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当今的社会是个过分逐利、过分有为的社会,搞得人们即使在大热天里仍然疲于奔命。我们网站的文章更新时间长了,有读者便提意见。仲先生只好拿出古人的作息方式来辩护。《易经》复卦里说:“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大家看我们的先人多么遵从自然规律,天热和天冷了都减少户外活动,这样既保养了人身,又减少了碳排放,保护了环境。可今天的社会,天气越热越搞活动,越往外跑,空调整天消耗着大量的电能。说到底这是富裕社会的弊病。早晚有一天资源枯竭了,人就消停了。

    但美国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偏偏不让人们消停,就要在暑期旺季扔上一颗炸弹,炸得世界金融危机再现,人心惶恐。其实中国外汇储备的前景本网很多文章早已讲清楚了,只要是常看大军网文章的人,早就知道会有这种结果,现在只不过是一遍遍地重复而已。还是再看看余永定等人的文章吧! 这些天,国际媒体经常采访仲大军先生,问美国能否解决自己的问题,仲先生说,美国人有地是钱,但都在富人手里,收不上税来。美国的富人党共和党十分强大,大得可以绑架国会,绑架美国,人家不让征税你有什么办法,只有向国外转嫁危机,中国就要跟着倒霉。解决问题的根本是什么?就是英国街头暴动,西方国家穷人和富人的博弈早晚要拉开序幕,穷人弱势的时代就要结束了。所以,杨松林 先生的《做大蛋糕重要还是分好蛋糕重要? 》这篇文章还是值得一读的。乔续刚发来一篇文章:《中国能否超越左右?》,他把当今的中国左右之争当成一场新生的开始,坏事完全可以变好事。有见地,有水平。】

中国如何摆脱美元陷阱?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1年8月

目录

求助信:请关注江苏镇江的野蛮拆迁!

乔续:中国能否超越左右?

郭齐勇:儒家修身成德之教与当代社会的公德建设

中新网: 英国骚乱是工人阶级的起义 民众要重新分配财富

吴晓波: 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法广: 罢工运动改变了追逐经济增长的社会气氛

荣朝和:减速降价能救高铁吗?

 

中国时报: 国际金融旧秩序正在土崩瓦解

英国每日电讯报:中国和德国掌握世界命运

余永定: 中国如何摆脱美元陷阱?

余永定:人民币国际化必须目标明确、循序渐进

何新:外汇局关于外储的讲论可圈可点

小青:中国增持欧元国债是危险还是机会?

张斌: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争论的进一步澄清

吴庆:美债“闹剧”远未闹够

高木:马克思一个小失误酿成世界金融大危机

马门列夫:抢劫现在进行时

杨松林:做大蛋糕重要还是分好蛋糕重要?

 

张明:新一轮欧债危机的演进历程、潜在冲击与应对策略

徐奇渊: 人民币汇率对CPI 的传递效应分析

第一财经:剖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现状评估、原因分析及前景展望

中国战略思想库:全球智库报告精粹

王志浩:中国如何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中华元智库:中国地方债务平台现状

马涛:工业增长与低碳双重约束下的产业发展及减排路径

陈德霖: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之我见、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和港元地位

乔续:从苹果的精品品牌路线说起

纪硕鸣:重庆经济五大创新抗危机----专访重庆市长黄奇帆

杨佩昌:德国为什么民富国强?

 

东正树:于丹陕西神木讲课2小时30万元

孔庆东: 谁在搞乱中国?----关于开除王濛并禁赛

王军涛:中国是否会出现官变?----18大以前政局看点

曹久强:平台战略 全胜之道

郑现莉:怎样才是忠于人民的军队?

黄纪苏:漫议国家与文化

黄纪苏:绿色生活的文明反思

星岛环球网:美国可能因其政体输掉21世纪?

曹长青:默多克顶起西方“右边天”

张昆: 伯明翰惊魂 亲历英国骚乱

留学博士: 英国的乱与我的动荡

余治国:二战前德国与中国的军事工业

陈仁端:谈《四千年农夫》

马勇:辛亥启示录:皇族内阁错在哪儿?

钱文军:辛亥百年祭

袁伟时: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倒行逆施其实是最大的错误

海裔:民国奠基与民初宪政经历中的欧美模式

秋风: 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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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秋龙 丁" <ddqqrr2000@yahoo.com.cn>  2011-08-13 06:19:3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最近,我的处境相当困难,相当危险,在生与死之间进行选择,

请关注江苏镇江的野蛮拆迁!

求助信

仲老师,您好!

    最近,我的处境相当困难,相当危险,在生与死之间进行选择,请求以我是您的亲属的名誉向镇江市委书记许津荣女士写信,保护我的家庭!!

    从2009年7月至今已经二年有余了,我家的房屋拆迁经历了拆迁人员无数次的违法骚扰,如:断水、断电、断气、胶水封门、砸断楼梯、生命威胁、导致我母亲病危住院、最后疯狂到在2009年12月5日将我病重的父亲直接打死!在2010年3月伪造证据,利用手中权力还对我家房屋进行了行政仲裁。

     房屋拆迁从开始到现在,我父母对拆迁的补偿要求至今没有改变:一是希望就地回迁;二是如果此地不建住宅,那就在现住房附近购房安置;三是由于我父亲被拆迁人员迫害致死,要求追究相关的责任,并附带民事赔偿。上述要求均符合国家房屋拆迁政策以及其他规定。

    最近种种迹象表明,拆迁人员又将开始胡作非为,因我有95岁年高龄的外婆和体弱多病的74岁的母亲需要照顾,同时她们再也经不起拆迁人员的折腾了,特地恳请您写信给镇江市委书记许津荣,救救我外婆和母亲吧,及时制止拆迁人员的违法行为,并按国家相关规定对房屋进行拆迁补偿!

     我家的地址:江苏省镇江市义士路34号,我母亲电话:15240283562;我母亲姓名:郭顺英;邮编:212001。

    此致

    您的学生:丁秋龙

    二0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市委书记许津荣的地址:江苏镇江 中共镇江市委,许津荣市委书记 亲收,212002。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2011-08-12 22:11:1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标题: 中国能否超越左右

中国能否超越左右?

乔续

2011年8月

    左右派是西方的词汇,自从近代以来几乎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治的主旋律,几乎重大的政治事件都能扯到左右派。

    第一次是大革命失败,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被赶下台。接着上来的李立三,瞿秋白等等又开始与国民党硬拼,后来被赶下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后来毛主席领导下中央苏区不断扩大,后来博古李德又说毛主席犯了右倾逃跑主义,太保守,他们上来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最后丢失根据地,开始长征。再后来就是王明的右倾路线,间接导致了皖南事变的重大损失。解放后,前三十年,一直是防右,最后发展到高峰—文化大革命。后来邓小平通过政变上台,又开始打左派,防左,一直到最近几年,防左的口号才不提了,代替的是既不走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关于左右的辩论,讨论,争论一直没有间断。

    左右的斗争贯穿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一个西方的文化的产物,却在一个东方民族的政党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身就是西方冲击中国之后的产物,是中华文化开始吸收西方文化的产物。这个产物为什么不是国民党呢?国民党应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秩序的继续,他面对日本的节节败退,对西方的依附,以及面对装备远远低于自己的共产党部队的土崩瓦解,完全说明这个政党的腐朽的本质,他没有能力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前进。也许有的人会说国民党也是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产物,这个要看他的基层组织,即社会细胞结构。就军队而言,国民党保留了旧中国军队的传统,突出的表现就是抓壮丁和随便打骂士兵,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官折磨死的士兵数量与日本鬼子打死的国军士兵数量有一拼。就社会经济组织而言,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洋人的利益,这明显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产物,是腐朽文化的产物。所以中国近代的左右问题在国民党里面表现的不是主流,国民党主流的还是个人权利的争夺,是中国文化里面腐朽的东西,而在共产党里面却表现的很明显,这也说明了共产党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华,并开始与自身固有的文化融合。左右之争的过程就是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融合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因为毛主席的出现而被大大的加速,如果没有毛主席,可能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融合过程上可能还要摸索几百年。

     所以站在中华文化融合西方文化的角度看今日的左右之争的问题,则就比较明朗了,现在左右争得如此激烈,这也说明中华文化如何西方文化到了关键时刻,即已经涉及到了根本问题,即政治体制以及经济组织方式的问题。现在我们能在大一统的和平环境下争论,而不是动乱终危机中用拳头和枪杆子争论,这个要感谢毛主席在前60年为我们创造的探索成果,毛主席的这个探索过程为中华民族节省了几百年的时间,然而这个探索果实快被吃光了,中华民族即将进入以前历史的继续。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左右的争论就不是现在这么温和了。

     左右之争在共产党90年历史上表现的最温和的时候,就是1980年代年到1990年代中期年之间的时候,这个时候表现的温和是表面的温和,发展趋势却是在向不吻合的方向发展。之所以表现的温和,是因为大家的阶级意识突然放松了,没有了阶级斗争的意识,认为跟着党走,大家就一定会有好日子,少部分先富起来,然后大家一起富裕,这个时候大家起码是有社会共识的,所谓上下同欲。然而虽然人们阶级斗争的意识放松了,但是左右之争的文化基础仍然存在,共产党自身仍然没有完成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完全融合起来的任务,或者说这个时期是部分利益集团用迷魂药的方式把人们迷魂住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停止了。这样中华文化迅速的出现倒退,封建主义以及西方自由主义的糟粕迅速开始扩散,少数人开始迅速成长为中国的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文化在大陆复活。台湾一位风水大师说101大厦建成后,台湾就能光复大陆,现在看来,是首先通过文化光复的。然而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后文化的进步因素还是起作用了,这个就是当中国人民面对社会种种乱象的时候,人们勇敢的走向街头,表达自己的意见,要求惩治腐败,然而最后被镇压了,文化融合的进步因素被扼杀了,历史出现倒退,人们面对社会的乱象开始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了,开始只关心自己的发财致富了。历史上中国人的热血和豪情就是在屠刀下慢慢压下去了。

    如果说80年代后,中国左右之争沉默了,中华文化开始停止融合西方文化,那么2005年后,中国大地上再次掀起了左右之争,则是在文化倒退发展20多年之后,倒退到了清朝末年水平之后,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情况下,本能的开始左右之争,是被逼无奈了。此时上一次文化融合的优秀成分也同时被激发出来了,就像清朝灭亡后,抗日战争时期,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下,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被激发出来一样。就像现在一些人说的,如果没有这三十年,就不知道毛主席的伟大,毛主席带领中华民族完成了前一次的中西文化的融合过程,加速了历史的发展。

    1980年到2005年时候,之所以这个时候左右问题还表现不突出,是因为这个时候改革共识还能维持,大家还是有同一个梦,只是有的人梦先实现了,有的人还在继续做梦。2005年之后,残酷的现实打碎了大多数人的梦,越来越多人的梦醒了。这个时候,左右之争从高层争论,学术界的争论迅速的扩散到民间,并相互呼应。沉寂了20多年的左右问题,再次成为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旋律,如果说以前60年左右之争主要在高层政治路线范畴,那么今天的左右之争开始进入了学术界,大众化的范畴,开始占据了网络的主题,开始成为街头巷谈的话题,左右分别占据了不同的人群,这个也说明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开始进入了实质性的基础性的融合斗争阶段,开始渗透到社会的底层,开始形成新的文化基础,这个融合过程必然存在一个存真去伪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当什么时候这个融合过程完成了,也就是社会共识达成了,文化基础形成了,左右之争也会停止,中国就超越左右了。

    现在形成左右问题再次兴起,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形式大环境决定的,主要就是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香港有位人士说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应该是人均15000美元,我个人觉得中国人现在这么辛苦的工作,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产品,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厂了,人均15000美元应该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为什么现在只有3000美元呢?原因就是一方面大部分财富被西方国家通过金融,专利,品牌,定价权等等手段拿走了,剩下的就被少数资本家以及特权阶层拿走了,这样普通的老百姓最后就剩下这可怜的一点点了。中国古人早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差距的扩大造成了社会共识的破产,以及形成不同的阶级,不同阶级之间的争论表现就是今天的左右之争。任何思想的背后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有的阶级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阶级,有的阶级是反动的阶级,左派今天就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阶级。当年左右之争争得是中国怎么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今日左右之争争得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也说明经过20多年的左右之争的淡化,中国已经倒退。

    那么中国有没有一个办法,大家不谈论左右问题,也不谈论走资本主义和走社会主义的问题,人们跟国家一条心,这个办法也是有的,一个是自己发展成国家资本主义强国,一种是倒退到愚民的封建集权社会,但是现在的情况下都很难实现。第一种如果在1980时候还是有可能的,就是大家一起去赚外国人的钱,中国发展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强国,成为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国,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结合,并利用与政权结合的优势,因为巨大的利益蛋糕,老百姓也会过上不错的生活,然而这个过程不一定就是可持续的。今日中国左右问题的出现,本身就是中国官僚精英阶层与民族资本以及民众分裂的结果,官僚阶层投降了帝国主义分点残羹,两者联合起来剥削老百姓,挤压民族资本,民族资本无路可走,也投靠了帝国主义。现在的情况下让人们不讨论左右问题,不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问题,很难,特别是毛主席已经教导过我们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就是一些人千方百计的诋毁毛主席的原因,他们既想剥夺老百姓,又想让老百姓俯首帖耳,服从于自己。第二种可能在现在信息网络时代已经不太可能了,而且毛主席发动的文化革命彻底堵死了这条倒退的复辟道路,最近孔夫子被摆放出来,网络上一片讽刺声骂声就说明问题了,最后灰溜溜的又搬走了。

    最近的左右之争,还说明一个问题,在官僚资本化的共产党以及新兴民族资产阶级都投靠西方帝国主义之后,他们无法完成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历史任务,这样历史又一次开始转移到无产阶级身上。历史是多么的相似啊,上一次当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自身的软弱性不能领导中华民族完成民族独立的使命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担负起这个历史使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族独立的任务。今天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都完成不了让中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现在左右之争的兴起,则标志着中国的无产阶级又一次开始担负起历史使命。最近重庆共同富裕口号的提出,则标志着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当年佛教进入中国与中华文化融合的时候,由于当时缺少伟大领袖的指引,使得这个融合过程充满了血雨腥风,中华民族还差点亡国灭种,最后到了隋唐时期才初步融合并形成了制度基础,随后出现大唐盛世。20世纪,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融合的时候,因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我们已经度过了前面最危险的时期,并已经初步形成了制度框架结构,今天的左右之争仍然是当时融合过程的继续。如果说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融合用了500年时间,今日表现为左右之争的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过程,因为有毛主席的指引,200年内完成应该没有问题。当中国社会达成社会共识,实现共同富裕的时候,也就是中国社会超越左右之时,此时中华文化将初步完成了融合西方文化的任务。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1-08-11 08:42:13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163期-共和国62年暨孔子2562年〔耶稣2011年〕阳历8月11日

儒家修身成德之教与当代社会的公德建设

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 郭齐勇

2011-07-26

     蔡元培先生在留德期间撰写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至1921年间共印行了16版,他还为赴法华工写了《华工学校讲义》,两书在民国期间影响甚大,今人合为《国民修养二种》一书。蔡先生的用心颇值得我们重视,他创造性地转化本土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家道德资源来为近代转型的中国社会的公德建设与公民教育服务。

     蔡先生强调,孝亲是美德!有这一美德的浸润、养育,成就了一个君子健康的心理、性情、人格、品质,增益了斯人的公德、正义,使其为国家、社会,为公共事务负责任,忠于职守,甚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就是蔡先生讲的“国之良民即家之孝子”。反之,在社会交往与公共事务中不忠诚、不庄重敬业、不讲信义,不廉洁奉公即是大不孝。

     蔡先生强调家庭为人生最初之学校,善良之家庭为社会、国家隆盛之本。他认为,如私德不健全,则很难有健全之公德。受到家庭内部爱的熏陶,在家有孝心孝行者,走上社会后自然而然地会把这种爱推广到团体、社会、国家,此即为仁义、忠爱。可见,家庭与社会、私德与公德虽有区别,但不是绝然对立的,恰恰是有着有机联系的,是可以推己及人、由内而外,逐步加以推扩、实践与体验的。

     蔡先生进而以孔子之“仁”的内涵——“忠恕”之道谈公义与公德,指出由“忠”开出公德(泛爱众、图公益而开世务),由“恕”开出公义(不侵害他人的生命、财产、名誉等权利)。他从法律与道德、公义与公德、消极道德与积极道德等方面建构公民社会底线伦理背后的基本原则,是对中华民族“仁爱”之核心价值的“忠”“恕”两方面颇有新意的诠释,至今仍有深刻的意义。

    蔡先生为中学生与赴法劳工写的教科书,在实践上重视社会基层的公民教育,在理论上则超越了福泽谕吉与早期梁启超的公私德对立论。我们知道,福泽于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中把道德分为“私德”和“公德”。实际上,按福泽的看法,属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做私德,而与外界接触的表现,即属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做公德。仅按这种定义,儒家并不缺乏公德的资源。梁启超受福泽、边沁的影响,曾于1902年发表《论公德》一文,批评我国传统有独善其身之私德,缺人人相善其群之公德。这个论断显然是片面的。

    其实,南宋以后在我国与东亚他国的民间社会流传甚广、深入人心的朱熹的《家训》中说:“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又说:“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朱子说此乃日用常行之道,人不可一日无也。应当说,这些内容来源于诗书礼乐之教、孔孟之道,又十分贴近民间大众。它内蕴有个人与社会的道德,长期以来成为老百姓的生活哲学。这里所说,多由私德推至公徳领域了。

    赴欧美考察后,梁启超反省自己,遂于1904年发表《论私德》一文,指出:“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一私人而无所私有之德行,则群此百千万亿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梁启超至此不仅完全抛弃了他自己所输入和引进的那种公私德对立理论,而且还深刻地认识到儒家道德近代转化的真正价值和作用。

    1904年以后的梁启超和民国初年的蔡元培的看法是不错的,实际上清末民初有一大批教育家都在做传统道德的近代转化工作,尤其从行为举止、礼貌用语方面加强对儿童与青少年的品行教育。近代中小学与诸多报刊利用传统蒙学读物、《四书》等资源,接上传入的西方的、新时代的新道德,并倡导从生活实践做起的办法,值得珍视。《弟子规》中对孩童举止方面的一些要求也被继承转化了,如要求孩童站立时昂首挺胸,双腿站直,见到长辈主动行礼问好,开门关门轻手轻脚,不用力甩门等。成立于1904年10月的天津私立中学堂,后即为现在的南开中学,从容止细节上培养学生的自重与尊人。应当说,这都是从日常生活上把私德推为公德,把道德、人生教育落到实处的实践活动,对社会的移风易俗起到了良好作用。儒家从来就重视道德价值“上以美政,下以美俗”的社会功能。民国时期的“风俗改造”、建立社会公德及中小学修身课程中的“公民教育”,促进了近代社会与人的精神转型,而且当时的媒体与教育界重视规范日常公共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习惯,改变不良风俗。抗战胜利之后,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小学重视《四书》教育与道德课程,强调“仁爱、正义、礼节、信实、勤俭、孝敬、守法、爱国”等德目与价值的学习与陶冶,有成功的经验。

    我们现代的公民教育之目的在于培养年轻人认同、建树“公民身份”、“公民权责”、“公民资质”,但仅此还不够,还应进行价值教育。这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区别于重视知识传授、忽视价值观培育的一种取向。价值教育比德育与公民教育更为广泛且重要。

    我们认为,现代社会不仅要强调公民的权利观念,而且还要重视其所应具备的责任与德行。有人主张,“使一个好人成为好公民的先决条件是拥有公民德行,其所强调的公民德行包括:爱国与勇气、人性尊严、认同感、隐私权、自主性、关心他人、关怀社会、包容、公民服务,以及主动参与等。”显然,儒家道德资源中不缺乏这些因素,可以作扬弃与接榫的工作。

    社群主义期望每个人不但是一个“好人”,更要成为一个“好公民”,他们承袭公民共和主义的上述基本假设,“认为一个好人有足够的潜力成为一个好公民,而使得一个好人成为一个好公民的先决条件是拥有公民德行。因而,社群主义非常重视公民德行的培育,认为公民德行即是一种公共精神,它是每个公民都须具备的潜在能力,因为这个潜在能力才使得公民愿意支持、维护并达成社群的公共善,公民的自由也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我们当然不能把儒学归类于社群主义,但在上述问题上,二者的确可以沟通对话。

    儒家在人与己关系之自立自律、自强不息、个体人格尊严与道德价值观方面,在人与人关系之宽容、尊重与和谐人际关系、乐于助人方面,在人与社会关系之关心弱势群体与公益事业、有道德勇气、批评精神与尽职尽责于公共事务方面,在人与国家关系之尊重制度规范、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忠诚廉洁方面,在人与世界关系之和平主义、修文德以来之及文明与宗教对话方面,在人与生态环境关系之尊重生命、仁民爱物、厚德载物、天地万物一体方面等,都有丰富的文化精神资源可以发掘、调动、转化出来,用于当世。

    儒学是生活的智慧,特重生命与性情教育,主张知行合一。儒家之教,重在教人成德,所以称为“成德之教”。在儒家看来,道德善恶的标准、道德实践的根据在内心的良知良能,这一本心本性又不是事实经验层面的,而是有超越的天道为源头或理据的。但与基督教不同,儒家不把道德的基础放在外在超越的存在上,而是放在内在心性上,因而十分重视心性修养的工夫。这一成德之教有着十分丰富且生动的内容与实践性,在今天的家庭、社会、学校的教育中,特别是公民教育与价值教育中,完全可以做创造性地转化。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8-11 13:55:4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英示威者:这是工人阶级起义 要重新分配财富

英国骚乱是工人阶级的起义 民众要重新分配财富

中新网

2011年08月09日

   一位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28岁青年菲利普说:“这是工人阶级的起义。我们要重新分配财富。”他说,人们对警方的不信任,是引发骚乱的重要催化剂。

  8月8日,从6晚日开始的伦敦骚乱进入第三天,8日下午和晚间不仅在伦敦诸多地区相继发生暴力事件,而且骚乱已经蔓延至英格兰中部城市伯明翰。伦敦市在8日晚间已进入全面警报状态,警方在骚乱地区部署了大量防爆警察。

  中新网8月9日电 据外电报道,伦敦6日晚爆发的大规模骚乱到9日已经蔓延到其他3个主要城市。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所发生最严重的骚乱事件。

  伦敦8日进入第三个骚乱之夜,一些大楼、汽车与垃圾堆被纵火,商店遭到劫掠。暴徒向警方投掷瓶子与焰火。由于担心暴力与抢掠,伦敦全市不少商店早早关门谢客。位于伦敦北部的伯明翰数十人攻击该市主要商业区的商店。在利物浦与布里斯托尔等地,暴徒与警方爆发冲突。伯明翰警方证实,市中心的商店遭到抢掠,警方已经逮捕35人。布里斯托尔约有150名暴徒大肆劫掠,警方敦促居民不要进入市中心。

  一位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28岁青年菲利普说:“这是工人阶级的起义。我们要重新分配财富。”他说,人们对警方的不信任,是引发骚乱的重要催化剂。

  警方9日称,伦敦至少5个地点爆发新一轮暴力事件。很多社区都能看到暴徒肆意破坏商业街设施或闯进大楼。伦敦警方指挥官琼斯(Christine Jones)证实,已有239人被捕,45人因攻击罪遭到起诉。伦敦警方代理长官哥德温(Tim Godwin)表示,为应付骚乱,警方在伦敦全市增派了1700名警察。一些居民要求警方部署高压水枪驱散暴徒,或要求军方支援。

  据信4日发生的警察射杀一名29岁男子的事件引发了这次骚乱。英国首相卡梅伦中断在意大利的假期,提前回国处理伦敦骚乱。

 

 

 

发件人:"wujian" <wujian2004_3@hotmail.com>  2011-08-08 00:24:54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吴晓波

    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来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同样下岗的老伙伴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跟几位老伙计去偷琴,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会发出声音的“钢琴”。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败破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这是一部正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电影,名字叫《钢的琴》。上周,在只有四个观众的、空荡荡的影院里,我静静地看完了。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年工龄在各省的价格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

    南方地区因为商品经济活跃,下岗工人投亲靠友,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而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马上成了流氓无产者。陈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一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抛弃的工人阶级。

    当时,下岗情况最严峻的正是《钢的琴》的故事发生地——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国老大”之称的辽宁省。2002年,我曾到沈阳铁西区去做下岗工人情况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从日据年代就开始建设,1940年代有“东方鲁尔”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援建的“156工程”中有三家建在铁西。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铁西区江河日下,成了下岗重灾区。我去调研一周,目睹情况之悲惨,触目惊心,其中听到的两则真实故事如下:

    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的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帐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是的。都过去了。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两千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

    在这篇与文艺无关的专栏里,我要向《钢的琴》的主创人员致意——他们是导演张猛、男主角王千源以及不取报酬的东北籍女演员秦海璐,你们做了一份真实的工作,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们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
有可能的话,去看一下《钢的琴》吧。它被安排在“中国年度大片”《建党伟业》和“世界年度大片”《变形金刚3》之间上映,仅仅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02 13:42:2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罢工运动改变了追逐经济增长的社会气氛

法广对蔡崇国的采访

2011年8月01日

     去年深圳富士康工厂接连发生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后,中国各地陆续发生工人罢工维权事件。这些维权活动虽然去年年底时开始减少,但始终在继续。2011年5月,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发表最新中国工人运动观察报告,总结分析2009年至2010年中国各地的工人罢工活动。那么,最近两年中国的工人维权运动体现出哪些特点?分散于各地的罢工事件与整体工人阶层权益改善有什么关系?中国全国总工会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工人维权事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带动中国整体公民社会进一步发展?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中国劳工通讯驻欧洲代表蔡崇国先生。

中国工人运动新特点

    法广:这份最新中国工人运动观察报告主要关注的是2009年至2010年间中国各地的工人维权活动。这些维权活动整体体现出哪些新特点?

    蔡崇国:特点很多。报告只讲了一部分。首先,这是些年轻的、第二代农民工发起的罢工活动,像南海本田以及其他一些企业。这些年轻工人不只是要工资待遇,他们也要尊严。像南海本田工厂,在当地制定了新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后,资本家用其他手段想克扣工人工资,工人不答应。官方工会出面劝说他们,最后打起来了。这些年轻一代的工人是这些罢工的主力,他们需要(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不只是工资待遇。他们更团结,他们也有现代的技术手段传播消息,使他们有共同的诉求和行动。

    第二个特点是: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那个时代(九十年代),罢工多发生在国营企业,因为下岗,因为买断工龄,因为国营企业倒闭。这一次,罢工主要是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

    这些罢工也表现出一种行业特点,比如上海码头运输工人的罢工。

    第四个特点是相当一部分工人知道进退。他们罢工提出要求。只要资方或政府做出良性回应,他们知道让一步。这就告诉我们,其实,给工人和民间一定的权利,他们能够比较好地管理自己。这体现了他们的理性。

    再一点是,在罢工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表现出对工人罢工和诉求的容忍、一种比过去平和的、相对成熟的政治技巧。有几个地方的罢工就是地方政府让工人和老板谈判,有时候他们还起中介作用。南海本田的罢工去年开始到今年已经进行了三次劳资谈判,广东省政府在其中起了好作用。资方呢(当然只是小部分,有很多资方并没有让步),但部分资方与过去相比,也知道和工人讨价还价,做出让步。所以,资方、工人、地方政府三方都赢的局面比过去多了。三方表现出的这种理性,这种进步,也是这次罢工的特点之一。

这些罢工活动改变了追逐经济增长的社会气氛

    法广:但这些罢工也表现出一种短期性,没有长远的目标,一个具体的要求达到以后,罢工即停止。这些罢工对中国工人整体的维权、改善自身生存环境的努力有什么影响么?怎么了解这些罢工和整体阶层的关系?

     蔡崇国:看今天的工人罢工要换一种眼光,不能拿过去书本上学的中共党史里的罢工,或今天西方社会的那些罢工的模式。首先,这些罢工不是持续不断,越来越高涨的罢工运动。没有这种持续性,也没有普遍性,没有一个企业向另外一个企业更持续的广泛的蔓延,没有一个行业向另外一个行业持续的更广泛的蔓延。它有它的间断性。它的后果往往是满足了,或者部分满足了这个企业、甚至那个车间部分工人的要求,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全行业所有工人的状况。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和过去和其他国家工人运动比较起来,这些活动基本上还是自发的。虽然发起以后,有工人骨干出面组织,但是工人罢工往往是没有组织、没有舆论系统报道的,既没有厂内的组织,没有行业的组织,更没有跨行业的组织,也没有进入到人大政协的方案里。中国目前的工人运动是不能够马上达到改善自己地位这样的结果的。

     但是,它的效果很特别。第一,它使地方政府感受到压力,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工人状况非常微小的改善。比如,去年一系列罢工以后,地方政府(特别是广东政府比较积极)就推出了提高工人最低工资措施,也提出要加强工资协商。全国总工会也在十几个省市推出了这样的措施。所有这些造成一种社会气氛:重视、关注工人的状况,工人的待遇。就是说,在短期内,中国持续的、非组织的、自发的、间断性的工人运动虽然不能从整体上立即改善工人的状况,诸如户口问题,工资每年持续性的增长,工人要有自己的组织,要有罢工的权利……虽然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它使政府,包括全总,采取了一些切实措施,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气氛,就是不像过去那样只崇拜经济增长,崇拜GDP要达到什么高度。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社会公正,关注工人状况是否有改善,离开工人状况和每个人生活状况改善的那种经济高速发展、超英赶美,大家兴趣不大了。这种社会气氛改变是很重要的,有点像二战以后西方社会气氛的改变。

地方政府和资本利益分化可能使全国总工会活动空间增大

    法广:您刚才也提到,这些工人罢工维权活动整体是自发而起,全国总工会是缺席的。但是,在罢工维权的过程中,全国总工会并不是完全缺席。怎么看全总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全总是否可能在未来中国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运动中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

    蔡崇国:总体来说,全总在去年的罢工活动中,特别是本田南海工人罢工以后,受到非常大的冲击。特别是由于网络的普及,网络微博上对全总的批评,甚至辱骂,非常多。同时,中央也批评了全总的角色。在国际上,地方全总派成员去压制罢工工人曾经一段时间是国外报刊的头版新闻。在这种内外压力下,全总推出了一些措施。但说实话,这些都没什么新东西。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刚去每一次出现问题:煤矿爆炸、黑工、奴工等,全总也推出了一些措施,做出了一些承诺,但是,实际上,大多数都没有实际落实。

    但这次有些不同。主要是地方有些变化。全总在某些地方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广东的全总在本田南海工人的劳资谈判中出面组织,而且比较中立,和工人协商任命的南海本田工会的工会干部发挥了作用。另外,武汉市全总也组织了饮食行业的劳资集体协商。而且,这两件事都有广泛的报道。这在过去是比较少见的。我们主要要看行动。全总的行动与过去相比有所改善。

    但是,它将来会走向何方,这要看十八大以后全面的政治改革是否能够启动。中国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会不会逐渐改革、改变、更靠近工人?这首先取决于中国整体政治改革,(取决于)党和政府对它的控制是否能放松些。我觉得,全总的处境有所改善,(它的)将来有乐观的一面,因为中国政府和过去的苏联、东欧不一样,它(中国政府)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资本家阶层。这个阶层有消极作用:占地、剥削工人、造成社会不安定局面、有时候导致工人闹市和群体性事件,等等,最后地方政府得在财政上,在政治上出面买单。所以,地方政府和地方上的外资私人企业、甚至是国企的利益在分化,甚至在冲突。资本家要赚取很多利润,有时候因为资金链断了,资本家跑了,要收拾局面的是地方干部;如果出现群体事件,地方干部“一票否决”,很可能会丢了乌纱帽;所以他们对资本家的不满比过去大得多。过去是不惜一切代价要引进资本,今天呢,地方政府对引进资本、对资本行为都警惕性要高得多。而且,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有些外资私人企业走了,他们也不在乎,土地可能带给他们的利益更大。所以说,地方政府和资本利益的分化使中国全总的活动空间有可能增大。这是一个新现象。再加上国内外(特别是国内)网络的发展,第二代工人觉悟提高,对全总角色转变的压力比过去大。

    所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将来是否要发挥比较好些的作用,这个可能性有,但不能过于乐观,很多地方干部,特别是工会干部是以维稳为主的。

中国需要改变社会治理方式

    法广:这些工人罢工维权活动对整体的中国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是否可以起到带动作用?

    蔡崇国:我们可以看到去年此伏彼起的罢工一直到今年还在继续。同时,在前不久,我们可以看到湖北又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广东:增城、潮州等。那边,四川工人因为要工资,被资本家砍断了手筋脚筋;还有民工怀孕的妻子被打,激起了四川民工和当地居民的群体冲突,很暴烈。其实,这几个地方——新塘增城和潮州,那里的非政府组织,在广东是最不发达的(广州、深圳、番禺等地的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相对发达)。因为不发达,所以,很多外来农民工找不到渠道去表达自己的诉求,感到非常孤独,和当地政府,和资本家的沟通更困难,他们弱势的态势就更明显。所以,一些地方政府、老板瞧不起他们,欺负他们。这其中的对比很鲜明。一方面,在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很发达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非政府组织以及工人组织各种各样的普法学习班、聚会、发布关于他们权利的报告、甚至组织娱乐活动,那么,当地政府也宽容,甚至去支持。所以,这些地方的工人有很多朋友。另外一方面,像刚才说的增城等地,那里的工人很孤单。类似于黑社会的所谓同乡会就取代了珠海、深圳那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这导致的结果是大家都看到的。

    所以,这一系列的事总体上使大家看到中国真是要改变治理社会的方式,要发展公民社会,放手让非政府组织发展。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有很多争论。我觉得,除了几个月前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反对公民社会这个词,认为公民社会是西方社会给中国设下的陷阱,这是很可笑的,也越来越不得人心,网上批评说公民社会是陷阱舆论的人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发展公民社会这种倾向最后追究会占优势,加强中央集权的那种重庆模式是走不通的。我们可以看到“唱红打黑”中的“唱红”的势头最近弱下来了。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8-13 07:16:44 +0800 收件人: "中"<zppang@yahoo.com.cn>, <zhongyingpang@gmail.com>,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减速降价能救高铁吗?

北方交通大学教授 荣朝和

2011年08月12日

  【背景】8月10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开展高速铁路及在建项目安全大检查,“适当降低新建高速铁路运营初期的速度”;对已经批准但尚未开工的铁路建设项目,重新组织系统的安全评估;“暂停审批新的铁路建设项目”。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计最高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按时速300公里开行;设计最高时速250公里的高铁,按时速200公里开行;既有时速提高至200公里的线路按时速160公里开行。同时,票价随之下调。据业内专家分析,预计将有60%的客运专线受降速影响。

  这是2011年内铁路第二次降速。2011年7月1日,京沪高铁正式开通,原350公里设计时速改为300公里和250公里混跑。同样降速的还有武广高铁、郑西高铁、沪宁高铁。但京津城际铁路和沪杭高铁等仍保持350公里时速。

  问题在于,降速、减价,能否让高铁走出困境?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荣朝和认为,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高铁降速、降价,是完全必要的审慎之举。以此种形式纠正和制止一个行业部门的重大决策失误,相当罕见,这标志着决策者将对“跨越式”发展的高铁战略做出根本调整。

  荣朝和指出,以往铁路部门总是试图让人们相信,如果高速铁路的技术可靠,安全性能够得到保障,那么建设高铁最大的风险不过是客座率低,只是在短期内有经济问题。而近期频繁发生的事故已经证明,高铁不但经济上亏损,在技术和安全性上也令人担忧。

  他指出,前一阶段,中国高铁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蛮干。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对铁路建设项目重新深入论证,合理确定项目的技术标准、建设方案,以避免更大的损失。这些要求若被有效执行,铁路建设应有一次必要的关、停、并、转过程。

  荣朝和认为,高铁安全是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主要议题,但安全问题只是高铁建设一系列弊端中的很小一部分。随着对高铁建设的深入调查、论证和反思,其他诸多严重的问题也会很快暴露出来,而且处理起来难度更大,有些甚至可能无解。

  比如,高铁票价过高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中西部很多地区的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根本无法支撑高铁,而停开相应普通列车又致使民怨升腾;由于缺少核心技术,未来高铁的维修和备件更新成本会很快攀升;因采用无砟轨道,难以应对几乎肯定会出现的线路沉降问题;众多高铁和“城际铁路”功能混淆,可能造成恶性竞争;高铁能力闲置,但由于其线路的“专用性”,无法承载货运和普通客运列车。

  铁道部正在或规划修建的绝大多数高铁线路,不仅建设标准与造价过高,而且“专用性”太强。由于高铁线路的曲线半径、超高和轨道承载力等标准都与普通铁路不同,因此只能运行相应速度的客运动车组,不但不能当做普通铁路使用,丧失了铁路本应具备的运输密度经济,甚至列车降速过多都会引发行车事故。

  更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高铁项目运营严重亏损,铁路债务已高达数万亿元并将持续增长,不但债务难以偿还,就连利息支付都会成为大问题。他估计,由于过度负债和亏损加剧,铁道部目前已经开始靠借债付息。不用很久,整个铁路行业就会失去财务自生能力,只能仰赖巨额财政资金救助。

  荣朝和更是指出,高铁建设中,存在诸多不规范的“部省协议”和投融资模式,这可能造成诸多铁路项目在运营、管理与产权方面的纠纷;同时,目前铁路建设已出现巨额工程欠款和设备欠款,大量施工及供货企业深受拖累。而这些年超常规的建设也明显给未来铁路改革造成巨大障碍。

  在他看来,由于高铁建设前期决策的草率、鲁莽,缺少必要的监督机制和检验程序,造成了一系列尖锐问题。如今要解决这些问题,难度已相当大。中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代价高昂,但却不那么实用、不那么友好、甚至不那么可靠,可能后患无穷的高铁系统。

  荣朝和认为,尽管不应全盘否定铁路建设的成果,但应该看到,因为铁道部原主要领导自我膨胀,信心太满,步子走得太快,摊子铺得太大,结果造成严重的动车伤亡事故和多方面隐患。事实上,铁路系统又经历了一次不该有的大折腾,亟待拨乱反正。

  他指出,高铁降速,回归常态,这是极为必要的,在需要退的地方,必须退够。而且,不光要尽可能降低已有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更必须认真总结教训,分析错误发生的原因,从根本上杜绝同类错误。

  “本来,高铁项目建设问题多多,存在很多低级错误,此前也有人明确提出不同意见,但为何还能闯过重重关口,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装行业在长达数年内追求的目标,甚至还想被纳入国家战略?”

  荣朝和指出,应该检讨的是,少数人甚至某个人的政治-技术偏好如何影响铁路产业的发展?一个行业部门的主管,如何能轻易“绑架”整个铁路行业,甚至是银行系统、上级领导、地方大员乃至全国人民?高铁建设暴露的诸多体制弊端发人深思。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8-13 10:29:47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台湾“中国时报”: 国际金融旧秩序 正在土崩瓦解

国际金融旧秩序 正在土崩瓦解

中国时报

2011年8月12日

     美国债务风暴与评等降级,接连在一星期中发生,引发全球股市大地震,让全世界对美国处理财金问题的能力严重怀疑,别的国家怨在心里,不敢讲,但中国却开炮了。

  先是新华社评论一开头就说,「债台高筑的山姆大叔能够从容挥霍无止境海外借款的日子似乎不多了」,并要求美国政府「消减庞大的军费支出与散漫的社会保障预算」;接着人民日报八日社论中也主张,中国应把美国国债持有量用作抵制美国对台军售的战略武器。

    美国过去是全球金融的核心,但是标准普尔把财政部公债降等,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让美国主宰地位动摇,这件事的象征,就如同两年前,金砖四国挑战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标准普尔的降等报告出来后,纽时专栏作家克鲁曼等人批评其缺乏可信度。举出三年前金融危机,标准普尔与其它信评机构事先完全没有察觉,而且自己卷入华尔街的金钱游戏,又说标准普尔的数字误差了两兆,虽然经财政部指出,但是仍然坚持不修改结论。

    然而批评者所忽略的是,标准普尔虽然是把美国公债信用降等,但等于是把美国经济降等,更进一步的说是把美国处理问题的政治能力降等。在声明中它很清楚的指出:「在财政经济的挑战中,美国决策与政治机构的效能、稳定与可靠性,都已经弱化」,如果美国政治没有改进,不排除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度降等。财政部长盖纳则表示,这是「可怕的错误判断」!可怕指的是引发的全球股灾,但判断是否错误,却是见仁见智。

     坦白说,标准普尔反映出市场对政治的忧心,难怪让「债券天王」葛洛斯(Bill Gross)大为赞美,「我认为标普展现骨气;他们终于做对事情」他指美国债台高筑是个「大问题」;换句话说,标准普尔是第一个敢大声指着国王说:「美国,你其实是没有穿任何衣服的」。

    风暴目前看起来还会继续扩大,除了其它两家信评机构会陆续跟进评降美债,标准普尔目前正考虑将法国公债降等,影响所及,不仅仅是主权债务而已,还会触发大家所最担心的二次衰退。

     美国两党同声批评标准普尔,但是两党之间,就像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徒一样,不只无法合作,甚至无法对话,继续降低债务评等下去,假设债务利息加倍计,美国每年要额外付五千亿,这会使目前九%GDP的赤字,增加到一五%GDP,问题只会更严重,两党的鸿沟只有更加宽。从美国内部到全球,现在普遍弥漫着一股不安的气氛,旧的金融秩序已经瓦解,大家纷纷在问:新的金融秩序何在?

     国际经济金融,其实不像军事安全,绝对黑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国际经济是相互依赖的,你垮了,我也会被拖下水去,就像中国,虽然不满美国内部处理不了问题,但是也不敢遽然停止持有债券,或者不用美元交易。

     虽然大家说国际金融已经从美国单极,转至由美国、欧盟、中国等的多极体系,但是目前没有其它国家有准备、有能力取美国而代之,也许这件事对美国是个刺激,是个起床号,美国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至今在科技、教育方面仍然有巨幅的领先,有人把降等,比成苏联在冷战初期发射人造卫星「史泼尼克号」,给予美国朝野的刺激,希望因此产生团结的共识与意志。

     但是老实说,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正向的影响,反而是负面的作用多,为了解决自己的债务赤字,美国有意无意的正在让美元贬值,对外输出债务,这对许多以出口来增长的国家,包括日本与德国,如晴天霹雳般恶耗;中国已经提出警告,并且建议「应该引入对发行美元的国际监管」,从而避免单一国家引发的灾难。

     这势必会引发,美国未来另一波与新兴经济强权的冲突,已经支离破碎的国际金融架构,怕还有一番震荡之苦。

 

 

美国动手了:证交会开始调查标普

金融时报

2011-08-12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在对标普评级机构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一事展开调查。该机构已要求标普披露在上周正式宣布下调美国评级之前已获知这一决定的职员名单。

     知情人士称,美证交会此举是对初步调查,旨在查清标普内部是否存在内幕交易。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此次调查由美证交会负责监管评级机构的审查人员执行。然而,美证交会既没有发现标普内部人士泄漏信息,也没有发现不正常的交易。

    标普与美证交会均拒绝就此置评。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8-12 10:34:03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英国央行行长(米德学生):中国和德国掌握世界命运?

英格兰银行行长:中国和德国掌握世界命运

英国每日电讯报

2011-08-11

     英国媒体8月11日刊登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就目前英国和世界经济形势发表的谈话认为,作为债权国家的中国和德国掌握这世界的命运。这篇题为“中国和德国掌握着世界的命运”的文章说,英国的经济增长目前掌握在债权国家的手中。

    问题的关键是“全球贸易不平衡”。中国和德国出口了太多的产品,制造了廉价借贷的泡沫,扭曲了人们的行为。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消费过度,大量借债,以满足自己的消费习惯。

道德制高点

     债权人总是倾向于占据道德制高点,因为他们通过勤俭积累了财富。但是,中国和德国需要有人买他们的东西,是欠债国家让债权国变得富有。 等到世界进行调整的时候,负债国家承受了所有的痛苦。“英国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 但是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国家可以完全不受责备,中国通过锁定人民币同美元汇率而增加了自己同全世 界的贸易,而德国则通过加入欧元而大获收益。如果德国没有加入欧元,自己的货币就会升值,其出口竞争就不会如此强劲,贸易不平衡也就不会这么严重。

人民币升值

    默文·金呼吁作为债权国的中国和德国调整政策,为解决世界经济危机做出贡献。他对中国发出呼吁说,“在通常情况下,在出现严重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在需要做出调整的时候,汇率是自然的调节机制。”

    他说,美国曾一直试图说服中国打破同美元挂钩的机制,但是一直没有成功,这使得贸易不平衡发展到了一个对双方都构成威胁的程度。

    默文·金在谈到德国时说,德国被困在欧元之内,货币无法升值,但是德国可以通过拯救计划和消除其银行所持主权债务的方式承担损失。
 

 

 

 

发件人:"yongding yu" <yongdingyu@gmail.com> 2011-08-02 19:47:48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 Fwd: RCIF Policy Brief No.2011.050 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争论的进一步澄清

    仲先生:关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争论值得关注。第一财经对我采访的标题是报社加的,不太合乎我的原意。供参考。此致!余永定, 2011年7月4日,

中国如何摆脱“美元陷阱”?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前所长 余永定

Aug.9 2011

yongdingyu@gmail.com

    最近几周,中国官员对美方同僚们所表现出的不负责任的边缘主义感到愤怒,这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在国际金融中,愤怒起不到什么作用。美国面临的危险是:在上周二就债务上限达成协议后,围绕该国糟糕的财政形势的任何紧迫感都将烟消云散。而中国面临的危险则在于,它不去吸取应有的教训——即眼下是结束中国对美元依赖的时候了。

    中国对美国可能出现违约感到担忧,其原因显而易见。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不管美国出现债务违约还是评级下调(编者按:标普已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都将令中国蒙受巨大损失。然而,即便在上周达成债务上限协议之后,仍然存在这样的风险:即美国债务将继续增长,直至美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通过通胀来化解债务负担。尽管对于目前已持有的美国国债,中国几乎做不了什么,但中国可以反思过往的政策——问问自己是怎样落入这个陷阱的,以及如何摆脱。

    20多年来,中国几乎没有间断地保持着经常账户盈余和资本账户盈余。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外汇储备的累积。然而,持续保持这些盈余显然并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一个人均收入位居全球100名之后的发展中国家,数十年来却一直把钱借给全球最富有的国家,这有违情理。而更糟糕的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之一,从本质上说,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而非进口商品和服务的做法,是在把自己高成本借入的资金又贷给其债权国。

    中国持有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外国资产和以人民币计价的对外负债。很明显,这种资产和负债的货币结构,使得中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在美元对人民币出现贬值时非常脆弱。

    中国政府承认,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出了自身需求。中国尝试过多种措施,以减缓外储的增长速度,并保护现有储备的价值。其中包括了刺激需求、允许人民币渐进升值,以及创建主权财富基金。中国还努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人民币的国际化。遗憾的是,由于巨额资金流入以及经常账户盈余,这些政策无法遏制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迅速增长。

    这些政策之所以未能奏效,原因在于它们未能解决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致因,即为了抑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央行必须不断在外汇市场买入美元。问题在于:为了减缓人民币的升值步伐,中国愿意在外储上承担多大的损失?

    另外一个因素在于,中国所持有的金融资产的任何损失,只有当持有人决定套现时才会真正“实现”。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偿还其公共债务,而中国继续将外汇储备投入美国国债,这场游戏就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不过,这种局面最终是不可持续的。持续的时间越长,最终的调整就将越猛烈、破坏性也越强。

    如果说中国能够从美国债务上限危机中得到什么教训,那就是中国必须叫停那些导致外汇储备进一步积累的政策。鉴于许多发达国家完全是在“印钱”(最近有传言称,美国可能会再次施行量化宽松),中国必须认识到,自己不能再投资于发达国家的纸面资产了。中国央行必须停止买入美元,并尽快将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中国早就应该采取这种做法,不应再犹豫和摇摆。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并非没有代价。然而,它带给中国经济的益处将远远超出那些代价,且同时也有利于全球经济。
 

 

人民币国际化必须目标明确、循序渐进

----对话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教授

记者 徐以升 丁晓琴

2011年8月

    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推动人民币拥有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匹配的国际化地位,成为当前市场对人民币的主流良好愿望。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央行的重要政策取向。

    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正式推进试点,2010年6月,该试点进一步扩大。2010年跨境结算规模达到5063亿元,今年第一季度达到2807亿元,在此推动之下,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FDI)也在积极推进。外国投资银行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纷纷作出乐观估计。例如,汇丰银行认为,人民币将在今年内成为世界上三大结算货币(另两大为美元和欧元)。

    但在这光鲜的数据背后,人民币结算引领的人民币国际化,却在遭遇困扰。人民币结算接近九成为进口结算,推动了外汇储备规模的进一步攀升,而这一结果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初衷南辕北辙。一些更根本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是什么?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否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关系是什么?人民币国际化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路线图中应该处于何种位置?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区域金融合作如何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等,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思考,以保证中国金融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教授近日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在访问中,余永定教授认为,如果没有微观基础、仅基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和行政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不可持续。余永定教授支持一些青年学者对当前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路径、次序重新评估的呼吁。他认为,“在国内金融市场进一步改革前,人为刺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将有损中国的社会福利和金融稳定。”

    余永定强调,在金融领域, “以开放促改革”的想法可以理解,但值得商榷。在金融领域中的“开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资本项目自由化和资本市场的自由进入。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国内金融体系和货币调控体系的改革,需要资本管制的保护。如果因改革难以推动而转向“开放”,其结果可能不但不能推动改革而且会加剧中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人民币结算违背初衷

    《第一财经日报》:首先,请您评价自2009年7月开始,2010年6月放大推进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工作。该项工作被认为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重要的政策。

    余永定:自试点至今,累计计算人民币总结算额已约1万亿元人民币。仅就这点而言,人民币国际化确实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是什么。在几乎所有经济学文献和政府经济政策文件中,减少汇率风险都是各国推进本国货币国际化的首要目标。2002-2003年直到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汇率风险是出口企业因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而遭受损失。为了减少这种风险,中国出口企业希望用人民币币计价与结算。至于中国进口企业,它们应该愿意用美元计价与结算。但在人民币总结算的1万亿元人民币中,进口付汇结算占比80-90%,出口的人民币结算额只占10-20%左右。这种情况说明,少量中国出口企业减少了人民币升值的汇率风险,而大量中国进口企业则丧失了人民币升值的获利机会。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人民币结算的推进与其说减少了中国企业的汇率风险,不如说减少了外国(或境外)企业的汇率风险。当然,如果中国出口企业用人民币结算,但用美元计价,情况就又当别论了。

    对于中国来说,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另一个重要、而且更为急迫、更为现实的目标是减少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或其增长速度)。由于进出口结算货币的极大不对称性--美元出口收汇形势基本未变,而美元进口付汇显著减少--人民币的国际化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导致了中国外汇储备的额外增加。据一些青年学者的粗略计算,试点至今,中国外汇储备所增长的数额中,有大约1000亿美元是来自于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所产生的。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所增长的数额中,有大约400亿美元是来自于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所产生的。以上两点说明,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国际化的结果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初衷是大相径庭的。当然,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其他一些目标,如增加中国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肯定会有巨大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刚刚起步,人民币国际化在多大程度上增强了中国金融企业的竞争力、为上海或深圳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做出了贡献目前还难以判断。

     《第一财经日报》:今年4月28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文章《跨境人民币结算:外储狂飙的幕后推手?》,我们尝试去计算以及衡量人民币结算推高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问题。但在后来有关人士与我们的交流中指出,目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国外市场人民币存量并不充分,因此也就没有条件,推进中国出口的人民币收汇,因此,当前通过进口付汇,正是实现有利于人民币流出的、增加境外人民币存量的目的,因此不能计较因此导致的外汇储备增加等问题的得失,而应该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余永定: “国外市场人民币存量并不充分”确实是一个问题。美国是通过经常项目逆差为世界提供美元的。澳大利亚也是经常项目逆差国,澳元国际化非常成功。日本是经常项目顺差国和资本项目逆差国,日元国际化在贸易结算方面十分失败,但在资本项目相关领域则取得了不小进展。中国是个经常项目顺差国和资本项目顺差国。在贸易项目下,人民币流出的实现大概只有依靠中国进口的人民币结算。在资本项目下,则只有依靠以人民币计价(RMB denominated)的资本输出:人民币贸易贷款、非居民发行人民币债券(如熊猫债、“点心”债)、人民币官方援助和接受人民币FDI(及其他形式的股权投资)。

    但“人民币流出、增加境外人民币存量”本身并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我们之所以希望更多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结算货币、载体货币和储备货币是为了降低汇率风险、减少美元储备资产资本损失、加强金融机构竞争力等等。如果人民币流出、境外人民币存量的增加无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我们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计较“外汇储备增加等问题的得失”,我们又应该计较什么呢?中国因此而蒙受的福利损失,是不能用抽象、模糊的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获益所能弥补的。

    “通过进口付汇”、“增加境外人民币存量”有利于“推进中国出口的人民币收汇”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计价货币(invoicing currency, 有人译作“发票货币”)与结算货币是两个不同概念。没有人民币用于结算,并不妨碍用人民币计价。由于人民币币的升值趋势,外国进口商恐怕不但不愿意(或不能)用人民币结算而且不愿意用人民币计价。因而,关键问题还不在于他们手中是否有足够的人民币。如果他们真正希望使用人民币结算,他们是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人民币贸易信贷”)取得人民币的。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表明,国际贸易媒介货币的选择是由一国出口产品的类别、差异程度、议价能力、公司组织结构和市场条件等诸多微观因素决定的。例如,尽管在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中,出口品使用的计价货币一般是出口国货币,日本出口企业却愿意用美元而非日元作为对美国出口产品的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这是因为相对于汇率风险,日本出口企业更为重视保持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中国出口的人民币结算量应该是中国出口企业和外国进口商根据各种条件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博弈的结果。境外人民币存量的多寡会影响外国进口商使用人民币的积极性。但是,由于企业、产业、国际生产网络等层面的因素,中国出口贸易的人民币结算量并不一定会随着境外人民币存量的上升而增加。

    根据由易到难的原则,中国货币当局把贸易结算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是符合实际的。但进、出口人民币结算的高度不对称性,使我们不得不怀疑行政干预在人民币结算规模的迅速增加中发挥了作用。当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尽管中国出口企业用人民币结算,但依然使用美元计价。如果是这样,情况就不同了。

    缺乏微观基础,依靠下指标之类的行政手段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有损国家总体福利且不可持续的。中国货币当局对这个问题是十分清楚的。问题大概出在执行层面。无论如何,目前的人民币贸易结算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相伴随的进、出口人民币结算的高度不对称性说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经出现问题。

    我们应该看到,给予企业选择计价和结算货币的自由是必要的。但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作为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的增长空间依然有限,不应该人为推动、不应该揠苗助长。

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人民币国际化取得进展的前提条件

    《第一财经日报》:您刚才提到,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和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应该是相符的。如果中国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没有重大新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否能够举得长足进展?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推进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目前是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的,比如十二五规划突出了这一点,这是否意味着,不管国内金融改革前进如何,对外层面的开放都要去做?

