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目前国际经济形势日益变得险峻,昨日美国、日本、香港、上海等股市均出现大跌,美国黑石基金公司的股票暴跌百分之十几,黑石公司的亏损窟窿已经暴露无疑,中国政府投入的30亿美元可能已经打了水漂。由美国次级贷款引起的经济危机才刚刚暴露出一斑,中国的海外投资已经被卷入至少上千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内也在打着一场艰苦的战争,至少有五六千亿美元的国际热钱目前正在炒作和投机中国,如何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化”对中国带来的这场挑战,下面的系列文章都做了一些分析。这是我们精选出的一组信息,请大家关注。]

国际热钱豪赌中国的崛起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11月12日

目录

呙中校:国际热钱豪赌中国的崛起

郎咸平:美元对人民币的大规模屠杀正在展开!

沈国放:全球“经济金融化”现象增加风险

樊纲:中国经济失衡现象继续加剧

祁斌:中國資本市場整體結構失衡

郎咸平:以房地产为主导的中国经济

张清扬:退休老人分配不公令人无法容忍----分裂退休老人群体,孰之过?

早稻大量减产,粮食整体供应趋紧

2008年的铁矿石谈判预期将继续涨价

三季度宏观数据揭示经济减速迹象

全球性信贷紧缩或将引发中国潜藏的金融危机 

中国虚拟财富泡沫削弱实体经济发展

不平等的成品油市场体制再遭油荒挑战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前景广大

要从全局性高度重新审视国有股减持

私营企业主将自己定位于中间阶层

大型国企整体上市时机已成熟

上半年双顺差局面进一步扩大

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高歌猛进”

唐钧:个税收得越多越好吗? 

黄祖斌中国房价有望下趺一半 

上海单月存款骤减近千亿 资金涌入股市

华军:全球粮食储量捉襟见肘高物价时代无可避免

从富豪榜透视出中国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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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王小强 "Wang Xiao Qiang" <wangxq@citicpacific.com> 收件人:"'Wang Shao-guang'" <wangshaoguang@cuhk.edu.hk>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09 15:42:2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王岐山任重而道近! 

国际热钱豪赌中国的崛起

迫近中国的金融危机,王岐山任重而道近! 

呙中校

2007年11月10日

    以万亿美元计的国际资本,永远都是饥饿的猛兽。国际热钱豪赌中国崛起,从商品期货入手,炒高石油、棉花、矿产等价格,外围包抄中国,抬高中国通胀。中共十七大未雨绸缪,做好路线准备,并提拔有金融经验的王岐山进入政治局以应变。

    这是一场世纪豪赌,也是一场全球化的豪赌。赌股市,赌汇市,赌楼市,赌黄金,也赌石油、棉花、粮食……但归根结柢,全球资本都在赌一个概念——中国崛起带来的庞大市场机会。中国的崛起可能是二十一世纪最重大、最受关注的国际性事件,这也是最让国际投资者亢奋的话题——一个史无前例有着十三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急速地迈向国际化和现代化,加之资金前所未有的充裕,中国成为他们再次施展资本魔力的绝佳机会。油价涨,金价涨,连棉花等一般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也在猛涨,涨得有人欢喜有人忧,随之而起的物价上涨就让更多人陷于两难——负利率逼着他们拿出存款去买股票、基金。而当这场庞大的资本泡沫游戏吹进中国,还没弄懂股票是什么的中国老百姓身不由己地匆忙加入,对中国是喜还是忧?

    而处于这场豪赌中心的中国,在因资产重估而价值猛增的喜悦中,还夹杂着对突如其来的富贵的惴惴不安。中石油A股上市首日就几乎上涨两倍,成为全球最大市值的上市公司。就市值而言,目前全球十大上市公司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中国企业,这足以提升中国人的自信心,但不足以让中国自豪,这不仅因为只是纸上富贵,而最关键的是这种「富贵和强大」不是靠长期的生产和积累获得,而是国际资本魔棒的杰作,换言之,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中国不仅没有掌握定价权,而且连国际金融市场运作都还处于学习阶段,这无疑是中国在这场豪赌中的尴尬和困难所在。

    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相比,国际炒家难以从中国汇市、股市入手,因为中国目前还存在相当严格的外汇管制,对游资也很警惕,但是国际炒家选择从商品期货入手,炒石油、棉花、矿产等,而这些正是中国稀缺的资源。从外围包抄中国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倒逼国内商品如汽油等涨价,抬升国内通胀水平。如果国内通胀居高不下,那么中国政府可能不得不考虑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比如再次出其不意大幅调升人民币汇率。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不可避免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科网泡沫破灭之后,全球经济低迷,欧美指责中国低价产品倾销全球,在全球输出通缩。不久全球粮食、钢铁、石油价格上扬,有人说是中国加大了国际采购,导致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因此又指责中国输出通胀。中国难道愿意去高价采购?实际上美元贬值、日圆低息才是真正的源头。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西方大国遏制中国崛起的阴谋,在「阴谋论」的思维下也就出现了各种耸人听闻的「高论」,但实际上复杂的国际金融市场背后的动机却是非常简单,那就是资本追求高额投资回报的嗜血性。

    从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和经验来看,以万亿美元计的国际资本,永远都是饥饿的猛兽,它们吞噬的对象不分地域、种族,也不管意识形态,十年前索罗斯们不但让东南亚国家栽了跟头,早年也让英国很受伤。美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的金融调控史,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与华尔街金融大亨的博弈史。如果说当今国际政治最大的危险来自全球性的恐怖主义,那么当今世界经济的最大危险应来自全球化的资本投机。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更是如此,而不是所谓的西方的「阴谋」和压力。全球恐怖主义与国际资本投机二者的共同点都是没有人性,而最大差别就在于前者没有理性,而后者讲究理性。因此,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相关,需要互相合作,共同对付潜在的危险。

经济大国成败关键

    在美国双赤字居高不下、全球经济失衡的大格局下,美元贬值、日圆低息这两个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反转,因此热钱泛滥还会继续,资本泡沫还会吹得更大。对于渴望平稳发展的中国来说,国际炒风盛行显然不利。不过,这一切对于正在冒起的中国似乎是千载难逢的「崛起」机遇。因为一个新兴市场的腾飞,货币升值是不可回避的,而且对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更是必要的。如果应对得当,顺势而为,利用充裕的资金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农村基建以刺激内需,这样不但可收社会稳定之效,还可以变危为机。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的时候,不但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里程碑,也将是中国金融市场完全对接国际的标志,更重要的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正式确立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

    未来世界经济格局有望形成欧、美、亚三足鼎立态势,而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决定中国在这三极中对亚洲的代表性。在亚洲,日本始终未放弃自己领导亚洲经济的努力。中日两国在经济增长潜力的相较显然已无异议,而问题关键就在于中国能否顺利实现这个历史性蜕变。如果中国能像当年德国那样,在货币升值过程中实现产业结构成功升级、经济顺利转型,从而确立经济大国地位,那么中国在与日本的竞争中自然是以强者姿态胜出。但如果人民币升值像当年日圆升值那样失败的话,那结果可能很惨。

    不过从目前态势来看,中国在这个历史性机遇面前,积极应对,审慎操作,出其不意,整体看是稳健而有成效的。尤其从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大来看,中国领导人对面临的国际金融形势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从路线方针和组织人事上作出了妥善安排。

十七大重视金融改革

    在路线方针上,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显得意义非常。一般来说,当人民币汇率升至一个合理水平,国际国内环境平稳,人民币自由兑换也就水到渠成。按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这个过程要在今后五年内实现。另外,金融体制改革在以往党的报告中都是混在宏观调控里面一句带过,而在十七大报告中则有专门一段论述金融体制改革。

    在人事部署上,前总理朱镕基的重要财经助手王岐山从北京市长的位置直升政治局,有望在明年出任副总理,不算破格提拔也是特别提拔,显示温家宝对这位金融专才的倚重。王岐山的才干和魄力主要体现在两次危机处理中,一是SARS期间他临危受命出任北京市长,另一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后出任广东省第一副省长,奔赴广东前线「救火」,期间他果断让中国对外窗口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清算,又借鉴美、韩等国化解金融风险的经验,债务重组粤海集团,切断金融风暴刮进中国的引线,至此外界才开始了解这位中国金融精英的能耐。

    实际上,此前王岐山已有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也很早就为朱镕基所赏识。零二年王岐山南下海南,也是中央有意让他解决海南地产泡沫破灭后留下的「烂摊子」。目前中国股市、楼市面临的问题与国际资本关系密切,因此王岐山进入政治局无疑是中共为应对金融挑战所作的重要部署。纵观中共政治局,能担此大任的,除了王岐山外似无第二人选。

    不过,这次王岐山面临的挑战远非以前可比。国际上金融大鳄们虎视眈眈,随时瞄准你的失误下手,中国金融体系仍不完善,通胀越演越烈,更重要的是中国缺少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经验和人才,零四年中航油新加坡投机石油期货失手,零五年中国国家物资储备局铜期货交易员卖空铜期货都酿成巨额亏损,都暴露了中国在这方面的软肋。

(原载于《亚洲周刊》2007年11月18日第21卷第45期,)

 

美元对人民币的大规模屠杀正在展开!

郎咸平

2007年11月11日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制造风卷全球,出口贸易热浪滚滚,中国从低端到高端琳琅满目的产品正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属于西方传统市场的领地不断被中国侵蚀,俄罗斯《生意人报》发出了这样的惊叹:用不了多久,中国军机也会像中国生产的服装一样,横扫国际军机市场。”看着经济实力迅猛腾飞的中国,被绵长的伊拉克战争困扰着的美国人又坐不住了,想到该是转嫁战争损失的时候了,该是分享中国经济成果的时候了,美国强权外交政策,迈开了介入中国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的脚步,加速侵占中国靠血汗工厂的财富积累。

  一场美元对人民币的大规模屠杀正在展开,当下最大的汇率操纵国实际上是美国。你外汇储备少时,它攻击你货币,使你贬值造成货币危机;你外汇储备多时,它力推弱势美元,拉动全球资源价格暴涨,直接打击你外储的购买力,使你数十年经济增长的成果顷刻化为乌有。在这一过程中,对冲基金无疑是美国谋取利益的最为重要的一支“雇佣军”。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让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资金去冲击其他国家,导致暴涨暴跌,最终达成让美国金融机构盈利的目的。而新兴市场国家无不置身于这一国际金融秩序的巨大风险之中。当美国进入金融衍生经济阶段之后,就越来越像一个能够看透对方底牌的“千王之王”,抛出一枚硬币,正面他能赢5000元,反面他也能赚5000元。

  目前中国经济开始陷入通胀的漩涡,飞涨的房价之后,是粮价。粮价之后,猪肉的价格正在成为新的问题,通胀似乎变得不可避免甚至有加快的趋势,这和美国美元政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美国惯用的伎俩。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外汇储备达到让美国感到不安的时候,美国的一贯措施是,以强权施压这个国家货币升值、升值、再升值,同时让本国金融投机机构以伺机进入彼国的股市、楼市等硬通货领域,疯狂地制造泡沫,同时以抬高粮油期货价格,造成民众粮油等基本生活品通货膨胀,让股价、房价、粮油价格冲破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继而引发民众对ZF的不满,造成高层官员意见分岐,引发政局动荡。一直让这些金融杀手赚到的钱足足可以把这个国家的本币和外汇储备全部架空之时,他们就会突然反手做空,一边欣赏掠夺来的胜利果实,一边看着彼国经济倾刻沦陷和政局动乱,继而插手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域。 

  过去10年,美元货币印刷总量超过过去四十年印刷总量,全球官方储备增长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倍之多,中国的官方储备由2000年1656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1.3万亿美元。美国以疯狂的速度印制美元,制造美元洪流,不惜制造全球通货膨胀。转嫁经济困境。

  请问当我们拥有全球头号美元储备国身份时,我们的环境、资源、教育、医疗与房价如何?今后美国还会印刷出更巨量的美元送到我们手中,那么我们的未来将是什么?当我们陶醉在该死的GDP猛增的赞歌中,我们的生活好了吗?我们疲惫的身躯得到放松了吗?我们的未来在那里。

  目前阻击人民币的战争,在中国资本市场悄然展开!更残酷的还在后头。

  2005年10月,索罗斯等华尔街所有实力人物不断请求美ZF以最快的速度打开中国金融之门,白宫心领神会,利用恩威并施的惯用伎俩,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同时引诱和迫使人民币升值,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如愿以偿。100亿美元的QFII,顺利获到准入,如饥似渴的捡起那些价格低廉得不可思义的石油、矿产能源等筹码。在100亿正规军的掩护下,上千亿美元投机资金通过虚假贸易、地下钱庄、香港财团、外资银行等等渠道,以个人帐户的形式疯狂建仓A股,尤其是期货市场所能操丛价格波动的板块。

  2006年2月末-5月,有色金属板块随着期货价格一路攀升,平均涨幅超过5倍,其中黄金和铜接近10倍,巨大的赚钱效应吸引刚刚从熊市中睡醒的中资机构和散户,在4月末至5月初疯狂抢进,有的上市公司大批高位买进本色期货。QFII带着他们净赚的160亿美元顺利退出,开始了他们的夏季假期。接着,期货价格一路下滑,机构、私募、散户、企业如数被套,在长达3个月的中期调整中,这轮牛市的第一批股民心灰意冷,割肉出逃,有色板块历经长达6个月的沉闷,筹码又被悄悄收集,在2007年伊始,随着期货价格的回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高速套利。

  无可否认,一场阻击人民币的金融大战早已拉开,我们已经深陷其中,决战的时刻随时都会到来。我想手握神器的领袖们所要做的不会仅仅是让手无寸铁的民众们远离虎狼横行之地,更重要的是要让民众真正得以享受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要加强资源、能源保障,调整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减少国际资源、能源依赖;要扎紧篱笆看好国门,坚守人民币缓慢升值、加强资本项下人民币兑换监管;严惩里应外合地下钱庄、股市黑庄和满嘴洋墨的黑心买办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无论做多做空、唱多唱空都是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利去损害国家的利益、损害人民的利益;要全民动员发现、举报线索,坚决打击热钱出入,要让索罗斯们进得来出不去,陷其于人民战争的汪洋。 

 

沈国放:全球经济金融化现象增加风险

11/10/07

    原中国外交部官员沈国放今天在上海一场论坛上说,资本市场已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主体,金融资产向已开发国家集中,出现「经济金融化」现象,这增加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投机性和风险性。

   「投资中国-2007上海证券期货国际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现任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沈国放以「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几个特点」为题发表演说。主要西方国家面临工业化最强烈的竞争,欧亚大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欧亚大陆经济总量占全球的百分之六十二,累计财富总量为美国的一倍。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其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地位有所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格局。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约百分之二十,对于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上升到百分之三十。随着金融的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与推广,金融一体化的程度有所提高,全球金融业务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巨额的国际资本无序的流动,带给发展中国家很大的危害,已开发国家也很难独善其身。

    国放说,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主体,金融资产进一步向已开发国家集中,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的现象,一方面促进全球资源有效配置,但是又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投机性和风险性。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特点还包括了国际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的流动性有所增加,国际资本流动的形式正在增加,全球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也在提高。全球化利益分配与社会成本分配,出现严重的失衡,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资本回报年创新高,但是劳动回报却是越来越低,造成国家间的不平等。

 

樊纲:中国经济失衡现象加剧中

11/10/07

    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今天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中国经济失衡现象正在加剧,这需要透过财税体制改革来解决此问题。樊纲以「内外失衡与宏观经济的风险」为题发表演说。樊纲说,中国经济失衡现象正在加剧,首先是中国经济本身的失衡,中国居民储蓄过多,占GDP的百分之五十,可说是世界之最;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的外贸顺差太大。另一问题是外资进入过多,造成了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其中三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增长,是来自于资本帐的流入,而不是来自于中国居民的储蓄。

    樊纲指出,中国现在不需要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面对外汇储备的压力正在加大,因为这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的后果,这将造成资金可能流动性过剩的趋势。中国宏观调控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又出现了很多经济失衡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而是代表了经济结构和体制的问题。

 

中國資本市場整體結構失衡

11/10/07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今天在上海一场论坛上说,中国的资本市场出现整体结构失衡、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尚未形成、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约束机制不足等问题。「投资中国-2007上海证券期货国际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祁斌以「中国资本市场多层次发展」为题发表演说。

  祁斌说,中国资本市场是在计画经济体制转型中发展起来的,目前仍是新兴市场,金融体系在市场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新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包括资本市场整体结构失衡、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尚未形成、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约束机制不足,市场主体需要进一步培育。中国资本市场以股票市场为主,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使得资本市场的结构失衡。此外,创业板尚未建立,大量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无法快速且有效的进入资本市场。

  他指出,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股票占市场总市值比较大,但实际金融的流通率股份过少。祁斌说,其它金融产品也比较匮乏。相较于中国,国际市场除了股票和债券等产品,还有大量的金融商品可供投资人选择。祁斌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和社会信用体系不完整的情况下,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形成真正的资本约束和机制,市场价格对于社会资源的引导和企业行为的约束,也不会有效,中国资本市场效率有待提高。

 

以房地产为主导的中国经济

——房地产金融高峰论坛发言 

郎咸平

2007年9月30

    主持人: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为我们做主题演讲,一位是郎咸平博士,郎咸平博士是美国霍顿商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首席教授,是近年来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第二位重量级嘉宾是铜锣湾集团总裁陈智先生他现任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地产联合会主席,陈智先生从1996年起就在中国提出了Shopping mall的概念,今天我们还要请出几位合作单位和大家一起分享两位嘉宾和他们平时在自己的企业运营中的一些心得。 

    郎咸平: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题目,沉重到什么地步呢?各位回想一下,我国这么多民营企业家,基本上不是房地产商就是投资巩固商。一个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结果并没有看到我们的经济体系出现像三星电子等等具有竞争力的行业,而是不断地在房地产行业里面打转转。我很有幸最近访问了两个城市,一是银川,另外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是武汉。银川在上一届的领导领导下小而美,这次我去了以后领导改了思维要发达一个大银川,要以房地产拉动银川的发展。这次武汉市邀请我对武汉市提出个人的意见,会前武汉一直跟我打招呼说请我要骂他(众笑),我不会骂他。武汉也希望以房地产提升发展,在会上武汉市提出一个数据,武汉市的平均房价是三千块钱,并没有所谓的泡沫现象,我当时说可能我这个人才疏学浅,历史上的经济没有哪个是以房地产出现的,这个思维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城市连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光盖房子能把经济拉动起来吗?最多拉起来是泡沫而已,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不理解。 

    深圳、香港或者是银川,或者是大武汉,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我们所应该追求的是这个城市是一个独特的竞争力,以竞争力发展一个城市的未来,这个城市上去了,民生富裕了,房地产是一个后续的工作,要发展一些配套的措施,房地产推出来才有人去买。这个过程如果颠倒过来,拿房地产作为增长产业将会是什么代价?到最后你会发现房地产的泡沫反而阻碍了这个城市的发展。 

    举一个例子,大上海的发展,上海的房价之高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一个银行而言,他要设立一个办事处他到底是去上海承受两三倍的高地价还是干脆去北京算了?这个浅显的道理说明高房价所带来的只是一个表面的问题,你看那个城市发展是红红火火的,背後是城市的竞争力不断上升,我不敢想,小小的城市每平方米三千,我想谁买得起来?他们说好卖得很,我听了都难过,这个都是炒作。以房地产发展经济水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对于房地产行业寄予太多的厚望,缺乏行业的组织,更多的是缺乏一个主要的思路。我们很浅显地认为这个城市短暂的繁荣最重要,短暂的繁荣当然可以靠房地产,对各种原材料增加内需,各个行业短期内看起来是很红火的,但是长期之下怎么办?这个城市的经济能力在哪里?话说回来,这一次香港的立法局代表团来到深圳跟广东其他城市很激动,说我们是否应该把制造业再引进香港?谈了很多很奇怪的话题,香港一些比较专业水平的理解提出一个批判,就是“回答我,除了中央政府替你搞的拉动你的零售业的条例之外,你有什么样的竞争力?香港有什么广东省没有的竞争力?”没有一个竞争力的城市如何长期地打算和发展呢?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 

    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宏观格局的问题,但是这个房地产问题要落到实处,到底这一次的宏观调控对我们房地产业是什么样的调整和什么样的思维过程?我们讲房地产本身我想说明的问题是思维层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总的方向是错误的,全国的房地产是非常危险的,这几年我从来没有对于国内听过国内有三星、通用电气跟他们学习他们发展的行业,我没有听过一个城市谈过这个问题。甚至在大上海地区“科教兴市”,对于这个话题我在上海演讲,我说科教兴市的本题要搞清楚,科技能不能振兴一个城市。反过来问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整个浙江地区、大上海地区的高科技发展是怎么发展的,除了本地高科技产业以外,不可讳言,台湾的IT产业大逃亡到大陆,是一个重大的转机,你们认为像这样的行业在国内是有前途的吗?台湾的IT行业为什么会出逃到大陆?这个理论我们一直没有谈过,事实上这也是大家关心的话题。 

