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陈烽先生的文章很值得一读,此文从一个认识高度论述了我国发展的科学目标。文章提出了“赶超”型发展还是“适度”性发展的问题。中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量力而行。]

对我国发展观的深层反思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10月15日

目录

 陈烽:《对我国发展观的深层反思》

仲大军:《外贸顺差就是经济强国吗?》

仲大军:《应对我国过度对外开放道路进行反思了》

杨芳洲:《美元定失王座 我国将丧巨财 必须早谋对策》

张宏良:《美国金融危机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华生 高梁 张少杰:《破解莫干山会议“罗生门”----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

华生:《1984年:价格改革关键决策的方向选择》

张维迎:《国家所有制下不能产生真正企业家》

欧阳君山:《为什么重农抑商----兼论秦为什么先重商而后抑商》

卢映西:《评农村土地私有化》

胡星斗:《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与问题总结》

新政:《汇源果汁为何甘愿沦为经济“伪军”?》

《买办误国:三座世界级金矿何以被贱卖给外资?》

蔡定剑:《21世纪的中国:法治人权、自我认同和国际责任》

张新光:《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及其新发展》

会议纪要:《拷问现今中国的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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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发展观的深层反思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陈烽

2008年10月16日

    改革与发展是中国近三十年的双重主题。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观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变。第一次是改革初期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第二次是近些年来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到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转变。严格说来,第二次转变目前还没有真正完成,尚需要在更深层次上的进一步反思和定位。

一、可“持续”发展还是可“承受”发展

    “可持续发展”一词来自拉丁语“sustennere”。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意者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中的“持续”一词(susten)用的是法文。其原意是“撑得住”、“垮不了”和“得以维持”,具有很强的警世意义。即再按传统西方经济模式发展下去,就撑不住、维持不下去了。但译为英文“sustain”后,原意中的警世意义已大大减弱,再转译成中文的“可持续”,其警世之意进一步减弱。1

    英文“sustainable development”按其原意本应译为“可承受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比,含义相差甚远。2 “可承受”发展是基于对原有发展观念的反思,强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环境的可承载力,突出发展的适度性,要求节制人类的欲望,实现与自然的协调共处。而“可持续”发展则仍然延续了原有发展观的核心追求和欲望,强调的是通过调整发展方式,确保能够获得持久不断的永续发展。

    近三十年来,人类消耗了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可利用资源,而人类对资源的需求仍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着。今天的地球是进化35亿年才形成的产物,人类不可能用另一个35亿年去再造地球的资源。世界保护自然基金会称,如果人类再不改变对待地球资源的态度,到2050年我们就必须迁居到两颗跟地球大小相仿的星球上去才能生存。3 而2050年正是中国制定的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时间节点。就资源的有限性而言,人类的发展只能是有节制、可承受的发展,不可能是无限的、永续的发展。而且,目前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开发和消耗已经接近危险的极限,面临着过度发展导致自我崩溃的深重危机。

    当然,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这种反思是在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回观”、“反望”,而对于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大多正处于工业文明发展的初期或起飞阶段。因此,对与西方关于节制发展的主张,后者予以反驳的通常逻辑是:你们通过对内工业化、对外殖民化,达到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凭什么来反对其他后进发展中国家寻求强国富民呢?若以国家为基本考量单位,这是个体理性,但国家的个体理性却往往导致人类的集体无理性。 4

二、“赶超”型发展还是“适度”性发展

    由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领先”而产生的自豪感和近代以来“落伍”、“挨打”所造成的屈辱感,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一直是以“落后就要挨打”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心理背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参照系的“赶超”型发展。然而,需要深入反思的是:

    1.“落后就要挨打”是否可以作为发展的主导动机

    “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隐含着“领先即可打人”的反向命题。这不仅是对国与国之间“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原则的一种默认,而且也是中国“崛起论”在世界上引起众多疑虑的原因之一。这种逻辑使我们自己陷入一再解释、宣示自己是“和平发展”,强大了也“不称霸”的尴尬境地。然而,在世界各国间永远会存在相对“先进”与“落后”的格局,是否发达的强国就一定会欺负欠发达的弱国,落后的弱国就永远处于挨打的惶惶境地?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需要有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时代加以辨识的大视界。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从“传统”到“现代”的文明发展的大潮之中。而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打破奴役性、依附性的传统文明型国际关系。现代化先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不自觉地充当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工具的同时,也给落后国家造成了痛苦与灾难。而现代化先行的西方国家在扩张本国利益、“输出”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时,之所以仍然大量采用传统文明时代的超经济强制和暴力方式,是由于现代文明的准则与秩序尚未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形成,即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世界范围的层次上尚未成熟。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等对外关系形态,是传统文明形态中“人的依赖关系”5 和超经济强制的历史遗留与惯性表现,也是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的表现(以此角度看问题,就可以合理地说明为何有些不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在对外关系上采取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政策)。近代以来落后国家反抗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实质上是反映了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需要在全世界范围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要求——独立、平等的国际交换关系和交往关系 。

    随着落后国家的先后独立与不懈斗争,随着世界各国相互交往、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所要求的独立、平等的国际关系正在逐步形成之中——尽管它是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的不平等,但已主要是现代性的不平等,而不是传统性的不平等。殖民时代已成为历史,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正越来越受到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反对、谴责和抑制。可以肯定,随着新的趋向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的逐步拓展与形成,会使世界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进入更加健康、成熟的协调发展阶段。

     只有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看问题,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和平与发展”何以成为当代世界的主流。而“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也不应再成为寻求发展的主导动机和时刻悬在弱小国家头上的一把利剑。

    2.以“赶超”欧美为目标的“伟大复兴”是否现实与合理?

    欧美的现代化过程和目前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优先、优势使用全球资源的基础之上的。占世界人口6% 的美国,消耗了全球资源的35%。全球共有17.28亿人生活在“消费的社会”中,工业化发达国家中有8.16亿高层次消费者,占这些国家总人口的80%。6

    作为一个日益融入世界、承担国际责任的人口特大型国家,中国的发展是全人类发展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固然应当要求先行发达国家在环境和资源保护上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同时也不能回避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必须现实而清醒地看到,在既成的世界资源占有、利用和控制的格局上,先行者与后行者的实力差距与力量对比是悬殊的,并且两者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后者抗争的结果并不能扭转这种格局,而只能减缓差距扩大的速度。因此,中国必须把自己的发展目标和路径,建立在现实与可能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主观期待上。

    例如,发达国家GDP达到人均1万美元时能源消耗是人均4吨标准油/年。即使不考虑增长,到2050年中国人口以15亿计算,将需要60亿吨标准油,是世界目前能源生产能力的60%。如此巨大的资源需求实际上是无法满足的。因此,在涉及资源性的发展指标上,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预定的发展目标。7

    作为人口总量超大和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低于世界人均占有水平)的中国,以西方为发展模式和赶超对象,仅要达到“中等发达”的程度,就将受到本国和世界资源承载力的严重限制与挑战。从这个角度而言,国际上一些人和一些国家对中国以目前的方式快速、执著地追求“发展”所可能导致的后果,产生某种担忧和疑虑也是难免的。

    总之,从国情和世情的实际出发,中国只能和必须放弃赶超型发展,转为适度性发展。仅靠目前制定的各种“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具体措施,而不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思路,修改发展目标,实施适度发展战略,只能是舍本求末,无法从根本上化解渐行渐近的严重危机与困境。

三、“物”化目标的发展还是“人”化目标的发展

    作为一个具有“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传统文化资源和共产主义理想追求的大国,面对人类发展的危机与挑战,我们需要回答的是能否构建一种新的发展目标和现代化模式。

    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开掘已有众多努力,其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不能简单地以农业文明阶段的价值理念移为现代文明的价值追求。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返回传统的生存与发展方式,而是如何进入现代的生存与发展方式。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解除了“落后挨打”和“伟大复兴”等附加情结,发展的涵义就会单纯、本真得多——即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和尊严,为了中华民族与全人类的幸福安康与和睦相处。而这种幸福、尊严、安康与和睦,绝非是以目前注重物质文明的发展指标(人均GDP等)及其追求所能衡量和实现的。以目前的“物”化发展目标和方式追求“持续发展”,必然导致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和为争夺稀缺资源而引发的国际关系紧张与冲突,从而背离人类追求幸福、尊严与和谐的初衷。

    作为宣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需要准确领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发展”的理念。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既立足生产力的发展,更关注人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服从于人的发展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曾以人的发展为坐标,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大形态。第一大形态是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的传统自然经济文明,第二大形态是以机器工具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文明,未来的第三大形态是以自动化工具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文明。三大形态中人的发展的基本特征分别是:不发达的完整性、发达的片面性和全面而自由的个性。
在未来自由人联合体文明形态下,从直接生产过程中摆脱出来的劳动本身,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又重新结合起来,成为真正体现人的本质的自由创造活动。生产工具的全面自动化使人力退出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价值实体——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崩溃,导致实行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的消亡。衡量社会财富的尺度不再是物化的劳动时间,而是人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人们将根据自己的才能和爱好,自由地投入到广阔的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之中,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因此,马克思固然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动力,但更将其视为服务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手段,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尺度并不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是 “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是以自由支配时间大量增加、满足生存需求的必要劳动时间大幅缩短为前提的。如果人类物质需求的膨胀永无止境,必要劳动时间的大幅缩短就永无可能。因此,马克思所提出的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的发展观,内在地包含了克服劳动的异化和人的物化,摆脱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背离,超越各种拜物教,节约资源,控制物欲,反对奢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等丰富而深刻的价值追求。可以说马克思的发展观不仅是体现顺应客观规律的“科学发展观”,而且是具有强烈价值追求的“人文发展观”。
尽管马克思对未来文明的预测还需要人类实践的检验,但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已经出现他所预言的某些趋势的端倪。如一些产业自动化程度迅速提高,体力劳动比重大幅减少,闲暇时间大量增加,城乡差别显著缩小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思现代化的“后现代”思潮兴起,提倡并实践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与自然和谐、注重人文和精神生活提升的“绿色”产业、“可承受”发展和强调简约、健康和环保等新发展和新生活的理念及方式,已经在广泛传播与扩展之中。

    作为人口总量庞大、人均资源贫乏的中国,尽管尚处于现代化的起飞阶段,也应当并必须在坚持“以人的幸福和世界的和谐为根本”的大前提下,反思目前发展理念与方式的缺陷,正视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深重生存与发展危机,汲取西方和自身的经验教训,走出一条具有新的价值追求和发展方式的现代文明之路。这将是对中华民族也是对全人类的最大贡献。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才有可能是中华民族重写辉煌的世纪。

注释:

1,吴季松:《以长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长江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长江水利网 2003年1月8日。
2,参见房宁:《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80、81页。
3,金时网•金融时报,2005年08月05日 。
4,参见白衣夜行:《房宁的书<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e8ba801000bej.html。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6,金时网•金融时报,2005年08月05日 。
7,柳鲲鹏:《中国人有可能过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生活吗》,中华网论坛2007年2月27日。

 

旧文回眸:

外贸顺差就是经济强国吗?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3年2月25日

中国经济时报 

    很长时间以来,在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工作中,顺差就是成绩,顺差就是目的,几乎成为我们的思维定势和政府官员追求政绩的目标,很少有人对进出口贸易的顺差与逆差问题进行进入的研究,以致目前有许多地区的外贸出口企业负债累累,亏损严重,给当地银行制造了大量的不良贷款。
不仅中国有这种“顺差至上”的思想,连国外一些学者也把贸易顺差当成强国的标志:谁是出口顺差大国,谁就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事情果真如此吗?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明白,你输出一大堆货物资源,输入大量的贵金属货币,进口货物的国家得到的是实物资产,而输出国得到的仅仅是金银一类的流通货币。金银货币又不能吃不能喝,长此以往守着一堆贵金属实在难以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得到真正的实惠。并且,美元是个不断贬值的虚弱货币,长期持有美元外汇只能使本国的国民储蓄不断贬值。到头来,使中国的发展竹蓝打水一场空。

    近些年来,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2001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805亿美元,2002年跃升到970亿美元,约占中国总进出口额的1/6。若以最近几年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照此势头,2005年以前,美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贸易的最大特点是中国出大于进,美国是进大于出。以2001年数字为例,中国对美出口543亿美元,自美进口262亿美元,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为281亿美元。2002年前8个月,中美贸易额602亿美元,其中中国向美国出口430亿美元,自美进口172亿美元,中国顺差258亿美元。有统计说,自1979年到2001年,中美双边贸易增长32倍,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了90倍,自美进口仅增长了13倍。1991年至2001年,双边贸易增长近5倍,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增长近8倍,自美进口增长仅2倍多一点。

    从90年代开始,若以每年平均200亿美元顺差计算,10几年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至少在3000亿美元左右。中美贸易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美国敞开口子从中国进口,中国敞开口子从美国捞美元钞票。美国可谓是中国的“创汇”大国。这种现象发展到今天,已经值得我们认真注意了。在我们传统的重商主义外贸理念中,似乎外贸顺差越多越好。但是今天,我们要对这一传统理念进行深刻的反省和再认识。今天我们的国内许多人还在为大量的顺差而自豪,却不能清醒地认识这种货币与实物交换中的问题和潜在的危险。

    目前,我国的外贸顺差每年3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已经达到30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实行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的“创汇”战略,就不符合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了。当年实行“创汇”战略,主要是因为我国外汇短缺,没有能力进口一些国家急需的国外技术产品和战略资源。因此,为了满足外汇需求,不遗余力地实施“创汇”战略。这些年里,我们给出口企业免税政策,实施出口退税政策,实施种种优惠政策,甚至把创汇当做地方官员创造政绩的一项主要指标。在这种情况下,20年来,创汇已经成了中国政府和社会上下一致的目标。似乎只要能出口,能获取外汇就是好事。

    在这期间,很少有人考虑中美贸易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很少有人深究在中美贸易过程中,为什么美国能如此大手大脚地在中国购买,而为什么中国能如此廉价地向美国输出?

    我认为中美贸易之所以能出现如此巨大的贸易逆差,关键在于这场交易背后的一些不对等因素,那就是双方为这些贸易货物付出的劳动是不对等的,美国人可以以较少的劳动占有中国人较多的劳动,或者说可以以较少的资源换取较多的资源。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美国拥有货币印钞权,美元是国际主导货币。

    另外,中美两国之间货币汇率制定的不对等。人民币被低估,美元被高估。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民币具有更高的购买力。

    那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汇率呢?还是为了“创汇”战略。低估人民币,说到底是中国为了获取外汇而付出的代价。而美国则完全不必如此,美国只管印钞票就行。这就是一个拥有世界货币的国家的优势。

    美国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出口基础之上的。逆差国家恰恰是世界强国,只有大国和强国才有能力大量进口。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积弱的历史阶段,中国要尽快渡过这一历史阶段,实现贸易平衡,并争取通过进口尽可能多地获得外部资源。只有更多地获得外部资源,更多地进口,这个国家的经济才会繁荣和发达,这个国家的人民才会真正得到实惠。

    遗憾的是,许多年来,我们的经济观察视线被庸俗的古典重商主义所左右,以致目前经济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的理论界和政界却全然不觉。我国目前正在出现一种怪现象:一方面,政府在不遗余力地搞赔本性的出口创汇,财政每年也要为出口退税付出1000多亿元的代价,另一方面,旅游部门却在敞着口子让国内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游客到国外消费外汇,最近又开放了南非等四个地方的国外旅游。既然放开国外旅游消费了,那么中国还有什么必要再提倡补贴性的“出口创汇”呢?还有什么必要以低估本币为代价而赚取外汇呢?

    1月份,中国终于出现了1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并不是什么坏现象。而是在及时提醒我们:需要适当提高人民币的购买能力了。

 

 

应对我国过度对外开放道路进行反思了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6年3月23日

来源: 《赢周刊》

  最近国外的几件企业兼并收购案引起了国内的注意,一是阿联酋的迪拜世界港口公司斥资39亿英镑收购美国东海岸5个港口遭到反对,二是法国为了防止意大利电力公司对其能源企业实施收购,对法国燃气公司和苏伊士公司进行了合并。加上去年我国中海油公司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遭阻挠,这一连串的外部行为已经足够引起中国进行反思了。

  最近我给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讲课,了解到这家企业集团的一个分公司以25%的股权引进了国外5000万美元的投资。是这家企业确实需要资金吗?不是!这家企业近两年效益特别好,有的是钱。那么引进外资又是为了什么?答案只能是走形式,赶潮流。但是,这种潮流并不是都对中国有利的,中国企业和政府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刻认识。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了一条不同于东亚其他国家的道路,连西方的研究者都清楚地看出了这一轨迹,那就是过度的对外开放。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主任、亚洲政策首席研究员William H. Overholt 在《中国与全球化》一文中说道:

  “中国在经济上的开放程度已远远超过了日本。中国以远比日本积极的姿态,加入了我们的全球化体系。在2004年度,中国的国际贸易额相当于其GDP的70%,而日本的仅为24%;中国引进了606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日本,尽管其经济规模数倍于中国,实际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只有201亿美元。今天的中国人对全球文化的开放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十年前的韩国人……中国不仅比第三世界中的其他国家而且也比第一世界中的许多国家更相信全球化……与中国不同,日本和韩国在其经济高速成长的时期,尽管也经历了全球化,但对国际贸易、外来投资和国内经济活动,却实施了比今日的中国远为严格的限制。”

  正是由于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日韩的道路,今天已经明显地看出这种后果,那就如William H. Overholt 所观察到的那样:当年韩国的街道上基本看不到外国的汽车,而如今中国的大街上基本看不到中国自己品牌的汽车;外国资本大量投资中国企业,而日韩企业外资规模有限。这种不同发展道路的后果在今后可能看得还要明显。

  选择某种道路的后果往往要等到多年后才能认识清楚,中国不能等到发现问题严重了才纠正自己的道路选择。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避免走错路和弯路。最近发生的几件国际并购案足以引起中国注意,那就是如何保护本土企业的产权和经营管理权问题。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经济角度看,企业收购涉及到交易利益问题,企业收购的时间背景和经济环境往往对交易产生很大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对外收购都是选择在合适的汇率时机进行。譬如日本,当日元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处于低估状态时,日本企业的产权严禁对外部开放,外国企业很难购买日本企业和日本资产。而当日元在80年代后期升值一倍多以后,日本放松了外资的进入,并且利用日元升值及时展开了一波规模宏大的外向投资。90年代初期,美国人在日本气势汹汹的投资浪潮下甚至写出了《日本收购美国》一书。由此可见,任何国家的对外开放状况都与自己的货币状况密切相连。如今的中国,人民币始终处在被低估的状态,这种状态只有利于外资的进入和对中国企业的收购,而不利于中国资本的外部出击。

  因此,从汇率角度讲,中国今天要捂紧自己的企业产权和资产,防止外资的廉价收购。这是中国战略性的注意事项。然而,今天的中国,许多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并不明白这一道理,仍然盲目地追求时髦,搞形式主义的“对外开放”。本来企业并不缺乏资金,却硬要拉进一个外部投资者来装点门面,这已经不是经济需求,而是政治需求。如今这种现象在我国各地比比皆是,大量的国内资产廉价地流入外人之手。

  第二是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问题。之所以一个国家的企业产权不可过度开放,主要是因为只有企业产权才拥有企业利润的最终追索权,只有拥有了企业产权才能拥有企业利润的享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无论国际间的经济要素如何流动和融合,都存在着一个国界分割和利益归属的问题。无论经济全球化达到何种程度,只要国家的存在,就必然存在着资产的归属性和利益的归属性问题。并且,企业利益的分享除了带有明显的国别性,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关系、国家政治和国家主权。不同国家的人民在企业利益分享上是不同的。

  因此,企业的产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正如美国的港口工人所说,美国的港口涉及美国工人的感情和国家安全。而在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时,美国国会议员认为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安全。

  鉴于这种种原因,中国要及时改变政策,在资本短缺的情况下制定的政策不能继续延续到资本过剩时代,在需要外资和不需要外资的情况下要有不同的政策。中国的货币正处于升值的前夜,在这一时期,中国头等重要的事情便是不能让国外投机资本进行廉价的资产收买。

    后记: 在采取各种措施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的同时,深刻反省这些年来我国过度对外开放的问题,意义更加重要。历史地来看,中国周期性地开关与闭关,开放与保守,个中是有原因的。从洋务运动到义和团运动,从1900年的庚子赔款,到1949年的人民革命,从改革开放到美国金融风暴,这都是一些历史性的关口。为什么中国的历史总是周期性地出现开与放?总结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每次开放都是一次国内外权贵内外勾结、掠夺国内财富的过程。因为每次开关,中国面对的都是外部强国,在遭遇强敌时不仅政府处于卑微的服从地位,连企业也被成片地投降和被收购。譬如汇源果汁就是一个典型的屈服于跨国公司脚下的企业伪军或叫经济伪军。目前中国有一批企业甘愿让外资收购,成为经济伪军。这种现象与当年汪精卫投降日本没什么两样。政治上的投降和经济上屈从,便是每次中国开关后的主要现象。国内的草根大众在承受不住这种殖民式的掠夺和出卖之后,便会联合起来采取过激的斗争手段和闭关手段。今天中国所发生的就是这一内容。如果中国今天能正确的处理好这种关系,能适当地矫正过度开放和过度出卖的现象,矛盾便不会发生得象过去那么激烈。

 (作者系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美元定失王座 我国将丧巨财 必须早谋对策

——对《陷阱之中谋自救还是为他人垫背》的补充

杨芳洲

2008年10月11日

    正如我在《陷阱之中谋自救还是为他人垫背》一文中所说,此次美国金融海啸,因美元一国货币及利益,与其作为世界货币及普遍的世界利益之间缺乏同一性的绝对对立,(每一个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的数量,都在否定着其世界货币的性质),所以不可避免产生出一国货币供应量与其成为世界货币后发行过量的对立;又因其金融衍生品超大规模的发展及比以前绷紧不知多少倍的债务链条,此次因金融泡沫破灭后造成的债务链条断裂就远非一般的债务拖欠,因此其资金黑洞十分巨大。还会有许多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并产生连锁反应波及更广范围。(我若真以2000亿美元救美,连个水漂都打不起。)美国政府早晚会认识到,如此挤牙膏式救市注资,如以有限砂石填巨堤决口,根本不解决问题,必须数万亿巨资同时注入才能循环起来,有效清理债务链条。但因大量虚拟财富灰飞烟灭形成的债务链条死结,必使其循环资金沉淀大增。这沉淀下来的美元就是无法回笼的通胀因素,因此,美元贬值不断加快已毫无悬念。此贬值趋势将不断弱化其世界货币功能(刚开始是储藏手段,然后影响到流通手段),从而使其贬值进一步加快。美元无疑已进入了(世界货币)功能不断弱化和贬值不断加速的恶性循环。

    目前,美元世界货币功能受到的影响还只是财富储藏手段,此趋势好多年以前就开始了,其每年贬值5%左右的幅度,加上约5%左右的利率水平,将够财富保值最低限度(勉强不亏本)。此次金融危机将使美元贬值进一步加快到每年10%左右,这样的贬值速度无疑将使其财富储藏手段功能丧失殆尽,并因此而影响其世界货币流通手段功能。

    因卖出商品者并不一定都立即再买其它商品,很多人需要将其财富价值保持在一般形式——货币形态上。他们当然不愿接受不断贬值的货币,于是流通领域开始出现拒收该币现象,接受该币者也会立即将其卖出,买入其它保值货币或既保值流动性又好的商品(更加快该币贬值)。而一旦一部分人不愿接受该币,则会有更多的人不愿接受它,因为用它买东西已不好使。因此,储藏手段功能丧失殆尽的货币,最终也必将再丧失其流通手段功能。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美元彻底丧失其储藏手段功能也就是这一、两年的事,之后就将严重影响其世界流通手段功能。再有两年就可能彻底丧失世界流通手段用途。到那时,美元除了是美国国内货币外,还会是一种主要的国际货币,但只能用于向美国买东西了。而美元一旦彻底丧失世界货币的地位,原执行其世界货币职能的美元,及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后释放出来的多余美元,将一起构成货币市场供给远远超过需求的庞大的过剩美元,美元币值将崩溃,凡大量持有美元资产者都将惨遭洗劫。因此,不仅不能再用我外汇储备救美,而且应趁现在美元流通手段功能还未受太大影响时,及时将手里的美元转化为保值的资源产品,用其利而避其害。而不能再继续将美元当作财富储藏手段,用其害而避其利。否则三、四年后,美元将再无世界流通手段之利,何以用之?那时我巨额外汇储备必临灭顶之灾。

    为何要买保值资源产品而不是其它资产,因为其它资产目前很难说是否保值,此不确定性就是不安全因素,不符合外汇储备管理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原则。尤其金融资产,不论是欧元还是日元资产,都很可能被此次金融海啸殃及。黄金、白银必重占美元退下后空出的世界货币宝座,先是作为储藏手段,随后就是世界流通手段。(其流动性与货币完全一样,是100%的可替代性。)因此其升值空间将十分巨大。无疑应是价值储备首选。目前金、银价格的回落与所有价值资源产品的价格回落一样,都是金融危机导致流动性消失的结果,况且这也符合目前对美国生死攸关的强势美元政策,但金、银价格只是短暂的技术性回调,因其完全具备取代美元的世界一般财富性质,很快就会产生出大量的世界储藏手段需求。趁此价格回调时机,不管现货、期货、还是(美式)期权,都大量建多仓,对我有重大经济和战略利益。

    央行将我最宝贵的600吨黄金储备全部运到美国存放,这是我金融安全的重大隐患。当此我金融风险空前严重之际,应尽快运回这600吨黄金,稳定金融!黄金与其它价值资源产品不同的是,它是世界财富的一般形式,尽管也有其它方面的具体使用价值,但其最主要的使用价值就是作为一般等价物去表现一切交换物的相对价值,包括美元和各种国际货币。因此,黄金可不受此次金融危机因美元流动性紧缩导致各种资源产品价格较大回调的影响而一枝独秀。正如张庭宾先生所说:尽管西方各国可能会联合起来共同打压黄金,甚至关闭黄金交易所,但以人为抗拒规律是徒劳的,黄金最后必然“王者回归”。
黄金一旦站稳脚跟,白银必将大涨,因白银是黄金的补充和替代品。虽然在每一特定时期,只会有一种“唯一的”交换物实际起一般等价物作用,但一般等价物不可或缺的功能可能会与这“唯一的”交换物因各种原因产生的局限性发生矛盾,因此其也需有“副手”便于分工和替换,就像司令需要副司令。如最古老的伴生货币牛和羊,金属货币时代的金、银、铜。要紧的是伴生货币之间的比价,(如在我彝族同胞历史中还能找到的最古老伴生货币之间的比价“一牛等于五羊”。[注])但现在金、银之间的比价史无前例的被拉大了,这是因大多数人还只认黄金的保值升值作用,而还看不到白银这方面的巨大潜力。因此,应趁白银还可能会随其它资源产品有更大调整之机,于其低位大建多仓,也将有如黄金一般的巨大利益。

    其它大宗基础资源产品如:各种金属产品、石油、天然气、矿产品、木材等等,因其使用的广泛,其初级产品的原材料性质,决定着商品整体的物价水平,及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和国家安宁,因此可称之为战略资源。由于这些大宗基础物资是社会必需品。因此,其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一般都不太敏感。相反这些需求弹性较差的大宗基础产品,其价格对供给(相对于需求)的余缺状况的变动却有着很灵敏的反应。这些基础的东西供给一紧张,价格马上就涨。甚至超过其具体使用价值的意义而具有一般价值物保值增值并能与任何商品直接交换的性质,即代替货币执行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像粮食、牲畜、布匹、金属等,每逢饥荒和战乱,就经常排挤货币而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角色。正是由于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宗必需物资并未彻底退出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因此其既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特殊时期最具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贸易),因此又可称之为价值资源。是战略价值资源。

    目前这些价值资源产品因金融危机的流动性问题,其国际市场价格都出现较大回调,此趋势可能还将随流动性紧张的发展继续一段时间,但这不是大势。一旦美国和西方注资生效,流动性开始缓解,资源产品必暴涨。泛滥的美元和西方货币必须抓住任何实实在在有限的价值物才能摆脱其价值生命萎缩消亡的厄运。因此,现在必须做好一切准备,不等流动性缓解就果断进场建多仓(包括现货、期货、美式期权),不要怕被套,越跌越买,要现货者从无风险。正如刘军洛先生所说,如国际资本为套住我多头仓单而全力打压资源产品,则我多仓虽被套(最多接现货贵点),但却可买到大量更便宜的资源。而打压资源产品价格者逆大势而为必赔个底掉。(钱多利多头,货多利空头。)况且我们不趁机买资源,别人也会这么做。因为美元作为世界流通手段已来日无多。

    当前应立即取消黄金、白银的进口关税及一切进口环节税,国家则以人民币(按高于国际市场即时标价)收购符合国际交易标准的黄金、白银、白金,并为此提供一切方便条件(需要增设收购网点等)。这将鼓励出口企业以出口外汇换回标准金、银运回,他们或自己储存金、银,在需用钱时则可随时以金、银卖给国家而得到人民币。这样国家和国内民间金、银储备都会增加,顺差和结汇都将大减。而且民间受利益驱动自发在国外分散地购买金、银运回,不显山不露水,美国人尽管不高兴也难以阻止。

    随后再接着取消我所需要的价值资源产品的进口关税及一切进口环节税,使各类官、民商贸公司受利益驱动在我需要时自行向外汇管理局买外汇以各种方式进口各种资源自动进行储备。为统一计划协调国内各类价值资源储备,应成立权限凌驾于各部委之上的国家储备委员会。(详见我2008年9月21日文章《要储备委员会不要中投公司》)

    美元丧失财富储藏手段功能,则我巨额美债遭受量的重大损失,如美元再进一步失去世界流通手段功能,则我美债将遭质的灭顶之灾。若届时我仍无动于衷,巨大国力损失必导致我发生重大经济灾难(恶性通胀→银行挤兑风潮→金融及经济崩溃)。因此,在两三年之内为我巨额美债安排好出路已刻不容缓。因我美债绝大部分是长期债,短期难以脱身,所以出路只有两条。

    1.如仲大军、张宏良等学者所提议,以我所持美国债券置换被美国人买走的我民族产业,及关系到我国家战略安全的产业——金融、零售超市等外资企业(国家颁布关于哪些战略安全行业外资不能进入的法令)。

    2.如廖子光老师所建议,美国债可抵押贷款用于进口战略资源。

    两条建议都很好,这我在《陷阱之中谋自救还是为他人垫背》一文中已有论述。此处不再重复。最麻烦的是我们5000多亿美元机构和公司垃圾债(包括两房等),既难以出手,又难以抵押贷款。亏损越来越大,很难避免重大损失。应设法尽早摆脱越来越大的市场风险,置换成安全资产。

 严肃政纪国法 惩办卖国渎职 恢复人民信心

    在当前我史无前例的金融困境中,最重要的是夺回买办权奸手中的金融控制权,并严厉惩办金融卖国,恢复人民对管理层已丧失殆尽的信心。否则不仅金融卖国继续下去将导致重大民族灾难,而且彻底绝望的民众在感到危险的关键时刻即使不造反也会用脚投票,挤提银行存款。只要有一少部分人挤提存款,就将引起整个银行金融系统崩溃。(此次香港媒体刚报道央行欲2000亿美元救美的消息,网上就有言论称,若央行果真巨资救美,就去银行提款。)

    管理层十五年来为美国和国际资本利益服务,造成我濒临前所未有之险境,尤其是不顾国家尚在贫困中的迫切发展需要,长期以巨额外汇买美债给美国人白使(美债利息不抵美元贬值损失),造成我巨大财富损失和民族灾难;并利用行政手段强行将银行股权贱卖外资;以及利用种种政策手段打压股市,不惜牺牲人民和国家民族重大利益为外资坐底控股获暴利提供最好的机会;人民对管理层的信心已彻底丧失。管理层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还是为美国和国际资本服务,民众已有自己的判断。这是大多数人自身惨痛的遭遇形成的共识,不是电视镜头前掉几滴眼泪说几句漂亮话就可糊弄过去的。

    尤其当前,那些金融卖国渎职权臣不仅未受任何法纪追究,而且仍在其位掌控我金融。其与美国对台售武一唱一和,互相呼应,助美之势,沮我之气。以双簧迫我就范。若非解放军和人民群众反应强烈,我大势去矣。现虽看势头不对而否认巨资救美之图,但其仍据朝堂要害之位,解放军纵有精兵猛将,民众纵有爱国热情,又怎奈何朝臣在内弄权?

    此乃当前我最大危险。也是民众最失望之处。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虽可对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注资、托管,但前提条件都是改组其领导层,解雇那些造成亏损的负责人。为何我国仍让这些勾结外人的败家子继续掌控国家巨大财富?法纪惩处调查取证固然需要时间,但先将这些危险的内奸调离其把持的要害部门却刻不容缓。应立即实行!

