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几天里纪念辛亥革命,让各种影片、电视节目、研究文章弄得眼花缭乱。此时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变革是一件多么复杂和艰辛的事情。从辛亥年到今天一百年了,中国西式变革始终没有变革完,似乎还要进行一场大变革。但这场毕其功于一役的变革其结局又会怎样?又令人疑惑和怀疑。因为我们已经走了一百年的历程了,已经知道变来变去的结果了。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都心里有数了。所以,今天中国人已经需要更高的智慧。这个时候看看蒋庆先生的文章,似乎是一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路,但什么更高明却也是看得清的。虽然难行,虽然人类社会走的都是下策,也不妨仰望一下。下里巴人的世界与阳春白雪的世界,是熊与鱼儿不可兼得的,但人们还是要生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赵跃先生发来《走出社会主义误区 踏上共产主义征程》一文,就是典型的理想主义。

    又收到新加坡郑永年先生的一篇文章:《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的确,中国今天的问题不仅是制度需要修补,道德更已经坍塌得不像样了。靠这种道德的人去拯救制度,简直是缘木求鱼。最后解答一下儒学为什么高于西方民主?那就是:儒学强调义大于利,而西方民主是见利忘义。就这么简单。】

此文集在10月22日增加几篇新文章,请注意查看!

当代中国姓社、姓资还是姓封?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1年10月

目录

高寒:当代中国姓社、姓资还是姓封?

郑永年: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

卢映西:四条腿好,两条腿坏

张星水:缅怀辛亥,继往开来,回归道统,复兴中华

蒋庆:儒学之用的标准何在

李延明:走了一百年,为什么还没有到达目标?

 

外媒:高盛奖金等于5个州赤字 美国人被激怒

世界日报:美国温饱指数竟然比中国还糟

邱立本:全球中产阶级的怒吼

张倩烨:全球弱者的反抗

陈之岳:唤回民权运动灵魂

南方朔:从赌场资本主义到富人社会主义

郭海强: 关于成立“世界人民联盟”的倡议书

第一财经研究院:新兴市场正在经历08年金融危机时的崩溃吗?

白益民:“产业日本”与“金融美国”

 

甘阳:大学生都是小孩心态----当今高教弊病

阿三:当今上海人

曹久强:从韩德强教授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

魏倩:梁稳根的暴富真相

宏皓:梁稳根首富的桂冠还能戴多久?

YMZQ:危险的中国

徐炳:清帝《逊位诏书》在辛亥革命中的法律意义

章永乐:妥协与主权连续性

德国之声:湯若望與中國歷制改革

赵跃:走出社会主义误区 踏上共产主义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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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Han Gao" <gaohan2005@gmail.com> 2011-10-22 21:03:3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标题: 我一直将贵网视为中派网

当代中国姓社、姓资还是姓封?

高寒

2011年10月  于纽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已经六十年了。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可是,即将过六十大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却连自己姓甚名谁都弄不清楚,举国上下姓“社”姓“资”的争论不绝于耳、愈演愈烈。如此乱局,能让人“耳顺”么?

    邓小平一个“不争论”,便似乎堵住了悠悠之口;它也凸显出官方立国治国价值观的底气不足。这个让左、右派皆不服气的回避理论思维、回避要害命题的长官意志,不过是让能量在地火中积聚,让“争论”的迸发延期、乃至暴烈而已。既然如此,今天的中国政府别说是“知天命”,就连“不惑”,甚至连“而立”都远谈不上了。这是无论手中握有多少美钞,无论将“大国崛起”的调门拨到多高,都是无法掩饰其窘态的。

    (一)

    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第一章第一条谓:“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这个对立国根本制度的定性,当然是当权者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党、立党基本理念:所谓“不干社会主义,还能叫共产党么?”——这大约就是今天的中共和中国,虽早已面目全非,但执政者却象贾宝玉紧拽着护身符那样死死地抓住“社会主义”不放的根本原因。然而,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性质,是仅由掌权者的“理念”来决定的么,是可以仅仅根据掌权者的“理念”来作选择么?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那么好,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老师究竟是怎么说的吧:“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

    好了,仅从以上引证,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几条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结论来了:

    第一,任何国家,从而当代中国,究竟应当以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立国,这决不是以哪个政党、哪个领袖的“理念”和“意志”为转移的。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是大生产的产物。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只能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即基于现代化大生产、并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伟大阶级斗争贯穿始终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中,才可能孕育、滋生、发展和成熟。

    第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既植根于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中那充分发展了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又是对包括资产阶级文明在内的全部人类文化成果、人类普世价值的扬弃和升华。

    第四,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不平衡的。彼国已经完成了的历史使命在此国往往才刚刚开始则近乎一种常态。近代欧美各先进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是如此,后发的亚、非、拉美国家,更是如此。

    第五,反对资产阶级,并不自然就是无产阶级;自称社会主义,并不自然就不反动。

    第六,抗拒历史必然性,是没有不受到历史惩罚的。

    (二)

    那么,中国共产党当年打得天下、进入北京的时候,中国的物质生存条件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当时的物质生产力是处于一种什么阶段呢?换言之,此时此刻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是在呼唤着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呢?

    中国共产党常说:新中国建立之初,其所接手的简直是一个烂摊子;旧中国留下的是一穷二白。事实的确如此。在1949年,中国几乎完全没有自己的基础工业,全国钢产量仅16万吨,原油产量仅12万吨。那时的中国,工业产值只有10%;工商民营企业则不过区区16万个,这还是以资本2000元,工业雇工三人,商业雇工二人为基准这种手工工场类标准来核计的。中国那时的城镇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0.6%,其余则全都是农民。至于农业,更是100%的人畜动力型自然经济。并且,全国成人文盲率为80%。

    可是,中国共产党却要在这样的物质生存条件、这样的一穷二白的生产力基础上,运用其脑中的“理念”和手中的权柄,来描画它“最新最美”的“社会主义”图画了。当年,西方的圣西门、欧文、傅立叶没有做成功的事,今天东方的毛泽东,挟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胜者雄风,要在中国重新实验了。

    然而,历史唯物论在问、科学社会主义在问:在1949年的中国,它的市场化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业已构成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了吗?以现代化大生产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就业已发展到必须冲破其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壳了吗?一句话,在当时世界的东方、在中国大地上尚属新生事物的资本主义文明,就业已成熟到可以由更高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了吗?

    不错,这里有一个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世界格局。但正如毛泽东所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1949年后的中国,它选择了一条反资本主义文明,抗拒历史必然性的道路,其决定性的原因还要从中国共产党自己、从它所赖以生存的中国环境中来寻找。

    是中国共产党不知道中国的物质生产力条件有多落后么?不,太知道了。正因为太知道,其欲改变这落后面貌的愿望才会太强烈、太迫切了。这仅从当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斑人,其笔记本上常常记有中国与美日英法德历年来的钢产量数据对照这一点来看,即可窥见一斑。

    然而,毛泽东刚一坐进中南海,就开始嫌他当年在马背上承诺的“约法三章”碍手碍脚了。请看,作为开国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签署的墨迹未干,中国共产党就将其原本属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执政、其性质当属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框架下的联合政府,以一个“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擅自“释宪”,给偷梁换柱了。这种事关国体的根本性转换,尽管事隔多年在文革中,才以中共高层党内斗争的方式——毛泽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与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之争——给透露出来,但就其性质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在刚刚开才过政治协商会议的新中国,则无异于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如此一来,当年那被“耕者有其田”这个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口号所激励,向共产党奉献出自己数百万血肉之躯5亿农民,那几乎是用小车推出了一个“新中国”的5亿农民,其刚刚才到手的土地还没有捧热,就又被合作化“共产”了。而那些当年在内战中积极参与护厂、护矿,相信共产党“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庄严承诺,而拒绝撤迁去台湾的民族资本家,其刚刚才将从战火中保存下来的工厂、矿山重新运转起来,就又被“公私合营”了。与此同时,当年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反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所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则统统开始了“花瓶”化的历程。而所有这一切,其又都是与中共党内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党内斗争,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关系的逐步“君臣”化同步的。

    从此以后,党内外的一切不同声音,哪怕是政策性分歧,就都统统给贴上一枚“资产阶级”标签,乃至视其为“邪恶”和“反动”。在毛泽东时代,它们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在邓小平时代,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敌对势力”,等等。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六十年,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一部反资产阶级文明史。无论是毛泽东的三十年,还是邓小平的三十年,尽管其侧重点不同,风格各异,但在顽固地敌视和抗拒资本主义文明这一点上,则是同仇敌忾、同气相求的。


    (三)

    然而,反对资产阶级文明,就自然是无产阶级文明了么?抗拒资本主义道路,就自然是社会主义道路了么?事实上,在一个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的国度里,大反资产阶级,抗拒资本主义文明之历史必然性,其最终结果就是、也不能不是:封建专制文明的大泛滥,皇权主义文明的大复辟。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当年打得天下,靠的是什么来最大限度地凝聚民心民力的呢?不就是靠举资产阶级宪政民主之旗、走资本主义强国富民之路么?不就是靠的比国民党更为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么?请看,反帝反封建,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旗帜又是什么?耕者有其田、多党联合政府,不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道路又是什么?上百篇《新华日报》社论,其中那一篇不在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中那一篇不比现在的民运还民运?可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其创党、立党基本理念,仍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啊!

    仅此即可见,所谓“不干社会主义,还能叫共产党么?”是一种多么幼稚的提问。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还真的就有干资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党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共产党。毛泽东当年领导的“马背上打天下”的共产党是一例。其实更早,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是一例(“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共产党宣言》)。当然还有,列宁、普列汉诺夫所领导的早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又是一例(“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进化看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什么是“人民之友”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经过其它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梦呓之谈的。……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因此……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由此可见,直线性思维,看似很“逻辑”,实则很肤浅。

    当年,是艰苦创业的战争环境,是生死存亡的军事斗争,逼迫着中国共产党、逼迫着这个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创党、立党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得不最终选择了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生存之道、革命之道和制胜之道。那时在中共党内,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直奔主题“干社会主义”的,是大有人在,并数度主导了中共中央的路线。党内凡是对此蛮干稍有疑虑者,不是被打成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就是被打成富农路线。有的甚至被从肉体上消灭。然而,是全党全军的生存危机,是面临全军覆没、灭顶之灾的战略性大失败——红区损失80%,白区损失100%,才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放弃那一次又一次的“左倾”盲动路线,去找回了坐了几年冷板凳的“富农路线”代表和打仗一贯“消极右倾”、“游击习气”的毛泽东。

    自那以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地修正党的盲动、冒进、左倾路线: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到“减租减息”、到“平均地权”;从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到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三三制”、边区“参政院”和“宪政促进会”;从“工农红军”,到“国民革命军”;以及这一系列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等等。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何等的朝气勃勃、意气风发啊!请翻一翻当时《新华日报》社论吧,那一篇篇“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都是出自真正的共产党人之手。尽管是住窑洞加南瓜汤,国统区的有志青年还是一批又一批地奔向延安。由于顺应了历史潮流,由于党的方针政策对了路、合实际,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从小到大,一步一个脚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并最终赢得了全国政权。诚如叶剑英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党可能至今还在黑暗里徘徊,还在上海的租界里讨生活。”

    记得毛泽东当年批判左倾路线的“老爷”们时曾说过:“他们忘记了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即人是要吃饭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那个时候的毛泽东、马背上打天下的毛泽东和被教条主义害苦了的毛泽东,是极其谨慎的,他特别强调实践效果,特别强调主客观的统一,特别强调要实事求是。

    然而,取得政权了,中国共产党似乎没有即刻的生死存亡压力了,中国共产党党内——不,应该是一切后发国家中几乎所有革命党人所共有的——通病、顽症,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理解的那种急躁、冒进、盲动、蛮干情绪就又按捺不住地抬头了。中国共产党以前对天下的那份承诺与谨慎,所有那些让中共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政策和理论,似乎在一夜之间,都统统成了夺权阶段的谋略和迂回,手段和权变了。既然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制这些“洋玩意儿”太碍手碍脚、既不习惯,又“影响效率”,剩下的,也就只有习以为常、见惯不惊、无处不在的老祖宗传统了。

    不错,中国共产党一直警惕于自己的政权被取而代之,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和被“资本主义复辟”。然而,它却万万没有料到,当自己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里顽固地拒绝资本主义文明,顽固地抗拒这种历史必然性时,它就开始偏离那条曾经引导自己从小到大、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了。

    在中国,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是“朕即国家”、“朕即法律”,都是没戴皇冠的皇帝。如此一来,党内民主荡然无存,又何谈整个国家体制的民主建设?为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四)

    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中国人今天仍然面临着当年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时同样的历史课题:争人人平等、废贵族特权。

    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什么天赋人权、神赋人权,认为任何人权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但与此同时又坚决承认:资产阶级在其上升、革命时代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则代表着该时代受到封建专制特权阶级压迫的所有被压迫阶级的共同利益,曾经激励过整整几代人。资产阶级的这种平等,尽管还仅仅停留在权利上、法律上,它对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还不是事实上的平等,但它与人类已存在了数千年之有形无形的特权相较,却是历史文明的一个巨大飞跃。因此,即使是资产阶级赤裸裸的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也比封建专制特权阶级那道貌岸然的特权等级制要先进千百万倍。须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人类历史要从特权文明演化到事实平等的共产主义文明,中间必须得经过一个权利平等的文明即资产阶级文明过渡。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后备军的农民阶级,在反特权、争平等这一点上,与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在反对中国官僚特权阶级的伟大阶级斗争中。现在或许已经到了重建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党,重建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时候了。

    这个重建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用严整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武装自己,必须回答应当如何面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必然性这个课题;必须回答应当如何在推进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尤其是其根本的、长远的利益。

     这个重建的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仍然还是当年列宁、毛泽东所面临过的那个历史课题,即: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领导和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都只解决了一半。用毛泽东的话说:同一篇文章中的上篇和下篇,只完成了上篇。即夺取政权的问题。但在夺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继续推进、巩固、深化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宪政文明的政治制度,还是马不停蹄地立即就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历史证明,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其交出的答卷都是失败的。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列宁全集》第11卷第113页),以及毛泽东关于“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的理论,均被日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

    在列宁和毛泽东看来,东方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尤其是那些由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只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或者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答案终于揭晓。这“两条道路的选择”竟然是:或者资本主义,或者封建专制主义。在列宁、毛泽东眼中为“社会主义”的东西,历史判官统统将其划为了“封建专制主义”。用中国的成语,这叫“画虎成犬”;用俄国的成语,则是“本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房间”;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则是“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所以,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既要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还要领导资本主义(制度)建设;而且只有后者成功了,前者的成功才能得到最终证明——这个课题,对于重建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极具挑战性。

    中共党内改革派,即使是最前卫的领袖胡耀邦和赵紫阳,都从未从必须正视中国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唯物史观高度,来解释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老是囿于中共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禁区,或者企图将全部改革理论大厦建立在最大限度地减低“社会主义”之纯度上,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然而,这种理论上的折衷主义,却为“一党专制”这个当今中国万恶之源,留下了最后的避难所。这也使得依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中共党内改革派,至今无法成为一支独立的主导改革的政治力量。同理,正是因为缺乏唯物史观的理论制高点,才使得中共党内改革派中一些人,在借鉴北欧社会民主党的成功经验时,居然对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动摇,竟然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其实是乌托邦,晚年的恩格斯已经抛弃了这个乌托邦”这种荒唐的结论。

    中国的左派,无论其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现大都集结在了毛泽东的旗帜下。他们看到了今天共产党的通体腐败,却看不到这个腐败与其说是改革开放造成的,倒不如说是不受人民监督的一党专制造成的;看不到正是在小农-封建社会主义的基本点上,其实是毛规邓随的。左派们在揭露今天官僚特权阶级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在揭示当今社会的腐败、堕落、苦难、黑暗方面,是尖锐的,有时甚至是极为深刻的。然而,只要从他们无论怎样为工人、农民代言,又都总是小心翼翼地回避工人农民有组织起自己独立工会和独立农会的权利这个试金石上,就立即可以看出,他们与其是在为工人、农民请命,倒不如说是站在毛体制的立场上来批判邓体制的。

    而中国的右派,尤其是自称“民运主流”、“民间精英”的那一伙人,则是如此猥琐、萎靡的一帮:他们既敌视当局,也敌视人民;在当局面前嘟囔,在人民面前战栗。他们想居于领袖地位,又唯恐被民众怒火烧着手指;他们幻想与当局对话,可背后又没有群众实力。他们在洋人面前谦卑,在国人面前傲慢;他们是只要有洋人给钱背书,就哪怕被国人千夫所指。他们自己胆怯,却不准他人勇敢;自己低调,就不准人家说大词。他们向当局要程序正义,却在自己的小社区里践踏正义程序;他们以鼓吹“言论自由”的先驱自居,却在自己的地盘上屡屡封杀不同声音。他们害怕大风暴的来临,却又想借大风暴谋取私利。在营救他人时,他们要营救“全体”;在营救自己时,他们又立即将“全体”屏蔽。人家坐监了,他们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自己坐监了,他们迫不及待,忙大呼“全国人民”。总之,他们继承了后期资产阶级的势利,却独独缺乏早期资产阶级的英勇。这就是为什么这帮只在媒体上存在的“民运领袖”,二十年来除了“研讨”和“纪念”就什么事也干不了、反而空耗大量洋人资源和国人感情的原因。由此可见,将中国制度转型的“宝”押在这帮人身上不是见鬼吗?

    记得毛泽东进北京前,曾屡屡以李自成、洪秀全为戒。 万没想到,中国共产党当政短短六十年,就由一个曾经生气勃勃的真老虎,蜕变为如今有点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了。不错,毛泽东直到晚年,都仍然真诚地跳动着当年那颗质朴的“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心,都仍然真诚地怀抱着他当年在岳麓山顶立下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理想。因而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完全可以这么说,毛泽东是中共党内唯一的一位至死都在思考着“平等”、“自由”这些早年的理想,并将这种朦胧理想坚持到最后一刻的领导人。然而,毛泽东被“摔得粉碎”,却是历史的宿命。他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最大的不同,是他手中握有至高无上权柄。他不容许任何人挡住他的路,甚至要用铁血来开道。其结果,当然可说是灾难性的。

    不过,在今天什么都不缺就独缺理想的中国,毛泽东却越来越成为人民心目中的“神”了。事实上,我们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亲切地感受看唯物史观的理论魅力,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体会到历史必然性之不可抗拒、从而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阶段之不可逾越,难道不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恰好站到了列宁和毛泽东这两位巨人的肩上?难道不就是因为他们那场巨大浩瀚的社会试验之失败并非毫无价值?在这个资本主义的金融风暴正席卷全球、且愈演愈烈的时刻,在这个中国最需要高扬理想主义的时刻,有老一辈共产党人用他们的巨大成功和巨大失败双肩托护着的新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才能无愧于这个时代呢?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20 09:03:52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郑永年: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

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

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11-10-04

  近来中国的媒体在讨论一个在世人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即“摔倒老人,要不要扶?”对数千年之前的孟子而言,“幼童要掉到井里,要不要拉一把?”这是一个不用提的问题,或者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很多行为和动作,出自人类的恻隐之心或者本能,根本不用作任何理性的思考。因此,幼童落井要拉一把,老人摔倒要扶一把,都是不需要人类费理性来思考的问题,恻隐之心和本能的驱动足矣!科学家更发现,类似的恻隐之心和本能,甚至存在于动物群体之中。很多动物群体对环境都已经发展出群体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本能,互助互救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本能。

  为什么中国社会要讨论这样一个本来根本不用讨论,或者不是问题的问题?原因极其简单,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社会变得如此复杂,而必须诉诸于人类理性了。这些年来,很多案件的发生,例如南京的“彭宇案”和天津的“许云鹤案”,不管其背后的故事如何,都似乎和人类的本能反应相对立。媒体上充斥着很多匪夷所思的标题,例如“十九岁大学生扶起倒地老人,法院判赔7万多元”、“老人摔破头围观群众无人扶,家属表示理解”、“孩子路见倒地老人上前帮助,被家长嘲讽训斥”、“解放军士兵扶昏倒老人被迫赔三千,部队找证人讨回公道”,等等。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中国老人倒地就没有人扶了。我们可以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扶倒地老人的。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只能表明这个社会的道德出了大问题。“恻隐之心”是人类道德最本能的方面,连这个都被怀疑,都被摧毁了,这个社会还没有问题吗?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社会怎么了?

  这倒是一个需要人们理性思考的问题。中国文明长达数千年不中断。中国历来视自己为一个道德的国度,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么看待中国的。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演变成一个毫无道德可言的社会呢?如同一个社会道德的形成,有其不同的并且是复杂的原因,社会道德的衰落也如此。就中国文明来说,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对商业文明负面影响缺免疫力

  首先,在商业文明面前,中国传统道德的衰落具有其必然性。中国数千年里一直是农业文明,从来就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洗礼。儒家道德可以说是农业文明的精神结晶,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就是“士、农、工、商”的等级社会秩序,从商者被排在最后,最不重要。其它方面的制度设计,也是为这个等级秩序服务的。在历史上,尽管不同朝代对商业具有不同的态度,一些朝代敌视和排斥商业,而另一些则比较能够容纳和重视商业,但商人在儒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变化过。商业社会对道德的负面影响甚至冲击是必然的,但中国统治者使用的是排斥商业的做法。这种政策在遏制商业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传统文明没有能力容纳和接受商业文明。商业文明一旦来临,传统文明对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任何免疫力。

  这里,如果和西方作一比较会看得比较清楚。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秩序,可以说是商业文明的产物。在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商业阶层崛起在传统帝国解体之后的废墟上。随着商业文明的崛起,封建价值观很快衰落。商业文明要求对事物具有一种世俗的态度,于是宗教改革成为必要。宗教改革符合商业社会的需要,使得宗教能够容纳商业精神。但同时改革之后的宗教,也为商业社会塑造了一种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西方宗教改革和转型,因此和商业文明的兴起分不开。

  基督教转型得最为成功。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论述这种情况的。改革后的宗教,在接受商业行为的同时,也约束着信仰者的商业行为。尽管商业行为、盈利和挣钱都被合理化,但挣钱本身仅仅只是工具,而非目的。商业行为和挣钱的最终目的,还是救渎人本身的灵魂。另外一大宗教伊斯兰教的转型,并不像基督教那样顺利。在很大程度上,伊斯兰直到现在不仅没有有效转型以容纳商业社会,反而有更为传统化的趋向,和商业社会和世俗行为表现为深刻的矛盾。

新道德体系还没有建立

  中国传统道德现在受迅速崛起的商业文明的影响,传统道德体系的解体之迅速令人吃惊。这里不得不提到当代商业文明之前的几乎长达世纪之久的政治冲击。从清末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产生于欧洲的近代国家所打败。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把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诸于传统道德或者文化。因此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之前,儒家传统道德受到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冲击。

  近代以来,长期的革命和战争也使得道德的确立成为不可能,因为革命和战争就是要推翻旧秩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人们才觉得确立新道德的需要。不过,当时中国的做法,是以意识形态替代了道德,依靠宗教化了的世俗意识形态,对干部官员和普通老百姓的行为构成制约。革命和持续的政治运动摧毁了传统道德,而宗教化的意识形态一旦消失,社会便无道德可言。这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状况。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无能确立一个新的道德体系?在西方的道德重建过程中,除了宗教改革的作用,政治也扮演了很大的作用。并且随着世俗化的深入,政治在道德重建过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政治的作用主要通过两个途径,第一是法治建设,第二是自律社会的形成。

  今天,人们可以从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或者《法的精神》)中体会到,当时西方社会把法治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何种地步。世俗化意味着人们日渐脱离宗教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变得重要起来。从前是宗教扬善抑恶,现在法律取代了宗教的位置。而法律是通过政治过程形成的,用来调节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并不仅仅是那些写在纸上的条规,而是一种如孟德斯鸠所说的深入人心的“精神”。

  如果法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那么自下而上的自律社会的形成,对道德的形成和成长同样重要。实际上,道德无非是社会成员中间自觉形成的行为规范,也同样通过社会的压力机制而发生作用。要形成社会自律,社会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一个不受政治干预的空间。西方社会一直强调社会力量,从早期的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即“市民社会”)到现代的非政府组织,都是社会力量的载体。

受保护的社会才能产生道德自律

  西方道德力量的强大并不在于政府的推动,而在于社会力量的强大。实际上,在西方,一直是社会力量在推动政治和政府的道德化,而不是相反。也应当指出的是,政治在保护社会过程中的作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方面的社会主义,或者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制度,是保护社会的制度保障。而这些制度的确立,都是通过政治过程达成的。这些社会制度的意义在于,社会成员只有在获取了生存和生活的基本需求之后,道德概念才会得到强化,即所谓的“衣食足而知荣辱”。

  西方近现代道德的发展,对中国来说应当有比照意义。作为世俗文明,历史上宗教只在一些特殊的社会群体(即各种类型的宗教团体)中发生作用,但在中国总体道德建设过程中,历来就没有占据主要地位。改革开放前的政治破坏了传统道德,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又没有尽到重建道德的作用。

  首先是没有花大力气进行法治建设。中国尽管也一直在强调法制和法治,但法制和法治的现状很难使人相信其有助于道德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法制不但没有“扬善抑恶”,却是在实际生活中起到了“扬恶抑善”的作用。本文开头所讲的“扶起摔倒的老人受到法律惩罚”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

  法治没有进展,除了日常人们讨论的“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法律领域,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社会领域是很显然的,例如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等等,但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是新自由主义对法律领域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立法的主导原则就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劳动生产力,而社会正义和公平则被忽视。到现在,整个法律领域可以说是金钱主导一切,变相的GDP主义也在法律界盛行。例如中国的大部分律师,都想从事经济法或者与此有关的法律活动,不想甚至回避刑法和民事,除了政治原因之外,金钱观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以钱为本必然导致法律界的全面腐败。实际上,中国的司法腐败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一个应当以保障社会正义为目标的制度体系如此腐败,社会正义必然荡然无存。

法律沦为权力与金钱的工具

  很显然,中国的法律面临政治和金钱的双重压力。结果怎样呢?法律只是工具,要不成为政治的工具,要不成为金钱的工具。中国只有法律的条规,而没有“法意”,法的精神。西方意义上的“法律秩序”(law and order)在中国并不存在。当法律成为权力或者物质利益的工具时,谁来保证“善”的行为?又有谁来惩罚“恶”的行为呢?

  社会空间的缺失也使得道德无处生存。在数千年的儒家文明里,王权尽管在理论上专制,但往往是“统而不治”。中国社会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在社会底层,乡规民约调节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各个行业也有自己的行为规则。在当今社会,这样的传统道德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但这并不是说,新的社会道德体系就不能产生了。没有产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社会没有自治的空间。

  长历史时期的革命、战争和政治运动,已经把中国社会高度政治化。而确立政权之后,又没有去政治化的过程;相反,政治因素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对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社会“被控制”和“被管理”的状况,表明社会本身缺少空间。缺少空间就决定了社会群体很难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制度,从而也很难形成社会成员的自觉和自律。换句话说,任何自下而上的道德找不到社会空间。如果法律要保障的是合乎人类道德观念的秩序,那么社会道德要调节的是社会群体之间,或者社会个人之间的互动和行为模式。既然社会道德难以形成,社会群体和社会个体之间的交往,就表现为赤裸裸的物质利益或者权力行为。

  道德是任何一个文明的内核,其它方方面面的制度,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社会制度,都是这个道德内核的外延。中国现在面临传统道德解体而新道德建立不起来的危机,这也是中国文明的危机。如果商业文明不可避免,那么就要重建一个能够容纳商业文明,但又能遏制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结果的新道德体系。世界历史表明,道德的重建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类主观努力的结果。如果新道德体系不能得到确立,无论怎样强大的经济力量,都不足以促使中国文明的复兴。

 

 

 



发件人:"x8b8x8" <x8b8x8@163.com>  2011-10-15 16:38:0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卢映西投稿

十日谈:四条腿好,两条腿坏

江苏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卢映西

    2011-09-22

  “末日博士”鲁比尼曾准确预言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最近,他在评估世界经济的复苏情况时,很悲观地指出:“我们已经没有有效的政策工具了”,这意味着市场并没有办法自救,美国、欧盟、日本还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下滑。最后,他的结论是:“马克思是对的,资本主义到某一阶段会自我毁灭。”

  无独有偶,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面对西方国家积重难返的困境也说道:“西方世界的这些严重问题可能预示其主导全球时代的终结。17世纪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赋予西方国家征服、统治其他国家的能力,西方世界主导全球的时代从那时开始,其先行者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终结于大英帝国和美国。”一个时代正在落幕。

  2011-09-24

  洛阳,中原古都,近来重放异彩。先是当地有记者被杀,引发网上围观。又有新闻说公职人员囚禁性奴,囚六杀二,当地官方却斥责发稿记者“泄露国家机密”。这还不够,一男子进京旅游,被当作上访人员押回洛阳,被殴打致昏迷不醒后丢在街头,有关官员还对他父亲说:“你儿子也要吸取教训,不要到北京去。”

  洛阳果然有古都风范,地方上的刑事案件动辄就能上升为“国家机密”。官员身处“京畿”而小天下,大约仍把北京视为化外蛮荒,所以子民凡有到蛮地探险的,自然咎由自取。如此看来,悠久的历史原不过是不肖子孙一蟹不如一蟹的行状录。无怪乎苑保平先生要说,他“在洛阳这里读懂了中国”。今天,你懂了吗?

  2011-09-26

  又见吴敬琏先生发文指出:“不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的改革,就不可能建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系,不改革国有经济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 拜托,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哪个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大国曾经实现过共同富裕?!时至今日,还以为信口开河就能忽悠人,不如问问自己尚能饭否。

  2011-10-01

  “天宫一号”升天,不到两岁的留守女童与奶奶的尸体相伴七日未进食,二者几乎同时发生,构成当代中国的《盛世之困》。老枪先生在这篇专栏文章中说,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级虽受剥削,但所得工资起码还能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如今经济学界把老马这把刀子丢了,农民工混得还不如老马批判的那个时代。

  2011-10-03

  周小川先生被权威杂志《欧洲货币》评为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长。但谢百三教授在调研后认为,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完全失败,导致乱象丛生:股市一跌再跌,债市几近崩盘,温州企业家3名自杀,80多名逃跑。那么,央行行长是功臣还是罪魁,到底谁说了算?谁说都不算,除了时间。格林斯潘前荣后辱,殷鉴不远。

  2011-10-04

  无巧不成书。人咬狗才是新闻。比如司法系统搞出冤案不是新闻,冤得巧才是。河北警方曾经侦破一起奸杀案,21岁的“凶手”聂树斌于次年被枪决,10年后河南警方抓获另一嫌犯,从其供述中方知此人才是前案真凶。又如卖淫嫖娼不是新闻,嫖得巧才是。几年前有报道,某中学老师一出轨,竟嫖中自己过去的学生!

  今天又见媒体报道,一老人雨中摔倒昏厥,路人向一面包车司机求助,不料他摇手拒绝,还告诫说“老人倒地救不得,做了好事无好报”。谁知这司机很快就认出老人竟是自己的老丈人,随即羞愧地向众人致谢,并自行将老人送医。还是巧,人咬狗般的巧。在“人咬狗”的新闻背后,“狗咬人”的大千世界成何体统?

  2011-10-06

  “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愈演愈烈之际,中国经济网推出谢作诗先生的《炮打公有制》,为我们这个光怪陆离的星球又添一景。美国民众声讨1%对99%的剥削,谢说在私有制下不可能有剥削。人家认为美国的体制已经行不通,谢说公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西方经济学家束手无策,谢的立论依据却正是西方经济学。

  谢作诗先生最后说:“数不尽,公有制度罪恶累累;揭不完,共产主义谎话篇篇。还是茅于轼老先生说得好:过去,搞公有制是因为无知;现在,继续搞就是无耻!让我们一起炮打无耻吧!” 气急败坏,无脑无畏,无所不用其极,正可立此存照,供后人笑话。读书人怎能蠢到这等地步?只有读书人才会蠢到这等地步!

  2011-10-09

  正当资本主义走向全面崩溃而各国领导人无计可施之时,已有个别经济学家逐渐接近扭转乾坤的钥匙。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昨天撰文呼吁“开动印钞机”,虽然他也知道目前“这是一种不敢声张的政策”。但现在已经“是时候大规模动用这种‘核武器’了”,否则经济无生气,后果很严重。

  一般人往往不假思索地把通胀当作央行印钞的必然后果,沃尔夫先生断然指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就是过人的见识。看来,西方经济学总体上是死的,但还有个别经济学家活着。反观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除了邯郸学步还会什么?奥威尔曾塑造一批只会喊“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的动物,你以为他在笑谁?

  2011-10-12

  通过建立模型进行预期研究的两位美国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一位在介绍获奖成果时说:“在我们把世界搞得一团糟之前,我们试图在自己的模型中进行实验。这样我们就不会把世界搞得一团糟,对吧?”果真如此,这种研究当然很有意义。问题是,你们建立了神奇模型之后,为什么世界仍被搞得一团糟?

  就在包括英国女王在内的所有人都想知道,为何经济学家未能预见到金融危机、甚至到现在都拿不出一致对策的时候,为搞预期研究的学者颁奖,连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也难免调侃“瑞典皇家科学院可真是喜欢‘恶搞’”,当然最后还是为他们圆了场:“不能仅仅因为经济学家弄错了,就认为他们应停止尝试”。

  不能因为出错就停止尝试,很正确。尝试即意味着试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我们这里连三岁小儿都懂。出错不要紧,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为已被实践证明的错误颁奖,这就很搞笑,就是以糟蹋自己的智商来挑战大众的智商。不知主流经济学界这种一本正经的搞笑游戏,我们还要看多久?尤其是,还要被他们害多久?

  2011-10-15

  每当有愚公想挖山的时候,必有智叟出来说风凉话。今天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全球发力的日子,就有陈志武先生出来告诉大家:示威者占领华尔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如果真的把华尔街给打垮了,就会使社会总体金融服务的供给量下降,企业得不到足够资金支持,示威者以后要找工作的时候谁来给他们提供工作?

  这不过是老问题的新翻版。到底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养活工人?立场不同自然有不同的答案。到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到底是99%创造真实财富的人养活了1%的金融蛀虫,还是相反?铲除华尔街,天会塌下来吗?历史将会证明:人类的天不会塌,资本主义的天肯定要塌,还要带走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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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辛亥,继往开来,回归道统,复兴中华

——在中国政法大学准律师协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张星水

2011年11月16日晚 于北京昌平法大校园

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的法大校园,天高云淡,秋风飒爽。我很高兴接受新一届会长杨林毅同学和上一届会长孙萌同学代表本次大会组委会发出的盛情邀请,来参加中国政法大学准律师协会第18届全体代表大会。在此,我很欣喜的看到为数众多的新同学自愿加盟到中国政法大学准律师协会中来,给这个法大校园里最大的学生社团组织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你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在法大准律师协会这个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接受洗礼和熏陶,四年珍贵的大学生活也会因为参加了准律师协会而变的更加丰富多彩和云蒸霞蔚。

    同学们,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也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年份,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为此,我今年3月29日在广州凭吊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并在博客里发表了悼念文章。前几日我又在武汉瞻仰了武昌起义旧址起义门和武昌起义纪念馆(鄂军都督府旧址),现在我给大家看看我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花了850元购买的“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暨孙中山先生诞辰145周年”的大铜章(出示)。回首中华大地一百年来的沧桑巨变,真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悲壮苍凉溢于言表。同时,这段历史也是值得反思的,乃至是反省的,毕竟中华民族为了国家复兴、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繁荣昌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惨重的牺牲,让我们铭记孙中山、黄兴、陈天华、徐锡麟、秋瑾、邹容、林觉民、方声洞、喻培伦、汪兆铭、胡汉民、谭人凤、蒋翊武、孙武、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宋教仁、陈其美、蒋中正、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陈炯明、蔡锷、居正、于右任、阎锡山、陈独秀、袁项城、黎元洪这些光辉的名字,不忘这些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的英雄事迹和为中华民族所建立的不朽功勋。

    作为法律人,我十分推崇曾经担任过北洋政府首任司法总长的梁启超先生,他在戊戌变法中与康有为、谭嗣同比肩,他在辛亥革命后成为了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著作等身、桃李天下,尤其是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李鸿章传》以及《谭嗣同传》等著作给我以很大的思想启迪,其后人梁思成、梁从诫都是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希望同学们有时间去北京香山植物园和卧佛寺附近瞻仰一下梁启超先生的陵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从一百年前的悲怆历史走回到今天的礼堂,言归正传,大学生活在人的一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不仅仅因为美好而珍贵的青春韶华,更因为在大学里你不仅要系统学习理论知识,更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要灵活的运用知识,从社会实践中得到历练。而你们所加盟的准律师协会就是一个提供这样社会实践的优秀平台。大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定会在准律师协会里得到很好的锻炼。同时,我相信新的一届准律师协会定会接好“接力棒”, 努力传承法大准律师协会的“自由、民主、独立、务实”的光辉精神,并将法大准律师协会的各项事业发扬光大。在此,作为一名执业多年的“老法律人”,我想对新一届协会成员和众多与会同学们讲几点感想和希望,发善愿,结善缘,誓愿与大家相互砥砺共勉之。

    放眼当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日趋浮躁的物欲横流的转型社会,同时,也是一个万象更新、波澜壮阔的伟大的变革时代,时代前进的历史潮流裹挟着各种光怪陆离的信仰和良莠不齐的理论泥沙俱下。年轻人面对这样一个纷纭复杂的社会,如何甄别真理与谬误,如何寻求正义与良知,如何迎接机遇与挑战,成为了每一个当代青年的困惑与彷徨。我认为,每个人无论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如何迥异不同与千差万别,都应该起码要做到恪守公序良俗的公民操守。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应该得到弘扬光大,孔子所推崇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操守和孟子所标榜的“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念也依旧是我们今人安身立命的处世宗旨。今人应该在顺境之中恪守自律、有志于道,在逆境之中磨砺操守、志存高远,不妨效仿四百多年前在贵州龙场悟道的王阳明,宁静致远、隐居冥想、独创心学,尝试着用“致良知”的高尚精神,砥砺鞭策自我的行动,身体力行,努力饯行“知行合一”的思想境界,亦正可应对心学之说的精髓要义:“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或者比之为佛教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儒家士大夫“积善成德、圣心备焉”的人生修为之道德戒律,这无疑也正符合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在转型社会中安身立命、精忠报国的处世原则和伦理价值,吾辈理当竭诚实践此等教义之精神。

    当然,重要的是:明朝大儒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由此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心学体系。即“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与“行”是理论的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提升,互相促进,由此方能达到为善去恶的“良知”之精神境界。这恰恰是我们法律人应该恪守的职业操守和行为准则。因为,法律不仅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社会职业,而且是惩恶扬善、维系公平的大道之学。这便有了正义的善与恶之分,我希望同学们能够擦亮眼睛,恪守良知,甄别真理,本着一颗仁爱与善良之心,恪守正义之善,摈弃正义之恶。不仅学习相关法律知识,还要善于运用法律去甄别社会中的善恶,具备一个法律人的理性思考和客观之维。有鉴于此,法律人应该具备优秀的职业操守,秉持悲天悯人的良善之心,保持客观理性的公道之心,方能在司法实践中扶危济困、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匡扶正义,从而彰显司法的公正。

    最后,我诚挚地祝愿“中国政法大学准律师协会”能够继往开来、发展壮大,同时希望每一位协会的会员都能够在新任会长杨林毅同学的带领下在此得到锻炼,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完善自我,追求卓越。做一个正直、善良、悲悯、睿智、理性、公允的正人君子。践行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赞扬王国维先生的高风亮节的时候所抒发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公民精神和学术品格,运用法律知识为社会行侠仗义,为苍生替天行道。一言以蔽之,跨越二十一世纪的青年人敢立时代潮头,审时度势,搏击风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最后,我诚挚地祝愿你们在“法大准律师协会”的经历将会铸就美好人生的一个灿烂篇章。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发件人: "Anderson Lee" <andersonlee169@gmail.com>  2011-10-10 22:36:54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Fwd: FW: 代发儒教郵第35期,家園(13) ,讀經通訊(29)

儒学之用的标准何在

----在福州大学、广东商学院的演讲

蒋庆

2010-8-29

    我今天能在这里给大家演讲,是因为与大家有缘分,你们的老师与我是西南政法大学的同学,她邀请我来给大家做演讲,才有机会和大家见面。你们的老师毕业后一直从事法律研究与教学,如今成绩斐然,成了有名的法学教授,而我毕业后对儒学非常感兴趣,从研究儒学到信奉儒学,最后离开了法律领域,进入了儒学领域,现在被人家称为“儒学家”。“儒学家”在现在的学术体制内找不到这样的称谓,现在的学者称谓有法学家、经济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而没有“儒学家”,这意味着我国按西方学术体制建立的现行学制已经把中国固有的学术体制解构了。所以,我是一个现行学术体制之外的学者,我有一个号叫“盘山叟”,就是表明我的民间学者身份。这就算一个开场白吧。

    今天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儒学之用的标准何在?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一百年来中国人评判儒学之用的标准已经搞不清楚了,甚至已经颠倒了。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不知道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用,进而就会否定儒学在当今中国的价值。一百年来,激进的中国人对儒学的一个基本评价就是“儒学无用”,并且以这一评价作为“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的理据,今天仍然有很多中国人认为“儒学无用”。其实,认为“儒学无用”的评价不只是今天与百年来的历史中才出现,从中国漫长的历史来看,每当中国处在社会政治动乱的时期,就会出现这类否定儒学的偏激思想,即有些中国人会否定“儒学有用”的正统主流思想而认为“儒学无用”,从而将儒学抛弃或打倒。下面,我们先看看中国历史上对“儒学无用”的评价。

    1、在春秋战国时代,法家、纵横家与统治者均认为“儒学无用”,即认为儒学用儒家经典中的“先王之道”(以尧舜之道为道统的古圣人之道)作为道德标准,来批评当时统治者横征暴敛侵伐征战的行为不仁不义不仅不能建立高压的政治秩序,反而会破坏这种秩序,这就是法家指责的“儒以文乱法”,即儒家以儒学来扰乱国君横征暴敛侵伐征战之法。纵横家苏秦、张仪之流则认为身处乱世,根本不存在什么道德标准,一切均以个人利害得失作为处世为人的准则,所以儒学强调正心修身对个人成就功业获得荣华富贵无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纵横家可以朝秦暮楚事奉时君,有奶便是娘,没有任何廉耻之心与政治节操,庄子说他们为了荣华富贵做官发财什么事情都肯干,连为权势者吮痔这样卑污的事都愿干。另外,统治者也认为儒学无用,因为儒学鼓吹的“王道”讲仁爱和平,而当时统治者的最大愿望则是最大限度地用武力争夺土地人民,进行兼并战争。《史记》中有一则故事最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据《史记》载: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嚷)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嚷)景监,景监亦让(嚷)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

    这里说的“帝道”就是“尧舜之道”,尧舜是古代的“二帝”;此处的“王道”就是“夏禹、商汤、周文之道”,夏禹、商汤、周文就是古代的“三王”。“帝道”“王道”都是儒学所推崇的“古圣王之道”,商秧用儒学的“古圣王之道”游说秦孝公无效,因为秦孝公认为“古圣王之道”即儒学对自己强国争霸无用,因“古圣王之道”是是“以德服人”,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兼并天下的大业,自己有限的一生不能享受这一殊荣,而“以力服人”的霸道靠武力当世就能完成兼并天下的大业,享受霸主的殊荣,所以孝公接受了商秧所说的霸道。

    2、秦汉之际的统治者也认为“儒学无用”,秦始皇用法家严刑峻罚治国,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焚烧儒学经典,不仅认为儒学对自己的残暴统治无用,反而有害,因为儒生会以“古圣王之道”的“仁政”思想批评秦朝的暴政,反抗秦朝不仁道的政权。另在楚汉相争时,有儒生建议刘邦接受儒学来作为政治的指导思想,刘邦不仅不接受,反而取儒冠拉尿其中,以羞辱提建议的儒生,因为刘邦认为儒学对他武力打天下无用。(据《史记》载: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

    3、三国时,曹操也认为“儒学无用”,因为儒学培养的是忠义之士,是坚守大义名分的有道德操守的士大夫,如关云长,赵子龙等,而曹操篡夺汉室,是不忠不义的奸雄,公然主张只要能帮助他管好国家,不忠不义的无德之人也可以重用,即所谓“盗嫂受金”之徒也可以重用。儒学不能培养出这种不忠不义的无德之人,所以曹操认为儒学无用,即对曹氏篡夺汉家政权进行不义的统治无用。(关云长受刘备之托护送嫂夫人一身正气,不受曹操权位重金诱惑亦一身正气,此与“盗嫂受金”之徒不可同立于天壤间。)

    4、在近代,中国遇到了西方列强入侵的巨大压力,“救亡”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我们今天的国歌就是最典型的表现。(一国国歌,特别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幅员广大的国家的国歌,应该具有庄严、雄伟、壮丽、神圣的感觉,而我们的国歌唱起来则是急迫、焦虑的感觉。)在中国近代“救亡”的历史中,儒学又被认为无用,因为儒学不能制造“坚船利炮”,即不能制造最有效的战争武器,而“坚船利炮”则是“救亡”的先决条件。张之洞在“救亡”问题上提出的“中体西用说”,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说”暗示了儒学在“救亡”问题上无用。所谓“中体”就是儒学所揭示的中国文化的根本道德价值,这是中国的“国性”所在,也是人类普遍的道德价值所在,故不能变,必须坚持。但这一“中体”不能有效反抗西方列强的入侵,即儒学义理不能解决“救亡”问题,故儒学在“救亡”上无用,只有西学能够制造“坚船利炮”,故只有西学在“救亡”上才有用。所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实际上就是“中体无用说”,即中学只有“体”而没有“用”,只有西学才有用,“儒学之用”又一次遭到了否定。

    5、到“五四”时期,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们要创造新社会,建设新文化,塑造新道德,具体说来要追求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于是把儒学看成黑暗落后的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能培养出独立自主权利至上的自由新人,又不能形成研究“声光化电”的客观科学,所以儒学对建立新社会与新科学无用。不仅无用,而且对建立新社会与新科学有害,所以要打倒“孔家店”,要打倒儒学,从“五四”开始形成了一次又一次反儒学的浪潮,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儒学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与摧残。这一时期大家耳熟能详,就不用多说了。

    从上述对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无用”的了解中,我们发现判定儒学“有用”“无用”的标准是不一样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认为“儒学无用”的标准是:儒学不能帮助统治者用武力争夺土地人民而进行残酷不仁的兼并战争,不能培养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以严刑峻罚治国的刀笔酷吏,不能容忍不忠不义违背大义名分投靠政治奸雄的无德小人,不能制造“坚船利炮”的高科技杀人武器阻止西方列强的入侵,不能形成研究“声光化电”的客观科学,不能建成西方式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历史上的中国人认为儒学“无用”,就是根据这些标准来判定“儒学无用”的。

    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些儒学“无用”的标准反过来理解,正好就成了“儒学有用”的标准。“儒学有用”的标准就是:儒学反对武力征战能够促进和平,儒学主张以德治国能够培养出具有仁爱之心德才兼备的士大夫,儒学强调大义名分忠孝廉节能够培养出坚守政治节操的忠臣义士。由此可见,所谓“儒学无用”,是指儒学无违背人类普遍道德的“用”,因为反对和平、仁爱、忠义的所谓“有用”违背了人类普遍的道德标准,而追求和平、仁爱、忠义的所谓“无用”正是人类普遍道德标准的要求。在这里,儒学与其它思想学说判定“有用”“无用”的标准就非常清楚了:儒学判定“有用”“无用”的标准是人类的普遍道德,而其它思想学说判定“有用”“无用”的标准则是狭隘自私的功利,而狭隘自私的功利就是非道德,所以其它思想学说判定“有用”“无用”的标准就是非道德。

    由于判定“有用”“无用”的标准不同,对同一个事件就会有“有用”“无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比如,以人类普遍道德为标准,征城略地杀人盈野的战争“无用”,因为这种战争不道德,所以孟子要求对“善战者服上刑”;而以统治者自私的欲望为标准,征城略地杀人盈野的战争“有用”,因为这种战争符合统治者扩张权力满足统治欲的要求,所以法家主张“善战者赏军功”。又如,以人类普遍道德为标准,建立在同情仁爱之上的“王道仁政”“有用”,因为这种“王道仁政”符合人类的普遍道德;而以统治者(如秦始皇)自私的欲望为标准,“王道仁政”“无用”,因为这种“王道仁政”不符合秦始皇残暴专横统治的要求。可见,儒学判定“有用”“无用”的标准是建立在人类的普遍道德之上的,这是儒学评判标准的最大特色。这些儒学评判标准产生于人类的普遍良知,凡是心智正常的人都容易理解,同时,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违背这些道德标准,违背这些道德标准社会就会动乱,国家就会灭亡或者就会不齿于人类历史,如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武力征战社会极度动乱,秦王朝刻薄寡恩残暴不仁二世而亡,曹操后人虽建立魏国政权但一直被中国正史视为异端,不予承认(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帝王谱系中没有曹操,也没有秦始皇与隋炀帝。)上面所说的这些儒学评判标准属于传统道德范畴,基于人心,不难理解,难理解的是儒学近代以来“有用”“无用”标准的判定,所以有必要对儒学近代以来的“有用”“无用”的标准再进一步的说明。

    自鸦片战争到现在,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认为“儒学无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儒学在制造“坚船利炮”方面“无用”,2、儒学在形成“声光化电”方面“无用”,3、儒学在建立民主政治方面“无用”;亦即儒学在“救亡”上“无用”,在科学上“无用”,在治国上“无用”。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似是而非,很迷惑人,需要分析驳斥,下面就逐一进行分析驳斥。

    1、分析驳斥第一个问题:儒学在救亡上“无用”。

    中国在近代遇到了一个奉行弱内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的西方,一个具有最先进武器进行侵略扩张殖民掠夺的帝国主义的西方,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强盗与土匪的西方,西方近代的文化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强盗文化;而儒学强调仁义礼智信,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该按照道德和睦相处,中国儒教文化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君子文化。在这种“强盗文化”与“君子文化”对峙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国“君子文化”核心价值载体的儒学确实不能通过道德和说理的方式击退西方“坚船利炮”的进攻,因为强盗从来是不讲道德不听说理的,强盗只知道用最有效最野蛮的暴力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贪欲。面对这样的强盗行为,儒学确实“无用”,儒学确实没有办法制造出“坚船利炮”打败西方列强的入侵,就像君子不能阻止强盗土匪抢劫一样。但是,君子不能阻止强盗土匪抢劫,不是因为某人做君子有错,而是因为有人做强盗有错,其错错在强盗不道德的行为上。因此,在近代西方“坚船利炮”入侵的压力下儒学虽然“无用”,但儒学并没有错,即儒学坚持的道德原则仍然正确,错是错在西方不道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上。(托尔斯泰曾说近代帝国主义的西方在国际关系中把人类相处的规则降为动物规则,弱肉强食落后挨打的规则就是动物规则或丛林法则,而人类规则则是仁爱友善的规则。)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一问题:

    有甲乙两邻君相处,甲父教以仁爱和平礼让往来尊重他人,是为儒学熏陶下之君子;乙父教以抢夺为荣并教以高超抢夺之术授予有效抢夺之器,是为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培育出之强盗。结果甲被乙抢,其错在乙不在甲,即其错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在儒学。你可以说儒学在功效上“无用”,不能改变乙抢劫的强盗行为,即不能改变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行为,但不能说儒学在价值上有错。这一道理非常明白,本不须反复论说。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把儒学的功效与价值的关系错置了,即把儒学在功效上的“无用”说成是儒学在价值上的错,如因为儒学不能有效阻止西方列强的入侵就把儒学说成是封建、落后、黑暗、专制、愚昧、吃人的旧道德的总渊源,从而彻底否定儒学。现在看来,在中国近代“救亡”的历史中产生的“儒学无用”的思想并不是儒学有错,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出现了错误,现在到了纠正这一思维错误的时候了。

    再进一步来看,儒学对涉阻止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行为“无用”,对击退“坚船利炮”的侵略扩张“无用”,但这一“无用”并非是儒学的“无用”,而是人类普遍道德的“无用”,即人类公认的仁爱、友善、公正、互助等道德“无用”,人类的道德改变不了人类贪婪自私野蛮残忍的兽性,这是人类道德的最大悲哀,也是所有人类文明的最大悲哀!托尔斯泰也曾有此哀叹,认为西方世界从来没有遵循过耶稣“登山宝训”的和平原则。所以,我们说,儒学在制造杀人武器上“无用”,正说明儒学在维护人类道德上“有用”。

    2、分析驳斥第二个问题:儒学在形成声光化电方面“无用”,即在形成科学上“无用”。

    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假问题。我们知道,科学解决的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知问题,是对外在的物理逻辑世界进行经验与理性的客观独立认知,以形成客观独立的系统知识体系,不涉及人的生命价值问题。而儒学解决的是人的生命价值问题与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不解决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知问题,儒学在本性上是生命体认之学与社会道德之学,而不是客观的物理之学与数理之学,即不是客观的科学(陈立夫称儒学为“人理学”,称西方科学为“物理学”即是此义)。儒学不解决科学问题正是儒学的本性与特色,亦即儒学在形成“声光化电”的科学上“无用”正是儒学之所以成为儒学的本质特征。以基督教神学为例,西方人不会因为基督教神学在形成“声光化电”的科学上“无用”就否定神学,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因为儒学在形成“声光化电”的科学上“无用”就否定儒学呢?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在潜意识中都要求“儒学开出科学”,否定儒学的“五四”知识分子批判儒学的标准就是“儒学不能开出科学”(其潜意识是“儒学必须开出科学”才有存在的理由,才不会被批判),吊诡的是,信奉儒学的现代港台新儒家肯定儒学的标准正是“儒学能开出科学”(其潜意识是因为“儒学能开出科学”所以儒学有存在的理由。)。这些中国人“儒学开出科学”的潜意识混淆了儒学的本性与特质,不知道儒学的本质特征是生命体认之学与社会道德之学。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不要求基督教神学开出科学,有什么理由要求儒学开出科学呢?这就像要求公鸡下蛋一样荒唐,公鸡不会下蛋并不是问题,而是要求公鸡下蛋的才是问题。当然,儒学与科学并非没有关联,儒学虽然不能形成科学,但儒学可以规范科学,即儒学可以用人类道德指导、限制科学的运用,使科学不得违背天理良心,即不得违背人类的普遍道德价值。这正是儒学在科学问题上“无用”中的“大用”。比如核技术、生化技术、基因技术如果没有道德的规范限制,就会成为最可怕的杀人武器。试问,这样的科学再发达又有什么意义呢?

