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到今天(9月28日 )为止,此文集内容总算凑齐。 这又是一期内容矛盾冲突的文章集,正反之说样样都有。在一个思想和言论日益趋于自由的时代,不光林彪、毛泽东等正在遭到新的解构,连孙中山也在遭到新的诠释。任何一种理论学说的背后都有其坚实的利益基础,所有当今繁杂纷纭的说法之争,都有其背后的利益要求。这是一个分歧加大的年代,有人刚寄了一本书来,副标题是“新自由主义的穷途末路”,或许这就是自由的代价。自由的膨胀会导致爆炸,人类社会不是在自由中成长,便是在 自由中爆炸。

    静下心来后,读一读仇金泉先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运动的两重性----《资本论》阅读笔记》,就明白了中国的这种新自由主义是如何让少数人大规模地攫取国民财富,如何加大了当今社会的贫富差别,中国的基尼系数为什么这么大的原因。这种自由不仅表现在当下的言论诉求上,还表现在十年前开始的一场对公有资产的大瓜分。如果这种精英的自由再持续下去,老百姓的确没什么好果子吃了。

中国要学会有序和有效的争论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1年9月26日

目录

宁政宇:中国需要中派力量

邱立本:两种神权政治的悲哀

(美)斯蒂格利茨:“9.11”的代价

法广:歌剧《中山·逸仙》突然被叫停

吉安:热烈庆贺《中山·逸仙》被禁

卢映西:十日谈:有中国特色的“地下党”

邹正敏:西方文化的一个糟粕

余治国:冰火两重天的近代中国

李零:绝地天通----研究中国早期宗教的三个视角

 

党爱民:如何使用外汇储备:玩一下“掉期”如何?

左晓蕾:外汇储备如何刺激国内经济

席佳琳:中国外资互联网公司面临安全审查

《金融时报》:欧洲不能过于指望中国

迈克尔·穆萨:当前经济减缓有多严重?

张澄:欧洲金融系统将崩溃

第一财经研究院:欧元是否会重蹈92年欧洲汇率体系的覆辙?

第一财经研究院:40年信用纸币大试验

阿文德:当人民币统治世界时

阿文德:世界将在中国经济阴影下生活?

21世纪经济报道:非洲最大银行推销人民币 人民币将成部分非洲国家外储货币

白益民:南海油气争夺背后的日本怪兽

白益民:神华中标蒙古最大煤矿不是赢家 最大受益者是日本财团

北京人民关注团:关于全面大规模推行转基因主粮产业化致农业部的抗议信

乔续:借着渤海漏油事件推动资源国有化政策

叶楚华 余治国:楼市泡沫敲响丧钟

 

向东:中国成为强国首先要学会有序和有效的争论

王希哲:毛派今日之困境与毛泽东文革中的保守主义

习近平: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

林和立:中国即将上台的保守铁腕习近平

查良镛:上国务院总理书

简述:北京学者召开“9.13”林彪事件研讨会

关愚谦:美国“9.11”恐怖大骗局

关愚谦:欧洲在研究美国的阴谋论

祝惕:跳梁小丑胡德平窜起

黄亚生:经济增长须辅以政治改革

茉莉:中国要警惕极右和极左的凶残性----从挪威杀手看观念及后果

James Traub:美国有人在思考和设计与中国的战争

韩媒:击沉“天安”号凶手是以色列潜艇

 

朱苏力:法律人自身的问题

贺卫方:在成都法学论坛上的演讲

熊自干:改革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

郑酋午:与房宁先生商榷

郑酋午:房宁先生你又错了

大学生:对张春桥的再认识

史记:许世友将军为何恨粟裕大将?

史记:粟裕──被剥夺了荣誉的元帅

王林聪:利比亚乱局的历史探析

报告:俄罗斯民众数十载情绪变迁:咱该滚了

素颜格格:星球大战计划背后的故事

纪坡民:关于庐山会议政治风波的回顾与反思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仇金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运动的两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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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hdr8618@163.com>  2011-09-19 00:18:0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hdr8618 中派,中国未来的希望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本网重点发出这篇文章,因为它谈论了当前我国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原文有许多个人主义自吹自擂的文字,本网进行了重要的内容调整、补充和文字修改。希望民间人士办事说话要谦虚谨慎。

中国需要中派力量

西安 宁政宇

2011年9月

    颜色革命势不可挡,民主潮流滚滚向前。未来中国,谁主沉浮?前面是深渊,是险滩,是死亡,是得救?仰天长问,谁是中国的拯救者?

    今天的社会充满抱怨,批判,担忧,怒吼,就是缺乏理性的思考和高人的慧眼。万物运动,自有天道,自古及今,天命难违。天道的科学就是规律,中国人应当按自然规律办事。

一,极右派因其普世卖国而远离民心,名声狼藉,面目狰狞

    选择右派,就是选择中国西化、分裂、解体、灭亡;就是选择战乱、国内民族冲突、领土争端、恐怖袭击;就是选择中华民族尊严扫地、外国势力鹰扬中华;就是选择北约炸弹在中国土地上展示威力。

    对此,一般中国人感到毛骨悚然,冷汗直冒。当然,右派们会说,这是必要的阵痛,痛过了就一切都好了,无需担忧。可他们都准备好了,他们不想痛,一点都不想。他们已经提前做好了一切思想的物质的政治安全的准备,钱财已经转移国外,美国那里的安乐窝已经建好,保护神美国山姆大叔那里已经说好。思想上已经坚定,宁要人权不要主权。所以中国灭亡他们思想上没有负罪感,有的是得逞的快乐感。就像挖了比干的心,用伯邑考的肉做人肉饼,妲己感到的是无比的快感一样。可是,他们要让中国痛,要让中华民族痛,要让广大人民痛,就像医生给病人动手术,医术不高,不上麻药,自己不痛,反复给病人说,坚持住,不要叫,痛过一阵子就好了,把肝胆摘除了就好了。有例为证:

    1,前南斯拉夫右派获胜,普世来临,国家灭亡,民族冲突战争流血成河,现实版本的西方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活生生的上演。北约炸弹狂轰80天。

    2,前苏联,苏共分裂,左派政变失败,右派最终获胜,普世降临,苏联解体灭亡,车臣战争,仇杀不断,俄格战争爆发,格亚战争不断,恐怖袭击成了俄罗斯人民的梦魇。试问,俄罗斯还要解体到多少才能熄灭恐怖袭击。

    显然,右派不是什么吉星,而是灾星,中国不敢尝试右派当政。这不是未来的选项。

二,左派尽管被称为可爱的左派,但要人们跟着左派走,人们还是直摇头

    左派宣称工人无祖国,和极右派普世价值一样,都不介意外国领导中国。一个要的是全世界无产一家,一个要的是全世界普世一家,都没有独立的中华意志。

    特别是,今日左派已不同于以前的有共产主义理想追求的左派,而是在80和90后中形成的原始教义化的了左派。左派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异化为:什么对我有利我就信仰什么。年轻的工人从本身的地位出发,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画圆,只要对我有好处就信仰什么。这种思想是新时代的极端膨胀的个人私欲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意外契合。

    今日的权贵和无产者都被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同化了,都已金钱化、拜金主义化、商业化、实用化、享乐化了。看来,现代商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个人物欲享乐主义已经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我们中国即确发生了意识形态的质变,从马克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转变为现代美国式的个人物欲享乐主义。这一点恐怕连真正的原始纯洁的左派都始料未及,甚至没有觉察到。

    当然,大多数左派年龄都在55岁以上,是真正的革命的爱国的左派,是有理想有追求的高尚可敬的左派,是中派的天然盟友。在下认为,现代世界,意识形态已经同化,全部变为现代商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是注重个人物欲享乐的美国式意识形态。这是当今中国的一个新特色。

    可惜,55岁以上的真正的左派,都是老人,已经成为自然衰亡的力量,怎么承当解救中国、闯关太平洋的精锐之师?即使他们真的呼应起年轻一代,又怎么能用他们的理想变革和颠覆今日已经成型了的商业资本主义的物欲社会?

    特别是左派的经济基础----公有制已经被摧毁殆尽。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左派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要想再回到左派心目中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无疑又是一场大手术。

三,中国的希望在中派

    中派,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派别,但中者才是中国的拯救者。中派就是中国强大的民主复兴派,简称中派。中派包括各个年龄段的人。中国未来的希望就在中派身上。

    中派的识别很简单,几个基本主张,1,有限度的民主,2,生而平等,3,平均发展,4,适当地公有和私有,5,回归儒家传统,6,国家强大,7,中华复兴,8,共福社会,9,和平共处......不一味强调照搬西方民主和回归马列主义就是中派。

    其实,全国80%的中国人都是中派,只是他们不自知而已。中派就是坚定的爱国派,真正的民主派,锐不可当的反霸派,坚定地维护和扩大中国六大核心利益派。

    中派不同于左右两派,第一点不同是:有复合型人才,综合多元的理论建树,适应新时代的军事才能,有超越左右、不固执一端的灵活智慧。在钓鱼岛事件中,一计可制服日本人。中派既是鸽派也是鹰派。文武这一张一弛之道随时灵活运用。

    第二点不同在于:中派的着眼点是中华民族全体,不是为哪个阶层和哪个团体狭隘的利益服务,而是为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着想。因此,中派的基础人群就是13亿中国人民,而不是什么主义、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的目标准绳。中派的思想方法是理性现实主义。中派反对左右两派纠缠于历史旧账,让传统的意识形态之争扔到垃圾堆里去吧,中派是轻装上阵的新人。

    第三点不同在于,中派主张熄灭内斗,对内和解,对外刚柔,中派是左右两派的平衡力量。当极右势力过于强大时,中派倾向于左派,抵制极右。当极左力量过于强大时,中派偏向右侧,平衡失衡的天平。中派一手握住左派,一手拉住右派,隐其恶杨其善,同为华夏民族争气出力。共建强大统一的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中派主政,中国才不会发生左右两派的流血斗争,中国才不会分裂,解体。这是铁律。苏联就是在左右两派的火并中灭亡的。

四,中派思想要成为社会的重要意识

     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就走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避免了亡党亡国的上演。今后将希望中国共产党再次出现奇迹,遵义会议再现,共产党中的廉正力量占优势,剔除极右派,矫正多年来所走的过右的发展道路。

     如果政府和执政党不能完成这场历史矫正,民间将崛起承担历史使命的中派。或者,执政党中的中派力量和民间中派合并,如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一样,形成领导中国的新的强大力量。此乃中华复兴之福。

    不管怎样,中派也要打出旗帜了,在一个五胡乱华的时代,中国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力量存在,一任各种极端忽悠社会,那将是中国最大的不幸。希望大家都来讨论中派。

作者简介:

     宁政宇先生1985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系,多年研究政治、经济理论问题,著有经济专著一本“第二时空”,在国内有较大影响,被国内数十家大学和经济研究机构引用研究,在网上输入宁政宇先生的名字,即可查到。宁政宇先生的经济研究工作完全是自费的,是抱着富国强兵的报国之志和拳拳报国之心进行的,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默默耕耘的民间经济学家,曾作为特缴代表参加陕西西部开发研讨会,并被西北政法大学特聘为大学生作报告的学者,并受缴参加在辽宁鞍山孙子兵法国防战略研讨会。现为西安临潼爱华检测设备公司法人代表,民间高德发展战略问题研究部负责人。联络方式:手机 13679278618 029—83874953。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9-10 14:23:2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亚洲周刊: 世界进入神权政治时代?

两种神权政治的悲哀

邱立本

2011-9-8

  十年以后,纪念九一一的二十周年,世界会变得更好更安全? 人类会走出当前冤冤相报的文明冲突吗?

  尽管拉登已经被诛杀,但今天的世界还是充满危险,而更让人难以预测的,则是人世间在过去十年间记取什么历史的教训,还只是在一种偏狭的、自以为是的怪圈中自鸣正义?

  如果说文明冲突的核心在于价值的冲突,那么以美国为首的社会,就需要对伊斯兰文明有更多的敏感性,了解这个宗教与文化都悠久的社会,有它自己独特的价值系统,不能将它简化,也不能将穆斯林和恐怖主义划上等号,也更不能用反恐的名义,侵略别国的领土,而行掠夺资源之实。因为看在穆斯林世界的眼里,自九一一之后,美国已经攻占了三个穆斯林的国家——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而下一个国家又是谁?

  但另一方面,穆斯林世界的理性和中庸力量,是否也能对原教旨主义教派所掀起的腥风血雨,作出深刻的反思?不要让这些激进的教派,以反美的名义,滥杀无辜,派出人肉炸弹客,毁灭自己,也毁灭别人,而最终只是毁灭穆斯林的形象。

  关键是神权政治的影子,是否可以逐渐消失,还是会越演越烈? 埃及的阿拉伯之春,看似推翻了独裁的政权,但也迎来了要恢复回教法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力量。事实上,从当年伊朗革命开始,都在政权改变之后,被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分子偷走了革命的成果,也使人民的权利流失。这样的历史,似乎在今天又在重复,连利比亚的反抗军的领袖,也是当年拉登所任命,也使中东的政治发展,陷入虽进犹退的魔咒中。

  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也被另一种神权政治的阴影所笼罩。那些极右的媒体和政治团体,如霍士新闻网和茶党,都以上帝的名义,对异己加以无情的挞伐,一切上纲上线,也以简单的标签来看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将伊斯兰世界妖魔化。对于美国的民主理性的力量,都痛斥为卖国,也赶走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妥协精神,国会被瘫痪,重要的法案都无法通过。这样的神权政治还在民间进一步发酵,失去了美国立国以来的容忍和多元化特色。

  从中东到美国的神权政治,背后也要看全球经济的发展,是否可以冲破当前M型社会的局限性,避免富者越富、贫者越贫。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此都不乐观,认为今天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由金融霸权和地产霸权主导,也使中产阶级逐渐流失,导致社会的两极化不可避免。

  这也使中东神权政治可以吸纳更多死士,也使美国的神权政治增添更多狂热分子。

  这两种神权政治的影子,相互交迭,也彼此碰撞,势将产生恶性循环。未来十年的世界局势,就要看如何摆脱这两种神权政治的纠缠,挥别那些彼此妖魔化的荒谬,也挥别九一一的痛苦心魔。

    (编后记:以此观点来看今日中国,意识形态的斗争正在愈演愈烈。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还是国内政治人为的失误?值得探讨。)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9-06 11:40:40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 标题: Fw: 斯蒂格利茨:911的代价

“9.11”的代价

(美)斯蒂格利茨

《联合早报》 2011-09-05

  卡伊达于2001年9月11日发动的恐怖袭击,目的是伤害美国。他们成功了,但他们所造成的伤害的形式恐怕连奥萨马都预料不到。前总统布什对911袭击的反应有违美国基本原则,破坏了美国经济,也削弱了美国的安全。

    战争代价高不可估

  在911事件后对阿富汗发动攻击还不难理解,但之后入侵伊拉克则完全与卡伊达无关——尽管布什竭力要将两者扯上关系。结果,这场美国自己选择的战争很快就变得非常昂贵——远超出一开始宣称的600亿美元。这是无能加上歪曲事实的结果。

  我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琳达·比尔梅斯(Linda Bilmes)3年前计算美国战争的花费时,得出的保守估计是3-5万亿美元。此后,战争成本持续增加。大约50%的归国军人符合获得残疾补助的条件。另外,到目前为止,有超过60万人在荣军医疗机构接受了治疗。因此,我们目前估计,未来残疾补助和医疗成本总数将高达6000-9000亿美元。但社会成本——体现在老兵自杀(近几年平均每天有18起)和家庭破裂上——根本无法计算。

  即使我们可以原谅布什将美国及世界大部分国家拖入了以虚假理由发动的战争;原谅他在战争成本上的不诚实,他为战争筹集资金的方法却完全没有开脱的借口。布什的战争是历史上第一次完全靠借债支持的战争。随着美国卷入战争,布什不顾赤字已因2001年的减税政策而飙升,决定为富人推行另一轮减税措施。

    失业和赤字威胁美国的未来

  如今,美国人关注的焦点是失业和赤字。这两个对美国未来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本溯源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财政从布什当选时的2%GDP盈余,恶化到如今赤字和债务水平岌岌可危,这个剧变的关键因素,是飙升的防务开支加上布什的减税政策。这两次战争的直接政府开支到目前为止共约2万亿美元——相当于每户美国家庭支付1万7000美元——还没有收到的账单将使这个数额增加超过50%。

  此外,比尔梅斯和我在我们合著的《三万亿美元战争》(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一书中也指出,战争削弱了美国的宏观经济,从而加剧了赤字和债务负担。那时,正如目前的情况一样,中东乱局造成油价上涨,迫使美国人为原油进口付出更多的钱,而这些钱原本可以用来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

  然而,美联储当时却通过吹起房地产泡沫来激发消费,隐瞒了美国经济的疲软真相。由此产生的过度负债和房地产供给过剩的问题需要多年才能解决。

  讽刺的是,这两场战争也让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安全局势恶化了,而且又是以奥萨马不可能想象得到的方式造成的。一场不得民心的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使招募新兵的工作难以进行。但是,由于布什一心想隐瞒美国打这两场战争的代价,于是他不得不削减给予军队的资助,甚至拒绝基本的开销——比如保护美军生命所需的裝甲車和防地雷车,和为归国老兵提供充分的医疗服务。最近,一个美国法院判决美国老兵的权利被侵犯了。(令人关注的是,奥巴马政府表示老兵向法院上诉的权利应该被限制!)

    美国安全局势恶化 软实力削弱

  不难预料,穷兵黩武导致人们对使用武力的担心,而其他人有这样的认识将进一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美国超越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真正力量是其“软实力”,即其道德权威。但这实力也被削弱了:由于美国违反了人身保护法、人身不受虐待等基本人权,其恪守国际法的长期承诺也已受到质疑。

  美国及其盟友知道,需要赢得民心才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取得长期的胜利。但这两场战争早期所犯的错误已使本已困难的战局进一步复杂化了。这两场战争的附带伤害不可谓不严重:有人估计,超过100万伊拉克人直接或间接因战争丧命。一些研究显示,过去10年中,有至少13万7000平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被暴力杀害;光是伊拉克就有180万难民,另有170万流离失所。

  并非所有后果都是灾难性的。由债务资助的战争使得美国赤字飙升,如今正迫使它面对预算约束的现实。冷战结束20年后,美国的军费依然几乎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军费的总和。增加的军费一些被用在成本高昂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和更广泛的全球反恐战争上,但大部分却浪费在对付子虚乌有之敌的没有用的武器上。如今,至少这些资源大概将获得重新分配,美国可能会因军费减少而变得更安全。

  卡伊达仍然未被征服,但已经不再是911袭击后看来如此巨大的威胁了。然而,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为走到这个阶段所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巨——而且它们大都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将长期承受这样做的后果。三思而后行不是没有道理的。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9-28 02:31:07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小心火烛。。。

歌剧《中山·逸仙》突然被叫停

法广

    港府为纪念辛亥百年资助的歌剧《中山·逸仙》在北京被禁,令人大感意外,引发各界揣测。有舆论认为事件涉北京政治审查。北京有学者则指,当局是过度紧张,纪念辛亥革命的热潮正向对中共不利的方向发展。

    有港媒二十六日报道称,十月十日是推翻中国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海峡两岸及全球华人陆续举行活动纪念。原定九月三十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的歌剧《中山·逸仙》突然被叫停。

    近日,港府康文署与香港歌剧院联合发出通告,由康文署资助、香港歌剧院创作排演的歌剧《中山·逸仙》,原定八月三十日至十月三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因流程操作问题将会延迟。但通告并无解释“流程操作问题”为何。康文署发言人接受传媒查询时证实,他们已接获延期上演的通知,但拒谈详情。

    目前未知该剧在国家大剧院的新排期如何。但根据国家大剧院节目排期程序,一台剧要上国家大剧院舞台,至少要提前三个月甚至半年做安排。剧中担任主角男高音歌手莫华伦表示,该歌剧可能要延至明年才可能在大陆演出。而该剧的世界首演,将于十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

    内地时事评论员朱建国认为,《中山·逸仙》临时被禁与中共纪念辛亥革命的态度转变有关。他指,中共为对台湾统战,高调张扬纪念辛亥百年,但后来发现事件正向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因中共是用武力推翻民国,夺取政权,舆论质疑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并比较台湾现在的民国政府与大陆的共产党政府优劣,“民国好过新中国”之议不时浮起。

    北京理工大学专家胡星斗认为,港版歌剧《中山·逸仙》在北京演出搁浅,说明该剧触到了当局的神经。他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新纪元,他的爱情经历和政治主张,都是值得后人纪念和推崇,内地当局不应过度紧张。”

    报道称,北京纪念辛亥革命,一方面准许湖北等地耗巨资大兴土木筹备下月庆典,一方面又不择手段封杀纪念中出现的各种“异已”行为。北京十多所大学欲举办辛亥百年学术研讨会,被无端叫停;广州《南风窗》因刊出学者重评袁世凯的文章被封杀,主编被炒鱿;湖南《潇湘晨报》因发纪念专刊,观点与当局不一也被封杀,主编被炒鱿。

    朱建国还透露,武汉有报纸日前因将孙中山写成“国父”被查处;各地可竖孙中山铜像,但北京不行。 朱指,孙与宋庆龄的爱情故事人所共知,但“听说中宣部有通知,对孙中山的宣传只能讲他的爱国精神,不能讲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分立等”。

    报道还称,大陆舆论近年无论在探讨中国现时官场腐败问题或改革问题,往往会与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作对比,得出结论就是:两个时代的问题惊人相似。而大陆民怨濒临爆煲,不只官员贪渎引致的矿难、车祸、环境破坏等,可能随时引爆民众暴力抗争,一些富二代、官二代欺压民众的行为,也可能随时引爆民众骚乱,令当局担心。

 

 

 



发件人:"ji an" <jian969@yahoo.com> 2011-09-27 13:06:11 +0800 收件人:"jian969@yahoo.com" <jian969@yahoo.com> 抄送:标题: 中国主义思维与实践:热烈庆贺《中山.逸仙》被禁及其正解

热烈庆贺《中山·逸仙》被禁

吉安

2011年9月27日

    今天,看到报道,“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及香港歌剧院委约创作的歌剧《中山·逸仙》,原定9月30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全球首演,但却临时遭到当局叫停,原因不详,但已引起多方猜测,相信与政治审查有关。”海外的各种反华舆论,已开始借此兴风作浪。而吉安却要专门作文《热烈庆贺《中山·逸仙》被禁及其正解》。

    分两个方面,先谈为什么热烈庆贺,再谈被禁之正解。为什么热烈庆贺呢?

    其实,这一点很简单。百年来已经被彻底颠倒了黑白的若干大是大非问题,如,明明是卖国,却被颠倒为爱国;明明是引日寇之虎狼入室,却被颠倒为“驱除鞑虏”;明明是祸乱中国,却被颠倒为推翻满清;明明是一场始乱终弃、一无所是、遗祸未穷的“辛亥内乱”,却被颠倒为“辛亥革命”;明明应该牢记为血的动乱教训,却被颠倒为革命先行,而这些被颠倒了黑白的大是大非问题,对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现在和将来长远的利益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吉安奋力60余日力挽狂澜,就是决心要把它再彻底颠倒过来。

    而今,在辛亥内乱百年将近之际,《中山·逸仙》被禁,意味着对孙中山的重新认识和评判业已开始;意味着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这些问题上有了新的、趋向正确的价值观;也意味着吉安的努力产生了重大的实际效果。你说,为什么热烈庆贺,答案还不清楚吗?

    再谈被禁之正解。

    一,歌剧《中山·逸仙》,只不过是在百年来涂抹在孙中山脸上厚厚的粉脂之上新加的一笔。单就这一笔的名字《中山.逸仙》来看,就是一大败笔。上列《孙文改用日本姓“中山”之背景及前前后后》一文中,已经考证了“中山”的来历之荒唐、之无耻、之可恶。

    在那篇文章中,吉安指出,“本文,就是要向所有的中国人揭示这“中山”两个字的来历,希望海内外全体中国人都知道,尽早取消这些个纪念日本中山侯爵及其后人的滑稽、荒唐的地名、路名、学校名、场所名称。“驱除日本倭寇的臭气”,还中国的天地一片阳光,还中国的环境一派纯净。

    “中山”这个姓,不但取自于日本的中山侯爵,而且,其背景与日本的军国主义及其侵华的历史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这个名字,带给中国的是深重的祸乱和苦难。

    中国停止使用“中山”这个两字,其重大的意义,在于面对日本,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几百年来侵略中国的历史,以及现实和将来的危险,越早停止这份自取的侮辱,这份由孙中山带给国人的百年奇耻大辱,中国就越能够自信、自尊、自力、自强、自主。”

    此文,要补充一点的是,孙文,虽然不顾廉耻地给自己起了日本的姓-“中山”,美国名-“逸仙”,但他在欺世之时,却始终不敢在与中国及中国人相关的任何正式的文件中使用“中山”和“逸仙”的日本姓和美国名,就像盗贼不敢在自己脸上写下“我是盗贼”一样。

    可以肯定地讲,《中山·逸仙》的创作者们,演出者们,即,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及香港歌剧院,以及原本要行首演的北京国家大剧院的上上下下,对“中山”的来历之荒唐、之无耻、之可恶,要麽毫无所知,只不过是百年来,许许多多受骗上当的中国人之一部分;要麽是明知故作,要继续延续这荒唐、无耻、可恶。

    现在,好了,由于《中山·逸仙》的被禁,必将迫使海内外所有的中国人,包括《中山·逸仙》的创作者们,演出者们,都将重新认识“中山”的来历,并思考它带给中国的百年苦难。

   请大家想,孙文活着时,连他自己都羞于、不敢于正式使用的日本姓和美国名,今天,却被这么连起来,用作歌颂他,为他继续涂脂抹粉的歌剧的名字,是不是天大的荒唐,天大的可笑,天大的讽刺?!吉安希望,此文之后,所有海内外的中国人,立刻停止对“中山”、“逸仙”的继续吹捧。此为被禁之正解一。

    二,歌剧《中山·逸仙》之被禁,香港歌剧院总经理黄敏认为,「这出歌剧的内容以孙中山的恋爱故事为主,革命只是背景,而且音乐很好,不存在内容出了问题之说」。

    吉安以为黄敏的说法,可以看出,《中山·逸仙》的创作者们,演出者们的思想,在如何看待孙中山这个问题上,的确还有极大的偏差。

    当然,这样的偏差,还普遍地存在于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的头脑之中。想彻底逆转经过百年颠覆的是非,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当然,有的人,只要一看到吉安的文章,就会猛醒,如同有的网友评论所讲,“目光如炬,石破天惊!”有的评论说,“震耳发聩!”……

    智商高的,只需要历史的客观事实摆在了面前,自然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

    试想,如国人所骂的李鸿章,若在他诞辰之际,香港歌剧院总经理黄敏,断不会,或断不敢,去创作一部歌颂李鸿章的歌剧,哪怕“这出歌剧的内容以李鸿章的恋爱故事为主”。然而,黄敏的确可能不知吉安所判,“孙中山卖国之罪,远非李鸿章能比万一。”详可见上列之《对比孙中山与吴三桂、李鸿章、袁世凯、溥仪、汪精卫》。

    所以,不会,或不敢歌颂李鸿章的黄敏,却会,或却敢歌颂卖国之罪大于李鸿章的孙中山。

    被禁之后,黄敏们却仍不知禁之所以然。可见禁之重要,禁止理所应当。倘若不禁,黄敏们必将永不知所以不然。可见禁之重要,禁止理所应当。

    又,《中山·逸仙》被禁,可导出一个正确的逻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吹捧孙中山的文字、文艺等作品,统统都该被禁,或该被批判、矫正。当然,包括最早吹捧孙中山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们的文字在内。此为被禁之正解二。

     三,面对被颠倒了百年的是非,吉安感叹为,“溥仪随史而去,中山遗祸未穷”。而在“辛亥内乱”百年之前,歌剧《中山·逸仙》被禁,中山遗祸,或可期有穷之日?

     后续:

    从今年7月23日,写【孙中山卖国疑问稽考评注】第1稿,至今,60余日之中,已经写出第7稿;另作文7篇,从方方面面揭露、批判孙中山的真实面目,不下30万字:

1,【孙中山卖国疑问稽考评注】第1稿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60&view=1&id=111107679

2,【孙中山与溥仪-日本不同时期侵华的战略棋子】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view=1&id=111409312

3,【谁信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与“驱除鞑虏”?】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111447736

4,【对比孙中山与吴三桂、李鸿章、袁世凯、溥仪、汪精卫】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111497931

5,【孙文改用日本姓“中山”之背景及前前后后】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111512936

6,【虚言“三民主义”,实行“集权专制”的孙中山】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60&view=1&id=111576488

7,【四亿东亚病夫,唯独中山珍宝?!】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111724288

8,【“辛亥革命”是日寇借中山樵挑动的“辛亥内乱”】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112604852

    感谢人民网强国论坛和海内外不少华人网站登出以上文章,并感谢美国韩东屏教授的帮助,王红旗等网友的支持。当然,后续还将就其它有关问题写出更多文章。

    吉安作文的一个重要原则,恪守中国主义的原则立场,即不惟个人利益、不惟党派的政治利益;而仅惟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面对孙中山的是非问题,同样如此。孙中山的是非,只能用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这根准绳去衡量,才能正确地识别和判断。

    若站在任何个人利益、任何党派的政治利益的立场上去看,当然,所得结论都将会与历史的客观实际产生这样、那样的误差;当然也就会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产生偏差。

 

 

 


发件人:"x8b8x8" <x8b8x8@163.com> 2011-09-08 14:30:3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卢映西投稿

十日谈:有中国特色的“地下党”

卢映西

    2011-06-28

  “一个女大学生来公司面试,经理看了看简历抬头问她:你是党员?那个女生顿时紧张了起来,激动地说:党员也有好人啊!”这则笑话引起上海交大某学生党支部的一场关于信仰危机的讨论,最后支部决定向学校乃至社会发起“亮出党员身份”的倡议。这故事当然很正面,背面却折射出执政党退化为地下党的危险。

  物种的演化,大致有两个方向:进化和退化。进化极慢,所以只有大科学家的慧眼才能识别进化史留下的蛛丝马迹。然而退化则极速,对于“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现象,老百姓早已多见不怪。最近到处盛传90年前曾有人播下了开天辟地的龙种。咱不幸错过那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倒有幸躬逢继往开来的收获季节。

  2011-07-09

   在传说中,热带雨林中的小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引起席卷一个国家甚至全球的大风暴。这样的事情谁都没见过,不过,只要机缘巧合,某些男人的“小弟弟”倒真有如此能耐,比如正在世界和中国闹得沸沸扬扬“卡恩事件”和“前副市长上访”。两案的缘由都是“小弟弟”确已出轨,只在罪与非罪上各执一词。

  这类案件由于其私密性,要断出是非曲直历来是个世界性难题,但这并不妨碍中外有别。例如美国的“卡恩事件”,至少在表面上只是个纯粹的法律问题:嫌疑足够大,立马抓人;嫌疑足够小,立马放人。同样的事放在中国,却往往取决于各方法外实力的较量,实力不够的,不管是杨乃武还是前副市长,都只能上访。

  中外无别的只有其中的教训:泡妞有风险,出轨须谨慎。这也算是古训新译了。然而古训之所以能流传到今天,无非是占了两条便宜:一是确有道理,二是总有人不当回事。于是,尽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太阳底下却没有新事。

  2011-07-16

  陕西城固县官方办了个全封闭的“法制培训中心”,专门关押上访人员。这种事当然不算新奇,新奇的是该中心惩治上访人员的手段。中心每天只给在押人员供应两餐,面汤里的面条不足两寸长,最多只有21根。结果,三等甲级残疾退伍军人胥灵军被关押九个月后,活活饿死了。如此出格的惨案,肯定会载入史册的。

  后人将如何评价今天的“盛世”?以我读史的有限经验来看,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惨案足以抹掉一大片亮丽的统计数据。所以,执政者如果在乎自己留给后人的形象,就应杜绝此类事件在治下一再发生。办法是现成的,沿袭古人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可。就是说,把涉案官员关起来,每天只喂几十根面条。

  2011-07-23

  蹩脚的相声演员在台上表演。先说一段,底下没有笑声。再说一段,还是没有笑声。脸上挂不住了,走下台直接胳肢观众,看你笑不笑?英明的领导调控房价。先出一招,房价不降反升。再出一招,还是不降反升。领导的脸上也挂不住了,干脆来个全面“限购”,看你降不降!这一回,全国人民都笑了。

  2011-07-29

  战争年代,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和平时期,死人的事仍在经常发生,比如最近,大客车在公路上行驶,突然轰的一下着火了,41条命,没了;动车在铁道上疾驰,突然轰的一下追尾了,40个魂,飞了。这种事件没有轻重,只有沉痛,在每个活着的人心里烙下印痕,或深或浅,阴阴郁郁。

  2011-08-16

  在温州鞋厂打工的许兴权先生带着临产的妻子坐公交车去医院,谁知在车上羊水就破了。司机嫌脏,居然把他们撵下车。孩子在路边降生,身上滚满了泥巴。接下来,是又一轮舆论哗然。其中陈方先生的短评《世界已坏掉,我却带你来》,标题力透纸背。要是把“世界”换为“中国”,此时此刻的中国,就更准确了。

  2011-08-17

  “7·23”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铁道部的求援人员在救人的同时,居然还能腾出手把摔坏的车体就地埋起来,此举在专业内外招来一片质疑。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对媒体解释:“掩埋车体是为了更好地救援。”看看没人相信,又加了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此语一出,即成红透网络的高铁体。

  现在,王勇平先生被停职了。有媒体调侃说,这一次是铁道部要把王先生埋起来。作为新闻发言人,失言即失职,埋起来也不出意外。但是,是否还有人更该被埋起来?同样不出意外的是,随着王先生的被埋,这个问题也将永远埋起来了。记得今年的央视春晚有个群口相声,关键词正是“埋起来”。什么叫一语成谶?

  2011-08-24

  北大有一男教授,为了勾引一个读高中的农村小姑娘,承诺帮她上北大读书,花言巧语哄人上床。睡了两年,承诺仍未兑现。小姑娘气不过,向教授索要30万元,否则就如何如何。教授当然是懂法的,于是就带了警察把小姑娘逮了,说是涉嫌敲诈勒索。大奸大恶的叫兽合法,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姑娘犯法,什么世道!

  2011-08-29

  《人民日报》近日报道部分农村子弟的放弃高考,只因为“花了五六万元,上了四年学,到头来找工作还要拼爹”。这种现象早已不是新闻,而且只要站得高一点,前景便可尽收眼底:先是没背景的没出路,接着是背景不硬的没出路,最后,背景最硬的终于发现,原来是人类没出路!我们走在绝路上,意气挥发……

  河北省盐山县设立“县长特别奖”已经有些日子了,此奖特殊之处是要为获奖人的一位子女在事业单位安排工作。改革之初,铁饭碗曾是必破的糟粕。在改革已臻“奇迹”的今天,铁饭碗竟又成了精华,是送给模范的鲜花。这本是反思改革方向的契机,“南都”社论却说要以背水一战的决绝加快改革,生怕死得太慢。

  2011-09-08

  手机常收到垃圾短信,也常被推销电话骚扰。原以为这是市场经济难免的副产品,谁都挡不住,今天才知道真相并非如此。原来电信公司内部掌握着一份“红名单”,上面记着省市级领导,他们的手机是免骚扰的。看来特色即特权,有特色的市场经济钦定优越。如果你感觉不到这种优越性,只能怪自己没有“特色”。

 

 

西方文化的一个糟粕

邹正敏

2006-04-18

    说中国文化糟粕多,这我承认。其实西方文化的糟粕也不少。

    我在写作《批判社会养老保险》一文时发现,西方人的观念里,家庭权利义务关系是单向的,就是说父母有抚养子女到成年的义务,而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那里的人老了,子女是不大管的。照顾老人主要是政府的事。孩子来看望一下父母,父母会激动得流眼泪,很多案例显示,美国的老人很羡慕中国的老人地位高,有时还几代同堂。社会养老发源于西方,我不知道是先有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后有单向的家庭权利义务关系观念。还是先有单向的家庭权利义务关系观念,后有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种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关系。

    在东方人的观念里,家庭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双向的,就是说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家庭关系比较亲密。家庭的作用较大。子女成家立业后,父母才算尽完了义务,一般不会出现子女到18岁就被父母赶出去的现象。

    西方人崇尚独立,东方人强调互助。资本家巴不得更多的人脱离家庭和手工业行会的庇护,成为其雇工,依附于他。这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快的原因之一。

    这两种文化究竟谁先进?我认为东方的较先进。理由是:在动物世界,子女长大后,也是被父母赶出去,子女很少反过来照顾父母。西方的做法更接近动物。也意味着比较野蛮。

    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高福利制度严重削弱了家庭的福利功能,以不依附家庭著称的西方人严重依附雇主和国家,家庭的凝聚力下降,性放纵泛滥。人际关系淡漠,社会呈现病态。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 <yuweiyuwei4@hotmail.com> 2011-09-05 10:42:02 +0800收件人:"仲 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冰火两重天的近代中国

冰火两重天的近代中国

---- 一边是高涨的房价,一边是萧条的农村

余治国

    晚清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各地农村的大小地主与贫富农民纷纷进城。在这一城市化过程中,涌现出上海、青岛、厦门、武汉等一系列“国际大都市”。尤其是上海,逐渐“崛起”为一座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与全世界人民群众中的一小撮人的“乐园”,并在20世纪2、30年代被誉为远东第一大都会。按照时髦的经济学说法,一地的城市化率越高,经济就越发达。

     近代城市化是“背井离乡”的同义词

    天朝上国被西方人痛打之后,被迫与国际接轨,迅速由闭关锁国转变为完全开放的“自由国度”,对外开放一切商品和资本市场。“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在那时尚未流行,价格才是唯一的信号。在西方廉价商品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日趋溃败,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赤贫阶层。他们迫于生计,不得不成为流民,涌进城市。

    当时的农民经过了满清政府多年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抓的教育,大多都是安土重迁的良民,自然不会臭不要脸地想找官府要公平要自由。但是,一旦发生自然灾害,要不要背井离乡的逃难就由不得他们自己来决定。

    比如,在苏北、皖北的淮河地区,一旦发生旱涝灾害,人们都蜂拥奔向大上海以讨口饭吃。这成为当地多年来约定俗成的习俗了,不过却也留下了“江北猪猡”的美名。中国首位留美的容闳曾这样描述到:“其时黄河决口,江苏北境竟成泽国,人民失业,无家可归者,无虑千万,咸来上海就食”。容闳是个高级绅士,自然要将挨家挨户讨饭的行为文饰为古雅的“就食”。直到20世纪初,依然是“各省偏灾迭见,米价均异常腾涨,江、浙、湘、沔、淮、泗之间,嗷嗷之声,达于比户,而淮安、扬州、江宁、平湖、海州等处,老弱流亡,络绎道路,或数百人为一起,或数千人至万人为一起,汉口乃聚至二十余万人。”

    除了多难兴邦的自然灾害之外,战争也是促使流民大量逃进城市的主要原因之一。19世纪中后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大为促进了中国城市化的进展,尤其促进了上海大都市的形成。

    太平天国起事后,自南向北势如破竹地相继攻占南京、杭州、常州、无锡、苏州等大清最为富庶的东南地区。鹿失于野,有力者居之。政府军与太平军在东南地区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拉锯战。长期的战争使这一地区化为废墟,荒凉不堪,一时之间变成全国最不宜居的地区之一。当时江南规模最大的城市杭州的人口从100万锐减到20万,直接返祖到南宋之前的水平。整个浙江的人口从3000万降低到不 足1100万,江苏人口则从4400万减至不足2000万。而损失最为惨重的皖南地区,在“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来回扫荡中,从1200多万人口骤降到220多万。其中徽州、宁国和广德的人口数量直到今天也未恢复到太平天国前的水平。

    而当时的上海因有租界而受洋人保护,于是成了民众逃难的首选之地。英国驻上海领事文极司脱在向英国政府递交的贸易报告中说,上海租界的外国居民区变成了大批无家可归的中国难民的避难城,这些难民是被迫从长江右岸广大冲击平原上的城市和乡村中逃出来的。1860年仅在上海英美法租界内的华人就增至30万,到1862年更达50万。无怪乎有后人评曰:“租界因得圈出战线之外。于是远近避难者,遂以沪上为世外桃源。”

    高涨的城市房价

    随着大量难民的涌入,洋商趁机在上海租界修建成千上百幢的简易木板房出租给难民来敛财。像沙逊洋行、哈同洋行这样在上海起家的著名房地产公司就发迹于此。美国学者雷麦在《外人在华投资》一书中估计,晚清英国商人在上海投资中有60%为房地产投资。随着外国投资与租界人口的剧增,上海地价在太平天国时期开始快速飞涨。英商义记洋行1844年11月从农民吴 襄等手上租到南京路的一块地,其租价是每亩42两,到1869年时租价上涨到每亩6000两,短短25年涨了143倍。1852年,上 海租界内的地皮平均每亩售价303英镑,到1862年平均每亩售价6万英镑,10年涨了200倍。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大量逃往上海的先富一族早已习惯了上海的奢华与酒迷金醉,即使意欲返回满目疮痍的家乡,也无法适应战后的萧条生活了。于是,他们争相购置房地产,定居上海。英国人编撰的1880至1890年《海关十年报告》中说:“中国人有涌人上海租界的趋向。这里房租之贵和捐税之重超过中国的多数城市,但是人身和财产更为安全,生活较为舒适,有较多的娱乐设施,又处于交通运输的中心位置,许多退休和待职的官员现在在这里住家,还有许多富商也在这里。”

    房子为富人而造才是最赚钱的,当时的“上海租屋获利最厚。租界内洋商出赁者十有六七。”无论中外商人或美其名曰企业家,从来都是流淌着利润的血液。洋商为了赚取暴利带头赶着造房子来满足富人的需求,紧追其后的是有钱的华商。有条件的能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些没有钱的人,无论是公司小职员,还是邮差、家佣或保姆,则四处借贷用来投资房地产。凡是能进入房地产业的都热情饱满地投入到这个热火朝天的行业中去了。结果,中外大量资金进入上海房地产业,房地产价格极度上涨。海最为繁华的街区之一南京路的地价从1869年的每亩1676两上涨到1911年的29788两,平均涨了17倍。上海公共租界的平均地价从1903年的每亩4603两上涨到1907年的9596两。

    在晚清的乱世中,数千万人因灾害或战争丧了性命,但却也有少数幸运儿咸鱼翻身。当时的房地产暴发户便是这幸运的少数人。时人这样评价他们:“设家有一二亩地,举而售之,当获千金,则可以美食鲜衣,呼奴使婢,嫁女婚男,几多大事,皆从此可以如愿”。

    蜗居的近代蚁族与萧条的农村

    近代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大都市不乏公馆别墅和高尚社区。但是,里弄胡同、棚户破屋才是多数进城蚁族的蜗居之处,那些幸运的暴发户毕竟是少数人。20世纪20年代,在北平的北漂一族是“没有一定住址的人们,大多也住在天桥附近。冷天的时候他们无家可归,就每天设法花铜元六枚,挤在二三十人男女混杂的小店里,围着半熄不没煤气触鼻的小煤球炉,或在凹字形炕上,以免沿街冻死。到夏天他们即省了店钱,到处便为家的露宿了。朝阳门外是北京穷陋无比的地方,只要能形容得出的龌龊、污浊,那里即能见着嗅到,住在那里的都是北京最下层的人 民们,如洋车夫、乞丐、小窃,以及失业的工人们。”而在“上海尺地寸金,值昂于内地者倍蓰,中下社会为节省赁资起见,往往合数家赁居一宅,甚至走廊灶庇亦有人满之患。经济则经济矣,然终日胼手鞳足,局促万状,羝羊角藩,不是过也。”

    当然,能蜗居于城市已经算中产阶级了,海量的底层人连蜗居都不可求。近代中国的工业落后,企业规模很小,运营资金短缺。根本没有足够多的岗位提供给那些进城的人,就连当时的学生都毕业即失业。据统计,1937年,天津年除学生之外的无业与失业流民约60万人,占天津总人口的48%;1928-1929年,北京全市9万职工中有3万人无业或失业;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工人总共约35万人,其中无业或失业者则达7.5万人。原本淳朴厚道的进城小农或小商人被逼无奈,为了生存而从事起各种非法勾当。在他们当中,沦为打家劫舍的砍手党有之,走投无路被迫自杀者有之,沦为失足女者有之,沦为乞丐者有之。

    与此同时,农村青壮年大量进城,农田均有中老年人耕作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原本已极为萧条的农村经济。1929年6月的《顺天时报》记述:“京畿一带以及城内无业贫民虽称众多,但……乡间之农作尤有缺乏农工之叹。目前田间忽得透雨,地皆湿润,农民等以播种谷稼时机已到,于是咸皆雇觅农工,忙于耕种。不料农工竟不敷需要,以致大好良田,因乏工人不能耕种者,为数甚广。”

    由此看来,在近代中国,工农商均处于低水平的恶性循环中,唯有房地产价格一枝独秀地挺立于一片萧条之上,可谓之冰火两重天。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9-26 07:44:1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李零:绝地天通:研究中国早期宗教的三个视角

    在武帝诸相中,祭祀太一的甘泉宫最尊。“太一”与基督教的God有一定相似性。当年“礼仪之争”,有人就说,利玛窦取自《诗》、《书》的“上帝”是误译,远不如汉代使用的“太素”。其实“太素”就是“太一”的另一种说法。另外,和“太一”的概念有关,“三一”的概念也很重要,应即道教“三官”所本。它和基督教的“三位一体”(Trinity)概念也有一点相似。当初基督教以“景教”为名传人中国,就是以“三一”翻译“三位一体”(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可见中国也有过一些类似西方的发展"。 李零老师强调“绝地天通”,下面这篇讲得比较详细。附件中是他提到的张光直的研究。

绝地天通:研究中国早期宗教的三个视角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零

2000年3月2日

    为什么我会热心于谁也不信仰、谁也不清楚的释、道兴起之前的中国宗教呢?原因很简单,一是我的好奇,二是它的重要。好奇不必说。它重要在哪里呢? 这就是研究任何一种文化,都离不开它的宗教理解。如果你不理解一个民族的宗教,也就不能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古老的文化,这个问题越突出(我记得是沙畹老前辈吧,他好像讲过类似的话)。

    在《读书》杂志上,我写过两篇小文章。我说,在二十一世纪,在我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想研究中国古代的“现代化”。它包括三个小题目:“绝地天通”、“礼坏乐崩”和“兵不厌诈”,都是讨论“中国特色”。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讨论中国宗教传统的特色。这两篇文章是我为我的小书《中国方术考》修订版和《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将出)写的前言,带有自我广告的性质,所以有点crazy(广告都很crazy)。前者专讲方术,后者兼谈巫术和礼仪。它们构成了我讨论中国早期宗教的三个不同视角。

    “绝地天通”的故事,是收于《国语·楚语下》。它是以重、黎分司天地讲祝宗卜史一类职官的起源,特别是史官的起源(包括司马迁这一支的来源),因而涉及到宗教发生的原理。故事要讲的道理是,人类早期的宗教职能本来是由巫觋担任,后来开始有天官和地官的划分:天官,即祝宗卜史一类职官,他们是管通天降神;地官,即司徒、司马、司工一类职官,他们是管土地民人。祝宗卜史一出,则巫道不行,但巫和祝宗卜史曾长期较量,最后是祝宗卜史占了上风。这叫“绝地天通”。在这个故事中,史官的特点是“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它反对的是天地不分、“民神杂糅”。可见“绝地天通”只能是“天人分裂”,而绝不是“天人合一”。

     因为我们尊敬的张光直教授,他讲萨满主义的文章引用和阐发过这个故事,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它。张先生的解释是美国人类学的解释。他相信东亚和美洲在文化上本来同根同源,因而参照印地安巫术讲中国早期宗教。对上述故事,他看重的是“巫”。吉德炜(Dadd N.Keightley)教授也讨论过这个故事。他不是人类学家,而是甲骨学家。从甲骨卜辞看“巫”,他也相信中国早期是巫的世界。因为西方汉学家都相信卜辞是“商代的史料”,当时的“史料”既然整天都讲占卜和祭祀,不但有一大堆贞人在那里卜,而且王本人也参加卜,这些贞人像巫,王也像巫,而且是最大的巫,当然他要相信那时的社会,情况就像西方人熟悉的那样,其实是由神职人员统治,由神职人员为第一等级。

    前两年,我在英国和美国开过两个会,会议主题都和宗教有关,指定话题都是萨满主义。在伯克利的会上,我记得有一位评议人,她说“萨满”本来是个通古斯概念,为什么你们的用法就像“万金油”(当然这是我的转述),什么时候都可以用,什么地方都可以用。我说你的问题很好,这正是我想向西方同行请教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在西方,这个话题太流行,特别是搞艺术史的,他们的热情更高,其实我对这类说法并不赞同。在我的发言中,我想强调的是,对于研究中国宗教,巫术虽有一定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考虑礼仪和方术的意义。特别是对商周以来的宗教,巫术是太低的估计。我们的发展水平,哪怕是商周时代的水平,怎么能用热带丛林式的东西去解释呢?我的看法是,对于重建早期中国宗教,我们最好是像二郎神,脑袋上有三只眼。而且在这三只眼中,我更看重礼仪和方术。如果只有巫术一只眼,肯定看不清。

     下面让我做一点解释。

    (1)巫术。以“高级宗教”看,当然不算宗教,或者只能算“低级宗教”。但它对研究早期宗教确实有用,特别是对研究礼仪、方术的起源很有用。比如巫术包括祝诅和占卜两个分支,前者发展为礼仪,后者发展为方术,就是比较明显的事情。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巫术在礼仪、方术发达起来之后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民间有很大影响,和“左道”的概念(类似西方所谓的“异教”或“邪教”)一直有关,汉以来的律令都是禁之惟恐不及,害怕借它煽动造反(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不是宗教的考虑)。而且同是巫术,前礼仪、方术时代和后礼仪、方术时代,情况也大不一样。后世的巫术是屈从于礼仪、方术,受贬斥和压制的,善的一面(白巫术)被取而代之,恶的一面(黑巫术)被渲染突出,整个形象被“恶魔化”。

    比如汉代的巫吧,台湾的林富土先生做过研究。汉代北有胡巫,南有越巫,全国各地也有各种各样的巫。这些巫不但地位不高,早就是祝宗卜史的附庸,而且经常受迫害,情况和欧洲中世纪的猎巫相似(但不是宗教迫害,而是政府迫害)。萨满说不但不能解释后一类巫术,也不能解释礼仪和方术,特别是礼仪、方术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它们的社会政治意义。这是我不赞同用萨满主义解释一切的原因。

    (2)礼仪。当然比巫术要高,但也不能等同于宗教。“礼仪”在中国很重要,这点早期传教士看得很清楚(因为他们有宗教立场,有宗教敏感,有传教可行性的实际考虑),比我们现在看得还清楚;但“礼仪”是什么,是宗教还是非宗教,他们争论很大(著名的“礼仪之争”)。

     中国的礼仪,有国家大典(封禅、郊祀之仪和各种朝仪),有民间礼俗,有道教科仪,当然和宗教崇拜有一定关系。但中国的礼仪是既拜神,也拜人,早期是拜“天、地、祖”,晚期是拜“天、地、君、亲、师”。“天”、“地”当然是神,但“祖”或“君、亲、师”却是人。总趋势是“天地”淡出,下降;“祖”变成“君、亲、师”,上升。

    秦汉以下是家庭为本,大家没有共同的“祖”,忠君孝亲尊师是读书人所奉,他们崇拜的是皇上、父母和老师。愚夫愚妇才求神拜佛(特别是妇女,包括皇帝的妈妈和老婆)。因此利玛窦说我们宗教感太差,佛教、道教只是儒家的两翼。这没有错。

    鲁迅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中说,龙师父的屋里有块金字牌位,上面写的就是“天地君亲师”,这是中国礼仪的特色,早在《荀子·礼论》中就有类似说法。我们中国,士农工商,读书人是头等公民。四民之中没有僧侣,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但我们不能说中国的礼仪就绝对不是宗教。我们既不能说礼仪就是宗教,也不能说礼仪就不是宗教。这好像是个大麻烦。我看,这对研究宗教不一定是坏事,反而可能是一条好的思路。

    (3)方术。方术也是“四不像”。它不但和巫术有关,和道教、前道教有关,而且和中国历史上的科学也有不解之缘。因为天文历算和针石医药,我们今天叫“科学”,原来却是属于方术的范围。可惜的是,现在研究科学史的,他们的科学观念太强,总是把它当作“伪科学”。我对方术的看法不是这样。我认为,这是现代对古代的偏见。比如李约瑟(Joseph Nedham)的之中国科技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s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就是带着“科学”眼镜到中国找“科学”。他倒是帮我们找了一大堆“科学”,也提高了我们在科学史上的地位。但这些“科学”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很多都是出自《道藏》和其他方术类的古书,都是从“伪科学”的垃圾堆里捡出来的。只不过,人们总是淘出金子就忘了沙子,以为金沙不是沙。

    其实如果没有淘金者,金子原来也是沙。更何况,“科学”和“方术”的关系比金、沙的关系还复杂,我把它们比喻为“五花肉”,几乎设法割开来。关于方术,我发现,它的各种门类,后世的小术往往原来是大术,后世的大术往往原来是小术,后来居上,数典忘祖,这是普遍规律。比如占梦、祠禳,后世是小术,但它的来源最古老。卜筮在商周地位很高。另外,它的各种门类还有交叉感染的趋同和节外生枝的分化,其中也包括比较“科学”的方术和其他方术的分化。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明白,不仅古代的方术和宗教有不解之缘,而且就是近代的科学也和宗教有不解之缘。“五四”以来,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以为“赛先生”的工作是反宗教。但我们不要忘记,利玛窦到中国传教,他所借助的正是科学。他说科学是传教员有利的武器。现在我们北大一带、中关村一带,有一帮“知本家”和“知本家”的鼓吹者,他们就是一伙“scientific cult”的传教士。这种宣传,近来甚嚣尘上,它和大家说的“伯乐买驴”是一回事儿。汤一介先生最近有篇文章,批评当前的“重理轻文”,“重利轻文”,窃北大之名,夺北大之魂,是何心肝,我深有同感。

    对于早期宗教,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因时间所限,这里只能把值得研究的课题,浮光掠影讲一下:

    (一)新石器时代

    有些考古学家说考古有局限性,早期的东西没文字,不能研究精神领域,研究也太危险,但俞伟超先生也是考古学家,他不这么看,我也不这么看。因为在这个时代里,至少有两种考古现象是和宗教有关,一是祭坛,二是卜法。新石器时代的祭坛,有内蒙包头阿善、辽宁喀左东山嘴、辽宁建平牛河梁、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等处(四川郸县古城村,湖北天门石家河,湖南澧县成头山,据说也有祭坛,但材料未发表,还要核实)。卜法,一般以为是商周时代的事,但考古材料表明,它是在距今约九千到三千年前的时间范围里逐渐发展起来的。骨卜在距今五千三百多年前就已出现。龟卜虽然稍晚,但与之有关的“葬龟”,比如贾湖葬龟,年代可以早到约九千年前。这些现象都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一直能延续到眼皮底下,比如龟卜,明清还有。祭坛,最近还修,北京这儿就修了一个。

    (二)商代西周

     巫鸿教授写过一本书,是讲中国古代的“纪念性”。西方的“纪念性”主要是建筑类的遗迹,它在中国,早期东西太少,所以巫鸿拿器物来顶替。其实这样的东西并不是绝对没有,问题是看你怎样发现和研究。中国古代的礼仪建筑或宗教建筑,笼统地说,是“坛庙”,但“坛”是统称,细别有“坛”(堆土为坛)、“墠”(除地为墠)、“坎”(挖坑为坎),“庙”也有不同内涵。

    在过去的考古发现中,有些器物是出土于山川附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或者有个坑,或者连坑也没有,被人误以为是墓葬或窖藏,其实是古人祭祀山川的沉埋遗迹(山曰埋,水曰沉)。比如辽宁喀左和湖南宁乡发现的青铜器,就是这样的遗迹、遗物。

    另一方面,卜筮的发展也值得注意,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最重大的发展。卜辞不是历史,而是占卜记录,它涉及“天”、“帝”的区别、巫和祝宗卜史的关系、各种祭祀和方术,其实是研究巫术、礼仪和方术的一手材料。我们从这些材料看,商代的巫地位并不高,商王也不是大巫。筮,则有十位数字卦的发现和研究。其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易经》出现的背景,也揭示了“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出现的共同背景,即两位数字卦是从十位数字卦发展而来。我叫“跳出《周易》看《周易》”。

    (三)春秋时代

    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我们的了解和研究还很不够,但文献材料却值得注意。如《左传》、《国语》中有不少巫术、礼仪、方术类的材料,弥足珍重。比如就拿方术来说吧,它们讲筑的地方很多。过去研究《周易》的人,他们都对《左》、《国》筮例非常重视,汲家《师春》就是辑录这类拉例。它们是以《周易》为主,但也有两条,是和《连山》、《归藏》有关,可见是“三易”都有,确如《周礼》所记。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发现也证明,“三易”是类似系统,它们和早期的十位数字势是不一样的。不仅如此,书中讲筮也讲卜,卜、筮是相袭而用,这与《周礼》的记载也是吻合的。其中有些卜例,比如“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与新近发现的王家台秦简《归藏》相似,也是重要信息。说明每个时期的占卜总是趋同和相互匹配。此外,它们还经常讲占梦,并涉及占星、候气、风角、鸟情等其他方术。特别是书中有些话和睡虎地秦简《日书》相似,可见到春秋晚期,择日之术也热闹起来。它们对上推西周时代的情况,下联战国秦汉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四)战国秦汉

    研究这一时期,我看有一篇东西最重要,这就是《史记·封禅书》。当然离不开的还有《汉书·郊祀志》。当年沙畹翻译《史记》,首先看中的就是这一篇。后来,他登泰山,写泰山,研究“投龙”,我想都和这一篇有关。凌纯声提倡研究“封禅文化”,源头也在这里。从《封禅书》和《郊祀志》,再加上《汉书·地理志》,我们可以知道,西汉领国家津贴的祠畸有七百多个,遍布全国各地。它们当中有些是秦代和秦代以前更古老的祠■。前几年,我做过一点考证,把有关考古发现做了一番总结(如甘泉宫、后土祠、五■、八主祠等等)。我发现,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研究这个问题,它的意义在哪里呢?我认为,就在于汉武帝的大兴祠■,是个兴立“国教”的运动。它在早期宗教的发展上是至关重要。因为从根本上讲,它是战国秦汉时期“国际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秦始皇的车书一统和整齐法律只是第一步,它解决的只是制度层面上的东西,思想文化统一不了。汉武帝的第二步是统一思想。这个统一包括两方面:学术和宗教。过去大家看重的是“罢溯百家,独尊儒术”,即他的整齐学术,而不太重视他对礼仪、宗教的整齐。因为大家对秦皇汉武的海外寻仙、五岳封禅和巡视大江南北,一般都持否定态度,觉得迷信荒唐,劳民伤财。再加上这个运动虽然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到头来还是“雨打风吹去”,以成败论英雄,大家也看不起。我觉得,这一评价似乎可商,恐怕对它在“国际化”大趋势上的意义,对它在收拾人心、完善控制方面的意义估计不足。

    汉武帝的失败,原因很多,这里不能讨论,其中有个关键人物是王莽。王莽是儒生,他把武帝时期的巡狩封禅取消,大郊祀改成小郊祀,有很多引经据典的借口,是继“政治翻身”和“学术翻身”之后,儒家取得的又一胜利(秦汉制度创设的每一波,都有儒家的反动)。他对秦汉礼仪的改造,虽然也是昙花一现,但留下的影响不可磨灭。从此皇帝不必远足,只要在家门口祭招就可以了,远一点可以派员致祭,再远一点可以遥祭。它是后世郊祀所本(北京六坛就是由此而来),在宗教史上也是重大事件。出土新莽文物很多,值得专门研究。最近我到青海,还调查过他为西海郡立的虎符石匮。我们从这些文物看,秦皇汉武的“国际化”还在继续。但它既是“国教”运动的延续,也是“国教”运动的终结。战国以来的理性主义,政治设计方面的理性主义,终于达到了它的极限。王莽失败后的东汉是“宗教真空”,所以有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输入。这是顺理成章的发展。这以后,中国宗教才“言归正传”。

    与汉代兴立“国教”的运动有关,还有一个问题也为我关注,这就是太一崇拜和三一崇拜的考古研究。这方面的材料已经很多,比如最近发表的郭店楚简,其中就有《太一生水》篇。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太一”神既是众星所拱的宇宙中心,也是造分天地、化生万物的终极概念,即无所不在的“大道”。它是没有人格的神,因此比较适于作普世性宗教的最高神抵。这和上述“国教运动”是匹配概念。在武帝诸相中,祭祀太一的甘泉宫最尊。“太一”与基督教的God有一定相似性。当年“礼仪之争”,有人就说,利玛窦取自《诗》、《书》的“上帝”是误译,远不如汉代使用的“太素”。其实“太素”就是“太一”的另一种说法。另外,和“太一”的概念有关,“三一”的概念也很重要,应即道教“三官”所本。它和基督教的“三位一体”(Trinity)概念也有一点相似。当初基督教以“景教”为名传人中国,就是以“三一”翻译“三位一体”(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可见中国也有过一些类似西方的发展。

    (五)东汉以来

    我们终于有了道教和佛教。研究道教和佛教,我不懂。但作为外行,我有外行的考虑。第一,是前道教的研究。比如符篆,不仅东汉魏晋时期的出土物很多,而且有些早期图像也是起符■的作用,如马王堆帛书中的《避兵团》,其实就是早期的符■;“三天”,见于楚帛书;“三一”和“三官”可能有关。特别是沙畹热心的投龙简。这种东西过去出土很多,泰山、华山、济源有投龙碑,嵩山、衡山、武当山、太湖、西湖、鉴湖有投龙简(包括金龙),但它们都是唐、五代和宋元明清的东西,更早的发现没有。只是最近在华山出土了两件带长篇铭文的玉版,即我向学术界介绍的秦■祷病玉版,我们才发现,这类传统其实在道教以前就存在。

    另外,佛教传人过程中,二教的相互创造也是大问题。道教虽出本土,但非全部原装,有不少方面是受佛教影响;佛教虽为外来,也有许多入乡随俗的改头换面。特别是它们的相互攻讦,本身就是一种相互学习。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只有了解其背景,知道哪些是各自原有,才能知道创造在什么地方。这些当然离不开原佛教的研究,也离不开前道教的研究。比如我对道教《黄书》的研究就是一个尝试。我是以东汉流行的“房中七经”和有关流派作解读背景,然后拿解读结果和县无谶东传的密教房中术做比较。本世纪上半叶的丝路探险曾经导致了石窟寺艺术和敦煌释、道文献的研究,法国汉学在这方面有很大贡献。在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中,佛教考古比较突出,道教考古还有待建设。很多问题的探讨还有待大家共同努力。

    最后,我想说明一下,我的研究很强调过程的“连续性”,我喜欢淆乱古今,并不认为古代和现代真有天壤之别。我们现代人老是喜欢以“现代”傲视“古代”,认为只要不在“现代化”的时间表里,一切就必定十分古老,距离自己十万八千里;而且对时间,也是零切碎割,务求精确,把刻舟求剑叫“科学性”。对这样的“时间狂”,我是不能认同的。《红楼梦》上有句话,叫“摇车里的爷爷,拄拐的孙孙”(第二十四回,贾芸引俗语),即同龄不一定同辈,同辈也不一定同龄。固定的时间表并不一定有用。

    关于中国早期宗教的思考,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我们讨论的问题究竟是古代问题还是现代问题。比如:“黄、赌、毒”是现代问题还是古代问题?“邪教”是古代问题还是现代问题?“五族共和”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它们都是我们讨论范围内的问题。

    前些年,我写过一组介绍方术的杂文,叫《方术四题》,其中两篇是《卜赌同源》、《药毒一家》。我用赌博讲占卜,用毒品讲医药,想用短小篇幅,浓缩方术精华(这不是低级趣味,而是高尚话题)。我的话好像很夸张,但句句都是实情,古今中外是打通了讲。在这篇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提个问题,就是在当今这个上天入地、电脑万能的时代,我们人类怎么这么无能,就连“黄、赌、毒”这样的老问题都无可奈何,“放之而不可收,禁之而不可行”,悲夫!

    它说明:古人的问题还困扰着我们,我们离古代并不太远。

    在 2011年9月25日 下午10:56,cui-zy <cui-zy@tsinghua.edu.cn>写道:

    木生兄读李零极富启发,但似还没有讨论李零的宗教理论。在“中国方术续考”的“新版前言”中,李零说他最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宗教的书,名叫“绝地天通”,全面驳斥流行的说中国文化是”天人合一”的理论。原计划和Unger一起来中国的哈佛历史学教授Puett(他们两人现在都推迟访华),在写作“变成上帝”一书时,极为重视和部分依据李零的理论和考古发现。附件是“中国方术续考”的初版。

 

 

 

 


发件人:<dammos0192@sina.com> 2011-09-21 16:22:3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标题: 如何使用外汇储备:玩一下“掉期”如何?

    各位:让政府不赚钱的事,打死也不干。我这里搞一个让政府有点甜头的事情,看能不能搞成。

如何使用外汇储备:玩一下“掉期”如何?