    银监会、央行、中投公司、中金公司、证监会的负责人对造成我国家重大金融经济损失和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重大责任,应受国家安全机构的调查和党纪国法惩处。这些直接责任者的上级主管及幕后黑手也应一并追究!

    国家只有立即夺回买办权奸的金融控制权,并严惩其卖国罪行,方能使我金融形势真正开始脱离危险,并重建人民信心。否则民心丧尽局势将再难挽回!

    美国对台售武根本不能成为其筹码,而只不过是内外勾结的双簧对我讹诈。因此绝不能以经济利益对其作任何让步!只要我立即夺回被买办窃取的金融控制权,讹诈自然失效。况美国现内外交困,根本承受不起外部强有力的挑战。若我与伊朗、俄罗斯等以更紧密的军事合作报复美对台军售,则对美国不啻一场梦魇。因此,外联伊、俄,内肃朝奸,美对台军售自然瓦解。

    注:见龙建民《市场起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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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危机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张宏良

2008年10月12日

一,这场金融危机的性质

    1,危机的性质是信用危机。用预期收益向银行抵押贷款;银行再把贷款转让给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再打包成抵押债券,向投资者发行;金融机构再向投资者提供避险工具;避险工具再打包发行,形成违约掉期交易。这一系列的买卖完全是建立在未来预期收益的基础上,没有丝毫实际资产做基础,由于每个环节都具有收益,有收益就具有资本性质,就可以在资本市场上买卖,于是形成了庞大的虚拟经济。虚拟经济的预期是真实的,就没有风险,并且对于个体来讲随时可以变现为实际资本。如果预期收益是虚假的,信用资产就是纯粹泡沫,随时都会化为乌有。

    2,预期收益抵押贷款替代固定资产抵押贷款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变革。固定资产抵押属于富人金融,因为穷人没有东西可抵押;预期收益抵押则属于穷人金融,穷人只拥有未来。可以说,与证券市场相联系的抵押债券、股份制和衍生金融工具等,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创新,奠定了世界一体化的大同基础。股份制实现了资本社会化,实现了经济协调发展,实现了利益共同体,实现了无成本调节。衍生品市场把风险变成了可控产品和产业,让人们能够调节未来供求关系,在生产过程之外实现资源配置,避免了配置失调的资源浪费。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大众经济的基本内容,并迫使社会开始向大众政治转变,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伟大飞跃。

    3,这场金融危机是大众经济和现有制度发生冲突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就经济基础来讲,与精英统治制度发生了矛盾,大众预期和大众资金决定金融资产的变化,可是操控大众预期的却是不受约束的少数精英,现有的精英控制社会必然把大众经济变成了欺诈大众的经济。另一方面就经济管理方式来讲,与人类原有经济管理方式发生了矛盾。如同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们仍然用填饱肚皮的原则管理工业经济一样,现在人们仍然在用实体经济的逻辑来管理虚拟经济。当初农业社会的逻辑是只要老百姓能填饱肚皮社会就会稳定发展,进入工业社会后人们仍然沿用这个逻辑来管理经济,把老百姓限制在填饱肚皮的范围年内,压制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结果形成了生产过剩危机。生产过剩危机迫使人们开始用供求平衡原则来管理经济。当信贷消费出现以后,信用本身就是在增发货币,把未来需求全部变成了现在需求,需求不再只是现实需求,变成了建立在预期收益基础上的需求,这就造成了需求的极度泛滥,特别是滥发美元加剧了需求的无限膨胀,为了避免滥发美元造成供求失衡,就创造了庞大的资本市场来买卖美元,目前世界货币的98%以上在用来买卖货币,而不是买卖商品。货币和信用的无限膨胀完全建立在未来预期收入上,当人们所能预见到的预期收入枯竭了,大量信用产品自然变成了纯粹的资产泡沫,金融危机也就爆发了。可以说,欧美国家近20年的高消费就是建立在透支的基础上,一是通过信贷消费纵向透支未来,二是通过滥发美元横向透支世界。主要是透支中国,透支了中国的资源,透支了中国的福利,透支的中国的收入,透支了中国的健康。从本质上来讲,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在金融重新基础上的虚拟经济纯粹是一种欺诈经济。

    4,金融危机爆发之猛烈是由价格决定供求的原理决定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不同,实体经济是供求决定价格,虚拟经济则相反,是价格决定供求。股票市场就是典型,价格一跌,人们就恐慌抛售,此时股票供给无穷大,需求就无穷小;相反,股价一涨,大家只买不卖,又会造成需求无穷大,供给无穷小。这就决定了摆脱危机也要依靠公众预期,只要大家预期明天会更好,所有金融产品就都会稳定。这就要求必须实行大众政治,要由公众直接管理精英管理政府。

    5,如同生产过剩危机是私有制的丧钟一样,金融危机则是精英统治的丧钟。本来股份制和金融衍生品市场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可是在精英通知下却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如同工业社会本来是伟大革命,却给工人带来巨大灾难一样。比如预期收益决定价格,把时间纳入财富再分配过程,都是大众经济的伟大变革,可是在精英社会却变成了少数人掠夺大众财富的金融手段。站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同样如此,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必然会形成财富的统一分配,现代证券市场也为这种统一分配创造了条件,可是现在却成为少数国家透支世界多数国家财富的一种掠夺手段。大众时代与精英统治形成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人类已经进入大众时代,仍然采用精英统治方法,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危机和动荡,虚拟经济本质上是大众经济,只有采用大众经济制度和大众政治制度,才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这场危机是虚拟经济时代的第一场危机。

二,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危机的双重性影响。这次金融危机是世界历史转变的标志,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危机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对中美2个国家具有双重性影响。

    就美国来讲双重性表现为:一方面如果处理得好,是金融产业的泡沫压缩,如同2001年纳斯达克暴跌形成的生物产业和信息产业挤压泡沫一样,泡沫压缩后美国将会更加强大。另一方面如果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美元信用的崩溃将结束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如果出现这一局面,帝国的最后疯狂必然导致世界大动荡和大规模战争。

    单就目前情况来看,后者出现的概率不大。美国金融体系的欺诈性质,决定了这场危机在客观上是一场赖帐运动,作为债务人的美国,遭受到的伤害并不很大,宏观微观都是如此。从宏观来看,美国破产的都是经营别人资产的金融公司,破的是别人的产,自己只是名义损失。这就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区别,实体经济破的是自己的产,虚拟经济破的是别人的产。从微观来看,美国老百姓和银行的关系与中国完全相反;美国是老百姓欠银行的钱,破产对美国老百姓危害不大,所以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互助银行破产后没有引起社会任何反响;中国则是银行欠老百姓的钱,银行一旦破产老百姓就会造反。无论美国人实际上是怎么样,这场赖帐运动在客观上帮助美国形成了风险和财产相分离的状况,美国透支消费了世界各国主要是中国的财产,现在却通过破产把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现在回顾美国今年4月完成的金融改革法案才发现,美国之所以4月份建立起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经济防火墙,就是为了在金融危机引爆后防止别国收购美国实体经济,维护美国的经济基础。

    就中国来讲的双重性表现为:一方面,经济殖民化陷阱造成了中国“双空”结局,资源和美元都是两手空空,财富被掠夺净尽,弄不好甚至会造成大崩溃大动荡大分裂甚至大残杀。另一方面如果处理好,就能够带领世界步入大众时代,实现东方文明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崛起,世界中心再次转移到中国,人类包括中国在内同时完成正、反、合的发展周期。

    (二),向中国转嫁危机

    全世界唯独中国号召赴美救市;全世界唯独中国舍弃自己股民去美国救市。家族利益决定的,家族利益超过阶级利益,阶级利益超过民族利益。这不是认识问题,是利益问题,左派只能等待收拾残局。并且国民的麻木是重要原因,汉奸言论公开化既不是政府的问题也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国民的问题。偷偷耍流氓是个人品质决定的,公开耍流氓就是公众品质决定的。那么多人公开为贱卖银行辩护,说明他们知道无论怎样公众仍然会追捧他们,否则是绝不可能公开裸奔的。让人均一千多美元的中国去人均4万美元的美国救市,所有中国人无不感到悲愤莫名。

    这场危机是信用危机,主要是2个国家最厉害,美国和中国,美国透支未来收入,中国透支未来资源;美国是虚拟经济领域的欺诈,中国是实体经济领域的欺诈。结果就是美国虚拟经济破产,中国实体经济破产。所不同的是,美国是为本国人民高消费透支了未来,中国则是在压缩本国人民消费的基础上为美国透支了自己的资源。虽然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透支国家,只是美国透支了别国人民未来的收入,中国则是被别国透支了自己的资源,还透支了中国人的福利,中国人的健康,中国人的环境,所有这些透支最终都要由中国人自己偿还,如果现在把透支资源换取的一点财富再拿去美国救市,中国最后依靠什么偿还?如此的经济开放使中国人的存在没有了任何意义,完全是为美国而存在:中国资源存在的意义在于能为美国提供廉价消费品;中国劳工存在的意义在于能让美国人有更多时间在夏威夷海滩尽情嬉戏;中国企业存在的意义在于能为美国创造高额利润;中国赚取外汇的意义在于能让美国人信用卡上可用金额更多一些;中国引进外资的意义在于能让美国控制我们的民族产业;甚至为了防止工人抵抗外资压低工资,专门修改宪法,取消罢工自由。结果是美国在透支我们资源的基础上玩虚拟,玩预期,玩透支游戏,我们还傻乎乎地遵守这种游戏规则,按照美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进行全国大检查,凡是与美国游戏规则冲突的所有规定和政策统统作废,把中国变成了美国的海外经济基地。

    中国九十年代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美国九十年代大牛市的过程,中国创造的财富长江大河般流入美国,支撑了美国的消费和股市,自己却是人死在医院外面,钱葬送在股市里面,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场又一场股灾。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变成了一个财富黑洞,如同科幻电影中的时空转换器,所有财富都会瞬间变成美国的财富,中国的青山绿水变成了西方国家的财富,换来美国印刷厂印制的一堆名叫美元的纸张,最后连这花花绿绿的美元也送还给了对方。中国变成了21世纪的杜十娘。中国出口的所有东西都贬值,中国进口的所有东西都涨价,包括中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都没有定价权,为什么?汉奸买办里通外国。我们的资源变成了美国的廉价商品,我们自己却是资源掏的越多,换来的美元越多,国内投放的货币就越多,就越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反过来又紧缩,越是紧缩老百姓工资就越低,老百姓就越倒霉。马克思曾经讲,当初工人因为创造的财富太多而贫困,中国人则因为资源卖的越多越贫困。

    本来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中国拥有实体经济,美国拥有虚拟经济,一旦冲突,美国倒霉。可是现在美国却控制了中国的实体经济,先是把中国钉死在产业链低端,耗光中国资源,整个世界20年在享用中国资源。然后在再把中国资源换取的美元回流美国,把虚拟经济的灾难转移到中国。与此同时,还用资本和品牌把中国的低端产业再控制在自己手中,让中国最终两手空空,高端低端产业全部控制在对方手中。世界形成两个极端国家:创造财富的贫穷国家和创造品牌的富裕国家。前者资源耗光环境崩溃,后者山清水秀不付任何代价。结果是实体经济的生态灾难和虚拟经济的泡沫灾难,全部砸在中国人头上。这就是所谓世界规则和市场规则。

    建立如此一套经济体制把国家和人民推向极端灾难,放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处以极刑,可是在中国却成为伟大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精英创造了一个财富时空转换器,把财富转换成美国财富;为了逃避责任,中国法学精英创造了一套流氓法律,损害一个人违法,损害一群人和一个民族叫自由。强奸一个人是犯罪,强奸一群人是开放。中国成为家乐福的缩影,中国人创造财富,然后存入外国人账户。生产目的就是美元,为了掩盖掠夺式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领袖赵紫阳80年代就把国民收入改成为GDP,在GDP的指标下,即便外国人把中国经济全部占有了,仍然显示是中国的GDP在增长。GDP加美元标价,中国的财富便不再由中国人来掌握,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至今仍然欣赏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奥秘就在这里。
现在美国向中国转嫁危机的主要途径是:

    1,逼迫或诱使中国外汇资产投资美国国债和金融公司。金融危机期间不能投资金融,这是基本常识,巴菲特身为美国人最近大肆投资协助政府救市,但是他只投资实体公司,绝不投资金融公司,只有中国在投资虚拟公司。虚拟公司只有泡沫没有底。7000亿救市不是美国政府拿钱,而是美国政府制定一个救市计划,由各个国家掏钱,在G20会议上,美国带头西方国家一起高喊,必须让中国掏钱。现在各种统计口径不一致,有的统计数据说,包括两房3700亿美元在内,中国已经投入美国的外汇资产超过1.2万亿,这等于是把中国三分之一的经济调往美国救市,投入了无底洞。中国投入美国的资金超过了当初美国振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2.5倍,把中国变成了美国的免费提款机,就在前两天的本月8日,美国助理贸易代表傅瑞伟就表示,现在“中国是美国的银行”,如果中国这次不伸手协助美国解困,“美国会死得很惨”。但是他没有说,如果中国帮助美国解困救市,把危机转嫁到中国,中国也会死得很惨,甚至死得更惨,因为美国至少还拥有丰富的资源,而中国的资源已经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几乎透支干净了。

    2,通过腐败等手段迫使中国继续贱卖银行和国有资产。把中国的金融资产和国有资产廉价卖给外资,已形成西方国家向中国转嫁危机的重要通道。仅2007年一年,几家银行股份贱卖损失就超过一万亿。中国资产正在通过两个差价流向西方发达国家:

    一方面就国内而言,同样的国有资产股票低价卖给外资,高价卖给中国老百姓,通过这种买卖差价把财富送给了西方发达国家。中国银监会和证监会自发地形成了买卖分工,银监会把金融股票低价卖给外国人,证监会把金融股票高价卖给本国人。并且各执一词,银监会叫喊中国资产不值钱,几毛钱卖给外国人并没有贱卖;证监会则相反,叫喊中国经济世界独秀,几十元卖给老百姓价格并不高。中国金融学者也变成了双面人,在替银监会辩护时,他们说中国银行坏账太多,几毛钱卖给外资价格并不低;在替证监会辩护时,又说中国银行前途无量,几十元卖给本国人价格并不高。就在中国金融学者的这种双重辩护中,中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国有资产到底有没有贱卖,前不久美国可口快乐收购汇源做出了回答。可口快乐收购汇源的价格超过汇源股票市场价的3倍多,这说明中国资产还是很值钱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中国资产,国有资产卖给外资价格只有市场价的几十分之一,私人公司卖给外资的价格则高于市场价几倍?除了了买办卖国的解释之外,找不到任何理由。

    另一方面就国际而言,中国买进外国股票都远远高于市场价,中国卖给外资的股票都远远低于市场价。同样通过买卖差价把中国财富转移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如果说在此之前用高于市场价的高价购买外国股票还有解释的话,在金融危机已经爆发的情况下,仍然高价购买西方国家经营困难的公司就不可理解了。中国银行向外资转让20%的股权,价格相当于当年利润的70%,而收购法国洛希尔公司20%股权的价格,则相当于洛希尔公司当年利润的2.3倍;中国石油卖给美国人的价格是1.16元,相当于中国石油市场价的40分之一;可是这次收购加拿大油气公司的价格却超过市场价2倍。这种极其悬殊的巨大差价,如同一架硕大无比的财富抽水机,把中国的财富越来越大规模地抽到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大家把最近美国危机中破产公司和活下来的公司列一个名单就会发现,凡是活下来的公司,如美国银行、摩根公司、巴克莱银行等都是在中国发了大财的公司,相反都是在中国没有发大财的公司。

    3,继续扩大控股中国实体经济。这次危机的欺诈性质,决定了美国破产的是虚拟经济,中国破产的是实体经济。美国是在破别人的产,中国是在破自己的产。这就形成了一个对中国威胁很大的现象:中国购买美国的是虚拟资产,美国购买中国的是实体资产。这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一买一卖,就把美国虚拟资产的泡沫转嫁到了中国,而中国的实体资产则被控制在了美国手中。一旦危机退去后就会发现,凡是在危机中能够活下来的国家,都肯定是拥有实体资产的国家,而只拥有虚拟资产的国家,肯定必死无疑。目前这方面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品牌控制,通过品牌控制中国产业,通过超市控制中国市场,把中国整体上变成21世纪美国的国家奴隶。

    4,直接在中国发行股票和债券,把资产泡沫卖给中国老百姓。在是让中国老百姓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的最直接的办法。目前中国银监会和证监会已双双同意美国等西方国家可以到中国发行有价证券。由于中国证券法是全世界唯一没有赔偿条款的法律,这就为外资无所顾忌地掠夺中国投资者准备了有利的法律环境。

    5,继续维持中美之间的殖民经济循环圈。美国诱使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目标,就是在中美之间建立一个殖民经济循环圈:用美元把中国的资源变成美国的廉价商品;再通过美元贬值让美元回流美国,投入美国金融机构;美国金融机构拿了中国的钱向美国老百姓发行信用卡;美国老百姓拿着信用卡再去购买中国廉价商品;结果是美国老百姓拿着中国的钱购买中国的商品,用于自己消费。这就是美国人不用干活却能过好日子的奥秘。如果仅此而已也就罢了,中国人充其量只是白干,更可怕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保证永远获得廉价商品,用压低收购价的办法,迫使中国企业拼命压低工资,降低成本,把美国物价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上。目前美国金融危机之所以还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就在于物价仍然比较低,要继续维持低物价,避免社会动荡,就需要中国继续提供廉价商品,于是一反此前强迫人民币升值的办法,转而压迫中国降息,刺激出口企业扩大生产,向美国提供更多廉价商品,帮助美国维护社会稳定。对中国的影响则是灾难性的,美国金融危机已经造成了中国外汇的巨大损失,继续用资源和人民的福利健康换取美元,无疑是疯狂的自杀行为。

    6,是用衍生金融工具等手段套取中国资产。世界越来越眼花缭乱的各种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已经越来越脱离金融衍生品的原有避险功能,转而成为摆脱各种市场监管的金融工具。由于各种金融衍生品本身就是为逃避监管创设的,对于国家金融监管来讲,要监管这些金融衍生品完全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这就决定了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品转移财富可谓是易如反掌。英国巴林银行是一笔期权交易被输掉的,在新加坡上市的中航油公司也是一笔交易输掉的,最近法国兴业银行的交易员又一笔输掉了70亿欧元。如果有一天早上中国人醒来,发行所有被外资控股的银行和吸饱了中国储蓄的外资银行,突然象巴林银行那样宣布因投资失误而破产,由此形成的巨大灾难是中国根本无法承受的。

    7,变现中国资产,热钱撤离中国。目前危机的主要任务是把中国外汇资产调往美国救市,虽然摩根等公司已经开始变现在华资产,但是还不到大规模热钱撤离的时候。一旦把中国近2万亿外汇资产折腾干净,到时候1.7万亿热钱就会撤离中国,完成对中国的最终绑架和最后打击。用美元换取中国资源是第一重绑架;用美元贬值迫使中国外汇资产回流美国,是第二重绑架;中国外汇资产回流美国后,通过金融危机迫使中国赴美救市,是第三重绑架;当把中国外汇资产折腾干净之后,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已经吸足了血的大规模热钱再一起撤离中国,迫使中国因为拿不出美元支付外资而陷入金融破产,拱手把全部资产送给美国,完成对中国的最后一次绑架。

    8,通过经济买办和汉奸学者加强对中国的规则控制。我们一直在讲,当今人类社会进入了规则时代,规则已经成为国家间争夺的主要对象。农业社会财富和土地相联系,国家间争夺的主要是土地;工业社会财富和市场相联系,国家间争夺的主要是市场;目前财富主要和规则相联系,国家间争夺的主要是规则。谁制定和主导规则,财富就归谁所有。所以美国一方面立法规定,当国际规则与美国国内规则冲突时,以美国国内规则为准;当国际法与美国法律冲突时,以美国法律为准。另一方面,又通过收买对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学者,大肆宣扬要“遵守世界规则”“与国际接轨”“保护知识产权”等,把规则变成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中国的手段。WTO本来只有2个局:商品贸易局和服务贸易局。后来一听中国人要加入,立刻增加了一个知识产权局,专门对付中国的。可是中国的学者不仅不帮助政府抵制这个东西对中国的侵害,反倒帮助美国等西方国家欺骗中国人,说成是世界早已有之的规则。现在几乎形成了一个规律,只要西方国家欺负中国人掠夺中国人,国内宣传机器马上就会高喊这是国际规则;相反,凡是中国人避开陷阱和避免掠夺的方法,就是违背国际规则。中美之间的殖民经济循环圈就是与国际接轨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少数学者和买办发了大财成就了大名,只是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在国际问题上只承认一个规则,就是国家利益,此外不承认任何规则。

    9,采用各种手段把中国金融完全变成独立王国。目前中国金融领域呼风唤雨的人物,大多数具有美国背景。在所谓干部专业化的旗号下,金融领域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许多事关国运的重大金融活动,不仅老百姓不知道,甚至党中央也不清楚。就拿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来说,翻遍全国历届党代会、人代会的文件,翻遍所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都找不到其中任何一个字的决定。3700亿美元投入美国两房公司,完全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至今拿不出任何来自于中央的批示。这可是2.5万亿资金啊,按照2006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总额1311亿计算,相当于全国20年的医疗卫生支出,就这样白白送给了美国2家房贷公司。把中国金融变成独立王国由美国支配,是中美金融战的中国最大死穴,这个问题不解决,美国向中国转嫁金融危机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任何实质性障碍。

    (三)中国有可能进入大的历史动荡期。

    一方面,金融危机将加剧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就国际而言,历史上任何大危机的结局无一不是动荡和战争,目前只是冰岛一个国家经济破产,冰岛只是一个小国,不会对世界造成太大影响,如果经济破产这种事情发生在中等国家之间,肯定会导致战争。目前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将会形成多大规模的冲击,将会导致多少国家经济破产,现在还有待观察,现在危机还刚刚波及到实体经济,到引发实体经济也爆发危机时,危机的真正后果才会露出水面。那时世界会动荡到什么程度,能否避免战争,只能看美国等西方国家到底透支了多少财富。如果透支太多,动荡和战争将不可避免。就国内而言,中国的权贵资本、买办集团和汉奸学者,在国家财富损失过程中发了大财,并且大多数的财产和子女已经或正在转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他们为了保证子孙后代永享财富,肯定会利用危机打倒共产党、解体共和国,以确保海外子女和财富的绝对安全。目前,利用股市打倒共产党、利用金融摧毁共和国的政治苗头已经出现。美国利用陈水扁案也在敲打中国买办集团,逼迫中国买办集团无法回头。再加上台独藏独僵独等分裂势力和以及民运等动乱势力的威胁,一旦全面爆发经济危机,各种力量会立即汇聚成动荡旋涡,把中华民族推入危亡边缘。最近美国在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问题上对中国的极端轻蔑就是例证,布什在目前金融危机如此需要中国帮助的情况下,竟然声称处理台湾问题“不必考虑中国感受”,美国的极端自信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的极端危机。

    另一方面,危机唤醒了人民,人民将拯救危机中的祖国!

三,目前中国防止西方转嫁危机的对策

    1,建立能够有效约束精英集团的大众政治制度。虽然目前看起来这个问题好像大而无当,但却是战胜金融危机的根本条件。如同解决生产过剩危机的根本条件,是增加社会公众需求一样,解决金融危机的根本条件,就是赋予社会大众以金融监管权,不能让金融活动继续控制在少数精英手里,否则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摆脱金融危机的根本出路,中国通过建立大众经济制度和大众政治制度,为世界开辟出一条虚拟经济时代和谐发展的道路,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重大历史贡献。一个民族的崛起必须能够为世界提供先进的政治文明,这是一个民族崛起的先决条件。建立大众时代的政治文明,就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特征,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东方文明的复兴将是同时进行的根本原因。

    2,在金融领域建立爱国主义防火墙。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中国一直是先进国家,只是最近一个半世纪才发生了变化。其根本原因不是经济科技落后,而是汉奸文化。目前中国金融领域问题的根子也在这里。以应对金融危机为契机,效法今年美国的金融改革法案,成立中央经济安全委员会,向所有金融机构派驻安全督察组,进行全方位严密监控,防止出现“突发性”的重大金融损失。目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中国利益集团与美国利益的一致性,这种利益的一致性是中国未来巨大灾难的总根源。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切断美国操控中国金融活动的这个组织通道,否则所有措施都只能是虚设,美国金融危机的灾难肯定会砸在中国人的头上。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美国是在今年4月建立好经济防火墙之后才引爆金融炸弹的。现在我们应该按照美国方法来一场真正的“全盘西化”,着手建立中国的经济防火墙,对金融领域的人员和政策进行全面审查,美国不仅对本国人员进行审查,甚至对外资公司的人员都要进行审查,要“西化”就西化这个东西,30年来中国精英一直叫喊全盘西化,现在才发现他们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要全盘都听西方人的话,按照西方人的要求去做,并没有效法西方人的做法。结果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几乎要变成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地。

    3,停止赴美救市,外汇投资由投资虚拟资产转向投资实体资。买办汉奸为赴美救市包装了一个漂亮借口,即所谓海外抄底。虚拟经济没有底,只有实体经济才有底。这场金融危机的欺诈性质,决定了虚拟资产的绝大部分都是金融泡沫,根本无底可言,目前仅美国发现的金融泡沫就超过60万亿美元,滥发美元造成目前98%的美元都是用来买卖美元,没有任何实际财富支撑。如此巨大的无底洞让中国去救市,即便把中国的财富都砸进去也无济于事,全世界的产值才60万亿美元,中国不过区区3万亿美元,如何能救得了市。可见所谓赴美救市,完全是祸国殃民、丧尽天良。美国过度消费,现在让中国买单。况且美国破产损失的是别人财产,中国赴美救市损失的是本国老百姓的财产。如果不是存心亡国,是不会提出赴美救市的。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提出赴美救市的,欧洲没有,日本没有,加拿大澳洲等都没有,甚至连美国国会自己最初都不同意美国政府救市,中国却要去救市,不是要亡国又是为什么?

    目前金融危机为中国提供了重新布局海外投资的机会,就是停止投资虚拟资产,已经投资的虚拟资产要尽快脱手,把主要投资方向转移到资源和能源上来。中国外向型经济已经形成,即使产品向内需型转变,资源和能源的对外依赖性短期内也难以改变。资源和能源的供应,是未来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趁此机会构筑中华民族未来崛起的经济基础。

    一是停止对欧美虚拟资产的投资,投资转向中国周边地区,特别是中亚地区。中亚是资源和能源重地,美国现在陷在中东,欧洲鞭长莫及,俄罗斯无暇顾及,从而使中亚宝地成为势力空白。中国应把美国资金调往中亚地区。控制了中亚地区,可以说是一石多鸟:既能获得中亚地区的资源和能源供应,又能连接中东和里海2两大世界能源基地,同时又能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封锁,解除来自西部的威胁,还能断开美国对藏独和僵独的地缘联系,彻底解决藏独和僵独问题,实现西藏和新疆的永久安全。在打破美国铁桶包围、巩固住西部边陲以后,再掉头东进,把日本逐出东海领域,巩固东海资源的安全。届时,台湾问题将自行解决。拥有了西部、东海和南海资源支撑的中国,将至少能保证未来50年到100年的资源和能源需求,完全奠定中华民族崛起的经济基础。

     二是借美欧危机期间国有化浪潮趁机收购中国战略产业和银行。这次金融危机完全暴露了美国的所谓市场化改革完全是一个阴谋和陷阱。此前世界各个地方发生金融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出的唯一药方永远都是:全盘市场化。可是这次美欧爆发金融危机,却没有一个人再提全盘市场化,而是坚决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可见此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私有化改革,完全是经济殖民化的陷阱和掠夺别国财富的阴谋。中国必须立刻停止金融领域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收回已经落入外资手中的股权,对战略产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改革,切断西方金融危机向中国转移的金融通道。对战略产业和银行国有化改革的资金,既不用人民币支付,也不用现汇支付,而是用中国手里的美国垃圾债券支付。目前那些参股控股中国银行和中国战略产业的外资公司,正在被美欧国家国有化国有企业,既然对方已经是国有企业,就应该接受他们本国政府发行或担保的垃圾债券,美国企业接受美国政府的信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必须强制外资公司接受,否则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侵害。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能消化掉中国手中的数千亿垃圾债券,减少损失,对中国人民负责;又可以把丢掉的战略产业和银行股权重新收回。最近冰岛国家经济破产,遭受损失的英国就没收了冰岛在英国的银行用来抵消投资损失,理由就一条:对英国人民负责。类似美国3700亿两房债券,就可以用来收购战略产业和银行股权。

     三是用我们手里的美国国债做抵押收购海外实体公司。不仅美国的垃圾债券不能留在手里,美国国债同样不能留在手里,必须尽快消化掉。这不仅仅是减少贬值损失,更重要的是不能让美国用我们的钱来收购我们的产业和资产。过去有句话,叫“购买国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现在我们购买美国国债,就是在支援美国建设。我们购买美国国债把钱送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把这些钱交给美国企业;美国企业再拿这些钱来收购我们的公司;我们把卖公司的钱再去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中国永远是为美国打工。因此美国国债也必须尽快脱手:或者通过直接抛售收回美元,用来收购海外实体公司;或者通过抵押套现获得美元,用来收购海外实体公司。总之,手里美元越少越好;收购的海外实体公司越多越好。
4,不是用信贷而是用外汇解救出口型企业,以此实现向内需经济的转型。前面讲过,使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刺激出口型企业,完全是亲者痛仇者快的愚蠢政策。这种所谓市场化的害人逻辑连美国自己都抛弃了,中国绝不能继续奉行这个自杀逻辑。目前这种放松信贷、通货膨胀的办法刺激出口型企业的发展,是美国迫切需要的事情,通过中国提供更多廉价商品稳住美国消费市场,避免美国消费者遭受更大损失,防止金融危机演化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但是对中国来讲却是灾难性的,只能是更大规模地循环经济殖民化悲剧。所以,必须立刻停止放松信贷刺激经济的办法,继续收紧信贷,避免通货膨胀,因为中国老百姓承受通货膨胀的能力是世界最低的,中国历史上许多政权都是垮台在通货膨胀上。

    所以要用外汇政策替代信贷政策,用外汇扶持出口型企业的发展。国家用外汇收购出口型企业的产品,弥补西方国家订单减少的缺口,让出口型企业正常生产。国家把收购的产品投向国内市场,压低物价,满足国内人民的需求,弥补历史欠账,让人民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那些出口型企业拿到外汇后,可以购买国外各种原材料,继续进行生产。这样,既可以保证出口型企业的正常再生产,又能够实现向内需型经济转变,同时还避免了美元的损失,避免了继续“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悲剧。

    5,改变对外贸易制度,设置价格极限,使用人民币结算。西方国家针对中国设置的经济殖民循环圈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形成了一套掠夺中国财富的国际价格机制,主要表现为:凡是中国卖出的都是低价,凡是中国买入的都是高价。中国买什么,什么价涨;中国卖什么,什么价跌。这主要是大大小小的买办里通外国,与外资合谋竞相杀价抬价造成的。要对大宗外贸产品、战略资源产品和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产品设置价格上限下限,擅自“放水”者严惩不贷。美元的泛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必须结束美元的霸权体制,建立主权货币,对外贸易统一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有人担心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否会导致汇率风险,这个担心没有必要。目前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风险,是来自于美元结算,人民币完全是被动的;如果用人民币结算会立刻形成对人民币的巨大需求,导致人民币加速升值,国民的收入会大幅提高。人民币升值的危害同样来自于用美元结算,如果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升值越大就越好。

    6,用经济民族主义代替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表面看上去好像完全一样,都是在保护本国利益,其实二者之间有根本区别,经济民族主义保护的是强势产业,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是弱势产业。只是这里的强势产业不仅仅是指本国的强势产业,更包括世界的强势产业,哪个产业在国家竞争中作用最大,就保护哪个产业。至于中国农业,可以作为特殊产业放在一般产业政策之外。保护强势产业,必然会遇到所谓国际规则的问题,在中国问题上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效法美国:世界上只有一个规则,就是国家利益。

