向世人展现出它们的价值。我们正在谋求达成新型的贸易协议,使之在开拓新市场的同时提升公平竞争的标准。例如,《韩国与美国自由贸易协定》(Korea-U.S. Free Trade Agreement)将在五年内取消美国95%的消费品和工业出口产品关税,支持大约7 万个美国就业岗位。仅消除关税一项就可能为美国出口产品带来100 亿美元以上的增长,并促使韩国经济增长6%。它将为美国汽车公司和员工打造出公平的竞争环境。所以,无论你们是美国机械制造商,还是韩国化学品出口商,这项协定都减少了阻碍你们获得新客户的壁垒。

    我们在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它将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体——无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汇聚一起,形成一个统一贸易体。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取得更大的增长,还要取得更好的增长。我们认为,贸易协议需要包含对工人、环境、知识产权和创新的严格保护。它们还应该促进信息技术的自由流动和绿色技术的推广普及,提高我们的监管体系的协调性和供应链的效率。我们取得的进步最终要以人民的生活质量为衡量尺度——要看男女公民能否有尊严地工作、获得体面的报酬、抚养健康的家庭、教育子女、并且能够掌握机会改善自己和下一代的命运。我们希望,具有高标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能够成为今后各种协议的一个基准——并且发展成带来更广泛的地区互动的平台,最终形成亚太自由贸易区。

    取得我们贸易关系中的平衡需要有双向的承诺。这是平衡的本质所在——它不能单方面强加于人。因此,我们正在通过亚太经合组织、20 国集团和我们的各种双边关系提倡进一步开放市场、减少出口限制、增加透明度、以及对于公平的整体承诺。美国的企业和工人需要对他们在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中经营抱有信心,从知识产权到自主创新——一切都有可循之规。

    亚洲经济在过去10年里的非凡增长及其在未来持续增长的潜力依赖于长期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军队——包括5 万多名在日本和韩国服役的美国男女军人——为提供这项保障做出了贡献。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地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从领土和海事争端、对航行自由的新威胁、直至自然灾害加剧的影响——要求美国奉行一个在地理分布上更合理、运作上更具弹性、政治上更可持续的军力态势。我们正在把与东北亚地区传统盟友的基地安排现代化——我们对此的承诺坚如磐石;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加强我们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存在。例如,美国将在新加坡部署美国濒海战斗舰(U.S. Littoral Combat Ships),我们还在研究增加我们两国军队协同训练和行动机会的其他途径。美国和澳大利亚今年同意探索如何扩大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部署,以增加更多的联合训练和演习机会。我们还在审视如何能够增加我们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行动通道及深化我们与盟国和合作伙伴的接触。

    如果我们要适应在该地区面临的新挑战,如何把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日益增长的关系变成一个操作性理念是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在整个地区作出更广的军事部署将提供极为重要的有利条件。美国将能更好地支持人道救援;同样重要的是,与更多的盟国和伙伴开展合作将提供更强大的保障,以应对各种威胁或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与我们的军事力量或经济规模相比,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最有影响力的资产是我们的价值观的巨大威力,特别是我们对民主与人权的坚定不移的支持。它显现了我们最深厚的民族性格,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包括我们向亚太地区的战略转移。

    在我们深化与在这些问题上和我们持有不同观点的伙伴的接触时,我们将继续敦促他们实施改善国家治理、保护人权和推进政治自由的改革。例如,我们向越南明确表示,我们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强烈愿望要求它必须采取步骤进一步保护人权和推进政治自由。再如缅甸,我们决心对那里侵犯人权的行为追究责任。我们密切关注内比都(Nay Pyi Taw)的局势发展及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与政府领导层之间不断增加的互动。我们向缅甸政府强调,必须释放政治犯,推进政治自由和人权,同过去的政策决裂。至于北韩,平壤政权一贯漠视其人民的权利,我们继续有力地公开谴责北韩对地区与世界构成的威胁。我们不能也不会寻求将我们的制度强加给别的国家,但我们坚持认为,某些价值观是普遍的——为包括亚洲在内的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人民所珍视——这些价值观是建设稳定、和平和繁荣的国家不可或缺的条件。最终,应由亚洲人民来追求自己的权利和愿望,就像我们在全世界看到的一样。

    在过去10 年中,我国外交政策经历了转型,从处理后冷战时期的和平红利到履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出的巨大承诺。随着这两场战争逐渐平息,我们将需要加快转折,以适应新的全球现实。

    我们知道这些新的现实要求我们创新、竞争和以新的方式发挥领导作用。我们不应减少对世界事务的参与,而是需要奋勇向前,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毫无疑问,在资源稀缺的时期,我们需要明智地使用这些资源,以期获取最大的回报。这就是为什么亚太地区在21 世纪为我们提供真正的机遇的原因。

    当然,其他地区依然十分重要。我国多数传统盟国所在的欧洲仍然是我们首先依赖的伙伴,在几乎每一个紧迫的全球挑战中都与美国并肩努力,我们也正为更新我们的同盟架构投入资源。中东北非人民正在规划一条新的道路,并已产生意义深远的全球影响。随着这一地区发生深刻变化,美国正致力于与之建立积极长久的伙伴关系。在经济与政治发展方面,非洲在未来年代中拥有尚未挖掘的巨大潜力。另外,我们在西半球的邻国不仅是我们最大的出口贸易伙伴,而且在全球经济与政治事务中也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有这些地区都需要美国的参与和领导。

    我们已经做好发挥领导作用的准备。我知道,有一些人对我们能否在世界上长期保持力量表示怀疑。我们以前就听到过这种言论。越战结束时曾出现一个盛极一时的全球评论员行业,他们竭力宣扬美国在退却,这种论调每几十年就出现一次。但是,无论美国在何时经历挫折,我们都通过发明和创新渡过难关。在现代史上,我们的复兴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它植根于我们的自由民主和自由创业模式,今天,这个模式仍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繁荣与进步的源泉。不管我去哪里,人们都告诉我世界依然期待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我们的军力遥遥领先,我们的经济规模远超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我们的工人拥有最强的生产力,我们的
大学饮誉全球。因此,毫无疑问,美国有能力在本世纪保障和延续我们的全球领导地位,正如上个世纪一样。

    在我们向前推进、为今后60 年在亚太地区的参与奠定基础之际,我们不忘过去60 年中主导了这种参与的两党传统。目前,我们专注于在国内必须采取的步骤——增加储蓄、改革金融体系、减少对举债的依赖、化解两党的争议——以获得和保持我们在国外的领导地位。这种转折远非易事,但我们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已经为之铺平了道路,我们有决心完成这个转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外交努力之一。

 

 

 

 

 



发件人:"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 <zhanlue@yicai.com> 2011-11-06 18:08:24 +0800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参考》27期-与中国的冲突

美国与中国的冲突

——威慑的前景、后果和战略

兰德公司国防研究所国际安全与国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詹姆斯·多宾斯
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 戴维·贡佩尔
兰德公司政策分析师 戴维·席拉帕克
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 安德鲁·斯科贝尔

译者:第一财经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尹宏毅

2011 年11 月07 日

    在今后20 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防预算可能会超过美国,从而使之成为真正享有同等地位的竞争对手。尽管存在这种潜力,但我们认为,中国的安全利益和军事实力仍将集中在其直接的周边地区。在那里,可能会爆发冲突,牵扯到韩国、台湾、东南亚的一个或更多的国家,或者是印度,大致就是按照这一概率递减的次序。在这些事例当中的任何一起之中,按照我们的评估,美中两国之间都不可能发生武装冲突。但是,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一项评估,即美国将会对导致这种冲突的行为保持威慑能力。

    对东亚最有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来说,美国的地面部队将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紧急情况会源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崩溃,但其它国家崩溃的可能性则要小一些。虽然中国总的军事实力不会很快赶上美国,但在其直接的邻近地区,首先是在台湾岛内及其周围,其次是在遥远一些的地方,它将会比较迅速地获得局部的优势。因此,对该地区有争议的资源进行直接的防御将变得越来越困难,最终将会几乎不可能。因此,美国越来越在防务方面依赖升级的选择,在威慑方面依赖进行报复的实力。在这方面,美国的核优势很可能会无济于事,不仅因为中国将会保持第二次打击的实力,而且因为在大多数可能的危机中,所牵扯到的
问题对美国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发生冲突,很可能会升级成为电脑网络和经济领域中的冲突。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美国的弱点,所以所付出的高昂代价都是令人厌恶的。虽然对中国大陆的军事目标实施常规打击可能是最佳的升级选择,但是没有理由相信,冲突能够受到如此严格的限制。

    在改善直接防御的前景和减少升级的风险方面,一项手段就是美国为中国的邻国的军事实力提供支撑,并支持其决心,这种战略不应当是——或者不应当被看作是——美国企图包围中国,或者建立反对中国的地区联盟,以免造成中国的更为严重的敌视。实际上,应当做出并行不悖的努力来使中国参加安全方面的合作,不仅是为了避免造成反华联盟的形象,而且也是为了让这个世界上第二号大国对国际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中美之间如果发生冲突,经济上的后果可能会是历史上空前的,即使双方避免经济战也是一样。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相互威慑。这种威慑目前稍微对美国有利一些。加强美国的经济是最佳途径,以确保相互依赖的平衡,以及与此相关的威慑不会在今后几十年内转变成对美国十分不利的状况。虽然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不容忽视,但是也不应当夸大。任何次数的其它冲突都更有可能。这些更有可能的冲突将会在与同中国截然不同的对手之间发生,所要求的能力也会截然不同于对付一个真正享有同等实力的竞争对手所必需的能力。从单个情况的角度看,这些紧急情况都不会像与中国发生冲突那样重要。但是总体而言,它们将会深刻影响两国相互交往的国际环境,并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实力和决心的看法。

与中国的冲突:前景、后果和威慑战略

    在今后20 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防预算可能会超过美国。因此,如果中国选择这样做的话,它可能会成为要比苏联和纳粹德国在鼎盛时期更为强大的对手。但是,中国所谋求的既不是领土扩张,也不是对邻国发挥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它对在军事开支上赶上美国、获得与之相当的全球影响力,或者在本国直接的周边地区以外的地方做出防务方面的承诺丝毫也没有显示出兴趣。虽然其意图方面的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大概会获得相当多的警报,因为从做出开发这种能力的决策到实际开发之间,必须留出很长的时间。

   尽管中国的政策很谨慎和务实,但是与美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依然存在。随着中国的国力增强,这种风险在重要性方面将会增加,其概率也可能会增大。下面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认为最有可能在今后30 年内造成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的冲突来源,其发生的概率按照递减的次序排列。所有这些冲突来源都处于中国直接的周边地区。在那里,我们认为中国在安全方面的利益和实力仍将是集中的。

    在这些情况的任何一种之下,我们都不认为中美发生军事冲突是可能的,但是这种判断所依据的是一种看法,即美国将会保持在整个这一期间对可能会导致这种冲突的行为进行威慑的能力。在回顾发生冲突的貌似可能的来源之后,我们考虑一下这些情况可能会给美国带来的军事行动上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防务和威慑方面的要求。我们考察一下美国将需要保持的实力,以确保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不会发生。我们在结尾部分提供有关美国在应对崛起中的中国所构成的挑战方面的长期战略的一些想法。

发生冲突的场合

朝鲜

    朝鲜如果垮台,可能是由于经济失败、金正日死后在权力的过渡中发生争执,或者在与韩国之间的一场战争中失败。在任何此类情况下,朝鲜的局势都可能会出现混乱。数以十万计的,也许是百万计的平民就会朝着朝鲜的边境地区迁徙,以寻求食物和躲避相互对立的武装集团之间的冲突。中央控制的崩溃还会危及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中国可能会在沈阳军区全面动员的导弹资源的安全。中国还很可能会派遣大量部队越过鸭绿江,以图在边境的朝鲜一边解决难民流动问题。

    对美国在韩驻军/联军司令部来说直接的行动方面的担忧是确保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射场的安全。如果朝鲜并非完全溃不成军,那么可能还必须使朝鲜人民军威胁首尔的远程火炮失去作用。对于完成这些任务来说,特种部队、强行进入和空运方面的能力将会十分必要。同时,中国也会很担心美韩军队进入非军事区以北地区,因而会调遣本国军队进入,如果它尚未开始这样做的话。这不仅是为了遏制混乱,而且是为了在美韩军队接管全国之前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虽然在执行这些任务方面,韩国将提供大量部队和实力,但对于应付朝鲜全面崩溃的范围与复杂性来说,这是不够的。美国地面部队的大量和范围广泛的投入将是必要的,以迅速夺取若干方位并确保其安全。其中一些地方是范围广袤的。特种部队与专门的化学、生物、放射性、核和高当量爆炸物(化生放核爆)部队将不足以应付这一局面。

    美中两国军队之间发生对抗——无论是意外的与否——的可能性很大,对抗升级的可能性也很大。除了进行干预和应对朝鲜失败的直接后果的压力之外,美国还将被迫面对理想的终极状态这一棘手的问题:即统一(我们的盟国韩国所偏好的结果)或者朝鲜半岛继续分裂(中国的强烈偏好)。

台湾

      虽然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已经并且不断改善,但是在两国之间的重要问题上,一直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这个问题就是该岛的最终地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权还是作为“统一后的”中国的一部分——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决定。台海两岸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只要根本的分歧继续存在的话。

    海峡两岸间如果发生冲突,可能会采取许多形式,包括中国封锁台湾的港口、对台湾的目标实施不同水平的轰炸,以及直接的入侵企图等。如果美国直接插手任何此类应急行动,其目标就是阻止中国胁迫或者征服台湾,以及在可能的程度上限制对台湾的军队、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对美国来说的核心使命包括阻止中国获得制空权和制海权,限制北京的陆地攻击导弹的影响——这种影响全都通过主动和被动的防御与进攻行动的灵活的结合来实现——以包括美国对与进攻台湾相关的大陆目标进行打击的可能性,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实际上,中国完全可能预料到并且谋求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阻止美国的这种行动,就是通过对美国在该地区的资源发动攻击。

    随着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取得进展,美国胸有成竹地完成这些使命的能力正在受到侵蚀。在近期内,中国即将部署威胁美国的陆地和海洋力量投射平台——空军基地和航母——以及台湾自己的防御力量的实力。如果没有该地区军事力量对比的持续不断变化的可能性极小的逆转,那么即使考虑到针对顽强抵抗的当地力量发动一场两栖进攻方面的相当大的困难,直接保卫台湾也已经成为一项挑战,在今后几年里,其难度很可能会不断增大。

 网络空间

    中美之间的网络战争可能会成为武装敌对行动的一个方面——或前奏。抑或,它也可能会在网络空间中开始,并停留在那里。这种情况局限于这一领域,尽管有引发武装冲突的一定危险。

    由于对美国的网络实施了一再的闯入,以获取敏感的数据,却没有遭到美国的报复,所以解放军可能会谋求并获得授权,以干涉美国有关中国的战略核计划的情报搜集与传播。中国的文职领导人可能不会认识到,这种行动会被美国界定为网络袭击,因而导致报复行动。这种袭击可能会破坏美国赖以获得重要情报——包括警报——的系统。如果美国相信解放军是袭击者,它就有可能决定进行报复。由于解放军相应的情报网络不容易进入,美国还选择显示出冲突升级的危险,所以美国可能会针对支撑中国的运输系统——包括商业航运和军事后勤——的网络实施报复。这样一来,对中国的贸易的影响可能是直接的。此外,由于美国观察中国军力的能力受到损害,所以太平洋司令部可能会被要求加强兵力的戒备状态。虽然中国不希望发生武装冲突,但是它可能会针对充当太平洋上的C4ISR网络的美国卫星实施“软杀伤”袭击(例如链接干扰),从而做出反应。而美国则采取相应的对策。由于中美两国的网络防御体系在这种大规模的、动用先进武器的袭击面前价值有限,所以双方可能会采取反击,以图恢复威慑。

    在随后发生的升级之中,中美两国都可能会遭受重要网络的暂时、但却是严重的中断,因而加剧股票、货币、信贷和贸易市场上的冲击。虽然双方都避免冲突升级为动武,但是经济上的损失会相当大。中美两国在伊朗问题上的合作很可能会中止。朝鲜半岛的局势可能会恶化。没有任何生命方面的损失——仅仅是范围广泛的破坏、对抗的加剧和对网络安全信心的丧失而已。不会有任何“赢家”。

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地区有许多可能的热点。中国对几乎整个地区都提出一定程度的主权要求,这与许多别国的竞争性要求相矛盾。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周围地区自从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以来尤其发生了有限的冲突。例如,如果越南和中国之间的一场海洋争端升级为两国间的陆地战争,海上的对抗就可能会导致范围更为广泛的冲突。由于存在美国的缔约盟国菲律宾,如果南中国海或者其周围发生严重的危机,对华盛顿来说,利害关系可能会更大。中国最近声称,该地区是其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因而应当由中国管辖。这是对自由航行的全球规范的考验,是对美国在东亚的利益的直接挑战。

    美国的目标可能会各不相同,从针对中国企图控制南中国海的海上活动实施航行自由,到帮助菲律宾实施自卫,以防范海上和空中袭击、在发生东南亚的陆地战争情况下支援越南和保卫泰国——另外一个缔约盟国——都有,具体情况要看冲突的性质的和严重程度。如果南中国海或者东南亚发生任何可能的紧急情况,都要求美国提供空中和海上力量来确保战斗空间为友邦所主导。如果发生陆地战争,可能会要求美国提供地面部队——特别是特种部队和强行进入的实力。中国当前的向南中国海地区投射强大力量的实力是有限的。尤其是,人民解放军陆基的战机缺乏充分的航程,以便从基地出发执行有效的远程作战任务。如果中国在今后几年内形成航母和空中加油实力,这种评估就会改变。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的直接防御在今后20 年内仍将是一项可行的战略。

日本

    中日关系起码由于两个原因是有争议的。首先,在中国方面,日本从19 世纪最后几年到1945 年的所作所为引起的愤怒、恐惧和不满依然存在。由于中国所认为的日本麻木不仁或者蛮横无理的行为,这种情绪经常更为严重。其次,尖阁列岛/钓鱼岛所引起的持续不断的领土争端以及对南中国海地区的专属经济区的相互重叠的领土要求使两国关系不断发生摩擦。如果东中国海发生海上事件,或者一场争吵由于某种海上遭遇而升级,就可能会爆发冲突。

    一旦中日两国之间发生争端,美国的目标就是帮助保卫日本,并且必定是阐明,尽管中国崛起了,但是美国在亚洲仍然是安全方面的首选的合作伙伴。要这样做,就必须帮助限制日本及其军事力量所遭受的损失,恢复对直接的领空和领海的控制权。这可能会要求考虑到美国和日本针对中国大陆的目标实施打击,而与之相伴随的将是对冲突升级风险的担忧。

    中国的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空军和导弹力量投射部队的扩充,将会使应对此类紧急情况的代价不断增大。然而,如果美军不从西太平洋地区全面撤退,或者日本的自卫力量不显著削减,那么在今后20 年到30 年内,直接保卫日本就仍将是一项可信的——即使是越来越富于挑战的——战略。

印度

    中印两国彼此把对方看作亚洲大陆上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两国间如果发生冲突,可能会是由于两国有争议的漫长的共同边界线上的一起事件,或者在如何应对缅甸等失败邻国问题上的纠纷。除了世界上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的一场冲突所构成的危险之外,双方之间的核武器的影响也造成相当大的冲突升级风险。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美国大概都会寻求不卷入冲突,因为它的主要的直接担忧是该地区的数以万计的美国平民的安全,以及在一个或者更多的受影响国家实施大规模的和复杂的非作战撤退行动的可能的需要。政治上的障碍将是复杂的,行动上的挑战令人却步。重要的空中和海上力量以及地面部队将是必要的。美国很可能会为印度提供明确的外交上的支持,并悄悄地向新德里提供情报和军事装备。美国的战略目标将是阻止中国获胜,以及避免垂直性的升级(即动用常规或者具有核武装的弹道导弹)或者水平升级(例如巴基斯坦的卷入)。

军事行动上的影响

    以上事例标志着美国在今后10 年内及其以后时期可能会面临的涉及中国的可能的军事紧急情况的范围。它们显示出,虽然中美之间的敌对行动也许不大可能,但是美国需要范围广泛的发达军事实力来产生威慑作用或者取胜,并且在任何情况下维护稳定,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影响,尽管中国的实力和影响范围不断增大。这种需要正在受到实力不断增强的解放军和冲突可能会发生的不同的情况、地理及领域——陆地、海洋、空中、太空、电脑网络——的影响。在朝鲜,美国的地面部队、空中战术部队、打击部队和特别行动部队可能需要投入;在台湾,需要投入一系列海军和空军力量;在南中国海,美国可能需要占居深海优势。此外,这些应急情况可能会对美国的C4ISR 实力(主要是基于太空的)提出严格的要求,因为距离遥远、可能的高强度和美国有关军事行动的概念等。除了朝鲜半岛之外,紧急情况并不要求美国提供大量的地面部队。除了在朝鲜半岛之外,美国在东亚任何地方卷入大规模陆地战争中的可能性都很小。朝鲜垮台的情况——被判断为可能性极小——很可能会涉及一定的竞争,但却可能不会涉及与中国之间的公开的冲突。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情况都要求派出大量的地面部队。

    总的来说,作为一项行动选择,美军提供直接的防御目前是可行的,尽管在这方面的信心各不相同,从南中国海(高)到朝鲜(中等)和台湾(中低)都有。这种结果是由于中国的反接近、地区封锁和有限的力量投射实力——例如短程导弹——方面的改善迄今为止所确定的地理位置。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和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地区尤为明显。在今后几年内,中国将会发现,很难在朝鲜的紧急情况中利用这些优势,南中国海位于中国的传感器、通信和导弹的射程之外,就更甭提力量投射的范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不仅能够加强其在现存的范围内的反封锁优势,而且将其扩大到太平洋地区,东北亚,最终还有东南亚。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电脑网络和反卫星实力可能将能够破坏美国的C4ISR 实力,因而破坏其直接的防御力量。总的来说,在前沿地区作战的美军可能比较容易受到伤害,而这恰恰是中国的军事投资和部署的主要重点。

    直接防御的难度可能会由于中国开发和利用网络袭击和反卫星武器而大大增加。由于美军和美国的作战理念依赖电脑联网的和基于太空的C4ISR。因此,解放军看来认为,太空和电脑空间中的敌对行动会有利于中国,因而可能会为其提供动力。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扩大自己的力量和C4ISR 的范围,使之进入太平洋地区,所以它可能会很容易受到美国的网络袭击和反卫星武器的侵害。无论如何,中美之间的任何武装冲突都会越来越多地受到这些新的领域中的战争的影响,即使不是决定性的影响。

    直接防御实力受到侵蚀会推动美国加强武器、增加射程和改进地理位置以及目标,不仅为了重新获得生还能力,而且为了打击中国的力量、发射器、传感器和大陆的(或者在直接相关的战区以外的本地区其它地方的)实力。此外,由于解放军开发电脑网络和反卫星实力,而且依靠先进的C4ISR,所以美国必须考虑打击中国的卫星和电脑网络。因此,这些发展趋势会导致双方扩大其目标选择的范围,以获得对任何特定的地理目标的控制权,无论这种控制多么有限。

    确保直接防御方面的越来越大的难度可能是举足轻重的,即使中美之间的敌对行动不大可能也是如此,因为它们可能会刺激中国采取冒险行动,增加对美国设置的障碍,削弱美国的盟国和中国的邻国在与更加强烈地要求按照自己的条件解决争端的中国争锋相对方面的决心。这些趋势是由于构成其基础的总的技术进步、军事开支方面的可持续的增长、解放军的改革和理论调整,以及中美两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多数邻国的经济和技术越来越先进,一些国家可能会选择在质量上,即使不是在数量上与中国在军事领域中的进展保持同步。

    除非发生使美军及其C4ISR 有把握获得生还能力的没有预见到的技术发展,否则美国就不可能或者无法承担反抗这些潮流的任务。由于保卫台湾对美军来说已经很成为问题(例如航母和附近的空军基地),因此一旦与中国在朝鲜垮台和东南亚危机问题上发生对抗,美国在军事行动上的选择也会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将会感觉到有必要越来越多地依靠其比较远距离的和不容易遭受打击的实力。随着美国的前沿作战生还能力下降,其打击的射程必须增加。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作战重点因而将会从地理上有限的直接防御转变为比较可能会升级的反应,并最终在就连这些反应也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从基于封锁的威慑转
变为基于以惩罚相威胁的威慑。转变的速度将各不相同,首先从台湾开始,然后在晚些时候转移到东北亚和东南亚。

    这将会迫使美国在使冲突升级——以及基于对中国对升级的担忧的威慑——和不参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可能会造成直接的武装冲突的敌对行动之间做出选择。冲突的升级可能会采取若干路径。从最严重的升级开始,美国可能会更为明确地阐明其战略中对中国的仅仅是含糊其辞的暗示:如果常规防御失败,如果美军面临失败或者如果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利益受到侵害,就以动用核武器相威胁。尽管如此,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没有危及美国的重要利益。此外,无论美国发出的核威胁在今天的可信度多么低,今后由于中国具有明确的决心和充分的能力建立能够挫败美国的导弹防御力量(例如通过具有机动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和穿透辅助系统)的具有生还能力的第二次打击威慑力量,所以美国的这种可信度将会更低。

    对美国来说,两条比较合理的和相应升级的路径就是使中国的卫星和电脑网络丧失能力,从使中国力量能够作战的卫星和电脑网络开始。在反卫星和网络战两方面,比较容易的做法都是设想敌对行动将如何开始,而不是其将会如何结束——这种结束很可能会伴随着双方攻击对方的重要的非军事和经济太空系统及网络。这种看法的主要理由是美军和解放军所依靠的太空与网络基础设施的很大一部分的军民两用性质。使问题复杂化的是,这两个升级领域都是进攻占主导地位的,因为无论是卫星还是电脑网络都很难防御实力强大的攻击者,而且防御的代价很大。即使拥有优越的反卫星和网络战实力,美国在太空和网络冲突升级方面可能会遭受的损失起码也与中国一样大,因为美国更加依赖这些领域来完成军事和情报方面的任务,维护自己的经济健康。

    对美国来说,也许最有希望的——最可信的、危险最小的,在效应方面也是最为单方面的——军事升级路径就是针对中国大陆的、或者无论是部署在任何别的地方的中国作战与战争支援目标发动常规的精确打击。由于这种打击可能会从具有生还能力的平台或中国中程导弹射程之外发动,所以美国能够不仅重新获得技术上的(在任何距离上进行瞄准方面的),而且获得地理方面的优势。美国还可能会制止或者扭转美国的C4ISR 越来越容易遭受中国的网络和反卫星武器袭击的局面。如果这种优势得到恢复,那么在超越下一个10 年左右的范围内,能够在多长时间内延续这种优势取决于中国花费多长时间才能扩大其监视、瞄准和打击实力的范围。由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潜力,所以对于美国的长期规划来说,答案也许并不是令人惬意的。无论如何,美国的常规力量升级,因而还有基于以这种升级相威胁的威慑,都冒着使中国升级,包括电脑网络和反卫星实力升级的风险——通过谨慎地选择目标(避免战略位置、平民、经济和领导层打击目标),这种风险可能会被减轻,但却不会被消除,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增大。对中国的核力量的指挥和控制权的常规威胁甚至可能会迫使中国采取核对策。

重点实力

    随着中国的反接近和地区封锁进一步得到改善,美国将会更加依赖与冲突升级威胁相关的实力。表一显示出目前很重要的实力,以及今后可能更为相关的实力。

    表一 重点实力

    重点           直接防御     冲突升级

水面舰队         ×
潜艇(攻击)                 ×
潜艇(打击)     ×
战术空中         ×
远程空中打击                 ×
远程导弹                     ×
重型陆地力量     ×
高度机动性       ×
轻型远征陆地力量 ×          ×
快速机动性       ×          ×
特种部队         ×          ×
无人操作的平台               ×
弹道导弹防御     ×
网络战(攻防)               ×
反卫星                       ×

经济战

    由于与军事力量相关的风险、低成本效益和骂名过于严重,所以制裁措施一般是美国所偏好的选择。但是,中国远非具有一般性,鉴于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的规模和强度。诚然,对中国来说,如果失去出口收益、信贷的利息和流动性、投资回报以及重要的进口(石油、食品和初级产品等),会对其经济,可能还有国内的稳定产生灾难性影响。然而,对美国的股票和信贷市场、美元的价值、通胀、投资、消费和就业的影响——尽管在GDP 中所占百分比较小——也会是毁灭性的和持久的。对中国发动的经济战更为确切地讲就是与中国——美国主要的债权国和工业产品来源国——两败俱伤的经济战。这种战争很可能会带
来要比2008-2009 年度的萎缩严重得多的全球萎缩。

    因此,对美国来说的问题——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就是它能否制订对中国造成不成比例的沉重打击的经济措施,即使是在承认其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冲击的情况下。一项此类措施就是干涉中国的石油海运(因为即使是在战争情况下,干涉食品运输的可能性也极小)。然而,由于石油运输及其安排的状况,所以美国若对中国的贸易实施远距离封锁,结果就是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地区都会遭受某种程度的中断。当然,中国会认为,这种行动是冲突的严重升级,旨在重创其经济和危及其国内稳定与政权本身。中国一直在扩充其战略石油储备,建设通往中亚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以减轻这种危险。它还很可能会采取其它手段进行报复。

战略上的替代选择

    在今后几十年里,美国确保其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友邦和盟国的防务的能力将会减弱。这可能会通过美国愿意采取冲突的水平和垂直升级措施来抵消。然而,中国在这方面也有可供选择的对策。对美国来说,一项基于冲突升级以及最终通过惩罚来实现的威慑的战略,意味着今后要比过去承担更大的风险,以实现相同的目标。美国在该地区的一些利益可能会证明,这种风险的增加是不合理的。这表明,需要用其它形式的劝阻、抵制和说服来为军事威慑提供补充。

相互确保的经济毁灭(MAED)

    除了一场核交火之外,如果与中国发生任何冲突,最大的损害很可能会出现在经济领域。中美之间若发生任何严重的武装冲突,的确会造成经济上的重大相互损害,即使双方避免动用经济武器也是如此。两国经济彼此之间及其与世界其余国家的联系是史无前例的。这种相互依赖性能够成为一种十分强大的威慑力量,实际上是一种相互确保的经济毁灭。目前的情况对美国有利。但是,在这种竞赛中,就连胜利者也会但愿竞争本可避免。

    MAED 的运作与经典的相互确保毁灭(MAD)有所不同。起码从理论上讲,把一场军事冲突的升级限制在次核水平上是可能的。而如此限制经济后果则不可能。在美中两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台湾附近的某处发生冲突时,中国是不会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的。苹果公司不会从设在中国的工厂运输iPad 平板电脑。市场会预测,美中贸易和世界贸易将发生普遍的中断,并酿成其后果,无论北京和华盛顿多么努力地寻求限制这种损害。像MAD 的情况一样,就连比较虚弱的一方,通过相互的,即使是不均匀分布的毁灭,也会在威慑方面受益。然而,今后几十年的某个时候,可能会达到这样一个临界点,即依赖程度的对比变得严重不利于美国,以至于对中国侵害美国在东亚的重要利益来说,这种相互依赖不再构成一项有效的威慑。

    这并不是主张要寻求让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因为这样做简单而言就是在现有的威慑效应还很强大的时候剔除这种效应。这是一个理由,以确保这种相互依赖不会过于不利于美国。人们常说,强大的经济是强大的国防的基础。在中国的情况中,强大的美国经济不仅是强大国防的基础,而且其自身也是防范中国冒险的最有效手段。

依靠外交

    在近期内,如果美国的本地化的直接防御由于中国的反接近实力而处于危险之中,在中期到长期内,美国的升级又受到不断增大的风险和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影响的制约,那么美国就可能越来越少地留有在涉及中国力量的地区事变中可以采取的有效的军事行动替代选择。正如几个此类事例所表明,在牵扯到美国重要利益得失的事变中,这种情况可能不利于美国插手。除非中国进行赤裸裸的和大规模的侵略——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目前动用武力的模式表明,它不会这样做——否则这可能会牵扯到美国对外交手段的进一步依赖,以及美国试图通过迎合中国的利益来避免冲突,尤其是如果这样做有好处的话。当然,由于直接防御的有效性不断下降,以及冲突升级的(因而还有威慑的)风险性不断增大,所以对于争端,从海洋和领土争端一直到朝鲜和台湾的命运问题,会产生什么结果,美国的影响力将会减弱。

增强伙伴国的实力

    避免直接的军事防御和升级并不等同于美国在具体的事变中,笼统而言在地区安全方面采取消极态度。正如去年的事态发展所显示,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实力是强大的,其它现有的和潜在的伙伴国也已经对中国的日益强大和自信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迄今为止,没有迹象表明,中国邻国的决心有所减弱。这种格局是继续存在,得到加强,还是由于中国克服美国的直接防御以及使美国让冲突升级的威胁失去作用的能力得到增强而发生逆转,取决于美国如何促使该地区各国在政治上和实际生活中“起来反对”中国。在谋求刺激该地区各国实现进一步的独立自主方面,美国必须避免两种可能的陷阱。第一就是想要避免提供自己可能不想兑现的担保,从而实际上减少促使该地区国家在防务方面做出很大努力的激励因素。其次就是如果美国被看作企图与东亚东家结盟反对中国——它迄今为止一直着意避免这样做——这可能会刺激与中国之间的一场军备竞赛。在这种竞赛中,最起码在该地区,美国将会受到很大压力,必须获得胜利。

    如果恰恰相反,美国遵循一种双重战略,就是与中国保持接触,包括在地区安全合作方面,同时支持中国的东亚邻国,并为其活动提供保障,那么它就有可能促进地区的稳定,保持美国的影响力,并最起码维护,即使不是推进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为盟国和伙伴国提供军事实力方面的支撑,从而增加中国发动侵略的代价,可能会包括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1)提供只有美国才能提供的关键性的实力(例如监视和目标的瞄准),以及(2)以对抗性升级相威胁,包括在太空和反太空方面,从而对中国自己的升级选择产生威慑,以及在关系到美国切身利益的罕见情况下采取核威慑。

改善美中关系

    相互不信任与猜疑的气氛给美中关系蒙上阴影,从而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可能的困境。如果这种动态被忽略,就可能会失控。要想改变这种状况,美中两国就都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自己的国家安全目标,及其在亚洲以及亚洲以外地方的战略假设。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不应当被看作一种零和博弈。实际上,改变这些看法对美国十分有利。由于中国成为真正同等水平上的竞争对手,所以它也可能会成为防务以及经济领域中的更为牢固的合作伙伴。目前,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监督全球公共领域、保护国际商务和旅行以及维护国际安全方面所承担的负担是不成比例的。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在这些努力方面也是一个免费搭车的国家。即使美国在今后几十年里保持防务方面的承诺,推进自己在东亚的利益,它也会希望鼓励世界上这新兴的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中国在打击印度洋海盗方面的努力及其对联合国维和任务的越来越大的兴趣应当成为美中两国加强合作的基础。在长期里,美国将希望寻求采取其它方法,不仅限制中国的实力,而且对这种实力加以利用。在实力相对强大的情况下这样做会比较容易和安全。因此,启动这一合作进程宜早不宜迟。

结束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实力的增强,美国将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出调整,放弃通过封锁实现的、建立在对本国利益和西太平洋地区盟国利益的直接防御基础上的威慑,而是采取通过惩罚实现的、建立在以冲突的升级相威胁、利用射程较远的武器和生还能力较强的平台基础上的威慑。虽然美国在一段时间内能够掌握升级方面的控制权,但是假如它准备对中国大陆实施常规打击,中国就会制订自己的升级选择方案,包括反卫星和网络战进攻实力,从而使美国在升级方面的风险增大。由于中国的战略核力量增强,以及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最有可能的情况的有利之处有限,所以美国以动用核武器相威胁的可信度将会减弱。

    要改善直接防御的前景和减少升级的风险,一个办法就是美国为中国的邻国的实力与坚强意志提供保障和支持。这种战略的制订应当是为了增加中国动用武力的代价,遏制中国在牺牲本地区稳定和美国的利益情况下过于自信。这种战略不应当成为——或者被看作是——美国企图包围中国或者与该地区结盟来反对中国,以免引起中国的更大敌视。实际上,应当做出并行不悖的努力来吸纳中国参加安全方面的合作,不仅是为了避免造成建立反华联盟的表象,而且也是为了获得世界上位居第二的强国对国际安全的更大贡献。美国还应当继续探索合作性的解决办法,以解决上述的一些冲突来源问题。例如,如果朝鲜垮台,可能会成为美中协作的一个契机。

    中美之间如果发生冲突,其在经济上的后果可能会是史无前例的,即使双方避免经济战也是一样。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相互威慑。这种威慑目前对美国稍微有利一些。加强美国经济是最佳的途径,以确保这种相互依赖的力量对比及其相关的威慑在今后几十年里不会朝着对美国的不利程度达到危险地步的方向转变。虽然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不容忽略,但是也不应夸大。任何数量的其它冲突都更有可能,其中一些的爆发地点我们目前甚至不能模糊地预见到,就像没有人在1989 年预见到我们参与巴尔干地区事务,在2001 年9 月10 日预见到我们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或者在6 个月前预见到我们目前在利比亚做出的承诺一样。这些更有可能发生的冲突是在与同中国截然不同的对手之间发生的,因而其所要求的能力也截然不同于与真正同等水平上的竞争对手打交道所必需的能力。单个而言,这些事变都将不如与中国之间的一场冲突后果严重。但是它们集体而言却将深刻影响两国交往的国际环境,并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实力和决心的看法。成功地应对这些较小的挑战可能会成为确保我们永远也不必卷入更大的冲突的最佳途径之一。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1-19 12:32:38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郦菁:美国社会运动兴衰的秘密

美国社会运动兴衰的秘密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博士候选人 郦菁

2011-11-09

    随着纽约警方暴力清场,“占领华尔街”运动遭遇重大挫败。热闹过后,是时候思考运动成败得失了。为什么不利于99%人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却没有遭到号称有强大公民社会传统的美国民众的有效抵抗?美国社会运动的衰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吗?秘密在于美国精英集团内部的巨大结构性变化,以及平权运动和媒体普及后,美国社会运动在组织模式、成员结构、目标诉求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导致的社会运动的衰落。

    随着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纽约扩展到美国各大城市甚至世界其他地区,我们已可以初步断言:这是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继茶党运动、威斯康辛州和加州等地的州政府和教师工会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影响遍及全美的社会运动。尽管运动本身还未形成明晰的政策诉求和强有力的组织,但对于华尔街的愤怒和对于财富再分配的期望似乎已足以把数万不同阶级、不同年龄和种族的示威者团结在一起。正如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专栏中所说:“美国人民这一次终于找对了愤怒的对象。”

    尽管这场运动来势迅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社会达致今日贫富分化、经济失衡、失业率高居之局面,还要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金融自由化说起。这些政策造成美国社会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改变。

    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运动绝非独立的过程。历史一再证明,社会运动的消长起落,正是和这些社会宏观结构性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原罪

    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成因和后果,媒体和学术界可谓异说竞起,莫衷一是,这里无需赘述。然而,大多数的论断对危机的成因,仅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新经济时代”结束后的矛盾与调整,缺乏对于较长时段的政治—经济周期运动的理解和考察,也忽略了与之密切相关的阶级关系变动和公民社会力量的消长。

    这种认知角度,并不能揭示这些危机的真正动因。实际上,金融危机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它同时与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阶级阶层关系变化纠结在一起。

    事情要从1980年里根击败民主党总统卡特说起。这一政治结果标志着美国民主党引领的“民权”时代在经历了70年代的痛苦调整之后最终结束,也意味着战后美国精英和主要社会阶级之间政治妥协方案的崩溃。从此,里根开启了一个共和党领导的新周期。

    从80年代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止的近30年间,美国国内主要政策的制定基本上是在共和党的政治平台内展开的。其间也有民主党短暂的政治胜利,比如克林顿从1992年到1998年一直代表民主党执政,但其政策和思路无不受限于共和党的政治框架。1993年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同时失去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克林顿更是成为孤立无援的“光杆司令”。而他从准备竞选时期就开始筹备的全民医疗保险改革,也成了“滑铁卢”。

    所谓的共和党的政策框架,简单来说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政策范式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重新倡导市场制度和竞争理念,以取代战后的国家干预政策;国家的功能随之全面退却,产业政策收缩,放松对行业的管制;大幅度减税,税收结构从累进变成累退,公共政策支出大幅度削减;金融自由化,金融交易的一系列樊篱被拆除,等等。

    按照大卫?哈维的说法,这一系列政策最早是从70年代末纽约市政府遭遇财政危机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依照相同的理念,里根用紧缩的政策应对1981-1982年滞胀的经济危机,之后又逐渐把这一套政策在各个方面推进。

    其中,早在1981年里根任期之初,里根就推动了所谓的“经济复苏税收法案”(ERTA),把全美最富裕阶层的税率从70%降到了50%。随后在1986年的另一次税收改革中,这一税率更是戏剧性地下降到了28%。但与此同时,美国低收入阶层的税率却从11%上涨到15%。富裕阶层和企业税率的大幅下调,依据的是所谓供给学派税率和税收呈倒U型关系的理论,但本质是累退的。因此,美国政府财政在除去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后,并没有实质的增长。

    在产业管制方面,里根削减了很多产业管理机构的职能和预算,比如管理企业的环境保护机构(EPA)等等。而一直以来调控美国产业结构的“反垄断法”及其实行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也做出了一系列政策修正,大大减少了诉讼量,对很多并购案例采取放任态度。里根还削减了很多社会福利项目,比如一系列社区层面的反贫困项目,食物补助项目和公共住房项目。联邦对于地方政府的资助也削减了60%。

    最后,在金融方面,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限制被取消,70年代以来美元离岸市场的冲击也促使资本流动进一步自由化。一时金融创新掀起高潮,金融资本存量和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

    这一系列政策在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修正——此时民主党在两院全面失势,其政策空间远不足以扭转乾坤。而新经济发展的喜人形势,似乎也在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背书。1999年通过的Gramm-Leach-Bliley法案进一步放松了对于金融混业等方面的管制。在小布什代表共和党夺回政权后,他在政治经济主要方面无非是因循前例,只有他的反恐战争值得一提。

    这30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有两个极为重要的后果,直接影响了美国当下的困境和矛盾。

美国精英的结构性变化

    首先,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重大调整,金融部门的精英取代了战后的产业精英全面攫取了权力;全国性的精英进一步排挤了地方精英垄断了政治和经济权力。很多当下的评论认为这是金融政策的直接后果,其实不然。实际上,金融精英的崛起固然得益于一整套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反过来,美国政府能够推行这些政策,恰恰是由于共和党和首先与这些金融精英达成了政治上的联盟。

    这个联盟之所以在这个时点达成,是因为此时美国产业—金融结构与精英集团内部的结构都出现了巨大变化。

    在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金融业和实体经济深深扎根于地方性的政治—经济网络之中。在少数影响力远不如今的全国性的大银行之外,各种地方性、区域性银行百花齐放,各逞其能。银行特别是地方银行的主要业务是为企业贷款,支持产业资本的发展。在全国和地方的两个层面,金融精英和产业精英通过银行和企业董事会之间的复杂联系而成为利益共同体。

    但是,随着美国实力在70年代决定性的下降,兼之两场石油危机,70年代持续的经济低迷、滞胀和国外竞争的压力,使得这一产业——金融联盟很快分崩离析。

    到了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发展和扩张,金融业的诸多管制和限制被拆除,而反垄断法也大幅度废弛。银行业首先掀起了大规模的兼并运动,并在80年代后半期达到高潮。光是1987年,美国就发生了7宗规模较大的银行并购;1988年也有8宗。

    银行业兼并的结果是,地方性银行,也即支持产业与实业发展的金融主力,大部分被全国性银行所代替。另一方面,实体经济部门也掀起了兼并浪潮。电信、公用事业、零售业、媒体、农业和能源行业等等,自80年代以来通过并购等各种方式催生了很多全国性的多元化超大型公司。仅1988年,美国的并购交易总额就达2469亿美元,平均每起并购的交易额为1.09亿美元,其平均交易规模是1968年的10倍。

    这种经济结构的重组,使得地区性的企业数量急遽下降,无法保持它们在地方政治—经济网络中的影响力,直接引致了美国制造业方面的产业竞争力的下降。

    此后,美国主要工业由于国际竞争、技术进步放缓和核心竞争力的减退等各种原因,平均利润率已经远不如战后的黄金时代了。相应地,为工业提供信贷支持的传统的银行业务利润也徘徊不进。很快,金融行业把精力集中到投资银行业务和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上来,以追求更高的利润。

    更有意思的是,此时实体经济部门的兼并浪潮和60年代相比也发生了本质变化。后者多是统一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兼并,而前者转而依靠杠杆收购,其目的不在于提高经济效率,而在于用更高的价格转售资产。于是,全国性大金融机构在工业产业并购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华尔街那些专门从事杠杆收购的投资银行。

     这种趋势在随后的20年继续发展,使得金融部门的精英进一步战胜了产业部门的精英。90年代由互联网发展所推动的新经济,说到底更多是华尔街从事投资业务的金融精英们导演的一场财富再分配;IT泡沫破灭后,美国经济能够“软着陆”,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华尔街的金融家们找到了新的工具:次贷及其衍生金融产品。而已经垄断的金融业,必然导致全美甚至全球资本的垄断。

     于是,80年代之后,华尔街主导的美国全国性精英取代了此前占主导地位的地方性精英。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从长春藤毕业生的去向上也可以管窥一斑。五六十年代这些名校毕业生最中意的职业往往是医生、律师、企业管理,也许还包括大学教授;而从80年代以来,华尔街成为了不二的选择。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战后的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妥协终结,中产阶级和底层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下降。

    一方面,产业精英丧失了原有的地位,他们和工人及其他阶级分享经济利益的政治方案已无法维持。以金融精英和跨国公司高管为代表的新精英为了维持整个体系的运转,不得不在市场和效率的名义下将其他阶层的利益首先牺牲掉。

    如前文所述,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税收方面明显偏向富裕阶层、压制底层。前者通过各种避税操作,实际税负比28%更低。里根上位之后采用紧缩的政策,失业率一度接近10%。克林顿时期经济情况较好,失业率下降,但此后又不断上升。奥巴马现在面临着9.1%的失业率。而劳工的实际工资率在经历了战后的快速增长后,近30年也几乎是在原地徘徊。同时,里根时期还调低了全美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小布什在位期间进一步下调,创历史新低。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社会财富的分配。美国的基尼指数从80年代开始一路上升,2000年之后更是达到0.4以上,而同期主要发达国家指标保持在02.-0.3之间。

    另一方面,由于公共职能的退却和萎缩,国家也无力保护被市场逻辑忽略的弱势群体。美国社会保障网络的拆除,社会福利项目的削减,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就把社会底层拖入一种无望的境地。很多公共政策机构一时无法取消,里根遂采用压缩预算的方式,饿其体肤,使得这些部门的人员大量精简,政策根本无法落实。这后来又成为国家干预和公共政策无效率的证据和口实。

    于是,随着全国性精英取代长期以来维护着美国社区的稳定和繁荣,代表着跨阶级的利益的地方政治—经济精英网络,美国政府再也无法继续促成各社会阶层之间达成政治妥协和联盟。因此,金融精英和共和党的政治—经济方案,是一个抛开其他阶级的方案,是一个导致阶级关系断裂的方案。

    但问题是,一直以来公民社会都很活跃的美国,除却市场和国家之外还存在一个强大的社会领域,为什么在晚近的30年来,公民社会内部的社会运动却无法有效阻止新自由主义政策和金融精英的扩张,直到最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才有所爆发呢?