广州 党爱民

2011年9月

    由于人民币兑美元不断升值,外汇以人民币计价,是不断缩水;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美元计价的商品在不断涨价,因此,外汇储备的购买力也在不断缩水;更为严重的是,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还面临着违约的风险。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在不断地贬值中。因此,如何处理这些外汇储备,减少损失,是当务之急。本文探讨一种把美元花出去的思路。

     基本思路是这样的:

    第一步,让财政部短期拆借(比方说3个月),1万亿人民币,再把这部分税收收入变成5年期定期存单,年利率5.5%。

    第二步,财政部以此存单作抵押,向央行申请美元贷款,以现行汇率6.38计算,可以贷款1567亿美元。利率以同档次美国国债利率计,约2.75%。[1]

    第三步,财政部拿到美元借款以后,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采购石油等大宗商品,在国内销售,三个月后收回人民币1万亿,归还第一步的短期拆借款。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后详细讨论。

    第四步,5年到期后,把定期存单变现,以5年后的利率折算美元,归还央行。5年后美元借款本息合计1782亿美元,人民币存款本息合计1.275万亿人民币,短期拆借利息暂忽略。如果人民币每年升值3%,5年后的汇率就是5.42,购买1782亿美元需花费0.9658万亿人民币,财政部净赚3092亿人民币,每年收益约6.18%。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掉期收益”!央行没有任何损失,而且这份资产比美国国债更优质。

    这个买卖能够做成需要两个前提。一是人民币保证每年有一定程度的升值,这个基本不成问题。二是要把美元花出去,进口外国商品,在国内销售,把人民币收回来,这是一个难题,有道是“不买国债买什么?”。现在最大的进口商品是石油,政府可以以“掉期收益”为资本,对石油单位进行油价补贴,让国内油价降下来。油价一降,通货膨胀就可以降下来。

    这单生意可能有国内石油企业的生意向冲突。

    第五步,可选项。可以考虑让国内油田减产,以扩大进口,储备国内自然资源。

    如果政府持有这样的掉期合约1万亿人民币,则每年可有600多亿的净利润。现在每年顺差大概有2-3千亿美元,如果全部照此操作,每年可增加此类合约1.5万亿左右,如果把资本账户盈余也这样做,两者合起来每年可以增加此类合约每年月增加2万亿人民币。其财政收益是相当可观的!随着人民币升值,可以要求央行退还超额抵押部分,形成一个很好的现金流。

     本帖仅仅是抛砖引玉。美国国债的利率还会降,可能会降到2%左右,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还会提升。因此,这笔“掉期”买卖的效益可能更加可观。这样做的好处是央行没损失(美元),财政赚钱(人民币)。如果央行央行资产以人民币计价,则央行的损失由财政赚回来了。

    评论:

老党的思路不乏新意!

王钧临

    但我认为在既有体制和未来内外政策弹性空间上,外储策略难以发生大的改变。事实上,外储的重要作用是对一国币值的稳定意义。今天,包括中国、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本币都已被高估,这个趋势还将愈演愈烈。我们要关注的是,未来几年新兴经济体泡沫整体破裂后,中国外汇储备的存量和结构(包括官方和民间),能否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性而避免大幅贬值(当然,这只是决定因素之一)。

    日本虽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但日元并没有在90年代初的泡沫破裂中大幅贬值,这也带给了其喘息之机。对此我们需要思考。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1-09-19 20:21:2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左晓蕾"_<zuoxiaolei@chinastock.com.cn> 对如何使用3万多亿美元外储的观点兼对我的答复

外汇储备如何刺激国内经济

左晓蕾

2011年9月

     温总理在最近欧洲之行的演讲中提到,中国有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我们可以动用外汇储备刺激经济。但是总理也说到,外汇储备只能用在国外。那么外汇储备如何刺激中国的经济增长呢?总理的话不是有矛盾了吗?总理的话是对的,“只能”用在国外的外汇储备也是可以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这里有几个关键问题必须讨论清楚。

     外汇只能用在海外的逻辑

    首先,外汇储备表现为央行的“对外资产”不表现为财政部的资产。这里有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的负债。是中央银行通过发行人民币,从企业和个人手上,按照当时的汇率“买”回来的。从道理上来讲,任何时候,企业和个人愿意用当时的汇率换出外汇,中央银行随时要把外汇兑换出去。另一方面,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外汇储备表现形态是“资产”。任何时候,动用这些外汇,在国际市场上,应该具有,银行发出的人民币等量的购买力。严格说来,外汇储备,对内是央行的负债,对外是央行的资产,不能像四万亿那样,作为财政收入通过的政府支出,直接投放进入中国经济运行。

     是否能由央行来投放呢?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进入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要转身投放进入国内的经济运行,一定要再转换成人民币。

     金融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再换成人民币进入经济运行,意味着二次兑换。假如汇率是1美元对7元人民币,第二次兑换以后,相当于一块美元换出了14元人民币。二次兑换带来两个可能的结果,如果维持汇率不变,两个7元钱都要兑换一个美元,结果就会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一样,发生泰国的外汇储备几近告罄的货币危机。如果汇率变化,14元人民币兑换一美元,结果是人民币大幅贬值,严重通货膨胀。而且,如果可以二次兑换,就可以三次兑换,四次兑换,这种外汇重复兑换行为与中央银行印钞票没有什么区别,每次兑换都相当于中央银行发出以当时汇率计算的等量货币。如果经济形势恶化到要靠印钞票来刺激经济的地步,也用不着转弯抹角玩外汇兑换的游戏,直接像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先生说的那样,从直升飞机上撒钞票就行了。

    事实上,多次换汇的思路等价于央行开放印钞机。在央行的外汇资产负债表上显现的是“外汇资产”,外汇资产的购买力在国外,这是“外汇只能用在国外”的逻辑。

     直接把外汇使用在国内的的误区

    现在有建议把外汇发给老百姓,刺激老百姓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个做法是行不通的。例如,有建议把目前近2万亿外汇储备,发1万亿给老百姓。如果老百姓换成人民币在国内消费,1万亿外汇又回到央行,两万亿外汇没有变化,但是央行同这一万亿外汇进行了二次换汇,多发了等价于1万美元的人民币。如果老百姓把外汇拿到外国消费,首先没有直接刺激中国经济的作用,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少了1万美元,但是央行已经是等价发放了两万美元的人民币。结果与上面一样,不是货币危机就是人民币贬值和通货膨胀。

    有建议说政府到海外市场上去购买消费品,然后免费发给老百姓。首先,这一招与刺激国内经济无关,如果进口一般消费品,还可能打压国内市场。同样的是这样以来,外汇储备也减少了1万亿。央行已经等量发出的2万美元的人民币,给国内经济后果与上面的各种建议就“殊途同归”了。

    有观点认为,央行只要不发票据对冲结汇的人民币,把外汇再兑换成人民币用在国内,就不会增加流动性。这是一个非常似是而非的说法。央行发票据对冲的是已经发出的,已经在经济运行中的货币,目的是减少这些货币再创货币的能力和乘数效应,与二次兑换产生新增货币发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央行的票据发行对央行的外汇资产负债表没有影响,2万美元与等价的人民币的债务关系没有改变。但是二次兑换以后,央行外汇资产负债表上的2万美元对应的人民币债务就增加一倍,仍然逃不出货币危机和人民币贬值和通涨的命运。

     曾经有观点认为,我们把外汇储备投资海外,实际上使外国人得到融资。然后这些钱又通过外国机构转投中国,外汇储备还是回到国内来,为什么就不能我们自己直接投资中国。这种说法看似很有道理,实际上,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投资在海外一块钱是一块钱的外汇储备,当外国人得到这一块钱的融资,再投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又增加了一块钱,而原来投资的哪一块钱仍然是我们的外汇储备,我们现在有两块钱的外汇储备。这与我们自己把一块钱的外汇储备兑换两次是完全不同的。

     外汇如何“用”在国内如果温总理提到外汇储备支持经济,是从中国经济实力的角度,从中国存在调控空间,表示中国政府应对危机恢复经济的信心,说明中国的经济应该没有到要靠印钞票的境地。所以外汇储备支持中国经济应该是按照经济学常规运作的思路了。接下来关心的问题是,外汇储备如何按照经济学的思路支持国内经济增长。

    首先,较大规模的外汇储备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中国累积了全球最高近两万亿的外汇储备,使中国具备较强的外债和其他正常外汇需求的支付能力。在当前危机时刻,对于稳定外国直接投资,防止资本大规模流出是非常重要的实力保证。

    其次,较大的外汇储备可以通过推动进口增长来拉动国内的投资增长。可以通过企业向银行贷款,换成外汇,用来购买更多的国外的技术和相应的机械设备,最后都将形成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直接的拉动作用。如果能够进口一些环保和能源有效使用方面的技术和设备,不仅从投资的角度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拉动作用,也是对全球关心的环境保护和气候变暖问题的积极的回应。

    中国增加进口,不仅拉动中国经济,对于出口国的经济也是有利的。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式下,中国这样使用外汇储备是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贡献。只要一些国家能够解除一些技术和产品的出口限制,相信中国的进口需求,可以对出口国和世界经济的复苏做更大的贡献。

     另外,300亿美元注资农行是支持国内经济的更直接的作用。温总理的讲话提到对农行的300亿美元的注资。农行是最后一家没有上市的国有大银行。银行业本身的稳定,就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更是现代经济正常运行的关键。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可能成为中国率先走出危机的一个重要保证。

     农行从历史的商业分工和定位上,有更大的对农业方面的金融服务的比重。虽然改制上市可能会有重新定位,但是置此经济危机的关键时刻,农村、农业的金融服务的重要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农行具有对农村和农业服务的经验,应该对这次刺激经济增长,特别是在刺激农村消费增长,推动农村的水利、电网建设,改善供水和其他基础设施,创造农民工的就业,以及农业生产的集约型发展的重头戏中,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如果农业银行能在此关键时刻,通过注资,完善内部的风险管理体制,提升经营管理的能力,披挂上阵,无疑增进中国银行业的进一步稳定,必将成为推动经济恢复的一个亮点。

     外汇储备保值也变成一个短期问题。首先,全球经济危机非常严重,国际货币,欧元、英磅都已经大幅贬值,美元的贬值也是时间问题。其次,外汇储备的保值是对当前国内经济稳定的重要保证。增加石油储备和资源储备,对于外汇储备保值非常重要。只有变“货币”形态的外汇储备为“资源”形态的外汇储备,才能真正的保值。

    外汇储备可能还有许多途径为经济增长作贡献,为国民谋福利。但是都必须是上面我们建议的,海外开“花”,海内“香”的方式。否则,后果不是货币危机,就是通货膨胀。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9-09 08:34:55 +0800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中国外资互联网公司面临安全审查,主要针对VIE

中国外资互联网公司面临安全审查

英国《金融时报》 席佳琳

2011-09-09

    根据周四起生效实施的中国并购新规,在华互联网公司十多年来用于规避外资所有权限制的载体将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

    新规旨在明确对外国投资中国企业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其中规定,外国投资者不能以任何方式——如通过签订协议获得一家境内企业的控制权,或者采取多层次再投资——来规避审查。

    按照行业惯例,一家国内企业持有在中国经营互联网搜索引擎或电子商务平台等业务所必需的牌照,而外资公司则通过签订一系列协议(而非通过持股)获得该国内企业的控制权,该国内企业称作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y,简称VIE)。

    谷歌(Google)等外国互联网企业采用的就是这种策略,通过海外上市引进外资股东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也是如此,后者包括以营收计为中国第一大网络搜索引擎公司的百度(Baidu)、中国领先微博的运营商新浪(Sina)、中国第一大网络视频公司优酷(Youku)和中国Facebook同类网站中营收最高的人人网(Renren)。

    凯威莱德律师事务所(Cadwllader)在一份至客户函中表示:“至2011年4月份,中国在美上市公司有42%采用VIE结构,还有数千家未上市的公司在继续采用VIE结构从事经营。”

    律师们指出,尽管立即彻底整治VIE看上去不大可能发生,但新规已不容人们再假设北京方面“默许”此类载体。

    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Covington and Burling)的夏尊恩(Tim Stratford)表示:“在未来的交易中,对于此类公司结构的审查可能会更加严格,而这一安全审核制度对业已存在的此类公司结构会有何种影响,我们还不得而知。”
 

 

 

 

发件人:"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 <zhanlue@yicai.com> 2011-09-26 00:10:56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21期、《战略参考》22期

欧债危机为欧洲银行业造成3,000亿欧元的信用风险

摩根大通《每日市场观察》

2011 年9 月22 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欧洲债务危机已为欧洲银行业造成高达3,000 亿欧元(4,100 亿美元)的信用风险,呼吁银行通过注资来安抚投资者并支持放贷。IMF 表示,欧洲在预防危机扩散办法上的政治争论,以及延缓实施已达成的措施,在加大有关各国政府违约风险方面的顾虑。IMF 说,银行业转过来面临“融资挑战”,因为投资者担心它们在所持政府债券方面潜在的损失,其中一些银行严重依赖欧洲央行获得流动性。“一些银行必须募集资金,帮助确保它们的债权人与存款人的信心,”

    IMF 在周三发布的其《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写道,“如果没有更多资本的缓冲,获取资金方面的问题很可能会给各银行带来去杠杆化压力,这将迫使它们削减给实体经济的信贷。”总部位于华盛顿的IMF 周二调降其全球增长预期,称如果决策者未能阻止债务危机席卷至意大利与西班牙,预计会出现严重后果。IMF周三表示,除各国政府推出可信策略削减公共债务之外,银行业应资本重组,如果需要就要公共注资。

 

中国该不该救欧元?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姚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负责人 凯瑞·布朗,

英国《金融时报》

2011 年9 月22 日

    姚洋:向欧元区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的支持,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围绕希腊问题形成的僵局与其说关乎金钱,不如说关乎政治意愿。要终结这场危机,以德国为首的每一个欧盟国家都必须抛开短视的私利计较。此外,纾困希腊是一笔代价高昂的买卖,为了成为一个富裕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真的应该为此埋单吗?诚然,埋单可以买到暂时的友谊,可能在国际纠纷时派上用场,但仅凭这一点不足以吸引中国掏钱。中国明白,美国正在撤出欧洲事务,而中国现在还没准备好取代美国的位置。在中国政府看来,欧元即属于欧洲事务,而且欧洲人自己犯的错误必须自己去改正。

    布朗:中国正在错失一个彻底成为全球强权的黄金机会。纾困欧元区将释放巨大的政治善意,进一步推动各国走向一个不再由美国主导的、真正的多极世界。它会让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甚至可能会为在未来几年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某种踏板。

欧洲不能过于指望中国

《金融时报》

2011 年9 月19 日

    指望中国拿钱的欧洲恐怕要失望了——至少近期内指望不上。一种简要的解释是,中国官员已从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一阶段吸取了一个教训:接住一把下落的剑是没什么好处的。还有一种解释是,中国目前仍然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国内事务上。中国操心世界其他地区的程度,远低于人们对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抱有的希望。近年来推动中国迅速发展的模式越来越不合时宜,在这种关头,中国自然要把心思放在国内事务上。

    中国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仍在不公正地对待中国,尽管一切证据都说明事实恰恰相反。造访这个越来越繁荣的国度,你会惊讶地发现,在走向繁荣的同时,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信任少得可怜。这里的人们觉得,当外国人在中国赚到了钱,那就是一场“零和游戏”,中国自己多少就是吃亏的。

    中国所关注的许多事务都无可厚非,但是,中国不会像世界所希望的那样大力帮助世界——至少在短期内不会。

 

不要指望中国来拯救欧元

《华尔街日报》

2011 年9 月14 日

    虽然中国有这样的外汇储备来产生一定影响,但这对中国央行来说将是一场豪赌。而且,考虑到欧洲银行体系因希腊和主权债务问题而面临的威胁,这更是一场危险的赌博。即便中国愿意购买意大利国债,其需求也不足以导致形势发生改变。中国因素要真正推动欧元走高还需具备许多条件:意大利和希腊必须执行财政紧缩计划;全球经济前景必须有所改善;美国国会必须与总统化解预算问题僵局;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扩容的提案也必须获得批准。另外,欧洲内部解决危机的政治意愿还不坚定。对中国来说,押注上述所有条件将得以实现是不理智的。

 

当前经济减缓有多严重?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s of September 9, 2011: How Deep the Current Slowdown?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 迈克尔·穆萨

(Michael Mussa 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

2011 年9 月9 日

    简介:作者对全球经济未来持适度乐观态度,预计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在4%左右,并认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不会被发达经济体所拖累。

    经济在今年初强劲增长后急转直下,目前仍看不到好转的迹象。预计世界经济今年增长低于4%。我对世界经济持适度乐观态度,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2012 年的增长仍会6%以上,并不会被发达国家今年或者明年的再次衰退所拖累。

    今年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将低于2%,我预计明年会有适度加速,不过明年4 月的增长仍将低于2.9%。从全世界来看,今年经济增长为3.8%,2012 年预计为4.2%。

    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乐观预期是基于三个基本因素。首先,这些国家今年的增长减缓并非由国内经济难题引起,而是经济周期性复苏所导致的正常减缓。其次,当前的减缓大部分由于一些国家为了抗击通胀所采取的紧缩经济政策。通胀与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相关,日前政策紧缩的必要性正在减弱,如果经济减缓严重,一些国家可能考虑宽松政策。第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衰退冲击依然脆弱,他们需要考虑如何避险。

    发达经济体的情况更为复杂,经修订的GDP 表明,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比6 个月前的预期要弱。对于经济进一步放缓或者衰退可能的担心加剧了对财政政策的争论,还有待解决。而第一季度强于预期的经济表现弱化了对欧洲财政可持续性(和银行体系的影响)的关注,又进一步降低了2011 年下半年和2012 年经济增长预期。日本大地震的影响比预期要严重得多,尽管经济复苏有望在下半年开始并持续到明年。

    与今年初相比,近期全球经济增长疲软使得通胀的压力明显减弱,不过通胀仍是一些国家的主要问题。具体而言,全球整体消费价格已经由年初的5.5%下降到4%左右,这一下降趋势在发达经济、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都有体现。这一趋势也适用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核心消费价格,但是对发达经济体而言,情况有些复杂,比如美国的核心通胀率正在上升,欧洲呈现波动态势,而日本则为负。

    今年早些时候,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攀升(特别是石油),目前价格已有所回落,对通货膨胀有显著影响。世界经济将继续低于预期发展。不过,曾促成油价飙升的对供应问题的担忧有所缓解,表明通货膨胀的上升不太可能成为今年和明年全球关注的焦点。

 

经济动态

北京大军智库编辑

 

欧洲领导人也认为金融系统将崩溃

张澄

2011年09月13日

    随着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人们对欧元及欧盟的怀疑情绪也与日俱增。如果欧洲金融体系破裂,那么对全世界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若不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至少5到6个欧洲国家将面临违约的危险。继续进行经济救助的意愿在北欧已经无人响应,所以更需要采取其他措施阻止危机的扩散。

    假如在经济救助计划结束后,欧洲还无法拿出像样的经济计划,更多的危机将接踵而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得大多数欧洲银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若有国家违约的现象出现,欧洲银行面临大批倒闭的危险,继而在全球引发金融海啸。现在,欧洲的货币联盟难以发挥其作用。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无法偿债,富裕的欧洲国家又必须用自己的钱填入南欧的债务无底洞,这让很多富裕的欧洲国家厌恶情绪与日俱增。经济援助不是长久之计。欧洲的政治经济当局早就知道他们快要面临最终的审判。

    以下20条来自欧洲领导人的语录将会带来极大的震撼,他们公开承认其金融系统正在崩溃,欧元的生存受到威胁,欧盟也难以发挥作用,欧洲经济的未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 波兰财政部长Jacek Rostowski:“欧洲的精英们,包括德国的精英们,要是希望欧元继续存在,必须做出决定,而且有可能会付出很高的代价。如果不希望,那么我们就改准备应对欧元区的分崩析离。”

2. 瑞士联合银行Stephane Deo, Paul Donovan, 和 Larry Hatheway:“在当前欧洲的框架和成员体制中,欧元无法运作。欧洲的框架和成员体制二者中,至少一项必须改变。”

3. 欧盟主席Herman Van Rompuy:“欧元从来没拥有过适宜的生存环境。”

4. 德国总统Christian Wulff:“我认为,欧洲中央银行大量买入的国家债券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有问题。欧盟运作条约第123条规定,为了保证银行的独立性,禁止欧洲中央银行直接购买债务证券。”

5. 德意志银行CEO Josef Ackerman:“若以市值重新评估欧洲银行持有的主权债务,许多欧洲银行将面临破产的危险。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6. 欧洲中央银行主席Jean-Claude Trichet:“我们正经历着非常困难的时期。”

7. IMF总裁拉嘉德(Christine Lagarde):“这个夏天的事态发展显示,我们正处于非常危险的新时期。”

8. 德国联邦议会副主席Prince Hermann Otto zu Solms-Hohensolms-Lich:“欧盟和希腊都应进行债务重组,脱离欧元。”

9. 野村证券伦敦分公司的策略家 Alastair Newton:“现在欧元区将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现在到年底某种崩溃的的危险是自债务危机开始时最大的一次。”

10. 前德国总理Gerhard Schroeder:“现在的危机清晰表明,一个没有通行的财政、经济、社会政策的统一货币区域是行不通的”

11. 英格兰银行行长Mervyn King:“解决银行危机十分棘手,但是在资产负债表上有一块公共领域可以缓解问题。一旦发生于主权危机,那么就无回旋的余地。”

12. George Soros:“我们经济崩溃的边缘,金融体系仍十分脆弱。”

13. 德国总理Angela Merkel:“欧元危机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14. 瑞士联合银行Stephane Deo, Paul Donovan, and Larry Hatheway:“要是没加入欧盟,这些成员国要好过的多。欧洲货币联盟蒙骗了欧洲人民。”

15. 米兰天主教大学教授Giacomo Vaciago:“显而易见,欧元在过去十年都是失败的。”

16. 欧盟主席 Herman Van Rompuy:“我们处于一场生存危机之中,必须同心协力与欧元区共存,如果失掉了欧元区,我们就失掉了整个欧盟。”

17. 德国总理Angela Merkel:“欧元一旦失败,整个欧洲也会沦陷。”

18. 德意志银行CEOJosef Ackerman:“现在的一切情况让我想起2008年的秋天。”

19. IMF总裁拉嘉德(Christine Lagarde):“信任危机恶化了事态发展,我们需要采取措施,阻止恶性循环。”

20. 德国总理 Angela Merkel:“欧元陷入危机,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对欧洲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

 

一场完美无瑕的灾难

克鲁格曼

2011年09月14日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再也无法继续保持冷静,在回应一个有关欧洲央行是否已经由于购买问题国家债务而成为“坏账银行”时,他故意提高了声音,坚持说欧洲央行作为维持价格稳定的机构,其运作始终“完美无瑕”。央行的表现确实完美无瑕,但这就是现在欧元正处于崩溃边缘的原因。

    欧洲的金融危机的广度和深度完全是希腊金融危机无法比拟的。这场危机范围正在扩展,已经波及西班牙和意大利市场。截止今日,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已经占整个欧元区成员国的1/3,欧元的生存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然而欧洲领导人甚至都不愿承认这样一场危机带来的威胁,更不论提出有效的措施。

    从许多欧洲领导人的讲话来看,你会认为欧洲大陆的困境仅仅是因为政府原先借贷过多,现在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财政紧缩是唯一的出口。然而这种说法只适用于希腊个案。西班牙的财政预算仍有盈余,2008金融危机之前负债很低。其财政记录完美到无懈可击的地步。就连遭受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打击之后,西班牙的负债率仍然很低。那么,又是什么让西班牙和意大利(负债率稍高于西班牙,但是赤字处于较低水平)陷入这样的危机之中?答案就是这些国家面临着类似于银行挤兑的问题,只是挤兑的对象从金融机构蔓延到了国家政府。

    这种挤兑是这样发生的:投资者担心国家会拖欠债务,所以不愿购买国债,或只会购买高利率的国债。所以国家必须提高利率扭转债务局面,但这又加深了财政困难,增加了未来违约的风险,信心危机也变成了自我应验的灾难寓言。由于银行通常会大量投资政府债务,所以债务危机也会升级为银行业危机。

    在拥有自己货币的英国,这一危机的发生要迅速的多:如果必要的话,英格兰银行会介入,用新货币购买政府债务。这种行为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但是相比违约给投资者带来的威胁要小很多。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货币都是欧元,没有自己的货币。结果,灾难寓言非常可能应验——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发债成本要比英国的高两倍。

    让我们再回到特里谢“完美无瑕”的欧洲央行上来。特里谢带领的欧洲央行正在购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政府债务,这些国家如果有自己的货币,就会自己这样做,欧洲央行在替这些国家完成任务。欧洲央行的这项行动在几个星期前才展开,虽让债务重压下的这几个国家得到了些许喘息的机会,但受到了来自舆论的压力。舆论厌恶央行替这些债务危机国家善后的行为,而认为舆论会阻止新经济援助计划的想法已经在市场上又引起一阵新的骚乱。

    欧洲债务危机在现期进入了高潮阶段。我们所说的不是一年两年后会发生的危机,而是在未来几天,几十天内就会爆发的危机。如果危机爆发,那么受害的就是整个世界。全球都正密切在关注欧洲的动向。

 

欧洲正处于“金融崩溃的状态”

老虎基金创始人罗伯逊

2011年09月14日

    对冲基金老虎基金创始人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接受CNBC采访,要点:1、宏观所有方面都很糟糕。2、欧洲正处于“金融崩溃的状态”。3、预期希腊会违约。4、值得做空欧元。

 

欧洲接近爆发银行业危机

El-Erian

2011年09月14日

    全球最大债券基金公司PIMCO首席执行官Mohamed A. El-Erian表示,欧洲的银行面临正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的组织要采取行动。El-Erian接受彭博采访时称:“我们离一场全面爆发的欧洲银行危机越来越近。同时我们还面对着全球增长放缓。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决策让人几乎毫无信心。”

    他评价奥巴马总统9月8日的就业方案是重要的第一步,是否效力足够还有待观察,还有很多要做。今年9月23日到25日,世界银行与IMF将在华盛顿召开会议。El-Erian采访中希望IMF会议推动达成共同分析,为G20打造舞台。

 

这场欧洲银行危机可能比雷曼严重得多

索罗斯

2011年09月07日

    还记得雷曼兄弟吗?欧洲人记得。当欧洲正努力希望平息债务危机时,最大的忧虑就是可能会有一家大银行倒闭,从而造成类似2008年雷曼倒闭时的金融恐慌。《纽约时报》报道说,欧洲政策领导人下定决定要避免这样的灾难,他们已经准备好使用数千亿美元救助资金防止银行倒闭。但目前依然有很多质疑,认为欧洲银行无法抵挡住这次危机,他们越来越难以获得资金维持日常运营。

    美国的金融机构现在不愿意对欧洲银行短期贷款,也在回撤与欧洲交易方的生意。这会进一步让欧洲银行融资问题恶化。2008年雷曼就是因为遭遇这种回撤情况最后走向了破产。因为全球金融系统互相关联,欧洲危机可能会很快扩散到全球,对本已脆弱不堪的经济带来进一步冲击。据纽约时报,索罗斯说,“这一场危机可能比雷曼兄弟要严重得多,”

    索罗斯说,因为欧洲缺乏一个权威机构来应对这场严重的银行危机,“这就是为什么问题如此严重。你需要一场危机让欧洲有政治意愿创立一个权威机构,但对于这个机构该做些什么目前仍没有达成谅解。” 星期二,欧洲银行股再度暴跌5%以上,目前为2009年3月以来最低。投资者寻求安全资产,推动美国国债和德国国债上涨,收益率均低于2%。

 

一些欧洲国家可能破产 中印等国将崛起

Ray Dalio

2011年09月10日

    传奇投资经理,全球最大对冲基金Bridgewater创始人Ray Dalio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陷入债务危机中的一些欧洲国家将破产,或将陷入经济衰退,而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将崛起,成为世界领导者。

    Dalio对彭博市场杂志(Bloomberg Market Magazine)说,“我们担心,欧洲无法解决现在的问题。”该杂志称,Dalio的对冲基金建立在全球宏观经济上。目前,Dalio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尽管今年的整体经济气候不佳,Bridgewater还是凭借着多元化的投资收获了25%的回报率。

    从过去来看,他对经济的判断是正确的。现在来看,他比其他人的判断也准确得多。彭博市场杂志将他评为全球市场最具影响力的50人之一。Dalio表示,西方发达国家的麻烦很大。尤其是那些债务累累的国家(美国、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 他们常年开支过度,这些钱都是借贷而来。他们处在债务去杠杆化的过程中。最后,由于收入水平、消费支出受到抑制以及就业市场的不良表现,这些国家不得不削减债务规模。

    没有最差,只有更差。拿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举例,他们不能靠发行货币来偿付债务。他们可能面临着长达十年的衰退和债务违约。美国的经济在走下坡路。 另外一些是崛起中的债权国(巴西、印度和中国)。他们在杠杆上升的一边。在未来15年到20年的时间里,他们占全球GDP的比重将达到70%。目前的比例是47%。

    拿中国和印度举例,这两国的汇率及货币政策都同美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紧密联系。他们都处在一个通胀的阶段,因为美国的利率过低。他们应该同美国的政策脱离开来,否则,就讲面临着无法容忍的环境。这些债权国更像是像蓝筹股。
 

 

 

 

 

 



发件人:"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 <zhanlue@yicai.com> 2011-09-26 00:10:56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21期、《战略参考》22期

欧元是否会重蹈92年欧洲汇率体系的覆辙?

第一财经研究院

2011-09-26

(请点击标题查看!)

尊敬的女士/先生: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21期和《战略参考》22期已经出炉 ,现及时奉上,请您参考、指正!

    《战略观察》21期——“欧元是否会重蹈92年欧洲汇率体系的覆辙?”指出,早在1992年9月,欧洲货币机制就曾解体,引发金融危机。1992年的危机最终以英镑、意大利里拉等货币被迫退出欧洲货币机制为代价。欧洲要想避免重蹈1992年金融危机覆辙,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改革,及在协调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与妥协。

    该报告认为欧元作为统一货币,明显好于当时的欧洲汇率机制(ERM),投机资本也比当时更难运作。本轮危机与1992年危机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本次危机并非货币危机,而是财政危机,欧洲央行仍然可以充当救火员的角色,因此该报告认为欧元区短期内解体的可能性很小,德国仍旧是引导危机出路的关键。只有吸取上次危机的教训,暂时放宽对于债务国不切实际的赤字要求,防止经济过度下滑而造成的财政缩减与经济衰退恶性循环,才能提振市场信心,避免错过缓解危机的最佳时机。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越演越烈,势必会给中国带来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环境恶化、欧元储备资产缩水等不利影响。但该报告认为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也没有继续收紧的必要。如果通胀、房价、出口三重拐点能够在四季度显现,货币政策亦有可能适当放松。长期来看,促进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仍是根本之法。

    《战略观察》22期——“全球智库报告精粹(第5期)”的导读指出一片哀鸿之下,也有人对全球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美国彼得森研究所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认为,全球经济增速将会恢复强劲,发达国家当前的危机不会拖累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似乎是印证这一观点,新兴市场基金研究公司的报告表明,由于对希腊违约的担忧,资金正在流向美国、黄金以及新兴市场的债券基金。比利时智库BRUEGEL的研究认为,特里谢之后的新任欧洲央行行长面临如下挑战:保持固定的通胀预期、应对民众对欧洲央行的信任危机、担当起“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本研究院7月4日发布的第10期《战略观察》认为,美国的能源供应将向美国本土和美洲收缩,这将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与世界能源格局。美国莱斯大学贝克能源研究所的一篇报告与这种观点一致。这篇报告预测,世界能源的中心将从中东重新回到美洲,并引发巨大的地缘政治变化。这一变化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美洲的非常规资源能否实现经济开采。

    粮食安全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穷人的首要威胁。斯科沃新兴市场研究院授权本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金融投机、油价高企、政府不当政策引发了全球粮食上涨。长期来看,粮食消费量、生物燃料、气候变化、库存下降等因素都会引发粮食价格继续上涨。虽然目前的高粮价可能刺激供给,但粮价依然会冲击各国的政策。

    此外,本期收录的印度的一家智库——阿斯平研究所的报告认为,美国在亚洲事务中的影响力也符合印度的利益。其中,美印共同利益包括共同应对中国崛起。

 

 

 

 

发件人:"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 <zhanlue@yicai.com> 2011-09-05 00:01:55 +08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 标题: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16期-40年信用纸币大试验

40年信用纸币大试验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16期

尊敬的女士/先生: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16、17期和《战略参考》19期已经出炉,现及时奉上,请您参考、指正!

    《战略观察》16期——“40年信用纸币大实验——国际货币体系难言‘不惑’”认为自1971年8月15日至2011年8月15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四十年以来,货币失去锚,汇率大幅波动,全球经济金融运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乱象。该报告详细地梳理了四十年来全球经济关键变量走势之后发现:确实是在四十年来缺乏货币纪律的历史时期,一系列的经济金融变量开始发生异化,朝着不正常、不合理、甚至不正义的方向越走越远。

    该报告从七个方面总结了1971年以来一些经济变量发生的剧烈变化,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作用下,各种失衡从无到有、从支流到主流、从威胁因素演变为危机主角。这七个话题分别是:1)货币失去锚之后发行量爆发式增长;2)全球通胀加剧;3)虚拟经济迅速膨胀并且反过来统治实体经济;4)全球外汇储备增长了将近百倍;5)主权债务大膨胀并且陷入深度危机,依靠央行直接对赤字进行融资;6)与固定汇率时代相比,真实经济增速反而显著下滑;7)中国外汇储备的风险加大,我们编制的“美元真实购买力指数”显示,美元的真实购买力大幅缩水。

    《战略观察》17期——“黄金再货币化进程评估报告”认为在个体层面,尽管黄金的货币化进程才刚刚开始,但其价格波动中大宗属性大幅减弱,而主要被其世界货币、价值贮藏等货币职能所主导,在交易者的眼中,黄金的货币属性已经开始回归。在全球主权国家层面,黄金作为法定货币的立法进程正在加速进行,黄金的支付手段职能强势回归,并将推动黄金的货币化。

    金融市场层面,黄金已逐渐成为公认的抵押品,货币职能和货币属性得到进一步回归,货币化进程已悄然深入。在货币体系层面,作为全球货币的发行人和货币体系的中枢神经,各国央行已经逐步认可黄金的货币属性和金融战略层面的深远意义,肯定了黄金的价值储藏和世界货币等货币职能。D-gold的迅猛发展,使得黄金货币的电子化进程突飞猛进。

    《战略参考》19期——“页岩气和美国国家安全”译自美国莱斯大学詹姆斯?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一篇报告,其认为2000年以来北美页岩气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版了全球天然气市场版图。未来十年,天然气将在美国能源结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多的页岩气供应明显削减了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进口需求,原本向美国出口液化天然气将转向欧洲市场,将减少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俄罗斯以能源为武器在欧洲获得政治利益的机会也将随之减少。

    北美天然气的供应前景已经得到了实质性改变,其产生的全球效应不仅体现在全球贸易中对能源供应的替代作用上,而且将在世界其他地区掀起一股探索页岩气的热潮。欧洲、中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地都可能有页岩气的存在。页岩气的潜能之大将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地缘政治效应,并在美国能源和外交政策上发挥有力作用。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在全球天然气供应市场中的份额将下降,西半球对委内瑞拉液化天然气的依赖将减弱,伊朗利用能源外交手段来加强其地区权力和支持其核计划的能力也将受到冲击,而中美两国对中东天然气的依赖的减少将降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在地缘政治和商业利益上的竞争烈度。

    第一财经研究院

    颂琪

    我们已经邀请您加入第一财经研究院的Mailing List。我们将定期向您发送《战略观察》、《战略参考》报告。如果您不愿意再接收我们的邮件,请直接回复本邮箱。

    联系人:徐以升,联系方式:电话:010-58685706,手机:18611850002。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9-21 19:38:07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金融时报中文网:当人民币统治世界时

当人民币统治世界时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英国)FT中文网 2011-09-15

  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动荡正在帮助加速一个长期而深远的转变。在占据全球经济主导地位长达三个世纪之后,西方即将在中国这个崛起的亚洲大国面前黯然失色。不但中国的经济规模按购买力衡量很快会超越美国,而且人民币也会在今后十年或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

  持怀疑态度者会基于两个理由嘲讽这种预期。第一,即使中国经济超越美国,人民币的崛起也可能会滞后。美国经济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超越英国,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元才完全取代英镑的地位。这意味着,本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与本国占据世界经济主导地位之间,可能存在着大约70年的滞后。

  第二,中国远远没有创造出让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中国的资本账户基本上仍是封闭的,而且人民币仍然不可自由兑换,外国人无法自由获取;中国的金融体系由政府控制;其市场也欠缺深度,无法提供令一种货币能够吸引投资者持有和交易的至关重要的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政府或私人部门怎么会使用人民币支付、持有人民币资产或在进行经济往来时以人民币计价?

  换言之,市场忠诚于美元、以及中国欠缺必要的政策条件,这两个原因使得人民币的崛起变成了一个遥远的可能性。这种说法大错特错!首先,常用的历史类比实际上具有误导性。英国让出经济主导地位的时间要比有些人认为的时间晚得多,而英镑让出主要储备货币地位的时间则要比有些人认为的时间早得多。从储备货币地位的决定因素这个意义上来说,影响经济主导地位的不仅是经济体的规模,也包括其贸易和对外金融实力。根据这套指标,美国超越英国不是在19世纪70年代,而是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实际上,英国直到20世纪20年代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资本净输出国。

  第二,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几乎已经赶上美国。按购买力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与美国大致相当;而它的出口和海外资产规模却比美国大得多。如果要作恰当的历史类比,美元让位可能在十年之内就会发生。中国的经济实力为人民币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当然,这并不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中国仍需要进行重大的政策改革。但是,人民币国际化已经以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过程。这是一个受到微观管理、推崇政府干预、以试点国家和地区为基础的过程。每一天似乎都有某个国家或某家外国企业获准,在有选择性的更大范围内使用人民币。上周刚刚启动的一项计划,旨在推动伦敦成为一个可能的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以作为上海和香港类似计划的补充。至于是否扩大这一实验,想必会取决于其能否取得成功。

  为什么中国希望把人民币打造为一种储备货币呢?答案是,中国当局一直在寻找一种办法,退出已延续几十年的、备受争议的增长战略。这种战略是依靠压低人民币估值和对海外资本封上经济大门来推动增长的。人民币国际化就提供了这样一种退出办法。

  随着中国逐步摒弃重商主义、人民币逐步升值,因人民币被低估而获利最多的贸易部门肯定会表示强烈反对。为了克服这种反对,中国当局可以强调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积极意义。其论点将是,推动人民币崛起为储备货币并取代美元而给国家声望带来的好处,要大于人民币升值给经济造成的损失和混乱。在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艰难而迫切地寻找退出重商主义现状的路径时,“人民币统治世界”会成为他们的口号、甚至是救命稻草。这个在中国内部响起的口号还可能在外部世界成为现实,所耗时间可能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都要短。

  注:本文作者为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他的新书《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于本月出版。

  译者/王柯伦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9-19 09:27:44 +0800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主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的新书:《月食: 黯然失色: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生活》

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生活

----未来的世界将由中国主导?

阿文德.萨博拉曼尼亚

华尔街日报

2011年 09月 16日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阿文德.萨博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将于今年9月出版新书《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此书以这样一个噩梦般的场景开篇:“2021年的某一天,美国总统跑去距离白宫不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一份与该组织的中国籍总裁商讨达成的救助贷款一揽子协议。曾任IMF研究员的萨博拉曼尼亚写道,“世界主导权的交接已经完成。”如今的中国已是一个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经济大国。”

     这本书的部分篇章读起来和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小说《升起的太阳》(Rising Sun)有些像。后者是一部关于日本控制美国的小说,出版于1992年,那时的日本经济发展迅速,大有赶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态势。不过萨博拉曼尼亚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启发读者展开对于中美关系以及经济实力本质的讨论。《华尔街日报》记者鲍勃.戴维斯(Bob Davis)不久前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对萨博拉曼尼亚进行了专访,以下是经过编辑的专访内容。

    《华尔街日报》:你真的认为美国最终会不得不毕恭毕敬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吗?

     萨博拉曼尼亚:我这么写一部分原因是希望警醒世人,让人们关注这个问题。不过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美国经济有可能陷入那种不得不需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的困境。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一方面中国经济实力正在不容置疑地日渐强大,对此美国人既不得不予以配合,同时又不得不心存警惕。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疲软之处却是处处皆是,包括经济增长速度缓慢、财政状况羸弱、政府无能、中产阶级的前途每况愈下。美国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的可能性不会是80%那么高,但也不是2%或是5%。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有10%或20%。

    《华尔街日报》:按照一些你使用的标准衡量,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越美国了。不过,你所挑选的是不是那些对中国有利的经济指标呢?比如说,依靠购买力平价来衡量国内生产总值(GDP)。(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简称PPP),是一种试图将不同国家的不同商品和服务价格纳入同一考量范畴的统计工具。)

     萨博拉曼尼亚:购买力平价是个重要的概念,不过在我对经济实力的整套评估系统中所占权重很小。我认为,为一个国家带来经济实力的资源包括那些能在全球交易的资源,也包括与人相关的资源。假设美国将与中国交战,这时有100名中国士兵与100名美国士兵交火,你能说因为那100名中国士兵挣的钱只是美国士兵的二十分之一,所以一名中国士兵的价值只是一名美国士兵的二十分之一吗?我可不这么认为。(而购买力平价理论则证明上述反常理的说法成立。)

   《华尔街日报》:你还提到,即使中国经济增速大幅减慢或是美国的经济增速明显加快,到2020年,或者最迟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将远远超过美国。为什么这么说呢?

    萨博拉曼尼亚: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正在缩小,而中国最终将会迎头赶上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20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将只有美国的40-50%,不过中国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四倍,因此中国经济总量将比美国大得多。这个数字上的差异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未来20年将会有一场经济危机,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中国将会走出危机,恢复到一个不错的增长水平。即便中国出现严重的经济动荡,它也拥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包括广泛刺激经济的能力)来防止一两年的经济负增长演变成多年的低速增长。

    《华尔街日报》: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意味着什么呢?

    萨博拉曼尼亚:存在这种可能性,中国将有能力以不那么友善的方式利用其实力。看看今天在汇率问题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中国将汇率维持在低估水平)中国采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而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这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表现。

    美国完全没有能力阻止中国,因为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依赖太多,中国掌握着主动权。亚洲国家不会去阻止中国,因为亚洲经济体是中国利益链条中的一部分。非洲国家也不会阻止中国,因为中国在那里有那么多的投资。想象一下如果中美之间的数字(指经济规模)差距进一步扩大会发生什么。

    《华尔街日报》:尽管如此,相对美国而言,中国仍将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一个穷国怎么能在全球发挥其经济实力的威力呢?

     萨博拉曼尼亚:非常贫穷的国家无法主导全球。由于本身的问题还很严重,穷国无法去国外耀武扬威。不过像中国这样的所谓中等收入国家可能就不同了。主导全球经济有不同的方式。如今美国作为全球主导,是个民主的领袖,追求国际价值,能够吸引他国的追随。中国可能不会如此。它有可能会采取一种消极的主导方式,通过其汇率政策或是大举买进商品(以垄断市场)。

     《华尔街日报》:阻碍中国崛起成为全球经济领袖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萨博拉曼尼亚:政治体系出现动荡。一旦如此,一切都是徒劳。政权(向更为民主体系的)变更尚未出现,这是悬在一切之上的阴云。中国阶级分化明显,地域差距严重,政治又缺乏自由。如果这些矛盾激化爆发,事态将十分严重。

     《华尔街日报》:你在书中谈到将中国纳入一个多边体系的重要性?如果势将成为全球领袖,中国为何要对此感兴趣呢?

    萨博拉曼尼亚:我们需要在今天就将中国与多边体系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习惯和动力就形成了,日后要抛开这个体系就会比较困难。我们需要在中国成为霸主之前做这件事。

    要做好这件事,所有人都要团结起来。如果每个国家都试图私下和中国做交易,那么就没有一个国家能有任何影响力了。

    想想汇率问题。如果现在全世界团结起来说,我们做一笔汇率交易吧,那么中国参与其中的可能性才会更大些。中国不愿意被视作远离多边体系的异类。世界各国的指责是对付中国最有用的胡萝卜加大棒。

    《华尔街日报》:你的一个主要政策建议是开始和中国进行一轮贸易谈判。这将如何完成呢?

    萨博拉曼尼亚:当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WTO)时,人们说我们将中国纳入到了全球经济系统中来了(因为中国加入WTO时承诺要开放市场并遵循国际准则)。然而通过其汇率政策,中国避开了部分承诺的束缚。这说明,从国内政治支持的角度来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有点求之过急了。很显然,中国国内的政治情况不容许入世承诺一一兑现。

    长期而言,中国终将会脱离重商主义。那时中国将有动力来与别国做交易,包括政府采购……中国也会做出有关自然资源控制权和汇率问题的承诺。

    Subject: Fw: 新书《月食: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生活

    主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新书《月食:黯然失色: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生活

    Subramanian's analysis is based on a new index of economic dominance grounded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is examination makes use of real-world examples, comparing China's rise with the past hegemonies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is attempt to quantify and project economic and currency dominance leads him to the conclusion that China's dominance is not only more imminent, but also broader in scope, and much larger in magnitude, than is currently imagined. He explores the profound effect this might have on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and trade system. Subramanian concludes with a series of policy proposals for other nations to reconcile China's rise with continued openness in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and to insure against China becoming a malign hegemon.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9-05 09:15:0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非洲最大银行推销人民币 将成部分国家外储货币

非洲最大银行推销人民币 将成部分国家外储货币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1-09-05

    非洲最大银行标准银行集团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到2015年,中国同非洲的贸易中至少有40%(即1000亿美元)将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数字接近2010年的中非贸易总额。标准银行还认为,人民币将成为非洲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货币。人民币在非洲的崛起已经毋庸置疑。随着央行宣布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推广至全国,越来越多的银行都在争食这一“蛋糕”。

    非洲最大银行标准银行集团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到2015年,中国同非洲的贸易中至少有40%(即1000亿美元)将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数字接近2010年的中非贸易总额。

    9月1日,标准银行中国首席执行官庞凯歌(Craig Bond)表示,尽管该行正式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仅六个月,但目前已达到5亿人民币结算量,“这还是我们在中国只有两三个人推广这项业务的情况下实现的,未来我们会投入更多人力物力。”

进出口商结算“博弈”

    杜伯瑞估算,中国出口商用人民币结算能够节省7%-10%的成本。央行8月23日称,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将推广至全国。这距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仅短短两年时间。

    2000年,中非贸易额仅100亿美元,而到2010年已达到1269亿美元。2009年,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标准银行认为,人民币跨境结算在中非贸易中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预计五年内中非的人民币跨境结算量将达到1000亿美元。

     “同期至少有100亿美元的中国对非投资也将以人民币结算。”上述报告作者、标准银行驻北京经济学家史杰文(Jeremy Stevens)表示。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总额达10亿美元,非洲由此成为中国第四大投资目的地。

    标准银行估计,约有1500家中国企业在该行设有分支机构的17个非洲国家运营。“非洲有多达100万中国人。企业会希望在非洲进一步发展自身的业务、开设人民币账户并使用人民币产品;而员工则想直接把人民币汇回国内。”史杰文称。

    这无疑给包括标准银行在内的非洲银行带来巨大的商机,而工商银行持有标准银行20.1%的股份,为最大股东,为标准银行推广人民币结算业务带来更多便利。“一方面工行可以给我们介绍在非洲有业务的中国企业,另一方面也与我们建立了人民币结算交易伙伴关系。”标银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全球市场部总经理杜伯瑞(Parikshat Tulsidas)称。

     不过,在向企业推介人民币跨境结算过程中,标准银行仍面临阻力。“非洲进口商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要换结算货币’?因为长期以来他们都是用美元结算,在心理上有个接受的过程。我们就要告诉他们,首先能够增加他们的议价优势,从供应商手中获得更优惠的价格,这源于供应商成本降低带来的传导效应。”杜伯瑞表示。

    杜伯瑞估算,中国出口商用人民币结算能够节省7%-10%的成本,“首先他们无需再对美元应收账款进行套期保值交易。假设美元结算,账期6个月,但6个月后美元兑人民币可能已经贬值了5%,而用人民币结算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其次用美元结算通常要走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序才能拿到出口退税,可能要一两个月,用人民币结算更快。”

人民币或成非洲国家外储货币

    标准银行还与潜在机构投资者就增加人民币的投资产品进行沟通,包括说服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之一。由于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预期强烈,国外进口商支付人民币的动力并不强,导致人民币结算呈现出以进口结算为主的“跛足”局面。据估计人民币进口结算的比例高达80%-90%。

    为推动非洲进口商和中国出口商双方都能接受人民币结算,“我们也会说服出口商将节省的7%-10%的成本分享一部分给进口商,主要通过降低商品价格的方式。”杜伯瑞称。

    除了提供人民币贸易结算,标准银行还在南非、加纳等国提供人民币销售业务,近期还开始在香港开发一些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包括人民币套期保值、融资等产品。

    “我们发现,由中国人来推广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对于在非洲的中国企业而言接受度更高。”庞凯歌表示,截至2011年8月,标准银行已在包括南非、尼日利亚、安哥拉在内的6个非洲国家雇佣了中国雇员,并计划于2011年底前在非洲各业务分支至少雇佣一名来自大陆的中国雇员。

    杜伯瑞还透露,标准银行还与潜在机构投资者就增加人民币的投资产品进行沟通,包括说服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之一。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11-09-23 23:27:57 +0800 收件人: "baiyimin001" <baiyimin001@sina.com> 抄送:标题: 白益民:南海油气争夺背后的日本怪兽

南海油气争夺背后的日本怪兽

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白益民

2011年8月8日

   南海争端的实质是东南亚部分国家对中国领海和油气资源的觊觎,鲜为人知的是,日本在南海争夺战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7月12日,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海军在濒临南海的文莱近海海域举行联合军演。而此次军演挑选在美参联主席迈克?马伦访华期间,马伦就南海问题所表示出的强硬态度与远在南海的军事演习遥相呼应。很多人这时才意识到,原来日本一直隐藏在背后,暗地支持东盟国家与中国在南海展开争夺,而南海对于日本的战略意义和日本在南海的布局也逐渐浮出水面。

   日本的越南战略

  2008年《日本经济新闻》刊发了一篇名为《日本的越南战略》的文章,宣称在越南的投资是日本时任首相麻生太郎的亚洲策略之一。文中指出由于国际原油价格在高位出现大幅波动,日本企业急于强化原油开采和生产业务。事实上,日本早已将南海深处的石油视为自己的一块肥肉。

  近代的越南,从中国的藩属国,到法国殖民地,再到南北越统一,这片土地是在炮火中孕育而成的。在其成长过程中,从中国获取过大量捐赠的资源和武器。但是,自从70年代以来在南海上发现巨额的石油财富后,饱经战争折磨的越南开始觊觎这块历来属于中国的领土,对南中海进行肆无忌惮的占领和开采,不断试探中国的底线。而位于亚欧大陆另一个方向、与中国有着难分难解复杂关系的日本,其近代史的大门同样是在列强的枪炮中打开的。

  但是自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逐渐走进列强的行列。从甲午战争的小试牛刀到后来的日俄战争,从日本侵占东三省到全面侵华战争,再到太平洋(601099,股吧)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引领下的扩张梦想一步步实现。与此同时,三菱、三井等具有高度凝聚力和产业发展能力的财阀应运而生,作为一个资源匮乏且秉承扩张战略的岛国,财阀则跟随军队的步伐攫取每一片战场上的资源,在这段时期产业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张。

  近年,越南和日本时常在对中国海洋问题上一唱一和。例如,中国方面一直主张“冲之鸟岛”是岩礁而并非岛屿,而越南则公开指责如果中国按照中日东海争议中区分“岛屿”和“礁石”的标准,中方主张的南中国海“岛屿”则不成立。而南海对于日本,同样是它重要交通运输线,如果越南拥有南中国海岛屿主权或将此海域变为公海,无疑对日本来说是个好消息。中国与日本、越南任何一方在东海或南海的争端升级,都会给另一方压力缓解的空间,同时也是推波助澜般的煽动。

  日本南海淘金路

  早在1978年7月,日本就与越南达成协议就南海海底石油开发进行合作,并由日本的帝国石油和三菱石油公司负责。

  越南已经开发的白虎油田、青龙油田、大熊油田、东方油田、Rubby油田和Bunga-Kekwa油田的勘探开发历程中几乎都可以看到日本石油企业的身影。

  自1986年秋,日本各石油公司利用日元升值、油价下跌的机会,到海外进行石油勘探和购买外国油田的举措日趋积极。即使是在日本国内经济泡沫破裂、日本经济进入大萧条的时候,日本企业依旧没有放弃其海外扩张战略,并于1993年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越南、法国等四个国家签订了开发大熊油田的产品分成合同,其中日本的大熊石油开发公司占10.625%的股份。

  第二年,日本又联合美、俄两国同越南油气总公司签订勘探、开发05-1B标区油气资源的分成合同。短短几个月之后,由三菱石油公司和日本国家油气公司控股的日越油气公司便“在越南大陆架上”的15-2标区的“黎明”构造带上的首次钻探即告成功,找到优质原油,试产量达每天10346桶,属“东南亚地区一个油层最高产量之列”。除此之外,日越油气公司还在这个标区的“东芝麻”构造上钻了第二口探井,几年内便以不亚于白虎油田的产量进行大规模开发。

  几年的经济萧条并没有使日本企业陷入困境,经过并购、重组等方式重新洗牌后的日本将自己掩饰的更为低调,加剧了其在东海和南海的石油扩张。2004年日本出光兴产株式会社、JX新日本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公司、日本国际石油开发株式会社与越南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签署了一项位于胡志明市东南大约300公里的海上油气区块的产量分成合同,并于2011年2月在该区块中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

  日本在南海上的油气开采投资项目近年来更加频繁。2007年4月,日本石油公司投资5300万美元启动了东方油田的开发,日本石油通过其子公司日本越南石油公司持有东方油田64.5%的股份。同年11月日本石油公司收购了越南南部海上16-2油田40%股权,为了加快勘探和开发的速度以及配合日本在南海的能源战略,日本国有石油、天然气和金属开发公司于2010年6月向该项目注资56亿日元。负责该项目的日本最大的炼油企业JX新日本石油和能源公司(前身是新日本石油公司)在2011年1月份成功地在该油田一口勘探井内发现了天然气和凝析油。

  2009年7月,日本三井石油勘探公司与越南油气总公司合资为越南的一个天然气项目投资40亿美元。次年,日本外相冈田克也在河内与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家谦举行会谈,双方就由两国外交、国防人士参加的“日越战略对话”一事达成共识,并围绕中国和越南等国各自主张拥有主权的南沙群岛问题密切交换信息。冈田在会谈中称,“日本对南海问题不能毫不关心”,范家谦则希望日本对越南的立场给予理解与配合。

  同年11月,日本石油公司和日本国有石油、天然气和金属开采公司在东京与越南石油和天然气集团公司签署协议,在开发南亚特别是南海油气资源方面展开全面合作。上述三家公司还在越南合作成立一家液化石油气公司,负责将开采到的天然气液化后运输到日本。

  领土狭长、能源缺乏的日本一直做着自己的扩张梦。为了增强国家的能源安全,摆脱几乎90%原油进口来自中东的现状,近年来日本政府积极执行其所谓的“越南战略”,力图通过企业投资的方式插手南海油气资源开发。

  不仅如此,日本还想借口保护台湾占有南海。日本军事问题专家平松茂雄早就叫嚣要配合美国航母保卫台湾周边海域,因为“台湾位于日本航路上重要的位置。如果台湾被中国大陆统一了,南海将变成‘中国的海’。”专家分析认为,日本保护台湾是假,意图强占南海资源才是其真实目的。时至今日,日本石油企业三十多年前在中国南海投资的海上油气项目正在凸显巨大的价值,所以,日本可能放弃这一片自己耕耘这么多年的金矿吗?

  第二个波斯湾

  南海大陆架已知的主要含油盆地有十余个,面积约85.24万平方公里,几乎占到南海大陆架总面积的一半。中国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南海有含油气构造200多个,油气田180个。按照最为乐观的估计,南海地区潜在石油总藏量约为550亿吨,天然气20万亿立方米,绝对堪称“第二个波斯湾”。而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截止到2006年底,中国石油(601857,股吧)的剩余经济可采储量仅为20亿吨,天然气也仅为2.4万亿立方米。

  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南沙群岛露出水面的岛礁以及海域被周边国家侵占,迄今为止越南占领中国南沙群岛约28个岛礁。

  在掠夺南海石油过程中,越南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和设备,为了吸引西方大国联合勘探开采南海油气资源,越南政府规定,与越南签订石油、天然气勘探和开发产量分成合同的外国投资者,可按事先达成的协议,以产量的一定比例进行成本回收。成本回收后,产量分成将按浮动比例进行,外国投资商将得到30%~50%。而且外国投资商还不用缴纳所得税、海关税或与石油勘探活动有关的进口税。这一系列优惠活动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来南海淘金,越南借此将更多的大国捆绑在南海的利益链条里,从而一箭双雕,让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面临多方树敌的尴尬局面,从而在南海争端上不敢轻举妄动,逼迫中国采取妥协措施。事实上,南海复杂局面已经如此,越南此举目的已经收到成效。

  另一方面,日本将储藏丰富石油资源的南海作为其扩张战略的重要跳板。而且南海处在日本从中东进口石油的“马六甲海峡—南海—台湾海峡”这条“海上生命线”的关键地位,所以日本为了保证其畅通无阻以及维护自己在南海的利益,在背后推动东盟来牵制和制约中国。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11-09-08 15:52:56 +0800 收件人: "baiyimin001" <baiyimin001@sina.com> 抄送:标题: 白益民:神华中标蒙古最大煤矿不是赢家 最大受益者是日本财团

神华中标蒙古最大煤矿不是赢家 最大受益者是日本财团

白益民

2011年09月05日

    谁是蒙古煤矿的最大股东?

  在蒙古煤矿争夺战中,尽管神华集团为首的财团表面上获得了40%的股权,但实际上隐藏在幕后的日本财团才是最大受益者。

  本似尘埃落定的蒙古国塔本陶勒盖煤矿项目悬念再起,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在8月20日称,“因国民不支持,总统也无法支持”,表示出于对舆论调查结果的重视,将对方案进行重审。

  2011年7月,该煤矿的招标正式公布,中国神华[26.48 -1.63% 股吧 研报]集团和日本三井物产商社合资组成的财团获得了这一煤矿40%的股权,成为最大的股东。

  与此同时,美国博地能源公司获得该项目24%的股权,剩余36%股权由韩国资源公司、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住友商事株式会社、丸红株式会社、双日株式会社和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组成的财团获得。

  争夺已久

  蒙古塔本陶勒盖煤矿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未开采煤矿”,矿区煤炭储藏面积达400平方公里,煤层厚度190米,共16层,该煤矿属优质炼焦用煤,原煤出焦率60%以上,属于世界上的紧缺煤种。初步探明的焦煤储量约为64亿吨,其中主焦煤18亿吨,动力煤46亿吨,价值高达3000多亿美元。

  塔本陶勒盖煤矿高储量的优质煤炭令国际能源巨头们垂涎。巨头们围绕该煤矿的开发权进行了激烈的争夺。除了中国神华集团之外,美国矿业巨头博地能源、巴西淡水河谷、瑞士斯特拉塔、欧洲钢铁巨头安赛乐米塔尔以及俄罗斯国企俄罗斯铁路集团共6个竞标者参与开发权竞标。

  随着神华和蒙古政府谈判的时间推移,进展却依旧深海暗涌。2009年,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向拥有蒙古资产的几家采矿企业投资12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蒙古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但不足中投公司3000亿美元总资产的0.5%。中国的金融影响力让蒙古政治家们非常紧张,一位参与外交工作的议员说,在他这一代,一半以上的工程师都是在俄国受的教育,必然地,只有270万人口的蒙古国的领导层似乎更加倾向于在包围着它的两个大国间维持一种平衡。

  蒙古新总理苏赫巴托尔巴特包勒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欢迎中国投资,但他也小心翼翼地推进多个国家的“利益平衡与投资平衡”。显而易见,他们担心如今的中国会吞没蒙古体量微弱的经济,中国已经是蒙古最大的外来投资者,新资金却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这在一些蒙古人心里,似乎始终存在着一种威胁感。

  然而谈判随后出现重大转机,2010年9月14日,日本三井物产宣布已经与中国神华集团达成一致,将在分销、海外矿产开发、煤化工和煤炭使用效率等煤炭业务上进行广泛合作。而此次合作无疑将使得双方海外布局更加顺畅。

  中日两家公司计划联合竞投蒙古的塔班陶勒盖煤田的开发权。联合公告称,业务主要涉及扩大日中两国煤炭物流、海外煤炭资源的共同开发、共同研究煤化工项目以及促进能源与环境的有效推进这四项。实际上此前三井物产早已长期代理神华集团所产发电用煤的在日销售业务,而此次业务则更加全方位。

  在三井物产的帮助下,中国神华集团的竞标之路开始顺风顺水,三井物产靠着自己强大的人脉网络和物流优势,帮助神华集团疏通各方环节,终于在2011年7月5日,经过8年的激烈角逐,中国神华集团力拔头筹,获得塔本陶勒盖煤矿40%的股权,这似乎标志着中国人从此成为这座世界最大未开采焦煤矿的最大股东。然而事实确实如此吗?

   绑在日本商社战舰上的中国企业

  为什么中国神华集团要和一家日本贸易企业——三井物产合作?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中国能源巨头需要采用合资的方式来竞标蒙古塔本陶勒盖煤矿?

  三井物产是日本六大财团之一,属于三井财团旗下的核心企业,是日本特色的产商融结合体制的核心环节——商。

  日本财团由主办银行、综合商社和制造业企业组成,其中最核心、也是最独特的部分就是综合商社,综合商社是财团的情报机构,同时又是拓展海外市场的急先锋,它在财团内部有巨大的协调能力。一家日本制造业企业最初进入一个地区和国家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找到本财团综合商社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寻求他们的协助。日本各大财团为了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综合商社,都不遗余力地提供各种支持。1994年,世界500强的前4名都是日本综合商社,前10名中有6家是日本综合商社。

  综合商社和主办银行在财团内进行资金融通及集团内交易,同时也组织成员企业参与巨型项目、共同投资和拓展海外市场等,这些集团进攻的案例在中国市场也屡见不鲜。但是,现在的日本财团不存在上下支配关系,成为包括主办银行、综合商社、众多大型制造企业的三位一体的组织结构。

  以三井财团为代表的日本财团就像一个个航母战斗群,而三井物产就是其中统筹全局的航空母舰,带领各个制造企业护卫舰和金融银行组成的空军立体化全方位向全世界每一块有资源的地方进攻。

  与其说这次中国神华集团联合三井物产组成合资财团,倒不如说三井物产成功地把中国神华集团纳入到自己的“利益共同体”中,并将其打造成一台“超级提款机”,方便今后随时来“剪羊毛”。

  这次招标中还有36%股权由由韩国资源公司、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住友商事株式会社、丸红株式会社、双日株式会社和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组成的财团共同获得,日本实际上才是塔本陶勒盖煤矿真正的最大股东,只不过日本早就学会了退居幕后,将中国和俄罗斯推上前台,蒙古政治家们要平衡中国和俄罗斯,实际上再怎样平衡,日本财团两头下注,左右都将是利益的最大获得者。

  如同当年的宝钢一样,日本三井物产通过控制作为资源源头的巴西淡水河谷与作为物流运输的商船三井,就牢牢地控制了铁矿石的定价权。再加上下游的日本新日铁,可以说,中国各大钢铁企业早已被日本人死死地绑在这搜超级航空母舰之上,再也下不来了。

  塔本陶勒盖煤矿事件表明,中国神华集团似乎又走上了宝钢的老路,同样是国内行业的龙头大哥,同样被三井物产卡住产业链的咽喉。我们不禁反问,若干年后,中国煤炭定价权会否落入日本人之手?

    (作者系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著有《瞄准日本财团》、《三井帝国在行动》)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1-09-08 10:58:37 +0800 收件人: "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杨晓陆传文(附件)

关于全面大规模推行转基因主粮产业化致农业部的抗议信

北京人民转基因问题关注团

2011年9月

    去年7月16日,我们北京反转基因志愿者曾代表全国人民前往农业部,就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一系列问题对农业部提出质疑,这些问题是:

     关于转基因食物/作物的安全性及举证责任问题。(农业部不能证明转基因食物的安全性,更无法否定全球大量证明转基因食物危害生命健康的证据。)

    大规模进口美国等转基因大豆,并且取消了进口转基因粮食的安全评价期及安全检测的问题。

    农业部批准三个转基因粮食品种安全证书程序违法,违反国家《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的问题。

    农业部转基因标识化管理失职渎职执法犯法问题。

     农业部放纵转基因水稻、大米非法种植、流通失职渎职执法犯法问题。

    关于农业的转基因方向以转基因全面取代天然物种将人民和民族推向前所未有的险境,且完全违背党中央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针的问题。当时接待我们的两位处长表示,一定将这些问题向部领导反映。并欢迎我们再来!(以上问题见《中国公民向农业部请愿,阻止转基因主粮的推广》附件四 http://www.cfdd.org.cn/bbs/thread-69578-1-1.html)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以上问题不仅没有丝毫改善,反而变本加厉日益恶化。农业部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不顾近年来全球证明转基因食品严重危害生命健康的大量实验及学术报告不断出现(尤其今年俄罗斯科学家关于仓鼠喂食转基因大豆三代绝种的研究成果[注1],以及美国动植物学家用电子显微镜发现了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中有一种病原体,可使动、植物都致病并绝种等证据[注2]),不顾美国已彻底否定了(我们正在推广的)第一代转基因技术的事实(美国最新发现:孟山都抗虫的转基因作物已有超级虫大量繁殖[注3]),甚至不顾我国大面积种植转基因玉米(先玉335、迪卡系列等)造成严重生态灾难并全面摧毁养殖业的恶劣后果,仍一意孤行大规模全面迅速推进转基因主粮等产业化。

    一年多来,不仅美国转基因大豆进口增加了1200多万吨(增加29%),还破天荒进口了1000多万吨转基因玉米,且仍如以前一样,没有20个月的安全评价期及安全检测。农业部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化管理仍如以前一样失职渎职执法犯法(未增加任何新标识目录及新标识管理项目,尽管这一年多转基因食品大大增加)。转基因粮食的非法种植、流通也愈演愈烈,不仅张启发的转基因水稻、大米已在至少10省区非法种植泛滥;而且转基因玉米早已大面积广泛种植(其中先玉335种植面积已超过4000万亩),造成严重生态灾难。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也因转基因食品的泛滥受到严重损害!(我国国民生育能力呈显著下降趋势,大学生捐精合格率仅10%,而正常水平应该是50—60%[注4]。)

    尤其恶劣的是,以转基因全面取代天然物种的自杀性农业发展方向已变成现实的民族生存威胁,除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肆泛滥,国家黄淮海转基因小麦、玉米、大豆产业化基地群及各类转基因食物产业化正大规模如火如荼全速推进,中国人民即将淹没在转基因的汪洋大海中从而彻底丧失不吃转基因的选择权。这是对中国人民基本生存权的蓄意剥夺!我们除了拼死抗争再无退路!!