    电视里正在传来中国官员关于金融危机的讲话,声称美国金融危机不会对中国影响太大。让人听得心里阵阵心酸,其实,如果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来看,目前中国的财产损失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股市下跌已超过70%,绝大多数股民损失超过80%,而金融危机最严重的美国,股市下跌也不过才30%,中国老百姓70%到80%的损失还不算危机,哪究竟怎样才算是危机呢?可见,在许多官员眼里,老百姓根本就不是人,因此老百姓的损失才不算损失。在他们看来,只要银行不倒闭,只要开发商不破产,只要官员还能大吃大喝,哪怕是老百姓财产损失净尽,也仍然不算是金融危机。这就是许多中国官员脑子里金融危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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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张维迎,1984年时一个23岁的研究生,因为参加了一个中青年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发了几句言,就要冒充中国改革的功臣和闯将,就要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记在自己的身上,由此看出此人的钻营之术和名利之心是多么强烈,无怪此人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惹起全院教师的愤怒和声讨。现在又有当年的改革亲历者出来揭发他的恬不知耻。一个从家门到学校门,再从学校门到学校门的人,既没做过工、又没当过兵务过农,就凭着在书本上学了一点东西,就在那里卖弄。这种人在高粱和华生等这些老三届的人眼里,显得是多么可笑。张维迎在这些年里之所以跳得那么高,正是因为他的无知和无畏,正是因为他在年龄上是小字辈,既无生活经验,又无文史政治知识,就凭着学了一点经济学,读书留洋,照搬国外的理论,蒙出了一个年轻理论家,自己也飘飘然不知姓什么了。而象高粱和华生等人哪个不是他大十几岁的人,哪个不是经过了多年工作磨练之人,哪个不是深谙中国问题之复杂之人。饱满的谷穗低着头,这些人多年来,不声不响,甘做革命的老黄牛。但如果张维迎的无耻搞得太过分了,老实人也会出来说话的。下面就是他们对张维迎的揭露。]

破解莫干山会议“罗生门”

----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

莫干山会议亲历者 华生 高梁 张少杰

2008.10.13

    经济学家应该明白,真正推动社会转型和历史前进的是政府行为和民众互动的实践。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真正科学地总结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为中国人今后三十年更伟大、更艰巨的征程,多少提供一些专业性的预见性和透视力。

   1984年9月初,由《经济日报》等媒体组织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上,来自全国的青年学者为即将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就是会议的突出成果之一。鉴于北大张维迎教授多次公开声称他是在莫干山会上提出双轨制思路的惟一发明者,我们作为会议的参加者(高梁也是会议筹备组的成员),认为有必要出面,说清楚历史事实。

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由来

    本来,双轨乃至多轨多重价格,是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渐进式推进,价格放调结合的自然产物,莫干山会议不过是提出了要因势利导,把这个有意无意的做法,变成自觉的战略,来实现中国经济的转轨。

    当时的记载和报道是,莫干山会上在价格改革问题上分为三派,调派以田源为代表,放派以张维迎为代表,华生、何家成、蒋跃、高粱、张少杰等人则提出了第三种主张——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思路,得到了会议的赞同,向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汇报,并最终为中央所采纳。不过,放调结合、双轨推进的战略从一开始推行,就遭到了相当多的责疑和批评,以致随着改革深入和矛盾累积,在1980年代末甚至声名狼藉,我们几个提出双轨制的人也自然成为大家集中批评的靶子。因此,打开1980年代的全部文献乃至传媒资料,只有围绕双轨制的论战,没有任何人出来争什么发明权。

    1990年代始双轨制得到更全面的积极评价之后,华生倒是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指出,双轨制其实是莫干山会议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他和相关当事人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和机遇,才成为符号化的代表。至于今天双轨制发明权的所谓争论,正如莫干山会议主报告执笔人徐景安所指出的,是张维迎在1990年代后挑起来的。

   在1990年代出版的张维迎自己著作的作者简介中,首次自称“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但由于他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人们也无从知晓他在哪里提出和论述的。因此,尽管1980年代过来的人看到后都感到很奇怪,但我们谁都没有出来去责疑和驳斥。直到2006年张维迎在其出版的《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一书中,首次提出,他在1984年4月,就写成了“以价格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一文,并刊登在国务院技术研究中心出的“专家建议”上。在该文中他第一次系统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他说在莫干山会议上“从一开始就形成‘调’、‘放’两派”,田源是调派的代表,我是放派的代表。最终,我的观点说服了大多数人,会议组织者以政府领导人‘容易听进去’的方式将我的观点作了一些修正,向国务院提交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价格改革新思路,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双轨制’由此成为中国价格改革的官方政策。”

   由于张维迎的说法与1980年代留下的文献、记载及莫干山会议与会者的回忆都完全不同,因而引起所谓关于双轨制发明权的争论。作为这个历史的亲历者和当事人,我们一直觉得,这种事后对历史的修改十分令人遗憾,但双轨制已经载入历史,争夺个人的发明权没有什么意思,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回避对张维迎的说法作出正面的评论。

   但是,最近在《经济观察报》纪念改革30年的访谈中,张维迎进一步明确说,在莫干山会上“我还讲了如何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的思路,我的发言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之前没有人从放开市场的角度考虑价格改革问题”,说他 “基本上是单枪匹马轮番应战”,“我现在确实想不出还有谁是放派了”。 “随着讨论的进行,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我说服”, “掌声也越来越多”,称自己是莫干山会上把市场价格作为改革目标并提出双轨制的惟一贡献者。这样,当然就有人包括媒体向我们尖锐地提问,张维迎的说法与你们的回忆完全对立,不可能同时为真。如果张维迎所言属实,那么过去所说我们几个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双轨制的人,就是在撒谎和伪造历史。因此,尽管在这种非黑即白的情况下,说清楚真相总会令有人难堪,但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已经再没有什么回避的余地。我们也只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澄清事实真相,这既是对历史和大众知情权的尊重,也有助于学术研究风气的净化和人们对改革真实历程的认识。

会议亲历者眼中的历史

    其实,关于莫干山会议上的情况,会议一结束代表们就已经带到了全国各地。1980年代的媒体很少,但他们对年轻的改革者能够影响国家决策的大事当然也不会忽略。发起组织莫干山会议的媒体之一《中国青年》杂志,于会后曾就双轨制被中央采纳发表过一篇对华生的专访,并在1985年第4期刊发。文章详细描述了会上华生等人如何提出和向领导汇报放调结合的双轨制的情况。其中有这样的表述:“围绕价格改革,会上旗分三色,势成鼎立”。国内权威理论期刊《经济研究》也在会后立即约我们5人写作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一文,刊登于1985年第2期。

    1990年代后,大家关于莫干山会议价格改革的回忆基本大同小异,如徐景安的回忆文章,谈到会上有三派观点,张维迎是放派,与双轨制并无关系(见《领导者》杂志2008年2月刊)。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会议参加者,著名的价格研究专家、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李晓西教授的文章。他当时是莫干山会议上价格组讨论的活跃人物,并于1987年发表过《从双轨制到市场化》的论文,对双轨制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很有影响的意见。1999年,当时他还在国务院研究室担任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在点评自己这篇1980年代的论文时,对当年双轨制的产生作了一个完整的描述:“‘价格双轨制’是1984年全国第一次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理论研讨会即‘莫干山会议’提出来的。在此之前,价格管理中也有过类似规定,但形成很大影响并被推崇为经济改革的主要思路,则是自这次会议始。在‘莫干山会议’上,有三种价格改革方式的争论:一种主张价格以调为主,这是以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同志为代表;一种主张价格以放为主,这是以张维迎同志为代表;还有一种主张搞价格双轨制,这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华生、何家成同志为代表。回过头来看,以调为主思路趋于保守,……价格以放为主,……可能欲速不达,反导致改革失败。多数人认同价格双轨制的观点。……这种思路,后来也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首肯。因此,价格双轨制成为价格改革的一项重大政策出台了。”(见《二十年观察与思考:李晓西论文集》,1999年)。

    莫干山会议上的三派观点确实在主报告中被去掉一条,归纳为两种思路,但是,被归纳和去掉的恰恰不是别人而是张维迎的观点。这是因为会议的大多数人和组织领导者认为,放出一个自由市场价格的观点过于激进,并不可行,而调的观点领导已经知道,因此,在会议向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汇报时,决定只派华生去汇报双轨制思路,同时会议提交的两个价格改革建议分别指派田源、华生起草,作为附件,并由徐景安归纳这两个建议写成《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作为主报告内容之一。而张劲夫同志和国务院领导很快批示肯定了放调结合的思路。对此,莫干山会议的一个重要参加和组织者,也是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后的工作单位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陈一咨有很清楚的说明。

    他回忆当年曾向国务院领导当面汇报会议情况,介绍“莫干山会议上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最激烈。第一种意见比较激进,认为价格必须全面放开,不放开不能形成市场机制,原则上对,但具体操作性不大,提出这种意见的青年学者了解西方经济学,但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第二种意见过于稳健,调的比价比较合理后才能进行价格改革,问题在于主观的价格调整永远不可能调的“合理”,调出一个价格机制来;第三种意见被会上多数人接受,以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华生、张少杰、高梁为代表,认为能放开的价格必须逐步放开,以形成市场机制,放不开的价格则进行行政指令性调整,叫作放调结合,先放后调。这种办法可以逐步扩大市场份额,使指令性计划的原材料和产品比重逐步缩小,最后达到大部分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问题在于可能出在有些人会利用两种价差搞投机,但不可能有完美方案,只要利大弊小就可以”(见《前哨月刊》2006年5月)。所以,对莫干山会上的情况,对于这个会议所有的参加者来说,都是清清楚楚的。

    如徐景安表示,他据实回忆了会上三派不同观点的争论,张维迎见文后给他这位体改所的老领导做工作,但无论张维迎如何“启发”他,他实在回忆不出莫干山会上张维迎和放调结合、双轨制有什么关系,无法为张维迎做证。张维迎又以知识产权为由,坚决反对徐景安公开发表他们两个人就此进行的对话,因此他是不得已才去写文章澄清张维迎的说法和《经济观察报》的相关报道。

    奇怪的是,张维迎当时在会上和整个1980年代,从未对大家公认的说法表示异议,而到了20多年后要彻底翻当年莫干山会议的案,对我们所有这些参会者来说,听到后不免瞠目结舌。莫干山价格讨论的一个主要代表田源,在一次众人聚会上听说,张维迎称自己提出了双轨制,并说服了莫干山会议上的大多数人,田源当众发问“不可能吧?他真的这么说了?不会吧?”听到别人肯定的答复后,田源不无讽刺地反问“他参加了莫干山会了吗?”

移花接木的原由

  张维迎自称提出了双轨制,绝非空穴来风。据张维迎自己介绍,他在一直没搬家的茅于轼老师家中,“庆幸”地找到他在莫干山会前那份《专家建议》的油印稿原件。其中他提到“价格体系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办法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张维迎前不久刚把这篇文章扫描给了徐景安,说服徐承认他张维迎才是双轨制的最早提出者。

    既然张维迎现在说他早在莫干山会以前就写文章,全面论述双轨制,并带着文章上山,他为什么在莫干山会上不提双轨制?或者别人提出后拿出自己的文章当众宣示,让与会者包括他会后加盟的体改所的众多同事和领导们当场信服,要等到20多年后的今天,才拿着一个几乎没有人见过和听说过的扫描件去各处费力地说服别人呢?

    首先,这是因为莫干山会议提出的价格改革双轨制推进战略与张维迎文中提到的双轨制价格并不是一个内容。会上进行的是放和调的争论,而张维迎是高调的市场化放派,坚决反对调。本来张维迎的长文还提到一次调,说可以“或先调后放”,但这正是莫干山会上调派的思路。这样,他到莫干山会上遇到了调派以后,就完全抛弃了自己或可以先调的含糊想法,变成了彻底的放派,与调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第三种思路,是综合放调两方面的意见,把放、调各作为一轨,综合起来叫放调结合的双轨制。

    当时讲双轨制主要是从外放内调、两条腿走路,双轨推进这个动态意义上说的,并不是强调去搞计划内外两个价格,那样与会者和领导根本都不会接受。实际上,很多与会者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华生比划着手势去说服听众和领导的一个有力论据,不是鼓吹去搞双轨制价格,而是相反,说明放权让利已经不可避免出现了多重价格,这时,因势利导先放开计划外价格,国家参与组织生产资料市场,可以刺激供给,从而使市价下落,同时再内调计划价向上,使计划内外价格靠拢和合并。正是这个因势利导和使多价归一的双轨反向推进主张,最终打动了相关决策人。

    双轨制价格只是放调结合的战略在实行后形成的一个过渡形态,在事后才成为一个大众流行用语。当时在莫干山会议的主报告和领导批示中说的都是放调结合,并没有提及双轨制。当年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听汇报首次听华生提到这个词时特别问:“双轨制怎么讲?”,华生回答:“就是价格先放后调”,张劲夫同志随即表示了对一物多价和市场投机的疑问,华生解释放调结合的双轨推进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即用“平价稳大局,市价改结构,造成短线市价平稳下浮,同时上调牌价向上,逐步使二者靠近,多价归一”(见《中国青年》杂志1985年第4期19页)。

    张维迎当时全力推崇自由价格和放,既反对调派,也反对放调结合的双轨推进主张。由于他高调坚持市场价格的“放”这一轨,而他现在所说文章提到的双轨制价格与放调结合的两轨无关,当然就不可能在会上去把自己的放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混为一谈。其次,张维迎的文章说价差大的生产资料价格,可以分步放或先调后放,而当时价差大的就是生产资料,所以价格双轨制当年本来又被称为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这个领域恰恰是要先放而不能先调,以调为主的先调和放调结合的先放后调正是莫干山会议总结的价格改革两条思路的区别所在。因此,如果仅以张维迎的文章为据,他又是在这两种思路之间摇摆的。张维迎现在说放就是双轨制,说明他至今也没明白双轨制的真正含义,也没有明白为什么他当年高调提出的市场价格目标模式和放派主张在莫干山上被多数人否定的原因。

    张维迎放的思路在会上没有被采纳,会后他将自己关于价格改革的主要思想总结归纳在一篇题为“关于价格改革中以放为主的思路”的文章,发表于1985年第6期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并被作为“放”派代表作选登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出版的论文集中(《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1985》春秋出版社1987版)。这是能查到的张维迎在1980年代所唯一公开发表的关于价格改革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张维迎通篇没有提到放调结合,甚至也完全回避提到这时已经变得很热的双轨制这个词,去掉了他现在出示的内部文章中唯一提到的双轨制三个字的一处,改为双轨价格,显示他有意区分自己与莫干山会议放调结合双轨制的界限。此后他虽然与莫干山会议的众多参加者同在体改所,但再也不与人谈这个话题,淡出了人们的视野。1980年代后期围绕双轨制战略的论战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张维迎从来没有参与论战,而是完全置之度外,甚至连自己所里组织写双轨制的调研讨论文章也不参加,没有为双轨制说过一句肯定的话。

    因此,所谓张维迎带着双轨制文章上山引起了轰动,张维迎的观点说服了会议上的大多数人,1980年代他因双轨制而被人骂了所有骂人的话,都不能不是谎言。因为当时张维迎自己就没说他主张双轨制,会上大多数人根本不是同意而是否定了他的观点,所有骂人的话只会出现在今天的网络世界,根本不会出现在只有少数官方媒体的1980年代。
事实已经很清楚。

    张维迎 “非常庆幸”地找出了一份自己当年内部文章的原件,用此双轨来冒充彼双轨,宣称自己是“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 。走到这一步,张维迎的做法虽然牵强附会,但也不算无中生有。就如历史上苏格兰人帕特里克·马修远在达尔文之前就早已提出了进化论,但不幸的是,他是在一本名为《海军用木和森林栽培》书里提出来的,之后就没有去深入研究和推介。尽管如此,后来很多人包括达尔文本人,都承认他提的最早,同时也指出,他提的很简单,并不为人所知,对推动社会的认识未起作用。而张维迎的内部文稿提到的还不是当年莫干山会上提出、并被中央采纳的放调结合双轨制思路,只是一个类似的双轨制价格概念,就去引导舆论认为,中国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就是他提出来的。

    就象徐景安所说,走到这一步,张维迎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追求利益最大化,有点失去理性。因为要证明这一点,那就必须宣布:1980年代以来原有关于莫干山会议双轨制产生过程的有关报道、记载和回忆,都是编造和谎言;莫干山会议的参加者和组织领导者无端地把张维迎的观点当众移给别人;张维迎自己也眼见自己的成果当面被他人占有而在会上乃至整个1980年代都默然接受;如此等等。

    但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都还健在,会议的核心组织者甚至都已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张维迎宣称自己在莫干山会议上“单枪匹马”作战,以至最后成为获得大多数人点头鼓掌的唯一正确代表,这确实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像。不过和历史上那些让人无法理解去铤而走险的学术造假者一样,在令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陷入巨大尴尬的同时,也让自己蒙羞。

    应当指出,张维迎除了一定要抹去莫干山会议上的第三派之外,他现在对调派的批评,也是非常不公正的。张维迎在访谈中说,他与田源等人的分歧是价格的目标模式不同,别人是计划价格,因而用调,他主张市场价格模式,因而用放,把他与别人的争论变成改革与保守的分歧。其实当年的中青年改革者在改革的目标模式上并没有什么根本分歧,争论的关键在过渡方式上。邓小平当时提出的目标就是要理顺物价,会上提出调和放都是寻找手段和途径。田源是主张先调,但并没有排斥以后条件成熟了放开。李剑阁在会上介绍周小川、楼继伟的小步快调思路,也是向供求平衡指导价过渡,所以大家的分歧的焦点还是在如何过渡。

    实际上,中国价格改革的实践最终也证明,单纯调或放的一轨,都不能完成中国价格改革复杂、渐进的过渡,正是放、调结合的双轨并用,两条腿走路,才走出了中国价格改革的成功之路。双轨制概念后来有那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人们发现,中国渐进改革中双重体制并存和转化期间,发展增量、调整和转化存量是一个普遍的成功之路,是正确处理发展、改革、稳定关系的具体体现。双轨制是概括这个增量渐进改革的很好概念。而这些早与莫干山会后就退出讨论的张维迎无关,并和张维迎后来继续主张的各种激进观点相矛盾。张维迎现在说,没有放就没有双轨制,因而放就等于双轨制。那么没有调能有双轨制吗?国家采纳的就是放调结合,怎么能缺了“调”这一轨呢?张维迎现在拼命贬低和排斥调这一轨的作用,除了抬高自己以外,还因为他在莫干山后就完全脱离了中国价格改革的研讨探索和实践努力,并不真懂什么是双轨制,以为中国价格改革就是靠一个“放”完成的。实际上,双轨制价格只是放调结合在一个阶段上难以避免的形态,双轨制价格的过渡形态在1980年代后期曾经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和社会的强烈反弹,是靠放调结合、以放促调的双向努力才使价格改革最终走过险滩,基本完成的。

    应当指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经济学家作为群体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任何人都不应该随意修改历史,夸大个人的作用。同时客观地说,中国经济学家自己原创性的东西有限,更多的是学习和借鉴别人的东西。在借鉴中如果结合自己的特点,有所发展,就是创新了。“从不重复别人的观点”,实际上恐怕谁也做不到。张维迎这么多年来的各种观点,从为钱正名,市场价格与放开,企业家的功能,资本雇用劳动的私有化逻辑等等,在西方在中国都不好说是首创吧。

    实际上,经济学家应当明白,真正推动社会转型和历史前进的是政府行为和民众互动的实践。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能真正科学地总结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为中国人今后三十年更伟大、更艰巨的征程,多少提供一些专业的预见性和透视力。经济学家即使要留一些个人的痕迹,这才是可以真正无限施展的领域。

    (作者华生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长,高梁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张少杰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

 

1984年:价格改革关键决策的方向选择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长  华生

22008.9.29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这时正值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了空前成功,城市经济改革已拉开序幕,势不可挡。改革的好处开始充分体现,改革的困难和弊病还没有被人们感受。中央高层正在酝酿和交换意见,提出了一个月后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正式公布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被邓小平认为是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价格讨论最有成果

莫干山会议由《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学周刊》、《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出面组织,用以文选人的原则,从全国1300余篇应征论文中,选拔出124名代表参会。这次会议更深的背景是一批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层领导的同志,意图集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者的思想精华,碰撞聚焦即将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思路,供中央决策参考。因此这次会上,不仅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农村政研室、中宣部、中组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各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的干部与会,还能间或见到一些领导同志的秘书。现已进入国家领导行列的王岐山(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现任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等人,当时就参与了这个中青年会议的核心领导和组织。

    莫干山会议分成了七八个小组进行讨论,并形成了七个专题报告。包括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对外开放、金融体制改革、股份制经济和农村改革等议题,其中关于金融体制改革和股份制经济的探索在当时是极其前沿的。但是,由于城市改革起步的焦点是价格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多年来对此又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和论证,这样,围绕价格改革的战略争论最为激烈也最富有成果,并由于会后很快被中央正式采纳而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价格成为城市改革起步的中心并不偶然。因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各种激励在价格信号失真的情况就失去了正确的导向。而生产资料尤其基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极度偏低,供求失衡必然导致整个价格体系严重扭曲。国务院从改革开放之初就专门设立价格研究中心进行了论证、测算和准备。因此,在价格组讨论中,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田源首先带来了他们的方案,主张对严重失衡的价格体系进行大步调整,介绍了这种调整的可能性及其对财政、税收和经济的影响,论证了方案测算和不同力度方案的比较,令大家耳目一新。

  会上,当时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李剑阁则介绍了周小川(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楼继伟(现任中央汇金公司董事长)提出的另一种方案,就是用小步快调的方法,不断校正价格体系,既可以减少价格改革过程中的震动,又可以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格。他们提出,在市场发育不全、非完全竞争的国情下,不能简单靠市场,而是要以“供求平衡指导价格”为目标,组合使用价格政策与税收、财政补贴政策等相结合,控制总需求,逐步上调初级品价格,使价格体系合理化。为此,他们使用了现代经济学供给和需求弹性的概念,进行了动态线性规划模型、投入产出和按国情改造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对比测算。应当说,他们的模型和论证,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现代经济学包括数理经济分析在中国的引进和运用,在讨论中对我们这些当时还是在校文科研究生产生了相当冲击。

    打破调派和模型派一统天下局面的是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虽然与会者大多数是首次在会上见面,但张维迎因一年前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文章引起讨论,因而比起一般参会的在校研究生,算是有点知名度。张维迎当时持有可贵的完全市场派观点,而且他的硕士论文好象就是以价格改革为题,已经做了相当的投入和研究。他认为不能寄希望于价格调整,那至多是宴会前的一点零食,不解决根本问题。关键是放开价格,让市场起作用。同时,也不要被有人用财政负担问题吓住,不敢搞价格改革。他把计划价格比喻为装了不锈钢的温度计,僵死过时。价格放开,搞市场化是给这个温度计换上水银,能根据市场供求灵活反映。因此,他主张采用放的方针,对能源、原材料等差价很大的生产资料,采用分批、分步、分类放的办法。这样,大调、小调的调派和以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就在会上产生了激烈的讨论。当时参会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青人,意气风发,思想单纯,得理不让人,争论从组内到场外和饭桌上。因此,会议还发明了挂牌辩论的方式,向各组开放,挑灯夜战。

    当时,我是两年前从南京考入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的研究生,过去对价格问题并没有很深的研究。但很快就为价格论战所吸引,我与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生何家成(现任国务院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高梁(现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张少杰(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以及在会上刚认识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蒋跃(现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虽然并不是都分在价格组,但也卷入了讨论。经过几天通宵达旦的争论和讨论,觉得可以采纳和综合双方观点的精华,走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用先放的办法促进市场价平稳下浮,然后上调计划牌价向上,有些产品也可以同时外放内调。同时我们特别强调组织生产资料市场和物资部门主动进入市场,发挥平抑供需和价格水平的主渠道作用。我们把这套“改、调、放、导”的思路简括为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于是,记得在一天晚上的挂牌辩论时,我就代表我们5个人上台发言,表述这个第三种思路;其他人在回答问题时又做了补充。’放调结合的双轨推进思路一经提出,就引起了相当多与会者的共鸣。因为对当时参会的中青年改革者来说,大家在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财产权多元化、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等目标模式上并没有什么明显分歧。讨论和争论的焦点,往往是可行性和过渡模式问题。而对于这批大多经过文化革命和上山下乡的老三届来说,多数人对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都有潜意识,因此,走理想务实的增量渐进改革路线是各组讨论的整体氛围,这样,放调结合、双轨制的提法就比较容易的被接受。

  不过,更重要的是,放调结合的双轨轨制很快引起会议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关注和肯定。他们认为,调的思路领导已经知道,放的思路过于激进、缺乏可行性。因此,当会议领导带队,各个专题组选派一个代表下山去杭州向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汇报时,我被指定作为价格组的代表汇报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思路。记得张劲夫同志当时听得非常认真,站起来来回踱步,就双轨制怎么讲,放调结合怎么搞,物资市场如何组织,怎样引导多轨价格归一,防止倒卖等提了很多问题,但当场并未明确表态。后来我去国务院开会才有人告诉我,张劲夫同志回到北京就在国务院会议上介绍,说莫干山会上提出的那个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很有意思,是个可以考虑的好办法。

极有参考价值的改革思路

    莫干山会议结束,留下几个人写报告。总报告由王岐山点将的国家体改委的笔杆子徐景安主刀。当时的印象徐景安是个挺挑剔的上海人,不太好交流,但他确实挺有智慧,很会提炼讨论的要点和精华,也很懂给中央写报告的语言和分寸。他没用可能让人费解和责疑的双轨制概念,按照会议领导们议论的意思,把放派的观点给融合和省略了,把放调的次序也动了一下,在调放结合的大标题下把价格组的意见归纳为两种思路,第一种为“调放结合,以调为主”,主要讲了调派的建议,第二种为“调放结合,先放后调”,主要讲了我们组织市场、先放后调,以放促调的思路。7个小组的报告都出来后,会议的组织领导者认为,价格组报告是重头戏,要另外专门加两个附件。这样就让田源写了一个以调为主的建议,要我写一个关于放调结合双轨制的建议,我以“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为题,提出总思路是因势利导,外改内调。即利用扩大企业自主权后计划牌价已经全面受到冲击之势,改革价格制度,放开和组织计划外市场,使计划外多价归一和下浮,同时调整计划价格向上,逐步使二者靠近。步骤是先改后调,改中有调,控制每年物价上涨5%-6%的幅度,用5-6年平稳完成中国价格改革。落笔的时候,我把“放调结合”变为“改调结合”,是因为张劲夫同志听汇报时非常关心放开后的市场问题,因此我想用改来概括放开价格和组织市场两个含义。

    这七个专题报告和两个附件上报之后.9月20目张劲夫同志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9月30日,国务院领导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从改物价管理体制人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以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注意,国务院领导的批示把莫干山会议主报告中“调放结合”的提法,又改了一个顺序,为“放调结合”,并明确肯定了第二条思路。

  随后在国务院会议讨论时,部长和领导们都赞同与其计划外限价20%涨幅,让中间环节抬价倒卖牟利,不如让生产企业直接卖高价进入市场得到好处。同年12月24日,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国务院物价小组关于1985年价格改革方案的汇报提纲》。国家物价局、国家物资局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于1985年1月发出了《关于放开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同时,1985年中央1号文件,又决定取消自1953年起实行了30多年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改为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的合同内外双轨制。1985年4月12日,按照中央的安排,史无前例地由国家物价局长成致平在中央电视台19点30分黄金时间发布关于价格改革长篇电视讲话,公布1985年的价格改革方案,宣布“1985年价格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放调结合,小步前进。就是放活价格与调整价格相结合,走小步子,稳步前进”。至此,莫干山会议提出的放调结合平稳过渡的思路被完全采纳。放调结合过程中计划内外两种价格合法的普遍化,后来被认为是双轨制战略的正式实施。但应当指出,中央采纳的价格改革方针,就是放调结合,本身并没有双轨制的提法。

集体智慧

  不难看出,莫干山会议中青年的意见能够在几个月内就成为中央的重大决策,并不是这个意见真有多高明,而是有多方面因素的巧合。首先,1984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鉴于原苏东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正式提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价格改革的决策适逢中央关注的焦点。其次,放调结合的思路,其实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总方针下,中国在价格改革方面不知不觉已经走的道路,国务院领导批示提到的各个案例,说明这个思路得到领导的经验和改革成功历程的印证,这一点其实是任何建议能够被采纳极为核心的一环。最后,从农村到城市的放权松绑,价格松动,计划内价格五花八门,计划外价格时隐时现,但又未形成合法和有效市场,随着改革推进,弊病日益明显,冲突日烈。因此,因势利导,用自觉的放调结合和合法的组织两个市场,来引导多轨价格逐步归一,渐进完成价格改革,自然被认为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可见,莫干山会议其实并没有发明任何新东西,只是在因势利导和把放调结合、组织市场自觉地作为价格改革的战略上点明和拨动了领导头脑中的那根弦,因而影响了价格改革这个关键决策的方向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莫干山会议确实没有创造出早已存在的放调结合和双轨推进,而真正的贡献就是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推动其成为中央主动自觉的战略。

    从另一方面说,年轻人的思想要能提出、聚焦、形成主导意见并能传递给决策者,也要很多条件的配合。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一些中青年活跃在改革前沿,并因各种工作或个人的因素,为领导同志所知晓。特别是在农村改革中,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农村发展组周围已经凝聚了不少中青年改革者。当时我们这些在校研究生都经常到中央农研室联络部负责人王岐山那里领课题、领出差费,到各地调研再上交报告。因此农村发展组和后来很著名的国家体改委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主要骨干都在这个会上,并是会议秘书处的主要成员。会议的组织者在会前就公开声明会议是要为中央决策提供建议,设计了用论文选人的办法,以保证尽可能不拘一格网罗人才。到会后又根本不看不交流每个人的文章(当然当时的印刷条件也是很大的限制),完全按照会议组织的专题进行讨论和辩论,让来自不同部门和信息背景的人能平等交流、相互补充,力争在会议的有限时间内碰撞产生有价值的思想。同时不仅积极引导讨论的方向,还对讨论成果进行加工提炼,并精心安排会议代表当面向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又在会议结束、报告出来的短短几天内将会议报告送到相关领导手上。

    再以我们5个人为例,本来都是不同单位的在校研究生,同时又不是专门研究价格的,会前基本不知道中央机关正在研究、关注什么,没有调派、放派的热烈争论和激荡头脑,我们根本不可能急中生智,提出什么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战略来,搞出来也不会表达的那么准确、清晰,更不可能作为什么重要会议的成果报送中央领导。以至后来张维迎对我们第三种观点一直不以为然,说我们没有什么创造,只是“勾兑”了他们两派的观点,不能算一派。其“不满”也不能说没一点道理。你想人家调派放派争的那么辛苦,我们最后就现炒现卖的一综合,说放调结合吧,外放内调,两条腿走路,双轨前进,然后就像天上掉馅饼似的一下子出了名,很快我和何家成都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但这确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因此,2004年底,我应约给《中国改革》杂志写稿回忆这段历史时,称莫干山会议的成果是时势所然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一点也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历史的真实。

    从价格起步推动城市改革的选择和平稳推进的战略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1984年底他就指出,“城市经济改革有不少问题,首要的问题是物价问题”。1985年7月11日,他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表示,前一段北京出现一阵抢购,人心惶惶的时候,他的心里是踏实的。他指出“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小平同志认为,“如果用五年时间理顺物价关系,就是了不起的事。”(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出版的《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于物价改革过程中的风险和困难,他也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不过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热情单纯的年青人,还根本没意识到领导人承受的这些压力以及价格改革将来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曲折。

 

附文:

国家所有制下不能产生真正企业家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张维迎

经济观察报 马国川

2008年09月27日

   “一个坚定的市场价格论者”

  经济观察报:中国有一批经济学家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同时他们又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改革开放,你就是其中的一员。
  张维迎:这不奇怪,因为中国的改革不是按照一套缜密的计划展开的,而是边摸索边前进。在改革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中有许多人还不知道经济学是何物。恢复高考那一年,我报考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录取时被调到新成立的政治经济学系,学的就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西北大学缺少像北大这种师资结构,没有教西方经济学的。毕业后我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学的专业还是政治经济学。如果不是偶然的机遇,我的思想不会有彻底变化。

  经济观察报:什么机遇?
  张维迎:1982年2月在西安召开了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这次年会是我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我们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那时我23岁,被推选代表小组到大会去发言,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关系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引起了很大争议。

  经济观察报:记得茅于轼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你的发言给他印象很深刻。
  张维迎:茅于轼、杨小凯、田国强这些人我都是在这个会议上认识的,我受他们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杨小凯和茅于轼先生,茅于轼讲的择优分配原理对我的启发很大,使我对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模糊地认识到过去大学四年学的政治经济学有问题。会后,我在西安一家专门卖内部书的外文书店买了英文版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和台湾翻译出版的JohnDue与RobertClower合著的《中级经济分析》。我就以这两本书为蓝本,自学现代经济学。同时我还组织了六位志同道合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办了个“读书班”,系统地自学《微观经济学》。每周我们聚一个下午,我来主讲。你要给别人讲,你自己首先搞明白。这样半年多下来,“老师”的角色迫使我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理论进行严格推导,真正搞明白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价格理论”。同时我也在看另外一些书,包括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还有英文版的《经济发展理论》,等等,慢慢形成了对市场概念的一个基本理解。到1983年底的时候,我脑子里的市场经济概念有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价格信号,一个是企业家。

  经济观察报:大概在“读书班”前后,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文章《为钱正名》,也引发了一场风波。
  张维迎:那是读书班之后的事情。文章是1983年8月发表的,这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提出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所以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文章发表后赶上“反精神污染”运动,全国掀起一场针对我观点的大批判,《中国青年报》等报纸整版整版的批驳文章,文章还被陕西省的某位主要领导点了名。西北大学校方承受巨大压力。学校研究生处处长把我叫去,说:维迎啊,党和人民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再说了,发这样的文章,也没找领导报批,这怎么行呢!在北京的茅于轼先生则来信勉励我说,任何微小的观念进步,都会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自认为一贯正确的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我回信说,会等到他们向我道歉的一天的。

  经济观察报:这是你第一次受到舆论的批评。
  张维迎:是第一次,当然不是最后一次。

  经济观察报:在自学西方经济学的同时,你也很关心现实问题。
  张维迎:对,我很关注当时政府有关整顿价格秩序的报道,我觉得自己对价格改革的方向有了一些与当时流行的观点不一样的想法。

  经济观察报:流行的观点是什么?
  张维迎:因为企业有自主权了,农副产品放开了,市场上比较混乱,有些人不执行国家计划政策,偷着超出计划价格卖产品,政府接连发红头文件、在《人民日报》上发文章,要求坚决整顿价格秩序,严格执行国家政策。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主管官员也认识到,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已经成为改革的“拦路虎”,讨论价格改革的文章越来越多。但是当时“计划价格”仍然是一个“神话”,主流观点是市场价格是资本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必须由国家计划制定。所以,人们讨论的所谓价格改革实际上是“价格调整”,就是如何通过行政手段把价格体系调整到合理水平。

  经济观察报:经济学家也没有人提出要根本改变价格的决定机制?
  张维迎:没有,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价格体系不合理的病因在于计划制定价格时没有遵循“价格规律”,而不在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他们相信,合理的价格体系可以用电子计算机计算出来。

  经济观察报:当时你已经是一个市场价格论者了?
  张维迎:是的,一个坚定的市场价格论者,因为苦读了微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已扎根在我的脑子里。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从而调节供求、引导资源配置,怎么能用政府的办法去管它呢?