    我最近做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案例,我们发现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各省市注意的,尤其是这些希望发展房地产的,连浙江省、大上海地区以IT产业为主导的长三角地区我认为他们面临很重要的危机,我拿三星电子和台湾的IT行业做比较,三星电子最后展现的实力有几项?第一,他有上下整合的价值力,第二,他有全世界13个全球设计中心,三个设计学院,专门设计产品的外观,才能席卷市场,他还有很好的价值链,利润特别高,他有成本低,他有特殊的结构,让他的创新能够随时随地地得到保证。所以在他十年之内超日赶美,两千年财富排名他排95名,三年跃升了六十多位到三十几名,在国内我没有看到如此成绩的公司。 

    台湾IT产业出逃大陆是为什么?台湾是以机电为主的行业是搞了几万家,像这种分散式的手法,导致的结果是三星的优点都没有了,因为你太小没有规模的,没有价值整合、创新也有问题。出逃到浙江省干什么呢?很遗憾的是接近生产者、接近消费者、接近市场。IT行业最后的宿命是和传统行业一样,以追求接近生产与市场来降低成本,这还有什么长期竞争力?在这样一个竞争力逐渐衰退的国内,竟然要以房地产为主导取代所谓的IT行业,我们没有认清楚事业的本质,国家要长期发展,所需要的不是房地产,而是像三星这样的企业,如果以浙江省、上海市而言,如何能够主导IT行业的发展,让IT行业重新拾回他所有的竞争能力,和价值链的整合,和创新、规模经济,才能重新登上世界舞台,才能重新拉动这个省市的经济。 

    今天大家看到广东省的发展,你们认为民营经济带来的是永续的经济繁荣吗?这样想就大错特错的,广东省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是各个市县独立发展,为了发展而发展,到最后广东省是全国少数省份低水平重复浪费的经济太多,每个城市都做一样的东西,思维都是惯性思维没有任何的变化,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规模经济的整合,所看到的是各省、市、县另论低水平的充分浪费发展。 

    我们今天有太多的数据证明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最浪费的经济,我们的能源使用率浪费是日本的九倍,你的富裕程度比得上日本吗?你是欧洲的五倍,你的富裕程度比得上欧洲吗?你是美国的2.9倍,比得上美国吗?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的主导政策方向是有问题的,我们很少认清楚事物的本质,都是一窝蜂地冲向房地产市场。 

    以前温州有一个“温州奇迹”,现在什么状况呢?温州派名从过去的榜首目前落后到最后,温州商人勤奋吗?非常勤奋,赚钱非常品分,也是温州几大行业是怎么出来的?卖钮扣和打火机。多少钱卖一台?赚几分钱勤勤恳恳搞那个积累,规模太小,没有竞争力,赚了钱就到大城市去炒房地产。我们作为农兴社的改革怎么改?要股改,要自负盈亏,你以为你引进了美国的思维吗?农兴社可以股改可以做自负盈亏吗?这结果是农村的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都不晓得为什么。养猪贷款两三千块钱,对银行没有多少钱,银行要派一个人去看,去看的车费超过了利息收入了,这么高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交易的。农兴社吸收了农村的存款以后,钱不再回到农村,回到哪儿去了?就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话题,都去炒房地产了,农村资金不能回炉的结果造成高利贷盛行,甚至25%的高利贷是四分利。让大家感到更为忧心的是87%的高利贷不是用来再生产,而是用来上学费、看病、吃饭等等永远没有偿还能力的,这样的农村经济不担忧吗? 

    中国怎么发展农村经济呢?我看到太多的房地产,各位你们走一走上海市的高速公路、北京市的高速公路,你看看旁边两边的路标,都是大的房地产的开发,甚至到北京市也在农村地区开发了一个四合院,你们认为这代表什么意义呢?这代表今天中国的资源通过各种管道严重地被误导,竟然是以房地产为主导的经济,这个误导是惊心动魄的。 

    我觉得从高科技而言,从温州现象而言,从广东而言,你发现或者整个大农村而言,你发现都是毫无例外的,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市场,甚至这么漂亮的小银川市也想以房地产为主导,这么大的武汉市也想以房地产为主导,你说我们这个国家未来怎么办? 

    五到十年下来,讲到一个最好笑的话,谁还有钱去买房地产?这个道理大家看不懂。我们今天的购买力不是房地产创造出来的,而是过去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创造出来的,一起投入到某一个行业里面造成必然的现象就是行业的泡沫化。如果全国房地产崩盘怎么办?有人说不可能,台湾发生过、香港发生过,你说那时候怎么办?香港发生房地产崩盘就在97年,当时香港非常担心金融体系的崩溃,香港有很多的负资产,到了负资产时代最好的做法是不还贷款,房子给你算了,我也不干了,银行就成了受害中心,造成大量的坏帐积累,造成经济崩溃。为什么香港安然渡过这一关?香港人做事勤勤恳恳,他可以扛这个债,他可以上街游行,对政府不满,但是可以扛,扛到最后的结果是银行体系的崩溃。可是我问在座的各位,在国内你扛不扛?如果国内崩盘国内的来百性会像香港老百姓一样扛着吗?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你认为国内刁民多不多?(众笑)”我们有一个政策如果贷款还不清楚都不能拍卖,这是在刁民的政策上继续培养刁民,这样走下来谁来负担这个结果?我们看到这个讲话是很好笑,各位了解是我们的银行要承担风险,到时候金融体系的压力不仅仅是一个坏帐的问题,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如果有房地产的泡沫的话。虽然这个现象并没有在香港发展,因为香港的老百姓和其他老百姓不一样,这么多的问题放在眼前,这么多的问题放在眼前,政府该如何处理? 

    中国是这么大的幅员,我们最危险的就是我们的惯性思维,你既然发现就好了,我无论到西区到宁夏,东到东北,还是到南方,你发现各地的政府都是一样的,如何发展房地产振兴经济,如果全国只有一两个城市这么做没有问题,如果全国都雷厉风行我刚才跟各位讲的预言就会出现。 

    在生产力停滞不前,只发展房地产的时代,房地产的泡沫所带给我们的是立即的经济危机。而且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再加上一些炒作的问题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我们这个房地产是一个很畸形的房地产,叫做“深圳学香港、广东学深圳,沿海学广东、全国学沿海”,就是一种最助长炒作风气的房地产,从香港学来的,卖楼花。允许像香港房地产商一样,先卖十套,高价卖出,制造泡沫,还有所谓的商品式住宅,等等这都像香港。可是你跟香港不一样,为什么跟香港不一样。最近香港法院宣判一个地产代理商判罪,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为了卖房子,他说最近很多大陆的表叔买了我们十套的房子,这是一个宣传的手法,在国内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在香港是违法的,所以被法院起诉判刑。请问我们国内还有没有这种司法制度?你引进的香港的楼市,香港本来就是一个风险大,这是一个炒作的过程,大家都很清楚。至少香港还有那么一点点比较公平的法律,这比内地要公平一点点,你还能压制他们的炒风,你披露不实消息还有可能被起诉,但是在国内连这个都没有。 

    而我们所接触的房地产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市场,我们政府怎么处理房地产的问题,谈到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告诉各位,政策本身好坏,当时我关心的话题,更重要的话题是到底政府向银监会这些官员怎么看这个市场我是最关心的,2003年的宏观调控我是比较赞成的,那是一种所谓的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为什么我赞成?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很奇怪的体系,是全世界很独特的体系,是一个二元化的体系,我们常常看到报道说过热,或者说是过冷,这两个是不太全面的,最全面的说法是在中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同时并存的,这两个现象只要你使用金融的宏观调控就会进一步恶化这种情况。我给各位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我的习惯,我的一切公开发言绝对是以我个人的经济学涵养来做发言的。2003年我赞同政府的行政宏观调控,2004年利率的问题,我是双手双脚地反对,当时跟我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社科院的金融所的所长李杨(音),我为什么要反对?就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二元体系的金融体系,任何金融政策都会失效,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提高利率0.27%,我们有70%的贷款是政府的贷款,其他的是非银行的企业机构贷款,这里面由国营企业为大多数,这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利率是绝对不能改的,这次为什么2003年要针对地方政府的胡乱建设要进行调控?因为这些有了政绩工程的太多了,低水平重复浪费,涨了一点他就不借了吗?不要说2.7%他照借,27%他还是要借,因为他觉得还不起就不还嘛。你用利率来做调整本身就是一个失误。 

    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是靠地下金融,因为在亚洲国家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在台湾,你不借可以去标会,会反映所有未来的金融,如果调整了27%地下金融是涨了四倍,如果涨的结果是立刻打击了民营企业,利率一跳绳,通货膨胀部门急需解,通货紧缩部门继续打击他们,他们就会更进一步地紧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公开反对银行的政策,因为二元制体制的任何金融政策出发都会恶化这种二元化。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去年年底我就透过媒体公开发言,利率上升的结果必然导致未来汇率上升,我很不想说下面一句话,不是我聪明,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常识。利率行生和户率上升是非常挂钩的。汇率跳绳以前人民银行是如何向大家保证说不会调汇率,但是在5点钟突然调了,你认为你是打破市场的预期吗?你错了,你不但强化了市场的预期,还打击了你在公众心目的信誉。我请问你,一个信用破产的政策你认为有人听吗?你保证的结果是全国老百姓都认为是不可信的,全世界都知道你会再调的,因为你已经把你的信誉破坏掉了。 

    汇率的调整结果是如此之严重,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我虽然是一个香港学者,但是我自己本质是一个中国人,我对于政府信用的维持我比任何人都忧心忡忡,政府的信用太重要了,包括这次股改,为什么我会透过各种管道,包括内参包括其他的管道表明我的反对立场,因为你破坏了政府信誉,什么叫正确的股改?在我心目中,我拿实际数据说话,股改做得最成功的是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时代,国有企业转成民营化的时候他采用了三部曲做股改,第一部在国有股权结构不变的情况,用置业经理人。第二步,这些经营好的国营企业能股改,为什么?像我们中国一刀切全部股改不是很好吗?我最反对一刀切,英国人为什么那么做呢?我告诉你这就是英国政府的睿智,他很清楚地知道股改代表政府的信用,所以英国人知道最好的国营企业进行股改,英国老百姓知道每一个国营企业股改以后这是英国政府企业,买的以后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益,而我们中国的股改都可以股改,老百姓买了以后怎么办?国家一定要给,到时候怪谁?怪那个背书的人,你为 

    什么要推出股改?股改本身又是进一步破坏政府的信用度。 

    汇率政策也好,利率政策也好,股改也好,本身承诺不承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已经把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已经点出来了,就是政府信用何在?如何再能够在经济领域里面能够利用政府信用主导经济进一步发展?告诉我。下一次政府再推出任何股票市场政策老百姓怎么想,老百姓不会认为你替我着想,又是某一位官员要为了个人的前途又要推出新政策。汇率政策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政府还能够信誓旦旦地说我保证不调汇率这是不是又骗我一次?你越讲声音越大我就越知道升值,你是不是很清楚地告诉全世界你的汇率要升了?没有人相信你讲的话,因为你的信誉已经破产了。 

    这种信用缺市的金融政策是我最忧心忡忡的。这一次的宏观调控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来,我感到最遗憾、最无力感的,你们也有同样的感觉,等你们今天听了我的演讲以后我保证你们后悔听我的演讲“死郎教授,不来听演讲,本来过得很好,什么都懂了以后日子很难过的。”( 热烈的掌声) 

    我本人是纯正的金融学博士,我是大众化地区第一批金融博士,我很遗憾地告诉各位,我对政策的走向没有一点的影响力,无法拨乱反正,只能看着他走下去。甚至我建议过政府这些点错了,2004年4月?2005年7月,透过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是有1500多亿,有另外1400多亿美金不知道怎么进来的,这是我的一个名言“国际炒家的水平炒作水平之复杂是你无法想象的,不要小看他,太太厉害了。”你不知道钱怎么进来的,这些才是你汇率压力的主流,不是贸易。什么叫汇率?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这叫汇率。(众笑)今天对汇率最大压力的是,银行的破坏信用式的政策,我郎咸平看懂了,国际炒家所罗斯比我聪明得多,我当然看得懂。银行已经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不调整,那就是要调整了。 

    你要怎么打击他呢?我曾经给他这个建议,我贬值2?3%,我撑你三个月,因为这个资金是非常规的,按照国际惯例你很难撑上3个月,当你不得不走,到时候我再调回来不行吗?你只有透过这种方法跟国际炒家斗争的方法你才有可能让国际钱慢慢流出。你现在的走势,未来的汇率让我感到忧心忡忡,而且虽然我们没有日本的《广场协议》,但是我们实质上的内容就是广场协议的内容,汇率只要一旦被突破就停不下来了,这是在国际金融学上面,你只要做过国际的学术研究就应该知道的结果。汇率只要政府一放弃决心,汇率一动,各钱一流入你就再也停止部分压来了,这是日本为什么能够在90年代完全拖垮日本的经济。 

    今天我很担心我们们的中国重蹈覆辙,我们如何了解我们的未来?我今天说这个话你们在座的人会认为我偏激,郎教授你为什么总是要点出这么锐利的话语?一针见血?因为十年之后,这段历史一定要被检讨,而且是非常深刻地检讨。 

    今天我跟各位的谈话,我是用心在讲这句话,而且我是用最简单的几个观念跟各位做沟通,我要让大家知道,未来我们经常担心的,银行说了一句话我又在公开场合表示我的反对,那就是我国的汇率政策更加浮动化、自由化,因为银行要把汇率的风险从自己的肩膀卸下来,给谁呢?给你。我的答案是:凭什么。凭什么银行可以卸下来。我现在非常清楚我的观点,银行必须100%承担汇率的风险,不能卸,这是党和国家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中国没有资格搞浮动汇率,中国13亿人口在内,包括我在内,有没有一个外汇操作的高手?我们中国的人才济济,银行有两千个经济学家我认为都是很优秀的,但是没有一个外汇操作高手。所罗斯能够短时间打败一个银行,银行算什么,外汇一开放就会陷入危险,你太大胆了,我们连外汇的汇率都没搞清楚就开放了,太大胆了。为什么美国、日本、欧洲可以搞浮动汇率,因为他们的工厂都有外汇对冲机制,而我们国内没有一个公司知道怎么做外汇对冲,所有的风险由中国的企业家来担,这公不公平? 

    目前我们汇率上下的浮动是极为历史性的巧合5%,请问各位你们制造业的利率是多少?5%了不起了,所以一个聪明的外国政府可以用压迫你升至5%,或者贬至5%。升至5%中国的外汇企业全部被你扫光,贬至5%进口企业全部都扫光了,一上一下全部都没有了,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对冲。你想承担风险吗?你承担不了,你要做外汇对冲,要有银行的工具,远期外汇的对冲近期外汇的对冲你们都搞不清楚。 

    我是用心来谈问题的,我对我国的汇市、金融市场、股市感到非常地痛心疾首,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怎么谈自己的感受。金融政策还有一个原则,美国人、欧洲人、像这样的经济学家已经做了上万篇论文,有一个结论,金融政策本身切忌大起大落,因为金融政策什么时候有效果不知道,效果多大不知道,这是最危险的,任何政策比如说农业政策、工业政策都可以调整的,金融政策不可以。政策一出来,什么时候有效果你不知道,效果多少你不知道,这是最危险的。 

    从去年开始,我们一直有对于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一直没有效果。并不是没有效果,而是效果什么时候出来你不知道,一直推出政策,越来越严的政策。我再反问一句话,如果这些政策在同一个时间一起爆发呢?那就是经济箫条了。我希望不会走到这一步。如果金融政策切忌大起大落,切忌调整,你说应该怎么办?所以这是一得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我们今天很简单地认为我们国家已经跟别人接轨了,事实上你想得太单纯了。金融是最难接轨的,难到什么地步,难到金融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日本90年代的危机是什么造成的?日本整个产业界的崩溃是怎么造成的?不敢讲全部是金融,至少金融是一个重要的主因。 

    我跟各位讲一个很可笑的故事,我们今天中海游要收购美国的尤尼科,我本人很激动,我们确实需要海外的油源,因为这是美国政府对付中国政府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明确提出来不可能成功的,怎么可能放弃制裁中国的机会呢?并不是我是一个语言家,是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日本在80年代末期收购的洛克费德(音)中心,那时候美国在闹“第二次珍珠港事变”,美国人听到很分路,代表我们美国人精神的“洛克费德中心怎么能卖给日本人?”得意洋洋的小日本以为真的收购了,结果《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地值升值了一倍,日本产业垮台,当初收购“洛克费德中心的不得不*价卖给美国人,在产业界美国不是你的对手,房地产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只要他执掌金融的优势,他可以玩弄你于股掌之上。金融政策是不能犯错误的,我有请央行要有一个理论,如果没有100%的把握,金融政策不能动,只要一动,上面一错下面就有连锁的很多的错误。农业政策、工业政策上午错了,下午可以改,但是金融政策上午错,下午就有百亿千亿地损失。政府对金融政策是非常谨慎的,我们是非常不谨慎的,甚至用楼市做金融政策调整。 

    你们都在深圳地区,如果我是国际炒家我会不会选择深圳?我会不会选择广州、上海、北京?而且我资金量不是很大,只有几十个亿,我不选这些区域,我只选大上海地区。深圳没有所谓的市中心,而且市中心都是大家不想去的地方,你想住在福田、华侨城、香蜜湖等等这些地方,几十个亿要炒不容易,广州有一个市中心?你不会住的,你住天河、番禺,北京市中心有二环,天安门那里,你不会去住的。他会住在三四环之外,包括北大、清华区域,还有亚运村工体等等那些地方。而上海不一样,上海人问他要不要在上海郊区买一个别墅?要,但是他还要在市中心有一套房子,最好是走路去逛街、按摩、桑那最好。那个地方的土地供应量非常少,楼盘非常少。如果国际炒家要从中大赚一笔这是最好的区域,你可以用少量的金钱拉排股价,我没有明确的数据。我当时为了做上海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对很多的房产代言做了调研,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有大量的香港资金成片地,房价走势和2003年的H股走势是一样的,炒家一起炒的,开始的时候是很低迷的,到了年底的时候已经开始大丰度地上升,尤其是去年的年初开始上升,靠近2月的时候,一两个月之内楼家上升2、30%,不可想象,套现完成卖给老百姓,国际炒家都走了,到最后推出一个政策,很严厉的政策,说2年之内要托收是多少,还有房子要先还贷才能再卖,这些政策不能说对与不对,该调的对象没调到,国际炒家走掉了,宏观政策一出来他就走了,因为政府什么时候要调价他太清楚了。一个国际炒家会在政策出台之前立即走人。由于内环的房价大幅地升值,旁边的房子是水涨船高,按照比例而言,内环跟外患之间的泡沫是最多的。我当时在上海做的电视节目也想这么讲,如果宏观调控的话内外环的调幅是最大的。 

    这个现象造成到最后什么结果,印证了我开始讲的,高房价所带给这个城市的发展是一个障碍,而不是一个激励。到现在来看,整个内环的房价高达3?4万一平方米,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多少住户能够承受?上海怎么发展?发展成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吗?不是说不能,你何必多一个麻烦,多一个高房价的麻烦,让你做什么事都很困难。每个人的消费习惯不是取决于赚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的财富效果,如果泡沫一起来以后,财富一增加,虽然房子没有卖,但是你感觉到财富增加了,你的消费增加了。你只要下一个毛毛雨,到这个地步,整个城市的发展方向是跟者泡沫走的,这太可怕了,你怎么整治泡沫?打光泡沫这是很好的,但是上海老百姓消费习惯要大幅度减少。金融政策,效果怎么样不知道,因为打压房价本身代表的经济意义不是房价要下跌,而是当初的财富效果受到打击。城市的消费习惯要改变,改变多少不清楚,既然搞不清楚就要谨慎。 

    第一步不能让房价上升,等到最后你的金融调控手段是因为国际资金撤资以后再来处理,这就为时已晚了,这个时候你发现技不如人,你不但在房地产方面技不如人,你在利率方面、汇率方面其他方面都技不如人。这是什么下场?在我们大清王朝时代,传击炮队技不如人要签订上千个受辱的条约,而现在的金融手段技不如人你一定有大量的企业要倒闭,这是一定的。政府在这方面的功用太重要了,我们说政府要退出经济领域,那是美国,美国队经济领域掌空非常严格的,如果他要退出的话怎么对经济这么重要,政府介入经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怎么做调控。 

    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的一些学生比我很有成就的,都是一些地产商。当时信心满满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我说你们要了解,按照这种宏观政策走下去,哪一种企业能够成长?低成长、低负债,高现金流的企业能够成长,所以不要老搞小公司。我讲了以后他听了很感动,可是晚上腐败一次就忘了,上个月我又做了一次演讲,那批同学又回来了,说老师又忘了。说今天宏观调控出来了,像你所预测的一样,他说现在怎么办?我说现在来不及了。我跟各位讲,如果按照这样的走势下去,我们的房地产公司至少到80%,我们现在是小而全,将来的80%要被专业化的服务行业所取代,你是否考虑学习一下美国的经验,或者欧洲的经验,成立一个所谓的专业化的房地产的服务公司,比如说装修什么的,目前也有这方面的,你们思考一下。去上网查了一下美国专业服务商的格局。 

    我要跟各位讲一下我的结论,今天我们谈完了整个金融政策的思维,金融政策造成的打击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对各位影响最大的是银行或者主管当局的思维怎么样,如果他的思维是我所讲的一种信用破坏式的思维,一种卸下担子的思维,一种把风险转给公众的思维,我告诉各位,你今天的日子一定要比明天更愉快(众笑),明天会更艰难。而且很大一部分的压力来自于我们金融政策的主导。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替各位感到忧心忡忡,我对这一年推行金融政策感到痛心疾首。 

(大家热烈地鼓掌,要求继续演讲下去) 

   谢谢各位热情地支持,我的推论都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学的素养推论出来的,大家千万记住我是金融学博士,我也希望今天的演讲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些企业业务方面的警告。给大家提三个问题。 

   提问:我是深圳晚报的记者,想请问教授一个问题,一直以来大家都说深圳的房地产是健康的,您是否认为这样呢? 

