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针对当前国内和国际纷纭复杂的政治形势,北京大军智库公司联合社会各界学者积思广益,对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北京大军智库的责任在于为党为国为民出谋策划,帮助社会走出困境。尽管民间智库能力有限,但都在为这个国家尽绵薄之力。这期文集的题目是个重大题目,我国多年来所有的政治经济问题都与此有关。请大家认真关注。 第一财经的《美国穷政府、富企业的真相》值得一看,美国的债务危机实际上是美国的制度问题,政府收不上税来,只有印钞掠夺他国。】

中国能否走出左右?

中国共产党的出路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1年8月19日

目录

座谈会纪要:中国能否走出左右?

仲大军:中国共产党的出路

皮艺军:左右似应划分为五级为宜

李延明:左中右的判断标准

啄木鸟:当前国有企业的人事腐败

杨继绳:解析公权腐败危局

乔续:清华北大的农家子弟越来越少了

周其仁:中国经济的平衡与选择

颜昌海:美国没有阴谋,只是中国砖家愚蠢

周文:美国穷政府、富企业的真相

黄斐梨:转基因食品完全针对亚洲人或者说是中国人

问天:三峡大坝与干旱酷热

田书华: 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

田书华: 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差异与四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张召忠:中国周边重大变局!

外电:关于蛋糕论与重庆模式的争论

中华网:济南女警察被迫下跪

田静:十八大政坛人物分析

微博:司马南眼中的于建嵘

胡胜华:韩寒有能力讨论社会问题吗?

支边者:见证新疆由治到乱的过程

于今:一个谣言四起的江湖

横舟:民主就是法制

阎雨与学诚大和尚: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段若非:《老子》第一章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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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定稿,以8月21日为准!)

中国能否走出左右?

----座谈会纪要

时间:2011年8月14日(周日)

地点:北京

主办: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与会者:

    仲大军、陈子明、刘仰、高粱、崔卫平、党爱民、刘海波、黎鸣、周舵、王俊秀、俞梅荪、冼岩、周鸿陵、施晓渝、欧阳劲、乔峰,罗峰、李华、陈义欢。

 

周鸿陵(主持人):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各种思想急剧涌现,左、中、右各派观点都在对中国社会提出解决方案。今天开这个会就是探讨一下,能否超越左与右,找出一个能够满足各方意见的制度架构,目的是使社会稳健发展,推动社会的变迁。现在我们请仲大军老师发言。

    

仲大军(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中国共产党的出路

----在“中国能否走出左右”座谈会上的讲话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1年8月14日

    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邀请了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目的是从不同角度谈点看法。现在这个社会分歧越来越大,和八九十年代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界基本上是铁板一块的,那个年代的学者坐在一起,分歧矛盾不大,都是一门心思搞改革,搞思想解放。我写过一篇文章,回忆1989年4月在京丰宾馆召开的理论研讨会议,今天在座的当年参会者有五位:高粱、黎鸣、陈子明、周舵和我。可是二十多年后,学者们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点也发生了很大分歧,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成各种流派,坐在一起交流越来越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能不能谈出一点看法,看看中国能不能走出左右?以一种什么制度方式综合左右,平衡左右的利益和诉求?这里不仅需要的是共识,更重要的还是方法。陈子明先生关于左右的分析文章我已经看过了,是站在宪政角度看问题。我现在更实际一些,站在执政党的角度看问题,这样可以更接近政府话语体系。特别是今天来了好几位右翼自由派的理论大腕,我不得不从左翼加点劲,以进行力量平衡。

    乔续写了一篇文章刚发到大军网站上,我发现他的一些看法挺有意思,把中国左右矛盾分歧从国共两党开始追溯,延续到今天,从这样的历史视野看中国的左右之争,很有意思。

    的确,如果从更大的历史范围来看左右冲突,我们应当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甚至更远----马列主义引进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左,无产阶级就是左,资产阶级就是右。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国诞生了左派力量。

    但是,在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中的左右两派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下,终于以“四一二”大屠杀和“八一”南昌起义为标志而破裂。从此中国走向了左右之争,从此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就是在这两大力量之间博弈。无论今天的形势多么复杂,都离不开这两个基本力量。在今天说左,就是传统的共产党。不管今天的左派多么形形色色,都离不开共产党的影子。

    共产党的胜利表明,谁获得社会大多数民众的拥护,谁掌握政权。共产党的胜利还标志着中国一党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彻底左转。这就是最被民主派和宪政派诟病的一党专制和多数人统治。

    所谓专政,不仅包括经济上强行的全民公有制,还包括将一些理念强加于全体国民意识。这也成为左的一大特色。

    建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左倾达到了顶峰,达到了极左。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党内政变的方式,粉碎了极左势力“四人帮”,以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开始矫正极左。其结果,三十年的反左,使中国的左派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和瓦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基本上被抛弃,或被搁置,资本主义占了上风,已牢牢占据社会话语主流。

    矫正极左以两个标志展开,一是收缩民权,禁止大鸣大放大字报,收回了建国之后人民群众一度曾经拥有的各种民主权利,在政治上实行一党制,首长专权,长官意志代替民主集中制,精英拥有特权,官权越来越大。二是打破平均主义,放弃共富的理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和权利差距。

    就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矫枉过正,中国又从极左走向了极右。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民粹专制,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已变成了少数人压制多数人,变成了精英专制。中国的执政党从左翼在很大程度上摇摆到了右翼,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工农的党逐渐变成了官僚的党,精英的党,资本的党。官员们一边将共产党的传统理念强加于社会,一边又不按这些信仰办事,使社会成了一个缺少共同 价值遵守的社会。

    民权收缩后使官权失去了制约,官员的权力变得无比强大。放弃均富理想,使少数人攫取了更多的改革成果,一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仍然赤贫。由此带来的是社会再次出现分化和分裂,政府变成了少数人的政府,政府再次出现了信任危机。

    改革三十年里,一反早年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平等、民主、自由。在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重经济效率,轻社会保障和福利。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出台了很多偏右的政策,譬如,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MBO(管理层买断产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国家和员工的利益,使精英群体大获收益。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譬如以通货膨胀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更是以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效率至上、精英优先,必然导致重发展、轻保障的可悲结局。改革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成果,难以惠及全民大众,社会保障水平始终低下。这就使中国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更存在着缺乏社会保障的严峻问题。

    严峻的现实,不能不激起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底层民众的觉醒。左翼思想再次抬头和左派力量再次崛起,人们再次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国际歌再次被每每唱起,正是这种右倾改革的必然结果。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分歧,正是由于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分化,才出现了新的社群对立和思想分歧。中国从当年的平均主义、大众民主社会突然进入了差距巨大的等级社会和贫富分化社会,这种现实不能不使左派思想再度集结,左派力量再次涌现。一句话,左右冲突升级的根源是社会分化和分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社会思潮的再次冲撞,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能否解决当今社会的分裂与冲突是新历史条件下的重大挑战,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再次考验,也是新一届中国领导者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出现的左右矛盾,其本质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凡是诉求人民大众利益的就是左,凡是维护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利益的就是右。还有,凡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左,凡是不顾国家和民族主义只追求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就是右。

    所以,今天中国的左派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是人民大众派。我在去年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当今中国根本的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所谓左派,就是民派,所谓右派,就是官僚权贵派。解决好民与官的矛盾,就排除了左右之争。

    背景了解清楚之后,需要寻找的就是解决办法。党内有党,党外有派。是继续在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下,以党内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力量,平衡左右利益,还是以西方宪政民主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博弈?西方宪政的理论是通过党派博弈来达到左右利益平衡,但西方国家的左翼党从来就没有占过上风,西方的政治多半是右翼政治。

    那么,中国在不改变一党制的情况下,能否平衡左右利益和力量?也就是说在一党专政的政体下,是否也能调整好平民与精英的矛盾?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一党制也能调整左右利益,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只要调整组织路线,换一批人马上台,立马可以见效。但左翼力量的上台必须吸取以前极左的教训,不能从一个极端再跳向另一个极端。

    建国后六十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党制政体存在着较大的弊端,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左和极右都会搞得社会不安宁。一党制政体能否克服这种弊端?已成为今后中国政治的重要问题。虽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但实践过后,效果并不理想,执政党代表的更多的还是精英的利益,利益的天平仍然处于失衡状态。

    另外,一党制存在着两极专政的问题,不是极左专制就是极右专制。在这种情况下来看宪政制度,是否实行了宪政制,有了多党制约才能达成左右利益制衡?

     这两种思路,从操作角度看,第一种最简便易行。就像当年粉碎四人帮,在组织人事上做一调整,极左问题就解决了。共产党只有启用新鲜血液,才能有力回天。共产党只有回归工农大众,才能重新收回失去的人心,平衡各阶层的利益。从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看,也只有共产党具有这种聚集和整合的能力。这个党再腐败,也有更新的能力。因为它可以从当代获得充足的民主法器。

    而第二种方法,叠床架屋,社会动荡巨大,难以操作和把握,因此难度较大。但就目前的情况看,第一种方法的难度也很大,这是因为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官僚化,政府内部现存的左翼力量已经微乎其微。靠这种政府进行自身改变,同样存在难度,甚至不可能进行调整。这就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困局。

    真正的困局还在于共产党变得不伦不类,既失去了原先的本我,又变不成民主党的面目。未来共产党真正的危机在于失去自己的本色和宗旨,变得非驴非马,莫衷一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变成全民党是幼稚的空想,只有保持多数人的党才有存在的可能。一党制国家的核心在于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中国不可能回到大一统的帝制和王制时代,现在是党制时代,既然不允许多党竞争,就只有一党代表大多数。民主制的核心不就是选票数量吗?一党制的核心也是一样,获得多数人的选票就是合法性。

     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三个代表一个也没代表好,反而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不知所云。只要恢复起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优良传统,克服贪污腐败,提倡民主自由,摈弃专制独裁,共产党就有希望。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向左转就有希望。现在的左,不意味着必然的专制,左并一定与专制独裁有天然的联系。专制的左派不是真正的左派!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左是完全民主的,所有的官员必须经过普选,必须经过人民同意任命。翻开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甚至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普选原则都是放在首位的原则。要学马克思,就要学马克思的正宗,不能断章取义。之所以中国的左派出现了专制,而西方的左派是民主自由的,就在于中国只学习了马克思的专政理论,而没汲取马克思民主的成分。

    最后,关于中国能否走出左右的问题,我认为,只要采取居中策略,就能减少左右冲突。中国传统的智慧就是居中,两边向中间靠拢,把富的变瘦一点,把穷的变胖一点,问题就解决了。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要铲除产生贫富分化的土壤,避免极右或极左政策,让左右矛盾失去物质基础。我们的古人早就描述过这种大同社会的景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今天的中国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些好的传统。

    在政治权利方面,中国不仅要善待企业主,发挥他们的精英作用,更要善待企业员工。要坚决扭转劳资权利不平等的现象,矫正已经严重倾斜了的力量天平,平衡劳资关系,维护劳动者的组织权利、谈判权利以及包括罢工权利,健全工会组织的作用,让劳动者真正获得经济增长的物质成果。只有在政治权利得到完善之后,劳资双方的收入分配才能趋于合理,才能减少收入分配方面出现的巨大差距。要恢复“劳工神圣”的思想,确立劳动者的地位,坚决扫除几千年来的封建等级特权观念。

    另外,重新回归建国初期的多党民主制,发挥政治协商的优良传统。不是把民主党弄成驯服工具,当成聋子的耳朵,而是真正尊重各党派的意见,通过民主集中制,集思广益,共商国策。今天的问题是,虽然共产党一党独大,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他党俘获,失去了自身的特色。这些民主党反而成了既得利益者。

    在言论舆论方面,宁肯实行阳光政策,也不实施黑箱操作。这是因为阳光政策要比黑箱操作高明得多,只要自身做得正,就不怕鬼魅魍魉。并且,在阳光下,在透明中,任何谣言都会烟消云散,既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又避免了一个猜疑的社会。譬如,大连市最近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抗议PX化学污染项目,这是人民一种正常的意见表达,却被宣传部门当成报道的禁区。为什么要封锁人民正常的行为和言论呢?有什么害怕的?现在都到什么时代了,还这样包着捂着?手机信息照片满天飞,微博信息网满天下,谁还能封锁消息,把人们蒙在鼓里?

    所以,如果真是一个聪明的政府,与时俱进的政府,就会改革几十年如一日的新闻传统,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政府如果在这些事上正确处理,得到的只能是人民群众极大的拥护和赞赏!

    只有经过这样的调整,中国才能出现均衡发展,中国的左右矛盾、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才能得到化解,中国才能走出极左或极右的发展模式。 只要是一个人民的政府,民主的社会,即使一党制也能长治久安。

    我们都是快60岁和60多岁的人了,是伴随改革一同走过来的人。五十而知天命,我们这些人应当更知道一些天命吧。中国怎么能改变不是多数人压制少数人,就是少数人压制多数人这种局面?在这个时刻,我们应当给国家和社会提供一点思想、思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敬重的人,都是人品、个性优秀的学者,我们的观点可以有分歧,但肯定也有共识。我先抛砖引玉,期待大家的高见。

    另外,我对开会文化有一点看法,现在学术界的会议,繁文缛节,自由讨论的时间也要主持人指定发言顺序,这不叫自由。前几天我在北京大学王绍光那个讨论政体的论坛开会,发个言都别扭,主持人非要和你过不去。现在中国的精英专制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给他一点权力就要专制,政治学界也不懂自由的精神。动不动就说有约束的自由,有约束还叫什么自由?所以今天叫嚷自由主义的很多是些伪自由。我们的会是给大家自由,谁想说谁说,主持人不要太专制。

 

施晓渝(公司经理):

   

    胡星斗说我是中国典型的中派。现在英国乱得一塌糊涂,法国曾经也是,德国现在也乱了,包括挪威这种最温和的国家,也出现一个人杀死九十多个人的事。从这个角度讲,社会主义制度不完满,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完美的制度。右派喜欢讲渐进改革,左派喜欢讲渐进革命,他们都有最终目标和设计。我没有理想设计的终极目标,我这思想和科斯的交易定理、哈耶克的自在秩序是默契相通的。

 

陈子明 (原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长):

   

    我想谈三个问题,一个是十几年来我在超越左右翼、超越体制内外方面的观点,我整理了一个几万字的言论汇编,谁感兴趣的话,给我一个电邮,我可以发给你。这个话题从1994年我能够发声开始,年年都在说。左右派是客观存在的,所谓超越不是否定、抹煞这种现实,而是说左右翼都要拒绝走极端,看看有哪些重叠的共识,首先共同搭建一个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表现自己,争取民心,争取选票,争取执政。

    我在2000年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中指出:“在思想与政治领域内,左中右的分野是一种谁也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比较明确和公认的定义。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在充分的争论与实践之前,都不应当有太多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代表人民大众的道德优越感和真理在握的过分自负,更没有理由侮辱对手的人格和剥夺对手的人权。思想的分歧只能通过辩论来解决,政治的分歧应当通过公开的、民主的角逐,通过争取民意的支持来一决胜负。”

    我在2004年对左中右派的观点作出一个简略的概括,左派,普罗情结,平等优先;中派,人权准则,程序正义;右派,精英主义,发展至上。

    左派的普罗情结,也可以称为大众情结或底层情结。在金字塔型社会,这两个概念基本重合,在橄榄型社会,则不重合。普罗情结在价值观上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的基本信条。功利主义者认为评价一个社会经济中分配好坏的标准只能是社会中个人福利总和的大小,一种好的财富或者收入分配应当是能够提高全社会个人福利总和的分配。显然,只关心个人价值和小团体利益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左派。

    右派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主义,也就是尽可能地把馅饼做大。首先把馅饼做大了,每个人才有可能多分一点。而没有生产,就谈不上分配。由于资本精英、社会资本精英、技术精英、知识精英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因此要优先保障精英利益,充分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特色”的右派来看来,民主化将会破坏稳定,从而影响创造财富过程所必须的社会秩序;民主化将会促进平等,从而不利于调动刚刚崛起的精英阶层的积极性。

    中派强调基本人权,强调程序正义,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不像左派和右派那样有一种比较鲜明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其实,中派也是有自己的阶级或阶层背景的,这就是中等阶层或者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发达国家,社会的阶层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总体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大体上是吻合的,因此,中等阶层的价值既是多数人价值也是社会平均价值,称为“普世价值”也还说得过去。由于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橄榄型社会,而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或者说葫芦型社会(中等阶层尚待发育),中国自由民主主义者(中派)的立场偏向社会下层,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2007年我写了《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这篇文章突破了左中右单维度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一种两维度的分析,以宪政和专政作为纵轴,以左和右作为横轴,把政治坐标系划分为4个象限,分别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右派、专政左派。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格局:专政右派一派在朝,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三派在野。宪政右派即自由民主主义派。宪政左派通常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专政左派的主要代表是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还有波尔布特主义以及金氏主体思想等。专政右派,它在193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197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东亚和拉美国家的威权主义,当下中国的社会控制程度介于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后极权主义,也有人把它称为次法西斯主义。

    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如果现在还不对三十年改革进行反思,还不提出用宪政来制约改革和提升改革,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在次法西斯主义体制下的左右之争,不仅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而且有可能适得其反,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就是秦晖所说的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左右之争才能起到社会制衡器的作用,即秦晖所谓“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同时,左右之争还能起到社会发动机的作用,成为社会制度创新、社会资本积累的活力之源。让我们首先携手搭建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左右互搏,各显神通,定期让选民来作裁判。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新动向和新变化。我从当权派方面说起。现在的当权派是毛泽东思想的叛徒,他们绝对不是专政左派,而是专政右派。如果中宣部还在说一些左的话语,那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专政右派的主流表述是“邓三科”理论、“维稳”话语。但是在当权派的核心队伍中出现了非主流话语,有两个派别。一种话语是普世价值论,主要代表人物为秦晓,胡德平,当然还有温家宝。表述比较清晰的是秦晓,强调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区别,指出现代性表现为普世价值观,中国既要现代化也要现代性。第二种话语是张木生所代表的2.0版的新民主主义。

    专政左派主要是毛派的新动向。我在十年前就说过,毛派内部也有分歧,有不同的倾向性。最近两三年,在毛派的社会影响力增加的同时,其内部分歧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有一位著名的毛派,文革中河南二七公社的灵魂人物袁庾华,我在几年前与他有过面谈,颇受启发。据此,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简析两种毛派:造反派与保皇派》。最近张宏良和毛泽东的侄女、前儿媳等出来起诉茅于轼先生,他们是文革中保皇派红卫兵的后裔,像袁庾华这样的,则是文革中造反派红卫兵的后裔。

    毛派都反资。但是据袁庾华介绍,他们认为现在有两种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正宗的毛派,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继承人,应该是首先反对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官僚资产阶级。现在以张宏良为代表的保皇派毛派,提出的口号是“救党保国”,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拉扯扯,他们要反对的是自由资产阶级,也就是民间的企业家、资本家。这两派的对立很激烈。袁庾华说:“左右派的区别就在于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根本态度,维护它的就不是左派。” 他根本不承认保皇派毛派是左派。主张反对走资派为主的毛派,愿意跟宪政派交流甚至建立某种统一战线,张宏良把他们称为与右派勾结的“左派带路党”,视为最危险的敌人。

    第三,谈谈90年代新左派。90年代新左派们变了,他们从否定邓小平市场化改革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变成了赞美邓小平坚持专政的保卫者。

    第四,谈谈宪政左派的崛起。宪政左派在90年代末还是最弱的一支,宪政右派以李慎之为代表的在90年代已经有了很多话语,用朱学勤、徐友渔的说法是自由主义已经浮出了水面。宪政左派社会民主主义正式诉诸于文字的话语要到21世纪才出现,这就是2006年谢韬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认为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北欧模式是个好东西,他们并不反对宪政民主主义,但他们认为长期受中共教育影响的民众,可能更容易接受社会民主主义。

     海外民运在近年来的一个新动向是出现了左翼民运,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希哲。他在2007年《民运的左翼与右翼》中说:“一个人走路要左右两只脚。一个社会健康发展要左右两个轮子。左翼右翼,貌似对立,都是不可或缺的。” 海外民运长期以来都是右翼思想占统治地位,现在也出现了左翼思想。

     第五,宪政右派内部的分歧。在座有好几位是宪章的签署者,都是主张搞宪政民主自由的,但现在出现了宪章派和反宪章派,以及所谓拥刘派和反刘派。这些都是表面上的称谓,实质上是仍然主张与政府对话的宪政派与拒绝与政府进行任何对话的革命派的分歧。现在流行谈晚清,在公开与私下的言论中,革命的气息都越来越浓。

    第三个大问题,我想谈谈思想多元与政治整合的关系。我首先要说的是,出现了这么多的思想流派,是好事。从西方国家来看,思想是多元化的,各种新的见解、新的流派、新的著述层出不穷。中国在“不争论”的限制下,长期以来,新见解太少了,说的话不是官话,就是一种反面官话。能够出现一些新话,哪怕是只有一点点新东西,都是值得高兴的。

    但我们要把思想和政治两个层面分清楚。思想层面越分化越好,政治层面是不能无限地分下去的。所以在政治层面上我们要讲共识,讲团结。观点可以不一样,但只要有基本目标上的一致,还是要讲宪政旗帜下的联合阵线。不分左右翼,左派中的新左、中左、老左,右派中的革命派、宪政派,大家都可以找到重叠的共识。

    20世纪以来,有一种最方便的政治整合办法,即选举。别看有那么多党,真正到了选举的时候也就是两、三个联合阵线。为了赢得老百姓的有效选票必须整合,不整合不行。特别是有些选举法规定达不到5%在比例制选举中没有分配席位的机会,据说台湾这次立法院选举要改成2.5%,也许会给亲民党一点机会,但这个新办法还没有正式出台,现行法律还是5%。所以选举会迫使你在政治上整合。

    现在很显然,当局“五不搞”,拒绝直选和竞选。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天然的整合——这就是民派和官派。民有民的共同语言,官有官的共同利益,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政治整合。在微博政治兴起以后,大家对于这一点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前些年,左派和右派在很多问题上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但在微博所关注的一些具体项目上,大家开始站在一边了。

    所以民派和官派的划分在前选举时代是一种很自然的划分。这是不是好现象?应该说这即是一种后现代的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前现代的政治分野。千百年来,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和冲突就是官民矛盾、官民冲突。如果执政者里有一些对中国未来有所考虑的人,不应当去放任这种现象的蔓延和发展。这个现象实际上是在他们不能出台任何有效措施的情况下自然而然的一种集结过程,而且是以一种加速度在发生。如果你想改变这种状况,使政府成为一种中性政府而不是民众的对立面,就必须引进包括开放言论、开放社团、开放政党、开放直选这样一些措施,让左右翼在选举的平台上相互竞争,中性政府则退隐到幕后。

    对于现在的执政者来说,首先要认清形势,对于发展的态势有所把握和了解,然后才能谈采取什么样的方略和对策。我跟当局打交道这么多年,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当局永远把握不了形势,总是在误判形势。民主墙的时候误判形势,六四也是误判形势。用翁永曦的话来说,这主要是缺乏自信心。很多人现在是裸官,把老婆孩子放在美国。他们在国内总是处于一种心虚状态,最后捞一把的心理状态,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作为宪政派,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开导性、说服性的工作,但对此我们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首先把自己手头的事做好,把民派的话语权扩大,行动能力增强,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刘仰(《中国不高兴》一书的作者):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超越左右”这个名字的说法在几年前就说过,我觉得有难度。左右分歧是客观存在的,不管是一党制还是两党制都没法忽视左右纷争。我国国家现在是一党制,还是工农联盟的党,但照样有右,并且还很右。

    如果说要两党制,也只能选择一方,不是左就是右。这个话在一定层面上是有难度的,但如果深入考虑一下,“超越左右”可能是一个可以有选择的方式。

    阶级斗争的话语现在说得已经很少了,社会上一般说穷人、富人,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到底维护穷人利益还是富人利益?这跟过去的阶级斗争没区别,只是不像以前那样搞专政罢了。当今的社会是穷人富人都要活,怎么活的问题。

    中国左派右派跟国外左派右派不一样,如果政府比较多地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就是右派。如果政府比较多地维护穷人利益,就是左派。在这个问题上超越左右,那就是谁的利益都维护,做一个公正的裁判者和利益调节人。这就是“超越左右”,不是不能做到的。

    这是从政府层面看问题,至于民间和社会的左右派,表现多样,有各种各样的左派、右派,整合起来是很难的事,关键是需要有理论性的指导和突破。谢谢。

 

高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体改所研究员):

     

     我对政治问题没有很深入的研究,也不想公开表态。子明刚刚讲了很多,从现在的思想界来看,概括还是不错的。如果讲左右翼各自的诉求,从右翼看主要是三条:一、更激进的市场化私有化的经济政策,二、对外关系上主张更加向西方开放,三、在政治上主张更加快速的民主宪政。如果把政治方面的东西去掉,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构成30年来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政策的基本成分。

    我自己是在经济改革理论和实际政策的研究工作走过来的,当我看到最近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态势,曾经感到困惑,进一步思考,对经济现状有了进一步的想法。一方面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体,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性质,已经从过去的带有很大独立性、单一性的状态变成今天这个局面,其中间有很多黑暗面,即民对官、对政府的批评。今天政府方面的一些情况,比如官商勾结,分配的两极分化到了一个全社会不能容忍的地步。

    怎么去看我们今天的经济的改革开放,今天的成就和积极面在什么地方,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冷静的客观的判断,可到今天为止,这些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为此我和一些改革的朋友们几乎没有办法坐在一起讨论。

     我讲两条:第一,改革到今天,在所有制结构上如果人们还在抨击有太多国有垄断,这在统计数据上是不支持的。国有成分占全部经济产值的1/4,国有资产全部资产不到50%。在这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寻租腐败、化公为私、MBO,MBO恰恰在一段时间内是那些号称改革派、自由派大力鼓动的东西,它导致了重大的社会分裂和败坏了政府和社会风气,到了今天所谓自由派的鼓动者们还不认账。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多左派?这是从现实中给他的教训,这和30 年前在文革时期深受其害时,才会产生这么多的自由派是一样的,人们的意识来自于社会存在。

   第二,从现在的经济结果来看,我有一个痛切的感觉:从技术进步的自主能力看,从对国外资本和技术的依赖看,从我国当前实际的产权关系看,我们国家正在逐渐脱离独立的地位,而带有了1949年以前某种性质的半殖民地化的状态。不管对1949年的革命有什么样的看法,中国从1911年到1949年奋斗了近40年,革命的口号是“打倒列强”。今天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技术能力上,经济发展对西方资本的依赖,不能令人满意,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济政策缺乏独立性的根本原因,这也多少给我们国家的国防和主权带来了影响。

    我一直在想,苏联在90年代垮台分成好几块,但到今天没人敢去欺负苏联,反而苏联较弱小的GDP,敢去欺负日本。我们呢?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美国、日本、东南亚、越南、菲律宾都敢挑衅我们,咄咄逼人,步步紧逼。我不认为是我们的领导人没有骨气,而是我们在技术上有求于西方。久而久之,我们的独立就会受到影响。

  有人说,我这是极端的经济民族主义,其实民族主义有两重性: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是扩张性、侵略性的,而被压迫民族,高举民族主义旗帜,是为求生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尊严,那是正义的,是能够号召民众的,是有生命力的,这样的民族主义当然应当提倡。混淆两种性质的民族主义是荒谬的。我们今天的民族主义,没有任何侵略性。因为我们直到今天,在技术上并没有真正达到完全自立的状态,何谈去侵略别人?我们国家百年来的革命史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争取民族独立、富强的历史。

    这就关系到对今天的时代本质的看法。今天尽管美欧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济上走下坡路,但并不是说,西方霸权已经结束,或者他们已经放弃维持自己的世界霸权的意愿。和平发展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和平发展的力量确实不小,但不等于说这个世界没有侵略反侵略、压迫反压迫的斗争。中国在这个世界环境下,如果不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我们的改革开放的设计,包括政治改革的设计,都是有问题的。第一是否能行通,第二,激进的私有化和“宪政改革”对国家是否有好处,要多加考虑。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鉴于我们今天的状态,我们希望政府在政治体制方面,要不断的增加民主的因素,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苏联式的民主化道路不能走,这是我的基本态度。

    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百年不遇的崛起机会,不要因为主观上的失误和外部力量的推动,使我们走上苏联式的道路。苏联91年解体给俄罗斯带来灾难,走这样的道路中华民族不是好事,但某些外国是乐见其成的。随便举例来说,中国是一个能源十分缺乏的国家,油气的储藏很少,较丰富的油藏无非是在西部。国内石油的生产成本不会超过40美元一桶,但我们实际消耗的油60%要进口,用100美元/桶。如果我们连这点油都没有了,那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成本要大幅度提高,几亿工人的辛苦劳动成果,都进了资源拥有者、资本拥有者、技术拥有者的腰包,经济发展成果就会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所以,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治体制或者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

    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一个混合结构,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国家,也不同于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为什么?因为中国60年来积累了一个令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羡慕的工业和科技体系,这个体系是西方列强不敢轻易向我们动手的基础,现在尽管还有很多缺点和弱点,国有体制避免不了的弊端,但毕竟是我们的财产。

    我过去没有这个体会,我跑了很多工厂去看,很多人的印象是,国有单位和工厂不干活,效率多么低。但恰恰是那些被看作计划经济堡垒的军工厂,拿出了很多先进的东西。不能简单的看国有经济和国防。尽管我们现在和美国的F22、航母比起来,我们很小儿科,但人家就是不敢动我们。一旦我们连这个都没有了,那我们就回到了1911年,随便就可以来个“二十一条”。经济的崛起,科技和国防力量的强大是民族崛起的根本,任何改革不能动摇这个根本,政治架构也必须在这个基础上,为了富强、独立、统一,在这个基础上把我们的公民自由和平等、政治架构的民主化往前推进,这是我的基本意见。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关于“超越左右”命题的本身。在我看来,所谓“左、右”思想的分歧,并不是中国今天成为这个样子的原因。在思想、学术领域中或在领域中的不同意见,并不是今天问题的根源。我们面临的现实,完全不是由思想来推动的,而是由各方利益的驱动,尤其是称之为既得利益一方的驱动。在这个意义上,“超越左右”的呼吁,不是面向全社会的,而是诉诸于一个少数人的群体,主要还是停留在思想学术界本身。当然,思想学术界的表述也可以带动全社会,这需要人们有社会意识,而不仅仅是有关自身的意识。

    “超越”甚至比“左右”包含了更多的意义,尽管听起来抽象一些。“超越”意味着每个人的自身超越,呼吁每个人能够超越自身的立场、观点,甚至利益,尽管这很难。但是没有这个肯定不行,至少在我们谈论的范围之内。我们不是在寻求解决问题之路吗?那么,这个道路肯定不仅是自身的道路,而且是全社会的、全民族的,这就需要有一定的“自身超越”的眼光,每个人将自己拔出一点。除了去做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否则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去担当和完成的。

    看看今天的社会是个什么情况,我愿意用“撕裂”来形容。这个当然首先是指不同人们实际利益的分化、分歧乃至对立,同时还有一个在这个基础之上,人们互相之间认知上的巨大差异和分歧。举一个例子,这次动车惨案,最为明显地看出官方的做法和民间的要求之间的巨大裂痕。铁道部尽快通车的驱动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习惯性的,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民众的要求、眼光提高了,人们对于生命的尊重、生命的尊严的认知上大幅度提升。高铁与世界接轨不仅是技术上的,不仅要看到技术,而且要看到人,看到坐动车的是那些有血有肉、有自己不可剥夺的生命意志的人。这个人们的要求,应该作为新的现实、巨大的、不可回避的现实来对待。在这种旧框架与新要求产生的对立中,显然铁道部的做法,是造成社会撕裂乃至引发对立的根源。需要超越的首先是这种在人民利益、人们生命面前蛮不讲理的力量本身。他们如果不改进,社会对立将会越来越严重。

    这种官民对立,造成了乃至主导着我们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对立和分歧。它造成一个错觉,人们被绑在各自的坐凳上不能动弹,无能为力。对于人们互相之间的分歧,意见的不同,也采取了一种听之任之、互不理睬的态度,在某种激烈言辞中乃至扩大了他们实际上的分歧。人们在各自的方向上感到孤独,饱受各种撕裂之苦。

    在这种分化分歧的情况下,所谓“超越”提出的要求是——回到社会,回到中间地带,将我们生活的地方,看做我们共同的家园,而不是掠夺的场所,不是各人从中拿走什么,而是每个人都能够生活于其中的共同家园。我们自觉地思考自己工作的起点。你看,那个既得利益的队伍,就人数来说也算得上是庞大的,他们从来不需要放下身段来面对社会,愿意与社会其他成员平等地共处,而是愿意享受各种各样的特权,高高在上,在社会面前摆出一副傲慢的嘴脸,同时也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认可。我们的工作起点应该相反。不要把自己看作是先知先觉,不要把自己看做是引领社会前进的另外一种先锋队,而是永远处于社会之中,始终抱有向社会学习的心态,听从社会的要求而不是自身的要求。

    时间长了,批评者们(不管是所谓“左”还是“右”)也许也会发展出自己的某个格局,自己的某个既定的观看问题的角度,并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有道理的,有道理就这样走下去。然而,这也会同样面临一个问题,某种已经形成的格局、人际关系都有可能使得人们脱离社会,脱离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因此,回到社会的要求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同样有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我甚至想到了这样一些提法也可以商榷,比如“民间社会”。考虑到我们的社会如此撕裂,如此分裂为不同区域、各种各样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此需要发展社会的共同话语和社会的中间力量,那么也许可以考虑放弃“类似民间”的提法,更多的往中间走,大家都往中间走,这是最近考虑比较多的问题,也是对我自己工作的一个反思和改进的想法。(掌声)

仲大军:我不是打断你,而是赞成你,社会分化太厉害了。

崔卫平:

    任何一个面向的工作,一开始也许是没有利益的考虑,做着做着就产生了与利益有关或类似于利益的的格局,哪怕是一些很小的利益。无产阶级革命也是这么一路过来的。因为具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能弄出任何个人利益出来,把社会拉到你想要的那个方向上。我们要发展的是社会,推动民族进步,而不是发展自己,仅仅是推动自身的发展。子明刚才说到民间和官方的关系,我不成熟地想要有所保留。我们甚至可以不特别强调民间和官方的对立,而强调发展社会的共同语言,社会的共同立场,来弥补和缩小社会的分裂和撕裂。 尽管这很难,但是如果不具有难度的工作,还需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

 

党爱民(经济学者):

   

    中国很多问题是左的太左,右的太右,不是极左就是极右,不能够取中道而行,所以才导致现在这个社会的撕裂。

    我是研究经济的,发现我们的经济政策很多是为富人、为资本、为外国人服务的,是典型的右派政策。譬如拼命出口,赚了大笔的外汇存在那里不断贬值,使辛辛苦苦赚来的国民储蓄白白流失。美国最近暴露的债务危机严重威胁这我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十几万亿人民币的国民财富可能要打水漂。

    早知如此何必使劲赚美元呢?要搞贸易平衡,但今年上半年还有449亿贸易顺差。如果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第一是削减出口退税,而去年为出口退税就补贴了7000多亿元。

    前几年需求不足,现在突然通货膨胀起来了。政府前两年刺激经济拨的4万亿,再加上地方的配套资金18万亿,大上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等项目。结果经济速度上去了,但通胀一发而不可收拾。现在很多农民出去打工,不愿意在家种粮食,所以农产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很厉害。

    我们国家自己的美元花不完,一边购买美国国债,一边招商引资,吸收热钱。外商投资是不是也要限制起来?