  提出双轨制改革思路

  经济观察报:你的硕士论文好像谈的就是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
  张维迎:1983年底开始论文的选题,我意识到研究价格改革问题现实性很强,而且我很有想法,这些想法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很新颖。那时我已经决定毕业以后要来北京工作,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受到批判,我就不想在那儿待了。在做论文期间,我有好几个月都住在北京的朋友家里。我也认识了很多现在的朋友,包括像周其仁、宋国青等人,他们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看法对我启发很大。我经常去茅于轼老师家请教问题,他给了我许多帮助,他是我真正的学术导师和学术知己。我的一些主要观点的形成离不开他的启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1984年4月我就有了一个明确的价格改革思路。

  经济观察报:你的思路是什么?
  张维迎:企业自主权与固定价格体系是不相容的,中国价格体系的不合理根源在于价格管理体制的不合理,只要不废除计划价格管理体制,价格永远不可能合理,扩大企业自主权与宏观经济平衡的矛盾不可能解决。因此,价格改革的着眼点应该放在放开价格管制上,而不是价格调整上。思路一旦形成,写文章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大概花了两三天时间就完成了1万多字的文章《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很兴奋,拿去给茅先生看,茅先生看了以后也很喜欢,刚好他在帮助丁宁宁编辑《专家建议》,那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份内参。丁宁宁是能源组的负责人,茅先生就把我的文章推荐给了丁宁宁,文章就发表在1984年6月份的《专家建议》上。

  经济观察报: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张维迎:在文章里我首先提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找到改革本身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价格改革,就是放活市场。我分析了价格的信息功能,僵化的价格体制如何导致价格扭曲,扭曲的价格又如何导致各种利益关系的扭曲和经济结构的扭曲。然后我证明为什么必须把价格改革的重点放在价格制度的改革上,而不是把“宝”押在价格调整上。因为价格制度的不合理是“因”,价格体系不合理是“果”,是表现形式;如果不改革价格的形成机制,价格不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永远不可能合理。我还打了个比喻:价格好像“温度计”,计划价格是一个“不胀钢温度计”,价格调整只是用新的“不胀钢温度计”替代旧的“不胀钢温度计”,而我们需要的是随着气温变化而自动升降的“水银柱温度计”。再接下来,我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以“放”为主的“双轨制价格”的改革思路。文章写到:“所谓价格制度的改革,就是有计划地放活价格管制,逐步形成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的价格体系,以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计划经济中的效能”(当时不能讲市场经济,但按照我提出的改革思路,结果不可能是计划经济);“价格体制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与价格调整相比,价格改革是一个连续的逼近过程。问题不在于第一步是否达到合理,而在于每一步是否都在趋向合理”。我接下来提出了价格改革的八个步骤,其核心思想是:首先将产品的指令性计划基数固定下来不再扩大,相应地开放计划外市场,基数内按计划价调拨,基数外按市场价交易。然后,国家再分批、分类、分步地逐步放开基数内产品价格,同时取消计划和调拨,或者对某些产品“先调后放”,直至建立起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

  经济观察报:你的双轨制改革思路只是一种逻辑推理,还是从现实中得到的启发?
  张维迎:逻辑当然是非常主要的,如果对价格理论没有深刻正确的理解,不可能提出这个思路。但是我的具体思路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农村改革的启发。事实上,我文章的第一节讲的就是农村改革的经验在于“放”而不在于“包”,定稿后第一节的标题就是“机制的改革与改革的机制——农村改革的启示”。7月份《经济日报》发了一个征文启示,要举行首届全国中青年改革理论研讨会,我就投去这篇稿子,稿子还是油印的。这次会议共收到1300多篇论文,有124人入选为正式代表。会后知道,开始时我的论文落选了,后来文章不够,又在落选稿中挑选,结果被看中。后来我才知道,复审意见是《经济日报》记者石小敏写的:“此文很好!”

  经济观察报:这时你还是西北大学的研究生。
  张维迎:我们陕西去了五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首届全国中青年改革理论研讨会在浙江省德清县的莫干山上举行,所以又称“莫干山会议”。这个讨论会并没有采取报告论文的形式,而是以城市经济改革及其相关问题作为中心议题,分七个专题小组展开讨论。会议中的很多人血气方刚,思想活跃,大家畅所欲言。我们不看电影,不游山玩水,激烈的讨论经常延续到深夜。我在第一组,根据我的记忆,这个组一开始好像并不叫“价格组”,而叫“宏观经济组”什么的,可能是因为这个组最有影响的议题是价格改革,大家就叫它“价格组”。当时国务院价格中心正在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合理的价格体系,中心主任田源可能是第一个发言的,他讲了如何调整价格的思路。我当然不能同意他的观点,迫不及待地发言批评了田源的观点。我说,“调”不能解决价格不合理的根本问题,合理的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而不可能是政府制定,我还讲了如何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的思路。我的发言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之前没有人从放开市场的角度考虑价格改革问题。

    ......

 

发件人:"欧阳君山" <tdyjs999@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10-13 14:03:0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欧阳君山:为什么重农抑商——兼论秦为什么先重商而后抑商

为什么重农抑商

----兼论秦为什么先重商而后抑商

欧阳君山

    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着重研究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关农村土地的论述引人注目。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重农抑商,土地问题尤其敏感,改朝换代多因为土地高度兼并集中。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回首一下历史,或许不无裨益。特发《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有关章节,供各方批评。

    在限制技术的创造和使用时,一者要特别限制兵器技术,原因是暴力工具会直接助长使用暴力的趋向,容易使人得"第一"时不"第二";一者要特别限制交通发展,因为发达的交通正是组织化文明的基础,如果交通十分发达,整个天下都将集成一片。

    交通发达的直接后果就是流动人口增多,虽不说所有的流动人口都会变成流寇,但人口流动的确也像暴力工具一样,助长使用暴力的趋向,甚至导致暴力猖獗。流寇在"鸡"地大打出手,然后通过发达的交通转移至"鱼"地,再暴力征服。虽然"朕"也可以通过发达的交通跟踪追击,但流于被动,导致领导成本攀升。

    流寇,流寇,流则为寇。作为天子,"朕"非常不喜欢人口到处流动。如果说人皆存在成为寇的可能的话,"朕"宁愿人为坐寇,也不希望人做流寇。道理很简单,坐寇会把所坐的窝当作真正的注目礼出品基地来经营——注意"经营"两个字,从而不断作出"生产性努力",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注目礼福利水平。

    流寇呢?说好听点,是流动作业;说不好听些,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有固定的注目礼出品人,今天"鱼"地的鱼三,明天"鸭"地的鸭四,后天"鸡"地的鸡五,纯粹是分蛋糕,抢瓷器,一派"分配性努力",流寇怎么可能静下心、沉住气、开动脑筋来以理养人呢?

    在"朕"的天下,一个人最好一生都呆在自己的老窝里,不仅注目礼争夺战就窝消化,就一窝了一窝,甚至就一身了一身;而且非注目礼方面的吃喝玩乐最好也能够就窝消化,自给自足,自成一体。这不是老子所谓的"小国寡民"吗?《道德经》第80章云: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不错的!小国寡民极大地降低统治成本,符合"朕"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实际上,小国寡民的社会结构近乎一盘散沙,决策高度分散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将充分发挥。

    纯粹就经济形式言,自然经济符合"朕"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基本单位小,生产规模小,商品交换小,几乎自给自足,有利于全社会注目礼福利的提升。这一点决定了:在"朕"的天下,经济上必须大力打击商业投机,乃至一切流动性投机!

    说到底,商业就是流寇作业,它依赖交通,利用信息不对称,导致人员聚集,带来专业化,促进社会组织化。在这一点上,商业与纯粹的起哄并无二致。尽管能够提高非注目礼方面吃喝玩乐的福利,但商业降低社会总体的注目礼福利,这一点毫无疑问。

    正因为如此,始皇帝一统天下后,迫不及待地打击商业投机。琅邪台的刻石言之凿凿:"皇帝之功,劝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刻碑纪功是第三年的事,在一统天下的当年,始皇帝就已经大打出手,"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公元前214年,始皇帝还曾经把商人与罪犯一起流放到南北边疆,守五岭,修长城。

    应该不是始皇帝冲动,抑或对商人抱有成见。事实上,"重农抑商"为历朝历代所取,称得上中华基本经济制度。汉高祖刘邦是反秦出身的,对秦朝之弊应该有切身之感,但重农抑商比始皇帝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平准书》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意思是说,商人穿好一点衣,坐好一点车,都得苛重税。明太祖朱元璋更是不折不扣,在重农抑商上严刑峻法:"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也规定对商人的身份歧视:"农民之家止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穿绢布。"

    重农抑商一直延续至清,雍正皇帝曾明确表示:"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并以"海禁"阻止对外贸易,"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在外通商或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

    在解释为什么重农抑商时,首先当然是因为粮食生产,天下无粮不稳。但一般更多谈论的是商多机巧。这应该属实,不能见别人之未见,利润从哪里来呢?在介绍战国时期大商人吕不韦时,太史公就特意提到"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但人因为务农就变得更加高尚吗?

    真实的原因应该在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都是分散的,而商业是"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社会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甚至出现大的力量中心,比如富甲一方的豪强和人口云集的都会,容易聚众滋事,使"朕"的统治成本走高。雍正提到这一点,对于设厂开矿,直言"断不可行",原因在于厂矿使人聚集,容易滋事。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业导致社会分化,尽管商业并没有直接以力服人,但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商业本质上属于以力服人的注目礼争夺战(参见前文P),最容易导致贫富分化。在农业文明下,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集中度是贫富分化的重要指标。

    从历史经验看,中华历代王朝的寿命主要是取决于后一点,即不是因为组织化程度高的工商阶层造反,而恰恰是因为一盘散沙的农民发动起义。要害也正于土地的集中,王朝的稳定是因为抑商制豪强,土地相对分散;王朝的倾覆是因为社会分化失去控制,土地越来越集中,失去土地的游民越来越多,随时成为起哄的火药。

    抑商,也包括抑制技术的发展,实质上不都是抑制集中吗?重农本质上不正是因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高度分散吗?土地高度集中,实质上打破了一盘散沙的社会结构,导致原本一盘散沙的农民不得不聚集,是"朕"必须严防死守的底线;要不然,就完全偏离重农抑商的初衷。

    正因为长期的重农抑商,中华大地难有工商文明的成长,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当英国人前来请求通商时,首先是"朕"不需要,老子天下共主,跟你通什么商呢?正如乾隆皇帝答复英帝国国王乔治三世所说:"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其次是民众也不需要,自然经济,自给自足,该有的都有了——这可能正是英国乃至欧洲对中华的贸易一直逆差的重要原因,通过输出丝绸、茶叶和瓷器,当时大量的白银流向清朝,欧洲人于是干起了罪恶的鸦片生意。

    览诸中西历史,甚至全部的世界史,特别是读到近现代的西方崛起后,时人常常"天生我材",霹雳一声问:为何工商文明或资本主义只在欧洲、不在中华、也不世界别的地方萌芽成长呢?随之而来的又是一番唾沫纷飞,或曰地理因素,或曰人种作用,或曰文化作祟,或曰宗教决定,莫衷一是——独独没有设身处地,不知"朕"心所求!

    一言以蔽之,重农抑商是"朕"一统天下后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怎么说呢?不管多么英明,任何人当时君临天下,长久来看,都一样要重农抑商。对商业的抑制自古皆然,四海皆然,耶稣基督明确告诫:"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进一步说,就是未来全球一统,人类最高当局也得打击流动性投机。

    天地万物皆有主,整个天下亦得有主。欧洲之所以发展出工商文明乃至资本主义,原因只在于整个欧洲产权人不清晰,长期以来处于无主的未统一状态,各起哄组织大搞宏观窝里斗,最后把全世界拉下浊水——呜呼哀哉!

   [链接]

秦为什么先重商而后抑商

    应该说,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对技术的抑制是无意识的,虽然不遗余力销毁暴力工具,但却大力"治驰道"。《汉书·贾山传》有载:"秦为驰道於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可见当时交通之发达,目的有二:一为天子巡游天下,一为军事服务。显而易见,始皇帝的初衷是维护天下一统,而不知发达的交通构成一把双刃剑,也可能为人所用,动摇天下。

    但始皇帝的重农抑商是高度自觉的,证据就是:兼并六国之前,虽然早在商鞅变法就提出重农抑商,但现实上秦国高度重商——太史公有记:"及秦文、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武、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意思是说,秦国历代君王大力支持商业的发展。

    始皇帝本人也不例外,太史公提到:"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什么意思呢?秦始皇表彰了巴蜀之地一个经营丹砂的有钱寡妇,她的名字叫清。同受表扬的还有一个搞畜牧业的乌氏倮,被始皇帝赐予同大臣一并朝请的待遇。这不都是重商吗?在手工业中,秦国很早就搞起标准化生产,亦是重商的明证。

    重商是秦国不得不的必然选择,如果不重商,国不足以富,兵不足以强,怎么征服别国呢?正由于宏观窝里斗,"落后就要挨打",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竞相重商,可能构成中华历史上最重商的阶段。当时涌出一大批商业中心,《盐铁论》载:"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

    当时也涌出一大批商人,从《史记·货殖列传》看,至少有周人白圭、师史,鲁人猗顿、曹邴氏,赵人郭纵、卓氏,齐人刁闲,魏人孔氏。有一些富商巨贾的实力几乎与国君不相上下,就像今天的比尔·盖茨一样,管仲称之为"中一国而二君二主也"。孔子的学生子贡和始皇帝的"仲父"吕不韦不都是大商人吗?

    准确地讲,在一统天下前,秦是重农也重商的。后来之所以抑商,正在于天下一统后,重商已不再是"朕"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不得不抑也。

 

 

发件人:"x8b8x8" <x8b8x8@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10-13 16:25:2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投稿

评农村土地私有化

南京财经学院WTO研究中心  卢映西

2008年10月13日

  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前,有些媒体就为农村土地私有化造势,说什么“农民获得承包土地产权的流转权,虽然只是渐进式改革中土地产权制度变革中的一小步,但却这是迈向新的发展历史阶段、奠定未来三十年持续增长与繁荣的一大步,是伟大的一小步。”(《伟大的一小步:承包地流转权改革》,2008年10月07日,南方网)调门之高,令人咋舌。

  现在全会已经开过了,公报的表述只是“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就是说土地政策还是以稳定为主,并没有迈开某些知识精英们期盼的全面推行土地自由流转那“伟大的一小步”,说明中央领导层还是清醒的。土地自由流转是否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完全可以先试点,由实践来回答,急什么?

  但精英们仍在喋喋不休。今天看到陈志武先生的《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不得不感叹精英们的忽悠本事又有长进了,不上“春晚”真对不起观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他没告诉大家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只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正如“农村土地集体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一样。要理解这一点,只需考察一下农产品市场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讲到完全竞争市场时,总喜欢拿农产品市场来举例,因为只有农产品的营销最接近完全竞争。教科书轻飘飘地说,完全竞争市场的平均利润为零。那么,一个处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经营者的处境就是:累死累活最多只能混个温饱,稍不留神就会破产倒闭。这正是目前三农问题的真实写照。我们看到,最近猪肉价格刚刚回落了一点,经营者马上就面临亏本压力了。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有一个基本规律:谁落在完全竞争市场中,谁的处境就最糟糕。(西方主流经济学却把这种置人于最糟境地的完全竞争市场视为市场的理想状态,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经济学只是毫无人文关怀的伪科学。)已经处于最糟境地的农业,再怎么折腾也不会更糟了,采用小岗村模式抑或南街村模式都一样,所以说前面的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废话。

  可是陈志武先生还在继续忽悠:“看看今天成功的国家里,有哪个是以公有制成功的呢?答案不言自明。”这就有点睁眼说瞎话了。我们看到,今天发达国家农业的成功,关键早已不在所有制,而在于政府的高额补贴,高到养一头牛每天得到2.2美元的补贴的程度--世界上最穷的12亿人每人每天的开支还不到这个数。设想一下,有这样高的补贴,私有公有还重要吗?要是陈先生在美国竞选总统,他敢提出取消农业补贴的政纲吗?我们一些留学国外的知识精英,明知自己忽悠不了美国人民,只好来忽悠自己的同胞,他们就是这样“爱”国的!

  善良的人们,常常只诟病某些知识精英鼓吹“全盘西化”,其实那是抬举了他们。他们所鼓吹的,实际上只是“片面西化”,只把早被马克思严厉批判过的资本主义破烂介绍进来,而对在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针对自由市场弊病的矫正措施(例如社会保障和农业补贴)闭口不谈。他们高唱市场经济就是好、私有制就是好,却不告诉我们现在满世界都是混合经济。我们不妨也学着陈先生的口气问一句:看看今天成功的国家里,有哪个是以单纯市场经济成功的呢?

  答案同样不言自明。

    附文:

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  陈志武

2008年10月13日

  目前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是先画了几个不可碰的“圈圈”:政治组织对农村的绝对领导、土地公有制、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不能合一,并且土地不可兼并转让。如果这四个圈圈不可碰,那么不要说找农村发展专家,即使叫上帝来给中国三农问题出主意,他也可能无能为力。

  现在讨论农村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时,大家都喜欢以“如果这样做,会不会出问题?”来判断方案的可不可取,所以,也总拿不存在的“十全十美”的方案作为参照的对象。

  土地私有后会不会有问题?当然会有,但是不是比现在的局面更糟糕?各国的私有制经验证明——不会。现在的事实是,在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度下,土地照样在转为非农用途,在此过程中权力和资本获益最多。

  相比之下,如果土地私有,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权,是交易的主体方,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收益是,农民会更富有了;其制度成本是,那些掌权者少了捞钱、捞权的基础。

  我自己家还在湖南农村,有哥哥弟弟在那里务农。我们不能再拿农民去试验什么“第三条道路”,而应该在世界各国已经试验过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选择一种。看看今天成功的国家里,有哪个是以公有制成功的呢?答案不言自明。

  有些“圈圈”应该碰目前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是先画了几个不可碰的“圈圈”:政治组织对农村的绝对领导、土地公有制、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不能合一,并且土地不可兼并转让。

  如果这四个圈圈不可碰,那么不要说找农村发展专家,即使叫上帝来给中国三农问题出主意,他也可能无能为力。这就好像去找最好的救命医生,同时又先规定这些医生不能用哪些能救命的药方与药品。甚至说,“他们大多数不是专家,只是十足的白痴!”我们反倒应该问问自己:是真的要解决农民的问题,还是只为了自己以及权贵的政治前途,借农民的话题为既得利益说说而已?

  联产承包制度的建立以及其成功恰恰说明一点:应该让农民个人的责任感尽量地发挥。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制度设计都要围绕这样的基本原则:农民自己比官员更会对自己负责,农民自己比官员更知道什么、以及怎样做,对自己、对后代更好。

  照这一理念继续走下去,下一步只能是把土地产权分回到家庭个人,这才可彻底发挥出农民最自然的责任感。也可以让农民自愿、自发地形成以家族、宗族为基础的经济自助体,也可让他们自发“计划生育”等等。如果没有土地产权私有,这些自发的行为都很难。相反地,以生育为例,现在的制度反倒变相鼓励多生。我所了解的农民,谁都比官僚们更负责任、更为自己的后代着想。

  如果不通过土地私有等改革尽最大可能发挥农民自然的责任感,让个人的空间尽可能达到最大,那么农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事事靠国家,也只能事事怪国家。

  与此同时,农民只是官方指令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只能听命于官的安排,也任由官的摆布。一方面我们说官员的权力太大、太不受约束,另一方面又把对农民最要命的东西——土地权控制在官的手中,这让农民的腰怎么能挺得直?解决官员权力过大的最起码的办法,是减少他们手中能控制的资源,把土地权还给农民。

  十全十美、让每个农民都好的方案是等不到的。不能因为几个不负责任的农民,就要求所有负责任的农民都付出代价。

  制度问题严重有人说,上面的“几个圈圈都不存在‘不可碰’的假设,实际上这几个问题在80年代就开始碰了”,这可能是我与他们理解的重要差别之一,我讲的核心是对行政权力、对官员权力的实质性制约。而他们讲的“土地私有公有在学界有争论,但全国农村的实践没有什么争论”,“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统一,在80年代在很多县市就开始了”,以及“土地的兼并和转让在贵州进行了20年了”,这些都是一些“换汤不换药”的尝试。

  在政治组织对村、对基层的绝对领导没有改变之前,如果在这些尝试中问题不出现,那反倒奇怪了。

  这些实验都没有形成气候一点不令人吃惊。那么,为什么没有进一步在那“几个圈圈”上做文章呢?只要行政权力(官权)、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不受到实质性制约,那些“换汤不换药”的尝试,起初对改善农民收入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举例说,前些年在农村试验过的农村信用社,当时允许他们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去运作,政府放手不干预,这听起来不错。可是,当掌握大权的村长、乡长、村支部书记、乡支部书记开始写条子,要这些乡村信用社为其关系户提供贷款时,这些乡村信用社就不好办了。如果遵命就意味着不良贷款、信用社未来可能要垮;如果不遵命,信用社今后的存在资格可能要泡汤。

  这些权力当然还掌控着许多其他。只要这种权力结构还在,产权保护、合约权益保护、农民的致富空间都会非常有限。什么做起来都是四不象。

  阻碍农民致富、阻碍农民享受公民待遇的障碍之一是现存的权力结构,而土地公有不仅没削弱官权,反而加强了,使官权掌握了更多的物质基础。如果是这样,减弱官权的答案之一,不就是把土地权还给农民自己吗?

  如果有些农民选择把地卖掉然后进城生活,这又有什么错呢?如果我们真的在为他们的权益与福利而努力的话,那么看到他们境况的改进理所当然是令人高兴的。有人可能会说这对留在农村的人不公。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一方面留在农村的人可以有更高的人均耕地面积,他们的生产力可以提高,有利于其生产效率的改进;另一方面这些农民也有权选择把地卖掉进城。要知道,改变中国农民收入的必然出路只能是让相当多的农民进城,改为非农。

  道理很简单,人们对食物的需求是不会因农业的增长而增长,但非农需求却无止境,新的技术创造新需求。因此,如果农民选择把地卖掉进城生活,我们应该恭喜他们,那才是我们为他们做了一件好事。

  因此,不能再保留维护行政权力、维护城乡和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维护城乡和地区间发展机会不平等的公有产权基础了,“还产于民”才对。

  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却是“乡村社会的官权过剩,民间权力衰落”。导致这种局面又是由于两方面原因: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所有财产(包括土地)公有。

  有一点是显然的:在腐败盛行的社会里,规避腐败的首要方法是把腐败所能碰到的资源减到最小。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社会腐败盛行,同时你又把所有的资源和土地交给他们控制,那么没办法在世界上找到比这更糟糕的组合了。

  在中国农村,现在掌握在官权手里的资源有两大块:第一,公有的土地;第二,他们不受约束的行政摊派、各类名目的税费权力以及行政审批权。只要这两块还不变,农民的鼻子只能被官权牵着走,“还权于民”和“以民为本”都不可能。

  上面讲的第一块资源——公有土地——如果能通过土地私有,那么那些官权就少了牵着农民鼻子走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了。而土地又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就只能求着官权,就不会有“还权于民”。有了“还产于民”才会有“还权于民”。但如果像在一些地方试验的那样,只有名义上的“私有产权”而同时行政权力不受制约的话,那么真正的“私有产权”会很难,因为行政权力可随时侵犯你的产权。

  因此,官权是问题中的最关键之处。这一点就涉及到政治与组织行政架构这个最关键之处。实际上,只要官员的权力结构不改变,任何意在制约官权的努力都难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尝试最终都难以成功的原因。因此,我个人认为,行政的领导权首先要退回到县这一级(就像中国历代皇权都到县一级为止一样),让乡村权力真正由农民选举的人担任。实现“乡镇自治”。

 

 

发件人:"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收件人: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10-11 21:17:3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与问题总结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与问题总结

——兼论建立中国的改革开放学、迎接新改革开放时代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一、中国近代现代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

    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是改革与反改革、开放与反开放的历史。

    1840年,清朝封闭的国门虽然被坚船利炮打开,但是中国仍然有一股超强的力量试图闭关锁国,致使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国门时开时闭,中国人民的命运时沉时浮——太平天国虽然引进了洋教,但总体上仍然排外;第二次鸦片战争,爱国与愚昧并存;洋务运动,试图微启国门,进行经济领域的开放,但不进行政治领域的改革,直到甲午战争宣告了这种机会主义开放的失败;1898年戊戌变法,试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被腐朽的清朝统治者镇压了;1899-1900年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要消灭一切西方科学文明在中国的痕迹,拔电杆,毁铁路,烧学校,同时为慈禧太后所利用,杀戮全国各地的维新志士和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有的人仅仅因为身上有火柴(过去叫洋火)、钢笔就被杀戮或全家被斩。

    1901-1911清末新政,慈禧太后不得不进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改革,确立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经济自由、司法独立、军队独立等原则,制定了刑律、民律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公司律、破产律等,在《钦定宪法大纲》中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保障私有财产和臣民权利,可以说此时的慈禧太后不但采纳了她所镇压的康有为梁启超当年提出的全部主张,而且无论言行比起康梁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慈禧太后俨然成了激进的改革家,可惜此时政治改革为时已晚,改革的步伐赶不上革命的步伐,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再次宣誓对外开放;不久,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洋政府成立,中国虽然有所倒退,但基本上仍然遵循了清末新政的开放道路,尤其是北洋时期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后来国民党北伐成功,开始以党治国,自由的环境有所收缩,但在从1928至1937年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创造了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而后,日本人大规模侵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盖过了开放与发展;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确立了宪政原则,宪法中写入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权力分立与制约、司法监察独立超越党派、保护公民权利等内容,可惜随之而来的内战硝烟吞没了美好的宪政憧憬。

    1978年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新生的开始。在经历了一二百年改革与反改革、开放与反开放的流血斗争与开闭循环之后,中国人民又开始走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但现代化之路注定是不平坦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积累了严峻的社会问题。

二、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

    1、经济建设成就斐然。

    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4.66万亿元,居世界第四位;GDP约占世界的5.5%,而1978年时中国GDP仅为世界的1.8%,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低(据著名经济学家Angus Madison《中国长期经济运行》(1998年)一书,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32.4%,居世界第一位,1890年降为13.2%,1919年降为9.1%,1952年降为5.2%,1978年降为5.0%,改革开放后1995年上升为11%)。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的份额不足1%,而今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已经提高到8%以上,中国成为世界第三的制造业大国(据《2007-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

    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如果加上税外收费,高达9~10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17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超过1.5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而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1989年时也只有55.5亿美元。

    中国的钢铁产量居世界第一;2005年2月,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突破年产2亿吨钢铁的生产大国;中国的水泥产量和煤产量世界第一,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中国电视机、电冰箱、DVD、空调、摩托车、手机、钢琴、化肥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一产磷国、第一铜消费国、第一机床消费市场、第一家具出口国、第一电话用户与互联网用户国家、第一鞋类与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造船国,集装箱制造业占世界的70%;中国城市的高楼数量居世界第一;中国粮食、果蔬、肉类、棉花产量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一渔业大国、养羊大国。
中国在航天、高铁、水电站、核电站、运载火箭、核武器、高性能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超级杂交水稻等方面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2、社会生活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5年41.8%(“2005年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数据,北京晚报2005年09月14日)、2006年的43.9%(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09月27日)、2007年的44.9%(2008年07月21日 13:40:04 中财网),近30年向城市转移了4至5亿人;目前,平均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000多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00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元。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事业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或一定的成就。目前,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博士生数量世界第一、大中小学生数量世界第一;政府先后在农村和城市推广了免费义务教育,2007年又开始实施师范大学生免费教育试点。中国在实现教育公平上迈出了第一步。

    中国医生数量世界第一;国家规划免疫预防的疾病由7种扩大到15种,对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重大传染病患者实施免费救治;国家安排资金改造和新建1.88万所乡镇卫生院、786所县医院、285所县中医院和534所县妇幼保健院,为1.17万个乡镇卫生院配置了医疗设备;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2007年世界卫生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人男女寿命分别达到71岁和74岁,比1978年提高了4岁多。
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取得了进展。2006年参加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1.293亿、1.405亿和1.035亿(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09月27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 2007年在全国农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万农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和每人每天支出1美元的国际贫困(赤贫)线标准,1978年,中国贫困人口6.24亿,到2003年降至2.2亿。另据世界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07年中国贫困人口1.35亿人,占人口比例10%。

    3、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缺乏基本自由,只能奉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户籍制度、票证制度、计划经济制度把人民牢牢地束缚起来了;那时没有法治,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更不能保护平民百姓,如“四清”运动迫害死亡77560人;文革迫害死亡773万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逐渐获得了经济自由、以及部分的政治自由、社会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绝大多数国民的公民权利获得保障;中国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民主政治有所进展,最高领袖的个人独裁已经让位于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事业在曲折中前行,物权法、监督法、行政许可法、反垄断法等得以实施;新闻媒体摆脱了全盘歌功颂德的局面,舆论监督、网络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大;人大、司法、监察、审计等的独立作用越来越明显。

三、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问题。

    1、政府与政治体制问题。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公权力失控,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约束政府和官员,以至于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特权利益集团,严重地阻碍了公民社会、法治国家的建立。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应付经济搞活、人员流动、言论放开的局面,保证社会的稳定,同时,为了以政府之手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最高当局自然选择了建立大政府、强政府的模式。然而,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小政府、有限政府、适度政府,要求政府不错位、不缺位、不越位,要求公权力退出微观经济、退出市场,履行宏观调控、提供公共产品、建立社会保障、保卫产权等职能,否则会导致“政府失败”——政府的寻租活动,官员的腐败;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官员不断地扩大支配资金的规模;政府机构工作的低效率,政府职责的推卸。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伴随着两个相反的运动——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政治思维的僵化、政府的大规模化。

    一方面,公权力大肆地介入市场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三级政府(中央——省——县,那时的地区行署、人民公社只是省政府、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规模很小)发展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五级政府(中央——省——市——县——乡镇)或五级半政府(加上村委会半级政府);各级政府的部门迅速增加,虽经过历次“精简”,但机构越减越多,编外机构更是如恶性肿瘤一般繁衍。前审计长李金华曾经指出:国家审计署调查了31个部委,每个部委除了下面的几十个司局之外平均还有163个自行设置的非国家编制的机构;目前中国的县市一般设有80至120个编内机构,另外有数不清的临时机构和事业单位。譬如某县级市人口40万人,城市人口不到25万,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可该市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就有88个,加上四大班子,共92个。领导干部正职92人,副职279人。其建设局下辖16个单位,园林管理处就有约200人,仅一个直径不到一华里的公园就有职工150人;自来水公司有约200多人。其教育局现有正副局长9人,设教育督导室、纪检组、工会、办公室、人事股、计财股、普教股、成教股、职教股、招生办、教研室、电化器材室、师训股、法制股等14个股,机关员工百余人。其水利电力局共有干部90多人,下属单位9个,员工一千多人。