    这还要从美国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自60年代末的结构性变化说起。持续月余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已得到美国100多个城市的响应民众为何不能抵挡金融精英?按照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斯考切波的看法,上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的高涨着实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

    首先,大规模的性别和种族平权运动极大地冲击了从二三十年代延续到战后黄金时期的公民社会组织方式:即以社区基层组织为坚实基础,且分性别分种族的组织形态。美国历史上“进步时代”之后的社会组织,多数已跨性别跨种族,凝聚力已被稀释。

    另一方面,随着电视和大众媒体的发展,这些公民组织的筹款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电视广告和邮寄广告开始替代基层的组织活动成为筹款的主要渠道。筹款方式的改变,使得这些公民社会组织的地方基础开始萎缩,建立在大城市的总部职能不断扩张,拥有MBA学位的专业管理人员开始替代基层领袖成为组织的领导者。这种组织和人员的调整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吸引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的捐款,而不是真正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和诉求。

    这一系列变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即社会组织本身的诉求和议题也随之嬗变。为了吸引各界眼球,在多如牛毛的捐款广告中脱颖而出,很多社会组织开始宣传一些特定的议题,比如某类珍稀动物的保护,某种儿童疾病的治疗等等。逐渐地,只有这种煽情且具体的话语才能吸引那些没空参加社会运动、但偶尔想献点爱心的中产阶级。

    进而,那些关乎社会广大民众的一般性议题和宏大议题,比如劳工权益的保护,改善社会底层的境遇,完善社会保障网络等等,此时却被冷落了。而和这些传统议题相联系的公民社会组织,比如工会等,也很快衰弱下去。70年代以后,工会的数量下降很快,参加工会的工人只有12.3%。

    换言之,公民社会及其社会运动也逐渐脱离了广阔的社会土壤,不再扎根于基层社会,也不再代表大多数的美国民众。因此,公民社会丧失了可贵的批判精神,社会运动也陷入低潮,无法对于政治—经济精英形成有效的限制。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和金融精英能够畅行无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期,美国社会运动和党派政治之间的联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6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够引发实质性的社会改革,主要是因为各种进步社会组织和民主党之间有充分的联系和互动,因此社会运动的诉求可以进入实际的政治过程,转变成政府政策。进步社会组织和民主党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的过程,前者会利用自己的组织资源支持民主党各级的候选人,后者在政策取向上反映前者的诉求。

    然而70年代以来,昔日的进步组织纷纷细化了议题,改变了组织结构,和民主党的联系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些组织为了寻求NGO的身份,以便享受税收优惠,更进一步和政治党派撇清了关系。

    相反,共和党因为有金融和其他精英的支持,在资金上相对充裕,因而有能力培育诸多保守的社会组织,帮助共和党开展选举活动,宣传其意识形态。而很多中产阶级也的确对60年代的平权运动和收入的再分配政策产生了逆反心理,转而支持保守主义。这是共和党能够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基础。
    
    11月15日凌晨,纽约警方暴力清场,“占领华尔街”运动大本营。

     如何重建美国政治?

    共和党从80年代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美国经济逐步受控于金融资本,最终引发了危机。同时,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精英急遽上升,两极分化严重。而社会运动自70年代以来陷入低潮,公民社会和民主党已无法阻挡阶级关系的断裂。政治力量的分化和组织力的削弱使得他们无力反抗。正是因此,2008年由次贷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当时并没有立即引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有趣的是,从2009年开始,全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茶党运动。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保守运动,要求政府进一步减税,减少公共开支。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共和党重要人物和茶党运动之间的关系(比如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Sarah Palin几乎成为了茶党的教母),就不难理解保守运动的强势了。

    直到上个月“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美国民众中间自发兴起,事情才真正起了变化。这一方面说明进步社会运动长期衰落,在危机过后三年之久,以奥巴马为首的民主党政府难以扭转局势的情况下才得以爆发;另一方面,这也说明社会的不满情绪由来已久,反抗的能量不断积蓄,终究是要寻找发泄通道的。

    时至今日,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这场运动到底能走多久?单纯的预测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依照以往社会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答案似乎是乐观的。

    首先,社会运动往往是在全球或区域范围内集中出现的。从今年以来,欧洲由于经济的持续衰退、债务危机和移民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几乎是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而中东和北非地区也掀起了大规模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反抗威权主义统治及其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似乎预示着,全球社会运动正在逐渐回暖,可能会走向另一个高潮。而网络新媒体的运用也为运动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否会成为这一拨社会运动浪潮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拭目以待;但可以肯定地说,世界其他地区和美国国内其他的进步社会运动(比如威斯康星州反对共和党单方面决定预算的运动)一定有助于当下“占领华尔街”运动走得更远。

    然而,这场社会运动要对政治领域和政策制定发挥实质性的影响,在明确诉求和发展组织力量之外,还必须找到自己的政治盟友。Dumenil和Levy在最近出版的《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一书中指出,解决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危机必须依靠政治力量的重组。一种可行的道路是,普通社会大众和产业精英重新组成政治联盟,打破金融精英的垄断。然而,美国产业精英在经济结构巨变,经济持续不景气的局面下是否有能力重组政治结构,笔者持相当的怀疑态度。

    尽管如此,民主党和这场社会运动相互呼应,似乎是目下最有可能的另一种政治联盟方式。说到底,社会运动必须建立进入政治过程的渠道,否则只有破而没有立。而民主党也可以借社会运动之势,并发动一定的社会组织来引导和组织这场运动,以便重建社会基础,积累反对共和党的社会资本。

    此文参照了David Harvey,Theda Skocpol,特别是导师Richard Lachmann等学者诸多观点和数据。因散见各处,不再一一注明。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1-12 10:53:58 +0800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郎咸平 v.s. 张军

郎咸平 v.s. 张军

    附件是郎咸平教授最近(10月22日)在沈阳的讲演记录,观点一如既往地鲜明激烈。他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如何中了美国在制造业布下的圈套的故事。大体故事逻辑如下述。以前读过您对郎顾之争的评论,觉得很精彩,不知您对郎教授这次的讲演是否也能评论一下呢?学生也知道您确实很忙,要求有点过分。不过其中,有一段是讲中国的重税摧毁了本土产业,这让我联想到昨天上课时您说的,是否可以通过“土地涨价归公”的lump-sum tax来作为减税的基础呢?政府是否这么做呢?

    郎教授的故事线索:通过比较优势将中国锁定在微笑曲线的低端:制造业。中国70%的GDP来自制造业,为应对定价权战败后利润率极低的局面,采取/维持了4项错误的政策:1. 税费重(打垮了我国本土的小企业、零售业);2. 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造成贷款紧缩,使制造业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3. 劳动成本大幅上涨(美国陆续从中国回撤制造业);2008年金融海啸造成外需锐减后,第4个错误政策是:以投放四万亿为代表的救援产业措施(不是减税),造成制造业产能过剩,只能由地方政府消化,进而造成地方债务危机,进而造成资本市场持续下挫,进而造成内需疲软(M型消费市场:14%追逐奢侈品+86%买低价品)。

为中国经济转型声辩

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军

2011-11-07

     很多人讲中国经济眼下过得去,但是长期有很大的问题。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有很多结构变量告诉我们,眼下也许有太多的问题,包括收入差距,但是在长期我比较看好。再有十到二十年的时间,中西部经济的水平跟沿海的差距会基本消除,那时候中国人均GDP会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

    我最近接到来自The World Economy杂志的邀请,这是发展经济学领域一个非常有名的杂志,他们将在11月份举行一个中国年度讲座,希望我能去做这个讲座。这个邀请让我不得不花时间去整理一下我以往从事的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片段,希望形成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

    纽约大学的Nouriel Roubini教授7月26日在上海交大金融高研院做了一个演讲。他讲了这样一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不用说,这是一个不断被重复的判断,几乎成为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主流看法。我曾经写过文章说,批评中国经济的所谓结构性失衡在美国和中国似乎都是“政治上正确的”,而重新平衡中国经济均能迎合两国的民众情绪,所以Roubini的说法很受公众和媒体的欢迎。

    可是,这些说法并不像它们看上去的那么正确。如果做更多的经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看法并没有充分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机制。首先来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基于出口这种说法对不对。很多人会拿出证据说,出口值占GDP现在已经超过40%,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是依赖出口的。可是,分子分母之间是什么关系,却没有人去关心。事实上,GDP在统计上并不包含出口值,从支出法核算的角度讲,GDP包含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额(也就是贸易余额)。如果进口值大于出口值,即使出口值占GDP很大,GDP也会因此被减少而不是增大。另外,如果出口多为来料加工出口的话,那么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额可以粗略地看作一国出口附加值的总和。虽然中国的出口值占GDP超过40%,可是加权的出口附加值率平均只有30%,对于那些出口增长最快的行业,附加值率大体只有10%(不同的估计有不同的数值)。这就意味着,GDP当中包含的来自出口部门的贡献只有大约12%左右。这让我想起,在5月28日的“上海论坛”开幕式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ames Mirrlees教授说,没有出口,中国经济差不多也照样能增长到现在的水平,因为对增长最重要的是资本的积累率和积累速度。

    很多人认为,我们现在的资本积累过高,挤压了消费,不利于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其实,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资本积累率高反映的是中国目前的储蓄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这一事实。不过,大家不应该忽略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资本的积累或者国民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变化。东亚四小龙在四十年前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但今天不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低储蓄率和低投资率可以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却发现,如果能在高储蓄的国家推进有效的资本形成,经济就可以获得更快的发展,成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

    北大的蔡洪滨教授做了一个研究,他用上百个国家的统计样本,讨论哪些因素会影响一个中低收入的国家成功实现向高收入的跨越。在他的回归方程中,出口占比、消费率、投资率,基尼系数等等都放进去作为影响因素了,但却发现,这些变量统计上都不显著。换句话说,从长远来说,这些变量不是决定这些国家能否成功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因为它们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从长远来说,包括储蓄率、消费率这些东西都会变,不存在一个最优的比率适合所有的国家。说消费应该占GDP的百分之多少是全世界都可以通用的吗?没有。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出现了统计上的消费占比下降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也要做具体的分析,不可简单下结论。有一次我跟剑桥的一位学者辩论这个问题。我说我是中国的一个消费者,我知道自从我可以买自己的房子以后,我的消费开支的结构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房改之后的十多年来,中国城市的房屋私有化率高达8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在统计惯例上房屋投资是计算到资本形成而不是消费支出里面的,但事实是,当我们刚经历可以买房子的阶段以后,每个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多的积蓄去购买住房了。对家庭而言,这就是最大的消费开支。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找到准确的方法来分摊这笔开支到每一年。国家统计局的司长都承认,现在中国家庭房屋的支出占家庭消费开支的比例确定在7%-8%肯定是低估的。原因主要是,我们还缺乏用于计算“推断租金”的可靠的系统资料,因而统计局现在只能用居住的部分成本估算家庭的住房开支,比如说分摊的房屋维修基金和物业费等。

    与消费占GDP比重的问题相联系,很多人对“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些年来的下降趋势也多有诟病,认为这会导致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因素。对于这个现象应该怎么看,我们做过研究。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我们把劳动收入与国民收入的比重分解到各个省份,看看能发现一些什么样的规律。理论上,全国层面上的这个占比无非是这个占比在各省的加权平均。经计算我们发现,上海的劳动收入占比是全国最低的,而西藏则是全国最高的。背后的规律是,农业占比比较高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就往往比较高,而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省份,劳动收入占比就比较低。怎么理解这个现象?从全国来看,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主要是收入分配政策不公造成的问题吗?未必。这个趋势反映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过去十多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省份的经济实现了或者正在实现它的结构升级,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以及农业对GDP的贡献正在下降,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份额则在上升。这样一个结构变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们观察到的劳动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出现下降的趋势。所以我认为,上述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经济结构变化造成的。这是基本原因,政策的问题是次要的。要知道,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经济发展就是经济结构不断升级的进程,往上走,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提高了人均所得。将来,随着服务业在各个省的经济结构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全国层面上观察到的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当中的份额就会止跌回升。

    再说基尼系数吧。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少说也有十多年了,但是这个到底有多大关系呢?其实关于基尼系数,有很多很多的研究,相同的基尼系数可以代表完全不同的收入分配状况。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这个话题,我只提醒一点,这些年来大量的统计研究发现,如果把中国的收入差距分解开来,你就会发现,中国有一个跟其他国家非常不同的现象,就是中国的收入差距里面,城乡差距是小于地区差距的。这说明,在中国,尽管有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但经济发展的水平在各省之间还存在很大的落差。特别是,东部沿海的发展阶段高于中西部地区。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大问题。我的建议是,当我们在总量上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往往需要从地区层面来理解现象的生成,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主要不是按照行业而是按照省市这样的行政区划来分解和执行的。经济增长与其说是行业扩张的现象,不如说是地区崛起的现象。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清晰可循的地理模式。

    我特别提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imon Kuznets教授在1960年代出版了很多关于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化的研究著作,并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经济发展的现象与规律,最著名的可能就是后来被称为“Kuznets曲线”的现象。这些曲线被讨论得比较多,除了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倒U形关系之外,还有关于环境质量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有大量的经验研究发现,环境的质量跟人均GDP也是呈现Kuznets曲线的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往往伴随环境恶化,而人均GDP水平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环境又会变好。所以,有很多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是线性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很负面的现象往往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比如我们谈到的消费率、储蓄率包括基尼系数等都会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不能因为今天看到这些变量的值,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未来也是这样。关键是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经济发展会引起结构变化,而结构变化会改变很多重要的经济变量间的比率。在这里面结构变化的因素变得非常重要。

    的确,尽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发展只是出现在过去三十年里,但它的资源归属与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方式是没有变化的。各级地方政府依然主导着各自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期就形成了这个组织架构,当时叫“块块经济”,它不同于苏联那种以中央工业部为主导的“条条”模式。可是,在我们的计划经济时期,投资和经济活动的控制权总是不断在条与块之间反复折腾,始终没有解决好集权与分权、经济分权与行政分权的关系。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大多数人是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的,经济学家习惯于从总量上看问题并从合并的部门与地区的总量上解释经济发展。而对于中国经济,这样做会忽略掉很多重要的东西,难以看到经济发展的机制是什么。我今天特别想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是被分割在一个个行政单位里的,是被分割成一个一个单元的,这非常重要。这就是说,说经济活动是在行政区划里面被组织起来的。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很像欧洲,很多人讲中国就是早期的欧洲,每一个省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推动经济发展的活动都是发生在一个行政的单位里面。上海是一个单位,上海又分区,区又是一个单位,上海边上的昆山、无锡,是一个一个的行政单位。虽然英国也有郡,美国也有州,但跟中国的行政区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经济活动始终是在行政区的边界内发生的,而且是行政区的政府被赋予的责任。

    中国有两千八百多个县,三十多个省市,六百多个城市,将近三百个地级市,可以有很多的数字来度量中国的经济是怎么分割成一个个小的经济单位的,而且实际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一个个小的行政单位负责组织的。这种组织架构对于经济增长来讲变得非常有趣,因为经济是由一个一个小的单位构成的,怎么实现增长呢?很显然,在体制上一定是要实行分权的,不能什么事情都在北京做。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不仅这个经济分割成了最小的行政单位,而且一个行政的区划内,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在区划内的地方政府手上。这跟西方又不一样。西方的经济资源多数为个人或者家庭拥有,要么是农场主,要么是地主,要么是企业家,总之,资源都在他们手上,所以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是这些人决定和组织的,跟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在中国,所有的经济资源都在地方政府手上。张五常先生一直强调县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土地资源都在县一级政府手里,因此一个省要实现增长的话,就要确保县(市)一级的增长。所以,需要层层的分权。而一旦分权,就遇到一个协调机制的问题。要知道,把经济决策的权力给了地方以后,在全国总量层面上很可能会出现混乱和不稳定,这个问题非常困扰中国。不仅在计划经济时期是这样,在1980年代的改革之中也未能解决好这个问题。那时候的改革只强调了分权而没有解决好宏观稳定的大问题,结果一直摆脱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通货膨胀反复发生,非常严重。

    表面上看,通货膨胀的产生是因为中央财政总是可以或者容易地从银行透支来弥补收支的缺口,而且在1993年之前,这的确已是惯例,每年都要从银行无偿地拿两百亿元来弥补赤字。在1993年之后,透支被改为了政府向银行出售债券并开始整顿金融部门,对金融部门“约法三章”。但这并不能取代对分权体制下的协调机制的需要。增长与通货膨胀伴生的体制根源主要不在于财政向银行的透支,也不在于金融部门的秩序混乱与违规,而在于那个时候形成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不利于宏观的稳定。因为在当时的财政包干体制下,地方政府有隐瞒财税收入的强烈动机,比如将预算内的收入转移到预算外,形成庞大的预算外和体制外收入,这就逐步削弱了中央对于宏观经济的控制力。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从1980年29%和40%下降到1992年的12%和15%,同时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迅猛增长。虽然中央的财力下降很快,但同期的事权依然没有太大变化,中央政府依然负担着相当大的公共支出和资本建设,中央政府在完成本级政府支出后,已经没有财力协调地方政府的行为,因而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案很容易遭遇地方政府的实际阻挠。地方政府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预算外和体制外的收入,使得中央政府的支出只能依靠货币超发来支撑。这就是1993-1994年中央政府坚决用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替换之前的财政承包制的原因。而分税制的实施是朱镕基担任副总理时期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最重要一环。因为有了分税制,中央与地方才实现了激励的一致性,消除了增长引发通货膨胀的体制根源。这也是确保中国这个大国实现可调控其节奏的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

    我的分析表明,分税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大。首先,在税收的征收方面,由于国税局的设立,中央政府不再从地方政府的收入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自身的收入,因而在税收的征收方面,地方政府没有隐瞒税收的动机;并且由于财政收入的主体是共享税种,因而中央和地方具有类似的税基,这样地方政府在扩大税基的同时也有利于中央政府,因而分税制保证了两者都会最大化税基。其次,分税制保证了在1994年推开的重要改革的顺利推行。按照分税制的设计,1994年的税收返还(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占据当年转移支付的70%,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央对地方执行分税制的一种妥协,但由于这部分的增长速度要小于财政收入的增速,因而即使是妥协,这部分也会越来越小,另外的大部分将可以由中央政府来自由支配。而这时候的转移支付更多地应该被理解为中央用来对地方政府绩效的一种褒奖,或是对因改革造成利益损失的省份的一种补偿。因而,中央的财政实力保证了1994年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案的顺利推行。最后,以增值税作为分享的主体有利于激励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专注,地方政府越是将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这部分的税收也会增长得更快,因而增值税可以间接用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各地方政府都将有限的财政收入用来改善基础设施,以此来吸引投资和扩大对外贸易,同时扩大了增值税的税基,因而增值税作为分享的主体保证了地方政府更加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

    这就引出了我接下来要讨论的经济发展的机制问题。解决了激励机制问题,要加快经济发展,地方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开始加快资本的形成。跟一个人办企业一样,一开始就需要很多钱。资本积累的钱从何而来?我先讲一个故事。在深圳刚开始建设的时候,习仲勋到邓小平家里去汇报说,建设特区希望中央能给钱来搞基础设施,当时银行只能给三千万贷款。邓小平说了一句话,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要闯出一条路。当时他们也够大胆的,把眼睛转向了土地。在开发罗湖时,他们测算下来,如果一平方米土地的租金是五千港币,有四十万平方米的商业用地大概就可以筹资二十亿港元,这个时候是1980年。1982年深圳就实行了土地的有偿划拨,而在1987年开始了土地批租制度。1988年,中国的《宪法》将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写了进去。到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很多地方都开始想到用土地来解决公共储蓄不足的问题,因为要发展经济,首先就需要改善基础设施。

    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四小龙他们早期是靠什么?刚开始发展经济也需要钱,但他们有美国的美元援助。他们拿到美元援助以后就会去进口资本品,从而开始了资本积累。为什么韩国、台湾地区早期走的都是进口替代战略?原因就是因为有美国的援助和贷款。可是十多年以后不行了,他们需要还这个钱了,所以就必须把战略调整到出口导向,要去挣美元来还这个贷款。很多研究文献里面都谈到,四小龙、特别是韩国跟中国台湾,他们早期都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但是后面又转成了出口导向战略。这个不是事先设计的,而是因为开始时他们没有钱来启动经济的发展,正好有美元的援助,所以就要靠进口,后面要还债才转向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与它们的初始条件不同,中国的地方政府要加快资本积累,需要靠自己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所以,地方经济的资本积累很自然就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这个模式来实现。可是,招商引资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依靠地方政府的公共投入来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特别是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设施。这是巨大的公共投入,而当地储蓄(贷款)不足是一个严厉的金融约束。这个问题是任何一个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都面临的问题。深圳的个案经验之所以变成之后的流行模式,就是因为它确实为地方政府突破这个储蓄短缺的约束找到了出路。

    从经济学上说,深圳早期的经验就是政府拥有的土地成为公共储蓄的来源。在所有的生产要素里面,只有土地的回报是租值,而且长期来讲土地的租值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上升的。只有土地是这样的,其他的资产只会不断地消耗和贬值。1994年以后长三角经济的起飞靠的就是这个来自土地租值的公共储蓄的持续增长。因为中央政府只给政策不给钱,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唯一能够快速实现资本积累的途径就是批租土地。在九十年代后期,随着商品房市场的形成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地方政府来自土地批租的收入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成为政府财政预算之外的重要收入。

    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实际上可以解释为未来地租流量的现值,地方政府通过市场机制或者所谓的“招拍挂”方式在土地出让时一次性获得,这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房产税或物业税的方式间接获得看上去不同,但其实应该是等价的。中国至今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征收房产税或财产税,但是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实际上已经一次性征完了。

    除了土地批租这个机制之外,土地作为地方公共储蓄功能的另一个机制是地方政府建立起来的融资平台,也叫做“特殊目的的公司”(SPV),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地方政府的开发公司或者城投公司等。成立这些公司的目的是为了筹措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政府通常以财政资金或者划拨土地等政府资产作为公司的资本金,而城投公司则利用对一些基础设施的定价权(如公用事业费、公路桥梁的收费权等)或者依赖政府未来财政收入流量来发行建设债券或者直接向银行借款。 由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更新有助于地方的招商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会增加地方政府未来的增值税,因此,城投公司的负债理论上说是安全和有信誉的。现在大家都在批评地方融资平台,但我们要想一想,如果没有地方融资平台这个增加公共储蓄的机制,不能想象中国经济能够在条件非常恶劣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特别是上海和长三角经济的迅速崛起。今天的二线、三线地区也几乎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加快经济发展的局面。

    除了土地作为公共储蓄的功能被加以利用之外,1994年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对土地的规划、储备与配置的能力也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变得特别重要。正如张五常先生所说,中央与地方对增值税的分成,实际上也就是对地租的分成(我们讲租税不分)。这是因为增值税来自于生产与投资活动,而后者是地方政府用划拨的土地吸引来的。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地方政府手上拥有的可划拨的土地的量常常约束着地方经济发展的节奏。

    总的来说,分税制不仅实现了中央与地方的激励一致性,而且在地方层面上开始形成了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我们在前面描述了这个机制的基本内容。现在可以看出来,这个机制的核心是政府使用类似金融市场的方式将国有土地未来的收入流量在时间轴上做了很好的平移,从而克服了金融的约束。在这个机制下,我们才观察到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与私人部门的生产型投资之间的“挤入效应”(crowing-in effect)。这就是中国的模式。这个模式到底怎么定义?很多人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地方政府推动的,这话好像是对的,但是政府利用了市场而没有取代市场。所以,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说法也只是对了一半。但不管怎么说,我想这是一个在理论上非常值得总结的模式。

    有意思的是,地方政府借助于土地增加公共储蓄的这样一个机制会受地理因素的影响。我的观察是,在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本身不仅发生在行业之间,比如说劳动力从农业到工业,从农村到城市,实际上还有一个地区之间的结构变化。因为土地的租值是跟着区位来变化的。离沿海越远租值越低。这样一来,在经济发展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面,中国地区之间的差距会拉大。但如果我们相信Kuznets观察到的规律,这在中国未必是坏事情。因为我们的人口特别多,所以需要非常多的资本积累来让人均资本存量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不是这种方式的话,我相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要想较快地积累资本和提高人均资本存量,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是不可能的。今天看到印度的经济状况就会让我想到,假如中国不是今天这样一个经济组织方式的话,中国跟印度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模式,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速度就快于印度。可能的代价就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地区之间的差别有扩大的趋势。但是,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收敛的趋势。中国的发展模式其实映射了世界经济的一个发展模式,也特别像欧洲早期的发展模式,每一个地方都是资源控制的主体,经济发展是靠一个个相互竞争的小的单位来谋求的。而整体经济要发达起来需要一个递推的过程和时间,现在是第一梯队,然后转移到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这是因为土地的租值在变化,一定会调节资本的分配,从沿海往内地转移。三十多年前,有人提出亚洲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引起争论,但是我说在中国就非常明显地存在这种雁行模式,就是沿海的产业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模式,沿海经济先发达起来以后,然后往西部转移。这也是邓小平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设想并希望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这个框架去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就会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很多人讲中国经济眼下过得去,但是长期有很大的问题。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有很多结构变量告诉我们眼下也许有太多的问题,包括收入差距,但是在长期我比较看好。因为我相信这个经济的组织方式已经决定了它在长期的一个持续向内陆推进的雁行模式。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沿海地区发达了,经济增长的重心就开始往中西部转移了,因为资本总是要维持高回报的。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显示,上海的投资增长率几乎是零,劳动生产率很高,但是基本上不再快速增长。相反我们看到二线城市,二线省份GDP的增长都是16%或者17%的两位数增长。这个现象将会不断持续而且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有地区差距,土地的租值就会调节产业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只要同一个行业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差距,资本转移就会发生。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劳动生产率缩小的过程就是中国整体的人均GDP、人均收入提高的过程。

    我5月28日在“上海论坛”的演讲中就讲了,按照目前这样一种增长格局,上海人均GDP是美国现在的四分之一,但是全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十一分之一,地区之间有一至四倍的差距。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上面,同一个行业里面,让中西部地区的行业的劳动力生产水平提高到像上海今天这个水平就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所以我说未来资本的分配会受到土地的租值的调节。也就是说,只要地方政府还掌握了土地,土地的资本化、土地租值的资本化,土地的价格就会调节经济的结构,从沿海往中西部地区推。这个过程是全覆盖的,再有十到二十年的时间,中西部地区经济的水平跟沿海地区的差距会基本消除。那个时候中国总体人均GDP水平会达到美国的差不多四分之一,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所以只需要有四分之一的人均水平,经济总量就可以达到美国的水平。这就是我对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分析和看法。

    (根据张军教授8月15日在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演讲录音整理,经本人审定,标题为编者自拟)

 

 

 

 

郎咸平在沈阳的演讲

2011年10月22日

  既然听我讲课,我们人啊就上道一点,你不要把我讲的事情,拿到网站上去讨论,搞得大家都很难堪,为什么?因为我今天讲到的都是实话,在今天这个**下啊,他妈实话是不能讲的,他妈从上说谎说到下,所有的数据,他妈全部造假,任何,任何新闻,只要有一点负面的啊,全部都不准报,建党90周年啊,对于媒体的啊,都从来没有今天这么严重,什么都不准报道,每个礼拜啊,一叠禁止令,什么负面都不可以报道,所以各位现在,你不要以为现在天下太平,其实是什么都不能报道,就这么简单,我们做这个电视节目啊痛苦不堪,什么题目都不准做,只要讲到跟政治有关,跟现实今天有关的,什么都不准做,因此呢,你们看到四个地方政府批准发债,你们可能觉得是好消息,我告诉各位,完了,两个字,你还想让他发债呀!我今天的开场白,我们政府已经破产了,你知不知道,各位同学,听到下午啊,听到你毛骨悚然,因此呢,我今天在开始讲课之前呢,必须跟你做个协议,四个要求,大家一定要切实遵行。第一,我讲课的时候,现场不准录像,好吧,第二,请每一位学员帮我监察你旁边的人,绝对不能录音,好吗,第三我要求你们主办方啊,不准有媒体在场,好吧,没有媒体吧,唉,主办方有没有媒体呀?没有哈。第四最重要,你们听过每一讲之后,绝对不能够写微博,谈感想。上次有个微博可恶的很啊,讲说什么我对什么看法,这东西你能还写上去,“太可恶了”。好吧,这个四项,尤其第四项,都能够遵循吧?可不可以呀。

中国政府已经破产

  好,各位学员,我不要讲太复杂的理论,跟你说个开场白:尽量记住,全世界只有我们一个国家,投资市场是所谓的冰火两重天,什么是冰,没有一个国家的股市啊,像我们一样,一直下跌呀,这不可想象的,没有这种国家。什么时候开始跌的,四月底,三千多点跌到昨天2313点,最低点,几乎没长过。其他的市场呢?楼市、汽车、奢侈品、古董艺术品,持续火爆——火。这种冰火两重天同时存在什么意思,各位,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是这个样子,没有这种国家的,你知道为什么,你们都生过病,请你告诉我,生病是什么感觉,你摸你的额头,发烧,是火,然后呢同时感到冷,对不对,因此才盖棉被,这就是冰,一个国家的投资市场是冰火两重天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生了重病,各位听到了没有?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什么不须报道,什么都是负面的。

  我看到我们发表的数据,GDP增长率9.1%,你他妈怎么好意思,为什么?全部重复计算,扯极了,9.1是假的,通胀6.2也是假的,起码16。好吧,就算这两个数据,百分之9的GDP增长,百分之6的通胀,你晓不晓得经济增长率怎么算的,各位?9减掉6,你懂不懂啊,叫做实际增长率按照我们党的说法,他妈不到3%,历史最低,要这么算。现在拿这个忽悠人,忽悠你们还可以,忽悠我根本不可能,我是专家。那如果通胀是16%呢,GDP增长是多少?负7各位,就这么严重。好吧,那么目前是什么危机,请你记住,目前政府的所有政策,就是在给这个生病的经济,打强心针你知不知道,或者吃退烧药,好了那我请问你,如果今天你带着你的小儿子,到医院去看病,他发高烧之外,全身又发冷,医生不断的给他吃退烧药,不断的给他打强心针,我请问你,你会同意吗?你不会同意的,因为你知道,吃退烧药跟打强心针的必然结果是什么,你的小儿子啊,下一步啊一定是病入膏肓,为什么,你没有在治病,这就是今天的问题,各位听懂了吗?

  那你说为什么政府老是吃退烧药呢?他不懂,他不会,我跟你说。他根本看不懂,我们都替它在急了,它还不急。三年前哪,我就做这个预测,到现在啊,全部应验,我没有说错一句,全部应验,今天中国经济处在非常危险的边缘,为什么,因为这吃大剂量的退烧药的结果一定病入膏肓。郎教授,你敢这么说你有数据吗?当然。我就是靠数据说话的学者,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相继公布,我以中、美、欧三个国家为例,这个数字在50以上表示经济正常增长,50以下,代表进入萧条。中美欧三国,我先告诉你,全世界第一个走入萧条,低于50的是谁,是中国7月份开始,领先全世界探底,各位听过这个消息吗?没听过,为什么呢?不准报道。然后你们,我们现在说美国对不对,美国这个指数从来都是高于50或60的,从来没低过50,为什么,我们这么这么样的说美国,因为美国的媒体只报道负面消息;我们的媒体他妈只报道正面消息,这就是差别。

  今从7月份开始,中国的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首先跌破50,领先全世界探底。现在全世界都在赌空中国,你知道吗?我再问你,你晓不晓得银行的失业率在香港只有4倍,在内地只有5倍你知道吗,我下午会告诉你答案,这是金融海啸的前兆,你知不知道?中国的金融海啸的前兆,2013年会发生。下午会告诉你,我很不愿意讲这个课的。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每个都希望国家好。走到这一步啊,只有四个字的感觉,痛心疾首,你知道为什么?每一件事啊,我都告诉政府会发生什么事,它就是不听,为什么?我们官员哪,这种权利的傲慢哪,他听不进去任何的反对意见,你不顺他的话讲啊,他认为你是反对他,他这个心态,你没有办法跟他交朋友,从来不知道学习,从来不上课。你怎么能应付经济啊,这么简单哪?那他反问我啦,郎教授就这一个指标,制造业今年采购指数低于50,难道说明中国的经济问题吗?各位学员,当然可以!我再念一些列数字给你听,听完之后啊,你他妈哭泣吧。
  
  根据经济观察报的实际调研结果显示,江浙地区,服装行业开工率不到1/3,塑胶工业50%,橡胶工业60%,大豆榨油行业不到30%。我自己的研究报告显示,我们自己团队做的报告显示,海宁皮革城,皮革加工工厂目前停工60%,还有呢,发电量,我们今天有几个地区缺电各位知道吗?你以为是我们现在经济好了,电力不足吗?不是的,是因为电厂不愿意发电,我们做的实际调研发现,中国总装机容量9.161亿千瓦,目前你猜发电百分之几,你猜一下。只有40%,为什么?根本不需要电,经济极度萧条,根本不需要电,为什么还有缺电现象?因为电厂不想发电,越发电它越亏钱,所以根本不发,从而造成很多地区缺电,包括贵州、云南、山西等地。还有呢,铁矿石,截止到6月**为止,中国各个港口积压的铁矿石,高达9890万吨,已经超过了金融海啸时期的7098万吨。这些数字全部都是制造业的数字,已经告诉各位朋友,我们经济已经在萧条,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不断地到浙江考察,他最近这个礼拜才终于看明白了。你相不相信,这个礼拜才看懂的,我靠,怎么好意思呢!这种水平?(众笑)

  好了,刚才念的这个数据就是病入膏肓的结果,那么你们要问我了,郎老师,那么我们中国到底生的什么病,从而导致冰火两重天的现象?那么这就是今天上午讲课的主题。中国得的病叫做制造业危机。我们由于制造业生病了,从而导致发烧和发冷的现象。从而导致发电量不足40%,从而导致这一系列的负面数据。由于今天是上课,不是做简单的公开演讲,所以我今天哪,特别有心情啊,想培训各位一下。我们来个世界观,我请问你,我们为何走到这一步?我给你讲一个你听都没有听过的因果论,我再念一组数据给你听啊,绝对这个是感觉毛骨悚然。

  1991年英国撒切儿夫人访问美国,在休士顿做了一个公开演讲,她的题目叫做“我们如何击溃前苏联”,她讲了一个结论,当时啊,全世界哗然。她说,我们,就是英美等国啦,我们特意散布假消息,以诱使前苏联,将大量的资源投放在军工行业,从事和美国等国的军备竞赛,到了苏联解体之前,听清楚,整个苏联国家的GDP当中,70%是军工,那么苏联为什么会解体?我们中国的学者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先告诉给大家,你知道这个军工是不赚钱的行业吗?比如说,苏联的军工场,制造出飞机大炮之后,直接划归部队使用。你能赚钱吗?不能,你没有实际的这个收益,那么请问你,零配件怎么办,怎么购买?工人的工资怎么发,各位猜一下。比什么事情严重啊?一个国家70%的GDP是军工,它是一个没有效益的部门,那么你如何,别讲太复杂,最简单的观念,你如何发工资,发不了。为什么,它没效益,你们都是国企的,你很清楚,好吧,内部转账就可以了。根本没有效益的问题,那都是纸面上的、账面上的数字。那你怎么发工资,你怎么从国外进口原材料你告诉我,进口不了,发不了工资。因此整个苏联到了解体前夕,整个国家啊,所有的人,都在军工行业工作。因为苏联的人口非常少,不像我们这么多人。那么请问你,你吃饭怎么办,国外进口。你的牙膏、牙刷、肥皂哪里来的?国外进口。工资怎么办?政府发,我请问你,这些钱从哪里来?想一想。这个钱啊,只来自于前苏联的石油出口,一年啊,创造三百亿美金的外汇,就用这三百亿美金的外汇,进口各项零配件,牙刷、牙膏、肥皂以及农产品。养活苏联所有人口,养活军工行业。听懂了吗?那我请问各位学员,如果美英等国想击溃前苏联,必须先击溃哪一块?对,石油出口!只要击溃石油出口,苏联立刻解体。大家听懂了吧?

  那我再念一组数据给你听,这是我们官方的数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GDP当中70%是钢筋水泥,就是你看到的各项铁公鸡,机场、高铁什么什么高速公路。70%就这些玩意。我再请问各位学员思考一个问题,高速公路为例,它有没有效益?它本身有没有效益?没有效益,为什么?高速公路建好之后,它自己能不能创造财富啊?不行!跟苏联的军工是一样的,那玩意是没有用的。一定要看它的载体去使用它,它才有效益,各位懂我的意思吗?那我再请问,我们国家70%的GDP都是钢筋水泥,各级政府啊,他疯狂搞建设,象疯子一样。那我请问你,你这个搞建设的钱从哪里来?政府搞建设你发工资的钱从哪里来?你告诉我从哪里来?你如何进口这些原材料?我告诉你答案,全部来自于制造业的税收,以及制造业所创造的美元外汇,各位听懂了吗?因此,前苏联70%的GDP是军工,没有效益,得靠每一年三百亿美元的石油外汇出口。中国的GDP70%是钢筋水泥,依然没有效益。要靠着中国的制造业提供税收,提供美元外汇,所以今天哪,丢个题目给各位,如果要击溃前苏联必须要击溃石油,对不对?刚才说过的,如果美国想击溃中国,必须先击溃哪一块?制造业,听懂了吗?

  各位学员,我们一起哭泣吧。在我讲话的今天,为什么产生冰火两重天的生病现象,因为制造业危机,各位同学哭泣吧。其实这个话,我已经告诉过政府了,它不听。我别的废话都不要多说,就一个开场白啊,足可以震撼所有的同学啊,这是你第一次听过,怎么办?最后,历史学家如何评论苏联,我马上告诉你,你们知道就好了,千万不要说出去。历史学家说,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苏联的平庸,把这话送给各位,为什么?看不懂。其实美国这个国家非常可怕。2次世界大战,对付德国,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后得到了一项绝密情报,那就是,纳粹德国的战争以及所有卡车所使用的发动机里面一个我不太懂的零配件,一个必要的零配件,全部生产于德国艾克森州里面一个镇的一个兵工厂,那个是一个环境非常优雅的小镇,人口只有几千人,一个根本不起眼的小镇。生产着所有战车跟卡车的一个零配件。只要没有这个零配件,德国陆军的卡车跟战车将立刻停止行动,动不了。美国得到这个情报之后,派出轰炸机,把这个小镇的人全部炸死,所以纳粹的陆军立刻瘫痪,各位听听懂了吗?这叫什么?这叫作抓住本质问题。为什么打击苏联要打击石油出口,打击中国要打击制造业,这就是本质问题。

  到了2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决定,从南欧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当时考虑从意大利进军,还是从南斯拉夫进军,如果从意大利进军的话,将可把西欧划作美国的势力范围。如果从南斯拉夫进军的话,可以把西欧和东欧全部化作美国的势力范围。按照道理来讲,美国应该是南斯拉夫进军,对吧?可是各位学员,美国就是美国,最后美国总统决定,从意大利进军,很奇怪对不对?将西欧划作自己势力范围。而将东欧拱手让与前苏联斯大林,从而帮助前苏联形成一个苏联帝国。就从这一年开始,美国处心积虑的进行一场战争,就是撒切尔夫人讲的军备竞赛,不断在冷战期间散布假消息,什么美国的军队如何如何强大,如何如何强大,以诱使前苏联将国家大部分资源投放于军工部门,最后到了80年代末期,70%的GDP是军工行业,只有靠着石油每年出口三百亿美金,维持着庞大的没有效益的军工。好极了,到了里根总统上台之后,对苏联展开毁灭战。总共透过四个步骤,击溃前苏联。你们一定要知道。

  步骤一,第一步,1981年,里根总统下令,对于前苏联封锁所有石油勘探技术。这个招狠啊,这一招啊,把苏联他妈吓的他妈几乎一病不起,因为苏联啊,自己没有独立的石油勘探技术。就这一招,使得苏联的石油勘探几乎全部停止,过去苏联每一年哪只卖90吨的黄金,就被美国这么一棒打下来,1981年11月,卖了240吨的黄金,贴补家用。我跟你讲,你看打击多重?而且,1979年,前苏联和西欧签订过一个协议,构建了3600英里的天然气管道,每一年可以替前苏联赚取320亿美金的多出来的外汇。也在1981年同样时期,美国总统,给西欧各国下达命令,封锁天然气管道。完全断绝前苏联任何赚取美元外汇的机会。所以1981年3600英里的天然气管道切断了,这是第一步。第一步的目的是什么?断绝前苏联任何新赚钱的机会,包括石油和天然气赚钱的机会,就把你控制在三百亿美金以内。

  第二步开始,1982年,由于前苏联和西欧联合开发了3600英里的天然气管道,所以欧洲给予前苏联非常优惠的利率,7.8%。但是,当时的世界利率是17%,里根总统决定采取第二步战略,完全封锁前苏联任何融资的管道。美国威胁西欧,你们如果不把利率提高到17%的话,欧洲的银行将不得与美国的银行做生意,那这个威胁太大了,怎么可能不跟美国银行做生意嘛,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好了,欧洲屈服了,于是乎苏联对外借款的利率,从7.8%一个晚上就变成了17%,那是1982年,完全断绝了前苏联任何融资的渠道。

  第三步,最狠,1985年,美国把沙特的亲王叫到美国,说你们控制沙特是最落后的管理,是家族垄断,你们家族想在沙特生存吗?那一定要有我美国老大哥帮助才有可能,否则你一定会像其他国家一样被,沙特国王非常紧张,他告诉联合国,我们需要你的支持,你希望我怎么做?他说好,从现在开始,1985年11月,美国要求沙特增加石油生产,这个月每一天石油生产900万桶,破了历史的记录,使得油价由当时的35美元一桶暴跌倒12美元。油价一暴跌,使得苏联的石油出口立刻受到冲击,每一年 减少100亿美金的石油出口,你懂了吗?所以三百亿美金减掉一百亿,还剩两百亿美金啊,记住这个数字啊。

  第四步,美国决定让美元贬值25%,为了补偿沙特石油价格的损失,美国财政部长贝克把这个消息事先告诉了沙特,知道美元要贬值的消息知道之后,沙特透过卖空美元,赚了两百亿美金,哎,心里很爽。但是美元贬值25%是什么结果?那就是前苏联仅剩下的两百亿美金,它的购买力,同时减少25%对吧?因此只剩下150亿美元了,然后呢,当时前苏联还在阿富汗打战,就,美国提供各种武器给阿富汗反抗军,牵制前苏联,让前苏联每一年还要投入50亿美金的军费。所以150亿美金,再减掉50亿美金,还剩多少?还剩100亿美金,完了。为什么完了,因为前苏联每一年需要花200亿美金购买农产品养活苏联老百姓,还要花一百亿美金购买他们生产不了的零配件,养活所有军队。好极了,现在只剩一百亿美金怎么办?轻工业产品牙刷牙膏肥皂都买不了了,最后石油买农产品救急,否则苏联人全部饿死,我跟你说,现在一百亿美金全部用来买农产品。因此前苏联解体的时候,全国没有牙刷牙膏,人怎么过活?所有的军舰飞机都开不动,为什么?缺乏零配件,就从这天开始,前苏联忽然垮台,为什么,70%的军工行业,没有效益,等到1990苏联垮台之后,他的GDP立刻减少了军工这一块,因为崩溃了没有效益,GDP一个晚上就少了70%,因为没效益,所以1990年解体之后,整个苏联的GDP和中美洲的墨西哥一样的多。这就是在美国指挥之下,前苏联如何解体。各位同学都听懂了哈?都听懂了吧?都听懂就非常好。

  那么回头看看,一个70%GDP都是钢筋水泥的中国靠着制造业养活这一块,我们再看看美国如何击溃中国制造业,其实美国已经快成功了。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国民啊,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我透过我的管道告诉过,我也写过书告诉他们,制造业是中国的命脉,他听不懂,没办法的,各位同学啊,我已经尽力了。他听不懂没办法。现在的政策啊,他妈全部是打击制造业,你们做制造业的,尤其是国营企业还好点,都是国企的还好啊,也不是还好啊,还可以了,民企还差。那么你们尤其是国企的领导啊,一定注意我下面的讲课,美国如何一步一步一步的打击中国制造业。听完之后哭泣吧。

  先讲第一步,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开始,就像2战之后的美国一样,经过几十年的精心策划击溃前苏联,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的可怕。我们的这国家啊,不一样的,每一个新的书记上任之后啊,他的做法啊,一定是跟前任书记不一样的,否则怎么能够显示出水平呢?我还记得他妈去银川,前任书记说“小而美”,下任书记上任了,改成什么,他妈“大而美 ”。搞什么啊,是吧。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是不连贯的,前一任书记上任之后啊,他妈钱先花光再说,下一任书记他妈去死吧。为什么啊,没有连贯性。你看看啊,美国对付中国啊,每一任总统啊,都是连贯的,甚至我都怀疑啊有个小说说过,这个总统下台之后啊,有一个日记会交给下一任总统, 好吧。这是科幻小说,但是我没有理由怀疑它,为什么,美国每一个总统的政策连贯性是可怕的,尤其对付中国跟苏联,哇靠,真连贯。

  30年前开始,美国就打第一场战争,那就是打着国际分工的口号,各位记不记得这个口号,如果你们在几十年前做过制造业的话,应该记得这个口号。叫做国际分工,还记得吗?什么叫国际分工?那就是我们中国只做什么?制造!我们终于成为了制造业大国,完啦各位,在国际分工的口号之下,我们把制造业的其他非制造环节让欧美来做,没错吧?包括一,产品研发设计;二,关键零配件;三,渠道物流沟通,通通拱手让给欧美。在国际分工的趋势之下,中国终于成为了我们引以为傲的制造业大国,对吧。所以我们的国企啊,在我们东北啊,都是搞制造的,大家都记得吧。你晓不晓得这就是一个阴谋的开始,什么叫制造业大国?那就是我们中国将制造业的其他,三大非制造环节,我在重复一遍,一产品研发设计;二关键零配件;三渠道物流沟通通拱手让给欧美。这有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大了,因为谁掌控了制造业的其他,三个非制造环节,谁就掌控了制造业的定价权。