   郎咸平:我碰到一个现象,这次宏观调控在上海造成一些影响,每个月的成交额一百件都没有,这种少量的成交额无法主导价格,因为价格的变动要靠交易来变。现在市场怎么做抵制,就是不交易,等事情过了就好了。但是有一些楼盘由于资金链紧张,新楼盘推出以后价格下降确有其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反映非常奇妙,通过不交易抵制价格的变动,这会严重对冲金融政策的作用,这是金融政策最难的地方,效果不确定,所谓的靠交易量抵冲价格的变动是一个主要原因,切忌大量使用金融政策。我们发现北京和广东的地产没什么问题,不但没低压还有幅幅地上升,最稳定的大是广东地区的市场,原因根据我们过去看的资料是说1992年开始深圳以及广州的房地产是最早跟香港接轨的,受过打击是最多的,多打几次就学乖了。这里的房地产相对上海而言也比较理智,上海很不幸地成为一个国际炒家的主流中心。人都有一种冲动,一看房价上升,他也水涨船高,但是类似的现象不会在广东出现,因为有地域的特殊性,也不会像上海一样要在市中心居住。这不好操作。 

    在深圳的房地产没有所谓的好或坏,相对北京或上海而言,他的政府是最合理的。有的时候罗湖地区以一个平均的数量而言,全国最先开始有房地产的地方就是广东,到时候你发现经过几次波折以后,目前房价的走势在全国相对而言是最合理的。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新开发地区越不合理,像长沙、银川,要开始在那边炒房就很奇怪了,民间的理智思维就会差很多。这是一个好现象,至少在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在广东来讲,我不认为会有太大的波动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央行对房地产的政策调整,他主要是对专业银行。我们国家的金融机构是分业经营的,像信托公司、典当行这两年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很快,介入房地产很多,资金越来越大。我们金融政策本身有一个漏洞,在这种情况下他本身抵消了政府金融政策调控的效果,请问郎教授怎么看的? 

   郎咸平:这个问题问得很大,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举一个例子来说,金融政策调整的效果是什么大,四大商业银行调不调整没太大的差别,因为他们很宽松。我们任何地方都是二元式经济,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国家。只要通过银行体系推出来的政策有时候发现不太有效,我们对银行所扮演的角色责任是不清楚的。最后我们要求说你对中小企业多做融资什么的,他做不了融资,他也不相信你。我们很多的民营企业是老公做生意老婆做帐,谁敢贷款给你。我们银行体系的放贷资金的组成是非常危险的组成,基本上都是以房地产为主的。这就很危险,按照国际标准比例是很低的,50%以下,我们甚至高达8?90%,万一哪天出现一个大变动,房地产大崩盘怎么办?银行能不能承受得住?这就是下一次的金融危机。 

    银行问题我告诉各位,改不了的。我上次在建行做掩盖,我说你们在做股改是多此一举,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银行本身他是一个系统工程。举例来说,你把花钱放在15亿的中国人身上也是一个坏帐,因为国有企业不还钱你能怎么样呢?中国银行到纽约银行做得很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纽约人的素质好,大家都想还钱,不还钱有一个很好的法律制度,而中国的刁民又多,又没有健全的法制,想要做好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政府要明确理解银行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被动的角色,想通过银行做改革那是不可能的。要把整个银行体系的素质弄上去,法制完善以后银行自然会好。为什么美国的银行到现在那么积极地收购中国银行?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可笑,我们的银行那么可笑卖给外国人算了。你认为外国人那么笨吗?金融是他们发明的,我的金融博士就是在美国念的。他非常理解银行的好坏是靠经济数值和法制建设,我们今天的经济数字比昨天要好,我们的法制也在推动,十年以后会更好,现在进入中国是最佳时机,因为现在价格是最低的,今后各方面完善了,他们赚钱。他们赚钱了以后我们老爱性会很高兴地说“卖给外国人就是好”,傻,都是靠你把它搞起来的。现在把他们卖掉,十年以后会出现大发展的对象。 

    我开一个玩笑挖苦挖苦各位,150年之后,你的子孙怎么谈我们这一代的,他说“150年前在深圳那批老祖宗水平是不行,还不如300年前的清朝老祖宗,他们是努力打了败仗才赔外国,150年前的老祖宗别提了,还高高兴兴地把白银送出去”。这是我们银行改革的问题。 

    提问:我是一名经济学博士。我提的问题是我研究世界五百强,他们有一个词是“专业化”非常强,中国的五百强国有、垄断特别多,民营的五百强一半以上都是做房地产或者是做房地产控股的,他们这种存在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要想将来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和全球的特定环境下怎样发展? 

   郎咸平:这么大的问题啊。世界五百强本身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梦想,梦想到病态的心理,每个企业做到一定的时期都想做进五百强,比如说德隆、联想,这有一个思维的问题,你想前进一名都很艰难,因为别人太厉害了。我举一个例子,三星一年之内进上六十名,凭什么?就凭你一厢情愿,凭到处收购兼并吗?做不到的。三星成功的安理会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家有很大的反思,你自己本身管理策略跟你的思维我们必须要理解,并不是你的资产的合并。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惯性思维很难进步,三星的成功有几个原因,这些成功来给三星是一个不得了的长进。前进了六十名。最近对于所谓的韩国现象大家都很关注,韩国人当初在八零年代末期我在纽约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我们谈很多的日本企业、美国企业,大家都很喜欢听,我们常常拿韩国企业做对比,一讲到韩国企业全堂哄堂大笑,我也跟者笑,15年以后你还敢笑吗?最近日本希望收购三洋,三星说收购三洋我们不感兴趣,收购SONY我们比较感兴趣。 

    现在还在搞房地产,还在搞金融控股,人家已经走到了可以收购SONY的地步了,我们还在落后十年二十年,这是我最大的担心。 

 

发件人:"张清扬" <qingyang0831@sina.com>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11 17:19:18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稿件 

退休老人分配不公令人无法容忍

----分裂退休老人群体,孰之过?

退休高级工程师  张清扬

2007/10/26

    当前,退休老人群体的分配不公已达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为国家创造过财富的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真正的工人阶级)被压到了社会最底层,而吃“皇粮”(国家财政收入)的退休人员尤其是原政府官员的收入却是同资质企业退休人员的2~3倍,这在一贯标榜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体制内,不能不说是违背马列主义原则的荒诞怪事,它严重地分裂了退休老人群体,成了社会不和谐的突出问题。

    然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非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或社会转型这样多少带有一定“自然”色彩的因素,它完全是执政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贪婪地进行“自肥式分配”的产物。十分滑稽的是,当权者得了便宜,分裂了社会,现在却摇身一变,高唱起“构建和谐社会”的高调,成了为老百姓打抱不平的好人。但他们只泛泛地提及社会不公平的现象,而不敢触及造成社会矛盾的真实原因,仅此一点,便可认清其伪善的面目。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退休者都是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中央计划经济和公有体制内的劳动者,他们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党的统一分配,领取只够维持基本生活的微薄工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的初步工业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那个时期,无论你是国家机关干部(包括各级官员)、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或直接从事生产建设的国营企业的劳动者,大家在物质利益分配上基本上是公平的,主要是根据年功(工龄)和能力(如学历、工作贡献)所综合评定出来的工资级别进行分配,不像现在所执行的完全是按权分配。那时的官员并无分配上的特权,资深工作人员(如高级别的工程师和技工)的工资超出本部门领导者工资的现象并不罕见,这种分配原则体现了共产党追求共产主义社会平等的理想。这三部分人员在退休后的待遇也基本上是平衡的,不论你曾在哪个岗位工作,具有相同资历的退休者的收入差距都十分有限,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1997年邓小平先生逝世时为止。

改革导致利益越来越向权力倾斜

    二十多年改革的后果,就是用物质手段来收买各级官员的忠诚。于是,体制内的社会财富分配便开始向有权者及其群体倾斜,一个拜权主义的特权社会从此迅速起跑。近些年来,更加速了这一进程。近年来,政府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务员,应征者有如过江之鲫,几乎到了千里挑一的程度,这不正是一个“拜权”社会的风向标吗?当然,与拜权社会形影相随的是一个道德沦丧的拜金社会。

    为了在分配上向有权者倾斜,首先要造舆论。“高薪养廉”便是一个借口,说党内出现众多的贪官主要是由于官员的工资待遇太低,和国外的同行相比,与有求于他们手中权力的国内新兴资本家相比,差距太大,使他们心理不平衡,才勾起了他们的贪欲。因此,只要提高了他们的待遇,官员们就不会贪了。执政者几乎完全忘记了毛泽东时代的官员基本清廉的原因所在,所以,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向官员们许诺,要在他的任内连续三次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使他们的收入翻番。但只提高了两次后,执政者便已陷入四面楚歌了,这是不顾国情、孤立地提升官员收入而遭致民众强烈反弹的必然结果。朱镕基先生毕竟是一个体察民情、清廉而睿智的人,他住手了,没有敢调第三次,将其推给了下一届政府,而他自己则激流勇退了。

    吃皇粮的退休人员之所以大大优于贡献皇粮的企业退休人员,主要得益于他们没有进入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体系,继续在原工作单位从政府的金库里领取退休金,因此,他们能充分享受到现职公务员大幅度提高工资所带来的好处,能保持原有职、级的优势。而进入了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体系的企业退休人员,虽然规避了企业倒闭而失去退休金的风险,但却再也无从享受企业发展所带来的任何好处。企业大幅提高在职职工的工资与已退休者无关,尽管你曾为这家企业付出过劳动,留下了成果,但无论你是退休的厂党委书记、总经理这样的企业高官,还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这样的技术骨干,都再也见不到企业一分钱的回报,退休者与所服务的企业完全割断了关系,原有的职、级变得毫无意义,处于一种任凭政府社保部门官员摆布的孤立无援境地。因为党、政高层都是吃皇粮的高官,在那里,根本就找不到企业退休人员的代言人,心中不平的企业退休者无论怎样上访甚至骂街都无人理睬,因此,这一极其不公平的问题任其延续了近十年,而且愈演愈烈,到了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程度。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许多怪现象。

    最高级的企业退休人员,无论你是厂长、经理,还是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其养老金普遍低于机关、事业单位收入水平最低的勤杂工的退休金,这种乾坤颠倒、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比比皆是,这里仅摘取报刊上登载的一例便可窥见全貌。

    2006年11月20日的《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杨眉以《老干部称退休待遇悬殊 工程师退休金不如清洁工》为题进行报道,其中有一段:有这么一对夫妻,丈夫退休前是某公司的总工程师、经理,职称是高级工程师,工龄近40年,他退休后的月收入是1008元;其妻子,原为农村妇女,后受惠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靠丈夫的地位而进城,安排在环卫局当工人,后又转正并提前退休,工龄只有12年,但她退休的月收入却是每月1300元左右。

  工龄40年的高级工程师丈夫,退休金却不及做清洁工、且工龄仅有12年的妻子,原因何在?原因很简单,因为丈夫是从企业退休的,而妻子是从事业单位退休的。

    报道还对不同部门的退休金做了一个比较:在企业退休的干部,每月的退休金为900元左右,而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退休的,每月退休金3000元左右,仅退休金差距就达3倍以上;除此之外,在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的,每年还要增发一个半月到三个半月的退休金。

    吃皇粮的退休人员退休金的提升幅度一次可高达一、两千元,少的也有三、四百元,而被关闭在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内的企业退休人员的调整幅度最高也就一、两百元,少时则只有二、三十元,真可谓天壤之别!别看我们调得少,升得慢,政府给我们涨这点钱时必定在事前事后大加宣传,所有媒体齐上阵,一定要让全社会都知道党和政府对企业退休人员的“恩赐”和“关怀”。而吃皇粮的退休者大幅度提高退休金时则秘而不宣,个个窃窃私喜,大家都庆幸自己落到了吃皇粮的队伍中。

    2004年,北京市的领导不知在哪里请到了“圣旨”,还是他们自作主张,大幅度提高了公务员的工资及所属退休人员的退休金,美其名曰“统一收入标准”。他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将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绝对会伤害共产党所剩无几的威信,于是便偷偷摸摸地进行,为便于保密,还取了一个令外人莫名其妙的名称,叫“3581工程”。市委书记刘淇先生真不愧是学工的出身,把私分政府金库也戴上了个工程项目的桂冠。原来,“3581”是指按权分配所定的月工资基数:科级干部3,000元,处级干部5,000元,局级干部8,000元,市级干部10,000元。退休人员也参照此标准进行大幅提高。与给企业退休人员涨几个小钱时的大轰大嗡情景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工程”实施的结果,使得北京市官员的工资水平超过了在京中央单位相应级别的官员,一时间引发起中央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北京市政府的不满和嫉妒。

    据说,在北京市今年的养老金调整政策的讨论中,有人建议将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中的工龄指数由每年3.5元提高到5.0元,这一点小小的改善也被刘淇先生否决了。本来,政策中还规定,凡工龄超过30年者可每月另加45元养老金,但不知为何对领取了所谓高级职称补贴的高级工程师们却不适用,扣除此项后,实际上就完全抵消了对高级职称的补贴,高级知识分子只落了个受照顾的虚名。刘淇自己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从年龄上讲,他是我们的学弟,不知他为何如此刻薄民众和自己的同类,我们有权质疑:他是清廉的官员吗?他敢向公众公布他自己的个人收入和家庭(包括子女)的财富吗?事实上,剋民者往往并不律己。

    由此可见,当执政者丧失了信仰和理想、权力又得不到监督时会产生多么令人吃惊的贪婪。贪腐有如钱币的两面:如果将有权者私下接收贿赂、非法贪污和挪用公款看成是贪腐钱币的反面,那么,特权阶层假公权力之名,进行集体的、合法的“监守自分”则是贪腐钱币的正面。他们往自己的腰包里装国库的钱时是那样的痛快淋漓,而给他们的主人涨几个小钱时却显得如此吝啬!

    当今的执政者动辄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但我们的公仆却很特殊,他们掌控着主人的钱袋子,不管主人同不同意,可以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并直接从主人的钱袋子中把钱拿走。大家听说过有哪家的仆人可以这样做吗?

    在一个法治国家,公务员的权和利都要受到严格的制约,如果公务员自己给自己涨工资,那将是天大的笑话。人民是公务员的衣食父母,公务员的待遇当然要由人民制订,也就是公务员的工资标准要经过议会的批准。不仅如此,还有一个规矩,即使政府提出给公务员涨工资的议案获得议会通过,提出议案的那届政府却无权执行和享受,必须等下一届政府才能实施,这叫“利益回避制”,避免了公务员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取私利,也避免了公务员不干正事,天天琢磨给自己涨工资的现象。因为琢磨了半天,自己一分钱也得不到,只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国会议员。研究美国宪政的人都知道,如果美国国会议员要涨工资,法律上也有一个规定:“新一届众议员选出之前,任何有关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职报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在美国,当官的要想涨工资,首先要经过代表人民的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批准,然后还要由全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在美国成立217年的历史上,美国总统只有过5次加薪,平均加薪间隔为43年6个月。反观我们中国,“有权就有一切”,官员想自己涨工资就涨工资,与民主体制国家的差距何其大也!

       伴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竞争,必然会出现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国有亏损企业甚至破产倒闭的企业,这些企业的退休职工,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将面临无收入的生活绝境。政府对此缺乏思想准备,未能事先采取对策,等到问题成了堆,困苦的退休老人不断地上访求助,这才被迫于1993年左右建立起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体系,以缓解领不到退休金的企业退休人员所面临的困境。这样的背景就决定了该体系的社会救助性质,政府为了使企业退休人员与退休前的待遇脱钩,还特意摒弃了原有的退休金名称,而改称养老金。养老也者,即保障个人基本生活而已,明确告知企业退休者不应有“非分”的奢望。

      然而,此时的政府仍不肯划拨国家的财政收入来充实养老保险基金,偿还对那些已退休者的欠账,因为他们过去所创造的财富完全被国家拿走了,那里面是应当含有养老保险金的。按社会统筹养老保险的规定,参与保险的每个人都要建立个人账户,按月累计记入由所在企业和本人所交纳的养老保险费,而对建立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体系前退休的老人而言,却无人替他们补交过去的欠费,名义上他们有几十年的工龄,但他们的个人账都是空的,而政府又推卸责任,不愿为他们填实。

     现在,政府所采取的办法是用企业为在职员工和员工们为自己上缴的养老保险费来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即退休老人领的是在岗职工未来应领的钱,这是典型的“寅吃卯粮”。因此,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体系是一个没有储备、非常艰难而又脆弱的系统,所以,进入到这个系统的退休者必然很苦。

      制订政策的官员们,他们最了解实情,绝不会犯傻,自投到“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体系”这一苦涩的罗网中!所以他们以种种借口游离于系统之外。譬如说:单位向社保系统所交的养老保险费也是国库的钱,无非是国家把钱从左边的口袋装进右边的口袋而已,实无必要。因此,他们就可继续保持着吃皇粮的特权,而且仍然叫退休金,以便延续在职时的所有权益。这种理由根本不通,实质上,掌权者是以公权力某大私。

    于是,吃皇粮而领取退休金者与生产皇粮而领取养老金者从此分道扬镳,形成上下两重天,成为利益分配上极不公平的两大集团。我们可以用坐公共汽车来比喻这件事:原来公有体制内所有的退休者都坐在车上,但人越来越多,车辆的马力不够,不堪重负。于是,司机(政府)便将不吃皇粮的人赶下了车,令他们步行,而且还调侃他们,说车下的空气好,有利于健康(意即你们从此再也不愁领不到退休金了,多好呀!)。因此,同在公有体制内工作过的战友们,退休后则分裂为“坐车”集团和“步行”集团。

    然而,近几年,情况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即“坐车”集团也开始分化,一分为三:离休人员(即所谓的“老革命”)阶层、政府机关退休人员阶层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阶层,他们之间也在拉开距离。离休人员异军突起,待遇最高,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则在吃皇粮的特权体系中逐步被边缘化。前者所体现的是弱势的国家领导人的心态,希望以此来堵住一些资深望重的“老革命”的那张无遮拦地议政、干政的嘴,用最好的待遇让他们保持沉默,以便现领导人平静地按自己的意愿治理国家。后者所反映的是政府甩包袱、减轻财政负担的动机,企图让退休官员们独享吃皇粮的好处。

    这里,我们不得不特别说说把离休“老革命”供起来的负面影响。现在,他们享受着退休老人群体中最高的待遇,超过了退休的官员。按政策规定,企业的离休干部也被拉了过来,与他们一起享受吃皇粮的同等待遇,因此,这些人简直是一步登天。我有一个从企业退休的朋友就属于这种情况。他虽是1949年建国前参加革命,但由于是从企业退休,1994年退休时只有360元的养老金,到2003年时也不过涨到1000多元,自北京市实施“3581”工程将他纳入吃皇粮的离休干部系统,退休金就像孙悟空翻跟斗一样往上窜,有一次就涨了2300多元,现在已经达到5200多元,是起始退休金的15倍!他坦诚地对我说了心里话:“老张,涨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纯粹是一个搭车的,现在我在退休的同事中已是鹤立鸡群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变得这样值钱了!”其实,我也很理解,对他没有丝毫的嫉妒心。

“老革命”真的那么值钱吗?

    共产党和毛泽东不是一贯声称:他们革命是为了解放广大的劳苦大众,革命者不是为了钱和待遇才打天下的,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虽也搞了“论功行赏”,但那符合“血酬定律”,且差距有限,老百姓完全能接受。新政权对于革命者中那些贡献不大、文化程度低且工作能力不强的一般成员并无特殊照顾,和普通民众没有什么差别,总的来说,在毛泽东时代,“老革命”并没有不合情理的特殊待遇。当时,新政权带来许多新气象,受到多数国人的支持和拥护,革命者享有崇高的声誉,也就是说,当革命者最具社会价值的时候,他们的待遇并不特殊。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为结束干部终身制而建立起干部离休制度,为了赎买“老革命”手中的权力,他给离休干部的特殊待遇也不过是提高一级工资,离职休养而已,那才增加几个钱!