    目前中国公务人员(包括公务员、民主党派、工妇青群、编外人员、没有市场化的事业单位人员——发达国家没有“事业单位”,每个单位要么是政府机构,要么是市场主体)总数在6000万人左右,并且每年还在以至少100万人的速度增加;零点公司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指导下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显示,近7成的民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分析,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30日)。

    政府的超级规模化并没有起到强化社会控制的效果,恰恰相反,由于存在严重的政府失败和官员的败德行为,导致中国的“软政权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法不依,执法犯法”;各级政府的权威性、公正性受到了空前的质疑;地方政府信用不断降低,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增长;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有数据表明,2006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八万起。可见,那种认为大政府可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

    中国一方面,公权力如癌症一般大肆扩张,另一方面,公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与监督。长期以来,为了批判与抵制发达国家政治的“三权分立”,有关方面以至于违背人类文明的“权力必须分立、制衡”的原则,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全部集中于一人或者少数人手上,形成同体监督、自我监督的荒谬机制。各个地方的司法、检察、监察、反贪、审计、新闻等都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媒体皆为各级政府所控制,往往成为自我美化、逃避问责的工具。由于迟迟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权制度及由特权引发的腐败问题、民生问题、行政性垄断问题、弱势群体问题成为当今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特权制度表现为:特权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歌星、方丈、道观佛寺都被划定了等级,享受相应的特权待遇。

    特权财政制度——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25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87倍;据2006年10月31日人民网等消息:2004年,我国一年的公款吃喝达3700亿元,相当于“吃”掉了全民义务教育经费;公车消费4085亿元,相当于“碾”掉了我国大多数人的医疗、养老费用;公费出国消费3000亿元,相当于“游”掉了我国10年的低保资金。每年公款浪费的总开销可以建7、8个三峡工程。

    特权司法制度——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违宪违法的官员特权——法外关押老百姓的劳动教养制度一直不被废除。

    特权文化制度——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平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了踪影,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2、社会与公民权利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通过户籍制度、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证制度(粮票等)把人民牢牢地束缚在居住地,几乎不存在自发的人口流动。改革开放之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证制度逐渐松动或瓦解,但是户籍制度依然故我,几乎没有进行过全局性的实质性的改革。由此,如今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而且隔离型的户籍制度,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割裂开来,按照特权、等级、排序进行治理,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时损害另一部分人的权益。源头上的不公正日益成为仇恨、犯罪的渊薮。
现实中国的不和谐——特权、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市差距、身份歧视、省籍歧视、就业歧视、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血汗工厂、农村贫困、城市犯罪、同命不同价、打工子弟学校、高考分数线差异,基本上都与户籍制度有关。

    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完全相悖离、相冲突,成为“三农”问题的祸根,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户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市可以无限度地榨取农村的财富、富裕地区可以无限度地掠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而无须负责外地人的社会负担,不用考虑外地人的医疗、工伤、养老、子女教育问题,地方政府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也不包括外地人在内。有专家统计,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是1.9万元,全国有2亿农民工,每年创造的财富为3至4万亿人民币;另据统计,由于国有银行不给农民贷款,农村邮政储蓄也只存不贷,因此,农村每年向城市流出6000亿人民币,进一步维持了城市的繁荣。可以说,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放任农村越来越贫困为代价的。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像西欧,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可能解决。

    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很多人回避或者从来不敢正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以及对自由迁徙权的限制所带来的危害,好像在中国,人口多,人民的迁徙权利就要受到控制,存在即合理。当中国社会出现种种不公平的事件时,人们只是震惊、气愤于地方政府或者某个领导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没有人性。例如孙志刚事件,虽然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但其背后的根源——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歧视制度却纹丝不动。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祟,虽然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但他们被看作外地人,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法制晚报》,2007年4月26日)

    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发展为现在的7:3。中国的教育与学术如今也处处渗透了官本位特权和经济利益。教育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术垃圾化、教师商业化正污染着中国学子的心灵。北大物理系55年来培养了22位院士,其中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而且,中国的医疗及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按照户籍和特权等级排序的。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离退休高干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元。

    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占79.1%。零点公司2005年在全国7个城市、7个省的乡镇以及农村的调查结果是: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占65.7%。由此推算,全国约8.45亿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在国务院新闻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中国农村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约1分钱。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但是,中国数亿农民至今没有可靠的养老保障,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民早在三四十年前就能领到退休金(养老金)。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没有树立社会正义、公平思想,没有“正义压倒一切”的理念,相反,奉行“稳定压倒一切” 的错误指导思想,一些官员以社会稳定为借口,剥夺当地人民的话语权、谈判权、参与权、管理权、组织权、投票权、抗议权,导致弱势群体不断扩大,社会道德沉沦,群体性事件频发,最终难以维护社会稳定。

    3、经济问题。

    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是特权与垄断。特权市场经济酿成了腐败市场经济、不公平市场经济、不道德市场经济的后果,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过度垄断造成了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激化。

    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祸害。越多的特权垄断的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就越没有希望。目前,中国的垄断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大企业资产利润率的1/10~1/100。垄断国有企业的高成本、低效益极大地损害了国民的福利。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据《南风窗》2006.1.1报道:国电公司等以不提供输电通道等为要挟,对地方水电上划、代管,地方电力资产被低价甚至零价格收购,乡村小水电被无偿移交,不准地方发电自用,只准发电后低价上网高价买回,上网下网的价格差有时能达10倍以上,地方一年损失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电力垄断已经严重地侵犯了老少边穷地区的合法利益,地方上再也没有了发展小水电的积极性了。中国国电、南方电网在特权垄断、电费普遍上涨的情况下,每年只有200多亿的微薄利润,资产回报率仅有1%,而发达国家乃至巴西的电力企业资产回报率也在9~11%。据南方都市报2004.6.27报道:国家电力公司一次内部干部会议,3天的会议花了304万元,平均每人每天8000多元。一个已经倒闭的电厂抄表工年收入10万元,而他做的工作仅为每天抄4次电表。

    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来自于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了外国人。

    中石化2005年实现净利润395.58亿元,另外还获得中央财政补贴100亿元,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

    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消费者每多支出1元的粮油成本,农民得到的好处不足0.15元,而中储粮等特权企业赚去了0.85元以上。

    据钟伟等人的《中国金融总体风险评估报告》:2002年,中国工商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为0.13%,农业银行为0.01%,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为0.14%,而花旗银行为1.5%,汇丰银行为1.77%。中国国有银行的利润率不及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10~1/100。2002年,中国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5.37%,如果使用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法”,不良贷款率估计在35~40%。这还是在1998年财政向四大国有银行注资2700亿元,1999年通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2003年向银行注资450亿美元之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3.27%,花旗银行2.7%,汇丰银行3%,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国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在6%以内,也就是说,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0倍以上。

    另据《法制日报》2006年11月30日报道,目前中国各银行仅车贷呆坏账就达1000多亿,有的骗贷者从银行骗取汽车消费贷款29笔,共计2000余万元,大多数都是内外勾结作案。29次骗贷竟然成功,并不能以银行内控制度不严密来解释,只能说明国有、官本位体制的丑陋本性。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刘金宝,在担任上海分行行长时,一年的交际费就达1个亿,其车队由10辆奔驰车组成,经他批出的贷款坏账高达960多亿元。

    另据报道:美国上市公司每年派发红利大大超过从股市中的融资额,而中国上市公司大多不派发红利,上市公司的利润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10--1/100。由于中国股市是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而建立的,十几年来,上千家国有企业得救了,但数千万股民90%多赔得血本无归,损失数万亿元。美国安然公司丑闻曝光后,在特定时期购进安然股票者可获得总额近40亿美元的赔偿,可是中国至今不允许股民集体诉讼、消费者集体诉讼、环境受害者集体诉讼。

    特权垄断也使得中国沦为世界的打工崽。由于国有大银行不屑于为小企业服务,不给小企业贷款,而能够为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私人银行又不允许存在,加上小企业没有技术创新能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税赋之重居世界第二,企业的利润率微薄,没有资金投入到研发之中,因此,中国只能成为世界廉价的加工业基地,小企业无法发展壮大。据报道:美国拥有中小银行7000余家,欧盟也有社区银行等8000余家,而中国的金融业被特权势力所垄断。所以,中国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垄断国企进入了世界500强,使得国民福利受损,另一方面是漫山遍野的小企业,整个珠江三角洲上百万个企业的产值之和也仅相当于一个跨国大公司的产值。

    特权垄断还造成了新农村建设的失败。农民应当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目前由于金融垄断,农村处于金融真空的状态,国有大银行不愿意也不可能为农民贷款,农村的土地、宅基地由于是集体所有,不能够抵押,承包的土地也不能改变用途,所以,农民已经没有了创业的可能。新农村建设只能沦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台湾有农会,农会有信用部,信用部可以给农民贷款;美国有信用合作社11500家,可是中国目前有谁给农民贷款?农村合作信用社也产权不清,坏账率达56%,而且一直为地方政府所控制。农民已经无法在农村创业,只能流落到城市,成为苦力和打工崽。

    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然而,这个数据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如果把福利、补贴等因素考虑进去,一般估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6倍左右。

    世界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法得出结论:2007年,中国赤贫人口达1.35亿人,占人口比例10%;贫困人口4.3亿人,占人口比例约32% 。而且,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赤贫人口的收入不是提高了,反而是降低了,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

    2001年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就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了0.459。按照以往每年递增0.1个百分点的速度测算,以及根据《中国经济周刊》、人民网的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的危险值;中国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之比)竟高达33倍(《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6月26日),而发达国家仅8~9倍。

    4、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底座,不可恢复的生态环境破坏等于是断了子孙后代的活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唯经济主义的指导思想,不惜破坏人民的生存基础和生态环境,以谋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提高。

    2007年中国环境绿皮书指出:中国的生态环境“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特别是大江南北,非旱即涝;长城内外,沙暴连连。现有森林系统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和服务功能,正是因为质量最高的原始林被大量采伐并转化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而天然次生林又屡遭破坏,大面积人工化和单一化,加之森林总体数量不足,分布不均,因此无法有效地遏制住全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灾害愈演愈烈的势头。

    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16个。中国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10倍。据研究,空气污染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8%,相当于广东和上海GDP的总和。 另一个数据是,到2020年,中国仅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

    2005年1月,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对外发布。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以38.6分名列第133位,即倒数第14位。在2002年第一次发布该指数时,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29位,即倒数第13位。

    根据2005年3月4日发布的《中国环境危机》报告:目前火电厂是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大户,占到了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而我国每年因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千亿元;全国采煤沉陷区面积已达40万公顷,造成大量土地破坏和移民搬迁;全国1500多座煤矸石山,累计堆存30多亿吨,占地超过15万亩;全国74家重点钢铁企业,有18家建在直辖市或省会城市,34家建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中国还是粗放式的生产方式,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企业的高消耗、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高污染。我国钢铁每年多耗煤6000万吨,多产生90万顿SO2,60万吨烟尘;火力发电,每年多消耗5000万吨标准煤,多产生140万吨SO2,1500万吨烟尘。

    我国城市缺水的状况日趋严重,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质量有较大的下降,大面积的水污染已对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源构成严重的威胁。据我国七大水系重点评价河段统计,符合《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一、二类的仅占32.2%;78%的城市河段不宜作引用水源;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水污染加剧了水的供需矛盾,使经济受到巨大的损失,直接威胁到人民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一份报告表明,全国532条主要河流中,有436条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大江河流经的15个主要城市河段中,有13个河段水质严重污染。

    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目前已有62.3%的城市SO2年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由于SO2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续增加,我国酸雨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目前已覆盖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由于过度使用地力、超载过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研究表明,我国每年流失土壤超过50亿吨,相当于全国耕地每年刮掉1厘米厚的土层。80年代以后,沙漠化土地每年增加3400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失去一个中等大的县。

四、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

    作家狄更斯曾经这样描写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这是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个令人绝望的春天,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前面什么也没有,我们前面什么都有。” 狄更斯的哲言也正可以用来描写改革开放中的中国。

    从好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有上层的决心、全民的支持,也因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的路线与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创的法治;给人民带来了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以及初步的信仰自由;如今,宪政民主、权力分立制衡、独立监督、新闻自由、公民社会、民众问责、行政公开、阳光财产、民生财政、人权及公民权利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这就是我为什么主张设立改革开放纪念碑的原因。

    从坏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战略,没有理论,没有精心设计,没有失误矫正机制,除了经济之外也不主动学习发达国家的其他东西,所谓“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放任制度化的特权、腐败与道德堕落;尽管也反腐败,也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但都是治标不治本,鲜有从制度出发解决问题的,有关方面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反特权。

    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此复杂,好坏杂陈,良莠不齐,以至于我主张建立中国的“改革开放学”——区分好的改革开放、坏的改革开放,探索现实中的改革开放;分析改革开放的动力、阶段、步骤、条件、后果、困境、民意基础、合法性来源;探讨各个领域改革的得失、失误的原因,以及如何进一步地改革开放;总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成败与前苏联东欧历史上的改革教训;检讨影响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心理因素;研究改革开放带来的进步、出现的问题、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

    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有:

    1、破除教条,解放思想,大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个教条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并存的社会,那时一方面批判修正主义,奉行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否定理性科学的计划,肯定无法无天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大胆地拨乱反正,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导中国走上了与人类主流文明逐步接轨的现代化道路。

    2、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尊重实践,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好的做法。中国经济上的改革肇始于小岗村的分田到户,尔后地方与人民群众的创新一波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四川向阳乡率先给人民公社摘牌;深圳创业;海南改革;洋埔风波;浙江龙港农民城;乡镇企业;政企分开;企业改制;粮油户籍改革;温州模式;义乌小商品城;沿江沿边开放;上海浦东金融区;天津滨海新区的自费改革;重庆土地制度改革,等等,无不显示出中央政府对地方实践、对人民群众创新的尊重。

    3、必须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同时实行地方分权,兼顾社会稳定与社会活力。在没有联邦制与地方自治制度的中国,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庞大的中国社会不可能稳定、发展;同时,如果没有适当的地方分权,高度的集权制会扼杀地方的创新积极性、窒息社会的活力。

    4、百折不挠地推动法治国家建设,发展公民社会。中国自古是一个只有人治没有法治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法治往往会被人治所淹没,并被扭曲;因此,始终不渝地优先推进法治,显得难能可贵。从《人民法院组织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到《反洗钱法》《物权法》《行政许可法》《劳动合同法》《城乡规划法》《反垄断法》,中国从1979年到2007年,总共通过了400多件全国性的法律及关于法律的决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近8000件地方性法规。尽管这些法律的执行存在种种不如意之处,但是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仍然支撑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艰难成长,起到了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作用。

    5、渐进改革,稳妥开放,宏观调控拿捏有度。中国总体上走的是渐进改革之路,尽管社会为此付出了长期的转型成本,但是渐进道路仍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道路,避免了社会震荡与混乱;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的金融、资本、股市、银行、汇率、对外投资等都采取的是谨慎、稳妥的做法,成功地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及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在宏观调控方面已经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软着陆。

    6、发展民有经济,藏富于民。中国的改革主要是增量改革、体制外的改革,从增量逐渐逼近存量,从体制外逐渐逼近体制内。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通过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最终带动了国企的改革;目前,民营经济占到了GDP的65%、就业人数的80%和利税的50%,中国终于从国有经济一统天下转变成了民有市场经济。而只有民有市场经济才是健康的市场经济,才是藏富于民的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否则公有与市场的结合必定成为特权与腐败的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的教训有:

    1、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甚至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没有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可控民主,放任特权与垄断,导致吏治松弛,官德败坏,酿成严重的官商勾结、官僚主义、弱势群体等问题;没有建立权力分立制度,而是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交给同一个人(一把手)或同一个组织掌握,自我监督,必然造成严重的腐败、社会的不公正、社会道德的沦落;没有把各级人大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实现人民代表的专职化、专业化和自由选举,让人民代表拥有罢免弹劾官员、决定财政预算决算、进行重大决策的权利。

    2、没有重视司法独立与新闻监督;没有让法院、检察、反贪、审计、监察、信访等部门独立于行政,以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的权利救济、司法救济;没有废除违宪违法的劳动教养制度,致使法治国家的建设无法突破;没有逐步建立公民监督、司法监督、媒体监督的有效体系;也没有建立现代新闻制度,把媒体从各级官员的喉舌变为人民群众的喉舌。

    3、没有实行阳光财产与阳光财政制度;官员财产没有申报与公开、财政不透明、财政支出不科学不合理、财政预算没有经过各级人大的严格把关,致使腐败与“三公”消费、公共资金的浪费现象十分严重,行政开支巨大,民生支出过小。

    4、长期奉行唯经济主义的指导思想、唯GDP、唯招商引资、唯财政收入的政绩观,引导整个社会“一切向钱看”,没有致力于建立公平市场经济、道德市场经济,听任金融、保险、石油、有色金属、烟草、电力、电信、铁路等领域的国有垄断,致使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国民收入分配严重畸形化,形成住房、医疗、教育新的“三座大山”,民生问题日益突出,民营经济举步维艰,新农村建设陷于停滞,资源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

    5、在公民社会的建设方面没有进展,没有给予政策与法律的支持,民间自治组织、公益组织、慈善组织难以注册成立;“稳定压倒一切”的错误理念使得稳定也压倒了正义、压倒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社会道德从此江河日下;没有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没有废除歧视性的诸多法律、政策与制度,如没有废除二元户籍制度,没有在就业、失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实行公民平等的待遇。

    6、没有进行有效的文明重建、信仰重建、价值观重建,没有在民主、法治、正义、公平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建设,这样,不仅所谓的“精神文明建设”流于形式,而且官德日益堕落,地方政府没有信用可言,社会公德意识无法提高。

五、迎接“新改革开放”时代。

    虽然改革开放成就与问题同样突出、经验与教训刻骨铭心,但只要中国政府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勇于纠错,改正缺点,中国还是可能从目前的“反改革开放”时代过渡到“新改革开放”时代的。所谓“新改革开放”时代,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特权制度与权贵垄断、保障民权以改善民生、保障社会正义以弘扬道德、实行宪政社会主义的时代。

    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放开新闻监督、进行人大代表直选。放开新闻监督,包括放开网络言论监督,最容易做到,少管就行了,当然要进行新闻立法;媒体是社会公器,必须为公民服务,为弱势群体代言,即使加大媒体监督的力度,让人民群众说话、申冤,天也不会塌下来,相反,人民会更加信任政府。

    进行人大代表直选,实现人大代表的非官化、专职化,让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拥有罢免弹劾官员、审查财政预算决算、进行重大决策的权利,把各级人大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符合宪法,容易操作。

    制定《基层选举法》,规范村民自治,将选举逐渐推广到乡镇负责人直选;县级以上负责人由各级人大、党代会间接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由直选产生的人大代表以差额、无记名、秘密投票的方式间接选举产生,候选人来自各种方式的推选和获得100万人以上联名支持者,不搞全国性的直选。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启动法治国家的建设。确立权力分立制度,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赋予不同的机构和个人,从财政上、组织上确立法院、检察院、反贪、审计、监察、信访等部门的独立性。

    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等等。切实保障公民的话语权、生存权、迁徙权、组织权、罢工权、抗议权、选举权、参与管理权、平等谈判权、社会保障权、集体诉讼权、司法救济权;提高人民收入,确保劳动权益,改善民生现状,治理环境污染;确立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的“三免”制度,实行普遍农民养老金制度。

    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农村制度;实行土地的“三化”——资本化、规模化、合作社化;盘活农村土地,允许土地的转让、买卖、出租、入股、抵押贷款;实现土地承包权的永久化,以此解决农村的融资困境;以土地的资本化、规模化、合作社化实现土地的增值、农民议价能力的增强、农民收入的提高,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启动内需市场;同时,在全国、省、市、县、乡镇分别划定农业区、非农业区,在农业区,学习台湾的做法,涨价归公,土地转为非农用时一半充公,剩下的一半收取高额的土地增值税;对土地的买卖施以限制——必须在城市有工作、有住房;或者年老无人赡养,或者开发商解决其工作、住房和社会保障,这样,农民才能卖掉他的土地,因此,土地改革不会发生豪强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的状况。

    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确立社会正义优先、平等权利第一的理念,提高官德,弘扬公德;官德是官员的立身之本,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与良心。以后谁突破了官德底线,就将永远退出政坛,甚至受到法律的追究。通过约束官权,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官员以树立官德。

    总之,我主张实行宪政社会主义,确立宪法至上、有限政府、保护人权的宪政主义原则,兼顾宪政民主与社会稳定、法治分权与中央权威、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迎接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新改革开放时代。我相信新改革开放时代一定会到来,一定更加辉煌。

    (本文是作者2008年10月11日在北京三味书屋的演讲稿的一部分)

 

 

汇源果汁为何甘愿沦为经济“伪军”?

新政

2008年10月

一、中国新兴的三股力量

     中国新兴的三股力量:社会力量,网友,政治力量,中国的左翼政治力量,组织力量,胡温新政。

     最近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事件闹的沸沸扬扬,中国各种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都参与了讨论。最新兴的社会力量就是网友了,网友的政治立场基本是立足于基本的常识和民族感情,今年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这个社会力量开始崛起,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左右了舆论,配合了国家的战略,胡主席在人民网与网友的对话,也体现了现在新一代领导集体对这一股新的社会力量的重视和肯定,给一些所谓网络不可以作为政策参考的一些反人民的“精英”言论的行动上的反驳。

    中国新兴的政治力量就是中国的左翼政治力量,他不同于网民的社会力量在于这个政治力量的思想性更强,更有针对性,具备更加理性的思考,而且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组织性,这个政治力量是在共产党的范畴内,意思是说是共产党的组成部分,相对于背叛了人民的那些公仆和买办来讲。这个政治力量经过了文革后的低迷,经过了内外思想的整合,经过了建国后30年左的问题,以及30年右的问题的反思,这个政治力量变得更加成熟,再加上部分公仆背叛人民,背叛祖国,使得这个力量开始逐渐赢得人心,毛主席思想还是这个政治力量的指导思想,不过此时的毛泽东思想是经过了建国后一系列大的政治事件,经济事件,文化事件,社会事件之后,经过进一步反思和发展后的毛泽东思想,这里面也融合了胡主席的科学发展观等新的思想成分。这个政治力量是未来中国共产党重组发展的基础,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新的政治组织力量的崛起就是胡温新政了,胡温是代表亲民政府,一改过去激进的右倾改革路线,面对教育,医疗,住房这新的三座大山,胡主席提出了五有社会的设想,温总理亲民的形象给人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是这个新的政治组织的崛起,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国的社会矛盾,使得巨大的社会混乱没有出现。也许历史的发展不仅仅是巧合,这三股力量兴起的时间竟然都是在2003年左右,三股力量崛起的技术基础就是网络社会,信息社会的普及。

    在以前一篇《从五权理论看中国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里面提到网络的出现能够促进君权(中央集权)与民权的结合,而现在一些精英说要控制网络的本质是要决断中央集权与民权的联系,从而便于他们控制中央并最终架空中央,培养一个傀儡总书记。中央应该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只有中央与民权结合,这样中央才能不断的接受来自民间底层的声音和诉求,进而确定战略,调整策略,保证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这体现的是一种民为本的思想,而其他的部门是夹在民权与中央之间的,接受人民的监督,执行中央的命令,并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满足地方人民的需求。

    正是网络的出现,加剧了中国这三个新兴社会力量,政治力量,组织力量的崛起与连接。正如马克思说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的出现加剧了封建势力的衰败以及资产阶级的兴起,那么网络的出现也将加剧精英政治这个私有制社会的政治组织模式的没落,促进新的大众政治模式的崛起,而大众政治模式的雏形现在在中国已经出现,这个模式的社会力量是网民,政治力量是共产党的左翼政治力量,组织力量就是胡温新政。这三股力量借助网络迅速兴起发展,并借助网络,这三股力量将完成整合,形成未来中国崛起的雏形--大众政治模式(民权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从这一点讲,我相信胡锦涛主席将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以来,继毛主席,邓小平之后又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领导人,是继毛主席之后,又一个人民的红太阳,将改革开放的伟大路线推向前进,而习近平将会继承这条路线,成为这个模式的创立参与者和完善阶段的总设计师。

    今年2008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听说在国外神学界称今年是“中华元年”,他们鼓励全球华人发奋图强,承接上天赋予的伟大的历史使命。也许是巧合吧,今年真的很不寻常,年初的大雪预示着今年的多灾,火车相撞,物价膨胀,火炬事件,股市大跌,汶川地震,这一切都在考验这个历史上一直多灾多难的民族,考验着这个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国家,考验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有句话是多难兴邦,面对巨大的灾难,我们的人民没有被吓怕,表现的空前团结,这个团结直接导致了美国30年来对中国和平演变图谋的破产,因为我们的人民更团结了,缓和了官民关系。面对灾难,我们的中央政府表现的果断,睿智而且有能力,最大限度的减轻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改善了改革开放以来被损坏了的政府形象,一定程度延缓了中国社会矛盾总爆发的时间,为新的领导集体采取措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提供了难得的时间。而中国共产党左翼政治力量在国家面临外资入侵,经济殖民化威胁的关键时刻,他们一贯的主张开始被人民接受,被政府采纳,进而形成一个正反馈的形式,这样也促进了这三股力量的结合。从而使得今年成为的的确确的中华元年。

二、汇源为何甘愿沦为经济“伪军”?

    最近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事件无疑又给这个融合过程添了一点油,加了一把火。下面就此事件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先从朱礼新的背后动机说起。我个人觉得朱礼新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思考的:1.跨国集团的发展规律,2.中国政府的政策走向,3.汇源现在在中国市场以及世界市场的位置。不能说朱礼新不爱国,一个企业家首先考虑的是追求利润,是公司的正常运作,以及公司员工的福利。

    先说跨国集团的发展规律。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跨国垄断财团,这些财团之间编制成一个网络,控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经济的原料,运输,加工,技术研发,销售,渠道,服务,咨询等等各个方面。垄断财团的组织形式也符合现代信息化工业的发展趋势。交通,通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地球越来越少,使得大区域的经济活动的调节成为可能,加剧了经济活动社会化的程度,这样就需要一个稳定的体系组织一定区域内经济活动的进行,自由竞争的结果是最后形成实力比较强的财团控制了整个区域内某些领域的经济活动,这样区域内的协调,就防止了过度的投资造成生产过剩,进而引发经济危机。

    再一点这种大的垄断组织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为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复杂,旧的小规模的,小区域的资源的调配已经不能够完成一些高精尖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这样就需要具备雄厚资源的大区域协调的财团来完成这个过程,微型化,个性化,高附加值的产品的开发往往只有大区域协调的跨国公司才有能力完成,而且面对跨国公司已经布局完善的产业链条网络,小公司及时是发明出一些高精尖的技术或者产品,他们也因为缺少其他的诸如生产能力,销售渠道,服务体系,质量管理体系等等而无法迅速的冲破跨国公司的网络,这样小公司就无法迅速收回成本,进而被财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收购,被纳入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条网络。而且现在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先进的管理方法(例如资源管理方面的ERP体系,产品管理方面PDM,PLM系统,技术工程开发方面的PDT组织模式)使得跨国公司在保持巨大的规模的同时反映速度却一点也不慢,而且发达的信息交通网络能够迅速的把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资源纳入跨国公司的管理系统之下,例如我之前一直呼吁的跨国公司与台湾企业的结合是中国民族工业的灾难,因为跨国公司将台湾企业纳入其资源统合系统之下,然后台湾利用其与大陆同文同种的优势就能够整合利用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及其他资源,这样本来属于大陆企业的优势资源就被整合到了跨国公司的管理系统里面,我们民族工业在96年之后没有出现一个像样的品牌与此有很大的关系。而小企业面对跨国公司的扩张,只有在一些跨国公司不要的行业或者领域才会有生存的空间,但是一旦发展壮大,不是被打压,就是被收编,发展壮大的机会很少。

    再说中国的政策走向,现在社会各界普遍有一种观点,就是奥运会之后,中国的政策会有大的变动,但是变动的方向现在无法确定,这个涉及高层的博弈。一个可能就是中国政府改变之前的经济殖民化的方向,开始重视独立自主的发展自主科技,自主工业,自主的产业供应链的建设。一种可能就是中国会继续之前的开放战略,任外资侵略中国经济,击垮中国的本土工业。面对这两种可能,作为一个企业家,也面临一个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有机会风险,但是什么选择风险最小呢?我想朱礼新选择的现在大家看到的已经被广泛关注的收购事件。第一种可能下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饮料行业没有进入政府的视线,所以饮料行业被外资广泛入侵的可能比较大,而面对已经开始重视果汁行业的跨国集团---可口可乐,汇源果汁能行吗?面对中国曾经倒下的无数民族品牌,我们无法自信,也没有自信的理由,这样朱礼新就会认为加入可口可乐的供应链也许是风险最小的方法了,而且还能获得一大笔钱,这样他可以专注的做果汁的某一个环节,成为可口可乐主导的果汁产业链里前段的一个比较有话语权的供应商,成为经济伪军

    而如果第一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把果汁纳入了反对外资垄断的视野呢?可能政府就不会同意这个收购,可口可乐就不会得逞,而且是陪了夫人又折兵。一方面经过事件的操作,民众想起了以前消失的民族品牌,这样会更加的珍惜自己的民族品牌,以后会喝更多的汇源果汁,而可口可乐名声就会下降,会遭到有民族情绪的大部分中国人的抵制,不但果汁发展不好,碳酸饮料方面可能销量也会下降。另一方,中国政府会更加重视汇源果汁,各种优惠,扶持都会过来,汇源果汁将会获得一个良好的在国内发展的环境,很有可能政府还会支持其走向世界,发展成中国的可口可乐。如此看来,朱礼新说政府批不批他都高兴的话外之意应该就很清楚了,作为一个被动适应政策的企业家,他也实在不容易,大家就不要骂他不爱国了,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还有竞争对手,适当的风险管理是完全必要的,想到这里我相信,汇源果汁面临以前民族工业恶劣的发展环境能完好的成长起来绝不是偶然的事情。

    最后一个是汇源在中国市场以及世界市场的位置。汇源果汁我没有仔细的研究过,他好像是95年左右建立的,在国家对外资实行优惠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很年轻的企业。因为年轻,所以对待中国市场,汇源虽然占据了很高的市场份额,可是他离整合中国的果汁市场特别是饮料市场的位置仍然是很远,整个产业链他也仅仅是部分的控制了某些节点,某些重要的原材料还依赖进口。仅仅中国市场如此,那么世界市场就更不用说了,汇源可能连个边都没站上。而且果汁行业之前是跨国巨头不重视的行业,没有被纳入可口可乐的视野,所以在夹缝中汇源果汁逐渐发展壮大,现在销售额到了20多个亿,可是现在调查显示,果汁开始越来越受欢迎,这样可口可乐的爪子也开始伸向这里了,汇源国内市场还没有站稳脚跟,外边的敌人就进来了,这样汇源果汁何去何从,面对资金雄厚的可口可乐,以及已经倒下的无数中国本土可乐品牌,汇源现在即面临整合国内市场的任务,又面临走向世界的任务,但是20多亿人民币在可口可乐这个巨型航母下面就像个小木舟,根本不是在一个档次上竞争,而且在整个产业链的布局上,汇源果汁也没有形成与可口可乐竞争的势力,而且可口可乐背后的财团所控制的资源可能是汇源果汁无法想象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到了这个层次就不仅仅是产品与产品的竞争了。如果此时再缺少国家的政策支持(以前是常事),可能汇源果汁真的是命运堪忧。

    而此收购事件也给中国现在正在形成的网民,共产党左翼政治力量,胡温新政的结合提供了新的机遇,添了一把火,各种社会力量被调动起来,形成一定的舆论趋势,统一战线的模型开始显现,使得这种结合更加顺应天意民心,顺利历史发展的趋势。

    此事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中国国家控制下的垄断企业财团,并通过这些财团来完成对中国经济的整合,抵御外资企业的经济入侵,而建立这些财团运作这些财团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就是现在正在形成的网民,共产党左翼政治力量和胡温新政这三股社会力量,政治力量,组织力量的结合。

    大家都知道华为是中国发展得最成功的民族高科技企业,在通讯领域特别是通讯设备领域,中国的中兴,大唐,华为已经构成了一定的防御网络,这保证了中国的信息安全,然而这个网络太小,而且不完整,仅仅是一个领域。如果深入看,交换机需要的高质量,高性能芯片,电子零件,我们自己是否能生产?交换设计的关键技术我们是否掌握?生产交换机的设备我们自己能否生产?检测交换机的设备我们是否能生产?交换机的渠道方面,我们是否占优势?如此再延伸到其他电脑,手机,化工,机构,表面处理,信息服务,设备制造等等所有方面,我们发现,我们的经济实质上已经被控制在跨国公司的手中,而跨国公司为什么现在不动手打击中国的经济,打击华为,中兴,大唐呢?我个人觉得他们实在等待时机,他们怕打草惊蛇。他们等待的是完全控制中国粮食,食品的生产,加工,运输,仓储,销售,以及控制中国的银行之后,等中国经济没有完全的招架之力,等中央政府完全无力回天之后,再动手通过金融领域,食品领域入手全面打击中国,彻底控制中国。但是中国现在共产党左翼政治力量对美国的这个阴谋看得很清楚,对建立自主的工业链很迫切,而中国的网民在逐步的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之后,逐渐的和中国的共产党左翼政治力量站在一起,胡温新政,这个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央政府,在看到这样一种预期之后,也开始倾向中国共产党左翼政治力量。现在可口可乐对汇源的收购,让大家对跨国公司的阴谋看得更清楚了。

    那么中国新兴的三股力量的结合的历史合法性如何体现呢?社会发展方面无疑以前右倾路线帮了不少忙,只要纠正右倾的错误,自然就可以体现合法性,例如反腐败,重组共产党,重新教育改革,重新医疗改革,打压房价,提供廉价住房,加大社会保障。还有重要的一方面需要保证人民军队人民警察对人民的绝对忠诚,这方面可以通过思想渗透,统一战线解决一部分。

    合法性建设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经济领域,具体方面就是建立体现人民利益的,国家控制的垄断企业财团,完成对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整合,为了正常进行,可以必要时候把矛盾转移到外部,让外国企业成为垫脚石。这个方面之前的文章都有提到,特别是《解决经济问题是立党治国的基础》里面有提及。因为个人现在实在是才疏学浅,无法详细的叙述这个巨大的涉及中国百年国运的经济战略工程,也希望志同道合者能够一起在这方面为国家出谋划策,为政府分忧。

 

阅读资料:

买办误国:三座世界级金矿何以被贱卖给外资?