  所以我们这个做制造业的啊,是非常辛苦的。你们都是做制造业起家出身的,你要晓得哦,制造业哦,他妈不是人干的,非常辛苦,每天从早忙到晚,非常烦的。好不容易生产出来产品之后啊,你发现啊,你没有定价权,什么意思?也就是价格你说的不算,一个制造业大国而没有定价权,是什么结果?你的利润啊,自然大幅下滑,没有起他结果。我就以你们所使用的iPhone手机为例。各位学员,记住,一个iPhone手机,苹果掌控了第一个环节,产品研发设计,以及第三个环节,渠道物流,所以一个iPhone对于苹果而言,创造了360美元的价值,那么第二个环节,关键零配件,是由美、日、韩、台所掌控,关键零配件,可以创造187美元的价值,那么我们中国做的制造呢,比如说富士康,你们也在跟富士康合作对不对?你们很多领导在这,是不是?广达、英业达他们三家基本上是帮助苹果做各种产品的,包括iPhone,iPad什么什么imac,那么富士康、广达、英业达做的iPhone能够赚多少钱?6块5毛4(看中国编辑注:此处应该是指美元),一台,也就是说,苹果掌控了第一个跟第三个渠道,所创造的价值,是我们的60倍。美、日、韩、台掌控第二个渠道,叫做关键零配件,创造的价值是我们的180倍,对不起30倍,187美元嘛,30倍。

  我们呢?富士康为首,6块5毛4,还得扣掉所有成本,你说一个iPhone能够赚多少钱,几毛钱美金,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制造业,我请问你,这种制造业还有什么意思。到了03年,制造业的恶质竞争开始,利润啊,更是大幅下挫,我以南非世界杯的呜呜祖拉喇叭为例,一个喇叭只赚一毛钱人民币。还有你们重工业,以奇瑞汽车为例,这么复杂的流程工序,好不容易制造出一部汽车,一台汽车只能赚132块,对吧?还有潍柴动力呢,你猜一个推土机能赚多少钱?他这个机器,我跟你讲啊 ,你看到数据都吓一跳,50块,这种制造业有什么意思。为什么,各位朋友,请你记住,美国对付中国的武器不是像打石油一样,它是做什么?它只打一种战争,叫做定价权大战,记住了啊,透过定价权打击中国制造业,而第一步控制制造业的定价权,第一场战争,最后以我们中国惨败告终。

  那么我们做了一下内部的计算,我们这个数据啊,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数据是类同的,好吧,我们发现败了这场战争之后,中国制造业90%的利润,拱手让给欧美。我请问你,这和战争有什么不一样,你告诉我。因为定价权大战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今天哪不管打了什么仗。你可以是150年前的船坚炮利,传统战争、鸦片战争,也可以是今天这样一种没有硝烟的战争,反正啊,你不要打败了,你只要打败了的话,各位学员听清楚,结果是一样的,听懂了吗?我们败于定价权大战之后,制造业定价权大战之后,我们损失了90% 的利润,我请问你,这和战争有什么不同?你以为你们的合作伙伴富士康的郭台铭很有钱吗?他虽然是我们中国台湾的首富,可我告诉你,他的财富应该是今天的10倍,他员工的薪水也应该是今天的10倍,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战败的典型的厂商。他已经做的非常好了,他的水平啊,已经超过国内的其他厂商了。不过,也只是这个水平,在他的运作之下,损失了90%的利润,就这么简单。

  那你说我们的制造业没有定价权,我们的矿业,我们的农业,就有定价权吗?通通没有,为什么,我们根本不懂。我知道今天很多国企员工在这,所以我透过这个机会啊跟你谈谈矿业,我们的国企啊,最喜欢出国收购对不对?收购什么?尤其喜欢收购矿业,那么好了,透过这个机会,我记得上次在湖南讲课,讲完之后呢,华人华菱钢厂的几个老总跑过来跟我说,吃饭跟我说,,早讲啊。早讲我们就不会收购什么求他澳大利亚铁矿,他搞惨了。我说,多学习就知道了嘛。不来学习。为了让各位朋友啊,不要重蹈覆辙,我先告诉你一个全新的思维。记住我的话,矿在国外来看,不重要,什么重要,定价权最重要。

  举个例子,中石油在吹牛啊,我讲了,中石油你不吹还好,现在还不敢乱吹了。我们独家拿到的石油开采,各位都记得这个事吧,各位怎么可能呢,他妈吹啊。啊?你想想看,一个这么大的国家,美国控制的国家,把石油勘探给你中石油,他妈你用屁股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吹呀,吹呀,好极了你只要中石油敢吹,你就不要怕郎教授做你的研究,哎,我做完之后,电视上一讲,他妈再也不敢吹了今天,各位想不想知道中石油的故事啊?想不想知道啊?中石油说,我们拿到了独家开采权,哎呦呦呦呦,啧啧啧啧啧。好,你看看美国怎么玩我们啊,被美国占领之后,改掉过去拍卖油田的做法,现在呢,委托生产,所有的油田,都由南方石油公司所控制,招标,什么叫招标,就是外方出所有的钱,资金技术人才设备,帮助南方石油公司开采石油,然后只能卖给南方石油公司,你懂吗?倒数第二个标,是中石油和英国石油公司一起投标,你猜,开采一桶石油,以多少价格卖给南方石油?各位猜一下,当时油价是100多美元一桶,你猜,开采一桶石油以多少价格卖给南方石油公司?各位猜一猜。3.99美金,听懂了吗?最后,南方石油公司拒绝,最后一个标谁投的?中石油,2块钱美金一桶,听懂了吗?2块钱美元啊,比农民工还要惨,他妈成本都不够,开采一桶啊,我们老百姓都帮中石补差额了啊,你们都做重工业,你们知道,在开采一桶石油的成本他妈就是4、5块以上,你他妈2块钱开采呀,你疯啦,对,我们中石油出人力,设备,资本,流动资金,开采出石油之后,一桶2美元,卖给南方石油公司,为什么,你没有定价权,美国人会搞我们呢,他从南方石油公司的背后,以三块美金买走,然后呢以120块卖给中石油,各位听懂了吗?都听懂了吧,没有问题了吧,这就是我们中石油独家开采权,各位,他妈我们痛哭算啦,为什么,他根本不懂,美国人根本不重视矿,他重视什么?定价权,他透过南方石油公司这个关口,取得了石油的定价权,以两三块钱成本拿到石油之后以一百多块钱卖给中国人。

  还有中化的故事想不想听啊?好,中化吹牛了,搞得跟中化的领导其实都挺熟的,有点不好意思讲他们。我们要去加拿大收购三家钾矿,哎呦呦呦呦,啧啧啧啧……加拿大三家钾矿,他的名字叫做加拿大钾矿,摩萨依克钾矿,安德瑞恩钾矿,各位学员猜一下,加拿大政府什么反应,欢迎收购,我们一定觉得很奇怪,这不是国家资源吗?啊?怎么可能由外国公司收购呢?各位学员,今天记住,他们不在乎资源本身,在乎什么?定价权,一定要记住了啊,我们特别对这个事情,我做了深入的调研啊。
  
  我是最有资格说话的专家,加拿大政府的法律规定,三家钾矿公司,对内,必须杀价竞争,图利加拿大老百姓,记住我说的话没有,对外,根据法律,必须各出资三分之一,成立一家联合运销公司,康普特斯,垄断资源,什么目的,控制钾的定价权,听懂了吗?这是加拿大的法律规定的。好极了,都听懂了吧?所以三家钾矿公司不可能单独卖给你东西的,不可能的,一定要透过联合运销公司以国际价格卖钾给中国,他自己不可能卖的,这是加拿大的法律规定。好,如果听懂的话,你会知道,加拿大政府为何允许中化集团,收购三个钾矿呢?我告诉你答案,因为按照加拿大的法律规定,中化集团如果收购了三个钾矿之后,对内必须怎么样?杀价竞争,图利加拿大老百姓,听懂了吗?而后,加拿大政府以低价买入之后,交给康普特斯联合运销公司,以高价再卖给中国人,听懂了吗?
  
  好,那么你们问我了,郎教授,中化集团既然控制了三家钾矿,为何不能以最大的股东身份,顺便控制康普特斯呢?对不对?好,我告诉大家,1985年,加拿大出台了一个竞争力法案,根据里面第五条第十五款的规定,哎,郎教授作研究是非常仔细的,他这么规定的,举例,如果中化集团,收购三个钾矿之后,任何企图控制康普特斯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听懂了吗?最高可以判处中化集团的法人十四年徒刑,罚款两亿加币。各位听懂没有?所以加拿大政府以1985年的竞争力法案已经把任何外资收购钾矿的企图,控制康普特斯的企图,全部以法律形式给你砍掉了,没有可能。所以中化收购三家钾矿,你只能做一件事,和中石油一样,透过竞争,以低价卖回给加拿大政府,但是你不能 染指康普特斯,最后加拿大政府通过康普特斯以高价卖回给中国人,和中石油情况一模一样,听懂了吗?

  这是什么?这是美国跟加拿大政府透过定价权,掌控石油,跟掌控钾矿的一个最高境界。那么你们哪如果想收购矿产资源的话呢,在国内玩玩还是可以的,为什么?大家都不懂定价权,你想出国玩啊,你门都没有,为什么在今天这种场合我会告诉你,因为今天国企的员工比较多,国企的领导比较多,我想透过这个机会哦,在全世界各国对于资源本身他是不在意的,他们在意的只有一件事,定价权。那么我们不懂定价权是什么结果?我以稀土为例,曾经说过,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得意之情啊,溢于言表。但他有一句话没说,我帮他说,中东也好,中国也好,他妈都没有定价权。以稀土为例,1990年,中国的稀土占全世界储量的80%,占了全世界96%的产量,我们是全世界唯一的垄断,价格总该我哥们自己说了算吧,你说郭台铭制造iphone那你没有定价还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不是垄断,富士康不做,广达可以做,英业达可以做,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郭台铭没有定价权,我老郎理解,稀土哎,我靠,我们他妈是全世界唯一的垄断哎,价格总要我们说的算吧,你还别说呢,我们说的他妈就是不算。为什么,连稀土的定价权他妈都是美国日本控制,我们不会。

    我就以锳为例,稀土里面有17种稀有元素,锳是其中之一,是现代导弹弹头以及高科技之母,像什么液晶显示都要用到锳,它非常重要,它的用途啊,比黄金大的多得多,是军工行业的最重要元素。他的用途比黄金大的多的多,可是储量只有1.6万吨,是黄金的1/7,1/6,差不多1/6,比黄金少的多得多,按照一般道理讲啊,你这个锳啊,储量比黄金少,用途比黄金多,那你就应该比黄金贵吧 。黄金一吨可以卖到将近5000万,你猜,一顿锳我们哥们卖多少钱?他妈300多万,我靠你到底懂不懂 啊,我告诉你,我们真的不懂定价权。你知道多能欺负我们吗?用三百万一吨的价格买走我们的锳之后,加工成为产品,用三千万一吨的价格,十倍的价格卖给我们。一个国家啊,出口原材料,竟然没有定价权,这种国家他妈少之又少,这你要晓得,这几年来啊,全世界能原价格猛涨。最后你发现只有一种资源价格猛跌 ,它是谁?稀土为什么?我们不懂定价权。2010年,年终,中国稀土的价格是1990年的64%,只有这一种资源价格是跌的,其他都涨,所以一个不懂定价的国家是什么水平?

  我们的出口产品,价格越来越低,进口原材料的产品,价格是越来越高。为什么,我们整个国家的领导层,没有一个人懂定价权,我们政府做什么事情,最清楚,准备搞配额。一个愚蠢的政府搞配额是什么结果,配额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各位知道吗?你是帮助市场啊,形成一个新的垄断才叫配额,他配额还可以卖,他妈这种国家还少见。你为什么不能够学习,加拿大,控制掌控呢?能不能控制整个锳的供给量?可不可以,控制这个大权。我告诉各位,他不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如果你同意我的话你就知道了,他维护的只是配额,对不对,什么都搞配合,纺织也搞配额,连稀土也搞配额,这种水平他妈全世界少见。为什么,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们的矿,我们的矿没有定价权,我们的农业有定价权了吗?我相信今天跟你讲课,很多人应该是第一次听过。我有几个民营企业的学生,说郎教授最近我们的工业特难做。我们准备他买几块地搞农业,我说,你先听完我讲课再决定。农产品的价格包括小麦大米都控制在中国政府手中。为什么,说维持物价稳定,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一大堆原因了。请你想想看,连我郎咸平这种水平的都能看的懂。产品的零售价,批发价一定控制在中国政府手上。我们中国政府有定价权对吧?连我都能看的懂,你觉得欧美人看不懂吗?所以他们说去控制那个批发价,零售价吗?不会的,你猜,他们控制什么价格?种子,肥料,农业的定价权。

  以种子为例,我们东三省50%的蔬菜种子,都来源于一家美国公司,各位知道吗?你的价格全部都控制在美国手中,这就是我们的种子市场,农药呢,中国的农药啊,只能作低端的农药,高端的农药全部掌控在欧美手中,为什么,因为定价权不在我们手上,这是个重要的推定。我以农药的这个除草剂为例,需要用到啊,草甘膦,2008年,美国干了什么事?猛的拉抬草甘膦的价格,他妈两万块钱一吨。造成我们大量农药工厂倒闭,最后中高端农药全部控制在德国、美国公司的手中。没错吧,你们只要做农药都会认同我这句话。农药难吗?你拿农药瓶子一看,上面啊,各种成分,百分之几的成分都有,我们的农药工厂就拿着别人的瓶子,看看农药成分,这个原材料都很好买,我们一样画葫芦,等到我们按照同样的配方做出来的农药,就杀不死昆虫。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巴斯夫(德国化学公司)说谎,而是什么,而是整个制造农药的工艺我们不达标,各位做机械的企业家记住了啊,我们今天中国的这个器械行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工艺不达标,大家记住了啊,这是最难的。

  什么叫工艺不达标,我们没有足够的工序流程保证工艺水平的稳定性,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不但机械行业有这个问题,就在座各行业,农药行业一模一样,但是农药还不如你们,他们连简单的定价权都没有,所以呀,在这种压抑之下,中国农药市场,已经基本上被外资所掌握,从08年开始到今天,中国本土的农药工厂,我可以大胆的讲,几乎全部亏损,都是低端农药,没办法,这个市场已经被外资所掌控。肥料呢?钾矿我刚才说了,钾矿是生产钾肥的原料,还有氮肥跟磷肥对不对?需要用到什么?硫磺。美国如何对付我们?也是08年左右,年中,美国华尔街啊猛的拉抬硫磺的价格,6千块一吨,等到我们的肥料工厂高价买入之后,华尔街控制定价,达到四百块一吨,我靠他妈,哥们他妈够狠,使得当时中国上百家肥料工厂倒闭,这个数字是绝对正确的,上百家,最后,被欧美的肥料工厂所收购,因此今天中国的磷肥,氮肥跟钾肥,基本上都控制在欧美的手中,价格是他们说的算,我们说的不算。为什么只控制种子肥料跟农药的价格?就是这个定价权使得中国的工业、矿业、和农业大量的利润被洗劫一空。这就是现代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通过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国经济发展,越发展国家越贫穷,老百姓越贫穷。其实我没想说下面的话,再过几年之后,中国很可能成为最贫穷的国家 ,经济越发展,欧美越富裕,为什么,因为我们工业矿业农业通通没有定价权。

  关于这个定价权这三个字啊,我已经出了几本书,告诉政府。很高兴,现在今年开始,政府很多官员口中这个定价权就上口了,他现在知道了。但是真要达到和欧美平起平坐的水平,还需要非常多年的时间,但是今天时间有限,我没有时间跟你谈太多的矿业跟农业,今天我的目标是把制造业讲透,好吧。那么,我们制造业丧失定价权之后,加上03年之后的恶质竞争,终于使得制造业的利润大幅下破。到了06年下半年,终于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制造业危机。也就是说,我们以制造业为首的企业家,由于丧失定价权,加上恶质竞争,所以他们都不想干了。于是乎,从制造业拿出大量的钱不做了,跑去炒楼、炒股、红木家具、普洱茶,从而导致06年的泡沫。所以请各位学员一定要记住郎教授的第一个名言,只要是我敢说出来的,就一定被应验,我就有这个把握,这个话我在06年就说过,现在全部应验,那就是只要你在中国看到泡沫,那就是我今天的开场白,那就是发烧的现象,那就一定象征着一个更大危机的前兆,记住我的话。06年的泡沫,所象征的危机就是08年6月份,广东江浙制造业,百分之二三十倒闭的前兆,那么去年到今年开始的泡沫呢?所象征的危机,就是从现在开始,中国制造业再一次进入严冬的前兆,记住我的话,如果去年你们听我讲过课的话,应该听到这句话,到了今年各位学员,全部应验,到了年底,我们预判,中国民营制造业将有40%停工,这就是这两年的泡沫,所象征着危机的前兆。那么中国制造业为何走到今天,这种绝境你告诉我?当然,第一步就是丧失了定价权加上恶质竞争,那么06年之后,我们政府啊一连串错误政策,使得制造业危机啊,更加恶化。最后美国十月份,十月初,就是今年十月初,再给我们那么重重一击。完了,好吧。

  不知不觉,已经讲到10点半,很快啊,一个多小时讲完了,日子过得很快哈。这个我的腰也快好了,我就一直站着,我们休息二十分钟,回来之后呢,我要跟大家讲到底我们政府犯了什么错,导致今天的制造业陷入这样的绝境。休息二十分钟,再讲啊,谢谢大家。

中国政府三个错误政策 将造成“永恒遗憾”

  制造业定价权失败之后,从而产生了06年下半年开始的第一次制造业危机,制造业危机我们生病了,生病的结果就是06年下半年开始的发烧的现象。好了,那么从06年开始到我讲话的今天,情况极度恶化,为什么,那么这是我们政府啊连续几个政策,误判所导致的。看到这些政府的政策走向啊,真的,只有一个字的感觉—“痛”。

  前天啊,我在上海碰到几个区长,我在那痛骂,他们呢感觉就是无能,地方官这么说的,其实我讲话算比较客气了。那么在休息期间有人跟我说,美国如此打击中国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我无法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公开场合啊,我不敢讲,因为只要班上有一个不靠谱的学员,把这话公布在网站上,我就完了!我们只谈经济问题,至于美国为什么这么做,我从来不说,肯定是有原因的。

  好,那到底我们政策错在哪里?三个最大的错,我现在告诉各位啊,这个错误啊,将造成永恒的遗憾,我们为之会付出惨痛代价,第一,最税费占太多。第二,企业资金链断裂,第三劳动成本大幅上涨,上涨幅度之快哦,出乎你的意料。

  1、税赋过重,五千年最高

  先谈第一,各位企业家,你知道你去年交了多少税吗?我们拿到的实际数据显示,去年,你们交的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占到了中国企业税前利润的70%,你们各人交多少税,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全部加在一起,我们政府去年向个人抽的税高达平均所得的51.6%这两个数字都是政府发布出去的。这两个数字,是全世界自从有人类以来的最高。没有一个国家敢收这么高的税,中华五千年历史也没有一个朝代敢收这么高的税,结果我们这个朝代有。

  昨天,我在某地讲课,他们宣传部长碰到我,郎教授,我们在我们书记领导之下,我们9个月,就完成了全年的税收目标,我一点面子没有给他,我看着他的脸,我就说了,就是你们这样的干部彻底毁了中国!为什么,我今天就给各位一个答覆,淘宝事件怎么来的?淘宝事件,最近闹的是不可开交,你以为只是马云收个什么什么技术服务费,激起民变?如果这么简单哪,那就好了。我给你列几个数据,去年中国的网购交易量5231个亿,09年呢,2500亿,也就去年哪,翻了一番,今年上半年就已经高达了3500亿,我相信今年结束之前哪,应该会搞到8000到上万亿,你知道这个数字有多惊人吗?中国的GDP,不到全世界的10%,中国的网购,去年高达全世界的40%,今年呢,可以高达全世界的20%,一个GDP不到全世界10%的国家,可以创造20%的网购交易量,各位学员,你以为是中国经济更好了吗?错了,各位,这是中国经济崩溃的前兆你知不知道?!

  我不想讲耸人听闻的话,我想问为什么,这种叫做不正常的现象,为什么,我先告诉答案:政府的税费过重,你们可能都不敢相信,全世界,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种小商店,包括便利店、杂货店等等小超市抽重税,全世界没有这种政府,你知道小超市、小便利店税有多重吗?我们盘点了一下,15种税费,和家乐福、沃尔玛一样,包括5%的营业税,17%的增值税,还有其他一系列的税费,所以中国这些小老百姓是最可怜的弱势群体。你只要敢开一个杂货店,一个小超市,包括7/11,你啊就受了政府的盘剥。各位朋友,你知道税这么重是什么结果吗,我们政府啊,亲手毁掉了民众零售市场,你心里想想,如果小超市、小便利店它的税费,和沃尔玛、家乐福是一样的,那么对谁有利?当然对沃尔玛有利,为什么?沃尔玛的体积大,有规模优势,它可以找到会计师作出很好的税费减免,小商店做不到,但是他有能力请会计师啊?大商店、大超市,可以合法的避税,这需要财务人员,需要会计师才能合法避税,小超市哪有能力呀,因此中国是很奇怪的国家,超市越大,他的税费越低,为什么,可以合法的避税,你知道这是什么结果吗?

  大型超市夹其税的优惠,因此,全面消灭附近的小商店,他们只要控制定价权,一样的,将零售价格稍微低一点,比零售店稍微低一点,就可以立马淘汰附近的所有小商店。然后形成区域性的垄断,垄断之后,这些沃尔玛、家乐福一定开始剥削供货商跟制造业,然后呢长期占用货款不给你,用各种名义来克扣你的钱,包括进场费、摊位费、节庆费、假日费给你个扣没完,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形成了地区性的垄断。全世界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不管的,我们政府他妈只知道招商引资,只知道他妈搞建设,这种跟老百姓有关的他妈从来不管。你知道大超市横行是什么结果?我再念个数据给你听,以北京的物美大专卖为例。大卖场我们上网查了一下,六种小食品的价格,包括什么杏仁饼干啊,什么,和锦绣大地批发市场相比,我们发现物美卖场它的六种小食品是锦绣大地批发市场的2.85倍,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代表着他们形成垄断之后,上抬销货价格,剥削消费者,因此一个地区哦,大超市越多,零售价越高,只要消灭小商店之后,就是必然结果,因此一旦形成大超市,这个大超市形成区域垄断之后,一定上抬价格,剥削消费者,下克扣供货商的钱,剥削生产者制造业。是谁给他特权?我们的政府。

  香港是怎么回事,香港的小超市,税费全免,只有两种税,一个税,千分之一的注册资本金,第二个,叫作利润税,你赚了钱之后只要上缴17%的利润税,如果不赚钱呢,不要交税,因此,香港啊,小商店到处都是,一条街啊,五个小商店,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吗?由于税费几乎为零,所以零售价特低,和大超市相比,它的税费相对较重。面临香港小超市的价格竞争威胁之后,香港过去的沃尔玛、家乐福只能跟着小商店降价,越降越亏本,由于有小商店的竞争,它们不敢克扣供货商的钱,不敢剥削生产者,因为你剥削供货商之后,人家不干了,供货给小超市,一样的,干嘛给你家乐福、沃尔玛,所以,香港是我们整个中国唯一没有大超市的地方,各位记得吗?你们去香港旅行,你看过家乐福吗?沃尔玛吗?没有。为什么,全部被消灭一空,为什么,香港这个地区的政府透过低税费利用小超市,淘汰大超市,这有什么好处,好处大呢。

  第一,税费为零的结果,使得零售价大幅下降,消费者得利了,内需增加,就业能跟着增加,因为你不敢剥削供货商,你不敢剥削制造业的结果,供货商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当然愿意再生产,再投资,增加就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香港的消费市场如此之繁荣,因为香港这个政府特别的通过低税费扶持小商家,淘汰家乐福、沃尔玛,我们这呢?只要沃尔玛来了这个城市,附近的小商店是随之消灭掉,到另外一城市,再度消灭小商店,到最后,形成区域垄断之后上抬销货价格剥削消费者,下压进货价格,剥削生产者,形成区域性垄断。我有个学生,在深圳卖了38万元大米给家乐福,到了结账的时候,不但没有收回38万,反而倒欠家乐福8000块,为什么,就透过各种费用把你扣光了,什么进场费、摊位费、营业费什么什么,法国国庆,我们都要交费。好了,那么各位学员,为什么出现淘宝事件?我们老百姓已经没有活路了,税太重的结果,只有家乐福、沃尔玛的存在,而把这些小商店消灭的结果,这些可怜人只能做什么各位,只能上淘宝网做可怜的直销,大家听懂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网购销量全世界排第一,为什么,因为老百姓过不下日子了,为什么,因为税太重,各位都听懂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淘宝这么牛,不是因为你马云有水平,你不要搞错了,你不要成功之后他妈得意忘形啊,因为中国政府税收过重的结果,逼迫了这些原先应该开小杂货店的人不得不进入淘宝集市,去卖一些可怜的产品,赚一些微薄的小利,讨苦日子,过生活,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网购市场,如此蓬勃发展。
  
  那么淘宝事件,是个什么事情,那就是马云已经打破了这些小商小贩低成本经营诉求的幻想,听懂了吗?你把这个技术服务费一下子提了这么高,保证金也提了这么高,你对于这个所谓的淘宝商城而言,最高交到21万,人家怎么生存,你告诉我,你这样的做法和政府的抽重税有什么差别,请你告诉我,再请问,你这个做法有任何理论依据吗?,最后经过小商户的抗议之后,淘宝决定,延缓一年,同时减半征收,哦,我都听懂了,你既然能够延缓一年的话,那代表,你今天的决定就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不是今天而是一年以后,你能够推迟一年,可见你的日期就是随意决定的,对不对,你能够减半征收,可见你当时决定的这个金额你也是随意决定的,你没有任何的根据,否则怎么可能减半呢?各位懂我的意思吗?你这么一做,延期的结果,减半征收的结果,充分证明你当时的决策就是体制造成的,你真的以为是你成就淘宝了啊,错了,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帮你成就了淘宝,如果在香港,淘宝有可能存在吗?没可能,为什么,小商小贩特多,他根本不需要淘宝,理解我的意思吗?而且香港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老百姓穿拖鞋下楼就可以买菜,他不需要什么交通工具去大集市买,因此交通状况也改善了不少,各位听懂了吗?

  所以我们哪,交通堵塞跟我们政府的高税收政策息息相关。这就是为什么在座各位朋友,不逃税难又生存的缘故。我对你们的逃税行为表示理解和支持啊!(掌声)你知道我们的税收有多重吗?我跟你讲,今天讲课你们出去,你不要胡说八道啊。温家宝说,开发商拿出点良心来,经常讲这个话,各位记不记得,呦呦呦呦呦,啧啧啧啧。好,请问各位朋友,高税费之下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请你告诉我。高房价下的最大受益者是谁?政府,我们查的实际数据,房产交易总共牵扯到了12项税收,50项费各位知道吗?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哈,62项税费占到了房价的30%到40%之间再加上购买土地的出让金,又占到了房价的20%到50%之间,两者加在一起,房价的50%到90%统统被我们政府拿去了,你说谁是高房价的最大受益者,根本不是开发商,也不是这些炒房的人,而是我们的政府,没有政府这种苛捐杂税的话,房价不会如此之高。

  还有,大白菜价格,蔬菜价格,以上海为例,大白菜他妈一斤一块二。好了,我们再看,两个月之前,媒体报导,我们山东河南农民可怜哪,大白菜烂在田地里,一分钱一斤都没有人要,那为什么上海卖一块二?猜一猜,哎呦,我们政府开始考量,哎呦呦呦呦,上游一分钱,下游一块二,哪一个是中游的呢?也许是中游把价格炒高了,哎呦呦呦呦呦,靠这个政府啊,每天忙着什么上下游未接,啊,整治中游,政府最喜欢整治人了,整治中游。我告诉你都不是原因。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查了数据,从山东聊城运大白菜到北京,一斤菜的运输费用你猜多少钱,最高一毛二,解释不了一块二的价,还有,农村以河南为例,只能给零售价减低百分之15,最多再减一毛,你解释不了一块二。所以各位学员请你告诉我,上海的菜价为什么这么高?我告诉你答案,和淘宝一样,和地产一样,全部是政府的高税费。

   我跟你举个实际的例子,我电视上也讲过,看我的节目知道,我的节目被整改,关我们一个月。上海某区农场,生产卷心菜,卖到了下游的一级批发市场,三毛,当天卖给隔壁周浦的二级批发市场,七毛,当天卖个消费者一块二,我们到现场去查看,量了距离之后发现,从一级批发到二级批发到零售整个距离只有一公里。当天完成的交易,一公里之内,菜价由三毛钱涨到了一块二,那我请问你一块二,减掉三毛剩下九毛是从哪里来,是什么?最后,实地调研结果发现,全部是我们政府的税费,包括进场费、摊位费,城管工商卫生税务加在一起,上海市老百姓一斤菜要付九毛钱,各位听懂了吗?就算是上游农民种菜不要钱,中游物流一毛钱不要,上海老百姓一斤菜要付九毛钱给政府当税费,各位听懂了吗?这就是我们政府,香港政府怎么做,香港政府将97个菜市场全部国有化,他才不搞什么自由竞争,市场经济那一套,全部国有化取消一切税费。只象征性的收一点水电费,结果香港的菜价大概在一斤菜比上海低九毛钱,各位听懂了吗?就这么简单。

  菜价为什么高,哎呦,看我们的学者,哎呦供给需求弹性,胡说八道,我都听不懂。很简单,政府他妈税费过重。今年12月30号央视2套经济半小时,播了一集非常好的节目,叫做牛肉干旅行记,重庆市生产的牛肉干,一路卖到了西安,最后发现三座大山压着老百姓喘不过气。第一座,路费,各位学员,你知道中国路费有多重吗?他妈全世界最重,全世界收费的公路,只有14万公里,中国就占了10万公里,70%都在中国,而且中国还挺贵,美国这么富裕的国家,一公里收费一毛七人民币,我们这么穷的国家,你猜收费多少,四毛五到六毛,美国的三倍以上,而且收的还挺长,欧美各国,路费收回成本之后,取消收费,然后呢,免费用路;我们这个路费呀,他妈是各级政府重要的敛财工具,他妈还收个没完,你们猜一下,广东河源市一个收费站总共收费多少年,猜猜看,是756年,你相不相信,还有汽油,我们政府最有意思,燃油税大家知道吧?谁收的?海南省政府首先征收燃油税,但是,免收路费,哎我们辽宁省政府这么一看,还有个新税种啊,于是乎我们辽宁也引入了燃油税,各位知道吗?路费呢?照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油,它的税费是美国的六倍。

  沃尔玛、家乐福我前面讲了他妈随便乱收费。各位猜一下,这三座大山加在一起,占到了西安牛肉干零售价的百分之几,各位猜一下。其实啊,95%这是央视二套的节目,所以各位朋友,高房价,高菜价,啊,通货膨胀的最大创造者是谁,就是政府!都听懂了吧?所以叫你不要出去乱讲。请问各位朋友这么重的税费,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如何生存,请你告诉我?还谈什么转型、升级?根本不可能!我今天私下告诉你,我们政府也承认,中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任何可能已经为零,为什么?转不了。这么重的税什么事都干不了,全世界最重。这就是为什么今年上半年全世界各国税收这两年都是负的。只有一个国家是正的,就是我们,你猜是多少,28%。全世界排第一,啊,别的方面排不了第一,这方面能排第一。

  2、企业资金链断裂,中小企业难以生存

  第二,企业啊,资金链断裂。从去年开始到我讲话的今天,我们政府总共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5次提高利率,最后呢,使得黑市利率由二月中旬一分利涨到今天的四分利,在今天的江浙上海地区,4分利能够挣到钱的话,都算是好命的人。所以今天最好的行业就叫做高利贷,那么各位猜一猜,中国的中小企业,受到如何的歧视,你知道吗?08年中小民营企业的银行贷款的比例只有3.7%,两年之后的去年,跌倒了0.6%,几乎贷不到,而且根据银行的规定,以光大银行为例,什么叫中小企业,他们有不同的定义,那就是销售额两千万以上,资本金500万以上叫做中小企业。在这个以下的呢?统统叫做微型企业,微型企业这四个字,目前温家宝正在用,你猜猜谁发明的?是我发明的。你知道中国多少拿不到银行信贷的微型企业吗?以广东南海为例,总共有10万家中小企业,符合光大银行标准的只有三千家。也就是说97%的企业都叫做微型企业,就算是你符合了银行的标准,这中小企业,能够贷到款的10%不到,那么这些小企业怎么生存,全部靠高利贷。在政府目前强力的宏观调控之下,这些靠着高利贷生存的中小企业,目前面临着月息四分利,年息48%以上的利率,我请问你它们如何生存?

  请记住中国至少97%的民营企业要仰赖高利贷市场,而高利贷市场的临界利率已经高达48%以上,最少40%。在这种高利率之下,我们的民营中小企业如何生存,他们控制的中国85%的税收,他们贡献了中国80%的新增就业人口,你一旦让他们倒闭之后,你能这些国营企业能挑得起这个担子吗?挑不起是什么结果,我把这个答案留给在座同学。目前有40%到年底会停工。所以40%的税收怎么办?40%的就业量怎么办?你们国营企业能承担起这个担子吗?这就是我们政府干的事。资金链如此紧俏断裂的情况下,我想请问你,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如何生存?难以生存,这种宏观调控的水平啊,他妈全世界少见,为什么,他不懂。我五年以前批评过周小川哪,当初他跟我顶嘴,你懂吗?我说当然我懂了,这还用说吗?是不是?还要怀疑吗?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这么调吗?因为他不懂,我当时也是不懂,我去美国念沃顿商学院的时候,我们念了货币银行的课,我的老师哦,我已经是28岁了,你猜我老师是几岁?他妈23岁。他20岁就拿到了博士了,我靠。我们他妈年纪最轻是他啊,他一上课就跟我们讲一句话,各位同学们,你知道宏观调控的最大危险是什么?我一生不忘,和23岁的小朋友学到很多。他说,宏观调控不论是提高利率也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也好,有两个问题是你永远不确定的,第一,以调利率为假设哈,你提高利率之后,第一都能发生效果,不知道,第二就算发生了效果,效果有多大,也不知道。各位听懂了吗?也就任何宏观调控最后什么结果,第一是在什么时候才能产生效果,不知道。第二效果多大,不知道,那怎么办呢?我那位年轻的教师小朋友,是这么教导我的。全世界各国的领袖只要有点脑筋都知道,宏观调控千万不能够随意动,利率不能够随便调,存款准备金率也不能够随便调,为什么?因为一,时间多长不知道,二效果多少不知道,各位听懂了吗?就就是美国这一年为什么没有调过一次。欧洲两年来没调过一次,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领袖都学过这个课。

  我们同学都在当领袖,除了我混的不太好以外,我的同学,一个黑人啊,我看他还不顺眼,当初经常抄我功课,被我骂了几次,人家现在是马拉维共和国的总统。才有意思呢,他跟我说,我的祖父是非洲某族的酋长,他说我的祖父啊,为什么别人看到他像看到狮子一样?我的族人为什么看到酋长这么恐惧、这么畏惧?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告诉你答案,这个族有八个酋长,每个酋长都有一个权杖,你猜那个权杖是什么做的?上面那个毛啊是狮子的尾巴的毛做的。里面有个洞,这个洞上是什么东西呢?每当狮子被杀死那一刹那,这个狮子的喉咙里面啊,有个软骨,叫做嘟噜,我不会讲中文啊,只会讲他们的语言叫嘟噜,狮子的死掉时会把嘟噜吐出来,然后那个巫医呀就找这个嘟噜,找到之后啊,像我小手指这么大,就插入这个权杖的毛球里面,所以任何人只要拿到这个权杖,你看到这个权杖就像看到狮子一样的恐惧,各位听懂了吗?我同学教我的,这是废话了。所以各位请你注意,全世界各国都不敢随便调利率,美国跟欧洲一两年都没调过一次,我们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他妈5次提高利率,什么意思?这些哥们根本没学过这个课,你调那么多次,如果12次之后发现都没效果呢?再调是不是?又调5次利率,你有没有想到玩意所有的效果在同一天出现怎么办?那就是今天各位知不知道啊?完啦!效果同时出来的结果,经济立刻崩台你知道吗?那就是今天!我告诉你,今天的黑市利率啊,已经高达六分利了,效果同时出来,你叫我们制造业如何生存?一个政策的错误啊,遗害万年,听懂了吗?要不是今天是上课,我不会讲这么多。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这么调吗?因为他不懂,我当时也是不懂,我去美国念沃顿商学院的时候,我们念了货币银行的课,我的老师哦,我已经是28岁了,你猜我老师是几岁?他妈23岁。他20岁就拿到了博士了,我靠。我们他妈年纪最轻是他啊,他一上课就跟我们讲一句话,各位同学们,你知道宏观调控的最大危险是什么?我一生不忘,和23岁的小朋友学到很多。他说,宏观调控不论是提高利率也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也好,有两个问题是你永远不确定的,第一,以调利率为假设哈,你提高利率之后,第一都能发生效果,不知道,第二就算发生了效果,效果有多大,也不知道。各位听懂了吗?也就任何宏观调控最后什么结果,第一是在什么时候才能产生效果,不知道。第二效果多大,不知道,那怎么办呢?我那位年轻的教师小朋友,是这么教导我的。全世界各国的领袖只要有点脑筋都知道,宏观调控千万不能够随意动,利率不能够随便调,存款准备金率也不能够随便调,为什么?因为一,时间多长不知道,二效果多少不知道,各位听懂了吗?就就是美国这一年为什么没有调过一次。欧洲两年来没调过一次,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领袖都学过这个课。

  我们同学都在当领袖,除了我混的不太好以外,我的同学,一个黑人啊,我看他还不顺眼,当初经常抄我功课,被我骂了几次,人家现在是马拉维共和国的总统。才有意思呢,他跟我说,我的祖父是非洲某族的酋长,他说我的祖父啊,为什么别人看到他像看到狮子一样?我的族人为什么看到酋长这么恐惧、这么畏惧?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告诉你答案,这个族有八个酋长,每个酋长都有一个权杖,你猜那个权杖是什么做的?上面那个毛啊是狮子的尾巴的毛做的。里面有个洞,这个洞上是什么东西呢?每当狮子被杀死那一刹那,这个狮子的喉咙里面啊,有个软骨,叫做嘟噜,我不会讲中文啊,只会讲他们的语言叫嘟噜,狮子的死掉时会把嘟噜吐出来,然后那个巫医呀就找这个嘟噜,找到之后啊,像我小手指这么大,就插入这个权杖的毛球里面,所以任何人只要拿到这个权杖,你看到这个权杖就像看到狮子一样的恐惧,各位听懂了吗?我同学教我的,这是废话了。所以各位请你注意,全世界各国都不敢随便调利率,美国跟欧洲一两年都没调过一次,我们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他妈5次提高利率,什么意思?这些哥们根本没学过这个课,你调那么多次,如果12次之后发现都没效果呢?再调是不是?又调5次利率,你有没有想到玩意所有的效果在同一天出现怎么办?那就是今天各位知不知道啊?完啦!效果同时出来的结果,经济立刻崩台你知道吗?那就是今天!我告诉你,今天的黑市利率啊,已经高达六分利了,效果同时出来,你叫我们制造业如何生存?一个政策的错误啊,遗害万年,听懂了吗?要不是今天是上课,我不会讲这么多。

  3、劳动成本不断上升,投资环境恶化

  第三,劳动成本不断上升,同学们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中国的劳动成本低,那是错的!我们的工资低而已啊!可是你晓不晓得中国劳动成本有多高你知道吗?今年10月7号,美国波士顿谘询公司,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这个报告说,听清楚各位同学,他说,由于中国的劳动成本过高,美国制造业决定迁回美国。第一个迁回去的是福特,已经把1.2万个工人的工作已经从中国关掉了,带回美国,这个报告说2015年是个拐点,回流的美国企业,将超过进入中国的制造业,他们判断,最近几年将有8大行业回流美国,我把这些名字念给你们听,跟你们有关系的。第一运输工具,第二电子设备器械,第三家具,第四塑胶,第五橡胶,包括轮胎,第六金属工业,第七机械工业,第八电脑行业,将在2015年之前陆陆续续迁回美国,这个报告说,到了2020年,这些回流美国的制造业,将给美国创造上千亿美元的产值,并且带来320万个就业机会,为什么会回流?因为美国工人的效率是中国工人的4倍到7倍以上,工资不断上涨的结果,4个工人承担的工资,或者7个工人承担的工资,已经超过美国工人,所以他没有必要留在中国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劳动成本太高。

  我们的政府,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了什么贡献呢?我们做的贡献非常的大,他让形势他妈加速恶化,比如说,08年1月份推出了劳动合同法,推出之前,你不敢相信的,没有认证,没有试点,仓促推出的结果,使得我国三分之一的制造业立刻陷入困境,这都是政府的功劳,最近,从广东开始我们政府又考虑推出摧毁巴西的工资协商制度,各位知道巴西经济为何崩盘吗?因为他们政府推出了工资协商制度,各位知不知道这个事?什么叫做工资协商制度?各位听过没有啊?没听过没关系,我给你稍微讲一下,你们回去可以准备后事啊。(众笑)那就是只要20%的工人提起协商诉求,公司方必须立刻同意协商,你相信吗?否则当场罚款20万,你相不相信啊,我讲这个故事?真不敢相信是吧?就这个政策摧毁了巴西,那是去年的事,我们今年要顶住了,这就好比是我们政府及在座各位的企业领导,引进了一个西方的工会,这种想想还是我们过去的工会好,办场电影欣赏会啊,多好,搞点劳资,什么共同旅游啊,多好。从现在开始通过这个制度我们将引入一个新的工会,像西方一样的工会,而且还不如西方的工会,因为西方的工会一年只能协商一次,资方可以拒绝,劳工罢工,我们这个外来的新的工会可倒好,一年可以协商365次,只要你他妈这个总经理胆子够大,他妈每一次都拒绝,那么你一年的拒绝成本就是7300万,各位回家吧。

  我最近在电视里面一直批判政府,如果你不想回到制造业的话,我这个人也是因为年轻啊,他也不会听我的。我从劳动合同法开始就一直一直,一直反对,我他妈越反对他越推,不知道为什么,他对着我干。就是这种不断高涨的劳动成本,国家行为,中国的制造业如何生存?因此一个丧失定价权的制造业加上恶质竞争,利润就本来已经很低,要碰到我们政府连续三个政策的误判,第一税费过重,第二资金链断裂,第三劳动成本,甚至超过美国,我靠你相信吗?为什么超过美国?因为效率过低,中国的农民工效率过低,这个可以理解,所以酝酿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制造业危机,国家取了个名字,叫做中国制造业的投资营销环境全线恶化,各位请你想一想,我讲的这套东西,连我郎咸平这种三流经济学者的水平都能看得懂,这美国总统奥巴马会看不懂吗?啊?我告诉你,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聪明,而是他手下人才济济,我的老师跟同学好几个在他手下做经济顾问,我的同学跟老师啊那比我聪明的多的多,我们班上的同学啊,那混的好的啊,都去华尔街赚钱,当总统财经顾问,建立政治地位,那些笨的啊,才去当教授。连我都他妈能看懂,你说我的同学能看不懂吗?我的老师看不懂吗?那个23岁的老师就在当顾问,你知不知道,现在40多岁,他会看不懂吗?那哈佛大学毕业的,厉害的不得了。

  一个有70%钢筋水泥的国家,他的软肋就是制造业。经过第一场定价权大战失败之后,又碰到了政府连续三个政策的错误,再败于美国第二场订价权大战,终于使得中国制造业的投资营商环境全线恶化。各位朋友,你注意到没有?我根本没有谈到金融海啸,所以啊,你啊,千万不要像其他学者一样认为,中国的今天是金融海啸造成的,错的!就算金融海啸不来,就凭这一个危机啊,中国的经济也一定领先全世界探底,没有其他的可能,可是金融海啸最终还是来了,为什么冲击这么大?因为中国已经完全丧失了免疫力。

  为什么?就因为我们地方政府的两大错误政策所导致。政策一,叫做抓建设拉动GDP。政策二,叫做招商引资,这两个政策就是我们政府官员唯一会的,其他一个都不懂。一个一个谈,甚么叫做抓建设拉动GDP?那就是我们各级政府透过铁公鸡,钢筋水泥归结起来的中国的GDP。你以为中国这几年怎么发展的?每一年吹啊,什么10%的GDP呀,你还真的以为是我们老百姓更富裕了10%啊?错了!是钢筋水泥每年大幅增加,其实我们检讨这段历史,为什么我们政府的执政会受到美国这么大的影响?到现在我是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国家他的干部评估竟然是用GDP作指标,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个GDP谁发明的?就是美国发明,美国啊,评论啊,包括世界银行等等,联合国评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通常就是用GDP,从而使得我们中国政府将GDP成为我们重要的执政目标,就此中了美国的圈套。远的不说,就说近的,我们各级政府将社会的大量宝贵资源通通浪费在钢筋水泥之上。甚至像我们几个市长把大连建设得美轮美奂,我们还给他高度的评价,浪费资源。到处建公路,像我们去飞机场的沈阳路,他妈两线路都不够,还搞个三四线,有这个必要吗?他们纯粹没事找事。

中国经济严重产能过剩

  这种钢筋水泥使得中国的GDP在08年百分之五十八点几的水平,09年65%,去年和前苏联一样70%通通是钢筋水泥,完啦,各位,消费和前苏联一样只剩下27%我告诉你哦,这两个数字惊人的类似!一个国家的消费只剩下27%,剩下70%都是钢筋水泥我请问你将来中国怎么办?我们现在10年记住是和前苏联一样这国家被我们各级干部将社会大量宝贵资源运用在钢筋水泥上面和前苏联一样将大量苏联宝贵资源通通头放在军工行业,都是没有效益的。一个国家的消费只剩下27%怎么办?为什么?就是这两年哦,犯了重大错误。零八年还好只有58%,还有救,08年的时候消费还有35%,钢筋水泥58%。第二个政策叫做招商引资,我们各级政府他妈疯狂招商引资因为这是干部做的考核标准。什么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劳工剥削他们根本不是问题。我们干部都跟本不管,比如说这么美丽的青岛我们前任市委书记杜世成,这个猪啊竟然引进一个高度污染的化工厂在胶州湾。他妈这什么领导嘛!(掌声)好啦最后什么结果?疯狂招商引资的结果使得中国的产能啊迅速的扩大,达到了GDP的70%都是产能,好极了,第一个政策以08年为例消费只剩35%,第二个政策使得产能变成70,好极了各位学员,请你回答我,我们有70%的产能,却只消费了其中的35%。那我请问你,你消费不了的剩下的35%叫做什么呀?严重的,对,过剩产能。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经过我们地方干部推动的结果形成一个严重产能过剩的经济。