    中国买美国的国债利息很低,美国借这些钱到中国来投资,赚中国的钱,反复打转。还有一个是既然我们有全民所有的资产,但这么多年到现在一分红利没有给我们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支持国有资产给国民分红。另外,在需求不足的情况希望央行直接执行社会分红。

    总之,这些年来,我们的经济政策极其偏右。从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到社会保障,不考虑民生,只考虑GDP。结果好了精英和外国资本,苦了老百姓。现在必须有左派人士上台矫正这些极右的政策。

 

周舵(文化学者):

     

     施晓渝先生鉴于我最近写的一篇两万多字的中篇《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想让我讲讲,但我考虑这个东西太长,另一方面不切题,所以我讲老话题。

    今天的题目是“超越左右”,我恐怕要从顶层的质疑开始切入,所谓超越左与右恐怕本身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根本超越不了。

     我还是介绍一个政治生态图(图),这个生态图是两维的坐标图,横坐标是政治立场或者政治派别,纵坐标是一种政治策略、政治手段或者说是一种态度,这边是激进,这边是温和,立场实际上是你所主张的一套目标,这些目标是要靠手段来实现的,可以用改良的和平的温和目标,也可以使用革命的暴力的和激进的手段,这是两种不同的手段去追求各自的政治目标。

    这个图上,我归纳出六派或七派,这边是极左,在政治立场上他是最左的,同时使用的政治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不择手段,使用暴力、革命的、激进的手段,今天的新毛估计是这样。相对的是极右,它使用的手段也类似。我想在这个立场上主要是两派,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华盛顿共识就包含这个成分,还有是激进民粹民主,激进民粹民主在西方政治格局中是极左,但邓小平说是极右,我们姑且按邓小平的定位是极右。

    这就是子明所说的宪政左派和宪政右派,宪政左派就是中左,极左往中间靠,温和化了,中左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从第二国际发展到今天的社会党、民主党、工党。中右是自由主义的右翼,像罗尔斯等人他们所主张的。这两派实际上就是今天西方稳定的自由民主的两大主流,这两大主流交替执政、轮流执政。我主张我们要往这个格局去推动,推动谁?推动整个社会,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把现在官方,官方已经不是极左,恐怕也不是极右,已经从极左开始往这个方向走,但走到半路,下一步往哪走有多种可能,良性的演变是往中左走,这是其良性的发展,对整个民族、所有人有利。但也有可能往恶性发展,倒退回去的可能性非常小,搞成极右的可能性也非常小,恶性发展最大的可能是跑到极端民族主义,反美、反西方的,主张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片面地追求富国强兵,不要自由,是当年的德日道路,我把它叫新法西斯,这是现在当局、主流派一个最危险的发展趋势,但我认为这可能性不是很大。

    一言以蔽之,我们要促成中左和中右成为主流,要防止三种极端主义成为主流,这三种极端主义就是崔卫平所说的撕裂主义,凡是极端主义不管是哪一种不会认同大家公认的游戏规则,但无法消灭它,它是多元博弈方的其中几元,它有它存在的土壤与理由,只不过千万别让它成为主流,所以多元当中一定要区分好与坏,主与次,这三种极端主义是坏的,所以不能成为主流。

    共同的游戏规则是中左和中右都认可的一套基本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是三条腿支撑的一个平面:首先是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要有政府的适度干预,政府的适度干预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宏观经济调控,这是1929年经济大危机之后才出现的,才这之前根本没有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出来之后西方采纳了才有了宏观经济学,有了宏观经济学才有了所谓政府宏观调控,实际上就是两套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以政府对市场要有适度干预,不能干预过分,也不可以没有干预;二是政府要承担对穷人的关怀和帮助的责任。

    其次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人权、保障基础上的民主。自由和民主是什么关系?自由和民主不是一个东西,不但不是一个东西而且它们还不断冲突。民主有两个非常不同的传统,形成两种不同的民主类型或者民主模式导致非常不同的两种结果:一种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人权保障基础上的,是先有了自由,先有了宪政法治人权保障,然后逐步落实平等和政治权利,才从有自由没民主变成了既有自由又有民主,另外一种民主是从古希腊传过来,中间中断了,到卢梭又复活了,通过卢梭法国大革命有了三个激进阶段,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是温和的,是相对保守的,我们所了解的法国大革命是中间的激进阶段,卢梭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阶段,然后巴黎公社、马克思传到俄国,然后传到中国,这是另外非常不同的民族传统,叫民粹民主。这是第二条腿,叫自由民主,绝不可以是民粹民主。

    第三,福利国家。对弱势者对穷人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这同样不能过度,现在欧盟问题是福利过度,变成了父爱主义、母爱主义的政府,最后是政府破产,如果要削减他的一点福利,百姓就闹事,福利、社会保障一定要有,但要量力而行,不能多。

     这三条腿是这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对这个游戏规则的认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共识。

    刘仰先生说到政府到底为穷人还是为富人。实际上政府既不能为穷人也不能为富人,在这点上,共和主义、自由派、民主派都有相当大的分歧。80年代以后,西方曾有一段共和主义的复兴,就是强调政府应该是中性的,应该以正义为主要诉求,什么叫正义?给每个人他所应得的。什么叫做“应得的”?有很多争议与分歧。

    我比较赞成自由派的主张,市场经济是真正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我们现在变态的政府有形的脚踩进去破坏了看不见手的自动调节功能的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是没有垄断的,更没有政府的权力介入,而是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下,通过自由平等的竞争优胜劣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公正的,就是正义的。但这一定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贫富分化。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弊端,必须要解决。

    但这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是有博爱和没有博爱的问题,那是博爱。一个残疾人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如果按照这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他可以一无所得,他会活活饿死,如果从正义的角度,如果把正义理解成每个人得到他所应得的,不能说不正义,没有贡献,应得是什么,有贡献才有应得,但这触犯了人类另外一种高尚的感情:同情、怜悯、博爱,人类之爱,是另外的价值目标,叫做博爱,不是正义,很多左派把这两个东西混为一谈。

    一个政府怎么样能做到不偏袒?正义?正义就是不偏袒,给每个人应得的,既不偏向穷人与富人,怎么样做到?是通过中左和中右两个政党轮流执政,中左上去把整个社会往左推,每一种政治目标或者政治价值都有无限扩张的冲动,一定按照他自己的内在动力一直往左走,但这个社会已经建立了一套自动调控的机制,使它不可能走得特别远,会有一个东西在限制它,碰到极限之后,选民开始不满,要求改变政策,于是把中右选上,中右选上之后就把政策往右推,同样它也可能走得太远,这样一左一右,在比较小的范围内波动,既有活力又在往前发展,就像在一个良好的司机的控制下行使的汽车。(施晓渝插话:增幅变小变大是一个问题。)

    在这个前提下自由民主稳定了、成熟后会有自动的调节机制,会在有限的幅度之内波动。我们的问题是,自辛亥革命以后恰恰不是这样,尤其是孙中山死之后,孙中山是想把极左的共产党拉进来,让共产党温和化,我们现在反过来用合理的眼光看,孙中山未必是这样,孙中山死之后,国民党中极右势力抬头,把共产党推出去,杀共产党人,把共产党推到极左中,于是中国变成了一个极左极右两大极端势力的反复绞杀格局,最后台湾变成了只有极右,它又经过非常长的演变过程,今天终于基本健全了自由民主,台湾的民主化经验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大陆从一开始的新民主主义变成了一党专政,一党专政最后变成了个人民族主义,到了邓小平才第一次把共产党引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

 

刘海波(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我的题目是“金融锁国、地租均享”,重新整合共同体。

    超越左与右如果说是消除政治的歧见,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但是,有的国家可以实现左右共治,或者左右在体制框架内制衡,比如丘吉尔和艾德礼,比如八十年代时邓小平和陈云。有的国家不能,是因为政治共同体已经在解体的状态,此时谈什么左右共识是无聊的。读破秦晖书,日上共识网,也是没有用的。

     需要从政体的角度,更需要从政治共同体的角度看问题。高度认同,一体同心的共同体,不论其政府形式如何,治理都不会太差;相反,利益对立不可化解的社会,政体改革不解决问题或者根本无从启动改革。全民普选是否作为制度的一个要件,要看具体的情势。一个一盘散沙、相互仇恨的社会配之以全民普选、政门为市只会产生最坏的结果。

    伟大的政治家从来不会忽视维护稳固的共同体“我们”。意识形态、经济政策和法律、共同的利益纽带等,分别有助于这个目的。是为打造“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不要从表面看问题,成吉思汗和蒙古战士,努尔哈赤和八旗战士,是一个共同体的人,共同对外掠夺,他们之间的财富差距来自外部。共同体之稳固,意识形态上,一曰追求普遍正义,二曰自我崇高,毛泽东和美国在这个方面是一致的。自我矮化、暗示自身劣等的论述不能起整合作用。简单说,一共有三个逻辑:“上帝存在,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存在,我等是迷途的羔羊”;“上帝不存在,我等是欲望的野兽”。只有第一个选择正确,这里没有什么真假性质的问题。

    大家说,左右寻求共识,我说实际是共同体怎么整合问题。整合的共同体中也有左中右,才谈得到共识、共治、制衡。不是一条船上的头等舱进入规则或统舱人道待遇问题,是还在不在一条船上的问题。不在一条船上的人不会有共同语言。可以跳船者和不能弃船者的博弈与同船者间的博弈是根本不同的。

    共同体之整合,经济制度尤其关键,自古以来土地制度就是关键,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于资本管制的规定甚至成为更关键的问题。要考虑资本外流对对内部和谐的影响。美欧之乱象,无非是资本走出去的结果。

    我国土地政策上世纪90年代后设计不当,忽略了地租的公平分配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经济发展、政府投资所建公共设施导致的土地增值,被少数私人占有,培养了一批专门的地租掠夺者。制度安排事实上鼓励私人对级差地租的无限度占有,鼓励土地食利,形成了掠取和占有地租的社会激励机制,整个社会陷入追逐地租的疯狂中。土地问题不在于个人使用或利用多大面积的土地,也不在于使用的权利为市场交易决定,而在于社会成员地租占有的不平等,形成土地食利集团,社会财富为土地食利集团吞食。地租分配问题是土地制度中的一个根本,没有做好这一点,一定要出大事情。土地是从事一切其它活动的前提,一旦少数人垄断地租,社会矛盾就会非常激烈,斗争非常残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个社会如果激励人们努力的行为变成占有和掠取地租,这个社会很容易陷入锁死的发展困局中。

    实业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社会民主党方法是可以解决的。示威、游行、抗议、呼吁等低烈度行动就有效。荣德生和纺织工人的矛盾,社会党可以解;周扒皮和佃农的矛盾,只有共产党来解。

    我国改革中的地租分配应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重建全国性财政体制,化解以“中部困局”为典型的地区间级差地租,消解地方“土地财政”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与政治紧张;二是设计“均占地价、增值归公”的房产税,建立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与有效率的土地资源配置机制,并实现土地租金上的代际公平,该政策应优先于公租房政策;三是建立“村社、农户和农协三主体”的农业发展模式,抑制城市资本和行政权力“下乡掠夺”的冲动,走劳动而非资本密集的农业生产道路,将农业产业链的利润包容在农民的自主性产业扩展范围之中。

     新中国建国以来,大家喜欢进行两个三十年的划分,其实可能前45年和后多少年这种划分,更适合描绘中国社会面貌的变化。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经过几项看起来是政策性的改革措施塑造的。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进行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学校、医院等社会组织的改革,这是私有化、市场化的主要领域;更关键的是中国进行了货币体制改革、加入WTO;中国经过房地产制度改革,在城市建立了类似于香港的土地制度。这些政策有两个后果,一个是中国放弃了运用主权信贷发展经济,财政不能向央行投资,转而利用外资;一个是形成了所谓制度性内需不足问题,由于分配的极度不均和社会保障缺失,中国内部形成严重产能过剩。93年宏观调控和94年外汇体制改革,是根本转折点。从1993年开始,为了加入WTO,我国大幅段降低关税并没有限制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至中国加入WTO,转变基本完成。后面就是贫富分化与社会矛盾急剧恶化的10年。

     这些经济政策的存废,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前途是接近于德国还是菲律宾。这些政策形成哪些社会后果呢?中国政治共同体本身已经破坏了,比如形成了东部和中西部的矛盾、土地食利阶级和其他人的矛盾。目前最激烈的官民矛盾在中西部地区,这和上海、北京、深圳是不一样的。因为地方政府无法在征地拆迁中给老百姓合理的补偿,因为出口创汇在沿海、人口移入在沿海。这种矛盾的性质说明中国社会又回到以前了,大家发现中国社会现在有两个社会运动,一个是读书做官,一个是攒钱买地。实际上这就是王朝周期循环的原因。毛泽东和黄炎培说是因为不民主,我觉得民主比起这个机制来讲还是次要的,因为欧洲、日本都没有民主,它们是封建制度,但它们并没有周期循环。

    中国经济发展客观需要基础货币的增加,但外汇占款是一个恶性的信用膨胀过程。既是因为基础货币的增加不能完全对应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要输出物质财富和让渡股权,白白对外交上一笔铸币税。出现了美国印钞雇佣中国、美国印钞消费中国的局面。我们需要彻底检讨这些经济政策,彻底检讨“世界尚未大同,资本已然自由”的所谓经济全球化,否则,中华民族不可能稳固团结、实现共同富裕。

     外汇储备花不出去,变成美国国债或美元资产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在这个链条中,外汇储备只有不断累积,才能实现中美贸易过程中资本的利润,外汇储备就是中国过剩产能的货币表现,是中国制度性资本短缺的货币表现。美联储成了中美联合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它是中国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最终提供者;因为中国内需严重不足,因为美国人社会福利降不下来,客观上形成了美国人印钱消费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是中国经济政策和美元地位、美国政策自然而然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其关键则在于中国货币主权的恢复与收入分配大幅度向劳动者倾斜的措施,汇率云云都是浮云,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更是亡国之举。

     外汇储备之累积是中国经济在目前制度下能够运转的条件,改变这个困局,在于认识到主权货币的运行的原理,花大力气进行社会组织建设和法制体系建设(但和主流教条不同,法制体系意味着中国判例法系的建立是更接近马锡五而不是贺卫方的法治进路),以主权信贷取代外资;长期看,通过地租与资本的社会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来根本改变内需不足的问题,无需美国印钞来消费中国;短期,大幅度降低或根本取消出口退税,用节余的中央财政资金投资水利、环保、中西部卫生教育;一定要废除人民银行法29条,中央财政向央行发行国债,所产生之基础货币用于按人发放、并购外资企业、社会保障建设等,以此排挤外汇占款、逐步消灭外汇储备,做到消灭外汇储备的同时国内就业状况不恶化、收入分配趋向平等的效果。

    以适度锁国促进改革(和朱镕基完全相反的思路)。只有适度锁国才能重新整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才能促进制度改革。需要:停止吸引一切外币资本;取消出口退税;回购外资企业;建立与国际货币体系平行的人民币货币体系;废除人民银行法29条,自主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世界没有大同,资本不必自由,资本自由要和居民的迁徙自由相匹配,经济全球化需要政治全球化同步,资本进出都要管制,自由经济合理的一面也只在主权国家内部有效。

    今日中国需要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外争国权挣的金融主权,内争民权争的是平均地权。不遏制土地食利集团、美元利益集团,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维系都做不到,还谈别的吗?

 

冼岩(凤凰周刊主笔):

   

 

 

俞梅荪(社会学者):

    

    感谢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这几年对左和右问题没有思考,我的专业是法律,1984年到1994年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10年,当时是在赵紫阳、胡耀邦的领导下,在当时的8月份我制定了是七五计划,按照这个草拟了一个七五期间的一套规划,有300多个法不断出来,这些法规为我们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很大基础,到1994年我涉及到一个冤案坐牢3年。

    安全立法是我参与的,而且起了促进作用。1997年出来以后,参与了行政法起草,有人找我谈行政法,2002年跟王俊秀呼吁软件保护条例,打击盗版,用正版,所有的盗版要打击,而且罚款很多,我们呼吁这个条例不能实行,要废止,在我们的努力之下,终于最高法院出台了司法解释:用于商业用途就打击,不是用于商业用途不打击。

     2003--2004年遇到了移民、访民问题,特别是唐山4万移民,1995年人均补偿是1万多元,一直没给,一直上访,到2004年我帮助他们,做了一个动议,当时的十六大精神是增加公民的参政议政的权益,完全是胡锦涛的要求。后来我终于把公安局长说服了,帮助1万多的农民由律师签约维权,原来他们的要求是1万2,还差4000块,国家最后拿出5亿把4万访民的事给解决,这是体制内良性循环集团性上访的一个事件,很有意义。

     当时我作为立法工作者,立法问题我只能去做,作为一种实习心态也好,作为一个立法工作者实践也好,或者施舍苦难者也好,是以这样的心态去做的,做的过程中很有意义,很有收获。

    2007年是反右派50周年,正好我的父亲是反右惨死的,老右派拉着我去,30多个老右派坐在一起探讨反右,发出声音,推出反右冤案,人民上书。这个事要追溯到1987年,由方励之等三人右派发起在在反右30周年开一个研讨会,结果被钱伟长等人向中央密报,结果三人被开除了党籍,流亡海外。

    纪念反右30周年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无非是几十个人在一起谈谈反右的事儿,结果给中央给灭掉了,50周年我们做成了,所以在2007年我做了一件反右的事。

周舵:

    我申请一分钟,刚才落下了一个要点。所有的政权都讲人民利益、公益等,一个良治政府一定是要主持正义的,一定要实现公益,不能是偏袒某一部分人,问题是公益或者说人民利益是什么东西,没有人说清楚,我的理解是:是中左、中右轮流执政,会围绕中线摆动,这条中线是人民的利益,只有通过这样的一种机制才能实现民族利益。第二,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全民利益,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民利益从来不是全民利益,都是讲多数人的利益,多数穷人的利益,只有多数穷人才是人民,少数富人是敌人。不是这么一个概念,一个正义的政府一定是全民利益,而不是多数穷人利益意义上的利益。

俞梅荪:

    我要补一句总结的话,在国务院期间我立的所有法律,出了国务院以后,18年来我感受到每一个法律是加害于我的,我当年用这个法保护我的,结果反而在加害我,甚至包括游行示威。

 

黎鸣(文化学者):

   

    大家讲了很多,从客观意义上说,左中右就是最富的、最贫的和在中间的。

    看三国演义,中国从来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为什么要合与分?是因为社会在不断分化,有钱的和没钱的,富裕的和贫贱的,在不断转变,分化。这种状态就使社会总是在不停的演变。

    中国的历史是在合、分的过程中不断的自我循环的。近代也产生了两个循环,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国民党有一个分久必合的过程,共产党也有一个分到合的过程。到共产党统一全国的党权,现在又面临着分的问题了。共产党该怎么分?如果还是按照中国传统的那样一种客观的、纯粹的利益的意义上去分的话,这种没有价值。

    中国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来没有使中国的历史前进一步。在我的眼中,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始终在转圈子里,从来就没有越出过自己的极限,到现在,下一步能不能越过自己的历史,走向新的历史世界,能吗?我怀疑。无论是子明,还是高梁以及各位都讲了分的问题,这些观点是不是真的反映了人民内心深处的话,我表示怀疑。

    说实在话,我为什么最近要发起一场对中国传统的彻底的批判,我是彻底的反孔派,孔夫子并没死,孔夫子生活在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心灵,中国人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变了吗?从外表的表达上说好像变了,因为很多人嘴巴上讲要民主、自由、科学,中国的主义是从中国人嘴巴里窜出来的,但这种窜出来的表达跟内在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是不是一致的?

    想当初共产党在台下时也是非常要求民主的,为什么当它掌握了政权之后它越来越走向了中国的传统?很明显,广场上的孔子像,反映了当今某些人的心理,因为他觉得现在还是要让孔子来帮他的忙,孔子真有那个能耐吗?别小看,孔子的能耐很大,别以为我在网上大骂大批判孔子,我现在在网上全部批判孔子的文章有400多万字(还没完),这些字究竟打动了多少同胞的心我不敢说,但我估计有80%以上的人在反对我,可能这80%少了一点,可能超过了90%,很多人心目中始终认为孔子永远是对的,不仅那些个原来反对我的人认为,包括自由主义的朋友们现在也认为我是错的。

    一些比较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包括秦晖,他们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是错误的,他们把全部的责任推向韩非子、秦始皇,错!秦始皇在中国只有30多年,真正作恶的是汉代,汉代把这样一种权力结构确定下来,确定了孔子儒家思想统一全中国的总的传统,这个传统构成今天大家都在挠头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祖宗是谁?是孔夫子和儒家,看不到这一点就是瞎扯!

    韩非子其实也是个儒家,他根本没资格是我们今天认为的法家,没有半点西方的法治思想,因为韩非子是荀子的弟子,荀子是儒家,荀子的儒家跟孟子的儒家是一个儒家,他们的共同点是为赋礼乐,礼乐这两个字是中华民族非常结实的传统,有了礼乐中国人就不可能有人人平等的观念,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哪来的宪政?

    所以我对秋风简直是恨得心里挠挠养,他号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结果要在《四书五经》里去寻找宪政主义的源和流,这是到泥巴里去寻找人类的生命,无聊之极。我对中国的一帮文人,说我恨他不值得,说我爱他爱不起来,如果中国文人都是这样的思想,下面的政治就没戏了。

王俊秀(博客中国总裁):

    

    周舵希望未来中国是中左和中右来主导,我觉得这是一种理想,目前远远没有达到那种状态,我看到的是他所说那种不好的三种极端,反而是主流,中左和中右我都没看到。

    我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划分,如果党内有改革派,我们叫它改革宪政派,在民间左右的所谓的合流可以称之为维权宪政派,维权宪政派和改革宪政派的对话以及互动可能是今后中国三到五年之内一个的政治比较主要的动向。

    我不愿意把维权宪政派叫做革命宪政派,民间左翼维权和右翼知识分子的结合是目前在民间最活跃的一部分,而且在知识分子圈子里,革命的话语的兴起并不是一件稀罕事。把这类维权、治理甚至革命都统合在一个体系内考虑——维权宪政派,这可能是民间的一派力量的比较新的称呼。通过这些磨合之后可能出现周舵讲的中左和中右,是在成熟之后可能出的,而在早期一段时间,我这个划分更切合中国的实际。

蓝风(文化学者):

    

    今天这个题目说是伪命题有点过分。把左和右作为文化思想观念的差异,然后去超越它,那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想,被一个东西超越,被什么东西超越是一个模糊问题。这样的一些问题从学理上探讨它意义也不是很大,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提出这个命题的动机是什么,这是关键,我们为什么要超越左和右。

    我在网上经常跟左右辩论。现在的社会状况非常复杂,各种思想非常丰富,有点像百家争鸣,左右思想理论的争论不是坏事,相反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思想会碰撞出火花。我更想听听提出这个命题的动机是什么,应该把动机弄清楚。

 

王俊秀(博客中国总裁):

    我补充一点。刚刚子明讲到左派的分化非常有意思,我们应该把左派限定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比如说就限定在保皇左派的范围内,可以把维权派大多数的左派都挪到右派那一块位置,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高梁谈到经济主权我觉得也是维权派,这在新的框架里是一回事。

    左派应该放在很窄的范围里,在思想类别里考虑,不要在政治范围里考虑,在思想类别里进行剖析,这样就达到了你们所讲的超越左右的命题。

 

乔续(公司职员):

   

    我觉得左右问题一直不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的一个话语,是西方的舶来品。

    为什么中国的左右之争在2000年后重新燃起?我觉得改革之初大家都希望生活能好起来,上面人和下面人思想是一致的,当时中国没有左右之争,中国所有人的理想是一样的,大家认为可以实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人先富,另一部分人后富。但是现在贫富分化的现实逼迫中国人重新思考。以前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是否能实现心中的目标?