    转基因产业化首先是人性和良知问题,而不是什么技术问题。农业部难道不懂面临如此巨大的风险不该拿民族命运和子孙后代去冒险吗?不懂关系到人民生命和民族命运的如此重大问题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发言权、知情权、选择权、决定权吗?不懂如此重大问题必须经过人民群众和人大代表广泛讨论吗?不懂国家粮食安全不应受制于人吗?难道可无视转基因对生态环境既不可控也不可逆的毁灭性影响吗?

    但凡还有点人味,但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都不会主张对此问题如此轻率。推行转基因粮食的产业化是一种罪孽深重的邪恶,因为它不仅后果严重,而且其动机也有谋财害命的故意!

    凡忽悠大众吃转基因粮的人没有一个是把转基因当作主粮长期吃的(如果要有早就大肆宣传了),他们都知道转基因粮是啥东西。农业部的幼儿园禁止转基因食用油,说明农业部并不真的认为转基因食品安全。孟山都员工食堂吃的也都是天然有机食品。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都严防死堵转基因食品进入。中央领导的特供,及许多政府部门(包括为黄淮海转基因小麦、大豆、玉米产业化基地群项目拨款的财政部)也都杜绝转基因食品。

    自己不吃转基因却强行向全国十几亿人民推广,甚至妄图将其作为农业发展方向全面取代天然物种。这不仅是最令人鄙视的道德败坏!而且是剥夺天下苍生生存权的十恶不赦的反人类种族灭绝罪!

    我们在此代表全国人民抗议谴责农业部以转基因粮等食物全面产业化灭绝中华民族的滔天罪行!!!并强烈要求中央领导及决策部门采取断然措施,坚决制止住这场危及民族生存乃至全人类的转基因灾难!

    当务之急须立即采取以下紧急措施:

    1. 立即否定转基因产业化的合法性!在有足够充分而有效的证据能够证明转基因食物/作物绝对安全以前,在法律上必须一直保持对其产业化的严格禁止状态!

     立即停止转基因粮食等食物的进口、销售和生产!库存的转基因粮食应立即封存,只可用于燃料能源,而不得给人畜食用。违者处以重刑重罚!并尽快以天然棉花代替转基因棉花!

    2. 立即对我国的转基因项目发展现状,以及对人、畜、生态环境(包括耕地状况)的影响进行跨学科、跨部门、跨行业的全面调查。为此应立即组成包括环保部门,动、植物学家,医疗卫生部门、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官员、群众志愿者、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在内的能代表各方面的联合调查机构。并组建具有真正社会公信力的中立的转基因检测、评估、及监管机构。

    3. 必须严肃追究非法种植转基因玉米、水稻、小麦、大豆等责任者,及产品含有转基因成分而未醒目标出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4. 立法确保民众对涉及人类健康(吃、穿、医药、玩具、化妆等)和生态环境的转基因项目的知情权、发言权、选择权,及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对蓄意限制剥夺民众知情权、发言权、选择权,及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责任者,必须追究其法律责任!

    5. 农业和林业的转基因发展方向必须彻底扭转!以回到党中央科学发展观倡导的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停止转基因农业、林业应用项目。生物的转基因研究应限制在基因基础科学,及与人类吃、穿、医药、玩具、化妆等健康问题无关的应用研究,如生物芯片等等方面。

注1:《俄罗斯科学家最新研究结果:转基因食品有害》2010-05-17
http://www.jsciq.gov.cn/pages/2300/00100408255/00100408255.html
注2:《美科学家在孟山都引入中国的转基因作物中发现令人类绝种的新型病原体》http://hexinbbs.blog.163.com/blog/static/16191030020112284759838/
注3:《华尔街日报》2011年8月29日《孟山都BT转基因玉米失去抗虫性》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3111904009304576532742267732046.html
注4:《东方今报》2007年11月10日http://news.qq.com/a/20071110/000304.htm

    北京人民转基因问题关注团

    2011年9月 日

    (此信转呈中共中央、国务院)

    签名:

马 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
秦仲达 (原化工部部长)
李成瑞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
韩西雅 (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

 

 




发件人:<qiaoxu20011982@163.com> 2011-09-04 15:14:08 +0800 收件人: "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抄送: <zdjun@263.net>,标题: Re:借着渤海漏油事件掀起资源国有化政策

借着渤海漏油事件推动资源国有化政策

乔续

    一盘散沙的“新知识分子”能够完成刺事业吗?联合起来!

    最近发生了渤海湾漏油事故,刚开始中国主流媒体以及所谓的“社会良心”们以为是中石油中石化干的,他们一股脑的开始抨击中石油中石化,估计终于又找到理由攻击了。可是当事实调查出来,是美国康菲公司的时候,中国的主流媒体以及“社会良心”们突然不说话了,甚至还帮着康菲公司找理由,帮着康菲公司报道,说什么只要赔偿20万人民币就可以了事,这些人的汉奸嘴脸暴露无疑。这件事其实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里面透露着天大的信息,预示着可能因此在中国掀起天大的动乱,就是说中国的所谓主流媒体和“社会良心”们胳膊肘往外拐而且是毫无道理的往外拐,如果发生什么别的更大的事情,他们岂不反了天了。如果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人民的政府的话,还是有一点起码的判断分析能力的话,还不至于昏庸无知的话,都不应该对此不闻不问,任凭外国势力不断地在中国各个层面的渗透。

    有句话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不是很完整,现在就是我的族类,其心也异了,这里的族类应该是文化概念上的,而不能是血缘概念上的。这个应该与古代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交通不够快捷,通讯也很落后有关系。在生产力,交通,通讯都不发达的情况下,一个群体,族群生活在一起,必然不会受到别的族群太大的影响,而主要是受自己族群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价值观,历史观,以及文化理念的影响,所以地域血缘上接近的族群,在文化上也接近,所以古人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总结出一个规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当然这个与私有制私有观念也有关系,这里不展开说。

    例如最近的这个渤海湾漏油事件,就是文化概念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表现,这些主流媒体们,社会良心们,在发现是他们的主子美国公司干的坏事的时候,突然静悄悄的,似乎没有发生过似地,后来回过神来,估计是找到了帮康菲开拓的理由了,又开始大放厥词。再结合现在中国金融经济领域疯狂的卖国,裸官们疯狂的向外转移财富,带路党们叫嚣着要领着美国大兵进军中南海,这些情况真是中华千年未有之怪现状。中国出汉奸,清朝卖国,好多是因为骨子软,腐败闹得,打不过人家,最后被迫卖国,签下城下之盟,订立不平等条约。而现在这些家伙,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卖国却毫不羞耻。这是典型的文化概念上的现在版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难道就让这个康菲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吗?我认为不能便宜它了,我们需要这个事情的处理上与国际接轨,需要学习美国人处理英国石油公司的方法来做,需要通过民间和政府两个渠道来进行。

    这次渤海漏油,损失最惨重的就是沿岸的渔民,以及依靠海洋发展旅游的地区,这些地区首先联合起来,内部计算一下今年的损失,以及今后正常生态恢复以前的损失,然后加起来,然后集体上告康菲公司,让其赔偿损失。借着这件事顺便羞辱一下那些律师党们,他们在保护黑社会腐败势力的劲头哪去了?他们的社会良心被狗吃了吗?估计这个赔偿应该在一千亿人民币左右。

    政府部门则是计算一下生态恢复需要花费的钱,以及此前为渤海湾生态恢复的花费,并且中国即将开始的环渤海湾经济带也因为这个漏油事件遭到某种程度的破坏,这些钱都要算出来,然后通过政府部门控告康菲公司,让他赔偿损失,这个数额应该在几百亿美元左右。

    也许这个时候中国的律师党们,社会良心们,还有主流媒体们就开始发飙了,开始为康菲公司说话了,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让律师党们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让社会良心们的良心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主流媒体的声誉扫地。其实他们的名声已经不好了,这几年流行网络的砖家叫兽,以及精英成了精蝇,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这个也说明中国这个天然具备藏智于民文化基础的社会,今日民智渐开,任何想愚弄老百姓的人必将最后自己被愚弄。藏智于民已经成为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今日中国已经崛起了新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本来就是个邪恶的名词,因为知识意味着力量,财富,权谋,那么知识分子岂不是成了为了力量,财富,权谋而活着的人了。之所以这些人被称为新知识分子群体,这个是相对旧知识分子而言,如果旧知识分子最后因为历史的反动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知识分子也会自行消失,融入到工农当中。新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群体,这些人受过良好教育,或者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比较有思想学习能力比较强的人,这些人的主体本来就是工农的一员,他们生活在工农中,与工农朝夕相处,站在工农的立场思考问题。而旧知识分子则是那些以为自己已经成为人上人的读书人,他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为人上人,这些人脱离老百姓,自命清高,他们站在洋人,官僚,资本,黑恶势力的角度思考问题,与人民为敌。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个邪恶的知识分子群体,是因为他们继承了儒家中的等级思想,却抛弃了儒家中的仁义思想,甚至连古代大儒们的表面上的仁义都不顾及了,他们服务的群体由古代能给他们带来权势金钱美女的皇权变成了今天的资本,洋人,官僚,黑恶势力,真是有奶就是娘。

    新旧知识分子的论战现在网络上表现的最激烈,只是还没有反映到国家的政策制定上。现在网络战场上新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占据了绝对性优势,旧知识分子已经被说成了砖家叫兽精蝇,并得到全体老百姓的支持,这是在道义上否定旧知识分子的合法性。也许是旧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自己受到了威胁,有意识的或者本能的开始在政策制定层面来否定新知识分子群体,说他们不代表民意,不能代表农民工,说他们是愤青,充满戾气。这说明旧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在维护自己权势财富上面做反击了,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们如果最后退出中国的政策制定领域,就标志着他们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旧知识分子说的这些都站不住脚,因为新知识分子自己本身就是老百姓,所以他们的意见就是老百姓的意见,新知识分子以前好多是农民工的子弟,现在大学生民工的出现则标志着新知识分子自己本身就是农民工,所以他们能够代表农民工,新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有自己的政策主张,所以不是愤青,况且愤青是中性词,当年毛泽东,蒋介石都曾经是愤青,至于最后的戾气,则是新知识分子对于旧知识分子历史反动性的愤怒,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最后话又说回来了,难道旧知识分子就代表民意,就代表农民工?所以未来中国的马列毛主义巨人肯定会从新知识分子中产生,因为现在的新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工农的一员,是天然的工农联盟的集合体,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奇迹吧。

    最近的这个渤海漏油事件无疑又是一个新知识分子群体讨伐旧知识分子群体的机会,新知识分子们血正方刚,年轻有为,目光锐利,胸有成竹,他们就像喷薄欲出的红日,必将照亮一个新的世界。而旧知识分子,则垂垂老矣,目光短浅,利令智昏,就像天边的夕阳,即将退出历史的舞台。新知识分子对旧知识分子的讨伐就像人数占优势精锐铁骑冲杀于一群乌合之众,来回砍杀犹如入无人之境,而这些旧知识分子现在只能躲在曾经给他们带来权势与金钱的堡垒里乱喊乱叫,企图说服堡垒里面的人与他们一伙镇压新知识分子,然而新知识分子已经完全包围了堡垒,城堡已经陷入四面重围,堡垒里面的人不会傻到跟旧知识分子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况且这些旧知识分子还吃里扒外,企图勾结洋人占据城堡。

    回到渤海漏油事件,通过政府和民间两个索赔渠道进行索赔的同时,通过这个这个事件结合美国的漏油事件,再结合中国大地上那么多的外资资源开采公司随意破坏中国的环境,我们可以名正言顺的提出:资源企业的国有化。

    美国的海域被英国人污染了,中国的海域被美国人污染了,中国的大好河山被外资企业污染了,为了供给西方的优质生活被污染了,被一群文化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旧知识分子吃里扒外给搞污染了,外国人显然不太关心别的国家的环境,所以通过这一些列的事情,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外国企业开采中国的资源是不会考虑中国的环境的,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环境灾难,对中国人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对子孙后来的发展造成隐患。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事件名正言顺的举起资源国有化的旗帜。也可以顺便一些涉及到环境污染比较厉害的行业也实行赎买政策。

    资源国有化的资金就由外汇储备和康菲公司的赔款来出。外汇储备里面不是有美国两房的债务吗,两房都倒闭这么长时间了,既然美国保证没问题,那就要回来吧,合法的赎买中国的外资资源企业,然后通过国家组织力量在各个资源行业或者多个资源行业集合一起,组建两个到三个大的垄断国企来负责国家资源的开发,在出口方面则实行统一外贸,掌握定价权。

    如果两房的钱要不回来,则就可以借机处理那些金融买办们,该枪毙的枪毙,该坐牢的坐牢,并以此掀起一场清理政府内部汉奸的运动。并且中国政府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减少购买美国国债,并可以趁机抛售美国国债。

    有句话是利令智昏,现在中国领导人就是利令智昏,只知道守着这点一天天缩水的国债,当一个守财奴,中国在对美国的交往中应该有让中国国债打水漂的雄心和魄力。钱是外在的东西的,是次要的东西,最关键的东西是中国人的精气神以及财富创造力。没有这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要中国人的精气神和财富创造能力上来了,中国照样实现民族的复兴。民族复兴关键是人的复兴,不是钱的复兴。

    假如美国敢赖账,那么美国在全世界也将名声扫地,美元也将名声扫地,美国赖以维持其全球财富掠夺的工具也将被自己的声誉而破坏,美国一旦不能够从全世界掠夺财富,则他内部必然出现通货膨胀,物资短缺,示威游行不断,也会掀起社会主义运动,此时美国也将没有能力通过武力来威胁别的国家,因为民心不稳,军心不稳。所以中国没有必要害怕美国的武力威胁,大不了中美同归于尽,赤脚的不怕穿鞋的,美国敢吗?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战略底线就是不与中国发生正面的经济与军事冲突,这样美国全球战略体系就会稳固,然后通过这个掠夺性的全球战略体系不断的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掠夺资源与财富以便供给美国的经济与军事需要。美国对待小国是打击,这个不影响他的全球体系,反而对他的全球体系有帮助,直接掠夺别的国家的财富,还会起到威慑作用。然而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美国是不敢发生正面冲突,所以美国一直在与中国搞对话,什么战略对话,经济对话,目的是加强信任理解,别出误会。美国跟自己的盟友都没有战略对话,跟中国这样一个全世界人都知道美国一直在军事包围,技术限制的国家搞对话,这正常吗?中国领导人难道都是猪脑子吗?美国搞战略对话的目的就是防止中国出现意外的“战略误判”,进而演变为中美的大国对抗,这样会破坏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进而成为美国帝国体系崩溃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美国瓦解中国的方法就是让中国内部出现问题,中国人都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现在中国人领导的智慧都跑到哪里去了?

     最近闹得比较火的就是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其实货币问题很简单,货币是配置各种资源的血液,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全世界流通的时候,如果是强势国家,则是通过货币可以把全世界的财富配置到自己的国家,这样实现隐形的掠夺,美国就是这么干的。而如果一个国家比较无能,连自己的领土都保全不了,自己的财富也在大批的往外流失,那么这样的国家如果被人忽悠着搞货币国家化,则闭着眼睛都会知道,这个货币国际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大规模的向外输出财富。西方人玩货币玩了几百年了,中国人怎么可能玩的过人家呢,况且人家早已经布好局,就等着笨蛋往里钻了,天朝的领导们醒醒吧,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玩货币资本的国家,以前不是今后也不适合。

    中国自古以来是权力主导型国家,被自由主义异化的结果表现就是表现为家天下的皇权的至高无上,自由主义在中国人的思维里面的表现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没当官的想着当官,当官的削尖了脑袋往上爬。近代以来西方是货币资本主导的国家,被自由主义异化的结果就是表现为家市场的几大资本寡头控制西方世界,自由主义在西方人思维里面的表现就是所谓美国梦,使劲赚钱,现在中国人被自由主义异化后不也想着去美国实现美国梦吗?那些人削尖了脑袋出国移民,去所谓自由的世界,去自由的发财,去自由剥削别人,自由的被剥削。就像一个动物世界,可以随意的捕杀别的动物的同时,自己可能随时被捕杀。

    任何社会都需要一个权力中心,没有这个权力中心,社会会分崩离析。中国的权力中心表现在古代是家天下,是权力至上,所以古代一个王朝立太子是很大的事情,因为涉及到一个王朝的持续发展问题。在现代则应该是作为一个集体的共产党,这个集体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权力中心在于他的文化上的靠德立国(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无私心),依法治国,在组织上的党群一体化,民主集中制,历史上实现国富民强,领土完整。现在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则是共产党集体的革命性的是否可持续性,只要这个革命性保持,则共产党仍然保持合法性,国家就有权力中心,如果革命性失去,则中国会变成没有权力中心的一盘散沙的国家,谁想拿就拿,也包括外国人。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是很有道理,不过我觉得全国人大得改改了,必须在宪法里面明确规定按照中国各个阶层的人数比例来确定代表的人数比例。

    西方国家的权力中心就在资本集团内部,西方有共济会。然而你有钱就能成为国家的掌权者,这个理由说不通,在人民那里过不了关,西方搞了一套三权分立,宪政,还搞了全民普选。通过这个手段资本集团选出自己的代理人来执政。如果没有背后的资本权力中心,西方社会早就分裂了,就像当年的查理曼大帝的几个儿子把国土分了一样,因为他缺少一个权力中心可持续交接的机制做保障。西方社会权力可持续交接的保障就是背后资本集团自身利益决定的,这个资本集团是控制了西方经济社会的带有世袭性质的集团。西方社会也曾经有权力作为中心的模式,例如当年的德国,东亚的日本,都是权力统治资本,权力通过掌握资本的手段来发展经济,但是后来西方社会内部的战争,日本与德国战败了,德国的皇帝直接没了,日本的皇帝成了国家的象征,当年英国也是通过资本与权力的联姻合作的光荣革命解决了权力与资本的争夺问题。

    战国时期,范雎与两个朋友离开魏国去往秦国的时候,遭到卫兵搜查的时候,范雎好有郑安平给卫兵一大笔银两,卫兵就让他们过去了。这些不起眼的细节,揭示着控制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支配力量,一种是权力,建立在军事力量基础上,另一种是金钱,建立在可以收买人为其效命的基础上。卫兵在此搜查是权力支配的结果,而通过金钱收买通关则是金钱对人收买的支配作用。管理学认为领导力表现在三个方面,恐惧,利益,信仰。恐惧就是属于权力模式,利益属于金钱模式,而信仰则属于合法性问题。这两种模式如果都被自由主义渗透,则必然都是邪恶的力量。然而权力的模式如果能够加入权为民所用的内涵,则就具有了合法性,可以顺天应人,临登大位。而资本模式则是彻彻底底的毒瘤,资本的运行必须有一个资本运作中心,表现为掌握货币发行权的金融资本集团,然而这个货币发行权他们是不会让人民权力掌握的,人民掌握也需要人民中的某个人来掌握,这个人凭什么来掌握这个大权呢?权力为民所用,这必然是权力模式,资本模式就自然在合法性面前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权力与资本两种支配社会的模式都有可能被自由主义渗透而变质成为邪恶的力量,权力如果说可能通过权为民所授来实现其合法性的话,资本则无法通过权为民所授实现其合法性,资本实现合法性的过程就是资本灭亡的过程。

    然而金钱与权力这两种支配力量并不是有一个没另一个的问题,而是谁占主导的问题,权力统治社会也需要给官员发工资,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主张重农抑商,这是权力对金钱这种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支配力量的压制,使其臣服于权力,不过中国古代往往出现的是金钱对权力的异化,即买官卖官,权力的交换,以权谋私等等。西方社会则是金钱对权力的统治,资本集团居于顶层,然后通过操纵某个民选政府通过权力手段实现其政策主张,为了实现对权力的驯服,西方社会一直称权力型的政府为独裁专制社会,其目的与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农抑商是一样的,是一种支配模式压倒另一种支配模式。

    中国应该借着这个漏油事件进行名正言顺的国有化工作,中国的国有化不是独裁,不是垄断权力,不是挤压民权,更不是与民争利。前提是共产党要完成合法性的三个转变。即文化上靠德立国(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依法治国,组织上党群一体化,民主集中制,历史上实现国富民强,领土完整。

    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商鞅变法,不同的前一次是维护君权,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模型,现在是维护民权,必将开创中华民族又一个新的时代。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 <yuweiyuwei4@hotmail.com> 2011-09-05 10:42:02 +0800收件人:"仲 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敲响楼市泡沫的丧钟,历史很快会把陈宝存们扫进垃圾堆

楼市泡沫敲响丧钟

叶楚华 余治国

    陈保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全国房地产经理人联盟副秘书长、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理事。像陈保存、任志强这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权吃权、靠着房产吃房产的人鼓吹狼吃羊是自然法则,但令人感到痛惜而遗憾的是,大量房产市场上的套牢者与被盘剥者却也仍然看不清形势!

    就让我们再来谈谈中国的房产吧!先简要总结一下上篇文章《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中国楼市即将崩盘》的几个基本结论:第一,房产与基建是近年通胀的主要原因,通胀只是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并非房价上涨的原因,而是房价上涨的结果,如果将通胀看成房价上涨的原因,那就是谬之千里。只有房产变成纯粹的消费品,脱离虚拟资产范畴的情况下,房价才能保持真正的长期平稳。

    第二,房产与股票、债券、期权期货一样均属于虚拟资产,其价格不由成本决定(暂且不谈商品房那种劣质的建筑钢材),而由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决定,大家都认为房价涨,房价则一定涨,大家都认为房价跌,房价则一定跌,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决不存在一个房价长期不涨不跌的平稳过程。从世界经济史来看,从来都是如此。

     第三,决策者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选择,关键在于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在众多坏的结果中选择一个最不坏的结果。很多人以为决策者都是为一己之私利而不顾国家长治久安之庸人。未免太小瞧了决策者的气度与胸襟。有个故事挺有讽刺意味。有个农民对儿子说,如果我当了皇帝,就不用再种田,每日只需喝喝茶晒晒太阳,这种生活多么幸福啊!儿子反驳道,当了皇帝怎么只能喝茶,当然要天天吃红烧肉。2007年,李克强副总理在接见美国驻华大使时就谈过,辽宁民众对教育、卫生和住房问题都有不满,但最让他们愤怒的是官员贪污,除了让官僚系统透明化并迅速惩治涉贪官员,他还有一套探询民情的方法,除了官方渠道,还包括调查报告、各方投书、媒体报导和亲自探访,有时候还会拜托外地来的朋友,帮忙搜集他无法亲自取得的信息。习近平副主席在与美国大使的谈话中指出,在美国电影中,正义都能得到伸张,而张艺谋等电影人忽略了应推广的价值观,只投外国所好,口味显得很俗。由此可见,决策者的胸襟气度决不是像陈保存之类唯利是图的商人那样低下。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尽管一些小官们只考虑钱与权,但决策者的目的却是? 缁岬奈榷ㄓ牍

     第四,通胀率一旦达到临界点,决策者将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控制它,通胀将进入自动加速的过程。《世界金融五百年》一书指出:“通货流通速度加快,促成物价上涨率几倍于通货量的增加率。物价上涨越快,存款不如存货的心理越发展,存款通货的流通速度就更快。而货币的流通速度越快,社会有效货币供应更多,物价越发上涨,形成螺旋式推进。另外对通货膨胀的敏感度,心理预期等对通货流通速度的加快也有一定的影响……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物价的上涨速率将越来越高于通货发行的增加速度。随着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大加速,增加了社会有效货币供应的数量,加速了物价的飞涨……恶性通胀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力量,伴随着通货流通速度的加快,物价上涨的速度会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纸币发行速度。”(《世界金融五百年》下册第88页)

    高通胀猛于虎。“在物价普遍高涨的时代,社会中下层辛辛苦苦存下的钱迅速被通胀这头怪兽所吞噬。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房产、黄金和股票等资产的投资门槛太高,他们用血汗积累的财富大多都只能存入银行。各种商品和资产的价格不断上涨,货币随之不断贬值,老百姓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存款渐渐缩水。而那些富人和权力阶层拥有足够的财富,可以在国内外进行各种投资,他们的身家在高速通胀下不仅不会缩水反而会增值。结果,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摘自余治国所著《从铜钱到钞票:中国古代的通货膨胀》一文)对于鼓吹房产与通胀的陈保存们,高房价只有百利而无一害,通胀当然影响不到他们,至于国家的命运与百姓的生存,管他洪水滔天,实在不行咱就移民,人头落地也不会轮到咱!

    “当通胀达到天文数字时,改朝换代将不可避免的到来。乱世人不如太平狗,人命如草芥成为司空见惯的常态——这便是恶性通胀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从铜钱到钞票:中国古代的通货膨胀》)中国古代宋、金、元政权与近代民国政权的垮台,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哪一个不是因为通胀而直接引发的呢?(详见《世界金融五百年》一书与《从铜钱到钞票:中国古代的通货膨胀》一文)因此,任何决策者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政治稳定都会对恶性通胀保持异常谨慎的态度。面对目前的通胀程度,那种臆测决策者将开闸放水的想法太幼稚了,也太一厢情愿了。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现行的一系列与房产相关的政策。首先谈谈新婚姻法与限购令。这些年来,多少女婿为了迎合丈母娘,就着咸菜来供婚房,这成为近十年来的一大潮流。结果原本收入与高房价不匹配的家庭为了结个婚,把几代人的血汗钱都套了进去。新婚姻法规定婚前房产各归各人,若要在婚前房产上加名则需征收3%的税。这意味着结婚不一定非要买房,必然将穷人从房产市场中剔除出去。限购令也起到了同样的目的。除非你是有钱人,才能玩得起现在这个只有有钱人才能玩得起的房产游戏。因此,婚姻法与限购令,尤其是限购令并非像陈保存们说的一样,是决策者在托市,反而是为了保护穷人,将火力集中在炒房投机者与死不悔改者身上。此外,限购令也防止了这些人大量抛盘出场,将风险转嫁给穷人的情况。很多地方降低甚至关闭二手房贷也起到了一个信息甄别的作用。这哪里是什么空调啊,简直就是精确打击的定向爆破!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通过什么政策来降低房产崩盘后的银行风险。银行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推销理财产品,而这些理财产品实质上就是房地产证券化。换句话讲,就是将房产风险转移到理财产品的购买者身上。能有能力购买理财产品的人自然能够承受这种风险,而工人、农民与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底层与此毫不相干。因此,即便房产崩盘,银行理财产品大跌,社会依然稳定如旧。放开民营资本尤其是高利贷资本接受房地产也是同样的道理,转嫁房地产风险。所以啊,别看高利贷暴富者们现在跳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而提高准备金,冻结保证金,自然是为了保证银行系统的稳定,为即将到来的房产崩盘做充分的准备。

    有些人讲,房地产一垮,什么钢铁、纺织、家具等行业都要垮。我们倒认为,房地产垮掉,对于这些行业反而是好事。有心人可以去看看现在建筑用钢的质量低劣到什么程度,而那些生产这些钢材的小钢厂对环境的污染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如果考虑到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成本,钢铁行业趁着房产崩盘能像煤炭行业一样得以清理重组反而是一件好事,产业升级才是我国现在最具战略价值与历史意义的大事。至于纺织、家具等行业只会因为房产崩盘而大受裨益。现在的空置房率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各地都有大量的“鬼城”!因为那些投机者宁愿将房产空着也不愿低价出租出去,就盼着房产升值,而这股歪风都已经刮到香港了。只有房产崩盘后,房产业回归到实体经济领域后,空置率才会下降,有效需求才会上升,与房产家居相关的行业才能兴旺成长!就像胡锦涛总书记说的,不能浪费我们国家的一寸土地。

    至于原本在与房地产行业上下游的大量相关企业与人员,如建筑公司、设计公司与建筑工人,也早就盘算好他们的去向了——荒废几十年的水利建设。对于大量普通购房自住者来说,即便房价跌上50%也并无什么损失,损失的人无非是2008年以来的购房者,对社会稳定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影响。普通人就当做了一个一夜暴富又一夜回归的黄粱美梦吧!

    因此,千万不要以为房地产可以绑架中国——那只是陈保存们的臆想而已。当然也许聪明如陈保存之类的人物早就心中有数,无非是鼓噪更多盲从的人来支持房地产既得利益集团,以延缓他们失势的过程。今天,温家宝总理亲自撰文,再次强调不见通胀控制的成效,坚决不放松调控。这一次,是动真格的了,房价拐点就要到来了,而陈保存们也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等有时间再写第三篇关于房地产的文章。第三篇将告诉大家,为什么长期来看中国的房地产不具有投资价值。

 

 

 




发件人:"陈申申" <chensssh@gmail.com>  2011-09-17 16:19:58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Fwd: 发件人: 陈申申 <chensssh@gmail.com> 日期: 2011年9月17日 上午1:09

    不论左中右,现在都不能再忍受“不争论”了。各派都看到了建立一个能够平等讨论问题的环境,比任何政治主张本身都更有价值。在今后,谁能维护这样的环境,也就是维护规则,维护法律,谁才能成为有资格的发言者。否则就是众矢之的。相信我们的执政者也会开始觉悟:维护规则,维护法律,比维护任何一种政策都能更有效的获得社会支持。当然,他们可能会是觉悟最慢,行动最迟缓的。可是,只要还能跟上这个社会潮流,哪怕费劲的在最后,就还有希望。 上海 陈申申,

中国成为强国首先要学会有序和有效的争论

向东

    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依附于权力的书生,象郑必坚那样的狗头军师拿几句不着边际的花言巧语所能应对得了的。西方为什么能在世界称霸几百年,并不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弊多于利的主义,西方的强,强在他们懂得如何不用压制的方法,而是用释放的方法,协调他们内部的不同意见,通过公开的表述、争论、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进行的政治运作,使社会矛盾和斗争控制在非暴力的范围内有序进行,使社会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至出现失控。这就如能泄洪的堤坝更能避免垮塌的道理一样。但多党代议制的弊端是,各个政党为争取选民的选票,承诺改善福利容易,提请加税困难,谁做丑人谁得不到选票,最后的结果就是欧美国家最后搞到要靠借债渡日,将矛盾转移给中国。

    中国奉行邓小平的不争论政策,当政者也不用靠人民的选票上台,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猪瘟遍江湖,使中国成了穷尽自己的资源和环境,迫爆自己的内部矛盾去为西方破产的资本主义买单的角色。官方喉舌乔良讲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言论,令大众哗然,其实,乔良的话只讲了一半,乔良的整句话应该是“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走资派,就是救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官僚买办集团己经将自己与美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要一荣具荣,一损具损。但是,这只不过是中国官僚买办集团乔良们的一厢情愿,美国大资产阶级在吸完中国的资源,在乔良们的利用价值消失以后,就会眼都不眨一下卸磨杀驴。今天埃及穆巴拉克的下场就是明天中国邓三科的下场。乔良们太天真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没落是中国资改派用榨干人民的血汗挤压出来的那几万亿美元救得了的吗?

    中国的出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形式就是递进民主制。两千年独尊儒家沉淀出来的唯我独尊的中国封建政治文化不除,中国的苦难不会结束。极左和极右都是唯我独尊心态的表现。不争论就是只让自己讲话,不准别人讲话,在这样的环境下,只能走向愚昧,走向盲从。中国人不是天生愚蠢,而是儒家专制文化制度使中国人的智力退化,只会背书,只会人云亦云,不是做权力的奴才,就是做洋人的奴才。

    长期的不争论,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批判性和创造力,成为一个只会模仿的民族,甚至模仿也是只会模仿皮毛,学不会真功夫。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这个悲剧的剧本,是两千多年前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董仲舒写的。文革失败后复出的邓小平,又拿出不争论的剧本,将悲剧重演一遍。但愿2011年是悲剧的最后一年。

    中国的崛起,首先应该是中华民族精神上的自强,有序和有效的争论,是锤炼强大精神文化的最好方法。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9-13 09:47:41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王希哲:毛派今日之困境与毛泽东文革中的保守主义

毛派今日之困境与毛泽东文革中的保守主义

王希哲

2011年9月9日

    对文革的"清算",今天实在太重要了。例如,我们要想知道中国毛派今日困境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不"清算"文革,就不能明白。

    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文献,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临时革命宪法---1966年8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明白规定了文革要达到的中国政治改革目标: 革命之后,中国新型的政权机构"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人民全面选举出来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这个决定,是根据毛泽东自把聂元梓大字报描绘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以来的一系列革命浪漫主义谈话,作出的。遗憾的是,正如王希哲1980年《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指出的,最终,毛泽东表面的激进主义被他实际的保守主义所消灭。毛泽东叶公好龙,他呼喊的龙真的来了,"上海人民公社"可能带来的全国全面选举制度的前景真的来了,他又倒退了。他犹豫几天之后,否决了一月革命的《上海人民公社》。

    他说:"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

     推到、"夺权"了省市各级基层党委之后,还是要回归到"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不能"一切权力归公社!"

    也就是说,毛泽东不断呼唤人民起来"革命""造反",打倒当权的,甚至在中央当权的"走资派",但归根结底他要的,他相信的,还是党专政体制下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任命授权制度。文革的最终结果,中国的政权制度还是完全复旧。当然,打倒整肃了一批毛泽东的政敌,右派"彻底否定文革",咬定了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私心目的,左派在这一点上,也很难予以批驳,因为事实,毛泽东手握绝对权力的文革十年,他口号激烈,也发动了人民,但却没有在保障人民与"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作斗争的民主制度建设上,作出一点积极的贡献,留下任何一点积极的有"巴黎公社"影子的选举制度遗产!也正因为如此,他一死,右派官僚们政变上台,才足以轻而易举地向人民把文革描述为一场毫无社会积极意义的"十年动乱"。

    杨曦光曾猜测毛泽东在"上海人民公社"上的倒退,是一种对官僚主义阶级不得已的让步。是的,我们的确不能苛求历史人物的毛泽东,不能想象中国的政治改革目标能够一天之内达成,但你是革命家,你总要有一点进步给人民,总要留下一点积极的民主选举的制度建设遗产吧?没有!

    "李一哲"们也朦胧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如果毛主席只是一味地号召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去"革命"、"造反"和"五不怕",却不在法制的建设上,为人民提供"革命""造反"的民主制度的切实保障,鼓励人"五不怕"造反的结局,只能是让人们最终去作"反革命",作"革命造反"的替罪羊。因此,中国人民要的,不仅是"革命"的号召,也不仅仅是"四大"的武器(这武器被邓小平右派官僚阶级上台后收缴),更要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这才是根本。

    今天毛派的困境,又是遇到这个问题了。

    自1976年以来,当今的中国早已是右派权贵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左右两边都在反对它。反共右派不用说,想进一步向右,将中国推向非共、反共的"民主化"。左派,也天天揭露和攻击权贵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下的修正主义"改开",给中国工农基层弱势民众带来的痛苦,让他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罪恶。
那么,怎么办呢?

    毛泽东曾为左派留下了一段话:"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毛泽东没有为他的忠诚的后人,留下一套制度化的解决国家最高领导权落到"修正主义"右派手里,又能被"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依靠民主的途径夺回来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只留下了这番貌似悲壮实则虚幻空洞的政治遗言,又被称作了留给身后左派发动革命的"锦囊妙计"!
在这"遗言"里,毛泽东不是坚信身后的左派"代表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么?为什么整整十年,你又那么的不敢相信人民民主,为什么你就不能将你手订的文化大革命"16条"中国"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的政治改革目标,坚持到底呢?或向官僚阶级让一些步,但坚持一半,或坚持三分之一,总之,为中国人民也为你忠诚的后人留下起码一点点能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性政治遗产呢?

    有人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锻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造反精神。这是中国不同于苏东而难以彻底变色的重大保障,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但是,留下人民真实当家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不是比人民遭难后的"革命造反精神"更为重要,更为切实可行而更有益于人民么?

    今日忠诚的毛派,能够按照毛泽东留下的那番"锦囊妙计"来革命,"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么?真"上井冈山"?"南昌起义"?1976年10月,上海马天水、徐景贤们不敢干的事,今日的毛派敢干么?强人所难。

    毛泽东自信说"中国如发生右派政变,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事实如何?毛派已经"容忍"30多年了。为了解释今天还需要"容忍"下去,不需要"上井冈山"和"南昌起义",于是,毛派中就有了一派强调说,虽然当今的中国已是右派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但党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今后习近平),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还悬有最后的一线希望在他们身上。只要说服胡锦涛们能支持自己,那么我们毛派今天的斗争,还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一种随时注意着观察最高领导人脸色口气变化的"革命",一不小心,踩在了框架边上,就危险,就要准备作"反革命"。

    理解了这一点,明白了文革中毛泽东激烈的革命主义言辞与他实际的保守主义改革立场这个矛盾留下的结果,才能最深刻地了解今日中国毛派挣扎中所处的艰难的困境!

    毛派出路何在?

    首先是争取民主。争取民主是第一位的,"反对修正主义"是第二位的。只有争取到了全民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组党自由等,你才占据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合法阵地,再向前进,一步一步争取到了"16条"规定的中国"全面的选举制度"和"改选、撤换"制度,你才拥有了可能"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民意,用选票合法地将"修正主义集团"请下台的有效手段。

    但是,右派的"宪章",不是也提出了几乎一样的公民言论、集会、结社组党等民主要求的么?是的。基本的公民民主要求,是中国今天几乎全民的共识。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力量,完全可以在这一点上,与全国民众团结在一起,结成统一战线,首先把起码的人民民主权利,争取到手。然后,再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展开左右两派地位平等的自由博弈和竞争。看究竟谁,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民意,由它来引导和校正中国的方向。

    极左派也许会拒绝与右派结成争取民主的统一战线。他们会说,"我们要的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民主。它是与全民民主的宪政框架不能相容的。",对此,我只能回答,你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它不过是一种斯大林式的共产党官僚特权集团专政罢了。它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则,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一面来说,这种斯大林式的共产党官僚特权集团专政,正是文化大革命本来要发动群众摧垮、改造的对象。何况,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多元化(你叫他"特色社会主义也行"),它符合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已经是任何力量无法改变的了,哪怕你真上井冈山革命推翻了现在的"修正主义"共产党,也无法改变。在这个资本主义多元化基础之上的民主,只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而又是这个多元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的左右翼制约,才足以保证中国今日的资本主义不致恶化走向左右的极端,最可能地保障各阶级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毛派极左派不抛弃它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的幻想,它就永远无法摆脱它今日政治的困境。

    2011年9月9日,美西海湾,xz7793@gmail.com。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9-09 13:31:3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林和立:习近平 中国即将上台的保守铁腕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

习近平

2011-09-0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4日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习近平是在致亚洲政党“发展与社会共享”专题会议的贺信中作出上述表示的。他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经过9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顽强奋斗,中国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中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我们将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平在贺信中说。

    习近平指出,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共享发展成果,既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亚洲各国政党和政府的历史责任。如何紧跟世界发展新趋势,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更好地兼顾速度和质量、效率和公平,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依然是摆在亚洲各国政党、政府和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
 

 

中国即将上台的保守铁腕习近平

Xi Jinping: China's Conservative Strongman-in-Waiting

林和立

来源: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译者:荡漾

    核心提示:长期观察中国政局的林和立分析了习近平近期提拔"太子党"同伙的行动。

    在美国副总统乔.拜登上月访华期间,全世界得以一睹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风采。习近平将在2012年的第十八届全国人大上接任胡锦涛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并将在那不久之后接任国家主席。明显是为了让全球媒体更加了解他,习近平很不寻常地陪同拜登去了中国西部的四川省。尽管这位58岁的"太子党"??指那些党的前领导人的孩子??没有在拜登来访期间说任何惊天动地的话,习近平仍然增强了他之前的保守形象??他在很多方面都是毛泽东的忠实拥趸。而且,他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太子党"的密切联系或许也预示着他在外交政策上更加倾向于一个鹰派,或者至少会维护解放军军方的利益。

    根据与拜登一同出访的高官的看法,同时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习近平面对美国官方时"非常自信,显得成竹在胸"。"习近平(在与拜登交谈时)从不依赖书面材料,"一个官员说"他对于自己想要表达的事情非常清楚…他的谈话非常有策略性,在与同僚的互动中相当自信"(华尔街时报,8月18日,明报,8月19日)。习近平在他试图更好的掌控世界事务时展现了他的自信与老练,尤其是处理中美关系时。在他2009年访问墨西哥的时候,习近平上了报纸头条,原因是他在与墨西哥城的中共的一个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对美国的批评。"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习近平说。"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每日电讯[伦敦],2009年2月16日)。习近平抨击(西方世界)的镜头在香港被电视台被播出,却在中国大陆的电视台被禁播。

    习近平在与拜登的私人会谈中展现了他的政治家风度。这位中国副主席指出两国应该"不断增进中美战略互信。"习近平接着说"双方要客观、理性看待对方发展,正确判断对方战略意图。"更加令人瞩目的是习近平展示出来的对美国经济的信任。"美国经济极富韧性,且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他在一个中美商人的论坛上说。"我们相信,美国经济战胜此次挑战后,将实现更好的发展."(新华社,8月18日,人民日报,8月19日;亚洲时报,8月23日)。这与中国官媒对于奥巴马政府能否把美国从现有债务和财政危机中拖出的怀疑言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一系列信号似乎违背了习近平对于美国的有点热情的倾向。在拜登到达四川省会成都之前,十几个异议人士要么被拘押起来,要么被严厉警告不要在美国贵宾面前进行任何请愿。拜登在四川大学演讲时习近平并不在场,这位老练的美国政客发出了"开放,思想交换自由,自由企业,自由权利"的声音(洛杉矶时报,8月21日,自由亚洲电台,8月21日)。习近平确实陪同拜登去了青城山高中,这所高中是在被可怕的2008年四川地震摧毁后最近才重建的。然而,当拜登与学生们热情交谈的时候,坐在附近的习近平显得并不太在意他的客人。他频繁地四处张望,显得要么有些无聊,要么就是陷入了沉思(纽约时报,8月21日;自由亚洲电台,8月24日)。

     人民大学外务专家时殷弘表示,习近平因为其"储君"身份而非常谨慎。"习近平有他的性格",时教授说,"等到了'十八大'以后,他真正当上了最高领导人,他的个性可能会更加显露出来"(明报,8月23日,东方日报[香港],8月23日)。然而这位中国国家副主席在他对青城山高中的学生做出的那场不同寻常的演讲只显出了他的某些强烈自信。"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终归是你们的,"他说,"年轻人就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属于你们。"习近平这里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毛主席于1957年在苏联访问时对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说的话。

     尽管没有证据证明习近平有意引用毛泽东著名的莫斯科演讲来使他的客人难堪,毫无疑问这位中国的第五代领导人在很多方面都是毛主义的忠实拥趸。与另一个高调的"太子党"重庆党委书记薄熙来一样,习近平也要为过去两年影响深远的毛主义复辟负责(见"中共让人不安的毛主义复辟",中国简报)。比如说,在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敦督促学员们"对马克思经典更加重视,"尤其是毛泽东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是保持政治上坚定的思想基础,"(译者注:此处是《人民日报>原文)他说。习近平还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卷帙浩繁,"要突出重点,精选精学,尤其是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人民日报,5月13日,新浪网,5月13日)

     保守和强硬倾向最近在党内和军内有所复苏,"伟大的舵手"关于军事和外交的方针为这个国家外交领域新找到的自信提供了合理性。强硬派理论家对伟大舵手的所谓"三大方针"推崇备至,那是他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那个让人兴奋的月份里提出的。它们是:第一,"另起炉灶";第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第三,"一边倒(指亲苏)"。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前两条方针"使新中国获得了外交上的主动地位",因为它们"肃清了帝国主义残余势力"。第三条,章百家接着说,"使中国加入了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新华社,8月13日;中国新闻社,8月13日)。知名媒体播音员罗援少将盛赞毛泽东敢于面对"美帝国主义",参加朝鲜战争。罗援说,毛泽东的决定"对中华民族以至世界上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启迪,将会是不朽的。"少将张召忠则认为,"毛泽东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主席后期对于西方的强硬政策比所谓"韬光养晦"强多了。"韬光养晦"在这里指的是邓小平在1990年代早期施行缓和外交政策,来改善与美欧关系的过程。

     副主席习近平从未透露他是否支持毛泽东对于美国的强硬政策。他现在只是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诸如"平战合一"的方针而已。这意味着更多训练预备役军人的计划,以及更多人力物力将被用于军队备战。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军方成为了这位储君的后援,习近平答应给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无限制的支持。(见"解放军势力大增:习近平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简报,2010年10月22日)。确实,习近平在拜登代表团面前展示出来的自信或许源于这样的事实:这位副主席的太子党同伙与宣誓效忠胡主席的官僚相比,或许已经成为了军队体制中最大的一股势力。

    带着光荣的"革命血统"的将军们倾向于维持现状,要么主张中央军委应该在18大上彻底重建,包括那些高官。现任空军司令许其亮(空军中将许乐夫的儿子),被认为有希望在18大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马晓天(马载尧,前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教务长),或许会被提拔为空军司令。两位太子党也已成为总政治部主任空缺的候选人,这个部门主要负责人事和思想教育事务。他们是总后勤部政委刘源,60岁(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和成都军区政委张海阳,62岁(长征一代的将军,张震之子)。刘和张都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同党。最后,沈阳军区司令张又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批将军之一的张宗逊之子),或许被任命为总装备部主任(南华早报,8月5日;苹果日报[香港],8月24日;文汇报,8月3日)。

    这些杰出的太子党官僚,包括马晓天,刘源,张海阳,张又侠,成为上将还不到三年时间。自从习近平已于去年成为了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已经很巧妙的加强了这些太子党将军政治资本。例如,刘源将军在今年早些时候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调任更有战略地位的总政治部政委(新华社,7月23日)。习近平的权力基础很有可能在18大后得到巩固,他也因此可能会毫无保留地支持将军们全球投放兵力的野心。这或许会在诸如亚太地区这样的舞台上进一步加剧强已经很险恶的中美竞赛。

 

 

 



发件人:"thxj2008" <thxj2008@163.com> 2011-09-19 13:27:0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标题: 老夫上书 金庸上国务院总理书 2011-09-18

     注:自今年(2011)6月份以来,有一篇文章在京城少数知识分子中传阅,据知情人透露,今年4月份,文章传出来自于国务院参事室一位冯姓学者之手,文章作者系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查良镛),文章题目“上国务院总理书”,以私人书信形式,给温家宝总理写的信。副题是“倡建立国家信仰、人文道德新秩序及国体革新议”,书信有近2000字,毛笔手书,并附副题三大部分,为打印版,有近十万字。金庸的特殊身份,温相频频发声政改,以及当前的各种社会现状,为人们营造了巨大的想象空间。8月份,一次非公开的、针对金庸上书文章的研讨会在京召开。以下是上书全文。

查良镛上国务院总理书

——倡建立国家信仰、人文道德新秩序及国体革新议

2011年9月

温公阁下大鉴:

    岁在辛卯元月。物换星移,日月沧桑;回首辛亥,百年悠悠。数千年往事,兴亡过手;秦皇汉武舞春秋,将成骨枯乱封侯,罢言龙争虎斗,功罪往千秋。人心思和,芸芸自奋,却把权杖收。

    如今君我已步古稀耄耋,人间万事都会过去!肆星河环宇,千古之后看如今,灰飞烟灭;挥戈披靡、霸主风流,不过青史几行名姓,人命危浅,只愿得烟火人间太平美满!窃观当今中国之事势,国粹丧失,教化陵夷,人心危急,腐败不廉;官民交征利,左右互掣肘,共识已茫然;上下离心,内外失德,背理伤道者难以遍举,国体庞大而机构臃弱,犹厝火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未焚及而谓之安;悲民生多艰,孤愤无忍,兀自痛哭、涕零、长叹息,忧患于心,倾心吐胆,乃奋于书。

     繁不及叙,但将济危之道并陈。

    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益将左右成共识,妥协和解,“有求一俱所往,思之大同,何患不化?”建立国家共识、建立思想认同。建立国家文化、建立国家学术、建立国家信仰、建立人文道德新秩序,革新国家体制,以学术治国、文化立世。

    二、一人之未来,在于其文化整合能力;一国之强盛,在于其社会资源整合配置能力;一人之管理或一国之治理,主旨即在整合有限资源,做出有效利用;其能力标准体现于低成本、高价值发展。“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项,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守约。操此八术以往,其无所失矣”。政体不通,人心不和。不和则不能得人而后治事。哀公问孔子:“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曰:“人道,政为大”。政者正也。为政大义在于公正平等而已,当前中国之根本,在于修正国体、改革党义。国体与党义,无非出发于良知。良知,——乃是人和之根本、乃是最大之党性。

    三、废兴之道,不在兵强地广、人殷国富,而在得贤之用。古书云:“一人之智,不如众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众目之明。”广开言谏之路,集天下民众之智,要旨在用。所谓能用天下人之心为己心,其想无所不及矣;能用天下人之心为一心,其难无有不克矣。若良言善策束之不用,则天下文章、我等努力,又有何意义?

    四、恢复优质传统,立人新民。“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国家之治乱,系於社会之隆污,社会之隆污,系於人心之振靡。又知往古圣人诚正修齐治平之一贯大道,与修身为本之唯一至德,为救国救民救济全世界人类之无上要义。”因此“自立为立人之基,自救为救人之始。”建立公民教育学科,放开社会科学领域。

     五、“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治心于未萌之时,扶危于未乱之先,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革旧维新,重整国体,备善制度,人来往去而民不假色,时局进退与规矩并行。却道:千古江山靠谁守?——莫把权杖贪留,但将万责归万心,我自揖去逍遥游。

     六、国运巨务当用千万人之心为一心去设想,而不可以一人之心智统亿万之民生。天下事无不由决策而成就之,取天下良善智士,务必民主和议、良知得达。汇聚大行贤德,搜集天下明智 ,发展战略知识分子,网络民意,建构国家学术委员会,造成为一个掌握全国资讯之大型中央情报机构,辅助国务院国家治理。县域建立地方学术委员会,归人大监督,直属于中央学术委员会。解散作协、文联诸机构,并轨于学术,以文化布局中国。会通良善,回归原初;国有依托、民有期待。

     七、县政治理提升为国家战略。“县域治天下安”。地方上逐步突破人大民主、司法独立,以学术委员会建制辅佐地方政府,以知识分子趋人大代表进制,行善政图仁治。硬件技术设施:以物联网完善城市基础互联互动,以互联网推动区域治理和产业平衡。软件文化设施:以国家智库统筹全国性产业结构升级,以地方智库行专业化治理,改善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实现地方自治。

    八、为政者乃高行贤德之业,务必以良善知识泽备民生。遥想尧禅舜禹,公者千古心,私者一时欲。及及于民,当思人生在世,年华易去,离却愁苦辛劳,便那幸福能有几时?“切不可以浮生之微利,误却永久之荣华。”如是政经大事,益用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吾辈不出如苍生何!”有道是关山重重终须越,莫待岁驰无所为。一切意义只在行动!

    九、愿老有所养、壮有所为、少有所教;愿生有所依、劳有所得、居有其所、学有其用、病有所医,愿城乡均衡、国民平等;愿农民不苦、农村不穷、愿人们生活不再艰辛,愿生存成本低下来,愿生命慢下来,不再遗憾。愿特权消除、垄断放开,愿财政公开、公务公平,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透明,愿政府敬畏自然,经济做可持续发展,愿大众选择健康、生态、科学、环保、绿色、低碳、节制、德性之生活。

    观苍黄大地,百代俱悲苦,恳切温公诸位,体念民生维艰,勿忘初始之心!

    查良镛 谨呈。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9-20 08:46:20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913-40

北京学者“9.13”研讨会为林彪“平反”

简述

2011-09-13

    9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九一三”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九一三””事件当事人亲属和学界文革研究者、外交人员、教授、记者共50多人,共济一堂,座谈了40年前发生的这个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海外媒体最近刊登了著名记者高瑜文章,介绍了北京举行的《“九一三”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揭示的不少以前人们鲜知的内幕。

    林彪座机为什么会在空中起火?

    飞机翅膀下外卷的大洞是微型炸弹炸的?是炮弹洞穿的?还是迫降后翅膀插地,油箱中的余油冲开输油孔,爆炸成的?

    很多蒙古人看到三叉戟在空中起火,孙一先和沈庆沂也问过一位蒙古老大娘,她证实是亲眼所见。林彪座机为什么会在空中起火?除了像喀什米尔号一样安装微型定时炸弹引爆发动机,是地对空打的?还是空对空打的?

    四十年了,上述一切至今仍是谜团。

    发动机起火、坠毁,毛泽东说:这是最好的结果

     空军情报部九一三晚上对三叉戟航线进行了准确的追踪,在地下指挥所坐镇的李德生不禁破口大骂了一句脏话:“空军一条条往上递(指情报),总参的上不来!”三叉戟飞过蒙古边境,空军的情报中断了,但是空军情报部仍旧截获三条苏联情报:“大型目标不清”;“大型目标着火”;“大型目标坠毁”。

    第二天蒙古情报也到了:“发动机起火,坠毁。”李德生才高兴起来。毛泽东说:“这是最好的结果。”

     一个星期之后,空军司令部,包括9月13日夜里获得李德生表扬的情报部,空军政治部,空军后勤部都垮了。抓的抓,关的关。各地飞行师都被陆军接管。

    真实的林彪

    毛家湾,平时就是一人一碗饭,清水煮菜,和切成段的煮老玉米。去过林家的一个亲戚说:“我是客人,给我单切了几片肠,叶群看我没吃饱,就把自己的饭菜都拨给我。”

    张清林1971年8月8日进入毛家湾,以一个主治医生的眼光观察林彪,卡路里不及正常人的一半,一个月不解一次大便,这是一个正常人难以生存的生理状况。更令张清林惊异的是林彪的保健医生进入毛家湾十年,没有给林彪看过病,林彪也没有找过他。张清林说,林彪物欲、权欲都远低于一般人。

     1971年基辛格访华后,中美关系成为热点,林彪说:“好端端的一个大好的外交形势,被耽搁了20年。”林豆豆问林彪:“抗美援朝,美国说美国赢了,中国说中国赢了,到底是谁赢了?”林彪回答:“谁也没赢,斯大林赢了。中国上了斯大林的当,苏联通过朝鲜战争把中国拉入苏联的怀抱。现在中国和美国接近,远则近之,近则远之,这是好事。”并且说:“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他自从从苏联回来以后,没有说过苏联半个好字。

    林彪对毛不满:不顾国计民生

    九一三晚上林豆豆和张清林被当众宣布:“中央指示,命令你们上飞机。”这是张清林一字不差的记忆。

    九一三之后,10月4日林豆豆和张清林被8341从北戴河带到北京玉泉山审查。原来是汪东兴和朱德住的院子,被腾空了,就关他们两个人。8341的一个副团长管理他们的生活,也很少说得上话。接触他们的是独人单线的谢静宜。林豆豆对谢静宜的审问,回答:“如果林彪下了飞机,一看是苏联,非当场气死不可。”

    谢静宜向林豆豆和张清林重点追查的问题之一,是九一三晚上11点,周恩来给叶群打来的电话。为什么打?内容是什么?他们交代:“不知道。”谢非常恼火,到了1972年,谢静宜说:“现在已经不是‘林彪反党集团’,而是‘林周反党集团’。”他俩非常惊讶。谢静宜还逼问林彪和老帅们的关系和来往。

    林豆豆和张清林交代了林彪对毛不满的一些议论,如:“只关心个人名利权威,不顾国计民生。”对彭德怀,林彪说过:“谁说老实话谁就完蛋。”后来这就变成谢静宜他们搞的三本罪行里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中央下发的林彪三本罪行?

    选妃,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叶群赶快托人,这样在全国闹大了,主要是怕毛给安排人。当年给林豆豆也提过很多人,也有人提过毛远新,结果遭到林家全家反对,首先林彪就说:“我们要给她找个工农子弟,这些人都不要。”直到1971年,选择了军医张清林。

    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

    从中共的宣扬中,林立果给人的印象是个手提手枪的法西斯。但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发小,他的同事,都说他是一个朴实、低调、有些缅腆的年轻人,说到哪里去调查,他和党办副主任周宇驰两个人骑上摩托就走了,没有什么官架子。在空军露面,总是站在后边。

    林立果参加了空军党办的一个调查小组,一共四个人,周宇驰50年代末是刘亚楼的秘书,《红旗》的社论有的就出于他之手。刘沛丰是解放前的大学生。于新野7、8岁就是上海共产党的交通员,写档案都没法写,只能写12岁参加革命。这几个人能文能武,都属于军队精英中的精英。

     “小舰队”本来是党办人员开玩笑,吹牛的话,后来就成了罪证。“571工程纪要”也是他们在调查、讨论中逐渐得出的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结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动毛泽东不行,作为军人选择了那样的路。笔迹都是于新野的。

    原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党委书记胡萍的夫人刘继馨、儿子胡耀萍、胡幼萍、吴法宪女儿吴巴璀、江腾蛟女儿江新文、江新德、原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的子女鲁岩、鲁莹等参加了会议。

    “九一三”北戴河当夜的亲历者,林豆豆后来的丈夫张清林,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儿子贺铁军,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闫仲川儿子闫明,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儿子王鲁甯,最先到温都尔汗空难现场勘查的原驻蒙古使馆翻译沈庆沂和二秘孙一先之子先后发言,学者李延明、姚监复、丁凯文、卜卫华、徐海亮、王海光、徐友渔、陈子明、丁东先后做了专题发言。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9-20 08:48:1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美国“9.11”恐怖大骗局简介

关愚谦

     这里介绍一个美国人拍摄的纪录片,取名为《Loose Change》,。制作人是Korey Rowe,编导是Dylan Avery。中文翻译名字为“911恐怖大骗局”,据说,此片在美国禁止播演。此中文是“网罗天下,天涯社区”提供的,作者用的代号是ddf7703。

    该纪录片一开始引用了一段近半个世纪前美国军方的秘密文件。1962年,为了给武装干涉古巴制造借口,美国军方曾经建议,在古巴美军关塔那摩基地附近制造假的恐怖袭击。美军当年的计划包括:炸沉美国军舰,为假的殉难者举行葬礼;在佛罗里达、华盛顿上演恐怖袭击;在古巴领海上空击落一架客机,机上的乘客是联邦特工,扮成正在度假的学生;这个“苦肉计”的计划,被肯尼迪总统否决了。

     五角大楼曾进行两次演习,模拟一架757坠落在五角大楼内;参加该项演习的一名前海军飞行员,在演习之后很快退伍,进入美航工作。巧的是,911事件中撞击五角大楼的那架757正是他驾驶的。

      911事件之前的可疑事件还有:美国从1998年开始通缉本拉登,但是,2001年7月,911之前2个月,本拉登在阿联酋迪拜的一家美国医院接受治疗,CIA在当地的官员前往医院拜访了拉登;911之前一个半月,有人以32亿美元的价格,租下了世贸大楼99年的使用期,同时为世贸大楼投下35亿美元的保险,赔付条款中有一项是“恐怖主义”;911前5天,有人购买了3150股美航股票看跌的期权,4倍于当时的美航股价;911前4天,有人买入27294股波音公司股票看跌期权,5倍于当天股价;911前1天,有人买入4516股美航看跌期权,11倍于当天股价;9月10日,很多美国高官取消了第二天的飞行计划;旧金山市长9月10日接到电话,叫他第二天不要乘坐飞机,打电话的人是现在的美国国务卿赖斯;……纪录片编导在罗列了911事件之前种种可疑迹象后,分几个部分对911事件的真实性提出全面怀疑。首先是美航77号航班撞击五角大楼。疑点包括:

     一、被劫持的美航77号航班,在撞击五角大楼之前,在空中做了一个高难度的转弯俯冲飞行动作,并且超低空飞行很长距离,连续撞到了5根电线杆,却没有在地面造成任何痕迹。行家认为,简单受训的阿拉伯裔恐怖分子不可能完成这个飞行动作。接触过该劫机犯的飞行驾校负责人说,这名劫机犯的飞行能力,属于中等偏低;:Club.ChinaRen.com

     二、被撞倒的电线杆不是断裂,而是连根拔起,而且也没有看到飞机机翼断裂、掉落的痕迹;

     三、757飞机的两个发动机由耐高温的钛合金制造,各有6吨重,直径约3米,不可能被高温熔化,不可能在五角大楼的墙上不留下撞击痕迹。而五角大楼的墙上,只有一个直径约5米的洞。

     四、美国官方公布的一张照片里有一个直径约1米的涡轮,专家解释说这是757尾部的装置。但是,“好事者”指出,这是空军A3飞机的部件。这个细节类似于中国网民用自己的眼睛痛打“周老虎”。

     五、五角大楼外围如公路、酒店上都有摄像头,能够拍下飞机撞击五角大楼的经过,但是,录像带被FBI收走,没有人看到,也没有人公布。人们认为,要回答公众的质疑,政府只需要公布其中一个录像即可,让大家看到飞机。但是,美国政府公布的几张照片里,看不到任何飞机。编导倾向认为,五角大楼直径约5米的洞,是导弹造成的。

      第二个重要的质疑是针对3栋坍塌的大楼。美国官方解释说,由于飞机的汽油燃烧,引起高温,最终导致坍塌。这个说法只能解释2栋世贸大楼,很难解释没有遭到飞机撞击的7号楼。即便接受大火燃烧的解释,编导举了一堆例子:1945年,帝国大厦79层误中炸弹,引起大火,大楼至今耸立;1975年,世贸大厦北塔3处起火,没有倒塌;1988年,洛杉矶一栋63层高楼燃烧3个小时,火势从楼顶蔓延到4层,没有倒塌;1991年,费城一栋38层的大楼,燃烧19个小时,火势蔓延到8层,没有倒塌;2004年,委内瑞拉一栋56层高楼燃烧17个小时,火势蔓延26层,没有倒塌;2005年,马德里一栋32层高楼燃烧24小时,楼顶10层全部烧毁,掉了下来,但是整栋楼没有倒塌;而110层的世贸大厦呢?一栋燃烧了近1个小时,在10秒钟之内完全坍塌。约半个小时后,另一栋燃烧了1个半小时不到,也在10秒之内坍塌。2栋楼的火势只蔓延了4层。傍晚,47层高的7号楼在6秒钟内坍塌。是否太类似、太雷同、太一模一样了?每一栋楼的坍塌都没有一丝一毫伤及周围楼群。:C纪录片编导经过计算得出结论:大楼坍塌的速度几乎等于自由落体的速度。如果下层未着火部分稍微有所“顽抗”、“挣扎”,大楼全部坍塌的过程,应该经历更长一些的时间,很可能也不会完全垂直落下。但是,20万吨钢铁瞬间成为碎片。纪录片编导通过目击者证词、专家分析,录像带分析后认为:世贸双塔以及7号楼的坍塌,是一个精确的定向爆破。证据呢?

     很多目击者、亲历者、逃生者、消防官员说,倒塌前他们听到大楼内部有自上而下一连串的爆炸声;抢救现场的通话录音显示,楼内多名消防员提到有爆炸,分别明确指出,爆炸发生在24、13-10、8-7层等,而此时大火在78层;通话录音还显示,消防员在大楼坍塌前提到,楼内有闪光;远处有人看到坍塌前,大楼内部有连续闪光;坍塌录像慢镜头显示,逐步坍塌的下方,有原因不明的系列爆炸;负责世贸大楼保安工作的公司,属于小布什总统的四弟马文-布什的,911事件以前,大约有两周时间,世贸大楼的保安取消了轮班守卫制度;世贸大楼坍塌后的残骸被运往海外;……

     编导第三个重要的质疑点是93号航班。好莱坞后来还拍摄了一部电影,名字就叫《93号航班》,很感人。但是纪录片编导指出,这是一个伪造的故事。美国官方指出,93号原计划撞向白宫,后坠毁于宾夕法尼亚。然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记者发现,坠毁现场只有一个5-7米长,宽约3米多的坑。赶到现场的验尸官说,没有发现任何乘客的尸体。纪录片编导认为,93号航班的坠毁是伪造的。真实情况是,93号航班大约在10点45分左右,降落于俄亥俄州霍普金斯机场,官方说93号航班上有200名乘客,纪录片编导则认为只有少数几个特工。

      2003年5月10日,航空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在芝加哥O’Hare机场发现,美联1111航班的尾部有一个编号:N591UA。普通人可能不明白这个编号的含义,专业人员知道,这个编号原先属于93号航班!而这两个航班的机型都是757。如果要质疑93号航班的坠毁,如何解释飞机上乘务员、乘客与地面的通话呢?纪录片编导播放了911委员会提供的电话录音,一名女乘务员在向地面报告有3人死亡,自己也不能呼吸的时候,声音镇定、平缓,没有任何紧张或气喘,声音背景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杂音。一个乘客给母亲打电话时,报的是自己的英文全名!有“好事者”做了这样的试验:在航班正常飞行的高度,手机与地面电话的接通率是0.6%。911事件3年后,2004年,美航为了让乘客在飞机上也能正常使用手机,特地在飞机上安装了一个信号基站,而911的时候,飞机上没有这个东西。那么,93号航班上给妈妈打电话的那位乘客,通了断了好几次,按照没有基站时0.6%的接通率,几乎是不可能的。编导认为,电话录音是伪造的。

     美国官方对于几架飞机黑匣子的说法是,有的没有找到,有的找到了,但数据已经被破坏,无法恢复,因此不能从黑匣子里得知当时飞机上的情况。纪录片编导指出,在世贸大楼坍塌的废墟里,官方居然找到了一个劫机恐怖分子的护照!护照能够完好无损,黑匣子居然被破坏,可能性也许有,但真的很小很小。同时,有目击者说,在世贸废墟里,确实找到了黑匣子。人们相信谁呢?

