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近两年间,人们的思想变化很大。三十年来改革的利弊给了中国社会新的认识,像赵跃先生就是一例。这些年里,他经常在大军网上发表经济研究的文章,但像今天这样的思想还是头一次。这说明当今中国社会思想的转变。无论是向左变还是向右变,都反映了社会群体的不同追求。本网历来以反映社会动态为己任。现将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供社会参考。当然,这一期文集内容丰富,卢映西、杨继绳、张木生、杨芳洲等的文章都有代表性。大军网站由于经常出技术故障问题,造成文集不能定期正常的上网,这里特向读者道歉。】

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1年7月15日

目录

仲大军:CPI考验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艺术

余永定:社会融资总量与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顾海兵:政府信息公开的关键是党务信息公开

赵跃: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卢映西:现实的荒诞:国际贸易摩擦背后的真实逻辑

陈丹青:两千年的文脉已断

中国留学生:美国20条明显愚蠢而落后的地方

曹军:《云汉经略》最新月刊导言

财富杂志:十几年间世界财富五百强的变迁

杨芳洲:WTO乃抢掠灭亡中国之最大不平等条约

杨芳洲:中国还有经济主权吗?

Martin Wolf:美国欧盟正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金融错误

Lyndon H. LaRouche:欧洲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

黄钟 :我的辞职信

贾存斗 潘治宏:重庆统筹城乡改革推向纵深

紀碩鳴:守住尊严以事实说话

《亚洲周刊》:中国的唱红与左右派之争

《文汇报》:张维为和福山激辩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

胡星斗:迷失了方向的中国

杨继绳:破解社会稳定的难题

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张木生:谈新民主主义与中国的改革未来

罗岗:再生与毁灭之地——上海的殖民经验与空间生产

横舟:做新纪元的开拓者,不做旧制度的陪伴人

肖思和:刘少奇主持朱德批判会

徐瑞希:怀念当年的钢琴公主顾圣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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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考验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艺术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1年7月11日

    6月份我国CPI指数同比升幅达到6.4%,又回到2008年6月的同期水平。仅仅三年的时间,我国从一个高通胀又进入了另一个高通胀。

    回想2008年,通胀一度达到令人吃不消的程度。1月份到6月份,通胀幅度分别达到7.1%、8.7%、8.3%、8.5%、7.7%和7.1%。由于2008年下半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我国的通胀才逐渐减缓下来。

    2009年是一个物价相对平稳的年头,连续几年的通货膨胀终于退去了肆虐的淫威,人们不再为物价持续上涨而担心了。疯狂暴涨的房价也停止了躁动,房价终于看跌了,一些低收入群体看到了买房的希望。但正在人们为通胀的退隐而高兴的时候,猛烈刺激经济的措施又将稍稍平静了的物价拉升了起来。

中国是否放弃了外储升值的好机会?

     本来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正是中国调整过热经济的好机会,也正是中国廉价和低价利用国际资源的好机会。2009年,石油价格已经降到了30多美元一桶。有机构预计石油价格还要下降,直至15美元一桶。从2008年初的一度140美元一桶,到2009年的可能15美元一桶,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多么好的廉价利用国际资源的机遇啊!

    咆哮多年的铁矿石价格也降下来了,出口国终于要看中国的脸色出货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储蓄大国,国际市场大宗产品降价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因为产品降价意味着中国外汇储备巨大升值。按石油价格计算,中国的外汇储备要升值五六倍。

    200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多好的逢低吸纳的好机会啊!中国何必去刺激经济、拉抬世界物价呢?依仗多年来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利用国际市场降价的时候,大量进口外国的便宜货便可大赚一把。但中国放弃了这个机会。经过一场发钱拉动还是投资拉动的讨论,中国最终选择了4万亿的刺激经济方案。

    结果,原油价格从30多美元重回100美元,而棉花的每吨价格从2008年底的1万元上涨到2010年底的3万元,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被中国的刺激政策又拉升了起来。我们拯救了外国,自己却付出了进口的巨大代价。

中国是否忽视了调整国内贫富差距的重要性?

    4万亿经济刺激的核心是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当国外纷纷向居民发钱以消费刺激经济的时候,唯独中国对发钱这一最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和调整经济结构的经济措施敬而远之。

    过去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建立在出口拉动上,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国家陷入经济衰退,订单大减,使中国的一些出口企业陷入困境,也使国内的一些相关企业出现生产过剩。弥补这一缺口的办法不外于投资与消费两种手段。在这一时机,中国是选择消费拉动还是投资拉动?我当时的观点是中国应当适当地转向消费拉动,因为连续多年的投资拉动已经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了畸形。世界经济危机的出现是中国进行经济转型的好时机。其目标是缩小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改善低收入群体的落后状态。

     而发钱刺激经济,正是中国调控经济的新手段,既可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又可以调整我国出口偏大的畸形的经济结构,根据消费需求来进行投资,使中国的投资合理化,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目标。但是四万亿的刺激方案将主要的财力物力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这使得一些大企业、大财团获利甚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接下来的通胀加剧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

    调整结构又成了一句空话。“遗民泪痕胡尘里,北望王师又一年。”

 过度刺激与再次通胀

    中央政府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带动出地方政府十几万亿的配套资金,使银行在2009和2010两年间放出20多万亿的信贷资金,2011年的信贷规模能控制在8万亿内就不错。这与2008年以前年份的信贷规模相比整整多出两三倍。2006和2007年,尽管信贷规模仅有三四万亿,都导致了2008年的高通胀,而2009和2010年更高的信贷额,怎能不引起2011甚至2012年的通胀压力?

    因此,尽管自2010年底以来,中央政府接连出台紧缩银根的措施,12次上调商业银行准备金率,8个月内五次上调银行存款利率,通货膨胀的幅度却没有丝毫减弱,反而节节升高,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年间货币量的激增。泛滥的货币中还包括近几年里从海外涌进的热钱。热钱的参与更导致中国流动性的宽裕和通胀加剧。

    两年来的投资拉动目前已初见成效,京沪高铁已经开通了,但却在亏损中运行,两万多亿的贷款不知何时还清。其他的一些项目也要密切关注其效益。随着新一波世界经济下滑和国内紧缩政策,新一轮的生产过剩是否出现值得注意,然而滞涨却已有表现,即通胀与经济疲弱同时出现。

     就实体经济看,目前沿海一些地区的中小企业日子比2008年时还难过。浙江温州地区的小企业已经倒掉20%,珠三角的一些企业状况又回到了三年前。这就是刺激之后的后果。结构没调整过来,流动性泛滥一结束,问题马上就出现。

    就像一个人患了内虚外热的病。物价不断上涨消耗的是国民财富体力,通胀是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表现。接下来将是一部分社会群体消费乏力,一些企业生产过剩。所以,通胀既可以拉动起经济增长,也可以导致经济衰退,并且还带来富者愈富、穷者欲穷的社会效果。这个时候反思当年的刺激政策,就感到这是一场过度的虚惊 和吃错了药!回顾三年来的经过,它再次考验了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艺术水平。

    不过在中央政府一连串的紧缩政策下,这一波通胀已是强弩之末,但中国经济最好不要在波峰浪谷中反复运行。

    仲大军联系方法:北京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 100031。电话 63071372。电子邮箱:zdjun@263.net。
 

 

 

 

 


发件人:"yongding yu" <yongdingyu@gmail.com> 2011-07-15 14:46:2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d: 15 离岸市场无法分流在岸人民币的流动性

    大军先生,请指证。文章中有个数字错误。应为40000而不是80000。请查对发表的文本。第一财经发表的对我的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采访,建议查阅。余永定 于牛津,

社会融资总量与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 余永定

2011年6月27日(终稿)

    数月前,央行公布了“社会融资总量”指标,有消息说央行可能会以此作为新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社会融资总量大体指非金融部门当年所获得的全部新增融资(含股票和债券融资)。如传言属实,这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变化。惟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社会融资总量是否应该且能够成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这一变化是否有助于央行实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物价稳定?为了推动讨论,作者不揣冒昧,提出一些不成熟看法,供大家批评指正。

一 不同货币总量(aggregates)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历史上,各国中央银行曾把不同货币总量(M1、M2或M3)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并通过控制选定货币总量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抑制通货膨胀。

    传统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是货币数量公式:MV=PY

    其中M、V、P和Y分别代表货币存量、货币流通速度、物价水平和产出;V假定是常数。通常的理解是,根据货币数量公式,如果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产出增长速度,物价水平必然上升;或在V给定的条件下,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长将导致名义产出(PY)的增加。货币数量说对物价变化的解释有简单化之嫌(例如,并未涉及实物经济中供求关系失衡对物价的影响),但其简单明了,如运用正确可以理清不少政策问题。

    显然,在货币数量公式中,货币只有一种功能,即流通手段。因而,货币数量公式中的货币显然是M1,即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 而活期存款之所以同现金并列、成为M1的构成部分,是因为存款人可以以活期存款为基础开具支票作为支付手段。在一般理解中,货币是指广义货币—M2,即M1+储蓄(和定期)存款。如果把货币理解为广义货币,货币数量公式是否依然成立?假设在均衡状态下的货币存量M1是100个单位,再假设通过某种途径,货币存量中增加了20个单位储蓄存款,此时的(广义)货币存量M2=100+20=120。第一个问题是,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货币存量中如何会新增20个单位的储蓄存款?第二个问题是,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广义货币的增加(新增20个单位储蓄存款)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

    “银行贷款创造存款”是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命题。在不考虑居民(及企业)储蓄的情况下,贷款所创造的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只发挥流通手段的功能。从封闭经济的某种均衡状态(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存量=媒介经济活动所需要的流动性;实物经济中的总供给=总需求、储蓄=投资)出发,如果一部分居民出现储蓄意愿,另一部分居民或企业出现负债意愿,在M1量给定条件下,使储蓄意愿得以实现的途径有二:第一,把现金(部分现金是通过提取活期存款得到)从流通中撤出(“放在席子底下”);第二,把撤出的现金以储蓄存款的形式存入银行。

    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于流通手段的减少,有效需求减少,经济出现失衡(供大于求)。即便其他居民有增加消费或企业有增加投资的意愿,由于缺乏必要的流动性—无法取得退出流通的20单位现金,他们的消费和投资意愿将无法实现。不仅如此,由于无法回收发放的贷款,银行将出现不良债权。如想恢复经济的均衡状态,中央银行必须注入新的流动性,以弥补20单位的流动性缺口,并允许银行注销不良债权。这种状况的潜在危险是,退出流通的现金一旦重返流动,就有可能会突然造成严重通胀压力。

    在第二种情况下,在流通中减少20单位现金的同时, 银行储蓄存款增加20单位。而这又主要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银行把一部分居民作为储蓄存款存入的20单位现金(银行的资金来源)贷给入不敷出的另一部居民(银行的资金使用)。当后一部分居民将这20单位现金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时候, 20单位现金重新回到流通过程,M1恢复到原有水平,经济恢复均衡状态。第二种可能性是,银行将20单位储蓄存款贷给企业,后者用由此得到的20单位现金(或支票)购买投资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原材料、机器设备以及其他生产要素)。M1和总需求都恢复到原有水平,经济恢复均衡。在两种可能性中,M1不变(流出后又流回了),依然是100单位;而银行储蓄存款和长期贷款则同时分别增加20单位。注1

    在均衡状态下,居民储蓄意愿的实现必须以其他居民或企业的相应负债意愿为条件。居民的储蓄意愿的变化可能是非货币原因导致的,因而,广义货币存量中的储蓄存款(M2-M1)是内生的。但是,无论居民的储蓄意愿发生何种变化,居民储蓄存款有何增加,在储蓄=投资的前提下,由初始存款(央行的再贷款、出售外汇或出售国债所得的准备金)所决定的M1,不会发生变化。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M1是外生的。在货币数量公式框架内,储蓄存款的变化与M1无关,只要流通中的M1量不变,物价水平就不会变化。

    假设银行把在当期从居民B吸收的储蓄存款贷款给居民A。在下期债务人—居民A将减少消费以偿还贷款;而债权人—居民B则会提取存款、增加消费。经济依然处于均衡状态,经济规模也不会发生变化。假设银行当期贷款给企业。在下期,债务人—企业还款、付息,债权人—居民提取存款、收息。由于银行是贷款给企业,企业投资将导致下期产出增加。如新增产出等于居民的“延迟”消费,经济则继续处于均衡状态。经济规模的扩大将导致下期流动性需求的增加。如下期居民储蓄率不变,则下期对广义货币存量的需求也将相应增加。关于货币存量的动态路径,这里不做进一步讨论。

二 引入资本市场后的货币总量与通货膨胀

    如果居民不是通过增加银行储蓄存款而是通过购买股票、债券的形式进行储蓄,从银行体系退出的20单位M1不再进入银行体系而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的中介(IPO等),企业将获得这20单位M1,并将其用于购买投资所需的原材料、机器设备以及生产要素的服务。此时,由于经济规模尚未发生变化,对M1的需求同银行充当融资中介时的情况完全相同—都是100单位。但是,由于并未通过银行建立债权-债务关系,银行储蓄存款和贷款并未增加。此时,股票和债券—而不是储蓄存款—成为居民储蓄的载体。因而,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资本市场的发展将导致银行储蓄存款的减少,从而导致广义货币的减少。由于流通中的M1依然是100单位,物价水平不会发生变化。

    注[1] To simplify analysis, savings of firms will not be discussed here.

    如果在二级市场上金融资产(股票和债券)价格出现上升趋势,为了取得资本利得,更多居民(和企业)就会进入二级市场购买股票(或债券)。当某些居民从流通撤出现金、从银行取出活期存款以购股票(或债券)时,在二级市场上出售股票的另一些居民就会把所得现金和活期存款投回流通和存回银行。尽管M1将在不同经济实体间转手(流通速度可能加快),M1量不会因为二级市场上股票的买卖而增加或减少。由于需要交易的“产品”—“金融产品”(不是实物产品)的增加,对充当“金融产品”流通手段的现金和活期存款的需求必然增加。随着数额越来越大的存款提取和再存入(通过转账实现),金融资产价格不断攀升,居民对作为流通手段的现金和活期存款的需求也会不断提高。这样,对应于给定的M1,资产价格攀升导致的对现金和活期存款需求的增加将减轻商品市场上的通货膨胀压力(等量货币追逐较多“产品”)。资产价格的上涨到底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则取决于其财富效应(使物价上升)、货币吸纳效应(使物价下降)以及储蓄存款变化对银行体系货币创造能力变化(见下节讨论)之间的对比。应该指出,拥塞在资本二级市场的“资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金(Funds),而是被资本市场吸收的流动性,是普通意义上的“货币”或“钱”;或是被导入“货币池子”里的流动性。

    可以看出,资本市场的引入并不影响各种货币总量(M1、M2等)同物价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资本市场融资量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相反,在资产泡沫严重的时候,通货膨胀压力也有可能不升反降。

三 货币创造过程中的不同货币总量和社会融资总量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货币总量、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融资量对物价影响的分析都未涉及货币创造的乘数过程。在不存在信贷配额约束的情况下,货币创造过程可用下例说明: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从商业银行购买外汇154万美元,商业银行设立在央行的准备金账户上增加人民币存款1000万元(设汇率为6.5:1)。若商业银行的原有准备金恰好满足法定准备率,且法定准备金率为20%,则银行可向企业或居民发放800万元贷款。为简化分析,假定现金漏出(对存款)率为零且商品和劳务交易可以通过开具支票实现,则新增货币800万元将始终以活期存款形式存在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即资金来源方)。以800万元存款为基础,货币创造通过程可进一步进行下去。从理论上说,1000万元的初始存款可以创造8000万元货币(活期存款)。教科书所描述的货币创造过程实际是M1的创造过程。如果考虑M1和M2之间的区别,即引入储蓄存款的概念,对于给定的初始存款,各货币总量在货币创造过程将会出现什么变化, M1是否依然可以认为是外生变量?

    作为货币创造的第一阶段,假定经济中存在经济实体A、B、C、D、E和F,且银行(银行系统)首先把800万元贷款作为流动资金贷款贷给A;在取得贷款之后,A用开具支票的方式向B购买价值800万元的商品或劳务;而B则用从A获得的支票(B的收入),从C购买商品或劳务……以此类推,最后,F得到A最初开出的支票。在这一过程中,尽管支票随着交易的进行而不断转手,银行体系中的新增活期存款量(M1)始终是800万元。如F用支票从A购买商品或劳务,A用所得收入偿还银行贷款,新增贷款和新增货币(活期存款)同时消失。但是,由于生产活动并未结束,在新生产周期中,银行将重新给上述经济实体提供贷款。因而,可以假设,在任何一个时点上,在银行体系中都将存在800万元新增活期存款(M1)。

    作为货币创造的第二阶段,因为新增了800万元活期存款,在扣除160万元的准备金后,银行还可以对上述经济实体或其他经济实体进一步发放640万元的贷款。货币创造过程将持续进行下去,直至银行体系创造出8000万元活期存款。在货币创造过程中,新增的货币仅仅是流通手段,即M1。换言之,通过银行体系进行的货币创造过程是流通手段的创造过程而非资金(funds)从储蓄者到投资者、从债权人到债务人转移的融资过程。从理论上说,由于便利了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与流动,银行可以收取服务费,但不应收取利息。

    经济实体之间不仅存在产品和劳务的交换(买卖)关系,而且还会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换句话说,货币不仅是流通手段而且是价值贮存手段。货币作为贮存手段在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转手意味着购买力在不同经济实体—即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暂时转移。如果考虑货币的这种价值贮存功能,货币创造过程会发生一系列变化。仍然假设C在得到B开出的支票后,并不想向D或其他经济实体购买商品和劳务、尽管D暂时没有任何商品和劳务可以出售,但依然希望从E或其他经济实体购买商品和劳务,为了不使生产过程中断,D可以通过银行向C借入800万元,从而得以用800万元支票从F购买商品或劳务。此时,除通过向A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所创造的800万元M1外,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将会出现新增长期贷款和储蓄存款800万元(银行从C吸收的储蓄存款),银行体系中的新增广义货币(M2=M1+储蓄存款)为1600万元。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如果在其他经济实体之间也通过银行建立起类似的债权-债务关系,储蓄存款量还会进一步增加。 由于出现了800万元储蓄存款,银行不再能够在扣除160万元准备金之后,在第二轮货币创造过程中发放640万元新贷款。由于现在的存款总额是1600万元,根据20%的准备金率要求,银行必须上缴320万元的准备金。银行在第二轮货币创造过程中的贷款能力下降到480万元,而不是原来的640万元。这样,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更确切说流通手段创造)能力因储蓄存款的增加而下降。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储蓄存款在广义货币中所占比重越高,通货膨胀压力就越低。反之,则反。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分析表明,由于内生变量—储蓄存款的变化将导致M1最终数量的变化,M1不再能够认为是外生的。

    还可以看出,如果居民(企业)储蓄意愿大于企业的投资意愿(或另一部分居民的超消费意愿),银行无法相应增加长期贷款,暂时撤出流通的现金就无法返回流通。经济就会因有效需求减少而出现萎缩,物价就会下降。此时,银行的存贷比将会上升、部分M1就可能会转化为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超额准备金,而流通中的现金与活期存款可能会相应减少。反之,则反。此外,现金持有者也可能会把现金从流通中抽出,将其作为价值贮存手段而持有,或长期持有流动性强的活期存款。此时,即便M1总量不变,M1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总之,如果考虑到种种复杂因素,我们就会发现M1也并非是真正的外生变量。如此看来,尽管M2不应也无法充当货币中间目标, 由于其内生性,尽管可以较好反映通货膨胀压力,但M1也难以成为一个可控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

    除通过持有银行储蓄存款外, 居民(企业)还可以通过基金管理公司、养老金、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等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资本市场购买金融产品进行储蓄。把非存款金融公司引入分析,货币创造过程会发生什么变化?前面所得出的M1、M2和社会融资总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否会发生改变呢?