    这里,还须特别强调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政府的职能部门 — 社会保障部根本无权对退休人员进行随心所欲的第二次分配。道理很简单,退休金政策并不是他们定的,每个退休者的退休金都是由所在单位按政府另订的政策计算出来的。我们假设该政策体现了按劳分配精神,基本上反映了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那么,退休人员的初始退休金便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任何人都无权打乱各阶层退休人员在初始退休金上的比例关系,否则,便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上点纲,便是违宪。社会保障部是政府下设的一个服务部门,它只有一个责任,就是根据每年国民收入和工资水平的增长幅度、物价指数的变化情况,科学地确定每年退休金的调整率(%),向社会进行公布,退休者个人都能根据这一百分数算出自己应得的退休金,无须社保部门越俎代庖,那该要节省多少人力!至于因过去没有这样做而造成的困难,这只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历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数据都有档案可查,是完全可以弥补的。

    然而,纵观这些年来,社保部门每年胡乱出台一些没有规律、前后没有关联的、长官“拍脑袋”的政策:早期的是给退休金低的多涨,高的少涨,超出某一标准的不涨,具体就是按退休的年度划段,搞起了绝对平均主义;后来引入了工龄指数,工龄长的多涨,工龄短的少涨,还附加了一些照顾性的规定。这反映出社保部门的低能和滥用职权,因为他们只懂加法,连百分比都不会。总之,社保部门没有权力规定给谁涨或不给谁涨,给谁多涨或给谁少涨,也无须制订什么特别照顾条款,除了大家都按同一比例上调外,其他政策都是不合理的。因此,他们这些年所出台的调整养老金的具体政策都是非法的!全社会退休者的分配权决不能落到一个小小的政府服务部门的手中,不能让社保部门的官员在所有企业退休者的头上作威作福,希望中央政府尽快收回他们手中的二次分配权,减少人为制造的矛盾。

    当今,由于北京市政府的当权者带头以权谋私,搞自肥式分配,在企业退休人员强烈不满和社会的巨大压力下,理亏词穷,不得不站出来许愿,承诺在三年之内再连续以较大幅度提升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能让人相信吗?我们有两个疑问:

    (1)假使政府真想缩小差距,实现公平,那就应当首先声明,在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期间内,冻结吃皇粮退休人员的的退休金。政府做得到吗?如果不作出这样的声明,谁能相信政府的诚意呢?如果让我们向前迈了一小步,吃皇粮的退休者却又向前跨进一大步,那么,这样的许诺还有何意义呢?

    (2)这个过程为何要持续三年?当今国库充裕,吃皇粮退休人员提升退休金基本上都是一次到位的,上升幅度有的达一、两千元,近乎疯狂的程度,为何还要歧视性地对待企业退休人员?因为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有许多人恐怕难以保证再活三年。所以,北京市政府许愿后,许多企业退休的老人彼此见面的招呼就变成了:“老哥,多保重,好好地再活三年,把市政府给的这点恩赐接到手了再离开人世,可以少一份遗憾!”

    其实,政府不必这样许愿,你们既得利益集团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大多数的企业退休者并非嫌养老金低,除了需自费的医药费用外,我们老人基本上是社会上的低消费群体,以现有的养老金水平,日常生活大致无忧,比起那些低收入、低保人群来,我们觉得很满足。我们现在的不满,完全是你们当权者以权谋私的自肥式分配所刺激出来的。我们并不想追赶你们的四、五千元的退休金,我们没有那样贪婪,既然不再为社会做贡献,拿那么多钱会烧心的,因为社会上还有大量的贫困人群!如果执政者能吐出你们的不当获利,这比给我们许空愿要好得多。

    建国之后,中国社会在政治上就一直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在经济上,也制造了两次大的社会分裂:第一次是为了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决定牺牲农民兄弟,让他们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低价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但却享受不到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1958年后,更以户籍制度将农村与城市截然割裂开来,建立起了一个分裂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使农村和农民长期处于落后和贫穷的状态,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

    第二次是为了扭转国家经济落后的局面,实行改革开放,重回解放前的资本主义道路,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培育出国内的新兴资产阶级。只有由竞争性的市场主导,经济才能快速发展。在此种背景下,政府顾不得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和在那里为国家工作的广大工人阶级了,将他们扔进了市场这个大海。于是,懒散而缺乏竞争力的中、小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倒闭,大量的工人下岗失业。突然间,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兄弟沦落到了社会的底层,他们独自吞下了改革开放的苦果,而他们所养活的“公仆”们却没有遭遇到任何风险,顶多从这个庙换到那个庙。

    严格讲,当前退休老人群体的分裂是第二次社会分裂的延续,不过,此次分裂包含着更深刻的危机。
在政府人员编制中,所谓的“国家干部”是其核心组成部分,它是一个统称,即凡是由政府的人事部门和党的组织部门统一分配(或就地提拔)到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统称干部,均属吃皇粮的国家编制。在这庞大的国家干部队伍中,国有企业的干部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中有党和政府任命的企业领导人,有各级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同为国家干部,大家原来都是平等的,待遇相差十分有限。然而,现在退休后却有了天壤之别,虽说企业干部为落难的工人阶级陪绑,义不容辞,但他们与其他吃皇粮的干部毕竟是同根所生,现在政府用权力硬行将其撕开,置企业干部于不顾,当然会使他们有一番别样的疼痛。可以说,这次干部层的分裂已达政权的核心部位,谁能想象下一次的分裂将在何处发生?

    我们的政府不能老玩“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把戏,既然想将政权千秋万代延续下去,那还要靠广大的民众支持和拥护,只收买官心是远不够的!听说胡锦涛总书记保证要让全民共同分享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但愿此话当真。

    最后,我们要向政府呼吁:(1) 将公务员的工资收入纳入法治化的轨道,统一标准,不能让有权者的自肥式分配再继续下去,公务员提升工资必须得到人大常委会的讨论批准。(2) 既然建立了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体系,就应当覆盖全社会,吃皇粮的人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他们也应加入,交纳养老保险费,不能游离于体系外,既不交费,还要享受特权。(3) 鉴于目前原公有体制内的社会分配十分混乱,中央政府有责任组织专门机构进行研究,通盘考虑,建立一套公开、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方案,许多政策甚至可以推倒重来,在政策制订过程中要充分听取各方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呼声,注重科学性,避免前述人治因素和长官意志的干扰。

 

早稻大量减产 粮食整体供应趋紧

第41期国信战略报告

2007年11月2日

    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近年我国持续上升的消费物价指数,很大程度上便来自粮价的“贡献”。而作为60%以上中国人口主食品种的“稻米”产量变化,对于我国物价走势乃至国家粮食安全都至关重要。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粮价数次大起大落,均与稻米供求波动直接相关,而每次稻米波动,少不过几百万吨,多也不过几百万吨。

    随着居民食用大米的比例上升,以及稻米种植成本的不断提高,我国稻米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目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隐患和问题很多,特别是品种和结构矛盾突出,迅速扭转水稻种植面积不断下降、稻谷产量逐年降低的局面,稳定稻米供给是维系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

稻米供求波动事关全局

    在我国,稻米是一个很敏感的品种。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几年里,市场粮价数次大起大落,均因大米供求波动引起。其实,每次市场波动大米少不过几百万吨,多也不过几百万吨。之所以如此,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兼大米分会理事长刘与忠分析认为,一方面我国人口多,60%以上的人口以食用大米为主,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国家综合能力不强,缺乏强有力的调控手段,国家稻米储备又面临费用高财力不支的局面。

    据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介绍,自2003年1月至2004年1月,无论籼米还是粳米,价格几乎都上涨了一倍。这是因为自1997年稻谷产量达到两亿吨后,连续五年产量下滑,到2003年总产量只有16065万吨,较1997年减少4000多万吨,人均占有量由160公斤下降到138公斤,国家可供调节的大米库存量不足,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市场供不应求导致了大米价格暴涨。

    国家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和调控措施,使2004年稻谷产量较上年增加1700多万吨,当年国家又从库存大米中抛售了1000多万吨。社会可供稻谷总量超过2.1亿吨,市场价格急剧下滑,早籼米市场价格由2004年3月的2650元/吨降至2005年7月的1980元/吨,跌幅为25%~30%。为此,国家及时采取保护价收购稻米的政策,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由此可见,大米市场既是敏感的,也是脆弱的。

    近3年来我国稻米产量虽然稳中略升,但由于社会粮源减少,市场仍然偏紧。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的数据表明,3年来我国稻谷年平均消费总骨18500万吨左右,而年平均产量只有18074万吨,加上净出口100多万吨,3年逆差1500万吨左右,国家粮食储备抛售了1500万吨,才实现大致平衡。

    但由于国家可调控的大米库存继续减少,农村自留粮降低,社会有效供给不足,以致去冬以来稻米市场价格一直走高,今年早稻收购价开市价高出国家保护价8%~10%并出现买粮难。今年南方早稻收购开市价高出国家保护价8%~10%,仍旧出现粮食企业买粮难。据统计,截至8月底今年8个早稻主产省收购早稻407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了203.9万吨。

稻米供求需不需要担忧?

   由于大米是中国人的主食,当前约占总产量86%的大米为人们直接食用,因此说只有大米供求平衡,国家粮食安全才有保障。但是,对于当前的大米供求,认识并不一致,有“乐天派”和“忧患派”之分。“乐天派”认为,“超级稻”亩产将过吨,是现在的三倍,“不要担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人均用粮水平下降,“不要发愁”;国际大米市场是放开的,有钱就有米,“不要害怕”。 

    “优患派”则强调,要防止灾年歉收而扩大供求紧张局面,防止突发事件对大米市场的冲击和防止国际大米市场波动而带动的国内大米市场波动。同时“忧患派”还认为,超级稻固然产量高,但能否大面积推广或推广速度多快尚无定论,且水稻生产是高风险品种;直接食用大米量的减少是建立在间接食用量扩大基础上的;国际市场年大米贸易总量只有2500万吨左右,出口国为泰国、越南、印度、中国、美国等几个国家,进口的却有几十个国家,无济于中国。

三大因素阻碍稻米稳产

当前,三大因素使稻米稳产困难重重。首先是水稻种植面积减少。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秘书长邹振东说,我国稻田面积近20年净减少5000多万亩,其中,广东、江苏、浙江等南方省份减少8000多万亩,东北三省增加3000万亩。各地经济开发不断占用大量稻田,与此同时,种粮比较效益低也引发了南方双改单和撂荒的严重趋势,这是全国稻谷产量前期严重下滑的直接原因,也是今后保持稻米产量稳定增长的最大困难。

其次是膳食结构变化以及人口刚性增长,造成我国国内稻米需求量扩大。当前,我国食用大米的人口比例逐渐扩大,口粮消费中大米的比例上升。以2005年和1990年比较,我国城市居民口粮消费中大米的比例上升了11.9%,农村居民上升了9.4%。

再次,稻米种植成本上涨较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大米分会秘书长唐炜说,从在湖南和江西的调查结果看,与去年相比,今年早稻种植成本上涨16%左右,主要是工时费和种子费上升较快。唐炜认为,一旦大米供求失衡,稻米种植成本上涨较快,不仅会引起市场物价上涨,而且影响整个国家粮食局势的稳定。

此外,粮食专家表示,现在我国大米供求偏紧既有总量不足,又有区域余缺扩大,还有品种品质难以适应等诸多因素。就品种品质问题而言,优质大米偏紧在当前市场反应突出。 何谓优质大米?农业部有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两个大米标准,除加工精度及理化指标外,残毒卫生指标有明确的要求;国家优质大米标准定义为国标三等以上,除规定的理化指标以外,还以加工精度定等。

就大米而言,只要在安全界限内,优劣其实是相对的。而且,大米精度与感观和适口性成正相关,而与营养素成负相关。

一方面,因人们的食用习惯不同,大米优劣判断标准不同。比如,多数南方人爱吃籼米,不喜欢吃粳米,故不能简单地弊籼米、粳米划分为粳优籼劣,就粳米或釉米同一品种而言,也因水、地域、气候或种子的不同,使得其外观、口感差异甚大。另一方面,市场变化也反映出大米的优劣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多年来的大米市场表明,大米市场偏紧,其品种品质差价趋小,反之则大。2003年底前后早籼、晚籼、粳米的差价近乎零,当前又有趋近之势。

把稻米稳产放在首位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的专家从诸多方面提出稳定我国稻米生产的五大指标:一是确保稻田种植面积不少于45000万亩;二是每亩单产不低于420公斤;三是粳稻占水稻生产总面积的比例在30%以上;四是国家稻米储备保持在4500万吨以上;五是建立灵活有效的粮食物流机制。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廷明表示,水稻生产一要有地,二要有水,三要气温合适。南方气温适宜,但有水无地;西北气温可以利用,但有地无水;只有东北,还有一些待开发的土地,也有可利用的气温和水源,但成本较高。

因此,从提升综合生产能力考虑,要大力推广优良技术,培育新品种,加强防治病虫害力度,努力改造中低产田,优质稻的比重达到80%以上。其次是发挥地域优势,优化水稻生产布局。大力发展东北粳稻,提高长江中下游籼稻复种指数,不断提高产区的商品率和销区的自给率。

粮价整体仍处于上行通道

如果食品价格继续大幅上涨,10月份和11月份CPI超过6.5%的可能性不小。如果肉价大幅回落,CPI有可能下降到4.5%。他认为,年初经济学界对于CPI的估计是建立在今年经济增长速度为8%的预测基础之上。在前三季度GDP增长速度达到11.5%的情况下,目前的物价指数是可以接受的。

  目前,9月份,稻谷、小麦、玉米每50公斤收购价格分别为85.5元、75.8元和73.6元。稻谷、小麦和玉米比去年同期分别上升8.9%、10.2%和16.1%。与之相比,由于灾害天气等因素,国际市场的粮价涨幅要大得多,9月份国际市场大米、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分别上升3.1%、112.0%、47.3%和75.1%。国球谷物理事会(IGC)称,今年小麦价格大幅上涨,已经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在主要粮食作物中,近期国内玉米仍处于高位震荡,从国内玉米供求基本面来看,2007年新玉米上市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后期将面临部分回落压力,但回落空间非常有限,小麦和稻米市场主要以稳定运行为主。与粮价高企的1995年相比,目前国内粮食的名义价格已经接近,而实际价格(粮价扣除价格指数)还低了30%左右,所以,目前的粮食价格水平仍属正常。值得担心的是目前的粮食库存状况。

  9月25日,国家发改委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强价格调控,保障中秋国庆期间市场供应,稳定今年后四个月的价格总水平。一项具体的政策是适当增加近两年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收购由国家临时存储的小麦和稻谷的拍卖数量,在一些玉米主销区择机投放部分中央储备玉米。

  在国内收购和进口数量减小的情况下,增加销售会导致库存的下降。在库存量相当大的情况下,这样做当然是对的,但如果库存量已经很小,加大挖库存的后果是严重的。用“挖库存”的办法来抑制今年后几个月的价格,纵然达到了目标,但在库存不足的情况,明年的粮价就会大涨。

  如果现在国有部门的粮食库存水平“比较低尤其是非常低”,就要尽快让农民都知道,农民知道了就去会增加生产,粮价就会较快恢复到均衡。如果反过来给出相反的信号,农民以为政府控制的粮食很多,供给的增加就不能到位,虽然短期的粮价会低一些,但是生产增加不到位,库存挖到低线了,粮价就要暴涨。粮食库存近年来一直在下降。综观今年的粮食价格,出现了被政府调控行为压低的趋势。由于国有粮食企业的库存情况缺少透明度,目前的分析仅是一种担心。

  近日,玉米和棕榈油的期货已经出现涨停。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让粮食价格按照市场力量的变化温和增长,人为压制只会带来今后的暴涨。到明年春节前后,粮油价格还会上涨。但如果货币/总需求总量得到控制,粮价把通胀拉到两位数的可能性不大。2003年粮食价格平均同比上涨24% ,但由于央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所以CPI同比只上涨了3%。

    年底前国内粮价几乎必然上涨,从而再次推高9月份有所回落的CPI。通货膨胀的拐点看来并未来临。因此,必须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改善稻米产销方式:首先,要解决好影响稻米生产的“三大瓶颈”,即稳定水稻的种植面积,重视水稻种植环节的节水问题,稳定青壮劳动力保障水稻生产;其次,在粮食流通环节上,适当增加地方和企业储备。在开辟粮食物流和加强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建议政府部门在政策上予以倾斜;最后在粮食深加工方面,要加大科技投入,高度重视环保问题。

2008年铁矿石谈判即将开始 预期将继续涨价

    新年度的国际铁矿石长期合同谈判的日程终于明确。28日,在三大矿山巨头之一的巴西淡水河谷公司(CVRD)第三季度财政业绩网络新闻发布会上,CVRD首席财务官Fabio Barbosa透露,2008年铁矿石谈判将于11月开始。另外,由于到达中国的运输费用非常昂贵,CVRD正在讨论进入海外运输市场的可能性。 

  目前矿山企业与钢厂的非正式的全球2008年铁矿石价格谈判已在东京展开,很多分析师和投行机构预测新年度的铁矿石长期合同价格最高将上涨50%。 不过,在大连举行的“2007年第七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国际研讨会”,也被业界认为是更重要的一次预谈判,因为铁矿石进口量最多的中国,才是影响谈判结果的重要力量。 

  在第三季度财政业绩发布会上,Fabio Barbosa谈到,2007年第三季度公司铁矿石产量达到7830万吨,创造了季度产量新高,同比增长12.6%,而2007年全年铁矿石产量将达到3亿吨,去年为2.642亿吨。 Barbosa还透露,新年度谈判应将在11月份开始,这也是供需双方首次明确谈判日程。 

     在2007年的基础上再涨9.5%后,目前澳大利亚长期协议矿的价格为52美元/吨,巴西长期协议矿的价格为47美元/吨,远低于目前印度现货矿的价格,铁矿石的现货价格较目前的合同价格已经高出了两倍,由于印度现货矿在过往的铁矿石谈判中往往具有参考作用,也使矿山巨头在新年度谈判前率先拥有了优越的谈判条件。 

  由于海运和印度国内铁路运输费用飞涨,印度铁矿石现货价格飙升至每吨175美元,前两个月的价格分别仅为155和140美元。印度矿业工业协会称,巴西和澳大利亚的港口拥堵带动了全球铁矿石运费的上涨。印度铁矿石运费从今年9月的每吨35美元上升至10月份的46美元,涨幅达到28%。过去30天印度第二次调高了铁路拥挤附加费率,此次由11%上调至35%。高峰期的附加费也已从6%涨为7%。 

    对于日益疯长的海运价格,距离中国更远的CVRD就比澳洲的两大矿山企业失去了一些优势。因此,Barbosa透露,CVRD正在讨论进入海外运输市场的可能性,尤其是到达中国的,以便能向客户提供新的选择。这一事项仍在讨论之中,可能以建立一家新公司或在公司内部增设一个新的部门或寻找合作伙伴的方式实现。 

    最新消息显示,中国企业很可能在铁矿石谈判这一事项上进行合作,从而互相借重彼此的力量。但这只是短期措施,从长期讲还是要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压缩钢材过剩产能。

三季度宏观数据揭示经济减速迹象

  3季度GDP的实际增速降为11.5%,略低于2季度的11.9%。主要源于第二产业增速的下滑,而一、三产业贡献的增长反而有所上升。展望第4季度,增长的主要源泉第二、三产业均难有亮丽表现,前者将继续受宏观调控的影响,而后者则受制于06年4季度的高基数。因此,年底经济的减速将是大势所趋。

  从支出法的角度来看,3季度的经济增速也是全面回落:出口增速为26.2%,低于2季度的27.4%(进口增速为20.6%,而2季度时为18.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为11.5%,低于二季度的12.9%,且是05年以来首次低于12%;而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8.5%,略低于2季度的18.7%。

  工业增加值的下降印证了投资增速回落的趋势。我们注意到,3季度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不降反升。即便如此,也无法逆转投资总额的回落态势。展望4季度,很可能会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力度,因而难以期待房地产行业能够保持目前的高速增长。

  对企业而言,投资扩张的冲动来源于居高不下的利润率。我们注意到,截至8月份时的企业息税前资产利润率已经超过10%,高于目前7.83%的长期贷款利率,因而企业举债扩张的动力依然十分充足。然而,我们观察到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同比增速在5-8月份大幅回落至31%,远低于头5个月的43%。由于利润总额=总资产×总资产利润率,在总资产增速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利润总额的起伏主要由于资产利润率的波动所引起。

  虽然5-8月份的工业企业息税前利润率高达10.1%,但其同比增幅却小于2-5月份,由此也不难理解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回落。展望未来,由于目前工业企业的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已创下历史新高,其未来的提升空间将愈来愈小,因而从长期来看,目前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也很难维系。

  再来看出口部门。目前中国的出口增速已经连续4个季度保持下降,如果未来人民币指数的升值加快,加之主要出口对象美国的经济减速,出口增速很可能会继续下滑。我们注意到,虽然中国出口美国商品价格开始了历史性的上升,而且势头还在持续,然而以人民币衡量的中国出口价格却一路下滑,表明中国的企业只能部分转嫁升值的影响。因而如果人民币升值加速,中国企业的出口价格乃至利润率将大受影响,这也势必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增加,从而减弱其投资的动力。