    余永定:资本项目自由化(货币的完全可兑换性)和汇率自由浮动是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国际化的实现还取决于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的微观基础。此外,对于人民币来说,要实现国际化,恐怕还要加上地缘政治等方面的条件。

    从国际经验来看,货币国际化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过程。日本1983年以来所推行的日元国际化的措施完全就是逐步解除资本管制的措施。有日本经济学家称,不能说日元国际化失败了,因为日元国际化实际上是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日本实现了资本项目的完全自由化。澳大利亚元的国际化是1983年汇率浮动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结果。在逐步推动汇率浮动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政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发展本地债券市场和NDF市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货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主要表现在金融交易中本币作为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比例的上升。在这些国家的货币国际化过程中,似乎看不到有什么推动本币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的特别政策。正如我前面已经谈到的,计价和结算货币的选择是微观单位的自主决定,政府所作的仅仅是由不允许到允许这些微观单位自主选择。

    如果要制定一个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我们就必须先制定一个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路线图。国际化和自由化必须相互衔接、相互配合。除非出现特殊情况,如果我们并不指望资本项目自由化取得重大进展,我们也就不能指望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重大进展。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强化资本管制的呼声在发展中国国家越来越高。甚至像在韩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也对“过早”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而后悔不已。中国的金融体系仍远未能满足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因而不能放弃资本管制。资本账户自由化不需要、也不应该有一个时间表。如果要有时间表的话,我们倒是应该为国内的一系列改革制定时间表。当然,资本账户自由化是一个渐进过程。在维持某些限制(特别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的同时,其他一些限制可以放宽或完全取消。中国政府允许企业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本身就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一项举措。中国政府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政策是相当谨慎的。对所谓“人民币回流”的限制与控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中国目前的现实是国内资金过剩,无论以何种货币计价,中国公司向非居民发债或海外上市,原则上都是不应该予以鼓励的。中国政府应该继续限制外国资金的流入、严厉打击热钱,在这方面的资本管制不应放弃。

    资本管制的关键是货币的自由兑换。而限制货币自由兑换的目的则是限制非居民持有人民币资产。非居民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一般是逆周期的,完全放弃资本管制将大大增加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难度。如果在货币自由兑换的同时,本国货币实现了国际化,金融稳定就更加难以维持。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国的泰铢和中国香港的港币都受到了很大冲击,但两者的结果却有很大不同。其原因是,尽管港币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但并不是国际化货币。港币并没有离岸市场,在香港之外,难以借到或买到港币。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泰铢则在推进泰铢的国际化(区域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都可以借到或买到泰铢。因此,在危机期间,投机者可以在不受泰国中央银行调控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借到泰铢,进而卖空泰铢。而投机者要卖空港币,就必须从香港银行间拆借市场借入港币。当投机者卖空港币时,香港金管局紧缩银根,银行间拆借利息率一度飙升到百分之三百,由于无法获得攻击港币的足够港币,投机者铩羽而归。

汇率制度改革和利率市场化应优先于人民币国际化

    《第一财经日报》:回到人民币国际化的理论问题。您认为当前人民币国际化领域出现的问题,是战略问题,还是战术问题?和日本二战后的历程一样,在从开发性金融体制向自由型市场型金融体制过渡的过程中,货币国际化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排序次位?

    余永定:我认为是人民币国际化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摆对金融政策调整的次序。例如,在中国继续维持大量国际收支双顺差、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必然出现严重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不仅表现在进、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上、而且还会表现在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资产和负债上(例如,人民币贷款意愿大于人民币借款意愿,人民币债券供给大于人民币需求等等)。如前所述,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不对称性会使人民币国际化的结果与目标南辕北辙或大相径庭。

    我以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调整汇率政策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其次是实现货币政策由数量调控到价格调控的转变—即实现利息率自由化、然后是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最后才是人民币国际化。当然,在当前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为人民币浮动创造条件,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并使企业熟悉诸如NDF和交叉货币互换等金融工具等等。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迟迟不对政策进行调整,企业感觉不到必要性和迫切性,市场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工具的创造就难以取得进展。我想强调,尽管我对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践提出了一些异议,但并不认为我们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已经无事可做了。恰恰相反,在现有条件下,在某些领域,人民币国际化是大有作为的。当前中国对外资产和负债的币种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中国的大部分对外债权(美国国库券)以美元计,而大部分对外债务(FDI的股东权益)以人民币计,且对外债权大大高于对外债务。在美元贬值的环境中,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中国的净债权将会不断缩水,使中国遭受严重福利损失。因而,一方面,中国应该尽可能减少以美元计的债权(特别是美元固定收益资产债权),增加人民币债权;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尽可能减少以人民币计的债务,或将其置换为以美元或其他货币计的债务。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进、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不对称性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导致以美元计债权的增加。熊猫债券和点心债券应该予以支持是因为它们增加了中国的人民币债权而不是美元债权。当前欧洲主权债危机十分严重,我们应该考虑同欧洲国家合作,由欧洲国家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欧洲债券的可能性。

不能笼统提“以开放促改革”

    《第一财经日报》:您讲到了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顺序问题,并把国内的改革放到了最突出的位置上,并且,改革不推,开放等后续工作也不能提到前面来。但我听到另一种声音,即由于一些综合的原因,国内某些领域的金融改革较难推进,可以通过国际化方向的“开放”来促进,也就是“以开放促改革”的论点,您怎么看这种思路?

    余永定:我不同意笼统地提 “以开放促改革”。我也不知道“通过国际化方向的开放”是指什么。“以开放促改革”,或许适用于其他领域,如贸易领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开放的确推动了国内的一系列改革。但是在金融领域, “以开放促改革”的笼统说法可能导致重犯过去盲目“闯关”的错误。在金融领域, “开放”不但不一定能够促改革而且可能增加改革的难度、对国内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冲击。例如,我看不出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国内改革有何好处。总之,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有正确的总体思路,也思前想后,对可能性做出尽可能详尽的预案。以口号代替具体政策的时代应该已经过去了。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01 09:51:34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转发:

外汇局关于外储的讲论可圈可点

中国社科院 何新

2011年8月

     记不清小时候听过侯宝林还是马三立的相声,讲一个人空手买鸭子的故事:

     某人进饭馆买烧鸭子,问:烧鸭子多少钱?

     答:20块。

    ——那给我拿一个,记账。

    又问:这烧鸡多少钱?

    答:10块。

     ——那我不要鸭子了,鸭子给你,换一个鸡,你找我10块现大洋。

    老板急了——这账不对啊!

    ——怎么不对,这不没要你的鸭子吗?鸭子不是20块一个?

    老板:问题是你那鸭子根本没给过我钱啊!

     原来这相声只当笑话听。殊不知真实的相声今天就发生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外汇局身上。我们不妨仔细来看看外汇局关于我国的外汇资产的以下讲论:

    关于中国的外汇资产从何而来?外汇局称:“我国外汇储备是由人民银行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在外汇市场购汇形成的。”

     (何新按语:那位买鸭子的,只挂账而没付钱。那么请问:外汇局买进外汇时,付钱了么?付的是哪里来的钱呢?)

      外汇局答:“(本局)购汇所使用的本币资金直接来源于中央银行的负债。反映为中央银行负债的增加,因此外汇储备直接体现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与相应的央行负债对应。”

    (何新按语:这是一段充满玄机而奥妙无穷的话语。外汇从何而来?是本局花钱买的。那买外汇的人民币从何而来?那是人民银行挂的账。挂的是谁的账?外汇局说是银行的。其实,买外汇的人民币本来就是银行印的,名义上据说是银行的挂账——但有债务必定有债主。人行的债主是谁呢?人民银行挂了账——欠的究竟又是谁的帐呢?有意思的是,反复读外汇局的表述,这个问题却无法得到解答,绝对看不出账的主人究竟是谁。)

     实际上,外汇局极其敏感、极其乖巧地在回避这个问题!外汇局只说银行(代表外汇局)是所谓的”资产负债方“,却只字不提负了谁的债?那债主究竟是谁?

    为什么?原来全部玄机就在于此!——这根本是一笔没有主人的虚拟债务!

     银行假装记账挂单,大肆印制新钞票来收购外汇。真正为这些超量的外汇占款人民币买单的是谁?是中国的整个国内市场,是老百姓。而物价就是这样子天价地涨起来的!

    外汇局说银行为外汇结汇挂了账?那么债主是谁呢?如果真有这个债主,那么他作为中国人行的债权人,本来也就应当是中国外汇资产的真正主人!问题在于,似乎找不到这个人!

     中国外汇储备的主权是高度地不明晰!谁是主人?是财政部?还是国务院?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所以才出现了外汇局自身可以自由地支配数万亿美金大买洋垃圾债券,却完全没人管的荒唐局面!)

    外汇局说:“在人民银行买入外汇的时候,已经向原外汇持有人支付了相应的人民币。换句话说,外汇储备形成过程中,企业和个人不是把外汇无偿交给国家,而是卖给了国家,并获得了等值人民币。这些交易都是出于等价和自愿的原则,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在外汇和人民币兑换时已经实现。”

     (何新按语:请注意!在这里外汇局说:持汇人认为外汇局买自己的外汇是代表国家的行为,自己是把辛苦挣来的外汇卖给了国家。换句话说,外汇的主人应当是国家,是国有资产!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既然外汇的主权是属于国家,那么国家也应当有权自由使用属于国资的外汇呢?换句话说:这些外汇,国家可不可以花?可不可以用它来改善国计民生呢?)

    外汇局的答复是:绝对不行。因为这钱是我借的,所以它就是我的!——外汇局好像忘记了钱是向谁借的?外汇是归我的,只有我能用,不是国家的,国家无权支配!这就好比那只鸭子我虽然没花钱,但我已经说过我要了那它就是我的了——虽然我并没付过钱。)

    对于国家无权使用外汇,外汇局原话是这样说的:“不论是将外汇储备直接分给老百姓的建议,还是(国家)将外汇储备直接用于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的建议,都涉及到外汇储备是否可以无偿分配和使用的问题。”

    (何新按语:关于“外汇储备是否可以无偿分配和使用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天大的问题。问题在于:究竟是谁在”无偿地分配和使用着中国的外汇储备?”其实这并不是别人或任何别的机构——不是财政部,不是国家,而就是外汇局自己。

     外汇局一分钱也没有出过,外汇局用来强制结汇的人民币只一种是虚拟挂账,债权主体极其不明确。

    那么外汇局你凭什么“无偿”占有和“使用着”高达3万亿美金以上的巨额外汇资源?人们知道,外汇局本来是一个政府部门、一个代表国家管理国家外汇的监管机构,不知从何时起,这个机构公司化了,成为了一个商业性的牟利机构!)

     为了防止国家插手支配外汇储备,外汇局对中国外汇的真正主人——主权国家发出了如下的警告:“外汇储备不同于财政盈余资金,是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购汇形成,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对应着本币负债。免费使用外汇储备,性质上相当于中央银行随意印钞票,无节制地扩大货币发行,会造成通货膨胀等严重后果。”

    (何新按语:实际上,当人行以虚拟挂账的形式大量超发人民币强制结汇的时候,通货膨胀的恶果已经在酝酿着。外汇局某领导在年初也不得不承认:外汇兑换占款过多(高达20万亿人民币)是通货膨胀的原因。既然外汇储备国家不能用,百姓更用不了,那么这些外汇给谁用?如何用呢?)

    对此,外汇局的说法是:“在’依法合规、有偿使用、提高效率、有效监管’的管理原则指导下,外汇储备正积极创新运用渠道,继续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服务。“

    (何新按语:依法——什么法?中国有外汇管理法么?合规——合什么规?那么巨大的外汇,既不属于中国百姓,国家也不能用于改善国计民生,存着干嘛呢?给谁用呢?外汇局的说法是:第一外汇只能给本局自主使用,第二只能通过本局借给某些有本领、有名头的老外用!)

    或许有人不信?那请看外汇局的原话是怎样说的:为保障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发挥在成熟投资市场大规模经营的比较优势,外汇储备经营坚持以(我局)自主经营为主。同时,外汇储备一直通过各种有效形式拓宽投资渠道,其中包括委托经营。

    从1996年起,(我局)有选择性地将部分外汇储备委托给国内(按:国内机构当是指对外投资亏损连连的著名“中投”吧?),以及国外较为先进的资产管理机构投资。

    (何新按语:国际先进机构当然是指大摩、高盛、罗氏家族等犹太共济会的投资机构了?)

      外汇局说:目前外汇储备经营委托的外聘经理(按:真地是中国人出钱,外国人坐庄啊!),均是市场知名度较高、资产规模较大、经营业绩排名靠前的资产管理机构。

      (何按:哦!原来中国外汇管理早就已经委托给老外了啊!)

     外汇局说:外汇储备经营高度重视对外聘经理的风险管理,纳入整体风险管理框架密切监控,确保外汇储备资产安全。

      (何新按语:那么两房股、债券已经垃圾化,美国国债违约风险即将爆发——这也就是外汇局所说的确保安全吗?!)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01 09:51:34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

中国增持欧元国债是危险还是机会?

路透社 小青

2011年 7月 23日

     中国外汇储备高达两万8千473,38亿美元。这些钱中,美元和欧加起来元占了一半以上。以前,中国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为了规避风险并使外汇储备多样化,从而增加了不少欧元,但谁知如今欧元也遇到了严重的危机。中国本来希望用一定的财力拯救欧元,但目前看来欧元区的经济令人担忧,中国外汇储备面临大幅缩水的危险。法国论坛报和其它报刊最近纷纷刊登有关的文章,在今天的关注中国专题节目时间我们来综述一下中外媒体的有关报道。

  是危还是机?

    法国论坛报网站以“中国担忧大西洋两岸的债务危机”为题指出,‘危机’两个字用汉语分拆来解释,就是危险和机遇。这说明中国人经常将危险看作是一次机会。但今天,随着大西洋两岸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震撼着欧美国家。这次危险也许很难再是一次机会了。

     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出口量大增,手中掌握大笔的外汇。当时中国曾经豪赌美元,认为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既安全又有丰厚的回报,因此中国成为掌握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但谁曾想,美元危机日益加深,本来对美国十分宽容的国际评级机构也不得不警告美国,他的债务危机已经到了“需要监督”的阶段。因为美国的债务已经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目前,国际上的几个评级机构都是美国的评级机构,这些评级机构经常将其它国家金融问题说得十分严重,将希腊既西班牙等国的信用级别降至‘信用违约’。信用违约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破产了。就像一个家庭如果欠债过多,无力偿还,只好失信,或者说赖账,债权人干认倒霉。这些评级机构本来对美国网开一面,现在连美国都有被下调级别的危险,说明美国的债务问题有多么严重。而中国手里攥着如此多的美国国债,如果美国一旦也被降至‘信用违约’级别,中国手里的这些美国国债便成为废纸一张。中国几亿人辛辛苦苦劳动换来的这些外汇便如飞灰湮灭。上周三,中国一名发言人专门呼吁美国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投资人的利益。

担心美元,增持欧元和其它货币

     专家指出,中国自今年一月起大幅度增加其他货币的储存。国际资讯机构一名经济学家格林Stephen Green指出,今年的情况就很明显,中国今年的外汇储备数额和美国债务之间相差1500亿美元。而中国在同一阶段储存的外汇增长了76%。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去买美国的国债了。而是越来越多地储存其他货币。但是如果中国不买美国国债,谁去买美国国债呢?经济咨询公司Standard Chartered指出,欧洲便成为吸收美元国债最多的地区。中国以为将外汇储备多元化就能解决问题,但是事实可能相反。中国购买欧元,可是欧洲一方面自己岌岌可危,另一方面,欧洲手里也攥着大量的美元国债,最后还是中国吃亏。

     中国总理温家宝去年访问希腊表示,中国要支持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认购了10%至15% 的欧元稳定基金。中国目前掌握的欧元债务高达7000亿美元。由于中国手中大笔欧元,因此,欧债危机攸关中国利益。中国方面曾表示,欧洲是中国的重要经济伙伴,中方十分关注欧洲经济形势,欧洲国家能否克服困难、走出经济低谷攸关中国利益。在欧洲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时,中国非但未抛售欧元资产,而且主动向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伸出了援助之手。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也在6月21日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增持欧元债券、推动中欧经贸投资合作等一系列积极举措,支持欧元区国家克服危机。

美债不行欧债不行,中国买什么?

     但自从欧元债务危机在整个欧元区蔓延,而欧元区领导人又很难采取统一的政策,希腊面临无力偿还的破产境地,中国手里的欧元债务看来也将大幅亏损。经济专家格林指出,中国人目前越来越担忧欧元区的债务问题。那么,中国是不是决策错误,不应该认购欧元国债呢?文章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尽量保持低调和沉默。上周四,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和欧盟官员发表共同声明指出,中国和欧盟将尽快就达成一项相互投资的协议展开谈判。

     现在的问题是美债不行,欧债也不行,中国外储还能买什么?此前,曾有建议外储应加大对黄金和大宗商品的投资,外汇局副局长王小奕最近在北京表示,用外汇储备来投资大宗商品并不现实。王小奕解释称,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额已经相当于当年全球黄金市场价值的22倍、当年全球铁矿石的12倍、当年石油的1.2倍,而这些资产每年供需缺口则非常有限。“现在每年黄金供需差仅300吨,价值138亿美元。这意味着大规模采购黄金就会迅速推高黄金价格。”

     专家指出,事实上,外储投资“池子太小鱼太大”的尴尬一直存在,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2011年年初时曾表示,外储规模太大不便于进行有效管理,“很多市场是比较小的,一进去以后就把这个市场塞住了,这个市场就转不动了,池子太小鱼太大。去年投资韩债和日债都是这样。”因此,从规模上看,欧元区的债券市场就成了现在唯一能盛得下外储这条大鱼的地方。但是欧元债务的风险更大,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相对于欧元及其他非美元资产持有总量的增长,美元资产的变化在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还是很小的。“相比美元,欧元债券的收益虽然高,但是风险也更大。”因为美元资产在外汇储备中的主体地位还是难以撼动的。加之欧元债券是由欧盟各国分散发行的,欧洲各国的财政和货币状况不一,相比美元来讲还是风险较大。

中欧均感到成立自己的评级公司的重要性

     尽管中国面对欧洲债务问题不大吱声,但是中国早晚要面对欧债问题,中国人如何看待欧洲债务呢?

     首先,中国批评穆迪评级机构对欧洲的评级,中国媒体指出,惠誉国际、标准普尔、穆迪这三家世界上最著名的评级机构都生于美国,并且能对国际金融界产生巨大影响。在一两个月时间里,三大评级机构轮番“炮轰”欧元区国家。欧盟苦于为希腊债务危机“灭火”之际,还不得不应付它们的轮番“发难”。7月5日,穆迪将葡萄牙政府债券评级连降4级,至“垃圾级”。而上周二,爱尔兰也难逃“垃圾评级”的魔掌。连日来,市场恐慌情绪加剧,欧洲股市和欧元剧烈震荡。媒体指出,在唱空欧元区的同时,三大评级机构也将“枪口”对准了中国。11日,穆迪发布报告,给61家中资企业插上了“红旗”标志。所谓“红旗”,是指该公司在运营中存在危险迹象。穆迪的报告遭到了中国公司的反驳,其中被插了9面“红旗”的恒鼎实业表示,穆迪的批评中有多处不符合事实。穆迪此前还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超出国家审计署预期,并警告中国银行体系经济性不良贷款比例将上升,中国银行业信用展望可能会转为负面。

      包括欧盟在内的诸多受评级机构“祸害”的国家纷纷表示,不能坐以待毙,应自立门户,对抗三大评级机构带来的不公。与欧盟还停留在口头上的决心相比,中国已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去年7月,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发布《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评级。这也被誉为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第一次向全球发布的国家信用风险信息。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安国俊认为,如果能有我们自己的权威评级机构,而不仅仅是仰赖国外的三大评级机构,会提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话语权,也可以避免金融市场受到不必要的打压。

     法国媒体指出,中国的评级机构已经开始令人信服。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宣布法国已失去AAA级,现在只有AA级。大公还宣布,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将失去原有的级别,只有瑞士还保留最佳级别。法国论坛报认为,中国的评级显得更为严肃。其实欧洲也在酝酿成立自己的评级机构来抗衡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使欧洲在评判企业和各国信用问题上更具独立性和公正性。
 

 

 

 


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争论的进一步澄清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张斌、张明、高海红、孙杰、何帆、徐奇渊、刘东民、黄蔚等

Aug.2 2011

cass.rcif@gmail.com

    近期,人民币国际化争论升温。中国社科院和大学的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对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质疑的观点,紧接着,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金融业界的人士对质疑的观点提出了反驳意见。除了报纸和媒体上,在一些内部的学术研讨会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也开始有更多的讨论。越来越多的正方和反方意见摆在桌面上,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细节认识,也拓宽和加深了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视野。

    争论还没有结束,我们在下文中进一步说明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看法,对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进一步回复。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人民币汇率改革应该先行于进一步的人民币国际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应放缓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但愿这些争论对下一步的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决策起到积极的参考作用。

    1, 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美国都面临着严重的公共财政和主权债务问题,美元和欧元两大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受到严重削弱。美元和欧元的信用问题不是一个短期问题,甚至不是周期问题,是全球经济界格局大调整(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和传统发达经济体相对地位衰落)的必然结果,也是发达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困境的集中体现,会在未来长时间内持续。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人民币在未来的国际社会上能够有所作为。通过放松管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符合中国和世界经济利益。

    2, 允许企业使用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的计价和结算货币,是推进人民币进程的重要一步。总的来看,这个过程的主要内容是政府放松管制,政府行政力量推动的力度较小,符合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3, 鉴于中国内部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还很不完善,特别是金融体系内有诸多管制,存在利率、汇率等重要的价格扭曲,放松管制的次序和节奏很重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涉及到的放松管制政策牵涉到降低国际资本流动成本,放松管制的次序和节奏更显得重要。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银行危机、拉美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金融危机都是前车之鉴,尽管改革的初衷很好,但是搞错了放松管制的次序或者是一哄而上,损失惨重,背离了改革初衷。

    4, 通过放松管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总结前期工作的经验教训,评估进程中的收益、损失和风险,及时调整政策。如果有些方面的放松管制带来了显著的损失和风险,应该把改革的重点放在与之不匹配的其它货币和金融政策上,甚至也可以做适当的政策回调。目的是为了人民币国际化具有可持续性。

     5, 近一年来突飞猛进的人民币贸易结算进程,同时也是香港和内地货币当局的资产置换过程。通过进口贸易结算渠道,香港居民和企业把弱势的美元、港币以及其他货币存款转换成了强势的人民币存款,从2010 年初至今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占香港存款总量已经从1%上升到8%。内地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上,以美元为代表的外汇储备资产相应增加,同时也伴随了人民币负债增加。目前美国公共债务危机迫在眉睫,即便没有爆发危机,以美国目前的财政赤字水平看未来美元和美国国债的损失也在所难免。与此相对应,人民币的强势地位将因为中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进步而持续加强,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内地货币当局用强势货币负债换取弱势货币资产,将在未来遭受重大财务损失。

    6, 按照市场的逻辑,出现的损失不应该归咎于人民币贸易结算,而应该归咎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滞后。长达十多年来,中国外汇市场上持续供大于求,人民币汇率显著偏离市场供求关系,人民币被低估。正是因为货币当局的干预和人民币低估,造成了强烈持续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剧了香港企业和居民的资产置换动机;内地也因为在低廉的汇率水平上卖出人民币,贱卖了人民币并将在未来承担损失。

    7,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没有更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以前,人民币贸易结算做得越多,内地承担的损失越多。宏观决策层应该及时调整策略,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如果汇率改革没有实质性变化,人民币贸易结算带来的海外人民币市场发展不过是投机驱动下的虚假繁荣,而且将会发生重大损失,应该采取措施让进口人民币贸易结算放慢节奏。

    8, 放宽人民币回流限制可能带来的影响还难以完整认识。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放宽回流后海外人民币有可能披着合法的外衣,以人民币替代美元为名,以谋取境内外利差为实。这将额外增加境内流动性,增加货币当局操作压力。以下,我们主要针对有争议的问题进一步作出回复。

人民币贸易结算是否大幅助长了外汇储备增长?

    9, 我们较早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参见2011 年6 月22 日社科院国际金融中心工作论文“次序颠倒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此文也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络版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181 )认为截至2010 年5 月,人民币贸易结算达到1 万亿人民币,其中80‐90%是进口贸易结算,即8000‐9000 亿人民币。按照人民币/美元汇率6.5:1 推算是 1230‐1384 亿美元。本来是用美元支付进口, 现在用人民币替代美元支付进口,这意味着外汇市场上的外汇需求减少了1230‐1384 亿美元,货币当局将不得不购入这些外汇。我们在文章中还提出,考虑到出口贸易结算当中使用人民币替代美元,会减少外汇储备增长,这将对以上结果有所调整。

    10, 反驳观点认为上述估计高估了人民币贸易结算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主要理由是(1)应该考虑出口人民币结算对于上述估算的调整;(2)如果企业较多地用进口支付人民币套利,贸易信贷等其它套利行为就可能减少,人民币贸易结算对外汇储备增长的负面影响没有实际看起来的那么大;(3)人民币贸易结算中,进口的比重没有那么高。根据香港金管局的数据,进口结算在贸易结算中所占比重在2010 年3 季度是81%,4 季度75%,2011 年1 季度67%,2 季度58%。反驳观点还提出了新的估算方法(使用香港人民币企业存款的增长代表人民币贸易结算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按照新的方法估计2010 年1 月‐2011 年5 月人民币贸易结算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470 亿美元,只有上述估计的1/3。

    11, 我们对于反驳观点的第一个理由没有分歧,我们的文章中也提出了这一点,应该根据出口人民币贸易结算对结果做出调整。反驳观点的第二个理由有道理,但不能作为支持人民币贸易结算的理由。且不论这种替代的规模有多大,这个观点等于是说借助于人民币贸易结算, 把曾经被列为打击对象的那些热钱套利行为合法化了,这降低了热钱套利成本,与宏观调控的导向不符。关于反驳观点第三个理由提及的数据, 我们需要注意到,2011 年第一季度《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相关说明:“2011 年第一季度人民币贸易结算3603.2 亿人民币,其中货物贸易出口结算金额202.3 亿元,进口结算金额2853.7 亿元,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出口结算金额195.9 亿元,进口结算金额351.3 亿元”。可见,2011 年第一季度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其他经常项目出口结算金额,只占到全部贸易结算金额的11%,货物、服务贸易以及其他经常项目贸易进口结算占全部贸易结算金额的89%。这与反驳意见当中提出的2011 年1 季度进口贸易结算只占到全部贸易结算的67%有很大差异2。我们认为,人民银行的统计口径更全面的反映了当前情况。至少在2011 年第一季度之前,进口贸易结算占贸易结算总额80‐90%的假定更符合现实。目前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第二季度的人民币贸易结算数据。

    12, 货币当局对于具体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额有非常明确、完整的统计数据,可以据此很清楚地计算人民币贸易结算究竟增加了多少外汇储备。因此,用香港企业人民币存款增加额代表人民币贸易结算带来的外汇储备增加额没有必要,而且这样估算会有明显低估,一是因为香港不能代表全部人民币贸易结算,二是香港企业存款和居民存款有替代性。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我们认为截至2010 年5月由于人民币贸易结算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远高于反驳意见提出的470 亿美元。我们的基本的计算思路是1 万亿人民币贸易结算中进口占89%,出口占11%(份额的计算来自于人民银行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数据),进出口贸易额结算差额7800 亿,折合1200 亿美元。进口和出口贸易结算占总贸易结算的份额是估计的关键,即便是人民币进口贸易结算占80%,出口贸易结算占20%,由此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也有923 亿美元。

    注: 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香港金管局的数据反映了与香港有关的跨境人民币结算情况,而人民银行的数据则更加全面的反映了整体情况。

    13, 新增外汇储备资产对应着新增货币投放,我们估算2010 年6 月到2011 年5月期间,新增人民币投放当中有20%来自于人民币贸易结算带来的被动外汇储备增加和相应的货币投放增加。因为在新增投放人民币的同时也有相应的人民币退出在内地流通,因此贸易结算带来的新增人民币供应并不带来国内货币供给的增加。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反驳意见没有分歧。但是,如果这些人民币回流,则有可能会影响到国内货币供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此我们还会进一步讨论。通过FDI 方式让人民币回流是否会加剧国内货币供应?

    14, 如果是基于真实的FDI 意愿,用人民币替代美元进行对国内的FDI 不会增加国内货币供给,虽然人民币FDI 的资金流入增加国内货币供给,但是因为替代/减少了美元供给,在当前汇率形成机制下减少了外汇储备增长和相应的人民币投放,因此不会增加国内货币供给。我们与反驳意见在这一点上能达成共识。

    15, 我们担心的问题是:如果真的放开境外人民币FDI 回流大陆,究竟多少人民币FDI 是对计划中的外币FDI 的替代? 多少资金是以人民币FDI 为名,实际上做的是双边的资金套利。一方面,境外人民币收益率较低;另一方面,当前内地融资成本/资金收益率高昂。以人民币FDI 为名将人民币从香港转移到大陆有巨大牟利空间。监管过程中,很难对真假人民币FDI 做出区分。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会激励企业以人民币FDI 为名实施双边的资金套利。如果不是对计划中的外币FDI的替代,人民币FDI 会带来国内货币供给的净增加,对国内通胀带来新的压力。如果推行香港人民币FDI 的试点,可以考虑的做法是根据取香港过去3‐5 年FDI的均值,然后减去当年香港外币FDI 数额,余额作为香港下一年人民币FDI 额度。这从总量上控制了人民币FDI 渠道下对内地货币供给的冲击。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否可以超前于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16, 反驳意见认为人民币汇率改革需要很长时间,人民币国际化不能等。我们不认同这个观点。首先,从汇率改革的历史经验来看,汇率形成机制的阶段性改革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不一定非要拖很长时间。比如中国1994 年的汇率并轨改革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另外,至少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国内政策制定者、学术界和业界对于进一步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共识越来越多,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条件越来越趋成熟,因此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条件提上议事日程——这也正是人民币国际化迫切需要补上的一门必修课。

    17, 其次,在当前显著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水平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得不偿失。其一,无论是人民币贸易结算,或者是进一步的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质是通过增加外汇资产或者海外商品和服务,对海外输出人民币。如果汇率价格错了,人民币就是贱卖,这样的交易会带来大量损失,不能产生正常交易带来的双边福利改善。其二,单边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剧了投机,以此为基础的海外人民币市场发展并不牢固,更谈不上长远发展。2008 年香港人民币存款变化是个非常鲜明的例子。2008 年上半年,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不断上升,香港人民币存款在内地政策严格管制的情况下还是从年初404 亿上升到776 亿,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民币升值预期消失,香港人民币存款在12 月下降到560 亿。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倒逼国内金融改革?

    18, 我们一度也对这个观点表示认同,但是现在开始反思。外力可以形成推动改变的压力,但究竟政策反应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一定可以朝着好的方向推进改革?从理论角度看,这个问题背后还没有可靠的分析框架。从经验角度看,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都有。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别是要有对国内利益集团博弈以及决策层认识的细致分析。就人民币国际化而言,可能的倒逼机制是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利率等市场化等方面的改革;但也可能是放宽的回流机制,加快资本项目开放,而并不一定是加快其它前述领域的改革。前者是成功的倒逼,后者则可会加大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同时还要承担资产置换损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情况并不乐观,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需要对支持前者和支持后者的利益集团和决策层的认识展开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能不能倒逼改革。

 

 



发件人:"Qing WU" <wuqingdrc@gmail.com> 2011-08-08 12:35:29 +0800 收件人: "俞江月" <jiangyue.yu@drcnet.com.cn> 抄送:标题: Fwd: Re: “闹剧”乎?闹得还不够。

美债“闹剧”远未闹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 吴庆

2011年08月08日

  几乎是在美国政府债务即将违约的最后一刻,美国政坛的驴象两党才达成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的协议,避免了一场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加严重的世界性危机。

  金融市场上有一条规律,叫做“大而不倒”,说的是监管机构不会让最大的金融机构倒闭,因为他们太大了,一旦倒闭,会造成严重而不可控的连锁反应。美国政府堪比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因此不难理解美国政府债务违约的后果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绝大部分市场人士从来就不相信美国国会在最后期限之前达不成协议。

  新世纪以来,提高债务上限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家常便饭。在过去10年里,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已经提高了10次。这条上限从2002年6月28日之前的5.95万亿美元,上升到了2012年2月12日之后的14.294万亿美元,增长了130%以上。这10次提高债务上限的决策,都不如这一次扣人心弦。

  既然提高政府债务上限已经是家常便饭,而且这一次的提高是必须的,那么美国国会为什么还要拖延那么久、恨不得等到最后一分钟?

  最容易被大众接受的解释是政客们不失时机地“作秀”,趁机为自己拉一把选票。美国政客和政党追逐政治资本的行为导致美国国会演出了这一场结局早已注定的“闹剧”。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论称之为“pantomime”,这个词直译为“哑剧”,与中文“闹剧”意思相同,都是为了吸引眼球。该报经济社评撰写人马丁·桑德布还说:“作为好莱坞的故乡和电视政治的发源地,美国在上演一场吊人胃口的债务上限争吵闹剧方面,是不会让人失望的。”

  由于受到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的约束,协议最终还是达成了,但在笔者看来,这场“闹剧”还没闹够,还会继续上演。

  首先,美国政府面对的根本问题是长期“入不敷出”,出现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无论个人、公司还是政府,如果“入不敷出”只是一个短期现象,长期的支付能力不成问题,那么它遇到的只是短期流动性困难,可以依靠负债解决。但是,如果“入不敷出”长期持续,已经伤害到长期的支付能力,那么借债不仅不解决问题,反而成了饮鸩止渴:在避免当前的信用违约危机的同时,让未来的信用违约危机更加严重。

  美国政府已经连续多年出现财政赤字,伤害了政府的长期还款能力。有研究报告预测,到2023年,美国政府的全部收入只够用来偿付到期债务和利息。基于类似的推测,著名跨国投资者吉姆·罗杰斯最近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的信用评级已经不是AAA了,这是投资界都知道的事情,只是标准普尔和穆迪这两家最重要的评级机构还没有指出来。

  国会刚刚通过的提高债务上限协议,再次为美国政府扩大政府债务亮了绿灯。这一举措允许美国政府“借新债还旧债”,用更多的负债掩盖支付能力的不足,从而避免了立即爆发国债危机。只要购买美国国债的投资“水不落”,那么美国政府捉襟见肘的困境就“石不出”。但是,只要美国政府不开源节流,那么债务必将“滚雪球”,债务上限还会一再提高,直到信用危机爆发。

  其次,在达成协议之前的“闹剧”当中,美国驴象两党争论的焦点不是要不要提高政府债务上限。在避免立刻爆发美国国债违约危机这个“全球经济灾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任总裁拉加德的用词)的短期问题上,两党没有差别。但是在如何提高美国政府的长期还款能力,以便避免未来的国债违约危机的问题上,两党分歧严重。

  “开源”和“节流”都可以提高政府的长期还款能力。到底是靠“开源”还是靠“节流”来改善美国政府的还债能力,是这场“闹剧”中的关键议题。这两种解决办法之间的差别,关系到两党的政治理念和对选民的承诺。民主党希望通过增加税收“开源”,遭到了共和党的反对;共和党希望通过减少社会福利“节流”,也遭到了民主党的反对。

  目前达成的妥协是:协议将美国政府的举债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联邦支出减少9170亿美元。接下来还需要继续“闹”下去的焦点事关下一步举措,例如两党共同组建的小组委员会以及1.5万亿美元的赤字削减中有多少来自增税、多少来自社会保障计划的削减。人们最担心的是“开源节流”的难度有可能导致削减赤字的愿望付之东流。

  再次,即使这次协议中提到的削减赤字目标都得以实现,离市场人士的分析与期望还有距离。分析师们认为,美国政府至少要削减4万亿美元赤字,美国政府的长期还款能力才能够得以维持。因此,当前的削减赤字目标可能不足以阻止评级机构在不久的将来调低美国国债的信用评级。

  削减赤字意味着财政紧缩。在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尚不乐观的背景中,无论美国还是世界,都不愿意美国的财政政策紧缩得太快太有力度。如果一定要紧缩财政的话,美国政府可能不得不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加大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甚至重新启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3)。由于美元是事实上的国际货币,因此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尤为显著。有鉴于此,中国方面应该提前准备好应对之策。特别是加快汇率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提前构建于中国有利的货币政策防火墙。□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庆,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负责人,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225号H202室(邮编:100010),电话:(010-)8771.8982 // 1350.113.4249,电子邮箱:wuqing@drc.gov.cn,wuqingdrc@gmail.com。

 

 


发件人:"高木" <gaom@263.net>  2011-08-09 16:54:3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有能力拯救世界经济

马克思一个小失误酿成世界金融大危机

高木

    长期以来,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看不清货币的借条本质,错误的把美元纸币看作是黄金白银,导致我们制定了“出口第一”和“引进外资优先”的错误政策,导致中国人民用天量的血汗、资源和环境、换回了不断贬值的美元纸币和美元国债。也把美国娇惯成了世界寄生虫,也正在酿成世界金融大危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靠出卖自己的产品或劳动到市场上换取到货币,然后再拿货币从市场上买回自己需要的商品来维持生存发展的。每当我们把自己的产品或劳动“卖”出后握有货币,但还没有“买”入商品的时间差期间,实质上就是我们把财富寄存在了一个巨大且神秘的市场财富团中,并且寄存到市场财富团中的产品或劳务随时就被需要这些财富的人及时借走消费去了,货币就是取走财富者留下的欠条。

     马克思只所以误把货币看作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因为由于技术手段的落后,当时人们之间还无法建立起一种无法逃废债务的信用体系,因此人们只愿意把自己的剩余商品借给有抵押物的人,因此,黄金白银是人们曾经最愿意接受的既有抵押价值又便于储藏携带的借条而长期存在过。但由于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要量是无限增加的,而黄金白银的生产量是有限的,再加上黄金白银的携带比较困难,因此,上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金本位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货币的借条本质并没有变。

    根据借条抵押物的材质不同,我们可以把货币制度大体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金银直接充当抵押物的金本位货币制度。也就是说,当您把自己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或劳务销售出去以后,别人会给您一定数量的金银贵金属,充当您向财富团寄存财富的凭据。这个时期大约从市场经济萌芽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止。

     二是用政府信用充当抵押物的纸币制度。也就是说,当您把自己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或劳务销售出去以后,别人只给您一定数量的由政府央行印制发行的纸条(现钞、银行存款单、支票等),充当您向财富团寄存财富的凭据。这个时期从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和固定汇率制的垮台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纸币是几乎没有任何抵押物且债务关系模糊的欠条。纸币制度是传统市场经济的基础。目前中国的人民币、美国的美元、欧盟的欧元等都是纸币。

     三是用社会成员信用记录充当抵押物的人本电子货币制度。也就是说,当您把自己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或劳务销售出去以后,别人会把您向财富团中寄存财富的事实,真实的记录在您唯一的电子帐户上。同时,人本化电子货币是债务关系清晰且任何人无法逃废债务的欠条。这个时期还没有正式开始,我们目前就是在探索这种新制度。人本电子货币制度理应成为新型市场经济的基础。

    在金本位时代,由于黄金数量是很难大量迅速增加的,因此金本位时代发生通货膨胀的几率很小,通货紧缩往往是金本位时代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例如1929年美国的经济的危机就是以物价下跌为主要特征。在人本化电子货币时代,由于网络观控可以对每个唯一帐户中关乎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有效实施最高最低限价,可以很方便的松缩信用额度,因此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现象几乎都不会发生。但在纸币制度环境下,由于政府如用瞎子一样,无法确切的知道实体经济到底需要多少货币量、无法确切知道民间沉淀货币何时能够释放到实体经济中来肆虐、并且印刷纸币释放纸币符号刺激经济增长又是一件经常需要做的容易事,因此,通货膨胀现象几乎是纸币制度的专利,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东南各国纸币汇率大幅度贬值引发国内严重了通货膨胀,目前我们国家也是由于多年来纸币投放过多,造成流动性过剩,正在引发着通货膨胀现象。当今的美元危机更是典型。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8-11 06:17:56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Fw:大千世界乱纷纷

抢劫现在进行时

马门列夫

    苏秦居士不是左派,而且说左派是“左左木”,大概属于右派阵营吧。似乎有点被边缘化,被冷遇,而对当权者不满。近日,却在 “道德和哲学信仰都救不了中国” 的帖子中,透露出的惊天秘密!

    1,挽救危机“正确应对”的4万亿投资从哪里来?

    “我们很清楚,中央政府拿不出4万亿。一是中国政府无法发行国债,4万亿的国债要卖出去是不可能的;二是当时正处在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的通道,突然拐弯放松银根的环境还不具备,因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的调整正在进行,突然拐弯,等于5年的努力功亏一篑;三个是依赖社会集资、民间筹措更不可能。”

    2,吓出一身冷汗的惊天秘密——只能是凭空印出4万亿人民币!“我们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我们发现,中央政府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印钞。”

    3,断子绝孙的罪行——印钞就是把老百姓的储蓄全部稀释,最后的结果就是通胀。

    “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印钞就是把老百姓的储蓄全部稀释,最后的结果就是通胀,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
而且,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老百姓的储蓄是对自己的保障。如果把老百姓的储蓄稀释,这是一件断子绝孙的事,是绝不能干的。”

    4,强抢老百姓的钱“统计证据”——4万亿印钞,12万亿负债。

    “实际当年货币贬值高达14.6%。等于这4万亿是强抢老百姓的钱,来进行投资的。更重要的是,这4万亿的投资,一下将地方政府负债提高到12万亿的水平。

    地方政府为了投资拉动增长,反而更加盘剥压榨老百姓。用老百姓钱,还来盘剥老百姓,你说老百姓冤不冤?”

    地方没有印钞权,仍然要拿出钱来,完成层层加码的投资指标,只好加大财政支出,然后再用“土地财政”补窟窿!加上通胀输入的总根源——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两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多大的泡沫啊,不通胀才怪!

    5,抢劫不是过去时,抢劫尚在进行时!

    “国内,地方政府的黑窟窿,根本填不满。唯一的办法,继续稀释老百姓的储蓄,继续通胀,用通胀掠夺全民的财富。
这是一条引发大规模革命的不归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荡涤那些魑魅魍魉,扫荡那些骗子,强盗,汉奸,卖国贼吧!

 

 

    香港传真

做大蛋糕重要还是分好蛋糕重要?

(香港)桑尼研究公司特约研究员  杨松林

2011年8月

    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中﹐“做大蛋糕”一直是各级政府的口号。一个小蛋糕﹐怎么切每个人也分不了多少﹔只有做大蛋糕﹐每个人才能分到更多的蛋糕。这确实是个说得通的逻辑。那么﹐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按汇率计算的GDP已经世界第二。蛋糕做得怎么样了呢﹖够不够大呢﹖一般认为﹐中国虽然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口基数大﹐人均创造财富依然很低。现在重点依然不是如何分好蛋糕﹐而是做大蛋糕。这种判断与实际情况恐怕有点差距。

    中国目前人均创造的财富与发达国家相比是什么情况呢﹖世界银行的报告中是可以反映出来的。

    表1﹕2008年按美元汇率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

国别                     人均国民收入    中国占比
中国 2940  
中等收入国家 3260 90.2%
其中﹕中上 7878 37.3%
高收入国家 39345 7.4%
世界平均      8613   34.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信息网﹕国际数据∕2009∕人均国民收入(http://www.stats.gov.cn/
tjsj/qtsj/gjsj/2009/)。按汇率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中国人做的蛋糕还真小得可怜(见表1)。

    这一看差距还真不小﹐只达到世界平均的三分之一﹐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远了。蛋糕虽大无奈人多﹐还得先做大蛋糕。但是汇率只是国际贸易中反映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与一个国家国内交易的价值并不相当﹐世界银行认为反映财富价值的是“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国民收入”(见表2)。

表2﹕ 2008年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比较

                                                                   人均民收入(國際元)

國佔

國                                                 6 020

 

世界平均

10357

58.1

中等收入

6154

97.8

其中中上

12297

49.0

高收入

37141

16.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信息网﹕国际数据∕2009∕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国民经济主要指标(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09/)。

    这样一算会发现差距没那么大﹐就可比较的财富来讲﹐中国已经接近世界平均的三分之二﹐其它发达国家的六分之一强。但差距显然还不小﹐蛋糕还要往大里做。

     前一段大家对GDP这个概念都有些厌恶﹐因为这个概念里凡是交易就会产生“财富”﹐这有点古怪﹐于是关于一泡狗屎吃来吃去创造巨额GDP的笑话到处流传。其实问题还远不这么简单。设计GDP这个概念是原来财富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以前只有物质生产﹐也就是农业﹑工业﹑建筑业才创造财富﹐其它行业都是分配财富﹐所以把工农业总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准。但是剃头这件事儿创造不创造财富呢﹖或者售货员卖了个茶杯是否创造了财富﹖美国大兵把价值几十万美元的导弹扔到塔利班头上创造不创造财富呢﹖用GDP这个概念就算创造了。这样比较好把不相干的东西混起来计算﹐就像三个苹果加四个茶杯等于七个“东西”一样。但是﹐财富毕竟是物质的东西﹐实实在在﹐能够被人享用。我们当年说的“物质文明”发达不发达是指一二产业创造的物质财富够不够多﹐而不是别的意思。人的衣食住行是否有足够的物质支持是衡量一个国家富裕水平的实实在在的标志。

    按汇率计算﹐2008年中国创造了4.3262万亿美元GDP﹐其中60%是农业﹑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创造的﹐总计2.5957万亿美元﹐人均1966美元。美国人创造了14.2043万亿美元GDP﹐其中创造物质财富的部分占25.4%﹐也就是3.6079万亿美元﹐人均1.1868万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人人均创造的物质财富按汇率算只是中国的6.04倍。法国﹑英国等其它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只相当于中国的五倍左右。

    那么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呢﹖就更低了﹐美国人均创造的物质财富是中国的3.1倍﹐其它发达国家是中国的2.5倍左右。1 美国的制造业中35~40%是军火﹐如果只算民品生产﹐中国与美国人均制造业产值不到两倍差距。

     这样一计算﹐中国与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人均创造的财富从按汇率计算的1比16减小为1比3甚至1比2。蛋糕显然不算小了。

    问题还没完﹐因为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物质财富也有水分﹐真正能显示物质财富的多少是数量﹐也就是究竟各个国家平均每个人生产多少吨粗钢﹑多少吨煤炭﹑多少台计算器﹑电冰箱……才是实打实的。同样温州生产﹐质量相当的一双鞋﹐阿迪达斯的价格虽然是中国牌子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但就“物质财富”来讲意义不大(见表~3)。

    注1, 计算方法为﹕(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一二产业比重)÷总人口(国家统计信息网﹕国际数据∕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商场总值产业构成﹑年中人口﹐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09/)。

 表3﹕2008年部分工业品人均产量的比较 

                                                  中

發達國家平均

國佔

(公斤人)

379

328

115.5

煤炭(公斤人)

1201

680

176.6

發電(千瓦時∕人)

0.27

0.99

27.3

水泥(公斤人)

1408

170

870.6

棉布(平米人)

42.4

3.7

1145.9

輛∕百人)

0.71

9.04

7.8

冰箱(臺∕百人)

2.7

1.9

142.1

普通電話臺∕百人)

14.4

17.3

83.2

洗衣臺∕百人)

3.2

4.1

78.0

電視機臺∕百人)

6.8

3.0

226.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信息网﹕国际数据∕2009∕主要工业品产量∕年中人口(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09/)。 注﹕这些项目是所有表中公布的产品﹐有些国家数据空白﹐很大原因是基本不生产这些产品。发达国家人均数的计算方法为按人口加权平均值。

    以上为统计年鉴公布的主要工业品人均产量﹐其它表里未列的如人均手机﹑个人计算机﹑笔记本计算机等人均产品产量﹐中国与发达国家总体的人均水平接近。日用品就不用说了﹐因为这些国家超市里日用品60~70%是中国生产的﹐只是因为这些零碎东西没有统计无法比较而已。

    还有就是房子。中国目前城市人均住房达到30平米﹐农村接近34平米。美国人均住房67平米﹐但日本平均不足20平米﹐欧洲国家在35~40平米左右。2 中国的房子还在拼命盖﹐仅保障性住房就能让城市居民人均一平米﹐很快会达到欧洲国家水平。中国每年新盖人均住房面积世界第一。

    当然﹐中国在民用飞机﹑装备行业等方面人均产能距离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差距很大﹐但是这些行业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权重很低。

    注2, 2010年12月31日中国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在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表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约30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面积33.6平方米(管益忻﹕〈中国人均住房面积30平米﹐究竟意味着什么﹖〉﹐世界财经报道2010年12月31日﹐http://finance.icxo.com/htmlnews/2010/12/31/1426633.htm)。

    总体来看﹐中国工业品人均产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已经很小。而且人均汽车等的差距与其说是中国生产能力不足﹐不如说是因为国内需求不足。如果需求上去﹐中国汽车产量翻几番不是难事儿。

    中国生产了接近一半的钢铁﹑一多半水泥﹐大多数国家超市里的商品一半以上是中国生产的。但中国人占世界人口不足五分之一。要是这样的蛋糕还算小﹐真不知道做到多大才算大了。难道让发达国家的人都歇着﹐中国人把所有东西都做出来才结束﹖

    很多人会对本文提供的中国人均数量这么高有些迟疑 — 这怎么可能呢﹖其实再看看一些世界银行的数字就知道了。

     中国人这些年确实很努力。2000年﹐世界平均劳动参与率为65.6%﹐其中发达国家为61%﹐中国高达77.8%。也就是符合劳动条件的人中﹐中国有77.8%的人愿意参加社会劳动﹐比世界平均值高出18.6%﹐比发达国家高出27.5%。其中妇女愿意出门干活的占72.7%﹐比发达国家的51.2%高出42%。真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勤奋﹐都不愿意在家“吃闲饭”。而且实际找到活干的达到7.2058亿人﹐比G7国家的3.4267亿人多出多半。3

     不要以为中国这些就业人都是农民﹐创造不了多少物质财富。2006年中国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者多达1.2754亿人﹐比G7国家的0.9350亿高出36.4%。4 最主要的是﹐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每周劳动时间超过55小时﹐总劳动时间等于西方七国二产业劳动时间的187.6%。进入21世纪﹐中国大部分制造业所用的技术装备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劳动生产率并不比西方国家工人低到哪里。就算发达国家工人技术装备和劳动生产率还比中国高一倍﹐但他们干同样的活的人少一半﹐其它人都闲着或者在不创造物质财富的行业里﹐那么人均创造物质财富还会一样多。因此﹐中国工人创造出那么多物质财富不是没来由的。

    3 中国统计信息网﹕国际数据2001∕劳动参与率﹑就业人口(http://www.stats.gov.cn/ tjsj/qtsj/gjsj/2009/t20100408_402632871.htm)。

    4 中国统计信息网﹕国际数据2008∕按产业类型分的就业构成(http://www.stats.gov.cn/ tjsj/qtsj/gjsj/2009/t20100408_402632872.htm)。

     最近网上风传中国物价实际比美国物价高﹐如果按收入物价比计算更是高得离谱。当然﹐说中国物价高于美国是错误的﹐但明明白白的是﹐中国人人均创造的物质财富接近发达国家的一半﹐但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能够享受的财富﹐只相当于西方国家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也就相当于每个中国人创造了发达国家每个人一半的物质财富﹐但所得只能买到相当于发达国家每人六分之一的物品。从某种角度看﹐这是有一大块蛋糕不知不觉被切走了。

