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者按:大家每天都在各种信息的包围和轰炸中度过。世界很纷乱,很动乱,但现实生活仍然很平静,所以对所接受的各种信息不必太在意。流氓无耻的烦心事情看多了,就想想宁静与高贵吧。中国还有宁静和高贵吗?但这期文集中仍然有值得关注的有趣的交锋。

    看了何新的文章《从24万亿外汇占款看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源》,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依然这么穷的原因了。何新说中国经济界就没几个正常人,回过头看看,不是这样吗?整天在电视里出头露面、夸夸其谈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就这么一批庸才不让人玩得提不上裤子才怪呢!

    王希哲的《胡德平们何必抬出党的《决议》来压制左派?》值得一看。胡德平大公子刚纠集体制内精英也就是党内民主自由派或称右派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身居美国西海岸的王希哲就看着不忿了。三十年来左派已经被踩在脚下,已经被压得够惨的了,胡德平们还要踏上几只脚。看看今天出席会议的右派大佬,全是些衮衮诸公,炙手可热的体制内权势人物。而左派人士呢,不过是些上不得台面的民间小瘪三。力量对比根本就不平衡,怎么能不引起旁观者的打抱不平! 但右派们也有担心的理由,因为近几年来,极左派们开始为文革翻案,正是极左们的折腾,搞得极右不得安宁。

    难道右派就不专制吗?看看重庆军医大被开除了的那位女讲师一枝清荷写的:《我看到了中国右派野蛮血腥的自由主义》,就知道了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一样冷酷。都不要太幼稚了!大军智库刚开过一个“中国能否走出左右”的座谈会,但就眼下的形势看,要调和左右看来是没希望了。正如王先生所说的,那些依附权贵精英的体制内右派,现在就是想借助权力再一次捂上左派的嘴巴,让右派骑在左派的脖子上拉屎拉尿,鞭打他们发不出声音,然后去搞他们自//淫自唱的解放思想和大讨论。中国的历史就在这种怪圈中循环,谁都想压倒谁。怎么办?】

儒学教化与心灵宁静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1年9月1日

目录

孙兴建:儒学教化场所的建立

宏杰:中国今天有高贵的精神吗?

石岩:李零也是一条丧家狗?

 

梁京:人民币加速国际化对老百姓意味著什么?

卢麒元:金融洋奴得势的中国

何新:从24万亿外汇占款看中国的通货膨胀

曹军:《云汉月刊》第107期《导言》

David Wessel:美欧经济政策错在哪?----有必要救房利美和房戴美吗?

Martin Wolf:不是第二次探底,而是第一个衰退还没完

 

尊严:中国有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精英集团

课题组:中国大陆外逃官员名单和金额

马建明:死刑恰恰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贺军:中美公务员工资制度比较

杨芳洲:助日转嫁核污染残害中国人民该当何罪?

相晓冬:中国外交在利比亚的溃败

王军垦:认清西方帝国主义的嘴脸

巴迪乌:就利比亚问题致南希的公开信

罗伯茨:利比亚战争就是冲中国过来的

王金岩:中国在利比亚有多少投资

 

小鹏:中国“左派”与“右派”的现状

薄一波:防止两极分化 发展集体经济

两江居士:一枝清荷遭开除传递啥信号?

一枝清荷:我看到了中国右派野蛮血腥的自由主义

姜胜洪:我国社会谣言传播的特点和形成原因

新唐人:多少高官为外国做间谍!

胡星斗:掉进钱眼和权眼里了的中国

程晓农:2011中国告别盛世意味着什么

王希哲:胡德平们何必抬出党的《决议》来压制左派?

外媒:中国民主自由派官员学者举办座谈会

美国之音:体制内精英聚会 批党内民主退步

何频:关注习近平接班之后的变革

西陆网:清华留学女帮美国破解北斗导航系统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让心灵和想象力展翅飞翔

史料:抗日战争战报对比

戚本禹: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死亡真相

秦晓:走出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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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云深书院" <ys.aaa@163.com> 2011-08-29 19:32:09 +0800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云深【辛卯】秋祭大典暨楚黄诗歌书画音乐联会邀请函

儒学教化场所的建立

武汉云深书院创办人 孙兴建

2007年11月 初稿2011年6月修改

  最近一段时间,在云深书院创办的过程中,碰到的一些在思想上、内容和形式上,有必要理清的问题,且提出粗浅的看法,欢迎大家指教。

一、儒学教化工作的主要内容

  儒学教化工作的核心内容是“敬天法祖,礼乐教化”。

    (1)“敬天”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

  所谓“天”,代表着自然界的法则,“天”无时不在,你看不见摸不着。天不是神仙。何为敬天,按天道行事则为敬。何为“天道”,“天道不言,四时行而万物生”,“天道至诚无息”,“天道至公无私”。天道只有在你违反它时,受到“天道”的惩罚,才会感觉到天道的存在;比如在过去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你在干旱的土地上种水稻,或在水田种麦子,或是错过了季节不播种,你会颗粒无收,会饥火烧肠,会造成极大的社会灾难;因此,无论你是君臣还是平民,你的权力有多大,首先要尊重自然,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办事。过去皇帝自称天子,王朝称为天朝,有一部分君权神授、愚民的含义,但其主要思想还是约束君主,要承担责任,不能逆天命。在原始的氏族社会,有贤能者被推为首领,他们要担负部落的生产、生活、军事、教化的管理责任,象轩辕黄帝,他每到一个地方,一年成行,二年成市,他取得大家信任的主要因素,应该首先是他按照自然的法则搞好生产,按照中共十七大词汇来表达,即首先必须确立科学发展观。我们的祖先曾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道统的国家”,我们还能理解这句话的千钧之力吗?

    (2)“法祖”的意义不下于“敬天”。

  人类文明的成果主要靠继承,在没有历史文化的传承下,个人企图自创出来的文明是不会有任何成果的,反而会引起社会极大的动荡与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酿成了一场空前浩劫,便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无法忘记的大的失败。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的主要主张也是“法祖”,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儒家学说并非开宗立派,而是一以贯之,俗话说的四书五经,五个经典中“易经”是讲哲学、“诗经”是讲文学、“春秋”是讲历史、“尚书”是讲政治、“礼记”是讲礼仪(实际还有一本《乐经》,后来亡佚了),这些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部分,五经并非孔子创造,而是从伏羲、女娲创八卦的神话时代就开始,从炎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代一代相传。

    翻开世界历史,圣贤都是产生于二千年前,那时建立起的人生观、价值体系达到的高度,至今都是难以逾越的高峰,圣贤在后来人类的历史中没有再产生,将来大概也不会产生。
  法祖的重要性不仅是对人类而言,对动物也是一样。像华南虎、大熊猫、丹顶鹤等濒危动物,时至今日,人类至今或许永远不能把圈养的野化,那么,这就意味着有些物种的灭绝,而在动物园里圈养的仅仅只是它们的身影罢。
  人类也是一样,没有传承,也许我们再也无法产生像屈原、李白、苏轼这样的诗人、文学家。五四以来,有人把鲁迅称为民族的脊梁、伟大的文学家,我个人认为这是不正确的。鲁迅到日本学了几年医学,回到中国后有些不适应(现在你要出去一趟回来也会有些不适应),认为中国落伍很多,怀着愤世嫉俗的心情塑造了“孔乙己”“阿Q”等文学人物,把当时中国人一些劣根性进行揭露。但鲁迅先生错误地把产生“孔乙己”“阿Q”等人物的原因归结于我们的老祖宗有问题。然而,孔子的弟子中有“孔乙己”“阿Q”这样的人吗?恰恰相反,孔子教化目的主要是不要产生“孔乙己”“阿Q”这样的人。鲁迅先生他并没有理解“礼教”的含义(正相反,鲁迅先生所崇拜的日本正是礼教的典范,附注2),盲目地反中华传统文化,他的文章可能会误导社会大众和未成年人,我不知道我们的国家那么多的文学院为什么要冠名鲁迅文学院。
  像台湾的某些政治人物以为讲闽南话就可以产生一个文明,就可以去中国化,是多么无知可笑的事情。日本和韩国不讲中国话,科技工业及整体的文明程度也相当发达,但迄今都没有脱离中华文化圈。

    (3)“礼”比西方博爱的思想更为丰富。

  “礼”最重要的体现在于对人、对生命的尊重,“礼”可以规范人的行为,让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架构体系(无论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在一个有秩序的形式下进行,同时体现生命的尊严。比如一位清洁工给一位路过的公司领导行一个礼,公司领导回一个礼,可能是鞠一个躬,可能只是问一个好,那么这件事情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而无论什么事情(生产、生活等所有人类涉足的方面)都需要人,而且是需要人与人协作完成,要做好这些事情的基础,是人与人互相尊重,这样才能往好的一面发展,这就是“礼”的作用,所谓“非礼则无以立也”。
  “乐”可以陶冶净化人的心灵。所谓“非乐则无已节也”。

    (4) 教化的作用

  一个高素养的文明社会不是仅仅靠民主、法制就能建立起来,如果人类价值观都没有建立,设计得再好的民主、法制体系都是沙堆上的楼阁(现在台湾的某些政治人物把民主当成了万能的遮羞布)。教化工作应该比民主、法制工作还要重要,我们的政府办了很多的医院、公安局、监狱和法院,这些都是出了问题以后如何处理的场所,但是偏偏教化的场所没有。古人曰:“始也明刑以弼教,终也刑期于无刑”,意思是教化是主要手段,刑法是辅助手段,到最终达到不用刑法而天下治。
  我们国家应成立一个“礼”部,位置相当重要。这个“礼”部的功能应有别于教育部、文化部和宗教局,它主要承担社会的教化管理作用,面对未成年人的素质教育和成年人的终生教育,我们应该逐步地建立教化的场所,以传承中华文明。

二、儒学教化场所的建立

  中国古代很多的书院是将教化与教育合为一体,现代学校教育具有一部分的教化功能,但是不是有了学校教育就可以替代教化作用呢。 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并不存在大的问题(近些年教育的发展较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缺的是社会的教化功能没有。
有人建议取消高考,可是高等学校资源有限,如果没有高考一刀切,富贵子第和平民百姓子第如何公平竞争。
  现代学校以应试教育、科技知识为主体,学校采用的多是填鸭式教育,学校只有老师与学生,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考分,而教化场所与学校不同,它是一个社会,除了教师,前来的人是社会各阶层、不同年龄的人,儒学思想在学校里只存在课本上和老师的叙述中,而在教化场所里,儒学思想行为可以体现在许多活生生人的行为中,这样才可以引导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圣贤并不存在于孔子像里,圣贤存在于学习儒学思想并将之实践于工作学习的普通人的生活中。

   我个人认为,儒学教化与其他宗教相比有不同之处,主要是它的义理,孔子的学说没有神的概念,没有天堂和地狱,没有来世,也不像其它的宗教是排它的。但从社会教化的功能上儒学和其他宗教来讲是有相近之处。

    在西方社会过去是神权与君权并立,神权主管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君权主管土地和生产,神权在意识形态方面高于君权,而我们国家的历史是一人(皇帝一人)全部负责,这就造成我们如果碰到一位明君,社会就稳定和发展,如果碰到一位昏君,社会就倒退,全国人民就受苦受难,从我们国家的历史来看,多次出现昏君和历史倒退,毁灭文明的事件(很多的开国皇帝和君主,以为老子英雄儿好汉,江山可以代代相传,但历史是不以个人的愿望向前发展,比如秦二世看到他的父亲秦始皇,如此辛苦打天下守天下,觉得这样的人生哪有什么意义,因此朝廷的事情全部交给赵高、李斯等大臣,问题是很多大臣,为了个人或所代表集团的利益互相倾轧,国家就处在混乱的状态,秦朝十几年就灭亡了)。

    历史上不计其数的皇帝和君主,在位时胡作非为,指鹿为马,国破家亡,慑于淫威人民敢怒不敢言。我们不能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寄托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行政当权者身上,依附于行政当权者的周围,经常出现阿谀奉承、欺上瞒下、中饱私囊之辈,行政当权者也很容易被各种利益团体控制,成为其代理人。

    因此在价值观培养和教化工作领域,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应该考虑形成一套系统和模式,在思想上、行为上来引导我们的社会各个阶层(无论朝野、成年人或未成年人、及各种社会团体和机构),这样我们的国家民族才能将江山社稷建立在磐石之上,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俗话说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民族,有什么样的民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国家。

    有人说有了民主和法治就好了,政党之争如果是君子之争,就还好说,如果是狼狈为奸,民主就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遮羞布。同样有了法律和法规固然是件好事,问题是法律制定的再好,没有人去遵守就变成一纸空文,象台湾的陈水扁是台大法律专业第一名毕业,大半辈子从事法律工作,做了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也是一样,视法律如儿戏,玩弄法律于股掌之间。
  儒家理论是一个成熟的学说,需要补充和修改的地方很少(有位北京的教授竟然写了一本名为“丧家狗”的儒学书籍,这可以反映国内某些从事学术研究的先生们是多么的百无聊赖),我们并不缺乏理论,中国人的骨子里就是儒家思想,只是没有更好的表现出来,我们需要的是建立教化场所,将教化工作普及化,说简单一些就是让中国人看上去更有一些修养,每周有一次穿上整洁的衣服,和家里人一起听一会圣贤的教导,同时,大家有一个正式社交的场合,这样潜移默化的作用,也许就不会让外国人说中国人是有知识没教养。
  教化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以及固定的形式与内容,教化工作并非靠出几本书或者喊几个口号、做几个电视节目可以完成,如果教化工作这样容易,那么西方基督教多印一些圣经,给大家一发就可以,为什么要在即使很偏远的乡村都建教堂。
  我们需要几千所、几万所书院来传承中华文化,我们要的不是象牙塔的专属物,也不只是经书里圣贤的只言片语,而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本身,这也许需要政府的推动和支持。我们的政府在海外准备发展几百所孔子学院,在国内也应大力发展。建立教化场所如果民间来做,也许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如果政府来推动,也许几年时间就可以做到。面对金钱、网络、毒品、暴力等等诸多的不良诱惑,与西方文化的大举进入,面对我们要天天长大的未成年人,我们还能任其自然地等几十年下去吗?

三、儒学教化工作应该注意的问题

  政治工作是攸关国计、民生的一项重要工作,但在儒学教化场所内是不适宜谈论的题目,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位厨师来到儒学教化场所学习儒学,儒学老师和他谈起做菜的技术,儒学老师说这个菜要多放盐,那个菜要加辣的才好吃,可能到后来那位厨师会和你吵架,这就是梁漱溟先生和毛泽东同志当年吵架的原因,儒学教化工作的主要方法是提供做人做事的原则,提供价值观的培养,而不是像法院去对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事件进行裁判。(政治工作虽然重要,但也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全部,即使是职业的政治家,在退休后离开了政治和权力也许会更好。

    举一个例子,蒋介石过去怎样我们不去评论,晚年大部分时间他离开了政治,也许是因为信奉基督教的原因,他的个人生活很健康有规律,照片看上去很慈祥,与我们有些政治人物的晚年,一直醉心于权力和斗争大不相同,照片上都看得出来。蒋介石先生后半生大部分受夫人基督教徒宋美龄的影响,回过头来说江青如果信仰了什么,毛泽东同志的晚年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而台湾的前领导人李登辉先生,我记得在他要退休的时候,有记者问他退休后的打算,他回答要到乡村去传教,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后来李登辉先生食言了,退休后不知疲倦的要把台湾往这里带,往那里带,如果他真的去做一些教化的工作,他的善终和历史定位会完全不同。现在香港的陈方安女士也厌倦了退休后的平淡生活,可能是她找不到一个对社会人生更有意义的工作。华人社会退休的政治家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孙中山先生我们把他奉为革命的先行者(毛泽东同志语),台湾地区把他奉为中华民国的国父,但我个人认为中山先生在大英帝国的图书馆冥思苦想的时候,在他构思三民主义的时候,他忽视了信仰、忽视了价值观,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因此国民党当年和袁世凯在争夺领导权时,除了一些空洞的口号和不切实际的主张,剩下的仅仅就是争权夺利。那么中山先生他所设想的未来的中国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呢?自由、平等、博爱、天下为公,这些美丽的词藻下面是到底靠什么做的支撑,西方社会是在上帝的面前才能感觉到平等,现在缺乏价值观的中国你会觉得平等吗,中山先生是不是真正理解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精神所在。。。中山先生企图移植的是西方文明开出的花和果,土壌和根是什么并没有认真的考虑。

  在中国历史上,东汉王朝的开国君主光武帝刘秀,是西汉刘氏众多后代中普通的一位,形象俊美,为人谦和,在年轻时“性勤于稼樯”,为其兄讥笑“光武事田业,比之高祖兄仲”,后来带兵打仗同样是有勇有谋,建立东汉王朝后,定制度、开教化、明刑法,有人(即便是皇太子)问起他过去的战功,他回答说:“昔卫灵公问战法,孔子不回答,此非尔所及。”“你不要再问这些事情”。他不愿意再谈论过去打仗的事情,他明白地知道打赢战争、取得政权并不代表什么。所以,政权的取得(不论是用战争、继承、选举哪一种方法取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取得政权后做什么事情,做出什么事情;“后汉书”在为光武帝刘秀写道,“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意思是光武帝治国之道虽未能达到古代圣贤的程度,但也算是配上了什么时侯该止息止戈的“武”字了。

四、结束语

  需要说明的是学习儒家思想并不是进入空门。儒家思想是一个入世的哲学思想,在云深书院附近三十公里处即为当年孔子问津处,孔子问津的主要意思即是告诉子路,人与动物是不同的,人来到世界上是要努力学习积极创造以丰富人生,而不能像动物一样随遇而安,被动地适应世界。
  当时筹建云深书院时,有人问我是不是想找个地方休养,我解释是我并没有哪里不舒服。从小初中、高中考试我是全校前一、二名的成绩,在大连理工大学工科本科毕业后,国营企业、外资企业然后到个人开私营公司,每个地方我都工作了七八年,虽然不是特别优秀,但都做得还可以。我讲述这个意思是想说我没有逃避社会的想法,儒学是鼓励人向上努力的学说,它不是逃避社会的学说。如果儒学的老师对社会、人生都失去信心,如何去鼓励引导前来听课的社会大众,如何把握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礼乐应该是一个轻松、和谐的事情,教化场所的建立也许没有发现一个大油田那样让人激动,但往往你认为并不重要的东西,也许就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基础条件。就好像某位哲人说过“真理是朴素的,运用真理的人也是朴素的。”
  最后,请让我以一句古诗“微雨池塘现,春风襟袖知”,来与喜欢中华传统文化的朋友,和支持中华文明复兴的社会各界人士共勉。

 

附注1:

    如果以敬天法祖这两条来分析现代史,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不敬天,砸锅练钢铁、亩产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定胜天等等作为,完全不依据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最后造成三年饥荒,饿殍遍野;文化大革命就是不法祖,毛泽东同志认为文明可以自己创造,将过去的一切砸烂,就会出现一个新世界,结果文明没有出现,中华文化还剩下不多的一点残存被破坏殆净。

附注2:

    古人曰“礼失求诸野”,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到今天,日本保存了汉唐中华文明的主要部分,韩国保存了宋明的主要部分,其他地区和中国大陆只有少量残存,在中国大陆我们要了解中华文明只有书籍和遗址文物等考古学资料,以下通过一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与日本国王的来往,我们可以了解的是,不是今天的日本人对我们有文化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在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出现了文明的衰落之后就已发生,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倭寇屡屡骚扰明朝边境,明朝怪罪于日本国王,日本国王一再解释倭寇为盘据于海岛上的盗贼所为,日本国并未参与事件,双方因此产生不信任。

    朱元璋的书房里挂着把日本扇子,是明军一次剿灭倭寇战斗中缴获献上的。他以此为题写过一首《倭扇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于天宪。”诗中斥责日本国王无道,民众都是盗贼,还鄙夷地称日本君臣平时光着脚,说话像青蛙叫。

    明初来朝贡的外国使者很多,一般使者来华先被礼部官员接到京师的会同馆住下,第二天到奉天殿接受皇帝的接见。接见时,朱元璋先问:“尔国王安否?”再问:“尔使者远来勤劳?”然后使者磕头,贡献方物,完毕。

    这天接见日本国答里麻,朱元璋一时起了兴致,多问了第三句:“尔国风俗如何?”可以想象,这纯粹是上国之君对夷狄小国的敷衍之问,不料答里麻早有准备,直着脖子吟诗作答:“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 这首诗明显和朱元璋的《倭扇行》反着说,文化上的傲慢与优越感之意一目了然,因此朱元璋“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

    眼看倭寇骚扰越来越严重,隔了一年,朱元璋再遣使臣赵秩出使日本,递交国书给怀良亲王。吸取上次“直抵其国,缚其王”的教训,这次的国书完全走怀柔的路子,大意是说:“最近几个被倭寇抓走的俘虏逃回本国,我这才知道早些时候的倭寇来犯,不是贵国王的本意,而是盗贼所为。所以我已经让海军方面暂停造战船了。果然能够革心顺命,共享太平,不是件美事吗?”

    在这封国书中,朱元璋对日本大加安抚利诱。不过,赵秩还是差点遭到前任使者的下场,怀良亲王见他姓赵,怀疑他是当年元朝使臣赵良弼的后代,并且是代元朝出使,喝令左右斩杀,幸好赵秩没有慌张,耐心说明现在中国当政的是明朝而不是蒙古,自己也不是赵良弼的后代,才打消了怀良亲王的敌意。

    明太祖希望的日夷来朝的圣世景象依然没有出现,在一再失望之下,洪武十四年再次遣使,在指责日本国王的国书中以开战相威胁:“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构隙之源乎?若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祸。如吴大帝,晋慕容瘣、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获男女以归,千数百年间往事可鉴也,王其审之。”

    国书到达日本九州后,怀良亲王回了一封不卑不亢的国书:“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文章,论武有孙武韬略之兵法。又脚下选股陈梢,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 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

    这封回书有抑有扬,强直豪壮,文采斐然,“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的豪言,文中用典很多,可以想象日本国王对中华文化理解之深,放之世界史上可能也是一篇著名的国书。

附注3:

    我们国家公务员考试应该首先恢复科举制度, 国家公务员只需具备基本的学校文凭和学位,最重要的应该是个人品德和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只有通过恢复我们千百年来传之有效的科举制度才能做到公平的选拔人才,才能形成清廉的政府。一般意义上讲公务员工作和企业工作相比较,并非一个创造性很强的工作,在国外一流的人才多半进私人企业,而我们国家年轻人一股脑想进公务员体系,反映我们国家公务员体系存在较为严重的权利寻租和腐败。

    同时我们应该逐步恢复优美的文言文,胡适、鲁迅这些所谓的新文化人,他们不是在发展我们的文化,实际上破坏了我们的文化和文明。

附注4:

   需要强调的是,工业化革命是一把双刃剑,他能部分提高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往往会对我们的环境和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看看我们现在的山川河流受到的污染和破坏,气候的变化和反复无常,这些年我们对赖以生存的地球所造成的破坏是亘古未有的,很多是无法弥补和恢复,“国破山河在”,现在不仅仅是国破,连山河都破了,破败的山河和一些没有文化底蕴的人造建筑以及浅薄的拜金的社会文化,这就是我们留给下一代的遗产。

    同样,现在的信息化和互联网,也是一把双刃剑,负面的影响来讲,它比鸦片和香烟对我们的社会和文明的毒害更深和范围更广泛,人民都沉浸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之中,很多的家庭大人小孩回来,一人一台电脑,家庭里面静悄悄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更不要说那些天天上网玩游戏和聊天,沉溺于网吧的年轻人,这是正常的人类文明生活吗,这是吸毒,互联网对我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催残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亘古未有的,这是我们文明的追求方向吗?

    过去我们强调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比例应该达到50%,今天我们应该想一想这个城市化的方向是不是对头,我们的家庭和社会整体处在钢筋水泥的从林中,逼戾的生活空间和极为有限的公共资源,让我们的生活缺少绿叶、没有鲜花,从人性的角度讲人类的居住应该和自然接近,我们国家应该将我们的发展空间转向郊外,通过以恢复古建筑的方式改造郊外农民的房屋,部分出售给城市居民,同时配套书院、词堂、文体活动空间,利用其土地资源,让城市居民起码每周有一天两天接触自然的机会,让我们在农村有一个家,如果全国这样做,相当于每个家庭有两个家,而农村的家因为面积大,生活和文化的需求多,我们的消费和内需会翻番的增长,我们的生活会发生质的变化,中国要从出口导向型转为内需型,要靠中国人的消费(要形成有理想追求、有传承文化、有保护环境、有惠及社会大众的消费观,消费观要先确定,我们的地方政府和企业才知道,怎么去努力实现这个消费观,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GDP)。

    同时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要形成贸易逆差,这样就不会出现我们利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做成产品出口,换回来的纸币却天天贬值。

    我不相信天天生活在现在城市几房几厅的公寓里,能蕴育和产生什么文化和艺术的灵感,能出现大师(我们学校的学生学习的主要目的,现在甚至可以说唯一目的是为了赚钱和感观的刺激消费,留学生去国外首选的也是读金融商科,这在西方来看,如果全社会都沉浸在金钱的欲望里是非常可怕的事)。

    改革开放初期,在深圳蛇口有一个口号,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这个口号是有问题的,实际上效益也是金钱,效益怎么能和生命划等号的,还有个口号叫“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个口号也是有问题的,空谈也兴国,如果你连为什么活着,你的人生追求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如何去实干,我们的国家应该有价值观的建立和长远的社会发展规划和文明的发展方向。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9-01 10:21:08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贵和富不是一回事

中国今天有高贵的精神吗?

----富是物质的 贵是精神的

宏杰

2011年8月

在西方,贵族教育中的优良理念,今天仍然存在。英国伊顿公学至今保持着贵族教育传统,学生在校必须接受严格的管束和高强度的磨炼。校方规定,家长在开学后的三周内一律不准探望自己的孩子;每栋宿舍楼为一个集体,统一起居、就餐、锻炼、娱乐……贵族学校实行严格的军营化管理。这似乎让人难以理解。人们通常认为贵族学校的学生应该是养尊处优、过着悠闲奢华的生活,而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能和贵族挂上钩吗?西方的贵族精神究竟倡导的是一种怎样的 ?“文化中国”节目主持人今波与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宏杰一起,为我们解读西方的贵族精神。

贵和富不是一回事

主持人:世界著名的贵族学校要实行如此严格和艰苦的军事化训练,目的何在?

嘉宾:无非是要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自律精神。真正的贵族一定是富于自制力,一定是有强大精神力量的,而这种精神力量需要从小加以培养。伊顿公学也确实用这种方式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物,比如打败拿破仑的那个威灵顿将军,就是伊顿公学的高材生。威灵顿是世界军事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他在和拿破仑进行决战的时候,曾经留下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当时他冒着炮火在前线观察敌情,他的参谋人员多次劝他早点撤下去,因为前线太危险,可是威灵顿就是不动,参谋人员只好问他,您万一阵亡了有什么遗言?威灵顿头也不回地说,“告诉他们,我的遗言就是像我一样站在这里。”

主持人:可是,在一般人的概念中,贵族学校就应该享受贵族般的条件,有贵族样的生活。但是英国贵族学校的学生睡的是硬板床,吃的是粗茶淡饭,每天还要经过非常艰苦严格的训练,这甚至比平民学校还要辛苦。(贵族学校是培养贵族的学校,不是享受贵族生活的学校!——显扬)

嘉宾:中国人的这种看法,就涉及到对“贵”和“富”两个字的理解。在我们大部分人看来,贵和富是一回事,但事实上这是两回事儿。被称为当代新儒学集大成者的牟宗三先生说过,他说一般算卦相面的都知道,富和贵不是一回事儿,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 “贵族的首要标准是看一个人精神所达到的高度,而不是看他拥有多少物质财富。”所以贵族精神,首先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自制,要克己,要奉献自己,服务国家。你看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毫无疑问,是贵族。

主持人:那是王子啊。

嘉宾:但是英国皇室把他们送到陆军军官学校去进行学习。毕业后,哈里王子还被派到阿富汗前线,做一名机枪手。英国皇室知道哈里王子身份的高贵,也知道前线的危险。但是他们公认为国家奉献自己、承担风险是贵族的本职,或者说是本分所在,是理所当然的。

主持人: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对贵族的理解是一种曲解。

嘉宾:对,我们现在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买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实际上,这不是贵族精神,这是暴发户精神。英国二战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流传得非常广,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体现了对底层人的一种尊重,而真正的贵族是懂得尊重别人的。

贵族代表了尊严和品行

主持人:贵族精神在西方为什么能得到很好的保存?

嘉宾: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西方直到18世纪,贵族依然是主流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英国仍然保留着贵族的爵位、封号;而中国的贵族阶层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整体消失了。第二个原因,当西方的贵族社会转入到平民社会之后,资产阶级并没有掀起否定、批判贵族文化的精神浪潮,相反的,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学校去学习,买贵族的纹饰、徽章,买贵族的头衔,想全方位继承贵族的衣钵。我国著名报人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过,英国的贵族制度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是因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英国的老百姓普遍认为,贵族精神代表了一种尊严,一种高超的品行。

主持人:那么在西方的贵族精神当中,是不是也有像宋襄公那样的事例?

嘉宾:西方中世纪的战争好多跟中国春秋战争非常相似,战场上是对手,下了战场仍然还是朋友。所以那个时候的好多战争,在今天看来就有点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主持人:您给举个例子。

嘉宾:比如说公元前1135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了,他的外甥斯蒂芬和他的外孙亨利二世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本身在英国,就捷足先登,抢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在欧洲大陆,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愤不平,在欧洲大陆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前来攻打斯蒂芬。那个时候亨利二世很年轻,经验不足,出兵的时候没有很好的筹划,所以大兵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一上岸,就发现钱已花光了。

主持人:没粮食了。

嘉宾:对。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亨利二世作出了一个咱们中国人绝对想不到的选择,给对手斯蒂芬写了封求援信,说我出征准备不周,没了粮草,您能不能给我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斯蒂芬居然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笔钱。

主持人:太有意思了。可后来亨利二世竟然第二次发动了同样的战争来争夺王位。人家当初接济你,你现在又杀回来了,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忘恩负义。

嘉宾:欧洲的贵族认为对手的宽容是理所当然的,该竞争的还是要接着竞争。所以过了几年之后,亨利二世再次率领大军,卷土重来。这时他年龄大了羽翼已丰,所以在战场上打败了斯蒂芬。虽然他取得了胜利,但结果却很有意思。他和斯蒂芬签订了一个条约,就是这王位还是由斯蒂芬来做,把亨利二世立为太子,一旦斯蒂芬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来继承王位。

主持人:这确实够有意思的。在一般人眼中,好不容易打赢了,却只得了接班人的名义,好像不值得。按照中国皇位争夺,非杀个你死我活不可。另外还有一场战争也非常有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他们都对英国王位感兴趣,于是两个家族间发起了一场内战。战争的结局竟然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后来打出了感情,互通了婚姻,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联姻之后,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宣告合并,开创了都铎王朝。

嘉宾:所以欧洲的政治中,有一个特殊传统,就是一个国王,即使是被从王位上推翻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也是骑士精神的一种体现。所以在欧洲的权力斗争中,很少有像中国那种斩草除根的想法。

要竞争更要风度

主持人:他们不怕养虎为患吗?

嘉宾:也知道。但他们宁可承担这个后果也不愿意丧失自己的风度。1688年时候,威廉三世攻打詹姆斯二世。威廉三世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但他觉得这个王位应该是属于自己的,所以从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英国王位,把自己的岳父给俘虏了。他把自己的岳父关在靠近海边的一座城堡里,同时在城堡靠海那一侧给他留了一条小船。詹姆斯二世心领神会,就坐着这条小船逃到了欧洲。第二年詹姆斯二世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想重新夺回自己的王位。这时威廉三世正在组织和法国进行一场战争,他一看自己岳父卷土重来,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对付自己的岳父。最后虽把詹姆斯二世打跑了,但在英法战争中却遭到惨败。所以说,讲究风度有时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主持人:正如荷兰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所说的,“火药的传入虽然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但是中世纪骑士所体现的,并且被理想化的骑士精神,却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得以保留”。这种骑士精神实际上就是贵族精神的一部分,它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对西方人的民族性格有着长久的影响。

嘉宾:所以西方进入平民社会之后,贵族之间网开一面的传统在高层政治中还依然得以保留。比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即将面临失败,军官中有人提议化整为零分散到老百姓家里,进入山区打游击战。但当时南军最高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却不同意,他说:“战争是军人的职业,我们要是这样做,就等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无辜的老百姓。我虽然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军人,但我绝不会同意这样做,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南方老百姓的安宁,我宁愿作为战争犯被处死。”

主持人:他的对手是大家熟知的林肯,他当时是什么态度?

嘉宾:林肯总统同样表现出宽宏大量的贵族风度。本来他确实应该按照军法对罗伯特•李进行处置,但是他认为南北之间的仇恨宜解不宜结,所以他对李将军说,您也到了退休年龄了,就告老还乡吧。于是,李将军就以这种方式光荣退休,回到自己的庄园,撰写回忆录去了。

主持人:贵族精神可能有很多还不为人们所理解,比方说,贵族精神当中的低调。你说,洛克菲勒帝国,那个小洛克菲勒在上大学的时候,过的是贫穷的生活,自己烫裤子,自己缝钮扣,不抽烟,不喝酒,不随便到剧院去看电影,和他爸爸一样,把每一笔开支都记在小本子上。这些人看起来很节约,但是并不小气,因为在面向社会进行捐赠的时候,都非常慷慨。比如咱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尔•盖茨,后来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都捐给了社会。你看既节约又慷慨,这也是贵族精神非常可取的一部分。

嘉宾:这种精神,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慷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也可以说是一种担当精神,一种社会责任感。所以在今天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当中,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担当精神。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电影《泰坦尼克号》,在船即将沉没的时候,船长走进了船长室,选择了和船共存亡,这就是一种担当精神。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大船开始沉没的时候,船长请船上的小乐队到甲板上来演奏,以安抚大家的情绪。在演奏完毕之后,首席乐手向大家鞠了一躬,乐手们开始离去,船上非常混乱,大船马上就要沉没了,首席乐手看见大家都走远了,他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架起小提琴,拉起了一支新的曲子,已经走远的乐手,听到音乐声,不约而同地又回到了首席乐手身边,大家重新开始演奏。船要沉没了,大家相互握手,互道珍重,首席乐手说:“今天晚上,能和大家一起合作,是我终身的荣幸。”

主持人:我觉得这是对贵族精神的一个最好的诠释,它告诉我们,有一种死比平凡的生更伟大。

贵族精神的实质

嘉宾:所以贵族精神跟物质条件,有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就像当年张爱玲所说的,旧上海公寓里的那个电梯工,一定要衣冠楚楚,领带打得整整齐齐,才肯出来给顾客开电梯,这也体现了一种贵族风度。还比如许纪霖 教授所说的,有一个下岗的三轮车夫,靠自己蹬三轮车的微薄收入,养活了几十个孤儿,一个一个送他们去上学,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具有一定的贵族精神。所以说,贵族精神说离我们远也远,说离我们近也很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精神贵族。

主持人:所以我们是不是该这样理解贵族精神的高贵之处,那就是干净地活着,优雅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他不会为了一些眼前的现实利益,去背信弃义,去不择手段。基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讲,精神的贵族和所谓富有之人应该是没有关系的。精神的贵族不一定富有,富有之人不一定是贵族。因为这种贵族精神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9-01 10:08:3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李零也是一条丧家狗?


李零也是一条丧家狗?

南周

2011年8月

  最近,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把他讲《论语》的讲义结集出版,书名叫《丧家狗》。李零的专业是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献。考古讲究实证和复原,这样的思维被他运用于对《论语》的解读,但他说,他的关注点是文化批评,还不是还原。还原只是为了提供讨论基础,避免破口大骂打烂仗。

  《丧家狗》开篇考证了孔子的长相、出身、成分、姓名、家庭、籍贯。说孔子是个大个子,出身破落贵族家庭,是父母野合而生,3岁丧父,17岁丧母,在穷街陋巷长大,15岁求学,30岁授徒,50岁通过学《周易》,算出自己该出来当官,55岁出国游学,除短暂服务于卫、陈两国,哪个国家都不肯用他,60岁的时候,颠沛流离,路过郑国,一个相面的人说他:上半身,有圣人气象;下半身,垂头丧气像丧家狗——这是书名《丧家狗》的由来。与时下众多天马行空的“论语心得”不同,《丧家狗》的体例老老实实:原文——字词考证——通俗串讲——李零的点评和发挥。

  这不是孔子第一次被称作丧家狗。文革期间,巴金先生曾撰文《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丧家之狗”的典故经由这篇“战斗檄文”广为传颂。

  对李零来说,“丧家狗”这个称呼不含有当年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戏谑而严肃。戏谑之处在于李零想像一个顽童一样戳穿“孔圣人”的神话。严肃之处在于,他以严谨的学术推导让孔夫子还俗。在考证孔夫子的身世经历的同时,李零梳理了孔门弟子的传承关系,试图证明:后世道学家津津乐道的孔门传承是人造的“直线传播”,孔子死后,发生了一系列造神运动。而这一切与孔子无关。李零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李零自称“红旗下的蛋”。生于1948年的他跟他的同辈学人有大致相同的经历:黑帮子弟、上山下乡。孔子说,底层生活经历,不做官,让他多才多艺。李零也感谢他当年的读书经历,而且欣赏孔子的博通。他的研究取向兼具庞和专的特点,行文风格兼具雅和俗的特点。他研究竹简帛书,数术方技,也研究毒药、巫术、脏话和厕所。他从各种野学问入手,一点一点向正统和经典包抄。在北大,李零模仿西方汉学的经典阅读,开了四大经典阅读课。这四大经典是《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周易》。李零认为,这四本书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重要侧面:前两种是人文学术,《论语》是儒家经典,《老子》是道家经典;后两种是科学技术(其实很多也是迷信),《孙子兵法》是讲跟人有关的技术,数术方技是讲跟自然有关的技术,数术无经典,只好用《周易》经传当读本。

  用生活体验洞穿古今是此人的一大特点。两千四百年前孔子的语录,经常激发他对今人今事的联想,古与今的隔阂在刹那间被出其不意地打通,文风朴实无华,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4月22日,专为《丧家狗》出版召开的座谈会上,左中右三派学者齐聚北京鲁迅博物馆,大部分学者对李零“先识字,再读书”、严谨读《论语》的态度,以及他亦庄亦谐,不拘一格的文风表示赞赏,但李零从《论语》中抽取出的“丧家狗”的意象却引发了或激烈或缓和的争议,简直像行为艺术。

  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社科院学者陈明认为,《丧家狗》是“作家的文采+训诂学家的眼界+愤青的心态”,将孔子概括成丧家犬就是受文革刺激的愤青心态的表现;《论语》不能成为简单的训诂学的对象,因为人文遗产重在阐述,而非还原。

  李零的同事、北大教授刘东认为,中国文化从简单走向辉煌的过程不能用简单的还原主义来解读;孔子不仅仅是丧家狗,孔子有忧也有乐,他既有奔走侯门不得志的一面,也有为韶乐和行云流水悠然自得的一面。

  赞同李零观点的北大教授钱理群则认为,任何找不到心灵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孔子是,李零是,他自己也是。丧家狗只是一个中性词。而与钱理群一样致力于鲁迅研究的王得厚却不同意钱理群的夫子自道。他说,好为王者师的人才是丧家狗,李零不是,钱理群也不是。

  会场上,被七嘴八舌的同侪所环绕,李零洗耳恭听,没有多说话。

    4月20日,在万圣书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的时候,他极力在自己的作品和当下的论语热、孔子热之间划清界限:“我写书,主张通俗化,但是我也反对庸俗化。人民群众也不能惯着,大众的兴奋点很多也是弱点。他们喜欢那些科学管不了的东西,神秘兮兮的东西,测不准的东西,极其实用的东西。卖假药的,专在治不好的病上做文章,原因就是,患者跑过医院,治不好,病笃乱投医,急着买他们的药。我写书,是想帮大家把不明白的地方搞明白。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就说我没答案。如果你把他们搞糊涂了,举国若狂崇拜你,实际上把你也搞糊涂了。”

  李零在《丧家狗》中努力要做的工作是剥离孔子和《论语》身上的意识形态色彩,他把大家当作宝贝的东西干脆甩在一边儿。但记者翻看采访记录却发现,他的大部分话题仍然是围绕意识形态而展开。这或许是思想的一个悖论,我们要反对什么,通常只能站在它的对面,并且不得不借用它的语汇——药与病毒共存亡。

  案:文中的“你”只是泛指批评对象,并非跟哪位过不去,更不是指采访的记者。

李零从论语里读出了啥

  南方周末:在开课讲《论语》之前,您系统读过这本书吗?每次有什么心得?

  李零:中学就读。1990年代整竹简也读,但经常读不下去,因为这本书特别乱。我不是搞竹简研究吗?1990年代出土的东西,很多都是儒籍,不读怎么行?我得掉过头来,重新补课,到这里面找东西。讲课,我得先读书,写讲义,一边讲,一边改,光写这本书,前后就花了四五年。虽然,比起《兵以诈立》,时间少了点,还是很有心得。《孙子》,我讲过20年。研究时间更长,至少30年。我说,这是读书笔记,还是个毛坯,比起《兵以诈立》的准备时间,它是短了点,但决不是一年就能写出,我也没想跟谁比赛,急着往外掏,中华的朋友最清楚。这书难读,所以我才提出,要打乱了读,并且整了本附录。我写讲义,记下心得,讲过之后,要回过头来一遍遍核对。改这本书,最重要的是互相照应,看看各处有什么矛盾没有,工作量很大。它篇幅大,等于《老子》、《孙子》、《周易》加起来的篇幅,容易顾此失彼。
  
  南方周末:之前读《论语》,除了“乱”和“寡淡如水”之外,就没有别的感受了?
  李零:真是淡流寡水。
  
  南方周末:您这次上课,从2004年到2005年,大家失望吗?
  李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真实的孔子是什么样。如果你期望的东西根本不存在,没办法。
  这次,我把《论语》中的所有人物和概念都捋了一遍,我倒觉得,我终于看到了它很有趣的一面。我喜欢的孔子,不是泥塑木胎的孔子。《论语》中的孔子,活生生的孔子,恰恰没有那种假惺惺的劲儿。他和他的学生,嬉笑怒骂,很好玩。如果《论语》是一部电影,我们看完之后,肯定对颜回的印象比较淡薄,对子路的印象比较深刻。颜回是孔子姥姥家的人,他最喜欢,而子路老是招他骂。
  
  南方周末:我们花很大力气读一本书,总希望其中有思维的乐趣、精彩的叙事、深刻的道理,让我们知道一些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可是我看您在后记里总结的孔子留给我们的三个文化遗产:以人文学术为主的古典教育;“学而优则仕”——重当官,轻产业;忠孝——重道德,轻宗教,这三条,我们都不是第一次见到。您会对这样的阅读经验满意吗:从原典出发又回到原典?

  李零:当然要回到原典。我所总结的东西,有些可能是大家早就谈过多少遍的东西,但大家遗忘和忽略的东西,仍有必要重提,因为胡扯的东西太多了。更何况,我还有我的新意,您没注意到吗?

  一是我讲圣人这部分,通过《论语》的话,我想说明,孔子并不承认他是圣人,我们要尊重。孔子成为圣人,是子贡、宰予、有若伙同孔子的晚期弟子树起来的。你读《论语》,一定要排除很多外在的干扰。过去,哲学系讲《论语》,全是宋学那一套。我毫不客气地说,道统完全是伪造。《论语》可以告诉你这一点。

  再比如“仁”,大家都认为,这是《论语》里最高的德行,其实在孔子论人的品级里,它还不是最高的,圣人才是最高的。什么叫圣人?生而知之,手里有权力,贵族。孔子的政治理想有不同的层次,他最高的理想是“圣”。很多人认为,“恕”就是宽恕,不对。我说“恕”是“仁”的另一种表达,即“如心”,将心比心,拿自己当人,也拿别人当人。

  另外,我还梳理了孔门弟子的关系。我把《论语》里提到的156个人按照孔子弟子、非弟子分开,七十子中,我又找出35个《论语》里记录过的,对他们的年代关系、甚至名字关系都作了考证,通过排比,发掘性格,突出他们之间的各种矛盾。

  孔子神化史

  南方周末:您梳理这些弟子的关系,是想证明“孔圣人”是这些人搞出来的?

  李零:是的。但这只是《论语》的一个问题。我过去读《论语》,觉得淡流寡水、颠三倒四,就是因为没有理出头绪,而《论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人多,它有 156个人,比梁山好汉还多。它跟《老子》不一样,《老子》翻开之后,如入无人之境,根本就没人;《孙子》是一言堂,除了“孙子曰”,没有其他人说话。它提到的人也只有四个,两个恐怖分子,曹刿、专诸;两个大特务,伊尹、吕牙。《论语》是对话体,如果你连谁和谁在说话都弄不清楚,话题是什么你也不知道,那你没法理解这本书。
  在《论语》提到的29个学生里,我又重点梳理了13个学生——所谓“孔门十哲”和三个晚期学生。孔子死后,有七大弟子:子贡、宰予、有若、曾子、子游、子夏、子张。
  我为什么说道统是假的?很简单。宋以来,人们说,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只有子思、孟子得到了孔子的真传。可是我们读《论语》,你会发现,里面有29个学生,核心弟子也有13个,你把这么丰富的思想场景归纳为一个弟子,全由曾子一人代表,这无疑是错误的。
  道统里的三大弟子(曾子、子思、孟子),只有曾子一人是孔门七十子(孔子在世时收徒三千,其中核心弟子有72个或77个,被称为“孔门七十子”)之一。孔子死的时候子思才4岁,除非他特别早慧,跟于丹自个儿说的一样,否则孔子70岁怎么会收一个4岁的学生?孟子更是连孔子的面都没见过。
  读《论语》和其他史料,你会发现,孔子死的时候,子贡是掌门弟子,其次是宰予。这俩都能说会道,没法跟德行科(孔子所传授的学问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学生比。但当时,德行科的都死光光,想学都没法学。比如颜回,除了不顶撞老师,能挨饿,安贫乐道,没什么事迹可学,光听老师夸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
  德行科的学生,是孔子最喜欢的,但后世光大师门,却是靠其他科的学生。孔子死后,子贡和宰予是大师兄,子游、子夏、子张、有若、曾子是小师弟,子贡和宰予想立长得特别像孔子的有若为老师的接班人,有若等于华国锋,子贡和宰予好比叶剑英、陈云,毛泽东逝世之后,真正的权力人物并不出面,“你办事我放心”,让华国锋当接班人。这样一来,曾子非常生气,他说你也配。但他生气也没用,在立老师为圣人的众弟子中,他辈分低,少数派,最孤立。
  
  南方周末:曾子后来是怎么把局面给扳过来的?