记者

2008-09-28

    我国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烂泥沟金矿、辽宁营口市盖县的猫岭金矿、云南东川播卡金矿,这三大金矿目前已探明储量均超过100吨,远景储量分别为150吨、300吨、400吨,被国土资源部称为“世界级金矿”。现三大金矿分别为澳大利亚的澳华黄金、加拿大的曼德罗矿业公司、加拿大的西南资源公司掌控,外方控股比例分别高达85%、79%、90%。资产流失估计在数十亿美元以上。

为什么被“贱卖”?

    这三大世界级金矿被外资控股的方式如出一辙:先是由中方相关地质勘查部门以采矿许可证和勘查许可证等为合作条件出资,对方以资金出资。如云南播卡金矿是加拿大西南资源公司与核工业西南地质209大队合作,在昆明成立中外合作企业云南金山矿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投资总额401万美元,注册资金301万美元,209地质大队以矿权为条件入股,西南资源公司以301万美元为条件。

    辽宁猫岭金矿,由加拿大曼德罗矿业公司于1999年与辽宁省地矿局下属的爱地公司签约,组建了合资公司辽宁天利矿业有限公司。辽宁地矿局以勘探开采权入股,占21%股份,曼德罗则以资金入股,占79%股份。

    烂泥沟金矿是贵州省地矿局于1978年发现的一座特大型金矿。2003年成立的中外合作企业贵州锦丰矿业有限公司,中方以“全部有效勘探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以及地质勘查和矿山生产所取得的成果、享有的各种权益等”,作为合作条件,占“合营公司”15%的股份;澳方则以“可行性研究”和项目开发所需的全部资金作为出资,占“合营公司”85%的股份。

    流失,以近期国际黄金每盎司800美元计算,100吨的储量约合美元28.2亿美元,即相当于150人民币。扣除外资的资本投入,外资在整个项目实施中的利润可以十亿美元计。

“资源无偿”观念造成贱卖金矿资源

    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常务副会长刘益康分析,我国多年实行矿产勘查和生产脱节的管理体制,造成矿山企业“资源无偿占有”的思维习惯,缺乏资源成本观念,是造成资源贱卖的直接原因。贵州、云南、辽宁等地多个储量过百吨的特大型金矿山,在合资中没有很好地计算黄金矿山本身的经济价值和投资预期增长价值,被外资低价控股。

“贱卖”被业内人士称为“傻瓜案例”

    据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司介绍,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烂泥沟金矿具有世界知名度,经十余个地勘单位长达14年的艰苦努力,至1992年勘探结束时提交资源量达60余吨。2004年以来补充勘探后,新增储量50吨,从而使矿区黄金储量达110吨,远景储量在150吨以上,成为世界级特大型金矿,其储量占黔西南州成矿片区金矿总量的42%。但这样一个储量已基本探明的世界级金矿山,中方与外方合作时居然仅占15%的股份。

    在贵州省的有关文件上,本刊记者看到,当地政府为了引资,对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税等,一免再免,实行“两免三减半再三减半”的所得税优惠、外商投资免地方所得税7年的优惠政策。就连水土流失防治费和补偿费的问题,也给予“对治理费……,通过验收合格可免予交纳”;对开采金矿每吨仅征收1至1.5元人民币的水土流失防治费,因“国家对此要求十分严格,不能免征”,但“考虑到该项目是外商引资项目,可按收费标准的下限执行”。如此种种,使黔西南州所拥有的这座特大型世界级金矿山,几乎相当于被“拱手相送”,国内一些业界人士称之为黄金业的“马关条约”。

影响和谐社会建设

    在国家对矿业缺少统一管理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尤其是西部地区争相降低引资门槛进行金矿等矿产资源开发,忽略资源成本、淡化当地百姓的长期受益等问题,可能会引发矿地矛盾尖锐、资源枯竭、环境恢复困难等问题,影响当地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得不偿失。在与国外合资的三大金矿中,贵州锦丰矿业经过几年建设,已于2007年4月16日投产。据介绍,该矿全部建成投产后将成为亚洲产量最大的金矿,可持续开采15年。同时,金矿开发与地方的管理矛盾也在尖锐化。早在2年前,黔西南州政府、全国人大代表等,就频频提出质疑,认为黄金生产企业成为税负极低、环境污染严重的暴利企业。

    记者调查时,黔西南州州长陈鸣明坦言,如果黄金开采留下的环境破坏和矿地矛盾等难以解决,不如不开采,留给子孙后代。云南东川播卡金矿目前仍处于勘探阶段,还未进入开采阶段。但记者在播卡高原采访时,当地村民普遍对金矿评价不高,认为该矿“请打手用武力压人、不管当地百姓死活”。

    据了解,由于中外双方观念的差异等,该矿曾与当地村民发生过激烈冲突并引发群体性事件,经协调,至今依然摩擦不断。尤其是随着金矿区勘探工作的不断深入,钻机布点增多,大量的钻土及道路修筑又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环境和水保问题,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不仅仅是矿业、黄金生产,在整个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中国也可以被当成是一个“傻瓜案例”了!

 

 

21世纪的中国:法治人权、自我认同和国际责任(1)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 教授 蔡定剑

2008年10月

    题要:本文通过阐述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社会变革和转型的背景,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使自我价值严重丧失。当社会精英和政治家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寻找自我的努力已经开始:是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价值?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向何处去,文中作了认真的分析。并对21世纪的中国如何实现法治人权和承担国际责任作了分析。

    “人们常常忘记孔子和苏格拉底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虽然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是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相同的理性、相同的人性、相同的认识、相同善恶观和相同克服非正义和强权的决心。” 

中国社会转型与失去自我

    1、社会转型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33759.5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五年前是居世界第六位,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约10.6%左右,五年增长了65.5%。[2]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成份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经过最初几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单一的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和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经济。公民是公有制经济下的单位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政府机构,或一个由政府控制的社会经济组织中。公民几乎没有私有财产,更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和自主性,没有职业选择的自由,没有独立的人格。公民都被固定在一个单位或地区,不可以自由流动。

    1978年改革开放,特别是在1992年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以后,中国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经历了正如梅因(Henry Maine)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变迁过程。

    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改革以前,中国实行的是国营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经过改革,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基本上都实行了私有化或股份制。中央政府只控制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到2006年底,中国大陆非公有制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达95.7%,从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数比例84.0%。[3] 就是说,中国的私营企业已经占绝对多数。

    1998年政府对城市居民实行住房私有化改革,使城市居民重新都有了自己的住房。并且不少人还有了自己的厂房、汽车或股票等私有财产。由于公务员实行全国的考试录用制和私营企业的自主招工,由此而带来了公民相对自由流动。尽管对人口管制的户口制度还存在,但是它对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和找工作的作用大大削弱。公民有了自己的住房,多数人不再在政府或受政府控制的机关工作,而是在私营机关工作、甚至是自由职业,从而获得了较大的独立人格和自由。

    中国的NGO发展迅速。改革前中国没有真正的NGO,所有的社会团体都是政府资助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民间组织38.1万个,其中社团20.7万个,比上年同期增长11.3%;民办非企业单位17.2万个,比上年同期增长8.2%;基金会1369个,比上年同期增长20.3%。[4] NGO组织作用发挥比较大的是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社区服务、劳动保护等领域。[5] 以上只是官方统计的登记在册的NGO数字,有人估计中国NGO总数达300万个,大量的NGO是没有在政府登记的。因为政府严格控制NGO,要求一定要挂靠在一个政府或企事业单位才可以登记。

    中国社会经济急剧变迁,使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不再是传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阶层,而是白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自由职业者等新兴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中国新社会阶层目前大约有5000万人,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并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新社会阶层人士涉及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他们不但与国内各阶层、各方面有密切接触,而且与国外组织和个人有广泛联系。[6] 随中共“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企业家和私营业主大量取代工农阶级进入政治代表机构。私营企业家更有力地影响着各级政府的政策。

    随着中国城市化,社区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城市里高楼取代了平房和四合院,乡里乡亲的熟人社会被陌生的社会关系所取代。人的精神世界感到孤独和异化,人际关系紧张而缺少信任,社会心理健康面临严重危机。德国著名学者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曾经指出,渴望与同类交往以逃避孤独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这就是想与自身之外的世界发生关系、逃避孤独的需求。感到完全的孤独会导致精神失常,正像身体的饥饿会导致死亡一样。”[7] 中国人心理的这一普遍危机状况令人堪忧。

    独立于政府的声音和力量的出现,他们主要是由公共知识分子、律师和市场化媒体的新闻从业者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以天下为已任”、“为民请命”的责任意识和历史传统,由于经济和组织上的更加自主,一部分知识分子关注社会问题,对政府和社会的腐败及不良行为进行批评,这些批评大多是借助市场化媒体[8]和网络进行。其中,互联网的出现则给许多中青年网民创造了相对自由、平等的公共空间,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发挥重大影响。在中国传统纸质媒体和广播电视受到控制的情况下,政府控制能力较弱的互联网在思想、信息交流和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因此,互联网在中国发展得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更成为公众讨论和社会批评的空间。

    2、社会矛盾凸显

    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是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从1992年以前,中国几乎没有成规模的私人企业家,发展到2007年,有 800位企业家平均财富为5.6亿美元,有75名企业家财富平均达到13.3亿美元,有13位企业家财富平均达到40亿美元。问题还不在财富的数量,而在财富增长的速度。这800位企业家过去一年的平均财富增加了100%,其中前50位企业家的平均财富去年增长200%。[9] 2007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中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富豪中,中国大陆有20人。这个数字2005年是2名,2006年是6名。[10]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的指标,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11] 中国贫富分化呈扩大态势已是不争的事实,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复杂而深刻的多重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刑事犯罪与日俱增。一般人很难得到中国犯罪的准确数字。据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披露,过去5年全国各级法院判处刑事犯罪约418万人,比前5年增加了30%。其中,共审结爆炸、杀人、绑架、抢劫等严重犯罪案件120万件,占28.7%。[12] 如果把治安案件与犯罪案件相加,过去20年违法犯罪案的年增长率达到10.1%,高于同时期的GDP的年增长率。[13] 

    随经济的发展,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处理党员腐败案件的数量看,平均每年约16万件。[14] 过去5年,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有209487人,已被判决有罪的116627人,比前五年上升30.7%。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15] 

    随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中国政府有一种上访制度以解决公民受到冤情对待的申诉。中国公民的上访人数也随经济改革而日增,到2004年前后达到高潮,每年有多少公民因冤情上访的具体数字无法得知。仅对国家信访局接受上访数的估计2004年受理信访约50万件。中国各级政府和每个国家机关都有信访机构。作最保守的推算,每年上访的人次不下于500万件。

    如果公民不通过上访解决问题,就采取罢工、游行示威、静坐、冲击政府机关或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这些行为被称为“群体性事件”。在过去10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增加了5倍多。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4年的1万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7.4万多起。[16] 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约300多万。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工程移民、环境破坏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17]

    3、在经济发展中失去自我

    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确实在迅速崛起。但是,在历史上儒家传统被废除而中断,今天毛泽东的道德价值体系实际上被放弃,而西方价值观又因政治原因受到抑制,举国上下在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享乐的大潮中失去了自我。

    共同的价值和信仰(或者说“国家意识形态”)是维系一个社会和国家共存和持续的基础。否则,这个社会一旦碰到危机就会如沙塔遇到雨一样。一个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有二个层面:一个是政治层面的基本价值,如自由、平等、正义、法治、民主、人权等,它通过政治过程实现。一个是公民社会层面的基本价值,如真、善、爱、美、诚、信、等,它通过宗教和道德的方式实现。在专制或不发达的社会中这这两种价值常常是一体的,或者说只有宗教道德层面的普遍价值,没有政治层面的普遍价值。中国古代以儒家道德取代政治价值,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以党的政治信念取代社会道德价值。现代民主社会两种价值是分开的。西方社会价值体系是两个层面:一是自由、平等、正义、民主、法治、人权等政治信念;二是以基督教形式存在和传播的宗教道德价值。而两个价值体系分别维系政治社会秩序和公民社会秩序。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长期以来对这两个层面的价值都采取抵制态度。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只限于学习西方的经济管理和技术。而在政治社会文化层面,大众追逐的就只有被误解了的对西方物质和享乐的崇拜,时尚名牌商品和奢华生活方式了。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传统文化具有官学和国教的双重属性,属于国家意识形态。它形成了那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这些价值就是儒家文化中的“天子之礼”和“君子之道”。它使君臣和百姓都有一个明确的自身定位和责任担当,从而形成那个时代的正常法制秩序或者道德秩序。由于儒学过分强调君臣、家长秩序,以礼教束缚个人权利和自由。所以在中国近代反封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儒家文化被首当其冲地当作封建文化被批判。中国近代中国一些最著名的大学者都认为,儒家文化与先进的西方民主法治文明相冲突,要民主科学,必先反孔子。所以在五四运动时,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都是强烈地反儒家文化,“打倒孔家店”就是当时的启蒙革新口号。中国在摧毁几千年封建统治时,也摧毁了二千多年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的儒家文化。但是,民主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当然不可能建立起与民主制相应的国家意识形态:自由、平等、正义、法治、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处于战乱,是不可能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儒家价值观又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到激烈批判而名声扫地。

    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想的政治价值信念,并建立了一套与此相适应的共产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在政治层面,文革后人们对毛泽东建立的理想主义的政治信念产生了怀疑,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中又进一步使共产党失去了自我。因为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很多是与过去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相悖。虽然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仍然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由于经济上的成功使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更令人怀疑,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政治理论和目标,1958年预见已经快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到1980年代又改为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实际上已经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更没有让人民接受的基本政治价值观。[18]

    在道德层面,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价值观被市场经济的追求金钱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冲毁。改革之初,由于人们极度贫困,都极度渴望追求富裕。当邓小平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人们立即投入到对财富的追求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恭喜发财”的核心价值被唤起。邓小平为推动改革讲了一句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话,就是“不论白猫还是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被称为“猫论”哲学在当时极具思想解放的意义,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但这一理论在客观上对中国传统和毛泽东创立的道德价值起了极大的摧毁作用。这句话被民间演绎为:不论白道黑道,只要赚钱就是好道。这里有不择手段的意思。邓小平还讲了一句“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名言,这曾成为中国过去许多年经济发展的纲领。这在中国各级政府官员看来,经济发展可以不管环境、资源的破坏和人的权利代价。这些都与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是大相径庭,儒家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猫论”哲学大行其道,它给人们暗示是只要发财可以不择手段。

    随着经济改革开放,也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各种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如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是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尼采(Friedrieh Nietzsche)、萨特(Jean Paul Sartre)、波普(Lucia Popp)、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弗罗姆(Erich Fromm)等,当下流行的则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达尔(Robert Dahl)、施米特(Carl Schmitt)、德沃金(Ronald Myles Dworkin)、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哈貝馬斯(Habermas,Jügen)等,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都在知识理论界红极一时,成为理论和学术时尚的标志。而在社会上,追求的是外国生活方式、如西方的快餐食品、时尚名牌、物质享乐。追求西方教育,到海外留学,已经从大学、研究生,发展到中学生甚至小学生。[19] 追求海外文化,如好莱坞电影、日本KTV和港台歌星,城市表面的现代化建筑,时尚的家庭装饰和家电产品。对金钱的强烈追求成为整个社会从商人、民众到政府官员的价值观,对奢侈品的强烈追求弥漫整个社会。一方面对西方思想价值观的追求总是在政治上受到克制,而另一方面社会上极度追求物欲和奢靡之风盛行。俭朴被当成笑话,见义勇为被认为愚蠢,而诚信则敌不住欺诈。

    凡此种种情况均表明,当今中国既抛弃了中国古代儒家那些最基本的道德传统,如仁、爱、信、温、良、恭、俭、让,又完全丧失了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集体主义价值观。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道德急速下降,在高度追求物质财富和个人享乐主义的时候失去了自我,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文化危机和道德危机。

寻找自我: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价值

    21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一是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经济能否在科学发展观下,在保护环境和资源,保障劳工权利的前提下,继续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保持高速增长?二是政治体制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的挑战。中国在不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经济高速发展能否有可持续性。三是社会价值观缺失下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挑战。中国在没有建立起国家意识形态――树立社会共识的政治信念和公民道德价值情况下,能否有一个健康的经济和健康的社会发展。我这里只讨论第三个问题。

    毫无疑问,当一个国家缺少核心价值,人民没有基本的价值认同的时候,这个国家不可能有凝聚力,当危机来临时必将难以面对。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价值支撑,只有对财富的崇拜和对享乐的追求,社会不可能健康发展。中国社会当前出现的各种问题就是这一结果。

    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初期,普通民众的道德真空被基督教、以XX功为代表的各种气功和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所填充。[20] 当政府认为这些替代品不利于政治和社会稳定时,试图寻找政治文化传统儒学来拯救堕落的道德。当社会普遍意识到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带来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时,人们也开始寻找这个民族的精神自我。回归儒家思想就是民间社会寻找民族自我的最重要的尝试。儒学能重新成为中国自我认同的基础,能成为重振中国的国家精神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吗?

    从上世纪80年代中以来,中国就出现复兴儒学的迹象,近年来这种势头更强劲。80年代对孔子的兴趣主要是文化研究。90年代以后,一些地方开始出现祭孔,地方政府表现出对孔子的兴趣。到21世纪初,一些人开始从事儒教,并成立了一些专门从事儒教的私人学校和书社。[21]儒学经典很快成为正规教育中学的教学的内容,政府并开办了专门学习经典的实验学校。在海外,政府通过建立孔子学院推广儒学。[22]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国学院,反映了部分国家教育界人士恢复传统文化的决心。2005年胡锦涛主席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被认为是高层领导复兴儒家思想的信号。[23] 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转向用儒家思想来思考解决中国当前社会生活和政治困境的方法,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位,前者有于丹,后者有蒋庆。2006年于丹在中国国家电视台讲《论语》,教人们怎么享受高尚的道德生活,摆脱日常生活中的困境。一夜间她成了电视明星,她的书销售量已经超过400多万册。

    蒋庆先生被称为“新儒学”大师代表了重建儒教理论的观点。他试图通过重新解说儒学,以拯救中国在经济上崛起而道德上沦落的精神世界。他认为儒教可以在当代中国全面发挥作用:不但可以重建中国人的社会道德;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与希望,而且可以帮助重建中国政治秩序;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甚至可以帮助解决中国的生态环保问题。[24] 他出版《政治儒学》(Political Confucianism),用儒家思想构建中国的未来政治结构。他甚至用儒家思想设计了一个“三院制”的立法机构。[25] 很显然,他有点过分夸大了儒学在中国应对现代化和全球化挑战中的作用。他的复兴儒学的观点影响不小,但赞成响应者寥寥,甚至招来了不少的批评。

    蒋庆先生主张儒学不仅作为重建中国文化道德的基础,还主张儒教应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作为建立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很难说从儒学中能发掘出这种理论功能,从政治上看也是不现实的。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党和政府也不太可能直接接受儒家文化替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大肆祭孔并不真正是出于政治的目的,甚至也不是文化的需要,而是商业的炒作,借祭孔提高当地的知名度达到招商引资目的。2008年初,山东济宁市[26]发布消息要花300亿元(42亿美元)建一座“中华文化标志城”,当地政府表示建立这么一个城,是为了打造中国华民族的文化家园或者精神家园。这一举动立即受到105名全国政协委员的联名反对和全国许多网民的强烈批评。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要靠历史培养和传承,而不可能靠建一个什么标志建筑或城市来树立。

    我认为,儒家在近代以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儒教思想被认为是妨碍社会进步的封建反动世界观而受到严厉批判,在近一个世纪,儒家文化在广大的社会群众中已经失去基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儒家文化应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加以继承。并且它对中国当前面临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挑战是有积极作用的。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文化认同和社会道德重建的价值。在社会道德层面,儒学具有一些永久的价值: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社会责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敬业乐群思想;“君子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观;“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通过修身而达到博爱思想。毫无疑问,儒家文化中对待人生和生活的态度,交友处世和为人的方法,学习、修炼自己和对家庭社会的责任精神等,都有无价的精神财富。它应成为中国社会道德文化的重要基础和要素。

    但是,儒家文化不太可能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即政治层面的价值和信念。现代中国社会年轻人不可能重返对孔子的信仰,中国近代经过一个世纪的批孔,儒学离年轻人已经很遥远了,文化已经中断,重建传统需要几代人的教育。问题是当代年轻相当多的人不喜欢儒家文化,原因是儒家文化中的君权、父权、夫权等级秩序扼杀个性与自由。“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一样对法律与伦理进行了区分。但法律和公民自由在西方传统中占了上风,而伦理和公民义务则在儒家传统中占了上风。”[27] 由于儒家过分强调公民的义务,而忽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这一点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儒学中的家长制文化与现代自由、平等精神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儒学中的精英政治,总是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总是让君子统治小人,这就不应成为当代中国人民的政治意识形态。可见,要恢复儒学以重振中国的文化和道德并非能得到公众普遍的认同。

    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分裂,出现了“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新左派以强调正义﹑平等,主张工人权利和劳动保障等价值,反对中国“西化”和经济全球化,反对民主,对毛泽东时代怀有感情,试图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出制度创新因素,以对西方的现代性作出超越。[28] 中国“新左派”知识分子也在以他们的思路寻找中国自我意识。他们的主张就是重新恢复毛泽东时代的道德价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填补中国近代推翻封建文化以来道德文化真空,毛泽东以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建立了利他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观,这就是“老三篇”[29]所确立的思想道德观。“老三篇”推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呢?《为人民服务》讲的是人的生活目的和价值,提倡一个人活着不应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应为人民服务,为了社会。《纪念白求恩》提倡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精神,要求人对待工作的态度,要勤勤恳恳、认真负责,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还有艰苦朴素,戒骄戒躁。《愚公移山》讲的是不怕困难的精神,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有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全国学习“老三篇”的运动,并不断地树立这样道德人物榜样,雷锋就是当时树立的众多典型人物中的一个。雷锋是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经常为老百姓做好事,努力帮助各种人解决困难,把自己的钱送给别人。从1960年代以来在全民中一直开展学雷锋运动,并有雷锋纪念日。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希望按照共产主义理想所要塑造的一种新的道德人格。这些精神也是当时中国集体主义的社会结构下,要改变贫困落后的中国最需要的一些价值和精神。这些价值观构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道德信念。尽管这些价值观有些超出人性的理想成份,但它通过国家的宣传确实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共同认可并努力实践的价值观。这时的中国虽然物质极度贫乏,但人都很有理想和信念,社会秩序很好。

    新左派利用人们对市场经济下的道德滑坡,对人与人之间的陌生、自私、缺乏诚信、欺诈和腐败的社会风气不满,唤起人们对毛泽东时代利他主义的怀念,主张以“老三篇”和雷锋精神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但是,在市场经济社会,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道德,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不但不相信雷锋精神,而且做好事被认为是傻瓜。1996年,一部叫《离开雷锋的日子》的电影红极中国,创下上座率的高峰。电影之所以在当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是由于电影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一定反映,它反映了人们对雷锋精神的深深怀念和惊叹中国社会道德的如此堕落,完全走向了雷锋精神的反面。

    新左派只在少数理论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还得到一些退休老干部的支持。由于他们有反对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倾向,因而受到官方的节制。他们试图恢复的共产主义理想道德观也不太可能为广大普通民众所接受,因而也不太适合人的本性和时代潮流。随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西方的政治价值观:法治、民主、人权、自由、平等、正义等不可阻挡地影响着中国。尽管这些观念的进入不断遇到政治压力,到今天,这些价值观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并为国家领导人宣布为普世价值。中国社会是在一步一步接受西方世界的价值观的。

    早在1957年,主张法制的知识分子都被打成右派,并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8年中共结束文革,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中国开始走上法制建设的道路。但是,在1992年以前,法制只不过是党的领导人加强对社会秩序和经济有效管理的手段。1992年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使法制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法学家提出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理念,法律开始替代政府权力保障经济有效运行,法律开始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此后,大量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法律如民商法和公司法等法律得以制定,中国法制才开始转型,计划经济时代以政府管理为目的管制性法律,被以平等主体自由市场经济的法律所取代。在法学家的推动下,1996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并于1999年修改宪法时把它写进了宪法。这样,法治的价值才在中国得以确立。近六十年来,中国法制发生的变化可用两个字来表达,即从“刀制”(法制)变为“水治”(法治)。2004年,为了落实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在十年左右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目标的措施。中国政府正向法治政府目标努力。

    在改革开放初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谈起“人权”无不谈虎变色。人权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意识形态,是西方国家用来干涉别的国家主权的手段。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人权概念还只是中国领导人在外交场合下的外交用语。1989年“六·四”以后,为了回应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批评,政府允许在一些大学和研究部门开始设立人权研究机构,政府也成立了专门的人权研究会,从而开始了人权的研究。早期的人权研究只是为了更好地批判人权。1992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发表了《人权白皮书》,以解释中国政府的人权观点和立场,说明中国政府对人权的重视。随后,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的人权对话也开展起来。这些都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正视人权问题,并加入到国际人权对话中来。随后,人权也进入大学的教学课程。1997年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并于2001年正式批准了后一个公约。2004年修改宪法,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宪法。这表明,人权已经被中国政府确立为政治价值观了。

    可见,30年来,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过去对人权的敏感、拒绝,到批判地对话,再到承认人权的价值,最后人权被作为政府义务和国家努力奋斗的目标。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当然,承认人权并不意味着人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切实保障人权。但是,当政府把人权写在旗帜上的时候,一些维权的公民(他们包括普通居民和农民)都开始打着“国家保障人权”的标语,反对政府的强制拆迁和征地,反对警察的违法暴力行为等。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公民维权的有力理论武器。                                                                                                                                                                                                                                                                                                                                                                                                                                                                        

    在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中国,正在寻找失去的自我,不仅从历史传统文化中寻找,更要从全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中去寻找。这一点也得到政府领导人的理解。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30]这些长期以来被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东西,已被政府所承认为普世的价值观。Roman Herzog先生曾指出:“人权思想仅仅起源于西方文化这一流传甚广的观点是错误的。真正了解中东文化和亚洲文化的人非常清楚,印度教,儒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正宗起源均提出了与我们的文化以之为基础的希腊古典文化,犹太教以及基督教类似的标准。所有这些文化及其典型的哲学体系都创立了人道主义伦理。例如,所有文化都承认下面的金科玉律:‘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至少人的根本权利可以说是这一金科玉律的直接后果,而世界上所有文化都适用这一金律。”[31]

    可见,只有树立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价值观作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才能获得人民的普遍认同,才能成为团结人民形成新的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因为这些价值符合普遍的人性、也包涵儒家文化的因素、现化文明和全球化因素,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所以,中国的自我认同应该建立两个价值体系:在政治层面,它的价值谱系应该是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公正等人类的普世价值。在文化道德层面,应该是继承儒家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等。这样的中国既保留它传统的道德文化,又融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来。中国才会找到真正的自我,才会有真正的崛起和承担好它的国际责任。

21世纪的中国法治人权与国际责任

    21世纪的中国向何处去?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和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这个答案是开放性的和具有不确定性。它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进行以适应经济社会变革的政治改革。

    面对过去30年经济高速发展同时给中国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从2003年胡锦涛、温家宝执政以来,中国政府对经济社会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在江泽民时代,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政策,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GDP第一。这导致全国上下各级政府不顾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不顾劳动者的体面(基本的劳动条件和保障),甚至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手段来发展经济。胡温执政后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在经济发展时要保护环境和资源,要尊重人、保障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条件,并让劳动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04年,修改宪法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都写入了宪法。中国政府从过去不承认人权到今天也着手建立一些人权保障制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些制度包括私有财产的保护。2007年制定了物权法,同时更加严格和规范了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制度,强化了对公民住房和其他私有财产的保护。在保障人身权利方面,1996年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严格了刑事司法程序,把过去对犯罪嫌疑人的“有罪推定”变为“无罪推定”的原则。[32] 最高法院收回了1983年授予省级法院的死刑决定权,以减少死刑和严格统一死刑的标准。废除了一些非司法程序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收容审查制度、流浪乞讨人员收容审查办法等法规和规定,并正在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检讨。1995年颁布的劳动法没有很好地得到执行,为了保障这个法律的实施,2008年实施劳动合同法对保证劳工基本权利落实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就业促进法等法律也在反对就业歧视方面作出努力。现在胡温政府正在积极推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从城市逐步向农村推进,以建立医疗保障制度为目的医疗改革也在研究之中。由此可见,保障人权确实已经提到中国政府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并逐步得到落实。

    但是,中国人权保障仍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一是公民政治权利缺少有效的法律和制度安排,如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等表达自由受到较大的限制,新闻自由没有保障,有的言论会受到事先限制和事后追究,而这些权利是其他权利实现的条件和保障。宪法未赋予公民罢工的权利和迁徙自由。二是没有违宪审查制度,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或政府行为得不到救济和有效处理。三是公民缺少自保的权利,特别是没有结社自由、工人不能组织集体谈判。本来,对人权的最好保护是公民有能力进行自保,自保最有效方法是公民可以自己组织起来。目前公民还不能自由建立自治性质的NGO,更不可能建立独立的工会等等。这些人权的保障制度,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更好地实现。

    中国要保持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也需要调整政治权力结构以适应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的变化,以解决日益不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分配不公平问题,满足社会多元化的利益和权利多元化的诉求。当前中国面对贫富差距,腐败和犯罪严重,诚信道德危机等众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挑战,人们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

    随着经济发展贫富差距的拉大,人们也越来越担心改革的动力越来越不足,再次进行政治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由于在过去30年改革中富裕起来的经济精英、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担心既得利益受损,广大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的状况需要改善,改革已经不再是帕雷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不太可能像改革初期那样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资源重新配置,使所有人都受益。当前的改革需要作出利益分配的调整,部分既得利益将受损。这种要触及既得利益的改革,不触及权力关系的调整是不太可能的。在现有体制下,改革凡触及既得利益时都可能导致流产和无果而终。这样中国就可能在若干无效的政府改革和政治改革后,导致激进主义思潮的膨胀。中国是个大国,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激进主义思潮是很容易出现的。另一种可能是,共产党超强的政治控制力可能使充满矛盾和人们相当不满的社会仍维持较长的时间。这种情况下,中国变革的危机性可能增大,变革可能由某种社会危机引发。

    中国不是没有可能避免危机,这就是需要建立政治共识和政治信仰,通过发展民主,加强法治和保障人权,达到社会和政治稳定。在经过30年经济改革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提上重要日程。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是解放思想,以求建立一种政治共识。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民主制度,它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并将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民众的条件。民主也是更好地保障人权,是中国崛起后承担国际义务的政治基础。

    中国政治制度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官员责任倒挂,由于政府并不是真正的民选,各级政府官员对上(上级党的领导)负责,而不对下(人民)负责,政府官员急于在经济和城市建设方面做出政绩以取悦于上级领导,而不是真正服务于人民。所以,有时官员的政绩冲动与公民的利益并不一致的。官员有时以损害公民利益方式才能取得更大的政绩,如城市拆迁和农村土地征用就是如此,[33] 从而造成城市拆迁中的尖锐矛盾。[34] 看来,胡温上述很好的政策能不能真正实施,关键在于执政党能否成功地实施政治改革、实现政治转型。如果没有政治改革改变权力关系和结构,这些良好的政策就难有保障。在中国,只有先实行民主化后,才能真正有效地保障人权。正如Roman Herzog先生所说:在西方各国,先是有了人权和自由,然后才实现了民主化。但是,在世界其它地区的发展过程可能恰好与西方所经历的发展过程相反。在这些地区,只有经历真正的民主化才能逐步尊重人权,因为公民越来越理解人权,相应也会要求更多的人权。”[35]