     注2,在上述货币创造流程中,我们假设银行首先对A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但这一假设并不重要。如果假设银行一开始把800万元贷款作为固定资产投资贷款—长期贷款贷给A,货币创造过程的最终结果也并无不同。对应于800万元长期贷款,必然有相应的进行储蓄的经济实体,如F,将800万元作为储蓄存款存入银行。此时,银行必须再发放8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给某一经济实体,否则整个经济的运转就会因流动性短缺而中断。

    所谓社会融资总量可以分为两部分:通过银行系统的融资量和通过资本市场的融资量。我们已经说明,通过银行实现社会融资并不会对M1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造成影响;但是,储蓄存款的变化则会通过对货币创造过程的影响而对银行体系最终形成的M1量造成影响,从而对通货膨胀造成间接影响。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的社会融资量的变化也会对M1量造成影响,从而与通货膨胀间接造成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方向与银行储蓄存款对货币创造过程影响的方向是相反的。沿用上节的例子。D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向C发行股票800万元,再用从C所筹集的800万元现金和支票从F购买商品或劳务。

    此时,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将不会出现新增长期贷款和储蓄存款800万元,而一度退出流通的现金和活期存款则通过D向F购买商品和劳务回到流通。由于不存在新增加储蓄存款800万,银行也就不需要增加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 因而,银行体系M1的创造能力将不会被削弱。可见,在其他情况(包括初始存款和准备金率)不变的条件下,资本市场的出现不会导致银行体系所最终创造的M1量的减少。资本市场的出现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些影响是相互冲突的。最终结果可以需要由经验检验决定。资本市场融资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能事先由理论决定。

四 “从资金-流量法”角度看各货币总量和社会融资总量的可控性

    确定货币总量的另一种流行方法是所谓“资金-流量法”。通过汇并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可以推出的货币 “资金流量”公式:

     ΔM=PSD-Δbonds+ΔBLP+ΔF

    该式实际上是一个恒等式。其中ΔM、 和ΔF分别代表M2(在实际金融统计中,广义货币还包括银行的其他一些负债,但这里从略)、商业银行对公众贷款和外汇储备的增量, 代表货币化的政府财政赤字。

    在禁止赤字融资的条件下,该式可简化为:

      ΔM=ΔBLP+ΔF

    同货币乘数理论提供的思路不同,上述恒等式从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描述了控制货币供应量的途径:即央行可以通过控制银行对公众的新增贷款和对新增外汇占款的对冲强度来控制广义货币的增长。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分析框架,但不可滥用。经验告诉我们,实行强有力的对冲政策、大力紧缩银行贷款,可以控制广义货币的增长。但是,这种政策的代价往往是银行业绩的急剧恶化。此外,影响通货膨胀的货币总量是M1 而不是M2,强行控制广义货币不一定能够实现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控制,相反却可能会付出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的代价。

    “从资金-流量法”是否可以给我们提供如何控制社会融资总量的线索呢?我们把存款性金融公司概览与非存款性金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汇并、化简得出金融公司概览,并以这个概览为基础,考察存在银行和资本市场两个融资渠道下,社会融资总量的控制问题。

金融公司概览

国外净资产

国内融资总量

国内银行信贷

对非金融部门债权 

    国内资本市场融资

      股票投资

      债券投资

货币和准货币

货币

流通中现金

活期存款

准货币

储蓄存款 

实收基金

    根据金融公司概览,可以推出以下恒等式:

    ΔM+实收基金=ΔBLP+ΔF+Δ资本市场融资

    其中实收基金应该等于资本市场融资。因而,我们又回到早先的货币资金—流量公式。可见,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 我们也无法得出如何控制社会融资总量的任何线索。

五 结论

    本文既未涉及实际经济的供求关系也未涉及货币供求和利息率等问题,因而并非是对货币政策的全面讨论。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已经可以得出结论:

    第一,决定物价水平的货币总量是M1。广义货币中的其他货币总量不能充当流通手段,因而对物价水平没有直接影响。

    第二,银行融资和资本市场融资量,即社会融资总量是购买力在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转移的量度。在储蓄需求等于投资需求的条件下,社会融资总量的变化对物价水平没有直接影响。

     第三,社会融资总量、M2都是内生变量。M1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内生。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对各种货币总量的控制将变得越来越困难,更遑论控制社会融资总量。

    此外,以广义货币(或以后以社会融资总量)为中间目标,为实现物价稳定的最终目标,难免要付出经济增长急剧下降的代价。因此,与其尝试以某种货币总量或社会融资总量为中间目标,以实现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中国货币当局不如加快实现利息率的自由化,建立以调节银行间拆借利息率为中心的货币、金融条件调控体系。

 

 

 

 


发件人:<guhb2000@sina.com>  2011-07-16 15:34:20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请看附件-顾海兵

政府信息公开的关键是党务信息公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顾海兵

2011年7月16日

    自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来,应该说,政府信息的公开有所进展。比如,目前国务院很多部委经费预算与支出的公开。必须说,有规则比没有规则好,有公开比没有公开好。但是,这件好事做的又不够好,存在明显的硬伤,使老百姓产生更多的困惑。比如,不仅关于公开的法律层次比较低,只是国务院制定的条例而不是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是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而出台的规则,而且,究竟哪些政府信息必须公开没有明细列出,比如有多少公车等老百姓关注热点都没有公开等;该公开而没有公开的具体责任没有界定;当时不可公开的政府信息,其最长保密期是多少,是否应该而且必须规定所有政府信息在30年或50年后无条件公开;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否应该和如何具体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等等。

     然而,最大的硬伤还在于现有法规只是规定了狭义的政府信息公开,完全没有涉及广义的政府信息公开,所以现实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和老百姓的预期差距反而是越来越大了。因为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的政府在广义上应该而且必须包括中国共产党组织,其工作人员均是公务员。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而且是非常特殊的执政党。这种特殊性表现为:我国宪法序言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不仅对应各级政府有自己的独立委员会,所谓四套班子之一,而且所有国家机构内部都设立具有核心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委或党组),所有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与事业单位也都设立具有相当政治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委或党组),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军队(党管军队),中国共产党拥有所有广义政府机构首长(包括立法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与常务委员会、司法机构的检察院与法院)的提名权或最终决定权,所谓党管干部,为党工作、担任党组织的干部都是国家公务员,甚至是更高级的公务员,虽然是所谓参照公务员。中国共产党的一切经费与资产都来自于国家财政或纳税人的税收,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任何时候都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1位,同群众同甘共苦。由此,中国共产党与政府是二位一体的、合二为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府的广度与深度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广度与深度。所以,广义的政府信息公开当然应该而且必须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党务信息公开,甚至政府信息公开首先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务信息公开,中国共产党的党务信息是更为核心的政府信息,是更为老百姓关注的政府信息,是更应该公开的政府信息。因为连“产”都“共”了,信息又怎能不“共”呢?

     中国共产党的党务信息有哪些应该公开而没有公开的呢?从理论上讲,由于党政分开、党不代政,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管军队是管原则,党管干部是管提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务信息应该都不涉及国家机密,都完全应该是可公开的。就目前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党务信息中最需要公开的有:

    1.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信息。依据目前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就中央而言,它的组织机构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即最高领导机构,党的中央委员会,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构,党的中央政治局,即党的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行使其权力,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党的中央书记处,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但从实际情况看,依据新华网授权对中国共产党的介绍,党的中央组织还包括如下各种工作或职能机构: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求实杂志社,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编译局,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外事办公室,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中央警卫局,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可是,无论是纸质材料,还是网络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组织信息的官方介绍都是相当有限的。许多机构没有介绍,有的也只是几句话的介绍,更没有相应的部门网站,如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等,我们不知道部门下属的各局的具体情况,如局长、副局长是谁,处室、人员有多少等。至于中央以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信息,其公开程度更是低于中央,总体上是一级不如一级。笔者曾经检索过一些地方党委的组织信息,结果有的地方是零信息。一些党的工作机构,甚至没有公开的门牌号码,似乎停留在地下斗争的潜伏年代。如果说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前,不公开这些组织信息多少还有点道理,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尤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不公开这些组织信息是难以给出合理解释的。退一步说,即使不首先向全国人民公开,至少也必须向所有党员公开。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信息之公开,作为没有自己特别利益的政党,当然包括:全国每年每月的党员人数与被除名的党员人数,专职的党员人数,全国党代表的全部名录,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业、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等,各级党的干部的全部名录,各级党的干部的个人与家庭之情况等。因此,只是公开有多少党员、有多少支部是远远不够的。

     2. 中国共产党的财务信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当然完全没有超越宪法与法律的权力,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符合法律的条件下运作。但至今,笔者似乎没有见到国家审计署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的审计,这显然是监督的缺失。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组织的经费来自于全国的纳税人,纳税人的税款如何被花费当然要对纳税人有个说法。这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不矛盾,越是领导,越是要接受监督;越是热爱一个人,就越有可能批评批判一个人,指出其问题,帮助其进步。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除了财政经费,还有一块是由全体党员所交纳的党费。以笔者30多年的党龄,全国党代会似乎没有公开过全国党费的总额,至少没有向每一个党员公开。不过据了解,在一些(或所有)地方或单位的党委换届过程中,会在党代会上公开上届党委所收取的党费、党费的流向、党费的结余情况。据有关资料,省属单位的党费,25%上缴省委,25%下拨分党委(党总支、直属支部)作为组织党员活动的经费,50%由单位党委统一使用。按全国7千万党员计算,如果每人每年交纳100元党费,则全国党费总额可以达到70亿;如果再加上一些党员的多交党费或捐款,则全国党费总额达到100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巨大的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组织的经费与巨额的党费,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情况(包括党的资产),如果不公开,如果不审计,显然是于法、于理、于情、于史、于民都是讲不通的。

    进一步设想,如果拓宽党费筹集渠道,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运作费用是否可以不再使用财政经费?或者逐步递减财政经费至零?笔者相信,作为先进分子的党员,多交一些党费是完全应该、完全可能的。笔者期待着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运作之零财政经费时代的到来,可谓真正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中国共产党的财务信息之公开,当然包括所有党员的个人与家庭之财产与待遇支出在每年、在任新职前公开,因为是“共产”的党。

    3.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信息。中国共产党是特殊的执政党,它产生于80多年或90年前,它是通过武装斗争逐步取得了政权,成为中国的领导者。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是一元化领导,是绝对的决策者,宪法几乎被虚置。改革开放以后,宪法的权威才逐步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在宪法与法律之下的领导,是服务式领导,是相对的决策者。中国共产党对国事的决策,包括人事决策与政务决策等,必须以建议案的形式经过全国人大或常委会或国务院批准,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唯一的决策建议者,但其建议是依据于党内与党外的充分的民主的。不过,这一过程还有太多需要改革改进之处。其最突出的是决策信息之公开。比如,构成国家机关核心的各部部长的提名,应该在党中央或政治局的民主决策之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国务院讨论其建议并通过之前立即向全国公开,这类信息不应该是国家秘密,公开更有利于选择合适的人。近些年来逐步规范的官员任前公示制度已经是很好的先导。现在,各级地方政府在任命所属部门领导时一般有2个星期的公示期,在公示期内,确实有极少数人选被淘汰掉,应该说这是正常的、是好事,党非圣贤,孰能无错?笔者以为,这些决策信息不仅要公开,而且要公开足够长的时间,比如至少2个星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国务院应该在这些决策信息公开2个星期后再开会讨论、表决。像部长人选等这样的大事,包括党中央或政治局的人选提名、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日程,未经提前公开而封闭讨论直接决定是不合适的。即使提名中有未获通过的,也是非常正常的,这丝毫不会损害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反而会使中国共产党赢得更多的尊重。

    中国共产党的党务信息之公开,当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章程与有关法规之同步修改,至少是细化很多规则。

    作为拥有30多年党龄的中共党员,我热切企盼中国共产党党务信息的充分公开。谣言止于公开,信任源于公开,改革始于公开,文明产于公开。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说难,是因为只要不透明、不公开,就不可能万人同欲、群策群力;说不难,是因为只要你不怕透明、不怕公开,你就无私者无畏、人心齐泰山移。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顾海兵 教授


 

 

 



发件人:<shyszy@sohu.com>  2011-06-19 10:08:0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关于振兴中华民族的若干重大改革建议(赵跃)

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著

赵跃

2011年6月19日 星期日

shyszy@sohu.com

    1921年7月1日~201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90周年了。在这90年中,她经历了无数次的艰难险阻,经历了众多次严重错误路线的干扰,最终从曲折走向胜利,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建国之后,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国家时刻都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颠覆活动。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与国内外敌人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斗争,多次打败了国内和国际上的强大敌人。在国内,严厉打击了“地、富、反、坏、右”,没收了地主、资本家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财产,成立了人民公社,建立了全国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生产资料方面实现了共产主义。在国际上,先后取得了抗美援朝和越南战争的伟大胜利,两次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包围压制中国的梦想,树立起威严的大国形象。

    另外,在国际上广交朋友,朋友遍天下,并加入联合国,拥有了极高的国际地位;在科学发展方面研制出“两弹一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教育方面实行了9年义务教育制,全面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在农业方面兴修水利,有效抵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在工业方面兴办大批国有企业,大幅度提高了各种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并为大量的劳动者提供了良好的就业岗位,从根本上解决了失业问题,全面改善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在社会经济管理方面保持了长期的物价稳定和旺盛的市场购买力需求,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极好的市场环境;在人权方面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不再给地主资本家当牛做马;在医疗方面消灭了血吸虫、性病、肺结核等严重传染性疾病,保证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在社会文明方面消灭了卖淫嫖娼、吸毒等丑恶现象,树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崭新的文明形象;在社会福利方面大范围实行了免费医疗、低费住房,大大减轻了百姓的生活负担;在道德思想方面,树立了雷锋、焦裕禄等光辉榜样,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的道德思想境界。

    虽然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如此辉煌伟大的成就,但是,由于过去的经济基础极其薄弱,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背信弃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严密封锁,使中国经济遭受了极大的挫折。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以发展经济为借口,强力主张在农村进行私有化“改革”。毛主席危难时期力挽狂澜,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走资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但是,自从毛主席逝世之后,走资派借全国人民悲痛欲绝和世界上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之机,又偷偷活跃起来了。但是,面对强大的社会主义江山,他们自知强攻难以取胜,于是就采用了智取的方法。他们打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金字招牌,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借口,以不讨论“姓社姓资”这一基本原则问题为压制民主和社会舆论的强权手段,在“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即“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能够发展经济就是好主义”的丧失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糊涂思想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盲目思想指导下,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谬论的欺骗下,披着“改革开放”的华丽外衣,走上了一条“打左灯,向右转”的复活资产阶级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之路。

    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除旧立新的社会革命,即推翻旧的传统和制度,建立新的制度和秩序。从数千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是旧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是新法规。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对人类社会制度的一项重大革新。但是,如果将社会主义公有制又恢复到旧社会私有制的状态,那么它就不是一种真正的改革,而是反改革、反革命、反人类进步、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复辟倒退。从维护政府颜面和掩人耳目的角度出发,也可以将其叫做伪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应该是向着共产主义社会方向进行的,它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私有制和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是恢复私有制和效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自1979年开始,我国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其实就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根基公有制,恢复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所谓开放,就是引狼(外国资本和资本主义低级下流文化和弊端)入室,大量吞食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和破坏良好的社会主义秩序。这也是改革开放的所取得的两项重大“成果”。经过30多年的伪改革,原来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被“改革”成个人私有制经济,原来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大部分被“改革”成个人或个人股份制私有企业,迫使广大劳动人民从主人国家主人的地位又回到了旧社会的被剥削地位,从社会公共生产资料的主人变成了个人私有资本的奴隶。由于伪改革造成社会制度的倒退,于是就导致严重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和大量国家财产外流,导致大批劳动者事业,导致巨大的贫富差别,导致宝贵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和浪费,导致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导致贪污腐败、黄赌毒等大量不良社会现象泛滥,导致人们的道德品质大幅度下降等一系列严重弊端的产生。由此可见, 中国30多年的私有制伪改革给社会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同时也是对全人类的一种严重犯罪。