  李零:曾子也没把局面扳过来,是宋儒给扳过来的。所以我说道统是伪造。
  
  南方周末:宋人为什么做这种选择?
  李零: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历代祭祀孔子,除了孔子,第一个要祭祀的是颜回。后面加了曾子,子思和孟子还没有后来的地位。为什么要把曾子放进去?主要是他有著作留下来。你看《汉书•艺文志》就会发现,子路和子贡都没书,他们有政绩、能说会道,能显名当世,但要传诸后世,还得靠书。曾子恰恰留下了一些书,过去有人说《孝经》就是他做的。
  到了宋朝,宋明理学要立道统的时候,就把曾子的东西全都辑出来,变成一本书。如果你不知道当时孔门七十子与老师交流的丰富场景,仅凭《论》、《孟》、《学》、《庸》,很容易形成一种“直线传播”的印象,这是骗人的。拿生殖学上的道理说,受精的过程要有上亿个精子参加。如果你说,反正只有一个到达终点,别的精子都别参加了,那受孕不可能完成,精子浓度太低是不可能受孕的。
  孔子在世的时候,子贡说孔子是圣人,孔子当时就否定了。但老师死了之后,学生说老师太谦虚。他们私下把圣人的条件作了修正。本来孔子说圣人是非常聪明的人,我不太聪明,是靠我的勤奋、持之以恒。他死后,弟子们说,勤奋、持之以恒就是圣人,老师怎么不聪明。明明孔子没能实现他的理想,去安定天下,学生们做了个解释,这是因为老师没得势,如果得了势,肯定还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后来,到孟子那阵儿,公孙丑说,老师,我觉得您就是圣人。孟子说,你这就叫什么话?但是孟子已经承认孔子是圣人了。后人说,他是接续了孔子衣钵的人,那他自然也是圣人。
  颜回、曾子的地位,在汉唐的时候就比较高了。后来宋儒又追认了子思、孟子,这四个人往孔子身边一站,就成了四个二等圣人,过去叫“四配”。本来思、孟只是儒家八派中的两派。这也是“直线传播”的例子。明明八派,其他都不要了,说孔子思想是靠思、孟一脉单传,这很不像话。“孔门十哲”等于孔子在世时,大家一致评选出来的“十佳思想家”,子思当时还是一个四岁小孩,孟子更是没影儿的人,让宋儒一弄,反倒摆到十哲上头去了。更荒谬的是,颜回搁“四配”里,“十哲”不够数,补了子张、有若,“十哲”变成“十一哲”,不是整数,后人干脆把宋朝的朱熹也拉进来——树道统的人,后来也变成道统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在“道统”变成“直线传播”的过程中,对《论语》和孔子的解读是越来越丰富还是越来越趋同?
  李零:歧解虽多,全是一个调门,汉代早就定了调。一个调就是单调。七十子时代,还不是这样。孔子跟这么多学生在屋里屋外聊天,不同的学生问同一个问题,却有不同的答案。
  我研究郭店竹简的时候引过一句话,“仲尼丧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孔子死了之后,他的微言就没人听了;七十子死了之后,他的大义就被歪曲了。七十子,你都不讲,大义不乖还等什么。过去讲哲学史,都是孔、孟、荀三段论,冯友兰最爱玩三段论。孔孟之间的哲学传承没有了,这个儒家还怎么讲?为什么我强调郭店竹简?强调上博楚简,就是因为它让我们“重见七十子”。2001年,我讲这番话,不是现在才这么讲。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只要你打开《论语》,就能听见这29个学生在谈话。
  汉代以后,儒家变成意识形态,和真实的孔子越来越远。大家把孔子树为圣人,凡是跟圣人形象不符的地方就进行曲解。所以我认为,读《论语》,最大问题是心理问题。你读《论语》,就好好读《论语》,先别哆哆嗦嗦,不读就有崇拜,最好先搁一边儿。我就纳闷,怎么那么多大学者都在讲义理,主流都是讲义理,怎么还说不读义理?比如号称国学大师的钱穆认为,还是朱熹讲得对,“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意思是,管理仆人和丫鬟是练习修身齐家的“齐家”,是国家栋梁为了治天下”做实验。除非我被洗脑,我不能接受这套胡说。义理当然是旧注中的一大王国,我书里引了不少,但我必须老实说,讲义理,胡说最多。
  
  南方周末:基督教有马丁—路德这样的大阐释家赋予它新意,《论语》能不能从头搞一下,看看各个时代,哪些阐释家赋予了新意?
  李零:你是说新儒家吗?我不是说了吗?新儒家的话简直是昏话。
  我是觉得,任何一种文明,肯定都有利有弊,今天,因为政治气候的变化,大家特别怀古。怀古是什么意思?就是跟今天或刚刚过去的今天拧着来。比如解放后,小教不许信,只许信大教,现在反过来,都念宗教的好,说宗教是安定人心的。其实历朝历代都禁旁门左道和淫祀,战国秦汉就如此,不是现在才有。清朝就说,广东、福建多淫祀,还有唐人街的那些玩意儿,其实都是中国文化里最低级的东西。西化把高级的东西都给化了,剩下的很多是最低级的东西。结果中国人把这些当宝贝,简直太可笑。
  我们老家,过去全村都信孔子道,除了我们家。是不是我们村有了孔子道就搞好了,我就不信这个。
  当然大家要立的不是小教,而是大教,足以跟伊斯兰教、基督教三足鼎立的大教。可问题是,武力传教是西方文化中最糟糕的传统。你说弘扬传统,学的全是这类玩意儿。普世性的宗教,其实是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有同样的功效。这类传统,是好还是坏?大家要想一想。

  近代,我们挨了他们打,人家有普世性的宗教,我们没有,急了,就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学。现代西方,政教分离,宗教多元化,我们早就如此。西方大学,文化素质最高,不信教的人最多。我们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也是早就如此,他们最少讲“怪力乱神”,我觉得挺好。过去,讲“怪力乱神”,主要是民间的愚夫愚妇,大家都折腾回去,当愚夫愚妇,中国就搞好了?
  我并不是诋毁中国文化,我认为中国文化非常伟大。但全盘西化后,祖宗留下来的最大遗产,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自己。你不要问西方文化是你的主体,还是中国文化是你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你自己!中国文化,我可以接纳,西方文化,我也可以接纳,就像我们既可以吃中餐也可以吃西餐,哪个为主,哪个为辅,不重要,你非得争出个“中餐是体,西餐为用”来,这不是自己跟自己找别扭吗?你这么讲,中国以外,人家能接受吗?
  
  南方周末:“我们最大的遗产是我们自己”,这个结论是不是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人?
  李零:是啊。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文化最优越,应该把其他文化化掉,就像我们历史上把蒙元、满清化掉一样,别人也会这样想。现在的美国,现在的日本,你给我化化看,别做梦了!全盘西化,你不爱听,这是事实判断,不是价值判断。不管你高兴不高兴,这是个大局已定的事。中国人应该有自信心,对所有文化都接纳。
  世纪初的时候,我们那么悲观,说中国要亡国灭种,但今天,我们国没亡,种没灭。万里河山还在,古迹文物,除了蒋介石带走的那点儿,主要的东西还在,研究中国文化,队伍也很庞大。港台缺乏的东西,都在大陆,特别是中国人。中国人都不当了,名字都改外国的了,十几亿中国人,你都不知道了,还讲什么传统文化。有些人因为别人把我们化了,就强烈地感到不舒服,可是易位思考一下,我们历史上也化过别人,你怎么不难受?一个文化的好坏是靠文化本身的感召力。在这点上,我们比不上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至少是讲“远人来服”,而不是靠拼命推销。以前我们只取经,不传教,现在倒想传教了。

  南方周末:可能我没有说清楚,我不是拿新儒家去比附其他文化的宗教,我是想向您请教,各个时代有哪些大阐释家对《论语》作过阐述?刚才您讲了一个新儒家,除了他们呢?

  李零:当然从古到今并不是只有宋学家的解释,比如还有汉学家的解释。但汉学家和宋学家都尊孔,唯一打破这个僵局的就是五四。五四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疑古运动。尽管顾颉刚先生那么推崇崔东璧,但是他指出,崔东璧不敢疑孔,他敢。另外一个重要遗产是中国哲学史,胡适强调把孔子从圣人的位置上拉下来,跟其他诸子平起平坐。没有这条,就没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就是经学史、儒学史。他的书,从一开始,起点就比冯友兰高。
  没有五四,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学术,无论海峡两岸哪一方。

  孔子是不是丧家狗?是不是堂吉诃德?

  南方周末:书名《丧家狗》是一个贴切的形象吗?在政治哲学方面,孔子无疑是失败的,在所谓的“心性儒学”方面,他也是丧家狗般灰溜溜的吗?
  李零:我说的“丧家狗”,不是讲孔子的哪一面。我只是讲,他的一生找不到理想的归宿。这是个中性的描述。而且,我觉得,你没有办法把他的道德和他的政治分开来。他的道德就是为了他的政治,所谓修身齐家就是为了平天下。哪有分开讲的道德?心性儒学,是宋人造的,跟活孔子无关。研究这个,是宋代思想史的专题,好坏可以另外讨论。一本书不可能有那么多承载,我讲东,你说我还没讲西,那是抬杠。托古改制,再造传统,我不感兴趣。你要复古,往哪儿复?怎么复?拿出个方案让大家看。
  
  南方周末:像“我吃粗粮,喝凉水,枕着我自己的胳膊,看白云苍狗(原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种东西,应该是离政治很远的一个人的内心感受吧?这种闲适宁静难道不是一种“心性哲学”吗?
  李零:你不做官也不种地,那你可不是得枕着胳膊喝凉水?这有什么可吹?他政治上失败了?枕着胳膊喝凉水就成功了?
  
  南方周末:不是成功不成功。一个人是立体的。不是因为他政治上失败了,就说他所有的人生感受都一钱不值。
  李零:枕着胳膊喝凉水是一种什么哲学呀?任何古代修行的人都是这样的。我插队那阵儿,也经常在地头这么躺。释迦牟尼修行的时候,也是到处讨饭。你看他涅磐的时候,也是枕着胳膊,只不过没喝凉水就是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分政治上的丧家狗和另外一个什么玩艺儿。也许你可以把他拦腰切开,一分为二,我不能。
  
  南方周末:因为有“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这么一种分法,您的意思是“心性儒学”是伪概念?
  李零:你这么说,从学术史上讲,是有道理的,宋明理学,他们开辟出很多东西来。但那是他们开辟出来的东西,心性儒学开辟出的各种遗产和那些孤臣孽子,都跟孔子没什么关系,那是宋明理学要树立的一种士大夫的情操什么的。我在我的书里,是要把宋明理学和孔子掰开。而在很多人看来,把这个掰开,就没有孔子了。
  
  南方周末:除了丧家狗,您在书里还把孔子比作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只有一批驽马,一个胖仆从,但是孔子有三千门生……
  李零:然后呢?
  
  南方周末:然后我就在想,堂吉诃德的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同?孔子当年,弱肉强食的时代,生存逻辑,尔虞我诈是硬道理,结果怎么还有三千个人来听他讲道德训诫,堂吉诃德怎么就没这命运?
  李零:堂吉诃德是文学创造,主要是讲他跟时代呛着来,他又不是老师,干吗非得比一比谁的学生更多?宋襄公是宋人,孔夫子也是宋人,他们都是“亡国之余”,所以有这种心态。大家说,宋襄公是堂吉诃德,他也没什么学生。当老师的,学生多,有什么稀罕。当时的诸子都有很多学生,汉代的大师也有很多学生。学生多少,不说明什么。
  孔子办学,是因为他那个时代,他已经看到,所谓贵族,既没有道德也没有学问。在社会大变动的时代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肉食者鄙,下层人反而比较有学问。当然我们不知道孔子的知识是怎么学来的,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老师也有老师。
  孔子吸收为弟子的恰恰是跟他类似的人,你得知道社会上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想成为孔子这样的人,而社会对这批人又有潜在的、很大的需求。这点你从战国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很明白。
  孔子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做宰,就是家臣。家臣没有很高贵的出身,但他们有管理才能和文字才能。其实西方也一样,《红与黑》的于连为什么敢看不起贵族?他会拉丁文,贵族早就不会了。
  孔子读了那么长时间书,鲁君和三桓(鲁国的大夫,季平子、季桓子等人),没人找他做官,第一个请他出来做官的是阳货。阳货就是季氏家臣。(注:阳货是鲁国大夫季平子、季桓子的家臣,公元前505年,季桓子在实际上掌控了鲁国政权,而阳货又在背后控制着季桓子)
  孔子一生的苦恼是社会的纲常已乱。在大小贵族之间,他本来是想顾大头。周天子和鲁侯,他肯定站在周天子一边;鲁侯和三桓,他肯定站在鲁侯一边;三桓和阳货,他肯定站在三桓一边。可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势力是三桓,三桓把鲁君控制起来了。谁能反对三桓?阳货。阳货把三桓的季氏给挟持了。本来,孔子出来做官,是想张大宗室,打击三桓,但他为难的是,你要站在阳货一边,才能打击三桓,但阳货是叛臣;你要站在鲁君一边,又根本对付不了三桓。所以孔子一辈子与虎谋皮,鲁国不行,跑到别的国家,全都失败了。
  
  南方周末:既然这套逻辑根本行不通,为什么还有三千人追随他?
  李零:这是这些苦孩子最好的出身。而且这个潜在的市场非常大。战国时代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孔子的弟子找官做,不像老师那么执拗,做官本身把他们已经改造了,他们比较适应官场对他们的要求。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31 08:36:45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梁京:人民币加速国际化对老百姓意味著什么?2011-08-30

人民币加速国际化对老百姓意味著什么?

梁京

2011年8月

    凤凰卫视用这样两句话来概括李克强香港之行的目的:“经济送大礼,政治暖人心”。所谓“送大礼”,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确认支持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并“允许以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方式投资境内证券市场”。这一举措表明中国将借助香港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这不仅令香港,也令国际金融界颇为惊讶。这究竟包含著中国当局,尤其是即将主政中国的新领导人什么样的盘算?

    对许多人来说,理解这个问题的困难在于金融知识不足,尤其是不懂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因此,读一读本期《南方周末》“人民币香港出海”一文,将不无助益。这篇报道不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概念作了介绍,而且对中国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作了有深度的描述。当然,在中国的语境下,这篇报道回避了普通人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当局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对老百姓意味著什么?

    正如《南方周末》的文章所言,人民币国际化有三个不同层次,第一是让人民币作为一种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第二是让人民币作为一种能承担投资功能的国际货币,第三,也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高阶段,让它像美元和欧元一样,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南方周末》的文章认为这是货币国际化的三个阶段,其实在现实中,这三大功能很难截然分开。

    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背景是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发生了重大危机。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崛起和美国短视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全球经济严重失衡,作为全球货币之锚的美元自身失去稳定。这一发展首先给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带来了机会,因为持更多人民币可以减少那些与中国发生大量贸易的国家的汇率风险。但是,由于美中两国都不负责任地大量发行货币,人民币的持有者不可能不用人民币进行汇率和资产投机,特别是中国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制造人民币单边升值的强烈预期,一方面又在国内制造大量资产价格泡沫。

    中国当局根本没有能力阻止热钱大量涌入,牟取暴利。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政策选择的逻辑就是,与其默许暗娼,不如让其“过明路”,理论上这样有利当局监管和引导。但现实是,这样的政策选择不仅风险极大,而且定会招致骂名。因此,惯于取巧且又爱惜羽毛的温家宝,一直拖延不决,以致国际金融界越来越怀疑中共并无诚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逻辑是,中共“为什么要取消资本管制,允许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全球货币呢?这样做会破坏他们的权力之本:对银行系统的控制”。

    李克强香港之行之所以让香港和国际金融界感到“惊喜”,就是他似乎表达了取消资本管制的政治决心。难道中共真不惜破坏自己的“权力之本”吗?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时至今日,中共高层有保护共产党“权力之本”的“集体理性”已是一个有疑问的假设李克强香港之行传达的主要是个人和派别的政治信息。那就是他本人和他代表的利益集团,将坚持官僚资本与国际金融资本结盟的路线,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早已与资本的利益绑在一起。

    由此引出的两个问题是,他和他的派别能稳定地掌权吗?即使能掌权,能继续让中国的底层民众承受不受制约的投机资本的盘剥吗?换句话说,能保证百姓不造反码?

    对于李克强和他代表的利益集团来讲,这两个问题毫无意义。因为这些都是谁也说不准的明天之事。而真正重要的是,现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举措,能够让各种投机资本在中国有利权贵的市场环境下再大捞一票。

    一个国家货币国际化的前景,完全取决于对这个国家未来的预期。中共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政治专制已经让领导人无法对国家的未来负责,因此,谁也不可能对中国的未来真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结果只能是老百姓遭殃。六十年前,初迎中共政权的广东人认为“人民币”很不吉利,因为它与粤语“人民毙”同音。悲哀的是,事实将再一次证明,这种预感并非没有道理。

 

 

 


发件人:"meisun yu" <2007to1957@gmail.com> 2011-08-31 01:35:54 +0800收件人:<ymsss@126.com>抄送:标题:

金融洋奴得势的中国

卢麒元

2011年8月

    又开始忽悠了。从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到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这帮人又来劲了。他们将此标榜为“人民币国际化”。国人再一次被带入“清明上河图”了。人民币能够这样国际化吗?这难道是将人民币国际化吗?

    很久了,笔者厌倦了他们的嘴脸。这是一批身居我国政商学高位的金融洋奴。他们戮力践行国际金融资本的金融侵华战略。他们巧妙地改变了人民币属性;他们有序地将我国国民福利转送到境外;他们悄无声息地将我国市场变成了西方金融资本的殖民地。

    金融洋奴们按照国际金融资本预设的逻辑,将中国嵌入了国际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大布局当中。他们通过强大的资本力量,强制性地完成了后冷战时期全世界的社会分工,中国被他们毫不客气地压在了金字塔的最底层。洋奴们搞的所谓的“比较经济优势理论”,将我国定义为“世界工厂”。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必须要服从国际金融资本逐利的需求。於是,中国事实上被解除了货币发行权。中国人不要认为自己在使用人民币,中国人使用的是叫人民币的美元兑换券。每次听到金融洋奴们的“美妙说辞”,笔者都感到痛心裂肺。仔细地看看吧,人民币早就已经被“国际化”了,人民币早已经是一种代理发行的有限流通的美元代币了。对于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我国的领导,我国的人民,是否应该认真地想一想啊?西方富裕国家不远万里来到我国借钱,不借金、不借银、不借人民币,他们却要借他们本国发行的货币,这合理吗?美国人借的是美元,欧洲人借的是欧元,英国人借的是英镑,这不奇怪吗?要知道,他们是在“借”他们自己印刷的货币啊!天哪!我们是一个拥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主权国家啊!我们为什么不借给他们人民币啊?笨蛋们,至少,可以先借给他们人民币,再让他们来换美元、欧元、英镑啊!

    我国缺乏金融知识和金融专家吗?就笔者所知,全世界精通金融的华人大有人在。很遗憾,他们难入当今政商学当家人的法眼。这是一个荒唐透顶的时代,中国的金融领域非洋人和洋奴不许入内。这就是那个令人齿寒的“比较经济优势理论”比较出来的结果。一群混蛋们比较后的结论很简单:拱手献出中国的金融主权!

    敢问一句,中国作为一个拥有金融主权的国家,难道不应该发展人民币债券在岸交易市场吗?不可以让西方国家来华发行人民币债券吗?不可以让他们的和我们的人民币债券在中国法律体系下流通吗?搞什么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呢?搞什么鬼都不信的SDR ?脑子进水了吗?离岸交易中心能没有价格吗?离岸价格与在岸价格出现巨大差异怎么办?行政干预吗!干戈倒置,授人以柄,一群笨到姥姥家的糊涂蛋!

    笔者曾经写下《掠过佛来堡》一文,笔者呼吁中国人的主体性思维;笔者写下《我们的货币叫人民》,笔者希望建立一个足以独立于世界的中国主权货币。可是,金融洋奴们竭力压制任何敢于强调金融主体性的声音。他们欺骗我国领导和我国人民,他们竟然将人民币美元化美化为“人民币国际化”。并且,将这些荒唐的逻辑写进重要的历史文献,形成制度和法律安排。最无耻的是,一些人竟将这种“献城于敌”的卑鄙行径溢美为改开搞的伟大成果!真的就不怕留下千古骂名吗?

    笔者最近重读了佛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佛里德曼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一个具有强大本币债券市场的国家,才可能拥有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货币。简言之,必须建立强大的人民币债券在岸交易市场,才有可能实现人民币真正的国际化。当年英镑如此,后来美元如此。不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搞旁门左道的小动作,无异于自毁长城。西方富裕国家不愿节制财政,想要举债度日,那就对不起了,你们只能借人民币,还必须要有可信的抵押担保。当然,他们也可以在中国市场上将人民币换成他们喜欢的货币。但是,请记住,到期必须还人民币。中国无条件对外进行外汇借款的大门应该关闭了,西方国家靠印钱就能还债的时代必须结束了。

    大道理往往很朴素。朴素到不需要金融知识。大政治家治国,必须正道直行。欲正道直行,必须与君子为伍。奴才,无论是土奴才,还是洋奴才,毕竟都是奴才。狗奴才,才会想出那些下三滥的招数。其中,金融洋奴是最为可怕的,他们另有主人,心怀二志,图谋不轨。金融洋奴当道,亡国灭种不远矣!

    如今,金融洋奴得势,他们堂而皇之行走于庙堂之上,一个个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他们的名字还需要一一罗列吗?笔者从不忧虑我国缺少金融人才,笔者严重忧虑我国人才和奴才的地位不对等。中国的历史教训在于,在儒教风行的时代,往往是奴才压倒人才。奴才们也可以主导历史进程。宋明败亡的教训都很经典,奴才们合伙灭绝了人才,杀岳飞、杀袁崇焕、杀一切可以立国安邦的人才,一直杀到亡国灭种的那一刻。毕竟,现实的金融利益实在太过巨大了,金融奴才们会誓死捍卫既得利益的。灿烂的金色背后,从来就不缺少血腥。“满城尽带黄金甲”,那意味着一场惊天动地的金融叛乱。

    毕竟,中国人见识过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年代,人民未必会允许奴才们乱来的。当然,人民要明白,仅仅从天安门广场移走孔子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重建中华民族的人民主体性和国家主体性。最低限度,我们不能继续把金融洋奴当神仙供着了。

    注:听说萨科齐竟然用支持人民币纳入SDR 作为来华谈判筹码,真是欲哭无泪。一个如此下流的骗子,一个如此拙劣的骗局,竟然可以将泱泱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叫我等还认几个字的草民情何以堪!到了该醒的时候了,应该收拾这群骗子了!
 

 

 

从24万亿外汇占款看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源

----中国经济界就没几个正常人!

社科院研究员 何新

2011-08-28

    哎,面对外汇美元,中国经济真是发疯了!从06年到现在从8000亿美元,一路高涨到32000亿美元,中国目前所有商品几乎与06年相比都涨了不止一倍!可是物价还在涨,外汇美元2011年第二季度又新增了1300亿美元,仅此中国货币又要超发8000亿人民币的纸币,没有任何价值的纸币!

    中国经济界的所谓知识分子们没有一个人关注此事,整天电视报纸里脸不红心不跳地在胡说八道!国家经济在危险中,却没有一个人为这个危险境地负责!一个绅士、一个个淡定地幸福表情,真让人无可奈何!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32000亿美元了,外汇占款已经达到24万亿人民币了!这样天量的惊天动地的货币政策和现象,竟然没有人在意,哎......

     24万亿的外汇占款,没有在意!那么我告诉你----全国的个人储蓄是33万亿,全国贷款总额是28万亿!中国农民所占的农业贷款连个外汇占款的十分之一都没有!

     24万亿的外汇占款----比中国人储蓄只少了11万亿,如果你的钱是03年存下的,现在可以只余下了11万亿,蒸发24万亿----那些真正的财富已经出国了到美国到欧洲到日本,和你没关系了!

    24万亿的外汇占款----比中国贷款规模只少8万亿!全中国有多少企业和多少个人,靠银行贷款生产,靠银行贷款住房消费!可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洋人竟然也享受了如此巨大财富,而且不还,不用付利息,不用写合同,不用抵押,不用还贷-----美国人公开说----我们可以印白条还债!中国人说-----购美债是投资。

    24万亿的外汇占款----没人喊停,喊继续的人,满地走!储蓄多了点是----人民生活富了,贷款多了点----控制规模,减少风险。

    在我眼里,中国经济界没有正常人,没有正常的思维。

 

 

 

 


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  2011-08-30 13:43:31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敬请查收云汉经略最新月刊和本期导言

《云汉月刊》第107期《导言》

北京云汉经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军

2011年8月

    从世界范围来看,好一个“热闹”的8月份啊!先是美国国债上限在“最后一刻”通过了国会参众两院和奥巴马的签署,紧接着就是标普历史性地下调美国国债的主权评级和本月8号的全球股市大跌,大有2008年之态势!黄金“过关斩将”叠创新高,欧盟的债务危机和美国的国债危机一起,将瑞士和日本的货币推向“类黄金”的地步(详情参见上左图)。

    在这些“热闹”的背景中,中国的高铁随着10号的国务院常务会而悄然降速与降价;从会议的分析和结论来看,“马后炮”的嫌疑较大(2005年到2010年,中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额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52%,投资额6年增长了8倍;回想铁道部在2008年年底时宣布,中长期铁路网调整规划已于当年10月31日经国家批准正式颁布实施 –

    补充点背景数据:到了2011年上半年,铁道部的总利润为42.9亿元人民币;负债率为58.5% - 负债绝对金额为2.091万亿元)。对于作为08年年底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排头兵”,在全球二次探底之风较盛的时刻,高铁的“去高化(速度和票价)”显得很是扎眼。而另一个四万亿刺激计划的货币扩张步伐,从M1到M2再到银行信贷总量在今年7月份也有放缓的明显迹象。

    在商品房限购不断推向纵深(二三线城市)的同时,在市场的普遍质疑中,保障房的建设速度有提增的趋势。显著的“亮点”,一是“偶然”(商务部)的、7月份贸易顺差的大幅增长,二是一直“等着回调的”财政收入:7月份全国财政收入接近一万亿,大增26.7%!今年1-7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66739.9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5606.95亿元,增长30.5%。其中,中央本级收入34147.21亿元,同比增长26.6%;地方本级收入32592.71亿元,同比增长34.9%【详情请参考本期《云汉月刊》的“中国综述”部分】。即将要到来的、接替高铁“大跃进”的或许就是水利部门的“大跃进”了,只是直接性的收益的“模式”与融资“渠道”或许比铁道部的还要更难看懂些。

    上月31号,在两党的参众两院领袖就提高美国国债上限的法案达成一致意见后的讲话中,奥巴马宣布美国联邦的支出在进一步削减后将退回到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的最低水平(他当然没忘记补充说明:“but at a level that still allows us to make job-creating investments in things like education and research”)。讲话中,他再次呼吁未来十年中总额为2.4万亿美元的赤字削减必须伴随着对富人和大企业的税收提增(至少减少原有的很多税收优惠政策)和对医疗养老保障计划等的削减从而形成理想的“优化平衡(balanced)”之系统计划。

    但是,如果继续实施目前中产阶层的减免税政策,未来十年联邦的赤字将再增2.8万亿!其实,这种“优化平衡”的结果是目前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希望成就的:无论是身陷债务危机的希腊、爱尔兰还是经济面临严重困扰的德国(+0.1%)与法国(第二季度几乎是零增长),都希望在政府的责任与义务之间、在财政刺激与自我紧缩(俗称“勒紧裤腰带”之Austerity Policies)的诸多矛盾统一中寻求一个“可持续”的优化路径【补充一点背景材料:过去的十年里,美国税收占GDP之比的最高值为2001年的12.91%,绝对值为1.28万亿美元。而2009年,前者为8.24%,后者为1.16万亿。约等于中国2011年上半年的税收收入;当然,后者还不包括多如牛毛的各项收费以及垄断利润 – 按照国际惯例,美国政府时没有可能“创造”这些“收入”】。实际上,欧盟的财务硬约束 – 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和现有累计债务总额不超过GDP的60% - 是不断地被打破,就如同美国的国债上限在不断被打破一样。

    值得一看的是,从苹果公司的市值(3386.6亿美元)在本月一度超过最大的Exxon Mobil、Google高额(125亿美元)收购了Moto、以及硅谷今年第二季度的IPO与募集总额创下2000年以来的记录等情形分析,美国新经济的创新动力依然强劲;连巴菲特都在美洲银行(它刚刚宣布将减持中国建设银行的股票而筹措约80亿美元的资金来满足最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的股票创下52周以来的新低时大胆对其进行注资(50亿美元),或许美联储与欧盟央行主席(请见右上图)在本月26号的Jackson Hole会议上选择沉默(至少是把可能有的新动作推迟到下个月)就是一种最好的答案了【详情请参考本期《云汉月刊》的“美国综述”部分】。

    曹军,北京云汉经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战略投行服务体系及战略规划与执行、策略融资、战略并购、创业服务和各专项的顾问与资源整合。北京朝阳区鼎城路9号 B-2205,Web Site: www.skylink2001.com,MSN:skylink2001@hotmail.com,Mobile:13901318815,Office:01084899529,Fax:01084899579。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31 09:43:42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转发:西安事变

美欧经济政策错在哪?

----根本就不应该救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戴美(Freddie Mac)

David Wessel

华尔街日报 2011年8月26日 星期五

    全世界决策者都没有预见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但在危机袭来的时候,他们采取应急措施,引导经济走出了深渊。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情况会更加严重。现在越来越明显的一个事实是,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也犯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极其惨淡的经济前景。如果他们没有犯这些错误,情况不会很好,但会好一些。

    事后来看,他们犯的错误包括下面三个:事实证明,布什和奥巴马为援助困难房主而采取的杂七杂八的措施实在是微不足道。

    今天,根据政府相关计划永久性修改条款的房贷有76万余笔,远远少于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曾经鼓吹将要达到的数量。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的数据显示,至少有550万笔房贷出现拖欠或丧失赎回权。民间数据搜集机构CoreLogic Inc.说,1,090万个家庭的房产价值抵不上所欠贷款;美国每五个房主当中,就有一个以上的房产净值为负。他们几乎全都无法再融资,这就减弱了当前极低利率的效力。

    纳税人承担了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款(Freddie Mac)国有化的所有坏处──即这两家房贷巨头出现的巨额亏损──但很少获得其中的好处。两家公司及其监管机构力图保护作为两公司股东的那部分美国纳税人,却拒不采取有益于另一部分美国纳税人的措施。

    没有什么低成本办法能够加快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几乎每种选项都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并没有过度借债的人来说。每一个重大选项都有重大缺陷。比如,要是允许房主宣告破产、对房贷违约,会促使银行修改更多房贷的条款,从而打击那些脆弱的银行。从银行买房子然后租出去,成本将是非常高的。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房价不振仍在对经济造成拖累。

    美国政府──国会加白宫──的财政政策缺乏连贯性。有时候,政府谈到要为经济提供更多财政支持。去年12月,共和党人争取到减税,民主党人也争取到了他们想要的,但都没有考虑赤字问题。有时候,政府决策者又谈到削减赤字的必要。最近削减赤字、提高债务上限的协议基本上忽视了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

    立即削减政府支出的利弊引起了激烈辩论,但少有证据表明这样做会提振美国的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去年考察相关证据后总结说,财政紧缩带来更快短期增长的说法,但很少获得相关数据的支持。对于今天的美国经济来说尤其如此。无法为了抵消政府削减开支的影响而大幅下调利率。出口起到的作用不如在更小经济体中那么大,因此无法起到同样大的补偿作用。

    一个更明智的策略,是在为经济提供更多短期支持的同时进一步削减长期赤字,包括控制医疗支出、修订税法。要是早早启动了更多基础设施投资,那么这些投资现在已经在创造就业了。要是政治家们达成了削减赤字的协议而不是设立又一个委员会,人们和市场就会更加相信美国政治体系有能力去做需要做的事情。

    欧洲企图敷衍了事,这种办法没有效果。今天欧洲领导人对他们的原罪无计可施。这个原罪就是创造一个单一货币,同时并没有相关的治理机构和财政政策。但他们反复召开峰会,这些峰会只能把灾难的到来再推迟一个月,而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然后他们又希望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前来救火。这削弱了人们对欧洲的信心,对欧洲的经济造成伤害。

    “假如”式分析方法常常是肤浅的,很少有说服力。但假如一年之前,德国和法国率领欧洲宣布,需要进行全面改革才能让欧元生存下去呢?这些改革包括重组某些主权债务,让整个欧洲集体支持其余成员国的债务,建立一只规模足以吓走投机者的备用基金,采取一场声势浩大的行动推进欧洲进一步整合。

    虽然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Henry Paulson)、盖特纳(Tim Geithner)和美联储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因为救援银行而招致抨击,但他们确实是在一个关键时刻稳住了银行系统。欧洲还没有这样做,而是希望其经济将会改善,这样它就能够避免把纳税人的钱注入银行。这种情况看起来已经是越来越不太可能。

    把这一切说给大西洋两岸的局内人听,得到的回答归结起来就一句话:说得对,但还有政治上的约束。是的。但在政治中,领导力就是让必要成为可能的艺术。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8-31 19:13:10 +0800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Wolf:不是“double dip"的原因---第一个衰退还没完

不是第二次探底,而是第一个衰退还没完

Struggling with a great contraction

By Martin Wolf (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 Wolf)

What has the market turmoil of August been telling us? The answer, I suggest, is three big things: first, the debt-encumbered economies of the high-income countries remain extremely fragile; second, investors have next to no confidence in the ability of policymakers to resolve the difficulties; and, third, in a time of high anxiety, investors prefer what are seen as the least risky assets, namely, the bonds of the most highly rated governments, regardless of their defects, together with gold. Those who fear deflation buy bonds; those who fear inflation buy gold; those who cannot decide buy both. But few investors or corporate managers wish to take on any longer-term investment risks.

Welcome, then, to what Carmen Reinhart, senior fellow at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 Washington, and Harvard’s Kenneth Rogoff call “the second great contraction”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being the first). Those less apocalyptic might call it the “Japanese disease”.

Many ask whether high-income countries are at risk of a “double dip” recession. My answer is: no, because the first one did not end. The question is, rather, how much deeper and longer this recession or “contraction” might become. The point is that, by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11, none of the six largest high-income economies had surpassed output levels reached before the crisis hit, in 2008 (see chart). The US and Germany are close to their starting points, with France a little way behind. The UK, Italy and Japan are languishing far behind.

The authoritativ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of the US does define a recession as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economic activity spread across the economy, lasting more than a few months”. This is to focus on the change in output, rather than its level. Normally, that makes sense. But this recession is not normal. When economies suffer such steep collapses, as they did during the worst of the crisis (the peak to trough fall i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having varied between 3.9 per cent in France and 9.9 per cent in Japan), an expansion that fails to return output to the starting point will not feel like recovery.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f unemployment remains high, employment low and spare capacity elevated. In the US, unemployment is still double its pre-crisis rates.

The depth of the contraction and the weakness of the recovery are both result and cause of the ongoing economic fragility. They are a result, because excessive private sector debt interacts with weak asset prices, particularly of housing, to depress demand. They are a cause, because the weaker is the expected growth in demand, the smaller is the desire of companies to invest and the more subdued is the impulse to lend. This, then, is an economy that fails to achieve “escape velocity” and so is in danger of falling back to earth.

Now consider,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of continuing fragility, how people view the political scene. In neither the US nor the eurozone, does the politician supposedly in charge – Barack Obama, the US president, and Angela Merkel, Germany’s chancellor – appear to be much more than a bystander of unfolding events, as my colleague, Philip Stephens, recently noted. Both are – and, to a degree, operate as – outsiders. Mr Obama wishes to be president of a country that does not exist. In his fantasy US, politicians bury differences in bipartisan harmony. In fact, he faces an opposition that would prefer their country to fail than their president to succeed. Ms Merkel, similarly, seeks a non-existent middle way between the German desire for its partners to abide by its disciplines and their inability to do any such thing. The realisation that neither the US nor the eurozone can create conditions for a speedy restoration of growth – indeed the paralysing disagreements over what those conditions might be – is scary.

This leads us to the third big point: the dire consequences of soaring risk avers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uch economic fragility. In the long journey to becoming ever more like Japan, the yields on 10-year US and German government bonds are now down to where Japan’s had fallen in October 1997, at close to 2 per cent (see chart). Does deflation lie ahead in these countries, too? One big recession could surely bring about just that. That seems to me to be a more plausible danger than the hyperinflation that those fixated on fiscal deficits and central bank balance sheet find so terrifying.

A shock caused by a huge fight over fiscal policy – the debate over the terms on which to raise the debt ceiling – has caused a run into, not out of, US government bonds. This is not surprising for two reasons: first, these are always the first port in a storm; second, the result will be a sharp tightening of fiscal policy. Investors guess that the outcome will be a still weaker economy, given the enfeebled state of the private sector. Again, in a still weaker eurozone, investors have run into the safe haven of German government bonds.

Meanwhile, stock markets have taken a battering. Yet it is hard to argue that they have reached a point of capitulation. According to Yale’s Robert Shiller, the cyclically adjusted price-earnings ratio for the US (based on the S&P 500) is almost a quarter above its long-term average. In 1982, the valuation was a third of current levels. Will markets avoid such a collapse? That must depend on when and how the great contraction ends.

Nouriel Roubini, also known as “Dr Doom”, predicts a downturn. “A stopped clock”, some will mutter. Yet he is surely right that the buffers have mostly gone: interest rates are low, fiscal deficits are huge and the eurozone is stressed. The risks of a vicious spiral from bad fundamentals to policy mistakes, a panic and back to bad fundamentals are large, with further economic contraction ahead.

Yet all is not lost. In particular, the US and German governments retain substantial fiscal room for manoeuvre – and should use it. But, alas, governments that can spend more will not and those who want to spend more now cannot. Again, the central banks have not used up their ammunition. They too should dare to use it. Much more could also be done to hasten deleveraging of the private sector and strengthen the financial system. Another downturn now would surely be a disaster. The key, surely, is not to approach a situation as dangerous as this one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conventional thinking.

What being bolder might mean and what should therefore be done will be the topic for next week’s column.

 

 

 

 

 

发件人:"sunhuijun8881" <13701165487@163.com> 2011-08-30 16:54:31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Fw:_转发:_转发 主 题: 转发

中国的不幸在于有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精英集团

尊严

2011-08-27

    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也有30年了,对比日本的经济起飞,50年代到80年代,基本上是国家产业和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福利和保障步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为什么在中国广大人民却没有得到高速发展带来的利益呢?

    外资摘桃子的巨大财富流失。目前的危机不仅仅是道德体系崩溃的内部腐烂,更大的危机是外资对中国产业的扫荡,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中国的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价格之低完全如同抢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过两次摘桃子运动。第一次摘桃子就是国企产权的私有化改革,把全体中国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创造的财富改革到少数人手里;第二次摘桃子就是今天的外资化,外资勾结中国买办集团,用廉价购并方式把中国建国以来58年创造积累的财富席卷而去,请大家看一下屏幕上的统计资料:

    贱卖银行资产而造成的损失统计

    1,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约10%的股份,收购价格 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

     2,中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行共51.75亿美元(合人民币约403亿),收购价格1.22元.上市后,按照 2007年5月10日盘中价格6.26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822亿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2419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6.6倍。

    3,兴业银行。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赚共出资27亿,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10亿股,上市后,股价达到37元多,三家外资公司净赚约370亿。根据2007年2月12日《参考消息》报道,以后每年都有300%以上回报。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等于全部送给了三家外资公司。该银行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11610亿。

    4,深圳发展银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3.5元购买深圳发展银行3.48亿股,目前股价已达35.8元,投资增殖10倍,按照深发展20亿多股计算,新桥用12.18亿获得了700多亿,。根据新桥目前的做法,很快将达到1000亿元。而新桥集团本身就是庄家,根本不是银行,如何能改善我国银行治理结构?况且整个银行都被美国人拿走了,即便改善对我国又有什么意义?

    5,华夏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将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现在近14元,净赚56亿多人民币。目前已被德国银行控股,500亿落入对方手中。目前德国人对华夏已形成了联合控股,该银行名义上还是中国银行,实际已成为外资控股银行。

    6,中国交通银行。汇丰银行(汇丰)持股交行19.9%的股权,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交行2006年5月在香港上市,现在市价超过10港元,净赚近800多亿,2007年国内A股发行上市又赚取500多亿,合计将近1400亿,10倍回报。

    7,中国建设银行。上市前,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6亿美元购买建行9%和5.1%的股权,每股定价约0.94元港币。发行价格2.35元港币,最高市价5.35元港币。按照目前建行共有2247亿股计算,2家净赚1300多亿港币。

     8,浦东发展银行。花旗集团出资6700万美元收购浦发行4.62%的股份,超过1.8亿股,每股约2.96元,并且协议规定日后花旗集团有权收购19.9%的股份.目前浦发行股价超过38元,花旗净赚62亿元。目前花旗尚未行权,一旦行权将赚取62亿的数倍。

    9,民生银行。2004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以1.1(约8亿人民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民生银行2.36亿股股份,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4.55%,股价约3.72元,目前该股已达12元多,加上两年送配,市值已达50亿元,净赚约40亿。

    (上述交易低价转让外资净赚约9200多亿,加上下面广发行,损失超过1万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转让的损失,再加上已经全部完成合资的等待上市的几十家地方银行,未来损失将越来越惊人)

    10,广东发展银行。2006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自己出资不过60亿,就控制了拥有3558亿元总资产、27家分行、502家网点,与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917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500强的广东发展银行。并且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国信托还各搭进去60亿,共180亿。把银行白白送人还要再搭进去180亿,已经完全超越了市场交换的范畴。

    11,渤海银行及地方银行。另外,2005年挂牌成立的我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宣布,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即将成立的渤海银行19.9%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除了参股渤海银行之外,渣打银行参股光大银行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目前,外资银行在华进入了加速发展期,中国全部银行无一例外地已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股。

     12,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引进外资的保险公司,汇丰集团是平安最大外资股东,汇丰是2002年投资6亿美元,50亿人民币投资平安;平安集团2004年6月24日在香港成功上市,发行价11.88港元,目前已上升到40元港币。今年2月又募集A股资金388亿。截至2006年6月30日,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3,587.18亿元,权益总额为人民币381.04亿元。目前,公司市值近2000亿港元,A股5500亿人民币。

      13,新华人寿。新华人寿即将上市,现在苏黎世保险持有新华人寿22800万股,每股5.25元,持股比例为19%,已成为新华人寿的最大单一股东。但实际上,目前新华人寿的实际控制者是东方集团,由于东方实业和东方集团分别持有新华人寿5%和8.02%的股权,再加上东方集团持有新华人寿其他股东的股权,东方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新华人寿的股权肯定超过20%。(据说,苏黎世通过中国公司暗中控股已超过56%,投资34亿,一旦上市,市值至少600亿)

    这是我为写《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专门调查统计的资料,当时在统计过程中忍不住直流泪,我们并没有发生战争,更没有战败要进行赔款,可是上述损失如同战败赔款那样让国人痛心。上述廉价卖给外资的银行股,无一不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最低的如兴业银行甚至不到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四家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买损失就超过6千亿元,整个银行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就超过万亿。可能大家感觉这些数字很枯燥,我们对比一下大家就会感觉到这些数字的含义了,根据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组长葛延风讲,解决全国的医疗问题每年6800 个亿就够了,可是仅仅几家银行就把全国的医疗费用送给了外资。

    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曾经愤怒地谴责道:“你们这班败家子哪里来这麼大的胆子,拿国家人民的钱,来买天文数字的3763亿美元美国“两房”公司债券。现在“两房”基本上已破产,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如此离谱决策有没有黑幕,人大常委会应立即组织特别调查组彻查,追究责任!”

    次贷危机下,美国的两家房贷抵押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公司行将崩盘破产,荣登美国“两房”公司外国债权人之榜首的居然是中国,一共持有涉及该两间公司高达3763亿美元债券,约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21/100 。国际经济界称为一件匪夷所思的大丑闻。

    国家资料显示,自2004年开始,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一直在高速增长,从2004年到2007年惊人增长三倍,高达到9220亿美元。仅2006年到去年2007年间,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增长66/100。在美国次按危机即将露出狰狞面目的前夜,中国仍然痴心不改地不断大手笔增持美国债券。究竟是谁拥有在这样疯狂地处置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权利,如痴呆一样疯狂购买美国债券?

    同样是亚洲大国的印度,外汇储备也很客观,但印度对美国“两房”债券持有量才2300万美元而已,人家是意思意思,中国的3763亿竟然是印度的一万六千倍,差不多是三万亿港币。这样投进美国“两房”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国际公认的原则是,外汇储备公认的投资原则是安全第一,分散为宜,但中国财金当局却将外储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投资于美国“两房”,这相当于将大部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当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和东南亚楼市崩溃,还闹出「负资产」,业主和银行一齐遭殃,说明房屋按揭本身风险很大,其衍生债券更是危险品。

    不能只集中在一个菜篮里,这是金融投资常识性的金科玉律。外汇储备投资原则是安全第一,稳健至上,比重分散,结构多元。可是我们那些可爱的受握重权的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败家子一般的官员,个个还都是硕士、博士学位!