    3、分析驳斥第三个问题:儒学在建立民主政治上“无用”,即在治国上“无用”。

    要搞清楚这一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民主政治是不是人类最理想最美好的政治。“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最理想最美好的政治,是中国政治效法的榜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流风所及,在中国人的心中普遍产生了对民主的迷信崇拜心理,以“民主”为标准来衡量批判中国的一切,即批判中国政治、法律、社会、历史、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民族性格、婚姻制度、传统习俗等,凡是不符合民主标准的一概否定打倒,形成了所谓“民主拜物教”。除中国人外,西方人更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最理想最美好的政治。冷战结束后,西方人在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的狂喜中认为是西方的民主政治打败了苏俄的极权政治,历史证明民主政治是人类最美好的政治。美国思想家福山为此写了《历史的终结》一书,书中认为冷战结束的历史证明: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完美最理想的政治,当今人类政治所出现的问题并非是因为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有问题,而是不能充分实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而造成的问题。因此,人类政治的基本原则不会再发展,即民主政治已经为人类政治确立了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历史已经终结。也就是说,不管人类政治怎样发展,都只能是在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下来发展,都只能是在实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然而,民主政治果真是人类最理想最美好的政治吗?人类政治的历史果真终结了吗?所有人类政治都注定要在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下来发展吗?人类所有的政治都是为了实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吗?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就没有问题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搞清楚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什么,以及民主政治的现状如何。

    谈政治问题,最根本的是政治合法性问题,又称权力正当性问题,政治合法性解决的是服从政治权威的理据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人,人服从权威时要用理性去追问有什么理由使我们去服从某一国家政权?或某一政府权力?(动物服从权威无此理性的追问)民主政治在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时依据的是“主权在民”理论。“主权在民”理论是说最高的政治权力来自人民的同意,所以“主权在民”理论落实到具体政治运作中就形成“人民同意说”。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人民同意说”上的政治,或者说是建立在“民意合法性”上的政治。政治合法性建立本民意上并无问题,自古以来人类许多正统的思想都认为民意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古希腊的民主思想自不用说,传统的儒家思想也认为民意是决定政治权力是否合法的重要内容,如儒家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福山所说的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就是这一“主权在民”的原则或者说“民意合法性”的原则。但是,民主政治的问题不是出在“民意合法性”原则上,而是出在“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上。我们知道,民主政治是反对西方中世纪神权政治发展出来的,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只从上帝来解释政治权威的形成与服从权威的理由,把政治合法性排它地放在神意上,而民主政治反其道而行之,走到另一个极端,只从人本身(人的理性、人的意志、人的欲望、人的利益、人的契约)上来解释政治权威的形成与服从权威的理由,把政治合法性排它地放在民意上,其理论基础就是由人自身的意志来建立政治权威的“社会契约说”。可见,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是“神意合法性一重独大”,而近代以来的民主政治则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都走向了极端。

    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会带来什么问题呢?“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排斥了神圣的合法性,即排斥了超越的道德价值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使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只以人现世的世俗欲望、利益、意志为基础,结果导致了人类政治生活的极端世俗化(排斥政治生活中超越神圣的价值即天道性理的价值)、现世化(不考虑人类未来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庸俗化(为获选票媚俗哗众的政治表演与政治谄媚)、功利化(政治公开声称追求利益而排斥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商业化(把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引入政治,把政治看成契约,国家看成公司——伯克批评民主政治把国家变成经营烟草胡椒的股份公司——政治只关心商业利益。)、资本化(大企业大财团控制选举与政治过程以实现资本的统治与利益——马克思的批判——如布什家族经营石油)、平面化(民主选举中一人一票的形式平等否定人道德上的立体差异具有政治意义——弗里德利希谓民主政治实际就是“普通人政治”,即儒家所谓“小人喻于利”的政治,这种“小人政治”否定了建立在人道德高低优劣差异上的“圣贤政治”。)、非历史化(国家是历史文化之产物而非理性、意志、利益、契约决定之产物——全民公投决定国家产生的理论违背国家形成的历史文化特性而不能成立。)、非生态化(民主政治只强调人现世选民的利益必然不尊重生态价值——美国不加入《京都议定书》与欧洲绿党在现行民主框架下虽进入政治获得权力但不能实现绿色生态理想即是明证。)

    由上述分析可见,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原则不是最好的政治原则,因而建立在这一原则上的民主政治也不是人类最理想最美好的政治。因此,人类政治所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像福山所说是不能充分实现民主原则所带来的问题,而恰恰相反,正是民主政治基本原则本身所带来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政治并非注定要在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下来发展,人类政治还有比民主政治更好的政治形态,这就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形态。“王道政治”是“三重合法性并存制衡”的政治,“三重合法性并存制衡”的原则优于民主政治“一重合法性独大”的原则,因此,“王道政治”才是今后人类政治的发展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政治的历史不但没有终结,而是刚刚开始,即从中国儒家的“王道政治”开始。

    综上所述,“五四”学人批判儒学在建立民主政治上“无用”,这确实是事实。但儒学在建立民主政治上“无用”正显示出儒学在超越民主政治建立更好的人类政治上有“大用”,因为儒学看到了民主政治的许多弊端,不承认民主政治是人类最完善最理想的政治,而是要用“王道政治”来克服民主政治的弊端,为人类政治开出新的真正理想的发展方向。所以,儒学在建立民主政治上“无用”才是儒学的价值所在,才是儒学真正的“有用”。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一百年来的知识分子都错了,一百年来中国的主流思想都以民主作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即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与港台新儒家都以民主作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其中原因很多,主要是一方面中国人对西方民主未能全面深入的了解,一方面是中国人在西方民主思潮的面前乱了阵脚,丧失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成了西方政治思想的附庸。

    现在我们通过一百年来的深刻反省,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儒学不需要表明自己对民主“有用”才能证明自己“有用”,儒学的价值在于有自己的“用”,而且这种自己的“用”是具有比民主政治更完善更理想的“大用”。至于说到儒学对治国“无用”,是常识性的错误,不值一驳,因为儒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治国之学,具有非常深邃丰富的治国思想,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就不多说了。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10-22 07:48:42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走了一百年

走了一百年,为什么还没有到达目标?

中国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 李延明

2011年10月

    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制,分隔了中国历史两个不同的时代。

    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历史已经走过了一百年,我们实现了共和吗?

    共和制即民主制,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国家主权由全体选民掌握,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命运由全体选民决定,这种决定的途径是票决。

    当前在我国大陆,谁执政谁不执政并不由全体选民决定,而是由共产党决定。宪法中虽然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项利权,但是这些利权不经号称“公仆”的政府同意并不能自行实现。国家主权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全体选民手里。宪法中的民主条文并没有成为现实。显然,我国大陆还没有到达共和的目标。

    为什么历史走了一百年,我们还没有到达目标?

    这既有历史路径的客观原因,也有历史创造者思想认识的主观原因。这两个方面交互作用。

    先说历史路径的原因。

    辛亥革命虽然由武昌暴动启动,但政权交接、制度转换却是在革命派与清王室之间经过妥协以非暴力方式完成的,这既保住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又为它走上民主轨道预敷了一座引桥。辛亥革命成功之初,新建立的国家定名为“民国”,总统和议会需要由选举人授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等已经实现,因而可以说已经近似地达到了共和的目标。之所以说“近似”,是因为当时公民利权还没有真正普及于全体国民,民主仅仅存在于城乡士绅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的范围内。

    然而,袁世凯对民主制度设计师宋教仁的刺杀和自己登基称帝,却把中国从民主的轨道上猛地推了出去。从此,中国历史就跌入了一条岔道。

    为了恢复共和制,以蔡锷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用武力逼迫袁世凯放弃了帝制。蔡锷等人的目标是民主制,所使用的方法却与民主原则相违背。当时,对付恢复帝制的袁世凯军事集团,除了这种方式,确实也别无它法。然而,这样一来,“民主方法行不通,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却变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一种共识,丛林法则重新主宰了中国的命运。辛亥革命后中国实现民主的第一次历史机遇就这样失去了。

    此后不久,苏俄政府宣布放弃沙皇政府在中国攫取的利益 。这种表示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一下子就把中国人的视线吸引到俄国,十月革命那种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成了一部分中国人新的希望。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苏维埃俄国为了改善自己的国际环境,推进世界革命,通过共产国际,指导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促成了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支持这两党发动了北伐战争。

    如果国共两党都承认全体国民是国家的主人,愿意听候选民的选择,那么在推翻北洋军阀政府以后,由它们带头,实行多党和平竞争,使中国重新走上民主的道路,不是没有可能的。然而,此时的孙中山已经仿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以俄为师”的国共两党已经走上了“狮王争霸”的道路,“和平竞选”并不是它们的理念。

    终于,北伐进行到半路,国民党蒋介石就对中国共产党举起了屠刀。

    蒋介石的屠杀使得中共除了武力反抗,别无它法。以武装斗争对付屠杀方针,是天经地义的。残酷的内战使得双方都远离民主道路。

    蒋介石即将消灭共产党之际,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入侵使他不得不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围剿。通过在敌后与日本侵略军的对抗,中国共产党重新发展起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120万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相比,已经不是绝对劣势,而是相对劣势了。

    在联合抗日这个惯性的作用下,在美苏等国的压力下,1946年,国共两党坐到谈判桌上,商讨和平建国、民主建国的问题。建立民主制度的机遇又一次降临中国。因为,一般来说,在各方力量比较均衡的条件下,容易走向民主。1946年的中国恰好是这种情况。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双方都不想放弃自己的军队和地盘,都想通过战争来决定胜负。终于,建立民主制的机遇又一次丧失,一方吃掉了另一方,国内不再有能与胜利者相抗衡的力量。因为在国民党执政时,国家主权并不在全体国民手里,而是在国民党手里,所以共产党胜利时自然就拿到了国家主权。

    在大陆已经不存在足以抗衡的力量这种新形势下,中共并不想白白放弃经过多年流血牺牲夺到的国家主权,并不想把自身命运的主宰权交到自己一直声称为其利益奋斗的“人民”手里。因此,尽管中共领导制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承袭《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写进了民主原则,中共却并没有使它变成现实。

    一方面,宣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要通过选举产生,另一方面,实际上这些人员完全由中共的组织部门选拔和管辖,只不过有时直接由中共委员会任免,有时又经过一下党外选举程序而已。即便选举,也由中共的组织部门操控甚至包办提名,不允许竞选,不搞差额,甚至不搞秘密投票,使“被选举人”的命运完全不受选民控制,几乎与选举无关。因为“被选举人”的权力实际上来自中共委员会及其组织部门,他们“当选”后自然只对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负责,而不对选民负责,选民在他们眼里等于零。因为选民明白自己在被当猴耍,所以对这种假选举不感兴趣,而这对于中共来说又正中下怀,要的正是这种效果。同时,对于变现公民利权、实施竞选的一切企图,都持续地给予了无情的打击,以阻止选举由假变真。

    在建政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共委员会直接以自己名义向国家机关和全体公民下达行政指令,也就是直接行使行政权。不但如此,而且中共县级以上机关还设有政法委员会,对同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直接管辖,审查和批准重大案件,对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工作直接干预。

    中共的委员会事实上成为国家政权的核心部分。国家的各级立法机关事实上成为贯彻各级党委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机关。国家各级行政机关表面上对国家各级立法机关负责,而实际上贯彻执行的也是各级党委的决议和指示。长期以来,由于同级人代会像政府一样,执行的也是中共委员会意图,所以政府对人代会意志的服从仅仅是一种表面的法律形式,实际上服从的并不是人代会,而是中共委员会。

    因此,在我国大陆,中国共产党是实际主权者,而全体公民则是虚名主权者,在这片土地上并没有真正实现共和。

    下面再说一说历史创造者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的核心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不经选民授权,自行夺取政权,自己决定自己怎样执政。按照这种思想,即便没有受到蒋介石的屠杀,中国共产党也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全体选民。蒋介石的屠杀方针只不过是加强了共产党的这种理念而已。共产党推崇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天下者坐天下”中实际上并没有民主也就是“由选民挑选和决定执政者”什么位置。

    民主本属于关系性事物,并没有民族性、阶级性、性别性、职业性等属性。列宁看不到关系与实体的区别,把作为实体的主权者的阶级性移置到关系性事物上,硬说民主具有阶级性。然后,通过给在西方发达国家先期出现的民主制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通过否定这种“资产阶级民主”而根本否定了民主本身。列宁一方面宣称无产阶级专政要通过一党专政来实现 ,另一方面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是比发达国家先期出现的民主“高得多”的民主,是“民主的最高形式”、“最高类型” 。这样,“不与别人分掌” 的一党专政就成了“最高的民主”了。从此,替民做主就成了堂而皇之的事情。这种思想在中国的胜利,堵住了走向民主的可能。这个认识误区,使得共产党连国民党还不如。国民党在大陆搞一党专政时尚承认“军政”、“训政”不是自己的最终目标,“宪政”才是最终目标。在“狮王争霸”中失败,退缩到台湾以后,国民党在蒋经国手里终于走到了第三阶段,实现了宪政民主,产生了名副其实的由全体选民一人一票普选授权的政府。

    在延安同黄炎培对谈时,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会用民主的方法跳出朝代更替周期律。从他那个时期的言论以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言论来看,当时他脑子里的民主,与已经存在于欧美的那种制度大体相同。然而,只要坚持列宁主义,就迟早会背弃这种认识。我们只要看一看他在一统天下后的所做所为,就一目了然。更为离奇的是,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各派群众组织互相撕打,弱肉强食,谁胳膊粗、拳头硬、嗓门大,谁就夺得权力。这种状态,本来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而毛泽东却居然把它说成“大民主”。由此可见,他根本就没有弄懂“民主”为何物。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不过是继国内战争之后的又一轮暴力循环而已。

    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社会全体成员与国家管理人员(执政者)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主仆关系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大陆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经验证明,谁控制国家管理人员(执政者)的命运,谁就能够成为国家管理人员(执政者)的主人。若想把国家管理人员变成全体公民的公仆,只有使执政者即管理者的命运不是被自家的党委会及其组织部门控制或者制约,而是被社会全体成员控制或者制约。社会全体成员实现这种控制的手段主要就是通过选举决定执政者的命运。如果执政者不依赖于被管理者授权,不由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大选产生,而是凭借实力自我产生、自我决定、自我传宗接代,就不可能成为被管理者的仆人。

    实现辛亥革命的目标,落实宪法承诺,把主权即对执政者的选择权还给全体公民是当前我们国家的唯一出路,此外不可能还有第二条出路。

    中国共产党只要真的是立党为公,像自己宣称的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私利,那么做到这一点应该不是难事。

    2011年10月10日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19 08:59:28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537

高盛奖金等于5个州赤字 美国人被激怒

外媒

  “华尔街大型金融集团没收了我们的房子。他们用纳税人的钱得到救助后,继续大派奖金。”

  这是“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官网上发布的《占领纽约宣言》。在美国纽约华尔街发生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已进入第三周。抗议者们把矛头指向了金融机构。2008年金融危机时,金融机构获得天文数字般的救助贷款起死回生,但金融机构职员每年照样拿高年薪和巨额分红,这引起了众怒。

   高盛集团奖金总额与5个州赤字相当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10月,美国国会决定向美国银行、摩根大通、高盛集团等分别提供450亿美元、250亿美元、100亿美元总计70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以阻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

  美国人认为,政府向金融机构提供救助贷款是为避免更大灾难的无奈之举。但第二年,这些机构向职员发放的巨额年薪和分红震惊了美国社会。高盛集团2009年向每名职员派发59万美元红利,摩根大通也向职员派发了平均46万美元红利。


美国当地时间3日,在纽约曼哈顿一名扮成僵尸的男子与“占领华尔街”抗议者们游行。该男子把脸涂白,嘴里咬着假钞,做出怪异的表情。抗议者们谴责华尔街的贪婪,呼吁对富人增税和解决就业问题

  纽约州审计局表示,华尔街2009年红利金额较前一年同期增长17%,达200亿美元。纽约州审计长托马斯?迪纳波利说:“金融是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但投入国民税金的第二年华尔街派发的巨额奖金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却是一剂苦药。”

  高盛集团2009年派发的红利总额达167亿美元,与新泽西、纽约、亚利桑那、伊利诺伊、马萨诸塞5个州的2009年财政赤字持平。金融评论家西尔弗斯坦说:“一家金融公司3万多名职员每人获得55万美元分红,数千万国民就会失去政府的工作岗位和社保服务。”了解华尔街情况的一名媒体人士说:“参加抗议活动的年轻人可能会尊重用自己的创意和努力赚大钱的社交网络Facebook 的CEO马克?扎克伯格,但决不能容忍用国民税金度过危机的华尔街大摆奖金宴。”

   “占领华尔街”抗议者借用《华尔街日报》的名字,发行报纸《被占领的华尔街日报》介绍抗议活动。

     索罗斯声援“占领华尔街”

  这些金融机构还斥巨资展开游说活动,阻止政府加强管制和上调税率。去年,大幅加强金融交易规制的法案险些递交国会。美国金融界半年来(1月至6月)花费1.26亿美元展开游说活动。金融界在去年所有行业中花销最大。《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把用国民税金赚的钱用于反对国民利益的游说活动。”

  华尔街抗议者们主张:“现在金融机构不是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而是大到无法无天(Too big to jail)。”在弗吉尼亚州哈里森堡从事建筑管理工作的斯蒂芬说:“从现在开始要向他们征更多的税,用于解决国家负债。”

  对冲基金投资大师索罗斯3日表示,支持对金融机构损人利己的行为感到愤怒的华尔街抗议者。索罗斯当天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纳税人的钱被银行用去填补亏损进而获利,能够理解华尔街抗议民众心中的愤怒。”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0-21 20:06:34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王绍光俄国学生的思考

难怪美国人造反:温饱指数竟然比中国糟

世界日报

2011-10-15

    盖洛普民调机构(Gallup)13日公布的调查显示,美国家庭难以负担食物费用的情况,比中国还差。美国没有足够的钱买食物的人,从2008年占9%,增为2011年的19%;而中国没有足够的钱买食物的人,从2008年的占16%,下降为2011年的6%。
这个调查也发现,过去一年,美国难以负担房屋费用的人从2008年占5%,增加为11%;而中国难以负担房屋费用的人从2008年占21%,下降为16%。

这项调查是根据对中国4000名成人,和美国1000名成人的访问做成。盖洛普自2007年起每年进行这项调查。该机构在其网站说:「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更多的美国人难以负担他们自己和家人需要的食物和房屋;相反的在中国,即使经济成长略微放缓,难以负担食物和房屋的人减少了。」

名义上的经济复?在美国一直很艰困,人民的收入下滑,而食物与汽油价格高涨;但富裕的中国人却在增加,即使中国大部分人口仍贫穷。

另外,衡量获得基本生活需要的盖洛普「基本普及指数」(Basic Access Index)调查显示,9月美国的基本普及指数是81.4,比经济衰退的2009年2月和3月时的81.5略低,显示美国人自2008和2009年金融危机后,获得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形从未完全恢复,而且自2月后继续下降。

不过目前的指数81.4代表大多数美国人获得了基本生活需要。盖洛普从2008年1月至2011年9月,每月访问超过2万9000名美国成人,根据他们对13项基本生活需要的回答,得出「基本普及指数」。这13项需要包括有个人医生、健保、过去一年看过牙医、食物、房屋、居住地区改善、居住地区安全、对居住地区满意、容易获得医药、清洁安全饮水、可安全运动的地方、新鲜蔬果、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照顾费用。

这些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是健康、福祉和最终正面经济成果的先决条件。9月的指数显示,获得医疗、食物和房屋的美国人比2008年9月指数最高时下降最多,其中有个人医生的指数下降4.2,有健保的指数下降3.6,看过牙医的指数下降2.6,有食物和房屋费用的指数各下降1,指数下降数多的前三项是重要的预防照顾,可协助减少昂贵和会恶化的健康问题。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0-14 16:50:54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香港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的文章

    香港亚洲周刊【封面笔记】 “这不仅是美国的希望,也是全球重建一个更合理社会的希望”

全球中产阶级的怒吼

邱立本

Asiaeditor@gmail.com

    美国良心反金融霸权,不容中产阶级被掏空,不容金融界球员兼裁判,不容专业精神被毁。

    这是全球第一次连线的怒火。从纽约开始,不到三个星期,就延烧到全球各地,引爆了很多本来沉默的个体,也引起了很多深层的反思。为什么华尔街的霸权,可以长期绑架政府,可以制造这样和那样的不公平?

    这都因为金权的隐蔽本质,可以运筹帷幄,决算于千里之外。全球政坛多年以来的潜规则是:政脉、人脉的背后,就是金脉。第一流的新闻调查记者早就知道,发现政治丑闻的最佳途径,就是「追金钱的声音」。

    而这些「金钱的声音」,如杜甫的诗《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静悄悄的、改变了很多政治权力的游戏规则。今年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Inside Job」(监守自盗),就揭开美国是「华尔街政府」的权力本质,因为美国自从列根(雷根、里根)政府以来,就在金融体系内松绑,尤其近年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借数学模型之名,包装信用膨胀,终导致次贷危机,但离谱的是,评级机构都曾为这些问题重重的基金背书,出了问题之后,也不负任何责任。而有关的负责人,即使在机构倒闭后,还是拿了巨款离开,让老百姓觉得「吃相难看」。

    更让人看得目瞪口呆的,是学术界的腐败,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与讲座教授,都对一些金融项目加以支持,但其实是背后拿了巨款,暴露了利益输送的共犯结构,败坏了学术独立的尊严,让士林情何以堪。

    这也是因为球员兼裁判,不少政界和学术中人,也兼任金融业的董事或顾问,拿了高薪厚禄,却往往以不同的帽子,貌似中立,但却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综合体的一环。

    这也引起了美国与全球社会的反弹,尤其中产阶级与专业人士,感受更深,因为这违反了现代社会的「现代性」,也造成社会的贫富鸿沟越来越大,中产阶级越来越少。过去大学毕业,等于是获得了中产阶级的入场券,但现在这张入场券却丢掉了。最新数字显示,今天的新一代,将在教育和平均收入的水平上,第一次比上一代逊色。

    因而在这场全球走上「占领」的运动中,中产阶级成为主力,一方面是身陷升失业率的漩涡,成为受害者之一;另一方面,也对金融霸权的权力逻辑作出愤怒的抗议,不容专业精神被践踏,不容中产阶级被掏空,拒绝让美国为首的全球化社会,变成了美国腐败向全球输出,害人也害己。

    这是美国民间良心的表现,就像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不再容忍绵延百年的种族歧视,不再姑息不合理的权力秩序,毅然推翻华尔街这个政商学合一的贪婪帝国。

    这不仅是美国的希望,也是全球重建一个更合理社会的希望。而这运动的成功,不再是靠暴力或破坏性的躁动,而是要作出更多事实的揭露,推动制度创新,让全球的大团结改变全球的权力规则,扭转金融霸权绑架全球的局面。

 

 

全球弱者的反抗

抗议精英绑架政府

张倩烨

    从纽约点燃的占领华尔街反金融霸权之火已延烧全球,超过七十国的六百多个城市的民众,将在十月十五日一起占领他们的城市,集结全球百分之九十九的民间力量,抗议世界经济被百分之一富豪的金权所绑架。美国的投资银行金融界和政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结合,造成了金融海啸,但却不需负责任,仍然获取天价薪酬,要由全球付出高昂的代价,失业飙升,终激发全球反弹。

    纽约之秋比阿拉伯之春更有感染力。燃自纽约街头的星星之火蔓延到国境之外,推动全球民众的怒火跨境连线,对抗全球连线的金融霸权,揭开华尔街绑架各国政府的黑幕。

    源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短短一个月内,已经从纽约扩展到全美,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一股反抗金融霸权的浪潮正在冲击新大陆的现有秩序。占领华尔街运动组织者在官方网站上写道:「我们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的普罗大众,对于仅占百分之一的贪婪和腐败,再也无法容忍。」运动得到了国内中产阶级、工会、知识群体以及民主党的多方支持。十月十二日,愤怒的纽约人将抗议的战线拉至富豪的家门口,包括媒体大亨梅铎(默多克)、摩根大通集团执行长戴蒙在内多位富豪的豪宅遭到门前示威。

    这场民间非暴力抗争运动,旨在抗议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表达对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调控失效与长期经济低迷的不满,并将美国的民间怒火向全世界蔓延,占领华尔街也演变成「改变全球大团结」(United for Global Change)运动。

    多国民众纷纷效法美国,利用便捷的社交媒体,相约在十月十五日全球同步行动,在伦敦、巴黎、多伦多、法兰克福、墨尔本等城市发起占领;在香港,拥有四万八千名雷曼债券受害者的「雷曼苦主大联盟」也表示,将回应全球运动,与市民一起发起抗争,占领中环;在台北,示威者相约在一零一大厦周围发起抗议;在北京,年轻的网民在Facebook上设立了「占领北京」话题……截至十月九日,已有七十九个国家和地区的逾六百个城市响应「改变全球大团结」运动。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民间群体最大范围的抗议金融霸权运动。

    「改变全球大团结」运动在全球一呼百应,尽管各个国家和地区抗议民众的具体诉求不尽相同,一个得到共识的主题是「抗议金融霸权」。在国际关系定义中,「霸权」一词普遍用来描述一个通过非军事手段,向其他力量有效施加政治、经济等方面影响的主导力量。在过去几百年间,「霸权」一词的主体往往是一个地区、国家或国际组织。自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玩家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力凸现,连累全球投资者财富瞬间蒸发的幕后黑手成为主宰世界的「金融霸权」。而金融霸权的主要载体,则被众多经济学家、传记作者、财经记者以及影视界锁定在国际顶级投行身上。

     金融精英监守自盗

    今年春天,一部名为Inside Job (中文译名为《监守自盗》)的纪录片夺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影片将政界、学界、评级机构与顶级投行沆瀣一气的暗中勾当以采访形式展现给观众。纪录片使世界名校的学术腐败浮出水面,多位国际经济学界大腕级学者被导演逐一点名,其中包括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著名经济学家伯南克(Ben Bernanke)、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斯坦因(Martin Feldstein)、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格兰.哈伯德(Glenn Hubbard)、著名金融学教授弗雷得利克.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等。

    影片以冰岛破产案例切入,引出一串鲜为人知的金钱与学术交易:二零零六年,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著名金融学教授米什金为冰岛贸易协会撰写了一篇题为《冰岛的金融稳定性》的研究报告,并在报告中盛赞冰岛,认为冰岛金融体系是安全的。但米什金没有在报告中说明的一点是,冰岛贸易协会为这份报告向他支付了十二万四千美元的报酬。更为可笑的是,在冰岛出现破产危机后,这篇《冰岛的金融稳定性》在米什金的个人公开简历中被改名为《冰岛金融的不稳定性》,以掩饰此前论证的荒唐。对此,米什金在纪录片中的解释是:打错字了。

    评级机构诚信成疑

    哥大商学院院长格兰.哈伯德在大都会保险担任董事,每年获得超过二十五万美元的收入,而他对经济利益与学术独立性的冲突,在影片中表现得相当无知。劳伦斯.萨默斯更是在学政两界游刃有余,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校长、克林顿政府时期财政部长等要职,在美国放松金融管制过程中,萨默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评级机构也助纣为虐。影片中介绍了投资银行收买评级机构,对一些连投行内部人士都认为是「垃圾」的金融衍生品与信誉不高的房地产与投行机构给予高水准评级的内幕。被金钱诱惑的评级机构就此也被卷入这场「阳谋」。零八年,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在宣布破产前仍保持着A2的信誉评级,业内人士认为,这仍是较高的评级水准。目前世界公认的最具影响力与权威性的评级机构有三家,分别是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由专业的经济、法律、财务专家组成,本该提供客观、独立意见的评级机构难孚众望,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质疑声中,给予的解释是,这只是他们的「意见」(opinion),急于撇清自身的社会责任。事实上,三大评级机构在信用评级市场形成了垄断地位,作为垄断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无可推卸的。

    投行本身的贪婪历来为人诟病,Inside Job揭露,高盛等投行在向客户兜售金融衍生产品时,内部员工明明认为是「垃圾」的产品却被当作可信赖产品向客户推销;在销售同时,投行自身却在保险公司为这笔交易购买保险。影片的剪辑更将投行高管贪婪的丑恶面相修饰得淋漓尽致,几位高管面对国会质询顾左右而言他,风光不再,颜面扫地。

    华尔街代理人进驻华府

    最终是金钱与权力的结合。零六年被小布殊提名为财政部长的亨利.保尔森在就任前是高盛的董事长兼行政总裁。AIG破产后,其发放的CDS(信用违约互换)持有者高盛公司在第二天就获得了六百一十亿美元的赔偿,难怪保尔森一直放任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利用财政部长之便,使高盛在这场全球豪赌中成为最大赢家,高管们赚得盆满钵满;而曾被美国选民视为可以救国于水火之中的奥巴马,也从三年前「Yes we can」的自信中退缩,被选民斥为「No you can't」,毫无悬念,奥巴马选出的财政部长也未能摆脱与华尔街的干系,现任财长盖特纳正是AIG花红事件的主角。保尔森与盖特纳只是华尔街通过其利益代表人进驻华盛顿、影响政府决策众多案例中的两个代表,金权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很难简单说明,以至有金融业高管认为,「华盛顿政府」已经成为「华尔街政府」。

    就此,金钱与学术权威、业界权威及政治权力媾和,「金权天下」的格局正式形成。全球股市哀鸿遍野,层层包装的金融衍生品从初入市场的炙手可热贬值为随时引爆保险箱的定时炸弹;以住房为抵押品的普通民众流离失所,多位华尔街高管跳楼自杀,而真正一手策划这场惊心动魄的旷世危机的幕后操盘手则依旧拿天价年薪,照样乘坐私人直升机到世界各地,请求各国政府出手救市,为他们玩砸的金融市场埋单。

    中国著名金融史作者、金融分析师宋鸿兵在其著作《货币战争》系列中,用简捷有力的事,将全球几大财团家族与顶级投行间的幕后交易、金权结合和盘托出,掀起了一场关于投行「阴谋论」的讨论。谈到纪录片Inside Job,宋鸿兵认为,这部纪录片难能可贵地看到了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人和事的节点,访问了颇为重量级的关键人物,但并没有触及金融制度设计本身。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宋鸿兵对「金融霸权」背后的制度设计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在过去二三百年前建立起来的全球金融制度,包括银行、监管制度,甚至是美国央行本身,都是这些人(投行与财团家族)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制度,其实是他们的『家规』。金融体制的运作是服务于这些人的利益的。」

    白宫仍被绑架

    全国性抗争声势浩大,白宫不得不做出反应。十月六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就「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态,称理解此次示威浪潮,民众的抗争运动表达了对金融系统内不负责任的行为的不满。副总统拜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财政部长盖特纳等白宫高官也对示威群众表达了同情,纽约市长彭博表示,只要抗议行动被控制在合法范围内,纽约市不会干预。

    尽管白宫和民主党声援民众抗议,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被Inside Job点名的伯南克、盖特纳等掌控美国经济政策命脉的金融巨擘仍在台上发挥重要角色,白宫在某种意义上仍是一个被金融霸权绑架的政府。而在其任期内发生金融危机的前任财长保尔森,卸任后怀揣在高盛赚得的千万美元,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悠闲地做起了访问学者,并没有为这场全球危机付出任何代价。自列根时代开始的金融放松管制(deregulation)使美国政要对华尔街高管的纵容持续了三十年。

    百分之九十九对百分之一的不平等格局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之所以能够长时间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金权的腐蚀已经深深伤害了民主本身。「目前的民主已经蜕化为一种程式民主,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宋鸿兵如是说道。他认为,由于复杂的利益输送机制,金权已经对总统、议会选举产生实质影响,政府没有办法对付华尔街。但这次抗议运动还是使很多观察者看到了民主的新希望。西方国家青年群体长期以来对政治冷漠与疏离,青年群体投票率持久低迷,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中,很多是年轻人,打破了此前的政治冷漠局面。年轻人在运动中发现了超越程式民主、表达自我意见的渠道,对政治的热情重新高涨起来。

    继今年的阿拉伯之春后,社交媒体又一次在跨国界的社会动员中发挥神威。参与抗争的民众通过全球化的网络力量,对抗同样借用信息全球化实现跨国金融控制的金融霸权。社交媒体在提高民众政治参与度的意义上,无疑是今年的年度焦点。

    非暴力抗争内容多元

    「占领华尔街」持续已近一个月,最初的非暴力抗议也在日复一日的漫长等待中加入新鲜内容,各种「嘉年华」式群众娱乐轮番上演,露天帐篷在朱柯迪公园安营扎寨。「占领华尔街」运动官方网站的右侧,在日程表一栏,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组织者并没有设定运动结束日期,甚至超过了被疯传为「世界末日」的二零一二年冬至日,抗议者似乎已经做好准备打持久战。

    对这场兴起于社会底层的抗议运动,部分投行人士并不以为意。目前供職於巴克萊資本(香港)的高級分析師Joe Wu對民間抗議活動回應道,社會不公現象歷來存在,「不明白他們為什?要指向投行」。目前就职于工银国际投行部的Grace Ma认为,金融危机源于人性的贪婪,但这并不妨碍她对金融业前景的看好与职业发展的信心。

    有政治权力做靠山的金融资本,面对百分之九十九的抗议,依然稳如泰山。在亚洲,香港、台湾、北京、东京等地的抗议组织活动也只局限于社交网络上的少部分群体,有网民认为,这样的抗议并不会影响政府决策,也不会带来实际改变,对前景表示悲观。

    但宋鸿兵认为,「占领华尔街」与「改变全球大团结」运动,最终能否结束金融霸权对全球经济的绑架,要看运动走向何方。以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为例,持续多年的非暴力抗争,最终为美国歧视黑人的种族政策画上了句号,并使种族平等成为当今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暴力会产生社会恐怖感」,当年民权运动参与者「代表了非暴力,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最终连白人也支持他们」,最终民权运动从阿拉巴马州走向全国,进军华盛顿,一举改变了自林肯时代就保留的不平等种族政策。

    宋鸿兵表示,只要「占领华尔街」运动坚持最初的非暴力形式,最终会形成一种公民的行为习惯与长期的民间传统,通过长期、反复的抗争,在关键问题上,通过法律等制度的改变,形成突破。

 


唤回民权运动灵魂

陈之岳

    今年八十岁的专栏作家吉米.布雷斯林(Jimmy Breslin)是纽约最资深、也是最有名的媒体人,驰聘新闻线上已超过半世纪,采访过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前几天,他亲自到曼哈顿世贸中心附近的朱柯迪公园采访「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他说使他想起四十多年前点燃民权运动火种的南方阿拉巴马州小城塞尔玛(Selma)。

    回想黑人民权运动

    一九六五年三月,久被压制和歧视的数千黑人从塞尔玛游行至阿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一连三次,以争取民权与尊严。一九六五年三月七日(星期日),塞尔玛黑人发动第一次游行,当地白人警长吉姆.克拉克(Jim Clark)发起对黑人群众的暴力制裁,用水管喷洒、用狼犬狠咬、用警棒猛打,有六百多人受伤,民权史上称之为「血腥的星期日」(Bloody Sunday)。

    不久,克拉克竞选连任失败而失业,后又被查出贩毒而入狱。但塞尔玛大游行却唤醒了华府政客的良心,总统詹森向国会提出《民权法案》,一九六六年又提出《投票权利法案》,赋予黑人人身保障和公民基本权利。在过去,每逢塞尔玛选举日,全镇有一千多白人投票,只有五、六个黑人参与。但在法案通过后的第一次选举,七千五百名黑人投票,远超过白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布雷斯林说,他从占领华尔街运动看到当年民权大游行的身影。他说纽约已甚久没有这样鼓舞人心士气的示威抗议。宗教团体和工会亦开始加入抗争,支援以年轻人为主干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布雷斯林说,当年反越战和民权运动,劳工总是与政府站在同一边,携手打击示威分子。现在不同了,工会面临经费大删、失业激增、福利锐减的困境,时势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因大家都是华尔街过度贪婪、「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受害者。

    遍及全美逾千城镇

    对美国城市生活深具观察力的布雷斯林表示,整个「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景象,看起来有朝气、有活力、有斗志,是一幅乐观的画面。这张画面已传布到全美上千个大小城镇,其中至少有二十个大城市每天上演对抗财团控制国家命脉的抗议运动,美东有「占领华盛顿」壮举,一、二百人亦在展示无人军用飞机的华盛顿史密逊尼(Smithonian)航天博物馆前示威,而遭警卫用胡椒喷雾攻击,博物馆亦因此关闭一天。「占领洛杉矶」、「占领旧金山」、「占领西雅图」、「占领芝加哥」、「占领休士顿」以及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小镇,都有人潮抗议百分之一的大富豪拥有全美百分之二十三以上的财富。

    有些政论家把「占领华尔街」运动和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时期的街头抗议运动相比,当时无以数计的人三餐难以温饱,失业人口如天文数字,因生活潦倒而自杀者比比皆是。亦有人把「占领华尔街」运动说成是茶党运动的左翼版本,但当年曾领导左翼学生反战和争民权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教授陶德.基特林(Todd Gitlin)在十月九日《纽约时报》星期评论版撰写《左翼宣布独立自主》的长文指出,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完全不同,茶党虽号称是民粹运动,却是要争取政治权力,而茶党群众主要是白人、男性、共和党员、中老年人、不愁吃穿,他们反联邦政府,但要维持既得利益。「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组成分子主要是高学历而又失业的年轻人,他们不满银行、财团与大企业控制政府,蹂躏中产阶级,而使美国社会处处不公,千万人难以过日子,亦看不到远景。他们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代表,他们要追求「自由但每一个人都享有正义」的社会。

    准备长期抗战

    总统奥巴马和民主党赞扬「占领华尔街」运动,而共和党的国会领袖和总统候选人则谴责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暴民,企图破坏社会秩序。尽管奥巴马和民主党肯定「占领华尔街」运动,但这批走向街头、挑战华尔街肥猫的愤青,在明年大选时却不一定会支持奥巴马连任,他们早已发出奥巴马让他们失望的吼声,并认为奥巴马政府已向财团低头,并屈服大企业。

    「占领华尔街」的二千群众日前曾有秩序地从朱柯迪公园出发,步行至私立纽约大学(NYU)邻近的华盛顿广场公园示威。因华盛顿广场公园属市政府管辖的市立公园,入夜即实施宵禁。因此,他们又回到私人产地的朱柯迪公园继续长期抗战,他们有一部发电机,为数十部电脑供电。

    就像老报人布雷斯林所说的,他看到「占领华尔街」意气风发的活动、毫不气馁的精神,就像看到一九六五年阿拉巴马塞尔玛一群手无寸铁的黑人争取民权一样,只有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终会获得最后胜利!

 

 

 
从赌场资本主义到富人社会主义

----占领华尔街运动只是开始

南方朔

2011年10月15日

    美国用发债、印钞票方式来拯救金融机构和财团,而造成金融海啸的金融高管仍有极高收入,使美国由赌场资本主义恶化为富人社会主义。占领华尔街是美国的第二次革命,要让人民摆脱贪婪金融霸权的吞噬。

    一七九二年五月,一小群美国先驱商人在纽约曼哈顿岛南端成立了革命后的债券及证券交易所,那是华尔街之始。在漫长的时间里,有人肯定它的贡献,也有人对它造成的贪婪投机深恶痛绝。迄今两百多年里,一九二零年九月十六日的华尔街大爆炸案可以说是「反华尔街运动」的最惨重事件。

    那天的大爆炸案发生在午餐时间,一辆停在华尔街二十三号摩根银行总部窗子下方的马车满载着炸药突然引爆,这是那个时代的滔天大案。爆炸声响得超过纽约市,三十余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其损失换算今日币值约合两千万美元。该案始终未破,虽然警方宣称是意大利激进反商分子所为,但这种说法无法证明,该案成了华尔街史最大悬案。

    虽然有人恨华尔街恨到要把它炸掉的程度,但那起炸弹案完全起不了任何作用。虽然人们认为华尔街是美国贪婪文化的源头,但纵使在华尔街内线交易及购并弊案频传的九十年代,多数人仍相信华尔街是好的,弊案只是特例。一九九六年哈里斯民调显示,有六成一的人认为华尔街「贪婪而自私」,但七成人还是认为「华尔街对美国是好的」。一九八七年的卖座电影《华尔街》里,那个反英雄盖可(Gordon Gekko)也为华尔街的贪婪如此辩护﹕

    「贪婪,缺少了更好的形容词,其实是好事。贪婪是好的,贪婪有用。贪婪厘清并抓住了进化精神的本质。贪婪有很多形式,人们贪婪生活,贪婪金钱,贪婪爱情,贪婪知识,它标示了人类向上提升的动力。」

    华尔街正当性受质疑

    因此,虽然长期以来人们都能如数家珍般记得华尔街那些购并、内线交易的违法、许多流氓交易员的恶形恶状,以及各种金融诈欺,但在总体评价上,人们仍肯定华尔街的正面贡献。过去的人深信「有效市场」之说,在做终极评价时,这种观点即告出现,它是华尔街正当性的终极屏障;但华尔街的终极正当性在这次「占领华尔街」的群众运动里已正式受到人们的质疑。如果更深入的去追究,这次「占领华尔街」表面上是以华尔街为箭靶,实质上是对华尔街、财政部、联邦储备局这三合一的财政金融体系首次提出了基本的质疑。华尔街是整个美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支柱,因而这次运动乃是纯粹的庶民运动,得不到美国整个资产阶级秩序任何方面的支持,媒体刚开始忽略,政商学任何一方面都不会有人声援。但尽管如此,这个运动却低调地展开了,得到美国甚或全球相当大的鼓励。这场运动很难预测会如何发展,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将对美国发挥极大且持久的影响。

    关心当今全球群众运动的人都必然听过加拿大群众运动家拉森(Kalle Lasn)其人。拉森深受当代法国「情境运动」理论家狄波德(Guy Debord)的影响,他们搞群众运动注重情境下群众的感受及自动自发的动员,而不像以往群众运动那么重视核心的领导及整齐划一的步骤,一九六八年巴黎学运就是这种「情境运动」最成功的经典演练。这种群众运动有很强的后现代风格,它的支持者有再生的左派,有失望的自由主义者,有觉悟的基督教活跃人士,成份相当彩虹。

    过去长期以来,拉森致力于媒体的反文化运动,他办了一个杂志《广告破坏者》(Adbusters)。根据拉森所出的运动策略著作《文化堵车》(Culture Jam),他认为现在的人已被媒体及广告所轰炸,形同天天洗脑,因此要做一个自由人,一定要脱离广告的影响。他过去发动过「一天不买东西」、「一个礼拜不开电视」等全球性的运动。而自从次贷风暴、金融海啸、欧债美债危机,以及全球财经二度危机以来,他由贫富日益悬殊及失业日益严重,已将关心的重点转移到更基本的庶民就业及所得上,而这些自然与财经及华尔街有关。于是他遂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华尔街为箭靶,其实是要「将人们肚皮中的火燃起」,去质疑当今的财经与就业和所得,这乃是当今全球最普遍也最迫切的课题。

     近年来全球经济日益失稳,欧洲多国因为政府砍预算及裁员,已出现许多抗议示威,美国许多州也出现示威,阿拉伯世界则因美国输出通货膨胀而物价狂涨,出现「阿拉伯之春」动乱,搞垮了好几个政府。这是全球动荡,它们都和华尔街及美国的财经政策有关。「占领华尔街」运动一推出,就得到全球呼应,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拉森在《文化堵车》里比较宏观的文章中表示,他认为美国摆脱英国的箝制而建国,乃是第一次革命,而到了今日,美国早已不再是一个属于人民的国家,而是一个属于大有钱人的商业品牌,他认为美国已需要第二次革命,他的「占领华尔街」可以说即是这种二次革命的实践。只是在后现代的此刻,他已不为二次革命去做定义,相信群众透过参与,一定会在参与改变中自然而然地去做出定义。「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这种后现代性格,乃是资产阶级媒体抨击它方向不明确的原因。

    不过,这场运动无疑已让许多美国普通人肚子里的那把火有了燃烧起来的机会。因为由次贷风暴、全球金融海啸、美国狂印钞票救市、爆发美债危机及全球新动荡迄今,美国面对贫富日益不均及失业日益广泛的现实,已越来越体会到美国已由不负责任的华尔街扩大为不负责任的国家,华尔街精神已彻底蚀坏了这个国家。

    这时候我就想到当今美国金融评论家瑞索尔兹(Barry Ritholtz)的新着《纾困国家﹕贪婪和便宜钱如何腐化了华尔街及动摇了世界经济》,这是本有关金融史的宏观著作,瑞索尔兹回顾了整个美国的纾困史,大萧条时全球经济动荡,因而新政的纾困本质上仍是在救国,但从一九七一年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濒临破产而被纾困,一九八零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也因濒临破产而被纾困,美国的纾困即成了保护股价、保护失败的经理人的一种错误特权,特别是在格林斯潘掌理联储局期间,对华尔街进行不计后果的松绑,于是整个华尔街遂由原本那种只是偶而的违法乱纪,变成整个华尔街就是个充满骗局的赌场,它已使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成了「赌场资本主义」,次贷风暴即因此而发生;至于名为投资实为诈骗的金融衍生工具泛滥,乃是金融海啸的原因。而这些搞出问题的人并没有受到惩罚,而是国家用增加债务、印刷钞票这种便宜钱的方式来纾困,瑞索尔兹说美国已由「赌场资本主义」进一步恶化为「富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国家帮助穷人,美国则是狂印钞票用这种便宜钱在帮富人,它的内部及外部效应为﹕

    ——在美国内部,过去长期以来工资在公司利润中所占的比例即持续在降低,这意谓着分配不均日益严重,而工资在这个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的时刻当然等于工资的国际购买力在降低。根据美国「累积的社会结构」(SSA)学派观点,这等于分配的不公已使美国的累积过程难以为继,劳工及中产阶级无钱可花,国家缺乏总体购买力,商人也不敢扩充规模及雇用人员,遂使得失业日益严重,美国已进入「累积危机」的阶段。

    美进入累积危机阶段

    美国的「累积的社会结构」分析学派着重长期的兴衰循环研究,这个学派诸大师在新着《当前资本主义及其危机》论文集中即指出,美国的所得不公,已出现严重的累积危机,美国其实早已陷入二次衰退之中。

    ——美国富人由于有便宜钱,而且动辄上亿,可以从事国际金钱游戏,因此他们的扩大累积从未减缓,这更恶化了贫富对比。

    ——而在外交效应上,美国扩大举债,加速印钞,当然等于是在全球制造通货膨胀输出。而我们也知道不同的国家对通货膨胀有不同的承受力,阿拉伯国家由于粮食高度仰赖进口,对粮价上涨最无抵抗力,埃及等国今年物价急速上涨,人们无法承受,因而爆发动乱,垮掉好几个政府。这波「阿拉伯之春」的动乱其实皆美国输出通货膨胀所致,美国的经济已使它成了世界动荡的中心。

    ——除了对外输出动荡外,美国许多州由于财政崩坏,早已出现过群众动乱,现在的「占领华尔街」则是另一种动荡。

    因此,「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不必太过乐观,但其意义也不宜低估,因为美国式的经济搞法到了今天的确已千疮百孔。根据最新的统计,美国失业率已达百分之九点一,失业者之中有七成都已失业超过一年。许多人都已放弃找工作的念头,特别是其中有许多是青年,青年的永久性失业乃是个可怕的讯号。

    美国的经济现况已使许多人受害,受到伤害的人就会回头去想他们社会里的那些有钱人及有权人到底做了什么事,「占领华尔街」就是美国人重新去想有钱人和有权人的开始。最近《富比世》(Forbes,福布斯)杂志报道美国最好的大学,许多读者都致函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指那些最好大学毕业人才把美国这个国家搞得乱七八糟,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的,他们的大学有何优秀?对有钱有权的人,的确已要重新评价了!