    这个现实的反思就表现在现在的左右之争上。历史证明以前设计的路不能实现中国社会共同富裕,国富民强。中国民众在遭受各方面困惑之后,本能开始重新思考。

    中国现在的左右之争是整个民族在思考这个国家如何来实现以前设定的国家发展目标。80年代之后,中国官僚与资本阶层没有能力带领中国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整个社会又开始重新思考,无产阶级可能重新登上历史舞台来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国富民强的国家发展目标。

 

罗峰(公司职员):

    

    今天讨论的这个命题太大,我觉得自己无从下手,就简单说几句吧。我更多关注的不是左右问题的话题,而是爱国问题和现在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对社会弊端关注地多一些。

    作为年轻人一般是出于爱国的角度考虑,个人平时喜欢关注一些国际走向和实时动态。对于美国、日本等国的别有用心和阴谋诡计更是愿意揣摩,看过张宏良老师写的一些文章中说中国的危机,感觉的确问题很严重,不是危言耸听。以美国为首的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步步逼近,处处设陷,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们应该把更多关注点放在这些问题上面。

    还有就是感觉中国目前的贪污腐败现象挺严重的,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所以才会导致更多新的问题的发生。左右之争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这些问题天天有人在谈,谈了很多年,也没见得有什么进展。这个问题谈来谈去都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又不能实质性解决,我觉得还是谈一些核心点的,有效一点的事情,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比如大家都把目光放在我们共同的威胁上面。

仲大军:

    你说得很对,我们说了一个下午,最好能结合现实问题,左右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现实利益问题。

 

任桐(民营企业家):

     

     对左右我不太懂,但我关心的是私营企业。民营企业要么像脱缰的野马,要么像被捆起来屠宰场的大肥猪一样。今天讲的是超越左右,那如何引导中国的私营企业与民营企业,让它良性的为社会服务,而不让其变成脱缰的野马,也不要变成大肥猪。我们做一个没有三聚氰氨的奶牛。这个问题我想听听各位老师的想法。

 

欧阳劲(《太平洋月刊》总编辑):

     

    原来的题目是“超越左右”,现在改成“走出左右”,不管是超越左右还是走出左右,你们的意思是大家整合起来来面对社会或者面对国家、民族,怎么样推动社会的进步,走向光明。对中国的左派、右派我没太多研究。我关心的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目的是做什么,非常重要,社会矛盾我们怎么去推动解决。

    我刚从澳门回来。香港的这次游行示威有三个要求:第一,反对地产霸权,里面也涉及到中国大陆的利益集团在香港炒房子,抬高房价,使香港大众买不起房子,涉及到民众利益。第二,曾荫权下台,因曾荫权在香港没做好,这个要求也非常合理。第三,要直选,香港的基本法规定,要在2012年直选,但现在因为全国人大委员会推到2017年。这三个要求是直接命题,跟民众的利益挂钩,因为曾荫权把香港经济搞得不太好,人民要你下台,再一个是推动直选推动制度的改变,这三个要求非常明确,放弃了左派、右派,后来香港统称“泛民主派”,有民主党派,有公民力量等很多组织联合起来,超越了左右的概念。

    中国大陆有很多腐败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提出这些要求怎么去解决?用什么途径解决?是制度问题的话,那制度怎么设计?在海外胡锦涛、温家宝都讲要民主,要普世价值,要宪政,在野和在朝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这是很好的路子,大家都来发表意见,都去互动,都朝这个方向努力。学界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动则说哈耶克或者亚当•斯密。我的意见是少说理论多说实际的东西,我们怎么去推动它。动车问题,民间和官方的意见明显不一致,官方表达的是另外一个概念,民间说的是另外一个概念,我们怎么去推动是重要的问题,实实在在的做一些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我们不要谈很多激烈的东西,谈一些公众热点的讨论,大家不断推动,把两派不断往中间拉,推动宪政民主,因为中国最终一定要走向民主宪政,这是毫无疑问的。

    温家宝去年很多次在海外讲要搞民主宪政、普世价值,今年4月在德国也讲到要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官民怎么样去互动,怎么样叫左派和右派超越自己,走出自己,整个民间互动起来。我们也可以约请官方人士来谈,看他们对社会是怎么认识的,这是可以的。也就是说朝野之间怎么沟通,怎么推动社会进步。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是推动社会进步,但由于很多原因造成了目前它对社会的一种挤压或者对民众的掠夺,这个党确实有问题了,那我们怎么样通过民间力量来促使它、改变它朝好的方向走。幸亏有网络我们可以以各种形式表达,不断的推动社会进步,实实在在的做一点事。

刘仰:

    左右在中国表现形态非常复杂,在各个领域所体现的都不一样,作为一个政府在一个社会里用一种比较简单的形态,因为所有的思想、观点都要落实在利益上,政府在国家的利益上,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利益怎么安排。政府不是为穷人,也不是为富人的观点我是认可的。换句话说政府应该是中立的,这样才能做到公平。但这件事如果和利益放在一起会很麻烦,比如政府的同盟是谁,招商引资跟资本家同盟,那这件事能否保持中立是一个问题,如果全跟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不管是80%还是70%,能不能保持中立又是一个问题。

    我们说要超越左右,在中国古代有一个观点是中庸,我认为这是超越左右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事情里,中国古代的政策核心是每一个穷人没有地,奋斗一辈子希望买块地成为地主,跟阶级斗争不一样,无产阶级希望变成有产阶级,农民希望变成地主。政府做什么事?是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但政府同时要做的一件事是不能把这些土地全部兼并在几个人手里,否则会很麻烦。在中国古代政治理体现超越左右的方式是政府自己要摆脱利益,不是跟某一个利益集团的结盟,然后变成执政地位,为什么中国古代是士农工商的分法,用知识分子作为政府权力主要的形成体?目的是希望政府的执政摆脱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换句话说,中国古代一直强调自由竞争,这个充分的自由竞争不像亚当•斯密所简单说的不管就是自由,如果不管,自由竞争的结果就是垄断,所以政府一定要管,看不见的手一定是在政府这只手的管理下才能充分竞争。

     今天超越左右,以后不管做什么,充分的市场竞争一定会继续体现,极左是全部垄断,全是公有制,极右是全部私有化,我们要超越左右,公有制那一块是不可能的,私有制一定存在,但在中间状态,让私有制的竞争能够比较充分,能够比较自由,一定要消除垄断,在今天的中国所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消除政府垄断还是要消除私有垄断,这在中国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在我看来私有垄断一定要消除,政府垄断一定要明确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所以我觉得超越左右是有可能的,关键是在很多理论层面上要有深入的了解认识。

仲大军:

    我想对左右诞生的根源以及社会分歧的原因再做些探讨。为什么产生左与右?缘由何在?刚才崔卫平讲是社会分化和分裂导致的,我认为很对,就是社会的贫富分化和贵贱分化。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分出这个派那个派,不会无缘无故产生矛盾和分歧,肯定是因为发生了差别和差距,有了利益之争。中国改革30年后突然出现巨大的对立和分歧,原因是什么?就是改革导致的社会不均衡。中国从当年的平均主义、大众民主社会突然进入了差距巨大的等级社会和贫富分化社会,所以左派思想再度抬头,左派力量再次涌现,是不可避免的。左右冲突升级的根源是社会分裂。

    什么是左派和右派?左和右这两个词来自于西方,就是因为法国大革命时期议会里的两派,坐在左边的激进一些,坐在右边的保守一点,由此而产生的区别,导致了后来的平民派称其左,贵族派称其右。

     左派的思想特征是要求平等,强调天赋人权,减少人际差别,右派的特征是尊重个人差异,维护个人优势。左与右实际就是穷与富、贵与贱、激进与温和形成的差别。在今天中国社会里,我们仍然可以用这样的现象描述现实。精英与大众的矛盾永远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左与右的真正含义应当是精英与大众的代名词。

    什么人是当今中国的左派?什么人是当今中国的右派?这需要花些力气进行辨别。

     高梁说了一句话很重要,为什么中国现在出现了左派力量?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大家一致要求市场化,要求自由,搞大包放,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改革30年之后人们开始反对这种状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不管后面的人了,富者愈富,不管后面人的死活。权力上也是,一部分人牢牢控制着权力,另一部分人没有发言权、舆论权等。改革形成了巨大的权力资源以及经济资源的分化。这就是左和右的产生与对立的根源。

     另外左和右还被历史问题影响,被一些历史的旧账所纠缠。今天邀请了各方面的人,但左派人来的比较少,按理说,左、右这两种力量平衡的对话,大家都要诉诸于自己的利益,给自己留个表达机会。

    分析今天的左右,我认为无非是大众和精英的分化问题。现在官方的学院派牛逼得很,在他们的小圈子里做学问,他们走的体系跟我们民间体系不一样,他们已经形成了精英宝塔尖。这些精英正在影响和教育我们的年轻子弟,把一些孩子教育得片面得很。譬如,一些学生问我,为什么要交税?

    现在有一些人甚至反对社会保障,说凭什么把钱交给残废的?为什么要抚养老弱病残的,这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中国社会如果走到了这样的状态那很可悲。我们本来都是属于右翼的自由主义者,但现在看到当前的社会太自私了,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会导致社会出现许多悲惨。

    发达与落后的巨大差别出现了,这是当前社会矛盾冲突最根本的东西。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一个合格的裁判者和代表者吗?三个代表真正代表了谁?是有钱有权有势的人,还是那些贫困群体?这些年出台的政策全是富人政策,这样的话穷人怎么过?

    中国共产党过去是一个穷人党,靠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号召动员了社会力量,夺取了政权,成为执政党,但现在穷人党的代表性发生了问题,更多的是成了一种为自己谋福利的政府。

    今后不管哪个党上台其政策都要代表全体,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要照顾到,因为这个社会谁也离不开谁,是相互依存的,过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确要修正,不光是穷人要翻身,共产党宣言说要解放全人类,而非解放某一个群体。
如果今天一个下午能整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贡献给社会更好。

施晓渝:

    刚才仲大军老师讲了今天右派的人多一点,我以左派的观点发一点言。关于中小企业问题,我认为中小企业唯一的办法是休息,关门。为什么?因为我国已处于生产过剩状态。在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的时代,人们已经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干那么多活。到时候就要休息,哪有一辈子忙忙碌碌赚钱?

    毛泽东这么伟大,1961年到1966年坐在家里学外语,任何人都有做冷板凳的时候,任何人都有休息的时候,不要总是忙忙碌碌,现在老是想发财、赚钱、工作,西方一天工作六个小时,你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还工作什么?就是该休息。你生产的是非常低端的产品,没有前途的产品,生产下去是恶性竞争,把价格砍了又砍,无利可图,不如歇着。

欧阳劲:

    怎么解决吃饭问题。

施晓渝

    工人吃饭靠国家,实行低保制度,有工作就干,没有工作的时候就在家里种田。

    右派的观点是我国的经济搞得很好,政治改革没搞好,认为经济搞好了,只需要政治改革改一改就完美了。左派认为体制只是路线问题,但实际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是绑在一起的,说经济搞好了,政治没搞好,但政治恰巧是现成的经济,包括GDP,中小企业,高铁,恰恰是依存性生产的。

    黄炎培的孙子发言说挽救中小企业一是资金,二是微型企业,但问题是企业规模都没有,怎么搞?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破坏国家的透支资源,把我们国家都要搞坏、搞乱,连子孙后代的资源都搞没了。

党爱民:

    我理解你,现在生产力过剩,中小企业再继续发展的话没有空间。可能左派要求共同富裕,右派要求发展生产力,要求发展生产力的右派拒绝共同富裕的理论是我们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这个理论拒绝共同富裕。要求共同富裕的左派说这个问题更加迫切了。所以问题是到底是先共同富裕还是先发展生产力。

王俊秀:

    我觉得不存在,陈志武那么有钱的人都说共同富裕没问题。

陈子明:

    很多学者哪怕张维迎都说要共同富裕,都说要转移支付,其实右派也好、左派也好都得是真左派、真右派,不能把左派的观点说成是右派的。

周舵:

    子明说不主张用极端手段去推行自己的主张,是这半边的,但为极右,这一派叫做自由至上,不是自由主义,或者有人把它叫做自由原教旨主义,我说的“中右”是自由主义的左翼,是从极右立场往中间靠。

陈子明:

    仲大军刚才说的极右派现在有两个:一个是铅笔社,另外一个在美国。

施晓渝(民生学者):

    我对总体设计一点概念都没有,不懂总体设计,我的观点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无非是交往、交易、交流,(注意,冲突也是一种交流形式)只要在人类的基本活动的基础上搞好了公平、公开、公效(公共效益),对此我称之为“三交和三公”原则,那么这个社会会向良性的方向上发展。

     我的意思是用三交和三公原则逐步推动,我讲了30多年,就是希望把民间做大,气氛烘托好,水到渠道。我希望温和一点,总体思想是最好我们要找官方都感到头疼的问题与官方互动,比如说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他们也解决不了,对这问题就可死缠置疑,我们逐渐讨论,逐渐把民间力量做大,推动民间的整合势力,组合舆论,集合阵营,这种势力就是无形的压力,就能逐步办点事。

 

点评部分

 

发件人:"皮艺军" <yjp133@163.com>  2011-08-21 11:22:3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Re:北京大军网文章

左右似应划分为五级为宜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皮艺军

2011年8月

    大军,发言很深刻,颇受启发。依照左右似应划分为五级为宜:极左、左、中、右、极右。文中对右的定义:“凡是不顾国家和民族主义只追求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就是右。”这里的右似乎应当表述为“极右”,否则无法区别于讲求合理个人主义的右。右焕发了中国的生产力和个性自由,极右把中国推向分化。左使中国减少贫富差距,极左,或是冒充为民请命以济私的依然是阻碍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宿敌。而腐败既是右在经济上牟私的结果,更是极左对专制特权的维护所导致的。

    左右是集体或个人本位在价值观上的分野,在经济与政治领域便形成不同的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尚停留在乌托邦的摸索阶段,还难以在操作阶段上与右的模式两军对垒,分庭抗理,所以在现实中是所能做的,是在既成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加诸社会主义的元素和观念加以改造。

    我觉得中国的未来仍然是在左右之间,而不是偏执于一端。中国目前不可能放弃左倾,所以向左靠要进行操作性和可行性分析。中国也不可能弃右投左,因为左并没有一个成形的阵地可以依托。中国的大敌是极右和极左,但当下最为紧要的,应当思考如何调整左右关系,即关注在经济领域里的“名左实右”、在政治领域里的“宁左勿右”,让左在现实性和科学性中、而不是虚妄的倡导中影响右。仅供参考。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8-21 06:31:35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Re:中国应超越左右找共识

左中右的判断标准

中国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 李延明

2011年8月

     什么是左中右?在我们现场这些人所处的话语系统里,左中右通常有两种涵义,一种是按照人类进步历史观,凡推动社会前进、上升的属于左,凡阻碍社会前进、上升的属于右;另一种是按照阶级观点,凡站在劳动阶级一边的为左,凡站在剥削阶级一边的为右。左具有正价值,右具有负价值。在左与右之间则是中。

     具体到共产主义者来说,推动现存社会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是左,阻碍现存社会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是右。因为产业工人阶级要求实现共产主义,而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所以派生出:站在产业工人阶级一边的是左,而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的是右。

      根据我的研究,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变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是可以人为的。因此,推进和阻碍社会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行为并没有现实意义,不应该再作为划分左右的标准。只有阶级立场还可以作为划分的标准,但也不应该再同社会进退挂钩。不同的阶级立场并没有统一的价值尺度。那么,当代中国有哪些阶级?

      去年,我曾经指出,当代中国有四大阶级:官僚特权阶级、雇主阶级、雇员阶级、既不雇人也不受人雇的中间阶级。与官僚特权阶级相对应,雇主阶级、雇员阶级、中间阶级都属于平民阶级。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的矛盾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官僚特权阶级的主要特征,是其权力自我产生、自我决定、自我传宗接代,不由全体公民授予,也不受全体公民干预。这个阶级窃取了本应由全体选民掌握的主权,擅自管理全体公民的公共事务。利用管理全体公民的公共事务谋取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在这种条件下,所谓的全民所有制或者国家所有制实际上是官僚特权阶级所有制。除了用以自欺欺人的社会主义招牌以外,同社会主义毫无相似之处。

     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相互斗争的焦点是国家主权,集中体现为政治体制领域内专制与民主的斗争。前者要维护一党专政条件下自己的特权,后者要取消前者的这种特权,由全体选民决定由谁来执政。

      如果要用左右概念来标示我国大陆的政治派别,那么维护一党专政的、维护官僚阶级特权的是右派,要求落实宪法利权,把宪法承诺由假话变成真话,由全体选民决定由谁执政的是左派。

 

 

 



发件人:"anthonyblackant" <anthonyblackant@126.com>  2011-08-19 11:23:07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反映国企人事安排的腐败问题(欢迎转发引起共鸣)

当前国有企业的人事腐败

必须严肃清算国有企业人事安排腐败现象,避免党群关系进一步恶化

———强烈要求对各大型国企集团监督检查,切实整改,保障普通职工权益

啄木鸟

2011年8月

     我是沿海省会城市某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职工,反映国有企业人事安排腐败问题,因为人事安排腐败在国有企业极度普遍,已经严重伤害党群关系,加深普通职工对政府的怨恨!

      请求各级党委、纪委、组织部门、社会保障部门、劳动监察部门等等对所管辖的国有企业进行清查,并发动广大职工举报本单位人事安排腐败、用工制度混乱等等的问题,切实整改!

    2000年,中央政府提出“政企分开”, 目的在于打破垄断,将原来属于政府各个部门的企业与政府机关脱钩,但在实践中,各地方政府以资源整合、做大做强企业为名,以行政划拨的方式将脱钩后的企业强制性地无偿划拨给地方政府所属的企业集团(特别是国有控股公司),如此的行政划拨、无偿兼并实际上加速垄断,利益集团实际上欺行霸市、弱肉强食!涉嫌违反《行政许可法》第24、83条,造成企业、职工利益受到侵害。

     政企分开“行政划拨”之前,尽管各个企业分别属于政府不同的工作部门,但都是享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企业,这些职工绝大部分都是国家正式职工,职工们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勤奋工作、经过几代人艰苦奋斗、勤俭持家,为企业积累了丰厚的基础。他们以企业为家,深信创造的积累会成为将来生老病死的保障。他们有权监督自己积累起来的资产如何处置,有权在政策范围内享受自己的劳动所得。但“政企分开”被地方政府以“资产重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为名、强制划拨给各地方政府所属的大型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公司(其实都是利益集团)之后,政府实质上将自身的公共权力交给利益集团!导致被利益集团劫持社会、绑架政府!鉴于不同企业之间的经济规模、资产结构、经济效益、企业文化、发展前景等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利益集团都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如此的“行政划拨、资产重组”无异于将羊群送入虎口,必然导致被整合企业、职工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压缩,从此陷入灰暗的人生,白白浪费宝贵的年华。这些利益集团几乎都是按照“接收资产不要人”的思路将原职工剔除出局、然后再掠夺资产的!于是乎,原来的国家职工被迫转制、分流、下岗、轮岗、失业、退养,成为被利益集团随意宰割的羔羊,造成很多企业和职工失去保障,国企职工被折腾到失去主人翁的尊严,所谓资产整合实质上演变为无偿兼并,原来的企业基本丧失了独立法人的地位,资产被利益集团随意挥霍和挪用,甚至作为上市募股项目谋取利益,如果无法拓展业务就出租或变卖厂房、买卖地皮、合作搞房地产获取利润,职工被利益集团以“减员增效”等所谓改革措施为名辞退,党、政、工、人、财、物等资源全部被利益集团控制,这些利益集团从经营者变成一个合法的掠夺者,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不花任何代价,完全违反市场经济法规。党政官员好大喜功,成为不公正的制造者!

     现在的大型国有企业,企业集团、或者控股公司等等,几乎全部都是典型的党、政、经一体化,政企不分的翻牌公司,隶属于地方政府,领导人由政府任命,按政府相应行政级别套级,其领导人甚至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职务,或者被授予劳动模范等等称号,他们捞取政治资本,控制了话语权,随意解释政策,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加上利用上市公司到股市圈钱,与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实际上官商混合的权贵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人事管理的混乱、腐败,用工制度的混乱已经成为社会所诟病!已经严重伤害党群关系,加深普通职工对政府的怨恨!

    一、 鉴于集团各企业之间经营效益的巨大差异,各企业领导人都是人为地将下属企业分作三、六、九等,凡是地方党政高官、集团皇亲国戚的亲属都安排到优质、效益好的企业任职、或担任高管,严重败坏党群关系。而且,这些高官亲属很多人都是非正常地入职、尤其没有工作业绩、没有社会工龄贡献、没有工作阅历、没有群众基础而依靠关系非正常晋升,并且担任高职、享受舒适的工作条件、领取高薪。各企业领导人都是利用企业相对宽松的人事任免机制网罗一批党政领导高官亲属担任企业高管,实际上是变相的行贿!或者利用企业工作岗位网罗一批市领导的皇亲国戚为己所用,已经是公开秘密。如:

      各级委、府、办、组织部、国资委、财政局、税局、建委等等等等部门的皇亲国戚,不计其数!如此有后台就能够找到好岗位、安排到优质企业、甚至比别人快地晋升职务,其实就是以“安排工作”为名变相行贿、权钱交易!!

     更为荒唐、气愤的问题:国有企业的干部考察制度、民意测验完全就是领导人欺骗上级组织部、玩弄干部职工的骗局!这些干部考察、民意测验从来就没有向广大职工通报、交代过,完全是领导人一言堂!

     许多干部气愤地说,当前的社会风气,在国企工作,你有再好的经营管理业绩、再好的群众基础、再优秀的民意测验、再优秀的群众口碑都没用!领导人一定会以党组织名义、以及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将你撤下来、然后安排他的亲信、或者皇亲国戚、省市领导亲属来吃掉你,取而代之!而只要是领导人的亲信、或者某领导的皇亲国戚、有关系背景,即使没有业绩、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社会工龄贡献、没有社会阅历、甚至严重亏损都可以非正常晋升,一定能够安排到优质企业担任高管,享受高薪。

     对于有后台背景的人来说,经营业绩、群众基础等指标的好坏没所谓,因为,所有考察、民意测验都是非公开的!任由领导人、及其所控制的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的亲信随意解释的!甚至,参加民意测验投票的都是中层干部,普通职工根本就不知道!如此背着广大职工的“民意测验”又有什么用?!!!什么民意?!谁的民意?!所以,广大职工悲愤地说,我们的国有企业集团简直就是裙带关系的的大染缸!大黑锅!包括在其下属机构,其人事关系同样乌烟瘴气!这些国有企业其实就是典型的权贵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把持话语权,一是不敢搞民意测评;二是搞民意测评也不敢公开!领导人因而随心所欲地解释政策。

     在企业,有后台、有关系、热衷于潜规则的人就是“人才”、就可以轻易上位,包括二级企业、甚至二级企业属下的分支机构都形成一种氛围:只要在集团、党委、以及集团总部的职能部门、甚至在其他二级机构有领导出来“关心”、“打招呼”等等,就立即能够安排到更优质的企业,得到比普通职工更好的岗位,更快地安排担任要职,晋升职务,享受高薪待遇。

    这些利益集团的皇亲国戚全部都不愿意做基层具体工作,更不愿意到艰苦部门!他们一上班没几天就要安排高职位、高薪待遇、安排优厚的办公条件、比别人快地晋升职务!利益权贵的皇亲国戚都是凭领导批条明目张胆入职!高高在上,趾高气扬!或者,避人耳目,采取如下手段回避监督、谋取利益:

     1、借调、打临工、内退(退休)返聘等等方式调到优质企业工作、从而享受比普通职工优厚得多的待遇;

    2、劳动合同在这个单位,薪酬福利却在另一个高福利单位领取等等方式谋取利益;

    3、合同、薪酬在这个单位,但奖金、工会补贴、津贴等等却在另一个高薪单位!

    4、合同、薪酬、奖金、工会关系、五险一金等等福利拆分在不同部门,以利于其利益最大化。同时逃避监督;在此同时,普通职工一辈子含辛茹苦,仅仅3—4千元一个月,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如此氛围,导致几乎所有国企领导人拼命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自己以及亲朋好友谋取利益、或者将高薪职位作为行贿工具向权贵行贿、巴结权贵,进行利益交换,没有权力的拼命找关系、或者埋怨政府、加深怨恨等等,加深我们的社会矛盾!!!

    世界各国领导人都以解决国民的就业岗位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们的国情报告都以增加国民就业岗位作为政绩显耀,而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自称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政府竟然不顾我国的最根本国情,提出“减员增效”的方针,于是乎,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的改革推行的“减员增效”,实际上“减员”的都是普通劳动者、其中不乏默默地忠诚奉献的老实人,留下来“增效”的很多都是利益权贵、或其皇亲国戚!这些所谓“改革”从来不提“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各地区、各单位领导张口解放思想、改变思路,闭口与市场经济接轨,几乎无一例外地以“改革”为名将异己推出单位大门、推卸包袱,以利于自己收入最大化,或者腾出岗位安排自己的皇亲国戚!如此的改革将巨大社会矛盾推给我们的社会!我们不禁要问:如此改革,我们减什么员?增谁的效?最终受到损害的是人们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损害的是我们社会的安宁!

      尊重社会阅历、工龄积累本来是最大的公平,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职工最应该受到尊重!但在企业如此凭借权力关系获取高薪职位,比原来论资排辈、按照年龄增长自然晋升更加荒唐!更加腐败!既得利益者说:“论资排辈缺乏活力”,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论资排辈能够增强人们对自己单位的归属感!而凭借权力关系获取高薪职位却是典型的权钱交易的权贵腐败!,所以,某种程度上,论资排辈也是一种公平,至少是无奈的公平!

    几乎所有企业都有领导干部的皇亲国戚不正常地晋升任职,同时,更有多少忠诚于企业、默默无闻地工作的职工被权贵利益集团打压而失去工作岗位?!

    就业问题如此严峻,很多职工默默无闻、含辛茹苦工作二十年,也就是3—4千元一个月。但如果上层有关系背景、有领导“关心”一下就可以高升、轮岗、借调等等到优质企业单位工作,享受高薪待遇,一下子就比别人多十万年薪?!多么荒唐!多么黑暗!

     此外,在很多国企,还有很多企业为了领导人分配利益最大化、以所谓“节省成本”为名,公然违反《劳动法》,没有购买“五险一金”;又或者,劳动合同在一个城市,但“五险一金”却在另外一个城市,异地购买“五险一金”等等;导致职工权益受到侵害,惨谈经营。

    在这些国有企业,如此伤害职工利益,违反国家政策的竟然不会被处罚!还美其名日“节省成本”,“勇于开拓”。

    反过来,如果你不是利益集团的人,你有再好的效益、再好的口碑,即使你全面贯彻国家政策,模范执行政府的劳动法规,都可能会被利益集团以“成本太高”为理由把你开掉!

    可见目前企业的用人机制多么黑暗!多么荒唐!多么邪恶!

     在企业工作,由于领导人拥有所谓无限的“用人自主权”、也就掌握职工的生杀大权,造成的风气就是一切唯领导马首是瞻,如果没有后台,就只能到亏损、留守企业,或者就只能靠边站!!!其它普通职工即使数十年诚实工作、积累二十多年的社会工龄,默默奉献,即使再大的贡献都是无法升迁,永远原地踏步!一到五十岁就立马靠边站、内退、或者下岗。

     作为国有企业,如此邪恶的用人机制,加重了广大职工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仇恨!也极大地伤害了党群关系!加重了普通群众对政府的怨恨!同时也反映了国有企业既得利益者的邪恶,贪婪、剥削、掠夺、无耻!

     特别说明:这里并不是狭隘否定领导干部亲属担任领导职务、晋升职位等等,而是强调:领导干部亲属与普通职工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应该有社会阅历、工龄积累的约束。另外,领导干部亲属的就业、晋升都应以不排斥普通职工的就业、晋升机会为前提!因为,任何一个体制内都必须公平正义的!在现实工作中,领导干部的皇亲国戚的所谓“贡献”、“效率”等等是看不见的、或者是很多附带条件、又或者是暗箱操作的,甚至是腐败的权力交换!因而,这些皇亲国戚所谓“贡献”是不被职工认可的!

     在没办法分辨真实贡献情况下,如此凭借权力关系获取高薪职位、或者就业,比原来论资排辈、按照年龄增长自然晋升更加荒唐!更加腐败!既得利益者可能说:“论资排辈缺乏活力”,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论资排辈能够增强人们对自己单位的归属感!而凭借权力关系获取高薪职位却是典型的权钱交易的权贵腐败!!!所以,某种程度上,论资排辈也是一种公平,至少是无奈的公平。

     不容置疑,国企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总结改革的失误,并不是否定甚至反对改革,但改革没有统筹规划,更没有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监督制约保障改革。而是行政命令性的几年内消灭中小国企,不仅没有体现和尊重民意,反而对国企职工的前途命运与生存保障,缺乏制度设计,没有任何预案准备。客观上牺牲了国企工人的合法利益,甚至是生存权利,草率地把为国家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国企职工,完全抛向市场,简单粗暴的强令买断工龄,任其被残酷淘汰、自生自灭,加上住房市场化、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改革,直接导致底层民众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新的三座大山压向没有财富积蓄的国企职工,把他们逼入绝境,从而加深了社会矛盾!

     另外一个不容回避的错误,“政企分开”之后,政府以国有资产行政划拨方式进行资产重组,涉嫌违反《行政许可法》第24、83条原则,将政府的行政权力、优质企业以“行政划拨”方式无偿划拨给权贵利益集团,更加加速垄断!

     有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以偏概全,偏听偏信为推进国企改革所作的舆论宣传,指责职工下岗是因为其懒惰混日子吸国家的血。然而,扪心自问,国企亏损,是职工的责任还是体制的问题?领导者是否该承担责任? 政府是否有责任?政府的“资产重组”是否公平正义?没有职工的勤奋劳动,所有积累的国家财富从何而来?

     这些没有在企业工作、没有直接主持参与国企改革的人,永远无法懂得下岗职工的酸楚,永远无法体验成百上千职工集体跪求给予工作的权利,给予能够养家糊口的工龄补偿费,是多么震憾多么悲壮啊,如连救生圈都不发一个的,就被抛向大海一样,是多么无助多么绝望啊。

     二、几乎所有企业集团、及其下属核心机构都被权贵既得利益者控制,他们公器私用,私设公堂,形成利益共同体:

     目前,各大型国企的所有核心职能部门,如:办公室、保密室、党委办、党群工作部、纪检、监察、人事、组织、财务、审计等等核心部门、以及属下优质的二级公司负责人全部由领导人的死党把持,他们控制了集团的所有要害部门,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利益共同体。

    对于党和政府的政策法规,符合他们利益的就赶快抓紧落实;反之,如果不符合他们利益、或者职工群众投诉反映领导人、反映权贵利益者的黑幕问题,这些职能部门立即就互相通信,上下串通,互相包庇,以党政、纪检、监察、工会的名义统一口径,进行危机公关,“合法地”以组织名义欺骗上级,百般包庇、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然后追查举报人,打击报复。

     另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这些职能机构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权力斗争的工具,他们私设公堂,公器私用,通过上下窜通,设计信访事件来陷害忠良,一旦自己的内部人举报一些莫须有的问题,这些职能机构就会将问题放大、立即以“党委”、“纪检”的名义严肃“查处”,以“双规”、“撤职”等等手段陷害忠良、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击异己。由此引申另外一个问题:企业能否有私设公堂、限制公民自由、“双规”公民的权力??!

    企业是否能够享有司法机关的权力?!!

     三、很多企业集团、属下机构重组之后新成立的党委没有经过合法选举,完全丧失群众基础:

     这几年,许多集团、以及属下二级企业由于重组需要,相继成立党委,但其实根本就不是党员人数扩大,而是领导层将几家企业党组织合并、重组,达到成立党委的人数,因而就升格为党委,忽悠上级,这些企业原党总支负责人不用经过选举就水涨船高乘机更上一个台阶,从总支书记跃升为党委书记,乘机捞取政治资本。

     按照党章规定,如果成立党委,必须重新进行选举。尤其要根据几个企业党组织提名、重新进行选举!凭什么逃避党章规定的选举?凭什么让一家企业党委成员占尽所有企业党委的名额、份额,控制话语权,一家独大?!

     最后,很多企业集团的董事长(政府下属国有控股大型企业集团董事长),掌控着数十家企业,从体制上说,绝对不能再兼任已经上市的股份公司董事长职务!坚决杜绝其违反市场经济商业原则,将旗下所有企业的优质资产无偿划拨到自己的控股公司名下谋取利益,如此将国有资产从左手转换到右手(这个右手可能已经不是国有企业),实质上从中谋取利益!

     上述现象在我们号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有企业比比皆是,非常普遍!作为国有企业,如此邪恶的用人机制,反映了国有企业既得利益者的邪恶,贪婪、剥削、掠夺、无耻!加重了广大职工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仇恨!也极大地伤害了党群关系!加重了普通群众对政府的怨恨!