  那你要反问我啦?这么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国为什么不会崩溃呢?我现在回答你。因为我们通通出口了。我们透过欧美人士的消费吸收掉了我们的过剩产能,我们把它美其名叫做出口创汇,疯了这个国家,各位朋友这不是出口创汇。这是什么?这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原来你们都听懂了,真正推动中国出口的根本不是因为在座各位朋友你们的产品质量好。你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你们的产品他妈一点都不好,自己心里有数的很。是什么是严重的产能过剩推动出口。如果不出口,中国经济立马崩溃,就是这么脆弱。

  那么金融海啸给我们带来什么危机呀?这个就有意思了。我首先请问你吸收掉了我们过剩产能的外国人的消费是什么消费啊?基本上是借钱来的超前消费,简称泡沫消费,只要是泡沫就一定会破裂。什么时候破裂?金融海啸让它破裂,那就是08年11月。在这个之前,中国出口增长率都超过30%,到了这个月,首度暴跌为负2.2%。为什么?因为泡沫消费爆破了,他们不要了。这就是第一次探底的由来,一个月之内出口由正三十暴跌为负2.2%,这么大的跌幅在一个月之内完成,给每一位朋友都带来了极大的震撼,第二年09年,出口下跌16%,好极了各位朋友请回答我,我们的出口别人不要了,那么制造这些出口产品的产能怎么办?立刻过剩,所以金融海啸引爆了地方政府的两大错误政策造成我们制造业的第二个危机,也是等于现在面临的痛苦叫做产能过剩。

  到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转折点不能失败啊,到这个时候你发现我们中国制造业的两个危机通通出现,第一个我前面讲的,投资营商环境全线恶化。第二个金融海啸带来的产能过剩,和06年相比这个危机更严重了。那我请问你,你会怎么做?你们哪当然重蹈06的覆辙,他妈你也不想干了,于是乎你从制造业拿出大量的钱不做了,这一次呢跑去炒楼、炒股、买汽车、买奢侈品、买古董艺术品去了,从而造成中国经济一片发烧火爆的现象,连当时股市都是涨的。这是全面发烧还有救,你还没发冷。原因制造业的两个危机也等于制造业生了两个病,就是这么危险。这个时候我们的政府如果能够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中国还有希望。就你晓得我们政府把这个发烧的现象理解为什么?各位朋友还记的吗?我帮你们回忆一下叫做中国经济领先全世界回暖,你还记得吗?我呸,回他妈个球的暖!(众笑)他妈看都没看明白,这叫做中国经济领先全世界发烧,中国经济领先全世界生的制造的两个病从而导致发烧。我们他妈的病了。领导没看懂,我告诉你啊一个领导决策错误将遗害千年!.0

  就在这个金融海啸时期,我们生病怎么办?要治病啊,问题是我们得了什么病啊?为了这个演讲的方便起见,我就说个肝炎吧,炎这个字非常好,两个火,火特大,照中医的术语叫作什么?肝火过旺,火大了,你得用什么东西来灭火呀?水嘛。凉的东西才能灭火嘛。虽然我不知道中医的术语要开什么药啊?凉性的药,凉是凉快的凉。像凉水一样的凉来灭这个火,这下治肝炎对不对,按照中医的术语就得看大凉才能把火给灭掉。凉就是凉快的凉。这就是中医的药性。这个病人的体质太虚弱,你以为得了至少两个病。你如果用这个强烈的大凉的话就把哥们搞死了。这个时候要用什么?要用我们中医常常讲的温补,先把病人的病的病慢慢给治好了以后才能用大凉,体质好才扛得住。就在这个08年十一月之后到09年三月份之前,一个重大的转折时刻,我们政府犯下了历史上最重大的错误之一,叫做什么连续开了“四个大凉”来灭火,灭这个肝火。各位对这个大凉这个字都听明白了吧?没问题哈,大凉中药来灭火,因为有的时候讲课有人说什么叫大凉啊?就是中药的意思,烈性的药,强力的灭这个火,叫大凉的药,我们政府最后决定开了四个大凉,一是四万亿,第二十大产业振兴方案,第三汽车家电下乡,还有建材,第四银行信贷的六成转作基础建设。

  当时我们政府怎么说还记得吗?拉动内需保八,还记不记得?请各位朋友一定要记住郎教授的第二个名言,那就是“只要是政府的政策就一定是根据表面现象做决策”,也叫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特性。今天哪我们来学习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四个大凉的本质意思是什么?听清楚,那就是利用明天的产能过剩消化今天的产能过剩,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就以四万亿为例,他是投资在中西部的基础建设,再以高速公路为例,中西部建好的高速公路,有没有车在上面跑啊?他妈基本没有。没车跑的高速公路建好之后立刻产能过剩。但是在建的时候需要钢材,需要水泥所以可以消化当时钢材市场两亿吨的产能过剩,也可以消化当时水泥市场十一亿吨的产能过剩。可是各位学员你知道危机是什么吗?那就是你一旦建好了以后怎么办?听清楚,中国完蛋了!一旦建好了,在座各位朋友,咱们通通完蛋。为什么?因为建好的高速公路没车跑立刻产能过剩,由于建好了因此不需要钢材不需要水泥,那是什么结果?一旦建好了就完啦!因为不需要钢材,不需要水泥结果是打回原型、产能过剩,建好的高速公路呢?他妈没车跑也是产能过剩啊,完了。
    
  我们不但有着一大堆过去的产能过剩,例如钢材、水泥,又多了一大堆新的产能过剩,例如:高速公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产能过剩的大黑洞了,完蛋了。我这个讲课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更有底气,你知道为什么吗?每次都有劳温家宝总理亲自出来证明我讲的是对的。(众笑)你知道产能过剩多严重吗?我念个短信给你听:这是温家宝总理从09年8月20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开始一直讲到去年下半年为止他所谈到的,四个大凉产生的产能过剩的严重问题,他自己怎么说的,很多啊,我坐着念,我声明一下啊,这个短信不是温家宝发给我的,我念给你听,跟你们国营企业通通有关。听着,温总理说:钢铁、水泥、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电力、煤炭、焦炭、铁合金、电石、有色金属(包括铜、铅、锌的冶炼),还有建材、轻工业,全部产能过剩。纺织、电解铝、皮革、印染、造纸、化肥,快到你们了;酿酒、味精、柠檬酸、化纤、家电、汽车、机械、造船等等,全部产能过剩。我看到除了夜总会之外,都他妈产能过剩。(众笑)为什么夜总会不产能过剩呢?因为我们政府有强大的需求要开会,要唱歌,尤其是“跑部前进”的时候,到北京去搞预算的时候,不能没有夜总会。

  各位朋友,你知道这是多少行业吗?我不跟你开玩笑的,除了夜总会之外,全部都产能过剩,你知道多严重吗?以不锈钢为例60%,多晶硅80%、电解铝35%,最少也有30%。各位朋友,你知道为什么我从前年开始,全世界第一个学者喊出中国经济一定二次探底,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四个大凉带来的严重产能过剩,你想这有多严重。今天我们假设,中国产能过剩只有30%,那么从今年开始,如果每一年工业产值下跌3%,需要10年探底;如果下跌1%,需要30年探底;第二次探底和第一次完全不一样。第一次,还记得吗?来源于金融海啸,一个月之内出口暴跌,来得非常快,非常急,给每一位朋友都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中国将重蹈日本衰退的覆辙

  第二次探底,来源于四个大凉用错了,从而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因此,需要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才能消化。要十几年到三、四十年才能消化。所以它来得非常非常非常慢,但它来了以后,就再也不走了。它将伴随着在座各位朋友走完你的余生,都解决不了。中国已经重蹈日本25年萧条的日子。我再告诉你,日本为什么萧条20几年,你们是中国少数几个知道原因的人。讲完之后我们大家一起哭泣。

  你还记得90年1月份,美国“炸毁”了日本,还记得吗?炸毁日本的资产泡沫,是谁炸的?就是高盛炸的,日本的楼市、股市,狂泻千里一直跌到1992年,就在这个历史的重大转折时刻,日本政府犯下了和我们中国政府一模一样的错误,竟然开了一个大凉,那就是我们的四万亿,日本政府开的是136万亿日圆,从事着一模一样的铁公鸡的建设。从而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你们有空到日本的东京附近去看一下,日本的产能过剩的情况和中国一样。
  你会看到一条8线道的高速公路国道,旁边有一条平行的8线道的省道,旁边还有一条平行的8线道的县道,三条平行的高速公路,开往同一个方向。开啊、开啊、开啊,我靠到海了。下车一看,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卖纪念品的小商店等着你。请你们回答我,高速公路建好之后没车跑,立刻怎么样――产能过剩。由于建好了,不需要钢材、不需要水泥,所以就把这两个行业打回原形产能过剩。你还需要我重复一遍吗?一旦建好了,日本就完了。因为日本跟今天中国一样,不但有着一大堆过去的产能过剩,例如:钢铁、水泥;又多了一大堆新的产能过剩,例如:高速公路、等等铁公鸡。日本由于严重的产能过剩,所以需要二、三十年时间才能消化掉,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复原的原因。都听懂了吗?
 
  我们的领导人是从来都不读书的,这一点你们没问题吧,从来不知道学习日本的历史,我们竟然重蹈日本覆辙,我们开了四个大凉,够牛的,日本还只开了一个呢。我告诉各位制造业企业家,记住我的话,中国一定重蹈日本覆辙,你们将来所面临的是几十年的萧条。你们说不会吧郎教授,我们这GDP不是9.1吗?你信吗?严重的重复计算你知道吗,就算是真的,通胀是多少?6.2,这也是低估的。好吧,就算是真的,9.1减掉6.2,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各位知道吗?是多少,是2.9。所以我想告诉你,中国的实际增长率2.9%,如果数据都是真的。可我告诉你都是假的,今天中国的负增长起码10%以上。我们的团队算的。日本每年增长多少?开了一个大凉之后,每一年2%以下,和中国一模一样,哭泣吧,朋友。完了。所以,各位制造业的未来,是长期到你们退休为止都完不了的产能过剩。

  前几天,我碰到山东省委数据研究室的人,说完蛋了,我们书记现在根本都不都知道,山东怎么发展,什么都拉不动,严重的产能过剩,所有数据全部造假,GDP数据全部是假的。当时,我们政府提出四个大凉的时候,全中国只有我郎咸平一个学者告诉政府:你他妈是错的!我怕它听不懂,还不想太客气讲话。我给它提出八字谏言,叫做“放弃保八、藏富于民”,才叫温补。我还怕他听不懂,我还给他举例子,我说你不要投这四万亿,也不要地方政府的配套十几万亿,你拿这个钱给我们的中国制造业连续免税三年到五年,我告诉你,中国发了。他们听不懂。(掌声)你们做制造业的应该记住我这句话。如果08年的时候,能听郎咸平的劝告,连续免税5年,我告诉你,你说现在会是什么结果。一个领袖的错误,贻害多少!当时,听我郎咸平的一句话,现在中国绝对是世界超级强国。可惜啊,完全看错美国的战略。

  其实各位,“中国领先全世界国家”是谁喊的口号各位还记得吗,不是温家宝是谁?是美国第一个喊的?美国透过全世界媒体说:“中国大国崛起了。哇!中国的领袖特英明!”哇,我们的领袖从来就是要面子的人。听了这个得意啊!投了更多,越投越多,为什么,我们是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国家啊!去年世博期间,美国宣布不参加世博,我们好不容易办一次世博,美国不来,我们的面子怎么办呢?妈的,你不来,不来就算了。要是我当政,我连世博都不会办,奥运都不会办,纯粹浪费时间。你知道我干什么事吗,叫张瑞敏的海尔出钱替美国搞一个美国馆,各位知道吧。世博,什么意思,SB,他妈,纯粹个傻逼。(掌声)

  你看那一阵子,那个媒体,天天讲,美国人称赞我们领先全世界回暖。啧啧啧啧啧,唉呦!这面子多有光啊,越投越多,使得GDP当中铁公鸡的比例从58涨到了70,就这两年干的坏事,为什么?在美国操纵全世界舆论的支持之下,我们觉得我们领先了,开始了中国的GDP全世界排第二,那不是日本当时说的话吗?大国崛起,什么时候喊的口号啊?08年年底!啧啧啧啧啧,这就是美国透过舆论诱使中国将大量的社会宝贵资源投放在没有效益的基础建设,想一想撒切尔讲的话:完全用在中国。这就是国家间博弈大增,最高境界,根本看不懂。

  郎咸平说了:中国地方政府发债必定导致破产。
    
  美国地方政府已经很多面临破产的境地了,而美国联邦政府负债已经达到GDP的100%,日本政府负债已经接近GDP的200%。难道发债了就中国会破产?国家破产首先叫出来的是阿根廷,现在是冰岛、希腊。
    
  郎咸平说了: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大量过剩。

  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是不是制造业,不一样破产重组,波音、英特尔、德州仪器也没有少宣布裁员,德国制造业也裁员很多,2009年德国有二个亿万富豪自杀,都是搞制造业的因为企业破产才自杀。

  难道就中国的制造业产能过剩?其他国家没有?

  郎咸平说了:他早在去年4月份就知道中国债务危机股市会跌。

  那郎咸平大儿子去年还搞了个私募基金,4月份以后还大量买入股票,导致现在深套40%,上海私募很多人都知道,他居然连自己亲儿子都不告诉?

  各位,中国GDP当中,钢筋水泥超过70%,全中国各处都是没有效益的钢筋水泥,将来中国怎么办。消费像前苏联一样只有27%,美国呢?百分之七、八十消费,中国呢?百分之二十七,各位来宾,你们做制造业的,请你们回答我,家里的产品卖给谁?没人消费了,都给你搞成铁公鸡了。都听懂了吧!因此,各位制造业企业家记住,从现在开始,心里有准备,出去别讲。中国将重蹈日本几十年的历程,你要有长期萧条的打算。记住,GDP的实际增长率一定是不同的。因为,老百姓不懂,我懂,你现在公布的GDP要减掉通货膨胀,懂了吗?

“四个大凉”带来的民族灾难

  如果只是重蹈日本覆辙,还好啦,你还敢听下去吗?后面还有更糟糕的,还敢听吗?不敢听,咱们就去夜总会唱歌吧!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迟早要唱的。还敢听下去吗?我下面讲的,都是最新的数据,这两个月才公布的。听完之后,一起哭泣。如果只是重蹈日本覆辙,算我们幸运了。从现在开始,我告诉你,我们中国人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到下一代,将永远偿付这四个大凉造成的恶果,我们的历史一定会把我今天讲的这些话成为一个历史的烙印,永远烙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四个大凉带来多么大的民族灾难。每一个人可能都不相信。

  你们都做企业的,我念一组数据给你听。按照数据,去年我们政府投入了27.8万亿的钢筋水泥,包括国营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反正都是一起干一样的事,政府的税收只有8万亿,27.8减8等于19.8,接近20,就算20吧,那么我请问各位学员,20万亿的钱从哪里来?对,印钞票。所以,现在什么行业最火爆,除了高利贷是什么,印钞票。你敢印这么多钞票啊!我党就敢。

  这个钞票不是随便印的,要透过什么?透过银行信贷才能印钞票的,我上午讲的数据,我们的民营企业拿到多少信贷,0.6%,还记得吗?都给谁了?谁去接的?你们国营企业,还有谁,地方政府。看看地方政府负债多少钱?银监会首先说,16万亿,举世哗然。我们政府一看举世哗然马上改口。央行说:不对,不对,只有14万亿,还是举世哗然。最后审计署出来说:不对,不对,只有10万。按照我对党的理解,我相信第一个不小心说对的,才是对的。我这个假设不挖苦人吧。16万亿信不信,我告诉你,这都是低估的。

中国每一个省都是希腊 各级政府全面破产

  美国评级公司穆迪,7月份发表研究报告说: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政府少算了3.5万亿,加在一起,19.5万亿接近20万亿,还有国营企业多少钱?自己承认吧,16万亿,加在一起36万亿,各位,这就是中国的GDP。这样听懂了,原来GDP这么创造出来的。好极了!我是全中国第一个学者说:从今年开始,中国各级政府将破产。我为什么敢这么有把握?36万亿的负债,要还多少利息,一年2万多亿。去年还有3.27万亿的土地出让金可以使用,对不对。今年呢,操控的结果,最多6千亿,利息都还不起。我告诉各位,全中国只有老郎一个人敢说:中国政府一定破产!只要是我说的,就一定应验。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不远千里来听我演讲的原因。因为只有我敢说,只要是老郎说的没有不应验的。

  甚至我敢赌中国政府破产,你敢不敢。你不敢,为什么,这是水平不同。(众笑)

  老郎,郎教授有数据吗?当然,听着吧,看我研究团队多厉害,我们政府总共发行了483个城投债,最后,我们发现其中33%现金流失,负的。这什么意思,利息、本金通通还不起,地方政府还不起债,是叫做什么?“主权债务危机立刻爆炸”,为什么美国不知道?秘密,全部不准报,听懂了吗?

  第一个爆炸的是谁?云南,4月26日,首先违约。然后呢,四川、广东、上海个个违约,东三省、江浙、一个接一个倒下,全中国所有省份全部违约,记住我的话,没有一个例外,全部还不出来。前天晚上,几个区的区长碰到我,跟我大吐苦水。听清楚,闽行区是最好的,负债比例46%,他说:我们借债150亿。每一年要还10亿,现在还不出钱。虹口区负债190%;复兴区200%,通通还不起钱。各位,这是上海!郑州某一区区长、区书记,也是我学生,告诉我:郎老师,我们这个区到年底,薪水发不出来。我说:怎么办?他说:他吗的,借呗!骗嘛!继续骗!反正明年我调职了,不管。

  以上海为例,你们去过上海吧,看那个虹桥枢纽,大的不得了,全世界最大的枢纽工程,有这个必要吗?最后借了多少钱?200亿,谁借的,上海升宏投资公司,国有企业。最后6月份宣布:违约,钱还不出来。五个银行的联合信贷,被违约了,书记又找了另外五个无辜的银行加入,这我们经常干的事,干嘛,十家银行一起扛。你这么搞的话,金融危机怎么办?五家银行倒下算了,另外五家还要跟着受累。200亿,上海枢纽工程,我们做的不算,没有五年,没有任何现金的流入。没有七年绝对还不起这个利息,没有十年以上,不可能有利润。不还了,各位。各级政府全面破产。

  那么你们天天在媒体上看到什么报导啊!美债危机,美国人来一点危机,我们的媒体争相报导;欧债危机,看到没有;希腊危机,我们政府还说我们要帮助希腊,各位同学,我告诉你,中国每一个省都是希腊,你听懂没有啊。(众笑)希腊的负债还没有虹口区多,我跟你说。帮帮自己吧,还帮希腊。它纯粹没事找事。

新债补旧债 债务危机已不可挽回

  再问你们,美债危机,别人问我:郎教授,为什么我不知道呢?这就是你为什么来听课的缘故。郎教授行走江湖,没有两把刷子还敢走吗?为什么你们都不知道?除了刷子、水平不同之外,政府规定“不准报导”,听懂没有。

  好了,我再请问你,美债危机造成美股暴跌,欧债危机造成欧股暴跌,那我请每一位学员用屁股想一想,这不用脑筋的,中国债危机会不会造成中国股市暴跌呢?以此类推嘛!肯定会。昨天跌到了2313点,创31个月的新低,是从3000点跌下来的。同学们回答我:什么时候开始跌的?4月底。我再问你:中国债务危机,云南什么时候开始的?4月底。所以今天你们是中国非常非常少数知道真正的原因的。中国股指为何跌到2313点,因为中国债务危机,听懂了吗?

  今天收获大吧!只有你们知道。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敢讲。到了7月8号为止,城投债的二级市场交易全停,为什么?全中国都违约,不敢交易。只有7月11号,厦门象玙集团发行了一笔债务,其他全停,没交易。为什么?几乎全部违约。不付利息了。所以,地方政府面临破产的边缘,为什么上海是获得授权可以发行地方债,为什么?新债补旧债,听懂了吧。股市还因此涨了一下,股市都他妈蠢。
  四个地方可以发行债务,代表什么?债务危机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了。现在是饮鸩止渴!没听过?震撼吧!我这个上海的数据是第一手的资料,各区区长亲自告诉我的。我说你们怎么办?他们说,混吧!反正大家都不行,你让我怎么整?我也没办法。
  
  那么这一次为什么造成股价大跌,我告诉你,我请问你,购买城投债的是谁?你们个人不会买,都是谁?机构投资人。股票市场的主力是谁?机构投资人。他们之间都被债券市场的违约把他们套牢了。以银行为例:上半年中国的银行融资了5850亿,股票融资1500亿,剩下4350亿通通是债券融资,你可以想象,去年、今年债券融资占了75%以上。知道怎么办?把机构投资的套牢之后,吓得他妈一病不起,因此,没有钱去抄控股市的底了。这就是股市为何持续下挫,因为没钱啦,没钱什么结果,叫做流动性不足。各位听懂了吧。现在再回头看电视,什么都听懂啦!

  电视评论员他们说:今天股市下跌的原因是什么?流动性不足。为什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我知道。中国债危机,吓死了机构投资人不敢入股市抄底,因此流动性不足。每天交易多少钱啦,3百亿、4百亿。但是,我是不做预测,也千万不要说郎教授:下个礼拜一股市会不会涨,千万别问我。我也不做预测。我不是股评家,也不是理财专家,我只是告诉你,为何会跌。但是不代表明天不会涨。我没有任何的建议。你们该咋办咋办,你们别问我。

  我们透过股票下跌,帮助政府买单四个大凉,听懂没有。这就是在座各位朋友你们家人要付出的第一个代价,叫做,你今年面临的第一个危机,还敢听下去吗?还有第二个危机,四个大凉我们的政府印了天量钞票,我们的政府还天天骂美国,美国搞了两次量化宽松政策,各位记得吗?我们批评美国滥发钞票,以邻为壑,各位记得这个故事吧。咱们来看实际数据,美国的GDP比我们多两倍半。他的钞票应该比我们多两倍半,对吧,结果我发现,我们印的钞票是78万亿,换成美金之后等于12万亿,比美国现在的9万亿还要多30%,美国不但没有比我们多两倍半的钞票,我们反而比美国多30%,你说多不多,这就是我们的钞票。我们的钞票比美国还多,从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涨。

  我跟你讲,这次为什么朱镕基出了本新书,看一看什么叫国家领导人?哥们你不管他有多少才干,他敢公布真数据。1994年通货膨胀是多少,各位猜一下?21.7%。他敢公布。老子要说,他妈佩服你。你敢公布,现在呢,你公布都不敢公布,用骗,啧啧啧,6.2%你相信吗?去年年底,媒体质问周小川“你的货币发的太多了”。小川说“不多、不多,一点不多。”媒体说“为什么不多?”小川说:“货币多不多要看通货膨胀严不严重。”他说,“目前通胀只有5%,不严重,所以货币发的不多。”还记得这个事吗?各位来宾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通胀只有5%吗?因为我们统计局原则上只发表“个位数”。(众笑)

  我们的总理温家宝,特别关爱我们老百姓,经常有眼泪,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鼓掌)去年年底,他又哭了,他说“明年通货膨胀要控制在5%。”记不记得啦?“要控制在5%。”结果统计局发表今年一月、二月通胀数据:4.9%。政府治理经济无力,只有靠统计局帮忙了,日子了也不好过啊,统计局啊。我最近天天骂统计局,统计局长非常生气,有一天对着媒体,反驳我,他对媒体说“郎教授说我们不懂数字。”他举着3个手指头说,我用5个字来反驳:“一派胡言!”(众笑)所以你们要习惯了,他说中国的楼价涨幅2%,5也好么,凑个整数吗。好啦,严重通货膨胀,使得我们通过购买力下跌,帮助政府买单四个大凉,这是你们今年面临的第2个危机。还有第3个危机,温家宝总理7月份访问欧洲的时候,这次没有哭啊,因为在海外嘛,不好哭,否则外国人不理解,怎么总哭,因为意识形态不一样吗。温家宝说,(郎:他总喜欢用3个手指我不知道为什么),“腐败加上通货膨胀将影响本党的执政。”他原话啊。
  
  听他这么说话,我他妈立刻毛骨悚然。“腐败加上通胀将影响本党的执政”。我不认为他可以解决腐败,我想他要怎么样,严打通胀。如果严打通胀的话,那这个结果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将进入前所未有的严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政府从去年开始大约在冬季。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5次提高利率,导致高利贷行业成为最火爆的行业,当然不如印钞票。也不如摄像头,但是也是不错的。好极了。到我再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后第5次通胀。85年、88年、95年、07年以及今年,每一次的原因都是一样,滥发钞票。而每一次的解决方法也是一样的,透过紧缩的虹桥打击民营企业。举例,八达岭,你猜,多少民营企业因此倒闭?猜一下。我们掌控的数据:60%。08年多少民企倒闭?百分之20几,今年呢,到了年底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应该有40%几。这个数据送给各位。也就是说第3个危机是什么?就是透过民营企业的倒闭帮助政府买单四个大凉。三个危机都正在发生,不是在做预测,这是我去年做的预测,各位。

三大评级机构看衰中国经济 金融海啸难以避免

  你突然发现,又讲了一个多小时了,时间很快啊,郎教授腰不好,又要休息了。我可以告诉你,下面更可怕。

  再往下讲啊,按照我讲的上海市的问题,政府借债还不起银行的利息怎么办?第一个危机,除了中国债危机导致股市下跌之处,下一步是什么?银行危机一定出来,各位朋友你知不知道为什么A股的银行股市盈率只有5倍,而非银行股有30倍,为什么。今年上半年2244家上市公司发表半年报,总利润9943亿,其中16家银行就占了一半,4654亿。那么我请问你,为何它的市盈率只有5倍,我先告诉你答案:这是金融海啸的前兆。中国A股的银行市盈率低是因为被香港的H股所拖累。香港的H股市盈率4倍,为什么那么低,因为今年7月份、8月份美国三大评级公司纷纷对我前面所批判的四个大凉的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做出了预判。为什么你们不知道?国内全部不准报导。我念给你听,美国标准普尔评级机构说,由于四个大凉的结果,中国银行的坏账明后年将高达5-10%之间,穆迪评级机构说,由于四个大凉的结果,地方还不起钱,银行的坏账将高达8-12%之间。惠誉评级机构说,由于四个大凉的结果,到了2013年中期,将有60%的机会,中国发生金融海啸。听懂了吗?

  由于7月份、8月份这三大评级机构陆续做出预测,所以使得香港H股的银行股暴跌,从而拖累了A股的银行股,使得A股的银行股的股市盈只有5倍。现在各位朋友都知道原因了。还有呢,我今天会给你们问问题的,大家放心。但是你们的问题,我都知道答案:无解。我也知道人们会问什么问题了,反正无解。我还没讲完。还有第一个危机指的股价下跌,我们的财富缩水了。第二个危机通货膨胀,使得我们的购买力下跌,我们的财富又缩水了,那我请问你,财富缩水的结果,我们的消费怎么办,会怎么样?下降。所以央行今年第一季度,做的调查显示,中国80%多的老百姓说,要减少消费。就因为第一个危机和第二个危机所带来的财富效应。第三个危机,使得中国40%的民营企业停工,因此剩下14%的老百姓说要增加消费,为什么增加消费呢?因为企业不好做,不做了,干脆花了算了,那么各位请你回答我,如果这14%人要增加消费,是什么样的消费?都是奢侈品消费。于是乎,高价楼盘越贵越好卖,高档汽车越贵越好卖,高档奢侈品也是越贵越好卖,还有古董艺术品热卖。造成这这一片市场一片火爆—火。而第一个危机,中国债危机使得中国股市变成冰,于是乎,冰火两重天的投资市场正式出现,这就是我上午讲课的主题,还记得么?为什么?完了,各位。08年、09年纯粹发生的现象还有救,当时我们知道它当时的病叫做什么—两个制造业的危机。还知道病因。现在经过用错了四个大凉之后,首先形成三大危机,第一个危机造成冰的股市,三个危机,第三个危机,造成了大量的投资资金不做了,形成了14%的人口投资高档产品,形成火。

冰火两重天,中国经济病入膏肓

  你知道火到什么地步吗?高档楼盘就不用讲了,你们沈阳都是一样。高档汽车呢?上半年宝马、奔驰的增长率60%,法拉利50%,玛莎拉蒂128%,劳斯莱斯171%,中低档汽车呢,上半年销售下跌7%,其中东南汽车跟比亚迪汽车销售量下跌20%,利润下跌80%,比亚迪裁员70%,这是汽车的市场,为什么?因为80%的老百姓买不起了,而14%的人不作投资了,都去买高档汽车了。酒呢?茅台酒,他妈越贵越好卖,销量是一样的,价格越贵越有人买。06年350块一瓶,现在1950块一瓶,照样卖,它涨到5000块还是有人买。那么就是为什么该公司的现金流由06年的44个亿暴涨到去年的161个亿。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主是价格上调所带来的现金额。那么其他的呢?比如杏花村或者是什么郎酒呢?买一送一。杏花村它是59元定价,现在卖的22.9元。中秋节大打折。国庆期间继续打折,为什么?86%的人不想喝了。高档化妆品呢?他妈越高越好卖。50块以下的化妆品呢,也很好卖,86%的人就买低档货了,所以中国的市场形成前所未有的“M”型消费市场。也就是说高档产品热卖,中档产品萎缩,低档产品热卖。比如说中档产品李宁,卖的运动鞋400块钱一双,算中档产品,今年上半年,销售量下跌5%,利润率下跌50%,李宁关掉了256个零售点。为什么?中档不好卖。在8月份之前,低档的特步和匹克还好卖,九月、十月的资料显示连特步和匹克都不好卖。为什么?他妈更穷了!只要一个经济形成了冰火两重天,就是病入膏肓。

  而且请各位朋友思考一下,这次的火这个市场是怎么来的?是我们14%的企业家人群体不想投资了,都去消费了。那我再请问你,以后中国怎么办?你回答我。这个危机怎么办?我们不但有着前面讲的四个大凉造成的产能过剩,后来又有14%的人群不做投资了。又产能过剩,又没有投资意愿。我请问你,未来中国经济何处去?你告诉我吧。我相信你们有很多的问题,是吧?我讲到这儿,就和上午9点多钟的开场白全部穿在一起了。这最后能,在我回答问题之前呢,我把今天讲的给你重复一遍。今天上午说过,全世界只有我们一个国家产生冰火两重天的投资市场,为什么?因为制造业生病了。就花了很多时间告诉你,制造业生了两个病,从而导致08年年底,09年年初一片火爆发烧的现象。当时的股市也是热的,还有救。只要你能够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就有希望。可是我们政府连开了14个大凉,不但造成产能过剩,重导日本覆辙,我们将陷入几十年的萧条,而且制造三大危机,第一个危机,中国债危机导致股市下跌形成冰,第二个危机是印了天量钞票导致通胀,使得我们购买力下跌,第三个危机,政府严打通胀结果造成民营企业的大量倒闭,而这个三个危机的第三个,导致14%的企业家人群不投资了,跑去从事高端消费,从而形成一个M型消费市场,高端市场消费一片火爆,于是乎冰火两重天正式出现,这就是病入膏肓的现象,出来了。这就是今天讲课的主题,全穿在一起了。我现在看你们这个表情啊,我想你们都听懂了。

  ( 以下提問略)
 
 

 

 



发件人:<zuoxinsiren@21cn.com>  2011-11-01 12:02:2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可用否?敬请指正!

    经济观察报6月份刊登了乔良将军和陈志武教授有关金融与经济安全的对话录,感到有些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和澄清,遂成小文一篇,敬请指正!

大国崛起的逻辑与思维立场

天商咨询首席研究员 谷吾

2011年11月

    内容摘要:大国崛起成为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重要话题,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后的前三十年是中国经济的崛起,那么未来三十年则有可能是中国在政治上崛起的重要时期,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国际政治领域,一些学者完全秉持一种简单幼稚的非现实主义观念,这是作者所极力反对的。作者对陈志武教授在《金融与国家安全》对谈录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条分缕析,以期将有关大国崛起的思考引向更为深入、务实、理性的层面。

    最近,《经济观察报》刊发了乔良将军和陈志武教授的《金融与国家安全》对谈录,读罢全文,深感在处于大变革时代的当前中国,有必要对一些关涉国家利益和未来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中国的崛起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和建设性的对策。

    乔良将军和陈志武教授在对基本事实的认定上存在某些共识,但在对事实的解读上,却迥异。在对两位学者的观点进行分析之前,或许应该记住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三个常识:(1)尽量避免以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解读“事实”和历史;(2)用技术分析替代战略分析的倾向是危险的,甚至是错误的;(3)在辩论中,为了看清双方的观点,应该剔除掉那些花里胡哨的修辞手法。由此观之,便极容易发现陈志武教授在历史、战略和地缘政治甚至是金融知识上的局限性。

    (一)所谓“阴谋论”

    陈教授似乎认为自己的一套观念最为接近事实,代表着排除了“阴谋论”的真理,而乔良将军站在中国立场上的辩护,不但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还是一种不喜欢探究事物本质和原委的阴谋论。首先应该说明的是,阴谋论的本来含义是把一切没有事实支撑、无法解释的现象,都看作是某种密谋行为的结果。如果事实证明的确存在某种阴谋,那么揭穿这种阴谋便不是什么阴谋论。事实上,随着美国中情局和俄罗斯克格勃档案的解密以及各种内情的事后披露(例如《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经济杀手》等所披露的事实),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美国一直在执行某种长远的国家战略,而且不吝运用金融、经济、情报、军事、暗杀等各种手段来完成既定的战略目标。承认这些披露的事实跟阴谋论毫无关系,陈教授对这两种不同的现象未作任何区分。其次,陈教授似乎也无力区分阴谋和战略。从人类历史来看,可以说充满了阴谋,尤其是在政治和权力领域,违背道德和世俗伦理的计划和盘算就是阴谋,而战略则通常作为阴谋的对立面出现,如果陈教授认为不能大白于天下的所有计划都属于阴谋的话,那么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阴谋史。

    (二)自然秩序与世界主义情结

    对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更偏好于传播世界主义的普遍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还被用作摧毁后发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工具。在世界主义经济理论中,经济学家们不顾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不平等、不对称、不公平事实,宣扬通过个体的自由选择、公平交换和自由竞争来实现某种社会秩序,并且认为这种秩序是最合理的“自然”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失败者必须自己承担后果。这种理论把全球一体化当做既成事实,不承认国家是推动全球化的最重要力量,认为国家之间的边界(物理、文化、体制、制度等的边界)毫无意义,总之承认存在个人和普世利益,但不承认存在国家利益。陈教授认为金融市场基于交易双方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就是世界主义理论的衍生,那就是不承认国家金融利益的存在,把民族国家金融市场与并没有完全做到一体化的全球金融市场混为一谈,在民族国家界限内,国家成为契约的保护者、监督执行者,但认为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也存在所谓的契约与自由选择,则是无稽之谈。试问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印尼、韩国等国家遭受国际金融大鳄洗劫时,自由选择和契约从何而来?陈教授一再强调中国应该遵循所谓的世界性游戏规则,即便是不公平的、不对称的游戏规则,中国也应该遵循,陈教授似乎不太了解当今的世界秩序是如何演化而来的。陈教授的观点貌似客观,实际上却不自觉地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上,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际丛林法则的辩护者。

    (三)美国国际战略的转换——从公开的硬战争到隐蔽的软战争

    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意识到公开的硬战争的局限性,开始通过扶植代理人、金融突袭、经济情报战、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等更为隐蔽的方式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在这些软战争中,最为常见的形式就是金融战争,可以说用隐蔽的金融战替代投入地面部队进行军事干预的硬战争,不过是美国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因此陈教授纠缠于广义与狭义战争的概念区别,把美国的战略降格到阴谋的层次(尽管这些战略中确实掺杂了不少阴谋)、把金融战略降格到金融市场上的技术分析层次的辩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金融战争完全可以达到比硬战争更好的效果,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在古代兵法中属于“善之善战者”。我们不能不佩服美国实用主义的政治智慧和精妙高超的战略设计,但是陈教授显然误读了处境被动的中国所发出的“阴谋论”信号,“阴谋论”的实质是弱者向强者所主导的不透明国际旧秩序发出的愤懑、不满和抗议。陈教授甚至断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是这样陶醉在阴谋论中荒废了一个半世纪”,这完全是不尊重历史,是一种无知的妄断:自晚清以来,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无数先贤竭尽心智从各种主义、教育、实业、科技、制度、医学、军事、体育中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可歌可泣的奋斗史,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完全改变了当时以致今天的世界政治格局,使羸弱不堪的中华民族再次重塑自信,从而进入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虽然还存在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环境退化等各种问题,但不可否认,中国一直处在上升阶段,我不知道在哪一个阶段中国人抱持着陈教授所谓的“阴谋论”不放?中华民族素来深谙战略攻守之道,我认为中国现在的被动局面只是暂时的,是西方对中国实力不断增长的恐惧的结果,因为恐惧,因而用尽手段打压。把世界幻想成玫瑰色,以一种近乎天真的态度看待国际金融与政治,并不能对促进中国金融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现代化有所助益。陈教授的一套自由主义说教对于大国崛起不仅毫无帮助,还有可能成为瓦解国家金融高边疆的工具。

    (四)关于开放、市场化、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

    陈教授似乎认为人民币没有国际化是因为资本账户不开放、人民币债券与股票市场对外国投资者不开放、本国人民币投资市场不发达、利率和汇率没有市场化等,但严格来说,开放、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都只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手段,能否获得预期效果,仍然在未知之数。从经济史上看,民族国家经济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之中,必然会经历一个保护主义的内向发展阶段(并非闭关锁国或无所作为的保护主义),只有当一国经济强大到能够参与国际竞争时,才能成功转向更为自由化的、开放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众多历史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过早开放资本账户、实施利率和汇率自由化政策,其结果必然是接踵而至的金融经济危机,直到现在,仍然只有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少数货币扮演着国际货币的角色。对于美国用债务链条绑架新兴市场国家的行为,陈教授认为不过是正常的生意场上的交易,甚至认为中国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除了购买美国国债之外别无选择,且不论在这些外汇储备中,中国所拥有的权益规模并不大,外汇储备的积存还具有其他战略意义,外汇储备可用于购买外国企业的股权、战略资源、大宗商品以及农田等,不能因为遭受国际社会打压,就自动放弃“走出去”战略,陈教授对于诸多战略问题的账房先生式逻辑实际上是不太可取的。此外,陈先生还赤裸裸地为美国政府信用违约辩护,还把发债方违约看做是契约规定的权利,这不只是无知,简直是赖皮了。美国在国际货币事务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信用违约”发生于1971年8月15日,美国事先未与任何国家协商,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这种单边主义的行动违背了美国自己所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美国副财长沃尔克感慨道:“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任何霸权国家都会变成残酷的暴君,或者脑满肠肥的寄生虫”,试问陈先生不公平的世界游戏规则到底是用来约束谁的?为何连美国人都承认的事实,陈教授却极力掩饰并为之辩护呢?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开放本身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比如放开国内市场、对外资敞开等,但这个故事的另一面是国内知名品牌的消失、中国自主创新的动力消失、外资企业对多个产业领域的主导控制等。中国的开放程度远高于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外资企业在中国攻城略地,而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华为收购美国三叶公司、海尔收购美国家电企业Maytag洗衣机公司、联想收购IBM计算机事业部等纯粹的商业行为,却横遭美国国会阻挠以致收购失败,美国在国际经济与政治领域一向采用双重标准,这种不对等开放难道陈教授真的是一无所知吗?陈教授崇奉自由市场的有效性和正义性,并且认为金融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也是一种粗糙而无根据的断言:自由市场的缺陷早已为人所熟知,自由市场不仅对国民经济会产生破坏性作用,例如污染、两极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错误激励等,在存在等级秩序的国际经济领域,还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被毁灭、民族产业被摧毁、两极分化、贫困等问题,这种挟金融资本和强势利益集团之私利、疯狂推动金融经济全球化的举动实在是既非必然、也非必要,别忘了,与陈教授所谓的金融全球化一直相伴随的是高涨的反全球化运动。

    (五)历史与常识

    在解释日本1990年代以后停滞的20年时,陈教授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制造业的兴起,这简直是历史的无知。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层次太低,根本不足以对日本构成致命挑战,否则中国根本不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本次日本大地震及核泄漏事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可以看出中国对日本关键零部件、机械设备和高附加值产品的供应依赖,两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何种位置一目了然。日本的“停滞”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老龄化等),日本摆脱对制造业的依赖、实施金融自由化能够使日本走出停滞,不过是陈教授的一种无根据的猜想,更何况没有先进制造业支撑的金融业极容易陷入投机性交易的狂潮之中,金融业的膨胀最终也会以泡沫崩破的结局收场。

    陈教授为了证明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今世界秩序的合理性,不惜用一套现代概念重新解读历史,把无数殖民地居民所经历的血泪、苦难与屠杀全部归零,将大英帝国主导下的暴力殖民秩序美化为发展投资和贸易、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和谐”图景,说实话,看到这里,我的脑海里一再出现日本侵略中国时所打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标语。陈教授还辩称英国是为了贸易,不是为了掠夺资源,看来陈先生完全不理解殖民秩序下贸易的真正含义,也对随东印度贸易公司而行的、配备武器的军队视而不见。英国在通过外交手段迫使中国开放门户未果的情形下,就开始动用炮舰政策,强行输入鸦片,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中国的银本位体制顷刻瓦解,为全球金本位制的施行扫除了障碍。贸易实际上是一种搞垮殖民地原有工业、使殖民地依附于宗主国经济的战略工具,英国也曾多次把法国、德国和美国当做自由贸易的试验场,这就是陈教授所谓的“英国帝国体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源掠夺型体系”,陈教授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性,随意涂抹历史事实,其解读历史的功力着实让人大开眼界。

    既然不存在世界性政府,世界各国都是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那么美国所致力于维系的体系,其功用首先在于满足自身的最大化利益,如果说这个体系同时带动了其他国家的发展,那么这也只是一种溢出的、意外的结果。实际上当今世界秩序之所以相对于旧殖民秩序更为“文明”,最主要的一点不在于美国相对于英帝国的统治方式更为“文明”,而在于反殖民运动的兴起葬送了旧殖民主义秩序,第三世界作为重要政治力量崛起、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日本和欧盟的先后崛起等都使得美国必须在新的形势下发展出新的方式维系脆弱的体系平衡,正是由于各大实力集团均拥有毁灭对方的战略能力,才支撑着这样一种相对“文明”的体系不断向前演进。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并没有带来经济上的独立,“新殖民主义”者们用尽手段让发展中国家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供应国。因此,陈教授对世界秩序的“玫瑰色”想象和解读实在让人不敢苟同。

    (六)地缘政治

   陈教授希望中国人能“将心比心”,既然“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没有受到西方的限制和打压”,不要总以为西方社会在阻碍和遏制中国崛起。正如乔良将军所反驳的,西方的怀疑和限制并不是针对种族,而是针对中国快速发展和巨量的产能,实际上,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从未脱离过对世界有限资源的掌控,西方之所以遏制中国,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吞吐大量的资源,而且中国的崛起将会打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平衡。2001年以后,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启动新一轮重化工业化进程,对巨量资源的吸纳和吞吐已经逐渐威胁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资源版图,中国在美国的地缘政治罅隙中(中东、中亚、拉美、非洲等)寻求资源(尤其是石油)的稳定供给,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减弱,最终会威胁到美国所认定的最佳地缘政治平衡,美国希望中国发展,但是却不希望中国走出国界,将其利益扩展到全球。实际上,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使得中国必须发展出保障海外利益的军事能力,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此外,中国的发展模式与美国所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民主、小政府等)不兼容,美国历届政府尤其是布什政府将共产主义体制定性为一种注定要消失的体制,而美国有责任推动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显然,陈教授对地缘政治和美国国际战略的复杂性缺乏深刻理解。

    陈教授靠自我幻象的逻辑将碎片般的“历史事实”缀连起来,试图用现代观念和概念去解读历史,这明显是一种历史的错位。在这方面,陈教授与国内一些学者的做法高度一致,他们甚至认为古代中国政府的盐铁专营政策导致了垄断和腐败、洋务运动中采取官商合营或官督商办的方式办企业导致中国民族产业无法成长壮大,用来反对政府干预,论证“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合法性。这种不尊重历史事实、忽视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做法,实在无助于改进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大国的崛起本身必然会打破既有的地缘政治均势,而美国在崛起阶段也遭受英国的多次打压,有关分裂肢解美国、美国威胁论、邪恶轴心论的声音也曾响彻当时的国际社会,但美国没有被吓倒。在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这样重大的课题面前,貌似客观公允却不尊重历史、缺乏应有立场的争论,我看还是越少越好吧。

 

 

 

 

 

发件人:"秋龙 丁" <ddqqrr2000@yahoo.com.cn>  2011-11-15 09:10:4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孔子是全世界最早的经济学家,其水平世界一流

     编者按:当今社会有太多的造假,人们要提高警惕,有鉴别能力。丁秋龙先生根据一条假消息写出下面的文章,只能是假上有假。

牛王堆考古新发现孔子临终遗言是个假消息

吕锟哲

2011年10月02日

    今日,看到“牛王堆考古新发现”一文,说是新出土一批春秋时期的竹简,记载了孔子的临终遗言。网上传的哪里都是,还推出了一个“昊复古”教授来,说是这个教授很兴奋,准备大干一场,招500名硕士生,近百名博士生,至少要干十年。

    这个消息是假的。是现在的一个什么人开的玩笑,用来取笑儒家、取笑复古派们。

    1,根本就不存在“牛王堆”考古项目。有个“马王堆考古”,这是从“马王堆考古”中来的。

    2,考古学界根本就没有”昊复古“此人。”昊复古“者,”好复古“也。

    3,“招500名硕士生,近百名博士生,至少要干十年”之说,明显是在开玩笑。把研究学问当成大会战来说,集中优势兵力对付几片竹简,就象大跃进时的大炼钢铁。

    4,至于内容,更明显是造假。语气思维都是现代的。全篇以颠覆孔子一贯的精神、一贯的思想为能事,以毁坏孔子的形象为目的。

    造假者估计是个青年人,学养不高,所言都是当下流行的东西,思维鄙陋,意趣庸俗。
 

 

孔子是全世界最早的经济学家

丁秋龙

    摘要:经济学家按价值学分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正经济学家,二是负经济学家,三是正负经济学家,这三类经济学家都是客观存在的。其中,正负经济学家对人类影响最大,危害也最大。在人类社会上几千年文明历史中这样的正负经济学家不多,也只有几个人,如孔子、马克思、郎咸平等,所以对这样的人必须提防着好,他们的正的一面或许对人类没有用,可是负的一面就成为专制的工具。这里有一个公式:特权社会=民主社会—人权、民主、自由

    五年以前,我写一篇《孔子是全世界第一位有价值劳动的人,比西方国家早二千年》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意义非常重要啊。目前只承认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等,而孔子的全世界第一位有价值劳动的人没有得到世人的承认,这就不正确了,只就很容易出现很大问题,有价值劳动在西方国家五百年前就开始出现了,他们这种劳动具有很激烈的掠夺性,用现在的话,财富来的不光彩,就差在别人的口袋掏钱,马克思说这是资本原始积累每个毛孔带有血和肮脏的东西。过去,咱们中国人穷的原因是劳动没有任何价值啊,被西方国家的人看不起。

    最近几天来,我看到唐荷洋的博客上偶然看到《孔子临终遗言出土》的文章,看了以后感到非常吃惊,不可思议,不得不承认这个《孔子临终遗言》水平实在太高,孔子就是全世界最早的经济学家,其水平世界一流,不会低于当今世界任何一位经济学大师的水平。孔子在价值学研究上,在制度经济学研究,在效益递减经济规律上都是全世界一流的,而且是在二千五百年前的事情呀,这是世界经济学的祖宗,而不是亚当斯密,马克思主义等这些人。所以,我会把这个信息在第一时间内告诉全世界所有的经济学家们,让他们也分享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社会科学成果。

    经济学家如果按价值学来分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正经济学家,二是负经济学家,三是正负经济学家。什么是正经济学家呢?说的非常简单,就是让人们富起来,赚钱的这些经济学家们,这里必须要有一个前途条件要建立人权、民主、自由、多党制的基础上,在价值学上有三个不同的价值可以对应:最大价值、经济价值、剩余价值,他们的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家以萨伊为代表,全世界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咱们中国有茅于轼,吴敬链等这些人。

    什么是负经济学家呢?就是和正经济学家相反,他们主张消灭财富,让老百姓越来越穷,最主要的特点是特权,国家控制一切社会资源,对自己的同志整起来比敌人还要狠不择手段。他们的价值取向是腐烂价值。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卡扎菲、拉登,以及在1990年关于“计划和市场”争论中主张计划经济的那些经济学家们。他们动机都是为了老百姓,实际上都是干的见不得阳光的坑害老百姓的事情。

    什么是正负经济学家呢?即主张让老百姓富起来,赚钱,又主张特权社会的这些人。他们的价值取向有正价值观点和负价值观点,但是这些人搞不清楚什么时候是正价值,什么时候是负价值,这样对人类社会危害就非常巨大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两个致命的错误,全世界有几亿人为了宣言付出生命了。代表人物是孔子、马克思、恩克斯、郎咸平等这些人。

    以上这三类经济学家都是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都是需要这三类经济学家,当这个社会需要创造正价值时,正经济学家就要上台表演;当这个社会需要负价值时,负经济学家就要上台表演。但是最有影响力的对人类最有危害的还是正负经济学家,这些人在上千年文明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数也极少的几个人,如孔子、马克思、郎咸平等人,他们的负的方面远远超过正的方面,可以使用上几亿人死亡,所以必须提防他们啊!!

