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者按:当今世界所谓 的民主、正义都是在强权霸道下进行的倚强凌弱。八国联军给中国造成的悲剧在21世纪再次在利比亚和叙利亚上演,留给利比亚和叙利亚人民的只能是巨大的伤亡与灾难。看看当今国际社会这些文明国家的做法吧,它已经把人们又唤回了过去的记忆。如果中国人民前几年还是那么幼稚,善良,那么今天的现实已经完全教育了中国,足够刺激中国的了。回顾一下中国一百多年前的八国联军之难吧,那些落后民族的苦难史今天又在世界上上演着。21世纪,仍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这就是所谓的文明,民主。这些列强信守的只有一条:倚强凌弱。所以,落后就要挨打,这永远是弱国的命运。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仍然交织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既要民主进步,又要保持民族尊严,不受外侮欺凌,这就是我们在对待利比亚问题上的态度。

    还值得注意的是,华尔街日报文章在提及今后十年的世界前景时,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超级富豪统治的时代,超级富豪的极右势力在政治体系中获得了绝对权力,所以导致当今世界问题重重。连美国人都明白了这一点,中国还在外人屁股后边乐此不疲地学习。改革三十年,没改出什么好的,就改出一批西奴来。人类好的东西全给扔光了,就剩下一群赤裸裸贪婪自私的精英,这些人还恬不知耻地整天卖弄,看看这些人丑陋的嘴脸吧。】

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辑

2011年8月25日

目录

仲大军:中国能否走出左右

Paul:一个超级富豪统治的时代----今后十年的世界前景

民声网:又一场弱肉强食的列强战争

星岛历史:1900年中国人被杀几十万----马克·吐温和列宁评义和团

胡少江:解读英国的骚乱

伦敦书评:全世界抢商店者联合起来

Paul Farrell:2011-2020,美国经济的黑暗十年

谢田:一个国家的债务和一个世界的忧愁

冼岩:博源的精英们为什么害怕“得而复失”?

赵磊:右派在分化,后果很严重

方绍伟:“市场制度最道德”是谬论

彭淑:顾准之子高粱

尹保云:走出“封建”社会,迎接现代文明

Minqi Li:工人阶级的崛起与中国革命的未来

 

中华网:中国“移星”技术震惊了西方

FT中文网:中国汽车工人薪酬最低,但汽车售价比国外贵30%

吴庆:不要低估中国向美国输出通胀的能力

吴庆:有关外汇储备汇兑损失的三个常识

汪锦昌:奢侈品是西方送给我国的新型鸦片

社会笑话:诗言志

内幕:中国红十字会的问题

柳杨:我要揭露希望工程腐败案

高王凌: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穷?

童大焕:2020年中国将成为穷国?

何新:近20年若干政治经济预言

何新:中国外汇储备的真相

曼恩:全球化的真相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美国驻华大使宣誓就职时的讲话

外记:骆家辉给中国高官上了一课

吴宗素:駱家輝的妻子李蒙

陈道明自述

忆旧:即将消失的上海卢湾区

贺兰山: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毛泽东和林彪恩怨始末

景凯旋:儒学既非专制,亦非宪政

仲维畅:先贤仲子故里在哪里?

王庆全:仲子故里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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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否走出左右

----在“中国能否走出左右”座谈会上的讲话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1年8月14日

    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邀请了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目的是从不同角度谈点看法。现在这个社会分歧越来越大,和八九十年代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界基本上是铁板一块的,那个年代的学者坐在一起,分歧矛盾不大,都是一门心思搞改革,搞思想解放。我写过一篇文章,回忆1989年4月在京丰宾馆召开的理论研讨会议,今天在座的当年参会者有五位:高粱、黎鸣、子明、 舵兄和我。可是二十多年后,学者们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点也发生了很大分歧,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成各种流派,坐在一起交流越来越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能不能谈出一点看法,看看中国能不能走出左右?以一种什么制度方式综合左右,平衡左右的利益和诉求?这里不仅需要的是共识,更重要的还是方法。陈子明先生关于左右的分析文章我已经看过了,是站在宪政角度看问题。我现在更实际一些,站在执政党的角度看问题,这样可以更接近政府话语体系。特别是今天来了好几位右翼自由派的理论大腕,我不得不从左翼加点劲,以进行力量平衡。

    乔续写了一篇文章刚发到大军网站上,我发现他的一些看法挺有意思,把中国左右矛盾分歧从国共两党开始追溯,延续到今天,从这样的历史视野看中国的左右之争,很有意思。

    的确,如果从更大的历史范围来看左右冲突,我们应当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甚至更远----马列主义引进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左,无产阶级就是左,资产阶级就是右。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国诞生了左派力量。

    但是,在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中的左右两派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下,终于以“四一二”大屠杀和“八一”南昌起义为标志而破裂。从此中国走向了左右之争,从此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就是在这两大力量之间博弈。无论今天的形势多么复杂,都离不开这两个基本力量。在今天说左,就是传统的共产党。不管今天的左派多么形形色色,都离不开共产党的影子。

    共产党的胜利表明,谁获得社会大多数民众的拥护,谁掌握政权。共产党的胜利还标志着中国一党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彻底左转。这就是最被民主派和宪政派诟病的一党专制和多数人统治。

    所谓专政,不仅包括经济上强行的全民公有制,还包括将一些理念强加于全体国民意识。这也成为左的一大特色。

    建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左倾达到了顶峰,达到了极左。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党内政变的方式,粉碎了极左势力“四人帮”,以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开始矫正极左。其结果,三十年的反左,使中国的左派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和瓦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基本上被抛弃,或被搁置,资本主义占了上风,已牢牢占据社会话语主流。

    矫正极左以两个标志展开,一是收缩民权,禁止大鸣大放大字报,收回了建国之后人民群众一度曾经拥有的各种民主权利,在政治上实行一党制,首长专权,长官意志代替民主集中制,精英拥有特权,官权越来越大。二是打破平均主义,放弃共富的理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和权利差距。

    就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矫枉过正,中国又从极左走向了极右。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民粹专制,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已变成了少数人压制多数人,变成了精英专制。中国的执政党从左翼在很大程度上摇摆到了右翼,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工农的党逐渐变成了官僚的党,精英的党,资本的党。官员们一边将共产党的传统理念强加于社会,一边又不按这些信仰办事,使社会成了一个缺少共同 价值遵守的社会。

    民权收缩后使官权失去了制约,官员的权力变得无比强大。放弃均富理想,使少数人攫取了更多的改革成果,一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仍然赤贫。由此带来的是社会再次出现分化和分裂,政府变成了少数人的政府,政府再次出现了信任危机。

    改革三十年里,一反早年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平等、民主、自由。在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重经济效率,轻社会保障和福利。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出台了很多偏右的政策,譬如,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MBO(管理层买断产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国家和员工的利益,使精英群体大获收益。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譬如以通货膨胀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更是以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效率至上、精英优先,必然导致重发展、轻保障的可悲结局。改革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成果,难以惠及全民大众,社会保障水平始终低下。这就使中国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更存在着缺乏社会保障的严峻问题。

    严峻的现实,不能不激起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底层民众的觉醒。左翼思想再次抬头和左派力量再次崛起,人们再次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国际歌再次被每每唱起,正是这种右倾改革的必然结果。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分歧,正是由于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分化,才出现了新的社群对立和思想分歧。中国从当年的平均主义、大众民主社会突然进入了差距巨大的等级社会和贫富分化社会,这种现实不能不使左派思想再度集结,左派力量再次涌现。一句话,左右冲突升级的根源是社会分化和分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社会思潮的再次冲撞,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能否解决当今社会的分裂与冲突是新历史条件下的重大挑战,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再次考验,也是新一届中国领导者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出现的左右矛盾,其本质是平民与权贵的矛盾。凡是诉求人民大众利益的就是左,凡是维护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利益的就是右。还有,凡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左,凡是不顾国家和民族主义只追求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就是右。

    所以,今天中国的左派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是人民大众派。我在去年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当今中国根本的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所谓左派,就是民派,所谓右派,就是官僚权贵派。解决好民与官的矛盾,就排除了左右之争。

    背景了解清楚之后,需要寻找的就是解决办法。党内有党,党外有派。是继续在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下,以党内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力量,平衡左右利益,还是以西方宪政民主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博弈?西方宪政的理论是通过党派博弈来达到左右利益平衡,但西方国家的左翼党从来就没有占过上风,西方的政治多半是右翼政治。

    那么,中国在不改变一党制的情况下,能否平衡左右利益和力量?也就是说在一党专政的政体下,是否也能调整好平民与精英的矛盾?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一党制也能调整左右利益,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只要调整组织路线,换一批人马上台,立马可以见效。但左翼力量的上台必须吸取以前极左的教训,不能从一个极端再跳向另一个极端。

    建国后六十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党制政体存在着较大的弊端,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左和极右都会搞得社会不安宁。一党制政体能否克服这种弊端?已成为今后中国政治的重要问题。虽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但实践过后,效果并不理想,执政党代表的更多的还是精英的利益,利益的天平仍然处于失衡状态。

    另外,一党制存在着两极专政的问题,不是极左专制就是极右专制。在这种情况下来看宪政制度,是否实行了宪政制,有了多党制约才能达成左右利益制衡?

     这两种思路,从操作角度看,第一种最简便易行。就像当年粉碎四人帮,在组织人事上做一调整,极左问题就解决了。共产党只有启用新鲜血液,才能有力回天。共产党只有回归工农大众,才能重新收回失去的人心,平衡各阶层的利益。从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看,也只有共产党具有这种聚集和整合的能力。这个党再腐败,也有更新的能力。因为它可以从当代获得充足的民主法器。

    而第二种方法,叠床架屋,社会动荡巨大,难以操作和把握,因此难度较大。但就目前的情况看,第一种方法的难度也很大,这是因为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官僚化,政府内部现存的左翼力量已经微乎其微。靠这种政府进行自身改变,同样存在难度,甚至不可能进行调整。这就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困局。

    真正的困局还在于共产党变得不伦不类,既失去了原先的本我,又变不成民主党的面目。未来共产党真正的危机在于失去自己的本色和宗旨,变得非驴非马,莫衷一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变成全民党是幼稚的空想,只有保持多数人的党才有存在的可能。一党制国家的核心在于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中国不可能回到大一统的帝制和王制时代,现在是党制时代,既然不允许多党竞争,就只有一党代表大多数。民主制的核心不就是选票数量吗?一党制的核心也是一样,获得多数人的选票就是合法性。

     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三个代表一个也没代表好,反而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不知所云。只要恢复起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优良传统,克服贪污腐败,提倡民主自由,摈弃专制独裁,共产党就有希望。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向左转就有希望。现在的左,不意味着必然的专制,左并一定与专制独裁有天然的联系。专制的左派不是真正的左派!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左是完全民主的,所有的官员必须经过普选,必须经过人民同意任命。翻开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甚至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普选原则都是放在首位的原则。要学马克思,就要学马克思的正宗,不能断章取义。之所以中国的左派出现了专制,而西方的左派是民主自由的,就在于中国只学习了马克思的专政理论,而没汲取马克思民主的成分。

    最后,关于中国能否走出左右的问题,我认为,只要采取居中策略,就能减少左右冲突。中国传统的智慧就是居中,两边向中间靠拢,把富的变瘦一点,把穷的变胖一点,问题就解决了。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要铲除产生贫富分化的土壤,避免极右或极左政策,让左右矛盾失去物质基础。我们的古人早就描述过这种大同社会的景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今天的中国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些好的传统。

    在政治权利方面,中国不仅要善待企业主,发挥他们的精英作用,更要善待企业员工。要坚决扭转劳资权利不平等的现象,矫正已经严重倾斜了的力量天平,平衡劳资关系,维护劳动者的组织权利、谈判权利以及包括罢工权利,健全工会组织的作用,让劳动者真正获得经济增长的物质成果。只有在政治权利得到完善之后,劳资双方的收入分配才能趋于合理,才能减少收入分配方面出现的巨大差距。要恢复“劳工神圣”的思想,确立劳动者的地位,坚决扫除几千年来的封建等级特权观念。

    另外,重新回归建国初期的多党民主制,发挥政治协商的优良传统。不是把民主党弄成驯服工具,当成聋子的耳朵,而是真正尊重各党派的意见,通过民主集中制,集思广益,共商国策。今天的问题是,虽然共产党一党独大,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他党俘获,失去了自身的特色。这些民主党反而成了既得利益者。

    在言论舆论方面,宁肯实行阳光政策,也不实施黑箱操作。这是因为阳光政策要比黑箱操作高明得多,只要自身做得正,就不怕鬼魅魍魉。并且,在阳光下,在透明中,任何谣言都会烟消云散,既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又避免了一个猜疑的社会。譬如,大连市最近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抗议PX化学污染项目,这是人民一种正常的意见表达,却被宣传部门当成报道的禁区。为什么要封锁人民正常的行为和言论呢?有什么害怕的?现在都到什么时代了,还这样包着捂着?手机信息照片满天飞,微博信息网满天下,谁还能封锁消息,把人们蒙在鼓里?

    所以,如果真是一个聪明的政府,与时俱进的政府,就会改革几十年如一日的新闻传统,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政府如果在这些事上正确处理,得到的只能是人民群众极大的拥护和赞赏!

    只有经过这样的调整,中国才能出现均衡发展,中国的左右矛盾、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才能得到化解,中国才能走出极左或极右的发展模式。 只要是一个人民的政府,民主的社会,即使一党制也能长治久安。

    我们都是快60岁和60多岁的人了,是伴随改革一同走过来的人。五十而知天命,我们这些人应当更知道一些天命吧。中国怎么能改变不是多数人压制少数人,就是少数人压制多数人这种局面?在这个时刻,我们应当给国家和社会提供一点思想、思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敬重的人,都是人品、个性优秀的学者,我们的观点可以有分歧,但肯定也有共识。我先抛砖引玉,期待大家的高见。

    另外,我对开会文化有一点看法,现在学术界的会议,繁文缛节,自由讨论的时间也要主持人指定发言顺序,这不叫自由。前几天我在北京大学王绍光那个讨论政体的论坛开会,发个言都别扭,主持人非要和你过不去。现在中国的精英专制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给他一点权力就要专制,政治学界也不懂自由的精神。动不动就说有约束的自由,有约束还叫什么自由?所以今天叫嚷自由主义的很多是些伪自由。我们的会是给大家自由,谁想说谁说,主持人不要太专制。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8-25 13:39:53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华尔街日报: 美国经济的黑暗十年2011-2020

一个超级富豪统治的时代

-----今后十年的世界前景:未来十年将是有产者和无产者开战的十年

By Paul B. Farrell, MarketWatch

08/24/2011

    下面我要提出十项最新年度预期,对今后十年逐年进行展望。未来十年将是有产者和无产者展开经济战的十年,令美国从内部土崩瓦解的三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也绝无妥协余地。“贫富差距”、贪婪、权利和敌意都如此根深蒂固,根本不可能妥协。只有像1929年那样出现大灾大难,资本主义和民主制统统崩溃,经济坠入地狱,美国才不得不进行彻底改革。看看今后十年都会发生些什么吧:

     2011年:华尔街超级富豪统治华盛顿

    过去三十年,所谓的民主国家美国一直控制在保守派手中,从里根(Reagan)到奥巴马都是如此。在这种背景下,连“进步的”的联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去年也做出一件让美国人神经崩溃的事。最高法院推翻了长期以来一致沿用的判例,让富有老板掌控下无生命的公司拥有与有生命的公民同等的权利。在笔者当年就读的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宪法课堂上,这项裁定会被判为不及格。

    2012年:超级富豪在政治体系中的绝对权力得到巩固

    联邦最高法院的荒谬裁决让政治贿赂成为合法行为。现在,数十亿美元经游说者之手进入政客的口袋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确保每个政客都按超级富豪的意志来投票。谁有钱就是老大。美国不再是一个民主制国家,甚至连财阀制国家也算不上。如今,美国中产阶级正迅速沦为第三世界的穷人,而富人则越来越富,超级富豪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稳步扩大。现在看来,谁是2012年大选的赢家并不重要,因为金钱腐蚀了一切,在这个对说客和富有捐款人偏爱有加的体系中,奥巴马已经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

    2013年:五角大楼加紧发动全球商品战

    布什(Bush)总统当政期间,《财富》(Fortune)杂志曾对五角大楼一篇机密报告进行了分析,该报告预计“气候将迅速发生彻底变化,会成为所有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源”。,“大规模干旱让耕地变为沙漠,森林化为灰烬”,数十亿新增人口为全球带来不安定因素。此外,“到2020年,肯定会发生某种极端事件……旧的模式可能会再次出现;战争将主宰人类生活”。不愿正视现实的政客们将选择战争,而非协作。

    2014年:全球人口激增,资源迅速枯竭

    美国“超级富豪阴谋”从中产阶级纳税人手中榨取了数千亿美元。超级富豪可不管全球每年剧增1亿人口要消耗多少稀缺的大宗商品,他们只是将其视为通过自由市场全球化致富的工具,而根本不考虑全球人口攀升到100亿会酿成怎样的悲剧。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耗费更多地球上有限的、不可再生的资源。环保人士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c)曾警告称,“再不行动起来就迟了。科学证实,地球已经开始遭到破坏。”。假如我们现在对环保人士的警告充耳不闻,未来会遭报应。人类无法拯救地球。

    2015年:“镀金时代”让美利坚“世界帝国”崩溃

    当年五角大楼预计2020年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也曾在《财富与民主》(Wealth and Democracy)一书中警告称,“多数强国在经济实力达到顶峰时会变得不可一世,不惜以巨大的代价发动世界大战,结果耗费大量资源,背负巨额债务,最终玩火自焚。”《巨人:美利坚帝国的兴衰》(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一书作者、金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也警告称,认为政治进程呈季节性和周期性是在自欺欺人。

    2016年:里根经济思想不攻自破;旧体系开始崩溃

    弗格森问道,“假如历史进程不是周期性、缓慢渐变的,而是不规律的呢?假如社会的衰亡无须经过很多世纪,而是突然发生,让人措手不及的呢”?”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在《大崩溃》 (Collapse) 一书中警告称,“最让人不安的历史事实是,有那么多文明都曾呈现出急转直下的衰落势头。确实,一个社会可能在其人口、财富和实力达到顶点后就开始走向衰亡了。”但共和党新党首对历史教训却视而不见。

    2017年:中产阶级革命爆发,巴菲特所在的“富有阶层”失利

    革命的种子多年前就播下了。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预见未来将爆发革命,他说,“没错,会爆发阶级战争,但战争是我所在的富有阶级发起的,赢家也将是富人。”2016年总统大选之后,政治矛盾会引爆一场新的内战。收入“差距”让泡沫破裂,经济崩溃,政府再度出手救助“过于贪婪而不容倒闭”的银行,在全国激起民愤。新一轮萧条点燃了阶级反抗之火。

    2018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和华尔街垮台,哥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重新生效

    戴蒙说自己是“谨慎乐观派”。他认为,“在问题已经露出端倪,但还不算非常严重时,领导人应该有勇气从长远角度来考虑问题,作出果断、果敢和前瞻性的决定。”。而他们却磨磨蹭蹭,根本没有采取果断行动。本轮危机会引发文化革命。历史告诉我们,多数领袖的行为动机是眼前的个人利益,而非长远的公共利益。那些接受亿万富翁赞助的政客更是如此,个中原因看看他们的赞助人便知,除了财季业绩、年终奖和下次大选结果,这些家伙什么也不关心。

    2019年:全球商品战蔓延,数百万人丧生,数万亿美元付之一炬。

    超过半数的联邦预算投入了五角大楼的战争机器,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受到限制。在这种背景下,世界人口的加速增长以及稀缺资源的减少引燃了新的商品战争。人们不得不反思,在国内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项目迅速恶化之际,是否应该减少国防支出。

    2020年:美国首位女总统诞生,父权制时代结束。

    显而易见,父权制(从古至今男人主导世界文化、政治和经济)已经失败了,它把世界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为什么男性统治者会失败呢?投资管理公司GMO(资产管理规模达1,080亿美元)的负责人杰瑞米•格兰瑟姆(Jeremy Grantham)曾预见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现在又发出新的警告,称男性领导者的管理风格偏情绪化,“缺乏耐心……只关注本季度要做的事情或者年度预算”。他认为,“应该有更多具有历史眼光,考虑更周全、右脑更发达的人”来担任领导者”。然而,“我们现在的领袖是一群只考虑眼前的左脑发达者”,所以“每次发生无历史经验可循的小概率复杂事件时,他们必然处理不好”,2000年、2008年、2012年、2016年和2020年都如此。

    格兰瑟姆的研究显示,在即将到来的后资本主义美国时代,女性领导者将自然而然地脱颍而出。其中一项原因是,男性的大脑构造决定了他们是短视的破坏者。更重要的原因是,女性大脑的进化决定了她们天生就更擅长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脑科学研究者告诉我们,75%的男性属于短线左脑思考者,75%的女性显示出较强的右脑思考特征,能够进行前瞻性思考,她们更擅于考虑未来和宏观图景,能认识到未来的结果,她们是维护和平的人,而不是战争游戏玩家。

    小结:以上十项预测绝非玩笑,所以请理性、稳健地投资,千万不要轻信男性金融家、男性政客和和男性超级富豪的夸夸其谈。

  (本文作者Paul B. Farrell曾担任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投资银行家,他着有“The Millionaire Code”、“The Winning Portfolio”等书。现为行为经济学专栏作家。)

英文

A year-by-year look at a decade

By Paul B. Farrell, MarketWatch

Aug. 8, 2011,

So here’s an update of my 10 annual predictions, a year-by-year look at a decade of economic battles between the haves and have-nots, with no room for compromise between the three ideologies destroying our nation from within. The “wealth gap,” the greed, the entitlements, the hostilities are now so entrenched, compromise is impossible. Only a catastrophic 1929-style collapse of capitalism, democracy and a descent into economic hell will force America to restructure. Here’s how it will unfold in the coming 10 years:

2011: Wall Street’s super-rich control Washington

Thanks to the conservative takeover of America’s so-called democracy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from Reagan to Obama, our activist Supreme Court delivered the coup de grace into America’s psyche last year, overturning long-established precedent giving rich owners of zombie corporations the same rights as live citizens. That decision would have gotten a failing grade in my constitutional-law class back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12: Super-rich solidify absolute power over our political system

That bizarre Supreme Court decision legalized political bribery. Now, billions pass through lobbyists to politicians with one goal: a promise that every politician vote in line with their ideology. Wealth rules. America is no longer a democracy, not even a plutocracy. Today our middle class is in a rapid trickle down into Third World status, while the rich get richer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super-rich and the rest steadily widens. It is now irrelevant who wins the 2012 race, because money corrupts and Obama is already a puppet of this system favoring lobbyists and wealthy donors.

2013: Pentagon’s global commodity wars accelerate

During the Bush presidency, Fortune analyzed a classified Pentagon report predicting “climate could change radically and fast. That would be the mother of all national-security issues.” Billions of new people spread unrest worldwide as “massive droughts turn farmland into dust bowls and forests to ashes.” Also, “by 2020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something drastic is happening ... an old pattern could emerge; warfare defining human life.” Trapped in denial, political leaders will chose war over cooperation.

2014: Global population exploding, rapidly wasting resources

America’s “conspiracy of the super-rich” drains trillions from middle-class taxpayers. They see global population growth exploding by 100 million annually not as a drain on scarce commodities, but as tool to get richer through free-market globalization, ignoring the tragedies triggered as the population climbs to 10 billion, all demanding more of the world’s limited, nonrenewable resources, demanding payback for our failures to heed warnings of environmentalists like Bill McKibben: “It might be too late. The science is settled, the damage has already begun.” We can’t save the planet.

2015: ‘Gilded Age’ explodes America’s ‘Global Empire’

Around the time of the Pentagon’s prediction of WWIII in 2020, Kevin Phillips warned in “Wealth and Democracy”: “Most great nations, at the peak of their economic power, become arrogant and wage great world wars at great cost, wasting vast resources, taking on huge debt and ultimately burning themselves out.” Similarly, financial historian Niall Ferguson, author of “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 warned that we deceive ourselves, thinking “about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seasonal, cyclical terms.”

2016: Reaganomics self-destructs; crashes come

“But what if history is not cyclical and slow-moving but arrhythmic?” asks Ferguson. “What if collapse does not arrive over a number of centuries but comes suddenly,” too rapid to respond in time? The new GOP president ignore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like Jared Diamond’s warnings in “Collapse”: “One of the disturbing facts of history is that so many civilizations share a sharp curve of decline. Indeed, a society’s demise may begin only a decade or two after it reaches its peak in population, wealth and power.”

2017. Middle-class revolution: Buffett’s ‘rich class’ loses

The seeds were planted years ago. Warren Buffett saw the revolution coming: “There’s class warfare, all right, but it’s my class, the rich class, that’s making war, and we’re winning.” After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political rage explodes into a new civil war. The income “gap” pops a bubble, there’s economic collapse and riots spread against another bailout of our “too-greedy-to-fail” banks. New depression ignites class rebellion.

2018. The Fed and Wall Street collapse, Glass-Steagall reinstated

Diamond says he’s a “cautious optimist:” Leaders need “the courage to practice long-term thinking, make bold, courageous, anticipatory decisions at a time when problems have become perceptible but before they reach crisis proportions.” They delay, fail to act boldly. This crisis triggers a cultural revolution. History tells us most leaders act by short-term self-interest, not long-term public interests, especially politicians funded by billionaires who can’t see past quarterly earnings, year-end bonuses, the next election.

2019: Global commodity wars spread, killing millions, wasting trillions

More than half our federal budget goes to the Pentagon’s war machine, limiting America’s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In this context, new commodity wars are ignited by an accelerating global population against a decline in the world’s scarce resources. That also forces a total rethinking of the balance between spending to protect against external enemies and a rapid deterioration of domestic programs: employment, education, health care, retirement.

2020. America’s first woman president, patriarchal dominance ends

It is clear that patriarchy — male dominance of world cultur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roughout history — has failed, bringing the world to the brink of total destruction. Why do male leaders fail? Jeremy Grantham’s firm GMO manages $108 billion. He predicted the 2008 meltdown and now warns: Male leaders are emotional, “impatient ... management types who focus on what they are doing this quarter or this annual budget.” Leadership “requires more people with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ho are more thoughtful and more right-brained.” Yet “we end up with an army of left-brained immediate doers,” which guarantees that “every time we get an outlying, obscure event that has never happened before in history, they are always to miss it,” as in 2000, 2008, 2012, 2016 and in 2020.

In the coming post-capitalism America, Grantham’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women leaders will naturally emerge not just because the male brain is a short-term saboteur. The bigger reason is that women’s brains have evolved naturally as superior long-term thinkers. Brain researchers tell us 75% of men are short-term left-brain thinkers, while 75% of women tend to have strong right-brain traits as forward-thinkers, more aware of the future, the big picture, with a sense of future consequences, peacemakers rather than gamer-players.

Bottom line: These 10 predictions deserve serious consideration, so invest wisely, defensively and never listen to the happy talk from males across Wall Street, Washington or from the super-rich.

 

 

 

又一场弱肉强食的列强战争

----八国联军在利比亚再次上演

 摘自民声网:http://www.mshw.org/review/oversea/2011-08-24/4280.html

8月21日

    据美国《纽约时报》8月21日报道,当利比亚反政府军上周日进入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时,美国和北约组织官员将美国加强对利比亚首都和周边地区的空中侦察作为帮助改变利比亚局势的主要原因。当美国对利比亚控制区域进行日夜监控的时候,北约定位目标的能力变得越来越精确。

利比亚政府军完全是被外部军事力量打败的

    报道指出,截止到上周六,北约空军已经对利比亚进行了7459次轰炸行动,这些行动包括攻击、突围和袭击数千个军事目标, 所有卡扎非部队的武装及军事中心都几乎被夷平。几乎所有的军事基础设施与联络系统都被摧毁。政府军之间根本无法联系与协调,基本上政府军是只要一露头,马上就会遭到轰炸。

    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在完全丧失制空权的情况下,利比亚政府军这个仗就根本没法打了。

    美欧行动产生的效果不仅是摧毁利比亚的军事设施,还包括大幅削弱军事指挥官控制军队的能力,使政府军难以移动、再次补给或协调军事行动。

    所以,叛军至今,虽然,它仍然是一盘散沙,缺乏正规训练,但是仍可以开着皮卡,顺着北约的空中指示,长驱直入。美国著名军情智库兰德公司资深分析师弗瑞德里克威瑞指出,北约已经学聪明了。轰炸已经控制得比较精准,已经更能够协调来避免平民伤亡。

美无人机在利比亚内战中扭转战争大局

    美国使用“掠夺者”(Predator)无人驾驶飞机对利比亚政府军进行侦察、跟踪,有时还会开火。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和其它国家还在利比亚部署特种部队,帮助培训和武装反政府军。

    北约外交官员称:“我们总是清楚,利比亚局势将会出现某一关键点。在这一点上,政府军的实力会下降到我们可以有效指挥和控制的程度。与此同时,随着训练增加和武器装备提高,反政府军的实力也会增强。在过去几个星期,我们已经发现,这两方面因素变化的曲线已经重合。”

    兴奋之余,连《纽约时报》都会不打自招,2011年8月21日,专文报道,据其引用当地北约官员的说法,利比亚叛军的胜利挺进的黎波里,是因为北约给与情报侦察与协调上的支援。这篇报道赤裸裸的说明了,如何颠覆一个外国政权的最新战术, 那就是必须要,完全的,百分之百的控制制空权。

    报道中,为美军立下的大功下了注脚:美国对利比亚政府军控制地区进行了全时的空中监控,特别是以血滴子猎食者无人机群进行侦察,跟踪及偶尔的攻击。

     当然,纽时在为美军宣功之余,也还是提到了大英法国等帮闲的大功劳,那就是他们偷偷部署在利比亚境内的特种部队,对利比亚叛军所作的军事武装以及训练,显然非常成功。虽然这些都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

    很明显的,这场利比亚颠覆战,在巨大的石油与国家重建利益面前,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伟大普世精神感召下,除了以不要脸的人道借口支撑的制空战,法国与意大利不要脸的派遣特战部队以及输入大批军火,在利比亚境内大肆活动搞训练与作战协调,之外,很明显的还有一个西方最拿手的专业,媒体宣传战。

    大军未动,舆论先行。在本案例里,卡扎菲就是个独裁42年的暴君。所以该死,这就是西方舆论宣传的基调。

    必须把争夺石油利益美化成打倒暴君的合理化行动。但是,有谁认真想过,能够独裁长达42年的暴君,那么应该是有点不简单?就从中国撤退回来数万名工人,损失了将近200亿美元的工程项目来观察,我们发现这些项目差不多都是些基本建设相关的项目。因此,看起来这暴君还是懂得,为政者必须在老百姓身上花钱的,要不然能够连续暴力统治长达42年吗?西方这些伟大的人道爱好者国家,过去42年都干嘛去了?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8-23 18:45:5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马克·吐温和列宁1900年12月评义和团

1900年中国人被杀几十万

----马克·吐温和列宁1900年12月评义和团

星岛历史

2011-08-23

     1901年11月23日,美国作家和政论家马克·吐温,在纽约公共教育协会上发表《我是一名义和团员》(I am a Boxer)的演讲,揭血腥的北京大屠杀:1900年中国人被杀几十万。

     今年8月14日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110周年。“保护被义和团包围在北京使馆区的外交使节和侨民”,是八国联军当时侵略中国的理由。当时,大部分西方媒体只谈本国使节和侨民受到的野蛮待遇。但实际上,八国联军在北京城里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与37年后的南京大屠杀一样令人发指。

  疑是义和团,“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

  维基百科英文网站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1901年至1939年偿还列强的庚子赔款,总计约合2010年的615.2亿美元。有论者认为,中国被这笔巨债压得喘不过气,只能怪慈禧太后,因为她当时很不明智地向列强宣战(编者注:当时在华设有使馆的列强有11国,为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但笔者认为,慈禧的主要过失,在于执政数十年不能富国强兵,而不是1900年的危机处理。

  1898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清政府一直进行镇压,但“拳匪”却越剿越多,义和团和信基督教的中国民众的冲突日益扩大。不过,在华的外国人此时仍得到清政府很好的保护。

  1900年4月6日,英、美、法、德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限其2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派兵代为“剿平”。这是明显违反国际法的挑衅,中国此前被迫签订的任何一个不平等条约,都没有授权列强出兵中国来保护中国国籍的基督教徒。

  在义和团进入北京后,清政府派兵保护使馆和教堂,并在列强压力下被迫允许各国向北京的使馆区增派卫队。6月2日,列强增加卫队的数目大大超出了清政府的限制。当代不少海外学者,如珀塞尔(英)、周锡瑞(美)等都认为,列强派卫队进京是导致战争的关键之一。

  1900年6月10日,英国东亚舰队司令西摩尔指挥的英、俄、德、法、美、日、意、奥联军2000人,不顾清政府的劝阻,强行从天津租界向北京开进,在廊坊受到义和团阻击。6月12日,各国外交官指挥卫队和在京外国人“志愿者”,开始所谓“猎取拳民行动”,在北京街头向他们认为是义和团的中国人肆意开枪。英国使馆人员普特南·威尔承认“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外交官和使馆卫兵在派驻国首都擅自大开杀戒,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骇人听闻的。6月13日,义和团才开始进入北京内城大规模袭击教民。但直到这时,驻京清军也并未进攻外国使馆卫队。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清军驻守的天津大沽口炮台。到了6月21日,慈禧才以光绪帝的名义向列强宣战。在外国已经不宣而战并威逼首都的情况下,恐怕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很难不抵抗。

  1900年8月14日凌晨,八国联军对北京发动总攻。俄军攻东直门,日军攻朝阳门,美军攻东便门。上午11时东便门被攻破,部分美军最先攻入外城。英军中午始攻广渠门,至下午2时许攻入。晚9时,俄、日军各自由东直、朝阳破门而入。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中国所受毁损详数永查不出

  义和团在反教会斗争中杀害过一些外国人,慈禧在1900年6月24日也下令处死了一些外国人,其中确有儿童等无辜者。但是,八国联军对中国人的屠杀和掠夺更狠。

  外国教会的统计是,共有241名外国人在1900年夏被杀。其他材料,对于外国平民被杀的最高统计是500多人。这些被杀的外国人中,有些是向义和团、清军或中国民众先开火的。八国联军官兵阵亡总数约2500人,而八国联军方面承认,在侵略战争中有大量的滥杀无辜行为。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的信中写道:“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所最可惜者,即真正对於此次战事有罪之人(指义和团和主战的清朝的官僚等),反受损失极小。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据八国联军中的美军中将查飞的记载:“可以保险地说,每当有一个真正的义和团员被杀……就有50个无害的苦力或农民被杀,其中包括相当多的妇女和儿童。”也就是说,中国平民与作战者死亡数之比是50比1。

  英国记者辛普生也记载他在沦陷后的北京目击的情况:“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义和团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外国在华传教士也参与了抢劫。据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梁供称:“我该不该下令教徒抢劫呢?我于是去会见法国公使……公使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请。”

  八国联军经常强指人为义和团,不由分说加以杀害。中国的受害者也包括许多达官贵人。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在城破前一天逃至保定,“其家属尽为联军所拘,驱至天坛,数十人轮奸之”。其妻瓜尔佳氏不堪受辱,归来后率领全家同日自毙。躲在保定莲池书院的崇绮听闻噩耗,也服毒自杀。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庚子国变》中,仅北京一地,被八国联军杀害的中国人估计达几十万,中国北方因侵略者的劫掠和破坏损失的财产价值达数亿两白银。按照这个说法,说是“北京大屠杀”真是一点也不为过。

  德国《前进报》:“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的权利?”

  在战争期间,欧美各国的主流舆论都是谴责中国的。但也有左翼力量认为,战争爆发的根源在于列强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因此对中国寄予同情。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德国议会上慷慨陈词:“不,这不是什么十字军东征,也不是什么神圣的战争。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掠夺战争和报复行为,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暴力行为。”1900年6月19日,该党的机关刊物《前进报》发表社论《铁拳》。该文称:“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并强迫他们接受外国工业品的权利呢?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场‘神圣’的民族战争……中国在其维护本国领土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应该同布尔人(指居住于南非的荷兰、法国和德国白人移民后裔形成的混合民族)一样,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

  1900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列宁,在该党机关报《火星报》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列宁写道:“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既然我们不准中国人到我们这来……”

  1901年11月23日,美国作家和政论家马克·吐温,在纽约公共教育协会上发表《我是一名义和团员》(I am a Boxer)的演讲,马克·吐温说:“为什么不让中国摆脱那些外国人,他们尽是在她的土地上捣乱。如果他们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国这个国家将是中国人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当时美国政府严格限制中国移民),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那便是谢天谢地的事了。……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日本的宫崎滔天在《二六新报》上连载《独酌放言》,称“你如果生在中国,你也会参加义和团去和八国联军拼个你死我活吧?”日本的青柳猛在1901年2月的《女学杂志》发表《义和团赞论》称:“为了防御手持凶器的强盗而拿起刀枪,决没有罪,在哪一国的法律上也应属于正当防卫,不能问罪。”

  甚至曾被义和团围困在使馆区的曾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也对义和团有所同情。曾于1905年至1909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柔克义,在致美国国务卿约翰·米尔顿·海伊(John Milton Hay,又译海约翰)的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

  赫德还认为,列强只能暂时地迫使中国政府镇压爱国者,将来中国爱国者必将成功恢复中国的主权:“军事示威能持续到全部现有以及可能出现的团民都被斩尽杀绝为止吗?但是怎么能把中国的四亿人民消灭光呢?……两千万或两千万以上的人武装起来,经过操练,受过训练而且又受爱国的——即使是被误解了——动机所激励的团民,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住下去,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

  1900年后,中国不再出让租借地

  众所周知,义和团装备落后,组织松散,缺乏训练,是难以战胜侵略军的。但从敌方记述来看,义和团的英勇奋战,确实让此后侵略者有所收敛。1900年6月底,八国联军指挥官爱德华·西摩尔在败退到天津后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灭。”

  八国联军中的英军上校情报官璧阁衔在其《在华一年记》中说:“可以看出义和团的战术相当简单。……他们在训练上所缺少的东西,却由他们的勇猛来补足了。他们在优势的敌人面前表现出的勇敢,不断地使我们信服:中国人并不像我迄今为止所相信的那样,他们很少怯懦,而更多的却是爱国心和信念。”

  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瓦德西拳乱笔记》中这样写道:“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无德行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之生气,……彼等之败,只是由于武装不良之故。……世人动辄相语,谓取此州略彼地,视外人统治其亿万众庶之事,若咄嗟可立办者,然实则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之四分之一也。……兹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事实上,1898、1899两年,中国每年被列强强占的租借地有好几个香港那么大,而1900年之后,中国不再出让租借地。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2 10:32:4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胡少江:不应该错误解读英国的骚乱

    大军网站编者按:权贵精英对下层人民的反抗从来都是深恶痛绝的,凡是造反者都被斥为流氓无赖,从对当年义和团的诽谤谩骂,到今天对英国民众的痛骂,都显示出这些绅士君子们的 仇恨。原由只有一个:维护他们的财产不被抢掠。所以,西方社会动乱的原因就是穷人与富人的对峙。一边是富裕而文明的流氓,另一边是贫穷野蛮的流氓。当资本主义社会分化到达一定程度时,社会冲突必然会出现。目前就到了这场冲突爆发的时候。

一群流氓无赖的动物性狂欢

----解读英国的骚乱

胡少江

2011-08-19

    作为现代议会政治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发源地的英国,人民向来以平和与有教养著称。我在英国生活了近二十年,虽然对英国社会生活中的低效率常有微言,但是与我曾经居住和访问过的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人的温顺和彬彬有礼的确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像。两周前,就是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发生了大范围的城市骚乱,给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骚乱发生后,包括英国本身在内的世界的媒体和网络对其产生的原因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读。不少文章分析了此次大规模的街头骚乱和英国经济增长缓慢以及年轻人的失业增加之间的深层关系;也有人认为这是长期以来英国政府过度地提倡多种文化并存的社会政策从而容忍英国的主流价值遭到侵蚀、社会缺乏凝聚力所造成的。当然,一部分少数族裔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地层的少数族裔青年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也成为讨论的一个重点。在这个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平等理性的讨论是必要的。

    最为离谱的一种解读来自中国的左派媒体和愤青。这种解读将英国的街头骚乱看作是西方提倡人权的价值观和保护公民自由的民主制度破产的一个标志。有的评论甚至幸灾乐祸地认为参与街头骚乱的那些青年人所发泄的是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不满,而英国政府出动警察平息骚乱和逮捕犯罪嫌疑人是与西方所提倡的保护人权的政策背道而驰。还有人进一步将参与伦敦骚乱的英国青年和在中国天安门广场示威的那些青年学生和参与中东茉莉花革命的青年人相提并论。

    这样一种解读是一种无知和偏见的混合物。英国街头骚乱的参与者洗劫商铺、殴打行人,完全是一群流氓无赖的动物性狂欢。这一点与中国和中东国家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勇于牺牲自己的高尚的青年人的行为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正因为如此,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中国和阿拉伯青年们毫无畏惧,大义凛然;甚至直面全副武装的军队也毫无惧色。而伦敦街头的那些人渣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见不得人的,于是将自己从头到脚包裹的严严实实的,生怕被人认出自己的身份。

    在中国和中东参与街头抗议的年轻人有明确的政治诉求;而且他们的政治诉求代表了社会大众的愿望,从而得到了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而英国街头的施暴者并没有明确政治诉求。不错,英国民众的生活普遍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少年轻人的就业和生活前景黯淡。但是,骚乱参与者们所针对的并不是这些社会经济问题。他们中的不少人实际上来自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甚至富有家庭。这群街头流氓没有目的地骚扰社会和无辜民众的做法无疑遭致了整个英国社会的鄙夷和谴责。

    最为重要的是,在英国社会中,普通人有提出政治诉求的正当渠道:媒体大面积地报道社会底层的不幸生活以及政客们的虚伪和低效率,在相当程度上为民众代言;假如民众的经济和政治权利遭到了侵犯, 独立的司法制度能够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英国民众有权利见到自己选区的国会议员,表达自己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和对不公正的遭遇的诉求;英国民众也有和平示威、罢工等政治权利。当然,英国的社会还有许多弊端,并不是人间的天堂,但是这个社会与中国和中东那些国家的集权统治社会有这本质的不同。这一点,正是那些对此次英国的街头骚乱持幸灾乐祸态度的中国左派媒体和愤青们所刻意回避的。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8-23 01:33:43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伦敦书评Zizek:全世界抢商店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抢商店者联合起来

Shoplifters of the World Unite

Slavoj Zizek on the meaning of the riots

伦敦书评 Zizek

19 August 2011

    Repetition, according to Hegel,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history: when something happens just once, it may be dismissed as an accident, something that might have been avoided if the situation had been handled differently; but when the same event repeats itself, it is a sign that a deeper historical process is unfolding. When Napoleon lost at Leipzig in 1813, it looked like bad luck; when he lost again at Waterloo, it was clear that his time was over. The same holds for the continuing financial crisis. In September 2008, it was presented by some as an anomaly that could be corrected through better regulations etc; now that signs of a repeated financial meltdown are gathering it is clear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a structural phenomenon.

    We are told again and again that we are living through a debt crisis, and that we all have to share the burden and tighten our belts. All, that is, except the (very) rich. The idea of taxing them more is taboo: if we did, the argument runs, the rich would have no incentive to invest, fewer jobs would be created and we would all suffer. The only way to save ourselves from hard times is for the poor to get poorer and the rich to get richer. What should the poor do? What can they do?

    Although the riots in the UK were triggered by the suspicious shooting of Mark Duggan, everyone agrees that they express a deeper unease – but of what kind? As with the car burnings in the Paris banlieues in 2005, the UK rioters had no message to deliver. (There is a clear contrast with the massiv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in November 2010, which also turned to violence. The students were making clear that they rejected the proposed reforms to higher education.) This is why it is difficult to conceive of the UK rioters in Marxist terms, as an instance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revolutionary subject; they fit much better the Hegelian notion of the ‘rabble’, those outside organised social space, who can express their discontent only through ‘irrational’ outbursts of destructive violence – what Hegel called ‘abstract negativity’.

    There is an old story about a worker suspected of stealing: every evening, as he leaves the factory, the wheelbarrow he pushes in front of him is carefully inspected. The guards find nothing; it is always empty. Finally, the penny drops: what the worker is stealing are the wheelbarrows themselves. The guards were missing the obvious truth, just as the commentators on the riots have done. We are told that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Communist regimes in the early 1990s signalled the end of ideology: the time of large-scale ideological projects culminating in totalitarian catastrophe was over; we had entered a new era of rational, pragmatic politics. If the commonplace that we live in a post-ideological era is true in any sense, it can be seen in this recent outburst of violence. This was zero-degree protest, a violent action demanding nothing. In their desperate attempt to find meaning in the riots, the sociologists and editorial-writers obfuscated the enigma the riots presented.

    The protesters, though underprivileged and de facto socially excluded, weren’t living on the edge of starvation. People in much worse material straits, let alone conditions of physical and ideological oppression, have been able to organise themselves into political forces with clear agendas. The fact that the rioters have no programme is therefore itself a fact to be interpreted: it tells us a great deal about our ideological-political predicament and about the kind of society we inhabit, a society which celebrates choice but in which the only available alternative to enforced democratic consensus is a blind acting out. Opposition to the system can no longer articulate itself in the form of a realistic alternative, or even as a utopian project, but can only take the shape of a meaningless outburst. What is the point of our celebrated freedom of choice when the only choice is between playing by the rules and (self-)destructive violence?

    Alain Badiou has argued that we live in a social space which is increasingly experienced as ‘worldless’: in such a space, the only form protest can take is meaningless violence. Perhaps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dangers of capitalism: although by virtue of being global it encompasses the whole world, it sustains a ‘worldless’ ideological constellation in which people are deprived of their ways of locating meaning. The fundamental lesson of globalisation is that capitalism can accommodate itself to all civilisations, from Christian to Hindu or Buddhist, from West to East: there is no global ‘capitalist worldview’, no ‘capitalist civilisation’ proper. The global dimension of capitalism represents truth without meaning.

    The first conclusion to be drawn from the riots, therefore, is that both conservative and liberal reactions to the unrest are inadequate. The conservative reaction was predictable: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for such vandalism; one should use all necessary means to restore order; to prevent further explosions of this kind we need not more tolerance and social help but more discipline, hard work and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hat’s wrong with this account is not only that it ignores the desperate social situation pushing young people towards violent outbursts but, perhaps more important, that it ignores the way these outbursts echo the hidden premises of conservative ideology itself. When, in the 1990s, the Conservatives launched their ‘back to basics’ campaign, its obscene complement was revealed by Norman Tebbitt: ‘Man is not just a social but also a territorial animal; it must be part of our agenda to satisfy those basic instincts of tribalism and territoriality.’ This is what ‘back to basics’ was really about: the unleashing of the barbarian who lurked beneath our apparently civilised, bourgeois society, through the satisfying of the barbarian’s ‘basic instincts’. In the 1960s, Herbert Marcuse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repressive desublimation’ to explain the ‘sexual revolution’: human drives could be desublimated, allowed free rein, and still be subject to capitalist control – viz, the porn industry. On British streets during the unrest, what we saw was not men reduced to ‘beasts’, but the stripped-down form of the ‘beast’ produced by capitalist ideology.

    Meanwhile leftist liberals, no less predictably, stuck to their mantra about social programmes and integration initiatives, the neglect of which has deprived second and third-generation immigrants of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prospects: violent outbursts are the only means they have to articulate their dissatisfaction. Instead of indulging ourselves in revenge fantasies, we should make the effort to understand the deeper causes of the outbursts. Can we even imagine what it means to be a young man in a poor, racially mixed area, a priori suspected and harassed by the police, not only unemployed but often unemployable, with no hope of a future?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the conditions these people find themselves in make it inevitable that they will take to the streets. The problem with this account, though, is that it lists only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for the riots. To riot is to make a subjective statement, implicitly to declare how one relates to one’s objective conditions.

    We live in cynical times, and it’s easy to imagine a protester who, caught looting and burning a store and pressed for his reasons, would answer in the language used by social workers and sociologists, citing diminished social mobility, rising insecurity, the disintegration of paternal authority, the lack of maternal love in his early childhood. He knows what he is doing, then, but is doing it nonetheless.

    It is meaningless to ponder which of these two reactions, conservative or liberal, is the worse: as Stalin would have put it, they are both worse, and that includes the warning given by both sides that the real danger of these outbursts resides in the predictable racist reaction of the ‘silent majority’. One of the forms this reaction took was the ‘tribal’ activity of the local (Turkish, Caribbean, Sikh) communities which quickly organised their own vigilante units to protect their property. Are the shopkeepers a small bourgeoisie defending their property against a genuine, if violent, protest against the system; or are the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working class, fighting the forces of social disintegration? Here too one should reject the demand to take sides. The truth is that the conflict was between two poles of the underprivileged: those who have succeeded in functioning within the system versus those who are too frustrated to go on trying. The rioters’ violence was almost exclusively directed against their own. The cars burned and the shops looted were not in rich neighbourhoods, but in the rioters’ own. The conflict is not between different parts of society; it is, at its most radical, the conflict between society and society, between those with everything, and those with nothing, to lose; between those with no stake in their community and those whose stakes are the highest.