     所以请求:

     1、各级党委、纪检、组织部、劳动监察局、社保局等职能机构组成工作队,彻查属下所有企业集团人事腐败、严重伤害党群关系、加深基层职工对政府的怨恨问题。

     2、特别要发动各单位职工揭发自身单位人事腐败问题,彻底清理集团、及其下属机构的裙带关系,逐一清理。

 

 

 

 


发件人:"继绳 杨" <y13651018000@yahoo.com.cn> 2011-08-16 15:56:5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回复: 北京大军网文章

解析公权腐败危局

新华社高级记者(退休) 杨继绳

2011年8月18日

      公权腐败使中国进入了令人忧虑的危局。这一危是怎样产生的?怎样走出危局?下面作一粗浅的解析。

权力商品化

     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十四大”后不久,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一版头条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题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我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主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主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能力,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不幸的是,我的忧虑变成了现实,1990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正进入了市场。

     权力进入市场以后,由于它具有天然的垄断性,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它成了最稀缺的商品,它的“价格”必然猛涨,权力的含金量越来越高。

     经济市场化了,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审批土地,审批项目,审批贷款,审批进口商品,审批一切发财的机会。而对官员手中的权力又缺乏必要的制衡。

     据《中国信息报》2002年3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介绍,据不完全统计,仅国务院70个有审批权限的部门就有审批项目2854项,省级政府行政审批项目多则2000多项,少则1000多项。在上述2854个审批事项中,只有11.8%是依据国家法律设定的,那些依据部门文件和部门内设司(局)文件设定的审批事项则占到了36.8%。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掌握审批权的官员是“糖衣炮弹”猛力“攻击”的对象,如果官员不严格要求自己,如果老婆孩子不爱护他,就很容易被“糖衣炮弹”打中而落马。官员是当今最危险的职业。有些贪官原不不是坏人,有的还有辉煌的过去。关键是制度,在好制度下,坏人难做坏事;在不好的制度下,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根据法学教授陈忠林的研究,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推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换句话说,中国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1倍;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根据2005年3月“两会”上的“两高报告”,在2004年,普通民众犯罪率的增幅为 9.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增幅为17.8%。

      将第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和第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比较,检察机共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大案,后五年相当于前五年的6.35倍,省部级以上的干部犯罪人数大幅度增加。

     不仅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一年又一年的增加,而且犯罪金额逐年大幅度提高。80年代贪污受贿10万元的一般判死刑。90年代初期贪污受贿30万元以上的可以留下性命。90年代中期贪污受贿100万元以上可以不死。到新世纪贪污受贿上亿的居然判无期徒刑或死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凡是能商品化的资源必然进一步资本化。权力资本化不满足于一次性的交易,而是着眼于财富和权力的不断增值。当他用金钱买到权力以后,又疯狂地利用权力去收回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当权力换到金线以后,他又用金线换取更大的权力,力求在权力阶梯上无止境地攀登。

     过去有“窃国大盗”的说法,是指从整体上窃取公共权力。现在搞权力私有的人是窃取局部的权力,在本质上和窃国大盗没有什么不同。

公权腐败涉及要害部门

     经济领导部门的审批权可以在市场上换取黄金白银,干部人事部门、司法部门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干部任免权商品化在1990年代就出现了。进入新世纪,司法权力也开始商品化。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干部任免是委任制。在缺乏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委任制常常是根据一把手的好恶来选拔干部。谁在第一把手心目中印象好,谁就可能被提拔。于是,有干部任免权的领导人就会被趋炎附势之徒包围。小人当道,贤者就会退避三舍,在干部队伍中也就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所以,这样的选官制度实际是选劣制度。干部委任制和市场经济结合,卖官鬻爵就不是个别现象。有些地方对“官帽”名码标价,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可以高价出售。卖官鬻爵是这样出现的:先有权力缺乏制衡,才有权力私有化,有了权力私有化,才有卖官鬻爵。第一把手利用任命官员的机会谋私,第二、第三把手也这样做。他们之间心照不宣,互相保护。这次提拔了你的人,下次就重用我的人,权力分享,利益均沾。

    那种一手交钱,一手给官,是卖官鬻爵中最笨拙、最露骨的形式。还有其它多种变相的形式。这些形式虽然变化无穷,奥妙无比,但其实质是一样的:买官者通过各种手段给有任命权的人以好处,卖官者以种种正当的名义给买官者以“乌纱帽”。

    在通常情况下,卖官鬻爵不容易被揭露出来,只有当某个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犯罪被处理以后,他们买官鬻爵的黑幕才会暴露于天下。

     党的纪律检查部门是党的免疫系统。近年来,这个免疫系统的检察权也出现了商品化。一些纪检高官频频落的案例使人胆颤心惊。司法是保证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近年来,这道屏障也百孔千疮。司法腐败的不仅有法官,也有检察官,有些反贪局的检察官也腐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的副院长黄松有也是一个大贪官。已经被揭露查处的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麦崇楷、辽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田凤歧、沈阳市原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副院长梁福全、焦玫瑰和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原院长刘实等人的腐败大案,令人触目惊心。一位研究法律的专家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法腐败几乎扩散到每一个司法机关,渗透到每一个司法环节,成为当今司法机关的恶性肿瘤。”

权力场和权力网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电磁场”、“温度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当然是指社会能量。权力这种社会能量的分布,最类似“场”:权力中心能量最强,从中心向外延伸,能量呈梯度递减。离权力核心越近,能量越强;离权力核心越远,能量越弱。权力场类似同心园,如果将平面图同心园画成三维图,就是一个权力金字塔。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能量梯级上。

     如果权力处于公正的情况,这样的权力同心园(或权力金字塔)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一旦权力进入了市场,参与市场交易,问题就来了: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这样,权力中心就可能像一个吸纳财富的黑洞,社会财富不断向权力高端集聚。由于离权力中心越近,对财富的吸收和越强,处于权力场较低层次的官员就不惜一切代价钻向权力场较高的层次。

     在当代中国,能把一件事情办成功,不在于你有多少才能,而在于你是否和掌权的关键人物有关系。同掌权的人关系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在卖官鬻爵的选官机制下,官员们在黑箱交易中建立起上下级关系,形成了人身依附,团团伙伙,就是一张黑网。权力进入市场以后,同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上级和下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利用,久而久之,就联结成了一个利益关系网。无论是干部任命中形成的黑网还是市场交易中形成的利益网,都是偏离社会正义的。这样的“互联网”是产生腐败温床、保护腐败的同盟。上世纪末和新世纪初,不少省市都揭露出了省一级高层领导人为首的犯罪集团,显露出一张张黑网。2004年揭露的中共黑龙江省委案,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省长田凤山以及五名副省级高官、十多名地级官员,构建了一个上下勾连、左右交织巨大的犯罪网络。权力网是一个三维结构的网,上下、左右都有利益相连。触犯任何一个结点,都会关系到其它结点的利益。这样,无权的百姓就被罩在这个大网之中。正义难以伸张,冤屈不能申诉。

     最近一位企业家向我诉苦:他老家的村党支部书记侵吞了农民的土地补偿费,还编造假项目骗取国家投资。农民索要土地补偿费,书记说:“你有本事上北京告我吧!”,农民上告了,上访者从北京被揪回整死。他家乡这个县几年整死上访农民五人,死者家属都被“摆平了”。这位企业家出于义愤,自愿代理乡亲讨公平,奔走于省、市、县、乡之间,经过两年努力,他灰心了。他对我说:“从市到县,到乡,到村,上下左右结成了利益联盟的黑网,个人力量是不能和这张黑网抗拒的!”

权力世袭

     公权腐败另一个方面是权力世袭。我在最近出版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最新修订本)中分析了阶层固化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地位世袭的另一种说法。社会阶层世袭那就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有人以为集体世袭是指高干子弟的,实际上是指一种宏观的社会现象,不是指高干子弟个人。高于子弟千差万别,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高于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令人忧虑的是,社会上还有一种利益机制,促使高干子弟利用父辈的公权。

     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行政权力参与市场,,政企不分,权力高度集中,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为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给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于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经说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这句话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

    我提出“集体世袭”时候还没有“官二代”的说法 ,其实,现在流行的“官二代”就是“集体世袭”的同义词。

    与“官二代”相对就的是 “穷二代”。“穷二代”也是集体世袭,是被迫的集体世袭。中上层社会地位的职务被“官二代”世袭了,“知识改变命运”已经不灵了。工农子弟的大学毕业生能够找到一个低级职位,那就谢天谢地了。最近两年出现了“蚁族”一词。所谓“蚁族”,就是人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穷人孩子,上学的花费有的是靠向亲朋友好借债,大学毕业后他们的面临的紧迫的任务是拿工资还债。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不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成了使贫困者更加贫困的陷阱。所以,现在很多人弃考,不参加高考了。

 “车夫困境”

     政策不公正是最重要的不公正。政策不公是权力不公造成的。政策不公一方面是指“官员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这样,中央部门制定出来的政策不能代表多数人、特别是底层百姓的利益,只是为少部分人谋利创造条件。这方面的政策不公还比较容易监督和纠正。而不容易监督和纠正的是社会合力造成的政策不公正。

     制定改革方针和各项政策的人应当遵循社会公意。社会公意应当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恩格斯说过造成重大历史事件的合力是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他说的是平面图形,社会合力实际是多棱园锥体的中轴线,好像一把半张的雨伞的柄。社会合力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力量博弈的结果。由于改革中形成的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政策制定者可能成为强势群体的“车夫”。他们只能按照强势群体的意愿开车。然而,如果按强势群体左右的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中国社会就更加不公平。政策的制订者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不能由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就“车夫困境”。

     出现“车夫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微弱,而强势群体借助手中的公权,利用他们在政府部门中的有利地位,在决策过程中占有更多的话语权。因此,改革方针和各项政策常常有利于强势群体不利于弱势群体。

     强势群体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凡是有损他们的改革,出台都很困难,凡是有利他们改革,出台就相当快。官员财产公开、遗产税等虽然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但一直不能实行。其中最典型的是住房改革和公车改革。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在这个日子以后,老百姓需要高价买房,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中央部委盖了大量的豪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职工。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 “试验”了近十年,没有丝毫进展。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制衡权力 驾驭资本

    近几年来,出现了“仇官”“仇富”社会心理。我是不同意“仇官”“仇富”的。官员中有好官,富人中有靠自己的科技成果和苦心经营而致富的。但是,这两种社会心理是客观存在的。这两种社会心理产生的原因要从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寻找。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当今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也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中国当前两大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从而出现“仇官”;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驾驭的资本,从而出现“仇富”。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社会和谐,最根本的就是阶层间的和谐,而阶层间和谐的关键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和谐的基础,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

    怎么才能公正?这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来保证的。这套制度体系的目标就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权力和资本是两种社会能量,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两种能量。权力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是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需品,另外一方面权力对所有的社会力量来说是绝对强势,如果不受控制可能会成为肆虐的暴君。权力必须放在笼子里,放在宪法的笼子里,放在法律的笼子里,让权力在法律的范围里活动。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能量,资本投向哪里,哪里就会改变面貌。但资本是贪婪的(经济学的语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没受驾驭的资本也可能成为统治世界的暴君。马克思要抛弃资本,资本是抛弃不了的;孙中山说节制资本,节制也可能过度。我提出驾驭资本。

     权力制衡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革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纪委和其它种种防止腐败的机构都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都是这个权力体系的内力,靠这些机构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权力腐败。不能独立审判的司法,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如果媒体是权力的恭顺婢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舆论监督。立法、司法、行政合为一体,就不可能有权力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也要相对成为外力,才能够互相制衡。人类近两百年的经验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有效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制度。这个目标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也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再次强调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正是走出公权腐败危局的道路。

    (原载《改革内参》2011年第29期,发表时题目改为《警惕公权腐败》,文中也略有删节)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2011-08-20 23:14:09 +0800 收件人: "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抄送:  <zdjun@263.net>,  标题: 为什么清华北大的农家子弟越来越少了

清华北大的农家子弟越来越少了

乔续

2011年8月

    最近郭美美的事情没完,又出来一个卢美美,郭美美是妖,卢美美是刁,天朝真是万象更新,无奇不有。

    看到卢美美管理20亿基金为非洲建设希望小学,而同时北京好多打工子弟的孩子却没学上,我真想骂人,一群他妈的狗娘养的。也让人想起了慈禧太后当年说的著名的一句话: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借给美国花,一年7000亿的外贸补贴给发达国家补贴物价,还有央企每年向海外分红。而同时拆掉了北京几十所打工子弟小学,好多贫困山区的孩子还仍然在危房中,恶劣的环境中学习。我想问:现在政府的合法性何在?你还是中国人民的政府吗?你们是不是一群狗娘养的?

     看到这些事情,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可能我是比较晚熟的那种,小时候也不在意那些东西。我小时候没有上过幼儿园,8岁时候还数不到100,上小学后,学校是一个危房,课堂的桌子是摇摇晃晃的,十分破旧的,每到要下大雨的时候,老师就给我们放假,怕教室塌了。我那个时候不爱学习,也不知道城里的与我同龄的孩子们享受着远远优于我的教育,也不知道那些专家学者的黑手也同时在伸向我这样的孩子。我父亲那时打算让我跟我哥一个学木匠,一个学瓦匠,因为父亲自己就是个好瓦匠,所以特地为我找了一个好木匠做我未来的老丈人。

     不过那时候哥哥学习很好,每次都是全班第一,后来是全镇第一,妈妈因为小时候没有上完小学就辍学了,经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那个时候也经常听说附近某某家里的孩子考上了清华,后来去了深圳,月薪几千。在这些前辈们的激励下,我也奋发一阵子,偶尔考了几个全镇第一。不过成绩还是呼天哈地的,上下乱蹦。

    虽然家乡教育落后一点,但是只要能够考上县城里的省重点高中,就可以接受比较好的教育,考上好学校的可能就大大增加。就是这所重点高中成就了很多农家子弟的名牌大学梦,我那个时候高考没有考好,如果当年考好的话,清华北大是困难一点点,不过北理工还是一点问题没有。然而就是这所重点高中,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辉煌之后(山东省状元曾经多次出现在我的母校,大家都以此为荣),渐渐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就不行了,随着老一批教师退休,以及推行所谓的素质化教育(不知为什么选择这所高中搞素质教育),弄得学校大伤元气,之后就不行了,实验班的学生竟然还有没有考上本科的,以往实验班的学生最差也是重庆大学。

     后来接触的事情多了,我渐渐的明白了,母校的命运是怎么回事了,原来“改革的大潮”中,特别是90年代后期开始全面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批的资源在从县城向地级城市集中,从地级城市向大城市集中,母校一方面资源被抽出,另一方面缺少新的资源补充,这样,这所当年八路军建成的,为民族解放事业输送了大批人才,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省重点高中,在改革的大潮中也不能幸免,慢慢的衰退了,辉煌不再了,无法实现大批农家子弟的清华北大梦了。

     最近有一个统计,就是清华北大里面农家子弟越来越少了,已经占学生比例降到一成了。以前在村里经常听说某某家的孩子考上了北大或者清华,或者考上了某某名牌大学,我村里和我同岁的就上了两个名牌大学,我没有考好,差了重点线一分,本来应该三个,实在惭愧。然而现在已经很少听说谁考上清华北大了,连名牌大学也少了,普通大学倒是不少,然而这些农家孩子毕业后,面对他们的又是精英们为他们设计好的命运。

     我母校的命运只是中国教育渐渐向大城市集中的一个缩影。9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开始出现明显的新自由主义趋势后,此时母校经历了最后的辉煌,94年到98年出了四个省状元, 2000年之后莫名其妙的搞了素质教育,从此一蹶不振。伴随这个过程的就是中国教育资源的大批向大城市聚集,招生名额也向大城市聚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现象,清华北大里面农家子弟的学生越来越少了。不过从风水上讲,清华北大的文脉是否还是正的已经成问题了,也许农家子弟不去还是个好事,免得被污染了。现在知识已经无处不在了,已经形成一个初步的藏智于民的社会。一个人只要具备基础的知识以及学习能力,就可以从生活的各个角落里,从网上学习到知识,从而完成蜕变,不过这个过程因为没有系统的教育可能会比较漫长,会经历很多的挫折与无奈,然而慢工出细活,一旦成就,一个新的时代可能会因此而开启。

     现在中国有个现象,我以前也有,最近几年才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人都比较喜欢从学历,出身学校,职位,家庭背景来判断一个人。这个思想行为习惯可以讲就是名副其实的封建思想的遗毒。春秋时期,曹刿仍然慷慨激昂的说“食肉者鄙,未能远谋”,然而此后,中国人慢慢的就开始变得不这么慷慨激昂了,开始看门第,论出身了。以至于到了清朝,官员们喜欢谈论的都是自己是什么时候的进士,以至于到了民国时期,警察可以随意的毒打老百姓,看到读书人模样的却客客气气的,对当官的更是低头哈腰。我小时候接受的也是这种教育,那个时候哥哥学习很好,我虽然呼天哈地,不过也算不错,还考上了省重点,所以总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再加上邻里也进士举人的奉承,我也飘飘然了,不知天高地厚了。那时就是在路上看见像是学习不错模样的人,那种感觉也跟看见一般老百姓的感觉不一样,觉得学习好了就是高人一等了。现在想想那时深藏在中国社会内部每一个角落的几乎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文化的遗毒也已经在毒害我了,只是后来高考的失误加上后来工作的不顺开始让我慢慢自我反省,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许现在大批大学生找工作难也并不一定就是坏事,这也是在现实中锻炼一批人,把他们身上的那些臭毛病磨掉,慢慢的经历了天降大任的磨练之后,思想开始升华,能力开始提升,最后迎接新的时代变局的到来。不过这个过程是充满苦难的,也是充满诱惑的,也许会有不少人因此而沉沦下去堕落下去。

     古人有句话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拿新中国来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几个是大学毕业?几个是专家教授?几个是所谓的社会精英?用毛主席教育自己的儿子毛岸英的话就是:土的掉渣。毛主席的思想真的是太深邃了,他看见自己的儿子带着一身洋气从苏联回来的时候,他敏锐的发现毛岸英这样不行,需要到老百姓家里学习磨练,上农民大学。然而现在的领导人谁有这样的远见呢?

     正是这些土的掉渣的扎根于中国社会底层的草根们,打败了蒋介石精英集团的800万大军,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挑衅,建立了主权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搞起了两弹一星,建成了初步独立完整的军事工业经济体系。我们现在的这些败家子们仍然在吃当年这些草根们留下的老本。

     然而当中国开始搞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之后,领导干部们的学历越来越高了,出国留洋的越来越多了,派头也越来越大了,可是中国被他们搞的却是越来越差了。前一段时间说清华出了多少个部长,我觉得这是清华的耻辱,因为出了一群误国误民的庸吏昏君。
 

 





美国费城也乱了 今天开始实行宵禁

美联社消息

8/13/2011

     费城市政府担心快闪族聚众滋事,将对18岁以下青年严格实施宵禁。图为去年上千名费城快闪族在街头狂奔,导致多条道路被迫关闭。(美联社)

     费城市长纳特宣布的青少年宵禁令12日正式生效,在中心市(Center City)和大学市(University City)两个地区,所有18岁以下青少年必须于晚间9时前回家。其它城区的宵禁规定,是不满12岁者晚10时必须回家,18岁以下者午夜后不得在街上逗留。

    许多企业主和居民认为,对青少年实行宵禁是城市的「常识」。奥林匹亚体育商店的职员布朗说:「宵禁绝对是好事,青少年夜里应待在家里,外出只会造成麻烦。」

     布朗说,许多青少年晚间9时后经常来奥林匹亚体育商店,但只是到处闲逛,不买东西,而且噪音很大,工作人员有时要把他们赶走。 原子城连环画商店的员工也说,宵禁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意。该店长久以来便有不成文的规定,未成年人晚上必须在父母伴随下,才能光顾该店。

     宵禁可能会使顾客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终于不必再从成群结队的青少年中间穿梭。但实施宵禁导致巡警人数大增,员警有的徒步,有的骑车和开车,甚至还有骑警。警员将把违反宵禁的青少年带回警局,处以最多300元罚款,二次违规者最多罚500元。

  人民网纽约8月12日电 (记者席来旺)为防止英国伦敦式的骚乱,从本月12日开始,美国东北部大都市费城开始实施青少年宵禁。费城市市长纳特日前宣布的青少年宵禁令12日正式生效,按照宵禁令,在市中心和大学城两个主要区域,所有18岁以下的青少年必须于晚上9点以前回家。其他城区的宵禁令规定,不满12岁的少年在晚上10点必须回家,18岁以下者午夜后不得在街上逗留。为了实施宵禁令,费城街头巡警大增,警察对违反宵禁令者带回警局并予以罚款。费城此举受到了当地商家和居民的支持,认为将不买东西,深夜到处闲逛的青少年限制在家里可以减少麻烦。
 

 

 

美债危机是错觉 背后隐藏美元霸权回归阴谋

2011年08月12日

中新网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12日做客中新社特稿中心首期学术沙龙时表示,美债问题目前被舆论过度炒作,给市场带来恐慌,美债问题并未达到“危机”程度,其后还隐藏着美国经济战略意图,即美元霸权地位全面有效的回归。

    谭雅玲指出:“当前舆论对美债的解读过于片面甚至偏激。美债问题并非现在才有,在此之前美国已78次上调债务上限。而美国两党或两院之间的争斗,都不可能以牺牲美国国家利益为代价。”而当市场在炒作美债问题从而带来恐慌时,美国经济的实力、美元的霸权地位以及美国有计划的战略意图却被严重忽略。

    “从存量上看,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60%,在外汇市场占87%,在股票市场占82%,在金融衍生品市场占89%,美元在金融市场上的一支独大并未被削弱,反而不断强大。从货币制度上看,12年前欧元诞生时,国际货币体制三足鼎立指的是美元、欧元、日元,现在的市场状态前三位变成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第四,市场对国际货币体制的评价,比如中国依然单一盯住美元,可以看出,美元一支独霸地位正在全面有效地回归。”

     谭雅玲提醒注意,虽然美国的制造业、房地产业、汽车业都在下滑,但这三个产业都属于传统经济的支柱,而美国现在已步入高端经济时代,无论军事装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等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美国农业已实现现代化,农业对GDP的贡献高达26%。

     谭雅玲指出,市场对于美债问题的解读过于片面,并未认清所谓风险的真正要素,“太低估美国”。她指出,美国现在的“撒钱”举措,是因为全世界的经济能量和财富增长使得过去美元的发行量已无法覆盖如此多的财力,所以必须通过扩大美元发行量覆盖住财富,才能回收,才能垄断,才能掠夺。

    “美元贬值就是要以最小的代价占领全世界最大的份额,这是美国的战略组合。”谭雅玲预计,美元指数将从现在的74一路往70走,可能会到71。“9月初到中旬,美元可能会小幅升值,但9月底10月初以后,美元会进一步地贬值。”

    “近三四年来,美元已经回归了外汇、货币的霸权地位,接下来要回归的就是利率。”谭雅玲提醒注意索罗斯的一个数据,“未来美元利率的高点将是20%”。

 

 

美元“特权”价值几何?

FT中文网

2011年08月10日

    美元的“过分特权”有多大价值?美国主权债务信用遭降级,并未扼杀美元的特殊地位——作为国际交易的计价单位,作为储存贸易盈余的首选货币,作为局势艰难时本能的资金避风港。但评级下调是一个强有力的提醒:美元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失去这种特殊地位。

     这种特权的主要受益人是美国政府债券和美元。前者的得益可用一个“全球回报预测因子(GFF)”估算得出,纽约联储(New York Federal Reserve)的丽贝卡?海勒斯坦(Rebecca Hellerstein)在一篇论文中对此进行了阐述。她巧妙地利用统计学方法,离析出全球风险偏好对美国短期与长期国债收益率息差的影响。其结果是:在跨境投资者思维混乱或处于压力之下的时候(这适用于去年全年),GFF使上述息差收窄25至50个基点。换句话说,如果忧虑的投资者和贸易盈余的国家不再认为美国国债是安全的,那么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将会高出至多半个百分点。

     具有讽刺意味且不合情理的是,即便在美国政府陷入麻烦之后,美国国债仍被视为避风港。在标普(S&P)下调美国评级之后的首个交易日,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跌幅多达25个基点。尽管如此,GFF还是值得记住的,因为投资者有很好的理由抛弃那种偏好。

     美元仍得益于一种“避风港溢价”,即便其进入下行趋势已有近30年。在这方面,投资者偏好的价值难以衡量,但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后的几个月里,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贸易加权美元指数上升了15%。自那以来,每当恐惧心理弥漫汇市,美元都会走高。这似乎表明,“过分特权”给美元带来大约10%的额外价值。

    这样的特权确实宝贵。从文化/经济视角看,令人费解之处是美国人为保持这种特权所付出的努力是如此至少。

 

 

 

 


发件人:"刘海波" <lhbsea@263.net> 2011-08-21 17:29:53 +0800 收件人: <starkling@163.com> 抄送: <zdjun@263.net>, 标题:不知是愚蠢还是居心叵测,馊主意也不少,

中国经济的平衡与选择

----在2011海南博鳌房地产论坛的演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周其仁

2011-08-21

  房地产政策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我还是讲讲跟中国经济有关的情况。这两天正在公布7月份的经济数据,我就讲其中一个:7月份我们国家的贸易顺差是287亿美元。金融危机以来,从单月看,这个数是比较高的。当然前3月份还有一个小的逆差,整个上半年到7月份我们累计的顺差是800多亿美元。

  下半年还有几个月怎么样呢?还要看,因为通常内需如果有一点走弱,进口就会走弱出口就会转强,顺差就会增加。今年如果有1000、2000亿美元的顺差,也是有可能的。我就讲这个顺差。跑到房地产论坛讲顺差,好像有点文不对题,但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房地产有很大关系。

  顺差不管多大,像去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单单是经常项下顺差,还有一些跑进中国来的钱,加到一起,去年这么大危机,全年中国增加的外汇储备4531亿美元。这个数跟我们在座各位有什么关系吗?你往前看08年4600亿,07年4100亿美元,这些数我们听了都觉得找不到感觉,我想跟各位交流一下我的感觉。

  什么要国家外汇储备?国家外汇储备就是国家央行从市场上收回来的钱。商业银行当中有几百家是有权做外汇交易的。商业银行的钱从哪里来?广大出口企业挣来的钱,出口企业赚了外汇换成人民币,央行一买外汇,人民币就从央行手里到了商业银行,一年总有四到五次货币周转量。这样的话,大家想想看,如果以去年数字为准,4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净增长,那放出去多少人民币?

  4500亿美元,如果汇率6-8之间,我们取一个7,就是2.8万亿,再4、5次周转率,假定货币当局不采取任何措施,这一项放出去的量,2.8万亿×4/5,这个量就是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量。

  30年前中国人有点外汇,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没有创汇能力。现在一年有这么大外汇储备,首先是好事。但是好事也有我们一个招呼得了、招呼不了的问题,这种好事都带来巨大挑战。

  我想很简单地讲清楚它的挑战在什么地方。很简单地讲这部分货币对应的商品已经出口了,钱在国内,就这么简单。因此这个钱在国内就变成国内经济平衡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一看外汇、一看顺差,就觉得跟美国人有关系。但是首先是影响国内品牌。你想想,商品出去了,钱在国内,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钱去追什么呢?追商品是追不平的,因为商品总生产量一大块出去了。

  现在很多人说鼓励消费,真消费了,那个物价指数一下子就上来了,因为购买力超过了商品供应量,这个是有点小沈阳的幽默了。

  商品出去了,钱留下了,这个不是一点点钱,是一个巨大的钱。如果这个钱全部买商品,国内商品总供应是不够的。这个道理简单吧。非要买,物价总水平一定要上。

  再来一个结构的。大家并不是平均去买所有商品,如果追所有商品,那就是所有商品价格都调,价格之间的相对价格不变化。这中间还有结构性的变化,巨大的购买力在某一个时期会集中在某些商品上,那就好看了,这么大的经济,这么巨大的一个超过商品供应量的购买力,冲到哪里,哪里就有行情。

  这十年来,有人抓住了这个行情,有人没有抓住。这其中有一个市场的力量,而市场是不平衡的。有一些超过商品供应能力的购买力在国内各个市场中漫游,冲到哪里,哪里就好看。

  这十来年我们看到很多东西,从04年调控钢铁开始,三大行业、九大行业,每一个都是出行情。九大行业没有调下去,房地产升温。房地产没调整下去,股票升温。哪些投资品这些年价格不冲到顶点?