    就冲这点,中国民众还有什么脸面去嘲笑印度!叫人家阿三,自己都快成阿大了。到底是谁祸害中国如此吃亏,不,是重创,而成为世界笑柄!

    我一贯就对什么莺歌燕舞的盛大晚会、开幕式不以为然,花钱给人看的东西,值得那样好面子搞成空前绝后的拔高?看清楚自己的弱点、忧患,早早修复自己可能被对手抓住而致命的死穴比什么都重要!

    我认为:这件金融丑闻的暴露,实质上对中国经济重创之巨,对国民信心和精神打击之大,简直可以抵消大批我们自己宣传的其他成就光环。这决不是一般的问题,甚至不是什么重大失误!不能用失误的概念,而是直接叫做中了“杀招”!它的背后是应该是严重的渎职战略间谍的性质!

    中国经济学家都在干什么,受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高论影响而实行的政策,最后使谁最终受益,使谁陷入深深窘境了呢?那些“主张对内狂引境外战略投资者、让其大赚贱卖的银行原始股;对外大力推出中国优质大型企业或国有垄断企业境外上市,向海外慷慨派送十倍于融资的分红”的经济专家到底在干什么,他们的底细和真实身份到底是谁?

    必须挖出这些害人虫和买办,一挖到底,彻底消灭!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31 08:43:31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参考文

中国大陆外逃官员名单和金额

——综合人民网、新华网、环球时报、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等国内官方媒体的报道

资料来源: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

2011年8月

    按:这些只是沧海一粟。鉴于社会影响,很多都没有公开报道。2003年的官员外逃情况更是罕被报道。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外逃也只是在8年后的今天才被正式确认。这些人,在国内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逃走的时候再卷走无尽的民脂民膏,其恶之深,其罪之重,难以用语言描述。在这个没有道德、伦理、信仰等等的时代,一切恶都肆无忌惮地在权利的羽翼下扩散……

    云南省委书记高严, 早在2002年已外逃到澳大利亚,传闻却一直捂着未得到官方证实。(2010-01-12)《新华网》才于公开。题目为《近30年我国外逃官员达4000人人均卷走1亿元》,曝光了高严,原云南省委书记、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就是这4000人中的一员。

    高严 1995年6月任云南省委书记。就任省委书记不久,就与云南省电视台的一位美女主持人,该女人就成了他包养的情妇。
1997年8月,55岁的高严被任命为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正部级)。次年,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正部级)。

    高严外逃最早说可能藏身于美国,现年68岁高严,很有可能藏身于美国加州洛杉矶郊区小镇。

    最近外逃的包括原安阳市委副书记李卫民等人,在人间蒸发达3个月后,河南省高检才以 “涉嫌受贿罪”对其立案。对李卫民的失踪,安阳市主要领导还有一句经典回应:“他去看病了”。

    近年部分外逃高官名单:

蒋基芳2003年4月,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党校参加厅级干部培训学习,突然中断学习返回郑州,从上海秘密离境出走美国。

程三昌2003年5月,身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携情妇跑到新西兰,转移到新西兰的资金高达1000万元以上,他在奥克兰购有豪华别墅和汽车。

卢万里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董事长,因涉嫌将大量公路工程私下交授其亲属开办的多家“空壳公司”承建,从中非法套取巨额工程款而逃亡海外。

杨秀珠2003年4月,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携同女儿、女婿、外孙从上海浦东机场离境,经停新加坡到达美国。检察机关初步查明,杨秀珠涉嫌严重职务犯罪,依法对其立案侦查,并决定逮捕。据悉,杨秀珠早已在纽约置办多处房产。
陈传柏 昆明卷烟厂厂长,贪污1600多万元后逃匿海外。

陈新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干部,携带据为己有的4000多万元公款辗转潜逃于境内外。

刘佐卿 黑龙江省石油公司总经理,非法向国外转移1亿元资金后,携带一家8口逃到国外。

颜旭东 新疆自治区交通厅财务处副处长,伙同他人挪用道路基本建设资金5000多万元,潜逃国外。

林积赞 福建石狮人大副主任,因涉嫌贪污犯罪,案发后已畏罪携带妻儿于半个月前潜逃出境。一直以来,林积赞都是石狮人背地里热衷议论的人物。知情人说,林积赞贫寒的身世,却暴富千万的反差,一直是石狮人心里的谜。

许国俊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远遁海外。
余振东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远遁海外。
许超凡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远遁海外

    据统计,中国贪官外逃现象越来越严重,资料显示,涉及贪污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党政官员。北京市2001年处理的一百二十个贪污案件中,百分之七十是大中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而情况最严重的,在公共建筑领域。中共政府从未透露有多少官员外逃,旅居美国的经济学者陈破空分析,被捕归案的外逃官员比例非常小。轰动全国的逃亡贪官就有:

●2003年4月,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出逃。
●2002年4月,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蒋基芳,因经济问题潜逃海外。
●2002年2月,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董事长的卢万里,因非法套取40多亿元人民币巨额工程款,逃亡海外。
●2001年10月,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任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4.83亿元后,分别远遁海外。上亿美元资金通过澳门和
拉斯维加斯赌场被洗成现钱,存入涉案人在国外的账户。
●2001年5月,身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的程三昌,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1000多万元和情妇跑到新西兰定居。
●2001年初,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干部陈新,携带4000多万元公款,一共换了29个假身份证,辗转潜逃于越南、缅甸。
●1999年12月,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索取、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案发后携妻仓皇出逃澳大利亚。
●1999年8月,云南省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罗庆昌(副厅级),涉嫌挪用和贪污巨额公款,潜逃出境。

    外逃贪官的去向主要有三处:一、泰国、缅甸、蒙古、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它们是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出逃人员的首选,但风险也较大。因为中国与邻国合作打击犯罪较为紧密,例如蒙古,和中国签订了引渡疑犯的双边协议。所以,这些地方往往成为贪官们再次转移的跳板。二、非洲、拉美、东欧法制不太健全的小国。一些直接弄不到去西方大国证件的官员,索性龟缩在那里,过起了隐姓埋名、深居简出的生活;或者把那里作为临时跳板,伺机过渡。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

    这些是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的主要目的地。对于那些曾在国内拥有显赫地位的人来说,以上两种地方是他们不齿的。同时,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也相对容易接纳一个外来者。如加拿大,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入了加籍,另一方很容易拿到该国的绿卡。所以很多官员在出逃前,就将 家人移民到这些国家,这也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以下是《广州日报》整理的部分名单外逃贪官名单。

蒋基芳:河南省烟草公司原经理、原党组书记。
卢万里: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
许超凡:中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案发前担任中行广东分行财会处处长
许国俊:中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
程三昌:河南豫港公司原董事长,曾任漯河市市委书记。
杨秀珠: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
董明玉: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
蓝甫: 厦门市原副市长,与赖昌星案有涉,2000年1月21日归案。
罗庆昌:云南旅游集团公司原董事长。
周长青:国有控股西安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汽车部经理,归案后被依法执行枪决。
陈传柏:昆明卷烟厂原厂长。

    2001年初,《半月谈》杂志公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

    各省部分外逃官员

广东省: 失踪790名、外逃124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 466名、自杀死亡74名。
河南省:失踪512名、外逃85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19名、自杀死亡145名。
福建省:失踪414名、外逃58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16名、自杀死亡72名。
辽宁省:失踪318名、外逃403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204名、自杀死亡112名。
江苏省:失踪316名、外逃22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42名。
北京市:失踪112名、外逃44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97名、自杀死亡44名。
上海市:失踪187名、外逃35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27名、自杀死亡51名。
天津市:失踪60名、外逃18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45名、自杀死亡17名。
重庆市:失踪160名、外逃22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86名、自杀死亡27名。
河北省:失踪249名、外逃24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70名。
山西省:失踪240名、外逃281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62名、自杀死亡102名。(据《世界经理人》)
蓝甫--原厦门市副市长捞了就跑,跑了就了。

    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资料显示,中国外逃的4000多名贪官中,金融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 87.5%,其他部门约占12.5%。但是要准确估计出中国外逃贪官的人数,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与贪官外逃相伴生的是资金外逃。中国1988年至2002年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从1990年开始,资金外逃额在每年100亿美元上下波动,总体呈上升趋势。事实上,腐败案件案发率一直居高不下,2001年后,年案发量均在40000件以上;100万元以上的案件也从1993年的57件持续上升到2000年的1335件,达到最高峰,2001年后,则在每年1300件左右波动。据课题组调查,在目前已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有60%至70%的大要案是通过群众举报发现的。

    课题组公布了部分外逃贪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行业出逃前职位 外逃年龄 逃往地 涉案金额

1 卢万里 贵州交通厅厅长 57岁 斐济 5500万元
2 余振东 中行广东开平支行长 38岁 美国 4.83亿美元
3 于志安 武汉长江动力集团董事长 63岁 菲律宾 1亿元
4 丁岚 中行北京劲松分理处主任 36岁 泰国 1.95亿元
5 程三昌 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 61岁 新西兰 1000万元
6 蒋基芳 河南烟草公司党组书记 59岁 美国 2亿元
7 童言白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公司董事长 53岁 澳大利亚 不详
8 董明玉 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 55岁 美国 不详
9 陈新 工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干部 35岁 越南缅甸 4000万元
10 杨秀珠 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 58岁 美国 2亿元
11 罗庆昌 云南省旅游集团董事长 42岁 美国 3385万元
12 陈传柏 昆明卷烟厂厂长 61岁 美国 1600万元
13 陆海莺 云南省证券公司总经理 49岁 美国 8000万元
14 闭东晨 云南省五矿公司副经理 27岁 不详 3263.2万
15 高山 中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长 43岁 加拿大 8.39亿
16 谢炳峰麦容辉 中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信贷员 28岁 28岁 泰 国 5250万元
17 萧洪彬 上海大东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43岁 澳大利亚 骗汇7.6亿美元
18 汪峰 佛山南海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 31岁 新西兰 3000万
19 陈安民 陕西咸阳无线电二厂长 45岁 匈牙利 200万
20 尹国强 北京九龙商贸责任公司经理 42岁 罗马尼亚 711万
21 钱宏 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 46岁 巴拿马 5亿元
22 徐晓轩 福建八闽通信机电设备公司经理 40岁澳大利亚 4.6亿
23 黄清洲广东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公司副总经理 47岁 泰国 13亿港币
24 付普照 陕西西安普照实业公司总经理 45岁缅甸4035万元
25 余艾青 北京赤艾商社经理 34岁 俄罗斯 900万元
26 蓝甫 厦门市副市长 59岁 澳大利亚 505.76万
27 仰融 上海华晨集团董事长金杯客车董事长 46岁 美国 不详
28 陈满雄 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 40岁 泰国 4.2亿元
29 周长青 西安市机电设备股份公司总经理 44岁 厄尔 5515万
30 钟武剑 海南省橡胶中心批发市场总裁 46岁 加拿大 5亿
31 王德宝 吉林省东辽县生产公司驻满洲里办事处副主任 30岁 俄罗斯 125万元
32 杨彦军 北京市房山区河北信用分社会计 32岁 蒙古 200万
33 郑治新 思茅地区孟连县国家税务局出纳员 36岁 缅甸 67万
34 方勇 宁波市交通银行办事员 25岁 加拿大 141万

35 李化学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副总经理 43岁 澳大利亚 1333万
36 金力成 瑞安市建设银行莘腾分理处副主任 33岁 柬 寨 123万元
37 艾合买提。依不拉音国企 新疆建设兵团农行乌鲁木齐支行办事员 31岁 俄罗斯 233.8万元
38 林进财陈国强 建行东莞分行金库保管员 30岁 31岁 泰国 950万元
39 马卫红 云南省祥云县医药公司批发部主任 38岁 缅甸 39万
40 刘佐卿 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 49岁 美国 1亿

 






发件人:"马建明" <zbmjm@163.com>  2011-07-22 13:30:0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死刑恰恰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死刑恰恰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马建明

2011年8月

     最近有两起命案闹的沸沸扬扬,那就是陕西的药家鑫案和云南的李昌奎案,药家鑫最终被判处死刑;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强奸杀人案犯罪嫌疑人李昌奎犯罪手段特别凶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李昌奎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中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失重。李昌奎在犯案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李昌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终审判决。面对网民汹涌澎湃的反对意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李昌奎强奸杀人案。李昌奎是死是活?人们正在拭目以待!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手段特别凶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强奸杀人犯做出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终审判决呢?

    这样做(取消死刑)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认为取消死刑是尊重生命,取消死刑是尊重人权。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取消死刑的后果是什么?取消死刑的社会效果是什么?现阶段取消死刑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受害人去死!!!死刑最大的意义就死要告诫人们,你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你不尊重他人的生命,你剥夺了他人的生命,你怎么能指望社会来尊重你的生命呢?只有尊重他人的生命才能尊重自己的生命!!!死刑的存在恰恰可以拯救更多人的生命,死刑的存在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阻止药家鑫和李昌奎的这样的人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取消死刑恰恰是对生命最大的不尊重,而死刑的存在恰恰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我们讲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决不是去尊重那些“手段特别凶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强奸杀人犯的生命和人权,而是要去尊重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和人权。

    在取消死刑问题上,在李昌奎是该死还是该活问题上,98%的民意喊杀,难道我们这个社会98%的人都是不尊重生命吗?

    曾经有个名导演排了一部战争影片“集结号”,然后对着观众大放厥词,说什么“视死如归”违背人性。在抗日战争中成千上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视死如归,以牺牲个体的生命,挽救了中华民族。当一个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成千上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视死如归、牺牲个体的生命恰恰是最大的人性!!!如果没有千上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视死如归,牺牲个体的生命,中华民族将不复存在!!!

    你懂什么叫人性?

    在取消死刑和视死如归这两个问题上,那个导演和某些法学家某些法官是一样的浅薄无知,一样的鼠目寸光,一样的井底之蛙。

    你懂什么叫尊重生命?什么叫尊重人权?

    打着尊重生命尊重人权的旗号取消死刑的背后也许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取消死刑同样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国际上有许许多多好的制度为什么不学,为什么单单在死刑问题上与国际接轨?

    在科学问题上,2%的人也许是对的,98%的人也许是错的;但是在社会问题上,2%的人绝对是错的,98%的人绝对是对的,因为你站在了98%的人们的对立面。
 

 

 

 

 

 

发件人:"sunhuijun8881" <13701165487@163.com> 2011-08-30 16:54:31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Fw:_转发:_转发 主 题: 转发

中美公务员工资制度比较

中国安邦咨询研究总部高级分析师 贺军

2011-08-19

     2011年,中国的中央部门公布“三公”经费成为一道风景。“三公”经费包括公费出国(境)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截至7月28日下午四点,98个中央部门中,有88个陆续公布了“三公”账本。从已公布数据看,公车费用占了大头,如88家中央单位2010年的“三公”总决算额为64499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则达到396551.7万元,约占2010年“三公”总决算额的61.5%;而2011年的“三公”总预算额为632398.7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也达到了384391.2万元,约占88家中央单位2011年“三公”总预算额的60.7%。在我们看来,三公经费本质上是一种职务消费,大部分应该算作中国官员的收入才更合理。
实际上,官员工资制度是研究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与社会公平的很好的窗口。我们综合公开资料,对中国与美国的政府官员的工资制度进行对比研究,会有很多让人深思的发现。中国把政府官员叫公务员,而在美国叫政府雇员。为方便起见,本文统称为公务员。

一、美国的公务员工资制度

    (一)美国公务员的分类分级

    要想了解美国公务员的工资制度,首先要清楚美国公务员的分类分级。根据1923年颁布、1945年修订的《公务员分级法》(Classification Act),美国公务员分几大序列,如政府行政序列、制服序列、司法序列、邮政序列、教育序列等。其中,政府行政序列的“白领”公务员,最接近中国所说的“机关干部”。行政序列的公务员分两类——普通公务员和高级公务员,高级公务员指美国政府各部和直属机构首长,高级公务员分5个级别(Level):高I级最高,美国国务卿一般可列为高I级,然后依次是高II级、高III级、高IV级和高V级。比高级公务员级别低的公务员都属于普通公务员,普通公务员分15级(Grade),每级又分10档(Step),美国85%的公务员属于这一类。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权力机构的最高首长的工资由国会单独制定。

    (二)美国公务员工资标准由法律规定

    美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有一系列的法律严格规定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总的原则是:公务员工资不得高于私营企业职工的工资;任何公务员工资的变动都要经过人民的同意,即人民的代表国会的批准;公务员加薪当任不得受益,从下任开始执行新工资标准。美国公务员现行工资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是1990年11月5日生效的《联邦公务员可比性工资法案》(FEPCA),以私企为参照的美国公务员工资制度就是该法案规定的。

    《联邦公务员可比性工资法案》开宗明义,列出了制定公务员工资标准的4项指导原则:(1)在同一地区,一定要毫不折扣地体现同工同酬;(2)在同一地区,工资等级差别取决于岗位性质和工作表现;(3)联邦政府公务员必须与同一地区私营企业同等工作性质的职工工资标准一致;(4)必须彻底消除任何联邦政府公务员与私营企业职工工资不平等的现象。

    由于通货膨胀,公务员工资每年有个年度微调,微调标准必须依据劳工部公布的私企工资成本指数(ECI),但公务员工资调整幅度必须低于工资成本指数0.5个百分点。法律还特别规定,只有总统有权动议调整公务员工资标准,但必须报国会批准。调整工资标准的前提是:发生全国性突发事件或严重经济情况而影响普遍生活水准。美国法律还规定了公务员工资封顶制度(Aggregate Limitation on Pay),普通公务员不管何种理由所有项目工资之和超过高一级工资标准,该工资不得支付。

    美国国会1789年9月25日通过的一个法案明文规定:“新一届众议员选出之前,任何有关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职报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这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回避制度。美国总统即使再有权力,也没有给自己定工资标准、给自己加薪的权利,总统花一分钱都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比如,1995年11月,美国国会与总统在平衡预算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国会迟迟不批准政府预算,致使大多数政府机构由于没有经费而关门七天。当时正值圣诞节,克林顿总统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付白宫的电费,才让美国第一圣诞树的灯光没有熄灭。

    (三)2010年美国各级公务员工资标准

    根据美国政府2009年12月23日向社会正式公布的2010年美国各级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新工资标准从2010年1月1日开始执行,各级工资统一比2009年上调1.5%。注意,这不是加薪,而是通货膨胀因素需要进行的年度微调。2010年,美国公务员封顶工资是199700美元,也就是高I级。2010年,美国总统的工资照样是400000美元,副总统和参议院议长及首席大法官的工资是230700美元。

    美国法律还规定,公务员与私企等其他劳动者执行同一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美国2007年5月25日生效的《最低工资法案》(Fair Minimum Wage Act)规定了三个阶段的最低工资:2007年7月24日开始为5.85美元/小时,2008年7月24日开始为6.55美元/小时,2009年7月24日开始为7.25美元/小时,最低工资平均每年增加12%。美国各州公务员工资与联邦政府基本一致,州长平均工资是124398美元,最低的缅茵州70000美元,最高是加利福尼亚州206500美元。美国州下的行政区划是县,县长工资一般在80000美元左右,超过100000美元的不多。

    (四)美国全国工资现状

     以2008年美国的统计数据为例。2008年,美国共有135,185,230名就业人员,平均年工作时间为2080小时,平均年工资42270美元。美国工资按照工种共分22大类800个职业。工资最高的5个职业是(从高到低):外科医生206770美元,麻醉师197570美元,牙医194930美元,妇产科医生192780美元,整形外科医生190420美元。企业老总的工资是160440美元,排第10位。律师的平均工资只有124750美元,排第16位。飞行员为119750美元,排第19位,法官、治安官为100450美元,排第35位,警察局长为76820美元,排第104位,普通警官为52810美元,排第273位。在教育系统中,工资最高的是健康学教授102000美元,接下来是法律教授101170美元,助教工资最低为23560美元,学前教育老师为26610美元,小学老师为52240美元,初中老师为52570美元,高中老师为54390美元。2008年,美国工资最低的5个职业是(从低到高):餐馆上菜工17400美元,厨师17620美元,饭馆洗碟工17750美元,餐厅酒吧配餐工18140美元,理发师18300美元。2008年,美国所有800个职业中的最大差距是外科医生和餐馆服务员之间的工资差,最高工资比最低工资高出11倍。

    (五)美国公务员工资与全国工资水平比较

    由于美国法律规定公务员工资不得高于私企,因此公务员工资标准的制定参照以往的私企标准,从程序上就决定了公务员工资低于私企。一般而言,公务员工资标准比私企落后1—2年。 2008年,美国公务员的封顶工资是191300,数据显示,美国公务员的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都低于私企。2008年,美国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在全国平均工资42270美元附近的是8—9级,在15个级别里属中上。不过,美国大多数公务员的薪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法律规定的公务员工资不得超过私企相符。

    美国审计总暑在给国会的审计报告中称,政府公务员平均工资与私企工资的差距越拉越大。如1990年,私企的工资比上一年涨了6.4%,而政府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只有3.6%,每年都是公务员工资的涨幅低于私企,这使得公务员工资与私企的差距越拉越大。该报告通过对全国60个大城市的数据分析,结论是,私企在90%的时间里的工资要比公务员高,有时甚至高出一倍多,平均高出10%左右。

    从美国政府每年招募公务员的情况看,公务员绝对不是美国人的首选职业。美国联邦审计总暑曾在几所大学进行调查,发现学生们几乎都对公务员职业没什么兴趣,在64个被调查的学生中,只有2个表示毕业后可以考虑应聘公务员。2005年,美国针对公务员工资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大多数公务员认为政府的待遇最差,在由私企转入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中,32%的人认为工资比以前低,34%的人认为与以前持平,只有33%的人认为比以前高。

     美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特点可以归纳如下:1、公务员工资标准通过法律规定,公务员无权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必须经过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2、公务员工资标准参照私企,且不得高于同类地区私企同等职别职工工资。3、公务员工资每年的微调增幅不得超过工资成本指数,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必须小于私企。4、公务员的任何工资变动必须报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并进行公示,公示在先,加薪在后。5、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透明,并且保证任何公民随时可以查阅公务员的工资标准。6、公务员工资标准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能把工资定得过高,否则就会出现几千人、几万人挣抢一个公务员职位的现象,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7、公务员工资不高于私企,有利于政府公务员队伍的人员流动,保持政府工作的高效率和高质量。美国公务员工资标准的参照物有3个:一是人均GDP,即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二是全国平均工资;三是全国最低保障工资。

二、中国公务员的工资制度

    (一)中国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制度

    中国公务员实行职级工资制,即职务级别工资制。其构成可分为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四个组成部分。其中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是职级工资构成的主体。职务工资是按公务员的职务高低、责任轻重和工作难易程度确定工资标准,是晋级工资制中体现按劳分配的重要内容。在职务工资标准中,每一职务层次设若干工资档次,工作人员按担任的职务确定相应的职务工资,并随职务及任职年限的变化而变化。级别工资是按公务员的能力和资历确定工资标准。公务员的级别共分为15级,一个级别设置一个工资标准。基础工资是按大体维持公务员本人基本生活费用而确定的,各职务人员均执行相同的基础工资。它有利于保障公务员的基本生活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工龄工资是按公务员的工作年限确定工资标准,主要体现公务员的积累贡献。除此之外,公务员的工资制度还包括地区津贴和岗位津贴。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公务员工资改革方案曾将公务员工资构成由四项压缩至两项,即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调整为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两项。

    (二)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几个原则

    1、正常增资原则。所谓“正常增资”,就是国家定期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即政府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按法律规定保证必要的经费用于增加公务员工资。这意味着,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原则中,即规定了要定期给公务员涨工资。一方面要定期、全面地调整公务员工资标准;一方面要通过对公务员的考核,定期给公务员增加工资。实行正常增资原则,一方面能够使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相应提高,另一方面,能够使职务相同而任职年限或工作年限不同的公务员之间,在工资报酬上拉开差距,激励他们更好地尽职尽力。

    2、平衡比较原则。该原则认为,国家确定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时,应将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作为参照系以不断调整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使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大体持平。这一原则意在使工资分配中的公平合理原则在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得以实现,并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

    3、物价补偿原则。国家根据物价指数的变动,适时调整公务员的工资,使工资增长率高于或等于物价上涨率,以保证公务员的实际工资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

    4、法律保障原则。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外,国家行政机关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或者扣减公务员的工资,也不得提高或者降低公务员的保险和福利待遇。即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必须是在公务员遇有晋级、晋职、定期晋升工资档次、调整工资标准、调整保险福利待遇等情况时,才能按照规定进行;减少公务员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必须是在公务员遇有受到降级处分、降低职务等情况时,才能按有关规定进行。

    (三)公务员的福利和保险

    除了工资收入之外,中国的公务员还享有福利和保险,这也应算作他们收入的一部分。福利是国家行政机关在工资报酬和劳动保险以外,通过举办集体福利设施、提供服务以及发放补贴等形式,给予公务员的一种生活保障和生活享受。

     中国公务员福利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很广泛:一是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浴室、理发室、疗养院等;二是文化宫、俱乐部、图书馆、游艺厅、体育场、游泳池等;三是上下班交通补贴、防署降温费、洗理费、房租补贴、生活用品价格补贴以及生活困难补助等。此外,国家公务员还可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病假待遇、产假待遇和年休假待遇等。公务员福利经费来源,按工资总额的比例,从行政经费中提取。

    公务员的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程序建立的对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的公务员给予物质帮助的制度。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务员在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基本生活需要。

    (四)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水平

    在计划经济和福利制度之下,中国过去对公务员实行的是较低工资制度。资料显示,在2000年,中国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人均工资在15个大行业之中的排名为第8,在社会工资水平中属于中等;在此后两次加薪之后,这一排名提高到了第5或第6名。有意思的是,中国公务员的工资都是政府自己给自己涨。国家公务员的历次加薪都是由国务院来做出决定。从1985年以来,中国已9次调升公务员工资。

    第一次调整:1985年6月,由以级别定工资的职务等级工资制转到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结构工资分为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和奖励工资四个部分。改革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为10.2倍(不包括工龄工资和奖励工资)。

     第二次调整:1989年,为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国务院决定给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普调一级工资,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解决专业技术人员工资中的一些突出矛盾。这次改革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仍为10.2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三次调整:1993年10月1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国家干部变为公务员,按不同职能,将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分为四个部分: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工龄工资,其中,以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为主体。这次改革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为6.1倍(不包括工龄工资)。这次工资制度改革同时确定机关与企业、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工资制度。机关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与企业相当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大体持平。

    第四次调整:1997年7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机关行政人员基础工资标准由原每人每月90元提高到110元。机关新录用人员的试用工资相应提高:大学本科生由每月70元提高到225元;硕士生由每月97元提高到260元;博士生由每月105元提高到290元。此次加薪充分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调整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仍为6.1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五次调整:1999年7月,公务员再次加薪,将基础工资标准由每人每月110元提高到180元,级别工资标准由十五级至一级每月55元至470元提高到85元至720元。通过这次调整,机关干部的高低工资差别为5.6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六次调整:2001年1月1日,基础工资标准由每人每月180元提高到230元,级别工资标准由十五级至一级每人每月85元至720元,提高到115元至1166元。调整后的国家公务员高低工资差别为5.7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七次调整:2001年10月1日,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国务院决定再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人均月工资增加80元,增幅为15%。主要体现在“职务工资”上,由原来的50元至480元提高到100元至850元。调整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为6.4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八次调整:2003年7月,将职务工资由原来的100元至850元提高到130元至1150元。调整后的国家公务员高低工资差别为6.6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九次调整:2006年实行了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再度调高公务员工资。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公务员平均工资是33869元/年,月工资2830.75元。不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应该只是名义工资部分,并不包括津补贴福利奖励等部分。而后者在公务员实际收入中所占比例相当大,大约接近或超过名义工资部分。因此公务员平均实际收入水平大约在5000元/月上下。与此同时,中国不少企业人员的平均实际收入水平每月只有1000多元,难以越过2000元。在部分财政状况较好的城市(如北京),公务员工资实际的是“3581”制度,即科、处、局、部级公务员月薪分别为3000元、5000元、8000元以及1万,这样,一个处级公务员的工资就高出最低工资(以500元计)9倍。

    (五)中国公务员巨大的灰色收入和职务消费

    单从工资收入看,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并不算很高。但在中国,当公务员往往有数量不小的灰色收入,以及大量的职务消费。中国的灰色收入有多少?这恐怕是个永难精确的秘密。

    据中国学者王小鲁完成的研究课题显示,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比国家统计局住户收入统计调查的结果,要高出9.26万亿元,这部分“隐性收入”比2005年的4.85万亿元增长了近一倍。隐性收入之中的大部分为灰色收入。据王小鲁的推算,灰色收入的规模在2005年是2.66万亿元,是当年官方统计居民可支配收入规模11.06万亿元的24%;2008年是5.4万亿元,是当年官方统计居民可支配收入规模17.87万亿元的30%。灰色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正常收入增长速度。

    有条件获得灰色收入的人群中,公务员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群体。虽然中国公务员的灰色收入难以统计,但从近年不断曝光的各地官员的高消费、多套住房、腐败的生活方式来看,相当一批官员的灰色收入数额极大。被判刑的腐败官员的涉案金额也不断向上突破,最近几个案子已达数亿元之多。

     除了寻租腐败之外,另一块巨大的公务员消费就是“三公”消费。在“三公”消费中,有相当一部分消费根本不是为“公”,而是完全的个人消费。中国财政部相关人士今年7月曾透露,2011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94.28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占62.78%。但过去全国政协的有关调查显示,中国全国的“三公”经费可能高达三个3000亿,一共9000亿!
中国不少学者认为,“三公消费”就是一种腐败现象,政府公务员一旦获得了权力,就会产生大量的“三公消费”,吃喝不花钱,随便滥用公车,找个理由就出国。这种特权腐败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特有的公务员收入体系中的一部分。

    (六)中国公务员收入特点导致公务员队伍急剧扩张

    整体来评价,中国公务员收入制度的特点就是:中等的工资水平+大量的灰色收入。这使得中国公务员在全国收入层次中,居于很有吸引力的中上水平。收入水平提高了,是否能带来中国公务员廉政水平的提高呢?显然不是。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即便是在数次加薪之后,在1993-1997年间,全国共查处职务犯罪案件387352件,其中贪污案102476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近年的相关数据,可能愈演愈烈。

    中国公务员收入特点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公务员报考人数近年迅速增加。如2011年国家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就有141万人报考。一些最热的职位,创下了4961∶1的纪录。有统计称, 2010年中国公务员报考合格人数达到了146万人。而2003年,这一数字只有8.7万,7年间就增长了16倍!调查显示,79%的人称,100多万人报考公务员就是为了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千军万马争考公务员的结果,是中国公务员队伍急剧扩大。根据公开资料,2003年,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与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高达15766亿元,占2003年GDP的13.52%。而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元中的37.58%,由被供养人员所消耗。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中国共有国家机关干部(也就是“公务员”)653.67万人。除此之外,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中尚有400万事业编制或工人编制的准公务员,再加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商、派出、城管等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县、乡、村基层管理架构中,靠收费和罚款等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约为2000万人;1270万各类非编制聘用人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实际已经超过7000万人。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不到全国人口4%的“吃皇粮”的群体,消耗了全民财政收入的30%;而德国同样的支出是财政收入的2.7%,埃及是3.1%,印度是6.3%,加拿大是7.1%,俄罗斯是7.6%。
公务员收入制度和规模,可视为一个国家、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的窗口。从这个窗口来看,中国显然还有极大的需要改革之处。

(注:安邦咨询公司是中国内地一家独立智库机构,专注于财经与公共政策研究。本文只代表该机构观点。)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1-08-30 10:01:26 +0800 收件人: "王 韵华"<yunhuaw99@yahoo.com>,  抄送:标题: 杨晓陆传文(附件)

助日转嫁核污染残害中国人民该当何罪?

杨芳洲

2011年8月26日

    在日本核辐射并未得到有效控制,仍在继续污染土地、河流、空气、海洋之际;当这些污染造成日本农产品、海产品辐射超标卖不出去,并因此引起世界各国均严禁日本食品进口,而日本却以全球为壑,绞尽脑汁向他国转嫁核污染之时;我国总理却居然在5月21日访日行程中不顾自己国民的生命健康,率先承诺放宽日本农产品进口,消息传来引起国人一片愤怒声讨,许多网民质疑温相到底是中国总理还是日本总理?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若为日本人如何当了中国总理?若为中国总理中国人,为何对日本人如此偏爱而对同胞却如此残忍?为了富甲天下的日本区区一丝经济利益,竟不惜牺牲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让国人吃日本人自己都不吃(从而价格一落千丈)的核污染食品?虽美其名曰:“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注1],但核污染地区的食品如何能确保人身安全?日本的货物在其国内是流动的,日本的海水也是流动的,我海关也不可能将每件日货都检测,日本又有嫁祸他人之心而不可能自律(如在世贸公然抱怨世界各国“歧视”日货,以邻为壑将其核污水排入大海,已向我国大规模转嫁海盐、海鱼等核污染食品等等),真要确保人身安全,只能如全球许多国家所为,严禁日本食品(并严格限制其它日货)进口!

    正如我今年4月在《日本核污染正转嫁我国》一文中所说,正常情况下农产品、海产品日本输入中国很少,而从中国进口却很多,这是因日本这些产品比中国贵得多(一般有几倍差价),因此像今年3月28日输入17500吨日本海盐,及4月7日满载日本海鱼的6个货轮这样大量进口我国是很反常的现象。地震前价格昂贵的日本盐和海鱼根本不可能大量流向价格低廉的中国。这种现象只有在这些日本货价格一落千丈,低于中国同类产品时才有可能。因此,能够卖到中国的日本海产品、农产品必定是在其国内卖不出去价格暴跌(甚至根本不许卖)的受污染产品。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日本为“入常”自诩其为“负责任的大国”,理应在禁止其国民食用核辐射区农产品时也严格禁止其核污染食品流向世界祸害人类,但日本不仅在世贸组织抱怨世界各国“歧视”日货,而且以邻为壑将其核污水排入大海,甚至大量向中国输出其卖不出去的核污染食品,其嫁祸他人之心已昭然天下毫不掩饰,此时温相却要牺牲我们中国人民的健康来满足日本人害人之心,似此公然助纣为虐残害同胞,虽史上巨奸也难望其项背。

    日本国民总产值(GNP)高于其国内总产值(GDP)至少一倍至数倍,而中国GNP仅有其GDP的一半(另一半是外国人占有的财富),因此日本人均国民产值(GNP)高于中国数十倍,而且其品质全都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利益。不似中国,真正属于自己(只占GDP一半)的国民产值(GNP)品质低劣,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官僚买办实现的卖国欲望(财富外流),其次是五花八门的大量腐败收入(归贪腐黑恶占有),然后是大量资源错配及腐败造成的严重浪费,剩下一点留给中国人自己的还大部分(90%)是假冒伪劣。因此,考虑到品质因素,日本人均占有财富至少是中国的数百倍。

    可见,日本政府补贴其农民、渔民因核污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所费不过其巨大财力之九牛一毛,一碟小菜而已。但因日本核污染其放射性半衰期较长,每年都补贴下去连续几十年几百年,终究是增加一永久性经济负担,虽此负担与日本庞大的国民收入及财政规模相比并不显著,但精明的日本人还是算计着要将其转嫁出去。

    日本数年前就一直在全球(亚、非、拉美)租买优质农地生产无污染的绿色有机食品供应日本市场。其中在我国就租、买了成千上万亩土地生产有机粮食、蔬菜,牛肉等出口日本,或供应在华日人。仅我媒体就已披露:由日本朝日啤酒株式会社、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三家世界500强企业共同出资组建的朝日绿源农业高新技术有限公司,5年前在山东莱阳市签订了一份涉及上千亩耕地的农地租赁“洋合同”,并有意将基地扩展至3000亩,朝日啤酒最高咨询主席濑户雄三多次表示,莱阳项目成功后要在我国“克隆”二三十个同样的项目。

    绿源公司养殖奶牛每年约需2.2万吨玉米做饲料,按照玉米亩产500公斤计算,需要4.4万亩耕地来生产。该公司生产的牛奶和草莓主打高端市场,多数销往青岛、上海等城市的大型超市,尽管牛奶价格高达18元/升,草莓价格高达每公斤140元以上,目前项目仍处于亏损状态, 5年来,朝日绿源的种地方式不重产量重品质,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甚至不除草,一亩地的产量仅是当地人的一半。[注2]

    2008年全球粮食涨价潮给日本粮食安全保障敲响了警钟。2009年4月,日本政府牵头举办海外农业投资促进会议,此后又颁布了《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海外农业投资相关指针》,这一政策的宗旨是通过官民协力,鼓励日本企业加大在海外的农业投资,投资覆盖生产、收购、流通、出口等多个领域。具体措施包括:通过政府间经济对话和合作,促进有利于日企对外农业投资活动的政策和环境;鼓励国际合作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支持日企海外农业投资的资金需求;通过W T O多边框架或双边谈判,力争减少粮食出口限制,确保日本粮食进口稳定。[注3]

    日本震后因大量农产品、海产品受严重核污染而禁止其国民食用,已大增食品进口以满足国内(对安全食品)的需求。而日本人自己不吃(因而在国内卖不出去)的核污染食品,日本却并不想弃之荒野,而是要卖给中国等,所得钱财再用于进口中国等无核污染的安全食品,其实质无非是以自己的核污染食品交换他国的安全食品。即将自己的核污染转嫁他国,也消除或大大减少核污染农业补帖这一永久性经济负担。

    此一厢情愿嫁祸于人之计对于那些能维护其国民食品安全利益的国家起不了多大作用,(像印度这个尚有相当腐败的第三世界国家都知道严禁日本食品进口,)但对于中国这个将外国利益奉为最高原则的国家,尤其有温相这样专以卖国媚外为第一要务的大管家与之配合,这种助日向中国人民转嫁核污染的中日“合作”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仅媒体一些偶尔报道就可见其端倪。如:今年3月28日17500吨日本海盐从日本抵达我国泰州[注4]。 4月7日满载日本海鱼的6个货轮分别运抵青岛、大连、上海、广州、深圳、海口6城市港口[注5]。

     (据我国“南峰”号调查船赴福岛以东海域对海水检测结果显示:首批海水样品中全部检出了放射性核素铯-137、锶-90,以及正常情况下海水中无法检测出的铯-134,这三种核素都是日本福岛核泄漏释放的污染物质。其中,铯-137、锶-90最高含量分别超过中国海域本底范围300倍和10倍。[注6] 如此高浓度核污染废水产出的鱼类海鲜,现正源源不断运到中国城市,尤其大连,据当地人说其海鲜很大一部分是从日本进口的。)

    另据日本共同社6月22日消息,日本三菱商事宣布,将通过与旗下两家肉类加工企业伊藤火腿和米久成立的合资公司,于7月向中国中粮集团旗下肉食业务控股公司入股33%,打入中国的肉类市场。

    三菱商事将通过此次合作,向中粮集团提供肉类原料,并寻求将合作领域扩大到其他食品。三菱商事和中粮集团计划到2017年为止投入100亿元在中国国内扩大畜禽养殖和加工销售,以及进口业务。力争将销售收入从2010年度的23亿元提升至181亿日元。三菱商事方面到2017年为止的投资额预计将达到33亿元。[注7]

    仅据官媒以上正式披露的信息,即可见日本的核污染农产品、海产品正通过温相开的绿灯大量进口我国,或直接进口,或通过合资方式进口。作为补充,却从我国运回大量优质廉价的农产品、海产品。其中既有日企在中国土地上获得的高端农产品,也有更多我国对日传统出口的优质食品原料,如黑龙江非转基因天然大豆及优质的五谷杂粮等等。因此,日本地震核污染后,中日之间农产品、海产品的贸易交换,就完全成了日本从中国攫取安全的优质食品原料并向中国转嫁核污染的利日害我之事。日本人吃中国产的无污染安全食品,中国人吃日本产的核污染废品。

    最初在网上刚披露日本6艘装满海产品的货轮4月7日分别运抵我6个沿海城市,引起舆论强烈反弹后,4月8日,我国家质检总局赶紧再次发布公告,扩大禁止从日本进口食品、农产品的品种和产地范围,似有亡羊补牢平息民愤之意。但因禁止进口范围仍未扩至日本全境,还远不能确保防止日本核污产品输入我国。而此次温相赴日,竟连国家质检总局这可怜的部分禁止日本农产品进口的有限自保措施也弃之不顾,当面对日相许诺扩大日本农产品进口,以牺牲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向阴谋害我之日人买好。
日本人既转嫁了经济损失,又将核污染祸害了中国,自然是心满意足得意洋洋,难道温相也对自家民族灾难喜闻乐见幸灾乐祸?我们这位相爷竟这般缺乏心肝!

    说起温相的良心,人们常见的是他刻意表现出的同情心,经常在镜头前眼泪汪汪,于是有人送他一影帝称号,但除了镜头前的眼泪,国人就再无缘领略他“关爱”人民的表现,倒是经常领教他腐败卖国导致的灾难。

     也是这位温相,自己吃着昂贵的特供,却硬是要把全中国的农业和林业物种都转基因,吃天然食物乃最基本人类生存权,也是一切生灵天经地义的天赋之权,温相为了美国转基因资本大鳄的利益,与之沆瀣一气,视我种族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如粪土。且手段卑劣,机关算尽,两面三刀,一方面对人民强烈的反对声音予以批示:“以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为最高原则认真研究妥善解决慎重处理”;另一方面却暗度陈仓,在300亿育种研发基金基本全给了转基因项目(非转基因育种研发仅1.8亿)的基础上,又追加巨额财政拨款悄然大规模全面推进我整个黄淮海地区小麦、大豆、玉米的转基因产业化,妄图将中国人民淹没在转基因的汪洋大海中从而彻底丧失不吃转基因的选择权,这已构成前所未有的反人类种族灭绝罪!!!

    在转基因危害已昭然天下,连美国都对之反省之后,我不仅在不做任何检测和动物实验的情况下继续进口美国等转基因大豆、玉米,而且进口数量逐年大增,前年进口转基因大豆4000多万吨,去年5800多万吨,转基因玉米1000多万吨,今年更多。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而且我天然优质大豆也濒临灭绝。而我之所以遭此巨大灾难,不过是为了美国孟山都等获得利润。可见温总眼里中国人民的任何利益(包括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可以为美国大资本牺牲掉,至多掉几滴眼里就可以摆平。

    温相在美金融危机经济岌岌可危之时,量中华之物力,以我巨额财富(货币和商品形式)为老美输血垫背,对美国资本和美国经济贡献巨大,因而于2009年11月30日被美国广播公司(ABC)评选为自2000年以来改变了美国经济的十大杰出人物[注8]。这十人中九人是美国人,包括现任财长盖特纳、前财长保尔森以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唯温相乃获此殊荣之唯一外国人。温相给中国人民的只是几滴眼泪,却将中国人民的巨额财富拿去送给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于是原本完全是美国及西方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便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使我国成为全球危机最大的受害者和冤大头,正面临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崩溃的前景。

    温相不仅对美国利益奉若圭臬,对日本及西方国家同样如此。温即相位之初,就盛传他“不带大礼就不出国访问”,早就是名副其实的送礼总理。访问西方国家随手签订巨额订单已是家常便饭。刘志军掌管铁道部期间,将中华之星等我国自主研发且取得巨大成功的八种高速列车机车全部扼杀,然后通过全面进口日本等国的高速列车和高铁技术设备对外输送巨额利益,暴露出诸多腐败问题(如铁道部大员境外大量存款等),其政治保护伞就是温总(温保了刘三次)。除铁道部外,国务院其它部门也大量存在对外输送利益问题,从未见温相予以制止。

    2007年4月,温总理访日,称为“融冰”之旅,访问刚结束,日本参议院就于4月20日通过了《海洋基本法》和《海洋构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这是专为其海洋扩张(包括侵吞我东海和钓鱼岛)而制定的法律,从而使温刚与日本人签署的“中方同意在不违背双方法律的条件下,尽快在争议海域共同开发,”成为名副其实的作茧自缚(奇怪的是我方却对此一直不改口,“东海共识”中也还是这么说,中国的主权竟要受制于外国法律),东海、钓鱼岛形势因此更加严峻。
访日期间温总理刚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日本众议院委员会当日就通过了有关修改宪法的“国民投票法案”,并于第二天(4月13日)在国会正式通过。为其修改(废除)和平宪法彻底扫清了道路(温相为了“友好”对此却未置一词)。安倍的支持率因而上升7个百分点,首次超过50%[注9]。日本人占尽了我“融冰”的便宜,却未承诺不支持台独,安倍甚至连自己不再参拜靖国神社这个及其表面的象征性东西也未承诺。总之,温相“融冰”之旅使决意再走军国主义扩张道路的日本获益巨大,日本所得既我之所失,我付出如此巨大代价仅换得日方欢迎温总四公里的红地毯。

    2007年12月,小泽一郎和首相福田先后访问北京,其实小泽、福田访华都是从大的国际战略考虑,并未指望能马上解决东海问题。温总理和福田28日会谈时,高村正彦外相在东京说,(东海问题)会谈不会取得什么突破,两国存在很大分歧[注10]。但高村话刚出口,温、福会谈一结束福田就宣布:“日中在解决东海天然气田的争议方面取得了进展。”[注11] 这是指共同开发我春晓、龙井等气田(日本享有与我完全对等的入资分益权利),日本人嘴里说出来的“争议取得了进展”显然是指其无理“争议”取得了进展。可见温相送出的大礼出乎日本意料。正是此次“东海天然气田争议”的进展,奠定了日后丧权辱国的“东海共识”之基调。

    2010年5月末,鸠山内阁因美军基地搬迁问题未能实现承诺而面临下台,温相访日却以“东海共识”签约换文谈判这一巨大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礼去救岌岌可危的鸠山政府,鸠山在代表日本政府接受中国这一重礼后,立即宣读了早已拟好的辞职信。(与福田完成“东海共识”使命后突然辞职如出一辙。使命完成则心满意足下台,换一个首相继续谋我东海。) 鸠山临下台前骗成了东海共识签约谈判,我却上着杆子心急火燎地给人家送大礼,而且差一天这个礼就送不出去了。这绝对是里应外合的卖国行为!正因为知道鸠山要下台了,才急急忙忙赶在最后一天把大礼送出去。 于是当年7月27日中日举行首次东海问题原则共识政府间换文谈判[注12],意图将丧权辱国的“东海共识”落实为条约。我东海、钓鱼岛领土危机进一步加深!