    虽然伪改革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犯下滔天大罪,但是这种反人类进步的伪改革却仍然在继续深入地进行着,即所谓的“深化改革”。这种现象非常奇怪。奇怪之一是,为什么这种伤天害理的私有制伪改革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此长久地进行下去?奇怪之二是,为什么直至今日,经过30多年,私有制改革仍然没有完成?请想,哪有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变革需要经历30多年的时间,而且还只是一部分制度的变革?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共产党废除几千年传统的私有制也不过就用了几年的时间。其实,前者只是由于“摸石头过河”掉进了资本主义泥潭。那么又是什么顽固的东西经过30多年的改革仍未将其彻底根除,仍需向愚公移山那样的祖祖辈辈地进行下去呢?难道是社会主义制度?难道是社会主义制度在阻碍着改革开放的神圣脚步?倘若如此,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并非是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凡复辟者都是不得民心的,他们必然被人民所痛恨和反抗,因此其复辟道路自然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伪改革派将文化大革命叫做“十年浩劫”。既然可以说文革是“十年浩劫”,那么也可以说改革开放是“30年浩劫”,是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浩劫,而且这种浩劫似乎直到社会主义制度被彻底瓦解才会到达尽头。即使文化大革命是一种错误,是一种危害,那么它早已经停止,停止的危害已经没有危害了。但是,改革开放仍在继续“深化”进行,进行中的危害必然对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需要立刻加以禁止。

    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GDP的快速扩大。那么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就不能扩大GDP和快速发展经济?当然不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不但可以快速发展经济,而且还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严重弊端。如果GDP消耗的是劳动力,那么也就无任何弊端可言了。但是,如果GDP消耗的是不可再生的石油、煤炭等能源,“节省”了劳动力,那么就必然导致一方面劳动者大批失业、生存艰难、犯罪率增加、道德品质下降、社会秩序混乱等重多弊端的产生,另一方面将造成能源的巨大消耗和生存环境的极大破坏。这样的GDP代价将是非常惨遭的。如此发展下去,能源危机将不只是一个文字概念,而将很快变成一个可怕的事实。

    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过是在进行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验,而不是正确理论在现实中的具体实行。如果实验成功,说明改革开放就是必要的。但是,经过30多年的实践,弊端已经全部暴露出来了。从共产党本身来看,改革开放使共产党逐渐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和原则,使其逐渐丧失了为人民服务的职能,使其脱离了人民群众,使其变成了为私有资本服务的“资本党”,变成了为GDP 服务的“GDP党”。除了GDP和金钱,这个党似乎什么都不需要了。由此可见,虽然共产党的名称依然存在,但是它的功能已经从根本上发生转变了。从国内经济方面看,由于改革开放采用了“放开物价”的错误经济政策,因此导致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愈演愈烈,逐渐失去控制,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国际经济方面看,由于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和债券,因此就掉进美国的经济危机陷阱,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从国际方关系方面看,由于长期采用“韬光养晦”的懦夫屈辱政策,除了“抗议”,没有任何其他维护国家利益的有效反抗手段和实际行动,因此在世界上朋友越来越少,国际影响力越来越软弱小。从百姓生活方面看,由于30多年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一方面使百姓的财产遭到残酷的掠夺,另一方面使百姓大批失业,失去基本的生活来源,因此导致其生活极其的艰难。从社会风气方面看,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获得金钱为标志,因此贪污腐败、黄赌毒就严重的泛滥,人们的道德品质也在金钱的诱惑下逐渐丧失掉了。从社会秩序方面看,由于采用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化社会管理方式,因此导致生产、流通、消费、交通、劳动力使用、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方面的极度混乱。既然改革开放造成如此众多严重的弊端,那么就证明这种所谓的改革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加以及时的纠正。否则弊端将继续蔓延扩大,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更大伤害,直至亡党亡国。

    要彻底解决在伪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严重问题, 唯一的方法就是停止私有化的伪改革,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公有制的改革,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全部发挥出来。为了恢复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了人类社会的和平健康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振兴繁荣,建议对中国社会进行以下若干重大改革:

 

一、制定物价法,通过法律稳定物价

    放开物价是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标志。通过30多年的物价放开,造成了30多年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查到了一位老人的总结:“1978年和2008年郑州的物价对比:粮食5.6倍,猪肉10—15倍,鸡蛋5.6倍,炒花生米7.8倍,大豆油5.6倍,旺季蔬菜10—20倍;棉花7.8倍,一般内衣5.6倍,一般外衣5.6倍,一般毛衣5.6倍;一般租房100—200倍,普通钢材5倍,民用煤10—20倍,民用电3—5倍,自来水30倍,一般自行车2倍,普通火车票5倍,旅游景区门票200—300倍”。还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好贵!结婚花费30年涨了七八十倍”。目前,物价仍然在以4%以上的速度持续快速地上涨着。这种恶性的通货膨胀趋势已经难以进行控制。

    通过30多年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广大劳动人民的财产遭到空前残酷的掠夺和洗劫,私人资本经营者(资本家)的财产急剧膨胀,造成巨大的贫富差别,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缩小贫富差别的基本原则。其实,放开物价就是放开剥削,就是为资本家打开了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另一扇罪恶的大门。在生产领域,资本家占有全部利润,劳动者受到第一次剥削。在流通领域,由于通过物价上涨,资本家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二次剥削。由于资本家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双重剥削,因此就造成广大劳动人民与少数资本家之间的巨大贫富差别,造成严重的两级分化。两级分化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极其有害的。虽然资产阶级富有,但是由于其人数极少,对基本民生产品的消费能力极其有限,因此不能为市场提供足够的民生产品购买力。虽然广大劳动人民需要消费大量的基本民生产品,但是他们的购买力又非常有限,因此也不能为市场提供足够的民生产品购买力。生产奢侈类商品可以获得暴利,比如汽车和高级住宅等,因为它是供给资产阶级的。而生产基本民生产品,比如粮食、蔬菜、家畜等,很难可以获得暴,而且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因为这些产品大部分是供给普通老百姓的。于是,奢侈类产品不断扩大生产,而基本民生产品的生产遭到最大程度的压制。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事情。一旦基本民生产品被压制到不能满足百姓最低生活需求的程度,那么社会动乱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反过来将,如果能够对通货膨胀进行有效的控制,那么也就能够控制贫富差别和两级分化的进一步恶性扩大,就能够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通货膨胀是社会弊端还是社会优点?这似乎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通货膨胀当然是一种严重的社会弊端,否则各个国家就不会千方百计地控制通货膨胀了。既然通货膨胀是一种经济弊端,那么为什么又要放开物价呢?因为主流经济学家非常看好通货膨胀。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轻度的通货膨胀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认为放开物价可以平衡市场供求关系,最终使市场达到供求平衡和物价稳定。其实并非如此。在通货膨胀状态下,原有的商品购买力被大幅度压缩,因此导致整体市场购买力的大幅度下降,导致企业产品的大量积压,严重阻碍企业的生产发展。其实,是货币投放扩大了市场购买力,扩大了企业的产品销量和效益,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不是通货膨胀在促进经济发展。因为在扩大货币投放的同时会引起通货膨胀,所以使人们误认为是通货膨胀在促进经济发展。从表面看,物价是围绕商品供求关系来进行波动的,但实质上物价是为利润进行波动的。商品供求关系对物价是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影响只是对通货膨胀程度的影响,而并非是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主流经济学家只看到了导致通货膨胀的程度因素,而没有看清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由于供求平衡不能使企业获得赢利,而通货膨胀可以使企业获得丰厚的利润,于是市场经济就牺牲了供求平衡,一直通货膨胀到了今天——以及未来。假如物价是围绕供求关系进行波动的,那么在严重生产过剩(内需不足,大批劳动者失业)的今天,物价应该大幅度下降才符合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规律。但是事与愿违,物价放开30年来,市场供求关系不但失衡的越来越严重,而且通货膨胀也越来越严重和难以控制了。对于通货膨胀,百姓在愤怒,主流学者在辩护,政府在想办法尽力控制。由此可见,政府与百姓的愿望是一致的,都希望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但是,主流学者与政府和百姓的愿望是相反的,他们希望永远地通货膨胀下去,——因为通货膨胀就是他们精心策划出来的用来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针对物价的政策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它一方面放开物价,任其肆意上涨,另一方面又出一些无关紧要的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放开物价的政策在理论上也是不合逻辑的。它一方面承认通货膨胀,认为适当的通货膨胀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否定通货膨胀,即过度的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发展。这种混淆是非的理论是极其可笑的。难道小偷偷少了是生存需要,偷多了才是犯罪?难道杀死一个人是游戏,杀10个人才是犯罪?难道一滴水不是水,一吨水才是水?凡好事者,小也是好事。凡坏事者,小也是坏事。根本就不存在小坏为好和小好为坏的荒谬道理。程度和数量不能决定本质。另外,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做法也是驴唇不对马嘴的。通货膨胀明明是卖方的错误,却硬要对买方进行制裁,比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等控制买方购买力的措施。由于在本来就内需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压缩了购买力,因此就加重了现有的生产过剩和扩大了失业率。失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劳动力过剩。劳动力过剩的背后自然是生产过剩。在生产过剩的状态下出现通货膨胀?这大概是市场经济学家所没有想过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就确确实实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通过控制买方控制通货膨胀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是失败的方法,但是却反复使用,可见西方的经济理论是非常愚蠢的。但是,自己有好的社会主义控制通货膨胀的方法不去使用,而是去借用西方失败的方法,这将是更加愚蠢的。愚蠢的改革,使用更加愚蠢的管理方法,其结果自然是通货膨胀越控越胀,房价越压越涨。

    改革开放30多年,最大的成绩就是GDP的年年高速增长。但是,在市场商品供给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为什么又出现持续不断的大幅度通货膨胀呢?难道东西供应多了反而会造成通货膨胀?有人说是货币发多了导致购买力严重超过了供给水平?这也讲不通。想想看,30多年前有很多排队购买商品的现象,可见商品供少求多,但是物价却基本稳定。30多年后的今天,极少见有排队购买商品的现象,常见的却是铺天盖地的商品销售广告宣传和大量等待销售的积压商品,可见当前商品供应非常丰富的。但是,在商品供应丰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持续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呢?其原因就是,通货膨胀是资本家追求利润的结果,而不是资本家维持市场供求平衡的结果。物价是为利润进行波动的,而不是为市场供求平衡进行波动。其实,通货膨胀不是经济规律,而是经济犯罪,即控制商品的资本家对持有货币的广大劳动人民的财产侵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把通货膨胀当作经济规律,这是一种非常笑和极其可悲的事情。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长期陷入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泥潭之中,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既然侵犯他人财产是一种经济犯罪行为,那么少数资本家侵占广大劳动人民财产的行为自然也是一种经济犯罪。既然通货膨胀是经济犯罪,那么自然就应该通过法律对其进行严格控制。

    其实,通货膨胀并非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结果,也没有任何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它只是一种危害极大和难以控制的经济弊端,是少数资本家为谋取暴利侵占广大劳动人民财产的严重经济犯罪行为。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付出劳动领取工资,之后再用工资去市场上购买商品。市场上的商品价格是劳动者工资购买力的信用保证。如果物价上涨,那么就说明代表劳动者财富收入的部分工资被抬高物价者所剥夺,进而使劳动者受到一定的财产损失。其实,允许物价上涨就等于是允许侵犯他人财产,等于允许犯罪。想想看,在一个国家中允许和纵容犯罪将会得到怎样的结果?由于市场经济理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因此它必然竭力美化通货膨胀和美化剥削。通过美化通货膨胀和美化剥削,将广大劳动人民的财产“合理合法”地转移到资本家手里去了。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理论其实就是一种为资本家掠夺劳动人民财富辩护的极其卑鄙无耻的强盗理论。另外,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不仅需要劳动者为企业创造利润,而且企业在实现利润的过程中需要劳动者向市场提供大量的生活类商品购买力。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导致劳动者购买力长期持续的大幅度下降,因此造成企业商品销售困难,利润难以实现。通货膨胀不仅伤害了广大劳动者,也伤害了商品生产企业。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大量倒闭就是最好的例证。

    目前,世界各国主要是采用压缩货币供给量的方法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是,在压缩货币供给的同时也扩大了市场商品积压的数量,导致生产过剩和失业率的进一步扩大,并且采用这种方法力度强,效果差。因此,用这种方法控制物价必然导致“两难”问题的出现。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控制物价。采用这种方法控制物价的最大好处就是,既可以有效地控制物价,又可以保持旺盛的市场购买力不受到丝毫伤害。但是,政策是容易随时发生变化的,一旦政策改变,通货膨胀将死灰复燃。如果能够将这种控制物价的方法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那么控制通货膨胀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既然要控制经济犯罪,那么不便通过经济方法进行慈善引导,只能通过严格的法律手段来强行禁止。否则将不能取得良好效果。其实,建立物价不是在增加一种新的法律,而是在弥补法律上的一种极大缺陷。众所周知,即使是私有制法律也是保护个人财产安全的。但是,这种法律却无非保护广大劳动人民财产不被通货膨胀所洗劫。这就是现有个人财产保护法律的一种严重缺陷。

    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1、建立依法定价制度,废除现有的按照市场需求来自由定价的按需定价制度;

2、政府根据法律对商品进行统一定价, 任何企业或个人都不得私自制定商品价格;

3、一旦价格确定,将作为商品的“法定价格”,没有特殊情况不再对其进行更改;

4、所有私自改变商品价格的行为都属违法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

5、对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实行政府补贴,以保证国内的物价稳定。

 

二、发行“企业货币”,弥补货币品种缺陷,建立债权经济运行模式

    以往的货币发行,仅限于适合个人购买零售生活用品的小面值“个人货币”(目前最大面值100元), 并没有发行适合企业之间大额经济往来的大面值“企业货币”(参考面值1—50万),这就在企业之间大额经济往来方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资金缺口。为弥补这一缺口,企业不得不向银行大量申请贷款,因此就形成了目前极其巨大金融债务。为这巨大的金融债务,企业要支付大量的利息,这就大幅度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减少了利润。利用银行贷款来弥补货币发行缺陷不仅给企业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而且需要大规模的金融机构为其提供信贷服务,这就大幅度增加了银行的业务量,造成劳动力和物资财富的巨大浪费,大幅度增加了社会的总体管理成本。不仅如此,银行贷款的发放还将使个人获得大量利息,使个人产生巨大的储蓄欲望,使市场购买力受到极大的压缩,导致企业产品生产过剩。由于商品生产的满足对象是现有被严重压制的市场购买力,因此,巨大的实际购买力一旦爆发,现有的商品供给将难以满足,将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

    从目前实际情况看,银行贷款已经不是企业的临时借款行为,已经变成了银行的长期投资行为。这就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巨大的金融风险。这种金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也就自然发展成经济危机了。另外,银行贷款的发放是有一定额度限制的,超过额度银行将难以维持正常经营。因此,单纯通过银行贷款仍然不能满足企业不断扩大的资金需求。为进一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我国在1990年就建立了证券市场。企业通过在证券市场上市,获得股民和其它投资的资金,以弥补自身的庞大资金缺口。经过20多年的发展,证券市场的规模已经极其庞大,上市公司已经从中获得了巨额资金。虽然建立证券市场暂时解决了一部分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弊端和隐患。

    第一,股票市场的运行成本极其巨大。这种成本不仅包括证券公司的全部经营成本,而且包括全部股民在炒股过程中所付出的全部劳动。

    第二,上市公司在上市过程中需要进行复杂的层层审批,进而导致层层腐败。

    第三,上市公司和投资机构要比广大股民提前获得未来企业经营情况信息,进而导致大量的不公平交易和内幕交易。

    第四,造成广大股民巨大的财产损失、生活困难、精神伤害,甚至死亡。

    第五,股票市场已经成为最大的赌博市场,全民炒股,全民赌博,不务正业,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和秩序,严重妨碍了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

    第六,将企业生产力极度扩大,将个人购买力极度压缩,造成不可逆转的极其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个人商品购买力用于生产是一个极大的弊端,它将导致现有商品和未来新增商品的双重积压,使企业经营进入绝境,同时导致大批劳动者失业。

    第七,存在股民兑现风险。一旦股民大量抛股兑现,股票市场将出现暴跌,导致股民财产的大幅度贬值和对政府的严重不满。

    从风险防范角度讲,虽然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获得资金不需要进行偿还,不用承担银行式挤兑风险,但是这种债务风险并没有消失,它仍然需要有人来进行承担。由谁来承担呢?从表面看是由股民、机构等投资人来进行承担,其实最后还是会落到政府头上。股票市场是由政府建立的,股市出了问题自然要由政府负责了。银行的风险是挤兑, 股市的风险也是抛股挤兑,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银行贷款越多,股票发行越多,金融风险就越大。金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一般发展为金融危机。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对金融债权人,尤其是广大民众的资产将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金融债权人,尤其是广大民众支持了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最后受到伤害最大的也是这些投资功臣。由此可见,这种经济制度具有恶劣的流氓属性。

    “企业货币”发行之后,企业就有了自己的生产经验专用货币,就不需要向银行和个人借款,也不需要为借款支付大量的利息了,这样就将目前的债务经济运行模式改变为债权经济运行模式;

    “企业货币”发行之后,银行就没有贷款业务了,同时也不需要为吸引存款为个人大量支付利息,因此其工作量就大大减少了,大量经营费用和职员工就全部节省下来;

    “企业货币”发行之后,股票市场就可以取消了,这样证券公司的经营费用和职工就全部节省下来;

    “企业货币”发行之后,个人货币不再用于储蓄和投资,单纯用于消费,这样市场购买力就会大幅度增加,企业不需要投入大量费用做广告就可以大量销售产品,生产过剩和失业问题就可以得到彻底解决;