  我的看法,它除了跟国民经济正常增长平衡的力量,除了这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不平衡。这是今天中国经济高度外向介入全球化,中国商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创造巨大顺差带来的派生品。

  你光让购买力追商品,是追不平的。你说追国外商品,这个缺口可以减少。可是国外商品消费不容易。因为我们央行在大手的收市场外汇,以维持过去8.26现在的6.8左右的汇率。为什么维持这个汇率呢?我们有巨大的出口部门,多少亿的劳动力,几个沿海省份的经济都依赖着这个出口。人民币对美元升1分钱,写文章很容易,做出口生意的人就不得了。张瑞敏我去谈过,任正非我也去谈过,动一分对出口公司的成本影响巨大。所以要有一个汇率目标,既然有汇率目标,他就在市场上大手买外汇。对个人企业,外汇买外国商品好还是卖给央行好,对很多人说,与其自己买外国商品,不如卖给央行。

  还有一个困难是跟知识有关,买外国商品、服务、资产,要有相应的知识积累,要消费信息。这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过去多少年封闭,这个要慢慢积累。

  剩下还能怎么解决这块缺口,储蓄,中国已经是高储蓄。在座的把钱存在银行,银行要花成本的,银行通过把这个钱带出去,才能把银行服务的投入挣回来。

  所谓基础设施,那不就是买钢材、设备、机械。一个累计越来越大的一个由于高度外向、由于巨额顺差、由于增长非常快的外汇储备,我们国民经济当中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对垒的挑战。

  为什么这些年老要调控,其实政府也是蛮辛苦的。一会儿管这个行业、一会儿管那个行业。但是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它就是有一个不平衡的力量在里头,如果不处置好,整个经济增长的节奏、未来,它就可能受影响。

  买东西平衡不了今天的国民经济,储蓄也平衡不了今天的国民经济,买外国商品、外国服务,帮点忙,但是需要汇率机制有更大的改动。

  所以都不是当前可以选的办法。我想来想去可选的办法是一条,就是这种超额的购买力要购买我们国内过去不是按商品生产出来的资源。这个资源原来不在市场里头,现在由于有这个购买力,由于体制变化,把原来不是商品、不是市场产品的东西转化为市场供应,只有这一条可以平衡中国的国民经济。

  而事实上,中国国民经济过去多少年来,我们广义货币供应量远远高于GDP增长,高高在上。90年代朱总理管的时候,广义货币增长量超过GDP有20个百分点,后来大手的收,还有6-8个百分点。

  房地产的地哪来的,地世世代代就是农民的地,你经过市场一拉动,产权一界定,来一个什么拍卖制度,他慢慢就转成商品。

  客观讲,房地产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平衡,从87年土地开始有使用权转让这个市场,90年代搞了城市房改房,启动了房地产市场化过程,公道的说,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平衡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没有那么多地从原来自然状态转为资产状态,我们这个高度外向经济的平衡问题会更加严重。

  但是不是说这里没有问题。既然这是一个平衡机制,那超额购买力如果买的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多供地不就行了吗?有什么好怕的?你仔细研究这里面有一个障碍,这个地原来是农民的地,一个地从自然地变成商品状态,要转成国有。现在谁可以卖地?只有政府可以卖地。政府为什么可以卖地?因为这是国有土地。国有土地怎么来的,依法征用来的。所以房地产市场基础环节不是市场,市场讲买卖、讲平等交易。征用,你想卖也得卖、不想卖也得卖,什么价我来定,这就导致国民收入当中很大的问题。

  中国这个金字塔到今天人数最多的就是农民,农民是国民需求的一个基础。卖农产品现在已经卖到市场饱和了,总的供给量非常平衡。第二,卖劳动力。第三,土地增值。中国启动了前两个增加农民收入的模式。第三个还是沿用政府征地模式。政府如果拿地修了大坝,农民也认了。但是如果政府把土地卖了,卖了很好的价钱,农民慢慢就醒了,他说原来这块是我的地,怎么变成那么多钱?他对原来属于他的资产有诉求,他就要讲价钱、要制造麻烦。

  农民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人数多,往地上一坐就是一片,拆迁征地现在是难度越来越大。其实是反映了这个资源、资产市场化当中的初级现象。

  怎么解决呢?征地制度不能一天废了,它是地方财政的支柱。除了国有土地可以向市场供应,集体用地也可以向市场供应,目前已经批准了成都、重庆做这方面的事情。

  我和我的一些同事、同学在这个方向研究了一年半,我们认为一个意义非常远大的视野。增加土地,不再仅仅是政府一条,我们要逐步开始用市场手段动用原来自然资源向市场供应。在座各位的行话看就是深入土地一级市场甚至一级以前的市场。我们在成都、重庆都看到了一些我认为很有希望的,现在的一些公司包括万科深入到农村土地征用上。

  农村也是国有土地很大的组成部分,过去穷,房子破破烂烂,靠农民自己腾不出来。他要资金进去、规划进去、设计进去,然后把农民的住宅相对集中,住的好一点、漂亮一点,土地就腾出来的。

  那个土地远离城市中心不值钱的,现在找到一个办法我认为是创造,把远离城市的土地复垦为农地。把这个指标作为一个权力的额度拿到市场交易。

  重庆已经在国务院批准下成立了地票交易所,我上个礼拜还去看第十几次的拍卖,现在一亩地票最高价卖到20元。谁买呢?就是靠近大城市发展的用地方。那一次拍的20万亩的就是一家民营加油站,他拍了这一亩地票,然后把握地票的权力。

  当然这个试验还仅仅局限在成都、重庆,没有扩展到全国,但是我认为值得我们地产界注意。我们已经把城市建设的很漂亮,但是农村的房子、小镇的房子还真让我们脸红。今天中国人出去看城市,不会很吃惊,因为我们还有鸟巢呢,国外还没有,但是我们农村到国外去看看农村,日本的农村、韩国的农村,我们还有很大距离。

  所以说在这个领域上是可以找到整个行业的突破口。不单单是一个城市房地产业,而是一个城乡建设业,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中国土地市场发育的更加成熟,不但用政府强制力征用土地,而是让农民土地在市场吸引下,从原来非市场状态转化为市场状态,一方面可以增加财富创造,一方面可以平衡高度外向的经济。当然这个仅仅是平衡中国经济很多方面当中的一纬。我觉得这一块值得在座地产领袖给予特别关注。

 

 

 



From: "starkling" < starkling@163.com >To: < zdjun@263.net >, Sent: 2011-08-21 15:37:00 +0800 Subject: 感谢海波的支持,

美国没有阴谋,只是中国砖家愚蠢

颜昌海

2011-08-17

    目前,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居世界第一,将近1.2万亿美元,因美元贬值和美债评级下降,中国的外汇资产浮亏已达3000亿美元。彭定鼎说:中国大陆权贵犯了严重的、经济学常识性的错误:第一,它没有区分货币和财富;第二它没有区分资本和储蓄。

    中国大陆这几年利用劳动力优势,在加入国际市场分工以后,通过出口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按照正常情况,这些外汇储备应该用来进口中国需要的原料和技术以及在国内进行投资。但是由于中国大陆这种愚蠢至极的外汇管制制度,自己赚的外汇,自己不用却要把它交给美国,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国债仅支付一个很低的利息。然后这些资本再由美国人拿到中国来投资获取高额的回报。这不是美国的阴谋,而是大陆权贵不可理喻的愚蠢。

    美国国债长期以来被视为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产品,如果下调信用评级,则有可能推高利率,并打压美国国债走低。由于中国是美国国债第一大持有者,如果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降,或者出现美国国债偿还违约,中国人民将是最大的受害者。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在标普作出不利于美国国债的评级后,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预计遭受的投资损失可能高达20%至30%,如果将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1.152万亿美元,以最低下跌20%计算,将会损失约2304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大陆人均亏损177美元(约合人民币1150元)。

    这印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一个观点,不管发生那种情况(美元贬值或美债评级下降),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将遭受的投资损失最终恐达20%至30%。中国已经使它自己陷入了一个美元陷阱,而且既无法使自己从中解脱出来,也无法改变先前使它陷入其中的那些政策。

     出人意料的是,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承担购买美国国债的机构之一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却显得格外冷静。中投公司一位发言人表示,中投公司不予置评,以免造成市场不必要的波动。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或政府官员也不相信美国会发生债务违约的问题,甚至还认为,购买美国国债仍是中国打理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十分安全的投资方向。

     然而,他们的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指出,中国大陆可能很快会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今后可能什么也买不到。现在要想改变中国持有巨额美国政府债券的状态而不引起严重的政治和金融后果可能为时已晚。但至少应停止增加其持有量。

     其实,美国国债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投资品种的选择了,在美国大开印钞机、执行0到0.25的超低利率水平下,中国目前所购买的美元资产出现巨亏是必然的。中国用实实在在的商品,凝结着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资源、廉价的环境等,购买了美国国债,支持美国政府运转,支持美国借贷消费,支持美国金融机构用这些钱到中国赚更多的钱。可以说,中国当了美国国债贬值的冤大头。

    美国借中国的钱,用各种手段让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国债出现巨亏已不是什么秘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国财富积累的能力,削弱中国国力,以维护美元霸权。美国欠下中国的1万多亿美元债务,在美方采取一系列手段后,或将造成巨额亏损,这就犹如在战争中,美国对中国使用了原子弹。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因持有的美国国债数场量庞大,要沽货离场基本上不可行,除了被动地表示关切之外,能做的事不多,如果被美国挟持,当美国国债降级噩梦成真时,中国大陆只好硬啃。

    大陆官媒媒在有关中国外汇储备上的报道有几个谎言,简述如下:

    谎言一:中国外汇储备额世界第一。2010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额约为两万六千多亿美元,其中一万亿左右为美国政府债券。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指的是政府外汇储备,原因是民间的外汇储备数量很小,只有一百多亿美元。如果说“中国政府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话,此话不错,但要说“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就是谎言。日本政府的外汇储备虽然只有中国政府的五分之二,约一万亿美元,但日本民间持有的外汇价值高达三万多亿美元,两者相加,日本的外汇储备高达四万亿美元。

     谎言二:中国政府投资美国国债是借钱给美国。这说法可以说是有关中国外汇储备的最大谎言。事实上,美国国债与其他各国债券、公司债券一样,都是投资的品种,犹如股票、外汇投资一样。债券市场是比股票市场更大的投资市场,以美国人的投资来说,债券、股票是最重要的投资品种,自从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普通投资者大量抛售股票而转入债券市场,他们不但抢购公司债券,也抢购美国政府债券,使得美国国债利率一路下跌,而债券价格却一路上扬。目前,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是美国国内民众,超过外国投资者,中国和其他外国买家已不再是美国债市的主要推动力。2009年以来美国国债的两个主要买家分别是美国家庭和美联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人购买了大约1,680亿美元国债,美联储购买了1,130亿美元,外国投资者购买了1,000亿美元。如果按年率计算的话,2009年美国人购买的国债相当于2008年的四倍。所以,购买债券是一种普通的投资行为而不是什么“借钱”行为。中国外汇管理部门购买大量美国国债,实为官僚资本赚钱而已,和广大中国老百姓无关而且无益,赚或赔都是官僚资本自己的事情,也和美国阴谋无关。

    谎言三:美国政府大量发行国债可能赖账,中国政府外汇储备将血本无归。许多中国传媒一直在渲染美国政府不负责任地大量发行国债,最后可能赖账。事实上美国国债是世界上安全系数最高的国债,当出现全球性政治军事经济动荡或金融危机时,美国国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避风港,国债价格一定上扬,原因是大量资金涌向美国国债,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投资品种比美国国债更安全。这就是中国大陆当权者为什么热衷美国国债的根本原因。

    不过,美国国债虽然安全性能很高,但也有缺点,就是利率比较低。作为投资工具的一种,国债与外汇、股票、公司债券相比,虽然回报率比较低,但安全性却很高。这样就给投资者更多的选择:喜欢冒险以及寻求高回报率的人,可以投资外汇、股票;保守型的投资者则可以投资债券。中国官僚权贵要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原因无他,就是因为美国国债是最安全的投资品种,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将手中的美元存到美国财政部,就是为了寻找最安全的储蓄场所。中国政府为何不把美元存放在自己的银行里?因为他们知道此处最不安全。

    中国银监会官员罗平曾在华尔街发表演讲时曾直截了当地说:“除了美国国债,你还能持有什么呢?”他问道:“黄金吗?你不会持有日本政府债券或英国债券吧。美国债券是安全避难所。对于所有国家而言,包括中国,这是唯一选择。”美国国债是最安全的资金避难所,中国政府外汇储备投资美国国债根本不会血本无归,不要以为中国外汇局官员都是白痴。

    谎言四:人民币升值等于外汇储备损失。这句话表面上看似乎很符合逻辑,其实大谬不然。当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升值后,美元自然就降值,但中国政府投资的是美国国债,卖出国债时,美国政府给的还是美元,一美元国债给一美元现金,一毫不少,与人民币汇率变动根本没有关系。假定中国政府卖出一千亿美元国债,得到相同数量的美元现金,用这笔钱在美国购买货物,那就要看当时美国国内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如果是通货膨胀的话,一千亿美元的购买力就要打折扣;但如果是通货紧缩的话,那这一千亿美元的购买力就会增加。但无论如何,这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没有直接关系。只有当中国政府要将美元换回人民币在中国市场购买货物时,人民币汇率增值才会使美元储备购买力受损。

    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外汇管制措施,当中国政府准备将美元换成人民币时,该向谁换?结果还是政府自己向自己换,一手美元进,一手美元出,结果等于没有换,所以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于官方外汇储备来说,根本没有影响。

    解构了上述谎言,人们就会明白,有关汇率以及外汇储备的话题,看似十分复杂,其实最基本的原理很简单,知道基本原理,就知道外汇储备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会轻易上所谓的专家或传媒的当。

    货币只是人们交易时的媒介,为的是不必用实物一物换一物。中国有3万亿的美元外汇,等于是卖了价值3万亿美元的中国货给美国,如果没有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按照物物交换的法则,中国应该同时买入相应价值的美国货,但中国多卖少买甚至不买,将钱存起来,存到最安全的美国财政部的银柜中,等于将3万亿美国货存放在美国。所以,无论中国政府何时将外汇储备取出来,应该买回相等价值的美国货,这样才能保持两国商品交易的平衡。

 

 

 

 

发件人:"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 <zhanlue@yicai.com>  2011-08-21 16:57:0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第一财经中国战略思想库《战略观察》14期-穷政府 富企业

美国穷政府、富企业的真相

第一财经中国战略思想库

执笔:中国战略思想库研究员  周文

中国战略思想库助理研究员:李竑、左雨轩、尚亚丛、苏小靖、张居营

2011年8月

(请点击查看!)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15 09:55:58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基因食品完全针对亚洲人或者说是针对中国人

转基因食品完全针对亚洲人或者说是中国人

黄斐梨

2011年8月

     1995年9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秘密召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会议,在FairmontSanFrancisco(费尔蒙特酒店),该会议由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英国前总统首相布莱尔,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等政界强者和金融界强者索罗斯等人组成,伦敦-------华尔街轴心巨头共500多位“全球精英”参加。会议的核心主题就是如果保持在这些“全球精英”领导下的“世界经济繁荣”,会议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世界只需要20%的世界人口,就是10亿人口,人类中8 0%的人口是“垃圾人口”,而处置这些“垃圾人口”最有效,成本最小,反抗最小,收效最大的方法就是生化武器---也就是转基因食物。类似纳粹的集中营,纳粹的升级方法,实行种族清洗。而目标就是亚洲。在亚洲,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人口的第一和第二大国,占了世界将近40%的人口,加上周边国家,超过50%人口。

     3年8月,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开始执行计划,利用大豆期货,一下子摧毁中国70%以上的油脂压榨工厂,就是食用油工厂,然后低价收购这些倒闭的企业,打上中国的牌子,在中国大陆悄然销售。从而使美国的转基因大豆食用油开始在国内销售。悄悄的进入中国的家庭里。换一种说法,在美国的任何粮食里面,只要超过0.9%的转基因成分,粮食的包装上都会有明显的标志来警告消费者,而在中国,是没有任何提示标签。按美国标准,这些公司要赔10亿美金以上,如果上面没有标明转基因食物。

     8年,中国转基因玉米饲料悄悄在中国上市。然而中国某些学者在中国大陆鼓吹转基因食物的营养价值,说得难听些,这些东西比屎还垃圾。

     8年8月,中国举办奥运会。然而,总资产接近4000亿的美国金融巨头---高盛公司,很多人可能没听说过,但是中国人肯定听说过花旗银行,摩根银行吧?高盛公司是其中之一的大股东。高盛公司开始在中国圈养猪,这也是为什么猪肉开始涨价的原因。控制了接近1000万头生猪量,转基因饲料开始消化进中国生猪的口里。大家可能听说过疯牛病,疯牛病就是因为转基因食物导致的,为什么中国之前没有疯牛病,是因为当时中国的饲料没有转基因饲料。所以,以后听到疯牛病在中国流行,大家千万不要惊讶。

    到现在为止,历时15年,所有的计划应经很清晰了,从食用油到饲料,再到肉食,再到主粮。转基因食品开始摆上中国的餐桌上。美国和华尔街对中华民族的灭绝政策正式开始,我们这一代可能看不到结果,但是,照这样下去,年以后,中国大陆上的人,将会是现在的10%。为了中华儿女的子孙后代,大家千万不能吃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食物是通过科学家在小白鼠上做实验的,实验经过是用小白鼠和小白鼠后代使用转基因食物,小白鼠的生育能力开始下降,小白鼠婴儿的死亡率剧增,大脑和身体器官发育变异,残疾和变异的几率大大提高,变异就是身体变小,一生下来就有肿瘤的样子,也有变大的,但是相对来说只有不到10%。到后面,小白鼠完全丧失生育能力,相信是人都知道丧失生育能力代表什么。就是灭绝。

    为什么美国需要研究亚洲人的DNA图谱,这就是为转基因提供便利,完全针对亚洲人或者说是针对中国人。

    为了你和你家人的未来,希望每个人都通知你身边的亲人和朋友,让他们少吃转基因食物。 美国研究亚洲人DNA图谱就是为转基因食物做铺垫,当中国的DNA图谱完成,美国对中国人的计划就会执行到中国的各个方面。 老外吃的话,相对来说影响比较小,因为转基因食品主要是针对亚洲人的DNA设计的,特别是中国人,老外的DNA跟亚洲人的DNA不是很相似,所以对他们的影响相对来说不是很大。

    因为我人在多伦多,加拿大。搜索资料相对简单。希望大家互相通知各位的亲朋好友。

    大家有什么疑问的可以发邮件给我,我尽量为大家解答。英文水平比较好的可以上google搜索,会有你需要的答案。请大家尽量转载,为中国做一份贡献。写这篇文章,我内心充满愤怒和忧虑,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华人需自强不息。但是更加愤怒的是对美国的邪恶用心。

     请务必告诉亲朋戚友不要吃转基因食物。请大家尽可能转载。
 

 

 

 

 



发件人:"问天" <yewentian08@gmail.com>  2011-08-21 07:31:3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三峡大坝与干旱酷热

三峡大坝与干旱酷热

问天

2011年8月

     2006年5月,耗费至少220亿美元的世界之最水坝三峡大坝在海内外争议声中竣工。紧接着,2006年四川盆地的干旱酷热。高温天气连创最高记录,不但持续时间长,而且气温更是破记录的达到45度(重庆人身体感受的温度要远远超过报出来的气温)。2006年8月16日,重庆忽然间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连续90多天的大旱灾,最高高温达44.5℃。导致山城市民两万多人纷纷中暑。在当地农村,市政当局还不得不投入533万人抗旱。连甘肃省兰州市也出现了据说是50 年来最大的旱灾,有近8万人和5万头牲畜严重缺水。

     而且,2006年夏天三峡水库调度再次出现错误,虽然重庆库区已经出现旱灾的迹象,2006年7月18日起,三峡水库仍大规模“泄洪”,造成水库水位不足,加重了旱灾。2006年夏天到2007年春天,大旱一直持续着,重庆长江段成了一条细流,上游金沙江的梯级水库却还在“按计划”蓄水。重庆遭受百年未遇大旱,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90.7亿元人民币,其中农业损失农作物受旱面积超过2000万亩,粮食减产超过3成,有820万人出现临时饮水困难。2007年长江断流,川江水位创1892年有水位记录以来的最低点。长江中下游的洞庭湖,自打三峡蓄水起,就开始露出干涸面目,以往烟波浩淼的东洞庭,如今干得可以徒步涉过。到2007年底,由于遭遇了50年以来的最大旱情,鄱阳湖的水面已减少到50平方公里,不足武汉市的东湖的两个大,而之前曾达4350平方公里;水位线从20米降到现在的7.37米,蓄水量从1000亿立方米降到1亿立方米。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全省有528万亩农作物受旱,96万亩冬季作物因旱无法播种,76万人、31万头牲畜饮水困难。

     2011年上半年,南方出现了严重干旱。2011年8月中旬,重庆的气温超过42度,湖北宜昌的气温达到了40度。中广网长沙8月20日消息:持续的晴热高温让入秋以来的湖南湘江长沙段水位一跌再跌。根据长沙水文部门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日早上8点湘江长沙段水位为28.05米,比19日回落了0.06米,再次刷新历史同期最低水位。

      一般认为:三峡蓄水后水流减慢,水面变大,太阳照射造成水体表面温度较以往年份高很多;晚上随着环境温度下降,会向外散发热量,平抑昼夜温差。这样重庆、四川地区就被暖湿气流控制。以前南面的暖湿气流到达盆地上空后,由于盆地上空空气温度相对较低,形成锋面,降雨后缓解干旱。现在盆地上空,尤其是重庆空气温湿度接近甚至超过南面吹来的暖湿气流,自然很难形成降雨的自然条件。而且,三峡大坝带来了“风阻效应”。这是因为修此大坝而把整个风调雨顺的四川盆地赖以为生的雨水给生生截断了!正所谓“截断巫山云雨”。也就是说,高耸的大坝在三峡下游与上游之间蓦然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挡风墙,无端封住了以往由长江顺流而上的丰沛水气,导致了四川盆地当年的降雨急剧稀少。

     我认为:大坝导致水、气循环周期延长,导致高温干旱。在经济学里,有一个货币流通速度,指的是货币在一定时期里转手的次数。货币转手的次数越多,流通速度就越快,社会完成商品交易额就越大,经济就越繁荣。若大家都不肯花钱,货币就沉淀下来,货币流通速度就越慢,社会完成商品交易额就越小,经济就凋敝,大家都受穷。

     把这一原理的货币替换成水,当大坝导致水流减缓,大量的水沉淀在坝内的时候,水、气循环周期必然延长。譬如说,建坝前水、气循环周期要10天,建坝后水、气循环周期要30天;这就意味着以前1个月下3次雨,建坝后1个月只能下1次雨,势必高温干旱。

     水、气循环的速度减慢,其主要原因为:大坝蓄水导致水流减缓,必然导致水蒸发为水汽的速度减慢,从而导致干旱;譬如白龙江流域有1千座水电站,白龙江的河床已经断流,水是经过人工的暗渠引到水电机器组去发电,这势必降低地表水流蒸发为水汽的速度,导致严重干旱。其次,三峡大坝蓄水后,导致西南地区地下河水猛涨;由于河水不经过地表流动,地下水流难以转化为水汽,从而形成严重干旱。

     总之,“地表水——水汽——降水——地表水”的循环一旦出现障碍,灾难就会降临!

 

 

 

 

发件人:"田书华" <tianshuhua@chinastock.com.cn>  2011-08-19 11:24:3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研究交流——区域经济与资本市场研究报告

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

银河证券分析师 田书华

tianshuhua@chinastock.com.cn,电话:010-66568736

2011年8月

(请点击标题查看!)

 

 

 

发件人:"田书华" <tianshuhua@chinastock.com.cn>  2011-08-19 11:24:3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研究交流——区域经济与资本市场研究报告

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差异与四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银河证券分析师 田书华

tianshuhua@chinastock.com.cn,电话:010-66568736

2011年8月

(请点击标题查看!)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1-08-01 09:51:34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

中国周边重大变局!

   爆料朝鲜最终弃中投美

张召忠

2011年8月

  今天的报告我大致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国陆上安全形势,二是我国海上安全形势,三是关于维护国家主权的一些思考。

  我国陆上安全形势

  陆地上的安全形势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印边境的划界争端,二是中亚的一些情况,三是中朝边境存在的一些风险。

  第一,中印边境的划界争端

  中印边境主要是东中西三段,西段地区在中国新疆,这部分在我们控制之下,但中段和东段12.5万平方公里的地方还在印度的控制之下。这首先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1858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了印度,从印度对中国西藏进行多次侵略,1914年,当时英国的占领军和中国的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喜马拉雅条约。当时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构想了一条印藏分界线,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有东中西三段,两千公里长的边境线,这就是当时划分的中印两国的边境线。

  印度比英国做得更进了一步,1947年印度独立后控制了不丹和锡金,1951年开始占领我国藏南地区达旺,1954—1958年占领了东段,1954— 1959年占领了西段,并且开始军事部署。当时为什么印度派兵占领?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解放军开赴西藏,解放百万农奴,印度对此提出抗议,他们认为西藏不是中国的,就开始在东中西三段跟中国抢占边境地区。

  中方对印度这种无理的指责一贯坚持这么几个原则,一是不承认印度和中国地方政府划定的所谓的中印边境,但可以用外交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但印度表示谈判的先决条件是中国承认东中西三段和麦克马洪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主权,1962年10月20日我国进行东中西三段全线反击,西段新疆部分用了60 分钟就全歼印军。

  到11月22日,我们就在战争上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但打了胜仗之后部队又撤回。我们优待俘虏,对印度战俘好吃好唱好招待,印度战俘在中国一年多回去的时候眼泪汪汪不愿意回去。而且我们还把缴获印度的枪支弹药都修好擦净排列整齐移交给他们,另外整箱整箱美国给他们的物品都没拆箱一并还给他们,印度方面虽然认同我们优待俘虏,但同时认为我们这么做是对他们的极端侮辱,是对他们民族的不尊重。

  为什么占领以后又撤回来?因为我们认为武力只可以临时解决问题,要想长期解决问题还要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最终双方签订一个和平协议。但印度方面认为,中国之所以撤回去就说明中国只是想教训一下印度,出口气而已,中国占领了以后发现这不是中国的地方,就退回去了,所以上世纪七十年代印度又开始派兵占领,到八十年代就逐渐移民,建立了一个行政特区,在那儿修水电、铁路、学校,小孩的出生证明上写的出生地是阿鲁纳恰尔邦,将来怎么弄?

  中印边境划界的事实是中印双方从来没有划清过边界,都是各说各话。关于边境的现状,双方谈判几十年,外交部也做了很多努力,花了不少钱,但是没有收获。印度属于实际占领,我们属于表示遗憾。现在印度问题又有了一个大背景,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争相控制印度,使其成为遏制中国的一个工具,印度在南亚的作用对美国来说,相当于日本在东北亚、以色列在中东,这比它直接干涉中国要好得多,另一方面印度也想借助美国、俄罗斯、英国这些国家来制衡中国。

  第二,中亚局势

  阿富汗战争是 2001年 10月份爆发的,起因是美国认定“9?11”事件是基地组织策划和实施的,而基地组织的大本营就在阿富汗,美国就和阿富汗当局塔利班联系,希望塔利班把 “9?11”罪犯交出来,结果塔利班拒绝交出,所以美国就连塔利班一块儿打,这样就爆发了阿富汗战争。

  我们现在分析阿富汗战争对中国有什么影响。阿富汗和中国有条瓦罕走廊,有一条50多公里的边境线,这也是当年唐玄奘取经时走过的路。2001年底、 2002年初我国国内有一个比较高层的会议,对阿富汗对中国的影响做了一个分析判断。

  我认为美国打阿富汗表面上说是反恐,但实质是借“9?1广进军中亚腹地,然后从新疆和西藏侧翼对中国进行战略震慑,同时对俄罗斯的腹地进行战略震慑。因此阿富汗战争是个持久战,它不会速战速决,有可能持续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因为美国要在这个地方建立一系列的军事基地震慑中国。

  美国说2011年7月份美军要从阿富汗撤军,2009年奥巴马就公布了这个决定,但我认为撤军是不可能的,他现在是增兵三万,怎么能撤呢?美军用阿富汗战争这样一个理由,在阿富汗的巴格拉姆设了中亚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美国向阿富汗运物资都是通过巴格拉姆。

  然后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北部也设了一个空军基地,就是马拉斯空军基地。从马拉斯空军基地和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到我国新疆的乌鲁木齐民航基本上不超过一个小时,战斗机只需二十多分钟,大家看这个威胁有多大。此外,美国还在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设立了军事基地,对我国西部的威胁是非常大的,将来如果美国对伊朗作战,这些地方也可以作为前沿基地。

  伊朗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另外在地理上又是个交通要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现在伊朗和美国关系不好,伊朗要发展铀浓缩,西方国家怀疑它要搞核武器。这些原因决定了伊朗和西方国家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从2006年就准备对伊朗动武。现在伊朗的形势是西边是伊拉克,美国在那儿十几万人,东面是阿富汗,美国在那儿也有几万人,两面夹击对伊朗来讲形势非常不利。

  美国在西部对我国边境进行震慑,有什么样的战略图谋?我给大家讲两个案例,大家一听就知道了。

  铁托创建的二战时期英勇反击法西斯德国的那个南斯拉夫现在已经分裂成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塞哥维纳、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科索沃等国家。分裂出的其他国家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单看科索沃。

  科索沃本来是南联盟中的一个民族自治区,这个民族自治区 90%以上的人口是阿尔巴尼亚族,但它的行政管理层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塞尔维亚族,所以阿尔巴尼亚族就经常和州领导闹矛盾,导致民族之间发生争斗,最后造成群体性事件,形成暴乱动乱、打砸抢烧、滥杀无辜,西方媒体夸大说阿尔巴尼亚族有上万人被杀死,几十万人成为难民。这个形势迅速引起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注意,他们就让欧盟去调查,调查的结果自然是死了好多人。

  这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决定向科索沃派维和部队,去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也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于 1999年3月24日对南联盟展开了空袭,空袭一直持续了78天。科索沃战争的最后结果就是2007年科索沃宣布独立,之后西方43个国家马上宣布承认,科索沃这个国家现在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挑起内乱、出兵维和、宣布独立,这是西方人为创造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被不断地复制。2008年8月8日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刘淇书记在联合国有个倡议,就是奥运休战,这是历次奥运会举办国都会提出的一个倡议。结果格鲁吉亚那里偏偏就爆发了战争。

  格鲁吉亚有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个民族自治区,分家的时候南奥塞梯归格鲁吉亚,北奥塞梯归了俄罗斯,那里的居民都是俄罗斯族,南奥塞梯的居民还拿着俄罗斯的护照,这些人整天在那儿闹事,格鲁吉亚中央政府看到这些人怎么说教都不行,就趁着奥运会派兵镇压南奥塞梯,镇压以后当地民众群起反抗,就造成了冲突。

  格鲁吉亚的政府军进攻南奥塞梯,俄罗斯的五十八集团军就在南奥塞梯北边,他们很快就打过去了,飞机轰炸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差点把他们的总统萨卡什维利炸死,很快就把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全部占领。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这两个州的领导提出归顺俄罗斯,普京说不行,你们要宣布独立,要像科索沃那样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这两个州的州长马上就宣布独立,并且成立了内阁,俄罗斯第一个承认他们,还动员其他国家承认他们,到现在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独立。

  最近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发生了冲突,这个冲突很奇怪,在一个赌场里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个民族的几个小青年玩着玩着吵起架来,吵架以后打架斗殴,一直打到街上,打着打着突然出来一群人,戴着黑眼罩,拿着狙击步枪见人就杀,在街上疯狂扫射,打死了很多人,所有人都感觉很害怕。接下来就开始抢劫军火库,抢夺坦克、装甲车,到处乱杀人,据报道说至少有2000人被杀死。
  我国派了南航七八架次的飞机去接那里的华商。为什么事态会发展成这样?我认为背后有可能是美国在策划,明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他想在另外一个地方点起一把战火,搞成第二个阿富汗,保证美国在中亚始终有一个立足之地。如果这个分析是正确的话,美国就会利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三国交界的混乱地区搞民族矛盾,制造民族仇杀,然后美国就装好人去维和,这样就可以赖在那里,进而对中国进行震慑。

  美国为什么震慑中国?他主要是想在中国的新疆和西藏地区也策划类似的事情,制造汉族和藏族、哈萨克族等当地民族之间的矛盾,必要的时候美国出兵,使中国的西藏和新疆地区像科索沃、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那样独立。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北约东扩。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这些是老欧洲国家,新欧洲是指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一些原来跟苏联关系很好的东欧国家,1989年以后,它们纷纷倒向西方,有十几个国家加入了北约,比如波兰、捷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这样一来北约对俄罗斯的威胁直接挺进到俄罗斯的边境,比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三国,他们的兵跟俄罗斯的兵面对面站岗,其他国家也是这样。

  北约的计划还要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纳入进来,乌克兰差一点就加入北约了,其中它有个问题,就是在乌克兰境内还有一个俄罗斯黑海舰队,它的租期一直到 2017年,北约认为要等到2017年以后乌克兰把它收回来才可以加入北约。今年乌克兰大选换了一个亲俄的人上来,他马上跟俄罗斯搞好关系,说不加入北约了,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愿意驻到什么时候就驻到什么时候,条件是俄罗斯经常供应乌克兰天然气、石油。

  中国和俄罗斯有一个长达七千公里长的边境,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俄罗斯是侵略中国最多的国家。俄罗斯对中国始终是提防的,比如说它卖给我们的歼击机,敌我识别器不给我们改。现在怎么看待中俄关系?从长远来讲,七千公里的边界必须保持稳定,中俄必须要搞好关系,这一点我们就不细说了。

  在我看来伊朗问题很严重,从现在看伊朗战争在所难免,只是时间问题。如果伊朗出事儿,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中国现在在伊朗的贸易额超过伊朗对欧洲的贸易,中国在伊朗修铁路、修公路、修桥梁、盖房子、开采石油,一些电子行业的生意也不错。如果伊朗发生战争以后对伊朗实施制裁,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中亚已经成为美俄中较量的一个前沿阵地,美国构建新的防线的目的就是全面封锁遏制中国,我估计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后,就要伺机发动伊朗战争,中亚可能大乱。

  第三,中朝边境存在的一些风险

  中朝边境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中国构成很大的威胁;二是朝鲜一意孤行挑战底线,万一发生战争,大量难民涌入,对中国边境构成很大的威胁;三是中朝兄弟友谊源远流长,老一代革命家喜欢送座山、送个岛,这样就造成了很多问题。将来南北朝鲜统一或者朝美建交时,那些山呀岛呀都是潜在的危险,不可低估。现在他整天骂美国,好像跟中国关系好,但是也有可能最后跟中国关系最坏、跟美国关系最好,这样的事情在越南、阿尔巴尼亚那里都是发生过的。

  我国海上安全形势

  我国海上的安全形势简直没有一点点让大家高兴的事情,我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概括一下:主权岛屿被侵占,海洋资源被掠夺,海洋权益被侵犯,海防纵深被压缩,海上通道被控制。大好形势要说,我们面临的危险也要说。