 



华尔街模式害了日本

毛峰

    反华尔街浪潮延烧到日本,激起日本反思;阻止美国华尔街金融巨鳄的金融霸权,严防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和失业率攀升,也是日本重大课题。

    美国反对华尔街贪婪腐败的抗议声浪延烧到日本,激起日本各大媒体反思:日本绝非「世外桃源」,不能「隔岸观火」,阻止美国华尔街金融巨鳄以「资产阶级独裁独享」的金融霸权对全球经济秩序破坏,严防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和失业率攀升,也是日本社会和经济复兴面临的重大课题。日本各大媒体的评论指出,美国年轻人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行动显示,三年前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引发次贷危机的金融风暴至今遗害无穷。它不仅破坏了美国实体经济,造成社会失业率激增,贫富差距两极化,而且也严重拖累了日本经济复苏,令日本企业和国民也成为了受害者,痛苦不堪。

    受二零零八年美国金融危机打击,日本当年度负债超过一千万日圆而破产倒闭的企业激增至一万六千多家,其中更包括了四十五家上市企业,创下战后六十多年来的最高纪录。二零零九年日本对美国包括汽车在内的多种产品出口额急剧下滑,同比锐减了百分之三十八点五,对美出口首次从战后稳居日本第一大国跌入对中国出口之后。受此影响,日本国内失业率在二零零九年曾达到百分之五点六的单月最高纪录,二零一零年的平均失业率达到了百分之五点一,其中二十五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更高达百分之八。这虽然比美国年轻人失业率的百分之十八要低,但对日本这个高就业率国家来说,已经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日本经济始终以出口为主导,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日本对外出口,带来制造业萎缩,日圆大幅升值,企业经营业绩恶化,裁员增加。去年日本全国就业总人数为五千一百一十一万人,完全失业人数达到了三百三十四万人。在完全失业者中,失业时间长达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者有一百二十一万人,较前年又增加了二十六万人。在就业总人数中,正式员工数也较前年减少了二十五万人,临时工或合同工等非正式员工已占就业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四。日本失业人数的增加,打破终身雇用制后临时工、合同工的逐年增多,不断扩大了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令长期流行于东瀛列岛的「一亿总中产」的社会公平分配结构分崩离析,是使经济成长徘徊不定,止步不前。

    日本「筑堤自保」

    以美国两房次贷危机为源头的美国金融危机其实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如出一辙,只是华尔街银行巨头及金融大鳄的贪婪以及借新金融衍生产品撬动的「社会危害」,要比日本泡沫经济更甚并危及全球。具有历史惨痛教训的日本对此早有所察觉并「筑堤自保」。早在二零零三年底,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政策,通过银行业合并、强制性限期处理坏帐以及提高银行自有准备金率等措施,全面改善银行业的体质,对少数经营不善的银行采取政府注资或接管等举措,提高日本银行业抗击金融风险的能力。在金融全球化中,日本还专门增设了金融厅,加强对投资基金、外汇交易等衍生型金融产品以及证券化食物链的金融监管。

    二零零六年,日本还以法律手段高调逮捕并追究「一夜暴富」的日本新贵崛江贵文。这个当时年仅三十三岁的日本「活力门(Livedoor)」的总裁以创建新型金融公司在短短几年内从一无所有到身价数千亿,一时成为日本新金融时代的青年翘楚。崛江贵文被控违反「证券交易法」,虚假填写有价证券报告书等罪名被判刑二年六个月。此外,日本还以涉嫌股票内部交易,逮捕了当时风光无限的「村山基金」负责人村上世彰,令这位能够快速「钱生钱」的「股神」受到严惩,被判刑二年缓刑三年,追缴非法所得十一亿四千九百万日圆并处罚款三百万。这些实际上也是日本「敲山震虎」之举。此外,日本金融厅还对保证金外汇交易等新金融行业加大监管,先后出台了客户保证金百分之百分离保管以及交易放大量从一百倍缩小到目前的二十五倍,防止不法金融业者「圈钱蒸发」,限制衍生性金融产品中可能让投资者陷入的风险,稳定日本金融市场。

    尽管如此,在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的时代里,日本虽然躲过了美国金融危机对日本银行金融业带来的直接危险,但却躲不过出口锐减、东京股市大幅下挫缩水、日圆持续高升等经济「恶果」。这也导致了曾经初现曙光的日本经济复苏再度夭折,出现企业经营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及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等「后遗症」,事实上令越来越多的日本国民及年轻人陷入了与美国华尔街抗议民众「同病相怜」的痛苦之中。

 

 

 



发件人:"郭海强" <wu-ya-guan@163.com> 2011-10-22 21:23:18 +0800 收件人: "大军智库"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关于成立“世界人民联盟”的倡议书

关于成立“世界人民联盟”的倡议书

郭海强

    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1917年出版)一书里指出,帝国主义已使得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矛盾达于空前的尖锐,这些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导向全世界最深刻的革命危机,而其结果就是推动资本主义走向崩溃。列宁因此指明: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其后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首次验证了列宁的预言;而当前由“占领华尔街”所引发的反对金融资本贪婪腐败、要求打倒金融霸权的各国民众抗议浪潮业已蔓延全球,这一场犹如当代版“斯巴达克起义”、从而正面冲击目前这个“金融奴隶社会”的世界人民民主运动,再次以无可置疑的事实验证了此一著名论断。

    自9月17日始,一场通过社交网络所组织及发动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悄然引爆,上千美国民众带备帐篷和铺盖卷、高呼着“现在就革命”的口号涌入华尔街。示威组织者宣示其代表“99%穷人”反对“1%富人”的贪婪和垄断,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反对战争和社会不公正,在现当代世界政治运动史上首次将抗议矛头直指西方金融寡头集团。随后,“占领运动”延伸至美国校园及全国各地,至少已有75所高校参加上街游行,在华盛顿、波士顿、丹佛、芝加哥、匹兹堡、亚特兰大、洛杉矶、旧金山和圣迭戈等1067个城市都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行动的模仿者;另外20多个各类非官方组织和团体以及包括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运输工人工会、教师工会等多达15家工会也加入示威抗议行列。美国著名左翼学者乔姆斯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电影《华氏9·11》导演迈克·穆尔等社会知名人士以及美国社会主义左翼团体“团结社”均对此次运动表示支持。10月11日,法国各大工会联合发起约有27万人参加的“跨行业行动日”,强烈要求重新分配财富。10月15日, 82个国家的951座城市同时发起响应“华尔街革命”、号召“为世界改变而联合”的大规模全球示威活动。英国伦敦金融城近2000民众发起“占据伦敦证交所”示威活动;德国法兰克福约5000名民众举行“占领欧洲央行”的抗议活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欧盟及北约总部所在地)近7000民众举行示威游行;意大利罗马更爆发了欧洲最大规模的“愤怒者”十万人大游行;还有东亚地区的东京、汉城、台北、香港、马尼拉等地,以及澳大利亚的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和珀斯等主要城市亦同时举行了各类“占领运动”。这些国家和地区相互呼应的示威游行,形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全球抗议行动。

    从上述发展历程来看,如果还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小打小闹的“儿戏行为”,那么他不是麻木不仁就是别有用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宪纲认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不同的社会问题,如新兴国家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倡议在新兴国家就不会得到响应,亦不可能蔓延全球。显而易见,郭宪纲在此所指的“新兴国家”,无疑是专指中国,其言下之意就是说中国大可隔岸观火,只要专注于发展经济,并让人民过上富裕生活,也就不需理会更不必“掺和”这个运动(见中广网10月14日中国之声《全球华语广播网》报道)。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非仅属孤立的个人意见(其他主流学者亦大多趋于低调、淡化),实际上反映的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主流共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它一切(包括人类公义)免谈。但不知这种“共识”是无意还是有心,它显然忽略了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中美金融经贸关系紧密相联的客观事实(故有G2、‘中美国’之说)。今年1月胡锦涛在访美演讲中表示,“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广泛的共同利益、负有如此重大的共同责任”;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温家宝亦公开要求美国政府保护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性。由于“占领华尔街”运动矛头直指美国的金融体制及经济政策,无论其得失成败都会对美国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向产生一定影响,中国又如何能够漠不关心、置身事外?美国纪实作家威廉·格雷德认为,面对国际金融体系对穷人与穷国疯狂的盘剥,如果富裕一方的国民“忽视与冷漠”,那么实际上不能说是“无辜的”,而已沦为“同谋”。面对国际金融体系对穷人与穷国疯狂的盘剥不仅穷国的人民要起来抗争,而且作为富国的人们也应站出来主持正义(见陈学明《西方左翼思想家眼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载于《理论视野》2008年第1期)。现在恰恰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大民众首先发起了全球正义运动,难道作为遭受金融寡头及跨国公司剥削压榨最为深重的中国人民反而不应或不敢站出来作出响应和支持?这才是当代世界史上最严重的、也是最可悲的不公不义!

    所幸的是,在中国仍有一大批坚持社会主义信念、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专家学者、左翼团体和广大群众。10月1日国庆节当天,以马宾、张宏良等人为代表的左翼群体通过乌有之乡网站发表了题为《支持美国人民伟大的“华尔街革命”》的联合声明(下称《声明》),明确指出“人民大众改变历史的伟大时代再次到来了”!当然,此次“占领华尔街”运动历时尚短,仍处于发轫阶段,既缺少一个统一领导机构,亦没有提出一个明确政治纲领;而正是这种“无组织”、“无纲领”的自发性草根民权运动形式,使得美国政府暂时难以罗织罪名来实施全面镇压,但这种“散漫形态”亦确实很难长期推动此一全球性的大规模民权运动,若此次运动一如以往的历次“反全球化”示威活动那样昙花一现或无疾而终,西方金融寡头的罪恶将会再次被姑息,全球经济体系将会缺失实施公平调整的动力,世界人权及人类公义更会失去一次难得的伸张机会。事实上,此次运动更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也是全球左翼政党团体获得历史性大发展的有利时机,正如《声明》所言“这一次将是人类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大决战”,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亦拥有深厚社会主义传统及资源的中国,更应该责无旁贷地、义不容辞地担起“领头羊”的历史责任(实际行动胜过千言万语)。笔者建议,中国左翼力量应该因势利导,面向全世界发起成立一个既能提供理论指导、又能发挥领导作用的全球性民权组织——世界人民联盟(暂名,下称世盟)。

    笔者拟议中的世盟纲领为:打倒金融寡头集团、推翻金融奴隶统治、追求人类公义、维护世界和平、捍卫人民权利、保护地球生态、探讨发展道路、重建社会制度。这份纲领旨在团结最广大的世界各国民众,包容最广泛的全球民众的政治诉求,既有理论指导意义,亦具实际操作性。“世界人民联盟”以世界各国的民间团体(NGO)及工会组织作为基本会员(个人可在世盟官网上注册成为个人会员),因此世盟可视为由各国民间团体所组成的“人民联合国”,争取成为推动及指导全球民权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世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各种形式的抗争运动时,应坚持“非暴力”及“有理、有力、有节”的政治原则,不定期地设立各项斗争主题,采取“不合作”手段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及游行示威等各种合法抗议运动,藉以逐步实现世盟纲领内既定的政治诉求。当然,假若各国现政府悍然撕下伪民主、假人权的面具,公然违反自身制定的法律法规,对全球民权运动实施非法的、恐怖的法西斯镇压,如此则表明他们完全成为人民公敌,彻底站到了广大人民的对立面,人民自然可以、也有权选择发起暴力革命,力求彻底推翻一切反人民的非法统治。

    目前,世界上较有影响力的国际左翼组织有“全球左翼论坛”及“世界社会论坛”。前者获得美国国内的多个左翼团体(如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美国国家律师学会、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布莱希特论坛等)的支持,近年来多在纽约举行年会;后者则是一个面向全球的开放性公民论坛,参加者多来自各国的民间团体和基层人士,2005年时有注册会员超过十五万,其年会举办地位于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世盟筹委会可以借鉴他们的组织经验及运作形式,同时积极开展与全球各类型民间团体和工会组织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力争早日达成全球民权组织的大联合。另外,建议筹委会邀请乔姆斯基和沃勒斯坦这两位举世闻名、德高望重的美国左翼学者参与世盟筹备工作,可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众所周知,西方各国可谓“逢中必反”,对于当代中国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方面的内外政策无不指手画脚、动辄批评抨击,唯独从不反对“改革开放”反而大加赞扬。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难道显示西方还有一点“对华亲善感”?绝对不是!唯一答案就是西方各国正是通过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了天文数字般的巨量财富,致使中国沦为当今世上遭受西方金融寡头及跨国公司剥削压榨最为深重的“世界大国”。因此,面对此次美国人民所发起的“占领华尔街”民权运动,无论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左派还是“提倡民主自由”的右派、尤其是中国政府都理应作出积极响应以及大力支持。可惜,人们看到中国右派精英集团已经作出了相反的回应,力图将广大中国人民继续与全球民权运动及世界正义事业隔离开来。于是,呼应世界潮流、发起人民运动的时代任务再次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左翼力量的肩上。希特勒大屠杀的幸存者马丁·内莫勒牧师曾经说过一番沉痛的忏悔:“ 当他们来抓共产党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来抓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 后来,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帮我说话了”。但愿这一幕历史悲剧不会再在今天的中国重演!

    2011、10、20、

 

附: 『占领华尔街』宣言

我们今天庄严宣告:『占领华尔街』。

我们是劳动者,我们是人口的99%,我们创造了国家的财富,我们理应是国家的主人。可是,我们却成了现代化世界的现代化奴隶。

一小撮华尔街金融寡头,他们不过是人口的1%,他们并不为国家创造财富,可是,国家的财富,却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成了真正的国家的主人,而且是主宰我们命运的主人。

这是华尔街和人民之间的主人和奴隶关系的一种历史的颠倒。

『占领华尔街』就是把这种不合理的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

二百多年前,我们的共和国的创建者就宣布,人生而平等。1%生活在天堂里,99%生活在地狱里,这哪里有平等?一切权利都不平等。这不是共和国的安排,这是资本的安排。过去,我们的祖辈不想接受,只有忍受;现在,我们醒悟了,我们不该忍受,我们应该夺回我们的劳动果实,我们应该『占领华尔街』。

二百多年前,我们的共和国的创建者就宣布,天赋人权。1%的人靠吸吮99%的人的血肉而获得享受,这哪里有人权?这不是人权,这是弱肉强食、践踏人权的兽权。过去,我们的祖辈献出了足够的生命,并没有换来子孙的幸福和人权;现在,我们醒悟了,我们要捍卫我们的天赋的人权,『占领华尔街』就是重新解释我们应该享有的人权。

『占领华尔街』,是二百年前革命的继续。那时,是为国家的独立而奋斗,今天,是为人民的独立而奋斗。美利坚合众国必须名副其实。美国是美国人民的美国,而不是金融寡头的美国。我们劳动青年将为这场历史变动而走在运动的前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占领华尔街』就是占领资本,就是占领美国,就是美国的革命和新生。

胜利属于99%而不属于1%。

99%团结起来,创造美国历史的光辉明天。

 2011、9、17、 纽约

译自美国《密西西比报》


 

从“反对全球化”到“占领华尔街”

郭海强

    2011年9月17日,美国民众发起了名为“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的和平示威活动,打响了美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反对金融寡头奴役及帝国主义压迫的“第一枪”!就在美国隆重纪念“九一一”十周年(中国居然同样如此)的一个星期后,在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核心象征的华尔街出现此次史无前例的美国人民民主运动,无疑是遭受金融寡头集团政治压迫及经济剥削的广大西方民众的历史性“大觉醒”。俗话说“十年人事几番新”,从“九一一”至“九一七”,美国终于发生了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新变化”(可惜这并非奥巴马所愿见到的‘CHANGE’);而这个“新变化”,其实渊源于至今已持续十多年的“反全球化”国际抗议运动。毫无疑问,正是“全球化”催生了“反全球化”。2008年5月,新华社《瞭望》周刊记者云杉在其主题讲座上明确指出,“全球化是世界革命的前夜”。

    1985年,美国经济学家莱维(T.Levy)首先提出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关于此一日后大行其道的新概念,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于1996年召开过一次题为《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讨论会,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国际共识:“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跨国界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过程,运输、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这一过程”。事实上,二战结束后,大发战争横财的美国凭借战后重建的有利时机,通过“马歇尔计划”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美元优势地位,其金融资本及工商产品如潮水般迅速涌向西方各国,同时亦迫使北约各国向其出让了部分政治、经济及军事主权。而金融寡头和跨国公司出于控制全球资源及开拓国际市场的战略需要,自然将这一波经济扩张运动不断扩展至亚非拉地区,因此逐步出现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跨国投资的大幅增长、全球资源的自由流动、信息交流的日趋便捷、生产活动的国际分工和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等诸如此类的“全球化”现象。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和中国开放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基本上覆盖全球,一个世界统一大市场逐渐形成和扩大,终于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名副其实的“经济全球化”。有见及此,法国学者雅克·阿达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深刻地指出其本质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 。

    然而,这种由西方垄断利益集团及新自由主义思潮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初期固然能带来一定的经济繁荣,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因财富分配不公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层出不穷,其非正义本质亦随之日益暴露无遗,终于催生出各种“反全球化”力量,并不断汇聚、增强而成为一种蓬勃发展的“全球化现象”。1995年,有组织的反全球化抗议活动开始出现;1999年11月3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暨“千年回合”谈判在美国西雅图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4万反全球化人士云集西雅图进行抗议,捣毁了被视为全球化象征的麦当劳快餐店,并与警察爆发大规模冲突,此次史称“西雅图风暴”的群众抗议活动遂被公认为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象征。2000年2月14日,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泰国曼谷召开,反全球化示威者谴责WTO、IMF和世界银行,要求国际金融机构立即采取行动分担发展中国家由于全球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年4月16日,IMF和世界银行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反全球化示威者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公司的支配”的“工人的社会”,全球正义动员组织发言人表示,这次抗议活动旨在反对跨国公司接管世界,“我们的政治制度已愈来愈变成一小撮跨国公司集团的工具···只照顾跨国公司的利润”。2002年11月上旬,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了一次反全球化运动史上规模空前的百万人大游行,在游行队伍中有小学“童子军”、大中学生、工人、农民、演员、医生、教师、学者、失业者、自由职业者、中小企业主、反法西斯老战士、议员、政党领袖,这些示威者分属于各类工会、民间社团、左翼政党以及和平组织、环保组织、人权组织、无政府主义组织等等。这次为期五天的大游行的主题是“反对战争、捍卫和平”,人们高呼“坚决反对美国发动对伊战争”、“反对美国称霸世界”、“反对新种族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等口号,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反美情绪和对当今世界总体秩序的不满。这一连串的反全球化抗议运动终于引起了各国人民及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也令到各种国际经贸会议不得不作出一定的回应姿态。此后,每当西方集团及国际组织主办召开各种经济峰会,反全球化的抗议者例必如影随形,世界反全球化浪潮可谓愈演愈烈。

    令人深思的是,率先打出“反全球化”旗号的居然是西方各国的社团民众。本来,与发展中国家人民相比,生活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更能充分享受到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因而也最应该支持拥护资本主义制度及全球化进程。但现实却恰好相反,拥有资讯自由优势及良好民主传统的西方民众,更为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正如此次美国民众首先发起的“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同样是因为他们切身感受到西方金融寡头一手造成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实际伤害,并认识到美国政府所推行的内外政策所带来的不公不义。这正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当初不被西方媒体看好、现在却得到美国社会乃至世界各国一呼百应的深层原因。事实上,“反全球化”运动所揭露及反对的仍只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各种外在表象,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显示美国民众已经认识到金融寡头集团才是造成当前经济危机以及各种全球化弊端的幕后黑手,进而认识到美国政府只为华尔街寡头利益服务的事实真相,抗议民众因此将矛头直指“华尔街那些吸血鬼”,喊出了“还我美国”、“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惊世口号。笔者早前指出,“美国的国家性质已被篡改,国民所托付的公权力已被篡夺,导致美国沦为金融帝国主义的寄生体,成为一个完全体现金融奴隶主意志的极权国家”(见笔者《世界正处于金融奴隶社会之中》一文)。这一波由美国人民所发起的“占领华尔街”民主运动,恰好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印证了笔者此一观点。

    另一方面,尤令世人诧异和不解的是,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社会主义中国,从政府、学界到社会各阶层(个别左翼网站如‘乌有之乡’等除外)却始终对各种反全球化议题及其游行活动保持缄默,更从未参与其事。在今天这个“地球村”时代,在中国自身亦高呼“与国际接轨”的当下,却唯有十三亿中国人始终游离于“反全球化”及全球反战运动之外,仿佛世上并无此事一般,这不能不说是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一大“奇观”。而更为可笑的是,那些平日里在中国内地动辄高呼“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右派精英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不仅从未对已经成为全球化现象之一的“反全球化”人民民主运动作出道义支持,反而不断为美国的“反恐战争”及侵伊战争摇旗助威、大声叫好(例如南方报系的有关社论)。面对此次由“99%的美国人民”所发起的“占领华尔街”革命运动,如茅于轼、徐友渔、贺卫方、鄢烈山等平日喜欢大发时评的“公共知识分子”,至今仍然不发一语(估计自称‘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压根就瞧不上这些瞎折腾的穷鬼)。由此可见,他们所拥护的“普世价值”显然只能“普及”到中国来,却不能“普及全世界”,他们的有关言行一如西方政客的双重标准那样“内外有别”,故其用心何在可谓不言自明。事实上,此次“占领华尔街”人民运动恰如一面照妖镜,戳穿了中国那些“伪民主人权势力”不公不义的虚假面目。

    当然,囿于各种历史与现实因素,此次“占领华尔街”运动既缺少一个能够统一指挥的领导机构,亦没有提出一个明确、完整的政治纲领,更未能与反全球化运动达致实质的政治联合,这反映了此一运动在现阶段所具有的草根性和不成熟,而存在被奥巴马政府或各种西方政客利用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10月15日全球82个国家的“占领运动”示威者在遍布欧亚非拉各大洲951座城市同时发起示威游行,形成了“华尔街革命”的第一次大规模全球行动,显示此一世界人民民主运动已从“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而席卷全球(中国除外)。另外,纽约警方针对此次抗议活动如临大敌的阻挠乃至镇压,共和党政客将之诬蔑为“刁民”、“暴徒”所进行的“一场危险的阶级战争”,如此言行正是美国政府及西方各国所标榜的“民主自由”虚伪嘴脸的一次大暴露;同时西方主流媒体对此次抗议活动出现“集体失语”或“冷处理”,既揭露了西方“新闻自由”的真实面目,亦表明了金融寡头集团对西方主流媒体的实际操控。笔者认为,面对此一具有时代标志及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世界人民民主运动,相信每一个仍然具有人类良知及是非辨识能力的中国公民,以及每一个仍然具有社会主义信念的中共党员,都应该作出明确表态和提供积极支持,为追求人类公义与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应有的力量。
11、10、16、

 

 

 

如果中国倒下了,你会扶她一把吗?

郭海强

    近日的“小悦悦事件”成为中外媒体瞩目的新闻热点,其实是一个“意外”。如果被辗的不是一个两岁女童而是一个成年人,就算有一百个“冷漠”路人经过,也不会成为“特大新闻”(类似事件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见怪不怪);如果没有那个不知彭宇是谁的拾荒阿姨陈贤妹出手救援,这个事件就会如同无日无之的交通事故一样湮没无闻。何况,当这个事件上了CNN头条而引起“友邦惊诧”,就更是“意外”之外的“意外”了。笔者如此说法,并非要为有关的当事人开脱责任,亦非要为佛山“洗冤”。因为小悦悦并非第一个此类恶性事件的受害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如果各级政府真的有意追究相关责任、认真开展道德重建,那么此次事件的根源,决不仅止于彭宇案。

    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事件不会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任何史书都没有此类记载),更不会发生在“雷锋叔叔的年代”,而偏偏就发生在21世纪的“盛世中国”。这是何故?首先,当“发展是硬道理”成为“最高指示”后,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最高国策”后,无数的真实事例、无数的残酷教训都在告诉中国人民——没有钱万万不能!于是“全民向钱看”自然就成为一道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于是所谓良心、人格、尊严、诚信之类统统都可以炒作出卖(至于肉体就更不在话下)。其次,部分专家学者以及个别主流媒体不断地“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竭力论证“普通公民不该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见义勇为”自然就是毫无意义的“多此一举”。最后,主审彭宇案的南京法官仅凭原告的一面之词,完全无视“谁主张谁举证”、“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现代司法原则,竟然采取有罪推定式的“推理手段”作出了一个荒谬判决;而最高法院对于此一违法判决亦竟然不闻不问,终于铸成当代中国的一大冤案,导致更多的人不敢伸出见义勇为的援手,更多的受害者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而死于非命。质言之,在政策、舆论、法律的多重冲击下,致使当代中国的公共道德产生大滑坡而被彻底“解构”,乃至陷于今日事件频生、难以救药的大危机。

    然而,更为可怕的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并非只有一个“道德危机”,还有因传统精神消亡但时代精神难产、社会信仰缺失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危机;因拆迁、污染、矿难、高铁等等灾难性公共事件所引发的政府公信危机;因腐败、住房、医疗、教育、食品这些“新大山”所造成的平民生存危机;因公共税收、财政支出及权力寻租所造成的财富分配危机;因外资压榨、超发货币、股市失血、财富外流、通货膨胀、借贷困难等等现象所造成的经济金融危机;因应对外部威胁及内部颠覆软弱无力乃至消极不作为所造成的国家安全危机。这些普遍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类危机,无一不是关乎国计民生及国族前途的重大事项,正在不约而同地侵蚀、冲击乃至消解着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向心凝聚力。既然人们可以对一个倒地女童冷漠无情,不愿或不敢伸出援手,那么对于其它的公共事务也会同样漠然处之,当国家利益遭受侵犯之时,人们也会同样漠不关心。如果人人都只求自保或自利,终有一天这些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军事等领域的擎天支柱将一一坍塌,中国这个国家自然就会轰然倒下。请问:在不久的将来,假如我们的祖国不幸倒下,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会伸手扶她一把吗?

    2011、10、22、

 

 




发件人:"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 <zhanlue@yicai.com>  2011-10-17 09:00:2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24期、25期,《战略参考》24期

新兴市场正在经历08年金融危机时的崩溃吗?

第一财经研究院

尊敬的女士/先生: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24期、25期和《战略参考》24期已经出炉,现及时奉上,请您参考、指正!

    《战略观察》24期——“新兴市场正在经历08年金融危机时的崩溃吗?”指出由于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欧美股市暴跌,全球商品市场也大幅下挫。2011年7、8月份开始,新兴市场股市开始暴跌,9月,债券价格也开始大幅下挫,货币开始暴跌,至此,新兴市场资产价格暴跌全面展开。同时发生的是,此前大量涌入新兴市场的海外资金开始疯狂出逃。投资者担心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的崩溃是否重演。

    本报告认为,新兴市场正在面临的“危机”十分严重,但整体仍不及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情景;是否重演2008金融危机的决定因素在欧美,而不在新兴市场自身。若欧美爆发更大危机,则新兴市场无疑将遭受更为严重的外资抛售,资产价格将出现更为严重的暴跌,极有可能重现2008年情景。此外,新兴市场本身存在资产泡沫,且还有非常大的下跌空间。目前新兴市场股市处于“悬空状态”,而发达国家股市则在最近数月跌去了大半。对于中国而言则是房地产价格。

    外资出逃是新兴市场永远的“紧箍咒”。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外资进出与资产价格升降表现同步,国内资产泡沫的形成与外资大量涌入有直接关系,资产价格飙升的过程与外资流入、汇率升值、外汇储备增加同步进行。而一旦反向过程开始,也就是外资大量出逃,流出这些新兴市场,那么它们的这些资产泡沫将无可避免的破裂。这是新兴市场最大的潜在危机所在。

    《战略观察》25期——“从矿业资本‘走出去’看中国投资机制改革的迫切性”认为2010年中国矿业资本“走出去”已经从收购一些已经探明、有一定工业储量的矿产资源开始大规模转向风险勘探。但由于中国矿业开发和风险勘探机制和国际机制在投资载体资本机构、企业经营方式和企业资产结构不同,导致中国矿业资本“走出去”碰到诸多问题。

    中国的模式可以概括为商品模式,是“挖一锹卖一锹”、“以采代探”,是个人资本的静态投入,所以资金链容易断裂;而在国际矿业开发的资本模式是复式记账的经营模式,是“探明”开采以保证资本效益的最大化,扩股融资是向地下资源要资本,并不用向国家要投资。在商品模式下,压缩成本是增加收入的主要办法,因此安全环保社区问题突出。中国矿业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缺乏正确的开发机制,是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需求。

    资产结构的不同对中国矿业资本“走出去”产生了十分重大的负面影响。中国许多矿业公司实际上是冶炼集团,在投资矿山时与国际矿业公司有重大利益冲突,其降低矿业利润的目标却也与资源国的经济利益有冲突。这就是中国矿业资本在第一轮“走出去”之后导致矿业投资界出现抵触中国投资情绪的主要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矿业资本和矿业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问题,就必须建立中国国内的风险勘探资本市场。

    《战略参考》24期——“全球智库精粹(第6期)” 认为最近的中美汇率之争,连同中越南海争端、缅甸叫停中方修坝、印度东进南海等事件提醒我们,拥有一个至少10到20年内可靠的战略大后方是多么重要。因此,本期主编关注特别关注了普京访华。我们并不认为中俄关系一帆风顺;但是,俄罗斯作为中国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应该被放在战略高度上,予以特别关注。

    《中俄天然气价格之争》一文很好地梳理了中俄天然气谈判的历史,并指出了中俄之间100美元/千立方米的价格分歧到底从何而来。该报告认为目前中俄双方都还“等得起”,鉴于此,今明两年中俄双方很可能仍不会达成协议。《普京重回总统宝座意味着什么?》一文则认为,普京在总统任期内的前景并不像想象那样乐观,他面临着诸多挑战。

    金砖国家联合宣布支持欧元区的新闻并没有根本上缓解欧元区现在面临的问题。对于金砖国家的角色,发达国家的智库也有不同声音。卡内基和平研究所的报告试图说明,让“金砖国家”救助欧元虽然能短期内给欧洲注入资本,但长期会使得欧洲经济增长放慢。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表明,与发达国家相比,金砖国家仍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在教育和医疗体系方面也有着明显的不足,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他们未来发展的重要障碍。

    在能源地缘政治领域,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主席丹尼尔·耶金认为,当前世界能源领域正在进行一场缓慢的革命,其关键是技术进步,对科研的持之以恒尤为重要。耶金认为21世纪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能源需求的全球化”。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使得这些国家在未来能源政治中将扮演更多角色,承担更多的责任。

 

 

 




发件人L_C_mailfrom:L_C_colon"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11-10-22 08:32:32 +0800 收件人: "baiyimin001" <baiyimin001@sina.com> 抄送L_C_cc: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白益民:“产业日本”与“金融美国”

“产业日本”与“金融美国”

白益民

2011年10月21日

  中国产业创新体系应该怎么建?

  我们对于创新的概念一直都很模糊,一般人认为类似美国那样的发明创造才是创新。但实际上对于创新应该有两种模式的概念:一种是像日本那样在技术上日益积累、升级和综合集成化;另一种就是美国式的、通过股市进行融资,将一种发明变成产品甚至衍生成产业,这种创新来自大学的实验室。

  日本与美国创新模式的不同首先源于经济模式的区别。

  日本创新模式的主体是财团等大型综合性企业,它依靠技术合成,使产品不断复杂化、多样化并促使功能不断高级化,从而实现产业的升级。这种升级方式依靠的是世界各地大学的既有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迅速占领市场,建立产业链,等着坐收美国企业在利用新技术初步赚钱之后的渔利。

  而由于文化、金融体制和经济模式等的不同,以金融为主的美国具有充分的股市兴奋点,从而增大了对发明性技术与资本进行结合的需要,这也是美国的硅谷能够产生并繁荣起来的有利土壤。而主要通过财团的产业市场来不断进行技术实践与积累的日本则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因此日本对于美国大学产业模式的模仿最终并未取得成功。

  另一方面,这种模式的形成还源于两国不同的人才流动机制。

  美国的人才是流动的,技术就跟着人才一起流动,因此比较适合创新。而日本实行的是终身雇佣制,人才流动性不强,这就为技术的沉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相对日本而言,由于美国的硅谷模式主要依靠的是发明创造环节,而忽略了产业化的重要性,这就导致经济环节中没有后续的产业作保证,因此大批外国人才选择离开美国回到自己的国家,导致美国人才与资本的脱节。美国的这种模式在以往一段时期内曾经发挥过非常大的作用,但是长此以往也导致美国的发明创造一旦跟不上,就会被日本、韩国这样的财团产业体系所消化,从而导致这种模式的衰落。

  因此,对于中国在尚未搞清楚以上两种模式的情况下就一味模仿美国,对美国硅谷模式全盘吸收的做法显然是欠考虑的。

  考虑到美国硅谷科技创新模式正面临的问题,中国如果想要学习美国的模式,首先要确保的就是人才与资本的有机结合。目前来看,中国似乎同时具备了学习美国和日本模式的条件,但到底能否成功还要看中国的具体国情。

  由于中国目前有大量人才的回流,国内也有诸多的民间资本,因此就具备了模仿美国硅谷模式的条件。中国目前的大学创业园区、科技园区的模式就是仿照美国。但这种模式的生命力是有限的,因为在发明的竞争方面,中国无法与站在世界资本高位上的美国进行较量,吸引人才的资本不足,也就很难做到实际上的人才与资本的结合。

  因此,如果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中国的产业模式又必然要向韩国、日本的产业升级和集成模式看齐。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由于中国没有日本那样的大型财团,单纯仅靠产业园和技术园的微薄力量也是无法与大学技术实现结合。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采取的做法是培育自己的产业体系。

  日本模式的根基是隐含于装备制造业中的大量技术合成,而中国没有装备制造业的核心技术,依靠的是购买外国的成套设备,这就导致一方面中国的大多数产业落入外国资本之手,另一方面自身技术也得不到积累。

  而中国目前正在实行的创业板模式还只是在小领域中获得优势,不像日本那样从产业链的角度进行集成,因此这是无法形成规模优势的,也就无法演变成全球化的竞争能力。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暂时放弃周期较长的大学科技园,转而将重点放在全力推进周期较短的创业板模式的发展上。

  中国曾经从美国购进200架波音飞机,这200架飞机的购进可以解决输出国60万人口的高端技术工程就业;而美国的技术人员工资是中国的10倍,也就相当于中国失去了600万技术人口的工作岗位。而中国的石化、航空以及高铁技术的所有关键设备则更甚,基本全部从国外引进,这就使中国失去了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升级的土壤。此外,中国从美国大量购买波音飞机,客观上促进了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而处于和平时期的中国也应有战争意识,因为战争向来是技术升级的最大助手。

  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学的技术园区和产业园区除了从政府和股市中圈钱之外基本上是没有丝毫用处的,近些年的中国在全球化与全球分工中越来越居于最底层,而忽略了中国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的建立。现在,国家在战略层面、政策层面和面对外国资本层面的讨论变得更加重要了。

  日本最初利用筑波(日本科学城)的方式学习美国,企图在产业等方面打败美国之后再从原点上打败美国。日本政府在最初建设筑波时花费了大量精力,也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但是日本的财团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得到自己需要的技术,因此筑波由于对财团没有实际的利益用途而导致最终也无法促使财团进入。

  日本的企业财团实际上并不从事发明,而是将发明交给科技园,并利用与大学科技园的合作将对方的技术取走,然后再通过对这些技术情报的了解进行反控制,利用申请专利包围对方的方式使新技术的发明者无法在全球获得利润,美国为了寻求出路而不得不将大量的技术转让给日本。但中国则不同,美国可以轻易地从中国市场攫取利润,也就没有向中国转让技术的必要。

  但后来由于缺乏资本,日本筑波模式宣告失败。所以从原点进行科技创新的方法并非唯一途径,也并非一定可行的途径,重要的是要先仔细分析自身的实际情况。

  中国在进行科技创新时,也不能只简单地从技术原点出发,而是应该从产业链,从全球战略、国家战略的角度出发。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日本的筑波最终虽然未能成功,但也并非完全失败。筑波虽然未能形成大规模可赢取巨额利润的产业和公司,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大量资金和研究人员的投入,使其从另一个角度为日本许多从原点生发的技术提供了一个可供孵化的温床。

 (作者白益民 产业经济学家,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著有《瞄准日本财团》《三井帝国在行动》)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0-04 10:15:5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甘阳:“当今大学生都是小孩心态”

大学生都是小孩心态

----当今高教弊病

中大博雅学院院长 甘阳

2011-09-14

  昨日,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迎来2011级新生开学典礼,32名新生正式成为第三届“博雅生”。博雅学院院长、中国通识教育之父甘阳在开学典礼上称,博雅学院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归大学本来的面貌——读书,而不是办大师班。尽管从诞生至今备受争议,但至今博雅学院没有任何一名学生换专业或退学。甘阳还批评当今大学生都是“小孩心态”,大家都想“扮小”,因为不想对自己负责任。

  博雅学院自诞生之日起,争议不断,有人还担心博雅生“撑不住”,会中途换专业。甘阳介绍,博雅学院成立至今,除一人因家庭原因休学一年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转专业,更没有人退学。据悉,博雅学院第一年招收本科生32人,第二年27人,今年32人,加上研究生,博雅学院目前共有110名学生。

  甘阳告诉新快报记者,中大新生中,每年报考博雅学院(进校后二次遴选)的学生相对稳定,都在100多人,来自全校各院系。今年的新生中,1/3来自理科,这与第一年的情况基本相同。

  在博雅学院,甘阳明确要求淡化学生干部的身份,学生会主席、班长都没有任何加分,所以博雅学生的绩点相对“单纯”,最优秀的学生绩点也就是4.0~4.2,而有的学院学生可以达5.0。“我一直强调中山先生名言: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博雅学院功利性相对较淡,比如我们一个2009级学生在外发表很多文章,去年得了冰心文学奖,直到他请假去领奖,我们才知道这事。”

  甘阳还说,“我曾公开表扬一个两门挂科的学生,因为我仍然认为他是博雅学院最出色的学生,以后很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我们应该把分数看得超然一些。”

  不钻故纸堆  设自然学科

  曾有质疑声音认为,博雅学院以人文基础学科为主,有钻“故纸堆”之嫌,甘阳予以否认。他告诉记者,从二年级开始,学院社会科学类课程开始增加,如“主权课”,讨论的就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主权问题,三年级的必修课“社会理论”、选修课“联邦党人文集”,也属社会科学。

  甘阳坦言,博雅学院的另一不足,是自然科学课程相对较少,目前只有数学课,但未来会适当增加自然学科的课程。另外,博雅学生体育实在太差,今年体育一定要搞上去。我不希望你们成天呆在房子里!”甘阳一席话,逗笑台下所有学生。

    博雅生未来去向何方?甘阳希望,1/3学生在本科毕业后工作,1/3学生读研后工作,还有1/3毕业后从事学术研究。不过,因用人单位更喜欢研究生,故“三三开”的想法未必能实现,估计1/2的博雅本科生会选择读研。

  大学生什么都想做,就是不想读书

  “中国的大学喜欢玩‘百团大战’,大二学生为脱身,拼命忽悠新生加入各种社团,但参加太多社团,心就散了。中国大学生什么都想做,就是不想读书”。

  作为学者,甘阳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病了解至深。所以他说,他不主张博雅生在大二以前太多关注社会,甚至要求学生加入社团不超两个。但他鼓励学生从大三开始关心社会。今年的下学期,博雅学院就安排大二学生下乡,体验农村生活。甘阳说,博雅学院不是阳春白雪,下乡体验更扎实。

  针对家长护送孩子入学的现象,甘阳说,现在的小孩,最需要注重身心全面发展,因为他们比以前的人成长慢。这不仅仅是独生子女的问题,青少年文化本身就有这个倾向,香港更明显,大家都在“扮小”,谁都不肯长大,不想长大就是不想对自己负责任,包括有些人考研,仅仅是为了推迟工作的时间。“很多大学生的心态‘很小孩’,比如那些抱着公仔拍照的男大学生。”

  在博雅学院,课业压力巨大,但博雅学院管理却非常松,第一届学生甚至没有辅导员。甘阳还鼓励学生玩,也不禁止学生打游戏,谈恋爱更是学生的自由。甘阳对学生说,“恋爱、失恋都不要找我,那是你自己的事,失恋的痛苦必须你自己消化”。

  大学要培养人才,勿沉溺搞项目

  “很多年来,我们中国大学只讲创新,不讲传承。实际上,大学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传承,其次才是创新,若放弃文化传承,只是片面追求创新,很可能是拔苗助长。”

   他还批评大学的一些倾向,认为大学的中心任务是人才培养。“我就不赞成让本科生完全沉溺在搞创新、搞项目中,一个学校出来一两个学生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这不是你的教学重心所在。”

  甘阳说,一个国家的文化首先要有传承,我们不缺关心社会的人,缺乏的是有能力关心社会的人。他认为,教育没有捷径可走,必须老老实实,不要搞花里胡哨的东西。“博雅学院就是希望走一条踏踏实实的路。我们并不想办大师班、天才班或少年班,博雅学院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归大学本来的面貌——读书。”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14 09:46:19 +0800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轉寄︰ 转发:中国令人担忧的17个事实

当今上海人

阿三

    上海人的差异:老百姓只有资产,老板还有资金,前者算了用,后者用了算。贫与富的差异:现金流的多与少而已。

    老上海人是身份的概念:一本户口簿;“新上海人”是资产的概念:一本房产证。

    移居美国,只需一本绿卡,移居上海,必须两本证:一本高学位证、一本房产证,这才叫“新上海人”。有学位证,可能在上海有工作、有收入。有房产证,才可以在上海扎根。但一套房子,起板一百万以上,还必须预备二十年的子女教育费用,又是一百万,这就是做上海人的成本。

    上海七大主流阶层生活现状

    一、赤贫阶层

    指个人月收入1000元以下,家庭年收入3万元以下的那一类。社会的最底层。一般是低保户、失业者、乞丐(中低端)、因病致穷户。绝大多数是上海人。

    主要出行工具为自行车,偶尔坐一趟公交,从来不出上海市,口袋里基本都是块票和硬币,一张一百块都得贴肉放,走路喜欢看地面时时想着检钱;从来不买衣、基本没肉吃;早上8点前在超市门口排队,赶早了去露天菜摊捡便宜菜。主要娱乐方式是看电视与逛公园。

    居住方式:上海人住在棚户区、老公房、安置小区与郊区民房。外地人睡桥洞、广场。

    二、工薪阶层

    指个人月收入1000-3000元,家庭年收入3-5万的那一类。一般是营业员、工人、服务员、企业文职人员等,部分有经济头脑的乞丐也可以划入。上海人和外地人各占一半左右。

    主要出行工具为自行车、电瓶车和公交,有公交就不会坐地铁。包里放着三件宝:交通卡、雨伞和饭盒。偶尔打一次的,肯定是单位报销。每周每日都会记日常开销账,手机只接不打。

    女孩子喜欢逛商场,但基本上只会去七浦路淘衣服,基本上会有一两件化妆品或者包包是品牌的,出客时是必拿的,认识个新朋友第一句话:侬拿多少钞票,三五好友喜欢去大排档,但吃饭基本上不会付账。

    男孩子基本没女朋友,要是有也是临时的;有一双皮鞋,但运动鞋会有好几双,从来不买新衣服。结了婚上海人肯定是啃老,外地人肯定是啃菜皮。年轻人主要娱乐方式是看电视和上网,中年人是看电视与逛公园。

    居住方式:上海人住老公房、安置小区。外地人以群租为主,做梦都想着住进一室户。买房和买车想也不敢想。

     三、白领阶层

    个人月收入3000-10000不等,家庭年收入5-15万不等。主要是公务员及事业单位的普通职员,企业的中层管理者,技术人员,个体户及小生意人。他们是目前最主流也是最压抑的一个群体。又叫夹心层。

    生活现状:电瓶车与地铁是他们的主要代步工具,偶尔打的一次会心疼得要命。这一群体中上海本地人结婚前一般都活得较为轻松洒脱,结婚后马上就会被小孩教育、房贷等等压得喘不过气,只能去啃老,所以很多青年白领宁愿做丁克。

    他们从上中学起就开始做着品牌梦、买车梦,聊天的重点也是牌子,对上海各大高档商场的奢侈品品牌以及高档娱乐店如数字珍,但基本上没消费过,最关心新车车款。上海车展中高档车展区拥挤的也基本上这一类人。同时他们还瞧不起跟自己同一类的外地白领,宁讲上海话不愿讲普通话。属于看起来活得潇洒、内心里充满矛盾,看起来足够坚强、实际上很不自信的一类群体。主要娱乐方式K歌、打牌、吃饭等(很关心哪里有新的好吃的),偶尔小资一回的就是在国内游一下。

    这一群体中的外地人最惨了,他们最大的梦想是买房。谈着个慢慢老去的女朋友,出没在地铁的终点站,蜗居在20平米的斗室里,在憧憬、仿惶、自娱自乐中度过了自己的三十岁。然后在青春的末稍上、房价的牛市里淘到了市区的50平米老公房或者远郊的90平米新房。三十岁前一般都是牛奋男、牛奋女,三十岁后就是现实男、白痴做梦女了。时刻担心被这个城市所淘汰,一辈子为买不起房、生不起病、养不起孩子、死不起老人而焦虑着。主要娱乐方式是上网、看电视、逛公园,偶尔进一次饭店都要策划几个星期,遇到别人请客了拼命吃肉。

    居住状况:上海人住在老公房、新商品房里。外地人事实上一辈子租房住。三十岁前租在上海人的房子里,三十岁后租在银行的房子里,熬到退休了,又租在小孩的房子里用退休金帮小孩交水电费和供他们吃用。

    四、金领阶层(中产阶级)

    开始年薪计了,个人年薪在15-40万,家庭年收入在20-50万的。资产在100-1000万间。主要为企事业单位高管、干部及有灰色收入的公务员、高级技术人员、私营业主、演艺工作者。外地人为主,上海人为辅。他们是上海社会中真正的中产阶级与小康者。

    生活现状:无论是私车还是公车,总之有车了。可能第一辆车是10万级别的,然后盼望着早点换成20万的级别的。偶尔挤一回地铁,聊天时最多的是略含自得的抱怨堵车。基本上结婚了、后悔了,基本上是婚外恋了或者是准备婚外恋了。没结婚的那些精英,男的就是不停换女朋友,女的就是想要但要不着男朋友。身边的老人从来不是自己父母(是领导)、身边的女人从来不是自己老婆(是小秘或红颜)。

    电话基本上是处于没人接或者占线着,接通了基本上是开会着、开车着、天上飞着。吃饭不叫吃饭叫应酬,唱歌不叫唱歌叫抱妞;找小姐叫工作,找老婆叫家庭作业。女人不叫女人叫女强人。后来开始不吃肉改吃青菜了,开始不喜欢坐车改跑步了。这一群体中上海人不说上海话了,喜欢说英文;外地人不说普通话了,喜欢说上海话。家里开始请钟点工了,自己开始找情人了。

    居住现状:中环内商品房。大部分人提前还贷了,少部分人开始买二套房了。

    五、富翁阶层

   个人年收入稳定在40-200万间,家庭年收入稳定在50-200万间。资产在千万至5千万间。主要为企业主、中大型企业高管、没被抓的贪污犯、明星、富二代、红二代等。外地人、外籍人,极少上海人。他们是上海的话语阶层与社会风向标。

    生活现状:高档车的买主。以为宝马、奔驰就是身份的象征,至少有两辆车。一家庭有一位这样的,基本上另一位就不用上班了,改行做侦探或地下党了。结了婚的基本上是等着二婚、三婚的,没结婚的基本上就不会结婚了。开始不找情人改包二奶了,开始学打高尔夫了,开始学开游艇了,开始去听音乐会了,开始很少外出吃饭了而去二奶家煲汤了。

    有两到三部手机,有一个号码是仅有几个人知道的。基本上只会为了工作上网,没有上网娱乐的(包括偷菜),偶尔看看电视和高档杂志,男人下班后除了应酬就是和二奶泡在一起,女人基本上整天泡在美容院和健身房里,开始打胎盘素了,开始摔东西了,开始提前更年期了。

    居住现状:中内环高档商品房+郊外别墅或度假公寓,不再为买房而上火了。

    六、富豪阶层

    金字塔顶端,年收入稳定在200万以上,经过一次暴富以后资产在亿元左右至几十亿元不等。大约在上海有几千人左右。主要为企业家,部分为等待枪毙或等待安全退休的高官,再有极少数富二代、红二代。他们是操纵着上海现在和将来的手。

    生活现状:

    有3-5辆车、3-5个企业、3-5个二奶或情人。40岁以上为主,肯定结过婚了,基本上也不会为了情人而离婚。对工作上持两种极端态度,一种是极度工作狂,另一种是极度不想上班,但精神世界基本上极度空虚着。

    家庭状况也有两个极端,一种是很差的已分居多年,另一种是表面上的很好如同死水一潭。一半时间在上海,其它时间在外地或外国,大多数人都有外国绿卡。往往有多个小孩,小孩小学前上国际学校,中学以后都在国外读的。

    对财富已经不再敏感,开始关心穷人和公益事业,开始信仰宗教。名片上没手机号码;你知道的手机基本上一打就通。很少开会,或者开会也只是最后发少量的言。高尔夫球场、游艇俱乐部、马场等等高端场所的常客。除了吃饭、上厕所、睡觉其它基本上都有人替他做了。一般情况下有1-2个常人认为的特别爱好。