    因温相等权贵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对日一味妥协叛卖,使其摸到了我绥靖主义的底牌——不会真正对抗。日本遂决定对我钓鱼岛的侵占升级,变低调控制为法理占有。2010年9月7日上午,我国“闽晋渔”5179号拖网船在钓鱼岛海域与入侵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相撞。而后日船竟如强盗般公然将我渔船和15名船员绑架到日本,并对我船长詹其雄判拘刑10天,期满后又加刑10天。后在美国调停下(为此当然少不了美国的好处),日本在第二个10天刑期期满前提前5天放人。这期间我不仅坐视日本在全世界面前高调完成钓鱼岛“执法”过程,而且还严厉压制保钓分子和群众抗日爱国活动,使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呈小规模零星状态(远不如日本接连不断的大规模反华游行),我当局因此受到日外相前原诚司的夸奖[注13],也消除了日本人最大的担心。(日本人知道中国绝对不会出动军队,唯一担心的是人民反日斗争高涨将严重影响日本在华利益,甚至将日本拖进与中国得不偿失的全面对抗。)于是呈现在全世界面前的是:日本在钓鱼岛“有效”地执行其国内法律,处罚了“入侵”的中国渔船船长,日本民众接连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中国“入侵”钓鱼岛。而中国却并无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只是政府要日本放人。日本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以此向世界表明钓鱼岛在日本法律有效管辖之下,中方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国民释放与否。日本这个如意算盘竟在我方配合下得以完全实现。

    日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修复受损的中日“正常”关系——即单方面有利于日本的中日关系。否则其钓鱼岛侵占升级之得不足以弥补稀土、煤炭、东海等等之失。于是温相再次带头亲善“融冰”。日本高官透过媒体一再表示希望“双方尽快展开高层对话”,尤其希望菅直人与温家宝直接会谈。本来我政府因日外相前原诚司的无礼已宣布东亚峰会期间不与日本会谈,但温相还是急日人所急,于2010年10月30日在河内出席东亚峰会前,在休息室同日相菅直人进行了十分钟非正式会谈[注14]。于是,“撞船事件”后我国停止省部级以上高官与日本双边交流的禁令就这样不攻自破,冰就这样融了。没过多久,我国稀土、煤炭等珍稀资源(因恢复“亲善”)又照样大量出口日本。今年3月,杨洁篪外长又宣布“有一百条理由使得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中国坚持两国在东海问题原则共识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刚被人欺辱一番居然还能强颜欢笑,可谓人至贱则无敌!)
钓鱼岛“撞船事件”就这么过去了,一切照旧,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唯一不同的是日本对钓鱼岛的低调控制变成了“法理占有”,并且明目张胆地派出大量渔船前往钓鱼岛捕鱼,我国的传统渔场就这样变成了日本渔场。钓鱼岛事件以日本完胜,我之完败告终。整个过程我们始终在配合日本实现其每个具体目标,其中温相作为政府首脑带头融冰“亲善”,“功不可没”。

    由于温相等买办权贵在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上对日本强盗行径和无理争议的彻底满足,极大地刺激了我周边邻国(越、菲、马、印、韩、印尼等)及西方列强对我领土主权及各方面权益的贪欲,他们纷纷效仿日本与我无理“争议”,侵占瓜分我领土领海及各方面利益,造成我今日外部环境四面楚歌举目狼烟之危。前些日子的南海危机,正是钓鱼岛事件我听任日本侵占升级,丧权辱国却又继续“友好”的直接后果。

    纵观温相以上“业绩”,方知其媚外卖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业绩”若在毛泽东时代,仅有其一就足够枪毙数回。可叹今日之中国,已然是非颠倒,爱国无自由,卖国却可随心所欲,即便滔天卖国大罪也可理直气壮不受任何追究。因此才会有今日温相助日转嫁核污染不以为非不以为耻,堂而皇之大行其道之旷世奇闻。人们除了惊讶、愤怒,却又无可奈何。

    今日中国有救乎?种族安全、人民生命健康尽可随意贱卖给外国,人民不如猪狗?! 我一切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维护国家利益应是其第一位天职。爱国则应是所有公职人员首要的从业条件和标准,凡不爱国者均不应担任公职,已担任公职者也应解除其职务。这应是一个国家对公职人员最起码的要求。凡卖国者必受法律追究!这是维系国家最起码的法纪基础,任何国家概莫能外!否则国何以成其国?其分崩瓦解无日矣!

    然而买办权贵、汉奸大吏不仅享有随意卖国的自由,据悉其退休还享有安插高官职位的举荐权。(权奸分肥——许其再下些小汉奸当接班人么?)若下届领导班子也如此产生,汉奸卖国成永恒主旋律,中华民族岂有翻身之日?其实只要订下一条规矩,官员若有卖国及腐败行为,必追究其举荐者行政及法律责任!如此似乎可对抑制汉奸世代传承繁衍起些作用。但汉奸卖国直接犯罪都不能依法查处,怎追究其举荐者?

    因此,汉奸卖国是应依法惩治的问题,谈何退休举荐权?国家严明法纪,请先从惩办卖国者始!尤其最恶劣之明目张胆丧心病狂助日转嫁核污染残害中国人民者该当何罪?!!请先明正典刑!!!

注1:《温家宝:中方愿放宽进口日本农产品限制》2011-05-22 武汉晚报
http://news.cn.yahoo.com/ypen/20110522/374138.html)
注2:《日本跨国公司在山东租地:中国后院或变他国农产品基地》每日经济新闻网
http://www.nbd.com.cn/newshtml/20110523/20110523113131413.html
《在华日企种粮养牛不打农药瞄准高端市场》2011年07月12日来源:新京报
http://news.cntv.cn/china/20110712/101968.shtml中国网络电视台 > 新闻台 > 中国图文 >
注3:《日本跨国公司在山东租地:中国后院或变他国农产品基地》每日经济新闻网
http://www.nbd.com.cn/newshtml/20110523/20110523113131413.html
注4:《装万吨海盐外轮从日本抵泰州 无异常入境(图)》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www.qingdaonews.com/gb/content/2011-03/29/content_8718100.htm
注5:最早的新闻来源是凤凰网的报道,但该文很快被和谐。现在残存的是一些网络文章,如:http://article.daqi.com/lt_fast/5466168.html《日本受核辐射海产品运抵中国 沿海城市全线告急!!!》虽然这类广泛转帖的网络文章绝大部分都被删除,但对其内容却从无任何机构和人员出来辟谣。
注6:见2011-08-09 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中国“南峰”号调查船顶着日方阻挠测得核污染实情》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1-08-09/content_3445927.html
注7:《日本三菱商事将携手中粮集团打入中国肉类市场》2011-06-22 环球网>财经>滚动>正文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1-06/1774260.html
注8:《温家宝总理入选本世纪改变美国经济十大人物》人民网>>温州频道>>政经
http://wz.people.com.cn/GB/139013/10507026.html
注9:见《参考消息》2007年4月17日第二版,法新社报道《安倍支持率过半受益于对华外交》。
注10:“法新社12月28日电:在温家宝和福田会见时,日本外务大臣高村正彦在东京说,他认为会谈不会取得什么突破。他说,两国存在很大分歧。”(2007年12月29日《参考消息》第1版。)
注11:2007年12月29日《参考消息》第1版“法新社北京12月28日电: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今天会见中国总理温家宝后说,日中在解决东海天然气田争议方面取得了进展。”
注12:《日中拟27日在东京举行东海油气田条约首次谈判》中日经济技术研究网2010-07-20
http://www.cnjpetr.org/renyuanwanglai/zuixinzixun/20100720/22026.html
注13:见《联合早报网》《日本外相赞中国处理反日示威》
http://realtime.zaobao.com/2010/09/100919_28.shtml
注14:《温家宝与菅直人在河内进行十分钟非正式会谈》
http://bt.xinhuanet.com/2010-10/31/content_21274343.htm




 

 

 

 

发件人:"yang"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1-08-30 10:01:26 +0800 收件人: "大军"<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传文(附件)

中国外交在利比亚的溃败

----骑墙派天理何在?正义何在?

《智本论》作者  相晓冬

 2011-08-27

    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乃至华约的解散结束了整个世界的冷战格局,没有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联合阻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于是启动了新一轮的全球扩张,这一次,发展中国家的孤立分散给了西方列强以各个击破分而食之的机会。 

    资本主义这一轮的全球扩张,与帝国主义阶段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有所不同,这一轮的全球扩张,资本主义在产品输出的基础上增加了品牌输出和技术输出,他们用品牌和技术去控制市场和产业链,其目的就是要用无形资产剥削落后国家;而在资本输出的基础上,他们又增加了金融投机资本的输出,利用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通过操控投机活动而洗劫落后国家的财富。  

    伴随着社会生产方式从体力劳动主导的物质生产转变为脑力劳动主导的精神生产,这一生产方式的革命使得资本正逐步丧失了生产中的统治地位,而资本主义也开始在金融市场滑向投机的泥潭而沦为投机资本主义,而这一特点一旦通过资本主义的扩张而表现出来,就是货币战争。  

    投机资本主义时代的货币战争分别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展开——在微观层面上,它表现为在金融领域活跃的的那些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如高盛、摩根、量子基金等遍布世界各地的各种金融机构;而在宏观层面上,则表现为美元、欧元、人民币等各个主权货币之间的较量,表现为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博弈。  

    由于美国在世界上拥有无可取代的霸主地位,这种霸主地位则必然在美元上体现出来,只要开动印钞机,美国就能从全世界提款,就能榨取全世界人民的血汗,但美元废纸要维护自己全球硬通货的强势地位,必须最大限度地抓住全球范围内的石油、黄金等战略资源,并强制这些资源用美元交易,美元只有统治全球的资源,才能统治全球。    

    洞悉美元的这一全球战略,是理解美国全球战略和世界格局演变的一把钥匙,也才能判断整个世界的是非曲直和善恶忠奸——为了石油利益而将炮火对准利比亚的北约却高举着民主、自由这种道貌岸然的旗帜,而一群中国的洋奴们却将卡扎菲定性为独裁者而倍感大快人心,就连中国这群势利的外交精英们也都做起了见利忘义鼠目贼眼的骑墙派,天理何在?正义何在?  

    搞企业离不开能人,所以有能人经济;搞政治也离不开强人,有强人政治。整个地球仍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丛林法则仍然支配着整个人类社会,任何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选择铸就自己的民族英雄以带领自己的人民抗衡西方资本的奴役,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因此,卡扎菲不是他自己,而是利比亚民族和历史的产物,评价卡扎菲的存在应该以利比亚的和平安定为目的,应该以利比亚的国民利益为标准,应该以世界和平这一大义为目的,而绝不是以西方国家看着顺眼为目的!绝不是以西方国家的石油利益为目的!  

    在对待利比亚的问题上,中国的这群外交精英们溃不成军屁滚尿流,他们不仅让中国丧失了在利比亚的投资利益,而且也丧失了正义,丧失了中国当年在非洲、亚洲以及全世界赢得的民心,这种交以利而非交以义的外交思维在本质上是重利轻义见利忘义,是国际交往中的势利眼,这种思维哪里还有一点中国文化的影子?哪里还有一点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时候,毛泽东曾说,这是非洲的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可是看看现在,我们何曾把非洲的黑人当兄弟?我们也给了不少非洲的国家以经济援助,但这不还是交以利的思维吗?给人以利算什么本事,能够在危难之际仗义执言才是真本事!  

    以利交人,动辄就给人施以经济援助,动辄就免去多少债务,这是穷汉子乍富的外交思维,是显摆口袋而非脑袋的外交思维,以利交人,中国比不上美国,因为美国不但有钱,而且有势。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国家与中国建交,而中国在世界上却没几个真正的朋友。  

    以义交人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外交思想,因为义,正是社会责任,正是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它可以赢得天下人心,它可以联合起全世界的正义力量并铸成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固城墙。  

    可是看看我们的外交部长,居然在卡扎菲失利之际向联合国表白自己的忠心,说什么“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别说卡扎菲还没有最后失败,即使真的失败的话,他也不是利比亚人民的选择,而是北约飞机炸弹的选择,是西方资本追求利比亚石油利益的选择!  

    在整个世界格局中反观中华民族的形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斤斤计较于自身利益的暴发户、一个背弃了正义之心的势利眼、一个遇到危险就躲开见到利益就上去的个体户、一个左右权衡利益得失就是不考虑道义和大局的骑墙派、一个忘记了唇亡齿寒假道伐虢等古圣先哲智慧的弱智蠢货、一个只会高举着孔子像四处求和而非奉义尊道的不肖子孙!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利比亚问题上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外交失误导致的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节节败退,导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丧失了道义的高地,这种默许西方国家赤裸裸地以军事手段干涉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行为在本质上助纣为虐、姑息养奸和为虎作伥!它在本质上是在为中国本土的自由化思潮、民族分裂势力和针对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张目!  

    这种先失利进而失义的外交溃败,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战术失误,而是外交思想的根本性错误和战略性错误,是丧失原则只顾自己的右倾投降主义,它标志着中国在外交思想上彻底丧失了正义和道义,标志着中国的当权派精英丧失了对世界格局的判断力、洞察力和应对力,标志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丧失驾驭国际局势的主动性而陷入被动地位!  

 

 

认清西方帝国主义的嘴脸

王军垦

2011-8-23

     西方列强在摧毁、掠杀伊拉克、阿富汗、南斯拉夫后,又用苟合、强大的军事和淫威撕烂利比亚。如果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或管理方法,别人就去摧毁它,或强迫他接受你的一切,人类将会如何?如果任何国家有不同的政见和存在方式,你就去摧毁它,然后树立一个和你一样观念的政府,这个世界或众多的民族又将如何?前者叫剥夺人权,后者叫剥夺国权或民族权,这和从前愚昧、残暴的历史又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是多了一层粉饰,更可笑的是用所谓的人权去摧毁国权,这仍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文明只不过是冠名堂皇的口号而已。

    原来的伊拉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经过多年战争到现在仍未能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到处混乱,不安宁与贫困;目前的利比亚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而之后它的命运不会比伊拉克好上一点点,再看阿富汗更是没完没了,每天诉说着死亡和抗争的故事。这些国家在所谓的被解放后究竟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国家变成了废墟和墓场。

    可笑的是,美国等列强攻打伊拉克的理由是萨达姆发展并拥有核武器,结果战争结束那么多年后任何一丁点的证据都没找到;美国为了和前苏联对抗竟然大力援助阿富汗的塔利班,现在却变成他们声嘶力竭要攻打的所谓恐怖主义;而利比亚这几年来几乎变成了美国的盟友,听了美国的话,放弃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结果还是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摧毁。因为对美国这些西方列强来说没有真正的公道,没有真正的友谊,没有真正光明磊落的爱心---一切都是那么的虚伪与丑陋。这个世界最应该审判的就是美国等西方列强。

    当西方列强侵略和掠夺中国与朝鲜后,它们没有为此恶行付出任何代价,如今它们仍然在烧杀掠夺,它们信仰的上帝难道不会惩罚它们吗?难道上帝只是它们的工具,或是它们在指挥和利用上帝?我看西方列强才是真正的上帝,它们抢走了上帝的位置。

    卡扎菲,真正的上帝应该给你好运,好好教训一下美帝国主义和西方的嘴脸,让它们崩溃,让它们的国家内乱,然后出兵推翻它们,摧毁它们狂妄之心,因为它们才是罪该万死的!

    如果国际法庭不审判它们,就让上帝审判它们;如果上帝不审判它们,就让全世界所有正义的良心来审判它们。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8-28 18:22:38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Badiou:就利比亚问题致南希的公开信(2011.4)

就利比亚问题致南希的公开信

阿兰·巴迪乌回复让-卢克·南希《解放报》文章《阿拉伯人民对我们意指为何》

Alain Badiou responds to Jean-Luc Nancy's Libération article “What the Arab peoples signify to us”

巴迪乌

2011.4

提交者: 人文与社会 日期: 2011/08/22

    摘要: 亲爱的让-卢克,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我跟随西方共识是毫无道理的,这种共识意谓:“我们必须保持对一切发生中的事情的控制。”我们必须与共识对立,并且展示西方轰炸机和士兵的真实目标绝非可恶的卡扎菲--他只是一个被主子认为妨碍了他们的更高利益因而需要被除去的前代理人。因为轰炸机的目标明显是埃及的民众起义和突尼斯的革命,是他们出乎意料和不堪忍受的特点--政治自主性,亦即:他们的独立。(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译校)

    确实,亲爱的让-卢克,您关于“西方”干涉利比亚一事采取的立场是个让我感到难过的意外。

    Yes, dear Jean-Luc, the position you adopt in favour of ‘Western' intervention in Libya was indeed a sorry surprise for me.

    难道您没注意到从一开始在利比亚发生的事情就与其他地方的切实不同?在突尼斯和埃及我们真实地看到大规模群众集会,而在利比亚没有这种现象?我的一个研究阿拉伯学的朋友过去几周专心地翻译突尼斯和埃及抗议活动中特征性地使用的公示板、横幅、招贴、旗帜:他在班加西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例子。一个关于利比亚“反叛者”的明显事实是(我很诧异您没发现这点):其中一位女性都没有。而突尼斯和埃及女性大量参与。您难道不知道法英的特工机构去年秋天就开始组织推翻卡扎菲?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同,利比亚出现了来源不明的武器;年轻人的团伙很快开始向空中齐射,这在其他地方不可想象,这些您难道不觉得诧异?难道您没有对卡扎菲的前同伙领导的所谓“革命理事会”的出现感到吃惊?而在其他地方,由起来抗议的大众指派某些人作为代政府的想法却是毫无疑问的?

    Didn't you notice right from the start the palpabl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is happening in Libya and what is happening elsewhere? How in both Tunisia and Egypt we really did see massive popular gatherings, whereas in Libya there is nothing of the kind? An Arabist friend of mind has concentrated in the last few weeks on translating the placards, banners, posters and flags that were such a feature of the Tunisian and Egyptian demonstrations: he couldn't find a single example of these in Libya, not even in Benghazi. One very striking fact about the Libyan ‘rebels', which I'm surprised you didn't note, is that you don't see a single woman, whereas in Tunisia and Egypt women are very visible. Didn't you know that the French and British secret services have been organising the fall of Gaddafi since last autumn? Aren't you amazed that, in contrast to all the other Arab uprisings, weapons of unknown origin emerged in Libya? That bands of young people immediately began firing volleys in the air, something inconceivable elsewhere? Weren't you struck by the emergence of a supposed ‘revolutionary council' led by a former accomplice of Gaddafi, whereas nowhere else was there any question of the masses who had risen up appointing some people as a replacement government?

    难道您没有意识到这些以及更多细节展示了一个事实:这里,而非他处,强大的力量被召唤来出力了?萨科奇和卡梅伦这样的痞子流氓,其目的之可耻性完全是一眼就能看穿的,而正是他们被喝彩和崇拜--而您突然支持了他们。难道当其他地方都彻底摆脱他们的控制时,利比亚为这些力量提供了一个入口的事实不是自明的吗?他们全然清晰、全然经典的宣称,就是要通过驱逐人民并提供武器和部队,把革命转化为一场目的在于这些力量垄断着的资源的战争。这个过程每天在您的眼前继续,而您却赞同它吗?难道您看不到在空袭的恐怖之后,将向地面提供的重武器、指导员们、装甲车、战略专家们、顾问们与蓝盔维和部队?如此,资本及其仆从国家的独裁暴政对阿拉伯世界的再次征服(希望这将会是短暂的)开始了?

    Don't you realise how all these details, and many more, chime with the fact that here, and nowhere else, the great powers were called in to support? That such riffraff as Sarkozy and Cameron, whose aims are transparently sordid, were applauded and worshipped—and you suddenly give them support. Isn't it self-evident that Libya provided an entry for these powers, in a situation that elsewhere totally escaped their control? And that their aim, completely clear and completely classic, was to transform a revolution into a war, by putting the people out of the running and making way for arms and armies—for the resources that these powers monopolise? This process is going on before your eyes each day, and you approve it? Don't you see how after the terror from the air, heavy weapons are going to be supplied on the ground, along with instructors, armoured vehicles, strategists, advisers and blue helmets, and in this way the reconquest (hopefully a fitful one) of the Arab world by the despotism of capital and its state servants will recommence?

    如您,怎么会落入这种陷阱?您怎能接受把“拯救”任务委托给那些认为旧体制是好体制的那些人,那些出于对石油和霸权的需要、绝对希望通过暴力重新加入游戏的人?您能简单地接受“人道主义”大伞下以受害者之名进行的肮脏下流的勒索吗?但我们的军队比卡扎菲在更多的国家害死了更多人。当代人类历史中的主要的屠杀者们,他们仍主宰着我们如此熟悉的被毁伤的国家,他们突然获得的信任是什么样的东西?难道您相信,难道您能相信,他们代表了“文明”,他们巨大如怪物的军队是正义之师?我必须承认,我震惊了。我质问自己,如果哲学不立即对这种不经思考的意见作出激进的批评,它还有什么意义。这种不经思考的意见是由像我们身处的这类政权的媒体塑造的,在对他们来说具有策略性意义的地区发生的民众起义让这类政权进入了防御模式,他们将要寻求报复。

    How can you of all people fall into this trap? How can you accept any kind of ‘rescue' mission being entrusted to those very people for whom the old situation was the good one, and who absolutely want to get back into the game, by forcible means, from motivations of oil and hegemony? Can you simply accept the ‘humanitarian' umbrella, the obscene blackmailing in the name of victims? But our armies kill more people in more countries than the local boss Gaddafi is capable of doing in his. What is this trust suddenly extended to the major butchers of contemporary humanity, to those in charge of the mutilated world that we are familiar with? Do you believe, can you believe, that they represent ‘civilisation', that their monstrous armies can be armies of justice? I am stupefied, I must confess. I ask myself what good is philosophy if it is not immediately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this kind of unreflecting opinion, moulded by the propaganda of regimes such as our own, which popular uprisings in regions strategic for them have put on the defensive, and which are seeking their revenge.

    您在文章中说“以后”将由”我们”(谁是“我们”,如果今天这个词包括了萨科奇、伯纳德-亨利·列维,我们的轰炸机飞行员和他们的支持者?)来确保用石油交易武器等等的现象不会重新发生。为什么"以后"?正是现在我们需要通过尽量阻止西方力量对阿拉伯世界政治进程的干涉来确保这点。通过尽力而为使得西方力量不能以从最初的殖民征服就一直使用的被污损的“民主”之名与道德和人道主义借口来重新生成石油与其他协议,这些力量和他们的国家感兴趣的其实仅仅是这些协议。

    You say in your text that it will ‘later' be up to ‘us' (but who is this ‘us', if today it includes Sarkozy, Bernard-Henri Lévy, our bombers and their supporters?) to make sure that oil and arms deals, and the like, don't make their return. Why ‘later'? It is now that we have to make sure, by stopping the great powers as much as we can from interfering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es under way in the Arab world. By doing all that is possible so that these powers, fortunately out of the picture for a number of weeks, cannot reintroduce—under the damaged name of ‘democracy' and the moral and humanitarian pretexts that have been used ever since the first colonial conquests—oil and other deals, which are quite simply the only deals that these powers and their states are interested in.

    亲爱的让-卢克,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我跟随西方共识是毫无道理的,这种共识意谓:“我们必须保持对一切发生中的事情的控制。”我们必须与共识对立,并且展示西方轰炸机和军队的真实目标绝非可恶的卡扎菲--他只是一个被主子认为妨碍了他们的更高利益因而需要被除去的前代理人。因为轰炸机的目标明显是埃及的民众起义和突尼斯的革命,是他们出乎意料和不堪忍受的特点--政治自主性,亦即:他们的独立。反对西方力量的破坏性干涉意味着支持这些起义和革命的政治独立性与未来。这是我们能做的,而且义不容辞。此致

    Dear Jean-Luc, in circumstances of this kind it makes no sense for you or me to go with the grain of the Western consensus that says: ‘we absolutely have to remain in charge of everything happening'. We have to make a stand against the grain, and demonstrate that the real target of Western bombers and soldiers is in no way the wretched Gaddafi, a former client of those who are now getting rid of him as someone in the way of their higher interests. For the target of the bombers is definitely the popular uprising in Egypt and the revolution in Tunisia, it is their unexpected and intolerable character, their political autonomy, in a word: their independence. To oppose the destructive interventions of the powers means supporting the political independence and the future of these uprisings and revolutions. This is something we can do, and it is an unconditional imperative.

敬礼

阿兰

With friendly greetings,
Alain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8-28 19:52:48 +0800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Fw:转发:Fw:Fw:Fw:转发:_转发:_参考9份

利比亚战争就是冲中国过来的

美国前高官 罗伯茨

2011-5-10

文章来源:http://hexinbbs.blog.163.com/blog/static/1619103002011495522399/

    昆仑神鹰注:美国前高官接受伊朗媒体专访称:“利比亚战争就是冲中国来的。”4月16日,伊朗的英语电视频道“新闻电视台”(Press TV)在官方网站上刊登了一篇人物专访。专访对象是曾任里根政府财政部助理部长的保罗?克雷格?罗伯茨 (Paul Craig Roberts)。要是在中国,罗伯茨的言论肯定会被“人道派”鉴定为“五毛”。他说,利比亚统治者卡扎菲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他阻止美国建立非洲司令部;二是允许中国带着大笔能源投资进入利比亚。 保罗?克雷格?罗伯茨是现任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和国际研究政治经济中心教授。他在巴拿马城接受Press TV电视台专访时,就利比亚革命及美国总统奥巴马坚持把卡扎菲赶下台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为免断章取义,下面先将访谈内容全文照译,以供各方参考。

    罗伯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实录

    记者:俄罗斯谴责北约行动超越了联合国授权范围。其他新闻报道说,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统)萨科齐发表联合声明称:“让卡扎菲继续执掌权力将是对利比亚人民丧尽天良的背叛。” 我们知道(联合国)授权令确实没要求(利比亚)政权更迭;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强调,他们去那里不是去搞政权更迭;但现在的局势看起来似乎有所不同,不是吗?

    罗伯茨:确实如此。首先,请注意利比亚的抗议和埃及、也门、巴林或突尼斯的抗议都不一样,区别在于这是一场武装叛乱。还有更多的区别,另一个区别是,抗议活动起源于利比亚富含石油的东部地区——而不是在首都。而且我们从一开始就听说,有可靠报告称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卷入了这场抗议,还有大量的媒体报道说,中情局已经把利比亚的资产送回利比亚,用于支持利比亚反对派。

    在我看来,美国此举实质上是想把中国踢出地中海。中国在利比亚拥有广泛的能源投资和基建投资,他们将非洲视为未来能源的来源地。美国通过组建“美国非洲司令部”来与中国抗衡,但卡扎菲却拒绝加入。因此这是美国要把卡扎菲拉下马的第二个理由。而且,第三个理由是利比亚控制着地中海部分海岸,但这些海岸并不受美国左右。

    记者:谁是利比亚的革命分子?美国称自己不知道在和谁打交道,但认为中情局与革命分子保持着联系——在后卡扎菲时代,革命分子能否掌控利比亚大权呢?

    罗伯茨:利比亚是否由革命分子掌管,取决于中情局能否取胜,而目前这都是未知数。正如你之前提到的,联合国授权令限制了欧洲和美国军队在利比亚的行动。他们可以划定禁飞区,但他们不能在那里与反对派共同作战。但事实是,中情局加入了反对派的作战行动中,因此我们在这点上确实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北约如果成功推翻了卡扎菲,那么下个目标就是叙利亚了,因为叙利亚已经快疯了。

    为什么他们要把叙利亚当成目标呢?因为俄罗斯在叙利亚有个规模庞大的海军基地(塔尔图斯港),而该基地体现了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的地位。美国和北约不想看到这样的情形。如果能成功推翻卡扎菲,叙利亚就是下个目标。 他们已经拿叙利亚和利比亚为借口谴责伊朗。伊朗也是一个主要目标,因为它是个独立的国家,而不是西方殖民者的傀儡。

    记者:考虑到西方扩张主义者的日程表,当联合国安理会就利比亚问题展开辩论时,俄罗斯投了弃权票。无疑,俄罗斯一定已经认识到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扩张主义政策。

    罗伯茨:是的,他们一定已经意识到了,中国也很清楚。对中国来说,这是个更大的威胁,因为中国在利比亚东部地区有50个大型投资项目。因此,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俄罗斯和中国都弃权而不是行使否决权进行阻止。我们真不知道答案。很可能这两国希望美国把战线进一步拉长,或者他们不想在军事或外交上面对这些西方国家,以免遭到西方舆论的大肆攻击。我们不清楚原因所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确弃权了,这也是因为它们不认同这个决议,并不断对其进行批判。

    记者:卡扎菲相当大的一部分资产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已被冻结。我们还知道,利比亚的革命分子已经成立了一个中央银行,他们开始有限地开采石油,而且他们正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司打交道。问题就来了,我们从未见过在一场革命期间发生过这样的事,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罗伯茨:是的,这很奇怪,也很具启发意义。它让人联想到这样一个事实:大量报道称中情局是这场所谓“起义”的始作俑者,而且一直煽风点火,并控制着局势,以便把中国从其利比亚石油投资项目上排挤出局。

    在我看来,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类似于美国和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对待日本的方式。他们当时切断了日本的石油、橡胶、矿产等的来源,那其实是二战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起因。现在美国和英国也在对中国如法炮制。区别在于,中国现在拥有核武器,而且有比美国更健康的经济力量。因此,美国人现在这么干是在冒险,不仅对他自己,对其他国家也是极大的风险。全世界由于美国的过度扩张而岌岌可危,美国的傲慢——称霸全球的动力正驱使 世界其他国家走向世界大战。

    记者:在美国扩张政策的背景下,你认为美国超出联合国授权令的范围会有多宽?我们会看到地面部队进入利比亚吗?

罗伯茨:很有可能,除非他们找到不用地面部队而能打败卡扎菲的方式。从克林顿、小布什到现在的奥巴马,我们总算明白,法律对美国行政部门来说就是一纸空文。他们不遵守我们自己的法律;他们不遵守国际法;他们侵犯公民自由,并无视人身保护法的原则。他们视法律如无物,自然也就不会把联合国当一回事。联合国就是美国的傀儡组织,美国只是用它作为一个幌子。因此,如果不能撵卡扎菲下台,它们将派遣地面部队,这也就是我们把法英也拉进来的原因。

    我们在非洲的其他地方也用法国,在阿富汗则用英国人,他们都是傀儡。这些国家都不是独立自主的。萨科齐不是向法国人民汇报工作,他向华盛顿负责。英国人亦如此。他们是一个帝国的傀儡统治者;他们和他们的人民没啥关系,而我们美国人却将他们放在高位上。(那么中国ZF又是什么?上万亿美元的中国人民的福祉的输送又代表谁的利益?——注)

    记者:所以,这些其他国家希望北约派遣地面部队?

    罗伯茨:当然,他们都在中情局的掌控之中。这是由中情局一手包办的,而不是利比亚人民的合法抗议,这是一场武装反叛,它在首都没啥动静。它在石油丰富的东部发生,矛头直指中国。

    记者:你认为当前形势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北约其他国家和英法在空袭问题上似乎意见产生分歧,英法要求增加空袭,但是美国表示没必要。

    罗伯茨:并不存在分歧。分歧只是表象,只是宣传的一部分。卡扎菲已经统治了40多年,他追随解放埃及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此前,卡扎菲从未被骂成不得不除掉的残暴独裁者,也从未有哪国领导人要求卡扎菲下台,甚至轰炸卡扎菲住处,试图杀了他的里根总统也未曾表示过。一夜之间,他就得下台了,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妨碍了美国在非洲设司令部,他控制了地中海部分地区,还让中国进入利比亚寻找未来所需能源。美国试图通过切断油路,打瘸主要对手——中国,这才是美国反应的真实动机。

     如果美国真的关心人道主义,那他就不会用无人机和军事打击来杀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那些人。被杀的几乎都是平民,而美国又不愿就此道歉。他们说:“我们以为我们杀的是塔利班或其他有组织的敌人。”

    记者:除了美国,谁还能从这场战争中获益?其他跟在美国屁股后面的国家,他们将如何获益?

    罗伯茨:我们现在只谈论北约国家,那些美国的傀儡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都依附于美国。我们(美国)从1945年起就有军队驻扎在德国。也就是说,美国占领了德国66年。美国在意大利有军事基地,意大利怎能称得上是独立国家?法国在我们扶植萨科齐之前在某种程度上还算独立。因此他们的行动都只是听美国的。

    美国想要统治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所有南美国家。美国想当整个世界的霸主。这才是“霸权”这个词的真实含义。为了追逐霸权,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

     (由于美国的强大霸权,全世界都在向他输送利益,所以美国人有好日子过,所以全世界人都愿意移民美国,这样子的时光还有50年起码。澳大利亚有丰富的资源足以让他不多的人民过上相对稳定富裕的生活,所以中国人移民也不少。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反正中国人各自寻出路。--昆仑神鹰注)

    (话说回来,1900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经过50年英国陆续交出了世界最大债权国和英镑的世界货币霸主地位,美国正式开始了他的世界老大的时代,至今又60年过去了。美国逐渐有些力不从心了又不甘心。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去年2010年成为了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同时也成了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则是最大的债务国;就差一个人民币的世界货币霸主地位了!谁能说再过50年也就是2060年人民币是不是世界货币的老大?中国老百姓茹苦含辛积累了巨大财富,为全世界人民谋福利,也聚集了巨大的能量。时代的发展趋势是什么?美国称霸世界的路程50年之中有两次世界大战,下一个50年又有什么大事发生?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让我们拭目以待。——昆仑神鹰注)

    保罗 克雷格 罗伯茨其人

    1939年4月3日,保罗?克雷格?罗伯茨出生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他毕业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研究生阶段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莫顿学院、牛津大学就读过,在弗吉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对苏联经济有深入研究。

    1975年至1978年,罗伯茨在国会供职。作为国会议员杰克?坎普的经济顾问,他起草了坎普-罗斯法案(Kemp-Roth bill)(后来成为《1981经济复苏税收法案》),在发展两党合作以促成通过减税而刺激生产和投资的经济政策方面扮演领导角色。他1978年担任参议员奥林?海什的经济顾问时,被《华尔街日报》特聘担任编辑,一直干到1980年。

    从1981年初到1982年1月,罗伯茨担任美国助理财政部长,得到里根总统和财政部长唐纳德的信任,在《1981经济复苏税收法案》的设计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因“对美国经济政策规划作出杰出贡献”而获得财政部颁发的“杰出服务勋章”。罗伯茨于1982年辞去助理部长一职,成为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第一个担任“威廉?西蒙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席”的人,直至1993年被撤职。

    对于这一撤职,罗伯茨自称:“我在《商业周刊》担任了16年的专栏作家,编辑将我视为对小布什政府在经济领域最尖锐的批评者。白宫也意识到这一点,通过游说,撤销了我的‘威廉?西蒙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席’职位。”

    1987年,法国政府认为罗伯茨是“在半个世纪的政府干预主义之后,革新经济科学和政策的功臣”,并于3月20日颁给他法国总统荣誉勋章奖。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埃杜阿德?巴拉迪尔从法国飞往美国给他颁发奖章。里根总统派美国政府管理预算局主管吉米?米勒参加颁奖仪式,并送去贺信。

    1992年,他获得 “沃伦 布鲁克斯卓越新闻奖”。1993年,《福布斯媒体指南》将他列为美国七大记者之一。

    1993年至1996年,他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卡托研究所任研究员。他还是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智囊机构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应该说,罗伯茨长期批评以色列,也经常批评美国政府亲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在这个方面,他的观点很符合伊朗政府的口味,这也是伊朗媒体专访他的原因之一。当然,按照罗伯茨对利比亚战争的解释,中俄必须正面回应美国在中东的挑战。这当然也正是伊朗政府所期待的。

    尽管罗伯茨关于利比亚内战起因的见解值得商榷,但是,作为一个曾参与美国重要经济政策制定的主流经济学家,罗伯茨应该熟知美国战略决策者的思维方式。他在分析利比亚战争时,也反映了这种思维方式,那就是先分清楚谁是美国最重要、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然后与自己的同盟国联手,通过各种手段,抓住其战略短板大做文章,限制竞争对手的发展。世界各地的重大政治事件,也应该放在大国博弈的这种战略背景来观察。

     在利比亚战争中,美国的真实动机是什么,是否如罗伯茨所说,就是冲着中国和俄罗斯来的,笔者不想妄下结论。但是,美国默许自己拥有海军基地的巴林武力平息民众示威,却对利比亚、叙利亚大加鞑伐,这也说明“人道派”的解释的确“很傻很天真”。

    此外,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所受到的威胁,则是真实存在的。这也支持了罗伯茨的观点。

 

附文:

中国在利比亚有多少投资

环球财经特约撰稿 王金岩

2011年8月

    利比亚在此次内外战争中,人员伤亡惨重,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其政局动荡也对我国在利从事承包工程的企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合同搁浅、项目停止、驻地遭袭、大规模撤侨等,利比亚局势动荡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损失显而易见。据相关专家估计,中国近200亿美元资金在利比亚利益洗牌中有可能“打水漂”。

    内乱前中企在利比亚投资情况

    利比亚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重要市场之一。动乱发生之前,利比亚国内正掀起一轮建设高潮,以弥补其被制裁期间的建设停滞。为配合2009年利比亚革命胜利40周年,其政府还上马了一大批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自2005年,利比亚开始大量招募外国公司在其国内投标建设。中国公司大规模进入利比亚是从2007年开始的。截至本次动乱发生前,在利比亚有75家中国企业承建了50个工程承包项目,涉及金额188亿美元。这些企业中包括13家央企,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屋建设、配套市政、铁路建设、石油和电信领域。目前,一些央企在利项目实施情况已上报如下:

    中国铁道建筑工程总公司在利比亚有3个工程总承包项目,分别是沿海铁路及延长线(的黎波里-苏尔特)、南北铁路(黑谢-塞卜哈)和西线铁路(的黎波里-加迪尔角),合同总额42.37亿美元,目前已完成6.86亿美元;未完成合同额35.51亿美元。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2007年进入利比亚从事工程承包项目,目前在建工程均为政府国民住宅项目,工程规模为2万套,累计合同额约合176亿元人民币,工期40个月,项目已完成工程量近半。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在利比亚有7300套房建工程施工项目,合同金额约合55.4亿美元。截至2月18日,累计完成合同工程量16.8%。中国十五冶建设有限公司在利比亚承建了FWAM水泥厂和NALOUT水泥厂两个工程项目。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中建材国际装备有限公司,也于2009年10月28日在利比亚签署了日产4600吨熟料水泥厂土建和安装合同,合同总金额逾1.5亿美元。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下属子公司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在利比亚共有2个工程承包项目,分别为利比亚EAST MELITA地区5000套单元住宅和配套服务设施EPC工程总承包项目和米苏拉塔水泥厂生产线一期土建工程项目。其中,住宅项目为利比亚政府项目,约合人民币54.21亿元,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合同金额人民币3.08亿元;水泥厂项目为工程施工分包项目,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65亿元,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合同金额人民币1.47亿元。上述2个项目未完成合同 金额约为人民币51.31亿元。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2002年进入利比亚,内乱发生前在那里有5个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下属的中石油宣布已经暂停在利比亚的开采活动,近400名员工全部撤离,设备封存。这次利比亚内乱中,中石油在利比亚的设施曾遭袭击,该公司目前还没有公布遭破坏的具体情况。

    此外,中交建设、中工集团、中石油公司、中兴通讯、华为在利比亚投资金额分别为:48、40、3.8、0.927、0.4亿美元,已完成金额尚未统计出。

    内乱给中国企业造成的损失

    在此次利比亚国内冲突中,中资企业中有十多人受伤,企业工地、营地遭到袭击抢劫,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人民币。随后,中国政府为确保在利华人生命财产安全,出动海陆空力量,撤回3万余名中国员工,耗资约3亿元。目前13家央企在利比亚的项目已经全部暂停。

     从长期看,中国企业将会遭受如下方面的损失:1,固定资产损失。虽然大部分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承揽的是工程承包项目,不是带资项目,没有直接投资,但中国各大公司在利总部及各项工程的基础设施、设备和原材料都留在了那里,因此会有大量固定资产损失。

     2,未收回的应收账款损失。包括履约保证金、预付款保证金、维修保证金、维持项目正常运行所必须垫付的流动资金以及由于不可抗力产生的损失等。按照惯例,在利比亚实施的工程项目都是中方企业先垫资。一旦工程因不可控因素停止,这些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就成为承包商的损失。

    3,回国人员安置问题。国家动用陆海空交通工具将所有在利人员接回,接下来面临他们的安置问题、人工费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赔偿问题,这也是中国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

    4,三角债问题。由于利比亚建筑材料缺乏,无法满足工程需要,一般需要承包商从利比亚以外的国家采购。而中国企业承包工程所需的建筑材料一般从国内采购。因此,利比亚项目中断后,一些企业无法按期给原材料商支付货款,加上很多工程采用分包模式,也导致三角债问题凸显。

    5,利方恶意索赔问题。3月25日,利比亚撒哈拉银行已向中国的葛洲坝集团、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宏福建工等公司针对预付款保函进行索赔,要求五天之内必须给银行方面答复。据上述公司内部人士称,预付款保函还有半年才到期,现在银行提前索赔,属于恶意索赔。利比亚撒哈拉银行向上述公司提供了两个选择,一是赔偿预付款本金和利息,二是将预付款保函期限延至2012年12月31日。两种选择对中方都不利。

    内乱后的利比亚形势发展与应对

    虽然各方对于利比亚战事如何收场有各种预测,但归结起来无非是卡扎菲继续执政或其政权被反对派推翻或利比亚分裂割据三种可能。

    1,利比亚局势稳定无疑是最有利于中国利益最大化的发展方向。中国驻利比亚大使王旺生于3月16日在的黎波里与利比亚总理马哈茂迪会晤时表示,中国企业有愿望重返利比亚,恢复在当地的援建项目及开发计划。中利具有传统友好关系,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设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中投了弃权票,而且在多国对利发动军事打击后,中国也明确表示遗憾和反对。从上述情况分析,如果卡扎菲继续执政,中国企业重返利比亚继续合同、减少损失的可能性还很大的。

    2,如果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中国在利比亚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则很不明朗。反对派一旦当政,以亲西方政权的可能性为最大,而千方百计阻止中国企业海外扩张正是西方国家的重要意图之一。但如果利比亚政权易手,根据国际惯例,外国法人在东道国享有对其财产的所有权、企业控制权等权益不受侵犯的权利,东道国应该履行保护外国投资者权益并赋予其“公正、合理待遇”的国际义务。因此,中国在利比亚投资不可能“灰飞烟灭”。

    3,还有一种可能,即利比亚被不同势力瓜分,整个国家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中国企业在利比亚不同地区的项目将面临不同的结局。但这种状态下的国家必将是不稳定的,中国企业即将面临更加长久的风险。

    未来海外投资启示录

    利比亚局势动荡是对中国企业加大步伐“走出去”后面临的一大严峻考验,未来,我们相关部门和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对目的国的政治风险等因素必将做出更加充分的考量,尤其会更加重视政治动乱因素。

    中国和西亚北非地区有比较完善的经贸合作机制和相应的工作机制,中方会通过这些机制来降低中资企业在利比亚、在西亚北非地区受到的影响。此次利比亚动乱也反映出中国企业在参与海外项目的过程中,建立一个有效的“走出去”的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性。此外,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目的国发生突发政治或社会动荡事件时,应急机制能否跟上,应收账款的管理、设备的保全维护有没有预案,这些都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作者曾任利比亚驻华大使馆中文秘书)

 

 

 

 


发件人:"张飞岸" <zfally@163.com>发送日期:2011-08-29 17:23:48收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主题:目前我看到的一篇最认同的关于中国派别划分的文章

中国“左派”与“右派”的现状

小鹏

2011年8月

    1,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左右的划分是二维的,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十字坐标平面,两根轴一根是政治,一根是经济文化。政治以集权主义为右,自由主义为左。经济文化以精英主义为右,平等主义为左。控制与放任不过是实现主张的手段,不是根本特征。很多具体个人的主张落在发散的平面上,可以在政治上很靠右,文化上很靠左。恰恰落在轴上的主张倒比较少见。

    2,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是,往往右派的主张是人类史上传统和保守的,左派的主张是理想和反传统的。

    (一) 左右分野的由来

    “左”“右”政治分野的起源,比较可靠的说法有两种。法国的说法是:民主政治初期的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聚集着廉价住宅区和廉价咖啡馆,是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地区。塞纳河右岸则是巴黎的高尚住宅区,那里聚集着达官贵人,高级政治沙龙里充斥着既得利益阶层和保守派。由地理位置叫出了“左”“右”两大阵营之分。

    英国的说法是:宪章时代,英国国会中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壁垒分明。保守派占多数,天然地认为自己的观点历史政治正确,向来政治正确,所以也就会一直政治正确。所以他们坐在大厅右(right,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正确”)边,留下(left)的那一边当然就是左(left)了。现在英语中的左翼(left wing),右翼(right wing),也是建筑方面的专用词,指建筑物的左半边和右半边,说明这种说法有一定可信度。

    两种说法都指向左派政治和右派政治的关键特征:左派代表理想主义和变革主张,右派代表传统和保守主张。

    (二)对现代西方“左”“右”的解读

    左和右在现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派别中成了一种本能的分野,但只要抓住关键特征,不难鉴别一种思想或主张是左还是右。