    孔子就属于正负经济学家一类,他对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他对正经济学方面,负经济学方面有相当高的造诣。首先说孔子的正经济学家方面,价值学是经济学的根本,孔子在价值方面作出伟大的贡献,他提出了最大价值思想。有二个具体事例:第一,卫国是个人烟稠密的国家。孔子一入卫国国境,村子一个挨着一个。村民见孔子一行走来,都扶老携幼站在村头观看。孔子见了,不禁赞叹道:“卫国的人口真多啊!”替孔子赶车的冉有。他听老师说了这么一句话,便接着问道:    

    “对人口众多的国家,该如何治理呢?”

    “想办法让他们富起来嘛!”

    “如果他们已经富起来了,又当任何治理呢?”

    “对他们进行教育嘛!”

    冉有想,老师的话虽然简单,但是却非常有道理:不富起来,人再多又有什么用呢?不进行教育,富起来以后,会出事情是的啊!

    第二,子张问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从在两个事例中,我们得出结果来这就是最大价值思想,什么最大价值呢?就是人们的劳动全部进入市场交换,没有任何一件商品剩余,腐烂价值=0,这样的最大价值对人们的道德要求相当高,仁者爱人,“我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享受人生,并帮助别人享受人生。这是我的信仰,所以赚钱要服从于快乐。”(茅于轼),那么这是怎么的一个价值链呢?

    ……最大价值1——最大价值2……

    有这样的价值链在世界上不多,但也存在例如乞丐的劳动、原始人的劳动、动物的劳动属于这个价值链,一般的人是不可能这样的价值链,就是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英国人……也很难达到这样的价值呀。这是孔子在价值学对人类的贡献,是正经济学家的一面。

    其次,说孔子负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也是水平特别高的,这里主要是制度经济学研究上,孔子专门设计一个非常有效果的非常好操纵的特权社会,这个特权社会和民主社会是怎么的关系呢?这里有一个公式:

    民主社会=特权社会+人权、民主、自由

    特权社会=民主社会—人权、民主、自由

    特权和人权又是什么的关系呢?茅于轼说没有了特权,人权就自然的到了。特权社会和民主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的,没有特权社会也就不存在民主社会,特权社会经历几千年的时间,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剩余产品,当时的领导们把经手交换的剩余产品变为自己的,这样腐败推动了原始社会的灭亡,特权社会的产生。

    特权社会实行是怎么的经济制度呢?这就是不完全私有经济制度,也就是公有私有经济制度,特权阶级把天下的财富变无偿占有,说这是自己的,不允许别人动这样的念头。同时,在经济体制方面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制,特权是他们的特殊商品(人类社会共有三种特殊商品,即思想、特权、劳动力)。孔子对特权社会,公有私有经济制度方面有相当高的研究,因为二千五百年前没有人会研究这些内容,也只有孔子搞出来了。在《孔子临终遗言出土》中已经把特权社会的思想、特征表达了非常完美了,难怪唐荷洋说,如果这是事实,(不说孔子原本就是个悲剧)是孔子的悲哀,世界文明的悲哀!虽如此,……中国人民的悲哀: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没有一天逃过这样血腥恶心的统治。

    拥兵者人之主也,生灵万物足下蛆;献谋者君之奴也,锦食玉衣仰人息。锋舌焉与利剑比乎?愚哉!旷古鲜见书生为王者,皆因不识干戈,空耗于文章。寥寥行者,或栖武者帐下,或卧奸雄侧室。如此,焉令天下乎?王座立于枯骨,君觞溢流紫液,新朝旧君异乎?凡王者祈万代永续,枉然矣!物之可掠,强人必效之;位之可夺,豪杰必谋之。遂周而复始,得之,失之,复得之,复失之,如市井奇货易主耳。概言之,行而优则王,神也;学而优则仕,奴耳;算而优则商,豪也;痴书不疑者,愚夫也。智者起事皆言为民,故从者众。待业就,诺遁矣。易其巧舌令从者拥主,而民以为然。故定乾坤者必善借民势。民愚国则稳,民慧世则乱(部分)。

    从上面的文章可以看出这是孔子研究的特权社会、公有私有经济制度的特征,那么这些特征的价值链、特殊商品链是什么呢?分别是:

    ……腐烂价值1+腐烂价值2……

    ……特权1+特权2……

    这两个链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旧的政权不断地灭亡,新的政权不断地建立,几千年来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推动人类社会文明,推动社会进步。毛泽东作了一首词《贺新郎*读史》,毛泽东就发现人类历史是斗争历史,相互残杀,你要我的生命,我要你的生命,在这首词里已经表达非常清楚了。“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人类社会存在四种经济制度即公有制度、公有私有制度、私有制度、私有公有制度,这样就组成了完整的经济制度链:

    ……公有制度——公有私有制度——私有制度——私有公有制度……

    在这个四种经济制度链中缺少任何一个链都是不可以的。特权社会、公有私有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必须要的,是客观存在的,当由社会主义跨入共产主义社会时,当人类的产品极大的丰富时,当对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障碍时,此时就必须要实行特权社会,公有私有经济制度,产生负价值。孔子对特权社会,公有私有经济制度的研究是世界一流的,而且是在二千五百年前的事情,登峰造极,淋漓尽致是非常不容易的。

    再次,孔子把当今的经济理论发挥到极点。在茅于轼《选优分配原理》书中有一个收益递减规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有二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当投入X生产要数,必然会有Y的产出,这是对人类有利,这说明劳动已经有了价值了;第二层含义就是当投入X个生产要数,此时Y是负值,对人类越来越不利了。茅于轼说效益递减规律是整个经济学得以建立的基石。譬如,当土地面积不变时,在一定的空间内产生的粮食随着化肥的增加而无限制的增加。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在一个篮球场是生产出全世界用的粮食,只要不断地投入化肥……

    那么,孔子怎么应用收益递减规律的呢?首先分为两点,第一,当投入时,没有产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出力不讨好,还要被人骂。孔子说,“老百姓的欲望多了,国王给了老百姓好处,他们也不领情…… 你把轻的礼物送给大户人家,连他家的佣人都瞧不起你。”第二,当投入时必然有产出,这什么情况下有产出呢?孔子说,“统治国家的人明白要让老百姓穷的道理,老百姓的欲望少了,就会感谢国王……你给饥饿的人一点吃的,他就会赞誉你仁慈。仁慈难道不是个鱼饵吗?把老百姓赚钱的路都堵死,而他们想要什么只能从国王那里得到,老百姓才会称颂国王仁慈。”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已经把收益递减规律用活,体现在他的思想里面,这是孔子一生的总结啊!

    最后,“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二千五百年前,从孔子那儿重新寻找智慧。”1988年诺贝尔奖获奖者在巴黎共同宣言中如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话呢?我想,孔子有正经济学家的一面,也有负经济学家的一面,正负经济学家,对人类有好处,也有坏的一面。象这样的人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不多的,也只有几个人,如马克思、郎咸平等人。所以,这样的正负经济经济家,人们要提防着好,因为他的正的一面,人们听不进入去,也做不到,负的一面很容易被那些阴谋家利用,成为镇压人们的思想武器。

 

    附件1:孔子临终遗言(文言文版)

《子寿终录》

  子寿寝前弥留少时,唤诸弟子近叩于榻侧。子声微而缓,然神烁。嘱曰:

  吾穷数载说列侯,终未见礼归乐清。吾身食素也,衣麻也,车陋也,至尽路洞悉天授之欲而徒弃乃大不智也。

  汝之所学,乃固王位,束苍生,或为君王绣袍之言。无奈王者耳木,赏妙乐如闻杂雀鸣,掷司寇之衔于仲尼,窃以为大辱。其断不可长也。鸿鹄伟志实毁于为奴他人而未知自主。无位则无为,徒损智也,吾识之晚矣。呜呼,鲁国者,乃吾仕途之伤心地也。汝勿复师之辙,王不成,侯为次,再次商贾,授业觅食终温饱耳,不及大盗者爽。吾之所悟,授于尔等,切记:践行者盛,空叙者萎。施一法于国,胜百思于竹。吾料后若有成大器之人君,定遵吾之法以驭民,塑吾体于庙堂以为国之魂灵。然非尊吾身,吾言,乃假仲尼名实其位耳。

  拥兵者人之主也,生灵万物足下蛆;献谋者君之奴也,锦食玉衣仰人息。锋舌焉与利剑比乎?愚哉!旷古鲜见书生为王者,皆因不识干戈,空耗于文章。寥寥行者,或栖武者帐下,或卧奸雄侧室。如此,焉令天下乎?王座立于枯骨,君觞溢流紫液,新朝旧君异乎?凡王者祈万代永续,枉然矣!物之可掠,强人必效之;位之可夺,豪杰必谋之。遂周而复始,得之,失之,复得之,复失之,如市井奇货易主耳。概言之,行而优则王,神也;学而优则仕,奴耳;算而优则商,豪也;痴书不疑者,愚夫也。智者起事皆言为民,故从者众。待业就,诺遁矣。易其巧舌令从者拥主,而民以为然。故定乾坤者必善借民势。民愚国则稳,民慧世则乱。

  武王人皆誉之,纣王人皆谤之。实无异也!俱视土、众为私。私者唯惧失也。凡为君者多无度,随心所欲,迎其好者,侍君如待孺子。明此理,旋君王如于股掌,挟同僚若持羽毛,腾达不日。逆而行之,君,虎也,僚,虎之爪也,汝猝死而不知其由。遇昏聩者,则有隙,断可取而代之。

  治天下者知百姓须瘦之。抑民之欲,民谢王。民欲旺,则王施恩不果也。投食饿夫得仁者誉,轻物媚予侯门其奴亦嗤之。仁非钓饵乎?塞民之利途而由王予之,民永颂君王仁。

  御民者,缚其魂为上,囚其身为不得已,毁其体则下之。授男子以权羁女子,君劳半也。授父以权辖子,君劳半之半也。吾所言忠者,义者,孝者,实乃不违上者也。

  礼者,钳民魂、体之枷也。锁之在君,启之亦在君。古来未闻君束于礼,却见制礼者多被枷之,况于布衣呼?礼虽无形,乃锐器也,胜骁勇万千。

  乐者,君之颂章也。乐清则民思君如甘露,乐浊则渔于惑众者。隘民异音,犯上者则无为。不智君王,只知戟可屠众,未识言能溃堤,其国皆亡之。故鼓舌者,必戳之。

  吾即赴冥府,言无诳,汝循此诫,然坦途矣!切切。

  言毕,子逝。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1-16 11:18:45 +0800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 Fw: 新青年的兴起与老顽童的挣扎

新青年的兴起与老顽童的挣扎

观察者网特稿 微飞骑

2011-11-13

    在中国舆论界,中央媒体得过且过、南方媒体为所欲为的局面已经积弊多年。只在最近三年,新青年媒体的兴起才为这个扭曲的格局带来了一丝清新气息。

    2008年中国大灾大难之时,西方却在西藏问题和奥运会关节点上一再给中国伤口撒盐。抢夺奥运会火炬等一次次广场事件,强烈刺激海内外中国青年,让他们一下子成熟起来,意识到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而中国青年也不是吃素的。海外青年领衔,国内青年声援,一场关于真相的软战争就此展开,并催生出 anti-cnn网站。经过三年大浪淘沙,最终积淀成“四月青年”网,团结了一大批既不满足于僵化的官媒宣传,也不苟同于酸腐公知的青年精英。今年正式上线的四月网,以大量外电翻译、亲历者记录和新闻视频传递信息。其制作的综合新闻视频,精良不输央视,但是资讯更及时、更包容也更有朝气。

    这三年,中国媒体技术的最大动向是微博的兴起。微博在发挥及时监督功能的同时,也成为社会情绪的放大器和各种伪劣假冒良心人士的大酱缸。一时谣言四起,真假难辨。部分公知和传媒宣扬的“造谣自由”、“反对用辟谣抹黑造谣”等荒谬言论就折射出微博媒体的扭曲生态。

    不过也正是微博,让包括四月青年在内的新青年与各种伪劣公知、无良媒体有了短兵相接的机会。他们凭事实说话,以爱国为底线,志愿辟谣、积极普知,监督“公知”言行,批驳西方神话、批判逆向民族主义……AC(anti-cnn)青年、SC论坛青年、凤仪论坛女青年等等,团结一致、骁勇善战、异军突起,令公知头疼,让媒体侧目。只有那些不敢面对事实的人才会把他们称作五毛,稍有理性的人都应该意识到:一股新的力量崛起了。

    对新青年做社会历史分析不是本文的主旨,且看本周微博风云以及新青年与老顽童的对垒。本周微博的关键词是一个“骂”字,艾未未喝骂在前,孔庆东排比在后,同为国骂,待遇截然相反。

    老顽童、政治波普艺术家艾未未一度以公民不服从精神惹人注目,可惜毕竟摆脱不了高干纨绔子弟和文革造反一代作风,折腾太厉害,终于被揭出偷税漏税上千万。本该低调换钱,可老顽童偏偏高调玩起行为艺术——集资缴税,引来一堆公知、小资添油堆柴。

    可是,群众眼睛是雪亮的,而且群众遍及海内外。@朱苓1982 就说 :“今年3月30日德国各大报纸都登了,艾未未要在柏林买4800平米,价值数百万欧元,也就是数千万人民币的工作室,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买下来,但他至少有这个钱,还忽悠你们给他捐钱,这不是诈骗吗?”

    70后青年学人@吴法天 为此发布相关信息并贴图调侃艾未未的艺术。个人艺术观感本可商榷,但不想吴法天立刻遭到艾粉围攻。一个据说是北京艺术圈混混的@健崔 讨要吴法天家庭住址,号称要上门打人。经过广大网友投诉才被新浪封号。人没打成,却连累了崔健,因为一传十十传百,传到后来,很多人都以为是崔健上阵了。

    上个月在微博上宣称谁打司马南一耳光就陪谁睡觉,并到司马南演讲现场挑衅的@姑娘很生气 依然来劲。因为诗人@林岳芳 支持吴法天,@姑娘很生气 说:“谁知道 @林岳芳 的工作地址的,我已经决定亲自上门送她一嘴巴,林女士,你可以报警,可以喊有人要奸杀你,或者说有人要追杀你全家,但这一嘴巴,我必将送给你,你太过分了,言论自由不代表没有底线的胡说八道,你必须要为你这张把不住门的嘴付出代价,深圳飞上海两个小时尔尔,呵呵,欢迎上海童鞋接机。”

     @懒羊羊骨瘦如柴 回应道:“博主上次用身体作为酬谢号召博友去殴打司马南,这还没过半个月又要打人。你这不是急着打人,是急着睡觉吧?”@单车上的骑士 说:“这段话正好说明,她的言论自由就是没底线的胡说八道。”必须承认,这姑娘有点个性,可惜嘴尖皮厚腹中空,头重脚轻根底浅,把轻浮当锐气,把无聊当勇气,枉费了好年华。  

    艾粉的威胁恐吓一直发展到艾未未亲自打电话给吴法天,连骂带吓。录音传出后,艾粉如@黎学文在北京 等纷纷否认这是艾未未的声音,以至于一直力挺艾未未的“公民歌手”@左小祖咒 都看不下去了,说:“此事老子清楚,是老艾的!”艾未未本人也并未出面否认,这才是敢做敢当。可怜了一帮为他掩饰的粉丝和伪公知,皇上不急太监急。

    “老贵族”@章诒和 不仅在微博号召大家为艾未未捐款集资,还贴出艾未未早期作品小桥流水人家素描,说:他小时候的作品让人看了心暖。我们可以体谅老一辈的护崽之心,但是这更加证明艾未未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最多就是孩子王,领着一批长不大的公知、小资乱折腾。而体制内的老派公知们是只懂溺爱骄纵的父母,挣扎在自己那些没有出路的记忆里。

    叫人无语的是,对于这桩恐吓辱骂事件,主流媒体一概沉默。“意见领袖”们则在网络上一边倒围攻吴法天。在这黑白颠倒、公信将倾的时刻,是青年媒体@四月网 和@独家网 承担起发布信息的担子,先后披露了艾未未骂人恐吓电话的录音。

    主流媒体对于艾未未恐吓电话一事一致沉默,却在孔庆东骂南方系媒体一事上倾巢出动,全面围剿。

    11月8日记者节,@孔庆东 在微博上宣称用三句国骂拒绝《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一时除了《南方人物周刊》,无数媒体自动对号入座,纷纷讨伐孔庆东。甚至新华网也出了一篇评论《岂把粗鲁当个性》,指责孔庆东践踏文明底线。

   貌似局势一边倒,可是奇迹在此时出现了:凤凰网新闻《北大教授孔庆东用排比粗口骂记者激怒网友》的跟贴里,网友竟然一边倒支持孔庆东,纷纷质问:无良媒体不该骂吗?而最后凤凰网的在线调查也显示,超过60%的网友支持孔庆东。新华网的调查更是显示90%以上网民支持孔庆东。

    @V闪闪 说:“口诛笔伐孔教授是因为南方系骂别人习惯了,被骂还不习惯。” @南木桑 说:“一个强奸案,他们用话筒把受害人逼到要自杀;一张错地图,他们集体寂静无声;一句他妈的,他们自己登出来;一组排比句,他们跳出来乱咬。——当独立依然是他们所标榜的目标时,金钱和下作已经让独立泪流满面了。”

    @司马南 说:“茅于轼大肆辱骂开国领袖毛泽东,新华社不见一条评论;艾未未咒骂祖国挟洋自重卖国求荣,新华社也没有一条评论。看看如今的网上,包括你新华社的网上,粗口何其多也,污秽野蛮何其多也,你们的文雅在哪里?你们的公正在哪里?”

    骂人是不对的,但是主流媒体如此大动干戈,双重标准,意义实在超出骂人本身。我不由想起卡尔.波普尔曾经沉痛地宣称:法西斯降低了人类道德水平,因为法西斯迫使美国使用了原子弹。我们今天倒要说:无良媒体成功降低了中国人的语言文明水平,逼着广大网友要爆粗骂媒体。

    网友@无俗韵 更是总结出拒绝南都采访的三种模式——“普通(@孔庆东 体):去你妈的!滚你妈的!**的!(对方挂机)——文艺(@染香 体):先交一万块实话保证金,或者标出哪些内容是你们胡扯的!(对方挂机)——2b(@新浪微博 体):好开心哦!尼玛!终于有人采访劳资了!你妹的,骂美国行不行?(对方挂机) 。”

    当暴力粗口被升华为幽默讽刺,就比粗口更具有打击效果,因为对手完全沦为滑稽对象。在使用讽刺方面,@独家网 可谓独树一帜。

    是的,@四月网 并不孤独。本月又一家新青年社区型网站“独家网”上线。独家网来势凶猛:论坛与视频一色,翻译与评论齐飞。独立制作的视频节目《在这里读懂南方系》(http://dooo.cc/thread-2018-1-1.html ,http://dooo.cc/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82&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06%26typeid%3D106)直接学习台湾超人气政治模仿秀节目《全民最大党》——几位青年模仿南方系媒体主编、记者开编前会,极尽讽刺之能事,想必会让对号入座的媒体哭笑不得。平心而论,直接丑化对手媒体也有武断倾向。广州的媒体里也有较为理性温和的记者如@彭晓芸 和 @王星WX,但是几乎都被边缘化,屡被极右愤青谩骂,在微博上并不得势。而双方现在展开如此对立的讽刺,是否预示着我们的媒体生态也有台湾化的倾向?

    有微博网友问独家网是不是针对南方系而生的,也有网友问独家网与四月网是什么关系。无论独家网怎么回答,他们确实遇到了一个身份问题。首先,在爱国青年网站内部,独家网与四月网必将构成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以往一向只闻卖国者争先献媚,如今爱国者也要竞争上岗,这是好事。在独家网强势上线之后,四月网 的内容和活动也变得更加丰富积极。双方领衔人 都在微博公开声明团结奋斗,我们赞赏这样的气度。

    然而在外部,新青年媒体不应该仅仅作为南方系媒体的对立面而存在,那样就意味着与南方系成了难分难解的欢喜冤家。新媒体必须超越与南方系的对立关系,在批评否定对手之外,还要独立直面中国问题。四月青年的骨干以理工科大学生为主体,在具有扎实科学素养和动手能力的同时,也要克服和超越自身的精英化倾向,包容、学习各个群体生活经验,不可简单沦为工业党。

    四月网和独家网实际体现了中国青年以独立姿态加入全球化的新方式。如果与老一辈开国创业者相比,今日新青年的觉醒来自于留洋生活的真实经验与国内宣传的冲突,类似1920年代那批旅日留法的学生,但毕竟还不同于那个年代深入底层社会、深入山沟沟的那一批青年,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造自我,才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今日新青年媒体已经包容了国外生活经验,然而散落各地、扎根乡建工作的知识青年还没有被整合进来。

    国家富强离不开工业现代化,但工业化和现代性也在不断制造苦难和不平。新青年必须正视之,不可用一句简单的“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来打发掉,必须有对于现代性模式自身的超越式反思,更不可把这些议题全部丢给情怀党从而糟蹋了议题,也丧失了自身的责任。国家主义也不能包办其他主义的有效议题,必须兼容并包,左右权衡,以我为主,舍我其谁。

    新青年在崛起,也有少量失足的。先是吉林一个80后老兵带着三个90后新兵带枪出逃,再是一群上海中产家庭女中学生自发组织卖淫。两件事都在微博引起哗然。我们不知道更多细节,但是这确实反映一个问题,媒体世风日下和生活方式的安逸化,我们的新一代还能保持老一代的优良作风吗?如果都市青年都宅男宅女化了,没事看看日本动漫和AV,或者听听文艺型公知的忽悠,还能振作起来吗?

    值得尊敬的老派公知@李银河 说道:“必须努力改变拜金的低俗之风;加强学校培养健康人格的教育;宣扬为爱情而性的价值观;传播性是为了快乐而不是为了钱的道德观念;为性工作者创造除卖淫之外的更体面的就业机会;为性工作者培训除卖淫之外的生存技能;打击黑社会对卖淫业的控制、对性工作者的剥削等等。”

     我无暇在这里评论李银河先生的教条主义,本站另有文章分析这个问题。我只想说,青年问题绝不是依靠价值观教育就能解决的,没有别样的生活实践,就没有别样的精神,而不是反过来。温室里的猫永远不会变成山林里的老虎。精神建设必须有生活变革作为支撑,精神革新必须与开创新生活同步。我希望新青年媒体能在这方面整合资源,做出探索。早日告别伪劣公知、奔向新的明天!

    (观察者网)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html/60274/2011/11/13/61813.shtml


 

 

 

 

 



发件人:"郑酋午" <zhqwzhqw@gmail.com> 2011-11-16 08:31:1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郑酋午:由北大“三妈的”教授被支持想到实施民主化的新方式

由孔庆东教授被支持想到实施民主化的新方式

郑酋午

2011-11-15

    “在这场突发的左派与右派的对决中,孔教授得到了广大网民压倒性的支持。据香港凤凰网的民调显示,有506248人支持,266427人反对。官方新华网的民调在11日15.30时,支持的有136320人,反对的6278人。全国最大的社区媒体中华网、官方人民网虽未作民调,但评论中九成以上的网民是支持孔教授的。

    孔教授的个人博客,一夜之间暴增几万名粉丝,广大网民对孔教授怒骂汉奸好品如潮。反观南方系,开始时其势汹汹,利用其资源组织80多家媒体网络对孔教授发动围攻,大加挞伐,然而受到广大网民的痛批后,在强大的民意面前很快败下阵来,只好偃旗息鼓,新华社也不得不撤下了攻击孔教授的帖子。”爱思想网(2011-11-15 11:53:22) 发表的《“孔庆东事件”的非凡意义》(作者:老骥)的文章如是说。毛主义大理论家北大教授孔庆东骂记者“三妈的”,这是很粗野的话了,骂人肯定是不对的,但经毛主义人士把水搅浑,把骂人与爱国联系在一起,结果孔庆东获得空前的支持,被骂的反而“错”了,骂人的反而“对”了。这简直是是非不分,但有什么办法呢?毛主义人士就只有这个认知水平。这使我感觉到我们这个民族要文明进化是多么的艰难啊!出现这样的事虽然与现在的贫富两极分化、官商勾结、官民对立、官僚腐败和权贵专横有关,但也必须要看到,这与我国民众智力未开也有关系,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看不透,这么简单的是非都判断不出来,不可悲吗?

    毛主义人士不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人格尊严,只追求专政、专横、人治和对领袖的崇拜。这样的人多了,就是实行了民主,他们也会再把民主制度破坏掉,重新恢复专制制度。

     对世界来讲民主已经成为历史潮流,全球已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已经被世界大多数国家确认为能够保证公平正义、自由、法治、人权和人格尊严的唯一政治制度。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实行民主化的国家,都是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凡是公民,不分性别、种族、阶级、受教育程度和宗教信仰在政治关系上一律平等。这是人类的多么大的进步啊!虽然我国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民主化,但是无论如何我国最终是会民主化的。这一点,不需要怀疑。

    但是,民主化后,民主制度能不能保持?会不会像历史上那样又被颠覆?从现在我国毛主义人士的情况来看,完全有可能。毛主义人士不满现状,那是因为他们看到现在的贫富两极分化、官商勾结、官民对立、官僚腐败和权贵专横,等等,但是他们弄不清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状的,所以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回到毛泽东时代中去,或者像现在的朝鲜一样。毛泽东时代,无非就是经济上实行有计划的公有制,在政治上强化一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党棍专政),进行阶级斗争,在文化上实行在马列毛主义指导下的一元论文化。这样的社会,经济上缺乏效率,难于持续,政治上只存在领袖的权威和民众对领袖的崇拜以及对异己分子的迫害,文化上只是一花独放和不断制造文字狱。全世界各国在历史上在民 众智力未开时都实行过这样的类似的制度,现在人类的大部分已经走出来了,我国也走过去了,还需要走回头路吗?

    聪明人是不想回去了,但是当民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要回去,而又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的时候,就能够通过民主的形式走回去。在我国当下,毛主义人士的人数不会少于六七亿,现在拥有民主思想(包括有系统的民主思想和有民主倾向的)的人恐怕还不到五千万人,如果民主化了,立马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毛主义人士一定会既在各级议会中占多数又会在各级政府中占多数。这样,他们又可以名正言顺地修改宪法,实行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一党领导。回想历史,才真正知道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他通过先前的民主实践失败的教训得出像我们这样的智力未开的民族要实行民主化必须通过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步走的结论,可惜的是他死得早,没有来得及统一中国就逝世了,无法按他的步骤去实行,使到我国的民 主化到现在还不能实现。

    当然,我们现在是在争取民主化的阶段,看到我们的国民有如此之多的人是毛主义人士,如果有某种机会在我国真的实行了民主化,我们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孙中山以前考虑的问题。如果民主化后,暂时是由民主派主持局面(如果不是民主派主持局面也不是民主化了),那么,我认为不能一下子就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民主的制度框架可以建立起来,比如,多党制、代议制、三权分立、地方自治、文官中立和军队国家化,等等。但就是不能立马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这需要一个十年八年的过程。经过学校教育、民主化训练、全社会的宣传启蒙,民众的大多数对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和仁义的这些普世价值认同之后,才能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在过渡阶段只能实行教育程度(大学程度)和财产(年交税一万以上 )两项限制,历史上工业化文明国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有人说,这是人和人在政治上的不平等,确实是不平等,但是这种不平等只是暂时的手段,最终是为了顺利达到人和人的平等目标并保证民主制顺利实施而不再出现反复。

 消除毛主义的影响

    从北大教授孔庆东“三妈的”“横空出世”以来,支持的反对的都有,但从网上统计的情况看,支持者非常之多,远远多于反对者。孔庆东是毛主义大理论家,人们支持他,实际上反映了毛主义对目前民众的影响力。据我估计,现在国内的毛主义人士可能有六七亿人,他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信仰者,以左派知识分子居多,一类是受影响者,以失业和贫穷者居多。前一类人,主要是理解错误,是认识上的问题,但这部分人是坚定者,基本上无法改变;后一类人,由于利益丧失和现在社会上的贫富两极分化、官商勾结、官僚腐败、权贵横行、没有公平正义,等等,造成了他们的不满现状而怀念毛泽东时代。

    毛主义人士没有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和仁义的文明思想,脑子里充满专政、暴力、阶级斗争、统治、残忍等等野蛮思想,他们在专制统治之下是顺民,在造反的时候就是暴徒,在民主化后的一段时间内往往也会是民主的破坏力量。这样的人如果占据社会的多数,如果他们愤怒已极对专制政权来讲也是冲击力,如果是民主社会,他们也会破坏社会秩序。所以这类人虽然可以因势利导用来摧毁现存秩序,但不可能成为民主制度和民主秩序的建设者。民主化之后,必须消除毛主义的影响,改变这部分人。当然,我国民主化之后,在建立起民主的制度的框架时,在构建选举制度的过程中,暂时不能实行一人一票制,要有受教育程度和财产限制,要等到十年八年通过各种方式改变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方可实行一人一票制。这是为了避免毛主义人士上台又把民主制度颠覆掉才暂时采取的措施,民主制度稳定之后,还是要搞一人一票选举制,因为人人生而平等。

    要改变毛主义人士中的大多数,首先是必须铲除产生官商勾结、官僚腐败、权贵横行、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条件。正是现在我国官商勾结并狼狈为奸、官僚腐败专横、权贵横行鱼肉乡里、没有公平正义,才激起普通民众的不满,而他们的大多数由于生活条件的局限又没有更多的时间思考问题,除了知道(自己经历过或听说过)毛泽东时代的廉洁和官吏“为人民服务”之外,不知道毛主义的危害和世界各文明国家的民主和法治,以为只有老毛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怀念老毛也似乎“理所当然”。如果民主派有机会主持国家大局,必须首先铲除产生官商勾结、官僚腐败、权贵横行、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条件,建立起民主法治的制度框架,从而保证官吏廉洁,避免官商勾结、官僚专横,构建公平正义的平台,清除腐败官吏,清算不法权贵,让民众生活在人道、合理、友爱的大环境里,久而久之,他们就会知道民主法治才是正途,毛泽东的方式是邪路。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1-16 12:18:30 +0800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 Fw: 艾未未——瑞士打造的品牌, 决非真正的政权批判者

艾未未——瑞士打造的品牌, 决非真正的政权批判者

Ai Weiwei—kein wirklicher Regimekritiker:Exponent des

vom Regime gef?rderten neuen extremen Materialismus in China

作者 朱苓

瑞士《新苏黎世报》 2011年5月12日

译者 西西河 atene

  Der verhaftete chinesische Künstler Ai Weiwei wird im Westen als Regimekritiker wahrgenommen. Er ist aber auch ein Exponent des neuen extremen chinesischen Materialismus, mit dessen Hilfe sich das diktatorische Regime an der Macht h?lt.

  西方一致认为中国艺术家艾未未之所以入狱是因为他对政府的批评,而他实际上也是新一代向钱看的拜物教的代表人,而这一切托了为稳固自己权力的独裁政府的福。

  Ai Weiwei gilt heute als der bekannteste chinesische Gegenwartskü nstler. Bis vor wenigen Jahren kannte ihn aber noch niemand. Wie kam sein pl?tzlicher Durchbruch zustande? Geburtshelfer waren einige Schweizer. Dreh- und Angelpunkt ist Uli Sigg, ein früherer Schweizer Botschafter in China und bedeutender Sammler chinesischer Gegenwartskunst.

  现在艾是世上最有名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但是,直到几年前还没人听说过他,他是怎莫一夜成名的呢?他成名的“催生婆”就是几个瑞士人,其中最关键的“贵人”就 是前瑞士驻华大使、举足轻重的中国当代艺术品收藏家乌利·希克(译注:Uli Sigg,该人曾作为商业记者在刚刚开放的中国工作,然后为瑞士迅达集团 Schindler在华开建了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于95-98任驻华大使,在这期间和之后开始大量搜集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并在欧洲吹起中国当代画收藏 热。网上资料显示此人还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董事成员)

  Schweizer Markenprodukt

  瑞士打造的名牌产品

  Ai Weiwei war laut eigenen Angaben kaum künstlerisch t?tig, bis er 1995 Uli Sigg in Peking kennenlernte. Immer wieder lud Sigg einflussreiche Kuratoren nach Peking ein. So etwa Harald Szeemann, der Ai Weiwei 1999 die Teilnahme an der Biennale in Venedig erm?glichte. Bernhard Fibicher, ein Freund von Sigg und seinerzeit Direktor der Kunsthalle Bern, realisierte 2004 Ai Weiweis erste Einzelausstellung in ebendieser Kunsthalle.

  根据艾自己的话,在1995年于北京结识乌利·希克之前,他基本不从事艺术创作。 乌利?希克经常邀请有影响力的收藏家(Kurator)前往北京,其中包括瑞士人Harald Szeemann,正是他把艾运作到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另一个就是乌利·希克的好朋友、瑞士首都的伯尔尼美术馆(Bern Kunsthalle) 馆长伯纳德·费比舍尔(译注:Bernard Fibicher,现任洛桑州立艺术博物馆Cantonal Museum of Fine Art in Lausanne馆长),在他的主持下于2004年承办了艾未未的首次个展。

  Anzeige: Uli Sigg brachte Ai Weiwei auch mit den für Ais weiteren Aufstieg massgebenden Kuratoren Chris Dercon, Ruth Noack und ihrem Lebensgef?hrten Roger M. Buergel zusammen. Ruth Noack und Roger M. Buergel kuratierten 2007 die Documenta 12 in Kassel, bei der Ai Weiwei mit seinen 1001 Chinesen ein sehr pr?senter Künstler war. Chris Dercon, bis Anfang 2011 Direktor des Hauses der Kunst in München, zeigte 2009 Ai Weiweis Megashow ?So Sorry?. Zuvor hatten Ruth Noack und Chris Dercon mehrmals in der Jury des 1997 von Sigg gestifteten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Award gesessen, dessen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Ai Weiwei 2008 gewann.

  乌利·希克还把艾推介给同样有影响力的美术馆负责人、策展人Chris Dercon(译注:现任英国著名的泰特现代美术馆The Tate Gallery of Modern Art负责人 ), Ruth Noack(译注:德国艺术史评论家和策展人 )及其男友Roger M. Buergel(译注:德国策展人、艺术品论家和讲师)。2007年Ruth Noack和 Roger M. Buergel 策划举办的2007年參加第十二屆卡塞尔文献展上 (Documenta 12 in Kassel ),艾带着他那1001名中国人成为展会最吸引眼球的艺术家;直到2011年初仍是慕尼黑艺术馆馆长的 Chris Dercon于2009年展示艾的巨幅个展《非常遗憾》( So Sorry)。在这之前,Ruth Noack和Chris Dercon多次担任由乌利?希克1997年创建的“中国当代艺术奖”的评委,艾于2008年获得该奖的终生成就奖。

  Uli Sigg war auch der Vermittler zwischen Ai Weiwei und den Basler Architekten Herzog & de Meuron. Diese entwarfen zusammen mit Ai Weiwei das Hauptstadion der Pekinger Olympischen Spiele. Nicht nur das, Uli Sigg holte 1995 seinen Luzerner Galeristen-Freund Urs Meile nach Peking und veranlasste ihn, dort eine Filiale aufzumachen. Urs Meile vertritt Ai Weiwei seit 1996 und trieb 2007 die zwei Schweizer Stiftungen auf, welche Ais Teilnahme an der Documenta 12 mit 3,1 Millionen Euro finanzierten. Dabei wurde ein Refinanzierungsplan ausgearbeitet, wonach das investierte Geld im Fall der Steigerung des Marktwerts Ai Weiweis von Urs Meile wieder zurückgezahlt wird.

  乌利·希克还是艾和巴塞尔建筑设计师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和德默隆(Pierre de Meuron)之间的搭线人,他们和艾一起设计北京奥运的主运动场(译注:艾被抓后,不少德语媒体直接把艾说成是鸟巢的设计师,实际上,艾是该项目的“中方顾问”,而希克则是瑞方顾问)。不仅如此,乌利·希克于1995年把自己从事画廊生意的老乡加朋友乌尔斯·麦勒(Urs Meile)叫到北京,麦勒自1996年起代理艾,2007年他通过瑞士两家基金争得三百一十万欧元资助艾参加卡塞尔文献展;当时有一个周详的再融资计划是:展后如果艾的身价大涨,那末参展的钱得由乌尔斯·麦勒归还基金。

  Wie schnell der Marktwert Ai Weiweis aufgrund seiner ?Swiss Connection? stieg, zeigt sich an seinen Auktionsergebnissen bei Christie's, Sotheby's und Philipps de Pury & Company. Seit 2006 werden Ai Weiweis Werke dort versteigert. Einlieferer ist meist Urs Meile, und die Preise waren schon zu Anfang fünf- bis sechsstellig. M?rchenhaft für einen Künstler, der erst 2004 seine erste Einzelausstellung hatte.

  艾的市场价值由于他的“瑞士关系” (Swiss Connection )而窜升得有多快,可以从他的作品在三大拍卖行 Christie's (佳士得), Sotheby's (苏富比 )und Philipps de Pury (菲利普斯-德-普) 的拍卖会结果管窥一斑,自2006年那些被拍卖的艾的作品的出售者大多数乌尔斯?麦勒,开口报价就已经5-6位数字了;对于一个于2004才举办首个个人 展的艺术家来说,这种身价飙升只能用“童话”来形容了。

  Auch wenn Ai Weiwei in Interviews oft behauptet, dass seine Kunstwerke nichts mit Geld zu tun h?tten – die obengenannten Fakten beweisen das Gegenteil. Ai Weiwei als Künstler ist ein regelrechter Treiber und Getriebener des internationalen Kunstmarktes, und vor allem ist er sozusagen ein Schweizer Markenprodukt.

  即使艾在他的采访里经常说,他的艺术品不是为了钱而做的,可是这上面提到事实却证明恰恰是相反的。艾作为一个艺术家既是国际艺术市场上的一个真正推波助澜的自我造势者,同时也是一个被市场推手们推逐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他可谓是一个瑞士制造的名牌产品。

  【译者的话】

  1,《新苏黎世报》是瑞士最老、最具声望的日报,创刊于1780年 ,重商偏右。

  2,朱苓是业界人士、 柏林中国当代艺术画廊拥有人。

  3, 关于乌利·希克:曾经看过电视台有关乌利·希克收藏中国当代画纪录片,他常常到尚未有国际名望的中国画家的画室去,然后大量进货,然后屯起来,雅致些该叫收藏。然后就是造势,利用各种方式来推高这些人的所谓国际名气;有什莫比批评独裁政府、有良知、有独立思考的甫士更能在西媒引起注意、抓住西人、国际社会的眼球呢!

  4,在今年5月的 SWISSINFO的一篇《瑞士展览令艾未未再受关注》 文章里提到∶在被捕前几天接受瑞士电视台采访时,艾未未曾说道:“我听说他们认为我太有影响力了。我不知道这说明什么,是不是这就是把我关起来的好理由。”

    卢塞恩艺术博物馆(Lucerne Museum Of Art)称艾未未作为“概念艺术家、建筑师和活动家”,“早已成为中国艺术界的重要人物和导师”。

 

 

 

 




缅甸骤变 中国何为

尹鸿伟

 10/13/2011

    即便今天,缅甸的许多地方,时间仿佛停滞,破落的西式院墙上爬满了藤蔓。但在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变化已呈加速之势,无论经济、社会还是政治。而这些变化,必将影响缅甸之外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边界安定、地缘互助以及投资利益,中缅关系包含着太多的层面。面对缅甸之变,中国因势,顺势?

    从地缘角度来看,当地理发生变化,旧有的接触模式将会消亡,陌生人将变近邻,穷乡僻壤也将成为新的战略要地。缅甸作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战略要地,必将改变“龙”与“象”千百年来的共处模式。中国又将如何谋定未来?