    居住现状:内环豪宅+近郊别墅。或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几套房。

    七、看不见的富人

    从不为物质所操劳,甚至感觉不到钱的存在。低调的顶级富人、低调的顶级红二代。在上海的具体数目不详,在全国或全世界游荡,上海只是自己身份证上的一个地址。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父辈曾经操纵过上海以及中国走向,或者操纵过上海以及中国某一行业的过去。

    生活现状:

    低调的奢华,身边的每一样东西,大至床和家具,小至钱包或耳环,都是用万元为单位计算的,穿那些没听说过的时装品牌,开德国系、美国系的车,绝对不开甚至不坐宝马与奔驰。在家有佣人烧饭,外出只去五星级酒店吃饭,购物只在梅、恒、泰三家或者香港与海外。

    穿着打扮看起来与常人无异,思想上非常人所想,极度平和冷静。在他们的概念里没有自己很想去的地方、很想做的事,但往往有很多不能去的地方、不能做的事。是很有钱、很多时间、又不太说话的那一种类型。他们是上海都市里看不见的手,一举一动影响着第五和第六类人群。是前四类阶层接触不到的一个群体。

    居住状况:新天地与滨江的豪宅里或者西郊那些老式的别墅中。很多物业的产权并不在他们的名下,但他们是实际的拥有者。

 

 

 

 

 


发件人:"曹久强" <qiankunyidian@126.com> 2011-10-06 13:50:17 +0800 收件人: "北京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

从韩德强教授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

曹久强

2011年10月

    韩德强教授就《我支持梁稳根进中央》一文答复网友,对于网友的批评作出了回应。我当然也是反对韩教授文中的观点,不过,没有直接批评。对于韩教授的很多观点之前不太熟悉,但是,从这篇回复中我看到了中国目前左派中的一些比较普遍的错误现象,其中韩教授可以算作一个典型。

    作为左派同志,毕竟还是我们的同道中人。左派中个人生活经历、知识等方面存在差异,对于现状有不同的认识,这些都是正常的。不过,对于这些错误观点也需要指出来,以便左派更好的壮大。

   首先,韩教授说,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已经改变。我没有明白,韩教授是说共产党性质是完全改变还是部分改变。后来继续看下去,才发现,韩教授认为共产党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了。这就是说,现在中国社会不是社会主义,共产党不再是社会主义政党了,是韩教授说的披着共产党外衣的资产阶级政党了。如果,要是这样,资产阶级政党向资产阶级敞开门户,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那么梁稳根进入中央就不存在认同与不认同,反对与不反对的问题。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惯例。

    当然,韩教授由此可以说我们这些反对梁稳根进入中央的是自作多情。如果真是这样,我就不会再支持共产党,共产党就应该被打倒。因为他已经变色了。

     不过,韩教授说我们现在为了不让中国分裂,要支持共产党。这个观点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既然共产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了,那么随便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也是跟他一样的,也不会造成中国的分裂。这不就是说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导致中国分裂吗?因此,共产党成了资本主义政党,没有了所谓特殊性,资产阶级政党都是大同小异的,那么共产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支持的必要性也没有了。同时,即使共产党变质,打起来内战了,中华民族也不会灭亡。谁见过中华民族会在内战中灭亡呢?共产党与国民党打内战,先进力量对于落后力量的内战,民族不仅不会灭亡,而且新生,只是付出了更多的代价。因此,靠不打内战来支持共产党是靠不住的。所谓阶级矛盾要让位民族危亡在目前就是一个伪命题。

    当然,韩教授说,现在和平年代,人心思定。共产党不是社会主义政党了,我们也不能造反,也是造不起反的。可见,在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统治下,目前暴力革命也是不现实的。

    现在的问题是,韩教授是看到了现在暴力推翻共产党是不现实的。我也看到了。但是,韩教授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不现实。和平年代转变为暴力革命,历史上多的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实现了呢?其实,我们之所以不能暴力革命推翻共产党,那是因为共产党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体现。

    很明显,共产党之所以胜利执政就在于团结了农民,给了农民土地。现在虽然有六千万失地农民,对于五六亿中国农民来说也就是十分之一。农民绝大部分并没有受到失去土地的损害。这就是共产党的群众基础。以前革命共产党给了农民土地,从而上井冈山打游击可以坚持下来。现在,如果要推翻共产党,拿什么去团结农民呢?农民已经有了土地,而且几十年的使用权还可以保证农民将来可以继续平均分配。没有了农民支持,拿不出吸引农民的政策,要革命与推翻共产党就不可能。从目前的土地政策来看,共产党依然没有改变初衷。哪天共产党宣布土地私有了,那么说明共产党真的变质了,他的阶级基础变了,造共产党的反条件就出来了。可以这么说,虽然目前农民很多不满现实,其实也根本想而且决心推翻共产党的。

    对于城市工人来说,要把工人团结起来,推翻共产党也不现实。理论武器还在共产党那边。要团结工人跟资本家斗争还得搬出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共产党并没有宣布放弃。他们抓在手中不放,他们继续宣传,反对他们却拿不出新的与他们一样的东西,怎么反对呢?给工人以利益,其实共产党能做得到,真把共产党逼急了,他就解放工人,给工人以极大的利益,一下就把反对他们的群众基础给拿走了。目前市场经济下,各方面虽然有问题,号称一年几十万群体事件,但是,这些群体事件都是单个的,没有什么所谓的群体大运动。一个个孤立的分散事件,说明共产党群众基础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韩教授说共产党现在是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做的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事情。我认为要是这样认为,未免太幼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党章与宪法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外衣。在一定时候就会发现它的威力。很明显的例子,华国锋在政治上视邓小平为竞争对手,拿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凡是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这两个口号从哲学上来看,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毛泽东承认自己不可能所有事情都是正确的,那么所有说的也不可能就是正确的。结果这个口号的漏洞就被邓小平发现了,也就成为邓小平团结其他人,要纠正华国锋错误的口实。这还只是口号,比起党章、宪法来差得远。结果就成为党内政治活动的把柄。试想下,共产党党章、宪法没有变,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包括党的总书记要突破党章与宪法的红线,就会给党内其他竞争者制造口实。一般作为政治家,不会蠢到这点都不懂,绝对要极力避免的。戈尔巴乔夫做得很露骨,结果出现了政变,党内出现了要纠正他的势力。恐怕他对于政变也被吓出一身冷汗的。

    因此,党章与宪法绝对不是外衣这么简单,平时不见它的威力,一旦显示出来就是惊人的威力。再回过头来看最近几十年的国内事情,私有化在中国曾经极盛一时,为什么十多年却没有彻底搞掉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企呢?而俄罗斯为什么十多年私有化就把国企一扫而光呢?关键在于共产党党章以及宪法还在。俄罗斯变色之后,叶利钦时代没有了党章、宪法限制,就可以干干净净搞掉国有企业。这就是很明显的差别。现在党章以及宪法没有变,右派一直骨鲠在喉,以至于铤而走险要批邓了,他们最终还是想修改党章与宪法,去除他们行动的最大阻碍。

    不可否认的是,和平年代,共产党高层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可能并没有老一代那么深刻,也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信仰意志,这个是很正常的。和那些一辈子出生入死搞革命的老一辈人来讲,社会主义的信仰与认识层面可能会在有些时候比不上他们。但是,他们继承了老一辈党的纲领、宪法,在这个基础进行探索,一般不会超越这个红线,一般都会担心引发党内以及国家混乱从而危及自身。即使有时候有些倾向右倾,也是在没有突破红线基础上的右倾。

    从这几点上来说,韩教授认为现在中国是资本主义,共产党高层打左灯向右拐是不正确的。如果韩教授所认为的是正确的,除非共产党在现实中可以被推翻,也应该被推翻。我没有见世界目前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潜力,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这样的潜力与必要。

    至于政商合一,韩教授说不反对为人民服务的政商合一。但是,资本家进入中国政坛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商合一吗?除非韩教授认为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不为人民服务的资本家怎么会进入政坛就为人民服务了呢?要是这样,我们为什么反对西方民主,为什么还说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社会主义可以有政商合一,那就是国企、集体企业家可以进入政坛嘛。现在的工业部部长苗圩不就是国企老总出身。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商一体是私人企业与政治挂钩,以前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就是高盛老总,部长当腻了,可以去当私人老总,而且是无限期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是私人企业、政府与大学学校这样三位一体的旋转门,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是国企、集体企业、政府与大学学校这样三位一体的旋转门。问题是现在中国要加进来私人老板,那么,私人老板一来再说为人民服务就不恰当了。可见,梁稳根进中央根本算不得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开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大门。

    至于党内资产阶级,那要区别开来。首先有钱不一定是资本家,资本家一定比较有钱。比如,共产党权力层有个在国企年薪一千万的老总,这个人是富人,但是,不是资本家。无非他是一个收入高的国企工人。也不管他是裙带关系上去的老总还是其他。我们不能把他算为资本家,毕竟国企不是他的,一定时候他就得离开。党内的资产阶级是谁呢?那些贪污腐败分子,直接或者间接开私人企业的。这些人没法统计。网上流传的很多高干子弟都是国企老总,无非是裙带关系上去的高级工人,远不是资本家。共产党禁止党员经商,从事私人企业活动,党内资产阶级要有的话也是偷偷摸摸,人数有多少就难说。问题是这些人所作所为都是不合法,要处理他们也有正当理由,其实不用怕他们。他们自身有问题,不敢明目张胆来修改共产党纲领。党内资产阶级是个未知数,没有具体统计,我认为这不是说明共产党完全变质的铁证。

    资本家一旦明目张胆以正常的共产党程序进入了共产党权力层,这才是最可怕的,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一旦明目张胆进去了,还不好处理他们,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至于韩教授说自己是个改良派。在韩教授认为中国已经变成资本主义了,那么韩教授就是资本主义的改良派。但是,韩教授还坚持公有制,否定私有制,至少是口头上的。不过,西方一般的资本主义改良派无论是口头上还是行动上都不否定私有制,可加,韩教授要是改良派,要是资本主义改良派也是行动上的改良派,口头上很有革命性。

    对于让梁稳根进入中央有利于推广重庆模式,我们太牵强。重庆模式实施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韩教授不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认为是在私有制下缩小贫富差距、发展民族工业的资本主义。即使这样,梁稳根进入中央也不利于重庆模式。重庆模式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这是私人企业老板所不能容忍的。因为他们一直反对国企占了他们的地盘。近年来,他们说现在哪里挣钱国企就转向哪里,似乎就是当了他们的奶酪。可见,一旦私人老板在党内形成气候,肯定会特别反感重庆模式的。不仅不会有利于重庆模式,反而不利于重庆模式。

    综合而言,韩教授身上看到了中国目前左派中一些错误的观点。首先拒绝承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与毛泽东一脉相承的,把它看成背叛与走资本主义。即使右派反邓也不能让他们清醒,被称为狗咬狗。其实“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其次,坚持公有制,反对私有制,但是拒绝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东。再次,看到了共产党有些变质,但是,实行彻底否定,认为彻底变质,把党纲、宪法视为外衣。第四、不认为重庆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认为是资本主义,比较能接受的资本主义。第五,对于一些民族资本家还是存在一些幻想。第六,把自己当做资本主义的改良派。

    这些错误的理论困境在于,首先不能很好解释共产党纲领以及宪法的社会主义东西,也不能解释西方和平演变为什么会继续;其次,不能解释中国存在大量的国企而且控制了国家命脉,依靠官有制来解释存在很多漏洞;再次,不能解释为什么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逐渐成熟、壮大,华西村、南街村为什么在改革开放才会这么有名气;第四、不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不会被推翻,为什么公有制经济没有被彻底搞掉;第五不能解释私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为什么能够长期共存。

    最后,做个总结,韩教授其实与其他一些左派同志一样,是半个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真正的本质性东西没有掌握。这一点,韩教授估计不会承认,没想到说别人是半个布尔什维克,却出现在自己身上。这一点,左派同志都需要进行反省。

    对于我来说,正是因为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现在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变化,所以我要反对,避免共产党彻底变质。要是共产党已经彻底变质了,我也不会反对那些不好的变化,因为现在反对已经没有意义了,彻底把共产党连根拔起才是正经。走资本主义的改良派,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因为革命才是历史的火车头,哪怕要鲜血来做润滑剂。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0-05 11:45:24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标题: 暴富真相: 关注三一重工系列报道

    听说梁稳根要进中央工作发出几篇文章供参考。

三一重工梁稳根暴富真相

----股改与关联交易造就资本神话

人民网财经频道记者 魏倩

2011年09月23日

   本月,湖南省三一重工掌门人梁稳根凭借700亿财富成为了2011胡润百富榜和《福布斯》杂志双料首富。不久三一重工又将在香港IPO,欲募集资金约33亿美元。近日更有某都市媒体称,这位新科首富或将“弃商从政”,三一重工喜事连连,梁稳根也“春风满面”,一改低调。

  公开资料显示,梁稳根在2009年时财产为220亿元,两年间梁的财富猛增几倍,达到700亿元。其持有三一集团58%的股权,财富主要来源于三一集团旗下的两家上市公司三一重工和三一国际。

  胡润百富榜创始人胡润说,梁稳根主导的三一重工发展紧随中国城市化进程,各种道路修建、房建等均会用到其公司生产的挖掘机。不过记者获悉的一些信息,让这位即将步入政坛的新科首富及其主导的三一重工看起来并不那么光鲜。

梁稳根的第一桶金

  据公开资料, 1956年梁稳根出生于湖南涟源县一个山村,其父辈均为篾匠,家境寒微。改革开放前恢复高考时,梁稳根考取了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学”)的金属材料系,1983年毕业后进入兵器工业部,1986年下海创业。

  记者此前采访到的相关人士表示,梁在娄底某军工企业中级别升至处长后于86年下海创业。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当时梁稳根等四人成立了“涟源茅塘焊接材料厂”。从这个材料厂,梁掘到了第一桶金。

  1993年三一重工总部搬至湖南长沙,随着市场扩展,梁稳根开始研制混凝土输送泵等工程建筑机械产品,这些产品主要应用于房建、桥梁及隧道施工。彼时,中国正加紧改革开放的步伐,而起步于1988年的中国房地产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形势,此背景为三一发展提供了发展良机。

  2010年,三一重工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混凝土机械业务。其与竞争对手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重科)两家一起垄断了混凝土机械市场。

  股改造就暴富资本神话

  三一重工经过10年发展,于2003年7月终得以上市。此时,梁稳根也真正开始了运用资本创造财富。

  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并以高票通过,成为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第一股。据了解,股改即对价补偿不足问题,也就是对流通股补偿过低,使得大小非留有巨大的利润空间。以 “三一重工”为例,它的对价(十送3.5股派现金8元)看似很高,其在2003年7月上市,总股本2.4亿。其中,大小非1.8亿股,流通股0.6亿股,每股大小非成本1元,发行价15.56元,二级市场(散户)购入成本21元以上。后经转股分红,大小非每股成本0.1元左右。

  梁稳根的财富增加主要是借助资本市场。其中,40亿元来自于股改,另外30亿是把非上市资产转成上市资产,股改之后三一重工的股价上涨了40多倍。

    此次增发预案,梁稳根、唐修国、向文波、易小刚、毛中吾、袁金华、周福贵、郭良保、翟纯、王海燕10名自然人拥有三一重机100%股权。按照当时股价及所持股份,仅此一役上述10人身家均超过了亿元。上市8年来,三一重工与三一集团、集团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让人眼花缭乱。

  据《每日经济新闻》等媒体统计,2003至2010年8年时间里,三一重工和集团之间发生194笔关联交易,合计金额高达196亿元。而竞争对手中联重科自2000年上市以来仅发生59笔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31.87亿元,不到三一重工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1/5.

  2003至2010年,三一重工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同期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3.94%、11.55%、16.43%、23.65%、26.06%、34.14%、39.19%、11.75%。除2010年外,日常关联交易的营业收入占比均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三一重工营业收入里,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关联交易。

 

 

梁稳根首富的桂冠还能戴多久?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员 宏皓

2011年09月29日

  不久前,55岁的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以财富700亿元首次荣膺胡润榜、福布斯榜的双科首富,掀起了一片热议。虽然最近两个多月时间梁稳根的身家从754亿元滑落到639亿元,缩水115亿元,依然无人能撼动其位置。

  一般情况下工程机械行业景气周期为4年,随着2008年国家4万亿元投资拉动效应的减弱和消失,今明两年机械行业极有可能进入下行周期。同时,宏观调控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有所减缓,三一重工一季报显示,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6.63亿元,同比增长140%,而半年报显示该数据同比增长106.57%,较一季度增幅明显回落。

  再者,三一重工的产品属于建筑机械类,随着我国房地产行业进入下降通道,建筑机械的需求将成为下降的态势,再加上我国高铁建设的降温,工程机械需求必然下降,未来三一重工的股价也很可能会形成下跌通道。

  对于三一重工采取的银行按揭、融资租赁等信用销售模式,在行业高速增长期将有利于提振业绩,不过随着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以及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等,工程机械行业拐点隐现,信用销售的大增将会加大企业现金流压力,进而导致销售态势渐显疲乏。

  在现金流恶化压力之下,三一重工的再融资显得迫在眉睫。三一重工从2010年就开始筹划H股发行事宜。三一重工也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质量门、行贿门、关联交易门等问题频现也为其港股募资蒙上了阴影。

  目前,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列为监管的重点。媒体最近曝出,三一重工因股改和关联交易等促成梁稳根身价大增,其“首富”是建立在券商鼓吹﹑基金当庄托等利益链条之上,这种造假行为对证券市场的破坏性极大,一旦媒体报道被证实,中国证券监管部门不会坐视不管,很有可能从严查处。

  梁稳根持有三一集团58%的股权,他的财富主要来源于三一集团旗下的两家上市公司。毫无疑问,股票交易涨跌变换,财富也就有升有降,胡润等并未说明梁稳根的财富数据是截止到何时,实际上,从7月以来的52个交易日中,三一重工的股价从18.04元下跌到了15元,跌幅高达16.96%,缩水额已居A股榜首。

  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首富”桂冠还能戴多久? 需要市场来检验方知答案。市场如水,企业如舟,若勤恳经营,则水涨而船高,若弄虚作假,亦必将水退而船搁浅。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11-10-19 17:10:14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稿件

谁有权力搞民主?

横舟

    什么是民主?就是民要主张,民要做主。只有民族主义者才有权利搞民主。在封建社会,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是不能公开讲的,那是造反。而今开明社会,人们可以公开的提出自己的主张,是社会进步了的表现。那么,民主的界限在那里呢?也就是说什么才是民主呢?怎样才算民主呢?

   民主的界限在于民是否觉得民主了,民是否还在要求民主。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社会,如果民还在要求民主,那么这个社会,就肯定是不民主的社会。

    另外一点,就是国家的政府总是说这个社会是民主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不民主的。所以,民主不民主,是要国民来说的,不是那个政府能够表述的。比如:美国政府就是表述过度,自己的国民却闹起来了,这种尴尬可想而知。但其制度的先进性,决定了他们处理事务的能力。

    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人要求民主了(除去精神病患者),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了,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是民主的社会。这个社会也就是人类的理想社会。而与民主相对应的,就是专制。也就是说,如果社会还被专权者专制着,老百姓还在被奴役当中,那么这个社会是肯定没有民主的。其最有效的脱词就是老百姓还没觉醒。那么民主是怎么来的呢?是民要求来的。当然这种要求是非暴力的,暴力必然导致专制,这已经是定理。那么,要国民怎么要求呢?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问题,需要后者向前人进行学习。

    你不要求,上天是不会恩赐你的,民主也如是。西方人为了这一革命目标付出了鲜血的代价,东方人也为这一制度的实现,搞得沸沸扬扬,有追求也有闹剧。相对西方来讲,民主对于中国来说就更显得珍贵些。

    民主是有价值的,比如,国内那些“精英”,他们就是靠出卖了国民的民主权益,换取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的利益所得,和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完全不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而是靠出卖国家和民众利益,获取的超级享受。其结果可想而知。

    在一个国度里,搞民主运动的人,肯定是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否则就是民乱。如: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他们的政权都掌握在民族主义者手里,这是一种民主的体现。所以,只有民族主义者,才有权利搞民主运动,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代表国民的意志。也就是说中国的民运领袖决不能是卖国者,否则,那就要出现象方励之那样的笑话了。

    中国的民主有一个复杂性,中国是一个特例的国度,中国民众的民主要求,需要政府的帮助。(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民主革命的产物,他们内部有一大批民主之士)因为,中国国民存在一个文化知识的素养问题(皇权意识比较浓)。也就是说,一但你给他民主权益了,他还不能正确的行使自己的权益,需要一个保护的环境。现政权既然是民主革命的产物,民众向现政权要求民主,是非常合理的。政府既然是人民政权,理应给民众一个生活可靠的环境,有义务扶植国民朝民主的环境里过度。

 

 

 

 



发件人:牛豫星"niuyx" <niuyx@foxmail.com> 2011-10-12 15:46:36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转发:危险的中国

危险的中国

YMZQ

2011年10月

     儿时要学说真话,长大了却要学会说假话;当官没本事不要紧,不会违心说假话万万不行;精神颓废,诚信丧失,谎话弥天令人窒息令国衰败是当今中国的“特色”。 弥天谎言掩盖着精神麻木愚昧,掩盖着中华民族亘古未见的危机。中国百病染体,却用一系列假话粉饰成“特色超人”,危机可怕,临危机而乐不思蜀更可怕,这是中国病中之病。要治中国的病,首先要冲破谎话的束缚,还中国以本来面目,对症下药,才有望治好中国的病。本人对中国目前的形势有揪心地焦虑,自知秃笔不扫乾坤雪,乐得无忧作钓翁,本想搁笔沉默,无奈忍不住又想说几句大实话,以尽一个中国人的本份。  

    中国空前危险,但也不是无药可治。中国的发展前途可用九个字概括:“稳必衰,乱必亡,变能兴。”本文试从“危险的经济基础”、“ 腐朽的理论基础”、“ 论社会主义”、“ 论改革开放”和“论对策”这几个角度阐述这个问题。有点长,所以一星期发一章节。  

一、危险的经济基础  

    盖房子要追求建筑面积,但不能忽视房子的基础。如果盖房子光追求有实性的建筑面积,忽视“无实用性”的基础,盖出来的房子随时可能倒塌,这样的房子谁敢住?这样的房子是好房子吗?建这样的房子的人是有功还是有过?傻瓜都能作出正确判断。  

    搞经济如同盖房子,不但要追求GDP速度,同时不能忽视经济基础的稳定性。光要GDP速度,不要经济基础的稳定的经济是危险的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唯一值得炫耀就是GDP速度,但很少人意识到,这种速度是建立在的不稳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危险经济。  

    “自已的事自已做,天上不会掉馅饼”是小孩都明白的道理。中国有“高人”,偏不信这个邪,想出一个不劳而获,不作为,等天上掉馅饼的“高招”,自主催毁自强自立能力一心靠外国资本推动发展经济,形成一种外国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特色”经济。中国的经济基础实质是外有经济主导的私有制经济(现存的所谓国有经济不过是全民投资由私人经营的经济形态,与公有制远,与私有制近,实质是私有制的变异体。)构架。这种经济基础使中国成了要靠外国输液才能活下去的残废,离开了外国就会土崩瓦解,就可能出现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是一种缺乏自强自立能力,离开了外国就站不起来的“特色”生产关系。中国现在除了靠国人搞点GDP充“英明”,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不能干。中国要维持这种有“特色”生产关系,对外必须奴颜婢膝,逆来顺受,令人宰割,没有尊严,忍辱苟且地出现在国际舞台;对内必须面对两极分化,社会腐败肆意扩张。经济上的高靠外性,决定了中国政治上无法独立自主,内政外交处处受列强制约操控,失去正常国家行为能力。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维护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政治应当对外有强大的抗外来侵略、干涉和影响的政治能力,而事实表现是中国这种能力趋向于零;对内有强大的遏制腐败和两极分化的能力,而事实是中国的腐败和两极分化大有后来居上赶超世界领先水平,已成不可遏制的势头却无能为力。由此出现旷世奇观,中国的GDP跃升世界第二,政治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倒数的问题,而是没有尊严,没有国魂,没有国格,国不象国,其表现连弱国都有不如。这种经济基础空前危险,随时都可能暴发政治、经济危机,多年来累积的GDP很可能瞬化为乌有,中国人包括先富起来的人将面临空前的浩劫。这是每一有良知的中国人应当警悟到的大问题。

    不少人认为中国软弱无能的现状是某个人品质问题,是卖国贼造成的,这不客观。改革开放以来,龙啸虎吼已成历史,中国在国际上总打“特色”娘娘腔,说不出爷们的话,听得令人起鸡皮圪瘩,主要的是个人品质原因。人在江湖,身不由已,这话意思是人在社会并不能随意真实表现自已的意愿,而要受所处的社会大势所制约,“特色”社会只能发这种“特色”娘娘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受经济基础制约。改革开放思路是放弃自强自立一心靠外,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直白翻译就是党要全民全意为先进生产力的外商服务,满足外国人的意愿。这种发展方式说白了就是吃软饭,粗俗地说就是婊子思维,靠出卖父母给的原始身体本钱和个人尊严活命。吃软饭说硬话那岂不是自砸饭碗?服务员对顾客能强硬吗?中国视世界为衣食父母,那一个都不敢得罪,否则就砸了“特色”碗。为什么中国和其它国家不一样,人家靠自强,吃硬饭,硬就理直气壮。中国选择靠他强,吃软饭,软就顺理成章。中国军力并不弱,但不能动,一动就触及美国全球利益,美国首选的惩罚手段就是经济制裁,这对吃软饭的中国可是致命的,谁敢起这个念头?中国这种吃软饭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上不能独立自主,国际上仰人鼻息,政治无能力保护经济。用电脑行话说,中国今天的经济基础这块主板,不支持中国昂首立国,不支持正常国家行为,不支持强国,不支持动武御外,不能以正常之心度“特色”之腹。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充当绵羊角色还想强国,也许阿Q信,世界上没人信,菲律宾,越南就不信,所以才敢肆无忌惮地随意宰割中国。  

    在这种危险的经济基础上谋取GDP等同于在危房内跳迪斯科,大有“海风吹得洋奴醉,直把火山当瑶池”的味道。人们多善于品尝现实,鲜有人思考未来。这种经济会有美好的未来吗?会强国吗?结论是否定的,必然结局不仅仅是经济全面衰退,更大的危机是中华民族的毁灭,中国大分裂,战火绵延不断,中国人在水深火热的地狱中煎熬难见天日,中国已频临这种危机边缘。为什么这样说,请看下节《腐朽的理论基础》。  

二、腐朽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后,客观上贯彻了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小政府,大企业,政府不作为,企业自由竟争,优胜劣汰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副作用太大,易产生社会腐败,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频发政治经济危机,早已被资本主义世界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凯恩思强政府干预的理论。这种洋垃圾经几个“土洋人”大力吹捧,就被中国的“改革家”捧为至宝,不遗余力地贴上马列毛邓的标签在中国蔸售推广,是改革开放实际贯彻的基础理论。君不见,“土洋人”只要前台放什么谬论,中国后台往往就会有相关配套政策出台。那几个“土洋人”象鬼魅一样支配着改革开放,左右中国内政外交,毒害一代中国人。

    细细品味以“精英”自诩的“土洋人”恃宠撒泼蔸售的被“改革家”捧为圣经的所谓“先进”理论,实际用警犬也闻不出先进味,盈鼻腐朽味。略取几斑共赏。

    1.堕政

    按“土洋人”的观点,发展经济要小政府,政府当守夜人,不作为,政企分开,不干预企业。按这个逻辑,那只要选个二百五当元首,国家就能强大。世界上有不作为强国的先例吗?美国为什么崇拜强作为的罗斯福而不崇拜不作为的胡佛呢?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出手救金融危机呢?列强侵略中国跟着枪炮进中国的是企业是政企分开吗?正是这种谬论的误导,使政府逐步走向腐败无能不作为,使国营企业全军覆灭,使党成了甩手掌柜,使中国失去自强自立能力而国不象国。这完全是一种堕政败国的无理之论。

    2.奴国

    “土洋人”认为,发展经济要淡化民族意识,和国际接轨,接受西方自由民主 “先进文化”,心甘情愿地做洋奴,令人宰割。不过这话听得耳熟,列强侵略中国都是这个调,日本侵略中国说是用“先进文化”帮助中国共荣。两者意思一样,所不同的是外国人用枪炮强迫中国做亡国奴,“土洋人”是要中国人自愿作亡国奴,以奴为荣。难道说被迫为娼是堕落自愿为娼就是“先进”吗?为此中国不惜自主摧毁先辈用血汗浇铸的公有制经济,大开国门,开出比殖民者更优惠条件,欢迎外国人来中国传播“先进文化”。遗憾的是外国人来中国并未带来自由民主,而是限制中国的自由,限制中国作主,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全身全意为外国人服务,曲线救国。党腐败了不管,内政矛盾成堆不管,国家尊严可以不要,国土丢了可以也不要,百姓生死国家存亡可以不管,但外国人万万得罪不得,一门心思维维诺诺地仰人鼻息讨外国人欢心,国际上挺不直腰杆说正常国家应说的人话。中国名义是独立自主国家,但内政外交无不看外国脸色行事,成了外国的附庸,实际是一个自愿被殖民的殖民地。名存实亡。

    3.卖国

    发展生产力经济的含义应是“社会生产再生产创造财富能力总和”,挂“经济学家”名的“土洋人”对搞企业创造财富一窍不通,企业改革把国企搞个精光,只会搞卖国经济。土地要卖,矿藏要卖,稀土当土卖,自来水经营权也要卖,搞得中国人不象是国家主人,倒象是捞一把就走的过路客。这种思维迎合人的堕性,往往受欢迎。严治家家兴,毛泽东主权寸土不让,倡导奋发图强,搞核弹,上重工,修水利利国不惠民却落下不重民生的埋怨,但国强民安;纵治家家败,国土当白菜卖,倡导不劳而获靠卖祖业发财,限国防,重轻工,废水利,惠民不利国,却赢得喝彩声,但国危民忧,前途无光。中国人均资源少,靠卖国有资源发财岂能长久?目前已现窘境,要守18亿亩红线了,继续卖下去能守得住吗?鬼都不信。“土洋人”很乐观,卖完了土地可用钱买粮食。这是一句皇帝话,晋惠帝就说过“百姓没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糜?”天真得可爱。粮食寻常不值钱,一旦缺这东西那比黄金还宝贵,用粮食作武器比原子弹威力大,我们缺粮,人家卡我们,只有三种选择,一是饿死,二是天下大乱,最好的选择就是乖乖听人家的话,令人宰割。这么幼稚无知的话也说得出的人竟然成改革开放的圣贤,匪夷所思。

    4.仇民

    “百姓是刁民,95%的人应为5%的人服务,国家只要让5%的人过得好就行,对多数人就是要防范镇压”是“土洋人”的高论。说这话的人一方面说明其人格低下,缺大德,暴露仇视民众,与人民为敌的真面目。另一方面说明其幼稚无知,缺点政治常识,不论如何腐败的政府还是侵略者,都会打着为民谋福的口号,没有人公开声明敌视民众的。这样一批缺德无知的人只配和流氓无赖划等号,可他们竟是中国的“智囊”,中国就是用这种“智囊”搞改革开放,不败天理不容。

    5.叛祖

    骂开国领袖毛泽东,骂中华民族是“土洋人”的家常便饭,动辄就秽语连天,破口漫骂,不堪入目。这是叛祖离宗,欺天毁史。毛泽东德盈天下,才贯古今,功震环宇,赢得世界的尊重;中华民族凝聚万千人的智慧五千年文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你们是什么东西,口里嚷着拿毛泽东打下的江山卖骂毛泽东是无义,不学无术捡点洋垃圾充理论是无知,身流炎黄血骂中华民族是无耻,吃着农民的粮穿着工人的衣仇视民众是无德,无义无知无德无耻之人有何颜建言立论?你们开口美国,闭口西方民主自由,请问美国有骂华盛顿骂美利坚的民主吗?

    西方正经政治理论对毛泽东崇敬有加,鲜有骂毛泽东的,你们生在毛泽东打下的天下骂毛泽东是人吗?你们总以西方先进文化自居,可是在你们的货色根本找不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子,请问西方那个国家靠不作为的小政府强国的?有那一个国家靠卖国强国的?有那个国家自卑自贱做外国奴才强国的?你们口口声说西发达是由于西方自由民主文化先进有何凭据?

    不过西方发达是由于西方文化先进这种说法很能迷惑人,就象前些年流行广东话,好象说广东话就会发财似的,是一种盲目崇拜,事实并非如此。拿美国来说吧,美国经济发达与美国地广人稀,立国后鲜战火有关,但决定的是美国人能自尊自信,励精图治,自奋图强,勃勃向上的进取心和积极竞争斗志,美国对外开放以取得对他国支配权为主要目标,而不是靠出卖主权换钱的思维。值得中国借鉴。但这种文化并不美国独有,不过坚持得好点罢了。美国文化只有两百年的历史,与中国五千年深厚文化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军事文化是美国的强项,但与中国文化相比相形见拙。战争是文化和物质的较量,抗美援朝时,美国经济是中国的百倍,陆军战力当量是中国的十倍,还有制空制海权,两军物质条件有天壤之别,志愿军硬是以文化上的优势弥补物质上的差距,志愿军进攻美军挡不住,志愿军防守,美军攻不破,几乎是一边倒的战况,横扫十六国如卷席。假若志愿军用美军最优秀员指挥员指挥,志愿军必败无疑;假若志愿军武器不要说和美国相当,只要多几架飞机保障后勤线,美军在朝鲜就无立锥之地。中西军事文化优劣泾谓分明。美国在朝鲜认识中国文化厉害,所以海湾战争人手一册《孙子兵法》。毛泽东思想是西方有为政治家必读之书。而“土洋人”却自卑自贱地诋毁中国文化,一个劲地嚷着要西化,说明他们不过是几个不学无术浅薄无知之徒罢了。

    任何事都是波浪式发展的,盛极必衰,盈满必亏,霸主古有古罗马后有奥斯曼,还有鲸吞亚欧的蒙古帝国及日不落的大英帝国,都没逃出这个规律。别看美国霸气十足,已是过午的太阳,在走下坡路了。危机频临,债台高筑,内困于经济低迷不振,外恐于反美暗流汹涌,虽有励精图治之心,但只有治标招,无治本术,逆转乏术,如没有文化创新,美国走向衰败不可逆转。说明美国那点东西已过时了,更谈不上先进。文化无国界,但有精华糟粕之分。英雄善用精华争取胜利,创造历史,庸夫喜用糟粕苟且偷安,祸国殃民。风水轮流转,日月照明国。中国并不是注定落后,历史上汉武帝的一支轻骑震荡欧洲,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中国经济曾领先世界几百年,近代落后是由于政府腐败无能,不是中国固有属性。这样的民族应该自卑自贱吗?中国有大好山河,深不可测的文化底蕴,勤劳智慧的人民,有曾经英明伟大的党,有集中华民族精华文化于一体的毛泽东思想,只要明正理,励精图治,何愁风骚不再领。党如给点明正之风,中华民族定能还以霞飞云舞,再造辉煌。何必不当主人当洋奴装孙子呢?
所谓“土洋人”,不过是一群到外国溜了一圈,会说yes\no就认为自已是“洋人”,为外国所不齿,却跑到故土充“洋人”,故谓“土洋人”。他们吃中国饭,放洋屁,极力诋毁中华民族,诋毁开国领袖毛泽东,把中国贬成劣等民族,只配作世界奴才。在他们看来,中国不是中国人的,而是世界资本家共有财产,要把中国建成世界工厂,中国人在自已国土上做奴隶。这样的人西方国家可能会花钱养着,但任何有民族自尊的国度都会卑视不容存在,如日本对叛国求荣的汉奸有用就养,无用就杀,而对坚决抗日的英雄反而尊敬有加就是范例,只能在中国风光得意罢了。

    6.排党

    按“土洋人”观点,市场经济与党不兼容,发展经济党要少管或不管,最好是退出。“土洋人”先是要党少管或不管成了甩手掌柜,现在又以没用为由要党退出。经济改革已到极限,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就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党退出政坛。其它解体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么搞的。中国现在是一盘散沙,有党这张纸包着,中国还是一个整体,一旦撕去这张纸,潜在的矛盾突然迸发,中国将可能发生天崩地裂。前苏联没有象中国这样高靠外性,把社会保障改光了,尚且发生巨变,中国有可能更甚。一个巴掌大的南斯拉夫尚分成六七国,分裂和战乱持续不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能避免南斯拉夫悲剧在中国发生吗?

    中国已到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现在是“土洋人”要党退出,所谓左右毛邓民主派都有要党退出的呼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党主动或被动退出是迟早的事。但人们是否想过,在国家前途迷茫,思想混乱的形势下,党一旦退出,中国有何种政治力量能担起中华民族的大梁?现在自封“真理”的主义很多,可有那一种能号令中国?有那一个人能让全国信服?地区差别大,两极分化,思想堕落混乱,谁都不服谁,是必然分裂的内因,歪曲的“民主”推波助澜,不知会冒出多少草头王要求独立,南斯拉夫的悲剧可然在中国重演。分裂必然伴随战争,盲目内斗中国不会有赢家,得利的是渔翁。吃惯了软饭高靠外经济决定了中国很容易被外国操纵,列强最喜欢趁火打劫,采用惯用的拉打结合即打压主体扯边角的手段很容易分裂中国,分成几国,中国人说了不算,列强说了算,届时就是毛泽东再世也难以扭转全面分裂全面殖民地化的局面。战争和分裂不知持续多久,中国将成为大火药桶,血流成河,中国人将在战火的水深火热中煎熬无期,中华民族将划上句号。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前车有鉴,符合社会规律。中国脱离百年战乱只有六十年,百年战乱的原因是政府腐败无能,不得民心,内无聚力,外不抗强。现在这些条件全部具备,甚至于有过而无不及,去党后避免分裂和战争几乎不可能,谁能保证不发生这种悲剧?有多少中国人愿意出现这种悲剧?未雨绸缪是明智,祸事临头已晚矣!值得党中央及中国人深思再深思。

    中国要避免这场悲剧发生,挽救中华民族于倒悬之中,必须重新统一思想,实现中华民族空前大团结,党要明正理,去邪说,领导中国人民走励精图治,自强自立的光明正道,民众要识大体,顾大局,弃私愤,盲目乱斗符合列强梦寐以求分裂中国的愿望,对当前中国只会造成空前灾难。难道说中国人非要证明“中国人内斗内行,外战外行”是真理吗?

    党是伟大的党,但不是一贯正确。党是在不断纠正错误路线中成长壮大的。中国封建制度始于秦完善于隋相隔800年,社会主义作为新制度,有一个逐步完善过程,出现波折不意外。党有错误应批评,但不能以党有错误而否定党的存在必要性。在目前形势下,批评党的错误和力挺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符中华民族最高利益,两者不能偏废。中国人血流得太多了,不要再流了。去党论应当停止,去资改论值得讨论。

    总而言之,所谓“土洋人”“先进理论”不过是检了点洋垃圾加点个人堕落世界观集人类最腐朽糟粕文化于一体的大杂烩。这种理论迎合人的堕性欲望,很有诱惑力。它是一种精神鸦片,用作改革开放,吃之有效,但从根本上摧毁民族自尊进取精神,从根本上摧垮国体,产生鸦片瘾样依赖效应,即越吃越量大,越靠外越依赖外国,越不管越不会管,越放越依赖放,无能更无能,腐败更腐败,使中国成了重度鸦片烟病人。使中华民族面临比9?18更大危机,日本打着用“先进文化”帮助中国的旗号侵略中国时,中华民族感到危机,全民反抗,摆脱危机。而今天中国是自卑自贱自愿接受外国“先进文化”,自愿做外国奴隶,自作孽不可活,鲜有人意识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身临危机而乐不思蜀,一遍呼声要深化这被误导的改革开放,临危而不知危更危险,中国空前危险!!!

    为什么改革开放会被“土洋人”的谬论误导呢?请看下节《论改革开放》。

三,论改革开放

    搞改革开放没错,但搞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善作为的强政府,而不是一个不善作为的弱政府,否则,国败了还不知道咋败的。改革开放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放弃原则坚持“特色”理论是本末倒置,大错特错。改革开放应有强烈危机意识,没有危机意识的改革则非常危险。搞经济没错,但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则是错。改革是必要的,但改革应兴利除弊,不能全盘否定,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开放是必要的,但开放应立足于自强自立,励精图治,有利则放;不能放弃自强自立,一心靠外,无限开放。搞市场经济是必要的,但搞市场经济应积极竞争,胜中取利,以胜为荣;不能消极竞争,败中取利,以降为荣。搞私有制是必要的,但不能摧毁公有制全面私有化。管得太过不好,但放得太过则误国。改革开放实际走是一条用一个不善作为的弱政府,坚持“土洋人”的“特色”理论不动摇,没有危机意识,放弃自强自立,全面私有化,全方位开放,一心靠外以奴为荣的错误路线,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其中摧毁国营企业最要命。国营企业搞不活似乎已成思维维定势,这是错误的。国营企业自古就有,外国有,都活得好好的,唯独在“特色”中国活不了,原因是愚蠢疯狂的企业改革活活整死的。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有不同的属性。私有制企业是民间自发形成,政府允许不管也能活。公有制企业是政府主动行为,政府管则活,不管则死。假如政府放开私有制的同时管好公有制,国营企业就不会死,管得好点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而企业改革奉行的是政府不干预,国营改国有,政企分开的方针,这对发展私有制外有制可行,而对国有企业则等于卡脖子斩首,必死无疑。国营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还是党直截掌握的政治实体,是调节经济的大水库,是党施政的重要手段,是民族经济的主力军。只要国营企业不丢,其他方面出点偏差,尚有回旋余地。当政府把国营企业当敌人碉堡攻坚后,民族经济成了一盘散沙,外企乘势占主导地位,中国民族自信垮了,党成了光杆司令,经济上无正经事业可做,政治没法抓,马列毛理论因无用武之地而名扬实弃,四个坚持成了空话,为找点经济增长点撑面子,只能继续吸毒,用“土洋人”腐朽理论坚持改革开放,“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去为外国人服务,走一心靠外,自愿做外国殖民地的难归路。

    “土洋人”的谬论荒唐绝伦,受党教育多年的“改革家”不可能没感觉。为什么会独钟此论呢?严鞭上进,往往招嫌。纵容堕落,往往受宠。“土洋人”的谬论恰恰迎合“改革家”们不作为,不负责,不劳而获,多享受的堕性机会主义思维。君不见世界上最好当的官应属改革开放的高官,一句政企分开,政府不干预就把自已责任择得干干净净,坐上飞机世界任我游,企业生死与我无关,活是我改革功劳,死找市场去,百姓生死由市场决定,权我放了,土地随便卖,富了是我开放功劳,卖不出去是你不开放活该穷,皇帝天天上朝太累了,我就隔几年搞个“指示”“代表”“发展观”之类的东西让大家深刻体会,有什么用我不管,只要当圣旨朝拜就行,皇帝搞提意见的御史太傻了,我就是句句是真理,放屁也有香水味,西方强国太傻,天天嚷有威胁有危机,多没面子呀,我从来就没看到什么威胁危机,中国人只要紧紧……就可高枕无忧享受改革开放成果,那里出彩,我要现身,以彰显英明形象,国民被欺,国土被占,国家受辱,社会腐败,两极分化,官民对抗这些烂事我不会管,只会放,谁爱管放给谁管去,我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到先进生产力代表美国去救金融危机,还有奖得,多风光呀,什么是真理,能把不作为,不负责说成开放,把失败说成成功,把堕落说成先进,把无能说成英明就是真理,“土洋人”的谬论全部符合就是真理,毛泽东可骂,中华民族可辱,国土可践踏,国民可欺负,但“特色”理论神圣不可犯,一张“特色”盾足挡亿口万论,一张“特色”膏药能遮百孔千疮,当“特色”官就是爽,但有点不舒服,就是在洋人面前挺不直腰杆,总是低眉顺眼的说“特色”话,说不出正常人话,不过吃软饭的都是这个德性,思想再开放点照样“英明”无比。只要任上潇洒,管他党亡国败。有人欢欣享天堂,国家凄然熬地狱。多娇山河如今成了有钱就可以任人践踏的婊子;伟大的中华民族如今被不肖子孙自贬成只配作奴隶的劣等民族;灿烂的中华文明如今被“精英”硬塞进垃圾堆;国土被侵,国民受欺,尊严受辱无人为他申张正义;曾经吒咤风云英明伟大的党如今被一群“伟人”折腾得腐败无能。问苍天,人人谋已,何人谋国?中华为何独“特色”???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逢洋必败,崇洋媚外,民族自卑多年挥之不去。可自从出了个毛泽东,手里家伙什不硬,就是不买洋人帐,挥手横扫十六国,民族自尊去而复得。毛泽东走后,中国不战自屈,不打自降,自废武功,亲手摧毁自强自立能力,一心靠外,自愿以奴为荣,民族自卑到了极点,一个八千万人的大党,人数和德国相近,人家八千万人创造了和中国相近的经济昂首立国,我们八千万人只会守着先辈留下的土地等别人做饭吃,把站起来了的中国又搞扒下了,还“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阿Q在世都会自叹不如。人有上进的,也有堕落的,不稀奇。但一个国家由堕落统治岂不奇乎?

    中国还有盲目崇官陋习,认为官大就英明,不符合实际。十个皇帝九个昏。封建社会是这样,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而改革开放之昏则昏出了世界之最,不战自屈,君子不当当奴才,是世上不载的“特色”,梁强国兴,梁弱国败,但雄才大略的伟人可遇不可求,指望突然冒出个伟人救中国不现实。有一个历史人物值得关注,这就是阿斗。阿斗是傻瓜的代名词,是亡国之君,但有闪光点值得今人借鉴。阿斗当国43年,内政稳定,国力强大,一个百万人的小国长期对千万人的魏国取战略攻势,六出祁山,政绩卓然。有人会说这是诸葛亮的功劳。但只说对了一半,假若阿斗对诸葛亮敬而不用诸葛亮能有何为?阿斗有三点令今天“改革家”汗颜。一,阿斗知道自已是阿斗,不胡编什么理论去充英明愚民惑政。二,阿斗守住了祖业还扩大了地盘,没卖土地发展了经济,国力强大足以支持长期战争,没有不战自屈。三,阿斗能克制个人欲望,拒绝阉宦纵容腐败堕落的谗言,坚持诸葛亮的励精图治主张。假若今天的“改革家”不自作“英明”,自尊自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励精图治,不听“土洋人”纵容堕落谗言,按正常人思维,扬长避短,兴利弃弊地搞改革开放,何致于弄得国不象国,名存实亡。象秦皇汉武,毛泽东那样要求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实际,象阿斗那样水平都没有天理不容。

    上文仅是对改革开放现实真实揭示,但形成这种现实的原因有深层次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把责任完全归结于某一个人不客观,认为改革开放是出了坏人批臭打倒某个人或某些人中国问题就解决了是幼稚的看法。邓小平是老一辈革命家,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应当铭记。邓小平是党内的干才,所以得到毛泽东“人才难得”的赞誉。邓小平在当时提出发展经济搞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意,没有这个社会基础仅是个人意见搞不起改革开放,邓小平不搞,其他人也会搞。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利是大家享,过也不能算在邓小平一个人头上,应全党全民共同承担。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可以搞私有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补充发展的科学理论。但是,要实现这个理论需要完整科学配套理论,而邓小平仅用两句俗语打发了。“猫论”用于治国不正道,客观成了靠外思维的理论依据。“摸着石头过河”死的几率多,活的几率少,只有雄才大略的伟人才可能成功,而邓小平并未找到这样的人,改革开放出偏差不奇怪。江泽民按党的既定方针搞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但江泽民是个好车长,不是个称职的司机,偏信“土洋人”的歪理搞企业改革,政企分开,国营变国有。国营和国有只有一字之差,但社会效应有天壤之别。国营企业是由国家统一指挥的,有共同企业文化,共同利益的主力军,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打垮这支军队。而改成国有则变成无数个互不统属,无共同利益,各为已利,相互拼杀的企阀,这样的企业群不要说和外企私企竞争,不打自垮。国营的思维象是解放军原四个野战军,各野战军是一致对外,内部不能互相打,这样才有战斗力;国有的思维象是各野战军要互相打,各师团也要互相打混仗,这样的军队岂有不败之理?假如跨国公司也用政企分开模式,企业和总部脱钩,相互竞争,必然很快玩完。有时真理和谬论仅一字之差,国营和国有就是范例。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一字之谬,决定了今天之中国的命运。实际当时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质疑,奈何只有偏信之暗,无兼听之明,非要一条道走到黑,几年功夫就把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折腾光了。胡锦涛是个好官,但不是力挽狂澜的政治家,当家有当家的难处,大势难扭只能选择无可奈何顺水推舟,继续搞改革开放,能维持稳定相当不易。

    改革开放问题出在最高层,但属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有对错之分,但不是判别好人坏人的依据,高层有错误不能说领导人是“走资派”,“卖国贼”之类的坏人,在没有找到解决问题新思路时,退取其次也许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改革开放的失误与思想混乱、文化滞后、理论不完整科学有重大关联。在这种条件下,换其他人搞,未必就搞得更好。天下之大,各人社会地位不同,想法不一样,不左即右,很正常,左派要打倒右派,右派要打倒左派,那中国要成动物世界了。况且打倒人不象玩电脑游戏点一下鼠标就成,毛泽东打倒蒋介石用了22年,死了多少人,还只是赶跑,不容易。打倒失败的多成功的极少,即使打倒了,换上的未必更好,甚至更糟。民国初年频繁更换大王旗除了给人民带来灾难还有什么?抓住一点错误就扣一顶帽子打倒,到那里去找无错之人?毛泽东也会犯错误,谁能超过毛泽东?对问题多点理智宽容,少点浮躁打倒为好。解决中国问题远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只要说坚持毛泽东思想就行,也不是说用西方民主模式就行或杀几贪官就行。“特色”问题决定了要有新思路,探索新思路应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

    改革开放特征是经济积财,政治积弱,国家积衰,继续搞下去,不是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而是天下大乱,中华民族解体,民不聊生的必然结果。不能再走了。而要改变路线关键党要自信自强,重正雄风,明正理,去“特色”,紧紧依靠中国人民走自奋图强的光明正道。党是英明伟大的党,但党的英明应包括党能不断自觉地纠正自身错误,有强大的自我免疫力,而不是一贯正确。偏信执迷真蠢笨,兼听纠过是英明。唐太宗知错就改千古扬明。谁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向全国认错不英明?个人得失荣毁在中华民族大义面前都是渺小的。中华民族需要党再英明一次。
危险的中国(四)论社会主义  

 四.论社会主义  

    中国为什么会走上改革开放道路?有必要反思传统社会主义。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谈社会就是谈人。人对“人”最熟悉,但对“人”又最深不可测。人有私心,生来就有,是动物的本能。人也有公心,是后天相互传承薰陶得来的。人强不如虎,灵不如猴,飞不如鸟,游不如鱼,却统治地球,一般认为是更智慧,但最大的智慧应是人的公心,善合作,讲团结,社会性强,如果人类只是各顾各人,那么其它再智慧也只是小聪明,不过是一种聪明的动物而已,成不了大气候。公心是团结的基础,私心是分裂的祸根;一家一团体一国家团结则兴,分裂则败是社会普遍规律。人类发展文明史,实际上是一部公心逐步提高取代私心发展史,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是合符人类展史的科学理论。  

    绝对无私的人世上没有,我看到共产主义也不存在,绝对无公的人也没有。人的大脑象是一锅粥,是公心和私心的混合物,不过有稀稠之别罢了。人的公私心消长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环境不断变化。沧海横流,易激发公心出英雄;太平盛世,易滋生私欲出腐败。国民党兵纪律败坏,祸害百姓,而一变成解放军就纪律严明,爱护百姓。公心代表人类进步,任何社会都倡导公心,如忠孝节义,廉洁奉公等,都反对私心,都反腐败。但同时都承认私心合法存在,容许私心的生存空间。私心象空气中的空气的灰尘,消灭办不到,只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相对清洁就行。否定公心,放纵私欲横流,社会道德败坏,这样的社会很快就完蛋。否定私心,严求公心,社会难以稳定。  

    社会主义倡导公心,搞公有制无疑代表进步,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史,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但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有一个逐步探索完善过程。中国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大体上借鉴了斯大林的经验,搞公有制,重视搞阶级斗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搞法大同小异,是社会主义经典模式。应当说毛泽东比斯大林更温和保守,农村没有搞集体农庄而是公社,阶级斗争没有搞大清洗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而是以意识形态斗争改造人的世界观为主要目标。从社会主义阵营纷纷解体倒戈,这个事实似乎足以说明,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存在不符合社会规律的因素,值得反思。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1.社会主义倡导公心是进步的,但私心只能逐步创造条件抑制,靠杀人清洗不行,不恰当地搞意识形态斗争也行不通,消灭私心不合社会规律,相互斗私批修,批资本主义等于人人放臭屁,却总找理由说别人屁臭,是无效功。凭良心说,请问搞过斗私批修的人,你斗过别人的私修,自已就没有私修吗?既然自已也有私修硬要别人没有私修能办得到吗?以私修为由打倒别人这公平吗?林彪斗私批修最积极最后不是往修正主义国家跑了吗?  