  而3季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幅只有11.5%,比2季度的12.9%大幅下降。我们注意到,虽然同期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实际增幅还在不断增长,但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却连续两个季度下降,而后者对消费的影响无疑是决定性的。如果企业利润增速下滑,那么也很难期望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幅会大幅提高,因而实际消费的大幅跃升也很难实现。

  粮食方面,虽然今年的早稻和夏粮的产量均有所提升,但我们注意到两者的增量均极为有限,与前三年的大幅丰收不可同日而语。今年秋粮的新增播种面积大幅下降,即便秋粮如统计局所预料的获得丰收,也将远不如往年。加之全球粮价的飙升,中国的粮价仍存在上行的压力,增加目前结构性通胀的持续风险。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研究部日前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受食品、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影响,预计10月CPI将反弹至6.4%。报告认为,高企的CPI将促使央行再度加息。报告提到,9月CPI回落主要得益于政府储备肉大量投放市场,因此,肉价后期走势仍有待观察。而实际上,10月份猪肉价格已经出现再次走高的迹象。与此同时,奶制品价格已开始大幅走高,并引起政府高度重视。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可能促使食品价格再度摸高。摩根大通同期发表的研究报告预测,年底前,央行可能还会加息一到两次。

全球性信贷紧缩或将引发中国潜藏的金融危机 

  金融动荡的背后一向是世界权力的更换:一个不成熟债权国的增长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结合在一起,带来储蓄和投资的失衡。试图管理失衡所导致的货币波动,使货币政策脱轨,并制造了资产市场泡沫,进而导致了崩盘和金融危机。 

  第一个案例是192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金融实力不断下降。但美国不愿承担英国在全球金融中的霸主角色。当时,信奉自由贸易的英国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这使得高储蓄率、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美国保有巨大的贸易顺差。 

  在一定程度上,美联储(Fed)遵循的宽松货币政策为上世纪20年代股市狂飙提供了动力。当时,缺乏经验的美联储错误地尝试帮助英国在回归金本位后维持英镑的价值。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当央行试图操纵汇率这一外部价格时,不稳定性只是被转到了内部价格——在这个例子中是股价。到了1929年夏季,在股市一片狂欢景象之际,美联储戳破了这个泡沫。大萧条随后而至。 

  现在看一看上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已是占据主宰地位的金融强国。在里根(Reagan)政府的初期,美元估值过高,这加剧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失衡。当时,日本本质上是一个崇尚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而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80年代中期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解决了美元估值过高的问题。之后,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在1987年2月签署,目标是稳定住美元汇率,当时美元有可能直线下跌。 

  当时美日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产生了贸易摩擦和货币波动,在此背景下,投资者对贸易失衡感到不安。1987年,当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尔(James Baker)恐吓称要唱衰美元,使美元贬值,以此应对德国上调利率的威胁后,市场出现了恐慌,市场在一个交易日内出现了令人惊讶的暴跌,全球各地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不过,这并不是一次严重的金融动荡。顶多可以把它视为导致过度政策反应的一个预警事件,而导致全球经济过热的是过度的政策反应。实际上,当时主要的金融事件发生在日本。当时,日本政府正在为了稳定美元汇率而进行市场干预,这种干预行动的效果,与美联储1927年时支撑英镑汇率的效果一样。与1929年的危机一样,央行在1989年做出了调高利率的决定,这戳破了泡沫,此后出现了十多年的经济停滞。 

  最终,我们遇到了信贷紧缩。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但无疑亚洲(尤其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上升,在此次信贷灾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失衡再次扮演了它的角色,其中,持贸易保护主义态度、高储蓄率的中国所遵循的汇率政策,今年可能产生近4000亿美元的经常账户盈余。 

  失衡的后果之一,是亚洲国家以美元资产的形式、累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信贷市场中大部分“有害的”金融创新产品,都在协助亚洲国家完成(美元)再循环的任务,这个疯狂的任务正是全球失衡所造成的。与此同时,人为地维持较低的人民币汇率,给中国制造了过剩的流动性。这对股市造成了影响,推动股市进一步繁荣,因为中国国内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为负值。 

 

中国虚拟财富泡沫削弱实体经济发展

  10月18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七大新闻中心接受媒体集体采访时说,央行是否选择加息,主要关注一般物价指数变化,但也会对资产价格给予高度关注,防止资产价格出现泡沫。而大家应该记得,央行以前一再强调的加息依据是物价及宏观因素,资产价格并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周小川这种对资产价格高度关注的罕见表态,彰显了央行对资产价格异动可能给实体经济带来风险的警惕。

  而上月底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07年第三季度例会表示,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消费价格和资产价格上涨偏快的原因及机理,探讨和区分总量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国际传导及重新定价等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研究有针对性的措施。

  那么,资产泡沫与实体通胀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机制呢?或者说,从资产泡沫到实体通胀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通道呢?可以认为,我国资产泡沫(下面主要分析房地产泡沫)与通货膨胀之间,当前至少存在着三条流通渠道。

  一是房地产泡沫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直接的通道。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我国CPI由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娱乐教育文化、居住等八大类产品价格构成。由于各项产品所占权重至今没有对外公开,因此居住在CPI中所占的权重,我们自然无法知晓,不过有一点倒是清楚的,那就是在我国当前计入CPI的“居住”项不是房价而是房租。由于这一点以及房租涨跌与房价之间并没有一定的正比例关系,因此,房地产泡沫与CPI似乎就“绝缘”了。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房地产泡沫与通货膨胀无关,而只能说明我国CPI度量通货膨胀的失真,因为CPI只见房租而无视房价的规定,并不能抹去购房自住者“真金白银”的付出。

  二是泡沫自我强化机制导致资金推动型通货膨胀发生。不论是房地产泡沫还是股市泡沫,资产泡沫的预期性特点会形成一种泡沫自我强化机制。即当市场价格不断上涨时,迅速的赚钱效应会吸引资金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推动房价(股价)以更快的速度上涨。而迅猛上涨的价格,会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市场,导致房价(股价)更加迅猛的上升。如果没有外力的制止,这种泡沫的自我强化过程就会不断循环下去,直至泡沫破灭时终止。而在泡沫自我强化过程中,由于赚钱的羊群效应(没有什么比这赚钱更轻松了),资金趋利性驱赶着各类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房地产市场(股市)。因此,虽然在流动性过剩的宏观大背景下,但是依然有许多企业存在资金吃紧现象,显现出“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偏离”、“流动性宏观过剩微观不足”现象。现在民间拆借资金利率已经远远超过1993、1994年时的水平。

  三是房地产泡沫挤出效应让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衣食住行”是人类最基本的消费项目,房地产泡沫对民众消费存在挤出效应是不争的事实。内需不足,自然只能依赖于外贸出口,导致贸易顺差增加、外汇储备增加,使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后,引来海外游资赌人民币升值,使我国外汇储备剧增,加大国际收支失衡,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渠道被动投放大量基础货币,导致流动性泛滥,使得我国投资过热反弹和房地产价格飙升。这一方面造成内需愈加不足,另一方面,更加吸引海外资金进入我国,狂赌人民币升值和房地产升值双重获利,造成外汇储备激增,流动性更加泛滥,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

 

不平等的成品油市场体制再遭油荒挑战

油荒阴影蔓延

  随着各地资源日趋紧张,柴油零售市场已全线告急,部分地区更陷入脱销境地。由于批零业已倒挂,甚至有少数民营油站开始擅自加价销售,而更多的则被拖垮。迹象显示,2005年下半年一度肆虐的“油荒”现象有卷土重来之势,阴影再度笼罩各地。

  近期,国际油价持续高位徘徊,上周末更一举创下92.22美元/桶的盘中历史最高价,而由发改委负责调控的国内成品油零售中准价则一直按兵不动。出于利益考量,众多国内炼厂产能无法明显增长,导致供需失衡。过去一周内,国内多个地区出现柴油脱销局面:苏州的张先生反映,当地多座加油站已无柴油可加,少数还有柴油的油站则天天聚集了大量卡车,后者是柴油的主要消费对象。在长沙,汽车西站、四方坪、长常高速沿线等地的多座油站均粘贴了“无柴油”告示。在广东,社会加油站几乎家家柴油紧张,有的无油可供,有的则限量供应,但两大集团的油站仍敞开供应。

在浙江,相当多的加油站都限量供应柴油,有的规定最多加10升,有的则最多加200元。某大巴司机竟在一个多小时内连跑9座加油站,才加到100升柴油。而上海作为战略重镇,尽管市区的油品供应受两大集团特别关照尚保无虞,但郊县地区尤其是高速公路沿线仍难逃困境。

少数民营加油站因柴油奇货可居,甚至违反发改委禁令擅自上调柴油零售价。如长沙宁乡、望城等边远地区部分油站上周就擅自调整柴油价至5.16元/升,在望城乔口一带,柴油单价更涨到5.5元/升。但一些民营油站则因承受不了价格倒挂的压力而关门。据中商石油委的调查,目前中国南部已有2000多家民营加油站因缺油而停业,浙江、广东、江苏等地均有几百家,上海稍微少点,数量也有几十家。

民营油企面临生存考验 

国内柴油资源紧张的状况受到社会极大关注,行业专家表示,一旦当前的局面得不到遏止,两年前的“油荒”仍有可能重来,而导致的后果可能有三方面:一是用油单位受累;二是炼油亏损加剧;三是民营油企大面积消亡。

  “我做石油做了20年,从来没碰到像今年这种情况。”一位 “油老板”倒苦水。据他称,上周他曾和山东一家地炼厂口头约好以每吨5800元的价格进一批柴油,但没想到仅过了三天,对方开出的价格就涨了1000块。由于从其他渠道已几乎进不到油,对他来说,要么就是做亏本生意维持加油站的生存,要么就是关门大吉。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普遍存在,民营油站也再度面临“存亡之秋”。据称,目前中国南部已有2000多家民营加油站因缺油而停业。同时,部分地区资源供应日趋紧张。以上海为例,尽管两大集团重点保障这一战略要地的供应,但由于毗邻地区柴油资源较为紧张,外省市加油站采取限量加油等措施,导致长途运输车纷纷进入上海地区加油。

占据上海零售市场70%以上份额的中石化上海石油分公司,最近在国省道附近的加油站日均加油量较正常营业日增长40%到45%。由于上海部分社会加油站因货源组织困难,甚至已出现柴油停供现象,进一步加大了上海市场成品油零售主供应商的供应压力。

浙江已有部分国有油企向当地政府表示对供应紧张无能为力,而其他部分省份的成品油供应也不同程度存在紧张状况。

中石化上海石油分公司有关人士表示,他们已采取多项积极措施,确保上海市场的稳定。他透露,中石化已打破原有计划安排,推迟炼厂装备检修,10月份安排原油加工量同比增加51万吨,日加工量已达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上海的两家重量级炼化企业——高桥石化和上海石化炼油装置已满负荷运转。值得注意的是,下半年迄今,中石化在全国范围内已两度计划外进口汽柴油共15万吨。该公司有关负责人承诺,中石化将不断争取追加资源投放,保证市场的稳定供应,尤其将保障公交、环卫、消防、医院、农业等重点行业和重点部门的稳定供应,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平稳运行。而另一大石油巨头中石油今年第三季度也进口了20万吨汽柴油投放沿海市场,同时还承诺提高炼油装置负荷率,以保障供应。

炼油亏损加剧

但在当前油价倒挂的背景下,炼油装置负荷率提升的结果是亏损的加剧。上海石化公布的三季报显示,公司第三季度净亏损扩大至人民币9472万元,上年同期亏损人民币3274万元。该公司董事长戎光道曾于今年8月末表示,受油价飙升以及政府对燃料价格的限制影响,该公司的炼油业务自6月份以来出现运营亏损。
中石化公司财务总监戴厚良近日表示,今年首三季度,包括加工高硫油在内的劣质油占了总加工量的60%,真正的劣质油则占总量的20%。第三季炼油业务亏损约52.78亿元。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行业分析与预测秋季报告》指出:因国际油价持续走高,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业低迷再现,前8个月累计利润231亿元,比前5个月减少71.9亿元。此外,由于暴利税的缴纳,油气开采业获利开始减速,前8个月该行业利润呈下降趋势,同比下降16.2%。

  中石油集团石油经济与信息研究中心石油研究室主任单卫国表示,就国内成品油调价而言,目前很大一块阻力还是来自CPI。定价部门在决定成品油调价时不可能只考虑单一的成品油市场。目前,农产品价格已大幅上涨,如果成品油再涨价的话,给相关产业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最终可能对CPI产生触动。

  国内的成品油定价当然最好与国际接轨,但也须根据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适时变动。油价最终要走向接轨,否则国内的油价变动就无法保障。尽管如此,我们的油价在参照国际的同时也要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全国的需求量、环境资源等问题都要考虑进去。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对于合理配置资源以及节能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如果价格逐步理顺,石油公司也没有理由讲炼油业的政策性亏损,社会也不会对政府调整价格抱有太多的预期。

国内掀起油价体制改革呼声

今年我国进口原油约为1.6亿吨,第四季度的进口量可能达到4000万吨左右。假设当前的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90美元上涨至100美元,按一吨原油约等于7.3桶换算,相当于每吨上涨73美元,四季度进口原油的成本将增加29.2亿美元。国际油价上涨必然会导致我国石油进口成本的增加。

虽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对进口原油成本日渐提高的承受能力已有所增强,但国内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油价倒挂的现象不利于国家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推动交通运输等下游行业的技术创新。从长期来看,国内成品油价格应反映国际市场变化的趋势。

鉴于当前国内CPI指数较高,通胀压力较大,而调高成品油价格势必进一步拉高CPI指数,因此预计一年内将不会出台成品油的大幅调价政策。18日,朱之鑫在十七大新闻中心举行的第三场记者招待会上也表示,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调整除考虑原油成本价、供求情况、企业成本等因素外,还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虽然原油价格大幅提高使炼油成本提高,这在国内成品油价格未调的状况下,必然会挤压炼化企业的利润。

一方面官员表示“国内成品油价格近期不会大幅上调”,另一方面来自炼化企业的声音却表示,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已经对我国成品油市场供应提出了考验。对于国内依赖进口原油、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从事下游行业生产的国内企业来说,国际油价的上涨无疑会提高其进口成本,使其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但相当一部分下游企业已逐步摆脱对进口能源的依赖,转而主要依靠国产能源从事生产活动,因此国际油价上涨对这些企业影响并不大。

决策层必须对国际金融压力有所准备

今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级债危机扩大了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也使得世界经济的稳定环境遭遇了冲击。值得注意的是,与G7财长会议继续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多边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给予了更多的肯定和赞扬。无论多边国际机构给予中国的评价如何,但我们仍然要在赞扬声中保持清醒和忧患意识。在面对外部压力时,更要学会自我把握、自我调节和自我学习,而不是盲从或被迫接受国际舆论要求和政策指责。 

   第一,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金融压力在逐步扩大。近期,多边国际机构的态度转变值得注意,它们开始指责发达国家的金融问题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并缺乏金融监管的透明度。但是,它们却对包括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给予了更多的肯定。 

  这种肯定也增加了中国经济在未来应当承担责任的压力,同时也引起了外部世界高度关注对中国的投资与投机机会。其实,全球性流动性过剩风险,导致未来中国所面临的风险不是在减小反而在上升。因为,当前中国的一些经济现象有点类似于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前夕的某些特征,即国际经济、金融机构对墨西哥经济模式和贡献的过度追捧和赞扬。 

  因此,当目前中国已获得国际舆论肯定和赞扬时,包括关注和认可中国经济发展势头、经济发展作用及对全球经济的带动作用等,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反而也在扩大。例如,随着美元贬值和欧元升值,从欧元区13个国家到G7大国联手指责,这预示着未来中国的金融压力将更为显着。 

  第二,对未来中国金融风险不可掉以轻心。从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状况来看,尽管中国经济仍处于较高增长周期,经济增长质量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与影响都已得到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但是,目前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非是一个经济发展强国。这主要体现为:中国经济平均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在市场机制、市场运行及市场规模上,也难以形成对发达国家的竞争格局。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些基本特征。 但是,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成熟特征,也容易吸引外部资金进入,以获得更多的投资收益。从这个角度分析,易于获取财富及投资收益的特征,也赋予了外部资金更多的投资与投机机会。但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却意味着它们所面临的未来风险在扩大。泰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值得吸取。 

  第三,国际金融风险也值得提防。当前,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开放的趋势是难以改变的,并且有迹象显示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普遍表示乐观。然而,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存在较大变数,特别是难以预期和驾驭由美国次级债危机引发全球金融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我们在乐观预期中也依然应当保持足够的理性。 

  在2007年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有可能会产生国际金融危机,这值得我们思考。其理由在于: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自2000年以来国际金融相对处于一个平和阶段,金融效率与防范金融风险的预期心理,导致国际金融危机难有“机会”形成或爆发。 但是,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会发生变异。未来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与发生条件,将不同于以往,金融危机表现将从金融价格的失控到对金融价格的失信,并形成金融价格的崩溃,最终形成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这要求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来认知当前与未来中国经济金融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看清自己的位置,把握住自身的发展机遇,以规避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前景广大

  2001年以来,全球化石资源供应日趋紧张,国际原油价格一路攀升,至2006年已突破至65.5美元,但是高昂的价格并不能抑制人类对于石油需求量的剧增。随着世界经济对原油的依赖性不断增强,石油开采量持续扩大,世界石油储量逐渐减少,石油价格必然呈不断上升趋势。

  近年来我国对石油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石油进口量大幅度上涨,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2006年我国原油净进口量已达13884.3万吨,居世界第三位。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院长顾宗勤表示:“石油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能源,在没有大的技术突破的前提下,石油的储量将越来越少,开采成本越来越高,届时石油资源的短缺将极大地制约整个社会的发展,而我国作为用油大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能源危机”。目前我国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为23.8亿吨,储采比仅为13.4,远低于世界石油58.6的平均储采比,储备和开采能力日益窘迫。在这种形势下,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石油消费和经济运行,为了减轻国家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缓解高价油带给市场的巨大压力,各种石油替代能源的研究日渐活跃。生物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煤基液体燃料(包括煤制甲醇、二甲醚、煤制油)等在近两年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建设热潮。这些石油替代能源的迅猛发展只反映了我国能源战略转变的一个侧面,而大力发展多种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能源界的共识——作为太阳能电池、风力发电、混合动力汽车、乙醇汽油等诸多新能源领域都呈现出繁荣发展局面。

可再生能源:获得重大发展机遇

  1.《可再生能源法》推动我国新能源发展迅猛

    一次性能源的日益紧张和能源多元化战略的逐步推进,使得可再生能源受到了空前的关注。200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应运而生,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可再生能源法》中指出:“国家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推动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在新型能源炙手可热的发展过程中,该法令正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可再生能源主要是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近两年,世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风生水起,进展迅猛。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CREIA,REEEP秘书处李俊峰秘书长介绍,世界可再生能源市场主要集中在发电技术(主要包括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海洋能/地热能发电)、供热技术(太阳能热水技术、地热、生物质供热)、液体燃料技术(生物液体燃料、可再生能源制氢)等领域,目前世界各国均对发展可再生能源倾注了大量精力。李俊峰秘书长认为,太阳能热利用是最廉价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该技术最大的市场在中国,将占市场份额的60%。李俊峰秘书长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市场前景报以极大的信心,他谈到:可再生能源的前景将一片光明,我们现在看到只是一丝曙光,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在我国,随着《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和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时期。2007年4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陈德铭总结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指出目前我国发展步伐明显加快,水电开发、风电沼气建设、生物燃料乙醇、太阳能热利用的规模越来越大。2006年,水电新增装机容量超过1000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风电新增装机容量133万千瓦,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总装机容量达到260万千瓦;太阳能热水器生产能力达到2000万平方米,累计使用量达到9500万平方米;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呈现出多元化发展局面,农村户用沼气达到2260万户,大中型沼气工程达到2000多处,沼气年使用量约100亿立方米,农作物秸秆发电示范项目投产运行,生物液体燃料工作全面推进,生物质成型燃料试点取得初步进展。

  2.潜力巨大向能源多元化目标迈进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热潮是以其深厚的发展潜力为基础的,据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提供的数据:我国风电资源量应在30亿千瓦以上,生物质能资源量为8亿~10亿t标煤,太阳能的资源量为理论上17000亿t标煤/a。尽管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光明的发展前景,但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仍然面临技术、政策、产业等各方面的制约,其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离不开国家产业政策的推动和支持。自《可再生能源法》颁布以来,国家对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支持框架已经初步确立,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细则。2006年1月,国家发改委颁布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2006年6月,财政部出台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11月,发改委与财政部发布了《促进风电产业发展实施意见》。此外,一些相关技术标准,如民用太阳能热水器与建筑结合标准、生物柴油等标准也在制订实施。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经编制完成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正在报批审定中。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王仲颖主任的报告中显示,鉴于可再生能源的巨大潜力,我国基本制定了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在发电能力方面,并网风力发电力争达到3000万千瓦,小型风力发电15万千瓦,实现生物质能源发电3000万千瓦,太阳能发电180万千瓦;在燃料和热利用方面,液体燃料消耗量将达到1200万吨,沼气440亿m3,太阳能热水器覆盖面积将突破3亿平方米;生物质颗粒供应量可达5000万吨。届时可再生能源预计可提供5.5亿吨标准煤的供应能力,占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量的16%。——可以预见,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大力推动下,我国可再生能源正迎来发展的春天,未来几十年里,我国能源结构中化石资源一统天下的局面将得到改变,一个能源多元化发展时代正在到来。