    Zygmunt Bauman characterised the riots as acts of ‘defective and disqualified consumer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hey were a manifestation of a consumerist desire violently enacted when unable to realise itself in the ‘proper’ way – by shopping. As such, they also contain a moment of genuine protest, in the form of an ironic response to consumerist ideology: ‘You call on us to consume while simultaneously depriving us of the means to do it properly – so here we are doing it the only way we can!’ The riots are a demonstration of the material force of ideology – so much, perhaps, for the ‘post-ideological society’. From a revolutionary point of view, the problem with the riots is not the violence as such, but the fact that the violence is not truly self-assertive. It is impotent rage and despair masked as a display of force; it is envy masked as triumphant carnival.

    The riots should be situated in relation to another type of violence that the liberal majority today perceives as a threat to our way of life: terrorist attacks and suicide bombings. In both instances, violence and counter-violence are caught up in a vicious circle, each generating the forces it tries to combat. In both cases, we are dealing with blind passages à l’acte, in which violence is an implicit admission of impotence.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n contrast to the riots in the UK or in Paris, terrorist attacks are carried out in service of the absolute Meaning provided by religion.

     But weren’t the Arab uprisings a collective act of resistance that avoided the false alternative of self-destructive violence and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Unfortunately, the Egyptian summer of 2011 will be remembered as marking the end of revolution, a time when its emancipatory potential was suffocated. Its gravediggers are the army and the Islamists. The contours of the pact between the army (which is Mubarak’s army) and the Islamists (who were marginalised in the early months of the upheaval but are now gaining ground) are increasingly clear: the Islamists will tolerate the army’s material privileges and in exchange will secure ideological hegemony. The losers will be the pro-Western liberals, too weak – in spite of the CIA funding they are getting – to ‘promote democracy’, as well as the true agents of the spring events, the emerging secular left that has been trying to set up a network of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from trade unions to feminists. The rapidly worsening economic situation will sooner or later bring the poor, who were largely absent from the spring protests, onto the streets. There is likely to be a new explosion, and the difficult question for Egypt’s political subjects is who will succeed in directing the rage of the poor? Who will translate it into a political programme: the new secular left or the Islamists?

    The predominant reaction of Western public opinion to the pact between Islamists and the army will no doubt be a triumphant display of cynical wisdom: we will be told that, as the case of (non-Arab) Iran made clear, popular upheavals in Arab countries always end in militant Islamism. Mubarak will appear as having been a much lesser evil – better to stick with the devil you know than to play around with emancipation. Against such cynicism, one should remain unconditionally faithful to the radical-emancipatory core of the Egypt uprising.

    But one should also avoid the temptation of the narcissism of the lost cause: it’s too easy to admire the sublime beauty of uprisings doomed to fail. Today’s left faces the problem of ‘determinate negation’: what new order should replace the old one after the uprising, when the sublime enthusiasm of the first moment is over? In this context, the manifesto of the Spanish indignados, issued after their demonstrations in May, is revealing. The first thing that meets the eye is the pointedly apolitical tone: ‘Some of us consider ourselves progressive, others conservative. Some of us are believers, some not. Some of us have clearly defined ideologies, others are apolitical, but we are all concerned and angry about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outlook that we see around us: corruption among politicians, businessmen, bankers, leaving us helpless, without a voice.’ They make their protest on behalf of the ‘inalienable truths that we should abide by in our society: the right to housing, employment, culture, health, educ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ree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consumer rights for a healthy and happy life.’ Rejecting violence, they call for an ‘ethical revolution. Instead of placing money above human beings, we shall put it back to our service. We are people, not products. I am not a product of what I buy, why I buy and who I buy from.’ Who will be the agents of this revolution? The indignados dismiss the entire political class, right and left, as corrupt and controlled by a lust for power, yet the manifesto nevertheless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demands addressed at – whom? Not the people themselves: the indignados do not (yet) claim that no one else will do it for them, that they themselves have to be the change they want to see. And this is the fatal weakness of recent protests: they express an authentic rage which is not able to transform itself into a positive programme of sociopolitical change. They express a spirit of revolt without revolution.

    The situation in Greece looks more promising, probably owing to the recent tradition of progressive self-organisation (which disappeared in Spain after the fall of the Franco regime). But even in Greece, the protest movement displays the limits of self-organisation: protesters sustain a space of egalitarian freedom with no central authority to regulate it, a public space where all are allotted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to speak and so on. When the protesters started to debate what to do next, how to move beyond mere protest, the majority consensus was that what was needed was not a new party or a direct attempt to take state power, but a movement whose aim is to exert pressure on political parties. This is clearly not enough to impose a reorganisation of social life. To do that, one needs a strong body able to reach quick decisions and to implement them with all necessary harshness.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8-25 13:39:53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华尔街日报: 美国经济的黑暗十年2011-2020

华尔街日报文章

2011-2020,美国经济的黑暗十年

By Paul B. Farrell, MarketWatch

08/24/2011

    未来十年是什么样?险恶的政局准会让经济问题比今天还要糟糕得多。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罗伯特•里伯曼(Robert Lieberman)今年早些时候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撰文称,“美国经济似乎正在走向崩溃”。

    乔希•罗金(Josh Rogin)日前也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警告称,“这一仗还没完:你是不是觉得没完没了的债务上限谈判丑陋不堪?其实国会的争斗并没有结束,不过是刚刚热身呢。”。等今年秋季休会期结束,议员们重返国会时,“还有八场外交政策战要打”,经济复苏会受到进一步拖累。

    8月初标准普尔公司(S&P)下调美国信用评级,股市单日下跌513点,经济陷入二次衰退,这些都是例证。 另一名外交政策专家詹姆斯•陶布(James Taub)警告称,透过债务上限协议,我们看到的是茶党(Tea Party)对美国国力的可怕设想。

    我们将面临一场灾难。陶布写道,“只有枪炮,没有黄油……国库里的钱一股脑地全充作军费……当前许多美国人都希望政府少干预国内事务,尤其是少插手海外事务,而刚刚达成的债务协议却让保留美国庞大的国防预算成为可能,至少,如果国会共和党人条件能够得到满足,国防预算会有望保留。”

    号称共和党内达斯•维达(Darth Vader, 为《星球大战》中的人物,是一个具有矛盾色彩的人──译者注)的米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就在干这个,他一心要阻止奥巴马(Obama)连任总统,却刻意忽略与之相伴的负面影响──扼杀经济复苏。

    麦康奈尔已经在蓄意破坏新成立的国会债务问题“跨党派超级委员会”了,他宣称只任命签署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 “不征新税”承诺书的共和党人。

     经济学家警告称,如果没有新的税收收入,经济复苏是不可能的,所以未来还会有更多僵局出现。 但问题不仅限于非民主党人的那些险恶承诺。美国确实“正在走向崩溃”。看看民主共和两党吧:民主党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共和党和茶党则信奉怪异的熊彼特理论(Schumpeterian),认为只有摧毁经济才能拯救美国,才能为无政府主义以及崇尚自由市场的里根经济思想(Reaganomics)的复兴铺平道路。

    政治危机把经济拖入泥潭

    伙计们,政客们真的是无法无天,完全没有管理经济的能力。他们的经济政策不合理,甚至可以说,他们在经济问题上既无知,又短视。

    难怪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8月初时一天就暴跌513点。也难怪专家指出了高科技股的市盈率问题,警告称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会出现新一轮互联网泡沫破裂、二次衰退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大跌,欧洲则会面临无休无止的债务问题。

    简言之,我们将迎来一场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媲美的完美风暴。当年灾难性的政治狂热延长了大萧条持续的时间,让美国经济卷入影响深远的全球性问题中,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非理性的时代思潮,引发了世界大战。

     在过去十年里,我们曾预见了2000年的泡沫破灭、2008年的金融市场危机以及2009年昙花一现的牛市。现在看来,历史学家今后在回顾2011年到2020年这一历史时期时,很可能会将其称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十年”,这十年会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还要糟糕。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但政客们却不愿正视。

    今年年初我们曾作出十项预测,预计将发生一连串事件,等到量变转化为质变,美国会被“创造性毁灭”浪潮所吞噬,最终,我们“过于贪婪而不容倒闭”的货币和银行体系,还有我们为超级富豪和腐败政体服务的资本主义都将受到重创。

    近期的债务上限协议为人们敲响了警钟,预示情况在长期内可能会大幅恶化。我们将迎来一场旷日持久的新内战,一方是特殊利益集团和超级富豪,另一方则是中产阶级和弱势群体。这场耗资靡费的自相残杀将进一步削弱美国的世界超级大国地位,敌人们该幸灾乐祸了。所以大家系好安全带吧,今后一些年,情况会越来越糟。

 

英文版本

2011-20: Decade of U.S. economic hell

Commentary: More bad news for ‘America’s Worst Decade’

By Paul B. Farrell, MarketWatch

Aug. 8, 2011, 1:44 p.m. EDT

This update publishes Paul Farrell’s complete commentary and also corrects a typographical error.

SAN LUIS OBISPO, Calif. (MarketWatch) — Next decade? Toxic politics promises to make economic matters much worse than even today.

“The U.S. economy appears to be coming apart at the seams,” warned Columbia Prof. Robert Lieberman earlier this year in Foreign Affairs.

Now, over at Foreign Policy magazine, Josh Rogin warns: “This Fight Ain’t Over: Think the debt ceiling gridlock was ugly? Congress is just getting warmed up. Here are eight more foreign-policy battles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when they get back to sinking the economic recovery even deeper this fall.

All this was punctuated last week by S&P’s downgrade of the U.S. credit rating, as well as the one-day, 513-point market drop into a double-dip recession.

Another Foreign Policy expert, James Taub, warns of what the “debt-ceiling deal tells us about the Tea Party’s grim vision of American power.”

There’s a disaster ahead, Taub writes: “All Guns, No Butter … depleting the national treasury to pay for the military … when many Americans want to reduce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t home and especially abroad, the debt deal just concluded is likely to preserve the country’s hypertrophied defense budget, at least if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get their way.”

Mitch McConnell, the GOP’s Darth Vader, is doing just that, doubling down on his vow to make certain Obama is a one-term president, intentionally ignoring the collateral damage, killing economic recovery.

How? Ol’ Mitch is already sabotaging the new congressional debt “super-committee,” vowing to appoint only Republicans who have signed Grover Norquist’s “no new taxes” pledge.

Expect more deadlocks as economists warn that recovery is impossible without new revenues.

But it’s beyond toxic nondemocratic pledges. America really is “coming apart at the seams.” Both parties: Dems for lack of strong leadership. The GOP and the Tea Party with their bizarre Schumpeterian conviction that destroying the economy is the only way to save America and pave the way for a revival of their anarchistic, free-market Reaganomics.

Politics sabotage economy

Yes folks, our politicians really are out of control, utterly unable to manage the economy. They’re irrational, and worse, clueless and myopic in economics.

No surprise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DJI:DJIA) crashed 513 points in one day last week. Nor that pundits are pointing to high-tech multiples, warning of a new dot-com crash and double-dip recession, as well as a collapse in commodities, in emerging markets and endless debt problems for Europe.

What should investors do?

SmartMoney's Jack Hough outlines how investors should look at the long-term economic picture for the U.S. following the downgrade, as well as the impact on the housing market. (Photo: AP)

Warning, in short, that we’re headed into a perfect storm rivaling the disastrous political insanity of the 1930s that prolonged the depression, driving the economy into far reaching global problems that added fuel to an irrational zeitgeist and world war.

Over the past decade we predicted the 2000 crash, the 2008 meltdown and the short-lived 2009 rally, and now it seems quite clear that future historians will indeed look back on the 2011-20 decade as the “Worst Decade in American History.” Worse than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Totally predictable, totally denied.

Early this year we made 10 predictions of a chain of events that would reach a critical mass and consume America in a torrent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finally crippling our too-greedy-to-fail monetary/banking system, our capitalism for the super-rich and our corrupt political system.

The recent debt-ceiling deal is a wild red flag, warning that it’ll be much worse for a long time. Dead ahead, a protracted new civil war between special interests and the super-rich versus the middle class and disadvantaged, a wasteful internecine war that will further downgrade America as the world’s superpower, while enemies cheer loudly. So buckle your seat belts folks, it will get uglier and uglier for years.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2 11:06:1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博源

一个国家的债务和一个世界的忧愁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 谢田

2011年8月

    编者按:美国政坛的债务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性的根本问题,是短视和远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与“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他日是与非”的对照,也是反扑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公平竞争的资本主义理念的最新对峙和交锋。

     美国德克萨斯州有个城市叫“威奇塔瀑布市”(Wichita Falls),人口总数14万。城里有一个姓詹森的三口之家。詹森夫妇的农场每年收入15万美元,但扣除所得税、住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之后可支配的收入只有3万。夫妇俩一个喜欢花钱,一个喜欢省钱;一个喜欢逛店,一个喜欢投资;他们共有一个信用卡,可以刷到最多14万。最近,信用卡快刷爆了,妻子说去跟银行说一下,让银行把信用额度增加到16万,丈夫不同意,说不能再花钱了。银行那面倒是没什么问题,很愿意给他们增加,因为他们的收入稳定,信誉很好;邻居佐佐木夫妇的农场年收入只有5万,但信用卡已刷了10万。詹森先生说绝对不能加,詹森太太说不加孩子明天没奶喝。争到最后,太太同意今后少买衣服,先生也同意给银行打电话,把信用额度增加了2万。

    当然,上面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把詹森换成美国,佐佐木换成日本,钱数乘上一亿,基本上就再现了美国最近关于债限的争论。“威奇塔瀑布市”是美国最典型的城市,被誉为“缩微的美国”,因为该城的白人、黑人、西裔人口的组成百分比,几乎跟全美国一模一样。也因此,这里是市场调查公司最喜欢用的新产品试点城市。

两党的纷争为何

    虽然美国债限这个不大不小的危机暂时过去了,但一个国家的债务,却在争论过程中引起了一个世界的忧愁。这是争论中的美国人没有想到的,也不是特别的享受这个令人尴尬的世界级灯光聚焦。白宫面临困境时,许多人替奥巴马想出了许多主意。有个主意说,虽然美国财政部印钞票的能力有法定限制,但铸硬币的数量没有限制,所以奥巴马可以铸一万亿美元的硬币,存入美联储,然后财政部就可以开支票了。还好这个馊主意没有实施,不然,一万亿美元的硬币,一个一美元,一万亿个相当于每个美国人3,000个,那是太多了一点。而这件事虽然暂时尘埃落地,但扬起尘土的旋风,却没有完全歇止。

    美国政府提高债务上限,是惯常的举动,以往民众根本都不会注意,国会议员在投票时,也往往把它夹在某个议案后面,轻松过关。以前,雷根政府提高了18次,布什提高了7次。但这次奥巴马遇到这样大的阻力,跟目前的经济状况有关,也体现出共和党这次不达减税目的、绝不甘休的心态。民主党的方案要削减军费、医保、政府浪费,但要富人和大公司多交税;共和党的方案主要强调削减开支,没有要求富裕的美国人加税。

    德国媒体说,奥巴马乌邦托式的空想,如今面临了残酷的现实。(AFP/Getty Images)

    共和党的要求,和美国民间对中国等外国政府大量持有美国公债的担忧和不满情绪有关。美国经济复苏在满足就业方面行动迟缓,加剧了人们的担心。共和党这回死了 心,一定要藉机把政府开支削减下来,这里有民意的基础甚至茶党的诉求。奥巴马说债务违约会导致美国政府AAA的评级下调,会影响一般民众在住房、汽车、学生贷款方面的成本。共和党则反驳说,美国政府大手大脚的习气必须改变,所以不能那么快的抬高债务上限,不能给总统空白支票。

世界的忧愁中国为最

    世界的忧愁之中,中国的忧虑为最。北京说美债一旦降级,中国就要减买。中共媒体也说,美国“绑架了世界经济”。遗憾的是,中国是自愿被绑架的。如果没有中国的廉价出口和廉价购买美国国债的资金,美国利率势必升高,这其实是对刺激资金回流、促进美国本土就业有利的。

    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政府持有者,一旦发生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许多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认为,美国濒临违约,中国无计可施。确实是这样,持有美国债券最多的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基本上只有干着急的份儿。日本因为对美国的投资比较多样化,许多是在美国的直接外国投资,受到的影响比较小,中国的投资大多局限在国债中,投资种类单一,受到的影响就会比较大。

    如果美国政府真的违约,停止付息,政府的信用等级从目前最高级的AAA下调,因而造成美国国债的价格下跌、利率上升。中国中央银行最直接的损失,是利息收入减低,投资收益下降。因此而造成的所持有的债券的价值缩水,会在本季度的财务报表中显示出来。

    美国国债的吸引力下降,中国贸易出超的外汇结余该怎么办,会是中国政府金融官员头痛的问题。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心有不甘、也必然会受到指责,不买美国国债也没有其他的投资管道可供选择,欧元市场的国家债券没有吸引力,日本人对中国政府任何大肆购买日圆债券的举措都怀有深刻的戒心,购买黄金的时机同样不好,现在金价已经站上1,660美元,美国假如违约,金价还会继续上涨,甚至大幅上涨。中国庞大的储备没有办法轻易出手,购入国际大宗商品,也会立即导致价格的高涨,造成中国进口成本的上升。

    所以,中国政府内部经过这一事件后,应对大肆购买美国国债的举措进行反思。因为这一举措对中国民众没有益处,只有利于中共高官和特权阶层的强取豪夺,还会带来通货膨胀。现在违约虽然没有发生,但财富缩水的阴影,使中国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之下,可能不得不对现行的政策有所收敛。

美国财富不在政府在民间

    有人认为美国经历此一风波,是国力大伤的体现。其实不是这样。与中国相 反,美国的财富在民间,不在政府。美国政府喊穷,但美国企业目前坐拥两万亿美元的现金,他们在审时度势,寻找合适的投资时机和机会。美国债限提高后,目前是GDP的106%,16万亿美元看来很多,但跟美国的经济实力相比,也不算什么。国债占GDP的比例,日本是220%,新加坡也有100%,法国、德国、英国都在80%左右,而世界各国的平均值,也在60%。

    中国舆论中,多有关于美债背后的“阳谋”的讨论,坦荡的人们看心有戚戚的人们如此议论,未免觉得滑稽。危机带来的美国政府信用评级可能降低,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中国大陆许多人认为,美国的信评机构因为是美国的,所以不会做对美国“有害的”事情,所以不会调降美国的AAA等级。这显然是中共治下的中国学术界视野狭隘、见识偏颇的体现。他们没有意识到,美国信评公司的评级,是真正独立的,他们对包括联邦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的信用等级的评定,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这种独立的、客观的评估,虽然会让当政者感到不舒服,但它对美国民众、美国社会,是真正有好处的。

    还有人认为,国债危机会使美元崩溃。但即使美元崩溃,有什么货币能够替代美元的地位呢?欧元显然不行,如果没有德国的力撑,欧元恐怕现在已经崩溃了。日圆更不行,地震、海啸、核泄漏对日本经济的冲击,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其他所有国家的货币加起来,也没有欧元和日圆的力量。当今世界,也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回到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中去。所以,从世界经济的全局看,爱美国、恨美国、不爱也不恨美国的所有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和俄国,都有继续维持美元国际地位的本意,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的。

争论之中谁受益

    妥协案之后诞生的国会特别委员会,有12名议员,由民主党、共和党各六人组成,负责审议福利专案和税收改革,向国会提出减赤方案。这是值得关注的焦点。但这场争论之后,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

    奥巴马的财政部已经表示,议案通过后他们会大举借债,继续其社会福利主义的政策,带动美国继续向左转。从这点上看,其实美国人民是输了,美国民众对此的失 望,会在明年大选中展示出来。奥巴马的赢点,是他成功地把下次讨论债限问题的时间,推倒了2012年大选之后。也就是说,政客们有了15个月的喘息机会。

    但人算不如天算,面对令人担忧、沉闷的2011的后半年,和令人迷茫、忐忑的2012,我们还有那么多的机会吗?

    奥巴马团队表示将继续其社会福利主义的政策,带动美国继续向左转。预计美国民众对此的失望,会在明年大选中展示出来。(Getty Images)美国的隐忧在哪里呢?福斯商业电视网的评论员瓦尼(Stuart Varney)正确而有颇有见地的指出,新方案是我们通向希腊的路,这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最新诠释!

     争论中真正获胜的,是崭露头角的“茶党”,这个尚没有正式成立的新党。虽然没有独立成军,但茶党的力量已经清醒而明确的在共和党、自由派人士的身上,在这次 争战中充分体现了出来。CNN在两党达成协定之后的非正式民调显示,近两万人投票后,在回答“债限谈判交易后哪个党派是最大的赢家?”共和党、民主党各占三分之一,茶党居然跟他们平起平坐,也占了三分之一!

    这次谈判交易是一出活报剧,但也是一出好戏,让世界人们又一次真正看到了美国社会三权分立的力量和优势,社会生机勃勃的活力和动力。民间的力量,可以左右政治的走向,会对美国未来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注入使人清醒的良药,虽然它可能是一剂苦药。对中国人民,这是一个很好的观摩机会,他们可以看到自由世界的人怎样决定民生的重大问题,政府肆意花钱、大手大脚的做法,会怎么样被遏制。

美国经济问题的根本

    美国经济的问题,债务限额体现的是症状,债务本身才是病根。而导致债务累计加快的原因,一是政府支出很大一部分花在收入保障如失业保险、食品救济及医疗补助 方面,二是收入下滑,经济增长持续低迷。而美国制造业的扩张速度在7月放缓,就业机会不多,会让更多的国会议员意识到中国低价倾销所带来的问题,未来要求中国停止干预汇率、停止出口导向政策的呼吁会越来越强。

    德国媒体说,奥巴马乌邦托式(ubuntu)的空想,如今面临了残酷的现实。美国政府的举债政策,源于民主党的既定经济策略。但美国民众对这种寅吃卯粮的政策,渐渐感到厌倦,在目睹同胞在房地产市场苦苦挣扎的困境后,美国人民正在纷纷抛弃这种好逸恶劳的做法。今年6月美国民众收入增加了0.1%,但消费支出降低了0.2%,储蓄率从5月的5.0%增加到了6月的5.4%。6月美国民众的储蓄增加了6,200亿美元,财富正悄悄的在民间聚集。

    人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次美国的“家庭矛盾”中,一个非常强有力量的角色根本没有介入,甚至对此置若罔闻,这就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当然,美联储并没有法律上的力量干预涉及政府预算和借贷能力的讨论,但一旦矛盾得不到解决,美联储就会出面干预。美联储干预的方法,是许多人都不愿看到的,它可能被称作QE3(第三次量化宽松),也可能是那些聪明人新发明的什么名词。但从本质上说,就是多印钞票,用通胀的代价来减轻甚至消除美国债务负担。这最后一策,是中国人最害怕的一招,也是美国绝对不会赖账、也不需要赖账的根本原因。

    美国政坛的这个棘手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性的根本问题,是短视和远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与“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他日是与非”的对照,也是反扑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公平竞争的资本主义理念的最新对峙和交锋。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2 11:06:1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博源

博源的精英们为什么害怕“得而复失”?

冼岩

2011年8月17日

    博源基金会理事、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王波明,派遣其旗下的《财经》杂志,采访了博源基金会的总干事何迪——如果还有其他选择,相信博源的精英们不会频频让《财经》出镜(这一道具不久前秦晓才用过),有些话如果由其他媒体来说,怎么也要显得客观、公正些,虽然“公正”并不在秦晓的“现代性核心价值”之列。或许是由于就连《南方人物周刊》(显然更适合于进行这样的访谈)这样的媒体也不愿意再惹一身骚了,所以才只能自己“采访”自己——说是采访,不如说是演出。这种采访,与贺卫方20年不做论文的教授水平,朱学勤创作等于抄袭的论文水平,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启蒙派的学术奇观。

    尽管这可能是一场连演出都没有,直接就把剧本登出来的“采访”,但毕竟剧本也是人家博源的精英亲手写的,倒也透露了他们的一些真实想法,其间颇讲了些真话——如果你善于“听音”的话。

    文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博源的精英们坦露了他们内心一种深层次的担忧,“对好生活得而复失的担心”。按照他们的说法:现在的中国人民已经过上了“好生活”,但还没有建成“好社会”;“好社会”需要设计和建立一种对“好生活”的制度保障,以避免“得而复失”——这就是博源基金会所从事的工作,所想实现的目标。

    看到这儿,读者难免会产生几个疑问:既然“中国人民”在博源的制度还没有出来以前,就已经过上了“好生活”,难道他们不会自己捍卫这种生活吗,为什么还需要博源另搞一套制度来帮助他们捍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竟然能够威胁到中国人民和政府都愿意捍卫的目标,以至于缺了博源的制度设计就不行?而且,在博源的剧本中还写到:“尽管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中国人民”真的都过上了“好生活”,又怎么会“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如果所谓“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指的只是过上“好生活”后“二奶”包多、包少的问题,那么博源精英们所深恶痛绝的“极左思潮”,又怎么可能煽动起“历史的反动”之危险?

    启蒙派的精英们都喜欢自诩“讲逻辑”,但他们的逻辑往往就这样漏洞百出——关起门来自慰或许还问题不大,一拿出来亮相就现丑了。要回答上述问题不难,仅仅需要脑袋没有被精英们“启蒙”成一团浆糊即可。答案也简单:要么,博源精英们的制度设计欲实现和捍卫的,并非是中国人民的“好生活”,而是他们自己的私货,所以才会在“好生活”已实现后,还要另起炉灶;要么,所谓的“好生活”并不是现实,过上了“好生活”的,并非是“中国人民”,而只是包括博源群英在内的少数精英,大多数“中国人民”对今天的生活并不满意,不认为“好”,所以才导致“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才面临“历史的反动”之危险,而博源的制度设计,正是要“保障”少数精英的这种“好生活”,“保障” 这种“导致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的利益分配格局。

    确实,对于那些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讨不起老婆、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的人来说,你要他们怎么认同博源精英们所断言的“好生活”?既然其实只是包括博源群英在内的少数精英在代表“中国人民”过着“好生活”,那么,真正担心“得而复失”的,就不可能是“中国人民”,而只是那些时时刻刻想代表“中国人民”的精英们。博源精英们的这种“担心”,一点也不出人意料。以秦晓为例,在将几百亿国有资产装入私囊后,当然要担心“失而复得”了,当然会希望将视其所得为非法的现行制度推倒重来,另外设计、推行一种可以将这种非法财产合法化、甚至保障他们将更多公产纳入私囊的制度。这就是博源基金会的真正目的,不管它对它自己所倡言的制度作了何种外包装,其想达到的制度效果,就是这个。

     如果博源的精英们大声疾呼,我们要做的一切,就是变非法财产为合法,并且为进一步攫取非法财产创造制度条件,那么,他们不但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所以,博源的精英们没有这么做。将卖方的需要,包装成买方的需要,这是商人推销时的惯伎。秦晓、何迪“都在商界活动”,所以很懂得怎么将自己的目的装扮成符合公众利益的样子,这也是博源举办那么多研讨会的目的。

    在这篇何迪的访谈中,罗列了博源成立以来的种种成就,从中可看出博源是怎么进行包装、建构和说服工作,以实现自己目的的。抢钱的人,要把自己的抢劫行为包装成符合被抢者的利益,并且得到对方认同,这一任务太过艰巨。所以,一开始博源并没有将说服对象指向“中国人民”,而是首先限定在精英圈子内。第一步,是利用金融危机的机会,发起并组织了各大投行的首席中国经济师定期聚会,研讨中国决策层所关注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走向,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等热点问题,研讨结果刊登在基金会的内刊《中国经济观察——全球视野与决策参考》上,送决策层及相关的专业人士参考,“在市场与决策之间搭建了一班直通车”。

     这是什么意思呢?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博源是在好心为决策层提供“全球资本市场第一线的信息与分析”服务吗?看看“定期聚会”的对象就明白了,“各大投行的首席中国经济师”——众所周知,投行是以投机赢利的,投行的首席经济师,服从于投行利益。所以,经济学界有个默认:投行的经济学家,不能被视为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服从于背后资本利益的需要,不可能具备独立、公正、客观的立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实现背后资本的利益。因此,博源搭建的“直通车”,其直接效果是,为各国际金融巨头影响中国的经济决策提供便利。在这里,它同样是把卖方的需要包装成了买方的需要。以貌似中立、学术的形式,为国际金融巨头争取政策性、制度性的利益提供方便。博源这样做,当然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方面,各大投行精英们的利益与秦晓、何迪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争取有利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后,大家都可以“闷声发大财”;另一方面,这是博源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它必须让大家清晰地看到:博源是干什么的,又能够干些什么。经此一役,精英们,尤其是与国际资本利益相连的买办精英们切身体会到了:博源是为我们的利益服务的,是我们的“自己人”,而且它的能量很大,能够搭建到达中央决策层的“直通车”。于是乎,博源“风生水起,影响日著”,各界精英趋之若鹜。

    定位清晰,影响出来后,第二步“博源基金会展开了与国内相关决策机构的对口交流。各级领导多次听取汇报,并亲自与经济学家们座谈交流,一些财经官员还以学者的身份参加了讨论。通过交流,决策者更清楚地了解市场关注的焦点和想法,借助国际的研究力量分析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从而使决策建议具有理性分析的支持。”

    这就更厉害了。第一步还只是为金融界精英一方的利益服务,这一步就进一步连接了政、商、学各界精英,为他们搭建起直接交流的平台,从中可以各取所需。这种可以将整个特殊利益集团一网打尽的“对口”服务方式,比之“天上人间”的“一条龙”模式,已经不遑多让了。所以,“博源很有凝聚力”。

    将特殊利益集团进行几番整合后,第三步就是说服决策层自己“改革”,变现行体制为另一种可以保障非法所得的体制。这一步本来很难,但博源的精英们显得很有信心。用何迪的话说“没有理由那么悲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相信,中国的明白人比不明白人多,也相信只要拥有适当的条件,明白人会做出顺应时代潮流的事。”——这话就需要“听音”了,换言之,他们相信,在决策层中,利益与他们站在一起的比没站在一起的多,有改变制度需要的比没这个需要的多,“只要拥有适当的条件”,有着同样需要的人就“会做出顺应时代潮流的事”——这些人除了代表“中国人民”外,顺便连“时代潮流”也一块儿垄断了。

    不知道何迪的这种判断有几份把握,只知道他们的这种乐观,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悲观。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博源的精英们信了,所以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到了第四步:准备“适当的条件”。这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搜罗一些同一鼻孔出汽的启蒙派精英学者,召开系列研讨会,“为构建未来的现代性国家进行制度储备”;二是用他们的话说,叫做“倡导理性,呼唤启蒙”, 变精英共识为社会共识。用大白话讲,就是通过一系列七绕八拐的话语建构(即所谓的“现代性框架”),让老百姓能够接受这么一种观念:特殊利益集团的精英们抢他们的钱是为了他们好,至少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好处,起码有“一部分先富起来了”,避免了“共同贫困”的“最坏”结局,所以,大家应该紧跟精英,一起建构一个变非法财产为合法、保护和鼓励非法所得的“现代性国家”。

    第二点是最难的,也是能否为“中国的明白人”创造“适当的条件”之关键所在。为此,博源做了很多工作,付出了艰辛努力。概括起来,他们的工作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包装了一系列漂亮的概念,二是画了个很大的烧饼,三是找到了吓唬人的王牌。

    包装漂亮的概念很好理解,任何利益的诉求,不管再怎么狭隘,当它要打出旗号时,都会选择一种对应的、看似符合公共利益和普世价值的外形包装。因此,判断一种诉求、口号和主义的倾向性与实质,不能依据它有的是什么(因为已经作了美工处理),而要看它缺的是什么。人们看到,虽然何迪在谈到当前弊端与困境时,说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但在博源所倡导的“现代性核心价值”或曰“启蒙价值”中,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正义,有的只是理性、自由和人权。这又导出几个疑问:如果公平、正义在今天并不重要,为什么就连博源的精英们在分析时弊时,也不得不说“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呢?如果公平、正义只是次一级的非核心价值,那么为什么罗尔斯会将其界定西方政治伦理的绝世名著,命名为《正义论》呢?实际上,在任何社会,公平、正义都是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反而启蒙派所高举的人权,只是实现公平、正义的一种方式。博源无论如何也要将公平、正义排斥在“现代性”之外的姿态和决心,不难理解。一种以公平、正义为价值支撑的制度,绝不可能坐视几百亿公产纳入私囊而不闻不问,绝不会保障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非法所得,绝不会赦免偷盗、抢劫公共财产的罪行。

    至于秦晓念念不忘的理性,就更可笑了。在几百年前的西方、几十年前的中国,强调理性对于那些陷入宗教式狂热中的人,或有一种纠谬性和必要性。但在世俗理性已经充分普及并成为主流的今天,再高举理性就是画蛇添足、无的放矢了。只有那些新的宗教式狂热分子,才会认为今天理性仍很稀缺,很有必要强调。因为在他们眼中,只有自己的理性才是理性,别人的理性都是非理性;任何与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都是理性缺乏的表现。实际上,这些人与其说是在“倡导理性”,不如说是在倡导对于他们自己的新的宗教式信仰的偏执。

    这些人画出的烧饼,有个名字叫“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现代性国家”。他们大声喊卖说:看呵,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只要我们放弃中国模式,模仿西方的这种制度模式,我们就能够像西方那样富裕、发达。

    这些人在这样喊卖时,严守两项视觉纪律。一是将眼睛死死盯着现在,决不看向过去;二是将眼睛死死瞄着西方,决不允许偏向世界其他地方。一旦看向过去,就会发现西方能够走到今天,绝不是因为什么民主,而是有着许多不可复制的必要条件,包括全球殖民,包括种族灭绝,等等。西方式民主不是富裕、发达的原因,而是结果。在西方,普遍、良性的民主制度,也是在二战以后,即相对富裕后才完善起来的。

    一旦看向世界其他地方,就不难发现,模仿西方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罕有成功的例子。反之,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最腐败的政权,大都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结出的果实。这不是某一个研究机构得出的研究成果,而是所有进行过这种研究的国际权威机构的共同结论;这也不是某一年的数据结论,而是持续多年的排名数据。博源不是又研究,又课题的吗?为什么对这么多明显的事实和数据视而不见,却偏偏拿着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少数例外津津乐道?可见他们的所谓学术研究,其实就是结论早写好了,然后再来寻找有利证据、无视于不利证据的“命题作文”;中心思想是,必须论证他们自己所需要的那一套就是“时代潮流”。这样的“学术活动”,当然其过程只能在“内部小型研讨会”上进行,所以颇有必要请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多个公开场合赞扬:博源基金会是“干实事、研究大问题的学术平台”。

    或许有人会说,落后国家的贫穷、腐败,是因为它们模仿西方却没有到家,变形走样了。问题是,把发达国家的东西放在落后国家来,能不变形走样吗?在西方,麦当劳是廉价食品;在落后国家,可能大多数人却吃不起。何况拥有资源和力量优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必然主导“变革”的过程。他们要保障和扩张自己的非法利益,能不将制度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形走样吗?

    看到何迪们侃侃而谈什么“中国有足够的资源应对危机,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时,不由想到萨克斯们向俄罗斯推荐“休克疗法”时的从容与自信。不同的是,萨克斯们只是自欺,何迪们却是在欺人,以遂其不可告人之私。比之萨克斯,博源的精英们更像俄罗斯经济崩溃后的寡头们:他们不仅要坐而言,而且要起而行;不仅要导演崩盘,而且要参与瓜分。

    至于烧饼中所提的法治,同为启蒙派的贺卫方教授做出了明确注脚:法治就是哪怕明知是荒谬、错误、偏袒、不公正的判决,只要走过了程序,就必须接受其结果。显然,这正是秦晓们所需要的“法治”:只要过一过程序,装入私囊的几百亿原国有资产就变成合法的私有财产了;只要过一过程序,原来的罪行就都赦免了。而所谓的程序,从设计到执行,都是掌握在“自己人”手中的,那么还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呢?这才是“完整的、合理的、符合现代性的制度”,这才是充分保障了人权尤其是财产权的“好社会”呵!

    吓唬人的东西不难找,难的是找到政府和民众都害怕,而且还符合精英们自我利益的东西。这也难不倒博源的精英们,他们找到了可同时满足上述三项条件的法宝,那就是: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动乱,避免民族灾难,不希望中国再有大的社会动乱。

    动乱、灾难和博源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听博源的,就可以避免灾难、减少动乱?从秦晓到何迪,对此始终没有说出个所以然。他们只是反复表态:自己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想看到激进和动乱。对于这句话,不管决策层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穿靴的怕光脚的,抢了那么多钱,除非事先避到海外包括香港,否则当然会害怕现行秩序一下子崩解;一切都要在“明白人”的控制下,慢慢地转过来才好。对于老百姓,博源真正想说的是:你们不可对我们提起清算。道理很简单,清算一个秦晓,其他“有相同的经历”的“政界、商界或学界的翘楚”都会感到害怕;这些人都害怕了,中国还不得乱起来,发生“大的社会动乱”?

    对此,不管其他人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8-23 14:01:59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天则研究所“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比较”会议

右派在分化,后果很严重

西南财经大学  赵磊  

2011年8月22日

一、右派不是铁板一块  

    在 7月30日 举办的“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上,天则研究所把重庆模式列为中心议题,名之曰:“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比较”,我认为是有积极意义的。  

    大家想想,右派是怎样对待重庆模式的?从置之不理,到疯狂漫骂,再到现在的“以理性和宽容的态度,看待不同模式之间的竞争”,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重庆模式越来越不可小视。  

    这种“理性看待”,究竟有多少“理性”的成分,或容讨论,但比起因为给重庆模式说了几句公道话,就威胁要砸你的饭碗,显然要讲道理得多。最近,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中国如果搞多党制,必然导致国家分裂。结果右派又在网上威胁我,说:“这已经犯下危害国家安全罪,国安怎么不逮捕他?”  

    我真不知这个右派说的是哪家的“国安”?他连“国安”和“中情局”的区别都没搞懂,就迫不及待地亮出自己老板的身份,这不是给中情局帮倒忙么?  

    近半年来,重庆模式一直是我们成都左派学者关注的焦点。由于基本立场不同,我们与天则所的看法显然属于“道不同”的范畴。按理说,“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是,既然右派开始关注左派才上心的话题,那么,左派是不是可以和他们搞一个“互动”呢?  

    有几个人的认识,我认为还是比较客观的,这也让我多少改变了对“个别”右派的看法,比如秋风、王占阳、杨平等人,他们对重庆模式的认识,比起满脑子浆糊的茅于轼和蔡霞【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要清醒多了。可见右派也在“与时俱进”。这再次证明了那个道理:人不是教育出来的,而是教训出来的。  

    我尤其要提到那个田博士,他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他说:“GDP保持20年高增长,但是农民工工资20年不增长,这样的劳资关系是不正确的,这样发展是没有正义的,效率是有了,公平牺牲过大”;“广东模式也是片面和不完整的” ;“大家不要把重庆模式看成是一个地方性现象,而且我认为薄熙来的心胸也绝对不是为了建设一个好重庆”;“我相信他的关切是国家尺度,而不是地方尺度”,等等。  

    我认为,田博士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角度,对重庆模式给出了一个比较诚实的看法,这也是发言者当中,我所见到最有水平的一个。老实说,正是这个田博士,为天则所的这次讨论加了分。自由主义者中居然也有这样明白的学者,难得。  

二、茅于轼的逻辑  

    除此之外,其他人的发言就乏善可陈了,还是在低水平地重复普世价值那一套,没有什么长进。茅于轼的发言,就是其中的典型,他说:“看这两个模式,在我看来,还要拿普世价值来衡量,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  

    评价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应该用什么标准呢?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标准。但我相信,被茅于轼津津乐道的普世价值忽悠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少。我就不跟茅于轼谈马克思主义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与“普世价值”根本就不在一个境界上。为了大家能做起码的交流,我就按茅于轼的“普世价值”逻辑来讨论吧。  

    什么是普适价值?茅于轼说:“我的理解就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什么这是普适价值呢?我认为它还不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是人类共同的道德,不管是什么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孔夫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这个道德大家都知道,不要说假话,要彼此尊重,要有宽容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类共同道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OK,很好!那么就别给我说空洞的“普世”了,且不论美国侵略伊拉克、北约轰炸利比亚是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不说美国要中国就“瓦格良”一事作出解释是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就拿茅于轼下面这句话作案例吧:  

    “虽然我们还叫共产党,我相信胡锦涛也不见得相信共产主义,当然他没有说过”。  

    茅于轼刚才还在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转过脸去就把自己“所欲”的垃圾,当做别人也一定“所欲”的宝贝。问题是,既然“他没有说过”,你茅于轼凭什么要“己所欲,施与人”呢?  

     如果我按茅于轼的逻辑断言:“虽然你们还把普世价值挂在嘴上,我相信茅于轼也不见得相信普世价值,当然他没有说过”,我敢打赌,茅所长肯定要跟我急,质问我为什么“己所不欲,还要施于人”,并谴责我“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缺乏基本道德”。这种逻辑混乱,在茅于轼的发言中比比皆是,我随手拈来几句:

     (1) 茅于轼说:“马克思讲劳动使猿变成人,我觉得不对,是道德使猿变成人。道德是经过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年的博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我就不跟茅谈马克思主义了,因为以茅的境界,他既不愿意听,也听不懂。也别跟茅于轼谈人类学的基本常识,哪怕是他回忆一下小学课本讲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不会说出如此雷人的言论。神马叫“无知者无畏”?这就是也。所以,我们只能按茅的逻辑来讨论这个问题:既然“道德”是“把猿变成人”的天赐法宝,那么也就是说,在人来还没产生之前,“道德”就已经矗在那里了,是先于人类就存在的东东,用哲学的语言表达,“道德”是“先在的”,“先验的”东东。问题是,这个先于人类就存在的东东,咋还要经过人类几千年、几万年的博弈,才能“得出来”呢?逻辑如此混乱,还好意思说马克思“不对”。  

    (2)茅于轼说:“别的我没有把握,因为在别的我不是专家,但是对经济学,我想了几十年,我认为这一点我是有充分把握。”很低调吗?这是假装谦虚。既然你茅于轼没有把握,干嘛要在“人类进化”上不懂装懂?还说普世价值规定“不说假话”呢,你这不就是在自己没把握的领域里装大蒜说假话么?就算你超越了专业领域冒了把,那我们看看,你在自己专业领域又是如何“有充分把握”的吧。  

    (3)茅于轼说:“市场制度是对付资源稀缺的唯一办法,资源总是稀缺的,我们的欲望是无穷的”。  

     “欲望是无穷的”?学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吗,怎么连主流经济学的这个起码常识都不承认了呢?别给我说什么“欲望”与“效用”的区别,也别跟我谈什么单个欲望与总体欲望的区别,不论怎么区别,茅于轼也只能在物欲的泥潭里挣扎了。拿着二懂二懂的经济学来卖弄,想了几十年就想出这个水平,还说什么“这是经济学所严格证明了的”,就这等“严格”,懒得再驳你了。  

  三、骁勇的党校教授  

     至于那位蔡女士,满口“公民社会”、“民主政治”、“暴民政治”,俨然一副正在与“独裁”、“专制”、“暴政”做坚决斗争的自由主义卫道士。我不知道此人是谁,网上“百度”了一下,才知道:  

    蔡霞,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士,北京市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国家教育部干部教育学院客座教授,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人事部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党意识形态、执政党建设。参与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重点课题,参与中国社科院、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研究课题十多项……,曾获中央党校优秀教学奖、中央党校优秀科研奖,北京灵山杯优秀党课奖……。  

    蔡教授的学术贡献如何,我无从评价;然其政治背景,想必不会引起神马歧义。那么,这位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是怎么研究“政党意识形态”、“执政党建设”的呢?  

    蔡教授说:“重庆让我去做干部教育,我久久不去,我不想过去。我想讲的意思是什么?他现在做的这个东西一个就是他唱红,以一种半行政方式,以革命的隐在的神圣性推向全国”;“他的产生实际上不是一个历史前进趋势而是倒退趋势”;“党的历程是很艰辛的,这个不能忘记。但是,反过来你看他强化的是什么思维呢?是暴力对抗的政治极端思维”;“唱红是温柔形式的心理威慑”。  

    ——瞧瞧,“倒退趋势”、“暴力对抗”、“极端思维”、“心理威慑”,蔡教授真能给“唱红”扣帽子。就算唱红有“革命的隐在的神圣性”的嫌疑,这又掘了谁家的祖坟,犯了哪家的王法呢?众所周知,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有一个基本区别,前者敢于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而后者却极力掩盖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尽管后者天天都在对共产党搞阶级斗争。  

    蔡教授说:“浙江用我们南方的话讲叫做闷声发大财,我觉得浙江应该是中国的趋势,为什么?浙江很多年来都不讲明显的意识形态”。  

    ——都啥年月了,蔡教授还在“鸡的屁”的境界上摆pose。摆pose也就罢了,问题是,她还自称“我是搞党的建设的”。一个“搞党建的”,居然不准讲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搞的是哪家的“党建”?其实她不是不讲意识形态,而是只准讲资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看看她那么在意“闷声发大财”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这不是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  

     这样的“党建”,也只有极右分子才搞得出来,可是她却反咬一口,说:“‘模式’二字我是非常反对的,提出模式二字,我认为这是右翼的”。  

     ——很搞笑是不是?明明自己是右派,还指责提出模式的人是右派,如此颠倒是非,由此可见一斑。这那里是什么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这不就是国民党教授嘛!我不是说她不能为国民党代言,也不是说她不能为多党制造势;而是说,如果她披着共产党的皮来为别的党喊冤,那就是角色混乱了。  

     她不仅角色混乱,而且逻辑也很混乱:“所有红歌我都会唱,我现在到卡拉OK里面点的都不是流行歌曲,都是红歌,个人唱红歌、群众自发唱红歌和权力主导唱红歌是 两码 事”。  

     ——刚才还说一听到红歌,她就条件反射、两腿打颤,怎么自己唱歌“都是红歌”,而且也不再恐惧了呢?见过神马的,没见过这么神马的。蔡教授喜欢“个唱”,就把“个唱”、“合唱”、“有组织唱”完全对立起来,强词夺理,自以为得计,不过是再次践踏了茅于轼定义的普世价值,而已。  

     有意思的是,这位听见红歌就股栗的蔡教授,毫不讳言她曾经的经历:“这个唱红不要认为就是唱,唱红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威慑力,经历过文革的人都都有感觉,我是经历文革的人,那时候我是中学生,我们也在唱红,我们搞红卫兵运动,全国大串联什么没有干过,我们斗老干部,什么没有干过?都干过。”  

    难怪蔡教授如此生猛。据鲁迅的看人经验,蔡教授这类人物八成是要进入“贰臣传”的。鲁迅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对这类人物有过很深刻的描绘:  

     “我所谓的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商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的时候,就用共产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  

     寥寥数语,活画出这类人物的“生猛骁勇”来。作为中央党校优秀教学奖和优秀科研奖的获得者,“时势变了”,为了“不变其阔”,你可以“改主义”,也可以“不失其骁”;但我以为,你至少不应该披着共产党的皮来当这类“骁将”吧,这算那门子的“骁”?  

四、结 语  

    无论如何,天则所的这次讨论会都是一个有着象征意义的事件。它至少表明,右派阵营或已开始分化,何况这阵营里面有不少原本属于中间派的人士。  

    对于这种分化,我们应当真诚地欢迎。因为不论是谁,不论他过去如何,只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说话,就是好样的。如果骁勇的蔡教授哪天也能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说话,我们也会给予掌声的。当然,我对茅于轼是不会有这种期望的,正如毛主席说:“愿意戴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的人,总是有的”。  

    天则所的这次讨论,离普世价值的要求似乎越来越远,想必茅于轼所长大失所望。至于是不是“茅所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我们就只有拭目以待了。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2 09:39:1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九人

“市场制度最道德”是谬论

方绍伟

2011年8月19日

    《南方周末》2011年7月14日张维迎先生的《市场制度最道德》一文,是他201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论文集《市场的逻辑》的一个解读和延续。张维迎的观点紧扣当代中国经济的方向,坚持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主张用“市场逻辑”对抗“强盗逻辑”,其“市场道德主义”的倾向,集中地反映在“市场制度最道德”的判断上。

  从常识的角度讲,经济生活中价格的“市场逻辑”比特权的“强盗逻辑”更道德,市场制度比计划制度更道德,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说“市场制度最道德”。如此草率的结论,会让人误以为市场制度包含着道德的最高境界,会让人误以为市场制度可以进入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还会让人误以为市场制度带来的问题无须其他制度进行协调平衡。

  但是,我不认为“市场制度最道德”是一个简单和常识意义上的谬论。张维迎的结论,表明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经济学基本概念的含混,正是这种含混,导致他可以完全不顾上述最基本的常识而坚信自己的正确。一般读者看不到的也正是这一点。

  本文的目的在于指出:张维迎的“市场方向感”是对的,但他文章里包含的“市场道德主义”却是错误和有害的。由于张维迎从狭隘的“市场道德主义”出发,他的分析无法使读者清醒地认识“市场逻辑”和“强盗逻辑”,从而也无力完成他反对政府干预的任务。

  1,什么叫“市场道德主义”?