    “企业货币”发行之后,亿万股民就可以摆脱股市赌博的不良生活方式,就可以全部安心、健康地进行工作了。

    社会应该是一个节约的社会,不应该是一个浪费的社会。建立节约的经济体制,废除浪费的经济体制,这才是真正的改革,才是社会的真正进步。但是,改革开放之后,银行和股票市场的规模都急剧扩大,因此整体经济的运行成本就大幅度上升,浪费就进一步扩大了。

 

三、发展国有企业,取缔私人企业

    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将大部分国有企业解体、卖掉或将其股份化,使其变成私有企业。通过30年的倒国企私有化运动,使一大批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大批国企职工失业,给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造成极大打击。社会主义革命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改革开放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行为。

    改革开放的倡导者认为,将国企私有化可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那么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国企都是较大型的企业,可以形成规模生产,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因此它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而个体企业大部分规模较小,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难以使用先进技术进行生产,因此它们只能通过造假货、危货的方式生存于市场夹缝之中。另外,个体企业的管理权始终由其下一代世袭式掌握,不能选择和使用优秀的管理人才,因此其管理水平就难以达到较高水平,对企业未来发展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对于农业生产也是如此。由于改革实行“包产到户”,将农业生产分割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这样在农业生产方面就难以形成规模,难以使用高效率的先进生产方式进行生产。从目前个体农民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的情况看,就充分证明了小农经济的脆弱本质。

    其实,国有企业在承受30年巨大挫折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日,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而一些严重的商品生产问题和劳动者权利损害问题却大部分多出自私有企业,比如“地沟油”、“垃圾猪”、“毒奶粉”和众多的假冒伪劣商品等等。另外,劳动者在私有企业工作时刻要冒着失业的危险,不能维持长期稳定的工作,劳动收入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经常提心吊胆地进行工作和生活,形成严沉重的生活压力。其实,即使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国有企业中工作也是一件非常荣誉的事情。首先,在国有企业工作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可以维持稳定的生活;其次,在国有企业工作有足够的劳动尊严,可以轻松自信地工作;第三,在国有企业工作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可以得到他人的尊重。由此可见,广大劳动者应该是非常希望在国家企业和国家机关中进行工作的。由此可见,发展国有企业对广大劳动者是有极大好处的。

    私人企业是为利润进行经营,他们在经营过程中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不去考虑市场供求状况是否会遭到破坏。因此,在某种产品或某一行业可以获得较高利润的时候,他们就会蜂拥而上,向这一产品或行业进行大量投资。由于各个投资者并不了解还有多少其他投资者也在投资这些项目,不知道在他的项目完成之后市场上商品的供求状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他们的生产基本上都是在极其盲目的状态下进行。这样,就必然导致大量的重复生产,并埋下严重的生产过剩隐患。由于国有企业的生产大部分是有整体计划的,因此盲目重复的生产现象就不存在了。其实,选择私企也就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在自由竞争情况下,市场秩序是极其混乱。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所造成的混乱。选择国企也就选择了计划经济制度。社会有了良好的经济计划,那么也就有了良好的经济秩序。

    商品经济是“上简下繁”的管理方式。所谓“上简”,就是政府的管理工作非常简单,科学含量较低,只负责收税和从整体上制定企业经营规则,不去过问和干涉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所谓“下繁”,就是企业不仅自己独立完成生产,而且需要自己制定生产和销售计划和负责处理工商、税务、银行等复杂事物。这就给企业造成极大的经营负担,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效率。计划经济是“上繁下简”的管理方式。所谓“上繁”,就是政府工作比较复杂,科学含量较高,需要制定复杂的整体经济计划,对企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管理。所谓“下简”,就是企业和个人只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其它事物都由政府进行安排处理。政府统一管理经济的好处主要就是,有的放矢地进行生产,避免盲目生产和最大限度地避免浪费。这两种不同经济体制对管理者文化素质的要求也完全有所不同,有了中学文化水平就可以管理市场经济,但是,有了博士文化水平不一定能够管理好计划经济。过去有些计划经济体制在管理方面出现一些问题,这并非是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合促进经济发展,而是由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存在较大的科学难度。

    经济发展为谁服务?

    发展个体经济当然是为个体企业经营者服务,而发展国有经济自然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发展什么经济不只是不同经济运行模式的选择问题,而是经济运行为谁服务的问题。国有企业是人民大众的企业,它所创造的财富是人民大众的公共财富。国有企业的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它为人民大众创造的公共财富就越多,人民就越富裕。私人企业是为个人创造财富的企业,它的规模越大,拥有的财富越多,少数个人的奢侈生活越能够得到很好的满足,而人民大众却变的更加贫困,生活更加艰难。改革开放30多年,GDP和私有企业得到了大规模发展,其财富极其巨大,但是人民大众可以享受的社会公共财富却大幅度减少,各项福利严重缺失。私有企业的大量发展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退出,把人民大众推向了贫困的深渊。

从实现共产主义角度讲,国企是共产主义企业,私有企业是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国企就是在发展共产主义,发展私有企业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私营企业是个人的私有企业,它是为个人创造私有财产而成立的。私营企业的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它创造的私有财产就越多。私有财产所占社会财产总量的比重越大,距离共产主义的要求就越为遥远。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要大力压缩和取缔私营企业,而不是发展私有企业。其实,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就是消除私有财产的过程,就是消除私有财产的产生根源——私营企业的过程。目前,虽然国有企业与职工之间仍然保持着商品交易关系,但是这种交易的范围已经大大缩小了,它仅限于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易。社会公共财富所占财产总量的比重就越大,距离共产主义的要求也就越为接近。如果在日常生活用品方面采用物品分配的方式,那么商品交易也就可以全部取消了,个人私有财产全部转化为社会公共财产。这样,共产主义就全部实现了。

    发展国有企业、取缔私人企业的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1、通过大面值“企业货币”的发行,偿还国有企业的债务和银行贷款,扩大国有资产的数量,同时彻底消除金融风险;

2、通过大面值“企业货币”的发行,全面收购企业股份,扩大国有资产所占社会资产总额的比重,并逐渐取缔股票市场;

3、通过大面值“企业货币”的发行,组建大规模的工业、农业、牧业、渔业、林业等行业的国有生产集团,扩大国有企业生产规模;

4、大面值“企业货币”的发行,全面收购医疗行业,组建大规模的国有医疗体系,为全体民众提供良好的福利服务;

5、禁止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发生一切经济往来,避免腐败现象的发生和国有资产向私营企业的流失;

6、停止办理私企营业执照,逐渐取消过去发放的私企营业执照;

7、由国有企业全面收购私营企业,最终全部取消私营企业。

 

四、扩大社会公共财产,压缩个人私有财产

    改革开放之前,个人财产的数量非常有限,只限于满足日常生活消费所需。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允许个人开办企业和实行了“房改”,使一些个人的私有财产发生极大的膨胀,大大超过了日常消费所需要的数量,占据国家财富总量一半以上的比例。个人开办企业必然要于国有企业争夺市场,因此可以说是国有企业让利于个体企业。在“房改”方面,国家几万元卖给个人的房子,在动迁买回来的时候就需要花费几十万元。可见个人财产的扩大都来源于国家财产。改革倡导者对这种掠夺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有一种漂亮的辩护,叫做“隐藏富于民”。其实,“隐藏富于民”就是将公共财产转移到个人手中,就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

    在目前社会中,人们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私有财产来进行生活的,因此在生活过程中他们要千方百计地扩大个人私有财产。因为私有财产不仅可以通过就业或开办企业等合法活动来进行获取,也可以通过偷盗、诈骗、抢劫、贪污、腐败犯罪活动来进行非法占有,又因在激烈市场竞争的情况下通过合法活动获得财富极其困难,所以在目前社会中就产生了大量严重的犯罪现象。犯罪现象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它一方面给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另一方面对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另外,由于大量犯罪现象的存在,社会就不得不建立庞大的公安、司法机构,这就大大增加了社会的整体管理成本。如果消灭了个人私有财产,将个人依赖私有财产生活改变为依靠社会公共财产生活,那么偷盗、诈骗、抢劫、贪污、腐败犯罪行为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社会公共财产只能通过生产获得,不能通过犯罪获得。

    在目前社会中,由于人们依靠私有财产进行生活,因此所有人都有具有强烈的财产占有欲望。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人们相互争夺财产、地位和权利。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不良道德品行。所谓道德,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为他人或社会无私奉献的大公无私的思想品德。这种思想品德最早是在家庭中形成的,它也是家庭关系的一种体现。走上社会之后,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如果家庭关系和谐的,其成员之间就相互爱戴,相互尊重,相互帮助,那么就可以培养出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如果家庭关系敌对,家庭成员之间就相互猜疑、争斗、侵犯和伤害,那么就会培养出损人利己、自私自利的不良思想品德。如果在社会中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溜须拍马可以升官发财,那么就会产生大量的恶性品德。如果在社会中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助人为乐可以得到赞扬和奖励,那么就会产生大量的善良品德。个人依靠社会公共财产生活之后,占有私产的欲望就不存在了。这样,人们的道德品质就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在目前社会中,一方面对普通劳动者实行包含很大剥削成分的按劳分配,另一方面对资本的所有者实行占有全部利润的“按资分配”,既根据资本投入的多少进行分配。按劳分配不能使人暴富,因为一个人的劳动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按资分配”才能使人暴富,因为“按资分配”可以使人不劳而获,可以使资本所有者占有企业的全部利润。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只有按劳分配这种单一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因此贫富差别极其微小。改革开放之后,增加了“按资分配”这种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于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就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别。由此可见,目前巨大的贫富差别并非是由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差别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按资分配”这种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所造成的。因此,要缩小贫富差别就必须压缩富人财产,就必须消灭“按资分配”这一资本主义的罪恶根源。

    在目前社会中,人们是靠自己的私有财产来维持家庭生活的。由于个人财产全部由个人进行自由支配,国家无权干涉,因此国家就难以对个人的日常生活进行科学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劳动者都养成了严重的不良生活习惯,比如吸烟、大量饮酒、大量食用有害健康的食品、卖淫嫖娼、甚至吸毒等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仅严重伤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还要浪费大量的财富,同时也给医疗部门增加了极大的负担。其实,消费数量和消费效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过度消费并不等于高质量的消费,节约的消费也并不等于低质量的消费。如果通过压缩个人私有财产,使个人依靠社会公共财产了进行生活,那么人们的各种恶劣生活习惯就可以得到彻底的改善,同时也将为社会节省大量的财富。

    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是共产主义社会,其主要标准就是公共财产占社会财产总量比例的大小。比例越大,公共财产的数量就越多,距离共产主义社会就越为接近,否则相反。因此,扩大社会公共财产和压缩个人私有财产也就自然成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任务。要扩大社会公共财产和压缩个人私有财产,就应该首先了解它们的基本来源。社会公共财产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它经营国家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因此,扩大社会公共财产也就应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国家企业的经营利润。私有财产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私人企业的利润,二是财产继承,三是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因为劳动者依靠自己的工资收入很难积累大量的财产,所以社会中大额的私有财产主要来源于财产继承和私人企业的经营利润。这样,限制私有财产也就应该将限制财产继承和限制私人企业两个方面作为重点。至于作为基本日常用的个人工资,只要通过工作单位无偿生活用品的分配来逐渐将其取代也就可以了。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1、停办新的个体企业,逐渐取缔现有的个体企业;

2、政府对私人企业进行全面收购,并将收购的企业交当地政府的同类经济管理部门进行管理;

3、个人工资只用于日常生活消费,不得购买生产工具、原材料、房屋、土地(包括土地使用权),不得用于任何方式的赢利活动;

4、逐渐取消个人的财产继承权,将个人遗产逐渐转变为社会公共财产;

5、在各个工作单位中采取“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最终以福利全部取代工资;

6、取消个人储蓄利息,禁止个人有工资以外的任何非劳动收入。

 

五、扩大商品生产行业,压缩商品销售行业

    商业是服务行业,不是生产行业,因此在商业活动过程中不会有任何商品被生产出来。商业的全部作用,也只不过就是把生产企业的产品送到消费者那里。不仅如此,而且在庞大商业的活动过程中要消耗掉巨量的人力和财富,比如庞大商业部门的建立,庞大的商品流通领域的资金投入,庞大商业劳动者的劳动付出,庞大商业运输的消耗等等。这就大幅度增加了社会经济的总体运行成本。在相等商品销售量的情况下,商业规模越小,费用越低,社会总体的经济效益就越高。社会经济发展不单看它的总体产值是多少,更重要的是要看它的总体效益是多少。如果只是产值增长,效益不长,那么经济发展也将是无从谈起的。因此,要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就应该尽可能地压缩商业购买,尽可能地扩大生产企业的规模。

    企业生产发展是通过赢利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产值来实现的。赢利越多,企业的再生产投入就越大,生产发展就越迅速。否则相反。企业如此,国家同样如此。对于一个生产企业来讲,它的经营目标是获得利润,因此在经营过程中它要努力提高产值和降低成本。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它的整体经济管理目标同样是获得利润,因此它在整体经济管理过程中,就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体产值(GDP)和降低整体经济运行成本。而无论是生产企业还是国家,减少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部门的数量都将起到大幅度降低成本的作用。“国民经济总效益”产生于“国民经济总产值(GDP)”与“国民经济总成本”之间的差额(见公式),因此,国家在管理经济方面,不能只考虑“国民经济总产值”这一单项经济指标,对于“国民经济总成本”和“国民经济总效益”这两项同等重要的经济指标必须加以同等的重视。否则将不能取得良好的整体经济效益。

    企业利润公式:产值-成本=利润.

    国家利润公式:国民经济总产值-国民经济总成本=国民经济总效益.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指出:“……现在让我们来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现代的商业。请你们想一想,每一个产品必须经过多少人的手,才能到达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诸位先生,请你们想一想,现在有多少的投机倒把的中间人插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中间人,既投机商、代理人、出口商、经纪人、转运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没有参加商品的生产,但是他们全都要生活,全都想在上面取得利润,而且通常也的确都得到了利润,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诸位先生,难道除了这条必须经过十来次出卖、上百次装卸、上百次地从一个仓库运到另一个仓库的漫长的道路之外,就没有更简单更便宜的道路把棉花从美洲运到德国、把棉纺织品送到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吗?……他们现在干的是对其余的人有害的事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些多余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取得了足够的生活资料,而在很多场合下,他们还甚至大发其财;因此,他们现在是在直接损害公共利益,而将来他们的双手就会解放出来参加有益的活动;他们一定能够找到一种职业,这种职业能使他们不是作为表面上的、假的社会成员而出现,而是作为人类社会的真正的成员、人类社会的共同活动的参加者而出现。”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可看出,减化以至取消商业将大幅度降低商品经济运行的总成本和大幅度提高其整体效益。

    具体改革步骤如下:

    1、取缔小规模的商业部门,提高大型商店的工作效率,逐渐减少商业部门的数量;

    2、停止一切商业设施的建设,将陈旧的商业设施全部拆除,并将其拆除设施的营业执照全部收回,通过整顿秩序来压缩商业机构;

    3、将商业部门节省下来的人员和财务投入到生产行业,扩大生产行业的生产能力。

 

六、废除科学技术私有制,建立科学技术公有制

    在目前社会中,先进的科学技术掌握在发明者手中,是发明者的私有财产,并且大部分都申请了专利保护,即所谓的“保护个人知识产权”。这种科学技术私有制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整体的生产力发展。在这种制度下,如果其它企业需要新技术,就必须向技术所有者进行购买。否则将不能生产出先进的产品。由于先进科学技术的销售价格较高,大部分企业难以承受,因此在“专利”的保护下大量的先进技术都得不到及时推广和普及应用。这样,社会整体生产效率就难得到全面的提高。如果政府能够将社会中的所有发明收为公共所有,使所有生产企业能够共享科研成果,那么社会的整体生产效率就可以得到大幅度提高。

    1、建立科学技术公有制,废除科学技术私有制,——打破专利保护,所有科学技术归国家公共所有,任何个人、团体或机构都不得私自占有科学技术;

    2、对新科学技术的研究人员给予一定奖励和命名,以鼓励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

    3、在全国范围普及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淘汰落后技术,以全面提高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

 

七、发展福利事业,取缔保险行业

     在目前的社会中存在着庞大的保险行业。保险行业的作用是帮助保险人分担约定的生活风险,比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等,都是为分担人们可能遇到的各种不同生活风险而设置的不同保险品种。社会福利事业的作用也是分担人们的生活风险,但是它与保险行业存在本质的区别,——保险行业的服务是有偿服务,福利事业的服务是无偿服务。另外,保险行业的服务对象只是投保人,服务内容只是投保人所有能力投保的几个保险品种,而福利事业的服务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它的服务内容包括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部消费需求。因此说,福利事业在服务范围、服务内容和服务效果方面比保险行业要强很多。

    社会福利事业由政府负责领导、投资,由下级各个单位负责具体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其实政府的投资来源也都是它所管辖的下级企业,因此说政府投资实质上也就等于是企业投资。企业可以将一部分利润用来提高本单位职工的福利待遇,并逐渐将福利待遇的范围扩大到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部需求,比如公费医疗、公费教育、公费敬老院、公费幼儿园、公费住房、公费交通、公费游泳池、公费浴池、公费食堂、公费日常生活用品……等等。随着社会福利待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占比重的不断扩大,人们所面对的生活风险也就逐渐缩小了,因此保险行业的规模就可以逐渐进行压缩,直至最终完全取消了。在此项改革中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以各生产企业、服务部门、政府机关、农村乡镇为单位修建公费医院、公费学校、公费敬老院、公费幼儿园、公费住房、公费交通、公费游泳池、公费浴池、公费食堂、公费日常生活用品供销站等福利设施,充分满足人们的各种日常生活消费需求和最大限度地防范生活风险;

    2、停止办理新的保险机构的营业执照,将保险机构的规模控制在现有水平;

    3、停止保险公司接受新的保险业务,将保险机构的业务量控制在现有水平;

    4、将各个业务量较少的保险公司进行合并,大幅度压缩保险机构,直至最终全部取消保险机构。

 

八、停建私人住宅,建筑宾馆式公共住宅

     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成果,就是在全国实行了“房改”。所谓“房改”,就是将过去属于国家和国有企业所有的房屋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居住人,实现住宅私有化。“房改”之前,房价与现在比低的可怜,“房改”之后,房价长期持续暴涨,最近听说北京有个地方的房价已经达到每平方米30万元。政府过去几万元卖出的房屋,在动迁时就要付出几十万,造成十几倍,甚至更大的损失。仅此一项,全国就造成国有公共财产的巨额流失。其实“房改”实质就是在贱卖国有资产。另外,由于个人在“房改”时所居住的房屋大小和地点不同,之后他们所享受的“房改”利益也具有极大的差别。比如,大城市的房屋价格过高,因此得到的“房改”利益就远远大于中小城市。由此可见,“房改”是一种极不公平的国家财富瓜分过程。由于实行了住宅私有化改革,目前中国的公有住宅几乎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不买房和高价租房就无处可住。由于房价过高和租房太贵,因此就给无房者造成极大的生活压力。以下是网流传的关于房价上涨的一些戏说:

    “问:为什么北京首次购房贷款者平均年龄才27岁?急什么?答:因为27岁可以买到2.7万元一平米的房子,37岁就只能买3.7万元一平尺的房子了。”

    “这个国家的房地产价格以普通百姓年收入计算要100年以上,而世界的标准是5年到15年”

    “在北京买1套60平米住房需150万元,各阶层的代价是:农民种三亩地1000年,工人上班100年,公务员工作35年,抢劫犯作案1500次,妓女接客7500 次。”

    楼价歌

    如果楼价真能大跌,工薪阶层都买得起,你会点哪首歌?