    基督教精神、物竞天择自由竞争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精英主义、民族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经济至上主义、传统工商业(代表是金融业)利益拥护者、步枪协会,西方右派阵营中这些大块头,统统都代表着西方文明中传统和保守的一面。而无神论或宗教自由主义、改良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拥护者、自然保护主义、平民权益拥护者、性解放主义(这是反基督教的)、信息技术产业利益拥护者、死刑废除者、核武抗议者,这些左派阵营的员,则无一不是对西方文明的传统或多或少地改良和突破,甚至吸收了大量西方社会的传统死敌:社会主义的主张。

    看一个现代西方政党的名字,就很容易鉴别它的阵营:基督教民主联盟:右派。工党:左派。我们的俄罗斯:右派。社会党:左派。绿党:左派中的左派。大赦国际:极品左派。基督教长枪党(黎巴嫩的):右到流脓的极右派。

    是左还是右,一定要放到具体的环境历史背景下来看。所谓左右的形成,是从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算起的,从那时开始的传统和既定秩序才是参考的对象,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还有差别。比如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当这个国家还是苏联卫星国的时候,按共产党政权的标准来看右得可以,东欧巨变后他们的主张甚至更加往右靠拢,但在国家政治中却变成了当仁不让的左派。

    如今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比起19世纪的样子,拜共产主义运动所赐全部向左大踏步地跑了很远。其中最右的反而是一向在中国人心目中比较开明的美国。欧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却已经失去了经典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变成一种混合体。

    美国的向右转并不奇怪。这个国家处于鼎盛的世界巅峰长达几十年,一个阔了几代人的阔佬,自然而然地会转向维护原有-现有传统和秩序,而讨厌变革。小布什神神叨叨的宗教噫语,在很多美国人看来正是神赐美国天赋特权的象征。所以尽管都知道他颇有白痴嫌疑,仍然选他当总统。一些美国的左派在惊呼,如果这种思潮持续下去,美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教权国家:-)

     (三)一般意义下的社会政治光谱

    个人看法,把一个典型社会的各种政治派别分为7个梯级最合适。极端左派,激进左派,温和左派,中间派,温和右派,激进右派,极端右派。再细没有太大意义,过粗则会产生重大的误判---有时候,同一阵营中相邻两个梯级之间的斗争也会极端残酷,例如中国“反右”期间激进左派对温和左派的毁灭。

    极端左派,是社会最危险的敌人。因为极端左派的本质是暴力与毁灭。极端左派除了自己什么也不想留,摧毁一切现有秩序,一个社会中极端左派取得了胜利,必然发生浩劫。极端左派还有一个可恨之处,是下节的主题。

    极端右派,是社会次危险的敌人。极端右派的本质是暴力与奴役。极端右派极力想建成森严的等级制度,少数人赤裸裸地奴役大多数人,社会只分主人(精英,寡头)与奴隶(贱民,草民,工具,叫什么都可以),这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传统。极端右派之所以只是“次危险”,是因为他们的秩序虽然混账,但毕竟是个秩序。一个社会中极端右派取得了政权,带来的必然是残酷的压迫与奴役。

    激进左派,通常是社会变革的实施者和混乱的制造者。他们认为变革是必须的,不惜大规模牺牲秩序,生命和财产。

    温和左派,通常是社会变革的设想者,自以为体现着社会的良心。他们认为变革是有益和必须的,但必须循序渐进。温和左派通常是牢骚最多和树敌最多的倒霉鬼。

    温和右派,通常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和社会各种价值的保护者。他们认为传统和现有秩序弥足珍贵,变革的想法可以理解,但多半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激进右派,通常是社会保持现状最有力的拥护者,最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认为传统与秩序不容触犯,变革者全是应该扔出去的垃圾。激进右派在正常情况下都掌握着社会中非常大的物质能量,尽管他们不一定在舆论或政治力量上占优势。

    中间派: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要么政治恐惧,要么政治不敏感。

    对判断一个政权是温和为主流,激进为主流还是迈向了极端,有两个简单标准:开始大规模妨碍言论自由意味着从温和走向激进,开始大规模洗脑意味着从激进走向了极端。无分左右。

    (四)解读现代中国的左与右(上)

    现代中国的“左”与“右”让很多人困惑,怎么在主张和表现上和西方社会中的左与右颠倒了?要理解这个现象,就要理解左右政治分野中最大的一个秘密:“极端左派与极端右派,其实只有一线之隔”。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极端左派政权。只有极端左派运动。极端左派运动的胜利者,只要没有疯狂到自我毁灭的程度,必然在短时间内蜕变为极端右派政权。-----加上那个“自我毁灭”的例外,是因为世界上毕竟真有波尔布特这种疯狂到胜利后立即自我毁灭的极端左派。

    原理非常简单。极端左派毁灭了所有秩序之后,短时间内就会发现社会没有秩序无法运作。现在他们开始在一张白纸上作画,立即就会选择人类历史上个人费效比最高,最能实现人的贪婪欲望与权力欲望的秩序:极右政治。以暴力的毁灭结束,以暴力的奴役开始!这已经不在现代政治解释的局限内,而是很基本的人性。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农民起义变成改朝换代,共产主义国际运动胜利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走上极权之路,其原因都在这里。

    政治光谱的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只有一线之隔,这绝不是奇谈怪论。我们先来看历史上最著名的极右政权: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纳粹党的名字就很值得玩味:“国家(右派关键词)社会主义(左派关键词)工人(极左极右派都喜欢的关键词)党”。

    希特勒德国的政治经济政策,尤其是在其前期,有非常多的极左派特征。大规模公益劳动,大面积的社会底层均富,强调劳工利益。第三帝国的前期,比同时期的苏联更像马克思笔下的社会主义。

    然而希特勒德国的政治主张是标准的极右派,他真正的创造是把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夸张到极端程度。极右派的等级理想和精英理想并没有变,改变的是奴役对象:低等民族是奴隶,雅利安人是主人,德国人是主人中的主人,德国权贵阶层是主人中的领袖。这样在德国人民这个主人群体中,极左派那一套东西效率又高,兴奋剂左右又强,何乐而不用呢?希特勒的这一套和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一脉相传,而斯巴达人虽然实质是军事奴隶主,但斯巴达民族内部却过着“共产主义”生活。

    现在回到中国。新中国的“左”“右”在80年代之前,基本是与世界标准符合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相对于世界主流和传统的资本主义来说,全部是左派。这样中国共产党中主张学习一些资本主义的好东西,与旧世界妥协一点的人,当然就是左派中的右派,比如1960年代反右中被清洗的右派分子,其实他们按照标准分法应该算反思后形成的温和左派,但共产党中的激进左派就把他们当右派处理掉。

    处理掉这些人之后,毛公却发现,当时共产党中应该是激进左派的一大群当权派,如刘公,彭公者及其周边势力,思想上却在向温和左派靠拢!于是毛公彻底怒了,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新中国政权从建国时的温和左派主流滑向激进左派主流,到此进入极端左派运动。

    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中国的绝大部分传统与秩序,同时也毁灭了共产党内除极端左派外其他所有人的信念和理想。1976年毛公死,几年后天真烂漫的华公倒,中国政权急速滑向极右。邓公这个老牌右派,对八九十年代政治导向的指导是:“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这样解读:“为了维护我们这个集团的政权,我们要警惕返回资本主义的论调,因为那取消了我们的执照。但是像原来那样折腾是不行的!别再走下去了。”邓公这句话充满了实用主义的智慧。邓公死前醍醐灌顶,一手操办了中国政权进入极右的标志性事件。

    (五)解读现代中国的左与右(下)

    到如今,中国的政治是在极右和激进右派之间,表现为威权专制统治,下力不少但效率基本为零的洗脑,行之有效但界限分明,程度克制地妨碍言论自由,国家权贵阶层完全占有政治权力。

    中国的经济是标准的资本主义激进右派,贫富悬殊,自由到无序的资本主义竞争,官僚资本和权力资本横行霸道,国际资本巨鳄畅通无阻。

    当然,也有厉以宁这样标准的极端右派经济学家现世,公开讲8亿劳动人民是少数特权阶层宝贵的财富这种大实话。中国的文化是温和右派占主流,官方推行激进右派但很没效率,比如“施琅大将军”就被骂得狗血淋头,民间渐有温和左派的萌芽。

    总而言之,中国目前是一个在世界队伍中非常靠右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国家。右到了绝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右边。唯一特殊的是那张“有中国特色的shehui主义”之皮,因为那是中共祖传的无限期营业执照。

    揭开这件皇帝的新衣,现在网上奇怪的左右之分就迎刃而解:

    网上自称“左派”者的言论:

    “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不惜炸平台湾,核战美国。” 多么标准的极右派主张!

    “大清帝卝国开疆拓土,对中国的贡献历朝最大。”多么标准的激进右派观点!

    “恢复伟大传统,创建新世纪的新儒家。”多么标准的温和右派主张!

    网上自以为“右派”者的言论:

    “拿起武器,推翻d国,不自由,毋宁死。”多么标准的极左派口号!

    “中国就是要乱,大乱之后才有大治。”多么标准的激进左派观点!

    “和平演变大概是最安全的兴国之路。”多么标准的温和左派主张!

    这左与右的全盘颠倒,完全来自于 中国政权=gcd=左 这个荒谬的等式。它错大了。正确的等式应该是:

    中国政权=以zg为核心的中国权贵阶层=右、右、右

   中国人真是善于创造奇迹的民族。上一个由共产主义运动走向极左,再蜕变为极右的国家俄国,在政治蜕变后,经济文化上长期停滞在左派政策的枷锁里,最终不配套而崩溃。但中国政权蜕变为极右之后短短的二十年时间,经济与文化却活生生硬扳到了右派大轨道上,这辆七拱八翘,配套成龙的老爷车在发展道路上飞驰,洒下一路鲜血与苦难,奔向不可知的明天。

 

启迪故事

爱左看右 形左实右 形右实左

    当年在挖掘特洛伊古城的时候一位英国考古学家发现了一面古铜镜,铜镜背后雕刻了一段古怪难懂的铭文,他穷尽毕生精力,请教了不少古希腊文专家,都无法破译其中的奥妙。

    考古学家逝世后,这面镜子就静静地躺在大英博物馆里,直到20年后,有一天,博物馆里来了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在博物馆馆长的陪同下,他径直走到古镜的面前,在工作人员的协助的下打开玻璃柜,小心翼翼地取出铜镜,翻过来放在一块红色天鹅绒上。古镜背后的铭文在红色的背景上反射着冷冷的金色光泽。

    年轻人从背囊里拿了一面普通的镜子出来,照着古铜镜上的铭文,转过头去,微笑着对博物馆馆长说:“看,这面古镜背后的铭文其实并不难解,只是将普通的古希腊文按着镜像后的文字图案雕刻上去的。”博物馆馆长也是一位古希腊文专家,他扶着鼻架上的老花镜,将脸凑过去,仔细辨析镜子反照后的文字,缓缓地,一字一字读道:

    “致我最亲爱的人:当所有的人认为你向左时,我知道你一直向右。”

    年轻人抬起头,叹了口气说:“真可惜!我祖父花了毕生的精力,也没能破解文字中的奥妙,却不知道他一直在浪费着时间,结果竟然是这么简单!”博物馆馆长沉默了一会儿,淡淡地说:“或许你以为他一直向左,其实他一直在向右。”年轻人神色一动,陷入了沉思。

    我们已经无法得知,这段文字是否就是当年美丽的海伦写给她那苦命情人的,但铭文中包含着的那种对爱人无限支持的精神,直到今天仍然令人动情不已。在古代许多国度的习俗中,都有左卑右尊的观念,看来史前的特洛伊古城也是这样。我们从古镜的铭文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情人或许正被他人视作不断堕落,即将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而在这种困境之下,那甜蜜的人儿,却用这段话表明了对爱人的无比信任,相信他的努力必然会达到一个正确的目标。这种信任对于一个身陷困境的人来说,该是多么宝贵的鼓励啊!

    那位考古学家没能揭开谜团,不一定是他做错了,只能说明他没有足够的运气发现真相,外人或许认为他向左了,但其实他一直在向右。作为考古学家的继承人,他的孙子需要明白这一点,并尊敬祖父的这种不懈的努力,以告慰他那锲而不舍、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这或许就是博物馆馆长话语中的含义。

    启示:

    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对于一个身陷困境的人来说,他是多么需要爱人的宝贵的鼓励和支持。当所有人都认为你所爱的人向左时,你不妨对他大喊一声:“我知道你一直向右!”这或许就是对爱的最好表达。它表明了对爱人的无比信任,相信他的努力必然会达到一个正确的目标。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8-26 21:00:06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标题: Fw: 薄一波2005年:防止两极分化、发展集体经济

防止两极分化、发展集体经济

----给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的信

薄一波

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事物发展的过程,总是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出来。随着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与未富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分配不公的现象又从另一方面突出起来。如何做到公平分配、防止两极分化,成为一个新的矛盾和课题又提上了解决的日程。

  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早有预料和告诫。一九八五年他就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九九○年他又说过:“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要避免两极分化”问题,并且具体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九三年,邓小平同志又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已见诸公开的文字。记得那时他和我们一块儿议事,也常谈起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很明确:实行改革开放以及一系列重要决策,总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不发展、老是贫穷,那不是社会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如果两极分化了,那也不是社会主义。通过持续发展和公平合理的分配,使全国各个地区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富裕起来,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也才是取得了完全成功。

  这个思想,我认为是邓小平同志设计的中国改革和发展蓝图的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思想,值得我们在认识上和实践中深刻领会、全面把握。

  现在是到了搞好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的重要时候了。中央正在抓紧研究和解决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但鉴于收入差距已经很大,贫富之间已经出现悬殊的现象,必须花大气力来解决。客观情势不允许迟延。一是全党要统一认识,把解决好分配问题作为一个突出课题或者像邓小平同志说的一个中心课题。须知分配公平、共同致富,既是中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又是其最深厚的动力源泉。二是解决分配问题,有了正确的指导原则和决议以后,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法。扶贫开发工作本身就是解决的办法之一。三是衡量我们的分配问题解决得好与不好的重要标志,就是先富起来的能继续富,未富的能日益增多地富起来,仍然贫困的能尽快脱贫而加入致富行列。这样,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才能建立在最坚实的基础之上。

  分配是以发展为基础的。经济不发展,提高收入分配水平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从农村来说,要完成扶贫脱贫任务,要使广大农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关键也是靠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农村的发展中,有一个大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重视起来,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飞跃”思想。他说:“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并说:“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邓小平同志还说:“我最早提出两个飞跃思想的时候,李先念同志说他都赞成,说这是一个大思想,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是在一九九二年讲的。有些农村地区已经在按“两个飞跃”的路子向前发展。“两个飞跃”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总体设计和长远战略,是我国农村和农村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确实是一个大思想。我们应在总结农村改革和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和贯彻这个重要思想。

  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对于农村的发展和解决农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功不可没。全面建设农村的小康社会,仍要始终坚持发挥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重要作用。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有一点需要从认识上和理论上搞清楚,就是这种一家一户的经营,其潜力毕竟是有限的;从生产方式来说,这种生产责任制尚未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小农经济、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如果不逐步从小生产的方式走向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是无法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

  农民的分户承包经营,是同集体的统一经营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这种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仅要求农户要不断提高承包经营水平、拓展承包的项目与范围,同时也必然要求集体不断增强经济力量和发展新的经营形式。所以邓小平同志认为,农村还必须有第二个飞跃,即必须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向集约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农业。

  加快农村的发展,国家和社会需要通过市场手段与包括计划在内的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相结合,不断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技术投入和人才投入,同时还必须加强农村的组织力量。关于组织群众,历来是我们党的优势和法宝,这个优势和法宝不能丢。应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积极组织农户和农民群众走向产业化、走向大市场,不断发展各种不同专业化分工和不同合作形式的集体经济。只有这样长期努力下去,才能使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转到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方式的轨道上来。

  北京的韩村河村、江苏的华西村、浙江的航民村、河南的刘庄和南街村等等,它们在遵循邓小平同志的“两个飞跃”思想前进的过程中,从各自的具体实际出发所创造和积累的经验,很值得重视。这些村子的集体经济在走向大市场中,已显示出自己的发展优势和走共同致富道路的优越性。还有不少农村地区,在分散的家庭经营基础上,引导农民自愿联合起来,发展社区性和专业性的合作经济组织,并引导这些合作经济组织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联结起来,逐步实现产业化经营、集约化经营和规模经营。这将成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的重要形式,也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集约化、社会化、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上述这些事实都证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飞跃”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各地正在发展着的农村集体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的那种集体经济的新型集体经济。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在农民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应积极引导他们向着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方向逐步前进。至于实现的具体形式、具体途径,应允许和鼓励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大胆创造。

 

 

 

 

发件人:"yang"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1-08-30 10:01:26 +0800 收件人: "大军"<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传文(附件)

一枝清荷遭开除传递啥信号?

两江居士

2010-12-13

    近日,一则消息在网络上激起了巨大波澜,80后女青年、第三军医大学文职教师一枝清荷,因为在网上发了几篇歌颂毛主席的贴文,竟然被第三军医大学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砸了饭碗,令人匪夷所思!

    重庆,因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大张旗鼓地唱红、雷霆万钧地打黑,声势浩荡地惩腐,权为民用地兴业,而被人们称之为当代延安,第三军医大学就位于这座给人们带来希望、产生期待、催生信心的美丽山城。而工作、生活在这里的一枝清荷遭开除,已经向社会、向公众传递出了一个十分明确、而且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

    大家是否还记得,素以“思想解放、敢为天下先”的南方报系曾扬言要“把毛主席的遗体抛到扔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上去”;大家是否还记得,也是南方报系控制下的凯迪论坛,最先发出“狙杀毛左,族灭毛裔”的叫嚣……如果将这些言论和开除一枝清荷的举动联系起来看,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反毛、非毛的极端分子因为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已不再满足于“狙杀毛左,族灭毛裔”言论的快感,已真正举起了“狙杀毛左,族灭毛裔”的屠刀。开除一枝清荷,就是其打响“狙杀毛左,族灭毛裔”的第一枪。

    那么,非毛势力为什么首先向一枝清荷下手呢?我们知道,一枝清荷在网上发布了许多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她的文章不偏激,不过火,透出一股清新,折射出一种理性的力量。因为这种理性,唤醒了许多彷徨者的心灵,激发了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崇敬,更加坚定了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信念;也因为这种理性,使非毛势力感到了威胁,感到了窒息。于是,他们谋划着“族灭” 一枝清荷的罪恶计划。今天,美韩、美日联合军演,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机遇。

    大家知道,美韩、美日最近分别举行的联合军演,规模空前,针对性极强,引起了国内民意的鼎沸。在人们都将目光关注于美韩、美日联合军演时,非毛势力悄悄地对一枝清荷下了手。等到人们发觉,木已成舟,他们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他们的这个举动,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国内“美军来了我带路”的中美国人,亦即非毛者对美韩、美日联合军演的一次公开策应。

    他们没在其他地方扣动扳机,而把屠场定在重庆,不能不说其手段的阴险和毒辣。前面已经提到,因为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在重庆的恢复和提振,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精气神,也极大的压缩了非毛者的生存和活动空间,这必然引起包括重庆在内的非毛势力的恐惧。他们在某些人的支持下,组织了一轮又一轮疯狂地反扑。去年的“李黑黑”事件,可以算是一次预演。而这次开除一枝清荷,则是对重庆唱红打黑反攻倒算的开始。他们先前对重庆的唱红打黑发出了一连串的杂音;今天,又通过这样一个举动,意在引起人们对重庆、对薄熙来的怀疑,从而进一步抹黑薄熙来,抹黑重庆的唱红打黑。其用心何其毒也!

    此前,历史教师袁腾飞在公开场合,疯狂抹黑毛主席,为蒋介石扬幡招魂,为藏独势力举旗呐喊,发出了一系列卖国言论,而某些人却以“百家争鸣”为由,将其保护起来,并让其逍遥于上海世博。人们从保护袁腾飞、开除一枝清荷的一系列举动中,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某些人的真正面目。

    我们声援一枝清荷,不仅是对非毛势力的声讨,也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谴责,更是对重庆打黑除恶、对薄熙来大张旗鼓地恢复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声援。



 

我看到了中国右派野蛮血腥的自由主义

一枝清荷

2010-12-29

    我一直不知道该用怎样一种合适的方式,向你们表达我的心情。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沉默着,看着你们为我而心疼。是我不好,没有做到什么,却让你们为此担尽了心。你们的关心和爱护,清荷甚感惭颜。但我是幸运的,个人的小小遭遇,牵动了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人。都说重庆今年是暖冬,这个冬天对于清荷来说,确实很寒冷。好在有你们,有你们这么陪着我一起抵御这个寒冬。  

    在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我工作的学校,作出辞退我的决定,大家无须生气,更不必愤怒。我们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对学校的所作所为,我不想做过多的评价,他们也不是孩子,当然该懂得自己在做什么。对于那群不再热爱军旅,而只热爱军衔的“领导”来说,对我的任意处理,都可以看作是理所当然,因为他们太享受权力带给他们的快感了,他们的心中,不会再装着国家和主义,他们的眼里能够看到的距离,我想不会超过10米。

    而我,在被抛入漫漫寒冬的那天,我想起了母亲,还有我的家人,担心他们会为我而受牵连;当我独自徘徊于重庆昏暗的街头,与那些千百万衣食无着的人一样,我问我的未来在哪里?回想之前自己写过的《当你戴上毛主席像章》中所说:“当你戴上毛主席像章,你失去的是领导的爱,上司的爱;但你得到的,是同志的爱,人民的爱。”其实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傻傻的清荷,已经不打算为名利而去讨领导与上司的欢心。惟愿守住自己的一方讲台,将心血与汗水奉献于爱我和我爱的学生们。我以为,只要自己将教学与科研做好,只要自己在工作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就能够站在三尺讲台之上。

    事实证明清荷的想法是多么的天真。他们是无法容忍像我这样的依然抱有理想,拥有信仰,依然在抵抗这物欲横流的世界的人的;他们还无法容忍的是,有人竟然在反抗“自由”,反抗“普世”;他们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有人胆敢在解放军中宣传和赞美那位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因此,他们让我离开,是不可避免的。

    离开并没有什么,只是对于清荷来说,不可避免的是有些许的遗憾与惆怅。遗憾的是我将暂时离开自己热爱的讲台,离开那些可爱的学生们;其次是我不能留在重庆,不能留在这片承载我们希望的热土。今日重庆,确实是一块思想交锋最为激烈的前沿阵地,清荷不能留在这里,但一定会继续为坚守在这片热土上的同志们默默鼓劲。

    事实上,我所遭遇的这些小小挫折,与千百年来被奴役被漠视被杀戮被轻描淡写视作一个符号的亿万劳动者而言,那又算得了什么?我被人砸破饭碗,得到的是你们成百上千人的问候与帮助。而此刻,清荷却在想:比起那几千万下岗工人,比起他们默默地被抛在大街上,忍受着饥寒交迫和屈辱,我是幸福的。又有多少人为他们的苦难在哭泣在奔走?我被南方系被凯迪的跳梁小右污蔑围攻,比起伟人身后所发生的那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栽赃嫁祸行径,岂非更加是九牛一毛?  

    于是,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注视着同志们为我的不平而冷静地思考:面对威胁与污蔑,我们选择继续前行,还是放轻松点,选择一种游戏人间的态度会更好?从一开始,清荷也仅仅为马列毛原著逻辑的严密与结构之美妙所吸引,虽然也为作者的人格魅力倾倒,但主要还是从哲学从理论意义上来欣赏这种学说。原本,清荷面对现实周遭的种种,也发出这样的认为,以为千千万万的苦难只是一种偶然,一种命运;也会为弱者流下眼泪,哀叹社会的不公,这些情绪只是停留在小市民伤感主义的层面。而只有当清荷走进真理的海洋,被理论的光芒照射进这个现实的社会时,一切迷茫与困惑似乎都消融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马列毛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科学。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以鲜血换来的,绝不是乌托邦的空想。而是使人类真正摆脱物的奴役,摆脱自我斗争自我毁灭的命运,走向真正解放的必由之路。认识到了这样的真理,才能认识到人之为人的尊严,才能摆脱盲目性,去获得真正的自由——是的,人生本有千万种方式可以度过。但对于清荷来说,唯有这样一条道路,是属于我的。  

    因此,在清荷遗憾与幸运的同时,我更感受到一种最坚实的东西存在——力量。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正来源与你我之间,来源于千千万万的同志之间!清荷今天所写的与所说的,并不是代表我一个人,而是代表着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曾经一度被分化被瓦解,一度陷入迷茫而找不到方向,但却随着资本主义挥舞的魔杖而不断壮大。当前,日益加深的阶级矛盾,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最终是要唤醒它的。而一旦这个阶级醒来,它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寻找自己的思想,发出自己的声音。用马列毛的理论来点亮它的“心”,并为这个阶级发出声音。那么,这个阶级中最先进,最觉悟的成员自然就成为你的同志,你就自然拥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  

    对于我被辞退的来龙去脉,清荷在上面已经表明,不想对此做任何表态。相信我的人,自然清楚是怎么回事;不相信的人,也无需去作徒劳的解释。清荷在这里想说的是:资改派剥夺我工作的权利,这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残酷逻辑。更何况,以权力来排除异己,本来就是南方系“自由”精英们惯用的不二法门。只是他们觉得以这种方式就能让清荷封笔,未免有些可笑。他们虽然一时得势,虽然可以窃取国家机器来徇一己一派之私利,但这种行为是黑暗而见不得光的,是永远被绝大多数人所唾弃的。很显然,从我的事件,看出他们时刻想着颜色革命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根本无需大领导出马,只要“文强们”动用点黑道关系,就可以轻而易举让诸如清荷此类的人不发出声音。可现实偏偏是:清荷生活在红色的中国,红色的重庆!于是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打碎我的饭碗,希望自然的法则帮他们达到目的。但常常被精英们忽视的是:左派并不同于右派精英,需要靠位子和权力生存。左派虽然会有一时的困窘,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依靠自己的劳动,哪里都能找到生存下来的方式。  

    从近段来看,资改派们如此歇斯底里地打击左派,清荷反而看到了左派的希望,他们的绝望。在时日无多之际,自然要做一番垂死挣扎。野蛮血腥的自由主义,正在全世界范围内遭到唾弃。现实已经明明白白地昭示着: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在资源与能源方面世界范围内的攫取,已经发展到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无法调和的程度。在非洲,在东南亚,无数实例已经证明,美国不会容忍一个新大国的崛起。因此,在朝鲜,在南海,罗网已经慢慢收紧。而中国想要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继续崛起,则必然需要中东石油的稳定供应,需要与欧美争夺亚非拉的原料产地。这就触动了欧美的核心利益,而挑战这种旧秩序的唯一手段,无非是一场战争。而悲哀的是:我们的精英们,恐怕自己正在为一张美国绿卡而挤破了头,他们敢动这样的念头?既然对外扩张的路走不通,那么就继续“深化改革”好了。然而,经过了医改,房改,教改后......还有什么能够接着拿来改呢?

    最近一系列的通胀显示,他们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但恐怕自由精英们自己也明白,普通劳动者的消费能力终究有限。因此,吸收这庞大产能,维持高速增长的,就只有不断贬值中,越来越靠不住的只能是那张绿纸了。当技术、资源被死死卡住,那些靠出卖环境和工人血汗换来的外汇资本,又被限制而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场所,最后只能多数用来收买美国国债。那么结果就是:既无法通过扩张继续保持现有增长,又需要把多数的增长红利进贡给外国资本,因而无法用于改善民生。这个时候,如果还要继续保留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话,就只有对外向美国主子投降,改旗易帜;对内拾起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强行减少人口了。清荷试问:资改派这么做,人民会答应么?毫无疑问,最后被抛弃的,将是资改派自己,将是资本主义制度。  

    之前的清荷,守在象牙塔里,离世俗太远;所写的文章,大多谈的是理论与历史,而结合现实的东西很少。我想这次清荷事件,给我们左派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首先,从我在军队院校任教看出,资改派和敌特们对于军队系统的渗透到了怎样的程度。失去思想的军队,是一支没有前途的军队;失去信仰的军队,是一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没有战斗力的军队,还叫军队吗?所以,通过清荷事件,我想敲醒这警钟的,应该是军中的爱国者和左派们。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如果再不加强马列毛思想的教育,再不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任由周瑞金辛子陵之辈妄为,后果一定是灾难性的。  

    其次,资改派以这样一个荒唐的罪名对待我,证明了他们的虚弱。在五星红旗下,他们找不到任何罪状来给我定罪。实际上也就是告诉各位同志:在现有的宪法框架内,我们的行为都是合法的。只要采用合理的斗争策略,我们就可以占据公理和大义的至高点。而今,贪官横行,卖国贼遍地,如果我们的同志,仅仅只是以一种情绪化的眼光来看待现有体制和政权,而不以辩证的眼光进行具体分析,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做的结果,就等于让我们放弃体制内已有的阵地,将整个政权和国家机器推给资改派。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才是真正的投降主义啊。  

    当然,左派的根基不在道义上的合法性,而在于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无产阶级。并且只有当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才能使左派政治上边缘化的地位发生真正的变革。我们的工作重心始终应该放在争取工人,教育工人上。而只有把这个根基打捞,我们才有足够的资本抵抗资改派的进攻,才有可能使蛮横的敌人有所顾忌。左派只有真正与无产阶级结合,才能存在并发展,最终成为推动这场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事实证明,我们在这一点上,还做得远远不够。  

    所以,当你身为左派,请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如果有一天,你自己也遭受到了与清荷一样的命运,你该怎么办?资改派能让你丢掉工作,忍饥挨饿,但却不敢公开声称宣传马列毛有罪,也不敢公开搞株连。清荷是幸运的,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同志的关注和关心,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如此幸运地引起各方关注。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事先联络好周围的左派,以十人左右为单位,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先由附近的同志帮忙,齐心协力度过难关。相信度过了最初的难关,后面的问题就不成问题了。这样的未雨绸缪,清荷觉得在目前日益激烈的斗争形势下,是很有必要的。  

    最后,对于想要了解清荷未来去向的同志,你只需要知道,清荷之前是一名劳动者,并以作为一名劳动者而自豪;那么被开除之后,我依然会作为一名劳动者好好地活下去。只要清荷的大脑还未停止思考,那么我会继续拿起我的笔,与你们在一起。 

    2010年12月29日凌晨,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30 08:51:2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我国社会谣言传播的特点和形成原因

我国社会谣言传播的特点和形成原因

姜胜洪

2011-08-29

    摘要:打击谣言的始作俑者诚然可行,但政府完善辟谣机制,提高公信力,使谣言无处可传,无人可信,才是辟谣的理想方法和治本之策。

    谣言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社会谣言则是指围绕社会的某个公共事务所产生的谣言。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物价上涨过快、贪污腐败案件增多、贫富分化差距大等社会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会迅速激化,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另外,在我国,地震、洪水、传染性疾病等灾害、疫情时有发生。而在这些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件发生时,社会谣言作为一种有害的伴生物常常迅速传播,对事态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容易引发群体性的非理性情绪与行为,不利于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如果任其发展,极有可能导致人心不稳、社会不安、国家动荡。因此,科学认识、准确把握近期我国社会谣言的传播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加强媒介的舆论引导,对于稳定民心,妥善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近期我国社会谣言的传播呈现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蛊惑性强,隐蔽性强,无意识传播和非理性传播等新特点,对社会的危害性进一步增强。

    第一,微博成了谣言产生、扩散的重灾区,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2011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微博用户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2011年上半年,我国微博用户数量从6311万快速增长到1.95亿,半年增幅高达208.9%,在网民中的使用率从13.8%提升到40.2%。微博受众的广泛性和传播的快速性,使之很容易成为虚假信息、不实言论传播平台,谣言在产生之后,往往借助微博的种种“围观”行为,获得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引发公众的误解和不满。

    第二,篡改正规媒体的报道内容,蛊惑性大、隐蔽性强。为了增加可信度,某些人篡改正式媒体上的新闻,再粘贴到网上,误导受众,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例如,七一前夕,有一个微博以极其初级的拼图手法发布了一副伪造的2011年6月25日《人民日报》的图片,甚至上面一张图片的右下角还有原上传者的微博ID,但评论中不乏信以为真者。

    第三,谣言的无意识传播和非理性传播大行其道。以往的谣言包含的信息或多或少对传播者来说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甚至关乎人身安全。所以传谣者往往以相对审慎、严肃的态度对待谣言。而当今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使得不关心真伪的围观与跟风成了时髦。人们甚至以猎奇、娱乐的态度来制造或传播谣言,使得谣言的无意识传播和非理性传播大行其道。例如,4月下旬的某一天,安庆17岁的在校学生夏某在玩电脑游戏的时候,突发奇想,发布了“安庆地区变态杀人团伙割取器官暴尸街头”的帖子,目的只是为了引发别人的关注。又比如,6月11日晚,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发生一起民众与治保人员纠纷引发的民众聚众滋事事件后,陈某造谣孕妇小贩的丈夫被治安队员“活活打死”这一谣言,直接加剧了增城群体事件的恶性发展。

    当前,社会谣言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有些是因为民众对某些问题的不了解,而有些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故意造谣,制造社会混乱,以达到其险恶的目的。

    第一,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许多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人们很难为自己的未来制定准确的预期,在心理上和思想上难免会出现迷惘和浮躁,进而衍生出怀疑、猜忌、不满和攻击等负面情绪,这些情绪往往是社会谣言产生的心理动因。同时,近年来,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加剧了民众生活的恐慌心理,也为谣言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瘦肉精火腿肠、染色馒头、硫磺生姜等食品安全事件,使百姓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大打折扣。此外,少数极端突发事件给人们的心理带来的创伤,也造成了社会心理的不安全感。

    第二,科学知识的欠缺,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 历史上许多谣言的形成,都是基于迷信或对科学的无知。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科学知识的普及,这类谣言已经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如今更多的谣言则往往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利用普通群众科学知识有限、对科学盲目崇拜等心理来实现的。近些年来,伴随着一些破坏性较强的地震、冰雪灾害、旱灾等的发生,一些迷信的宿命论者将灾害的原因归结为日月食、太阳风暴、流星雨等正常天文现象。这些夸大其词的言论由国外传入国内,经网络、手机短信等渠道进一步放大,在社会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有关专家认为,类似的以讹传讹、谣言四起,屡屡引发公众情绪集体失控的事件,是公众焦虑感和安全感缺失的集体释放,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缺失的一种表现,但根子还在于科学知识的缺失。2010年底,中国科协公布了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的调查结果: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也就是说100个公民中,仅有不到4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比2005年的1.60%仅提高1.67个百分点。因此,人们在信息面前往往容易失去判断能力,听信谣言。

    第三,社会信息管理的滞后,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机会。一是社会信息不够透明。社会信息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如果社会信息不能有效公开,民众势必会对事态的进程产生种种盲目性猜测,从而导致谣言产生。二是信息监管技术落后。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型信息传播方式不断出现,这给信息监管技术带来全新的挑战。目前,某些信息监管技术还比较落后,对一些新型信息传输领域的监管还不到位,致使有害信息得以传播,其中也包含谣言的传播。三是信息管理法律法规滞后。由于法律法规的滞后,许多新型传播行为的性质难以界定,对这些新型传播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往往也难以追究法律责任。在不能得到有效制裁和责任追究的情况下,谣言等有害信息传播的成本和风险大大降低,客观上助长了其滋生蔓延。四是信息应对能力不足。一方面不能及时组织有效信息对谣言予以反击,另一方面,反击谣言的形式、手段和方法陈旧单一,效果不好。这样不仅不能有效破解谣言,反而使权威部门的公信力受到质疑。

     第四,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公信力的下降,使公众的不信任感增强。个别权力部门和贪腐官员的劣迹让人们产生了对政府、官办机构及官员的不信任感。例如,江苏响水化工园区2007年曾传言化工厂爆炸,当地政府当时曾在第一时间出面辟谣,而最终却被证实,当地政府由此失去公信力。因此,2011年2月10日凌晨2点,有人传言江苏响水县陈家港化工园区大和化工企业要发生爆炸,陈家港、双港等镇区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陆续产生恐慌情绪,并离家外出,引发多起车祸,有4人死亡、多人受伤。没有人在谣言传播的第一时间向政府报告,也没有人向政府有关部门求证。有记者曾问:“如果谣言再来一次,还会出现万人大逃亡吗?”当地官员言之凿凿地回答:“不会!”但不少村民却回答说:“还得跑,我们宁愿相信这是真的,保命要紧。”响水事件反映出居民对化工企业安全生产缺乏信任、对政府也缺乏信任。此外,近十年来,从凡事听信专家观点,到对专家持普遍怀疑态度,专家的话也越来越丧失了公信力,这就更使人们对信息难辨真伪,谣言借机散布开来。

    第五,国内一些媒体及少数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淡漠,助长了政治谣言的传播。近年来,少数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淡漠,通过短信、境内外非法出版物,传播和喜欢追逐诽谤中国高层的“秘闻”、“政治斗争史”;在酒宴和小圈子内传播小道消息和政治谣言,发表不利于团结统一的言论,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助长了政治谣言的散播。同时,某些小报、网络刊发、转载不实新闻,甚至制造谣言,恶化了社会空气。

    第六,网络推手制造谣言,强化了谣言的扩散,挟持了网民的意见。在微博上传播重大信息、拥有强大动员能力的并不是一般网友,而是意见领袖。近年来,一些网络推手在网络上散布谣言,许多网民难辨真假、信假为真,并发表一些非理性的意见和看法,致使网上舆论距离事实真相越来越远。谣言一旦形成规模,群体效应将会显现,即便有人发表质疑的言论,也可能很快被淹没。虚假信息被广泛炒作后,更会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催化剂”,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虽然许多传言事后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但通过网络迅速传播,谣言仍然很快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蔓延开来。

    第七,商业利益的驱动,是谣言滋生的经济动因。当前,谣言与经济活动的联系愈益密切,一些谣言的“制造者”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满足一己私利,不顾社会道德,甚至不惜触犯法律。例如,2011年3月下旬,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多次接受采访发表日化产品涨价言论,新闻媒体多次报道联合利华等品牌的日化产品将于4月份涨价,增强了消费者涨价预期,引发部分城市发生日化产品抢购。散布涨价信息前一周与后一周的市场销量相比,上海超市日化产品销量平均增长21.2倍,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

    第八,西方敌对势力制造和利用各种谣言,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美国发生“9.11”事件之后,境外敌对势力和境内别有用心的人,加紧了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步伐,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渠道,宣扬各种错误观点,制造和利用各种谣言,对社会热点问题和敏感事件进行炒作,煽动民众的不满情绪。2011年2月1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以“互联网的是与非:网络世界的选择与挑战”为题,在华盛顿发表讲话。她在演讲中公开点名中国、古巴等是“实行书报检查、限制网络自由、逮捕批评政府的博客人的国家”,再次呼吁允许公开和自由地使用互联网,并表示美国今年即将投资2500万美元,以撬动更多私人资本的方式,“开发技术工具,使‘压制性国家’的网上活跃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和一般公众能够绕过网络检查”。与之相呼应,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互联网煽动非法集会,制造事端,挑起“街头政治”,目的是想把西亚、北非的乱局引向中国,搞乱中国。

     谣言将伴随人类社会始终。打击谣言的始作俑者诚然可行,但政府完善辟谣机制,提高公信力,使谣言无处可传,无人可信,才是辟谣的理想方法和治本之策。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强化网络舆情分析研判,加强对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的应用管理,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切分裂破坏活动,不给任何敌对势力留下传播反动、有害信息的空隙和机会,稳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31 09:43:42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转发:西安事变

多少高官为外国做间谍!