生物液体燃料:发展需要资源和政策双驱动

  近年来,我国生物液体燃料产业发展如火如荼,归根结底还是全球能源结构的高位运行,从市场层面吸引众多投资者的热衷。

  1.燃料乙醇受困于资源供应

  上世纪末,为消化库存陈化粮和补充石油资源的不足,我国开始发展燃料乙醇。“十五”期间,在河南、安徽、吉林和黑龙江分别建设了以陈化粮为原料的燃料乙醇生产厂,总产能达到102万t/a,现已在9个省开展车用乙醇汽油的销售试点。2006年,我国燃料乙醇的总产量已达133万吨,比2005年翻了一番。在一些地方政府和市场的双利作用下,在国家规划之外,许多企业也纷纷上马燃料乙醇项目,消耗了大量的粮食作物。2006年我国仅国家批准的用于加工燃料乙醇的粮食有306万吨,其中玉米260万吨。从“不与民争粮,不与粮战地”的战略出发,2006年12月国家下发了《关于加强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建设管理》的通知,提出“坚持非粮为主,积极妥善推动生物燃料乙醇产业发展。”

  国家政策划下了红线,原料多元化成为燃料乙醇企业的必然选择。我国自主开发了以甜高粱为原料的生产技术,并在黑龙江、内蒙古、山东、新疆和天津等地开展了甜高粱的种植和燃料乙醇的生产试点,但由于现阶段国家对燃料乙醇实行定点生产,这些甜高粱乙醇无法进入交通燃料市场,大多数被掺入了低质白酒中。同时,我国6亿多吨的秸杆资源引起了业界的关注,但纤维素制乙醇的技术尚不成熟,还处在中试或工业化示范阶段。利用木薯、甘薯、甘蔗、甜菜等作物作为燃料乙醇的原料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还在起步阶段。另外,今后这些资源的收集、储运等问题也需要解决。我国燃料乙醇要实现快速、可持续发展,突破原料瓶颈是关键。

  2.多重因素阻碍生物柴油发展

  受市场利益驱动,在绿色能源和支农产业双重“概念”下,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上马生物柴油的热潮。像所有新兴产业一样,生物柴油的发展中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是原料的供应,虽然生物柴油的原料种类比较丰富,既可以是各种废弃或回收的动植物油脂,也可以是含油量高的能源植物,如麻疯树、黄连木等。但由于能源植物种植周期较长,投资大,国家政策又不十分明朗,非一般企业能力可为。因此,目前国内绝大多数企业是收集餐饮业废油或以进口棕榈油、棕榈油酸为原料生产,但受行业发展过热影响,这些原料价格节节攀升,企业利润也被严重挤压,目前不到100元/t。二是产品的出路问题,由于国家还没有制定具体的生物柴油产业政策,产品无法进入正常的销售渠道。虽然今年5月份出台了BD100生物柴油标准,但与销售脱节,与产品销售有关的B5标准的还在起草当中。按现行政策,目前局部地区生物柴油的销售属于不正常行为。现有生物柴油产品有的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市场,有的被用作工厂和施工机械的动力燃料,还有的企业将产品出口到国外,但今年4月5日国家公布的《2007年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严禁轻柴油、重柴油和其他柴油及燃料油出口,无疑又给那些以出口为主要方向的生物柴油企业当头一棒。原料供应不稳定,国内市场政策不明朗,对外出口又受阻,生物柴油发展可谓举步维艰。

为了促进我国生物液体燃料的发展,我国在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2010年和2020年将分别形成200万t和1000万t的目标。从目前我国生物液体燃料的原料、技术、市场和政策条件来看,要实现生物液体燃料的规模化发展,关键要解决好资源落实、产品生产和市场销售3个环节的问题,特别要做好品种选育、种规模、技术标准制定等工作,制定合理的投资、价格和税收政策,落实好产品销售渠道,充分发挥大型能源企业的带头作用,广泛吸收社会企业参与,形成完整的生物液体燃料的生产、混配和销售体系。

煤化工:遵循科学理性的发展思路

  随着石油、天然气价格的节节攀升,以煤为原料的煤化工行业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升温,全国具有煤炭资源的省份都纷纷集资、引资或合资建设和开展大型煤化工、煤变油、煤制烯烃、甲醇、二甲醚等项目的前期研究和规划。尽管国家发改委于2006年下半年紧急叫停了煤炭液化项目并提高了准入门槛,但是各地投资煤化工的热情不仅没有降温,反而随着国际油价的强劲运行而出现了“潮涌现象”。
  有人质疑说煤化工是一种稀缺资源替代另一种资源,不应该与可再生能源一同列入能源多元化的发展战略中。全国醇醚燃料及醇醚清洁汽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卫国认为,看待这一问题需要时空观,能源战略具有阶段性,未来的二三十年将是我国能源技术开发比较关键的阶段,国家通过这一过渡期积蓄力量完成科技攻关之后,很可能就此具备发展太阳能、核能等重要可再生能源的实力。因此,在最近的二三十年内,凭借煤炭资源优势积极发展煤化工是我国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

  1.下游产品众多,发展空间大

  煤化工的下游产品众多,煤制甲醇、二甲醚、烯烃、煤制油等技术的应用前景广阔,这种多样性也反映出我国能源多元化趋势。
  (1)煤制甲醇、二甲醚市场初步形成
  甲醇是煤化工的基础有机化学品,具有较多的后续加工产品,近年来甲醇项目甚至出现了过热现象,目前在建甲醇规模已接近900万t/a,拟建和规划产能还有千万吨以上,预计到2010年国内甲醇生产能力将超过2700万t/a,而国内甲醇的年需求总量在2400万t左右。而煤制二甲醚可作为民用燃料使用,是柴油发动机最理想最洁净的替代燃料,目前二甲醚国内生产能力为37万t/a,产量20万t,在建装置能力近100万t/a,拟建装置能力达到211万t/a,预计到2010年产能在300万t/a,国内年需求量将达到700万t,市场空间巨大。
  (2)煤制烯烃、煤制油战略意义重大
  煤制烯烃是减少对石油依赖,发展化学工业的重要新途径,2010年煤制烯烃的产量将达140万t,占全国烯烃产量的4.8%,其经济效益高于石油制烯烃。但是尽管煤制烯烃项目前景看好,但由于技术难度大,目前还处于中试阶段,待工业化成熟大规模推广之后,煤制烯烃必将迎来大的发展。我国在煤制油技术研究上也取得相当突破,据估计,目前国内在建和拟建的“煤变油”项目已达1600万t,计划投入的资金额高达150亿美元。

  2.煤化工发展亟需考虑环境因素制约

  然而,煤化工毕竟是一个起点很高的行业,对煤炭资源、水资源、生态、环境、技术和资金等条件要求较苛刻,煤化工同样突出的劣势使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一定制约。

  利用效率较偏低是当前煤化工面临的一大问题,我国煤用于发电的能量利用率可以达到55%,但以煤为原料生产甲醇,煤的能量利用率只有32%~42%;煤制油的能量利用率也不高,采用直接法“煤制油”工艺,煤的热能利用率为47.6%,而间接法的利用率仅为28.6%;加上水、电、汽、储运等公用工程消耗,使煤炭资源利用率更低。因此,如何加强煤炭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是保证我国煤化工产业健康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水资源是煤化工产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我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主要煤炭产地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和单位国土面积水资源保有量更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10。而大型煤化工项目年用水量巨大,一些地区大规模规划煤化工项目,一方面会造成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会打破本地区脆弱的水资源平衡,直接影响当地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同时,环境保护也已成为煤化工产业发展的瓶颈。煤炭中碳含量高、氢含量只有5%,将煤炭转化成运输燃料时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原油精炼工艺的7~10倍,势必加重当地的环境污染。目前,我国90%的二氧化硫排放来自煤的使用,这是我国在大气环境污染治理方面长期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此外,煤化工项目所需投资大,国际油价和国内煤炭价格的波动将使煤化工的成本变化莫测,无疑也给煤化工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投资风险。

   喜忧参半的煤化工发展热潮也引发了国家相关部门及专业人士对于发展煤化工的深刻思考:煤化工的项目建设首先要量水而行,以水定产,注重对水资源的保护;其次在发展策略上应坚持“煤化一体化”、“煤电一体化”,防止煤炭资源直接外流;重视并鼓励企业的自主创新,研发先进技术,以提高煤资源的利用率,攻克其下游产品应用的技术难关,使煤化工产业在能源结构调整和石油替代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稳步推进我国能源多元化战略的实施。

 

要从全局性高度重新审视国有股减持

    过去近30年的改革进程,政府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而做的最欠缺的事情莫过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应不足,尤其是社会保障的工作乏善可陈,致使中国在私人产品过剩的同时公共产品和服务却十分短缺,社会矛盾也因此加剧,社会和谐的建设面临挑战。要补上社会保障这一课,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政府财力的不足。然而,在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下,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正在到来。 

  过去,虽然全国社保基金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储备,是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然而,由于社保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存在缺陷,导致社保基金的运行出现诸多问题,社保基金出现了巨大缺口。据世界银行估算,从2001年到2075年,中国这一缺口可能达到九万亿元人民币。以目前全国社保基金资产区区2000亿元的总额,显然远不能满足社会保障事业的需要,离中央要求社保基金五年内达到一万亿元的规模,也相去甚远。 

  按相关法规,社保基金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股减持收入和彩票公益金等几个方面。但实际上,中央财政预算拨款的时间和额度并不固定,资金来源不稳定,延缓了基金规模的扩大,也难以合理配置资产而影响基金投资运营。因此,政府持股的转化应该成为社保基金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 

  通过国有股减持来充实社保基金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并且有多重意义。中国需要建立社保体系,中国也需要深化国企改革,而国有股减持可能成为两者的一个结合点。尤其是在目前大牛市的情况下,通过将国有股减持,充实社保基金,以此构建起中国的社保体系,既有利于通过供应的增长稀释股市泡沫,又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完善,既化流动性过剩的风险为机遇,又借此大力推动国企改革,可谓一箭双雕。然而,方向正确的情况下,如果方法不正确,特别是如果刻意将国有股减持当成了打压股市的手段,不是用市场化的办法去减持,而是用搞运动的办法去减持,则可能导致许多负面效果,甚至最终导致结果不正确。因此,回顾国有股减持的历史教训并思索国有股减持的方法,就成为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追溯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曾造成中国股市历史上一轮旷日持久的大熊市。政府原本打算通过新股或增发减持10%国有股来增加社会保障金,事实上由此也为社保基金筹集到了20多亿元,但股市暴跌减收的印花税可能就在100亿元以上。印花税的减收大大超过了筹集的资金。 

  国有股减持的执行,需要考虑执行时间和执行方式这两个问题,国有股减持的执行方式是关键,执行时间则是次要问题。不管现在市场上的资金有多么充裕,只要国有股减持的执行方式不是投资者所愿意接受的,市场就永远不会接受。前段时间宣布国有股将在宝钢股份等一些钢铁上市公司试点减持后,整个钢铁板块出现了深幅下跌,以宝钢股份为首的各大钢铁上市公司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下跌了15%甚至更多。在当前市场流动性过剩,且钢铁板块受到追捧的情况下,国有股减持的消息依然能对其形成如此大的打击,可见国有股的减持对市场的影响之大。因此,时机并不是影响国有股减持执行的主要因素,纵然市场的资金再多,不被接受的减持方式,依然能对股市造成致命一击。 

  有关国有股减持方式的选择,历史上有很多的争论,一些专家学者也提出了不少的方案,其中主要有一下几种:(1)向流通股股东出售国有股。即将国有股依据净资产为参照价格,在给公司流通股股东折让一定比例利益后确定一个配股价格,按照这个配股价格向现有的流通股股东配售一定数量的国有股。(2)国有股回购。利用公司的自有资金回购国有股,这种方式是一种对二级市场影响较小的办法,因为股份回购后将股票注销或者库存起来,将不会增加二级市场中的流通股数。(3)国有股直接上市流通。这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做法,好处是方便、直接,并有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但其缺陷也很明显,首先便是国有股直接流通将使得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股份流通权利的支出价值直接归零,极大的损害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其次,大量国有股直接上市流通将破坏二级市场股票的供需平衡关系,对二级市场造成极大的冲击。(4)缩股减持。国有股在减持时可考虑将国有股进行合并,减少国有股的数量,增加国有股的含金量,而后将这些具有投资价值的国有股进行出售,这样便能比较好的保护流通股投资者的利益。(5)国有股转持。将国有股减持改为转持,是指用目前的国有股股份直接来充实社保基金,而代替用国有股出售后得到的资金来充实社保基金的一个方法。此方法直接避免了国有股减持带来的大量非流通股上市流通对二级市场造成的冲击,避免了将资金充入社保基金,然后社保基金又拿这些钱来买股票进行投资的一系列繁琐的程序,提高了国有股改革的效率。  

 

私营企业主将自己定位于中间阶层

自我评价属于中等阶层

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的“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6年进行了全国性私营企业抽样调查。

在对私营企业主对于自身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评价一项调查中,研究人员将此三种地位各划分为了十个层次,结果发现,认为自身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位于中间层次的比例为最高,分别为21.2%、26.0%和26.6%。而认为自己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上的私营企业主的比例均在60%以上。全国工商联有关负责人表示,这表明,私营业主把自身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定位于全社会的中间地带,即属于中等阶层。

最迫切的是“把企业做好”

“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的全国性调查已经进行了七次,前六次分别在1993、1995、1997、2000、2002和2004年。七次大规模的调查,调查内容涵盖企业经营情况、资产和人员规模、企业投融资意向、企业管理和技术创新要求、企业发展战略等等方面。从最近一次即2006年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把私营企业办好”是私营企业主最为关注的事情。在被问及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具体打算时,高达70.8%的私营企业主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事情是“在商言商,把企业办好”。

数据显示,有高达50.5%的私营业主认为努力在在日常生活中树立良好的个人和企业形象,做一名社会贤达。“这也可以说是坚持在商言商,把企业办好理念的一种延续。”全国工商联有关负责人评价说。事实上,企业主对政治参与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调查中有28.8%的私营企业主认为“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为迫切。除此之外,私营企业主还强烈希望同其他社会阶层和睦相处。

民企500强集中于苏浙

近几年来,中国民营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各项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6年各地私营企业数量的平均增长率为15.8%,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资产规模达到37910亿元,比2005年增长25.0%。但不同于中国企业500强主要集中于北京和广东,调查显示,民营企业500家主要集中于浙江和江苏两省。课题组的专家解释说,民营企业500家只按照年度营业收入总额排序。

2005年浙江、江苏两省入围500家的企业数量合计占到61.4%,营收总额合计占到60.9%,无论从企业数量还是营收总额都占绝对优势。报告称,这与民营企业最先在沿海地区起步发展有直接关系,同时也表明中国民营经济已经涌现出一大批规模和效率并重的大中型企业,在轻工、商业服务业、重化工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央行鼓励大型银行做“批发贷款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10月26日表示,人民银行正会同银监会制定一项政策,将鼓励大型商业银行向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批发资金,相关政策有望在年内出台。吴晓灵是在当天举行的中国银行业协会(花旗集团)微型创业奖颁奖典礼上透露此信息的。中国农业银行将通过把资金批发给农行参股的村镇银行,服务农村市场。而花旗银行董事长施瑞德于当日证实,花旗银行已向银监会提交设立村镇银行的申请。

  吴晓灵认为,专业的小额贷款机构在小额贷款上比商业银行更具优势,但普遍面临融资难题。而那些具备资金吸收能力的银行,又不太贴近基层,发放小额贷款比较困难。所以要做大小额贷款,就必须培育一些只发放贷款不吸收存款的贷款零售商。

  她解释,对于存款类机构来说,机构越大则风险越小,但发放小额贷款的成本则相反,机构越大、发放贷款的成本就越高。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大银行吸收存款,然后一部分资金批发给有能力掌握小额贷款技术、了解客户需求的贷款零售商。在这个链条里,银行就是贷款批发商,小额贷款公司是贷款零售商。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杜晓山介绍,目前除了央行在五省进行试点的7个小额贷款公司,全国还有100多家非政府、半政府举办的小额贷款机构。

  此前,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在扩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准入试点工作会议上曾表示,对符合条件的“只贷不存”小额贷款组织,将按照银监会政策要求,允许其改建为村镇银行或贷款公司,并接受银行业监管机构的审慎监管。

  而人民银行也有意在五省市的7个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之外,进一步扩大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吴晓灵在接受采访时对此予以确认。

  对于商业银行与小额贷款组织之间的合作,杜晓山表示,有一部分运作良好的小额贷款机构完全可以消化商业银行批发资金的成本,“比如可以7%的成本吸收商业银行的批发资金,然后以10%-12%的利率零售出去”。但他强调,一部分小额贷款也需要政府以财政贴息等形式来进行支持,来提高商业银行参与的积极性。

 

大型国企整体上市时机已成熟

季晓南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今日发表文章指出,目前一批大型国有企业整体上市的条件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有条件的大型央企应积极以A+H的途径来实现整体上市。 

  整体上市有利于提升整个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估值溢价。到2006年底,央企资产总额达12.2万亿元,净资产3.6万亿元,销售收入8.1万亿元,利润7500亿元。同时,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A股)资产总额为2.6万亿元,净资产0.7万亿元,销售收入4.9万亿元,利润4000亿元。大量优质资产通过整体上市注入股市,无疑将会大幅提升中国股市的内在价值。

  企业在整体上市过程中有三点需要把握:一是资产能够全部进入上市公司的应尽可能进入,对无法进入上市公司或与上市公司无关的资产,尽可能先剥离出去,再整体上市,最好不要留存续企业;二是分步实施整体上市时,一定要慎重选择部分资产先行上市,除特别需要一般不要搞某一主业的小部分资产先行上市;三是有条件的应尽可能选择A+H的途径,即按照同股、同时、同价的原则在内地和香港分别发行股票,这是国资监管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都认可的整体上市方式。

大型国企整体上市还需要对一些问题进行认真研究。一是国有企业整体上市后的持股机构问题。企业整体上市后,持股机构是国资委还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二层架构还是三层架构,或是其他模式,这个问题有待于在实践中继续探索。二是整体上市后母公司的定位和作用问题。如果母公司要真正成为投资(控股)公司,需要对存续资产不断进行整合、改造,将具备条件的资产不断注入上市公司,将不具备条件的资产逐步剥离出去。三是整体上市如何促进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和经营机制转换的问题。应尽可能在集团层面实现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不能将搞好国有企业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整体上市上。四是整体上市与双层或多层上市公司的关系问题。从提高企业集团执行力和内部一体化管理水平考虑,企业整体上市后,下面二级或三级公司不宜上市公司过多。

 

上半年双顺差局面进一步扩大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发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2007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达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78%,增幅同比提高42个百分点;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倍。这表明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进一步扩大。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我国证券投资逆差为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大幅减少244亿美元,同比下降83%。

  外汇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昨日同时发布的《2007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投资收支报告》显示,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占国际收支总顺差比重为36%,而去年末这一比重仅为4%。在分析“双顺差”局面扩大原因时,报告指出,企业在出口退税和关税政策调整影响下,抢先集中出口,进一步增大了货物贸易顺差;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受境外筹资规模下降、境内外利差、国内贷款需求上升等因素影响,重新摆布境内外外汇资产,减少对外证券投资,使得证券投资流出减缓和其他投资净流入增加;股票、房地产市场价格高企,对资本流入的吸引力增强。

  报告指出,对外证券投资规模大幅减少是证券投资逆差下降的直接原因。2007年上半年,我国境内机构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1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7亿美元,下降66%,其中债务证券投资净流出10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48亿美元,下降78%。

  报告指出,未来外汇管理部门将围绕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中心目标,大力发展外汇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为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创造条件。进一步放宽资本流出限制,积极推进QDII制度,研究拓宽个人对外投资渠道。同时,严格短期资本流入和结汇管理,强化跨境资金协调监管,加大外汇检查力度。此外,还将进一步放宽银行挂牌汇价管理,规范和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序结汇。

前三季度城镇职工工资同比上涨18.8%

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6675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其中,城镇国有经济单位17819元,增长20.8%;城镇集体经济单位9996元,增长18.0%;城镇其他经济类型单位16145元,增长15.6%。

 

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高歌猛进”

国家发改委昨日发布的前9个月经济运行数据显示,1至9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有所回落,但其中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依然“唱反调”,前9月同比增30.3%,达到16814亿元,增速比去年同期上升6个百分点,比1-8月上升1.3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高位运行

数据显示,1至9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91529亿元,同比增长25.7%,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1.6个百分点,比今年上半年下降0.2个百分点。我国上半年城镇投资月度累计增速持续上升,1至2月增长23.4%,1季度增长25.3%,1至5月升至25.9%,1至6月达到26.7%。6月份以来,城镇投资增速保持在26%至27%之间平稳运行。1至9月城镇投资完成78247亿元,增长26.4%,增速同比回落1.8个百分点,比1至8月略降0.3个百分点。“投资继续高位运行。”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如是评价。

新开工项目增速提高

虽然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有下降,但是全国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金额相较去年却有所提高。数据显示,1至9月,全国城镇新开工项目17万个,同比增加1.8万个,比上月末增加2万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60309亿元,同比增长24.2%,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16.7个百分点,比今年1至8月提高7.5个百分点。业内专家认为,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这种环境下,要密切关注新开工项目的增长发展态势。当然,还要看新开工项目的结构,如果结构比较好,那么增幅快一点也可以承受。

房产市场供求矛盾突出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进一步加快。数据显示,1至9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16814亿元,增长30.3%,增速同比上升6个百分点,比今年前8月上升1.3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城镇投资增速3.9个百分点。此外,最新的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报告显示,前三季度房地产市场需求旺盛,供求矛盾比较突出。今年1至9月,全国商品住宅竣工面积同比增长11%,增幅比上月提高1个百分点;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3.9%。销售面积是竣工面积的2.15倍。

个税收得越多越好吗? 