    1、张震岳:《放屁》;
    2、梁咏琪:《未来的未来》;
    3、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4、周华健:《别傻了》;
    5、韩红:《美丽的神话》;
    6、李正:《猪都笑了》 ;
    7、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通过以上这些比喻可以看出,“住房难”已经成为目前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停建私人住宅,建筑宾馆式公共住宅。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讲,在宾馆居住是一种极其奢侈的享受,但是通过共产主义房改,就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全部满足人们的这一基本生活需求。

    建筑宾馆式公共住宅有以下多种好处:

    1、宾馆式公共住宅采用无利润管理方式,因此无论贫富,都可进住;

    2、宾馆式公共住宅是国有的,是共产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它属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项基本措施,符合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

    3、宾馆式公共住宅不存在房屋买卖问题,可以节省大量的房屋交易费用;

    4、在宾馆居住不需要买米买菜和洗衣做饭,可以享受轻松舒适的生活;

    5、宾馆餐厅采用的是大批量的食品加工方式,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效率,可以节省大量的能源和劳动力,还可以节省大量的家庭用厨具;

    6、农产品直接向宾馆运输销售,可以取消食品买卖市场,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

    7、在宾馆居住搬家方便,可以节省大量的搬家费用;

    8、由于以上的节约,就大幅度减少交通流量,节约大量的能源、交通工具和劳动;

    9、可以对人们日常生活实行统一的科学管理,进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九、修建城市粪便独立处理系统,增加农业有机肥料

    在目前人们居住的城市中,现有的下水系统将粪便和其它污水混合排放,这样粪便就不能作为肥料进行利用,使巨大的有机肥料白白浪费掉了。由于有机肥料的大量浪费,因此就不得不用大量的化肥进行替代。大量化肥的使用不仅大幅度抬了农作物的生产成本,同时长期使用化肥对土地也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如此下去,必然对农业生产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在城市楼房的建筑中将粪便与其它化学类污水分别排放,将粪便加工成有机肥料,那么就可以同时解决农业的肥料供应、化肥节省和减少城市垃圾得诸多社会难题。

 

十、建立商品销售网站,停止商品宣传广告

    现在无论是电视台还是广播电台都在正常节目中间插播大量的广告。这不仅影响人们观看和收听节目,而且还要增加企业的宣传费用。另外,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为提高收视率和收听率,还要大量编排节目,甚至包括大量的不文明节目来吸引观听众。这就造成了更大的浪费。当然,目前文艺界和体育界大部分明星的暴富,基本上都是企业广告的功劳。其实从健康角度讲,电视不易过多观看,广播也不易不顾休息地在深夜收听。无论电视台还是广播电台都没必要进行整夜地进行播放。

    企业之所以要大量播送广告,就是因为他们的产品销售困难。由于广告具有强迫销售的功能,因此说播送广告也是一种恶性竞争。相同的产品,做广告了就销售的好,就可以占领大块市场,否则就会失去一部分市场。另外,虚假广告事件经常发生,给消费者造成巨大损失。如果政府能够主办一个“中国商品网”,消费者想买什么商品就去网上查找购买,企业有什么产品都去网上进行销售,那么就可以取消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中的全部广告和由此而产生的大量弊端了。

 

十一、停止香烟生产,扩大农产品生产

    “吸烟有害健康”,即使是在香烟的烟盒上也印着这种善意的提示。吸烟有害健康,谁都懂得这一粗浅的道理。由于吸烟,不断导致大量相关疾病的产生,大量的癌症患者都与吸烟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肺癌患者就更是如此。由于吸烟,不断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消耗,这种消耗表现在庞大的吸烟费用支出和消除吸烟弊端的庞大费用支出。由于吸烟,污染了环境,消耗了能源,浪费了土地。既然吸烟有如此之多的危害,那为什么政府不去禁止呢?难道政府就真的不懂得这一粗浅的道理吗?其实并非如此。政府之所以不去禁烟,就是因为它可以在烟草行业获得巨额的税收。通过伤害人民的身体健康来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这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

    世界卫生组织强力提倡戒烟,国内也有人强力反对。政府为了减轻舆论压力,不得已出了一些不痛不痒的禁烟政策,比如禁止在公共场合吸烟等等。烟害的根源在哪里?不在吸烟者那里,而在产烟者那里。因此,要达到禁烟的目的,就必须从生产者那里着手。其实,这些禁烟政策并非是禁止吸烟的政策,只是禁止在某些地方吸烟的限制吸烟政策。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禁烟的政策。

    其实,政府之所以不去禁烟,就是不知道禁烟会给自己带来多么大的好处。首先,可以使人们的身体更加健康,劳动能力更强大,可以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其次,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医疗费用,提高国家整体经济运行效益;第三,可以节省大面积的农业土地,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农业产品;第四,可以节省烟草经营过程中的全部人力和物力,为社会经济发展增添新能量。另外,政府在烟税方面的收入全部来源于广大烟民,如果政府禁烟,那么烟民就会将吸烟消费转向其它消费,政府从这些健康消费中同样可以获得巨大的财政收入。

    中国的改革进行了30多年,为什么就不对香烟生产这一极大的社会弊端进行改革呢?“改革派”都改什么了?其实,把好的改成坏的,把坏的改成更坏,——这才是他们所说的举世注目的巨大改革成就。坏的东西不敢改,好的东西不想留,——这就是“改革派”的阴暗内心写照。

    “改革派”把自己叫做“精英”。其实中国的所谓“精英”不过是一群应试教育生产出来的怪胎,一群只知道读死书、搬弄西方资本主义教条、四体不勤和五谷不分的高学历书呆子而已,在学术上和实践中没有任何的创新和建树。书呆子治国,岂不误国?其实,用三个词来形容“改革派”最为恰当,即无知、无德、无为。所谓无知,就是对经济规律和共产主义一无所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所谓无德,就是尽干一些损害百姓利益的缺德勾当,丧尽天良;所谓无为,就是在严重通货膨胀、生产过剩危机和大量严重的社会丑恶现象面前一筹莫展,惊慌失措,无所作为。中国30多年的改革大多文不对题,——它把很多好的东西都改掉了,但却把很多坏的东西一直保留着。其实禁烟才是目前人类最需要的一项重大改革。

 

十二、发展全民体育运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清朝年代,由于鸦片在中国发泛滥,对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损害。当时的中国人被外国人叫做“东亚病夫”,蒙受了巨大的耻辱。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使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普遍提高。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家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展经济和专业体育运动方面,因此对全民体育运动有所放松。虽然目前我国的专业体育运动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在业余体育运动方面却比较落后。由于业余公共的体育场、体育馆、体育实施比较缺乏,而且各级领导又没有将体育运动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因此人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大不如从前了,糖尿病、肥胖症等疾病大量发生。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布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后,回到后面连做了三个“空翻”。一个非专业运动员可以做出如此高难度的体操动作,这说明美国对体育运动的普及率较高,说明美国人对体育运动还是比较重视的。美国可以学,但一定要学其优点,避其缺点。要学习它的物价稳定、科学技术、生活环境、教育方式和健康意识,不要学习它的债务经济、金融危机、“黄、赌、毒”泛滥、称霸野心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为全面提高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水平,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各级领导将业余体育运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组织实施,开展全民体育运动;

    2、在各个地区大量修建体育场和体育馆,以满足人们普及运动的需要;

    3、把用于专业体育运动的人力和物力向普及体育运动方面转移,以促进业余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

    4、确定全民体育运动指标,将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提高到一定水平。

 

十三、建立医疗福利制,废除医疗赢利制

    “医改”之前,医疗行业属于社会的福利行业,为广大劳动者提供福利性的医疗服务。过去,医疗福利所需要的费用支出主要由国有企业来进行承担。由于国企改革,大量的国有企业倒闭破产,因此大量的国企职工就失去了医疗福利待遇。在这种情况下,迫使国家不得不进行医疗改革。所谓的医疗改革,就是取消社会的医疗福利制度,医疗费用完全由个人进行承担,实行医疗市场化。

    医疗市场化之后,不仅对劳动者取消了医疗福利,而且更不能使人理解的是把医疗行业变成了以谋取利润为目的企业,把医院变成了吸食、掠夺患者财富的贪婪机器。无论患者贫富,只要进了医院,都会受到同等的宰割待遇。患者去医院看个感冒就要花上几百甚至几千,生个孩子就要花上几千甚至几万元,这种庞大的费用对普通劳动者来讲是极难进行承受的。

    通过“医改”,大部分医院都赢利了,大部分医生都富了,而且很多医生都是有车有房有存款,孩子可以出国留学。但是,大部分患者都被宰割穷了,轻的大量破财,严重的倾家荡产,有些人为支庞大的医疗费用走上了犯罪道路,甚至有些患者通过自杀来摆脱困境。对于患者来讲,他们本身已经失去劳动能力,有些甚至没有任何收入,因此说医院赚他们的钱本身就是一种缺德行为。医院的缺德体制导致医生的缺德行为,对广大患者造成严重伤害。由于医院实行长期的赢利经营方式,对患者进行长期残酷的宰割,导致了“看病难”现象的发生。这种制度还将医生和患者置于相互矛盾之中,扩大了人民内部矛盾,严重破坏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互助关系。目前,“看病难”已经成为目前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医疗问题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疑难问题,医患矛盾已经成为目前社会的一种突出矛盾。

    虽然“医改”实行了医疗保险制度,但是医疗保险必须首先交钱,之后才可以享受保险待遇。另外,医疗保险并不全保,个人仍然要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对于贫困者来讲也是难以进行承担的。由此可见,对于穷人来讲,医疗保险制度等于虚设,根本不能解决他们的看病问题。

    解决的办法就是将医院办成政府的福利部门,而不是坑害患者、喝患者血、吃患者肉的敛财部门。免费医疗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特征之一。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理应享受国家的免费医疗福利。国家免费为劳动者提供医疗福利,劳动者为国家提供低价劳动力,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劳动者与政府之间的互助利益关系。医院应该是福利的,而不应该是赢利的。什么时候医院办成了赔钱部门,那么“看病难”的问题也就基本可以得到解决了。

    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1、禁止医院的赢利经营行为,严格限制医生的工资收入;

    2、将以最低成本治疗最多疾病作为医院的基本管理指标;

    3、对于特大疾病进行部分或全部免费治疗,政府承担合理治疗费用;

    4、对于贫困劳动者进行部分或全部免费治疗,政府承担合理治疗费用。

 

十四、发展公共汽车,限制私人汽车

    公共汽车是一种大型交通工具,个人用汽车是一种小型交通工具,它们在人员运送数量上有很大的差别。公共汽车的乘客一般是55人,个人汽车的乘客是5人,因此11辆个人汽车才能完成一辆公共汽车的运输任务。这样,在能源消耗、制造价格、驾驶员数量、占地面积、交通流量等方面也就产生了较大的差别。见下表

    家用车与公交车同等运量(55人)不同消耗对比表

    项 目 家用车(1辆) 55人运量(家用) 公交车(1辆) 家用车比公交车
    乘员人数 5 55 55 1:11
    汽车数量 1 11 1 11:1
    驾驶员人数 1 11 1 11:1
    一般造价(万元) 10 110 25 4.4:1
    油耗(升/100km) 6 66 22 3:1
    占地面积(平米) 8 88 22 4:1
    交通流量(车位) 1 11 2 5.5:1

    从该表中可以看出,公交车比个人家用汽车无论在驾驶员数量、制造费用、耗油量、占地面积、交通流量、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占有很大的优势。因此,以公交车代替家用汽车运送旅客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家庭小规模生产所使用的小型货车与大规模生产单位所使用的大型货车相比同样是低效率和高能耗的,因此也应该用后者来取代前者。此项改革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1、限制家用轿车、小型客车和小型货车的生产,发展大型公共汽车和大型货车的生产;

    2、对家用轿车实行油料定量供应,限制家用轿车的出行频率;

    3、停止颁发新的出租车营业执照,报废出租车的营业执照随出租车一同报废,不得将营业执照转移到其它车辆上;

    4、由政府投资增加公交车线路和车次,由地区交通部门负责管理,并且公交车全部实行免费乘坐,为城乡居民提供交通方便。

 

十五、禁止异地学习和工作,大幅度降低交通流量

    “春运”,它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交通流量。由于这种巨大的人员流动,给交通行业造成巨大的运输负担,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能源。另外,巨量的人员流动还将导致传染病的流行,大量的交通事故和大量的刑事犯罪。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壮观的景象呢?就是因为有很多劳动者都在异地进行学习和工作。交通是双向的,大量学生和劳动者者的流动也是双向的,这就说明各地都有相同的学校和劳动岗位。如果大家都能够在本地进行学习和工作,那么就可以避免大量的人员流动和由此而产生的大量弊端。

    1、将本地学生和劳动者就地安排上学和工作,禁止去外地工作和学习;

    2、根据劳动者住宅的地点就近安排各种,减少上下班路程。

 

十六、建立普及教育制度,废除科举考试制度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本手段,人才是社会发展的基本保证。有了良好的教育,就能够培养出大量优秀的人才,就可以促进社会发展。但是,我国目前的教育大多是以考试为目的来进行的,与现实社会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具有较大的差距。这样就难以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实用人才。看上去博士、院士一大堆,但是能够真正搞出些有用科研成果的却是凤毛麟角,少的可怜。据新华网2010年6月8日发表的文章《32年高考状元未出顶尖人才震撼国人》说:“蔡言厚曾是中南大学教授,退休后任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学术负责人。作为国内最权威的大学评价咨询专家之一,他带领课题组于2009年发表了最新的《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给高考状元的崇拜者们狠狠地泼了一瓢冷水——1977年至2008年32年间的高考状元,几乎没有一个成为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绩远远低于社会预期。人们无不疑问:高考状元为何没成顶尖人才?”