  张维迎说,市场的逻辑“是通过让别人幸福使自己变得幸福……有些人赚了钱不是因为给别人带来了幸福,而是因为给别人带来不幸,但这本身不是市场的逻辑。从长远看,在市场中一个人能持久致富,一定是靠诚实守信,而不是靠坑蒙拐骗,……市场制度是最符合伦理道德的”。张维迎还认为,“市场逻辑”是以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原理”为基础的:追求自我利益者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他去直接追求社会利益时还要大。

  “无形之手原理”说,“人都先想着为自己”,但人又不得不“通过利他而自利”的“市场逻辑”去实现自己,最后,市场就达到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里所说的“私恶即公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客观为别人,主观为自己”,接近于墨子说的“兼相爱,交相利”。如果社会经济能够按照这个“市场逻辑”运作,大家就都能皆大欢喜。

  可是,现实却没那么简单,问题经常出在“市场逻辑”的前提上(注意,不是指“市场”的前提)。市场制度要实现“市场逻辑”至少有七个前提:一是“诚实”的道德前提,二是“中性政府”的政治前提,三是“一切皆常识”的知识前提,四是“过程确定”的理性前提,五是“无社会成本”的经济前提,六是“信息对称”的资讯前提,七是“实力均等”的结构前提。与“自利”或“自我中心”的“必然前提”相比,这七个前提是“不必然前提”;现实中,自利的前提必然存在(利他也是一种无讨价还价的精神自利,所谓的“斯密问题”根本不成立,见拙著“关于道德与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秋季号),这七个前提却不必然存在。

  正因为这七个前提经常不存在,“人都先想着为自己”往往无法顺利推进到“通过利他而自利”。因此,张维迎的“市场逻辑”就不可能是反映真实市场状态的“市场实证逻辑”,它不是铁的逻辑,不是必然的逻辑,是不发生就有害的因而应该鼓励发生的逻辑,所以是一个“市场规范逻辑”。张维迎是在号召大家应该“通过利他而自利”(命题1),那样长远来说对大家都好;可是,问题是大家都知道,“通过利他未必能自利”(命题2),而“通过损他也可以自利”(命题3)。也就是说,张维迎认为短期行为不是“市场逻辑”,长期行为才是“市场逻辑”,因为他的逻辑不是实证逻辑而主要是规范逻辑。

  我把“命题1”定义为“市场规范逻辑”,把“命题1、2、3”综合定义为“市场实证逻辑”。“市场规范逻辑”也经常作为一种经济事实而存在于市场生活中,但“市场实证逻辑”却因为包含了“市场规范逻辑”而成为更大的现实。不过,坚持“市场规范逻辑”而忽略“市场实证逻辑”还不是我所说的“市场道德主义”;坚持“市场规范逻辑”,同时又理想化地看待“市场逻辑”的七个现实前提,那才是我所说的“市场道德主义”。

  市场制度可以建立,但“通过利他而自利”的“市场逻辑”却未必能顺利展开,所有的秘密都在“市场逻辑”的七个现实前提中。

  2,“市场道德主义”错在哪里?

  “诚实”的道德前提、“中性政府”的政治前提、“一切皆常识”的知识前提、“过程确定”的理性前提、“无社会成本”的经济前提、“信息对称”的资讯前提,“实力均等”的结构前提,这七个“市场逻辑”的现实前提,是理解市场和“市场逻辑”的要点。不能在基本概念的层次上正确理解这七个前提,是所有相关的经济学争论陷入混乱的根源。我这里说的不是观点不同的问题,我说的是认识对错的问题,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在基本认识上都能够很清晰。但对理论前提不敏感的经济学家,他们肯定不是好的经济学家。

  “市场逻辑”中“诚实”的道德前提,说的是只有“兼相爱”才能实现“交相利”,问题的要点是如何使“诚实”成为一种市场文化。张维迎说:“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基础,但这一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和找到,…..我们需要一个制度,使你要满足自己的利益,必须首先满足别人的利益;第二还要教育人,教育不是给人灌输什么,而是让人明白事理,不犯傻。…..一个企业真正的竞争力是什么?是你的声誉,是名声。我们天生就看得比较近,要让一个人看得远一点,需要有好的制度,还需要好的理论研究。…..哪个地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比较健全,哪个地方人的道德水平就比较高,更诚实守信。不诚实守信你企业是存在不下去的,很快就会完蛋。相反,哪个地区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受到政府的干预多,哪个地方坑蒙拐骗就多”。

  这里,张维迎强调的是“制度”和“教育”,强调“通过利他而自利”的长期行为带来的好处。但他一方面突出了不诚实就不能生存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却又强调长期行为教育的必要性。可接着他又说:“仅仅靠说服人,没用,还得靠制度”,靠“不诚实守信你企业是存在不下去”的价格制度。张维迎这里的矛盾心情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就出在他所说的“市场逻辑”根本就不是必然的铁逻辑,所以是既要教育又不能靠教育。他说“教育不是给人灌输什么,而是让人明白事理,不犯傻”。如果损人利己的短期行为是个别现象,犯傻的应该就是市场里的经济人;可如果作奸犯科是个普遍现象,那犯傻的应该就是那个说教的经济学家。

  这就是“市场道德主义”的困境:当张维迎坚信“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时,他所崇拜的“市场逻辑”偏偏不争气,利人利己的长期行为偏偏不必然压倒损人利己的短期行为,道德偏偏没能在市场中实现。这当然就是中国的现实,面对这个现实,经济学家有四种做法:一是希望价格制度会最终胜出,二是强调互利双赢的长期行为教育,三是批评经济人“犯傻”,四是转而分析长期行为不必然出现的原因。

  我相信张维迎和我一样清楚,长期行为是“博弈”出来的,不是“教育”出来的。我也相信张维迎关注过短期行为的原因,但他这里提到前三种做法而忽略第四种做法的事实表明,短期行为的原因没有作为一个要点进入他的思维,没有进入他的“市场逻辑”,而这恰恰就是他陷入“市场道德主义”困境的原因。

  分析至此,关键的地方却还没有到。张维迎为什么在“教育”问题上显得自相矛盾呢?因为他的思维受到两种逻辑的折磨:他相信价格制度会自动在长期起作用,但他又知道人们会受短期利益的诱惑。张维迎又为什么不在文章里深究长期行为和短期行为的明显矛盾呢?很显然,他还是相信长期行为会在最后“最道德”地战胜短期行为。

  关键的地方到了:当短期行为明明也是一种“市场逻辑”,张维迎还是选择了相信长期行为的“市场逻辑”,因为他坚信短期行为会“在长期中”自生自灭,政府的干预完全是不必要的。这就是张维迎的逻辑病根:他反对政府干预,所以他坚信“市场逻辑”,所以他忽略治理短期行为的政府作用,所以他不是为了有好的“市场逻辑”而推崇市场制度,他只是为了反对政府干预而反对政府干预。

  就是说,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出在他对“市场逻辑”的“中性政府”前提有幻想:政府应该中立地不起作用,因为价格制度是可以独立和自动运作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市场的逻辑》的序言(及第147页)里,张维迎明确地告诉读者说:“市场经济=价格+企业家”。尽管我还是相信,张维迎会同我一样承认政府在治理短期行为上的作用,但我们确实在张维迎的逻辑里看不到政府作用的影子。注意,我这里关心的不是把话挑明后的认识(鸡蛋立起来后谁都知道要先磕破蛋壳),我这里关心的是:一个经济学家能不能自觉地把政府的作用纳入自己的思维里,从而不使自己的逻辑出毛病。

  显然,“一般地反对政府干预”不能走到“反对一切政府干预”的极端。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的短期行为之所以在中国泛滥成灾,不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而是因为政府官员无油水可捞而干预得太少,消除短期行为靠市场又因为交易费用太高而无法有效。

  3,“市场道德主义”如何贫困?

  张维迎在逻辑上反对一切政府干预(注意,我是说逻辑上,不是说认识上),所以政府干预市场中的短期行为不符合他的逻辑,所以他把主要目标定在反对政府的行业垄断上。反对政府的行业垄断非常正确(金融、土地、石油、电信、航空等),可从“市场道德主义”的角度出发却非常错误,原因不仅在于道德主义的软弱无力,而且在于道德主义的狭隘侧重。拿他文章提到的问题来说,政府的银行垄断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又是什么力量妨碍人们从短期行为转向长期行为?

  政府把征税和剥夺的“强盗逻辑”运用到银行和利率垄断,压制了“通过利他而自利”或通过讨好消费者而赢利的“市场逻辑”,表面上,这是一个“与民争利”的不道德行为,可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从“利出一孔”的“管仲主义”(《管子?国蓄》)到“公有制崇拜”的马列主义,中国的政府行业垄断问题从来都是一个权力意志和意识形态信仰问题,就像俗话说的:“你和他讲道德,他和你耍流氓”。这即便不是“东郭先生与狼”,至少也是“秀才遇到兵”。不断有人问我:你一个经济学家为什么老谈政治,这里读者很容易理解:因为中国的经济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张维迎当然清楚这是个政治问题,可他的逻辑冲力不幸让他自己的“市场道德主义”给中断了。

  “市场道德主义”的软弱还表现在它无法对付市场短期行为的顽固,因为市场信誉机制只对长期行为者起作用,可问题在于长期行为对中国的经济人为什么没有吸引力。张维迎批判凯恩斯,可凯恩斯说出了大实话:“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靠价格制度和品牌信誉的自发调节起作用,“黄花菜都凉了”。所以,如果没有比市场道德更具强制性的东西,短期行为就会泛滥;缺乏了“一切皆常识”的知识前提(无知)、“过程确定”的理性前提(风险,包括逃脱惩罚的风险)、“无社会成本”的经济前提(外部性、污染问题),“信息对称”的资讯前提(败德行为),“实力均等”的结构前提(私人垄断,强势欺压),短期行为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激励(详见“精英是如何走上独裁之路的?”)。

  我们太熟悉中国市场里的这类问题了。短期行为者根本用不着讨好顾客,因为顾客可能无知,骗了顾客可能没人管,讨好顾客也可能不如讨好政府更有利可图(中国哪有什么企业家?中国只有“政治企业家”)。正当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泛滥成灾的时候,跟不讲道德而获利的人讲道德,“市场道德主义”就不仅文不对题,还会因为一般的“政府不干预”主张而忽视了政府在这个领域的作用。

  就是说,中国的市场问题不仅是“政府强盗”从政治领域进入了经济领域,而且是“政府强盗”没管住“市场强盗”,甚至是“市场强盗”勾结和买通了“政府强盗”。“市场强盗”买通“政府强盗”本身也许不是市场的错(如“原罪”问题),但它表明的正是市场的不完美和特权的力量,罗尔斯和诺齐克之间关于“需求平等”和“权利平等”的争论涉及的也是市场的不完美。

  所以,问题就不单单是张维迎说的用“市场逻辑”来对抗“强盗逻辑”,不单单是防止“政府强盗”进行行业垄断。张维迎主张从凯恩斯回到斯密(张维迎:“中国经济不能再任由凯恩斯主义忽悠了”,“经济观察网”,2010-11-30),可中国的主要问题根本不是强调政府需求管理和收入管理的“凯恩斯主义”,而是强调“利出一孔”的“管仲主义”和“公有制崇拜”的马列主义。“凯恩斯主义”不反对私人产权和政府权力与责任的对称,可中国的问题是“权力上的大政府”和“责任上的小政府”,中国根本还没有到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时候。通过批判“凯恩斯主义”去批判中国式的政府干预,根本就是搞错了目标。我丝毫不怀疑张维迎可能是以一个经济议题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可逻辑在哪里?

  大家知道,政府可以定游戏规则和当裁判,但政府不该参与游戏。除了“立法”和“裁判”角色之外,政府在剥夺和征税上的“强盗”角色不该转成行业垄断;但是,在维持市场秩序上政府有“警察”角色,在调节再分配上政府还有“福利”角色。简单地认为市场会比特权更有利于平等是草率的((见《市场的逻辑》第30页),市场只是以能力造成的不平等代替了特权造成的不平等罢了;市场比特权更公平,但不能因此认为市场必然更平等。

  因此,我们要反对的其实并不是“政府的干预多”,而是“政府多干预了不该干预的”和“政府少干预了该干预的”。张维迎把金融危机看成了政府干预和低利率造成的危机(见《市场的逻辑》第286页),而实际上金融危机是政府干预不当或信贷风险管理和制度失灵的危机(见拙著《中国热》第七章),根本不是信贷扩张的危机,否则危机后比危机前更低的利率就无从解释了。张维迎也许认为政府不可能干预对,可事实上政府也在被迫学习和调整制度。

  我理解张维迎痛恨的是政府的“越位”,但我还是认为“市场经济不发达”和“坑蒙拐骗就多”其实主要是政府“错位”和“缺位”造成的。用“做蛋糕”的类比讲,政府是应该鼓励“做蛋糕”,但如果政府实际上一直在鼓励“分蛋糕”(收入与权利分配)和“抢蛋糕”(坑蒙拐骗),结果就只会压制“做蛋糕”的积极性(经济发展)。

  总之,清楚地界定了“市场逻辑七前提”,意味着“通过利他而自利”的“市场逻辑”根本不是自动的。诚实的长期行为并不是市场自发的,“市场逻辑”还是需要外在于市场的强制规范。所以,“市场制度最道德”就等于说“讲道德的市场制度最道德”,而这包含了两个错误:一是“讲道德的符合道德”是同义反复和循环论证,二是“讲道德的'最'符合道德”包含着一种道德境界的概念含糊。

  “通过利他而自利”的“市场逻辑”,确实是比“通过损他而自利”的“强盗逻辑”更符合道德,但“通过利他而自利”仅仅是互利行为。当阿里巴巴的马云说“公司为社会提供就业就是一种慈善”时,他展现的不是深刻而是虚伪。不能为了强调“市场逻辑”比“强盗逻辑”好,就认为互利行为最道德。因为,道德有“高尚、本分、低劣、卑鄙四个层次”之分,互利行为只是本分行为,并不是最符合道德的高尚层次的行为。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市场行为是高尚层次的行为,但我们同样不能因为互利行为符合本分层次的道德,就认为互利行为最道德。把本分行为拔高为高尚行为,表明的是道德基本概念的理论含混。

  4,“市场道德主义”的根源是“市场原教旨主义”

  也许是由于面对着“职权压倒产权”的现实,张维迎的“市场逻辑”侧重于捍卫自由市场和批判政府干预。但是,张维迎这种非常正确的侧重,却同时透露出他在逻辑上隐含的“市场制度可以独立发挥作用”的模糊观念。换句号说,“市场道德主义”还不是张维迎的根本错误,“市场道德主义”背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才是他的根本错误。

  张维迎说:“认为市场的逻辑和伦理宗教对立,完全不对。与市场的逻辑真正对立的是强盗的逻辑。……有些强盗行为的出发点可能非常善,当初搞计划经济就是这样。……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靠政府垄断,只允许一部分人干,这就不是市场的逻辑,是强盗的逻辑。就像国有银行,赚那么多钱,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强盗的逻辑”。

  显然,如果“市场逻辑”可以不依靠“强盗逻辑”而独立存在,两者就不可能是对立的。反过来,由于信誉的“市场逻辑”可以不依靠政府的“强盗逻辑”,所以两者就是对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就是认为“市场逻辑”可以不依靠政府而自发运行。在“市场原教旨主义”那里,政府是多余的,政府最多就是“守夜人”,除了“立法”、“裁判”和“社会警察”的角色外,“经济警察”和“福利分配”的角色都不该存在。

  从我对“管仲主义”和“公有崇拜”的批判里,读者应该知道我不是在主张“国家干预”。我这里关心的已经不是上一节里分析过的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问题,而是要进一步揭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知识论基础”。在我看来,“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是完全错误的。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在逻辑上认为,信誉的“市场逻辑”先于政府的“强盗逻辑”,民风淳朴的道德秩序先于强制掠夺的政府秩序,“市场逻辑”是原生的而“强盗逻辑”是派生的。为了捍卫这个逻辑优先的纯洁性,“市场原教旨主义”甚至于干脆把市场定义为“产权明确之下诚实的平等交易”。可是,产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后政权”概念,诚实也不是必然的,平等交易也如上文所论,取决于是否“一切皆常识”、“过程确定”、“无社会成本”、“信息对称”和“实力均等”。实际上,所谓的“自愿平等交易”只能是“被迫的平等自愿”,因为经济人经常不得不接受现存的知识、理性、信息和实力状况。在一片双赢声中,谁多占便宜谁自己可能更清楚。

  在完美市场的假定下,特权就被认为害怕市场(见《市场的逻辑》第10页),而实际上并非所有的特权都害怕市场,特权害怕的只是现实中很少存在的完美市场。如果从道德上要求完美市场和完美的“市场逻辑”,可在现实中又无法勾销“市场逻辑的七前提”,那么道德诉求就会落入自掘的陷阱。

  从逻辑优先的理念出发,“市场原教旨主义”进一步认为,市场在历史事实上也先于政府而存在的。哈耶克用“自发秩序”的概念描述了风俗习惯基础上的市场演化过程。可是,这种“自发秩序”也许是老庄哲学里的“小国寡民”状态,却根本不可能是近现代意义的市场状态。

  更加重要的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没能清晰地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政府秩序”本身到底是不是“自发秩序”的一种结果?卡尔?博兰尼在《大转变》一书里明确地指出:市场秩序根本离不开政府秩序,信誉的“市场逻辑”完全是以政府的“强盗逻辑”为基础的。难怪奥尔森把政府定义为“流寇”之外的“坐寇”。很简单,人性未必恶,但人性必贪,民风淳朴的道德秩序只是“市场乌托邦”的想象,政府的“强盗逻辑”其实是“市场逻辑”的“必要之恶”。

  5,结语:走出“市场道德主义”

  中国现在最该死的就是政府干预的“强盗逻辑”,适当夸大一下“市场逻辑”的道德性,应该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理性之举。遗憾的是,中国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批判计划经济和捍卫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如何更明确地批判国家主义和如何更理性地捍卫市场经济的问题。要反对政府干预就应该首先承认政府的作用,主观上的“市场道德主义”和逻辑上的“市场道德主义”,都无助于强化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识,也无助于对市场本质的认识。

  当然,本文批评的主要不是张维迎的认识,而是张维迎的逻辑;即便张维迎存在认识问题,那也只是基本概念或理论前提含糊的问题,不是没有认识的问题。关键在于,如果片面地夸大自己的某些含糊认识,一个经济学家的逻辑就会出问题,就会给公众的认识带来混乱。

  “市场原教旨主义”导致了“市场道德主义”,而“市场道德主义”则误把政府错位缺位的政治批判、公有崇拜的意识形态批判,简单地当成了政府越位的道德批判,这就是为什么说“市场制度最道德”是常识之外的谬论。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2 09:39:1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

顾准之子高粱

----没有毛泽东的恩德有中国今天吗?

南方人物周刊 彭淑

2011年08月19日

    核心提示:他当即翻脸,“我说改革开放摧毁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行不行?对历史谦虚点,不要动不动什么坏事都怪毛泽东。他是国家的领袖,这个国家是他缔造的,缔造容易吗?没有毛泽东的恩德,有中国的今天吗?我们家可以说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但这一条,我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

    顾准名言: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摘自人民网)

    顾准被认为是“49年至文革结束中国大陆惟一一个思想家”,为自由思想众叛亲离,死于贫病,是自由主义学者的精神航标;而他的儿子高梁,现在却被贴上了“国家主义者”的标签

    1948年,他生于山东的北大门--滨州。他的父亲33岁,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财委委员、山东省工商总局副局长、财政厅厅长。依照北方的传统,为了好养活,他跟上面的一兄一姊一样,乳名也是一种粮食:高粱。

    1982年,他33岁,考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成为父亲的学生、经济学家吴敬琏门下的研究生,专攻比较经济制度。

    当时,一批风起云涌的经济学人都记得,他的名字叫“高梁”,并且沿用至今。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四卷一套的《顾准文存》内,编者一栏,赫然印着他的本名:顾南九。三个名字,无意间泄露了高梁的人生:著名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顾准的次子;一个自称“永远不想成为风云人物”的经济学者。

    近年来,学界时有质疑,伴随这些质疑的是粗线条的标签--他的父亲是“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49年到文革结束中国大陆惟一一个思想家”,“文革”中,两次戴上高帽的“右派”;而他却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反思改革者”中的一员,一个“左派”。

    他的“盟友”,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帆则说,他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们的一块心病”--“他们认为他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边。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我从来不是谁的心病,也不参加任何派别,我是独立的。”7月11日上午,北京昌平家中,高梁颧骨深陷,逐字逐句地说。

    1958摄于北京,后排左长子顾逸东,右长女顾淑林;中排左起:妻汪璧,顾准母亲顾庆莲,顾准;下排左起:次子高梁、幼子顾重子、次女顾秀林(来源:资料图)

寄给父亲的两封信

    高梁稍一侧身,身上的半旧汗衫3便露出个窟窿。一旦触及家中往事,他停顿,尔后沉闷,“说好了,不要问我们家的事情。”他的好友,专栏作家柳红说过:“作为顾准的儿女这一生都是扭曲的。在那个特殊年代,因为父亲被打倒,导致伦常亲情要被扭曲。等到父亲被树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后,他们又要活在不被理解、深受责难的阴影里。”

    90年代,为写《顾准全传》,上海作家高建国采访了与顾准相关的六十多人,其中就有高梁。顾家5个子女:长女顾淑林,1942年生,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长子顾逸东,1946年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总设计师;高梁之妹顾秀林,1950年生,现任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小弟顾重之,据传在美国,是一名会计师。

    书里,高梁是一个“交流比较彻底”的回忆者,一个见证父亲自述的儿子。“1965年9月17日,秦柳方代表经济所党组织找我谈话,宣布给我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的决定。”

    顾准自述,两天后,“跟随四清队伍前往周口店劳动改造”。“经济所”即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身),他在那里从事会计研究。

    春节假期,一方面幻想回家度假,能够得到一点家庭的温暖,另一方面也有最终离开这个家庭的思想准备。到家在下午,汪璧(顾准之妻,曾任财政部商务司司长)还未回来,在家的孩子没有一个理我的。晚上,汪璧提出离婚,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此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累,痛快地同意了。

    “1966年春节,表面上看还是融洽和平的。春节过后,父亲离家去周口店。出门的时候,我弟弟、妹妹正在拌嘴。父亲回过头,大吼一声:还吵什么?你们没爹啦!”高梁说。

    “1967年4月,高梁去四川大串联。他与一位年长的烈士子弟崔红军(解放初期曾在顾准家生活过一段时间,自称是顾准的干儿子)邂逅。崔红军拉着高梁的手,对他悄悄说了几句犯禁的心里话:‘其实,中国不少右派都是有思想的人。你父亲就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啊……’,他深受震动,也勾起对父亲的无尽思念。……便和崔红军一起,给顾准各写了一封问候的信,从四川寄往经济所。”

    这会儿,面对高建国文中的描述,高梁从沙发上坐起,“时间太久了,我想不起信里的内容。”

    1945年,顾准(右)与刘晓、陈同生(来源:资料图)

    然而,父亲收到他的来信后,勾起对家人的强烈思念。一个月后,借故回到家中--……汪璧回来,一进门就严词责问我:“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非要我马上离开不可,我原想等长女回家见见她再走,汪璧火气愈来愈大,看她因重装假牙,满口无牙,面容极度憔悴,实在不忍,……就这么又匆匆离开了这个“家”。……不过事情还没有完。一个月后(1967年12月),寄来了二儿以下四个孩子和我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文据。1968年4月,(他们)把我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转来所里,从此以后,就连每月他们寄粮食的字迹也看不见了,我想念他们。

    “恩断义绝,一致于此”,在自述中字字千钧。

    “大姐顾淑林当时不在北京,没有加入签名。事隔多年,顾逸东提起这件事,全身颤抖,泣不成声。他最终请求世人,要责怪就责怪他一人,因为他是长子。但这件事一定是四人一起商议的结果。”

    高建国思忖,那时,顾准尚且不知,儿女们为他“转户”也因汪璧已死。

    “1965年秋天,母亲曾经很难过地对我说,你们都大了,要学会独立谋生……,我后来一再回想,母亲那时已经想要去死,她实在是没有一条好路可以走啊!”高梁对他诉说这段时,强抑内心的痛楚。

    1968年4月8日,被宣布开除党籍、泯灭心头一线希望的汪璧,在孩子们走后,吞服大量“来沙尔”消毒水。桌上留下她颤抖的笔迹: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据说剧毒发作,她倒地的模样极其悲惨。当天傍晚,“敲不开门,从邻居家的窗户爬进自己家”,第一个目睹者,正是高梁。“我们是中国最大的不孝之子”

    母亲“走”后,高梁结束了人大附中的高中生活。

    “如果没有文革,让我报大学志愿,也许会报文科。但应当时号召,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他分到内蒙古东部寒冷的兴安盟,“春天播种,秋天打场。一晃就是5年”。其后,他又在乌兰浩特柴油机厂当工人6年,“所有的车间都干过”,却没有守在父亲渴求他们的弥留之际。

    顾准于1950年代初(来源:资料图)

    1974年12月3日零时,顾准因患肺癌去世。临终前,单位来人提出,只要他肯在“认错书”上签名,就能“马上摘帽,回到人民中间”。顾准断然拒绝。“他是很骄傲的,”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老所长赵人伟说。

    1950年,赵在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研究》任编辑,他缅怀道:“……顾准并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高中也没有上过。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毕业以后,就进入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时年仅12岁。但他刻苦自学,在19岁时就写成了一部会计学专著《银行会计》。……可见,顾准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学成才。

    “我认为顾准学术生涯的另一个特点是博大精深。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可以得3个博士’。我问他:‘哪3个?’他回答说:‘经济学、历史学和数学。’……最使我好奇的是他的数学功底。他知道我的疑点所在,接着说道:‘从50年代以来,我把数学系统地学了一遍--从初中代数、平面几何到高等数学,而且经常演算习题’。……顾准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古今中外,纵横比较。他不仅如前所说进行多学科的研究,而且从西方和中国历史的研究开始,再对未来进行考察。……‘文革’以前他就翻译了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等著作……”

     “骄傲”既来自顾准对自身才华的笃信,也是命运多舛的肇因之一。

    “他以一个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的身份,对抗中央财政部的财政命令。”赵人伟一语道破。

    1949年年底,上方指令,上海税制要以“民主评议”进行,即按口头协定各家企业的应缴税款,因为“资产阶级的账簿不可信,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注册会计师也不可信”。

    顾准并没惟命是从。为避免稽查干部查账的不专业,他挑选过去立信会计事务所的20位会计师,聘为“特约查账员”;他指示直接税局公告全市,按照当时人民币币值与物价,重新评估所有企业的财产实际价值,作为税收依据。实际账面资本出来后,企业利润的应交税率自然合理降低。

    在对纳税大户实行“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等措施后,顾准继而采用“专户专管”、“查账,店员协税”等颇现代化的税收方式。

    “他认为,上海原本具有优良的财会制度,税制可以用查账解决。”赵人伟说。但在全国统一执行财政方针下,顾准的策略在党内遭致部分力量的反对。

    自同年10月起,中央有关部门对他一再提出申斥,令其恢复“民评”,他却据理力争,“出言不逊”。

    1952年,全国发起“三反”运动。这年3月4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称: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顾准,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至于其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局局长和税务局局长等职,建议有关方面一并撤除。

    1955年8月,顾准在中央党校学习。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思,结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他在学习体会中,明确抨击计划经济体制,主张要以市场价格的涨落,来调整生产和流通。学员讨论会上,他的发言被一位厅局级干部直接打断:你不要再读下去了吧。《体会》经他修改,定稿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于1957年第二期《经济研究》上刊登,后来却被批在社会上“放毒”,是修正主义。

    赵人伟日后称,“在被称为第一个改革浪潮的1956年,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篇最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文章,一篇是孙冶方(已故经济学家)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另一篇是上面已提到的顾准的文章。如所周知,孙冶方撰写这篇文章时,曾经得到过顾准的启发。可见,在这个改革浪潮中,顾准毫无疑问是站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前沿的。”

    1957年11月,顾准被打为中科院系统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并开除党籍。有朋友劝顾准,如果摘帽,孩子们就会来看你了。他听后翻江倒海,终于落泪妥协。

    病床上,他对吴敬琏、骆耕漠(已故中科院院士、著名经济学家)说,“在认错书上签字,真是奇耻大辱。我这样做,既是为了能见到我的孩子们,也想这样做,或许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为让兄长如愿,顾准的胞弟陈敏之(生前曾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给侄儿侄女们去信苦劝。

    他曾撰文,“和五哥(顾准)见面之初,他就曾对我说,他希望重之能回来照顾他,并且沟通感情与思想,……11月24日收到了重之来信,信中表示他不会回来,而且是坚定的。还说:‘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

    顾准与儿女们至死未见,他们一句“怕受爸爸的影响”,无疑加速了他的离去。顾准第一次打成“右派”时,曾与妻子商定,为了孩子们的前途不受牵连,他同意他们与自己“划清界限”。

    “有人与家人在政治上划清,生活上却没划清”,对于顾准亲子关系的“划清干净”,高建国含蓄指出,“当年,个人抱负就是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不被淘汰出来,这是第一位的。”《顾准全传》中,顾准第二次“戴帽”一经传出,顾重之在就读的101中学,被同学们扯去红领巾。陈敏之的夫人曾含泪道,孩子们压力也很大,在外面受歧视,被骂作“狗崽子”。

    顾准的妹夫施义之,“文革”中曾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汪璧死后,他与妻子、顾准的胞妹陈枫,毫不犹豫对顾家子女施予关怀。他对高建国坦言,是他阻止岳母与孩子们去见顾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我当个公安部长并不安全,朝不保夕。”

    “母爱”也横亘在父子中间。1960年冬,顾准从河南商城下放回京。亲历大饥荒的重灾区,他在日记里记有“哀鸿遍野,人相食”的可怖实况。

    家中,他当着儿女面,痛批“人民公社”、“大跃进”。高梁回忆,父亲说农村应该鼓励单干,允许两极分化。现在的中国是匮乏经济,政府供应什么,群众就只得买什么,没有一点选择。还有一次,一位亲戚来看父亲,他却大谈“大炼钢铁”--“就是泥地里挖个坑坑炼铁渣渣,泥土导热,怎么炼铁?”他典型的“右派”言论,把亲戚吓跑了,母亲因此不快。

    “母亲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如何对待父亲的政治问题上,整个人处于极大矛盾中。她虽然爱我父亲,却并不能理解他的深邃思想。母亲在孩子们面前,只能按照党的要求‘正面’说话,譬如:‘党早已说明,‘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是少数,你们的父亲嘴不好。你们要和父亲划清界限。”顾逸东对高建国说。

    顾准去世后,陈敏之愤恨其儿女的无情。他用一台老式打字机,将事情原委打出,印制若干,散发到顾准的朋友中去。“他交给我时,还特别叮嘱,你要小心别让别人看到,我怕会给你造成不利。”顾准的干女儿,中科院同事张纯音之女徐方回忆道,那是“文革”后期,陈的行为十分危险。

    打印本在早年,还是小范围散布。90年代中期,陈敏之不断将沉痛往事撰稿翻出,致使顾家儿女成为众矢之的。那时,徐方偶遇高梁,他苦笑,“我们现在是全中国最大的不孝之子了。”

“经济学家要爱人民”

    1978年,高梁返城,在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办的一家杂志社工作。吴敬琏为他介绍赵人伟,“这是你父亲生前的好友。”
老成持重的高梁一时不能自已,“狠哭了一鼻子。可见他爱他的爸爸。”赵人伟说。

    “1980年,我和二哥都在准备以同等学力报考硕士研究生。有一次在一起讨论经济学时,他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当经济学家必须爱人民。”顾秀林听到高梁这么说,为之一震。

    “这和他的家庭教育、所处的时代背景有莫大关系。”高梁读研时的同届同学,当年财贸所的研究生,现任北师大珠海分校校长华生说。

     他,还有高梁同寝室室友张学军在电话中,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高梁日复一日坚持跑步、苦练体质的身影。

     高梁所在的831寝室,原是一间空荡的教室。在那里,每周末都会开办读书会。读书会围绕两个主题:研读与专业无关的经典著作,比如黑格尔的名著《小逻辑》;对于中国改革的现实问题,作理论化深层探讨。其间,不同专业、年级的同学,包括社会中人纷纷加入。

    张学军怀念当年他们“怀有强烈的责任感想为中国的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一群意气书生中,年长的高梁一惯“思考严谨,火花碰撞不多”。

    高梁也坦承,在当时北京自由组合的学术圈子:诸如杜润生、王岐山、周其仁组成的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和金融所的“五道口学术圈”里,他仅是一介参与者,绝非活跃人士。

    一次讨论会上,众人为国企改革,兵分三路,“激进派提倡,干脆卖掉国企。中间派认为可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保守派则连这也反对。”张学军模糊记得,高梁是“趋于保守的”。

    “他默默地沿着一条路走下去。我有时觉得,这条路较窄,会限制他的发展。”张学军的看法,对应了高梁的另一好友、莫干山会议的发起者之一、时任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朱嘉明所说:“高梁与他父亲最大区别就在于他的思考相对局限在经济方面,其他领域不像他父亲深广。”

    1984年9月,浙江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与会者不乏今天公众耳熟能详的一些人物--王歧山、马凯、张维迎……

    华生后来回忆,这时正值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了空前成功,城市经济改革已拉开序幕,势不可挡。会议中心是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其中尤以价格改革为重中之重。

    一批经济学子将以优质独见的学术论文被选入参会。高梁上山,缘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做过编辑。

    开会、征文的消息发出后,“入选者限定120人左右,可投稿就有上千份。那年7月,筹会阶段,我被王小鲁(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拉去帮忙。”他说道。

    “高梁也是会上提出‘放调结合双轨制’的五人之一。”华生说,当年与会者认定,改革的市场轨道已开始铺设,价格改革迫在眉睫。他、高梁、何家成(现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张少杰(已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蒋跃(现任陕西省工信厅厅长)在会上经过数日争论达成一致,“用先放的办法促进市场价平稳下浮,然后上调计划牌价,有些产品可以外放内调。同时,特别强调组织生产资料市场和物资部门主动进入市场,……我们把这套‘改、调、放、导’思路简括为‘放调结合双轨制’。”

    一干经济学者在改革方向上统一,“破除僵化、阻碍经济活力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初衷都为“国富民强”--这是高梁眷顾的80年代。

    “但改革将会改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心里是模糊的。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完全学美国,搞自由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彻底实现私有化,和政府彻底脱离是最容易、摩擦最小的一种制度;也有人认为,我们要保持社会主义的壳子,中国毕竟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一套供应体系,应该稳妥地、公私兼顾地改革。这些未明晰的不同倾向,在后来改革实践中,一步步确为分歧。市场成功都会经历这个过程。”而高粱表示,“大家公认私有制最有活力,但我对它在中国的实际运行感到疑惑。”

“人心坏了”

    1985年,高梁毕业,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在这家由国家体改委衍生出来的青年才俊云集的研究机构里,高梁低调如故,文章发表不算多,官至正处级。

    “80年代末,就是这个正处,让我没能通过政治审查杠杆,失去赴牛津留学的机会。”他寒心的是,1990年,体改所并入经济管理研究所,原成员各奔东西,“眼看一个炙手可热的单位打入冷宫,有些人却在边上看笑话。里面就有当年一起奋斗搞改革的同仁。”

    90年代初,张学军在海南,两次见到高梁。令他理解又诧异,“那会儿,很多人比较灰心,无心学术,改行做生意。高梁也自称‘半下海’,居然炒起了期货。”高梁的期货终是全军覆没。郭熙权在电话中笑道,“他适合宏观经济研究,实际操作能力不强。”

    1992年,郭任海南洋浦工商管理中心主任。高梁任洋浦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主任,主管经济开发区政府所属的七八家小型国企。两年后,他离开洋浦。

    他曾对媒体吐露,“我原想,根据自己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解,制定新的管理方法,按照资产管理的方式管理”,“手下有一个管开发区拆迁的公司,有一大笔钱来运作。我自任总经理。后来上面不让我干了,换了一个人。虽然许多人都知道这个人有问题,可是上头压下来了,限期完成移交,让这个人管。管了不到半年,那人就出了很多问题。查出来以后就撤了。这时,我也站不住脚了。”

    “我就是‘那个有问题的人’,”郭熙权直言,“高梁曾兼任洋浦物业总公司法人。上面让我接任他的职位,他成了我的下属。”

    郭熙权说,在职期间,他曾向管委会递交一“国有资产增值保值”方案,欲将这家物业总公司推上市。按其计划,在公司管辖的土地上招商,让商家建房,建写字楼,形成商业一条街。政府采用土地出租方式,定下各个商家的土地使用期限。到期时,钱、房子都属于洋浦物业总公司。

    前来投资的两家股份公司提出,“投资方要占51%的股权,摆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直控。”方案被否。

    “委员会中传出,我想把公司的总经理位置固定化,使国有资产永久掌控在我手中。高梁是委员会委员之一,却没与我及时沟通。我估计,他在心里不支持我。今天回头再看,国有资产收购早在中国大行其事。”他不以为然道。

    此刻,高梁也大发感慨:“90年代,大量国企垮台,有人说体制不行。我看有外因与内因。外因是私企与外企的大量出现,对国企形成很强的竞争关系。国企过去长在温室里,环境太好,缺乏野心。内因就是企业者的责任心越来越少了,自私地想从中牟取私利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与我在80年代,到国企搞调查的体会有很大区别。人的良心坏了。为什么坏了?肯定有社会、文化的因素。但有一条,谁也不能否定,就是80年代开始所谓的‘产权理论’--难逃其咎。”

“左”“右”碰撞

    1998年,高梁回京。因离开单位过久,他失去了公职。

    那时,他一边为《经济管理文摘》写稿,一边主持产业论坛,“体改所以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际中建立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原所一同事,后来成为民企人士,托我们办论坛,目的就是把中国整个产业实况梳理一遍。论坛上,请来矿业、石油、船业、汽车、电子等各行领导、专家。”

    其间,“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主要人物杨帆,因为“一些问题上观点相近”,与他相熟起来。

     2001年,杨帆帮助高梁出版《挺起中国的脊梁: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的战略产业》。在他与《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王小东引见下,高梁担任过《中国产经新闻报》副总编。

    2004年8月,经济学家郎咸平公开指出,“MBO(管理层收购)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办法”,他的论调与高梁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郎咸平与企业家顾雏军的MBO争端引发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高梁站出来表态,支持郎咸平。

     顾雏军一方,有他过去体改所的同僚,“主流经济学家”。“他们对他有些失望与奇怪,”杨帆说。

    高梁昔日“一个战壕的战友”认为,为了推动国企私有化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到这锅饭,你可以先往里面吐一口口水”。高梁对此极为不满,搜集了国企改制过程中许多违法操作的案例。

     中国(北京)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卢周来在Email里写道,一次,在社科院法学所,讨论某国企改制侵吞国有资产的具体个案,“有人仍在挺MBO,高梁历数国企改革中的黑暗面不时被打断,他非常愤怒地起身离开。”

    “还有一次,在国务院某部讨论科技发展战略。我提出我们国家这些年来,过于依赖外资和外来技术,冲淡了自主创新、自力更生的精神。立刻有一位经济学家跳出来,你是义和团、红卫兵、冲锋队……”高梁仍记得那种咄咄逼人的火药味。

    举办产业论坛5年,他自认为,有一层收获就是“逐渐明确了一些想法”--“今天的改革肯定有悖于19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提出改革的初衷。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在体制改革中,对市场功能不切实际地夸大,实际是在鼓吹‘纯市场化’理论,它是导致现在社会上道德指数低下、贫富差距拉大、腐败日益增多的主因”。

    “他们以‘新自由主义’理念在指导改革,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最好什么也不管,干脆退出竞争领域。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在工业化发展中间,没有国家主义进入,它发展不上去,永远是三流、四流的。

    “我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反对国企改制进程中,国有资产被侵吞,工人权益被漠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既得利益者的不法行为‘视而不见,反助其力’。

    “要发展民族工业创新,防止外资侵入,使国家失去开发核心技术的能力。现在很多问题出现是人们观念变了,失去了道德底线,这不是市场化的改革能解决的。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来团结社会,‘这是个应该强调社会利益的时候,是个应该弘扬正气的时代’。”

    他自信,被主流经济学家斥为“国家主义者”--“绝不是一个贬义词”。

     毫无疑问,高梁的论点论据,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他父亲思想的传人眼中是典型的“左八股”,他们对类似观点的批判,也是那么的典型。

     经济学家姚洋说:“说要防止外资侵入,但我们的主要技术进口都是外资搞的。这样来看,外资不也贡献很大?不能说人家来了,就是白给中国送技术吧?这也是一种生意。”

     赵人伟说:“目前贫富差距拉大,对这一事实,似乎都没有分歧。但究其原因,解决办法,分歧就大了。有人认为是市场取向的改革造成的。我认为,关键不是市场取向改革搞错了,而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

     被高梁等人视为“自由派经济学家”代表的茅于轼就高梁的某些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纯市场化肯定不对。但说因为市场化使得道德败坏,毫无道理。正气在哪个社会都要讲,但是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正气,资本主义就是邪气?是不是投机就不创造财富,只有生产劳动创造财富?我认为,一定的投机是好的,投机过度就变了。”

    “不管是国家垄断还是私人垄断都是坏事,垄断的问题是降低效率。选人机制上也一样,不好的产权选不出好人来。我们国企领导人都是委派的,不是选拔竞争出来的。政府还是要起作用的。并不是主张政府干预越少越好,是该干预的就干预,不该干预的就不要干预。”

    “我们当前改革的大问题是市场化的方向没有坚持,现在倒退了--国进民退。”末了,他指出,“发表那些观点的人,有一种可能是在改革中受到伤害。现在左的思潮抬头,他们与这股思潮之间,至少感情上是呼应的。”

    对于高梁的观点,他的导师、“吴市场”吴敬琏从未作公开评价。

     据徐方无意中透露,今年4月,她从日本回国,曾与吴敬琏相聚,“吃饭时,他谈到顾准的孩子不知为什么,现在思想变得有点‘左’。他心里不太好受。”

娜拉出走后怎么样?

     2001年,编辑《顾准日记》的丁东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责编李丕光合力将陈敏之与高梁约到一起。

    “顾准的遗作中,除《希腊城邦制度》交给吴敬琏。一部分日记,还有他与陈敏之的信件往来、文稿在陈敏之处;至于另一部分日记、顾准的学术笔记、卡片放入档案袋,由社科院交给了高梁。”丁东介绍道。

    明知叔侄间有隔阂,但出版社想将他们各持部分组合出版《顾准文存》,“大家都有一个共同愿望,把顾准的精神财富流传下来。”李丕光说。

    《文存》正式出版后,陈敏之考虑自己年事已高,将手持的文稿著作权交给了高梁。李丕光在编《文存》时,竭力不删改原稿,“编到后来,我们连广告都没想做,只想将它平静地引入市场。”

    80年代末,陈敏之即想出版《顾准文集》,特请王元化先生作序。因作序延误,错失出版时机,直到1994年,王元化向陈敏之推荐了贵州人民出版社。对方原以为只是已故学者的一般性著作,还让陈敏之自掏一万多元。陈敏之对顾准的思想,视若珍宝,为出版一口应允。“出版后,分量相当重。出版社受到上级‘压力’,出版过程遭到伤害。但书的效应终于发散出去。”丁东、李丕光纷纷说。

    吴敬琏曾就《文存》中的精华--《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作撰文分析:“从理想主义出发,许诺一个地上天国。因为自以为许诺的是一个地上天国,所以就以为有权运用一切手段,包括(用)专制、杀戮的手段来建立这个天国,一切反对这种做法的人都应灭绝,于是这个理想主义就会转化为反动的专制主义。他(顾准)说他自己也是相信过可以有地上天国的。他投身于这个运动。结果循着这条路……走到他去世前,文革那种法西斯专政的状态,他说他现在认识清楚了,他坚决地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和专制主义做斗争。”

    “当年父亲想得已经很深了,我们这些小孩哪里能懂?他偶尔冒出的观点中,有两点记忆鲜明:第一,辩证法是不是宇宙普适真理?他认为不是,只是部分适应。第二,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区别。他指出,马克思在著作里说过,中国没有封建主义。这两样和我们的教科书不一样。

    “80年代,我开始读他的原稿。以前我们受马列主义教育长大,对他写的一切感到振聋发聩。这是我读后切实的感受。什么叫解放思想,这就叫解放思想。”

    “直到今天,我认为他在治学处事的态度上,仍是值得推崇的。还有他的哲学思考里--不要把马克思哲学思想作为不可移动的教条,我是同意的。这是我对我先父的态度。”高梁说。

    “希望他们长大以后,还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敢想,敢说,敢怒,敢骂……”1957年至1962年,顾准在自述中无限寄望于生机勃勃的儿女们。

    如今,高梁确实“敢怒”。一次聚会中,有人说,谁发动了“文革”,谁摧毁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他当即翻脸,“毛泽东提倡学雷锋。现在提倡MBO,贪污腐败盛行,这是谁的账?我说改革开放摧毁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行不行?对历史谦虚点,不要动不动什么坏事都怪毛泽东。他是国家的领袖,这个国家是他缔造的,缔造容易吗?没有毛泽东的恩德,有中国的今天吗?我们家可以说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但这一条,我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

    另一次,有人质疑,所持观的点是否有违他父亲的理路,他忿然回答,“如果我父亲活着,他也会像我这样。”

     “他是在做秀么?他是最应该对文革有深刻反思的人。如果不是,他这一生就太可悲了。”他的反对者里,有人这么说。
“我经历过毛时代,身上会有时代的烙印。但并不妨碍我作理性思考。我的兄弟姐妹们应该跟我差不多,否则我们不会走到今天。”高梁的语气与其说理性,不如说是对于某种信仰的执守。

     当初,在这份“信仰”与深爱的父亲之间,他选择前者。现在改革进程中,“不管有多少人已经漠视,不再相信马列思想”,他的信仰仍在指引他的方向。

    在《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中,顾准始终追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即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将要如何发展?

     这一追问依然继续。一个年轻的来自高梁学术观点对立派中的一员追问高梁:“改革至今,市场化是我们目前发现社会资源配置最优的制度。市场化固然造成贫富不均,但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吧?”

    “他的提法有问题!好像不走市场经济,就是走计划经济。现在不就是既有市场化,又有政府在管?改革30年,不要以为我们一动未动,应该说改革已取得伟大成就。再说我并不反对市场,我是反对腐败地将国有资产私有化!”

    高梁振振有词,“学者有两条根本:一是方法,二是立场。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立场是为国家负责,为人民负责,为弱势群体负责。这点我和我父亲一样。”

    “高梁与他父亲看似观点有别。但仔细想来,顾准的思想在他那个年代不容于主流,高梁的思想在当下也不容于主流。”

    就连他的外表都是那么不合时宜--脚上长年不变的一双军用黄胶鞋,步入任何场合,那让他的朋友与对手都一致形容,“像个农民工。”

    “莫干山会议上,我印象深刻的是齐永贵等人联名写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开了一家金融公司,一见到我就说,你来做什么?你这人发不了财。”

    “当官、从商,都要当孙子。”他好像早已了然。真要那样了,他又怎会是顾准的儿子?

    (参考资料:《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高建国著;《从一些片断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赵人伟著)

 

 

 

 


发件人:"陈申申" <chensssh@gmail.com> 2011-08-25 10:50:44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一篇访谈 推荐一篇好文章。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反封建。申申

走出“封建”社会,迎接现代文明

——访马克思主义学院尹保云教授

记者

2011年8月

    摘要:本文是对尹保云教授采访稿的第二部分。尹保云教授对中国社会经济繁荣背后的隐患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尹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进步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封建化”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政府要下大决心,进行民主政治改革,才能根本解决腐败和其它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才能使经济和社会走上良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也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尹教授的观点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一、“封建化”的现代中国

    记者: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我们想进一步听听您的看法。您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有哪些问题存在?中国有没有可能也突破这些瓶颈,走韩国、日本、台湾那样的道路?