     一度被国际社会严重孤立的缅甸正在摆脱以往的尴尬境地。继推出新宪法,选举出新总统,并释放长期监禁的昂山素季后,将军们逐步退隐后台,文官政府则开始以诸多醒目事件凸显自己的角色。
9月30日,缅甸总统吴登盛宣布,本届政府任期内搁置伊洛瓦底江密松水电站大坝项目。“该项目主要由国有中国电力投资集团负责,去年已在缅北克钦邦开工,为缅甸政府计划沿伊洛瓦底江兴建七座梯次电站的首座。”长期研究中缅关系的国际学者石安达介绍。

    10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严格按照所在国法律法规履行责任和义务,敦促有关国家政府保障中国企业的合法和正当权益。密松水电站是中缅两国的合资项目,经过了双方的科学论证和严格审查。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有关事宜,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

    “虽然此事件不会对中缅整体关系造成长期的损害,但中缅交往不能再停留在传统的方式上。”石安达称。

    对于缅甸,中国对这个东南亚地区的主要盟友有更多的利益考量,彼此的亲近更反映在经济往来方面。2010年,双边贸易已达到44亿美元,中国在缅甸的投资达到123亿美元。

    目前,中国在缅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电力和基建等领域,约占缅甸外商投资总额的四成。而面对缅甸政局不可预见的未来走势,中国的投资需未雨绸缪。

中国投资之困

    10月2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总经理陆启洲的声明,强调了吴登盛今年2月视察密松水电站时明确表示要加快工程建设进度。陆启洲认为,中缅两国已经同意进行的项目“现在突然提出搁置,让人不得其解”,并称“项目经过充分的科学研究和论证,将对缅甸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显著贡献”。

    经常深入缅甸境内的调查学者戈叔亚的一些见闻似乎能说明一些问题:“3月份我在缅北密支那碰见许多大型工程车和机械受到阻挡不能前往施工地区。”

    缅甸政府一直面临着重重压力,尤其是贫困的经济现状迫使其不得不在筹措资金、发展经济方面多努力,因此近年来加快了与中国的合作步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在缅甸少数民族控制地区进行投资时,已经很难避开缅甸政府与地方民族武装的利益矛盾。

    6月9日,缅甸政府军与克钦独立军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随后渐渐演变为缅甸政府军与克钦独立军、掸邦SSA部队、泰缅边境掸族约色部队(原坤沙部队的分裂部队)、泰缅边境的克伦武装和克耶民族武装的内战,在缅甸的许多边境地区,难民又陆续开始出现。

    “今年3月,克钦独立军军委主席恩板腊受邀前往美国访问,在会见美国会众议院、参议院的代表时,他希望后者帮助解决缅甸的民族问题,美方则表示要尊重中国的意见。基于自身民族生存的考虑,恩板腊认为协商对话应有联合国、东盟及中国、美国、印度等国际社会的代表参加。”石安达说。

    据缅甸军事政治问题专家耶博雍籍牙介绍,克钦独立军的历史与二战中美军101部队克钦(景颇)突击队有关,至今美军中仍然保留其部队番号并有101部队基金会,现在其公开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往来,并希望将后者的力量引入缅甸国内局势,自然引起中国方面的警惕与不满。在中国拒绝与其保持正常往来后,克钦独立军也一度铤而走险,比如单方面关闭口岸,禁止中国商人在缅甸投资栽种的20万亩香蕉产品运回中国销售等。

    云南省东南亚研究会顾问、缅甸问题专家令狐翰卿认为,缅甸政府使用武力多年也无法解决国内民族武装对立的混乱局面,证明这样的方式行不通,因此9月6日其与佤邦联合军、勐腊军分别达成“维持现状、搁置争议、恢复往来、合作发展”的和平协议很可能会成为一种长期的模式存在,并且适用于其他十余支民族武装。

    这种模式也将是中国企业和决策者需要仔细斟酌和考量的。

    位于缅北克钦邦的水电站项目是较为突出的中缅合资项目。但2006年以来,克钦当地民族组织不断以生态危机和宗教信仰危机为由要求停建水电站。一个名为“克钦发展网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一直在密切关注七座水电站的修建计划。早在2007年,其发布了一份《关于伊洛瓦底江电站建设的报告》,介绍了受影响地区的环境状况和民众对建设电站的态度。“部分中国企业为了获得利益对于在缅甸投资中发生的各种情况秘而不宣,致使中方决策者对缅甸的实际情况不了解,甚至误判。”在缅甸从事经济工作20年,中国一大型国有企业驻仰光代表红波说。他表示,密松水电站的事件很可能引发中国在缅甸所有重大投资项目都会被重新评估的风险。中方应该重新审视中国企业在缅甸投资的情况,主动对其方式方法进行深入评判,发现需要纠正或制止的情况必须痛下决心。“如果不了解目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民族矛盾是缅甸联邦的主要矛盾,单独与缅甸政府在管理争议未获解决的民族地区签订投资项目,就会陷入民族矛盾的冲突中,直至造成财产和人员的重大损失。”红波提醒。

    2009年8月发生的“果敢事件”,造成边民伤亡,大量难民涌入,直至引发了中缅边境沿线2000公里的社会动荡。耶博雍籍牙说:“中国恪守‘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和‘永不称霸’的外交承诺;但另一方面,缅甸一直动荡,中国边境安全受到危害。”他认为,中国必须更加清醒、灵活对待缅甸问题。“如果缅甸发生严重的政治变革,极有可能危及中国的投资利益。”红波说,“这些损失不仅仅是近期的水电站,还可能包括已经动工的中缅油气管道,甚至使计划中的中缅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重大项目无法进行。”

    10月10日,缅甸总统特使、外交部长吴温纳貌伦到访中国,分别与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外交部长杨洁篪举行了会谈,就密松水电站项目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同意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妥善处理有关事宜。

西方政治影响

    缅甸国内的一系列变化使外界的注意力不断集中到新总统吴登盛身上。吴登盛1945年5月出生于缅甸南部伊洛瓦底省,经历与前军政府许多高官类似,从缅甸军事学院开始军旅生涯,最终步入军事和政治舞台中心。今年3月30日,缅甸军政府宣布向民选政府移交权力,其作为新总统正式宣誓就职。吴登盛的上台,希望给予外界军政府已经转型的示意,而当时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力量一如既往地指责其“专制独裁、镇压国内民主势力和少数民族”,继续对其进行封锁。但随后新政府的许多举动令外界吃惊:释放了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部分政治犯并与其政治对话、解除网络封锁、公开国民议会过程,允许自由报道民主力量和反对党的活动、允许外国媒体在缅甸设立记者站……“不再把鸡蛋集中在一个篮子里已经成为缅甸政府的新抉择,其希望按照自己的步伐改革,同时与外界公开接触,这样的变化已经引起欧美国家的高度兴趣。”耶博雍籍牙说。

    曾经从军的戈叔亚表示,“缅甸转向肯定是真的,当然速度有多快、力度有多大还需要观察。那些还在怀疑缅甸政府是在做秀的人真应该转变思路了,否则损失还会进一步加大。”“军事行动的不顺利迫使缅甸新政府改变策略,采取拉拢民主派代表人物昂山素季和分化民族武装的手段寻求和解,唤起欧美的政治承认及恢复经济援助。”石安达表示。

    昂山素季恢复自由后不但积极呼吁政府军与民族武装停火、和谈,还表示不赞成缅甸出现阿拉伯那样的暴力革命和政治骚乱运动,缅甸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使她相信新政府是在真心进行政治变革,需要给新政府时间。

  同时,昂山素季呼吁保护缅甸最主要河流伊洛瓦底江的生态安全,要求对水电站项目进行重新评估,并对当地移民的生计表示关切。其后,她更对政府搁置密松水电站项目表示欢迎,认为政府倾听人民声音非常好,每个政府都必须这样做,政府需要努力解决人民担忧的问题。“欢迎昂山素季进入联邦国会担任议员,出席政府经济论坛,同时希望全国民主联盟尽快合法注册参加选举等情况表明,缅甸新政府正试图与民主力量和解,双方已为取得‘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而搁置争议进行合作的共同立场’不断交换看法。”令狐翰卿说,“之前缅甸军政府一直面临内外交困的窘境,这些变化显示出缅甸军政府领导人丹瑞大将的政治智慧。此举有可能彻底解决与国内另外两股政治力量—民主势力和地方民族武装长期的明争暗斗,更有望突破国际社会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

对缅政策需灵动

    由于对民主派和民族武装问题的主要矛盾没有得到解决,缅甸社会的转型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但缅甸民主大选后,社会的各种不稳定因素活性将会降低,转型的前景是稳定而不是更乱。现年77岁的丹瑞会不会马上交出所有权力,或继续作为缅甸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影响政坛,目前都还是未知数。而这些现实情况的存在将关系到中国的利益。“目前,缅甸除了卫生部、教育部、劳工部与国家计划和经济发展部外,大多数的部长和内阁仍然由军队官员控制着。”令狐翰卿说,“这些情况意味着总统吴登盛需要平衡各方利益,尤其是要眷顾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军方势力。”

    由中国投资,从云南腾冲至缅甸北部密支那的新建公路已经通车数年,中国曾经希望将该公路延伸进印度东北地区,但该公路目前收效甚微,甚至无法开通正常的运营班车。最大的原因是缅甸政府军与沿途地方武装由于政治、经济利益一直冲突不断,而且政府军也很难在短期内取得完全胜利,这些情况将长期影响到这条公路的安全和效益的体现。

    “克钦独立军并不是矛盾的主动方,先前我一直认为缅甸政府与克钦地方势力的冲突会对密松水电站的建设造成一些影响,但不可能使项目完全停止。”石安达说,“根本没有想到缅甸国内的政治意外促成了这一结果,外界之后的种种猜测与非议都很难扭转这个局面了。”耶博雍籍牙认为,中方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真总结调整对缅甸从意识形态到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经验教训,避免继续遭受更大的损失。

    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10月下旬在南宁举行,缅甸副总统丁昂敏乌将率团出席,外界认为中缅双方政府及企业都会把密松水电站项目当作一个重要议题。丁昂敏乌对华立场一直友好。红波提醒,中国的传统公关手法难有效果,而应该从另外的角度入手,尤其要注意克服缅甸政府对于民意的态度。“要顺利地建水电站,必须回到引起争议的问题核心,即解决缅甸政府和克钦邦民族对立的问题。”石安达建议,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主动与克钦独立军及宗教团体、民间组织沟通联系,听取、解决他们的合理要求,重点做好移民的生活和生产安排,减少对抗和摩擦;同时邀请后者参观考察中国国内在大河流域建设的水电站工程,了解建设水电站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如何解决移民安置、环保和文物保护等问题,逐步消除他们的疑虑。“其他诸如环保评估、工程管理都应该邀请克钦方面参加,在努力维护当地民族利益的同时,还可以在教育、文化、卫生、宗教及商业和生产方面进行长期援助。”石安达说,“总之中国在该项目上不能再急于求成,要耐心细致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制定好整体发展计划,要有将其作为中缅合作在缅北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示范项目的长远规划。”

    令狐翰卿表示,事实证明战争手段不能解决缅甸国内的复杂矛盾,在没有更好的方法以前,协助缅甸国内各派力量维持现状应该成为中方的首选政策,“如果做好了这些工作,数年后密松水电站项目重新开始是有可能的,同时这样的思路也适用于中国在缅甸的其他投资项目”。

    来源: 时代周报 | 来源日期:2011年10月13日

 

 

 

 

南海已输掉 中国活在梦中

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10/22/2011

    最近人们很惊讶地发现,多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却在“节节败退”。尤其是自从去年以来,这种趋势显得越来越明显。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努力奉行“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战略。在很多方面,中国放弃了原先恪守的单边主义政策,和东盟(亚细安)发展多边友好关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开始生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提出了“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这些举措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构成了自邓小平以来中国“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和策略。不过,很多人已经感觉到,在很多问题上,如果中国不能直面,就会促成自己的政策走向反面。

    亚洲区域和国际社会现在的关注点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南中国海突然再次跃升为世界的热点问题。中国有关方面似乎不太理解这个局面。在中国看来,其南中国海政策并没有发生具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是相关国家采取了一连串不利于中国的行动,中国只是在作“救火式”的反应。

    实际上,很多年来,正是因为中国总是采取被动应对的办法,南中国海问题已经累积起来,造成了当今的局面。不管喜欢与否,理解与否,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一,中国早就已经彻底输掉了一场国际舆论战。多年里,当中国沉浸在自己构建的“和平崛起”的话语体系时,有关国家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作了充分的准备,等待着它们预期中的南中国海问题浮出水面。从知识(法律)体系来说,中国现在很难找到任何有效的支持力量。一边倒的舆论环境已经形成,中国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有评论家说,用“强硬政策”来形容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态度已经不够,而是应当用“具有侵略性”了。实际上,类似的中国认知在国际社会已经相当普遍。中国自己则因为并没有作什么而感觉到“冤枉”,这主要是输掉了话语权的缘故。

    第二,中国也在输掉一场战略战。有关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相当清晰的战略,这些战略包括多方面,如区域多边主义,国际化和大国政治化。而中国有关方面除了不肯面对现实,就是含糊不清。中国不敢把问题作细化分析,用“反对国际化”这样过于宏观的概念来搪塞。实际上,南中国海问题早已经是多边化、国际化,近来又在很快地“大国政治化”。中国只是不肯承认这个现实罢了。

    第三,如果现在这个情形继续下去,中国也势必最终失去主权战场。如上所说,从去年到现在,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政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只是做了一些反应性的动作,但是现在谁都把中国视为是问题的根源。实际的情形是,其它有关国家加快了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活动和行动,尤其是资源的开发。

中国活在“梦想”之中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其它很多问题上也一样),多年来中国似乎一直生活在自己为自己设定的“梦想”之中。从战略层面看,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并不是没有机会占据优势的,反而是占据了优势却又自动地放弃。比如说,在1980年代,中国曾经夺取了10多个岛屿和岛礁,但占据了之后,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又放弃了它们中的一些。又如,1990年初中国和一个外国石油公司签了合同来开采石油,但遭到越南的不满,说要取消中国领导人对越南的访问。而领导人为了这次访问,就下令停止石油开采,导致了外国公司的非常不满。最终,该石油公司便和越南签了合约,进行石油开采。在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不管是为了当时的政治原因或者其它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国主动放弃了很多机会。遗憾的是,中国这样做并没有赢得有关国家的理解,最终的结果是导致国家利益的损害。

    那么,最后的结局会如何?中国可以放弃吗?在社会媒体那么发达的今天,在主权问题上,当政者所能作妥协的空间越来越小,更不用说放弃了。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最终必然发生冲突。不过,届时的冲突对中国非常不利。

    问题出现了,就要对付。首要的任务是要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上述中国本身的问题外,还有一些其它的重要的原因。对有关国家来说,这是“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的产物。

    先说国际大环境。对有关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国际大环境莫过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随之而来的国防、军事现代化及其对亚洲的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有关国家感觉到时间并不在自己这一边。尽管中国强调“和平崛起”,但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被视为是采取了拖延的政策,等待着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的时候来解决问题。因此,对有关国家来说,南中国海问题必须在中国真正崛起之前,得到有利于它们自身的解决;否则等到中国崛起了,希望就会很渺茫。于是乎,必须通过任何方式,加紧行动,促使形势尽量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对中国来说,大国环境主要指大国间政治的变化,尤其是和美国等大国关系的变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美国,不管喜欢是否。不过,在中美关系上,中国尽管花了大量的精力,却仍然不知道如何与美国相处,尤其在亚洲。美国的存在对亚洲国家的重要性是很显然的。中国不太理解为什么美国要呆在亚洲。很多人认为美国留在亚洲的主要目标是针对中国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简单。美国在亚洲不仅仅是对付中国,也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例如,如果没有中国因素,美国仍然能够找得到在亚洲的生存空间。无论是东北亚、东南亚还是南亚,各国之间的复杂关系都需要美国的力量来平衡。

中国不作为给美国制造空间

    很多亚洲国家需要美国的存在也是因为中国自己不作为的结果。例如在朝鲜问题上,中国的作为几乎令所有除朝鲜之外的亚洲国家不满。尽管中国有很多难处,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国的作为的合理性。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现在随着印度的崛起,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中国和这些亚洲国家之间都有合作面,但冲突面似乎不断呈现出来。不管怎样,在处理亚洲问题上,美国是唯一一个经过多次考验的国家,而中国尽管重要性在增加,但还没有经过任何重大的考验。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仍然是一个最为可靠的大国。这也表现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相关国家想把美国牵涉在内,增加自己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确定性。这就导致了“大国政治化”。

    今天局势的形成也与有关国家的内部小环境有关。首先是有关国家尤其是越南的内部政治环境。近年来,越南通货膨胀,社会抗议(包括罢工和种族矛盾)不断。而新领导层刚刚形成,权力还没有巩固,因此或者需要寻找巩固权力的外部因素,或者很难对付迅速崛起的(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在年轻人中间。

    这里还有中国自身的内部环境。明年中共要召开十八大,在这段期间,中国各方的主要任务是内部事务,稳定压倒一切。一些国家就判断,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不会就外交政策作重大调整。就是说,在新领导层产生之前,中国不会在外交方面出台重大的新政策,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面必然会是反应性的。这种判断也促使相关国家认为,这是一个采取一些比较激进做法的机会。

    面对现在的局势,中国怎么办?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区域事务上不可避免地要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目前的南中国海局势,对中国来说,尽管远非“世界末日”,但必须改变迄今为止的被动性,而转向主动性。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问题不是资源问题,而是战略、政策和资源动员问题,或者简单地说,是思路问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思路。

要反思中国的老思路

    说到新思路,就要反思中国的老思路。中国传统的思维核心就是反对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从理论上说,这当然并没有错。问题在于这个概念不但不能描述南中国海问题的客观情况,更难以顺着这个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这里面涉及到几个层面的主要问题。

    第一是双边主义。中国主张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但这个政策到现在基本上还停留在口号状态。为了和东盟的关系,中国自己没有南中国海开发计划,倒是相关国家在近年来加紧开发,不过不是中国所提倡的共同开发,而是单边开发。在共同开发方面,相关国家并没有意愿或者意愿不强。说穿了,中国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或者动力机制,来促成相关国家认同和接受中国所提出的共同开发。

    第二是多边主义,即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主要表现在中国也签署了的《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宣言》。但是这个文件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文件签署多年了,没有国家有效推动其成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应当说,中国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尽到责任。关键还是在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恪守双边主义,反对多边化。不过,考虑到南中国海纠纷的很多问题本质上是多边的,拒绝多边化只是中国有关方面不想面对现实的态度而已。

    第三是国际化。有关国家已经把南中国海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中国不太会接受,因为求助于国际组织或者国际法,中国输的机会要远远大于赢的机会。上面已经讨论到,中国已经输掉一场国际舆论战,没有多少人会同情中国的立场。

    第四是大国政治化。东南亚有关国家希望美国的介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介入的程度有多深,就要看是否符合其国家利益。在东南亚,美国因素一直是存在着的,美国从来就是这个体系的一个部分。实际上,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比中国的利益还要根深蒂固。美国从冷战时代开始就致力于和东盟国家的关系建设,而中国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和东盟发生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关系。美国和东南亚的关系是全方位的,而中国则主要还是在经济关系上,其它方面的关系还处于早期阶段。所以,中国有关方面反对“大国政治化”也是看不到事实的缘故。

    考虑到上述因素,人们也比较容易回答“中国应当如何做?”的问题,也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考量。

    首先,中国要从周边国家或者和南中国海问题相关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有关方面长于向外宣示自己的具有良好愿望的立场,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睦邻”等等。这些很重要,但远远不够,因为中国忽视了周边国家是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他们对中国的崛起的担忧是什么。只有了解了周边国家的担忧的情况,中国才能制定有效的政策。否则,不管你的意愿如何,诸如“和平崛起”之类的话语就会变成自说自话。

    第二,中国必须区分南中国海航道安全和主权争议问题。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等国家关心的是国际航道安全,其介入南中国海事务的主要理由也是这个。在这方面,中国要立足现实,承认和强调南中国海航道安全是所有各方的关注,也是所有各方的责任;中国愿意和美国、日本、印度、东盟国家一起担负起这个责任。在实际层面,国际航道安全一直是美国等大国在负责的。中国尽管开始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但还远远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哪怕是区域性的航道安全。美国批评中国“搭便车”,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就是其中一方面。在这个领域,中美两国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这样的合作也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当然,这里涉及到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即中美两国如何合作构建亚太安全体系。这需要另文论述。)

    第三,下一个层面是中国和东盟的整体关系。越南、菲律宾、马拉西亚和文莱等宣称拥有南中国海中的一些群岛全部或部分主权的国家都是东盟成员国,这就决定了中国要考虑东盟的整体利益及中国和东盟的整体关系。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不太乐意接受多边主义,但最终不得不接受,并且是接受得越早,对中国越有利。设想一下,如果《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早些年具有了约束力,事情也不至于发展到现在。无疑,中国如果要接受多边主义,《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仍然是一个方便的入口。
第四,再下一个层面就是如何面对主权争议。这方面是关键,中国应当放弃传统的双边主义,而接受新双边主义,也就是多边主义构架之下的双边主义。就是说,中国和有关国家可以在在中国-东盟多边构架内举行双边会谈,讨论南中国海问题。在这种多边构架内,和南中国海主权不相关的国家不会明确表示支持哪一边,中立立场是其最大利益;同时这个构架也给有关国家较大的动力来和中国商谈。

    南中国海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要得到问题的一揽子解决不太可能。如果解决不了问题,那么管理和控制就成为了选择。要管理和控制南中国海问题,那么就必须发展出各种制度机制。中国尽管目前处于被动的位置,但中国所能作为的空间也是很大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应当开始在区域甚至国际背景下,来寻求南中国海问题的管理和控制方法。如果不能有效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小。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2011-11-17 13:08:51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 FW: HKFax No.2011-64 G-P

    《香港傳真》No.HK2011-64,2011年11月17日

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

----从苏联到俄罗斯研究系列

李凌

    1991年8月25日之后﹐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90多年历史﹑近两千万党员﹑独掌大权74年的大党轰然倒塌﹐苏联国家也因之瓦解。举世各界人士在震惊之余﹐纷纷提出猜测﹑进行研究﹕是什么原因使这种事情能够发生﹖

    有的人认为﹐苏共的垮台﹐主要是由于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固然﹐西方的宣传能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那顶多只能是外因﹐决定性的因素还在于其内部。正如美国学者戴维‧科兹所说﹕“无法想象﹐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外部压力始终只是事态发展的一个因素﹐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的腐败分子﹐我这里指的是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有的学者说﹕“苏共的垮台﹐是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的一个例证。”这一论断似是而非﹐同样经不起检验。

    对此﹐需要作具体分析。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特殊条件下﹐苏共以强制的方式﹐在短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花一百多年才走完的工业化的道路﹐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尤其在航天和军事科学领域﹐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在战后的几十年间﹐苏联的经济发展虽然落后于西方﹐但是生产力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猛涨﹐苏联属于石油出口大国﹐着实发了一笔大财﹐同时苏联人民的福利也有一定的提高。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曾提出过一个简明的公式﹕“苏维埃+电气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最终苏联却是﹕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也有了﹐而社会主义却消失了。这说明﹐即使生产力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并非就万事大吉了。如果不能有效遏制腐败﹐还是会垮台的。

    有人把苏共的垮台﹐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也不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斯大林的统治开始﹐几十年的暴政以及长期的腐败﹐像火山喷发后结成的熔岩﹐积累起来﹐压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他虽然发现了问题﹐但也无力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

    在苏共垮台前不久﹐即1989年前后﹐苏联社会科学院曾做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是﹕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只有4%﹐而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这项调查说明苏共已严重脱离了群众﹐尽失人心﹐遭到了普遍的唾弃。应该说﹐这才是使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

    造成这种情况﹐苏共历任的第一把手们当然不能辞其咎﹐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应从制度上去找。

    邓小平曾经说﹕“过去发生的多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1

    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在论及苏联事件时也讲过﹕像斯大林那样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在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2 也就是说﹐连毛泽东也承认﹐这些民主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可以制约国家领导人不能为所欲为﹐因而不可能发生斯大林那样的暴行。

    那么﹐究竟是何种制度上的因素促使苏共遽然垮台呢﹖ 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任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久加诺夫认为﹕苏共之所以垮台﹐是由于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这是久加诺夫根据亲身经历﹐深刻反思得出的结论。

    何谓“三垄断”﹖ 即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下面我们通过苏联的情况对此作一些分析。

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所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即享有不受任何监督﹑任何制约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只有在一党专政或变相的一党专政情况下才能发生。斯大林统治苏联近30年的劣迹就是这种垄断的恶果。

    由于苏联和第三国际对舆论的控制﹐过去人们长期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以后才初步揭开了黑幕的一角﹐以后又陆续暴露了一些真相﹕

    在十月革命期间﹐和列宁一起领导革命并负责军事指挥的主要是托洛茨基﹐此外其它领导人还有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而斯大林只是该领导集团中的一人。但当他一旦掌权并坐稳了江山以后﹐就以种种借口﹐逐个地从肉体上消灭了这些革命元勋。托洛茨基虽已流亡国外﹐斯大林也没放过﹐还是派特务去暗杀了他。同时﹐还在“托派”的罪名下﹐牵连到苏联国内外包括中共在内的许多革命者均被无辜杀害和残酷迫害。

    其实﹐早在1934年前﹐苏共的一些老干部已经觉察到斯大林的弊病﹐曾经酝酿要撤换斯大林﹐以挽救革命。米高扬﹑奥拉赫拉什维里﹑彼得罗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等﹐找到当时在党内有极高威望﹑时任列宁格勒党委书记的基洛夫﹐提出有必要撤换斯大林﹐并请基洛夫出任总书记﹐但却被基洛夫拒绝了。不知是出于对斯大林的忠诚﹐还是为了讨好或恐惧﹐基洛夫竟将上述动向如实地报告给斯大林。1934年﹐苏共十七大选举总书记时﹐斯大林有三百多张反对票﹐而基洛夫却只有三张反对票。卡岗诺维奇向斯大林汇报了投票的结果﹐斯大林下令只保留三张反对票﹐其余的反对票就地销毁﹐并向全党全国隐瞒了真实情况。为此﹐斯大林对苏共十七大的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们怀恨在心﹐在而后的1937~1938年大清洗中﹐十七大的1961名代表中竟有1108名被捕﹐而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占70%)被枪杀。

    30年代767名包括有元帅衔在内的陆海军高级军官中﹐被镇压的有512人﹐占全体人数的66%﹐其中肃反运动开始前的六名元帅中﹐有四名被处决﹐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被杀掉﹐220名旅长中有186名被杀掉﹐海军舰队司令员只留下一人。另外﹐航空国际委员会和化学委员会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清洗﹐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社科人才被杀掉。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肃反运动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从戈尔巴乔夫时代(1987年开始)到叶利钦时代一直担任为政治迫害牺牲者恢复名誉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最近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肃反运动中受迫害的人数可以说有两千万人﹐也许还要多。我认为多于此数。天才的学者维尔纳茨基院士说是1600万﹐而我倾向于两千万。全部问题在于﹐在这些数字中目前还没有把那些尚未正式恢复名誉的人计算在内。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例如那些被从其居留地流放到遥远地区的农民。”雅科夫列夫十几年一直在从事受难者的平反工作﹐他的说法应是权威的。1937~1938年是镇压的一个高潮。据1953年底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在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后的这两年有134.4923万人被判刑﹐其中被判死刑的有68.1692万人。同时﹐肃反扩大化还严重毒化了社会气氛﹐也毒化了人的心灵。社会上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感。连身任政治局委员高位的赫鲁晓夫﹐每天早上出门上班也不知道晚上能否回家。不少人为了自保而捕风捉影地向当局告密﹐也有人在刑讯逼供下﹐提供伪证。据雅科夫列夫说﹐大约75~80%的人是因为告密被捕的。肃反运动只举行过三次公开审讯﹐其余全都是秘密逮捕﹑审讯﹑枪决﹐这种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做法﹐在全世界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严重损伤了苏共的形象﹐同时也在共产国际时期各国共产党之间播下了互不信任的种子。

    赫鲁晓夫虽然揭露了因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造成的恶果﹐并频繁地大规模更换干部﹐但是他本人却仍搞集权制﹑终身制和新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尚比较注意维护集体领导原则﹐防止个人集权过多。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改革方面取得某些成就﹐领袖地位渐趋稳固后﹐也开始大搞个人集权﹑大树个人威望。在报刊﹑书籍和广播中﹐大量传播他的语录和指示﹐任意拔高领导人在历史上的功勋﹐大肆宣扬当前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状﹐掩盖和粉饰种种失误和缺点。对涉及国内外局势的重大问题也是由极少数人专断独行。像1979年底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大事﹐也只由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和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等几个人作出决定。此外﹐勃列日涅夫晚年在挑选和任命各级领导干部时﹐也存在严重的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现象。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他包庇重用其女婿﹑前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此人长期以来受贿和滥用职权﹐欺压干部﹑群众﹐却一直未加追究﹐直至勃列日涅夫死后﹐才受到法律的制裁。

    3 阿法纳西耶夫﹕《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4 叶利钦﹕《我的自述》﹐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戈尔巴乔夫尽管喊“公开性”和“民主化”比谁都响﹐但他本人在党内也很专断﹐出了问题则找一个“替罪羊”。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在各级干部身上﹐个人专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政治特权现象也比比皆是。前苏联著名学者阿法纳西耶夫在《别无选择》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在前苏联﹐“在提高党的领导作用的口号下﹐领导者们事实上自我宣布为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地区的‘家长’﹐他们取得了不受任何监督﹑高居于法律之上和处于法律之外的权力”。3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里﹐称勃列日涅夫时期为“停滞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因而任人唯亲和贿赂“泛滥成灾”。4

    高度集中的体制导致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盛行﹐人身依附普遍存在。

    在个人崇拜条件下﹐斯大林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几乎可以说是神的化身。他的一言一行都被看作是绝对正确的﹐他的独断专行﹑滥用权力被看作是合理合法的。作为几乎被神化的人﹐党和国家的领袖不仅与人民群众之间在人身上处于一种不平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在与其它领导人之间﹐他也是处于一种不平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在她的记述中有两段话极其形象地描述了在个人崇拜形成之后人们的心理状态。她写道﹕“临到末了﹐他(斯大林)周围只剩下一些噤若寒蝉的﹑忠实的﹑害怕得两眼发滞的契卡们和那随时准备‘不假思索就跳进火里去’的‘谦虚的’同谋者们。”5

    在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的条件下﹐很自然地会出现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在前苏联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干部地位的升降往往以领导人的好恶为依据。斯大林周围的人是否官运亨通“并不取决于工作成绩﹐而是取决于‘领袖’的赏识”。二是最高领导人周围的人物大多对领袖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卑躬屈膝﹑胆小怕事﹐以求保全既得地位﹐或谋求信任与提拔。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一书中说﹐当她的父亲斯大林在世时﹐从贝利亚到马林科夫﹑米高扬﹐“无一不是唯唯诺诺﹐亦步亦趋”。6 三是领袖周围的干部与领袖之间有时甚至是一种人身屈辱的关系。例如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就曾经记述﹐自己如何受斯大林之命在众人面前跳舞出丑的情景。据前苏联历史学博士鲍里索夫教授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在斯大林周围的人中间﹐对斯大林产生了“主人”这个词。“既然这样﹐斯大林和贝利亚之间的关系﹐就是主子和听差的关系。斯大林可以凌辱他﹐打他的耳光﹐往他脸上泼茶水。”

    5 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0年编印。

    6 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

    “任人唯亲﹐荫庇亲友﹐排除异己”是普遍现象。虽然苏共有时强调选拔干部要贯彻民主原则﹐并在一些基层单位和科研单位表面上实行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制和聘任制。但实质上﹐还是缺乏民主﹐在选拔﹑任用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时﹐往往以领导者个人的好恶﹑印象代替考核﹐以对领导者个人是否忠诚代替德才标准。任命前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任命后也缺乏群众监督﹐在选举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等组织的领导干部时﹐候选人名单实际上由上级决定﹐并实行等额选举。这种选举很难充分表达选举人的意志﹐选举只是形式﹐实质还是委派。许多地方和部门未能坚持选拔干部的标准﹐出现了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现象。斯大林对此曾指出﹕“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准。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7

    7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8《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在1952年苏共十九大上﹐马林科夫的总结报告也指出﹐干部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有些领导者在挑选干部时不以他们的政治质量和业务能力为根据﹐而以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乡关系为根据。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些正直的﹑通晓业务的工作人员﹐因他们对缺点不肯容忍而使领导感到不舒服﹐结果便在各种借口下被排挤出去﹐而代之以质量可疑或者完全不称职但被一些领导者认为随和可亲的人。”从而﹐“形成了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他们互相庇护﹐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8

    这说明﹐包括斯大林﹑马林科夫在内的领导人﹐对这种制度的缺陷是认识的﹐但他们无法也无意加以改变。就任人唯亲而言﹐据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斯大林的厨师和专为他的厨房采办食品的人员中﹐有的当上了陆军少将﹐有的当上了陆军中将﹐并且还不断被授予各种勋章。阿利卢耶娃在《致友人的20封信》中则指出﹐斯大林身边的警卫人员尽管粗鲁不文明﹐却成了在“幕后操纵大权的人”。有的甚至还担负起向一些艺术活动家们讲授“斯大林同志的口味”的工作﹐并向艺术家们转达斯大林有关电影﹑歌剧以至建筑物造型方面的意向。9

    9 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20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10 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20封信》。

对经济利益的垄断

    苏共对经济利益的垄断依靠的是一系列封建性质的特权制度。

    这种垄断必须和前面说的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结合在一起来考察﹐即包括了﹕住房分配﹑食品和其它物品的分配﹑医疗条件﹑交通条件﹑子女上学条件﹑出国旅游以及享受多种文化娱乐项目……当官的就可以得到一切﹐当越大的官﹐掌握越大的权力得到的就越多﹐而这一切都是在“人民公仆”的名义下得到的﹐一些依附于当官的各种人物﹐也多少可以得到一些﹐但绝大多数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则是与此无缘的。

    应当说﹐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和苏联建国初期﹐苏共领导人还多少能保持一些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特权现象较少。斯大林本人在生活上也保持着简朴的作风﹐他女儿阿利卢耶娃说﹕“父亲只穿一件寻常的夏布军衣过夏﹐而过冬就是一件寻常的毛料军衣和一件已穿了15年的大衣﹐还有一件怪模怪样的皮领大衣﹐革命后就穿着它﹐再加上那顶帽子”。“一件大元帅服也打了补丁。斯大林的妻子娜加‧阿利卢耶娃去一个工业学院学习时﹐不仅不坐汽车上学”﹐甚至还不让其它学生知道她是谁。1932年她自杀去世后﹐女儿回忆说﹕“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朴素的。”10

    但是﹐领袖个人一时的朴素改变不了整个制度。因为斯大林掌握着对他的下级臣民的升降﹑任免﹑赏罚以至生杀之大权﹐因此许多人就千方百计巴结他﹑讨好他﹐以便自己能得到提拔和多种好处。渐渐地斯大林就习以为常﹐认为理应如此了。

    斯大林手下的人为他在南方“建过好几座别墅”﹐斯大林有许多兼职﹐每个兼职每个月都会送来一袋钱﹐多到斯大林“连封条都懒得拆开”﹐反正整个国家的财富都几乎等于是他的﹐所以负责管理他的家庭生活的人为了讨他欢心﹐开支毫无节制﹐“犹如是把政府的钱往阴沟里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20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个24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没有什么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过着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的生活。”11

    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之外﹐19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以至他们的近亲远戚﹐过上了豪华生活”。

    11 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20封信》。

    这里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部长月薪是2.7万卢布﹐据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除此之外﹐还经常会得到“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曾经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二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12

    12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第48~51页。

    13 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作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40~50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曼‧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苦奋斗的状态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他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攫为己有”。13 关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 — 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四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14

    14 叶利钦﹕《我的自述》。关于叶利钦反腐败请参看黄苇町着《苏共亡党十年祭》第64~65页。

    应该说明﹐斯大林时期确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比较高﹐还享有其它一些特殊待遇。但是高薪和某些特殊待遇并不等于“特权”﹔而且这些人为数较少﹐也不是在全国普遍存在。当时处于革命与战争时期﹐国内物质条件还不富裕﹐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思想上还是非常神圣美好和金光灿烂的。斯大林对各级干部的不断清洗和卫国战争的艰苦斗争也使得干部队伍无法稳定。所以﹐在斯大林时期还不具备产生“特权阶层”的成熟条件。这一群体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的。这时干部已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因自己的地位和命运随时可能出现不测而提心吊胆﹐多少有了一些安全感。但这一时期频繁的党内斗争和赫鲁晓夫主观随意性的体制改革以及关于干部轮换的硬性规定﹐使得这一队伍经常处于变动状态之中。

    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把分管财务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5月19日的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另据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它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者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据1963年10月20日的苏联《消息报》和1964年第12期的《消息报‧星期副刊》报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通过贿赂﹐获得了58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同52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三百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据俄罗斯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三百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用美国学者戴维‧科兹的话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最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想念它﹐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

    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反对进行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使这个时期的部长﹑副部长合法地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同时﹐由于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时一些青年干部的口头禅。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而是苏联制度下的权贵阶层﹐是对人民财产获取的特殊占有形式﹐即以隐性占有的方式来积累资本。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一阶段﹐苏联的权贵阶层以通过权力支配国民财富﹑加速对国有资产的隐性占有﹑权力人格化为基本特征。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则要严重也具体得多。叶利钦在他的书中指出﹐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部在生活上享受各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 —“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他以别墅为例﹐“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这个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

    “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塑雕、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在向里走,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十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哪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致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他东西。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级别的人都配有三个厨师、三个服务员、一个清洁工,还有一个花匠。”15

    15 叶利钦﹕《我的自述》。

    叶利钦在书中还谈到地方州里和莫斯科市的特权现象。由于叶利钦本人先后担任过一个州委的第一书记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因此他提供的材料看来是比较可信的。关于州里的情况﹐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当你想让全州的人们都过得更好﹐“都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个州委第一书记会感到权力不够用﹐很为难。但是如果你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给某人一点什么好处﹐那么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就会显得“巨大无比”。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

    16 叶利钦﹕《我的自述》。

    17 叶利钦﹕《我的自述》。

    “这种情况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16

    关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17 曾被苏共视为异己分子的叶利钦﹐可以说恰恰在这一点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戈尔巴乔夫下台前曾会见叶利钦﹐希望自己下台后保留原有的一些特权﹐但被叶利钦拒绝了。

    苏联解体后﹐由部长﹑局长等转变而来的总裁和经理们便利用权力公开掠取国有财富。苏联解体使原来的国家制度消失了﹐原来国家对财产的所有成了空话﹐这造成前苏联国有财产在时间和空间上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状态。但在高度集中体制条件下由官僚变成的总裁﹑经理阶层还在﹐他们利用前苏联集权体制为他们占有财产所创造的便利﹐借制度转换之机﹐搭乘从权贵阶层走向官僚资本阶级的直通车﹐开始公开地以实实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分割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制度的转换急需私有者﹐以加速制度转换的不可逆转和完成。俄罗斯新的主人便很大方地将苏联时期的国有资产转移绐权贵阶层。因为这些权贵在制度剧变时很容易由苏联时期权贵阶层直接涂上资本制度的政治色彩﹐带着资本直接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开始的人人有份的证券私有化闹剧只是从法律上﹑政治上承认官僚对财产的事实私有。可以说﹐俄罗斯私有化本是资本领域的变革﹐它宣布前苏联权贵阶层对国民财富的滥用合法化﹐宣布前苏联所创造和积累财富的隐性占有为公开所有﹐用法律手段保障官僚资产阶级的顺利生成。

    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 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从苏共蜕变变质的过程来看﹐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变质﹐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权力异化”。

    18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第115页。

    所谓“权力异化”﹐概括地讲﹐就是﹕

    一是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在后来持大学文凭和口讲良心的入党者面前﹐则是飞黄腾达﹑特权﹑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的满足。如果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权力欲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18

    二是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特权﹐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靡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它商品。(3)特教权。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三是“公仆”官僚化。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务活动家之后沾染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毛病﹐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质量和业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质量和禀赋﹐也几乎都会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个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19

    四是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特别是在1970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他们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数据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19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第117页。

对真理的垄断

    所谓垄断真理﹐实际上是一种对思想的钳制﹐它的最初表现形态就是宣称﹕只有党的理论﹑理想﹑文件才是真理(进而又发展为凡是党的领导者的思想﹑言论﹑指示都是真理)﹐必须无条件绝对服从﹐ 它是一切媒体﹑言论的导向。“朕即真理”﹐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我说的就是对的﹐凡有任何一点怀疑或不同的看法﹐就是违反真理﹐就是“阶级敌人”﹐应予以镇压﹐甚至肉体消灭。

    20 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这种情况﹐在斯大林统治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斯大林极端专横﹑粗暴﹐由于他的暴政冤枉而死者以千万计﹐几乎涉及每个家庭都有受害者﹐它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几十年以后还能觉察到。但是当时斯大林被奉为神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对苏共﹑苏联﹐以至整个共产国际的神圣指示﹐是绝对正确的真理。不仅对平民百姓﹐斯大林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斯大林周围的高级干部也对领袖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卑躬屈膝﹑唯命是从﹐以求保全自己的地位﹐或谋求信任与提拔。

    赫鲁晓夫虽然揭露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他自己当权后也培养了对自己的个人迷信。他让自己的女婿当上苏共中央报纸《消息报》的总编辑﹐并掌握了苏联的新闻局﹐以求严格地控制舆论。

    1964年﹐勃列日涅夫用阴谋的手段﹐搞掉了赫鲁晓夫﹐自己登上了第一把手的宝座以后﹐也继续培养对自己的个人迷信。

    前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工作好像十分光荣﹐但是“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20

    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真诚坦白。但就是这种与现实不符的所谓“领袖的文件”﹐却要全国官员和人民当作真理﹐当作教条一样顶礼膜拜﹐不许有半点怀疑﹐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中﹐苏共也是采取垄断的教条主义的态度。

    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和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但是却被认为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他所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奉为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其实这本书大量歪曲事实﹐把十月革命的胜利说成是列宁和斯大林两人领导的﹐列宁已死﹐实际上就是说斯大林一个人领导的﹐这就为他从肉体上消灭十月革命的其它领导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制造了“根据”。列宁去世前﹐曾给党中央写信说﹐斯大林太粗暴﹐他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能否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没有把握﹐列宁建议党中央另选一人当总书记。这就是所谓“列宁的政治遗嘱”﹐但却被斯大林长期隐瞒起来﹐知道此事的许多人都被杀掉。这样他就以列宁事业的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身份控制整个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多次发动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出击”﹐批判德波林学派﹐到了30年代中期﹐配合政治上的“大清洗”﹑“大屠杀”﹐在文化﹑思想领域也进行“大清洗”。到战后初期(1946~1952年)﹐在文化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的大批判﹑大斗争﹐使人们不敢讲真话﹑说实话﹐否则﹐各种批判和打击会接踵而来。正如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所说﹕“战后进行的意识形态运动﹐如反对对西方的‘卑躬屈膝’﹐反对‘世界主义’﹐反对文学﹑电影﹑音乐﹑遗传学﹑语言学和其它领域中的各种‘偏向’﹐一个接着一个在我们眼前展开。

    我们看到﹐一些全然无辜的人如何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挞伐’﹐我们中大多数人的智力和经验已足以理解这些事情。许多人对这些事情深感难受﹐虽然很少有人敢于出来公开迫于强大的压力﹐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扮演“夜间人”的角色。他们白天处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到夜间则过自己的生活﹐与家人和朋友议论时政﹑揭露时弊﹑抨击权贵﹐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私下表达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不满。1980年代初﹐苏联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征兆﹐但苏共没有对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出客观的分析﹐指出摆脱危机的道路﹐寻求社会主义的复兴﹐相反他们却回避现实﹐继续在全党宣传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按抽象的理论原则宣传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一场猛烈的风暴即将袭来﹐而苏共全党却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听不到“盛世危言”的声音。随着岁月的流失﹐问题和“失误”愈积愈多。本来像苏共这样一个大党在其执政过程中﹐不出现失误显然是不可能的﹐可它到头来不仅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求实的态度去改正和弥补失误和矛盾﹐而且不以为然﹐总是坚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论﹕说这些缺点不过是伟大胜利中的一个小挫折﹐无非是一片光明中的一个小黑点。待到问题积重难返时﹐悲剧随之而来。表示反对 — 这几乎就等于是自杀。就像这样﹐许多人也已懂得﹐当时一些荒谬的事却被当作科学来宣扬。谁要是对把无辜的人说成有罪﹐或对把荒谬之事说成真理表示怀疑﹐谁就会遭到无情的迫害。”“政治家﹑理论家和新闻记者只能用别人的思想﹐即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斯大林(一般说引用斯大林的话﹐要比引用列宁的话多二三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多五六倍)的﹑当时被确认的其它‘领袖’以及《真理报》的近期社论(它们很快就会过时)的思想去写作﹑讲话甚至思考(尽管是很细心和慎重 — 要审﹐不然就可能遭遇到很大麻烦)。一句话﹐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都懂得正在形成一种奴化意识。”21

    21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3页。

    最有代表性的是勃列日涅夫﹐他不爱看文字报告﹐而喜欢听汇报﹐习惯于让秘书或写稿人把文件念给他听。勃列日涅夫在世时﹐苏联出版了九大本《勃列日涅夫文集》﹐收集了他的大量讲话和报告﹐这些文件都是他的写作班子为他写的。他晚年出版的获得了“列宁文学奖”的《小地》﹑《复兴》和《垦荒地》等几本书﹐也都是专门组织作家和记者为他写的。他的一切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词﹐都要别人起草。他极少脱离稿子讲话。在他晚年的时候﹐即使念稿﹐也常念错。但这样的人的“报告”﹐却要全国人民顶礼膜拜地学习。

    勃列日涅夫爱好虚荣和爱听别人阿谀奉承﹐他对表面的荣誉和奖赏有奇特的癖好。他拥有的勋章和奖章总共达两百多枚﹐其中包括四枚列宁勋章﹑四枚苏联英雄勋章。他的有些勋章是在他暗示下授予的﹐例如他的元帅军衔就是这样获得的。他死后﹐送葬行列中为他捧勋章和奖章的军官达44人之多。

    在勃列日涅夫的带动和影响下﹐形成了苏联历史上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所特有的那种保持表面稳定﹑安于现状﹑脱离现实﹑空谈盛行﹑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的“勃列日涅夫风气”。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发展﹐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机关膨胀最大的时期。机构一多﹐制造的文件就多﹐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之风日盛。遇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成为常事。据俄罗斯社会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党政领导机构所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

    在苏联﹐很长时期内根本谈不上什么舆论监督﹐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由官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它们都要按照官方的统一口径﹐作为官方的喉舌进行宣传。明明某些官员劣迹斑斑﹐但是不让揭露﹐说揭露了就是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抹黑﹔有些官员做的坏事太多﹐官方无法隐瞒﹐也只有以党纪﹑政纪代替国法﹐贪官易地做官﹐甚至易地升官﹐某些部门﹑某些地区明明问题很多﹐民众心知肚明﹐政府也不让说﹐媒体只能报喜不能报忧﹐民众无可奈何﹐于是就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普遍有被欺骗的感觉。

    因为苏联长期实行的是官员委任制﹐官员们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下级官员只要取得上级官员和组织﹑人事部门领导的好感就可以升官。因此﹐官员们弄虚作假﹐夸大虚报成绩﹐缩小﹑隐瞒工作中的缺点﹔任何敢于揭露问题真相的媒体记者往往受到打击。因此尽管下面贪污泛滥﹐人民怨声载道﹐而媒体上还是到处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上层的官员们满足于报刊上虚假的繁荣和表面上的舆论一律而沾沾自喜﹐因为这些上层官员还有他们的上级﹐他们可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博得自己上级的欢心达到自己升官的目的。

垄断真理的后果

    由于垄断真理﹐对思想的钳制﹐对思想文化的专制﹐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认为是异端邪说﹐就批判﹑就处分﹐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和剥夺公民权﹐等等﹐这就引起一系列灾难性恶果﹐最终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第一﹐思想僵化﹐教条盛行。苏联建立后﹐先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进而又将它变成了宗教。以后﹐则把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文集》当成宗教教科书。由于领导者思想僵化﹐容不得任何新思想﹑新见解﹑新理论﹐御用学者们看领导者的脸色行事﹐以照抄教条﹐编造大话﹑空话﹑假话为能事﹔广大学者则慑于专制的恐怖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以致在十月革命后的70多年中﹐尽管世界上和苏联社会都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但在思想理论上﹑各个社会学科上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反映。仅就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变化来说﹐殖民主义崩溃了﹐发生了两次科技革命﹐高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阶级的面貌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可是对于这一切﹐作为本应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变化﹐还是老一套。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说﹕“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的社会政治思想中实际上都没有得到多少有一点儿能说得上是合适的反映﹐因此也就不可能在政策中得到应有的考虑。其后果是灾难性的。”22

    22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9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4~145页。

    第二﹐禁锢思想﹐毒化氛围。斯大林死后﹐那种动辄镇压的恶行收敛了一些﹐但指导思想和专制的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没有丝毫改变﹐仍然实行文化专制﹐压制不同意见﹐毒化政治气氛﹐使文艺界﹑新闻界﹑一般知识界一切善于思考的人们本来已经感到很沉闷的氛围继续恶化。

    对于一些不同政见者﹐实际上就是一些在政治上与官方持不同意见者﹐除了动用充当“思想文化警察”的宣传部不时地打压外﹐还动用专政工具克格勃﹐指令基层党组织和居民区的群众予以监视﹐鼓励“揭发﹑检举”﹐检查私人信件﹐窃听﹑监控电话。这样一来﹐一方面造就一些小特务﹑告密者﹐他们为一己私利﹐不惜昧着良心﹐陷害那些敢讲真话的公共事务代言人﹐其影响便是社会道德沦丧﹔另一方面是广大干部和群众随时提防遭人揪到辫子﹐害怕被监视﹑告密而噤若寒蝉。同事﹑朋友间乃至家人之间也不敢讲真话。在公开场合﹐大家都一起按着上面定的调子唱颂歌﹐说空话﹑套话﹑废话。表面上﹐好像风平浪静﹑高度一致﹐实际上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的后面﹐掩盖着即将喷发的火山。邓小平说得好﹕“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23

    第三﹐扼杀精英﹐庸才辈出。由于领导者拒绝逆耳之言﹐听不进不同意见﹐自然就会对各路精英和有识之士或拒之千里﹐或压制扼杀。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说﹕“极权专制的最可怕的后果之一﹐就是人民智力资源的贫乏和枯竭。”24 人们看到﹐无论是赫鲁晓夫时期或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提拔到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局成员﹐其智力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很低下﹐与他们担当的职务要求很不相称。这些人中﹐除个别外﹐可以说是“绝对平庸”。这既指他们的天赋和才能﹐也指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他们差不多都是些杂牌学校出来的﹐什么函授学校﹑党校训练班之类﹐说明他们的基本文化科学素质都十分欠缺。这样的人之所以能爬到党的领导高层﹐并非是有什么真才实学﹐或有什么显著业绩﹐而是由于能够紧跟上司﹐亦步亦趋﹐在多次政治风浪中能够巧避锋芒﹐有一套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因为他们压根儿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另一方面﹐由于机遇﹐进入了党魁的视野﹐被安排为接班人。而领导者之所以喜欢这种平庸之辈﹐除了听话﹑能贯彻自己的意图外﹐还因为免除了强者对自己权力的挑战。领导者自己挑选接班人这个传统方法本身﹐就是一种十分落后的封建主义的作法。沿袭这种办法﹐是专制制度所必需﹐因而庸才辈出也正是这种制度的必然产物。