    在过去30年,中国立法发展也像经济发展一样的快速。从1979年开始重建法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大量立法,到2007年底共制定现行有效的法律共221件,[36]形成了以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体系;国务院制定了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近600件,全国32个地方人大制定了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37] 中国的司法职业迅速发展,从1979年重建司法机关,已经建立了四级审判机构,有约20多万司法审判人员和20万的检察人员,有13万左右的律师。律师从原来的国家公职人员,变成了独立的法律工作者。

    1996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并且写进了宪法。中国有了法律、有法官和律师,但还没真正建立起法治。首先是没有人民对法律的信仰,从官员到百姓尊重法律的意识还很差;其次执法机关不能有效地执行法律,即使有效的司法判决,常常很难得到有效的执行。再次,很多的纠纷得不到司法的救济,很多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和敏感的民事案件(如房屋拆迁)法院不受理。法律难以有效施行的原因很多,如立法质量很差,大多数的法律都起草于政府各部门之手,这些法律总是力图扩大政府管制和行政许可的权力,模糊其责任,加大公民和社会的义务。司法人员的腐败现象也相当严重,使法律和司法的权威严重受损。中国要走上法治,树立法律和司法的权威,需要制定良好的法律,这也需要以民主制度为基础,如对立法机关进行改造,使它成为真正的民意代表机关;也需要进行司法改革,提高法官素质和实行司法独立。法制改革也是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有可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吗?在1980年代未,当时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时,就进行了一场后来带来悲剧的改革。后来政治体制改革被市场经济改革所替代。政府把人们带入一个全民经商和追求经济利益的时代。这个结果使那些原来最关心政治和充满政治热情的大学生也都对政治冷淡了。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利益使政府官员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都成了既得利益者,现在来自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明显不足。但市场经济改革也产生了另一后果,公民社会正在形成,来自公民社会的维权行动如火如荼。

    近30年来,公民的维权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公民开始了经济利益的维权,主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90年代未,公民对权利的关注发展到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和受教育权等;2003年后,公民对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诉求成为社会的热点和焦点:反对政府强制拆迁和征用土地以保护私有财产的斗争,对公民人身自由权和迁徙自由的追求,不断挑战收容遣送[38]和户籍管理制度,反对就业歧视,要求平等的劳动权和受教育权利的诉讼等。不仅如此,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的诉求越来越强烈,从要求参与政府决策听证、立法听证,到挑战违宪审查制度,竞选人大代表。这些公民的权利诉求,不断地推动着人权保护制度的变革。

    政府对不断提出的公民权利诉求作出回应,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对话互动机制,从而有利于减轻社会冲突和避免危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不太善于与公民互动,当公民批评政府或采取街头行为表示自己的意愿时,都被认为是反政府行为,而受到法律处罚。现在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有时一些公民的群体性抗议会得到和平解决,政府也学会了容忍和妥协。2006年重庆一“钉子户”在政府的强制拆迁面前坚持抵抗,在媒体广泛的公开报道下成为一个影响全国的公共事件,最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开发商与“钉子户”达成了补偿协议而使一场激烈的对抗得以解决。2007年,福建厦门市居民为反对政府在城市附近建有害化工厂,采取集体“散步”的方式表示抗议,使政府改迁了化工厂。2008年初,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上海。[39] 这样的事情如果是发生在1980年以前,政府通常会采取强力的方法处理,而不是接受民众的意见。

    可见,政府与民众之间开始出现良性互动,[40]而不是“恶性互动”。[41]政府不再把公众的诉求都作为一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加以压制,而是面对公民社会的权利诉求挑战采取积极态度,并对发现的问题不断进行法律和制度的改革。政府如果能这样做下去,就能通过法律化的途径走上民主和保护人权的路。在这条路上,民间对改革的推动已经越来越不可忽视,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强有力动力,但政府仍是改革的关键。

    中国实行民主化转型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全世界,因为中国已经与世界经济联系如此紧密,相互影响如此之大。中国的民主转型,需要有全民价值观的自我认同,而这种认同是在扬弃地继承传统儒家道德文化的基础上,把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正义等价值观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在21世纪,维护世界和平和保护人权仍然是国际社会需要各国合作的共同的目标。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中国将是一支和平的力量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一点与中国是否民主化关系并不大,因为它是中国儒家政治文化使然。儒家文化是一种内敛性文化,而不是扩张性的文化。孔子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主张君子只要以礼待人,就能使四海之内的人成为兄弟。当他的学生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时。孔子说,需要三个条件即“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应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是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缺少信任,政府就难以维持。” [42] 可见儒家文化不主张以力治人,不主张通过武力称霸天下。而主张以德治人,以仁爱之心使天下人信服。所以,中国历史上既使是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也都喜好守土,不喜扩张;安于治内,而不好攘外。[43] 古代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文化的软权力(Soft Power)实现的,而不是依靠侵略扩张或武力威胁。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恐慌,是对中国文化太缺少理解。儒家文化有一核心的为人准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信奉这一点。这一点如果也成为国际社会的交往原则,国际社会将会有更多的相互尊重和更少的强权和战争。中国如果真正强大起来,它将肯定是一支有利于和平的力量。

    在保障人权方面,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取决于中国政府对人权的认同程度。中国早就承认了人权的概念。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对人权有自己的解释,它认为集体的权利高于个人的权利,民族的生存、发展的权利比个人的人身自由更重要。中国1982年宪法就承认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但长期以来仅仅是通过社会政策手段来推动它的实现,并且保护的是集体权利,不能通过司法救济的途径来保护个体的这些权利。只是近几年来才把它上升到可由法律保护个体的权利,如对私有财产的司法保护。在传统的公民基本权利(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认同有较大的差距。在人身自由、言论表达、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以及政治参与和知情权等政治权利方面,中国政府出于政治统治的考虑,更多地持保留态度,这些权利没有具体法律加以保护,更难以通过司法救济实现。

    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认同的差异,必然造成中国在国际援助和人权合作方面与西方国家在理念和做法上的矛盾和冲突,如对一国的经济援助是否要考虑人权标准。中国要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对人权有更大的实现途径的认同。仅承认人权是一种普世价值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建立和完善的制度切实加强对国内人权的保护。这方面,中国也正在取得进步,在公民社会的推动下,通过法律的途径,一步步加强了对公民人身、自由、财产等的人权保障。但在政治权利保障方面进展缓慢。过去认为只有通过经济改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和党的权力的合法性,这种想法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站在中国改革30年后取得巨大经济成功的高点,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认识到没有下一步的政治改革,中国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可能的。错过改革时机,21世纪的中国堕入由经济社会危机引发的社会动乱也不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缺乏社会信仰、缺乏政治认同的社会,如果再缺乏政治权威和法制,危机发生将是致命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明白他们的历史使命。能不能抓住适当的时机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中国社会向民主制度的转型,这将决定中国在21世纪的命运,也决定中国将在未来世界扮演的角色。

    所幸的是,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初的一次答记者问时表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表示坚决改革的态度。他说,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因此必须解放思想。中国21世纪的希望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一线希望。“市场经济至少要求以经济自由为前提条件,那些利用这种自由并获得成功的人们有朝一日也将要求共同承担政治责任和非经济方面的自由,而他们将获得这一切!”[44]                                                                                                                                                                                                                                                                                                                                                                                                                                                                                                                                                                                                                                                                                                                                                                                                                                                                                                                                                                                                                                                                                                                                                                                                                                                                                                                                                                                                                                                                                                                                                                                                                                                                                                                                                                                                                                                                                                                                                                                                                                                                                                                                                                                                                                                                                                                                                                                                                                                                                                                                                                                                                                                                                                                                                                                                                                                                                                                                                                                                                                                                                                                                                                                                                                                                                                                                                                                                                                                                                                                                                                                                                                                                                                                                                                                                                                                                                                                                                                                                                                                                               

注释:

[1] 本文是应德国阿登纳基金会总部邀请,为德国前任总统罗曼·赫尔佐克Roman Herzog 75 岁寿诞纪念文集“21世纪的理性思想和政治”撰写的文章。罗曼·赫尔佐克教授不仅是位政治学家,还是一位法学家、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和卡尔·雷蒙德·波普尔爵士的追随者。他先后做过大学教授,担任过德国宪法法院的院长和总统。他对中国历史和儒家文化有深厚的兴趣,并有著作:“二千年间的中国国家”和《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等,有中文出版。他当总统时访问过中国并关注中国发展,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特邀一名中国学者为他写纪念文章。

[2] 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3] 李欣欣:“我国非公经济发展指标比重大增”,新华网2007年10月8日。http://news3.xinhuanet.com/fortune/2007-10/08/content_6836171.htm

[4] “2007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民政部2008年1月24日发布。

http://cws.mca.gov.cn/article//gzdt/200801/20080100010511.shtml

[5] “民政部发布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民政部 2007年5月23日发布。http://cws.mca.gov.cn/article//gzdt/200711/20071100003846.shtml

[6] 叶晓楠:“中国新社会阶层引起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2月13日。

[7] [德]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8] 市场化媒体与原来党控制的媒体不同,它们一般是党控媒体与企业或媒体之间合股创办的子媒体,它们没有政府财政拨款,靠自己的发行量和广告养活,所以,虽仍受党的间接控制,但市场机制起主要作用。

[9] 《2007胡润百富榜 》, http://www.hurun.net/。

[10] 《福布斯》2007年全球富豪榜,http://www.p5w.net/news/gncj/200703/t817175.htm。

[11] 李欣欣:“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合理限度”,中国新闻网2008年02月21日,http://www.chinanews.com.cn/cj/plgd/news/2008/02-21/1169215.shtml

[12] 最高法院长肖扬在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13]胡联合、胡鞍钢:《贫富差距是如何影响社会稳定的?》,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11422。

[14] 2002年10月26日中新网报道,http://www.chinanews.com.cn/。

[15]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16] 王健君:“深刻认识风险和干扰”,《暸望新闻周刊》2008年3月18日。

[17] 参见陈利华:“‘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环球》2005年第15期。

[18] 这是邓小平的改革名言。

[19] 据统计,200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达13万人。到2010年预计将达20万人。

[20]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学XX功和各种气功的人数大增,多的时候人数过亿。改革开放以后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和其他宗教的人数有很大发展,有的数字说超过1亿。从经验看,可能只有几千万,它不会比共产党员的数量多。

[21] 最典型的是,大学法学教授蒋庆2001年弃教在贵州山中建“阳明精舍”,专门从事儒学研究和传道,提倡“读经运动”,主张“重尊儒教,复兴中华”。

[22] 到2007年,中国已在6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25所孔子学院(包括孔子课堂)。

[23] “和谐社会”被认为是孔子“和为贵”思想的体现。

[24] 蒋庆:“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2006年7月15日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的讲稿。http://tieba.baidu.com/f?kz=117959874

[25] 蒋庆在台湾出版的《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的书中,提出了三院制议会建议,即由代表人心民意的“庶民院”,竞争性考试选拔的儒学精英的“通儒院”和被委托传承文化延续任务的精英的“国体院”三部分组成。

[26] 据说是孔子的家乡。

[27] Roman Herzog先生语。

[28] 徐友渔:“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说崔之元、甘阳、汪晖”,天益网,2008年4月1日。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2661

[29] “老三篇”是19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写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有关人生观、价值观和人的精神的文章。

[30] 2006年3月16日,温家宝在“两会”结束后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回答。

[31]罗曼·赫尔佐克:《纵论人权、全球化和立国》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系列丛书,2007年NO.68,第4页。

[32] 中国《刑事诉讼法(96修正)》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33]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发展经济,招商引资,不失低价从居民和农民手中征用土地,高价卖给或低价送给开发商,使政府和开发商都从中获取暴利,而居民买不起房。

[34] 很多上访和群体性事件都由此引发,也是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

[35]罗曼·赫尔佐克:《纵论人权、全球化和立国》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系列丛书,2007年NO.68,第4页。

[36] “现行有效的法律(按年份统计)”,中国人大网,时间2008年3月26日。http://www.npc.gov.cn/npc/xinwen/lfgz/2008-03/26/content_1421575.htm

[37] 2008年3月8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吴邦国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38] 2003年一名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因没有带身份证在广州被收容,最后被打死在收容站。后有三个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该法后来被废除。

[39] 居民表达意见没有采取游行示威的方法,因为它受到法律的限制,而是通过手机短信进行联络,号召大家去政府和广场前“漫步”。在公众的反对和舆论的压力下,厦门市政府决定迁移这个化工厂。2008年初,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上海,居民反对磁悬浮铁路穿过市区,也是通过手机短信联络,号召居民去南京路“散步”。

[40] “良性互动“是指政府对公民社会的各种诉求能认真对待,个体的权利诉求都可以通过法律的(最后可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群体性的、普遍性的权利诉求,合理的都可以变成法律和政策制度性加以吸收,不合理的解释加以化解,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的所有诉求都能有适当的途径和程序得以表达是非常重要的。

[41] 所谓“恶性互动”是指政府对民间社会的权利诉求都视为对政府的不满而加以压制,压制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从而引起政府更严厉的压制或镇压,这样很可能使一些合法、正当的社会诉求变成一场公民与政府的严重冲突。

[42]《论语·颜渊第十二》。

[43] 中国历史上不断修长城,以固守疆土,而不像有的民族不断地征服别的国家。

[44] 罗曼·赫尔佐克:《纵论人权、全球化和立国》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系列丛书,2007年NO.68,第6页。



 

 

发件人:"zhangxg482" <zhangxg482@163.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zdjun" <zdjun@263.net>发送时间:2008-10-08 08:52:3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及其新发展》(河南张新光稿件) 《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及其新发展》(河南张新光稿件)

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及其新发展

张新光

2008.10.08

(信阳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理论界和学术界一般认为,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是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式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并以较低的土地价格出售给农民,然后按照“国有土地私有化→小自耕农经济的普遍出现→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一种简化逻辑发展起来的。事实上,美国资本主义租佃制大农场的形成并不是靠小自耕农场之间的竞争、分化和兼并完成的,而是通过国会与大地产商、金融集团联合控制并以地租形式分配资本平均利润的过程,美国式道路的真正含义是“国家与资本的联盟”和“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

    关键词:小农制;现代农业;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美国式道路。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主要是从土地所有权变革的角度,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两种方式,既可以走改良的道路,也可以走革命的道路。这两种客观上可能存在的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的道路,可以叫作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在前一种情况下,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经济,同时分化出为数很少的‘大农’,使农民遭受几十年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所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较广泛较迅速。”[1](p204~206)他在这里着重阐述了土地国有化和政治变革的关系,即“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惟一方式,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1](p392~393)

    之后,列宁在《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中,从社会经济结构和演进形式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强调的这样一个真理,即“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并不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形式。资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中世纪和宗法制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封建的、‘份地农民的’、克兰的、村社的、国家的等等。所有这些土地所有权形式,资本都使之服从于自己,只是采取的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而已。”[2](p153)这样就把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思想延伸到了一个更高更深入的层次。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决定性的胜利是农业对整个市场机制的依赖,而这种依赖乃是建立在土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农业生产者的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即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占领是以一种完全的商品化(即土地的商品化和农业生产者之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先决条件的。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主要特征就是:“资本家对农场主的替代”、“农民向雇佣工人的转化”、“大规模资本经营取代小农经济”。

    总之,“谁掌握着银行,谁就直接掌握着美国1/3的农场,并且间接统治着所有农场。按照一个总的计划把占全部生产总额一半以上的百万农场的生产组织起来,这在现代各种各样的联合以及交通运输技术广泛发展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2](p236)因此,“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对农业问题进行探讨,其要点就在于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们必须研究,资本是否掌握农业,假如能掌握住,那么它又是怎样掌握的;农业是否会发生一种变革,是否要摧毁旧的生产形态,是否会引出新的生产形态。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判断马克思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农业,是否注定要使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过程恰好就在一切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之前停止下来。”[3](p12)在这里,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发展的特殊形式和资本掌握农业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演进作出准确的合乎实际的总结和结论。”[2](p236)

一、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的真实过程

    美国是一个后发资本主义的“新大陆移民国家”,是一个“根本不知道封建制度为何物,绝对没有封建制度的经济残余的国家”。同时,“美国还有大量无主的、闲置的、无偿分发的土地,这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例外。”[2](p203)所以,美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是通过对南部各州奴隶主农庄施行暴力的方式进行的。在那里,暴力是用来对付奴隶主——地主的。他们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产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小地主。对于拥有许多‘空闲’土地的西部来说,为新生产方式创造新的土地关系这一使命是由‘美国土地平分运动’,由40年代的抗租运动,由宅地法等等来完成的。在这里,农业靠占用无主的土地,靠耕种从未耕种过的新土地还可以得到发展,也确实有了发展——以最原始最粗放的畜牧业和农业的形式发展。资本主义欧洲的那些老的、文明国家根本没有类似的情况。”[1](p241)总之,在列宁看来,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是在用革命手段割断农奴制大地产这一长在社会肌体上的‘赘瘤’之后按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道路自由发展的小农经济。”[1](p205)据统计,直到1900年,美国土地面积在20~174英亩之间的农场主占到了全国农户总数的69.7%。[4](p248)

    如果以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将160英亩土地作为“小农”的标准,那么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仍是一个以小农制为主的国家。然而,这种建立在小块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自耕农经济是极为不稳定的,他们经常受到工商业资本家在农产品收购和加工环节上的盘剥,受到银行资本家在农业贷款利息上的剥削,加上铁路公司高额的运费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往往不堪重负而纷纷破产。因此到20世纪初期,美国农业中使用雇佣工人的家庭私人农场占到了全部农户的46%,而17.2%的大农场产值却占到了全国的52.3%,资本主义的租佃制、抵押制和雇佣劳动制形式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所以,列宁指出:“美国是个幅员最广大、关系最复杂、资本主义农业的色彩和形式最繁多的国家。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奴隶制的——在这个场合也就是封建的——农业结构正在向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结构过渡;另一方面,在这个最自由的、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广泛,特别迅速。同时,在这个国家中还进行着及其广泛的建立在民主——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垦殖开发。……总的来看,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农业不仅通过加速发展粗放经营地区中土地多的大农场的方式获得发展,而且通过集约化地区在较小地块上建立生产规模更大、更资本主义化的农场的方式发展。自耕农在农场主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农场主的增加又落后于人口的增加,大农场的生产集中的情形实际上更明显,小生产受排挤的现象实际上更严重,更深刻。小农业日益遭到剥夺。”[2](p236~238)

    比如,在1900年到1910年这10年间,美国农业从业人员由10381765人增加到12099825人,增长了16%,农场主人数由5674875人增加到5981522人,增长了5%,雇佣工人人数由2018213人增加到2566966人,增长了27%。“这就是说,雇佣工人人数增加的百分比为农场主人数增加的百分比的5倍以上。而在美国1200万农业从业人员中,雇佣工人已有250万人,即占到了21%。”[2](p167~168)总之,“美国南北战争以后,农业革命把农业从原始的、拓荒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产业变成了一个在科学的、资本主义的和商业化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现代产业。”[5](p33)在这一时期,“美国人生活中的中心事件就是国家从一个巨大的、农业的、乡村的、孤立的、地方的和传统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的、城市的、一体的、全国的和现代的社会。这个进程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延续至1900年以后。”[6](p9)比如,从1870年到1910年的40年间,美国城市人口由621.7万人增加到4199.9万人,增长了7倍,乡村人口所占的比例由74﹒4%下降为54﹒3%。[7](p184)只不过,“美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现在所处的阶段比较接近于工场手工业阶段,而不是大机器工业阶段。在农业中,手工劳动还占优势,机器的使用相对来说还很不广泛。”[2](p236)

    特别是在1803~1867年的短短几十年内,美国领土面积从230万平方公里迅速增加到930万平方公里,吸引了人数众多的穷苦农民、南部种植园奴隶主和大批的土地投机者到西部开发。因此,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并不像德国那样“为了走这条发展道路,就必须对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有步骤地、毫无顾及地施用暴力。所以,我们将第二条发展道路称之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区别于第一条道路即普鲁士式道路。”[1](p389)比如,在1800年~1900年的100年间,美国总人口由530万人猛增至7600万人,农业劳动力的比例由74.4%下降为37.5%,而乡村务农者人数却并没有绝对减少,即从127万人增加到1092万人。在这一时期,美国农场总数从不到200万个增加至573.7万个,产权人在农场主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为64.7%,家庭自耕小型农场的比例占到了57.5%。正如马克斯?韦伯在《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中评价说:“回顾历史,像美国民族那样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展望未来,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中最后一次能够享有如此自由而伟大的发展机遇,因为在全世界空旷土地正在减少。”[8](p113)

    当然,上述这些认识和理解只是抓住了“美国式道路”的一些表征。事实上,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并不是按照“国有土地私有化→小自耕农经济的普遍出现→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占主导地位”这样一种简化逻辑发展起来的,更谈不上是创造出了一种所谓“和谐的和博爱的人道主义奇迹”。事实上,在美国宣布独立以前,以托马斯?杰斐逊为首的《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在制定土地法律时所遵守的“国有土地成人皆有,小块占有,免费使用”的平分土地原则,进而把美国建成以农民经济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一政策主张,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大地产集团和金融集团的强大压力和抵制而失败。P?巴恩斯曾在《美国大规模的占地运动》中评价说:“像杰菲逊这样的人期待着由公共教育和政府对西部领域的明智分配孕育朝气蓬勃的农业民主。然而,当时和现在一样,政客们对‘快捞一把’比‘促进民主’的兴趣更浓。美国耕地的授予历史——在一个半世纪馈赠出去的几亿英亩土地的纪录成了现代人年报中公愤持续最久的事情。欺骗、诡计、贪污和盗窃大量存在着,但是,更令人气愤的是对社会上土地不平均分配的后果置若罔闻的态度。议会的确也偶尔采取了诸如1862年宅地法之类的具有远大卓识的措施,但是,它却更经常地把共有土地批售的权利给予了投机商,而没有给予拓居人。议会没有奉献给屯居者的那部分土地,州级法律部门、土地管理处和内务部一般也会照给的。”[9](p133)而在美国宣布独立以后,1785年颁布的第一个土地法令规定: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国有土地一次性购买不得少于640英亩,每英亩的拍卖底价为1美元。1796年又将每英亩国有土地的拍卖底价提高到2美元。但这种按大块出售国有土地的法律,只是对大土地投机公司和种植园主有利,而对一般小农场主因其缺乏资金只能从大地产手中二次购买或租用,结果是让拥有雄厚资本的大地产和金融集团垄断了对西部土地的开发经营权。

    据统计,从1796年到1860年,美国联邦政府把占本土面积75%的土地资源投向了资本市场,共出售国有土地2.75亿英亩。而当时美国的西部移民家庭年现金收入还不到100美金,让他们独立运作大多是处于次等的、贫瘠的、偏远的160 英亩宅地,第一年至少需要投资1000美元。这样,不少农民只能以其宅地作为抵押来获得农业贷款,一旦无法按期偿还借款本息,债主们就将没收其抵押宅地。可见,“宅地法”的实施并没有造就出“真正自由的满怀自食其力的天真幻想的独立小农的移民宅地”,而是让大地产商和金融集团从中牟利大约5~6亿美元,这些巨额的土地资本几乎全部投向铁路、矿业、制造业等非农领域,转化成了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10]

    当然,这种做法也引起了大批西部拓荒者强烈的抗争,最终迫使美国国会几次对土地法律进行调整,1800年将出售国有土地的最小地段降为320英亩,1804年降为160英亩,1820年降为80英亩,1832年降为40英亩,同时将每英亩土地售价由2美元降低至1.25美元。1841年颁布的“先买权土地法案”规定:“占地人”有权按最低价优先购买自己开垦的不超过160英亩土地。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又规定:“凡年满21岁的男女公民,只需交付10美元的申请费,在所申请的160英亩的宅地上定居和垦殖5年后,就拥有对该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据统计,从1860年到1950年,美国将2.5亿英亩国有土地授予了西部移民。但从19世纪下半叶起,美国联邦政府却以赠与方式将西部土地的3/4出售给了铁路、学院以及军人等,由此直接引发了第三次土地资本投机活动的高潮。比如从1850年到1871年,美国赠予各铁路公司的国有土地总计1.8亿英亩,平均每亩售价仅为0.57美元,使铁路公司成为仅次于联邦政府和各州实际的土地持有者。可见,美国西部的土地开发及其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工业革命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从海岸导向内地的铁路、没有连接河道的运河、没有横跨大陆的铁路和电报、没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没有能割大草原草皮的农业机械、没有征服诸土著民族的连发枪,荒野原是不可征服的。”[11](p309)

    因此,从1860年到1900年的40年间,美国西部移民总人数达到1400多万人,其中有近200 万个农户无偿获得宅地为28300万亩,但在新建农场中其土地来源只有16%归因于宅地法,其余的大部分农场土地来自于大地产公司再出售和联邦政府现金出售。仅以加州为例,这里的农场主都不是独立的小自耕农,约占18%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几乎控制了州内80%以上的土地。到19世纪末,美国大约有700万人失去土地,由乡村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达到了360万人。[12](p12)可见,美国资本主义租佃制大农场的形成并不是靠农场之间的竞争、分化和兼并完成的,而是国会与大地产商、金融集团联合控制并以地租形式分配资本平均利润的过程。总之,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的实质是“国家与资本的联盟”和“用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

二、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的新发展

    进入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货币资本作为最先进、最发达的生产要素“成为发动整个社会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成为推动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13](p173)尤其是在美国,农业中的资本渗透和规模扩张越来越大,资本集中度越来越高,国家与金融资本的联盟越来越紧密,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总的看,当代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特征是高度的商业化、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工厂化、知识化、社会化、国际化交织在一起,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农产品商品率和国际市场竞争力。从1910年到2005年,美国从事初级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由1200万人减少到不足200万人,所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由33%下降到0.7%。全国农场总数由1935年最多时的681.4万个减少到1945年的596.7万个,到1989年进一步减少为217万个,目前仅剩下不到200万个。平均每个农场经营土地规模由1950年的191英亩增加到2000年的435英亩,扩大了127.7%,其中500英亩以上的大中型农场增幅为43.3%,年销售额在2500美元以下的家庭农场减少80%,年销售额在5000~10000美元之间的小型农场减少62%,采用租赁经营形式的农场面积超过45%。[14]

    比如在20世纪初期,美国工业最发达的新英格兰和大西洋岸中部地区平均每英亩耕地使用农具和机器价值分别为2.58美元和3.88美元,而到2002 年全国平均每个农场建筑和土地市场价值为53.8 万美元,机械和设备市场价值为 6.66万美元。1930年代,美国创办一个农场只需要投资1000美元,1940年增加到6000美元,1972年增加到10万美元,2000年增加到15万美元。如此巨大的农业资本投入,单靠小自耕农场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赖国家对农业的金融支持。在1950年,美国农场债务总额为130亿美元, 1970年增加到530亿美元, 2000年增加到1970亿美元。从1950年到1983年,美国每个农场平均债务由2205美元猛增至9万美元,约占农场资产总额的20.6%,甚至有的农场主欠债数额高达几百万美元,每年仅支付贷款利息一项就需要花费几十万美元。从1980年到1996年,美国农场主支付银行贷款利息总额由163亿美元增加到316亿美元,所占农场费用总额的比率由11%上升到15%。租佃农场主支付给不在地主的地租总额也由1984年的86.4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70亿美元。这两项支出已成为目前美国农场主经营费用中的最大项目。所以有学者提出:“在美国赚农场主的钱比农场主赚的钱要多。”[15](p170~181)可以说,美国的现代农业主要是靠“资本输血”喂养大的,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相比,农业利用的资本数量多得不成比例,也有学者把美国农业称之为“债务农业”。因此,随着以大农场为代表的美国农业与金融资本联盟的日益加深,与劳动利润相比,农业资本获取的利润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其不正常的状态。比如在1949年,美国农业中农民劳动所得占43%,而到1968年劳动所得仅占19.99%,资本却得到了80%以上的农业利润,“这是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分配上的一种完全反常情况。这种畸形的经济过程似乎正在加速发展。”[15](p273)

    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政府为了保证务农者的收入与其他部门就业者保持一个大致相当的水平,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法律政策,主要包括固定农产品价格补贴、补贴性市场价格、出口补贴、限制竞争性农产品进口、加强对种植和市场销售的管制、提供农业优惠贷款、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和科学研究投入等等。在1960 年代,美国农场家庭平均收入为 4054 美元,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收入为 6237 美元,前者仅仅相当于后者的 65%;而到2002 年,美国家庭农场平均收入达到 65757 美元,城市家庭平均收入仅为 57852 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14%。到2005年,美国农场净收入为832亿美元,其中政府补贴高达227亿美元,占30%左右的大农场从中获得了75%的补贴。美国农业土地市场价值的25%来自于政府的财政补贴,不足200万农民每年人均获得政府财政补贴高达11450美元。[16]根据2002年由美国国会通过的“农业安全和农村投资法案”,联邦政府计划在2002~2011年的10年间将向农业提供1900亿美元的巨额补贴,这比过去的农业法所确定的财政补贴数额增加了接近80%。目前,美国的棉花生产成本是国际平均价格的2倍,但联邦政府每年仍拨付39亿美元的财政补助,“这种情形的出现不仅对美国农业的稳定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而且对世界农业的稳定也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17](p142)比如从1996年到2001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世界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美国农产品价格指数也下降8﹒1%,但其生产资料价格却上涨了7%,结果是大多数农场主的经营收入全面下降,其中遭受损失最严重的是小农场主。“据1996年美国政府提供的一个统计资料表明,全国有6﹒1%左右的人均收入在贫困线以下,黑人占绝大多数,贫困率最高的是美国南部的农业区域。”[15](p434)

    可见,当代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强大与繁荣,不仅是资本排挤土地和劳动的结果,而且“政府规定的税则、农业补贴和农场劳动的宏观干预政策,一直就是影响大规模合营农场发展的潜在动力。因此,不能说这种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它是强制接受的结果,是注射财政激素的结果。”[9](p200)总之,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农业问题,也不是纯粹的市场机制问题,而是资本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是政府介入农业进而保障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利益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从19世纪“西进运动”中把土著印第安人作为野蛮人排斥和屠杀而获得了工业革命的资本原始积累,到20世纪对世界能源资源和“粮食武器”的垄断,再到21世纪的“基因大战”,其所展开的正是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到能源、生物基因的血腥掠夺史,而其背后隐藏的最大秘密就是“资本对农业高额利润的追逐”和“国家与金融资本的联盟”。这两大特征是深刻地内在于“美国式道路”之中的。比如在1971年,美国农产品贸易盈余仅为19亿美元,而到1981年则猛增至270亿美元。目前,美国农业产值仅占GDP的2%,纯粹务农者所占经济就业人口的比例仅为0﹒7%,但其农产品出口却占到全国出口总价值的8%,且一直处于盈余状态。2006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达到770亿美元,其中小麦出口占世界市场的 45%,大豆占 34%,玉米占22%,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美国农业部长近日宣布,2008年农业出口预计将达到1085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盈余大约在300亿美元。

    据美国农业部测算,农产品出口每赚一美元利润至少可为其他经济部门带来1.32美元的利润,每出口10亿美元就可创造出17万个就业机会。目前,美国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仅为0.7%,而食品和农牧业部门的增加值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9%,全国纯农牧业生产领域就业人数仅占l%,而食品、服装、纺织等部门就业人员的比重占到15%。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转基因技术产品出口已经占了农业和食品出口的35%,年出口额高达120亿美元。1996年美国从转基因农业中得到的净利润为9200万美元,1997年净利润上升为3﹒15亿美元。而在过去两年的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中,与农业技术关系最大的生物技术类指数上涨了330%,市值已经达到3000多亿美元,成为第二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目前,美国通过转基因技术和生物遗传技术不断形成新品种、新食物、新饲料、新农药、新化肥、新兽药,使国内生产和对外贸易不断扩大,有效地控制了21世纪世界农业出口与粮食流通市场的主导权和垄断地位。[18]可见,“美国农业改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同整个制度的变革的动力相关联的。这一改革的发生是由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性决定的。”[9](p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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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新光(1964-),男,河南邓州人,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资本论》教学和“三农”问题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出版专著《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等6部。
通信地址:464000 河南省信阳市谭山包?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张新光书记/教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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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问现今中国的道德标准

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会议纪要

第十期 2008年8月31日

     2008年8月31日晚,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八次研讨会召开,20位学者与媒体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徐景安主讲,提供的论文是《范跑跑现象拷问现今中国的道德标准》。著名学者黎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所所长周孝正作为嘉宾发表了评论。会议由《价值中国网》总裁林永青主持。与会者发言纪要如下:

林永青:今天由徐景安先生主讲,然后由黎鸣和周孝正先生做评论。

徐景安:这次地震引发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司马南、一个是范跑跑。这似乎是发生的两个孤立的事件,但在我看来具有联系的两个现象。司马南是从左边对改革的进攻,而范跑跑则是把一些理念向右边演化。一个社会总会有两种倾向,左的与右的,但危害最大的是左的极左,右的极右,造成社会的分裂。下午讨论普世价值观,晚上讨论道德底线,其实是一回事。普世价值观包括政治观、道德观,下午偏重于政治观,晚上偏重于道德观。

司马南否认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观,是拒绝西方文明,否认人的自由权利。范跑跑否认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观,是拒绝传统文化,否认人的责任义务。人需要自由,这是不可剝夺的权利,司马南就是找种种借口来维护专制。可是自由人是要遵守规范的,人还要承担责任和义务。这就是道德底线、道德标准问题。范跑跑的行为和主张就是拷问当今中国的道德底线和道德标准。今天无论在政治观上,还是在道德观上,都存在严重分歧。其背后,反映了对东西方文明的态度。

一些人推崇西方文明,崇尚自由、民主、人权,这没有错,但是他们否认道德标准,只要对自己有利就是对的。范跑跑的行为和主张就是,我有率先逃跑、维护生命的权利,没有关心他人生命的责任和义务,甚至母亲也可以不顾。他就是要挑战中国传统的“孝伦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垃圾、就是专制,一部分推崇西方文明的学者以及大部分年轻人都是持这种观点,范跑跑的行为和主张直率的、大胆的反映了他们的心声。如果不讲道德、否认道德、贬损道德,中国有一天真的建立起自由、民主、人权的社会,那也只是一个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动物园。那不是还有法治吗?一个社会是靠他律与自律维系的。迷信他律或自律都是片面的。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他律基础上的,它不相信人的道德。但西方社会的运行是有道德支撑的,那就是宗教精神与人道主义。西方的自由主义包含了对自我与他人的尊重。茅于轼说,真正的自由主义是对自己自由的限制。这是自由主义向左的解释。而范跑跑却是“我爱自己、我管谁”,这是自由主义向右的堕落。

中国的现状是自由、民主、人权的制度尚未建立,人的权利、尊严还没有得到真正保障。而范跑跑一类极端利己主义的思潮却已大肆泛滥。西方文明中该学的没有学来,不该学的、或曲解的倒是不学自通。就像清华的两个毕业生不去学哈佛大学怎么张扬个性,发挥创造力,拿诺贝尔奖,却去张扬个性,脱光衣服,学裸奔。像范跑跑这样,地震一来就跑,这种本能反应还用学吗?