    尹老师:首先,中国这些年是在三大陷阱中发展:第一个是“大政府”的陷阱。政府干预经济太广,我们现在还在满足于建立大政府,而且觉得这个模式挺好,呼声也挺高;第二是依赖国有企业保增长的陷阱;第三是寻求文化自我的陷阱。虽然实际上我们还很落后,但总是有很大一股力量在不断地批评西方的东西,包括西方的管理,西方的文明,以及西方的文化。

    日本、韩国、香港是亚洲最西化的地区,日本和韩国甚至被称为亚洲的西方国家。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问题处理得很好。一方面自己的传统文化保留得挺好,另一方面它的很多现代观念都和西方差别不大。比如在韩国,一些家庭观念还是很牢固的,但在和韩国人交谈的时候,在对自由、民主、个人追求等的理解方面,你会觉得他们和西方人更像,和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社会在各方面都有根深蒂固的“封建化”现象,这是现代化的大敌。

    单从经济领域来讲,国有企业导致市场经济不规范,它们垄断严重而形成了“封建性”的结构。银行是封建化的,表面上是中央指导,实际上中央也领导不住。去年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员工的平均年薪40多万,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平均10多万。这只是四个银行的对比,说明银行系统已经封建化了。它们各自占领一个封建领地,各有各的政策。领地好的赚的钱多,不好的赚的钱少。各个封建单位圈出一个个的经营板块,上边是政治市场与纽带。有来自政治权力的保护支持,别人侵袭不进这个板块,所以它能够保证赚钱赢利,赚多了就私分。封建化与垄断,二者相辅相成。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下,封建领地被充分的自由竞争所打破,全国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同行业之间不会出现很大的工资差距。在美国、日本、韩国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些国家的市场发展充分,企业之间进行较为充分地竞争。它们的大型私营企业的垄断主要是靠技术支持,是资本主义垄断,而我们的国企垄断主要靠政治力量或其他非经济(技术)力量的支持,是封建性垄断或曰封建化。最大的封建板块除了金融领域,就是各种上游产业了,中石油、中石化是突出代表。当然,其他所有国有企业都加入了这个封建化行列,就连中国烟草公司也是搞得有声有色。

    封建化还表现在各事业单位中,如教育、文化、医疗等单位。北京大学校内的结构目前就是封建化的。每一个院系就是一个封建领地,各自为阵搞创收,导致一些学科教授的收入是另一些学科的5倍以上。美国的大学里经济学教授的平均收入高于文、史、哲教授不超过20%,韩国首尔大学不同学科教授的收入相差甚微。我们的中学也是如此,能够招收大量择校生、补读生、拉来“赞助”的中学的平均收入要高于那些不能做到这些的中学的几倍。电视台、报纸、医疗等部门也同样封建化了。同一电台的各个频道之间,每个频道的各个室之间,工资差别都非常巨大。在中国的不同行业之间、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或单位之间形成的这种巨大收入差距,为世界少有,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特征。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封建化的问题呢?这是现代化理论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封建化有个人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本能驱动,在一个大的权力中心下形成分封割据或者占山为王。迄今为止,我们在人类历史上观察到有两种体制能够摧毁封建化: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一是苏联模式。前者依靠现代法律系统保障下的充分竞争而打破各个封建壁垒,后者依靠强大中央集权而实现一体化。苏联模式已被证明为失败的模式。所以,实际上只剩下一种选择了,即自由竞争的机制。但是,由于我们的改革不充分,至今没有形成规范的市场机制,尚处在过渡中。新的细胞不能成长起来,旧的细胞就会再生。

    你的问题是中国能否走日本、韩国、台湾的道路,我觉得目前看还比较难。经济增长的数字是一回事,真正的社会进步和科技进步是另一回事。关键是私营企业组织没有成长起来。私营企业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细胞,没有它的发达,现代化就永远是空的。在市场经济不规范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数字可能达到很高,但是科技进步、社会结构的变化却没有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根本原因是私营企业没有成长起来。我们的体制上的问题很多,尤其是国有企业垄断。拉丁美洲的发展历史比美国还长,印度也不晚,但是它们的现代化极其缓慢。原因是它们原来的封建主义因素没有得到很好清除,后来又学习了苏联经验,大办国有企业。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王权、国家所办的企业属于“政治的资本主义”,不是理性化的现代企业,实际上就是封建企业。国有企业依赖背后的政治支持而享有垄断特权,不是在进行公平竞争,而具有封建领地的特性。举办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在增加经济的封建性。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封建性的因素不断再生产。封建主义的骨架,市场经济的表皮,这样的结构使得现代化异常艰难。同这些国家比起来,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更加严重,因为我们国有企业的比重更大。我们除了制造业领域略好点外(但很多是合资企业),其他很多部门几乎是全方位国有垄断。这怎么和日本和韩国比?日本和韩国是战后世界上最私营经济、最资本主义的地方,它们比美国70年代的国有企业比重还小。

    另外是凯恩斯主义的大政府问题。我认为中国过早搞福利制度的道路有问题。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叫《警惕权贵社会主义》(发表于2007年第9期《改革内参》),那篇文章指出,扩张福利体系这个思路不能搞,搞下去要出问题,想用这个思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假如一个工厂里有十个车间,其中一个车间的收入是其他车间的十倍,如果只是从收入多的这个车间收一点税,然后去补贴穷车间,这能解决问题吗?这就和拉丁美洲一样,一边忙着搞福利体系、忙着扶贫,一边却是基尼系数越来越大。我们还可以举日本和韩国的例子。日本、韩国由政府搞的福利保障体系很薄弱甚至没有,但是他们的分配却很平等。日本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29左右,是极其平等的。韩国基尼系数在0.33左右,它历史上最高时也仅为0.39。日本、韩国的福利保障体系主要是由家庭、社会组织和企业承担的,与西欧国家战后福利保障体系形成对比。西欧战后主要是国家搞,结果搞不下去了,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改革又遇到重重阻力。

    国家搞福利制度无助于消除贫富差距。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关键的是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的作用有限,三次分配更是作用微小。初次分配的结构在每个国家都不一样。拉丁美洲、印度土地垄断严重,封建性大地产者拥有很大的土地,甚至拉美有的国家80%的耕地只归100多个家庭所有,这肯定会影响分配平等。中国不是这个问题。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有些是自然因素造成的,比如地区差别、城乡差别、教育差别、就业不足等自然因素,而制度因素则主要是国企垄断带来的封建化。它不仅扩大贫富差距,也使社会的创新力没有了。有钱的单位忙着赚钱,而不会想着去创新。既然他们可以卖出去垄断产品,盈利丰厚,为什么要去进行技术创新呢!

     记者:在封建化的体制中确实有很多人得到了利益,他们会对建立真正的市场化或者是公平的体制形成很大的阻力。您觉得中国有没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尹老师:我在以前的一些文章中分析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很像唐宋时期的体制,它是依靠几种因素来推动发展的:民众谋生、政府牟利、腐败,等等,并不都是好的因素在推动经济。唐朝时候政府对市场控制得很厉害,很多东西不让普通人买卖,商品基本都是由官营企业生产的;北宋的时候,连筷子、衣服扣子等都是官方企业生产的,碗也是官窑产的,控制很严;但到了南宋时期,当时的政府比较虚弱腐败,只得放松控制或无力控制,这倒给民间经济活动创造了的机会。我们现在就是国有垄断和腐败相结合而推动的畸形发展。

     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战争、灾害之后进行的恢复,会带来十几年的高增长;突然发现巨大的矿藏(油田)或者技术革新开拓了新市场,等等,都会带动经济增长。然而,要想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有一个好的体制,即充分的市场竞争、严格的法律体系及运转有效的宪政体制。科技创新、社会创新、道德文明的进步等只是在好的体制下才会发生。目前,西亚的一些石油国家是封建体制,有的还是政教合一,它们的增长是靠石油,而不是因为有什么好制度。它们以后还可以这样过日子。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什么大资源可以长久地养活懒惰和守旧,那就需要真正地增强创造力了。创造力的提高必须有良好的体制、良好的社会结构以及一套良好的价值观。

    记者:您说的问题非常普遍。我也接触过一些企业家,包括一些很大的企业,他们的创新动力确实不足,主要工作还是如何跟政府官员、银行打交道,而对研究技术、改进产品关注得很少。

     尹老师:他们就是在维护这个封建结构,在这个结构下,每一个封建领地均有从上到下的庇护关系链条。它们利用这些而破坏本来就很薄弱的法律体系、钻空子、阻碍对它们不利法律进步,全力维护目前的利益格局。在一个充分市场化的环境下,企业只有依靠创新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而我们的企业家的这种行为,就是要依靠非经济的庇护关系维护经济的资源,比如和银行勾结,和地方官勾结,等等,他们把精力都放在维护这些财路上了,而没有放在创新上。

二、培植私有企业,明晰产权制度

    记者:大学、企业、政府如何打破这种封建的体制呢?目前要改革的话,会面临哪些阻力?

    尹老师:对于学校来说,一个学校有好多院系,如果它们不是靠创新,不是靠发展出世界一流专业而获得更好地生存条件,而是通过办各种培训班来赚钱,这对学校科研和教学的进步一点贡献都不会有。

    在企业领域,产权要明晰,竞争要充分。这需要从各个方面来着手改革,从整个体制下手,包括坚决地推行企业私营化、健全和严格法律体系以及建设民主制度等。现在比较麻烦的问题是我们老喊“中国特色”。我有一篇文章就是反对“中国特色”的(指《现代化研究中的庸俗特色论——中国学术的非理性气质(之三)》一文,发表于2005年第2期《学术界》)。特色有好有坏,好的不用喊,坏的喊它干什么?一个落后的国家必定到处是落后的特色,喊起来其实很丢人。中国国家足球队有没有特色?打一场败一场,你能说这不是特色吗?大喊搞自己“特色”,就是在宣布不要学习别人,是在保护落后的体制和结构。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实际上没有资格谈“特色”,只有成功者才有“特色”。比如足球,巴西队有特色,德国队有特色,但说中国队有特色,这不是笑话吗?邓小平当初说“中国特色”的意思是不再搞苏联模式了,要放弃计划经济,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我们把这个词到处滥用,结果成了维护现状的托辞。

     记者:您认为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可行性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尹老师: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培植私有企业。现在中国的私有企业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前两年,我们私有企业的数量在减少,出现了“国退民进”趋势,这是十分危险的。目前,中小私营企业困难,大私营企业在全国一个都没有。你看我们现在搞的,连“中华牙膏”都快搞丢了,现在我估计只有“茅台”、“五粮液”、“中华烟”这些中国特色的腐败品牌能够确保不丢,其它的技术不都被国外兼并了吗?中国没有创新力,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私营企业没有成长起来。这一点是我们的政府以前没认识到的。台湾也有一个很大的教训: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无论从产值还是科技上,台湾都是领先韩国的,但后来很快就被韩国超过了。什么原因呢?在国民党民生主义的思想下,本来是要搞资本主义的,但是国民党又控制着金融、上游产业升至其他产业,公营企业挤占了大量地盘,所以台湾在经济高增长过程中没有培植出大私营企业。没有大私营企业,科技创新力就不行。创新都是大中型私营企业搞起来的,比如韩国的汽车、电脑、电视机、半导体等等,都是私营大企业搞起来的。

    记者:那么扶植私营企业主要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尹老师:企业成长不起来不能全怪政府,这也不是一届、两届政府就能够完成的任务。实际上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断地提出新的政策,包括一些文化产业、基础产业甚至军工产业等也鼓励私人投资,这说明它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了。

    企业家素质的培养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有血缘传统和家庭背景的作用。中国解放前有一些企业家,但后来都给整死了。现在私营企业家既没有受到家风熏陶,也没有规范的市场环境锤炼,大多是按照国企的老路子来搞,也是去找贪官、找银行、弄地皮。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我们现在还处在现代化早期阶段,垄断企业的改革需要时间,私营企业的成长也需要时间。即使改革速度加快,也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如果我们的认识不发生转变,拿表面经济数字沾沾自喜,甚至不知高低地吹嘘“中国模式”,那就可能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就会像印度和拉丁美洲那样,持久地停留在封建主义骨架与市场经济表皮结合的状态。这样的结构永远与现代社会保持距离。就像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那样,人均GDP快近1万美元了,现代化道路却还十分遥远。

    现在我国私营企业成长困难首先与产权制度有关。产权不清的领域很多,但核心是最下面的根基不好,即土地产权模糊。河南西部的金矿山,本来是很大的山,农民从来不上去,所有权应该说是国家的。一个矿主去搞投资,与县政府和乡政府均签订了合同。但等到挖出高品位金矿石的时候,周围的农民突然蜂拥而至堵住矿口,宣布这山是他们的,导致投资者突然破产。国家的油田也遇到同样问题,大庆的农民会偷油,河南的农民能炼油。中原油田的农民都在自家门口安装一个炼油炉,从油田抢原油来提炼出售。农民敢于这样干是因为他们认为土地所有权是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不清造成很多矛盾,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都均得不到法律保护,怎么发展市场经济?按照流行的说法“谁厉害谁是爷”。一般说地方官最厉害,所以他们得到的便宜不少;农民常被看作“弱者”,其实他们也并不弱,因为他们可以发动群体事件,可以集体抢劫国家的油田;政府有警察和军队,应该说是最厉害的,但因为政府也没享有法律规定的所有权,不敢强力保护国家油田……这就是因所有权不清而带来的混乱抢夺,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景象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土地所有权不清是传统社会(封建社会)的特征。无论是西欧还是日本,现代化都是从界定土地所有权开始的。然而,我们则把自己发明的国家、集体、个人三级所有土地制称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用这套“社会主义”理论来灌输学生,把学生教得浑浑噩噩,用来实践,把经济秩序搞得乱七八糟。要是仔细比较,就会看到目前的土地状态比清朝时期还要落后。土地制度改革缓慢,关键还是利益考虑。很多人以为可以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好处,可依控制住整个国家,可以通过卖土地来养活官僚系统,如此等等。然而长远看这样做会得不偿失。由于土地制度是现代社会的根基,它的所有权不清楚必然使整个经济秩序难以规范。当然,中国的经济还会照样增长一阵子。因为经济数字增长并不总是决定于制度好坏,走私经济、制假贩假经济、海盗经济、官商勾结的腐败经济等都会带来增长。一般人看不到到潜在的危机,但等到危机爆发的时候再来解决可能就晚了。

    记者:土地问题如何解决呢?

    尹老师:在这方面世界上已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日本、韩国、台湾在二战后顺利发展的基础就是土地制度。战后他们进行了土改而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土改法规定最大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不能超过四十五市亩。土改后它们的土地产权十分清晰,大山、大的河流湖泊自然是国家的,耕地、村庄附近的山坡或小山是农民个人的,也有少量村社共有的土地(主要是坟地)。土改把土地所有权厘清,什么都好办了。农民的土地,即使他进城当工人仍然是他的土地。这种私有土地制度是一个强大的社会稳定器。农民有了土地,就等于有了财富。虽然由于人均土地面积不多,但当经济成长起来之后,土地也会随着升值,大部分农民就中产阶级化了,农村也获得长久安定。同时,由于土地产权清楚,国家的土地资源(如大山、河流、湖泊等)也容易得到更好的保护。

    我们的土地制度现在也有一点小小进步,新的《土地法》规定土地流转要经过农民本人同意。这等于强调了农民的个人权利,以前是不经过农民同意就可以由村干部处理的。当然,现在还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级所有的土地所有制,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有的学者不断宣扬:土地私有化会导致农民失去土地而引起农村不稳,就像大陆国民党时期的情况。说这样的话是不懂历史,也不了解其他国家经验。把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归因于土地问题是头脑简单的历史结论,它有国际因素的作用(如日本侵略、苏联出兵等);再说,农民也不会那么傻,随便就会把土地卖掉;同时,国家可以用土地法来限制买卖,就像日本、韩国、台湾做的那样。倒是在目前的产权不清状况使农民不断地失去土地,封建化的根子也牢牢地扎在土地上。看一看地方是怎样用城市户口、安排工作等等来骗取农民土地的吧!总之,我们首先需要转变认识,要看到目前的三级所有制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土地制度。不仅农民的权益,连国家油田、矿山、河流、湖泊就得不到有效保护,这难道不是坏制度吗?

     记者: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都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三级所有制,是不是反而制造了更多的矛盾呢?

     尹老师:是的。现在我们农村的好多群体事件都是由土地纠纷引起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实际上是农村稳定的最大威胁。我觉得我们的经济改革从1992年就开始停滞,转而去搞稳定、和谐、福利保障体系了,最近才意识到其中潜在的问题,于是又提出继续深化改革。不要认为给农民几十元补贴就能解决好农村发展问题,即使增加到几百元也没有多大作用,还会导致乱发货币引起通货膨胀。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深化改革。主要任务是在农村界定土地所有权,在城市搞民营化。要建立现代国家,就要打好现代社会的地基,地基牢靠才能把大楼盖得很高。

三、党风问题与政治改革

    记者:您对党风和政治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与不同一般的见解。因为现在大多数中国人还脱离不了“清官政治”的局限,所以一般认为改革前三十年的党风是比较好的,但您认为那时候实际上只有三天的党风是好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您觉得党应该在党风和执政思想上做哪些调整?

    尹老师:这是我一贯的观点,看党风不能只看是否有腐败。德国纳粹党的腐败很少、效率很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党风好。纳粹是个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对犹太民族以及不同政见者采取极端的手段来屠杀或者打压,这有什么党风可言!即便只讨论腐败问题,文革期间也有很多腐败现象。那个时候知识青年要想回城,必须给公社里的干部送礼,这种事多得很。至于我说后来党风好了点,指的是党比原来宽容了,普通人可以批评党,党可以容忍这样做,这的确是党风的进步,而且是很重要的进步。

    在我看来,腐败方面的党风不正的主要根源还是目前产权不清的体制。政府控制了那么多土地,那么多企业,那么多各种各样的项目、银行贷款、税收及其他日常管理,等等,权力可谓无所不在。这就给了官员们极多的腐败机会。那么多模糊不清的资产,再加上过多的政府干预,要做到不腐败很难,让党风好转也很难。现在往往是腐败的人坐在台上讲反腐败的道理,社会道德崩溃说假话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么怎么解决呢?从经济方面来说,必须得建立比较规范的市场经济,产权要清楚。现在,控制那么多国有企业,然后安排领导人的子孙担任重要职位,经济与政治权力混淆一起。这不是韩国的财阀道路,而是菲律宾那种捆绑政治与经济的家族化道路。这种体制一旦形成,会不断地再生产。除了垄断企业和大量资产外,我们的政府还是一个全权管理的大政府。这就很难消除腐败了,就像在泥浆里永远也洗不干净苹果一样。

    在政治方面,需要发展民主制度才行。严格来说,我们目前的政治体制在技术形式上甚至落后于北洋军阀时期。那个时候是“宪政”,尽管比较粗糙,却还有三权分立,有选举,有媒体监督,官员干了坏事报纸马上就登出来了。北洋政府不敢到北大来作威作福,教育部长见了北大校长要特别客气,地方军阀见了中学校长要脱帽敬礼。现在是北大校长见了教育部的司长、处长也要点头哈腰。政府的权力伸到了各个领域,全部控制起来了。只有民主制度才能解决问题。

    有些人不相信民主制度能够遏制腐败,他们经常举印度的例子。这是出于对印度不了解。印度的民主制度比较初步,直到现在黑帮会控制选民投票的现象还很普遍。并且,印度的国有企业(资产)太多。80年代以来印度的民营化也是反反复复,提供了无数的腐败机会。一个初步的民主加上庞大国有资产的经济背景,当然反腐败困难。

    民主制度要有选举,选举要透明、要有竞选。即便是目前不适合搞两党制或多党制,那也需要搞党内竞争和竞选。没有竞选,“党内民主”就是低级的或者说没有民主。“竞选”能够揭短,达到透明以获得充分的民众监督。揭短你才不敢胡作非为。如果你有腐败劣迹的话,别人就不选你。中国的民主党派得有说话的权利,得有竞争。现在的民主党派都跟共产党一模一样,同样腐败,整天琢磨着要点权力、要点钱,然后每年提一些不痛不痒的提案。这种政治生态是苏联模式的延续。现代民主是一个形式系统,必须有分权制衡、选举、公开竞争、言论出版自由、地方自治等一些基本形式要素,没有这样的形式要素存在,只搞“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批评与自我批评”之类,永远也不是民主。

    中国政治基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举一个例子:现在基层党组织松散化,长期不活动,活动也是走形式,基本上瘫痪了。共产党原来的体制是基层组织活动积极,通过基层党员起骨干作用,把群众全抓住。现在的基层组织不行了,市场经济让它瘫痪了。这应该说是正常的的发展趋势。美国、日本、韩国的政党,基层组织也十分松散,多数只是在选举时才有些活动。我们目前的基层组织松散,正是顺应了发展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按照以往思路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那就错了。总之,市场经济要求党必须转变,不变不行,这是历史趋势,谁也阻挡不了。

    记者:民主改革必然触及封建利益,从而遇到极大困难。您认为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动力会在哪里?

    尹老师:民主制度关系重大。中国总是希望国家强大,要实现这一目标,靠军事力量是行不通的。德国、前苏联和历史上的一些封建帝国也曾貌似强大,但不过都是过眼云烟。真正的强国一定要有民主政治作保证,以维持其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现在国内民主改革的动力的确不足。普通群众只有在受到欺负、压制的时候才会想到民主,他们只有物质关注而无精神追求,很少想到个人自由权利的问题,离民主的要求还是比较远的。掌握实权的人,肯定会觉得目前这样挺好,民主会削弱他们的权力、特权和利益,他们自然会找各种借口反对搞民主。知识分子的力量内部消耗,一部分喊民主,另一部分却在不停地诋毁民主制度。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也有民主的呼声和政改的行动,但进展很缓慢,抵不过封建因素的再生产速度。就像经济领域的情况一样,不改革或者过于缓慢的改革反而会招致倒退,“国退民进”就是明证。官本位在各个领域越来越厉害不就是很好的说明吗?

    我想民主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实际上,民主在当今社会已不是某个国家自己的事了,因为世界各国的经济都是相互依赖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法律也必须国际并轨,否则世界秩序的火车就开不了。我们习惯于以经济利益分析的观点看待美国和西方,认为美国一打仗就是为经济了利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美国发动战争会有经济利益的考虑,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很多时候是为了捍卫它们的民主价值观、人权价值观而进行战争的。二战后,美国主导或者参与了德国、日本、韩国、台湾的改革,之后又围堵苏联解体、空袭南斯拉夫、波黑、占领阿富汗、伊拉克,最近又空袭利比亚。在这些干涉中,你已经看不到过去那种经济上侵略、掠夺、殖民的赤裸裸野心,而是一种政治理念主导。我们不要以为美国在中国有经济利益就不会干涉中国政治,也不要以为你喊一喊别人就不不干涉了,而是要以全新的、现代文明秩序的眼光来看待国际关系和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自己主动变革总是最佳选择。

    不民主的国家内部是不稳定的。关键是解决不了政党的党风问题,解决不了腐败问题,社会矛盾和不满越积越多。中央政府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没有往前走多少。这些年老是搞党风教育,那一点用都没有;然后搞一些乡村选举之类的东西,这也没有什么价值。英国的村级选举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搞的,以往不重视草根层面的选举,因为认为它没有太大价值。村庄受到血缘群体的束缚很大,只有在超越血缘群体之上的单位,比如县以上,选举才有意义。

    就长远看,民主制度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社会道德、创新力,关系到民族复兴和国家强大。就现实而言,不民主的政治体制使一个国家实际上总是处在生存危机中。现在中国经济一增长,人家就害怕,因为他们不知道不民主的国家在经济增长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它们担心可能会带来局部战争,甚至像当年德国一样搞起世界大战。没有进入现代文明,就还是个野蛮民族。也许你并没有扩张的野心,但始终面临世界的敌意。平时对你带着笑脸,一遇到到机会就会给你致命的一击。这种尴尬处境直到认为你不再是威胁时才会改变。



 

 

 

 


发件人:"m5222" <m5222@126.com>  2011-07-26 08:54:14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的崛起与中国革命的未来

The Rise of the Working Class & the Future of China’s Revolution

By Minqi Li

2011/6 , Monthly Review

    2009年7月,国有企业吉林通化钢铁公司的工人们,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反私有化抗议活动。此后,2010年夏天,一股罢工潮席卷了中国的沿海城市。这些事件或将被证明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在几十年的失败、退让及沉默之后,中国工人阶级重新成为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力量。

    中国工人的崛起将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资产阶级在维持资本主义制度时会设法调整以应对工人阶级的挑战吗?或者,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将会导致一场新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并因此为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21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

工人阶级的失败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胜利

    中国1949年的革命的基础在于广泛动员了中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来反对本国封建地主、资本家及国外帝国主义者的剥削。尽管有它的历史局限,毛主义时期的中国仍应当被描述为“社会主义”,从国内阶级关系上来看,比起那些典型的、特别是在外围与半外围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更加有利于无产阶级化及非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

    尽管有毛泽东的历史性的成就,中国仍然成为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部分并被迫按照这套制度的基本运动规律运行。经济过剩集中在那些推进资本积累与工业化的国家的手上。这必然为那些要求得到不断增加的、越来越多的物质特权与政治权力的新兴官僚政治与技术专家精英们,创造出更优惠的物质条件。这些新兴精英们在党内找到了他们的政治代表,并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中国的常用短语)。

    毛泽东和他的革命战友通过号召和发动工人、农民和学生群众,试图反对这种资本主义复辟倾向。政治上的无经验与混乱,使工人和农民们没有作好准备去直接行使经济与政治权力。在毛1976年逝世以后,走资派上台,逮捕了激进的毛派领导人。几年后,走资派们巩固了政治权力,中国走上了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道路。

    所谓的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人民公社被解散,农业被私有化。随后的一些年里,几亿的农民工成为“过剩”工人,使国内外资本主义企业的剥削成为可能。

     大规模的私有化在1990年代进行。实际上所有的小型与中型国有企业以及一些大型国有企业都被私有化了。几乎所有这些企业都是以一种人为的低价卖掉的,或者根本就是白送。受益人包括政府官员、原国有企业管理者、与政府有联系的私人资本,以及跨国公司。在对国家和集体财产大规模的、效率极高的盗窃的基础上,一个大规模的“原始积累”完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形成了。与此同时,几千万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工人下岗并陷入贫困。

    新兴资产阶级的合法性被共产党领导层承认了。在十六大(2002年),党章被修改了。在旧的党章中,共产党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在新党章中,共产党宣称自己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生产力”这个术语被普遍看成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委婉说法。

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

     非农就业,作为中国总就业中的一部分,从1980年时的31%增加到了2000年时的50%,到2008年进一步增加到60%。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个报告,大约80%的非农劳动力由无产阶级化的工资工人组成,例如产业工人、服务行业人员、办公文员及失业者。由于占压倒性多数的工人是为了谋生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工资工人,非农就业的飞速增长说明中国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正在大规模形成。

    中国高速的资本积累建立在对几亿中国工人无情剥削的基础上。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从50%跌到了37%。中国工人的工资率水平大约为美国的5%,韩国的6%,墨西哥的40%。

    从1980年代初期,为了寻找工作,大约1.5亿农民工(流动工人)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地区。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主要就依靠对这些农民工的剥削。一份关于珠三角地区(包括广州、深圳和香港)工人状况的研究发现,约三分之二的工人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并且从没有周末休息。一些工人不得不连续工作,有的每天工作时间甚至达16小时。资本家的管理人员通常用体罚来训练工人。约有2000万中国工人在有害环境条件下工作。中国每年约有70万工人遭受到与工作有关的严重伤害,其中每年死亡达10万。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有几个发展阶段。在最初,个别的工人对直接剥削他们的资本家展开斗争。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增长并大规模地集中起来。工人们的力量得到增长并开始组建工会,作为一种集体力量,去与资本家斗争。同样的运动规律正在如今的中国运行。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安顿在城市里并日益把他们自己看成工薪工人而不是农民,新一代的阶级自觉意识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化工人出现了。官方文件与主流媒体现在承认了“二代农民工”的崛起。

    根据中国主流媒体的描述,目前约有1亿多生于1980年后的二代农民工。他们在完成高中或初中教育后不久就进入城市。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他们更认同城市,而不是农村。相比于“第一代”,二代农民工通常接受过更好的教育并有更高的职业期望。他们要求达到更好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大可能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

     2010年整个夏天,几十起罢工冲击了中国的汽车、电子及纺织业,迫使资本家们接受了工人们的加薪要求。中国主流学者担心出现这样的可能,中国正进入一个激烈的罢工期,这将终结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体系并威胁到中国的社会稳定。

    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正为工人阶级组织的成长准备客观条件。在多年的快速原始积累后,中国农村地区廉价劳动力储备大军已开始衰竭。中国的适龄工作总人口(15-64岁的人口)将在2012年达到顶峰,约9.7亿,然后就将逐年下滑,到2020时约为9.4亿,最佳年龄的劳动力(19-22岁)——制造业里大多数廉价的、不需要技术的工人就来自这些年轻人,则将急剧下降,从2009年的约1亿降到2020年的约5000万。最佳年龄工作人口的急剧下降可能会大大增加年轻工人的议价能力并鼓舞他们发展更长久的工人组织。

    在巴西和韩国,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当非农就业率(无产阶级化程度的一个替代指标)升到70%以上,工人阶级运动成为了一个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一个类似的发展现在正在埃及发生。

    中国的非农就业率现在约为60%。如果中国保持它1980-2008年时的趋势,非农就业率每年约增加1%,则中国的非农就业率将在2020年超过70%这一临界阀值。

    假如中国工人阶级在10到20年内开始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及政治力量,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工人运动将采用什么样的政治方向?目前中国官方的政策,是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之间妥协折衷,建立一个所谓的和谐社会。中国统治精英中的一部分人,为了冲淡与转移工人阶级的挑战,正高呼“政治改革”,推销西式资产阶级民主。

    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时,会设法适应工人阶级的挑战吗?或者中国的工人运动会取得一个世界性的历史性突破,走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现行社会制度上取得根本性的突破?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客观的及主观的历史条件。

社会主义的遗产: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

    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时代,中国的工人们享有的阶级权力与尊严水平是一个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所无法想像的(特别是在那些外围与半外围的资本主国家)。然而,中国工人阶级年轻且没有政治经验。在毛逝世以后,工人阶级失去了政治领导权并在1990年代的大规模私有化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许多前国有部门工人(在中国以“老工人”著称)从那时起就对私有化及大规模下岗开始了集体抗争。他们的斗争不仅对下岗工人们而且也对目前在岗的国有部门工人们有极大的冲击与影响。

    这是由于阶级意识的增长以及中国无产化的工人阶级中的一个特别部分——国有部门无产阶级——的实在的社会主义觉悟程度。

    用一个杰出的中国工人活动人士的话来说,与别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中国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已经有了一种“相对完整的阶级意识”,它建立在独一无二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他们同时经历了社会主义时期与资本主义时期。

    因为有了这种历史经验,中国国企工人们的斗争通常并不仅限于眼前经济需求。许多工人活动人士知道他们目前的现状不仅仅是因为个别资本家剥削的结果,而是因为,在一个更根本的层面上,工人阶级在一场主要的阶级大战中被历史性地击败了,这使资本主义(暂时)战胜了社会主义。

    一个下岗工人领袖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工人们是工厂的主人,工人们是一个阶级内的兄弟与姐妹,大规模的下岗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在私有化后,工人们被削减并成为“工资劳工”,他们不再是主人,这就是大规模下岗后面的真正原因”。据他说,工人们的斗争不应仅限于个案,也不应满足于某些特别的要求得到解决。工人们的“根本利益”在于恢复“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目前许多在岗的国企工人是“老工人”们的孩子;或者他们有与老工人一起工作的经历,或者他们都有同样的工人阶级邻居。因此,目前在岗的国企工人已被老工人们的斗争与政治经验所影响。2009年通化钢铁工人的反私有化斗争显示了这一点。

     通化钢铁是一个吉林省通化的一家国有钢铁厂,2005年,通钢被私有化了。国有资产,价值100亿元,却仅被评估为20亿元。建龙,一家强大的与北京高层官员有关系的私人公司,实际上仅付了8亿元就拿走了这家公司。在建龙接管后,36000名工人中的24000名被下岗了。“危险作业”(工伤率较高的)工人们的工资被减少了三分之二。管理者们能对工人们实行各种各样的任意的罚款与惩罚。

    2007年,通钢的工人们开始抗议。在抗议中,一个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吴师傅”, 出来成为领导。吴让工人们明白,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任何特别的单独问题,而是“私有化的政治路线”。

    2009年7月,工人们发动了总罢工。当建龙总经理威胁要解雇所有工人时,被激怒了的工人们打死了这位经理。虽然省长及数千武警当时在场,但没人敢去干预。在这之后,吉林省被迫取消了这个私有化计划。

    通钢工人们的胜利对中国许多地方的工人们来说是个巨大的鼓舞。几家别的钢铁厂的工人们也抗议并迫使当地政府取消了私有化计划。其它省的工人活动人士认为通钢的胜利也是他们自己的胜利,并遗憾“被打死的资本家太少”。

    在多年的大规模私有化后,中国国有企业在中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已减少到不足30%。然而,国有企业继续控制着几个关键的工业领域。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煤炭采选业的产值中占59%,在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中占96%,在炼油及炼焦业中占72%,在钢铁冶炼、压延业中占42%,在交通工具制造业中占45%,在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中占92%。

     虽然国企工人现在仅占工业部门就业人数的约20%,但他们现在的人数约有2000万,集中在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能源与重工行业。在未来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潮中,国企的工人们,通过对工业关键部门的控制,能发挥出超出比例的、特别巨大的经济与政治力量。

    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有部门的工人们能从他们独特的历史与政治经验中受益。在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支持下,中国国有部门的工人们能成为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并为未来中国工人运动指出一个清楚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资本财富的非法性

     在30年的资本主义过渡后,中国已从世界上经济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转变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2005年,10%最富有的家庭拥有中国总收入的31%,然而最穷的那10%家庭仅拥有2%。

    财富上的不平等甚至更加无耻。据2006年的“世界财富报道”,0.4%最富有的家庭控制着中国70%的国家财富。2006年约有3200人的个人资产超过1亿(约1500万美元)。在这3200人中,约2900人,或者说,90%的人,是党政高官们的孩子。他们的总资产据估计有20万亿元——和2006年中国的GDP差不多。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起源,它的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社会主义时期积累起来的国家和集体资产的抢劫。这种财富被全民普遍认为是非法的。据一个估计,在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的过程中,约有30万亿元的国有及集体资产被转移到了有强大政府背景关系的资本家手上。一份最近的报道发现,2008年,所谓的灰色收入达到了5.4万亿元,或者说,中国GDP的18%。报告的作者相信,大多数的灰色收入来自腐败与对公共资产的盗窃。

    普遍的腐败不仅损害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也损害了统治阶级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能力。孙立平,一个杰出的主流社会学家,最近评论道,“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据他说,中国统治精英成员们完全是由他们个人的短期利益来驱动,因此没有人关心中国资本主义的长期利益。腐败早已“失去控制”并变得“无法控制”。

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

    在1980和1990年代,小资产阶级(专业技术工人)是资本主义前期“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社会基础。然而,目前资本主义迅速增长的不平等不仅导致了几亿工人的贫穷,也摧毁了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的“中产阶级梦”。

    据官方统计,2010年约有四分之一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未能就业。前一年毕业仍未就业的约有15%。那些“被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常不得不接受不高于无技术农民工的工资。据说约有100万大学毕业生(相对于目前每年约600万毕业生)属于“蚁族”。这就是说,他们居住在中国大城市城郊的贫民窟般的环境中。住房、医疗及教育费用的暴涨已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现在的及潜在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地位,迫使他们放弃了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渴望。

    一个大学毕业生在网上贴出了他对他的“悲惨生活”的想法。在工作许多年后,他发现自己买不起一套房子、结不起婚、养不起孩子。这个年轻人问自己:

    为什么我需要一个女朋友?为什么我需要一个孩子?为什么我需要关心我的父母?让我们改变我们的人生观吧。如果我们不关心我们的父母、不结婚、不生孩子、不需要买房子、不需要乘公共汽车、从不生病、没有任何娱乐、从不在餐馆吃饭,我们一定早就找到了幸福生活的真理!社会在驱使我们疯狂。我们不能满足一些简单的、基本的需求。我们错了吗?我们只想生存。

     因越来越多的小资产阶级个体正经历着他们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无产阶级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变得政治激进化了。

    在1990年代,政治上的左派实际上在中国并不存在。但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左派经历了一次戏剧般的膨胀。三个左派网站,乌有之乡(乌托邦)、毛泽东旗帜网及中国工人网,已有了全国性的影响。一些主流网站,如“强国论坛”,附属于官方党报人民日报的时事站点,已被左派政治倾向的帖子统治了。

    2010年9月9日及12月26日,全国几百个城市里的工人,80多所大学和学院里的学生,一起自发组织了一些纪念毛泽东的大会,这些活动常受到当地政府的反对与刁难。在2011年春节(2月9日),约70万人游览参观了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

    考虑到当前中国的政治环境,对毛泽东的自发纪念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大规模抗议行动。

资本的极限是资本自己

    中国模式的资本积累依赖一组特别的历史要素:对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及由此造成的环境恶化,以及一种依赖对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扩大出口的增长模式。这些要素没有一个能支撑到超过本世纪中期。

     将来,当美国与欧洲经济挣扎在停滞中并面对潜在的增长危机时,中国将不能再依赖出口去引领它的经济扩张。此外,已被公认的是,中国超高的投资已导致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并使能源与资源的需求不可持续。资本产出率(Capital-Output Ratio)的下降或最终导致投资崩溃及一场重大的经济危机。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需要通过扩大内需来“重新平衡”自身。但如果不损害中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怎么能完成呢?

     当前,家庭消费约占中国GDP的40%,政府消费约占10%,贸易盈余约占5%,投资约占45%。工人工资与农民收入加起来约达到GDP的40%。因此,工人阶级的收入约与总的家庭消费相当。如果政府投资能被看成资本毛利的一部分,那么资本毛利(等同于GDP,小于工资与政府消费)大约是GDP的50%。在减去固定资产折旧后,资本净利大约是GDP的35%。这种非常高的资本主义利润(或者说非常高的剩余价值率)是中国快速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基础。

    现在,假设中国需要重新平衡成为一个消费引领的经济。表1列出了或将开始的中国资本主义“重新平衡”的可能情景。每一情景与某一组稳定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条件一致(有一个稳定的,而不是下降的利润率)。例如,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降到每年7%,那么为了稳住资本产出率,投资必须降到GDP的36%(在表1中取整数为35%)。考虑到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美国及欧盟)未来很可能停滞,而中国的能源与原材料进口将持续增长,中国的贸易账目可能会重新平衡。与此同时,家庭消费(工资)与政府消费加起来需要上升到占GDP的65%。资本毛利需要降到GDP的35%,资本净利需降到GDP的20%。

    表1,中国经济重新平衡的可能情景

    *折旧率假定为5%。这样,如果资本产出率是3:1,那么折旧率就占GDP的15%。

    因此,在这个例子中,约15%的GDP需要从资本家的利润中重新分配到工人工资或社会支出上。即使在最理想的政治条件下,这么巨大的一个收入再分配如何才能完成呢?有哪一些资产阶级愿意为了阶级的集体利益而牺牲自身的利益呢?假设中国资本家的财产确实是非法的和腐败的,即使共产党领导层决心推进资本家的集体利益,资产阶级的集体利益如何才能实现仍然是一个问题。按定义,腐败收入和财产不用交税。

     当前的历史背景在某一方面与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根本地不同。经过几个世纪的无情的资本积累,全球生态系统到了崩溃的边缘,发展中的生态危机或将在21世纪毁灭人类文明。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者及二氧化碳排放者,中国现在确实处于全球生态矛盾的中心。

    中国75%的能源消费依赖于煤。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的煤炭消费以年均5.3%的速率增长,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但在最后这个十年,1999-2009,中国的煤炭消费加速到每年8.9%)。大致算来,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率可估算为煤炭生产增长率,再加上5%。据中国政府消息,中国的煤炭储备大约1900亿吨。图1比较了中国煤炭的历史产量及未来计划产量。假如中国所剩余的可开采煤炭与官方储备数字一样。

     图1,中国的煤产量(历史及计划,百万吨,1950-2050)

    来源:中国的历史煤炭产量数据来自Dave Rutledge的《Hubbert峰,煤炭问题以及气候变化》,The Excel Workbook (2007), http://rutledge.caltech.edu。图表用BP《世界能量统计评论》中的数据校正过,http://bp.com。未来的情形以作者的计算为基础。

    中国的煤炭年产量预计在2026年达到顶峰,47亿吨。煤炭产量增长率估计在2009-2020年间将降到3.5%,2020-2030年0.4%,2030-2040年为-2.5%,2040-2050年为-4.8%。这意味着201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将在8.5%左右,2020年代为5.5%,2030年代为2.5%,2040年代为零。

    这样,在202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为维持稳定,将需要进行一次从净利润到工资的、占GDP20%的收入再次分配。(见表1)。到2030年代,资本净利将降到GDP的10%以下,这实际上就不可能再有进一步搞收入再次分配的空间了。

    即将来临的能源危机仅只是中国正在面对的许多生态矛盾之一。根据《Charting Our Water Future》(图解我们的水的未来),2030年,因日益增长的农业、工业和城市用水需求将完全超过它有限的水资源,中国缺水将达25%。如果中国当前的土地侵蚀趋势不被阻止,2030-2050年中国将有14-18%的粮食缺口。由于气候改变与可用水的减少,中国的粮食产量在2040年代将下降9-18%。

无产阶级的胜利?

    人类现在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世界资本主义的继续运行不但将确保几十亿人永远贫困,还将几乎必然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这就出现了一个急迫的世界历史问题:人类能依靠什么样的力量去完成21世纪的全球革命,以及从此以后的社会主义和生态可持续性?

    马克思期望无产阶级承担起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任务。在世界历史的实际进程中,西方资产阶级设法通过有限的社会改革来应对工人阶级的挑战。核心资产阶级通过对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超级剥削与对世界自然资源与世界自然资源和环境空间的大规模开采利用,实现了暂时的妥协。但现在这两种情形,都已被耗尽光了。在下一个或两个十年内,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或将第一次成为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数。随着亚洲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世界历史条件将最终达到,如马克思说的,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与资产阶级的垮台。

    作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制造者及能源消费者,中国日益处于资本主义矛盾的中心。以上的分析说明在2020年后,经济、社会、政治及生态危机可能在中国集中出现。因有中国革命的遗产,中国的主观历史环境可能会更倾向于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矛盾。受社会主义觉悟影响的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可能会接管中国的关键经济部门并在即将到来的革命斗争中扮演领导角色。一个广泛的革命阶级联盟可能会在国企工人、农民工与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间形成。

    由于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它将彻底打碎全球资本主义的商品链。它将使全球力量的平衡必然转向更有利于世界无产阶级。它将为21世纪全球的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并极大地增加这样的机会——用一种与保存人类文明一致的方法来解决即将到来的全球危机。

    历史将决定中国与世界的无产阶级是否会为他们的革命目标而起来。

    2011/7/18,中云译

    原文:The Rise of the Working Class & the Future of China’s Revolution,Monthly Review, 2011, Volume 63, Issue 02 (June)。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5 09:56:21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中国“移星”技术震惊了西方

中国“移星”技术震惊了西方

----美国感到不可思议

中华网

2011-08-24

    中国在航天飞行领域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巧妙表演”,通过地面遥控对太空运作卫星做了数百米的移位处理,达到目前只有美国、俄罗斯和瑞典三个国家掌握的技术水平,让西方震惊。

    根据美国军方的公开跟踪数据,中国今年8月19号把编号SJ-12的卫星朝编号SJ-06F的卫星移动了一段距离。 美联社说,去年8月,中国航天技术人员把一颗正在绕地球运转的卫星移动到距离另外一颗卫星大约300米之内。美国军方虽然证实了这次行动,不过没有进一步公开他们所掌握的相关细节;中国航天部门对美联社提出的书面询问没有做出回应。

    围绕中国“移星”技术,各方分析层出不穷。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这表明中国能够在太空中对敌方卫星采取不友好行动,至少可能是其卫星探测别国卫星的尝试,因此是“不祥之兆”。也有分析说,这次高难动作可能是中国对其检查卫星能力的测试;它同时也是建造空间站之后对接轨道飞行器所需的技能。中国预计将从明年开始建造空间站。

    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世界安全基金会SWF(Secure World Foundation)技术顾问布莱恩.维顿(Brian Weeden) 对媒体说,在地面控制中心操纵太空轨道中的无人飞行器极端困难,主要因为距离遥远以及有关飞行器实际位置的数据可能存在数百米的误差, “和开汽车是不一样的”。目前有能力做到这步的还有美国、俄罗斯和瑞典。

    美国忧思科学家联合会UCS(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中国问题专家顾克刚博士(Gregory Kulacki) 称,中国这一动作“水平高超”,是巨大的收获。

    顾克刚说:“这显示,他们在国际空间技术领域正在跟上发展的脚步。”他同时指出,任何时候,只要地面控制能够操控一颗卫星接近一颗不可操控的卫星,便意味着“反卫星的潜在含义”。世界安全基金会的维顿说,SJ-12卫星被移动时,另一颗卫星过去从来没有显示过其可移动性。

     中国《舰船知识》杂志网路版主编宋晓军表示,中国在没有外援的封闭环境下自行发展太空技术,目前已经走到水到渠成的阶段,不值得大惊小怪。 宋晓军说,美国和前苏联曾经通过巨额投资来“催肥”太空技术,中国则假以平衡投入进行循序渐进的发展。

    总部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全球安全网”高级技术分析人员查尔斯.维克(Charles Vick)说,中国尽可能“静悄悄地”操练对接能力,这样一来,如果失败的话可以避免尴尬局面。

    世界安全基金会技术顾问布莱恩.维顿说,中国这次太空移位行动不像是反卫星测试,因为SJ-12被移动的速度不够快。它在数天时间中曾经六次改变路线。

    军方高官发话:中国激光武器击毁日本低轨卫星

    美国军方一直极力关注中国在激光武器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近期,对中国军方激光武器方面的发展速度之快倍感紧张,美军事专家曾威胁说,中国军方的激光武器已经发展成熟,将对美军部署在亚太的F-22战机形成致命威胁,美军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曾经有位中国着名的战略军事专家在媒体上自豪地宣称:美国敢打中国吗?如果它的隐形飞机敢来中国轰炸,来一架打落一架,一个不剩......大家如果注意收听一下,也许会知道美国似乎已经嗅到了中国新式武器的信息,他们有点不相信,他们更不敢相信!

    解放军的激光武器

    美国太张扬,中国太谦虚。如果说在传统的导弹技术方面中国落后于美国不可否认,因为中国的起步较晚,基础工业较差,加之西方国家对中国军事工业的严格限制。 但是在新兴激光的军事技术方面,由于我们与美国起步点相差不大,所以我们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果不是牵涉到军事机密,200x年获诺贝尔奖的恐怕绝不会是俄罗斯人,在量子点激光器方面的理论研究中,中国早就处于世界最领先的地位。

    中国的超强功率的固态激光器是世界一流,用它发射的激光束可在3千公里的距离获得每平方厘米35 K焦耳能量密度,此能量密度比攻击导弹所必需的破坏阈高出近1个数量级以上。以此粗略推算,中国的攻击激光雷达有效杀伤力超过3万公里。

    中国的攻击激光雷达包含着世界最尖端的5大核心技术:1.激光材料研究的突破 2.激光辐射材料物理机理及成像图谱研究的突破 3.一次性快速跟踪定位控制技术的突破 4.高密度能量可逆转换载体材料的突破 5.激光成像技术的突破。

     目前中国的攻击激光雷达体积仍然十分庞大,达10吨,缺少强大的瞬时超强能源电池,容易受天气限制,空气中的微粒和水汽会严重干扰其能量和射程,只能陆基和海基。如何把攻击激光雷达装载于卫星,是我国目前正在全力研究攻关的目标,如果探月成功,如果我们的激光武器能量再提高一个数量级,会把攻击激光雷达装载于月球!