    2.社会主义是阶级社会,要民也要官,要工农也要知识分子,要打十三烂,要有博大胸怀容纳各阶层的各色人才;不能打清一色,清一色的无知识无产阶级社会不可能存在。消灭阶级不合符社会主义规律。社会主义应允许各阶层合法存在的地位,互相各尽其职,互相协同,共生共存。逐步缩小差别是必要,但过份强调阶级斗争,会搞乱思想,动乱社会,影响经济,不利于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实际结果事与愿违。  

    3.经典社会主义只靠政府积极性,搞纯公有制,忽视民间自发的积极性否定私有制存在,不利于发展经济,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资本主义可搞公有制,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利用私有制呢?私心是私有制的社会基础,私心消灭不了,对私有制堵而不疏不是明智之举,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走向全面私有化。中国和解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英明伟大,德才凡人难抑其项背,一生百战百胜,但在晚年,有点过于急于求成,试图超越经济条件,把人们的思想提前到达共产主义,大搞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发动文革,反资反修,花了巨大代价,结果是高射炮打蚊子,事以愿违。反资反修,毛泽东那样的伟人尚不能成功,谁人敢拍胸说做得到?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是要为之而奋斗,并不意味着都是无私的共产主义人。老干部也是人,是人思想里就是公私心混合体,有私心但公心觉悟比百姓要高,他们理应受到党的保护,受到中国人的尊敬。说刘少奇,邓小平主张搞私有制是事实,以此认定是搞资本主义的走资派太牵强,说是叛徒内奸之类的坏人打死我也不信。当时主张搞私有制社会有基础,党内大有人在,是一种社会潮流,不属于个人问题。文革把大批为人民出生入死的老革命打成走资败,而打倒他们的并不是无资无修,上台后并不比老干部好。鱼剌卡喉很讨厌,鱼不长骨头当然好,但问题是没骨头的鱼世上没有。同理,无私之人当然好,但无私之人社会主义找不到,打倒容易找更理想的人取代难,社会主义土地生不出共产主义人,世上根本没有无私之人,毛泽东亲自挑选的接班人难尽人意,难以服人。把大批知识分子打成牛鬼蛇神,而国家最缺的是知识人才,仅靠工农兵搞建设国家必然落后。设身处地地想,一个个为革命舍生忘死的老革命,转眼间就成叛徒内奸走资派,搁谁谁寒心,傻瓜也不能认同这样的结果,没有抵触情绪是怪事。如果搞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准备当走资派挨批斗谁会干?这种社会主义还能坚持吗?以偏激的意识形态论人客观上给了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不公平人格待遇,社会公平缺失,上层难稳定。房子再好不结实等于零。社会制度再好稳不住也是空想。文革客观造成了上层社会不稳定。上层颠覆政权比平民造反推翻政权容易得多,纵观解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一般改朝换代不同的共同点是事变都发生在上层。这些事实是否可以说明,经典的社会主义上层不稳定,能坚持两代的已属罕见,纯公有制社会主义模式与社会规律存在不相适应性。文革的副作用很大,为后来极端化找到藉口,一些人以文革等同于社会主义,以此全盘否定社会主义,以文革等同于毛泽东,以此全盘否定毛泽东。以文革等同于公有制,以此全盘否定公有制。用“土洋人”的话来说,“送远些。”即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文革的极端化客观催化了体制变革,而改革开放的极端化会导致中华民族灭亡。  

    毛泽东的伟大是用无数成功胜利堆积起来的,他创造的奇迹凡人不敢想,伟人不敢为,是伟人中的伟人。毛泽东之所以能屡创奇迹在于其超越常人的睿智的辩证思维,看问题高远深,善于依客观规律创造条件争取胜利。但是,毛泽东在晚年显得没有以往如土地革命时坚持农村包围城市,反对打大城市,西安事变坚持放蒋,反对杀蒋,解放战争初期坚持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大踏步后退,不主张死守解放区等完全按客观规律办事那种耐心,可能是栽树人急盼见成果的原因,有点过于急于求成实现共产主义,想把百年后才能办成的事提前办到,违反社会规律发动文革,结果付出惨重代价但事以愿违。  

    文革问题是目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一碰就擦枪走火,一些人试图用不实事求是的理由极力论证文革正确性,以维护毛主席完美无缺的形象,反而招来一些人铺天盖地的漫骂,实际反而起了损害毛主席的形象的作用。以文革证明社会主义好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理解,只会激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反感。用文革戴帽子打棍子的方法去打倒“封资修”完全是行放毫无意义的空炮之虚,由此激发自卑自贱,否定中华民族,仇视民众的思潮,行祸国殃民之实。形成这个死结的原因是人们没有用辩证唯物主义观从中国整体利益的角度事实求是地看待这个问题,而是从个人主观意愿出发,表达一种个人意愿和利益诉求。这样争下去一万年也不会有结果,中国的思想理论永远浑沌迷茫理不清头绪,祸害的是中国,最吃亏是中国百姓。不实事求是论文革,也就不能客观评论改革开放,中国空前危机就会被掩盖,共产党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改革开放以来明明一路败绩,从来就没人敢认错误,为什么?可能与文革遗风有关,外国元首有错就认,干不了就下台,不会无限扩大,没有人格伤害,大家很坦然。在中国如果一认错,可能会招来一堆乱棍打来,以一点之错而否定整个人,把人打入地狱还要踏上一脚,甚至于殃及祖宗三代,让人生不如死,更可怕的是伴随而来的还有可能出现难以收场的天下大乱,党和国家全得完蛋,这种情况谁都想得到谁也不敢面对,为避免这种祸事,只能打死不认错,使国家出了问题不能及时纠正,倒霉的是国家,到头来吃亏的是百姓。而要挽救中国空前危机,需要中国人用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文革和改革开放问题,有识之士应求大同,存小异,多点博爱宽容,少点无情斗争,以国家大局利益为重,重新统一思想,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共谋强国之策。  

    毛泽东伟大,非常伟大,但是人不是完美无缺的神,以完美无缺来论证伟大不符合事实,无法服人;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观上是出于良好愿望,但违反社会规律,伤害了许多不该伤害的人,是毛泽东一生鲜见的失败。但毛泽东的错误属于探索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以文革全盘否定毛泽东也只是一厢情愿,这是不以个人愿望为转移的。因为毛泽东是世界的,受到世界的尊敬;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永远会崇拜毛泽东。(同理,改革开放的错误也应当属于探索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不能以改革开放有错误而全盘否定邓小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强大唯一精神支柱,是毛泽东救了中国,丢掉毛泽东思想搞“特色”中国就要完蛋。这也是不可否定的铁的事实。  

    极端化片面性思维总是在非好即坏,非左即右,非毛即邓,非民主即独裁,非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中纠缠不清,把中国人限入互相打倒盲目打混仗的境地,使中国限入文化迷茫。很多事物极端化都是错,正确却在两个极端之间。在这方面毛泽东是超级大师。极端化容易做,而掌握适当尺度最难,戴帽子打棍子傻瓜也会做,而要真正看到问题实质则难上加难。机械的实事求是往往把人引入岐途,社会问题需要人们用辩证思维去分析认知。用极端化思维看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没人会搞,改革开放没有前途,搞西方民主是死路一条,中国似乎已无路可走。用辩证思维看中国,中国有光明之道可走。实际上路是人走出来的,制度是人创建的,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各国及不同时期表现都不一样,同理,社会主义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是可改变的。反思过去,批评现在,是为了探索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正确道路。根据前人的经验教训及目前的现状,这里构思一幅适合中国实现的社会主义蓝图。为了有别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及“特色”社会主义,且称新型社会主义构想。  

    新型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不变,但必须重塑更广泛的民主集中制。党要自尊自强,彻底丢掉无为靠外强国的“特色”幻想,走有为励精图治强国正道,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复建强大的国营集体经济主导中国经济,同时允许私有制外有制合法发展。承认阶级,这是构建社会必要形态,是相互依存合作协调对立统一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抗的关系,不搞阶级斗争,只搞制衡协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确保国民民生基本生存条件的基础上走共同富裕道路,逐步复建完善的就业,上学,医疗,民生等保障制度。承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坚持逐步向缩小差距方向努力的同时不排除在一定时期内一定范围内适当拉大收入差距,以激励上进,广纳人才。社会定位确定公心和私心共同合法存在的地位,宏扬公心,高扬爱国,承认私心的合法地位,确保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让公心正义有一个大展宏图的舞台,让私心也充分用于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机会。文化以宏扬中华文明精华为基础,兼收外来文化精华,不搞意识形态斗争,开放言论自由,倡导善意理智批评,不倡导偏激的批叛打倒,严禁扩散卖国言论。外交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坚决捍卫国家国土,国民,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爱好和平,血是宝贵的,但为中华民族神圣不可侵犯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才无愧于炎黄子孙称号。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同心同德为了共同目标努力奋斗。把祖国建成独立自主,自强自立,德泽华厦,威加海外,政治强大,经济稳步发展,人尽其才,地尽其利,党有崇高威信,民享高度民主,民生有确实保障,社会清明稳定,国家安全无忧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  

    在目前形势下,中国怎样做才能实现新型社会主义?请看下节《论对策》。

五:论对策  

    1.强国的第一阶段目标。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同心同德为了共同目标努力奋斗。把祖国建成独立自主,自强自立,德泽华厦,威加海外,政治强大,经济稳步发展,人尽其才,地尽其利,党有崇高威信,民享高度民主,民生有确实保障,社会清明稳定,国家安全无忧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  

    2.客观评价毛泽东,邓小平及改革开放。  

    是毛泽东挽救了党创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在中国有不可否定的历史地位,否定毛泽东就是背祖离宗,不得人心。毛泽东是上苍赐我中华民族千年难遇的盖世英才,他的人格魅力及超凡智慧无人能仰其项背,是集中华文明精华于一体的思想体系,是中华民族唯一可树的精神支柱。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坚持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对中华民族充满自信的高尚民族气质;藐视一切敌人,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慨;精妙绝伦的团结斗争艺术;高瞻远瞩的辩证思维方法;善于创造条件争取胜利的雄才大略。  

    邓小平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邓小平有主见,办事干练,举重若轻,敢作敢为,在当时党内是难得的干才,由此得到毛泽东“人才难得”的赞誉。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私有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搞改革开放的初衷是为了强国富民,但其理论存在消极性、片面性和短视性,往往迎合上层少作为高效益的机会义幻想和百姓求富的愿望,却不利国家,不是强国之论。  

    邓小平后领导人按党的既定方针办,坚持“特色”理论,搞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讲没错,改革开放的作为大多是大势所趋所致无奈之举,并不能完全以个人意愿为转移。改革开放也不是一无是处,积累的市场经济经验教训和财富是强国的可用资源。改革开放的错误也应当属于探索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不宜以改革开放有错误而全盘否定任何个人。  
   
    任何人都会犯错误,做错事,完美无缺的人世界上没有,有错误就要打倒批臭这个世界恐怕要成动物世界了。改革开放思想实际上是党内一种思潮,邓小平不过是领头羊而已,仅邓小平个人观点是搞不成改革开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的功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过也不能算到邓小平一人头上。世界上随大流的人占绝大多数,坚持主见的人总是极少数,高层领导举起左手打倒邓小平,举起右手拥护改革开放的人占绝大多数,坚持原则的有几个?所以,不能把改革开放过程中大势所趋所致的过错认定为个人责任。基于这种理由,应当确立正确的功过观,这就是有功必认,有错必纠,旧过不究(意识形态及大势所趋的过错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究个人责任)。使全党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去“特色”理论,更新观念,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实现全民族大团结,万众一心来建设我们共同家园。有这个政治基础,什么事都能办到,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毛泽东之所以能百战百胜,其中根本原因就在于紧紧依中国人民。而改革开放之所以一路败北,什么大事都干不成,就在于党不依靠中国人民而是一心一意依靠外国人,领七千万人的大党,13亿人的大国向外国人要饭吃,国家命运由外国人决定,百姓生死由市场决定,老百姓除要对自已生存担忧,还要为国家命运担忧,这样做能不失掉了民心吗?党失掉了民心能干出什么名堂来? 

    3.重修党的民主集中制  

    世界上没有绝对民主,也没有绝对集中,但毛泽东实现了最大的民主,同时实现了最大的集中。有不少人说毛泽东是独裁不讲民主是没有依据的。毛泽东一无所有,靠什么发动群众?不是靠钱,而是靠民主,给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试问古今中外有谁实现了这么大的民主?正因为党实现了最大民主,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戴,同时实现了最大集中,只要党的一声令下,人民会舍生忘死地向前冲锋陷阵。正因为党的民主集中制使中国空前大团结,在这样的国家面前,没有打不败的敌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因难。“特色”理论一句不争论关闭了民主的大门,虽保证了“特色”理论通行无阻,同时因失去民主而失去了真正集中统一,中国又成了一盘散沙子。网上有一种党的号令难出中南海的说法,虽有些偏激,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党要重树威信,必须重修民主集中制。  

    党要重修民主集中制首先要去“英明”。改革开放以来,明明是一个平凡政客,又无丰功伟绩,一登大位,就突然成了“英明伟大”的神仙,放个屁都成了真理,世界上罕见,有悖常理,也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样做形式上是为了维护党的威信,实际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党的威信是集中人民的意愿为国为民办实事好事得来的,不是靠涂脂抹粉换来的,正是“英明伟大”光环使中国假话空话盛行,没人敢说真话实话,使中国似乎生活在一个虚幻梦想王国。按常理,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坚持一个原则,有一个明确目标。“特色”理论的逻辑是“特色”理论是绝对“英明正确”的,却置原则和目标于不顾,反正乱搞乱有理,无论把国家搞成什么样子都符合“特色”。“党英明”客观上使中国成一艘没有舵的轮船,没有判断方向正确与否的原则,没有纠正错误方向的功能,只能随波逐流漂到那里算那里,根本没有预定目标。这那是治国,这纯粹是拿国家开玩笑,拿13亿中国人开玩笑。  

    雄才大略可遇不可求,要求领袖人物都具有雄才大略不现实,但最起码要爱国爱民,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不英明不要紧,兼听则明,只要明事理辩是非善于采纳正确意见就是一个好领袖,怕的是不英明自认为官大就英明,听不进逆耳之言,偏信几个人的歪理邪说,国家就要出问题。领袖产生应实行竞争选举制,能者上,庸者下,这个原则已在世界通行。现在要党下台的口实就是“特色”中国实行的领袖指派制不民主。中国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废除指派制。实行竞争选举制。  

    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应当关注民生,听取民众的呼声,集中正确意见制定方针政策。广开言路,允许群众讲实话真话,媒体开专栏让民众讨论国是,政府应对民众有代表性的意见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发表意见理性文明是必要的,但杜绝骂人是不可能的。允许百姓骂党,骂政府,骂官员,但不允许官员骂百姓,民是国之本,骂民就是忘本。不允许任何人骂国家,国家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外国人侮辱不行,中国人侮辱更不行。党不是家天下,是代表人民执政的,为什么怕人民说话呢?世界上只有不讲理的官,没有不讲理的百姓,政府作为只要有三分理百姓就可以认可,三分理都没有的事就是错的,错的就应当纠正。民意得疏导,政府的政令才能通行,才能实现真正高度的集中统一。党的威信才能重树起来。中华民族才能再次团结起来。不开放民主,就得增加警察监狱,靠增加警察监狱来维稳是穷途末路的下下策。  

    4.修复自强自立经济基础  

    国家经济委员会由国务院直接管理,由副总理兼任主任,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任务重建全国的国营集体(经营)企业。取消国有体制,同时承认私有制的合法地位。取消对外商的一切优惠政策,限制外资的进入。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实现国营集体企业占绝对主导地位,形成自强自立的经济基础。

    不少人认为国营经济没效率,这不客观。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速度由德国人创造,希特勒曾用国营制创造100%增长率,几年把一个战败国提升为气吞欧洲强国,前苏联就是用公有制从二战废墟建起一个超级大国,而一私有化就一落千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增长率为17%,比改革开放最高水平高得多。可见公有制发展经济具更大优势。关键看怎么用。  

    在不少人看来,国营是计划经济产物,不适合市场经济,这是错误的。实际改革之初,有宠大的国营企业是中国搞市场竞争的最大优势,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憾动中国国营企业的经济实体。国营企业不是竞争失败死的,而是为迎合外国的意愿错误的改革整而分,分而零分化瓦解,把国营企业当敌人的碉堡攻坚整死的,换句话说,是自已以改革之名,行砸碎国营企业慢慢喂外国企业之实整死的。只要不把国营改为国有,国营企业就死不了。从市场竞争中更新企业文化,国营企业就能立于不败地位,主宰经济命运的权利就不会落到外国人手里。把国营改为国有已经决定了中国任人宰割的命运。反过来说,要逆转这种窘境,就必须从把国有重新收回国营入手,除此别无他途。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观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体发展方向是由高离散向高集约,高集中集团化方向发展,以实现最高资源配置,但由于私有制的局限性,限制了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尖锐,经济危机频发,而这种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难以克服的。社会主义政府主导的公有制恰恰顺应这种经济规律,是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唯一正确途径。  

    要搞好国营企业,关键六个字,人才,文化,体制。人才最关键,搞企业必须懂企业,行政圈难觅有用之才,企业界又都姓私,一般看似乎很渺茫。但用辩证法思维看企业界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见利忘义的黑老板,也不乏爱国深明大义的企业家。他们在国家无用武之地的今天会向资本扩大化施展才能,当国家挽救危机急需人才必有良才重义舍利挺身而出,为中华民族振兴建功立业,多少说不准肯定会有,方法对路,人才问题可解决。文化就是实践中探索一套适合国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制度就是逐步建立完善的体制。只要方法得当,中国具有修复国营企业的条件。  

    走好国营企业这步棋,全盘皆活,党才能万岁,党的方针政策可通过国营企业体现出来,重修内政才能有依托,为人民服务和缩小两极分化才能落到实处,民族经济因有主力军而能立于自强自立不败之地,彻底摆脱外国对中国的类殖民地控制,政治上才能真正独立自主而昂首立国。  

    5.争胜  

    自强自立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搞封闭经济,市场经济可以用,但应立足于竞争取胜,以胜为荣。对外开放立足于有利则放,无利则关。国际轨道是强国掠夺弱国的手段,盲目和国际结轨不是明智之举。我们为什么不可创造条件让别人和我们接轨?我们总是不作为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只能接别人的轨,我们如有作为总走在别人前面自然有人要接我们的轨。  

    应当大张旗鼓地坚持市场经济,从目前现实来看,中国搞市场经济是弱项,竞争一败涂地。以发展的眼光来,这不是一成不变的,决定的因素是人。鸦片战争后近一个世纪,中国逢洋必败,没人敢惹洋人。可是自从出了个毛泽东,却打遍洋人无敌手。很显然,毛泽东前惧洋,不是中国注定是挨打的命,而领头人不行,羊气十足,岂不挨打。毛泽东一无所有,有的是过人的狮气,却能百战百胜。现在中国人谈美国色变,其实这都是“特色”理论羊性思维造成的。“特色”理论要搞市场经济,却不搞竞争,虽有竞争之名却无竞争之自信,更无制胜之谋,实际改革措施是把国营经济砸碎了慢慢喂外国企业,以经济投降为荣。由此造成中国经济没竞争力,发展经济只能靠外国的既成事实。用狮性世界观来看同一事实,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怕美国强,就怕不自强。自已不争气,既无竞争之胆,又无制胜之谋,以奴为荣,当然只能作奴才。反过来说,中国人长点狮气,扬长避短,积极竞争,有强大的国营企业为基础,就能立于不败之地,竞争明智一点就能取得优势。军事上我们能打败美国。经济上为什么不能打败美国?我们在市场竞争中失掉的可以从市场竞争中找回来。  

    6.正政  

    正政有两个含义,一是政策合正义,顺民意。二是,率先垂范,要党员做的党中央政策能体现,要全民做的党员先做到,要私企做到的国企先做到。说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全心全意为外国人服务是先进思想有悖常理;说搞垮国营让工人失业符合工人根本利益是无理之论。这样的政策能得人心吗?意识形态谎言弥天,社会能不失诚信吗?出三聚腈胺当奶粉的事不希奇。现在人人一切向钱看,爱外国成时髦,卖国代表先进思想,爱国成了“爱国贼”,百姓报国无门,如何爱国?经济以降为荣,艰苦奋斗,励精图治无用武之地如何反腐?毛泽东思想是要创造条件去争取胜利,胜中取利,而改革开放是要创造条件去搞投降,败中取利,毛泽东思想实际无用武之地,如何坚持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特色”理论完全是堕落加幻想的混合物,社会能不精神颓废 ,道德伦丧吗?  

    7.抑腐  

    腐败是败政之首,理论上应杜绝,但腐败是私心之子,私心消灭不了,杜绝腐败是空话。采用综合措施,把腐败抑制在一定程度,有可行性。归纳起来八个字,知危,正事,明制,严惩。“知危”就是强化危机意识,使人们意识到,不奋斗国家就危险,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建功立业,激发人们的公心,抑制私心。改革开放从来没有危险意识,只要紧紧……就可高枕无忧卖祖业享乐,自然易生腐败,人是可变的,大腐也许有大才,在私欲横流的环境下会敛财腐败,换一个正义昭然的环境也许成功臣。“正事”就是事业正义,大刀鬼子头上砍去易生廉政,奋发图强毛泽东思想才能发扬光大。大刀向鬼子手里递去则易生腐败,谁能做个用延安精神招商引资的样子看? “明制”就是制度明智,能堵住产生腐败的一切漏洞,造就一种清廉的社会风气。“严惩”就是对违法乱纪者必严惩。这也和灭苍蝇一样,单用拍子打,对灭苍蝇意义不大,采用改厕所,净环境,装纱窗,拍子打综合治理才见效果。  

    8.重民  

    1, 亲民,在建立完善民生保障制度前对贫困户分别实行临时性“三保制”,即“一保”保就医,“二保”保就医、保上学,“三保” 保就医、保上学、保生活。保证每个中国人都有基本生存权利,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前就解决了,现在还存在,说不过去,脱了裤当也要兑现。  

    2, 尊民,政府公务员应待民和蔼,以理服人,态度粗暴、打骂民众应视为严重纪,违纪必纠。发生官民对抗民可不究,官必究。  

    3, 保民,民生保障是聚民心,保稳定的重要保障,是世界各国追求的重要经济目标之一。而“特色”中国发展经济却把它当一堆垃圾一扫而光,并美其曰是改革成果,这是世界级的荒唐。发展经济必须尽快修复建立完善的民生保障,把建立就业,失业,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作为主要经济目标。  

    9.正义外交  

    外交坚决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刚柔相济。无刚则无威,无威就要受欺辱。无柔则无信,无信则少友。坚决维护国家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一个连自已尊严都不要的国家谁还会给你尊严,在国际上就抬不起头。中国应该做对世界负责任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敢作敢为,维护正义,主持公道,才能得到他国的拥戴,一味韬光养晦,连自已国家主权,国民,尊严和领土完整都不顾的国家是对自已不负责任的国家,一个对自已不负责任的国家何谈对世界负责?  

    10.重树国威  

    打仗要死人,谁都不愿打仗。但我们只能保证我不犯人,却不能保证人不犯我。在这个弱肉强食的霸权世界,中国巨大的版图和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及重要的战略位置决定了中国是群狼必争夺之焦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和平,强大的国威来捍卫中国的合法权益。由于中国的这个特点,美国永远会把中国当成最大的的竞争对手之一,亡我之心永远不会死。只要没有实现共产主义,这种状态不会改变。中国和美国斗争是绝对的持久的,合作是相对的有阶段性的,即使中国并入美国成一个州,美国也不会让这个州好活,总会想方设法分化瓦解分裂,因为中国的大块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心病。中华民族要生存,必须敢于面对这一挑战,和美国进行长期有利有节的斗争,斗争形式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多种形式,这主要由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消长变化决定。以为只要韬光养晦,高喊不威胁,多叫几声“长期战略伙伴”,事事听美国人的话就可成朋友,世界就和平了,中国就太平无事了,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实际上这已钻进了美国的圈套,长此下去,结局除了衰败死亡不会有第二个结果。世界上那有靠亡我之心不死的国家强国的道理?中国要在这个世界立足,除了自强强大没有其它路可走。  

    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在这个世界上,要得到和平,靠韬光养晦,忍辱苟安,只会重蹈晚清政府的覆辙,最终得到到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恶果。真正要得到和平,必须重树国威,坚决捍卫祖国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神圣不可侵犯。义无反顾地反击一切敢于来犯之敌,才能保中华万民之和平生活。这是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以上十条,去“特色”是前提,《3.重修党的民主集中制》和《4.修复自强自立经济基础》至关重要,是起主导作用的。这两条做到了,框架一定,其它的顺理成章要涉及做到。智慧高点就做得好些,智慧低点就做得差点,大局不变,中国一定能重新崛起强大起来。  

    中国有大好山河,深厚的文化底蕴,勤劳智慧的人民,有曾经英明伟大的党,有集中华民族精华文化于一体的毛泽东思想,这么伟大的民族没理由不自信。只要明正理,励精图治,何愁风骚不再领。中国不缺人才,缺的是组织人才的人,中国不缺智慧,缺的是明辨智愚的人,中国不缺英雄,缺的是造就英雄的人,中国不是屈辱的命,缺的是善于争取胜利的人。党如给点明正之风,中华民族定能还以霞飞云舞,再造辉煌。中国不强大就是奇耻大辱。  

    《危险的中国》纵贯古今中外,从根上否定了“土洋人”谬论,主要是批评改革开放的错误,同时客观地评价毛泽东,邓小平及文革,也批评了所谓左右派的极端言论。虽四面放炮,但坚持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骂人,只论理,无意打倒任何人的原则,实无个人利益诉求,无迎合他人意愿哗众取宠之心,旨在为澄明中国思想理论中的混乱迷茫抛砖引玉,为强我中华民族寻求一条真正强国之路作一尝试,仅此而已。在中华民族大义面前,个人得失非常渺小,为了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四面放炮自然有承受万炮齐轰的心理准备,欢迎爱我中华的有识之士撰文批、驳、评。

 

 

 

 

发件人: 支振锋 Zhizhenfeng 发送时间: 2011-10-04 09:52:55收件人: cui-zy抄送: 主题: 回复: 国庆想到台湾

清帝《逊位诏书》在辛亥革命中的法律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徐炳

2011年10月

    引言:大革命与大妥协

    百年前,中国发生了开天辟地的辛亥革命,从此结束了帝制,走向了共和。百年后,当我们隆重纪念这场革命,再回首审视时,必然会有新的感悟。那次伟大的革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进程,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出许多政治经验和智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新的启示。本刊推出本期主题研讨,希望仅从清廷《逊位诏书》的角度,总结和反思这场伟大的革命。吾辈清楚记得,中学教科书上写得明白: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这个结论显然带着深刻的阶级斗争的印记。纯粹用阶级斗争的观念来审视任何一场革命,我们都可以说它是不彻底的,因此产生出不断革命的理论,甚至极端阶级斗争理论。此种理论认为: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调和妥协的余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就连十年文革都不够彻底,还要不断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用这种极端理论来看辛亥革命,它显然是不彻底的。

    本期主题研讨表明辛亥革命之所以伟大,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它是以大妥协为结局的。大革命的完成以大妥协落幕,避免了大流血和大分裂。辛亥革命清楚表明,中华民族是个政治上十分成熟的民族,是个具有伟大政治智慧的民族。它的成熟的集中表现可以说就是,辛亥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各种政治力量和各种利益集团均能以中华民族大局为重,都能协商妥协,而非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这种精神品格的集中表现就是清帝《逊位诏书》。这个诏书不过短短三百多字,然而她则凝聚了中华各民族的智慧,集中体现了当时各个政治派别和政治力量的利益诉求,从而为各方所接受。进而使中国顺利结束了帝制,为走向共和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方略。这个《逊位诏书》名为清廷的诏书,实际上从诏书的酝酿,到起草、修改、定稿与颁布都是各方反复协商妥协的结果。

    当时的政治势力主要有四个方面:以清帝为代表的旧统治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以及满蒙藏回边疆少数民族。《逊位诏书》开宗明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於前,北方各将亦主张於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她表明清廷明大体,识大义,审时度势,愿意以大局为重,尊重民意,不愿逆潮流而动,不愿意继续武力镇压人民的革命,进而愿意与各方协商妥协,谈判条件,开创新的共和局面。传统的说法是清廷逼于无奈不得不退位。是的,清廷当时已在风雨飘摇之中,如果负隅顽抗,迟早的结果必然是灭亡。但是这个迟早对国家民族的关系巨大。试想,当时长江以北还基本在清政府治下,满清的军队还基本完整,选择对抗到底,或退守关外,那么中国将在内战中煎熬少则数年,多则几十年,不能不说,清廷选择悄然退位,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总期人民安堵,海宇硋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免去战火,对清廷统治阶级自己是明智之举,对中华民族是善意之行,至少其结果对国家人民最有利。清廷的退位选择是顺应潮流,应予肯定。清廷表现出了值得称道的妥协精神。在此之前,清廷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称为造反,暴乱,十恶不赦。而《逊位诏书》则称他们是南方军民,是首倡共和者,人民心里向往他们提出的理想,这转了多大弯子,实际上承认了过去镇压革命党人是错误的,现在愿意接受他们的共和主张,愿意与他们协商谈判,愿意退位。这是需要勇气的。

    就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而言,他们对清廷可谓恨之入骨。清廷是他们的革命对象,他们早先的口号是驱除鞑虏,与满清政府不共戴天。同时孙中山等革命领袖也是清廷长期的通缉对象。但在急速的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在政治上迅速成长成熟,很快调整革命口号和目标。把与之势不两立的清廷,变成可以谈判协商的对象,只要清廷和平退位,可以给予政治和生活上的优待。孙中山把清廷从对立面变成了团结目标,变成了统战对象。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不计前嫌,他们主动与清廷议和,商谈退位安排,商谈出《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清皇族待遇之条件》,促使清廷体面下台。为了达成共和的基本革命纲领和中华民族统一,孙中山主动把驱除鞑虏的政治主张变成了五族共和政治目标。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族,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明确提出了只要满、蒙、回、藏各族赞同共和,赞同中华民族统一体,不仅不予对立,相反给予优待。孙中山终于与各方达成《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促使满、蒙、回、藏各族赞同清廷退位,襄赞共和,拥护民族统一,避免了国家和民族的分裂。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同时积极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和谈,提出在共和的前提下,可以选袁世凯为共和国总统;孙中山并且主动以此条件让出大总统的位子。对此,我们传统的评价对孙中山多有微词,认为是他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其实通观当时政治势态,我们清楚地看到,袁世凯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革命党人军事力量,南北双方动真的以武力说话,结果不言而喻,革命党人是不能获胜的,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取胜的。即便取胜,流血的代价也将是非常沉重的,南北议和,避免了一场战争。孙中山的妥协不仅不是软弱,不是革命不彻底,而是识时务,善权衡,懂妥协,知利害,晓大局。

    如果相反,既不与清廷妥协,也不与袁世凯妥协,那唯有一战,辛亥革命能否胜利,有多少成果就很难说了,弄不好又是一场黄花岗。有人也以袁世凯后来称帝来表明孙中山的幼稚,其实孙中山当初又何尝不知,何尝不担忧呢?正因为如此,所以孙中山等人坚持在《逊位诏书》上明确写明,清帝退位后,由袁世凯负责与南方谈判,组成共和政府。现在看来,孙中山当时的政治决断仍然是正确的。南北和谈的结果使清廷唯有退位一途,帝制果然结束了,共和的形式果然有了。袁世凯重立帝制,果然行不通。袁世凯称帝只能说明袁世凯后来忘乎所以,倒行逆施,注定要失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出了以民族大义为重,以推动中国走向共和为宗旨,不计个人得失等革命精神,同时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原则性与妥协性。十分值得称道。

    再说袁世凯,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死前的称帝而抹杀他在促成清廷退位中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中袁世凯是最有决定作用的一个人。可以说,如果他死心塌地忠于清廷,与革命党人顽抗到底,辛亥革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清廷就不会退位了。如果他与孙中山结成真正的同盟,或愿在孙中山的麾下,那革命的局面又会完全不同。可惜,袁世凯就是袁世凯,他是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的历史人物,说到底,只能是历史的过渡人物。他利用他的军队、地位、权势,玩他的权术,使他的利益最大化在情理之中。他能
与革命党人妥协,能逼迫清廷退位,能接受共和(哪怕是表面上的)就不容易了。我们今天也要用宽容的心来评价这位历史人物。事实上袁世凯在促成《逊位诏书》的颁布上居功至伟。正因如此,《逊位诏书》在短短三百多字中三提袁世凯,给了他足够的面子,权力和游戏空间。也正因如此,他才乐于成就此事。袁世凯也是个政治高手,他同样懂得审时度势,同样会采用军事的和政治的手段,同样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出了强硬的一面和妥协的一面。妥协是各参与方共同妥协的结果,离开了袁世凯的妥协《逊位诏书》也出不来。

    在辛亥革命中,以往人们常常忽视了当时的另一股政治力量的存在,即满、蒙、回、藏等几个边疆少数民族。这几个边疆民族与满清政府有着特别的关系,在当时的中国有特别的地位。辛亥革命之时,他们可以有三种选择:其一,选择支持及至胁迫清廷与革命党人顽抗到底;其二,选择独立,乘乱分裂;其三,支持共和,继续与中华其他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坚持与中国一体。十分幸运的是,革命党人给予他们足够的优待、尊重和理解。他们愉快地选择了接受《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自愿五族共和。这些少数民族在辛亥革命中的正面作用和重要贡献,我们也决不能忘记。总结清帝退位的历史,让我们悟出一个基本的政治道理:政治需要各方协商,各方诉求需要相互妥协,总体利益需要共享,赢家不能通吃。当今,我们在国内追求和谐社会,在国际上追求和谐世界。协调各方立场,照顾各方利益,尽可能在矛盾与冲突中寻求共同点,应当成为我们基本的政治共识。以我看来,政治真乃众人之事,是参与各个之事,涉及各方之事。这就需要四“协”(英文为四“C”),即:

    1.协作(cooperation),当今之大工程,无论政治的、军事的或经济建设的,哪个能离开各方协作?

    2.协调(coordination),各方参与必然要协调各方立场,各方利益,各方人事,否则何以协作?

    3.协商(consultation),协调不是你命令我或我命令你,是友好协商,是平等协商;

    4.妥协(compromise),各方的立场、利益、诉求都是有差别的,不可能完全一致。

    这就需要相互妥协,没有妥协就达不成一致,协商就不会有结果。轻则不欢而散,重则兵戎相见。政治啊政治,可别忘了“协”。

 

 

 

妥协换来的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

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 章永乐

2011年10月

  内容提要:中华民国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但大致完整继承了清王朝的版图与人口。这一主权连续性的建立,离不开清皇室、北洋集团以及南方革命派、立宪派之间的一场“大妥协”。“大妥协”的核心环节是清帝和平逊位,宣布向全体国民让与主权,以及南北两个临时共和政府以南方选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形式完成融合。“大妥协”为中华民国对清朝版图与人口的继承提供了法理根据,避免了激烈内战与更为严重的边疆危机。但由于缺乏进一步的精英共识与政治信任的支撑,“大妥协”的成果未能持久。

    关键词:辛亥革命 大妥协 主权 五族共和。

    中国的辛亥革命发生在一个民族构成极其多元的王朝国家,最早用以动员这场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同时期欧洲民族主义为范本的汉民族主义,以汉族独立建国为诉求,但最终竟未造成国家解体或大规模的地区分离,民国大致完整地继承了清王朝的版图与人口,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原因何在,值得探究。

    与其他帝国一样,清王朝能将境内无数民族联合在一起,靠的并不是今天类似“中华民族”或“中国人民”这样的共同体意识的营造,而是各民族上层精英对同一个皇帝的共同效忠。〔1〕一旦从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中抽掉皇帝,各民族之间就有可能难以达成相互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建国。

    早在1902年,立宪派领袖康有为就警告,在中国推行各省自立的革命,可能会像印度那样遭列强各个击破,终至于瓜分灭国的命运。〔2〕他尤其强调,蒙藏是因为对满清皇帝的效忠才保留在中国之内,如果贸然推翻满清皇帝,极有可能引发国家分裂。换而言之,在康有为看来,汉民族主义者的反满共和革命与国家的独立统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1911年10-11月,梁启超在《新中国建设之问题》中指出:“蒙、回、藏之内附,前此由服本朝之声威,今兹仍训于本朝之名公,皇统既易,是否尚能维系,若其不能,中国有无危险?”〔3〕当然,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相互牵制,康有为所担心的全面瓜分结局在辛亥革命之后并没有出现。但正如康梁所料,武昌起义发生以后,在满清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蒙、藏都发生了分离主义运动。

    因而,对于中华民国的建国者来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完成政治革命,同时又能够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性,保证革命之后只发生国际法上的政府继承而非建立新国家的国家继承?武昌起义之后,一些南方革命者迅速认识到了问题,淡化汉民族主义色彩,改为主张“五族共和”。“共和”体现了与清王朝的断裂,但“五族”的表述又体现了与清王朝的连续性,意在全面继承清王朝治下的中国版图与人口。但南方革命者建立必要的主权连续性关系的努力是否成功?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的清朝与民国的主权继承关系,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建立起来的?

    本文将结合宪法学与国际法学的视角,对清王朝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进行初步探讨。

    在本文看来,革命与建国并不仅仅是政治事件,更是旧有的法律规范体系终结与新的法律规范体系创生的法律事件。从君主主权向人民主权的过渡,以及相应的主权代表结构的出现,都需要进行细致的法律分析。我的基本观点是:南方革命者的言辞与行动,并不能完整建立起民国与清王朝必要的主权连续性。这种连续性离不开一场大妥协:经过南北方的磋商,皇帝颁布《逊位诏书》,将自身的统治权移交给由五族组成的全体国民,并指定袁世凯为临时共和政府的组织者;其次,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为临时大总统,从而建立起统一的临时共和政府。

    传统的主流历史叙事否认这场“大妥协”具有任何积极意义,认为它恰恰体现了革命的不彻底性:大批旧官僚和立宪派“投机”革命,篡夺了革命果实;“大妥协”中优待清朝逊帝的做法,也为民国时的君主复辟埋下了伏笔。但近年以来,已经有研究试图对这场“大妥协”作出不同的评价:《清室优待条件》并非由袁世凯一方炮制,而是由南方首先提出,南北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这一妥协避免了列强干涉、内战和国家分裂,维护了民族团结;而1924年冯玉祥单方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间接促成了日后溥仪投靠日本人。〔4〕他们充分肯定清帝国为民国留下的遗产,包括“完整的疆域,整合的政制体系,多元融合的民族,自由发展的宗教”,并指出,“五族共和”的提出,离不开清帝国既有的政治实践。〔5〕同时,强调清末立宪运动与民国宪政实践的连续性,将清帝《逊位诏书》视为清帝和民国政府之间的政治契约。〔6〕这几个研究的共同点是,充分注意到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将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与民族团结作为重要的政治价值,从而避免了那种仅仅着眼于政治制度的“先进”、“落后”的做法。

    本研究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作的进一步探索。我的主要努力是进一步展开这场大妥协中的各个环节,对各方言辞与行动的法律意义作出细致剖析。在我看来,革命与建国固然都有其暴力性,但绝不是在法律规范的真空中发生的,不是“一张白纸,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而是与过去的法律规范进行对话,并创设新的法律规范。1911-1912年的“大妥协”,因其妥协性,更具有丰富的法律意涵,值得我们去细细发掘。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0-04 11:46:2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东宾 湯若望與中國歷制改革

    汤若望墓在利玛窦墓旁边。汤若望的建议在立康熙为储君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湯若望與中國歷制改革

----湯若望传

德国之声

    继利玛窦之后,出身于德国科隆贵族世家的汤若望是又一名活跃于明清之际的著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的在华经历可谓跌宕起伏,坎坷不平。他不仅是明朝灭亡、清兵入关的见证人,而且以其凛然正气,获得新统治者的应允,得以”留居原寓“,继续其历法的修定工作。

    "窃维九万里孤踪,结知英主。既荣其生,复哀其死。鱼水相欢,得若将终其身,又预为之计,久远如此。宠施优渥,出于格外,岂人力也哉!"--汤若望墓志铭。

    1660年,耶稣会传教士、德国人汤若望在中国大清皇帝顺治赐予他的茔地上建立了一座圣母小教堂。教堂前树立石碑一块,碑上便用满汉两种文字刻着上述碑文。在感激中国君主知遇之恩的同时,不远万里来到这一东方古国、当时已年近古稀、在华渡过了大半生的汤若望,并没有忘记身负的传教使命,以及对天主的景仰。

    “古圣贤于遇合之际,率归之天。今予之得遇主上,用西法以定运,进修士以演教。道之将行,日升月恒,殆未可量。又不特一身之感恩称知遇而已,谓非天主上帝默作合于其间,可乎?”