唐钧

2007-11-08 

    说起来,距离上次调整个税起征点还不到两年,那个当时被视为“较为科学”的1600元的标准就再次受到绝大部分公众的质疑。众所周知,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办法有诸多不讲理之处,“不计成本”就是其中典型的典型。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题为《97.0%的公众期待调高个税起征点》的报道中,有位北京市民抱怨道:“三个月收入才够我在郊区买一平方米房子,可每个月光个税就得缴好几百块。”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方面要让买不起房的老百姓勒紧腰带省出钱来缴税,另一方面则花大把大把的钱来修建一个个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这还被强词夺理地拿来愣充属于“硬道理”范畴的“发展”,用当下时髦的话来说:这太“恐怖”了。

  当然,光说“恐怖”是不顶用的,还是要摆事实,讲道理。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的统计数据,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7052元,一家三口,就是21156元;以6个月来平均,是3526元。把这笔收入平分给夫妇二人,每人1763元。因为这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税后的,那么,加上5%的个税,是1851元。1600元的个税起征点,就意味着相当于人均收入的86.44%就得缴税了。这与报道中所说“今年前9个月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853元,起征点仅为月工资的86.3%”基本上是一致的。

  如果拿上海市的统计数据,上半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278元,还按上面的方法计算,夫妇俩每人收入是3070元。按这个收入档次,个税的税率是10%,那就是说税前的收入是3377元。1600元的个税起征点就意味着相当于人均收入的47%就要缴税了。可能有人会说,上海人收入高自然缴税就应该缴得多。可是,谁又问上海人消费高不高呢?这又回到本文开头时说的,征税是否可以“不计成本”?

  按教课书上的说法,税收的社会功能有二:一是作为国家机关的管理费用,二是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平衡城乡、地区乃至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能够落实到老百姓头上的转移支付可能还不到10%,按2006年的数据也就是4000多个亿。实际上,财政的钱相当一部分是各级政府自己花掉了,按一位人大代表的说法:公务用车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每年公款吃喝的费用达上千亿元,公费出国旅游一年耗资数以千亿计,“政绩工程”和办公楼建设的浪费简直就难以计数……

  当然,要解决上面所说的诸多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但是,可不可以要求政府少收点,美好的愿望是少收就可以少花点。按国际经验,对公民个人采取减税措施,会使老百姓的消费增加,促进市场繁荣,最后,“堤内损失堤外补”的结果,政府很可能还“吃小亏沾大便宜”了。

  也许,又到了全民讨论个税征收问题的时候了。希望下一个方案不但考虑公民的收入还能考虑公民的消费支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是否可以考虑税率“蹦”得慢一点,不要上2000元(总收入3600元)就10%,上5000元(总收入6600元)就15%……再不济,也应该考虑按社会平均收入的一定比例来设起征点,定期调整,不要再搞个老赶不上趟的绝对数。 

 

中国房价有望下趺一半 

黄祖斌

2007-11-05

1、房价远超正常收入水平。

    最近一美国顾问公司根据房价收入比,就国际房价购买力做了个调查,看看哪些城市的房价让居民“最难以承受”。结果澳洲悉尼超过伦敦(6.9)、纽约(7.9)和首尔(7.7),以8.5名列前茅。并由此被断言“澳洲存在世界上最大的地产危机”。

    据日本官方的数据,东京新建的面积75—80平方米(相当于中国90—1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精装修的3室1厅1厨1卫的单元公寓,送20平方米的阳台和走廊以及包括液晶电视等基本电器,加停车位售价也才3000万日元左右。而当地普通工薪阶层家庭平均月收入为56万日元。在这个 号称世界上物价水平最高、人口密度也最大、房价同样也是最高的城市,工薪族的房价收入比计算在4.5-5左右。

    对于房价与家庭收入比,联合国人居中心的上限是3:1,世界银行的上限是5:1。而我国许多热点城市远高于这个比例。上海200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668元,一家三口合计为6万元左右。上海的外环以内地区,也已达到1万元/平方米以上。考虑到小户型的稀少,则靠近外环的地方,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要100万元,16倍于的家庭收入。北京200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978元。而据新华社7月25日报道,北京五环以内房价同样超过1万元,房价收入比与上海相当。

    据《小康》杂志2006年引用的数据,美国房价收入比是3:1。美国平均房价只有1100美元/平米左右,差不多只有8000多元/平米左右。可是美国却爆发了次级贷危机。北京上海16倍的房价收入比是美国的5倍,是联合国人居中心和世界银行所认为的房价泡沫水平的5倍和3倍多。应当下跌多少?

    所以不光中国平均的存款状况无法支持目前的高房价,中国的父母对下一代的买房支持力量也是微不足道的,最根本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支付高房价。

3、社会对高房价的支撑力已近极限。

    金融债务比率是衡量家庭债务负担的指标,等于家庭债务余额与家庭可支配收入之比。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刘建昌撰文指出,根据各地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个人消费信贷余额计算,上海家庭债务比例高达155%,北京、青岛、杭州、深圳、宁波等城市家庭债务比例分别达到122%、95%、91%、85%、79%。不少城市已经超过了2003年美国的家庭债务比例115%。要知道,美国是个习惯于透支消费的国家,而节俭、无债一身轻则是中国人的习惯。

    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月收入的1/3是房贷按揭的一条警戒线,而央行公布:2005年10月末,北京、上海、天津等10个城市平均月供收入比为35%。新浪网一项调查表明31.75%的人月供占到了其收入的50%以上。

4、房价与租金收入比远超正常水平。

    据《南方都市报》的资料,深圳的房价与月租金比是300-400,不考虑物业管理费、税收和空置时间,相当于房子出租年回报率在3%-4%,与一年期银行存款的收益相当。如果是按揭贷款买房出租,租金收入甚至少于贷款利息支出。大城市的租金回报率一般都在这个水平,小城市因自有房比率更高,租房需求少,租金回报率不如大城市。大量拥有一套以上住房的人显然不是为了取得租金回报而投资买房,当房价上涨的预期被打破,不仅新的投资客会大量减少,原来的投资房也会集中抛售。

    由上可见,中国的房价已有了明显的泡沫。但泡沫能否继续膨胀,是国家政策、社会经济各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泡沫破灭的时间更是难于预测。当年东南亚的房价泡沫破灭是因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同样如此,不过直接的导火线是香港政府为抑制泡沫,向市场增加8万多套住房供应;日本则是因连续四天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指出日本的房价泡沫,打破了日本人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

    中国的房价会因为什么事件而开始走向下跌之路,也许就是这次第二套住房首付及利率由基准利率的85%提高到110%,也许这一次还能挺过去。但经济规律不可抗拒,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抵抗房价下跌的力量有多强,都强不过已经形成的泡沫破灭的力量。

    有必要说明的是,我在2006年就认为中国房价要普遍下跌一半。这个一半是我个人的估计,希望不要吓破了一些人的苦胆。事实上从2006年到现在,中国房价又涨了不少,考虑到下跌一半是个估计的幅度,并不做相应调整而判断会下跌60%。事实上判断一个地区或全国房价的涨跌根本不存在一个令市场普遍接受的,公平客观的数据。下跌的持续时间,考虑到日本15年下跌70%左右,香港地区6年半下跌约65%左右,及世界各国历次房价下跌持续时间及幅度,个人估计,会持续5到10年时间。

 

发件人:<capitel@s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09 13:49:30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洋人在中国大陆疯狂发行人民币 在中国爆发剧烈通货膨胀的时候,放贷等于印钞票,这个办法爽!

上海单月存款骤减近千亿 资金涌入股市

工商时报

2007-11-08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昨(8)日发布《上海市货币信贷运行情况》显示,10月份上海地区本外币存款减少了近千亿元人民币,主要还是与股市热络,资金大量流入股市有关。

该份报告指出,10月份上海本外币存款减少963.8亿元,改写了单月存款减少最多的纪录,较去年同期多减少了838.5亿元。其中,中资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款,就减少了1009.4亿元,外资金融机构却逆向增加了45.5亿元。显示出上海地区民众偏好外资银行理财服务的趋势,仍在持续发酵当中。 

  央行上海总部认为,造成当地本外币存款减少的原因在于,定期存款出现规律性的下降,机构和个人的存款皆减少,连较具灵活性、可自定解约时间的通知存款,也出现大幅的下降。 

  此外,之前一直相对游离于储蓄搬家之外的外资银行此次也不能幸免,储蓄存款成立以来首显跌势。当月,外资银行人民币储蓄存款减少4.6亿元,其中活期和定期储蓄存款分别减少2亿元和2.6亿元。央行透露,主要是部分法人外资银行上海分行人民币储蓄存款下降较多。

  不过,在储蓄首次下降的同时,外资行的贷款增速却创下了历史新高。10月末,上海市外资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7.3%,增幅比上月上升 9.5个百分点;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44.4亿元,同比多增116.3亿元,为上月增量的近2倍,外资银行人民币贷款增速和月度增量同创历史新高。央行上海总部在上月曾指出,“需关注外资银行信贷快速扩张对流动性管理的影响。”9月末外资银行人民币余额贷存比为152.8%,个别外资银行贷存比超过 500%,(评论:自己只有1块钱,却能借给别人5块钱,相当于印了4块钱。)几乎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同时,沪综指在10月份又屡破新高,开出一波红盘,加上密集的新股上市,也刺激资金再度流入证券公司和结算公司。央行上海总部指出,10月份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业存款新增了2461.8亿元,光是证券公司与结算公司就占了其中的94.4%,达到2324.6亿元之谱。 

  而9月底出炉,个人房贷头期款增加到四成的政策,以及房贷提前还款的效应,同样也是造成存款大幅减少的重要原因。报告中指出,10月份上海地区的外汇存款大幅回升,新增外汇存款达4.1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多增加了4.84亿美元。其中,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分别新增外汇存款2.11亿和2.07亿美元。

  对此,央行称,今年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后,中资商业银行采用各种措施控制信贷投放,改善流动性状况。但央行指出,目前虽然上海市银行体系资金仍较充裕,“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所产生的累积效应不容忽视”,尤其应高度关注外资银行和个别中资银行信贷增长过快、贷存比过高以及资金来源波动较大等情况。为此,央行提醒,各中外资商业银行仍需加大落实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控制贷款投放。

发件人:<capitel@s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09 14:27:1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世界粮食价格有可能飞涨! 

全球粮食储量捉襟见肘

 高物价时代无可避免

华军

  卡拉卡斯商店内的货架上空无一物,西孟加拉国与墨西哥爆发食物暴动,牙买加、尼泊尔、菲律宾和南撒拉哈非洲地区,相继传出饥荒警讯。由于基本粮食价格飞涨,越来越多国家政府被迫介入控制物价,一场因为基本民生物资价格而起的政治动荡风暴正在酝酿当中。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下周将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粮食储量将在25年内到达最低点,价格未来将会居高不下。

  据东森新闻报道,在中国大陆,粮食价格的通货膨胀数率达到18%,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则为13%;在拉丁美洲、俄罗斯和印度,粮食通胀数字也超过10%。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指出,过去一年来,小麦的价格已经涨了一倍,玉米涨了超过五成,稻米则涨了超过两成。

  克里姆林宫上周强迫俄罗斯公司到明年元月31日之前,冻结牛奶、面包和其它食品的价格,显然是担心粮食价格高涨将影响12月的国会大选。印度、也门、墨西哥、布吉纳法索和数个其它国家在去年都曾经或接近发生因粮食问题而起的暴动,这是过去数十年不曾见过的状况。在此同时,委内瑞拉和其它国家也发生牛肉、鸡肉和牛奶短缺的事件。

  不满食品价格高涨,民众发动抵制的事件如今是司空见惯。阿根廷民众在最近的总统大选中发动拒买蕃茄,因为蕃茄的价格比肉还贵。意大利人发动一天的拒买意大利面活动,抗议商人调涨价格。德国左派政客呼吁调高福利津贴,好让人民日子好过一点。

  联合国粮农组织主席迪伍夫上周表示,“如果把油价与粮食价格飞涨因素综合起来,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危机因素。”

  食品价格高涨的原因就是油价。美国农夫停种谷物,改种更具商业利益的生质燃料作物,其它的助涨因素还包括天候的变化剧烈,中国与印度等国的需求大幅增加。这些因素互为作用,综合成食品价格的大涨。

  联合国粮农组织辖下的食品展望计划负责人谷尔坎说,谷类作物的库存量过去10年不断减少,如今维持在大约57天左右,这也让全球粮食供给变得更容易受到国际危机或天灾威胁。他说:“任何突如其来的洪水或危机都会让粮食价格快速飙涨,我认为虽然我们不该惊慌,但必须要十分注意可能发生的危机。”

  华盛顿智库“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总裁布朗说,全球8亿汽车驾驶人为了维持机动性,正在竞争谷物;但其它20亿穷人,却只是为了生存。

  美国农夫去年种植了1400万公吨的玉米,但其中有20%却是提供给生产汽车使用的乙醚,美国的乙醚产量占了全球的两成,但却也扭曲了世界的谷物市场。玉米是许多国家向美国进口的主要作物,包括日本、埃及与墨西哥,过去美国玉米出口量占了全球的7成,有许多当作动物饲料;如今美国农民为了生产乙醚,造成玉米供给短缺,导致全球畜牧业成本价格大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周表示,把食物用来作为燃料恐会对全球食物的需求带来严重冲击。天灾因素与人口增加又加剧了粮食危机,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的统计,全球有57个国家受到洪水灾难的冲击,其中29个国家在非洲,19个在亚洲,9个在拉丁美洲。而在南亚、欧洲、中国、澳洲、苏丹、莫桑比克与乌拉圭,则是受到干旱与热浪的冲击。

  世界粮食计划指出,全球有8. 54亿人处于饥荒当中,每年这数目还以4百万人的速率增加,“人类正面临近来历史上供应最吃紧的粮食问题,对世界最贫穷的人来说,食物已经不是他们所能够负担。”

美国人的生活成本,为何这样低? 

我们用来作为生活品质的标志的东西,其实都很廉价。我脆弱的心灵在倍受打击之后终于痛定思痛。于是,我开始在键盘上敲这篇文章。而这篇文章,其实,无关与自我反省或小资批判。我想说的,是一个经济问题,即,美国人的生活成本,为何这样低?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他们的生活成本究竟有多低。根据今年劳动节时(当然是美国的劳动节, 9月4号)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美国劳动者(注意不是全体国民)的人均年收入是4万美元(没有我想象的高,我本来以为会有10万)。除去极少数大城市,如纽约、旧金山,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一个小时的工资一般在 15块(注意,咱探讨的是最一般的情况。 MBA或者PHD当然不会是一个小时15块)。那么,他一个月的工资就是 15*8*7*4=3360块。美国的税打得相当厉害,个人所得税加上社会保险,一般要打掉40%,所以拿到手的只有3360*60%=2016块。当然,如果你给教堂或慈善组织捐钱,是可以得到退税的。那么,把这些技术性问题考虑进来,他最后的收入大约可以在3000块。在北京,一个刚工作的年轻人,无论在公司还是在机关,月薪大概也就是 3000块,也许还要少,而且,是人民币。那么,同样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国家,可以维持什么样的生活? 

首先来看食物。美国的食品卖得很便宜。我昨天的购物清单,是芒果、苹果、香蕉、生菜、小萝卜、酸奶、麦片、番茄酱、大米,一共是21块美金(肉也很便宜,只是上次买得还没吃光,所以这次的购物单里没有)。假如是 21块人民币,你在北京的超市里可以买到什么?也许只有两个芒果。 

我询问过很多朋友,单身或者夫妇二人的家庭,一个月的食物支出,包括下馆子,大约也就 200多块。这只占个人月收入的6%左右。而在北京,你去一趟家乐福出来,恐怕就得200多块。 

其次看衣服。这一点更让人气愤。同样的牌子,居然在发达国家比在发展中国家贵,究竟孰富孰贫还真令人困惑。就以CK为例,一件白衬衣,大约 40块就买得到,即使折成人民币,也比国内便宜许多,再同他们的收入相比,真是便宜得没话说。而且彼酋之商场酷爱打折,动辄 40%off,令人惊骇。一个国内来的MM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在国内时逛一次街买一次衣服就要1000多块;在美国,除非你买LV或ARMANI这样一线的牌子,否则,若只是CK、 DKNY之流,想一次花掉一千多块还真是不容易。 

至于球鞋、化妆品、下馆子、买机票之类,我就懒得再举例。当然他们的房子还是很贵的。大家的花销,基本都用在养车和供房子上。而我们的收入,在我们只有三千块月薪的时候,都花在什么地方了? 于是,我们现在就要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的生活成本那么低?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马恩对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血淋淋的描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掳掠之上的。当然,现在我们要用一个比较温情的名字,叫作,全球化。 什么叫做全球化?从弗里德曼到,每个学科都会给出自己的定义。不过这些宛若天书的术语都咱们小老百姓没有多大意义。咱们看到的,只是美帝的人民花了更少的钱过了更好的生活。而这更好的生活是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亚非拉兄弟姐妹的血汗付出之上的。 

还以衣为例。 CK、DKNY之流,全都不是美国生产的。当然也别以为这些都是“MADE IN CHINA”。服装领域,中国的竞争对手多着呢。 CK是香港造的。DKNY很多来自菲律宾。内衣,如JOCKEY,是拉美的撮尔小国如洪都拉斯之类生产。中国制造的,当然也相当多,而且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更便宜。一些小有名气的牌子,除了MADE IN CHINA,你还会发现大批的MADE IN VIANAM或者 MADE IN INDIA或者MADE IN TAILAND;但一些乱七八糟的价格较低的大众成衣,基本都是我方出品了。谁叫我们人多呢?谁叫我们的人工费比这些国家更经济呢?这大约也是美国政府死咬着纺织品贸易协定跟我们过不去的重要原因。 

当然也不是说美国人就不造衣服。当我克制不住自己残留的爱慕虚荣的小资遗毒在纽约第五大道东跑西逛上窜下跳的时候,还真发现了标有“ MADE IN USA”标签的衣服。BUBBERY。一件衬衣200多美金,大约是同档次品牌但产自发展中国家的衬衣的三到四倍。这样的衣服当然也是有人买的,但已远非普通美国百姓所能接受。

 

从富豪榜透视出中国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正 

会议时间: 2007年11月3日 14:30—19:00

与会学者

陈永苗(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陶 勇(《今日中国论坛》首席记者)
俞飞龙(《中国财富》首席记者)
王德伟(博客中国主编)
曹轶宁(博客网执行总编)
郑绪光(独立学者)
王 飞(独立学者,平民社研究员)
贾晋京(独立学者,平民社研究员)

内 容:

俞飞龙:富豪最近六、七年,都成为我们经济学家的热点,今年也不例外。今年有几个数据,我们对富豪榜的分析是越来越全面。有这么几个数据非常值得重视,具有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去年上榜人数总值不到1200亿,今年是2800亿,增长了一倍以上,这个增长速度之快是世界罕见的。

第二,我们的富豪构成平均岁数是46岁,美国是有很长的累积,美国的富豪是64岁,这个都是遗传下来的,中国基本上都是一代人、两代人创造的财富。美国人大概有接近1/3的人是靠家族累积的,而中国99%是自己创业,是自己干出来的,有这么一个数据。这几个数据显示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我们无论是做社会学研究还是经济学分析,这显示着我们财富的分配,这次我们已经提出来了,财富的分配模式出了严重的问题。从这个数据上也印证了中央的提法,它不但财富分配出现了问题,甚至是我们的发展模式也出现了重大的问题。不然的话不会产生这么快速的增长,这种快速的增长背后支撑这几个的数据是什么呢?比如科技资本的投入,还有正常的商业机会或者经济发展的机会,我们很难找到这么一个普遍性让财富急剧上升的依据,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前面大概是十个人,有六个人是做房地产的,这是传统媒体关注的数据。