    在1999年, 演示现场,一位高官开玩笑说日本的低轨卫星正在飞临中国北方,看能不能试一下.结果是日本在2周后宣布其一颗卫星失踪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2 09:39:1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九人

中国汽车工人薪酬最低,但中国汽车售价最贵

FT中文网

2011年08月19日

    前不久看了一部名为《钢的琴》的电影,影片通过讲述因下岗没钱给女儿买钢琴的男主人公陈桂林及其下岗工友造出一架钢的琴的故事,记录 了被中国政府毫无尊严抛弃的一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影片的拍摄地是我家乡辽宁的一个工业城市。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创造了2200万下岗职工,“重灾区”辽宁因此在世界各地广为人知。现今,辽宁生产中国售价最昂贵的国产宝马牌轿车,最高售价每辆高达80万元人民币。但像上世纪90年代钢琴对工人阶级家庭来说是奢侈品一样,汽车对大多数工人阶级家庭同样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

    中国汽车产业工人用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成本生产出的汽车,却是世界上售价最贵的同类商品车,以至于美国汽车工人100年前就开始实现的汽车梦,至今无法成为中国汽车工人的现实,这同样是一种忧伤。

    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中国社科院学者称,中国宏观税负已超过发达国家水平,且呈继续上涨之势,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为32.2%,2010年升至34.5%。

    汽车业专家则称,汽车业税费大约占中国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左右,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推高了中国汽车的售价。据业内专家测算,中国消费者每购买一辆国产汽车,所承担的税负大约占车价的40%(进口车综合税负最高可达144%),是美国消费者的7-10倍,为世界之最。不过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仍然没有降低相关税负的迹象。

    中国汽车工人的人均薪酬在中国制造业中处于中等水平,不到美国汽车工人的1/20,但汽车售价却比美国贵20-30%左右,同是现代品牌的第八代索纳塔轿车,在中国官方售价每辆为16.69-24.99万元人民币,而在法律制度更健全、标准法规更苛刻、对汽车质量要求更高的美国,售价仅为12.58-17.95万元人民币左右。

    除税费因素外,汽车公司利用中国汽车市场火爆,消费者缺乏汽车常识,崇尚环保、注重诸如天窗、真皮座椅、音响等舒适性配置,制造概念、降低成本、制定高价格也是中国汽车价格水分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前不久东风日产新上市的新骐达GTS版继被曝出在拍摄广告片的过程中出现断轴事故后,又成为汽车界热议的话题。原因是在一次测试过程中,搭载CVT变速器的新骐达GTS车型,没有表现出号称拥有190匹马力的“小钢炮”水平,其仅仅进行更换发动机而基本没对其他重要部分进行改动的做法,让许多消费者认为这款车缺乏技术含量、名不副实。

    东风日产是业界公认的中国最善于营销的汽车公司之一,旗下诸多车型利润丰厚,也是中国利润率最高的汽车公司之一。正是凭借东风日产的良好表现,日本的三大汽车公司中净利润一直不高的日产汽车,在2010财年创造了销售收入87731亿日元,净利润3192亿日元的新纪录。2010财年,日产汽车全球销量为418.5万辆,同比增长19.1%;其中,中国市场销售超过100万辆,是日产全球第一大市场。

    不仅日产汽车,在中国拥有两家合资公司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其三分之一利润来自中国市场,超过德国本土市场五成。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新近一份汽车研究报告显示,大众集团(高档轿车品牌除外)每辆汽车平均赢利683欧元,利润率为4.9%,在德国车厂中排名最后,但其在华销售的汽车每辆车平均利润约为1000欧元,利润率为7.2%。

     大众汽车在中国市场的一个成功之处就是通过媒体将其“神话”,让中国消费者认为大众生产技术先进的汽车,消费者应该为其先进技术支付更高的价格,但对其技术先进性与配置有多少实用性,是否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避而不谈,更不会谈及中国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是否已经超过了其技术的价值,也不愿意失去赚取利润的机会而消减过剩的技术和配置,提供价格合适的汽车。

    2010年,全球最赚钱的汽车公司不是大众、通用、丰田等跨国巨头,而是为这些跨国车企代工为主的中国“三大”汽车集团上汽、一汽、东风,利润均超过4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幅80%左右。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的增幅放缓对消费者来说似乎是一个好消息,以往的热门车型雅阁、凯美瑞、天籁等在8月份的价格皆有数万元的优惠,但中国汽车价格的水分仍然没有被完全挤出,汽车业仍然属于暴利行业。宝马、奔驰、奥迪等豪华品牌基本没有受到影响,仍然是一车难求,甚至需要加价才能买到现车。

    由于汽车业在中国仍属于一个半垄断行业,在政府控制下不允许自由竞争,中国汽车消费者无法像欧美发达国家消费者那样享受市场经济的好处,但如果汽车市场持续走低、政府又不出台保护政策,汽车价格回归更合理一些也可以期待。

    看完电影《钢的琴》后,亨利.福特这个对人类进步有着巨大贡献的汽车业传奇人物又不时在我脑海中闪现,他的T型车和“福特制”不仅结 束了五千年来马车作为人类主要交通工具的历史,还让福特汽车的工人能够有尊严地工作。

     然而100多年过去了,在中国市场赚取超高额垄断利润的中外汽车企业的企业家们,更愿意在媒体上大谈企业社会责任并为此投下巨额广告费,也不愿意像他们熟知的前辈亨利.福特那样,尽可能地增加本企业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而是剥夺一线工人的尊严、迫使这些工人依靠严重超时的高强度加班赚取一些可怜的加班费维持生活。

    如果他们的女儿也想要一架钢琴、想要念好的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改变人生命运,即使十几年已经过去,他们仍然可能像电影中的陈桂林一样忧伤……

 

 

 

 

发件人:"Qing WU" <wuqingdrc@gmail.com> 2011-07-25 10:39:18 +0800 收件人: "xiabin" <xiab@drc.gov.cn> 抄送: <peacewhp@sina.com> 标题: Fwd: 有关外汇储备汇兑损失的三个常识

不要低估中国向美国输出通胀的能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吴庆

2011年8月

    中国向美国输出通胀的能力有多强?8月8日,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以“‘中国制造’中的美国成分”(The U.S. Content of “Made in China”)为题,发布了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可以忽略不计。报告作者Galina Hale和Bart Hobijn分析如下:
第一、美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2010年的进口金额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约16%,从中国进口金额只占GDP的2.5%。在美国居民的个人消费支出(PCE)当中,11.5%用于购买进口商品,主要是耐用品(占耐用品消费的1/3);其中只有2.7%用于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主要是家具和家用设备、服装和鞋。因此,输入性通胀对美国的影响不大。

    第二、在美国居民为进口商品支付的11.5%的费用当中,只有7.3%支付给海外生产商,剩下的4.2%支付给了美国国内的运输、批发和零售企业。在给“中国制造”的2.7%的个人支出当中,只有1.2%支付给中国企业,1.5%留在了美国国内。换言之,美国居民为中国商品每支付1美元,有55美分支付给了美国国内的中间商。

    第三、上文中的“7.3%”只计算了进口的最终消费品和服务,没有包括美国企业进口的半成品。如果把后者计算在内,那么美国居民消费支出的13.9%可以追溯到海外,其中1.9%可以追溯到中国。“1.9%”是基于2010年统计数据的计算结果,比2000年的0.9%翻了一番,但是依然很低,不足以显著地显示会从中国输入通胀。

    举例来说,假定中国2011年的通胀率是5%,那么即使中国出口商将价格上涨全部传递给美国买家,对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PI)的影响也不过是5%的1.9%,也就是0.1个百分点。何况到目前为止,中国出口商还不能把国内价格上涨全部传递到美国。今年5月,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价格同比仅上涨了2.8%。

    以上是来自旧金山联储的观点。作为静态统计分析,上述计算几近完美,可以暂时安慰美国公众,让他们不必太在意太平洋此岸中国的通胀和汇率变化。不过,在中国向美国输出通胀的所有渠道当中,至少有以下三条被忽略了:

     第一、其他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的价格上涨。东亚地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产业结构类似,出口相似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价格趋同。至少在中国产品市场份额较大的领域,中国具有价格影响力,即中国出口价格上涨,将带动其他国家出口产品价格上涨。而这并没有包含在1.9%之中。

    事实上,报告作者已经发现了某些不容易解释的价格上涨:最近的数据显示,与其他领域相比,美国国内的“服装和鞋、电器”的价格正在加速上涨。这些正是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领域。

    第二、中国出口品绕道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价格传递。美国早已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中国今年一季度超过八千亿美元的双边贸易之中,只有不到一千亿美元发生在中美之间。因此,中国不仅向美国传递通胀,也向世界其他地区传递通胀。像涟漪一样,世界其他地区的通胀也会通过贸易传递到美国。

    在这条渠道上,转口贸易最典型。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源自大陆的产品经过其他国家和地区转口之后输入美国,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这种“意大利面碗”(spaghetti bowl)效应让中国产品在美国居民消费篮子里的实际比重超过能够统计出来的“1.9%”。

    第三、对美国本地产品价格的影响。真实汇率的变化(包括人民币升值和中国通胀)将直接导致中美之间相对价格改变,必将导致中国从美国进口加速增长。这样的现象经常见诸报端,例如 “中国强劲玉米需求重塑美国农业”、“中国需求改写美国山核桃产业”。这样的变化有助于改善中美之间贸易失衡,但是如果美国国内的短期产出弹性不足的话(例如,新栽种的山核桃树8年之后才能结出果实),也有可能推动“美国制造”价格的上涨。

     综上所述,旧金山联储银行发布的报告低估了中美之间真实汇率变化对美国国内通胀的影响。实际上,在中美这两个庞大经济体的相互影响过程中,需要的不是“安慰剂”,而是良性互动。中国向美国输出通胀就是这个良性互动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在《见证通胀》一书中,笔者一再建议这样的良性互动:中方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中国人民银行立刻能够实施独立于美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热钱”不再是问题。较高的人民币汇率降低中国进口价格,抑制国内通胀。这个变化对美方的外部性是提高美国进口价格,因此把通胀的皮球踢还给美国。美国国内的通胀预期将约束美国的货币政策进一步量化宽松。这个结果有利于全世界。

 

 

有关外汇储备汇兑损失的三个常识

——兼与《外汇储备热点问答》作者商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吴庆

2011年8月

    我在《推迟人民币升值的代价》一文中(《上海证券报》2009年11月3日刊登时略有修改,原文收入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的《见证通胀》一书)说:

    “截至2009年8月末,人民银行总共花费了162093.25亿元人民币用于购买当时持有的22108.27亿美元外汇储备。然而按照2009年9月末的汇率(1美元兑6.8290元人民币)计算,当时持有的外汇储备价值150977.38亿元。也就是说,人民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贬值了11115.87亿元。这个损失是在2005到2008年间人民币升值形成的。”

    外汇管理部门似乎并不认同上述论点。外管局网站2011年7月20日发布了《外汇储备热点问答》(一)(以下简称《问答》),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升值是否真的导致了外汇储备乃至社会福利的实际损失”。各大网站和媒体纷纷以《外管局重申:人民币升值不会直接导致外汇储备损失》为题报道或者转载全文,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的双周论坛上(22日),有两位参会者用《问答》中的观点对我的发言提出了质疑。本文记录我发言和回应提问中的观点。

    我认为:《问答》模糊了三个常识。

    常识1:人民币升值已经导致外汇储备出现汇兑损失,与是否“调回并兑换回人民币”没有关系。

    《问答》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导致了外汇储备折算成人民币的账面价值变动,并不是实际损益,……而只是用人民币还是美元作为报告货币所导致的账面差别。只有在将外汇储备调回并兑换回人民币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汇兑方面的实际变化。”

    这一解释涉及到计算投资损益的会计原则,以及这一会计原则是否对监管机构网开一面。按照审慎会计原则要求,金融机构应该按照市值计价,也就是mark to market。让我们看一个简单案例:如果一家金融机构以100元价格买入了股票,之后股票价格下跌到80元,那么无论该机构是否卖出股票,都遭受了20元的投资损失。卖不卖掉的差别只在于:卖掉了认赔,不卖掉也许还有机会翻盘(但也可能损失更多)。

    中国的外汇储备损失是否还有机会翻盘?我坚持我在《推迟人民币升值的代价》一文中表达过的观点:“到目前为止,这个上万亿元的损失仍然可以记为账面损失,但是实际上几乎没有机会挽回。除非未来人民币汇率出其不意地贬值到升值之前的水平、而人民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在汇率回归期间没有大幅减少。然而这样的灾难性事件已经是(也最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常识2:美元购买人民币能力的下降直接导致中国外汇储备损失,与美元购买实物资产的能力是否降低没有关系。

    《问答》指出:人民币升值并“不直接影响外汇储备的对外实际购买力”。此语的背景是央行官员盛松成(时任沈阳分行行长、现任调查统计司司长)2010年初发表的文章:“美元外汇储备是否损失,根本上取决于美元实际购买力是否下降,取决于美国是否发生通货膨胀,而与美元是否对外贬值并无直接联系。”盛行长力主“使用外汇储备直接投资石油等战略物资。”

     这一论点把央行外汇储备和国家石油战略储备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都叫“储备”,但是性质大相径庭。

    央行是金融机构,压根儿就不应该购买实物资产,更不要说战略物资储备。因此,实物资产的价格与央行的损益没有直接关系。盛教授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说:“使用外汇储备直接投资石油等战略物资……应由专业投资公司来操作,他们需要的外汇可以从外汇市场或央行购买。”

     专业投资公司以什么汇率从央行购买外汇呢?如果按照当期汇率从央行购买外汇,央行就要把外汇储备“调回并兑换回人民币”,从而承认外汇储备的汇兑损失。这个损失的大小与投资公司购买战略资产的价格(也就是美元的购买力)没有关系。如果以高于当前汇率的价格从央行购买外汇,那么汇兑损失将转嫁到投资公司。

    实际上,外汇储备的唯一既合理又合法的用途就是回购本国货币。中国仍然实行外汇和汇率管制,货币兑换是央行必不可少的职能:外汇合法流入的时候,央行必须用人民币买入外汇;境内资金合法流出的时候,央行必须卖出外汇收回人民币。因此,当前人行持有的外汇储备的唯一用处,就是在未来某个时点回购人民币。因此,美元购买人民币能力的下降直接导致外汇储备损失。

     常识3:市场规律决定真实汇率涨跌。央行“且战且退”地与市场作对导致外汇储备的汇兑损失“滚雪球”。

    《问答》一文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们还可举个反例,如果说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外汇储备损失,那么,人民币贬值则可以导致外汇储备获益。按此逻辑,则可以通过让人民币不断贬值来提高外汇储备收益……”

    以第一个句号为分界,前一句是对的,后一句则有逻辑错误。

     我逐一研究了金本位体制、美元本位体制、和浮动汇率体制,发现在这三种体制之中,一旦出现了国际收支失衡,市场机制都会自发地推动真实汇率变化,直到国际收支再平衡。以当今中国为例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中国巨大的经常项目顺差最终将通过人民币真实汇率升值来化解;第二,由于中国的货币体制与美元本位制接近,真实汇率的调整将通过有限的名义汇率升值和中国国内通胀来实现。这正是我在22日双周论坛上报告的内容。

     那么,中国人民银行能够“通过让人民币不断贬值来提高外汇储备收益”吗?理论上似乎可行,因为“存款准备金率没有上限”,因为“货币池子的容量理论上无穷大”。但是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其他国家创造货币的能力也无穷大;只要时间足够长,流入中国的外资数量也是无穷大。央行挖“池子”有成本,“池子”越大成本也越大,直到央行不堪重负。因此,央行不仅无力让人民币贬值,甚至无力让人民币汇率维持原有水平。央行目前采取的策略是“且战且退”。即便如此,央行坚持得越久,积累的外汇储备就越多,最终汇兑损失也越大。

    尽管发现了上述常识性错误,但我还是欣喜地看到《问答》最后的结论:“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按照‘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思路,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

    这个一再重申的结论快要成为老生常谈,央行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却依旧。尽快过渡到浮动汇率体制,是实现一系列经济目标的关键点。

 

 

 

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创下历史新低

华尔街日报

2011 年 8 月 19 日 星期五

    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周四一度跌破2%的关口,创下历史新低,因焦虑的投资者纷纷买入国债应对全球经济的下滑势头。

    欧洲交易时段,全球增长和欧元区债务问题再度引发担忧,加之美国交易时段公布了一系列糟糕数据,这足以将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推至1.974%低位。

    周四,令人失望的费城联邦储备银行(Philadelphia Fed)商业景气指数引发了一轮美国国债买盘,但部分投资者开始获利回吐,受此影响10年期国债收益率重返2.0%上方。

    10年期国债收盘涨24/32,收益率报2.087%,创下年内收盘新低。30年期国债涨211/32,收益率跌12个基点,至3.446%。短期国债依然基本持平,2年期国债收益率报0.198%。

    道琼斯通讯社(Dow Jones Newswires survey)周三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交易商们现预计,美国基准国债收益率年底将达到2.5%,低于6月份的3.65%。许多策略师和基金经理目前预期,今年结束时国债收益率将跌破2.0%。分析师们表示,围绕全球经济的担忧不可能很快消退,这预示国债收益率近期将进一步走低。与此同时,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似乎正在恶化,这引发了全球债券市场的紧张情绪。

票面利率 期限 价格 涨跌 收益率 涨跌
3/4% 2年 100 11/32 跌 0/32 0.198% +0.4基点
1 1/4% 3年 100 16/32 跌 0/32 0.332% +0.2基点
2 1/4% 5年 102 30/32 涨 3/32 0.892% -1.9基点
2 7/8% 7年 105 14/32 涨 11/32 1.425% -4.9基点
3 5/8% 10年 100 12/32 涨 24/32 2.087% -8.2基点
4 3/4% 30年 105 22/32 涨 2 11/32 3.446% -12.2基点
2年期国债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 +197.3基点,前交易日为+204.2基点

来源: Tradeweb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2 10:30:3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中国的腐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世界震惊

    下面提到的只是一些官方的硬性数据,实际情况更糟。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人性道德的沦丧,这些都已经破坏的无以复加。

    1、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消息,国家负债已经达到二万亿左右,国家负债与GDP的比率已经接近10%。

    2、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最高达到4万多亿元,金融危机同样也在日益加深;城乡社会困难群体、弱势群体从形成到急剧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十分尖锐的社会问题。仅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就有2800多万人下岗失业,到2003年底单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口就高达2200多万人,已经变成为资本家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3、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3万亿元以上,约占GDP的10%,地方债务风险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因素。

    4、2009年——2010年的损失数额触目惊心,仅外逃官员就有6万人之多,携带资金突破2万亿人民币。

    外逃贪官席卷资金6倍于清廷历年赔款总和

    综观历史,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规模向国外转移国库的卖国行为,而且目前这种卖国行为还在继续!

    我们从两个方面,把现在的贪官外逃资金和当年的满清政府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赔款相比较:一是从1842年鸦片战争一直到20世纪初,在这60多年里,中国在大大小小的列强的威逼下,签订的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有几十个之多,跨的年头有60 年之久,究竟一共赔款多少?第二是金银度量和今天公制单位作一个换算: 古代的,一两==约40克g

    按照2005年8月最新的国际市场贵重金属交易价格换算,每公斤白银kg==2080元人民币,每克g==2.08元人民币,一两白银=40克g=2.08x40=83.2元人民币

    从1842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到1901年这60 多年中的所有牵扯到赔款总合: 85519万两。这8.5519亿两的白银值多少钱人民币?8.5519亿两白银X83.2元=711,51808亿人民币,约等:712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满清政府从1842年开始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开始赔款,到清朝灭亡前的60 多年里,一共向众列强赔付白银折合人民币712亿。而从80年代到现在短短的20多年里,贪官转移到国外的资金有500亿美元之巨,合4135亿人民币。这两个数字相比较:清廷60年赔款折合712亿人民币 清廷60年赔款折合712亿人民币,今日贪官20年转移4135亿人民币。后者是前者的5.8倍!

    清朝末期那些穿长袍马褂的狗官除了卖国求荣,欺压百姓,一无是处,可是他们与今天贪官们比,后者的卖国腐败是以指数倍的方式增长!清朝狗官签订的那些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是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被迫进行,就像遭遇抢劫一样,把银子掏给强盗实在非己所愿。而今天的贪官则是主动地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国外。综观历史,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规模向国外转移国库的卖国行为,而且目前这种卖国行为还在继续!

 


奢侈品是西方送给我国的新型鸦片

汪锦昌

2011年8月

    奢侈品在国际上被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 奢侈品这种东西,除了满足富人的虚荣炫耀外,对于整个国家有百害无一利。奢侈品不会给国家民族的进步带来丝毫的积极意义。奢侈品不是生产性的,也不是技术性的,而是炫耀性的、挥霍性的。

    毫无选择、绝对地抵制外国货是愚蠢的愤青思想和行为,但是有一个层面的外国货是有必要进行限制的,那就是来自国外的虚的东西。这些虚的东西除了卷走中国劳动者的财富外对我国毫无益处。以奢侈品为例,奢侈品其实是“高雅”国家对相对“低俗”国家的一种剥夺,因为这种高价值的东西,可以一夜之间剥夺掉他国的巨额财富。

    拿着百万千万上亿资金在法国购买奢侈品的中国富人,他们的财富归根到底是中国的劳动者创造的,这种交易表面上是富人的货币与奢侈品的交换,实质上是中国劳动者实实在在的劳动产品与法国奢侈品这种虚得不能再虚的东西进行交换。法国人一个路易威登的小包可以交换一个中国珠三角的劳动者三年的劳动成果。这种剥夺,是相当可怕的。

    国人对奢侈品的大量消费,不但丝毫不会带来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丝毫不会带来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提升。但市场机制又是无法阻止中国富人去接受法国“剥削”的,所以需要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征收重税是没用的,在奢侈消费上富人不在乎价格,越贵越买,这方面要靠强制性措施。

    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跨越国门的炫耀性消费,也就是购买国外奢侈品的行为。由于奢侈品特有的信仰逻辑,所有奢侈品都只能诞生于西方世界(主要是西欧,美国有少量)。这些奢侈品产地国可以十拿九稳地盘剥全世界的财富,而不用担心有其他地区的竞争者出现。

    在全球范围看,奢侈品是他们高度垄断的产品。经济学告诉我们,垄断性产品可以任意定价,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所以一个奢侈品的小皮包售价十几万元人民币不足为奇,如果他们愿意,完全可以定价一亿元,也一定会有人买。奢侈品本质上是一种商品信仰,它体现的是人对于完美、卓越的无止境、也可以说变态的追求。

     中国目前奢侈品销售价格构成 

    原材料5%+加工成本6%+奢侈品品牌附加值(一般是保留利润值)55%+广告与公关活动成本5%+旗舰店年度成本3%+人力成本6%+政府关税、消费税、部分增值税等综合进口税率20%。

 警惕奢侈品成新鸦片

    中国又多了一个国际头衔:奢侈品第二消费大国,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10月份,消费总额达到86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行业的总销售额的29%。商务部预计,到2014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国人对此有的引以为豪,有的不以为然。下士以为奢侈品实属西方国家对中国输出的“新型鸦片”,如不加遏制,害莫大焉。

    为什么这么说呢?满清时期列强向中国输出鸦片产生了3个结果:一是数以亿两计的白银从大清国流到了列强口袋里,二是国民的精神被严重摧残,三是加剧了官场腐败、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加。而今对中国输出奢侈品也正在产生同样的效果:每年近百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外流,如果这些资金引来的是项目、是高新技术当然是该花,但这笔钱只不过用来消费了一些名牌符号,满足了一下人的虚荣心而已,同时,奢侈糜烂的生活方式不仅败坏着民风,而且必然连带着要败坏党风、政风、官风,并进一步加剧社会仇富和贱贫这两种尖锐对立的心态。

    2009年,60%的国际奢侈品品牌将在中国有自己的生产线,中国奢侈品的需求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这也就意味着这种“新型鸦片”正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市场,并被中国人欢天喜地地“大吸特吸”。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崇尚奢侈享受,毁灭了伟大的罗马帝国。据德国人奥托著的《罗马风化史》记载:“谁家室内的墙壁要是没有金壁辉煌的饰板,没有亚历山大的大理石、衬以努米底亚的贴花饰物,没有房屋挑檐下那一整圈精心设计、丰富多彩、美如画卷的饰带,拱顶表面没有玻璃天花板,浴池四周砌的不是萨索斯石板,水龙头不是白银做的;汗流浃背精疲力竭时不能在这种豪华浴室享受一番,就会觉得自己寒酸”。奢侈之风不仅销蚀了罗马人的传统道德,也把政府的执行力、军队的战斗力消蚀殆尽。崇尚奢侈也同样毁灭了经济和文化在当时高度发达的明王朝,历史镜鉴不可不察。

    即便奢侈品的价格高高在上,很多中国人也愿去购买

    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在微博上略带嘲谑地调侃,爱马仕包干脆正名为“郭美美”包。而就在8天前,他评出的“十大恶俗奢侈品牌”榜单上,爱马仕以65%的得票率“荣登”第八位,路易 威登(LV)和古驰(GUCCI)则分别以95%和85%的得票率占据前两位。

  ——“郭美美事件”不过是映射了中国人消费奢侈品的冰山一角,今年初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的调查显示,中国人在境外消费奢侈品早已成为世界第一。

    2010年3月至2011年3月,世界奢侈品协会调查了在法国、意大利、英国主要区域奢侈品商业的消费数据,发现中国人累计消费了近500亿美元,是国内市场的4倍之多,中国人在境外消费奢侈品已经成为世界第一。 比如你穿了一件香奈儿(Chanel)的大衣,拎着一个GUCCI的钱袋,那至少证明你有很殷实的家底。如此以一个人的穿着和使用的品牌来判断他或她所属的社会阶层,就是典型的“以财富论英雄”。

    “人们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出身,只要赚到足够多的钱,就能成功上位,赢得尊重。”保罗 赫斯本分析道,“GUCCI包不仅仅是女孩们对潮流的追逐,阿玛尼(Armani)套装与劳力士(Rolex)手表也不仅仅是男人们的名利场装备,它们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早在1899年,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就分析过这种心态:“仅仅是占有财富没有意义,还需要确保财富能为你赢得尊重,因而你需要不断展示自身拥有财富的证据。”而奢侈品无疑是这些负责“展示的证据”里最耀眼最合适的。

   “奢侈品应是可炫耀的东西。……(它)能够极大化地满足自尊心和成就感,以及极大化地彰示财富地位或个性气质。”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如今,中国的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仅两万元左右。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一年的收入尚不足以买一个奢侈品的手袋。而在这种对于奢侈品的疯狂与喧嚣中,担忧已经涌现。

    “奢侈品是精神鸦片。”财经作家叶楚华在09年时就如是指出。“奢侈品其实是‘高雅’国家对相对‘低俗’国家的一种剥夺,因为这种高价值的东西,可以一夜之间剥夺掉他国的巨额财富。”

     “西方奢侈品商人把人性研究得透彻,知道刚有钱的人其实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标志化产品已不再是予人以‘精致’,而是为人群打上‘烙印’。”“奢侈品就是始终把人维持在乞丐状态,却给他做皇帝的错觉。”而记者采访时,专家将国人对于奢侈品的疯狂解读为“处于开始和初级阶段。”而这种阶段“欧美国家也都经历过”。

   在初始阶段,“奢侈品消费还不够理性,属于物质性、炫耀性消费阶段,更看重品牌知名度,购买奢侈品的频率、数量比较大。”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看看一八四零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前中英贸易的情况。当时由于中国的丝绸,瓷器,香料,茶叶大量进入英国市场,英国毫无抵抗之力,以致大量的白银从英国流入中国。当时的英国急需找到一种商品打入中国市场,平衡中英贸易,但当时的英国人却无法生产出真正在中国市场有竞争力的商品,走投无路的英国人于是产生了一个罪恶的念头,想到了向中国市场倾销鸦片,事实上,鸦片确实成为了英国人平衡中英贸易的主要武器。

    今天的中英贸易的事实是什么呢?大量的廉价的中国制造占领着英国市场,中英贸易严重失衡,怎么办呢?一些英国人又想到了他们的那些贩卖毒口的老祖宗。他们再次将对付中国的法宝找了出来。不过,这次的毒品不是鸦片,而是奢侈品。

    世界奢侈品市场的规模,一共是2650亿美元,中国的市场2008年达到150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5.5%,如果加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在2008年的时候,总值是达到270亿美元,占全球的10%。 这其实是一条令人汗颜的消息。即使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去年的人均GDP9259美元也只相当于世界第52的位置,与智利接近。而不发达省份如贵州,只有区区的945美元,相当于排名世界133位的尼加拉瓜  有人看到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在世界市场的份额接近美日,并以此加以炫耀,其实,如果我们将这其后的背景加以分析,就会发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奢侈品消费占如此大的份额实在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

    这简直就是中国的财富大动脉出血,或者说是一个巨大的财富漏斗。连绵万里之遥的血汗工厂里的工人用青春和生命换来的财富又通过这个邪恶的漏斗再次回到了西方人的腰包里。这是多么悲哀的事实啊。据计算,三万个集装箱的衣服鞋帽才换回来一卡车的奢侈品,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不平等交换。看看前面那个英国鬼子叫嚣对中国再打一场鸦片战争,其实在这场新的战争中,他们已经完胜中国了。而败得一塌糊涂的中国人还在自我陶醉,自我感觉良好而毫无知觉呢。

    世界奢侈品品牌排行

    十大服装  唐纳·卡兰、路易·威登、夏奈尔、范思哲、迪奥、古驰、瓦伦蒂诺·加拉瓦尼、PRADA、GUESS、乔治·阿玛尼 

    十大珠宝   卡地亚、蒂芬尼、ENZO、Oxette、宝诗龙、Swarovski、御木本、周大福、Georgjensen、波米雷特 

    十大皮具   路易·威登、夏奈尔、迪奥、古驰、瓦伦蒂诺·加拉瓦尼、PRADA、乔治·阿玛尼、登喜路、芬迪、COACH 

    十大顶级名表    欧米茄、积家、伯爵、江诗丹顿、劳力士、卡地亚、爱彼、万国、宝玑、百达翡丽    

    十大汽车   法拉利、福特、大众、宝马、莲花、宾利、凯迪拉克、菲亚特、奥迪、劳斯莱斯 

    十大化妆品   娇兰、兰蔻、娇韵诗、伊丽莎白·雅顿、奥伦纳素、雅诗兰黛、倩碧、资生堂、迪奥、香奈儿 

    十大高尔夫球具  登禄普、TaylorMade、阿迪达斯、耐克、Ben Hogan、Etonics、威尔森、马基高、Callaway、ping 

    十大顶级眼镜   普拉达、奥克利、珠迪丝·雷伯、唐那·凯伦、圣罗兰、唐纳·卡兰、路易·威登、夏奈尔、迪奥、卡地亚

    十大皮鞋品牌    芬迪、古驰、迪奥、圣罗兰、费拉格慕、夏奈尔、普拉达、蒂埃利·爱马仕、都彭、登喜路 

    十大名酒  绝对伏特加、轩尼诗、尊尼获加、芝华士、铭悦香槟、人头马、马爹利、百加得、家豪威士忌、尊荣极品威士忌 

    十大香水  夏奈尔、雅诗兰黛、兰蔻、Calvin Klein、古驰、迪奥、伊丽莎白·雅顿、大卫·杜夫、娇兰、罗夫罗伦 

    十大打火机品牌   纪梵希、卡地亚、都彭、比克、IMCO、ZIPPO、登喜路、帕克、Colibri、Flamidor 

    国人啊!清醒吧!

 

 

 

社会笑话

诗言志

     五位领导聚会喝酒,商议决定作诗定胜负,负者埋单。规定诗中必须有“尖尖,圆圆,千千万,万万千,有没有…?没有!”

     宣传部长仗着文笔高人一筹先打头阵:“逗号尖尖,句号圆圆,写过的文章千千万,审过的文章万万千,有没有真话?没有!”

    组织部长唯恐落后,赶紧说:“笔头尖尖,公章圆圆,审查的干部千千万,提拔的干部万万千,有没有清官?没有!”

     工商局长想了想说:“筷头尖尖,酒杯圆圆,吃过的酒席千千万,尝过的海鲜万万千,有没有埋单?没有!”

    公安局长最后出手:“高跟鞋尖尖,超短裙圆圆,进过的舞厅千千万,搂过的小姐万万千,有没有付费?没有!”

    市委书记最后作总结:“奶头尖尖,屁股圆圆,提拔女干部千千万,睡过女秘书万万千,有没有处女?没有!”

    结果不分高下,决定挂财政埋单。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3 15:48:30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善良的人们想不到!

中国红十字会的问题

----善良的人们想不到!

内幕

2011年8月

    1. 汶川地震时,北京某餐厅老板告诉我:知道捐钱没用,就联系红十字会给十万买暖水袋专款专用。但红会回复说暖水袋27元一个。这老板只好自己买,才几块钱一个。然后请红会在汶川人员派发,对方说10元派一个……

    2. 目前郭美美炫富牵扯进来的机构和人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天略集团、青基会、CBS,杨澜、吴征、郭登峰、徐永光、王军、丹·拉瑟。也扯出两大黑幕:北京车牌摇号黑幕,湖南经适房黑幕。

    3. 1995年,耿谆等多位花岗惨案的受害者起诉日本鹿岛公司,日本法院判耿谆方败诉。鹿岛公司拿出5亿日元“慰问金”。耿谆发表声明,反对判决,并拒绝“慰问金”。中国红十字会最终接收了这笔资金,代转给受害者及家属。中国红十字会扣了2.5亿日元作为“费用” 。

    4. 最新人肉出的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儿子郭子豪,开玛莎拉蒂,郭公子自称是玛莎拉蒂总裁,车牌:京X88888,光这车牌的钱在帝都就能买几套房了……

    5. 中国红十字会已成过街老鼠,刚才记者登录其官方网站,发现重大疑点:中国红十字会2010年、2009年连续两年统计数据相同,除日期不同,政府拨款、国内捐款、国内捐物、外援款、外援物资、会费、其他收入竟然分毫不差!世界骗局!坚决追责!

    6. 希望工程假信骗款:他们通过希望工程渠道一对一捐助的17名儿童,只3名收到捐款。曾让他们感动流泪的学生来信,8封是假的。记者查清:在唐纯旭发出7封假信时,7个孩子全部没有收到希望工程救助。他们多已失学。所谓的“善意的谎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7. 王石在汶川地震时干过两事:1、呼吁万科员工不要捐款过多,他心里清楚捐款后钱能落到实处恐怕不到5%,但不能明说,否则他得移民;2、万科到灾区建房子,建得分寸,既符合灾民居住标准,又无法变成商品房,以断衙门寻租念头……不过也正因他话中有话,万科被迫“捐”亿元给红十作“求饶”费。

    8. 中华骨髓库,中国红十字会主办,以慈善之名号召捐献骨髓,取样建库,如果有匹配的患者,再联系志愿者捐献骨髓。多么美好!但是,患者查询中华骨髓库每次收费500元,查到了,要得到骨髓还要再交至少5万元!北大学生激于义愤,成立了民间骨髓库,从查询到移植都是真正免费,起名“阳光骨髓库”。

    9. 郭美美案明天将烧到最核心。曾自称红十字会关系企业的中红博爱资产管理公司与郭美美口中红商会颇为相似,红会为此投资30亿元。有药械采购、车体广告、保险广告内容,与郭此前描述相似。这家公司在郭美美事发后正在各大网站修改公司资料,改公司将重组ST创智。

    10. 出于摆脱国际红十字会及第三方监管、为其各种牟利行为创造便利条件的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并非国际红十字会下属组织,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不归国际红十字会统一管理的国家级红十字组织。(被辟谣说是谣言)

    11. 心动中基前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该公司广告销售代表说服客户投放广告的一个条件是,广告款发票可开“红十字会”的抬头。这意味着客户的商业广告支出行为可以取得公益性捐赠支出凭证,根据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准予扣除。

    12. 中国红十字会还是干过很多好事的!设立了很多医院,宁波时疫医院、仁济医院、救助伤病者无数!又设立上海虹口平民时疫医院,穷人和重病住院,医治手术医药住院费用一概全免!他们还投身教育,创办很多学校,向学校捐款…哦!对不起!这说的是1931年,当时红十字会副会长,名叫杜月笙。

    13. 惊爆红十字会无偿献血黑幕:血站到底是爱心大使还是吸血鬼?血站员工年薪25万,无偿血源变财源?

    14. 红十字基金会超声刀成本仅12万元,6000万管理费成疑。四年前一医疗器械商与红基会发起了一个肿瘤治疗项目。四年约100台报价近千万元的超声刀,通过红基会进入百家医院。近日有报料,号称价值千万元的“超声刀”其实际价值仅12万元。红基会从受赠医院收取了近6000万管理费去向不明。

    15. 红基会审计报告数据冲突,温暖中国管理费仍成谜。昨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公布了《关于温暖中国项目执行情况的说明》和温暖中国项目的审计报告。但是,其审计报告对该项目2006年启动以来所涉及的6000多万元管理费用中的4800多万没有审计,其管理成本所收资金的去向依然成谜。

    16. 史玉柱的人准备捐助四川石渠县城区小学,校长拒绝接受他们从西宁千里迢迢拉来的教学用品。理由是县上领导不许学校接受社会的捐助,只能接受红十字会的。我仿佛看到红十字会的人在说:想做慈善咩,亲?想的话就得让我们贪一笔哦,亲!否则我们打死也不让孩子们用哦,亲!你不会这么残忍吧?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1-08-22 15:44:32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我要揭露希望工程腐败案!!

我要揭露希望工程腐败案

柳杨

    一、团中央是否打算“死保”徐永光?
  
    中国青基会自成立之日起,就归团中央管辖。我呢,十多年来一直是团系统的干部,因此,我对共青团,对团组织,甚至对团系统的领导干部,本来是很有感情的。可惜,团中央个别领导的某些错误做法,令我感到遗憾。
  
    说老实话,去年,在我刚刚站出来揭发徐永光腐败行为的时候,为保护团组织,保护团中央的某些领导干部,我曾“隐匿”了如下重要事实,即:团中央也曾从希望工程的公众捐款中,“借用”了1200万元“办公司”,而且这笔被借用的巨额捐款,至国家审计署今年5月21日进驻中国青基会之际,尚未归还。
  
    我清楚记得,1996年团中央要求用希望工程捐款投资的时候,我正在希望工程财务部工作,那时候,希望工程救助款以及希望小学的工程建校款的下拨,因徐永光胡乱挪用投资,已到了寅吃卯粮、难以下拨的困难阶段,但团中央偏偏在此时提出借款1200万元办公司,而且催款十分急迫。我记得,就连徐永光都曾口出怨言,抱怨团中央“催得太急了”。
  
    这件事当然有证据:并未全文公开的中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1997年度)上,清清楚楚开列了这笔巨额调出资金。要想查清这件事,我还可以给国家审计署公开提供一点审计线索:
  
    第一,可以从希望工程的往来账户上查查那1200万元的去向;
  
    第二,可以查查这三个数据:以这一“上级借款”的准确时间为“参照”,< BR>  查查同一时间内(前后三天),希望工程主账户上“尚存”的到帐捐款现金,还剩下多少钱;再查查此前此后(前后十天),看看希望工程救助款以及希望工程小学建校款总计下拨了多少;还可以再查查在同一时间段内(前后三十天),各地本来应该收到多少捐款、建校款?(青基会的希望工程办公室,会在收到捐款、建校款后,下达《拨款通知书》,通知各基层单位和中国青基会财务部),看看希望工程的“主业”是否受到影响?
  
    我相信,查出来的结果一定令人触目惊心。
  
    问题不止于此。团中央财务处有朋友对我透露说,团中央曾收到过中国青基会徐永光以百万元计算的“上缴利润”。徐永光违规挪用希望工程捐款投资,总体上是失败的,他哪里来的“利润”上缴呢?而且,按照中国基金会章程,即使有“增值收入”,其收入部分也应全部属于希望工程,只能用于救助失学儿童,怎么可以交给团中央呢?
  
    “上缴利润”的事,我没有经手,因此我听到这一消息时都感到震惊。作为中国青基会财务部负责人,我要声明:徐永光的有些“黑箱作业”,财务部的前后几任负责人都是不知道的,因为徐永光有个习惯:他并不十分信任财务部,总是指责财务部的负责人“脑筋转得慢”。
  
    我还听说,港区全国青联委员王敏刚也曾向人透露:90年代初,他和港区全国青联委员们共同捐给希望工程数十万港币(或者是数十万美元),但此后一直“没拿到收据”,王敏刚曾托人找到我,请我在中国青基会的电脑系统里帮助查询,结果发现这笔钱根本没有进入希望工程主账户。后来我听说,是当时的团中央的某书记出面“会见”了王敏刚先生,帮助中国青基会、也帮助徐永光把此事“摆平”。
  
    在揭发徐永光搞腐败的过程中,我发现,凡是看过《明报》、看过《南方周末》报道的人,几乎都站在我这一边,可是,我曾寄予很大希望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先生(他当然应该仔细看过《明报》和《南方周末》吧),却站到了徐永光那一边。
  
    我是1998年底调离中国青基会前周强调到团中央工作,此前,他在司法部任司长。他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是学法律专业的,但令人奇怪的是,周强书记还要使劲保护徐永光。
  
    去年9月,我曾匿名给中央领导写信揭发徐永光,没过多久,徐永光就在中国青基会公开说:“哼,有人想到朱总理那里去告我的状,可是周强书记已经把举报信转给我了。我在团中央、在国务院都有靠山,想搞倒我,没那么容易!”
  
    是谁把我的匿名举报信转给了徐永光呢?我托在中南海工作的朋友打听了一下,我写给朱总理的信,总理转给了锦涛同志;锦涛同志又批转给了周强,我不知道是那个环节出了“差错”,总之是有人把举报材料复印之后,交给了被举报人徐永光。徐一看,就知道是我揭发的了。
  
    二、徐永光挪用希望工程捐款去投资,究竟违不违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内地传媒对希望工程腐败案,几乎是鸦雀无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徐永光利用传媒在不断喊叫自己如何冤屈、自己的投资是如何“合法”。不过,假的就是假的,违规就是违规,我必须站出来再介绍点情况。
  
    第一,徐永光违规投资数额巨大,且投资时间长达十年,但这一“黑幕”只有极少数人知道。2月28日明报刊登文章披露此事后,徐永光即召开单位内部中层干部研究对策,就在这个会上,还有许多不了解内情的“处级”干部义愤填膺说:“明报说我们挪用捐款去投资?这是胡说!我们应该立即起诉明报!老徐,我们的《声明》怎么那么软呀?!”可是,直到今天,徐永光既不敢起诉明报,也不敢起诉内地的中国经济时报、南方周末。
  
    问题是,如果是正大光明、合法合规的投资,徐永光为什么要对自己单位的中层干部“保密”呢?我可以作证:在青基会,只有徐秘书长、副秘书长以及基金部(专门负责投资)、财务部的少数负责人,才知道希望工程的巨额捐款曾被拿去投资了。
  
    第二,徐永光在对全国各省青基会负责人谈话时,也不敢承认自己是“直接投资”。道理很简单,各省基金会的领导也知道,按照人总行1990、1995年的两个法规,自行“直接投资”,属于违规;委托其他金融机构“间接投资”,属于合法。
  
    我手边有证据:1994年,徐永光在违规投资已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决定发起组织“共同基金”,抽取各省希望工程“待拨款”,继续追加投资。面对各省青基会负责人,徐永光这样说:“任何投资都有一定的风险,利润永远与风险成正比,这是投资活动的一条铁的规律。一般说来,年回报率达到15%以上的都有风险性……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设计了希望工程共同基金,即将各地方基金会和中国青基会年度结存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以中国青基会名义,委托专业的投资公司**作……基金会不能自己办公司,不仅是我国的法律规定,在国际上,基金会也是把资金委托给银行或投资公司管理以实现安全增值的(摘自1994年1月31日,徐永光在第四次全国希望工程会议上的讲话,参见《徐永光说希望工程》一书。该书在中国青基会网站曾有大篇幅节选,今年4月之后,相关内容被删除,但印刷本无法全部销毁)。
  
    可是,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希望工程的公众捐款也罢,从各省抽取的共同基金也罢,从一开始就都是由徐永光亲自**盘、直接投资的。
  
    第三,原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董向功,曾于1994年至1997年负责中国青基会的审计工作。她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方先生采访时说:审计之前,徐永光曾按照惯例,签署文件,保证提供全部应该提供的会计报表和会计凭证,但当董提出“投资收益,到底如何,我们希望进行函证(注1)时”,徐永光却表示:“不必函证了!”董说:她几次提出函证,徐几次拒绝。徐永光拒绝的理由是:“投资情况不关你们的事。你们审计,就负责审计希望工程的收(收到捐款)支(下拨捐款)情况,不包括青基会的其他收入和希望工程的投资支出!”
  
    第四,对董向功的说法,我同样可以作证。我是1997年初接手担任青基会财务部负责人的,上任之后,我才发现我们有那么多的“投资糊涂帐”,为理清全部投资,我曾耗费了许多心血,但最后发现,希望工程的许多捐款,财务部只有划帐调出的银行记录,却没有投资项目的合同书,这是严重违背财务管理规定的(我会在以后章节中详细披露)!
  
    既然连我们财务部都搞不清楚,徐永光又怎么敢让审计人员“介入”呢?不过,徐永光只要想胡作非为,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徐永光类似“瞒天过海”做法挺多的,国家审计署可以据此追查。

    (略)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2 11:30:4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高王凌

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穷?

高王凌

2011年8月

    按经济学理论,中国人的劳动价值和欧洲人的劳动价值不应该有区别的,是什么原因导致差距如此之大? 有一天一个外星人到地球参观,看到地球上有两棵山上的野树,一棵种在欧洲,一棵种在中国,都结了野果,外星人很眼馋,对地球人说:“我要买你们的野果吃。”

  地球人说:“好,但要先确定你到哪里去买,到中国去买,1人民币1个,到欧洲人去买,用1欧元1个。”

  外星人说:“那我用1欧元买一个好了。”

  地球人说:“且慢!其实你不用花钱就可以,你先从中国借一个果子,到欧洲去换1欧元,拿1欧元到中国去,就可以换10个果子,拿一个果子还给中国人,你就白得了9个果子,你再拿9个果子再去换9欧元,在到中国去换90个果子,再拿这90个果子再去换90欧元,在到中国去换900个果子——这样下去中国的好东西都被你买光了!”

  外星人说:哪有这样的好事!那中国人为啥不到欧洲去卖个好价格?地球人说:“中国**规定10人民币=1欧元,就是规定了10个中国的果子=欧洲一个果子!因为中国认为只要能出口赚外汇,就是胜利,不管损失多少资源, 现在很多人在把中国的商品廉价倾销给外国,就是利用了这个差价,他们不求用欧洲的最高价格出手,只求最快,但已经有巨额的利润空间,不管浪费多少中国的商品,只要自己能赚到钱就行,赚到钱立刻再到中国进货,就是这个道理。”

  外星人说:怪不得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那中国有了外汇起到了啥作用?

  地球人说: “啥作用也没起到!中国人根本就不敢花!!因为如果中国把这个钱花在外国,就起到只能买一个果子的作用,就是说本来手里有10个果子,一交换就变成只有1个果子,再交换一次就变成0.1个果子,再交换一次就变成0.01个果子——那这样以前的交换都白交换了,越交换越穷,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把这个钱花在国内,就必须换成人民币,这也不行,因为果子都被外国消灭了,代表果子实物价值的人民币却在中国增加,人民币会越来越多,引起通货膨胀。”

  外星人说:看来中国的外汇只能烂在锅里,自己没法花,只能交给外国人,再来买中国的果子了!

  地球人说:“中国没有一个人懂经济,于是请了欧洲人来给中国人讲课,欧洲人夸赞中国的汇率好,如果不升值,农业会倒霉,殊不知农民完全可以只靠劳作和打工就自给自足,于是全中国人都在听这个欧洲人的话。”

  外星人说:“怪不得中国人越来越穷,啥东西也买不起,把最好东西全部都出口奉献给外国人,就是为了换外汇呀!只可惜换的代价太大,10万亿的东西只换来了1万亿的外汇。” 相关文章:勤劳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这样穷?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    

    一、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按照去年全国工资水平计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年多的工资总额。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中国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国,正是中国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年金融危机时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日本出口增加额的70%,日本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是日本摆脱危机泥潭,经济恢复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二、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

    在中国入世五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五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日本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衷告中国要保护资源。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更是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社会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仔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

      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的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小姐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啪”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小姐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终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这种极度扭曲会的资本家,包括殖民地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出现,只有殖民地经济的“二狗子”才会扭曲到如此地步。

     三、就外汇来看,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不仅如此,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过来又以我们贸易顺差的巨额外汇为理由,压迫人民币升值,并勾结国内买办集团,用外汇储备的大幅度贬值,来要挟中国政府高价进口西方国家产品。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之高,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同样令人震惊。中国进口高档轿车价格,高出海外市场价格两倍以上,劳斯莱斯“幻影”型系列的海外零售价约四十万美元,但在中国的成交价格达到了数百万,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二百多万美元,买走了一辆劳斯莱斯最昂贵的“幻影”型轿车。进口中档轿车价格也高于海外市场一倍左右。进口化妆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简直就是公开抢钱,中国南方奢侈品展览会上,一件翡翠首饰价格高达8000万人民币,随后举办的上海第二届奢侈品展览会,四天成交额就超过5亿元人民币。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涌入中国,各地开设的店面已超过300家,许多国外地摊上的廉价货也拿到中国当高档商品卖,价格上千元的法国干红,在当地不过是地铁乞丐都经常喝的驱寒饮料。拥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价格更是邪乎,微软W98操作系统美国上市价格是50美元,相当于400多人民币,不到一个蓝领工人2小时的工资,拿到中国来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工人14个月的工资,深圳民工20个月的工资,后来的XP操作系统的捆绑价格更是达到了65000元人民币,这还是有庞大盗版市场的牵制,如果没有盗版市场的牵制,其垄断价格足以让中国95%以上的用户退出电脑领域,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

    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国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这种向中国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

     四、就外资来看,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国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

     首先,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其次,外资进入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投资建设项目,而是官商勾结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民族大劫杀,第一步是“减二免三”的免税待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国民待遇”,免税政策赋予了外资公司轻松打垮国有企业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不仅负担33%(最早是38%)的沉重税负,还要负担职工的福利保障,与不纳税不养工人的外资企业竞争,亏损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第二步就是逼迫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甩掉6000万职工,如同占有一个妇女之前先让她丢掉孩子一样,剥离出一个干干净净的资产,坐等外资公司前来吞并。

     第三步就是廉价收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方式大肆收购核心产业大公司或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外资收购已经使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5%。并且收购价格之低,远远突破了经济大危机后的资产收购价格,在公开资本市场上收购价格不到资本价值的5%。比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公司,外资公司投入不过几千万,一年后不算资本增殖,仅每年就所得利润就有上亿元。

    在金融不良,外资公司所得更是惊人,前面提到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在和国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华融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创造了900%的利润率,并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华融模式”。其实目前银行拿出的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外资公司凭借免税政策,打垮国有企业后形成的,等于是先打死别人的丈夫再白白占有别人的身子。可悲的是最终我们不仅是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会白白落入外资手中,还要再为这落入外资公司的4万亿不良资产另外买单。道理很简单,许多不良资产在我们手上是不良资产,到了外国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外国人很懂得中国“官怕洋人”的道理,他们会通过打官司的办法,逼迫地方政府从中国再划走4万亿资产。

     第三,目前外资对中国的扫荡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政治资源的瓦解和毁坏。由于外资在扫荡过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巨大的GDP政绩,再加上官员个人的巨大利益,便形成了各地政府对外资的疯狂争夺,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由于资本成份越来越复杂,现在各地的政治法律特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资本。

     《法制晚报》7月上旬的一篇报道,河南沁阳市规定了12条5000万以上投资者享有的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还规定每月1至25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违者立刻开除,已有7名公务员因进入企业而被开除。其实像河南沁阳这类规定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就出现了,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说的。” 进入中国的许多外资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的发展为支配和教训中国官员,据说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就是因为违背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开了其淫乱的录像带。     

     五、就海外上市来看,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中国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外国公司抽取中国财富已经够可怕了,中国国有公司也帮着外国人抽取中国财富就说不过去了。像上述四个公司目前中国不下一百家,如此规模地海外分红,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受不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肯定会被分成第三世界的!