    这块蛋糕究竟是怎样切走的﹐切走的份额有多大﹐严格来讲是不可能用西方经济理论观察出来的﹐就算你指出来﹐这些切法也合理合法﹐国际惯例。虽然如此﹐还是可以先估算一下少了多大块。

    假定中国人人均创造了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创造物质财富的50%﹐但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人均GDP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6.2%﹐这意味着中国人一年的收入只能买到发达国家老百姓同一商品或服务六分之一的数量。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人实际只享受了三分之一的财富﹐被人切走了三分之二呢﹖

    还不能这么说﹐我们假定中国少了的蛋糕是被发达国家切走了。中国少了一块﹐西方加了一块﹐这才形成双方人均收入差距。但发达国家并不只切中国人的蛋糕﹐还切其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进出口总额大致相当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总和的一半。这样计算﹐中国大约有22~23%的财富被合理合法的市场经济规则让渡给发达国家了。也就是说﹐最近每年有六﹑七万亿让发达国家先切掉了。这也是这十几年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工厂越来越少﹐土地都撂荒﹐生活却越来越好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多数人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老百姓生活水平差距很大的原因。

     接着的问题是﹕怎么看不到中国的蛋糕怎么被切掉了呢﹖世界贸易规则没什么猫腻呀。完全循着主流话语体系﹐按照世界贸易规则﹐确实很难看到是哪些渠道被切掉了﹐切掉了多大块。但是﹐换个角度还是能看到的。需要指出的是﹐下面计算的“损失”并表现为一般意义的财富﹐只是上面通过收入-购买力比反映的一种关系。

     都看得见的是美元贬值。中国现在外汇储备三万亿美元﹐从2006年到现在美元贬值20%。如果按这五年均值两万亿美元计算﹐中国累计损失四千亿美元财富。四年平均每年8200亿人民币。

    知识产权是明着拿走的。中国目前相当多制造业(而且恰好是出口的机电产品)的核心技术都是发达国家的﹐很多产品中国只挣个加工费﹐所付的专利费比赚的多得多。如果按制造业增加值10%是通过专利费和高价核心元器件等渠道拿走的﹐那么每年又有1.5万亿没有了。

     知识产权还包括维护“国际知名品牌”。假如我们把质量相当的鞋子都认为价值一样﹐那么国际名牌超出的价格就是“品牌价值”。国际知名品牌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同样质量的商品价格往往高出数倍。中国有三亿左右人口是爱这些品牌的﹐可惜恰好他们都很有钱﹐买得起。还麻烦的是﹐这三亿人每年消费支出占全国人民消费支出比重达到50%以上。也就是说每年13万多亿的消费品零售中他们要占七万亿。如果他们30%的消费是买了国际名牌和服务﹐其中一多半的钱属于买了“牌子”﹐这就又有1.5万亿被无形拿走了。中国有钱人出国购买的“品牌服务”和“国际品牌”已经是世界第一﹐每年没一万亿花在“牌子”上不算拉倒的。这加起来应该有2.5万亿。

    第四是境外在国内投资的利润。2009年仅工业行业就一万亿﹐加上其它产业应该不少于1.5万亿。

     第五﹐中国富人和权贵喜欢把老婆孩子弄到外国﹐而且中国人稍微有点钱就要自费出国读书。中国现在每年移民美国三万余人﹐移民加拿大5~6万﹐还有同样数量的人移民澳大利亚﹐加上其它国家﹐每年不少于20万人移民发达国家。现在公布的每年投资移民花钱在两千亿以上﹐加上每个移民平均要带走两百万人民币才能安身﹐这加起来就有六千万人民币。目前境外留学生保持在30多万﹐每年每人花费不低于30万人民币﹐加起来也有一千亿。两项加起来有七千亿以上。

     别忘了外逃贪官﹐虽然公布的总计带走八千亿人民币﹐但实际恐怕更多。每年一千多亿还是有的。如果在股改和银行改革中白让发达国家赚﹐5 外资通过在中国楼市和股市里赚走的也算上﹐恐怕比贪官外逃带走的钱还要多。两项加起来每年两千亿还是有的。

     粗算一下﹐每年七万亿就凑够了。当然﹐这种算法国际上不承认﹐经济学家也不承认。而且所谓被拿走多少万亿也只是中西方创造财富水平与享受水平关系的一种“映像”﹐并没有实际意义。但是﹐不这样算﹐怎么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中国人均创造的物质财富达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但实际享受的财富只相当于发达国家六分之一的事实。

    5 根据网易财经报道﹐美国银行拟将售出其持有的255亿股建行H股。文中内容可以看出﹐2005年美国银行以每股0.63港元价格投资30亿美元﹐比2.35港元的发行价低得多。这是美国银行六年净赚287亿美元﹐投资回报率1075%的关键(〈入股建行六年美国银行获利超两百亿美元〉﹐网易财经频道2011年6月25日﹐http://money.163.com/11/0625/08/77COOA5L00253B0H.html)。

    做好的蛋糕肯定要分﹐扣除被事先切走的﹐也有个分法。蛋糕做大了是肯定的﹐既然“以民为本”﹑“关注民生”﹐那么需要考虑的是这些年在蛋糕分配中﹐劳动者分配的比例﹑居民享受的比例是增高了还是下降了﹐这种比例与其它国家相比是否合适。这样才会有一个“怎么分合适”的概念。如果劳动者分配的比例在增大﹐居民消费的能力在增强﹐而且与其它国家尤其是基尼系数偏低﹑人均创造财富与中国接近的国家逐步接近﹐那么“重点是做大蛋糕”就是合适思路。如果劳动者分配的比例在缩小﹐居民消费比例在降低﹐与其它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那么就要反思蛋糕分配方法是否合适了。
那么就看看中国蛋糕分配情况(见表4)。

 表4﹕ 1999--2007年中国几项关系分配的指标

1999

2007

勞動GDP

52

40

23.1

居民消費佔GDP

46

35

23.9

政收入GDP

12.8

19.9

55.5

福利支出佔財政支出份

1.6

10.9

681.3

基尼係數

0.43

0.48

11.6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信息网﹕2000﹑2008∕国民经济核算∕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结构∕财政收入∕中央和地方财政主要支出项目﹔2007年基尼系数来自国际数据∕居民收入分配。1999年基尼系数来自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8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显然﹐可分配蛋糕中﹐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消费比例是在下降﹐而且下降明显。那么谁切走的份额大了呢﹖2003年﹐资本收益占GDP的35.7%﹐生产税减退税占13.9%。2007年分别是45.4%和14.8%。劳动者报酬从2003~2007年减少的10.7个百分点中﹐资本拿走了9.7个百分点﹐占拿走部分的90.7%﹐政府拿走了0.9个百分点﹐占9.3%。6 居民消费份额下降幅度没有劳动者报酬大﹐是因为在二次分配中﹐财政收入比重扩大﹐同时福利支出比重扩大形成的。显然﹐在蛋糕做大的过程中﹐资本拿走的份额越来越大﹐劳动者拿走的份额越来越小﹐造成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这是基本情况。

     一个问题是﹕资本包括国有资本﹑外国资本和私有资本。那么究竟是谁切走的更多呢﹖

    在经营性行业中﹐国有资本在农业中基本为零﹐第二产业中﹐国企仅完成2007年建筑业总产值的20.8%。工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34%。第三产业中国企在铁路﹑通讯﹑金融占主导﹐但这三个部门总计占三产比重的25.7%﹐其中还包含私营占比重很大的公路运输。国有经济大约占全部生产性行业GDP比重30%左右。私企和外企占70%左右。

     很多人认为﹐国企比重虽然低﹐但其垄断经营﹐获利水平高。实际上﹐2007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所有者权益利润率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15.7%﹐外企为18.3%﹐私企达到22.8%。7

     那么是不是国有垄断行业获利过高呢﹖2007年国企控制的石油加工为5.3%﹔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为8.9%﹐水生产供
应1.7%。而私企和外企占主导的医药行业为16.5%﹔服装鞋帽为18.4%﹔皮毛羽制品为22.3%﹐农副产品加工为23.5%﹐食品行业为18.9%。国企垄断的烟草行业达到21.4%﹐确实利润不低﹐但尚达不到私企22.8%的平均投资回报率。都说房地产业才是真正的暴利行业。但国企只占房地产企业数的5.8%﹐资本规模的10.1%。一些看起来利润微薄的行业投资回报并不低。比如批发零售行业2007年所有者权益利润率高达59.1%﹐投资一元钱一年要赚5毛9!8 而这些行业中﹐私企和外企是占主导的。

    6 资本收益指国家统计年鉴中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中“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累加﹐这与世界银行口径一致(〈入股建行六年美国银行获利超两百亿美元〉﹐网易财经频道2011年6月25日﹐http://money.163.com/11/0625/08/77COOA 5L00253B0H.html)。

    7 中国统计信息网﹕年度数据2008∕工业∕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

    这样看来﹐这些年蛋糕是做大了﹐但资本分的份额也越来越大了。资本拿走的部分﹐私企和外企拿走得最多。这是这些年蛋糕的基本切法。那么﹐是不是随着蛋糕做大﹐全世界都是这个规律呢﹖应该不是。

    先做个静态比较﹐把中国与德国比一下(见表5)。

  表5﹕2007年中国与德国在分配方面的指标比较

國∕

勞動GDP

40

49

81.6

居民消費佔GDP

35

49

71.4

福利支出中央政支出份

55

11

681.3

基尼係數

0.48

0.28

171.4

     显然﹐同样是制造业大国﹐中国在蛋糕分配上与德国显出巨大差异。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与资本收益之比是46.7比53.3﹐资本收益大于劳动者报酬。欧盟是54.1比45.9﹐倒过来了﹐劳动者报酬大于资本收益。日本和美国分别是56.9比43.1和60.8比39.2。“资本”主义国家的蛋糕第一次切(一次分配)的刀法显然与我们不同。

    8 中国统计信息网﹕年度数据2008∕工业∕按行业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零售企业主要经济指标(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

    在动态看一看新兴市场国家是怎么做的。新兴市场国家有两种﹐一种是往贫富分化﹑社会动荡方向走﹐如众多拉美国家﹐亚洲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一种贫富分化在缩小﹐社会趋于安定。我们看一下韩国是怎么走的(见表6)。

表6﹕ 1980--2000年韩国收入分配方面的数据

1980

2000

勞動GDP

40

51

27.5

中央GDP

18

25

38.9

福利支出中央政支出份

13

21

61.5

基尼係數

0.39

0.28

28.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信息网﹕国际数据2008∕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收入分配﹑中央财政支出(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1980年韩国基尼系数来自张辉〈韩国收入分配对我国的启示〉(维普论文网2011年3月3日﹐http://www.imgr.com.cn/biyelunwen/jingji/201103783.html)。

    数据很清楚的表明﹕切蛋糕确实有学问﹐一个蛋糕第一次怎么切着分﹐切完后怎么再切着分﹔以前怎么切﹑现在怎么切﹑以后怎么切﹐对拿刀子的人来讲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切的方法不同﹐最后结果不同。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能切出墨西哥﹑菲律宾﹑巴西﹑阿根廷这样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动荡不止﹐也能切出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贫富差距小﹐社会安定。

    如果有人说“蛋糕分得好﹐蛋糕才可能做大”﹐可能也会受到质疑﹕毛泽东时期就是考虑怎么分合理的多﹐考虑怎么做大的少﹐于是“共同贫穷”。这个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时期共同贫穷﹐是因为中国本来穷得叮当响﹐解放前北方地主也有吃糠咽菜的。就那点财富﹐无论怎么分都分不到好上。但是现在如果不考虑怎么分好蛋糕﹐实实在在存在着蛋糕做不大的可能。这不是危言耸听。

    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开放”获得高增长并非只有中国。20世纪60~80年代﹐墨西哥曾经为世界第13经济大国。巴西1960--1980年GDP翻了四番成为世界第七经济大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原宗主国葡萄牙。而阿根廷更是在80年代初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七千美元﹐比宗主国西班牙还高。眼看这他们一只脚就要踏进发达国家门坎里了﹐全球经济学家惊呼经济奇迹。但是这些国家做出的蛋糕也存在一是看管不好﹑二是分不好的问题。他们的农牧﹑金融﹑矿产﹑电力﹑交通等产业基本是外国资本控制﹐蛋糕明摆着不能不让外国资本分一块。另一个问题就是资本切走的太大。90年代初﹐墨西哥基尼系数为0.54﹐阿根廷达到0.55﹐巴西更是高达0.63。于是在90年代初和21世纪之交前后﹐这些国家两次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整个90年代这些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平均2~4%﹐到21世纪更是下降到2%左右﹐9 再也别提什么跨入发达国家门坎的事了。最主要的是这些国家从此陷入严重社会动荡中﹐有关新闻不绝于媒体。

    中国虽然金融等经济命脉没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但出口依存度已经创造大国的记录﹐基尼系数已经在0.5左右。如果现在还只关心蛋糕大小﹐恐怕有一天也会面临拉美国家的问题。

    经济发展方式两头在内﹐政府可切的蛋糕就大些。这看起来属于用什么方法做出个什么样的蛋糕的问题﹐但也与分蛋糕有关。中国已经是创造物质文明能力最强大的国家﹐中国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几乎供应了半个世界。但是中国人自己吃的蛋糕在分配前就让发达国家消掉一层﹐而且是上面那层奶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国内消费为主﹐被消掉的部分就不会那么大。但扩大内需的惟一途径是把更多的蛋糕分给低收入群体。因为收入水平越低的群体﹐收入消费率越高。他们增加的收入基本上都会用于消费。高收入群体增加的收入会倾向于用于储蓄。2009年城镇10%最高收入群体消费率是61.9%﹐而10%最低收入群体消费率达到93.3%﹐20%最低收入农民现金收入2509元﹐而现金支出达到3504元。差不多借了一千元也要保证支出。而且40%的中低收入农民都是现金支出大于现金收入。10

    9 中国统计信息网﹕国际数据1997﹑2008∕居民收入分配(http://www.stats.gov.cn/ tjsj/qtsj/)。

    10 中国统计信息网﹕年度数据2010∕人民生活∕按收入等级分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按五等分农民家庭经济基本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

    把蛋糕多给穷人切点﹐内需就扩大了。多给富人切﹐内需就萎缩。因此﹐切好蛋糕与做个高质量的﹑不容易被人偷走的蛋糕也有关系。

    还有一点﹐做蛋糕只能亲近资本﹐分好蛋糕就要亲近百姓。政府工作重点放在做蛋糕上﹐投资就是第一要务﹐所有干部都只能把招商引资作为工作重点。必须把国内外资本拥有者作为座上宾﹐礼敬有加。而没有资本的普通人显然不用考虑。这本来就是这些年党员干部脱离普通百姓﹐放任资本的主要原因。如果继续以扩大GDP为己任﹐那么这条路就还得走下去。而把精力放在分好蛋糕上﹐就不能不去了解百姓疾苦﹐调查研究﹐解决问题。这件事儿显然没有请资本者喝酒舒服﹐但却是共产党的最拿手最常干的业务。

    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的重点并不是做大蛋糕﹐这是很清楚的。〈七一讲话〉的核心是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而保障先进性的要点一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二就是“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1 四个“坚持”中没有一个与做蛋糕有关。

    在谈经济工作时胡锦涛总书记确实说到﹕“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但下半句就是“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上下两句构成一个完整的意思。科学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做个什么样的蛋糕和怎么分好蛋糕才能一直把蛋糕做下去的意思。怎么能将这一段有头有尾的话理解为就是做蛋糕第一﹐分蛋糕第二呢﹖

    做蛋糕重要还是分蛋糕重要﹐先分蛋糕还是先做蛋糕﹐这个问题对有点生意经验的人是很清楚的﹕如果不先讲好蛋糕怎么分是不会有人来参与做蛋糕的。同时﹐蛋糕做出来了不按原来讲好的分法分﹐下面的蛋糕也没人做。当年总设计师讲得很清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在蛋糕做大过程中﹐少数人先分得多些﹐多数人分得少些。蛋糕做到一定程度﹐就要分得比较均匀﹐大家都能过得好。蛋糕现在大不大﹖早就不小了。如果现在这个时候不按总设计师当年许诺的分法来分蛋糕﹐能指望后面还像改革初期那样大家都积极做蛋糕吗﹖

    11 胡锦涛﹕〈七一讲话〉﹐中国网2011年7月1日(http://www.china.com.cn/policy/ txt/2011-07/01/content_22901586.htm)。


 

 

 

发件人: rcif cass [mailto:rcif.cass@gmail.com] 发送时间: 2011年8月11日 9:04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s:主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1.053 新一轮欧债危机的演进历程、潜在冲击与应对策略

新一轮欧债危机的演进历程、潜在冲击与应对策略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 张明

Aug.11 2011

zhangyuxuan@gmail.com

    尽管进入 7 月底8 月初以来,关于美国国债上限的争论以及美国国债信用等级被调降的冲击吸引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注意力。然而与美债危机相比,最近卷土重来的欧债危机同样凶险,后者在短期内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可能更为显著。

演进历程

    早在2010 年4 月,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就被调降至垃圾级。2011 年6 月13 日,标准普尔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连降三级至CCC 的全球最低等级。2011 年7 月6 日与7月12 日,穆迪相继将葡萄牙与爱尔兰的主权信用评级调降至垃圾级。2011 年7 月23日,穆迪将塞浦路斯的主权信用评级连降两级至Baa1,距离垃圾级仅两步之遥。西班牙与意大利的主权信用评级也有被调降的危险。国债信用等级被调降导致新发国债收益率飙升,目前希腊、葡萄牙与爱尔兰的国债收益率已经升至不可持续的历史最高水平。

    自2010 年5 月以来,欧元区政府已经出台了大规模的救市政策,例如对希腊1100亿欧元的贷款援助、总规模7500 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包括欧洲央行在市场上直接购买成员国国债)等。为什么欧债危机不仅没有平息,反而在一年之后愈演愈烈了呢?

    触发新一轮欧债危机的国家仍是希腊。尽管希腊早在2010 年5 月就获得了来自欧盟、欧洲央行与IMF 的1100 亿欧元贷款,但这笔贷款的初始条件颇为苛刻:贷款利率高达5%、贷款期限仅为3 年,且贷款在3 年期间内分13 次拨付,每次拨付前欧盟、欧洲央行与IMF 均要检查希腊是否按照事先承诺实行了财政紧缩措施。就在希腊当初与上述机构达成救援协议时,市场就怀疑这笔贷款不仅难以改善、而且将会恶化希腊的偿债能力。由于希腊未来几年内GDP 增速不可能高于5%,这意味着从动态上来看,希腊的债务负担会变得越来越沉重。此外,为获得这笔贷款,希腊政府提出了雄心勃勃地削减财政赤字的方案。然而如果在本国竞争力没有改善的前提下,无论是通过增税还是削减支出来降低财政赤字,都会造成经济增长率下滑,从而进一步损害偿债能力。2011 年第1 季度,希腊GDP 同比增速仅为-4.8%,与德国高达4.8%的增速相比可谓冰火两重天。

     导致希腊危机再度爆发的最重要原因,是市场发现,由于希腊政府在未来两年内很难以市场化条件发行国债融资,导致希腊可能在未来两年内面临大约500-600 亿欧元的资金缺口。造成希腊主权信用等级在6 月13 日被连降三级的更直接原因,是如果希腊不能在7 月3 日之前通过额外的财政紧缩计划,那么它将不能按时获得来自欧盟、欧洲央行与IMF 第五期价值120 亿欧元的贷款。而如果不能获得这笔贷款,希腊政府将不能偿付即将在7 月份到期的70 亿欧元债务。

    2011 年6 月29 日,希腊国会以155 票对138 票通过了总额280 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2011 年6 月30 日,希腊国会以 155 票对136 票通过了财政紧缩实施细则与国有资产私有化方案。上述两个方案的通过不仅为希腊按时获得第五期120 亿欧元贷款铺平了道路,而且为希腊获得新的贷款援助奠定了基础。

     在2011 年7 月21 日召开的欧元区各国首脑会议就针对希腊的第二轮援助计划达成一致。欧盟与IMF 将向希腊提供总额1090 亿欧元的贷款,其中欧盟部分的贷款将主要由EFSF 提供。与第一轮贷款的苛刻条件相比,本轮贷款的各项条件则要宽松得多:贷款利率降至3.5%、还款期限延长至15 至30 年。同时,EFSF 的功能得到扩展,一是可以用来充实欧洲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二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用来直接干预二级市场。此外,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IIF)还发布了鼓励私人部门参与援助希腊计划的声明,该计划鼓励私人部门将持有的希腊国债转换为15年至30 年的新债。预计上述计划能够使得未来3 年内私人部门贡献540 亿欧元的资金,同时帮助希腊削减约135 亿欧元的债务。

    毫无疑问,第二轮援助计划的出台有利于缓解希腊债务危机。然而欧债危机仍有可能继续深化与扩展,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尽管欧盟官员反复强调希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但鉴于爱尔兰与葡萄牙的严峻形势,它们未来也可能需要第二轮贷款支持;第二,目前欧债危机仍有从外围国家(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向核心国家(西班牙与意大利)扩散的趋势,而一旦西班牙与意大利卷入危机,那么EFSF 将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例如,根据中金公司的估算,如果西班牙与意大利一年之内无法从市场上融资,同时西班牙与意大利的银行系统需要增加50%的一级核心资本金,那么两国政府与银行需要约5600 亿欧元的外部融资才能渡过危机。而在向爱尔兰与葡萄牙提供第一轮贷款之后,目前EFSF 机制仅剩下5730 亿欧元。这还没有扣除EFSF 机制向希腊提供的第二轮贷款,以及未来可能向爱尔兰与葡萄牙提供的第二轮贷款。根据某些市场悲观人士的预测,最终EFSF 的规模可能要扩充至1 万亿欧元以上才能满足各方需求。

    除资金缺口外,导致欧债危机再度爆发的另一原因,依然是欧元区核心国家(德国、法国)不能下决心向外围国家提供足够的支持。默克尔与萨科奇在这一问题上都面临来自国内选民的强烈反对,后者不愿意用本国的资源去救助外围国家。“欧猪五国”的债务究竟是其自身的债务还是欧元区的债务?欧元区是否应该动用其一切资源来解决外围国家的债务问题?如果德国同意买单,那么支付了代价的德国能否获得监控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权利?在上述问题最终找到答案之前,欧债危机的前景依然扑朔迷离。我们认为,最终特定国家的硬性债务重组(即本金削减)可能难以避免,但迄今为止,欧元区解体乃至欧元崩溃的可能性依然很小。

潜在冲击

    如果说之前的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轮番爆发的话,那么本轮危机的特点是,欧债危机与美债危机同时爆发,两种危机的叠加将给全球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造成相当剧烈的冲击。

     首先,欧债危机的再度爆发将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一方面,欧债危机的爆发会直接影响全球投资者的情绪,造成后者的风险偏好下降;另一方面,欧元区国债信用等级下调将给持有这些国债的全球机构投资者造成账面亏损,从而启动新一轮的去杠杆化进程。上述两方面影响可能造成全球风险资产(股票、公司债市场)价格下跌,避险资产(美国国债、黄金)价格上涨。

    其次,欧债危机的再度爆发将导致欧元区经济整体增长速度下降,以及欧元区成员国增长率差距拉大。尽管德国与北欧国家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但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的经济可能持续衰退。除南欧国家之外,随着西欧商业银行在去杠杆化进程下逐渐收回在中东欧的贷款,中东欧经济增速也可能显著下调。综上所述,欧元区整体增长率的下降在所难免。

    再次,欧债危机的爆发将推迟欧洲央行进入加息周期的时机。尽管欧洲央行在今年4 月与7 月各有一次加息,但这两次加息更多是迫于欧元区核心国家的压力。尽管核心国家依然面临一定的通胀压力,但鉴于基准利率上调会导致外围国家国债收益率相应上升,从而加大外围国家的债务负担,预计今年年内欧洲央行不会继续上调基准利率。

    第四,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变动仍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由于美债危机与欧债危机同时发生,欧元与美元的有效汇率都面临下行的压力,因此两者之间的双边汇率波动难以判断。不过,我们认为,如果欧债危机不继续恶化,欧元对美元升值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尤其是考虑到最近召开的美联储会议宣布将目前零利率维持到2013 年之后。无论从利率平价来看,还是从经常账户来看,欧元都具备相对于美元的潜力。然而如果全球金融市场继续动荡,那么在“安全港”效应的驱使下,美元短期内也可能对欧元显著走强。

     第五,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可能继续调整,但在现有基础上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高。一方面,美欧日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会从供求缺口方面打压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另一方面,美欧日央行均维持极低的基准利率,且联合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由此造成的全球流动性过剩及通胀预期可能会在期货市场上支撑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呈现出高位回落后窄幅盘整的走势。

    第六,在美债危机与欧债危机的联手冲击下,全球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调,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短期国际资本由发达国家持续流入新兴市场国家。一方面,为应对通胀压力,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处于加息周期中,导致两者之间利差继续拉大;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普遍面临升值压力。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为短期国际资本提供了弹药,而利差与升值预期则为短期国际资本向新兴市场国家的流动提供了诱因。大规模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会给新兴市场国家造成更大的本币升值压力、更大的央行冲销压力、更大的物价上涨与资产价格上涨压力等不利冲击。

应对策略

    中国政府应采用何种策略以应对新一轮欧债危机造成的不利冲击呢?第一,中国政府应加速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通过努力扩大内需来应对外需下降的不利冲击。尽管2011 年7 月中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15 亿美元,但考虑到美欧日经济增速的下降,下半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依然不容乐观。因此,中国政府应努力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来刺激居民消费,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来解决就业问题,同时通过努力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来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维持在一定水平上。但是,我们认为,为维持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目前并没有必要取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再次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我们应抓住这一机会进行增长模式的调整。

    第二,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方面,我们应充分借鉴2008 年的教训,在制定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应格外重视其前瞻性。2008 年,中国企业的“去库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此之大,是当时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没有预料到的。现在我们又再次走到外部不确定性与内部不确定性均很显著的十字路口,在出台未来的货币政策时应该格外慎重。我们认为,由于目前通胀率依然居高不下,实际存款利率依然显著为负,当前并不具备下调基准利率的理由;但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相当之高,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均面临融资困难的局面下,可以考虑暂停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甚至不排除在今年下半年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当然,我们也应格外警惕中国政府应全面放松货币政策以应对外部冲击的观点。2008 年至2009 年的教训已经足够生动地说明,中国政府对上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作出了过度反应。毕竟,由于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依然是有限的。

    第三,中国政府应抓住全球金融危机提供的机遇,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我们不应该再走一旦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就将人民币重新盯住美元的老路。毕竟,本次美国国债上限危机与美债信用等级下调,已经迫使我们开始反思中国政府通过积累
外汇储备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一传统模式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再度加剧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冲击,未来市场对人民币汇率运动的预期可能再度产生分化。中国政府应利用这一时机,扩大人民币对主要货币汇率的日均波幅(由目前的正负0.5%扩大至正负1%甚至更大),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真正波动起来。为打破市场的单边升值预期,不排除央行在市场上人为制造双向波动的可能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弹性化不仅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而且有助于加强国内企业与居民的汇率风险意识,从而促进国内远期外汇市场的发展。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1-08-12 10:27:54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Working Paper No.2011W13 人民币汇率对CPI的传递效应分析

人民币汇率对CPI 的传递效应分析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徐奇渊

Aug. 12, 2011

oxuqiyuan@gmail.com

 

 

 

 

剖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现状评估、原因分析及前景展望

第一财经中国战略思想库《战略观察》12期

2011年8月

    中国战略思想库(China Institute for Strategy, CIS)于2010 年10 月由第一财经研究院发起设立,致力于构建跨学科平台,推进中国中长期战略问题研究。

    中国战略思想库理事会召集人:秦 朔,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全球智库报告精粹

中国战略思想库•大译

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系列翻译报告 第13 期

2011 年07 月25 日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05 10:24:23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渣打银行 | 特别报告 | 中国 – 如何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中国如何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香港渣打银行 王志浩

852 3983 8556, Stephen.Green@sc.com

2011 年8 月1 日

 

 

 

中国地方债务平台现状

中华元智库第63期战略报告

2011年8月

 

 

 

发件人:"it&i-iwep" <itisiwep@gmail.com> 2011-08-09 13:47:46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it&t-iwep+W11004工业增长与低碳双重约束下的产业发展及减排路径

工业增长与低碳双重约束下的产业发展及减排路径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马涛,东艳,苏庆义,高凌云

Aug 9th, 2011

matao@cass.org.cn; dongyan@cass.org.cn; mathe_sqy @163.com;gaoly@cass.org.cn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临港重化工城市宁波为例,首先根据IPCC的方法测算了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的CO2排放强度,基于此构建了碳生产力和碳强度竞争力两个低碳指标,并将其作为战略产业选择的约束指标纳入Weaver-Thomas方法的传统指标体系中。在传统指标和低碳指标(分为强低碳约束和弱低碳约束两种情景)基础之上,文章得到不同的战略产业选择。进而在实现宁波市“十二五”期末工业增长的前提下,为达到碳强度减排目标,我们进行了双重目标的模拟。结果表明,根据低碳条件下的指标体系进行战略产业选择,同时采用技术减排,可以有效促进地区实现工业增长和低碳发展的双重目标。

    关键词: 工业增长 低碳约束 战略产业选择 情景模拟。

 

 

 

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之我见、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和港元地位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  陈德霖

2011年8月

博源基金会 中国经济观察(2011 年正刊第七期)

     自从 2009 年7 月国务院批准人民币可以在跨境贸易支付之后,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和流通大大增加。而香港亦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已形成一个略具规模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人民币存款已从去年初的600 多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1 年5 月底的5,400 多亿元人民币,其中七成为企业存款,三成为个人存款。另外香港又成为离岸人民币债券(或称“点心债券”)的发行中心。去年有16 个发债体发行了360 亿元人民币的债券,而今年肯定会远超此数。

    对于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迅速的发展,我留意到有两派不同意见。一派是雄心勃勃,说人民币已开始了快速的国际化,很快便会变成主要国际货币和储备货币,而挑战、甚至取代美元的地位亦指日可期。另一派则认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发展不能过快,否则可能影响港元的地位。另外人民币离岸市场亦可能对内地的宏观和货币政策调控造成不良影响。我认为这些看法反映各界未必完全掌握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发展的实际情况,希望以下的分析可以就相关的问题做出一些说明。

    在2010 年的上半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尚在刚起步阶段,透过香港清算的交易量和人民币存款都增长得较慢。当时有人担心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不起来,亦有人认为香港金管局在推广香港人民币业务方面太过保守,不够进取。但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央和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加上金管局和香港各方面的努力,香港的人民币业务取得非常良好的发展,贸易结算量大幅增加,通过香港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在去年占全国人民币结算额七成以上,并在今年第一季占超过八成。同时人民币存款亦大幅增加:香港的人民币存款由去年一月的600 亿元人民币,跃升至十二月的3,100 亿元人民币以及今年四月底的5,100 亿元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二是企业存款,三分之一是个人存款。在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逐渐成形的良好发展势头下,近来又有论者指出香港的人民币业务发展过快,可能带来很多风险,包括人民币取代港元的地位,也就是港元会有被“边缘化”的风险。我认为这种观点和担忧是言过其实的。我就这个问题提供以下的分析和看法。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甚么是“货币替代”(currency substitution) 和“边缘化”(marginalisation)。一般而言,这是指本地居民因种种原因对自己的货币失却信心,所以在当地的经济和商业活动中,例如日常支付、发薪金、物业买卖等,会弃本币而使用外地货币。

    (详细内容请点击查看!)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2011-08-09 12:32:0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标题: 从苹果的精品品牌路线说起

从苹果的精品品牌路线说起

乔续

2011年8月

    熟悉手机行业的人都知道,最近在智能手机领域诺基亚被苹果打的人仰马翻,节节后退。可是苹果只有一款手机,而诺基亚却又很多款手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先从品牌路线上说说,诺基亚有很多款智能手机,各种价位,各种款式,各种颜色,各种市场定位,而苹果却只有一款,IPHONE1到IPHONE 4,最近据说快要出IPHONE 5了。这正好说明一句话:兵贵精,不贵多。如果说一个品牌的精品高端手机如果有很多款的话,给人什么感觉,感觉就是精品大打折扣,因为精品只有一个,如果多了,精品的印象就会大打折扣,而苹果走的就是精品路线。苹果只出一款手机,而这一款手机是精益求精,从外观设计,软件开发,结构开发,材料选用,工程开发,生产管控,市场推广,都走的一条精品路线,这样提起苹果,大家都说好,以有一款苹果手机为荣。而如果手机品牌太多,太杂,给人什么感觉,就是买了一款高性能的诺基亚手机,给人的感觉也只是一款手机,打电话的手机,却并给人一种精品的感觉。这样,仅仅是一个款式上做文章,差距就初步显现。

     诺基亚曾经也有很多精品,例如早期的多款手机,好多人还收藏了,可是未来后来没有了?因为牌子多了,变烂了。本人以前做过诺基亚的制造工程开发,在07年以前,诺基亚做一款手机,从概念提出到最后量产,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这个时候这是诺基亚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时候,而此时诺基亚在精品路线上开始出现问题,07年之后,诺基亚开始缩短开发周期,从一年以上缩短到8个月以内,同时诺基亚开始所谓的市场转型,要从做产品转到做服务,这个时候我就有一种预感,诺基亚会盛极而衰。他的这些所谓转型其实就是画虎不像反类狗,这说明诺基亚的战略出问题了。

     以前诺基亚做一款手机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而国产手机此时时间却很短,一般三个月就能开发一款手机,山寨机更短,几个周就能搞定,然而表现在质量品质上很明显了,诺基亚的手机质量过硬,我的诺基亚手机是06年买的,现在一直在用,因为质量的确太好了,一直舍不得扔掉。国产手机,山寨手机质量却不好,经常出问题,口碑也不好。这个从开发时间就能说明问题,开发时间长,必然在开发过程中做的精益求精,各个环节都尽可能的发现存在的问题,把问题消灭在量产之前,消灭在产品大规模上市之前,不把问题带到客户那里。这样经过长时间的开发,最后成型的产品必然是质量过硬的产品,各个方面都经过反复斟酌,是最适合消费者需求的。而一个产品如果仅仅三个月或者几个周就上市的话,三个月时间根本不可能完全发现产品开发中存在的问题,这样的产品上市结果会如何,可想而知,根本没有办法跟诺基亚竞争。

     然而国产手机不知道这个道理吗?不知道三个月时间根本解决不了产品存在的问题,会把问题带到客户那里,最后败坏自己的声誉吗?具体他们知不知道我不清楚,我看到的是国产手机在市场战略上急功近利,最终在达到市场份额的半壁江山后迅速滑落,到最后只能跟山寨机竞争了。这个也不能完全怪国产手机,好多新的品牌在一开始都会有很多问题,但是如果国家不扶持的话,那么这个品牌面临外敌竞争中就不可能崛起,再加上国家还扶持外敌,那么国产手机的命运就注定了。国产手机最后就是在这个内外夹攻下失败的,命运和解放前的民族资产阶级差不多,在官僚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夹缝中生存。正是由于国产手机各个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得他们不敢用一年多的时间来开发一款手机,在缺少技术实力,人才优势,品牌口碑,产业链优势,管理优势的前提下,一年多的巨大的投入并不能确保他们在随后的市场中获得相应的回报,所以最后他们走向了短期开发的恶性循环的路线,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缓过来。

     诺基亚本来应该保持自己的优势,做精品路线,或者至少在低端手机可以做多款式狂轰乱炸的路线,在高端手机还是应该继续走高端路线,精品路线。然而诺基亚开始缩短开发周期,开始转向服务业的时候,就注定了诺基亚今天在智能手机领域被苹果打败的命运。

    苹果品牌一直就是走的精品路线,苹果不盲目的追求市场份额,而是在做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时尚,是在长期的经营一个品牌,而不仅仅是赚钱。这样在中国市场上稳打稳扎多年之后,虽然市场份额不高,但是口碑很好,信誉很好,大家都说好。这样的一个品牌战略是多么的高明,诺基亚显然不仅仅是输在产品上,而是输在战略上。一个品牌要打开市场,关键在高端产品,只有高端产品做好了,其他的顺流直下就可以,就像水流一样,水可以从高处流往低处,却不能从低处流往高处,国产手机失败在这里,诺基亚后来被苹果打败也失败在这里,苹果在中国市场的稳打稳扎也成功在这里。

     诺基亚手机在中国市场成功之前正是中国国产品牌崛起之时,后来国产品牌迅速衰弱,诺基亚崛起,期间我们却发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日本厂商退出中国市场,还有一些西欧品牌也推出了中国市场,有的甚至退出手机行业,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呢?是不是手机这个市场发展趋势使得一些厂商觉得与自己的品牌发展战略背道而驰,于是就退出的退出,卖掉的卖掉,合资的合资。当年中国彩电市场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90年代初期,中国彩电厂商异军突起,迅速收复中国市场失地,并开始开拓国际市场,此时国外厂商退出,并牢牢占据彩电行业的产业高端,国内厂商之间价格战打得火热,可是外国人却在背后靠着技术优势大赚其利,最后中国厂商自己人打得筋疲力尽,没有力量进行产品的升级,并进入恶性循环,这样在液晶电视,LED电视方面,外国品牌牢牢控制了产业链的高端,到现在,国内的厂商在外资面前已经失去讨价还价的余地,一块10000多块钱的液晶电视,光进口液晶面板就需要8000块钱,利润微乎其微,还谈什么产业升级,也就是个组装厂。手机行业的核心技术,同样不在中国厂商手里,是不是当年他们面临中国品牌崛起的时候,仍然采取的彩电领域一样的战略呢?只是不同的是手机的复杂程度比电视要高的多,质量要求也高的多,国产品牌以前的快速推出产品占领市场的价格战策略在这个市场失效,后来被诺基亚捡了个便宜。

     现在苹果重新占领手机行业的产业制高点,我个人估计是因为人类在信息行业正面临一场新的次级革命,苹果作为美国战略的实施者需要占领这个革命的制高点,就是手机与笔记本在未来会发生融合,甚至包括小型数码相机。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这三个产品完全有可能后来被集成到一个产品里,这个将开启移动的信息化时代,之所以是次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无法和当年的信息革命相比,无法开拓像当年的革命那样的巨大的市场空间。

    看看日本厂商在相机领域的产品款式,发现与苹果有相似的地方,与诺基亚又有相似的地方。佳能与尼康作为数码相机的两个头头,人家从来不打价格战,在产品定位上,人家之间也有分工,配合默契,其实这两家企业以前就是一家企业,只是后来分家了。佳能与尼康的产品线,在单反领域,特别是在中高端领域,都只有一款产品,入门级一款,兴趣爱好级一款,专业级别一款,后来为了弥补兴趣爱好级别在全画幅方面的需求又增加一款产品,这些产品是不断升级换代的,特别到了专业级别,产品款式名称不变,变得只有后面的升级代数。这明显就类似于苹果的市场战略,即精品路线,高端战略。只是佳能与尼康在低端领域也是狂轰乱炸,在卡片机方面产品也是推陈出新速度很快,越到低端产品数量越多,这个明显是为了压制国产数码相机厂商的崛起,是与诺基亚相似的战略。为了使低端市场领域的乱象不影响高端领域的整体战略,佳能与尼康在产品线的款式的名称上做了区分,这样即保证了高端的精品路线又可以在低端市场领域迅速占领市场压制竞争对手。

    仔细分析,发现日本厂商的这个战略把苹果与诺基亚的市场战略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可谓产业链通吃而且两不误,多高明的战略,多可怕的战略,国产厂商崛起的难度可想而知。可以看出,精品品牌战略是孙子兵法中兵贵精不贵多在商战上的应用,也是首先占据有利地势的应用。而低端市场领域的多款式狂轰乱炸就是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的战略。

    面对如此局面,中国如何崛起呢?中华前途在哪里?我们的那群领导人整天只知道会见跨国公司的老板,帮着跨国公司打压自己的民族品牌,他们整天只知道招商引资,给跨国公司各种便利条件以打压中国的民族品牌,他们只会制定各种优惠的政策扶持跨国公司,而民族品牌就像没有娘的孩子,没有人管,没有人问,自己摸默默的挣扎与市场的夹缝中。

     可能是上天安排中国要走社会主义的吧。如果当年中国国内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结盟,官僚资产阶级负责国家战略产业领域的组合,例如钢铁,铁路,通讯,石油化工,军工等等,而民族资产阶级则利用自身的灵活性在消费品等竞争性产品领域拼杀,两者相互呼应配合,相互支持,加上毛主席时代留下来的体制优势以及技术优势,今日的中国会成为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强国,中国会出现100个以上的华为,然而历史机遇已经错过,不过就是抓住这个机遇中国以及世界以后的命运也实为堪忧。就像计划生育政策一样,看起来是造成了中国的种种问题,然而计划生育有一个很大的好多,这个可能计划生育的设计者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都没有想到,就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特别是在主流社会领域的实行,使得中国未来形成强权家族集团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使得靠信仰聚集起来的社会主义者更有可能在未来战胜那些靠亲戚关系聚集起来的家族集团。同样官僚集团没有与民族资本集团结合,也为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的崛起减少了当权派的力量。使得全国人民更能在社会出现大的问题后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在真共产党的带领下,以国家政权组织为主导的方式完成内部的整合并阔步迈向社会主义。

    推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科技发展推动,二是金融推动,三是行政推动。

    第一种方式是因为科技水平的提升造成了人类能够生产的产品种类增加,数量增加,产品的性能提高。生产产品多了,经济自然增长。第二种方式则大多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即通过增加信贷支出来动用社会的生产资料,人力资源来进行产品的生产,俗话说就是多发货币发给人钱,让人干活创造产品,创造出来的产品抵消了多发行的钱,这样实现经济增长,这个有个前提就是有闲置的生产潜力。最后一种就是行政推动,动用行政组织的方式组织人民群众来生产产品,例如中国当年全民大修水库,也没有发多少钱,就是用组织的方式来完成了,这些水库现在我们还在受益,动用这种方式的前提也是有闲置的生产潜力。

    从上面看出,所谓的经济发展就是在科技水平发展的前提下,动用各种方式实现生产潜力最大化的过程,而不是什么GDP的增长。然而实现了生产潜力最大化真的就是好事吗?就像一个皮筋一样,一旦拉的太紧,反而容易断,因此经济发展不是越彻底越好,留有余地,把主要力量用到扩张体现生产力水平的科技水平上才是合适的。

    既然不能将生产潜力全部释放的话,那么就是说工人的工作时间可以缩短,自然资源的开采应当减少,工厂的开工也应该减少,学生的学习时间也应该减少,这样让大家休息好,把相当部分的时间用在个人的兴趣爱好上,并把个人兴趣爱好的开发放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伟大的科技发明往往都是从兴趣爱好开始的。在科技发展上可以走三条路线,第一条是国家战略上,组织攻关一些重大,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以及长时间才能出成果的项目上。第二条是企业上,企业组织攻关一些应用性的产品设计开发,如果有实力的可以参与国家战略上,并给国家战略提意见创意。第三条是民间路线,就是通过扶持支持民间创立各种兴趣小组,并可以国家组织一些民间兴趣小组,并适当给予各方面支持,这三个科技发展方式相互支持支援。

    要实现这样的方式就必然要对现在的经济运行方式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在产品的生产上,不论是高端产品还是低端产品,都应该走精品路线,保证产品质量与使用寿命,每一个人买一款产品都可以方式的使用很多年,这样就既满足了大家基本的需求又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省人力物力,人力物力节省了,大家工作时间就可以减少,就可以享受生活,发展个人兴趣爱好,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集思广益,说不定一个跨时代的创意就此产生。

    在医学上需要发扬全民学中医,并把中医的学习加到义务课本中,让每一个从小就知道如何保养自己的身体,锻炼自己的体魄,身体好了,其他各个方面的发育就会好,这样就会最大限度的提高人力资源水平。

     当然思想文化上需要崇尚健康向上的文化,杜绝黄色文化泛滥,低级趣味的泛滥。如果大家都在业余时间不务正业,整天看黄片,逛窑子,这样民族早晚是要遭天谴的,是要灭绝的。

    如果看看当年毛泽东时代的方式方式,就有点这个方式的雏形,那个时候产品质量是极其过硬的,那个时候修的大桥,现在万吨货船撞了还撞不塌,我家有一个挂钟就是那时候生产的,寿命比我还长,现在还能每天准确的报时,那个时候工人的福利是很好的,大家有足够的休息娱乐时间,大家都崇尚健康向上的文化,有自己的时间搞自己干兴趣的东西,陈景润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崛起的,如果陈景润整天忙于生计,忙于工作,他能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数学研究吗?中国的数学大师还会崛起吗?

    就拿一个钟表来说,三十年用不坏与三年就坏的,那个更能节省人力物力,那个更环保,生产一个能用三十年的钟表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不比生产一个能用三年的钟表多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只是在各个方面要求更严格,但是在后续的使用中所节省的资源就看出来了,一方面三十年时间需要使用三年寿命钟表十个,多生产九个钟表增加了人力物力的浪费,还有作为消费者出去买钟表也得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的浪费,最后那九个坏的钟表怎么处理还是问题,就算是废品回收还得耗费人力物力去处理,如果随便扔了还会污染环境。当然这个过程产生的GDP是少了十倍以上,但是人的生活舒适度,资源节约,保护环境方面却进步一大截。

    这样社会发展就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大家都生活的愉快,有足够时间发展个人兴趣爱好,而且因为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大家都能够不断的享受到更加高品位的生活。而现在中国却走向了一个恶心循环的极端,大家累的累死,闲的闲死,累的人没有时间搞自己的兴趣爱好,身体也因为过度劳累而受损,闲的也没有心思搞自己的兴趣爱好,整天心情郁闷也会造成身体受损,加上社会文化环境堕落,如此社会本质而言,就是人间地狱。同时分配不公造成贫富差距扩大,时时刻刻在威胁这社会的稳定。

    通过金融方式扩张经济的方式与行政方式扩张经济的方式都是对于闲置的人力物力的开发,如果过度开发就是透支发展潜力,这个对经济发展是有害的。

     而现在出现的虚拟经济,其本质是玩钱,是赌博。有句话是欲壑难填,当通过金融配置资源来获取利益的方式来钱太慢,满足不了某些人的赚钱欲望的时候,一些人就开始赌博,玩钱,就是通过钱来生钱。如果说实体经济的需求是有限的,虚拟经济的需求就是无限,维持虚拟经济靠的是足够的货币和信息,某人不说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吗,说的就是以钱玩钱的经济。然而虚拟经济的欲壑是无法持续下去的,虚拟经济的盈利最终需要靠实体经济来兑现,不管是消费领域的兑现,还是生产领域的兑现,都必须通过实体经济来实现,这样气泡吹起来之后,只要一个针尖就能让气泡瞬间破灭,金融危机出现。

    如果说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此时出现经济危机主要是货币流通的不畅引起的。那么现在在生产领域被几个巨头垄断,经济发展到金融资本运作阶段,政治上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则现在生产领域不再是无秩序的生产,而是几个巨头有计划的生产,此时不会出现生产过剩以及流通不畅因为的经济危机,但是会出现债务危机为标志的经济危机,顶层金融运作出现问题。那么此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还存在一个货币运行的社会化与货币私人发行之间的矛盾,这个也是货币战争里面揭示的东西,贯穿这两个矛盾始终的是人的贪欲无限扩张。

    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货币运行的社会化与货币私人发行之间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前者的矛盾是体现在阶级利益的分配上的问题,后者的矛盾是犹太集团控制货币发行权企图控制全世界的问题。两者相互作用,形成了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方面游说政府减少税收,另一方面减少工人工资,这样国家财政不足,工人消费不足,这个时候,通过信用膨胀的方式,国家发行债券,私人也通过信用卡扩张信用,这样造成债务问题的膨胀,最后引发金融危机。这里有个问题,国家为什么不能通过扩张信用的方式来直接用全民的财富创造能力发行货币,这样就不存在国家借债问题,只是存在一个后续的像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问题,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利,权利早就被犹太人掌握了。所以正式这两个矛盾相互作用,造成了今天主权债务危机为表现的金融危机。

    所以要解决今日世界的金融危机,本质就要从配置资源方面下手,即金融方面。金融方面的本质是货币发行权的问题,货币发行是一本万利的事情,货币发行透支全国人民的财富创造力,发行的货币是要配置全国的资源来进行生产活动,所以当今世界在金融领域主要矛盾是货币的社会化运行与货币发行权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主权债务危机为表现的金融危机是主要民族矛盾的产物,即货币发行权的问题,但是因为这里面错综复杂的关系,里面也有阶级矛盾的因素。

    有句话是冤有头,债有主。这句话可以说诠释了现在资本主义世界问题的根源。犹太人窃取了货币发行权发行货币,但是发行的基础是社会财富创造能力,财富创造能力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也就是说看起来这些货币是犹太人的,政府借犹太人的钱,形成债务货币。本质而言是犹太人借全全国人民的钱,然而这个犹太人是不承认的,全国人民也没有这个意识,于是犹太人就是巨盗类型的,贪天之功为己有。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世界的真正债主是老百姓,而不是犹太人。当犹太人利用手中的货币发行权和控制的社会财富翻云覆雨,煽动社会动乱,这个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的祸首就是犹太人,老百姓都是冤的头,是原告。可见因为犹太人这些窃国巨盗,资本主义世界现在的种种不幸都落在了老百姓身上,老百姓是冤的头,债的主。

    最后还有最后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即行政方式。中国古代的劳役,以前的义务工就属于行政方式配置资源的。这种方式配置资源能够弥补货币的不足,减少货币的发放一面引发通货问题。这种方式进行的工程一般都是公共性的工程,例如以前的大修水库,我小时候村里还组织义工修道路。中国古代这种行政方式配置资源一度做得比较过分,甚至祸国殃民。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苛政猛于虎也。

    综上,资本主义是冤有头,债有主,中国古代社会是苛政猛于虎也。通过金融行政两种方式都滥用民力,滥用资源,为少数特权阶层服务。老百姓要过上好日子就需要还债于民,还政于民。

    做到了还债于民,还政于民,这样人民才能根据人民的利益诉求构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经济运作方式,这样处于节约各种资源和提高人生活质量的考虑,在产品的生产上必然是精品路线,这样才有可能人人都能用上苹果那样的高品质高质量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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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经济五大创新抗危机

----专访重庆市长黄奇帆

亚洲周刊记者  纪硕鸣  江波

    金融危机以来,重庆经济飞速发展,吸引郭台铭鸿海等台资进驻,也资本输出,推动金融结算创新,黄奇帆总结创新五大原因,令重庆展现内陆经济发展的特色,可以抵抗国际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两年过去了,对是否走出危机,市场还将信将疑。虽然美国通过了提高美债上限,却历史性的遭到信用评级降级。尽管美国政府和专家都提出,可能发生的经济萧条而导致股市行情继续恶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负面影响令亚太包括中国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中国上海A股开盘后便一路暴跌,一度跌破二千六百和二千五百点关口,跌幅曾高达百分之四点八三。美国痛失AAA信用评级,中国股市「唇亡齿寒」,显示了市场对中国内外经济前景难确定的不安。不过,中国西南重镇重庆仍以自身改革、开放、发展抵御可能的危机,并创下新的发展机遇。

     二零零八年底当时的重庆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强调重庆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应对思路,这是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遭遇金融危机的滑铁卢后的重庆经济发展思考。重庆去年经济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一,全国第二,地方财政收入比零八年翻了一倍多,达一千九百九十一亿元人民币(约三百一十亿美元)。

     在重庆市长黄奇帆的办公室,这位学者型的市长接受亚洲周刊的访问。有感重庆被热议,黄奇帆表示,很多拔高及刻意贬低重庆的人都没有认真到重庆考察了解,「有的是以讹传讹,有的是信息不全」,他希望大家多了解一些重庆实际情况。讲到重庆这些年的发展,黄奇帆如数家珍,他归纳:「眼下的重庆,如果说在西部开发发挥的作用,或者在重庆自身发展中取得成效,有五件事很有意义。」黄奇帆也相信,即使国际金融、经济市场仍然不稳,重庆受影响甚微。

    黄奇帆介绍的重庆「五件大事」:

     其一是「西部引进外资的冠军」。作为中国内陆城市,重庆零七年一年利用外资也就是十亿美元。这三年,重庆利用外资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以上,去年达六十三亿,今年预计达上百亿美元。这百亿美元外资的结构是工业项目、房地产项目、重庆的企业走出去海外融资以及外国的私募基金,或战略投资者对重庆企业的收购兼并。重庆引资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多元模式。黄奇帆称:「这跟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吸引外资的方式同根化了。」零九年时,重庆吸引外资已在中西部二十二个省排第一,成为西部引进外资的高地。

     重庆开放还表现为「走出去」。黄奇帆说,如果一个地方,光引进来取得成果那只是一半,中国已经有三万亿美元储备,中国过去三十年主要鼓励引进外资,今后三十年中国要更加鼓励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国的资源对十三亿人来说是不够的,通过世界资源的配置为中国所用是科学发展观、持续发展、和谐社会发展、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重庆根据这样一个理念,去年海外投资的协议金额五十亿美元。今年预计还会有五十亿美元左右的协议金额,并计划今后的五年持续每年五至六十亿,力争海外投资有三百亿美元,成为在这个领域的领头羊。