新唐人

2011年8月27日

    (新唐人综合报导)中共军队的最高学府国防大学的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在最近一次题为《苦难辉煌》的公开演讲中,主动披露了近年来落马的多名为外国政府充当间谍的中共高官及其涉案细节。有评论分析指出,金所披露的情报对象在经济领域渗透严重,〝触目惊心〞,而这也正是中共高级官员对未来〝没有信心〞的表现。

    在演讲视频中,金一南列举了数人,并介绍了相关的细节。对于其中一些案例,金一南称中共不能多判,只能说是〝经济问题〞,因为实在〝太难听〞。

    国防大学的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在最近一次公开演讲中,自曝多名中共高官为外国做间谍。《德国之声》报导指,由于事涉敏感,金一南大部分案例中共官方从未对外正式证实过。但是相关视频在中文互联网上引起震撼。目前,大陆土豆网上的视频已被网路监管部门责令删除,YOUTUBE上的视频则还能打开。

    执行死刑、曾获台湾〝总统大奖〞的佟达宁

    金一南称,原社保基金会办公厅主任佟达宁向台湾方面泄露了〝国办、中办〞的文件,他透露的人民币汇率调整情报,使台湾方面预有准备,避免了所谓〝两千亿〞新台币的损失,并因此获得了台湾方面的〝总统大奖〞。

    香港媒体对此案亦有报道,佟达宁2006年4月被处决,他原是国家发改委的司局级官员,15年来,因出售机密文件获得了大约25万美元报酬。他的案件,被制作成电视纪录片《佟达宁间谍窃密案》,播放给中共官员作为保密教育宣导片。

    中联办秘书长、中英香港问题〝内鬼〞蔡小洪

    〝如果不是2003年发生非典,中组部的考察官员无法赴港,他就将升任中联办副主任(副部级)〞。据金一南介绍,中共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秘书长蔡小洪,此后以正局身份被抓捕,蔡小洪被安全部门查出,长期向英国提供情报。他的父亲是前司法部长蔡诚。

    金一南称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方长期怀疑有〝内鬼〞,但一直查不出来,到03年才查出此人。而蔡小洪长期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中联办前身)文件处处长,掌握大量中方对港问题的机要文件,被抓捕时,是中联办的秘书长。2004年的香港媒体报道,蔡小洪在广州秘密审判;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处长魏平元的刑罚更重,但刑期未见披露。

    与金正日私交甚密的特使李滨

    金一南还介绍了〝极大的丑闻〞外交部朝鲜半岛特使李滨案。李滨曾担任中国驻北韩公使衔参赞,担任中国驻韩国大使期间,被韩国情报机关吸收,回国继续提拔,担任朝鲜半岛事务特使,继续提供情报。韩国报纸报道李滨因〝泄密〞被捕,

    金一南评价说,他不是不小心〝泄密〞,而是担任韩国的间谍。金一南评价说,中共在朝鲜半岛有〝重大战略利益〞。李滨的行为,使中共在朝核六方会谈中〝屡屡居于被动地位〞。此后,李滨被以经济案等理由判了七年。金一南说,不能多判,只能说李滨的〝经济问题〞。因为实在〝太难听〞,〝全世界,那一个国家的大使做其他国家的间谍?〞

   《华盛顿邮报》2007年报道称,李滨与朝鲜领袖金正日私交甚密,泄露金正日访中行踪等机密给媒体而遭北京调查,另方面,李滨也提供金正日、中朝关系动向让韩国及美国知晓。

    核工业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

    去年落马的核工业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是兵器、军工等行业的中共中央委员,也是中纪委委员。据金一南的介绍,康日新向某外国政府出卖了中国的核材料情报。金透露,康出问题后,〝中央非常紧张,要求全部都查,查到谁都要查出来〞。中共17届5中全会,康被撤销中央委员,对外,也只能说经济问题,〝别的不好说〞。

    和军委领导〝非常熟〞的国防部外办美大局局长徐俊平

    国防部外办美大局局长徐俊平大校外逃案曾轰动一时。据金一南描述,此人常年陪同和军委领导出访,和军委领导〝非常熟〞,〝徐俊平带去的情况,不是导弹有多少枚,精度有多少这类的技术情报,而是领导人的性格,决策习惯和决策方式。〞

    大校王庆前:一等秘书对日〝开窗户〞

   此外,据金一南介绍,总政联络部驻日使馆王庆前大校,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定期打开窗户,为日本情报机关的远程探测设备提供方便,甚至还在中共驻日大使、武官处安装窃听器。

2007年11月14日,日本《产经新闻》披露,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理事〞王庆前大校,涉嫌向日本人泄露军事情报,而被解放军军事法庭秘密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王庆前80年代起就在友联会从事对日工作,并于2001年为止的数年间,在中共驻日本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

金一南称,空军某杂志社副社长贾世庆大校。因为没成功当上空军军训部的副部长,被调整到一家杂志社担任副社长,遂出卖情报,一个月数次出境提供情报。

前述徐俊平、王庆前、贾世庆案件,因涉及军方更为敏感,中国大陆媒体并无报道,而海外媒体报道相当罕见,细节寥寥难以查证。

《德国之声》引述长期关注中国政治变迁的媒体人罗先生称,金一南所述涉案官员级别高,隐藏周期长,能接触核心机密,情报对象在经济领域渗透严重,可谓〝触目惊心〞。在他看来,这也正是中共高级官员对未来〝没有信心〞的表现。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30 08:45:0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县长日记

掉进钱眼和权眼里了的中国

——与国内外媒体、外国驻华官员的谈话纪要

胡星斗

2011年8月

    [我最近与国内外媒体以及外国驻华官员,如法国驻华大使、澳大利亚外交部、英国使馆、美国使馆、日本使馆、德国、丹麦、挪威、韩国、安哥拉等国官员,进行了交流,以下根据回忆整理出部分内容。]

   目前的中国在公开预算、微型金融、户籍改革、社会保障、网络反腐等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但是,中国仍有可能沦为“失败国家”,关键是看中国能否在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方面取得进展。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每年发表“失败国家”名单,中国近几年每年上榜。它提醒我们,中国不能被表面的光环炫晕了头脑。决定一个国家能否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不是经济成就,而是政治形态,也就是能否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而发达起来的,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发展速度虽然暂时比中国慢,但是他们都基本上建立了现代型政治,为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而反观中国,经济发展虽快,但维稳经费也高速增长,已经超过了国防经费;腐败扩散的速度也远远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有一些人预测,10年之后中国可能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国可能陷入动乱。
目前,中国进入了发展的十字路口。

     中国面临的选择有三条道路,即极左或毛左的道路、权贵社会主义或者俗称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类似于西方的宪政民主道路,这三条道路都是死路。极左或毛左的道路试图回归毛时代,更加偏离现代人类文明,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相反可能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权贵的道路也叫特色社会主义,即经济上的自由、经济制高点的国有垄断加上政治上的保守、政治体制的僵化,最终特权腐败、两极分化、官民矛盾会失控,社会将逐渐地陷入混乱;第三条道路——自由民主的道路,或许是中国长远的目标,但由于目前的中国人没有民主训练、不存在公民社会、人治与党治大于法治,所以,实行民主的结果肯定是社会动乱,国家分裂。也就是说红色道路、权贵道路、自由道路,对于中国都是死路一条。

    中国未来唯一正确的道路是通向宪政的暂时训政,在保证执政党权威的基础上逐渐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厉行法治,预备宪政,让党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实行党内民主,放弃革命党思维和特权思想。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避免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为了中国的现代化,执政党应当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利益。

     中国的未来最有可能的是三种前景。

     一是政权不变,但社会越来越衰微,矛盾越来越多,动乱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执政者应当反思:为什么早就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社会反而越来越不和谐?根源在于不是用现代文明的办法实现和谐,而是采用打压的办法,最终牺牲了社会正义;不是致力于建立现代国家制度,让人民有话语权、监督权,而是回归毛时代的做法。可以说,如果不能建立公正社会,那么也就无法建立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是现代国家的通用语言,通用语言是公正社会、法治社会、民主社会。和谐社会往往意味着不讲原则、没有公正、暴力强压下的表面上一团和气,这不是执政者追求的目标;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追求。

    第二个前景是军人执政。也就是在当局执政失败之后,国家陷入动乱,军人接管政权。不仅是枪指挥党,而且是枪口威吓全民。这是很坏的结果,还不如一党专政。

    第三个前景是国家在短暂动乱之后组成民主政府,但社会也陷入了比较混乱的长期痛苦时期。触发中国社会动乱的因素,一是通货膨胀或经济滞涨,二是基层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演变为全国性骚乱。

    通货膨胀或经济滞涨是政绩GDP化的结果,是未来中国必然的宿命。中国进入了长期的通货膨胀时期。由于国进民退、国有垄断特别是金融垄断、税收沉重,导致中小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进一步导致就业难、薪水低,民营企业风雨飘摇,所以经济滞涨也是未来中国必然的宿命。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据银监会的数据,2009年5月,全国各地有融资平台公司8000多家,许多县市的债务余额超过了财政收入;现在又有报道说,地方政府负债10万亿。我的问题是:这么多的负债,超过了国家财税,有多少用在了民生方面?恐怕大部分用在了政绩工程上。资金使用效益的低下,将进一步诱发恶性通货膨胀。

    市场普遍估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应该在14万亿元左右,有的地方政府债务率已超过100%。地方官员为了提升他们的政绩,往往大量举债。至于债务将来是否能够偿还,则是继任官员或者中央政府的事情。地方政府不是法人,也不是一级责任政府,如果放开地方政府举债,会导致大量的坏帐,经济无法可持续发展。筹集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还是应由中央统筹发行债券,除非我们能够让地方政府成为一级责任政府。而让地方政府成为一级责任政府,恐怕必须要有民主对地方官员的制约,才能够起作用。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家庭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而中国是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财富,中国贫富分化的程度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法制晚报》,2010.5.24)。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深圳商报》,2010.12.16)。为什么中国越来越贫富分化?当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拉大是必然的现象,也符合库兹涅茨倒U理论,但是像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那还是不正常的。其原因,一是中国的税收太重,尤其穷人缴税太多,中国富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到个税总额的10%,而美国10%的富人缴纳了个税的60%多(《深圳商报》2009.5.11)。中国穷人的收入中25%交税,富人只交了18%。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公布,在全球175个被调查的国家中,中国位于纳税成本最高的第8位,中国大陆的总税率高达77.1%。二是中国的金融国有垄断,不利于中小企业、个人创业、新农村建设等。三是中国的房市是造富的机器,股市是剥夺穷人的机器。四是老百姓无权,纳税人也没有权利,既不能团结起来组织工会、提高工资待遇,也不能监督国有企业和政府。中国需要“纳税人革命”,纳税人从“沉默的多数”变为社会的主人。

    官权压倒民权,国富压倒民富,官员喉舌压倒人民的声音,这是腐败与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

    美国GDP中70%是劳动报酬,中国仅15%,发达国家平均50~60%。2008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35.3%,而美国为70.1%,印度为54.7%。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报告,中国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差距达到15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巴西,居世界首位。而发达国家的行业收入差距一般在两倍左右,日本、英国、法国约1.6~2倍,美国、德国、加拿大、韩国2.3~3倍(《经济参考报》,2011.2.10)。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官营慈善组织经常陷入丑闻之中,这并不奇怪,未来这样的丑闻还会更多,因为官营机构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好。国有慈善基金会与国有企业一样,产权虚置,政企不分,治理结构不健全,缺乏责任机制,缺乏真正的竞争,管理成本高昂,财务不透明,捐款去向不公开。中国国有慈善机构的管理费比率高达10%,剩下的90%的慈善款都交给了地方政府,成为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这些钱到了地方以后到底有多少用在了扶贫救灾方面,只有天知道!而发达国家政府不直接从事慈善事业,只负责监督,他们的私人慈善机构经过激烈的竞争,其管理费比率只有3~4%,其每一笔款项来源、流向都必须向社会公开,行业协会、民间组织也不断地发布对于慈善机构的评价和排行,激烈的竞争淘汰了那些管理费率高、管理不规范的基金会。只要中国不改变官营垄断慈善基金(尽管也有少量的民间慈善基金作点缀)的现状,中国的慈善事业就不可能发展壮大,不可能被国民认可。为什么中国人的捐款比例低?美国人均慈善捐款额是中国的7000多倍。在15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综合指标居倒数第7位。中国慈善捐款的践诺率只有7%(《深圳商报》2010.8.20)。
民众的没信用,其实源自官员的没信用。中国官员是世界上最没有道德感的群体。

    近几年国进民退,国有资产从1999年的9万亿增加到2009年43万亿,接近5倍。令人震惊!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整体上处于亏损状态。从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利润4.9万亿元,同时少缴利息、地租、资源税以及获得补贴共计6.47万亿元。同时看看国有企业怎样的挥霍:京华时报2011.5.11报道,根据2010年年报数据,央企高管高薪前5名全是中海油,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年薪1330.6万元。国有企业出资人权利虚置,财务监督阙如,薪酬委员会名存实亡,独立董事沦为附庸。真是合法贪污权,合法分赃啊。而国企的利润就是社会的成本,国企几乎都是利用特权来赚国内老百姓钱的。看看这些国企怎样地掠夺老百姓:中国手机话费比发达国家高出5~20倍,2009年我国手机话费占居民可支配收入,城市为4.77%,农村为15.9%,而国际上大多低于1%。

    国有企业赚了很多钱,但他们的效率却是世界上最低的。根据中石化2010年年报,当年中石化的净利润707亿元,全年管理费用高达577.7亿元。中石油、中石化的投资回报率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分之一,如中石油2008年A股市场投资回报率0.89%,而埃克森美孚为20%。

    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是政权的基础,所以即使亏本、即使挨骂,也要保持国有垄断。这种观点是陈旧而且极其错误的。过多的国有垄断直接或间接造成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困难、产业升级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失败、政府的庞大、对法治的破坏、民生的艰难、腐败的蔓延、道德的沉沦,难道说这些都有利于执政党?凡是国有企业密集的地方,必然是民间活力不足、科技创新不足的地方,必然是法治不彰、专断独行、腐败不公的地方。所以,执政者应当头脑清醒:国有企业已不是政权的基础,而是破坏政权合法性的元凶。

     中国的财政收入和货币发行都增长太快,必然造成实体经济萎缩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也就是形成滞涨。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万亿元,增幅21.3%。再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矿产权拍卖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卖彩票收入以及工商、质检、城管、交通、卫生防疫、食品药品监管等其他各种预算外收费,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3万亿以上(按照学者的说法,预算外收入与预算内收入的比例为1:1,那么中国政府的总收入在16万亿左右)。2010年全国卖地收入2.7万亿元,与2009年相比增幅超过70%。

    2010年,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近8万亿元。2010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72万亿,同比增长近20%。M2占GDP的比例高达2.6,远远超过正常的货币水平。现在,全世界都在指责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是美国的广义货币M2占GDP的比例仅为0.65,目前全世界实际流通的美元仅4.5万亿,仅占其GDP的30%,而且美元60%为美国之外的海外持有。

    中国发行了过多的货币,是饮鸩止渴。发行超量的货币既是被动的——由于巨额的外汇占款而不得不发行的,同时又是主动的——为了保持人民币不升值、为了GDP政绩,而人为制造了天量货币。根据经济学家的理论,货币或财政投入每增长1%,GDP增长率就提高1/3%左右。根据奥肯定律,GDP增长率提高1%,就业率就提高1/2%,但中国仅有1/3%。大量的货币,投入到效率极其低下的经济之中,表面上看起来促进了就业和经济繁荣,但实际上积累了长期通胀的祸根,恶化了民生,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仅仅是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GNP(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与日本相差40%,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民财富40%左右是境外居民创造的,利润流向了境外,并不能造富于中国。日本则藏富于民,国家外汇储备虽然仅1万亿美元,远低于中国的3万亿美元,但日本还有1.5万亿美元的公共养老基金,6万亿美元的私人企业海外资产,15万亿美元的个人金融资产。所以,不论国富还是民富,日本仍然远远超过中国,更不要说人均。对此,中国人必须保有清醒的头脑。

     中国人的收入只有美国人的十几分之一,但是中国的平均房价却比美国高得多。

     根据美国房地产协会2009年统计,美国中价房每平米约5700元人民币,纽约房屋中价与家庭年收入中值之比为5:1,而北京、上海德这个比率约为40:1,我们不能不成为“房奴”。中国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一是由于GDP政绩制度、土地财政和土地的各级政府垄断供应抬高了地价,致使土地出让金飙升,地王频现。二是过去放任了房屋投机,中国70%的购房是投机需求甚至是腐败需求。2010.4.20深圳一人抛售680套住房;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夫妇名下拥有24套住房;浦东外高桥规划建设处长陶建国名下拥有29套住房;上海房地产局副局长殷国元拥有30套住房。据报道,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0,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而发达国家对于住房保有征收房产税,美国、德国对二套房征收50~80%的销售所得税,这些都有效地抑制了房地产投机和投资的需求。所以,在发达国家,除非大富翁,否则很少有人拥有两套以上的住房,这样房屋就回归了它的居住属性。2009年,德国57%的家庭租房居住,租房平均使用面积仅69平米,可见住房保有环节的税收能很好地调节需求。其他如中国买房者太年轻,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是27岁,日本、德国为42岁;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如2009年的平均毛利润率达到55.72%。这都是房价太高的原因,但它们还是次要原因。

     中国应当大力推行住房双轨制,即市场价的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并存。应当出台《住房保障法》,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与监督的力度。2010年4月住建部规定,对于骗取经济适用房的,责令退还住房,并且5年内取消再申请的资格。这样的规定对于骗购者等于零风险,而他们可能获得的收益巨大,风险与收益的巨额反差,还会促使一些人继续骗购。反观香港,对于骗购者的处罚相当严厉,3年前时年85岁的香港退休大法官因为骗取廉租房,仅仅是廉租房,就被判入狱11个月。

    住房难、房奴多,一直困扰着政府和居民,成为民生改善的一大障碍。近几年,中央政府一直要求大力兴建保障性住房,但是由于资金等原因,每年落实不到30%。为了改变保障性住房落后的局面,福利分房卷土重来。住房应当实行双轨制,但保障性住房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如果社会单位——企业、机关也提供保障性住房,企业会偏离它的市场目标,机关则可能以权谋私,而目前社会上最有意见的正是后者。

    公务员的住房问题应当解决,但是问题在于,公务员以其权力很容易侵占普通民众的保障性住房指标,而且许多公务员拥有多套住房。我认为,应当聘请中立的机构对于公务员的收入状况进行评估。如果其收入不及社会平均,那么应当对公务员进行补贴,补贴款向社会公开,然后让公务员到市场上购买商品房;公务员也可以参与保障性住房的申请,但是不能以国家机关的特权参与其事,政府部门更不能够拿纳税人的钱去买保障性住房分给公务员或低价卖给公务员,否则涉嫌以权谋私和滥用公共资金。
公务员住房总体上应当纳入城市公共住房之中,两个体系是兼容的。当然,公务员住房政策可以有特殊性,在一定的情况下财政可以补贴公务员,但前提是公务员总体上必须是廉洁的,其收入是较低的。香港公务员买房子往往会获得政府的补贴,因为其公务员很廉洁,收入不高,如果没有住房补贴,公务员的职业可能没有多少人愿意干了。而在中国大陆,即使没有住房方面的好处,大部分人仍然向往公务员的职业,所以,在中国大陆,公务员的住房补贴、福利分房等会引起普通民众的不满。

    根据寻租理论提出者克鲁格的模型计算,中国2004年的腐败租金总额为46000亿;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研究报告,2005年中国有4.8万亿隐性收入没有反映在居民收入统计数据中。这都证明了中国的灰色收入和腐败收入约等于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是GDP的30%左右(《长城月报》2011.5:80~81)。吴敬琏说:中国的租金总额达到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据报道,中国国有企业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出60~300%,如从意大利引进皮鞋自动生产线,国际市场价200万美元,中国是600~720万美元;一套年产化肥50吨的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中国国有企业花4亿美元引进。可见,国企的产权模糊、所有人虚置是腐败浪费的主因。

    据说存在着黄宗羲定律:任何朝代都走不出由廉洁开始到腐败结束的王朝循环。对于专制政体来说,这个黄宗羲定律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宪政民主政体来说,腐败的范围越来越小。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年有上万宗腐败案件,现在只有十几宗;韩国曾经腐败不堪,但是现在情况好多了,总统和总理都会因为细小的腐败而下台。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韩明淑因涉嫌收受5万美元的贿赂而被逮捕;2010年8月30日被提名为韩国总理的金台镐宣布辞职,仅仅因为他公布的私人财产中没有公布他妻子和岳母开设的商铺,他还承认在担任庆南知事期间,他妻子曾经以个人用途使用公车。2008年3月首尔市政府规定,市公务员凡是接受贿赂或招待超过3万韩元(不到200元人民币),不论职位高低,一律停职甚至免职。

    发达国家对于腐败,可谓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美国洛杉矶市市长安东尼奥?维拉雷戈萨,因为接受了34场NBA门票而被罚款4.2万美元。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州长约翰罗兰共接受免费度假、翻修房屋等好处,折合10.7万美元,而被康州议会弹劾,在美国弄得沸沸扬扬,家喻户晓。瑞典前副首相用公务卡购买了几十克朗约合几美元的巧克力,被记者追查到银行,最终引咎辞职。英国一官员因为接受了西班牙的一次免费旅行而被迫辞职。英国贸工大臣曼德尔森因为使用无息贷款买房而被迫辞职。

    而在中国呢,由于没有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所以,反腐败经常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广东茂名市前市委书记罗荫国在接受调查时称:“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

    当然,对于经济刚刚起飞的中国来说,腐败猖獗有其必然性,即使民主化开始,腐败也会在一定的时期内蔓延,如曾经的台湾、韩国,现在的印度就是这样。经常有人拿印度来证明民主与腐败没什么关系,民主不一定不腐败。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民主化初期腐败不降反升,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曲线。民主化中期以后,腐败将大量减少。所以,不能因为民主化初期的腐败而否认民主对于廉洁政治的根本性作用。

    目前的中国,一要还权于民,二要还富于民。

    2011年第一季度,国家财税增收30%左右,外汇储备也激增,令人担忧。

    中国的房市、股市是两大邪恶的市场,成为制造贫富差距的利器,富人拥有大量的房产,而房产增值迅速。A股、中小板、创业板的筹资能力很强,圈钱很多,但分红很少,利润率也很低。创业板200多个企业已经造就了近千个亿万富翁,一百多个十亿级富翁,但广大的股民却普遍亏损,财富不断地聚集到少数人的手中。原因是股票发行体制落后,是权力决定上市;对于上市企业的监督乏力,不能做到监审分离;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备,独立董事是企业所聘、是花瓶;股民不是真正的股东,没有股东权利,没有建立股东诉讼制度;缺乏资本市场的法治环境,存在大量的黑幕交易、虚假信息、坐庄拉升股价、老鼠仓等违法行为。上亿的股民亏损了,但他们却不长记性,投资了主板又投资中小板,还傻乎乎地投资创业板,他们不能认识中国股市的实质是权力与资本勾结下的“合法”抢劫与分肥。在缺乏法治环境甚至法治倒退的情况下,我呼吁股民们抵制股市,大家都不买新股,让股市瘫痪,将股市推倒重来。

    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成就是人民的思想束缚被松绑,言论自由得到初步的保障,经济体制充满活力,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中国最大的缺憾是百代皆行秦政制,秦始皇的政治体制两千多年后仍然主宰着中国,表现为权力高度集中,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层层施控可能导致政权失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未来很可能诸侯割据,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可能分裂出中国。

    越是宣传爱国主义,就越是害国主义。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目前的中国,义和团的戾气在聚集。

   中国必然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因为没有建立现代国家制度,所以腐败、两极分化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腐败的速度、两极分化的速度远大于反腐败的力度、改善民生的力度。未来中国,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特权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弱势群体难以翻身;加上财税导致国富民穷、垄断的金融导致民营企业无法发展壮大以及产业结构无法提升,再加上工人农民的权利贫困导致其收入低下,可以断言:未来的中国无法成长为现代化国家,只能长期在中等收入的陷阱中难以自拔。

    中国的经济问题都是非经济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制度问题、体制问题;如果不能从政治体制入手进行改革,那么所有的做法都是扬汤止沸,治标不治本。如经济过热,是政府投资过度造成的;通胀问题,是为了政绩投资、滥发钞票、炒作房地产和过度吸引外资造成的;民生问题,是老百姓缺少话语权、资源投入到国企、政府机构等造成的。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未来中国唯一的出路。

    中国在未来100年内都不可能对美国的超强地位构成实质性的挑战。中国内部整合的难度和重要性远远超过对外称霸。
中国文化虽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但由于缺乏自由、宪政、人权的传统,她不可能引领世界潮流,成为世界文明的主导。所谓的道德之国,其实是遮羞布,道德其表,权谋其里。

   中国人很聪明,但智慧全部用在了美食和权谋之上,缺乏政治经济制度的大智慧。中国需要社会稳定,更需要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宪政制度。目前中国不能乱,一要确立宪法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二要保证政府的一定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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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告别盛世意味着什么

程晓农

2011年8月

    2011年,正当欧洲和美国的债务危机吸引着全球目光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情势表面上仍然令西方国家的投资者抱持着希望。然而,恰恰是在这一年,中国经济已经事实上陷入了严重困境,而中国社会中对前景的失望和绝望也日益弥漫,7月的动车撞车事故则令这种不满在媒体和互联上爆发出来。在国内民众的眼中,政府宣传的“盛世”已经成为“镜中月、水中花”,人们普遍担心的是今后将面临什么样的变局。当局其实也已经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早在去年年底之前就悄悄地停止了“中国崛起”的宣传,开始奉行以韬光养晦为主旨的新外交战略(详见拙作《中国外交重回“韬光养晦”的背后──中国政府的困中求存》,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44期,2011-01-27)。

    然而,西方国家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和金融界商界人士往往还坚持以往的看法: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如此可观的成就,中国大概还会继续成功地走下去。那么,究竟是国内民众的感觉出现了偏差,还是外部观察者的认知滞后于现实的演变呢?为什么中国经济会陷入严重困境,这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一、擦去“中国模式”身上的镀金,还其本来面目

    经济发展是中国过去30年的政策基调,也是政绩合法性的来源。国内的智囊们经常把这一点夸赞成邓小平思想的核心,是“中国模式”得以称雄世界的亮点。其实,以发展来追求政绩合法性是晚期共产党政权的普遍道路,并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前半期的历史通常以革命和打击“反革命”贯穿始终;后半段则陷入意识形态失灵的困境,只能转而依赖政绩合法性。苏联在最后30年中就是如此,今日的越南、古巴也在努力提升政绩合法性。人们可以说,告别革命、改而以发展为政策重心,是共产党政权的一大进步;但是,这一转变本身包含着对共产党传统意识形态有效性的彻底否定,所以告别革命、注重发展自然而然地动摇着这种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因此也孕育着它的晚期综合症。

    这个晚期综合症源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选择空间的有限性。只要共产党坚持一党执政,无论它怎么推行市场化,都不可能放弃各级政府对经济的大规模直接、间接操纵。这不仅因为执政高层害怕失去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进而丢失政权,也因为各级干部追随共产党高层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掌控经济活动来致富,一旦实行了真正的市场经济,当官还有什么利益可图?正因为如此,不管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推行市场化改革,它能选择的发展模式其实只有两种,而且无论选择哪一种模式都无法长期支撑下去。

    社会主义国家追求政绩合法性的发展道路通常有两条:一条是大规模实施公共工程、强化军工实力,用城市的鲜亮外表和“向全世界亮剑”来展现国力,以提升国内民心、维系国际地位;另一条是改善居民生活水准,以更多的社会福利来换取民心,这在苏联研究中被称为“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即政府提供福利,以此换取民众的政治服从。

    用这个简化的框架来看共产党国家,可以说,中国的80年代和苏联自勃列日涅夫时代起都走了后一条道路,而二战后的斯大林年代和中国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则走的是前一条道路。

    以社会福利来换取民心的发展模式在苏联走到了极致,最后导致政府手中的资源枯竭,经济停滞,民怨四起,到了这个时候,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就走到头了。而前一种发展模式困境的最好样板就是目前的中国,这也是本文要着重分析的。

    跳出狭隘的“中国特殊论”来看中国的发展模式,就会有与国内主调不同的体会。中国过去十多年来的发展模式其实有一个参照系,那就是二战后的斯大林年代。与苏联当年的发展模式一对比,就会发现今天中国的成就竟然似曾相识。今天高度评价中国模式的人,往往都把眼光投向京、沪等城市那超过纽约、伦敦的都市建设,还有豪华的地铁、高铁,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国防实力大增,GDP总量位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等等。其实,按照60年前的国际标准,那时苏联的都市建设、地铁建设、军事实力都可与英美比肩,毫不逊色。

    对中国、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要做到这点并不困难,因为这类国家的资源完全由政府掌握,可以随时集中最大限度的资源,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何它想建成的项目;与此同时,老百姓的民生就必然为政府的“面子工程”让步。这种优势当然是民主国家的各级政府望尘莫及的,它们既不能命令银行贷款,也不能随意拆迁,更大的约束还在于,选民如果不想要这样的“面子工程”,政府就得把工程下马。同样举办奥运会,北京市长自然比伦敦市长阔气得多,也神气得多。

    在社会主义国家,站在政府立场的人,当然格外垂青和赞美政府的超强能力,并且把老百姓的牺牲视为“必要的代价”;但站在民众的立场,就必然会追问,这种“党和国家”的“成就”是民众的福祉吗?由此产生了一个大问题,即发展的正当性问题,到底是为谁发展谁受益?

二、“中国模式”:从漫步歧途到走进陷阱

    自从邓小平讲了“发展是硬道理”之后,全中国上下就陷入了认识误区,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只要戴上了“发展”这顶桂冠,就堂而皇之、无可质疑了。事实上发展本身并非目的,只是手段,这是常识。衡量发展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城市建设的豪华程度,或者建造航空母舰的能力吗?那是政府的目的,却不是国家的目的。政府(the state)不能等同于国家(country),国家(country)是由国民组成的,国民的需要才是国家的终极需要,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真正服务于它的大多数国民。所以,如果国民不能从发展中受益,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一定走上了歧途。“中国模式”就是从歧途走进陷阱的一个范例。

    中国一直有一种说法,经济增长得快一些,国民收入的“饼”做得大一些,大多数人便能从中获益。其实,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的果实大部分落入谁的袋中,是一小部分权贵成为主要获益者,还是大多数国民成为主要获益者,取决于政治与社会结构的进步与落后,而不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快慢。

    只有当经济增长伴随着国民收入的公正分配,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经济增长大体上同步,这样的发展才算是具有正当性的良性发展。世界上有过不少这样成功的例子,如战后的日本以及阿根廷、智利、台湾、以色列等。但中国30多年的发展却显示出完全相反的结果,在国民收入当中,政府占用和开支的比重越来越大,居民收入的份额却不断下降;进一步看,贫富差距快速拉大,经济发展的果实被少部分人掠夺。以90年代全国范围的下岗职工贫困化和三农问题为标志,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明显背离了社会公正;不择手段的经济增长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绩工程”,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增长便是政治成就、增长率决定升迁”的制度环境。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对廉价劳动力、土地、矿物、环境等资源的剥夺,而权力和财产又集中在一小群权贵手中。

    这里仅举两例。第一,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3,223.85元,人均日消费是8.832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相当于1.162美元,这一消费水平低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生活贫困线标准(人均日消费低于1.25美元)。世界范围内的其他贫困人口多在非洲等地的经济停滞或战乱国家,唯独中国的数亿农村贫困人口与“经济建设上的辉煌成就”并存。

    第二,今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按新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月收入3,500元计算,应纳税人数只有2,400万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通常是一个国家的低收入线,中国有八亿劳动力,只有3%的劳动力的收入高于低收入线。当中国一小部分富人游遍世界、到处抢购名牌手包和服装时,97%的劳动力的收入都低于低收入线。权贵们的财富再多,他们的日常消费也无法支撑国民经济,何况他们最大的兴趣是到国外消费或向国外转移财产;而在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97%的劳动力仅能维持温饱,那中国的企业向谁销售大量产品,又怎能避免产能过剩呢?

    长期的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公正,必然改变消费和投资的结构,进而导致中国模式对畸形发展的依赖。既然国民收入分配长期保持不公正状态,最后就必然制造出多数国民贫困、消费能力低下的社会结果,于是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出现了国内市场缺乏充足购买力这样的怪象;在长期“国内需求不足”的状态下又非要经济高速增长,那就只能向全世界大量倾销廉价商品,因此造成巨额外汇储备,同时在国内对应地过量投放人民币,导致通货膨胀;当出口困难、国内消费疲软时,唯一的经济增长点就只剩下房地产和公共工程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各级政府只能依靠房地产泡沫和大量奢华浪费的公共工程来维持畸形的增长格局。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就这样最终走进了难以自拔的陷阱,这个陷阱其实是“中国模式”胎里带来的,只是掌舵的和吹鼓手们一直假装看不见罢了。

三、盛世终结,危局端始

    “中国模式”内生的困境,从2009年开始将中国经济引进了左右失据、进退两难的窄胡同。为了维持增长而单纯依靠政府投资项目和房地产泡沫,最后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

    从2009年1月到2011年5月,中国的货币投放达26万亿元,其中约半数属于超出正常经济活动需要的过度货币供应,这就是当前通货膨胀的来源;同期各项贷款增加20万亿元,其中四分之三给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属于房地产贷款。地方政府花了钱无法还债,房地产泡沫过大的话早晚会破灭,所以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业都会造成巨额坏帐,因此银行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

    中国可能的金融危机远比美国的次贷危机要严重得多。唯一不同的是,美国政府只能在透明化状态下应对,而中国政府则千方百计地连捂带盖,不让国民和国际社会了解真相。国务院和铁道部之所以在温州撞车事故之后急于粉饰太平、拒绝讨论真相,也有债务上的考虑;如果真相被披露,国人对动车安全性的信任动摇了,客运收入就会急剧下降,那国务院就不知道到哪里找钱,去替铁道部偿还那二万亿元的债务了。

  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同时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政府不得不紧缩银根、挤压房地产泡沫。其结果是经济滑坡难以避免,在江浙和珠三角一带,20%的中小企业已经倒闭,剩下的纷纷改行,“制造业做不下去了,转做房地产;房地产做不下去了,转做金融;金融做不下去了,转做高利贷”。短期内拉升经济的唯一可能是再度大量投放贷款,这当然是饮鸠止渴,其结果必然是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这正是此刻中国政府为难困顿的原因。

    显然,多年来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已经走到了尽头,可以说,“中国模式”带来的短暂盛世业已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危局的端始。

    现在,不仅广泛的社会不满和绝望随处可见,连国内的一些精英和学者也开始出言批评。今年5月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接受《领导者》杂志社社长周志兴采访时表示,“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怎么样把我们的国家从本来已经走错的道路上能够拉回来一点”;他还表示,“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他所说的“定时炸弹”就是中共当前面临的困境和危机,而“抱着定时炸弹”的自然是第四代领导人,至于“击鼓传花”以后即将抱上“定时炸弹”的则是第五代领导人。张木生说得非常坦率,不仅指出中共高层是抱着“定时炸弹”度日,而且表示,现在的领导人不想或者是没办法把“炸弹”的“引信”拆除。张木生是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的好友,他的这番大胆言论是没有后台的文人绝不敢公开吐露的。

    目前国内各阶层都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不安、压抑、惶恐和忧虑。2011年很可能将被历史记载为中国局势大转折的起点。没有这样的转折,中国的民主化无法起步;但在这个转折过程中如何走向民主化,将是所有中国人面临的巨大挑战。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30 16:16:52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炮轰

中国民主自由派官员学者举办座谈会

外媒

2011年8月

    编者按: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共建党90周年、苏共亡党20周年,又恰逢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席卷而来。在这个大背景下,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南方周末》报社主办,腾讯网支持的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8月27日在北京举行。北京政治、经济、理论、法学、新闻界人士一百余人出席,四十多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高调批评弊政。以下发言根据微博整理,或有错漏。

    胡耀邦之子、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决议总结历史失误,留有余地,没有过头的话,只有说的不够的话。有的话没有说透。现在有人怀念文革的一些做法,这是一种倒退。革命党要向执政党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抉择历史机遇。三十年前的决议,自我批评还是不够的。决议批判否定的文革的底线不能突破。近来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违背锦涛讲话精神。党内的极左,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革命时期搞集中,还好理解。现在还这样,就不好理解。为什么民主集中制,民主总是弱势,集中总是强势?只有封闭的社会才感觉自己什么都好,开放社会才知道这儿那儿不如人。孤立于世界有什么好?林彪曾说,什么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时大家还叫好!党性必须统一于人民性。党内民主更值注意。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两个谬论要狠批,一是稳定压倒一切论;一个中国国情论。三十年前我们否定了“两个凡是”,今天我们又有两个误导理论:稳定压倒一切论,中国社会特色论。稳定的标准是有权的人自己理解的。制度上的差别是理所当然的,过分强调了特殊性,把人类的共同的理念给忽略了。共同的宪政、法制、人权的理念是最重要的。

    北京大学陈波:决议受邓主导,党内有些好建议没采纳,对文革反思不够,建议腾讯找五十以上人写:我经历的文革。毛从小到老,都搞阶级斗争。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一、政治家不能从公务员中产生。公务员机械化,无思想;二、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多是假历史,不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灵魂不可能干净。要公开档案。三、要落实宪法。宪法只有一条真落实:坚持党的领导。其他的,我们的宪法条款都落空了。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落实宪法。《决议》一代领导人是横空出世,有理念。现在国家气质变了,讲利益不讲理念,讲关系不讲是非。今天纪念《决议》三十周年,我心情不是很好。今日中国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只有利益,没有理念。三十年前有一群有理念的人,现在风气坏了。当年中央找浙江沈祖伦谈话,担任省委书记,他找中央汇报,说我只适合当省长,不适合担任省委书记。现在我们还有这样的人吗?我国现在的国际地位,不如1945年,我们是联合国发起国。

    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陈有西律师:一,中国现在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改变执政理念,改变维稳模式。高压还是疏导?二、改革要有顶层设计,全局设计,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再实用主义。三、重建政治道德,权力黑社会化危害国家政权。公权力撒谎带坏国民道德。五、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司法改革突破。三十年过去了。党也要反思。前一个《决议》总结了建党60年,现在要反思执政62年的得与失。需要一些宏观思考。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你们大陆学者不但不要忘记文革的教训,我还要提醒你们认真分析利比亚的教训。卡扎非是1969年政变上台的,他是全世界学习文革最认真的。我们搞小红书,他编小绿书。搞革命法庭,公审大会当场打死,是真正学习文革的好学生。不但是革命领袖,还是群众导师。杀了革命委员会的其他人。文革十年,有那么多老百姓参与那么多过激的事,原因何在?是一种冤气的总爆发。因为中国把自下而上对官僚体系泄放不满的渠道堵死了。文革给了通道。军政不行,法制的路不让走,于是我们选择了一条开明专制的路,象李光耀、香港的路。小规模的地区能这样,十几亿的国家能行吗?四种模式对付腐败,一是政变,二是民主和法治。三、开明专制,新加坡这样。有个基本条件是规模小,大国从来学不好。十几亿中国还可能搞这个。四、暴民运动。前提要有个权力极强的君主,今天没这种人。中国只有一条路,民主和法治。这个绕不开。中国拖的时间太长,代价将更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不解决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改革是空话。最近去朝鲜,农民不能私人养牛,因为牛是生产资料,要国有。关于中国模式,三种意思:一、要肯定证明中国伟大;二、反对,使改革失去方向;三、提中国道路不提中国模式。举国模式存在许多问题。

     中国法学家、决议起草者之一郭道晖:共产党要从革命党转型为宪政党。三十年前,是党内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宪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他是和国家至上相对立的,而不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三件重要事,一、开放三十年前大讨论的档案;二、开放对毛泽东的讨论;三、开放对些年改革开放的大讨论。党的执政地位到了最危险时刻,要再次解放思想,进行大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不清,又搞核心价值理念。有些理论上面很重视,下面很冷淡。错误理论要敢放弃!今天的问题还是在党。关键是推动党改革,党身上封建东西很多。党建关键要民主化、科学化,党要现代化。党的好提法不落实。不是理论没有,而是不落实。十七大很多不落实,十八大如何交待?政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政治建设为中心?值得讨论。执政六十年了,应当认真研究政治。政治局研究经济,国务院讲政改,需要思考。会抓老鼠是好猫,现在老鼠抓到了,猫打起来了。科学发展观很有道理,具体落实没有做好。政治要让百姓讲,不要给人民讲政治。

    张闻天秘书何方:个人崇拜是体制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好好反思。邓小平说过: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可见,人治是历来传统。

    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当年共产党向国民党提议案,要求结束党治,实行宪政。新民主主义第一版框里只有两字,宪政。有人笑评,现在最困难的是,不知道什么是毛泽东真正思想。

    清华大学教授李楯:文革为什么还能沉渣泛起?因为很多该否定的没否定。我六十多的人,很多历史还不知道!我们缺少忧患意识,只有敌情意识。政权在你手里,就说造反有理;政权在我手里,就说维护稳定。缺乏一种真正实现稳定的价值观。改革早已停滞。党把人民当小孩子,看中学教科书,国家没有前途。

    全国政协海外侨胞列席委员姜维:当年我是个体户,社会上认为不是好人。胡耀邦说,个体户是光彩的。我们含着热泪听的。

    《决议》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我们有切身感受。我是回大陆的第一个私营投资企业。当年德平骑着自行车为我们批私营投资企业而奔走反映,任仲林同我说,小同志你现在是大陆的资本家了,我们原来是把它消灭光的。这是我们党的观念的重大突破啊。

    人民日报前评论员马立诚:否定改革开放的势力不容小看。国家要举什么旗?如果纵容毛左,国家将有大难。唱红是违背科学发展观。如何举邓小平旗帜?一、民主和自由不可阻挡,不要阻挡;二、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执政合法性,不要自欺欺人。党内民主扩大是可行之路,党领导下的宪政。如果回到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那就开放言论、真正选举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历史经常被遗忘,要和遗忘作斗争。血统论也起来了,文革时有。揭开历史伤疤会痛,但有益。

    中国历史学家吴思:决议是以八大为理论框架,存在问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以经济为中心,计划经济一定打破,八大的理论站不住脚。决议政治改革设想对头,目标现在没达到。当时说现代化实现后搞民主,现在为何还没开始?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党史上,党中央经常出现反革命集团,这是为什么?要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决议为何没检讨建国三十年执政问题?现在思想解放还不如三十年前。党的治国理念存在问题。国家是谁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基本制度该不该改革,问题从哪来?党连自己的法治都不遵守,人民怎么办?《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对治国理念进行检讨。没有对基本的理念和制度的检讨。对国家方向没有探讨,没有弄清治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政党政治代替了现代政治,政党政治有很多方面要思考,要改进。为什么就不能把法制、宪法作为执政的基本理念?

    《中国税务》杂志社原社长张木生:当时《决议》确实不可能把所有问题回顾总结,小平说有些要留给后人去总结。我们30年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绩,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好多问题出在党内。需要好好反思总结。两会代表,农民代表两个,亿万富豪一百多,确实问题大。中国经济到拐点,贫富差距接近拉美。马克思的设想,至今没在哪个国家实现。马克思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反为资本主义提供营养,使其完善。苏联曾经崛起,世界第二,后来不行。毛最大错误是找不到限制资本主义方法。改革开放最大错误,明明搞资本主义,却不敢告诉人民。广场革命时,人的智商最低。听大家发言,一个共识。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反腐败,有一个公权力的遏制问题。一个市长,一支笔,几个亿就可以决定投向哪,投给谁,能不腐败吗?权力失去制衡,必然导致腐败。改革,一要有稳定的国际形势,可以让我们专心改革;二是恢复党的威信;健身,否则推上手术台就下不来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今天看《决议》,心情有几分沉重。当年我们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才有了万众一心搞经济建设,才有今天成就;我们否定了计划经济,才有了这样的经济活力。现在又有人给我们写文章提出要以阶级斗争观念分析社会问题,分析劳资矛盾,象通钢事件。坚持,还是回潮?当然是往前走。有人提出用阶级斗争思维解决劳资纠纷,我不认同。但要完善工会及其他制度。左派有市场,因为制度有问题。现在是地方不听中央,GDP劲头特别大。不能再收权中央,要向社会放权,民主。不能后退。

    中国驻瑞典歌德堡原总领事高锋:现状是一部分人掌握政治权力,还掌握经济权力,还害怕,往外跑。国外报纸从来没说领导英明的,哪有这么干的?现在在火山上,有钱人跑了,我这没钱人只好等着。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中共对文革反思不够,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会利用群众,实现个人目的。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被背离,导致许多问题。九十年代政治改革落后了,我发表观点,有人还批评。党内民主如何进行?我们否定了历史上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都是抽象的否定,缺乏具体的深切的清理。很多问题根本没有真正揭示出来。历史不能完整地被记忆。忘记了文革全民族的悲剧,就是背弃了我们最大的民族利益。也是背弃了党的利益。这是党执政以来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保祥:决议当时出台不易。突出解决毛泽东评价,将毛思想与毛错误分开,承认思想。实现当时的统一,是政治问題决议,有些话不合实际,如评价华国锋。今天的问题还是在党。关键是推动党改革,党身上封建东西很多。党建关键要民主化、科学化,党要现代化。党的好提法不落实。不是理论没有,而是不落实。十七大很多不落实,十八大如何交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不清,又搞核心价值理念。有些理论上面很重视,下面很冷淡。错误理论要敢放弃!决议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对头。决议说现代化实现了,搞民主。现在为什么不搞。毛泽东发动群众想法对的。当权者想搞修正主义,毛的判断是对的,方法错。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一、悲哀在于声称要长期执政,实际上没人有这想法;二、当年决议几千人讨论,现在行不行?越南全党讨论,我们讨论成泄密。制度建设让部门进行,成为部门谋权。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后来改了。国共合作时新民主主义,是竞选。后来不一样。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谈民主宪政比延安时期差远了。有三个毛泽东思想,看用哪个。毛思想、邓理论如何整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新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都融合到一起。里面的互相矛盾之处的解决,就需要创新。

    胡德平小结:今天的会很好。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很多内容是一种探讨,要相信大家的消化力。说问题、说遗憾,说希望,这是为了我们的党更好更快地进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这个口号只能用于78年吗?要长期坚持。要坚持思想解放,不用患得患失。作《决议》时我们党的精气神很好,要发扬光大。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按照中共官方说法,《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同时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在这次全会上,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分别由胡耀邦和邓小平继任。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有人想再搞文革

    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原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表示,近年有人想利用文化大革命,再搞文革。他疾呼,必须守住1981年中共中央全会决议所通过的、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底线。

    综合媒体8月28日报道,胡德平于27日在北京一个座谈会上作出上述表示。他说,当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自我批评不够,近年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他认为应该把理念观点勇敢说出来,“现在那个地方不说思想解放,但都是噤若寒蝉。”

    胡德平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来坚守,对于这个底线不能进行动摇,就是对文革进行批判、否定的态度。”报道说,胡德平参加的这个活动是一项纪念中共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0年座谈,有近百名改革派学者、党政军干部后代、退休官员参与。

    胡德平指出,30年前的这份决议“自我批评不够”,他表示,例如对于文革期间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谁在发挥主要作用,决议中还留下疑问。他认为,中共“党内民主总是很弱势,集中总是很强势”。

    关于《决议》中自我批评的部分,胡德平还说,现在有些人谋权求官,到了雇凶杀人的地步,“难道不是执政党的问题?”
中共于1981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定调,影响很大。其中包括:文革是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功大于过;未彻底否认反右运动等。

    另一方面,在中共通过了这份决议后,中国也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将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后,高层也越来越少提到这份决议与回顾文革错误,尤其在1990年代以后,党史宣传中有意无意地回避这段历史。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中重提本次决议,是一般人记忆中较少有的一次。

     中国一些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对文革反思不够彻底,所以在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时候,社会上才会出现抱怨改革开放、怀念文革甚至呼吁为“四人帮”平反的呼声。在过去一年多里,中国社会出现“红歌”、“红色文化热”,让自由派知识分子担忧文革或代表文革意识形态的思想正在复辟。

    这一年来,中国思想界左、右两个阵营之间的对峙激烈,其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左派的“乌有之乡”发动多个省份的支持者联合控告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诬蔑毛泽东。思想界内左右两极化的倾向也日益明显。左派凭据“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网站表现声势,改革派的声音则较集中在市场化媒体中。

     在27日的会议上,反思文革、挺改革,则是与会学者的主要声音。不过,胡德平本人并没有点名批评红色文化,而是主要围绕1981年的决议,联系中共当前所面对的诸多问题进行反思。他强调民主建设的重要性,也提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重要性。

    他说:“我觉得这民主集中制,怎么老是民主是弱势,集中是强势?集中,只要党内权威在,那就是强势,民主,就是弱势,像个婢女。如何把它们平衡起来?”

    针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他强调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是党性与人民性合一。他说:“我觉得合法性的根本,是党性必须和人民性相统一,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更大注意。”

    张维迎:中国宪法除坚持中共领导其他都落空

    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南方周末》报社主办,腾讯网支持的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8月27日在北京举行。北京政治、经济、理论、法学、新闻界人士一百余人出席,四十多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高调批评中共弊政。

    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发表讲话,张维迎认为:

    一、政治家不能从公务员中产生。公务员机械化,无思想;

    二、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多是假历史,不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灵魂不可能干净。要公开档案。

    三、要落实宪法。宪法只有一条真落实:坚持党的领导。其他的,我们的宪法条款都落空了。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落实宪法。

    《决议》一代领导人是横空出世,有理念。现在国家气质变了,讲利益不讲理念,讲关系不讲是非。今天纪念《决议》三十周年,我心情不是很好。今日中国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只有利益,没有理念。三十年前有一群有理念的人,现在风气坏了。当年中央找浙江沈祖伦谈话,担任省委书记,他找中央汇报,说我只适合当省长,不适合担任省委书记。现在我们还有这样的人吗?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不如1945年,当年我们是联合国发起国。

    对此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吴祚来也曾说:宪法是国家的,但被政府做空了,譬如选举人大代表政府却指定候选人,一切都内定,其实就是政府控制了公民社会的一切资源,政府成为无限而专权的政府。

    附:张维迎部分语录

    “中国穷人为什么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

    “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谈得上补偿。”

     “未来中国的转轨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周小川。”

    成名甚早,加之本人性格直爽、出言犀利,张维迎一度被认为是最富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知情人称,张维迎的很多观点曾引发社会争议。

    张维迎2010年12月被撤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接班人为蔡洪滨。据悉,关于光华管理学院此次人事调整,相关人士称或因张维迎言论过激所致。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1-09-01 16:09:50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Fw: 王希哲:胡德平们何必抬出共产党的《决议》来压制左派?

    摘要:“共产党决议30周年座谈会”这个依附权贵精英的会议,幻想的就是再来一次借助权力捂上左派的嘴巴,让右派骑在左派的脖子上鞭打发不出声音的他们,去“解放思想、进行大讨论”罢了。

胡德平们何必抬出党的《决议》来压制左派?

王希哲

2011年8月

    最近国内左派来开会,右派也来开会,甚至左派右派号称“超越左右”,也坐在一起来开会。非常好。这真是中国的自由民主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的可喜标志。

    但老王发现,右派开的会,却出现了一个很不好的毛病,就是拉大旗作虎皮,想要把1978年以来就是准右派当政,而现在在动摇中的共产党中央,继续一把拉倒自己的身边,壮自己的势,去继续仗势欺人,压制左派的翻身抬头。

    他们开的会不叫别的,叫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 ”。这个决议当初是干什么的呢?是共产党内的邓右派上台后,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和说明自己政变夺权,对左派专政的合法性,要批毛,要“彻底否定文革”。今天精英搬出这个《决议》来座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要挟共产党中央:“你们还执不执行当年专政左派的这个决议了?为什么今天要‘纵容毛左’(马立诚)?让我们右派难受?“纵容毛左”你们共产党右派中央也会难受的,‘国家将有大难’了!”。

    那么,不“纵容”怎么办?自然是要求共产党继续执行过去30年的开放右派,专政左派路线,不许左派“乱说乱动”。这个座谈会也是在警告左派,30年前那个共产党的“决议批判否定的文革的底线不能突破”(胡德平)。突破了怎么办?你突破就是反共产党的“决议”,就是反党中央了。

    本来,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你唱你的黄歌,他唱他的红歌。左右派平等自由竞争,看谁能争取最广泛群众的支持,多好的局面。为什么非要拉出个“党中央历史问题决议”来为自己作势,企图依傍中央政权的力量来吓到和压倒自己的政敌,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呢?你能拉这个1981年“决议”,为什么左派就不能拉1966年《5.16》决议?万一中国左派真翻了身,拉出《5.16》决议来专政你们,你们高兴吗?你们反对吗?一定不高兴的,一定反对的。既然如此,大家都不要拉什么共产党的决议来做自己的虎皮,都要养成习惯,无论自己这派是不是在共产党中央那里得势,完全靠自己的本事来辩论,靠道理来争取全党全国最大多数党员和群众理解支持,影响他们,从而影响中国的政治走向,这就是中国民主的开始了。

    从这个“共产党决议30周年座谈会”发言,看到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右派精英在当前中国人民普遍愤恨官僚特权阶级的形势下,对左派企图翻“彻底否定文革”这个案,感到恐惧。

    胡德平开场白就要守住“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底线,“不能突破”。说“近来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违背锦涛讲话精神”。

    你有权主张不要“再搞文革”,人家也同等的有权主张应该“再搞文革”。为什么要抬出“锦涛讲话精神”,吓唬别人不可“违背”呢?为什么“锦涛讲话精神”就不可违背,毛泽东“讲话精神”就可以违背呢?当年违背了毛泽东“讲话精神”就算“解放思想”,为什么“违背锦涛讲话精神”不算“解放思想”呢?右派“解放思想”30年了,今天让左派也“解放”一下思想,不好吗?还有,为什么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就这些可以违背,那些不可以违背呢?谁来定标准呢?谁坐在共产党最高的台上,谁定标准,这就是你们的“解放思想”?