    要知道,我们目前全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多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币2000多亿)。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

    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超过 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

    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

    六、最后从开发区来看,全国持续多年的争建开发区热潮,已经成为毁灭资源,外资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掠夺的一种方式。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两个海南省还要大,等于每年消失两个海南省这般大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依靠廉价土地吸引外资。

    据一份统计报告称,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的苏州,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消耗掉5000亩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长速度下,耕地每年以近10万亩的速度在消失。用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究竟白白送给外资多少财富我们无从计算,但是从丧失土地的农民损失中可以折射出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据有关专家统计,丧失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在5—10%之间,10年农民损失10—20万亿,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剥夺过来送给外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卖国行为。 

    用廉价土地吸引来的外资,又通过土地增值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把中国土地增值变成了外资的利润。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近日指出:从2005年的情况看,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应该为763亿元,而中央和地方实际收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只有214.5亿元,其中550亿流入了外资房地产公司,也建设说,仅去年一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就流失近 550亿元。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国民的工资收入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恶化的环境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的国土也变成了外资的利润,那我们国家最后还有什么呢?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对西方列强的赔款总额是13亿银元,相当于当时3亿多英镑,从我们上述任何一项中拿过来的损失,都超过3亿英镑(即便考虑到币值变化)。

    另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里,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煤炭5.86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我们现在20多年间煤炭出口20多亿吨,其中出口日本煤炭按照每年2000万吨计算,也是5亿多吨,出口日本的木材相当于中国国土20%的森林面积,更是超过了1亿立方米。

    我们1840年以来的民族救亡和民族独立战争还有什么意义?有人可能会问,中国是怎样落到目前这种“国际奶牛”地位的,或者说,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中国的开放机会,成功的实现了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转变的?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大家可以写出许多大文章大著作,在此只是指出一点,就是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的作用,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当大部分,是控制在海外经商留学的高干子女配偶手中,十几年来不断跑出去的类似民运派的人也参与了越来越大量的进出口贸易。据有关报告披露,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一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六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再加上加入外国国籍的各种文化精英越来越多,活跃在国内政策咨询领域的各种知识精英也在积极为外资说话,所有这些利益已经不在国内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的选择,这是外资能够成功将中国经济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亲属)、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加入外国国籍,中国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将会越来越深的陷入外资的掌控之中。前面提到的国际资本将要对中国发动的金融打击,将是最终全面肢解中国的最大危险,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研究报告都提出了要在21世纪永久性的解决中国问题,所谓永久性解决,就是像前苏联解体那样,把中国肢解为许多小国。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2 15:36:05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转发:第五总局

2020年中国将成为穷国?

童大焕

08/20/2011

    笔者于7月24日凌晨发表在新浪和腾讯微博的“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成为了一些文章的标题,也成为了人们讨论的对象。有人叫好,有人说慢下来会出问题。我知道今日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初期,发展速度一定是很快的,你想让它慢下来它也不一定能慢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今天一日千里般的中国速度,到底是谁的速度?是有没有未来的速度?

    这是一个令人纠结的时代,我们的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然而人们的压力日渐沉重。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以“ipod一族”白描城市白领的通胀生活,即没有安全感(insecure)、压力大(pressured)、税负重(overtaxed)和高债务(debt-ridden)。白领尚且如此,白领以下的阶层更何以堪?全国只有2400万人够月薪3500元以上的个税纳税“资格”。短期看高通胀、高房价高物价、高地方债务、银行坏账增加,长期看环境污染、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隐含的安全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的贫富分化等等,都如影随形地反过来压迫人们的生活。

    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吗?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逻辑中,我们一直认为,是发展总会有牺牲,总会有失误,这是必要的代价。于是我们容忍牺牲环境、容忍低工资,容忍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发展就是硬道理,蛋糕做大了面包会有牛奶也会有。然而几十年后的我们终于发现,被不断牺牲的“少数派”最终成了多数派,“多数人的利益”却不断坐大成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且,利益集团俨然已经成了头顶上没有星空(只有保护伞)、心中没有道德律的“秃顶和尚”。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就在人类之中,一个人的不公正就是所有人的不公正,丧钟从为第一个被牺牲的人鸣响一开始,就是为所有的人类而鸣。

    我们一度认为:只要确保安全,没有腐败,那么就可以保持高速度的发展。然而,这只不过是我们又一个美好的幻想。现实中已经有无数事实在印证一个专有名词“腐败型投资”,投资的目的只是为了利益输送,而不是为了投入产出,不论是大型活动还是大型工程建设,打着为国扬威为民谋利的旗号,干着向少数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勾当,至于今后的运营亏损、成本回收的遥遥无期,“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最后没有办法就只能印钞票还债,这也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以高铁为例。铁道部2010年应该还本付息超1500亿元,税后利润仅1500万元,只占应付款的万分之一。

     消息说,铁老大、部长刘志军贪得无厌,锒铛入狱,副总工、“高铁第一人”张曙光月薪才8000元,却在美国和瑞士银行坐拥28亿美元,折合200亿元。而铁道部2010年全年盈利1500万,营业额却高达6857亿元,相当于每1000万元的大买卖,只赚218元钱。所以连搞文物收藏的马未都都愤怒了,说铁道部抓的贪官,哪个赚的也比铁道部赚的多。8月1日铁道部财务司发布财务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铁道部实现利润总额42.9亿元,总资产35717亿元,总负债20907亿元,资产负债率达58.5%。然而,有业内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考虑到利润中未扣除300亿元左右的铁路建设基金,铁道部上半年实际上至少亏损250亿元。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三峡上,发展的能量,被少数无法无天的垄断寡头所裹挟,积聚在狭窄的河道上,水流湍急,暗流涌动,势能巨大。财政收入连年保持了GDP增速2-3倍的增速,但政府获得的巨大经济资源并未用之于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减税等),而是耗费在层出不穷的大型项目上。从高铁、保障房大跃进,到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大运会、世园会,既“提升城市形象”,又创造政绩,同时更是腐败的温床。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2 10:08:13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何新

何新近20年若干政治经济预言

2011-07-18

    1、1988年10月何新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文章《当代中国政经危机与成因》,预言中国将发生动乱。此文震撼内外。结果,1989年,中国发生事变动乱。

    2、1988年何新在《中国金报》撰文称戈尔巴乔夫改革必定失败,苏联东欧帝国体系将解体。1990年6月12日,何新给国家当时最高领导(邓小平)写信,预言苏联即将面临解体。果然,1991年8月,苏联“819”政变发生,何新应某高层领导(丁关根)问询而写了一封信分析形势并报中央领导。何新认为此次苏联政变不会成功。并预言:此次政变失败后苏联政局的崩盘趋势已难逆转,苏联体系将崩溃,叶利钦必将掌控实权,戈尔巴乔夫将仅成为象征性人物和下台。12月21日,前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苏联体制的彻底瓦解。这年圣诞节之夜,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手中接过了前苏联的最后一项权力——核按钮控制权。1991年12月25日18时40分许,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辞职。

    3、1991年,何新在《对我国十年改革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美国对华进行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渗透的具体方法大略如下:

    (1)培育一个代表美国及西方在华利益的代理集团——新买办阶层。

    (2)美国以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工具,以现代艺术、美国文化和消费模式,作为催化媒介,诱导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培育迷信和崇拜美国的社会心理。

    (3)在倡导“开放主义世界观念”的旗帜下,以“世界主义”观念,来否定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的爱国主义观念。(即“普世价值”)

    (4)试图彻底破坏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让中国人将来心安理得地接受国家分裂的事态,为此而作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的准备。

    (5)以民主、人权为两大道义锁链,约束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手脚,削弱和解除中国国家制度的自卫机能。使这种自我防卫机制,丧失道义性的基础。

    (6)美国及西方公开策动中国的少数民族分立运动、并伺机准备插手支持区域性的自立运动。

     后来,果然发生了美国对华进行大规模意识形态攻心和政治渗透。它要求中国政治制度按照美国标准,实施美国模式的“民主化”,在经济上实施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以此作为引导中国改革的三大目标。回看我们的历史,私有化(下岗改制)、普世价值、西藏拉萨事件、台海问题、否定岳飞、李银河的所谓性革命,一一发生,难道是偶然的吗?

    4、1991年11月,何新在《90年代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区域》文中预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东已很难再结聚为威胁美国及西方石油利益的战略性整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动荡状态在这个地区仍将长期延续下去。但是从整体看,此地区已能够被美国和西方政治经济力量所主导和把握。因此,此地区在90年代以后将不再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地区。

    何新说:全球战略中心未来将东移,中国大陆及沿海边缘区域将是未来世界战略竞争的中心焦点,成为矛盾的敏感区和触发点——在中国大局维持稳定而无内乱发生的前提下——中国的边缘区域将事变不断。即:朝鲜半岛、中南(印支)半岛、港台海区、南中国海区域以及环邻西藏、新疆的西部区域。这些区域目前蕴涵复杂经济、政治、主权领土争端和民族、宗教问题,因此随时都可能成为突发矛盾、冲突激化的国际争端区域。

    此后,朝鲜问题、南海问题、台海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不断涌现。

     何新还针对美国开始大规模向台湾销售武器,认为这是一种信号。何新预言:李登辉掌控台湾局面后将搞台独,台、陆关系未来面临急剧裂变。何新建议以中程导弹威慑台湾。

    5、1997年3月(亚洲金融危机前夜),何新写报国务院领导《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研究报告,建议警惕金融行业出现危机,此后,中国明显地放慢了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进度,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没有与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接轨,所以不久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未能祸及于中国。

     6、1997年3月,何新在《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中指出,实施分税制改革,建立中心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

     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将发生分化:(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二)出现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7、2001年3月,何新政协小组发言《论股市泡沫、统计失真与下岗问题》并致信朱镕基,称被媒体大肆吹嘘的新经济是莫须有的神话。预言香港不久还会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

    ——2002年,香港股市恒生指数由年初的11397点下滑到9072点,前三季度累计下跌2325点,跌幅达20.4%。

     8、在上文中,何新还认为:决定自由市场中竞争成败的根本因素,不是靠经济效益,而是靠累积资本的实力和规模。资本炒作决定商品价格,而不是竞争或市场需求决定价格。

    9、在此文中,何新反对对国企私有化和让工人下岗失业的政策。他尖锐抨击:将工人驱赶下岗,使企业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企业效益;实际上是将国有(社会)资产廉价地赠送给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时把失业者抛向社会,制造了社会不稳定的祸乱之源。2002年以后,改制下岗政策终于有所减缓和收敛,失业引起的社会不稳定问题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问题开始得到高层的重视。

    10、2003年2月20日,何新对伊拉克局势发表评论,预言美国攻击伊拉克根本不会有大型的、有意义地对抗性战争。伊拉克即将发生坍塌性的崩溃。萨达姆政权生存期限屈指可数。这种论点与当时央视评论等主流媒体的论调截然相反。然而伊战迅速结束的结果惊人地验证了何新的该预言。

    11、2003年3月,何新发表著名《论某公》文,历数某公执政时期改革政策之误,断论其种种私有化及盲目市场化之激进改革如王安石新政利近害远,竭译而渔,必遗患后来。如今,教育、医疗、房改等新三座大山压得国人透不过气,两极分化、贫富对峙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

     12、在2001年出版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序言中,何新预警:种种迹象明确显示,我们正处在爆发新的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夜。危机的焦点将集中在日元——美元——欧元的汇率上。如果美元暴跌,一旦引致美元泡沫崩破(这个泡沫大得惊人),就必将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大灾变。何新还肯定地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突变已经具有不可避免性。

     13、2008年,何新发表《中国人该有过苦日子的精神准备》一文,预言:国内物价和社会就业问题,未来将极其严峻。发生企业大倒闭、高失业,同时高物价的经济时代即将到来了。过去几年的国内经济的表面繁荣,奢靡挥霍,廉价货物充斥于超市的时代,就要结束。这些话在当时仿佛是“唱衰论”而受到讥笑。但现在对这一点,想必一切工薪阶层已有切肤之痛而感同身受。

     14、2008年4月何新在提交中央高层的《人民币升值是物价上涨全球通胀的原因之一》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必将导致恶性通胀》等文论中提出:人民币持续升值会吸引外汇热钱大规模流入,导致兑换人民币过量发行流动性资本失控。同时人民币估价的一切国内商品普遍升值,也就势必带动中国商品对于世界其他货币和商品发生普遍的物价上涨。换句话说,伴随人民币升值,自然意味着中国物价节节高涨。

    由于中国也是世界消费品的主要出口国家,因此中国出口品的价格上涨必然拉动全球通胀。中国作为全球廉价商品供应商的时代即将结束。如今伴随着人民币大幅升值发生的,正是中国与世界物价的不断上扬。

    15、2008年6月,何新在《谈国际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中指出,弱美元、高油价,这是美国国家当前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其工具就是非政府跨国对冲投机基金。就是这些基金在石油期货市场兴风作浪导致油价飚升。油价上升是美国解决其庞大的国家负债的重要选择,这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是美国政府未来制订一切政策的定位点。经过2008年下半年短暂下跌后,尽管2009年全球石油需求始终呈负增长,油价仍然从2009年2月初的34美元/桶上升至超过90美元/桶。

    16、2010年夏季,何新发表博文《想到中国未来有时想哭》。2011年春,何新发表博文《2011年中看内外大势》预言:预料国内物价,主要是民生用品物价在今年7月以后将会飞起来。何新又针对当时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唱好美国经济以为即将复苏的论调,预言: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仍远未结束。金融大海啸会在未来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以意想不到的形态突然发生。何新还预言:10年之内,中国与世界必有非常之变!无内变则必临外战。中华民族已再次迫近最危险的时候!

    何新说如不改弦易张,通盘检讨过去10年来改革方向的失误,未雨绸缪;则未来会如何——也许只有天知道……

    从此何新基本失语,很少发言。但是在2010——2011两年,何新出版了《汇率风暴:中美金融战争揭秘》、《统治世界:神秘组织共济会揭秘》、《命运与思考》等著作。在2011年于香港出版的《命运与反思》一书中,何新说:我不讲假话。但我并没有讲出所有的真话。

    附注:以上预言见何新有关著作《新战略论》、《致中南海密札》、《论政治国家主义》以及《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何新看中国经济》等书。

    许眉批:何新很早就给中央政府献计献策,秘密上书了,后来写的文章让他一下红得发紫。这个怪才,具有异常的政治嗅觉。但面对中国如此的一个烂透的政体,他也无计可施。
 

 

外汇储备真相惊现

——非最大外汇储备国而或成为最大负债国

何新

    今年两会期间,何新向外储局提出一个问题:中国近年以来外汇储备增长异常,不可能全部来自对外贸易顺差。要求外储局披露有关数据。4月1日,外管局终于披露了一批关于中国外汇储备的重要数据。

    那么,增长过快的巨额对外储备真正来源究竟在哪里?以下这篇分析,给出了较为接近真相的谜底——在中国约2.4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中,大约有1万亿美元是外国在华企业的直接投资(FDI)。必须指出:投资是一种债务关系。

    这些境外投资按照约18%的回报率获得快速增长,并且随人民币每年平均约7%的升值率而自动快速增值。

    按照目前的国际投资头寸表,2009年中国对外资产净头寸约为1.8万亿美元,这其中FDI按历史成本法评估约为1万亿美元,但如果按照FDI资产及其利润的当前市值评估,则已经增长为2.8万亿美元。这笔巨款,随时可以撤离中国。那么,再加上外储局已经承认的入境热钱约3000亿美元,以及中国已经出借给美国的1.9万亿美元——虽然中国名义上还是最大外汇美元储备拥有国,但实际上中国手中拥有可以支配的外汇储备却是负数。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持有巨额美债、欧债的当今世界上最大债权国家,但另一方面中国外储却是負值也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外汇局终于披露:FDI留存利润至少万亿,可随时撤离中国!

    以下分析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4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新口径之下的2010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并通过口径调整,对2005年~2009年国际收支平衡表进行了修正。这一修正意义重大,但还未引起广泛的讨论。外汇局这一修正的核心,是参考国际标准,将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市场产生的留存利润,考虑进国际收支平衡表。这让长期未进入主流讨论的FDI留存利润问题,浮出水面。

    根据外汇局国际投资头寸表,截至2009年底,FDI累计余额已经达到9974亿美元,接近1万亿美元。这1万亿美元外国在华资产,每年都在生成高额利润,而这些利润绝大部分并没有汇出中国,而是留存国内。由于在中国市场运营,FDI利润是人民币形式,并日渐成为游离于主流讨论的“人民币热钱”。

    关于FDI在华留存利润问题,由于没有进入官方统计,而且其规模日益巨大,已经成为观察中国经济的“暗物质”。而随着外汇局对2005年至2010年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调整,这一“暗物质”开始浮出水面。“暗物质”的能量之大,以至于刚一浮出水面,就要改变我们的很多定性认识。

    所谓暗物质,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的是宇宙学中那些不发射任何光及电磁辐射的物质,人们只能通过引力效应得知宇宙中存在大量暗物质。中国经济里,未经统计的FDI留存利润,无论其规模,还是其难以统计的特点,都可以定义为中国经济的“暗物质”。

     外汇局此次回归国际标准、修正统计口径,所上调的“暗物质”规模为2100亿美元或1.4万亿元人民币。这部分资金,所有权属于FDI,但表现形式却为人民币。按照国际收支管理规则,这部分人民币资金随时可以无条件兑换成外币并撤离。

“暗物质”调整的规模

    外汇局此次按新标准发布了2010年平衡表,并对2005年~2009年的平衡表进行了调整。按照外汇局此次修订原则,这一修正是“按照国际标准,将外商投资企业归属外方的未分配利润和已分配未汇出利润,记入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账户直接投资的贷方”。而由于未分配利润、已分配未汇出利润的表现形式为人民币,将归属于FDI的人民币利润,换算成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美元。

     根据最新发布以及调整的数据,2005年~2010年累计净流入中国的FDI规模达到8758亿美元。2005年~2009年流入规模则累计修正上调了1691亿美元。按报告发布的4月1日汇率计算,上调的部分折合人民币1.1万亿元。这其中,2010年数据是直接公布的修正数字,如果按之前口径的话,笔者估计年度FDI流入要下修400亿美元至1600亿美元。这意味着,2005年~2010年6年累计上修的规模,应该为2100亿美元左右(1691亿美元+约400亿美元)。累计上修规模约为人民币1.4万亿元。

    这即是外汇局此次回归国际标准、修正统计口径,所上调的“暗物质”规模,2100亿美元或1.4万亿元人民币。这部分资金,所有权属于FDI,但表现形式却为人民币。按照国际收支管理规则,这部分人民币资金随时可以无条件兑换成外币并撤离。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外汇局数据,2010年我国FDI流入规模高达2068亿美元(比2009年高出42%),流出规模为217亿美元,净流入规模1851亿美元(比2009年高出62%)。在流入的2068亿美元之中,金融部门流入120亿美元,非金融部门流入1948亿美元(其中房地产业是271亿美元,增幅78%)。

    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的FDI流入,大幅高出商务部统计的FDI流入。根据商务部数据,2010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406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7.35亿美元(同比增长17.44%)。可以发现,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流入的2068亿美元FDI,已经是商务部口径流入1057亿美元的接近一倍(196%)。

    累计2005年--2010年6年,以流入规模计算,国际收支口径累计流入9686亿美元,商务部口径仅为累计流入5127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89倍。

    目前来看,国际收支口径高出商务部口径,主要原因,一是统计口径原因,商务部口径只统计当年“三资”企业流入以及企业外部借入资金,而国际收支口径则含纳境外母公司对境内子公司关联贷款、境外机构购买国内建筑物等项目;二即是此次新调整的,对于FDI留存利润(未分配利润和已分配未汇出利润)的计算。可以说,目前市场广泛引用的商务部FDI统计口径,已经大幅落后于FDI流入的渠道和规模本源。尤其是第二个留存利润因素的漏统,导致FDI在中国经济中形成了目前不广为讨论的“暗物质”。

    “暗物质”有多大?实际上,由于已经累计的近1万亿美元的FDI存量,其年度利润产生的规模,已经超过FDI年度纯流入的新增量。

FDI留存利润仍然低估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认为,外汇局此次只是开了一个揭开“暗物质”的好头,但对于FDI留存利润的规模评估,或许依然处于低估状态。

    计量FDI留存利润,一个本质问题是FDI的投资收益率是多少。我们初步可以将外资企业实收资本净利润率,作为FDI在中国真实投资收益率的一个估计。在统计上,可以使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实收资本净利润率来近似替代。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工业统计数据,在2005年至2006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实收资本净利润率高达19%。按照这一收益率,2005年至2006年FDI在中国的投资收益分别为849亿美元和1050亿美元。

     将这一数据减去过去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FDI投资收益,即是没有被监测到的FDI留存利润。按此计算,2005年至2006年间未被统计到的FDI留存利润分别为639亿美元和758亿美元。而根据外汇局最新调整,2005年、2006年上修的留存利润规模,分别为381亿美元、460亿美元,约为以上计算的六成。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统计年鉴》,2009年计算所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实收资本净利润率约为18.6%。依此计算的2009年FDI利润就达到1780亿美元,扣除原口径里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利润汇出部分,还达到约1150亿美元留存利润。但此次外汇局上调的2009年留存利润仅为360亿美元。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一数据依然存在低估。

    “暗物质”有多大?实际上,由于已经累计的近1万亿美元的FDI存量,其年度利润产生的规模,已经超过FDI年度纯流入的新增量。比如,假设FDI在国内收益率为18%,其年度利润就达到1800亿美元,而不考虑利润再投资的年度FDI纯流入规模可能只有1500亿美元。FDI在本质上已经出现“逆差”效应。“暗物质”对国际收支安全是否具有潜在的破坏性?答案很显然,是的。

    根据国际投资头寸表,2009年底FDI余额为9974亿美元,即便按10%的投资收益率计算,其年度利润也达到约1000亿美元。如果外国投资者每年把利润全部汇回本国,意味着,中国要保持经常项目的平衡,就必须保持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由于目前庞大的FDI余额,其年度利润规模的庞大,已经足以对中国的国际收支安全产生影响。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我们将很快看到,所谓“FDI自身净逆差效应”的出现,即年度FDI新增流入少于年度未汇出利润。这将是FDI对国际收支产生逆转性影响的开始。

    笔者认为,目前国际收支平衡表对FDI留存利润规模仍然存在低估。这一逆转性影响实际上已经到来。更应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FDI利润的汇出已经呈现大幅上升态势,在人民币升值幅度到位之后,必然将迎来FDI留存利润大幅汇出的时候,而这时,由于其巨大的规模以及不受约束的属性,将给我国国际收支安全带来冲击。

    为什么中国巨额海外资产的收益如此低,而对外负债的成本却很高?这是由于,中国对外资产主要是外汇储备资产,而对外负债则主要是FDI等高成本负债。外汇局仅仅调整了FDI留存利润,就改变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净收益情况。

2009年:1.8万亿美元净头寸利润仅为1亿美元

    仅仅一项FDI留存利润的调整,让我们对中国整体对外资产收益情况产生了重新评估。在2006年刚刚发布2005年国际收支平衡表时,笔者曾欢呼雀跃写过一篇评论文章《12年资本净输出投资收益一朝终转正》(《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7月19日)。

    文章描写的是,2005年中国终于结束了自1993年至2004年持续了12年的“资本净输出国但投资收益却为负”的窘境。根据当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当年中国实现投资收益净流入91亿美元。但根据外汇局此次对2005年~2009年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回溯调整,笔者“欢呼雀跃”的时间要推迟到2007年了。

    根据最新调整,2005年中国对外投资净收益依然为负,-176亿美元;2006年为-74亿美元。2007年第一次转正,为净收益35亿美元;2008年净收益113亿美元;2009年净收益1亿美元。不过,这种终于转正值得欢呼雀跃么?

    再看一看取得如此规模净投资收益的头寸资产吧,根据对外投资头寸表,2007年~2009年分别为1.19万亿美元、1.49万亿美元、1.8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2009年中国高达1.82万亿美元的对外净头寸投资,累计净收益只有1亿美元,收益率仅仅为1.82万分之一。

    更丰富的具体数据是,2009年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为3.46万亿美元,当年投资收益收入为994亿美元;对外金融负债为1.64万亿美元,当年投资收益支付为993亿美元;1.82万亿美元投资头寸的净收益为1亿美元。为什么中国巨额海外资产的收益如此低,而对外负债的成本却很高?这是由于,中国对外资产主要是外汇储备资产,而对外负债则主要是FDI等高成本负债。外汇局仅仅调整了FDI留存利润,就改变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净收益情况。

    实际上,按照笔者理解的,如果FDI留存利润依然低估,那么可以断言,即便中国目前有2万亿美元的净对外投资,整体的对外投资收益,或许也依然为负。

    历史成本法统计的1万亿美元FDI,在中国已经累积成了巨量无可估算的“市场价值”,加上其累计留存利润,共同构成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暗物质”。目前,已经有学术机构在尝试编制中国的国际资产负债表,这将开始涉及到对FDI资产的市值评估。

FDI存量的市值评估

    另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在于,中国是否保有对外净债权国的地位。与FDI留存利润问题相类似,但其规模更庞大的另一个方向的“暗物质”,是FDI本身在中国国内资产的市值评估问题。由于多种原因,目前中国国际收支头寸表上的FDI余额,是“历史成本法”计算考量。而在美国等国家,对FDI的统计均是“市场价值法”。

    在几乎所有的会计统计体系里,“历史成本法”早已因与时代发展脱节而被替代,但中国对外投资头寸表的FDI项目上依然使用这种方法。

    这里有很多统计问题,综合考虑,虽然不排除有一些外商投资企业经营失败,但从外商投资企业总体在国内的成功经营可以得见,目前国内FDI的市值肯定大于其历史成本。这类市值的评估,如果FDI所投资企业已经上市,其市值评估非常容易。比如2009年,建设银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大幅减持建行股份,累计套现并流出102亿美元,但当年美银的投资规模为30亿美元(后又增持)。这一FDI的投资增值行为,体现为FDI市场价值的提升。另外比如,汇丰控股在2007年进行业绩披露时曾指出,其在中国对于平安保险、交通银行等公司的投资,累计市值约达400亿美元,但其当时投入的规模则非常之小。汇丰控股在国内的FDI市值,已经远不是其“历史成本”。

    历史成本法统计的1万亿美元FDI,在中国已经累积成了巨量无可估算的“市场价值”,加上其累计留存利润,共同构成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暗物质”。目前,已经有学术机构在尝试编制中国的国际资产负债表,这将开始涉及到对FDI资产的市值评估。

    对FDI资产的市值评估非常重要,将牵扯到一个重大的定性判断,即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么?中国还是一个净债权国么?
目前中国FDI体系中的留存利润,已经具有明显的投机性质。另外,上世纪拉美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证明,在危机时期FDI同样会掀起撤出浪潮。对于国家国际收支的安全考量来说,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黑天鹅”。

中国变身债务国隐忧

    按照目前的国际投资头寸表,2009年中国对外资产净头寸为1.8万亿美元,但这其中FDI是按历史成本法评估为9974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FDI资产采用“市场价值法”,评估为2.8万亿美元,那么中国就将从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家,变成一个债务国。从一些个案FDI的市值评估延伸,笔者不认为得出这个结论有多么危言耸听。实际上,为了考量中国国际收支的安全性,评估FDI的市值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在国际资本流动中,FDI往往被认为是稳定的、非投机性的。但目前中国FDI体系中的留存利润,已经具有明显的投机性质。另外,上世纪拉美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证明,在危机时期FDI同样会掀起撤出浪潮。对于国家国际收支的安全考量来说,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黑天鹅”。

    作为本文最后,我们想问的是,如果通过FDI的市值评估,扭转了对中国对外净债权国的认识,会给市场带来多大的冲击,会给中国对自身经济的评估带来什么改变?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牵扯到一个目前热议的政策话题。目前中国正在热议创建国际板,并试图允许更多外商在中国的公司直接上市。如果国际板最终成行,这将是FDI在中国获得高溢价的最佳市场,FDI的市值也将获得清晰评估。可问题在于,有没有计算过,如果FDI在中国国际收支的计算体系里,从1万亿美元,进行资本市场溢价,放大到2万亿美元、3万亿美元或5万亿美元,乃至更高,中国的对外投资头寸表、国家资产负债表、央行外汇储备适度规模评估,会是怎样的改变?

 

惠誉调整中国本币主权评级展望至负面

2011-4-14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国际评级公司惠誉周二将中国的长期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的展望从稳定调整至负面,并确认中国的长期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为“AA-”。

    惠誉认为,信贷规模急剧扩大、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以及最近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都加剧了中国宏观金融稳定性所面临的风险,同时也导致银行业和地方政府的或有负债规模加大。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简称IMF)周一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就中国经济面临的中期风险发出异常严厉的警告,称中国大陆和香港可能正在形成信贷及资产泡沫,最终或将破裂。

    IMF表示,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信贷膨胀和资产价格涨势令人不安。中国大陆和香港目前的信贷仍在高速增长,对房地产价格可能出现急速回落及其影响的担忧正日渐加剧。惠誉还确认中国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确认中国短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为“F1”,国家上限评级为“A+”。

    中国外币主权评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但惠誉将中国本币主权评级的展望从稳定调整至负面。惠誉是与标普、穆迪齐名的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之一,是唯一的欧资国际评级机构,总部设在纽约和伦敦。在全球设有40多个分支机构,拥有1100多名分析师。

     三大评级机构各有侧重,标普侧重于企业评级方面,穆迪侧重于机构融资方面,而惠誉则更侧重于金融机构的评级。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6 13:32:00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全球化

全球化的真相

曼恩 (CHARLES C. MANN)

2011年8月

    在马尼拉湾的热带港湾,两伙人正在小心翼翼地接洽,他们目光冷峻,手把着武器。这些人都是常年在世界各处游走的商人,他们来自相隔万里的地球两端:西班牙和中国。

    西班牙商人手中有大量由印第安和非洲裔奴隶在美洲开采的白银;那些中国人则带来了上好的丝绸和瓷器,其精良的制作工艺在欧洲闻所未闻。这笔在马尼拉进行的丝绸换白银的交易发生在1571年的夏天,此后它还将继续下去,并延续近250年之久。这一交易为如今被我们称作“全球化”的进程拉开了序幕。欧亚美三大洲第一次被一根经济纽带系在了一起。

哥伦布的遗产

    Antar Dayal/Getty Images。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哥伦布远航引发的生态变迁是奠定当代世界格局的若干重大因素中的一个。

      12周:1845年马铃薯晚疫病从佛兰德斯蔓延到爱尔兰所用的时间。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1829年:奴隶贸易最旺盛的年份。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54,000:18世纪,54,000吨白银从美洲运到欧洲,大大超过16世纪的17,000吨。

     橙子。

     1518年: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圣多明各,西班牙人的家里和种植园内都被“无数只蚂蚁”侵入。

     14亿美元:2008年意大利西红柿产品的总价值,西红柿原产于南美洲。

     36,000%:1640年到1700年,从切萨皮克殖民地出口的烟草增加了36,000%。

     0:1492年以前,北美地区没有蚯蚓。

     这些丝绸在西班牙引起了轰动,就像白银在中国的礼遇一样。而迎接各自商船返航的人们并不清楚这些商船真正带来的是什么。如今我们在谈论全球化问题时,通常只探讨其经济内涵,但实际上,这也是个生物学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早期跨洋商船上所承载的最重要的货物不是丝绸或者白银,而是那些不受人类控制的动物植物,其中有不少是些无心的“偷渡客”。纵观历史,全球化过程中的生物变迁对世界人类和国家命运的影响可能是更为深远的。

    大约两亿五千万年前,地球只有一块大陆,名曰泛大陆。地质运动使得这块大陆被割裂,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从此永远分开。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块大陆上分别衍生出了全然不同的动植物体系。

    在哥伦布(Columbus)横跨大西洋之前,只有极少数具备冒险精神的大陆生物曾飞跃海洋,在地球的另一端构建家园,其中绝大多是昆虫和鸟类。除此之外,地球基本上被割裂为各自独立的生态领域。哥伦布的一个卓著贡献就在于──按照历史学家克洛斯比(Alfred W. Crosby)的说法──将泛大陆的裂缝重新缝合起来了。

    1492年之后,随着欧洲商船将成千上万的物种带到大洋彼岸安家落户,全球的生态系统开始交错融合。要感谢这种被克洛斯比称作“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的现象,我们如今才能在意大利看到西红柿、在佛罗里达品到橙子、在瑞士吃到巧克力、在泰国尝到红辣椒。

     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哥伦布远航引发的生态变迁是奠定当代世界格局的若干重大因素中的一个。欧洲为何能够崛起?昔日国力最为富足、社会最为文明的中国为何败落?传统奴隶制度为何在美洲大行其道?工业革命为何发源于英国?上述问题的答案都与“哥伦布大交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哪儿说起呢?先说说蠕虫吧。确切地说就是蚯蚓──特别是黑蚯蚓和红蚯蚓──在1492年之前,这种生物在北美大陆根本不存在。

     在跨过太平洋开始进行丝绸白银贸易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们都在穿越大西洋寻找稀有金属。最终他们从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运走了大量黄金和白银,大大增加了欧洲的货币供应。在这些返乡船只上还有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物品:一种来自亚马逊河流域的植物,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烟草。

    令人兴奋、使人上瘾的烟草,引爆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消费时尚。在1607年英国于弗吉尼亚建立其第一块殖民地之前,伦敦已经有了七千多家“烟馆”。这些烟馆类似于咖啡馆,为这座城市中队伍日益壮大的瘾君子们提供购买和吸食烟草的场所。为满足需求,英国的商船停靠在弗吉尼亚码头,装上成桶卷好的烟叶。这些大桶一般有4英尺高、2英尺半粗,每个桶至少有半吨重。为平衡重量,船员们会将砂石泥土等压舱物清出。他们用弗吉尼亚的烟草换掉了英国的泥土。

    这些泥土中很可能就藏着黑蚯蚓和红蚯蚓。几乎可以确定的是,那些殖民者们带进来的植物的根系中也有。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美国的中西部的北部区域、新英格兰和加拿大全境都没有蚯蚓。早在上个冰川期,蚯蚓就在这里绝迹了。

    在没有蚯蚓的林地,叶子会堆积在地表,乔木和灌木依靠这些落叶提供营养。蚯蚓出现后,很快就将那些落叶清理干净,并将营养以排泄物的形式深藏到地下。彷佛一夜之间,植物们发现无法自己获取营养了,它们原本相安无事的浅层根系似乎长错了地方。野生撒尔沙、野生燕麦、黄精以及大量林下叶层植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宾夕法尼亚莎草这样的草类物种。糖枫几乎不再生长,口木的幼苗则开始茁壮成长。

    现如今,蚯蚓随着农民、花农和垂钓者们四处旅行安家。这些兢兢业业的地下工程师们正重新耕耘着明尼苏达、艾伯塔和安大略湖区的广袤土地。生态学家眼中这场庞大、毫无计划并将历经多个世纪的实验还在继续着,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哥伦布航海之前,引发疟疾的寄生虫在欧亚大陆和非洲相当猖獗,但在美洲却不见踪迹。可能早在哥伦布第二次远航时,疟疾便随着船员的身体来到了大洋的这一端。疟疾常见的并发症──黄热病──很快也跟随而至。

    十七世纪前,在从美国华盛顿特区到巴西、厄瓜多尔这一带的沿海地区,疟疾和黄热病肆虐,使得这里成为欧洲移民的危险禁区。许多欧洲移民到达这些地方仅数月就一命呜呼了。而对于这些疾病,大多数西非人体内存在先天或后天获得的免疫力。起初,美国大农场主们喜欢从欧洲输入劳力,因为欧洲劳工和他们说同样的语言,还了解欧洲的农耕方法。而且,从欧洲雇佣劳工比从非洲买奴隶要便宜。不过欧洲人身体远没有非洲人强健,因此雇欧洲劳工这笔投资的风险要高一些。历史学家柯廷(Philip Curtin)算过一笔账,仅从经济学角度讲,哥伦布大交换带来的疾病使得非洲奴隶的价值高达欧洲劳工的三倍。

    哥伦布大交换导致传统奴隶制度在美洲盛行?这样说有些欠妥。人性本善,且人们在做出决定时会权衡很多因素。不过,只要了解市场的运行方式,就不难理解奴隶制度在经济上的优越性是如何在美国农场主们做出选择时发挥作用的。

    哥伦布大交换在催生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则更为直接。1698年,野心勃勃的商人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成功说服富足的苏格兰人拿出半数资产用来在巴拿马建立殖民地,希望借此控制这个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往来贸易的咽喉要道。按照历史学家麦克尼尔(J.R. McNeill)在其著作《蚊子帝国》(Mosquito Empires)中的描述,疟疾和黄热病很快夺去了2,500名殖民者中近九成人的性命。这场灾难导致苏格兰的财务状况江河日下。

     在那时,英格兰和苏格兰虽然共戴一君,但各自仍是独立的王国。此前数十年间,较为强大的英格兰一直在竭力促成两国的合并。出于对经济主导权旁落英格兰的担心,苏格兰一直在顽强抵抗。但如今英格兰承诺一旦两国合并,他们可以对苏格兰投资者们在巴拿马投资中的损失做出补偿。正如麦克尼尔所述,“由此,在巴拿马热病的协助下,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诞生了。”

    即便如此,苏格兰人恐怕也不会对哥伦布大交换带来的所有后果充满怨言。苏格兰并入英国时,当地居民的日常口粮是一种来自南美的植物块茎,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马铃薯。

    同谷类相比,块茎产量会更高。如果小麦或者稻子的穗子长得很大,植株就会倒伏死掉。而块茎生长在地下,不存在这类问题。与种小麦或大麦所收获的粮食相比,十八世纪农民种植马铃薯的收成能多出三倍左右。

     那时,饥饿对欧洲人而言并不陌生。据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称,法国在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间曾发生过40次全国性的大饥荒,相当于每十年就发生不止一次。英格兰则更为频繁。在欧洲这片土地上根本无法实现自给自足。

    马铃薯的存在让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从爱尔兰到乌克兰之间横跨2000英里的区域──的人解决了吃饱肚子的问题。(另一种来自美洲的作物玉米则在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其结果便是政治稳定、收入增加、人口繁盛。来自秘鲁的马铃薯成了欧洲崛起的动力。

    红薯在中国也担任了一个类似的角色。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借助跨越太平洋的白银贸易,红薯连同玉米一道从南美进入中国。这之后,中国的农民们便能够对山上不生稻米的荒地进行耕作了。在新作物的滋养下,大清王朝日益繁盛起来。但这场盛宴很快就变了味道。

     由于中国农民之前从未耕耘过山上干旱的土地,他们犯下了初学者的错误。耕地侵蚀了土壤,导致洪水泛滥,民情涌动,政权动荡。那些为欧洲强盛立下汗马功劳的新作物成了撼动中国统治者江山的重要因素。

     哥伦布大交换还让另外一些人付出了代价。哈佛大学昆虫学者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指出,1516年当西班牙殖民者将非洲的大蕉引入伊斯帕尼奥拉岛时,他们还带去一些大蕉的寄生虫:介壳虫。这类寄生虫从大蕉根部吸食汁液。

    威尔逊称,介壳虫在伊斯帕尼奥拉岛没有天敌,于是其数量一定会激增,这种现象被称作“生态释放”。介壳虫的出现应该会让当地一种名为热带火蚁的虫子颇为高兴。热带火蚁喜欢吃介壳虫甜滋滋的排泄物。因此介壳虫的泛滥很可能会导致火蚁数量的激增。

    以上仅是根据事实所做的推断。但在1518年和1519年间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不只是推断。根据一位见证了当年情形的牧师描述,在伊斯帕尼奥拉岛,西班牙人的家里和种植园内都被“无数只蚂蚁”侵入,这些蚂蚁的叮咬“比那些能蜇伤人的黄蜂还要疼”。不堪其扰的西班牙人不得不离开圣多明各,将他们的家拱手让给这些小虫子。这是当代史上的第一次生态灾难。

    两个世纪后,一次更为严重的生态灾难卷土而来。当时欧洲的船只不慎将一种源自秘鲁、会导致马铃薯晚疫病的细菌带了进来。这种病菌最初于1845年6月在佛兰德斯出现,8月份被风吹到了巴黎周边的马铃薯种植园。几周后,荷兰、德国、丹麦和英格兰的田地均未能幸免。到9月13日,爱尔兰的马铃薯也染上了晚疫病。

    爱尔兰比其他任何西方国家都更加依赖马铃薯。不到两年的时间,一百多万人死亡,数百万人逃离家园。爱尔兰从此一蹶不振。直到今天,爱尔兰的不幸仍昭然在目──它是欧洲、乃至全世界唯一一个在同样疆域内的人口数量要少于150年前的国家。

    Getty Images

    美国的森林正被大量外来虫害和疫病侵毁,枯树遍布的森林很容易招致毁灭性的森林大火。上图为华盛顿州的一场森林大火。

    哥伦布大交换现今仍在继续着。原产自巴西的帕拉胶树如今占据着东南亚的大片土地。这种树上产的橡胶作为生产轮胎、皮带、密封圈和垫片的原料,成了维系工业文明的无名英雄。(迄今为止,同等质量的人工合成橡胶仍无法投入批量生产。)

    橡胶树能在亚洲安家落户,要归功于一个名叫维克汉姆(Henry Wickham)的英国人。维克汉姆于1876年将七万颗橡胶树种子从巴西偷运到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s)。如今在其亚马逊河流域的家乡,橡胶树的种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当地一种名叫南美叶疫病的强大病菌已将那里的橡胶树消灭殆尽。就像当年马铃薯晚疫病菌度过大西洋那样,南美叶疫病早晚有一天也会穿越太平洋给彼岸的橡胶树带来可以预见的巨大灾难。

    生物物种总会借助偶然事件或是有利的环境条件到处游走。而哥伦布大交换就像一张生物互联网,将自然界的每个部分联系起来,并以惊人的速度对其进行着改造。改造的结果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

    Getty Images

    在东南亚,现在到处都是橡胶树。而在其亚马逊河流域的家乡,因为一种强大病菌的破坏,橡胶树的种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图,一名巴西工人正在从橡胶树上提取乳胶。

     就像全球化进程本身那样,其带来的生物变迁结果也很难预料。就在巴西的橡胶树种植园占据了东南亚热带森林之际,一种原产自中国的豆类植物──大豆──正在亚马逊河南部近八万平方英里的广袤土地上生根发芽,其种植面积几乎相当于整个英国的大小。在巴西干旱的东北地区,种着逾1.5万平方英里的澳大利亚桉树。而另一方面,如今澳大利亚的开拓者们正试图将一种巴西的棕榈树──阿萨伊树──引入当地,这种树的果实一直被社会名流们奉为超级健康食品。

    所有这些变化都将产生积极的经济效果──比如大豆出口正帮助巴西成为农业大国,改变着该国边远地区无数贫苦农家的命运。不过如今还在进行中的哥伦布大交换所带来的负面结果也很触目惊心。美国的森林正被大量外来虫害和疫病侵毁:比如橡树突死病,其致病菌很可能来自中国南部,和马铃薯晚疫病病菌同属;花曲柳窄吉丁虫害,这种虫子可能是藏在船只集装架里从中国北部来到美国的;还有白松疱锈病,这种病来自西伯利亚,于1920年在美国西北部的太平洋西北地区首次被发现。

    枯树遍布的森林很容易招致毁灭性的森林大火,而这往往是巨变的诱因。新的物种会迅速取代那些在大火中消失的旧物种,物种更替则将带来无法预先获知的后果。我们只有耐心等待才能知道,我们的后代未来将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

     如今的我们新闻版面被债务危机、最新电脑应用软件以及中东动荡之类的消息占据。但数百年后,历史学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看法,可能正如我们开始看待当代西方世界的崛起那样:不过是哥伦布大交换这本热闹大书所展开的又一页新篇章。

    (本文作者曼恩是新书《1493年:发现哥伦布新世界》(1493: Uncovering the New World Columbus Created)的作者。)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6 10:43:1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 标题: 转发: 转发:骆家辉宣誓就职 希拉里幽默讲话

美国驻华大使宣誓就职时的讲话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即时发布

2011年8月1日

    骆家辉曾这样叙述自己的家族历史: “当我第一次宣誓就职华盛顿州长时,我讲述了我的家族故事。一百多年前,我的祖父在未满二十岁时从中国来到美国,靠给人家做佣人换取英文课程。他那时所在的地方距离华盛顿州长的官邸仅仅一英里。但是我的家族花费了一百年时间才走完这一英里(相当于1.6公里)。这是一段只有在美国才有可能发生的旅程。”

    马歇尔(Marshall)大使:

    下午好。下午好,欢迎光临。我作为礼宾司司长很高兴欢迎诸位来到国务院条约厅参加下一任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骆家辉(Gary Locke)的宣誓就职仪式。(掌声)今天下午由尊敬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主持仪式,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地与新大使的家人 - 他的夫人蒙娜(Mona)、可爱的女儿艾米莉(Emily)和马德琳(Madeline)及儿子迪伦(Dylan)一起出席仪式。 (掌声)

  我们还很高兴地邀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使馆代办和夫人石玲(音译)与我们一起出席这个仪式。同时我还要感谢到场的科威特大使和夫人萨巴赫(Mrs. Al Sabah);藤崎(Fujisaki)大使;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Ron Kirk)大使;商务部代理副部长丽贝卡·布兰克(Rebecca Blank)博士;尊敬的前驻华大使尚慕杰(James Sasser);尊敬的前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前驻纳米比亚大使杰弗里·巴德(Jeffrey Bader);以及许许多多今天与我们一起出席仪式的其他正式任命的现任和前任大使。

  请大家与我一起向诸位贵宾表示欢迎。 (掌声)今天下午我们的仪式先请国务卿致词,然后主持我们新大使的宣誓就职仪式,接着是签署委任状,最后请骆家辉大使发表讲话。现在,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地请国务卿发表讲话。

    国务卿克林顿的讲话:

  我非常高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笑声)我尤其要感谢加里(Gary)、蒙娜(Mona)和他们的子女及你们大家,感谢你们的耐心和执着,使我们大家都能在这里出席骆家辉任我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宣誓就职仪式。本届政府即将派遣加里和他幸福美满的一家前往中国,今天是令人兴奋和自豪的一天。我特别欢迎代办和外交界其他人士以及如此众多来自本届政府的朋友。

  本无庸赘言,但我还是要说,我国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关系,我们认为双方关系具有非凡的实质意义,对我们在21 世纪共同享有什么样的未来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两国都是纷繁多样、国土广袤的国家,但有着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政治制度。然而,我们知道增进相互了解,共同努力和一起解决问题的重要性,而这也是我们全力以赴要做的事。

  我相信骆家辉是落实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关于发展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承诺的恰当人选。加里前往北京赴任之际,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有大量后续工作需要我们做,还面对着很多棘手的问题和挑战。但我知道,加里已为应对这些难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骆家辉以勤奋工作著称,很难有人能像他那样可担此重任。我与加里相识已久,你们中有的人认识他的时间更长,你们知道他以工作特别勤奋著称。在他担任州众议员时,西雅图(Seattle)的一家报纸称他--我来引用一下--"此人误把他的生命当作立法机构"。(笑声)当然那是在认识蒙娜以前。(笑声)蒙娜,我们真高兴你也要去北京。(笑声)

  不过,想想加里自身的经历,作为来自中国的移民家庭的儿子,直到上学才学习说英语。19世纪90年代,他祖父从中国来到美国,以给人作家仆换取学习英语的机会。他父母亲在他们开的夫妻杂货店工作,一周7天,一年365天,为了让他们的五 个孩子过上更好的日子。骆家全家都知道美国梦的意义。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但不是保证。他们必须尽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这个国家提供的机会。

  加里成功了--一名优秀生、鹰级童子军、奖学金、在耶鲁大学(Yale)的丰富经历,又在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获得法学学位,然后回到华盛顿州(Washington State),成为州议员和金恩郡(King County)郡长、华盛顿州的两任州长,直到最近他还担任商业部部长(Secretary of Commerce)。

  加里的辛勤工作不仅仅帮助了他的家人。他还为改善华盛顿州人民和美国人民的生活做出贡献。在两次全国衰退期间,他在华盛顿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就业机会创造者。他曾领导我们为增加美国出口进行的努力。他在规定的时间和预算内完成了人口普查,这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成就。他推动全面专利改革的立法取得进展,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进展。他在众多公共服务的岗位上服务,写下了如此光辉的历史,取得了如此杰出的成绩,另外还有许多值得赞扬的地方。现在,他成为代表美国出任驻北京大使的第一位美籍华人。

  当然,虽然他看上去有些严肃,我们知道他也有轻松的时候。(笑声)我听说,他赢得州长选举的那一夜,在数百名听众面前一展歌喉的故事。我喜欢听他向蒙娜(Mona)求爱的故事 。他在一架小飞机上挂了一面旗子,飞机飞上天,旗子上写着:"蒙娜,我爱你。你願意嫁给我吗?"我觉得他的三个孩子都知道,他总是说,不管是州长或内阁部长,他做过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当父亲。我感谢你们与父亲一起去北京。(笑声)因为我知道这并不容易,但我相信你将有一番不寻常的经历,我知道,对中国人民来说,见到你们也多么意味深长。

  加里,我也知道,你希望你已故的父亲,吉米(Jimmy),今天也能站在这里,因为你知道你的家人会多么自豪,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的整个旅程把一家人带到这里,现在又把你送往北京。因此,如果准备好了,我想我们就开始进行宣誓,蒙娜手捧"圣经"(the Bible),你站在这里。请举起你的右手--你以前已经好多次这样做了--(笑声)--跟我宣读誓言。

  (宣誓就职。)

  国务卿克林顿:祝贺你,大使。(掌声)

  骆家辉大使:这好像是登记工资预扣。(笑声)

  国务卿克林顿:这件事以后再说。(笑声)

  (签署委任状)

    骆家辉大使的感谢词:

    非常感谢你,克林顿国务卿,以及马歇尔大使的主持,还有所有贵宾──尚慕杰大使,我看到卡拉?希尔斯(Carla Hills)在座,阁员罗恩o柯克,还有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的弗雷德o赫克伯格(Fred Hochberg)、白宫的克里斯o刘(Chris Liu)、商务部的众多同仁,以及来自西海岸的家人和朋友。实在很高兴看到各位光临。

  我非常荣幸成为下一届的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我要谢谢奥巴马总统和克林顿国务卿、美国参议院对我的支持、信心和信任。我还要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邓代办,以及今天在场的许多朋友和同仁。我和我的家人──即我的夫人蒙娜以及我们的孩子埃米莉、迪伦和梅德林──都很兴奋有这个机会为美国总统及美国人民效劳。

  美国和中国在外交、经济和战略方面具有非常重要而复杂的双边关系,虽然充满挑战,但也有扩展合作和协作的极大潜力。我期盼与中国政府一同实现这种可能,但是更重要的,创建奥巴马总统与胡主席均同意两国应该追求的积极、合作和全面的关系。随着两国的企业和政府互相协作处理世 界上最棘手的一些挑战,我们已经看到了展现这种未来潜能的实例。我将全心支持两国在广泛的重要国际事务上持续的双边和合作努力,从气候变化,到寻找更清洁的新能源,到终止核武器与核材料的扩散,以及推动新的合作领域。

  在过去十年中,为支持扩大商业合作和美国产品及服务的市场准入,我有幸拜访并会见了许多中国政府官员和民间部门主管。我期望继续这种对话,创造两国双赢的局面,因为美国企业和员工可以帮助中国达到现代化的目标,并且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美国国内员工创造工作岗位。

  在那些美国和中国存在差异或者严重歧见的敏感领域,我会致力保持交流渠道畅通,清楚传达美国政府的立场,并且与最高层的中国政府官员接触。在此同时,我希望更多地与中国人民 直接沟通,以增进我们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理解。

  我深信,改善美中合作不仅对我们两国而且对国际社会至关重要。作为在华盛顿州长大的中国移民的孩子,有机会代表我的出生地美国和美国的价值观,这无疑超越了我的任何梦想。我的父亲吉米在今年一月份去世,但我可以想象,他如果看到儿子作为第一位美籍华人在他和我母亲的出生地代表美国,会感到多么自豪。要说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美国可能是老生常谈,但是,就这件事情和这个职务而言,这一说法千真万确,而且意义重大。当我作为美国驻中国大使为总统和美国人民效力时,我代表的将是美国及其作为自由、平等和充满机会的国度的许诺。

  在结束讲话之前,我必须感谢在商务部与我共事的非凡的团队和同事们。这是我从事过的最喜爱的工作 之一。我们商务部的同事们,无论是政务官还是公务员,业绩惊人。我为能有机会与他们共事感到无比自豪。

  最后要提到的是,我的政府生涯的成功离不开蒙娜。克林顿国务卿谈到我遇到蒙娜之前的日子。(笑声)在坐的有些人了解内情,我希望你们都一致认为遇到蒙娜后的日子好多了。(笑声和掌声)的确,我的政府生涯的成功离不开蒙娜,她一直是一位忠实的、最好的知己和顾问,真正让我做到襟怀坦白。事实上--我记得在我竞选州长时,许多人写信说:"我投你的票完全是看在蒙娜的份上。"(笑声)我的确认为,我要成功地在中国代表美国,就必须与蒙娜进行团队协作。她有着难以置信的良好直觉和领悟能力,完全以家庭为重。感谢你的爱和这种支持。

  我们全家即将踏上激动人心的历程并迎接挑 战,我们急待出发。非常感谢各位出席今天的仪式。(掌声)

  马歇尔大使:我们代表大使及其家人感谢诸位出席这次仪式。现在欢迎大家在讲台前列队向新任大使表达你们个人的祝贺。骆大使,再次向你表示祝贺。(掌声)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即时发布

  2011年8月1日

  条约厅(Treaty Room)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Washington, D.C.)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6 13:35:41 +0800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FW: 转发:

骆家辉给中国高官上了一课

外记

2011-08-14

    喜欢京剧的朋友都知道,咱们的国粹京剧特别讲究“亮相”。一名“角儿”一个亮相往往就能获得满堂彩。如今的中国政治家也爱学这一手,他们只要在公众面前“亮相”,总要刻意打扮一番:头上梳洗得油光闪亮,连一只苍蝇都站不住,身着得体的“官服”(往往是西装),足履的高级皮鞋一尘不染,与头上的油光相映衬,上下都熠熠闪光,真个是“光彩照人”啊!