    多元化的海外投资

    重庆海外投资也具多元化。铁矿投资三十亿美元;以大豆为中心的农业投资是十五亿美元;在加纳等地的铝矿投资有十二亿美元。还投资了包括德国、英国、美国等国的五、六个装备类企业,正在洽谈欧洲和美国的直升机公司等等。「走出去」,重庆强调避开「体外循环」,黄奇帆的投资战略是:「政府推动的一定是中国市场需要的那种产品的走出去投资。」

    开放的第三点是进出口贸易。重庆去年进出口贸易增长五成,今年将达百分之百。黄奇帆估计二零一五年以后重庆的进出口量会到一千亿美元。到二零一五年,重庆可以约占到整个中国进出口三万多亿中的百分之三,带来了西部和世界的融合。

    重要的是,重庆在开放中创新。过去,内陆出口货品几乎都在沿海通关、商检,「同一批货多地检」,不符合国际贸易「安(全)智(慧)贸(易)」一体化的通关方式。重庆实现了内陆通关新模式,如出口货品在重庆通关商检后一票到底,商检和海关都不重复检验。货去欧洲,经欧亚大陆桥南线,国内新疆阿拉山口海关不重复通关,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波兰也不复检,直达欧洲各国。重庆这一通关商检模式是内陆海关、商检运作方式的重大突破。

     其二是「重庆加工贸易方式上取得突破」。中国改革开放从加工贸易起家,但沿海的「三来一补」加工贸易无法在西部复制,那就必须创新。重庆引入了一万亿人民币的笔记本计算机及其它电子产品的加工,走的是模式创新之路。黄奇帆介绍﹕「我们的模式就是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力求笔记本计算机的百分之八十的零部件能够重庆制造,这样一来,既然是重庆造的零部件,在重庆组合成产品,它的物流成本就大大下降,甚至归零。」

    二年多前,黄奇帆跟惠普老板谈加工贸易,正值金融危机,全球电子产品萎缩,但笔记本计算机市场不减仍增长。预计年增长将达二成七,三五年就会翻一番,将从零八年全球一点六亿台增长到三亿多台,黄奇帆对惠普老板说:「新增的部分建议你下单到重庆。」惠普老板随口就问物流成本,并说:「如果解决不了物流,我会赔本。」早有预案的黄奇帆提出零配件百分之八十本地化的构想。大跨国公司的领导都有战略思维,接受了这一概念引路、逻辑合理的构想。

     计算机生产的规模效应

    一亿台计算机的规模效应,对零部件厂商来讲,几乎可以忽略成本了。重庆提出组装一亿台计算机是直接引入品牌订单和零部件投资整合思维:如果笔记本计算机零部件百分之八十在重庆,在这里制造一亿台计算机具成本低、竞争力强的特点。重庆认为,品牌商和组装厂都应该在这个基地崭露头角;相反,有一亿台计算机组装厂在这里,零部件厂不来就丢失了一个大蛋糕、大市场。

    当重庆藉一亿台笔记本计算机的规模振臂一呼,零部件厂商纷纷进入。零九年,黄奇帆赴台,来到鸿海集团办公室。董事长郭台铭只带了一个办公室主任来见,时间也只有半小时。坐定后,黄奇帆说:「我不是来招商,而是来讨论一下你的发展战略。鸿海五年只做零部件,没做一台计算机,为什么?」

    郭台铭回答﹕「没有品牌商给我下单,就只能为拿到单子的整机厂做零部件。」黄奇帆说﹕「如果我有四千万台计算机,拿出一千多万台给你做,条件是把零部件一起带过去,你干不干?」郭台铭来兴趣了:「你慢慢说,我打个电话。」

    三分钟后,鸿海的四个副总裁、十个部长相继来到会议室,半小时的会变成了四个小时。三个月后重庆跟富士康签约。跟着广达、英业达、仁宝、纬创、和硕、宏碁、华硕,台湾八大金刚悉数到重庆,一年半时间,二百五十家零部件厂商来到重庆。

    现在这些企业在重庆投产的覆盖率已达四成,年底可达到六成,明年就可做到百分之八十。黄奇帆说:「重庆没有吹牛,没有说空话,逻辑的理念最有穿透力、最有战斗力、最有解决能力、最有操作能力。重庆不是靠拼命,是智能和逻辑。真理只要一旦确立就能说服人,就有强大的生命力。」

    最近,重庆完成了跟台湾仁宝签约。黄奇帆说,重庆三年前提出一亿台计算机的逻辑,提出品牌商、代工商、零部件商,「三+六+二五零」的目标。已经有了圆满的句号。

    加工贸易超越沿海

    仁宝是几个代工商中最后一个到位,但后发而先至,刚签约,仁宝的计算机已经生产出来了。黄奇帆的这个加工贸易的模式,初步规模是一亿台笔记本计算机;一亿台非笔记本计算机的电子产品;三万台打印机;五千万台的台式计算机和监视器,还有二千多万台的手机和平板。规模之大,等于上海、江苏、广东、福建沿海四地计算机产品的总量。黄奇帆称,这一万数千亿产值的产品,占了全球同类产品产值的三分之一;而这几百企业的产值,相当重庆原有一万多个企业的老工业基地产值,把重庆的产业结构调整了。

     其三是「金融的创新」。重庆的金融发展学新加坡。新加坡作为自由港,是亚洲地区离岸金融结算中心地,其离岸结算总数逾一万亿美元。中国沿海二十年撑起一万二千多亿美元的加工贸易,销售结算却全在外国。惠普亚太地区一千亿美元的架构,结算中心在新加坡。而苹果,现在卖的iPhone也是一千多亿美元,它的结算中心一部分在新加坡、一部分在爱尔兰。黄奇帆说:「这二千多亿美元的制造都在中国,它的结算中心可以在生产地,也可以在销售地,也可以在第三个完全不相干的地方,关键是要创造一个离岸的结算条件。」

    销售结算的含金量,每一千亿美元约百分之一点几的相关税费,就是百亿人民币,一万亿就是一千亿人民币。重庆的构想是,应该让自己加工的一万亿在中国结算,不在中国加工的一万亿也要想办法拿到中国来结算,这才可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中心。

    重庆和惠普合作签约,就直接讨论惠普在重庆的几千万台计算机涉及的四百亿美元的结算。经过零九年二个月的谈判,黄奇帆不仅把重庆今后的四、五百亿美元的结算拿过来,今后也要把沿海的一千亿美元的结算从新加坡拿过来。

    重庆这一创新模式得到了国家外管局和海关支持。去年,重庆因此已经有了几十亿人民币的税收增长,黄奇帆估计今年可以增加到七八十亿人民币,明年可能会超过百亿。

     另外,重庆又独创性的涉入中国电子商务的国际结算。电子商务b2b、b2c的国际贸易方式增长极快,目前中国和海外是几百亿美元的数额,每年增长六成,十年时间会达到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黄奇帆预计未来十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将是一般贸易、加工贸易、电子商务贸易三分天下。通过创新,建立制度安排、认证系统。在国家海关总署和国家外汇管理总局的支持下,去年重庆和美国PayPal公司签了合同,未来三年约有五千亿人民币的电子商务结算会在重庆发生,起码为重庆带来五十亿的税收。

     其四是「重庆创新交易市场」。这些年,重庆兴建了七个交易所。这些交易所都经国务院批准,包括土地交易所、生猪远期交易所、药品交易所、航运交易所、金融资产交易所等。黄奇帆说,每个交易所都具专业性意义,一般这个品种在全国商业零售批发贸易当中每年差不多能形成一万亿规模,交易具有战略性,这是选择这些领域的理由。

    药品定价中心

    中国十三亿人都要吃药,一年药品的交易量一万亿,上万个医院,近千药厂,中间几万个买药的商贩形成网络。一直讲药价贵,一半是医院以药养医抬高的,还有一半是传销环节层层加码。基于规范医药,减少灰色交易,减少腐败的温床以及让药价降下来的理念,重庆成立了药交所,完全市场运作,至今九个月,引来四百家药厂挂牌,集中二千多个批号,有一万几千种规格的药品。另一方面,又有二千多个全国的医院挂牌成为会员来购买,卖方以出厂价挂牌,买方直接购买,整个价格比市场行情价低了二成。更重要的是,重庆以市场方式部分解决了看病贵问题,也是在二次分配中,解决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举措之一。

    今年五月份,重庆药品交易所一天交易量就达几千万元,一年将有上百亿人民币,等于重庆三千万人一年的药量。黄奇帆预估,今年底,药品交易量可达六、七千万一天,明年底有信心一天一个亿,全年就是三百多亿。到了二零一五年,相信一天可达三十亿,一年就是一千亿。「我不可能把全国一万亿都做到重庆,因为这是个没有约束的市场,它是完全自在的,当自在的时候能够让市场本身产生百分之十的结局,中国药品的定价中心非重庆莫属,重庆就有这个骄傲!」

    其五是「重庆形成了有效的经济调控能力」。重庆有国资的特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特点,加上金融结算、交易所、开放高地、加工贸易等垂直整合,重庆经济元素运转更为畅顺了。今年中国银根紧缩,沿海地区出现中小企业融资难。重庆没有太多的这些问题,黄奇帆说:「重庆融通好,作为政府,既要干预经济、引导经济、支撑经济,但又要用市场方法来推动经济,而不是用长官意志、行政方法去错误推动。」

    面对国家紧缩政策,重庆首先更新经济的规模。重庆的经济,国有资产一万多亿,民营资产加外资企业的资产也有一万多亿,这样就有二万多亿的资产。加起来也是二万亿的营业额,要让这经济规模涨百分之二十,资金差不多也要涨二成。重庆判断,合理的资金增量约四千亿,中央银行抽紧银根提供贷款有限制。重庆通过外资投入;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信投公司、担保公司等的金融第二杠杆;加上央企中的非银行的金融或者财团。黄奇帆笑称,重庆国泰民安,金融生态良好,重庆的地方企业没有太多人埋怨资金紧,跟这种调控有关。

    调控解决电荒问题

    有段时间,全国用电紧张,到处拉闸限电,加油站没有气和油。重庆政府紧急调度。拿出十二个亿,用六个亿去买电,另外六个亿用来补贴电厂因煤价上升造成的亏损,以经济手段确保重庆供电。

    当然,重庆的调控能力跟财政能力有关。看重庆最近几年,财政每年涨百分之五十,二零一零年一般预算涨了百分之五十三,今年的一般预算到五月份又涨了百分之五十二,有这样的收入,就敢对资源调度上作更好的投入。重庆十二亿投下去,保证了GDP增长十六,工业增长保持了百分之二十五,形成了良性循环。

    重庆经济做到一通百通,是因为重庆把握科学发展这一主线,在改革、开放、发展中借镜沿海经验并超越沿海的模式,以创新作为主旋律,走出了西部经济发展的特色。创新的「重庆模式」,或许还可以反哺沿海。

   【特别报导】

    黄奇帆小档案:一九五二年生于浙江绍兴,毕业于上海机械学院。十六岁时,受文革影响,辍学到焦化厂当工人,一九八三年,成为上海焦化厂副厂长。一九九零年,任上海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九五年,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二零零一年,转任重庆副市长;二零一一年,任重庆市长。黄奇帆被认为是中国少有的精通资本运作和经济管理的官员。

 

 

 

德国为什么民富国强?

----德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演讲者 杨佩昌

2011年7月

    今天第一次和网友见面,既然见面了就相互认识一下。我想了解一下自己博客和微博的影响力,请看了我博客和微博之后过来的听众举手。谢谢!

    今天我讲的是"德国为什么民富国强",副标题是"德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大家听"特色"这个词可能会非常耳熟,但今天我不是讲中国。"特色"两个字现在 被误读了,不少人一听"特色"就会想到"遮羞布",很反感。坦率地说我也有点反感,但 "德国特色"是不一样的。大家注意,副标题还有一个关键词是"社会主义",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上国家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只有民主和非民主之分。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两种思潮,拿来划分国家形态显然不太科学。今天之所以要谈社会主义,目的是借用这一大家熟悉的概念来解释德国现象。

     今天的讲座不是学术性讲座,而是我在德国的一些观察体验,不见得对。既然是体验就只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所以在这里不要讲我的理论错,你的理论对,这个不争论。今天可以探讨个人的感受是什么,但不讲对错,因为这个世界上很难有对错之分。

     德国民富国强是有目共睹的。今晚我从三大板块讲述:第一,德国真的民富国强吗?第二,民富国强有什么奥秘。第三,大饼是怎么切分的。如果有时间我会讲两德统一后,特别是二十一世纪德国面临的挑战以及思考中国可以向德国学习什么?

     一、德国的确是民富国强

     全世界有四类国家:第一类,民富国强。这是人们所致力追求的,世界上这种国家有,但不是太多。第二,国强民弱,或者说政府很强大,超级富裕,但老百姓兜里 没钱,这以前苏联和某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第三,国弱民穷,这以亚洲、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第四,民富国穷,政府手里没有太多钱,具有代表 性的是美国。美国老百姓的钱比政府太多了,这是典型的藏富于民的国家,政府很穷,不得不去某个国家借债。要知道,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既欠内 债,又欠外债。

    德国显然属于第一类民富国强的国家。有一个数据可以看出:2010年世界各国GDP的排列德国居于第 四位, 表面上中国GDP已经超过德国,但我们看一组数字就会知道有什么样的差距。德国2010年人均GDP是4万美元,我们伟大的祖国是4283美元。连我差不 多都要拖后腿了,农村很多人是达不到的,有的甚至4283人民币都够呛。

    2008年中国GDP超越了德国,但是,德国是一个多大规模的国家呢?35万平方公里,8800万人口,其中有600万外国人,也就是说德国实际人数是 8200万,但诺贝尔获奖得者将近全球一半(包括移民到其他国家的德裔)。我们都熟知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是美国人,但他是德国血统,在德国完成了大学 学业,毕业之后才去美国。还有一些著名的人士,比如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这些都是改变世界的人,虽然他们改变的方向有好有坏。

    德国有很多世界第一,汽车、化工、机械、环保都是世界第一。现在很多人出国上大学首选美国,我也一直以为教育国际化排名前列的是美国、加拿大、澳洲,后来我 惊奇的发现英国总领事会公布一个数据:德国大学国际化水平2010年跃居世界第一,这让我有些吃惊。当然,这也是有证据的,德国大学的留学生占大学学生总 数的10%-15%,一般不会低于10%。因为德国政府每年给大学提供补贴,外国学生越多,补贴越多。这只是补贴而已,财政投入办学的基本经费仍是必不可 少的。

     只要你去德国,看到最漂亮的房子一定是大学,在市中心地理条件最优越的也一定是大学。德国的大学和大学的图书馆,任 何人都可以进去学习。那大学会不会很挤?不会,因为德国大学太多了,一个小小的国家就有300多所公立大学。在德国任何人都可以上大学,没有高考,只有申 请制度,申请了就可以去学习,但德国唯一不好的是混文凭太难,如果你抱着混的目的去肯定没戏,这对咱们来讲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全场笑)。

     德国民富国强也体现在这个国家没有城乡差距,"城市是农村,农村就是城市",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基础设施都很好。如果非要分出贫富的话,反而住在城市里的 人都是相对比较贫穷的,住在农村的人反而都是非常有钱的,我的德国朋友写信给我,我一看地址是乡下,就可以断定这家伙肯定有钱,如果是城市里的就不一定, 我想说明的是在城里住的或者在农村在住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此外,德国的环境很干净,干净到一尘不染,没有尘土裸露 的地方,否则就是违法,要么用小石子铺上,要么全是草地。我们系里旁边有一条小路,从我上大学起看见在铺,一年的时间都没铺完,你知道是怎么铺的吗?一颗 一颗石子拿来研究,摆放在哪儿比较好,然后像一个艺术品的搁在那个地方。莱比锡大学图书馆内装修7年,用7年时间内装修,装完以后就是一个精品。去图书馆 不用抢座占座,在德国没有这个现象,你去一定会有。也许有人会问:不是这个大学的学生可以进去吗?当然可以,只是你不能把书借出而已。大学图书馆、城市图 书馆满足了全民的读书需求。买书在德国很贵,一本书大约30-40欧元,也就是300、400块人民币,所以如果在德国发行3000-4000册就不错 了,能卖到5000册以上就算畅销书。

     二、德国民富国强的奥秘

    德国的成功源于三大因素:第一是马歇尔计划。无论是中国的教科书还是专业的中文经济学书籍,只要讲到战后德国,他们一般会这样评价马歇尔计划:这是美国进 一步分化两个德国的阴谋,该计划对西德经济恢复有点作用,但作用并不是很大。但德国人是怎么看待呢?他们说,马歇尔计划给西德经济打了一剂强心针,让德国 活了过来。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输血,德国可能就变质了,甚至也有可能向极端倾斜。

    第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德国成功的保障。二战结束后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重点在于确保市场的自由竞争以及市场的有序发展,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框架之内发展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的成功奠定了德国今天的成就。因此,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是是德国民富国强的根本。

    第三,德国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世界闻名。德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小学是不教太多东西的。孩子的第一要务是玩得开心,其次是教一些基本的常识。因此,严格来讲, 德国从中学才开始传授知识,并且第一位是教你怎么去学习和思考,大学更是如此,首先教你思考,接下来才给你讲框架性的知识。德国老师第一次开课很重要,第 一次课如果不去就完了,为什么?因为老师会公布了很多参考书目,所有的考试内容全在那些书里。德国大学没有规定的教材,我在德国那么多年从来不知道什么 叫"全国统一教材",德国大学的教材是根据老师的喜好和专业背景来确定,也就是说我今天想讲点什么是根据我自己的爱好和专业能力。唯一例外是德国大学不允 许宣传纳粹思想,这是因为德国过去太疼了,觉得纳粹思想太可恨,所以不让宣传。

    德国特色在什么地方?

    独特的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

    德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东西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讲社会市场经济,要追溯到很久以前。19世纪李斯特的重商主义,直到后来的历史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 即强调国家的作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和上述两者虽然有重大区别,但是都没有否定国家的作用。我今天之所以讲德国特色,是因为德国确实有自己特色的地方:全 世界在19世纪处在古典主义的黄金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但进入了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却出现了问题,发现市场失 灵了,之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大家认为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即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是必不可少的。

     德国并没有顺着 这一规律发展,而是拧着来。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自由放任主义盛行、主张发挥市场作用时,德国却强调发挥国家的功能和作用,例如李斯特主张国家提高关税保 护幼稚工业。为什么?因为德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它需要依靠国家力量来发展。20世纪二十年代后,大家觉得市场之手失灵,需要政府的另外一只手来发挥作用, 但这个时候德国的弗莱堡大学有一帮法律背景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不同东西。他们也承认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不合理的,或者在那个时候是有问题的,但也不 认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是合适的,更不认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他们认为问题症结是市场缺乏秩序,市场的失灵是缺乏秩序造成的。瓦尔特?欧肯,还有弗 兰茨?伯姆、威廉?罗普克等几个人提出一套理论和学说,这套理论学说就是弗莱堡学派。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实质:第一,强调充分市场机制;第二,国家发挥警察 的作用来维护秩序。因此,战后德国的主流经济思想跟全世界西方其他国家并不一样。除德国之外,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得到广泛的认可。因此,从这个意义 上来看,德国的确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

    独具特色的法律和政治制度

    1945年德国战败,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美国、英国、法国三个占领区之上,要把这三者统一起来,怎么统一?靠什么?靠的是民主制度,所以接下来我要先把社会市场经济放一下,讲一下德国的民主体制。

     德国最厉害最让人觉得敬佩的是他们的法律,尤其是基本法,即《宪法》,为什么叫"基本法"?德国在当时没有统一,所以不叫宪法,先暂时叫《基本 法》,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大家觉得"基本法"很好,不需要再改变名称,所以现在还称为《基本法》。德国最根本的成功是把这部宪法当回事。在联邦德国 之前是希特勒第三帝国,再往前是魏玛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当时制定了全世界最民主最先进的宪法,可惜14年后就被纳粹取代。为何如此先进的一部宪法反而失败 了?这是因为德国人太较真,那部宪法太超前、规定得太具体,导致有的地方没有或无法落实。台湾有一个词叫"跳票",也就是说你的诺言没有履行。由于政府在 宪法问题上跳票很厉害,所以大家对那个宪法不抱信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之后吸取教训,在共识的基础上制订宪法。宪法公布之后就得到了德国人的广泛赞 同。民主的实质是什么?我在微博上说过,民主与非民主的本质区别是:民主国家是官不聊生,非民主国家是民不聊生。所谓 的官不聊生并不是官员活不下去了,而是他们没有办法通过权力寻租来捞油水。他们不可能随便签字就可以批款,因为这需要议会的辩论、批准和监督。议会花一分 钱是要辩来辩去的。在德国去旁听议会是随便的,就怕你没时间。当然,德国人大部分是通过电视来观看议会辩论的,媒体架着镜头在议会看你们怎么讨论,如果在 某一个问题上你不代表大众的立场,那下一次选举这个议员就没戏了,选民会把票投给另外的人。此外,最让官员难受的还有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监督、独立的司法 判决等。

     第二,德国《基本法》第20款规定,德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的联邦国家。民主和联邦的概念很清楚,但如何理 解社会国家呢?这就是政府制订的政策有很多的社会元素,也就是更注重社会公平正义。这种独特的社会制度是源于德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它主 张社会主义。1959年之前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其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1959年社民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放弃了马克思 主义,从而也放下了生产资料公有和计划经济的包袱,转而接受市场经济。

    德国另外一个主要政党是联盟党。联盟党有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两党都具有共同的背景-基督教和天主教。早期的教会就具有政府并不具备的社会救济功能,因此具有教会背景的政党更为关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德国是一个政治妥协闻名的国家,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博弈、妥协。社会民主党跟联盟党相互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于是德国作为一个社会国家应运而生。

    有的国家也自称特色,但大家觉得特色其实是一块遮羞布,但在德国确确实实是特色,除了它的《基本法》是当真的,能做到的,另外还有议会体制。德国是一个议会 制国家,不像美国总统制直选,选出一个很牛的总统出来。德国总统是象征性的,是议会选举出来的,需要签字或者搞一个荣誉方面的节庆日,总统可以出面,其它 什么权力也没有。德国最有权力的是总理,总理是选举得胜党派的党首,就是我们讲的总书记,但人家不这么叫,他们叫党主席。德国在议会民主的基础之上,跟别 的国家不一样,议会人数大约为600人左右,这就是特色。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议会500人以下的是民主国家,500人以上是独裁专制国家。奥妙 在那儿?因为500人以下可以来辩论、吵架的,可以针锋相对,500人以上就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现场笑)。如果有两三千人开会你觉得有可能讨论 吗?那是不可能的。德国刚刚迈过民主国家的坎,也就是说在600人左右,所以德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元素。

    与议会的热闹劲相比,德国老百姓对政治的兴趣不是那么浓厚,我经常在德国转悠观察他们的选举,去看很多城市,了解他们是怎么选举的。我注意到,选举的地方立 着一个易拉宝式的牌子,然后有投票箱,两边有各个党派的候选人头像和竞选口号,即带领国家或城市干什么,怎样走。我发现台湾、香港、大韩民国这种地方选举 搞得轰轰烈烈的,而到了西方民主国家则很冷清。投票率如果能够达到60%、70%已经是高投票率了,80%不太目前可能,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得到了90% 的投票率那肯定是虚假的,不太可能的,这是我多年的观察,只是主观上的判断。

    再讲讲德国党派,德国有两大党,一个是德国的 社会主义民主党,原称叫社会民主工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领导过的党,19世纪大搞罢工、政治运动。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的势力相当 强大,因为在企业里有它的工会组织,在州、联邦一级都有它的机构,也就是说组织很严密,力量很强大。但在联邦德国首次议会大选中居然失败了,得票率仅 32%,最后赢得大选的是联盟党。联盟党是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合称。尽管社民党基层组织严密,但输掉大选,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党纲出 了问题,党纲中坚持生产资料公有,计划经济。但德国人最后选择市场经济。为什么会选择市场经济?这是因为德国有一个体制发挥了作用,即德国的社会保险。现 在我们讲三险一金、四险一金就是德国发明的。现在的保险制度是德国创造的,虽然最早的《济贫法》是16世纪英国颁布的,但那是有选择性的,即有困难的人才 适用,而真正具有普遍性、让全体人适用的是德国人发明的。1871年德国统一后,德国首相俾斯麦颁布了三大法律,疾病、工伤、老年和残废保险制度构成了现 代保险的基石。有了保险之后就有了人身保障,不至于拿起武器搞革命。俾斯麦发明保险其目的其实就是保证工人的基本生存,削弱工人阶级的斗志,让他们不再狂 热的搞武装斗争。这个保险传统甚至在希特勒时期也没有完全中断。到1949年面临关键选择时大家想要安稳,不想折腾,因为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意味着 一种新的尝试,意味着就要去冒险,这时候德国的保险主义就冒出来了。多数人不要冒险,只希望按原来的套路走。所以最终选择了一个新成立的政党--联盟党, 因为联盟党主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让人高兴的是德国这条路走对了。

    事实上,德国并不止两个政党,德国有很多小党,小党发挥了独特的制衡作用。有一个党几乎永远是执政党,叫自民党,这个党得票率一般为10%左右,最辉煌的 得票率是12%。但这个党的制衡作用很厉害,它跟哪个党结盟哪个党就执政,反哪个党哪个就完蛋。1949年到1966年自民党一直跟基民盟联盟,所以基民 盟长期执政。1966年自民党未和基民盟结盟,所以1966年到1969年是基民盟与社民党两大政党联合执政,从1969到1982年是社民党执政,为什 么?因为自民党跟社民党联合,所以执政了。1982年科尔总理上台之后,17年时间是联盟党和自民党执政,所以自民党叫长期执政党,只有很少几年不执政。

    90年代冒出了一个党叫绿党,其背景是德国环保主义思潮盛行。追根溯源,绿党这些人主要是以前的激进分子。欧洲有一个"六八运动",也就是1968年爆发 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像中国文革一样,很推崇老毛。那个运动冒出了一帮学生领袖,其中有一个后来当了德国外交部部长,他就是绿党领导人费舍尔。因次,在好 的体制之下坏人也能变成好人。前段时间我看了微博,杭州市一个副市长许迈永被枪毙,其实他的家庭挺惨,全家就他一个眼睛是亮的,其他都瞎眼,结果被毙掉, 太可惜了。但你能说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大坏蛋吗?显然不是,许迈永这个人也好或者其他贪官也好是一种不合理体制的牺牲品,是一个让好人变成坏人的结果。60 年代德国有个红军旅,搞暴力、爆炸,德国很多重要的人物都被暗杀,但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缩小了,90年代就基本销声匿迹。其原因是体制会把这种暴力慢慢 化解,这是体制的力量,所以体制能做好事也会做坏事。

    另外一个党是左翼党,这个党原来是东德的统一社会主义工人党即共产党,两德统一后,这个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后来跟西德的一个小党联合起来组成左翼 党,左翼党势力慢慢发展很大,但在联邦层面上还没有执政过,但在联邦议会有议员。左翼党的发展趋势很快,为什么?因为它集结的是社会的一帮失败者,包括很 多的失业者。德国失业率很高,这也包括一些不想工作的人。比如说他没有去找工作,或者他不愿意去上班,觉得有保险为什么要上班,在家闲呆着也饿不死,呆第 一年还能拿工资的80%,第二年拿60%的工资,不管怎么降还是有600欧元的生活费,这意味着有尊严的生活,也就是说住得起也能够吃得起。德国吃的很便 宜,德国最便宜的是几样东西,第一是面包,很长的一袋面包在市场上卖1毛8(相当于中国一块多钱的人民币),够你吃很多天,稍微贵一点是3毛5左右,更贵 的也有,德国各种档次的都有,想要口感好可以买贵一点的。第二是牛奶,牛奶是欧洲人必喝的东西,一升1毛8,也有2毛5的,3毛多的。第三是果汁以及汽 水,大约是几毛钱一瓶。吃的非常便宜,为什么会这么便宜?

    德国政府大量的财政支出是用于补贴,德国政府最大的三项支出是:一个是对农业的补贴,二是对住 房、租赁业、住房建筑业的补贴,三是对交通业的补贴,这三大块的补贴占据了德国财政支出的35%,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把其它补助比如社会保险 等其它补助加起来就将近50%,另外20%用于国防、外交,20%用于教育、科研,只有不到10%是用于公务员开支。而且德国国家财政支出不打任何折扣, 因为财政首先要有预算,年底有决算,少了一分钱就要小心你的乌纱帽,知道谁来监督吗?第一大监督你的是议会,这一关太难躲,反对党眼睛挣得大大的,若政府 多花一分钱你就等着倒霉。第二,媒体天天盯着。第三是司法监督,没有政法委,不管多大的官,到了法院那个地方该判的就判,这是独立的司法。第四是德国独具特色的审计署。审计署官员精确到某个票据,换句话说几十欧元、几百欧元的钱都要说出来干什么了。这对我们国家来说太丢人了,几百欧元我们官员瞧都不瞧一 眼,但德国上升到审计署官员亲口说。所以德国在方方面面把漏洞给补上,补上之后官员真的是官不聊生了,确实是找不到任何借口往口袋里揣点钱,比如德国有一个经济部长的小舅子让他给企业写一封推荐信。官员给企业做推荐是可以的,但唯一错的是用经济部的信签纸来写,结果被媒体发现,媒体说你有两个嫌疑:第一, 用经济部的信誉给小舅子做广告,显然是有谋私利的嫌疑;第二,经济部的一张信签纸是国家的,你自己在市场上买A4纸随便你写。这真的是不拿人民群众一针一 线(全场大笑)。德国一个联邦银行行长到奥地利休假,那个老板一看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来了,赶紧拍马屁说,住在我这儿不要钱。后来被媒体报道出来结果是丢 官。白住两个晚上就丢掉联邦行长的职位。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一次跟企业家吃饭,之后立马有媒体质问,总理是不是用国家的钱请客吃饭,总理慌忙把单据拿出来 贴在网上,说是自己出的钱。这样媒体才罢休。

    走中间路线,真正不折腾

    1945年联邦德国成立之后,首先是由联盟党和自民党执政,联盟党有一个关键人物是路德维希?艾哈德,后面是其助手阿尔马克,他俩是弗莱堡学派的信徒, 把弗莱堡学派思想转化成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以自由的市场竞争为主轴,以秩序为保证。德国经济从1951年开始腾飞,到1966年才减缓,这15年时间德国 国民生产总值从当初的百废待兴到1966年人均GDP超过一万马克大关,德国15年实现的,有的国家用30年都没有做到。到了1966年之后经济骤然下 滑,出现了暂时性的经济危机。这个时候就看出德国人民非常厉害了,他们要开始纠偏,因为总是一个党执政不太好,换一个其他党执政看看,这时候给了社会民主 党一个机会,原来是基民盟,右派政党沿着右边往前走,人们觉得往这条路走下去,慢慢的会偏得更远,因此要扳过来,于是换了另外一个党,这个党在左边,扳了 一点回来,这意味着德国大部分时间在中间道路上行走。

    德国基民盟奉行的经济政策经济路线是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与前苏联 的计划经济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自称中间路线。左翼党上台之后也要找一个中间平衡点,平衡点一方面是原来联盟党说的中间点到前苏联计划经济之间往左又 移了一小步。但不管是什么,一定远离苏联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现在的事实证明,计划经济破产了,但在很多年前我们却将之视为神圣的东西,不可以触碰, 而德国人早在二战结束时就知道计划经济不行,其实这个东西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弗莱堡学派就已经在批判了,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写了一本著作《通向奴役 之路》,其思想跟弗莱堡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奥地利学派与弗莱堡学派不尽相同,但两者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的范畴,而且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德意志人的理智思考。

    1966年社民党上台之后出现了一个伟大人物,这个人叫卡尔?席勒,这个人把凯恩斯主义引进到德国,但并没有 将其意识形态化去推崇,只是当成手里的一个工具来用。席勒引进凯恩斯主义的初衷是为了纠正弗莱堡学派的偏差。1966年德国经济衰退,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总 体调节政策,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初经济快速回升,走出经济衰退低谷。可惜,1972年席勒因为政治原因辞职了。

    席勒之所以下台是因为他反对福利国家过度倾斜,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了,如果往这个路继续走下去,今后国家的负担会越来越沉重,经济不可能支撑下去。德 国从1998年起德国社民党施罗德上台之后做的一件事就是削减社会福利,包括现在的政府都在做这个事,但在1972年之前席勒就告诉全体国民不要往社会福 利国家道路走得太远,可那个时候所有的政党包括他自己所在的党都说要建设福利国家,为什么?因为那时在国际大潮之中,70年代时社会福利国家如火如荼的在 欧洲建立起来,尤其在英国,瑞典,芬兰,挪威等国越走越远,现在都往回收,德国的政治家保持理智,很清醒,这与得当的思辨能力有关。联邦德国之所以民富国 强,是因为有清醒的人指引着国家,同时国民也非常理智,不再迷信一个政党。他们会给其他政党机会,让你做做试试看,不行就下台。现在有的国家政党老觉得自 己什么都行,一辈子领导人民,这是自我迷信。

    三、德国的分配制度-蛋糕怎么合理切分?

    我简单讲讲德国的分配制度。社会福利从1949年建立起来之后,1957年德国开始颁布《反对限制竞争法》和随后的德国《联邦银行法》颁布,这两大法律的颁 布标志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建立,到1967年还颁布了《稳定与增长法》,把国家调控经济作为一个重要的政府职能,明确规定政府的四大职能:第一,保持物 价稳定,第二,充分就业,第三,内外贸平衡,第四,在上述基础之上经济的适度增长。在四大目标中,历来基民盟政府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社民党上台之后把 充分就业放在第一位,在社民党执政期间做了很多事,强化各种社会保险,工人参与到企业里,在德国办企业不要发愁,政府不会管你,但有两个东西会管:第一是 税收管理,什么东西可以做,但不能逃税。第二是工人管理,到德国做公司,能不雇佣德国人就不要雇佣德国人,为什么?一是对工资要求太高,二是工人参与企业 管理的愿望太强烈。在每个大型企业里都有一个企业委员会,由劳资双方组成。其中必须有一个人由劳方出任的高级人事经理,专门负责人事,裁员需要通过他的同 意才可以。讲到企业,你们知道办企业在中国需要批准,但在德国不需要批准,只要备案,只要把章程写好就行。在德国没有工商、警察、卫生、防疫等所找你要 钱,吃饭时动不动不买单,这太不可思议了,德国首先没有工商这个部门。德国要成立一个公司有专门的工商注册机构,只管注册,其它什么权利都没有,而且注册 费用很低,把注册和登报费加起来,100欧元左右就能搞定。另外,任何一个警察不可以随便登门企业,除非受到邀请。卫生检疫的可以检查食品和餐饮企业,但 是必须在收到举报、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地方有问题才会进去。所以在德国做企业很自由,只要把钱挣了,把税交了,把工人安抚好就可以了。德国的中小企业很 多,小有小的自由和好处。德国法律规定,超过12个人以上的企业必须组成企业委员会,在12个人以下的企业不用。德国小企业特别多,多到你随便转一个街 道,上一栋楼都是小企业,一栋楼里有几十家公司。不像我们注册公司只能在办公楼,住宅楼不允许注册公司,德国没有这种说法,只是分有面子无面子的楼,有面 子搞豪华一点,没面子在家里做,因此,德国企业的经营环境非常好。

    德国实行率进税率制,即多收入就多缴税。德国的个人收入 所得税最高税率达到58%,这意味着亿万富豪交的税相当高。如果你是一个亿万富翁就很吃亏,所以大家都愿意做中产阶级。我的很多朋友公司在在瑞士边上的一 个小国列支敦士登注册,那个国家只缴纳7%的个人所得税,其他什么税都没有,全国2.8万人只有3个人失业,还是不想干活的,有钱不用工作。那个国家的富 裕程度已经超过了德国,国家越小越富裕。另外联邦制国家意味着每个地区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自己,如果一刀切做事永远做不好,国家是大一统不是什么好事,当 然可以在政治上统一,政治上统一是一个国家,军队统一没问题,但经济上管得太细就过分了。联邦下面有州,中国翻译叫州,但原文叫国家(State),"国 家"里照样有总理、有宪法,什么都有,州管的是经济、文化、治安、警察。联邦政府只有一个权限即拨钱,这个税收上来要拨多少钱给地方,除了拨钱没有任何职 能。

    四、德国核心竞争力分析-前瞻意识

    德国的领导人,特别是企业领导人有强大的前瞻能力,这是我们很多企业家所不具备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原是德国辛克全球货运的董事长,这个人在美国次贷危机后 立即把该公司股份全卖掉。我们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能看出来?他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就意味着有可能演变成美国的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有可能演变成世界 性的经济危机。现在听起来觉得很符合逻辑,但在当时发生时是否知道才是关键。现在他成了德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商,并且准备在中国投资环保与网络教育。

    德国人的前瞻意识表现在企业经营管理和对大事的把握之上。德国最富的三个州分别是:一个是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北威州,这是德国最富最强大的三个州。 巴伐利亚州是以它的汽车制造、化工、电子取胜。巴伐利亚州有宝马。巴登符腾堡州以中小企业取胜,当然也有大企业,奔驰就在这个州。最西边的北威州是传统工 业,以机械制造取胜,那儿有一个鲁尔区,50-60年代煤炭和钢铁制造业非常兴旺,到了60年代末企业就思考如何的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例如钢铁大王克 虏伯不再做钢铁的初级生产,而要做精细加工,其中无缝钢管非常厉害,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个国家的质量是超过克虏伯的。再有中小企业,每个企业至少有一项核心 技术或产品,也就是说从60年代开始德国开始思考经济转型,从而使德国的产业长盛不衰,所以德国有很多百年老店、基业长青的企业。

    德国还有很多东西可讲,由于时间关系我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德国民富国强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国家,老百姓活得舒服、有尊严,政府也有钱为民众做事,因此,人民安居乐业,官民友好相处,社会一派和谐。

    演讲人简介:杨佩昌,先后就读于德国莱比锡大学、北京大学,师从于德国经济政策协会主席哈瑟教授,从事欧洲经济政策研究。2006年-2007年受德国政府邀请前往德国弗莱堡大学从事能源经济研究并担任高级访问学者。将德国领导力首次引进中国并翻译出版了德国领导力学院院长皮诺的管理畅销书籍《领导力-核心揭秘》;著有《为什么德国民富国强》、《用敬业心做专业的事》、《德国式领导力》。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01 16:05:3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于丹陕西神木讲课,2小时30万元

    和血社会需要忽悠。能白活的名鸡有这功能自然不能让它闲着,那是资源浪费。陕西神木老帽对“口活一流“的名鸡早已垂涎三尺,出手自然阔卓不会吝啬,好比嫖客和鸡,完事,双方心满意足,这买卖,值!

于丹陕西神木讲课2小时30万元

东正树

    6月上旬,北师大于丹教授在陕西神木讲心灵鸡汤,讲课时间 2 小时不到,讲课费30万元,这个30万元不包含税,且北京到神木来回的机票费用、汽车费用、住酒店费用、吃饭费用等等全由主办单位报销,这些费用也不记在那30万元里边。

    当地的报纸记者比于丹更神奇,记者在当地报纸上的报道是:于丹做客神木大讲堂,心灵鸡汤使执政更亲民更务实。

    之前,于丹在2009年冬曾经在陕西榆林市大讲堂做客,当时的讲课费是一次10万元(据说是10万元,当地有的干部说是20万元,东正树没有具体去求证过)。那次讲课,于丹还带了她的一个团队过来,吃住行一切费用自然也是由当地政府免费提供。于丹那次讲课,时间也是两小时,于丹一分钟也不肯延长。据说,有人希望于丹多讲几分钟,但是于丹表示不可。

    不久之后,我曾经看见凤凰卫视窦文涛说他的【锵锵三人行】节目组请于丹做客,于丹不肯来。东正树当时想,窦文涛节目组肯定不会一次给于丹10万元钱,否则,于丹为什么不肯去呢?

    有人给于丹算账,不到2小时,讲课费、其他费用加起来,于丹说一分钟话,费用将近3000元,相当于一分钟十几克黄金。于丹的话真正是做到了字字都是闪闪发光的金子啊,一句顶一万句这个话真正是过时了,于丹的话可是一句比一亿句也值钱。于丹的一次讲课比一个农民工一辈子的积蓄也要多。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11 13:32:08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谁在搞乱中国

谁在搞乱中国?

----关于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开除王濛并禁赛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孔庆东

2011.8.5

    主持人:8月4日晚,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王濛与领队王春露爆发冲突”一事有了最终的处罚结果:冬季中心宣布开除王濛、刘显伟并对他们禁赛,周洋主动退出国家队。昨天刚刚跟孔老师聊过这个话题,没想到今天再来的时候,编导跟我说王濛被开除了。我觉得这事太快了。

    孔庆东:太快了吧!所以说体育界的黑幕,也如孔老师所判断的这样,愈演愈烈。我们现在表面上很多运动队、很多训练队,还是国家的,但是实际上已经被少数个人所操控——像我们很多国企,实际上控制在私人手里一样。比如说我们的国家短道速滑队,它到底是归谁管?我们昨天,还有上一次已经讲过了,打架是双方的,为什么只听一面之词?为什么不许王濛不许周洋出来发言,而单方面地处罚他们?而另一方为什么得不到处罚?那么要问一问,她们的领队王春露,本来也是我们国家优秀的体育运动员,现在自从当了这个官之后,她这个官是怎么当的?她和更上级的领导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她怎么能这样一手遮天?她自己毫发无损,错误都是人家的,而且给人家以致命的打击!这个打击在内部看来,是他们两方的矛盾,但是放大到整个中国体育界来看,就等于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的一支优秀的体育运动队。

    我们看看它开除的几个人,都是做的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谁最高兴?韩国最高兴,日本最高兴,中国国内的汉奸最高兴。你看看在网上用下流的语言去骂王濛的都是什么人——都是一伙人,用的语言、句子都是一样的,到处粘贴。(主持人:都是“水军”吗?)对!我想他们不一定都是王春露的“水军”,也可能就是国内的汉奸。他们就希望中国所有的事业,都崩溃、都垮台。所以说这个事情是外国人最高兴,中国的汉奸最高兴;最心疼的、最伤心的、最痛楚的,是中国的体育迷。不管大家是喜欢王春露也好,喜欢李琰也好,喜欢王濛、周洋也好,大家是关心中国的体育。可是中国体育,怎么黑幕这么重重?内部的经济利益,到底是怎么分配的?还有内部的训练体制,为什么教练、领队动不动就打人?中国的体育运动员,经常挨教练的打,挨领队的打,这已经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难道说只能让领队打运动员,运动员不许还手?运动员是什么人?运动员是你们的奴隶呀?

     在这个问题上,我油然地想起了当年的“马家军”,我们要吸取“马家军”的教训。“马家军”也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队伍,当年出了那么多世界冠军:王军霞、曲云霞等人。那么后来,现在“马家军”哪儿去了?为什么没有“马家军”了呢?就是他的训练和他的利益分配,是存在问题的。——那些奥运冠军,他们的钱哪儿去了?国家拨的钱,都在谁手里?谁给花的?所以我觉得要查一查短道速滑队的账目,短道速滑队到底怎么分配这些钱的?为什么连吃饭、穿衣这些基本的运动员的需求,都不能得到正常的满足?利益分配;再有——当年“马家军”内部也存在着打人的问题——只要一打人、一动手,必然就伤害了运动员和教练之间的感情,伤害了和领导之间的感情。你比如说我带研究生,这研究生犯了错误,再可恨,我能够上去就连踢带打吗?即使我有道理的话,那以后我还怎么面对这学生?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运动员看成是自己的孩子,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我们不是国家运动队吗?不是你私人的。我觉得真正解决中国体育界的问题,就要揭出这些黑幕来。你现在处分、处理得这么如此不公平,那人家王濛再也不忍着了。我觉得王濛这孩子是很好的,为了国家的利益,一而再、再而三地忍辱负重。现在你要开除人家了,人家是老百姓了,你约束不了人家了,人家开记者招待会,把你们所有的黑幕都揭露出来!你当年得冠军的时候,你的“兴奋剂事件”;你的“贪污腐败事件”,都给你揭露出来之后,最后损害的是谁啊?这些人怎么这么没有脑子呢?

    主持人:刚才我们看那组视频的时候,只看到王濛在车里面走的一个镜头,其实中间有一个过场。过场里面,她跟记者说的这番话,我们的编导也是精心准备了一下,看看王濛都说了些什么。她最开始看到这些记者的时候,她情绪有点激动,说:“太厉害了,有些人太厉害了,知道吗?她太厉害了!发生事件以后,我几次要求要见肖天副局长和见刘鹏局长,不见了!”

    孔庆东:就是说王濛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王濛根本就见不到领导。王濛完全好像被“五花大绑”一样,既不让她说话,也不给她一个机会,单方面地对她进行无情打击。这就好像当年中央苏区,对那些战功赫赫的红军将领进行残酷打击一样的。一方面人家在为国家立功,为党和人民立功,另一方面在后边受到无情地对待。那到底是什么人在利用我们这些世界冠军的成就,在发自己个人的财,在鼓自己个人的腰包?

    主持人:然后当记者问到王濛下一步怎么打算?面对记者,王濛要求记者们把自己所说的每一字一句都要如实地播报出来。那么在几位记者劝告后,王濛的情绪似乎有些激动,她说:“要按照我现在所有的原话来播可以吗?你不播的话我一样是发布会要说你们的,我肯定会说你们的,我当时采访是怎么跟你们说的?当时你们没怎么报,不能说是报老百姓心中话呀,是不是?报百姓心中的话!我现在不是运动员了!我被开除了。”

    孔庆东:我们看王濛这孩子,她不太会说话,(主持人:她性格比较直。)性格比较直,说话就跟东北姑娘似的,啰里啰嗦的,说得比较啰嗦。(主持人:她可能有点情绪激动。)她也没学过中文,也没学过新闻,也没学过播音。(主持人:但她的意思我明白了。)从她的啰啰嗦嗦的意思,你能够看个明白——她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直忍耐着。但我觉得这个事,也不能怪我们的记者,我们的记者一定是被打了招呼的。所以说你看,在我们大多数的媒体上,几乎是一面倒地谴责王濛。因为我们的记者,有大多数不明真相;明白真相之后,可能又被某些方面的势力暗示:不许报道真相。那么所以呢,这就造成我们国家体育界“暗无天日”的一个景象。

    主持人:对,所以现在王濛面对记者的时候也表现得很谨慎,不敢多说话,她怕记者可能会写的跟她所说的不一致。而且记者问她下一步怎么打算?她说:“开新闻发布会呀!把他们所有的丑陋行为给他们公之于众,让老百姓看一看,肯定的!”然后最后还叮嘱记者说:“别给我删!别给我剪!”

    孔庆东:看来王濛吃亏不止是一次了。本来王濛我觉得她是能够以大局为重,个人忍辱负重的,但是这一次(有些人)做得太不像话,做事做得太绝了。

    网友:王濛的发布会何时开啊?尽快吧。

    主持人:大家都期盼着。

    孔庆东:但我估计有关方面又会去做工作。

    主持人:我估计在开新闻发布会之前,可能会有很多人去做工作吧?到底能不能开上,我觉得还是个问题呢。

    孔庆东:我们想,如果王濛、周洋、刘显伟,连带他们的主教练都离开国家队的话,我们国家短道速滑队还有什么人?还凭什么去获得荣誉?所以说我真怀疑做出这决定的是一个大号的汉奸!这一刀捅得太狠了,整个就摧毁了中国一个项目。

    主持人:那孔老师,像他们离开了国家队,是不是这个运动生涯就结束了?

    孔庆东:它不但开除她出国家队,而且不许她参加比赛——哪有这么处理的?就把人往死了整!(主持人:不仅不让你进国家队,还不让你比赛,所以以后就只能改行了。)对,就等于是把毛主席开除党籍,还不许他今后革命,“今后你也不能革命,不许你革命”。不但开除党籍,不许革命,那你是要逼着毛主席干嘛呀?

    网友:国家队是某个人的吗?这么好的运动员是国家的财富,短道速滑队的决定是对国家负责吗?!

    孔庆东:完全是被操控于一小撮利益集团的手上。

    网友:国家体育总局,黑暗的组织。中国的体育事业还能发展好吗?

    孔庆东:中国体育本来就是问题多多,现在又加上新的腐败、黑幕,把中国足球的毛病都学会了。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01 09:51:34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转发:

中国是否会出现官变?

----18大以前政局看点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王军涛

2011年8月

理解中国转型的动力机制的线索

  中国大陆政治正在走向变局。从第三波民主转型以来的经验看,如果没有高层分裂出改革派与民间压力形成良性互动,和平转型不可能发生。

  今年四月吴国光教授在某基金会的年会上发言提出,关注中国命运的人不仅要关注民变,而且要关注中国官变。他对现在中共执政集团内部的分化作了分析。笔者认为,这是完整理解中国即将发生转型的动力机制的宝贵线索。

  第三波民主化前后开发出的政治转型理论提出民主转型的路径图:当国家出现危机或最高权力处在继承关头,民间会出现的大规模政治风潮,要求解决一些问题。此时,围绕着谁承担责任、怎样解决问题以及如何处理风潮,统治集团会分化,权力斗争会尖锐;统治集团分化出的改革派会呼应民间改革风潮,争取民间支持;最后,朝野改革派合作击败保守派,实施全面改革,建立国家新的宪政架构。

    在这样的路径图中,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改革派是重要因素。

面对危机高层分化是普遍规律

  统治集团中某些力量为什么会支持改革?政治家在应对各种政治局势中开发适当的行动策略,最大化自己的权位。当社会出现危机或最高权力出现真空时,他们会为更大权力而斗争;当以改革姿态出现会赢得民间支持从而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时,他们会主张改革。当权力斗争激化威胁到政治生存时,他们会打
开体制寻求下面的支持。当然,他们最大化权力也许是因为私利,也许是因为权力欲和抱负,也许是因为理念,而且此后掌握最高权力后也可能会建立新专制,但最大化自己的权力的统治核心在出现危机时会分化、冲突和破裂,是普遍规律,这是和平转型的契机。而转型后的新制度是否会倒退也不是他们单独决定的。

  当高层出现分化并且改革不可避免时,旧制度中掌握资源的官僚会大规模转向支持改革。由于新的政体中,政府官员文官化,他们的职业地位受法律保障而不再会因为政治事件和政治统治者被剥夺官职,新的民主宪政政体其实比专制政体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政治就是不同力量和意见角逐公权力的领域,统治集团当然也不会是铁板一块。但是,说统治集团分化出改革派是专制政体中的和平开放转型的必要条件,绝不意味着民间等待统治者分化才能启动转型,民间也不是简单地呼唤和启蒙统治者,柏拉图式统治者启动转型的例子是少数;多数情况是危机出现导致大规模政治风潮创造出高层权力可能重新洗牌的机会时,统治集团才可能分化。良性互动,不是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与统治集团中的改革派互动,而是民间风潮的领袖与被撕裂的统治集团中改革派的互动。

撕裂统治集团,启动政治转型

  如果从转型理论的架构看,毫无疑问,中国现在存在着转型的机遇。各类问题导致的剧烈社会冲突表明,治理方式存在严重问题,难以为继。这些问题引起各界的忧虑和不满,进而产生变革的呼声。十八大是最高权力再分配的关口,这些都为谋求最高权位的抱负者破局提供了机会。

  而中国的高层,也确实出现了各种动向。薄熙来唱红打黑,温家宝呼唤政改,都是高层中有人公开响应社会压力出现分化的动向。如果温家宝的发声还是为了在退位前与罪恶制度划清界限以保持历史地位的声明,薄熙来的乖张之举毫无疑问有问鼎政治局常委的动机。但是,不论两人初衷如何,以后的局势及内部斗争都会压迫他们沿着自己的定位方向走下去,并且成为某种变局方向的代表和领袖。

  今天的情势,主要是朝野都知道现有体制无力解决问题,民间反抗更加凶猛,精英普遍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如果中间层能与民众积极加入底层抗暴斗争,形成大规模政治风潮,那么薄熙来和温家宝甚至更多的政治抱负者会呼应民间,争取支持,公开挑战现有核心及政策,从而撕裂统治集团,启动政治转型。

 

 





发件人:"曹久强" <qiankunyidian@126.com> 2011-08-01 12:27:08 +0800 收件人: "北京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

平台战略 全胜之道

曹久强

     台湾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康熙皇帝之所以要收回台湾,一方面清朝钱仓与粮仓在东南几省。可以说一出海警,几处不安,大清钱仓与粮仓时刻受危险,显然不能接受,必须解决。现在,台湾也是如此。一旦台海有事,我东南钱仓也是深受影响。同时,台湾历史上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不统一台湾,民族感情说不过去。这已经不是地理位置重要所能代表的了。因此,台湾必须统一,不是单纯地理位置重要,而是中华民族民族感情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我们历史上就是大一统国家,我们绝不能让军事割据持续下去。

     统一台湾无非是战争与和平两种方式。和平就是政治手段,军事其实也是政治,因为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是在和平的政治手段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采取的暴力手段。目前我们之所以现在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一方面希望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积聚下来的力量用在自己人内斗中。两岸两败俱伤,亲者痛仇者快。同时,大陆实力依然有限,美国因素很明显。目前尽管我们可以把美国阻挡在外,统一台湾,不过,一旦美日同盟干预,就算我们取胜,损失也很大。时间往后拖些更加有利。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现在就用军事手段统一台湾,美日韩很有可能联合干预。那么他们会怎么干预呢?上策是美日韩联合入侵北京地区,从山东或者辽东一侧入侵,迫我军回援;中策是入侵上海地区,牵制我军统一台湾;下策是直接开向台湾,配合台湾内外夹击我军。

     上策之所以厉害,是打击我核心区域,同时借机摧毁我国部分经济。中策是打击我经济为主,摧毁我国最大城市上海。下策是直接军援。考虑到中国是个有核武器国家,上中策将冒着全面战争乃至全面核战争的危险,美日韩不敢轻易使用。下策,可能会被首选。

     对于中国来言,一旦美日韩如此干预,必须全民武装,甚至有必要放弃一部分沿海领土让美日韩入侵者上岸,以便陆上打击。因此,我军大陆上会以防守为主,海面上集中精力统一台湾。一旦台湾统一,即使美日韩占领我部分领土,也不敢久留,必然撤退。不然,我乘胜之师回击美日韩,就可以瓮中捉鳖。不过,部分领土被占,民众感情受不了。这样会影响我政府声誉。从军事角度上来看,一旦实力有限,引美日韩上岸也是可以的。不过,美日韩会上岸接受中国武装起来的民众打击吗?也是怀疑的。可能不敢深入,只是沿着海岸进行占领。

     如果时间再拖后些,这些状况都不会存在。如果再过几十年,我海军实力能够达到与美国基本同一水平,那个时候再统一台湾,这时美日韩同盟就不敢入侵我大陆。因为我们海军实力达到与美军同一水平,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只是美国海军一部分,即使美日同盟,海军实力也不会大于我海军。而且我是以主对客,具有地理优势。在台湾离我大陆很近的情况下,美日韩要是全军出动,日本、韩国就空虚,我海军反可以进攻日韩迫其回援。在此情况下,日韩肯定不会以全部海军随美军出动。毕竟美国离中国远,日韩离中国近,美国打输了,可以拍屁股走入,日韩将受到中国报复,他们承受不起。

     如果不是全军出动,我海军实力跟美国同一水平,单凭美国太平洋舰队以及部分日韩舰队,我们可以直接拦截,他们根本没有机会靠近我大陆海岸。而且他们也未必敢靠近中国大陆。因为大陆的中程导弹将威胁美国航母,更不要说我们的航母编队就在旁边。估计那个时候,日韩会不会干预也不好说。为了台湾与我国开战,他们会觉得不值。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进行很大的军事报复。因此,在此情况下,美日韩联合干预的可能性将大幅度降低。

      一旦美日韩干预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台湾内部也会绝望。很显然,没有美国干预,台湾根本不是大陆对社会。在此情况下,台湾更有可能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再说,那个时候,社会主义中国成熟,实力赶上美国,台湾民主也会向往大陆。不排除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从而促成最终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反之,如果不能和平统一,我百万人民解放军以及几百艘战舰直接开往台湾,可以百战百胜之势统一台湾。可以说,再拖几十年,我军实力基本赶上美国,那个时候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统一台湾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统一台湾的全胜之道。

 




发件人:"郑现莉_1125"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2011-08-01 09:39:1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怎样才是“忠于人民的军队”?