    24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29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邓小平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也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5 苏联的垮台﹐不正是这样的吗﹖由于思想僵化﹐生机磨灭了﹐社会停滞不前了。而领导者还不愿意承认这一严峻的现实﹐转变思路﹑探索改革﹑激活生机﹐而是坚持教条﹐掩盖矛盾﹑抵制改革﹑维持现状。社会上经济停滞﹑民族矛盾﹑生态破坏﹑教育和健康状况恶化﹑很大一部分人群陷入贫困等等﹐在领导者眼里似乎都不存在。于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各种被掩盖的矛盾终于爆发﹐貌似强大的苏联崩溃于一旦。

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使问题无法解决

    “三垄断”使苏共获得了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共在一夜之间﹐从被压迫者变成了统治者。但是如何治理好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庞大国家﹐对于俄共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并没有做好治理国家所必须的思想﹑组织﹑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准备。由于文化和政治素养不高﹐许多俄共党员并不具备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观念﹔他们在政务活动中不断表现出了诸如专横跋扈﹑骄傲自满﹑争权夺利﹑腐化堕落等历代统治者常见的恶习。为此﹐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国际工运活动家卢森堡曾经不无忧虑地指出﹕“党内过度的集中制和日益增长的专制因素﹐将使国家的政治生活陷入窒息和瘫痪。没有普选﹐没有广泛的新闻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思想的争论﹐官僚政治将会横行﹐并使公共生活销声匿迹。出类拔萃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和精英人物﹐只能被‘请去开会’﹐为的是给领袖人物欢呼﹑喝彩﹐并为他们提出的议案举手通过。”26

    托洛茨基也在给党中央的一系列公开信中批评了党机关的“官僚化”﹑“特殊化”和“脱离群众”﹐并说﹕“官僚主义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我们的‘老近卫军’有逐渐蜕化﹑僵化的危险”。托洛茨基的话并非危言耸听。

    对于上述严重情况﹐列宁也早有察觉。为了有效制约政治权力的过分集中﹐列宁曾于1920年9月4日苏共九大召开的前夕﹐以党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提出设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的建议。几天后﹐此建议在苏共九大获得通过。它的主要任务是向违反党纪现象以及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作斗争。它独立于中央委员会﹐而直接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同年﹐列宁又提议设立“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又称工农检查院﹐由斯大林领导)﹐专门负责对国家机关各部门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它虽然取得过一些成绩﹐但很快又变成一个有浓厚官僚习气的机构﹐因而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
27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第122页。

    26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页。

 

 

 

 

 

 

鲍惠荞为什么离开庄则栋

陶梦清

2011-04-18

    著名钢琴家鲍惠荞,年轻时的风姿绰约,不知道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世界兵乓球冠军庄则栋便是其中之一,不料却遇人不淑误了终身,这才貌双全的女子,从此风雨飘摇20年。大浪袭来,她却于恶运的打击下站直了身子,拉着一双小儿女坚韧地拼闯过来,终于迎来风和日丽的今朝。

     2000年,从中国交响乐团退休后,鲍惠荞似乎更忙了,除了演出,还担任不少专业院校的课外辅导老师,另有门下几位学生,教学繁重,再加她心血来潮“撞”上的诸如写书、编教材等事,日子已是乱纷纷没个空闲。

    忙虽忙矣,现在的鲍惠荞,却是轻快而欢愉的,像一叶风浪中漂摇了很久的小舟,终于靠了平静港湾,享受着苦尽甘来难得的岁月静好。儿子庄飚帮她打理“北京鲍蕙荞钢琴城”,女儿则在一家公司里做职员,一家人母慈子孝十分和美。

    近年来,又不时传来她的学生在国际上屡屡获奖的消息,桃李之乐不言而知,在这样宽松的时代,她做着一切自己想做的事情,再没有“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负累,再不用愁苦于柴米油盐的日常琐碎。她叹息着“过去的日子太沉重了”,渐渐记起了童年时代的那抹亮色。

    一,自作主张的24小时,决定了我的钢琴人生

    鲍惠荞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9岁随母亲学琴,第一天还懵里懵懂,第二天便突然开窍,显露出惊人的音乐天赋。此后,这外表文静,看似乖巧的女孩,便经常做些令人惊讶之举,其中最让父母震惊的,便是13岁那年,她自作主张只身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事情。

    随母亲学琴后,鲍惠荞渐渐开始厌倦书本,而更愿意把时间花在钢琴上,享受音乐带来的美妙幻觉,这令她萌生了一辈子弹钢琴的念头。而父母却不以为然,教她弹琴,只为怡养性情,并未期望女儿以此为业,他们深恐女儿因此耽误学业。

    可当看到女儿眼睛里深切的期待,父母终于忍不住,专门去了趟天津,找到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导主任,向其询问学校的教学情况。教导主任认真负责地告诉他们,学校刚成立不久,一切尚不成熟,请稍安勿躁,再等等不妨。

    从天津回来,父亲把教导主任的话,一句不漏告诉了女儿,鲍惠荞眼睛一眨不眨得听着,心想也许父亲是对的,既然教导主任都这么说,那只好打消弹琴的念头,从此仍旧埋头书本一心向学了。然而,暑假里的一天,邻居家的女孩兴奋得跑来告诉她,自己已通过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专业考试,明天就要进行文化课考试了。看着小伙伴忘形的笑脸,鲍惠荞原本已经强摁到心底里的钢琴梦,一下子像是见了氧气的火星,腾起了又高又亮的火苗。

    “你能带我去跟老师说,让我参加考试吗?”鲍惠荞有些着急,央求那女孩道。

    女孩胆小,摆着手说“肯定不行”。

    “你不用怕,你只带我去考试的地点就行了,我自己去跟老师说。”鲍惠荞大义凛然,一副万事承担的劲头儿。

    女孩见她坚持,只好点点头,答应了。第二天,女孩带鲍惠荞去了位于棉花胡同的考试地点,出门前,鲍惠荞告诉母亲:“我去找老师,看能不能让我补考。”母亲听了这话,以为她这是孩子式的胡闹,没当回事,依然低头忙着手里的活,哦了一声,只叫她早些回家,便随她去了。

    女孩带她找到考专业课的两位老师,鲍惠荞大大方方走上前说:“我想参加考试,可我昨天才知道,能否让我补考呢?”老师瞧着眼前这漂亮的小女孩,满是稚气的脸上,一双灵秀黑亮的眼眸,像是暗夜里的星辰,真是招人待见,便说:“好吧,你明天来考吧。”

    鲍惠荞谢着老师,一转身高兴得蹦了起来,怀惴着希望回了家。第二天出门,她仍是轻描淡写告诉母亲“我去考试了”。母亲仍是没当回事,又哦了一声,不支持也不反对。然而,上午考完试,下午鲍家就接到了学校打来的电话。“录取了?”电话是母亲接的,她的嘴张得老大,问了半天才搞明白,女儿已经被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录取了。

    放下电话,母亲半天回不过神来,这小丫头,焉不悄做下这惊人之事?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她会考取呢?鲍惠荞瞧着母亲的表情,暗暗乐着,母亲惊也好,忧也好,反正自己是不用再埋头书本了,可以专心弹琴了。

    母亲悄悄抹着眼泪,为女儿做了新被褥,万分不舍得把女儿送到天津。那年,鲍蕙荞插班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与后来在钢琴界声名显赫的殷承宗、刘诗昆、顾圣婴等成为同学。

    “那是孩子式的单纯,因为丝毫不考虑后果,所以初生牛犊不怕虎。”许多年后,鲍惠荞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那真是不可思议,我那样莫名其妙,灵机一动的一个决定,在24小时之内竟开花结果,决定了我一生的钢琴命运。”

    二,青春的狂热过后,我终于可以沉下心来准备比赛

    第一次离家的鲍惠荞,快活得像一只出笼的小鸟,自由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原本活泼爱玩的天性,又遇见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疯玩在一起,骑车去远郊春游,或夜里在教室里点起蜡烛,拿出各自的零食聚餐,讲鬼故事,以致于初入校时,鲍惠荞于钢琴上也不大用心了。

    及至升入高二,鲍惠荞便知道用功了,那时的她,有了明确的人生理想,不再疯玩疯闹,一有时间便安静得练琴,她的音乐天赋也于同学中慢慢显露出来,学校越来越多得让她代表学校参加各种比赛。1956年,波兰总理到中国访问,在有周恩来总理陪同的音乐会上,鲍蕙荞演奏了肖邦的《降b小调谐谑曲》。1957年,17岁的鲍蕙荞做为优等生,同刘诗昆一起,被学校保送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然而,1957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哪里能安心学习呢?学校里乌烟瘴气,学生们被教导着去批斗自己的老师,随后又被鼓励着大炼钢铁,人人推着小车在学校里到处转悠,见着小铁钉或是小铁片,像是见了金子一样兴奋,捡起来,宝贝似得放进车里。然后,各班开始在校园内各据一角,垒起小泥炉,拉开架式大炼钢铁了。一双双摆弄乐器的手,素来对钢铁之物敬而远之,哪里懂得半点?用未来音乐家们的浪漫去炼钢铁,当然是不成功的。无数失败的沮丧与重复实验的等待中,大家常常兴奋得几天几夜不睡觉,守在火炉边查看冶炼结果。

    有时,他们也搞卫生,仍旧是用革命式的热情,连夜突击,摸黑干活,仿佛都成了铁人王进喜,大家不惧危险,摸着黑在高楼上擦玻璃,傻傻得快活着,仿佛吃了兴奋剂。初入大学的那两年,鲍惠荞现在想来都觉得可笑,口号声、喇叭声满天飞,只有琴声鲜有听到。那时她也很少练琴,忙着炼钢铁,忙着连夜打扫卫生,白天坐公车,累得抓着公交车的扶手,站着就睡着了。

    1961年的春天,时代的狂热渐渐平息,那年,也是鲍蕙荞钢琴生涯十分重要的一年,她被选派参加第二届乔治?埃奈斯库国际钢琴比赛的国内选拔。在全国众多选手中,她脱颖而出,代表中国到罗马尼亚参赛,终于可以沉下心来,专心练琴了。

    正是备赛的紧张时期,自然灾害却来了,粮食不够吃,热火朝天的干劲儿,取而代之的是饥饿。虽然学校特殊照顾,为参赛生每天特供一小杯牛奶,每周一小盘带肉星儿的炒菜,鲍惠荞依然是常常饿着肚子弹琴。中苏交恶,原本作为业务定心丸的苏联专家也被撤走了,改由毫无经验的国内老师指导,师生之间忐忑不安,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知道如何才能走上国际比赛的领奖台。

    从选拔到正式参赛只有半年多时间,要准备一共三轮的比赛曲目,对鲍蕙荞来说实在紧迫。新年刚过,正是一年最寒冷的季节。她的琴房是间平房,每天要自己生火,练琴时常常忘了添煤,灭了又得重来。夏季来临,房子小又不透风,每天都是汗如雨下,浑身长满了痱子。

    比赛曲目中,有一首拉威尔的《水妖》,里面有一段要“刮”黑键,用手指“跪”着用皮肉“刮”。为了练这个以前没接触过的动作,她的手指皮都刮起了泡,泡刮破了,用橡皮膏包起来继续练。一次审查节目,鲍蕙荞调整琴凳高度时,不慎夹破手指甲,她依然强忍钻心疼痛,继续弹奏,血一点一点流出来,染红了琴键。

    那年9月,鲍蕙荞来到布加勒斯特参赛。经过三轮比赛,鲍蕙荞战胜了众多选手,获得第五名的好成绩。

    三,误终身,遇见爱情,遇见庄则栋

    年轻时的鲍惠荞美貌迷人,坐在琴凳上优雅弹着钢琴,实在是副打动人心的画面,即使在她不弹琴的时候,她那灿若星辰的眼睛也是摧毁一切的柔情与浪漫。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这双眼睛迷住了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从此,鲍惠荞的命运似乎就不能抓在自己手里了。

    1962年,鲍蕙荞和庄则栋确立了恋爱关系,然而要结婚却是万分困难。庄则栋那时已经是闻名世界的“三联冠”,国宝一样受着众人的保护,他的教练满脸庄重得跟鲍惠荞说:“小鲍,你再等等吧,让小庄再打几年球吧。”那时候,人人向上,国家利益第一,鲍惠荞当然满口答应,毫无怨言得等下去。幸而1966年的“文革”成全了他们。鲍惠荞不弹琴了,庄则栋也不打球了。于是他们说:“我们结婚吧!”

    于他们的婚姻而言,成也“文革”败也“文革”。婚前,运动员大楼里,就贴满了庄则栋的大字报,婚后,形势很快恶化了,令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便蒙上了不可自控的阴影。

    苦难中,他们也曾相濡以沫。鲍惠荞受丈夫株连,半夜被人从床上拉起来,带去审问,一关就是四天,让她交待丈夫的问题。当时已怀有身孕的鲍惠荞,瞒着自己的苦楚,仍鼓励着丈夫:“你一定要顶住,万不能有别的什么想法,你要想到我和未出世的孩子。” 正是这句话,令庄则栋在受辱的三个月里,咬着牙没有走上绝路,而他的教练傅其芳和队友容国团,则相继自杀身亡。
分歧是从庄则栋走“好运”后开始的,那时庄则栋受江青赏识,幸运得在人人倒霉的时代,走上从政之路。而鲍惠荞则从始至终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清醒的头脑,一再提醒丈夫,保持和江青的距离。但庄则栋认为,跟着“第一夫人”政治上安全。从此,他们开始争吵,鲍惠荞不屑于丈夫因升官带来的种种物质上的优惠,她越来越觉得丈夫误入歧途,渐渐发现他的人也变了,自己原本最珍视的那份善良、热情、单纯没有了。

    1976年秋天,随着“江青反革命集团”被彻底粉碎,鲍蕙荞不祥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庄则栋被免去了国家体委主任的职务,隔离审查。当全国人民欢庆“四人帮”倒台时,鲍惠荞没想到自己是个例外。从此她再不能上台演出,因为她是庄则栋的妻子。而他们刚满八岁的儿子庄飓,每天都要遭受其他孩子的嘲笑或殴打,下雪天听任别的孩子往脖子里塞雪块,回到家里眼泪汪汪地向母亲诉说冤屈。

    鲍惠荞真是伤心到极点,在庄则栋最得意的时候,她就想离开他,此时如果为了自己和孩子,离婚是最好的解脱。而此时,但她的性格绝不允许她那样做,她对他说:“我等你。”不是出于爱情,而只是一种责任,一种道义。在庄则栋被监护审查的四年里,鲍蕙荞在转送衣服、食品、香烟的同时,附带一封短信,传递着不间断的鼓励与信心。

    那段日子,白天,鲍惠荞给九个学员弹伴奏,晚上,极度疲劳的她不想再弹琴,便用缝纫机给孩子们做衣服,丝丝缕缕的苦闷与苦痛,都随着针线缝到衣服上。福不双至,祸不单行,那时,她的父亲又患了脑癌,在医院里昏睡着,三个月后去世了。内外交困,她身心疲惫至极,反反复复得过很多病:结核、肾炎、甲亢、癌症,仿佛约好了,一齐来折磨她。

    外表柔弱的鲍惠荞,却有着坚韧而钢强的内心,即使在她万念俱灰的时候,也没有中断过练琴,坐在舞台下的阴影里,她想着,总有一天自己会再次登上舞台。果然,在一次文艺晚会上,同单位的歌唱家刘淑芳,不顾禁令,邀请她做伴奏。演出时,当报幕员说出“鲍蕙荞”这个名字后,舞台上下蓦然沉默,继而很快地,台下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正在忐忑地准备着上场的鲍蕙荞,听见掌声,哭水无声地滑下。

    1985年2月2日,经过冷静的协商,鲍蕙荞和庄则栋在北京东城区政府办理了离婚手续。那时的庄则栋,审查已经结束,从山西工作四年后又回到北京,人生的风浪已经过去。从区政府出来,两人在路口略含微笑,握手言别,祝愿彼此都有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

    离婚的原因,鲍惠荞作过一个比喻:“我的家庭是一只小木船,在漩涡里头旋旋旋,最终虽然没有沉没,又旋出了水面,但船上的一切东西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10月的一天,庄则栋把他的东西从家里搬走的时候,他整理衣物用具发出的并不大的声响绞割着鲍蕙荞的心。当他推出自行车,人随着房门“哐当”的响声远去的时候,鲍蕙荞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哭了起来。而庄则栋,何曾不是留恋万分,离婚后,他曾对人说:“在我心中,鲍蕙荞永远是善良仁慈、温柔、可爱的,我们珍惜曾经共同拥有过的幸福时光。”

    他们恋爱23年,结婚17年,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已过去了,而且,一去不复返了。鲍蕙荞知道,等待着她的是一条艰难而坎坷的生活之路。

    离婚后,鲍惠荞带着一双儿女艰难度日,经历过癌症、父母去世等诸多人生大劫,日子是艰苦而充满辛劳。大冬天她拎着桶,把别人烧剩的蜂窝煤捡回来,再一个人做成煤球,一双弹琴的纤纤玉手,指甲缝里嵌满了煤灰,当人面都不好意思把手伸出来。

    然而,一切都过去了,穿过风风雨雨,鲍惠荞终于迎来了自己艺术上的第二个春天。1985年10月,鲍惠荞举办了自己平生第一次独奏音乐会。对于从少女时代就崭露头角的钢琴家来说,这次音乐会来得太晚了些。10年“文革”噩梦自不必说,随后而至的误解和疾病的困扰,折磨着她的身心。而就在这场音乐会前不久,她刚刚经历了家庭的变故,心灵的伤口还未抚平……但鲍蕙荞毕竟是鲍蕙荞!当她坐在琴凳上,她就忘记了一切,投入到她的音乐中。从此,命运就在那一方黑白的琴键之上,牢牢得拈在她的指尖之下。

    人生是一段一段的,天涯何处无芳草。懂得放弃,才能更好地开始。现在,她所有的病都好了,儿女也大了,目前的状态是她几十年里最轻松、最满意的。喜欢旅游的她,曾去过20多个国家,她喜好美食,无论到了哪个国家,都会尝一尝当地佳肴。她尝试许多自己感兴趣的新事物,但却语气坚决地说,肯定不会再结婚了。

    岁月可以使很多事情归于平淡。晚年时期的庄则栋夫妇,有时会约了鲍惠荞一起喝茶,三个人坦然又亲切。当生活已经没有纷扰的时候,鲍惠荞看着曾与自己的青春息息相关的男人陪在另外一个女人的身边,心如止水。然而,心里,未尝没有庄则栋的影子,那是一个再也抹不去的人生记忆。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1-14 04:22:18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熊蕾:回望知青  

    注:这次来农场回访的同志有原五十八团机关的北京知青熊蕾、王仞山、张红军;杭州知青汤永林了;哈尔滨知青钟阳等。

回望知青

熊蕾

2011-11-13

    知青大返城之后,各种媒体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论,几乎全是否定的。但是评论者很少有从接纳知青的那一方来看这个问题。我两次回农场,对两代当地人怀念知青的心情,体会尤为强烈。

    回到农场,老职工们几乎排着队要请吃饭。那股浓浓的亲情,真是醉人。

    那一天中午,是农场的老科协(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请我们吃饭。12连技术员出身、后来当过红旗岭农场党委书记的纪景春说,他早上三点半爬起来,写了个稿子。要给我们念。

    我当时心里还有些不以为然:难道老纪养成了官场作风,一个非正式的老友聚会,也要郑重其事地念讲稿?老纪居然还把"讲稿"打印了几份,我们每人一张。原来是一首诗!老纪一边念,我一边止不住地掉眼泪。

     老纪的诗,全文如下:

欢迎荒友归来红旗岭

四十多年前的今天,一群十七八岁的小伙小丫。

像欢快的小鸟,叽叽喳喳,飞到北国来安家。

五湖四海,南腔北调,

黄棉袄和黑土地,敞开胸怀把您们接纳。

北大荒增添了新鲜血液,添加了多元文化。

这才有了今天独具特色的,北大荒普通话。

上山伐木,下河捕鱼。翻耙耢播,摸爬滚打。

起早播种,又困又乏。一不小心,掉在播种机下。

酷暑大会战,大酱缸中捞草垡。蚊虫小咬,咬紧牙关说不怕。

严寒挥大镐,汗如雨下。盼来中午热馒头,咬一口就冻成白碴。

兵团新闻战士,下基层跑连队,采访报道,忙上忙下。

党的喉舌,高音喇叭。金嗓子播音,传到万人千家。

当前实际,远景规划。尽情描绘,泼墨挥洒。

兵马没动,粮草先行。后勤食堂,添砖加瓦。

三十多年前的今天,您们又东西南北闯天下。

事业有成,也当上了爸爸妈妈。

荣归故里,亦是年逾花甲。

荒友相聚,说不完的贴心话。

亲人眼里,还是当年的小伙小丫。

新城建设,南湖北塔,稻浪翻滚,一望无涯。

红塔下印刻着您们的足迹,

五星湖映照了您们的倩影面颊。

建言献策,锦上添花。感动农场,精神可嘉。

无论您走到天涯海角,这里都是您的家。

无论您走到东西南北,第二故乡都会把您牵挂。

无论您走到哪里,亲人们都会把您们牵挂,牵挂。同时向全国各地来五十八团的2500名知青荒友问好、致敬。

红旗岭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纪景春敬上

    短短一首诗,不仅情深意长,而且把我们几个当年在农场的经历都概括了进去,包括张红军半夜掉到播种机下的插曲。

    更震动我的,是老职工们对知青的深切怀念。的确,无论是这些老职工,还是他们的孩子,都感念知青的好。尽管我自己觉得那时并没有心在那里扎根的我们,其实并没有为他们做了什么。

    不过,老职工们感念的不是哪一个知青个人,而是知青整体,给他们带来的文化冲击。从这样的文化冲击,他们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样式,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层次的追求。而这种冲击所震荡的,不是一代人。很多老职工子女,都是知青的学生,对当年的老师怀有感情自不待言,但是那些我们走时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也说自己是知青冲击的受益者。这就很让我们感慨了。

    平心而论,若说受益者,岂止是老职工们?我们知青难道就只有失而没有得么?那样一个大潮,一下子把我们卷到了社会的最基层,赤裸裸地把中国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除了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也学会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再用那种飘浮的心态看待人生和世界。

    当然,很多地方为了让知青下乡,采用了很极端很蛮横的方式,激起了几乎众多人的反感,这是那一场运动的败因,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像邢燕子、侯隽、董加耕以及很多自愿去各地农场农村的知识青年,后来却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也是很没有道理的。

    抛开强迫的方式,我自己觉得一场上山下乡的经历,还是蛮宝贵的。近日看孙皓晖的小说《大秦帝国》,讲到当年秦孝公苦于秦国缺乏人才,而中原士子嫌秦国穷困,周游列国而不入秦,于是发布《求贤令》,感动了一些中原士子,包括商鞅。很多士子来到秦国便要官做。秦孝公要求他们先去基层考察,而后写出策论,再量才使用。招致很多士子反感。但是商鞅却扎了下去,几个月走遍秦国穷乡僻壤,之后提出变法的扎实主张。这很有一点知青上山下乡的意味。就算你是栋梁之才,对国情国风却全然不了解,你这个栋梁的基础便也堪忧了。即便如我这样不是什么栋梁之才,经历了上山下乡,也开阔了眼界和胸怀,没有什么不好。

    想一想长眠在农场的那些人,想一想几辈子生活在那里的人,我们毕竟只在那里呆了几年,如因此而怨气冲天,实在太没意思。

    还想提一点,当年知青大返城时,一下子把农场闪得够呛。许多知青的机务工走了,拖拉机、康拜因都没有人开;许多知青教师走了,学校的课没有人上;......很多工作接不上,农场几乎都瘫痪了,据说缓了几年才过来。我们1994年第一次回农场时听说此事,不由得感到愧疚。然而老职工们却说:我们这才认识到知青在北大荒的建设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老副场长和很多连长为此连连向我们表示歉意:当年你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对你们太严厉、太缺乏尊重了......

    这些话,感动得我们热泪盈眶。这就是北大荒人的胸怀!

    去黑龙江农场的知青还有一样受益,就是天南海北的知青交融,对我们的正面作用。比如北京知青,先前多多少少有一种来自"皇城"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但是从上海、天津、杭州、台州、哈尔滨、佳木斯和双鸭山等不同城市知青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那种莫名其妙的傲气也就越来越淡。借用那样一种契机来进行不同地域文化的互补,实在太神奇了。

    大约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所认识的知青,不论后来遭际如何,都对那一段北大荒的经历无怨无悔,而且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去"探亲"。

    附文:

“收复”湿地

——再返红旗岭之一

熊蕾

    时隔17年,我和“荒友”王仞山、汤永林、张红军和钟阳再次回访我们在北大荒的农场——黑龙江红旗岭。原以为只是访访旧友,没想到我们都被现任场长张晶华的湿地保护激动起来。

    今日红旗岭鸟瞰

    在席卷全国的圈地开发热潮中,我以为所有的湿地都在沦为"失地"。然而我们的第二故乡黑龙江红旗岭农场,似乎却是个例外。那里不仅停止了开垦湿地,而且还采取措施保护湿地,包括严禁猎鸟。如今,我们场的原生态加退耕还湿的湿地有16万亩,加上13万亩林地,就超过了27万亩的耕地面积。而这27万亩耕地中,人工湿地水稻田占了22万亩。

    稻田里的白鹳

    从佳木斯到红旗岭,4小时车程,沿路没有见到一块麦地。当年无边无际的麦田,全部改种了水稻。不过原生态的湿地却不多见。所以红旗岭人很自豪地说:我们的湿地是最大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红旗岭本身在黑龙江垦局只是个小农场,其湿地只能占三江平原湿地保护区极小的一部分。但是说它是保护最好的湿地之一,应不为过。

    这和我们当年大举"围剿"湿地的做法,反差可是太大了。

    我们红旗岭农场,在完达山北麓,全场范围内有挠力河、七里沁河、越岭河、大牙河等四条河,还有五星湖和若干水泡子,地势低洼,十年九涝。我们农场几乎就是靠开发湿地起家的。从1956年最早来的一批转业官兵开始,我们一直在沼泽地里垦荒。那时候是八五三农场的五分场。1970年,我们向阳团奉命从抚远撤到这里,和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一团五营,也就是原来的八五三农场五分场,组建了三师五十八团,后来兵团撤销,改为红旗岭农场。我们向阳团1970年刚来时,老五营五个连队,开出来的耕地面积是8000亩。

    1958年的转业官兵在沼泽地排水垦荒的老照片——汤永林翻拍

    为了垦荒,全场几乎年年排水--那都是在冬天。当时也没有什么机械化作业,全靠人工。冰天雪地在冻土上挖干渠,一镐头下去地上一个白印,那可真是苦活。而全团的人,包括团直机关工作人员,如我们政治处,从主任到小白丁,每人每天都要挖三米长的干渠,无一例外。

    1972年卫生队队长和医护人员在排水工地挖泥的情景——王仞山摄,汤永林翻拍

    我在红旗岭的两年,因为是新建团场,开始还住帐篷,所以要务是基建。到大家搬入营房,农场开始每年冬天修水利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没有赶上那个苦活。但是我却赶上过在泥水里割麦子。那年麦收时节连降暴雨,麦地成了泽国,康拜因下不了田。于是全团人人上阵龙口夺粮。我们去的那片麦地,有些地方一脚下去泥就没过膝盖,一边拔脚一边割麦子,不过大家还嘻嘻哈哈开玩笑。每天收工,我和好友、借调在团部画宣传画的王仞山跑到附近的七里沁河去游泳,没有游泳衣,就把衣袖裤腿卷起跳下河去,游完了再穿着一身湿淋淋的衣裳回到团部。真正是穷开心。

    泡在沼泽地里开荒打粮和水斗了这么多年,按当时副团长孙鸿武的话说,"我们是在水盆里种庄稼"。而我们当时竟不知道湿地是"地球之肾",是宝。当然,在国家最需要粮食的时候,"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这也是湿地为我们国家做出的牺牲吧。

    今日五星湖

    再返红旗岭,想不到我们当年四连所在的五星湖,已经成了三江湿地保护区的著名景点之一。我们割荒草割芦苇的草泡子里,修起了观鸟的栈道和观景台,那些我们曾经一踩一陷的塔头墩沼泽地,成了飞鸟水禽出没,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

    游罢五星湖,我们冲着陪我们来的苑小军--当年我们连长苑春发的小儿子,如今红旗岭农场畜牧水产局的局长--竖起了大拇指。小军说,红旗岭湿地的保护,得力于现任场长张晶华的坚持。

    张晶华是开发友谊农场那一代转业官兵的后代,1979年考上大学。他自己说,他是"知识青年们抱着长大的"。他在2005年到红旗岭农场任党委书记之前,在黑龙江农垦总局的红兴隆垦局,也就是当年兵团的三师,任环保局长。

    他说,他当过环保局长,认同湿地保护的重要。他尤其喜欢红旗岭的湿地,有山有水,"特别美"。

    整个三江平原是2002年开始停止垦荒,建立湿地保护区的。仅红兴隆垦局就退耕还湿180多万亩。但是据说由于现在承包水稻利益的驱使,加上一些体制的原因,私开湿地的行为屡禁不止。不过在红旗岭,没有这种情况。张场长说,"都知道我这个书记要保护湿地,他们一亩也不能开!"

    2002年以来,红旗岭农场先后退耕还湿6万亩,对境内湿地所有宜牧草原和水域进行禁牧、禁捕。像小军这样打惯了鸟的,虽然看见鸟"还有想打的冲动",也已经金盆洗手了。

    张晶华2010年就任红旗岭农场的场长。在此之前,农场林业局、科技部等部门已经编制了保护湿地的五年规划,每年投资一百万元,"有计划地逐步恢复天然湿地面积,改善湿地生态环境状况,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物种的完整性、生态链的连续性"。他当场长,湿地保护应更没有问题。

    场长一任四年。如果四年之后他不再任场长,红旗岭会当如何?

    张晶华相信,到时候,湿地的经济效益会让湿地保护形成良性循环。而这,正是他和红旗岭人眼下最焦心的问题。去红旗岭的路程已经从我们当年的两天两夜缩短到火车加汽车28个小时,但是对旅游者来说,可能仍然视为畏途。红旗岭旅游设施的软件硬件建设,也还需要大力改善。更为重要的是,湿地的保护和建设,需要很好的规划,以防出现偏差。

    我们几个当年的老知青虽已步入"耳顺之年",但我们仍为红旗岭的湿地所激动。用在红旗岭开了一辈子荒、当过我们机务副场长的1958年转业老兵韩维钦的话说,"红旗岭的湿地特点是,水特别清,草特别绿,鸟特别多。"

     这么美的湿地,我倒有点担心过多的游客会破坏了她。或许,还是让她"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好?

    车过东风岭,场部红旗岭北山顶上的一座七层塔几乎无处不见。这塔是过去不曾有的,它已经成为红旗岭农场的地标。

    初看场部北山顶上的红塔,感觉有点怪怪的。

    红旗岭地区,是满族最早的先民肃慎人的老家,好像并没有佛教的传统。放一个塔在这里,似乎有点不伦不类。

    1994年我们第一次重返红旗岭农场时,这个地方有一个防火瞭望台,也可以登上去观景,但很简陋。农场后来决定把这个瞭望台建成一个永久性建筑。于是在2007年建成了这座高39米的七层塔。不知借鉴的什么原型,外观有点像延安宝塔。塔身以红色为主色调,被称为红塔。

    红塔外入口两侧汉白玉栏杆的底座上,刻着《红塔记》,记述了红塔的修建经过和风光。及至走进红塔,才发现它原来是红旗岭的一座丰碑。这立马改变了我对红塔的不以为然。

    按照《红塔记》的描述,红塔里面的每一层,都要有场史的展示。但是目前这个工作做起来还需要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可能有颇多争议,会有很大难度。所以,场领导决定先在三、四两层做,第三层东西两面墙上是介绍农场开发历程的碑刻;第四层东西两面墙是从1956年和1958年集体转业到农场的官兵英雄谱,所有转业官兵的名字都刻在这英雄谱上。

    这两批转业官兵,是开发红旗岭的元勋。这个英雄谱,应该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他们不再是无名英雄,而是名垂青史。据说在黑龙江农垦总局系统里,红旗岭农场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红旗岭人的确不信佛。但是他们把塔看做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象征,愿意用这种形式的建筑来表达他们对自己心目中的功臣的敬意。红塔从而成为红旗岭的一个丰碑。

    健在的老转业官兵们对此都感到欣慰。当年我们一起共事的团政治处宣传干事张天启,是1956年的转业军官。他年近80, 1994年我们第一次回访红旗岭时,他刚刚做过直肠癌手术,如今又患有心脏病、糖尿病。但是这次他一路陪着我们攀上北山顶的红塔,谈笑风生。他还特地把英雄谱上他的名字指给我们看:"我的名字就在这儿!"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红塔当然不仅仅是丰碑。作为红旗岭的制高点,它依然具有防火瞭望塔的功能。同时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观景台。

    从红塔看场部,一片红顶的住宅在周围满山葱翠的环绕中,很是夺目。红旗岭人偏爱红色。从红旗岭农场宣传部唐传群2008年写的《红石、红山、红塔、红旗岭》一文中得知:"红旗岭与‘红'结缘最早是满人因这里的山上产一种褐红色的风化石,裸露的山坡呈红色,人们便将这里称为‘红石砬子'、‘红石山'。1946年春,三五九旅王景坤部二营营长尹先明奉命追歼土匪,在黑瞎子沟将土匪全歼后,在山顶插上了鲜艳的红旗,红旗岭因此而得名。进入21世纪,红旗岭人有意无意间将新建的座座楼房与平房都用红色彩钢瓦罩顶;2007年红旗岭人又在当年三五九旅插红旗的山头上,建起了黑龙江省境内的唯一的综合性多功能的龙江第一塔‘红塔',继续续写着‘红缘'。"

    红旗岭开发55年,建场40年。和沿海地区及一些大城市相比,城镇化建设速度不是很快。但是和我们在的时候相比,那还是恍如隔世。

    红旗岭文化宫,我们1994年回去时,就已经建成交付使用。这次看到文化宫经过重新装修,座位更加舒适。文化宫前的广场,晚上集体跳舞锻炼的人很多。

    发小兼荒友的李津生7月底8月初也回了一趟红旗岭。这是时隔近40年她第一次重返北大荒。一起回去的40来名知青天南海北,全是我们四连的。蒙她允许,特转帖她记载此行并回忆当年的系列文章。

 

重返北大荒

一别四十年,荒滩变乐园

李津生

     一、返回东风岭

    2011年7月30日,持着杨恭允给我们买的动车D25车票,轻松地登上去哈尔滨的列车。只需要八个小时就能抵达千里之外的哈市。四十年前大概需要在硬座上咯噔两天。

    大约有四十余人在哈尔滨集合,然后再一起去迎春。票也是杨恭允提前托朋友定好的。迎春站也预定了汽车,整个行程有序而轻松。

    火车终于抵达迎春。天下着小雨。四十四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我们千万个北京知青被火车运到这里。迎春还是四十多年前的样子,很简陋的小站。刘飞却说:"都变了,我们结婚时的房子没有了。"她是1979年跟随林华良返回浙江黄岩的北京知青,临走前一直在迎春转运站工作,所以熟悉这里。站前破旧的广场是我们下车时集合的地方,各个分场如853、852、854接知青的车就是从这里把我们接到各个连队。杨恭允说,当时他看到这荒芜破旧的景象,转身要上火车回北京去,还有好多人在哭。当然回去是不可能的,哭的人也只能适应那艰苦的环境,做了屯垦戍边的战士。

    这回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模样。汽车还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到我们当时的营部东风岭。如果是去我们在五星湖旁边的四连则还要多走三十里地。汽车一直走在精修细雕的水泥板儿路上,路况比北京我家门前的路要好,路边种着鲜花。路上车不多,路边是起起伏伏的丘陵,布满了野生林木。望不见底的绿色和淅淅沥沥下着的小雨,空气好到透明,淡淡的青草和泥土味儿,北京伏天的酷热一扫而光。司机说前些天一直干旱,是我们带来了雨水。当时黄岩正在抗台风,我们说可别把风带过来。说笑间来到东风岭。

    四十年前我在东风岭营部作报道员,住在这里。记得最深的建筑是一面影壁墙,上面画着毛主席像。我们曾和营长坐在像前合影。而现在没有一点我熟悉的景致,我记得的老建筑不复存在,山头大路两旁盖着零星的砖混结构的低矮民房,稀拉腐朽的木栅栏里种着豆角、玉米、辣椒,完全是北方农村的样子。我看见几个面目黝黑,满脸褶皱的老人。啊,我认出了我们连当时的医生宋韬,"认识我吗?"我握着他的手。他端详半天,摇头。旁边一位瘦小的老人说:"李津生!你原来是多漂亮的小姑娘啊---"他还记得我18岁的样子。认得还是不认得都不要紧,大家还是激动的互相问候、握手、拥抱。

    这时是2011年的8月1日。东风岭,北大荒,我们回来了看看你现在怎样了。

    二、住在红旗岭

    知青和分别几十年的老职工见面,几句话就把四连的变化问明白了。四连知青几乎都返城了,老职工也分散到各连,我们认识的还在四连的只剩了三四户。老连长,三八年入伍,曾经是某高级将领的班长的王云辉,已在一年前作古。还有其他一些解放初期从部队到北大荒的老同志,返回了他们的老家。

    黄岩知青池苗凤,四十年前在四连当司务长,也是回城比较晚的一批,对四连特别有感情。她最急切想见到的是"时麻子"。她回忆说:老时和她像一家人,从地头上掰了苞米、掳了黄豆,就会跑到老时家烧了煮了吃。她听说老时家还是那么穷,特意带了一万元钱想补贴补贴他。苗凤不想耽搁时间,从东风岭一家小商店买了些饼干点心,租了一辆车直奔四连而去。

    我看杨恭允忙得没头没脑,就站出来吆喝几声,帮大家安排好住处。"旅店"虽小,还算干净,每人十五元一天。本来就打好主意准备受苦的,房间没有厕所淋浴也能凑合。吃饭也是在这里,我一个菜一个菜的点好了,每桌170元包干。不能跟老职工要钱,我们AA制分摊一人二十来元。

    认识我的老职工叫刘天有,也是转业到北大荒的。他身材瘦小,头发花白,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他是个很精明的人。四连有他的房产,东风岭他包了一片地,一半种了果树,一半租给木材厂,他常住的地方是红旗岭。可谓狡兔三窟。他的孩子都在北京,他出钱在天通苑给儿子买房。老刘是干出来的"富翁"。他带我们到东风岭的家转转,顺手买了一麻袋西瓜请我们吃。他家和富翁的名头绝不沾边,家徒四壁,破乱脏差。就算是看庄稼用的临时住处也得稍微收拾一下呀!看来是习惯成自然,几百万给孩子们,自己还是省吃俭用过苦日子。

    回到住处,自驾车的天葵宝子都赶到东风岭了。知青之间也是多年不见,四十多人各行其是,各叙衷肠。

    苗凤又回来了,是坐一辆进口尼桑吉普轿车,与老时两口子一起来的。原来老时的女婿是三连连长,家住红旗岭,老时吩咐女婿把苗凤带到家里住。苗凤叫我、刘飞、徐真一起去。

    我们来到红旗岭--四十年前的团部选址在一个山洼里。当年在这一带开荒建设是出于建立反修、抵制苏联军事入侵前沿的目的。珍宝岛刚打了一仗,那原本是荒无人烟的大片水泡子地,由我们这些知青驻扎进去,屯垦戍边,保家卫国,既解决了城市失业人口的压力,又捍卫了国家领土,岂不是一举多得!

    我们这个团是新建团,编号钢字五十八团,地处《北大荒人》电影853老农场的东北,我们四连的五星湖就紧挨着雁窝岛。四连是一水儿的水泡子地,冬天要排水,夏天才能种庄稼,田地还经常淹在水里。

    团部地势较高,现在,依山的马路边形成了商业街,新建的房子红红绿绿,和山上绿树茵荫相映成趣。马路上不再是拖拉机隆隆行驶,也没有了爬犁的踪影,而是各色轿车、皮卡、面包车来来往往。

    苗凤以为贫寒的老时家是一处别墅区,两户一栋联排的两层楼,一层是车库和客厅,二层三间住房,一厨两卫,装潢家具完全仿照北京城里的高档洋房。房子的层高大于三米三,落地窗和雅致的窗帘使房间显得通透明亮。为了保暖窗子是双层的(不只是双层玻璃),墙壁厚度是五零的。据老时说,他们还是习惯住在四连,在那养养鸡、帮孩子们管管承包的田地,不愿意住在别墅里。因为我们,老两口没回四连,而是住在不远处儿子家。

    我们四个人在太阳能热水中轮流洗了澡,占了楼上的两间房子。老时的外孙和爸妈挤着睡了。印象中北大荒蚊虫肆虐,刘飞还带了蚊香。结果我们睡了个好觉,没一只蚊子捣乱。东北的早晨太阳出来得早。别墅南边种菜的园子里长着旱黄瓜、姜豆角、黑色的西红柿、长茄子尖辣椒,枝叶上都是露水。为了摘西红柿,我的凉鞋沾满黑泥土。西红柿又沙又甜。园子的主人、老时的闺女小时并不是种菜的人,她是个苗条年轻的女孩,不作任何工作,只是在家里玩儿。小时的丈夫,三连连长李金三十出头,已经做了十年的连长,种水稻已经有十五年历史。他是开车上班族,早出晚归,对连队管理、机械维修和稻田管理都得心应手。和老时形成鲜明对比的不仅是衣衫、谈吐、生活方式,老时的下一代完全是知识型的、机械化的、现代农民,或者说是现代土地管理者。

    按原来计划,8月2号我们大队人马在东风岭集合,八点向四连进发。虽然我在北大荒周折转场经过853六分场一连,然后组建新连队开赴抚远,再经抚远转场至五星湖,但在四连呆的最久,四连是我们的开拓地,是我们四连人的第二故乡。现在终于要与分别四十年的五星湖见面了!

    三:徜徉五星湖

    绒毯一样的稻田把东风岭和五星湖连接起来,满眼看到的是翠绿色,只有路边树枝叶的老绿色把那水灵灵的翠绿划分出隔断。很快四连驻地的红顶砖房在眼前了。现在四连被称为"第四作业组"。

    车停在"村间"的小路上,人们下了车张望寻找,"那是我的家!"徐真和宝子找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家,飞奔过去。没找到自己家的天葵韩全很着急。我因为较早离开四连去营部工作,没住过四连的砖瓦房,所以没有家。我相跟着走进宝子的家,四十年前在土坯房里的气息扑面而来!还是那样的格局,进门是烧柴火的锅灶,左手掀帘是大屋,以前是盘着炕,现在是床;右手边是小屋,小到只能放一张床。屋子墙壁上被长年累月的烟熏火燎变成了黑色,不多几件家具还是那样破旧。唯一能看出变化的是院子里停着自己的康拜因。听见动静的老职工走过来看我们,又激起一阵惊呼和感叹。我认识的刘德才还是老模样,但他不认识我们了。

有人招呼大家:"先去五星湖吧,省委书记要来视察,马上要封园了。"我们一来就听说大领导要驾临五星湖,不知是不是熊蕾六月份到五星湖后大张旗鼓的宣传起了作用,从省到北大荒集团都对五星湖给予了更多的重视。

    沿着"村"中小路我们向五星湖走去。五星湖,作为著名的湿地被保护起来,不仅有围墙、大门、进园收门票,还有几辆电瓶车负责带领观光者游览,人们不能徒步进入湖区。因为夏季多种鸟类在湖面和湿地上栖息,五星湖被某领导改名为千鸟湖。四连人对此表示极大不满。作为四连的开拓者,五星湖免费对我们开放,还派出五辆车让我们乘坐。

    我坐的车是由一个四十来岁的魁梧汉子开的。车速很猛,一下子把我们带到湿地腹地,沿途只看见野花掠过,只见到远处星星点点的飞鸟,来不及照相。车停在第一个观鸟处,那里建了一个长几十米的水上栈道,栈道那头是一座木结构的观鸟台。栈道下就是我们当年淌水割芦苇、长草的水泡子地。沿晃晃悠悠的木栈道走上观鸟台,五星湖的水面显得更加宽阔。和一般的湖面不一样,芦苇、长草、各种野花和水中植物覆盖了湖面,戏水的灰黑色鸭子和长脖子老等(白鹳),有丰富的植物和鱼虾做食粮,悠哉乐哉。

    韩全和小杨。

    "走喽--",司机召唤。我们流连忘返,上了最后一辆车。韩全坐在司机旁边,拉起家常才知道,这个魁梧汉子是四连老职工的子弟。"你是杨小三?"韩全大叫,"你不记得我啦?我是你们校长,教过你。你小时候数学不好可让我伤脑筋了。"杨小三想起来了,也很激动。"还记得你那时候总是带着几个小洋葱头当零食吃吗?"韩全显然记得很清楚,在揭老底。我听得很稀奇,洋葱头也能当零食吃!太环保太健康了。杨小三认出老师校长后车速明显减慢了,还主动说:"这个卵形观鸟台人太多,避开人多我先带你们去另一个景点吧。"

    一路上我们知道杨小三大名叫杨建国,父亲已经回到老家贵州,他留下来结婚生子,儿子已经二十一岁,也在五星湖开游览车。我记得他的父亲很瘦,而他膀大腰圆,完全没有西南人的瘦弱。他爱人在园区门口售票,还兼做化验员,自己家种了几十亩地,俩人都是身兼数职,收入稳定,生活不错。

    我们几乎来到五星湖的尽头,那边是一处正在施工的高架桥,是由建三江到虎林,横过五星湖的高速公路。如果明年再来,也许我们可以坐飞机到建三江(也在修建中),再走高速到五星湖。

    转过头来,宁静的五星湖和湛蓝的天空,朵朵白云映在湖水中,显得是那样悠远空旷静谧。风微微搅动了湖面,迎面感到凉爽和沁人心肺。宁静一直传到心底。不知道能用什么词可以形容这块曾经浸透了困苦和磨难的湿地,不知道草甸子是否知道我们曾经踩踏过她,而现在我们欣赏着她,我却感到自己语言的贫乏!记得四十年前五星湖冰天雪地的时候,我们一群穿着军装,带着皮帽子,打着绑腿的男孩女孩们,唱着一首苏联歌曲,"没有人强迫我们,是我们自己选的,选择了火红的旗帜,选择了动荡的命运,是我们带着真理,到工厂去到农村,战斗后撕下衬衣,来包扎累累的伤痕。"那时我们很激动,我们是到广阔的天地接受再教育,是为国家屯垦戍边的,再苦再累我们一直坚持着努力着。那时的信仰在现在的人看来有点傻,而我们是那样纯真;那时开荒种地为国为民,而现在有破坏环境之嫌;那时我们只有十几岁,以为自己肩负着国家民族的重任,而现在信仰和艰苦奋斗的信条换做了享乐奢侈物欲。都变了,四十年间一切都变了,我们当年的付出不知道还值不值得?!