     纪录片编导还指出一系列的质疑,例如:美国政府宣布共有19名劫机者。既然飞机撞毁,劫机者应该都死了。但是,到纪录片摄制完成的时候,各国媒体发现,19名劫机犯中,至少还有9人活着,安全地生活在世界各个地方;美国政府认定本拉登策划了911事件,证据是本拉登的一盘录像带。编导指出,本拉登是左撇子,但是在那个录像中,本拉登用右手写字,而且还戴着金戒指。除本纪录片之外,美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对911事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的人很多,但是,这个纪录片是所见到最全面的质疑。总而言之,该纪录片编导认为,911事件是一个美国政府自编自导自演的苦肉计。为什么?编导提供了几个现象,让观众自己寻找答案:世贸大楼租用者在911事件前1个半月,购买了35亿美元的保险,赔付条件中包含了“恐怖主义”,事后获得70多亿的赔偿;世贸大楼地下共存有价值约1670亿美元的黄金,911事件后,只找到了大约2亿!7号楼内大量美国国家安全的资料,华尔街的交易资料被销毁;……如果这个纪录片所说的是真的……世贸双塔楼的倒塌是极为可疑的。因为飞机撞击的部位只是塔楼的最高层,飞机只有燃油不足三十吨,整个塔楼都是钢结构的,使用三十万吨钢材整体连接构造,当顶部被撞击并引起高层油料燃烧,整体巨型塔楼的钢结构,绝对不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内,使全部钢架结构都达到同时融化和同时倒塌所必须的融化温度——800度,从而全搂在顷刻之间轰然爆炸和倒塌。更不可能使相距甚远的数座塔楼发生同样情况的爆炸和燃烧,几乎同时错落倒塌。从对事件爆炸图片和视频图象的分析看,该楼爆毁的图象,应该更像是内部预先设置了能引致高温导致钢铁融化的爆炸物,被同时引爆后爆炸和燃烧的结果。

    然而,在911发生之前两天,该楼可疑地发生了以更换电缆名义进行的两天人为全楼断电事件。换句话说,存在作案的时间和机会。同时更为巧合的是,负责双塔楼保安公司的老板,恰恰是布什总统的弟弟,而该公司在911事件后即神秘解散消失了。

     此外,911事件当日,对五角大楼被撞击现场的分析表明;真正撞击大楼并引致爆炸的不可能是一架飞机,而是一颗小当量的波音巡航导弹。在五角大楼被撞击现场所找到的是某种不明航空器(巡航导弹?)的零星碎片,而并没有搜集到任何可以确认为是波音飞机的残骸部件。

    911事件前后,美国股票市场金融市场和国际石油市场都发生大规模有组织的资金流向异动,使得布什切尼利益集团从中攫取了巨大金融利益,防长拉氏所代表的军工利益集团在事件后也获取到大额国防备战订单。因此,911事件的真相是非常可疑的。

    一种可能的推测是:在知悉穆斯林少数恐怖分子有劫机阴谋后,CIA以及FBI反而予以协同配合,并且设计布置了一系列建筑物爆炸,以便借此动员和宣布开始一场全球反恐战争。另一种可能是,这一事件完全出自布什、切尼、拉氏三位一体的金融石油及军工利益集团人为设计,要借此发动全球反恐战争,推进美国的单极主宰世界的战略目标。

     9.11事件发生后,官方解释疑点重重。美国国家技术标准局,9.11委员会发表的世贸中心大楼倒塌理论受到建筑界学者的强烈质疑。他们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公开其倒塌模型的参数和具体演示结果,却得不到任何回应。五年后,国标局仍然未能解释世贸中心七号楼的倒塌原因。最近,75名美国国内有名望的科学家、教授联署要求政府重新调查9.11事件。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对有异议的人士进行压制。

     例如,为美国国家技术标准局鉴定世贸中心钢材性能的担保人实验室公司(Underwriters Laboratory Inc.,美国最大的科学鉴定公司)实验室主任卡文.;莱恩(Kevin Ryan)。因公开质疑官方的倒塌理论而被解雇。对世贸中心倒塌进行独立研究的杨百翰大学对冷核聚变研究卓有成就的史提夫·琼斯(Steve E.Jones)教授也于上月被限定退休。最新的美国民意调查显示,36%的人怀疑政府在9.11事件中的角色。一场民间的“真相运动”?正悄然兴起。几点补充:首先,火灾区钢材温度如果达到700-800C的话,并不能熔化钢铁(熔点超过1600C),但可以大幅度降低其坚度,而使其承重力只是原来的1/20左右。如果钢材软化的面积达到楼层面积的2/3以上,则该楼层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塌陷。这就是美国国家技术标准局坚持火灾区钢材温度达到800C的原因,尽管没有可信的证据来支持其观点。

     相反,有很多证据表明火灾区温度只有200-300C左右(大量浓烟,钢材良好热传导性,国标局对钢材的化验结果等等)。其实,就算国标局的完全倒塌模型成立,也不能解释以下的奇怪现象:

    1。只有大楼上部楼层整体地向下冲击,才有足够的冲量使下部坚固楼层产生连续的完全塌陷。而大量的照片和录像表明双塔的上部楼层都在半空中消失,此后,又是哪里来的冲击能量使下部楼层倒塌呢?

    2。现场在倒塌前和倒塌后都发现大量的橙黄色的熔化金属(钢铁)。3。大楼整体以自由落体速度倒塌(表明应当更为坚固且未受火灾影响的下部完全失去了承重力)。4。大楼所有混凝土结构在倒塌过程中完全化为粉末。根据清理现场的工人说,除了大量整齐划一的钢材外,现场基本上连大於粉笔盒大小的办公室设备碎片都找不到,遇难者的尸体更只是片片碎肉。照片和录像中也可见整栋大楼由上至下依次化成细小碎片的现象。

     其次,美国政府至今未能拿出明确证据证明那19名劫机者确实执行了这次行动。联邦调查局长最近在一个公开演讲中形容劫机者的“专业性”时说“劫机者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轨迹”。发动了两场战争,却连罪犯的真实身份都没有搞清楚。死不见尸,生不见人,真是千古奇冤啊。而事件发生后数小时,声称事前一无所知的美国当局却能大规模搜查嫌疑犯的住所和学校,而且公开其名字和相片。让人不得不怀疑这名单是不是早就拟好了?这十九名阿拉伯人是不是子虚乌有的幽灵?

 

欧洲在研究美国的阴谋论

关愚谦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神州大地,今日是何年?

    诸位听众,人在欧洲,只有通过亲友的贺词才知道中国的中秋节已经过去几天了。不知您注意到当前北非的形势没有?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下落不明;西方国家庆祝利比亚战争胜利,纷纷到访利比亚争功,第一位去的是美国国务院代言人,他走在法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前面,引起欧洲媒体议论。你支持利比亚饭卡达菲缩在后头,分赃的时候你第一个到;现在他们又大作叙利亚文章,支持反对派推翻不太听话的现国王阿萨德;开罗民众进行反以色列暴动。每件政治事件都让你触目惊心,这些都和美国脱不了干系。

    再加上911事件十周年,西方电视台一播再播飞机撞进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楼的惨不忍睹画面。人们越看越觉得,躲在山沟沟里的本拉登,会有如此大的能耐?

     出乎意料,这次欧洲媒体已经不像十年前那样,毫无分析地把矛头对准阿拉伯人,有些文章在反思911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且提出,罪魁祸首到底是谁?是本拉登和阿卡伊达?还是美国?以色列?如果不是美英在二战后的1947年的联合国大会上,用表决机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成立以色列国;如果不是以色列把百万巴勒斯坦人赶出巴勒斯坦;如果不是以色列在美国的保护下,向阿拉伯世界屡次发动战争;如果不是阿拉伯大部分国家领导被美英等西方国家所利用;阿拉伯人的反美反以的民族情绪不会如此激烈。

    一篇未具名的文章在欧洲德文的网页上重复披露“一个自杀者从世贸中心大厦百层楼上跳下自尽”的照片时写到:“当你在纽约、华盛顿为这双子楼的近三千牺牲者静默哀悼两分钟的时候,请你再为那些在布什总统的命令进军伊拉克而死的近十三五年伊拉克人而祈祷十三分钟;请你再为在美国挑唆伊拉克萨达姆向伊朗发生战争而死的二十万伊朗平民再祈祷二十分钟;别忘了美国中情局曾经支持塔利班和俄罗斯军队在阿富汗开战而死的十五万阿富汗平民。

     还有别忘了,美国在越南战争、在朝鲜战整、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成百万人的死亡所带来的灾难,你还要哀悼多少分钟呢?

    还有····,1989年美国士兵在巴拿马杀死两万无辜的无家可居的贫民,在封锁伊拉克和古巴辩解所造成的孩童合成人的饥饿死亡,在干涉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危地马拉、萨尔维多等等内政、指出反政府政变所死的贫民。那么你们美国人要默哀多少分钟呢?”

    欧洲一个德国网站发表了美国ADAM HASLETT的文章《谎言太大, 难以自圆其说》,怎么办呢?还不如让他继续谎下去吧。文章里从一开始到最后,都在揭露美国政坛自克林顿时代就不正常。共和党人把一个总统的私人事件,未经正当司法程序就捅到社会上,明明违反了宪法,给国会脸上抹灰。小布什在和美国民主党戈尔竞争总统时,他明明获得少数票,他美国大法官竟然可以裁决布什胜利。一半以上的国民都表示怀疑。到了“911”事件发生后,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疑点根本没有解释清楚,把阴谋都加在本拉登头上。HASLETT写到,一旦把许多人为的唯心主义的谎言揭穿,那么美国的“世界形象”将彻底瓦解。

    2004年小布什再次当选总统简直令人可笑。他的“牛仔好战形象”竟然被本拉登的“911事件是我指示的”自我吹嘘不谋而合,构成一幅以假乱真的图像。至今还有很多人、包括大陆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认为,“本拉登指使的911事件,毋庸置疑”。

     西方世界就“阴谋论”进行讨论

    2011年9月21日15:55分LUKAS MARTIN在网站上发表了一遍已经被世界人多次讨论的统计数字。前言是:您们真的认为,911事件真的是阿拉伯恐怖分子造成,而纽约和华盛顿中央情报局毫不知情?世界上有几亿人士对这结论表示怀疑,认为这是一个大骗局。目前怀疑的人数还在增长中。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阴谋”。那么为什么这个《阴谋论》会从巴格达到波斯顿到柏林会那么有市场呢?

    结论很简单,因为目前还没有具体实例证实,它不是本拉登的阿卡伊达部下所为。至今据WORLD PUBLIC OPINION ORG.于2008年在7个国家对16063人做了一个抽样调查,其结果是,九个国家多数人认为是本拉登阿卡伊达集团所为。德国有百分之64的人。但是德国有四分之一的人认为是美国自己制造的。三分之一的土耳其人、百分之二十七的墨西哥人、百分之四十三的埃及人则认为是以色列所为。

    目前这数字仍在波动中。德国人的怀疑数字也在降低中,但仍有百分之十五,也即一千二百万人认为这是世界史上最大的阴谋案。超过二次大战时的“珍珠港”阴谋案。至于说,那些认为是本拉登阿卡伊达集团所做的人中,在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怀疑,美国中情局应该有所知。到了2010年,有绝大多数德国人认为,美国政府保留了很多真实性,未予公布。有的在改变了立场,认为自己被美国骗了。

     德国罗斯托克大学媒体学教授JOHN SEIDLER表示,目前对“阴谋论”的研究人数比过去的数字多了很多倍,有些人开始对《阴谋论》当做一个学术理论崭新的话题。

 

 

 


发件人:wfpan2000 <wfpan2000@yahoo.com.cn>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人:recipient list not shown: ;主题:Fw: 跳梁小丑胡德平窜起,日期:2011-9-6 19:41:37

    这篇东西没有署名,不知什么人写的,说话不大干净。不过说了不少我不知道的情况,还是转给大家看看。三份报纸是《新京报》、《京华时报》和《南风窗》,众所周知,不知为什么还要打X。2011-09-06,

跳梁小丑胡德平窜起

祝惕

    今年8月27日,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数个月前,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等人向有关部门申请开座谈会,但直到深圳大运会结束(8月23日)的第二天晚上,才获批准。此右翼自由派们的聚会吸引了多位“精英”参加,一些原有意参加的前党内胡耀邦部下在最后关头放弃与会。领头羊胡德平的主旨发言主要是两条,一是批评党的决议“自我批评不够”,意思是对党,尤其是毛泽东的错误讲得不够、不透;二是指桑骂槐剑指重庆唱红打黑,说有人怀念文革的一些作法,这是一种倒退。

    既然无风起浪,对胡德平关于《决议》的批评,这里有重要三点请他不要健忘:

    一、邓小平在1981年6月29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还说:“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问:胡德平是否认为邓小平讲错了呢?是否认为决议没有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二、《决议》是从1979年10月叶剑英国庆讲话后开始起草,由胡乔木负责。到了1981年2月上旬,《决议》稿子出来了,约3万7、8千字,送常委审阅。胡耀邦看了认为稿子思路不行,在一次会议提出是不是由他也组织一个班子来起草一个稿子。此事报告了邓小平,邓说:好嘛,两个摊子,各搞各的嘛。胡在3月份搞出一份新草稿,拟改题目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即加进了“历史经验”四个字,借以塞进自己否定毛的论述。胡乔木不表赞同,邓小平则在 3月9日 发表 谈话,谈对胡乔木稿子的看法,并认为胡耀邦稿子与自己初衷不符:

     “送给我的历史决议的历史部分,看过了。总的讲,决议稿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问题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部分。现在稿子的调门不符合原先设想的方针。看完后,给人的印象是错误都是老人家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我说过多次了,不能说成别人都对。只有一个人是错误的,这个人就是毛主席。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文化大革命”十年,错误写得差不多了。应该承认,老人家还是看到了党的缺点和错误,还是想改正。但是他对情况估计错了,采取的方法错了,因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中心是对老人家的评价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
   
    邓还强调,第二个方案(胡耀邦的稿子)不考虑了。显然,邓小平不满意胡耀邦的稿子,毋庸置疑。

    问:胡德平是否对其父的稿子被邓否决仍耿耿于怀?是否认为其父的稿子才是“自我批评”足够足透呢?是否风风火火三十年后,胡耀邦二世仍有壮志未酬之憾?

    三、胡耀邦父子两人当时是接受了(至少表面上)邓核定的《决议》的。胡耀邦当时专门指示组织一个班子到河北省、石家庄等地演讲《决议》,不仅有邓力群、吴江、袁木、李洪林,还有胡德平。让自己的儿子去做党内重要事情,上蹿下跳,属党章哪一条?是否恰当?不言自明。有乌有网站网友指胡德平当年去过石家庄市下属的县,即此。邓力群从石家庄回北京,还专门向胡耀邦汇报,胡也同意,并没有对《决议》有什么不满。

     问:胡德平和其父当时是否怀有阳奉阴违的心理?违心地赞同了《决议》?胡德平现在是否要翻当年《决议》的案,要中央重写一个决议?

    中国的右翼、自由派们很清楚,要像波兰、捷克、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那样滋事成功,没有一个领袖人物不行。刘晓波行吗?08宪章分子暂时树倒猢狲散,已作了注解。李锐、胡绩伟行吗?太老了。辛子陵这些人行吗?连北京市纪委这关都过不了。比来比去,只有胡德平头戴其父“光环”,有足够人气,可以做黄种人的瓦文萨、哈维尔、戈尔巴乔夫。亚洲榜样还有昂山素姬(其父是缅甸独立之父)可以类比,至少可以充当反对派领袖,阿基诺三世还可以仍是单身王老五时当上总统,尽管平庸。胡德平的窜起,表明他不仅恋栈政协常委,还有更上一层楼的心迹,至少,他要扮演遏止重庆掌门人的终结者角色,因为只有那里才有若干“文革的作法”。胡德平俨然已取代辛子陵、茅于轼等,成为挑战吴邦国委员长“五不”讲话的新共主,用邓小平当年批评胡耀邦的话来说,又在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德平现在出来打头阵,称党内民主不如三十年前,也代表了党内相关的权势和一定的资源,不可轻忽。

    只是,胡德平只是居二线的政协常委,谁授权他可以聚众要重写《决议》?8·27座谈会的掌声是否就等于党内的选票,实在令人存疑。

    充当政治领袖,能力、操守都要被民众肯定。很多人可能都已淡忘,胡耀邦当年欲大力扶植的冯文彬(中央办公厅)、高占祥(河北省委副书记),都不幸地闹出“绯闻”,不得不淡出政坛,耀邦对此只能“挥泪”。胡德平六十九岁,还娶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美艳娇妻。二婚是允许的、自然的,浪漫的搭档或许也有卖点,政治第二春的寻找和婚姻第二春的寻找也是可以合二为一的。但她又被曝出是某一慈善团体的形象大使和负责人,官商关系,疑云重重。

    在8月27日自由派座谈会有两个人是值得注意,一是《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他比吴思这个常务社长胆大,敢在境外反动月刊发文批共。最新一次是某港月刊九月号,杨的文章题目是《红领阶层和集体世袭》。大家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他剑指所向。但请问胡德平是否也算“红领”和“世袭”呢?再度证实该杂志是胡德平此类人的舆论工具。台湾《中国时报》9月2日刊出专题报道,说《炎黄春秋》最近一期探讨中国模式,重点列出竹立家和蔡霞两位教授的观点。毛泽东在1957年3月10日一次谈话说:“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都是为一个阶级服务的。”

    大家可以探讨一下毛的讲法是否妥当。

     另一个是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身份与会的丁学良。此人是老牌“民运份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长年在海外及香港报刊撰文反共。1992年在哈佛取得学位。丁某和吴国光那类在香港教书的“后民运份子”,大同小异,不像凤凰卫视的王鲁湘,少谈政治。

    人们注意到,此座谈会事先准备充足、每位主题发言人讲话后不到5五分钟,最核心的几句话就通过电脑和Ipad立即传到网上,并让若干主讲人接受西方媒体采访,很懂媒体效应,生怕话语被删去。现在,由于境外媒体的鼓噪,座谈会似乎“成功”。

    京城当局宣布,由《人民日报》社主管的《京X时报》以及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新X报》,9月3日起变更为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主办。广东南方报业出身的北京《新X报》,自以为在京城独树一帜、标新立异,以往自以为习焉不察,终于有了今天,令右翼媒体人兔死狐悲。媒体具批评功能是应该的,但不能“照远不照近”,像南方报业从不敢触及本省重大事件那样,只会揭外省市的短,最新一期《南方周末》头版发文批河南省“宋XX基金会“,指称它坐拥 XX亿善款,用来乱房贷。然而,《南方周末》对广州的广东省”宋XX基金会“的运作却噤若寒蝉,身边的“老虎”不敢触摸,却远程炮打中原的苍蝇。这种鲜明对比说明了什么?媒体的社会责任,不能仅对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服务(改革开放创造了大量中产阶层),看“现管”省市领导脸色行事,更要对整个民族的精神文明负责。

    有些党报的儿子报、孙子报已被房地产商间接拥有,例如广州的《X快报》,连经营场地都是房地产开发商周XX提供,且请因贪腐罪入狱、出狱的黎元江做高参。

    乌有之乡网站坚持批判胡耀邦前智囊郑必坚,令其在左派中名声狼藉,但他就是有保护伞。《广州日报》9月5日在“要闻”版刊出长文,介绍中澳经贸友好交流会议日前在广州从化温泉举行,“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作主旨演讲(配有郑的照片)。找人查询再三,原来此会由原籍广东汕头的澳大利亚籍房地产开发商周XX所赞助一切费用,过去是建高尔夫球场圈地兼搞房地产,现在是建国际会议中心圈地兼搞房地产,博鳌开了头,其它人就跟进呀,总有“对策”。主办方给每位与会者都送了一袋礼品,不管内置什么物品,郑必坚都应以正部级官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上缴纪委,以示清白。

    至于胡德平在8月27日座谈会抱怨《决议》30年后,民主总是弱势,集中总是强势。笔者要说的是,民主和集中都是相对而言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在处理英国街头动乱时有讲民主吗?有不集中吗?英国为保明年奥运安全,伦敦街头装传感器,确保奥运车辆一路绿灯,一样无视市民和出租车司机的不满。西方民主体制的示范作用在今年已经严重褪色,但中国体制内“改革者”们仍熟视无睹,郑必坚们就是典型。毛泽东于1957年《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批判党内右派写道:

    “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必须的对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心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得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毛主席的话听起来并没有过时之嫌。

    约束《新X报》此类是适宜的,有益于减少跨区选择性报道。明明英国骚乱就是社会贫富不均不公不义,《新X报》却斥为暴民打砸抢;明明美国债务危机本质上是民主危机,《新X报》却美言为金融机构监管失误。不过,相关者似乎有顾此失彼之嫌,8月30日,社科院近代史所主持编撰的《中华民国史》在北京首发,所主任居然声言,四大家族的蒋陈家族没有贪污腐败问题!按金以林主任的讲法,只是宋家、孔家有贪污腐败,那么宋美龄是谁的老婆?孔祥熙的老婆是否宋美龄姐姐宋霭龄?孔祥熙的女儿 孔二 小姐在美国一直和谁呆在一起?想必有初中历史知识的人全知道。党管的社科院的那些人到现在还沉迷“蒋委员长”以及“军统也做过好事”的光环中,实在给人一种时空错乱的怪异感觉。天理昭彰,不容贬毛褒蒋的歪理忽悠年青一代!

    换届当前,各方聚焦在政策走向,互有攻防。在左右争鸣、相持不下的政治氛围下,左、右哪一边都恐怕不乐观。有些学者向左靠拢,有些人则参加8.27座谈会,如张爱萍将军的儿子张胜以及原《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等。张木生日前出书,由刘少奇儿子上将作序,还做长文,赞同张的理论:“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这让人们想起了文革中批判刘少奇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张木生和纪登奎儿子纪坡民以及王小强等原定搞一个读书会受阻,张木生与高粱(顾准之子)和王小强三人原以个人名义主持小范围“内部读书会”,由张木生和纪坡民主讲,但最终自行取消。中间偏左的张木生是否怒而投向右翼?

    当前右翼们拿《决议》或其它什么周年纪念日作文章,均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所有言论绕来绕去,殊途同归,都会绕到毛泽东这三个字来。香港反动月刊《XX》9月份最新一期除刊登八九余孽陈一谘、严家祺、孔捷生三篇文章,还刊出署名“曾荃德”的文章,指责北大教授XXX是孔子后嗣崇拜毛泽东金日成。在此再披露一段《邓小平文选》未选进的一次谈话,证明邓也知道日后有人会就毛的评价翻案。1980年6月,对文革和毛愤恨不已的陆定一,向中央投书,建议“要作历史问题的决议,需要把这些年来的路线斗争编一本书”。“不然,有些人将来要翻案的”。针对陆的说法,邓小平单独找胡耀邦和另一人讲了以下的话(注:《邓选》未列入):

    “所谓有些人将来要翻案,无非是翻主席的案,只要我们把主席的功讲够了,讲得合乎实际,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于他的错误,太明显了,对主席来说,缺点、错误毕竟是第二位。有这句话就行。主席的功好讲,比如在党的建设上,主席就有很多的创造,从延安时期到进城以后,一直发生作用,是很见效的。延安整风时期,全党的气氛好得很,问题解决了,大家放下了包袱,保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有人插话:这一稿中对主席的错误也写得比较厉害了。)那不要紧,文字上、措辞上还可以磨嘛。比如我说主席后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不幸。用这样的语言就比较柔和。错误不只是主席一个人有,我们这些人也有错误。”

    但民众必然感到纳闷的是,庙堂推崇邓理论的某些人,怎么就不出来表个态,而任由批毛者翻云覆雨?实际上,在面对胡德平为首自由派咄咄逼人之时,崇尚毛泽东者与崇尚邓小平者在此议题是否可搞统一战线?因为自由派重新矗立胡耀邦塑像之日,就是推倒毛泽东,再推倒邓小平塑像之时!

    《美国之音》从70年代至今,其记者除在1989年短暂时间被请出中国外,一直在扮演对华公共外交角色,对华“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工具。美国国会上世纪末拨款设立“自由亚洲之声”,采取更强硬反华腔调。今年在国会削减行政部门预算要求下,美国国务院在内部调整经费,将《美国之音》列为中止对象、拟只保留网站功能,将于今年10月新财政年度起实施。右翼媒体月前还将此事列为华盛顿对北京“示好”之举,纯属胡扯。然而,美国国会反华反共势力对中止美国之音作法不满,他们游说国会。包括那些曾在或正在《美国之音》内混饭吃的中国大陆民运人士更加不遗余力。结果,最近《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得以死鱼翻生,国会将“中止”改为“冻结”,即《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得以保留,但不再能增扩人手、节目、现行经费额度。国务院也接受此一新方案。只是一些骨干适龄退休后,《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就难以为继了。《美国之音》目前在北京仍有30名员工。美国之音记者张某八月底串到陕西省文安驿镇梁家河村采访村民,了解XXX1969年曾下乡插队情况。现任村支书让记者进自家窑洞拍摄墙上照片,但明确表示不便接受采访。最新消息是,在华盛顿现任主任杜安厦将在10月份退休,由“民运人士”龚小夏接任。龚小夏此人,笔者在8月19日有关南X窗文章提及过,笔者写道:

    “实际上,《南X窗》的“胆大”不只是赵灵敏那篇。在最新一期(8月10日至8月23日)443期中,还斗胆登出老牌“民运”人士龚小夏的长文《美国债务上限的拉锯战》。笔者曾在以前文章批评《南方周末》等过去给龚小夏开专栏。龚小夏是从广州跑去美国的八九余孽,2008年小布什参观北京奥运前,专门在白宫草坪与疆独热比娅、魏京生等五人合影安抚美国国内反华势力,那五人中就有龚小夏!现在《南方周末》停止给龚小夏提供版面了,可《南X窗》却捡别人的垃圾,继续配合境外“五毒”,是可忍,孰不可忍?”
   
    笔者那篇文章可能在某些其它段落让人感到“不恰当”,但在揭露龚小夏一事上何罪之有?如果揭露那样一个可以在南周、南X窗以及大洋彼岸《美国之音》中美两地通吃的混混都不行,那真是“特色”社会主义的悲哀。官刊与敌对喉舌同时青睐一人的程度,令人乍舌不已。本来,热比娅、魏京生此类人早已被卷入愤怒的民意漩涡之中,龚小夏又岂能成为例外?

    美国媒体在美国政坛影响力很大,况且一般美国平民百姓的国际观大都以美国报章、电视等消息及评论为准。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回忆录8月30日正式公开发行。之前,美国媒体已对此前副总统炮火全开,《纽约时报》首席书评家和另一专栏作家痛斥此书满纸荒唐,只原谅自己,责怪别人,连自己同事鲍威尔国务卿和国安顾问 赖斯 女士都不能幸免。切尼还借书指责北京领导人和外长,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傲态。美国政客习惯在下台后赶写回忆录,目的是捞钞票,但真正的意图则是扭曲历史,漂白面孔,吹捧自己,以迷惑后世。

    中国也有此类人,胡德平关于胡耀邦的回忆录就是属于这一类。切尼尚且承认自己版权费有多少万,胡德平身为正部级干部,出了书赚了多少钱,应及早向公众交代为宜。美国媒体对前副总统“对别人放冷箭,选择性地叙事,价值不高,可读性低”大加鞭挞,但中国只有左派和中间偏左网站对胡德平进行理性地批判,官媒,尤其是南方官媒,则对胡德平新书一片叫好。中国驻美代表做美国媒体的公关是必要的。《纽约时报》人士透露说,该报负责人将率团访华,并定于9月27日下午受到胡主席接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62周年前夕,中国领导人会不会对时政发表重要谈话,拭目以待。
 

 

 


发件人:"wujian" <wujian2004_3@hotmail.com>  2011-09-05 01:09:13 +0800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经济增长须辅以政治改革

经济增长须辅以政治改革

华裔经济学者 黄亚生

    按:当改革红利消失殆尽,通胀压力下原有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日益进入逼仄的空间,就亟须启动新的实质性的改革。然而,如果我们一直有意无意地沉浸在"中国模式"独一无二的迷信中,显然就会使改革裹足不前,制度性推进停留在口号阶段。华裔经济学者黄亚生多年来对"中国模式"的批判与质疑,其意义在于打破这种迷信,并试图从中国改革的历史脉络中,找寻进一步将改革深入的现实途径。

黄金80年代

    中国经营报: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怎样的契机让你成为"中国模式"的一个批判者?

    黄亚生:前些年出现了很多"中国模式"的鼓吹者,这种论调其实最早出现在国外。最著名的是在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因为作者本人并不是学术界的,所以他的这一提法开始在学术界没有引起特殊的反应。虽然学术界没有用" 北京共识"这个表达方式,但很多国内外学者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途径的确跟别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也感觉中国的经济模式似乎和其他国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中国经营报:也就是说,你最初是认可"中国模式"的?

    黄亚生:不能说认可,只能说那个时候,我没有先入为主地去反对。从表面上看来,中国很多现实确实跟别的国家不一样。2008年,我出版了一本英文的书(《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为了写这本书,我做了非常仔细的资料整理工作,上世纪80年代的文件数据、关键概念定义、几千页的银行文件等等,我仔仔细细花了3年时间看了下来,之后完全推翻了自己以前或者很多学者的固有看法:即中国的成功不是因为私有制,不是因为金融改革,不是因为产权的安全性的增加。我认为,这些看法没有实证支持。

    我们仔细回想一下,中国最成功、最具活力的浙江温州企业集群的兴起,实行的就是私有制。多年来因为意识形态的限制,讨论温州模式时总是扭扭捏捏,什么温州文化呀,地理位置呀,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温州成功就是因为它率先实行了私有制。另外,以往国外很多学者认为 中国从来没有进行真正的金融改革,仅仅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加入WTO才开始金融改革。但我看了上世纪80年代大量材料后发现,当时在中国农村进行了具有非常深远意义的金融改革,比如金融资源的分配倾向于私有企业,金融机构的管理民主化,农村信用社由社员自己选出,允许非国有的机构提供贷款,甚至办理储蓄业务,这样的改革当时在农村非常普遍,这是我以前根本不知道的。

    中国经营报:农村大金融改革,现在再来总结,当年的成功在什么地方?

    黄亚生:现在来看,当年的金融改革,不是偷着摸着、在地下进行的,完全是在领导人默许、或者更进一步公开的支持下推进的。当时人民银行的言论都是支持民间金融,而且有一个观点认为,民间为什么能放高利贷,因为我们的国家金融没有效率,一定要引入竞争,这是非常前卫的。但是现在主流的看法却变成了民间金融破坏了金融秩序。

    香港中文大学进行的当年农户的收支调查,其调查结果完全支持了政府文件给我们的印象。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很多农户要搞非农业的创业都会受到金融支持,当时的情况是,农户家庭有干部党员? 蛎挥懈刹康吃保诮邮苊窦浣鹑谏厦挥星穑搅松鲜兰?0年代就变成了有政治背景的家庭可以得到更多的金融资源,经济分配原则,变成了政治分配资源,非常让人遗憾的变化。

金融逆转

    中国经营报:为何农村领域这样的改革被我们自己遗忘了呢?也不为外人所知?

    黄亚生:因为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把这些改革都推翻逆转了。我和一位新加坡学者合作写了一篇统计类的文章,用统计数据来讲述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逆转"。

    现在我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飞速的发展,很难说不是因为当时意义重大的金融改革。而到了2008年,在西方金融危机背景下,很多国外学者和观察家开始讨论所谓中国增长模式问题,这样的讨论很快传到了国内,并被发扬光大,国内有些学者和官员开始认为,中国有自己的模式,中国的成功是因为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模式,以后更是要加强这个模式,即增强国家实力、国进民退等等。

    正是在历史研究和现实观照的基础上,我认为很有必要把中国自己 的故事讲清楚。

    因为你要纯讲理论的问题,很多人会站出来说"这不适合中国"。虽然我觉他们的说法没有道理,但用中国自己发生的事情、中国的实例来讲清楚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不存在的,这更有说服力。另外,因为我研究过印度和拉美,加上横向的比较研究,我更加坚定自己的观点,即中国成功的地方,别的国家也成功,中国失败的地方,别的国家也失败。

    中国经营报:中国近30年的快速发展没有任何独特之处?

    黄亚生:如果从静态看,是有独特性的,也可以说有中国模式,比如国家所有制、金融国家控股等等。但是研究经济发展不能看静态,所有的动态事实都说明,虽然现在仍然是金融企业国家控股,但已经不那么控制了,虽然国有企业还是那么强大,但已经不如以前那么铁板一块的强大了。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做了很多产权改革、金融改革、甚至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改革加强了农民和农民企业家对产权和政治稳定的信心,这些都是符合任何经济学论述的,所以我想不出任何一个特别独特的中国模式。

    相反,中国的改革发展经验提供了自由经济的最好例 证。因为,中国的改革路径不是中国领导人看书本设计的,而是放宽民间自主实践的结果。只要国家放开管制,自然就是市场经济。契约这些东西只要放开,人们就会自己去摸索,去形成,不是设计出来的。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看待改革进程中领导人的作用?

    黄亚生:政治上是否容许和鼓励市场经济按着它自己的规律运行,高层领导很关键。上世纪80年代的领导伟大的地方就是他们相信农民的智慧,给农民创业空间。我现在在看很多生物学方面的书,从生物学来看,市场经济是符合人性的,人是自私的,是受到自我利益驱动的,但自私并不意味着总是伤害他人,也要考虑互利,无私是建筑在有私的基础上。市场经济跟人类的生物进化吻合的,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巴西镜鉴

    中国经营报:你怎么总结和评价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改革的转向?

    黄亚生:后来的模式就是转向以土地财政、强迫征地、大规模城市规划、压制本国小型企业、倾向外资等等为特征。这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 模式。我在书中曾经讲到巴西的例子,中国现在做的跟上世纪70年代巴西做的很相似。当时的巴西也是年经济增长百分之十多,但后来不可持续,一下子垮下来,一蹶不振20年。巴西的实践已经证明,政治手段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但不可持续,且那样的模式带来的是不公正的经济增长,会带来贫富严重不均的后果。

    GDP的增加可以产生两个结果,一是此时此刻增加了生产规模,另外一个是为未来经济增长打下基础。中国和上世纪70年代巴西做的事情,就是增加了现在的生产规模,却很难说为未来打下了基础。

    中国经营报:巴西是如何走出原有的发展模式的?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

    黄亚生:巴西首先经过1988年的政治改革实现制度变革,然后用10年时间解决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问题,然后开始解决微观的产权、教育等问题。

    巴西是一直到2002年以后才逐渐走出原有发展模式,不再盲目追求GDP,用我们的话讲就是更加重视民生。举例来说,巴西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城市化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失地农民,这些农民涌进城市,在很多富人的庄园或者土地上建起很多房子,这 就是巴西贫民窟最初的源起。政府现在用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从富人手里买下贫民窟所在的土地,然后免费分给住在那里的穷人,确定他们对土地的产权。有了这个产权,穷人可以用来抵押去银行贷款,做小生意,路子就活起来。

    巴西这些年GDP增长不是很快,但老百姓收入却超过GDP增长,他们已经变为自下而上的经济发展方式。有些观念认为穷人阻碍经济发展,但巴西的经验表明,给穷人以教育、产权等权利,有了这些杠杆,穷人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

政改是首选

    中国经营报:那"中国模式"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

    黄亚生:说实话,我不知道答案。目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效应消失殆尽,最近这些年大规模的投资,"打造经济"的模式在通胀压力下也走到尽头了。

    中国现在大规模的生产,但生产力低下,只能使用越来越多的投资,迫使银根日益放松。另外,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大规模投资增长,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剥夺私有企业的产权,但这样必然导致私人资本信心丧失? GDP对老百姓福利增加很小,就会在政治上出现问题,造成社会不公。中国今后三五年这些问题都会接踵而来。2008年中国通货膨胀不是大问题,还有大量的金融财富,本该反思自己的增长模式,但这3年我们反而突出了自己的弱点,大规模投资短期解决了需求问题,但长期是形成更大的生产能力,还要回到依靠出口的老路上。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跟其一段时间以来的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相关关系,但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怎么理解这样的表述?

    黄亚生:这听起来有些矛盾。我说是统计方面的一个结论。统计方面的结论有说服力,但也有局限。从这个结论来说,它只能靠考察不同的政治制度设计、是否有选举等指标来得出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从国际经验上来看,有些集权国家经济发展得非常快,但另一些集权国家的经济却非常失败。例如在20世纪 70年代,韩国经济起飞了,但菲律宾却没有成功。反之,有些民主国家经济发展得很快,而另一些则发展得非常缓慢。从这种统计来看,所谓高度集中的政治 体制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这样的结论过于简单。

    但其实除了上述制度指标,还有很多更重要的指标,比如领导人的素质、领导人本身是否腐败等,这些是没法量化的。 而在中国,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方式催生了大规模的行业垄断,形成了大量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滋生官员的腐败,已经在阻碍良性的经济发展,损害老百姓的福利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最主要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

    政治体制改革比产权改革更重要。产权背后是合同权,只要是法制社会,即使你没有产权,但你有合同权,就会受到法律保护,不管你是国家的拥有权还是私人合同权,在法律上是应该平等的。比如,香港地区土地是公有的,但政府通过合同权将土地交给私人,要更改就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法律手续。所以,这不是公有和私有的问题,而是法制问题,法制问题最后就是政治问题。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9-09 08:57:20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茉莉:从挪威杀手看观念及后果

中国要警惕极右和极左的凶残性

----从挪威杀手看观念及后果

茉莉

    那是一个平凡而美妙的北欧夏日。我们在瑞典南部的森林里烧烤,采摘红色的浆果,然后在凉爽的清风中,乘车去朋友家吃晚餐。直到晚饭后打开电视,我才惊骇地看到,往日安宁的挪威街道硝烟弥漫,散落着弹片和血迹。绿宝石似的湖中小岛缀满彩色帐篷,几百个年轻人聚集一起欢度快乐时光。而后,那里变成一个尸体横陈、血流遍地的地狱。

害羞的青年成为恶魔凶手

    没有人能在一夜之间,偶然成为凶狠的连环杀手。在挪威大屠杀和爆炸案震惊世界之后,人们共同的问题是:32岁的杀手布列维克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会如此凶恶残暴?

    一位瑞典人说,布列维克的外表看起来,就像是“所有丈母娘的梦”。他给人的好感到了大家想要把女儿嫁给他的地步。几乎记者采访到的所有认识凶手的人,对此人的印象都不坏。

    布列维克母亲的女友们——几个穿着讲究的老太太告诉记者,这个英俊的男孩从童年起就聪明可爱。布列维克在奥斯陆商学院获得商业和企业管理硕士学位,他的老同学们形容他是“一个安静的家伙”。他从小爱打蓝球,也常去山上滑雪。一起出游的玩伴认为,他有点害羞和矜持,以致没有交往女朋友。在他以前工作过的公司,经理说他待人“非常随和友善”。

     循着开满鲜花的道路,可以走到布列维克租下的牧歌般的农场。他曾在那里用化肥制造炸弹,为这次袭击准备了两年,但邻居们毫不知情。在邻居们眼里,这个年轻人像一个规规矩矩的学生,“总是坐在那里读和写”。布列维克的菜单里有:?虾、小牛肉、开胃红酒和苹果馅饼。与一般穿着随随便便的北欧青年不同,他精心修饰打扮外表,并曾去整容,以使自己看起来更体面。

    心理学家也许要从童年的遭遇和父母失败的婚姻,去寻找布列维克犯下可怕罪行的原因。1979年,布列维克出生于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一个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曾是挪威的外交官,母亲是护士。父母离异后,父亲旅居法国,布列维克跟着母亲回到奥斯陆,然后母亲又再婚。尽管如此,由于北欧父母离异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个从小讨人喜欢的孩子并未遭受太大的挫折。他母亲的性格被描述为友好善良、乐于助人。因此,我们很难将这个男子的残暴行为,归咎到先天的因素和家庭教育上去。

极端的观念造成极端的恶果

    与一般的犯罪不同,布列维克属于“为信仰而战”一类的杀手。这是一类在各种“理想”的鼓舞下行凶的人。例如法国大革命中,那个掏出一把黑柄小刀杀死巴士底狱监狱长的厨子,他相信自己的爱国行为应该得到一枚勋章。又如中国土改时期,中共如宰杀牲畜一样杀死了几百万“地主分子”。那些执行杀人任务的农民坚信:他们是在完成毛泽东布置的“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的伟大任务。

    在发动袭击的前几天,布列维克在博客上引用英国哲学家的话说:“十万名只相信利益的人抵不上一名有信仰的人。”他本人的信仰,体现在一份长达1500多页的《2083年:欧洲独立宣言》上。这份宣言充斥着极右思想和仇视伊斯兰的理论。布列维克认为,穆斯林必须被视作野兽。不要责怪野兽,应该责怪的是主张多元文化的叛徒,是他们让这些野兽进入我们的领地,并不断给其提供便利。

    由于担心挪威的“白人血统”会渐渐消亡,布列维克把自己视为从伊斯兰大潮中挽救欧洲的基督教正义战士,决心亲手惩罚本国那些向多元文化敞开了大门的叛徒——执政的挪威工党,以此给挪威和欧洲一个警觉的“信号”。他的枪口之所以没有对准穆斯林,是因为他担心挪威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为安抚受害者而放宽移民政策。为了造成最大程度的影响力,他用可怕的达姆弹瞄准了在于特岛上聚会的工党青年党员。

    如此疯狂、像恶魔一样以剥夺他人生存的权利,只是为了实现一种观念。布列维克所表达的极端右翼的文化保守政治观念,在欧洲有一定的根基和影响。欧洲新式右翼极端势力除了布雷维克曾加入的挪威进步党之外,还有丹麦人民党、瑞典民主党、正统芬兰人党、荷兰自由党、以及法国国民阵线。他们的思想核心是种族优越论、白人至上论,反对民族文化融合。

    这种经过周密思考之后的犯罪,是由观念驱动的。西方学者理查德?维沃在1948年出版了著作《观念产生后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今天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观念的确产生后果,观念甚至可以塑造历史——好的历史和坏的历史,例如,制造人间灾难的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当今“白人至上”的极端种族主义和专制主义观念,远远超出人们认可的政治范畴,侵犯了人类共有的道德标准。

    因此,在挪威血案发生之后,瑞典政治家警告公众说:“言词就是行动”,要警惕言词所表达的极端观念给社会带来仇恨,带来杀戮。

幻觉导致的激情和残忍

    不管极右翼思想是如何极端,从观念到实施恐怖主义行动,这中间还需要幻觉和激情作为催化剂。中国人对这种幻觉和激情并不陌生,文革时期毛泽东挥手指航向,在世界一片红彤彤的集体幻觉之下,年轻的红卫兵把残忍打死老师当作正确的革命行动。

    布列维克和毛泽东有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布列维克仇恨马克思主义。布列维克等欧洲新式右翼极端势力也和希特勒不一样,他们并不反对犹太人。但是,布列维克的杀人和毛泽东、希特勒发动的杀人运动有相似之处:由狂热的观念宣传导致残忍的偏执,杀人者还自以为是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是在履行其神圣责任。

    这是一种处于疯狂边缘的精神状态。对自己纯正的欧洲血统而“自豪”的布列维克,产生了一个愚顽的幻觉:他正处于一种与敌人决战的战争状态,为了保卫挪威,他可以打死那些无辜的同胞。他声称:“在有些情况下残酷是必要的,一旦决定攻击,杀掉太多人,总比杀得不够来得好。” 对此,我们除了对流行的言词及思潮保持高度警觉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血案使欧洲极右势力严重受挫

    在经历晴天霹雳式的惨重打击之后,挪威人举起红色的玫瑰,汇成鲜花的海洋,悼念那些遇难的同胞。五百万悲伤的挪威人心心相连,手牵手表达他们的愿望:以爱和团结对抗暴力和仇恨。整个国家结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挪威人的一个最响亮的回答是:“我们决不让罪恶的目的得逞!”国王、首相、政治家和各界人士,都在发言中表达了类似的信念:挪威将以实现更多民主和开放的精神,回答奥斯陆和于特岛的暴力袭击事件。挪威是一个骄傲的民族,绝不会被吓倒,我们永不放弃自己的价值。挪威将继续是一个人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社会,自由应该比恐惧更为强大。

    令凶手布列维克想不到的是,他的罪恶行动摧毁了他自己的目的。本来,极右思潮在欧洲近年来有发展的趋势,但这次血案使欧洲的极右翼势力遭受很大的压力和挫折。各国极右翼组织和政党纷纷发表声明,谴责挪威恐怖袭击事件,和这个“疯子”划清界限。挪威极右党女党魁还有悔过的表示,即承认自己过去反移民的言词表达有不妥。极右翼组织“挪威人保卫联盟”宣称开除布列维克,并对这一惨案表示“很悲哀”。

    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经历了这个令人悲痛的事件,欧洲将会更宽容,更多元,更为人性化。我们还有义务去进行深入的反思:那些蔑视人权的荒谬而极端的观念,是如何趁人不备而传播,对我们造成生死存亡的威胁。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9-05 20:21:53 +0800 收件人: <zhongyingpang@gmail.com>, <zdjun@263.net>, "Pang Z. Y." <zhongying@yahoo.com> 抄送:标题: 美国有人在思考、设计与中国的战争:Is worrying about war with China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美国有人在思考和设计与中国的战争

Over the Horizon

Is worrying about war with China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BY JAMES TRAUB

SEPTEMBER 2, 2011

Is it possible that, a decade after 9/11, America has become too preoccupied with the threat from "nonstate actors" and too complacent about the more classic dangers posed by powerful and self-aggrandizing states? Or, put more succinctly, how afraid of China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be?

We know, of course, that China owns $1.5 trillion worth of U.S. Treasury bills and thus has the U.S. economy by the short hairs; that China refuses to significantly revalue the renminbi and thus retains its colossal imbalance in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China has begun to buy American real estate and other assets (including, perhaps, the Los Angeles Dodgers). But should Americans regard China as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and not merely an economic one?

The authors of "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 a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Project 2049 Institute, a conservative think tank that focuses on East Asia, insist that we must. (The lead author is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scholar Dan Blumenthal of Foreign Policy's Shadow Government blog.) The report concludes that "China's military ambitions threaten America's Asian allies, raise questions about the credibility of U.S. alliance pledges, and imperil the U.S. military strategy that underpins its global primacy."

This is startling news to those of us who think of China as a "status quo" power, a view that until recently was widely shared in the academic and policy community. In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published in 2006, David Shambaugh, a leading China scholar, concludes that "China is increasingly seen as a good neighbor, constructive partner, and careful listener." Shambaugh and others wrote then that China had emerged from a long era of suspicion and insularity and had begun to join regional organizations, send peacekeepers to U.N. missions, and improve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neighborhood. Yes, China's military was rapidly modernizing in ways that gave the Taiwanese a fright, but such signs of belligerence had been offset, Shambaugh concluded, by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But five years is a long time for a country growing, and changing, as rapidly as China. "Asian Alliances" argues, in effect, that China has now fully emerged from its defensive crouch.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developed a new generation of ballistic and cruise missiles, attack submarines, tactical and stealth aircraft, radar, and space-based intelligence, as well as an anti-satellite missile, which together give it the capacity to establish "contested zones" in air, sea, and space, and thus push the United States further and further out from regions of the Pacific that it has long patrolled and protected. And China's behavior in the neighborhood has turned markedly bellicose, aggressively pursuing its claim to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sending its blue-water navy on long-range exercises off the Japanese coast. It's for this reason that Robert D. Kaplan wrote in the current issue of FP that the future of conflict lies not in the sands of the Middle East but the open water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t seems odd that a country so famously patient and slow-gestating would have so radically, and so quickly, changed its posture to the world. Maybe that careful listening was an elaborate show, or a transitional phase. Elizabeth Economy, a China scholar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rgues that China's peaceful rise was never more than a "rhetorical formulation"; only now, however, has China's military capacity and its rhetoric caught up with its long-held aspirations to expand its sphere of dominance in East Asia.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administration has not accepted that view, but has nevertheless warned China to play by the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2009 speech in which he coined the phrase "strategic reassurance," then-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Steinberg noted that China's "enhanced capabilities" and "overbroad assertion of its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d caused Washington and its allies to "question China's intentions."

There's little debate over those capabilities, which are clearly superior to what they were only a few years ago, and improving fast. But China's intentions are harder to read. David Finkelstein, director of China Studies at the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in Alexandria, Va., says that he shares the "great uneasiness about how China will use its incipient but growing maritime power" throughout the region, but also notes tha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concluded that "time is on their side on Taiwan" and thus have been "relatively more relaxed" than in the past.

The obvious Cold War analogy is to the policy of containment: George Kennan believed that the Soviet Union hoped to dance on America's grave but he was prepared to wait for history to inevitably unspool itself; the Soviets could thus be deterred by a patient and persistent policy of containment. Finkelstein argues that a combination of forceful American diplomacy, which he credit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ith undertaking, and the current level of American military presence -- the Pacific fleet and 60,000 active-duty troops in the region -- has already contained China's ambitions, and will probably continue to do so. Kaplan, too, for all his projections of growing Chinese naval and air power, argues for maintain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military deployment. In short, it's the intentions that matter.

The authors of "Asian Alliances," by contrast, tend to infer China's intentions from its capacities. In an ominous scenario that carries a strong whiff of Herman Kahn, or perhaps Dr. Strangelove, they describe China using missiles and bombers to launch a devastating attack o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ding with a missile strike against the mainland, which in turn leads to … Armageddon. The only way to preclude such a cataclysm, the authors argue, is to adopt much tougher counter-measures: rollback, in Cold War terms.

The "Asian Alliances" report warns that "Asia's future demands nothing less" than a new "shared strategic concept." The web of Cold War alliances should give way to a military partnership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South Korea, the Philippines, Indonesia, and others that would require a major increase in military spending and in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A]ny would-be aggressor" would be made to understand "that targeting one ally means invoking the ire of the rest."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these states would agree to join such an explicitly anti-Chinese coalition. There's also the danger that China would react by concluding that time was no longer on its side, thus turning the coalition into a devastatingly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The costs for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greater still. The "Asian Alliances" report accuses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ting "strategic insolvency" and proposes investments in vast amounts of new weaponry. In a congressional briefing, Blumenthal specified the hardware: "a next-generation bomber; large numbers of attack submarines (SSNs); a sizeable fifth-generation tactical aircraft fleet" and on and on and on.

That sounds costly, no? Mitt Romney, who never loses an opportunity to talk up the threat from China, not to mention Russia, would peg defense spending at 4 percent of GDP -- $600 billion, or $70 billion more than the current total, which of course would necessitate equivalent cuts elsewhere to make up the difference. Or perhaps voters should accept that national insolvency is a price worth paying in order to address strategic insolvency. Or of course we could Lose China again. Or risk the Big One.

Americans are, understandably, much too obsessed with the economy right now to spare a thought for national security. But the debate is waiting in the wings. The threat of terrorist attack is very real, but diminishing. Al Qaeda is not the national nightmare it once was. Are Americans going to replace it with a new nightmare -- or rather, a recycled one from the depths of the Cold War? I certainly hope not. China's regional ambitions do need to be checked. But if America bankrupts itself in the process, we'll win the battle and lose the war.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9-05 13:01:02 +0800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韩媒大爆惊天内幕:击沉"天安"号凶手是以色列潜艇(图)

韩媒惊爆内幕:击沉“天安”号凶手是以色列潜艇

中新网

2011-09-05

     2010年3月26日晚8时22分许,韩国“天安”号警戒舰在正常巡逻至白翎岛以南水域(这里有朝韩经常发生冲突的“北方限界线”)时遭袭击沉没。根据两个月后韩国联合调查团发布的最终结果,认定攻击源来自秘密渗透到韩国水域的朝鲜鲑鱼级潜艇,韩国因此中断与朝鲜的一切交流。

    韩国海军反潜警戒舰“天安”号沉没事件过去一年后,韩国《统一新闻》最新爆料称,这起悲剧的“主犯”其实是美国,而造成“天安”号爆炸沉没的正是被美军秘密邀请来参加美韩演习的以色列潜艇。

    图为“天安”号舰首残骸被打捞出水。韩方称被吊出水面的“天安舰”舰首呈现遭受强力冲击的痕迹(韩联社)

    神秘鱼雷 来自何方的神圣

    韩国联合调查团发布的这份调查结论存在诸多疑点,韩国国防部又一直遮遮掩掩,对民众的质疑不予解释。韩国民主党议员朴英善指出,根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的作战序列,属于韩国海军第二舰队的“天安”号平时是不准进入白翎岛以南水域的,因为那里平均水深为6.4米,不适合中型以上舰艇航行,它为什么偏要进入限制水域呢?而按照韩国国防部的说法,“天安”号在事发前与驻平泽的第二舰队司令部保持联系,且韩国海军战术数据系统(KNTDS)能实时掌控所有舰艇方位,换句话说,要么是“天安”号舰长玩忽职守,不按上级指令误入限制水域,要么是上级特地安排它到这片水域执行秘密任务。可是,韩国国防部拒绝做出进一步解释。

    事实上,“天安”号的用途正是依托雷达声呐探测并攻击朝鲜海军潜艇、人操鱼雷等水下目标,朝鲜潜艇若接近“天安”号,理论上早就该被发现了,况且当时“天安”号正呆在美韩“关键决心·秃鹫”联合军演的反潜演练水域,要说神经绷紧的韩国反潜舰没发现渗透来的朝鲜潜艇明显说不过去。但从韩国国防部公布的一系列分析数据来看,似乎证明“天安”号确遭潜艇鱼雷攻击,那么神秘的鱼雷到底来自何方呢?

    水下来客 不能公开的秘密

   作为《统一新闻》的资深军事分析师,韩国统一研究所所长韩浩锡经过细致调查,发表了自己的调查结论,或许能拨开人们心里的疑云。韩浩锡发现,在去年的“关键决心·秃鹫”演习中,美韩举行规模庞大的联合反潜训练,美国海军破例允许自己的“哥伦比亚”号核潜艇参加其中的“潜艇反潜”项目,为了给美国“稀客”寻找合适的对抗目标,韩国特意派遣“崔茂宣”号潜艇扮演朝军潜艇,但仅有一艘潜艇对抗不符合美军实战化演练要求,经过研究,美国私下邀请以色列派出一艘海豚级潜艇参演,但它参演的信息没有公开。至于“天安”号,也是确定参演的舰艇之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其贸然进入平时受限制的水域。

    2010年3月26日,以色列潜艇根据演练预案潜航至白翎岛以南海域,因不熟悉朝鲜半岛周边海域,当晚8时许,该潜艇撞到白翎岛以南莲蓬岩附近的暗礁,艇底出现大洞。以色列潜艇只得上浮,并向参演美军发出求救信号,没想到它在上浮过程中发生爆炸,并从韩军KNTDS系统显示屏上消失。恰在此时,“天安”号正在追踪假扮的“朝鲜潜艇”(此刻“天安”号舰员尚不清楚以色列潜艇的身份),舰员显然通过雷达发现假想目标已浮出水面,可能“出了什么事”,按照惯例, “天安”号要凑上去了解情况,并向第二舰队司令部紧急报告。紧接着,韩国第二舰队司令部也接到美军的救援申请,一方面联络仁川海警署出动救援,一方面下令 “天安”号中止演练回港,因为它自身没有施救能力。8时15分许,奉命施救的韩国海军第二舰队高速艇和仁川海警艇急速赶往事发海域。7分钟后,“天安”号突然发生爆炸。韩浩锡指出,如果“天安”号确定被鱼雷击沉的话,那应该是以色列潜艇在爆炸后散落的鱼雷所致,因为以军潜艇从来都是保持全副武装状态,随艇携带14枚待发鱼雷。

    韩国地质研究院也在3月26日晚监测到两次因巨大爆炸引发的地震波,第一次爆炸就发生在当晚8时许,第二次爆炸发生在20分钟后,这一结论完全证明在“天安”号沉没前确曾发生过一次爆炸。韩浩锡认为,从韩国国防部迟迟不敢公开的“天安”号与第二舰队司令部的通话记录和幸存者证言来看,应该就是为了掩盖发生于“天安”号沉没前的以色列潜艇失事事件。对美韩而言,以色列潜艇失事绝对是不能公开的事情。

    美军救援 醉翁之意不在酒

    更大的秘密还在后面。受韩国“天安”号警戒舰沉没的影响,美韩不得不提前结束“关键决心·秃鹫”演习,参演的美军“希洛”号巡洋舰、“威尔伯”号和“拉森”号驱逐舰、“萨沃”号救援舰和第1远程潜水救助机动团(MDSU-1)所属的16名潜水员都于3月27日赶到“天安”号沉没现场搜救,美方承诺“不惜代价”帮助韩国。尽管美方态度积极,但实际表现可以用无所作为来形容,像“天安”号的舰尾是一艘韩国渔船发现的,打捞舰体残骸和失踪人员的工作也都是韩国海难救助队(SSU)和水下爆破队(UDT)完成的,而美国潜水员屡屡以白翎岛海域“不符合美军救助作战指针”为由袖手旁观。

    但美军表面上的清闲只是掩人耳目。事实上,美国海军从珍珠港出动搜救舰队,4月1日晚又从日本佐世堡港派出“哈珀斯·费里”号船坞登陆舰,4月2日到达白翎岛,舰上搭载着第7舰队登陆部队司令里查德·兰多尔特少将和第5爆炸物处理机动部队(EOD?MU-5)所属第501连的6名技术专家。可是美军搜救重点根本不在“天安”号身上,韩国OBS电视台曾在3月31日报道“找到"天安"号上的4具尸体”,可是4月3日又报道称“发现"天安"号首位失踪者南基勋上士的尸体”,这一前后矛盾的报道难道是意外吗?OBS新闻频道本部长金硕镇向韩浩锡透露,OBS向现场派出了最得力的记者,所有消息是经过各条渠道确认后才发布的,“消息真实性不容置疑”。从种种迹象上看,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可以确定,只不过3月31日发现的4具尸体并非韩军失踪人员,而是来自以色列潜艇上的水兵,更重要的是,前面4具尸体均是由美军潜水员打捞出来的。

    4月6日,美军HH-60舰载直升机打捞出一个形状怪异的物体并转运到“萨沃”号救援舰上,正在现场的韩国KBS、MBC电视台记者都觉得这个物体酷似潜艇后半段,可是美军官员却搪塞说:“我们是临时举行搜救演习,这个东西是我们事先安排好的。

    《统一新闻》指出,美军捞起的正是以色列潜艇残骸,而且美国人在“哈珀斯·费里”号上安排6名爆炸物处理专家坐镇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他们主要工作是处理核生化等危险品,而“天安”号上只配备常规武器。韩浩锡强调,海豚级在以色列国防战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艇上平时除了配备鱼雷,还装载有配核弹头的巡航导弹,这才是美国人竭力搜救的原因所在。4月17 日,美军搜救力量不顾“天安”号打捞工作还未扫尾就草草离去,因为他们打捞以色列潜艇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就在当天,一架美军运输机将打捞出来的以色列潜艇艇员尸体由韩国乌山基地秘密转运到本土华盛顿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随后又运到美国海军医疗中心,在完成身份验证后,这些尸体被送到马里兰州的钱伯斯火葬场火化,这一秘密也就被永久地隐藏起来。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9-03 13:54:27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朱苏力:色戒官司 法律人自身的问题

法律人自身的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朱苏力

2011-9-3

  我想利用这个场合谈谈目前中国法律人的问题。有些话必须说开,否则一些政治谜思或职业迷思有可能遮蔽中国法律人的目光,掩盖中国法律职业界的问题,最重要是弄不好会错过时代和世界给中国和中国法治进一步发展和创造的重大机遇。但光是说真话还不够,真话仍然可能是谬误。[1]我只是同大家交流自己的看法。  

  最近有不少事情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关于法律人、法学教育、法律职业等。台湾有陈水扁,大陆有黄松有,近年来还有许多议论纷纷的事件和案件。我不想介绍背景了,而是直接切入,夹带着会说说这些案件和事件。  

  一段时间来,中国法学/法律界有一种说法,一种政治神话,似乎法律人特别正义。根据各种各样,什么法学是正义之学,法学关注公正而经济学只关心效率等等;言外之意是接受了法学教育或掌握了法律技能,法律人说话办事就更公道或更公正。这个逻辑过去多年来一直影响了中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中国法治中存在的问题也往往被归结为法学教育或法学研究不足,法律人才不足。  

  这个说法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它推动了社会对法学的关注,要求国家和全社会加大对法学教育的投资,鼓励司法人员在职学习和培训,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中青年人在司法体制中也获得了,相对于其他人而言,更快的晋升,推动了法律职业化的发展,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  

  但这个命题是不成立的。从经验上看,近代以前一直没有什么现代意义的“法学教育”。中国法学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世界上最早的波洛尼亚大学法学教育,其实与今天法学教育没多少相似之处,至少没产生过什么著名的法律家或法学家,今天也不算一流法律名校。而人类历史上那些公认的伟大裁判者/法官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法学教育,无论包公、海瑞,还是一不小心创造了司法审查的伟大的马歇尔;即使卡多佐,也和比尔·盖茨有一拼,是法学院的辍学生。事实上,尽管总体说来,美国联邦法官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清廉、最专业、也最明智的法律人,但出任美国联邦法院法官,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也不要求候选人学过法律(但近数十年来这已经成了惯例),自然也不要求法官通过什么统一律师或司法资格考试。事实上,美国从来就没有什么统一的律师资格考试。大家可以去看看美国《宪法》第三条,不要以讹传讹,想当然,搞另一种“莫须有”;或以为所谓西方国家都一样。事实上直到半个世纪前,美国律师中还有50%不曾大学本科毕业。[2]尽管有极少数杰出的美国法官曾是法学院优秀毕业生,但波斯纳指出,有许多明星学生当了法官后暗淡无光。[3]  

  在华人世界,情况也是如此。今天中国律师界最出色的律师或优秀法官,甚至一些法学家,不少都不是法律科班出身。至少, 2005年评选的“中国法官十杰”中,绝大部分不是科班出生。[4]科班出身的,也有做人出问题的。陈水扁当年是台大法学院那届学生中学习成绩最好的,司法考试成绩也最佳,并且是大学在读期间就通过司法考试的极少数学生之一。黄松有则是号称“黄埔一期”的西政78级学生,法学博士,“学者型法官”,是不少著名法学校院的博士生导师,不久前他的论文还获得了第二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的三等奖。  

  说这些,不是说他们个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与法律科班有什么关系;我其实认为没关系。不错,近年来法律科班出身的法官或其他官员出问题的多了;其实,这只因为三十年来,法官和官员中法律科班出身的总量和比例都多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再过20年,可能几乎所有出事的法官都是科班出身,因为那时很可能所有法官都基本是科班出身了。尽管如此,这还是表明,法学教育或法律知识多少与法官清廉和智慧与否没什么内在的因果联系。一个持续了10多年的法律神话该结束了。  

  良好的司法或法律从业当然需要法学知识和技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良好的法学教育很难保证良好的司法能力,也可以说很难保证实体或程序法律上的司法公正。但法律知识和司法能力与司法公正不等同。知识和技能也许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知识本身不能保证知识的正当使用。高明的化学家可以用他的知识和技能来制造毒品,故意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针对无辜者;同样,法学知识和技能完全可能用来谋求个人或群体的不正当利益,侵害、损害甚至侵吞他人的甚至整个社会的正当利益。娴熟的法律知识、技巧和语言更可能有效欺骗民众——想想在查出有大量海外人头帐户和钱款后,陈水扁在电视上的信誓旦旦:“本人在国外没有一分钱”。他说的很可能是真话,法律人的真话——因为都在他家人的名下。  

  因此,尽管当代中国法律界总体,在知识和技能上,还远不能满足中国的社会需求,需要大大发展(想想如今中国到海外投资或并购外国企业的案子,有几家中国企业是找中国律所做的?如果不是服务贸易上的保护政策,目前中国法律界最挣钱的那些活我相信基本上都会让外国律所拿走);但至少目前,我感到,中国法律界,包括司法界、律师界和法学界,最大问题其实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目前中国社会对法律人、特别是对出庭律师的总体印象,用 宋丹丹 女士的表述方式,“怎么是不好呢?那是相当不好”。我听到一些显然夸张或调侃的话来说,那就是[出庭]“律师的主要作用就是确保司法腐败”或“保证有效行贿”。这话打击面太大了,一竿子聊到了一船人。中国律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不容抹杀,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但这个贡献不容易看见,众人有目也难共睹,因为普通人常常不大关注那些日常经济交往的法律文件,也无法有效关心立法或法规清理甚至法律解释带来的社会和制度变化。普通人看到的往往就是出庭的民商事或刑事律师,而且都是便于媒体渲染炒作的案件或事件;而且社会心理也总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但问题是,如果公众对律师有这样的错误印象,律师界就必须认真对待,而且是一个真问题,一个大问题。  

  我知道,确有些刑辩律师的主要攻防策略就是先串供,后翻供;许多民商事律师的专长就是拉关系,搞点“三陪”之类的,甚至更下作的事。乃至于,都知道,如今有越来越多洁身自好的律师只要可能,就不出庭,专注于非诉业务。也有不少法学院毕业生进入法律界感到很失望,觉得法学院骗了自己。你可以说问题说出在法官身上,但至少有些律师脱不了干系;别总是装的很纯很无辜的样子。  

  律师业对此必须高度警惕,认真对待。少数律师的不法甚至犯罪行为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这也是在砸大家的饭碗,毁整个法律界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无形资产,糟蹋中国法治的前程。不能看轻哪怕是少数人的这类问题。一个“三鹿奶粉”就把整个中国的乳产品业打趴下了。这类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法律界。  

  别以为我会说加强律师的职业道德教育。那没用。搞,也基本是无的放矢。因为这里涉及的不是知识问题,而是践行问题。[5]关键在于个人的伦理选择,你我是否愿意按照自己的良知行动,放弃某些可能就在眼前的巨大不法或非法收益。我知道有些出庭律师的苦衷,没几个人愿意那么下作,都是职业竞争所迫,包括不正当竞争,还有些贪婪的法官或行政官员会以各种方式索贿,吃完饭打电话叫律师来买单,买个手机拿着发票给律师等等。许多律师是被迫。  

  但另一方面看,这些辩解不足以令人信服,宽容。法学院教师出版、发表和晋升也竞争激烈,但因此就能默许抄袭了吗?法学院学生学习就业也竞争激烈,但因此就应宽容考试作弊吗?中国要搞好法治,事实上就是要从目前这个不太好的从业环境中杀开一条血路。不要总是指望前人或别人建起一种大致公正的秩序,让你来从容、顺当的从业。这个创建责任就在这一代或两代法律人身上,是逃不掉的。政府要为此做事,但每个法律人,甚至每个普通人也都要为此做些事。  

  要真正强化执业法律人的职业道德,一定要靠职业制裁,让那些行为不守规矩的法律人的成本上升,从停业数年到吊销执照。就得砸他的饭碗,才可能迫使他们遵守职业道德。苦口婆心,效果从来都有限;而且那也不算不上制度。这方面,各地律协做了不少工作。但远远不够。我就听到,也看到,一看到有同行因不轨行为受惩戒,甚或因违法被抓,不少律师和法学人先不关心事实如何,也不关心是非,首先就是“捞人”,声援,不时还会往政治上靠。是有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政府和司法机关违反程序了,但这并不使违法律师的行为自身就正当了。这种对同行显然的姑息迁就后果会非常糟糕。  