    相比之下,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新“掌门人”骆家辉的亮相就显得“寒酸”多了。

    13日22时许,骆家辉携妻子李檬和3个孩子“亮相”,一起出现在扶梯上。除了最小的女儿梅德琳,每人都手提肩扛,拿着行李。 儿子背着黑色大双肩背包,站在最前面,妻子李檬背着白色休闲的单肩包,牵着小女儿,站在中间。大女儿长发披肩,背着大号单肩包,与父亲并排站立。

    骆家辉则手提黑色公文包;而且拒乘专车和家人一起钻进大车。我想,这就是美国形象吧。

 

駱家輝的妻子李蒙

加州校友 吴宗素

2011年8月

骆家辉:妻子的爱让我从容不迫

    2009年5月1日,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宣誓就职。就职典礼上,奥巴马总统特意感谢骆家辉的妻子李蒙:“因为你,美国才有了一位如此出色的商务部长,我欠你一个人情。”并鼓励她继续为骆家辉投注力量。

     骆家辉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位华裔部长,他还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州长——华盛顿州州长。而外界更津津乐道的是,他作为州议员时赢得了知名主播李蒙的芳心。追随着骆家辉的美国梦,李蒙放弃事业;为了孩子和家,她无悔地和骆家辉回归平民;当历史再次选择骆家辉时,她告别安逸,坚定地和丈夫站在一起。

下嫁穷议员,知名主播甘做背后的女人

    1994年的一个夏夜,西雅图一栋高层公寓顶楼的空中花园里,四周躺满火红的玫瑰,悄然散发出沁人的幽香,雅致的桌子上摆着精美的甜品,烛光窈窕而优雅地跃动着……李蒙牵着骆家辉的手从楼下走上来,她吃一口甜点,抿嘴偷笑,那份香甜从唇齿间飘溢到全身。

    这时,一阵“隆隆”声由远及近,一架直升飞机缓缓靠近空中花园,一条长幅徐徐垂下:“李蒙,我爱你!”未等李蒙从惊喜中反应过来,骆家辉站起身,深情地说:“李蒙,你愿意嫁给我吗?”万家灯火中传来一片惊叹声,李蒙一迭声道:“我愿意!我愿意!”然后飞奔下楼去给父母报信儿。

    李蒙的父亲李振亚祖籍上海,出身名门,事业有成,在华人圈声望很高,多次为中美交流搭线铺桥,还曾被里根总统聘为白宫财务顾问。

经营幸福的家,也需要大智慧

    母亲王安玲也是知书达理的贤淑女子。良好的家教下,明眸皓齿的李蒙出落得聪慧而优雅。1986年,她在美国加州大学读书期间获得“全美亚裔小姐”称号,此后又获得西北大学大众传播专业硕士,并凭其才华成为西雅图第五电视台记者兼主持人,颇有名气。

     一天,李蒙接到任务——采访华盛顿州众议员骆家辉。和往常一样,她要先对采访对象做足功课:骆家辉,1950年出生,祖籍中国广东,第三代移民,家境贫寒;毕业于耶鲁大学政治学专业,还在波士顿大学获得法学学位;做过检察官,1982年当选为众议员,从此走上政坛……

    一见面,李蒙脑海里平顺而简单的人物背景被激活了,骆家辉微笑着倾听李蒙抛来的问题,侃侃而谈。他的坦率、自信和智慧给李蒙留下了深刻印象。李蒙没想到,那双明亮而敏锐的眼睛,从那天起,开始认真探究她了。

    几次采访交流之后,骆家辉对李蒙展开了“攻势”。李蒙身边不乏追求者,而骆家辉只是一名州议会议员,薪水还不及她的一半。李蒙倾心于骆家辉独到的政见和卓越的才能,并不在乎他的财势,但屡见不鲜的政坛丑闻,让她对政治人物的品性有所保留。

    随着见面次数增多,细心的李蒙发现,骆家辉换来换去只是三套西装,便不解地问:“你业余时间在大学兼客座教授的收入也不少,怎么这么节俭?”骆家辉解释说,他的收入都捐给学校用以补贴贫穷的学生了,“我靠奖学金、助学贷款和兼职完成学业,现在有能力了,就要帮助学生,让他们有更多精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李蒙追问道。“有一个温暖的家。”骆家辉不假思索地说,“然后,和家人一起实现几代亚裔人追求的美国梦。”浅笑的眼睛里暖意融融。意外之余,李蒙被深深感动。

    1993年,从政已经11年的骆家辉竞选华盛顿州景郡郡长,最终成为该郡史上首位华裔郡长,他的作为和廉政备受民众赞赏。这年感恩节,几位追求者分别邀请李蒙赴约,包括骆家辉。晚上,当骆家辉应声开门时,李蒙正笑吟吟地站在门前。几个月后,不浪漫的骆家辉就自编自导了轰动全城的直升飞机求婚记……

    1994年10月15日,骆家辉和李蒙成婚。婚前,李蒙对骆家辉提出“约定”:不论工作多忙,必须保证尽量在家吃晚饭;周末要与家人一起过。

    一年后,华盛顿州州长选举拉开帷幕。骆家辉的政绩有目共睹,几乎所有舆论都支持他参选,骆家辉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李蒙也举双手赞同,但为了避嫌,她必须辞职。此时,李蒙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节目,已是新闻界的佼佼者。要妻子放弃她钟爱的事业,骆家辉有点儿犹豫。李蒙很爽快地打消了他的顾虑:“通向美国梦的机会不多,我没有理由不支持你。只要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接着,李蒙快刀斩乱麻地递交了辞呈。

    几天后,骆家辉宣布竞选州长。这时,李蒙怀孕了。骆家辉兴奋异常,可激烈紧张的竞选活动让他连“约定”都难以遵守,只能嘱咐李蒙安心养胎。李蒙答应了,却一刻也闲不下来,凭着扎实的语言功底和丰厚的媒体经验,她策划组织拉票活动,发送新闻稿,每次都有声有色。

    骆家辉所有的演讲词,甚至一个简短的记者会开场白,李蒙都要审核把关。有几次,为了琢磨一个比较恰当的词语,她皱着眉头想半天。骆家辉把稿子拿开,让她去休息:“交给别人做就好了,你已经站了大半天了。”李蒙振振有词地说:“了解你,才知道如何扬长避短。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吗?”

    竞选期间,最辛苦莫过于到各区募款拉票,舟车劳顿,还要交际,李蒙每次都陪骆家辉到场,笑言她现在一个顶俩。随着支持率不断攀升,骆家辉和李蒙信心百倍,却未料及选战中的凶险。那天,骆家辉夫妇和岳父母在餐厅就餐,外面突然一阵骚乱,一家人正纳闷,几名警察冲了进来。原来,一名种族歧视分子企图暗杀骆家辉,跟踪到餐厅伺机下手,幸亏被及早发现。一家人从后门匆匆离开现场。有惊无险,大家长嘘了一口气。路上,骆家辉有些沉默,这次恐吓不会吓倒他,但家人的安危让他担心。李蒙兰心蕙质,怎能感觉不到丈夫的顾虑,她平静地说:“要走得远飞得高,没有坦途。放心,我们支持你,也会照顾好自己。”

相夫教子,掌声送给“州长夫人”

    1996年11月5日,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骆家辉当选华盛顿州州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州长。两个多月后,他宣誓就任。任职演说后,华盛顿州议会抬出一张婴儿床作为贺礼。掌声和笑声中,骆家辉兴奋地跑下台,小心地搀着大腹便便的李蒙上台,一起接受大家的祝贺,他悄声对李蒙说:“这掌声是送给州长夫人的。”

    接着,骆家辉和李蒙搬到了华盛顿州首府奥林匹亚市的州长官邸。夫妻俩漫步在官邸,骆家辉感慨地告诉李蒙:“100年前,我祖父就在离官邸一英里处的那户人家做男仆;100年后,我成了官邸的主人。这一英里,我们家走了一百年哪!”李蒙知其深意,这一百年和移民的美国梦,不仅仅是骆家辉。

    奥巴马接见骆家辉一家及李振亚夫妇 一家的,也是华裔的,她有责任和丈夫继续努力。

    不久,女儿艾米丽出世了,两年后儿子迪兰降生。骆家辉是顾家的好丈夫、好父亲,无奈事务繁忙,总是心有余力不足,几乎所有家事全仗李蒙照应。

    身为华盛顿州“第一夫人”,李蒙要照料全官邸的事务。大小宴会和各种活动的人员名单与现场布置,她要一一把关;餐桌摆设乃至花饰要协调,还得照顾到某些宾客的特殊爱好。等忙前跑后安顿停当,李蒙又神采飞扬地与宾客觥筹往还笑语畅谈,卓绝风姿令人激赏,她的口才和见识让来客赞赏不已,自然为骆家辉的形象加了不少分。骆家辉好不容易偷空与李蒙碰头,刚说一句:“辛苦你了!”就被李蒙推走了:“这会儿你的位置不在我身边!”

    骆家辉深得时任总统克林顿的赏识。

    1997年2月,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特别提及骆家辉的政绩和奋斗精神,当晚还盛情邀请骆家辉夫妇留宿白宫。州长和总统指点江山,州长夫人和总统夫人也相谈甚欢,李蒙对家事国事的见地让女强人希拉里刮目相看。临别,希拉里对骆家辉说:“州长夫人很不简单。”此后,两家过从甚密,并时常结伴出游,李蒙每次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她的幽默开朗和优雅谈吐是旅途中的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

    李蒙喜欢慈善,是美国著名乳癌慈善组织的西部主席,她还和同龄好友——比尔?盖茨的夫人梅琳达一起成立了非盈利的学前教育基金会,并出任董事局主席。有一年,李蒙到中国考察,受中国从零岁开始的教育理念的启发,在华盛顿州发起了一个类似的运动,却受到极端主义分子的破坏,反对把中国的教育带到美国。骆家辉为她捏把汗,李蒙却反过来“教育”他:“不能退缩,不能给州长抹黑。”

    外界对李蒙在慈善和幼教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褒奖有加。骆家辉也深感自豪,他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对自己的支持。他更感激的是,在外人看不到的地方,李蒙也对他无条件地认同。

     入住州长官邸伊始,骆家辉和李蒙就制定了“清规戒律”——公私分明,即使厕纸也要分清。

    李蒙的父母李振亚、王安玲前来探望,骆家辉抽空去接机。王安玲随手拿起车上的电话跟李蒙报平安,骆家辉嘱咐随从记下电话费由他付账。李振亚夫妇不禁为女儿“叫屈”:和这样有原则的人在一起,受得了吗?

    不料,一到官邸,他们就见识了什么是“志同道合”。李蒙陪着父母四处参观,每到一处都要提醒他们哪些是公家的哪些是自家的。王安玲要在咖啡里放奶油,李振亚在一个冰箱里找到一小罐,李蒙瞄到,走进厨房提醒骆家辉稍后买一瓶放回去,然后“警告”他说:“你做饭我洗碗,今天你不能再偷着来洗了!”

     李振亚夫妇闻言,诧异地问:“这里不是有厨师和清洁工吗?”李蒙解释道:“都是政府聘来的,怎么好让人家招待你们!”李振亚开玩笑地说:“看来,要在你们这里行个方便就更难了。”李蒙认真地点点头:“想都别想!在我这里就通不过。”骆家辉端菜上桌,接口说:“有李蒙当家,我后顾无忧啊!”

    的确,和美的家庭和妻子的鼎力辅佐让骆家辉如虎添翼。凭着优良的政绩,2000年11月,骆家辉轻松连任。

    2002年1月,作为民主党州长协会主席,骆家辉被选中代表该党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回应总统布什的国情咨文演讲。作为反对党代表回应总统,这需要相当高的政治声望,也预示着更辉煌的政治前途。53岁的骆家辉事业可谓如日中天,再次连任州长没有悬念,甚至有可能成为2004年美国大选的副总统候选人。此时,骆家辉再次成为极端主义分子的目标,他们甚至对孩子发出恐吓,这让骆家辉甚为焦虑。作为出色的政治家,他有足够的能量再次超越自我;作为丈夫和父亲,他爱这个家胜过自己的生命……

    要让丈夫从这最艰难的挣扎中走出来,作出最不后悔的决断,李蒙也颇为煎熬。这天,她半开玩笑地说:“做满8年州长后,是不是得给孩子们储备教育费了?”州长年薪只有14万美元,这几年,全靠夫妻俩以前的积蓄补贴家用,今后要让孩子上名校,教育费确实也是个问题。心有灵犀,骆家辉明白妻子真正所指:“给我点儿时间,不会让你失望的。”李蒙温婉一笑,说:“我相信你会有最好的选择。不管怎样,我都支持。”

     2003年6月,李蒙又怀孕了,州长竞选即将进入正式程序。因为此前一直在和李蒙沟通,骆家辉心中的波澜已渐趋平静。7月20日,州长选战前夜,多日的矛盾和权衡再次摊在了一家人面前。一家人的讨论声里,李蒙说了一句话:“胜任州长的人很多,三个孩子的爸爸却只有一个。”这轻轻的一声,让骆家辉一锤定音。

    第二天,骆家辉宣布放弃连任。面对惊愕和疑问,他握紧李蒙的手,坦率地说:“我深爱华盛顿州,但我想有更多时间和妻子孩子在一起。担任州长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对我来说,做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同样重要……”

告别安逸,继续追随丈夫的梦想

    2005年1月12日,骆家辉和李蒙带着三个孩子离开州长官邸,迁往西雅图,迈向人生的另一段旅程。没多久,骆家辉重拾专业,受邀成为美国戴维斯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分所合伙人,并任中国业务部联合主席;李蒙也重新坐上主播台。为了分担更多家务,李蒙选择了兼职。夫妻俩为他们深爱的这个家衔泥筑巢,享受着平静而简单的幸福。

    对于骆家辉,虽然不用再去华盛顿州政府大厦“坐镇”,但肩上的担子却丝毫没有减轻。鉴于他的政治声望,每逢重大活动,他都被邀请与时任州长一起出席。为了留出更多的时间陪李蒙和孩子,他能推则推,有空就抢着买牛奶、做饭、照顾孩子。晚上,骆家辉又惬意地摇晃着小女儿入睡,李蒙在一旁说:“孩子们快点长大吧,好让爸爸放心地去做他喜欢的事。”骆家辉笑道:“我喜欢做的事就是陪着他们。”李蒙但笑不语。丈夫为了家退出政坛,但他的梦想和雄心还在,所以,她尽可能地继续包揽家里的事情,让骆家辉在工作上寻获更多的成就感。

    有一天,儿子要参加一个游泳课外训练班。第一次去,小家伙很想让父亲陪着。不巧,骆家辉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他和办公室主任协商半天也无法更改时间,只好给李蒙打电话,他很担心儿子会失望。李蒙劝他说:“我陪着他,他不会害怕。我有办法不让儿子对你失望。”

    送儿子去训练班的路上,李蒙有意无意地和他讲起了骆家辉儿时的经历:“那时候,爷爷奶奶为了养家糊口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4小时,根本没时间陪你爸爸。他在童子军营活动时,很多队员的父母去看孩子,爸爸却总是盼不到,但他知道父母在为他辛苦地工作……”然后,李蒙又和儿子聊起骆家辉在家给妹妹冲奶粉换尿布的事,儿子听得兴高采烈,还封骆家辉为“超级爸爸”。李蒙对骆家辉讲儿子送他的这个封号,骆家辉开心大笑……

    2008年初,美国新一届总统大选开始。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参选,作为好友,骆家辉倾力助选,李蒙也在旁出谋划策。再次经历曾经熟悉的“战场”之后,她更珍惜和享受当下的平民生活。不料,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希望骆家辉能出任商务部长。骆家辉婉言回绝:“我还没赚够孩子们的教育费呢!”这个在外人听来和出任商务部长根本无法平衡的理由,在李蒙那里却相当入耳。

    几个月后,奥巴马先后提名的两位商务部长候选人一个贪污、一个和他意见相左,最终无法通过任命,他想来想去,还是骆家辉最合适。奥巴马亲自致电骆家辉,长聊之后骆家辉开始有点动摇了,李蒙一语道破他的心事:“你一直是有兴趣的,想多做点事情,只是为了我和孩子而借口推托。”妻子能看透自己,骆家辉不惊奇,心底里,他更想李蒙再像从前那样助他一臂之力:“能为国家尽自己的责任,是光荣的事。我也想做些事情,现在确实是个机会。”李蒙当然明白,商务部长在内阁和国际关系中都具有重要地位,骆家辉的才智和魄力会让他在这个位子上做一些事情,她怎么能继续投反对票呢!

    当奥巴马第二次打来电话,李蒙对骆家辉说:“这是个机会,好好把握吧!”放下电话,他打趣地问李蒙:“幕僚长,请问,接下来要做什么?”李蒙笑答:“我要写辞职信,然后准备你的演讲稿。”

    2009年2月25日,奥巴马宣布提名骆家辉出任商务部长。在随后的国会听证里,议员们在从政多年的骆家辉那里竟然找不到任何瑕疵。一个月后,骆家辉被正式任命为奥巴马内阁的商务部长。

    要离开住了多年的西雅图,三个孩子伤心地哭了,大女儿和儿子抹着眼泪说:“我们不想和这里的朋友说再见,我们喜欢现在的学校。”骆家辉和李蒙一人抱着一个连哄带劝,无论如何,他们要尽最大的努力让孩子快乐成长。骆家辉要立刻启程到华盛顿上任,安抚孩子和安家的任务自然又落在李蒙身上。

    既要找房子又得找学校,还要尽快让孩子熟悉和适应华盛顿的生活,李蒙每天忙得团团转。一大早,送走骆家辉,李蒙就带着三个孩子去艺术馆、航天馆和自然博物馆等,让孩子们流连忘返。在李蒙的引导下,孩子们的烦恼荡然无存。等骆家辉回到家,看到孩子们这么快就又笑语喧哗,除了欣慰,他只能口头鼓励一下李蒙:“经营好这个家,也是需要大智慧的,你做得到。谢谢!”

    李蒙确实花费了不少心思。为了让孩子从心里尽快接受新家,每次看房,她都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去,一天跑十几所房子,每看完一所就询问小家伙们的意见。让孩子参与安家的过程,能让他们有更强的归属感,骆家辉对李蒙这招佩服之至。

    几天后,一家人一起确定最终的方案,先让孩子们抓阄挑出几个,然后李蒙逐个介绍给骆家辉,他上班是否方便、离学校的远近等等都在考虑之列。骆家辉专心地听完,问:“念完了?好像都没有考虑你的因素呢!你喜欢吗?”李蒙定神一想,说:“我是孩子的妈妈,你的妻子,你们选好了,我跟在后面自然会舒服。”骆家辉和孩子们大笑她“偷懒”,丈夫对妻子的感激之情则掩藏在看她的每一个眼神里……

    5月1日,骆家辉正式宣誓就任商务部长。按惯例,就职典礼都在各部的办公楼举行,由副总统主持。这一天,骆家辉一家却被请进了白宫,奥巴马总统亲自主持典礼。典礼结束后,奥巴马向骆家辉一家人走过来,一看到李蒙,便热情地握手,亲切而诙谐地说:“我一定要来还这个人情,向你和你的家人致谢。谢谢你们,肯把骆家辉交出来!”还说希望李蒙一如既往地支持骆家辉。李蒙和骆家辉携手向前来恭贺的官员致谢,人们无不羡慕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妻,真爱让他们的梦想来得从容不迫。

 

骆家辉的工资是多少?

    骆家辉当驻华大使,年薪的级别应该是有所下降的。美国大使的年薪为15万美元左右。骆家辉当商务部长时候,拿到是内阁部长的级别,年薪是199,700美元。希拉里比他少,是186,600美元。

    骆家辉当州长,年薪14万美元左右。但他离任后应聘在西雅图的一家国际法律所Davis Wright Tremaine任职,年薪为533,000美元。奥巴马选中他当商务部长,他年薪损失一大半,变成不到20万。

    美国大使的年薪比许多医生低。比如,根据2010年的统计,正牙医生(Orthodontist),年薪约为16万;家庭普通医生(Family and General Practitioner)约为18万;外科医生(Surgeon),约为23万5千。

    在美国当官,不是捞钱的好工作。收到的礼物超过25美元,都要汇报、上交的。请客吃饭,也属于“礼物”。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2 11:30:4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高王凌

陈道明自述

高王凌

天津重庆道

    到了喜欢往回看的年龄了。小时候我家住一个小楼房,院外有一棵很粗的老槐树,夕阳西下,窗帘撒的都是慵懒的光,我愿意看着老槐树的枯枝,因为上面栖满了乌鸦。常德道小学一年三班,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个班级。前些日子和同学小聊,一聊没完没了。我这班同学是从小学一直到中学,因为住在一条街上,所以朝夕相处。

     这条街叫重庆道,街还在,老人儿不多了。更多的是为了看这条殖民街的游客们。往日的静谧已荡然无存。 现在体会了什么叫年轻?就是第一次越来越多: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工作,第一次恋爱,无数次令人兴奋不已的第一次—什么叫年老?就是最后一次越来越多,最后一次出门,最后一次吃饭,最后一次穿鞋,无数令人沮丧的最后一次。……

    想起那个年代,制服、自行车,吃的是大锅饭,我庆幸经历过它。尽管经过文革各种运动,包括物质生活的贫乏,但那种单纯带来的美好,始终不能忘却。 那时候世界没有这么赤裸,一个孩子是奔走在理想的大道上,不是包裹在金钱里往前走的。也可能是因为自尊,也可能是因为虚荣,也可能当时社会之风气,让欲望包扎得比较严实,现而今反倒变成了一种美好。

     1989年拍《围城》,十集拍了一百天,戏能不能拿奖,能不能火,不在创作的概念里。大家就是在一起完成一个工作,因为那是我的职业。

    八十年代中期,一部《末代皇帝》三十多集拍了四年,也没有觉得怎么还不拍完。我们天天骑着自行车去拍戏,从东城奔西城,酬劳上,每个月大家都惦着夜宵补助费,因为比片酬多。

     等到九十年代开始,文化与商业开始交流,愈演愈烈。庆幸的是,我这些所谓的理想主义的思想,完美主义的念头始终没有放弃—尽管时常被物质崇尚所摧残。

     九十年代名利的出现也教会了我轻狂,到什么程度?不自重、自不量力、自以为是。无视了比你能力更强的人的存在,这就是狂。

     我说过我不爱交朋友,其实不然。只是交往方式不同,我不会跟别人甜如蜜,也不会让别人跟我甜如蜜。我觉得人真是掏心窝子的时候,就离分开不远了。有时候有朋友跟我说太多他自己的东西,我会制止他。一,这个跟我没关系,对我来讲是没有用的;二,掌握对方太多的东西,会产生一种“悬空”的情绪,永远在两人之间罩着,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了,好似肺腑。这种距离不会产生多少美感,到头来只落得个“不在乎”。

     走到现在,我并没有觉得它是最好的方式,只是我接触社会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可能别人觉得厮守在一起很美好,很快乐,其实也不错。

    谈谈工作,我的运气不错。愈发觉得自己没什么不得了,老天不给机会,到现在也什么都不是。这是一个机会主义色彩很重的行业,有时光拿能力说不了话。看看现在这个行业很多现象就明白了。这个年代是只求结果的年代。 都说男人最重要就是责任,我理解责任基础首先就是“不欠”。

    于国—祖国培育了我,所以要努力做到遵纪守法,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要尽义务和责任,因为我爱这个国家;
    于家—父母养育了我,要尽孝让老人为你而欣慰;
    于妻—要尽力维护这个家庭的利益;
    于子—因有你这父亲而骄傲;
    于友—因有你这个朋友而快乐;
    于人—因为你的存在而有益。

    这就是我理解的—知恩图报。尽管努力了,还是欠的太多。如果有能力当然如果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能为他人做点什么更高尚。

    我说过三五年可能会退出。活到老演到老,我不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观众已经看了二三十年了,还不烦你这张脸,这是很难的。留个念想吧,给人留一个念想可能还好一点。潜下心来自己看点书,再学点别的东西,进入一个平静的状态。我们这个行业一旦走进去,想平静很难。昨天同行朋友给我发信息:是不是又在挣奶粉钱呢?我回个信息:今年不入你们娱乐圈—我庆幸有可进可出的弹力。

跳水与游泳

    在行业里我是属于一猛子扎进去再出来的人,这几年一直是这样进进出出。我是跳水运动员,不是游泳运动员,跳水是入水即出,游泳可就得一直泡在水里了。

     名利这个包袱,有点重!这么说有点儿得便宜卖乖的嫌疑:但没有背过的人很难体会,有一些人背了一辈子。我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其实这包袱还是可以放下的,它带来的并不完全是美好,权衡之后,就能做出选择了。

    我有一句要说的话,拍《手机》 说我拿790万,电视台这些美丽的主持人们、编辑们很可怜。她们是被骗者,然后又去骗别人。现在有些媒体的主旋律就是小报文化,“据说”这两个字,好像是免罪金牌,冠以这两个字就可以公然放在媒体上。一条编造出来的新闻可以在任何中等以上的报纸上报道。

     “谎言”是文化上一个特别大的暗算,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听到这样的话:我实话告诉你,说心里话,说白了吧,我跟你老实说吧,我一点不骗你,我们有多少这样的“真诚惯语”,就有多少谎话产生。好容易说一句实话,而且这句实话还不一定是实话,你一生当中有多少时间说的是实话?骗一个人也就算了,活该他倒霉!如果谎言在社会上呢???

     现而今,很多人的生存观完全变了。过去伤害别人觉得自己挺对不住别人的,觉得羞愧;后来伤害不伤害无所谓了,现在,伤害完了还觉得有理,我该伤害你。

    我今天戴着墨镜来了,就是要告诉你,其实每个人可以示众的部分不要那么多,不要再释放偷窥这种恶,这个恶适可而止。

发呆的美好

    有三十岁的朋友告诉我,他活得很焦虑。社会走得太深,你就会焦虑。能对生活多控制一点,焦虑就会少一点。

    一天到晚在饭桌上跟人吃饭说话—说的话跟自己毫无关系,说的都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好消息、坏消息、真消息、假消息都得搁进去—你就是垃圾桶,你盛也得盛,不盛也得盛。搁这么多垃圾,怎么可能不焦虑?朋友往往会问:你在家都干嘛?我说什么都没干,发呆呢。我认为发呆是最放松的事。尝试把自己脑袋放空,哪怕只有几分钟,其实也挺幸福的。

    人生大部分是空白,人忍受不了空白就要往里边填东西,给自己加载。其实最好的事儿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发呆。有一起发呆的瞬间,说明关系是多么放松。我们常常在与人接触时让自己撑着,都是怕话掉地上,话接话,赶快接起来,太累。而且焦虑感很大一部分来自不自由。我觉得很多人达到“自由”的状态是在“无能期”:退休了,社会不需要你了,年轻人不需要你了,孩子不需要你了,有人认为这是自由,其实那不叫自由。自由不是被抛弃,而是放弃。

    我曾经在西北一个庙门口看到一幅对联:“在高处立,着平处坐,向阔处行;存上等心,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我一直在体会着它。“在高处立”是说可以站得很高看问题;“着平处坐”,踏踏实实,平等对人;“向阔处行”,就是说心胸要开阔,做事要变通,别走死胡同;存上等心,就是存善良的心,要自律;结中等缘,就是不拒人千里之外,也不零距离接触,中庸;“享下等福”,就是说要能吃苦。

     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境界。行而正难,思无邪难上加难。

    Going Home

    现在让我了如指掌的是我的家。家一定得干净利索,桌子上摆的东西歪了,我就一定要扶正。我喜欢收拾家,这是一种心境,收拾完特干净,会觉得很舒服。我觉得男人最大的时尚就是多在家待一待。 其实把所有该回家的人都召回家,这个社会就会安定许多。现在有多少不回家的人,不是因为事业,而是在酒桌上,歌厅里。如果晚上每个家庭的灯都亮了,也是一种时尚。

    我的孩子不用管,学习也还行,她有一个很好的心态,有点像她妈,比我强。不过看什么事了,有时还是不放心。前两年有一次,她跟我说要和朋友去红螺寺玩,我当时觉得她说话有些紧张,我吃完饭一琢磨,不对,肯定不是和朋友出去,十有八九是谈了男朋友出去玩的。我不放心,得看看怎么回事。我就开车追踪。没想到在红螺寺的路口她走错路了,一掉头回来,正好和我擦肩而过—还是那个男孩先发现我的。女儿很气愤,就给她妈打电话,声讨我。

    其实她瞒着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能她觉得这段感情还八字没一撇呢,没到通知我的时候。我那时就跟她说,去山里有些远了,在城里怎么玩都行,当爹的只能说这样的话了。后来他们分手了,估计是我把那男孩吓跑了?

     我太太对这样的事,比我心宽。怎么形容她?一句话:非同凡响。最可贵的是,挺真实的。她也是个自省的人,从不会伤人。平时语言也不多,你也看不见她和谁红脸。有一些事发生在别人家,可能就是惊天动地了,到我们家好像根本没发生一样,这就是宠辱不惊。

    我太太的工作就是管好女儿,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其他所有事都是交给我,装修房子她就不管,一直到我把筷子准备好。
我们家现在有多少钱,我都不知道,这些我不管,她也挺迷糊。我俩都不是理财的人,但是她或许比我清楚一点,我是根本不知道。

    我不太花钱,我要是手里有五千块钱,这五千块钱能在兜里搁三个月。我太太比我要节俭许多,她去的基本上都是打折的地方,这可能也是个乐趣。

    我有时跟她说,便宜的东西,确实有时不禁用,你五块钱的一件衣服可能穿五年,你买两块五的衣服可能就穿一年。哪个节约呢?但她也不是抠门,她是针对自己而已。

    我是风筝,我太太是那个牵线的人,我飞得再高,还是在她手里。 我家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很少大声喧哗。



 

即将消失的上海卢湾区

忆旧

2011年8月

    对我们这批住在上海市卢湾区,重庆路、复兴中路、淮海路附近当年的学生来说,看了下面的‘上海文学报告’后,发觉就是我们小時候! 蛮有味道, 耐心看看吧,哉货。标准上海文学。用上海腔调读!

    下只角弄堂集中在南市,闸北,和杨浦一带,上只角弄堂在沪西一带原来的法租界,坐落在树木扶疏的林荫道上,曲径通幽,安静闲适,款式有英国都铎式西班牙式维也纳式地中海式,整条弄堂也只有七八幢独立洋房,每幢都隔开令人尊敬的距离。弄堂口有大铁门,看门人住在某幢房子的汽车间里,负责维护打扫和盘查进出人等。

    每幢房子都有花园,铺有草坪,种了月季和蔷薇,篱笆是细细的竹竿编成,隔开路人窥探的眼光。房子是钢骨水泥,有宽大的阳台和落地窗。房子里配有钢窗煤气卫生设备,水柳木地板是每两个月打次蜡,由住在汽车间阁楼上的佣人负责。

    住在这种房子里的人总归有点身家,不是资方代理人就是吃定租定息的,或者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有亲眷从香港寄猪油罐头来的。不是大学里的教授就是坐写字楼,受 过良好教育的,早年从圣约翰震旦沪光交大复旦毕业的,再推板的话一张野鸡大厦大学的文凭总要有的。从这种弄堂里出来的男人注重仪表,出门必定是衣装整齐,行头讲究的。

    春秋天是培罗门的新式夹克两用衫,裤脚线毕挺是可以用来切大头菜的,冷天是华达呢冬装,外套粗呢大衣, 夏天是也不会赤了膊摇把蒲扇坐在后门口的。一只头呢,是必定要到南京理发店剃的,那儿花露水是尽洒不动气,不需另外收费的。皮鞋是英国式三接头,像电影里厢卓别林穿的,虽然有了年份还是擦拭得光可鉴人。对 随身物事的品牌是大有讲究的,有空喜欢跑跑寄售商店,代步的脚踏车是蓝翎牌的,口袋里插的是派克钢笔, 手表最好是罗莱克斯或者欧米加,再起码也要有只菊花牌。

    住在这种弄堂的女人大都是不工作的,互相称呼不是某师母就是某太太的,表面上客客气气,背地里也是要别苗头的;她的皮鞋是中百一店买的我的是蓝棠定做的, 她的头发是在转弯角上理发店吹出来的,而我是非白玫瑰美容院不进去的。还有,现在啥人再带像伊那种九九金的戒指?像个宁波乡下刚刚跑出来的。我手上这只白金戒指价钱至少是她的三倍,但是不会弹眼落睛,不会给人当个暴发户,家教如此没有办法的。

    这种弄堂里跑出来的小孩子大都是乖巧文静的,细皮嫩肉衣衫整洁,虽然功课不错,但碰到烟纸店的那种野蛮小鬼,男小囡打起相打来总归吃瘪的。女小囡在学堂里免不了要被叫成小妖精的,只怪做爷娘的太当宝贝了,给她烫了头发穿了布吉拉,下了课是要去学钢琴跳芭蕾的。

    吃过夜饭弄堂里就响起车尔尼二九九练指法一片,叮叮咚咚,彼起此伏,夹杂了某个男小囡杀鸡般的小提琴声。大人们在会客间里接待朋友,叉叉麻将,打打桥牌, 啜饮立普顿红茶,互相称呼英文名字过过瘾头;叫鸡,屁得,妈里,谈论一下老大房的鲜肉月饼没有以前好了,红房子的烙蜗牛从菜单上消失了,哪爿寄售商店有只莱卡照相机,要不要去吃下来?或者兴致来了,把正在拉小提琴的男小囡从从吃饭间里叫过来,给大家表演一段新练的小夜曲,照例先是扭扭捏捏,照例男人板起 面孔,照例拉得慌腔走板,照例听得大家肚肠发痒,照例如释重负地鼓掌,照例男人女人满脸得色地谦虚一番。

     新式里弄住宅: 愚园路361号愚谷村是建筑质量和环境质量均属上乘的,它是一种适应当时崇尚西欧生活习惯的富裕阶层小型家庭。

    生活真是美好,住在花园洋房弄堂里的生活尤其美好,像加了糖精片的仑乔糕,像放了桂花糖的赤豆汤,像正宗的凯司令奶油蛋糕,像过期的杏花楼猪油百果月饼。 没有理由相信这种童话般的日脚不会天长日久地过下去。然而,在一九六七年的某一天,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结束了。

     差不多每家人家都被贴了大字报,原来乌龟都是和王八住一起的,这个是国民党特务,那个是漏网的地主分子,这家的女人以前是交际花,那家的女人是资产阶级少奶奶。来抄四旧的敲锣打鼓弄得跟过年一样闹猛,书画琴谱堆在弄堂中央,整堂的红木家具被劈了生火,那可 比煤球耐烧得多了,烘起山芋来保证是白皮糖心的,一弄堂烈火熊熊黑烟滚滚。

     精心着了颜色的结婚照被撕碎了扔在垃圾桶里,珍藏的维也纳乐队唱片被人从三楼掼下来,像一只只黑色的乌鸦飞过弄堂上空,斯坦维钢琴被搬到弄堂口任凭风吹雨淋。家家战战兢兢,人人苦胆吓破,女人早上出门夜里被剃个 阴阳头回来,男人进出弄堂不敢抬头,走路保持九十度姿势,直到碰了鼻头再转弯。上吊的有跳楼的有吃安眠 药的有投黄浦江的也有。男小囡去买酱油时被隔壁弄堂的野蛮小鬼堵在马路上吃耳光,女小囡赤了脚从学堂里 回来,哭诉同学硬劲讲伊穿的是尖头皮鞋。

    造反了,乾坤颠倒了,原来住在汽车间里的,对面棚户区的,门锁一撬就硬劲搬进来了,没人敢置一词,周围亲戚朋友被扫地出门不止一家二家。从此‘这块拉块’的江北口音在会客室吃饭间里讲起来了,木拖板的的笃笃地在打蜡地板上响起来了,蹲坑蹲到抽水马桶上了, 楼梯过道里的灯泡没有了,各式各样的杂物堆在房门口了,花园荒芜了。这一切还仅仅是个开始,再过一阵,男人关进牛棚去了,男小囡被动员上山下乡去了。只剩下女人和小姑娘,像两只老鼠般地悄无声息地缩在一偶,不晓得还有啥个花头劲再会出来。

     如果没有沧桑还叫啥历史?住在花园洋房弄堂里的人们知道了某个大人物再打个喷嚏就可以把他们连根拔起,所以看得开了。古话还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动荡中能保全性命,有口粗茶淡饭吃,在上海的上只角还能保有一间房,已经是万幸了。

     奶油蛋糕的日子已经是昨日黄花了,咸菜泡饭的日子还是得一天天地过下去。女人放下身段到里弄生产组糊纸盒绕线圈,赚六角三分一天的工钿,下班去菜场里买两条猫鱼回来养活自己和女儿女小囡赖在家里不肯去插队落户,书没读了,运动也没份参加,唯一能做的是躲在家里练琴,希望有一天额角头高进被文工团招了去,狠了命一天练八个小时。当然 不能大声,钢琴里面的钢板蒙了毯子,外面再用棉花胎包起来。

     在那段时期,数理化的学习和研究停滞了,却阴差阳错地出了很多野路子人才,阿狗阿猫一窝蜂地都学起小提琴和钢琴来,学画的人也不少,开始时是临摹伟大领袖像和粗胳膊工农兵的宣传画,很快就不满足了,最先在地下流行传看的画册是俄国巡回展览派的列宾和苏里柯夫,临摹希施金和列维坦的风景画,画册大概是从抄家物资的仓库里夹带出来的,或是从美术学院的图书馆偷出来的。一本苏联的艺术杂志‘星火’能用黑市价二元 人民币买到,而二元钱是一家人一礼拜的菜金,三四个人可以在老正兴饭店吃一顿响油鳝糊,或在工厂的食堂能吃上十几块大排骨。

     物以类聚,方圆几个街区画画的人互相认识了,一起背了画夹到郊外写生,在苏州河上画船民的肖像,骑了脚踏车穿过整个城市去朋友家看一本珍藏的画册,在荒芜的花园里自己动手翻铸石膏像,半夜里去曹家渡吃生煎馒头。或者,有谁搞来一张柴科夫斯基的交响乐唱片, 被严格筛选过的,或受到特殊邀请的朋友乘黑夜摸进门,拉紧窗帘,连门缝都用棉被堵住,像从事地下活动般的。

     在一只小支光的电灯泡下,一屋子的年轻人屏气敛息地听着激越又缠绵的音乐,随时可能有警惕性高的邻居去报告居委会,随时可能有工人纠察队破门而入,随时可能被派出所抓去按上个‘开地下黄色音乐会’,这个不大不小的罪名足够把人送去劳教几年,如果碰上严打, 坐牢或送掉性命也是可能的。

     男小囡原来在皖北凤阳插队,吃不饱饭受不了寂寞逃回上海,屋里只剩一间房,再也放不下一张床,只好夜里 在地上打地铺,白天再把被褥卷起来放在床底下。平时发疯似的拉小提琴,坐上饭桌时胃口好得惊人,一块榨菜两条酱瓜可以下两大碗白饭。那时一切米面油糖副食都凭票供应,老鼠都没有隔夜食,而上山下乡的人户口 迁了出去是没有份的,家里很快地吃不消了,住在花园洋房里的家庭开始为一粥一饭开始鸡狗不宁,虽然还没 下逐客令,但那意思也差不多了。

     直到有一天男小囡和小提琴一起失踪,大家以为他回皖北乡下去了也没在意。过了几个月,他突然被公安局递押回来,剃了个光头,送交居委会严加看管。原来他并没回皖北,而去了深圳边境,在偷越国境时被抓住,坐了几个月牢再被送回来。从此每天清早看到他拿了把大扫帚扫弄堂,脸朝地下不看人。再仔细观察的话,在剃光脑袋上长出的薄薄一层头发茬子,同时还有青色的胡子渣, 眼睛里的神色是又无奈又倔强。有时夜深人静,在隔壁小学操场上响起小提琴乐曲,琴声呜咽幽怨,如泣如诉,听得人心酸。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说:隔壁操场上有一只鬼在哭。

      过一阵,这只‘鬼’又失踪了,弄堂里传说他再一次走上偷渡之途,没有被送回来在某种意义上给人一个想象的空间。家人对一切探询都守口如瓶,派出所上门几次也不了了之。那时运动已近晚期,人们看了太多的昨是今非,心态都有点疲倦,这么一桩叛国投敌的案子竟然放过去了。

     直到几年后运动结束,有人去香港探亲回来,言之凿凿地说看到过他,在九龙大埔道上开了一家杂货店卖咸黄鱼,娶了个面孔像鞋底板似的广东娘子,养了两个拖鼻涕的儿子, 小提琴?是碰也不碰的了。

     哦,是伐?

     昔日逛淮海路的小资情调 ,即便在那无奈的年代。

    70 年代中期,每个礼拜三要到淮海路去逛逛。因为老早子全上海各大局的休息日是叉开的。我记得仪表局是礼拜两,造船厂是礼拜四,我们局是礼拜三。我从小到大是 一个百搭,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朋友中有几个是常年靠了三角花园的铁栏杆旁的打桩模子的老前辈。三角花园是在东湖路,新乐 路,长乐路,富民路,延庆路的五 叉中间。东湖宾馆是昔日的杜宅,即海上闻人杜月笙的 私邸。三角花园在常人眼中不是好人去白相的地方。

     在那动乱的年代,其实有不少都是父母进了牛棚,自己又被扫地出门的同龄人。这些人中有小资的爷爷老资的后代,也有不少是新四军的后代。老上海才晓得,陈毅老屁眼,打到上海脚软了,跑不动赖下来了。所以上海官场中三野的勿要太多,三野的底子么,就是样 板戏中郭建光迪帮人。

     断命的文革一来,这批当官的也进了牛棚。其中有不少是真正有水平的,有年轻时背叛家庭投身革命的,有抗婚的参加革命的,总而言之,文革中一顶大小通用的帽 子是参加革命动机勿纯。再加上进城后,上海滩的花露水,老资的囡五卖相挺括勿算,而且上得了厅堂,下得 了厨房。老家的糟糠还是趁早买断了乏。好,罪加一等,蜕化变质分子。想一想,参加革命动机勿纯的蜕化变 质分子,侬迪辈子还想翻身?