    目前我国所实行的事是类似古代科举制度极其相同的高考制度。这种教育的信条是:十年寒窗,一举(考)成名。在这种制度下,学生一旦考试得了高分就可以进入名校,就可以得到好的工作和收入,就可以进入上流社会。在这种制度下,教育出来的学生只懂考试,不会劳动,不会做事,不懂做人,因此严重误人子弟。在这种制度下,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这种制度下,学生学习的大多是一些形势类知识,真正实用的知识很少能够学到,大部分不能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进行实际应用,因此造成教育资源和学生精力的双重浪费另外,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他们不是按照在工作岗位上劳动付出的多少来领取工资,而是根据学历的高低来领取工作,因此就驱使学生只追求高学历,不追求高能力,最终得到高学历,失去高能力。

    另外,这种教育制度失败还表现于一些学生的强烈反抗。有报道说,2011年6月8日两高考学生跳楼自杀,——其中一个是因没进去考场,另一个因为数学没考好。还有报道说,南方科技大学的两间高考教室里,因为无人领试卷,在考试过了15分钟之后,上午两个考场的考试被迫取消,备受关注的南科大45名学子无人参加高考。

当今世界是科技的世界,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可以研制出先进的生产设备,就可以创造出巨大的财富。现如今,文学、文艺、历史等非空间学科已经显的不那么重要,已经从主宰学科逐渐变成了服务学科。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当时属于世界领先科技。但是,由于中国封建教育制度长期的重文轻理,使中国的空间发展逐渐大幅度落后于西方国家。其实,科技落后的被后就是人才的落后,是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的落后。

    目前中国的文艺界人士很风光,在各大媒体上到处可见,富的流油,但是科技界人士却极其的“低调”,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不知道是科技人才保密,还是根本就没有出类拔萃的科技人才。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呢?其原因就是,社会的人才使用导向出了问题,教育方式出了问题。目前社会以赚钱为个人生存的基本目的,而一些服务类行业又可以使人大发横财,因此教育部门自然就向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教育资源的投入。造成教育资源和学生资源大量的无为消耗。只有大学科技,大搞科技,大兴科技,才能大幅度提高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

    目前领导劳动者劳动的大多是高学历知识分子,但是这些高学历知识分子,大多不懂劳动。目前,从事劳动的人们大多都没有高学历,大多不懂如何才能更好地提高劳动质量效率。知识分子,不懂劳动怎么可以指挥劳动?劳动大众,不懂知识怎么可以盲目劳动?实际上,这个国家领导劳动的岗位是被大批不懂劳动的知识分子所占据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劳动是被大量知识匮乏的劳动者所掌握着。于是,大量的低质有害产品就大量地生产出来了。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号召“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目的就是为解决知识分子脱离劳动和劳动者脱离知识的教育问题。从目前看,过去“上山下乡”的学生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基本动力,无论什么样的科学技术都必须通过劳动才能使其形成生产力。因此,在培养科技人才的同时,还必须大量培养高技能的劳动人才。其实,劳动才是应该是学生的一门最重要的课程。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这才是人民教育的最高追求目标。但是,目前的学生考试是以淘汰部分学生为目的的,因此在考试只就出一些怪题难为学生,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始终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失去了童年的快乐生活。

    科举制度所采用的都是闭卷考试,而这种考试方法与实际工作是完全不符的,因为在工作岗位工作资料是可以随便查阅的,根本就不存在闭卷的问题。科举制度是培养官员和“白领”的教育制度,但是在现实中却没有那么多的官员和“白领”岗位可以容纳每年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因此大学生的失业就成为如今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学校只培养高学历的官员和“白领”,不培养高学历的普通劳动者,这就是目前我国教育的最大弊端。因此,政府应该立即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普及教育制度,改学考结合为学用结合,改因考施教为因人施教,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个人才能,才能为社会提供大量的优质有用人才。具体措施如下:

1、取消入学考试,保留毕业考试;

2、对学生的学习和毕业成绩实行开卷考试,禁止在考试中出课本之外的“偏题”、“怪题”为难学生,并且适当延长考试时间;

3、学生高中毕业后可以继续进大学学习,全国实行大学普及教育;

4、取消学校之间的等级差别,对学生实行公平教育;

5、取消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方式,增加以各种劳动能力为目的的教育课程;

6、在学校增加足够的劳动课,把学生培养成有知识的劳动人才;

7、多办大学,对入学学生不设置考试分数、学生年龄和毕业时间等限制,任何人都可以进大学读书,都可以获得单科或多科的各种学位。

 

十七、建立“民主决策制”,废除民主集中制

    汉语词典对民主的解释说:“民主指人民有参与国事或对国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我国实行民主集中制,人民既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又必须遵守社会主义的纪律。”从该解释中可以看出,民主指是全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民主代表民意,顺应民意就可以得到民心,得到天下。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大讲民主,顺应民意,得到民心,得到天下。国民党压制人民民主,违背民意,失去民心,失去天下。因此说,民主就是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最大法宝。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是将无产阶级排除在外的资产阶级的内部民主,是一种金钱式的“民主”。比如,美国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在美国,无论是国家总统的选举,还是国家大事的决策,都是金钱来进行操纵的。由于无产阶级无钱支持这种肮脏的政治行为,所以无论是国家总统的选举,还是国家大事的决策基本上都被资产阶级所控制。

    所谓“民主决策制”,就是通过民主方式对各种国事进行决策,就是利用人民的集体智慧来治疗国家,而不是靠少数人的独断专行来治疗国家。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根据民主和领导层的双方需要来进行决策。但是,当“民主”与“集中”发生矛盾,“集中”就成为决策的主导,“民主”也就无关紧要了。其实民主集中制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政治制度。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对国家大事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国家大事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党中央手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民主产生了一定的压制。如果党中央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那么人民的意志自然就成为党中央的意志,“集中”与“民主”就可以保持一致。一旦党中央“集中”过度,那么“民主”也就难以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不应该叫做民主集中制,应该叫做民主决策制,因为一旦集中过度,就很有可能会失去民主。“集中”过度就变成了独断专行,就变成了独裁专制,因此也就完全失去了民主。其实,改革开放本身就是集中过度和压制民主的产物。在改革开放中,由于允许个人经营企业,打开了个人发财致富的大门,因此导致社会各个阶层只顾捞钱,不问政治,不问民生,不问国家兴亡。发财只需要掠夺,不需要民主。大家都在抢钱,谁还有时间去想什么民主的事情呢?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主意识也就大大地被淡化掉了。

    实现民主一直是人民大众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这种民主往往难以得到实现,因为大部分国家决策人都喜欢独断专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金钱民主,即谁有钱谁就可以获得大量的选票,就可以控制国家权利和决策国事。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是领导阶级内部的民主,即谁有了一定的权利谁就可以参与民主。其实,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它们都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具有极大范围限制的“囚笼民主”。即使是“囚笼民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难以实现。目前国际上流行一个时髦用词,——叫做“人权”。什么叫“人权”?其实最大的“人权”就是人民所拥有的民主权利,就是人民所拥有的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利。所谓民主,就是以人民的意志为主,但是人民的意志有时也是不统一的,因此民主也就演变为以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为主。真正的民主制度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决策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表达民意,才能使人民的愿望得到最好的满足。真正的民主制度应该做到:听人民之言,解人民之惑,顺人民之意,为人民服务。

    具体建议如此:

1、在各个地区和单位设置民主事物执行机构,对各个地区的民意进行调查、收集和统计;

2、建立民主研讨会制度,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事物进行全民研究和讨论;

3、对各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全民讨论和表决,表决通过后才可实行;

4、凡是国家重大决策必须有80%以上的民众通过才可以实行,比如国内的重大政治经济决策,国际上的经济援助、经济往来、政治权利行使或使用武力等等。

 

十八、建立领导干部“终身责权制”,废除“轮流执政制”

    社会稳定的基础是政权稳定,政权稳定的基础是掌权人的稳定,是领导干部的稳定。如果没有稳定的干部队伍,那么政权就不会稳定,社会就不会稳定。因此,以民主为理由经常更换领导班子对社会稳定是非常不利的。当然,如果领导干部有犯罪行为,那么对其进行更换也是非常必要的。

    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各级领导和领导班子更换频繁,各项工作难以衔接,造成较为混乱的工作状态。由于经常更换劳动,所以过去工作中出现的错误无人为其承担责任,使其遗留问题长期难以得到解决。领导干部在工作岗位上需要长期任职,否则有些长期工作将不能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领导的经常更换制度必然导致其追求短期工作效果,不顾社会的长远利益,不顾人类的未来利益。另外,各级领导为追求短期效果必然过度消耗资源和能源,对社会持续发展造成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失。

    从国外典型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看,美国总统四年一届,经常更换,于是政治经济政策也随之不断进行改变,因此它的政治经济活动也就长期处于极其不混乱的状态。美国政府为追求短期政治和经济效果,经常过度使用武力,给被侵略国家的人民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灾难。当然,美国政府是最不怕犯错误的,因为一旦某届政府犯了错误,把它换掉也就万事大吉了,至于对本国和它国造成的巨大损失新政府是不会认真负责的。由此可见,美国式的民主选举制度,其实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流氓政治制度。

    解决以上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终身责权制”。所谓“终身责权制”,就是领导干部对自己所做的领导工作有终身的权利和进行终身负责。比如,某一城市的市长对他所管理的城市有终身的管理权利,但是,如果出现问题,他也必须进行终身负责,决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有了这一制度的建立,领导干部的行为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约束,就可以使其能够更好更有效地进行工作。

十九、建立社会管理学学科,对社会实行科学化管理

    目前人类社会中有一种奇怪现象,就是在科学领域人类已经建立了大量的不同学科,但是惟独没有建立一门“社会管理学”学科。没有科学的指引,“摸着石头过河”自然也就不奇怪了。目前最流行的口号是“树立科学发展观”,但是连学科都没有建立,拿什么谈科学发展?科学发展需要科学管理,没有科学管理就太不上科学发展。没有“社会管理学”学科,不能培养出社会管理人才,那么又如何谈得上管理好社会?人类对自然科学的掌握已经到了较高境界,但是对“社会管理学”甚至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的概念。这实在是人类科学发展史上一种极大的悲哀!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奇怪现象呢?

    因为科学管理社会属于计划经济范畴,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相互矛盾和势不两立的。计划经济主张对社会经济进行全面计划和管理,通过管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消除经济运行中的弊端,形成良好的经济运行秩序。计划经济有计划不良的可能,但是不能用不良计划来否定计划,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不能因为没有计划好就不去进行计划。市场经济理论是排斥社会管理的,它主张让社会经济自由发展,不应该对其进行约束。其实,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理论就是让经济自由运行,让资本家自由剥削劳动者。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敢建立“社会管理学”学科的,因为一旦建立了这一学科,资产阶级就会失去剥削劳动者的机会,就会逐渐使人类步入共产主义社会。

    市场经济是追求自由的经济体制。所谓自由,就是随心所欲地去做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追求自由,这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但是这一美好的愿望又很难得到全部的满足。其原因是,一方面人类可以享受的资源极其有限,限制了人们的随心所欲,另一方面一些人的自由会伤害到另一些人。比如自由偷盗、自由杀人、自由侵略等等。其实,合理的自由应该是一种社会公共行为,而不是个人或团体的个别行为。个人或团体绝对自由的存在是不现实和不合理的。个人或团体的自由必须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当个人或团体的自由伤害到他人的时候,这种自由就必须加以禁止了。比如,通货膨胀满足了商品销售者的自由,伤害了广大消费者,给广大消费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国家必须对其应该进行严厉禁止。

    人类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疗、生活以及思想等活动都是需要进行严格管理的。没有管理就会造成混乱,就会导致各种弊端的发生,对社会和人民造成巨大危害。比如,我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之后,政府逐渐放弃了对经济运行的统一管理,任凭市场经济自由运行,因此就导致了“毒奶粉”、“地沟油”、“垃圾猪”、等有害产品的出现,导致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造成严重的经济混乱局面。

    什么是社会管理学?

    社会管理学就是研究如何管理好人类社会的科学。怎么才能把人类社会管理好?是通过科学的管理方式,还是通过自由市场经济的放纵管理方式?自然是通过科学的管理方式才能管理好人类社会。既然人类社会需要通过科学的方式来进行管理,那么就应该建立一个专门的学科。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整套的社会管理学理论,才能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才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疗、生活以及思想等
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化管理。

    社会由谁来进行管理?

    由政府来管理还是由市场来管理?当然是由政府来进行管理,因为市场只是一个商品交换的场所,它并没有管理社会的权利和义务。市场除了买卖商品,其它什么用途都没有。如果市场经济的自由运行可以解决通货膨胀、生产过剩、失业、犯罪、品德败坏、环境污染、自然灾害预防、疾病防治等社会问题,那么社会就真的不需要进行管理了,政府也就可以取消了。但是事实却与此相反。其实,无知的政府大多喜欢市场经济,因为它既不用管理,又可以满足贪婪和腐败,并且可以把责任全部推给市场,但是这种政府往往很难维持长久。聪明的政府大多喜欢计划经济,因为这样可以将社会管理的井井有条,实现国富民强,使自己的政权可以长期保持稳定。

    既然管理社会是政府的事情,那么政府就必须履行自己的管理责任。社会秩序良好,说明政府尽到了管理责任。社会秩序混乱,说明政府已经失职。政府要管理社会,就必须制定各种政策和法律,通过政策和法律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以达到所需要的管理目标。政策和法律是政府的基本管理工具,有了这两种管理工具,政府就可以对社会进行管理了。但是,如果政策和法律不符合实际,那么预期的管理目标就不能实现,就需要对现有的政策和法律进行适当的调整。只有科学地制定政策和法律,才能确定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某些政府有一个最大“优点”,就是认为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一贯正确,从来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在这种情况下,错误的政策和法律就很难达到及时改正,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就很难得到及时解决。

    虽然政策和法律都是政府的管理工具,但是 它们两者之间又有着一定的区别。法律是长期管理工具,比较稳定,适合于社会的长效管理。政策是短期管理工具,可以随时进行更改,有利于对社会进行灵活调控。其实,法律就是长期的政策,政策就是短期的法律。如果某种政策可以长期使用,就可以把它确定为法律。如果某种法律只能短期使用,那么它就变成了政策。政策经常发生变化说明社会矛盾重重,说明所采用的政策不能应付重重的社会矛盾。法律经常发生变化说明社会制度不稳,说明社会处于变革时期。相同的政策可以取得相同的管理效果,不同的政策可以取得不同的管理效果。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将禁止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政策改变为允许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政策,于是,在中国这一社会主义国家中就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别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所特有的一系列严重弊端。

    社会管理目标是什么?

    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一定目的的,对于社会管理来讲同样如此。既然用对社会进行管理,那么就必须首先确定具体的管理目标。比如消除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现象、提高社会生产能力、降低失业率、降低犯罪率、降低贫富差别等等。没有目标的管理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盲目管理,它必然将社会引向歧途。虽然改革开放也确定了具体的管理目标,但它只重视GDP的扩大,忽略了其它管理目标的完成,甚至不惜牺牲其它多种社会管理目标来实现GDP的高速增长。这就导致了物价持续上涨、失业率和犯罪率不断上升、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严重社会问题的产生。其实,GDP只是经济指标中的一项,以此单一指标作为社会管理的基本标准必然导致其它诸多方面的管理缺失,造成大范围混乱。

    管理目标分为人和物两个方面。关于人的管理目标又分为政治和生活两个方面。政治管理是对个人行为和思想的管理,它以社会对人行为的要求为管理目标。生活管理是对人的吃、穿、住、用,生、老、病、死,教育、工作等方面的管理,它以人民对在这些方面的共同合理要求为基本管理目标。关于物的管理目标分为经济和自然环境两个方面。经济管理是对物资的生产、分配、消费、积累过程的管理,它以人民对经济运行状况的要求为基本管理目标。自然环境管理是对非人类生活地区的管理,它以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为基本管理目标。只要确定了具体的管理目标,就可以根据这些目标来制定管理计划和政策,就可以逐渐实现这些管理目标。其实,若干政治和经济目标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为人民创造和平幸福的生活环境。其它目标都是由这一基本目标衍生出来并为这一基本目标进行服务的。人民的要求就是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制定的基本国策。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基本国策是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基本国策是为GDP服务,为资本服务,为资本家服务。这就是GDP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目前世界上有很多政府都不知道自己有哪些责任和义务,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些什么和做好什么。其实,政府应该做的事情用一句话就可以进行概括,即毛主席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多么简单和通俗易懂的语言,但它却高度概括了政府的全部职责和义务。如果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人民也就真的幸福了,社会就真的稳定了,世界就真的和平了。

    具体措施如下:

    1、成立社会管理学研究所,研究管理社会的科学方法;

    2、在学校设立社会管理学学科,使学生掌握管理社会的知识;

    3、政府组织成立各种社会管理机构,对社会实行全面的科学化管理。

 

二十、起诉资产阶级,没收资产阶级的全部非法所得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允许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并在法律上对其进行保护,建立了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原则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建立,资产阶级就可名正言顺地实行“按资分配”了,就可以“合法”地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剥削了。通过30多年的“按资分配”和巧取豪夺,资产阶级聚集了大量的不义之财,聚集了更多的资本。于是,私有制个体经济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并可以更大规模地剥削广大劳动人民了。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导致了分配方式的改变,导致了分配数量的改变,因此巨大的贫富差别就在社会主义中国诞生了。

    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时期,企业创造的利润全部归公,属于全民公共财产,因此“按资分配”和剥削是不存在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按劳分配的公平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劳动者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不存在个人占有利润的剥削现象。按劳分配督促人们创造财富,但是创造财富不能暴富。“按资分配”诱惑人们巧取豪夺,巧取豪夺可以成为超级富豪。资产阶级是通过残酷剥削无产阶级而暴富的,是通过掠夺社会公共财富而暴富的, 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犯罪,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重大的伤害。翻开改革开放30多年的资产阶级发迹的历史,到处都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血淋淋的犯罪事实。

    罪行一、破坏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非法侵占人民财产

    改革开放以后,资产阶级对国有生产资料进行了疯狂掠夺,非法占有了巨额国有资产。资产阶级深知,生产资料是剥削无产阶级的必备工具,要剥削无产阶级就必须首先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只有掌握了大量的生产资料,才能对无产阶级进行“合理合法”的肆意剥削,才能使自己快速暴富起来。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生产资料属于国家公共财产,社会主义制度规定禁止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禁止个人利用生产资料剥削广大劳动者。于是资产阶级就采用否定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法,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行攻击和诽谤,污蔑说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严重阻碍了社会的经济发展,并以此作为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理论依据和借口。

    为达到侵占国家生产资料的目的,他们在农村,炮制了小岗村, “18个血手印”的阴谋事件,以此来证明农民群众强力要求在农村搞“包产到户”,搞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坚定决心。这一阴谋事件的误导下,农村推翻了人民公社,恢复了旧社会的乡县行政体制,恢复了旧社会个人占有土地、工具的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农村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资产阶级在农村又大办起乡镇工业企业,并以此与城市国有工业企业展开了激烈的市场竞争。由于政府对乡镇企业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政策,由于乡镇企业没有职工的养老负担,由于乡镇企业拥有行贿国家干部的优势和条件,因此在极不公平的竞争恶性市场竞争过程中乡镇企业取得了重大胜利,一些小规模的国有企业在竞争中逐渐败下阵来,纷纷倒闭破产,国企职工大批失业。

    见到此情此景,资产阶级异常兴奋,无不兴高采烈和欢欣鼓舞。他们借此为理由,千方百计地污蔑国有企业,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缺乏市场竞争力,严重破坏了国有企业的形象。同时,他们还污蔑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说计划经济缺乏灵活性,限制个人才能的发挥,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其实,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搞跨国企,搞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达到这一罪恶目的,他们依靠自己所掌握的权利对国有企业进行全面“改制”,将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改成私有企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最终达到他们最终全部占有生产资料的罪恶目的。经过长期的国企私有化改制,我国大批国有企业被卖掉,变成了私人企业,更多的国企职工“下岗”失业了。