    还有什么“中共对文革反思不够,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会利用群众,实现个人目的。”

    “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有什么不好呢?多一点“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例如,她没有点出名字:薄熙来、汪洋、李克强,于党于国于民有了更多选择,让他们“利用群众,实现个人目的”,群众也“利用”他们,实现人民的目的,互相利用,政治进步,不是更好吗?民主不就是人民与政治代理人的互相利用吗?这不是求之不得的民主化吗?“党内野心家”是文革重罪,“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与“党内野心家”罪名,有何不同?今天把“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当罪名搬到“反思文革”的座谈会来吓人,不恰恰是右派精英“对文革反思不够”吗?右派对文革何等实用主义!

    胡德平之外,到场精英,几乎人人讨伐文革:

    “对文革反思不够,建议腾讯找五十以上人写”;

    “不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灵魂不可能干净”;

    “开放对毛泽东的讨论”;

    “文革为什么还能沉渣泛起?因为很多该否定的没否定”;

    “否定改革开放的势力不容小看。国家要举什么旗?如果纵容毛左,国家将有大难。唱红是违背科学发展观。如何举邓小平旗帜?”;

     “文革时有。接开历史伤疤会痛,但有益”;

    “中共对文革反思不够,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会利用郡众,实现个人目的”;

    “《决议》...作出正确结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要不要“反思”?要不要批判?当然要!王希哲1973-74年领导“李一哲集团”,就是公开向毛泽东-中央文革左派“大人物”挑战,反思和批判文革。指出它的黑暗面和光明面的。

    黑暗面,是因为庐山会议以来,党内外右派被专政,使得极左失去约束,在文革中发展到疯狂的极点,搞群众运动完全不要和砸烂了法制,造成了巨大破坏,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要使群众运动回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轨道上来;

    光明面,是中国人民在文革空前的自由状态下,从不自觉到逐渐自觉,越来越大规模地自己组织起来,与官僚特权阶级斗争,直至1976“四五”人民以捍卫周恩来为名直接向毛泽东的错误挑战,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是“人民文革”。实际这才是今日党内外右派真正最仇恨最害怕要“彻底否定”的“文革”。没有文革,就不可能有1989年的运动 ,而正因为“彻底否定文革”,才引出了镇压人民民主要求的悲剧。

    “李一哲”反思批判文革和毛泽东,要比1978年后奉旨“反思批判”文革,痛骂毛泽东的精英们,冒不可比拟的风险,事实也付出了人生沉重代价。但“李一哲”坚决反对一派压制一派。他们反对左派当道时,就专政右派,不许右派说话;也反对右派当道时,就专政左派,不许左派说话。为此,王希哲在吴南生主持的平反大会上发言说:“今天李一哲平反了,但我们仍希望反对我们的人们继续对我们批判。不能以为李一哲平反了就一切对了,不能批判我们了。我们反对的仅仅是因为思想就把人抓起来,而不是反对对我们的批判。”

    正因为此,对共产党右派当道作《决议》30多年来,放手右派的各种进攻,却坚持着对左派的专政;右派一律“摘帽”平反(对的),给充分自由,让他们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境内外舆论阵地,对左派,从“四人帮”、毛远新到文革造反派,却拒不平反,封锁取缔毛派舆论阵地,王希哲是很不满的。而如今左派稍有复苏,右派精英便一窝蜂扑上来撕咬,要挟共产党中央不得“纵容”,这更不是中国民主化的正道。

    文革前,是左派专政右派,左派失去制约,使中国走向极左的极端,文革后30几年至今,又恰是颠倒过来,左派被扑灭,被专政,右派失去了政治生态环境天敌的制约,终于,走向了今天中国的极右“改革开放”糜烂!

    中国民主化的正道是什么?是民主宪政法制下,人民各利益阶层,主要是左右两翼政治集团平等的自由竞争。而中国民主宪政法制的出现本身,又全赖于今日中国左右派的平等地位的博弈竞争,而不是一派依靠政权力量对另一派的压制和专政。

    “文革反思不够”?你继续反思不就行了吗?
    “文革很多该否定的没否定”?你继续否定不就行了吗?
    “文革不彻底否定,中国人灵魂不干净”?你继续去干净不就行了吗?

    “还没有开放对毛泽东的讨论”?你继续讨论不就行了吗?不是连毛泽东“奸污”多少女人,像茅于轼这样的“著名经济学者”都讨论了吗?还要怎么“开放讨论”?

    座谈会的发言什么意思呢?

    无非那意思是说:共产党中央啊!你们还没有帮着我们把左派彻底打垮,彻底专政啊!你们还没有帮着我们彻底把左派的嘴封住,只许我们说话,不许他们说话啊!你看,过去30年我们怎么“反思文革”,怎么“反思毛泽东”,怎么哭哭啼啼控诉,都由着我们说,大跃进要死几千万,就死几千万,哪有人说个“不”字?现在竟“沉渣泛起”有左派来驳我们的嘴了啊!竟有左派要以“造谣”来起诉我们了啊!你共产党中央这不是在“纵容”他们吗?你共产党“纵容毛派”,还让我们活吗?“否定改革开放的势力不容小看”啊!形势严峻啊!我们现在要赶紧开会来纪念你的《决议》啊,纪念你的《决议》干什么?就是要请你动员政权力量出手,来帮我们打垮他们左派啊!你不帮我们打垮他们,他们得势了,“举什么旗”,我们活不好,你们也有“大难”啊!总之,读了这篇“共产党决议30周年座谈会”纪要,就像看见一堆人在地下哭闹打滚!

    还要“再次解放思想,进行大讨论”?

    怎么“解放思想”“进行大讨论”?抬出和依仗着共产党中央的《决议》撑腰,来“解放思想”和“进行大讨论”么?

    要依仗共产党中央的《决议》撑腰来“再次解放思想”?说明什么?说明30年前的那次所谓“解放思想”,根本就不是什么解放思想,无非是一帮也曾高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知识精英”,眼见共产党权贵右派对文革中人民的造反作了反攻倒算的《决议》,看准机会,奉旨“解放思想”罢了。真正的解放思想,是无论左右翼的思想精英自发的自主的思想交锋活动,它不承认权力给定的边界,而且誓死捍卫它的论敌平等说话的权利,绝不呼唤和依傍权力的横手去扼杀对手。而共产党中央“决议”下的“解放思想”,一开始就向你限定了“解放”的方向:只准按照共产党中央现在的最高权力人物要“解放”的思想去“解放思想”,他“解放”到什么程度,你也就只准“解放”到什么程度,不得越雷池半步。他一边自己“思想解放”,一边严厉专政他的政敌,不许他们“解放”。他无法专政的异见,就下令“不争论”。“不争论”,不是都不许说话了,而是只许我和依附我的右派精英说话,不许你来“争论”。

    “共产党决议30周年座谈会”依附邓权贵精英的所谓“再次解放思想,进行大讨论”,幻想的就是再来一次借助权力捂上左派的嘴巴,让右派骑在左派的脖子上鞭打发不出声音的他们,去“解放思想,进行大讨论”罢了。

    2011年8月31日,于美国西海湾,

    电子邮箱:xz7793@gmail.com,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1-08-29 01:31:30 +0800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 标题: 中国体制内几十位改革派精英聚集一堂,呼吁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加强党内民主

体制内精英聚会 批党内民主退步

胡耀邦之子领头批党内民主不如30年前

美国之音记者 黎堡

2011年8月28日

    中国体制内几十位改革派精英聚集一堂,呼吁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加强党内民主。评论人士说,这次批判性很强的座谈会对推动党内民主具有重要意义,但会议未能突破一党统治的禁区。

    星期六,来自中国体制内几十位很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和媒体主管聚集在北京一家宾馆开会,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并借题讨论当今中国的政治现状。

    与会者包括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和多家官方媒体的总编。会议的主办方是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南方周末和滕讯网。

    会议一天后,几个主办机构都没有公开发布任何相关消息和报道,但是根据与会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陈有西律师以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在多个博客上发表的信息,与会者纷纷表示,三十年前,中共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时的党内民主得到了弘扬和发展。但是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党内思想受到禁锢,党内民主已今非昔比。

    据何兵和其它几位与会者的转述,中央党校蔡霞教授在会上表示,目前中共对文革反思不够,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被抛弃,导致了许多问题。而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座谈会上质问,为什么在党的民主集中制中,民主总是处于弱势,而集中总是处于强势?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在发言中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到了最危险时刻,要再次解放思想,进行大讨论。

    陈有西律师在自己的博客中说,他在发言中表示,中国现在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改变执政理念,改变维稳模式。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也在发言中说,现在一些人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民主政治、司法权威和言论自由这些普世价值也要批评,比三十年前起草决议的那些人差很远。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说,座谈会值得肯定 取得突破。在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十周年后的今天,党内民主和思想解放程度都比不上三十年前。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体制内的精英能公开举行这次座谈会实属罕见,值得肯定。这个不是党内的政治会议。光从这点来说,它有一定的突破性。能够开起这么一个会来,党外能讨论现在中国的政治状态,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进步。

    有评论人士说,在中共召开十八大之前,党内不同派别正激烈争夺控制权,而体制内一些精英举办这次座谈会可能是为了帮助改革派增强实力。

    参与这次座谈会的专家、学者和媒体主管在发言中多次提到中国需要政治改革,司法改革,但没有人提出需要在中国实行多党制。相反,据与会者的转述,资深媒体人张木生在发言中说,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应当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也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座谈会未突破一党统治禁区,作用有限。

    而胡德平在总结座谈会时表示,大家聚集一堂讨论问题、表达遗憾和希望,是为了党更好更快地进步。对此,金钟表示,实行多党制是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关键,但也是最敏感的话题,这次的座谈会回避了这个问题,体现了座谈会的局限性,同时也再次证明在当今的中国,政治思想遭到严厉禁锢。

    金钟说:“他们这次会议强调这个东西,强调维护党、改善党,而不是说要改变这个一党制,说明了这个会议的保守性。它还是反映了不敢讲话,还是有框框,有一个鸟笼,(他们)在笼子里说一点意见。”

    今年三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年度人大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不搞多党制,要继续走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表示有人想再搞文革

法广中文网 古莉

2011年8月28日

    近百名中国改革派人士周六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围绕中共通过“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0周年展开讨论。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在会上表示,近年有人想利用文化大革命,再搞文革。

    据中央社今天援引香港东方日报报道,昨天(8月27日)近百名中国改革派人士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围绕中共通过“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0周年展开讨论。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在会上表示,近年有人想利用文化大革命,再搞文革。

    胡德平指出30年前的这份决议“自我批评不够”,对文革的批判底线在日后都不能突破。他说,“党内民主总是很弱势,集中总是很强势”,“应该把理念和观点勇敢地说出来”。胡德平说“现在哪个地方不说思想解放,但都是噤若寒蝉”。他还说,现在有些人谋权求官,到了僱兇杀人的地步,“难道不是执政党的问题?”

    中共於1981年通过「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為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定调,包括:文革是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说毛泽东功大於过,但却没有彻底否认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的反右运动等。

    “香港人网”一位署名“香港(people)人民123”的网民说: “十分好,如果今次搞文革,中共一定老命不保。”

    另据中国草圈网透露:参加座谈会的人民日报前评论员马立诚说:如纵容毛左,国家将有大难。唱红是违背科学发展观。如果回到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那就开放言论、真正选举。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说:党史上,党中央经常出现反革命集团,这是为什么?要反思。

    律师陈有西表示,政治改革应从司法改革突破,要有顶层设计,要建立政治道德。他指出,权力黑社会化危害国家,公权力撒谎恶化国民道德。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7-26 18:42:28 +0800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Fw:Fw:中国大变革可能出现在习近平接班之后

关注习近平接班之后的变革

何频

2011年8月

    习近平已经被推到了这个掌舵的位置:不论他本人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都必须要有所作为。胡锦涛当年接过中共总书记大印之际,BBC记者到美国来问我的看法。我回答,不知道胡锦涛未来会不会做什么,只知道胡锦涛过去没有做过什么。

    从“破船”到“豪华游轮”

    当时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共在“六四” 后是“破船”共同体:四面楚歌,领导人挤在这条“破船”上,谁要是轻举妄动摇晃一下,大家都可能落水,所以只能同舟共济。这些领导人都是战战兢兢,对内对外都慎之又慎。胡锦涛处在这种情况下被指定接班,尽管他过去没有做过什么突出的事,却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人,他就是不做什么,让大家都能围坐身边,可以避免这条“破船”不致于翻覆。

    这次,BBC约写文章,要求谈一下被预定为胡锦涛接班人的习近平。我想起了当年对胡锦涛的分析。当年的两句话中,后一句话同样适用于习近平,那就是:我知道习近平过去没有做过什么,无论他在福建在浙江在上海,他都是一个说好听点是“平稳”,说难听点是“平庸”的官员。

    但是我对他的另一句判断,跟当年评述胡锦涛大不一样。我倾向于相信:习近平上任之后,肯定会做点什么。原因非常简单:时迁势移,与“六四”过后江泽民时期的政治生态大不相同了,中国领导人已经不是感到自己坐在一条“破船”上了,而是坐在一艘巨型“豪华游轮”上了,这艘“豪华游轮”装上了当今世界最先进的设备,从四面八方投来无数仰慕的眼光,在当今全球陷入经济危机的灭顶之灾时,坐在这艘豪华游轮上的中国领导人很有“拯救世界舍我其谁”的扬眉吐气的自豪感。

    但是这是一艘什么样的“豪华游轮”呢?这就是一艘航行在凶险汪洋上的“铁达尼号”!即将接掌舵轮的习近平,与江泽民、胡锦涛当年的处境完全不同。他必定要有所作为,他必须作出决断:能不能避免这艘“豪华游轮”撞礁翻覆沉没的命运?如果不能,他能怎样尽可能多地安排逃生者、减少遇难者?而他自己,是与巨轮共存亡,还是弃船逃生?

    习近平过去没有做过什么,这在当前,不重要;习近平有多少能力,这在当前,也不重要——毕竟他已经被推到了这个掌舵的位置:不论他本人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都必须要有所作为。

     人们已经议论了三年了:习近平是否能在中共十八大上顺利接班,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眼前的悬念就是: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他是否能当上军委副主席?

    如果习近平不能按照原来元老们的内定方案当上中共总书记,对于他个人和推他出来的人来讲当然不是个好消息;但这样的变故,对于中国政治的变革却是好事,提供了一个加速的契机。
不过这种期待,很有可能要落空。还是基于那个长期性的判断:中国的大变革,更可能出现在习近平接班之后。习近平接班本身不会有变故。如果有变故,那就意味着中国提前发生了巨大变动;如果中共内部没有激烈冲突,习近平就会按部就班地接过权柄。

     这么预测,就在于我们了解胡锦涛的政治性格特征就是谨小慎微,他难冒这么大的风险,他没有魄力来改变这个既定接班格局。排在胡锦涛目前日程的优先项目,是如何顺利交班、平安着陆,多安排一些他的人马。历史或记载他无能,但是这艘“豪华游轮”至少没有在他手里失事。

    习近平还在摇摆

    习近平接掌中国,这艘“豪华游轮”要出事——这部分原因是胡锦涛的平庸怕出事、无能作为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是中国适逢国际战略结构发生巨变的时候,国内社会转型所必然造成的。

     不过,中国内外交困的纷乱局面,折射出中国的多元政治特征的萌芽。胡锦涛无能而治(不是无为而治)走到了尽头,要求新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形势下要有新作为。不过,他究竟是举起民族主义旗帜,来凝聚、来激起民族情绪,走民粹道路,与西方抗衡,甚至利用这种情绪去打压不同的声音呢,还是认同国际社会基本的价值观,汇入人类文明的主流?

    “普世价值观”现在被说成是西方的东西,其实中国文明也是普世价值观的源头之一,在中国五千年来的民族思想传统中,可以找到自由、公平、民主的元素,中国共产党也从来没有公开否认过这些价值,只不过从来没有实行而已。在中国落实民主法治,当然要带有中国特色,不能也不会跟美国、跟加拿大、跟韩国的民主法治制度完全一样,但是中国特色绝不是抵挡普适价值观的借口,也不是与普适价值观分庭抗礼的理由。

    习近平迄今还在摇摆:他究竟会走向民族主义,还是会推动落实普适价值观?这两方面,我们都可以从他的言行中找到理由:他在南美对当地华人华侨谴责西方“吃饱了饭没事干”,“对中国说三道四”;他在中央党校又讲“权为民所授”,我们可以看到他矛盾的心态。在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年代,领导人的矛盾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第一,习近平自己可能没有完全想清楚;第二,他处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无法旗帜鲜明;第三,国际间的动荡,国内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幻,都会使他的思考重心和权衡天平发生转换。

     习近平是否认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过去国力不强,作为第三世界穷国的代言人,说话不响;现在中国是强国、大国,也被视为富国了,如果说“历史没有终结”,那是因为中国的体制还没有解决,行为尚不可预测,国际社会当然担心,就像过去他们担心苏联一样。西方国家不一定会对中国形成围堵,但是一定会提防甚至压制,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国际主流意识形态,直至中国真正变成国际社会更文明、更积极的成员,而不是变成国际俱乐部的黑老大。

    而中国国内社会已经撕裂得非常厉害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冲突加剧,恶势力正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羽毛丰满,不从根本上对体制动大手术,是无法平复老百姓对利益集团、对权贵阶层的仇恨和对抗的。共产党未来不管用怎样的手段,不同的声音和挑战必然越来越强大,维稳的成本将上升。眼下有很多精英分子已成为权贵阶层的一部分,但是仍然有很多有良知的精英分子,与民众结合,发出揭露权贵、要求变革的声音,尽管目前看,他们的声音微弱,处于边缘,但是任何社会大变革的最强音,都是从边缘开始演变出来。

    过去,人们拭目以待胡锦涛,迄今为止,是失望;习近平会让人们再失望吗?这不以习近平的意志为转移。时势快到了!所以,我相信习近平将有作为。
 

 

 

 

发件人:"meisun yu" <2007to1957@gmail.com> 2011-08-31 01:35:54 +0800收件人:<ymsss@126.com>抄送:标题:胡德平领军“文革再批判……Fwd: 杨继绳在纪念《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杨继绳

2011年8月

    这是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说的“历史”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人们所经历的社会实践过程。第二个概念是对人们所经历的社会实践过程的记录和评论。第一个概念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第二个概念的历史是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群体在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利害得失不同,人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关系来表述和评论这段经历。100个人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过程,但他们的记录和评论可能有100种。人们常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指第二个概念的历史。当代人写历史总是怀着当代人的诉求和期待、在当代所允许的政治条件下叙述和评论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过程。

    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用集体认识来记录和评述历史,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为了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种非常困难的事还必须做。做的结果必然不可能反映真实的历史过程。为什么不可能完全反映真实的历史过程?第一个原因是时代的局限:这个历史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它的真相还同有完全显现出来;人们对这个历史过程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第二个原因是是利害关系的约束,只能按照各种不同的要求取其折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是属于第二个概念的历史。它是1981年的“当代史”,是用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社会实践。它难免受时代的局限。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有了这种妥协,才有全党的共识,才有三十年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改革开放历史活剧。

    人们说:一个民族如果不能面对历史,这个民族就没有未来。但是,对于一个社会团体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这个社会团体的历史有很多不光彩的方面、而且歪曲历史欺骗舆论,那么,真正面对历史,它就可能没有未来。所以,这样的社会团体最害怕面对真实的历史。如果一个政党是负责任的,是有生命力的,是不断进步的,它对过去因政治原因或政治斗争的需要歪曲了历史,它会适时进行修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作出已经30年了,虽然还没有作出新的决议,但在实践中,对这个决议中很多结论已经有了修正。

    这个决议对农业合作化进行了全面肯定。实际上,中国的合作化是集体化,而且集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对农民进行了剥夺,限制了农民的自由,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是20年徘徊不前,还是1958-1961年全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决议以后的实践中,废除了农业集体化,给农民以自由,农业生产很快就迸发出空前的活力。
这个决议对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全面肯定。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消灭私有经济,实行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一作法不仅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对中国的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如果说,社会主义改造是消灭私有经济的过程,那么改革开放就是它的逆过程。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私有经济利到了蓬勃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共存,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增强了社会活力。

    这个决议全面肯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所谓“两类矛盾”的划分,完全没有法律界限,任何一级领导人都可以把反对他的人说成敌我矛盾面加以迫害。在这个决议以后实践中已经不再采用按政治标准将人们划成敌人和朋友的做法。由于上述原因,这个决议在很多方面违背了历史事实:

    这个决议说:“1956年到196年这10年,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仍然取利了很大成就。” 完全回避了1958年冬到1962年春全面大饥荒造成三四千万人不正常死亡的史无前例的悲剧。

    这个决议把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批评党的政策说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发要的”,只不过是“被严重扩大化了”。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完全回避了这场政治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迫害、对中国文化和别政治生态的全面伤害。

    这个决议说文化革命“是一场上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说“给党和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对的,但是,这个决议完全回避了造成文化革命的制度背景,完全回避了文革前十七年的官民矛盾。简单地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恶推到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身上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把罪恶推到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年轻的“造反派”身上并对他们进行惩罚,也是不应该的。刚才德平说“在党中央出现反革命集团真有点荒唐”,其实,党中央是最容易出“反革命集团”的地方,建国60年来党中央出现了多少个“反革命集团”?这是有制度原因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说:“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大的错误。”这个决议对我党的错误作了一些分析,但是,这些分析仅限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仅限于政策层面。对错误的揭露和分析很不全面,很不彻底。这是可以理解的,在30年前的历史条件下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

    时间又过去了30年,在这30年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中国也发生了很多事情。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以后,暴露了大量的过去不知道的重要信息。这些事件和信息使人类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列宁、斯大林建立的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原来以为“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重新认识,....这些反思和重新认识,使中国人回到了启蒙时代:人类本来是要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发展,从蒙昧和迷信向智慧和科学发展。而我们却有一段时间脱离了人类这个发展轨道。脱轨时间正是两个决议(1945年不宜一个决议)所涵盖的时间。用这些新的思想成果来重新审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会对它提出更多的问题。

     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前30年是“极权制度加统制经济”,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建立的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今后的努力方向是“宪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我这里说前30年是极权政治,不是照抄西方学者的那种概念(talitariansystem),而是对当时中国政治现状的一种描述: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中央行政权力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

    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仅是一个理想,那时还有荒蛮之地、化外之民。而在毛泽东时代的现代,权力真正严密控制着每一寸国土,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专政的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为什么不说前30年是计划经济、而称它为统制经济?因为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没的计划好,但高度集中是实实在在的。

    改革开放建立的“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但社会很不公平,很难持续下去。只有建立了“宪政民主中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国才真正走出了唐德刚先生所说的“历史三峡”。

    2011年8月27日星期六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9 10:32:0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

清华留学女帮美国破解北斗导航系统

西陆网

2011-08-12

    2009年,曾经在清华大学就读的一名女大学生,到美国留学后,竟然帮美国破解了中国人为之骄傲的全球定位导航的北斗系统。RTCA授予XingXin Gao W.E.Jackson奖,以表彰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破译北斗及伽利略系统导航信号等工作。她的个人主页可以下载到她的博士论文,其中提到一家比利时公司已经利用他们提供的算法跟踪到北斗导航信号。

    一位小小女子,不费吹灰之力,就破解了我国几十年数代心血花费上百亿我们赖以对付美国保护国家安全的卫星导航系统,还能说中国人不聪明吗?可惜这么聪明的人才怎么不能为我们所用?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人,不帮着我国去破译美国的GPS密码呢?

    我个人认为,清华的那名女生之所以出卖了北斗卫星系统的机密,绝不仅仅是涉及到简单的个人叛国行为,他必定是涉及到美国的情报机构部门和间谍活动。也就是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间谍行为。如果追究责任的话,除了北大的政治教育、个人品德修养、爱国主义教育、民族情感的 灌输存在重大缺陷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安全和情报部门对此事应该进行深刻检讨和反思。

    我们知道,北斗卫星系统绝对是属于国家战略发展项目,对她的投入绝不是一个小数;而更重要的是它不但在中国经济、航空、航天、航海、地面交通等等将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在军事上它的作用和意义更是举足轻重,将会与中国的航母编队、战略轰炸机,战略核潜艇、海外军事基地等等构建成一张巨大的全球军事打击系统。

    那么这么举足轻重的国家战略性发展项目,势必是国家安全和反间谍部门极力关注、保护、监督和反复侦查的主要目标之一。很显然在那位清华女生是在已经经过多年接触和相当熟悉北斗系统的核心机密之后,才离开祖国去美国留学深造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安全局和反间谍情报人员是否接触过这名女生,是否曾经找她谈过话,做足了思想工作等,我想只要有了这些工作她也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卖国求荣之事。不是俺们无能,是敌人太狡猾。  

    想起一则旧闻,RTCA授予XingXin Gao W.E.Jackson奖,以表彰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破译北斗及伽利略系统导航信号等工作。这位XingXin Gao是谁?格蕾丝博士(高杏欣)Grace Xingxin Gao, 哈尔滨人,清华大学精仪系本科毕业,斯坦福大学博士,嫁给了在美印度人,其父为高德林,黑龙江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也许是因为北斗在北大和清华设有基站,这位清华美女以前在清华读书时就是做北斗相关的项目的,近水楼台先得月,掌握了国家的核心机密,不再继续为国效力,跑到美国深造,破译了北斗的民用密码,破译了军方密码,破译了信号发生器密码,当然了,也并不能排除其高官父亲起了协助作用,因为作为省公安厅的常务副厅长要比其他人更接近这北斗系统的秘密的。 

    有理由相信,这个高杏欣跑到美国去破译了北斗的密码,也有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国内进行北斗密码的破译,以测定北斗密码系统编码程序的安全性能。或许在这个高杏欣破译北斗密码的之前,国内相关机构就破译了北斗密码,只是没有对外公布罢了,为什么?因为从理论上讲,美国成功破解他国编码程序后,就可以通过先进的电子拦截设备捕捉其导航信号,以分析外军部队调动或者武器装备的具体位置,进而通过GPS确认这些数据参数,也能在需要时对导航信号进行干扰。在最坏的情况下,破解别国的卫星导航定位编码后,美国军队指挥官将和外军指挥官一样,对外军的军事部署和装备位置信息了如指掌。这对别国未来的军事行动显然有很大影响。

    谁说国内的大学培养不出人才的?这高杏欣不就是清华培养的吗,能破译得了北斗密码,而且美国还颁发了斗大的间谍奖。而国内研究机构破译了北斗密码的就不可能获得这个奖了。但不管怎么说,美国人也好、俄罗斯人也好都没有能破译得了北斗的密码,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国不缺少人才,中国也能培养得出来人才,至于海外引进人才纯粹是搞笑得很、可耻得很、居心不良的。  

    从高杏欣破译得了北斗密码说明,不管其是因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是做的相关项目带走了其与密码有关的秘密,还是因其作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利用职务之便的协助,说明清华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力很强,因此不是俺们无能!

    问题是高杏欣将破译得的北斗密码不是交回到祖国,而是将其成果交到中国的死敌美国去了。这下问题的性质就变了,高杏欣从一个游学的学子变成了叛国者,成了其祖国的敌人。高杏欣的这一出卖祖国的行动,本来美国对中国的C形包围圈已经够严密的了,这下可好,连美国获得了北斗的密码了,中国飞出去的导弹也保密不了了,换句话说,一旦中美开战,反击的机会也没有了。俺对这北斗密码不懂,不知道能否在地面上或者在后面续发的卫星中进行修改或者更换这密码?  

    我国的投入了那么大的精力,那么多代国家科学家的心血和努力,更为可惜的是到现在我们北斗还没完全装备,还没真正民用,就是说我国投入的上百亿研究费用一分还没收回来,就完全毁了。

    遗憾的是高杏欣这一背叛自己的祖国,让欧洲也吃了一个闷亏,中欧合作的伽利略导航系统的密码也被一同破译了,欧洲也被中国的汉奸一害。问题是高杏欣怎么不能将美国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和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破译了的?偏偏是将曾经的祖国的北斗密码破译了,而且是在大学时接触过相关项目和有副公安厅长父亲的背景。这里不得不令人怀疑这个高杏欣在出卖自己曾经的祖国时利用了在清华大学学习时接触到的北斗的秘密和可能的其父为了显示《跨进美国斯坦福大学: 追寻女儿成长的足迹》的成就而暗中通过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的协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是俺们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  

    忽然想起前些日子看过的电视连续剧《暗算》,讲的说是关于破译密码的战争,相信如果看过这部电视连续剧后,对这破译密码的惊心动魄会终身难忘的。这破译密码的事可是要宣誓的,要“终身保守秘密的”,不知道这高杏欣宣誓时,是举起的拳头还是手捂的胸口?对于高杏欣这样的背叛祖国的人,应该与俞强声一样消失。  

    对于北斗的被破译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看看朝鲜的电脑操作平台使用的朝鲜独立研制的,其性能在世界上也是先进的,其被外国黑客黑一下的机会很少。而俺们中国偌大的一个国家竟然使用的是美国的微软操作系统,即使有红旗操作系统也未见大面积推广。美国微软推出的操作平台是小小的升级在不断地以知识产权为名不懈地向中国客户收钱收钱还是收钱,但这操作平台的原代码却不提供,因此出现了黑屏之举,那中国研制北斗的专家们使用的是否也是微软操作系统呢?是否有可能这些专家使用的电脑是美国IBM的电脑呢?或许高杏欣也是结合了这些便利破译了北斗的密码的。因此,不是俺们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 

    看看美国成立了网络司令部,英国也成立了同样的部门,好似中国也成立了相似的蓝什么的,不知中国的网络战中是否还是用的是微软操作平台?如果真如此,估计出了高杏欣后,还会出现赵杏欣、邓杏欣、……  

    正是因为“不是俺们无能,是敌人太狡猾”,希望国家能研制自己的国产的电脑操作平台,研制自己国产的电脑芯片!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9 10:32:0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在2011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北大、清华,现在连亚洲的前十名都排不上,在全世界的名次已下降到五十名以后,复旦又能怎么样?身为共产党大学的校长,在学生将要离开学校时,只字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提对党的感恩戴德,更不学清华要求学生“精忠报党”,他又能拿什么教育学生?他太累了,该退休了吧!

让心灵和想象力展翅飞翔

——在2011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复旦大学校长 杨玉良

2011年8月

同学们、老师们,各位家长:上午好!

    我相信,诸位同学此时此刻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我体会到了这种情感。我想,其中既有别离的伤感,也有依依不舍的眷恋,有师生之间和同学之间刻骨铭心的情感,有在默默无闻中品尝到的甜酸苦辣,甚至有的同学可能还有几分怨恨。当然,更多的是大家对未来的憧憬。这就是毕业典礼上所特有的、难以言表的一种滋味。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无论你们藏有怎样的感受,激动还是怨恨,这一切都将成为复旦历史的一部分,并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在此,我特别要感谢今天在场的和没有在场的家长们以及中学的老师和校长们。四年前,他们怀着对复旦大学的信任,把你们送到复旦。今天,当你们走出这所学校,对于你们的未来充满期待的,除了他们,还有你们在大学的老师们,还有你们的母校——复旦大学。

    此时此刻,我不想努力地从网络上搜寻一些流行的词汇来修饰我的讲话。因为它们既不能让你们对我增加一分尊敬,也不能增加一分亲切,更加不能使我变得跟你们一样的年轻。我想,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一颗可以互相沟通的心灵。

    苏格拉底在雅典准备接受死刑之前,还不忘告诫人们:“有一个真理我没有时间来给你们阐述。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没有经过反省和检查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我相信许多学生最近都在反省自己四年的人生。我不知道是否有的同学在省察时感到自己在这四年当中虚度了光阴。即便是有,也不用过分地伤感,哲学家卢梭曾经说过:“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孩子比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离智慧更远。”在希腊语当中,学校就是“闲暇”的意思。因此你只要在这四年当中体验了,也思考了,那么你的心智已经得到了自由的发展,你仍然是向着智慧的方向在努力地前进。我的期望是,但愿复旦没有因为生怕你们“虚度光阴”而使你们被迫地“误用光阴”,而让你们远离智慧。

    无论你们当初进入复旦的理由是什么,我们现在更需要省察的严肃问题是:复旦在这四年中给了你们什么!除了文凭以外,你们从复旦还得到了什么!这个问题涉及到教育的本质问题。哲学家也是数学家的A. N. Whitehead说过,大意是:“抛开了教科书和听课笔记,忘记了为考试所牢记、所背的一切,剩下的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剩下的东西才真正能够被称为是教育的。”对于复旦,我们都认为这剩下的东西应该是一颗自由而严谨、真诚而脱俗的心灵。复旦校友李泓冰女士曾经将其称为“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并诠释为:“所谓‘自由’,是思想与学术、甚至生活观念,能在无边的时空中恣意游走;‘无用’,则是对身边现实功利的有意疏离。”或许,乍一看来,你们在复旦学习的东西很多都看似“无用”,但我要说,很可能复旦给你们的这些貌似“无用”恰恰是最神圣的、最尊贵的精神价值。在本质上,“无用之用”常常胜于“有用之用”,因为精神价值永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人的心灵的需要,它将注入你们在座的每一位的终生。

    我在这里如此强调心灵,因为心灵的严肃和丰富是一切美德之源。1818年10月22日,黑格尔在受聘于柏林大学哲学教授职务时曾经说过:“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这个“家园”就是我们的“心灵”。尽管已经过去了近两百年,但我感觉似乎他的讲话更适合于我们当今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我相信一颗没有精神家园的心灵,不可能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情感关切,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

    我们如此强调心灵,也是因为这是一所大学所能够给我们的学生最宝贵的东西。剑桥大学教授Alan Macfarlane曾经这样评价剑桥:“一个地方能让心灵和想象力展翅飞翔,则必能吸引我们。”在他看来,让心灵和想象力展翅飞翔的恰恰是八百年来无数在剑桥学习、生活过的智慧的头脑所形成的历史,这个历史包括哲学和思想、知识和经验,音乐和建筑,甚至是故事和传奇。大学的精神是普世的,至少所有的大学之间的精神是相通的。因此,我希望每一个复旦人都知道复旦的追求就是要使复旦成为心灵和想象力展翅飞翔的地方,我们大家都要奉献我们的心灵和想象力!

    复旦的心灵在哪里?

    有一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中文系的朱东润老师在他的自传中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他给学生讲《诗经》,讲到《采薇》的时候,有个学生站起来大胆地质疑书本上的解释,问题正中要害,这位学生就是我们章培恒先生。朱东润先生已经过世多年了,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著作、各种回忆文章甚至题词中,感受到他在学术上的创新精神和强烈的文化使命感。非常遗憾,如今连他的学生章培恒先生也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我们同样可以从章培恒先生的作品中得到启迪和滋养,从那些亲切隽永的小故事中感受前辈的心灵,并由此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在课堂上,你们聆听着复旦名师们的侃侃而谈;在图书馆,你们领略着复旦学术大师的风采;在茶余饭后,你们谈论着复旦的轶事趣闻,谈论着陆老神仙(陆谷孙),谈论着哲学王子王德峰、丁耘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复旦心灵的所在,以及在你们身上的进一步延续。

    今年也是我们谢希德老校长诞辰九十周年。谢校长虽然离开我们十多年,但是教师和学生们一直在传颂着她对学生的关爱、她对学校的民主管理、她对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有力推动。所以在纪念谢希德校长诞辰九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我说,谢校长会永远影响复旦,因为谢校长以她无与伦比的人格和智慧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校长才可以使一所学校品格高尚,风清气正。作为校长,谢校长的风范将永远激励我前行,我也要让谢校长的心灵在我的身上得以延续。

    今年五月校庆期间,我和学生们座谈,请总务处通报了寝室安装空调的计划。我们校领导向同学们表示了道歉。因为我认为我们复旦人都应该坚守诚信。在对话期间,同学们对学校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让我印象深刻。前几天,我和毕业生代表座谈,听听毕业生给学校留下的“金点子”。我在会上说过,毕业生代表所提出的建议看似并不起眼,但实际上都触及到了大学的根本。大学的根本就是学术。在大学的运行当中,无论是物质还是的精神的,都应该围绕着学术开展,也就是学术优先的原则。所谓的学术,就是研究和教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一所大学的根本。对大学的维护和爱惜,应该是渗透在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教师在课堂上的全心投入,管理人员对学生的真心关怀,以及我们每一位复旦学子在社会上的一言一行,都将体现我们对复旦的珍惜。因此,我非常感谢同学们在复旦这几年为学校所作的贡献,你们用自己的心灵和想象力,认识了复旦、理解了复旦、爱上了复旦!

    你们在追求更加完美的自我的同时,也对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复旦充满期待。去年的毕业典礼上,我对同学们说,希望我们复旦学子走上社会,不要做高高在上、漠不关己的批评者,要努力做勇于担当责任、解决问题的创造者。对2011届的毕业生,我也怀着同样的希望。我相信你们走上社会,一定会以自己的心灵和想象力,养护社会的心灵,使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并和以往不同。这也是复旦的心灵和想象力在全社会的延续!然而,复旦还远未完美!我昨天晚上在写发言稿的时候,听说了一件令复旦人感到羞愧、感到伤感的事情,让我几乎彻夜难眠。请原谅我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来谈论一件不怎么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如果我今天在这里不谈的话,那么我刚才前面说的话将全都是谎言!

    事情是这样的,某学院的一位女学生今年在拍毕业照的时候,因为帽子掉下来了,她回头去捡帽子,但这个时候摄影师的快门按下了。照片当中就没有这位同学在里面,我觉得摄影师做得非常好,当场就补拍了照片。但是在昨天,她拿到这张毕业照的时候,却是那张没有她在上面的毕业照。她当然不希望同学们所拿到的毕业合照上没有她,我想这样的心情所有在场的同学都可以理解。所以,她希望学院让照相馆重新印那张重拍的照片,把这个新的照片发给学院的每一个同学。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有人说,这没有学院的责任,是照相馆的责任,学院没有必要管。学院不仅没有管,而且让学生自己和照相馆交涉,甚至还有的人认为这位同学在小题大做,认为只要照相馆印一张有你在上面就行了,而其他同学拿到的照片没有你的话也没有关系。有这样认为的,无论是我们的老师也好、学生管理工作者也好,我想他应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女生只能询问同学们是否愿意一起分担重印的费用。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是感到羞愧还是感到什么?至少我作为校长,是感到羞愧的。我说这不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但是我今天必须在这里讲。

    我为此十分难过,而且也感到愤怒。学生低头捡帽子难道是她自己错了吗?希望同学们所拿到的照片上有自己,是小题大做吗?试想,照片上缺的不是这位学生,而是我们某位学院的院长或者书记,又会怎么样?也许你们就会连夜找人印将出来!我不得不把我前面说过的话重复一遍:一颗没有精神家园的心灵,不可能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也就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情感关切,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一个人的冷漠引起了另一个人或者一批人的失望,心灵的底线一退再退,那么最后也就退到校长这里,然而校长无处可退。这样,我们怎么能够期望所有的复旦人自觉地去守护复旦的心灵?在这里,我唯一能做的是,我代表学校向那位女同学表示道歉!

    这个不幸的现实,引起了我更多的思考。促使我再一次思考,怎么样才能让复旦的追求真正成为现实,让我们不够完美的地方变得更加完美。我想,这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我们所有的有真才实学的教师能够受到真正的尊重和尊敬;只要让我们每一位学生,包括刚才我提到的那位女同学都能受到真诚的关注和呵护;我们的师生都能够为学校的发展和改革,对学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理念充分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有这样,师生们才会感受到,这就是我们复旦,是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和想象力展翅飞翔的地方。这样的复旦,才会吸引更多的心灵。即使你离开了她,你也将对她永远眷恋,她将成为你毕生的精神家园!

    一百年前,两位复旦公学的同班同学分别留学欧美,年龄可能比我们在座的还要略小一点。一百年后,两人分别作为中国的人文和科学的代表,其学术成就令人景仰,而高尚的道德品质更为我们世人所传颂。这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陈寅恪先生,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言说成为温家宝总理一生所崇尚的格言。他还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应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另一位是竺可桢先生。他说:“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无论今后同学们从事何种职业,你们都不是一部适应社会的机器,而是引领社会、改造社会的创造性人物。复旦所能给你们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一颗心灵,让我们相互勉励,守护好自己美丽的心灵,守护好我们复旦大学的心灵,让我们的心灵和想象力展翅飞翔!
最后我想说,复旦万岁!复旦的心灵将永远高高地飞扬!

    谢谢大家。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9 10:32:0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

抗日战争战报对比

资料

2011年8月

    国军全部战绩与日军战报的对比

1、凇沪会战
    国军战报:日寇伤亡16万余人;
   日寇战报:日寇在1937年公布自身死亡16万人,伤31157人(引自《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2、太原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寇7万余人
    日寇战报:伤亡6.6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3、南京保卫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1.3万余人
    日寇战报:日寇伤亡10.6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4、徐州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5万余人
    日寇战报:日寇在1937年承认伤亡13.2万余人
5、武汉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寇25万余人
    日寇战报:自身伤亡23万余人,因病减员6.7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6、随枣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4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寇伤亡13万余人(日本《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7、枣宜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寇7.3万人
    日寇战报:日军伤亡69000余人(日本《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8、南昌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寇6.4万人
    日寇战报:日寇伤亡59000余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13、上高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寇4.4万人
    日寇战报:日寇伤亡39000余人,病减员6000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14、晋南(中条山)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寇39900人
    日寇战报:日军损失计战死33670名,负伤2292名(《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5、第二次长沙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寇6万余人(也有说7.4万)
    日寇战报:日寇伤亡57000余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16、第三次长沙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5万余人
    日军战报:伤亡146000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17、浙赣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寇8万余人
    日寇战报:日军伤亡71714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8、鄂西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寇4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340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9、常德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寇6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5.28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0、豫中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4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13350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1、长衡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寇16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15.2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2、桂柳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6.3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5.6万余人(日本《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
23、缅北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寇9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8.4万余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和《支那事变陆军作战》,为同一本书,都是日本防卫厅在20世纪60-70年代编写的,是日本军事院校的教科书。以上日方的资料全部来自日本国内。

    八路军全部战绩与日军战报的对比

1、平型关战斗
八路战报:歼灭日军1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67人,伤94人(儿岛襄著:《日中战争》,日本文艺春秋社1984年版)
2、广阳伏击战
八路战报:歼日军千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63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3、晋察冀区反八路围攻
路战报: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7人,伤52人;皇协军伤亡69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4、三次破袭平汉路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12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人,伤11人,无皇协军伤亡报告(《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5、冀中1938年春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6人,伤26人, 皇协军伤亡71人(《华北治安战》)
6、120师收复晋西北七城战役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2人,伤51人,皇协军伤亡101人(《华北治安战》)
7、易(县)涞(源)战斗
八路战报: 歼日伪军14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9人,伤22人,皇协军伤亡40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8、129师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4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1人,伤10人,皇协军伤亡79人(《华北治安战》)
9、晋察冀区1938年秋反围攻
八路战报: 毙伤日伪军5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39人,伤132人,皇协军伤亡107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10、冀中区五次反围攻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55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1人,伤65人,皇协军伤亡99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11、冀南1938年反“扫荡”
八路战报: 毙俘日伪军6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3人,伤11人,皇协军伤亡16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1939年

12、冀南春季反十一“扫荡”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3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37人,伤70人,皇协军伤亡81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13、115师陆房突围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0人,伤122人,皇协军伤亡67人(《华北治安战》)
14、五台山区1939年5月反围攻
八路战报:歼灭日军宫崎部队8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4人,伤27人(《华北治安战》)
15、太行区1939年夏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2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7人,伤37人,皇协军伤亡70人(《华北治安战》)
16、冀中1939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25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7人,伤89人,皇协军伤亡71人(《华北治安战》)
17、北岳区1939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36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9人,伤34人,皇协军伤亡95人(《华北治安战》)

    疑问:既然共产党的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与国民党军实力如此悬殊,为什么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却输给了共军?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9-01 10:41:33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转发: 戚本禹说田家英之死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死亡真相

----汪东兴内卫开枪打死田家英纯系子虚乌有

戚本禹

2010-09-02

    按:文革时期从一个只相当于处级干部的地位陡然飙升为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把持中央指导性刊物《红旗》杂志,控制主流舆论,但很快又沦为主政者的阶下囚,被开除党籍,逮捕判刑。他和田家英都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只不过当时田的资历和地位要高戚本禹高很多。对田家英之死他有自己的看法和解释:

    首先,我再次感谢您大老远把《动向》杂志(2002年2月号)《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报道的复印件寄来,读了这个报道,我才知道海外正在谬传毛泽东命汪东兴暗杀田家英的流言,并且得知这种荒诞无稽的流言,竟也有许多人信以为真。流言的力量,不可忽视。

  我的诬陷置田家英于死地?