     还有一批是文艺界的,就像我的老友清卿,票友下海的京剧界老前辈言菊朋的外孙,嫡传梅派花旦言慧珠之子。清卿的舅妈是唱青衣出身,客串电影走红以至一发而不可收的王晓棠(将军)。现在大家才是赤佬混了人堆里,像人了。当初可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哪。但是阿拉一 帮里的,再落魄,骨子里有一种清高,还有点俞振飞老前辈了台上的俞派小生的书卷气。随便去哪一家,只要 有长辈在,进门一定向长辈问好。绝对坐有坐相,立有立相。像翘二郎腿,脚抖抖,一律不带,尽管有两个勒外头还撑哎市面的。周立波了台廊相迪付腔调,绝对是 只配帮阿拉去买香烟的小三子。顺便顶一下,学了尬活 脱似像也不容易。

    大约莫下半天一点钟,从三角花园沿了东湖路差出去,开始逛淮海路。真正要上哎档子的,有不少规矩,而且措词非常讲究。好比外地人兜南京路,上海人逛淮海路。兜,有一艾粗俗。当时挥拳打人就叫兜皮蛋,眼角打出一块乌青,是否像皮蛋?每次逛淮海路人数不等。 少则三五人,多则十来人,也就是一批赤兄过年回沪探亲了。

    逛淮海路,逛,有哎散步性质,比较散漫,也就是三三两两。要是十来人,那就要分开马路两边走。四个人是不能平排走的。因为当时的穿着,不是一身绿,就是一 身蓝。下面不是高帮篮球鞋,就是从北京带来的黑色双边松紧鞋。如果挤在一堆,腔势太浓。

    走 到东湖路淮海路转角上,就是那门面虽小名气勿小的天鹅阁。那咖喱角和浓汤至今想来还要流口水,纯粹是物质贫困留下来的后遗症。沿着淮海路往东,就是襄阳 公园。公园门口有个书报亭,只见一个四十开外的瘦小老师傅(当时对成年男性一概称师傅)了打公用电话。 喂,我是陆春龄(中气勿要太足,老远就能听到,真不愧是神笛),明朝夜里德我挺两张(上海话有殖民地的劣根,两,几,通同, Couple)第三排的票子,市里有几位领导想来看看。第一排?勿要了,头抬了酸乏。好,就个能嘎了,六张够了。啥么事?迪个我不关的,格摊事体是李名强管的,侬叫依拉直接去寻伊好了。好,再会。(注:陆春龄,李名强,当时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头头。) 朋友中有一位是听不得李名强三个字的,一听就会冒肝火。迪只阿乌,送伊拉过房爷冷拳,标准三流白相人,独吃自家人。大家才晓得,傅雷吃过伊过房儿子不少苦头。没的办法,人家随便到了那一朝,终归是吃得开的。

    马路对面弄堂里有钱塘浴室,旁边有一家开面蛮大的南货店。再往东,就是陕西路了,转弯角子郎是第二食品店。穿过陕西路,就是哈尔滨门市部和第二百货商店。 再往前,茂名路转角上,就是最门斩阿拉个帮人的老大昌。4角一杯的冰淇淋双球,就是橘子水上面加两条梗冰砖。每月工资只有 36块,1/3 天的开销赤送了。啥个叫掼派头?迪个就是最典型的。4角可以买一块中冰砖啦,一记头轩下去牙肉都要冻得发麻。但是迪个派头掼的就是小资情调。进去刚坐定,看到墙角坐了一个老克勒的背影,大约五十岁,头势比周立波还清。一套豆沙色板丝呢的瘦腰身军便装,一看就是西装改的,右裤脚管轧了一只金属夹 子。假使侬晓得轧只夹子派啥个用场,格么阿拉年纪相仿。对了,门口戈部老坦克的链条是拇没罩子的。有了夹子,裤脚管就不会揩油了。只听他对服务员说,谢谢侬来付刀叉。一听老克勒那浑厚的音色,阿拉几个交换 了一下眼色,乔奇。老花头,一杯清咖,一客清吐司。所谓的清吐司,就是两片大方包,抹上巴特油烤一烤。乔奇的音调虽然很低,比一般人至少低8度,但是喉咙里终归像含了 一只拷扁橄榄,勿清爽。阿拉一帮人全部是贼骨挺硬的邱岳峰的粉丝,那磁性的金属声,不要说迷倒异性,同性都要有足够的定力才 能够把持得牢。

    马路斜对面是国泰电影院,曾经了里相看了廿几遍的追捕,阿拉可以用电影中的台词当作暗语来交流。今朝迪班小弟弟小妹妹粉丝,比阿拉当年差远了。中野良子,高仓健,绝对是钻石版的偶像。再往东走,就是新世界服装店。只见隔壁弄堂里姗姗走出来一位中年女子,衣着得体,端庄高雅,戴了一付太阳眼镜。有一个朋友提醒道,快看,快看,白杨,白杨。白杨嘴角有微妙的一 丝笑意,看不出,迪帮小赤佬还认得出我。弄堂笃底,就是上海市电影局。

    再朝前走几步,就是高桥食品店。新鲜出锅的鲜肉一口酥,馅子里曾经拔员工做过手脚,化验出超指标的大肠杆菌,疑心巴拉。穿过瑞金路,碰到马路上正在一年一度的修理树枝,迪哎树枝假使勿嘎特,26电车要翘辫子的。唉,淮海路上的法国梧桐,昔日的调情味道,一去不复返了。穿过成都 路,前面不远就是淮国旧。大兴货的前身,外转内销的专卖店,一批正宗业 余华侨的行头,90%是从那里淘来的。

    淮国旧对面的那家商店,我们是从来不去光顾的。因为那时还没有维多利亚秘密,否则一定比教堂还虔诚,人人看了橱窗内的模型,都会一声惊叹,啊,我的上 帝……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2 11:30:4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高王凌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毛泽东和林彪恩怨始末

贺兰山

    林彪在温都尔汗坠亡已经整整四十年。出于复杂的原因,关于林彪,这四十年仍然是迷雾漫天。一个战功盖世的军事天才,一个写进了党章和宪法的接班人,最后沦落到居然要乘机叛逃,这着实令人匪夷所思。这个标志着文革实质性破产的事件到底玄妙何在,它到底还有什么未被发现的意义,为什么有人对这个事件讳莫如深,要说清楚这些,不能不细究林彪和毛润之的关系。

一、井冈肇始

    翻阅林彪的履历,可以毫不含糊的说,林是毛润之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的第一嫡系。林彪21岁从黄埔四期毕业后,经北伐和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后火箭般蹿升,24岁就当上军团长独当一面。与彭德怀、黄公略一起,成为红军三杰。能够从一堆人才中脱颖而出,固然有黄埔背景,见识过人的帮助,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毛润之不遗余力的栽培和提拔。
  毛润之当年在井冈山,立足未稳,无以自恃,在党内和军内都亟需培植自己的势力。林彪正是毛润之着力培养的第一嫡系。上井冈山前,林彪资历尚浅,跟留法派、留苏派都扯不上关系,背景简单,和朱德、王尔琢之类已经成名的人物比起来,实在是拉拢的好苗子。而林彪也没有辜负润之的慧眼,在几次反围剿的斗争中,表现突出,战功卓著,已经表现出名将的派头。
  年轻时候的林彪涉世未深,恃才傲物,对于润之用心良苦的提拔和拉拢还不是很感冒,经常干出些让润之难堪的事情来。比如多次写信给中央,要求离开井冈山打游击。惹得润之破口大骂:你这个娃娃,懂什么!对于润之一生极其得意的“四渡赤水”之役,林彪也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向中央写信,公然要求剥夺润之的指挥权:“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对此,润之一直牢记在心,认为这封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之后,林彪不堪在润之的羽翼之下无所作为,一心想到陕南去打游击,为此甚至多次抗命不遵。毛润之为此盛怒不已,大骂“红一军团不是你林彪的私家兵”,更把林彪 调往新成立红军大学任校长。
  事实上,尽管这个时期的林彪屡逆龙鳞,但是毛润之正值上升期,眼光和胸怀非建国后可比,加上对林彪性格的了解,并没有改变林彪在其心目中第一门生的地位。如红军大学校长的职位,实际上颇有学孙文任命蒋中正为黄埔军校校长的意味,红军大学的学员,建国后混得最差的也是中将——作为校长的林彪,掌握的可不是一般的资源。
  当然,林彪和润之关系牢不可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即张浩)。1935年,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从苏联回国,与毛泽东配合默契,假传共产国际圣旨,为毛最终度过张国焘的分裂危机、确立中共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林育英因病去世时,毛润之亲自为其抬棺。抗战初期,八路军只有区区3个师的编制,林家 兄弟就居其二,林彪任115师师长,林育英任129师政委,从中可以看出,林家两兄弟对于润之的重要性。
  卢沟桥事变后,润之立即把林彪这只猛虎放归山林,林的115师旋即在平型关建功,大壮共军声威。但是林彪乐极生悲,路过阎锡山防区时被阎部队误伤,从此落下一生都未治愈的病根。对于林彪的受伤,毛润之大为紧张,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王牌再冒任何危险,润之将林彪送入苏联,一去五年。直到延安整风才回来。
  延安整风,本质和文革无二,可谓我党历史第一次长时间、大面积的黑打。毛润之打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大旗,以历史审查、上纲上线、连坐株连等清洗手段,开创了以群众运动之名运动群众的先河,彻底肃清了党内残留的反对势力,扯起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的虎皮,树立了最高领袖的独 裁威权,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为其后旷世浩劫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的种子。在这次黑打中,出力最大的刘少奇、康生、彭真等人迅速蹿红。林彪则受到特殊的保护,在长达四年的整人运动中,基本超然世外,备受呵护。唯一闹过的笑话就是“证明老婆是处女”。起因是林彪老婆叶群因为一些私人恩怨,被人告黑状,为了证明老婆的清白,林彪被逼在政治局会议上痛下保证。这个匪夷所思啼笑皆非的例子,充分的说明延安整风实为 “延安整人”。运动一结束,林彪就被派往重庆参加国共和谈。

二、旷世功勋

  毛润之在八年抗战中,明里喊口号,暗里练精兵,当蒋介石千辛万苦用血本换来对日胜利时,共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但此时的毛润之还不具备全面叫板的实力,谁能抢到日本人留下的东三省这块大肥肉,成了决定国共双方力量消长的关键。润之虽然和日本人打仗不积极,但是抢地盘一向是不遑多让。日本一投降,1945年10月,老毛迅速调集全党精英,让林彪拉起十几万人的队伍跑步进入东北。
  日本人在东北苦心经营十余年,工业基础已初具规模,再加上关东军百万人马遗留的武器装备,东三省的重要性大家都心知肚明。和毛润之的当机立断不同,蒋中正则吃了苏联人的大亏。苏联人占领东北后,蒋中正还天真的寄希望于缔结新的中苏条约,顺利接收东北。等到发现斯大林真实的目的是拖延时间,等待中共入 主后,才慌忙不迭的调兵遣将,但是先机已失,断难再来。中共的人马入关后得到了关东军遗留的大批武器,迅速抢占了大量地盘,再加上林彪出关,如蛟龙入海,得云致雨。
  林彪入东北,犹如韩信平齐国。都是靠偏师而定全局。初入东北,东北局书记彭真因为和林彪不和,令得润之痛下决心,调高岗辅助林彪,林彪集东北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有了大展拳脚的空间,在军事上的天才开始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经过初期在强攻四平的短暂失利,林彪通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歼灭大批国军,肃清了中小城市的国军力量,在一年内就将东北军扩展至50余万,此消彼长,共军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反超国军。1947年5月后,林彪率军转入反攻,连续发动秋季、冬季攻势,将国军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 几处互相不能联系的孤立地内,东北解放区面积扩大到全东北的97%。到1948年8月,距离林彪入东北不到3年时间,迫使国军三换主帅,通过吐故纳新、招降纳叛,林彪麾下的东北军已经如魔术般的扩展至103万之巨,论装备、论战斗力,都已无可匹敌,成为共军席卷天下的强力资本。1948年11月,林彪发动辽沈战役,全歼国军关外力量,国共内战形势开始逆转。
  林彪主政东北期间,尽管大部分时候都遵毛润之的旨意,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名将派头也不小,比起红军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1945年11月,毛润之要林彪在锦州地区与国民党军队决战,而林彪的意见完全相反,放弃锦州,避免决战,电报来往,毫不让步。润之拗不过林彪,被迫同意。1946年4月,四平攻坚战进展不顺,毛润之头脑发热,电令林彪死守, 号称“要把四平变成东方马德里”。而林彪守到五月,即先斩后奏地放弃了四平,并在电文中毫不讳言的说“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这种以下犯上的话,放在建国后,必死无疑。在内战的关键时刻,毛润之和蒋介石相同的地方在于,都很自负,都喜欢乱指挥,不同的地方在于,毛润之最终采纳了正确的意见。这和他建国后的小肚鸡肠是有天渊之别的。或者说,并不是前后的毛润之有何不同,而是权力让人只能共患难难以同富贵。
  1949年3月,林彪率领改称第四野战军百万雄师入关南下。一路望风披靡,势如破竹,过长江,取武汉,迫降程潜,围歼白崇禧,解放大西南,直达海南岛。成立中南军区司令部,共军空军亦脱胎于林彪麾下的14兵团。当此之时,林彪下辖六大军区,统军超过150万,从北到南,席卷宇内,威 振四海,论军功,共军将领实无过其右者。韩信之功,莫过如此。

三、朝鲜辞将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每一个新王朝开始都不会缺少的剧目。白天资治通鉴晚上极乐宝鉴的毛润之当然对此很熟悉,所以,建国伊始,他就迫不及待的开始杯酒释兵权。将领们在党和政府之中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名分,自然也就对国家事务不享有发言权。1952年毛将各大区的书记调进中央,各大行政区不久之后也被废除,加强了中央集权。林彪的四野最为凶悍,自然难逃削藩。润之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明升暗降,解除了林彪实际的兵权。
  朝鲜战争的爆发,彭德怀领兵入朝,让林彪的地位进一步滑落。在其后的官方宣传中,为了配合林彪的“叛国”形象,把逃避朝鲜战争说成了林彪的畏首畏尾的罪证之一。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捏造。
  林彪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朝鲜战争的,但是并非是畏战怕 输。林彪作为一个眼光老辣、经验丰富的将领,对于斯大林想让中国当炮灰、润之又急于向苏俄献媚的情况看得很清楚。在1950年10月6日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林彪含蓄的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败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赢美军很难说。和润之烂漫得有些天真的豪情相比,林彪的话应该说非常有自知之明,朝鲜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润之战意已决。见情势难以扭转,林彪又提出来,即使要出兵,也要“出而不战”,屯兵于朝鲜北部,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尽管这些后来证明是“上策”的建议未被采纳,林彪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仍然为朝鲜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先期入朝的军队,都是四野的班底,加上自己在东北的辉煌 战史,对指挥人选,在外人看来,除了林彪难寻其二。林彪自己也是这么认为,他先是抽调13兵团在河南的38和39军,在广东刚完成海南作战的40军星夜调往东北,和已在东北的42军组成入朝的第一梯队。继而未经润之许可,以口头命令的形式抽调自己的嫡系邓华、洪学智等出征。从这些动作已经可以看出,林彪做好了挂帅入朝的准备,即将入朝的部队,也一直是把林彪作为负责人向他请示报告工作的。
  但是所谓天威难测,林彪的这些举动,恰好犯了刚刚坐稳天下的润之的大忌。军队直接听命于将领,圣上的位置哪里坐得安稳。本来就对军内山头急于削平的润之极为警觉,如果说之前还有一丝让林彪出征的念头,至此则断然不可。润之决意拿下林彪,急召已经被赶往大西北搞建设的彭德怀。润之在军委的 会议上谈到挂帅人选时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天晚上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他有这‘三怕’还怎么率兵打仗呢?他要求去苏联治病,我同意了。”
  林彪对此只能苦笑。他后来在自己的批注中说毛润之经常“捏造一个你的观点,再来反驳这个观点”。跟随润之几十年,弦外之音,不难明了。林彪至此之后借坡下驴,称病辞战。从此韬光养晦直到庐山会议。其中不得已的苦衷,庸人实在难以明了。毛对此事终究心中有数,所以日后绝无因林彪“称病”而怪罪予他,反而因林彪深体圣意,配合默契,而恩宠日隆。1954年林彪重新开始担任实职,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1955年补任弼时与高岗之缺,与邓小平一起进入中央政治局。

四、庐山风云

    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在党史上是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在拙作《蝴蝶的翅膀中》我已经谈过,润之本来给会议定的基调是反击赫鲁晓夫,顺带反极左,扭转大跃进出现的一些错误。但是不想彭德怀忍不住搞了个万言书大骂润之,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润之为人,向来死不认错,对罪己诏那是极端鄙视,认为承认错误那是亡国之君才干的事情。对于错误,他的做法是,用另一个错误去掩盖,哪怕这个错误更大。于是,庐山会议左没有反成,反而变成了反右,一条道走到了黑。
  由于林彪在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这也就成了有些人认为林彪构陷彭德怀的来源。事实上并非如此。
  建国后林彪曾经的副手高岗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的争权中失败 ,被逼自杀。这个事件让林彪深刻体会到了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对于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捭阖之术进一步臣服。在庐山上目睹太祖以一己之力对抗全党,全党却无不臣服的盛况后,更加顺从以求自保。他意味深长对放炮的彭德怀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你我都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是没野心。”这句话,明里是骂彭德怀,实际上是对太祖自视天下第一、功归自己过归他人的精辟论述。彭德怀公事上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私事上乱说润之选妃,实在是犯了政治幼稚的大忌,尤其是说到个人崇拜,这个可是戳到了润之的痛处。润之正在苦心积虑的想挖出党内的赫鲁晓夫,避免自己身后被清算,不想你彭德怀跳出来了。所以彭被打倒已属必然,跟林彪其实没有太大关系。相反,全赖林彪没有落 井下石,彭德怀才没有在庐山上死得更惨——起因就在于毛批彭,翻出长征时期的老账,把林彪写给中央,要求将红军指挥权交给彭德怀的事情说成是彭德怀的蓄意指使。林彪完全可以默不作声,消除这件事情对自己的不利,但意想不到的是,林彪公然表态:“会理会议我写的信彭德怀同志事先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为彭解了围。在万马齐喑的庐山,能说出这样的话,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林彪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没有放弃做人的基本操守,没有完全达到一个职业政客需要的两面三刀。
  庐山会议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由于左倾政策不仅没有扭转反而变本加厉,使得大跃进造成的惨烈后果随即爆发,1959年11月河南信阳就发生了饿死三十万人事件。其后几年人祸逐渐扩大,形成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人民饿殍遍地, 尸横遍野。党史承认的数字在1000万,但根据我党一贯的作风,真实数据翻几倍都不止。这也创下了有史以来太平时期中国最骇人的非正常死亡数量。

五、文革激荡

    前面说过,刘少奇是在延安整风时期靠神化毛润之起家的暴发户。他可以说成也“毛泽东思想”,败也“毛泽东思想”。1956年毛辞去国家主席垂帘听政之后,刘少奇登上党内二把交椅,权势炙热。刘是当年“剥削有功”的提出者,在治国的思路上和其搭档邓小平有极大的相似。应该说,玩权术他不是润之的对手,但是为政治国确实远超润之。随着权势的巩固和治国理念的分歧日益严重,毛刘两个主席之间的矛盾开始凸现。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把大跃进的错误定性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引爆了党内积压已久的不满,叫好声连连,少奇在党内的人气和威望空前高涨。刘少奇甚至忍不住当面指斥毛:“人相食,史书上要写你我的!”这份良心,对于党内残酷的政治斗争,不免显得苍白而无力。当毛润之正承受着党内外批评的压力时,林彪及时的挺身而出,在大会的发言中说:“事实证明,我们目前的困难,从某种程度上,从某些方面,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弯路会少走的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这种雪中送炭临危救主的行动,如同给润之打了一针鸡血,极大的扭转了形势。润之对此大加赞赏,感激零涕。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润之已经 下定了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他对林彪说,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矛头直指刘少奇。但是要拔掉这棵戴着国家主席头衔的大树,难度实在不小。润之又一次祭出了群众运动的法宝,展开二次“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这件大事,党内没有周恩来,军内没有林彪,那注定干不成,毛重点拉拢的目标正是二人。林彪对此心领神会,坚定的站在了最强者一边。1964年,就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日益公开化的时期,林彪在军队内大搞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不遗余力地树立毛的权威,树立对毛的个人崇拜,以实际行动做了政治表态。
  毛经过几十年党内斗争的洗礼,加上个人的天才发挥,建国后权术运用日见出神入化。惯用的手法是拉一派打一派,再拉一派,两派 全倒。辅以群众运动之名运动群众,纵横捭阖,百战百胜。这一次也不例外,在拉上周公和林彪后,1966年,毛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在此之前,毛通过成立直接隶属于自己的中央文革小组,增加政治局常委人数等手段,已经彻底架空了刘少奇,刘连参加一些重要会议的权力都已经失去,周公甚至直接通知刘,不必再接待外宾,在家休养。刘对于文革怎么开展,朝向那个方向完全茫然无知,根本没有想到杀身之祸正在朝自己一步步逼近。最后迫于无奈向毛作检讨,自己抹黑自己,毛还把检讨散发全党,极大的羞辱和挫败了刘的权威,刘的没落已经是指日可待。
  林彪在搞垮刘的过程中无疑是起了落井下石、推波助澜的作用的。但是当时的党内,周公带头,落井下石者众,等着 向最高权力献媚,夫复何言?当时最高决策在毛,具体事权在周公,林的作用,更像是个与身份严重不相称的应声虫,成天喊着一些“一句顶一万句”的干瘪口号。名将之耻,正是极权之害。
  作为毛最得意的门生,林彪对于毛整倒刘少奇的手法再熟悉不过。毛发动文革后,林彪第一时间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如此见识,可谓一针见血。可以说,从林彪的日记看来,太祖的每一次阴谋,都被他提前识破,不愧为太祖的好学生。但与公开的附和截然相反的是,林彪私下对于毛的整人做法并不认同,他对林豆豆说 过:“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 。1967年8月,正值首都红卫兵掀起 “打倒刘少奇”高潮中,林彪随口说到: “刘少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少奇,实际是反党!”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同为毛门下走狗,文革中林彪和江青、罗瑞卿之流在人品上还有有很大的差别。林是委以虚蛇,敷衍了事,江、罗等是死心塌地、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

六、登峰造极

    刘少奇殒命开封之后,毛论功行赏,摇旗呐喊的林彪火箭般的上位。成了终名义上的第二把交椅的副统帅,抵达人生的最高峰。但是林彪对此并不踏实,在突然接到周公的通知接他返京时,极度犹疑。林彪之所以担心,理由不外乎有二:第一,他知道毛并非要主动推他上位,而是因为少奇倒台后急需一人弥补权力真空,小平既然已和刘少奇陪葬,自己上台才成为一时之选;第二,毛发动文革之势已成,急需纤夫拉纤,江青虽然号称得力,但毕竟是“旗手”,党内军内毫无根基,玩玩花架子可以,但出死力不行,还须号令军队的林彪出马,政府已经瘫痪,没有军队的参与,文革没法玩下去。
  即便如此担心,但既已被绑上了贼船,断然没有掉头的可能。林彪登峰造极之时,杯具也拉开序幕。
  在彻底搞垮刘少奇 、邓小平后,毛润之决意要踢开碍手碍脚的政治局和官僚系统,用中央文革小组全面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个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江青躲在背后发号施令的第一副组长,由于具体事权皆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林彪事实上完全被架空,在很多事情上仅有圈阅的权力。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说:“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解,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 。当然,林彪之所以成为文革的旁观者,这和他本身的抵触和有意的躲避有关。毛润之对此也有清醒认识,并当面斥责他“想当明世宗”——也就是那个二十多年不理朝政的万历。正因为如此,林彪死后,毛想抓他的把柄也成了难事,被迫不伦不类的把孔老二搬出来,批林批孔。这实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笑事情。
  后世有人居心叵测的把林彪和江青放在一起,并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天大的笑话。两个势不两立的集团,毫无共同的出发点。甚至可以说,林彪是江青上台最大的拦路虎。的确,在扳倒刘少奇上,林彪和江青都是受益者,但也仅此而已。林彪所代表的功臣集团和江青所代表的文革集团在权力的分割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文革集团的大后台无疑是润之。在拙作《微妙的平衡》中,鄙人已经 系统分析了所谓的帝王心术。毛润之的治党策略,一以贯之,就是两个字:平衡。扶弱抑强,以便随时为自己保留最后仲裁之权。党的派系问题自创建之初就存在,顽疾难除,尾大不掉。润之建国后为了削除党内、军内的诸多山头,对于派系的权力平衡煞费苦心。渗石头,掺沙子,挖墙脚,这是他屡试不爽的手段。所以对于圣意的把握和贯彻,文革集团最彻底。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替毛润之实现对党政军权力的绝对操控,牵制其他集团。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等靠裙带和笔杆子起家的人,对于毛而言,可谓非常可靠的棋子,因为他们从政的根基一如浮萍,离开了毛,就豪无立足之地。江青在后来被审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因而,功臣集团从骨子里看不起文革集团。江青以 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颐气指使,不仅事实上夺取了掌舵文革的大权,更在润之的授意下,快马加鞭,把对林彪掌握的军队系统的渗透作为主攻方向。江青多次直言不讳的要求林彪为其在军内安排要职,皆遭到林彪拒绝。
  对于林彪而言,在自己苦心经营的军队势力上,那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林彪通过多年政治斗争的洗礼,深深的明白,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陈伯达自延安跟随毛,前后33年,最后3年政见稍有不同,即遭抛弃。毛甚至定性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田家英作为毛的秘书,服侍其近20年,仅仅因为对毛醉心于权术而秉公进言,竟然不明不白自杀身亡,对身边的人刻薄寡恩至此,何况他人。林彪深知自己能够保全性命于乱世,并非真是他的红歌唱得好,而是掌握着 军队的大权,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如果文革集团的势力再渗入军队,林彪就根本上丧失了政治上讨价的筹码,只能沦落为第二个刘少奇甚至高岗。林彪和江青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说白了,就是对毛润之掺沙子图谋的强力反击。林彪本来就对文革的扩大和深入不满,再加上洞悉了毛妄图夺权制衡的把戏,更是由衷抵制。随着和江青矛盾的公开化,林彪和毛润之亮底牌的脚步也就越来越近了。

七、分道扬镳

    1969年的“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事件标志着毛林数十年的政治师徒关系的终结,拉开了两人对决的大幕。
  由于毛润之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一贯的自以为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导致中苏关系最终破裂,1969年初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之间剑拔弩张,几近开战边缘。10月,毛主持政治局会议,为了防患于未然,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律紧急疏散。林担心苏军利用和谈之机,进行突袭,便紧急指示北京驻军要加强战备,防止偷袭。总参值班的阎仲川在向部队传达的时候,拍马屁心切,擅自将这几条指示合称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毛见到后认为这次越权的行为是对自己的统帅权威的挑战,震怒异常。虽然当时没有挑明,但对林猜忌之心自此加重。
  1970年8月二次庐山会议,成为了毛林分道扬镳的导火索。
  事情 有两个起因:一是关于“天才说”的争论;二是国家主席的设置。
  在起草大会的报告时,作为经办人的文革新贵张春桥其实已经摸清了毛润之的意图,秉承圣意,在报告中关于“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 “天才的”的3个字删除。根据就是赫鲁晓夫也用过这一修辞,毛不齿赫鲁晓夫,自然不愿意和其同列。但是与会者并不了解,这一举动让早就已经对文革集团不满的诸公自以为抓到了把柄,群起而攻击张春桥。林彪带头炮轰,言辞激烈。陈伯达还编辑《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作为理论根据为林彪讲话撑腰。其后,发言升温,陈毅、汪东兴等人高调附和,要求将反毛的“野心家、阴谋家”“斗倒斗臭”“千刀万剐”。但是张春桥深藏不露,非常狡猾,他不说这是圣意,任你攻击。把引蛇出洞这招运用得炉火纯青。这些攻击意见汇编成后来成为罪证的“六号简报”,惹得毛润之龙颜大怒,认为这是附和林彪和自己作对,指斥众人“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一个鸡毛蒜皮大 小的副词,居然引发了这么大的政治风波,我党政治的诡异,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张春桥的报告中,还根据毛润之意见,建议取消宪法中国家主席的设置。这个意见毛润之之前已经在多个场合吹过风,但是很多与会领导人并不明白其中奥妙,导致党内的分歧依然十分严重。很多人甚至认为毛又在玩劝进的把戏。那么毛为什么不设置国家主席呢?
  1966年毛以“考虑国家大计”为由,以退为进,辞掉国家主席,把刘少奇抬了出来。干掉刘之后,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再占此位置。否则,自己发动文革的目的在外人看来岂不成了龌龊的主席位置之争?但是毛也不希望第二个人重蹈刘少奇的覆辙,出现一国二主,再与其分庭抗礼,所以干脆丢弃。
  但是一贯顺从的林彪在这个问题上罕见的坚持,第一次唱上了对台戏 。他这样做本人认为有三层考虑:一是作为接班人,实际的职位仅仅是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甚至排在诸多政治局委员之后,名不正,言不顺;二是毛林关系已经出现缝隙,林彪尚若不坐实国家主席的位置,在和上升势头迅猛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缠斗中恐怕越发不利;三是此举也是要试探毛的真实意图,若毛已决意要下手,国家主席位置之争可谓一个风向标,毛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
  林彪的坚持,引得一堆不明就里的党内大佬支持,他们倒并非是支持林彪做国家主席,而是借机表表支持毛做国家主席的愚忠,顺路反张春桥一伙。林彪的号召力大出毛润之的意外,因而受到严厉批评和疯狂反击。毛使出敲山震虎的路数,先是逼林身边的吴法宪、叶群、邱作会等人写检讨,同时,派出周公暗示林彪也应该 写检讨。毛这种招数一如当年在庐山对待彭德怀、刘少奇一样,黑字白纸的逼你自污之后,组织上再来定性,怎么玩你都可以。但是有了彭、刘的前车之鉴,林彪当然不干,无论老毛怎么软硬兼施,同意手下的人写检讨,但自己死活不做检讨,不给任何把柄。无奈之下,8月15日,毛润之开始南巡,一路上多次召见沿途封疆大吏谈话,制造舆论。在谈话中,润之大讲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把二次庐山会议上的发难定为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并且指名道姓,把林彪的问题端了出来,称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对此“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毛的表态,预示着政治大风暴即将到来。

八、殒命外蒙

    毛对各个地方大员秘密讲话通过各种渠道很快就传到了林彪耳中。正在北戴河疗养的林彪意识到决裂来临,不免有些沮丧,他甚至对身边人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但是,时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儿子林立果却沉不住气了,私下里搞了个5.71工程,意图先下手为强,为国除害。坦率的说,这小子的还是有一定见识的,整个5.71工程纪要写的挺好,对润之的认识也很到位。但是政治谋杀毕竟不是写文章,准备不密,谋事不周,注定了5.71工程的失败。而事败后挟持林彪出逃,在南下广州和背上苏联之间犹疑不决,更是败笔。当然,至于林彪是在什么情况下上了飞机,当时机上的情况又如何,如今还属于秘密,这个不便于猜测,有待历史档案的进一步解密。个人倾向于认为,林彪对于 武装反叛,或许并不知情。以其雷霆万钧的统军手段和无人能敌的影响力,如果真的要在国内另立山头,分裂中央,对抗毛氏,恐怕波尔布特的下场就是毛最终的结局。
  林彪意外的殒命,过程诡异,至今仍有诸多不可理解的细节。周公第一时间得知林彪出逃,致电大喊:“林副主席只要回来,无论降落到那个机场,我都亲自去迎接!”这句话,我倒相信是真心的。毛林之间的纠葛,外人不说,周公作为国相,恐怕最为了解。林彪和周公之间没有历史纠葛,相交虽然不至于亲密,但也绝非对手。当年,毛把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头衔强加给周公,意图把逼死国家主席的恶名留给周公。林彪识破后,在刘少奇专案组的简报上批了一句:“向卓越指导专案工作的江清同志致敬”。这个批示极度高明,明里是在吹捧江青,实际 点明了事情真相,为挂名专案组长的周公解了围。
  所以,在文革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周公和林彪实际上有相同的处境。万事顺从,只求自保。但是伴君如伴虎,在无边无际的权力面前,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无怪乎周公听到林彪死亡的消息,竟然当着众人,失声痛哭。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同属勋臣阵营的两人,实际上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不比谁好多少。周公之悲,悲的不是林彪,而是自己。他知道,即便自己树大根深,民望甚厚,下一个,也该轮到自己了。
  后世有人认为林彪自毁英明,死得难看。其实和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羞辱而死的下场比起来,林彪的结局好很多了。他用最后奋力的一搏,给予了毛最致命的一击。因为对于毛而言,惯用的路数是搞臭搞脏后,四两拨千斤,一举剪除。林彪激烈的反 抗模式,难以解释的死亡,大出毛的意外,让一向诡计连连的他也乱了方寸。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亲密的战友”,全军的统帅,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叛国者,这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交代?

九、余音未了

    对于毛而言,林彪之死,只能算得上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惨胜一方面,固然除掉了心腹大患,一方面,却发现这个大患就如跟随自己几十年的影子,清除之后,自己也形单影只,命不久矣。
  建国后林彪韬光养晦,善于揣摩圣意,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师夷之长以制夷,处处依附毛,要找出批判他的缺口实在是难上加难。尽管毛迫于无奈把孔老二搬出来一起上纲上线,但是智商稍微正常一点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其中的纰漏和荒谬,难怪有人把这场运动说成是“批零批空”。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林彪之死是文革破产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因为,从此开始,党内、军内、国内,广大在运动中自残的群众终于开始认识到,这样的革命是个什么的本质。毛的威信,随着接班人的所谓“叛逃”,受到空前的打击,从此再也 难以恢复。当他想树立王洪文的时候,就连许世友这样的铁杆粉丝也认为不妥。所以毛生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身后的结局,所以才会对华国锋、张春桥等人感慨万千地说,将来你们几个的命运恐怕只有天知道,弄不好交班问题会搞得血雨腥风。可即便是太祖看好的过渡人物华国锋,也看出了这样蹩脚的安排不过是为江青和毛远新铺路,倒过头来反戈一击,彻底扫灭了毛的余孽。
  从上面的口水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林彪在建国后的历次腥风血雨中,充其量就是个被毛利用的明哲保身的帮凶,算不上主谋。那么为何林彪的黑锅至今背着?
  小平在建国后虽然在历次腥风血雨的斗争中和林彪有过摩擦,但是都不是生死之争,也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小平三起三落,对于毛本质之认识,仇恨之刻骨,和林彪不相上下。但 是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一向是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林彪死后,小平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连连上书检讨,划清和林彪周公等的界限,表明心迹。面临无人可用的毛正需要启用新的势力制衡声望如日中天的周公。对于小平的表态很在意,明确表态要把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对待。这才有小平的二次复出。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当然也算不得什么污点,自保策略而已。但是若要给林彪平反,小平这段历史就难以解释。这是其一。
  其二,有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造成的动荡先例,小平对于毛的评价投鼠忌器。毛享国既久,所作所为,无不以党之名,毫不夸张的说,毛就是党最大的神主牌。此旗若倒,则幻象必灭,流毒必播,党建国三十年来所犯错误,着实难以实话实说。群众一朝觉醒,则天下人心所归,未尝所知。小平组织中人 ,深知保毛就是保政权,保自己。故而轻描淡写的来个了“七分功、三分过”的定论。而林彪事件作为毛造就的最大的党史脓疮,客观上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死结,断不可揭。一旦揭开,毛也就没有成为腊肉的必要。
  今人再说润之林彪,难免会拿出刘邦韩信来对比。程式如此相似,唯有年代的错觉。这两千年,中国是否仍在原地踏步,看客自鉴之。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22 15:36:0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第五总局

     大军智库公司编者按:专制就是强制,想想看,那个社会不需要强制?特别是今天的科技社会里,强制遵守和执行比比皆是。所以,专制并非是一件坏事,只是这个词在以往的运用中带上了政治色彩,变得不好听了。

儒学既非专制,亦非宪政

景凯旋

2011年8月20日

    在当今知识人眼里,传统儒家具有截然不同的面目。秋风先生认为儒家是宪政主义,袁伟时、易中天先生则认为儒家是专制主义,各自都代表了不同观点的知识群体。从方法论上说,都是取其一点,前者强调儒家的限君主张,后者注重儒家的社会专制。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社会改革,而非政治改革。当时的国家观念不是很强,新青年视儒家为专制主义的精神渊薮,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家族社会扼杀了个人自由。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指出,儒家维护的是家族制度,不符“个人独立之道”,是很有时代代表性的言论。新青年既然要搞社会革命,势必要将矛头对准家族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儒学。这与晚清最后一代士人严复、谭嗣同等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目标只是政治改革,所以很容易看清,中国专制皇朝的精神支柱是主张绝对君权的法家。

    专制(autocracy)是政治学上的政体概念。假如将绝对君权视为专制,那么周朝封建制便不是专制。这一点秋风是对的,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的盟约,是一种上下互相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关系,而以“吾从周”为旨归的原始儒家则自然谈不上专制了。

    不可否认,家族社会在某些方面压制了个人自由,但社会不是政权,秦以后以法家理论为内核的皇朝政体属于专制,而专制下的社会却不等于专制。正因为新文化运动将专制一词用于社会批判,将矛头对准家族制度,最终演成后来的社会革命,采用暴力摧毁乡绅主导的基层社会,造成国家权力独大,社会与个人皆被挤压至无。而更重要的是,具有普世性的传统基本道德也同时遭到破坏,对于许多没有宗教信仰的国民,道德规训沦为空白。此后的新道德一直都是无源之水,只是靠不断地推出英雄模范让社会效仿,道德变成一种强加的外来的权力规训,它的失败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要将儒家与宪政主义联系起来,理据也是不够的。现代宪政的宗旨是限制公权力,其最终目的是通过法治维护每个个体的权利。虽说历史上杰出的儒家思想家一直都试图限制君权,但儒家本身能否内在地发展出宪政思想?在现代人熟悉西方法治甚于儒家政治文化的前提下,从儒家思想中寻求宪政的合法性有无必要?仍是有待论证的问题。

    汉儒曾试图限制绝对君权,由董仲舒抬出一个“天”来吓唬帝王,甚至提出“贬天子”的非常之论。但这个天是虚拟的,且与自然灾异相联系,没有在此精神源头上形成一个实在的人间约法来限制君权,故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理论,看中的是“以经术缘饰吏事”的一面,并不真的相信灾异之说,试览一部《册府元龟?谏诤部》,当谏官以灾异进行规劝时,结果常常都是“书奏不省”,何尝惧怕过上天动怒?钱穆先生称董仲舒的理论多出黄老、刑名,既非孔子本义,亦非公羊本旨,而与“民视民听”之意不同,余英时先生亦称汉儒的政治学是儒学法家化,此皆是尊儒的现代史家的持平之论。

    对此,宋儒早已看得很清楚,所以朱熹说一千五百年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宋儒同样也有限制君权的意图,他们的政治理想是三代之治,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似乎可以比拟为现代的精英政治,但理想一旦落到权力的世界,便会产生变化。宋朝扩张相权的结果造成权相的产生,便是一例。正是由于王安石得君行道的失败,宋儒才由外王转为内圣,走向心性之学。这表明在缺乏个体权利意识的前提下,儒家本身很难在政治学上发展出宪政思想和路径。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儒家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尤其是引进西方宪政思想的正是近代一批有眼光的儒家士大夫。今天将董仲舒的公羊学视为宪政理论的认识,总不能落后于当年严复“群己权界”、“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主张吧。故此,儒学的现代转型不在政治学,而在伦理学。没有一个社会是只靠法律维系的,在当下中国,如何使仁、义、礼、智、信超越亲情社会关系,成为现代公民社会普遍的道德准则,或许才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问题。

 

 

 





发件人:"畅" <zhong75wc@163.com> 2011-07-11 02:13:49 +0800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回复

先贤仲子故里在哪里?

仲维畅

2003,5,5, 于南京

    清光绪二年(1876)《续修仲里志》载:“鲁卞邑在曲阜东六十里,于汉为卞县,系隋时改为泗水,今仍之。泰岱峙其北,泗水发源陪尾山,环其北,以西流,会于汶、济,诚钟灵毓秀之区也。先贤生于县东六十里,历二千载,虽陵谷变迁,而英风凛然,与山水俱长,则谓之仲子阙里也可。”

    在其前页绘有《卞里山川形胜图》一幅,其中“先贤仲子里”竖碑立于“古卞城”东横跨泗河的“卞桥”东堍,再往东远处则有“仲村”,卞桥东南依次为“泉林寺”、“泗水源”、“陪尾山。”“仲子父母墓在卞桥东仲村,二代祖启自澶渊归葬返卞,家于墓侧。故地以仲村名,至今仍之。”

     但该书卷三:“世家志”中的“仲子年表”则载:“己丑(周敬王八年,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三十一岁,父凫卒,哀痛,绝食不寝者数日,乡人哀之。庚寅,三十二岁,迎母养于鲁。辛卯,三十三岁,母宋氏卒,哀毁几不起,颜色憔悴,归窆(bian音扁,落葬也)鲁卞城南,与父合葬。……”

    由以上引文可知:

    1、先贤仲子生于泗水县城东六十里。

    2、仲子父母墓一说在卞邑城南,一说在卞桥东仲村。

    3、二世祖启由澶渊归葬返卞后,居住在仲子父母墓侧。

    查清光绪十八年(1892)重修《泗水县志》中的《泗水全图》,在“泗水源”和“陪尾山”之间立有竖碑一座,“陪尾山”南有“仲家庄”,但其东却无“仲村”字样。此外该书中的有关记载如下:

     “卞桥双月,在县治东四十五里(1,为分析方便,笔者所加的编号,下同),卞庄子城东桥也。石工巧丽,横跨泗流……陪尾山 在城东五十里(2),即泗水发源处,其山平坡无峰。卞桥 在县东五十里(3),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建。卞城 即今卞桥集,在县东五十里(4),古卞明国,汤伐有卞。春秋地入于鲁,为卞庄公之邑。城东有桥曰卞桥,泗水泾其下。仲子父母墓 在卞桥东十里。(5)仲氏故里坊 在仲子祠东,万历二十年(1592)知县尤应鲁、主簿管应凤建。……岁己丑,谭侯好善者来宰泗土,迺十基于济滨西,捐赀创建宇祠,规制恢阔,至器数牲品大备……”

    今实测山东省地图出版社编制的《山东省地图》(1993年第二版,比例尺为75万分之一)得知:

     1、曲阜至泗水,60里。与《仲里志》所载相同。

     2、泗水至卞桥(今泉林镇),45里。与《泗水县志》中的(1)相同,说明(3)、(4)的50里不确。

     3、卞桥(泉林)至仲村(直线距离)25里,与《泗水县志》(5)不符,说明该《志》的10里不确。

    由以上历史资料和实测数据可画出各地点间距离示意图如下:

    图1 泗水、卞桥、仲村间的距离(里)

    由上图可见:仲子出生地似应在距陪尾山10里处,在陪尾山东面,还是南面,尚待考证。

    另外,清乾隆四十年(1775)岁次乙未夏五月之吉,先贤六十五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仲耀涵撰《重修仲氏家谱序》如下:“……余家受姓始自仲堪,著于圣卫,远祖咨为卞大夫,遂为卞人,十七世祖避乱迁济,又以济为家,是时子孙颇繁,两地莫纪家谱之作所从来也。三十六代祖讳文,得请以祀生,主祭事,又作为《泗源志》,以后族人日多,支派日远……”

    唐朝开元年间(公元719~742年)身居任城横坊村(今微山县仲家浅)的36代祖仲文以“泗源”来命名《仲志》,这绝非偶然,说明他当时知道先贤故里在泗水之源、陪尾山一带。所以在上述《卞里山川形胜图》和《泗水全图》中的《先贤仲子里》竖碑都立在卞桥之东,或泗水源、陪尾山之间,而不在更东面的仲村。即仲村不是先贤仲子的出生地,充其量说也只可能是二世祖至十七世祖所居的故里(这要首先证明仲子父母墓在仲村,并不在卞城南)。

    而泗水城仲庙以东的《仲氏故里坊》则是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所建,泛指泗水县(古卞邑)是先贤仲子的故乡,并不表明仲子故里就在泗水县东南仲子祠的东面。

    后记:2003年底笔者与大宗子仲伟铸等5人在泗水县原人大常委会韩继谦主任、原县委宣传部梁士奎部长的指引、陪同下凭吊了泗水县仲庙、城北“子路负米歇肩处”遗址和古卞邑城东泗水边的“子路胡同”,按当地说法,此处即先贤故里。后我等5人还访平邑县仲村,该处现无一人姓仲!
 

 

 

 

发件人:"仲磊(赣榆)" <8621332@qq.com> 2011-09-02 13:43:1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仲子故里辨正

仲子故里辨正

山东平邑县史志办主任 王庆全

2011年5月

    仲子(前542-前480年),名由,字子路,亦字季路,生于鲁,葬于卫,孔子著名学生。长久以来,学界以《史记》中“子路,卞人”的记载和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为春秋卞邑治所为由,称仲子故里是泗水县。笔者认为,《史记》所载“卞人”指卞邑人,未明确是卞城之人,而先秦文献载“卞之野人、鄙人”,证明子路并非卞邑城里之人,仲子故里应是春秋时为卞邑之野的今平邑县仲村,而非春秋时卞邑治所今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本文拟通过有关史料加以辨正,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仲子是春秋末期人。按当时人记当时事较准确的道理,考证仲子故里,应主要看离仲子所处时代较近的先秦文献对此如何记载。查:

    《尸子•劝学》载:“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

    《荀子•大略》载:“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

    《尸子》,战国时期尸佼著。尸佼(约前390-前330年)鲁人,曾入秦为商鞅宾客。商鞅被害后他逃亡至蜀,著此书,凡6万余言。《汉书•艺文志》著录《尸子》20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为20卷、目一卷,注9篇亡佚,为三国魏黄初年间所续补。元、明以后,全书亡佚。清人有辑本。

    《荀子》又名《荀卿子》,战国末哲学著作。荀子著。荀子(约前322-前232年)名况,字卿,又称孙卿。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他曾三为齐国稷下学宫祭酒,游说齐、秦、楚等国。春申君任楚国宰相时,荀子为兰陵(今山东兰陵)令。晚年“家居兰陵”。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荀子的著作,在汉代流传的有三百多篇。今本《荀子》是唐代杨倞根据汉秘府所藏《孙卿书》和经刘向整理校定的《孙卿新书》订正、注释,仿照《论语》的体例编定的。全书共32篇20卷。

    另外,时间上比《史记》稍早的《韩诗外传•卷八》载:“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贡、卫之贾人也。皆学问于孔子,遂为天下显士,诸侯闻之,莫不尊敬,卿大夫闻之,莫不亲爱,学之故也。”

    《韩诗外传》是西汉初记述前代故事轶闻的著作。韩婴撰。韩婴(约前200年-前130年),燕人,文、景、武三帝时为官,后人称他韩太傅。著作很多,其中有《韩故》、《韩诗内传》、《韩诗外传》、《韩说》等。

    上引三书,都早于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史记》之前。其作者出生最早的尸佼比司马迁早出生245年。荀子比司马迁早出生约177年。年龄最小的韩婴,比司马迁还早出生55年。

    何为“野人”、“鄙人”?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曰:“野,羊者切,郊外也。从里,予聲。”上古谓居都邑之郊野的人为野人,与国人相对,如《左传•定公十四年》:“太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仪礼•丧服》:“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野人亦指庶人、平民、村野之人、粗野之人,如《论语•先进》:“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荀子•大略》:“管仲之为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为天子大夫。”杨倞注:“类郊野之人,未浸渍于仁义,故不可为王者佐。”“鄙人”原指居住在郊野的人,如《荀子•非相》:“楚之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杨倞注引杜预曰:“鄙人,郊野之人也。”后引申为鄙俗的人或自称的谦词,如《庄子•应帝王》:“(天根)曰:‘请问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

    可以看出,上引“野人”、“鄙人”本义相同,均指郊野之人,而非后引申义“粗野之人”、“鄙俗的人”和自称的谦词等。
或有人说,仅靠训解,“仲子是郊野之人”的论证不充分、不可靠。那么,我们看仲子本人对自己家庭出身情况的描述:“昔者由也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食,为亲负米百里之外”(《孔子家语•致思》)翻译成白话文即是“我过去在家侍奉父母的时候,自己常常吃野菜,但一定要从很远的地方背白米回来给双亲吃。”试想,如果仲子不是郊野之人,怎么常常吃野菜?

    或有人又说,《家语》乃东汉王肃伪作,不可信。毋庸讳言,学界对《家语》历来颇多争议,《家语》乃王肃伪作的观点几成定论。但是,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家语》相近;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也出土了篇题与《儒家者言》相应的简牍,内容同样和《家语》有关。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今本《家语》是有来历的,早在西汉即已有原型存在和流传,并非伪书,更不能直接说成是王肃所撰著。它陆续成于孔安国以及与王肃同时的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是孔氏家学的产物。应当承认它在有关孔子及其门弟子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卞之野人、鄙人”与《史记》“卞人”的记载本质上是一致的,惜墨如金的司马迁是为了统一行文需要予以了简略。司马迁之后,南朝刘宋的裴骃注释《史记》时在《史记集解》中写道:子路“徐广曰卞之野人”。徐广是晋朝与古卞邑相距200里的东莞姑幕(今山东莒县)人,曾作《史记音义》,字野民。如果“卞之野人”的“野”是引申义“粗野”的意思,徐广会取字“野民”并注释子路“卞之野人”吗?

    清光绪十八年重修《泗水县志•人物志》对仲子祖先的记载为:“……仲咨,为卞邑大夫,遂居卞城乡。”

    以上历史文献说明,出身微贱的仲子不是卞之城里人,而是卞之城外人。

    卞,夏商时为卞明国,春秋时为卞邑,属鲁国。《春秋•僖公十七年》“会于卞”、《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皆此。卞城在今泗水县城东50余里泉林镇卞桥村。仲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卞邑西边今泗水县城是虚朾邑。西南边为郚邑、南边是蔑邑,东南方相传为季平子的采邑平邑,东边为颛臾国,北边为连绵不断的山脉。西汉在今泉林镇卞桥村置卞县。隋开皇年间在春秋虚朾邑(今泗水镇)始置泗水县,领原卞县地。可见,卞无论是邑还是县,均与泗水县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域区划概念。泗水源头之地的今仲村在西汉置南武阳县以前一直属卞所辖。后,先后属(南)武阳县、颛臾县、费县、平邑县。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山东通志•卷九•古迹》载有:“仲里,在(泗水)县东六十里,相传为子路故居,今名仲村。”清光绪《费县志》在“仲子故里”条目下载:“《通志》相传子路故居今名仲村,在费境今县治西北一百二十里仲村集是。仲村东、北、西三面皆山,地颇荒僻,与徐广之言尤合。”新出版的《仲里新志•第八卷》载“仲子故里林在仲村西北半里许,葬有仲子父母及其先祖和仲子二代启至十六代孙谋。原有墓祠,后屡遭破坏,现已夷为平地。”仲子故里就是史志记载的今平邑县仲村。
汉代以后,随着仲子地位的提高,各地不断兴建仲庙等纪念性建筑。除始建于唐代的微山县仲浅仲庙名播海内外,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泗水县令谭好善,见“卞故无祠”,曰“不可以大贤之后久为寄族”,“乃捐俸鸠工,于(泗水)县东为祠……”1594年,泗水知县尤应鲁又于泗水县城仲子祠东建“仲子故里坊”。针对泗水知县歪曲史实的做法,1621年费县知县闫国脉立仲子故里碑,意欲世人知晓当时的费县是仲子出生地。闫国脉所立仲子故里碑亦说原立于仲村,康熙年间始移置三阳。康熙二十年(1680年),朝廷同时赐仲浅府第和泗水府第,供世袭翰博办公和居住,世称“仲府”。乾隆初年,钦修泗水仲庙。1905年,费县知县公欣慕在仲村重立仲子故里碑。

    泗水是县名,更是水名,应根据语境加以区分。明代混淆卞与泗水的区别,以卞城隋代后在泗水县境为由创建仲庙,清代赐府,致使不明真相的人们,往往误认为泗水县是仲子故里。明代之所以在今泗水县城创建仲庙,除上述原因外,泗水县城更靠近运河,水陆交通方便,比仲村人流量大,创建仲庙更能发挥教化人民的作用可能也是彼时朝野考量的重要原因。历史上移址创建或重建纪念性建筑的例子不胜枚举,史籍没有仲子是“泗水人”的记载。微山、泗水等地创建仲庙,造府奉祀,不能说明即为仲子故里。

    综上所述,卞与泗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古人“卞即泗水也”的说法是错误的,不能把卞简单地说成就是泗水县。历史沿革早已将“卞之野”的东部划归平邑县,仲子故里为今平邑县,仲子为今山东省平邑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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