    尽管如此,资产阶级仍不罢休,他们的罪恶之手又伸向了大型国有企业。由于大型国有企业具有较好的效益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并拥有大量的物资资源,因此资产阶级难以通过小型私有制企业来搞垮大型国有企业。但是,资产阶级并不死心,他们玩弄阴谋诡计,推出了股票市场,鼓动国有企业上市,通过对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出卖,将其大部分生产资料变成了个人私有财产。经过20多年的股票上市和国企股份出卖,大部分生产资料都变成了个人私有财产,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是名存实亡了。终于,资产阶级达到了掠夺和瓜分大型国有企业生产资料的阴险目的。

    资产阶级以股市获利为诱饵, 利用普通百姓的发财心理将他们骗入股市,帮助资产阶级来一同瓜分国有生产资料。虽然广大百姓希望通过投资股票这一不劳而获的方式来发家致富,但是资产阶级怎么能让广大民众富裕呢?他们利用股市自由波动的特性,通过操纵股价来获取暴利,对广大股民的财产进行疯狂掠夺,造成广大股民的重大损失。据统计,有80%以上的股民投资股市亏损,只有不到10%的股民获得一些微薄的赢利。但是,其中有少数的股市操纵者却获得了暴利,成为一批新生暴富的资产阶级。

    另外,私有化改革者不顾股市的长期低迷,近年又在股票市场上先后推出了“中小板”和“股指期货”,对股市造成沉重的压力,导致股市更加低迷。自从“中小板”推出至今才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它已经下跌近50%,给广大投资者造成了严重损失。但是,上市企业的大股东都成了亿万富豪,纷纷卖股兑现。“股指期货”也没有起到如上市前所说的抑制市场过度波动幅度的作用,只是又增加了一个各路资本大鳄掠夺广大股民财富的罪恶工具而已。还有,目前又在酝酿推出“国际板”,酝酿着利用国外企业对百姓财产进行新一轮大规模的扫荡和洗劫。股市的长期不景气已经给中国股民造成严重伤害,这样持续下去中国股民将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百姓财产经过资本家在商品生产和销售环节的残酷剥削之后,在资本市场上又遭到的进一步残酷洗劫。

    经过30多年的国企私有化改革,资产阶级占有了中国过半的生产资料,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聚集了庞大的资本,并以此对广大劳动者展开了全方位的立体式剥削。翻开30多年资产阶级的发迹史,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血淋淋的犯罪事实。通过长期剥削,资产阶级将广大劳动人民的财富洗劫殆尽,将其至于极度的贫困之中,同时还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

    罪行二、非法占有企业利润,残酷剥削劳动人民

    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以后,就将全部企业利润都据为己有,对广大劳动者实行残酷剥削。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来源于企业的经营成本,它于资本家的利益的相互对立的,即资本家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越少,使其付出的劳动量越大,企业利润就越高,资本家就可以从劳动者那里掠夺更多的财富。因此,资本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压低劳动者工资,最大限度地增加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资产阶级所谓的劳动效率,就是少给钱,多干活。

    资产阶级有一个荒谬的剥削理由,就是企业利润归资本家个人所有,与劳动者没有如何关系。他们认为,有投资就应该有回报,占有生产资料就可以占有全部利润。其实投资属于财富的支出,不是财富的创造,它本身不能创造任何财富。不创造财富却要占有作为利润的全部财富,这显然是在非法侵占劳动者财产。其实,只有生产才能创造财富,而生产又是由劳动者来进行完成的,因此说,在人类社会中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只有劳动者才有权利占有企业的全部利润。

    其实,企业利润是社会整体经济活动的综合效益,而不只是资本家或他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所独自创造的。因此,企业利润应该属于社会公共财富,而不属于资本家或其企业的私有财富。资本家私自占有利润属于侵犯社会公共财产的经济犯罪行为。

    罪行三、取消社会福利,增加人民生活负担

    改革开放以后,资产阶级通过恶性竞争,将大批国有企业搞垮,导致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失业,使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国企职工失业之后,过去在国有企业中所享受的免费医疗、免费养老、低价住房的福利也就随之全部取消了。这就大大增加国企“下岗”职工的生活负担。资产阶级剥夺广大劳动者的社会福利,对劳动人民犯下严重罪行。

    资产阶级为了掩盖私有制改革所造成的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失业等严重的社会弊端和自己对人民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在中国推行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险体制,把社会福利变成了金钱交易。在这种制度下,劳动者不向保险公司交纳大量的保险金就不能获得保险待遇。由此可见,这种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其实,保险公司本身就是一种赢利性质的企业,它的一切花消都来源于广大劳动者的血汗钱。目前,在养老保险方面亏空巨大,基本上是用孙子交的钱来给爷爷发养老金。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靠借债过日子的做法是很难维持长久的。一旦债务链中断,保险公司将倒闭破产,养老金将停止发放。目前,保险公司正面临着极大的债务风险。保险公司并不保险。保险公司,自身难保。

    资产阶级代言人说,改革必须经历大批国企倒闭和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失业的“阵痛”,并让广大国企业职工无限期的忍受这种巨大的痛苦。其实,如果改革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它必然给人民生活带来快乐和幸福,而不是无穷无尽的阵阵痛苦。显然,“阵痛说”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无理狡辩和无稽之谈。这只不过是他们掩盖自己严重犯罪行为的拙劣之举而已。

    罪行四、制造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实行了物价放开的经济政策,给资产阶级抬高物价以可乘之机。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资产阶级一方面为获得暴利连年持续不断地肆意抬高物价,造成物价多年连续上涨,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盲目扩大生产,造成市场上的商品大量积压,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因此严重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通货膨胀导致广大民众财富大幅度减少,使其受到严重的经济损失。生产过剩导致劳动力过剩,导致劳动者大批失业,使其失去基本的生活来源。这两种经济危机对广大劳动者的打击都是极其严重的。目前,无论通货膨胀还是生产过剩都成为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

    通货膨胀谁之罪?是肆意抬高物价的资本家卖方之罪还是购买商品的广大消费者之罪?当然是资本家之罪。没有任何一个商品购买者会喜欢通货膨胀。把通货膨胀这一罪过强加在广大消费者这一买方头上是一件极其可笑的事情。这种嫁祸于人的做法实在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生产过剩谁之罪?是盲目生产者之罪还是广大消费者之罪?当然是盲目生产者之罪。在自由生产的市场经济中,资本家为获得高额利润,疯狂追逐高利润的畅销产品,这就造成该生产项目的超需求投入,导致未来严重的生产过剩。资本家根据现实市场安排生产,但是却要面对未来市场进行销售,而未来市场是个别资本家所不可预知的,因此盲目生产就成为一种无法选择的必然。这种追逐高额利润的疯狂盲目生产,不仅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而且还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因此对国家和人民犯下严重罪行。

    罪行五、制造恶劣的劳动环境,对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造成重大伤害

    改革开放之后,大批国有企业纷纷倒闭或“改制”,大批私有企业纷纷成立。在国有企业中,劳动者的各项生产劳动都受到很好的保护,可以进行安全生产。但是在私有企业中,资本家为了谋取暴利,根本就不顾劳动者死活。他们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增加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对危险的劳动职业很少进行有效的劳动保护,对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构成严重伤害。

    在私人煤矿,大批矿工死于矿难;在“富士康”十几个工人接连不断都跳自杀;在人造大理石等危险生产行业中,大量工人患上了“石头肺”;在建筑行业的高空作业中,大量建筑工人摔伤或死亡;在……行业……具体事件数不胜数,所犯罪行罄竹难书。

    目前,工会已经名存实亡,劳动者维权、上访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劳动者过去在国有企业中那种主人翁的地位已经荡然无存。在私人企业中,劳动者卑躬屈膝,低三下四,诚惶诚恐,提心吊胆地在私有企业中工作。他们害怕失业,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退路,失业就等于失去生活来源,失去生命。改革开放30多年,国企职工经历了从主人到奴隶的整个过程,体验了幸福和悲惨的双重感受。

    罪行六、过度消耗能源,制造能源风险;

    资本家为了谋取暴利,疯狂掠夺和大肆消耗、浪费宝贵和不可再生的物资资源。另外,资产阶级的暴富使其购买了大量高耗油的私人汽车,疯狂地消耗中国乃至人类的宝贵能源。改革开放30多年的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量比之前的30年不知道要高出多少被!具体数字国家统计部门是应该十分清楚的。

    国土部2月23日发布统计数据称,截至2010年底,全国石油剩余技术可采储量31.4亿吨。2010年,中国石油产量为20301万吨,占全年石油消耗量的45%(全年消耗45113万吨),对外依存度为55%。想想看,这种靠输血来运行的经济体系不知道能够维持多久。还有,地球数亿年的石油资源积累,再过数十年就要被我们消耗殆尽。资产阶级不仅掠夺无产阶级的财富,而且包括他们在内的子孙后代的财富也被其洗劫一空,无论对国家和人民还是对他们自己的子孙后代都犯下了严重罪行。

    罪行七、大量购买外国国债和债券,造成巨大的金融风险和损失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企业通过大量消耗资源和压低劳动成本向国外大量销售廉价商品。通过大量廉价商品的销售,换来了超过3万亿的美国货币。如果将这超过3万亿的美元用于发展国内经济,那么也算是没有白白浪费中国的资源和人民的血汗。但是,这笔超过3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其中的大部分购买了美国的国债和债券,没有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任何帮助。相反,国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为了讨好外国主子,将国家的巨额金融资产通过购买外国国债和债券借给了外国资产阶级政府和企业,帮助美国解决了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危机缓解了,但是却造成中国巨大的金融风险。其实,我们用美元所购买的只是这些巨大金融资产的借据,至于这些借据的信用如何,只有国外资产阶级的心里最清楚。我们的这些巨额财富完全控制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手中了,他们想怎么掠夺就怎么掠夺,想什么时候掠夺就什么时候掠夺,中国人没有一点还手能力,没有任何自主权利。这种丧权辱国的严重卖国行为是对中国人民的重大犯罪。

    过去听说清朝的慈禧太后有句名言:“宁给外鬼,不予家奴”。现如今,国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就是在全力效仿和执行“老佛爷”的这一误国害民的卖国政策。

    大量的外国企业债券不说,单说1.2万亿美国国债,按6.5折回人民币相当于7.8万亿。如果用这些钱购买5000元一台的电视机,可以购买15.6亿台,相当于全中国每人拿出一台电视机借给美国之外还剩余2亿多台,还相当于中国借给美国每人7台电视机。由此可见,虽然美国是富裕的发达国家,但是美国的富裕有相当一部分是建立在中国13亿老百姓血汗钱基础上的。

    如果将这笔巨大的资金用于改善住房条件,那么按照5000元/米的100米商品房(50万元),就可以购买1560万套住房,按照5人一套(每人20平方米)计算,可以解决7800万人口的住房问题;

    如果将这笔巨大的资金用于实现农村机械化生产,那么按照5万一台的拖拉机计算,可以购买15600万台,相当于8人分配一台拖拉机;

    如果将这笔巨大的资金用于发展生产,那么就可以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能力;
    如果将这笔巨大的资金用于社会福利,那么就可以大幅度地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如果将这笔巨大的资金用于疾病防治,那么就可以大大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如果将这笔巨大的资金用于文化教育,那么就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水平人才;
    如果将这笔巨大的资金用于科学研究,那么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先进技术;
    如果将这笔巨大的资金用于国防建设,那么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国防能力;
    如果……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做。唯一所做的,就是帮助美国很好地解决了金融危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这种舍己为人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十分让人敬佩!

    改革开放的目的之一,就是引进“外资”那为什么还要把1.2万亿的资金借给美国政府,而不能用它来发展中国经济呢?美国购买我国国债了?日本购买我国国债了?如果没有,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买他们的国债?国家的钱也就是老百姓的钱,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私有财产,资产阶级代理人把钱借给外国经过中国老百姓同意了吗?资产阶级代理人通过控制政府,做出这种丧权辱国的独裁决定,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国家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任何重大事件都必须通过全民民主进行决定,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利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任何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都是极大的犯罪。

    罪行八、……

    鉴于资产阶级所犯下的以上各种严重罪行,特向中国人民最高法院、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起诉,要求政府没收资产阶级的一切非法所得,没收资产阶级用来剥削无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追讨资本家的全部非法所得,将没收财产归还全体劳动人民,建立完善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对劳动人民的利益给予最好的法律保护。多行不义必自毙!资产阶级到了偿还人民全部血债的时候了!

    起诉人:全国劳动人民。

 

二十一、建立“全民皆兵”军事体系,全面加强国防能力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专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解决兵源、财源等困难问题,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日,主张全面抗战思想的集中表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这条抗战路线的正确性。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其原因就是他打的是一场人民战争。人民是战争胜利的根本,人民战争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有了人民的支持,才有取得战争胜利的保障。脱离人民,甚至以人民为敌的战争是很难取得战争胜利的。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必须变化人民利益。只有保护人民利益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才会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共产党的军队救中国人民于水火,因此得到人民的全力拥护和支持,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军队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为资产阶级服务,与人民为敌,因此失去人民的支持,最终遭到彻底失败。

    人民战争人民打,人民战争为人民。

    人民战争需要依靠人民武装,人民武装需要武装人民。如果军队脱离人民,害怕人民,不敢武装人民,那么就不能建立起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就不能在战争中得到人民的有力支持,就很难取得战争的全面胜利。军队团结人民,与人民结合为一个整体,面对任何敌人都是无所畏惧的。俗话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谓“道”者,人民是也。得到人民的支持,正义就在你这一边,“道”就掌握在你的手中,你就可以得到人民的帮助,就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先进武器有利于战争,但是不能完全决定战争的胜负。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是人民,而不是几件高科技武器。虽然与帝国主义国家比高科技我们暂时处于弱势,但是与他们比人民战争,我们就要强很多倍。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一些欺软怕硬的流氓。你软弱,他就会对你进行百般欺压,骑在你的脖子上拉屎;你强大,他们就会拜倒在你的脚下,把你当成上帝来供奉。

    建立“全民皆兵”军事体系的具体做法就是,由军队负责在全国各个企事单位中成立民兵组织,培训民兵,使每个劳动者都成为人民战士。民兵在平时期从事生产建设,在战争时期从事武装斗争。各个企事业单位和平时期是生产和服务单位,战争时期是战斗单位。建立“全民皆兵”军事体系应该做到:百万军官,千万军队,万万民兵。一旦有外国侵略者入侵,“全民皆兵”的军事体系将立即全面启动,这样就可以将敢于来犯的所有侵略者全部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二十二、联合社会主义国家,成立“社会主义联合国”

    当今世界危机四伏,战争不断,每天都有大量的平民百姓死于危机和战火之中,对人类生存构成极大的威胁和伤害。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只有组成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才能有效应对危机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成立“社会主义联合国”的目的,就是将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联合政府,形成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人类的生命财产提供最有力的保护。

    目前,虽然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但是这种联合国只是美国为保护自身而使用的一种控制世界的工具,并没有起到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作用。美国通过对联合国的控制,对其它敌对国家进行经济、政治、甚至武力打击,给一些中小国家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中小国家的侵略,大部分都是在联合国的授权下进行的。在美国的控制下,联合国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极其危险的侵略工具。

    其实,所谓的联合国只是各个成员国讨论世界问题的一个开会的场所而已,并没有任何的国家特征。所谓国家,必须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国地和人民,而联合国既没有统一的联合政府,也没有统一的国土和人民。目前存在的联合国只是一个虚拟之国,概念之国,根本就谈不上是一个统一的实体国家。

    统一促进和平,分裂导致战争。

    统一是实现世界和平和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分裂是战争、经济危机等严重社会弊端的产生根源。统一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发展方向,分裂只是人类社会暂时的低级发展过程。既然人类需要一个统一社会,既然统一的社会可以给人类带来和平和幸福,既然在一个国家中可以存在多种民族,那么就可以将不同的国家、政府和不同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联合政府。

    “社会主义联合国”不是各个独立社会主义成员国开会的场所,而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有统一的政府、国土和人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只要成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联合国”, 过去独立的各个弱小社会主义国家就边成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这样,就可以将分散、独立各自为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就可以共享丰富的自然资源、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

    通过“社会主义联合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促进,将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极大的示范作用,促使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如果全部资本主义国家都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那么就可以在全世界范围成立统一的“社会主义联合国”或“共产主义联合国”。这样,共产主义理想就变成了现实,人类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时代, 共产党就完成了自己全部的历史使命。

    以下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改革设想:

    1、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

    2、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工厂主、铁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财产。

    3、没收一切反对大多数人民的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4、在国家农场、工厂和作坊中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就业,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竞争,并迫使还存在的厂主支付同国家一样高的工资。

    5、对社会全体成员实行同样的劳动义务制,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为止。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6、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把信贷系统和金融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

    7、随着国家拥有的资本和工人的增加,增加国家工厂、作坊、铁路和船舶,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已垦土地的土壤。

    8、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

    9、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

    10、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区。

    11、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12、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自然,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但是它们将一个跟着一个实行,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家的生产力大大增长,随着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将大大增加,人将大大改变,以致连旧社会最后的各种交往形式也能够消失。

    (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30-247页 )

    2011年6月19日星期日 农历:五月十八 父亲节
 

 

 



发件人:"x8b8x8" <x8b8x8@163.com>  2011-07-08 02:02:5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南图讲座

现实的荒诞:国际贸易摩擦背后的真实逻辑

----在南京图书馆讲座的内容

江苏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卢映西

2011年6月12日

    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国际贸易摩擦”这个问题。下面先通过一个实例向大家报告一下这方面的基本情况。

一、我国面对的国际贸易摩擦现状

    先说一个最近发生的案例。

     今年4月底,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支持对多数从中国进口的铝型材征收反补贴和反倾销关税。在美国,铝型材通常用于建筑,门窗框、屋顶天沟以及太阳能框架,另外汽车和船只的零部件也用到这种进口自中国的材料。中国2009、2010年出口至美国的铝型材货值都超过5亿美元。现在美国方面裁定,中国进口铝型材在美国的售价低于合理价值,美国商务部可据此开始对相关中国进口产品征收32.79%至33.28%的反倾销关税。此外,为报复中国政府对相关产品生产或出口提供的补贴,美国商务部还计划对这些产品征收8.02%至374.15%的反补贴关税。