  我研究《海洋法》有一二十年了,一个国家划定领海的时候,先找到面向公海最外围的一个有人居住的岛屿,这就是一个基点,然后找出另外一个基点,就是距离这个墓点不超过24海里的另外一个岛,这两个最外围的岛屿联成一条线,这条线叫做基线,用这个办法连接一系列的基线,这就是领海基线。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的领海基线还有大量的地方没有划,比如台湾那边我们还没划,是台湾自己划的。比如在南海我们只划清了西沙群岛和海南岛,其他都没有划。凡是有争议的,没有我国军队站岗的地方都没有划,这是我国领海基线的问题。

  还有一个叫做非领海海峡问题,陆地外面有12海里的领海,此外还有300公里宽的海峡,这个海峡就是非领海海峡。对于非领海海峡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领海,外国的军舰和飞机可以自由穿行和飞跃。这就出来了一个问题,美国的航空母舰走台湾海峡,国内老有人出来抗议,其实美国有权从那里走。今年7月初,海军东海舰队数十艘舰艇过第一岛链在东海某海域进行实兵实弹演练,日本外交部就此对中国进行抗议。我说,这是我们走得太少了,他们有点大惊小怪,以后天天走,他们就习惯了。

  从领海基线向海洋方向划200海里,这是专属经济区,如果划350海里,这叫大陆架,专属经济区是指海域海水里的资源,比如说渔业资源等,大陆架则包括海底下面的石油资源。

  中日之间的领海基线有点复杂,我们先看中国的领海基线,上海、连云潜、温州这块的领海基线划清楚了,以后我们向日本方向划了一条线,这就是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从这线再往右看,我们又划了一条线,这叫做冲绳海槽,这是我国大陆架外围的一条线。

  我们划完了以后日本说,你看你这个线划哪了,全都划到我们日本的岛旁边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就跟日本讲,之所以这么划是因为中国的大陆架向太平洋方向自然延伸到冲绳海槽出现一个海沟,这个海沟深达一两干米,也就是说从这个海沟开始,日本的大陆架和中国的大陆架不在一个大陆架上,所以这个海沟的东侧都是日本的,西侧都是中国的。

  日本不同意这样划,他们提出一个中间线的原则,一家一半,按照这样的原则钓鱼岛就被圈到他们那边去了,这件事情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都谈不下来。

  这里还有一个空中识别区的问题,空中识别区是美国的一个概念,美国认为飞机在距离美国国境还有一个小时航程的时候,要向美国进行报告,这叫空中识别区,然后日本和台湾就模仿美国也划定了一个空中识别区。我认为,首先这个空中识别区是违法的,按照国际法规定不存在空中识别区,其次我们也不承认日本划的这个所谓的空中识别区,因为它把空中识别区都划到了中国领海。

  我国东海也面临一些问题,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中有一个冲之鸟礁,现在日本想在那个礁上人工设立一个岛,在这个岛上建机场、直升机停机坪、港口等一些军事设施,使之成为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一个跳板。日本的这一打算我们是强烈反对的,这样一来美国在日本驻军,经过台湾、菲律宾群岛向南就构成了对中国的一道封锁线;第二岛链主要是以广岛为核心构成一个封锁线,对中国进行封锁。

  南海的情况是这样的:上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中央政府成立了一个水陆调查委员会,对中国的水陆情况进行调查。在南海对230个岛礁、沙洲逐一进行命名,然后划出了九道红线,红线以内所有的岛礁、沙洲都属于中国,这便是中国海上的边疆线,这个九段线以内有曾母暗沙、南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等。到 1976年越南实现统一以后,越南就开始跟中国提出海上主权的要求,这个时候越南就划分了它的专属经济区,菲律宾也划出自己的专属经济区,这样划下来我国南海100多万平方公里80%都让他们给划走了。

  南海石油储量非常丰富,这些油田全都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划走了,他们有I000多口油井在那儿日夜开采,已经开采了30多年。这30多年里油价不断上升,还好到现在没有出现过墨西哥湾那样的漏油事件,要是出现一次这样的漏油,南沙就完了。

  南海的岛屿,越南占着29个,菲律宾占着9个,马来西亚占着9个,再加上印度尼西亚占的岛屿,这些国家占了中国50多个岛屿。总算南海最大的一个岛太平岛在中国手里,太平岛可以起降C130飞机,可以驻守一个连的兵力,现在是台湾占着。

  此外还有6、7个岛屿是我们占着,其实我们占的不是岛而是礁盘。上世纪 80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南海让人家占领了80%,南海的石油全丢了,南海的岛屿一个都没了,我国的海军也建立几十年了,这算是怎么回事儿?但中央不让打仗,不能通过武力的手段把我们的岛屿拿回来,于是我们开始抢占了一些礁盘,在这些礁盘上盖一些高角屋,插上五星红旗,宣示我们的主权。

  不过这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因为将来礁盘也不可能作为主权的标志,只有岛屿才能作为主权的标志,占了礁盘在法律上没有用。针对目前南海的情况,我们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实际的情况是争议被搁置了,但共同开发却没有,仍都是他们在开发。

  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中国南海出海的一些通道主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中国经过马六甲海峡的压力越来越大,主要是海上贸易出海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印度以及新加坡这些国家对中国也很担心,他们对于如何封锁海峡,防止中国南下也有他们的一些想法。中国去年开始索马里海域护航以后,外界都在怀疑中国海军将来是不是要出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向南要进入太平洋,甚至有可能将来要进入大西洋。

  我个人理解,在未来的几十年之内,即便是中国建造了航空母舰,我们都不可能到更远的地方去作战,主要还是保卫自己国家的海洋权益,包括中国进出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不会诉诸武力到更远的地方去作战。

  对待南海争端的隐忧这个问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比如磨合的方式。磨合的方式应用于台湾,现在台湾奉行“不统不独不战不武”的政策,这是维持和平的一个基本模式。因为只要宣布独立,大陆就要打它。如果台湾同意统一,美国就不干了。

  台湾也不想打仗,想要好好发展经济。通过这两三年的情况看,冒前这种方式还是不错的,实现了“三通”,符合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个大局,先把经济发展好了以后再说,这也是一个好的办法,所以台湾的形势暂时被缓和下来了。

  再比如和平的方式。南沙这片岛屿被别国占领已经成为事实,国际法规定的所有要件都有利于他们,占领了岛屿以后,周边国家可以把所占领的岛屿作为一个领海的基点,适当的时候可以按照群岛主义的办法去划分,成为他们永久的主权。

  所以我判断,和平收复南沙群岛的时机已经过去,靠几个外交官员在那谈判,就想把南沙收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打算在南沙动武,利益相关国会武装自己。比如越南今年要买六艘潜艇,买大量的苏27、苏30,还有好多的反舰导弹,加强自己的海空军力量。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东盟这些国家会抱成团准备有一天和中国斗,他们投靠美国,寻求美国保护,印度给他们提供基地。 www。chnqiang。com 最好军事战略资讯站

  我国现在南海打出来两张很好的牌,一是在广西设立了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个贸易区不仅能成为开发北海、钦州港的一个新拉动点,而且也能缓和南海矛盾,先搞经济发展,带动民间的往来,消除武力对抗因素,减少战争机会。二是在海南搞国际旅游岛,海南的南端和夏威夷是同纬度的,如果在海南搞一个国际旅游岛,然后辐射到西沙再辐射到南沙,这也是贯彻先经济后政治的一个好方法。

  关于维护国家主权的思考

  在扞卫国家主权方面,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做法。比如朝鲜的做法就是玩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它不管国际上有什么规定,我行我素,当然这与它背靠中国这个条件分不开。去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874号决议,要对朝鲜进行制裁,其中有一项是进出朝鲜的一切船舶都要进行检查,防止运载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朝鲜为了对抗这个1874号决议,派了一艘疑似载运非法武器赴缅甸的船只“江南一号”从南浦港出海,美军驱逐舰一路跟随监视。如果美国军舰拦检这艘朝鲜船只,将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决议案以来,首次对朝鲜执行海上拦检任务。朝鲜于决议案通过话宣布,任何拦检朝鲜船只的行动,将被视为对朝鲜宣战,朝鲜指控美国的跟踪监视行动是试图挑起战争。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安全形势很紧张,那时候北边中国和原苏联的关系非常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然后南边有中越战争,西面中印关系也有冲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缓和周边的形势,跟美国、西方关系搞得都可以。那个时候军队非常弱,一年只有80多亿美元的军费,军队对谁都构不成威胁,当时台湾和西沙虽然有问题,但问题比较小一些,整个安全形势是最好的。

  现在我国西部边境面临阿富汗战争,现在吉尔吉斯斯坦又不太平,成不成第二个阿富汗还不知道。新疆、西藏不断出事,另外南沙海盗猖獗。为什么中国安全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军队的崛起,必然面临别人的打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形势,我们现在的思路是用我们的真心去化解别人的恶意。比如南沙你们都占着吧,一时半会我们不去收回,现在我们通过国际旅游岛、东盟自由贸易区多做生意,在西部地区我们也慢慢跟印度搞经济。

  但在军人看来,是很难通过这种办法收回我们的岛屿和领土的。我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虽然现在我们讲构建和谐世界,但构建和谐世界绝不意味着放弃武力,一味忍让。与人为善这是对的,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也是对的,但方式要多种多样,其中武力的方式、军事的方式是必不可少的。

  国防是大家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关心。我认为我国现在应该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缺乏这种意识,国家利益观念淡薄。

  富国强兵、协调发展才能扞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处理好韬光养晦和扞卫主权的关系,处理好和谐世界和正当防卫的关系。扞卫国家主权要文武兼备,积极防御,敢于亮剑,该出手时就出手,只有打出威风,敌人才怕我们,一味忍让是不行的。


 

 

 

关于蛋糕论与重庆模式的争论

外电

2011年8月

     《人民论坛》八月同时刊登两组重磅文章《中国“蛋糕”论》和《中国模式的重庆探索》,暗批汪洋的“蛋糕论”,力挺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模式。

    近期,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汪洋先后发表蛋糕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强调:“与其他地方先做大蛋糕再分不同,重庆这几年的发展思路则是倒过来,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现在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蛋糕论”很快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

    由新华社主管的《瞭望东方周刊》发出支持汪洋,暗批薄熙来的文章。《瞭望东方周刊》援引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等学者的话说,汪洋的蛋糕论体现了中央的精神。

    不过,《人民论坛》在《中国“蛋糕”论》中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称,52% 的受调查者认为“二者互相促进,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可以分好”。45% 的受调查者支持薄熙来的观点,选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先分好蛋糕更重要”。只有2% 的受调查者支持汪洋,选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先做大‘蛋糕’更重要”。

    重庆模式之所以异军突起,引人注目,离不开当地善于利用专家学者及媒体造势。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重庆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四十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就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重庆实践问题进行了研讨。《人民论坛》在《中国模式的重庆探索》中刊登了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观点摘要。

    《人民论坛》指出,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重庆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认为重庆“民生导向”、“国民共进”、“三进三同”等具体创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创新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典范,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说,中国应即刻筹划逐步缩小收入差距,重庆的做法意义重大。重庆率先提出缩小三个差距的目标并列入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示范意义。重庆、全国的历史和人民会记住这一点,世界可能会强烈关注。共同富裕的完成关键在党、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素养,才会有正确的世界观、政绩观。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大时代、大历史观的检验,接受明天的检验。干部的素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应列入十八大选拔干部的必备条件。

     去年曾说“对重庆的研究,也许具有比浦东、深圳更重要的意义!”的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认为,重庆模式应当说是应时代的召唤而诞生,时代造就出重庆模式来。“重庆的同志们,有这种勇气来担当,有这种勇气来坚持,在这种抱怨文化在社会蔓延的环境中,我们吸了一口新鲜空气。重庆改革开放的先锋性作用,必将贡献于全国,对此我抱有一种信念和期望。”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为重庆模式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提法。他说,重庆就是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典型,重庆实践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重庆化。重庆模式比过去中国改革以来曾经出现过的一些所谓的模式更加符合“模式”的内涵,其特征主要是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也有解放军军方学者支持重庆模式。“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当中,重庆的建设和改革实践是一个全面推进的过程:一是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方式;二是以重塑社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价值体系构建。这两条是重庆模式或重庆现象的要旨所在,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为探索社会全面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样本。”国防大学教育长夏兴有说。

     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认为,重庆模式中许多实践的方法和理念对全国都有参照意义。重庆应探索和创新一套话语,在更广的地区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并增加其影响。

    如何实践共同富裕,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侯惠勤有三点需要考虑:第一,通过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具体联系。以共同富裕为基础,我们能够很好地研究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连接,以及共产主义更具体的发展阶段。第二,通过对共同富裕的探索,不断地调整、变革和建设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第三,通过共同富裕的实践,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解决理想信念问题。

    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说,共同富裕的问题已经非常急迫地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应站在重庆层面考虑全国的共同富裕问题,重庆经验非常值得关注和总结。

    作为《重庆模式》专著的第一作者,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说,不科学的发展方式把效率优先绝对化,造成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等五大矛盾。重庆率先缩小三大差距,探索共同富裕之路,犹如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说,重庆的实践让人看到了希望,令人十分欣慰,期待重庆已有的民生实践能够为全国做出榜样,提供经验。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原所长李崇富同样表示,重庆的做法令人鼓舞,值得总结和推广。

    今年七月,中共重庆市委通过《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曾对《重庆商报》说,“我有责任向全世界人民讲述重庆共同富裕的故事。”李希光表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生工程,重庆成了这个工程的巨大实验场,(薄熙来提出的)“五个重庆”(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和“十大民生工程”,正是中国缩小三大差距的目标和工具。

 

 

济南女警察被迫下跪

中华网

2011年8月

    八月十七日,山东济南发生一起两名警察因殴打两名修车老年夫妇而引发的群体抗议事件。老人未能立即为他们修车被要求下跪磕头,并被打的头部出血,激起民愤,很快聚集数千人。市民将肇事者从车中拖出,肇事女狱警被迫下跪道歉。

  据目击者在新浪微博,论坛上公布的视频及图片资料显示,八月十七日,济南山大南路与闵子骞路路口处,两位年旬六十多岁老年夫妇为了维持生计在此修车。一名山东省司法厅女子监狱狱警要求老太太先为她修车,引起争执。事后,济南公安微博证实了这一消息。

    目击者称,过程中,女警要求老太太下跪,老太太无奈下跪,磕头喊错,可恶警依然不依不饶,踹到老太太头部并造成出血。女警察并叫来身为男警察的丈夫为自己撑腰。当二人还要进一步殴打老太太的先生老汉,进而引起公愤。

    打人事件很快聚集了数千人,将附近的道路围堵的水泄不通。群众大喊和声讨声此起彼伏,二人躲进警车中不敢出来。她代表共产党吗?

    愤怒的人群试图将警车掀翻,但因下雨打滑而未被掀翻。周围的市民群喊口号,要求打人者道歉,下跪。也有围观群众围在受伤老太身边,安慰和支招。

    有目击者称,最后车门被打开,群众将肇事女警脱出,向她身上扔东西,女警全身湿透,最后被迫跪在老太太面前,相距十米,磕头下跪认错,事态逐渐平息。被踢伤的老太太原谅了恶警。然后老太被送往医院。整个过程中,所有在场警察谁也不敢多说,多动。

    有目击者称:“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这么激动人心的场面,警车被从这边抬到那边,又从那边抬到另一边,几千人围观,振臂高唿,还有愤青指着看场子的警察鼻子骂,情绪激动,手脚挥舞,吐沫星子喷溅到警察脸上,警察也不敢推搡。”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1-08-01 09:51:34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

十八大政坛人物分析

田静

2011年8月12日

    中共十八大明年秋天召开。按照惯例,决定十八大人事部局的政治局工作会议夏天将在避暑胜地北戴河举行。目前,各路人马在会前展开最后较量。随着关键时刻的到来,一些参与卡位战的人物开始露出自己真正归属的阵营。许多重要人物完全不象外界一直认为的那样,他们有着双重面目。

大局已定 小局僵持

     今年夏天的北戴河将十分热闹。北京传来的消息说,十八大之前的卡位战目前激战正酣,各方势力正在作最后争夺。私下里的讨价还价、协商妥协几乎是一场连着下一场。现在已经确定的只有习近平接掌总书记、李克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除了这个大局,包括常委人数等其他一切问题都没有最后确定,甚至连李克强出任什么职务也还在最后磋商中,因为他既有可能接替吴邦国,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又有可能接替习近平目前的职位,出任国家副主席。置于其他职位,几乎每个位子都需要磋商、谈判、征求意见、平衡关系。

    在各派系展开的卡位战中,主要有三股势力在较量。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即将接任总书记的习近平,他的背后站着两位实力强劲的支持者江泽民和曾庆红。其基本阵容是以前的“江家帮”或“上海帮”。第二股势力是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其基本阵容是所谓“团派”,以及邓小平的残余势力。第三股势力则是近年来势力崛起的总理温家宝,他的基本阵容是国务院及其下属部委,以及部分地方势力。

    在三股势力之中,习近平阵营是主流派,占有绝对的压倒优势。这不但是由于他要在十八大之后成为领头人、因而在人事部局上拥有较大的发言权,更由于他是由江泽民与曾庆红一手托上接班人宝座,因此得到了江曾两人支持者的拥戴。胡锦涛阵营处于明显劣势,这不但是由于他在位十年,政绩平平,更由于他一直不是强势领袖,始终要生活在“太上皇”江泽民的阴影下,过于懦弱,因而缺少必要的追随者,还由于他不善于维护自己的队伍,使得本来声势浩大的“团派”纷纷倒戈,未能形成气候。至于温家宝阵营则令人捉摸不定,这位有“影帝”之称的总理专门擅长博取大众支持,因而似乎声势不小,但可能战将不多。

    目前卡位战中,各派主要争夺的其实是自己阵营在未来领导层中所占的比例,目的是在未来能够确保自己的利益。毫无疑问,未来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会无论是九人也好,七人也罢,习近平要求“自己人”要占一半以上。九常委要占五人,七常委则要占四人。由于属于胡锦涛阵营的李克强已经确定进入下届政治局常委会,占去了团派一个名额,因此团派可能只能够再增加一人。余下一个或两个名额只能留给派系色彩不明显的人士,而且最大可能就是留给可能出任总理的王岐山。

    现在的问题是,在可能出任封疆大吏、或进入政治局及进入常委会的人选中,许多人尽管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属于某个派系,但到了眼下即将进入决战之际,却忽然亮明身份,令人眼镜大跌。

李源潮:我不是团派

     现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正宗团派出身,从上海团市委书记作到团中央书记,随后在国务院新闻办、文化部等机构作了几年近乎闲差的副部长之后,二零零一年外放江苏,一年多后出任江苏省委书记。

    十几年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是胡锦涛的人,是“团派”的一员大将。在二零零七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他还曾经被看好是可能与李克强并列的十八大接班人预备人选。但是北京最新传来的消息说,李源潮根本就不是胡锦涛的人,他的真正后台老板是曾庆红。李源潮本人近来甚至还私下表示,外界所说的所谓“团派”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由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干部大多数都曾有过在共青团工作的经历,因此就被算作是“团派”,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共青团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一个派。

    李源潮关于团派的表示,既可以被视为是他亮明身份的声明,也可以作为他对于“团派”甚至是对于胡锦涛的评价。其实,无论是否存在过“团派”,出身于共青团系统的一大批干部随着胡锦涛的上台,逐步执掌了不少重要岗位却是客观事实。事实上,二零零七年李源潮从江苏省委书记任内,直接调入北京出掌中组部,并成为政治局常委,一直被外界视为是胡锦涛要扩展团派势力,所以才把他拉入政治局的。但也就是在政治局这些年,使得李源潮真正近距离观察评价胡锦涛,从而摸清了这位被视为“团派大老”的底细。

    如今,李源潮已经成为进入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会的热门人选之一,此时公开身份是在向习近平示意,说明两人同样属于江泽民、曾庆红阵营,是“自家人”,可以委以重任。

汪洋:谁说我是胡系

    现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是又一位被贴上“团派”标签的封疆大吏。他从安徽团省委副书记一步一步升至副省长;一九九九年调入北京,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之后,他于二零零三年,受到重用,提升为正部级的国务院副秘书长,主管国务院办公厅,被视为是胡锦涛埋在国务院用于监视温家宝的眼线。二零零五年外放出任重庆市委书记,成为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二零零七年转任广东省委书记,更晋身政治局。

     从汪洋的经历看,似乎他的晋升都同胡锦涛提拔“团派”干将有关,特别是他主政东南最主要的省份广东,更被认为是胡锦涛对他的信任。但来自北京的消息说,其实从外放重庆之日起,汪洋就已经投在曾庆红门下。由于曾庆红主管省级以上地方干部的调配,所以汪洋前往重庆赴任之前,曾应约前往曾庆红办公室“谈话”。善于交际的曾庆红表现出的那份仗义豪爽,让汪洋佩服。在得知是曾庆红而不是胡锦涛建议他赴重庆任职之后,他更是感谢曾庆红的“知遇之恩”

    在曾庆红那里,汪洋听到的是与胡锦涛的官腔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番嘱咐,其真诚直爽,让汪洋有相识恨晚的感觉。在汪洋明确表示愿意追随的意愿之后,曾庆红并没有要求他同胡锦涛保持距离,而是告诉他来日方长,日久见人心。

    汪洋离开重庆赴广东之后,薄熙来入主重庆,随即便轰轰烈烈地“打黑”。这“打黑”所隐含的一层深意,就是摆明了要同汪洋争夺进入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会的入场券。把重庆黑社会问题严重的责任推给前任,汪洋就要承担罪责。在卡位战日趋白热化的时刻,汪洋背靠曾庆红,把宝压在了习近平身上。习近平既然知道汪洋早已被太子党

    “大老”曾庆红“摆平”,因此在考虑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人选时,汪洋便理所当然地被列在了候选人名单上。

俞正声、张德江:真正的主流派

    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来自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康华公司,是公开的“邓系”人马。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由于任职民政部副部长期间,分管残疾人工作,与邓朴方过从密切,也被贴上“邓系”的标签。

    根据派系的传承,胡锦涛是邓小平指定的隔代接班人,在台上代表“邓系”利益,因此属于邓朴方人马的俞正声与张德江也应该是胡锦涛一派,至少也是“团派”的盟友。但是,二零零二年江泽民下台前,为自己交权早就作过一番人事部署。当时,在浙江任书记的张德江被调往广东任书记,一跃成为政治局委员。外界就曾经对张德江究竟是谁的人有过一番猜测。有人已看出,表面属于“邓系”的张德江可能是江泽民的人。而俞正声二零零七年底接替进京任“太子”的习近平执掌江泽民的根据地上海,更被明眼人识破真实身份。

    不过,这两人虽然早就属于江泽民、曾庆红领衔的当今中国政坛“主流派”,但由于年龄偏大,而且并无突出专长及政绩,因此十八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机会并不大。

沈跃跃:并非红颜知己

    女侠沈跃跃被视为中共政坛上的传奇人物,这位身为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美女部长”更被外界风传为胡锦涛的红颜知己。

    来自浙江宁波的沈跃跃也是共青团出身,她从宁波团市委书记,作到浙江团省委书记,在浙江省委组织部长任上被提拔到安徽任副书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随着胡锦涛的上台,她也被调入北京,任中组部副部长兼人事部副部长。

    外界传说,胡锦涛在担任团中央书记期间,就结识了时任宁波团市委书记的沈跃跃。两人“一见钟情”,相互视为知己。胡锦涛后来被邓小平相中,一路高升,从来没有忘记这位红颜知己。有人特别考证指出,沈跃跃的每一番提升,背后都有胡锦涛出手的影子,特别是最后进入中组部这个环节,更是因为胡锦涛要让信得过的红颜知己为自己把好人事大权。

    不过作出这种揣测和考证的人士其实并不了解胡锦涛的为人。北京“胡办”的人士透露,胡锦涛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办事”,因此维护不住任何人,也从来没有什么死党。任何人向他求官,包括他自己的老同学在内,他都会公事公办地把人打发到人事部门去,而且拒绝为如何人打招呼。久而久之,周围的人全都被他得罪光了。以他这种死死板板的性格,是根本不可能每个环节都为沈跃跃出手的,更不会主动打招呼调沈跃跃到中组部。事实上,沈跃跃官场仕途方面的发达,同胡锦涛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是李源潮这个外界想不到的人,一手发现了沈跃跃,并提拔她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一九八四年底,李源潮任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期间,曾经前往浙江宁波调研,在宁波呆了三天。而当时的宁波团市委书记正是沈跃跃。开朗活泼的沈跃跃整整陪伴了李源潮三天,从团市委机关,到基层团支部,给李源潮留下了深刻影响。李源潮回到北京之后,立即向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作了汇报。几个月后,沈跃跃一跃成为浙江团省委副书记,随后又成为书记。进京开会时,由李源潮引荐,与胡锦涛初次见面。二零零二年,胡锦涛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沈跃跃也被调到北京,出任中组部副部长兼人事部部长,被外界视为是胡锦涛的“人事女总管”。其实,李源潮出手才是她进京的关键。二零零七年,李源潮奉曾庆红之命出掌中组部,他立即提拔沈跃跃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成为自己的主要助手。多年来,沈跃跃与部长李源潮配合相当默契。但是,却一直未能再向上迈出一步。

    精明的沈跃跃进入中组部不久,便逐步看清了中共高层的派系脉络。自己得益于李源潮向胡锦涛引荐进入中组部。带着“团派”的光环她确实可以获益,因为被视为“团派”首脑的胡锦涛是当时中共第一把手,自然会关照信任“团派”人马。因此,当外界风传她是胡锦涛的“铁杆儿”、“红颜知己”、甚至暗示她可能同胡锦涛有不同寻常的私密关系时,她并不作任何否认。因为这些传言只会为她带来好处,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

    但是,从进入中组部第一天起,沈跃跃就已经意识到,虽然中组部部长已经由贺国强担任,但实际上真正控制中组部的,却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前任部长曾庆红。因为凡是涉及到重要人事安排、干部调配等大事,贺国强必须报请曾庆红核准后才算数。而且,中组部上上下下一致赞扬老部长曾庆红,认为他是历任部长中最为出色的。这种评价其实主要不是指政绩,而是指为人。属于待人处世的曾庆红凭借与江泽民的特殊关系,在任内从住房到补贴,为中组部干部争取了不少实际利益。可以说是人人沾光,人人有份。而且曾庆红外表给人的感觉是平易热情,易于交往,完全不同于传统中组部长一本正经的“党棍”形象,在部机关里威望很高。

    沈跃跃完全看出,背后有江泽民支持的曾庆红不但是中组部最有影响力的势力,而且也在整个政坛上举足轻重。因为她发现,这位被视为江泽民“大管家”的曾庆红在许多时候甚至可以当江泽民的家。从她明确认识到这点之日起,沈跃跃就已经把自己摆进了曾庆红阵营。她在同曾庆红见面时,曾经暗示自己“入伙”的决定。曾庆红心领神会,鼓励了她一番。其实,在李源潮入主中组部之后,还是沈跃跃为他与曾庆红“正式”搭上关系的。

    沈跃跃今年五十四岁,十八大是她晋升的最后一次机会。能不能升为正部级在此一举。早先曾不时有传说,说胡锦涛有意外放沈跃跃作为封疆大吏担任江西省委书记。但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外放的任命迟迟没有到来。有人认为,胡锦涛已经察觉沈跃跃属于李源潮、曾庆红、江泽民线上的人,因此放弃了原先计划好的外放打算。

周强:惨被弯道超车

    今年五十一岁的周强一直内视为是胡锦涛的翻版,他的政坛之路同胡锦涛十分相似:两人都是团中央书记,然后外放地方,成为封疆大吏。其中胡锦涛先是在贵州,然后赴西藏担任书记,由于镇压西藏示威抗议有功,所以于一九九二年被邓小平指定为隔代接班人,调入北京,成为政治局常委,随后顺利在二零零二年接班登基。而周强在团中央呆的时间更长,先在团中央书记处任书记,随后整整八年连续两届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二零零六年外放湖南,由代省长、继而省长、直至省委书记。

    生于一九六零年的周强,是中共第六代领导班子的侯任人选之一。与他同属一个年代并被中组部列入后备梯队的几位代表人物还包括:内蒙古书记胡春华、吉林省委书记孙正才、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现任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昊、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等。在整个“六零年代梯队”中,周强曾一直被视为是为首的人物。他在二零零六年出任湖南省长时刚刚四十六岁,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省长。中国政界内部以及海外媒体都曾认为他是胡锦涛为自己选定的接班人。

    但是,五年之后的今天,周强仍然还在湖南打转,至少到目前还看不出他在十八大上会有极大提升的先兆。与他原地踏步的情况刚好相反的是,在西藏前后工作二十多年的胡春华,二零零六年从西藏自治区副书记任上,调入团中央,出任第一书记;二零零八年又外放河北省任代省长、转年任省长;二零零九年底更突然“空降”内蒙出任书记。胡春华自外放河北省之后一路上升的势头,已经压过了早先红过一阵的周强。再加上胡春华比周强整整年轻三岁,今年才刚满四十八岁,更让人觉得,他也许才是胡锦涛属意的接班人人选。

    周强的“失势”究竟原因何在?北京近来传出的内部消息终于道出幕后真相:原来本是胡锦涛嫡系的周强,已经在出任湖南省长之后,暗中向掌管地方省级以上干部调配大权的曾庆红表示了投靠之意,并已经正式拜在曾庆红门下。尽管事情作得机密,但还是被胡锦涛发觉了。因此,才有了周强在胡锦涛那里遭冷遇,也才有了胡春华出人意料的“弯道超车”。目前,真正属于胡锦涛阵营后备梯队第一位的,就是胡春华。

    周强虽然被胡锦涛“冷处理”,挂在了湖南,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目前的十八大人事部局争夺战中,胡锦涛并不占有优势。而曾庆红、江泽民、习近平这条线才是真正的主流派,才真正掌控着整个大局。因此,“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挂着“团派”假面具的周强,也许反而可以在十八大上迈上新台阶,进入政治局可能性很高。

陆昊:贾庆林的门生

    上文中提到的现任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当然的“团派”,毫无疑问应该属于总书记胡锦涛阵营。不料,陆昊其实更是位典型的“两面人”。

    在西安出生并长大的陆昊,自从一九八五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起,就一直留在了北京,毕业后在北京作过厂长、公司董事等。一九九九年,陆昊时来运转,出任著名的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党组书记、管委会主任。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结识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贾庆林。贾庆林很赏识这位年轻的管委会主任,两人聊了几次,似乎很投脾气。二零零二年贾庆林获江泽民提拔,成为政治局常委。他并没有忘记自己这位小兄弟,授意北京市委于转年提拔他出任北京副市长。

    也就是说,陆昊在二零零八年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之前,就已经是贾庆林的“马仔”,并继而同江泽民拉上了关系。胡锦涛当然从一开始就知道陆昊不是自己人,这也是他第一次违心同意一位不属于自己阵营的人士执掌共青团。因为,二零零八年,正是胡锦涛背运的时期。几个月前的中共十七大,江泽民报复邓小平,隔代指定了接班人习近平,使得胡锦涛十分郁闷。中组部此时报来江泽民、曾庆红已经核准的团中央第一书记人选,他根本不敢也不能否决,因此只好批示“同意”。