怎样才是忠于人民的军队?

——八一建军节感言

郑现莉

  我们常见军队是某某人或者某某党缔造的,这种说法首先就不符合“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一唯物主义理论,如果它自己还真的信仰这一理论的话。在1949年之前的革命战争年代,这支军队无论从兵源还是物质装备器材来说,都来源于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当时的党政领导人其功绩在于提供了一种组织模式和参与全国范围斗争的战略策略,但他们的功劳无论评价多高也不能居于民众之上。

  在1949年之后,军队的“缔造”任务已经完成,各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成了民众出资供养下的职业军人,他们的职务性质和工人、农民、教师等一般性职业没有本质区别。所不同的是,军事单位除科研部门之外,基本不介入生产性活动,属于纯消耗性质,其经费来源于民众的劳动贡献。要论军队建设之功的话,民众也应首推第一。

  再者,参与“缔造”任务的老将军们大都过世,已基本无人还有资格谈论什么“缔造”之功。1955年授衔的元帅、大将、上将均已驾鹤西游,近千名中将和少将有统计显示目前健在的也只有几十位了,况且都已年过九旬,时日无多。可以说,在目前这支现役军人或者政府中已经很难再找到一个“缔造”人物,即使1949年那批参加人员中如今年龄也都在80上下了。如果在一个集体中找不到立下某个功劳的人,却要把这项功劳记在这个集体名下,不说滑稽至少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即使一些人依仗话语权优势硬是将功劳揽在自己名下,实际上那也不能为自己增添任何东西。任何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都首先在于民众的道义认同,仅靠刀剑维持的统治终归是虚假和脆弱的,经不起任何风浪的吹打。当年苏联的军事力量够强大,能摧毁地球几十次,但失去民众认同的政府很快就在不可阻挡的民主浪潮中土崩瓦解了。

  军队作为人民缔造和供养的利器,却总是由少数人领导和控制,这就注定了它并不是总能增进民众的福祉,甚至有时还会成为民众的对立物。中国2200多年的王朝史,没有哪支军队不是民众缔造和供养的,但这些军队最后都消失了。当军队的掌控者基本还能得民心顺民意时,他的统治就是稳固的,当他们开始依靠暴力将民众掠夺殆尽民心丧尽之时,他们身死国灭的命运无论多么强大的军队也无法挽救。

  当然,每一支军队的消失都是大量无辜民众做陪葬为代价的。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民众已不再需要时时处处都用暴力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百多年来的工人运动史业已证明,自由表达基础上的选票在改善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福利上的效果好于刀枪相见。

  既然政府本身已经开始逐步失去暴力机关的性质,那么作为暴力工具的军队就必须适应这一转变,在国内的基本任务也就要从统治集团压制民众的工具转向民众政治权利的自由表达和行使的保护者。只有当个别政治团体试图使用暴力手段强制推行自己的主张而危害别人的政治权利时,军队才可以使用手中的武器以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分割成不同利益集团的民众虽然都希望在政府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最终结果还是要看大多数民众的意愿,即使少数人失败了那也只是说明自己的主张不具有足够的广泛性,也要接受多数人对秩序的安排,当然这也必须是在尊重所有人基本政治权利基础上的安排。

  这样,军队作为利器它的民意基础也就扩大了,它本身建设所需经费也就更能得到民众的理解、更有保障了。同时,军队在国内所需要面对的敌手大大减小了,只有个别采用暴力手段的极端政治派别才需要军队出手,它也就有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应对整个国家所面对的外部威胁,这才是它的真正价值所在。

  中国向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的转型还有一个过程,甚至还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但前行之路已很明晰而不可阻挡。军人作为公民同样有参与国内政治事务的权利,也应该有自己对社会问题整体解决方案的思考和意见。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正是因为军人在历史演变的关键时刻,抛弃了政治强人强加于它的工具角色,毅然站在了最大多数的民意一边,避免了中国式的封建王朝转变所需要的巨大社会成本。

  虽然我国目前的军费开支已超过5000亿元,但相对于对领海领空的保护、对海外投资、侨民安全以及重要战略地域的保障,仍然是远远不够的。进一步增加支出固然必要,但首要的还是军队本身结构的调整。毛泽东不管有什么样的过错,但他留给我们的“两弹”已足够有效地保障我们陆地边疆的安全,我国遭受大规模陆地入侵的危险性已经一劳永逸地解除了。

  因此,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将极大地减轻陆军和武警部队的对内压力,除少数极端政治势力还需要陆军之外,其他政治势力不仅不再是军方的敌手,而且会大都转化为他们的支持因素。因为只有这样军方的大部分精力和资源才有可能用于保护全民利益的海外威胁,国内政治势力不管在国内事务上有多大的分歧,但防止国家战略利益被外人劫掠将是他们所有人的底线,自然执行这一任务的军方也会成为他们的支持对象。

  任何军队只有对内保护人民的政治权利、对外保障国家的整体安全才称得上是“忠于人民的军队”,才会获得极大的民意支持,在此基础上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相反,大多数宣称忠于某一政治势力的军队却往往隐藏着极大的危险。像历史上忠于希特勒的“党卫军”、忠于蒋介石打内战的党军,最后都灰飞烟灭了,那些执行任务的将军们也大都或逃或死或在狱中苟延残年,历史上的污点永远也不能抹去。

  原因在于民众的意愿时时刻刻会发生改变,所以也只有当民众能很廉价地改换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势力时,民众才不会走向暴力革命的极端。一个政治集团号称“代表”民众利益不是错误,但没有谁有权力垄断这种“代表”权。一旦被垄断,“代表”者就会在无所顾忌中很快演变成只“代表”自己的特殊利益集团,就会走向民众的对立面,连带着“忠于”他们的军队也会被民众所唾弃。古今中外的历史演变,时时刻刻都在验证着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一支军队想长久生存而不是同归于尽的话,时时刻刻忠于民众的要求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1-08-08 22:59:4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标题:Re:FW: New civilization

    黄老师这篇文的确非常好,可现在大家关心的是3万多亿美元外储泡汤的问题.--- 施晓渝

    纪苏兄以大历史的视野,生动的文字,恰当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九十年走过的历程。在历史又来到新的拐点的今天,我建议任何愿意思考国家命运,个人前途的中国人,都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

    中国经历了文革和改革这两个极端之后,应该走向成熟,应该明白什么叫真正的社会主义。以我粗浅的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权力不应由少数人垄断,经济财富更不应该由少数人独享。胡温之流不学无术,胡乱造个初级阶段的名堂,打着改革的旗号,胡作非为的局面应该结束了。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人民的社会主义,没有人民当家做主,什么都是假的。教训应该足够深刻,只有实行真正的民主,中国才能避免在极左与极右两头乱跳,才能避免被不学无术的家伙骗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在那里祸国殃民。只有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才能保证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享有和平、稳定、幸福的家园。让我们张开双手,迎接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到来吧! -----向东

漫议国家与文化

——《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读后

中国社科院  黄纪苏

XX兄,

    发来云杉作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一文拜读了。那个《红旗文稿》是新创刊的么?出处应是从前的《红旗》杂志吧。记得80年代后期有回从《红旗》杂志社门前经过,看见牌子已换成“求是”,心里生出淡淡的感慨:红旗为宏道,求是乃觅道,执政党从“金光大道”转向“摸石头过河”,这是进了呢还是退了呢?是有自信呢还是没自信呢? 这篇文章提出文化的“三自”,的确面对了时代的真问题,并非无的放矢。可惜文风过于隆重盛大了,那种一级警卫二级警卫的架势,群众早已习惯绕着走了——你不传来我肯定无由得见。这没办法,共产党高踞庙堂之上已愈一个甲子,哪儿能像刚从山路野径冲上天安门的第一代领导人,一身的草叶露水、生香活色呢?

    一、

    今天看,这几十年当然是进了。摸石头过河一路摸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步不可谓小。但说到自信,当时恐怕是没有吧。不但当时,从大的历史视野看,中国近代一百多年里,总体上都是没有自信的。根本原因当然在经济、军事之类硬件上。这一点,唯物史观起码在宏观层面上是经得住考验的。五千年的个体经营、自产自销被世界资本主义强行兼并,混到给人当学徒,哪来自信?一战后梁启超他们看西方满目疮痍也曾自雄过几天,但很快过去,这没办法,多古老多仁义都没用,世界丛林不认这个。虽然自信心没有,但自强意志有。有了自强意志所提供的推动力,有了不自信所转化成的灵活性,中国这条大河于是九曲九折,辗转而东。

    中国革命在1949年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这让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第一次恢复了部分自信。可惜好景不长。国家主义型社会主义作为后发国家、苦难民族急起直追的捷径,在发挥“齐心协力办大事”长处的同时,也迅速暴露了它深幽的弊端。由于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缺席,国家权力聚于一群并最终聚于一人的集权体制,极易阻塞言路,造成实事求是、自我纠错功能的严重缺损,使社会丧失活力,大跃进就是个惨痛的例子。毛也忧心于这种权力僵化腐朽谁也管不了的单一政治结构,但他身陷其中找不到什么好办法,最后只能以头号当权派兼任头号造反派,带着全国人民在放乱收死的跑道上跑得人仰马翻,从起点跑回起点。就这样,一把又是猫又是同花顺的好牌,打到最后竟然要负责洗牌。

    十年一梦醒来,周围的冤家宿敌不是正在起飞(台湾),就是飞起来了(日本)。而我们呢,一手拿着粮票油票,一手拿着伤痕文学,见人矮三分。原来的通天大道不通了,东张西望、悔愧交集之下,自信心又狂泻到五四时的“拿来”水平。当然了,“拿来”有拿来的自信,徒弟有徒弟的自豪。社会经济上,对计划/公有确实心灰意懒,但很快又柳暗花明有了新方向——市场/私有,还找到了新导游。新方向加新导游让中国的文化精英觉得,行走在中国也真够走运的:刚离开共产主义金光大道,便又进入“现代文明”主航道;还让无数没地位有想法的觉得这下要时来运转;更让将转型为老板的书记们觉得妙不可言,因为他们当年为消灭老板还挂过彩、得过二级解放勋章呢。虽然“长痛”、“短痛”、“闯关”之类说法也多少包含了风险意识,但大多数人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只一扭身,就成了“空想资本主义”者,全都信心满满、印堂闪闪的。“坏的市场经济”,“劣质资本主义”,那是又过了多少年才推出的“理论创新”。

    政治权力上,书记们从背诵了多年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知道,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上层建筑,钱迟早要决定权,当老板的钱多到一定数量级,传国玉玺只怕要移交给他们了。这种政治转型上的担心随即化作经济改革上的动力,公有财产被三下五除二或“承包”或“转制”到了私人兜里甚至名下。那些摇身化作老板的书记,对传国玉玺的态度几乎就地起了变化:希望能上午移交过来最好别拖到中午。这些年的私有化改革呼声以及“民主”化思潮,一部分来历在此——不过,民主化思潮中也确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普通民众包括中产阶级的利益及正当需求,这是需要细心区分的。中等个头以上的“民”企老板很多都是官府出身,如今他们却特别热衷于混在烤白薯、摊煎饼的草“民”中到官府门口聚众请愿还权于“民”。这也是中国社会身份转台上的一道独特风景了。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与毛时代的艰难跋涉,一左突一右冲,动力虽有别,取径或有异,总目标却都是中国文明的现代复兴。中国在复兴路上走到六十里铺,居然走出了走路史上的奇迹,钱多得叮叮当当往地下掉,被路边小儿围着“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不停地叫——温总理谦辞也不行。中国的跃进和西方的危机一起将中国的自信心高高举起。近代以来,除了1960年代当过两天世界革命的中心外,中国一直都是在洋教鞭下学习和工作,尽管也反感强迫式填鸭教学,每每逃学旷课,但内心从未真正质疑过师徒之分。只有到了这两年,中国社会的管理者似乎才开始觉得洋教头不续聘也罢——虽然公务员还陆续派往哈佛学习管理,但性质跟到九寨沟搞“国情调研”已差不太多。“中国模式”对于相当一部分官僚群体意味着一种从游牧到定居的变化:原来是把这一套政经体制当“如家旅馆”,临时住一夜;现在则是“我爱我家”,哪儿还都不去了。以上先简单勾勒政治经济的大走势,算是背景。以下说说国家(政府)与文化、尤其是与其中最核心部分即社会价值观的关系。

    二、

    今年是共产党建党90年周年。这个党当年是靠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起的家,后来南征北战,笔杆子枪杆子也一直交相辉映。现如今,执掌天下60年自然什么都不缺,但好像就缺文化,缺精气神。党员干部们一个个求签问卦,神亏气散,人生意义全靠权、钱两条拐杖撑着,撤一条摇摇晃晃,撤两条一堆肉泥。眼下这种局面,当然要放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在近代大危机中,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英雄主义这套价值观,对于长烽哀角中的四万万生命共同体,大概是唯一选择。只有靠这些才能号召得了人心,动员得了最广大的力量披荆斩棘,死地求生。那些单看都酷毙得不行、放一块便对冲得精光的民国“范儿”,救亡图存的工程要交给他们,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完工。在英雄大盗神头鬼脸如过江之鲫的近代,一条小花船就把全国代表都装下了的区区中共居然能拿下这个大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套为时代所亟需的文化和价值观,属它体现得最好,实现得最力。

    解放后走赶超路线,需要高积累,高积累需要勒裤腰,勒裤腰需要人民勒领导也勒。因此,特别适应危机环境的平等互助、克己利群的价值观,到了这个准危机时代依然全负荷运转,实时提醒并检查人民尤其是领导人腰围是否超标——人类社会的特点就是互相盯着比着:你好样我也好样,你一含糊我就开溜。那时候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从最上头的毛泽东(他一上来就把长子勒没了),到中间的焦裕禄,再到最下面的雷锋王杰,应该说裤腰都勒得相当有力度,其整体的清廉程度在中国史甚至世界史上并不多见。上行而下效,这套价值观所转化成的卡路里居然不输德芙巧克力、中华鳖精。民族复兴路上浩浩荡荡的赶路人虽然半饥半饱,却也日夜兼程,歌声嘹亮。

    当时的官方文化就是主流文化,就是以这套价值观为核心的革命文化。刚刚解开绑腿、换上中山装的革命文化热力四射,抱负不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意在吸收传统、融汇外来,最终建立起现代的中国文化形态。就拿焦菊隐先生话剧民族化的努力来说,这种文化自觉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了,但只有到了新中国才有机会一展宏图。再如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艺术上美轮美奂,让古老的传统满树新华。这些都体现了一个民族被打倒在地又重新站起来大步向前时的精神面貌,就像《赞歌》里胡松华用青春明亮的音色唱的,“像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确有“旧邦新命”的气象。

    但革命文化很快就陷入了困境。面对整个神州大地的天安门,毕竟不是守望红色根据地的宝塔山,革命文化及其克己利群的价值观本应由“党”而“国”,成长为气象更宏阔、内涵更丰富的中华文化,不单要鼓舞现代化的急行军,也要照料亿万饮食男女的寻常人生和正常欲求。可惜,革命文化没朝这个方向走多远,而是随着集权体制的日益强化,随着极左政治的愈演愈烈,很快萎缩成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禁欲主义“无菌室文化”。这种文化严重偏食,胸襟狭小,表现出病态的自信或狂妄——看谁都是异端邪说,封资修要统统扫荡。就说“办个义学为贫寒”的武训吧,它本与革命文化同属同一个道义家族,却硬是被革命文化谩骂羞辱于先,被文化革命掘尸游街于后。一个人混到六亲不认的地步,也就快混不下去了。一种文化也是这样。

    因为革命文化及克己利群的价值观有“精神变物质”的特长并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里屡建奇功,于是像苦命的毛驴,被无穷无尽地抓差,什么事都指它靠它。其它该靠的老不靠,自然也就退化了。殊不知公而忘私的高昂士气,说到底,是近代一百年苦难在亿万心灵中沉积成的能源,无论是以桶还是以吨计,总有开采完的一天。但当时人好像不是这样想,他们以为只要打开《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精神力量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结果是对革命文化及其价值观的过度倚赖和强调,造成社会生活中群/己、义/利关系的严重失衡,个人的权益被压抑到极点——文革十年的文艺作品中连谈恋爱都取缔了。诸如“斗私批修”、“忆苦思甜”、“早请示晚汇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文化创意琳琅满目,跟这些年虚头八脑的金融理财工具似的,很快便丧失了朴素真实的力量。就在革命文化登峰造极之际,温都尔汗一声惊雷,泡沫应声破碎。结局是:历史的钟摆像受惊的猫咪,从一个极端飞窜向了另一个极端。

    三、

    猫咪惶惧的眼神印在从30后到60后——后来又被翻印到70后和80后——好几代人的眼睛里,是这些人决定了后来的历史和文化走向。中国的发展道路由计划转向市场,其文化价值动力由利群转为利己。近代以来舍生忘死、扶老携幼的故事到此讲完,狼奔豕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角从此吹响。起于五四校园街头的革命文化,经上海亭子间到陕北黄土地,再到人民大会堂,最后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的大坑边走完了它的历史行程。

    与前三十年政经路线高度匹配的革命文化,与后三十年的社会经济模式,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就是完全“拧巴”,就好像让你左手画圆同时右手画三角,真能把左右脑都画梗阻了。革命文化跟这三十年的政治格局倒是相对“纠结”——又匹配又拧巴。纠结的结果就是国家(实际上)放弃了革命文化,但设了个革命文化留守处,挂牌“主旋律”,由些老头老太太看摊儿。主流文化则腾退给了精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主旋律”虽然弘扬的基本是删除了文化革命的革命文化,但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苍白得跟没有似的。当书记、市长带着全体班子全市人民忙市场化,忙私有化,忙得看钱还看不过来哪儿有功夫看演出,宣传部长文化厅长拿着雷锋、张思德又能干什么?有时候革命文化留守处的老头老太太不问今世何世,对照着墙上发黄的几要几不要批评窗外的生猛现实,马上就被一片口哨声叱骂声吞没——文化刘翔、意识形态罗伯特还拿他们当跨栏做王者飞跃,出足了风头。

    主旋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吭声还不如不吭声的状态,既有其前身革命文化极端到叫人逆反不已的历史原因,也有官僚群体大面积堕落、好话因找不到好人而沦为空话的现实原因。“伪君子”在八九十年代被公推出来做官僚的形象代言人,实在是理有固然。前三十年的“君子”,你可以说他们是疯子是傻子但很难说他们是骗子,因为他们让老百姓勒裤腰的同时自己也勒了。而后三十年的“君子”开公车打警灯,金梭银梭般往返于国库和自家保险柜之间,不是“伪君子”是什么?“伪君子”不但在社会经济上掠夺民众,还在文化上陷害真君子。因为他们的言行不一,自然容易让人疑心中国革命的前辈是否也都是差不多的货色。这些年刨祖坟、砸牌坊的民间史学运动长盛不衰,甚至殃及一般的理想主义、利他主义传统,历史上的不少仁人志士也都纷纷遭开棺验尸——看是不是狐狸变的。本来,在这个社会急剧分化的年代里,以克己利群为基点的革命文化,以革命文化为基调的主旋律文化未必不能补偏救弊,发挥某种平衡的作用,却因跟贪官恶吏拆不散的血缘联系而根本无缘进入大众尤其是青年人的视野——更别提内心了。

    四、

    在有些方面,毛时代跟政教合一的神权社会确有一比,甚至有过之——这里不包含价值判断,因为各种社会组织方式各有短长。国家(政府)是前三十年墙上唯一的一颗钉子,社会生活各个部门包括文化,都挂在这颗钉子上。后三十年墙上这根钉子实在承不起那么多东西了,文化掉下来,在知识精英的耳朵上挂了一阵,后来落入市场这条鳄鱼的海口。

    前三十年的主流文化即革命文化,马列主义毛泽思想什么的,和那时的国家一样,也是全能的。它提供的知识论与近代最新社会力量即科学及进化论不但相安无事,甚至还相得益彰,这点强于宗教。它还提供了充沛的价值观、意义感、甚至终极关怀(如“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让人觉着上下班不仅仅是上下班还是件了不得的事情 ,这点近乎宗教。总之从心到脑,革命文化都能管。因为啥都管,后来一旦撒手不管,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便成了李逵李鬼们的天下。本来传统的儒、释、道各家以及西方的人道主义、非列宁斯大林版的社会主义等等,都不乏平衡个人主义、羁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丰富内容,但由于几十年弃置不用,年轻人听都没大听说过,这时就是把太和殿的龙椅让给它们,它们从伊犁、宁古塔一时半会儿也赶不回来。结果让张宏堡、李洪志这些小头锐目之辈捷足先登,差点承包了“以德治国”。三十年里,革命文化的废墟不但成了主流精英的激情飙车道,也成为形形色色花妖狐魅、大大小小神汉教主的快乐家园。大官大款大腕闪着“拉大差距、提高效率”的警灯呼啸而来,捆载而去,抢得草民目瞪口呆。小神仙们随即贴上来一边揉腿捏背一边探囊取物——模样好点的妇人连身子带票子一样也剩不下。

    主流文化脱离国家那颗钉子未必是件坏事,但后来整个掉进市场嘴里,肯定不是件好事。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不妨市场化,但如果精神生活也市场化,由着财富价值观通吃独大,亿万脑瓜跟小卖部似的24小时营业,那样的日子还是人过的日子么?全国培养教师的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最近出了位董藩教授,他对自己的研究生下达了不挣够四千万别来见我、也别跟人说我教过你们的总动员令。面对网上的批评董教授理直气壮,说谁批评他谁就是伪君子。他说的也不全错,因为挣大钱、发大财早已成为亿万小卖部的唯一宪法了。财富价值观既是社会经济形势走到某步田地的结果,也是让社会经济朝某方向去的推手。由于有推的没拦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几步就跃进到了打砸抢资本主义或白沟商品经济阶段,市场经济气儿吹似地迅速膨胀为市场社会。从90年代的工农到近几年的城市中产阶级,中国的广大人口不仅在社会经济上遭本族精英胡虏倭寇式的洗劫,还在文化上被财富价值观二次蹂躏,受欺辱者跟着欺辱者欺辱自己:怨爹怨妈怨自己没出息,自我掌嘴,自钉竹签,精神胜利法都不如从前好使了。

    中国要真是个贵族社会倒也太平了,可惜自战国以后基本就不是了。既然不是,那么多大的财富差距、多强的财富价值观就会煽起多猛的财富欲望。彩票、股票、凤姐、芙蓉姐姐这些底层的致富之路,走通的概率比抢银行高不了多少。更普遍的是自杀的、郁闷的、瞪着眼睛睡觉的。当海量的社会欲望找不到实现途径时,无数陈胜吴广洪秀全便像岩浆一样蹲在火山底部摩拳擦掌,等待冲天的一跃。随着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增势的放缓,对有限财富的争夺会愈加酷烈,其人生意义只剩下发财却又发不了财的广大“蚁民”“屁民”,会整团整师地编入精英们所担忧的“刁民”“暴民”队伍。富士康的十三连跳、频繁的网络暴力风潮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不祥之兆,已经把不少人民警察活活累倒在岗位上了。

    五、

    国家肯定是不想文化裸身,但它从前辈那儿继承来的是排他性极强的革命文化,而革命文化跟执政党今生的事业又实在不合,这就让经济、文化“两手都硬”三十年来一直悬为空谈。不过平心说,国家一直也在尝试着援用别家的文化来弥补主旋律的基本无效。例如,为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1980、90之交曾考虑过“新权威主义”。后来为躲避西方普世主义的穷追猛打,国家还默认过民族主义 ,在享受该主义对“中”字头捍卫的同时,也不忘控遏其势,以免坏了接轨、一体化的好事。他如国家主义、保守主义、新儒家等等,国家也都抱不干涉主义、甚至乐观其成的态度。这些当然还仅局限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领域仍被强者哲学把持,人生的意义体系仍是财富价值观的一统江山。这方面,宗教这一二十年起了一些平衡作用。宗教虽为“人民的鸦片”,但眼见人民疼得不但打滚还要打人,而主旋律止疼片“同一首歌”之类吃了等于没吃,国家只好任由“鸦片”流行。党员信佛信基督者甚众,党也一点不嫉妒,跟毛时代真有天壤之别。各门宗教中,属佛教最滥——有时我都纳闷他们弄什么“人间佛教”啊,直接改农贸市场不行么?基督教的商业化程度最低,看着还像宗教。有趣的是,近年也有人主张将毛主席当神佛礼拜。宗教走低本为世界趋势,在中国却逆势上扬,实在耐人寻味。在社会剧变的飘风中,飘絮般的人心太想找个枝头休憩了。国家如今提供不了这样的休息室,放手让宗教去提供,这是现实主义的态度。

    在一个健康、和睦、有活力、可持续的社会里,哪种文化没有它的一席之地?公正地说,在过去三四十年里,精英主义乃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确实为中华民族取道资本主义市场的民族复兴提供了巨大的文化动力,亿万个体的你追我赶累积成整个共同体的日新月进。但正像毛时代克己利群平等互助的革命文化一样,它也有自己的盛衰之数,干到如今,把社会干成一堆干柴,确实也该歇歇了。但歇歇而已,并不是说就该取缔,因为竞争作为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一时半会儿也不是谁能动得了的。但竞争文化需要得到有效的控制,这是中国社会的燃眉之急,也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在。国家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去年曾就某女在电视相亲节目里叫嚣“宁坐宝马车里哭,也不坐自行车后座上笑”写过一篇《灯都灭了》:

    由亿万劳动者出资、由各级政府掌控、由各路文化精英伙同各色男女流氓操办的大众传媒,都争先恐后地讴歌财富,肆无忌惮地嘲笑劳动,针扎锥刺着底层民众逼仄而灰暗的人生视界。我有回随便浏览了十个电视频道,发现其中有六个正在弘扬影视明星奢靡无耻的生活。文化的恶之花像黑衣女巫摇荡在道路两侧,欢送中华复兴的列车从阶级分化的丘陵地带直奔社会分裂的大峡谷。

     前不久重庆地方电视台率先向窝藏这类节目的商业运营模式说不,代之以传统、红色的内容,这的确有点像当年解放军唱着军歌查封八大胡同,一时社会上议论纷纷。重庆市政府封文化发廊的门这并没错——政府再不去封门,人民有一天就会起来封政府的门。但封了文化发廊的门之后给人民提供什么样的文化食粮,这对整个国家体制真都是一个难题。革命文化那儿的《一条大河》肯定是不够用的,所以重庆方面把屈原、马丁路德金也都请了来。广结善缘无疑是对的——毛时代的革命文化之失,就在于不是积极扩编而是反复提纯,结果提得什么都不剩。但即使这样,恐怕也还是不够。《一条大河》《一条小路》固然是好东西,但都属过去时,与当代人的生活世界是有隔阂的,而且它只是遗赠而不是创造——创造即便不是人生的大部,起码也应是一半。可以说,由于这三十年国家没建设出任何称得上“文化”的文化来,这让国家中的有心之人、有志之士包括重庆方面难为无米之炊,只好拿过期食品去替换有毒食品。过期食品一般口感都嫌干硬,再加上政府的权力推广,这就极易凸出并放大国家机器强制的一面,甚至给人妓院要改成经院的担忧。这样的担忧既包含误解,也可以理解。

    重庆的“唱红”乃至更具包容性的“唱读讲传”,反映了国家自身三十年来的根本文化缺陷。但重庆方面在政法和经济领域所做的两件事,却着实有文化转变上的意义,说明“功夫在诗外”确有道理。一件是向黑社会及其官僚保护伞开刀,规模之大,于世瞩目。另一件是民生工程,的确也不大像以往不痛不痒的官样文章。如前所述,中国三十年发展路线在社会关系上已难以为继,精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也该退居二线,让新的文化出来主持工作了。新的文化应是社会主义控股、其他各种文化参股的多元文化体系。这样一个新的文化体系,为以革命文化为老底子的官方主旋律文化提供了起衰还阳的机会,但能否还阳,要看官方能否做“诗”外的功课,能否满足一项前提条件:做的要往说的这边靠靠。

    也就是说,曾经在近代大危机中好样过一次的“核心力量”,需要再像样一次。所谓“像样”,用重庆地方领导要求警方的话就是,“镇得住坏人,帮得了群众,管得住自己”,难度系数按说没多高,既不用抛头颅也不用勒裤腰。但管不住自己又确实是官僚体制的顽症,毛主席最后连大黄蜈蚣都用上了也没攻克 。但正因为困难才是挑战,才是机遇,就看谁能抓住,谁能力行了。如何行呢?很简单:一要强化社会管理者的超然角色,二要弱化社会管理者的自身利益。角色不超然您还兼着资本家,那您还怎么管资本家?自身利益不约束而您又攥着国库的钥匙,那还真不如资本家呢。重庆刚开始“唱红”时没多少人介意——唱还不容易,贪官们这些年贪累了不是都爱唱支老歌解乏么,听说有的污吏狂嫖滥交时专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呢。但后来重庆方面在公检法内部打掉大批黑社会保护伞,后来又把大批警员从楼里挪到街上给老百姓站岗放哨;再后来还大批开建别处官僚谁都舍不得建的公租房。到这时,“唱红”这壶茶才算喝出点味道,唱的和干的才开始扭转那种千万别碰一块的局面。当然,重庆的官员最后能多像样,全国的官员能否也像点样,都还在未定之天,过分乐观和一味悲观都不可取。总之,官僚集团只有向自己的利益开两刀,才可能像点样,才有资格领唱新歌,其他人群才愿意加入合唱,新歌才可能家弦户诵,山鸣谷应,纪念碑浮雕上那相互扶助、苦难同行的群像才会在歌声中化入苍茫大地并走向未来的亿万身影。

    六、

    在目前由精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转型中,国家因位置关键、作用不可取代——向自身利益开刀以改形象、变风气的事非他不办——理应发挥某种“领唱”的作用。但在未来的多元文化体系中,这“领唱”的角色则应弱化,弱化到每年芳菲四月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去天坛给小树苗浇水的程度。在中国过去的两千年里,由国家领唱甚至主唱文化的时候(太平天国、毛时代)并不太多,而且按现代世俗社会的逻辑,那也不该是国家干的事。国家将来在这方面的作用,不妨参考一下大观园王凤姐和海棠诗社的关系。作为荣府总管的凤姐做了三件事:第一,拿出五十两银子设立文化基金;第二,出任“监社御史”;第三,以“一夜北风紧”领唱或揭幕了大观园诗歌节。简单说,国家要做的是提供文化硬件,做好文化的外围组织管理工作,把钱运到正当的地方,别拿去资助薛蟠薛大爷他们的“女儿悲诗歌狂欢节”。

    对于这种半出纳、半总务的文化角色,被下属和学者吹得天花乱坠的各级文化官员也许会认为是对自己的小瞧——特别是他们还珍藏这一些“照到哪里哪里亮”的集体记忆。而事实上,不滥用文化资源看来对他们已经是过高的要求了。可以说,他们掌握着他们并不知道该怎么用、却爱怎么用就怎么用的巨量文化资源。就说各级政府最热衷的歌舞晚会吧,一场耗资千万不算新鲜,论体制功能无非是把财政拨款在年底前胜利地花光——这样第二年就能拨来更多的钱;论社会效果则是把演艺明星的身价彩弹礼花般炒上夜空,让遍地的人民痛感脚踏实地是多么的不幸。再说电视传媒,如今亿万魂灵时刻听从钱召唤、中国社会在价值观上危若累卵的局面,那些调戏正气、羞辱智商、不把高级动物改造成低级动物决不罢休的栏目节目,实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电视台广大职工也有他们的苦衷:我们也不想下三滥,但上面定了产业化大方向,下了收视率、广告收入硬指标,不下三路,我们不就得下岗么?还记得几年前安徽黄山地方政府跟开发商联手打造的“金瓶梅”工程,则“监社御史”也做开了“嫁了男人是乌龟”。无论是自己腿上的官方主旋律文化,还是自己眼皮底下的主流市场文化,国家把文化管成这样,还不需要深刻检讨么?今后少开点动员会、表彰会,多开点研讨会、分析会吧。

    天安门广场最近在马、恩、列、孙、毛之外,又立了孔子像。诸子百家、中外先贤,只要地方够,我看多多益善,因为这是一个健康多元文化应有的胸襟。不过,在仰望伟人感念伟业的同时,千万别忽略了身边的普通人,别忘了人民群众正日益成为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的旗帜终将是人民群众自己。替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有其合理性,但终将过渡到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间社会在这三十年间沛然而兴,与国家、市场鼎足而三的格局正在形成,这是历史的进步。从互联网这个中国最大的公民社会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参与政治、改造社会、塑造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愿望和能力空前高涨。他们中正在生成并释放出巨大的文化想象力和创造力。如今虎虎有生气的文化行动十之八九发生在民间,或发生在民间与国家与市场的交界地带。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其实各有短长,如何在文化领域取长补短,形成良性互动,需要各方在认清大势的基础上扎实探讨。目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火星四溅,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缓解,一旦引爆深层社会矛盾,几十年得之不易的成果有可能付诸东流。国家应该拿出忧患意识,同危机也同自己的弊病抢时间争速度,积极探讨与民间社会的沟通合作之道 。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相对容易合作的领域,何不就从易处做起,说不定能收以易易难的效果呢。

    最后再回到“文化自信”上来。中国人过去一百年失落的文化自信,它的重建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拿来—消化—创新的三部曲中,自信心的完全恢复只能在第三部曲中,在现代化基础设施大体建成、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基本站稳脚跟的时候。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前后三十年的正题和反题,如果顺利的话,未来应是走向合题,走向文化自信心完全恢复的三十年。文化自信心的完全恢复必然伴随着中国五千年深厚文化的大规模盘活,即中华文明的现代化重生再造。这会成为世界当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起于地中海、盛于北大西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主导世界五百年之后,差不多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能量,已是夕阳在山。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当其时,如能再接再厉完成文化的重建,那么,一个既古老又崭新,有根本而能包容的中国文化,是可以为人类另辟蹊径,为历史别开生面的。我们那本《中国不高兴》千言万语,说的无非是要抓住历史机遇,为担起这个人类使命而改造内部、做好准备。

    原打算聊个三两千字,结果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可见也不是个胸有成竹的角色。思有未周、理有未澈之处也不知凡几,尚希阁下多多指正。

 

绿色生活的文明反思

黄纪苏

    说起绿色生活,都会想到《瓦尔登湖》。作者梭罗一个人跑到瓦尔登湖湖畔与世隔绝地生活了两年,在西方成了佳话。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美国同学送我一本他们当中流行的书,作者是个大学教授,不带书不带音乐磁带,只带点吃的喝的,到一个小岛上过上俩礼拜,独自沉思。中国文化里不缺这个,而且更发达。我们古代有山水田园隐逸诗歌,有餐霞饮露岩穴之士,都是弘扬一种不与时俱进的生活。还有更激烈的焚琴煮鹤、绝圣弃智之类。不过,诸如此类的反“文明”行为,跟今天的绿色环保主义的出发点或目的地是很不一样的。

     中国过去是农业立国。说农业文明跟自然和谐相处有一定道理,但也别绝对了。森林没少伐吧,黄河流域水土流失跟这有关系吧?当然了,森林没了可以再生,不像石油煤炭,没了就没了。这点我在贵刊以前发表的文章里讲过,就不再讲了。过去时代的反文明行为,其根子并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在人与人的关系。那些官路不通、科场不顺的,与其说他们是热爱青山绿水,不如说他们在躲避社会压力。那些晨风夕月、沙汀白鹭的背后是紧张的社会竞争、压抑的等级体制。这点我过去在《高高低低话平等》里有过专门的分析,这里也不多说了。

     到了工业时代,铁路铺了、工厂建了、城市大了,少数敏感的人开始觉得异化了,于是想起了大森林和小木屋。但这真的不是绝大多数人的感觉。绝大多数人随遇而安,有鸟叫当然好,没鸟叫也照样过。你看美国大城市工业社区的白人黑人艺术家,在水泥森林里里又唱又跳有滋有味着呢。基于“现代性焦虑”的“反文明”倾向只是一支很小的细流,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大约只是让国家公园的门票收入增加了,家家户户窗台上的花草丰富了。没有谁会真正放弃工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

     到了罗马俱乐部,绿色才成为一个实在的真问题,它提醒世界:人类按工业文明的活法,继续活下去有难度了,因为支撑的这种活法的石油等资源快用光了。后来顺着这条思路又有气候变暖、海洋变酸等等其他的末日预言,也都是对工业文明生活方式的否定。本来挺宽的一条大道,忽然就说走不通了,这让不少人乱了方寸。慌乱之余,他们一窝蜂地钩以“绿色”凿以“绿色”,东颠西跑宣传绿色,忙得跟绿豆蝇似的。他们居然找到了“绿色”的石油——从粮食里提炼燃料。这一发明说明发明者和使用者并不真想跟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告别。至于中国人,大宅子小汽车都跟新欢似的正爱不释手呢,石油别说三十年之后,就是三天后用光,他们也先得把瘾过了再说,理由颠扑不破:都是人,西方人过什么瘾我们也要过什么瘾。其实那些“绿色”“环保”人士,不少也是把“今天你低碳了么”当成过西方瘾,他们的“绿色”自然也跟西方的“绿色”一样的不大真诚。

    富人们的“绿色生活”

    多年前,我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什么策划会,和一位著名的环保人士同席。她发言没几句就把绿色主义不真诚的一面交代得一清二楚。她说每年暑假都要带儿子去世界各地转,但这两年开始带儿子回国转,只要飞机能到的地方都尽可能转到。这一转让她转伤了心:哪儿还有小桥流水啊?哪还有青山绿水啊?“到处都是水泥建筑,那叫一个丑陋呀!”她就不想想,自己做飞机消耗的汽油跟下边的小桥流水和水泥建筑分别是什么关系。富人们坐在波音飞机舷窗边观景赏画,恨不得下面是一望无际的新时期时代,亿万农民当他们画中的渔翁和牧童,他们也不问问农民干么?如今富人的豪宅都弄得绿树成荫,但绿色只是面子,里子不是金色就是银色,不是银色就是黑色。他们的“后工业”,比纯工业消耗的资源还要多——这有点像领导干部的车改,改来改去什么都没改,又给他们多改出一笔津贴来。

    今天的富裕阶级,也不能说他们道德上不想有追求。但有的东西他们的确没法追求,比如社会公正,社会平等、反腐败之类,他们要是追求那些,还不得把自己的财富追求没了?环保绿色——还有慈善——为他们提供了不用付太多代价的道德感。记得刘晓庆头些年被上百个摄像机簇拥着到大马路上拣一次性筷子,我看镜头前她的自我感觉跟圣女贞德似的。有道德追求比没道德追求这已经是历史进步了,面子好也是一好。但你不能用面子代替里子,尤其不能用面子冒充里子,把大家忽悠进来,您自己却溜了。

    绿色的逻辑

    我以前在《绿叶》上的一篇文章说过,绿色的文明不是否定工业化现代化,那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选择,不是你否定得了的。面对日益枯竭的能源,你唯一能做的是量入为出、适度发展,条件是相对平等、价值多元。富人要带头。

    先说相对平等。人类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互相比着看着。在通常情况下,富人是穷人的榜样,富国是穷国的楷模。富人自己金灿灿银晃晃,却让穷人绿油油,这怎么可能呢。所以绿色这件事得劳驾富人带头,让速度减缓,把差距缩小。但今天的富人还看不出他们有这个意思,他们依然在金山银山上忙得不可开交。据报载国家响应富人的需求,正在酝酿着开放私人空域,让他们到天上去风光。马路上堵着的看着天上飞着的会是什么感受,会起什么反应,会有什么结果,也不知党中央认真想过没有。这不是维稳,是唯恐天下不乱嘛,这是在遍地干柴上组织篝火野营嘛。仇富目前还真不是最要命的,也就是绑几个人撕几张票而已。最要命的是羡富,羡富的结果是撕地球,把资源吃光抢净。要想让穷人不那么羡富,富人就不能跑那么远,把差距拉那么大。

    再说价值多元。让富人带头绿色,放慢速度。富人会问,您让我少挣钱,不挥霍钱,那我拼搏了半天我傻B呀我?人活着不就是豪宅名车这点玩意么?所以,你得先帮他破破财富独大的价值观,让他知道,人生幸福不光是出人头地,出人头地也不光是多吃多占,好名声、崇高感什么的,也挺牛B呢。富人真的比穷人更有条件价值多元。穷人窝在陋巷里谁看着都是失败,怎么看都是失败,说出大天来先就被老婆否了;而富人过段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试试,那还不酷毙得掌声雷动呀?由富人开风气之先,领导绿色新生活,既有条件也有甜头。在这方面,知识分子本来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们背后本来又是屈原又是伊尹,又是彭斯又是托尔斯泰,有那么多往圣先贤给他们站脚助威,真没想到居然在名车豪宅前一败涂地,就地缴械,由财富价值观押着搬金扛银充当苦力。

     绿色生活虽不一定要否定竞争,但要抑制不平等,尤其要监控财富价值观。否则,一切都是白搭。

    光说不做的绿色还不如不说

    绿不绿色,主要不是读出来的,是做出来的。不是说《瓦尔登湖》、《寂静的春天》这些东西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行动。做的跟说的一旦分离,嘴一套脚一套,自己一套别人一套,就会特别可笑,甚至特别恶心。中国要想绿色,上面的和前面的需要以身作则。高铁列车取消豪华包间是明智的。如果富人一年半载当几个钟头普通人政府都心疼,真的就别谈绿色了。
 

 

 



发件人: WSG 发送时间: 2011-07-15 21:53:09 收件人: 抄送: 主题: 美国可能因其政体输掉21世纪?皮尤全球态度调查见附件。绍光

美国可能因其政体输掉21世纪?

星岛环球网

2011-07-15

    近日,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无独有偶,著名杂志《时代杂志》主编扎卡利亚则在7月14日提出,在21世纪的“中美竞争”中,美国也许会因为其政治体系输给中国。

    美国著名印度籍记者、时事评论家和作家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7月14日质疑,在21世纪,美国可能会因为其政体输给中国。扎卡利亚指出,目前,世界已经进入“后美国”时期,这个世界可能不会在被美国的意志所左右。美国很可能被其他大国而代替。

    进入21世纪后,美国是否能够在世界上继续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对经济以及社会资源的掌握。扎卡利亚指出,20世纪,掌握世界的关键是“劳动力”和“资本”。 显然,中国在20世纪后半期已经凸显了其优势。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同时引进了大量的资本。中国成为最大的生产市场,世界各地的商品都标有“中国制造”。扎卡利亚认为,20世纪,中国并没有成为“最重要的经济体”,源于中国没有掌握价值链,没有“创新思想”。

     扎卡利亚提出,21世纪,如果想掌握世界,关键在于“思想”和“能源”。当世界步入21世纪以后,情况却有所改变。扎卡利亚指出,中国作为经济体,也有其缺陷,比如中国和美国一样,属于能源消耗国,而非能源生产国。但是,在能源方面,中国显然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中国已经成为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利用方面的“领头羊”。而在价值链方面,中国也在极力发展其知识产业,大力建设高校,发展研究所,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扎卡利亚表示,美国具有在21世纪决胜的所有因素,比如美国拥有世界最好的大学、最先进的企业(Facebook, Apple & Google)。值得骄傲的是,美国的知识界和经济方面有很好的沟通。同时,世界上任何一国都不能和美国的资本市场相比拟。美国社会具有更多的包容性和多样性,这更有利于传统社会的革新和活力。 但是,扎卡利亚表示,美国即使有这些有利的因素,但是美国却没有最合适的政治体系来驾驭这些基本的因素。

    举例说明,迄今为止,美国没有对未来30年能源管理的政策,没有长久的移民政策,没有对于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长期政策、甚至没有应对预算赤字的对应措施。

    扎卡利亚分析指出,美国政界更注重各自政党的得分、更倾向于对立,而不是团结一致、解决现存的问题。美国政治模式的典型就是,议员提出议案,提交两党,谈判妥协。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通过议案,必须得过所有人的同意。扎卡利亚嘲讽美国议员出名的途径,通常是在议案的谈判过程中,不断的提出异议。

    扎卡利亚讽刺道,就拿现在债务法定上限谈判来说,共和党只会说:“不,我们不能接受这个的谈判。”

     扎卡利亚表示,也许这种做法真的可以在政治上有很多革新,但是也许会使美国社会会处于一种破碎的边缘。

    扎卡利亚2007年就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美国虽然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从9.11事件以后,它就像笼中困兽一样,谁限制它的行动就攻击谁,这种行为的本质是对新世界的恐惧。

    在当时的文章中,扎卡利亚就已经提出“后美国”世界的理论,在当时引起广泛注意。 而近日公布皮尤调查显示,人们认为美国正在经济上日益落后于中国。这种看法在西欧最为明显,过去两年中,认定中国是世界“领先经济力量”的人数比例明显增加,他们认为中国最终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


China vs. USA: Who will win the 21st Century?
Editor's Note: The following is an edited excerpt from a transcript of Fareed Zakaria answering viewer questions online.

By Fareed Zakaria, CNN

We’re clearly moving to a Post-American world. This is a world that is not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but not dominated by anyone else yet either.

The 21st Century is up for grabs and how the United States does depends on how well it can marshal the key ingredients of economic and societal success.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key ingredients were labor and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key ingredients will be ideas and energy.

Ideas will be critical because manufacturing has been commoditized. That means that anyone can make anything. The only thing that distinguishes someone today is if that person or organization has new ideas and innovations. We need to create a better mousetrap every week.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different and unique.

Energy will be critical simply because everybody is growing quickly and everyone needs a supply of energy. Countries that have figured out the energy puzzle are going to do better and better.

So who’s better suited for this new world?

In an odd way, China is best suited for the 20th Century. They have cheap labor and huge amounts of capital coming in. They can make whatever you want them to make. But they haven’t yet been able to move up the value chain. They haven’t been able to generate the big, new ideas.

Like the U.S., China also struggles with the issue of energy. China is a consumer, not a producer of energy.

But they are quickly getting very smart on the energy front. They are becoming the global leaders of clean tech - whether it is solar or wind.

They are also aggressively trying to move up the value chain. They are laying the foundations to compete in the 21st Century. They are building a great university system and they are working to get research labs in place.

In America’s case, we have all the ingredients to succeed in the 21st Century. We have the most innovative companies in the world such as Facebook, Apple and Google. We have the best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We have a nexu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oriented companies. We have the most dynamic capital markets in the world. We have an incredibly flexible, diverse society, which is also very much a part of our inherent societal innovation and dynamism.

But what we don’t have is a political system that can harness all of this and execute.

You see this with regard to energy policy. America has no energy policy and hasn’t had one for thirty years. It’s not just that. We also don’t have an immigration policy. We don’t have a policy toward jobs and growth. We don’t have a policy toward the budget deficit.

Instead, we have an absurd political paralysis in Washington where everyone is more concerned with scoring points and maintaining their viability with their most extreme members rather than just coming together and solving problems.

There used to be a model in which you became famous as a lawmaker by making deals - by reaching out to the other side and doing some compromising, which you have to do because not everyone agrees with you, and moving the issue forward. Now the way you get famous and powerful in Congress is by not making a deal, by being a deal breaker rather than a deal maker.

You can see this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right now where the energy is all in saying “No, there’s no deal we could possibly accept.”

If “No” is where we end up as a country, we could have all the innovation and ideas and dynamism in the world and we’d still will have a society that is crumbling.

Look at California as an example. California has Silicon Valley and Hollywood. It has incredible private sector talent and creativity.

But after a while if every road is crumbling, every state university collapsing and eve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under-funded, people will no longer want to come there. They will no longer think that it is the place where they can make their American dream come true. In this case, having Steve Jobs and Mark Zuckerberg there will probably not be enough.

     简介:法里德 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为美国著名印度裔记者,时事评论家和作家,他现在是著名杂志《时代杂志》的主编,CNN人气时评类节目《法里德·扎卡利亚的环球公共广场》(Fareed Zakaria GPS)的制片人以及主持人。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参与了学校对美国外交的指导性研究课题,并于1992年成为《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的主编。2000年10月,他被邀请成为《新闻周刊》国际版的编辑,主要负责采访外交事务和撰写当周的外交评论文章。这种工作状态一直持续到2010年,2010年8月,他被邀请为《时代杂志》特约评论员和专栏作家[2]。此外,他还是曾经分别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客》的专栏作家,在这个期间撰写过大量得到政治,经济界一致好评的评论文章,影响深远。

     1998年,他撰写的《从财富到权力》(From Wealth to Power)经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广受好评,后来翻译成几十个国家的语言版本,令他在海外声名大噪。而后他再次撰写《自由的未来》(The Future of Freedom),书中阐述和分析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在政治,外交方面未来的趋势和发展。2008年他出版的《后美国的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在全球热卖,书中详细分析了几个发展中国家在各个领域对如今的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和变化,甚至于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亦将此书作为他的随身读物。

    2007年,他被《外交》和《前景》(Prospect)杂志评为100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份子之一。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09 12:39:3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默多克顶起西方“右边天”

默多克顶起西方“右边天”

曹长青

 2011年8月26日

    媒体巨子默多克(也译梅铎)“新闻集团”属下的《世界新闻报》因“窃听”事件而掀起巨浪,不仅西方左派媒体幸灾乐祸、不遗余力报道、攻击,中国官媒也批判这是西方堕落,台湾、香港、海外的华文媒体更是人云亦云,甚至反共人士也跟着痛批默多克。但是这些批判,西方左派是心知肚明,在玩左右派的对弈。而华文媒体则是对西方左右的对博,尤其对默多克在捍卫西方文明上的巨大作用和贡献,极端的无知。

     《世界新闻报》用窃听方式挖新闻,当然是错误的。但这个事件的处理方式,恰恰体现出西方制度的优越性:记者虽是“无冕之王”,但英国国会举行了该事件的听证会。新闻监督政府,国会又有权问讯媒体,构成权力平衡。英国警方也抓了《世界新闻报》主编,以法治“报”。而默多克本人,不仅到国会回答质询,并公开认错道歉;甚至采取了壮士断腕般的自责措施,把有168年悠久历史的《世界新闻报》给关掉了!

     在西方很多报纸因经济不景气而倒闭之际,《世界新闻报》的发行量仍是全英第一,是盈利的报纸!英国《卫报》、《泰唔士报》、《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四家大报的总发行量还不到180万份,而每期《世界新闻报》发行高达280万份!但默多克却把它关掉了!有行内人士认为,这样处理太过严厉,因为可撤换报纸主管,改变编辑方针,没必要把一个盈利的老牌报纸一下子毁掉。但这个“关报”之举体现出默多克的负责和决心!