    随着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开辟东方新航线,大批欧洲殖民者和商人相继东来。自明朝中叶起,天主教的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也纷纷进入中国内地,其中以耶稣会势力最大,他们逐渐由澳门深入内地,打开传教局面,使天主教在中国立下根基。就连"天主"一词也是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借用中国人较容易接受的名称对其所信之上帝赋予的称谓,从此中国便把他们传播的宗教定名为"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代表人物当首推意大利人利马窦、瑞士人邓玉函、德国人汤若望以及比利时人南怀仁等,他们甚至跻身朝廷,博得了中国皇帝的青睐。

    然而,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或者是笃信佛教的中国皇帝,器重这些西方传教士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的信仰,而是他们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他们当中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画家、医生、音乐家、钟表匠、珐琅专家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说:

    “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他们必须具备一些知识,既包括科技也包括人文方面的知识,科技知识在中国尤受欢迎。于是汤若望、纪理安等人的科技知识赢得了中国百姓,特别是学者的佩服,进而是信服,这样在信仰这个方面进行交流就要容易得多了。”

    不仅如此,了解中国本土文化、尊重中国人的习俗、掌握中国语言也是耶稣会教士开启中国社会大门的一块敲门砖。曾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兼任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的卓新平教授说:“当时耶稣会士东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文化、陌生的土地上,他们要想传播他们的信仰,必须先了解这个国度,这个民族的所思所想。在了解过程中,一方面他们是吸收中国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的思想文化带入。”

    澳门是四百年前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许多传教士们,一踏上澳门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1605年,名代翰林院学者、主持历局的官员徐光启受洗入教便是一例。

汤若望的贡献

    继利玛窦之后,出身于德国科隆贵族世家的汤若望则是又一名活跃于明清之际的著名耶稣会传教士,而比之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先驱,汤若望的在华经历可谓跌宕起伏,坎坷不平。他不仅是明朝灭亡、清兵入关的见证人,而且以其凛然正气,获得新统治者的应允,得以”留居原寓“,即今宣武门内南堂,继续其历法的修定工作。

    汤若望在华四十余年,虽未能达到其传教的目的,但在将西方先进的天文学、光学、火器、矿业等领域的知识介绍到中国这方面,却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则是参与明末历局的改历、编纂修定“崇祯历书”。

    明朝末年,行用多年的“大统历”误差渐大,钦天监所预报的天象,尤其是日月食屡屡失验。在用中国传统方法与西方方法预报日月食,几经校验比较之后,皇家确定由徐光启主持历局,修改历法。徐光启则聘请了邓玉函、龙华民等传教士参与改历。

    1630年,汤若望奉诏从陜西调往北京进历局供职。在中西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编译了长达137卷的长篇巨著“崇祯历书”,而其中由汤若望撰写编译的就有包括“交食历指”、“恒星出没表”、“南北高弧表”、“五纬诸表”等共43卷。

    除此之外,1626年,汤若望还在中国学者李祖白的协助下撰写了“远镜说”。研究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科学史所做贡献的专家、北京古观象台副台长李东生女士介绍说:“汤若望还编纂了‘远镜说’,是根据1616年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社出版的赛都利的著作编译而成的。这本书对伽利略望远镜的制作原理、功能、结构、使用方法都做了详尽的说明,通篇条理清楚、浅显易懂,图文并茂。所以专家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一部介绍西方光学理论和望远镜技术的启蒙著作。”

    为帮助中国开采矿藏,加强国储,汤若望在历局期间,又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于1550年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此书编成后,汤若望进呈给朝廷,崇祯皇帝御批:“发下‘坤舆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 不过,因战事已紧,明王朝迅速崩溃,已无暇过问“坤舆格致”的命运,因此该书未被刊行,后来也便在明末清初纷繁的战事中遗失了。而“崇祯历书”却由于汤若望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不仅躲过了浩劫,后来还得以颁行天下。

迭宕起伏的一生

    1644年,清兵入主北京。摄政王多尔衮下达严令:“内城居民,限三日内,尽行迁居外城,以便旗兵居住“。当时住在宣武门天主堂的汤若望冒着违令受惩的危险,上疏朝廷,称:“曾奉前朝故皇帝令修历法,着有历书多轶,付工镌版,尚未完竣,而版片已堆积累累;并堂中供像礼器、传教所用经典、修历应用书籍并测量天象各种仪器,件数甚伙。若一并迁于外城,不但三日限内不能悉数搬尽,且必难免损坏,修正既非容易,购买又非可随时寄来。”因而恳请“仍居原寓,照旧虔修”。

    颇为开明的新统治者第二天便传谕:“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阑入滋扰。”

    在保护南堂及内存所有历书、仪器和传教所用经典免遭战火洗劫后,汤若望又多次奉召入朝,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顺治元年(1644年)农历8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决定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

    当时汤若望等传教士得以留住的天主堂便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天主教堂,以南堂著称。1605年,利马窦曾于该处建起京城内第一座经堂,但规模很小。后来,在汤若望主持下,于1650年建造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

    不过,这名曾官至钦天监监正的德国教士工作的地点则是矗立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古观象台,原名观星台,始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迄今已有560年的历史了。

    它由一座高14米的砖砌观星台和台下紫微殿、漏壶房、晷影堂等建筑组成。在青砖台体上耸立着八件青铜铸就的宏大精美的仪器,是清代制造的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地平经纬仪和玑衡抚辰仪。仪器身上刻有栩栩如生的游龙和精美绝伦的流云,其中部分甚至仍具有实测功能。

    明清时代,作为钦天监外署,它是一个重要的天文观测基地。当时中国修定立法、观测天象、编制星表、制造天文仪器等活动都与西方传教士密切相关。汤若望当年工作的厅堂至今仍保存完好。北京古观象台副台长李东生女士介绍说: “北京古观象台是西方传教士来华最早的落脚点之一,可以说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1651年,多尔衮死,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亲政。这名清代开国皇帝虽笃信佛教,但却非常钦佩汤若望的道德与学问,并与之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先后24次到访南堂,与汤若望促膝谈心。在华西方传教士长眠的腾公栅栏墓地所在地、今北京西郊行政学院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林华女士介绍说:“顺治年幼,对大胡子外国老头非常好奇,多次跑到南堂去看他们是如何生活,工作和吃饭的。汤若望对宫里一些人,包括顺治的母亲,都有一定的影响。根据资料说,汤若望在宫中也发展了一批教徒,但影响不大,因为中国自己就有着各种各样的宗教,佛教、道教等,而满人是信萨满教的。虽然中国人不信西方的宗教,但很尊重这些传教士的学识。顺治还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满语爷爷之意,并赐给他很多特权,比如可以随时进入后宫等。”

    这一时期,汤若望在华事业可谓达到了峰巅。岂料顺治皇帝英年早逝,于是年仅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登基,年号康熙。汤若望虽经中国朝代更迭的重大变故,安然无恙,却在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成为牺牲品,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案”。林华女士说:“因为康熙是一个几岁的小娃娃,掌握实权的则是敖拜等反对洋教和西方学说的一些人。因此他们上台以后,汤若望就马上被打入底层,遭到栽赃陷害,并锒铛入狱。他当时已是一位老人,而且很快中风,不会说话。在拷打审问中,都是其助手、比利时的南怀仁替他辩护,但还是被判了死刑。这时候,北京发生大地震,于是皇太后出面为汤若望求情,才得以出狱。但健康已不能挽回,之后不久便去世了。”

    康熙亲政后,铲除敖拜等人,为汤若望平反,并派大员在顺治所赐墓地上为汤若望修建坟茔,举行隆重葬礼,还率领百官及亲眷到其墓前祭奠。汤若望墓碑正面是拉丁文和中文碑文,反面是康熙皇帝以汉文和满文为其撰写的祭文。从“鞠躬尽瘁,恤死报勤,国之盛典”等用词足以见中国一代明君对这位来自万里之遥、莱茵河畔的德国传教士高度的评价和认可。

    继汤若望之后,来自德国的传教士还有纪理安(Bernard-Kiliam Stumpf)、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等人,他们在钦天监供职,从事天文、历法的观测和推算工作。而死后,同样埋葬在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朗士宁等前辈长眠的腾公栅栏墓地。

    如今,传教士们的身躯早已化作一掊黄土,留下的是这座浓荫蔽日、保存了60尊各国教士墓碑的墓园,它已成为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见证,以及超越时空的推进人类思想文明的象征。

 







发件人:<shyszy@sohu.com> 2011-10-18 14:46:02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投稿(赵跃)

走出社会主义误区 踏上共产主义征程

沈阳 赵跃

2011年10月

    1989年至1991年间,苏联及其控制下的东欧发生剧烈的政治动荡,共产党或者共产主义政党纷纷失去政权。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急剧减少,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巨大挫折。即使是在这场危机中幸存下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出现分裂,以朝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实行过去的方针政策,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进行改革。对于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人眼中已经不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于朝鲜和古巴也已经向市场让步了。蓬勃发展中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如此巨大的恶变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老一代革命家先后离世,没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接班人接替政权,使阶级敌人有了可乘之机;更主要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难以满足指导实践的要求,将共产主义实践带入社会主义误区。

一、理论缺陷

    从基本概念上看,一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基本概念混淆不清,在讨论这两个概念时不知所云;二是“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三个概念混淆不清,在使用上经常混为一谈。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上看,一方面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第一阶段),另一方面又把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区别于共产主义社会,使社会主义国家不知道自己处于一种怎样的社会形态。从实现共产主义的方式上看,将共产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社会优越性之间的顺序相互颠倒,使人们误认为搞资本主义就是在搞共产主义,给资产阶级复辟找到理论上的借口。由于在理论上存在这些严重缺陷,因此也就难免在实践中遇到各种难以解决的困难和经受各种严重的挫折了。

以往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的各种不同定义,有的将它们合二为一,没有进行具体的区分,比如理论权威对莫尔《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定义;有的将“社会主义”划归到“共产主义”,将“社会主义”说成是“共产主义”的组织部分或初级理论(根据“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所得出的结论),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定义;还有的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分别看待,将它们看成是两种各自独立的理论,比如现代理论权威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下的定义。那么究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概念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关于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如果没有准确的理论引导,那么必然出现“摸着石头过河”的盲目摸索现象,必然出现各种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甚至有的还会将社会主义改革引人歧途。想想看,如果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么又如何谈得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由此可见,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行准确定义并搞清它们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保证共产主义事业成功和蓬勃发展的关键。

    (一)莫尔的社会主义

    据资料记载,社会主义(思想)最早产生于英国。459年前(1516—2011),即十六世纪的1516年,英国人拖马斯?莫尔撰写了一部《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乌托邦新岛的即有益又有趣的金书》。这一简称《乌托邦》著作的问世,具有化时代的意义。由此莫尔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其思想也成为现代社会主义思潮的来源之一。

    《乌托邦》一书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不朽巨著,用拉丁语写成,书的全名原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这部书是1515-1516年他出使欧洲时期,用拉丁文写成的。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还有一说是“ 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乌有之乡”。其中文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美好国家”。

    莫尔通过小说的方式描述了一个虚构的国家,以一个航海家拉裴尔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描述假想岛屿国家乌托邦这一理想社会。在乌托邦,私有财产不存在,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需分配,人民平等,人人从事生产劳动,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由秘密投票产生,存在着绝对的宗教宽容,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娱乐,那里没有酒店、妓院,也没有堕落和罪恶。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

    本文评论

    从以上权威资料中看出,过去的理论权威将《乌托邦》思想定义为“空想社会主义”,将乌托邦定义为“空想的美好国家”。其实,给乌托邦加上“空想”一词,本身就是对乌托邦的恶意否定。众所周知,“空想”一词是个贬义词,它所表达的是不符合实际和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意思。其实,任何思想和理论都是非物性的,都是现实之外的人类脑力劳动的结果。理论符合实际,证明理论正确;理论不符合实际,证明理论错误。不存在“空想”或“实想”的问题。一种设想或理论,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怎么可以对其进行轻率的否定呢?难道一词“空想”就可以彻底否定乌托邦了?只有神话故事才可以说它是空想,而乌托邦描写的是人们向往的未来的理想社会,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绝非空想。其实,将乌托邦思想定义为“空想社会主义”是一种极不负责,甚至是别有用心的阴险做法。

    在《乌托邦》中包含三种不同概念:1、社会主义思想(乌托邦学说);2、社会主义制度(乌托邦中的公有制、公平制、民主制);3、社会主义国家(模拟国家——乌托邦)。它们彼此之间的顺序是:首先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其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模拟),最后缔造出社会主义国家(模型)。对于乌托邦思想来讲,可以将其定义为“早期社会主义”或“莫尔社会主义”,不应该将其定义为“空想社会主义”。对于乌托邦,可以说它是设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模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能将其定义为“空想的美好国家”。其实,《乌托邦》是通过模拟现实的方式来揭露私有制的弊端和阐述公有制的优越,它反映了最早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既然在乌托邦中“私有财产不存在,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需分配(共产主义公有制,不存在商品市场),人民平等(公平、民主),人人从事生产劳动(不存在失业现象)”,那么乌托邦自然也就是共产主义国家或共产主义社会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过去的理论权威将乌托邦思想定义为“空想社会主义”,而不是将其定义为“空想共产主义”呢?关于这一点可以进行三种解释:一是“莫尔社会主义”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水平,因此只能将其定义为社会主义;二是过去的理论权威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并没有进行明确的区分,即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二者不分彼此;三是在“社会主义”概念中括了“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一词的概念大于“共产主义”,没必要对“共产主义”进行额外的描述。反过来,如果用乌托邦来定义“社会主义”,那么这种社会主义是将共产主义包含在内的。由此可见,第三种解释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二)马布利、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据资料记载,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布利、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的社会主义(被理论权威定义为空想社会主义,它代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存在的、无产阶级先驱者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物出现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的批判家。19世纪30和40年代的(空想)共产主义则是同时代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对立物。例如18世纪的马布利就是重农学派的反对者。19世纪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李嘉图时期,同时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对派──共产主义(欧文)和社会主义(傅立叶、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6卷Ⅲ,第260页)。

    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是由于人类在道德和法律上犯了错误,背弃了人类的本性的缘故,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这种错误,并确信资本主义应当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莫尔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痛斥了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指出这是羊吃人。圣西门把无政府状态称作“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认为经济自由必然导致这一状态。傅立叶认为雇佣劳动制度是“恢复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工厂是“温和的监狱”。欧文抨击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一切阶级之间纷争的根源。他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剥削关系,工人创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却被工厂主、商人、银行家、经纪人、收租者、食利者以及达官显贵所瓜分。

    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共产主义),但各有见解。莫尔等把财产公有制理解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全部公共占有(纯正的共产主义)。摩莱里、欧文等则将其理解为除日常生活品以外的财产公共占有,即是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目前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公有制)。少数(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在自己的理想社会中保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建立的所有制形式),这是资产阶级倾向的明显表现。

    本文评论

    应该将马布利、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定义为早期社会主义个和早期共产主义,而不应该将其定义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

    从各种早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来看,建立公有制是它们的共同选择,——虽然他们各自对公有制的理解有所不同。既然社会主义以建立公有制为纲领,那么这其中自然也就具有了共产主义的含义。由此可以证明:共产主义隶属于社会主义,而不是独立于社会主义之外的更高一级的理论。这一结论与前面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早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之所以混淆不清,相互混用,就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这种密切的隶属关系。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一词作了科学的解释: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且社会主义需要有发达的资本主义作基础才能实现。恩格斯早在1890年就写道:“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变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 443页)。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5日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恩格斯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分别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赋予了科学的含义。不过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的。从此以后,作为思潮的名称,“社会主义”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但是,“社会主义”仍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和用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19世纪中叶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归纳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关于共产主义的解释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共产主义是透过消灭私有产权,去消除社会隔阂和阶级,以把全人类从压迫和贫困中解放的思想。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是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他们的劳动产物被资产阶级所占有,而且只支付比这劳动生产少许多的固定工资,资产阶级通过这种行为来谋取利润。而这种行为,被马克思所发现,并称之为剩余价值。无产阶级被大工业生产所集中,所以他们是最具组织性的、最集中的,所以社会的前进的推动力将由无产阶级所推动。并且,无产阶级是全世界最受剥削的,最受压迫的,等级在社会当中是最低的。所以他们的要求也是最多的。因此,满足了无产阶级的要求,也就等于满足了全社会的要求,解放了无产阶级,就等于解放了全人类。所以换句话说,共产主义事实上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共产主义设想未来的所有阶级社会将最终过渡成为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的“共产”并不剥夺小农或小生产者凭自己的劳动创造的财富,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这种个体生产早已被社会化生产取代,生产资料已集中在极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资本主义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财富,而共产主义是绝大多数无产者向极少数掠夺者讨还自己创造的财富。但是,私有制的灭亡只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只有在生产方式本身已经高度社会化的前提下才可能消灭私有制,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的共产主义制度。

    根据《共产党宣言》,要达到共产主义必须经历长期的发展,而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是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就是占人口少数的处于统治和剥削地位的资产阶级将会被占人口多数且长期处于被剥削、被统治地位的广大无产阶级取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这个政权称为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段时期,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仍然存在。当社会主义建设完成后,政府、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会完全消失。最后,人类社会就进入共产主义的阶段。马克思认为, 共产主义只能在社会物质基础发展成熟后才能实现,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其他社会形态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并认为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行需要每人有高度发达的集体主义思想。但是,恩格斯在晚年改变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暴力革命的想法,认为那是旧的策略,在当时已经不能成为主要手段,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本文评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 在该定义中没有解答“什么是共产主义?”的问题,他们只说明共产主义的作用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那么“无产阶级解放条件”又是什么呢?是共产主义?如果是就违反了逻辑关于不能循环定义的规律。如果不是,就否定了原来的定义。“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是建立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一旦建立起公有制,就消灭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制度,因此也就解放了无产阶级。将该结论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定义中,对“共产主义”的解释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且社会主义需要有发达的资本主义作基础才能实现。那么资本主义发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呢?关于这一点似乎没有一个具体、明确和统一的标准。

    从过去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来看,它们各自所处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各不相同,有些甚至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中国等。因此说明,社会主义的实现条件并非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国家)”。

    从莫尔的社会主义思想看,早在1516年(459年前)的时候就有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想法和要求,而那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正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再看看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到上天可飞出太阳系,入地可以开采利用几千米以下的资源和空间,下海有十几艘航母和上百艘核潜艇,并可以疯狂开采海底石油的高度发达阶段。按理说,它早就应该可以看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和行动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尽管资本主义美国正在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却看不出它有任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迹象。相反,在不发达的贫困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和行动却变的越来越强烈。也难怪,即使是美国的穷人,日子过的都象贫困国家的富豪一样,还有谁会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

    即使美国的无产阶级想在本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美国资本主义政府,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和制度,但是面对资产阶级的强大势力和完整稳固的法律体系,这也是一件不太可能做到的事情。想想看,在美国资产阶级以它极其庞大的资本控制着政党、政府、法院、军队、警察,他们拥有世界上一流的军队和警察,并以此来保卫着他们的庞大财富,而无产阶级又有什么呢?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和勉强维持生活的可怜的工资收入他们什么都没有。在美国,无产阶级连保安警察都斗不过,更何况是强大到可以毁灭全人类的美国军队了。在这种双方彼此力量对比极其悬殊不利条件下,无产阶级要通过武装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废除资本主义社会顽固体制、剥夺资产阶级财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这简直就等于是去自杀!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能够团结起来吗?很难。首先,单个无产者每天都忙于养家糊口,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做生活以外的一致行动;其次,无产阶级没有组织一致革命行动的财力和物力,在资本主义国家,一切行动地需要用金钱去进行维持,没钱寸步难行;更重要的是他们一致的革命行动不但不会受到法律保护,反而会受到法律限制,这必然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法律的约束下难有作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被牢牢控制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律牢笼之中,而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所制造的牢笼就越是完善、精美和坚固,无产阶级就越是难以冲破。

    资本主义越发达资产阶级的势力就越强大,资本主义制度就越稳固,距离社会主义就越遥远,实现社会主义就越困难。这也充分说明,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好的时机不是在拥有坚固牢笼的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而是在牢笼还没有完全建好的早期不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偏差,因此也就使目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找到了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复辟资本主义的理由和借口。资产阶级为复辟资本主义,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原则性失误为理论根据,得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补上资本主义一课的荒谬结论,并在世界上的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全面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复辟资本主义运动。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原则性失误将当代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带入误区,将社会主义事业引入歧途,因此也就导致了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范围的全面崩溃。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需要有发达的资本主义作基础才能实现”的观点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一观点等于在说,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是发展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搞社会主义要首先发展资本主义?这显然是极不合逻辑的。“结果”(良好的社会状态)与“措施”(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顺序颠倒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所犯的最基本的逻辑错误。

    在“社会主义”定义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社会主义叫做“反动的社会主义”,但是并没有说它们不是社会主义,这就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和反动社会主义分别属于社会主义的两个不同学派。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是一个总概念,“科学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等都是包括在“社会主义”概念中的分概念。无论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它必须首先是社会主义,之后才能谈得上是××社会主义。

    本文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并非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而是人类社会中现有的各种弊端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只要存在社会弊端,就需要通过社会变革进行消除;只要人们有了美好的希望就有了改造社会的动力,就可以将人类社会逐渐改造成完美社会。社会主义制度是消除社会弊端和促进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制度,而不是享受社会发展结果的制度。只要社会存在弊端和需要发展,那么就可以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办法将弊端消除和全面促进社会发展。

    关于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实现共产主义需要首先具备发达的生产力、丰富的产品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也就是说,实现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而不是达到目标的改革手段。

    本文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观点与其在社会主义方面的观点基本相同,同样需要进行重新论证。

    想想看,是共产主义制度创造了理想社会,还是理想社会需要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文明产品和精神文明产品,足够达到人们需求质量和数量”的共产主义理想,那么还有必要在“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推翻“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吗?

    假使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并且推翻了“理想”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新建立起来的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共产主义制度是否会取得与“理想”资本主义制度相同或超过它的理想效果呢?如果不能,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那么共产主义革命岂不等于是破坏了人类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岂不等于是对人类的一种最大的犯罪?想必这种结果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

    建立一种新的制度是为了解决旧制度下存在的各种弊端,如果没有旧制度的弊端,那么也就不需要建立新制度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就是为了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造成大量社会弊端,而不是等这些弊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全消除之后再去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假如旧中国人民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那么共产党就没必要去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了。社会改革不能针对社会优点来进行,优点不需要进行改革。社会优点不是社会改革的动力,只有社会弊端才是社会改革的动力。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和人们优良的品德品质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结果,而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和动力。只有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弊端才是共产主义改革的动力。要想获得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生活,就必须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如果没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那么想得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生活也将是没有任何可能的。共产主义制度可以创造美好生活,但美好生活不能创造共产主义制度。

    本文认为,共产主义理想只能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得以实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对现实社会立即进行共产主义改革,但是他们同时又认为共产主义只能在全世界范围同时实现。前者是现实的革命行动,后者是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假想,这就使他们的观点出现了矛盾。以往世界上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别建立,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可以在一个或几个国家的范围来实现。这一事实也正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实践理论存在一定问题。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不能用方法上的失误去否定共产主义真理。

    在“共产主义”定义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虽然此定义合理,但是它却没有直接回答“什么是共产主义?”问题,这就使人不能对共产主义有一个准确的理解。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即实现共产主义,因为不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无产阶级就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私有资本的剥削。这一点非常正确。但是作为定义,它应该有解释共产主义的具体内容,只说共产主义的作用是不行的。解释“共产主义”主要在“共产”二字,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定义中对这两个字并没有进行任何解释。

    (四)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列宁认为,“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说:土地和工厂一概是公共的;公共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

    斯大林强调,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他提出,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它要求整个国民经济在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按比例地发展。国家计划对企业、部门、地区的生产和流通具有极大约束力,计划就是“法律”。他认为,国民经济的计划化,可以使苏联避免那种破坏国民经济并给社会带来巨大物质损害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从而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度地不断地增长。斯大林晚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他认为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是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直接原因和客观依据;并提出利用商品生产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本文评论

    列宁的共产主义理论完全符合,并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这里面并没有包括生活资料的内容。

    斯大林所说的计划经济只是具有统一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具有统一计划的产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没有私有制就不存在商品经济。因为,只有在私有者之间才能进行商品交换,所以无论私有者是谁,无论私有者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他们的私有者性质和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有了商品经济的存在,经济运行就必然受商品经济规律所限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关于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保持生活资料、劳动力私有制理论,与列宁的共产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差距)

    (五)中国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苏联,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思想基本相同。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允许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

2、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3、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

4、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5、“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战略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推进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

    本文评论

    中国的初级阶段理论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相同,是一种阻碍共产主义事业发展的理论。

    “特色”理论主要是邓小平理论,即“猫论”、“摸论”和“改革开放”论,这些根本算不上是什么理论;其次是“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这些也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也算不上是一种理论。由此可见,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实就是对现实社会的一些具体的管理思路,还不能上升到理论境界。

    “特色”理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其实这种观点已是不合逻辑。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来否定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不同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另外一种独立社会形态,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这种理论的荒谬之处在于,它犯了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错误,就是无论一种社会的发展处于什么阶段,它必须首先是这种社会,其次才谈得上具体的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发展阶段都是共产主义社会,不能用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来否定共产主义社会的真实存在。只有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才谈得上去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各个阶段。

“特色”理论导致了私有化的改革开放,违背马列主义。改革开放造成大量的劳动者失业和大批国有和私有企业倒闭,大幅度降低了劳动力的利用率和破坏了大量已经形成的生产力,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否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没有任何区别了。社会主义国家不但不能搞市场经济,对于现有的商品经济也应该逐渐将其功能减少,使其向产品经济方向转变。

    (六)词典定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式。是用简洁的语词揭示概念反映的对象特有属性和本质属性。定义的基本方法是“种差”加最邻近的“属”概念。定义规则:一是定义概念与被定义概念的外延相同,比如“苹果是水果”;二是定义不能用否定形式,比如不能说“苹果不是饮料”;三是定义不能用比喻,比如“苹果像水果”;四是不能循环定义,比如只能说“苹果是水果”,不能说“水果是苹果”;五是不能用同类概念相互定义,比如不能说“苹果是特殊的桃子”;六是只能用大概念做小概念的定义,不能用小概念做大概念的定义,比如可以说“苹果是水果”,不能说“水果是苹果”;七是不能给一个概念以两个相互之间没有包含关系的定义,比如可以说“苹果既是水果也是食品(‘食品’包括‘水果’)”,但不能说“苹果既是水果也是植物(‘植物’不包含‘水果’)”。

    1、有关“主义”的定义

     主义(词典定义):①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理论和主张,比如马克思主义、达尔文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等等。②思想作风,比如本位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等。③一定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体系,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评论:定义①比较合理。定义②将“主义”说成是“思想作风”这就不合理了,但是用于举例的 “自由主义”等都是正确的。定义③将“主义”说成是“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体系”,这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主义是思想,不是制度、体系、社会形态或任何实物,但是用于举例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正确的)

    主义(本文定义):对相同事物或相同学术领域的各类不同观点和学说,比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属于社会管理学的范畴,都属于社会管理学中的各种不同学说。

    社会主义(词典定义):①指科学社会主义。②指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社会学思想,主张或提倡整个社会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作了科学解释,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而且社会主义需要有发达的资本主义作基础才能实现。(评论:定义①等于没有对社会主义进行解释。定义②“指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逻辑,因为社会主义是头脑中的思想,制度是现实中的政策和法律,不能用“制度”作为“主义”的定义。至于“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它并没有说明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初级阶段还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主义是思想,社会是实体,两者不能含糊不清和混为一谈。由此可见,这个定义对“社会主义”并没有给出明确合理的解释。但是,后来说明中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解释,即“是一种经济社会学思想,主张或提倡整个社会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

    社会主义(本文定义):关于推翻维护少数资本家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维护全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管理学)观点和学说。归纳起来讲,就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全民利益)出发去思考和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的观点和学说。社会主义包括集体主义、利民主义、利他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公平主义、国际主义等等。孙中山总统的“天下为公”和毛泽东主席的“为人民服务”都是非常典型的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三大流派(资料):

    一、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改良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早在19世纪初中期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就存在。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又一次经济繁荣,欧洲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普选权的推广,工会力量的扩大,人民获得更多的民主权利。在这一情形下,随着布朗基主义突击式的暴力革命已不可能获得成功,而新的革命形势又远未到来,恩格斯开始提出新的历史形势下的革命战略,在不放弃暴力革命的基础上,有效的利用普选制度,实行议会斗争。民主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希望不改变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基础,即立足于资本的整个生产关系,而寄希望于有限的国有化和由政府实行的高福利政策来缓和。(评论:“民主社会主义”只是“社会主义”概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是“社会主义”概念的全部,它是不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大概念,民主社会主义是小概念,社会主义包括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不代表社会主义。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民主社会主义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公有制,因此也就不能发挥出社会主义的基本优越性)

    二、国家社会主义(又称“拉萨尔主义”)。是关于建立国有化制度的观点和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拉萨尔,在德国人看来,国家是代表一切阶级利益的超阶级的存在,实现社会主义不应该寄希望于革命,而应该企求国家的恩赐,所以他的要求是实行普选,国家扶持建立工人合作社,实行国有化等。尽管科学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提出了国有化的主张,但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国有化不过是资本主义走向崩溃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而国家社会主义却将它看作救世良方。国家社会主义强调:国家是绝对物,所有个人和集团都是相对的,国家是个人真正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体现,个人必须绝对服从国家。(评论:国家社会主义已经接近共产主义,是不完整的共产主义。德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迅猛发展,就是因为它们采用了近似共产主义的国有化政治经济制度。希特勒的失败并非是国有化制度的失败,而是其发动战争的结果。其实,如果没有国有化制度在促进国家发展方面的优势,希特勒根本就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

    三、科学社会主义(又称“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由于其直指阶级社会的根源——私有制,也就超越了一切社会主义 。(评论:定义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不同概念混为一谈,违反逻辑基本规律)

    共产主义(词典定义):①指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②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它在发展上分为两个阶段,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指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消灭三大差别,实行共产主义公有制,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评论:定义①并不准确,因为它没有对“共产”一词进行任何解释,而对共产主义的解释关键在“共产”一词。在“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包含共产主义,但是在共产主义中并不包括“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只能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能说共产主义“指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定义②将共产主义思想说成是共产主义制度,用“制度”作为“思想”的定义,将思想和制度混为一谈。定义后面的解释“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把共产主义思想解释为共产主义社会,将“思想”和“社会”混为一谈,违反逻辑基本定律,造成逻辑混乱,使人难也理解)

    共产主义(资料观点):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发现,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导致人们彼此之间的利益矛盾的一个重要根源。由此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建成理想社会的根本基础,以此提出共产主义观点的系统理论。共产主义概念的定义是,实现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全社会所有,按劳分配,然后进入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模式,这种主张和学说就被定义为是共产主义。(评论:合理,但不完整。共产主义应该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生活资料公有制和劳动力公有制的总和)

    共产主义(资料观点):普遍认为是一种自然存在的,原始社会就有原始的共产主义,氏族内部平均分配生产产品;宗教中世纪社会有宗教平均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从来就有的。个别观点认为,共产主义是十八世纪未到十九世纪中,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人们的一种新思想。公共汽车的发明,给人类启示了一种新的想法,就是让多人共同使用一种新产品,让大多数人共同分享新产品;这种新想法就是:公共产品,共同拥有,多数人共享。这就是共产主义。现在很普遍共享上网,就是多人共同拥有一个上网专线,就是一种共产主义。比如城市的管道天然气,就是多数人共同拥有宠大的供气系统,也是一种共产主义。(评论:所谓“共产”,就是大家共同的财产——公共财产;所谓“共产主义”,也可以说是“公产主义”,——它是让大家共同创造公共财产,共同享受公共财产的主张和学说。因此可以说,有公共财产存在的地方,也就有共产主义的存在;同时也可以说,有私有财产存在的地方,就有资本主义存在,比如中国存在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美国存在公共福利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本文定义):关于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观点和学说,也可以说它是以建立公有制为核心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种类繁多,内容庞大、鱼龙混杂,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种混乱中脱颖而出,去伪存真,建立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是经过提纯的社会主义,是高纯度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立场明确,旗帜鲜明,将社会主义精华一语道破,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从逻辑角度讲,社会主义是个大概念,共产主义是个小概念,即社会主义包含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包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隶属于社会主义,它是经过提炼的精华的社会主义,是高纯度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区别于社会主义的另外一种独立理论。从实践角度讲,虽然“社会主义”是一个大于“共产主义”的概念,虽然在理论上实现社会主义包括实现共产主义,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本身矛盾重重,难以全部实现,因此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精华部分,即实现共产主义。反过来说,实现共产主义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精华部分,即科学社会主义部分,而不包括实现全部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词典定义):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上层建筑。(评论:该定义将资本主义思想解释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即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和哲学等社会体系。因此说,这两种解释都是不合逻辑的)

    资本主义(本文定义):以扩充资本家私有资本为社会基本发展目标的观点和学说。它是维护少数资本家利益、损害广大民众利益、丧失理智、丧失道德、丧失人性、丧失亲情、鼓励剥削、崇拜私有制、崇拜金钱、迷信自由市场经济、崇拜市场竞争和弱肉强食野蛮丛林法则的资产阶级强盗理论。资本主义祸国殃民,制造了大量严重的社会弊端,将广大劳动者置于极度的贫困之中,疯狂消耗掉大量的自然资源,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和人类的生存环境,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和破坏作用,对广大劳动人民犯下不可以饶恕的滔天罪行。资本主义的根基是私有制,资本主义的存在形式是商品经济。

    2、有关“制度”的定义

制度(词典定义):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评论:定义合理)

制度(本文定义):约束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强制性规定。

社会制度(词典定义):社会政治、经济等制度的总称。(评论:定义合理)

社会制度(本文定义):约束社会成员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活动的政策和法律。

私有制(词典定义):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的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原始公社的瓦解而产生,是产生阶级和剥削的基础。(评论:定义部分合理,因为生活资料归私人所有的制度也属于私有制)

私有制(本文定义):保护财产私人占有形式的社会制度,其中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活资料私有制。

公有制(词典定义):生产资料归公共所有的制度。现在我国存在着两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评论:定义“生产资料归公共所有的制度”将公有制限制在生产资料的范围,这是它的不合理之处。其实,生活资料公有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已经有所建立,比如房屋和部分生活用品公有制)

公有制(本文定义):保护财产公共占有形式的社会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词典定义):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用来剥削雇佣劳动者为特制的社会制度。(评论:定义合理,但不具体)

资本主义制度(本文定义):保护并鼓励少数资本家通过剥削广大劳动人民来扩充自己私有资本的政策和法律。资本主义制度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生活资料私有制、
企业利润私有制、商品交换制、市场竞争制等等。

社会主义制度(词典定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总称。(评论:定义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压缩了社会主义概念,使其只局限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狭义范畴,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它还包括生活资料公有制以及按劳分配制、按需分配制、利民制、福利制、民主制等等)

社会主义制度(本文定义):维护广大民众利益的政策和法律,其中包括公有制(共产主义制度)、计划管理制、按劳分配制、利民制、福利制、民主制等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必然经历诸多曲折,每一个先进社会制度代替落后社会制度都要经过长时间的斗争。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取决于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质的飞跃。

共产主义制度(词典定义):没找到相关资料。

共产主义制度(本文定义):从狭义角度讲,单指公有制,即保护社会公共财产和禁止个人占有私有财产的政策和法律。从广义角度讲,它指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其中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生活资料公有制、科研成果公有制、劳动义务制、按劳奖罚制、按需分配制、民主决策制、经济计划制等一整套科学的社会管理制度。

    3、有关“社会”和“国家”的定义

    社会(词典定义):①指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②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评论:社会是人类群体活动的区域,是人与物相结合的产物。定义中“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包含了这一含义,只是不明确而已。定义中的“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 也包含了这一含义,但是同样存在定义不准确的问题。社会是区域,不能将其解释为“整体”或“人群”)

社会(本文定义):指人类群体活动的区域,比如人类社会、中国社会、美国社会、日本社会等等。

奴隶社会(资料定义):一部分人以武力强迫,压榨奴隶劳动成果而简单获利的社会模式。(评论:合理)

封建社会(资料定义):一部分人以土地属权,压榨农民劳动成果而简单获利的社会模式。(评论:合理)

    资本主义社会(资料定义):一部分人以资本为根本,榨取劳动成果而简单获利的社会模式。(评论:合理)。据有关论述,资本社会,确实对生产效率有阻碍,因为它以个人或小集团利益为目标,而不是以社会利益为目标,因此马克思的资本社会必然走向社会主义论断是正确的,但会共存很长一段时间,而不是马克思论断的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就必然灭亡。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也会用一些社会主义的元素来缓解国内矛盾。例如,提高工人生活品质质量等等。但是,扩大垄断利润是资本社会的发展目标,资本社会发展的最终将是资本家掌握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一切资源,劳动人民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现象持续存在。这是违背人民利益的,也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不合理社会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中周期性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会走向极端,即生产力越发达,经济危机越严重,这在将来必然会使资本主义发展短期停滞,引发掠夺性战争或者国家间军事冲突。另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群体掌握生产资料和国家政权。资本家不可能将这些涉及到利益的东西拱手相让,这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爆发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社会(资料定义):①广义上,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是同义语,指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社会形态(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曾多次使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等,都是这种涵义);狭义上,专指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20世纪初以来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和文献中通常是在这种涵义上使用社会主义社会一词。②是一种以群体利益为目标,以按劳分配为根本的非个人获利模式,以是否对社会发展有利,作为衡量标准的社会。(评论:定义①说,广义上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概念相同,狭义上社会主义社会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种解释在概念上有所不同,因此导致整体上的定义混乱。广义上,定义将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混为一谈,并且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做出具体准确的定义。侠义上,定义将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试图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性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也是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之外的另外一种社会,不能用“阶段”来否定社会的基本性质。定义 ②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解释非常合理)

    社会主义社会(本文定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即实行维护广大民众利益的公有制、民主制、平等制、公平制等各项制度的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资料定义):一种生产力高度发展,利益已经变的没有意义,人们追求精神文明的社会模式。(评论:共产主义社会指的是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社会,而不是具有某种政治和经济条件的社会。另外,定义只并没有包含对“共产主义”的任何解释)

    共产主义社会(本文定义):实行公有制的社会。

    国家(词典定义):①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组织,主要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组成。②指一个国家的整个区域。(评论:定义①指的是政府,不是国家,定义②指的才是国家或社会。“国家”和“政府”是两个同等独立的不同概念,但是该定义①却将其混为一谈。政府是管理国家的权力机构,比如中国政府、美国政府、日本政府等。国家是府管辖划界地区,比如中国、美国、日本等。在地图上看到的中国并没有体现任何政府的含义,只是体现了划界地区这一内容。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中国由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河南、新疆、西藏等多个省份和自治区构成,而不是由各个省份和自治区政府构成。由此可见,国家指的是地区,而并非指政府,它是“政府管辖的划界区域”,而不是“管理社会的政府机构。国家中有政府和百姓,政府管辖国家,这就是政府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家(本文定义):政府管辖的划界区域,比如中国、美国、韩国等等。

政府(词典定义):国家权利的执行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例如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评论:合理)

政府(本文定义):管理国家的权力机构,比如中国政府、美国政府、日本政府等等。

社会主义国家(词典定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或指实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在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一般被定义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奉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评论:前面的定义合理,但“实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有些画蛇添足了,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

社会主义国家(本文定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共产主义国家(本文定义):实行公有制的国家。在以往和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部分生活资料公有制已经建立,因此可以说它们在很大程度(甚至是90%以上)上实现了共产主义,建立了接近纯正的共产主义国家。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公有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共产主义国家的纯度已经大大下降,甚至可以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了。

    二、实践误区

    在共产主义理论的实践过程中,虽然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多个国家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管理方式,但是,由于它们仍然保持着商品经济的经济运行方式,因此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就必然要受到商品经济规律的控制。商品经济是以赢利为目标和考核标准的,而在利润的创造过程中就必然同时出现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的问题。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是商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无法避免。虽然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控制在政府手中,能够对经济运行进行整体计划,能够对物价进行比较有效的控制,但是仍然不能处理好通货膨胀与生产过剩之间的矛盾,因此在控制物价的同时也限制了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所谓计划经济,不过是具有整体计划的商品经济而已,并非是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即非商品经济体制。因此,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并没有得到真正发挥,商品经济的主要弊端仍然没有被消除。另外,由于政府缺乏制定科学完善的商品经济计划的能力,使商品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很多严重的问题,使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歧途。

    (一)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以来,科学共产主义照亮了进步人类争取解放的道路。全世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已经进行了 100多年的艰苦斗争。1917年,在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打开了缺口,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斯大林是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创立者。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逐步确立了在苏联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1929年底,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开展了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通过这场暴风骤雨的群众运动,苏联由一个主要是个体小农业的国家变成了大规模集体农业的国家。由多种经济成分过渡到只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在斯大林领导下,从1928年10月至1936年底,苏联完成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这一期间,苏联消灭了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消灭了所有的剥削阶级,剩下的只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联的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经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农业国。1936年12月,苏联制定和颁布了新宪法。这部新型的社会主义宪法,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用法律形式规定了下来,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

    苏联从1928年到1940年,工业生产以年平均递增21%的速度持续发展,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创造出用短短十二年时间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用五十年至一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奇迹。从1951年到1980年,苏联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高出美国1至2倍。由于经济增长速度长期高于美国,使得苏美经济实力的差距日趋缩小。1950年,苏联工业产值不到美国工业产值的30%,而1980年则达到80%;1950年,苏联国民收入只有美国国民收入的31%,1980年则达到67%。此外,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军事力量等许多领域,苏联都具有优势或与美国旗鼓相当。例如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就是苏联制造并送上太空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靠剥削本国劳动人民,不靠殖民掠夺而创造出这种惊人的发展速度,从根本上说,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本文评论

    苏联通过社会主义实践,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长期残酷剥削中解放出来,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解放无产阶级的伟大理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经济体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它的建立使社会成员能够在统一利益和统一管理下进行高效率的劳动和轻松愉快的生活,它的建立是人类社会从野蛮、混乱走向科学文明的一大历史性转折。

    虽然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但是,由于斯大林认为当时的社会主义需要保持长期的商品经济,因此没有对社会制度进行进一步改革,阻碍了共产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请想,既然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那么就要尽快度过,而不能长期停留在这种不稳定过渡状态。由于长期停留在社会主义过渡状态,长期保存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体制,因此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规律也就自然地控制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动,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受到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的双重阻碍。

    其实,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过是改造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或封建社会而已,并非是一种完全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既然说社会主义是过渡制度,并非需要长期保留的制度,那么就应该尽快将这种制度进行完善,建立起可以长期存在的共产主义制度。“过渡论”和“停留论”是相互矛盾的。“过渡论”就是要继续革命,将革命继续到底,最终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停留论”就是在现有状态下停滞不前,长期维持社会主义过渡制度。过渡就有要度过,而不是停留,更不是倒退。请想,一个没有改造完的社会体制怎么能发挥出它完整体制的各种优越性呢?从实际情况看,虽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利润不再归资本家所有,无产阶级不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但是在经济运行模式上完全等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因此仍然会遇到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所存在的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等各种严重的经济问题。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发展,并非共产主义产品经济模式的发展,而是垄断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因此,苏联在后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走入困境实属必然,——但这并非共产主义模式之错,而是垄断资本主义模式弊端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虽然苏联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但是这种计划经济不过是具有全面计划的商品经济而已,并非是非商品经济的产品经济运行体制。在任何形式的商品经济中,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要去进行销售,因此企业的经营状况就必然要受到销售相对的影响。社会中全部的销售对象构成市场购买力,它对企业的生产和赢利进行着绝对的控制。社会购买力又来源于社会经济的运行总成本,这就产生商品供求之间的巨大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一般都普遍采用扩大市场购买力的措施。在商品经济中,扩大市场购买力的方法有银行发行货币、银行对企业和个人发放贷款、企业发行债券等等,但无论什么方法,它们都是在不断扩大债务。债务越来越大,债务风险也就越来越大。当这种风险积聚到一定程度,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商品经济是债务经济,它的运行是靠债务来进行的。货币是商品债务,贷款和债券是货币债务。所谓金融危机,它是货币债务危机。而通货膨胀则是商品债务危机。在货币信用降低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就发生了。当通货膨胀严重到一定程度,甚至完全失去控制,这种状况就叫做通货膨胀危机。至于生产过剩,它是商品经济在正常运行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当社会的生产总值大于社会生产总成本,即社会总利润为正值的时候,生产过剩就产生了。当生产过剩严重到一定程度,即企业产品大量积压,大批企业倒闭,劳动者大批失业,那么就说明已经形成了生产过剩危机。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大多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经过多年的艰苦斗争,最终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国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城市,没收了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并对小的个体企业进行了“公私合营”的改造,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建立了土地公有制。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基本完成了与苏联大致相同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

    毛泽东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毛泽东的这种探索进行得断断续续而且艰难曲折,但却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思想成果,其中尤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最为突出。毛泽东号召全党认真学习和总结经验,1959年底至1960年春,他带领部分理论家和工作人员到杭州,集体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的第七部分中,毛泽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完整的表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指明了方向。

    虽然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人民生活十分艰苦,但是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克服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克服了国内外政治势力的严重破坏,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伟大成就。在经济建设方面,通过没收地主、资本家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财产成立了大型国营企业,通过联合农民土地成立了人民公社,进而建立了全国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全面的经济发展,并达到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良好资产状态;在国际地位方面,先后取得了抗美援朝和越南战争的伟大胜利,两次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包围压制中国的梦想,树立起威严的大国形象,同时广交朋友,朋友遍天下,并加入联合国,拥有了极高的国际地位;在科学发展方面研制出“两弹一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教育方面实行了9年义务教育制,全面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在农业方面兴修水利,有效抵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在工业方面兴办大批国有企业,大幅度提高了各种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并为大量的劳动者提供了良好的就业岗位,从根本上解决了失业问题,全面改善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在社会经济管理方面保持了长期的物价稳定和旺盛的市场购买力需求,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极好的市场环境;在人权方面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不再给地主资本家当牛做马;在医疗方面消灭了血吸虫、性病、肺结核等严重传染性疾病,保证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在社会文明方面消灭了卖淫嫖娼、吸毒等丑恶现象,树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崭新的文明形象;在社会福利方面大范围实行了免费医疗、低费住房,大大减轻了百姓的生活负担;在道德思想方面,树立了雷锋、焦裕禄等光辉榜样,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的道德思想境界。至此,中国走上了一条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

    毛泽东逝世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该体系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在领导中国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建立了邓小平理论,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其科学涵义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而是走自己的路,具有中国特色。

    邓小平理论包含有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思想,而首要的基本问题,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但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理论把社会主义社会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需要的部分的改革,看作是一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革命,并提出了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作出了对外开放的决策,他指出“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邓小平在思考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的时候,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

    根据邓小平理论,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私有化经济政策,同时大力发展个体乡镇企业;在城市将大量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并大力发展个体企业。经过30几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从总体上看经济有了快速发展,但是发展的成果大部分被个人资本家所占有,广大劳动者生活仍然十分艰苦。通过改革开放,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中国重新复活,并且其势力速度扩大,目前私有经济已经占全国的50%以上。2011年中国前60名“先富”的平均财产已经达到了1200亿美元(按6.5:1计算是7800亿人民币),平均每人(家)超过130亿人民币。可以说他们已经完全实现“先富”了。但是,无产阶级的“后富”却始终没有来到,人们只看到无产阶级从主人的地位被打到十八层地狱,长期经受资产阶级在生产环节(利润)和流通环节(通货膨胀)的双重残酷剥削,过着与经济发展极不相符的贫困生活。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听说有谁是“万元户”就会羡慕的不得了。可见在当时“万元户”是一种稀缺资源。现如今,拥有十亿、百亿的富豪已经不希奇了。据说今年参加“两会”的亿万富翁就有28个。还听说有家保险公司老总年收入6000多万元,有些银行的支行行长年收入100多万元。但是,又听说目前我国所规定的贫困线是年收入2000元以下。可见其贫富差距是多么的巨大。按道理说,本应该是创造财富者获得财富,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创造财富者极其贫困,而掠夺财富者极其富有。

    放开物价,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一项重大决策。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30年物价上涨了很多倍。北京的商品房已经上涨到几万元一平方米。有位老人的总结说:“1978年和2008年郑州的物价对比:粮食5.6倍,猪肉10-15倍,鸡蛋5.6倍,炒花生米7.8倍,大豆油5.6倍,旺季蔬菜10-20倍;棉花7.8倍,一般内衣5.6倍,一般外衣5.6倍,一般毛衣5.6倍;一般租房100-200倍,普通钢材5倍,民用煤10-20倍,民用电3-5倍,自来水30倍,一般自行车2倍,普通火车票5倍,旅游景区门票200-300倍”。这只是2008年的物价水平,到2011年,物价又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还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好贵!结婚花费30年涨了七八十倍”。不仅如此,而且,目前还在以4%以上的速度快速地上涨着。

    引进外资,利用外资来发展中国经济,这是对外开放的一项时髦政策。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国际资本已经占领了大部分中国市场。比如,商业方面有“家乐福”、“乐购”“新玛特”等,在饮料方面,有“可乐”、“雪碧”等;在汽车制造方面,“丰田”、“本田”、“日产”、“现代”、“起亚”、“大众”、“通用”等;在餐饮方面有“肯德基”、“麦当劳”等;在电器制造方面有“索尼”、“东芝”、“松下”、“夏普”、“富士康”等。这些外国资本铺天盖地地占领了中国的生产和销售领域。外国企业来中国不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而是要赚中国人民利润的,是为剥削中国人民而来的。事实上,它们都在中国发了大财!国内资本对劳动者进行剥削还不够,还要联合国际资本对中国的劳动者进行内外夹攻,真是把中国的广大劳动者害惨了!

    在国内和国际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疯狂掠夺下,中国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资源遭到疯狂掠夺和消耗,大批劳动者的失业和贫困,黄、赌、毒、传染病、贪污腐败、拐卖妇女儿童等不良社会现象泛滥成灾,贫富差距巨大、道德风气恶劣、交通拥堵、“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等不良现象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消耗中国的资源,剥削中国人民的劳动,造成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供给外国廉价产品,用中国人民的劳动和资源养肥了国内和国际资本家,对中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

    本文评论

    毛泽东时期,中国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在社会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

    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之后,生产资料私有制又重新恢复,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又重新开始了,这就使社会制度的建设出现了倒退现象。虽然官方认为,“改革不等于抛弃社会主义,开放不等于出卖国家利益”,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改革改掉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开放损失巨大的国家利益。所谓改革开放,其实就在搞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外国资本引入制。这条私有化道路是极其可怕的,这种引狼入室的开放也是极其危险的。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际情况看,它既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想,也没有达到开放服务与人民的作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已经走到资本主义那里去了。虽然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社会,但是它的过渡应该是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过渡,而不是由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由此可见,改革开放是并非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完全违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目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这种观点是非常荒谬的。请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又是什么社会呢?难道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社会?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即使可以将中国目前的社会状态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毛泽东时期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通过改革开放将中国倒退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也是改革开放的罪过之所在。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立,不过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找一个完全不合逻辑的极其荒谬的理论借口而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制度要保持100年不变。这也是一种非常荒谬的观点。请想,既然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社会,那么它的制度也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制度,而不是一个应该长期保持不变的永久性制度。如果保持100年不变,那么这种过渡性质的制度就变成了永久制度,过渡性社会就变成一种固定不变的永久性社会形态,这样社会主义社会就失去了它的过渡的性质。如果说社会主义是改造中的资本主义,那么“保持100年不动摇”也就等于是保持改造中的资本主义制度100年不动摇。这显然是违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过渡就是要用度过,而不是停留,更不是长期的停滞不前。过渡就是不断改变,而不是长期保持不变。过渡时期就是对社会进行不断改造的时期,而不是社会制度真正发挥作用的时期。

    目前,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威人士总是习惯于避开共产主义来谈社会主义,似乎共产主义已经远在天边,不再是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所追求的现实目标。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有些权威人士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状态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按此理论推理,共产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将存在无数个发展阶段,比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将其划分为若干个初级、中级、高级发展阶段,而且这些阶段仍然可以无限地细分下去,形成无数个发展阶段。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非常荒谬的。

    其实,我国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是改造过程中的封建私有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说是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末尾阶段,而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目前世界上的各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只是“半成品”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一个“成品”的共产主义社会。一个“半成品”怎么能够发挥出一个完整产品的作用呢?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普遍衰退的根本原因,就是大部分掌握政权的共产党人都拿社会主义这个“半成品”当作“成品”来进行使用。我们目前社会中的一切弊端还都是封建资本主义旧制所造成的,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真正体现出来。什么时候商品交换终止了,商品市场取消了,那么也就说明共产主义制度真正建立起来了,才可以说社会进入了全新的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

    中国同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是只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没有改变商品经济的运行模式。因此,苏联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在中国同样不可避免。在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中国的债务经济体制同样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问题。这种问题的具体表现就是,银行大量发放贷款,形成巨大的金融风险;企业大量发行债券,形成巨大的债务风险,同时导致生产资料的过量生产;个人大量储蓄,导致生活类商品大量积压,并形成未来巨大的通货膨胀风险。商品经济是债务经济,它的的基本特点就是依靠债务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债务不断扩大,推动经济不断发展。但是,一旦债务到达极限,债务链出现断裂,债务危机(其中包括金融危机)就爆发了。这时,社会的经济发展将受到严重的阻碍和破坏。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以往和现在搞的都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其实建立公有制就是在搞共产主义。一般认为共产主义距离我们极其遥远,可望而不可及。其实自从公有制建立之后,共产主义随之实现了,只是实现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我国自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之后,自然资源和生产工具都变成了社会的公共财产,个人的生活用品90%以上来源于公有制企业,并且实行了部分生活用品公有制,比如公共住房、公共食堂、公共学校、公共医院,公共交通工具等等。这就说明中国已经实现了90%以上的共产主义,只是没有取消商品和货币,没有以计划经济体制取代商品经济体制而已。列宁说:“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说:土地和工厂一概是公共的;公共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按此判断,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已经实现了大部分部分共产主义,只是没有建立劳动力公有制(劳动义务制),使劳动者与公有制企业之间仍然保持商品交易关系,仍然保留着商品经济体制。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最大误区。

 三、理想社会

    人们心中的理想社会是和平、自由、民主、公平、没有剥削、生活富裕幸福、工作顺利等等。总而言之,人们把全部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这个理想社会的身上。那么这个理想的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怎样才能建成这个理想社会呢?关于这一点,目前的理论界存在很多的争论,还没有一个一致统一的观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个理想社会一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它只能是共产主义社会。其原因是,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了几百年时间,科技水平已经有了空前的提高,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它依旧是那么的黑暗和邪恶,它的通货膨胀、生产过剩、失业、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等诸多严重的弊端依旧像魔鬼一样挥之不去,长期折磨着它那庞大畸形的躯体,它的存在依旧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一开始就显示出公有制在社会各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巨大优势。虽然社会主义制度还并不完善,但是它在政治、经济、科研、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部分弊端,体现出资本主义社会所无法相比的诸多优越性。一旦将其制度进行进一步改善,建立起共产主义的制度体系,那么人们的各种美好愿望就可以全部变成现实了。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旦社会的生产资料全部公共所有,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就会消除,不再有偷盗,抢劫,人们能够安居乐业,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独立尊严,一个真正的独立、民主、自尊、平等的社会就会实现,理想社会就会变成现实,这个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形式,也是认为是科学的能够被实现的社会形式。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综合他们的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有以下基本特征:

    1、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科技极度发达,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因此使得物质财富不断涌流,社会产品极大丰富,达到可以满足整个社会及其成员需要的程度。(评论:共产主义社会是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公有制的社会,而并非是社会在各个领域都发展到极限程度的社会,况且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没有极限的,——除非人类灭亡。共产主义制度可以促进社会快速发展,但是共产主义制度不代表社会快速发展的极限结果)

    2、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彻底摆脱了私有制的束缚。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全社会公共所有,劳动者本身既是劳动者,又是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者。(评论:合理)

    3、实行各尽其能、按需分配原则。(这里指的是“以人的需要作为劳动产品分配的唯一根据”而不是能够随意满足所有人的任何欲望)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成员将尽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参与社会劳动和工作,社会将根据每个成员的实际生活需要,分配个人消费品。消除了社会主义时期实行“按劳分配”存在着的某些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评论:合理)

    4、全体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已经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者都具有高度的科学知识、广泛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在体力、智力等方面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共产主义新人。(评论:共产主义社会具有良好的道德环境,可以造就高尚的道德品质。但是,劳动并非“人民生活的第一需要”,满足消费才是“人民生活的第一需要”。 劳动是人类创造财富的辛苦活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并非是一种人类的喜好,而且有很多种类的劳动对劳动者的身体都是有很大伤害的。人们都喜欢娱乐活动,喜欢逃避劳动,没有人喜欢劳动和需要劳动。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没有痛苦感就已经是万幸了。大自然强迫人类劳动,不劳动就会灭亡;社会制度强迫人民劳动,不劳动就难以在社会中继续生存,因此说,劳动是在强迫的情况下进行的)

    5、一切私人劳动和小规模生产都被社会化大生产取代,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商品和货币消亡。(评论:合理。“商品和货币消亡”的前提条件是生活资料和劳动力的公有制,否则商品市场就不可能取消)

    6、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旧的社会分工的消亡,每个社会成员将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评论:社会分工不会消亡,但是社会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社会需要选择自己的劳动职业,这同样可以实现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7、彻底消灭了阶级差别。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生产力高度发达,产生剥削阶级的社会条件不复存在,阶级和阶级将被彻底消灭。(评论:阶级的消灭不是因为“生产力高度发达”,而是因为公有制的建立和私有制的废除)

    8、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评论:这等于说是在消灭社会分工,不太现实。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并非社会弊端,因此完全没必要对其进行消灭。个人劳动者可以是“一专多能”的,不可能是“万项全能”的,因此社会分工必不可少。共产主义要消灭的是不合理的劳动和分配制度,并非是代表人类进步的社会分工)