否定传统文化,与否定西方文明,是中国当下的两股思潮。司马南专挑西方文明的毛病,反对民主。而范跑跑则用西方的自由、平等、权利、博弈等概念为自私辩护,否定传统道德。孔子的孝道仁爱精神,应该成为普世道德。世界各大宗教都主张孝敬父母,而唯有中国将孝普及为民众、社会的道德习俗和道德标准。这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今天的中国人不仅要继承,而且要向世界传播,就像西方传播自由、民主、人权一样。我们要教育西方人,只是把父母当朋友是不够的,因为这个朋友与别的朋友不一样,是生你、养你、育你的恩人。在人格上,你与父母是平等的,但你有感恩、敬重、关爱、抚慰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做人必须遵守的道德。你们感恩上帝,更要感恩父母,你的食品、衣物以至生命都是父母给的,有什么理由不感恩呢?当他们年老需要关爱时,有什么理由抛弃让他们孤独而死呢?

可是范跑跑恰恰要挑战“孝伦理”,人家西方讲平等、讲自由、讲权利,就是不讲孝,就是中国的老什子传统还讲什么孝!我与老头子人格是平等的,凭什么孝敬你?我的生命与老妈子一样重要,凭什么要救你?中国的不孝子孙当他们要付出时,就讲这个。可他们向父母伸手要的时候,则把西方的规则忘得一干二净。在西方,子女满18岁就独立了,如果子女上大学所需费用,要同父母商量,父母可以不承担,也可承担一部分,不足部分就向银行申请贷款。可在中国,一切费用全是父母包下来,以至结婚买房、生儿育女都得管。当他们得到时,又有谁站出来讲平等、自由、权利?现今中国,孝已经变异,是父母孝敬子女,不是子女孝敬父母。所以,范跑跑挑战“孝伦理”得到那么多人赞同。

孝是我们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如果一个人对父母都可以不爱,没有感恩之情,找种种借口来推卸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那他还能爱别人吗?还能有真情吗?关心自己,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也关心他人,这也是道德底线。这是人应有的同情心、侧隐之心。范跑跑正是违背了这两条道德底线,不能以多元、宽容为借口而容忍。如果这两条道德底线都不要了,那我们就与动物一样了。

在政治观上,借鉴西方文明,注重保障人的权利;在道德观上,继承传统文化,承担关爱他人的责任;在伦理观上,坚持社会主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我概括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就是普世价值观,。

黎鸣:今天景安先生提出的两个问题,普世价值和道德底线其实是一个问题。什么是普世价值?即全人类普遍需求的公共的实然和应然的价值(利益)。普世价值有如下三层:第一层是人的自然的普世价值。第二层是人的社会的普世价值。第三层是人的精神的普世价值。

人的自然的普世价值是什么呢?很简单,第一是要有饭吃,第二是要有工作,第三是男人需要有女人,女人需要有男人。说白了,就是食、色、性三个字。今天我们在这个层次的普世价值方面,基本上可以说已经满足了,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人已经满足了。在人的自然的普世价值获得了满足的情况下,我们再来谈人的社会的普世价值,以及人的精神的普世价值。

今天在白天所谈的普世价值其实都是谈的人的社会的普世价值。什么叫社会?社会就是人群,在一起生活,互相交流、合作,来共同维持自己的、人类的生活。大家所谈的普世价值之中明显少了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平等,人人平等。我认为人的社会的普世价值如下:第一条,政治上(拥有宪法所保证的)人人平等;第二条,经济上(在法治的意义上)人人自主(民主);第三条,文化上(思想、信仰、言论、新闻、出版等等在法治的意义上)人人自由。

政治上不能一般地讲自由,不应该有什么自由主义的政治。政治上最重要的是必须人人平等,并在此基础上保证公民言论的自由,保证公民结社、选举和被选举(政治代表和国家领袖)的自由。言论自由实际上最集中地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人格的平等,只有别人尊重你的人格,你也尊重别人的人格,你才能够真正感到言论自由的权利和价值。平等是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的东西,也是最根本的价值。在今天的人类世界,如果没有人人平等的最根本的价值,就不可能会有国家的宪法,而没有了国家宪法的权威,人类就只能回到过去人吃人的奴隶的、封建的社会中去。大家今天没有谁讲到平等是最基本的普世价值,其实这一点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少的,少了这一条,后面的两条也都不可能有。

什么叫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大家公共的、普遍的、应然和实然的利益。这种利益必须满足,如果不能满足这种利益,就没有什么价值,价值就是利益。有价值就是有利益,没价值就是没有利益。而这种基本的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了人人所应当拥有的基本权利。政治上平等的权利是第一个社会普世价值;经济上自治、自主,人人自己养活自己的权利,这是第二个社会普世价值;人人思想上、言论表达上的自由权利,文化自由的权利,这是第三个社会普世价值。

我同意老徐讲的那句话,这场关于社会的普世价值的辩论实际上就是要改革,还是不要改革的关键问题。今天很多人包括韩德强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刚刚还谈到潘维,其实不光是这两个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新左派的一些人,他们就明显表示民主并不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法制和公平。我必须指出,人们所说的“法制”并不等同于“法治”。“法制”更多表现在文本上,就像今天中国的宪法,而法治必须体现在人们的实践中,尤其必须体现在人们的主观能动的行为之中。

今天晚上老徐讲的道德底线,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人的精神的普世价值,道德也是一种普世价值。道德的普世价值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对真理、信仰的意志力,对知识、职务的责任感,对思想、情感的真诚之心。

比如范跑跑,作为一个教师,他就缺乏最起码的知识职务的责任感,更缺乏思想情感的同情、恻隐,还不要说什么“真诚”。地震了,他想跑,这是当然的,但是这个时候必会形成一种同时发生的事情,即叫唤同学们一起跑,而不是默默地自己一个人溜。叫唤同学们跟着他跑,这种叫唤应是发自内心的必然的情不自禁的声音。如果在座的你们是老师,你们会跑,这是必然的,但是跑的同时你会情不自禁地叫唤,同学们跟我跑啊。但是,范跑跑没有,他没有叫唤,光是自己跑了。他连孟子讲的恻隐之心都没有,只想到自己会死,没有想到学生们也会死。更糟糕的是,事后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出来,似乎他这样做是当然的。这是什么?这是无耻,即丧失了孟子所说的羞耻之心。这个人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中国教育的巨大失败,也说明北京大学教育的巨大失败。他连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耻之心全都丧失了。按照孟子的说法,这叫畜牲。什么叫恻隐之心?孟子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孩子掉到井里去了,人们会情不自禁地赶紧去救人,甚至忘记了自己面临的危险。范跑跑连这种起码的恻隐之心都没有。

地震发生了,知道自己会死,同时你也知道跟你一起的学生也会死。所以,如果你是有恻隐之心的人,尽管你没有能力救大家,但至少你有能力叫大家一起逃。但是范跑跑没有叫,光是自己跑了。他不仅没有恻隐之心,而且也没有羞耻之心,事后还在博客上自己把这种不光彩的事情讲出来,且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情。他连最起码的教师责任感都丧失了,居然还感觉不到羞耻。

人的精神的普世价值,第一个是真理(比如人人平等)信仰的意志力(对他人人格的起码尊重的道德感);第二个是知识职务的责任感(起码的职业道德感);第三个是思想情感的真诚心,对人的真诚的爱心(对人同情、恻隐的道德感)。这其实也就是人的道德底线。可见,所谓道德底线事实上也属于人的(精神的)普世价值范畴。

再以范跑跑的事件为例。如果范跑跑的确是属于无知,是傻子,那就不能怪他,因为他是傻子,他自己跑了,不知则不怪。因为他是个傻瓜,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地震,他只知道害怕,所以就跑了。但是作为教师的范跑跑是有知识的人,他知道自己会死,同时知道学生也会死,所以他是有知识的,与无知的傻子完全不同。而且作为教师,他也有保护学生的责任,他应该有责任叫大家一起跟他跑。可是他抛弃了这个责任,他更丧失了爱心情感的义务,义务是不计较任何得失的行为,他没有这种爱心,他没有对学生的爱心,如果他有对学生的爱心的话,他绝对会叫唤出来,“跟我跑啊!”。

白天讲的是社会的普世价值,晚上讲的是精神的普世价值,我们又称之为道德底线。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在网上懵懵懂懂地支持范跑跑,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能理解。因为我认识到,当前的中国,事实上是一个严重缺乏人的社会的普世价值的社会。我们今天的中国,既缺乏政治上的人人平等,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上就很不平等;又缺乏经济上的人人自主或民主,虽然近三十年在这方面的确有了巨大的进步;同时也缺乏文化上的人人自由,很明显,我们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体现宪法上所明言的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生活在这样一个缺乏人的社会的普世价值的社会里面,人们当然不会感到自己拥有那种社会的普世价值,其实也就是不会感到自己拥有那些最基本的权利。你感到自己有吗?你没有,尽管你自己希望有,但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你的确没有。这个社会体制提供了你那样一种平等的、民主的、自由的权利吗?显然没有。一个没有平等感,没有自主感(也即民主感),也没有自由感的人,生活在这么一个社会里面,他会明显地感到自我没有价值,连自我都没有价值,他还会有普世价值吗?不会有普世价值的。尽管人们希望有普世价值,但实际上没有。

我希望平等,我希望民主,我也希望自由,而这个社会客观的情况却是我既没有平等,也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如果很多人都已经实际上感觉到了这样一种人的社会的普世价值的缺失,他还能感觉到更深的有那种人的精神的普世价值,也即道德的底线吗?恐怕没有可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在网上看到有那么多人居然为范跑跑叫好的原因,即使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范跑跑错了。虽然范跑跑明显是很丑恶的事情,然而他们却觉得范跑跑完全可以用来作为一种对抗这个社会的他们所需要的那么一种典型,他们虽然并不把他当做英雄,但他们却感到范跑跑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他们对这个社会的反抗,至少是情感上的反抗。尽管他们自己很可能不会像范跑跑那么无耻,换作我不会是范跑跑,换作你也不会是范跑跑,换作那么多在网上支持范跑跑的人们也不会做范跑跑,但是范跑跑出来了,他们觉得范跑跑恰恰就应该是这个社会的产物,就应该是这么一个没有社会普世价值的社会的产物。这种产物就是对这个缺乏普世价值的社会现实的反抗,或者抗议。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实际上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即是说,他们支持范跑跑,并不是他们不知道范跑跑的丑陋、无耻,而是他们需要一个这样无耻的典型来反映他们自己内心对这个事实上缺乏社会普世价值的社会的反抗,或者抗议。正是因此,郭跳跳反而成为了人们攻击的对象。

还有一个原因,即网上都是匿名的。如果一旦需要人们用自己的名字公开出来支持范跑跑,我相信支持的人数会一下子降下来许多。毕竟更多数的人还是有最起码的羞耻之心的。正是因为匿名,他们才表现出了对范跑跑的支持。为什么现在网上很多人骂人,骂得那么凶,他们好象毫无羞耻感,为什么?因为匿名。我骂你,你不知道我,所以我骂你,我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但是如果我要骂杨帆,还写上我的名字,杨帆马上就会知道我骂了他。但是如果我不写上我的名字,你杨帆知道我骂你吗?你不知道。

总结一下中国这个社会,的的确确是一个失去了起码的普世价值的社会。中国社会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危机的时代。这个危机既是危险又是机会,抓住了机会中华民族就有希望,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中华民族就只能回到中国过去不死不活永远停滞的状态。说到底,中国并不存在任何天然的必然性,将来一定会崛起成为多么的强大。我对现在的形势有一点悲观,我认为现在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事实上正在倒退。中国人又开始了自吹自擂,又开始了盲目群体的“自大”,更又开始了“复古”,妄以为“古人”、“国学”可以拯救中国,这简直是饮鸩止渴。大家看了我最近的一篇文章,我对奥运会的开幕式提出了批评。当局公然在那里向全世界宣扬要“尊孔读经”。你们认为我批判孔子,好象是发了疯只会骂古人。错了,绝对不是。孔子及其儒家传统实质上正就是今天盛行于中国社会的体制的代名词,或共同体。

我讲一句题外话,什么叫传统?传统在哪里?传统就是体制,传统就是中华民族现在的体制,而这个体制也正就是活生生的传统。你们把中医、中药、京剧、国画、国术这些东西叫传统,不对,这只是现象。传统的本质在哪里?就在中国人言说的习惯,行动的习惯,以及你思考问题的习惯之中。而社会群体传统的共同习惯,正就是社会的体制。这种习惯的传统从上到下,普遍于所有的中国人,正是因此,它们事实上即是当今中国活生生的社会体制。比如说现在有人骂共产党,说他们禁止言论自由。我就不相信,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中国人的什么党,让它当了中国的执政党,他就不会同样禁止人们的自由言论。我可以断言,只要中国人目前的社会体制不变,任何人去当中国的统治者,他绝对还会去禁止言论自由,一定的。为什么?

王铭恒:因为是同一个传统。

黎鸣:对,也就是同一个体制。因为中国的传统就是不准有言论自由,就是不能有法治,而只能人治,就是没有平等、没有民主,没有真理,没有科学,没有思维的规律,等等等等。我批判孔子,就是批判这个。因为孔子和他的儒家留给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就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传统,实际上也就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体制。什么叫传统?我今天告诉你,传统就是体制,就是今天正活在我们周围、活在我们身上、活在我们心中的社会习惯的体制。传统好象看不见、摸不着,不对。它看得见、摸得着,它就在我们说话的习惯之中,我们做事的习惯之中,我们思考的习惯之中,这种习惯不是某一个人的习惯,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习惯。所以,我要对那些毫无忌讳地在网上骂共产党,骂毛泽东的人们说一句,我不反对你们骂,你们尽可骂得痛快,也没问题,但是,骂到底也于事无补。毛泽东(包括共产党)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他们)做了中国传统的忠实的继承者,他们在实际上追随、赞同了传统。而中国传统两千多年的旧习惯势力,实际上就是存在于我们周围、身上、心中的社会习惯“体制”,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最可怕的死敌,认识不到这一点,仅仅只会去咒骂当头的(虽然骂也是必要的,但决不是充分的),而轻易地把自己身上的“传统”却忘记了,中国人的事情就将永远都难以得到解决。关键不在骂,而在揭露它(传统—体制)的本质,然后大家一起来改造它,彻底地改造这个顽固、腐朽、愚蠢、邪恶、毒害,而却又特别长寿的(孔子及其儒家的)“传统”和“体制”。

包括今天韩德强讲潘维有一本书,认为大家对民主有一种崇拜的迷信,应该讲法制。错了,什么叫法制?法制是文本上的东西。中国没法制吗?中国明摆着宪法就是法制。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谁把宪法当做一回事?刘少奇怎么死的?那个宪法的“法制”保护了他吗?如果宪法都不能保护作为主席的人,宪法还能保护老百姓吗?法制如果不能形成行为习惯,就只能是假的无用的法制。很多人讲法制建设,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最根本的位置上,如果都只是文本上的法制建设,那都是虚的,没用的。重要的是必须把“法制”变成真正的“法治”,把“法制”变成全体中国人的言语、行动以及思考的习惯,乃至成为新的文明的习惯势力,那就行了。包括台湾,台湾总是民主社会吧,为什么陈水扁会落到今天这种(贪赃枉法、“洗钱”的)下场?陈水扁也是中国传统习惯势力的一个明显的俘虏,一个“民主”根本就没有真正成熟的牺牲品。说白了,尽管台湾实现了民主,但是,人们的思想、人们的言论、人们的行动并没有把它变成真正民主的习惯、自由的习惯、平等的习惯。所以它的民主就成了问题。但不能不看到,毕竟台湾已经走到大陆的前面去了。有了民主的形式,总比连形式都不可能存在的大陆要强许多。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现在已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候,我今天还想多讲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由于中国长期历史传统的原因,事实上已经是世界上最最落后的政治体制。

政治有三种,一种是实君政治,一种是虚君政治,还有一种是无君政治。实君政治是什么呢?一个明摆着具有君主帝王的政治,说白了实君政治就是人治,不是法治,也不可能法治。虚君政治,例如日本、英国,君主立宪,它们的君主是虚的,不起实际作用,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它们反倒是法治的国家。还有无君政治,例如美国,最高权力是真正宪法的权力。中国的政治明摆着是实君政治,中国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事实上最高权力属于几个人。这几个人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什么关系?没有。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长、副委员长是这些人的话,或许还有一点点说得过去。几个人凌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叫什么?这就是实君政治,这就是人治,而不可能是法治,根本不可能真正把宪法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美国人当了总统,要手摸着《宪法》向全体议员(人民代表)以及全体国家公民庄严发誓。

《宪法》的最不可忽缺的基石就是人人平等,没有人人平等,这个《宪法》能订得出来吗?根本就订不出来,或者订出来也是假的。正因为有人人平等,才能有这个真正代表最高权威的《宪法》,人人,包括书记、常委,包括主席,包括总理,全都必须服从《宪法》。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事实上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实君政治,实际上是今天世界上最最落后的政治形式。中国要崛起,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

周孝正:今天徐景安老师召开研讨会讨论“普世价值和道德底线”问题,这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人类的基本价值取向应该是:真、善、美、爱、神圣、聪明、智慧、道德、博爱、神圣。为什么今年出现了“三跑”?1. 不该自己先跑的范美忠跑了,被人们称为: “范跑跑”。2. 该跑的刘翔没有跑,被人们称为: “刘不跑”。3. 想跑的股民被套牢,被人们称为: “跑不了”。

范美忠和我做过二次电视节目,我们心平气和地交谈过。我说:“你响应了易中天教授的号召::‘宁可真小人也不做伪君子!’”范美忠老师说:“地震了,我跑了,十天以后我冷静地写下了一段文字并上了网,目的之一就是要扎一下这个伪善的社会一针。我的言论很可能遭到唾骂,但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代价”。实际上范美忠老师至少有几分“伪小人”。

9岁女孩林妙可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当着几乎所有中国高级领导和全世界几十亿电视观众演唱“歌唱祖国”,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音乐总监陈其钢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访问中,揭露了“国家机密”:林妙可的歌声是一位7岁女孩杨佩宜发出的,并直指此假唱是某位中央政治局成员做的决定,而他事后觉得有责任把真相告诉人民。

在国家利益理由之下,两个女孩的声音和容貌原来是大人物任意搭配利用的工具。小女孩林妙可很可能不知道“假唱声音”不是她发出的,但她迟早会认识到假唱引发的道德争论和知识产权的问题。杨佩宜永远记得小时侯被大人物认为不够漂亮由她演唱有损国家面子。媒体报道这一事件后引起了讨论。

第一种意见:怒不可遏。为二个小女孩感到悲哀,直接违背了我党优良传统: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突破了道德底线,不是真、善、美而是假、恶、丑!奥运会都敢作假,还有什么不敢的?障显了中国假货多的负面形象。第二种意见:只要奥运会成功了,假唱也不怕!“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况且奥运会没有规定,谁出影就得谁出声,“假唱”、“假奏乐”等外国也有,悉尼奥运会就有“假奏”即放录音替代现场演奏!

真假之争,自古有之。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只要目的正确,合理、崇高、正义,为达目的就可“不择手段”。美国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曾说,手段是正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正在进行中的目的,人们无法用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俗话说:邪恶的种子发不出善良的芽,更不可能给出美好的果。为达目的是择手段还是不择手段是一个普世价值和道德底线问题。是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还是“有奶便是娘”“我是流氓我怕谁?”“过把瘾就死”,“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徐景安老师倡导的“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是普世价值。古代哲人说:内心充满善意,不懈追求完美,努力维护公正,完成内心超越。这就是道德。现在的中国社会,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很不平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腐败现象十分严重。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普世价值和底线道德上的混乱,可以说非常严重,文化分裂、精神分裂与日俱增!虽然收入上升,但信誉下降,彼此戒备,天天过节——愚人节。

百姓说:你要想让领导高兴,你就做假!
你要想让群众高兴,你就做秀!
你要想让老婆高兴,你就做饭!
你要想让朋友高兴,你就做东!
你要想让自己高兴,你就做梦!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梦想是什么?就是普世价值深入人心!就是底线道德不能突破!就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杨帆:在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的情况下,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判断。1995年,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就是在情势判断上有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是不是已经占了统治地位。自由派的意思是说还是前资本主义,中国的所有问题主要是由于前资本主义的问题所造成的。中国的市场经济还远远不够,所有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或者没搞彻底造成的。

新左派的意思是说,市场经济已经占了统治地位,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体系,所以现在出的问题应该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对客观形势的判断不同所造成的。我个人之所以从自由主义转向所谓的左派,就是由于我的判断。92年小平南巡的时候,实际上李鹏的3年治理整顿的时候,中国的市场价格已经彻底放开。主要问题是市场经济本身出了问题。当然中国情况比较复杂,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但是总体方面是这样。普世价值当然是存在的,但是你是考虑它的普遍性呢?还是考虑它的特殊性?

徐景安:你认为什么是普世价值呢?

杨帆:跟你们说的基本差不多。只能说一个东西有普遍性的一面,又有特殊性的一面。我主张普世价值前提都承认,还要重视它的具体情况,当然有时候需要抽象的谈,比如说在文革后期,社会极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的时候,完全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根本就否认还有世界一般规律的时候,这时候你再说。我们应该先承认这个以后,再具体的分析,什么情况下,什么东西对、什么东西不对,否则的话,就出现很多的争论。

徐景安:当今的中国,普世价值是什么呢?

杨帆:当前中国的情况,重点应该强调特殊性。中国未来要不要民主,还真是一大问题。

徐景安:你的主张?

杨帆:我主张民主。

徐景安:什么类的民主?

杨帆:什么类的民主都比没有民主强。

王占阳:现在要不要民主?

杨帆:我二十年前就要民主,我在天津开发区就搞过竞选,孙中山1911年就搞民主。这都是基本常识,用不着问我。你问我,就说明你们对我没有基本的了解,没有基本的信任。

今天资本主义还有什么东西没进来?说改革开放还不够,你说中国还有什么东西没开放?中国现在是开放过度还是开放不足?是市场经济过度还是不足?这是实际的判断,不是理论的判断。普世价值是存在的,但是要在具体时间、具体历史条件下讲具体的事。我和老徐三十年前已经做过这个事了。不是你主张的价值观念不对,而是对中国的实际状况判断不对。这样有危险,危险在于转入资本主义体系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把中国拖入危机里面。在危机的情况下,有利益集团不如没有利益集团的好。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应该强调普世性,现在的情况有特殊性。

我跟老徐在八十年代是一起的,你在北京搞改革,我在天津开发区搞开放,当时的思路是一样的。后来我为什么要变?就是对形势判断不一样。我认为,只要渐进改革完不成,中国就不会有道德。渐进改革就是利益转移的隐蔽,隐蔽性正好适合中国的文化,就是他们说的那种文化,说一套、做一套。我不立法让你自己去干,你干成就成了,干不成就把你抓起来了。这就是渐进改革,这怎么能有道德呀?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或者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有很多保留,很矛盾。他不相信真,相信善和美,有什么不对吗?在历史进步过程中,人家站在道德一面批评,不能给人家扣帽子,说反对改革。荡然无存的道德监督,无羞耻感的道德评判。对中国改革开放丧失道德这件事,知识分子很痛苦。我作为经济学家,还是比较幸福的,可以从经济学里面得到安慰。

你从利益角度说,中国改革取得伟大成就,我承认。但是从真善美的角度看,确实在倒退,或者叫出了新问题。经济学家越来越臭,叫做腐败有理,腐败出一个新体制。张曙光写过一本《腐败与贿赂的经济学》说,通过腐败去收买权力,腐败有一个时期很严重,然后会收敛。如果不断形成新的权力再让你来收买,那永远收买不完,腐败就会趋于发散。八十年代容忍腐败,我们有共识。当时改革开放只能这样。现在什么都能容了,出现了范跑跑。

在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人文知识分子,相信真善美的人,从一定程度上好象是逆历史似的,站在道德的角度去抵抗它,规范它,批判它,实际的作用也不是反对,我们也没有能力反对。人家就不能批评改革开放吗?只许你批判人家,不许人家批判你。那你跟毛泽东有什么区别吗?所谓的左派,不是反对改革开放,是不想让你做得太过分,或者崩溃。我知道需要代价,但是这个代价要有个限和度。腐败也有底线,腐败就腐败了,但是有两项不能腐败,一项是教育不能腐败,因为教育腐败是欺负小孩;医疗不能腐败,因为医疗腐败是欺负病人和老人。成年人互相欺负可以,但是咱不能欺负小孩、病人和老人。这是底线!我对中纪委说,你们就别查了,你们就查医院和教育,这两项卡住了,行不行?我说到这地步了,可以了吧。最后,连这俩都没卡住。

现在底线不断突破,确实有些人在瓦解我们。比如说大片,出了一个《苹果》,是男人靠不住。看了《色戒》,是女人靠不住。《投名状》是兄弟靠不住。《集结号》,叫做组织靠不住。下一个就编老师靠不住,学生靠不住。再编父亲靠不住,最后编到当妈的也靠不住的时候,我估计也差不多了,咱们中华民族的底线全崩溃了。近来北京有一个新的医学科特别赚钱,就是年轻的爸爸抱着小孩,偷着不告诉年轻的妈妈,到医院验一验是不是我的孩子。最后编一个美国人也靠不住。老说中国房地产这坏、那坏,这个泡沫、那个泡沫,中国房地产到现在也没崩溃,是谁房地产崩溃了?这么多经济学家,谁说美国房地产还能崩溃?美国这么高的收入,居然那么多人买房子给不起钱,美国人靠得住吗?中国再坏再腐败,中国房地产还撑着呢,但是美国就崩溃了,你说美国靠得住吗?还有网上骂吴敬琏是特务,大家哄他呢。

徐景安:编什么理由骂人家是特务?

杨帆:这个肯定是造谣。股市特低的时候,工商银行股票卖了一块钱一股,卖给摩根史丹利,前年一起来,工商银行涨得最慢,从一块钱涨到六块钱,怎么不让人家怀疑你。说中国国有资产不好,中国工商银行怎么不好,中国银行怎么不好?把中国的国有银行说成最坏,就因为你是国有的,就说成最坏。你说有这么改革开放的吗?美国把自己的银行贱卖给谁了?中国再不民主,也不能这么把国有资产卖给美国人,我就不同意。你说这么卖完了,中国就可以民主了吗?中国就可以自由了吗?中国就可以现代化了吗?WTO规定外国人所有的超市只能在一个城市开一个总店,分店是不许开的。2006年以后才可以逐步开放。但现在开了多少家了?现在正进行着国内腐败资本和外国投机资本置换。

拿中国教育来说,问题不少。比如说你强调法制,不强调道德,就要出毛病。我这次抓学生,所有的教师和学生守则,关于跟学生冲突就没有这样的规范。但是学校办了这么多年,是怎么办的呀?这就是靠着道德和惯例在起作用。老师讲课讲得不好,学生随时可以走,为什么不可以罢课,这是学生的自由。这话你听听,这种话有没有误导,说得不错啊,老师讲得不好,我可以拔腿就跑。学生可以罢课,要不要投票?你现在有规定吗?谁来定老师讲得好还是不好?这时候没有道德调节,就两个学生觉得不好,他们一走,就把课堂搅乱了。两三个学生就可以冲击一百个学生的课堂,这叫民主吗?这叫暴民和民粹。所有的课堂纪律都荡然无存,任何老师都没有主导权。你可以走,但不能影响别人。学生走不走要看老师讲得好不好,这个道德不能成立。我杨帆讲得很差,你可以下次不来,或者你下了课,可以向学校反映我,你不可以当场就走。

最后,我为什么把她抓到保卫处?她成心进去,又成心出来,捣乱课堂,还说我讲得无聊。我说你把学生证拿出来,她不给。如果人抓不到,我天大的理没地方讲。后来那个学生说我性骚扰,多亏那个女学生长得特难看,不然的话,还出问题了。她不给我证件,我为什么不能把你抓到保卫处,这在民法上叫自律救济。课堂秩序、公共秩序或者你个人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公权力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力把他留住?这能不能说是老师专制?

徐景安:今天,听了杨帆的一番话,我明白了与新左派的分歧,是对中国客观形势的判断。他们认为,中国已完成了市场化改革,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有发生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本主义造成的。国外新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照搬到中国,成为了中国的新左派。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很大进展,从商品市场的角度看,价格已经基本放开,但从要素市场角度看,情况就不是这样,政府拥有很大权力。中国的经济现状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利用权力,压低劳动、土地、能源、环境的价格,创造了世界投资者的天堂,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改革取得的成绩归功于政府主导和市场经济,而发生的问题也是源自这两个因素。

比如,杨帆说的腐败,怎么仅仅用市场经济来解释呢?市场经济为权力寻租创造了机会,每一次市场化改革都会带来一批新的暴发户,这是腐败产生的一方面原因。新左派就是依据这个来批评改革。政府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集权是旧体制带来的。在市场化改革中,权力获得了交换的机会,而渐进改革就是对权力的赎买,所以腐败必然产生。政府为世界投资者创造了天堂,是需要回报的。世界投资者也十分愿意拿出一部分利润来感谢政府。今天的中国,怎么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呢,产生的问题怎么仅仅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而新左派就是犯了简单判断的错误。

过分集权的体制,没有来得及改革,这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以,需要推进民主化进程。西方的政治观是有普世意义的。至于,中国如何选择民主化模式、如何推进民主化进程,在操作层面是可以讨论的。而司马南却站出来反对,以反普世价值为借口,反对改革。杨帆口头上、原则上承认普世价值,承认民主,但又大讲中国的特殊性,把问题推给市场化改革过度,实际上也是反对改革。这不是扣帽子,而是主张的分歧。如果,你主张怎么改?可以说嘛,不知道你的药方是什么?

杨帆说的底线,我是赞成的。作为课堂,应该有纪律、有秩序,对教师有起码的尊重,对他人听课不能影响。借口自由,无规无矩,甚至故意冲击课堂秩序,是错误的。但今天中国的教育,远不是自由与保守之争,从根本上说既不是西方教育,也不是传统教育,是最落后、最反动的教育,既摧残身心,又自由放纵,可以作为专题来讨论。

附:参加会议名单

仲大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黎鸣 著名学者

张晓峰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占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杨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徐景安 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

周孝正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所所长

韩德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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