     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媒体也如此。但关键是出了问题后怎样处理,如何改正。默多克对整个事件的处理态度是严肃、负责、有担当的。

     但是,即使默多克关闭了《世界新闻报》,并放弃收购英国天空电视全部股权的决定,媒体上对他的攻击仍没有、也一直都不会停止。不了解西方左、右派的对战,就根本无法弄清楚:这背后的强烈意识形态之争,是西方一场看不见硝烟、却每天都在激烈进行的战争!

罗斯福是左派源头之一

    西方左右派之争在美国最为典型,在三十年代左翼罗斯福总统上台推行“新政”后更为明显。罗斯福利用美国出现“大萧条”经济危机,全力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国有化,扩大政府权力。新政获得左翼主导的知识界欢迎,因为它的旗帜是均贫富、社会平等。这种口号本身就占据道德高地,符合知识分子要建立“理想国”的乌托邦幻想。

     但“新政”遭到右派的抵制,认为它是摧毁资本主义、剥夺个人权利、抵触美国建国先贤在《独立宣言》中确立的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主要指个人发财致富的私有财产权)。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人,而不是群体和政府。

     但由于发生二战,在经济和战争内外双重压力的特殊环境下,罗斯福得以连任四届总统(死在第四届任内),获得美国有史以来最长的总统任期(权力),所以得以把名为“新政”的社会主义政策全面推广。今天美国的很多“大政府”福利制度,都是新政的产物,所以说,罗斯福是导致美国政府左倾源头之一。

     右派为什么强烈反对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被视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二者的理论根基和核心目标都是均贫富的乌托邦。共产党用“人民”名义均贫富,剥夺个人财产,以及政治自由。西方左派政府,则以“公共利益”名义,高税收的手段抢劫个人财产。共产党用暴力建立“共产主义天堂”。西方左派政府则用“不缴税进监狱”的“软暴力”推行“社会主义理想国”。两者都是用群体名义剥夺个体权利,本质是一场集体主义(collectivism)要摧毁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战争。

大于权利的“善”是伪善

    双方都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左派经济学家、曾风行一时的凯恩斯,崇拜马克思的《资本论》,为罗斯福的新政提供了主要理论。连近年获诺贝尔经济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至今还动不动引用马克思语录,有人统计其引用次数之多,全美第一。

     左右派理论在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哈佛两位教授,左翼罗尔斯(John Rauls)写的《正义论》强调“善大于权利”;简单概括就是,为多数人利益可以剥夺个体权利,劫富济贫是应该的、道德的。哈佛另一位教授诺奇克(Robert Nozick)则针锋相对反驳罗尔斯,认为“权利大于善”,如果可以用多数人的名义、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剥夺个体财产和权利的话,最后将走向集权社会。诺奇克比喻说,难道盲人就得把别人两只眼睛“均”去一只,才算“平等”?这不仅完全不平等,更不道德。

    比诺奇克更鲜明、强烈、深刻的是女哲学家、作家安兰德(Ayn Rand),她全力为资本主义正名,强调“个体权利”不可剥夺。资本主义是为自由竞争、个体权利的实现提供最合理平台的制度。而一个能保护个体权利的制度也是最道德的制度。

    左派强调“善大于权利”,表面好像很占道德高地,但离开捍卫个人权利的“善”,不仅一定是“伪善”,而且其实质是“恶”!因为它以多数的名义、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个体权利,走向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其结果就是毁灭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共产苏联和红色中国的实践,已经清晰地展示了这种集体主义走向极权专制的“恶”。

    在今天的西方,一个最令人痛心和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共产主义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西方左派高举同样的旗帜――劫富济贫,虽然和共产主义一步到位的打土豪分田地、直接没收富人财产稍有不同,他们是通过政府的高税收,一步步把私人的资金、财产变相地转移到政府手里,政府拥有控制和重新分配这些财富的巨大权力,这在本质上、方向上、结果上,都和共产主义是一样的。政府越大,就越成为吃掉个人的魔鬼,个体的力量则完全无法抵御了。

左派恐惧“绝对自由意志论”

     今天在美国风起云涌的“茶党”运动,其旗帜就是反对大政府,反对剥夺个体权利,反对建立在集体主义根基上的福利社会主义,捍卫个体自由。他们中多信奉“绝对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即推崇小政府、阔斧砍税、控制赤字,保护个人权利,尊重个体自由意志的价值。很多茶党集会,都高举安兰德的画像,把这位八十年代去世的美国畅销书作家(代表作《阿特拉斯耸耸肩》和《源泉》)和客观主义哲学创始人视为精神领袖。在美国,正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绝对自由意志论者”。

     媒体巨子默多克所以卷入西方左、右派战争之中,因他也是一位“绝对自由意志论者”,信奉“自由资本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模式,可与讲英语的国家发展起来的模式相媲美。”他建立的庞大媒体帝国,就在努力宣扬这种价值,所以被左派视为一大威胁。这次全球左派一哄而起,借新闻集团旗下报纸出错之际,恨不得把他轰垮、干掉。

    默多克个人的信奉,并不足以引来左派的枪林弹雨。重要的是,他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媒体帝国,雄踞美国、英国,澳洲等地,占有巨大的话语权,对英语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新闻等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而今天,英语又是全球最主导话语权力的语言,这才是左派们最恐惧的。

媒体天才 一路成功

    澳大利亚出生的默多克没有显赫世家和富豪背景,他父亲是个战地记者,五十年代临死前为儿子买个小报作为“遗产”。当年才二十出头的默多克很快就展示出媒体天才,不到几年就使这张小报盈利;十年后就创办了全国性大报《澳大利亚人》。经过不断扩展收购,默多克现在拥有澳大利亚70%的报纸。在一个无数人想办报、抓媒体的时代,一个白手起家的人,缔造了如此的媒体帝国,这本身就是传奇。

    正因为默多克本人信奉“绝对自由意志论”,所以他的媒体,基本都是右翼观点,提倡小政府、市场经济、减税、个人对自己负责(而不是躺在福利上吃别人的财富)等价值,这对澳大利亚保守派的霍华德总理能够连任三届12年,成为澳洲战后执政最长的内阁之一,起到了相当大的支持作用。

    默多克在六十年代末到英国发展,收购了频临破产的《世界新闻报》。他就有这种起死回生的本事,把这张报纸办到盈利、且发行量全英第一。随后又收购同样要关门的《太阳报》,也是同样故事,《太阳报》冉冉升起,发行量剧增、盈利,并改变原来左翼立场,成为最支持当时的保守派首相、大刀阔斧推行资本主义的撒切尔夫人的报纸。撒切尔连续执政11年,在英国击败左翼工会势力,推行市场经济,获得巨大成功,这跟默多克的报纸支持有相当的关系。默多克购进英国最老牌报纸《泰晤士报》等媒体后,对英国报纸的占有率达40%。后来又拿到英国“天空电视”近四成股权。英国是欧洲英语世界的中心,默多克的媒体,影响了整个欧洲。

不可想象没有“福克斯”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强。默多克又到美国收购了《纽约邮报》,现发行量已排全美第五(《华盛顿邮报》降为第六)。在纽约这个左翼大本营,默多克右派观点的《纽约邮报》发行量居然超过了左派旗舰《纽约时报》,成为当地第二大报(第一是《华尔街日报》)。后来更引起全球媒体关注的是,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购进了世界最著名的商业金融报纸《华尔街日报》,并把它的发行量提升到全美第一。在美国经济衰退、很多报纸发行量暴跌、被迫关门之际,默多克的报纸却订户增加,简直是奇迹。这更成为左派嫉妒、痛恨、发泄怒气的对象。

     默多克在美国的另一壮举,是购进了有线电视福克斯。福克斯比CNN晚成立16年,却在10年前收视率就超过CNN,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有线电视。今年第一、第二季度前12名收视率的节目,全部是福克斯台的,可见它在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影响作用。这也是左派们嫉妒、痛恨默多克的地方,因为这原来都是他们的地盘。

     美国左翼一直主导媒体,除《华尔街日报》,主要大报都左倾。全美三大无线电视台也都偏左。《纽约时报》和MSNBC(以前是CNN)是左翼在报纸和电视中的两个旗舰。更不要说大学校园、研究所、出版和演艺界等,更是左倾知识分子主导。2008年美国大选前MSNBC.com对144名主流媒体记者做的民调显示,125人给民主党捐款,只有17人捐给共和党,比例是七比一。当时表态支持奥巴马的全国大报有178家(发行总量2764万),只有58家支持麦凯恩(发行总量454万)。

     在这种左倾氛围下,福克斯电视异军突起,打破了三大台垄断美国电视业的格局,给了推崇资本主义的右翼一个言论天地,平衡了左翼的声音,对美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难以想像,如果没有福克斯电视,会是一副多么可怕的景象:在罗斯福的隔代传人奥巴马领导下,在MSNBC等左疯啦啦队的助阵下,美国昂首阔步迈向 “社会主义新美国”。

美国文明将被世界分享

    了解了这些背景,就知道默多克在捍卫资本主义、传播保守派价值方面,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扮演什么角色,起到多么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美国新闻史上,《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建立过媒体帝国,当时拥有四本周刊,发行量占美国成人读者的二成,被视为史无前例。但今天默多克的媒体帝国,远远大于卢斯的世界。但这两位美国媒体巨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理想型”的,都有用“美国价值”改变世界的雄心和能量。

    卢斯在四十年代曾发表《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的演讲,强调以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美国价值将走向世界。他的媒体帝国强力抵制罗斯福的社会主义新政。卢斯甚至说:“痛恨罗斯福是我的责任”。

    默多克也具有卢斯般的理想精神。《纽约时报》曾引述“时代华纳”主席帕森(Richard Parson)的评价:默多克“是十八世纪的人,他认为这个世界仍在塑造,他将参与这种巨大的工程,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默多克跟卢斯一样,认识到美国价值的重要性。他认为:世界正走向现代化,并且越来越美国化。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大软件制作中心”,向外传播美国的“软力量”――美国价值、美国文化、美国精神。他还跟卢斯同样,认为美国将“统治”世界,“但不是从版图和征服的沙文主义角度,而是从价值的角度,认为美国文明代表迄今人类社会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将被世界分享。”

    当年卢斯还以坚定反对共产主义著称,是西方最强烈反共的媒体名人。但默多克谋求到中国开辟市场的一些妥协,被批评不坚持原则。但默多克在演讲中曾说,“传真机让异见人士得以避开政府控制的印刷媒体。直拨电话使政府难以控制人与人之间的声音交流。而卫星广播让许多封闭社会中渴求信息的民众能够绕过国家控制的电视频道。”他要进入中国,希望撬开这个“封闭”,给人们提供“渴望”的信息。但是共产党早就看透默多克,知道他信奉的资本主义和个体权利等价值,会从根基上威胁极权统治,所以绝不让他的媒体进入中国。近年默多克已完全放弃这种努力,他的传记作者说,默多克承认“外来者在(中国)这个市场很难有所作为”。

被历史铭记的媒体帝国

    卢斯活着时,被左派痛骂围攻;至今左派主导的美国媒体和知识界,仍刻意忽视和贬低他的价值。今天默多克同样,也因其右翼经济理念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极强的竞争力,而遭到左翼和无能者的无情攻击。所以这次新闻集团属下《世界新闻报》出事,左派们乘机大做文章,指望这个媒体大厦从此一蹶不振,甚至倒塌。

    但正如《富比士》杂志创办人富比士所预测的,默多克的媒体帝国不会垮,他会度过这场危机。不仅因为他所追求的经济理念符合人类的方向,更因为有无数和他理念相同的人心,这是支撑默多克的媒体帝国的基础。

    默多克的历史地位,其实今天就可论定,他将超过卢斯,成为美国以至世界的媒体传奇。卢斯当年创办四本周刊,主导过美国媒体风潮。但今天默多克不仅有美国的第一大报、收视率第一的有线电视(共拥有35家电视台),占美国四成的电视市场;还在英国拥有四成报纸,还有大出版社哈珀科林;在澳洲报业更超过六成;甚至触角进入美洲亚洲;在拉美与三家电视合作播送节目;在印度有EETV,通过七种语言、40多频道向亚洲53个国家提供节目,覆盖全球约1/3的人口,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国际化的媒体帝国。

    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这场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中产阶级对精英主义、常识对意识形态的战争中,媒体就是号角。默多克像卢斯一样,把资本主义的价值、中产阶级的常识,用媒体的号角传播出去。这种艰难的、英雄般的努力,将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连结在一起,被历史铭记。(caochangqing.com)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8-13 09:57:02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伯明翰惊魂 亲历英国骚乱

伯明翰惊魂 亲历英国骚乱

张昆

 2011-8-12

    被洗劫一空的LV和Apple店铺冒着浓烟,满地都是砸碎了的玻璃。嬉笑怒骂的黑人青少年穿着黑色帽衫带着口罩,手中握着刚从店里抢来的各种电器,衣服,珠宝和现金,三五成群地游荡在市中心的各个角落。这就是今晚的伯明翰,这座英国第二大城市和其他几十个城镇延续了昨天伦敦的骚乱。

    与他们相对应的是躲在饭店不敢回家的顾客惊恐的眼神,住宅楼保安瑟瑟发抖的身躯,还有几辆在远处闪着红蓝警灯孤零零的几辆警车和全副武装而又无可奈何得傻站着的警察。这就是我居住了4年的地方,生活了10年的国家。

    今晚从市中心饭店出来,几名保安把在门口,经理出来把原本锁着的门打开放我们出去并告诉我们快点回家。朋友这时也打电话说街上有一群黑人青少年刚刚抢劫了一家中国人开的杂货店。出了饭店原本热闹的市中心几乎没什么人,很是反常。还在纳闷怎么那群小青年这么可怕吗,警察也管不住?

    上了车,24小时音乐电台heart没有了往日劲爆的音乐,却放起了忧伤的中提琴曲子。一分钟过后,音乐电台开始播新闻了,伯明翰地区及周边小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骚乱。伯明翰市中心聚集着几百人把著名购物中心Bullring的诸多店铺砸烂抢劫,LV和苹果更是被抢得一个不剩。

    开着车往家行驶,夜色降临,高架桥上只有几辆汽车在飞驰,主干道正中间一群群的黑人都不约而同地穿着纯黑的帽衫大摇大摆的走着,听到我汽车的声音,全都扭着头望过来,我心里一惊,平时在电影里和新闻里看到的画面现在正发生在我的身上。只要他们想,完全可以把我的车拦下,掀翻,暴打一顿!这时前方蓝光一闪,好像是辆警车,我一脚油门从他们身边绕了过去。把朋友送回家之后又回到市中心我住的地方,一路上全是东倒西歪的汽车轮胎,街边的少年在尽情地砸着电话亭和栏杆,时不时地向我的车砸来一两个小石子。幸好我住的地方有警察把守,也没有商店,最终平安到家。

    回到家一个女生室友吓得快哭了,还没缓过来,她刚刚被一群暴乱者堵在一个住宅区里快一个小时。打开电视,才知道原来大不列颠帝国的首相还在意大利度假没回来呢,伦敦的市长也是刚刚回来一天。这个原本就在没落的帝国在新政府的带领下坠落的更快了,十几年没有执政的保守党在金融危机之后明显不清楚该怎样接手这个国家。不但大选之前的许多诺言没有兑现,而且一系列的新政使得在刚上台一年的时间里示威游行接连不断!这次事件突显新政府的反应迟钝和无所作为。曾经被911地铁和公交爆炸案袭击过的英国在我的印象中一向都是小小心翼翼的,警察都是时刻保持警惕的。一个以绅士风度著称的国家发生如此大的全国范围内的暴动让我十分震惊!更加震惊的是暴动的第三个晚上首相竟然还在度假没有回来。前两天卡梅隆没有回来的理由竟然是他认为事态不算严重!这次事件的主因是由于伦敦警方在一次行动中击毙了一个当地黑帮的小头目,黑帮成员借着人权的幌子开始打砸抢并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底层人士和无学可上的青少年乘火打劫。而警方对此局面完全控制不了,暴乱三天了连一份击毙黑帮头目事件的声明也没有发出。

    耐人寻味的是此次骚乱的主体竟是青少年!他们幼稚的面庞此时再也遮不住一颗颗暴躁的内心!为什么是这样?新政府财政削减方案的一部分就是大幅削减教育开支,并建议大学提高学费。记得我刚来英国的时候英国本地大学生的学费是一年1000镑,当时英国的人均税前月收入是1600镑,这次的新政允许大学最高收费不超过9000镑。大幅的教育开支削减使全英99%的大学都选择了9000镑的新学费标准,这直接导致25-30%的年轻人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如果申请助学贷款,三年大学3万镑的学费和额外的生活费用会使很多毕了业却不能及时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在毕业后第一年破产。

     新政原本的意图是逼迫一部分学生不上大学转而学习体力类得技术活,比如水电工,木工,建筑工人。因为这些工作不体面,英国人不愿做,所以长期被东欧人占据。这部分工作如果英国人能做就能节省很大一部分社会保障开支。新政还要求青年在失业一定时期内被强制安排工作,如果超过一定时期还没有工作,将不再给予失业救济金。在一向以福利制度著称的欧洲,这种让人透不过气的的政策一下子激怒了长期娇生惯养的民众,大大小小以青少年为主的游行接连不断。目前的状况是年轻人既上不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因为和十几个人租一间房子住的东欧人相比,他们身价太贵了!

     没有了工作年轻人就没有了出路,而新的紧缩的移民政策也逼迫很多外国人离开英国,但更逼走了很多著名外籍大学教授和优秀公司管理人员。表面上这些工作职位让给了英国本地人,但实际上这些空缺不仅是职位,更是技术和竞争力。人才的流失使英国本土企业丧失竞争力而被逐渐淘汰进一步减少了就业机会。新政还有不得不说的一点是金融管制。英国服务业占GDP的75%,其中金融服务又占了绝大部分。经过金融危机,新政府对银行的管制和监控达到了变态的程度,各项以控制之风险为名实则影响金融业自由的条款给银行念了紧箍咒!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个人贷款困难,银行本身投资自由受限。多家银行包括汇丰,渣打,都把全球总部搬离英国至香港和新加坡。投行的巨头摩根大通和高盛也几乎摒弃了欧洲总部,虽然总部名义上还在英国,但总裁却一年里10个月都在香港。以金融为支柱产业的英国元气大伤,剩下的就是今年上半年就亏损了14亿英镑的皇家苏格兰银行和深陷坏账泥潭的Lloyds TSB,裁员已成家常便饭!

     英国的青少年何去何从?明年是伦敦奥运会,记得当时伦敦击败法国夺取主办权靠的就是承诺让更多的青少年热爱并参与到运动中来。而如今看来,伦敦的年轻人更热衷于不劳而获的名牌服饰和电子产品,即使是犯罪也无关紧要。再过几个小时卡梅隆就要召开会议了,他讨人喜爱的白白嫩嫩的脸又要摆出一副严肃而悲伤的表情了,他要做些什么?下一个伯明翰的夜晚又会是什么样的?

 


发件人: "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8-13 10:56:53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BBC: 英国的乱与我的动荡 

英国的乱与我的动荡

布里斯托大学博士

2011-08-12

    本周一和家人谈起生活的顺与不顺,那时大概在两公里外,布里斯托市中心正发生一场骚乱,而一个半小时火车之外的伦敦,骚乱已经持续了三天,而同样一个多小时火车之外的中部城市伯明翰,也有暴徒袭击商店。

    英国的乱

    2007年初冬,我抓住英国近十年的经济繁荣周期的尾巴,找到了一份工作。在接下来的火车上,我每天看关于经济危机的新闻,作为日常生活的消遣。一位朋友,也在博士毕业阶段,调侃说,来英国,留学算开眼了,恐怖袭击看到了,全球经济危机也赶上了。

     我期待着一股末世的情绪,在英国流行,可是没有。相反,看到了首相布朗声嘶力竭地站到世界前台,呼吁注资救市,等到经济危机稍微企稳,保守党政府,硬着头皮实行削减财政政策,力图保住自己在金融危机中的优势地位。拿世界的钱,来给自己赢得一个暂时的安全环境,然后毫不犹豫的给自己不打麻药就动手术,看似工党和保守党势不两立,实则双簧,我佩服英国人的智慧,它维持了一个昔日帝国在这个风雨飘摇时代的地位。

    我已经说服自己,这种生活在阴雨天的阴影之下,也许是生活的常态,也是一个成熟社会的代价。你接受规则,也意味着安于一个体系给你的位置,你自觉是一个中产,那就要忍受房贷、信用卡、教育、攀比、职业、机遇对你内心的折磨,但也免于临时工、衰败社区、粗糙的口音打在自己或者孩子身上的烙印。

     这种自由与驯服之间的权衡摇摆,我觉得尚且可以忍受,而社区的衰败,是我觉得最悲伤的事情。在英国,每当我经过一个社区,我大概可以在五分钟之内判断出这里的房价、治安和可能的生活景象,在布里斯托、诺丁汉、伯明翰、伦敦,还有一些小镇,如果看到一家门窗被封,正在转手的酒吧,我总是感到难过,虽然我不是英国人,但是依然难过,我脑子里浮现出来,这里曾经有周末的牌局,他叼着一支烟,看自己的牌,对家的老太太前面啤酒几乎没动;邻居晚间闲聊,看到一个不属于自己社区的陌生人进来,安安静静地盯着,当对方眼光扫到自己,迅速地回给一个微笑;九月底的周日起来晚了,到这里享受一顿下午安静的roast。

     衰败的出现,其实很醒目的。当涂鸦(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提倡的艺术)在门上,很快在窗户、墙上出现;门前一点空地上,草比灌木要高;今年的墙面和去年一样,除了多出来被雨水泡得皴裂开来的墙面;hoodie和发光面料的运动裤成为了少年人的制服;人们拎着廉价超市买来的食品和啤酒,举着最新款的免费手机打招呼,过于夸张地当街大呼小叫,表示自己很幸福快乐。

    我就会慢慢感觉哪里出了问题。

    果然,最后就是骚乱,和本周一晚上一样的骚乱。其实,布里斯托曾经在两个月前,有过一次骚乱,与这次的地方差不多范围,该区与布里斯托臭名昭著的贩毒区毗邻,当时是袭击一家Tesco超市,因为新开的这家Tesco可能会挤垮周边几家小生意,断了人家的活路。于是群起攻之,很快就有临近区域的闲杂人士加入。

     本周一发生的骚乱,也是纯粹抢劫。时光倒退到1981年、1995年,英国在经济陷入衰退时候,都会出现类似的打砸抢,如果更加直接的话,都与黑人社区有关,或者时髦地说,都与多元文化有关。

     卡梅伦首相已经大力抨击过“多元文化”政策失败,不知道力推“大社会”理念的他,现在做何感想?难道这是第二轮政治理论破产?

    作为另一种可能性

    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很多年后,或许把从伦敦蔓延开来的骚乱,叙述为一场新兴的革命:当马克思主义进入到互联网时代,革命模式发生了两种可能模式。在相对落后的中东和北非地区,被压迫的阶级,在长期反抗城管和秘密警察的斗争中,采取推特和街头运动相结合,把独裁者赶出了国门,或者送进了铁笼;而在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青年革命者更加直接,富有斗争和夺取财富的经验,他们头戴着hoodies,砸开自动提款机来筹集革命经费,推特和facebook是他们的武器,他们用抢劫商店,来警告立场不稳的小业主、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勇敢无畏惊醒了西敏寺统治阶级在地中海的假日美梦,沉重地打击了即将下岗的英国警察的自信心。

    有幸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下,在过去的三天,我给曾笠举办了一次生日聚会,冲着家人发了一次火,夜里关上房门,开盏灯,开始担心自己未来的工作。

     如上面所言,我基本上说服了自己,并且在物理外观上,积极与这个成熟社会严丝合缝,穿皮鞋上班,干净的衬衫,常常把袖子卷到小臂上段,表示干得很带劲,尽量快地回复电子邮件,饭后用漱口水,笑的时候,没有鱼尾纹也要制造鱼尾纹,据说那是魅力。

    即使如此,我依然要忍受分离,说这是现代家庭模式,旅行是移动办公的时刻,挤牙膏一样的合同和申请是为了提高竞争力,当然领取三镑钱,填三页表格是优越的管理制度。而对待不稳定的工作,就像最近三天的骚乱一样,一定要淡定,淡定,甚至还要感恩。

    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强烈,在英国,居然温饱和发展已经成为10号和11号的邻居。在中国,我依然还觉得他们俩住在完全不同的小区。 所谓“心蛇难防”,我的内心里有个念头,像雾气散尽,突然现出来的谶语,把自己都吓了一跳:为什么不回中国看看?

    现在我就在赶往飞向中国的航班的路上……

 

 

 

历史沉钩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 <yuweiyuwei4@hotmail.com>  2011-08-03 23:56:1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美国支援日本侵华——《世界金融五百年》出版社的删节

二战前德国与中国的军事工业

余治国

《世界金融五百年》(上、下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年7月版

    在纳粹德国早期重整军备的易货贸易中,中国占有显著的位置。中德贸易主要是由德国来华军事顾问牵线搭桥逐渐完成的。早在一战之前甚至在俾斯麦时代,德国便是向中国输出兵工技术、制造设备、船舶以及各种军火的头号国家。仅1911-1913年,来自德国的军火已超过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60.8%。一战之后,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陆军最多只能拥有10万人,大量职业军人被迫退伍,成为各国争相聘用的军事顾问。尽管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人在外国军队担任军事顾问,但在德国政府暗中支持下,仍有大量德国军官来到中国,仅1927年12月至1932年8月,先后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者就达94人之众。还有大量军火输入到中国,1924-1928年,从德国输入的军火占中国输入军火总值的41.87%。

    希特勒曾说过:“中国人并不能等同于靼鞑人和匈奴人,他们是特殊的人种,是有一些文明的人种。”他上台后,中德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不仅向中国提供德式装备,还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在抗战早期,中国政府唯一依靠的外国力量只有德国。德国军事顾问帮助整训中国军队。至1937年7月,国民党中央军整训35个师,东北军整训了10个师,另有粤军10个师、川军 26个师、9个独立旅也进行了整训。在蒋介石中央军中有30个师接受了系统的德式军事训练,装备了大量德式装备,为抗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抗战全面爆发后,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了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为中国军队出谋划策。日本极为不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德国军事顾问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协助中国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日本军官们对德国的情感……德国的行为极大的危害了德日合作的政策。”

    德国军事顾问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大量建议并参加相关计划的制订及实施。他们指出:中国“必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中国政府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发展起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工业。1936年,德国军事顾问又帮助国民政府制订了的《中国工业计划》,该计划的实际执行因战争干扰而终止,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台湾全面实施了该计划。(蒋硕杰与此有莫大关系)

    在德国人的技术指导与援助下,湖南的炼钢厂、炼铜厂、机器厂、炼铅厂、氮气厂、炼锌厂和煤矿开办了,江西的煤矿、炼钨厂开办了,四川的炼油厂、酒精厂开办了,陕西? 牧队统Э炝耍幽系拿嚎罂 1935年,国民党军队步枪所用弹药有半数需进口,到1937年时,轻武器及弹药已基本能够自给自足。

    当然帮助不是无偿的。1937年希特勒会见时任中国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时说:“德国是一个工业国家,中国则富有矿物和农产品,两国间自然要进行易货往来,德国在远东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的要求,只想发展贸易。”德国重整军备需购买大量原料,与中国发展易货贸易可以获取器所需的战略原料,尤其是钨和锑。当时,中国钨产量占世界总产量之37.6%,德国每年钨进口量的60-90%都来自中国。德国人愿意以军火? 鹜泄蝗∥偕袄唇谑〈蟊实耐饣恪6鹑诖蠛嘤牍ひ稻尥吩蚩梢岳┐笤谥泄

   1934年8月,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德国人汉斯?克兰秘密签订了一份《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根据合同,中国先向德国贷款购买军火物资及军工装备,再以农矿产品进行偿还。蒋介石认为,“此次中德合作成功不仅予我国防有极大之助力,且将来我民族复兴赖此更巨。”

   1936年4月,中德签署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马克的优惠贷款。合同签订后,希特勒对蒋介石说:“中德两国之货物互换实给予两国经济进展以莫大裨益,获蒙钧座异数关垂,谨为申谢”,并赠德国国防军之荣誉宝刀一柄,表示“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蒋介石亦赞扬希特勒“对于德华两国间经济合作热心主持,合同现在签字,使国交益敦亲睦,建设得有基础,尤为欣慰,特致谢忱。”

   到1937年,中国政府从德国购买的军用物资占到全部进口商品的83%。为了对日作战,中国从德国所购的军火种类繁多,飞机、潜艇、防空炮、野战炮、坦克车几乎无所不包。自1934年8月中德易货合同实施后,中方向德方订货总值在4亿马克以上,在抗日初期? 辽儆?.44亿马克、约合5816万美元的德国军火运抵中国。这些装备加强了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能力。而德国则从中国源源不断地得到钨、锑、铬等稀有金属以及桐油、生丝和大豆等德国急需的农产品。仅1938年时,中国钨砂出口79%输往德国。

   后来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组成轴心国,尽管德国声明停止向中国输出军火,但一直到1938年11月日军攻占广州切断香港援华路线为止,平均每月有3.6万吨的军火经香港流向中国大陆。而中国直到1940年都仍是德国钨矿最大的供应国。

   1938年,德国承认伪满洲国后,中德合作逐渐结束。苏联继纳粹德国之后给予中国大量援助,以牵制日本,防止陷入德日两线作战之中。1937年8月,中苏两国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签订了中国从苏联购入武器的借款协定。此后,苏联于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自1937年11月开始,苏联政府陆续派遣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来华。仅武汉抗战期间,援华苏联顾问就达近4000人。参与援华的军事顾问中,包括著名的朱可夫元帅。

   中苏贷款共计1.7亿美元,中国偿还贷款本息总计2.02亿美元。苏联对华贷款利息率较低,为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援华贷款 的利息率高达6.5%。孙中山之子孙科曾说过:“在国际价格上,这实际是4亿卢布,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价格折算美元仅3万元,装备每一个中国师仅合中国货币150万元。”通过贷款,中国获得了大批性能优良的苏制武器。苏制坦克装备了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师。苏联队中国的援助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才宣告结束。

   与苏德不同的是,英法两国却对中国百般刁难。中国外交家杨杰曾说过:“孔祥熙在欧接洽之飞机,英方仅有二十余架,法方四十四架(计三种),并付现款,其价格较予在苏方接洽高一倍。”难怪连宋美龄都叹曰:“中国抗战3年来得自苏联之物资援助,实较自英美方面获得之总和多至数倍之多。”

   美国不仅没有援助中国,反而成为日本侵华的帮凶。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美国只是在口头指责下日本以掩人耳目,但却与日本密商谅解。胡佛总统宣称:“日本方面也有些道理。我们与它的友谊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我们应该友好地考虑日本的处境……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同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日本三井集团以90多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杜邦? 景闭ㄒ┑呐浞健C拦拱鸭壑?4万美元的枪炮弹药,600万美元的军工设备,7000万美元的钢铁,1600多万美元的石油卖给日本。从1931年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美国对日贸易额从1932年的6400万美元上升到1937年的6.3亿美元,5年间增长近10倍。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美国的对日贸易,尤其是对日战略原料的输出仍不断增加。自1937年到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物资总额共9.867亿美元,其中军用物资占7.039亿美元。美国金融家与企业供给日本大批军火物资,用来屠杀中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访美演讲时说过:“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身体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

   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摩根财团便向日本提供大量资金。对于华尔街来说,日本人比中国人受欢迎,在他们眼中,中国人是一个虚伪、狡诈的民族。九一八事变后,在摩根财团掌门人拉蒙特的操纵下,《纽约时报》刊文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比喻成美国占领巴拿马运河,故意为日本人的残暴与侵略涂脂抹粉,误导大众继续信任日本,他们自己则通过贷款为日本的侵华事业添砖加瓦。

   美国宣称? 鲜刂辛ⅲ褂妹拦蛔霸匚淦骱途  1937年上半年的1.15亿美元下降到下半年的0.73亿美元,以后几年更是每况愈下。
    由于日本冶金工业较为落后,工业母机生产非常原始,而一切制造业都有赖于工业母机的生产。所谓工业母机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如车床、刨床、铣床、钻床、磨床、镗床等。工业母机的水平决定了一国制造业的水平。日本主要从美国进口所需的高级工作母机和精密仪器。日本侵华后,美国大量投资于日本军事工业,帮助日本建立起现代化的军事工业。美国福特公司提供日本现代化冶金技术,洛克菲勒财团帮助日本建立新式电气工业,梅隆财团帮助日本飞机制造业的现代化。到1938年日本全面侵华后,美国仍给日本1.25亿美元的贷款来购买美国的工业母机等战略物资,加强了日本制造侵华军火的力量。

   1938年7日1日,美国国务院通知美国飞机公司说, 美国政府不同意把飞机和飞机零件出售给正在进行狂轰滥炸的国家。而1937年,美国出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为248.4万美元,到了1938年,美国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却增加到1745.4万美元。

   日本从美国输入的军需物资占输入全部军需物资的比例是:废钢铁90%,铅45%,铜90%,石油和石油制品65%,发展飞机和坦克工业所需的机床占70%。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就坦率地指出:“日本的侵略得到我国大力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能被制止和停止。”

   1940年7月,罗斯福政府对供应日本的石油和废铁实行许可证制度,但却毫无作用。1940年8月间,有30多万吨的生铁、废铁等物资输往日本,这个数目约与1940年前半年所供应的数目相等。1941年头3个月,美国卖给日本的飞机汽油比1940年同一时期要多131%。美国金融家与工业家仍继续大力帮助日本大财团建立新的军事工业部门。例如它们供给鲇川康采恩控制下的日满钢铁株式会社以设备,帮助这家康采恩在库页岛上使用电力新法开采石油,帮助中岛飞机制造厂的改建,协助三菱的制铝和造船事业。

   日本经济极为依赖美国,如果美国要帮助中国抗? 剑灰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希望通过日本驱逐英法在亚洲的势力,有意让中日两国通过持久的消耗战损耗实力。1941年,美国远东政治事务顾问斯坦利?亨贝克在给美国国务卿的备忘录中写到,日本随着东南亚战事的进展,将加紧对中国施加压力,迫其媾和,如果日本得逞,美国将受损,因此要让中国尽可能牵制日本,但也不能支援到让中国迅速战胜日本。美国的利益在于让中日两国纠缠不休,因此中日任何一方迅速获胜或失败都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坐山观虎斗,自己却兼收道义与利益上的双丰收,美国人的手段真是够老辣的。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8-05 15:15:1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Fw: 陈仁端:谈《四千年农夫》

谈《四千年农夫》

陈仁端

2011/08/02

    摘要: 费孝通教授曾经如此谈过他读金氏《四千年农夫》的观点:“他(指金氏)是从土地为基础描写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 ...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和谐的农业。在亚洲这块土地上长期以来生产了多少粮食,养育了多少人,谁也无法估计,而且这块土地将继续养育许多人,看不到终点。”

     陈仁端费孝通富兰克林·金四千年农夫上个世纪初美国的农学家金氏(F.H. King)前来日本、中国和朝鲜考察农业,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四千年农夫》。极力赞扬东亚的传统农业。这件事在中国的农史界经常被提起。金氏于1909年2月2日离开美国的西雅图,同年7月18日前后离开日本返回美国。这期间访问日本、中国和朝鲜,而在中国的时间最长,大约为4个月20天。

    在中国访问太湖流域的时间最长,前后两个半月。其余时间访问香港、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以及现在山东省的青岛和济南、天津市和吉林长春市。他观察中国农业时南北兼顾,既看到南方泽农和北方旱农的不同处,更多地注意到二者的共同特点一一那就是用养结合、精耕细作和地力常新。

    金氏在他晚年拖着老迈之身不远千里来东亚考察农业(当时他夫妻俩是坐轮船来的,从美国到日本的横滨花了20天时间),其动机和目的在哪里?读他这本著作必需要把这一点搞清楚,就是说要把他的问题意识搞清楚。他在著书的序文里说,他们早就渴望跟中国和日本的农民见面,用自己的脚走进他们的田园来考察,亲眼察看并理解世界上最古老的这些农民们所采用的若干方法、器具和习惯等。他说:"我们渴望了解经过二千年或三千年甚或也许四千年之久的今天,怎么使得土壤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这3个国家稠密的人口成为可能。现在我们得到了这个机会"。

    显然,金氏最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东亚三个国家人口那么稠密而其地力经久不衰竭?金氏之所以有这个疑问是有其背景的。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来,从他著作的字里行间看得出来,他对当时美国式的农业之前途是感到忧虑的。例如说美国农业使用大量的化学肥料;美国的农耕方法使肥沃的处女地不到三代人就地力枯竭,等等。

     其次,要想到金氏是一个受过西欧现代农学熏陶的农学家,特别专于土壤学、肥料学、农业工程学。他在中国实地考察农业的时间虽然只有4个多月,但可以想象,在他到中国之前,肯定对中国农业有一定的研究。而他仍然坚持一定要来中国亲眼考察,为他的著书写序言的美国农学界耆宿L.H.Bailey教授称赞金氏是"训练有素的观察家"。

    金氏这本著作有个副题: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这个 Permanent Agriculture可以翻译为"永久农业",也可以译成持续农业。有部分学者把金氏说的永久农业理解为没有发展的、四千年不变的农业,把它跟流行的关于东洋社会的停滞性理论联系起来。或理解为封建社会末期的"农业凋弊"。把中国四千年之农业看作是停滞性的,也不能说不是一种看法,但如细读金氏的书,他说的"永久农业"毋宁近于"持续农业"的意思。

    金氏这本著作在国外学术界的影响不小。德国学者Wargner的《中国农书》随处引用金氏此书。著名的有机农业之倡导者英国的Albert Howard和美国的J.I.Rodale都读过金氏的著作,深受影响。日本有机农业研究会的代表干事一乐照雄称赞Albert Howard为"真正的农学者、真正的生态学者"。自从上个世纪后半叶西方石油农业的诸多弊端暴露以来,提倡替代农业之声此起彼伏,如有机农业、自然农法、生物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型农业以及持续农业等等。看来,说金氏是现代持续农业之先驱者也未尝不可。因此,可以认为金氏是近代西欧农业科学的继承者,而他的农业观或者说农学思想具有很浓厚的有机论及生态学因素。以下就从这一角度来验证一下金氏对中国传统农业的看法。

    首先看看金氏留意到中国农民使用哪些肥料。把主要的列举如下:

    人粪尿、家畜禽粪尿、蚕屎、蚯蚓粪、草木灰、草木落叶、绿肥、堆肥、骨肥、泥肥、土肥、蒿秸、蜗牛壳、豆饼、灶灰、其它杂肥。

    这些肥料的绝大部分是有机肥。金氏没有提到化学肥料的弊害,只说化肥的来源不是无尽藏的,而且由于使用化肥而默认了植物营养素的浪费。这可以说是他对近代欧美社会的一种文明批判。相反,他在书中多处讲到有机肥的好处。其中最强调废物利用的重要性(第九章)。人粪尿、家畜粪尿、草木落叶等等废物都不浪费掉而当作肥料归之于土。这就是一种循环利用。汉字"粪"的本来意义是"弃除",后来变成"肥料"的同义词。

    金氏强调废物利用,称赞蒙古人种勤俭、劳动的美德。又说中国人是由于人多地少,迫不得已千方百计利用一切能利用的废物作为有机肥料,这也道破了真理的一面。但他的洞察力并不止于此,他同时还看到施用有机肥在农学上的合理性,虽然这在今天已经属于常识的范围,而且也是中国古农书上已经说过的。施用有机肥不但能给作物补充植物营养素,还可以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增进土壤的肥沃度。施用有机肥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质量好。金氏说中国人不但是给作物营养(Feeling the Plants),还给土地施肥(Manuring the Land),增养肥力。日本的一些老农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说这是"土づくり"(培肥土壤的意思)。

    在中国农民施用的众多肥料中,金氏特别注意观察河泥(Canal Mud)、草塘泥(沤肥)。他在太湖地区(昆山、嘉兴)仔细观察草塘泥的制造、施肥过程,为此不辞在不同时期往返同一个地区之辛劳。在山东省他观察了土肥的制造、施肥过程。他认为土肥是一种硝化过程的应用,欧洲的硝石农法(Niter Farming)类似于此,说很可能是从中国传人的。凡上述种种,证明东方的农民通过实践掌握事物的本质,而其中所包含的原理是值得他们美国人花费精力来研究的。

    中国农业的间、套复种的多熟制度也是使金氏叹为观止的一种传统习惯,说东洋人善于集约使用时间和空间(第十一章)。他说的集约使用或有效利用时间和空间,不仅是指多熟制度(System of multiple cropping),还包括类似在田地以外的地方制造土肥等。在他的著作的第十一章里,他举了在太湖流域的冬小麦套种棉花的例子,据他的计算,这种方法比不实行套种一一即等小麦收割完后才开始播种棉花的方法要节省30天的时间。这样,如能伴之以合理施肥和精耕,就能从单位面积的土地上获得最大的收获。关于间套复种的多熟制度,金氏侧重说明其节省时间和空间的效率面,当然他也一定注意到合理轮作实际上也就是保持地力常新壮,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的措施。

    除了以上所述以外,金氏在太湖流域还观察了河网和农田的状态、稻作栽培技术、养蚕业、茶业以及农民生活的其它方面如燃料、建筑材料、织物原料等等,可以说衣食住行各方面都他仔细考察。熟读他的著作,会觉得他不仅是一个技术精湛的农学家,更是一个具有高深哲学思想的农学家,而且是个对农民抱有深厚感情的人道主义者。

    金氏考察东亚农业回国后,留给他整理资料、思索著书的时间太短,不到两年就与世长辞,著书也没有写完。据为金氏的著书写序文的Bailey教授说,金氏准备写最后一章"中国和日本给世界的信息"(Message 0f China and Japan to the World),而来不及写这一章就不幸逝世了。我们不禁会想,他会在这最后一章写些什么?如今这只有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了。Bailey教授在序文里谈他自己的读后感,说:"我们的第一个教训是,要学习保护自然资源,土地这个资源。这就是金教授从东洋带回母国的信息"。

    《四千年农夫》(公元1911)出版后三年的1914年又有一本金氏的著作Soil Management在纽约出版。这本书是金氏构思十年,收集资料,要写成一本书而来不及写,逝世后由他的遗孀整理其遗稿出版的(据该书C.w.Burkett氏的序言)。这是一本关于土壤的理论性著作,全书十二章,最后一章以"三个古代国家的农业"作为结束,而这一章可以说是《四千年农夫》一书的理论总结。

    我国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曾经如此谈过他读金氏《四千年农夫》的观点:"他(指金氏)是从土地为基础描写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份。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和谐的农业。在亚洲这块土地上长期以来生产了多少粮食,养育了多少人,谁也无法估计,而且这块土地将继续养育许多人,看不到终点。他称颂中国人是懂得生存于世的人。"费教授这一段文章是1985年写的,反思他自己的学术工作,说金氏这本书的观点对他的影响很大,引导他得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是"五谷文化"或"乡土社会"这个概念。费教授读金氏著作的体会是相当深刻的。

    距金氏著《四千年农夫》700多年前。中国一个74岁的老人陈旉写了一本农书。据说陈旉"于六经诸子百家之书,释老氏黄帝神农氏之学,贯穿出入,经往成诵,如见其人,如指诸掌。下至术数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陈旉农农》•洪兴祖后序)。他自称"西山隐居全真子",是道家。他继承、发展了先人的农业技术和思想,提出"地力常新壮"之说。金氏想从东方带回给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信息是否就是这个"地力常新壮"之说?

    本文节选自陈仁端教授《关于太湖流域的水环境与生态农业的若干思考》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8-03 13:26:33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辛亥启示录:皇族内阁错在哪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马勇

2011年07月06日

     辛亥革命虽然说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是要终结皇权,重建民权,但就这场革命具体情形说,显然具有偶发性,并不是历史因果链条中的必然。导致这个偶发事件的是两件事:第一件是清廷不慎将责任内阁办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第二件是这个皇族内阁发布的第一号文件,竟然是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由此将清廷先前十多年苦心经营的政治经济改革全盘颠覆,甚至连带着将清廷送进了历史。

清廷对立宪的让步

    责任内阁是君主立宪国家的必然选择。所谓君主立宪,其实就是用宪法去约束君主的权力,将管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权力交给内阁;君主在许多时候不再处于权力要冲,不再成为各种政治势力觊觎的焦点。

    清廷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对此已有足够政治考量。后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立宪日程,成立责任内阁始终是立宪预备中的应有之义,并没有什么人对此产生怀疑。这一点在朝野之间早就达成了共识,并不存在障碍。朝野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时间,即何时召开国会,何时发表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名单。

    从朝廷的立场说,他们希望按照预备立宪清单一步一步去实现;而政治情绪被调动起来的民众,由于外交危机一再刺激,总希望朝廷根据变化的情形调整方案,尽早召集国会,成立责任内阁。那几年一波又一波的国会请愿运动,其主旨就是这样几件事。

    对于民间呼吁,朝廷其实一直给予善意回应,并未断然拒绝民众呼声。但要立即召开国会宣布责任内阁,还是觉得太过草率,毕竟这关涉国家管理体制的大变化,丝毫马虎不得。朝廷的态度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谨慎,但是民间对此并不领情。1910年8月,各省请愿国会代表作出决议,宣称国会不开,各省均将倡导“不纳税主义”,要求各省咨议局在国会召开之前,不得承认新租税。这就将民主政治中的程序性冲突转化为一种政治对抗了。

    更为蹊跷的是,这种政治性对抗并不仅仅表现在朝野之间,并不只是朝廷与人民之间的分歧,而是随着立宪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中央与地方之间越来越严重的权力冲突。地方督抚逐渐站在了民众尤其是立宪党人一边,俨然成为朝廷的对立面,这对朝廷后来的决策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1910年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当从本源入手,而这个本源其实就是责任内阁,就是国会,就是司法独立。至于人们一直谈论朝廷一直重视的所谓教育、巡警、自治等,则为普通行政的范围,不论立宪以前,还是立宪之后,均应该视民力而次序推进,即便将来实现了君宪主义,这些普通行政的改革依然不会就此结束。

     张鸣岐的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所以当中央临时议会资政院开会后,各省立宪党人又开始向北京聚集。他们发起声势更为浩大的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强烈要求摄政王当机立断,即日请旨,速开国会。

    对于地方督抚和各地立宪党人的呼吁,朝廷给予积极回应,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并先期组织责任内阁。应该说朝廷的让步还是比较大的。

政治变动的恶性互动

    然而,朝廷的让步意味着先前“有计划的政治”可以随时调整,也就开启了政治变动的恶性互动。朝廷从九年变五年的巨大让步不仅没有满足立宪党人的要求,反而引导他们去想:既然可以从九年变成五年,为什么不能立即实行呢?

    1910年11月9日,山东巡抚孙宝琦代递在籍绅士的呈请,呼吁朝廷速开国会。12月9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将奉省绅民的一个呼吁转报朝廷,强调即开国会设内阁是大局扭转的关键,是防止东三省版图沦为异域的惟一办法。

    孙宝琦、锡良等大员的建议并没有使朝廷改变主意,但朝廷先前对立宪期限的调整无疑激励人们有理由期待奇迹,相信朝廷最终不会漠视人民的要求。于是各地绅民乃至学生要求朝廷速开国会设内阁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各种各样的请愿运动也是风起云涌。

    当时的中国政治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景观,地方督抚和资政院、咨议局大致与民众站在一起要求加快政治改革,只有朝廷在孤零零地坚守着宣统五年才能实行立宪的“有计划政治”。清廷的坚守并不是不动,而是按照既定日程往前走。1911年1月17日,宪政编查馆根据朝廷指示编制了一个修正后筹备立宪逐年清单,对此后两年需要筹备事宜都有目标明确的规定。28日,朝廷公布宣统三年预算案。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将政府收入和支出向社会公布。从这里不难体会清廷立宪的诚意。

    清廷的诚意赢得了各方面善意回应,此后几个月国内形势大致风平浪静,即便春天在广州发生了一场极为激烈的黄花岗起义,但丝毫没有影响清廷立宪的决心。国内各界相对平静,也没有多少集会、游行或请愿。大家静待朝廷按部就班落实立宪步骤,想想看现在已经是宣统三年了,即便是宣统五年步入立宪,不就还有两年时间吗?两千年都这样过去了,为什么这两年不能等?

    中国在静静的等待中度过了半年时间。5月8日,清廷根据立宪日程,颁布内阁章程及官制,裁撤旧有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按照君主立宪原则筹组新的中央权力中枢即新内阁。新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内阁协理大臣两人。下设十个部,每个部不再像过去那样设立满大臣、汉大臣,而是各部只设一个大臣,不分满汉,族群出身不再成为选拔大臣的标准。这不仅在客观上消除了满汉族群分歧,不动声色地废除了被人诟病的“满汉双轨体制”,而且大幅度降低了政府职数,有助于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新内阁的政治架构和部院设置,应该说改革力度不小,先前数年各界批评意见都在一定程度获得了吸收和采纳。这个新内阁不论其权限还是设置,其实就是立宪政体下的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就是国务大臣之领袖,秉承宸谟,定政治方针,保持行政统一。

    按理说,新内阁成立了,而且是按照调整后的立宪步骤成立了发布了,各方面应该满意了安心了,应该相信朝廷会按照既定计划走下去了。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原本趋于平静的中国却被这个内阁名单给掀翻了,历史从此转弯了。

皇族内阁暴露真面目

    各界的不满乃至愤怒不是指向内阁的政治架构,而是内阁名单。十大部院加上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共计13人,竟然有皇族出身的五人、宗室一人、满洲贵族二人,留给汉人的名额只有四人。如此算来,汉大臣不是增加了份量,而是大幅度减少了,因为按照改革前满汉双首长政治架构,十大部院就应该有十个汉大臣,在全部名额中应该占50%或稍弱。

    清廷发布的这个亲贵内阁名单引起了立宪党人极端愤怒,咨议局联合会很快向都察院提交了一份抗议书,明白表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的性质,要求朝廷迅速改正,尽快于皇族之外选派大臣重组责任内阁。

    皇族成员不宜担任内阁成员尤其是首席,大约在皇族内部也有争议。皇族内阁名单宣布后,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率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两次请辞,这或许是他们意识到了什么,但他们并没有从制度建构层面进行反省。现在咨议局联合会从制度层面提出反对,这就为立宪党人提供了一个反对的充足理由。

     5月14日,山东巡抚孙宝琦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强调宗支不宜参与内阁。到了6月下旬和7月初,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咨议局议长及议员四十多人一再联名或单独向朝廷请愿,一再重申“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惟一原则,请求朝廷尽快取消这个皇族内阁,于皇族外选派大臣另行组建责任内阁。

    对于各界要求,朝廷这一次似乎不准备让步了,先是严肃训斥孙宝琦的建议太过荒唐,紧接着发布一个上谕,对《钦定宪法大纲》给予重新解释,以为即便实行了君主立宪,黜陟百司的权力仍然归属于君主,议员不得干预,以为这才是君主立宪的本旨。

    朝廷的强硬姿态彻底断了立宪党人的念想,使他们突然醒悟可能还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说得对,清廷过去十年可能一直就是假立宪假改革,在涉及政治权利根本时,清廷终于露出了不愿分享的真面目。被欺骗的感觉一旦醒悟,立宪党人立马与清廷分手。清廷终于用自己的手,将最重要的盟友推给了革命党,陷入低谷的革命运动立马获得了新动力,两百多年的清帝国就这样走向自己的终点。

    百年之后回望皇族内阁这件事,究竟错在哪里呢?按照清廷的考虑和辩解,既然是第一届,就有第二、第三届,第一届有问题,为什么不能等到第二届予以更正呢?还有,君主立宪使所有人一律平等享有参政的权力,大家都说皇族也就是那时的高干子弟不得入阁,为什么他们不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力呢?更何况,这几个入阁的皇族成员高干子弟,也并不是五谷不分的草包饭桶,大家为什么这样嫉恨呢?

    这些辩解都有理由的,但是清廷忘了,皇族优先享有政治权利,其实是对平民对立宪党人政治权利的剥夺,君主立宪就是要约束君主的权力,现在弄了一大帮皇族组成政府,君宪还有什么意义呢?