  比方说黄松有,我就看到有法学院学生的帖子,觉得这不利于法律职业或法治了;有人甚至说,有这种事,别声张,悄悄处理了就行了,理由是会损害了中国司法和法治,怕法律人今后抬不起头来。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为什么其他政府官员腐败,他们觉得不公开就有损法治;但高级别法律人出了问题,公开了就有损法治呢?这两种观点不可能都对。其实,真正损害了中国司法和法治权威的一定是腐败,而不是揭露腐败。法律人会因此抬不起头吗?我就没觉得。如果谁有这种感觉,我只能说,那是因为他的认同,硬要把自己同另一个犯了罪的法律人栓在一起。这不是现代社会的思维,与法律职业的个人主义伦理更是南辕北辙。他人的任何光荣或耻辱都不自动构成你的光荣或耻辱,除非你把他想象为自己的一部分。没有这种坚定的个体主义伦理,就只会是“同而不和”,而不是“和而不同”。  

  这种狭隘的职业共同体感非常有害。这其实是农业社会的村庄或家族意识的另一种表现。不要以为换了个牌子,如今这里叫“职业共同体”了,不叫村子、家族或圈子了,这种感觉的性质就变了。  

  在这种或这类情感中,我还看到某些法律人,不知不觉地,在一定程度上,把法学院毕业、有时甚至是某法学院毕业,或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当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因此才觉得“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种反向的“连坐制”,放弃了法律人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这个职业的忠诚,即所谓对“天职”的忠诚,只剩下对同行或有业务交往的人的忠诚。这是一种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情。如果中国的法律人群体不注意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扩展自己的政治、社会和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只是沿着农民的乡土意识认同法律职业人士,就一定会变成一个狭隘的职业利益集团,中国的法治就没有指望。法律人首先要有的是社会责任感,而不是所谓的职业共同体感。  

  与这种社会责任感相联系的是,不能仅仅强调和关注所谓的法律知识和技能,而不关心其他知识甚至常识。只看法条、法律语词、法律教义,一定会导致视野的狭窄。近年来在一些案件中,我感到有些律师有这种倾向。他们过于强调所谓的法律或法学知识,完全不注意,有时甚至刻意违背一些基本常识;大义凌然说出的话,私下里恐怕他自己也不信。人不是天使,不时会说些过头话,难免;有时为了职业,说话过了点,也能理解。但问题是,如果法律人作为整体只是想用法律语词含义或逻辑来抗拒其他必要的学科知识或生活常识,完全不管作为我们生活背景的无言知识,我觉得会非常危险。最终结果会是违背“天理”或“自然法”,法律实践的结果会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经验、道德共识、主流价值完全脱节。即使一时在司法上获胜了,看似强化了法律人的话语力量,但久而久之,会失去民心。  

  我说些小事。有位律师打官司,要求放映电影《色·戒》的完整版,说是中国的剪辑版《色·戒》侵害了电影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6]这个诉求背后有政治考量,反对电影审查制度,想推动电影的分级制度。我认为有道理,也很有追求。但道理不是单方面的。什么是“完整版”?谁能定义清楚?[7]难道李安在各个国家放映的电影都不做剪辑?不加剪辑的还能叫电影?所有的电影艺术家,在电影放映问题上,都必定要同放映该电影的具体社会做出某种妥协?因为艺术家的标准与社会的标准永远不同,否则他就不是艺术家。但社会并不因此就应当采取艺术家的标准,或全球统一的标准。都说怀素的字好,我也认为,但普遍采取怀素的字作为标准,又有几个人看得懂?如果说李安同意中国公映的电影不完整?这岂不是说李安没有立场,没有艺术独立性?最后还有,电影《集结号》同样有剪辑,怎么这位律师就没感到不完整?没感到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受到了侵害?不起诉?这种诉求,说穿了,就是自己想或想是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性爱或裸体场面;当然,在一个层面上,也可以说为了促进中国更为开放。  

  其实,这种追求也不是错的;我不装圣人,笼统地反对这一诉求。问题是,鉴于中国公映的电影并不仅仅在影院放,还会在农村、城郊和其他类型的社区放,有时还可能露天放映;有单位集体购票观看,一家人周末也常常一起去观看;这是中国目前电影消费的基本方式。在目前的条件下,如果放映那种的完整版在中国会有什么后果?当然可以采取分级制度,院线放映。但中国这么大,分级的结果就一定只能仅限于大中城市影院放映。这第一会弱化中国现有的家庭联系——父亲怎么带着女儿或母亲带着儿子一起观看这类电影?第二,这会不会强化我们一直试图弱化乃至消除的城乡差别,特别是文化差别?这种文化差别拉大了会不会导致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的加大?这种文化冲突加大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极端保守力量复辟,这种教训在世界上并不遥远。这些问题当然不是法律人唯一的甚或首要的考量,但严肃、负责任的法律人必须有所考虑。  

  《色·戒》是艺术片。但艺术片仍可能有色情的,或者单独看,可能属于淫秽的镜头。事实上,淫秽作品也不是全没有艺术性;若淫秽作品也有高下之分,那就意味着有些其中一定有艺术成分;甚至不无可能,有的随着时光流逝,最终会被承认是重要的艺术品。[8]哪么如何判断?判断标准是地方的,取决于场合、时间和观众;而不可能是普世的。如果我此刻穿着游泳裤衩站在这里讲话,或是哪位女士穿着比基尼,每个人都会觉得不合适,非常尴尬;但如果在游泳馆或海滩,在中国当代,就没什么;尽管在某些国家还是不行。但裸泳,尽管在一些西方国家可以,在当代中国,对于绝大多数人都还不能认可。  

  这其实是我们个人的经验常识,也是美国司法实践采用的判断标准。[9]记得美国大法官说的“什么是淫秽,我看了就知道”[10]这句话吗?不要笑话这种说法,其中隐含的关于色情、淫秽无法标准化、普世化的道理。[11]当然,我借这个例子想说的不是《色·戒》;而是想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处理法律问题必须要在这个背景下来考虑;需要有关中国的常识。不要看轻常识,它构成了中国法律人实践的一些实在的制约。  

  在这些问题上,年轻的中国法律人当然有责任推进中国的变革,但切莫因此与中国社会以及普通民众太脱节了,或想方设法把我们自认为的所谓先进观念、价值强加于他们。许多悲剧都是因自认为的真理而发生的。对相关的法律和法学问题要想得深些,不要以为只要诉诸了一些抽象的、没有血肉、缺乏常识的概念和原则,一些看起来普遍适用的普遍原则,再加上一些自以为得计的所谓律师技巧(其实是小聪明),就可以改造社会了。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路,而近代以来中国人吃教条主义的苦太多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要破的首先就是教条主义。  

  还有一点,就《色·戒》而不是就《集结号》诉讼,耍这种律师的技巧,这种小聪明,看似很得意,但说实话,其效果很糟。因为更多的普通人从中看到的不是律师的智慧,而是律师的不诚实,今后就更难或更不信任律师了。因此,就算战术上成功了,这也是战略上的失策——法律人的社会地位和声誉会因此更低。  

   这种不考虑社会后果,不考虑职业后果,的教条主义在法律人特别是法律学子中似乎还不少。例如关于春节期间火车票浮动定价问题的几次诉讼。[12]若是按照市场经济的供求关系规律,价格浮动是正确的改革方向。有了自主的浮动定价,才能有效传递市场的或消费者的信息,缓解供求关系,还会激励各种投资,不仅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同时也会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逐步培养起行业和企业自治。固定价格,特别是由政府统一定价,最终结果一定导致市场信息扭曲错乱,长期来看,一定不利于消费者;它固定了、也加大了政府定价的权力,不利于铁路行业的自主经营。更重要的是,由于供求关系紧张,因此一定会出现大量的黄牛倒票,甚至出现腐败。许多消费者实际购买的票,因此还是高价的,并且大大高于浮动价格。而许多消费者,特别是转车者(农民工),为买到一张票在寒风中排长队,甚至滞留数日,才能买到一张所谓的“低价票”;为什么不想一想,在今天的市场条件下,时间也是金钱。这种看似有利于消费者的追求,其实不利于消费者,不利于中国的改革,不利于打破行业垄断,不利于竞争,相反在强化垄断。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后果,不理解社会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不理解市场经济,不懂得法学以外但仍然与法律有关的知识,主观上的公益诉讼完全可能变成客观上的公害诉讼。  

  我不认为我的观点都对。许多问题都可以讨论。我想指出的只是,中国律师业、法律人的一个普遍的弱点是对法条和某些“好词”太专注,太迷信,缺乏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知识,缺乏常识,因此没法关心后果,也没法超越个人偏好关心整体中国的问题。这个欠缺主要源自中国的法学教育。有许多法律人进入实务后,特别是进入一些较大律所后,法律的职业文化开始弥补这一缺陷,但在当今中国法律界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意识形态仍然排斥其他知识,仍然是强调自给自足的法条主义。但这样怎么可能依法治国,怎么可能依法办事。注意,我的重音落在治国和办事上。  

  有些法律人还老爱举外国政治家说事,外国元首、总理、国会议员中有多少多少学法律的,言外之意是,他学了法律,就应当如此。有政治追求是好事。但并不是上了法学院,学了法律,有从政的愿望,就以为自己应当或可能成为政治家了。不要以为都是法学院,学的都名为法学,学到的知识就一样了,获得的能力就一样了。说实话,差的太远了。霍姆斯是大法官,黄松有也是;但差距还是有的,而且不是一星半点。坦白地说,至少20年里,我还看不出中国有可能出现像波斯纳这样的法律人。这不是自卑,是人得面对事实。  

  这怎么是事实?你说的不是未来20年吗?有人会质疑。那就让我把这个“事实”说给你听。老波转年就70周岁了,已经撰写了50多本著作。只算数量,这也不算多,中国学者中可能有人也过了或接近这个数了。但关键有两点,第一,每本书是都是他自己写的,只有几本是同其他单个学者合作的;第二,这些著作中,除了修订版外,所有主题都不完全相同:跨越了古今“美”外,从初民社会到同性恋,从文学到经济学,从老龄化到艾滋病,从原子能加速器到反恐,从反垄断到美国情报系统改革,每本书都是该学科最前沿的研究之一。这还不说老波全职当法官以及其他公务。中国现在50岁左右的法学家中有谁敢说自己未来20年间可以做到这一点?没有。甚至在现年40岁的中国法律人中,我也还没发现。  

  看到了这些差距,我们必须努力,也就必须现实地反思目前中国法律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治国,能把中国的事情办成并办好。法律学历,甚至高学历,也不能令一个人获得治国的合格证。里根是社区学院的专科生,戈尔巴乔夫则是名校法律系毕业;两人对于各自国家的贡献之高下是不容分说的。陈水扁是法律人,吕秀莲、谢长廷也是,马英九也是,但我在其他地方说过,他们对于台湾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包括政治的贡献并未超过或能超过两蒋。[13]  

  是的,目前中国法律挺热;但这未必反应中国的法学水平高了,其实反映的只是社会对法律需求大了。而我们知道,无论什么东西,市场需求一大,供不应求,假冒伪劣产品就会出来。这些基本的道理,都应当明白的。千万不能因为学了法律,市场还挺热,法律人就轻狂起来了,误以为四年、七年甚或十年的法学教育真得能让自己有什么高于其他专业的人的能力。办案子,同人打交道,我就一定远远不如在座的各位。学了法律,一般说来适合从事法律,无论司法和立法还是法学研究,但这个关系不是必然的。我就不相信一个没有法科学历、没能通过司法考试、但在基层司法一线工作了20年的法官在法律知识和能力就一定弱于一位读了20年法律教科书的学者。除非我们认为真知不来自实践,除非我们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  

  不是说不重视学历,不重视专业化和职业化。我读过亚当·斯密,也读过韦伯,我知道专业化、职业化的好处。但我也还知道韦伯屡屡展示的,许多法学人也明明知道就是不说的,专业化和职业化隐含的弊端。[14]只要深入一个行当,并有反思能力,你就会知道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潜在弊端。真正强有力的思考者一定要反思自身所在的位置,包括阶级、职业,而不仅仅是外部或表层。马克思、恩格斯都不出身无产阶级,恩格斯甚至就是工厂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家庭出身也不是贫农;成功反抗天主教会创造新教的恰恰是原天主教教士路德;哲学家帕斯卡尔则认为“敢嘲笑着学者,方为真哲学家”;[15]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年也曾全力参与设计、建立和贯彻计划经济。尽管进入法律界快50年了,波斯纳发现自己“还是没有完全被法律职业同化……大多数人进了法学院两周后就适应了的,而[他]就是不能理解,律师滔滔不绝一些他们并不相信的东西。”[16]我们法律人必须反思、乃至必要时要挑战我们的职业现状,对我们的知识、职业以及作为利益集团保持足够的警醒。这不是自我贬损,只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正在崛起的整个中国;我们忠诚的,必须首先是13亿中国人。  

  我的话也许过了点,没有全面分析法律人面临的其他社会条件的制约;但论坛给我的时间只能让我稍稍深入一两个问题,尽管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我始终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求人不如求己”,因此只谈了法律人自身的问题。如果大家觉得还有点道理,我们就共同努力;如果我说错了,那就欢迎各位狠狠“拍砖”。  

   【作者简介】: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长江学者。本文曾首先在“第四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作为致辞发表(珠海,2008年12月5日)。  

【注释】    

[1] 参看,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The Essential Holmes: Selections from the Letters, Speeches, Judicial Opinions, and Other Writings of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ed. by Richard A. Posn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181; 以及,尼采:《朝霞》,田立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11,段73。  

[2] Dietrich Rueschemeyer, Lawyer and Their Socie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Germany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05.  

[3] 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11。  

[4] 参看:“2005‘中国法官十杰’先进事迹”,《法制日报》, 2006年2月27日 。  

[5] 可参看,波斯纳:《道德与法律理论的疑问》,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72及其引证的实证研究成果。  

[6] “对话法律博士董彦斌:我为什么要打《色戒》官司?”《羊城晚报》, 2007年11月16日 。  

[7] 关于作品“全集”的细致分析讨论,Michel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The Foucault Reader, ed. by Paul Rabinow, Pantheon Books, 1984.  

[8] 可参看,波斯纳:《性与理性》,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章。  

[9] Miller v.  California  413   U.S.   15 (1973). 该判决确立淫秽色情事实认定的基本指南;首先是“一般人,依据当代社区标准是否认为这一作品,总体上看,诉诸了性的兴趣”(着重号为引者添加)。  

[10] Jacobellis v. Ohio 378 U.S. 184 (1964), Stewart, J. concurring opinion.  

[11] Paul D. Gewirtz. “On ‘I Know It When I See It’”, Yale Law Journal vol.105, pp1023-1047 (1996).  

[12] 请看,“高院裁定春运涨价案立案”,《京华时报》, 2006年8月30日 。  

[13] “当下中国法学教育的两项根本任务”,《中国大学教育》,2008年2期,页24。  

[14] 可参看,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 年,页142。  

[15] Blaise Pascal, Pensees, trans. by W. F. Trotter, E. P. Dutton & Co., 1931, sec. 1, §4.  

[16] Larissa MacFarquhar, “The Bench Burner,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Posner,” The New Yorker, Dec. 10, 2001, at 78. 

 

 


发件人:"thxj2008" <thxj2008@163.com>  2011-09-20 17:56:3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所闻镕基 第1集(卸任以后)

贺卫方在成都法学论坛上的演讲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贺卫方

2011-7-5

     按:陈有西学术网7月2日报道:2011年7月2日上午9点,由民主与法制社主办、四川省律师协会承办的“民主与法制巡回讲坛”四川站——“刑事辩护的职能与功能”研讨会,在成都新华国际酒店举行。据悉,此次研讨会将历时2天,主要围绕刑诉法修改和刑事辩护相关问题展开。会议分主题发言和圆桌讨论两部分。在主题发言中,将讨论两个证据规定和刑诉法修改、量刑改革和刑法修正案(八)、当下刑事辩护的热点与难点及醉驾入法等相关问题。在圆桌讨论中,主要围绕《刑法》306条以及刑诉法修改需要关注的问题展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瑞华,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戴长林,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京衡律师集团主任陈有西、民主与法制社总编辑刘桂明等全国知名专家和田文昌、钱列阳、许兰亭等著名律师以及全国刑事律师代表200余人参与了研讨。今天下午到会的著名法学家贺卫方应邀作了四十多分钟的即席演讲,受到与会律师和学者的热烈欢迎。明天上午,著名律师陈有西将作《当前中国刑事辩护的难点和热点》的演讲,著名律师、中华全国律协刑委会主任田文昌将作共同演讲和点评。

    非常非常的高兴,我是打酱油的,没有任何计划说要参加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坛。

    刘桂明先生当年离开中国律师杂志,自己就在想可能以后就不会再有这样类似的论坛了,经过长达四年的蛰伏,现在重新出山,又在成都,我想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纪念地,能够重新开始民主与法治这样的一个循环讲坛,我个人觉得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也一如既往原意参与。

    这次刑事辩护有钱列阳律师,许兰亭律师在这个地方,我们这种人怎么说话,冀祥德教授是这领域的专家。所以我个人上午在乌鲁木齐刘贵明先生跟我通短信说协调一下讲什么,我想,就讲讲最近我们涉及到一些重要的或者说有巨大重要影响的刑事案件。

    刑事辩护中间,学者与律师之间的互动,学者之间能做怎样的贡献。可以说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处在一个惊心动魄的状态中,主要让人担忧的就是重庆打黑活动给中国律师提出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困难。

      前不久,6月11号的凌晨3点钟,一个著名人物走出了监狱,李庄先生离开了重庆的某监狱,凌晨3点钟这是个好时间因为没有记者不会有任何人在监狱门口围观然后就匆匆忙忙送到机场旁边的一个宾馆,然后第二天订最早的一趟航班,李庄有他的太太,儿子陪同回到了北京。

    那天早晨我不知道怎么醒那么早,大概6点多种就醒了。醒来以后脸都没有洗就上,突然发现李庄的儿子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在读学生吧,今年毕业,他儿子发了一个微博把自己跟母亲父亲的在飞机上的照片发到微博上,我接着就马上转了这篇微博,说的非常简单“李庄获得自由”。

    紧接着那天上午这篇围脖转载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到了13号我们终于在北京可以有一次非常好的聚会,许兰亭律师也参加了聚会,德高望重的江平教授也参加了聚会,还有陈有西律师了,杨学林律师等等,斯伟江律师好像没有参加。这次聚会上我吃惊的发现其实李庄的确他很爱眨眼睛。平常聊天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是下意识的眨眼。其实我跟李庄一点都不熟,过去好像有一次律师文摘,陈国栋先生主持的会议上,我好像和李庄律师见过一面,没有任何交往,他的那种面部表情,我问李庄你的眼睛是那一刻开始落下病了,还是后来长的病?李庄说我这是老毛病了,我说这个习惯很不好,作为一个刑事律师更危险。

    你们也知道李庄这个案件在第二期的审判过程中间,学者和优秀的律师组成一个观察团,反正就是提供一点咨询,学术界主要有江平老师何兵教授还有我,除了三个人外好像其他都是律师界的知名律师组成观察团,这个观察团一宣布成立,网上一发布,国内外都关注,一些国外的媒体打来电话要采访。

     在这之前大家知道,对于李庄案件的审判及重庆的打黑,那么中国的法律学术界可以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暴,到底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自己看的情况是绝大多数的言论,绝大多数的学者提出了是善的批评,当然西南政法大学的学者例外。

    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在李庄第一审判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由重庆市政法委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是凌晨1点多钟开始的,就在李庄案审理那个法院,重庆市法院审判庭的楼上且带有视频直播的会议室里边。当时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西南政法大学的几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在会议上的讲话好像被歪曲了,第二天早上重庆日报刊登的四位学者或者五位学者力挺重庆,认为李庄案相关的程序方面没有可质疑的,也就是说力挺重庆这样的做法结果在网络上一起了相当大的非议。

    这次中国政法大学的王永教授在研究生毕业典礼致辞上面也捎带把西南政法大学给骂了一句:我不希望你们将来做付鸣剑一样的法官,在这点上我们绝不想和红旗飘飘的西南政法大学一决高下。

    我的研究生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的,本科是在西南政法大学,当然对本科大学感情比较深一些,自己的母校受到这样言损,这样的伤害,心里面气不过,然后就说这句话很不妥当,我说王勇的致辞这句话简直是在西南政法大学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我们这个学校现在伤不起啊。西南政法大学的一些校友看了之后都是怒不可遏。当时就跟批评网友一样的讲话。其实对重庆的打黑甚至对重庆的唱红提出善意的质疑。某些学者以外,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占居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江平老师这样的中国政法大学的前校长,他明确批评认为这是法制的倒退。那么除了象何兵先生,华东政法大学的童志伟教授。我觉得童志伟教授写的文章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其他的一些学者都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像我们的80级的范中信教授,长期在中南财经大学任教的教授,他从历史的角度,社会建构角度对于唱红打黑,尤其是打黑提出了非常激烈的攻击。

    范中信教授在学理上他过去研究包括中国的西方刑事法律方面有关原理的东西,其实他认为这些是可以相互沟通的。比方说亲亲可相隐,过去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糟粕,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但是范中信教授说西方国家也要糟粕。这样的东西比方说绝对不可以让一个人的亲人出庭为他做不利的证据,西方国家特别重视保护这些。比方说神父跟他的教徒,医生跟他的病人,律师和客户之间信息的保密。这是不允许取证的,那么这样一种社会时序的建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都大公无私我们都大义灭亲,这种建构有一种良好的社会。那么范中信教授的文章发表的非常早,可以说在去年发表了这一篇揭露重庆这种用黑打的方式打黑的这种做法。

     那么另外一位是许章润教授现在在清华大学任教,他是西南政法大学79级得毕业生,许章润教授也是说要保卫我们的社会,我们要建设法治同时我们必须要保卫我们的社会。龚钢模检举律师李庄 这样的一种做法简直就是没有一个合理的社会,带一点点人情味的社会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篇文章在网站发布出来,我还专门在我的博客上转载一下。我非常意外的是跟我一样是西南政法大学78级的同学,现在在苏州大学担任副校长和法学院院长的殷爱荪教授,这是非常意外的,殷爱荪教授居然写了一篇文章说回顾文革期间的红卫兵的表现,来去揭示重庆现在跟文革时期越来越相似的状况。那么他这个副校长他过去和范中信教授一起在苏州大学工作过,这哥们平时很保守的。但这次为什么会冲将出来,里面还引用了我的文章的话,表达对我的观点的声援。

      另外我写的一封公开信,4月2号吴邦国访重庆刚刚回去。我就发表<至重庆法律人士的公开信>.题目叫《为了法治在我们心目中那份理想》。那么这封公开信从一个校友的角度去写作,我相信我们那届同学重庆也好成都也好,西南政法的毕业生比例很高,加上重庆,原告在西南政法毕业生,被告在西南政法的毕业生,然后法官也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生,这样就不用回避了,大家反正都是一锅的一伙的。那么我们那届同届的同学在重庆法律界差不多退休了吧,我的同学好像现在60以上的人不少吧。没有退的都抓起来了。我现在以所谓的78级毕业的我们西南政法文革恢复以后第一界毕业生以大学生的身份向校友们喊话,唤起这个为目前状况的认识,或者说他们内心的某种抵抗。我觉的当然这样的公开信影响很大,我开头自己想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如果在评论媒体上发表,在网络就可以大规模转载,如果只是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其他的媒体就不大敢转,比方说门户网站,门户网站它的来源必须是正规的,南方周末说哎呦不敢发,我们现在南方系已经被重庆定义为汉奸报纸,南方周末不错,我还觉得财经杂志也不错,在上面发表点文章,财经说刚接到指令不允许炒作这个事,后来都不能发,后来就算了就在自己的博客上发了,反正我的博客点击量一千多万了,虽然比不上陈有西的学术网,但是点击量,影响还可以,我特意在下面注明一条本文放弃版权欢迎媒体转载尤其欢迎重庆的媒体转载。我在里面认真的说一些道理,分析李庄案法律程序上到底存在哪些缺陷和问题,那么我分析其实所谓的打黑过程中,为什么某些做法确实是违反法治的,可以说践踏法律的底线,我有自己特意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现在升入副市长了王立军先生说了一些话 王立军先生也被西南政法在2010年1月份聘为博导跟我一样,我都准备把它辞了算了。跟王立军非常诚恳的谈一些为什么法治社会是法院控制警察的社会,而不是警察控制法院的社会。为什么某些践踏律师的做法其实最终导致整个国家法制的倒退,我们谁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我谈到了文强在他炙手可热的时候,他何曾想到司法独立?当他沦为阶下囚的时候或许他就认识到这样的一种道理,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最后我甚至想到处一片红颜色的重庆,红歌红旗的红和血液的红的某些相似性,我写这封信的时候甚至想到死亡,重庆自打黑以来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们也不知道,有些人很神秘的自杀了。象重庆市执行局局长乌小青很神秘的自杀了。在一个羁押十几个人的房间说其他人都睡死了,他自己用鞋带勒脖子自杀了。那么多人的死亡,回头想想都有一死,大家从出生开始奔向死亡的过程,被判决死刑的人那不过是死的早一点而已,留下很可怕的伤痛,就是用枪决这种方法,比方说伤口很可怕,这个伤口是无需再治疗的伤口,我最后引了古希腊的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对死亡的一段话作为终结,最后祝福大家幸福,祝福我们的法治能够顺利的发展。

    也许自通过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多年间,没有一个事件将李庄案以及重庆审判的案件可以说勾起了学术界跟律师界之间的这样一种更加密切的一种互动。没有一次事件这么强烈。大家真的是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在北京的一些聚会上面,甚至在我个人经常到外地去,当然我现在去不了重庆,我现在是围绕着重庆乱飞,前不久还来到成都,到成都商做个讲座,但是重庆我是去不了,许多同学校友在我的微博博客上留言欢迎我回去,我说我真的回不去。我不敢回去,李庄作为一个律师都不安全,我作为一个学者以嫖娼被抓起来了……

    我觉得中国的法律界法学界现在可以说观点发生很多分歧,现在的刑事诉讼法学界现在越来越强调中国的国情越来越强调解决近前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将来性的问题。大的体制性问题。有一些学者鼓吹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比方说中特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现在已经出来了。听说所有学校都要用这套马氏教材。我想今后会有马克思主义犯罪学,马克思主义司法精神病学,我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民法学你们是怎么编出来的,这样东西看起来有一种蔓延的趋势。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经历三十多年的时间社会问题积累了很多,有许多问题似乎改革开放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有一些人都在想象是否可以回到老年人的那个时代有不少人在主张说我们过去那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廉洁的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这当然是一种荒唐的说法。

     那么学术界当然还有象我母校的一些学者居然可以说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办法守住自己的名洁。我唯一欣慰的是到第二季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出来。重庆市委其实在第一期审判李庄案件时候,他们召开两次关于打黑与法制方面的会议。邀请国内学者,民法方面,刑诉方面的一流学者,我听说什么会长,副会长都有病,他们会议开的层次不高,据说书记很不满意,后果也不大严重。

    我们现在如果结合一些案件去强化学术界实务界与律师界之间的互动,我觉得最近这些事件越来越揭示出制度方面的缺陷和问题,这个缺陷和问题是我们律师,尤其是作为刑事律师最痛苦,在这个国家从事这个行业是最恐怖的问题。那么首先通过几个案件我们可以观察,案件事实真相方面可以说是极其不靠谱,接下来就是在法庭上严重的依赖,比如说证人出庭,良好的证据规则。李庄案一审的时候8个证人出庭,当时陈有西律师跟高子程律师合作说要求证人出庭的时候,居然审判长的回答是证人不愿意出庭,8个证人有7个证人被控制在检方或者公安局手里面,但是他们说不愿意出庭,不愿意出庭就不出庭吧。非常有意思的是审判长叫付剑鸣,他本身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生,他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论证人出庭的重要性》,在刑事诉讼法中间的条文中没有说证人不愿意出庭就不出庭,证人不出庭的理由只是说证人身体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或者你要证明的事实是非常不重要的,对整个案件不构成实质性质的影响,这样的证人可以不出庭,其他的证人都必须出庭。但是重庆市方面有一些水军、五毛出来说全国出庭率都很低,所以我们就好像是正当合理的,但是书记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这次对案件的审判完全符合法律程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你如此高调的张扬自己的这次审判说为什么不把事情做的漂亮一些。而且到了二审的时候证人出庭,人们吃惊的发现他不回答问题,什么都不记得了,还说听不懂对方的话。但是人们马上回忆说前不久中央电视台采访这个龚钢模,龚钢模说普通话侃侃而谈在电视上。但是到了二审的时候就不懂了,不回答问题。这样的证人出庭就等于没有出庭,因为你不回答问题。

    我们都知道事实真相在一个案件里面很重要,可以说许多案件都是涉及到事实争议问题,像邓玉娇案件在2009年5月10日晚9时许在湖北省恩施州巴豆县安管镇一个22岁的姑娘拿着水果刀首任招商引资办公室主任邓贵大同志,邓贵大同志连中三刀,当场躺在血泊中不治身亡,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让邓玉娇如此气恼,让邓玉娇挥刀,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他们虽然都姓邓但他们根本互相不认识。据说两个醉醺醺的人一个邓贵大,一个黄德志,招商引资办公室工作人员,他们一个劲的要求邓玉娇做什么,邓玉娇一直拒绝做,于是就发生了推搡,邓玉娇被按在沙发上,然后黄德智手里还拿着一碟百元大钞,五千块钱的,然后就打邓玉娇的脑袋,还说看你干不干。我觉得百元大钞上面都印毛主席的头像,他就用毛主席打人,太有学者的风范了。你知道如果他们要求说你必须和我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我觉得邓玉娇享有一个无限正当防卫的权利。我们的刑法明确规定如果妇女面对的是一种强奸的要求那她就有无限正当防卫权,这些东西你必须要说,你要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尤其是一个22岁的姑娘她的角度去设身处地的想。两个喝着醉醺醺的大汉,然后一个劲说,你必须如何如何,按到她,打她。那这个时候你不能说等到事情已经开始你才发现他原来要强奸我,那样就不行了。那你要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去合理的想象,也许他们,西南政法大学一位学者高--飞教授说:这是公开场所,洗浴场所是公开场所,不大可能发生强奸,我说高--飞你真的没有强奸经验。公共场所发生的事多了,强奸历史上公共场所发生的多了,他说怕留下罪证,我说怕留下罪证就不犯罪,那世界上没有犯罪,怎么可能有犯罪,高--飞教授无非就是想说,当时他们就是想拉邓玉娇一块洗浴。那两个大老爷们你洗澡你洗你自己的,你们拉个姑娘在旁边,这姑娘也脱光了,你们三个一起洗浴,洗啊洗啊洗,相濡以沫,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谈,就是不谈性事,我说你骗鬼去吧,我才不相信。

     这事情扑朔迷离到底当时是怎么回事,我们多么渴望当地法院能够成为一个澄清案件的平台,如果邓玉娇根本是无端的杀人,比方说她们说邓玉娇和我们一起玩玩扑克好不,你拿起刀一刀把人捅死了,我觉得这个人不是说防卫过当,故意伤害那简直就是故意杀人罪,但如果是要求的是强奸或者发生性行为,那么邓玉娇干脆就是无罪,所以我说这根本就是个假案。这案件可以说是邓贵大,黄德智强奸案的一个结果,为什么变成了邓玉娇的案件,我觉得真是可恶。我们曾经在湖北省政府武汉1995年开始开办了一个系列持续六年的基础法官培训班,可能全国没有哪个省份有这么好的条件,又有基金会资助,请了世界级的著名学者家来给湖北的基层法官讲课,我们觉得是太奢侈了。其实基层法院的法官到底知道这些人到底怎么样,我作为一个项目协调人在下面听,他们中间还有人再打电话,那时候95年手机刚刚的很得意,拿着手机说行啊 我中午一块吃饭。但是六年下来每个基层法院都有我们培训的法官,国内学者像梁桂新教授,黄一明教授等等都到这班上给大家讲课。兄弟我也简略给他们讲课,我都希望说法院这次露脸的机会来了,老子就把这样的法庭开的好好,我审他两天该传的证人一定传到法庭上,让他们作证,让他们讲实话,律师的权利得到很好的保障,然后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让邓玉娇的案件成为司法公正的里程碑,我多希望是这样的结果,有一篇文说巴东县法院就看你的了,最后案件的审理不到两个小时,匆匆忙忙按照有关部门提前定好的罪名,量刑幅度进行了量刑,我们知道邓玉娇有罪但不用到监狱里面去,这种的司法制度是何等的可怕,因为它没有真正的质证,一张一张的纸在法庭上。

    我们都了解英美法院的审判,律师大放异彩的地方就是在对证人质疑过程中,美国法官退休后写了一本书叫偏见性司法,美国的制度太过分了 ,一个优秀的律师简直把一个诚实的证人搞成骗子摸样的人,为什么一些律师特别有名,为什么丹奴律师特别厉害,揭示案件事实,在法庭上质证,这方面我们看来距离非常非常的遥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质证,而且越是受到关注的案件,情况变得非常糟糕,但是我们学术界能推动的方面,就是我们实务界可以强化的方面,第二个我觉得是法律解释问题,我觉得法律解释存在一个相当大的可怕的随意性。

    有一些案件我在着说成功有点不合适,我还是愿意提到因为我已经在公开文章写到了,醉酒驾车撞死1人4人重伤的案件,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的时候不是适用交通肇事罪,而是适用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微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从一个条文中间截取了一节,以爆炸,放火,投毒,决水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你们知道这样一种后面等字当然包含着也可能我们补充其他类型,我们法律没有列举的,但是所有以这罪名非前面四种必须要跟前面四种行为的危害性相当,而不可以说根本不想当的,像孙伟铭一个人驾车送他父母亲去火车站,成都火车站,然后他没有驾照,如果他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那他把父母亲也携带在车上危害公共安全,你知道他是不可能的,你推断他的内心心理状况这是不对的,但是看起来社会的压力比较大,院长说判不判死刑有三个因素:第一看法律的规定,第二治安形势,第三人民群众的感觉。人民群众感觉不高兴我们法院就是抗不住,抗不住最后就错误的适用法律,错误的解释法律,最后的结果一个人其实最高刑是7年就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幸亏不是马上出来个警察给打死,还有个上诉期,上诉后家人变卖了房产给被害人补偿,最后才改为无期徒刑,而且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先例,最高法院黄xx大法官说以后类似的事情都应该这么判。这完全是我觉得法解释上的混乱。

    你可以发现一个法律条文可以写成洋洋洒洒很长的论文,就是说要形成这样主流的解释,对法律本身的主流解释在我们大陆法系中间也应该是主流的一部分。一个法官居然违反了法律主流解释去另外适用法律,那么它就会引发一个警报系统,引发国家的关注,这个主流解释也许需要更新了,也许法官本身是错误解释了法律,最后我想怎样的一个法律机制能使我们的法律变得不再那么随意,这是我们需要联手,需要互动,需要改进的。

     另外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觉得特别可怕的是上下级法院关系在今天好像变得越来越行政化,就像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有个关于法院上下级关系的一个司法解释,主持这个解释的年轻人何帆博士和我是好朋友,他一直在想法设法的说不允许请示上级法院,上级法院不允许对案件如何判决作出指令,但是最后出台之前,经过最高院审委会研究的时候,原来所追求的目标被大大降低,最后又变成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上下级法院经常就一些案件像孙伟铭案件,从四川省高院在宣判二审的时候几乎同时在北京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最高法院的委员黄xx女士也是法官.。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直截了当的说四川省高院判决是合理的,今后会成为先例,我说你都不会装,等两天自己了解高院是怎么审理的,然后再去发布结论更好。这样做的太明显,让大家觉得都是最高院的指令,四川省高院怎么判其实已经决定了。

    药家鑫案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似乎是,至少开始的时候是说不判死刑,最高人民法院主管刑事案件的张军先生,我觉的是个非常卓越的学者,也是个很好的法官。他现在好像主管这片的工作以后,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尽可能的减少死刑的适用。大规模的减少,那么,这个案件的他本来好像透露出来的信息说,存在着自首的情节,尤其是父母和孩子一块去自首,必须要考虑,否则的话以后父母都不带着孩子去自首,父母都不带着孩子去自首,孩子被送到海南岛去藏起来更可怕。那么,同时又说这是不是预谋的杀人,毕竟他是临时起意的杀人,所以,恶性不应该这么大。于是,最高人民法院似乎在悄悄的告诉下边说可以不判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期缓刑两年执行。但是,坏就坏在这个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他们真的是疯了。他们居然在现场发放问卷,发下问卷问大家这个案件怎么判。然后,现场听众中有许多是学生,是大学生,有传说是大多数是来自药家鑫的那个学校,西安音乐学院。他们这种做法引发了人民的满腹狐疑。然后,巧的是,中央电视台也少有的说报道说:哎呦,药家鑫是个好孩子,药家鑫这个孩子哎呀真是心理呀可能也受压抑,呀受压抑,老是练钢琴,他还得了很多的奖状,也乐于助人呀如何如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他本来是一个心理专家,他不是一个精神病专家,他经常越界讲话,我记得当年陕西的那个邱新华案,邱新华案我们当时呼吁说给邱新华做一个司法精神病鉴定嘛,因邱新华实在是让人觉的莫名其妙。他到庙里面去,把十个香客给杀了,那香客根本没惹他,问为什么会杀他们的原因,他说那庙里的和尚摸过他老婆的屁股。杀完了人以后,又把人的心肝给割出来,然后在锅里面炒,炒完了以后,喂狗吃,然后,一审被判了死刑。记者问他说你被判了死刑怎么样,他说(他是个农民)死不死倒无所谓,最可气的是我写的书没人读了。哎呀,记者说天哪你在写书,写什么书呀,他说主要是解决海峡两岸关系方面的书。而且,邱新华的夫人说这个家族真的有精神病的历史。但是,我们呼吁做鉴定,李玫瑾教授当时站出来说,根据我的观察他根本没有精神病,于是邱新华急急忙忙的就给杀掉了。那时候,他是站在那个角度说他没有精神病。哎!到了药家鑫案的时候他站出来说,开始的时候他连捅了8刀,法院查证说是捅了6刀,其中有两刀是反抗过程中形成的刀口。然后连捅6刀,连捅6刀李玫瑾教授说这可能跟他弹钢琴有关系,弹钢琴他弹了一个健就噗噗的弹下去了,所以,有一种强制。哎呀,大家都觉的奇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说这样的话。

    然后有媒体,南都周刊,南方系的媒体请我写篇文章,然后,我来写了个书信体的文章,基本的观点是,药家鑫这个人其实用一个成语来说叫不可救药!我个人一直在推崇死刑,推行死刑是个立法行为,不是一个执法行为,我们不可以西安这个地方哦,明明根据现行的立法和现行的这样一种死法实践,这个人是应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但是,由于大家都关注了,大家都呼吁了,这个年轻人还不错,于是大家就说哦不判死刑。其他的地方可能类似的情况,没有得到关注的就被判死刑,那么我觉的是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所以,我觉的药家鑫是不可救药的,但是我觉的现在有一些媒体,有一些人就表现出那种戾气、那种张扬、那种暴力的倾向,觉的另人忧虑的。

    哦,比方说北京大学的孔庆宗教授,孔庆宗教授最近特别活跃的,陈有西律师在孔庆宗那就是汉奸律师,哦,我就是汉奸法学家。他评药家鑫的那个视频,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弄得那个第一视频,每天晚上都请孔庆宗出来对社会问题发表讲话,大家都知道孔庆宗是研究文学的,研究╳╳,研究鲁迅的,每天都讲,讲到药家鑫案,然后先放一段短片,那个短片小伙子看着在法庭上泪流满面,忏悔不已。然后女主持人说,哎看上去呀他一点也不象个杀人犯。孔庆宗说杀人犯写在脸上啊,你看哪个杀人犯在脸上能看出来呀,杀人犯都长的像我这个样子就杀人犯了啊。他当时斜着眼神看着,有点像哈。然后,接着马上就说我告诉你,这就是个杀人犯的脸,典型的杀人犯的脸。杀人犯长的都是这样文文静静的哈,长的不错,样子很温柔的样子,这就是典型的杀人犯,而且他的名字,药家鑫的那个鑫三个金字那就是指三把刀的意思,他的名字就是个杀人犯的名字。哇!

    接下来说,女主持人说他好像有自首情节,他马上就说自首,我告诉你,有些犯罪,自首是没有用的,你也可以不自首,你跑,我叫你跑,我把你全家都给杀了,灭你九族!哎呀,公然这么说,然后,说现在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一个年轻人就这么被杀人,到底哪出了问题,我告诉你,孔庆宗说都是这些改革开放以来就学西方,学美国,学德国,学欧洲和其他国家,都不跟着共产党走,都不听共产党的话,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告诉你。接着他马上又说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在德国绝对不可能发生这么黑的事情。我都搞不清楚这个逻辑都乱了,后来我的文章把孔庆宗的逻辑错误不客气的都给一一分析了一下,结果哎呀真的把他气坏了可能,所以,我这个最近经常被他在网络上抨击。我最近对一些红歌写了一系列的东西,分析红歌的价值追求是什么,回忆我们自己小的时候唱红歌,唱的歌曲啊,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啊,我觉的其实后来改革开放以后也有些歌曲是红色歌曲,像殷秀梅爱唱的那个“党啊党啊爱亲爱的妈妈”“你用什么乳汁什么的把握养大”-----我觉得是黄色歌曲哎。

     我觉得完全颠倒了,人民是更高的,党是人民的儿子,怎么能换了呀,党哪有乳房嘛,真是……无性繁殖吗这呵呵。我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其实我也分析,包括你像我分析纳粹时期德国唱的歌,呜啊这根我们现在唱的红歌都很相似,高举我们的旗帜,鲜血染红的旗帜,啊如何跟着元首前进,都是这一类的歌曲。分析这些东西,其实是有点某种相似性,我自己觉得某种时候,你会发现有种纳粹倾向,纳粹决定他的兴起,不是说你开始做的事都是让人民很反感,不!他让人民很喜欢。比方说把社会中的那些小混混都该抓的就抓,该判的就判。啊,根本不讲什么程序,哎呦老百姓高兴,你看这个地痞流氓应该把他们抓起来,砍砍杀杀的整天,啊这帮人抓起来特别好。意大利的黑手党,几百年意大利政府没办法,墨索里尼一上台解决了!解决了,三拳两脚,铜拳铁掌,那真是……最后意大利人民一片欢呼啊,真的是这么强硬的领导人多好。最后,慢慢的发现这个铁拳头打向了所有的对他提出质疑的任何人,逐渐的开始说,法西斯化,也就是纳粹化,我觉得就是特别的让人忧虑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对红歌提出了一些批评,结果那天第一视频的主题就是重庆市到北京唱红歌的那个团,1300人到北京,后来我有一个朋友算了一下这个钱,1300多人到北京唱红歌要花重庆的纳税人多少钱。哎哟,感慨呀,相当的多,每个人可能得有2万块钱是那拿不下来的,前前后后。那1300人到北京,结果也没有多少人关注他们到北京唱,那出席的最高领导人就薄熙来本人,那就在重庆唱就算了。

    哎哟,孔庆东非常的愤怒,北京大学的那汉奸法学家指责我们如何如何…….哦,我觉得现在整个的除了我们说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这种直接指令啊,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常常使我们的律师的辩护没有意义。没有比这个更可悲的事情,就是律师在法庭上辩护的案件其实就是早就定下来了,而且不仅一审定下了,二审也定下了,啊真是…..这个做律师做到这个地步,大家都自杀了算了,呵呵在这种体制下做律师。

     所以,我觉的必须想法设法的推动这种法院审级之间的这种独立性,我觉的这一点是要努力追求的方向,那么最后我觉得那就是整个司法的独立性,法官的独立性。由于确认法官的独立性所带来的一种制度性的良性循环,那就是说,让法官拥有完整的司法权,由于拥有完整的司法权,司法决策权,而承担完整的责任。我们将来会知道,比方说李庄案的第一次审判,第一期审判,我自己的一审判决结果下来以后,我发表了一篇社论,我的博客现在基本办的像一份报纸,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我会发表社论。本博客社论,我那社论当然很简单就四个字“痛心疾首”!因为审理判决案件的法院时 ,兄弟当年读大学时实习的法院。我们实习时就在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实习,哦,这样的法院居然做出这样的判决,让我觉的痛心疾首。让我下面写了一行字:让我们记住主持这次审理的三个法官的名字吧,然后,把付鸣剑和两位法官的名字写在上面。

    当然,有的人说贺老师啊,我现在又时候经常调侃,说我是主管在中国法学界的主管法院工作的教授,说你还主管法院工作,难道说你还不知道这个案子是谁判的你不知道吗,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人是说薄书记会查清楚这个来源,薄书记说有人说我们在迫害律师,我告诉你们我们非常的慎重!李庄这个案件,怎么判,我们四位研究开会开了一个通宵。

    那么,到底是不是他们三个判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用膝盖思考都能思考的出来,这三个人根本不是这个案件的决策者。包括有一些像聂树斌案这样的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死刑案件,我们也去追问说当年是谁判案件,但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案件不是这几个法官判的,我们最后的结果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去追究谁的责任,所有的责任都弥散化了,河南的那个赵作海,赵作海案判完了,哦纠正了,最后河南高院的院长张立勇说你要追究当时法官的责任,检察院也说要追究当时检察官的责任。我说这个案件是政法委研究的,焦作市政法委研究的,政法委书记,十年前的那个政法委书记现在已经移民美国了,记者辗转找到他,他说哎呀我是学水利的,我哪里懂那些东西呀。那么,这样一种不独立的体制,使得我们的司法体制会越来越恶化,因为他不透明,我们不知道是谁再决策,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在努力的去追求这样一种更加独立的司法体制,也就是更加能让我们问责的司法体制。

    那么,总体来说我觉的,可以说最近这几年的我们的情况变的不大好,哦,桂名兄好像一开始就说好像最近请我做讲座的少了,其实,可能也有点原因就是,我有一点点的敏感。走到哪讲话,尽管好像自己对党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我也是党员,1984年入党的,到现在也有点年头了,哦,特别热爱我们党,90周年,我也觉的这是党的一个重要时刻,我们不知道百年以后怎么办,这个90年离100年快了。那么党下一步怎么做,我今天在飞机上翻的华西都市报,我看了一下胡总书记的讲话,我看了一下,好像那讲话也没有太多的去在政治制度、法治的司法改革方面着多少墨,没提多少,那种说法都很稳健,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没有说比方说重庆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思潮,似乎他也没有提一句说要向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还是一如既往的体现了我们总书记的稳健的,缺乏表情的那样一种风格。

    那么下一步怎么做,怎么走,我觉的可能呢,至少我觉的李庄案的第二季啊,陈有西律师写的文章也特别好,法治的胜利!至少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法律界的一堂小胜。尽管我们严格的依照法律标准,实施的李庄的第一次审判,本身也是荒唐的和无忌的。那么,第二次审判居然没有办法去进行下去,最后不得不以撤诉而告终。我觉的律师在法庭上的表现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哦,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我自己有时候非常庆幸我,在坐的许多我很熟悉的律师,生活在一个时代,我们能够作为他们伟大执业风采的见证人。同时呢,我想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出来打酱油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在网络上面不断发表我们的看法,不断的去跟一些邪恶的东西、违法法律精神的东西进行一种直率的批评。大家看一些大的论坛,比如说一些接触西方的朋友每每对中国一种悲观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一定要找一家懂中文的朋友看一下像猫眼看人呀,像天涯,观天茶社这些公共论坛上面所显示的那样的一种非常好的精神。绝大多数情况,在我看来,这些公共论坛上显示的一种舆论的导向,人民的一种对问题的态度,可以说让我们知道改革开放30年,绝对不是说白过的30年人。人民的观念不一样了,人民对民主对法治的追求不一样了。

    那么我觉的现在律师这样的行业,尽管最近有点时运多舛,好像不是特别的,状态不是特别好,个别律师好像甚至处境更加为难。但是,我相信,其实,律师没有比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更受全社会的关注,现在像陈有西律师的网站,点击量都能达到3000多万,好家伙,一些东西,你现在可不得了,我看比胡锦涛的点击量还多。影响力越来越大,我希望有更多的律师能够,因为律师经常和一些重大案件相关联,如果这些案件得到了国人的关注,律师往往也得到国人的关注。那么,重大的案件能得到公正的解决,那么,律师的努力,律师就会成为越来越多的这个国家的英雄。所以,我今天特别高兴能够跟各位在座得英雄们在一起,哦,那么也分享,希望有机会能更多的分享大家的智慧、大家的勇气。好,谢谢大家!

    (陈光武网按: 根据视频仓促整理,错误百出,请耐心阅读并指正,以便修改)。

 

 

 


发件人:<xiongzg@sina.com>  2011-09-22 15:03:59 +0800 收件人: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以史为鉴改革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政治体制

以史为鉴,克服形而上学,

改革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

熊自干

[提要] 本文总结、回顾苏共亡党和我国建国以来党的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曲折的历史教训,分析改革中导致干群关系和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论证了解放思想,克服形而上学,贯彻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提出的改革过分集中领导和政治体制的任务,是解决胡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的关键。
[关键词]以史为鉴,形而上学,政治体制改革

    胡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了当前面临的四大危险,强调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关于制约科学发展的政治体制障碍的关键,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在阐述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时就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指出过。他指出,政治领域弊端的总病根是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这个讲话还透彻地分析了这种体制形成的原因,详尽地列举了其产生的后果,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随后13大把这个讲话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并决定首先进行党政分开的改革。但党内认识有反复,对此一直存在争论。虽然大多不是直接正面否定讲话,但故意冷落就表明持异议。争论的焦点在,当前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政治体制,是弊端还是优势?是不是改革的关键?

    社会主义建设前无古人,对其规律的认识需要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认识并非直线的,是在曲折中前进的,需要经过反复的比较。所以产生争论并不奇怪。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开学典礼上指出,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重要思想和方法。正确总结和回顾苏共和我党的历史教训,能加深对讲话的理解,破解争论的问题。

全面正确总结、汲取苏共亡党的教训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是“以俄为师”的。这包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其具体体制机制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政治制度的具体体制方面,我们虽也有独创,但党和国家的领导方式和干部制度大多是照搬他们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历了从兴旺到失败的全过程,其经验教训是难得的镜子。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以来20年来人们热烈、反复地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争论。有共识也有分歧。同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关键问题上的上述分歧相对应,主要争论集中在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政治体制是否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

    今年出版的作为国家重点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最终成果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以权威口吻武断地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中外政学界都公认,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不是单一的,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该书在绪论中特别突出地批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说”。而且这些重量级人物一再反复在官方主流媒体上宣传这个论断,其用意明显在于打压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苏共亡党根本原因的意见,影响很大。这为冷落小平同志上述讲话的“左”的僵化思想进一步披上了一层理论色彩,会成为片面歌颂过分集中体制、反对改革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政治体制的借口。这关系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有必要讨论清楚。

    这种论断的逻辑,就是把苏共中央领导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同‘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弊端对立起来,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固然除少数持自由化观点的以外,国内从上到下都广泛认为前者是苏共亡党重要的直接原因。但苏共亡党的原因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不但不是不能共存的,而且其中有些彼此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前者正是后者产生的制度根原。虽然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要进行分析,要区别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其具体体制机制。基本制度是不能否定的,但具体体制对基本制度也具有反作用。说苏联模式是亡党的原因,并非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指其具体体制机制。固然总的讲斯大林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个模式中具体体制机制的弊端,其历史起源还在斯大林对于列宁时期只适用于革命和战争条件下的一些集中措施,(列宁在世时就已提出了改革的思路)不但没有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改革,而且把它们固定化甚至强化。作为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物质力量的苏共党内特权阶层,正是这种体制孵化的。这种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下产生的特权阶层,就已经部分改变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则是这个特权阶层为进一步彻底颠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复辟资本主义,使他们获得更大利益,把不合法的既得利益变为合法利益的手段。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的特权阶层已经蜕化变质,他们从骨子里盼望复辟资本主义,指望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只能是妄想。他们逐渐脱离、背离、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乃至搞垮苏共、复辟资本主义,是必然的逻辑。如果说苏共领导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那么,‘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过分集中的体制)则是更根本的原因,是最根本的原因。

     其实,该书在作为总纲的绪论中强调批判“社会主义模式说”的论断,同书中大量论点存在矛盾。书中大量材料和一些作者的看法,都是支持苏共亡党最根本的原因是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政治体制论断的。以该书副主编陈之骅发表在《光明日报》的《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蜕化变质》中的两个观点为例。其一是说“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如果说在其形成之初只是一个贪污腐败、追求享乐和安于现状、不思改革的群体,那么后来逐渐演变为一个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了自己的私利,背叛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目标的社会阶层,从而成为苏联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物质力量和原动力。”这个原动力得以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正是借助过分集中的政治制度。在这里,过分集中的政治制度是因,而“背叛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则是果。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不能因果颠倒。其二是说“只要苏共领导人……顺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不断对苏联的体制机制进行正确的改革,苏联剧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是上一观点合乎逻辑的结论。既然改革体制就可避免亡党,当然体制问题是亡党的关键。

    小平同志上述讲话,正是列举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制度原因,说明改革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政治体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也就准确言中了体制问题是苏共垮台最根本的原因。

    苏共在其走向垮台的过程中交织着“左”的和右的错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改革过分集中政治体制对立起来,批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说”,是一个倾向掩盖了另一个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僵化的表现,是直接违背小平同志上述讲话核心精神的。客观上就把矛头指向了邓小平这个讲话,为维护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政治体制张了目。

重温我党历史上挫折的教训,改革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政治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其历史内涵,就主要方面讲,是革除过去“以俄为师”中仿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具体体制机制的弊端。这包括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这两方面都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当作教条和照搬苏联体制。在经济领域就是纠正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领域主要就是纠正僵化理解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改革主要照搬苏联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政治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但其探索是始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开国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建设民主政治,从党建立时起就是党的奋斗目标,而且我们党正是高举民主的大旗才得以团结全民族的革命力量推翻蒋介石的专制统治取得政权。建国初期在民主法制建设方面有过很好的开端,尤其是及时觉察并总结汲取了苏共和斯大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弊端的教训,在1956年党的八大,开始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包括中国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道路的探索,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欣欣向荣。

    事物是复杂的。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分别是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的对立统一体。政治思想上的僵化同自由化,“左”的同右的错误思想常常是结伴而行的。在我们开始推进党和国家生活民主化的时候,国际上却发生了波匈罢工示威事件,国内也因政治经济生活出现一定紧张而发生少数人闹事,特别是1957年春夏,极少数人在党整风之际攻击党的领导。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判断形势,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反应,因而中断了民主法制建设,从发动群众帮党整风转而搞了反右斗争,发生了扩大化。

    以此为转折,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一步步发展,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主观上是想解决干群关系、反修防修,但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破坏了民主法制,从而造成了内乱。改革以前长达20年“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再遭受严重挫折,因此而丧生的人以千万计,党的威信和领导地位也受到重大影响。

    小平同志等老一辈中央领导人,正是痛定思痛,反思和总结、汲取党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教训,从政治民主切入,下决心摆脱“左”倾僵化思想,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政治领域讲,小平同志的上述讲话和13大相关决定,正是这种反思的结果。

    通过共产党执政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充分证明毛泽东对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变修的思想有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但正如上面所说,随着他晚年“左”的思想滋长,却滑入了错误的道路。虽然他防止和治理干部脱离群众、反修防修的思想不错,但却僵化看待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没有找到其背后的制度根源,解决的办法仅停留在思想教育和惩治的层面,没有找到解决的有效途径。这成为他的终生遗憾。小平同志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而且过去主持党的建设,这个讲话正是继承、发展毛泽东反修防修、密切干群关系的思路,总结苏共和我党63年执政的经验教训,而吸取毛泽东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忽视民主法制的教训,找到了其背后的深层根源是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政治体制。这集中反映在他说的“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的论断上。这成为以后16大总结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政治发展道路的思路渊源。

    历史往往有相似之处。即便被称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在1956年至1957年短短一年间也犯了形而上学、片面性的错误,从正确走向谬误。这种错误,改革中又重演了一次。13大民主政治建设刚起步,就由经济生活出现一定紧张,加上思想政治工作的放松,国内外自由化思潮乘机兴风作浪,再次把矛头指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左”常常是右的影子。指导思想再次因为担心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而搁置过分集中政治体制的改革。

    如果说当时搁置过分集中政治体制改革是适应严峻形势的需要,那么在形势改善以后就应该恢复贯彻13大决定。但却因此得了民主“恐惧症”,政治上“左”的错误思想不断膨胀,根深蒂固的僵化思想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阻力。即使以后在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对党政群关系的表述突破了“左”的僵化模式,但并未贯彻在实践中,甚至仍以僵化观点诠释。事实上24年来并没有动真格改革小平同志讲话中指出的弊端,实践中的领导体制有些方面还更集中了。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领导和政治体制过分集中,权力不受制约、监督,特别是这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领导干部对于改革的方向起着支配作用,因而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长期受自由化思想的支配,政策向资方倾斜(这里的资,是广义的,包括对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居支配地位的领导干部),以致经济社会失衡,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两极严重分化,党(干)群关系和社会矛盾激化,党的威信和领导执政地位也再次受到威胁。思想理论界广泛认为,改革中积累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虽然经济领域主要是右的干扰,但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在于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人民不能当家作主。因此政学媒界强烈呼吁继续贯彻13大决定,改革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政治体制。

    然而近年又由于西方发生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特别是连带暴露出资本主义多党制政治制度的弊端,国内政治上“左”的错误思想,以我们能集中资源办大事、效率高的优势,证明我们现在过分集中政治体制的优越性,阻挠对过分集中政治体进行改革。

    这种论点同样是形而上学。不错,能集中资源办大事、效率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西方的多党制政治互相扯皮、效率低是其劣势。但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无任何新鲜之处,小平同志在改革中就曾多次讲过。近年不过再次证明了这个真理。以此反对我国改革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是荒谬的逻辑。

    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中讲的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并非专制。小平同志的上述讲话中也讲过:“我不是说不要党的集中统一,不是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在党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同集中,是有机结合,统一于民主法制建设实践中的。民主保证其本质的实现、保证其政治方向,集中则保证民主得以在实践中实现。两者结合才能保证大多数的意志和利益,缺一不可。集中是不能离开民主的。集中资源办大事、效率高同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弊端,并非不能同时存在的。背离民主的集中就会变为少数人甚至个人独断专行,就容易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包括苏联和我国过去实践中的那种僵化的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政治体制,是违背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正是这种过分集中的体制导致了上世纪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反右倾”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严重恶果。这是早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已经作出的全党公认的论断,必须牢记这个惨痛的教训。当年毛泽东就是高举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犯错误的,我们不能再蹈覆辙。

    小平同志在被称为政治交待的南巡谈话中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的是防止‘左’。”

    正如讲话告诫我们的;这种体制的弊端“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讲这个话已过去31年了。实践证明,他的判断十分正确。不必讳言,相当时期以来,党群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可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胡总书记指出,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作为我国最高行政机关总理的温家宝,对全局情况的了解应该是最权威的。他近年就再三反复公开呼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最近又特别强调今天尤为紧迫。

    当前学习和贯彻胡总书记的七一讲话,破解他指出的尖锐摆在全党面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四大危险,最重要的关键,是要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直面当前的严峻形势,增强忧患意识,克服形而上学,不能仅靠思想教育和惩罚,要从源头着手,继续落实小平同志这个讲话和13大决定,改革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政治体制,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依法治国。

    【作者简介】 熊自干 男 汉族 1931年4月出生于湖南 中共党员 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开发中心 离休副教授 1980年起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党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
    【通信地址】 汉口后九万方三村32号附8号401 邮编 430019 电话 027-82639740。E?mail xiongzg@sina.com,
 

 

 

 

发件人:"王三" <szszszw@gmail.com> 2011-09-23 17:08:45 +0800 收件人: "世界和谐科学院" <tawh@vip.126.com>, < 抄送:标题: 郑酋午文章两篇

与房宁先生商榷

郑酋午

2011年9月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首席专家房宁又有“伟大”发现,记得不久前,他出洋一回来立马宣布了一个“伟大”发现,说什么 “中国现在正在实现工业化,社会多元化的压力也出现了,包括很多人主张实现西式的民主政治。我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向多元体制转化的历史条件。”他现在的发现更“伟大”,说什么“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相比较,中国的民主制度具有明显的优势”我真不明白为何别人总是不断在发现真理,而房宁先生总是在发明谬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之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这是房宁在2011-9-21光明日报以《资本主义民主的缺陷与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为题发表的文章中的第一句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有着“历史必然性”,这话没错,因为这种制度是中共建立的,中共经过二十八年的奋斗夺得了江山而中共再怎么折腾目前还在台上。可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有着“现实合理性”这话说不过去,总不能因为一百多年前黑格尔讲过“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就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具有现实合理性”吧?打个简单的比方,有个“色魔”强奸了一个美女,同时强迫美女与他组建家庭并既成事实,已经发生有其必然性在里面但你总不可以说这具有“现实合理性”吧?“强者为王”、“强权即是真理”的传统旧观念也许在美国建国前的所有时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显示美国建国前的所有时代的江山几乎是:不是通过革命或政变夺取的就是通过世袭获得的(除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早期外)。美国建国以后建立了民主制度开辟了新时代,从此宣布了一切政治权力的来源如果不是通过人民的定期选举授予就是非法的,或者说,不是民主选举的国家其公权力来源是不合法的,既不具有正当性也不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所以“强者为王”、“强权即是真理”的旧式“合理性”已经无效。

    那么房宁鼓吹的这种无效“合理性”的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内容包括那些呢?他在文章中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是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从这段话里可知这种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实质就是中共一党专政。房宁认为这种中共的一党专政比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相比较具有明显的优势。那么,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内容包括那些呢?他在文章中说:“议会制、普选制、多党制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三大制度,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托,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体系。”很明显,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实质就是多党轮流执政。

    通观世界历史,列宁是首先主张一党专政的“怪胎”。在1921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在我国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当有人攻击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时,列宁回答:“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绝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24卷第423页)。斯大林统治时期强化了一党专政。从历史上看,一党制有两种形式,即:布尔什维克的独裁政府形式和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政府形式。苏维埃制度有两个亚种——苏共模式和中共模式,前者又可以称为马彼主义(马克思加上彼得大帝),后者又可以称为马秦主义(马克思加上秦始皇)。 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政府形式是由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创建的。西方学者把苏维埃国家、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和纳粹德国都归入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形式的共同点是:党国一体化。这种极权主义上个世纪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在我国中共实行一党专政,中共通过控制监视公民的行动和限制他们的自由等方式来干预公民个人生活;中共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只允许历史上存留的八个奴才党的存在;中共不允许有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中共一党专政制度引申出徒有其名的选举制度、形式化的立法与司法制度、党控制下的官吏选拔与任命的行政制度、意识形态垄断制度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掌控体系等等。房宁说的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从权力结构方面来考察其主要特征就是:权力结构的基本组织结构是共产党,实行一党制,党的主要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在现实生活中,集中制更为普遍和强大;所有重要岗位的人员任命、晋升以及解除都是由共产党的各类机构决定,在国家行政机关进行决策之前,共产党组织已经对所有重要的国家事务作出决定,党委直接参与政府管理。中共视国家为私产,自上而下任命官员,最终形成一个效命于中共的金字塔型的官僚体系网络,这个统治机器运行的动力就是来自自上而下赋有等级专制的特权,这个特权的性质之一就是权大于法,权力不受监督、制衡、制约。从中共建政开始总是打着代表民意的招牌,即代表人民、真理和正义的招牌,欺骗民众而横行天下。这就是房宁鼓吹的无效“合理性”的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是民主制度吗?

   从保障人权的角度看,多党制政治比中共的一党制政治要好。人权是近现代文明最核心的价值理念,生命尊严权、自由权和平等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在中共一党制下公民没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更没有,不要说组织政党,就是组织独立工会都不允许,但在多党制国家言论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都得到保障。选举与被选举权也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但在中共一党制下要么就没有选举要么就有假选举。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其选举具有真实性。选举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判断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唯一标准就是,看那里是否“公正、诚实、周期性”以及竞争性地通过全民选举而产生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在中共一党制下,从字面上的选举到真实的选举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政治鸿沟。要保障人权首先就要实行宪政,宪政实践的目标之一就是促成法定人权向实有人权的转化,没有宪政,人权保障仅仅停留在宪法条文的静态之中,而不可能表现在公民的实际享有中。在中共一党制下,尽管也有一部宪法,但这个党凌驾于宪法之上,宪法规定的权利无法落实。虽然,中共一党制国家也经常在讲他们在实施宪政,但实际上实施的是假宪政。但是在多党制下由于没有任何的一个党能掌握所有的权力,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都要遵守宪法,所以宪法规定的权利能够加以落实。  

    从反对腐败的角度看,多党制政治比中共一党制政治要好。人类社会治理的实践和学说发展至今,主要证明了四种制衡权力的有效方式——多党制下的反对党制衡、自由竞选制度下的选民制衡、三权分立下的相互制衡以及言论自由下的舆论监督。在中共一党制下,这四种有效的制衡权力的形式都没有,反腐只是靠统治党自我反省、自我制约,能反腐吗?中共一党制下的腐败不只是个人的人性问题而且更要的是制度问题,主要是制度性的腐败。在多党制下这四种有效的制衡形式都有,掌权者要以权谋私是不太容易的。

    从工作效率的角度看,多党制政治比中共一党制政治好。中共一党制下通常都是由上层领导决策拍板,一般很短的时间都能够定下一个方案。实行多党制的国家,要通过一项重大决议,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讨论,才能敲定最终的方案。如果单从这个表面的现象看,多党制比一党制效率低下,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中共一党制国家的各级领导人多是由上级认命,这就会带来下级对上级的广泛认同的问题。所以,一党制国家的各级领导人在上任的前几年时间里,都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政治斗争上,打击旧势力,扶植自己的心腹,根本无暇顾及社会发展,各级官员都一样。其次,多党制国家的重大决策都是由议员广泛参与,民主投票产生的,因而决策时间较长,但是,政策一旦定下来,就能很快的实施下去。中共一党制国家的决策大多是由上级领导听取一些相关专家的建议后拍板而定的。虽然决策过程很快,但是在实施当中,会受到各方面的百般阻挠,一些决议甚至过了几年都还未能真正实施。这样的效率能叫高吗?表面上中共的一党制比多党制的效率高,但实际上,一党制的效率更为低下,只是这种低效率是由于内耗引起的,而内耗又不为公众所了解,才致使一党制的低效率问题被掩盖起来。

     房宁说什么“中国的民主制度”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一,有利于形成代表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第二,有利于统筹协调各方利益”;“第三,有利于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他说,概括起来说中国的民主制度具有双重功效,一方面,它为人民提供权利保障;另一方面,它能够集中民力民智集中资源,为实现国家稳定而有效的发展。很明显,房宁这是在闭着眼睛说瞎话。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民主,却要来谈民主,笑话!