我记得这个增长不单单是06年到07年的增长,我记得02年的时候我们上福布斯榜的,100个人的时候我们当时最后一名是5000万,现在是400个人,最后一名是一亿美金,是15个亿,是一个姓王的兄弟,是两兄弟,15亿人民币,一亿美金。这个财富增长这是不得了的,02年的时候,100个人的时候最后一名是5000万,到了07年的时候,我们是400个人,最后一名是15亿,两兄弟分摊,一个人是7.5亿。这个财富增长不是发生在06、07年,而是发生在社会转型期,跟社会转型期是同步的,我们的经济结构转型是97年,这应该是经济学家的共识,我们财富的获取模式更大量的是一种释放累积。这种释放累积有合理的东西,也有不合理的东西,不合理的因素占据了相关的部分,但是这个部分有多大,我们没有机构去统计过。但是形成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财富在急剧的增长,这个用货币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惊人的,在世界上是最快的,可能从一个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是很陈旧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更意味着我们分配来自于我们发展模式的配制,乃至于这个社会转型的方式,它是非常有利于少数人去获取这个财富,去获得这个资源,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可能我们真正的社会发展机会越来越被少数人把控、把持着。

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更大程度上是在依赖于资本,对于资本的依存,资本占有非常强大的话语权。对于个人的需求是被高度挤压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谈到我们28年来,我们发现我们的财富分配是越来越以绝大部分为利,对我们劳动者是没利的,而且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没有有效的制衡,这个是更可怕的。现在中央明确提出来这么一个东西,我想我们学术界应该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个社会问题跟我们知识分子自身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么这个分配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这里面我没法现在上榜的人财富获得的方式是违法的,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财富集中,那种获取财富的人最后调查结果来看,都是不合法的,财富榜变成了杀人榜。我们国家的一些人物,或许是自身的原因,或许是这种方式让他客观上具有了犯罪的性质,最终结果就是导致上富豪榜的人,这个可能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热点,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过程中释放出来的机会,是不是具有一种真正的理性。

这个模式来说,是不是我们中国出了富人就一定好呢?我觉得这倒不一定,由于我们第一次分配不合理,导致富人拿的过多,导致穷人拿的过少,我们经济学家研究了多年的问题,一方面不足,一方面过剩,这不是一个好事儿,钱多了是一个坏事,钱多了以后要面临着这个钱要干吗。我们中国的机会释放跟国外相比,有很多东西还是没有开放出来,或者还没有对我们的民营资本开放,那么这一部分东西政府有权利,这也违背了我们最基本的要求,比如对土地私有化的要求,为什么?钱太多了。我要求资本占有这个权利,有这个权利就能做这方面的努力。由于强大的需求,可以购买很多的资源为这个需求提供支撑,所以最近几年以来对于资本私有化的需求是在高涨。

为什么产生这种东西?我算了一下,通过第一次分配不合理,累积下来的资金大概是八万亿,不说转型释放。

我们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算农民工这一块儿,现在的农民工是2.5个亿,进城的人是2.5个亿,从87年到07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平均下来一年有1.5亿的农民进城打工,这些农民的工资从87年以后很少涨了,92年我的工资是180,农民工可以拿到600,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高的,我是大学教师,才拿180,农民工在深圳打工的可以拿到600,建筑工人更高了。大学教师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我们拿180,农民工一般都拿300多,有很大一部分拿到600,那个时候是不错的,我们算下来之后,我们的工资占GDP有多少呢?大概25%左右。另外一个数据也由一个研究机构算出来的,大概是占16%,跟GDP不一样。同样在国外是多少呢?国外一般比较差的是35%以上,工资占利润总额的35%以上,就是税后利润,还没有发工资,我交完税那个钱,有部分是工厂的,有部分是员工的,就是从分配的角度来说。利润占了多少?工资也是利润的一部分,这么算下来,我保守估计一个工人每一个月少拿了200、300块钱,这是很简单的。农民工啊,1.5亿工人,是两到三千块钱,一个农民工少拿了两到三千块钱,这是一个非常极端保守的统计。那么这个钱,1.5亿个农民工,应该是少拿了三千到四千个亿。这么算下来,这仅仅是农民工这一块儿,还有工人呢,工人也一样啊!

在外资企业和私有企业打工,除了农民工之外,我们城里面的工人也在私有企业上班,他们比农民工好一点,这个统计数据我不清楚,农民工是六个亿,加上这个十个亿,加上城里的十个亿,怎么说也超过两个亿,这个是从第一次分配是不合理的,所累积的钱是非常庞大的,还说企业合理不合理呢,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

王 飞:数字都说完了,我觉得前面那些数字相对来说比较有意义,很直观,符合一般的分析范式。后面的工资分配牵扯到很多,和它的专利、制度乱七八糟是相关的。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对比起来比较有意义,我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最近十年,包括民工荒,工资的实际数额没有涨,相对于高工资来说,相对实际收入下降了,有人反驳,建筑工业的工资实际上涨了将近两倍,但是对应起来看,刚才你说的福布斯,上半年的10%或者5%,那个增长的倍率和最底层农民工增长的倍率,这两个来比相对来说有一点意义,你举的例子不对应这个范式。

陶 勇:我觉得不止一次强调从第一次分配中获得,因为我来之前就做了一个简单调查,从网上做的调查。这些财富富豪榜他们的财产,他们不是从分配中来的,换句话说很可能是合法收入,他们是政府的交易中,这样的话这个交易中有没有合法,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交易是非法的,所以这是非法所得的。

陈永苗:他刚才谈的东西,今天造成的社会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集中的体现在房地产这一块,包括分配也好,涉及到房地产这一块,房地产这一块价值怎么分配这个问题。

俞飞龙:我是从财富整体的趋势来说,财富富豪榜本身不做区别,它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我不能全部都谈了。我只是说富豪榜来说,我不做行业区别,比如我们财富的上升速度,我们财富跟国外非常发达的国家来比,还有我们行业的结构程度,看出我们国家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发展机会,第二个是发展模式,第三是分配政策,还有一个是后果。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很多人说的无论是怎么样的方式我只要富了,有一个庞大的结果我就成功了,不是这么一个概念。中国以前是需要引进外资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拿到资金,现在有钱了是不是就好了呢?错。这个也不是,甚至更危险。

为什么呢?这种财富集中的方式一方面通过把握发展机会,另一方面是靠分配,不论怎么说,这种财富集中的方式,直接导致了我们现在一方面需求不足,一方面流动过剩,剩余资本正在冲击我们国家的基本底线,或者说基本价值的努力,而且很多东西已经开始了。另外一个要去争取,去购买能够介入的资源,房地产上涨导致了物价的上涨,不要以为我们不参与房地产买卖就与房地产没关系。有一篇文章谈到,中国经济也谈到了,因为房地产上涨要抬高整个社会的成本,整个社会的成本抬高了,物价成本抬高了,房地产增长的根只有几个人活了,所谓行业增长的红利,就是这么几个人活下去了,它的结果是要全民来买单,这个时候提出了不要以为你买了房子居住,或者你不买房子,你就可以置身于房地产之外,那是置身不开的。

从五月份之后,也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是需要富豪的,但是不需要这种风险非常高的富豪,不需要财富增长非常快的富豪,我们希望能看到一种健康的释放,非常均衡的释放这种发展,上榜富豪确实引领了我们时代的发展,他们财富的获取是与回报和对社会的贡献相对成正比,我们也不是说一定成正比,相对来说有那么一个东西,我暂时谈这么多。

贾晋京:去年比较大的争议话题是煤老板,去年福布斯上榜的是煤老板比较多,今年是房地产老板特别多。如果讨论福布斯的情况下,要讨论的是这个福布斯榜是怎么做出来的,有哪些指标统计不进去,统计的准确度、相关度都要讨论。只是说不讨论那些的情况下能有一个大体上的判断,就是房地产老板财富增长非常快。比如说有比较性质的,去年非常热门的是煤老板,今年是房地产,是不是说明房地产老板的财富增长速度比煤老板增长快?不知道。这个没法讲,只有一点可以讲,房地产老板的财富增长非常快,并且这种增量财富可以用福布斯那套东西体现出来。

再往下说,房地产老板财富增长非常快到底体现了什么意义?比如房地产老板是不是对买房子的人有一个巨大的剥削,主要是围绕这个问题讨论。

贾晋京:实际上房地产老板的财富增长快是跟另外一个很热门的现象紧密相关,就是房价的高速增长,房地产老板的财富增长快,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房价的高速增长,要确定房价为什么涨这么快。还多时候是搀杂在另外一个主题在里面,希望房价降下来,也有很多措施让房价降下来,是在房价涨这么快的前提条件下,再确定怎么样让房价降下来,然后讨论房地产老板在这里面瓜分了多少,或者跟政府勾结了多少。

因为房地产老板事先跟政府勾结了所以房价才涨这么快,这个不一定。

王 飞:听起来非常严密的分析,就是说房地产老板的财富增长是和房价的高增长紧密结合的,先讨论那个以后才能讨论房地产老板和政府勾结的关系,这是不对的。比如说粮食涨价了,就没有产生很多靠倒卖粮食的人富有,产生福布斯的富豪,而且房地产的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才会产生高端的财富聚集。这两个必然是相关的,不是说只有一个条件。

贾晋京:这个恐怕现在还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办法确定这些上榜的房地产老板在总房地产老板占多少,这个是没有办法确定的,所以很难确定这个分布。

我先把最核心的东西说了,我们国家的房地产和我们国家总财富之间的关系。再一个是如何增长总财富的问题,相关联的问题是如何让每个人都有房子,现在讨论的是如何增加从财富的问题。我的基本判断是房地产的高增长跟我们国家的总财富,第一个关系不那么大,就是说房地产的增长不意味着我们国家的财富增长多少,同时房地产的增长也不意味着对我们国家伤害那么大,伤害是有的。房地产其实有一个背景必须要考虑进来,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房价高速增长实际上确确实实只体现在少数的大型城市,并不是说全国的房地产都在高速增长。咱们国家的人口利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腾空线,就是从黑龙江一直到云南,现在最新的统计,94.1%的人口在这个线南边,但37%的土地有94.1%的人口。我们国家可以利用的土地是非常少的,同时还有一个没有问题的准确数据,全国称得上城市的是967个,实际上承担了中国城市化压力的城市只有37个。只有这37个还能够算得上是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城市,还不算社会意义上的城市,勉强算经济意义上的城市。那667个减去37个,什么都不是。

我们国家巨大的城市化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整个中国的城市化率大概基本上是27%、28%左右,还有72%的人口,算上农村人口,这个统计口径是按户口来算的。我们国家面临一个城市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要住在城市里,这个压力多少呢?最终达到平衡的目标恐怕要完成60%的人口城市化,大概有好几亿人呢,现在70%的是农村。

我先看的城市化率的统计。全国有四、五亿人要往37个城市里面集中,这是城市房屋价格增长的一个背景,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另外一个背景,前两天一个刚去美国的哥们给我打电话,说在美国感触很深,号称美国的大城市,拿中国标准来看是很小的,叫密尔沃基,开着这到城边上,看到好多特别漂亮的房子,问在美国住了几年的朋友,这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吧?那个朋友很不屑,那是墨西哥非法移民住的地方。我那哥们很惊讶,那有钱人都住哪儿?有钱人住湖边上,互相几乎看不见,离的特别远,那个哥们很感慨,一座房子跟一座房子互相离的远了,没有富人都住在那儿。我没去过美国,但是别人跟我说的都是这个印象。在美国房地产开发,人们都不住在城市和周边,有钱的人反而住在远处,绝对不是文化因素,这是因为中国只有在城市中心地带才有应该具有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稍微远一点的,又脏又乱,什么都没有。

我结合美国的财政体系想到这个问题。中国的总财富增长,中国大体上的财富来自哪儿呢?就是承担了全世界的加工厂,来自于外国资本在中国订购东西,说完了,美国开一个印钞机工厂,让中国人生产,生产完了直接送我们家里来,中国得付出真实的血汗劳动,真实的消耗自己的资源。

陈永苗:你觉得福布斯的富人们都是这么来的钱是吗?

贾晋京:低端的制造和相关的能源相关。

陈永苗:富豪的财富都是来自于这个?

贾晋京:就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绝大部分都在那里。

陈永苗: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像一些低端产业的没有进到福布斯排行榜的?

贾晋京:实际上北京、上海的房子为什么这么高?相当大的因素是温州人炒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投资房地产,温州人所需要的资本主要不是他积累的,他积累的是一部分,主要是温州跟日本的资本关系比较密切。中国的资本关系很有意思,外国资本是很难进来,等于是日本的资本通过温州人炒北京的房地产。

俞飞龙:你有什么证据?

贾晋京:大体上的情况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压力,一个现象是房地产的上升,再一个相关恐怕要上升的是支撑这些能源的东西,所有的东西是消耗中国的长远发展为代价的,资源、环境以消耗这些东西为代价,这里面也谈不上分配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因为像房地产这样的东西它除了掠夺,当然拆迁掠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不是讲掠夺,新创造、新增值出来的财富,换句话说可以这么认为,在管理制度上跟盖房子的民工没关系,跟被拆迁的户主有关系,所以谈不上跟民工的公平分配问题。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期待什么样的排行榜?不应该是纯粹低端的消耗资源的富豪,而是应该有很多科技创新型的,应该期待的是这个问题,资本化的东西是可统计的,中国很多财富没有统计,比如说矿山。

陶 勇:我觉得房地产有这么多富豪,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这是一个因素,但是主要因素不是这个。主要因素是政府勾结地价的因素,主要是地价的因素,所以我们关注应该关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给社会一个警醒,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化解这个矛盾,问题出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明摆着的,我觉得跟分配根本扯不上,房地产主要财富不是从分配渠道获得的,就是官商勾结的原因。如果有这个政策绝对是错误的,是违法的,我的发言完了。

王 飞:我谈大概三个方面。一个小贾说的也有道理,中国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追求城市集中也好,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小贾说37个中心城市,这个和大多数人的印象不符。尤其是去年底以来,这个圈地运动,像佛山这样的二级城市,你说37个城市,包括33个省会,加上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这就够了,但是有相当多的城市房价已经涨的很高了,像宁波、佛山,包括在你的37个里面吗?

贾晋京:我现在没看37个具体名单,前两天给湖北当阳做了一个项目,我知道湖北当阳的房子特别便宜。

王 飞:这是一个普遍的情况,小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伤害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看到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制造业,也有其他的因素,房地产并不是我们眼前只看到的东西,尤其这几年以来,所谓资本价值的重估,这个是来回流动的,从股市到房地产,所有有价资产都要炒一些,比如普洱茶,跟房地产有很大的作用,股市不好,对生产制造业的支撑马上转到房地产,这里头有一个自动的过程。

贾晋京:过去福利分房的时候当然值钱,但是不用资本方式来估算。

王 飞:这是第一个方面,我觉得房地产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并不是说单独从它内部的数额占据的百分比,有房的升值了,炒房的人升值了,当然造成其他人的货币贬值。第二个问题,我也支持刚才你们两位讲的,这也是大家普遍的共识,房地产和地价是绝对相关的,在制度缺位的情况下,瞬间的、遽然的实行经济自由化,这是必然造成的问题。我要补充一点,这是他们的观点,实际上不仅仅是制度缺位。这就是我讲的第三点,就是民主,我转述一下观点,民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民主,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就是要发动社会各种管道的力量,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民主参与,最后形成的社会力量,向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强制力进行制约,包括资本在内的一切强制力进行制约。

贾晋京:我同意发动社会的各种力量,但是不同意发动社会的各种力量进行强制制约。

王 飞:你们要清楚的知道民主和自由的相对性、对立性,我讲的是民主,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实现自由。在美国的历史上也是有这个东西的。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说在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西方新左派批判中国的社会主义,把市场取消以后的空白,实际上是由官僚来填充,并不是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这种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国家所有制,国家变成了一个有产者,造成了种种的问题。新自由主义提出的解决方法唯一的一点就是充分的市场化,充分的新制度经济,那么这个东西在今天已经穷途末路了,在中国必须要讲政治、讲民主,要发动一切力量,包括共产党的力量,包括批判共产党的力量,实现新自由主义纯粹的精英政治。

曹轶宁:我觉得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没什么可怕的,因为房地产财富的集中和煤老板不一样,煤老板就直接卖掉的,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但是房地产是面对消费者,我前段时间去华润置地,其实有一个利益均沾的东西,现在卖的房子房地产已经规范化的,不像是完全暗箱操作的。我去上海打了一个官司—松江地案,城市拆迁正在规范化,现在房地产面临一个大鱼吃小鱼的问题,更有权势的和政府更有背景的吃掉更小的房地产公司,这样会出现一个财富越来越集中的现象。

陶 勇:但是福布斯富豪榜上榜的房地产商不是一个规范的结果。

曹轶宁:前一段时间看福布斯,可能IT精英多一些。我跟别人开玩笑,现在IT公司基本都在国外上市,现在像八国联军当时他们拿走几千万两银子差不多了,他们现在的财富还在集中,包括巨人上市的史玉柱,他在两个银行里面都有钱,现在的个人财富已经达到了500亿,他的钱是通过网络集中,一旦有了钱之后,必然需要有一个面对规则的问题,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规则保障他的权利,这是一个好事情。

王德伟:我也挺赞同的,现代化肯定资本要集中的,刚才你说的国外资本入侵中国,你说那咱们国家的资本不壮大起来,怎么才去侵略别的国家,现在资本必然是集中的。

贾晋京:这个不同意,资本绝对不意味着是少数人手里有一大部分钱,通过种种手段控制你,资本不是这个概念。资本的概念是什么呢?资本意味着社会行动能力,资本恰恰是给普通人、给平民的。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只有一种力量,是国王的力量,是强权,国王的力量是军队的力量。我说的这个是导致社会发生带有时间性质的变革,换句话说导致社会发展的力量。在工业革命之前只有一种是军事强权的力量,在资本主义里面有两种力量。

陈永苗:它这个福布斯排行榜的财富,房价最大的还是地价的问题,地价的增长跟商品经济跟工业化形成关系,其他行业的发展创造的价值,最后都积累到地的上面,用地价来体现出来。所以这个地价的增长,房地产地价具有一个再分配的功能。昨天跟别人聊天,他说互联网从外面忽悠的钱,最主要的是交了房租。所以说到地价的问题,我有个统计数字,改革开放30年来,有30万亿的钱被城市拆迁拿走了,为什么福布斯富豪榜这么快,不是正常的市场交易造成的,完全在于拆迁划归,完全在于政府的掠夺,掠夺完了以后,跟政府官员分享了,只有抢劫才这么快,没有抢劫绝对没有这么快。城市化也好,制造业也好,肯定都有,75%的价值是来自于房地产,中国经济发展的高潮,实际上来说所谓的发展是圈出来的。我们就说房地产的销售,现在的房价从老子到自己,再到下一代人,要打三辈的工。你说这样的房地产价,茅于轼才能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替人干活为什么不富呢?我研究过他们几个经济学家的说法,释放以后他们有共鸣,按照一个不平等的分配机制,就集中到少数人手上,绝不是基于一个平等交换,绝对是跟政治权利有关系的。还有就是国有企业家的创造,他们是为了市场做贡献,中国能够赚钱的企业,我们可以不考虑温州那一带,靠垄断创造的价值,像鲁能,我觉得中国富豪算到福布斯排行榜,财源都是掠夺来的。

曹轶宁:房地产的钱是透支国民经济,IT的钱是从国外圈来的。

陈永苗:福布斯排行榜富豪有一个窗口效应,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财富是怎么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
郑绪光:你说福布斯排行榜房地产商占了一半,我也是看了一个现象,实际上跟这几年的通胀有极大的关系,通胀有一个效应,把资源类产业一下子就带动起来了,实际上在前些年的时候民间曾经有一个笑话,就是炒房炒成房东。应该从两个层面看这个现象,一个就是说由垄断带来收益这一层。另外就是由通胀带来的财富,就是手里有资源的,或者能拿到自然资源,原来前些年国企非常难过,从朱镕基那会儿就是搞活,怎么都搞不活,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感觉马上就要崩溃了,呆帐率多高多高,现在他们能够达到30%、40%,根本无法估计,这两年突然全好了。我觉得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比较清晰的,通货膨胀带来资源类的、可垄断类的全都好过。

陈永苗:能不能解释一个问题,通货膨胀以后这些钱全部跑到福布斯排行榜的富豪手里?

郑绪光:是一部分。

陈永苗:通货膨胀让他过了小康,原来紧巴巴的日子没有那么难了,但是现在通货膨胀难道一下子到了月球上?

郑绪光:不是紧巴巴,一下子肥的流油了,中石油05年净利润1000个亿。福布斯排行榜排的话,中国政府是第一名。

王 飞:我问一个问题,通货膨胀怎么来的?

郑绪光:这是第二个问题,我借用一个概念,财富有两个来源,一个叫经济手段,一个叫政治手段。政治手段有两块,换句话说政治手段都跟垄断有关,还算是比较温和一点的说法。强硬一点的说法直接叫掠夺了,温和的说法就是跟垄断有关,一个是特许的,比如说你是银行,不可能再开了。实际上房地产行业是有交易的成份在里面,这个交易通过一些灰色的方式来完成的,这还比直接掠夺要温和一点的做法,这些民间的资本家有双重的成份在里头,一种是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的结合。为什么上次茅于轼的那个会我也听了,但是主持人没有安排我发言。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一块是两种手段都兼而有之,所以容易造成扯皮,要界定多少的时候,有很多界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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