 

 

辛亥百年祭

钱文军

2011年8月02日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依照两千年多年主流认识所猜测,这是孔子望河水而感叹时光迅速流逝之语。辛亥首义迅即百年,中国号称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然后是空前绝后的人权灾难,至今“共和制”仍仅限于一党内决策层密室策划,民众权利之共和遥遥无期。看见无数人在为那场革命上香,乌烟瘴气,我只能烧几张纸钱,以驱赶革命幽灵,但愿它早日灰飞烟灭!杨天石教授认为:如何评价辛亥革命仍无定论。此认识无疑很对,“无定论”说明有争议,比以前“有定论”也即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而无争议要好得多。杨教授指出:“台湾的学者就认为是全民革命”,而非什么“资产阶级革命”。这其实也不奇怪,蒋介石在国民党三大开幕词中就已定调:“(一)本党所代表的民众,绝没有阶级之分。”即全民党;“(二)三民主义之为社会主义,总理在其遗著和演讲中,已经反复说明。因为三民主义的革命,不仅是民族革命,而且包含社会革命。”说“全民革命”是国民党方面的基调。孙党历来贪天之功,早就将辛亥革命纳入其资本囊中,就像共党自称“抗日中流砥柱”一样。老孙刚从报纸上得知辛亥首义消息未几,约10月25日,就在纽约告知日本总领事的代表鹤岗永太郎:“目前华中起义,系由本人所指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P543)

     于是接下来杨教授就叙及尚有诸多悬疑需要解决,“我们不能把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等同看待,辛亥革命有它自己的特点,但目前这方面我们研究得还不够。”很对。但尽管有了许多新认识乃至于产生许多争议,官论依旧,“革命”这个俗套仍然笼罩着论者;“革命先行者”的桂冠仍然戴在孙氏头上,缘由仅仅是国共两党都需要人们尊奉这个偶像,借以维护其执政的合法性。所谓“辛亥革命”,既非国民党所称“全民革命”,亦非中共定义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新军中激进分子折腾出来的反满兵变,约定“八月十五杀鞑子”而已。任何政治意义皆后来卷入者的借题发挥,策划此次举义之要员此后非死即遁,足以说明问题。

     反思“辛亥革命”,首先必须还原孙中山之形象。孙氏原本并不神圣,即使在革命党人中,“孙大炮”之雅号也早就如雷贯耳,他本人也知道摆脱不了的。这说明从人格上,他并不为人们尊重,是朋党利益决定才使之获得领袖之地位。公认其谈不上有什么思想,所有政治哲学说道都是从西方那些民主社会论说中抄来的,关于此,鲍罗廷向苏共中央的报告里说得极为明白,他竟自纳闷:“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成为党的领袖了呢?”后面的章节里有细说,此处不赘。

     登上神台,是孙氏平生夙愿,临死前留话让党羽们模仿列宁制作不朽金身以供崇拜便充分表达了这个夙愿。但买账者并不多,例如梁启超、胡适在其死后的悼亡文章里都毫不客气地指责“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孙文主义”。真正神化他,是蒋介石在苏俄扶持下得以执掌政权,“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在1929年3月的国民党三大上确立的。会议正式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大法”。孙氏“遗教”被奉为“最高根本大法”,比“国教”更甚。从宣传上、法律上禁绝了此前广泛存在的各种批判与讥讽,为蒋氏自己需要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鸣锣开道。从那以后,孙中山才得以爬上神坛。

     辛亥百年,如果继续恭维孙中山,就不仅是继续历史流传之扭曲,也证明现在之浅薄,无助于进步,有利于腐败与僵化。比如前不久再次热闹起来孙氏已于1904年3月加入美国国籍问题,他欺蒙世人达21年之久,至死未谕。此事国外早有披露,如美国学者史扶邻1970年出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十年后出汉译本,却无动静。直至前几年始引人注目,诡辩之声仍迭起,可见这个民族意识何等昏聩。把“驱除鞑虏”推翻满族王朝奉为正义,却拥戴美国公民作为“建立民国”之首任总统乃至“国父”,这在任何民族国家都是极其荒诞的,说“国耻”丝毫不过分。若至今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就更不可理喻了!

     窃以为“辛亥兴师”或“辛亥举义”皆谈不上是什么“革命”,它只不过是汉人对于满族朝廷抵御外来势力不力,长期积郁之不满的一次发泄;但它给予清廷顽固派的冲击是有力的,兼之各地响应使清廷迅速陷入孤立境地。能摆脱顽固派把持而醒悟,进一步采取让步政策,即使仅仅为挽救自身垮台而为之,客观上也顺应了历史进步大潮。这本是立宪之大好时机,若把握得住,于国于民皆福音也!

    如果没有12月25日孙氏跑来搅局,南北和议所获得进展至少比“历史没有如果”强得多!本来还颇有希望的南北和议,“南京的某些主张共和的代表们,早在12月20日,即曾有过保持皇室的思想,打算以它‘作为团结边疆’如新疆、西藏和蒙古的象征,而‘剥夺它的一切权力和特权’。”(《清帝逊位与列强》,P376)但一切都因孙氏到来而泡汤,下船伊始,孙即表态:“革命的目的达不到,决不和议。”什么是“革命的目的”呢?汪精卫一语道破:“你不赞成议和,不就是舍不得这个总统吗?”窃得总统之位立即张罗“北伐”,原本还算顺利的和议因孙氏破坏而失败。孙氏破坏了和议,扭曲了辛亥之后中国史,在当时各种可供选择的道路中走了一条最黑暗的路。

     广义地说,历史不过是现在对过去的认识;狭义地说,那就只能指最接近事物本相,且尽可能精准地剖析其脉络的认识。大约可以借鉴黄仁宇老先生之“大历史”来说事:以摄政王为代表的清廷顽固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彻底革命派,在貌似极端对立的表象下是彻底一致的内核。这个内核可以用老毛转述列宁的一句话加以诠释:“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故二者实质上相反相成,从顽固守旧和极端激进两面夹击唯一具有进步意义的立宪潮,合力陷中国于专制泥沼中不能自拔。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辛亥开启的革命潮经孙中山误导后其实是历史之反动,不存在任何层面上的进步意义。我们只需用吴委员长最新的五个“坚决不搞”去对比清廷之“预备立宪”,应当不难理解百年来这个历史倒退何其巨大。

    从文化层面上说,革命党控诉满清朝廷的千般罪恶归纳起来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昏聩的清廷不堪抵御西风东渐对所谓“封建传统”的冲击,理当“王朝易姓”换个主子来担纲。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并胜利地终结掉皇权,不是因为清廷冥顽不化恪守“封建传统”那一套;而是因为它屈服了,开始试行“西方那一套”也即“准备立宪”,于是激起众怒,这才会有“辛亥首义”所带来的“终结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所谓“乱世出英雄”,想做中国新主子的大人物姓孙、姓袁、姓蒋、姓毛,按照丛林法则厮杀,中国人民的血泪一如既往地浇灌“英雄伟业”。最终为最缺德、最残忍的毛氏胜出,果然不辱使命打造出古往今来最成功、最细密的专制权力,如今唤作“中国模式”。黄仁宇在其名著《中国大历史》中评价蒋,说“他的一生表彰着一个极为伟大的群众运动,有了这个运动作基础,才可能有日后的人民共和国之产生。”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说大清国因对外屡战屡败而覆亡,民国却因打赢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戴着抗战胜利的光环垮台。

    试想,自打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不断地打败仗不断地割地赔款,都没人能推翻满清皇朝,即使如太平天国那样宏大的“起义”也没能推翻满清。反倒是十年无战事也无割地赔款再发生了,却弄出个并不起眼的“武昌首义”,且一呼百应最终由袁世凯逼迫清廷逊位。本来在认识上就属于“半桶水”的立宪派,被“皇族内阁”以及“收回路权”所激怒,糊里糊涂便跻身激进派合力倒清了。摄政王主持的朝廷没弄明白,他们设立“皇族内阁”的决策已经悄悄地改变了矛盾的性质,使一场政体之争变成种族权利之争了,作为少数民族的清廷,此举实际上就是自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先生在《新世纪周刊》发表《辛亥启示录:皇族内阁错在哪儿》一文,言简意赅地简述了清廷自1906年开始的立宪过程,以及因立宪进程而使革命退潮;又因革命退潮而引发朝廷守旧派亢奋。

    文章提到,直至“皇族内阁”颁布以前,清廷一直接受各界尤其是立宪派之意见,每次都有让步性改进;“按照既定日程往前走。1911年1月17日,宪政编查馆根据朝廷指示编制了一个修正后筹备立宪逐年清单,对此后两年需要筹备事宜都有目标明确的规定。28日,朝廷公布宣统三年预算案。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将政府收入和支出向社会公布。从这里不难体会清廷立宪的诚意。”结论正确。只要想想国务院颁令,公布“三公消费”都执行不了,当年此举确实了不起。而社会亦投桃报李:“国内各界相对平静,也没有多少集会、游行或请愿。大家静待朝廷按部就班落实立宪步骤,想想看现在已经是宣统三年了,即便是宣统五年步入立宪,不就还有两年时间吗?两千年都这样过去了,为什么这两年不能等?”

     1911年3月29日,孙中山筹备了几个月的“黄花岗之役”速败,革命党骨干损失惨重,而社会似乎波澜不惊,就连其发生地广州也无甚骚动。此事件显然使朝廷顽固派利令智昏,不过月余,5月8日颁布各界翘首以盼的首届责任内阁,“十大部院加上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共计13人,竟然有皇族出身的五人、宗室一人、满洲贵族二人,留给汉人的名额只有四人。”这个“皇族内阁”的名单惹怒了立宪派,他们迅即通过谘议局联合会向朝廷提出抗议;“5月14日,山东巡抚孙宝琦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强调宗支不宜参与内阁。到了6月下旬和7月初,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咨议局议长及议员四十多人一再联名或单独向朝廷请愿,一再重申‘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惟一原则,请求朝廷尽快取消这个皇族内阁,于皇族外选派大臣另行组建责任内阁。”就连“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率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两次请辞”。然而朝廷这回没打算让步,继续强硬坚持。作者认为:“清廷忘了,皇族优先享有政治权利,其实是对平民对立宪党人政治权利的剥夺,君主立宪就是要约束君主的权力,现在弄了一大帮皇族组成政府,君宪还有什么意义呢?”

    5月,清廷不但颁布“皇族内阁”,还采纳盛宣怀的奏请,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川汉、粤汉铁路强行收为“国有”。理由似乎很充分:四川铁路公司募集民间股银1400万两,其中300万两被该公司由经理施典章挪用至上海炒股导致亏空,朝廷不肯买这300万两的单。于是惹怒股民延及各界,应了“天下未乱蜀先乱”这句古训,不但工农商学兵,就连回、羌头人土司,基督、佛教信徒,皆卷入保路风潮。朝廷颁令弹压,酿成血灾。以哥老会为主的会党发动武装暴乱,清廷进一步调兵镇压,直至成全“武昌首义”。

    英籍海关洋员贺璧理彼时致函莫理循,表达了他对于辛亥革命之反感:“我也看不出有何必要进行如此剧烈的变动。1908年8月27日,朝廷下诏,规定在1917年颁行宪法,并提出一个完整的政治改革计划。在筹备立宪期间,每年都要推行一些改革措施。到1917年,政府机构将高效率地运转起来,至少将有一半国民受到教育,足以理解他们的责任与义务。于是,立宪派尽一切可能用和平的方式保证君主立宪政体循序渐进地建立起来。然而,与此相反……他们却消灭了历来受到普遍崇敬的帝制,将国家置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在颠覆了现政府之后,他们又没有训练有素、富有经验的人员替代那些被撤任的职员。我承认,我对于中国的前途十分悲观。”(《北京的莫理循》,P384)远在法国的勒庞则在其1911年新作《革命心理学》中预言辛亥革命的后果:“中国不久就会发现,一个失去了漫长历史给它披上的铠甲的社会,等待它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在几年血腥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它必然会建立一个政权,它的专制程度将会比它所推翻的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里还引申出来一个问题:何以当年旁观“辛亥举义”的洋人会如此准确地断言辛亥革命的灾难性后果,而中国文化精英人士却极少这种卓识?突出的表现就是那些一度主导社会思潮的改良、立宪派人士,纷纷跻身造反潮。导致这种状况决定于传统文化之深厚底蕴: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汉文化,人性缺失已经“非一日之寒”了;饱受此种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追寻“天理”的欲念远甚于对人性的敬重,人性意识几乎为零成为辛亥革命的最显著色彩。蔑视人性的革命潮冲垮同样蔑视人性的满清朝廷,中国再次上演改朝换代之惨剧。直至今日,海峡两岸乃至域外华人,浩如烟海的辛亥革命评论文章依旧没有逃脱这个积重难返的俗套,完全无视自那场革命以降酿成多少人权灾难,只知夸夸其谈教条所赋予的陈词滥调。从人文关怀角度审视那段历史者犹如凤毛麟角!

    我们回过头去看一看这段历史,不知百年之后是否会有新的感悟:败于八国联军之后,清廷“1901年颁布上谕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统。’清政府在此后几年间,颁布了一系列政令,如废科举、兴学堂、汰冗员、改军制,建立各种新机构,以及推行‘奖励设厂’等保护和鼓励民族工业的政策。

     1905年以后,清廷又作出‘预备立宪’的许诺。”(《辛亥武昌首义史》,P113)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下诏设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进而决定立宪,期限先九年后改五年,允至1913年设立议院。各省议员均已选出,在京成立了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而这个联合会短短时间内就向朝廷举行四次抗议示威活动。至于报纸杂志画报,据冯自由提供的数据,至辛亥时已逾千种以上,绝大部分为民间所办。是年10月30日,连党禁也取消了。百年过去,退步几何?至少,人民自主抗议的权利、自由选举的权利、自由出书报的权利、自由组建党团的权利确确实实是没有了。

    中国几千年的政体,归根结底是一个官僚集团统治的政体,皇帝一直是这个集团的最高首领。辛亥革命废弃了皇帝,群龙无首之状态下,官僚集团必将随着时代进程而分崩离析,北洋政府应该可算是这个过渡。“联省自治”一度成为共识。眼看中国就要滑进宪政的坑里,“西方那一套”行将取代“中国特色”。谢天谢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党专制”简直就是为官僚集团统治量身定做的“蟒袍”。这回,又是孙中山引俄入室,拿着苏俄的金钱、武器,自愿充当苏俄的提线木偶,挟持中国再次走上歧路。

    从辛亥到北伐,既是国民党的发家史,也是孙中山的祸国史。经历漫长的血雨腥风,孙党终成毛党之铺垫,“马克思加秦始皇”总算获得成功,一个空前庞大、细密而且稳固的官僚统治新模式得以确立。至于失去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失去藏南,即使比“满清卖国”还要惨重,那都是无需计较的代价。正因此,辛亥革命功不可没,既得利益团伙总是要纪念这个“伟大节日”的。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7-30 22:51:10 +0800收件人:"James Zhu"<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关于中国的民变。。。

    学渊评:中国文化的落后性,就是反对进取,反对求变。一百年前,中国的思想是活跃的,求变之理是合法的,革新的人物是遍地皆是的,连王公贵族里也是如此的,因此政治进步的可能性比今天要大了许多的。当年清廷的宽容是为民国的进步做了铺垫,今天的不宽容,或许是为中国的未来乱世制造条件。

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倒行逆施其实是最大的错误

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

2011年8月

    辛亥百年,初夏时节,独坐书房,心潮翻腾,为什么一个历时二百六十七年的大帝国那么经不起风浪?自问自答,无遮无拦,只求自己信服。录下要点,公诸同好。

    (一)黄花岗:损失惨重的孤注一掷

    问:百年前的辛亥,够热闹的。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二十九)的黄花岗烈士的壮举以后,前仆后继,终于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不愧为历史大转折。

     袁:胜利者为自己的统治制造合法性,喜欢夸大自己的功绩。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书写的历史,水分太多,不足凭信。黄花岗烈士的精神当然值得敬佩;为反对专制制度献身,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但从历史进程看,辛亥革命,黄花岗起义,作用都被夸大了。【与其说是“……民族的浩然正气”,宁可说是“……先进分子的自我牺牲精神”,英雄创造历史,人民或许只是吃人血馒头的,学渊评】

     应该如实把辛亥革命看成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了该刊主编杜亚泉用高劳的笔名发表的《革命战争记》,对刚刚发生的革命,分析就比较全面:

     “当时下有鼓吹革命之党人,而上复有制造革命之官吏;立宪其名,专制其实;商路则收归国有;外债则任意大借;代表则递解回籍;内阁则专任亲贵。凡可以离民之心,解民之体者,行之惟恐不力!又值各省水灾,饥民遍地;天时人事,相逼而来。宜乎广州之变方起于前,川省之事又继于后。……殆武汉事发,各省响应,革命军之旗帜遂翘然高举于禹域之内矣!”(高劳:《革命战争记》,《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九号。)
至于黄花岗之役,可以说是同盟会的孤注一掷。

     据一些学者研究,所谓十次革命,大部分是规模不大的军事袭击,一共用去57.98万元(当时它的财务中心在香港,所以全用港币计算)。其中黄花岗起义从一九一○年十月十二日开始筹备,历时七个月,所用资金连善后费用二万元,共达二十三万元,占十次革命总费用的40%。(郑宪:《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三辑第252~253页,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台北版。)

     这次起义,参加者一百七十人,殉难八十六人。人数仅次于一九一○年二月十二日倪映典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战死百余人,被捕十四人);但这次死难的烈士很多是留学生和同盟会的中坚。而就后果来看,这个事件对清政府和社会的震动都不大。两广总督张鸣岐接连洋洋得意向朝廷报告:“此股乱匪歼灭殆尽,城内外商民始终均未受扰,地方一律安谧”;“粤垣乱党一律肃清,人心大定,佛山、顺德股匪均已击散”。(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324、3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版。)

      不宜简单地说黄花岗起义催生了武昌起义,大清王朝坍塌,另有原由。

     问:不是革命推翻了大清帝国,难道他们是自杀吗?

     袁:革命当然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元勋。

     没有武昌起义,这个腐朽王朝不会倒下。武昌起义最初的规模,远远比不上黄花岗之役,更与倪映典领导新军激战一天的壮烈无法比拟。但这两次起义被清政府轻而易举镇压下去了;而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却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原因在于半年之中,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人说“最后一根稻草”或是此理,学渊评】

    (二)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后果

     问:你所谓倒行逆施指的是什么?

     袁:头一条是拖延政治体制改革。

     清末新政,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个十年,改革推动着经济和社会向前,业绩辉煌。但是,社会危机也日益显现。废除科举加上涌向国外的留学潮,培育了知识谱系与自我定位崭新的知识阶层;由于获得经济自由而壮大的工商阶层也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公民权利意识。他们对内难以忍受无所不在的腐败折磨;难以忍受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蛮横专制和民族不平等;对外深感列强侵凌而又受制于文明差距和力量对比而回天乏力。

     条条愤慨汇聚为一个压制不住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对大清帝国的统治者说来,这是赎罪的机会:对一八四○年以来的无知、野蛮决策给各族人民带来的苦难赎罪。这也是自保的机会:经济力量和文化知识特别是新知都在民间,你凭什么仍然把一切权力都攥在自己手中?越来越少人相信,遥远的过去铁骑开疆拓土的辛劳可以换得万世江山。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丧失殆尽,赶紧弥补社会大裂缝,避免在大风暴中彻底埋葬自己,是最为清醒的选择。

     不改革无法稳定;改革要遏制和调整统治者的利益。士绅和知识阶层的主流,深知急剧变革的负面效果,希望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实现和平转型。他们被称为立宪派。但年青一代知识阶层中,失去耐心的越来越多,支持武装革命的力量日益壮大。与此同时,统治阶层内部也在分化,对要不要和何时实行宪政,众说纷纭。于是,改革和革命的赛跑开始了。这是决定中国历史的赛跑。

     问:难道当时的执政当局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吗?

    袁:他们似懂非懂。不能说他们完全不懂。一九○六年九月一日,朝廷下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可是,改革要过三道关。 第一道是认识关。

    一九○七年开始至一九○八年间,民间和官僚请开国会的呼声已互相呼应。他们的意见在报刊广为传播,也一再上达朝廷。进入一九○九年,请开国会运动,更进入高潮,并与群众性的游行示威相结合。

    立宪派要求结束专制统治,以一年为期,召开国会。“一九○九年十月十三日,即谘议局开幕的前一天,张謇(江苏谘议局议长)同苏抚瑞澄(武昌起义时任湖广总督)及立宪派骨干……进行了仔细磋商,确定由瑞澄联合各省督抚要求迅速组成责任内阁,由张謇出面联合各省谘议局要求召开国会。”(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26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版。)

     这些朝野精英敏锐地看到,这是事关国家兴亡的大事:“窃维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非人民参预政权,则国本不立,无以靖内讧而孚众望,此近世以来代议制度所以竞行于各国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9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

     他们驳斥“或谓国民程度之未合,或谓地方情形之不同”等谬论,直截了当指明建立民主宪政体制,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康庄大道:“盖常人之情,莫不恶乱而思治,惟有所求而不得,则乱心生矣。”“如以议院通达下情,则民气毕伸,宵小自难鼓煽。”(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3~605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似曾相识,学渊评】

    他们还尖锐地指出:“议者又谓人民程度尚有未及……此则最普通之说而尤为谬误者也。……无论何国其初开国会时,人民之程度皆非即如今日之优……故以我国今日之人民程度比较欧美,彼以有国会之故,训练已熟,经验已久,两者相形,自不免有高下之殊,然比于其国会开设之初,则固未见其远逊。”(同上,第615页。)

    一九○五年开始,清政府多次派宗室和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支持宪政,有些报告分析深刻,提出的措施得当,至今读来仍令人拍案称奇!

     看看他们提出的宪政入门的三条路径吧: “一曰宣示宗旨。……使全国臣民奉公治事,一以宪法意义为宗不得稍有违悖。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乡官恒数十人,必以乡邑会议公举……庶官任其责,议会董其成,有休戚相关之情,无杆格不入之苦,是以事无不举,民安其业。……三曰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集会、言论、出版三者,诸国所许民间之自由,而民间亦以得自由为幸福。”(《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泽等奏请以五年为期该行立宪政体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12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

    简明扼要,切实可行。 不过,这些都没有说服执掌最高权力的“圣上”,他们的根本观念没有改变。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七日,预备立宪进行三个年头后,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体现了统治集团所谓宪政,不过是皇室继续统揽一切,而希冀得到一些新的统治工具而已:“谨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主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宪法大纲》,《光绪朝东华录》总5979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版。) 【未言的只是 “党指挥枪”,学渊评】

    以此为指导思想,大权独揽,不愿跟上时代、确立主权在民的观念,这是他们进退失据的总根源。

    第二关,看行动。

    一九○九年十月十四日,全国二十一个省的谘议局成立(新疆省延期开办),同时开议,尽管仍是咨询性的机构,但它是选举产生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开端。翌年九月二十三日,钦选、民选议员各九十八人的全国性的资政院正式成立。民选议员是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产生的。这些都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省以下要成立议事会。这方面也有不少进展。

    第三关,关键时刻的行动。 渐进的改革当然重要。但积累到一定程度,到关键时刻要敢于飞跃。这个时光的决策往往决定政权的生死存亡。 政治体制改革聚焦在两个主要环节上: 1.官制改革,组建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政府机构,取代原有的很不完备和运转不灵的腐朽官僚机构。 2.从中央到社会基层建立议会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

     官制改革从一九○六年开始,就讨论得很热闹,大家翘首以望。四月二十七日黄花岗起义,被清政府轻而易举镇压下去,大大增强了统治者的信心。十天后(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他们先后颁发几道关于组织内阁的圣旨,分别任命内阁总理大臣、两位内阁协理大臣和十位各部大臣,组成所谓责任内阁。十三人中,汉族四人;蒙古族一人;满族八人,而其中皇族又占了五位。舆论称之为皇族内阁。等于一盆冷水泼下来!

     看看历史背景,问题的严重性更加凸显。

    按照清朝体制,各部设满汉尚书各一员。一九○六年十一月六日宣布实行新官制,十一个部的尚书,实际是汉族四人,蒙古一人,满族六人。满汉比例为六比四。而历时五年,组成的所谓责任内阁,满汉比例变为八比四,不进反退!【“随龙进关”的东北利益集团,学渊评】

     对于这样的倒行逆施,民间团体和社会精英们竭力设法挽救,希望朝廷回心转意。

    “辛亥四月,颁布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五月,谘议局联合会复上书请愿,以内阁宜实负责任,总理宜不任懿亲,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呈由都察院代奏,不报。……六月,饬改订资政院院章。是月,谘议局联合会复请另行组织内阁,朝旨以用人系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预斥之。”(伧父:《立宪运动之进行》,《东方杂志》第九卷七号。)
两次上书被斥为越权。

     政权开放,拓宽公民参政的途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五百万满族继续霸占政权,意味着四亿汉族参政路径非常狭窄。各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落空了,特别是稳健的社会精英——主张和平改革的立宪派绝望了,迫使他们走上与革命力量携手共进的道路,中国从此多事矣!

     问:难怪武昌起义与半年前的黄花岗之役不同,一下子就全国响应,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袁:社会精英——知识阶层和士绅早就被激怒了。

    知识阶层和士绅企盼政治体制改革,集中表现在一九一○年年初开始的整整一年的各地请开国会运动。一九一○年在各省谘议局代表先后组织的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后更名为国会请愿同志会)和各省谘议局联合会领导下,连续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

    一月十六日,第一次请愿。

    六月十六日第二次请愿,由不同团体分别递交了十份请愿书,签名人数高达三十万人。

     十月七日至九日,第三次请愿进入高潮,一些青年学生甚至割下自己的肉、切下自己的手指为代表送行。而十月五日,云贵总督李经羲、湖广总督瑞澄联合致电各省督抚征求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之意见;并于十月二十五日由十五位督抚、将军联名上奏,请立即组织内阁,明年(一九一一年)开设国会。其它督抚也纷纷上奏理出同样的要求。十月三日正式开会的资政院,也于十月二十二日议决上奏,请速开国会。在朝野各方结合的巨大压力下,清廷不得不于十一月四日下诏宣布着手组织内阁、编订宪法,提前于一九一三年开设议院。在清政府看来,这似乎是很大的恩典了,与立宪派的要求只差两年。但这个短短的时间差,却要了大清帝国的命。

    与此同时,清政府下令不准继续请愿,并命各省请愿代表即日散归;同时禁止报刊刊登有关消息,禁止发表评论。

     可是,这并没有吓到各地群众。从一○一○年十二月三日至一九一一年一月中旬,以东北和直隶为中心兴起第四次请愿运动,四川、江西、湖北等地纷纷响应。冲在前面的是奉天(辽宁)的学生,十二月四日,五千余学生手执“请开国会”的旗帜游行到督署,派出代表向总督锡良哭诉:“东三省就要亡了,非即开国会不能保存。”十二月六日,奉天两万余人大请愿,一位报纸编辑断指血书大旗,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等痛哭跪地要求总督锡良代奏,与会群众在高呼“大清帝国万岁”、“皇帝万岁”、“国会万岁”的同时,也哭声震地,令锡良也感动落泪,答应代奏的要求。

    这几次请愿运动说明什么?

     1.救亡呼唤启蒙。

    这个时期要求民主、立宪的呼声如此强烈,直接原因不外两条:一是列强咄咄逼人。一九一○年,日本宣布“日韩合邦”,把韩国吞下去了;与此同时,日本和俄国订立密约划分在满洲的势力范围。另一是义和团事件后,清廷的腐朽已暴露无遗,救国的途径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当时的士绅、商人、学生、市民的政治认识已经达到十分难得的高度。

    随着经济发展和思想启蒙的进展,知识阶层的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自由、民主、法治已经成为舆论的最强音。从请开国会运动他们提出的要求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阶层特别是社会精英达到的思想高度:除了继续督促朝廷早日召集国会外,还要求开放党禁,并着手组织政党;要求参与宪法的制定;要求年内成立新内阁;要求各地继续向国民灌输宪政知识,启迪民智。【为何不是黄金时代?学渊评】

    他们不是说说而已,并且积极行动。有些人提出“国会不开,各省谘议局不得承认新租税”;原定募集的赎回外债基金和支持建设海军的募款也停止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动向,与先进国家民主革命前夕十分接近。 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清政府虽然被迫宣布提前三年于一九一三年开国会,但基本态度则是坚决镇压。

    先是不准上访,把上访者赶出北京。一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圣旨指示:“着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不准在京逗留。”【刁民可恨,万古一律,学渊评】

    二是公开恐吓和压制:“学堂学生,历练未深,本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以儆其余。”(《清末筹备立宪史料》下册第652~653页。)

    三是秘密逮捕。清政府下令侦查请愿领导人,“稍有可疑,即行密拿请惩。”直隶总督即于一九一一年一月七日下令逮捕直隶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第二天又玩弄指鹿为马的手法,密电朝廷诬指温世霖是“乡里无赖”,“结众敛钱”,“意图煽动”,应发配新疆,严加管束!九日,清廷立予批准。(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329~330页。)

    四是一意孤行,把权力死死握在自己手中。在强硬镇压下,群众请愿短暂沉寂;四月二十七日的广州起义也以七十二烈士血染街头告终。清政府志得意满,甘冒天下大不韪,十天后便宣布组成“责任内阁”——皇族内阁。

     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的内容是现代政府机构和他们的运作方式彻底转变:机构由专制统治者颐指气使的工具,转变为分权制约、并接受公民严格监督的机关;由统治机关转变为服务机构;由信息垄断者转变为信息的提供者和开放者。这三个转变早就应该开始了,但从当时的实际操作的情形看,见不到任何转变的迹象。一切仍然取决于“上谕”,内阁无所作为。如此不堪的所谓“责任内阁”,实际仍然视之为最高统治者比军机处还不如的幕僚。

    面对这样的情况,哪能不绝望? 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激发了汉族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满族统治者统治二百六十多年,仍然没有消除民族隔膜,是由他们实行满蒙贵族处处优先的制度带来的恶果。统治型政府拒绝转型,又加重了汉族各界厌弃满族统治者的情绪。

    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后,各地摧枯拉朽,纷纷宣告“独立”,那是对朝廷绝望的谘议局与革命党人合作的结果。他们在各省联手,成立“大汉军政府”。

    武昌起义后,武汉军政府通告各省,开宗明义就说:“满洲以东胡贱种,入主中原,残德相沿,几三百载,淫威虐政,未遑具论;然以神明华胄,而戴此犬羊余孽以为宗主,是亦旷世之奇羞,绝代之巨耻也。”(《武汉军政府通告各省文》,《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261页,国史馆1996年台北版。)

     大部分省份发表的文告大同小异;华夷之辨的气息非常浓烈。

    这是辛亥革命思想基础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值得庆幸的是,建立了汉族为主的政权后,早已在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汉族,理性地对待满族,很快转换语言,众口一声主张“五族共和”,除少数几个地方外,避免了民族冲突。【五族祖先同一,请读拙著《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学渊评】

    与民意背道而驰,清政府自己点燃了革命导火索。

    (三)践踏法治引发保路运动

    问:光是不准提前开国会和退出皇族内阁,还不至于掀起这样的巨浪吧?

    袁:清政府唯恐自己覆灭得不够快,沿海各省的请开国会运动好不容压下去变为潜流,又制造出西部的保路运动。

     事情是从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即宣布皇族内阁的第二天的关于铁路干线国有的圣旨引发的。五月二十日,朝廷又批准邮传部粤汉、川汉铁路借用英、德、美、法各银行借款合同。从清政府主观意图看,为的是加快铁路建设,巩固边防:“川路奉命改为国有,实因民力艰难,虽竭二十年亩捐,亦不能竣事。滇藏威逼,川路不成,边防难办。”(《盛宣怀、端方致王人文电》,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43页,中华书局1863年北京版。)过去把这一措施解读为卖国勾当,过于简单化了。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建设铁路就开始萌动了。动因是外国资本为中国这个大市场流涎。要不要接受洋鬼子的建议修铁路?朝野各方激烈争辩了将近三十年,闹了许多令人喷饭的笑话。一八八九年,清政府终于认定,铁路非修不可。列强抓住这一机会,与抢占势力范围的野心相结合,推动筑路高潮的兴起。有清一代共筑铁路9618公里,其中9254公里是甲午战争(一八九四年)以后修的,年均544公里,绝大部分是外国投资或借外债建成的。(1912~1927年修了3422公里,年均214公里。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包括东北,共修7996公里,年均800公里,但日本人在东北修建的占了很大部分。)

    当时的铁路是利润高达40~70%的暴利行业。一九○三年开始,国人为维护主权和分享利润,也极力挤进这一领域,掀起收回铁路主权运动。湘鄂粤三省以美商违反合同为理由,要求收回粤汉路自办,终于在一九○五年八月以赔款675万美元为代价,废除了美商建设粤汉路的合同。在这个斗争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河北)、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自办运动风起云涌,并收回了一批路权。为此,一九○三至一九○七年间,全国有十五个省创设了十八个铁路公司,其中十七个是商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页。)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粤汉铁路公司和川汉铁路公司。后者创办于一九○四年一月,一九○七年转为商办。它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租股”,按田租3%收取,成为全川士绅和田主广泛参与的公司。至一九一○年止,实收股本高达一千一百九十八万三千两。(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第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

    川汉铁路公司,本身就是新旧社会递嬗中产生的怪物。这个公司成立于一九○四年一月,四川总督锡良倡议创办,最初是官办公司;一九○七年转为商办。一九○八年聘请詹天佑为宜昌至万县段总工程师,但当时他无暇兼顾,直至一九○九年才上任,并推动工程在这一年年末正式开工。从章程制定、用人行政到股金收集,均由各级官吏越俎代庖。由此造成两个严重后果:
一是贪污、浪费、账目不清非常严重。

    一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四川谘议局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的报告指出:“其开支每多浮滥,即以昨年之报告而论,各局所开销至于五十余万金,寸路未修,而耗款若斯之巨”!(同上。)

     租股“征收之后,或握款不交,或征而不报,辗转侵蚀中饱,多入私囊。按租股征收六年(自一九○五年开征起至一九一○年止)应有一千二百余万两。而实收仅九百余万两,足见其弊端之大。”(《川汉铁路筹建经过》,《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4页,1963年,成都。)

     一年多以后,上海出现钱庄倒闭潮,川汉铁路公司存放上海的资金三百五十万两,亏损二百八十五万余两。据两江总督和邮传部调查,其中大量是经手人诈骗和侵蚀,当时揭露有确凿证据的已达一百一十万两。 二是工程进展极端缓慢。【不似我党好大喜功,学渊评】

    在一九○九年秋詹天佑接手宜昌段并于十二月十日开工以前,一寸铁路都没有修成。“到辛亥革命为止,已建成通车的运料路有三十余里,因桥洞未完工而尚未通车的铁路有八十余里”。(曾绍敏:《漫话四川保路运动》第7页,巴蜀书社2006年成都版。)其它路段则交白卷。

    四川铁路公司的混乱,朝野早已议论纷纷,民怨沸腾,整顿势在必行。上策是监督公司自行整顿。应该在政府和议会(四川谘议局)监督下,由公正的第三方彻底清算账目,保存资产;然后从实际出发,

    定出整改和重组办法。可是,清政府不遵循当时的《公司律》和市场经济的正常办法,愚蠢地下令“收归国有”,而补偿办法不容股东置喙,反而让各方怨恨集中到政府身上。

    据参与者的记录,四川股民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他们要求通过法治和宪政来保护自己的财产。而统治者却把经济权利的要求说成是政治问题。从五月九日“干线国有”的上谕发表,到九月七日发展至血染成都,双方兵戎相见,整整四个月,有多次挽回机会,都被清政府及其大员断送掉了。

    第一次纠错机会出现在“上谕”下达后的头一个月,各方苦求“圣上”收回成命,而朝廷一意孤行。【国进民退,锦涛同志也一贯立场坚定,学渊评】

    各方反对干线国有的函电纷至沓来,这是一场法治、民主与专制的博弈。 其中最为精辟的是四川谘议局呈请四川总督转报朝廷的呈文: “谕旨收回干路,而川汉并非邮传部从前奏定干路(按:一九○七年奏定的干路名单)……乃部咨一并牵连收回,似尤未为允协。……取消商路,事系剥夺人民既得之权利,俱应由资政院议决。四川川汉铁路关系本省权利,存废应由本省谘议局议决。”(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八六三~一九一一)第三册,第1269页。)

    违反原有规定和民主程序,这样的“圣旨”,显然错了。

    五月二十日,批准在借外债的合同上签字的上谕公布后,谘议局联合会上奏章指出: “立宪各国慎举国债,必经国会之议决。先朝钦定资政院章程,亦以议决公债之职权,畀诸资政院。不经资政院议决之国债,遵先朝之法律,原应归于无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1页。) 没有经过资政院讨论,借债筑路,又是违法的!

    成都各团体和川汉铁路公司的呈文则说: “川汉铁路纯依国家法律而成立,既无收回国有之理由,恐致酿成外有之惨祸。……且按照《公司律》,非开股东大会,不能决议。似此朝旨迫切,少数股东,谁敢承认接收?……请旨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暂勿派员接收,免致激乱人心,别生枝节。”(同上,第345、349页。)

    依法维护自己的财产权,何错之有?

    官办铁路是不是好呢?谘议局联合会的奏章指出: “中国幅员之广,铁路何以必须国有?国有铁路,何以摈斥民款,而纯借外债以收回之?”“以外债造铁路,亦必以铁路受外债之害,路未成而本息已无所出,将何法以治之?官办铁路,夙称弊薮。京奉铁路,每里三万余两;沪宁铁路,每里五万余两;津浦铁路,尚不止此。以有穷之借款,供无穷之挥霍,将何术以弭之?”(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2~343页。)

    四川谘议局的呈文也说:靡费侵蚀等弊端,“即官办又何尝不然?而延误之咎,尤必不尽在商办。即如宜昌购地,请督办大臣一纸告示,经年余而始下。……四川倒款之施典章,乃出于川督奏派而非商民公举之人。凡此口实,岂能一归国有,即保其净绝根株?”(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八六三~一九一一)第三册,第1268页。)

    这些都是非常理性请求依法办事的奏章。如果清政府也理性地响应,公布有关信息,与民众代表诚恳对话,矛盾的化解并非难事。不幸,那么平和,那么设身处地为稳定社会提出并不苛刻的建议,都没有打动执政者。

    就在这个时候,资政院议员也要求召开临时会议审议有关事项。尊重民意,尊重民意机关,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摆在眼前。可是,在朝廷眼中,这些事:“虽属重要,尚非紧急,自可于开常年会时从容详议。”(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4页。)按规定,资政院的常会在每年九月(新历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中旬)召开,那时革命烽火已遍域中。机遇早已在云中飘逝!

    第二阶段是八月二十四日开始的罢市、罢课、罢工、罢耕,四川人以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和平示威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了;最高当局依然无动于衷,采取强硬措施压制。

    戊戌变法后,全国各地,民间团体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民间的老社团——同乡、宗亲、同业和各种慈善组织也生机勃发。【即NGO(非政府组织),我党已及时取缔镇压,学渊评】

     六月十七日,川汉股东走在粤汉等地同业前面,率先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背后支持这个组织的是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

    这次四罢,是清政府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公司的财产触发的。两个月零七天的和平交涉过去了,清政府不但没有顺从民意,改弦易辙,反而在八月八日,邮传部任命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继续用川汉铁路公司的资产修筑铁路。实质是强行接收这个公司的资产,立即变为国有。股东们非常激愤,开会做出决定,撤销李稷勋驻宜昌总理的职务。清政府变本加厉,用皇帝的名义钦派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股东们忍无可忍,通过决议,即日起开始四罢(罢市、罢课、罢工、罢耕)。这些示威活动有几个特点:

    1.和平,守法。成都街头搭了许多牌楼,上面供奉“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旁书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的圣旨中的两句话:“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家家户户门首也贴上有同样字句的黄纸;市民朝夕焚香祷祝。【一九八九年北京学生跪着上书,以示爱国,学渊评】

    2.同抗缴租税相结合,卡住钱袋子,抓到了专制统治当局的命脉。

    九月一日,川汉铁路股东会议发出不纳粮税通告,宣布“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税,不纳捐输。”“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八六三~一九一一)第三册,第1286页。)

    3.与粤、湘、鄂等地的抗议活动互相呼应,成为全国性大规模的示威。 不过,人民走进现代社会了,统治者还滞留在中世纪。他们应对的措施是:【尽如假精灵、误邦国,学渊评】

    1.切断信息流通。严禁报刊登载这类消息,禁止电信局发送有关电报。
    2.坚决拒绝民间和地方官员维持商办的请求。

    在罢市和罢交捐税浪潮威胁下,四川总督赵尔丰于九月二日给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副总理)发出电报,坦陈当前局势。他说: “川人已定宗旨,不能俯准商办,即实行停纳钱粮、杂捐,以为对待。他不具论,即兵饷立竭,势将哗溃,全省坐以自毙。” “自立宪之说鼓吹,人人有自由观念;自留东学生归来,多半狂悖言论。今借口路亡国亡,浸润灌输于一般人民之心理,群情激愤,矢志决心。……川省有变,湘、鄂亦必继踵而起”。“总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势不得不用兵力剿办,成败利钝,实不能臆计。至全国受其牵动,尤为尔丰所(不)敢任咎。”(《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1554~1555页,国史馆印行,1996年台北县新店市。)【尔丰同志本可以是一个好人,学渊评】

    话说得非常尖锐,非常中肯,也非常沉痛。可是,清政府以“奉旨留中”四个大字,束之高阁,置之不理。化解危机的机会又一次丧失。 第三,不能冷静对待少数人的极端意见,抓人、杀人,导致全面的武装起义。

     民众认识不可能划一,在群众运动高潮中必然出现一些激烈意见。四川保路运动中同样有这样的情况。

    九月五日,有人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的入口处,派发传单:《川人自保之商榷书》。这份传单号召“保护官长”、“维持治安”和“一律开市、开课、开工”的同时,提出由各州县议事会集议,责成城市自治机构——城区的董事会代收租税;“昼夜加工,制造枪炮”;“练国民军”;“边险地方建筑炮台”和发展“实业及教育”等主张。

    (同上,第1557~1559页。)赵尔丰看到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一份宣布四川独立的宣言,保路运动是“阴图革命”!(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69页。)【党性胜过人性,学渊评】

    这样的过度解读,加上他听信保路会“定谋于本月十六日聚众起事,先烧督署,旋即戕官,宣布独立”(《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1564页。)的谣言,导致一场血染街头的大惨剧。

    一九一一年九月七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骗保路同志会和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到总督府,立即“手缚绳,刃指胸”把他们一一逮捕。成都市民闻讯后,“各街民众来乞释者,由午而暮、而午夜,虽枪毙三十二人,不稍退却(督院内死二十六人,各街死六人。)”(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35~336页。)【就地正法了,就没有转机了,学渊评】

    这些市民是头顶光绪皇帝的牌位,手无寸铁,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求释放代表的。这样的和平请愿竟不能见容于凶残成性的赵尔丰,居然下令开枪,让鲜血染红了督署和成都街头。

    当天,赵尔丰致电内阁,竟然把事情说成是匪徒数千放火和进攻督署,他“饬令兵队开枪抵拒,伤毙前锋十数人”。清政府于第二天回电:

    “该署督前奏川人抗粮抗捐等情,已属目无法纪;兹复倡言自保,意在独立,尤属罪无可逭。着赵尔丰迅速查拏。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大犯,即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宣统政纪》卷之五十九,文海影印本第1048页。)

     七千万四川人忍无可忍,拿起刀枪反抗了;以会党——袍哥为骨干组成“同志军”,到处摆开战场。一个月后,武昌起义;十一月二十二日,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军政府;十一月二十七日,四川大汉军政府成立;四川人为埋葬大清帝国建立了丰功伟绩。

    历时四个多月的博弈,历史给了清政府多次回归法治、和平解决的机遇。只知统治人民的专制统治者,毫无自省精神,终于把人民逼上梁山。

(四)专制政权转型的历史教训

    问:专制政权本性难移,它的覆没是无可挽回的。

    袁:世界上专制统治转型成功的也不罕见。大清帝国转型失败的教训值得认真记取。

    有清一代十个皇帝,除宣统小儿和慈禧罩着的同治皇帝外,没有荒淫的昏君。它开疆扩土,留下一份一千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大版图。入关时只有几十万人的满族迅速汉化,施政的成败得失,大体上都是汉族传统文化的体现,仁政和专制兼而有之。清朝特色的仁政是“深仁厚泽,永不加赋”;专制则是坚决维护三纲,制造空前残酷的文字狱!

    其坍塌的基本原因,说到底是统治阶层的认知与现代文明的差距太大。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执掌最高权力的专制统治者仍然是宗法专制体系的俘虏,在一呼百诺的军机处辅佐下指挥一切。而在世界现代文明浸润下,民间社会日益强大,社会精英和一部分大臣,包括部分满族大臣和皇族,已认同民主、法治。通过法治和民主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解决社会矛盾已成为他们的共识,而最高统治者的思想仍然停留在统治臣民,用严惩首恶、分化胁从的办法去处理与民间的矛盾。先进的民间与落后的统治核心的思想文化差距,是这个大帝国迅速土崩瓦解的直接原因。【尽管如此,清廷曾有变通之议,民间尚有变通之才,都是为民国的铺垫学渊评】

    人们说,只要湖广总督瑞澄或后来应召出山的袁世凯之中的一个切实卖命,局势会大不一样。须知瑞澄是十八督抚上书请开国会、推行宪政的领头人;而在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体制下几乎丢了老命的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认真推行三权分立的新政支柱,会忠实辅翼这样的专制皇朝吗?思想差距是这个末世王朝分崩离析的最深层的原因。【袁世凯在处理清廷的问题上也是一个GENTLEMAN,学渊评】

    从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开始,多数省份已宣布独立,大势已去,躲在紫禁城中的寡头,才批准民主机构——资政院的请求:开放党禁,大赦政治犯,颁布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真正的宪法,实行宪政。三天后(十一月二日)颁布的《宪法十九信条》,以中规中矩的现代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昭告天下。但是,来得太晚了,统治核心的公信力完全破产了,庄严的承诺,成了人们不屑一顾的废纸。他们的垮台不足惜,重建稳定的现代社会秩序的历程,那么漫长,那么沉重,那才是中国人心头难于抚平的创伤!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8-02 22:22:34 +0800 收件人: 抄送:标题: 民国奠基与民初宪政经历中的欧美模式

民国奠基与民初宪政经历中的欧美模式

----揖美追欧旧邦新造

海裔

    摘要: 本文要探讨的是1911-17年期间中国政治精英对于英、美、法、德四个欧美模式的模仿,并试图解释这种模仿为何最终遭到失败。

    “东亚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国荣光,锦绣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这是1912年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揖美追欧旧邦新造”是建国者们对自己所进行的伟大事业的概括,尤其指出了民国奠基对欧美先例的参照。但如果进一步追问:中华民国的奠基与民初的宪政经历究竟按照哪一国模式展开,答案似乎不是那么显而易见。

    今人受哈耶克等西方思想家的影响,往往以“英美 vs.法德”之分来探讨中国二十世纪道路。但在清末民初,恐怕最大的对立出现在“法美”与“英德”之间,前二者是共和制,后二者则是君主立宪制。同盟会-国民党政治精英标举前二者而贬低后二者。但在革命的过程中,立宪派人士一再以英、德的君主立宪模式来对抗革命派的共和主义模式。即便是在民国建立之后的立宪争论中,立宪派人士也往往以英德模式为参考来提出自己的共和宪法模式。这场“模式大战”最终产生出来的结果恐怕是出乎当时所有人意料的:英美法德,中国一个都没有学成。

    本文要探讨的是1911-17年期间中国政治精英对于英、美、法、德四个欧美模式的模仿,并试图解释这种模仿为何最终遭到失败。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政治始终处于四大结构性制约之下:第一,清朝留下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存在王朝的认同,但缺乏类似“大清人”这样的统一民族认同,国家结构相当脆弱;第二,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汉族官僚集团崛起,清王朝的军事权力日趋地方化,中央权威衰败严重。第三,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十分恶劣,列强虽因均势而无法灭亡中国,但从未放弃过蚕食中国权益乃至煽动中国边疆分离的意图。第四,清末留学运动与废科举、兴新学、练新军已经造成政治精英的分化。一旦王朝政治结构崩溃,旧官僚、士绅、军人、留学生、会党均跃上政治舞台,相互之间达成共识的交易成本相当高昂。这四大结构性制约,导致对特定欧美国家模式的模仿,只能是浅尝辄止,不可能推行到底。

四大模式及其中国投影

    我们首先来概括一下法美英德四种不同的模式在清末民初中国政论家心目中的构成要素。在此,我采取的是“理想类型”的方法,力求概括出政论家的一般印象,但并不要求每个政论家都赞同所有这些特征。这一概括基于以下政论家: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章太炎、杨度、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章士钊、张东荪、杜亚泉等。在此略去概括过程,仅陈述其结果。

    表一、模式图

           模式  特征

    美国   1.殖民地独立革命;2.自下而上的联合建国与联邦制;3. 总统制。

    法国   1.“旧邦新造”的革命;2. 内阁制。

    英国   1.虚君的君主立宪;2. 议会制;3. 柔性宪法;4.平和的政治变迁。

    德国   1.强君权的君主立宪;2. “主权在国”;2. 小地方单位的联邦制。

    心仪法国与美国模式的是当时的革命派,尤其是同盟会-国民党人士。法美之所以能并举,是因为二者都进行了反对君主统治的共和革命。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法国大革命是“旧邦新造”,并没有创立全新的国家;美国则不然,是十三个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的统治,继而联合成为一个新的国家。革命者们从美国模式中汲取了更多的灵感。在他们看来,他们所进行的革命是类似的:从满清的统治下独立出来,然后联省成国。革命的领袖,也被比拟为华盛顿。

    法美两大模式的另一大差异是在政体上。美国是总统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行政首脑,行政与立法两权不能通过解散权和不信任案将对方赶下台;但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制下,总统只是个虚位的国家元首,实质的行政权掌握在议会多数党产生的总理手中,体制内也存在解散权与不信任案的对等设置。选择美国模式还是法国模式,在1912年的同盟会内部也存在着严重分歧。南京临时政府本身是总统制的。孙文推崇美国,在南京临时参议院筹备起草《临时约法》时,仍然主张总统制,“议会迷”宋教仁力主议会制。但随着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已成定居,南方的立宪指导思想就变成了以宪法来制约袁世凯权力,因而倾向于法式的议会制。但1912年制定的《临时约法》还不能说是一个典型的议会制政体,而是兼具总统制与议会制特征。在1913年起草正式宪法的过程中,主导国会及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国民党以“国会政府主义”为指导思想,标举法国模式,甚至将之推进到“议会中心主义”的地步。北洋集团虽主张总统制,但慑于国民党在议会中的强势,将策略变更为在议会制的框架下讨价还价,主要是争取总统自主任命国务员和停散议会两项权力。而这些要求,遭到了国民党的断然决绝。

    像康梁这样的既不属于北洋集团与同盟会-国民党集团的立宪派人士也被卷入民国的立宪争论之中。英、德两种模式基本上是当时的立宪派的兴趣所在,并在他们与革命派的辩论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康有为为例:他对英、德模式同样感兴趣,认为英国模式是君主立宪的母版,具有原理意义;德国模式突出行政效率,是君主立宪制中的赶超模式。英国模式的政治原理意义在于:它区分宪法的尊荣部分与效率部分,享有尊荣的世袭虚君统而不治,其他政治精英争夺有实权但无尊荣的首相位置,这可降低政治斗争的风险,同时通过君主制度来保存本民族古老的礼乐文化。德国模式标举“主权在国”而非“主权在民”,其核心是强君主的君主立宪制。君主仍然行使行政权与一部分立法权,议会具有立法和审核财政的基本权力,但不至于对行政构成很大掣肘。此外,德国虽存在联邦制,但地方单位很小,因此不会和美国联邦制那样,产生很大的地方离心力。在作于1913年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康有为暗中参考德国模式,设计出一个强总统、弱议会的宪政体制。梁启超起草的进步党宪法草案受到康有为影响,其主要立场与康拟宪法草案保持高度一致。但由于立宪派在1913年的立宪过程中不具备掌控力,其主张无法产生实质影响。

    在1913年立宪失败之后的数年内,民国出现两次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插曲:1915-16年的袁世凯复辟,以及1917年张勋主持下的丁巳复辟。袁世凯称帝系以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政体为楷模,这有大量史料为证;丁巳复辟由于时间过短,其政体设置方案来不及展开,但其主持者张勋有德国支持的背景,从旁襄助的康有为考虑到溥仪尚在冲龄,主张英式的“虚君共和”。但君主立宪运动的失败以及接下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英、德君主立宪模式的最终失败。

建国:法美模式的局限

    就暴力革命的模式而言,革命党人更多地受到美国模式的影响。早在晚清之时,反满民族主义者早已心仪美国的独立建国。陈天华《猛回头》即视美利坚为五洲万国中“最平等,最自由,最为极乐世界者",呼吁“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邹容《革命军》也提出“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同盟会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则照搬明太祖驱元的口号,隐含的思路与陈天华、邹容等一致:驱赶满人统治,将国家建立在汉民族基础之上。武昌起义后,鄂军都督府以铁血十八星旗为旗帜,所发布的一系列文告均体现出强烈的汉民族建国主义的色彩。比如,10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内有“汉家中人立期,建立中华民国”的字样。随后颁布的《布告全国电》、《布告海内人士电》等也以“汉族”、“汉人”、“十八省”等为号召,隐隐以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离英独立为楷模。

    但问题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只是想分家单过,并不需要考虑大英帝国的全局。中国则不然。内地革命中所发生的屠杀旗兵及其家属的过激行动,传到不知共和为何物的边疆地区,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帝国主义列强又从中撺掇,引发了边疆的分离主义运动。1911年11月8日,库伦活佛哲布尊巴向清王朝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发出宣布外蒙独立的通告,里面写道:“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代恩遇,不为不厚。乃近年以来,满洲官员对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今内地各省既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万全……。”据此,蒙古独立既是对晚清消除实行“新政”、移民实边的反应,也是对内地汉人脱离满清帝国的反应。1912年,西藏噶厦政府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发布驱汉通告:“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递致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以上两通告表明,分离主义势力认为内地辛亥革命的目标是成立汉人新国,已与大清相异。蒙藏属于大清,不属汉人所建之“中国”,为求自保,自应脱离。同时,清王室中的一些人也在筹备将清王室迁往关外,这相当于满洲脱离整个中国,自成一国。

    要保全中国领土,就必须反驳在中国与“大清”之间所作的刻意区分,确立民国对于“大清”国家主权的继承性。在这个时候,美国模式中的第二个因素“自下而上的联合建国”就粉墨登场了。1912年1月1日孙文的大总统宣言书提出:“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这种联省为国的思路与美洲十三个殖民地联合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思路一致。但美国建国模式的思路如果要贯彻到底,就需要所有的地方单位明示其联合的意愿。可是,当时独立成功的省不过是14个,而且都是汉人居住的省份。外蒙与西藏仍在“中国”与“大清”中作区隔,不愿加入他们认为是由汉人构成的“中国”。孙文“蒙古、西藏意亦同此”的说法并无根据。至于东北是否能保留在中国境内,很大程度上要看清帝的反应。如果清帝国各部分不能自愿地联合,革命党只有用武力征服才能将国家统一起来,但这对国库空虚,连士兵的饷银都发不出来的南京临时政府来说,不过是梦幻泡影而已。

    由上可见,美国模式的前两个要素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那么这一问题到底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们的眼光必须投向南北议和、清帝退位以及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为临时大总统等一系列政治事件。

    南北议和之前,由于“滦州兵变”及其后续效应造成的压力,清廷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组织了以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的责任内阁。此后,清廷又任命袁世凯全权处理与南方民军谈判事宜。双方首先形成的决议是召开国民大会,由国民公决采取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但在决议实施之前,南方抢先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使得此议最终流产。于是接下来的谈判围绕着清帝退位条件展开。经几轮磋商,双方最终确定了以优待条件换取清帝退位的决议,并由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

    1912年2月12日,清廷下诏退位,并于同日颁布优待条件。优待条件不仅针对皇帝和皇室,也针对满、蒙、藏等民族。其核心一点在于,皇帝退位之后,尊号不废,享受类似于外国君主的礼遇,仍居紫禁城。退位诏书则指出,人心向往共和,“天命可知”,因此“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清帝将自己的退位,放置在中国源远流长的“禅让”传统中,只不过这次禅让不是从一姓到另一姓,而是从一姓到由汉、满、蒙、回、藏构成的全体中国国民。诏书同时委任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南方民军协商统一办法。2月13日,袁世凯即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名义将清帝退位诏书以及优待条件副本交给各国驻京公使,并以同一名义要求清廷留下的官吏继续恪尽职守。但这一点却是南方不乐见的。孙文于14日致电,认为临时共和政府首脑不应由清帝委任。袁世凯回电称,他的临时共和政府首脑地位并非来自清帝委任,而是来自北方军民推举。退位诏书的委任条款,因而成为一笔糊涂账。但没有疑问的是,当时产生了南、北两个临时共和政府。这种分立状态终结于南京临时参议院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及袁世凯的接受,其法律意义在于,北方临时共和政府丧失其独立的法律地位,被南方的法统所吸收。尽管从事实上看,结果恰恰相反:南京临时政府最终取消,中央政府最终落在了北京。

    我将以上过程称为“大妥协”。尽管在此过程中南北方军队曾发生过零星的冲突,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次社会代价较小的政权过渡。其结果是,中华民国出现了任何其他共和国都没有出现过的景象:在紫禁城里仍保留着一个前朝的皇帝,民国政府待之于外国君主之礼,直到北洋集团因彻底分裂而失去对局面的掌控为止。这是各个共和国都没有发生过的景象。有学者将之比作中国式的1688年光荣革命。从政治协商与妥协这一角度来说,二者当然具有相似性。但差异也是明显的:英国的政治领导阶层在妥协之前就已经有效整合,不仅对王位安排形成共识,对国家的统治方式也具有深厚共识。但在1912年,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仍然是分裂的,他们仅仅就清帝退位和“五族共和”形成共识,对进一步的共和建设并不存在共识。

     这一有限的政治共识,固然充满政治权益的色彩,但在我看来离不开中国自身的建国传统的影响。《春秋》有“通三统”之义,即便是武力革命,也是“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公羊传》),不斩尽杀绝,给予二王之后以政治优待,如周灭殷之后,封夏代之后为杞国,封殷代之后为宋国。清朝从蒙古林丹汗取得大元玉玺,承大元汗统,又继承明朝统绪,善待蒙古,并派人为灭亡的明王朝守十三陵。同样,民国代清,既有孙文率南京文武百官祭拜明孝陵宣告“光复”,又有南北约定优待清帝及皇族之举,“通三统”之义,隐然其中矣!