    政党政治有两种,一种是一党制政党政治,一种是多党制政党政治。多党制是民主政治,通常叫现代政党政治,一党制是专制政治。多党制是一种党派间平等、和平竞争的政治制度。有反对派、反对党的竞争,就不会有权力垄断,而权力垄断是所有垄断中最可怕、最邪恶的垄断。权力一旦被垄断了,国家就没好了。竞争当然不能保证绝对的公平,但是没有竞争则必然是绝对的不公平。多党制不是说那些政党先进,而是说多党竞争的制度先进,因为多党竞争的结果有利于百姓。民主的政党多数主张多元政治,专制的政党则主张一元政治,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多党制是最适合的政党制度,这样的政党制度有利于实现民主政治。不实行这样的政党制度就无法建立和维护有利于民主政治总格局,也就无法将社会利益关系保持在秩序以内。

    现在世界上公认的民主国家以美国为代表,专制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实行的是两党政治,作为民主制度的代表,其政权组织形式为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中国是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实行的是一党制政治,作为专制制度的代表,其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治制度。

    美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是分权有制衡,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国会、总统、法院掌管,三个部门行使权力时,彼此互相牵制,以达到权力平衡。国会有立法权,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否决,国会又有权在一定条件下推翻总统的否决;总统有权任命高级官员,但须经国会认可,国会有权依法弹劾总统和高级文官;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任命并经国会认可,最高法院又可对国会通过的法律以违宪为由宣布无效。美国采用两党制,美国宪法虽然没有规定政党地位,但政党是美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渗透于其他各种政治制度。两党的主要职能是进行选举,特别是总统选举。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长期轮流执政,相互监督和制约。中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是集权无制衡。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检察法院两院院长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和罢免,而上述机构又是受共产党控制的。中共不仅控制议会、政府、司法,还控制警察和军队。中国是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大权集中在中央,地方的权力有限。中国采用的是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其实质是一党专政。从1949年以来,中共一直占据领导地位,实行有效统治。由于美中两国政权系统的结构不同,两种政权表现出来的功能也不同。美国采取的是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政权结构,其政权系统的功能是,管理上的民主化、人性化,政治风气清廉,公正公平,依法办事;而中国采用的是集权无制衡的政权结构,其政权系统的功能是管理上的霸道专横(实际上是一种统治),政治上腐败不堪,很少有公正公平,办事拉关系。

  民主的政权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专制的政权组织基本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美国,言论自由、政治民主,人民敢说敢想,跟全世界交流信息,美国的文化(科学、哲学、宗教和文学艺术等)可以输出给世界各国,世界各国的文化可以输入美国,人员、组织、政党都可以流进流出美国。这种开放是全方位的,并不只限于官方许可的某一些领域。然而在中国,开放是有限的,只是允许技术和经济领域的开放,在政治、文化和法制领域是采取抵制和排斥的态度。信息是严控的,经过特别筛选的,互联网是封锁的。在美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议会议员、政务官都是通过竞选直接产生的。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各级政权是向全体公民开放的,这就是一种对内开放。但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明社会认为应该选举的官员都是在有严控的情形下虚假选出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各级政权是不开放的,或者说只是对政权认可的人有条件开放,这就是一种对内封闭。美国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州长选举和议员选举,不同的候选人纷纷登场,进行竞选,激情理性都在飞扬。在这样的竞选中,也当然有协同,跟候选人助选就是一种合作。竞选获胜后,又既有竞争也有协同。失败者承认失败,获胜者执掌政权,但又不能为所欲为,还需要与失败者一起共同把事情搞好。议会里有不同党派的议员,既相互监督也相互合作,这就是一种既竞争又协同的局面。中国却与此相反,中国的政权组织的集权结构决定了中国政权系统的封闭性,而封闭又使到政权系统的各要素和各子系统之间无法公平竞争,存在的只是强权和压迫,中共全面的控制和高压。这里既没有公平竞争也没有真正的协同,只是中共高压下的一起机械劳作。一切都是操纵和控制,哪来的公平竞争,哪来的协同!

  美国国会(各党派在里头争吵和妥协)行使立法权,通过法律规定秩序,全国不分阶级阶层人人遵守,政府执行法律依法办事,司法根据宪法审查法律看是否违宪。司法发现国会立法有问题,立刻根据宪法中止法律效力,这是一种调节。国会发现政府和法官不认真执行法律,立刻进行质询,严重的加以弹劾,这也是一种调节。政府执行法律发现问题可以向国会提出议案,国会根据情况进行修改,这也是一种调节。中国政权组织这个“调节器”,实际上是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共产党将所有的权力集于一身,虽然嘴上说为人民服务,但其政权结构决定了它只能首先考虑自身的利益,只是在别人不违背其意志的情况下才去考虑别人的利益,如违背其意志那么小则失去利益重则坐牢杀头。这实际上是在高压在严控而不是疏导。这不是在调节而是在强化统治。

    美国宪法规定建立政府的目的是增进人民的福祉。美国政权分权有制衡、自由公正的选举、两党政治,使到各政治系统得以充分竞争在竞争的基础上协同,就是这种竞争与协同的非线性作用使到美国政权坚定趋向宪法规定的目标。中国政权集权无制衡、没有自由选举、一党政治,在这种局面下,各政治系统没有自由竞争的环境,做事只按指令进行,政治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是线性作用。政治系统行走的方向不是自己的方向而是中共确定的方向。

    房宁说,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具有不可超越的历史局限性和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金钱政治、集团政治和政治腐败。他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谈到政治腐败时说:“西方学术界、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在制造和宣扬多党制、议会制可以制约腐败。而事实上,在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以及立法、司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相互监督的表象背后,由于资本主义民主的固有弊端,西方政治运行中需要支付巨大的社会成本并形成了严重的政治性腐败。大量的存在于众多层级和领域的竞争性选举是西方政治运行的核心内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的竞选已经演化为一场按商业规则运作的政治推销活动,耗费日益浩大。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为选举耗费了大量钱财,使社会不堪重负。更为严重的是:选举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性腐败的大量产生。由于大量的选举投入和预支成本,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选前的政治献金和选后的政治回报现象。因选举导致的腐败是一种政治性的腐败,较之于行政领域的腐败更普遍、更隐蔽,也更具危害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政治性腐败十分猖獗,导致了严重政治失序,甚至引起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成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一种被广为诟病的弊端。”房宁虽然看到了选举过程中要产生的问题,但他没有看到民主国家都采取各种措施遏制选举活动领域的腐败。

     现代民主国家高度重视政党竞选领域的腐败问题。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政党获取公共权力的唯一途径是竞选。然而,竞选是昂贵的。政党首先竞争的是筹集的金钱数量,在筹措巨额竞选费用的过程中,政党在选举和竞选活动中的腐败行为就出现了。比如,政党或其候选人接受非法捐款,并以日后的政策倾斜或利益输送作为回报。不仅如此,政党还向企业勒索捐款,拒绝捐款的企业在申请政府诚信认证、许可证或企业贷款时就会遇到麻烦,政党还会责令受其控制的金融机构定期审计这些企业。贿选是政党在选举中出现的又一种腐败行为。对政党在竞选中腐败的治理鉴于政党在民主政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政党腐败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腐败,不仅会使政党失信于民,甚至会危及民主政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民主国家都采取各种措施遏制政党活动领域的腐败。实行现代政党政治的国家一般是通过如下措施遏制政党活动领域的腐败的(1)制定《政党法》来规范政党的运作,《政党法》一方面为政党活动提供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便于国家对政党活动进行监督,把政党活动限制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政党运作更加制度化、法制化;(2)实行对政党的公共补贴,公共补贴可以防止政党被利益集团操纵,有助于政党体现民众的政治意愿,维护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转;(3)出台限制筹款和竞选开支的规定,比如,美国规定候选人接受个人捐款不能超过两千美金等;(4)改革政党的内部治理结构,促进政党的民主性和透明度;(5)建立监督机构监督政党活动。

  现代民主政治,其目的是保障人权,限制政府的权力,清除制度性腐败,提高运作效率,实现公平正义;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实行具有竞争性的多党制。人类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文明,文明就意味着非暴力和尊重人权,而只有实行民主确立多党制,其运作方式才有可能是非暴力和保障人权的。中共的一党制是赤裸裸的践踏人权,所以,政治文明的历史之指针只会指向现代民主政治,但可惜的是房宁没有判断历史前进方向的能力,这样,他经常性地发明谬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房宁先生你又错了

郑酋午

    北京最近吵吵嚷嚷,说房宁先生又有“伟大”发现? 房宁何许人也? 1957年出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是也,有人说,他是我国数一数二的“伟大”政治理论家,他“三年实地调研了五国一区” (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开展了“东亚政治发展研究”项目,创造出了“伟大”的理论,他说:

    “通过对这些国家的研究,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为什么在工业化时期不能进行竞争性选举的制度安排。工业化时期一定要关闭这个通道,即通过政治权力的争夺获取社会流动、改变身份、占有更多财富利益的机会。”“中国现在正在实现工业化,社会多元化的压力也出现了,包括很多人主张实现西式的民主政治。我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向多元体制转化的历史条件。”

    这使我想起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不过他们的职位不同, 五大臣职位要高一些, 房宁只是一个御用文人,宪政考察五大臣出洋一年后一回来立马建议大清政府实行宪政, 房宁先生出洋三年回来却得出相反的结论,看来房宁先生不愧是当今我国政治思想理论界的“器材”(奇才)。他从东亚五国一区回来后写出了《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一书,此书已在京发布,9月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就此书采访房宁先生的长篇谈话。但当记者问他,东亚模式到底能否套用在中国身上? 房宁先生作出了如上回答,我认为房宁先生讲错了!

    (一) 以日本模式来论证东亚模式的目的

    房宁先生和记者谈话,开始肯定“的确存在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东亚模式。”这一模式有三个阶段:开始是仿效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再进入威权体制,最后逐步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型。房先生在谈话中特别以日本模式来论证他的东亚模式,但他说的话与日本的历史事实不相符。从日本的政治体制来看,战后日本一直实行的是议会内阁制的民主体制, 虽然有过一党独大的情况。可房宁却说,开始是仿效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再进入威权体制,最后逐步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型。这是个低级错误,只要认真读书看报的人都不会弄错,对一个政治专业学者来说,这是绝对不应该出现的错误,但这个错误竟然出现在房宁先生身上,难道是他的智力有问题?不可能,如果智力有问题当不了教授更当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所长,那么只有一种解释了:他故意弄错是有目的的。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设立国会,议员竞选,进入君民共主时期。二战前后军部控制内阁,实施军国主义政策。二战后被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 日本被改造, 1947年5月3日,日本开始实施新宪法(《日本国宪法》),确立了以天皇为象征的议会内阁制,规定政府由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形式上还是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但宣布主权在民,天皇只是国家的象征,不掌握实际的权力,行政权力掌握在内阁手中。在政党制度上实行的是多党制,除自由民主党外还有几个政党。1945年11月日本成立了自由党和日本进步党,同年12月成立日本协同党等,这些政党几经分化改组, 形成了两个主要的保守党,即民主党和自由党。1948年11月后是民主党和自由党两大保守政党轮流执政。1955年10月,社会党左、右两派重新统一成立日本社会党。为了与日本社会党革新势力相对抗,同年11月15日,民主党与自由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此后,自由民主党长期执政。

    1955-1960年日本政坛上主要是保守政党和革新政党的对立,自由民主党主张自由主义,反对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维持、发展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日本社会党与自民党处于对立状态,主张打破现状,进行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变革。日本自由民主党在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一直控制着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席位。7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保守与革新相持局面,参众两院的自民党势力有所衰落。1983年12月在众议院大选中自民党遭到失败,被迫与新自由俱乐部(1976年6月从自民党中脱离出来的 6名议员组成的小党)联合执政,暂时打破了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但新自由俱乐部不久解散,重归自民党。1986年7月参众两院同时选举,自民党重新获胜。1989年里库路特贿赂案使自民党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在 7月参议院选举时,首次失去了该党成立以来在参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优势。从九十年代至2010年自由民主党在国会的选举中一直获胜,保持一党统治的长期局面,2010年民主党击败自由民主党成为执政党。

    从日本的政治发展历史看来,并无房宁所讲的情况,可房宁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房宁算不算篡改历史?以前“文革”时期林彪的拥护者篡改历史,把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岗山的会师改为毛泽东和林彪的会师,他们是有政治意图的,现在房宁这么说有没有政治意图呢?我认为,他有政治意图,他是想论证日本的发展属于东亚模式,工业化需要威权,他又说过日本威权有55年,至此,其政治意图就昭然若揭了:那就是,日本威权都要五十五年,我国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所以我国现在的威权体制还不能改,还要维持。这也就成了他的“中国目前还没有向多元体制转化的历史条件”这一错误观点的支持根据。

    (二) 以此作为反对任何要求实行多党民主政治的理由

    房宁先生说,工业化带来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带来身份的变化。我们社会现在的流动依然旺盛……随着工业化进入中期甚至后期,这种流动肯定会趋缓。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资源的代际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是通过努力获得地位,而是通过继承。新的社会结构逐渐形成、固化,分为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这算社会结构变化完成了。中国目前还不能向多元体制转化,是因为中国正在出现社会分化,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但社会结构的变化还没有完成。他这样说的目的是要论证我国通过专制制度实现的工业化还在进行中,社会结构变化还没完成,我们的政治体制现在还不能从一党专政向多党制转化。实际上,房宁是以此作为反对任何要求实行多党民主政治的理由从而维护权贵在工业化过程中获得的巨大既得利益和社会地位,直至保障他们进行世袭统治,反对社会阶层转化。

    众所周知,人们一般以个人的社会地位来衡量人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社会地位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一般由社会规范、法律和习俗限定。它常用来表示社会威望和荣誉的高低程度,也泛指财产、权力和权威的拥有情况。社会地位通常也是指社会成员基于社会属性的差别而在社会关系中的相对位置及其围绕这一位置所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社会地位是个人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无论这种位置是自然形成的还是社会分工需要而形成的。人们在社会关系网中所处的位置,通常是根据财富、声望、受教育或权力的高低和多寡做出的社会排列。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社会中结成多种社会关系,都可能获得多种社会地位。这些社会地位之间互相交错,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先赋地位与自获性地位两类,前者指先天固定的地位,如世袭贵族、世袭奴隶,后者指靠后天努力获取的地位,如教授、工程师等。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主要由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所决定,这个社会就是封闭型社会(或传统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子女主要继承着父亲的阶级位置,阶级继承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形式,这种传统型社会固化不流动,影响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工业化的发展就是要打破这种社会结构;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阶层位置主要取决于自己后天的努力(如自己学习得到的受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等),这个社会就是开放型社会(或现代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子女的社会地位主要由自己努力取得的人力资本所决定,代内流动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形式(家庭背景对子女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教育”这个中介变量上)。现代型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变化的流动的,人们地位的获得主要靠人的能力而不是出身,这样的社会才让人有进取心,有积极性,有热情,有向上的冲动。

    其实,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已经完成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形成。这就是以原有和现有掌权者为主的权贵势力、新兴资本力量和大多数依附于这两者的知识精英及三者的后代已经结成牢固的统治阶层,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一般知识技术人员则成为无权无财的被统治阶层。前者紧抓权力和资本不放,希望不断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代代传承下去,后者则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反对权力固化和继承,要求权利支配权力,实行权力流动和共享,实现利益和财富的分配均衡合理化。社会要公平正义就是要不断打破这种主要靠特权和公权力垄断得来的地位和财产,实行民主化,通过民主政治使到公权力受到监督,以便创造公平正义的前提条件,让公民主要通过能力获得财富和社会地位而不是凭出身。

    系统主义哲学指出,世界是一个分层次的大网络系统。这个巨大的网络系统组成一个的整体,任何一个系统都存在着子系统。世界是系统的,系统内存在着无限多的层次。层次是指系统内在组织结构有序的间断和连续,或是系统要素有机结合的等级次序。系统层次是转化的,社会与思维领域的转化,称之为“能动的转化”。系统层次转化过程中,有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又有从高级向低级的演化,这种交互运动,形成一定的周期性。在分析系统对象时,要注意它的结构层次和功能层次。既要注意各层次系统之间的联系,又要注意某一具体等级上的系统所具有的独特结构与功能,从而采取措施,以便达到整体优化。这一原理告诉我们的是不要让社会阶层固化,要设计好社会制度,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社会成员凭能力在社会各阶层中流动。

    房宁的社会结构变化未完成论实际上是反对我国实行民主化的借口,记得某委员长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开宣布“六不搞”, 其脑已“朽”,按中共的说法他是公务员,张维迎教授说,公务员没有思想,他的脑机械不好用,已“朽”也属正常。可是房宁先生是教授不是公务员,他也难道没思想?

    (三)我国实行民主的条件已具备

    我国经过工业化发展到目前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化的条件,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建设,我国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现在人均国民总产值已达4000多美金,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2500多美元。论理如果有英明领袖推动民主化改革,条件是完全具备了。在穷国,民主化不可能,而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完成,两者间有一个政治“转变带”,在这个特殊发展水平上的国家最容易转向民主,多数转向民主的国家都应在这个经济水平上。当国家经济发展进入这个阶段,它就有了民主化的希望。根据亨廷顿的说法,在战前,“转变带”的中心是300-500美元(1960年币值),到70年代提高到500-1000美元,进入80年代又有所提高。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一十年代,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1000-3000美元间是开始向民主转变的阈值;当它达到3000-6000美元时,则是完成转变的阈值。这个阈值上下,是其它因素起作用的领域。我国已开始进入这个“转变带”,条件还不具备吗? 进入这个“转变带”的国家一般是工业化发展非常迅猛的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总是在向民主化提供条件。我国已进入转变带说明我国的工业化也已为我国民主化提供了条件。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民主化也是工业化推动的。政治制度史是议会逐步取代国王统治国家的历史,是内阁对议会负责之原则确立的历史,是政党成长的历史,是民主不断战胜专制、平等不断战胜特权的历史。这整个历史过程,恰恰正是英国逐步实现民主化的过程,即政治上的现代性不断强化的现代化过程。英国是最早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尽管在工业革命后由一个立宪政府和议会统治,但全国仅有少于5%的人口可以参与选举,根本算不上是民主国家。1819年,在工业化中产生的新生阶级-----资产者、中产者和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和走进广场要求改革选举制度,起初,被镇压了,还有11人被军警杀害了。直到1832年在各方压力下议会才同意改革, 根据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减少了对财产的限制,1832年改革法案给予了几乎全体中产阶级成员选举权,并宣布自治市享有选举权者统一缴纳10英镑,这是英国迈向真正民主的第一步。19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中产生的工会掀起了争取议会选举改革的群众运动,1866年,争取议会改革的运动达到高潮,使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工人获得选举权。1884年保守党领袖格莱斯顿提出了一个议会改革法案,使农业工人获得了选举权,代议制民主在英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从英国走上民主化过程来看,在不断地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力量即资产者、人数越来越多的中产者(包括白领)和广大的知识分子,他们要人权,这是实践民主的最重要力量。

    随着工业的发展,我国已产生了新的力量即资产者、人数越来越多的中产者(包括白领)和广大的知识分子。同时,我国的工业化也意味着向世界开放和广泛的信息交流,我国民众在开放和交流中视野已逐渐开阔,在与世界各国的对比中,我国有部分人已经认识到了人权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而我们也已经知道这需要民主化来保障,因为只有民主的制度才能带来公平正义,才能使我们变成国家的主人。我国的工业化也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市场经济需要法治,通过法律来治理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要求实行法法,但在我国的一党专政下无法供给法治, 法治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和目标,以严格依法办事为理性原则,表现为良好的法律秩序,并包含着内在价值规定的法律精神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要求法律必须是民选的立法机构通过的良法;法治强调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原则;法治强调任何人和组织都要守法。但是我国的一党专制提供不了这些条件,因此自然就需要民主化。

    从現在的历史朝流看,民主化已成为一种趋势,民主制度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唯一受到尊重的政治制度,多数国家向民主的转变不可能不影响到我国。现在我国民主化的外部助力也越来越强,世界上有几个主要的权力中心能够对我国民主化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它們是梵蒂冈、欧盟、美国和俄国。它们的影响都是世界性的,但又各有侧重。除政府之外,各种非政府组织、政党、工会、教会等,以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它们交叉影响,相互呼应,从而能创造出一种国际性的气氛和时代精神,对于民主条件即将成熟的我国,这种气氛能够减少民主化进程的阻力。多元政治文化的发展也能为我国民主化提供信念上的支持。

    房宁先生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向多元体制转化的历史条件,由此看来,其言错矣。他低估了我国民众的智力,低估了我国的工业化发展,低估了我国的资产者、中产者和广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要要人权),他太信赖权贵和依附权贵,他只想当犬儒,满足于御用文人的身份,他没有想过他要当公民。所以,他想与某委员长一起阻挡历史潮流。当然,这样,权贵会封他为“伟大”的政治理论家,他会伟大吗?我认为,他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思想的理论家。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9-06 15:57:24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奇谈怪论

对张春桥的再认识

90后大学生

    张春桥时代伴随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已过去几十年,他本人业已作古,人们对他日渐淡忘,对他罄竹难书的“罪行”、反动极端的“思想”、以及对他的“恨”都已很模糊,至于90后的我们,对于他乃至“四人帮”等就更加“漠不关心”了,至多把他们当做历史人物而已。

    对于张春桥的政治上的评价,已有明确的定论,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翻腾它。现在,我们撇开政治的东西,站在历史的角度,姑且把他当做一个人,一个普通人去认识一下,或许有新的感受。

    第一,他是一个文采极高的人。他的文章能得到伟人毛泽东的青睐,说明其文学修养非同一般。他从15岁还在上中学时就在报刊上发表作品,1938年到延安之前,21岁的他已发表几十篇作品,在上海已小有名气。建国后,他出版了《访苏见闻记》、《今朝集》、《龙华集》等文集,一生发表作品几百篇。

    1936年,年仅19岁的他,以狄克的笔名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一文,直接批评鲁迅,鲁迅以《三月的租借》予以回击。能被大文豪鲁迅所批,虽不光彩,但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狄克的文章有相当的分量,已引起鲁迅的注意,否则,鲁迅先生哪有时间和闲心搭理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呢?

    第二,他是一个敢于批评的人。他从18岁至21岁在上海期间,写文章不但敢于批评鲁迅,而且,也批评戴望舒、施蛰存、臧克家、郭沫若及胡适等著名作家,说明他是有叛逆精神的。有人认为这是他政治立场上的反动、思想的落后、道德的缺失,也有人说他是叛徒、特务。在我看来,这并非政治问题,以他当时20岁左右的年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尚未完全成熟,不至于沦为反动作家的,只是年轻人的一个思想冲动和激进表现,不排除有点自我表现,以吸引公众的注意,是一种敢于批评斗争的精神。

     至于是特务或叛徒,则更不靠谱了,因为以后几十年,他的所作所为并无对蒋介石有什么有利的地方,也未发现他与台湾有联系的依据。他的批评作风和斗争精神,在60年代以后更发挥得淋漓尽致,并深得同样具有斗争和批评精神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欣赏。

     第三,他是一个信念坚定、意志超强的人。他的思想、行为和文章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特别是毛泽东的“左”的思想。其实,他也不仅仅是迎合,他的确对毛泽东“左”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形成了坚定不移的信仰,百折不回。可以说,他是毛泽东思想的积极追随者、坚定的捍卫者和忠实的拥护者。正因为如此,在1980年底,国家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其进行审批时,这位表现得异常冷静,毫不怯场,几乎一言不发,基本没有有价值的口供,对其罪行自然就概不认账了。而“四人帮”的其他成员表现各异,江青在法庭上大喊大叫,像发疯一样,不能克制情绪,方寸大乱,不认罪伏法;王洪文的思想意志基本崩溃,思维混乱,积极供认罪行,揭发他人,认罪态度较好;姚文元则比较稳定,有认罪的,有不认罪的,有说知道的,也有说不知道的,说话模棱两可。

    张春桥能如此撑下去,靠得就是自己对信念的坚定、过人的心理素质及超强的意志力。他在监狱里囚禁长达22年,82岁保外就医,又挺过了7年才因病死去,这对常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是非常人所能做到的,有多少国家级领导在文革中被关十几年,甚至几年就悲愤而去了呢?足见这位张公耐力之强、度量之大、意志之坚。

    第四,他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他政治上激进,比较阴毒,人缘很差,没什么朋友,比较孤立,这咱就不用提了。即使在家庭生活方面,也是很孤单的,甚至有点“可怜”!他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是抗战时期与张春桥认识的,感情很好,但1943年12月,文静被捕,后向日本人叛变,出狱后向组织说明了情况,并又回到张的身旁,张春桥虽犹豫,但还是与她结了婚(这一则说明他与文静感情基础好,二则说明他人性也不太坏吧!至少当时不太差)。

    建国后,他越发的感到这是个心理包袱,放不下、甩不掉,成为他永远的心病。曾几次提出离婚,七十年代还向中央打了报告(但没等中央批他就下台了,1998年出狱后又回到了文静的身边),到北京工作后,连续4年都不回家,即使到上海,也不回家看看。所以,他时常感到有些孤独,于是,就借谈工作之机让徐景贤他们给他找个“秘书”,没明说要找女情人,结果徐景贤他们没理解,真找了个秘书。

    过不多久,张春桥给徐景贤写信说:“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对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是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这事也可以看出,张春桥真不是感情上乱来的人。在后来的诸多材料中,没有发现他在男女作风以及经济方面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工作责任心、事业型还是蛮强的吗,他除了政治上的“坏”之外,其他地方的坏并不突出。

    第五,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应该说,张春桥为新中国的建立并无什么功劳可表,但他能在文革期间被迅速得以提升,其地位还超过了许多功勋卓著的老同志,这不光是因为他会写,还因为他有许多过人的能力和才华。他文采很高,但并不是书呆子,他知道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他会迎合领导,会适应形势,会顺应潮流,会把领袖的脉,是一位识时务者,这就是一种能力。即使在今天,这种人也是非常吃的开的。他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驾驭能力,掌握上海达数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稳稳的控制着权力,组织了数次政治运动和多种形式的政治斗争,都能达到“良好效果”。

    他参与组织了“四人帮”,在“四人帮”内部,他应该是灵魂人物,并非只是个“军师”,他们的斗争策略多经他制定并组织实施,其在被审判法庭上的表现和应对策略,足见其“智慧”高于他们三人一筹。他很有思想,而且旗帜鲜明,尽管“左倾”严重,但有些东西并非一无是处,还是很有见地的,有的观点,今天看来,仍是让人有些回味的。比如他在1976年写的《中国人民为什么必须反对洋奴哲学》一文,现在重读,似乎有一番道理。现将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

    外国产品剖开来,确是好多东西都是别的国家的。这种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经济危机在一国出现,就象瘟疫一样,很快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那些依赖别人发展经济的国家,纵然一时经济发展比较快,也是虚假的繁荣,基础极为脆弱。一有风吹草动,不是闹这个荒,就是闹那个荒,简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于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修正主义的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的路线。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

    此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前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发表于1976年。文中的“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和“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等内容,对30多年后的今天作出了准确的预测,对当今中国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读了这些闪光的思想,作为90后大学生的我们真的糊涂啦?这样的杰出人物怎么就成了反党集团成员?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张春桥的思想不正是共产党的宗旨吗?看看今天的一切,我们明白了一切,站在历史的角度,穿过历史的迷雾,我们看到了一切真相,这就是张春桥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斗不过资产阶级,因为他代表的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但无产阶级必须明白,他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信仰的坚定捍卫者!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9-22 07:20:32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转发: 许世友将军为何恨粟裕大将

    宋江有李逵镇梁山, 毛泽东有许世友镇全党。

许世友将军为何恨粟裕大将?

史记

    许世友将军是我军的一员猛将,他性格的刚烈程度,在我军55年授衔的1600多位开国将帅中,绝对是位列三甲。他暴烈的性格使他不轻易服人,别说是十大元帅十大将他不服,当年在延安时,他连毛主席都要杀掉。张国焘得势时他服从张国焘。他要杀掉毛,毛取得斗争胜利后他效忠毛周。毛周去世后他立马清算毛的亲属,效忠邓。

    从解放军十大元帅十大将的山头体系看,许世友将军不属于任何一个山头,他根源上是张国焘体系的,说起来与徐向前元帅有些渊源。

    纵观许世友将军一生的战斗历程,许世友将军是一位优秀的战斗指挥员而不是战役指挥员。许世友将军经历的每一场战斗,是毫无战略谋划的,没有从全局战略上去考虑,与友军的战斗协同意识很差,他戎马一生,当过十一次敢死队队长。面对敌人杀得性起,就不计后果袖子一卷扬起大刀就冲,或光起膀子端起枪就上,他自己的命都不当回事了,他还管其他战士的命?

    说许世友是一位优秀的战斗指挥员而不是战役指挥员,也许有人不服气。那么,我们看看,许世友经历的哪一场战斗是战役级别的?当然,许世友是经历了一些战役,但这些战役都不是许世友谋划指挥的。在一些许世友独当一面的“战役”中,如果没有战区指挥员的运筹帷幄,许世友不但不可能取得胜利,还可能被敌军引诱吃掉了。

     有人对许世友在孟良固战役中的抗命和率电话大加赞赏。这恰恰说明许世友是一个毫无战略眼光的人,他的战役意识和战斗协同意识很差。他在孟良固战役中的抗命表现,已经与一名高级将领的战略意识相去甚远。高层对其提出了警告,但许世友根本不把警告当一回事。正是许世友在孟良固战役中的抗命,使战区领导人对他有了看法。

    孟良固战役后,我军发起济南战役,拉开了攻克大城市和战略反攻的序幕。在济南战役中,许世友再次耍“宝”。以攻城总指挥自居,不服从整个战役的战略指挥,不服从命令,毫无战斗协同意识,搞什么“助攻”变“主攻”,预备队变主力等等不计后果、不顾及全军的配合协调。不考虑战区指挥员的作战意图,搞得前线将领不知道谁指挥谁。虽然济南战役最后我军取得了胜利,但战区指挥员决定要将许“撤职查办”了。因为象许世友这种只逞个人英雄主义,不顾及全军的配合协调,自以为是的前线将领如果不把他撤职了,今后的大兵团作战中,全军覆没的将是我军。为此,济南战役后,许世友被“撤”了。他的部队(也就是有人大谈特谈的不受粟裕指挥的山东兵团)编入了宋时轮将军的部队。许世友离开了作战指挥位置,从此没有出现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大决战中:他没有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京沪杭战役等一系列的两军大决战。这是许世友没有战略眼光的后果,也是许世友和粟裕大将的恩怨的所在。

    红军时期,许世友将军的级别甚至比粟裕还高,可济南战役后,粟裕把许世友“撤职”了,把许世友的老部队编给了别人,几乎终结了许世友将军的军事生涯。官大一级压死人,粟裕能在猛将如云的年代出类拔萃,别以为粟裕是吃素的,许世友的战场抗命,这在战争年代是可执行战场纪律的,如果没有毛的宠爱,如果换一个人,老许也可能早就被粟裕枪毙了!也正因为如此,许世友不但没能参加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大决战中,而且在1949年的全军整编时,与许世友同一时期同级别的人都当上了兵团司令员和政委,唯独许世友没有当上兵团司令员和政委,在55年授予上将军衔的57人中,许世友将军的排名也是靠后的。

    以老许的性格,如此的结局老许怎能不恨粟裕?

    当然,撤了老资格的自以为是且性格暴烈的许世友,杀一警百,从此华野众将谁敢对粟裕抗命?撤了许世友,华野在往后的战役中仗越打越顺,越打越大,越打越强。

    有人说,许世友离开华野是因华野的指挥有问题,请问,如果是华野有问题,许世友为何不去一野二野四野或华北聂荣臻部?
所以说,许世友是一位优秀的战斗指挥员而不是战役指挥员,他逞个人英雄主义,不顾及全军的配合协调,他不适合大兵团作战,让许世友参加大兵团作战只会祸害全军。

    1979年让他参加中越边境作战,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粟裕──被剥夺了荣誉的元帅

史记

     随着粟裕在军事史上的地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关于他为什么没被授予元帅军衔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增多起来。这些讨论大多谈及表面现象,比如1954年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里面没有粟裕的名字等等,而对于深层次的原因并没有涉及。

    10大元帅都出自1954年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反映出授衔的作用或者说目的之一是确定军事将领在军队这一重要国家机器中的地位,这本身倒也无可厚非。从这个角度看也容易理解为何很多人对授多大的衔看得很重,以至于斤斤计较,大老爷们也会为此又哭又闹。某位有名的从少林寺出来的敢死将军被授予上将,找到上面要求当大将,被上面一句“粟裕也才是大将呀”打发回去了。

    授衔的基本依据是资历和军功,10大元帅中有的资历突出,如朱德、叶剑英,有的是特点是军功突出,如徐向前、林彪。从资历和军功两方面看,可以发现有一个元帅无论是资历还是军功都在粟裕之下,那就是罗荣恒。军功就不必说了,10大元帅中无一人能超过粟裕,看资历,9个元帅高于粟裕,而罗荣恒在粟裕之下。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恒是东北野战军政委,粟裕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政委,集军政两职于一身,职权高于罗荣恒。不论从何种角度讲,粟裕授元帅衔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连民主人士黄炎培、劭力子都说粟裕应该授元帅衔,军内持这种看法的人更不会少。

     粟裕夫人楚青回忆,关于授衔问题,毛泽东专门找粟裕谈过,说粟裕的军功很多,以前一直是在当华野的家等等,粟裕明白领导的意思,表态说服从中央的决定,革命不是为了当官。毛泽东很高兴,连连称赞粟裕以大局为重。陈毅也对粟裕说,你的事情我听主席和总理说起过,很为难,你要理解。从毛泽东和陈毅的话中可以很明白地看出,他们也认为粟裕不授元帅是受委屈了。

    不授粟裕元帅的原因有二:

一、军队功用的变化

    1949年成立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有28位委员中,粟裕排名15位,名列粟裕之前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除去毛泽东、起义将领程潜和在地方系统的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粟裕排名第10位,按后来委员可授帅的标准,如果1949年开国时就授衔粟裕必是元帅。1949年的28位军委委员中没有罗荣桓的名字,可见罗荣桓的资历不够高。

    到了1954年的中共中央军委,罗荣桓进了军委,粟裕出了军委,这一人事变动反映出的不是简单的元帅给谁不给谁的问题,而是军队功用变化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粟裕出了军委表明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决策层已经不想打大规模战争了;罗荣桓进了军委表明国军队今后将扮演政治工具的角色,而不仅是打仗的工具。军队功用的变化是不向粟裕授帅的第一个原因。还是那句话,授衔的作用或者说目的之一是确定军事将领在军队这一重要国家机器中的地位,朝鲜战争结束后,台湾战役也不可能实行了,擅长打仗的粟裕重要性降低了,元帅衔可以不授予粟裕了。

二、粟裕授帅有碍于制造毛泽东军事迷信和个人崇拜

    自抗日战争开始,毛泽东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在延安的长期后方生活使他对军事的敏感度逐渐降低。抗战八年是毛泽东逐步树立个人威权的八年,以延安整风为标志,毛泽东在思想、人事各方面都树立起自己的威权,敲打了不少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树立威权上,对军事的学习和研究自然就荒废了。荒废的结果就是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表现令人不敢恭维。

     1、战略防御阶段粟裕比统帅高明

    在第一年的战略防御中,毛泽东摈弃了红军时期的军事原则“不看重城地的得失,着重保存自己,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命令南北两线的部队与蒋军争夺城地。在北线搞了个争夺城市要点的“三路四城”计划,占领正太路、同蒲路和平汉路的一段,拿下石家庄、保定、太原和大同。在战略态势敌强我强的情况下,这样的进攻性计划是行不通的,结果北线打得一塌糊涂。在全面内战前的四平之战中,毛泽东已经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北线的失败是第二次了。

    南线搞了个“三军进击津浦路”计划,晋冀鲁豫、山东、华中三个方面部队到津浦路两侧作战,粟裕的华中野战军的任务是到蚌埠到浦口之间作战。这个计划的实质是让部队在中原区域进攻占优势的蒋军,当然也是行不通的,如果实施下去,必然是和北线一样的结果。粟裕从华中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议华中野战军第一步先在苏中打,第二步再转战淮南。被上面批准后,华中野战军打出了苏中七战七捷,以3万兵力吃掉了5万蒋军。七战七捷使毛泽东看到了内线歼敌的优越性,进而转变了观念,命令各解放区效仿苏中模式,战略防御才走上了正轨。

    南北两线进攻的想法其实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决心与蒋介石大打方案的翻版。这种方案的依据是中共掌握的军队数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具备和蒋军较量的实力基础。但有一点毛泽东没有考虑到,即军队数量虽然达到规模了,但这是在游击战中发展出来的部队,还没有经过大规模正规战的锻炼,此时让它去进攻优势的敌军是不现实的。这种战略谋划上的失误反映出毛泽东不是职业军事家,而是懂军事的政治家,或者说是政治型军事家。

     2、战略反攻阶段粟裕比统帅高明

    解放战争打到了第二年,在怎样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上,毛泽东又一次显示出政治型军事家的外行。派刘邓兵团跃进大别山搞根据地,实质上是抗日战争初期派部队到敌后“作眼”的老套路,和解放战争的新形势格格不入。解放战争走过战略防御阶段后,中共军队的战斗力已大大增强,蒋军的实力已经被削弱,开展战略反攻就不是慢慢地搞新根据地,慢慢发展壮大部队,而是直接开展大规模战役,持续不断地大量消灭敌方的有生力量。

     刘邓兵团被派到孤悬于国统区的大别山,自身实力大大削弱了,还得其它方面的部队掩护配合。华东野战军为配合刘邓兵团跃进大别山,分兵三处,处处失利,调整部署后开展铁路破击战,成了游击兵团,在以后的10个月里再也没有打出像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那样的大歼灭战。在战略防御的一年中,华野平均月歼敌数量是3万多人,在战争第二年的头10个月歼敌能力超群的华野少歼灭的蒋军估计在15至20万,解放战争的进程被人为地滞后了。如果刘邓兵团的出击方向是河南,以一部切断胡宗南集团和中原的联系,一部与华野遥相呼应,创造战机打大歼灭战,那么从1947年中到1948年初夏的中原战场必然是另一番局面。

    跃进大别山的结果是中共军队和蒋军在中原地区处于胶着相持状态,中共军队无法大量歼灭蒋军,蒋军也不能拿中共军队怎么样。怎样才能打破僵局呢?毛泽东的想法是“跃进江南”,派粟裕兵团南渡长江到达闽浙赣,成立“东南野战军”,这是一个比跃进大别山更糟糕的计划,后果只能是两个:一是粟裕兵团大量减员,在南方无所作为,待长江以北的决战取得胜利后迎接大军南进,二是中原战区的部队实力下降,局面更难打开,坐等东北野战军拿下东北后入关参战。

    对造成中原僵局的原因粟裕看得很清楚,解决的办法心里也有数。从1948年1月到4月粟裕几次向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 粟裕建议的实质是这样一种战略进攻思想:把敌方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而不是赶到长江以南。

    粟裕的建议被接受,军委决定“暂缓渡江”,这才有了歼敌9万的豫东战役。豫东战役一举打破了中原僵局,是中原逐鹿的转折点,也是整个解放战争的转折点,其战略意义相当于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大会战。库尔斯克会战以德军进攻开始,豫东战役是以华野进攻开始,战役的切入点是双方统帅部都没有想到的开封,战役结束的方式令各路敌军摸不着头脑,从战役发起到结束粟裕都牢牢掌握着战场主动权,因此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豫东战役又高于库尔斯克会战,把东方军事谋略演绎得淋漓尽致的豫东战役可以成为各国军校战役学教材中的经典战例。豫东战役胜利后,林彪佩服地言道:“取胜把握至多五成,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打了这么大的胜仗,不简单。”

    豫东战役后的中原战局呈破竹之势,济南战役、淮海决战一气呵成,战争进程以出乎双方统帅意料之外的速度发展开去。豫东战役和其后的济南战役还给东北野战军提供了战略决战的范本,克点、打援也成为辽沈战役的基本元素。如果“跃进江南”计划付诸实施,坐等关外的决战胜利后再图中原,很难说要等多长时间,如果等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原还没有得手,那长江就有可能再次把中国的历史劈成两半。

    3、粟裕谋划并实际指挥了淮海战役

    豫东战役结束后,粟裕对解放战争规律的感知和把握愈加成熟,中原决战的战略构想在头脑里逐渐清晰起来。粟裕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对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最为有利”。粟裕的先见之明就在于开始考虑如何推动战局向战略决战方向发展,无论是正在酝酿的济南战役,还是以后的徐州方向战役,都纳入到中原战略决战的总体设想中。

     中央军委提出华野许世友兵团迅速攻克济南,以保证豫东参战部队休整,然后配合华野主力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粟裕则建议华野全军首先休整一个月,然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他认为,“只要济南能解决,打援方面又取得胜利,则战局可能迅速向南推移,今冬攻占徐州之计划似有极大可能。” 军委的意见是只打济南,粟裕的建议则是既打济南,还要打援,明显粟裕的胃口更大,目的就是为了中原决战。军委的意见是“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粟裕的建议是“今冬攻占徐州”,这说明在粟裕的战争时间表上,迈向战略决战的步伐更快。

    济南战役只用8天8夜就胜利完成,徐州地区蒋军的三个兵团逡巡不前,不敢北上与华野主力交战,敌方实力和士气的衰落暴露无疑。这说明华野与蒋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正走向成熟,因此当济南战役还在收尾时,粟裕就于9月24日电告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于11月6日晚发起,是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战役目的的“小淮海”。11月8日粟裕向军委发出“齐辰电” ──“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固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消灭之”。11月9日,粟裕又电告军委“刘峙有以徐州为中心与我决战模样”、 “实为歼敌之良机”。这两份关键性电报说明粟裕已经有决心把歼灭敌一个兵团的“小淮海”转变为歼灭敌几个兵团的战略决战,至此大淮海战役正式成形。

    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军委来电“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证明在粟裕发出“齐辰电”前,军委还没有大淮海战役的设想。

    11月16日,军委电示刘、陈、邓、粟、谭人组成一个总前委,并任了一位总前委书记,此时淮海战役已经进行了10天,离黄百韬兵团被歼灭只剩下6天了。这个在军事指挥上并无多大意义的迟来的总前委只是在形式上表明淮海战役是一次党指挥枪的战役而已。

    关于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目标,早在11月8日便向粟裕军委和刘陈邓建议“或歼孙(元良)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在第二阶段的具体实施中,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除先后派出5个纵队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外,还担负着钳制、阻击南北两线敌军5个兵团(约40万人)的作战任务,是淮海战役中名副其实的顶梁柱。

    关于徐州杜聿明集团的动向,粟裕判断弃城突围的可能性较大,并预测杜聿明集团有可能从徐州向西迂回南下,去解救黄维,为此粟裕将北线7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两侧。11月30日徐州之敌撤出徐州,向西南方向永城运动,目的地正是黄维兵团所在的蒙城地区。粟裕立即部署11个纵队追击、截击逃敌。至12月4日,将杜聿明集团30万人拖在永城县陈官庄地区,至此淮海战役大势已定。

    华东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的兵员为36万,歼灭蒋军44万余人,约占淮海战役歼敌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这一数字本身就说明了粟裕在淮海战役军事指挥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综合以上三点,从战略战术角度上讲,解放战争是粟裕的解放战争并不为过,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的光芒超过了统帅。

    4、毛泽东军事思想与粟裕密切相关

    毛泽东军事思想包含九大战略战术,其中几条都是在粟裕的军事主张和实践上提炼出来的。

    第二条“把进攻和防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的同时,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通过战役战斗上的攻防作战,不断削弱和消耗敌人的力量,逐渐转变敌我强弱的形势,使我由战略上的劣势变为战略上的优势,适时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彻底消灭敌人,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不恰恰是粟裕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主张和实践吗?

    第五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继承自<孙子兵法>的“十则围之, 五则攻之, 倍则分之”,<孙子兵法>也被拿来为个人崇拜服务了。在解放战争中,在主张和实践上对这一重要军事原则真正做到融会贯通的不是统帅,而是粟裕。

    第六条“以歼灭战为主,辅之以消耗战。”四平之战、“三路四城”作战,全都是无谓的消耗战,粟裕指挥的苏中七战七捷才是歼灭战,并成为其它战场的范例。

    第八条“在战略进攻的指挥上,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直插敌人战略纵深,建立根据地,展开战略进攻;”是对跃进大别山失误的强词夺理,用文过饰非手法制造毛泽东军事迷信。“逐次进行决战,就地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是对“跃进江南”计划的否定,是对粟裕“把敌方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战略决战思想的肯定。

    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个人崇拜已经初露端倪,毛泽东军事迷信也逐渐成形,毛泽东军事思想要作为高高在上的权威在军队中树立起来,解放战争中的经典战役都要为制造领袖军事迷信服务。金科玉律化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处处闪现着粟裕的影子,这个影子干扰了对领袖军事迷信的营造,这时候授予粟裕元帅军衔就是给个人崇拜制造障碍。

     也许当初设立淮海战役总前委时,维护统帅的军事威信就已经在考虑之中了,中原僵局时期,跃进大别山的军事决策日益暴露出不合实际,正是那位后来的总前委书记依然坚守统帅的决策,维护了统帅的军事威信。

    文革结束后,拍摄了一些反映战争年代将领功勋的影片,其中涉及粟裕的史实都用陈毅作了替代,在两部反映黄桥战役的影片中都是陈毅在指挥作战,在<巍巍昆仑>中决心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是陈毅,在<风雨下钟山>中是陈毅在谋划渡江战役,在<开国大典>中好不容易有了粟裕的一个镜头,只见粟裕跳下船头,叉腰而立,没有一句台词。

    1955年授衔的初步方案中,已转到地方系统的前军事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都在授衔这列,后来缩小了范围,这些前军事领导人不再授衔。但有一个例外,陈毅当时已经到外交系统工作,却作为华东野战军的代表被授元帅衔,为此周恩来还有一段解释的话。陈毅被授元帅衔的妙处在毛泽东时代并没有显现出来,在毛泽东后时代却发挥了作用,在所有涉及粟裕的战争影片中都用陈毅替代,正好避免了粟裕影响毛泽东在军事史上的光辉形象。打造两个政工元帅以湮没一个军事元帅,营造领袖军事迷信的手法可谓用心良苦。

    陈毅授帅除了他已到地方系统这一点为后人揭示了疑点外,其他方面倒没什么可质疑,就资历而言陈毅是够元帅标准的。罗荣恒是主持授衔工作的主要领导之一,熟悉评定标准,本身又是个厚道人,得知上面要授自己元帅衔后,写报告请求降衔。上面当然不批准,让谁当元帅,不让谁当元帅,都是一种政治安排、政治需要,而不仅是对个人的一种过高或过低的评价,怎么能改呢?

     除了罗荣恒辞帅,还有一位将领也辞帅,说到他的辞帅则令人心酸,他就是徐向前。自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身上就背负上了“原罪”,即所谓国焘军事路线错误、西路军失败责任,徐向前很早担负起维护“中央和军委的威信”这个沉重使命,比粟裕早了将近20年。难道授衔时还要维护“中央和军委的威信”吗?还要用自贬衔级,和自己指挥过的几百名将军同列将班这种方式来救赎那个“原罪”吗?徐向前辞帅上面也没批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和功绩,山西战场上的出色表现,甚至广大四方面军将领的感情,都不允许降低徐向前的衔级了。

    为了制造领袖军事迷信,不授粟裕元帅衔还不够,必要时还要敲打敲打,整一整。1958年,一顶“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帽子飞到了粟裕头上,罪状有“向党要权”、“大盗盗国”、“里通外国”。不仅粟裕,刘伯承、肖克、李达等人也在敲打之列,“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罪名各异。这些都是专注于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将领,他们的工作和努力恰恰影响了对领袖军事迷信,领袖个人崇拜的营造,军队现代化了,人人都会打仗了,谁还会迷信领袖的军事思想?这还仅仅是为营造领袖军事迷信而整倒的将帅,以后被全面个人崇拜愈来愈旺盛的火力扫倒的元帅、大将、上将就多了去了。

    不仅在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后时代,政治因素影响军队问题、影响将领平反的现象仍然存在。粟裕的平反问题改革开放16年后才得以解决,80年代李达、萧克找到刘伯承希望一起争取平反,熟悉这套潜规则的刘伯承说: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

    仅仅是名誉上的平反不算是彻底的平反,澄清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才算是真正的平反。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9-04 13:16:53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利比亚曾是迦太基的一部分

利比亚乱局的历史探析

----利比亚曾是迦太基的一部分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王林聪

2011-09-04

  莱波蒂斯·马格纳遗址是利比亚最重要的考古遗址,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位于的黎波里以东120公里处。

  人们常常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现代利比亚:石油财富、政治强人和部落形态,它们是左右利比亚社会发展方向的几大要素,也是左右当今利比亚局势的主要因素。利比亚持续半年的内战形成东(的黎波里)、西(班加西)两个政权对峙局面,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之间激战不休。伴随着法、美、英等国联军(此后是北约)的空袭行动,利比亚危机国际化,加深了人们对利比亚统一前景的担忧。

  “利比亚”一词源于希腊语,意为白人居住的地方,用以区分撒哈拉以南黑人居住的地方。“利比亚”作为国名,以前是泛指埃及以西的整个北非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利比亚曾是迦太基帝国的一部分。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年—前146年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为争夺地中海沿岸地区而展开的三次战争) 后,的黎波里塔尼亚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此后,汪达尔人、拜占庭人先后占领了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了北非,开始了伊斯兰化进程。16世纪奥斯曼帝国控制了马格里布(阿拉伯语意为“太阳西下之地”,原指利比亚以西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马格里布遂被划分为三个省: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奥斯曼帝国衰落后,英、法、意加紧在北非的殖民活动。1912年,利比亚沦为意大利的殖民地。意大利的殖民统治遭到利比亚人民的反抗,反抗斗争的主要代表是以伊斯兰苏菲教团为核心的塞努西运动。意大利军队用了20年时间才完成对利比亚的征服。二战期间,赛义德·伊德里斯被推举为利比亚民族运动领袖。二战后期,法军从乍得北上攻入费赞,控制该地区;英军击溃德军,占据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英、法分别在三个地区成立了军政府。 1949年12月21日,联合国通过决议,利比亚将不迟于1952年1月1日成立包括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在内的独立主权国家。

  伊德里斯国王(1951—1969年在位)的贡献在于缔造了统一的利比亚,并实现了从联邦制向王国的过渡。实际上,从利比亚独立之初,就贯穿着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传统部落势力强大,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伊德里斯最终通过修改宪法等途径,削减地方自治权。1963年 4月取消联邦制,改国名为利比亚王国,成为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单一制国家。然而,伊德里斯国王对外依赖西方国家,以提供军事基地换取外国经济援助,其代价是牺牲了国家的自主性,从而激化了国内矛盾,于1969年9月1日被卡扎菲发动政变推翻。

  卡扎菲执政以来加快利比亚政治整合过程,对内构建“民众国”,对外先是推动阿拉伯世界“统一”,后来又推动非洲“合众国”,强调利比亚的非洲属性、阿拉伯属性和伊斯兰属性。实际上是强化国家意识,淡化传统意识。与此同时,卡扎菲挑战西方霸权和国际社会既定规则,其结果导致利比亚与国际社会之间冲突频发。更为重要的是,卡扎菲政权在国内石油财富分配上的不均激化了矛盾,东部部落对卡扎菲政权充满敌意,曾在1993年举行过大规模抗议。

  传统的部落是利比亚的基本社会形态,他们对政权的效忠是保持执政稳固的重要基础。加拿大人类学家卡尔·萨尔兹曼指出,历史上曾经有两种方式统治着中东:部落的自治和国王的中央集权。前者是这个地区的特色,也是理解该地区的关键。利比亚境内生活着近140个部落和家族,其中有较大影响力的有30多个。在卡扎菲统治下,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推进,部落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维系部落生存的各种条件在不断变化,部落关系、部落内部的紧密程度逐渐松弛。但是,利比亚社会并没有完成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部落仍然是利比亚重要的社会形态,部落传统和部落观念仍然延续,因此在权力较量和利益博弈中,部落利益就是考量的重点。卡扎菲政权因石油财富分配不均,使其被效忠程度大大降低。同时,因国内失业问题和贫富分化扩大,加速了对现政权的离心倾向。 2011年2月15日班加西民众发动游行示威,要求卡扎菲下台,随后成立了临时过渡政府。在反政府的班加西阵营里,包括了四种势力,其中部落势力是最为重要的力量,也是班加西政权倚重的基础。实际上,卡扎菲政权与班加西政权都在争取部落势力的支持。

  从利比亚内乱到内战爆发,特别是法美英联军(此后是北约)空袭以来,部落势力表现谨慎,处于观望状态,盘算着如何维护既得利益。显然,部落势力成为政治天平上的重要砝码,影响着利比亚的国家命运和发展方向。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9-21 19:36:58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王绍光的俄罗斯学生评论“俄罗斯民众数十载情绪变迁:咱该滚了”

王绍光的俄罗斯学生评论俄罗斯

    王老师,谢谢。有意思,但是报告里的一些说法,恐怕甚至美国极端自由主义着会觉得有点怪,比如:“历经七十年向乌托邦看齐的努力,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目标只是成为正常的文明国家”(什么叫只成为正常的文明国家,苏联那么不文明吗?它的艺术、电影、音乐、芭蕾舞、文学,都是一流的),“然而在经历了两次车臣战争和本土最为成功的尤科斯(Yukos)石油公司的衰败后,2003年这一希望终于化作泡影”(战争和Yukos的衰败与文明有何关系?)。

    这个报告里的数字可能有对的,我不知道,但是整个interpretation不是完全客观。报告说“80年代的知识分子曾相信推翻腐朽的共产主义党政官员就可以让国家重回正常的发展道路”。有一些知识分子不这样想。比如说我的校友,很有名的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Valentin Rasputin http://en.wikipedia.org/wiki/Valentin_Rasputin)在他的作品证明实际上不是这样。

    对了,我突然想到,其实拉斯普京讲的东西和Karl Polanyi 讲的是一样的,只不过他用的是文学方法,拉斯普京所有作品最关键的analytical line是natural cycles disruption by modernization,很像Polanyi 的disembededness。他主要研究水电厂和交通设施对农村人生活所带来的破坏。其中讨论到capitalism对普通人生活的负面影响。在现在的中国这些话题也很重要。您如果对这样的文学作品感兴趣,可以看看,他的所有的书全部被翻译成英文和中文。我自己要重新读一遍,对我思考marketization hypothesis应该有帮助。他写得也很漂亮,比如看这个开头:

    “Once more spring had come, one more in the never-ending cycle, but for Matyora this spring would be the last, the last for both the island and the village that bore the same name. Once more, rumbling passionately, the ice broke, piling up mounds on the banks, and the liberated Angara River opened up, stretching out into a mighty, sparkling flow. Once more the water gushed boisterously at the island’s upper tip, before cascading down both channels of the riverbed; once more greenery flared on the ground and in the greens, the first rains soaked the earth, the swifts and swallows flew back, and at dusk in the bogs the awakened frogs croaked their love of life. It had all happened many times before.” (From Rasputin's novel Farewell to Matyora, translated by Antonina Bouis, 1979)

    报告里也提到了年轻人才往外跑的问题。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也属于这种category,已经流浪了那么多年——中国大陆、香港、现在美国,完全把自己disembeded了。但是也不能说这是因为俄罗斯没有什么opportunity,或者因为俄罗斯的教育不好,这都是stereotypes。就像很多中国学生对中国高等教育有偏见,说它不好,跑到国外去肯定会好。俄罗斯有俗话说:“The grass i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我看我以前的本科同学都过日子过得比我好。这可能是命运,可能自己曾经上了这个“火车”,现在这个“火车”走的速度已经太快,已经下不了了。现在我自己也不想下了,因为自己开始喜欢这样的生活。

    写了这么多费话,可能是因为还没适应美国的环境。该去图书馆借书了。

     WSG <b887706@mailserv.cuhk.edu.hk>

 

俄罗斯民众数十载情绪变迁:咱该滚了

报告

2011/9/15

    昔日经济滞胀和绝望情绪动摇了苏联的根基,而今是否昨日重现?

    千禧年之际,数位留美归国的俄罗斯青年创建了一个域名为WelcomeHome. Ru.(意为“欢迎回家”)的网站,其上写着:俄罗斯的生活趋于正常,人们可以在此休养生息、开创事业、抚育后代;我们,连同众多游子一道,已经回乡。这是俄年轻俊才对于上升的经济态势、增长的就业机会和新总统普京就社会稳定的承诺所作出的典型回应。在经历数载资本外逃后,资金很快向俄罗斯回流。

    然而十二年后,正值普京有意重回总统办公室再执政十二年时,俄民众的反应已全然不同。“欢迎回家”的网站早已关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兴的、颇受欢迎的博客正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壮大——“Pora valit”,意为“咱该滚了”。数千名用户在该平台上交流离俄的最好方法,博客的名字极好的调动了俄城市及受教育阶层的情绪。

    移民是街谈巷议的话题。家喻户晓、著作等身的德米特里·贝科夫在最新一期的《通俗小说》(feuilleton )周刊上专述了资金外逃、人口外流以及加诸于两位反对派政治家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和弗拉基米尔·米洛夫(Vladimir Milov)的出行禁令。苏维埃政府曾以驱逐出境作为对异见人士的惩罚,“现在改成禁止出境了”贝科夫打趣道。

    近日,勒瓦达中心(Levada Centre)主持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俄成年人口中22%有意永远离开自己的祖国,这一数字高出四年前的7%三倍还要多,达到苏联解体后的峰值——即使那时也只有18%的人口有意离境。这些人并非身陷贫穷和绝望之中,正相反,他们中大多数人是企业家或学生。

     勒瓦达中心近日针对年龄在25至39岁、生活在大城市、收入高出平均水平5至10倍的人口展开了一项调查,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有意永久移民。他们并非胸怀不同政见或难舍浪漫情怀: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对政治毫无兴趣,三分之一受访者是克林姆林宫现行政府的支持者,他们中大多数人在私企工作且过去十年业绩丰厚。“这些人不仅有离开俄罗斯的想法,而且也有这个条件”勒瓦达中心的主席列夫·古德考夫(Lev Gudkov)表示。

    不过以上数据并不意味着人才流失已成定局。古德考夫在过去二十年持续测算俄罗斯的移民情况,他表示真正把离境的想法付诸实践的人其实很少。年轻人和富人中只有6%有资格取得签证,他们正在拟定合约或申请留学。但是在经济和社会走向不近人意的背景下,纵使比例再小,俄罗斯也承受不了失去受过精英教育的年轻人才。这些数据反映了国民对国家现状失望非常。“这是俄罗斯社会的心电图”,古德考夫如是说。若真是如此,情况就大为不妙了。

手提箱综合征

    从某些角度来看,俄民众现在迫切离境的情绪是很奇怪的。古德考夫表示这种他称之为“手提箱情绪”的情况通常在经济危机前期或后期滋生。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他所选取的移民指标上升至21%。货币贬值和债务拖欠让国家的存款化为乌有,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解散政府之举加剧了民众对不明了选局的恐惧情绪。但是现在总统的交接毫无疑问,普京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持续掌权,就算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偶获连任,现行的政体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延续下去。

    俄罗斯当前没有经济拮据的迹象。2008年金融危机对俄的打击尤为严重,危机后生产得到反弹,现以每年4-5%的速度持续增长——虽然增速不及2005年,但是并不逊色于包括巴西在内的其他新兴市场;油价是2007年的1.5倍,达到预期峰值。俄最大最古老的投资银行Troika Dialog首席经济学家叶甫根尼·加夫里连科(Evgeny Gavrilenkov)称其“还算不错的应付过去了”。

    然而民众和公司正不断将资金带离俄罗斯,去年资本外流净额为340亿美元(见表)。加夫里连科表示资金外逃部分归因于攀升的能源价格带来的意外之财,能源公司无法在国内进行短期投资,就把目光转向国外。大量资金以个人转账的小额形式离境。欧洲国家对俄销售的中等房产价格一路飙升这一现象就证实了这一趋势。

    比起严重的金融危机,人们感受日益强烈的是经济的滞涨。就连以乐观著称的分析师加夫里连科也表示,短期来看,目前的经济情况比人们认想象的要好,“这种情况能持续个两三年,但是那之后嘛……”

原油的误用

     摆在俄面前的问题是其对能源与日俱增的依赖性。普京执政期间,原油天然气在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从二分之一上升至三分之二,这几乎完全仰赖价格的提高而非产量的提升。预算全靠能源销售:五年前俄罗斯需要原油每桶售价五十美元以平衡其预算;而2012年为满足预算这一价格需涨至每桶120美元(目前价格为每桶113美元)。随着俄大选临近,预算支出势必增长,而目前的涨幅已经超过每年10%。

    俄罗斯的问题在于不是拥有大量可以出口的原油,正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俄罗斯问题专家科利福德·盖狄(Clifford Gaddy)指出,这确保了比较优势;而是在于这个国家沉醉其中并误用其原油收入。为换取政治支持,俄政府将资金用以维持效率低下的苏维埃经济,而非用以投资诸如修缮学校、医院等人力资本,或用以更新原油天然气产业。比起鼓励民众寻求新的机遇,政府将他们束缚在赠予过时企业和地头蛇企业的施舍物上。

    拉达汽车的制造商奥托瓦兹(Avtovaz)就是个恰如其分的例子。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托瓦兹的产品完全无力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生产的新式汽车相竞争,普京本该让这家病多体衰的公司关门大吉,相反却拨款十多亿美元并保护公司规避国际竞争。因为奥托瓦兹直接雇员即七千名,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零件供应商和汽车经销商依附于此,民众希望总理的投资在选举前得到清偿。当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戈尔·科马洛夫(Igor Komarov)被问及下任总统席位当属谁人时,他答道“只要掂量一下谁曾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伸出援手,就知普京先生理应当选。”

    如果普京当选,他带来的好处并非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多。在他最富盛誉的“稳定时期”期间,虽然可支配收入和零售业额增长速度是国民生产总值(GDP)的两倍,但这大部分要归功于耗尽苏联遗留下的资产和对新产业及基础设施的开发不足。世界银行2007年(金融危机的前一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间,俄仅有5%的公司新建或倒闭,而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这一数字要高得多——有时甚至接近20%。

    由此可知,俄现在缺乏的是经济长足增长的能力。在高原油价格的支撑下,消费的持续增长导致了进口额惊人的攀升——每年涨幅为40%,但是这种增长已不能刺激国内经济,后者的提振只能通过发展生产力或加大投资力度。

    国内外的新进投资受到俄恶劣商业环境的阻碍,而这一环境却无改善迹象。沃尔玛曾试图在俄收购零售链,这一一时兴起的动作持续了三年直至去年才落下帷幕,据熟悉谈判人士称,显然是有官员搪塞,理由是“不想再招来个宜家那样被爆行贿哭哭啼啼的主。”

技术人才不差钱

    行贿事件粉碎了那些极富行动力、创造力人士的前景。俄高层手握资金和杠杆的双重大权,他们的权力寻租扼杀了公平竞争。佼佼者们多有安保常识,直觉告诉他们要出其不意、提纲衔领、进而掌控全局,而非创造发明和公平竞争。高官不时被免职的局面(如前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Yuri Luzhkov))造成了变动只存在于简单的资金再分配而非整个体系的改良。

    如果竞争的一方人脉丰富,能雇佣税务警察和公诉人员迫使另一方离开市场,那么针对创新和提高生产力的投资就没什么意义了。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主德米特里·卡门史切克先生(Dmitry Kamenshchik)讽刺道:“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去蹲大牢,我们是俄联邦的子民,依照刑法做事。”

    梅德韦杰夫提出在莫斯科郊外斯科尔科沃(Skolkovo)打造俄版“硅谷”的宏伟计划,以旗舰店形式引入网络服务巨头思科公司(Cisco),但这一举措对自由竞争和吸引外商并无用处。去年,两位在英国生活工作的俄物理学家荣获诺贝尔奖,当俄方邀请他们回到斯科尔科沃工作,安德烈·盖姆(Andre Geim)答道“你们要是以为凭金钱就能请到任何人那真是脑袋有问题。”事实上俄科学家想要在国外工作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中国很多科学家也是如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很少有人愿意回来。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俄留美的理工科学生中77%永不回国。

    过去俄罗斯的企业家为了高回报只得忍受不良机构和行贿受贿,现在回报缩水了而腐败官员的胃口却更大、更放肆。大型公司正在把国内业务量削减至最低,而较小的公司正在寻求出盘。瑞士银行和总部设在伦敦的商业媒体Campden Media一项近期的调查显示,个人资产超过五千万美元、流动资产超过一亿美元的19位俄商中,88%已将个人资产转移至国外,且准备出售公司;个别计划把业务过户给自己的后代——这也不足为奇,要知道大部分富二代和官二代都已在西方国家安家落户。父母把儿女送出国不是要他们学习更优的经营之道,而是让他们能够永久移民。

断层了的未来

    这一切让人们更感经济滞涨,并加重了中产阶级的沉闷情绪。俄民众想要移民并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出于对贫穷和失业的恐惧,也不是出于过去曾迫使人们离开的动荡和革命的威胁;而是出于留俄并不会有更好的发展、更辽阔的未来的感受。勒瓦达中心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俄罗斯人民对两年以后的生活没有计划,仅有3%的人有超过十年的长期计划。基础设施、公共机构和人力资本(这也是最重要的)的老化,让人们想把这一切撇开不管。

    一般来说,比西方同龄人,那些想要出国的人有更好的物质条件,他们所寻求的时金钱买不来的东西:自身成就的认同感、财产权的保护、人身安全、有效的医疗服务和适宜子女的教育。他们想要的生活是不需要行贿、不会因为政治因素失去工作、也不会因为腐败官员的心血来潮蹲监狱。

    沙格·麦尼特斯基(Sergei Magnitsky)的遭遇在专业人才的心中久久挥之不去。曼尼特斯基是一位成功的公司律师,因为揭发警方调查人员的惊天贪污阴谋,最终被同一批警察关进监狱逼迫致死。然而政府并没能对各项指控展开调查,且一直隐瞒麦尼特斯基的死讯。

普京复位 狂喜不再

    普京重回总统席位的可能性加重了人们的看法,即俄罗斯将会一成不变,不会更强大也不会更开放。复位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尽管普京从不让权力流出他的掌心,但无独有偶,权力还是会外流,而这象征的不是进步而是后退。