    陆昊今年四十四岁,可谓前途无量。但圈内人士说,他八面玲珑,为人过于圆滑,与习近平的性格相差甚远。因此,不知习近平能不能看得上他。陆昊本人在试图找机会接近习近平之际,似乎也看出习对他似乎若即若离,不肯轻易接近。因此也为自己留了“后手”,那就是表面上继续热捧“团派大老”胡锦涛,希望脚踩两支船,无论哪边得势,自己都不会吃亏。

孙正才:半曾半温

    山东荣成农民出身的孙正才也是被外界普遍看好的一颗“六零后”新星。这位生于一九六三年的现任吉林省委书记,仕途一帆风顺,从农民到第六梯队,堪称政坛奇闻。

    孙正才一九八四年毕业于山东莱阳农学院,同年考入北京农林科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他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栽培与耕作学专业攻读博士,并曾前往英国留学一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年仅三十岁的孙政才被任命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土肥研究所所长。本来似乎可以在农业科研道路上走下去,孙正才却突然转舵,从科研进入仕途。历任顺义县长、北京市顺义区区长,二零零二年五月一跃成为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当年他只有三十八岁。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四十二岁的孙正才出任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晋升速度之快,超过薄熙来、王岐山、习近平、刘源等人。

     二零零九年,孙正才外放吉林,出任省委书记时,外界多数都认为,这是总理温家宝在退休下台前,为自己的忠实部下安排出路。许多人根据农业部属于国务院的下属机构这一点,断言孙正才是温家宝的“国务院派”。据接近温家宝的人士透露,温家宝对于这位比自己小二十一岁的下属确实另眼看待,认为他年轻有为、有头脑、有才干。一有机会总喜欢同孙正才多聊上几句。而孙正才对这位与自己父亲年龄相仿的上司自然格外尊敬。但两人之间还隔着一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回良玉。孙正才担心回良玉心生醋意,因此同温家宝也不敢太过于接近。两人的关系仅此而以。

     外放吉林省,一般来说可以理解为是准备提拔的先兆。但究竟是谁要提拔孙正才,其中却大有名堂。从温家宝来说,他的本意应该是乐于提拔孙正才,也肯定为孙正才的提拔出过力。但问题是,温家宝并没有外放封疆大吏的权限。有权的只能是台上的胡锦涛和台下的曾庆红。

     由于孙正才没有任何“团派”背景,又一直在曾被胡锦涛指责为“独立王国”的国务院下属机构工作,所以决定孙正才外放的,不可能是胡锦涛。那就只有曾庆红这一个可能了。其实,孙正才正是曾庆红力主外放的。而孙正才同曾庆红搭上关系则是通过贾庆林的引荐。要知道,孙正才三十八岁出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时刻正是贾庆林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那年。贾庆林在任职北京市委书记期间,认识了顺义区这位年轻的小区长,对他颇有好感,因此把他破格提拔到市委秘书长的职位;后来又在曾庆红那里把孙正才好好夸奖了一番,从而使得曾庆红得以把他划入了自己阵营。

    也就是说,挂着温家宝“国务院派”招牌的孙正才其实最多是半个温派,另外半个应该算是曾庆红派。依照他相对低调务实的处世原则,会得到不同派系的赞誉,很有可能在十八大上再进一步,出任政治局委员、兼分管农业的副总理。

 

 

 

发件人:"远方" <565414741@qq.com>  2011-08-14 17:56:19 +0800 收件人:大军网zdjun" <zdjun@263.net> 抄 送:标题: 转发:

    【编者按:最近各路名人纷纷开打,捉对厮杀,司马南挑战于建嵘,方舟子质疑贺卫方。于建嵘靠着维权,“扒粪”,登上微博点击量之首。司马南硬要揭其虚假面皮,将其挑于马下。于建嵘,一个官府的学者竟成为当今社会反腐败的英雄,实属蹊跷!?于建嵘是官府御用学者的另类吗?大家知道,这些年里,凡是批评的意见或学者都是被边缘化,被噤声的。于建嵘为什么能一路绿灯?引领舆论潮头,不能不令人怀疑。这是一个制假的时代,也是一个质疑的时代。现将他们的言论透露一斑。】

司马南眼中的于建嵘

司马南的新浪微博

2011年8月

    天成礼之女田培荣亡故,按照于建嵘的恐怖说法,是“因为上访非正常死亡”。现在,这份材料告诉我们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田培荣是因为家庭矛盾情感冲突服毒自杀,此事已经当地公安机关侦查并结案。但是于建嵘的文章天天渲染政府天良丧尽,除了他没人能靠得住。其实,这个于建嵘从哈佛回来后,就很靠不住了

     按说,看了这样的报告,于建嵘造的那些谣言,该不攻自破了。很遗憾,于建嵘绝不认错,绝不肯低头承认自己造谣可耻,他依旧在扮演着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青天大老爷的角色。这些现象只说明一个问题:于建嵘于客观事实之外,结构“血淋淋的事实”冒充客观事实,他或许另有图谋。

    张颐武说,曾国藩有几句话一直让我敬仰,难做到,警醒自己向这个方向努力:“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少正天下浮伪之习。”说大话放空炮,好虚名多吹牛,就是吹自己损别人。架空事是浮云,过高理是忽悠,都是唱戏表演。一要自己有点看家的本领,二要对别人有点切实的帮助。

    于教授的假借民意反腐败偷塞私货的战术频频奏效,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怕他,被迫寻租讨好与他,不免加剧了于建嵘的自我膨胀感。于是新形式的“官场生态链”发出夺目之光。于建嵘专司此道,大哥当得乐不可支,殊不知螳螂扑蝉黄雀在后。低估了大部分官员的素质,或会适得其反。

    于建嵘瞅准地方政府的短处:第一,工作中不可能没有问题;第二,问题捅到网上网民狂扁地方政府招架不了;第三,地方政府出来解释百口莫辩。而这些短处恰恰有利于成就一个打着为民请命者的虚名。于是,瞄准地方政府官员的舆论欺诈就这样开始了,初尝甜头乐此不疲,于建嵘俨然成了大恩人大清官大学者。

    滕州到底发生了什么?谁知道真相?谁说的是真相?于建嵘未经调查(在于建嵘家与当事人合影不能称为证据)凭什么反复在互联网上公开羞辱滕州市委市政府?滕州市委市政府应该站出来说话,媒体应该跟进。司马南求知田成礼夫妻的真实故事,不能只有于建嵘一个版本热销,于建嵘一个人说了算,那不叫民主。

    于建嵘说:“滕州官员,你们不能丧尽天良!田成礼和范怀荣这对已七十岁的夫妻,儿子为反强拆自焚,女儿上访非正常死亡,老夫妻上访数年被多次非法关押,六岁的孙子也因此被关黑监狱。我多次为他们呼吁,你们的信访局长被迫亲自来向我承诺再不打击迫害他们。可就是今天你们为何动用几十人将他们和小孙子绑架。”

     我与您讲一个逻辑——谁主张,谁举证。于建嵘在网上愤怒声讨滕州市委市政府,血淋淋地为一位上访者伸冤,但他的所谓“证据”仅仅是上访者的自述。于建嵘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上访者自述受到迫害的说法成立,而没有道理要求别人替他去证明。

     于建嵘对“共和国黑暗事实”的甄别很有创造性,只要上访者到了他北京的家里,把于办新来的女助理说动,那就是中国暗无天日的直接证据了。要是带来一个八岁多的小孩,说他起六岁时被关中国黑监狱。女助理闻听鼻子一酸,那就构成滕州市委市政府的直接罪证了,于建嵘便窜起网上人肉滕州市委书记。

    放心吧,于建嵘已经到了反体制武功的次高境界——“三花聚顶”,今天的情势下,官府没有人敢惹他,制裁于建嵘的正义行动受制于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多元化。更直接的原因是,期待最高武功“羽化升仙”的大哥,需要用于建嵘等来证明“宽容异质思维”乃为真实。

    不能不佩服于建嵘的诡诈与毅力:血淋淋故事欺世盗名的网上谣言败露了,他的的嘴依旧不软。他将自己传播的关于滕州的谣言,易名为“对事实定性有些争议”,并且及其自恋地把话题引到“书记让田老夫妻与我通了电话”,“他们哭着请我放心,叫我不要急坏了身体”。一个人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容易找不到感觉。

     1、“田成礼儿子为反强拆自焚”,于建嵘说的不是事实;2、田成礼“女儿因上访非正常死亡”,于建嵘说的不是事实;3、田成礼“六岁的孙子被关黑监狱”,于建嵘说的也不是事实;滕州”动用几十人将他们和小孙子绑架“ ,于建嵘说得更不是事实。但是,于建嵘会自圆其说:”这叫事实定性有争议“。

     喂,那位叫于建嵘的好汉,请睁开眼睛瞧一瞧,“另一个版本”已经有了,把您的版本与之对照一下吧,再宣言一番您的血淋淋的故事吧。早就告诉过你,中国的事情是复杂的,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从理念出发,尤其不要从骨子里挟私表面上道义的自欺欺人的理念出发。一人欺天下,勇气可嘉,能力不足,教训啊。

     好嘛,于建嵘原来用的是您的逻辑啊。我于建嵘恣意侮辱你,是因为“你自身有缺陷”;政府不具有人格,不存在被羞辱一说,所以我于建嵘造政府的谣言就不属于谣言,可以放心大胆地造谣,造地方政府的谣,造中央政府的谣言,直至造出“一支十几万人的反腐部队”。

 

 

 

发件人:"远方" <565414741@qq.com>  2011-08-14 17:56:19 +0800 收件人:大军网zdjun" <zdjun@263.net> 抄 送:标题: 转发:

    【编者按:现在的社会盛行浅薄风,一些小青年被社会捧得也太高了,高得这些人有时不知姓什么。有了博客和微博这些自由发言的方式,就信口开河,吸引眼球。泼点凉水对他们的成长还是有好处的。】

韩寒有能力讨论社会问题吗?

胡胜华

2011年8月

    近年来,儿童乞讨的现象剧增。走在街上,时时可以看到有成年人携带儿童乞讨。这里面,有迫于生计的,有不幸被拐卖的,甚至有被拐卖后弄残被坏人胁迫乞讨的。这些令人心酸发指的事情,引起了人们的关心和愤慨。关心愤慨之余,人们亟思有以解决。可是很多人又往往不得其道,只是乱嚷嚷而已。他们的情绪可以理解,但是头脑却又跟不上。

     例如所谓“青年作家”韩寒,二月十一日在博客上发表《乞》一文,嘴里喊着要“立法”、“立法”、“立法”,很多人不明所以也跟着喊“立法”、“立法”、“立法”,这种壮观的场面,令人啼笑皆非。

     《乞》文有这样两段: 最近微薄上看见说有人将小孩拐走以后弄残,专门用于乞讨,突然间想起几年前老是在街上卧在木板小车上的残疾儿童沿街乞讨,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看到网上有人提出,其实法律早已规定,禁止胁迫儿童乞讨。公安部也表示,看见有人胁迫儿童乞讨要报警,但问题是,我也算有丰富的被乞讨经验,但我还真没见过有人当场胁迫者儿童乞讨。所以,我觉得法律应该禁止任何儿童参与乞讨,不管他有没有收到胁迫或者是亲生父母生计所迫,凡有,儿童参与乞讨的一概违法。而且这不难实施,因为所有的乞讨地方都是人群聚集地或者交通繁忙路口,按理有着足够的警力。只要你立法,我相信人民群众有足够的觉悟和愤慨让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儿童行乞。……我们都希望禁止儿童行乞能最终被写进法律,能最终被严格执行,虽然孩子被拐卖,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去乞讨而是被卖给别家,但无论如何,总要从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开始。

     韩寒说“看到网上有人提出,其实法律早已规定,禁止胁迫儿童乞讨”,足见他对儿童保护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更没有兴趣去查看法律,只想怎么轻松讨巧。靠这种知识程度和态度,怎么能讨论得了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需要研究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是需要学问的,不是光凭一腔情绪和感想就可以应付得了。即如儿童乞讨问题,要主张立法禁止,前提必须是法律阙如。但事实上,在现行法律中,早就明文禁止儿童乞讨。 按《刑法》第二六二条规定: “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再按《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七十一条: “禁止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者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动。” “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者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动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可见,不特是胁迫,即便是诱骗或利用儿童乞讨,都属违法行为。而儿童无民事行为能力,换句话说,只要带着儿童参与乞讨,就可按法律论处。这就是为什么和未成年发生性关系,无论是自愿还是强迫,均以强奸定罪的缘故。 既然《刑法》、《未成年保护法》早已明文禁止儿童乞讨,那么,现在再主张什么“立法”、“立法”、“立法”,甚至一窝蜂搞什么网站投票或什么正反互辩,岂非脱裤子放屁?这不是无知的胡闹吗? 至于韩寒说“只要你立法,我相信人民群众有足够的觉悟和愤慨让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儿童行乞”,好像一立法就万事大吉了,这更是幼稚的笑话了。这就好比穿衣服,第一颗扣子错了,下面的就都错了。——《刑法》、《未成年保护法》实施多年来,还是有这么多儿童乞讨,可见“徒法不足以自行”,古人之言,早就见及矣!

     《乞》文后面有一段答问: 所谓的提高国家经济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本质改善,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才是一个空的命题,它可以被套用在被强拆甚至被强奸上,它需要不可预计的时间,有个不可执行的标准,一个空泛的愿望是不能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更不能用于阻碍解决问题。……如果能立法禁止儿童乞讨并执行,就能从根本上杜绝前者的发生。如果说伤害到了自愿乞讨的儿童或者自愿带儿童乞讨的家庭,会导致饿死很多人,那就必须伤害到,任何法律的制定一定会伤害到利益群体,哪怕这个利益群体是弱势群体,否则我们无法进步,无法真正的保护到弱势群体。

    这些话,可谓憨态可掬。第一、我们知道,乞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贫穷,通过提高国家经济水平,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当然是消灭贫穷、杜绝乞讨的根本路径。这条路径,看起来“空”,但却可以将其做实,比如督促政府改善分配关系、制定保障规划等等,逐渐消灭乞讨现象。第二,所谓“如果说伤害到了自愿乞讨的儿童或者自愿带儿童乞讨的家庭,会导致饿死很多人,那就必须伤害到”,这意思是说,如果立法导致自愿乞讨的儿童饿死,那就必须让他饿死,“否则我们无法进步”。这个逻辑太有意思了。

     按照前面韩寒“它可以被套用在被强拆甚至被强奸上”的思路,那我们也可以说,城市规划强制拆迁如果导致很多农民失去维持生计的土地,甚至去死,那就必须让他去死,因为任何政策的制定,“一定会伤害到利益群体,哪怕这个利益群体是弱势群体,否则我们无法进步,无法真正的实现城市化”;也可以说,计划生育政策如果导致很多婴儿胎死腹中,那就必须让他去死,因为任何国策的制定,“一定会伤害到利益群体,哪怕这个利益群体是弱势群体,否则我们无法进步,无法真正的保护中国人口”。……这种牺牲论、代价论、阻碍进步论,且不说是当代酷吏的口吻,且不论对与错,光从逻辑和立场上,就可使反对强拆的他、反对计划生育的他进退失据、自我掌嘴,这种头脑,又怎么能讨论社会问题呢?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8-14 07:48:51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Fw: 见证新疆由治到乱的过程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发送日期:2011-08-14 00:30:45收件人:主题:Fw: 见证新疆由治到乱的过程

见证新疆由治到乱的过程

----支边者的亲身经历

苹果日报

2011-08-13

     1970年7月,我被分配到新疆工作。母亲不在了,所以没有像多数同学一样,先回家探亲再报到,而是直接就去了乌鲁木齐。那时候学生分配工作以后有派遣费可以领取的,主要就是交通费住宿费等,也就是说已经享受正式国家干部的待遇,坐火车可以坐卧铺了。 

     到了乌鲁木齐,一下火车就有了一种到了异国他乡的感觉,大街上喇叭广播的是听不懂维语,满眼都是穿着五颜六色戴着头巾少数民族妇女,还有处处的瓜果飘香。我们一起去同学十分亢奋,在乌鲁木齐呆了三天时间,天天在街上,把乌鲁木齐大街小巷逛了遍,少数民族同胞都十分友好,没有碰到令人不快的事情。  

    分配到新疆的大学生要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二年。新疆地广人少,驻疆部队的副食品大部分依靠自己生产,所以基本上每个团都有农场。等到人数够了,我们就坐上部队的汽车出发了。一大早上车,行程三百五十多公里,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才到了当时我军陆八师步兵二十二团在乌苏县一个叫古尔图农场。  

    到了新疆才知道祖国疆土辽阔;到了新疆才知道什么是荒凉。  

    我们来锻炼的学生编成一个连,排行第十就叫二十二团十连。以我们学校的学生为主,因为我们学校位处西北,我们这两届毕业生和以往的分配不一样,多数分配在西北,分配到新疆的学生不少。另外还有新疆艺术学校的部分学生。班长付班长由学生担任,排长副排长,连长副连长以及指导员副指导员,还有卫生员通讯员均是团部派来的。农场比较大,有专门的机构。除了在乌苏境内有很多土地外,在博乐州精河县内还有一千多亩地。我们班十多个人在连副指导员和副排长的带领下就去那里负责播种管理那些土地。土地位于叫大河沿的一个镇上,过去在那里驻有一个营的部队,后来撤走了,营房就一直空着,我们就住在那里。  

    新疆种地的方法和内地完全不一样,粗放型的。小麦由播种机播种下去,主要管理就是浇水。它那里地不像内地,平平整整,而是高低不平,所以浇水很困难,水总是往低的地方流,放了半天水,浇不了什么地。而且,当地使用的一种叫砍土馒的工具,我们根本不会用。副排长就带我们去参观学习当地维吾尔农民怎么浇水的。只看见水在他们的砍土镘下非常听话,指到那里水就流到那里。当然,这农活不是马上能熟练掌握的。后来,当地的生产队长提出,说他们想试种水稻,他们插秧技术不行,问我们有没有会插秧的同志。我们很多人都是来自南方农村,插秧一点问题没有。于是副排长和那位维吾尔族队长商定,他们派二位维吾尔族农民来做我们的浇水顾问,我们去二位会插秧的同志去当他们的顾问。我和来自镇江的一位同学被派往生产队做顾问。  

    我们和生产队的社员同吃同劳动,不过晚上还是回营房住。那个生产队全部都是维吾尔族。早上一早出去劳动,中午就在田头吃饭,一般都是羊肉面条,加一些洋葱,因为在野外做面条比较方便。他们不吃少吃蔬菜,说那是草嘛,牲口吃的。当然水果像西瓜哈密瓜苹果还是吃的,胡萝卜也吃。吃完中午饭稍微休息就开始政治学习。他们都是用维吾尔语说的,我们一句也听不懂。队里有一位初中毕业生,会讲汉话,他很愿意和我们交流,于是他就当起了我们的翻译。他说这是在批判一个 “东突”分子,他从博乐州的一家印刷厂下放下来的。社员们都在发言,批判他分裂祖国的言行。这时我们明白,为什么在乌鲁木齐街头,没有警察武警巡逻,却显得那么宁静和谐的原因。只有发动人民群众才是反对民族分裂和民族分裂分子最有效的途径。武力不可能保证长治久安。你看,这么偏僻地方,最基层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新疆能不平安吗?

    我们在大河沿一直待到秋收结束,有七八个月吧。蔬菜自己种,荤菜就得买。星期天就下乡买鸡蛋和鸡,改善伙食。维吾尔农民养鸡但是不怎么吃鸡和鸡蛋。我们就学了一句维吾尔语:“土红巴妈约克?(有鸡蛋卖吗?)。我们甚至到过很远很远汉族人从没有到过的偏僻居民点,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副指导员和副排长也不觉得会出什么事。如果是现在,我想我们根本不敢到那么偏僻的地方。

    1972年我被分配到新疆地震部门工作,和我们一起分配来的还有新疆大学和新疆工学院毕业的不少维吾尔族学生.虽然素不相识,因为没有了语言障碍(他们都会说汉语),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  

    地震工作需要常常跑野外,兴建新的地震观测站、地震震后考察,地震前兆异常落实等等都需要到野外去。那时我既年轻有没有什么家庭负担,所以一有什么野外任务,首当其冲。由于新疆地域辽阔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出去都是单位派车,一般都是南京产的嘎斯车。新疆真是大啊,有时跑几百公里都看不到人,因此吃和喝就成了大问题。所以,好不容易看到牧民的帐篷或农舍,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停下车钻进去了。老同志有一套办法;先给里面的人递上香烟(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当时一般很少舍得抽香烟,一般都是抽自己产的莫合烟,。好像是烟的杆子分碎的小颗粒,用纸卷起来,然后用舌头在纸边添一添,包成一根烟,味道很呛人),然后用半不拉子的维吾尔族语问候,你们好嘛!这时少数民族的家庭主妇就会端上奶茶和馕,招待我们。我们也就把客气当福气,大吃大喝起来。多少年我们跑野外都这样,当然到了县或镇有招待所或饭店的居民点,不会这么去蹭饭。一般在路途上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这么做。本人几乎跑遍了新疆南北,从来没有遇到过少数民族同胞伤害。在乌鲁木齐上街,虽然和陌生的少数民族同胞少打交道,但是也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即便到少数民族聚居的二道桥以及南梁一带。和单位的少数民族同事相处也恨融洽,二个民族过年都放假,互相拜年。从我到新疆到毛主席去世,整个新疆是平安无事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充分相信依靠发动群众,和民族分裂分子作斗争。依靠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在战争年代是这样,在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仅仅依靠专政机关不可有效地和民族分裂分子作斗争。你用这种办法可以暂时解决一点问题,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有依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群众,才能长治久安。。  

    第二,关心边疆群众的生活,要使边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有过明确指示。他说,不但要使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有较大提高,而且要高于新疆边境那一边人民的生活水平。为落实毛主席指示,中央在不断发展新疆工农业生产的同时,每年给新疆相当数目的财政补贴,并且逐年增加。在毛泽东时代,新疆职工的平均工资大概比内地高一半左右,早年参加工作的职工还要高一些。  

    第三,充分发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建设新疆保卫稳定新疆中的作用。从新疆最北部的阿尔泰到最南面的和田,总共布下了兵团的十个师,一面生产一面保卫边疆稳定。以前,他们都有武装值班连。  

    第四,从少数民族娃娃抓起,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广泛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党和反对民族分裂的教育。  

    第五,采取各种措施使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不断地接近,比如维吾尔民族文字的改革。在我的印象里,新的维吾尔文字和汉语拼音有某些相似之处,在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新文字似乎马上要取代老的文字了。改革开放以后,维吾尔文字改革连同已经取得的成果都被抛弃了。  

     第六,培养一批懂得马列主义彻底反对民族分裂的少数民族干部。其中,铁木尔.达瓦买地是他们的代表。  

    1976 年毛主席走了,像胡耀邦等对毛主席心怀不满又政治眼光短浅的一批人上台了,他们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很高明,比毛泽东那当然更高明。处处事事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和部署唱反调。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胡耀邦和邓颖超到新疆,胡作了一次讲话,其核心意思是说,在新疆汉族压迫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几百年了,现在好像应该改变了,还规定了一系列做法,比如以前,各地各级机关书记一般都由汉族干部担任,从今以后不能这样做了,等等。并且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成纯农场,由各州管辖(试行了几年,情况不妙,又改了回来)。经过这么一折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斗力和内在素质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了。

    还有,就是限制中央财政对新疆的补贴。记得好像是从1981年开始吧,中央给新疆的财政补贴不再逐年增加,固定在上一年的数字。明显,这肯定会影响到新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然后就是以落实宗教政策为名大规模修建清真寺,其新建翻建的广泛程度,连我们单位有些有良知的少数民族同事都看不下去了,他们说用这些钱多建一些学校不是更好吗?  

     从此以后,民族之间的对立就产生了。首先是震惊全国新疆和田大案。后来是维吾尔“群众”不断上街示威游行,什么反对在新疆进行核试验,反对计划生育。后来发展到,在新疆人代会上,中央建议提名的少数民族藉自治区副主席遭到了维吾尔族人大代表的公开反对,在人代会上选不上。我们老百姓上街也遇到各种挑衅,后来甚至发展到公开叫嚣,让汉族猪滚回去。“新疆是我们的嘛,你们滚回内地去”。再后来就有爆炸等恶性案件发生了。把老新疆王恩茂调回来也没有什么显著效果。过去新疆稳定,不是王恩茂有什么天大本事,只不过他认真贯彻落实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灵活巧妙的技巧。在新疆这么多年,深深地懂得,要很好解决民族问题,保持民族团结,方针政策固然重要,技巧尤为重要。  

    毛主席走了没有几年,好端端的新疆就变成了充满仇恨的是非之地。  

     我和妻子商量,新疆是坚决不能再待下去了,无论怎么困难都得想办法调回去。1988年,我们终于离开了本来是美丽和谐后来变成充满仇恨的是非之地。和我们一样逃回来的很多很多,我们一起分配到新疆在一个农场锻炼的同学,多数回来了。单位里走了一批。我们回来后,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就愈演愈烈了。

 

 

 


发件人:"chinape1" <chinape1@126.com>  2011-08-16 09:54:06 +0800 收件人: "学者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于今新旧四文:一个谣言四起的江湖

一个谣言四起的江湖

于今

2011年8月

 

历史由谁说了算

    唯物史观以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推而言之,历史由人民群众说了算。我从小耳濡目染,对此奉为圭臬。经历了10年牢狱之灾的河南农民赵作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谁也改变不了历史问题,但历史是个啥东西,只能由领导和机关说了算”。我听了有些激动,但并未改变我的历史观。

    在听了看了“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的言论后,我竟然觉得,历史由袁老师说了算。

    且不说袁老师对历史的无知和常识的缺乏,但他自称不是学者,却可以对一些尚无定论的历史问题信口开河,不知要贻误多少子弟;他对共产党和毛泽东随意辱骂,让人丝毫感觉不到他竟然是一个共产党员,更让人质疑他入党的动机。他说出的“达赖佛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反抗中共对西藏的武装侵略”、“中华民族就是猪一样的民族”等观点,就更让人惊诧和愤怒了。这他娘的还是中国人吗?

    但正是这样的中国人在诠释着中国的历史,并用历史注解今天的现实。

     乍一听来,袁老师嬉笑怒骂,以古讽今,似乎嫉恶如仇,充满正义和良知。但听众和观众收获了什么?除了渲泄的快感,便只有对历史的曲解和对现实的误读。袁老师收获了什么?名声,已是史上最牛;钞票,恐怕也是老师中较牛。总之,已是接近名垂青史的人物了。

    袁老师走的路,和“艳照门”的主角们走的路并无二致,只不过招牌不同,艳照门的幌子上是白花花的身体,袁老师扛起的则是所谓“历史与正义”的大旗。

    现如今中国人借助信息技术和网络时代之东风,建博客发帖子上电视,说话的自由和大胆程度令人咋舌,天南海北,时政经济,官场秘闻,闺中秘事,令人目不暇接,耳不暇听。更有一干人等借助发达的资讯、市场运作和自我炒作,以犀利的言论,迅速走红,身价倍增,成为史上最牛。

    西方哲人云“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最基本标志。但自由总有限度,权利总与义务和责任相伴随。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人不只是敢说话的人,还得是说真话的人。袁老师作为老师,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大责任。“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君何以堪?

     我们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辨证地看待事物,把握本质,进行创新;培养眼光和判断力,听其言观其行,剥去其外衣,否则会误人误己误国!

 

一个谣言四起的江湖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人们对神是顶礼膜拜。有记者说,要有光,结果总还是一片黑暗。所以人们对这些记者嗤之以鼻。

   “记者”是干嘛的?顾名思义,记者,“做记录的人”也,把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当然,这种记录也是需要专业水准的),通过媒体传达给大众,是记者应该干的事。做记录,就不能弄虚作假,所以我坚决反对使用“假新闻”这个词,新闻当然是真的,怎么可能还会有假与真之分?

    但媒体上那些由记者们制造出来的东西该称作什么呢?如:有记者写道,“董藩”说房价会涨,但后来“董藩”站出来说他根本就没说,事实证明他确实没说;有记者写道,“康国平”说“欧阳奋强”有不可告人的隐私,事实证明康国平没说过,欧阳奋强也没有不可告人之事;有记者写道,亲眼见到“于建嵘”与“洪晃”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拍亲热拖,但事实证明“于建嵘”和“洪晃”根本不具备“作案”条件。

  我只能把这些东西称作谣言。鲁迅先生说过,“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

  记者不是“无冕之王”么?怎么会成为谣言的制造者呢?我也常常觉得疑惑,觉得悲哀,而个别记者造谣的手段之丰富,技巧之高明,更是让我惊诧莫名了。我把这些手段简单归纳了一下:

  有捕风捉影式,对道听途说的消息并不加考证,也不愿花时间去做采访和调查,只是呆在办公室里,趴在电脑前,突然听说某人家挖井挖出一个人,便勇敢的作为新闻发布,实际上别人说的是省了一个劳力。

  有断章取义式,把你说的话抽掉前提,去掉背景,例如你说“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天下就会大乱”,他会写道“你说天下肯定会大乱”。

  有添油加醋式,你说的有一分,他会给你加至十分,你说“一些官员的腐败影响了国家的正常发展”,他会写道“你说一些官员的腐败从根本上阻碍了国家的发展”。

  有不懂装懂式,不懂经济,偏要做深度经济报道,不懂管理,却要大谈公司企业的经营,不懂技术,却要预测IT技术的发展趋势,不懂体育,却要大谈足球的战略战术…

  有无中生有式,这可就是纯粹的编造了,尽情的用其生花妙笔创作根本就没有的故事。其实无论是用什么手段,目的却只有一个:耸人听闻。耸人听闻之后便有可能增加浏览量,增加点击率,便有可能成名,成为“名记、名报”后,更会名利双收。说到底还是在名利的驱使下做出了记者不该做的事。

 

辟邪、无所谓与言论自由

    最近,应邀参加一活动,席间,一个刚认识的朋友突然对孙飞博士说,你长得很“辟邪”,众人一开始都没有反应过来,而后是一片哄笑。没过两天,我的另一朋友饶及人先生谈起另一版本的同样话题,他的老婆问身边女友,我的老公长的怎么样,结果老婆的女友脱口而出,无所谓........