立宪与复辟:诸模式之争

    学界晚近的研究已经充分揭示出民初立宪“因人设法”的弊病,其表现是:同盟会-国民党主导立宪过程,以制约袁世凯为目的,拒绝与其他政治势力进行妥协。我认为“因人设法”的表述仍未能概括1913年国民党行动策略的本质:那就是以立宪为手段,来实现“政党轮替”的目的。

     尽管孙文本人在民初推崇美国模式,但反袁的目的将同盟会-国民党团结到法式议会制上来。在1913年立宪运动中,国民党人士贬低总统制,标举议会制。试以国民党法律家、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王宠惠为例,其《中华民国宪法刍议》指出,美国采用权力集中的总统制而没有发生变乱,跟美国自身的一系列独特条件有关系,如联邦制、地方武装不受中央调遣、人民有携带武器的权利等等。但中南美各国模仿美国总统制导致的结果就是天下大乱,“其共和在若存若亡之间”,可见总统制容易导致专制。而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宪法变化频繁,唯独当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能保持三十多年,可见其具有优越性。

     在“反专制”的思路引导下,1913年的国民党在立宪过程中将法国模式推到了“议会中心主义”的地步。国民党试图以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权。这在本质上是通过立宪来实现“政党轮替”的目的,将执政权抓到自己的手中。然而,北洋集团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上,都是真正的实力派,试图通过一纸宪法来完成一场“天鹅绒革命”,将北洋集团赶下台,无疑是痴人说梦。这并不仅仅是实力对比的问题:当时中国地方割据,中央财政拮据,边疆分离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列强步步紧逼,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处理一系列危机。无论是北洋集团,还是像康梁这样的立宪派,都认为国民党在国会中对政府的行动构成过大的干扰。最终,袁世凯失去谈判的耐心,抛弃《天坛宪法草案》,解散国会。法国模式遭到彻底抛弃。

    但和国民党将法国模式推到“议会中心主义”地步一样,袁世凯将美式的总统制推到了“超级总统制”的地步。在这种总统制下,总统不仅总揽统治权,而且可以无限次连选连任,乃至指定下任总统候选人。他任命了一个参政院代行国会功能,基本上是橡皮图章。这种“总统专制”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弹。但当他宣布建立君主立宪制之时,就遭到了全面的反对:不仅其传统敌人反对,像梁启超这样的曾经的盟友也弃他而去,甚至北洋集团内部像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上层人物都不支持他。

    对此,传统史家的解释是,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因此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不可能获得成功。但这种解释是令人疑惑的。从1914年袁世凯的总统专制未能引起很大反弹这一事实来看,如果说“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种“共和观念”也是令人悲哀的,因为它只关心有君无君这个形式,而不关心总统或皇帝权力是否真正受到制约。其次,在反对袁世凯的种种声音中,我们也很难区分他们是反对君主制本身,还是仅仅反对袁世凯担任君主——后者不乏其例,如康有为认为袁世凯没有曹操、王莽、恺撒、拿破仑的功绩,却觊觎九五之位、逾越本分。

    在我看来,袁世凯与张勋的君主立宪之所以失败,固然与部分共和主义者的共和主义观念有关,但与缺乏深孚众望的君主人选有很大关系。革命之后,前清的君主已得不到多数汉族政治精英认可;像袁世凯这样的从平民起家的汉族政治家,既没有历史传统也没有显赫的文治武功可作为称帝的资本;即便能得到汉人认可,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背景下,是否能得到满、蒙、藏的认可也是一个问题;至于像康有为所设想的让孔子后代衍圣公来出任君主,更没有可能性。更重要的是,皇帝退位之后,最高位置已经空缺出来,许多政治精英跃跃欲试,他们如果自己不能得到它,也不会容许别人得到它。袁世凯从专制总统到世袭皇帝的一小步跳跃,打碎了北洋集团内部多少人“接班”或者“轮班”的美梦!

    革命已经砍掉了君主的制度脑袋,中国政治精英缺乏整合,山头林立,不可能产生真正众望所归的君主人选,因而英、德式的君主立宪制不可能在中国建立。但君宪尽管失败,却并非毫无影响。许多共和派知识分子痛感共和徒有外壳,没有实质,从而走向了“新文化”的建设。“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在政治制度上砍掉君主的脑袋之后进一步在文化领域中砍掉君主的脑袋。因为两次复辟让共和派知识分子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不砍掉君主的文化脑袋,君主随时可能重新长出制度上的脑袋。这一潮流对于立宪派是毁灭性的:无论是英国模式,还是德国模式,都是利用传统文化中对君主的效忠来凝聚政治权威、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但一旦传统文化遭到整体否定,“旧瓶装新酒”的英德模式就成为明日黄花—— “旧瓶”已破,“新酒”何依?

结语

    本文简要分析了法美英德四国政治模式在民国奠基与民初政治中的失败。为清晰起见,在此再作一一概括:

    首先,美国模式之所以在中国没有走通,跟与若干因素密切相关:第一,革命是要推翻帝制,但革命者的多数仍不愿放弃多民族国家的架构,因此力求保全国家领土的完整;第二,由于边疆地区对于内地革命的恐惧,试图通过先各自独立后互相联合完成国家统一几无可能。第三,由于政权统一之后,行政权不在激进革命派手中,他们不可能同意美式的总统掌握行政权的制度。

    其次,法国的议会制模式因其可以架空总统的权力而得到革命派的推崇。但它不可能令民初真正掌权的北洋集团满意。在野的革命派关心的是“防止专制”,在朝的北洋集团关心的则是如何应对当时国家建设的一系列危机——无论是削藩、治边,还是恢复国内经济、拓展国际空间,都需要更大的行政权力。因此,掌权的北洋集团势必要突破内阁制的约束。

    再次,尽管清帝退位体现的协商与妥协精神与英国1688年革命有相近之处,但总体来说,共和革命是对英国模式的否定。在统治数百年的王室被赶下台之后,在群雄觊觎最高权力的环境中,难以产生深孚众望的新君主人选。两次不成功的复辟,引发的是在文化上砍掉皇帝脑袋的呼声。这种呼声正是对倾向于“旧瓶装新酒”的英国模式的根本否定。

     最后,上一点英国模式失败的原因,也是德式君主立宪制失败的原因。在民初政治中,连暗用德国模式的努力也都难以获得成功。以康梁为代表的立宪派曾将德国政制理念纳入其草拟的民国宪法草案之中,但因为在国会中不占多数,根本不足以影响政局。

    不能说四大模式失败的结果都是负面的:至少,通过一场充满中国传统色彩的“大妥协”,民国大致继承了清朝的疆土,未像后来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帝国那样出现国家的解体。在这方面,包括清王室在内的主要政治集团都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但接下来的共和政治与国家治理陷入了极大的混乱。旧制度留下的诸多结构性制约发挥出其威力,同时,共和革命所采取的路径又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权威,使执政者对国家的治理举步维艰。从清末以来形成的政治精英分化的局面,在这一阶段更是暴露出其消极后果:掌握实权的精英集团不熟悉现代政党政治,熟悉政党政治的精英集团缺乏治理这个关系复杂的多民族大国的经验,主要政治精英集团之间缺乏信任(值得一提的是,发源于反清革命并在民国时期流行的暗杀文化,对此负有相当大的责任),立宪未能成为凝聚精英共识的过程,反而成为排斥乃至打倒对方的手段。在这方面,把政治破局的责任仅仅归诸所谓“反动”、“保守”势力的阻挠,并不公允。

    百年之后,中国已经突破了晚清留下的许多消极的结构性限制,也发展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模式。然而民国奠基和民初宪政留下来的许多经验教训,仍然值得我们深思:中国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政治家的任何行动,都必须顾及这一现实;共和政治是各种政治力量通过合作与良性竞争实现共同善(common good)的政治,尤其需要培育政治信任,凝聚和维持政治共识,需要各方为了共同的福祉,作出必要的妥协。没有这种精神,不仅共和政治无法向前继续发展,既有的政治成果,也会逐渐衰变乃至流失。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1-08-11 08:42:13 +0800 收件人:抄送L_C_cc:标题: 儒家邮报第163期-共和国62年暨孔子2562年〔耶稣2011年〕阳历8月11日

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秋风

2011年8月08日

     儒家是内圣之学,更是外王之学。《大学》“八目”固然始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修身为“本”,而通往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中庸》更为圆融地统摄内外、己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以成己而成物、透过成物而成己,两者作为一个互动性整体构成“儒家整体规划”[1]。

     自孔夫子以降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儒者,依循此一整体规划,致力于构建天人之际的优良“治理秩序”。但晚近以来之儒者,如牟宗三先生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家”,虽有强烈的外王的民主指向,究竟侧重发展儒家内圣的心性之学,并径直论断“此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2]。至其后学,更将儒家化约为“哲学”甚至“哲学史”,最多只是“道德”、“文化”、“教育”等角度探讨儒家之社会功用,而刻意回避儒家治国平天下之外王面相。

     凡此种种,导致儒家与社会脱节,沦为可有可无之盛世点缀或者纯粹智力游戏。观念上的失重导致儒者虽发展出一套复杂的哲学论说,但在台湾八十年代以来至关重要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近乎无所作为。当转型完成之后,也在有关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上,鲜有作为,在观念的竞争性市场上,趋向边缘化。此一教训表明,自我矮化、放弃儒家整体规划的儒家,不可能不丧失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技艺与智慧。

     与此同时,在大陆,过去十年中,思想界最为重大的变化趋势是儒家的复归。蒋庆先生率先倡导“政治儒学”,令儒家重回其正统的“整体规划”。2005年在广东召开的第一届儒教会议得风气之先,提出儒教概念,表达了进入秩序重建过程的强烈愿望[3]。此后,有人提出“通三统”,引孔子入主流意识形态。似乎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最近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即“儒家化”的命题[4]。

     凡此种种思想上的努力表明,在大陆,儒家正在恢复其生命力,其重建的形态将完全不同于哲学化的港台新儒家。这是由大陆的境况所决定的。大陆目前仍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过程中。具有担当意识的儒家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参与现代国家秩序之构建,也即“立国(nation-state building)”[5],此系为“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事业。置身于此一过程的儒者当具有立法者意识,此一时代所需要的儒学乃是“立法者的科学(science of a statesman or legislator)”[6]。

     本文旨在探究儒家之当代新外王进路,也即立基于儒家的价值取向,参照儒家治理规划之历史实现形态与治理智慧,初步探究儒家治理现代社会之可能的治理架构。这个架构一言以蔽之,即为“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一、作为秩序构建之道的通三统

    儒家宪政民生主义之提出,系依据儒家“通三统”之智慧。“通三统”是春秋公羊学最为重要的观念之一。这个观念具有坚实的历史依据,即周武王、周公“存二王之后”的天下秩序构建智慧[7]。其具体做法,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有所概括:

     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

    二王之后的二公,与新王共同构成“三统”、“三正”。“通三统”之用意,《白虎通义.三正》有所论述:

    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后,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统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谨敬谦让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礼乐,永事先祖。

    《论语》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春秋传》曰:“王者存二王之后,使服其正色,行其礼乐。”《诗》曰:“厥作祼将,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于周也。《周颂》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此微子朝周也。

    综合上述论述,“通三统”或有以下含义:

    第一,“通三统”力图在治理权转移的过程中保持文明的连续性。《春秋繁露.楚庄王篇》对此有非常清晰的论说:

     故[新王]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白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董氏所说的“道”就是文明,就是礼俗,就是生活。在儒家看来,不同时期具体的治理者和治理的形态是可以变化的,也必须有所变化。但是,文明却是永恒的。而文明高于权力,尤其是高于一家一姓或者一个集团的治理权。权威、权力的安排和行使必须服从于文明、服务于文明,否则就不具有正当性。而先王之礼乐就是文明的象征,存二王之后,使服其服,行其礼乐,就突出了文明超越于治理权之上的连续性。

    第二,通三统也强调了治理权的连续性,至少是局部地。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个治理权的建立都不是一个绝对的开始。同时,面向未来,任何一个治理者都没有资格宣称自己正在创造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每一个在时间过程上存在的治理权,都可能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乃至于正当性,因而后来的建国者、治理者不应当全盘否定前者。它必须承认,在它之前的治理者和治理秩序是具有正当性的,它的治理权,不具有道德上的绝对霸权。二王之后服其服,行其礼乐,意味着二王之治理权保持了局部的连续性。

     第三,通三统意味着任何一个掌握了治理力的人或群体的权威、权力,不是最高的。存二王之后突破了新王在空间上对治理权的垄断,也即,存二王之后的制度安排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大一统”格局。而且,如前引文献所再三指出的,通三统说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制度安排是,二王之后于新王为“宾”、为“客”,也即有“不纯臣之义”[8]。二王之后立国于新王之天下,也就是意味着,天下非一家所有,而为天下人所有,新王不可垄断全部治理权。关于这一点,汉儒谷永曾这样对皇帝问:

    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9]

    第四,如此一来,“通三统”的制度安排为未来之更化敞开了机会。古典文献显示,自小康时代开始,君子即有天下兴亡的忧患意识。也即,人们普遍相信,由于人性的道德上的弱点和智力上的局限性,任何一种制度、治理架构都可能败坏,因而,几乎不可避免地将会死亡。也因此,“革命”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如何让革命变成构建更好秩序的机会,而不只是充斥破坏?

     “存二王之后”就提供了一个人们寻找替代性制度与治理智慧的保存所。“二王之后”保存着不同于新王的礼乐、制度,这些制度固然曾经被一种新的天下治理之制所替代,但是,它们曾经具有过合理性。而历史绝不是线性的,而完全可能倒转,也即,一种被替代的制度可能重新获得合理性。当人们再度寻找更化改制之道的时候,二王之后所保存的这些历史性的礼乐、制度,完全有可能倒转而成为一种理想——过去经常可以成为理想。即便不成为理想,也可以为更化、改制者提供备选的价值、制度。

      也正是依据通三统的现实,孔子得以说夏礼、学殷礼,通过对夏、殷之后的观察,而深明其礼乐制度的利弊得失,从而做出“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的立宪性抉择[10]。存二王之后,让历史经验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之中,而可以成为立宪者可以方便地观察、取用的备选制度保存箱。

      可以说,孔子亲作操作性示范、公羊家所论说的“通三统”,乃是一种建立和维系优良治理秩序的伟大智慧。参照公羊学家的概念,当代的“二王”当指清代与中华民国。而按照我们下面将会讨论的看法,清代的治理架构——至少自曾国藩所代表的儒家士大夫崛起之后——与董仲舒-汉武帝以来的治理架构,大体保持了连续性。

     因此,置身于当代中国,从时间的维度上说,“通三统”就是通当下人民共和国之统,此谓新王;“二王”则为中华民国及古代之统。通三统,就是通此三统。从治理架构的角度看,古代之统为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中华民国之统就是三民主义。也即从结构上说,在当代中国,“通三统”就是通儒家、宪政主义和民生主义(也即社会主义)这三统。其中,儒家代表着古老而漫长的华夏治理之道,是为大本大源。在此大本大源中,本来就蕴含着宪政主义与民生主义。十九世纪末以降的现代中国人,借助于源自西方的知识,而探索了其在现代的多种实现形态,让宪政主义和民生主义找到了更为合理、可靠的制度安排。

     总之,作为古典中国之立国、治国智慧的“通三统”,在当代中国之呈现,就是张君劢所说,“会通”古、今、中、西[11],就是徐复观先生所说,华夏治理之道之“新生转进”[12],其整体架构就是“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二、儒家之作为中华性之本

    一旦我们思考中国是什么,以及中国应当是什么,注定了只有一个答案:中国是儒家的中国,中国应当是儒家的中国。

     中国理性而文明的治理架构当始于尧、舜,从这个时代开始,已经有可信的文字记录可供后人体认了,此即《尚书》所收唐、虞之书[13]。经过尧、舜、皋陶、禹的努力,华夏共同体也即“天下”形成。在天下的构造过程中,“华夏治理之道”逐渐呈现展露。这包括帝尧的“协和”天下之道,天道信仰;帝舜所确立的共治之道,以刑弼教等原则;皋陶所强调的天道主义律法说、规则之治原理,等等。这是华夏族群的文明觉醒时代,是华夏文明史上的第一次立法时代。由此,华夏族群实现了文明的第一次跃迁。[14]

     这一文明经过千年演变,至周革殷命,周人制礼作乐,而达到巅峰。周人具有高超的治理技艺和智慧,文王、武王、周公启动了华夏文明史上第二个立法时代,也即在夏、殷之礼的基础上构建了“经典封建制”,其伟大成就即呈现为“郁郁乎文哉”之“周礼”[15]。借助这一整套礼乐制度,华夏天下获得了横向地在地域上持续扩展,纵向地加深人际间联结的制度依托,从而实现了华夏治理文明的第二次跃迁。

    周的封建的礼乐制度于春秋中后期衰落,儒家正形成于此时。如《中庸》所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整理古典文明之“方策”,删定六经。由此,尧、舜、皋陶、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变成一种可“学”之道——《论语》以“学”字开头,深意正在于此[16]。一方面,透过孔子的整理和儒门的传承,早期和古典时代的华夏治理之道成文化,并呈现为一种值得永远追求的理想。另一方面,正是孔子开创了“学”,学术与教育。这一开创之功是诸子百家无法比拟的。自此以后,儒家也成为一般教育的实施者。因此,儒家乃是古典文明之传承者,这是儒家的第一个身份。

     同时,孔子又开创、发展了一套新的价值与理念体系,对正在到来的“现代性”生活预先提出了解决方案——战国时代的中国就已经进入“现代”。孔子的方案大体包含两个面相:一方面,孔子主张“复礼”,在封建制崩溃的时代守护古典礼乐文明。其在政治上的涵义则是,以封建的自由抗衡正在到来的王权的专制。另一方面,孔子又突破礼的等级性,围绕着“仁”,发展了诸多现代概念,有其凸现了人与人的平等。这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也就是说,孔子在守护古典的同时,又打开了中国现代性之门。凡此种种观念,构成了儒家的第二个身份,即为诸子百家中之一家。

     综合而言,孔孟启动了华夏文明的第三次立法时代,启动了华夏文明的第三次跃迁:从古典向现代的跃迁。不过,与前两次的圣王立法不同,此刻,德、位分离,孔子并没有完成此一立法与跃迁。但是,孔子为这个立法和跃迁准备了两个最为基本的动力:第一,华夏治理之道成为自觉的“道”,儒家守护着这个道,而形成了一个“道学”之统,此前凝聚而成的华夏治理之道就在儒学之统中被抽象、被传承。第二,圣王时代结束、封建的“君子”群体溃散之后,孔子通过聚徒讲学,为华夏治理之“道”重新找到了制度依托和实现的主体,这就是志于道的“士”。

    华夏治理之道始终在寻求自我实现,儒生又志于道,因而,儒生具有最为深沉的理想性。有道才有理想。道学让儒生具有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他们致力于把历史变成大道自我实现的过程。因此,孔子之后的中国就是儒家的中国,中国历史就是儒家支配的历史。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充满了曲折,其中最为严重的曲折是秦制之歧出。秦制一经出现,也成为一个强大的传统,并深入国人的心灵。此后,戎狄也多次入侵、部分或者全面地征服华夏地区,对华夏文明造成毁灭性破坏。凡此种种,均造成治理的紊乱,制度的退化,人的尊严遭到损害,繁荣被强行打断。

     但就在这曲折的历史过程中,华夏文明仍保持着一线生机,并挣扎着前行。这生机就来自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两千多年来,儒家代表着人心向上的力量,儒家是这个文明自我提升、新生转进的力量。在秦制之下,儒家仍默默守护着尧舜、三代之治的理想,在野蛮民族征服之下,儒家同样守护着这个理想。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面向这个理想,依据自己的知识重建秩序[17]。这样的治理秩序未必合乎他们的理想,但至少,儒生试图逼近这个理想。

      儒家所坚持的理想就构成了华夏-中国的本质性、也即“中华性”之所在。这个理想,就是“三代之治”,就是“王道”,“仁政”,就是“大同”,哪怕就是“小康”。下节将会论述,儒家也构想了诸多实现这个理想的教化与制度手段。基于这样的历史,一个好的中国就是儒家得到尊重,儒家精神得到舒展的中国。由此,儒家的理想得以实现,变成制度、宪制的灵魂,变成生活的指南,中华性得以充分之呈现。

     不幸的是,现代中国历史出现了严重的歧出。大多数人认为,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断裂。但实际上,最为严重的断裂发生在一般所说的现代史上,也即广州国民革命政府成立的1924年:在此之前的历史其实是连续的,尽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后才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断裂[18]。

     尤其是在大陆,这个断裂日趋扩大。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思潮均指向儒家。林毓生先生所说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也即全盘性反儒家的立场和观念,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成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等现代意识形态共享的一个立场[19]。此后所形成的治理秩序也是全面反儒家的。儒家作为一种价值和思想体系被彻底否定,代表着儒家价值的基本社会组织被刻意摧毁,比如家族制度,生育制度,殡葬制度。体现儒家价值的制度被摧毁,比如私人产权,市场制度,社会自主治理等等。

     由于这种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中国与儒家相互分离,儒家错失了自我寻找新的制度依托的机会。由此,儒家固然成为余英时先生所说的“游魂”[20],中国也丧失了灵魂。也许,这就是过去一百年来,中国陷入困顿、徘徊、反复状况的根源所在。

     尽管如此,如董仲舒所说:“天不变,道亦不变。”[21]华夏治理之道不可能被连根摧毁,他只是暂时受到抑制。一旦这种控制的力量放松,华夏治理之道就是会自我呈现。过去三十年中国发生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传统的回归。人们经常用“改革”、更经常地用“市场化”这样的概念,来刻画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这样的概括也许遮蔽了最为重要的变化,而传统“回归论”可以对过去三十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给出最为全面的解释。在这三十年间,由于控制的放松,儒家开始部分地自我实现,儒家价值为自己重建或者新建制度。这包括家族制度,市场经济,社会自治等等。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传统中国固有的,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儒家的价值,在控制放松后,他们得以复归。

     作为儒家自我构建的一部分,儒家思想、学术也从九十年代开始复兴。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十年间,有识之士普遍意识到,当下中国治理秩序之转型或者再造之关键,就是回向儒家,由此重回尧舜以来连绵不断的华夏治理之道。最好的现实必然是历史的自然延续。回向华夏治理之道,也是中国任何一种治理秩序的正当性之终极来源。

      不能不承认,在过去三十年间,民众的回归意愿是本能而强烈的。但是,精英群体以及整个主流的文化、社会、政治建制,基于种种现代意识形态和惟理主义迷信,对于这种回归趋势采取了一种警惕、疑惑、很多时候是抵制的态度。儒家的回归遭遇诸多心理与制度上的障碍,而无法自由地、因而健全地重建和新建其制度依托。

      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精英与民众最为根本的脱节乃在于他们对于中华性、对于儒家的认同的程度大不相同。对儒家、对传统的抗拒、抛弃,乃是现代知识自觉的产物,民众较少受到影响。因而,“礼失而求诸野”[22],过去三十多年间传统的复归,系以民众自发的回归为先导。但依然沉浸于现代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无法理解这种回归的伟大意义,反而横加挑剔。民众祭祀其祖先,精英斥之为迷信。民众燃放鞭炮过节,精英斥之为陋俗。民众要求读经,精英们却担心经典毒害青少年心灵。相反,对于放弃自己伦理责任的“范跑跑”,精英们却争相吹捧,奉之为道德典范。

     正是文化、政治、社会精英的这种惟理主义迷信,及由此而形成的居高临下姿态,根深蒂固的道德虚无主义,导致了当代中国的身体与灵魂的脱节。中国虽然经历过了三十年增长快速增长,但整体治理秩序似乎并未变好。相反,到今天,如同汉武帝中后期,所有人都处于惶惶不安之中[23]。虽然有些对于人的生命至关重要的制度得以回归、重建,但不是那么健全,更有大量制度没有机会重建。因而,陷入意识形态迷信之中的精英们所维系的诸多价值、社会结构,根本不足以克服这个大转型时代空前的失衡与普遍的不适应症状。

     解决这些严重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诚心回到儒家。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如果不回到儒家,现在中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就不可能解决,甚至人们都不可能准确地知道,问题究竟在哪里。如果不回到儒家,中国就没有自我,也就没有未来,因为中国没有灵魂。

 

三、儒家的宪政主义传统

    人们会问:回到儒家意味着什么?至少从政治的维度看,儒家难道不是专制或者专制的帮凶吗?正是这样的一个常识,构成了精英群体普遍拒斥儒家的知识依据。

    然而,这其实是一种荒唐的迷信。事实上,从政治倾向上看,儒家就是宪政主义的。在进行下一步讨论之前,有必要对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者两个概念略作分疏。现代中国历史走入歧路的关键,也许就在于精英群体不清楚这两个概念在西方的演变过程,而盲目地拿减肥药解决饥饿问题。

    粗略地观察即可发现,宪政主义与自由主义无疑具有广泛的相通之处,两者都追求自由和人的尊严。自由主义固然如此,宪政主义对自由价值的忠诚是无可怀疑的。尽管如此,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些至关重要的不同之处。

    首先,从历史的维度看,先有宪政主义,后有自由主义。十九世纪之前,与自由事业相关联的概念主要是宪政主义。[24] 其次,作为两种观念体系,自由主义与宪政主义之间也存在重大区别。自由主义是一个完备性方案,包括物质主义的哲学,个体主义的伦理学,权利论的法学和政治学等。总之,自由主义是一种现代意识形态,其目的是提供一套个人解放的知识体系,让人摆脱旧世界,进入美丽新世界。

      与之相反,宪政主义不是一种整全的意识形态。如同这个词所昭示的,它主要关心宪制(constitution),也即权力的安排。宪政主义没有重新安排整个生活秩序的雄心。因此,它没有自己的伦理学。宪政主义仅仅致力于建造一个强大、有效,但权力受到控制、节制的治理架构,尤其是政府。这个政府享有一定权力,其权力强大到可以有效地执行正当行为规则,但通过对权力的切割、配置、制衡等制度设计,又不至于成为祸害。在这样的治理架构下,人的尊严和自由可以得到保障。

    这样,自由主义必然是反传统、反建制的。因为它要追求整体生活的自由,所以,通常情况下,它反对宗教,挑战习俗,旨在冲破一切建制。在自由主义的伦理学中,个体的意欲就是最高命令,自由主义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就是据此构建相关制度,这些制度被认为是通往自由的天堂的阶梯。自由主义的雄心是,基于个体的不可捉摸的意欲重构整个世界。它向每个人承诺了一个天堂,为实现这个天堂,它将摧毁现实世界中一切建制。

     宪政主义的目标是单纯的,它只为人们的美好生活提供公共性制度保障。对于何谓美好的生活,宪政主义不作回答,而等候文明自作决定。它不是要用一种生活替代另一种生活,只是推进共同体既有的生活中的公共部分制度安排的理性化。宪政主义谦卑地服务于生活,因此宪政主义尊重传统。传统将确定美好生活是什么,这就是宪政主义要保障的价值,美好的生活是什么将决定正确的宪制是什么。

    根据上面的分疏,儒家当然不可能见容于现代自由主义——实际上,所有古典信仰和观念都可能被自由主义视为实现其天堂的障碍、敌人。儒家却完全可以见容于宪政主义。事实上,具有宪政主义信念的人必然致力于守护儒家的信仰、价值及其所塑造的生活秩序,因为,宪政的目的就是保卫和改善生活。更进一步说,宪政主义者也必然以儒家的信仰和价值作为自己的基础——至少是其中的一种,因为,没有德性,就没有优良的制度。

    上面我们论述了宪政主义兼容儒家的必然性。反过来看,儒家虽然是一种完备性价值与理念体系,但是,与现代意识形态不同,它作为一种古典的完备性学说,是高度审慎的。而它所构想的治理架构,正是宪政主义的。

    对此命题,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论述:哲学的与历史的。哲学的论证也许是比较简单的:儒家主张,从根本上,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此即“仁”最为抽象层次上的含义。由此可以合理地推导出诸多伦理与治理的基本原理,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共同体中的人们相互尊重对方的尊严与自由。

    这些伦理与治理原则就决定了,儒家所构想的制度,必然是宪政的。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就曾经这样论述: 从儒家之肯定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并一贯相信道德上,人皆可以为尧舜为贤圣,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等来看,此中之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即为民主政治思想根源之所在,至少亦为民主政治思想之种子所在。[25]

     就人性而言,《孟子.公孙丑上》,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反过来,《孟子.离娄上》:“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此一“仁政”的制度形态只能是权力的肆意滥用受到限制、权力按照民众的意愿行使、并以增进民众福利为唯一目标的宪政,而不可能是任何其它制度。

     现代人提出的疑问是:儒家的这些理想也许很好,但也只是说说而已。一部实际发生的中国历史,就是专制的历史——自谭嗣同、梁启超以来,这似乎已成为知识界的常识。这一事实证明了,儒家关于优良治理的学说是软弱无力的,或者缺乏可操作性。

     笔者正在进行一项名为《治理秩序史》的研究,重构从尧舜以降中国历史的叙事框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发现中国的宪政传统,从历史上论证儒家是宪政主义的。

     从经验上观察,可以保证自由的宪制,乃是一系列复杂的制度的组合,我们至少可以将其区分为四个不同的面相:社会的自主治理,法律之治,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以及作为一种普遍的公共决策程序的民主。概括地说,宪政的基本原理就是规则之治,与权威的分享和相互制约。用这样的标准来考察,儒家就是宪政主义的。

     华夏天下的治理之道在其最初确立之时,也即尧、舜、皋陶时代,就具有宪政主义的指向,并建立了诸多制度。比如,《尚书.尧典》所说的“合和万邦”之道,《舜典》和《大禹谟》、《益稷》所揭示的舜的“共治”之道,《皋陶》篇中皋陶基于“天叙有典”而阐明的规则之治,“天聪明自我民聪明”的政治神学等等,都具有宪政主义意涵。这些构成华夏治理之道的“基因”。

      此后的中国历史,一直在寻找这一治理之道所包蕴的宪政主义基因的制度实现形态,并形成了两种治理秩序:封建制与共治体制。

     周人建立的经典封建制的基本架构是自由人透过书面契约所建立的君臣关系。这一订约过程的一般性称呼是“策名委质”[26],周王与诸侯建立关系则被称为“策命”[27]。透过此一契约订立仪式构建起来的君臣共同体,乃是封建治理秩序之基本社会单元。在此一关系中,君臣双方的“名”也即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尽管如此,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双方都是自由的,可以解除君臣契约,此即“君臣以义而合”[28]。在这样的君臣关系中,双方具有伙伴性质。

     君臣关系之契约性质,也就决定了封建的治理高度地依赖规则。这个规则体系就是“礼”。礼相当于欧洲封建时代的“法(law)”——这里需要注意,“法”与“律”有根本区别的。就其性质而言,礼是习惯法,其规则来源有二: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习俗,以及历代先王针对具体问题、比如策命诸侯而零星制作的诰命——这样的诰命当然是在礼制的整体框架内制作的,构成具有普遍而永恒之约束力的“先例”。

     这两类规则之自动与强制执行,就形成封建的“礼治”。礼治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规则无所不在,人的一切活动都在礼的约束之下,不管现在有没有具体的规则;第二,规则约束所有人,不论其处于何种位置。在君臣关系中,它同时约束君与臣。君臣的权利-义务尽管是不对等的,但礼平等地约束君臣双方。最为重要的君——周王、诸侯,也都在礼的约束之下。所有人都被全面约束的礼治,与英格兰普通法传统中所形成的法治之基本架构,是完全相同的[29]。

     正确地理解封建制,对于理解儒家的思想倾向和理念结构,具有决定性意义:只有理解了封建制,才能明白儒家在说什么,在追求什么。在专制的王权制即将出现之际,孔子主张“复礼”、“正名”,其用意就是回归封建,而孔子心目中的封建制之核心原理,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0]。更进一步,则是孟子所说的一段话:“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31]孟子关于关于“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的权利之议论[32],以及《礼运》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都是基于礼治的历史现实,对封建制的宪政主义性质的理论表达——或者说是向往。儒家的复古主张,就是在表达其构建宪政制度的理想。这构成了后世儒家的基本政治主张。

     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第二种具有宪政主义指向的制度形态是董仲舒-汉武帝时代形成的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这一对于历史学和儒学思想史研究同时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著作中,阐述了宋代儒者追求“共治”的努力。笔者将这一概念予以扩展,并认为,董仲舒所策动的汉武帝时代及以后的“更化”,就是一场宪政主义革命,其结果则是建立了共治体制。

      孟子之后儒家驯化绝对主义皇权的策略是把皇权置于“天道”控制之下。董仲舒非常简练地描述了汉儒所向往的治理结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33]。儒者相信,万民确实应当服从君王,这是维持秩序之所必需。但是,君王决不是最高的,君王之上有天。秦始皇相信自己就是天,儒者则宣告,皇帝不是天,不过是“天之子”,而天子必须服从天。

     更为重要的是,天意只有儒者能够理解,也只有儒者有能力提出政策方案,对上天的意见作出正确的回应。由此,儒者就打通了进入治理架构的通道,从而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皇权退让,儒家士大夫进入治理架构内,汉承袭自秦的治理架构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而转换成为皇权与士大夫共治之体制[34]。大体上,从董仲舒-汉武帝时代到晚清,正常状态下的治理架构均为“共治体制”,尽管士大夫分享权威的程度不等,而且其间也发生过重大的波折、变化。

     这一共治体制的哲学表达是道统、学统高于政统,而在治理架构上,共治至少体现为三个互相关联的面相: 第一,借助于独尊儒术的制度安排,接受过儒家教育的士人大规模进入政府,逐渐改变了秦制以文法吏为主体的政府形态,而建立起钱穆先生所说的“士人政府”[35]。儒家士大夫通过儒家教育,具有自成体系的价值、信念、理想,以及一套治理理念。他们具有明确而强烈的道德和政治主体性意识,不可能甘当皇权的工具。他们组成的士人政府与皇权之间出现了微妙的分立,后者包括皇帝及依附于他的人,如外戚、宦官、佞幸等。士大夫一直试图对后者与以控制和约束,后世历史上,两者之间经常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

     第二,借助于儒术的权威和进入政府而获得的资源控制权,儒生共同体也在社会中开始树立治理的权威。“社会”并非自然地存在的。在儒家联结社会之前的相当漫长的时期,也即从战国到汉初三百年间,中国很难说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正是儒生共同体在汉代中后期构造了“社会”:首先,儒生自己通过讲学等方式结成一个既有地方性、也有全国性的社团。其次,儒家士大夫构造了家族等社会自主治理组织。共治的理念让皇权也承认儒家所代表的社会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利,从而形成了政府与社会的“共治”。

      第三,西汉中期以后,也出现了刑治与德治共治理的格局。秦制是单纯的“刑治”,政府管理社会的唯一规则体系是刑律,执行刑律的主体是文法吏,这样的刑治体系类似于现代的警察国家体制。儒家深度进入社会治理架构之后,封建的礼治得以部分地恢复,而演化成为基层社会的“礼俗”之治。礼俗中渗透着儒家精神,其生成者、执行者也主要是社会中的儒家士人。这样一套礼俗之治体系,乃是社会自主治理之本,官府主导的刑治则退缩到较为狭小的范围中。

    由此可以看出,共治体制的基本框架确实是皇权制,其基本结构也确实是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36]。在共治结构中,皇权带有强烈的非理性的、堕落的内在倾向。对抗这种倾向的就是儒家之理想主义。共治体制与秦制最大的区别也就在于,它把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植入自己的体内,安排了一种自我矫正机制。儒生是共治体制的灵魂是儒生,它为皇权制的治理架构中注入了理性的力量。相对于秦制,这种体制具有明显的宪政主义倾向。

    理解这两者的关系,尤其是其中具有理性精神的儒家的精神状况和思想观念,乃是理解汉武帝以来中国历史的关键。儒家基于其道德理想主义和治理理想,对于皇权治理的现实一直都不满意,并从各个角度寻找改进之道。汉以来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重要“变法”事业,均发源于儒家士大夫之道德自觉与政治自觉。儒家思想就是因应这一追求优良治理的努力而变化的。

     由于上述内在平衡机制,共治体制是一种具有内在稳定的治理秩序。在此体制下,国民大体上是平等的,也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社会通过较高程度的自主治理发展出诸多法律和执行机制,相当有效地界定和保障人们在交易、合作网络中的权利、义务。由此,在和平时期,市场在传统中国大体正常地运转,社会、文化也能够维持一定繁荣。共治体制所引入的理性因素、所拓展的社会自主治理空间,也是中国文明能够经历种种外部冲击与内部败坏,而依然保持生命力的制度基础。[37]

     认识到中古中国的治理架构为“共治体制”,可以让我们对现代中国的变迁给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儒家思想倾向让儒家非常自然地走向了宪政主义,同时,儒家士大夫本身就是共治体之的灵魂。这样的理念和生活让晚清儒家士大夫自然地进入现代立宪政治过程中,形成了现代中国的儒家宪政主义思想与政治传统[38]。这个宪政主义运动的主体就是儒家士大夫,也即儒家“绅士”,这场运动也就绅士宪政主义运动。它的基本纲领,就是实现绅士们非常熟悉的共治制度的现代转换。当时最为重要的两个宪政主义口号是“开国会”和“地方自治”,这就是把士大夫原有的治理权威予以扩大,并赋予更为正规化的形态。关于西方宪政制度的新知识,不过为儒家士大夫实现自己固有的宪政理想提供了新工具,当然,这些新知识也拓展了他们关于宪政的想象。因此,也正是儒家绅士透过晚清立宪,透过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努力,构造了中国的现代宪政政体——中华民国。[39]

    总之,古代与现代的历史表明,儒家代表着一种宪政主义的理想,儒家在历史上也至少构造了三种宪政主义程度不等的制度,即封建制、共治体制和现代宪政政体。因此,儒家是宪政主义的命题具有坚实的历史依据,这个历史证明了,宪政主义就是儒家外王之基本取向、核心精神。

    当然,这种精神在当代的实现,必需借助于现代宪政的知识,也即外来的制度性知识,方可构建出合理的制度形态。但惟有经由对于“中体”之深入思考,此类“西学”才能从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变成可运作的现实的制度。[40]

 

四、儒家的民生主义传统

    儒家是民生主义的。民生主义追求一个人人有尊严地生活、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为此,人群中的贫富差距不应太大,每个人都应当获得维持社会共识认为必须的生活必需品和公共服务。这是儒家从一开始就追求的基本价值。儒家曾经提出过至少两个方面的论证。

    第一,政治神学上的论证。《中庸》:“天命之谓性”。《尚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之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孔颖达正义曰:此经之意,天地是万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养万物也。人是万物之最灵,言其尤宜长养也。”《周易》“干”卦《彖》曰:“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

    人为天所生,秉有天性。因此,每个人都有合乎尊严地生存的道德权利,此即“各正性命”。人们生活于共同体、共同体存在的理据,也就在于它能够保障人们的这一道德权利。而上天生育万物,包括人。天有好生之德,人亦皆有好生之德,故而,人们天然地具有合作的心性,将会相互满足这一对他人的道德义务。人们也正是为了相互满足这一权利,而结成共同体。

    第二,政治哲学上的论证。一个人人享有尊严的公平社会,可以在社会成员中间创造和维持普遍的“共同体感”,对于一个共同体而言,这是最为重要的公共品,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论语.季氏》记载孔夫子的话:“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41]《春秋繁露.度制》对于这里的“均”有更进一步的阐述:

    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欲得自恣,其势无极。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赢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

    贫富分化必然摧毁人们的共同体感,导致处于两个极端的人对共同体的责任感、凝聚力流失,这种不负责任的意识并会迅速蔓延到整个社会重,从而摧毁共同体。在一个人们具有平等观念的现代社会,情况当更为严重。严重的贫富差距必然导致共同体内部的冲突日趋激化,从而导致社会失序,每个人的福利都将遭受巨大损害。为此,共同体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贫富差距。民生主义就是控制贫富差距、维持人们共同体感的关键措施。

    民生主义以儒家价值为基础的,因而,它从一开始就具有“中道”的气质,而绝不走极端。《礼运》“大同章”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

    这一章在过去一百多年间获得高度重视,它被当成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中国式表述。但这样的解释存在极大偏差。仅仅从语词上,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的审慎。最为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表述中的七个“不”。[42]下面对于其中涉及财富的两句话,略作解释: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孔颖达正义曰:货,谓财货也。既天下共之,不独藏府库。但若人不收录,弃掷山林,则物坏世穷,无所资用,故各收宝而藏之,是恶弃地耳。非是藏之为己,有乏者便与也。力,谓为事用力。言凡所事,不惮劬劳,而各竭筋力者,正是恶于相欺,惜力不出于身耳。非是欲自营赡。故云“不必为己”也。[43]

    货与力是两种资源。财富生产的高效率,依赖于这两种资源的有效利用,而这又依赖于每个人“各尽其力”,即较为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创造性来自于自由,公道则保证每个人的创造性不被刻意的抑制。

     那么,这些被创造出来的财富如何分配,才同时有助于个体的幸福和共同体的繁荣?大同章提出了两个“不必”,意思是“不完全”、“不只是”。这种否定的表达语式,深刻地体现了先贤的审慎和明智。“不必”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每个人生产出来的财富首先还是属于自己,并且为自己。但是,既然人们已生活于共同体中,而个人的财富产生活动必然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分工、合作网络,依赖于政府及其它治理主体所生产的公共服务,则基于交换原则,人们会同意拿出一部分财富贡献于共同体。另一方面,最为重要的是,人们生活于共同体中,则必然就具有了共同体感,具有了“公民”意识。因此,从一开始,他们的生产活动就不只是为了自己,也同时是为了共同体,不论是其它成员,还是邦国。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人们从事财富生产,就同时为了自己和共同体。这是人进入共同体生产之后的一种必然。因而,个体生产的财富是具有共享性的。

    总之,大同章的两个“不必”,没有财富由整个共同体全部公有的含义,更不意味着政府的占有。财富首先是共同体成员私人享有的,但是,人们私有的财富同时具有公共性。人们享有的财富同时具有私、公两个品性。这两者对于人来说是同等重要的,也是人的两个本能:一个是自然本能,另一个是社会本能。它们同时存在于每个人身上。

     据此,我们可以确定儒家民生主义的政策含义: 第一,民主主义尊重私人产权、尊重市场制度,而绝不主张强制性集体和国家所有。事实上,传统儒家一直主张低税率政府,反对政府举办经营性事业与民争利,不与民争利。儒家主张把这类事业全部交给私人处理,交给市场机制。《盐铁论》中,作为儒生的贤良文学最为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

     第二,中小企业和充分的竞争是实现公平社会的基础性制度。儒家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均具有美德与智力的潜能,据此也可以说,人人具有“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那么,最优良、也最合乎道德的经济制度,就是每个人的企业家精神得以充分发挥的制度。这样的经济结构也可以形成最为公平的分配结构。尤其是,中小企业所具有的较为紧密的情感联系最为合乎人性。台湾经济与社会相对均衡发展的经验,也许可以证明民生主义的高明。

     上述两点足以说明,儒家支持自由市场。事实上,古代中国为自由市场进行辩护最力的思想流派,不是法家,也不是道家,而就是儒家。比如,孟子已经形成相当深刻的分工理论。《孟子.滕文公下》:

    “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馀粟,女有馀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羡,馀也。事与功者,盖所作未成,则谓之事;事之成,则谓之功。宋儒孙奭这样解释孟子的意思:如子不通功易事而相济,以有馀而补其不足,则农夫有馀粟,而人有受其饥,女有馀布,而人有受其寒。 ”

    孟子提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也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分工理论而提出的。既然自由交易可以增进所有人的收益,那么,对于交易活动可以采取的唯一合理的政策就是自由贸易。孟子理想的社会中有这么一个制度:“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44]孟子的这个构想中,还隐含着“藏富于民”的理想。

     第三,儒家主张“社会再分配”。请注意这里的用词,是“社会”,不是“国家”或“政府”。这种再分配乃是一种自然的再分配机制,其自然性,《孟子.公孙丑上》给出了充分的论证: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据此,人本能地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尽自己的努力,让他人合乎尊严地生存,乃是人自己施加给自己的一项伦理义务。同时,人也自然地具有合作的心性,通过合作从事帮助他人的实践。因此,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人们自会举办众多“社会性”福利事业,从而形成一个自愿性再分配机制。由此完全可以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非公立的、非盈利性的学术、教育、医疗事业领域。[45]

      第四,儒家也支持有限度的政府再分配政策。不过,相对于社会再分配,这种带有一定强制性质的福利体系是辅助性的。社会性福利事业未必能够覆盖到全体民众,因而,政府有义务举办最基本的福利制度,确保每一个人不至于无法维持体面的基本生存。

     因此,儒家的民生主义不同于“福利国家”,而主张一种“福利社会”制度。民生之本在人心,在社会。人具有相互扶持的天性,一个好的治理秩序就应当让人的这种天性得到发挥,在社会中通过联合,相互帮助。

     而让人们的恻隐不忍之心性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就是结社自由。而这是由宪政所保障的。更进一步看,不受有效限制的权力本身就是民生的最大破坏者。因为,人们被区别对待,权利与权力失衡,必然导致财富分布结构失衡。在不合理的宪制架构下,政府即便实施再分配政策,其惠及底层民众的效率也是相当低下的,甚至很有可能堕落成为一种逆向再分配制度,也即,收入高者所得福利高,收入低者所得福利低,从而可能加大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紧张与冲突。因此,民生主义的伦理基础是人的合作的心性,其制度保障是宪政主义。反过来,民生主义又能够维持人们的共同体感,从而让宪政制度的运转成为可能。

五、反复其道,天行也

    由上面的学理论述可以看出,儒家宪政民生主义是一个融贯的整体。

    儒家就其基本价值而言,就要求宪政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两者是儒家实现其基本价值的主要制度依托。它们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寄托中国文化之idea的“有形之社会制度”[46]。儒家的民生主义要求宪政主义,儒家的宪政主义也必然导向民生主义。在这个体系中,儒家是根本,宪政主义是制度,民生主义是社会政策。更具体地说,儒家塑造生活的价值;宪政主义为这样的生活提供公共治理方面的制度支持,民生主义则让这个生活带有人情味,让每个人都不会被抛弃,而具有共同体感。

    因此,传统儒家圣贤,如孔子、孟子、董仲舒、朱子,都具有宪政主义和民生主义情怀。在现代中国的儒家那里,这三者同样融会成为一个圆融的整体。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粱漱溟,以及现代新儒家诸贤,同时是儒者、宪政主义者和民生主义者。

    《周易》“复”卦《彖》辞曰:“反复其道,天行也。”儒家宪政民生主义自尧舜以降的中国治理之道基本制度架构,也就是中国之正统。今日中国欲有效地解决各种严重问题,就必须回到这个正统。

    应当说,过去二三十年,儒家、宪政、民生主义这三个基本价值、制度,都出现了回归的迹象。比如,政府从价值上认同法治民主;过去六七年,政府也在强调民生。同时,政府也部分地承认儒家的价值。但是,在法律与公共政策领域中,在精英的观念和主流的伦理、政治与法律论说中,这三者还远不能达到“和”的状态。精英们终究不愿意接受儒家,因而导致主流价值混乱,整个国家缺乏主体精神。而各种法律和政策也因此失去价值的锚链,变成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在各种极端措施之间随机漂浮。价值的空虚也导致制度变革缺乏明晰取向,不对称的权利-权力格局妨碍民生主义政策效用之完整发挥。这两者之混乱,反过来又导致人们对价值的虚无主义态度。即便现在很多人谈论的“中国模式”,也是没有灵魂和核心价值的,而没有灵魂的事物是不能够保持自身的。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47]今日中国,该回正道了。回到华夏治理之正道,回到现代中国之正统。回归的过程也正是创造的过程。也只有回归的过程,才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过程。由此,华夏文明可以实现第四次跃迁。

    在当下,回归正道的主要任务是儒家为本的现代价值之建设。但是,也不能不进行一些必要的清理工作,也即,对现代种种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清理。必须抛弃所有这些意识形态背后的物质主义哲学,清理其反宗教倾向,清理其制造紧张与冲突的理论,及以此为本的国家和法律理论。所有这些既是反儒家的,也不合乎现代社会之基本伦理标准。

    至于回归的方向,是非常清晰的:回到儒家。尽管曾经遭到蔑视和摧毁,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脉络中,儒家自有其内在的生命力,因而始终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博物馆化”。可以预言,儒家必将参与现代中国治理秩序之塑造和再造。此乃儒家之天命所在,亦为中国之天命所系。

    归根到底,到今天,严肃地思考中国命运的人们需要考虑的是一个简单但重要的问题:美好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的?笔者的回答是:首先,好的中国是中国的,也就是说,这中国是儒家的。这里的儒家绝不只是文化,也不是一个教会,而是国家的灵魂。他将化于生命、生活的各个面相。其次,好的中国是好的,拥有好的制度和好的政策。为此,从知识上说,儒家就必须充分参照现代知识,发展出作为立法者之科学的当代新外王体系。

    为了达致这个“美好的中国”,当代中国需要一场董仲舒-汉武帝时代所发生过的“更化”,自更而化于道,化于华夏正道。这里引用董仲舒“天人三策”之第一策的结语,结束本文:

    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馀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捍,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蛛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馀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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