    民众郁郁寡欢的情绪与日俱增。在苏维埃帝国土崩瓦解后,这个国家的目标和命运变得模糊不清。历经七十年向乌托邦看齐的努力,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目标只是成为正常的文明国家,然而在经历了两次车臣战争和本土最为成功的尤科斯(Yukos)石油公司的衰败后,2003年这一希望终于化作泡影。

    普京一直在激发和调动民众对苏联时期的怀念之情。然而伴随其卷土重来复位在即的是克林姆林宫的统治者们对民众轻视,他们认为俄普通民众还不需要民主。两位数的收入增长也许能把诸多问题遮掩一时半会,但当增长放缓时,所谓的稳定局面就会成为死水一潭。

    俄知名经济学家乌拉基米尔·茂(Vladimir Mau)表示从某些方面来看,俄罗斯的现状和苏联在经历20世纪60年代经济的短期复苏后,70年代及80年代初的“滞涨时期”有相似之处。那时原油的价格也很高且消费持续攀升,但是整个国家却笼罩在无望的情绪当中。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生活是安逸的,但是社会的流动性却被党政官员堵死,期待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当原油价格下跌时,普通民众食品短缺的境遇和对享有特权人士的怒火成为了革命的催化剂。

    俄现在的经济状况比苏联时期要灵活的多,但是民众对体制不公的失望情绪也一样高。产权保护的匮乏替代了食物商品的短缺,官员压榨的屈辱替代了排队领食的羞辱,更严重的是,民众悲惨暗淡的现实与政客豪言壮语的承诺依旧相去甚远。唯一不同的就是现在的俄中产阶级——他们的需求和期待远超出现行体系有力负担的——是否能扮演和过去一样的角色,与较为富足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一起推翻苏联。

    80年代的知识分子曾相信推翻腐朽的共产主义党政官员就可以让国家重回正常的发展道路。数以百万计的青年技术人员在面临于铁幕后度过余身、无法实现人生抱负的境遇时,也并没有想要推翻共产主义体系,但是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开始推行改革时,他们马上成为中坚力量。

    现如今,俄罗斯社会比那时要更加愤世嫉俗更加缺乏信任。即使是90年代苏联解体时,挑衅心理、仇恨情绪和民族主义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34%的俄民众“想要枪杀”他们眼中麻烦的制造者。现在的中产阶级也远没有当时那么凝聚团结、理想主义,那么急切进取,茂表示“他们宁可更换国籍也不想改变祖国。”

    这正好遂了克林姆林宫的心愿。苏联时期政府为与美国竞争大力发展教育科学,但最终在体制内部引起了难以控制的压力,现在的政府已经从这一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这也是普京急切想要促成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免签证旅游计划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俄精英就能由此获得他们在欧洲财产的无障碍通道。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俄民众并不会成百上千万的大规模移民,绝大多数人还是会心怀不满的留在国内。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们会做些什么。他们的失望不满能否转化为示威游行并试图改变现状?还是说这种情绪终将在墨守成规和犬儒主义中消磨殆尽?而后者在过去的十年已经给这个国家带去如此之多的负面影响。

    与现在相比,苏联残存时期的经济滞涨范围更小,且创造的价值更多。对大多数人来说,现在的滞涨虽没有带来不适之感,但却让前景更加暗淡。也许要等三十年后,人们才会对体系需求更多,从而推进改革,但那时改革会是什么局面就很难说了。

    译者 GraceEl。

 

 

 


文章1:

星球大战计划背后的故事

素颜格格

民声网:http://www.mshw.org/theory/history/2011-09-26/5048.html

    都还记得美国的星球大战吧?那是美国总统里根上任不久搞得庞大的空间导弹防御计划,大概需要投资一万亿美金。后来随着冷战结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情局揭秘,星球大战计划纯属一场骗局,旨在大搞军备竞赛,拖垮苏联。而事实上也的确达到了这个效果。那么星球大战计划真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他是怎么产生的?谁参与了计划?本文试图用最简练的语言总体概括一下。

    冷战时期,美国在同苏联进行核军备竞赛时曾经形成“威慑平衡”理论。简言之,就是美国必须拥有足够的核武器,在遭到苏联的核攻击后仍能给予苏联以致命的还击。苏联的做法也是如此。这种同归于尽的后果使双方均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1972年签署的《反导条约》即确认了这一军备竞赛的规则。《反导条约》,其内容主要是限制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并没有堵死发展导弹防御技术的路。根据《反导条约》和相关议定书的规定,美苏都建造了一个反导基地。美方建在北达科他州,保护那里的洲际弹道导弹基地;苏方则选择了保护莫斯科。两者的命运不尽相同,美国的反导基地由于其他各州的强烈反对而拆除,莫斯科的反导基地则迄今健在。由于《反导条约》的限制,美苏都未能建造起更大规模的导弹防御设施。这样一来,即使双方都掌握着足以毁灭对方数次甚至数十次的核进攻能力,但谁都没有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打赢一场核战争的把握。所以说,《反导条约》使美苏之间的战略关系处于相对平衡和稳定状态。

    里根总统上台以后,美国的退休中将丹尼尔·格拉汉向里根贡献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太空边疆》。这本书的内容就是设想如何利用太空建立起立体的导弹防御系统,以防御外来的核突袭,不至于让自己的核设施在第一波打击中就丧失反击能力。这正是里根想要的,因而他对这个计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要着手编制这个庞大的计划。可是这个计划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要想编织出来实在太难。第一美国没有这个计划的经验,连一点感官认识都没有。第二美国的科研人员对于宏观计划的编制尚属外行,因而这样一个庞大计划要美国人自己完成实在是困难。

    这个时候中美正在蜜月期,相关的军事交流也很多。美国人吃惊中国即便是历经文革,而某些军工技术一样不落后。中国人就开始宏观介绍,而介绍当中美国人就对中国的“640工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先介绍一下“640工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中国,在战略上是最危险的时刻。一方面中苏关系破裂,中苏边境重兵云集。而历次军演证明,苏联的机械化部队如果开战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从张家口推进到北京。而另一方面美苏的核武器都对准中国,中国不但没有核武器,而且根本无从防范,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63年12月25日,毛在听取了中国战略汇报之后表态:核武器我们一定要有,但是我们无论怎么搞也搞不过人家,财力首先就是个问题。同时我们还是战略防御国家,所以在搞进攻性核武器的同时,我们看看能不能搞出防御性的装备。64年2月6日,毛接见国防部五院副院长钱学森,同他探讨了导弹防御武器,在得到有何能行的答复后,再次强调:有矛就有盾,我们要专门研究这个问题,5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之一定要搞出来,偷偷的搞。就这样代号为“640”工程的“导弹防御系统和反卫星系统”开始正式上马,秘密进行。

    1965年5月10日,中央专委办公室秘密下发了《关于防御敌导弹研究工作的通知》,通知确定640工程的参与单位为4、5、6、7机部、中国科学院、炮兵学院、52基地。1966年2月23日,这项秘密任务被细化,具体确定了五个工程代号,以及各个工程的分管单位。这五个系统工程为分别是:

    1、反击一号低层高超音速拦截弹系统(也就是当时苏联的“橡胶套鞋”系统,这个导弹防御系统苏联1970年开始部署,20年间是世界上唯一的导弹防御系统)。

    2、反击二号低层拦截弹系统。

    3、反击三号高层拦截弹系统(上两项就是所谓的双层拦截概念)

    4、反击一号反卫星激光系统

    5、战略预警系统(包括7010相控雷达系统、110单脉冲跟踪雷达系统、卫星测控网、180单脉冲精确测量雷达、远望船跟踪制导系统,现在的卫星发射我们的远望船作用很大,都是那个时候开始建造的,还包括一些地面设施等等)

    由于这个计划是秘密进行,所以没有受到文革冲击。虽然这个计划研究出来的东西早已被淘汰,比如中国制造“先锋号”大炮,用它来打导弹等等,但是这个理念中国始终坚持,而且在这方面中国有着很多的“实战”经验。特别是1964年为这一计划特别成立的“上海激光所”对中国激光武器的研制到如今还有这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个计划当时的代号是“640-3”。

    当美国人了解到中国一直在搞导弹防御系统的时候,就要求中国协助编制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两国要在这方面采取进一步的合作。美国人只要中国人的理念,也就是说你把计划编制完成就行,至于武器的研制中国人不沾边。而当时由于中国刚刚改革,大量的军工企业转为民企,因而大量的军工技术人员闲置。在这种情况下,邓同意先后三批派遣总计870多人的一只中国军工队伍为美国编制计划,而美国则给了中国大量的劳务费。中国虽然拿到了一大批钱,但最终损失巨大。因为在89年大风波之后,这批军工技术人员大部分都留在了美国,为美国服务。

    在中美的通力合作下,1985年1月4日,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出笼。这个计划由“洲际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和“反卫星计划”组成,预计耗资一万亿美元,十年后装备部队。后来小布什上台其热捧的NMD和TMD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多层次、多手段的反弹道导弹的综合防御系统。这个系统针对弹道式导弹弹道的助推段、末助推段、中段和再入段分四层拦截。第一防御层是助推期防御阶段,第二防御层是后助推期防御阶段。第三防御层为中断拦截层,即对再入大气层之前飞行的前两层漏网的导弹弹头和突防装置进行拦截。第四防御层为末端拦截层,即对重返大气层后的弹头进行拦截。如果这个计划实现,那么对来袭导弹总拦截率可高达99.999%,如此一来,美国就算装进了保险箱,不用担心在核大战中与对手同归于尽了。

     而“反卫星计划”实际上是战略防御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是利用太空基地的监视系统,对敌卫星进行监视,并在必要时指令天基或陆基定向能武器系统摧毁敌人卫星。由于卫星在监视、预警、通信、导航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战略防御系统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对方的卫星失去作用。星球大战计划主要的武器是天基定向能武器(如氟化氢化学激光器、核能、X射线激光器、带天基反射镜的准分子激光器、中性粒子束武器)和动能武器(非核拦截弹和超高速电磁炮等)。

    这个计划一出笼,苏联就要千方百计的拿到这份计划的蓝本。KGB出动大量人员最总无功而返。这时中国在一个很低级的国际核交流座谈上,一个比较低级的时任中国核工业部下属一个工厂叫陈永成的一个厂长,“无意”间向苏联人“泄露”了中国参与编制“星球大战计划”并保存此计划蓝本的绝密情报。这一情报被苏联获悉后,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中国在狠狠的捞了一笔之后,苏联拿到了这个计划蓝本。

    苏联拿到这个蓝本之后,当然想千方百计打掉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双方在联合国讲坛上的较量不断升级。苏联指责“星球大战”计划“破坏”和“违反”了有关条约,但在宣传上强调“星球大战”计划并不可怕,他们有办法对付。看起来,他们考虑的主要是如何干扰和破坏对手,自己并不如法炮制。

    设想中的“星球大战”系统,很多武器和部件都将部署在外空,整个系统是个庞然大物。它的发明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系统是“脆弱的”:作为这个系统的“眼睛”的遥感器等重要部件易受攻击,它们一旦遭到破坏,整个系统就会瘫痪。有些关键性的技术很难过关,如“眼睛”不能分辨真假弹头,苏联可以用假弹头即“诱饵”掩护真弹头,突破防御系统。总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此,苏联老大哥终于耗尽1000多亿美元,针对星球大战计划,不幸被拖垮了。89大风波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开始对中国进行封锁,而中国不得不依靠俄罗斯来发展自己的战斗机。这样为了取得交换条件,更进一步详细的出卖了一些关于星球大战计划的细节,因而侧位换回家。

    而美国从计划编织完的那天起,就一直在努力实施这个计划。NMD、TMD都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成果。但是再后来美国在研制激光武器和电磁武器上遇到了障碍,而且这个庞大的计划如果继续实施下去,美国的财力将会受到很大限制。老布什上台以后,由于他的后台大部分都是军工财团,因而老布什不得不谋求一场战争,使得军工财团收益,这也是老布什能上台的条件之一。因而美国发动了海湾战争,老布什的弟弟马文被军工财团邀请,管理诺尔公司,老布什任内,马文发了大财。在这种情况下,老布什坚决终止了“星球大战计划”,因而对外通过CIA宣称“星球大战计划”本来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旨在拖垮苏联。

    但事实证明,星球大战计划不但不是骗局,而且这些年来一直有两个国家在布局、实施,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国在参与“星球大战计划”的制定过程中,不但得到了钱,而且还在原有的“640工程”理念上得到了很大的突破。为了实现星球大战计划,中国开始研制自己的北斗定位系统,自己的激光武器,自己的电磁炮以及粒子炮、光子鱼雷等。神舟计划就是为这些武器的研制做实验的。而且这么多年过后,成效斐然。

    2007年1月11日,中国为了起到威慑作用,用导弹成功摧毁气象卫星,证明已经初步掌握了导弹打卫星的技术。但是这种技术很麻烦,单单是燃料加注就需要好几个小时,而且击中卫星后大量的太空垃圾也是中国不想看到的事实。中国并没想用它来达到反卫星的效果,而真正的反卫星武器是激光武器。中国在80年代,在自由电子激光(FEL)和化学氧碘激光(COIL)研究中取得重大进展,因而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激光武器。中国的激光武器基地部署在天山,代号《死光A》,这种武器曾多次对飞临中国上空的美国、日本卫星做实验,致盲技术已经掌握。为此美国开始更换新型大集成成像侦察卫星。

    2010年中国又发生了9枚远程遥感卫星,这些卫星具备民用和军用的双重用途。2010年中,北京方面还发射了两枚通讯卫星(一枚军用、一枚民用)、一枚气象卫星、两枚实验用小卫星,并进行了第二次探月计划。这对完善中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至于中国的地面设施,则依托在老三线基础上完成的长城工程。这期间还发生一件事情。1995 年7 月,山西运城地委和行署共同提出,在当年年内投资近3个亿,完成100万亩的渗灌工程建设。于是一项“造假工程”在运城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后来这个工程被一个姓高的记者揭露,这个记者被判8年。中国对外宣称这个渗灌工程是地方政府骗取国家资金。据记者揭露,运城渗灌工程沿路都修了一排渗灌,像一个个水泥炮楼,走近一看,有的就冲着公路修了一个弧形,有的里面都是杂草,连池底都没有用水泥封上,怎么可能存水呢?当然不能存水,因为根本就不是存水的,那它是用来干什么的?运城是个出名的黄泥地,水是不可能渗透下来的,都被黄泥堵住了,也就是说,运城的地质条件不适合建渗灌工程,那为什么还要建?决策者是白痴吗?当然不是。我也只能说这么多。

    当中国如火如荼的大搞星球大战计划的时候,小布什上台,美国觉得这个计划很有威胁,于是决定重启星球大战计划。只不过美国的计划是星球大战计划的升级版。如果美国和中国一样,还是死守里根时期的星球大战计划,那么第一耗资巨大,第二关键技术根本追不上中国,只能在中国后面亦步亦趋。当小布什把他的TMD和NMD拿出来显弄一番无人理会的时候,美国也自知这种防御系统实在是不堪一击。于是升级版旨在如何突破中国的星球大战计划,美国开始制造空间飞行器,最典型的就是X-43验证机,这种飞行器能以十倍音速飞行几万公里,而且可以再高太空对敌方的防御系统进行打击。美国另一种太空武器就是“猎鹰” HTV-1,这是一种可重复使用、6倍于音速的新型太空战斗机。发射后,它将一直绕地球轨道飞行,并可随时进出大气层。在大气层中飞行时,它与一般战斗机没什么区别,但只要冲出大气层,地面上的雷达就对它无可奈何。一旦需要,它能在5分钟内神不知鬼不觉地将1.2万磅重的炸弹,从大气层外掷到全球任何一个角落。更可怕的是,由于这种太空战舰投掷的炸弹,在冲入大气层时受地球引力的作用,其摧毁力将成倍增加。

    换句话说,中美两国的星战计划方向不同,中国是打造坚强的“盾牌”,美国则是研究锋利的“长矛”。目前来看由于中国起步早,“盾牌”已具雏形,而美国的“长矛”则还在验证中,十年能形成战斗力就很不错了。俄罗斯虽然也涉及太空领域的发展,但由于财力问题,插足尚浅。由于中美俄都有可以反复摧毁对方的核武器,所以“盾牌”的意义就相当大。这也是中美饿之间一直以来的战略平衡。

    其实我不希望人类把钱都花在这上面,但就目前的地球看资源有限,合理公平分配已经不可能,只能靠抢劫。而抢劫则需要实力。

    后注:本文公开的都是未涉密内容。

文章2:

如何评价中国早期“640工程”

外媒

  核心提要:2007年1月17日英国《今日中国防务》刊出文章,报道了中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对于建设导弹防御体系(简称640工程)所作的一系列尝试。文章内容如下:

  “640工程”的来历

  1963年,当中国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即将获得最终突破的时候,被誉为“中国火箭之父”的钱学森博士提出了创建反制敌对势力核打击和防御战略核导弹的构想,这一构想很快就得到了党的最高决策层的支持。毛泽东主席在谈到这一构想的时候表示,防止核导弹的打击系统并不是只有超级大国才能够掌握的,不管花费多少时间,中国人必须建成自己的防御盾牌,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到1967年,随着中国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的相继成功,中国正式确立了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也就是“640工程”。该工程初步确立了包括反弹道导弹拦截弹、反导弹超级大炮等方面的内容。

  为了加强领导和协作,中国对“640工程”的进展进行了分工。1967年,当时的第7机械工业部(也称航空航天工业部)第二研究院改称反弹道导弹和反卫星研究院,主要负责研制反弹道导弹拦截弹系统,其下属的第210研究所负责研制反导弹超级大炮。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第二研究院又着手开始反卫星武器技术的研究。1969年1月,国家召集“640工程”的各个有关单位在北京确定了工程的具体部署,正式决定了整个工程的分系统,它们是“反击”系列反弹道导弹拦截弹、“先锋”系列反导弹超级火炮和两款陆基早期导弹预警雷达网等。此外,会议还决定加速建设“640工程”专用的试验基地,并试制用于反弹道导弹拦截弹的小型核装药战斗部。此次会议后,“640工程”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

  “反击”系列反弹道导弹拦截弹

  在1969年北京会议之后,第二研究院正式开始研制“反击”-1号反弹道导弹拦截弹。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反击”-1号采用两级液体火箭发动机,制导模式为半主动雷达波束制导,可以在中低层空间依靠破片式战斗部摧毁来袭导弹。1979年8月和9月,“反击”-1号进行了两次飞行试验,无战斗部的弹体成功地在有效杀伤半径内与目标相遇。军方对“反击”-1号的总体性能较为满意,并开始计划在北京附近构建中国第一个“反击”-1号反弹道导弹拦截弹发射阵地,初步建起一个能够防止弹道导弹打击的区域。然而,1980年3月,由于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该计划被终止。

  继“反击”-1号之后,第二研究院在七十年代初试制了“反击”-2号低层空间反弹道导弹拦截弹。为了验证拦截弹的飞行性能,从1971年10月到1972年4月,“反击”-2号的1/5大小的模型先后进行了6次飞行试验,其中5次获得了成功。

  但此后,由于该弹作战范围与“反击”-1号相重叠,1973年国家终止了“反击”-2号的研制。1974年,在“反击”-1号、“反击”-2号的基础上,第二研究院又开始了“反击”-3的研制。与前两个型号相比,“反击”-3采用了三级液体火箭发动机,可以在更高层的空间拦截来袭目标。为了提高杀伤效率,“反击”-3号有常规装药和核装药两种战斗部可供选择。但由于受技术力量限制,“反击”-3号的进展并不顺利,最终在1977年下马。

 “先锋”反导弹超级大炮

  按照北京会议的精神,第210研究所负责研制的反导弹超级大炮被命名为“先锋”,内部代号为“640-2”。最初210研究所试制的超级大炮采用的是14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可以把18千克重的弹头发射到74千米的距离范围内。该炮采用了加长形身管,长达26米,全炮重155吨,安装在专用的发射滑轨上。然而通过试验,210所发现该炮威力过小,不足以对高速飞行的弹道导弹产生实质性威胁。于是,210所设计了威力更大的超级大炮。新的大炮口径达到420毫米,可以发射重达160千克的火箭助推无制导弹头。

  在七十年代初期,“先锋”火炮曾经进行了多次试射。虽然在射程上超级大炮可以满足要求,但无制导的弹头却难以达到实战的精度,于是在1977年,“先锋”系列超级大炮计划被终止,到1980年3月被最终取消。

  陆基早期导弹预警雷达网

  与“反击”系列反弹道导弹拦截弹和“先锋”系列超级大炮相比,陆基早期导弹预警雷达网的建设要相对顺利地多。该计划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建设5个陆基早期导弹预警雷达基地,这些雷达基地分别位于新疆、广西、云南、海南岛和山东等边境省区,为了对这些雷达站进行统一指挥,在陕西省的关中腹地还建设了全国计算机指挥控制中心,也称“28基地”。此后,中国对这些系统都赋予了不同的代号,如计算机指挥控制中心代号为“秦岭”,弹道导弹搜索和跟踪系统代号为“前哨”,移动式的导弹跟踪系统代号为“黄河”,作为备份的导弹预警系统代号则为“长城”。

  在整个系统中,最为核心的装备是采用相控阵体制的7010大型早期导弹监控雷达和110单脉冲导弹跟踪雷达。这两种导弹的成功部署使中国第一次拥有了可靠的导弹预警能力,并可以在随后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和航空航天测控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

  7010大型导弹监控雷达

  7010雷达由著名的南京第14电子研究所于1970年开始研制,1976年研制成功并部署。该雷达是大型陆基相控阵导弹预警跟踪雷达,主要用于对洲际弹道导弹和其他外层空间目标进行探测、识别和跟踪。从目前有限的资料看,该雷达阵列长40米,宽20米,顺山势建设在海拔1600米的山体上,具有良好的观测视野。从部署以后,7010雷达显示出了良好的性能。1979年7月,7010雷达观测到了美国太空实验室再入大气层的轨迹,并准确计算出了弹道和坠落时间。

 1983年1月12日,7010雷达再次准确观测到苏联宇宙1402号核动力卫星的坠落时间和地点等数据,为中国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持。

  110单脉冲导弹跟踪雷达

  在研发7010雷达的同时,南京第14电子研究所还和中科院电子研究所在七十年代共同研制了110单脉冲导弹跟踪雷达。110雷达并没有采用7010的相控阵体制,估计应该为7010的简化版。该雷达直径约25米,重约400吨,整个雷达被装在高36.5米,基座直径44米的球状雷达罩内。1977年,该雷达研制成功,目前似乎只部署了一座。

  结语

  在中国当时的科技和经济条件下“640工程”从一开始就面对着大量的技术困难、资金障碍,甚至是来自政治上的阻碍。中国由于技术水平落后,国力贫弱,很难想像如何支撑得起这样一个庞人的项目。而且在“640工程”实施之初,还受到了文革的干扰。

  1972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此后美苏相继终止了各自进行的导弹防御计划。这一变故似乎使得当时在国际舞台上较为孤立的中国没有必要再为导弹防御计划耗费大量的资源。1976年以后,“640工程”开始放慢了研制步伐。到1980年,由于国家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640工程”被终止,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

  随着“640工程”的最终取消,许多大型系统纷纷下马,但陆基早期导弹预警雷达网却最终得以保留。只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该网络不再被用来进行导弹预警值班,而是更多的被用来实施外层空间探测、航天测控和遥感等工作。可以说,“640工程”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其巨大意义是不可代替的,其中有的技术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作用。

文章3:

关于星球大战计划的往事

陈永成

2001年09月17日 解放军报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美国华盛顿一所国际关系研究院进修,后又到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由于学习和工作的原因,我经常要接触到当年美苏之间军控和裁军谈判的一些内容。1983年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出台,更成了我关注的一个方面;这一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丹尼尔·格拉汉,我也曾拜访过。

  拜访“始作俑者”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在扩充核军备的同时,也在发展导弹防御技术。为了防止这种军备竞赛失控,美苏双方在1972年签署了《反导条约》,其内容主要是限制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并没有堵死发展导弹防御技术的路。根据《反导条约》和相关议定书的规定,美苏都建造了一个反导基地。美方建在北达科他州,保护那里的洲际弹道导弹基地;苏方则选择了保护莫斯科。两者的命运不尽相同,美国的反导基地由于其他各州的强烈反对而拆除,莫斯科的反导基地则迄今“健在”。

  由于《反导条约》的限制,美苏都未能建造起更大规模的导弹防御设施。这样一来,即使双方都掌握着足以毁灭对方数次甚至数十次的核进攻能力,但谁都没有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打赢一场核战争的把握。所以说,《反导条约》使美苏之间的战略关系处于相对平衡和稳定状态。

  1983年,里根政府推出了一个“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欲谋求对苏联的战略优势,美苏之间的战略平衡因此开始受到威胁。这个计划在国际论坛上被炒得沸沸扬扬,但局外人对它不甚了了,因此也就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当时,华盛顿有一个名为“太空边疆”的民间组织,专门为推行“星球大战”计划出谋划策和鸣锣开道。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名叫丹尼尔·格拉汉,是位退休中将,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在里根的竞选班子里充当过军事顾问。此人是“星球大战”计划的局中人无疑了。为了进一步了解“星球大战”计划,1987年我去华盛顿办事时顺便拜访了他。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言谈谨慎。但是,在分手时他送给我一本书,书名叫《太空边疆》。

  丹尼尔·格拉汉为“敬献”给里根总统而写就《太空边疆》。他对我说,他关于战略防御的想法都在书里头。读过此书,才知道格拉汉是“星球大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里根总统称赞他为美国“作出的贡献是无价的”。

  要抢占太空领土

  格拉汉的机构和书都叫“太空边疆”。他为什么对“太空边疆”如此情有独钟呢?人们还记得,美国在历史上曾经大举进行领土扩张,当时他们把新抢占的领土称之为“新边疆”。如此看来,现在他们要在太空“抢占领土”了。

  冷战时期,美国在同苏联进行核军备竞赛时曾经形成“威慑平衡”理论。简言之,就是美国必须拥有足够的核武器,在遭到苏联的核攻击后仍能给予苏联以致命的还击。苏联的做法也是如此。这种同归于尽的后果使双方均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1972年签署的《反导条约》即确认了这一军备竞赛的规则。

  20世纪70年代末,里根的竞选班子在审查前政府的核政策时,认为苏联凭借其核武器的数量优势,可以先发制人地发起核攻击,解除美国的核武装,从而赢得核战争,并断定这是美国核战略的一个“漏洞”。如何堵塞这种“漏洞”?格拉汉等人力主建造导弹防御系统,并获得里根的首肯。他们的理由是:美苏之间在进攻性核武器的技术方面差距不大,在数量和质量上较量不能有效地堵塞这一“漏洞”;在太空技术方面,美国却占绝对优势,利用这种优势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则可稳操胜券。

  格拉汉等人的这一设想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他们言称:“太空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希望之所在。”所以,发展太空武器的最终目标是抢占和控制太空,这当是“太空边疆”的原本含义。

  一石激起千层浪

  对于“星球大战”计划,美国政界、学术界和新闻界都有支持者和批评者。批评者的“批评”除有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党派之争外,主要担心实施这一计划将突破《反导条约》,恶化美苏关系,并对巨额的资金投入和技术上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

  当时在美国,我参加过一些关于“星球大战”计划的研讨会和辩论会。有一次辩论会我至今记忆犹新。辩论的一方是人称“原子弹之父”的米勒,时任里根总统实施“星球大战”计划的科学顾问,对“星球大战”计划的信念自然是坚定不移的。对立面则是著名的学者邦迪。双方立场针锋相对,争辩激烈。邦迪言辞犀利,自始至终占据上风;米勒看来年事已高,态度僵硬,后来竟语无伦次,甚至诉诸人身攻击。与会者的情绪也截然不同。会场外面还同时有两拨儿群众在游行,一拨儿反对米勒制造新的杀人武器,高喊“打倒米勒”;另一拨儿则要“打倒邦迪”。这场内场外的情景,当是当时美国社会对“星球大战”计划态度的缩影。

  苏联当然想千方百计打掉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双方在联合国讲坛上的较量不断升级。苏联指责“星球大战”计划“破坏”和“违反”了有关条约,但在宣传上强调“星球大战”计划并不可怕,他们有办法对付。看起来,他们考虑的主要是如何干扰和破坏对手,自己并不如法炮制。

  设想中的“星球大战”系统,很多武器和部件都将部署在外空,整个系统是个庞然大物。它的发明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系统是“脆弱的”:作为这个系统的“眼睛”的遥感器等重要部件易受攻击,它们一旦遭到破坏,整个系统就会瘫痪;有些关键性的技术很难过关,如“眼睛”不能分辨真假弹头,苏联可以用假弹头即“诱饵”掩护真弹头,突破防御系统。总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美苏之间关于“星球大战”计划的这场公案,随着老布什上台执政后对“星球大战”计划的修改而暂时告一段落。然而,小布什上台执政后,却又将冷战时期“星球大战”计划翻版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奉若神明。这桩公案依然未了。

 文章4:

逝去的辉煌――640反导工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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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9-26 09:52:5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纪坡民论913重要文章

    写完《回忆李雪峰同志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的短文,在给几位亲友看过、并听了他们的观感与意见之后,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庐山会议这桩历史往事到今天,毕竟已经三十多年了,当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其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不仅由于时间久远,有许多事在人们的记忆中己经淡忘了,而且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的巨大变迁,也使今天的人们感到相当隔膜、不易理解。至于我们的子女,对于同他(她)们祖辈关系十分密切的往事,那种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基于家族关注的深厚传统,几乎完全兴趣索然了。

    因此我觉得,为了使大家便于理解回忆李雪峰同志的短文,对庐山会议这场政治风波的来龙去脉,需要进行一些轮廓的介绍。为此,对庐山会议的基本历史事实,虽然我也又看过一些材料,不过主要还是通过自己的回顾;在回顾这段历史往事的同时,对其中蕴含的是非曲直,也在进行一些自己的反思。

关于庐山会议政治风波的回顾与反思

纪坡民

    写完《回忆李雪峰同志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的短文,在给几位亲友看过、并听了他们的观感与意见之后,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庐山会议这桩历史往事到今天,毕竟已经三十多年了,当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其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不仅由于时间久远,有许多事在人们的记忆中己经淡忘了,而且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的巨大变迁,也使今天的人们感到相当隔膜、不易理解。至于我们的子女,对于同他(她)们祖辈关系十分密切的往事,那种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基于家族关注的深厚传统,几乎完全兴趣索然了。

     因此我觉得,为了使大家便于理解回忆李雪峰同志的短文,对庐山会议这场政治风波的来龙去脉,需要进行一些轮廓的介绍。为此,对庐山会议的基本历史事实,虽然我也又看过一些材料,不过主要还是通过自己的回顾;在回顾这段历史往事的同时,对其中蕴含的是非曲直,也在进行一些自己的反思。

     这种回顾与反思,其出发点,自然不是起码不应当是家族式的。当然,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回顾和反思,同当年的认识,包括当年基于“党性”的正统“结论”和市井坊间的野史传言,自然也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隔代修史”的传统,这大概是因为,后一代人,不仅离当事者利害恩怨的纠葛远一点,而且不会过分囿于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限制,因而会比较客观和超脱一点。庐山会议到今天己经三十多年了,从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到邓小平的“改革时代”,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改变,因此说“隔代”似乎并不妥当;但“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巨大变化,却使人们大有恍若隔世之感,所以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和反思,若说是“隔代”,也算沾点边。

    第二,意大利一位著名哲学家克罗齐有句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的意思是说,虽然历史上己经发生的事还是那些事,但历史常读常新、也常写常新,一切历史著作,都是特定时代的人基于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产物,作者是这样写的,读者也会这样读。对庐山会议这一段历史,那个时代的“当代”的人们,自然会有他们当时的看法和说法,我们今天这些“当代”的人,亦会有也应当有一些自己的新的思考。

    沿个这个思路,又进行修改,补充了一些内容,不觉间就写的长了,竟有两万多字。几位朋友看了以后,开玩笑说:“你这是回忆李雪峰同志呢,还是让李雪峰给你想写的东西作广告呢?”想想也是,于是就把属于我的回顾与反思的部份,摘出来单独成篇,即成此文。

    当然,庐山会议上的事,我并不是亲历者,因而所谓回顾,只能是间接的,而这里谈的所谓反思,也只是我个人的反思。

    撰写此文,对我而言,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许多人都知道,我父亲在庐山会议时,是当年那场政治风波的当事者,尤其在随后一系列政治事件的旋涡里,更是要角;由此,人们对我的观点的主观倾向性,或许会有些怀疑。我想,有这种怀疑,也是人情之常,因为我和许多人一样,阅历只是有限的,而且也有个人感情,这无须否认。不过,好在我写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钦定”的官修历史,只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这使我稍感自我宽解。可即便如此,当我下笔时,也增加了几分谨慎,这种谨慎,自然也是要面对指责的压力,但更多的,还是出于“公正”与“客观”的自律,至于是否确实做到这一点,读者自然会有各自的判断。

始于“九大”前后的毛林分岐,其实质是“文化革命”

    说起来,当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在1969年春党的“九大”前后,林彪和毛泽东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分道扬镳了。“糜不有初,鲜克有终”,林彪同毛泽东一起搞“文革”搞了三年以后,他改变主意了,不想再跟毛泽东一同“继续革命”了。“九大”的《政治报告》,突现了两人的根本分岐:毛泽东让陈伯达牵头起草,但陈伯达的稿子,却是按照林彪的意图写的,这个稿子被毛泽东否定了;这时,参加“九大”的代表们已经来到北京,毛泽东临时又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他自己亲自修改定稿,论述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于是,在党的“九大”会议上,原来反映林彪思想的那个《政治报告》,被毛泽东否定了;而后来这个《政治报告》,林彪在大会上只是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事前连看也不肯看一遍,还语带讥讽地说,他“不愿掠他人之美”。对于林彪,这恐怕远不是个心情不太愉快的问题,作为政治家,林彪懂得这意味着什么:《政治报告》仍由他作,面子和地位虽然有了,但政治家是行动者,《政治报告》则是“行动纲领”,今后全党的中心工作,还要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路线。对此,林彪的不满溢于言表:“什么路线,还不是毛线!”由此,他同毛泽东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分岐具有了根本的性质,并且已经系统化和理论化了。

     “文化革命”,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他晚年的一桩事业。按照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到召开“九大”时,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己经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落实到基层”,还要继续努力,有许多工作要做。

    或许,毛泽东还会认为,到各省市“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党政系统的问题,算是初步解决了;但是,军队系统的问题,由于“文化革命”战略部署的需要、要担负“三支两军”的任务,没有能够很好地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仍是一种缺憾。下一步,应该找个机会、想点办法,让军队系统再补一下“文化大革命”前一个阶段所缺的课。

    —— 说起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也算是“阳谋”,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上写得很清楚:“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这些人物,有些己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 在通过这个文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林彪意气昂然,唱的是红脸,实际上主导和左右了这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的进程和结果;可时过境迁了,这些以特有的语言风格反映当年亢奋的“时代精神”的话,如今听起来,林彪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关于“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五.一六通知》是一个战略性质的文件。显然,这里并没有把解决军队系统问题的任务除外。从这个角度看,1967年夏秋时,毛泽东否定和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对他而言,可能只是基于文革“战略部署”、出于“稳定军队”的需要,是一种战术性的策略。《五.一六通知》,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了许多遍,对“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和战略目标,他是不会忘记的。对林彪,这也是有言在先的事,“勿谓言之不预也。”

    因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全党还要继续贯彻,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还要搞下去。在党的“九大”会议上,毛泽东把他的意图,作为全党今后的“行动纲领”,写进了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更加正规了,也取得了正统性的地位。而林彪对“文化革命”的想法,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长篇讲话里,他实际上己经进行了一番相当系统的论述:

    首先,他从全世界的宏观角度,洋洋洒洒地介绍了世界历史上的“三次文化革命”:“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接着,他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列入世界史上的第四次“文化革命”。—— 这种说法,不仅很是新颖别致,也是一顶大大的高帽子,因为这种说法,使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具有了能够载入世界文明史的意义。

    然后,林彪又以宏大广阔的视野和简明通俗的语言,论述了他所称的“三大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文化界的“文化革命”开始,然后发展与转化到党政部门的“政治革命”阶段;现在已经胜利了,下一步,该发展与转化到“经济革命”的阶段了。

    —— 林彪这番宏论,在当年,让那些对世界历史所知有限的中央委员们,听来颇为新奇,令人耳目一新,大家都为“付统帅”的渊博而赞叹不已。据林彪自己说,对陈伯达为他写的九大《政治报告》的稿子,他“并不是很满意”,他“还是更喜欢”八届十二中全会时的这个稿子。

    当然,在历史学家看来,林彪在这里所作的类比,也许有点不伦不类;不过,林彪也不是想改行去当个历史学教授,所以我们对他的这些史学论断,也不必学究气地过于“较真儿”。作为政治家,林彪所传达的意图,实际上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作为“文化革命”的阶段和“政治革命”的阶段,既然己经胜利了,就应该转为“经济革命”、也就是经济建设的阶段了。

    但是,毛泽东的眼光,在党内斗争无数惊涛骇浪中已经修炼得十分老辣,对林彪心里盘算的那点小九九,其洋洋洒洒的宏论背后真正的潜台词 ——“权力己经到手,文革可以结束”,他早己从蛛丝马迹中洞若观火。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上,林彪跟毛泽东几十年了,对与他这位“亲密战友”的友谊,毛泽东还是很珍惜的;当然,这种“亲密战友”的关系,在毛泽东心中,主要仍然是政治的,而不是个人性质,这倒未必是毛泽东“不念旧情”,而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更关心现实政治目标的需要。

     ——在这方面,毛泽东做得实在有点太过分,他甚至把他同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完全政治化了:建国初期,为了铲除旧中国官场“任人唯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朽裙带作风,为新中国的政坛新风作出表率,毛泽东拒绝给他所有亲属安排工作以照顾;但后来,为了“文革”的政治需要,却把他的家庭成员推上极不相宜的政治高位,尽管这也是她(他)们自己的愿望,但她(他)们对“文革”前景的莫测与凶险,却未必都能象毛泽东那样有那么深刻的认识。毛泽东这种很不寻常而且遭人诟病的用人的做法,在他看来,也许就象当年动员他的弟妹和家人走向革命道路一样吧,可是这一次的结果,却使他的家人成了他“文革”的殉葬品。

    因此,这个时候,毛泽东对林彪这位“亲密战友”,或者使他重新回到“文化革命的路线”上来,同他一道“继续革命”,并且要用实践证明确实如此;否则,为了他的“文革”事业,就要把林彪从“付统帅”和“接班人”的位置上拿下来,就象“文革”之初把他在延安时代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刘少奇拿下来一样。

    —— 从更早些时他曾经成功地把张闻天这位“明君”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拿下来的历史经验看,对毛泽东来说,这似乎也并不是什么非常困难的事,起码并非绝对办不到。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依他的“斗争哲学”来看,不论在党内还是在国际上,不论是斗勇还是斗智,除了同斯大林最后算是打了个平手,还没有什么人是他应付不了的对手。林彪跟他几十年了,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对付林彪,他有充分的自信。

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和林彪己经在暗中“较劲”

    不过,这一次他对付林彪,事情却也并不轻松。“文化革命”搞了三年之后,林彪的权力急剧膨胀,“九大”前后,他在中国政坛的地位正处在颠峰时期:整个军队由“林付主席直接指挥”,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都“军管”了,全国各省市的地方政权,由于“三支两军”而实行“军、干、群三结合”的体制,其主要权力也在军队的支配性影响之下,在文革中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军队的作用和地位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军委的领导班子,在罗瑞卿和杨成武先后被拿掉以后,对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一班人,林彪很信任、很放心。—— 大概就象“辽沈战役”之前毛泽东当年那句显然带点赞许和得意的夸奖吧:“林彪壮得厉害!”

     此时,倘若设身处地为林彪想一想:如果“文化革命”的“继续革命”还要搞下去,中国政坛既成的权力格局,势必要“重新洗牌”,对林彪来说,那岂不是要自乱阵角吗?用“文革”时代的话来说,再搞“天下大乱”,那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了。“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到手的权力格局再用自已的手把它搞乱,林彪自然不想干这样的事。可是,如今再选择“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人生之路,又叫他“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呢,即使弄到个“舍熊掌而得鱼”的“软着陆”的结局,象陈云、邓小平那样靠边站、坐冷板凳,作为一个政治家,那种百无聊赖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

    看来,自问并不缺乏谋略和定力的林彪,尽管在“文化革命”发动时,也曾有几度“临事而惧”的思虑犹豫和“待价而沽”的盘算计较,可几番“半推半就”的姿态之后,还是进了这“难办的曹营”。

    如今,“文化革命”己经搞了三年了,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形格势禁,己成“骑虎难下”之势了。林彪那时的心情,也许就象《红楼梦》里的那个晴雯吧:早知道象今天这样“担了个虚名儿”,又何必“文革”发动前后的当初,同毛泽东演那一出“二人转”呢?

    可是,林彪却不是等闲人物,同他在“文革”的公开场合一再表示“祟拜”的姿态和“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言论有所不同,在他内心深处,对毛泽东是另有一些看法的。跟着毛泽东几十年了,作为学生,他才气不凡,耳提面命,对老师的谋略,也看出一些门道。这位个性极强的“常胜将军”,绝不愿就此认输,“毛主席的好学生”当了几十年了,难道还没有“出师”嘛?他不肯就此善罢干休,要试试自已的身手,同他的老师“过两招儿”。

    毛泽东和林彪真正的分岐,有如巨大的冰山,深深地隐藏在水面之下。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公开闹腾地厉害的,基本上集中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上,不过这只是冰山浮出水面上的部分。

     关于“天才”问题,自毛泽东在修改“九大”《政治报告》中亲自划去了“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三个副词时,己经同林彪在“文革”中给他捧场的那些言论划出了一条界限,毛泽东把他的个人威望“反其道而用之”,为随后同林彪的分岐与斗争预先留下了伏笔。在此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在中国政坛的斗争中开始频频使用他的这个新的政治武器。
有这样一个故事,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年毛、林之间关系的政治气氛:

    1970年夏,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泽东一下车,看到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发了脾气,用他特有的辛辣嘲讽的口吻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进了北大厅,毛泽东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说:“我那几句话就有那些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并且当下就向周恩来布置:“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随后,自然是周恩来去落实毛泽东的这些“最高指示”。

    在当年的政治气氛下,毛泽东此举并不是小事,也不是个单纯的“谦虚”问题,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对着林彪来的。果然,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它成了林系大将“清君侧”时敲打周恩来的口实。显然,毛、林之间文革初期的“政治密月”,己如“昔日黄花”了。不过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今后毛、林的争执中,毛泽东可以指望周恩来在大关节方面继续站在他这一边。

     毛泽东见事很透,他当然会想到政治主张的分岐,势必延伸到人事权力的争夺,他料到林彪会打“国家主席”的主意:——“国家主席”,在中国当时的国家体制中,虽然只是个虚职,但如果实权己经在握的话,“名正言顺”的意义就不一般了。如果林彪“名至实归”,党、政、军大权在握的“实权”,再加上“国家主席”的“虚职”,即便是“国家副主席”也罢,其“接班人”的地位,就更加不可动摇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林彪在“文革”问题上坚持同毛泽东对立的意见,关于“文革”的事情,麻烦就大了;于是,毛泽东未雨绸缪,在讨论宪法草案修改时,干脆建议取消“国家主席”的职位。

    —— 就事论事地说,毛泽东撤销“国家主席”职位的意见,确实没有多少道理:国家体制,在任何国家都是很严肃的事,“国家主席”,不能“因人设职”,也不能因人“撤”职嘛,不能你毛泽东不愿意当,又不想让林彪当,就撤销“国家主席”的职位。

    不过那个时候,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文化革命”是他压倒一切的考虑。在毛泽东看来,“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是创造历史的大事业,与此相比,撤销一个“国家主席”的“虚职”,算得了什么大事?

    “文革”时代,“天下大乱”,各级党委“停止组织活动”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都冲垮了,“公、检、法”的专政机关也“砸烂”了,还有什么“工、青、妇”的各级机构,也一概没有了,…… 国家政权这些重要得多的部门、甚至核心和实权机关,统统都不起作用了;

    在国家政权的最高层,“国务院”成了“业务组”,“军委”成了“办事组”,连“党中央”也成了个“碰头会”……;那又怎么样呢?用他的话说,地球不是照样还在转吗?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国家主席”这样的虚职设不设的,原本就算不了什么大事,完全可以根据“文化革命”的现实政治需要而定。因此,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对撤销“国家主席”职位的事,毛泽东先后六次作出明确批示,企图用他的权威,把林彪的意见压下去,让他死了这条心。

    实际上,林彪同毛泽东在人事权力方面的争夺,比“设国家主席”更严重的事情,是所谓“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了解中国政坛的人应该知道:这简直就象“玄武门之变”以后的秦王李世民,向毛泽东“逼宫”了。

    还有那个著名的“林付主席一号命令”。如今人们都知道,“文革”期间,整个国家政权几乎完全依靠军队维持,而军队是拿枪的,因此动用军队的事,高度集权,甚至调动一个排,都要经过毛泽东批准。这个规矩,林彪自然不会不知道。“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北京机场会谈前,形势确实严峻;但军情再怎么紧急,让百万大军进入“超级战备”,报告毛泽东的时间还是有的嘛。事后看,如果此举是做给苏联人看的,怕是判断失误了;那么,公然“先斩后奏”或者说“边斩边奏”,是做给谁看呢?这桩事,恐怕不光是瞒不过毛泽东吧。

     以上所举的两件事,都涉及“军权”,这对任何国家,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比如,倘若作为国防部长的拉姆斯威尔德,宣布他是美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整个美国军队由他“直接指挥”,你问问小布什愿意不愿意?美国宪法允许不允许?毛泽东和林彪都是打了一辈子仗的人,他们都不会不知道,“军权”,这是什么份量的问题!林彪当年在“四野”,也曾是百万大军的统帅,自然不会不知道“直接指挥”这句话的轻重。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掌握了军队的统帅权,于是,关于“政治路线”的是非纠葛,完全可以从长计议,放到延安整风时再理个头绪,这也使他在和张国涛的较量中棋高一着、占得先机。

     在那个似乎只是个所谓“提法”的问题上,在中央最高当局,曾经发生过一场严重的政治争议。其原委是,庐山会议前夕,1970年的“八一社论”在中央审稿时,陈伯达坚持“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采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双方争执不下,由周恩来和黄永胜去当面请示毛泽东本人定夺。可是,对这件涉及军权的事,意志强悍的毛泽东,在明确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之后,经过一番对现实情势的权衡估量和因势利导的运筹盘算,竟然把己经说出口的“最高指示”,又强咽回去了。这个关于“提法”的争执,最后的定稿,在周恩来和黄永胜于门外坐等的情况下,以毛泽东让汪东兴圈去“毛主席和”四个字了结。为了顾全大局,毛泽东不得不忍让于一时。—— 可见当年的林彪是何等权势!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的一番较量

    对庐山会议,直到今天,人们的关注,包括“正史”中讲的,也是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这些人事权力的斗争方面,而忽略了毛泽东和林彪当时在政治主张上的分岐,就是说,只看到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而没有看到水面之下冰山的主体。实际上,毛泽东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一番较量,深一层看,真正要害的问题,是“文化革命”,这是他们两人在政治路线方面的实质性分岐。

    不过,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虽然坚持了“继续革命”的“文化革命”路线,但他知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进退攻守,还须掌握一点节奏。而且,毛泽东毕竟是这个国家的当家人,这个时候,他之所以隐忍不发、暂取守势、难得地委曲求全于一时,是因为当时有几件国内国际十分紧迫的大事,必须在庐山会议上先作一些安排:

    党的“九大”开过以后,要筹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以体现“九大”路线,对政府的工作和人事也要作出安排,经过“文革”,党和国家要走上新的轨道,有许多事情要办;另外,撤销刘少奇党内职务的事,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己经通过了,但刘少奇的国家主席是党外职务,总还要在“人大会议”上办个手续吧,否则,此事日后会留下“违宪”的口实;
国民经济计划,也须在全会上讨论通过,而后在“四届人大”上作报告;

    “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中苏两国军事对峙的形势十分严峻,事关国家安危,战备问题也需要全党作出通盘安排;也许毛泽东更有兴趣讲一讲的,是关于“形势问题”:国际战略格局正面临重大转机,毛泽东精心运筹多年,中美关系快要出现突破了,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也想乘机给大家吹吹风,让党内有点思想准备。

     可是在林彪看来,眼下这个时机,却是不可多得的。大概是从《史记》、《汉书》关于“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宫庭智慧中得到一些启示吧,于是在庐山会议上,他发动了一场“清君侧”的“政治战役”。

     这可能是一种军事智慧吧,作为战术天才,林彪对此自然不陌生:自1966年夏开始,毛泽东在“文革”问题上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一直牢牢地掌握着政治形势的战略主动权;如今,“文革”己呈“再衰三竭”之势,而且党内对“文革”潜在的不满情绪相当普遍;眼下,毛泽东又需要调整部署、安排办理一些别的事情,在“文革”问题上只好暂取守势,态势自然比较被动。这样,“主动权”—— 这个他们两个都不陌生、并视为军事上也是政治上克敌制胜的法宝,正从毛泽东的手中悄然滑落,这位政坛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暴露在林彪的眼前了。看来,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

     不过,“战机”稍纵即失,若是等毛泽东腾出手来,“攻守之势异也”,就又是一番光景了。林彪“抓住机遇”,果断出手,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抡先发言,出其不意地发起“短促突击”;同时,按照事先的部署,安排他的“几员大将”,“搞地下活动”、“秘密串联”、“煽风点火”、“突然发难”。—— 这些用当时的语言描述的情况,人所共知。

    林彪的发言,一击而中要害,顿收“立竿见影”之效,全会分组讨论时,果然掀起轩然大波。这样一来,九届二中全会原定的议程,就完全被打乱了。会议后来的过程也证明确实如此:这次中央全会原定的两项“议程”——“筹备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在全会期间的讨论中,基本未曾涉及,只是到了全会闭幕前夕,才草草通过了事。

    ——了解党的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中央全会的所谓“议程”,历来是非同小可的事;原定的议程被打乱,意味着中央领导权威的动摇和丧失,党和国家就要出大乱子了。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党内出乱子,这是可与“世界大战”、“赤地千里”相提并论的大灾难。就这件事的直接后果而言,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原定于当年国庆节前后召开的“四届人大”,向后拖延了;后来,又发生“九.一三事件”,还有别的事;结果,几度己经准备就绪的“四届人大”,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四年多以后的1975年初才开成。召开“全国人大”,毕竟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如果搞得连一点起码的章法都没有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还会有权威?

     在大讲“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意思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可是林彪的思想和语言,却独出心裁,也别具风格,在发动“文革”时,他讲的话是:“阶级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而我们就是要做那个风。”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要做那个风”了;而且对毛泽东说他的“借助锺馗,为了打鬼”,也“反其道而用之”,这一次,他是要“清君侧”,其锋芒,实际上指向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用“文革”时代的语言来讲,这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吧,也许林彪自己在“卡片”上写下的话更生动些:“打着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 打着赞誉毛泽东是“天才”和拥护他当“国家主席”的旗号,达到“清君侧”以扼杀“文革”的目的,借毛之刀诛毛之人,林彪这位“战术天才”,其用心之深之险,象他过去打仗一样,“又刁又狠”,确实不是等闲之辈。

    不料,时间只有两天半,略一交手,林彪便败下阵来。这些个“清君侧”的小把戏,那能瞒得过深通中国历史掌故的毛泽东?他断然煞车,先是停止分组讨论,继而一篇七百字的短文,把那位原来只是他的“大秘书”、后来改换门庭投靠林彪的陈伯达“揪出来了”。当然,有了“批陈”这个题目,随后的“顺藤摸瓜”,文章还大有玄机。

    林彪的败阵,分析起来,若以古时韩非子说的所谓“法、术、势”之道来论:——“法”这一条,也还有些可以圈点之处,惜乎不是堂堂正正地提出来;处心积虑的“术”,虽然出手不凡,终究不是正道;最重要的是“势”,林彪明显不居优,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巨大威望,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碍。最后的结果,他还是栽倒在他老师的脚下了,心情灰暗的林彪,一脸阴沉地下了庐山。

    不过,毛泽东在庐山的做法,同他历来“后发制人”的行事风格不大一样,显然有点武断。大概毛泽东也知道,他的本钱不多了,时间也不多了,面对林彪这个气势正盛的对手,过去“后发制人”的办法,也不那么有把握了,不敢玩得太过份。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当形势还只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刚要“盛怒”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若是等到林彪“最高的一股风吹下去,…… 就要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的时候,就搞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了。

     党内对路线问题的认识不统一,思想交锋尚未充分展开,便踩了急刹车,草草收场,自然会留下后遗症。说起来,对党内思想路线上的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也相当擅长做统一认识的工作,可是这也取决他要做什么样的事,如对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要将党内的思想统一到他的认识上,也实在是难哪。

    庐山会议上,思想和路线方面的问题在党内统一认识的事情没有解决好,于是,就象俗话说的,“口服心不服”,庐山会议后,二百多中央委员,虽然当面对毛泽东不敢说什么,思想上的“疙瘩”却没有解开,有人甚至根本不服。毛泽东的难题还在后面呢。

    在庐山会议时,象李雪峰和我父亲这些只知道为党的事业“埋头拉车”的干部,他们关注的大概主要是些政策和执行层次的问题,对毛泽东和林彪内心深处的玄机,恐怕也象在云里雾里一样,“不识庐山真面目”吧。

庐山会议揭示“文化革命”的“内在矛盾”

    就象毛泽东的哲学理论著作名为“矛盾论”一样,他的“文化革命”的实践,也存在着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句话,可谓再熟悉不过了。可是,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袖”、“统帅”,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却要“发动”他的人民,对他赖以统治的“国家机器”,来一场“革命”!而这个“国家机器”,又是他用了大半生的心血,苦心经营、亲手打造出来的。

    当然,在毛泽东看来,“文化革命”这场革命,同他当年抵抗日本侵略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革命,还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对他的“国家机器”的革命,其初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要让“老干部焕发青春,年青人得到锻炼”,使他们恢复革命战争的延安时代的“三大作风”,其核心是“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条;若用“文革”时代“红卫兵小将”浪漫而纯真的话来说,叫作“把党的领导干部打成左派”。

    但是,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经风雨,见世面”,在“文化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游泳”,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却是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都必须过的!—— 包括他那时十分器重的“红秀才”王任重,还有象李雪峰和纪登奎这样他当年相当信任的干部,甚至他在长征时的警卫员如陈昌奉等等,只要当时处在“领导干部”和“当权派”的位置上,都一概不能例外,对谁也不肯通融!

    这真是旷古未有的奇人奇事,确实象“文革”时代讲的那样:——“史无前例”!甚至还可能会是“空前绝后”!如今,我们都知道“文化革命”是错误的了,可毛泽东这位古今奇人的这个“错误”,却犯得如此惊世骇俗,掀起如此惊涛骇浪,如此令人惊心动魄!

    在“文革”结束很长时间以后,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在这场惊天奇祸的心理震撼中,仍然久久地心有余悸,因而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部思想关注,几乎都集中在今后如何防止“文革”灾难重演的方面。

    这种显然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的关注,要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也许我们可以认为,由此而产生的失误是:在中国改革由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经济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前夕,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党和政权的建设应当怎么改革?这样一个非常重要也十分迫切的问题,没有能够受到改革决策者未雨绸缪的关注,被忽略了。

     可是,一些简单的常识,却使我们对这种并非“向前看”的关注提出质疑:“文化革命”这种“史无前例”的事情,难道真的还会“后继有人”吗?我们很难想象,象“文化革命”这种几乎完全属于毛泽东个人特殊政治风格的事件,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后,还有那一位国家的统治者,愿意下决心做同样的事?而且竟然拥有如此过剩的个人权威这种政治资本?

     而在“文化革命”中有过一番“经风雨、见世面”的锻炼之后,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们,思想也不会那么简单了,即使他们还想按照“继续革命”的理论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可当他们面对中国革命铸就的如此强大而严峻的“国家机器”,在没有当年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还能搞出多大名堂?实际上,不说“成事”、就连纯属“败事”的“天下大乱”,又能闹成点什么气候?

    所以,象“文化革命”这样的事,不仅在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包括这个世界上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仅“史无前例”,恐怕还是“空前绝后”的。—— 虽然预见未来永远不可能有绝对的把握,但我想,这样的判断,应当说是基于比较清醒、理性和冷静的认识。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局面:在“文革”时代的中国政坛,一方面,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绝大多数党、政、军的领导干部,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绝大多数党、政、军的领导干部,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的忠诚,却是大可置疑的。

    这是“文化革命”一个贯彻始终的深刻的“内在矛盾”。对那个时代的“领导干部”或“当权派”来说,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忠诚“无可置疑”,和对他发动“文革”的忠诚“大可置疑”,这个“内在矛盾”,简直象是撕裂了他们的心:—— 如果出于对毛主席“无可置疑”的忠诚,义无反顾地始终贯彻“文化革命”的路线,那同他们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和历来接受的关于“党性”的教育全然不符,同他们作为一个统治者的常情、常理和常识,也完全相悖;而如果由于对“文革”的“大可置疑”,而背弃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忠诚,在那个时代,对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而言,则是很难想象的事。

    因此,要从“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中挣脱出来,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存在着一道绝不是可以轻易突破的心理防线,于是只能在“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中,长时间地忍受心理上的痛苦煎熬。仅就这一点而言,“文化革命”也可以称之为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了。

    这场“触及灵魂的革命”,对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并不是一个可以超然对待的“纯粹理性”的判断,而是在“大风大浪”的实践中受尽折磨而刻骨铬心的“经验判断”。

    如果说,在“文革”发动时,他们就“很不理解”的话,在耳闻目睹了“文革”三年来的狂热、横蛮、凶暴、荒诞之后,他们可能“更不理解”了;尤其是亲自领教了“炮轰”、“火烧”、“造反”、“夺权”,还有“戴高帽”、“挂黑牌”、“坐飞机”、“打砸抡”等等,在“文化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在“灵魂”连同皮肉经历一番痛彻难忘的“触及”之后,要他们发自内心地赞成和拥护这场原本就“很不理解”的“文化革命”,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毛泽东之所以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甚至“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其真正的目的,实际也不很难理解,其实他自己当时就说的很清楚:—— 就是要让全国人民自下而上地全面地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

    说起来,这样一个道理,本来是现代社会国家政治的基本原理和常识,对西方国家的情况,在这里先不去说它,单说中国:我们的国家,不是称为“人民共和国”吗?我们的政府,不是叫“人民政府”吗?我们的党章上,不是写着“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吗?那么,“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人民群众行使对党和政府的监督,难道这不是他们理所应当的权利吗?这个道理确实不复杂。

    可在当年,以领导干部们并不算低的智商,何至于就“很不理解”呢?如今,折磨了中国政坛和全国人民十年之久的“文革动乱”—— 实际是一种“半无政府状态”,当然是没有了;可现在折磨着我们的,却是规模相当可观而且似乎斩不尽杀不绝的“腐败现象”这样的“阴暗面”。我想,让人民群众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放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还是“很不理解”的话,即使是普通百姓,反倒是有点缺乏常识了。

    可是在那个时代,作为“革命对象”的党的领导干部们,他们身上革命战争年代的硝烟尚未退净,体内的弹片和疤痕还在隐隐作痛,而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其忠诚勤勉、力疾躬行、廉洁自律、清贫俭朴,几乎达到古今中外之冠了;若说“缺点错误”,充其量只是有点“脱离群众”而己,这算什么了不得的“阴暗面”呢?革命了半辈子,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难道不应该有点地位?实际上,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当革命时代的正义还充溢在他们的胸中时,却让这些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不谙世事的“儿童团”,把他们当作“革命对象”,这么个没完没了地胡乱折腾,他们确实“很不理解”:老子当年干革命的时候,你们不知还在那根腿肚筋里呢!

     而作为“革命动力”的那些初尝政冶禁果的青年人,对“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还须有“民主”和“法制”的“监督”这样一些观念和方法,在那个时代,不仅相当陌生以至完全无知,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持完全排斥拒绝的态度;对于现实政治的复杂,他们的经验几乎为零,对过去革命历史的曲折,他们的知识也少得可怜;当涉足政坛开始他们的“政治初恋”时,在这些“革命小将”们幼稚而狂热的头脑里,大概只有从老一辈那里继承和模仿来的意识形态和方法:——“革命”!而他们的“革命”,矛头却对着昨天“打天下”的“革命前辈”!他们甚至幼稚而荒唐地把毛泽东几十年前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方法也用上了:——“戴高帽子游街”!

    因此,就这场“革命”而言,无论是作为“革命对象”的“阴暗面”的事实,还是作为“革命动力”们“揭露阴暗面”的观念与方法,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如果借用时下流行的经济学语言来说,都是十分稀有的“短缺资源”。

    显然,象“文化革命”这样一场“革命”,在客观方面,并没有什么现实的“革命危机”,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如果斯大林还活着的话,又该嘲笑中国的“麦琪林式的革命”了,“麦琪林”者,俄语“人造奶油”也,即冒牌货之意;而在主观方面,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资源”,甚至更加“短缺”得厉害:大概除了军队的支持,就是他的个人威望了。

    —— 作为一位统治者,毛泽东也并不缺乏常识:在“文革”时代,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的,如果把国家政权比作一所房屋的话,没有粉刷、没有装修,甚至连门窗、屋顶也没有,自然不象个样子,可若是连“柱石”都没有了,那岂不是要坍塌垮掉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如今,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又要同他分道扬镳了,“两条腿走路”,有一条腿要跛了,这“文化革命”的路,还怎么走得下去?而且,如果林彪“清君侧”的谋略得逞,不仅那时还支持他的“文革”—— 无论是有几分虔诚动机,还是出于对他的崇拜,抑或仅仅由于“不看僧面看佛面”—— 的原本力量就相当单薄的队伍,又要折损几名干将;而他作为“一把手”,即使在“文革”中也要不时为调整一下进退攻守的“平衡”的常规战术,也摆弄不成了。

    ——“文化革命”,由于锋芒指向“国家机器”的性质,“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使然吧,其在党政领导干部中获得支持的“资源”,原本就先天不足地“短缺”,现在更面临空前“短缺”的危机。毛泽东继续进行“文革”事业的“资源”,就要只剩下他的个人威望了。

    “文化革命”的这个“内在矛盾”,更加尖锐地摆在毛泽东的面前。

庐山会议的政治风波,毛泽东认为是“对着他来的”

    那场“要炸平庐山”的政治风暴,就深刻揭示了“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而且呈现为一幅极具讽刺意味的生动图景:两百多名中央委员,为“有人反对毛主席”而群情激愤,而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对着他来的”。

    实际上,我们不得不对毛泽东眼光的老辣而叹服,他年近八旬,却宝刀不老,其透视人性的目光仍然很尖锐:—— 为“有人反对毛主席”而群情激愤的背后,潜藏的心理状态却是对“文化革命”的不满情绪。

    他警觉地注意着:—— 这股为“有人反对毛主席”而群情激愤的政治浪潮,转瞬之间,就会演变成冲击和淹没他的“文化革命”的灾难。

     中央全会上讨论的情况,果然如他所料:—— 为“有人反对毛主席”的群情激愤,掩盖着对抗“文化革命”的潜台词。
如此看来,这不是“对着他来的”,又是什么?

    其实,作为一位“辩证”的大师,对“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时,不仅并非不知情,而且心知肚明:他估量了一下个人威望这笔资源,还用“畅游长江”为它作个广告、造点势、让它增点值,而后作为一种政治资本,毅然决然地将它投入了“文化革命”的旋涡。

    我们从毛泽东在“文革”前夕给江青的信中看到,他似乎也预感到:“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他发动的“文化革命”这场政治风暴所掀起的涛天巨浪,最终或许要让他的领袖威望也付出代价,甚至会连同他自己一起“打得粉碎”!—— 对“文革”前景的莫测与凶险,他并非全然不知情。不过,毛泽东历来不怕弄险,他喜欢鲁迅:“在危险中漫游,才能体验生命的力。”

    也许在毛泽东看来,他的威望,如果保护得好好的,把它传下去,让后人象神一样供起来,还不是古时候“神道设教”的老套套,那有什么意思呢?过去在延安时代,把他的“毛泽东思想”树起来,用以对抗“第三罗马”的教主斯大林,从“共产国际”的思想束缚下挣脱出来,为中共争得独立和自由,还有点实际的用处。可是,现代世界的观念,是人民主权,也是世俗社会,并不需要把他毛泽东当作一尊神来“信仰”。

    ——中国革命,如果由于它的成功近于完美,并且以毛泽东的名字作为标志,让后人视为神物,一切都墨守成规,丝毫不能变动,使一场伟大的革命,铸就一个相当保守的政权,在毛泽东看来,或许也是一种悲剧呢。因此,当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他却用老百姓的大实话念叨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而毛泽东喊的“人民万岁”,才是现代世界的真理:如果人民还需要“信仰”什么的话,那么他们应当“信仰”自已。—— 如果说的斯文一点,这也许就是康德哲学里讲的“伦理学的自由”。

    197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盛大的游行时,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斯诺问他:“对这一切,你还满意吗?”这位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著名记者,可能是要刺探毛泽东的灵魂:他想从毛泽东的回答中判断一下,是否由于他对自已领导中国的成就感到骄傲和得意,才产生中国“文革”时狂热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辩证思维回答道:“既满意,又不满意。中国比过去有了进步,但是进步还不够。”也就是说,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是满意的,但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革命胜利给中国带来的进步,不仅没有实现什么“理想社会”,而且没有达到当今世界的发展水平。用他的话来说,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感动了上帝”,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是,“人民的拥护”,并不等于“人民的权利”,在现实社会里,人民还不是“上帝”,在国营商店,甚至连“顾客是上帝”,也是一种奢望。他写的“六亿神卅尽舜尧”,还只能是在诗中所寄托的一种意境。

    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用革命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在长期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势必带有严峻的军事色彩,大概也只能是这个样子吧。可是毛泽东对中国仅有这样的“进步”,却“不满意”,他要用自已对“进步”的理解,改变这种局面;而且,“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虽然已经是晚年了,但他还是要在有生之年改变它,而且亲自去做这件事。

    或许,在毛泽东那超越时空的哲学玄思里,可能还会想:对他的个人威望这笔政治资源,谁知道身后的人们,会利用它来干什么呢?一种全面控制的绝对权力,不符合他一贯期望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不合他的意;如果这种全面控制的绝对权力再加上完整无损的道德形象,更让他不放心:一旦脱离了人民,中国的前景会是怎么样的呢?是打着列宁旗号的“社会帝国主义”?还是“神道设教”的传统专制?抑或“纳粹德国”或日本“天皇 — 军部”体制那样的法西斯专政?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非圣贤,岂能无过?”——这是毛泽东时常讲的话。他知道:人都是有缺点的,政府官员甚至国家领导也一样。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谁都不可能象上帝那样“全智全能”,在伦理学的意义上,也都不会象天使那样“至善至美”;在道德方面,人大概也都兼有善恶两面,而且善恶之间的转变,或许只是一念之间的事,佛家不是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顿悟成佛”吗,反过来的情况,从明清小说里“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的话来看,道理也是一样的。未来的党和国家领导,如果他们的心中没有人民了,又没有人民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失控的“恶”,用他威望的余辉作为偶象,装点和掩饰成无上的“善”,只会更加禁锢人们的思想,那对社会进步又有何益呢?