     乍听起来,话说得很幽默,很搞笑,还“秀“了一点小聪明。但细细品味一下,就觉得这两位搞噱头的人有只顾自己快活、不管别人感受之嫌,容貌不佳本就是人心中隐痛,当众揭人伤疤,对人的心理伤害可想而知,这两位搞笑者可以说是缺乏对人最起码的尊重,其举动实属无礼。

  说话是人的自由,此权利与生俱来,宪法给予充分保护,我一向也是言论自由的坚定的捍卫者。但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自由,作为社会中的人,除非你是脑中玄想,心中默念,梦中呓语或是独自一人喃喃不知所云,只要你的言论有接受者,你的自由便有了尺度,这个尺度便是礼仪、道德、法律和他人利益。你可以“从心所欲”,但不可“逾矩”。一旦超越了尺度,不论是挑拔离间,不论是搬弄是非,不论是诲淫诲盗,都会有负面的后果。古今历史上“以言贾祸”的例子不胜枚举,日常生活中一言不合反目成仇者也比比皆是。前面所说的辟邪与无所谓只不过是朋友间的调侃,虽然语言艺术不高明,失之于无礼,但伤害的至多也只是朋友感情和个别人的自尊心,于公众、于社会,尚无大碍。可如果越轨言论来自于社会影响力大的发言者,或观点极其新颖怪异,或本有作秀、哗众取宠之意或存其他不良目的,其言论借助当代高度发达的资讯网络可在地球村的每一个角落里散播,那后果可就难以估量了。李登辉、陈水扁的台独言论,日本政客歪曲历史的谬说,轰动全球的《日德兰邮报》事件,伦敦市长利文斯通口不择言讥刺犹太裔记者被停职都是鲜活的例子。

  现代民主社会以前,人要是乱说话,掌嘴巴打屁股进监狱掉脑袋那是常有的事。中国人取得言论自由权利的过程尤其艰难,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人倒在“文字狱”的大棒之下。重压之下极度反弹。今日中国,公民权利意识觉醒,言论自由之风大盛,更有媒体有网络有博客微博推波助澜,说话的自由和大胆程度令人咋舌,大有百家争鸣之势,实为中华民族之“幸”。但对自由权利滥用者也不乏其人,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发人深省者有之,流毒为害者有之,不值一哂者有之。近日某些导师对一些尚无定论的“历史、国史、党史问题”信口开河,引起舆论哗然,抨击者有之,附和者亦有之,造成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亦属奇谈之一。

    乍一听来,这些导师们以古讽今,似乎嫉恶如仇,充满正义和良知。但听众和观众收获了什么?除了渲泄的快感,便只有对历史的曲解和对现实的误读。在不恰当的时间抛出不恰当的言论,实为不明智之举,也超越了一名有影响的人士应把握的言论尺度。 因为,他们谆谆教导的“目标对象”正是青年和少年,青年和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但思想多未定型,最容易陷入“幼稚的狂热”,如引导不当而误入歧途,于个人、于国家危害有多大,可想而知。作为思想传播者的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责任有多大,也是可想而知。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为心声,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你有没有智慧,有没有思想,有没有知识,有没有文化,有没有道德,有没有良心,都可以从你的言论中得到反映。伏尔泰云“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最基本标志。言论是自由,但也有尺度,媒体的报道和渲染要有道德底线;言论是权利,言论自由并不使得愚蠢变成智慧,滥用会导致仇恨,伴随它的是义务和责任!(初稿写于2005年12月26日)

 

责任的意义

     基督说“太阳之下并无新事”为至论。自孔子时代起,即感慨礼崩乐坏,向往夏商周三代之淳朴,之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叹息从未断绝,至今日为尤甚。黑良心的商人自不必说,吃的、用的、玩的、住的,假冒伪劣的、囤积居奇的、剧毒的不胜枚举;红顶子的官员也不必说,吃喝玩乐收贿赂养二奶;代表人类道德底线的几类职业也是江河日下,医生忙着收红包,教授忙着“出位”走穴,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似乎还是九斤老太那句话,一代不如一代喽。

    道德评判既需要勇气,也需要实力。因为不置身于道德制高点,就难有资格对人评头论足。所以我尽管也对虚伪、对堕落、对唯利是图深恶痛绝,对浮躁、对急功近利不以为然,但我却不想也不敢以道学先生自居。只是目睹诸多社会怪象,熙熙攘攘,皆为名利而来,为名利而往,少有沉下心来做事情的人,少有静下心来做学问的人,少有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人,不由愤懑,胸中有块垒,不吐不快。

     耶稣钉于十字架,只为赎世人之罪孽。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种牺牲当然不可推广于普通人。但普通人也是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有情。身体受之父母,自当孝敬;知识受之老师,自当尊敬;成家自当养家,生儿自当育儿;从业自当敬业,受之社会国家自当报之社会国家…归结起来一句话,人活着,尽责而已。

    这好象是最为浅显的道理,偏偏实行起来又是那么困难。放眼望去,贪渎的官员,忤逆的儿女,放弃职业操守的各色人等…

    失望归失望,但我们还是要坚守责任,还要让更多的人坚守责任。有了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优秀的儿女,优秀的父母,优秀的教师,优秀的医生,…才会有社会道德的整体提升。有了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优秀的学者,才会有优秀的作品,才会有优秀的文化…才会有民族性的改良和民族的不断前进。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11-08-18 19:20:00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民主就是法制

民主就是法制

横舟

    对于民主的诉求,就是对于法制的要求。所以,没有法制社会结构,就不可能有什么民主化运行。建立法制社会,才是对于民主的真正追求与落实。换句话说,看一个追求民主的人,或者是一个组织,他是不是有法制观念,是不是在建立法制社会结构,就能够知道他是不是在追求民主。

     很多人都在谈民主,都在追求民主,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能够理解民主意味着什么。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没有法制,哪来的民主?没有法制社会的保障,怎么能够搞民主?没有法律保护,你拿什么搞民主?

     简而言曰:要想搞民主,就要先谋得一个法制社会结构,法制社会的结构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也是唯一的途径。没有法制社会结构,不可能建立民主制度。一群暴民占据一个山头,官不象管,民不像民的,乱哄哄的闹平等,那不是民主,那是啸聚山林。

     纵观一切民主制度的建立,都是在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引导下形成的,绝不是暴民起哄。是的,民主制度的建立,需要民众支持,更需要民众行为。但那是极其严格的计划实施,是十分理性的引导与付出。

    确切的讲,在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实行民主化,首先要对这个国家与社会进行基础改造,先使之具备法制结构。这种改造有时是很痛苦的,有时需要外科式的手术,使之成为一个能够约束的社会形态。不管是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尽快进入法制社会的程序,而后才能有效的运行民主化进程。

    民主化是一个娇嫩的姑娘,需要严格的保护。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是不能直接的进行民主化进程的,否则的话,对民主运动本身会带来扭曲和伤害。也无法获得人类社会那个宝贵而又娇嫩的唯一美丽的新娘。

     民主就是法制,谈民主就要先搞法制。完善的法制社会结构,才是运营民主的温床,才是蜜月的起点。开创和建立一个严格的法制社会结构,是一切对于民主社会梦寐以求的人们必须要事先进行的环境与场地的投资。这种投资,也可能是财产,也可能是青春,也可能是鲜血与生命。

     没有法制,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又无法体现法制。法制是对于民主化的保障,民主是对于法制的延续与体现。所以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体现法制社会的公允与平等。这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理想的社会里,法制是骨骼,民主是颜面。

    建立民主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延续和保障法制的严肃性。法律正常运行的社会,才是人类最为理想的社会。否则,那些已然是无法无天的社会形态,就是人类社会的灾难。所以,要想展示民主化的美丽颜面,就必须先要谋得一个法制社会结构。
 

 

 


发件人:"阎雨" <scholaryanyu@yahoo.com.cn>  2011-08-18 12:42:12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文化的融合与创新__阎雨与学诚对话记录摘要

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阎雨与学诚大和尚对话记录摘要

时间:8月14日下午5点

地点:龙泉寺

一、文化认知与审视

阎雨:今日得见学诚大和尚,讨论文化融合与创新,可谓机缘殊胜。

浮躁和焦虑可以说是当今社会呈现出一种普遍的状态,不仅存在于草根阶层,即便是中产阶级、精英阶层、,同样面临着焦虑和浮躁。针对这种普遍的现象,新华社对我做过采访并以专题文章的形式发表出来,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引发了一个社会思考:为什么社会经济增长了,民众幸福指数反倒下降了。呈现出“有增长无发展”、 “富足而不幸福”的现象,面临着“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社会囧象。

学诚大和尚:这一状况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关。从五四运动开始,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现代文明共同影响了中国文化进程,也影响了国人的心路历程。西方现代文明具有“和平、民主、自由”等诸多优秀内涵。但不可否认,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主张与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引发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碰撞,引发了国人之间价值认同的差异,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处理好。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是在被迫面对西方文化,战争与国际形势的动荡都制约了中国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与吸纳;到1978年改革开放,我们第二次面对西方文化,此时的态度是主动开放的,许多人去西方留学并主动引入西方文化;第三次是加入世贸之后,中国逐渐认识到包括实体经济及虚拟经济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我们面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更加成熟。但在这三个过程当中,都没有妥善处理好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百多年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认知,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融合都存在许多问题。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社会管理、社会分配、民众保障等领域,制度仍然不完善,与经济的发展不能同步,其中也不乏不能领悟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并不能处理好两者关系的原因,对于社会发展造成阻碍。

阎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仅引起普遍焦虑的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时常面临做出方向性选择的问题。自1840年后的一个世纪里,国人的五千年文明的自信心突然之间被湮灭了。大家都在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洋务运动时期开明人士认为我们“船不坚炮不利”,所以中国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习西方,但是学习西方的结果并没有改变国运,痛定思痛,却发现罪魁祸首“竟然”是文化使然。当时很多大哲大师,包括鲁迅先生、胡适先生,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中国的落后,根在文化。鲁迅先生甚至发出“汉字不灭,中国不兴”这样很偏激的言辞。可见,当时由于爱国心切所导致的浮躁心态,认为“中华文化是腐朽的文化,是没落的文化”。

学诚大和尚:正如我刚才谈到的,当时因为内忧外患,人们对于自身传统的价值与西方文化的利弊都无法做出清醒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不能脱离法制建设与科技发展的外部环境。

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阎雨: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崛起,民族自信心提升。一些学者将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发展归结为文化因素,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甚至认为:“传统文化都是好的,西方的文化是没落的文化”“当前的美国属于小人得志”。但实际上,我对这种非此即彼的文化观点并不赞同。

学诚大和尚:实际上,我们一直对于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的理解都是很不科学的。

阎雨:历史表明,不管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在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文明体系。这两个文明的体系并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相互补充的。西方的研究是形而下的,是线性思维;而中国的思考是形而上的,非线性的,是超逻辑的。我们的思维一开始就是与天人对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开篇就提出本体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天道论,《易经》是群经之首,它其实是个“生生不息”宇宙模型,诠释的是知行体用“天道”。

学诚大和尚: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源于独特的基因,有不同的价值主张,对于现代社会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关于伦理的论述,例如在父子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的仁、爱、忠、孝、礼、义之道。中国传统的伦理实际是一种原则,是合情合理的。伦理和法律是两个不同的协调社会关系的平台。如何依法治国,又能够传承文化,这是个国际化的问题。

阎雨:正如大师所言,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农耕文化,中国五千年之所以能够领先于世界,其中不能忽视伦理的作用,在中国伦理价值体系中情、理、法具足。法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只是一个堡垒的作用,只有问题到最后无法处理了才会考虑运用法律,因为诉讼的成本高,效率却低,法律只是一个最后的边界。我们更多强调的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学诚大和尚:是的。在西方离不开律师,打官司请律师的成本是很高的。

阎雨:法律成本是很高的,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理是一种有效的机制安排。

学诚大和尚:同时也因为法律的滥用,社会行为未必能够符合伦理。曾经有一个案例,美国考察团去印度考察,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一个人说“如果这个女孩能嫁给他就好了”,旁边的一个人说“只要出钱就可以”,可见,法律、金钱都成为了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

阎雨:社会的平衡与发展应当有两个出发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法律就属于工具理性。我们总是过于相信法律,但实际上,法律的理性是有限的,当然如果我们完全依靠道德自律,也会面临有时候的价值理性不足的问题。所以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当是互为补充。

学诚大和尚:工具理性的有限性就是源于人心不能安分,心智偏离正道,他的行为也会偏离正道。

阎雨: 马斯洛提出了人的需求理论,认为最高价值是实现自我实现。而大师所研究的问题是对于人的生命,对于生死的追问,远远高于个人价值的实现。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只有对于“生”与“死”的参悟透了才能主张在有限生命中个人价值的实现。“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儒家讲究入世,“不知生焉知死”,只讲究在生的时候如何超凡入圣,但没有解决死的问题,这一点也是中国缺少宗教信仰的原因之一。

三、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阎雨:我的研究方向之一是中国儒释道传统文化与其现代性融合问题。在研究中尝试性提出C模式,解决了西方管理体系这种形而下的工具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西方管理体系是技术层面的理性,是实践的层次,而中国的儒释道是道德层面的理性,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智慧。回顾中国文化,国人的自信是有道理的。

学诚大和尚:人生命的本质是对终极意义的追求。正所谓“看破不说破,放下不放弃,自在不自我”。 《心经》云:“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马斯洛理论并没有深入到终极意义。儒家也有“敬鬼神而远之”一说,他只解决即世的问题,人的需求不止于名利,这就引出生命意义的思考。西方的价值观在佛门属于“心外求法”。也正是西方的一些价值追求导致了对于自然环境、人类文化等的巨大破坏,引发了很多问题。

阎雨:现代的美国基本上属于“心外求法”。尼采认为“上帝死了”,一切道德价值重估。美国就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上帝不管的事应由他们管。无论在阿富汗或是伊拉克,美国都不请自来,当其然结果却发现自作多情,美国不能取代上帝。

学诚大和尚:我在国外也发现,国外的孔子学院并没有传播传统文化,仅仅是作为语言学校,教一些普通话。大多数人对于东方文化不了解也会产生诸如传统文化难以传承、行为有悖伦理等很多问题,甚至会有对于传统文化践踏的事件发生。

阎雨:当国学变成谋生的手段,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国学本来是滋润心灵的文化,却把它向下发展以解决个人生存问题,甚至对于传统文化精髓进行误读,把厚黑学、阴谋论等都当成了国学。以讹传讹,自然就无法圆满,属于国学中的外道,打着红旗反红旗。结果也只会更可怕。所以,我们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用一种正性来传播国学文化。

学诚大和尚:外道比不信更可怕。东方文化是修心的文化,方文化是更加物化的文化。

阎雨:我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重大问题正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传统文化与时代的结合,即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问题。东西方文化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存在着差异,即文化差异,不能正视和理解文化差异,就导致难以融合,甚至走向极端。中国儒、墨、道、法等传统文化如何与时俱进形成一种新文化,如何与国际对接,吸收西方文明中的先进成分作为诠释与注解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另外就是儒家不再唯我独尊,更具有包容性的问题。

学诚大和尚:中国传统并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一种兼容之学。历史上,儒家始终处于主流的地位,但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始终是相通和相互借鉴的。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后也经历了与儒道精神互相吸收、排斥、融合的发展过程,已经本土化而重新创造出中国佛学。中国佛学中的许多概念已经与印度佛学完全不同,包涵了中国文化的背景与内涵。所以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化本身是兼容并蓄的,正如儒家“推己及人”、墨家“爱无等差”、佛教“众生平等”等理念是向通的,儒释道法等任何单一形态的文化不能代表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也要经历现代化的过程,正如佛学经历了一个生活化的过程。文化融合还会出现大国文化融合少数民族文化的问题,从唐朝的时候我们就由佛教的边地变为了中心。但如果文化传播不能被其他民族认可,就会面临文化的排斥甚至民族的分裂。还有文化的理论体系、组织体系是否完善等问题,不能与时俱进就难以传播。

阎雨:去年出现了“李一事件”,正是因为正道没有大力的弘扬,反而成就了这种歪魔邪道。从社会需求方面,大众有心灵呵护的需求。我们的新闻体系却还不够成熟,缺乏理性、客观的思考和判断,结果发生了对传统文化错误传播的负面社会效应。

受到大师的启发,我认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到了一个分水岭。如果一味的坚持儒家文化,会造成文化分裂,甚至是民族问题。一味的强调国学中的传统,国学会走向一种偏执和极端,甚至会被利用,打着国学的幌子走向邪恶。文化的发展首要在于融合,不仅是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还需要对西方文明的承认和包容。在农耕时代,中国由于地理禀赋、中央集权制、文化大一统思想等因素,中国经济与文明遥遥领先。到工业文明的第二个时代,因为小农经济与工业大生产的效率无法相比,中国落后了。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知识经济,第三个时代打破了前两个时代的资本、土地等所有生产要素的束缚,知识和信息成为了生产的最核心要素,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资源、新动力和新机制,文化的融合、包容、创新、与时俱进将创造更大的繁荣与文明,将成为社会和谐的有力保障,也必将有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阎雨院长与学诚大和尚对话记录摘要)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8-19 06:23:08 +0800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解读

道行天地有形外 玄通万物无形中

——《老子》第一章解读

段若非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第一章是全书的导论,主旨是论道——大道之道,即贯通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的道。该章说明了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阐明了道的基本特性,指明了道是观察和认识天地万物的总纲。

    读懂第一章,首先须吃准该章中的五个字,即道、常、无、有、玄,这五个字是给客观存在的“道”的五个命名。道是全书的核心范畴,最高范畴,首领范畴,它统领全书的文字和思想,又贯通全书的文字和思想。

     “常”是老子给道取的另外一个名字,《老子》第55章指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由于道的特性非常丰富,老子给道取了很多名字——除上述五个名字外,还有:大、小、朴、一、明、母、谷神、玄牝、众甫、恍惚、自然、大象、无极等等,每一个名字代表道的某种特性。“常”这个名字,代表道的永恒性。“无”和“有”是一对范畴,两者表达的是“道”的内涵。一无一有,即一阴一阳。在老子思想体系中,一无一有谓之道;《易传》曰:一阴一阳谓之道。道这个名字,表达的是客观存在的“道”的基本特性,即周行性。

    “玄”是老子给道取的又一个名字,代表道的玄妙性、隐秘性、不可言传性,即我们平常说的“妙不可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吃准了道、常、无、有、玄五个字后,我们就可以考察第一章的思想内容了。

    老子在第一章中表达的思想,依照原文次序,分而论之,计有五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客观存在的“道”,不可道,不可名,可自悟

     “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个“道”字是名词,是指客观存在的道,“可道”是可以叙说之意,“常”字不是第三个“道”的形容词,而是名词,是“道”的别名。“非常道”的意思是说,叙说出来的道,不是客观存在的那个“道”。“名,可名,非常名。”联系第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解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道作为客观存在的“道”的名,是可以这样命名的。但是,这个名还是不能作为客观存在的“道”的名。为什么?因为“道”的特性非常丰富,一个名,即使像道这样表达“道”的基本特性的名,也远远不能表达“道”的全部特性——例如道的本原性、无限性、唯一性、恍惚性、玄妙性、隐秘性、虚无性、柔弱性、超然性、主导性、绝对性、实用性等等。所以,老子在写下了“名,可名”后,紧接着又写下了“非常名”。“非常名”,这里的“常”字不是名的形容词,而是名词,是道的别名,意思是说,这个名字不能作为“常”(即客观存在的“道”)的名。诸多注释把“常”当作名的形容词,将“名,可名,非常名”解释为“道”是可以命名的,但这个名,不是永恒的名。我不采用这种解释。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解读,以承认确有“永恒的名”为前提。

     但是,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除了“道”是永恒的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命名是人的主观作为,人类的存在尚且不是永恒的,怎么会有“永恒的名”呢?总之,道是可以叙说的,但是,叙说出来的道,不是作为常即客观存在的那个“道”;客观存在的“道”是可以命名的,但是,这个名并不能作为“常”即客观存在的道的名。在这个意义上,“道”是不可叙说的,是不可命名的。所以,老子又说,对于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56章)庄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为什么?原因有三——1.一般说来,语言和代表语言的文字与它的表述的对象之间,是有很长很长距离的。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是不可克服的。2.特殊地说,作为最高哲学范畴的道,内涵极其丰富,又处于“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第25章)的运动之中,更是语言文字难以表达的。3.作为最高哲学范畴的道,“玄而又玄”,更增加了语言文字表达的难度。所以,老子原来没有打算写一本论道的书,只是在辞去史官归隐西去的途中,过函谷关时,在镇关司令尹喜的殷切而盛情的请求下,才写下了这样一本论道的书。因此,老子在论道的开头,写下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告诉读者,他写下的论道五千言,只是在极为有限的意义上,触及到“道”的本体,距离“道”体本身,还很远很远,不要以为从文字上弄懂了就得道了。因此,不要停留在字面上,应该透过这些文字去体悟道的真谛和奥义。因而比较懂得老子之道的王弼提出了读老的方法:“因言以得意,得意可忘言。”此言甚切。总之,“道”,不可道,不可名,可自悟。

     怎样读老解老,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有的释家以庄解老(林语堂),有的释家以佛解老(南怀瑾),有的释家以黑解老(冯友兰),有的释家以王解老(王蒙)。我十分尊重并完全承认这些名家解老的价值,而且我从阅读他们的解老著作中,获得不少教益,但我还是认为,读懂老子玄文宏论的基本方法应是——以老解老,自得其道;破解虚无,大彻大悟。

    第二个要点是,道是天地万物即宇宙的本原

    我们先讨论相关文字的断句问题。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历来注家有两种断句。前一种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后一种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我从后一种断句。为什么?这是因为在《老子》书中,无与有是两个基本范畴,是一对核心范畴,全书的思想内容围绕无与有(即道)而展开,在第一章中将“无”与“有”作为独立的范畴“断”出,就与全书的整体思想协调一致了。此外,将无与有“断”出,也与下文“常无”、“常有”和“此两者,同出而异名”文意直接衔接。

     合理的断句确定下来,就可以讨论这些文字所表达的思想实质了。“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两句话可以解读为“无”是“天地之始”的名字,“有”是“万物之母”的名字;也可解读为“天地之始”是“无”的名字,“万物之母”是“有”的名字。无论哪种解读,都可以理解为“无”=“天地之始”,“有”=“万物之母”。那么,“无”与“有”是什么关系呢?老子在第40章中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根据这个原理,可将以上两句话合成一句话:“无(道)是天地万物之始”,或“无(道)是天地万物之母”。这句话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表达就是:道是天地万物即宇宙的本原。

     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千世界,天地万物或曰宇宙,从何而来?这是人类探讨世界奥秘的所有问题中的终极问题,因而也是最根本最玄妙最难解的问题。在人类思想史上,老子第一个明确提出并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老子超凡智慧的光芒,永远照亮着人类探索前进的道路。如同歌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结论在先证明在后一样,我们有理由将老子关于道(无)生天地万物的学说,称为老子伟大猜想(之所以加上“伟大”一词,因为老子回答的不是某个数学难题,而是世界终极问题)。老子的伟大猜想,远远超越了凡人思维所能理解的水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一位德国杰出学者尤利斯•葛尔读了《老子》,为老子思想之远大深邃、学说之惊世骇俗所深深震撼,在1910年写下了这样的话:“也许老子那个时代没有人真正理解老子,或许真正认识老子的时代至今还没有到来。”一百年后,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霍金经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于2010年9月出版《伟大的设计》一书,周密地详尽地论证了宇宙从无中产生的结论。2011年5月16日霍金接受英国《卫报》记者专访,又重申了宇宙自然而然地从无中产生的观点。至此,老子的伟大猜想,已为霍金所证明。老子正如史学大师范文澜所言,是“杰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哲学家。”

     第三个要点是,道的基本特性

    是永远处在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周行不殆的运行中

       老子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处的“欲”是主语,代人,人之欲,人探索未知的欲望即好奇心。“观”是谓语,观什么呢?观“其”(宾语)。“其”代什么呢?凭藉介词“故”字,我们有理由连结上文求解,这个“解”就是:“其”代的是“天地万物”,可简称为“万物”,因为“万物”可以包括“天地”。怎样观呢?老子在第16章中写道:“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在高度虚静状态中,观天地万物,可以洞悉天地万物变化的奥秘,看得更深,更远。从无中看到有,从有中看到无。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此意用老子的哲学语言表达就是:“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第56章)物为“有”,其反则是“无”。“徼”(音叫)字既能准确地表达老子所要表达的深意,又可与“妙”字押韵,是老子精心选择的一个字。读懂这句话,关键是弄清楚“徼”这个字的涵义。诸多注家将“徼”字解作“边际”,但是,老子此处是在论道,而道是无限,无边无际,将“徼”释为“边际”,与老子的哲学体系是不相容的。近代学者马叙伦在《老子校诂》中指出:“徼当作竅。《说文》:‘竅,空也。’”这一训诂成果,是一个重要贡献,对于正确理解第一章,具有关键意义。空即无,确认了这个关节点,上述老子的话就不难理解了。它的意思是,从无的维度看,天地万物是从无到有,很玄妙;从有的维度看,天地万物是从有到无,亦很玄妙。老子告诉我们,从无的维度、又从有的维度,观察天地万物,它们统统处在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周行不殆的永恒过程之中。这正是老子在第25章所描写的道和它的基本特性:“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老子在数万汉字中,选择“道”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说文》释道为:“道者,径路也。”径路即从这里到那里,从那里到这里。在老子哲学体系中,即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老子谓之“周行”。

     第四个要点是,道是无,是蕴含有的无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此两者是“常无”和“常有”,也是“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为代表“道”的“常无”和代表“道”的“常有”,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周行而不殆”的(请特别关注这一点,这是正确理解无和有的关键所在)。动的路径是什么呢?那就是“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同出”?诸多注释将“同出”解释为“无”和“有”同出于“道”,如同一母生二子。例如王安石曰:“两者,有无之道,而同出于道也。”照此解读,“道”、“无”、“有”就成为三个东西了。但是,在老子思想体系中,“道”、“无”、“有”是指代同一个东西,即客观存在的那个“道”。《老子》帛书甲、乙本都用“异名同谓”来表达“无”和“有”是指向同一个东西,即客观存在的那个“道”。由此可见,将“同出”解读为“无”和“有”或“常无”和“常有”同出于道,与老子的整体思想显然是相悖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同出”呢?
让我们对鸡蛋变为小鸡这一事例,作一哲学解读吧。

     一批(假定10个)受精鸡蛋,经过21天孵化,一批小鸡破壳而出。这一现象,从哲学视角来考察,小鸡——从无到有。在鸡蛋的蛋黄和蛋清中,用超级显微镜也看不到一丝一毫小鸡和它任何组成部分的影子(骨骼、脏腑、血液、肌肉、眼睛、羽毛等等),这不就是从无到有吗?鸡蛋呢?消失了,不见了。对于鸡蛋来说,则是从有到无。在这一案例中,从无到有与从有到无,是同时发生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举一反三,推而广之,世间一切生命现象,万事万物,无不如此。以人为例,当某个婴儿从子宫中出来,这叫作“生”。假定此人活100岁即活36500天,那么,此人活一天即减寿一天。所以,“生”和“死”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老子在第50章中开头写下“出生入死”四个大字。这是老子对生命的哲学解读,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有的注家将“出生入死”解为“从母胎中出为生,入地下黄泉为死。”诸多注释均作此解,文字表达有所不同。这种说法是将老子关于生命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误当作事实陈述话语解读了。通读《老子》八十一章,每章第一句话,均是表述一个重要观点或一个重要命题,没有任何一章的第一句话是陈述事实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的自身之中。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生就意味着死。”恩格斯阐明的辩证生命观,可以视为对老子“出生入死”这个重要哲学命题的最好解读。由此可知,生和死“同出而异名”。懂得了这个道理,就不难理解无和有“同出而异名”了;同时也可明白,不应将无和有“同出而异名”解释为“同出于道”了。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得出如下认识:无和有即常无和常有,亦即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犹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由此可以引出道是什么的一个答案:道作为无,不是排斥有的无,而是蕴含有的无。简言之,道是无,是蕴含有的无。

     那么,无中蕴含的有,或曰道中蕴含的有是什么呢?老子在第21章描写道的存在状态时写道:“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言真切,字字千钧,道之奥义,正在此中,不可小视。道正是因为蕴含“精”,才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42章),才能无中生有,直至生出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多彩纷呈的大千世界,最后,又“复归于无物”。(第14章)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描绘了一幅宇宙永恒循环运动的图景(不涉及宇宙的起源即宇宙从何而来),在《导言》的结尾处,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作为全文的总结——

     不论这个循环在时间和空间中如何经常地和如何无情地完成着,不论有多少亿个太阳系和地球产生和灭亡,不论要经历多长时间才能在一个太阳系内而且只在一个行星上形成有机生命的条件,不论有多么多的数也数不尽的有机物必定产生和灭亡,然后具有能思维的脑子的动物才从它们中间发展出来,并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找到适于生存的条件,然后又被残酷地消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确信:物质在其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将宋体改为黑体系引者所为),因此,物质虽然必将以铁的必然性毁灭它在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但在另外的地方和另一个时候又一定会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恩格斯这段话不能直接用来解读老子之道,虽然如此,但它对于我们理解老子之道,特别道中之精,是否也有某种启迪意义呢?

    作为老子哲学体系最高范畴的道,究竟是什么?这是读老解老必须弄清楚的第一个大问题。司马迁曰:“老子贵道,虚无。”王弼曰:“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也由也,况之曰道。”任继愈曰:“‘无’也是‘道’,‘道’也是‘无’。”我对老子之道的理解,有与前贤相同的一面,又略有相异的一面。究竟哪种理解更符合老子的原意,请读者自行思考、比较、酌定。

     第五个要点是,道是观察和认识天地万物的总纲

     “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从无到有,例如鸡蛋变为小鸡,对于小鸡来说是从无到有,很玄;对于鸡蛋来说则是从有到无,亦很玄,这就是“同谓之玄”。而且,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又处在同一过程之中,这就是“玄之又玄”。

     为什么说玄之又玄是众妙之门呢?众妙者,天地万物变化之妙也。从宇观到宏观再到微观,从广大到精微,万事万物,一切的一、一的一切,无不处于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变化之中。道的本性是什么?如前所述,道的基本特性是永远处在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周行不殆的运行中。理解了这一点,就把握了道的主要之点了,在这个意义上,也就理解和把握了“玄之又玄”,即理解和把握了道了,从而也就掌握观察和认识天地万物的总纲了。掌握了一切的一,就掌握了观察和认识一的一切的法门。

     《老子》的审美价值和养生价值

     以上我们从哲学这个角度讨论了第一章,以下我们转换一个角度,从美学的角度,简略品味一下第一章的审美价值。

     《老子》第一章不过寥寥59个字,而其眼光之远大,思想之深邃,内涵之丰富,中外古今文章,无与伦比。所谓“要言不繁”,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所谓“大道至简”,这篇59个字的文章,达到极致。品味这种简洁之美,数学之美或科学之美(何谓科学之美?霍金2011年5月16日回答英国卫报记者这个提问时,作了如下说明:“如果科学能够简洁明了地解释各种现象或不同发现之间的联系,那它就是美的,比如DNA双螺旋结构以及物理学的基本方程式”),可以提升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和精确简练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又是一种美妙的精神享受。

     面对第一章的文字,静心观之,呈现对仗(对称)之美;反复诵之,可以欣尝老子语言的节奏之美,韵律之美;闭目思之,可以让你渐入哲学之美(超然“形下”的“形上”之美):天地万物,无易为有,有易为无,生生灭灭,色彩纷呈,千变万化,腐朽化神奇,神奇化腐朽,在你的脑海中,转化并升华为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一幅幻化图景,自己在恍惚中融入这一玄妙的永恒循环的仙境之中。

     此外,反复诵读第一章和其它精彩章节,还可在养生上有所获益——

老子玄文,
文中有精,
文中有气,
文中有神。
诵读其文,
可以益精,
可以顺气,
可以怡神。

    德国杰出哲学家尼采说:“《老子》的能量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它就像一口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俄国文学泰斗列夫•托尔斯泰坦言:“老子教导人们从肉体的生活转向灵魂的生活。顺应自然法则即生命,即智慧,即力量。我良好的精神状态,归功于阅读老子。”这两位大师的话可以证明,上述关于《老子》养生价值的话,并非虚言。

    最后,我想用两句话结束这篇解读——道行天地有形外,玄通万物无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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