  前几年,关于田家英之死的责任,是集中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以及我与关锋、王力的身上,说他的死亡是我们诬陷的结果,具体迫害他的人是关锋、王力和我。在一段时间里,大报、小报、书籍、杂志上的各种报道连篇累牍,读不胜读。这些报道除了一些确有其事的叙述,其他一大半,而且是要命的一大半,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传闻或捏造。看了这些报道,想起司马迁《报任安书》“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的话。连我们的大史学家居下流时,对铺天盖地的谤议也没有办法,我又能怎么办呢?况且,我当时还是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任何出版单位,都不能发表我的文字和谈话。我就像古罗马角斗场上失败的角斗士,除了挨打,又能怎么办!我只能以古人明训“谣言止于智者”来自我安慰了,虽然当今世界上“智者”不是很多。

  但是,现在不对了,田家英之死的责任又上移了,而且移到中国过去最高的领导人毛泽东头上去了。司马迁的话要修正了,如今是“居上流者亦不易,上流谤议更多”。

  《xx》杂志的报道是记者罗冰所写。据说,罗冰是香港的资深记者,被称为“大陆报道权威”,但他写的这篇东西却是马失前蹄。

  据罗冰所言根据中南海的秘密档案“原来毛泽东认为田家英知道党内太多秘密,怀疑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对他很不放心。于是,汪东兴带着内卫到田家英的寓所,在汪的暗示下,内卫开枪打死了田家英。”(《xx》杂志2002年2月号12页)罗冰得到的中南海秘密档案还有编号:一、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 1978.7—00612号,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80.4—00174号,三、中共中央档案局 1980.4—009014号,四、中共中央办公厅 1980.9—00797号。

  秘密档案来源可疑

  罗冰这四件中南海秘密档案,来源可疑。罗文中转述了这些档案的内容,但没有原件的照片。。看来,它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假档案,罗冰上了一个大当。
  文物的真伪和档案的真伪都可以鉴别清楚。
  我从解放初就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接触中央的档案很多,我自己也编制过档案,在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时还管理过档案工作。据我所知,中央机关的档案,除了正式的中央红头文件是按时间用中发(年)字排号外,其他的中央文件特别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文件,其编号中均应有部门类别(如中办、中纪、中组、、中宣等)与体裁等标记。而罗冰文中所列的中央文件编号,除了头一件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的标志外,其他则既无部门,亦无类别、体裁等标记,这是不合规范的。如果说某个文件漏写了某项标记,这是可能的。但四个文件都漏写了不只一项标记,则绝对是不可能的。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任何真实的档案,不管它是机密的,还是非机密的,其内容必然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人物、制度等情节切合,情节的真实是检验档案真伪的重要标志。情节不真实的档案,无论它编造得如何生动、骇人听闻,都是没有历史价值的伪品。
  罗冰档案的第一件,即1978—7—00612号说,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的谈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 罗冰档案的第三件,即 1980—4—009014号说,汪东兴笔录交代“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转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此后,双方争吵起来,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枪,把田家英打死。
  这两份档案说的是同一件事,即毛泽东指示汪东兴去同田家英作“挽救性”谈话,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一小时后(即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时)田家英死了。但是在怎么死的问题上,两份档案打起架来了。一个说田家英是自己开枪自杀的,一个说是汪东兴带去的内卫开枪把田家英打死的,据罗冰的档案,汪东兴的内卫名朱国华,“时任中央警卫局五中队队长,即内卫处处长”。后来,朱国华也神秘地死了,死因不明。
  这件时在罗冰档案的第四件,即1980—9—00797号中说得又不一样。这份档案,据说是汪东兴向华国锋的交代。他说,“谈话中,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

  这样一来,汪东兴似乎变成了一个思维混乱、语无伦次的人,今天说田家英是自杀,明天说田家英是他杀,后天又说田家英是他叫人开枪打死的。据我所知,汪东兴虽然文化修养不是很高,但有思维能力,说话也清楚,不至于像罗冰档案写的那样窝囊。

  事实是,当时根本没有中央警卫局五中队的编制,所谓“内卫处”也是建国以后从未设立过的机构,中央警卫局则未曾有过开枪者朱国华这个人,当然,更没有后来神秘之死的情节。所有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虚构。

  删掉毛的指示,被江青告发

  田家英被审查原因的事实真相是:196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五一六通知》后的两三天,经毛泽东同志同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专门工作组,负责审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三人的各种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则归军委审查,由林彪负责。此时,由陈伯达、江青呈送毛泽东的田家英删掉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关于田家英一个特殊问题的报告,已由毛泽东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处理,由于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彭、陆、杨审查组之外,再设一个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英的问题,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担任,组员有新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原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我(原《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这之前,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休时,周恩来总理通知我,主席意见,由你接替田家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的工作,中央各同志均已同意。你即日把《红旗》杂志的工作交代一下,返回中央办公厅。我说,我又要写文章,又要整理中央会议文件,还要处理秘书室的工作,恐怕力不胜任,耽误大事。总理说,国务院秘书厅的童小鹏即将正式调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还有他的秘书许明都可以帮助你。在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三人小组时,总理还要我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要他配合中央三人小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与谢富治打交道,是在他简陋的寓所里进行的。
  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子文电话通知我:下午二时半,去这个。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
  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本与禹同志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在党内威信很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王力虽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安部长的话是惟命是从。于是,我俩上了他的车,一起去中南海。当时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

  周恩来指定我接替田家英工作

  到达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似乎有点紧张,说,“家英同逄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坐等。果然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一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反倒招呼他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安详地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还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安子文讲完,我问了一句,主席的手稿有多少?田家英说,主席手稿都退回档案馆了,他这里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排印件。

  在接到安子文的电话后,我曾与汪东兴通话,告知一切。汪东兴说他会通知门卫给安部长放行,谈话后有什么问题再找他。这时我又在田家英处用红机子(中央保密电话)与汪东兴通话,告诉安部长谈话情况,要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他派遣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到场,又指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协助我工作,但汪东兴本人没有出面。

  这以后,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那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那些错误。”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不像书刊上说的一派训斥口吻。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但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公安部的报告,更没有当场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的表现是无奈和委屈,不像书刊上说的那样激动,更没听他说一句怨恨毛泽东的话。固然,按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知道,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和我以及董边和逄先知都没说什么话。在这种场合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话。

  自杀前的时间倒数
  大概在下午四点钟左右,王妙琼到场,我交代他们和逄先知一起登记、清点田家英处的文件。安部长与王力分别乘车返回,我回中央办公厅甲楼找汪东兴通报情况。我说,我只负责接管田家英的工作,永福堂的警卫、人员出入和田家英的安全要由他布置人管起来。他笑了,说这些都是他的工作,当然由他负责,他早就安排了。汪东兴还说,因为中央已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所以他要在晚上召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宣布此事。他问我能否参加,我说我还要和王妙琼等一起查对田家英处的文件和《毛选》第五卷的各种资料,来不及到会。他说,那么他们先开着,以后再把开会情况告诉我。

  五六点钟,王妙琼来电话,说田家英处的文件已清点完毕。她说文件早就整理过,很清楚。我叫她与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文件交机要室,来信来访文件交给我,《毛选》第五卷排印稿存放甲楼。

  七点多,汪东兴召开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停职检查,戚本禹接替工作。他在会上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和他同田家英的斗争,还讲了毛泽东对田家英的批评。他讲话的有些内容是我知道的,但是许多内容是我不知道的,特别是我离开中南海的两年间(1964~1966)的事情,更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很后悔没有去参加这个会议。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夫人马芷荪,亦属科级以上干部,所以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田家英深夜叫我到永福堂见面

  这天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王妙琼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但听到召唤,即刻去田家英处。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1957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不顾纪律地进行违规操作。但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后来田家英的亲属和某作家写文章,说安子文谈话后的深夜,戚本禹打电话,叫田家英到他的办公室签署文件,态度很凶;田家英摔了电话,不肯签字,还骂了戚本禹等等。这些类似日本推理小说的叙述,作为无聊的街头闲谈,倒能哄哄人,但与事实全然不符。事实上,电话不是我打给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给我的,谈的是交代文件,这属中央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理由态度凶恶,因而也不会有不肯签字等事情。

  立即赶到自杀现场

  深夜电话事件后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八九点,田家英吩咐他的勤务员小陈出去买香烟和其它东西,自己则走进永福堂西厢,即毛泽东的藏书室,锁了门,然后把头悬在一根栓在两个书柜之间的带子里,自尽了

    约十时许,小陈从西单回来,发现田家英自杀,他惊恐地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八司马之一的王象乾和行政科负责人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我和汪东兴等报告,我们立即报告会议主持人。接着安子文、王力、汪东兴等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董边很悲伤,但她没能赶过来。

  田家英在解下时,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显属于自缢。当时到现场的人,无论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中央领导人,谁都没有发现他身上有枪伤,也没有在毛泽东的藏书室或田家英的办公室发现任何血迹。当时所有到场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该这样,没有人幸灾乐祸的。事发后,田家英的家属和秘书仍住永福堂,也没有人发现那里有杀过人的异象。

  中央来的人,在观察现场以后决定由警卫局的人把田家英的遗体送殡仪馆火化(送前征得家属同意),并由安子文、戚本禹、汪东兴分别向在京中央领导和在外地的毛泽东、江青等人汇报情况。

  5月23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里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列席的中央委员和各部门负责人,以及众多的年轻的警卫、服务人员都可以看到:汪东兴一早就在中央开会的现场,而且直到十点半中接到田家英死亡报告电话时,都没有离开。他难道有分身术,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出现在两个距离七八公里的空间(中南海永福堂和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秘密档案制造者的杰作,只需“没有作案时间”这一条简单的侦察法则,就可以完全否定。

  重温暗杀基洛夫的神话

  为什么要制造这样耸人听闻的《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的假档案呢?人们只要回忆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轰动全球的斯大林暗杀基洛夫的谣传,就可以明白了。基洛夫明明是斯大林的追随者,可是,企图打倒斯大林的人却偏要捏造事实,说斯大林因为害怕基洛夫超越他而秘密暗杀了他。许多人听信了这个编造得非常巧妙的谣传,对斯大林厌恶起来。世界性的反苏、反共、反斯大林的风潮就是如此这般地被煽动起来的。近几年,苏联共产党档案解密,人们从封存多年的档案中,弄清了基洛夫被暗杀与斯大林全无关系。但苏联已经亡国,苏共已经亡党,此时再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南海秘密档案的制造者也许从昔人的经验中得到启发,他们企图以这样的假档案推翻毛泽东的伟岸形象。但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人,至少是多数,是很难相信这批古怪的秘密档案的。因为它们与毛泽东的人格和他的一贯主张不符合。当时的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已经到了狂热的程度,以毛泽东当时的权威,即使他对田家英不满,也不需要去暗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田家英。当时知道党内机密最多的人应是杨尚昆、胡乔木,但直到毛泽东去世时,杨尚昆、胡乔木谁也没遭人暗杀。当时倒确实有人要杀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请示毛泽东,毛的批示是不准杀人。

  我要为这个历史要案负责

  有一位不了解历史真相的朋友,在看了《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报道以后,对我说:“以前他们都说你害了田家英,现在好了,害田家英的是汪东兴、毛泽东,没你什么事了。”但我看了这篇报道,没有半点高兴。虽然我早已被赶出“教门”(开除党籍已三十五年),但我从不敢忘却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事实是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事件”。我不能为一个对我有利的虚假报道而不顾历史事实。明明是中央令安子文为首的三人小组同田家英谈话,怎么能说是毛泽东令汪东兴同田家英谈话,而且暗杀了他?我决定如果要毛泽东承担田家英案的责任,那不如由我来承担为是。原因是毛泽东虽然批准了审查田家英,也批评过他,但没有为他作结论。而我是田家英案的具体办案人,是当时田家英案三人小组的成员,而且是这个三人小组里唯一在世的成员,我应对这件未了的历史要案承担应负的责任。至少,我当时应向安子文建议,让董边留在家中照顾田家英。我忽略了这一点,是严重失职。

  田家英案的详情和一些值得追索的疑点,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的。田家英和毛泽东,田家英和彭德怀、刘少奇,田家英和杨尚昆、汪东兴,田家英和江青、陈伯达,田家英和我等等,其恩恩怨怨,是非曲直,也要细说才弄得明白。还有,田家英的真正错误和他自杀的原因,也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些,只能待有机会时再说了。

  最后,我只想再补充几句话:我以为田家英案之所以被弄得扑朔迷离,除了上面说的别有用心的人在制造谣言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有几个亦应为此案负历史责任的人,却为掩饰与其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东西,不断在胡编乱造。他们过去为某种目的把田家英描绘成魔鬼,现在又为某种目的把田家英描绘成圣人。田家英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他有光点,也有暗点,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历史总有其显露真山真水的时候,田家英的子女也都年轻,他们总有一天会明白一切。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9-01 10:41:33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转发: 走出乌托邦 秦晓口述(一)

走出烏托邦

秦晓 口述

唐欣、米鹤都

2011年8月

    秦晓,1947年生于山西,文革前为北京四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小学和初中在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北京育才学校受业,毕业时获北京市“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北京四中高中。文革前曾担任团支部书记,并成为极少数的中学生党员。文革初期,参与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后被打成反中央文革小组分子,是文革中最早觉醒者之一。之后,他经历了在内蒙牧区的插队生涯,走入工农兵大学的学堂。改革初期,曾任中共元老宋任穷的秘书,接触高层,后进入中信集团成为中信领军人王军的得力副手。新世纪开端,他接掌招商局集团,对资产结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此同时在企业文化中注入了均衡发展的理念,重建了百年老店的辉煌。百忙之余,他始终在系统研究经济学理论,并获取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学术刊物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并出版了多部专著。曾被冠以“杰出”、“最具影响力”、“最具有价值”等光环。面临退休的门槛,他又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深度思考。

     中农+中农

     我家祖上是山西吕梁人,原来不姓秦,姓侯。我曾祖家里穷,把我爷爷给了姓秦的人家。秦家日子好过些,但也欠了不少钱,赶上国民党时期通胀,票子不值钱,把欠的账都还了,土改时就划为了中农。我爸爸说,如果当年不到秦家,如果没有通胀,我家肯定比贫农还贫,连孩子都养活不起嘛。我妈妈家相反,是陕北佳县一个世家,孩子们都受过教育,不过到了我姥爷那一代开始衰落。我几个舅舅都是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三舅阎揆要[1]就是黄埔一期的。他们认为知识重要,所以包括女孩子都要上学,我妈妈也就去勤工俭学。虽然我妈妈出身大户人家,到土改时也破落成了中农,最后父母两家在中农那里划等号了。

    我爸爸叫秦力生,早年参加学生运动,被追捕,在学校里呆不住了,就跑到杨虎城的一个军校躲了两天,1936年经组织介绍到了陕北苏区。我妈妈叫阎佑西,1937年“七七事变”前去陕北延安,当时只有十六岁。去的路上曾遇到国民党军队检查,查出地下党给中共陕甘宁边区书记郭洪涛的一封介绍信。他们说,郭洪涛可是大共产党啊,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妈妈还是个小孩,特老实。他们又一翻,翻出一封给我舅舅的信。我舅舅当时由组织安排在杨虎城部队里当团长,他的任务就是保护到延安的革命青年。检查的人见是阎揆要的妹子,赶快停止了搜查,还给我妈敬了个礼。我舅舅知道后就派了辆汽车把我妈接走了,住在他家里。我妈老是心急,要走。我舅舅说,天下雨,你根本走不了,多住两天。那次下了足有一个月的雨,我妈最后还是坚决走了。这样到延安的时候,“七•七事变”已经爆发了。所以,我妈算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没算上土地革命时期的干部。后来,我们和她开玩笑,是老天爷没让你参加土地革命。

    我爸爸虽然是山西人,参加革命后,他的经历、共事的人都不在山西圈子里,像薄一波他们搞的决死纵队、牺盟会等,他都没有参与过。他主要在陕北苏区的圈子里,陕北的领导人如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我爸爸都特别熟。我爸爸到陕北时,正赶上朱理治他们来了,把刘志丹抓起来了,我爸爸也被抓起来了。把坑都挖好了,要活埋他们,恰好中央红军到了,给制止了。

    我妈跟我爸是在延安认识的,这与马文瑞有点关系。有个周末,马文瑞叫我爸爸跟他去走走。我爸问,去哪啊?他说,去陕北公学。我爸问,去陕北公学干什么?马文瑞是找邵式平[2]有事,却对我爸说,讨老婆去嘛。我爸说,你不有老婆了吗(马文瑞和孙铭是经我爸爸撮合成婚的)?马文瑞说,你不是还没老婆嘛。我爸爸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就跟着去了。我妈当时是陕北公学一期的学生,周末没上课,正站在院子里。马文瑞与我妈很熟,就招呼我妈说,你带我们去找邵式平。这就是他们的初次见面。我妈妈后来说,她当时看见我爸了,但印象不深。我们后来也没问过我爸爸,是不是那时候就有化学反映了。等我爸爸后来到富县当县委书记时候,我妈妈也分配到富县工作,才算真正认识。他们是1938年在富县结的婚,结婚时送了尤香斋(曾先后与谢子长、阎红彦结婚)一张结婚照。1993年我父亲去世时她把这张一直保存着的照片送还给了我妈妈。

    我哥和我姐都是在延安生的。我是1947年胡宗南攻打延安时,在妈妈肚子里撤到了山西,4月出生在山西离石359旅的医院。当时我爸爸是晋绥三地委书记,跟359旅旅部驻地在一起。生我的时候,王震夫人王季青阿姨还给我妈妈送来一百个鸡蛋。我跟山西有缘,不仅老家是山西,我也出生在山西,上工农兵大学时又跑到了山西,后来还在山西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其实,我自己在山西并没怎么呆过。

    我是吃我妈奶长大的。我哥是吃保姆的奶长大的,那保姆长得黑黑的,我哥哥脸也黑黑的。高岗就开玩笑,说他是吃保姆的奶吃黑的。我姐比我大一岁半,没吃两天我妈的奶,就让给我吃了。那时拴了只羊,给我姐喂羊奶吃。1949年父母先随部队南下进川。那时,西康是一个省,我爸爸到西康后,整个晋绥三分区地委就变成西康省委、省政府的班子,只有书记廖志高是中央派来的,我爸爸任省委副书记。我妹妹就生在雅安,后来弟弟生在北京。我们兄妹一共五个。人家说我妈会生,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我就更幸运了,哥、姐、弟、妹一样一个,全齐了。

    我是1950年初到西康雅安的,在那里呆了两年。我那时已经记事了,记得那时爱吃麻糖、醪糟。印象最深的是,我爸爸牵着我和我姐姐的手,一进省委大院的门,哨兵咔嚓一个立正敬礼。当时,我和我姐不肯去幼儿园,廖志高家的孩子和刘忠司令员的孩子也不肯去,怎么办呢,就在省委机关大院搞了个幼儿园,还布置有玩具、小桌子、小椅子之类的,幼儿园园长还专门来给我们指导,吃饭也打个铃什么的。

     寄宿中的少年时光

     1952年因父亲工作调动,全家从西康到了北京。我被送到位于西山的六一幼儿园。那是个干部子弟幼儿园,条件很好,寄宿制。幼儿园出来后,上了培英小学。那时候,北京有几个干部子弟学校:培英、华北育才、育英、育才等。我们上三年级的时候,华北育才和培英被撤销了,我被并入育才学校。育才学校的前身是延安保小,解放战争时期从延安行军2000里走到北京。对育才学校的生活,有几件事至今记忆还很清楚。

    那时学校里有个小动物园,养的有猴子。有学生淘气,给猴子喂马蜂,结果猴子的腮帮子都肿了,当时只是觉得个别同学太调皮,现在看来,如果没有约束,人性中恶和丑的那一面就会冒出来。猴子有时乘管理员不注意就跑出来,爬到树上不下来。我们都在那看着,那老师傅也真有办法,他就在树下喝小酒,吃苹果。猴子在树上看着,一会儿忍不住就下来了,也去喝酒、吃苹果。它一喝就醉了,耷拉着头,被牵回笼子里。我当时觉得这真是一物降一物。

    我们学校的集体宿舍,小的五、六个人住,大的能住二十多人,都是上下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人晚上起来撒尿,回去的时候走错门了,迷迷糊糊地躺下来,下面有人叫唤起来,原来躺人家身上了,起来赶紧跑,第二天又过来换鞋子,因为鞋子穿错了。不过,女生宿舍和男生宿舍不在一个院里,不然事就闹大了。晚上,我们经常在宿舍里讲故事。我那时候爱听连阔如说评书,然后我就给同学讲,还得有人放哨,一看老师来了,就赶紧不讲了。我的记忆力和口头表述都得益于小时候爱讲故事。

    我们生活老师姓田,那时大家都怕他,也恨得要命。他整起学生来太狠了。比如,星期六大家要回家了,都很兴奋,但中午还得睡午觉。有时候睡不着,就说说话,或者跑到厕所里去聊天。如果被他逮着了,有两个处罚办法:一个是罚你倒尿盆,他随便说个一百多天,你还没脾气,就得倒尿盆一百多天。还有呢,就是罚你补睡午觉。周六下午四点钟下课,大家准备回家了,他让你再回宿舍去补午觉去,这老师也太坑人了。据说田老师文革自杀了,他可能历史上有些问题,在当时的体制下,长期受到压抑,回想起来他当时的一些做法是和“个人的问题”相关的。

    还有件事,大跃进的时候,教自然课的老师姓黄,是个华侨,在地里撒熟芝麻。我们问,黄老师你干嘛呢?他说,看它长不长?那年代,什么卫星都敢放,什么都敢想。“破除迷信”如果把科学也破除了,其本身就是一个迷信。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我们参加了,是团体操项目。体育老师姓魏,是在朝鲜学的团体操,可棒了,带我们在先农坛体育场练习。1959年的建国十周年大庆,我们也参加了演出,最后举着花叫喊着往天安门冲去。但是,没让我上天安门,上天安门的都是挑那种长着圆脑袋、胖呼呼的“标准儿童”。我们学校经常会有这种活动,我们班有的同学就属于这种“标准儿童”,给毛主席、刘少奇都献过花。

    我到育才上学后,周末坐公交车回家。有时候,我跟同学就走路回家,北京那时的风很大,我们人小,有时能被风吹得走不动,就倒着走。在大风里从天桥一直走到西城我家,省下的路费还可以“逛天桥”,买糖耳朵、艾窝窝等小吃。有时跟家里说这礼拜学校有活动,不回家了,其实是去天桥看耍把式的。那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了,耍把式的在真练以前先是一个劲地说,然后就来要钱了。他要钱的时候你绝对不敢走,不仅不能走就是你当时不给钱,他就能让你脸面下不来。他就有那本事,连损带挖苦的,不光是有身份的人,连我们一个普通小学生都能感觉到难堪。然后,几个“托儿”上来,给弄点大票子,最后他演一下,这样你才能走。我们也得扔点钱,怕他骂你。这就是天桥把式,人家就靠这个混饭。

    政治意识的萌动

    育才的学生分两个不同的群体,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全部是干部子弟,到后来就对周围的居民开放招生了。学校周围是宣武区的居民,这些学生不住校。这时,不同家庭背景的文化冲突就开始显现出来。有一个走读生,梳着个涂了油的分头,他一进学校,就一直被我们这些同学起哄,搞得他最后都没地儿呆了。所有人都认为他这个发型是资产阶级的,跟我们不是一种人。走读生穿衣服也很垮,还有穿缗裆裤的。我们看见了就笑话他们。他们说话也都是北京土话,我们就拿他们的话调侃。后来,老师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们后来才了解,当年满人进京以后,就把汉人都给赶到南城来了。汉人住的地方条件很差,但凡有点本事的汉人都走了,留下来的大多是底层的贫民。我去过那些同学的家里,胡同里都是非常破的房子,密密麻麻的,就像贫民窟似的,车进不去,外观也很差,但是屋里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说起这些事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育才学校开始办初中部。本来要考四中,经学校动员上了育才第一届初中。上初中以后,逐渐成熟点了,不再按照生活方式、出身去划分人了,学会了按照好学生、差学生;政治上要求进步、不要求进步;是团员、不是团员,这样来划分了。两批出身不同的学生之间隔阂也就越来越小,到后来,我们彼此还成了朋友。

    初中时期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现在知道实际是“人祸”,死了几千万人),大家都吃不饱饭。那时那个饿呀,至今印象深刻。为了减少体力的消耗,学校也不组织那么多活动了,体育课也取消了,会也开得少了。那时,一斤粮票能买五斤红薯,还觉得挺值。换成五斤红薯就吃红薯粥,觉得挺过瘾,结果五斤红薯真不抵一斤粮食,一会儿就饿了,饿得很难受。当时,给学生发机动粮,比如说一个人定量二十八斤粮食,其中有两、三斤是机动粮。在学校食堂吃完份饭后,只要你愿意,撕张机动粮票给食堂就可以再得到点食物。照现在看,粮食定量也不算少,可是,那时由于没有一点油水,这些粮食就不够吃了。那会儿,我们吃完饭就一件事,算计算计要不要吃点机动粮。不算计的话,机动粮早就吃没了,所以,你得计算好了匀着来吃。我们经常都是买半个馒头。当时觉得世界上没有比馒头再好吃的东西了,那么白、那么暄、那么甜。

    在学校里,我当过少先队中队长,初中二年级就入团了,一个班上大概也就三、五个团员,我是团支部委员。其实,孩子王有两类,像我们这种是尚文的,学习成绩不错,平常为人也可以。我在育才的学习是属于超一流的。初中三年的课程,除了音乐、美术这两科不是优以外,剩下全都是五分或叫优。而尚武的,是另一种人了。虽称“出将入相”,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是文比武高一等。初中时我就看我爸的《参考资料》了,父母也让我看。我从中了解了不少国际和国家大事。当时最爱看的就是外国人说中国如何好。比如中国试验了原子弹,外国如何报道。看那些东西特别过瘾,能滋生民族情绪和国家意识。《参考资料》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就很多。今天看,其实那大多是些非主流媒体的声音,并不具有权威性。我哥哥是北大中文系学古典文学的,受他影响我也看点文学类的书。那时候出版了一批小说,《烈火金刚》、《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等,还有不少苏联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小孩——老鬼,就是我的同学,还有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的小孩,我们学校有好多这种人,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父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书看得多了,知识面就更广了,这样就在同学中有影响力,大家都愿意围着我。

    学雷锋是初中时的事情,也是属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没有很刻意地上街帮人做好事,好像也干过,但没什么深刻印象。那时,我们也关心政治,记得当年有两件大事:一个是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还有一个是中苏关系的破裂和中苏论战。我记得我们全家都坐着静悄悄地听播送《九评》。在我的意识里,这肯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我也有极大的激励。播音员夏青和齐越,铿锵有力地说:你们撕毁的合同不是几个、几十个,是几百个……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洗不尽对中国人民欠下来的债!那语调,那每一句话,让人听着都特别的激动,特能激起义愤,真的感觉是出了心中的大气了。

     在育才所受的教育,首先是理想主义教育,此外,还灌输一个强烈的意识:你是革命的后代、是接班人。对我来讲,长期住校,学校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我们对社会的了解没有其它的渠道。育才学校无形中让你有一种压力,那就是所有人都告诉你:不能有优越感,不能有干部子弟架子,要多吃苦,你是要承担责任的,要接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上的切割是很成功的,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那时都以炫耀、显摆自己家怎么怎么样为耻。如果从家里带点吃的到学校,从来都是大家分着吃,不搞特殊化。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将来比别人的责任更重大,我们要接班,接父辈事业的班。

    育才的这批学生,今天看,整体上人品都是很好的,没有特别追逐官啊、利啊的,一般人日子过得很平淡,干的是本本分分的事。同学之间现在还有联系,每年我们聚一次,经常是找些很低档的餐馆聚聚。其实,找个高档地方吃顿饭对大家也不是什么事,可他们都说这样挺好。这也是育才朴实的校风培育的结果。

    “红二分白五分”

    我初中毕业得到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我平时的学习就很好,所以,也没注意我那个成绩可以得“金质奖章”,由此被保送上了四中高中。

    四中的校风和育才有一些差别,就像陈元总结的那样:以天下为己任。动不动就想国家大事。

    我到四中报到时,学校就指定我做班里的临时负责人,正式开学后就当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孔丹(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长的孔原之子)和李三友也都是所在班的团支部书记。到高二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踏踏实实地学习,学习好了,将来在工作中才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我就提出不当团支书了,要求换换人。于是,团支书就换别人当了。后来搞四清,有天几个同学来找我说,你还得当团支部书记。然后,就跟小政变似的,突然召开支部会,大家又都选我当了团支部书记。于是,我们几个又都回来了,由我们来控制局面。

    1965年北京的四、六、八中发生了学潮,提出学校搞的是修正主义教育。当时,这几个学校的学生都是串着的,同时闹。本来,北京市的中学是不搞四清的,学生闹起来直接给中央写信,北京市没办法了,得收拾局面,就派工作组来了。他们怎么写的信,开始也没给我们打过招呼,我们是后来被卷进去的。

    当时的主流思想,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反修防修。这两件事给我们的影响很深,而学校的四清,正是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了。当时挑头闹事的主要是高三的一些高干子弟,他们认为学校里有阶级斗争,有的老师出身不好,就重点栽培出身不好的学生,而革命的子弟被排斥了,还有就是鼓励走白专道路。所以,学校里应该搞四清、搞阶级斗争。

     我一开始不大接受这种观点,主观上并不认为教育制度有什么大问题。我们都是致力于学知识,学好了去建设祖国,觉得老师也还是挺胜任的,另外觉得出身不好的子弟怎么说也跟地富反坏右不一样吧。但后来,我也参与了。主导这事的是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他们当时拿一个其实不怎么求上进的干部子弟学生说事:第一说这个同学是老革命的后代,而学校排斥他,不发展他入团;第二说有些学生开玩笑摸他头,嘲笑他,这反映出阶级情绪,是恨这些干部子弟。然后,另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就召集开会,跨支部发展了那个干部子弟入团。我们当时都觉得那个团支书没条条框框,很正义,真是个英雄。我当时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还写过一篇作文,是评论“抢椅子”这个搞笑的哑剧。剧情是这人往椅子上一坐,另一人把椅子蹬掉,这人就坐空了,互相拆台。我在作文里批判这个表演实际上是宣扬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在四清时被认为是篇有阶级斗争意识的好文章。

    学潮的事越闹越大,那么多高干子弟都参与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认为可能是中央有人在借此整他。所以表现得很强硬,当然也很谨慎。他让万里、张文松牵头,开始时把工作组放到学校外面,分别找人谈话,就像进了敌占区似的。然后,工作组再进学校,软硬手法都用了。那次到我们班来的工作组长是孙岩,她是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的夫人,是个延安的老干部。她完全是以一个前辈的口气跟我谈话,说你们这些孩子的父母我都认识,你怎么样?听说你刚开始不太主张在学校里搞阶级斗争?这是对的嘛。她还表扬我说,这里就你政策把握得好。

     后来万里在中南海里给我们训话,他嘲讽、调侃,话说得很严厉,底气也很足,训得我们没脾气,都静悄悄地听。他说,你们老说红二分比白五分好,我看还是白五分好。后来,闹学潮的领头学生也挨整了。邱承光(邱会作之子)当时也是主要的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学习又特别好。四清结束时,邱承光不断地写检讨,总也过不了关。他准备高考的时间很短,不过考试成绩还是非常好。

    学潮结束后,中学生中开始发展党员,孔丹和当过卫生部副部长的佘靖是1965年入党的,他们是北京市中学的第一批学生党员。我是1966年2月入的党,和李三友同一批。马凯比我们高一届,本来要去留苏,因为得病没去成,留校当了老师,也是最早的学生党员。学生党员和老师一样,晚上也要留下来跟党员老师开支部会学习文件,变成跟老师一样的待遇了。

    参加建设的接班意识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之前,学校基本上还是接班人教育,祖国进入了建设时期,就跟苏联的小说《水泥》描写的那样,要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

    在此以前,接班人的概念就是要建设祖国。中国的工业、技术还很落后,我们父辈是职业革命家,现在,国家是我们的了,我们就要去做建设的事。即便在讲阶段斗争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思想也还是这样。所谓的红二分比白五分好只是个极端说法。我们那时候有个明显倾向:重视数理化,不重视政治课程。当时,我的外文字典被我翻得很破了,可政治教科书却像新的一样。虽然,我们也能把政治考得很好,但是知道那没什么用处,我们绝对不想当职业革命家。我们想的都是考清华学工科。而且,我们前面几届的学生,都是这样。起码,当时我们主观上,没有想当职业革命家的念头,因为,那不是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那时候是有机会出国留学的,从我们的前一届,国家就开始派留学生了,出去都是学外语。当时选的都是一些政治上可靠的人,像我们这些人,如果想去很容易。可是,我们都不愿去,我们认为那不是主流,主流是学科学技术,只有学不了理工科的人才去学文科,出去的都不是最优秀的。而且,我们认为从政不是学出来的,我们说的接班人,是个大概念,是说我们这第二代人要接国家这个班,和毛主席说的那个党的领袖的接班人是两个概念。少先队员之歌的歌词不是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吗,不是指要做职业政治家,更不是当领袖,而是泛指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文革前毛主席对教育路线做了批判。他的这些批判,对我们影响很深。文革开始后学生的造反,就是结合了当时的反修防修和主席对教育路线的批评,因为毛主席讲过这个问题。

    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文革早期之所以能接受批判校领导、破四旧,直接的思想基础一个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个是阶段斗争,这两条是接受的。就算我们这些人有分寸,破四旧基本上没有参与,对校领导也没那么极端,但是,我们还是卷入了,只是对当时采取的方式不赞同而已。

    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那篇社论,火药味很浓。运动刚开始,我们感到是出了问题,彭、罗、陆、杨被点名了,又不断冒出知名的文人。后来,江青在北大的亮相讲话和紧接着的形势,使我越来越觉得事情比我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当时北大已经闹起来了,江青出席北大的大会,赶上下雨,人家给她送雨伞,她说,我们没那么娇气,不要雨伞。还说,赞同我们的站到这边来,不赞同的就滚开。她讲话运用的那个语调、会场的气氛,就好像在进行战前动员。而且,由江青出面,调子这么高,用词如此激烈,我就觉得中国的政局是不是出了什么严重问题?或者说是毛主席有什么大想法、有大的动作了?

    文革一开始在中学也就是批判校领导、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事。然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于是工作组就来了。接着毛主席回到北京,说工作组派错了,又宣布撤消工作组。7月底,北京召开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就在这个会上,毛主席出来接见我们。当时,刘少奇检讨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邓小平是坐在那里讲的话,他第一句就说,“和大家平等,坐着讲”。毛主席突然走进会场,在主席台转了两圈就走了,也许是要说话,但底下使劲鼓掌,没法说。没几天,毛主席走出中南海,在府右街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都传递出很强的信息。那时社会已经开始乱起来了,但是,还没大乱。当时,我们也联想到党内斗争,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是什么意思?可谁也没有意识到文革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顶多认为这些领导跟不上形势。

    四中校文革是学校领导垮了以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是副主任,各年级都有代表做委员。

    付洋、付亮(彭真之子)也在我们学校,我跟他们兄弟俩不是很熟,不过,我们也没有觉得父亲出事了,他们就怎样了,我们对他们还挺好。后来,我们串联去上海时,付洋还跑来加入我们。不过,我们这些人的父母也很快都出事了,当年,没有几个干部不出事。那时候,大家看报纸,看谁上天安门了,上天安门的就是还在台上,没有名字的就是下台了。

    在海淀区中学成立红卫兵之后很长时间里,四中还没有红卫兵组织。可能是接受了四清的教训,我们几个校文革的人不赞同成立红卫兵,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更不主张武斗。那时候,武斗的概念还不是群众之间的打仗,而是打校长、打老师、打地富反坏右。我记得,有一次,一帮学生搞突然袭击,把杨滨校长等弄去游街,带高帽子。孔丹正召集我们开会,听到消息后我们立刻冲了出去,拉着手拦着,不让他们搞过激行动。那帮学生就向校长、老师泼墨水,我们几个都被泼了,我后来还看到过当时的照片。随后,孔丹主持开了个大会,他试图把秩序给扭过来,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导同学说,认为校领导有严重问题,可以把他入另册嘛,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批判他们。杨滨是个老革命,我们是一路保护的,但也要有策略。我记得我还特别叮嘱看管杨滨的同学说,杨滨还有好多事没交待呢,不能让她自杀,也不能让她受罪,你们负责看住了。那两个小孩就听我的,盯着。后来,杨滨一直说,孔丹、秦晓、赵胜利保护了我。她临终前还这么说呢。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都基本上没有挨过打。

    四中红卫兵组织是怎么成立的?是刘辉煊,他是高一的学生,当时算是比较激烈的。他在会上叫板说,各校都成立了红卫兵,你们在革命大潮中相形见拙了,提出要成立红卫兵。后来红卫兵中流行的那首“老子英雄儿好汉”也是他编的(文革后他以礼平的笔名写了《晚霞消失的时候》,对文革、红卫兵运动做了很深刻的反思,用真、善、美来认识科学、宗教和艺术,在七十年代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是,我们就顺势而为成立了四中红卫兵。我记不清红卫兵的领导有谁了,只记得红卫兵的头头也是选出来的,可能也是孔丹我们几个人。

    文革开始时,四中只有老红卫兵一派,首领也都是从校文革转过来的。这一点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而且这些人在学校都是当干部的,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有治理、秩序的意识,不能接受那种混乱的、失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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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阎揆要(1904-1995),陕西佳县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陕北清涧起义,失败后曾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任警卫二团团长。后任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军委一局局长、第一野战军参谋长等职。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

    [2] 邵式平,时任陕北公学教导主任,解放后曾任江西省省长。


 

 

 

 

 

 

 

发件人:"仲磊(赣榆)" <8621332@qq.com> 2011-09-02 13:43:1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仲子故里辨正

仲子故里辨正

山东平邑县史志办主任 王庆全

2011年5月

    仲子(前542-前480年),名由,字子路,亦字季路,生于鲁,葬于卫,孔子著名学生。长久以来,学界以《史记》中“子路,卞人”的记载和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为春秋卞邑治所为由,称仲子故里是泗水县。笔者认为,《史记》所载“卞人”指卞邑人,未明确是卞城之人,而先秦文献载“卞之野人、鄙人”,证明子路并非卞邑城里之人,仲子故里应是春秋时为卞邑之野的今平邑县仲村,而非春秋时卞邑治所今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本文拟通过有关史料加以辨正,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仲子是春秋末期人。按当时人记当时事较准确的道理,考证仲子故里,应主要看离仲子所处时代较近的先秦文献对此如何记载。查:

    《尸子•劝学》载:“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

    《荀子•大略》载:“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

    《尸子》,战国时期尸佼著。尸佼(约前390-前330年)鲁人,曾入秦为商鞅宾客。商鞅被害后他逃亡至蜀,著此书,凡6万余言。《汉书•艺文志》著录《尸子》20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为20卷、目一卷,注9篇亡佚,为三国魏黄初年间所续补。元、明以后,全书亡佚。清人有辑本。

    《荀子》又名《荀卿子》,战国末哲学著作。荀子著。荀子(约前322-前232年)名况,字卿,又称孙卿。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他曾三为齐国稷下学宫祭酒,游说齐、秦、楚等国。春申君任楚国宰相时,荀子为兰陵(今山东兰陵)令。晚年“家居兰陵”。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荀子的著作,在汉代流传的有三百多篇。今本《荀子》是唐代杨倞根据汉秘府所藏《孙卿书》和经刘向整理校定的《孙卿新书》订正、注释,仿照《论语》的体例编定的。全书共32篇20卷。

    另外,时间上比《史记》稍早的《韩诗外传•卷八》载:“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贡、卫之贾人也。皆学问于孔子,遂为天下显士,诸侯闻之,莫不尊敬,卿大夫闻之,莫不亲爱,学之故也。”

    《韩诗外传》是西汉初记述前代故事轶闻的著作。韩婴撰。韩婴(约前200年-前130年),燕人,文、景、武三帝时为官,后人称他韩太傅。著作很多,其中有《韩故》、《韩诗内传》、《韩诗外传》、《韩说》等。

    上引三书,都早于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史记》之前。其作者出生最早的尸佼比司马迁早出生245年。荀子比司马迁早出生约177年。年龄最小的韩婴,比司马迁还早出生55年。

    何为“野人”、“鄙人”?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曰:“野,羊者切,郊外也。从里,予聲。”上古谓居都邑之郊野的人为野人,与国人相对,如《左传•定公十四年》:“太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仪礼•丧服》:“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野人亦指庶人、平民、村野之人、粗野之人,如《论语•先进》:“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荀子•大略》:“管仲之为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为天子大夫。”杨倞注:“类郊野之人,未浸渍于仁义,故不可为王者佐。”“鄙人”原指居住在郊野的人,如《荀子•非相》:“楚之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杨倞注引杜预曰:“鄙人,郊野之人也。”后引申为鄙俗的人或自称的谦词,如《庄子•应帝王》:“(天根)曰:‘请问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

    可以看出,上引“野人”、“鄙人”本义相同,均指郊野之人,而非后引申义“粗野之人”、“鄙俗的人”和自称的谦词等。
或有人说,仅靠训解,“仲子是郊野之人”的论证不充分、不可靠。那么,我们看仲子本人对自己家庭出身情况的描述:“昔者由也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食,为亲负米百里之外”(《孔子家语•致思》)翻译成白话文即是“我过去在家侍奉父母的时候,自己常常吃野菜,但一定要从很远的地方背白米回来给双亲吃。”试想,如果仲子不是郊野之人,怎么常常吃野菜?

    或有人又说,《家语》乃东汉王肃伪作,不可信。毋庸讳言,学界对《家语》历来颇多争议,《家语》乃王肃伪作的观点几成定论。但是,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家语》相近;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也出土了篇题与《儒家者言》相应的简牍,内容同样和《家语》有关。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今本《家语》是有来历的,早在西汉即已有原型存在和流传,并非伪书,更不能直接说成是王肃所撰著。它陆续成于孔安国以及与王肃同时的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是孔氏家学的产物。应当承认它在有关孔子及其门弟子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卞之野人、鄙人”与《史记》“卞人”的记载本质上是一致的,惜墨如金的司马迁是为了统一行文需要予以了简略。司马迁之后,南朝刘宋的裴骃注释《史记》时在《史记集解》中写道:子路“徐广曰卞之野人”。徐广是晋朝与古卞邑相距200里的东莞姑幕(今山东莒县)人,曾作《史记音义》,字野民。如果“卞之野人”的“野”是引申义“粗野”的意思,徐广会取字“野民”并注释子路“卞之野人”吗?

    清光绪十八年重修《泗水县志•人物志》对仲子祖先的记载为:“……仲咨,为卞邑大夫,遂居卞城乡。”

    以上历史文献说明,出身微贱的仲子不是卞之城里人,而是卞之城外人。

    卞,夏商时为卞明国,春秋时为卞邑,属鲁国。《春秋•僖公十七年》“会于卞”、《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皆此。卞城在今泗水县城东50余里泉林镇卞桥村。仲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卞邑西边今泗水县城是虚朾邑。西南边为郚邑、南边是蔑邑,东南方相传为季平子的采邑平邑,东边为颛臾国,北边为连绵不断的山脉。西汉在今泉林镇卞桥村置卞县。隋开皇年间在春秋虚朾邑(今泗水镇)始置泗水县,领原卞县地。可见,卞无论是邑还是县,均与泗水县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域区划概念。泗水源头之地的今仲村在西汉置南武阳县以前一直属卞所辖。后,先后属(南)武阳县、颛臾县、费县、平邑县。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山东通志•卷九•古迹》载有:“仲里,在(泗水)县东六十里,相传为子路故居,今名仲村。”清光绪《费县志》在“仲子故里”条目下载:“《通志》相传子路故居今名仲村,在费境今县治西北一百二十里仲村集是。仲村东、北、西三面皆山,地颇荒僻,与徐广之言尤合。”新出版的《仲里新志•第八卷》载“仲子故里林在仲村西北半里许,葬有仲子父母及其先祖和仲子二代启至十六代孙谋。原有墓祠,后屡遭破坏,现已夷为平地。”仲子故里就是史志记载的今平邑县仲村。
汉代以后,随着仲子地位的提高,各地不断兴建仲庙等纪念性建筑。除始建于唐代的微山县仲浅仲庙名播海内外,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泗水县令谭好善,见“卞故无祠”,曰“不可以大贤之后久为寄族”,“乃捐俸鸠工,于(泗水)县东为祠……”1594年,泗水知县尤应鲁又于泗水县城仲子祠东建“仲子故里坊”。针对泗水知县歪曲史实的做法,1621年费县知县闫国脉立仲子故里碑,意欲世人知晓当时的费县是仲子出生地。闫国脉所立仲子故里碑亦说原立于仲村,康熙年间始移置三阳。康熙二十年(1680年),朝廷同时赐仲浅府第和泗水府第,供世袭翰博办公和居住,世称“仲府”。乾隆初年,钦修泗水仲庙。1905年,费县知县公欣慕在仲村重立仲子故里碑。

    泗水是县名,更是水名,应根据语境加以区分。明代混淆卞与泗水的区别,以卞城隋代后在泗水县境为由创建仲庙,清代赐府,致使不明真相的人们,往往误认为泗水县是仲子故里。明代之所以在今泗水县城创建仲庙,除上述原因外,泗水县城更靠近运河,水陆交通方便,比仲村人流量大,创建仲庙更能发挥教化人民的作用可能也是彼时朝野考量的重要原因。历史上移址创建或重建纪念性建筑的例子不胜枚举,史籍没有仲子是“泗水人”的记载。微山、泗水等地创建仲庙,造府奉祀,不能说明即为仲子故里。

    综上所述,卞与泗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古人“卞即泗水也”的说法是错误的,不能把卞简单地说成就是泗水县。历史沿革早已将“卞之野”的东部划归平邑县,仲子故里为今平邑县,仲子为今山东省平邑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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