    9、整个社会有计划的按照不同人的需要进行大规模定制生产。(评论:合理)

    10、国家消亡。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彻底消灭,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将完全消亡。那时,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虽然存在,但它的社会职能已经失去其阶级性质。(评论:如果说国家是目前世界上的各个独立政府,那么在完全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它是不存在的。如果说国家是管理社会的行政机构——政府,那么在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它仍然是存在的。想想看,若大的人类社会,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的管理机构——政府对其进行全面、严格的管理,那么它有可能长期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吗?这显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也是有法律的社会,否则就离天下大乱不远了。有法律就必须有政府进行监督执行,否则法律等于没有。管理社会只能靠政府和法律,决不能完全依赖个人自觉。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自觉做好一生中的所有事情是一种极其天真的想法。共产主义所说的消灭国家,是取消独立政府,建立统一政府,即统一全世界的意思,并非取消作为行政机构的政府和它对社会权威的管理职能。无政府主义要不得)

    11、随着经济上的一切压迫和奴役制度消亡,阶级社会的一切不平等的道德观念和宗教鸦片也随之消亡。(评论:合理)

    12、个体家庭消亡,两性关系将变成纯粹的私事而社会无需干涉,未成年人的抚养和教育将完全成为社会的公共事业。(家庭本质上就是一种个体经济单位,在农业社会中既是生活单位又是生产单位,负担着教育、养老等多种职能,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其职能逐步被各种社会机构和公共服务取代,因而现代家庭规模变小、并且越来越不稳定,最终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彻底消亡)(评论:应该是消灭家庭私有制,而并非消灭家庭本身,否则人类社会就乱套了)

    (二)列宁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

    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说:土地和工厂一概是公共的;公共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12页)(评论:合理。在目前社会主义时期,自然资源归政府所有,生产资料归企业所有,劳动力归家庭所有。由于政府、企业和家庭对“三大生产要素”的分割化私自占有,就必然要通过商品交易的方式来进行它们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这样商品经济的存在也就成为必然了。如果能够按照列宁所有说,将“三大生产要素”统一归社会公共所有,那么商品交易的存在基础——私有者就不存在了,这样商品经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其实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也就是“三大生产要素”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实际建立起“三大要素”的公有制。)

    (三)本文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

    共产主义社会与目前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当然,它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区别要小些,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要大些。但是,共产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无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而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是非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都是商品经济体制,只是它们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属不同而已。由于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商品市场,因此在其它很多方面与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很大的区别。

    1、经济制度

    公有制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这种公有制并不是单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它还包括生活资料和劳动力公有制,即社会中的全部财产和全部劳动力公有制。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的社会,个人对自己所使用和消费的所有物品只有使用权,没有占有权和交易权,比如个人对自己居住的房屋、屋内的一切用品和随身的一切物品只可以使用,不可以送人、出售、浪费和毁坏。这种财产占有和使用方式,如不考虑随身物品,就像我们目前外出旅行住在宾馆一样。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成员的全部消费都从公共财产中进行支出,全部消费都是福利消费,公共财产是全体社会成员唯一消费来源。还有,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法律通俗简单,司法机构大大简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众多的财产私有者,为维护众多私有者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就必须建立了极其复杂的私有制法律和庞大的法律机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只有一个所有者——全体民众。这样,法律就变的极其简单了,同时司法部门也将得到最大限度的简化,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就可以从私有制繁重复杂的法律工作中解放出来。将这部分人力和物力投入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社会的生产能力。其实,共产主义公有制并不遥远和神秘,中国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建立了几乎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大部分生活资料公有制,这与共产主义的全部财产公有制已经十分接近了。

    2、政治制度

    民主决策制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所谓民主决策制,就是任何社会公共事物都由大家共同进行研究和决策,任何个人都没有独立决策社会公共事物的权利。对于社会整体大事实行全民民主,对于地区上的局部事物实行地区民主,对于各个部门的事情实行部门范围的民主,即大事大民主,小事小民主,只有不涉及他人的个人事情才由个人自己独立进行决策。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决策公共事物的权力,他们有权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提出,并以投票方进行公共决策。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是资本决策制。在这种制度下,政权完全被资本所控制,并且完全服务于资本,广大民众对国家事物没有任何的决定权利,其自身利益也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即使是政府官员的选举,形式上由民众投票产生,实质上也是由金钱来进行全盘操纵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民主”,它只是金钱民主,资本民主,而不是人民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占有的资本越大,他的政治权利也就越大,对国家事物的控制能力就越强,而贫困百姓则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资本家为扩大资本,独断专行,践踏民主,不惜损害本国民众和别国人民的利益和生命,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和平、环境、资源、人权、道德、秩序、交通等严重灾难。

    3、分配制度

    按需分配制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分配制度。所谓按需分配,就是根据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不同合理需求和社会现有的经济条件来进行分配,而不是大家想用什么就给什么。比如,学生需要学习用品就分配他合理数量的学习用品,而不是学生想要保健用品就给他保健用品;老年人需要保健用品就分配他合理数量的保健用品,而不是老年人想要妇女用品就给他妇女用品;妇女需要妇女用品就分配她合理数量的妇女用品,而不是妇女想要男人用品就给她男人用品;病人需要药品就分配他合理数量的药品,而不是健康人想要药品就给他药品等等。再如,现有经济条件只能保证每个5口之家居住100平方米的普通住宅,那么就分配他们一间这样的住宅,而不是他们想要1000平方米的豪华别墅就分配他们一栋这样的别墅;现有经济条件只能保证一个5口之家使用一台电视机,那么就分配他们一台电视机,而不是5口之家象要10台电视机就给他们10台电视机;现有经济条件只能保证2000人使用一架公共飞机,那么就分配他们一架飞机,而不是个人想要一架飞机就给他一架飞机;现有经济条件只能保证每个人5个月吃一次龙虾、熊掌、燕窝、鱼翅,那么就5个月分配他一次,而不是个人想要每顿饭都要吃就每顿饭都给他吃这些高档食品等等。

    按需分配并不是按欲索取。个人的消费欲望是无限的,社会物质财富是有限的,有限的财富不可能满足个人的无限的消费欲望,因此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个人的消费欲望都不可能得到全部满足。由此可见,按欲索取的分配方式也是极不现实的。如果将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理解为按欲索取,那么这样的共产主义将永远不可能实现。如果将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理解为按需分配,那么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了。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一个勤俭节约的经济社会,而决不可能是一个奢侈浪费的败家社会。什么是经济?经济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益。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耗巨大,但是人民生活并不和平、安全、健康、轻松、幸福,这是违背经济学基本原理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对私有制企业的利润实行“按资分配”,因此社会中的大量财富都被分配到少数资本家手中,而广大劳动者只能依靠微薄的工资收入来维持低水平的生活,不可能有全体大富大贵的任何机会。还有,企业利润不仅需要劳动者来进行创造,它还需要为市场提供购买力的全体社会成员来促使实现。没有全体社会成员的购买力推动,任何产品的利润都是不可能得以实现的。因此,实质上利润是全体社会成员所创造,而并非单纯的企业创造,更不是资本家自己独自一人所创造。由此可见,企业利润应该属于企业的全部成员所有,不应该被资本家所独自霸占。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合理”霸占利润,其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建立的极不合理的“按资分配”制度。不合理的分配方式是造成巨大贫富差别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阶级差别、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社会大动荡产生的根源。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企业利润全部归社会公共所有,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实行按需分配。由于人们完全靠社会公共财产来进行消费,并且采用平等的分配方式,因此在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过去私有制社会中大量的闲置财富就可以用来普遍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一旦人们的消费水平得到普遍提高,那么一方面解决了贫困问题,使人们摆脱了贫困的痛苦,另一方面可以彻底消除贫富差别、阶级差别、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以及社会大动荡等严重的社会安全隐患,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良好作用。

    4、劳动制度

    义务劳动制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劳动制度。所谓义务劳动,就是一种无偿劳动,而不是有代价的买卖性质的劳动。所谓义务劳动制,就是约束劳动者为社会提供无偿劳动的法律和规定。既然叫做制度,那么它就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奖罚性。所谓强制性,就是政府通过法律强制劳动者从事义务劳动。所谓奖罚性,就是企业通过各项具体的规章制度对劳动者实行按劳奖罚,即对劳动任务完成好的劳动者给予一定的奖励,以提高其劳动积极性;对劳动任务完成不好的给予一定的处罚,以督促其提高自己的劳动水平。其实,按劳奖罚制度在目前企业管理过程中已经普遍进行应用,只是共产主义社会不以金钱方式,而是直接以消费品方式进行奖罚而已。

    劳动不是娱乐活动,它是辛苦乏味的,有些劳动甚至对劳动者的身体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没有人喜欢劳动和愿意劳动,除非他的精神出了问题。这也说明劳动需要进行管理,而不能任其随意进行。既然需要管理,也就有一定的强制性。在现实中,凡是劳动都是具有强制性的,不是大自然的强制就是生活的强制,社会依靠劳动者的主动劳动去进行推动是不现实的。即使是共产主义社会,它同样需要建立强制性劳动制度。义务劳动制规定,每个劳动者都必须为社会提供一定的无偿劳动,这就使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有用了充足的劳动力来源。

    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以无偿的义务劳动为动力来进行推动的,它的动力来源是社会中的全部劳动者。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靠有偿劳动作动力来进行推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属于无产阶级所有,资本家使用劳动力就必须向劳动者进行购买。由于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因此造成劳动者大批失业,使社会中大量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利用,造成劳动力的大量浪费。

    5、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体制。所谓计划经济,它是与商品经济相对存在的一种非商品经济形式。共产主义社会的计划经济并非是社会主义时期所说的具有高度计划的商品经济,而是一种不存在商品交易的真正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既不陌生也不神秘,它不过是将整个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来进行管理而已。计划经济的优势在于,在它的运行过程中不存在商业环节,它不需要市场的帮助就可以完成生产、消费和积累的全部经济运行过程,这样就将商品经济庞大的商业费用全部节省下来。将节省下来的庞大的人力和物力投入生产,就可以大幅度提高社会整体的生产能力,这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强大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

    商品经济是“上简下繁”的管理方式。所谓“上简下繁”,就是政府对企业只做政策方面的引导,不做具体的生产安排,政府工作比较简单,而一切具体的生产、销售等大量工作都由企业去独立完成,企业的工作非常繁重。在这种管理方式下,政府管理工作的内容比较简单,科学含量较低,工作比较容易开展,因此对管理者的工作能力要求一般,而企业管理工作的内容复杂,工作较难度较大,对企业领导的管理能力要求较高。由于这种管理方式下的生产的盲目性较大,重复工作较多,管理费用较高,浪费也非常大,因此说这种管理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弊端,是一种非常落后的管理方式。

    计划经济是“上繁下简”的管理方式。所谓“上繁下简”,就是社会中的一切生产和生活都由政府进行全面的计划和管理,政府的工作繁重复杂,而企业只要按时完成政府所下达的具体工作任务就可以了,企业工作非常容易和简单。在这种管理方式下,企业管理工作的内容非常简单,工作容易开展,对企业领导的素质要求一般,而政府的管理工作的内容比较复杂,科学含量较高,工作难度较大,对管理者的领导能力要求较高。由于在计划经济中实行了统一的计划管理,使用具有高能力的管理人才,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管理,因此就避免了重复劳动现象的发生,节省了大量的管理费。相比之下,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是一种非常科学、先进和高效的管理方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众多私有者的存在,因此必然存在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商品生产是为满足市场购买力而进行的,即市场购买力需求推动商品生产,而市场购买力又来源于商品生产成本,这样,商品生产成本对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就起到了极大的限制作用。当商品产值(市场供给)大于商品成本(市场需求)时,就可以产生一定的利润,但同时也产生了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问题。还有,商品经济的最大弊端就是为追逐利润而进行盲目生产和有害生产。资本家为获得暴利,争抢生产高利润产品(其中包括大量的有害产品),放弃生产低利润产品,这样就造成市场商品供求的严重失衡,引起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危机。

    在商品经济中,商品的生产权利又完全掌握在各个独立的资本家手中,政府对其只能进行粗略的政策性管理,不能直接制定和下达具体的生产计划,因此在某一产品或某一行业存在较高利润回报的时候,大家就会蜂拥而上,向这一产品或行业进行大量投资。由于投资者们都不了解在他投资这一项目的同时,还有多少其他投资者也在投资这一项目,不知道在他的项目完成之后,市场上商品的供求状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说商品经济的生产基本上都是在极其盲目的状态下进行。这就必然导致大量重复生产的现象发生,并埋下了生产过剩危机的隐患。还有,商品经济的生产是根据当时市场的供求状况来进行的,对未来的市场需求只能进行大概预测和盲目的估计,而实际的商品销售所面对的未来的市场供求状况,这就必然造成商品供求的严重失衡。当然,盲目生产在运气好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供求关系平衡的现象,但是出现这种现象的概率小之又小。通常的情况上,过去畅销和高利润的行业和产品,在盲目的竞争性生产情况下,很快变成了生产过剩和低利润,甚至是亏损的行业和产品,最终导致大量企业倒闭和劳动者的大批失业。劳动者一旦失业,他们就失去了主要的生活来源,其生活将难以正常维持。这也是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同时,大量劳动者的失业必然导致大量劳动力的浪费和损失,——这也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最大的财富浪费和损失。另外,企业经营以获得赢利为目的必然最大限度地降低工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降低劳动者工资成本,即谁对劳动者心狠手辣,谁就可以获得更加便宜的劳动力,就可以获得竞争的优势,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就可以获得竞争的胜利。由此可见,在现实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广大劳动者的生存状况是何等的悲惨!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社会上只有一个所有者——全体民众,因此商品交易就失去了存在基础,商品市场、商品经济以及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问题就不存在了。在计划经济中,产品生产是为满足全体民众的消费需求来进行的,因此它具有无限大的发展空间。这样,生产部门对劳动力也有着无限大的需求,不存在因劳动力过剩而出现的失业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管理部门首先根据社会整体需求和现有的物质和劳动力条件制定出整体的生产、消费和积累计划,供给生产所需要的设备和材料,之后再将具体的生产、消费和积累指标下达到具体的生产部门,由其进行具体执行,同时,生产部门的产品也将全部上缴管理部门,由管理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这样,盲目生产和有害生产的问题就不存在了,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也将随之完全消失。

    6、生活管理

    生活管理社会化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生活管理方式。所谓“生活管理社会化”,就是社会机构对个人生活进行统一和科学的管理。以往的生产管理企业化已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而对个人生活进行社会化管理同样可以大大提高生活质量和效率。

    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生活完全由家庭成员独立经营管理,这就需要在职劳动者独立负担抚养子女、赡养老人、买菜做饭等多项家务劳动。因此,也就大大增加了在职劳动者的劳动负担。另外,个人管理家庭生活的能力具有较大差异,大部分家庭生活都不能实行科学高效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活管理处于一种极度的混乱状态,吸烟、酗酒,暴饮暴食、过度娱乐、甚至吸毒等不良生活习惯普遍存在,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和家庭生活造成极大伤害。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老年人的生活由敬老院负责管理,一切生活所需全部由敬老院进行承担;儿童的生活和学习由幼儿园负责管理,一切生活所需全部由幼儿园进行承担;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由学校负责管理,一切生活所需全部由学校进行承担;在岗劳动者的生活由所在单位负责管理,一切生活所需全部由工作单位进行承担,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在岗劳动者的生活负担,使其能够轻松愉快地生活和工作。同时,社会统一管理家庭生活将取消高耗低效的家庭厨房,这样就可以节省大量的劳动、能源和厨具,大幅度降低家庭生活费用。

    7、政府职能

    共产主义社会的政府职能是全面管理社会,政府官员是社会管理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全部财产都属于人民共同所有,政府对社会进行全面科学的政治和经济管理。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无政府的自由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具有严格管理的法制社会。既然社会存在管理,那么就必然存在管理者。谁是社会的管理者?当然是政府,因为政府掌握政权,掌握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权利,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人或团体都不具备这种特权。社会管理的范围包括对生产、分配、消费、积累、教育、科研、人民生活、道德风气、社会秩序、自然环境等多项内容。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财产的支配权掌握在私有者手中,因此政府无法对私有财产的使用进行统一管理。由此可见,政府要对社会进行全面管理,仅仅掌握政权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掌握经济权利。目前世界上各国政府对其统治的社会都没有进行全面的科学化管理。比如,对私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状态、劳动产品的分配、劳动者的生老病死和思想品德、社会劳动力使用、商品价格、自然环境等方面都没有进行全面的科学化管理。因此,在这些没有经过政府管理的方面存在着大量严重的弊端。比如,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猖獗、失业人口众多、大量的经济犯罪和伤害他人的刑事犯罪现象、社会风气败坏、教育脱离实际、贪污腐败盛行、“黄”“赌”“毒”严重泛滥、生存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和破坏等等。对于这些严重弊端的产生和存在,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在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中,政府充当着最大的私有者角色,它们分别独自占有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行使着自己独霸国家的强权职能。各国政府为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保护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占有和统治的权利,它们不可惜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生产大规模的杀人武器,组建庞大的军队,对世界和平造成巨大的危险。

    战争是各国政府之间的争斗,而不是善良的各国人民之间的斗争。政府将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利益之争转嫁给人民,使人民蒙受残酷的战争灾难。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极其巨大的,它甚至超过很多严重的自然灾害。战争双方不仅在人员方面造成大量的牺牲,而且在经济方面也造成巨大的损失。从人员损角度讲,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大部分是青年人,他们都是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庭劳动的骨干力量,他们的大量牺牲必然给社会和家庭造成极大的损失和痛苦。从经济角度讲,战争一方面造成武器弹药的大量消耗,另一方面破坏大量的房屋、产物,这就给人类社会造成双重的经济损失,并且对生产力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和破坏作用。另外,战争还将导致各个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和大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产出,这对人类的生命安全将构成极大的威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武器的破坏力也越来越大,因此,人类未来所面临更加严重的生存危机。

    在共产主义的世界中,政府职能是管理人类社会,而不是占有国家;政府是统一的政府,而不是独立的私有制政府。这样,私有制政府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就得到了全部的统一,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利益之争就不存在了,因此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了。一旦战争威胁消除了,那么大量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样,人类就可以将目前利用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生产方面的人力、物力全部投入生活和生产必要消费品的生产,进而使人类的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使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关于社会治安,由于犯罪率的大幅度下降减轻了执法部门的工作量,因此只需要少量的治安管理人员和一般的轻型武器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维护。

    抛弃一种概念,废除一种制度;赢得世界和平,收获人类幸福,——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买卖了!

    8、社会治安

    共产主义社会具有良好的社会治安,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现象基本被全部消除,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共创幸福生活。为什么共产主义社会有如此良好的治安状况呢?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犯罪的根源——私有制已经被彻底消除。

    在私有制社会中,人们主要依靠自己的私有财产来维持生活。由于私有财产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维持和好坏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大家都要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可能途径去最大限度地获取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可以通过合法的经济活动来进行获取,比如务农做工、开办企业、资本投资等等,也可以通过经济犯罪的方式来进行获取,比如偷盗、诈骗、抢劫、贪污腐败等等。由于在激烈市场竞争的情况下通过合法方式获取财富极其困难,并且要承担巨大风险,况且大部分失业劳动者根本就没有投资经营的资本,因此人们在获取私有财产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大量犯罪现象。大量的经济和刑事犯罪对人们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极大的危害,对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另外,为控制犯罪,政府不得不建立庞大的公安和司法机构,这样就必然要消耗掉大量的人力和财富,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实行了公有制,人们完全依靠公共财产来进行生活,因此获取私有财产的欲望和动机就不存在了。由于人们依靠公共财产进行生活,因此他们的劳动目的也将是创造公共财富。因为社会公共财产只能通过生产的方式来进行创造,而不能通过犯罪活动来进行获取,所以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经济犯罪也就失去了存在意义。这样,经济犯罪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刑事犯罪现象自然就不存在了。

    9、交通秩序

    共产主义社会具有良好的交通秩序,而且不存在跨省、市、区的巨大的交通流量。这一点通过劳动者在工作单位所在区域内进行生活和劳动来得以实现。

    在私有制社会中,由于商业的存在,产品产出之后首先要将其运送到商业部门,之后消费者再去商店进行购买,这样就增加了一倍的交通流量。由于私有制企业独立经营,因此需要进行大量复杂的业务活动,这也使交通流量大幅度增加。巨大的交通流量一方面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另一方面还要建立庞大的交通工具生产、销售、维修企业和大量的交通管理机构,以及消耗大量的其它相关资源来保证交通工具的生产需求,这又要产生新的巨大的交通流量,进一步增加了资源消耗和交通压力。另外,一方面大量的汽车废气将严重污染空气,给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另一方面巨大的交通流量还将增加大量的交通事故,给社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损失,给受害者和其家人造成极大的痛苦。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取消了商业及其附属行业,因此交通流量将大幅度减少,重复运输现象基本消失。由于政府对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和积累进行统一管理,因此就可以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型企业合并为一个大型企业。这样,企业的管理人员、业务数量将大幅度减少,它在经营过程中所需要的运输量也将相应地大幅度减少,巨大的交通压力也就得到了缓解,同时大量的交通费用也将全部节省下来。由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进行统一管理,劳动者的住地全部安排在工作单位的附近,因此跨地区的交通流量将大大减少,大量的资源将节省下来,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将大幅度降低,人们的生存环境也将得到很好的保护。

    10、道德风气

    共产主义社会具有良好的道德风气,——这一点是通过民众利益的统一来得以实现的。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是由民众良好的思想品德来决定的。所谓良好的思想品德,就是无私奉献和大公无私的思想品德。这种思想品德在儿童时期形成于家庭,走上社会之后将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如果家庭和社会环境和谐,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相互爱戴,相互尊重,相互帮助,久而久之必然形成大公无私的高尚思想品德。反之,如果家庭和社会环境恶劣,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相互猜疑、相互争斗、相互侵犯、相互伤害,久而久之必然形成了损人利己、自私自利的不良思想品德。

    在私有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是彼此对立的,即在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一部分人财产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另一部分人财产数量的减少。在这种制度下,私有者们为占有更多的财产,他们彼此之间激烈竞争,相互欺骗,相互争夺,相互侵犯,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损人利己、自私自利的不良思想品德。在这种制度下,品质败坏者大部分都能够升官发财,——因为他们都能够熟练掌握溜须拍马的技能,而品德优良者大部分只能受苦受穷,——因为他们只知道埋头工作。在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或多或少地经常做些缺德的事情,以满足必要的生存需求。于是,整个社会都被这种不良的思想品德所污染了。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是彼此一致的,因此争夺私有财产的现象就不存在了。这种相互一致的利益关系具体表现为,个人是大家的财富,大家也是个人的财富,个人的一切消费品都来自大家的无偿供给,个人的劳动也是社会的公共劳动,为大家进行服务。社会公共财产是人们共同的财富,并且社会成员本身就是社会公共财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其中一人利益的损失也是大家共同利益的损失。在这种大家为共同利益的工作过程中,他们相互协作,互敬互爱,久而久之必然形成大公无私的高尚思想品德。

四、改革措施

    前面对共产主义社会作了大概的介绍,并将共产主义社会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改造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对比。既然私有制社会存在大量的弊端,共产主义社会具有很多的优越之处,那么就应该尽快以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当然,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不能在一天之内就全部建立起来,它需要有一个具体的实施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处于过渡中的私有制社会仍然是私有制社会,而不是公有制社会,——即使社会中只剩下两个私有者也是如此。既然改造过程中的社会仍然是私有制社会,那么它就仍然会残留一些私有制社会的弊端。当然,改造中的私有制社会已经逐渐体现出一些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而私有制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方向的改革进度越大,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也就越为明显。因此,对私有制社会进行尽快改革,抓紧改革,持续改革,而不能长期停滞在某一中途阶段。其实,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过渡过程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量变达到100%,那么质变自然就产生了。下面所介绍的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就可以逐步完成共产主义社会从量变到质变的基本过程。

    (一)制定物价法,通过法律稳定物价

    通货膨胀是社会弊端还是社会优点?这似乎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通货膨胀当然是一种严重的社会弊端,否则各个国家就不会千方百计地控制通货膨胀了。既然通货膨胀是一种经济弊端,那么为什么又要放开物价呢?因为主流经济学家非常看好通货膨胀。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轻度的通货膨胀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认为放开物价可以平衡市场供求关系,最终使市场达到供求平衡和物价稳定。其实并非如此。在通货膨胀状态下,原有的商品购买力被大幅度压缩,因此导致整体市场购买力的大幅度下降,导致企业产品的大量积压,严重阻碍企业的生产发展。其实,是货币投放扩大了市场购买力,扩大了企业的产品销量和效益,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不是通货膨胀在促进经济发展。因为在扩大货币投放的同时会引起通货膨胀,所以使人们误认为是通货膨胀在促进经济发展。从表面看,物价是围绕商品供求关系来进行波动的,但实质上物价是为利润进行波动的。商品供求关系对物价是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影响只是对通货膨胀程度的影响,而并非是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主流经济学家只看到了导致通货膨胀的程度因素,而没有看清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由于供求平衡不能使企业获得赢利,而通货膨胀可以使企业获得丰厚的利润,于是市场经济就牺牲了供求平衡,一直通货膨胀到了今天——以及未来。假如物价是围绕供求关系进行波动的,那么在严重生产过剩(内需不足,大批劳动者失业)的今天,物价应该大幅度下降才符合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规律。但是事与愿违,物价放开30年来,市场供求关系不但失衡的越来越严重,而且通货膨胀也越来越严重和难以控制了。对于通货膨胀,百姓在愤怒,主流学者在辩护,政府在想办法尽力控制。由此可见,政府与百姓的愿望是一致的,都希望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但是,主流学者与政府和百姓的愿望是相反的,他们希望永远地通货膨胀下去,——因为通货膨胀就是他们精心策划出来的用来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工具。

    其实,通货膨胀并非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结果,也没有任何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它只是一种危害极大和难以控制的经济弊端,是少数资本家为谋取暴利侵占广大劳动人民财产的严重经济犯罪行为。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付出劳动领取工资,之后再用工资去市场上购买商品。市场上的商品价格是劳动者工资购买力的信用保证。如果物价上涨,那么就说明代表劳动者财富收入的部分工资被抬高物价者所剥夺,进而使劳动者受到一定的财产损失。其实,允许物价上涨就等于是允许侵犯他人财产,等于允许犯罪。想想看,在一个国家中允许和纵容犯罪将会得到怎样的结果?由于市场经济理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因此它必然竭力美化通货膨胀和美化剥削。通过美化通货膨胀和美化剥削,将广大劳动人民的财产“合理合法”地转移到资本家手里去了。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理论其实就是一种为资本家掠夺劳动人民财富辩护的极其卑鄙无耻的强盗理论。另外,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不仅需要劳动者为企业创造利润,而且企业在实现利润的过程中需要劳动者向市场提供大量的生活类商品购买力。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导致劳动者购买力长期持续的大幅度下降,因此造成企业商品销售困难,利润难以实现。通货膨胀不仅伤害了广大劳动者,也伤害了商品生产企业。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大量倒闭就是最好的例证。

    目前,世界各国主要是采用压缩货币供给量的方法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是,在压缩货币供给的同时也扩大了市场商品积压的数量,导致生产过剩和失业率的进一步扩大,并且采用这种方法力度强,效果差。因此,用这种方法控制物价必然导致“两难”问题的出现。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控制物价。采用这种方法控制物价的最大好处就是,既可以有效地控制物价,又可以保持旺盛的市场购买力不受到丝毫伤害。但是,政策是容易随时发生变化的,一旦政策改变,通货膨胀将死灰复燃。如果能够将这种控制物价的方法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那么控制通货膨胀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既然要控制经济犯罪,那么不便通过经济方法进行慈善引导,只能通过严格的法律手段来强行禁止。否则将不能取得良好效果。其实,建立物价不是在增加一种新的法律,而是在弥补法律上的一种极大缺陷。众所周知,即使是私有制法律也是保护个人财产安全的。但是,这种法律却无非保护广大劳动人民财产不被通货膨胀所洗劫。这就是现有个人财产保护法律的一种严重缺陷。

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1、建立依法定价制度,废除现有的按照市场需求来自由定价的按需定价制度。

2、政府根据法律对商品进行统一定价, 任何企业或个人都不得私自制定商品价格。

3、一旦价格确定,将作为商品的“法定价格”,没有特殊情况不再对其进行更改。

4、所有私自改变商品价格的行为都属违法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

5、对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实行政府补贴,以保证国内的物价稳定。

    (二)发行大面值企业专门用货币,弥补货币品种缺陷

    以往的货币发行,仅限于适合个人购买零售生活用品的小面值“个人货币”(目前最大面值100元), 并没有发行适合企业之间大额经济往来的大面值“企业货币”(参考面值1—50万),这就在企业之间大额经济往来方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资金缺口。为弥补这一缺口,企业不得不向银行大量申请贷款,因此就形成了目前极其巨大金融债务。为这巨大的金融债务,企业要支付大量的利息,这就大幅度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减少了利润。利用银行贷款来弥补货币发行缺陷不仅给企业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而且需要大规模的金融机构为其提供信贷服务,这就大幅度增加了银行的业务量,造成劳动力和物资财富的巨大浪费,大幅度增加了社会的总体管理成本。不仅如此,银行贷款的发放还将使个人获得大量利息,使个人产生巨大的储蓄欲望,使市场购买力受到极大的压缩,导致企业产品生产过剩。由于商品生产的满足对象是现有被严重压制的市场购买力,因此,巨大的实际购买力一旦爆发,现有的商品供给将难以满足,将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

    从目前实际情况看,银行贷款已经不是企业的临时借款行为,已经变成了银行的长期投资行为。这就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巨大的金融风险。这种金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也就自然发展成经济危机了。另外,银行贷款的发放是有一定额度限制的,超过额度银行将难以维持正常经营。因此,单纯通过银行贷款仍然不能满足企业不断扩大的资金需求。为进一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我国在1990年就建立了证券市场。企业通过在证券市场上市,获得股民和其它投资的资金,以弥补自身的庞大资金缺口。经过20多年的发展,证券市场的规模已经极其庞大,上市公司已经从中获得了巨额资金。虽然建立证券市场暂时解决了一部分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弊端和隐患。

    第一,股票市场的运行成本极其巨大。这种成本不仅包括证券公司的全部经营成本,而且包括全部股民在炒股过程中所付出的全部劳动。

    第二,上市公司在上市过程中需要进行复杂的层层审批,进而导致层层腐败。

    第三,上市公司和投资机构要比广大股民提前获得未来企业经营情况信息,进而导致大量的不公平交易和内幕交易。

    第四,造成广大股民巨大的财产损失、生活困难、精神伤害,甚至死亡。

    第五,股票市场已经成为最大的赌博市场,全民炒股,全民赌博,不务正业,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和秩序,严重妨碍了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

   第六,将企业生产力极度扩大,将个人购买力极度压缩,造成不可逆转的极其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个人商品购买力用于生产是一个极大的弊端,它将导致现有商品和未来新增商品的双重积压,使企业经营进入绝境,同时导致大批劳动者失业。

    第七,存在股民兑现风险。一旦股民大量抛股兑现,股票市场将出现暴跌,导致股民财产的大幅度贬值和对政府的严重不满。

    从风险防范角度讲,虽然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获得资金不需要进行偿还,不用承担银行式挤兑风险,但是这种债务风险并没有消失,它仍然需要有人来进行承担。由谁来承担呢?从表面看是由股民、机构等投资人来进行承担,其实最后还是会落到政府头上。股票市场是由政府建立的,股市出了问题自然要由政府负责了。银行的风险是挤兑, 股市的风险也是抛股挤兑,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银行贷款越多,股票发行越多,金融风险就越大。金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一般发展为金融危机。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对金融债权人,尤其是广大民众的资产将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金融债权人,尤其是广大民众支持了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最后受到伤害最大的也是这些投资功臣。由此可见,这种经济制度具有恶劣的流氓属性。

    “企业货币”发行之后,企业就有了自己的生产经验专用货币,就不需要向银行和个人借款,也不需要为借款支付大量的利息了,这样就将目前的债务经济运行模式改变为债权经济运行模式;

    “企业货币”发行之后,银行就没有贷款业务了,同时也不需要为吸引存款为个人大量支付利息,因此其工作量就大大减少了,大量经营费用和职员工就全部节省下来;

    “企业货币”发行之后,股票市场就可以取消了,这样证券公司的经营费用和职工就全部节省下来;

   “企业货币”发行之后,个人货币不再用于储蓄和投资,单纯用于消费,这样市场购买力就会大幅度增加,企业不需要投入大量费用做广告就可以大量销售产品,生产过剩和失业问题就可以得到彻底解决;

   “企业货币”发行之后,亿万股民就可以摆脱股市赌博的不良生活方式,就可以全部安心、健康地进行工作了。

    社会应该是一个节约的社会,不应该是一个浪费的社会。建立节约的经济体制,废除浪费的经济体制,这才是真正的改革,才是社会的真正进步。但是,改革开放之后,银行和股票市场的规模都急剧扩大,因此整体经济的运行成本就大幅度上升,浪费就进一步扩大了。

    (三)发展国有企业,取缔私人企业

    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将大部分国有企业解体、卖掉或将其股份化,使其变成私有企业。通过30年的倒国企私有化运动,使一大批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大批国企职工失业,给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造成极大打击。社会主义革命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改革开放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行为。

    改革开放的倡导者认为,将国企私有化可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那么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国企都是较大型的企业,可以形成规模生产,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因此它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而个体企业大部分规模较小,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难以使用先进技术进行生产,因此它们只能通过造假货、危货的方式生存于市场夹缝之中。另外,个体企业的管理权始终由其下一代世袭式掌握,不能选择和使用优秀的管理人才,因此其管理水平就难以达到较高水平,对企业未来发展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对于农业生产也是如此。由于改革实行“包产到户”,将农业生产分割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这样在农业生产方面就难以形成规模,难以使用高效率的先进生产方式进行生产。从目前个体农民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的情况看,就充分证明了小农经济的脆弱本质。

    其实,国有企业在承受30年巨大挫折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日,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而一些严重的商品生产问题和劳动者权利损害问题却大部分多出自私有企业,比如“地沟油”、“垃圾猪”、“毒奶粉”和众多的假冒伪劣商品等等。另外,劳动者在私有企业工作时刻要冒着失业的危险,不能维持长期稳定的工作,劳动收入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经常提心吊胆地进行工作和生活,形成严沉重的生活压力。其实,即使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国有企业中工作也是一件非常荣誉的事情。首先,在国有企业工作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可以维持稳定的生活;其次,在国有企业工作有足够的劳动尊严,可以轻松自信地工作;第三,在国有企业工作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可以得到他人的尊重。由此可见,广大劳动者应该是非常希望在国家企业和国家机关中进行工作的。由此可见,发展国有企业对广大劳动者是有极大好处的。

    私人企业是为利润进行经营,他们在经营过程中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不去考虑市场供求状况是否会遭到破坏。因此,在某种产品或某一行业可以获得较高利润的时候,他们就会蜂拥而上,向这一产品或行业进行大量投资。由于各个投资者并不了解还有多少其他投资者也在投资这些项目,不知道在他的项目完成之后市场上商品的供求状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他们的生产基本上都是在极其盲目的状态下进行。这样,就必然导致大量的重复生产,并埋下严重的生产过剩隐患。由于国有企业的生产大部分是有整体计划的,因此盲目重复的生产现象就不存在了。其实,选择私企也就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在自由竞争情况下,市场秩序是极其混乱。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所造成的混乱。选择国企也就选择了计划经济制度。社会有了良好的经济计划,那么也就有了良好的经济秩序。

    经济发展为谁服务?

    发展个体经济当然是为个体企业经营者服务,而发展国有经济自然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发展什么经济不只是不同经济运行模式的选择问题,而是经济运行为谁服务的问题。国有企业是人民大众的企业,它所创造的财富是人民大众的公共财富。国有企业的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它为人民大众创造的公共财富就越多,人民就越富裕。私人企业是为个人创造财富的企业,它的规模越大,拥有的财富越多,少数个人的奢侈生活越能够得到很好的满足,而人民大众却变的更加贫困,生活更加艰难。改革开放30多年,GDP和私有企业得到了大规模发展,其财富极其巨大,但是人民大众可以享受的社会公共财富却大幅度减少,各项福利严重缺失。私有企业的大量发展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退出,把人民大众推向了贫困的深渊。

    从实现共产主义角度讲,国企是共产主义企业,私有企业是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国企就是在发展共产主义,发展私有企业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私营企业是个人的私有企业,它是为个人创造私有财产而成立的。私营企业的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它创造的私有财产就越多。私有财产所占社会财产总量的比重越大,距离共产主义的要求就越为遥远。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要大力压缩和取缔私营企业,而不是发展私有企业。其实,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就是消除私有财产的过程,就是消除私有财产的产生根源——私营企业的过程。目前,虽然国有企业与职工之间仍然保持着商品交易关系,但是这种交易的范围已经大大缩小了,它仅限于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易。社会公共财富所占财产总量的比重就越大,距离共产主义的要求也就越为接近。如果在日常生活用品方面采用物品分配的方式,那么商品交易也就可以全部取消了,个人私有财产全部转化为社会公共财产。这样,共产主义就全部实现了。

    发展国有企业、取缔私人企业的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1、通过大面值“企业货币”的发行,偿还国有企业的债务和银行贷款,扩大国有资产的数量,同时彻底消除金融风险。

2、通过大面值“企业货币”的发行,全面收购企业股份,扩大国有资产所占社会资产总额的比重,并逐渐取缔股票市场。

3、通过大面值“企业货币”的发行,组建大规模的工业、农业、牧业、渔业、林业等行业的国有生产集团,扩大国有企业生产规模。

4、大面值“企业货币”的发行,全面收购医疗行业,组建大规模的国有医疗体系,为全体民众提供良好的福利服务。

5、禁止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发生一切经济往来,避免腐败现象的发生和国有资产向私营企业的流失。

6、停止办理私企营业执照,逐渐取消过去发放的私企营业执照。

7、由国有企业全面收购私营企业,最终全部取消私营企业。

    (四)扩大社会公共财产,压缩个人私有财产

    改革开放之前,个人财产的数量非常有限,只限于满足日常生活消费所需。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允许个人开办企业和实行了“房改”,使一些个人的私有财产发生极大的膨胀,大大超过了日常消费所需要的数量,占据国家财富总量一半以上的比例。个人开办企业必然要于国有企业争夺市场,因此可以说是国有企业让利于个体企业。在“房改”方面,国家几万元卖给个人的房子,在动迁买回来的时候就需要花费几十万元。可见个人财产的扩大都来源于国家财产。改革倡导者对这种掠夺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有一种漂亮的辩护,叫做“隐藏富于民”。其实,“隐藏富于民”就是将公共财产转移到个人手中,就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

    在目前社会中,人们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私有财产来进行生活的,因此在生活过程中他们要千方百计地扩大个人私有财产。因为私有财产不仅可以通过就业或开办企业等合法活动来进行获取,也可以通过偷盗、诈骗、抢劫、贪污、腐败犯罪活动来进行非法占有,又因在激烈市场竞争的情况下通过合法活动获得财富极其困难,所以在目前社会中就产生了大量严重的犯罪现象。犯罪现象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它一方面给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另一方面对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另外,由于大量犯罪现象的存在,社会就不得不建立庞大的公安、司法机构,这就大大增加了社会的整体管理成本。如果消灭了个人私有财产,将个人依赖私有财产生活改变为依靠社会公共财产生活,那么偷盗、诈骗、抢劫、贪污、腐败犯罪行为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社会公共财产只能通过生产获得,不能通过犯罪获得。

    在目前社会中,由于人们依靠私有财产进行生活,因此所有人都有具有强烈的财产占有欲望。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人们相互争夺财产、地位和权利。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不良道德品行。所谓道德,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为他人或社会无私奉献的大公无私的思想品德。这种思想品德最早是在家庭中形成的,它也是家庭关系的一种体现。走上社会之后,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如果家庭关系和谐的,其成员之间就相互爱戴,相互尊重,相互帮助,那么就可以培养出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如果家庭关系敌对,家庭成员之间就相互猜疑、争斗、侵犯和伤害,那么就会培养出损人利己、自私自利的不良思想品德。如果在社会中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溜须拍马可以升官发财,那么就会产生大量的恶性品德。如果在社会中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助人为乐可以得到赞扬和奖励,那么就会产生大量的善良品德。个人依靠社会公共财产生活之后,占有私产的欲望就不存在了。这样,人们的道德品质就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在目前社会中,一方面对普通劳动者实行包含很大剥削成分的按劳分配,另一方面对资本的所有者实行占有全部利润的“按资分配”,既根据资本投入的多少进行分配。按劳分配不能使人暴富,因为一个人的劳动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按资分配”才能使人暴富,因为“按资分配”可以使人不劳而获,可以使资本所有者占有企业的全部利润。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只有按劳分配这种单一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因此贫富差别极其微小。改革开放之后,增加了“按资分配”这种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于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就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别。由此可见,目前巨大的贫富差别并非是由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差别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按资分配”这种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所造成的。因此,要缩小贫富差别就必须压缩富人财产,就必须消灭“按资分配”这一资本主义的罪恶根源。

    在目前社会中,人们是靠自己的私有财产来维持家庭生活的。由于个人财产全部由个人进行自由支配,国家无权干涉,因此国家就难以对个人的日常生活进行科学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劳动者都养成了严重的不良生活习惯,比如吸烟、大量饮酒、大量食用有害健康的食品、卖淫嫖娼、甚至吸毒等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仅严重伤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还要浪费大量的财富,同时也给医疗部门增加了极大的负担。其实,消费数量和消费效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过度消费并不等于高质量的消费,节约的消费也并不等于低质量的消费。如果通过压缩个人私有财产,使个人依靠社会公共财产了进行生活,那么人们的各种恶劣生活习惯就可以得到彻底的改善,同时也将为社会节省大量的财富。

    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是共产主义社会,其主要标准就是公共财产占社会财产总量比例的大小。比例越大,公共财产的数量就越多,距离共产主义社会就越为接近,否则相反。因此,扩大社会公共财产和压缩个人私有财产也就自然成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任务。要扩大社会公共财产和压缩个人私有财产,就应该首先了解它们的基本来源。社会公共财产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它经营国家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因此,扩大社会公共财产也就应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国家企业的经营利润。私有财产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私人企业的利润,二是财产继承,三是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因为劳动者依靠自己的工资收入很难积累大量的财产,所以社会中大额的私有财产主要来源于财产继承和私人企业的经营利润。这样,限制私有财产也就应该将限制财产继承和限制私人企业两个方面作为重点。至于作为基本日常用的个人工资,只要通过工作单位无偿生活用品的分配来逐渐将其取代也就可以了。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1、停办新的个体企业,逐渐取缔现有的个体企业。

2、政府对私人企业进行全面收购,并将收购的企业交当地政府的同类经济管理部门进行管理。

3、个人工资只用于日常生活消费,不得购买生产工具、原材料、房屋、土地(包括土地使用权),不得用于任何方式的赢利活动。

4、逐渐取消个人的财产继承权,将个人遗产逐渐转变为社会公共财产。

5、在各个工作单位中采取“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最终以福利全部取代工资;

6、取消个人储蓄利息,禁止个人有工资以外的任何非劳动收入。

    (五)扩大商品生产行业,压缩商品销售行业

    商业是服务行业,不是生产行业,因此在商业活动过程中不会有任何商品被生产出来。商业的全部作用,也只不过就是把生产企业的产品送到消费者那里。不仅如此,而且在庞大商业的活动过程中要消耗掉巨量的人力和财富,比如庞大商业部门的建立,庞大的商品流通领域的资金投入,庞大商业劳动者的劳动付出,庞大商业运输的消耗等等。这就大幅度增加了社会经济的总体运行成本。在相等商品销售量的情况下,商业规模越小,费用越低,社会总体的经济效益就越高。社会经济发展不单看它的总体产值是多少,更重要的是要看它的总体效益是多少。如果只是产值增长,效益不长,那么经济发展也将是无从谈起的。因此,要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就应该尽可能地压缩商业购买,尽可能地扩大生产企业的规模。

    企业生产发展是通过赢利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产值来实现的。赢利越多,企业的再生产投入就越大,生产发展就越迅速。否则相反。企业如此,国家同样如此。对于一个生产企业来讲,它的经营目标是获得利润,因此在经营过程中它要努力提高产值和降低成本。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它的整体经济管理目标同样是获得利润,因此它在整体经济管理过程中,就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体产值(GDP)和降低整体经济运行成本。而无论是生产企业还是国家,减少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部门的数量都将起到大幅度降低成本的作用。“国民经济总效益”产生于“国民经济总产值(GDP)”与“国民经济总成本”之间的差额(见公式),因此,国家在管理经济方面,不能只考虑“国民经济总产值”这一单项经济指标,对于“国民经济总成本”和“国民经济总效益”这两项同等重要的经济指标必须加以同等的重视。否则将不能取得良好的整体经济效益。

    企业利润公式:产值-成本=利润.

    国家利润公式:国民经济总产值-国民经济总成本=国民经济总效益.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指出:“……现在让我们来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现代的商业。请你们想一想,每一个产品必须经过多少人的手,才能到达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诸位先生,请你们想一想,现在有多少的投机倒把的中间人插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中间人,既投机商、代理人、出口商、经纪人、转运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没有参加商品的生产,但是他们全都要生活,全都想在上面取得利润,而且通常也的确都得到了利润,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诸位先生,难道除了这条必须经过十来次出卖、上百次装卸、上百次地从一个仓库运到另一个仓库的漫长的道路之外,就没有更简单更便宜的道路把棉花从美洲运到德国、把棉纺织品送到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吗?……他们现在干的是对其余的人有害的事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些多余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取得了足够的生活资料,而在很多场合下,他们还甚至大发其财;因此,他们现在是在直接损害公共利益,而将来他们的双手就会解放出来参加有益的活动;他们一定能够找到一种职业,这种职业能使他们不是作为表面上的、假的社会成员而出现,而是作为人类社会的真正的成员、人类社会的共同活动的参加者而出现。”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可看出,减化以至取消商业将大幅度降低商品经济运行的总成本和大幅度提高其整体效益。

    具体改革步骤如下:

1、取缔小规模的商业部门,提高大型商店的工作效率,逐渐减少商业部门的数量。

2、停止一切商业设施的建设,将陈旧的商业设施全部拆除,并将其拆除设施的营业执照全部收回,通过整顿秩序来压缩商业机构。

3、将商业部门节省下来的人员和财务投入到生产行业,扩大生产行业的生产能力。

    (六)废除科学技术私有制,建立科学技术公有制

    在目前社会中,先进的科学技术掌握在发明者手中,是发明者的私有财产,并且大部分都申请了专利保护,即所谓的“保护个人知识产权”。这种科学技术私有制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整体的生产力发展。在这种制度下,如果其它企业需要新技术,就必须向技术所有者进行购买。否则将不能生产出先进的产品。由于先进科学技术的销售价格较高,大部分企业难以承受,因此在“专利”的保护下大量的先进技术都得不到及时推广和普及应用。这样,社会整体生产效率就难得到全面的提高。如果政府能够将社会中的所有发明收为公共所有,使所有生产企业能够共享科研成果,那么社会的整体生产效率就可以得到大幅度提高。

    1、建立科学技术公有制,废除科学技术私有制,——打破专利保护,所有科学技术归国家公共所有,任何个人、团体或机构都不得私自占有科学技术。

    2、对新科学技术的研究人员给予一定奖励和命名,以鼓励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

3、在全国范围普及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淘汰落后技术,以全面提高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

    (七)发展福利事业,取缔保险行业

    在目前的社会中存在着庞大的保险行业。保险行业的作用是帮助保险人分担约定的生活风险,比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等,都是为分担人们可能遇到的各种不同生活风险而设置的不同保险品种。社会福利事业的作用也是分担人们的生活风险,但是它与保险行业存在本质的区别,——保险行业的服务是有偿服务,福利事业的服务是无偿服务。另外,保险行业的服务对象只是投保人,服务内容只是投保人所有能力投保的几个保险品种,而福利事业的服务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它的服务内容包括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部消费需求。因此说,福利事业在服务范围、服务内容和服务效果方面比保险行业要强很多。

     社会福利事业由政府负责领导、投资,由下级各个单位负责具体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其实政府的投资来源也都是它所管辖的下级企业,因此说政府投资实质上也就等于是企业投资。企业可以将一部分利润用来提高本单位职工的福利待遇,并逐渐将福利待遇的范围扩大到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部需求,比如公费医疗、公费教育、公费敬老院、公费幼儿园、公费住房、公费交通、公费游泳池、公费浴池、公费食堂、公费日常生活用品……等等。随着社会福利待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占比重的不断扩大,人们所面对的生活风险也就逐渐缩小了,因此保险行业的规模就可以逐渐进行压缩,直至最终完全取消了。在此项改革中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以各生产企业、服务部门、政府机关、农村乡镇为单位修建公费医院、公费学校、公费敬老院、公费幼儿园、公费住房、公费交通、公费游泳池、公费浴池、公费食堂、公费日常生活用品供销站等福利设施,充分满足人们的各种日常生活消费需求和最大限度地防范生活风险;

    2、停止办理新的保险机构的营业执照,将保险机构的规模控制在现有水平。

    3、停止保险公司接受新的保险业务,将保险机构的业务量控制在现有水平。

    4、将各个业务量较少的保险公司进行合并,大幅度压缩保险机构,直至最终全部取消保险机构。

    (八)停建私人住宅,建筑宾馆式公共住宅

    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成果,就是在全国实行了“房改”。所谓“房改”,就是将过去属于国家和国有企业所有的房屋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居住人,实现住宅私有化。“房改”之前,房价与现在比低的可怜,“房改”之后,房价长期持续暴涨,最近听说北京有个地方的房价已经达到每平方米30万元。政府过去几万元卖出的房屋,在动迁时就要付出几十万,造成十几倍,甚至更大的损失。仅此一项,全国就造成国有公共财产的巨额流失。其实“房改”实质就是在贱卖国有资产。另外,由于个人在“房改”时所居住的房屋大小和地点不同,之后他们所享受的“房改”利益也具有极大的差别。比如,大城市的房屋价格过高,因此得到的“房改”利益就远远大于中小城市。由此可见,“房改”是一种极不公平的国家财富瓜分过程。由于实行了住宅私有化改革,目前中国的公有住宅几乎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不买房和高价租房就无处可住。由于房价过高和租房太贵,因此就给无房者造成极大的生活压力。以下是网流传的关于房价上涨的一些戏说:

    “问:为什么北京首次购房贷款者平均年龄才27岁?急什么?答:因为27岁可以买到2.7万元一平米的房子,37岁就只能买3.7万元一平尺的房子了。”

    “这个国家的房地产价格以普通百姓年收入计算要100年以上,而世界的标准是5年到15年”

    “在北京买1套60平米住房需150万元,各阶层的代价是:农民种三亩地1000年,工人上班100年,公务员工作35年,抢劫犯作案1500次,妓女接客7500 次。”

      楼价歌

如果楼价真能大跌,工薪阶层都买得起,你会点哪首歌?