    我苦苦的想,苦苦的想,想起我们的老连长,三八年入伍的老革命,曾经是迟浩田的老班长,解放初就来北大荒开荒种地,住的是帐篷、干打垒,喝的是冰雪化的水,吃的是盐水熬冻菜和窝头,桌子是木板钉俩腿,睡的是结着冰的稻草铺。1969年开荒烧草时跑了荒,王连长抱着棉裤、穿着浸湿了的衬裤和我们一起追着火苗跑。他脸上的褶皱和那双含满悲哀的眼睛我永远不会忘记!不知道他是否因为这次跑荒受了处分?我们回城后,他们还在这里撑着。他们又受了多少苦?我眼含热泪想起那些已经埋葬在北大荒的前辈和战友,他们已经不能向社会讨要补偿或是公平了,他们没活到享福的今天。他们会不会在九泉之下问"我们值得不值得?"

    时代变迁,物是人非,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们不论谁说什么,只记得我们把青春献给了五星湖,我们永远记在心里的第二故乡!

    四、一别四十年五星湖

    这是发小李津生重返北大荒系列的第四篇文章。很生动的回忆,很真情的感慨。很多有相同经历的人都会产生共鸣。

    最后留下的当年的拉赫辫房。

    那个懵懂的年龄,那个懵懂的年代,在五星湖畔那些懵懂的日月,我们这些六十来岁的"知青"当年是怎样度过我们的青春?就像当年我们不知道五星湖水是怎样流进湖里又怎样注入乌苏里江一样,我们不知道今天的五星湖是不是和当年一样可以容纳我们的满怀思念和对青春的追忆。

    一别五星湖已经四十年!

    那个冬天,我们四连从抚远转移到漫无人迹的五星湖边,冰雪覆盖着湖面和那些深深浅浅的草甸子。我们炊事班在帐篷外搭锅支灶,戴着大棉手套给全连人烙大饼、熬冻圆白菜充饥。

    五星湖边的冬天是最冷的冬天,零下四十多度的气温下我们要坐着爬犁车走几十公里去伐木、拉木料、拉沙子,为春天盖房子做准备。天不亮起床,42号胶棉鞋里垫着乌拉草穿着棉袜子也不觉得暖和,皮皮帽子紧紧地系在脸颊上,尽量露出最小的脸面。困意总是跟着我们这群十八九岁的人,即使是坐在爬犁上也能睡着。到了目的地,我睁开眼,眼前全是冰柱子,是我呼出的哈气在我的皮帽子上冻出了半尺长的冰柱。一次劳动中,周沈在爬犁上睡着了,爬犁颠簸时把她折翻到雪地上。到了目的地,同行的战友找不到她赶紧返回去,看见她还在雪地里酣睡。一次,关力和韩全从营部回连队,她们带来大家的家书。冬天的北大荒经常大雪封门,几个礼拜都收不到信件。大家高兴地欢呼招手,关力站在拖拉机上也挥着手很兴奋。不知是车在晃动还是怎的,她的舌头碰到车帮子的铁皮上,一下就粘住了。"别动!快拿温水往上浇!冻白了舌头就掉了!"韩全用水融化着关力舌头和铁皮的粘结点,关力等不及使劲一挣,连皮带肉的扯下去一大片。受伤的舌头没法吃我们的大饼熬冻圆白菜了,只能把饼泡软囫囵吞下去。

    记得最劳累的事是人工运输大豆。不知道是兵团搞全民皆兵的大练兵活动还是汽油不足需要人工运输,反正是我们用小木棍扎成的小爬犁每个人拉着两包共360斤重的大麻袋包,徒步跋涉三十里往营部送。一路全是慢坡上山,在大队人马踩踏得溜光的冰雪地上,我象一头牛似的把绳子挂到脖子上,头几乎倾倒到地面,奋力地向前进!不少人从我身边赶过,我觉得自己走不动了,但是必须走,我心里默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都说只要念毛主席语录就能产生无穷力量,但那时我觉得对我无效,还是累得快倒下了。但我还是念着、念着一步步艰难地往前挣。现在已经忘了是怎样爬上东风岭,交了差,只记得回到帐篷里连上床的力气也没有了。我挣扎着爬上大通铺,我的铺位上铺着我从家里带来的狗皮褥子,已经冻在床板上。即使身下是一层冰,那也是我们最喜欢的地方。因为劳累和极度的严寒,只有躺在被子里,听着走道的汽油桶里劈柴绊子噼里啪啦地燃烧,那种幸福能让我浑身的酸痛得到平复。

    不知不觉中五星湖的白雪渐渐融化,露出枯草遍地。我们连的劳作有时是割草和芦苇。早上出发,地上冻得很瓷实。下午回来时,我抑制不住心头的高兴,把镰刀扛在肩上,昂头高唱,"扑哧"一声,掉进水坑里。原来冰化了,路上布满草垫子,疙疙瘩瘩的形成深浅不一的水坑。那时不知道这里是"湿地",是地球的"肾"。

    五星湖的五月还是冰碴遍地,我们开始建房子了,因为天津知青快来了,帐篷不够住。一生中这样的盖房子我只经历了这一次。先是把直径15到20公分粗细的原木埋进冻土层形成框架,再把小臂粗细的树干间隔三十公分横着固定在每根立柱上,然后和泥,把早先割来的长草一把一把地浸泡在泥里,用沾满黑泥的草自下而上的挂在细木杆上,每一把都拧成辫子,每个泥辫子紧紧挨着,这些辫子就是筑墙的砖头,晾干了再抹上稀泥,就变成避风挡雨的墙壁了。房顶也是用细椽子搭好框架,我忘了是用什么材料覆盖的。房子似乎没有窗子,肯定有门。因为我们周围总是浸着浅浅的水,还在房子周围挖了浅沟排水。床铺也是用细木棍搭成的,床下后来长满了青草。我们老兵是在帐篷里度过的冬天,而后来一批一批知青住进了我们的草辫子房。有一件趣事至今不能明了。一段时间连天下雨,一觉醒来,草辫子房的积水已经到了床沿,鞋呀盆呀都漂起来了。刘飞找不到鞋了,她坐在床上说:"我梦见鞋被扔到房顶上了。"大伙出门往房上看,胶鞋真的在房顶上。后来她还梦到在墙上挖个洞排水,大伙恍然大悟,真的是个好办法。

    夏天终于来了。蚊子小咬也随着来了。白天小咬当家,晚上蚊子上岗,我手上被咬的大包数了数不下三十五个。记得我们傍晚开会,我穿着一条灯芯绒裤子,哈,那些疯狂的蚊子排着队,撅着尾巴在没有绒的地方吸我的血。如果是去榛子林里摘榛子,要带上防蚊帽,遮挡得严严实实的。擦抹防蚊油基本不管用。

    夏天在五星湖边脱土坯也是个累活儿。土坯是盖真正房子的砖,只是不经过烧制。每个土坯大小重量是五块砖总和,把铡成寸段的草搅合在泥里,再用模子填泥压实就成了土坯。把在地里晾干的大土坯运回来,我们在五星湖建起保暖厚实的"干打垒"(就是土木结构的平房)。

    那时我们没有闲情逸致去五星湖观景,只是不自觉的置身于大自然的秀美之中。隐约记得湖对面是853农场,那边是大雁栖息的湖岸,我们见过大雁起飞的壮观时刻,我们在鱼梁子上见过冬季捕鱼,我们吃过五星湖的鱼,我们曾在湖中游泳,在湖边的白桦林里留影。

    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湖边恋爱、成家,我们城市知青和老职工结下深厚的友谊,即使在回城后还来往密切。在我们心里刻着烙印的五星湖,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是我们四连人共同的思念,也是我们要回家看看的原动力。熊蕾六月份去过五星湖,她说五星湖被列为保护区,风景很美,不让开荒种地了,连住在那儿也不可能了。因为五星湖是地球上难得的原生态地理环境,是面积很大的湿地,是地球的肾。

    2011年8月初我们一定要去看看五星湖,看看我们哭过、笑过、苦过、累过、流过血汗、度过我们青春的地方。当年的知青大体都是这样的。

    准备回家的四连人和家属,请你们掀开回忆的闸门,请重温你们记得的四连和你们的小故事,我们也许不能为五星湖做什么,但我们能告诉世界,我们心里的五星湖是什么样子,我们的青春多么美好,我们经历的不是苦难而是独一无二的人生历程。因为五星湖的独一无二,加上我们的独一无二,我们的后辈一定会记住五星湖也记住我们。

    五:漫游珍宝岛

    珍宝岛开战时,我们已经在抚远。珍宝岛,我们都是很多年以后才去的。但是我们都忘不了那个地方,如同我们忘不了抚远,忘不了红旗岭一样。

    1994年的珍宝岛。

    已故苑春发连长的儿子小文是个很英俊的医院院长,为我们一行知青设宴。苑连长是个特别有个性的人,皮肤黝黑,目如牛眼。所以我印象很深。可惜苑连长66岁就故去了。他的孩子们都很有出息,都成了农垦系统知名的干部。比如小军,据熊蕾说,他为湿地和环保做了许多事。小文特意请几个朋友开私家车带我们三十来人去珍宝岛游览。

    珍宝岛四十年前曾经发生过中苏之战。战斗打响之前,人们并不觉得有多紧张。后来伤亡的解放军被运下来了,老百姓见到鲜血,"哇"的一声激起了对苏修的愤恨,对解放军的怜惜,掀起了援战的热潮。那时担架队不要女生,女生就剃头写血书,要求上战场。兵团还组建了武装连队,都是发真枪。我的出身不是贫雇农而是走资派,所以没能上前线。但我们到抚远去建新连队,也算是间接抵抗苏修吧。那时有一个笑话是关于连队发枪的事:"一人一条枪----(鼓掌)是不可能的!两人一条枪----(鼓掌)是做不到的!三人一条枪----(结巴)是木头的!"我们就是拿木头枪的连队。

    珍宝岛与苏联只一江之隔,冬季结冰后,几乎看不出国界。盛夏的乌苏里江,水很清澈。到珍宝岛要用小船摆渡。小文打电话从国防三团借来一艘能载二十多人的大汽艇,把我们摆渡过去。

    珍宝岛太小了,徒步三十分钟就能绕岛一周。在岛上仅有的建筑就是兵营,条件非常艰苦。遥看对面原苏联的边境,只有郁郁葱葱的林木,看不到建筑和人影。珍宝岛绿树成荫,但夹杂在绿色中的那些四十年前被炮火摧残的焦黑的树干还光秃秃地站在那里。还有一棵英雄树,根深叶茂,旁边矗立着一个雕像,是战斗英雄杨林,据说被炸掉了手臂还依靠着大树向敌人开火。他已经牺牲四十年了。

    不断有旅游团队被运上岛来。人们在这个用鲜血保卫的珍珠一样的小岛上拍照留念。也许他们没有我们那种对珍宝岛的理解,那个年代,珍宝岛和我们兵团战士们一起镶嵌成祖国边陲的钢铁边防。兵团的代码就是"建设钢铁边防"。

    在离珍宝岛不远的一家简陋的小饭铺里,小文摆了三桌饭,有五种江鱼,能叫上名来的是鲤鱼、嘎鱼、鲫鱼、黑鱼,叫不出的鱼像是大撅嘴鱼。五种鱼是一锅炖的,没放什么作料,白汤,白鱼肉,鲜嫩,毫无土腥味。我这个不吃鱼的人也抢着吃。还有炖鱼锅边上贴的玉米饼子,简直是美食!据小文说饭是预先订好的,否则根本排不上,每桌花费一千余元。北大荒一般的饭菜不过百余元一桌。再看看小饭铺离了歪斜的房子,贴着塑料布的破窗户,破旧的圆桌,时不常飞舞着的苍蝇和用两条木板搭成的露天茅坑。只能感叹深山里出凤凰,陋室里酿珍馐,不经意处竟是世间佳肴。

    小文临时得通知要开会,所以免去了去饶河游览的计划,带我们一点多钟回到红旗岭。杨恭允建议去他父亲墓地祭拜,就买了些糕饼瓜果,随小文上山去。

给我们已故的苑连长鞠一躬

    苑连长的墓地在半山腰。由于兵团没有固定的丧葬地,过世的人就被家人安葬在住家附近山上的密林里。我们简单的鞠躬和诉说一番,"连长,四十年了,我们代表各地知青看您来了。没忘记您。知道您不抽烟不喝酒,给您买了点心和水果----"一想到这些前辈受了多少苦,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心里很是伤感。

    回城四十年,沟沟坎坎、认认真真的生活,不管沧桑变幻,还是时光消逝,北大荒始终在我心底的角落里。也许那是一丝丝离开他的愧疚?对老连长的祭拜,似乎使我心里的一点痛楚得到宽慰。

    六:依依不舍

    (这是李津生重返北大荒系列的最后一篇。其中那个狐狸的故事,是杨恭允讲的,有些不可思议。)

红旗岭之晨

    四十年前的盛夏,北大荒迎来了雨季。大雨把该收成的庄稼泡在水里,地上的泥淖深及膝盖,康拜因无法下地,只好用人工收割。我穿着一双高腰雨鞋,走一步要拔一下鞋,最后雨鞋完全陷入泥泞里找不到了。我右手拿着镰刀,左手抓着割下来的大豆,割一把扔一把,粮食完全和泥巴混在一起。我以为是雨太大了,现在才知道,那是在沼泽地上种旱庄稼,本来就多水,加上下雨,才涝上加涝。无论是天气原因或是人为浪费,那时亩产不足二百斤。尤其用机械收割麦子时,收割机轰隆隆在前面走,随即将脱出的麦穗输送到后面跟随的卡车里,卡车是四面漏风,麦穗从车帮子的大裂缝哗哗的往外流。有些职工家属在收割季节到地里捡粮食,能成麻袋成麻袋的捡回去。而那些遗撒在地里的,没几天又长出茂密的麦苗来。那些几百斤重的大种猪,由知青赶到地里,一边拱着黑土地,一边咀嚼着青麦苗。

    现在,北大荒和全国一样干旱起来。我们临走前一天晚上又回到了四连,割舍不了对五星湖的热爱,还要再仔细看看它。

    在老时家的小平房里,黄岩的苗凤、天津的徐真、北京的我各显其能。我在四连做过炊事员,苗凤是司务长,徐真的厨艺更是有口皆碑。我负责和面烙大饼,徐真烧泥鳅炖豆角炒木耳。而老时的老伴儿四五个小时前已经用柴锅煮了一锅黄灿灿的大茬子粥。饭快做好时,乌云爬上了五星湖面。我们拎着滚烫的刚烙好的大饼,赶在下雨前去五星湖边转一转。

    五星湖边宾馆里还聚集着一些忙碌的场部人员,为迎接省委书记的视察培训服务人员。湖边没有了喧哗和人迹,像是卸下了一身铅华的仕女,湖水温柔地静静地皱着眉头,依靠着深沉的乌云。鸟儿都要睡觉了,不再戏水鸣叫。我们就坐在湖边,看那些水草,那些点缀的荷花,那些在堤岸边栖息的雨鸟。堤岸向东边沿伸,苗凤指着覆满荒草的远处说:"当年我们就是从这里赶马车为连队送饭。"那远处现在只有草甸子和沼泽了,已经掩埋了当年开荒的痕迹。

    四连送饭的马车也有一些故事。那年谭副连长的妻子从马车上摔下来的事就很蹊跷。那是十一月份,地还没冻结实。苑连长、谭连长、杨恭允几人在荒地里探查,发现一窝小狐狸,狐狸爸妈不在家。谭连长不顾苑连长反对,执意要把小狐狸抱回去。到了晚上,小狐狸的爸妈围着连队找孩子,发出哀鸣。第二天,谭连长要了连里唯一一支枪和仅有的五发子弹。晚上狐狸爸妈又来了,他提着枪向林子里打,五发子弹全打光,也没打着啥。过不久狐狸们还是回来不肯离开。谭连长有个生病的女儿,他是为寂寞的孩子才捉回小狐狸的。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又过了两天,谭连长的老伴坐马车送饭途中,芦苇丛中突然飞起两只野鸟,"扑啦啦",马一下惊得猛转身往连队跑,车上措不及防的两个人都摔下来,老谭老伴的后脑硌在一个鸡蛋大小的冻土旮嗒上,七窍流血,立时毙命。而另一位从车上颠下来的知青毫发无损。大家都不相信一个小土块竟然要了人性命,纷纷到现场究查,连队里议论纷纷,杨恭允却坚信是"狐仙"捣的鬼。老谭终于放走了小狐狸。奇怪的是从那时起,他有病的女儿竟不医自愈!后来,谭副连长回贵州老家去了。

    下雨了,在四连住着的一夜,雨一直在下。我们四个曾经一起在四连住过帐篷、脱过土坯、盖过房子的战友,又睡在房前圈养着小鸡,房后种着豆角,茅厕离住房很远,院子里黑灯瞎火的四连了。四十年前蚊子小咬猖獗的四连,我们是在蚊帐中点着煤油灯给家里写信的。现在竟然不用挂蚊帐了。蚊子小咬跑哪去了?我们睡得很踏实。

    早上雨停了。我们再次进入五星湖园区。不舍的五星湖,我们和它做别,我们魂牵梦绕,我们还想回来。

    8月6日,我们搭乘红旗岭开往佳木斯的大巴离别。老时一家和没走的战友送行,手牵着手,嘱托来叮咛去,"要常回来呀","到北京来玩",依依不舍。

    四个小时路程,路况很好。大巴也不超载。公路管理非常严,随时可能有检查超载的纠察上车。看来政府只要认真管理就能做到安全规范。佳木斯市有很多标有"农垦"字样的单位。因为它曾经是兵团总部也就是后来黑龙江农垦总局的所在地,后来农垦总局搬到哈尔滨,佳木斯的经济和GDP受到一定影响。

佳木斯江边的知青雕塑

    从提前一天到佳木斯的人那得知,十天之内到北京的火车票、五天之内的飞机票都卖光了。只有到哈尔滨去碰运气。我们坐五个小时巴士转辗回到哈尔滨。多亏杨公允的朋友帮忙,弄了几张票把我们塞上火车。

    这趟旅程,让我们见识了交通工具的满负荷,国人对旅游的热情,黑龙江各大城市、广阔农村的生活水平,以及国家充满潜力的发展前景。我们为今日北大荒的富硕倍感欣慰,我们忽然觉得,北大荒原来没和我们分开,和我们这样近,心脏是在和我们一起跳动,日子与我们的一样越来越好。

    (全文完)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1-07 09:13:51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 标题: 转发: 非常深入:再读父亲薄一波

再读父亲薄一波

----百封书信背后的历史真相

薄一波女儿 薄小莹

2011-06-03

    薄一波平反后收到的部分来信

    环球人物杂志刘畅主笔去年的约稿,拖至今日才完成,我已是怀着十分的歉意!在反复斟酌后,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目,是因为读了那些老前辈写给爸爸的信和爸爸在一封封信上的批复。信中提到了70多年前的抗战,更提到在“文革”中他们蒙受的不白之冤。来信中的内容与爸爸的批复使我感受到他们共同对信仰的执著及对那段历史评价的“心结”!这篇文章我认真查阅了资料,而此文试图在这些书信基础上(限于篇幅只能引很少的一部分)来展现历史的真实。我也想在研读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感悟爸爸的心路历程。

75年前的三晋大地风起云涌,是全国抗战的模范。冼星海为之作歌:《牺盟大合唱》;李公朴为之著书:《走上胜利之路的山西》。要打日本鬼子的热血志士纷纷来到了山西,“决死抗敌”!其中不乏北大、清华的优秀学子——“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身处陕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对山西在抗日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着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 1937年9月,在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毛泽东指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

这是一段不该被淡忘、忽视的历史!而在“文革”期间,“牺盟会”、“山西新军”更被污蔑为“反动组织”、“反动军队”,那些当年慷慨悲歌以赴国难的青年,由于这段他们一生都引以为豪的历史而备遭摧残,人生坎坷。

此文从爸爸接到的老部下的来信说起,讲述了老战士们与他们的政委薄一波在“文革”中的共同抗争,又以书信为线索、视角,回顾了75年前的那段艰苦卓绝而又辉煌传奇的历史。

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太原北部地区委员会书记,太原地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31年被捕后,被关入“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任支部书记。1936年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受北方局指令,回到山西,和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起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任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改组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盟会)。抗战爆发后,组建山西新军(首先成立青年抗敌决死队,以下简称决死队),任第一纵队政委。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攻打新军。此后,新军列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任太岳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副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华北军区政委、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部长、国家建委主任、经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文革”中受到迫害。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是中共七届、八届、十一届(四中全会增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顾委副主任。

薄一波一生共有7位子女,依次为西莹(女)、洁莹(女)、熙永、熙来、小莹(女)、熙成、熙宁。

写给当年薄政委的信

不少信没有提什么个人要求,只是鉴于“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的教训,要求他将山西抗战的历史说清楚

2007年1月15日,爸爸永远离开了我们。整理遗物时我看到那些成捆成捆的来信,其中197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来信大都是当年抗战时期“牺盟会”和“山西新军”老战士(其中有工人、农民、军人、干部)写来的,有200余封。这些信大部分是通过信访办转到老人家手中的(信上盖着中办、国办信访局的戳,有的来信上还别着信访办的条子)。翻看这二三十年前的来信,首先吸引我的是爸爸在这些信上写的大大的字,当时爸爸已年过七旬,又刚刚恢复工作,头绪万千,怎么会有如此的精力来一一阅读、批复这么多看似普通的来信?细读来信,我被其中所述说的往事深深打动。虽然其中的行文用语未必那么流畅贴切,但实实在在的“故事”却让我真切地感触到那段历史,也使我连缀起爸爸平日和我们谈到的点点滴滴。

来信记录真挚感情

1978年底,爸爸平反了。消息一经传出,来信便如雪片。现在我能看到的应该远远不是来信的全部,因为不少来信显示,那已是第二或第三封信,他们此前已接到过爸爸的回复(或批写在原信上寄回,或亲笔复信)。我想在此文中摘录这些信的原话,因为那是最真实、又是最真挚、生动的记录:

“直到我给您写信那年(1979年)(我的问题)一直迟迟不予以平反。您老人家得知后,在我的信上写了几句话,您让我等待落实政策,并说等问题落实后,有机会见见面,有什么问题给您写信。当我看到您那父亲般的亲切话语,我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到了1979年11月份,我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落实。”(烈士冯彦俊之子、牺盟会通讯员冯永义,1981年12月 19日)

“接到您的复信,我们非常激动,真没想到伯伯会在百忙中那么认真地亲笔回信。……我妈妈看完信感动得流出眼泪,伯伯的亲笔信对她多年来受了无数次打击和挫伤的心是莫大的安慰。”(崔振三之子崔云宁,1980年1月1日)

“去年王新三同志带来你亲笔为我写的有关历史证明,使‘文化大革命’以来拖了多年关于我参加革命年限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许铁民,1980年1月11日。秘书记:薄老已于1980年1月18日复信。)

“您在百忙中亲自看了我的信,并给予了回信,使我万分感激。关于我要求证明的问题是这样的。”(张儒英,1980年1月23日)

“近从王世荣同志处,得悉首长回信,当即使我如同久压胸中重石落地。”(樊印才,年份不详,12月4日。秘书记:已复。)

“那时您正住院治疗,您的儿子熙宁同志代笔回了信,我老泪横流,因为这封信为我解除了身上的枷锁,洗刷了我心头的积怨。”(原决死队特务中队中队长李景荣,1994年2月19日)

“首长在百忙中很快把我的信批转北京军区,使我深受感动。军区已于1983年9月20日确定我参加革命的时间,从1937年5月参加国民兵教导团算起。”(张希诚,1984年3月12日)……

抗日武装却被诬蔑为“伪军”

记得当时还有不少人找上门来向爸爸倾诉,有老战士也有他们的亲属。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是抗战时期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武装,而对这一组织、这一军队的评价有着曲折的过程。尤其在“文革”中,被污蔑为“阎匪”,甚至“伪军”。可想而知,当年这些与“薄政委”共赴国难的牺盟会员、新军战士在“文革”中承受了怎样的磨难:

“我母亲能投身到党所领导的山西新军参加革命是件大好事,是走对了。……1968年7月,我母亲被迫害致死。在她去世前,我回家见她最后一面的那个夜晚,她特意向我叙述了在新军时的一幕幕生活,她提及您时说‘也不知薄政委怎样了’。……受我母亲的株连,我兄妹五人几乎到了家破人亡、一贫如洗的境地。”(马英之子马建生,1979年1月10日。爸爸在信头上批嘱弟弟薄熙成回信:“爸爸看了你的来信,说马英同志是他的老战友。说你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苦了,这是历史现象。所遗留问题可向组织继续要求解决,估计在三中全会后的形势,问题是会解决的。”)

“您虽然不认识我,但您在我的心目中却很熟悉,因为从小就常常听爸爸讲他抗日战争时期跟随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浴血奋战的许许多多事情。……整整十多年我们全家都因爸爸的‘罪过’而过着被人欺凌侮辱的日子,爸爸的胳膊被打断不给医治以致成了残废,妈妈双腿被打残至今寸步难行……”(崔云宁,1979年12月6日。爸爸在信头上写了大大的几个字:崔振三,暂存。)

“父亲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在薄伯伯的亲自指导下,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受到林彪‘四人帮’掀起的‘肃薄(一波)肃李(成芳)’恶浪的冲击,并被坏人踢伤肾脏,以至于右肾脏被切除。”(梁中玉子女,1980年5月17日。信上秘书记,爸爸发了唁电,并与其子女面谈。)

“我是张翼天的女儿,我父亲曾在山西抗日根据地和您一起生活和战斗过。……公安局人告诉我:‘因你父亲态度顽固,被拘留了。’……公安局的人当时指示我说‘你父亲不能写字(半身不遂),你帮他好好回忆,交待他过去在山西决死队的情况,要写详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机会。’”(张彬,1980年1月2日)

“首先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在我父亲去世以后对我们的关怀。……我父亲和其他许多在牺盟会决死纵队工作过的同志一样,‘文革’中被打成国民党员、反动军官。”(樊建德之子樊向群,1981年7月5日)……

“希望你为牺盟会多说几句话”

不少信没有提什么个人要求,甚至是匿名的(还将可能透露信息的信纸字头部分裁掉),只是鉴于“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的教训,希望尊重历史,要求爸爸将山西抗战这段历史说清楚:

“牺盟会这个组织是革命的,而且在抗日战争初期它吸引了大批青年加入了革命队伍,这一点我是了解的。但是这个组织在别的地区的一些人,有的就不太了解。……现在你老人家这一辈健在,这个问题容易说清,假定在百年之后,由谁能说清这个组织(牺盟会)在革命历史上的作用,我曾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去信,烦请你老人家给其他老一辈人考虑,可否说明这个牺盟组织在我们的伟大的革命历史上的作用,以便后人能够知道革命征途上有这样一个革命的史事。”(霍仁秀,1981年2月1日)

“我是一个退休工人,在1936年,山西一开始成立牺盟会,我就在太原同蒲铁路上,参加由你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由于没有中央文件,这里的领导人大部分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对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历史不了解,也无文件可查,……‘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整了你,我参加过牺盟会的历史也成了不明不白的历史问题,连提都不敢提。……我认为牺盟会决死队是当时革命组织的一部分,中央应该有个明文规定。”(邱生云,1979年1月5日。爸爸在信头写:“简复,信收到了。谢谢。”)

“但就在长期的频繁的拳打脚踢、火烤、棍棒打、烈日晒、蚊虫咬……残酷的折磨下,我都没有丝毫改变你是好老师、好党员、好首长、好领导的信念。十年中我没有说过你一句(坏)话,没有写过你一个坏字。……关于山西抗日决死队和牺盟会,山西人民是有公正评价的。但有一些不明历史情况和有意贬低决死队和牺盟会的人。……‘十年动乱’中更是把决死队、牺盟会打成了‘最坏最坏的反革命组织’。……你是牺盟会、决死队的头,我们跟你走过一段艰苦的路,希望你为决死队、牺盟会多说几句话,把党的这部分历史讲清楚,恢复决死队、牺盟会的本来面目,为牺盟会、决死队恢复名誉,为我们牺盟会员、决死队员恢复名誉。……三中全会以后,你见报的两篇文章里曾说到牺盟会和决死队,这使我们很高兴,但我觉得话说得少了点、轻了点,以后有机会请你多说两句。因为这不仅是你的事,也不仅是我这个写信人的事,而是涉及到千万人的事,涉及到千万人流血牺牲的事,涉及到党的这部分历史本来面目的事,你应该把这事说清楚。”(匿名,1981年7月11日。写信人提到他曾在晋绥军区第八军区司令部工作,1943年曾护送过爸爸通过离岚公路封锁线去延安。爸爸在信头写:未署名的来信,存晓予[秘书]处。)

“1982年8月是山西抗日决死队成立45周年,恳请你写一篇纪念文章刊登到人民日报上。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个人、党派、团体(有的比决死队大,有的比决死队人还少)常见到纪念他们的文章,写一篇纪念山西抗日决死队的文章上报,也是有益的,因为它是千万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行动,而且有许多烈士流血牺牲。”(匿名,1981年8月8日,从笔迹上看似与上封信同出一人之手。)

抗战初期,山西人口也就1300万。到1939年夏,牺盟会的会员竟发展到300万之众!山西新军主力50个团加地方武装达10万人,参加这一由共产党实际领导的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组织、军队的人及涉及的家属该是怎样一个庞大的群体!

“我要活着出去”

父亲说:“‘希望和自知无罪’鼓舞着我,使我能在10年‘监护’和‘管制’下健存下来。”

1967年1月1日,爸爸从广州被造反派押上火车,开始了长达8年的“监护”、4年的“管制”。经历了136次批斗、206次审讯(即“过堂”)、武力批判、单独监禁、家破人亡(我妈妈胡明于1967 年1月15日被迫害致死,三个兄弟被关押在“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5年之久)。2007年,爸爸去世后,我才看到一些《动态情况反映》(专案组人员及看守写的简报)的复印件,才了解到爸爸在“文革”时期遭遇的一些细节。

“总想到她之死和孩子们如何活”

1967年1月3日,爸爸被押到北京“监护”,7日开始写“交代材料”,10日开始提审,21日写完《关于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斗争始末——兼答1936年9月出狱经过》(已收入《薄一波文选》)。29日在批斗会上得知妈妈被迫害致死,看守记“自1月29日斗争会后,情绪不太正常,常问他给孩子去的信,给他发出去没有,怎么不见回信”。

2月1日到11日,爸爸写在人民日报边缘的“日记”里,总要提到妈妈和我们:“2月5日……我这几天除了想到胡明同志之死以外,就只想到小孩们怎样生活下去的问题。……不得已今天给孩子们写了封信,不知能否发出去?我的主要目的是使他们知道,他们的爸爸还在。……2月7日……总想到她之死和孩子们如何活。……2月9日……今天农历元旦,……我脑子里,只能不断想到你们。”

从2月开始,由于不间断的提审和批斗会,加上旧病(爸爸当时59岁,身体本就不太好),爸爸越病越重,常常在“日记”里自我勉励:“2月1日……今天浑身无力,大有支持不住之势,这不行,我要努力挣扎,如果病倒,那还有谁来说明我们的冤屈。……2月15日……要挣扎,身体无论如何也垮不得。……2月21日……今天是第八次斗争会。……吃药效果不大,药继续吃了,看明天怎样。精神实在有些顶不下来,但应努力支撑。”看守们的汇报中也记录了爸爸曾对他们说:“我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写出来,为了把身体搞好一点,我要多吃饭,我要求你们给我买点醋酱油吃,刺激胃的消化,不知是否可以?”而看守们的态度是“没有答复他”!

“勤学习、苦锻炼、不自杀”

从爸爸的“日记”看,3月开始,爸爸努力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到批斗会对他的批判内容上,他尽可能记下大会的发言及他的答辩,尽可能不再去想家人。我联想到爸爸曾给我们讲过,当年(1931—1936年) 在草岚子监狱,先后关押了400多人,绝大部分陆陆续续变节、叛变走了,其中有的人本来很坚定,就是将他们的父母、妻儿抓来后,顶不住了,最后只剩下爸爸他们50余人坚持斗争。为了不使自己被“软化”,孤军奋战的爸爸必须自我调整,自我珍重。难怪爸爸曾劝诫过我:“人不能沉溺于一种情绪中,尤其是消极的情绪。”看来这是爸爸坎坷遭遇的经验之谈。尽管如此,人非草木,我发现爸爸在被“监护”期间看过的书上面,记录下每次阅读的起止日期(爸爸将经典著作通读了数遍),那日期大都是我们这7个子女的生日!爸爸后来曾跟我们说,在狱中他给自己定了三条:“勤学习、苦锻炼、不自杀。”又觉得“不自杀”太消极,改为了 “不气馁”。

因为爸爸不肯屈服,“武力批判”就成了家常便饭:“7月6日……我今天受了一次毒打,身上到处是伤,衣服全被撕破。……8月8日……两人反绑手,是训练过的,不只是反绑,而且扭折,后面一人专门踢打,……押我的3人‘一班’,大约15—20多(人),共换了6班,每隔2分钟折腾一次,扭坐飞机式,两臂反扭几次,腿伸直头压到地下,但必须抬起头来立正,抓头发踢打……8月8日补记,昨天回来发晕,手臂不能动未记。”……

爸爸被折磨得曾几次昏厥,但态度始终强硬,不肯低头,专案组的汇报常写道:“截至目前,薄一波仍负隅顽抗,态度极为恶劣,拒不认罪。在批斗和审讯后,常在看过的报纸上写东西,大放厥词,发泄不满。…… 表现极不老实,气焰嚣张。……无论是提讯还是斗争会,在会上公开反驳、顶撞。……薄一波在黑帮里是最坏的,根本不低头认罪。”

……1975年9月1日,中央专案一办上呈的简报中又提到爸爸是少数始终不认罪的人之一;9月5日汪东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等给主席、中央的报告称:“我们收到一些受审查人的信,原来只有薄一波不同意审查结论,其他都表示同意。最近不同了,有少数人在闹翻案。”

因为任何手段都不能使爸爸就范,“薄一波专案组”多次受到康生(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训斥。1968年1月,“该组成立至今,始终未将薄之反动气焰打下,可见该组工作之弱,应彻底检查工作之缺点。”1968年4月,“你们为什么进展很慢呢?……薄一波专案组没有头绪,没有进展,你们思想很乱!”康生还批示:“这个组人员要调整,正副组长不强。”

    照片:

    1972年,被“监护”期间的薄一波第一次被允许与子女见面。左起为薄小莹、薄熙来、薄熙永、薄洁莹、薄熙成、薄一波、薄熙宁、薄西莹。

    上世纪五十年代薄一波和孩子们在一起。下图:1967年,薄一波在狱中的申请书《要求见见我的孩子们》

   1992年,薄一波与子女合影。前排薄小莹,后排左起薄熙来、薄熙成、薄熙永、薄熙宁。

“关键时刻我挺住了”

“文革”中给爸爸安了三大罪状,其中之一就是所谓“山西问题”。大约是在1967年8月间,爸爸在批斗会上听到了新内容:“8月27日……本周共揪出8次,连同专案小组一次为9次,……也开始了‘新’的,如:清算所谓‘牺盟路线’,投靠阎锡山等。”

这是康生直接授意的:1967年8月4日,康生召集“彭真专案组”及各组办案人员讲话时向“薄一波专案组”授意:“彻查有关敌伪档案,弄清薄一波与阎锡山的红皮白心的关系问题。”1968年4月26日又指示:“薄一波专案组当前的问题就是抓特务关系,投靠阎锡山的问题也是特务关系,要好好把这个问题抓住。”1968年7月20日,专案组提交了《审查报告》,其中将爸爸受北方局指令去山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说成是“投靠阎匪,做了阎匪的大特务”;将“十二月事变”后爸爸率新军加入八路军序列说成是“钻进革命队伍”;等等。7月23日康生在此报告上批示:“此件整理得好,可做呈阅件。”转报了党中央。

被诬陷为“红皮白心”的那段抗战历史对爸爸来说是刻骨铭心的,那是他亲历的、辉煌的、艰苦卓绝的历史!我有一份当年爸爸在被“监护”期间写的有关牺盟会、决死队的“交代材料”——《在山西搞统一战线工作的三年》,这份材料是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回忆的情况下一气呵成的,约1.5万字,内容涉及当年如何受命、如何与阎锡山约法三章、阎锡山为什么会用共产党人、如何接办改组牺盟会、如何争取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包括营救王若飞出狱)、如何组建新军、秋林会议后的对策、“十二月事变”等被歪曲污蔑的关键问题。爸爸将这3年分为3个阶段来叙述。其中提到各方人士多达40余名,时间精确到月、旬。

彭德怀在狱中被问及牺盟会、新军时,有这样的书面答复(1969年9月12日):“……牺盟会在上党区各县都有公开机关,多数牺盟负责人是共产党员(秘密的)或党的同情分子,也有少数坏分子。上党区有一、三两纵队,一纵队司令是薄一波兼,三纵队司令是董天知(秘密党员),经过党的秘密关系进行领导。他们也以救国名义,进行一些群众组织,如妇女救国联合会等。……也没有听说,在牺盟会中有三青团组织(即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1939年夏阎锡山开了秋林反动会议,是与蒋介石当时反共高潮同呼吸的。会议后,薄一波来到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时,同我谈到阎锡山又退回到抗日以前的反共时间(时期),要用电鞭式政策对付共产党,意思指共产党是老虎,玩老虎的人要用电鞭才能制服它。……当时我和薄一波交换了意见,……决死一、二、三纵队要有协同动作,统一的抵制阎锡山的反动政策,薄表示同意。”

不知是爸爸无数次的抗辩,还是专案组找不到证据,连他们自己都感到这种诬陷是“无稽之谈”,1972年9月以后,其上报的《受审人员处理意见表》也不再提“投靠阎匪”、“阎特”,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想到爸爸这12年的遭遇,其中8年是单人监禁,形单影只,家人音信全无,面对的只是谩骂、污蔑、侮辱、殴打,他已是近70岁的老人……我觉得爸爸有1000条理由倒下、放弃、绝望、崩溃。然而事实上爸爸的心里却有1万条理由要坚守,即便是独自一人,他也要坚守在那块阵地上!因为那不仅仅关乎他个人,而且关乎到他身后千千万万人的清白,关乎历史的真实!

爸爸居然挺过来了,天地间果然有正气!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爸爸的问题仍得不到解决。1977年,爸爸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我的一生是献身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做过一些工作,也犯过一些错误,问心无愧。‘希望和自知无罪’鼓舞着我,使我能在10年‘监护’和‘管制’下健存下来。”

一次,我与爸爸谈及这段经历,爸爸的自我评价是:“关键时刻我挺住了!”我想,经历过“文革”那场劫难的人都应该能掂量出这句话的分量。

“一道道的山来一道道水”

爸爸似乎仍有着无尽的牵挂:“我以后不能再照顾你们了!”

当年毛主席做了战略设想,要使山西成为整个华北抗日的战略支撑点,同时要求八路军部署在晋东北的五台山、晋西北的管涔山、晋东南的太行太岳山脉和晋西南的吕梁山脉。1937年9月21日,爸爸率领着经过50天训练的决死队北上五台山,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但朱德总司令指示爸爸率部占住晋东南,准备打持久战!阎锡山也很看好晋东南,评点说:“自古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五代梁、唐、晋、汉、周,都是从那里起家的。上党居心腹之地,当四达之冲,肘京洛而履河津,倚太原而跨河朔,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毛主席的战略设想后来实现了,八路军总部1937年离开陕北,前后转移数十处,都是在山西境内,三大主力师的师部也基本在山西,在这一道道的山中间。

爸爸总是念念不忘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念念不忘那些同甘共苦的父老乡亲!魂牵梦绕他曾战斗过的那些山山水水。

关注烈士遗属的处境

牺盟会、山西新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据不完全统计有万余名干部战士。给爸爸的来信中就有不少烈士遗属。爸爸晚年提到这些人时,仍很激动,比如凌则之烈士。

凌则之烈士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冬日寇进攻绥远、察北,凌则之受党派遣,率一批平津青年奔赴太原,参加牺盟会,后又成为决死队政治工作者,一纵主力团二十五团政治委员,1940年率团参加百团大战,10月22日日寇合击驻武乡县的八路军总部,二十五团奉命阻击,掩护总部转移,与敌激战9小时,壮烈牺牲!年29岁。爸爸曾委托他人收集资料,希望能为其立传。在爸爸的回忆录中也写到这一段历史,一纵主力二十五、三十八团,在一二九师直接指挥下,10月 20日—22日的保卫八路军总部之战及7天后的关家垴歼灭战,打得异常惨烈,出发时两团配备齐全的4400人,回来时只剩下1000余人。爸爸十分怀念那些能赴国难的青年!他们中有的家境很好,他们有条件躲避残酷的战争,甚至有能力出国,他们有可能成为科学家、文学家……但他们选择了投笔从戎赴国难!

凌则之烈士的侄子来信:“承蒙您老人家关怀,屏山县党和政府于1983年5月承认了我是凌则之烈士的亲属。……恳求您老人家,促成四川省屏山县党和政府落实政策,恢复烈士的合法遗产(故居)遗物的政治名誉。”爸爸批转(只剩下第一页复印件):“中组部阅核。请酌转杨汝岱同志。信中所讲凌则之同志在我处山西新军任过三总队政委,在百团大战中进击关家垴日军时英勇牺牲,是非常好的一个同志。信中要求合乎政策,似应允准并速处。”

爸爸是从基层走出来的,很能体察世道人情,他非常关注烈士遗属的处境,担心他们孤儿寡母受人欺负。对来信中提出的落实政策、子女解决户口、工作等要求都按制度政策尽量帮忙,甚至帮助求医问药,调解家庭矛盾。

1942年10月至1945年4月的“围困沁源”战,艰苦卓绝,可歌可泣,战果辉煌。在“围困沁源指挥部”的领导下,沁源军民采用破路、伏击、地雷战、麻雀战、窑洞战,并空舍清野,使1600平方里的地方成为无人世界,粉碎了岡村宁次调集重兵对太岳根据地进行的扫荡、“驻剿”,及搞“山岳剿共试验区”的图谋。其中1943年10月24日歼灭日军赴太岳“山岳剿共试验区”战地参观团,因电视剧《亮剑》而为大家所熟知。

爸爸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这段历史时,悲愤地提到那些先他而去的老战友:“当年坚持沁源围困斗争的三十八团团长蔡爱卿同志,就是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横遭折磨而早逝的。1978年夏季的一个晚上,蔡爱卿的妻子带领着5个孩子,突然找到西直门国务院招待所,泣不成声地对我说:蔡爱卿病已垂危,念念不忘地希望见老首长一面。”但当爸爸赶到医院时,“这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坚持沁源围困斗争的猛将,已经与世长辞了。”还有当年参加围困战的沁源县委副书记(后任福建省委书记)侯振亚、太岳农救会主席(后任山西省委书记)卫恒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1985年6月27日山西省委发了“为卫恒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爸爸感慨万千:“李立功、王森浩同志并常委各同志:省委对卫恒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我接到后,很沉重地读了两道,很受感动,十八载奇冤大案,终于得到昭雪,这说明什么呢?历史就是历史,谁也篡改不了。山西省委是认真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方针路线的。我建议用什么方式,把决定的最后一段话能在山西日报上公布一下。专此,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书信背后的追忆

在一捆捆的书信中夹着不少爸爸写的唁电稿,在唁电中爸爸总要回忆与逝者共同战斗的往事,追忆他们的功绩:

“……得悉开基同志逝世,不胜悲切!……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北岳根据地中心沁源县城后,太岳区党和太岳军区决策选择了‘围困沁源’的方针。他当时是沁源县委书记,立即率领沁源群众、民兵,积极协同主力部队参加了长达两年半的‘沁源围困战’,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用围困办法战胜敌人的先例,党中央对此曾给予了高度评价。开基同志在斗争中创造了多种办法,如地雷战,在二沁大道上伏击敌人运输队等等,屡建奇功。压倒敌人,始终组织不起‘维持会’,功不可没……感思很多,仅写这么几句话,以示哀悼。望你和孩子们节哀、保重!”(1993年2月25日)

有些唁电是爸爸偶然得知消息后主动补发的:

“山西省定襄县政府并转刘君实同志家属:惊悉君实同志逝世,不胜哀悼!君实同志逝世消息,我是在前来北京参加人大会议的山西代表团阎武宏同志处才听到的。所以未能在君实同志追悼时发个唁电,送个花圈,真是一大遗憾……抗日战争开始,本班同学刘济荪(后任湖北副省长)、刘元璋(三专署秘书,负责保护隐蔽“赵城金藏”三年,1945年在日寇进攻时牺牲)、刘君实同时参加抗战,并差不多前后参加中国共产党……有人讲,可称之为刘氏三杰。事实证明,他们三人都为抗日斗争作出贡献。刘元璋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济荪、君实都看到了全国解放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不幸他俩也去世了,能不感慨系之!这不是唁电又是唁电,借此数语,聊表哀思,君实安息吧!” (1991年3月29日)……

阎寨村村委会曾致信爸爸,他们希望能改善学校条件,但苦于经费短缺。爸爸心里一直挂着这件事。1997年爸爸将稿费20万元捐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帮助革命老区沁源县建一所希望小学,校址就选在了当年太岳军区司令部旧址所在地——城关镇阎寨村。

晚年无尽的牵挂

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虽然这个纪念日不放假,常常也没有什么活动,但爸爸很记得这个日子!每到这一天,他都会提醒身边的人说:“今天是抗战胜利的日子!”

爸爸曾给我们讲过,在山西,有的村子的乡亲会在同一天给亲人上坟,为什么他们亲人的忌日是同一天?那是因为他们的亲人是在同一天被日本人杀死的!老人家常对我们感慨:山西当时人口并不那么多,物产并不丰厚,但出了那么多的兵,出了那么多的粮!山西人比较绵,不是那么强悍,但抗日却一点没含糊!

爸爸会唱的歌基本上都是抗战歌曲,他曾告诉我们,那是他听会的:1936年主持牺盟会,在国民师范大楼里办公,校园里集合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志士,那时,青年们的歌声此起彼伏,爸爸便也就耳熟能“唱”几句了。

与年过九旬的爸爸聊天,有时他会走神,并常会有些恍惚地问道:“×××还在吗?”现在想起爸爸那时的眼神,心里很难过,我竟完全没能体察爸爸的那份心境!病重住院期间,有故人家的子弟来探望,爸爸似乎仍有着无尽的牵挂:“我以后不能再照顾你们了!”

垂垂老矣的爸爸常常闭目养神,一次客人来看望,问道:“闭着眼睛想什么呢?”爸爸说:“眼前就像过电影一样,那些山,那些水!”

——更多详细内容,欢迎阅读2011年5月26日出版的《环球人物》杂志(2011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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