    —— 如此情形,既非他所愿,也心有不甘。因此,个人威望这笔政治资源,与其当作一种摆设放在哪里也是一种浪费,留给后人又很不放心,不如现在作为“文化革命”的投资,自己用了它。

    我们从毛泽东的信中关于“虎气”和“猴气”的议论中,似乎还能感悟到他作为“最高统帅”在“大战”前夕深藏的心理冲突的一丝表露。不过,就象他自己说的,最终,他身上的“虎气”,还是战胜了“猴气”。战略决策的决心一下,他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文化革命”。

     作为中国的革命领袖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己经创造了历史,并且十分辉煌,但他并不满足,还要创造新的历史。在万丈雄心的毛泽东看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他一生事业的“一件事”,在七十三岁高龄时,毛泽东又开始做“另一件事”了:“文化大革命”——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而又极为奇特的“革命内部的革命”。

    “文化革命”,既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享有如此不同凡响的地位,他便无论碰上多少困难、坎坷与锉折,即使面临被“打的粉碎”的危险,也不会轻易放弃。在庐山会议上,他再次运用个人威望这笔资源,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就把二百多名中央委员群情激愤的怒火浇灭了。—— 看来,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还有余勇可贾,仍然具有强大的威力。

     在这一轮党内斗争中,毛泽东的意志再次占了上风,“文化革命”的路线,全党还要继续贯彻。于是,党内高层围绕“文革”问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文革”时代的中国政坛,继续在这个“内在矛盾”的漩涡中苦苦地挣扎着。

林彪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庐山会议时,在《我的一点意见》里,毛泽东虽然还拉上林彪,给他打了点掩护;不过那只是策略,林彪跟毛泽东几十年了,自然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实际上,他们两个人在政治上的关系,在庐山会议上,己经彻底决裂了。

    毛泽东和林彪斗法,在全党发起了“批陈整风”运动:—— 他“纲举目张”,再次祭起“路线斗争”的旗帜,把党的历史象中药铺里的“十全大补”一样,排列成“十次路线斗争”,使政治斗争在宣传上颇具广告效应;并且用“抛石头”、“掺砂子”、“挖墙角”的“三大措施”,把他布下的“路线斗争”的网,越收越紧,步步紧逼,想让林彪就范。

    对“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林彪同样心知肚明,而且林彪的个性特点和政治意志,和毛泽东同样固执和倔强,虽然他的政治理念所追求的目标,比毛泽东要容易理解得多:也就是有了统治权力,按老路子搞点建设吧。

    在“庐山会议”上发动“清君侧”的“政治战役”败下阵来之后,林彪看到:他和他的“几员大将”,搞“文斗”不行,搞“武斗”可能还有点本钱;于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调整部署、整备力量,另组“小舰队”,准备搞“武斗”,而且要“破釜沉舟”、拼个“鱼死网破”,竟然对毛泽东动了杀机。

     如果从西方哲学家们讲的所谓“纯粹理性”的角度看来,构成“文化革命”的基本要素里,如果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始作俑者”和决策者,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文化革命”这个似乎无休无止地折磨着中国政坛的“内在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也许这是林彪为解决“文化革命”的“内在矛盾”的想法吧。—— 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彪也并非全然为了个人。本来嘛,政治家的行为,从来就不能单纯用追求个人荣华富贵来解释。虽然政治家也是人,不过他们的想法,和为衣食温饱奔波忙碌的平民百姓,还是不大一样的。

    当然,象毛泽东常说的,我们自然也不是林彪“肚子里的蛔虫”,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他全部的真实心理活动。不过,就一般情况推论,象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一样,林彪的心理状态,大概也不会完全不受“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的影响,毕竟是革命几十年的“亲密战友”了嘛;而且他也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对毛泽东的忠诚,同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作为一种情感与心理的冲突,也许一直纠缠到林彪生命的最后一刻。

    但是,林彪就是林彪,他不是常人,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想法也有不同:只差一步,就会登上权力的顶峰,功亏一篑,则会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权力欲交织着危机意识,而且,为中国革命奋斗几十年的林彪,自然也会有某种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性情特具定力的林彪,虽然表面上整日在毛家湾静静地索然枯坐,心中却似翻江倒海一般,风声、雨声、国家、家事、革命历史、现实政治、……各种心绪,一起涌上心头,使林彪在“无可置疑”和“大可置疑”这个“文化革命”的“内在矛盾”中,经历着一番“触及灵魂”的痛苦思索。

     终于,作为一种政治的判断和决策,他从这个“内在矛盾”中挣脱出来了。如果看过莎土比亚的著名戏剧《麦克白》,我们也许可以想象,林彪突破这一道重要的心理防线:要对毛泽东动杀机!内心深处翻腾和激荡着多么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如果用“文革”时代的语言来讲,完全可以叫作“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

    在那个时代,可以说,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都不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政治家”,而只是毛泽东的“忠臣”,或者说,他们都把对党和人民、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同对毛泽东的忠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完全当作一回事。象彭德怀同志那样抱定“宁可自己身败名裂,也不能危害党的事业”的决心,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并非绝无仅有;而象刘少奇同志那样认识到“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却不是大多数领导干部能够达到的思想境界。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认为,林彪的思想,要“解放”得多。仅从那“冰山一角”的“五七一工程”看,心理固属阴暗且不去说它,就思想而言,简直象“天马行空”一般,无拘无束,自由驰骋,根本没有什么“最高指示”的限制,也没有什么“顶峰”之类的“禁区”。显然,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那样的话,只是说给别人听的,至于“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话,可能完全不是他真实的心理写照。

    但是,林彪突破的这道心理界限,却是一条不容逾越的道德防线:因为,你可以认为,毛泽东的话不再“句句是真理”了,但是要对他动杀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可以背弃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但是如果背弃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性质就根本不同了。因此,也许我们应当认为,林彪的心理素质,实际上可能是比较脆弱的,也许同他的病体有关吧,他在精神上的自制力和意志力,在他称之为“绞肉机”一般严峻的党内斗争中,折磨地受不了了,他挺不下去了,终于,他背弃了对毛泽东的忠诚,同时,也背弃了对国家民族的忠诚。

    其实,从比较世俗的角度看来,就个人和家庭在“文革”时代的遭遇和处境而言,林彪的情况,和同样是革命几十年的大多数领导干部相比,其差别简直象是“九地之下,九天之上”了。在“文化革命”中,全国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的境遇,用东北的方言来说,那个“遭罪”,可真是“老鼻子”了。

    所以,林彪这样的人,在中共当年的“领导干部”中,也确实可以算是一个“异类”了。—— 当然,将对毛泽东的忠诚,等同于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这一点,可以归之于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九.一三事件”,使“文化革命”的大动乱演出了惊心动魄的凶险一幕,这如今大家都知道了。林彪失败了,而且葬身境外,一念之差,一步走错,其一世英名,便毁之一旦了。林彪无疑曾经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而且是我们共和国屈指可数的杰出的功臣战将,每念及此,人们无不为之扼腕叹息。 而且,如果允许我们今天“思想再解放一点”,而且撇开对林彪本人的道德褒贬,对政治进程完全依客观理性来分析,也许我们对中国在“文革”后期的历史进程可以作这样不无道理的假设:

    如今大家都知道,庐山会议后,对毛泽东的批评,林彪软磨硬抗,拒不检讨。但是,倘若我们假定,林彪坚持他“结束文革”的主张,却不是对毛泽东动杀机,更没有在“方寸大乱”之际怆惶出逃,而是坚持进行政治斗争的方法,那么情况会怎么样呢?

    依当时的实际情势而论,尽管林彪在政治上的实力和地位处于颠峰时期,不过要同毛泽东这样的政坛巨人较量,他可能仍然不是对手。因此,可能性比较大的结果会是:毛泽东南巡归来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林彪会被毛泽东从“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上拿下来,附带的措施,自然会是改组“军委办事组”。

    不过,考虑到“文革”在越过“高峰期”后,己经锋芒顿锉、呈现“再衰三竭”之疲态,如果林彪不采取那么极端的对抗措施,毛泽东又能拿他怎么样呢。而且,依他同毛泽东的历史关系,或许还可以比邓小平做的潇洒一点,比方说,公然以“政见不合”宣布“辞职”,或者退一步,以“健康原因”告老还乡,那样的话,林彪自然难免会象陈云、邓小平一样,过一段赋闲、坐冷板凳的日子了。

    可我们都知道,毛泽东那时己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如果依庐山会议上林彪登高一呼、便群起响应所展示的巨大政治实力来看,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林彪的东山再起,并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至于邓小平,如果没有发生“九.一三事件”那样震撼中国政坛的惊天奇变,依毛泽东历来讲究“因势利导”的惯常做法,邓小平或许未必会得到1975年展示政治理念和才能的机会;也就是说,邓小平和林彪两个人的政治经验和水平、治国的理念和才能姑且不论,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两人在中国政坛的实际位势而言,林彪明显居优。倘若在毛泽东之后,林彪果能东山再起,邓小平就更不会有机会了。

    那样的话,在毛泽东时代之后,就不是邓小平时代,而是林彪时代了。当然,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假设,毛泽东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这己经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 当年那位名列“三巨头”的英国首相邱吉尔说:“政治上战胜对手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比他的政敌活得更加长久一些。”对这样的话,我们自然很难说它具有什么重要的思想价值,但是作为一个政坛老手的经验之谈,对政治家个人而言,却也是不无实用价值的至理名言。如此观之,对林彪的命运,人们更要扼腕叹息了。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温都尔汗的“三叉戟”残骇,静静地躺在那里,却长久地引发人们的无尽暇思。自然,人们更多的思考,还是其中蕴含的关于政治的是非曲直、智愚善恶。

    林彪事件,这是一个中国人学习、体验与研究政治的不可多得的典型案例。

    我们可以从“林彪事件”中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他的著名史学名著起的名字,真是精彩之极!这也深寓着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面对中国古人的智慧,令人不禁为之惊叹。我们追念历史,自然也是为了国家的今天和未来;而且,我们对历史的思考,还应当是理性的;

    当然,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并不排斥道德,而是要对道德进行理性的思考;也就是说,不是只对某些个别事件作就事论事的道德评判和对某个具体人物的际遇与命运舒发情感的哀叹,而首先是更为注重普遍与一般的道德思考,这里,就是指可以被国家制度引为依据和政治生活引为借鉴的道德准则。

    我想,如果世上的确还有所谓“历史哲学”的话,“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可能会成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一个无尽的话题:因为虽然在政治上对它作出“否定”性的结论,我们可以认同,可它毕竟是八亿人民卷入其中的一场规模巨大的历史运动,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当然,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从历时十年的万千头绪中,剔除同时代的利害与恩怨,跨越后人“代沟”的隔膜和误解,理出事实真象的基本脉络,在历史教训的意义上澄清是非曲直、汲取有益的智慧,也殊非易事。

    如果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来看,“文化大革命”唯其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的研究所需要的借鉴、参照、理论和方法,也要广阔、深刻和复杂得多,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站在人类社会全部历史和文明智慧的制高点上,也未必够用。—— 国内外学术界方兴未艾的“文革学”,似乎预示着这样的前景:也许我们需要借助全世界的学识和智慧,才能从“当代史”的史学观念和思想水准,对“文化革命”包括“林彪事件”得出深入的分析与中肯的评价。

     可是,“林彪事件”的教训,在某个方面告诉我们的道理,却也并不是太复杂,那首先就是:我们应当怎样进行政治斗争?也就是说,是个政治斗争的方法和手段的问题。

    从政治斗争的思想内容方面说,既然“文化革命”是错误的,我们自然可以认为:“文革”发动前后,林彪同毛泽东联手,一起搞“文革”,无疑是错误的;而在党的“九大”前后,林彪要停止和结束“文革”,不管动机为何,其主张本身,应当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林彪搞政治斗争,采取“小舰队”和“五七一工程”那样的手段和方法,较之法国大革命时的“断头台”和苏联人搞“大肃反”的办法,恐怕更加不可取、也更加使人们难以接受。因为,无论当年的罗伯斯庇尔,还是后来的斯大林,虽然对政敌实行肉体消灭,但毕竟还不是使用暗杀的手段。

    从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来比较,我们读着“小舰队”和“五七一工程”里的“火焰喷射器”、“高射炮扫射”、“引燃汽油厍”、“炸断铁路桥”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谋划与议论,林彪用这种办法对付政敌,简直仿佛回到春秋战国“专诸刺王僚”、“楚成王吃熊掌”那遥远的古代去了。—— 正好这也是林彪在文革前夕“5.18政变讲话”里举过的例子,这难道是纯属偶然的巧合吗?

    社会上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政治家就会有不同的政见和主张。即使到了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吧,在毛泽东的笔下,也并不是一付“人间天堂”或者“桃花园”的模样,而是仍然存在着“先进和落后”、“革新与保守”和“左、中、右”的“矛盾”和“斗争”。—— 这种事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因此,政治斗争,无论一些人怎么厌恶和诅咒“权力斗争”的龌龊与邪恶,大概也永远会有的。

    对政治斗争,人们兴趣比较大的、时常津津乐道的,时常是“权术”,而且往往对“权术”在道德上赋予贬意。应当说,这也是人之常情,西方人也不例外,比如对马基雅维里,尽管他的《君主论》在学术上并非没有进步的思想价值,公众舆论却通常不抱好感;因此,当年那位名震天下的基辛格,对马基雅维里可谓深得其中三味了,可在记者面前,却矢口否认,避之唯恐不及。

    不过,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要禁止政治家们搞“权术”,也就是玩弄点“心计谋略”吧,恐怕实际上也办不到。雄才大略的罗斯福就说过,在他看来,所谓“政治家”和“政客”,只是人们用词的褒贬不同而己。而一位前联合国官员的一本《政客与官僚》的著作,就把“政客”和“官僚”完全当作一个中性的词汇来用,他指的是“民选官员”和“政府公务员”。

    如此看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不应该有点“心计谋略”吗?或者说,难道信仰了马列主义,就应该“缺心眼儿”吗?实际上,中国革命真正的思想遗产,除了重建中国人民的政治自信和意志,就是一代中共杰出领袖们非凡的战略智慧了。那首革命歌曲里唱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实际上也是我们民族智慧的优势之所在,如今,有的学者就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称之为“兵法文化”。毛泽东对于此道,可谓达于炉火纯青之境,林彪作为“战术天才”,其头脑也非等闲之辈。

    —— 对此,如果站在对立面或者作为旁观者,把它称之为“权术”,那有什么办法呢?道德褒贬,立场不同,人言人殊,原也是人情之常。当然,对在政治斗争中的“权术”如何运用,也是可以从道德方面进行剖析与评判的。

    可是,人们应当怎样进行政治斗争?也就是说,政治斗争的手段和方法,须有一些什么样的制约与禁忌?或者说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又蕴含着什么样的道德内涵?却记录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进步的历史轨迹,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发展水准的一种“尺度”。对于我们这个相当富于谋略的民族来说,也许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政治斗争的规则。

    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来看政治斗争的规则,“文斗”和“武斗”的不同,带有根本的性质: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行为,按照共产党中央高层的党内生活准则 —— 这是一种异常严竣苛刻的“规矩”,它虽然未必都有明文规定,但在党的高级政治生活中,却是客观存在 —— 来衡量,自然是违犯“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过,若是从世界范围尤其是实行民主宪政国家远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看,林彪在庐山会议的行为,也不能算是犯了什么“规矩”,因为在他们那里,维持政治秩序的,是明文规定的“法律”。

    因此,如果林彪只是搞“文斗”,即使“秘密串联”、“煽风点火”、“搞地下活动”、“突然发难”,甚至是“清君侧”也罢,随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历史进步,在今天和将来的人们看来,也许根本算不上个什么“错误”,更不要说是“罪行”了。

    但是,在国家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实行“武斗”的办法,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们不是以“革命时代”亢奋激情下那严峻苛刻的“规矩”、而是以人类社会普遍通行的“政治文明”即比较一般的标准来衡量,让我们对林彪的“罪行”作点简单的剖析和评估:

    对任何国家的政治家来说,对国家民族的忠诚,都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即使我们抱着台湾历史小说作家高阳那样的史观,以“辩护律师”那样的态度来对待林彪,挖掘出更多的可以为林彪辩护的事实和理由,但对他的“叛国”,却很难给出一个能够服众的辩解,因为他死在境外。

     当然,如果允许我们大胆想象一下,假如一二百年以后,中国、俄国、蒙古还有其他亚洲国家包括大家眼下不大喜欢的日本,象如今的“欧盟”一样,最后联合成为一个称为“亚盟”的统一的经济与政治实体了,那时再说起林彪“叛国”的事,也许人们不会象今天这样把它当成个了不得的事了。—— 当然这也很难说,中国实现“大一统”,至今己经两千多年了,人们还以“爱国主义”的名义纪念屈原呢,更不用说晚得多的“民族英雄”岳飞了。这大概是因为,人类社会无论怎样“历史进步”,总还不至于“进步”得完全不要“历史”吧。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历史进步,林彪在政治斗争中对政敌采取肉体消灭的暗杀手段,作为一个“罪行”,恐怕倒是只会“与时俱进”而“逐步升级”呢。—— 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对“历史进步”在理解和期待上的一种逻辑推论,还须排除人类非理性思潮侵袭的因素。谁能保证人类社会的未来,就绝对不会再出现德国“纳粹”和日本“军部”那样集体的邪恶与疯狂呢?更不要说会出现依靠阴谋手段或者只是偶然机遇登上权力高位的坏人了。

    我们设想一下,倘若林彪的“五七一工程”成功了,他开创的先例依“案例”沿为规则或者“潜规则”,为我们的后代所效仿与沿袭,我们国家未来的政治生活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

    古代的帝王对大臣“廷杖毙命”、“推出午门斩首”以及残酷无比的“凌迟”,也还要明白宣示一下呢。专诸、商臣、聂政一类和荆轲之流的故事里,那种两千多年前的原始办法,毕竟太落后、太愚昧、太野蛮了。

    当然,如果细加区分的话,荆轲之流的“慷慨悲歌之士”,其动机还有“反抗敌国侵略”的因素,这和专诸、聂政、商臣一类,完全是在国家内部“搞政治”的情况,还有不同。

    若是依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当今世界向我们展示的普遍思想潮流的“时代语汇”来说,林彪父子的“小舰队”,则要被称之为“恐怖主义分子”了。

    对政治斗争来说,实行肉体消灭的暗杀手段,一旦开了头,也许会象吸食毒品一样上瘾的,从当今世界一些个不成体统的国家的例子中,可以印证这个算不上深刻的经验之谈。

    如果政冶斗争在道德上完全失范,其所造成的历史后果,我们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道德水准,岂不是要倒退到几千年以前去了吗?我们现在还奢谈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政治的现代化和“高度政治文明”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当年对“林彪事件”的性质,称之为“资本主义复辟”,实在是大谬不然呢。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自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起,西方社会越来越注重保护“人权”,政治斗争要以保护基本人权为戒律,己经是常识:

    —— 以我们党的历史来讲,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确立“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各苏区“肃反”的教训,避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惨祸,虽然在“审干”时也发生了一些如今遭人诟病的事,可是,若同斯大林在苏共搞的“大肃反”相比,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平心而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的做法,己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进步了。设身处地想想,在革命战争时代,处理自己队伍内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问题,坚持切实保护基本人权,甚至只是做到不开杀戒,并不容易。—— 美国南北战争时,林肯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签署一个文件:枪币逃兵的名单。当然,那是美国当年的军纪,总统也要依法办事。

    可是,对处理政治斗争范畴的问题来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样的进步无疑还不够,尤其是在和平时代并且己经掌握政权以后,不仅应当“一个不杀”,还要“一个不抓”,而且对待政治对手包括失败的政敌,还应当给他们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权利,也就是说,给政治对手以平等竞争的条件包括失败以后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才是现代社会民主宪政国家所应遵循的规则。

    —— 毛泽东浪漫起来,有时候气魄也蛮大的。比如,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他对柯西金说,要聘请赫鲁晓夫到北京大学当教授,讲讲他是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不过,那个时候他这个话,也只是挖苦一番柯西金、将苏联人的军而己。如果毛泽东真的能够把这个办法在他自己的国家付诸实践的话,当年就应该让1957年的“右派”留在北京大学继续当教授,并且让他们讲讲“政治设计院”是怎么个搞法?批评“党天下”是何道理?而在二十世纪末的北京大学,我们在听了诺贝尔奖得主的经济学讲座以后,或许有幸可以听听张春桥和姚文元对他们的“全面专政理论”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更加详尽的阐述呢。

    倘若中国也真到了这一天,毛泽东讲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所谓“双百方计”,才算是真正落实了。看来,不管毛泽东喜欢不喜欢,他也要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化大革命”,他把自己的威望也押上作为睹注,可谓最大程度地挣脱了历史条件的限制,可是却使他的威望遭到历史条件的报复,也给他的国家带来了一场灾难。

    政治斗争要以保障基本人权为戒律,造成这样的历史条件,须由一整套现代法治 —— 包括它的理念和程序 —— 的长期教化,这大概要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成。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的现代化”吧,不过这只是在人文社会领域的内容,因此确切一点说,也许应当称为“公民社会”。

    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条件,在遵循这样的规则的基础上,政治家们完全可以尽情施展他们的“心计谋略”或者说“权术”。在实行民主宪政国家的竞选活动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从正面讲,己经形成专门的学问和技能,甚至有“形象设计”这样的职业,从反面讲,其挖空心思地怪招百出,甚至演出象陈水扁那样的“苦肉计”疑案。在实行多党民主制条件下,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尽管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出现这种事情,或许有人可能并不喜欢那个样子,不过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进步历程中的现象,却属正常,不说是题中应有之义吧,也是很难避免的事。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那里还会允许“小舰队”和“五七一工程”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无故杀害一个普通百姓,都要受到法律追究和惩办;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只是因为对反对党“秘密串联”搞窍听,弄得连总统职位都丢了;因为“政见”不同,就允许对政治对手用暗杀手段实行肉体消灭,作为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准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实际上,毛泽东把林彪事件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也并非对世界上的事情完全懵然无知,也不是想把林彪事件的性质大事化小、减轻一点,而是象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说的,“把世上的一切坏人坏事,都算到资本主义的账上”了。这种作法,从国际上说,是“冷战时代”的习惯性思维;从国内讲,则是毛泽东从“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路线斗争”出发的政治需要。—— 毛泽东曾经坦承过这一点,不过他可能觉得,这个话,在那个时代对当时的政治需要来说,没有必要经常挂在咀上,“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 0 0 5年 5月3 0日 完 稿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9-05 22:08:0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1894年6月19和7月16日之间

    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教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它们的信从者被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可是不管这一切迫害,甚至时常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它产生三百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六十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

    所以,如果说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劳动收入权”一书中表示惊异:为什么在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况下,在几乎纯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着无限痛苦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竟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468],那是他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主义”在它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其形式就是基督教。只是这种基督教——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别个样子——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里,在据说不久必将到来的“千年王国”里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这个世界里。

    这两个历史现象的类似,早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城市平民的最初的起义中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早期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注:伊斯兰教世界的宗教起义,特别在非洲,是一种奇特的与此相反的情况。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英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

     自然,过了一百年,他们又处于这些背教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又需要来一次信仰净化,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又从头演起。从非洲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和阿尔摩哈德王朝对西班牙进行侵略战争起,直到喀土穆的那位最后的马赫迪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人[469]止,情况一直都是这样。波斯以及其它伊斯兰教国家的起义,情况也都是这样或差不多这样。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与此相反,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的人民起义中,宗教外衣只是用来作为进攻陈旧经济制度的旗帜和掩盖物,陈旧的经济制度终归被摧毁,为新的经济制度所取代,世界向前迈进。];但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这在光荣不朽的扬?瑞日卡所领导的捷克塔博尔派[470]的组织中表现得最清楚;但是这种特征贯串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才逐渐消失,到1830年后又再现于共产主义者工人身上。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还有特别是魏特林及其追随者,在厄内斯特?勒南说:“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这句话之前很久,就求助于早期基督教了。

    这个用甚至在当代新闻界都找不出先例来的任意抄袭德国圣经批判的办法写了教会历史小说“基督教的起源”[471]的法国文学家,自己并不知道在他上述的话里含有多少真理。我倒是想看看有没有一位过去国际的活动家,在比方说阅读所谓“保罗达哥林多人后书”的时候,他的旧日的创伤,至少在某一方面的创伤,能不绽开来。这整篇使徒书,从第八章起,发出永远不断的,可惜竟是那么熟悉的诉苦的调子:les cotisations ne rentrent pas——捐款不来!好多六十年代的最热心的宣传家会大有同感地握着这位使徒书作者——不论他是谁——的手说,“你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呀!”这个题目我们也有可讲的——我们的协会里也挤满了哥林多人;这些在我们眼前捉摸不定地晃来晃去的、带来唐达鲁士之苦的拿不到手的会费,恰恰就是盛传的“国际的百万财产”!

    关于最初的基督徒,我们最好的数据来源之一是萨莫萨特的琉善;这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一律持怀疑态度,因而对基督徒,比起对其他任何宗教社团来,都不会由于异教的或政治的原因而持另外的看法。相反,对他们的迷信,他一律大加嘲笑——对丘必特的崇拜者并不比对基督的崇拜者嘲笑得少一些,从他那平易的唯理论的观点看来,这两种迷信是同样荒谬的。这位在任何场合都不抱偏见的证人,曾经讲述过一个生于赫勒斯滂的帕里城、自称为普罗特斯的冒险家佩雷格林一生的历史。这位佩雷格林年轻的时候是在阿尔明尼亚以通奸开始其冒险活动的,他在犯罪地点当场被拿获,将按当地习俗被处私刑。侥幸逃脱之后,又在帕里由于勒死了他的父亲而不得不躲藏起来。

    我来引一段肖特的德译文[472]:“这时,他凑巧在巴勒斯坦遇到些基督徒里的教士和学者而知道了基督徒的奇妙的教义。不久他就获得很大的成功,以致他的老师们同他相比反倒有如童稚。他成了先知、教会首脑、犹太寺院主持——总而言之,他成了一切的一切;他解释他们写的圣书,自己也写了一大批,结果,基督徒们最终把他视为神明,奉为立法者,并把他拥立为首领(主教)……由于这种原因〈即由于作基督徒〉,普罗特斯有一次被当局捉了起来,投进监狱……当他因此而身被镣铐的时候,基督徒们认为他受囚禁是他们的大不幸,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营救他。但是,营救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就无微不至地从各方面去照顾他。天刚刚亮,就有些老太婆、寡妇和孤儿守在他的监狱门口;较有势力的一些基督徒则买通禁卒,去整夜地陪伴他;他们带着饭去,在他的身边读他们的圣书,——一句话,敬爱的佩雷格林(当时他还是叫这个名字)在他们看来至少也是另一位苏格拉底。

    甚至有基督教会的使者从若干小亚细亚城市跑来援助他,安慰他,并在法庭上替他辩护。这些人,只要事情关系到他们的教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立即到场,快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这时既不辞辛劳,也不惜费用。因此,佩雷格林在当时从四面八方都拿到钱,以致监禁竟成了他大笔收入的来源。这些可怜的人自以为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不死,自以为他们将永生;所以他们对死毫不在意,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情愿牺牲自己。而且他们的第一立法者还向他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只要他们一改宗,即放弃希腊诸神而信奉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诡辩家并按照他的指示生活,他们大家就都成为兄弟了。因此他们无区别地轻视一切外在的财富,而把这些财富归共同所有——这是他们不经检验和证明而径直接受的教义。于是巧于利用环境的狡猾的骗子手来到他们当中,很快就能变成富翁,而且还要暗中嘲笑这些傻子。后来,佩雷格林又一次被当时的叙利亚当局释放了。”

    在叙述了他的一些新的冒险之后,作者接着写道:“于是我们这位伟大人物第二次动身〈从帕里〉漫游各地,而且他一点旅费也不用花,只靠基督徒的慷慨厚待就够了,他们到处都给他以保护,保证他什么也不缺乏。他就这样被供养了一个时期。可是当他也犯了基督徒的规矩——我想是被发现吃了他们所禁忌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把他赶出了他们的教会。”[473]

    读琉善这段文字,引起我多少青年时代的回忆啊!首先想起的就是“先知阿尔勃莱希特”。他大约从1840年起,好多年间简直使瑞士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支部[474]处于危险状态;他是一个魁梧健壮的长须大汉,徒步走遍了整个瑞士,为他那神秘的新救世福音寻找听众,看来他是个颇为无害的胡涂蛋;不久他就死了。接着来的是他的一个不那么无害的后继人——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他赴魏特林坐牢的时候,要瑞士法语区的各支部改信他的那种福音,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做得很成功,甚至他们之中最有才能但也最轻狂的奥古斯特?贝克尔也被他诱了过去。这位库尔曼给他们做过讲演,这些讲演于1845年在日内瓦出版,总标题是:“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在他的门徒(也许就是奥古斯特?贝克尔)写的序里有这样的话:

    “没有一个人曾表达出我们的一切痛苦、一切苦难和希望,简言之,一切使我们的时代深切感到不安的东西……这个人,我们的时代所期待的人出现了。这就是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康尔曼博士。他发表了关于新世界或体现为现实的精神王国的学说。”[475]

    当然用不着我说,这种关于新世界的学说,不过是饰以拉梅耐式的半圣经味的词句,并用先知的傲慢口吻讲出的一种最平常的故做伤感的胡诌。这并没有妨碍天真老实的魏特林派像那些亚细亚的基督徒拥戴佩雷格林那样拥戴这个骗子。这些人的超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达到了极点,甚至把每个小学教师、新闻记者,总之一切非手工业者,都当做有意剥削他们的“学者”,而对之存有不可克服的疑心;正是这些人,竟让库尔曼这个善做动人表情的装腔做势能手给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在“新世界”中,最大的圣贤,id est〔也就是〕库尔曼,将调节财富的分配,因而,现在在旧世界里,弟子们就已经应该把一切财富大把大把地供献给这位至圣,而自己则应该对残羹剩饭感到满足。于是,当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时候,佩雷格林-库曼就靠支部的破费过着十分阔绰和心满意足的生活。诚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延续很久;怀疑者和不信仰者中间日益增长的怨言,瓦得州政府进行迫害的威胁,结束了洛桑的这个“精神王国”,于是库尔曼不见了。

     凡是亲身经历过欧洲初期工人运动的人,都会记起几十个类似的事例。现在,这样的极端情况,至少在大中心地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在运动正在争夺新地盘的边远地方,像这样的小号的佩雷格林还可望获得暂时的、有限的成功。如果说,各国工人政党里都要钻进一些在官方世界中毫无指望或在其中走完红运的形形色色的分子——种痘反对者、戒酒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反活物解剖者、用自然疗法行医者、已散掉的自由公理会[476]的传教士、世界起源新学说的编造者、无结果或未成功的发明者、被官僚指为“爱打官司的无赖汉”的或真或假的受屈者、诚实的傻子和不诚实的骗子——,那末,最初的基督徒的情况也是如此。旧世界解体过程所解放出来的,也就是所扔出来的各种分子,都一个接一个地掉进基督教的引力圈子里,——基督教是唯一抵抗了这一解体过程(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它的必然产物)从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不断成长起来的成分,而其它成分则只不过是短命蜉蝣而已。

    没有一种狂想、胡说或骗术会不钻进年轻的基督教会,会找不到热心的听众和热诚的信徒,至少在一些地方和一段时期不会找不到。无论我们最初的共产主义工人支部,或是最初的基督徒,对于一切投合他们口味的东西都是无比的轻信,这就使我们甚至无法肯定,我们的新约中是否没有掺杂着佩雷格林给基督徒们写的“大批圣书”中的某个片断。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9-09 09:45:41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L_C_cc:标题: 转发: 请教正 请陆 一兄教正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运动的两重性

——《资本论》阅读笔记

上海 仇金泉

2011-9-8

    人类生存的星球,乃至于浩瀚的宇宙一直处于瞬息万变的运动状态。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处在生长发展或衰变消亡之中,没有任何一个状态是可以永恒的。而且这种运动的总趋向是一往无前的新陈代谢,是发展,是进步。尤其是人脑和人的思维更是如此。

    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如此。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1843年开始一直到他去世的1883年,整整40年内的劳动结晶和研究成果,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是人类文明史和思想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不朽的著作。即使如此,后人也不能把《资本论》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更不能将它作为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万能工具。2008年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世界范围的金融风暴,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德国一度成为畅销书,他的财长和一些政要竞相要从《资本论》来寻找对策。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参政者藉此要重温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那是有情可原,如果想从中找到解决方法的话,恐怕难以满足愿望了。

    本文就近来重读《资本论》时联系当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写了如下笔记。以求教于各位学长。这些饶有兴趣的内容是,《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两重性;资本主义自我调节能力和非暴力向社会主义过渡;价值规律公式添加项和无产阶级革命并非必然以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当今中国发展战略。

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对抗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

    《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在伦敦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根据马克思生前的草稿进行系统的整理、修订和编撰而成的。其中不少是恩格斯个人的完整文字段落和注释。所以《资本论》应该是马克思、恩格斯著。《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核心内容,从商品出发,抽象出劳动价值范畴,从价值形式揭示出货币、资本和劳动的内涵,进而分析了劳动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价值增值过程创立了剩余价值论。从剩余价值论出发,在14世纪-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实际状况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对抗性的结论。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注1】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包含着发展生产力的特性同时又包含着一系列无法解脱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的集体劳动,分工协作大生产过程,而资本及生产资料却为少数资本家私人占有,这种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也被资本家们所控制和管理。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4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指出这种不可解脱的矛盾首先表现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了的。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场斗争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接着就是十七世纪,“采用机器以后,工人才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的,即反对资本的物质方式”而形式的“工人暴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 【 注2】 而且这种暴动形式的对抗,在法国和英国之后,在德国也成熟起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英两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注3】

    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点同样在美国、欧洲、澳洲得到体现。“一方面,逐年涌向美洲的巨大的不断的人流,在美国东部停滞并沉淀下来,因为从欧洲来的移民浪潮迅速地把人们抛到东部的劳动市场上,而向西部去的移民浪潮来不及把人们冲走。另一方面,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造成了巨额的国债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重的赋税,产生了最卑鄙的金融贵族,使极大一部分公有土地被滥送给经营铁路、矿山等的投机家公司,——一句话,造成了最迅速的资本集中。因此,这个大共和国已经不再是迁移来的工人的天堂了。”,“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研究殖民地的状况。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注4】

    马克思又从资本家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控制和管理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对抗性。“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 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那末,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象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注5】

    马克思还着重论述了 随着利润率趋下降趋势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陷入了新的矛盾”,即“它的历史使命是无所顾忌地按照几何级数推动人类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如果它像这里所说的那样,阻碍了生产率的发展,它就背叛这个使命。它由此只是再一次证明它正在衰老,越来越过时了。”【注6】正是这种由资本形成的社会化的趋向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从而决定了这种生产关系的日趋解体。【注7】另外,“信用也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注8】

    马克思还论述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注9】

    如上所例举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矛盾的论述,是十分详尽而充分的。正是这些对抗性运动的结果,造就了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注1】:《资本论》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注2】:《资本论》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第492-495页
【注3】:《资本论》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第18页
【注4】:《资本论》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86页-887页
【注5】:《资本论》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386页
【注6】:《资本论》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注7】:《资本论》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页
【注8】:《资本论》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0页
【注10】:《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0页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非对抗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自我调节能力

    当资本家通过增加工人工作日,延长劳动时间,采用机器代替人工而增加剩余价值,加剧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甚至激起暴力反抗,诸如破坏机器,怠工或罢工等。其结果与资本家的目的相悖,给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破坏或停滞。与此同时劳资之间的协调和调节也随之而来,这就是对抗性矛盾自身存在着的非对抗性的一面相升相伴着。上述这些“日复一日地不屈不挠的反抗”的自身始终相对地存在着与之相调和的一面。即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管理的专制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积累方式”在其过程中也产生着非对抗性的一面。

    此外,更重要、更明显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社会化同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出现非对抗性的、针对其对抗性一面而产生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和调节手段。诸如出现了“资本社会化”、“股份制”、“工人自己的工厂”等等这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运动中,不仅起着调和、调节和缓冲作用,而且进一步使其获得新生和发展的可能,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获得了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

    14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的历史史实证实,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运动中,“生产社会化”和“社会资本化”相融和,“资本家私人占有”被“个人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所补充或替代,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被扬弃,资本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二、三卷中,在肯定这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运动的对抗性的一面,同时又创造性地揭示了这个矛盾运动中所出现的起调和、调节和缓冲作用的非对抗性的新要素。

    【股份制和社会资本】

    马克思专门论述了,“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1.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从前曾经是由政府企业的那些企业,变成了社会的企业。2.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注1】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

    “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注2】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

    马克思还着重论述了重建个人所有制对资本家私人占有的扬弃的过程和重大意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注3】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

    马克思十分推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运动中,所产生的生产组织的新形式—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 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注4】

    【资本主义的竞争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 通篇阐述了资本主义竞争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中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注5】竞争要求商品必须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其价值量,从而能以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马克思指出:“在一种商品上只应耗费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表现为竞争的外部强制,因为肤浅地说,每一个生产者都必须按商品的市场价格出售商品。”【注6】“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但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更高的发展。”【注7】

    【资本主义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制度是调节基本矛盾的重要手段】

    “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和发展。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也就是说,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据而卖。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这种支付凭据概括为汇票这个总的范畴。这种汇票直到它们期满,支付日到来之前,本身又会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它们形成真正的商业货币。就这种汇票由于债权和债务的平衡而最后互相抵销来说,它们是绝对地作为货币来执行职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已无须最后转化为货币了。就象生产者和商人的这种互相预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础一样,这种预付所用的流通工具,汇票,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货币如银行券等等的基础。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注8】

    从《资本论》中所例举的上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运动中所生长出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要素,越来越明显地促进着基本矛盾两重性的非对抗性成分的生长,同时也就逐步降低原来占主体地位的基本矛盾对抗性的成分,并不断地进行“自我扬弃”,在这过程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断生长着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能力。

【注1】:《资本论》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4页
【注2】:《资本论》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497页
【注3】:《资本论》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第873-875页
【注4】:《资本论》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第499页
【注5】:《资本论》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193页
【注6】:,《资本论》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193 页
【注7】:《资本论》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第201页
【注8】:《资本论》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450页

三,“股份公司按幂的规模增长”为非暴力向社会主义渐进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揭露的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两方是对立和不可调和的,即对抗性的。而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时,他已经十分重视股份公司这个新兴事物的出现,经过恩格斯对于这个新事物加以深刻地分析和补充,在第三卷中,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两面存在着的非对抗性一面。股份公司的出现成了重要实证。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一章里对于“股份公司”这个新因素的分析作了新的补充和发展。恩格斯指出,“[自马克思写了上面这些话以来,大家知道,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在有些部门,只要生产发展的程度允许的话,就把该工业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在美国,这个办法已经多次实行;在欧洲,到现在为止,最大的一个实例是联合制碱托拉斯。...在英国,在这个构成整个化学工业的基础的部门,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弗.恩.]”【注1】

    不言而喻,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明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即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一面的重要因素—股份公司已经按幂的规模生长,无疑将来必定发挥出逐步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而取而代之是“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股份经济”、“合作生产”、“企业联合”一样,“信用制度”、“银行制度”以及“科技的发展”,这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长起来的生产力新要素,使资本主义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长,从而为克服和调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而建立更高级社会经济形态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这些新要素的生长与发展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自我扬弃”,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由此就逐渐开始了非暴力地、和平地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过渡的进程。

    从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到如今的117年,也就是从1883年马克思逝世到如今的128年内,人类世界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从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解散,从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到苏联解体,从战乱的欧洲到形成由19个国家组成的欧盟,【注2】整个欧洲乃至于整个人类世界的经济政治,乃至人文哲学都产生了一个巨变。尤其是在欧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逐渐替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趋势不断加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更加积极。

    这种发展的特点是:1,以暴力革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减少了、和平长入的可能性增大了;2,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逐步和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其他形式的公有制并存;3,收入结构趋向合理、分配结构趋向公平公正,全民教育、全民医疗、社会保险竞相实施;4,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逐步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5,社会财富使用的立法、执行和监督互相制约的机制正在形成和完善。从经济形态来说,出现了诸如“瑞典模式”、“北欧模式”、“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等等,正在发展中。

    以马克思《资本论》诞生的故乡德国为例,《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最新的《2010年汉堡纲领》)中所主张的公正平等替代了对抗和斗争,使如今德国的社会经济型态正向着德国式的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公正以每个人平等的尊严为基础,公正是指平等地参与教育、工作、社会保障、文化和民主,平等地使用所有的公共财富。公正要求在收入、财产和权力分配中更多的平等。因为存在于这些分配中的巨大不平等威胁到了人生机遇的平等,所以社会民主主义是必需的。”“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法国大革命的基本要求,是欧洲民主制的基础。自从平等自由的目标在现代转变成为公正的概念之后,自由、公正和互助在过去和现在都是自由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它们始终是我们评价政治现实的标准,是衡量更美好的社会制度的尺度,是社会民主党人行动的指南。”【注3】

    德国的分配制度的宗旨是社会福利。明确规定政府的四大职能是:第一,保持物价稳定,第二,充分就业,第三,内外贸平衡,第四,在上述基础之上经济的适度增长。社会市场经济的成功奠定了德国今天的成就。因此,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是是德国民富国强的根本。德国民富国强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国家,老百姓活得有尊严,政府也有钱为民众做事,因此,人民安居乐业,官民友好相处,社会一派和谐。我们不能不说,战后的德国,尤其是统一后的德国,就起社会经济形态来说正在非暴力地向社会主义渐进。

    整个北欧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实现了人民均富,人人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社会福利。瑞典、丹麦、芬兰更是如此,人民富足安详平静。如今丹麦人均国民收入已达三万四千六百美元,全球排名第七,是一个典型的“三高国家”——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所得税率高达50-70%。这些税收被大举应用在社会福利与教育上。)根据OECD统计,丹麦的社会福利占政府支出的29%,是OECD国家中的第二高;各部门教育支出近GDP的7%,为CECD国家中的第一高。

    如果我们从上述5个战后发展的特征来看,当今美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似乎也逐渐在非暴力地向某种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渐进。

【注1】:《资本论》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三卷 第496页
【注2】:《欧盟基本权利宪章》
【注4】:《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2010年汉堡纲领》)

四,“剩余价值”公式的修订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并非必然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核心内容和理论基石,从剩余价值出发,才推导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必然性的结论。所以理解马克思从商品、货币出发、以劳动力成为商品揭示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发掘出劳动力商品、不变资本、剩余价值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等等这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独特范畴。所以理解剩余价值学说,是理解《资本论》的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推导出剩余价值利率的:“商品包含的价值,等于制造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这个劳动的总和则由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构成。而对资本家来说,商品成本只由他所支付的物化在商品中的那部分劳动构成。商品包含的剩余劳动不需要资本家耗费什么东西,虽然它同有酬劳动一样,需要工人付出劳动,并且它同有酬劳动一样创造价值,作为价值形成要素加入商品。资本家的利润是这样来的:他可以出售他没有支付分文的某种东西。。剩余价值或利润,恰恰就是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或者说,就是商品包含的劳动总额超过它包含的有酬劳动额的余额。因此,不管剩余价值来自何处,它总是一个超过全部预付资本的余额。因此,这个余额和总资本会保持一个比率,这个比率可以用分数m/C来表示,其中C表示总资本。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与剩余价值率m/v不同的利润率m/C=m/(c+v)。

  用可变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称之为剩余价值率;用总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作利润率。这是同一个量的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由于计算的标准不同,它们表示同一个量的不同的比率或关系。”【注1】

    所以,“剩余价值利率”是在一次生产过程中,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它表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我们仍然沿用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各种符号。总资本C分为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生产一个剩余价值m。我们把这个剩余价值和预付可变资本的比率m/v叫作剩余价值率,并且用m'来表示。这样,m/v=m',因而m=m'v。这个剩余价值如果不是同可变资本相对比,而是同总资本相对比,就叫作利润(p),而剩余价值m和总资本C的比率m/C,就叫作利润率p'。

    这样我们就得到: p'=m/C=m/(c+v),

    用m的上述的值m'v代替m,我们又得到: p'=m'v/C=m'v/(c+v),

    这个方程式也可以用如下的比例来表示: p':m'=v:C;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比,等于可变资本和总资本之比。

  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利润率p'总是小于剩余价值率m',因为可变资本v总是小于C,即v+c之和,可变资本加上不变资本之和;不过要把v=C这种唯一的、但是实际上不可能有的情形除外,也就是要把资本家完全不预付不变资本,不预付生产资料,而只预付工资的情形除外。”【注2】

    我们用文字来解释就是: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商品价值—成本(原材料成本+生产资料折旧)—工人工资

    m’= w-c-v

    即:剩余价值=工人创造的价值-工人工资

    也就是被资本家无賞占有的、被剥削的劳动价值。

    在马克思推导这个公式的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来看,我们可以理解资本家的利润主要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日复一日地以几何级数增长,生产利润获得的因素也就层出不穷了。

    首先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技术进步对资本主义生产增长过程的贡献与日渐进;市场需求扩大;尤其“管理”也像科学技术一样成为生产力,而且是愈来愈重要的生产力。等等,这些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出现,上述公式的平衡也难于支撑了。要让公式继续成立的话,必须要添加项素,至少要添加两项函数:“技术进步贡献因素”(K)和“管理因素”(G),“管理”函数应至少还包含这一生产过程中除劳动工人之外的相关人员,如专职经理、中介,以及流通和市场需求的组织。(他们不是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651页上所说的“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

    在马克思的公式基础上,也用符号来表达的话【注3】,应该是:W=C+V+M+K+G

    如此,该式中的剩余价值M 应该是:M=W-(C+V+G+K)

    剩余价值不再完全是“工人劳动”这一项所“创造”的了。现代生产愈来愈体现G项和 K项的贡献,在马克思身后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甚至成为M 的主要贡献。技术进步因素在产值增长中的贡献是可以定量计算的。【注4】

    此外,马克思认为,只要W=C+V+M生产完成,就肯定是:

C+V+M>C+V

而实际上,当商品进行交换时,即使是在当时,都存在三种可能:

C+V+M≥C+V
C+v+M≤C+V

    如果马克思《资本论》的这个剩余价值率公式,在马克思身后的发展的年代里 可以加以修正和补充的话,那么以此为依据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也并非必然的了。

【注1】:《资本论》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三卷 第50-51页
【注2】:《资本论》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三卷 第58-59页
【注3】:从数学概念来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利率的公式是很难用初等数学的代数方程来表达的。所有相关因素的物理意义都应该是一个可变函数,要列出商品价值(W)和各项关系,应该是一个函数方程。W=C+V+M 只能作为定性分析和状态描绘,要用于定量计算是有困难的。--仇金泉注
【注4】:《协调发展文集》仇金泉等著 东方出版社 第169-175页

五,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两重性的深化和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演变

    1, 1825年—1945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特征和影响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中指出,“大工业本身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注1】

     马克思在1873年说, “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注2】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一直期待着像1886年这样的周期性危机,随之而发生的必然是社会革命:“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 是使我们陷入持续的和慢性的萧条的绝望泥潭。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而每一个冬天的来临都重新提出这一重大问题:‘怎样对待失业者’;虽然失业人数年复一年地增加,却没有人解答这个问题;失业者再也忍受不下去,而要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几乎指日可待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8而屈服于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注3】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这种经济危机所引起的革命,也必然是对抗性的、暴力的革命,想通过和平地、合法地方式进行都不可能。

    马克思是这样叙述经济危机期间的工人阶级状况的:“在危机时期,生产中断,“开工不足”,每周只开工几天。这当然不影响延长工作日的欲望。营业越不振,就越要从已有的营业中取得更大的利润。开工的时间越少,就越要使剩余劳动时间延长。”【注4】“为了说明工人的状况,现在从1867年初采访过主要受难地区的《晨星报》记者的详细报道中摘引一段如下。‘在伦敦东头,在波普拉尔、米尔瓦尔、格林威治、德普弗德、莱姆豪斯、坎宁镇等区,至少有15000名工人及其家属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其中有3000多人是熟练的机械工人。他们已经一连失业6个月至8个月了,积蓄已全部用光…… 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贫民习艺所(在波普拉尔)的大门口,因为它已被饿坏了的人群团团围住。”【注5】

    2,当今的世界经济危机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尽相同。《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经济危机由“生产过剩”引起,而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经济危机,就这次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是由美国借贷消费或者说是“消费过度”而起,不是生产过剩和消费疲殆引起的危机。所以这次从2008年开始的危机,其根源在于美国金融市场本身的矛盾,而不是经济实体资本积累的矛盾。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的金融市场的虚拟金融产品过剩,或者说金融衍生品泛滥,“房地美”、“房利美”两大次贷结构的破产,形成3763亿美元的坏账,这种金融产品的泛滥、消费者的过度消费引起的美国整个金融市场的混乱。当然其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美国的社会制度所存在着引起这种虚假和过度消费的条件。这种金融产品过剩引起的虚假需求,接着也会引发实体经济产品生产过剩,孕育着的实体经济危机将随之而来。“房地产泡沫”、房地产相关产品泛滥,以及“服务产品泡沫”也就相伴而生。危机的下一个轮次就虎视眈眈地等着来临了。这些,马克思在他逝世的1883年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条件下,他还没有来得及预见到。

     和以前的历次危机相比,这次危机表现更新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调节能力更加明显。经济危机的两重性更加明显地显露。一方面经济危机对社会生产力的阻滞和破坏,另一方面,却又成了社会生产力新发展的特殊“跳板”,危机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特殊实现形式。在这个条件下,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有力地实行“国家干预”,以强制性的手段实现社会生产的协调性和均衡性;促进和支持通过竞争、新技术运用来提升新的要素,淘汰生产和市场的落后和劣势。这种增强了的资本主义自我调节能力,还表现在平和地转嫁本身的危机给和它紧密相关的其他经济体。(国家、地区、经济区)。例如:1975年,美国通过废除布雷顿森林协定,实行美元浮动汇率制,把当时的美元危机转嫁给了欧洲,80年代又通过“广场会议”,逼迫日元升值,把美国债务危机转嫁给日本。在2008年以来的这次危机美国正在通过“提高债务上限”、继续印钞发债、降低长期利率,来吞噬中国已经购买的1.6万亿美国国债以及整个3.6万亿外汇储备。

     从如上分析来看,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理论仍然不啻为研究当代经济危机问题的指导思想,而且从中一定能获得借鉴和启示。

     3,《资本论》经济危机理论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启示

     《资本论》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是建筑在大量英国、法国、德国以及世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正在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加以分析、归纳而得出的带有规律性结论。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产生根源、特别 是产生机制以及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啻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性,而且对所有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20年里,中国经济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情况,值得中国人和一切关心中国、尤其一些利益相关者重视:

     (1)中国国内生产一直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发展着,一方面是大量引进外资,另一方面,大量生产,大量出口产品,保持着“双顺差”的状态。而这两个方面的收益差距却又是越来越大,无异于高利息向富人借钱,然后又廉价地借回给富人的怪圈。以至于造成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36000亿美元,而同时又购买了19000亿美元美国国债,而且还处于有增无减的势态。

     其实这就是“生产过剩”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国内债台高筑,根据公开的报道,2010年度的全国省、市、县三级政府的地方债务总额已经超过10万亿元,加上或有债务,总数接近15万亿元,其中20%的市市级政府财政负债超过了财政收入,甚至已经达到了财政破产的的预算会计标准。这些政府负债如果经过企业破产变成银行坏账。再加上银行本身不算已经几次剥离之后的大量不良资产和债务,就很可能引发类似美国的次贷危机的财政、金融危机。【注6】

    (2),中国近年来才开始的大量投资不仅尚未获益,而且所遇投资环境又动荡不定。一方面GDP年复一年的飙升,另一面经济效益和效率又日况愈下。据中国科学院资料,在获得GDP增长的同时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造成的损失大概相当GDP的15%,,又据联合国经合组织测算,中国由于环境破坏、工伤、矿难、对人的健康损害等所造成的损失相当于GDP的28%,以40万亿元计约占11.2万亿元。

    (3),中国在GDP一两位数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开始失衡。首先是长期来以“出口导向”为增长战略,导致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经高于66%,高于美国、日本的几倍。中国真的成了资源、能源和劳动价格和价值严重相悖的、又不得不存储大量污染的“世界加工厂”了。

    (4),随着GDP 不断增长,“分配结构”失却了公平正义。劳动者相对贫困化,居民的购买力也日趋下降;沪深股市下挫;通胀已经来临。投资消费比例失调。整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期间虽然历届政府,都曾(或正)在努力把“消费搞上去”,但事与愿违,比例继续失调,程度日益加深,似乎有积重难返之势。

    这些:“产品过剩”、“效益降低”(“利润率下降趋向规律“)、“结构失衡”、“居民相对贫困“、“消费能力下降”、“通胀”等等,这种趋势似乎和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中所描绘的危机景象有相仿之处。这不能不认真从《资本论》所阐述的“经济危机”理论中获得某种启示和制定方针政策的借鉴。

【注1】:《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一卷 第16-17页
【注2】:《资本论》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一卷 第23页
【注3】:《资本论》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一卷 第34-35页
【注4】:《资本论》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一卷 第279页
【注5】:《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第一卷第769-770页
【注6】:引自《改革内参》2011年第33期 林志远:《关注国家财政收入的几大问题》

六,《资本论》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

    1,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异化

    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即决定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由谁支配和为谁生产的一系列经济关系的所有制,是决定各种社会性质的主要内涵。马克思《资本论》所阐述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劳动社会化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它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于是继“生产资料占有的第一个否定之后,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的自身的‘否定之否定’”。

    马克思进一步解释这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注1】

    如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广泛实行的是对已经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进行股份制改造。就是以“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和“股份制”来否定生产资料社会或全民占有形式。这和马克思的针对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公有制的一种),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和不同质的两种事物。按其性质来分析,前者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所有制过渡,“向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过渡”,而后者却是 从公有制向个人占有的私有制过渡。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加不能将后者冠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发展”。从其内容而言,这种所谓的“股份制改造”其实是少数“新兴权贵”对全民财富的剥夺,是一种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的异化。

     这里仅举几例见诸于媒体的实行股份制改造的实例。

    例一,《南方周末》报导,浙江省湖州市一家毛纺厂厂长自己向公众披露,他由国营企业改制,而成为千万财产拥有者的过程。1999年湖州市政府将该厂作为国营企业改革典型进行改制。设定股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其中,国家保留22.5 %,厂长本人拥有22.5 %,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 %,外来法人股占35%。这位厂长的1125万的股本金是这样到位的:自己的积蓄拿出50万元、向亲朋好友借200万元、获得“经营者才能奖“100万元、获得“技术奖励”150万元、获得企业历年工资基金积余以职务股的形式分得250万元、另外还有政府以“期股注入”出让的方法获得375 万元,据这位厂长说,“这实际上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我自己每年分红的钱来还”。这样,(50+200+100+250+375=1125)。至于那外来法人股的35%的资金以何种形式到位的就更不得而知了。

    例二,这可能是一大类以无形资产为主体的国有企业的改制方法。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是上海科学院于1984年投资成立的。是一个事业单位法人,长期来占有上海专利商标代理业务四份之三以上的市场份额。在成立后的十多年来受惠于国家保护政策,一直是全国仅有的有资格从事涉外专利商标代理业务的三家事务所之一。据了解,该所2003年的收入为1.6亿元人民币,净利润超过3000万元。而且近年来年收入以20 %的速度上升。从2000年——2003年的四年中进行了两次改制。据该所某些职工说,第一次改制设计的新公司注册资金仅为100万元人民币,所长个人将持有四份之一的股份。职工反对,国务院清整办和上海市清整办发文该所“暂缓改制”。2003年5月,第二次改制,注册资金增至4000万元人民币,以该所管理层为主的自然人的持股16%,上海科学院国有控股占64%(同时规定国有股权5年内全部退出),另外,称之为“信托持股”占20%(由信托公司出售给职工)。

    更有甚者,还有完全以国家给于的特种商品经营权、管理权以及监督权作为资本来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诸如某某进出口公司、某某国际合作公司等等。这些进行股份制改造的企业,他们的原有的生产资料都是全民所有的,即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资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还是劳动都已经是社会化了。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各个股份持有者都是由原生产者(工厂、企业、公司、事务所甚至研究所)无息借贷股份金,以日后经营收入抵赏,甚至无赏赠与。

    还必需提醒的是,在这之前,除了上述那些大型企业之外的那些所有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社办企业都已经MBA(经理层买断)了。也就是说,已经重新被“私有化”了。

    如果原意就是要把中国已经形成了的、正在运行中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按照马克思《资本论》改造资本主义生产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形式来加以“股份制改造”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话,那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大相径庭了。

    这是2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种异化。

    【注1】:《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第一卷 第874页

    2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对土地和农民的残酷剥夺

    《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始积累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掠夺。最大限度的榨取劳动价值、残酷地剥夺农民和土地,从14世纪开始,尤其是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进入发展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以数学幂的规模和效应创造出物质文明,主要是依赖于对劳动者、资源、土地和农民的残酷剥夺以及和这种剥夺相随而生的、并不断得以保护和贯彻的制度体系。然而资本主义的这种积累方式,从一开始就相应地产生了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和资本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尖锐的阶级斗争和社会抗争。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市场。。。不如说,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大封建主,通过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夺去他们的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注1】 “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注2】

    “在论述原始积累的那一部分(第1卷第24章),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生产方式的前提,一方面是直接生产者从土地的单纯附属物(在依附农、农奴、奴隶等形式上)的地位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土地被剥夺。在这个意义上,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正象这种垄断曾是所有以前的、建立在对群众的某种剥削形式上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和基础一样。不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遇到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同它不相适应的。同它相适应的形式,是它自己使农业从属于资本之后才创造出来的;”【注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注4】

    马克思对更加深刻地揭露了土地和资本主义生产价值增殖的关系,“这个作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家,为了得到在这个特殊生产场所使用自己资本的许可,要在一定期限内(例如每年)按契约规定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即他所使用土地的所有者一个货币额(和货币资本的借入者要支付一定利息完全一样)。这个货币额,不管是为耕地、建筑地段、矿山、渔场、森林等等支付,统称为地租。这个货币额,在土地所有者按契约把土地租借给租地农场主的整个时期内,都要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因此,在这里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即增殖价值的形式。其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注5】 “从1815年到三十年代,租地农民一直就是这样受着欺诈。因此,在这整个时期,农业凋敝成为经常的话题。因此,在这个时期,整整一代租地农民遭到剥夺,归于灭亡,并被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所代替。”【注6】

    中国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一直把“发展是硬道理”作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最高原则和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于是全国上下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增加“资本积累”,最大限度地增加国民生产总值(GDP)。批租土地当然地成为各级政府作为发展原始积累的首选,不自觉地重蹈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深刻揭露的“土地、地租和剥夺农民”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覆辙。

    各级地方政府以“建设征地” 的行政指令,从农民手中以低价收回土地的使用权或所有权,让自己成为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的拥有者,然后他们又通过“土地批租”的新法案,使一些“法人”或“自然人”能以更贵的“地租”形式来实现占有。随着生产的发展、GDP的增长,这种占有就越来越扩张。起本质是对农民依法使用着的土地进行“贱买贵卖”,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初始积累。(如上海浦东开发向农民征地算是高标准的,粮田补赏2.3万元,一亩菜地补赏2.8万元,再投入一亩6、7万元完成“七通一平”,等出让给开发商时,已高达二三十万元一亩了。)据《中国国土资源报》报道,截止2006年土地出让总价值款约7676亿元,纯收入2533亿元。另外还有新增矿产资源8839亿元。,而那些失地农民除了已得微薄的补赏外,要等到退休年龄才能拿到220元的养老金。

    2003年中国国务院曾专门组织过对20多个省(区、市)的调查,调查表明,在土地征用方面,确实普遍存在着过多过滥和严重侵害农民权益的问题。这些问题是:1非法占地数量大,椐统计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6万亩,其中70﹪以上是征地。除了这些经“依法审批”过的之外,一般都“违法”超用20﹪— 30﹪,甚至80﹪。2,造成大批农民失去自己的生产资料—土地。据对16个省的调查,2000年—2001年共征地246.9万亩,其中耕地171.4万亩,失地农民236万人,大体上征用1亩耕地造成1.4人失去土地。依此推算,目前全国失地农民估计在4000万人左右。3,征地补赏标准低。按《土地管理法》

    规定的补赏费,只相当于普通公务员的一年工资,再经留成集体和安置单位的,只有土地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了。4,安置无着着落。矛盾日趋尖锐,上访日趋愈盛。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上述这些征地中相当一部分农田是用于休闲娱乐场所,大型游乐场所、旅游圈、生态观光园、大型赛车场等等,尽管有三令五申,目前在全国仍有愈演愈烈之势。例如,截止2011年5月的全国已有600家高尔夫球场。地方官员除了想提升城市品位外,主要是获得土地出让的收入吸引投资,拉动GDP的增长、增加政绩。据《半月谈内部版》第7期报道,“国家发布禁令7年来,全国高尔夫球场建设用地仍有喷井之势”。之于“主题公园”其实质也还在于,“低价圈地高价卖地”、藉公园之名,行主题公园、别墅、酒店、商业街等位一体的旅游复合地产之实而已。这种一再违反国家的三令五申的占用农田耕地的经济行为,全国各大城市都有,甚至像上海这样大城市,差不多各个区都有。据中央农村劳动小组办公室陈锡文主任说,“我们需要28亿亩耕地才能勉强养活13亿老百姓。”中国再也不能贪婪地蚕食耕地作为原始积累了,为子孙后代积点德吧!

    据测算,自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通过低价征用农民土地,使农民蒙受了2万多亿元的损失,这些资金足以建设起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这还未将每年通过各种渠道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数千亿计的资金。现在农民进城打工或留乡种地所得都难用于自身发展,农民的贫困化,使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新的城市城市无产阶级。【注7】

【注1】:(《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一卷 第827页
【注2】:《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三卷第694页第4行
【注3】:《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三卷第37章第696页
【注4】:《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三卷第37章第697页
【注5】:《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三卷第37章第698页
【注6】:《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三卷37章第707页
【注7】:资料数据引自:《改革内参》2003年第32期 黄根兰 《农地如何被吞噬》, 应笑我 《中国土地忧思录》

    3,分配制度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

    马克思说,“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 【注1】 “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注2】可见,分配制度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生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制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对分配关系起着决定作用,同时,分配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关系。

    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前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实行着的分配制度、方式和相关的总总政策规定所表现的特征: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依然是创造劳动价值(产品)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从当前中国国民收入的初级分配结构来看,他们依然不可能获得“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参与分配,他们的劳动价值的大部分还是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土地所有权者所占有,从形式上看,这种分配关系所表现出来的也恰恰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同时,这样的分配关系又反作用于当前的生产关系。

    就中国当前工人工资水平来看:据2005年国家统计资料,当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19980.8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19万亿元的11﹪,其中国有经济单位12009.2亿元,城镇集体经济单位867.8亿元,其他经济单位7103.8亿元。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一般都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0-60﹪。中国职工工资所占比例可能接近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原始积累时期的程度。

    从收入分配结构来看,目前,政府财政大约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企业资本拿走了大约45%,农民和城镇劳动者拿走了剩下的大约20%。这个不合理的分配结构导致我国的政府部门行政开支越来越大,企业各种所有者越来越富,而劳动群体却日益贫困化。经证实,“2006年至2011年,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趋势仍在延续。” 更值得警惕是,由于寻租、腐败、国有资产的各种方式的流失,改革中逐步形成了官商结合的中国特殊利益集团。正在变本加厉地攫取社会资产和剥夺劳动。那些“人格化”了资本的老板的收入更是每年以几十亿的速度增长。留意一下福布斯我国每年的富豪排行榜就可见一斑了。再则,就在这20﹪中,分配比例也相当悬殊,目前企业的高管的年薪少则上百万元,多则几千万元。不同行业之间(尤其进年来那些垄断企业和一般企业)的工资差距更是大得离奇。

    再从GINI 系数来看当前中国的分配结构和格局。

    中国全国居民“基尼系数”,1994年就达到了0.434;1998年达到了0.456;1999年达到了0.457;2000年达到了0.458;2001年达到了0.459。而且连续呈上升趋势。这反映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状况及其发展势头确实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了。基尼系数体现的是,是抽象掉了个体的特殊性的全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整体差异程度。这种差异程度越大,社会就越不稳定。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内部和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确实正呈现扩大的趋势,而且农民内部的差距更大于城镇内部的差距,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或许有其暂时的需要,但是邓小平已经在1993年久发现,中国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经超过美国、日本、韩国及印度。三四事实上,它已接近1949年前的水平。1979年到2002年,中国的国民总收入增加了7.5倍,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9.3%。与此同时,不平等也在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0.25上升到目前的0.45左右。而且这种不平等反映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呈缩小趋势,90年代开始逐渐扩大。1978年以来,尽管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但是贫困人口数量、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在大幅度下降,而且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也在稳步提高。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的贫困状况在持续恶化,而且进一步缓解农村贫困也面对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即使是按照中国自己制定的非常之低的贫困线来衡量,目前城乡绝对贫困人口的总量也在1亿人上下,如果按联合国制定的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衡量,那么中国的贫困人口总量就将达到2.5亿人的规模。由此可见,如何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缓解贫困,使每个人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保障全体人民特别是贫困群体的基本权利,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接近体制改革面临的严峻考验,是《资本论》所论述的向社会主义经济型态渐进,还是沿着完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途径渐进。

    今天我们在考察和分析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分配关系和分配制度时,马克思的最精辟的、而且可以看着是整个《资本论》总结的如下这段论述,不能不格外的悉心研究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旦有了广度和深度,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注3】

【注1】:《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3卷 第999-1000页。
【注2】:《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三卷 第998页
【注3】:《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三卷 第1000页

    (2011年8月5日—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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