1、张震岳:《放屁》;
2、梁咏琪:《未来的未来》;
3、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4、周华健:《别傻了》;
5、韩红:《美丽的神话》;
6、李正:《猪都笑了》 ;
7、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通过以上这些比喻可以看出,“住房难”已经成为目前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停建私人住宅,建筑宾馆式公共住宅。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讲,在宾馆居住是一种极其奢侈的享受,但是通过共产主义房改,就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全部满足人们的这一基本生活需求。

    建筑宾馆式公共住宅有以下多种好处:

1、宾馆式公共住宅采用无利润管理方式,因此无论贫富,都可进住。

2、宾馆式公共住宅是国有的,是共产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它属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项基本措施,符合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

3、宾馆式公共住宅不存在房屋买卖问题,可以节省大量的房屋交易费用。

4、在宾馆居住不需要买米买菜和洗衣做饭,可以享受轻松舒适的生活。

5、宾馆餐厅采用的是大批量的食品加工方式,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效率,可以节省大量的能源和劳动力,还可以节省大量的家庭用厨具。

6、农产品直接向宾馆运输销售,可以取消食品买卖市场,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

7、在宾馆居住搬家方便,可以节省大量的搬家费用。

8、由于以上的节约,就大幅度减少交通流量,节约大量的能源、交通工具和劳动。

9、可以对人们日常生活实行统一的科学管理,进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九)修建城市粪便独立处理系统,增加农业有机肥料

    在目前人们居住的城市中,现有的下水系统将粪便和其它污水混合排放,这样粪便就不能作为肥料进行利用,使巨大的有机肥料白白浪费掉了。由于有机肥料的大量浪费,因此就不得不用大量的化肥进行替代。大量化肥的使用不仅大幅度抬了农作物的生产成本,同时长期使用化肥对土地也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如此下去,必然对农业生产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在城市楼房的建筑中将粪便与其它化学类污水分别排放,将粪便加工成有机肥料,那么就可以同时解决农业的肥料供应、化肥节省和减少城市垃圾得诸多社会难题。

    (十)建立商品销售网站,停止商品宣传广告

    现在无论是电视台还是广播电台都在正常节目中间插播大量的广告。这不仅影响人们观看和收听节目,而且还要增加企业的宣传费用。另外,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为提高收视率和收听率,还要大量编排节目,甚至包括大量的不文明节目来吸引观听众。这就造成了更大的浪费。当然,目前文艺界和体育界大部分明星的暴富,基本上都是企业广告的功劳。其实从健康角度讲,电视不易过多观看,广播也不易不顾休息地在深夜收听。无论电视台还是广播电台都没必要进行整夜地进行播放。

    企业之所以要大量播送广告,就是因为他们的产品销售困难。由于广告具有强迫销售的功能,因此说播送广告也是一种恶性竞争。相同的产品,做广告了就销售的好,就可以占领大块市场,否则就会失去一部分市场。另外,虚假广告事件经常发生,给消费者造成巨大损失。如果政府能够主办一个“中国商品网”,消费者想买什么商品就去网上查找购买,企业有什么产品都去网上进行销售,那么就可以取消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中的全部广告和由此而产生的大量弊端了。

    (十一)停止香烟生产,扩大农产品生产

    “吸烟有害健康”,即使是在香烟的烟盒上也印着这种善意的提示。吸烟有害健康,谁都懂得这一粗浅的道理。由于吸烟,不断导致大量相关疾病的产生,大量的癌症患者都与吸烟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肺癌患者就更是如此。由于吸烟,不断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消耗,这种消耗表现在庞大的吸烟费用支出和消除吸烟弊端的庞大费用支出。由于吸烟,污染了环境,消耗了能源,浪费了土地。既然吸烟有如此之多的危害,那为什么政府不去禁止呢?难道政府就真的不懂得这一粗浅的道理吗?其实并非如此。政府之所以不去禁烟,就是因为它可以在烟草行业获得巨额的税收。通过伤害人民的身体健康来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这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

    世界卫生组织强力提倡戒烟,国内也有人强力反对。政府为了减轻舆论压力,不得已出了一些不痛不痒的禁烟政策,比如禁止在公共场合吸烟等等。烟害的根源在哪里?不在吸烟者那里,而在产烟者那里。因此,要达到禁烟的目的,就必须从生产者那里着手。其实,这些禁烟政策并非是禁止吸烟的政策,只是禁止在某些地方吸烟的限制吸烟政策。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禁烟的政策。

    其实,政府之所以不去禁烟,就是不知道禁烟会给自己带来多么大的好处。首先,可以使人们的身体更加健康,劳动能力更强大,可以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其次,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医疗费用,提高国家整体经济运行效益;第三,可以节省大面积的农业土地,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农业产品;第四,可以节省烟草经营过程中的全部人力和物力,为社会经济发展增添新能量。另外,政府在烟税方面的收入全部来源于广大烟民,如果政府禁烟,那么烟民就会将吸烟消费转向其它消费,政府从这些健康消费中同样可以获得巨大的财政收入。

    中国的改革进行了30多年,为什么就不对香烟生产这一极大的社会弊端进行改革呢?“改革派”都改什么了?其实,把好的改成坏的,把坏的改成更坏,——这才是他们所说的举世注目的巨大改革成就。坏的东西不敢改,好的东西不想留,——这就是“改革派”的阴暗内心写照。

    “改革派”把自己叫做“精英”。其实中国的所谓“精英”不过是一群应试教育生产出来的怪胎,一群只知道读死书、搬弄西方资本主义教条、四体不勤和五谷不分的高学历书呆子而已,在学术上和实践中没有任何的创新和建树。书呆子治国,岂不误国?其实,用三个词来形容“改革派”最为恰当,即无知、无德、无为。所谓无知,就是对经济规律和共产主义一无所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所谓无德,就是尽干一些损害百姓利益的缺德勾当,丧尽天良;所谓无为,就是在严重通货膨胀、生产过剩危机和大量严重的社会丑恶现象面前一筹莫展,惊慌失措,无所作为。中国30多年的改革大多文不对题,——它把很多好的东西都改掉了,但却把很多坏的东西一直保留着。其实禁烟才是目前人类最需要的一项重大改革。

    (十二)发展全民体育运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清朝年代,由于鸦片在中国发泛滥,对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损害。当时的中国人被外国人叫做“东亚病夫”,蒙受了巨大的耻辱。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使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普遍提高。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家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展经济和专业体育运动方面,因此对全民体育运动有所放松。虽然目前我国的专业体育运动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在业余体育运动方面却比较落后。由于业余公共的体育场、体育馆、体育实施比较缺乏,而且各级领导又没有将体育运动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因此人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大不如从前了,糖尿病、肥胖症等疾病大量发生。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布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后,回到后面连做了三个“空翻”。一个非专业运动员可以做出如此高难度的体操动作,这说明美国对体育运动的普及率较高,说明美国人对体育运动还是比较重视的。美国可以学,但一定要学其优点,避其缺点。要学习它的物价稳定、科学技术、生活环境、教育方式和健康意识,不要学习它的债务经济、金融危机、“黄、赌、毒”泛滥、称霸野心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为全面提高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水平,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各级领导将业余体育运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组织实施,开展全民体育运动。

    2、在各个地区大量修建体育场和体育馆,以满足人们普及运动的需要。

    3、把用于专业体育运动的人力和物力向普及体育运动方面转移,以促进业余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

    4、确定全民体育运动指标,将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提高到一定水平。

    (十三)建立医疗福利制,废除医疗赢利制

    “医改”之前,医疗行业属于社会的福利行业,为广大劳动者提供福利性的医疗服务。过去,医疗福利所需要的费用支出主要由国有企业来进行承担。由于国企改革,大量的国有企业倒闭破产,因此大量的国企职工就失去了医疗福利待遇。在这种情况下,迫使国家不得不进行医疗改革。所谓的医疗改革,就是取消社会的医疗福利制度,医疗费用完全由个人进行承担,实行医疗市场化。

    医疗市场化之后,不仅对劳动者取消了医疗福利,而且更不能使人理解的是把医疗行业变成了以谋取利润为目的企业,把医院变成了吸食、掠夺患者财富的贪婪机器。无论患者贫富,只要进了医院,都会受到同等的宰割待遇。患者去医院看个感冒就要花上几百甚至几千,生个孩子就要花上几千甚至几万元,这种庞大的费用对普通劳动者来讲是极难进行承受的。

    通过“医改”,大部分医院都赢利了,大部分医生都富了,而且很多医生都是有车有房有存款,孩子可以出国留学。但是,大部分患者都被宰割穷了,轻的大量破财,严重的倾家荡产,有些人为支庞大的医疗费用走上了犯罪道路,甚至有些患者通过自杀来摆脱困境。对于患者来讲,他们本身已经失去劳动能力,有些甚至没有任何收入,因此说医院赚他们的钱本身就是一种缺德行为。医院的缺德体制导致医生的缺德行为,对广大患者造成严重伤害。由于医院实行长期的赢利经营方式,对患者进行长期残酷的宰割,导致了“看病难”现象的发生。这种制度还将医生和患者置于相互矛盾之中,扩大了人民内部矛盾,严重破坏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互助关系。目前,“看病难”已经成为目前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医疗问题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疑难问题,医患矛盾已经成为目前社会的一种突出矛盾。

    虽然“医改”实行了医疗保险制度,但是医疗保险必须首先交钱,之后才可以享受保险待遇。另外,医疗保险并不全保,个人仍然要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对于贫困者来讲也是难以进行承担的。由此可见,对于穷人来讲,医疗保险制度等于虚设,根本不能解决他们的看病问题。

    解决的办法就是将医院办成政府的福利部门,而不是坑害患者、喝患者血、吃患者肉的敛财部门。免费医疗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特征之一。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理应享受国家的免费医疗福利。国家免费为劳动者提供医疗福利,劳动者为国家提供低价劳动力,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劳动者与政府之间的互助利益关系。医院应该是福利的,而不应该是赢利的。什么时候医院办成了赔钱部门,那么“看病难”的问题也就基本可以得到解决了。

    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1、禁止医院的赢利经营行为,严格限制医生的工资收入。

2、将以最低成本治疗最多疾病作为医院的基本管理指标。

3、对于特大疾病进行部分或全部免费治疗,政府承担合理治疗费用。

4、对于贫困劳动者进行部分或全部免费治疗,政府承担合理治疗费用。

    (十四)发展公共汽车,限制私人汽车

    公共汽车是一种大型交通工具,个人用汽车是一种小型交通工具,它们在人员运送数量上有很大的差别。公共汽车的乘客一般是55人,个人汽车的乘客是5人,因此11辆个人汽车才能完成一辆公共汽车的运输任务。这样,在能源消耗、制造价格、驾驶员数量、占地面积、交通流量等方面也就产生了较大的差别。见下表

    家用车与公交车同等运量(55人)不同消耗对比表

    项 目 家用车(1辆) 55人运量(家用) 公交车(1辆) 家用车比公交车

   乘员人数 5 55 55 1:11
   汽车数量 1 11 1 11:1
   驾驶员人数 1 11 1 11:1
   一般造价(万元) 10 110 25 4.4:1
   油耗(升/100km) 6 66 22 3:1
   占地面积(平米) 8 88 22 4:1
   交通流量(车位) 1 11 2 5.5:1

    从该表中可以看出,公交车比个人家用汽车无论在驾驶员数量、制造费用、耗油量、占地面积、交通流量、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占有很大的优势。因此,以公交车代替家用汽车运送旅客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家庭小规模生产所使用的小型货车与大规模生产单位所使用的大型货车相比同样是低效率和高能耗的,因此也应该用后者来取代前者。此项改革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1、限制家用轿车、小型客车和小型货车的生产,发展大型公共汽车和大型货车的生产;

2、对家用轿车实行油料定量供应,限制家用轿车的出行频率。

3、停止颁发新的出租车营业执照,报废出租车的营业执照随出租车一同报废,不得将营业执照转移到其它车辆上。

4、由政府投资增加公交车线路和车次,由地区交通部门负责管理,并且公交车全部实行免费乘坐,为城乡居民提供交通方便。

    (十五)禁止异地学习和工作,大幅度降低交通流量

    “春运”,它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交通流量。由于这种巨大的人员流动,给交通行业造成巨大的运输负担,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能源。另外,巨量的人员流动还将导致传染病的流行,大量的交通事故和大量的刑事犯罪。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壮观的景象呢?就是因为有很多劳动者都在异地进行学习和工作。交通是双向的,大量学生和劳动者者的流动也是双向的,这就说明各地都有相同的学校和劳动岗位。如果大家都能够在本地进行学习和工作,那么就可以避免大量的人员流动和由此而产生的大量弊端。

    1、将本地学生和劳动者就地安排上学和工作,禁止去外地工作和学习。

    2、根据劳动者住宅的地点就近安排各种,减少上下班路程。

    (十六)建立普及教育制度,废除科举考试制度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本手段,人才是社会发展的基本保证。有了良好的教育,就能够培养出大量优秀的人才,就可以促进社会发展。但是,我国目前的教育大多是以考试为目的来进行的,与现实社会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具有较大的差距。这样就难以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实用人才。看上去博士、院士一大堆,但是能够真正搞出些有用科研成果的却是凤毛麟角,少的可怜。据新华网2010年6月8日发表的文章《32年高考状元未出顶尖人才震撼国人》说:“蔡言厚曾是中南大学教授,退休后任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学术负责人。作为国内最权威的大学评价咨询专家之一,他带领课题组于2009年发表了最新的《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给高考状元的崇拜者们狠狠地泼了一瓢冷水——1977年至2008年32年间的高考状元,几乎没有一个成为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绩远远低于社会预期。人们无不疑问:高考状元为何没成顶尖人才?”

    目前我国所实行的事是类似古代科举制度极其相同的高考制度。这种教育的信条是:十年寒窗,一举(考)成名。在这种制度下,学生一旦考试得了高分就可以进入名校,就可以得到好的工作和收入,就可以进入上流社会。在这种制度下,教育出来的学生只懂考试,不会劳动,不会做事,不懂做人,因此严重误人子弟。在这种制度下,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这种制度下,学生学习的大多是一些形势类知识,真正实用的知识很少能够学到,大部分不能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进行实际应用,因此造成教育资源和学生精力的双重浪费另外,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他们不是按照在工作岗位上劳动付出的多少来领取工资,而是根据学历的高低来领取工作,因此就驱使学生只追求高学历,不追求高能力,最终得到高学历,失去高能力。

    另外,这种教育制度失败还表现于一些学生的强烈反抗。有报道说,2011年6月8日两高考学生跳楼自杀,——其中一个是因没进去考场,另一个因为数学没考好。还有报道说,南方科技大学的两间高考教室里,因为无人领试卷,在考试过了15分钟之后,上午两个考场的考试被迫取消,备受关注的南科大45名学子无人参加高考。

    当今世界是科技的世界,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可以研制出先进的生产设备,就可以创造出巨大的财富。现如今,文学、文艺、历史等非空间学科已经显的不那么重要,已经从主宰学科逐渐变成了服务学科。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当时属于世界领先科技。但是,由于中国封建教育制度长期的重文轻理,使中国的空间发展逐渐大幅度落后于西方国家。其实,科技落后的被后就是人才的落后,是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的落后。

    目前中国的文艺界人士很风光,在各大媒体上到处可见,富的流油,但是科技界人士却极其的“低调”,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不知道是科技人才保密,还是根本就没有出类拔萃的科技人才。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呢?其原因就是,社会的人才使用导向出了问题,教育方式出了问题。目前社会以赚钱为个人生存的基本目的,而一些服务类行业又可以使人大发横财,因此教育部门自然就向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教育资源的投入。造成教育资源和学生资源大量的无为消耗。只有大学科技,大搞科技,大兴科技,才能大幅度提高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

    目前领导劳动者劳动的大多是高学历知识分子,但是这些高学历知识分子,大多不懂劳动。目前,从事劳动的人们大多都没有高学历,大多不懂如何才能更好地提高劳动质量效率。知识分子,不懂劳动怎么可以指挥劳动?劳动大众,不懂知识怎么可以盲目劳动?实际上,这个国家领导劳动的岗位是被大批不懂劳动的知识分子所占据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劳动是被大量知识匮乏的劳动者所掌握着。于是,大量的低质有害产品就大量地生产出来了。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号召“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目的就是为解决知识分子脱离劳动和劳动者脱离知识的教育问题。从目前看,过去“上山下乡”的学生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基本动力,无论什么样的科学技术都必须通过劳动才能使其形成生产力。因此,在培养科技人才的同时,还必须大量培养高技能的劳动人才。其实,劳动才是应该是学生的一门最重要的课程。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这才是人民教育的最高追求目标。但是,目前的学生考试是以淘汰部分学生为目的的,因此在考试只就出一些怪题难为学生,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始终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失去了童年的快乐生活。

    科举制度所采用的都是闭卷考试,而这种考试方法与实际工作是完全不符的,因为在工作岗位工作资料是可以随便查阅的,根本就不存在闭卷的问题。科举制度是培养官员和“白领”的教育制度,但是在现实中却没有那么多的官员和“白领”岗位可以容纳每年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因此大学生的失业就成为如今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学校只培养高学历的官员和“白领”,不培养高学历的普通劳动者,这就是目前我国教育的最大弊端。因此,政府应该立即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普及教育制度,改学考结合为学用结合,改因考施教为因人施教,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个人才能,才能为社会提供大量的优质有用人才。具体措施如下:

  • 1、取消入学考试,保留毕业考试。

    2、对学生的学习和毕业成绩实行开卷考试,禁止在考试中出课本之外的“偏题”、“怪题”为难学生,并且适当延长考试时间。

    3、学生高中毕业后可以继续进大学学习,全国实行大学普及教育。

    4、取消学校之间的等级差别,对学生实行公平教育。

    5、取消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方式,增加以各种劳动能力为目的的教育课程。

    6、在学校增加足够的劳动课,把学生培养成有知识的劳动人才。

    7、多办大学,对入学学生不设置考试分数、学生年龄和毕业时间等限制,任何人都可以进大学读书,都可以获得单科或多科的各种学位。

    (十七)建立“民主决策制”,废除民主集中制

    汉语词典对民主的解释说:“民主指人民有参与国事或对国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我国实行民主集中制,人民既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又必须遵守社会主义的纪律。”从该解释中可以看出,民主指是全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民主代表民意,顺应民意就可以得到民心,得到天下。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大讲民主,顺应民意,得到民心,得到天下。国民党压制人民民主,违背民意,失去民心,失去天下。因此说,民主就是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最大法宝。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是将无产阶级排除在外的资产阶级的内部民主,是一种金钱式的“民主”。比如,美国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在美国,无论是国家总统的选举,还是国家大事的决策,都是金钱来进行操纵的。由于无产阶级无钱支持这种肮脏的政治行为,所以无论是国家总统的选举,还是国家大事的决策基本上都被资产阶级所控制。

    所谓“民主决策制”,就是通过民主方式对各种国事进行决策,就是利用人民的集体智慧来治疗国家,而不是靠少数人的独断专行来治疗国家。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根据民主和领导层的双方需要来进行决策。但是,当“民主”与“集中”发生矛盾,“集中”就成为决策的主导,“民主”也就无关紧要了。其实民主集中制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政治制度。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对国家大事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国家大事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党中央手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民主产生了一定的压制。如果党中央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那么人民的意志自然就成为党中央的意志,“集中”与“民主”就可以保持一致。一旦党中央“集中”过度,那么“民主”也就难以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不应该叫做民主集中制,应该叫做民主决策制,因为一旦集中过度,就很有可能会失去民主。“集中”过度就变成了独断专行,就变成了独裁专制,因此也就完全失去了民主。其实,改革开放本身就是集中过度和压制民主的产物。在改革开放中,由于允许个人经营企业,打开了个人发财致富的大门,因此导致社会各个阶层只顾捞钱,不问政治,不问民生,不问国家兴亡。发财只需要掠夺,不需要民主。大家都在抢钱,谁还有时间去想什么民主的事情呢?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主意识也就大大地被淡化掉了。

    实现民主一直是人民大众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这种民主往往难以得到实现,因为大部分国家决策人都喜欢独断专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金钱民主,即谁有钱谁就可以获得大量的选票,就可以控制国家权利和决策国事。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是领导阶级内部的民主,即谁有了一定的权利谁就可以参与民主。其实,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它们都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具有极大范围限制的“囚笼民主”。即使是“囚笼民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难以实现。目前国际上流行一个时髦用词,——叫做“人权”。什么叫“人权”?其实最大的“人权”就是人民所拥有的民主权利,就是人民所拥有的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利。所谓民主,就是以人民的意志为主,但是人民的意志有时也是不统一的,因此民主也就演变为以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为主。真正的民主制度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决策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表达民意,才能使人民的愿望得到最好的满足。真正的民主制度应该做到:听人民之言,解人民之惑,顺人民之意,为人民服务。

    具体建议如此:

1、在各个地区和单位设置民主事物执行机构,对各个地区的民意进行调查、收集和统计。

2、建立民主研讨会制度,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事物进行全民研究和讨论。

3、对各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全民讨论和表决,表决通过后才可实行。

4、凡是国家重大决策必须有80%以上的民众通过才可以实行,比如国内的重大政治经济决策,国际上的经济援助、经济往来、政治权利行使或使用武力等等。

    (十八)建立领导干部“终身责权制”,废除“轮流执政制”

    社会稳定的基础是政权稳定,政权稳定的基础是掌权人的稳定,是领导干部的稳定。如果没有稳定的干部队伍,那么政权就不会稳定,社会就不会稳定。因此,以民主为理由经常更换领导班子对社会稳定是非常不利的。当然,如果领导干部有犯罪行为,那么对其进行更换也是非常必要的。

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各级领导和领导班子更换频繁,各项工作难以衔接,造成较为混乱的工作状态。由于经常更换劳动,所以过去工作中出现的错误无人为其承担责任,使其遗留问题长期难以得到解决。领导干部在工作岗位上需要长期任职,否则有些长期工作将不能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领导的经常更换制度必然导致其追求短期工作效果,不顾社会的长远利益,不顾人类的未来利益。另外,各级领导为追求短期效果必然过度消耗资源和能源,对社会持续发展造成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失。

从国外典型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看,美国总统四年一届,经常更换,于是政治经济政策也随之不断进行改变,因此它的政治经济活动也就长期处于极其不混乱的状态。美国政府为追求短期政治和经济效果,经常过度使用武力,给被侵略国家的人民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灾难。当然,美国政府是最不怕犯错误的,因为一旦某届政府犯了错误,把它换掉也就万事大吉了,至于对本国和它国造成的巨大损失新政府是不会认真负责的。由此可见,美国式的民主选举制度,其实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流氓政治制度。

解决以上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终身责权制”。所谓“终身责权制”,就是领导干部对自己所做的领导工作有终身的权利和进行终身负责。比如,某一城市的市长对他所管理的城市有终身的管理权利,但是,如果出现问题,他也必须进行终身负责,决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有了这一制度的建立,领导干部的行为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约束,就可以使其能够更好更有效地进行工作。

    (十九)建立社会管理学学科,对社会实行科学化管理

    目前人类社会中有一种奇怪现象,就是在科学领域人类已经建立了大量的不同学科,但是惟独没有建立一门“社会管理学”学科。没有科学的指引,“摸着石头过河”自然也就不奇怪了。目前最流行的口号是“树立科学发展观”,但是连学科都没有建立,拿什么谈科学发展?科学发展需要科学管理,没有科学管理就太不上科学发展。没有“社会管理学”学科,不能培养出社会管理人才,那么又如何谈得上管理好社会?人类对自然科学的掌握已经到了较高境界,但是对“社会管理学”甚至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的概念。这实在是人类科学发展史上一种极大的悲哀!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奇怪现象呢?

    因为科学管理社会属于计划经济范畴,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相互矛盾和势不两立的。计划经济主张对社会经济进行全面计划和管理,通过管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消除经济运行中的弊端,形成良好的经济运行秩序。计划经济有计划不良的可能,但是不能用不良计划来否定计划,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不能因为没有计划好就不去进行计划。市场经济理论是排斥社会管理的,它主张让社会经济自由发展,不应该对其进行约束。其实,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理论就是让经济自由运行,让资本家自由剥削劳动者。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敢建立“社会管理学”学科的,因为一旦建立了这一学科,资产阶级就会失去剥削劳动者的机会,就会逐渐使人类步入共产主义社会。

    市场经济是追求自由的经济体制。所谓自由,就是随心所欲地去做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追求自由,这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但是这一美好的愿望又很难得到全部的满足。其原因是,一方面人类可以享受的资源极其有限,限制了人们的随心所欲,另一方面一些人的自由会伤害到另一些人。比如自由偷盗、自由杀人、自由侵略等等。其实,合理的自由应该是一种社会公共行为,而不是个人或团体的个别行为。个人或团体绝对自由的存在是不现实和不合理的。个人或团体的自由必须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当个人或团体的自由伤害到他人的时候,这种自由就必须加以禁止了。比如,通货膨胀满足了商品销售者的自由,伤害了广大消费者,给广大消费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国家必须对其应该进行严厉禁止。

    人类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疗、生活以及思想等活动都是需要进行严格管理的。没有管理就会造成混乱,就会导致各种弊端的发生,对社会和人民造成巨大危害。比如,我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之后,政府逐渐放弃了对经济运行的统一管理,任凭市场经济自由运行,因此就导致了“毒奶粉”、“地沟油”、“垃圾猪”、等有害产品的出现,导致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造成严重的经济混乱局面。

    什么是社会管理学?

    社会管理学就是研究如何管理好人类社会的科学。怎么才能把人类社会管理好?是通过科学的管理方式,还是通过自由市场经济的放纵管理方式?自然是通过科学的管理方式才能管理好人类社会。既然人类社会需要通过科学的方式来进行管理,那么就应该建立一个专门的学科。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整套的社会管理学理论,才能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才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疗、生活以及思想等
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化管理。

    社会由谁来进行管理?

    由政府来管理还是由市场来管理?当然是由政府来进行管理,因为市场只是一个商品交换的场所,它并没有管理社会的权利和义务。市场除了买卖商品,其它什么用途都没有。如果市场经济的自由运行可以解决通货膨胀、生产过剩、失业、犯罪、品德败坏、环境污染、自然灾害预防、疾病防治等社会问题,那么社会就真的不需要进行管理了,政府也就可以取消了。但是事实却与此相反。其实,无知的政府大多喜欢市场经济,因为它既不用管理,又可以满足贪婪和腐败,并且可以把责任全部推给市场,但是这种政府往往很难维持长久。聪明的政府大多喜欢计划经济,因为这样可以将社会管理的井井有条,实现国富民强,使自己的政权可以长期保持稳定。

    既然管理社会是政府的事情,那么政府就必须履行自己的管理责任。社会秩序良好,说明政府尽到了管理责任。社会秩序混乱,说明政府已经失职。政府要管理社会,就必须制定各种政策和法律,通过政策和法律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以达到所需要的管理目标。政策和法律是政府的基本管理工具,有了这两种管理工具,政府就可以对社会进行管理了。但是,如果政策和法律不符合实际,那么预期的管理目标就不能实现,就需要对现有的政策和法律进行适当的调整。只有科学地制定政策和法律,才能确定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某些政府有一个最大“优点”,就是认为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一贯正确,从来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在这种情况下,错误的政策和法律就很难达到及时改正,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就很难得到及时解决。

    虽然政策和法律都是政府的管理工具,但是 它们两者之间又有着一定的区别。法律是长期管理工具,比较稳定,适合于社会的长效管理。政策是短期管理工具,可以随时进行更改,有利于对社会进行灵活调控。其实,法律就是长期的政策,政策就是短期的法律。如果某种政策可以长期使用,就可以把它确定为法律。如果某种法律只能短期使用,那么它就变成了政策。政策经常发生变化说明社会矛盾重重,说明所采用的政策不能应付重重的社会矛盾。法律经常发生变化说明社会制度不稳,说明社会处于变革时期。相同的政策可以取得相同的管理效果,不同的政策可以取得不同的管理效果。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将禁止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政策改变为允许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政策,于是,在中国这一社会主义国家中就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别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所特有的一系列严重弊端。

    社会管理目标是什么?

    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一定目的的,对于社会管理来讲同样如此。既然用对社会进行管理,那么就必须首先确定具体的管理目标。比如消除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现象、提高社会生产能力、降低失业率、降低犯罪率、降低贫富差别等等。没有目标的管理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盲目管理,它必然将社会引向歧途。虽然改革开放也确定了具体的管理目标,但它只重视GDP的扩大,忽略了其它管理目标的完成,甚至不惜牺牲其它多种社会管理目标来实现GDP的高速增长。这就导致了物价持续上涨、失业率和犯罪率不断上升、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严重社会问题的产生。其实,GDP只是经济指标中的一项,以此单一指标作为社会管理的基本标准必然导致其它诸多方面的管理缺失,造成大范围混乱。

    管理目标分为人和物两个方面。关于人的管理目标又分为政治和生活两个方面。政治管理是对个人行为和思想的管理,它以社会对人行为的要求为管理目标。生活管理是对人的吃、穿、住、用,生、老、病、死,教育、工作等方面的管理,它以人民对在这些方面的共同合理要求为基本管理目标。关于物的管理目标分为经济和自然环境两个方面。经济管理是对物资的生产、分配、消费、积累过程的管理,它以人民对经济运行状况的要求为基本管理目标。自然环境管理是对非人类生活地区的管理,它以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为基本管理目标。只要确定了具体的管理目标,就可以根据这些目标来制定管理计划和政策,就可以逐渐实现这些管理目标。其实,若干政治和经济目标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为人民创造和平幸福的生活环境。其它目标都是由这一基本目标衍生出来并为这一基本目标进行服务的。人民的要求就是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制定的基本国策。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基本国策是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基本国策是为GDP服务,为资本服务,为资本家服务。这就是GDP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目前世界上有很多政府都不知道自己有哪些责任和义务,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些什么和做好什么。其实,政府应该做的事情用一句话就可以进行概括,即毛主席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多么简单和通俗易懂的语言,但它却高度概括了政府的全部职责和义务。如果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人民也就真的幸福了,社会就真的稳定了,世界就真的和平了。

    具体措施如下:

1、成立社会管理学研究所,研究管理社会的科学方法。

2、在学校设立社会管理学学科,使学生掌握管理社会的知识。

3、政府组织成立各种社会管理机构,对社会实行全面的科学化管理。

    (二十)起诉资产阶级,没收资产阶级的全部非法所得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允许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并在法律上对其进行保护,建立了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原则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建立,资产阶级就可名正言顺地实行“按资分配”了,就可以“合法”地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剥削了。通过30多年的“按资分配”和巧取豪夺,资产阶级聚集了大量的不义之财,聚集了更多的资本。于是,私有制个体经济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并可以更大规模地剥削广大劳动人民了。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导致了分配方式的改变,导致了分配数量的改变,因此巨大的贫富差别就在社会主义中国诞生了。

    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时期,企业创造的利润全部归公,属于全民公共财产,因此“按资分配”和剥削是不存在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按劳分配的公平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劳动者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不存在个人占有利润的剥削现象。按劳分配督促人们创造财富,但是创造财富不能暴富。“按资分配”诱惑人们巧取豪夺,巧取豪夺可以成为超级富豪。资产阶级是通过残酷剥削无产阶级而暴富的,是通过掠夺社会公共财富而暴富的, 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犯罪,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重大的伤害。翻开改革开放30多年的资产阶级发迹的历史,到处都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血淋淋的犯罪事实。

    罪行一、破坏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非法侵占人民财产

    改革开放以后,资产阶级对国有生产资料进行了疯狂掠夺,非法占有了巨额国有资产。资产阶级深知,生产资料是剥削无产阶级的必备工具,要剥削无产阶级就必须首先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只有掌握了大量的生产资料,才能对无产阶级进行“合理合法”的肆意剥削,才能使自己快速暴富起来。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生产资料属于国家公共财产,社会主义制度规定禁止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禁止个人利用生产资料剥削广大劳动者。于是资产阶级就采用否定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法,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行攻击和诽谤,污蔑说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严重阻碍了社会的经济发展,并以此作为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理论依据和借口。

    为达到侵占国家生产资料的目的,他们在农村,炮制了小岗村, “18个血手印”的阴谋事件,以此来证明农民群众强力要求在农村搞“包产到户”,搞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坚定决心。这一阴谋事件的误导下,农村推翻了人民公社,恢复了旧社会的乡县行政体制,恢复了旧社会个人占有土地、工具的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农村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资产阶级在农村又大办起乡镇工业企业,并以此与城市国有工业企业展开了激烈的市场竞争。由于政府对乡镇企业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政策,由于乡镇企业没有职工的养老负担,由于乡镇企业拥有行贿国家干部的优势和条件,因此在极不公平的竞争恶性市场竞争过程中乡镇企业取得了重大胜利,一些小规模的国有企业在竞争中逐渐败下阵来,纷纷倒闭破产,国企职工大批失业。

    见到此情此景,资产阶级异常兴奋,无不兴高采烈和欢欣鼓舞。他们借此为理由,千方百计地污蔑国有企业,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缺乏市场竞争力,严重破坏了国有企业的形象。同时,他们还污蔑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说计划经济缺乏灵活性,限制个人才能的发挥,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其实,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搞跨国企,搞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达到这一罪恶目的,他们依靠自己所掌握的权利对国有企业进行全面“改制”,将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改成私有企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最终达到他们最终全部占有生产资料的罪恶目的。经过长期的国企私有化改制,我国大批国有企业被卖掉,变成了私人企业,更多的国企职工“下岗”失业了。

    尽管如此,资产阶级仍不罢休,他们的罪恶之手又伸向了大型国有企业。由于大型国有企业具有较好的效益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并拥有大量的物资资源,因此资产阶级难以通过小型私有制企业来搞垮大型国有企业。但是,资产阶级并不死心,他们玩弄阴谋诡计,推出了股票市场,鼓动国有企业上市,通过对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出卖,将其大部分生产资料变成了个人私有财产。经过20多年的股票上市和国企股份出卖,大部分生产资料都变成了个人私有财产,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是名存实亡了。终于,资产阶级达到了掠夺和瓜分大型国有企业生产资料的阴险目的。

    资产阶级以股市获利为诱饵, 利用普通百姓的发财心理将他们骗入股市,帮助资产阶级来一同瓜分国有生产资料。虽然广大百姓希望通过投资股票这一不劳而获的方式来发家致富,但是资产阶级怎么能让广大民众富裕呢?他们利用股市自由波动的特性,通过操纵股价来获取暴利,对广大股民的财产进行疯狂掠夺,造成广大股民的重大损失。据统计,有80%以上的股民投资股市亏损,只有不到10%的股民获得一些微薄的赢利。但是,其中有少数的股市操纵者却获得了暴利,成为一批新生暴富的资产阶级。

    另外,私有化改革者不顾股市的长期低迷,近年又在股票市场上先后推出了“中小板”和“股指期货”,对股市造成沉重的压力,导致股市更加低迷。自从“中小板”推出至今才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它已经下跌近50%,给广大投资者造成了严重损失。但是,上市企业的大股东都成了亿万富豪,纷纷卖股兑现。“股指期货”也没有起到如上市前所说的抑制市场过度波动幅度的作用,只是又增加了一个各路资本大鳄掠夺广大股民财富的罪恶工具而已。还有,目前又在酝酿推出“国际板”,酝酿着利用国外企业对百姓财产进行新一轮大规模的扫荡和洗劫。股市的长期不景气已经给中国股民造成严重伤害,这样持续下去中国股民将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百姓财产经过资本家在商品生产和销售环节的残酷剥削之后,在资本市场上又遭到的进一步残酷洗劫。

    经过30多年的国企私有化改革,资产阶级占有了中国过半的生产资料,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聚集了庞大的资本,并以此对广大劳动者展开了全方位的立体式剥削。翻开30多年资产阶级的发迹史,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血淋淋的犯罪事实。通过长期剥削,资产阶级将广大劳动人民的财富洗劫殆尽,将其至于极度的贫困之中,同时还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

    罪行二、非法占有企业利润,残酷剥削劳动人民

    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以后,就将全部企业利润都据为己有,对广大劳动者实行残酷剥削。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来源于企业的经营成本,它于资本家的利益的相互对立的,即资本家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越少,使其付出的劳动量越大,企业利润就越高,资本家就可以从劳动者那里掠夺更多的财富。因此,资本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压低劳动者工资,最大限度地增加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资产阶级所谓的劳动效率,就是少给钱,多干活。

    资产阶级有一个荒谬的剥削理由,就是企业利润归资本家个人所有,与劳动者没有如何关系。他们认为,有投资就应该有回报,占有生产资料就可以占有全部利润。其实投资属于财富的支出,不是财富的创造,它本身不能创造任何财富。不创造财富却要占有作为利润的全部财富,这显然是在非法侵占劳动者财产。其实,只有生产才能创造财富,而生产又是由劳动者来进行完成的,因此说,在人类社会中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只有劳动者才有权利占有企业的全部利润。

    其实,企业利润是社会整体经济活动的综合效益,而不只是资本家或他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所独自创造的。因此,企业利润应该属于社会公共财富,而不属于资本家或其企业的私有财富。资本家私自占有利润属于侵犯社会公共财产的经济犯罪行为。

    罪行三、取消社会福利,增加人民生活负担

    改革开放以后,资产阶级通过恶性竞争,将大批国有企业搞垮,导致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失业,使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国企职工失业之后,过去在国有企业中所享受的免费医疗、免费养老、低价住房的福利也就随之全部取消了。这就大大增加国企“下岗”职工的生活负担。资产阶级剥夺广大劳动者的社会福利,对劳动人民犯下严重罪行。

    资产阶级为了掩盖私有制改革所造成的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失业等严重的社会弊端和自己对人民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在中国推行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险体制,把社会福利变成了金钱交易。在这种制度下,劳动者不向保险公司交纳大量的保险金就不能获得保险待遇。由此可见,这种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其实,保险公司本身就是一种赢利性质的企业,它的一切花消都来源于广大劳动者的血汗钱。目前,在养老保险方面亏空巨大,基本上是用孙子交的钱来给爷爷发养老金。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靠借债过日子的做法是很难维持长久的。一旦债务链中断,保险公司将倒闭破产,养老金将停止发放。目前,保险公司正面临着极大的债务风险。保险公司并不保险。保险公司,自身难保。

    资产阶级代言人说,改革必须经历大批国企倒闭和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失业的“阵痛”,并让广大国企业职工无限期的忍受这种巨大的痛苦。其实,如果改革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它必然给人民生活带来快乐和幸福,而不是无穷无尽的阵阵痛苦。显然,“阵痛说”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无理狡辩和无稽之谈。这只不过是他们掩盖自己严重犯罪行为的拙劣之举而已。

    罪行四、制造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实行了物价放开的经济政策,给资产阶级抬高物价以可乘之机。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资产阶级一方面为获得暴利连年持续不断地肆意抬高物价,造成物价多年连续上涨,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盲目扩大生产,造成市场上的商品大量积压,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因此严重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通货膨胀导致广大民众财富大幅度减少,使其受到严重的经济损失。生产过剩导致劳动力过剩,导致劳动者大批失业,使其失去基本的生活来源。这两种经济危机对广大劳动者的打击都是极其严重的。目前,无论通货膨胀还是生产过剩都成为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

    通货膨胀谁之罪?是肆意抬高物价的资本家卖方之罪,还是购买商品的广大消费者之罪?当然是资本家之罪。没有任何一个商品购买者会喜欢通货膨胀。把通货膨胀这一罪过强加在广大消费者这一买方头上是一件极其可笑的事情。这种嫁祸于人的做法实在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生产过剩谁之罪?是盲目生产者之罪还是广大消费者之罪?当然是盲目生产者之罪。在自由生产的市场经济中,资本家为获得高额利润,疯狂追逐高利润的畅销产品,这就造成该生产项目的超需求投入,导致未来严重的生产过剩。资本家根据现实市场安排生产,但是却要面对未来市场进行销售,而未来市场是个别资本家所不可预知的,因此盲目生产就成为一种无法选择的必然。这种追逐高额利润的疯狂盲目生产,不仅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而且还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因此对国家和人民犯下严重罪行。

    罪行五、制造恶劣的劳动环境,对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造成重大伤害

    改革开放之后,大批国有企业纷纷倒闭或“改制”,大批私有企业纷纷成立。在国有企业中,劳动者的各项生产劳动都受到很好的保护,可以进行安全生产。但是在私有企业中,资本家为了谋取暴利,根本就不顾劳动者死活。他们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增加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对危险的劳动职业很少进行有效的劳动保护,对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构成严重伤害。

    在私人煤矿,大批矿工死于矿难;
    在“富士康”十几个工人接连不断都跳自杀;
    在人造大理石等危险生产行业中,大量工人患上了“石头肺”;
    在建筑行业的高空作业中,大量建筑工人摔伤或死亡;
    在……行业……

    具体事件数不胜数,所犯罪行罄竹难书。

    目前,工会已经名存实亡,劳动者维权、上访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劳动者过去在国有企业中那种主人翁的地位已经荡然无存。在私人企业中,劳动者卑躬屈膝,低三下四,诚惶诚恐,提心吊胆地在私有企业中工作。他们害怕失业,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退路,失业就等于失去生活来源,失去生命。改革开放30多年,国企职工经历了从主人到奴隶的整个过程,体验了幸福和悲惨的双重感受。

    罪行六、过度消耗能源,制造能源风险

    资本家为了谋取暴利,疯狂掠夺和大肆消耗、浪费宝贵和不可再生的物资资源。另外,资产阶级的暴富使其购买了大量高耗油的私人汽车,疯狂地消耗中国乃至人类的宝贵能源。改革开放30多年的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量比之前的30年不知道要高出多少被!具体数字国家统计部门是应该十分清楚的。

    国土部2月23日发布统计数据称,截至2010年底,全国石油剩余技术可采储量31.4亿吨。2010年,中国石油产量为20301万吨,占全年石油消耗量的45%(全年消耗45113万吨),对外依存度为55%。想想看,这种靠输血来运行的经济体系不知道能够维持多久。还有,地球数亿年的石油资源积累,再过数十年就要被我们消耗殆尽。资产阶级不仅掠夺无产阶级的财富,而且包括他们在内的子孙后代的财富也被其洗劫一空,无论对国家和人民还是对他们自己的子孙后代都犯下了严重罪行。

    罪行七、大量购买外国国债和债券,造成巨大的金融风险和损失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企业通过大量消耗资源和压低劳动成本向国外大量销售廉价商品。通过大量廉价商品的销售,换来了超过3万亿的美国货币。如果将这超过3万亿的美元用于发展国内经济,那么也算是没有白白浪费中国的资源和人民的血汗。但是,这笔超过3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其中的大部分购买了美国的国债和债券,没有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任何帮助。相反,国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为了讨好外国主子,将国家的巨额金融资产通过购买外国国债和债券借给了外国资产阶级政府和企业,帮助美国解决了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危机缓解了,但是却造成中国巨大的金融风险。其实,我们用美元所购买的只是这些巨大金融资产的借据,至于这些借据的信用如何,只有国外资产阶级的心里最清楚。我们的这些巨额财富完全控制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手中了,他们想怎么掠夺就怎么掠夺,想什么时候掠夺就什么时候掠夺,中国人没有一点还手能力,没有任何自主权利。这种丧权辱国的严重卖国行为是对中国人民的重大犯罪。

    过去听说清朝的慈禧太后有句名言:“宁给外鬼,不予家奴”。现如今,国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就是在全力效仿和执行“老佛爷”的这一误国害民的卖国政策。

    大量的外国企业债券不说,单说1.2万亿美国国债,按6.5折回人民币相当于7.8万亿。如果用这些钱购买5000元一台的电视机,可以购买15.6亿台,相当于全中国每人拿出一台电视机借给美国之外还剩余2亿多台,还相当于中国借给美国每人7台电视机。由此可见,虽然美国是富裕的发达国家,但是美国的富裕有相当一部分是建立在中国13亿老百姓血汗钱基础上的。

    如果将这笔巨大的资金用于改善住房条件,那么按照5000元/米的100米商品房(50万元),就可以购买1560万套住房,按照5人一套(每人20平方米)计算,可以解决7800万人口的住房问题;

    如果将这笔巨大的资金用于实现农村机械化生产,那么按照5万一台的拖拉机计算,可以购买15600万台,相当于8人分配一台拖拉机;

如果将这笔巨大的资金用于发展生产,那么就可以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能力;
如果将这笔巨大的资金用于社会福利,那么就可以大幅度地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如果将这笔巨大的资金用于疾病防治,那么就可以大大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如果将这笔巨大的资金用于文化教育,那么就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水平人才;
如果将这笔巨大的资金用于科学研究,那么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先进技术;
如果将这笔巨大的资金用于国防建设,那么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国防能力;
如果……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做。唯一所做的,就是帮助美国很好地解决了金融危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这种舍己为人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十分让人敬佩!

    改革开放的目的之一,就是引进“外资”那为什么还要把1.2万亿的资金借给美国政府,而不能用它来发展中国经济呢?美国购买我国国债了?日本购买我国国债了?如果没有,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买他们的国债?国家的钱也就是老百姓的钱,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私有财产,资产阶级代理人把钱借给外国经过中国老百姓同意了吗?资产阶级代理人通过控制政府,做出这种丧权辱国的独裁决定,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国家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任何重大事件都必须通过全民民主进行决定,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利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任何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都是极大的犯罪。

    罪行八、……

    鉴于资产阶级所犯下的以上各种严重罪行,特向中国人民最高法院、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起诉,要求政府没收资产阶级的一切非法所得,没收资产阶级用来剥削无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追讨资本家的全部非法所得,将没收财产归还全体劳动人民,建立完善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对劳动人民的利益给予最好的法律保护。多行不义必自毙!资产阶级到了偿还人民全部血债的时候了!

    起诉人:全国劳动人民

    (二十一)建立“全民皆兵”军事体系,全面加强国防能力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专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解决兵源、财源等困难问题,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日,主张全面抗战思想的集中表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这条抗战路线的正确性。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其原因就是他打的是一场人民战争。人民是战争胜利的根本,人民战争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有了人民的支持,才有取得战争胜利的保障。脱离人民,甚至以人民为敌的战争是很难取得战争胜利的。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必须变化人民利益。只有保护人民利益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才会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共产党的军队救中国人民于水火,因此得到人民的全力拥护和支持,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军队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为资产阶级服务,与人民为敌,因此失去人民的支持,最终遭到彻底失败。

    人民战争需要依靠人民武装,人民武装需要武装人民。如果军队脱离人民,害怕人民,不敢武装人民,那么就不能建立起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就不能在战争中得到人民的有力支持,就很难取得战争的全面胜利。军队团结人民,与人民结合为一个整体,面对任何敌人都是无所畏惧的。俗话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谓“道”者,人民是也。得到人民的支持,正义就在你这一边,“道”就掌握在你的手中,你就可以得到人民的帮助,就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先进武器有利于战争,但是不能完全决定战争的胜负。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是人民,而不是几件高科技武器。虽然与帝国主义国家比高科技我们暂时处于弱势,但是与他们比人民战争,我们就要强很多倍。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一些欺软怕硬的流氓。你软弱,他就会对你进行百般欺压,骑在你的脖子上拉屎;你强大,他们就会拜倒在你的脚下,把你当成上帝来供奉。

    建立“全民皆兵”军事体系的具体做法就是,由军队负责在全国各个企事单位中成立民兵组织,培训民兵,使每个劳动者都成为人民战士。民兵在平时期从事生产建设,在战争时期从事武装斗争。各个企事业单位和平时期是生产和服务单位,战争时期是战斗单位。建立“全民皆兵”军事体系应该做到:百万军官,千万军队,万万民兵。一旦有外国侵略者入侵,“全民皆兵”的军事体系将立即全面启动,这样就可以将敢于来犯的所有侵略者全部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二十二)联合社会主义国家,成立“社会主义联合国”

    当今世界危机四伏,战争不断,每天都有大量的平民百姓死于危机和战火之中,对人类生存构成极大的威胁和伤害。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只有组成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才能有效应对危机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成立“社会主义联合国”的目的,就是将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联合政府,形成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人类的生命财产提供最有力的保护。

    目前,虽然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但是这种联合国只是美国为保护自身而使用的一种控制世界的工具,并没有起到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作用。美国通过对联合国的控制,对其它敌对国家进行经济、政治、甚至武力打击,给一些中小国家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中小国家的侵略,大部分都是在联合国的授权下进行的。在美国的控制下,联合国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极其危险的侵略工具。

    其实,所谓的联合国只是各个成员国讨论世界问题的一个开会的场所而已,并没有任何的国家特征。所谓国家,必须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国地和人民,而联合国既没有统一的联合政府,也没有统一的国土和人民。目前存在的联合国只是一个虚拟之国,概念之国,根本就谈不上是一个统一的实体国家。

    统一促进和平,分裂导致战争。

    统一是实现世界和平和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分裂是战争、经济危机等严重社会弊端的产生根源。统一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发展方向,分裂只是人类社会暂时的低级发展过程。既然人类需要一个统一社会,既然统一的社会可以给人类带来和平和幸福,既然在一个国家中可以存在多种民族,那么就可以将不同的国家、政府和不同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联合政府。

    “社会主义联合国”不是各个独立社会主义成员国开会的场所,而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有统一的政府、国土和人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只要成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联合国”, 过去独立的各个弱小社会主义国家就边成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这样,就可以将分散、独立各自为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就可以共享丰富的自然资源、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

    通过“社会主义联合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促进,将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极大的示范作用,促使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如果全部资本主义国家都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那么就可以在全世界范围成立统一的“社会主义联合国”或“共产主义联合国”。这样,共产主义理想就变成了现实,人类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时代, 共产党就完成了自己全部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改革设想:

1、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

2、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工厂主、铁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财产。

3、没收一切反对大多数人民的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4、在国家农场、工厂和作坊中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就业,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竞争,并迫使还存在的厂主支付同国家一样高的工资。

5、对社会全体成员实行同样的劳动义务制,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为止。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6、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把信贷系统和金融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

7、随着国家拥有的资本和工人的增加,增加国家工厂、作坊、铁路和船舶,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已垦土地的土壤。

8、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

9、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

10、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区。

11、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12、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自然,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但是它们将一个跟着一个实行,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家的生产力大大增长,随着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将大大增加,人将大大改变,以致连旧社会最后的各种交往形式也能够消失。(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30-247页 )

    2011年10月18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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