    这里涉及到两个概念:反倾销和反补贴,下面就给大家作一个通俗的解释。

     假如A国出口一种商品到B国,在B国的售价是10元,而B国市场上同类商品价格为15元,于是A国的商品就取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但这时B国政府就可能认为A国在搞倾销,要对这种商品征反倾销税,比如每件征5元,这样就完全消除了A国商品的竞争优势。这就是所谓的反倾销。

     又假如某种商品在B国的市场价是10元,A国企业生产这种商品的成本是12元,那么要出口这种商品,A国企业势必亏损。这时,A国政府为了鼓励出口,可能会为每件商品补贴2元,以保证企业出口这种商品不至亏损。B国政府发现了这种情况后,就会对每件进口商品征收2元反补贴税,使A国的出口企业重新陷入亏损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反补贴。

     这种现实反映出一个问题:为什么B国政府那么讨厌A国的倾销和补贴?从一个老百姓、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我们会讨厌倾销和补贴吗?当然不会。如果有哪家商场搞清仓大甩卖,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好消息,大家都会去捡便宜货。如果我们买到一件含有政府补贴的商品,我们也会偷笑,觉得占了政府的便宜。要是这件商品中的补贴是外国政府给的,那我们肯定就更高兴了。因为占自己政府的便宜还不算是纯赚,毕竟这补贴出自我们交的税。但我们没给外国政府交过税,外国政府却给我们补贴,那就绝对是纯赚,应该双倍高兴才是。那么,为什么让老百姓高兴的事,政府却高兴不起来?这个问题大家先存在心里,我们后面再讲。

    通过上面讲解,大家已经大致了解反倾销、反补贴是怎么回事。所谓国际贸易摩擦,就是带有限制、扭曲国际自由贸易性质的政府措施。在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根本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之后,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就是反倾销、反补贴。在WTO成立之前,主要形式是关税和配额。简单地说,关税就是对进口商品征税,配额就是限制进口商品数量。

    那么我国目前面对的贸易摩擦形势是怎样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2009年我国遭受各种贸易摩擦的案例就有116个,涉及金额达127亿美元,比2008年翻了一番。2010年全年中国遭遇贸易摩擦64起,涉案金额约70亿美元。

    【投影显示】

近三年我国遭受贸易摩擦简况
案例总数  涉案金额(亿美元)
2008年   73 62
2009年  116   127
2010年   64 70

    可以说,近年来各种针对中国外贸产业的摩擦举措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从统计数据中还可以摸到一点规律:世界性经济危机越深重,国际贸易摩擦的形势就越严峻,反之则反。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后面再讲。

二、贸易摩擦折射了国际经济秩序的荒诞

    清朝有个作家叫李汝珍,他写过一部小说《镜花缘》,里面讲了不少荒诞不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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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花缘》封面

    这部小说的第十一回,书中主人公周游列国,来到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礼义之邦“君子国”,诧异于那里的交易与常规相反:顾客尽可能多付钱,商人尽可能压低价。如果商人不按顾客的意愿加价,顾客就责其有失“忠恕之道”。好不容易谈定价钱,顾客还不肯拿走全部货物,只肯拿一半。也就是说,在这个君子国中,人人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没人知道外部世界居然有人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当外人进入君子国时,就会觉得很荒诞,不可思议。当然,这只是小说家言,不能当真。

    可是,当我们将现在的国际贸易情形与君子国相对照时,居然能找出不少一一对应的地方!例如,进口国常常不允许出口国要价太低(倾销)。即使按国际市场价成交,数量也常常有限制(配额)。这种现象是不是跟君子国一样荒诞?就算把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请来,估计他也看不懂,因为他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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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每一个私人家庭来说是精明的行为,对一个大国不可能是愚蠢的行为。――亚当•斯密

     这里要对非经济学专业的朋友们解释一下,这位亚当•斯密(1723-1790),是被人们誉之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大经济学家,他在1776年出版了经济学名著《国富论》,以此书为标志,经济学才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后世的经济学理论,很多都是在亚当•斯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马克思通过对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和继承,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就是目前我国大学里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另外一些学者则抛弃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继承了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发展出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就是目前我们大学里开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课程。

     好了,我们回头看亚当•斯密这句话,就会发现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这句话至少是部分失效了,因为在这个领域里私人家庭式的精明并不是通行无阻的交易原则。现代国际贸易中无硝烟的“贸易战”,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贸易摩擦,用传统智慧来理解就很荒诞——为何要把价廉物美的商品阻挡于国门之外?不过,这种荒诞感局中人是很难体会到的,因为当他们一步一步慢慢走向荒诞时,就如温水煮青蛙,感觉难免迟钝。只有外人——比如外星人——骤然一看,才有可能出现《镜花缘》式的大惊小怪:居然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世界,在那里,穷国尽管本身还有大批贫困人口衣食不周,却不断把自己生产的消费品输送到富国;而富国还不领情,要把送上门的便宜货挡回去!只是,我们不清楚外星人在“友星惊诧”之余,会把我们这个世界称作“君子世界”还是“傻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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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花缘》式的荒诞现实:穷国尽管本身还有大批贫困人口衣食不周,却不断把自己生产的消费品输送到富国;而富国还不领情,要把送上门的便宜货挡回去!

    在座的朋友们可能很少有人曾用外星人的眼光考察过当今的国际贸易现实。用这种眼光一看,原来我们国际贸易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很傻很天真的,其荒谬程度可与大跃进年代的大炼钢铁和放高产卫星相比。那时候人们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后人回首当年,确实会觉得前人很傻很天真。那么,将来的人们回顾我们今天搞的国际贸易,会不会同样认为我们很傻很天真?就是说,我们刚才用这种外星人的眼光看到的国际贸易,到底是真相还是幻觉?为什么这么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没看出这种荒诞?为什么主流媒体上也几乎没人告诉大家,我们其实很傻很天真?我告诉大家,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看出真相,我也会怀疑自己的眼光。但现在,决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

    下面介绍一位经常给财经媒体写专栏文章的学者,名叫端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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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宏斌简介,照片

     端宏斌先生最近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是《一个并不荒诞的寓言》,讲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

  话说有两个小岛,一个叫驴岛,一个叫猪岛。

  驴岛的人非常之勤劳,每个人天天都在干活,生产了大量的粮食,有趣的是这些人还非常节俭,这些粮食自己都不舍得吃,反而都存起来,并且运往猪岛,送给猪岛的人吃。
  猪岛的人正相反,他们向来大手大脚,有钱就花,没钱就借钱花。自己生产的东西满足不了自己的消费,那就从驴岛进口。猪岛每个人的储蓄率不仅是零,还是负数。反正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他们可不在乎。

  就这样,驴岛的人用船满载着粮食,运往猪岛,然后空船返回驴岛。猪岛居民收到粮食之后就交一些绿色纸片给驴岛居民,证明自己确实收到了货。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下去,大家都觉得这就是生活,没什么不妥的。

  但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猪岛遭遇了地震,整个岛都沉下海底,简单地说,猪岛从地球上消失了。此时驴岛的国王慌了,他并不担心驴岛也遭遇地震,他担心的是以往的这套运作模式被打破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大家想一想,现在假如美国突然消失,中国用出口商品换美元的游戏无法再进行下去了,中国该怎么办?)

  驴岛的国王问大臣该怎么办?一个最聪明的大臣说:立刻封锁消息,不要告诉老百姓猪岛已经消失,然后一切都照旧。驴岛还是照常的将空船装满粮食,然后驶出码头,运往猪岛所在海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船员大为震惊,因为船长下令将粮食全部倾倒在大海中。等船员倒完粮食,他们又像往常一样开回驴岛,驴岛的印刷厂印了一点绿纸片发给老百姓。就这样,猪岛已经消失的事实竟然在驴岛被瞒了好多年。

  驴岛的国王忍不住问那位最聪明的大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大臣说:很简单。我们生产的粮食运到猪岛去,这些粮食到底是被人吃掉了,还是倒入了大海,这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获取那些绿色的纸片。既然是这样的话,猪岛是不是存在对我们也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将粮食倒入大海是不会被人看出破绽的。

  这个寓言故事大家听懂了吗?这个故事说的就是目前国际贸易的荒诞。

    下面再看一篇由“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网站”转载的、在网上疯传一时的文章。先介绍一下,这个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实际上是一家民间智库,原名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一直是仲大军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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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大军简介,照片

     仲大军先生多年前就看出中国对外贸易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类似于传统的重商主义(也就是在亚当•斯密之前流行的一种主张政府要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学说)。这种发展模式的内容主要是在全球间争夺工作机会,出口更多的国内产品,从而积攒更多的外汇储备。究其实质,就是中国年年向外部世界输出资源,不知不觉间形成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局面:人们把美国的消费当作是对世界经济的一种贡献,我国出口的增加要感谢美国人的大量消费。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本来需要将宝贵的资源用在本国人民的发展上,却采取了一个资源对外净输出的发展模式。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最突出的悖论。从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仲大军先生也是对国际贸易荒诞性先知先觉的少数人之一,所以他主办的网站会转载下面这样的文章:

美国发明家与中国经济砖家

  作者:记者(这显然不是作者真名,真名大概在网络流传过程中弄丢了)

    美国有个发明家很是牛。某天他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他向媒体表示,他有办法生产出你所能想象出的任何一种商品,而且价格还特别的低廉。记者问他,那么你需要什么原材料呢?发明家表示:我需要的原料只有两样――海水和木头。只要有了海水和木头,那我就可以生产出任何一种商品。

    众人半信半疑,不过还是有人愿意尝试,给了他一大笔投资。就这样,发明家在海边建起了工厂。结果还真的如他所言,你不管是想要什么,他都能给你顺利的生产出来,而且价廉物美。当众人问他,你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做的时候,发明家却三缄其口,不论你想什么办法,他就是不说。

    有个记者打算探究其中的秘密,于是乔装打扮秘密潜入了发明家在海边的工厂。记者发现,在庞大工厂的外壳下面,有一个造纸厂,一个印刷厂,还有一个巨型码头。发明家先把木头做成纸张,然后把纸张印成美元,然后去码头和中国人交换商品,基本上什么商品都能换回来,而且中国人还愿意互相竞争互相压价,把利润都贡献给发明家。

    记者摸清了整个流程之后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跑去问发明家:你这套流程我已经完全了解了,但我想不通的是,万一中国人发觉自己受骗上当了,那怎么办?发明家听完哈哈大笑,道:“根本不用担心,中国人见到绿票子就好比是饿死鬼见到了肉馒头,只要你给他绿票子,他什么都愿意和你交换。就算是他爷爷的祖坟他都愿意刨了,然后把陪葬品跟你换绿票子。”

    记者继续问:“可是,你这些美元都是你自己印出来的,难道美国政府不抓你吗?”发明家不紧不慢的说:“你以为我没想到这个问题吗?我早就和总统达成了协议了,咱们给中国人的绿票子上都标有记号,这和给我们盟友的绿票子完全不同。同样是给沙特的美元,他就可以买我们最新式的战斗机,最好的导弹防御系统,最精确的激光制导武器,但是给中国人的绿票子这些都买不到,不光是这些,凡是高科技产品都不能买,有价值的企业也不能买,关键的资源矿产也不能买,涉及国家利益的战略技术更是不能买……”

    记者打断道:“那么中国人手里的绿票子到底能买什么?”发明家咳嗽了一声,说道:“事实上,中国人手里的美元,除了买我们的国债之外,其他都不能买。 ”

    记者大吃一惊,说道:“可是美国国债也不过是一张票子啊,只不过换了一种颜色而已。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傻?”

    发明家两眼望向天花板,说道:“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告诉中国人说,你们买了我们的国债,那么未来我们就会多给你一点绿票子,大约每年多给1.87%,具体的数据你自己去查美联储的网站吧。反正这么一说,中国人就买了。我发现,中国人想的一切就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从我们手里得到绿票子。为此他们不惜把所有河流都污染,让子孙吸入有毒的空气,把地下埋藏的宝藏都挖出来卖掉。现在中国人手里的绿票子已经是世界第一了,总额超过三万亿美元。更有趣的是,他们为了保住这些绿票子不贬值,宁愿一辈子给我们进贡各类商品。有些中国人听说绿票子要贬值了,就像死了爹妈一样。简直笑死人了。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些绿票子都是我们印出来的么?我们想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别人根本管不着。”

     记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道:“我现在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发明家想了想,压低声音说道:“我就把秘密告诉你吧,你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是什么?原子弹?氢弹?都不是!最强大的武器就是经济学思想,事实上我们控制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经济学家,让他们真心认为他们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接着通过这些经济学家就能控制所有中国的老百姓,让他们相信,一旦中国的出口完蛋了,那么天就要塌下来了。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人确实是奴隶,但你要知道,他们更害怕连奴隶也当不上。为了保证奴隶有口饭吃,他们会拼死拼活给你干活。而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给那些被你控制的经济学家们一点点好处而已。曾经有人叫嚣人民币应该升值,结果被那些思维已被控制的中国人骂了个狗血喷头,由此可见,我们对中国人实行的思想控制非常有效。”

    记者听完发明家这番话。好似刚刚看完一部恐怖片,长叹了一口气说:“这个世界上注定有人是羊,有人是狼,既然中国人愿意一辈子做羊,那么我们还是当狼算了。你放心吧,你说的这一切我都会保密的。”发明家忽然摇起头来,说道:“不用保密。羊从来不会相信狼的话(它们只相信自己的经济学家)。你一定要记住,如果哪天中国人不愿意再做羊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好日子也到头了。要控制中国人,就一定要先控制中国的经济学家,让他们相信,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让他们相信,美国的经济学就是真理。于是他们会心甘情愿的做你的傀儡。”

    好了,类似这种揭露国际贸易荒诞性的观点,在网上还能找到许多,但是在正规的媒体上就比较少见,专业的学术期刊上就更为罕见。目前在专业期刊上对国际贸易的荒诞性批判得最为深刻的学者是谁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比我幸运,因为你们都能看见这个人,只有我看不见。(卢映西:《生产过剩: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

    我的学术观点,如果讲得通俗一点,其实几句话就能讲完,就如我在微博中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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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映西微博(2010-10-11)

    伊索寓言说:蚱蜢很懒,在整个夏天唱歌玩乐,而蚂蚁则忙着储藏粮食,为冬天做准备。当寒冷的冬季来临时,蚱蜢向蚂蚁乞要食物,蚂蚁拒绝,最后蚱蜢饿死了。现代的蚱蜢学会了印钞票,用钞票向蚂蚁换食物,结果蚱蜢越吃越胖,蚂蚁也觉得自己越来越富了。蚱蜢撑得实在受不了,又求到蚂蚁门上:要想富,把自己的钞票升值一下就全有了,没必要填鸭似的填我们。蚂蚁再次拒绝。到了后现代,动物们已经拉开架式,货币战争一触即发。

    关于货币的升值贬值问题,这里稍作解释。简单地说,一国货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一国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因为所有国家都有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本能冲动,所以所有国家经济上一遇到麻烦,都倾向于使自己的货币贬值。当所有国家的货币都竞相贬值时,就是媒体上常说的货币战争或汇率战争。那么,为什么所有国家都有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本能冲动呢?我们到后面再说。

     我发到微博的这一段话,用更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在目前的国际贸易模式中,中国是吃亏的,美国是占便宜的。即然美国已经占了便宜,为什么它还要搞贸易摩擦?那是因为美国已经吃撑了。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都不愿意相信,我国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思维已经被控制了。然而事实是残酷的,只不过他们不是被某个具体的人控制,而是被前面提到过的“主流经济学”控制了,而且被控制的不止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实际上全世界主流经济学家都被控制了,因为“主流经济学”是目前全世界大学里的经济学专业通用的基础课程。既然这样,为什么吃亏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这里有个诀窍,就是美国政府把这种经济学当作真理向全世界推广,但美国政府本身的行为却从来不受这种经济学的约束。那么,这种经济学凭什么控制了大多数学者的思维?就因为这种经济学里包含有一个十分巧妙的魔术,而目前能揭穿这个魔术的学者还不多。下面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下。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思维魔术

    我们知道,但凡能够形成一个逻辑体系的学问,都需要以一些基本假设作为基础,这个学问的所有结论都是由这些基本假设通过逻辑推理一步一步推出来的。那么,基本假设是否符合实际,往往决定了这个学问是否有用。比如,我们以“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作为一个基本假设建立一门学问,在这门学问里只研究怎么治病,不研究怎么让人长生不老,那么这门学问就可能是有用的。反之,以“人的寿命是无限的”作为基本假设建立一个学问,专门研究怎么炼长生不老丹,那这门学问就是没有用的,是伪科学。

    同样,主流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一个逻辑体系,也有一些基本假设,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叫做稀缺性假设。这个假设是说,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却要满足无限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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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的资源―无限的欲望

    这个基本假设是否符合实际呢?先看左边,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能够投入生产的资源,比如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劳动力,等等,没有一样不是有限的。再看右边,人的欲望,看上去确实是无边无际的,所谓吃了碗里的又看锅里的,人心不足蛇吞象等说法,都是用来形容人的无限贪欲的。所以这个基本假设看起来是符合实际的。相对于无限的欲望,资源是有限的,在经济学上就称资源是稀缺的,或者说资源具有稀缺性,所以这个假设叫做稀缺性假设。

     在稀缺性假设的基础上,我们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模式就是一种“有限-无限”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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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有限(生产方面)-无限(消费方面)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只能生产出有限的产品,但我们想消费的产品却是无限的。换句话说,我们面对的最基本的经济问题,就是要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无限的欲望,这实际上是给社会预设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主流经济学退而求其次,专门研究怎样最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多地满足人们的欲望。主流经济学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样退而求其次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上面我们用很短的篇幅给大家介绍了主流经济学大致是怎么回事。我们看到,这门学问的逻辑性是很强的,所以它在当今世界各种各样的经济学流派中占据主流地位,在经济学家中培养了众多的信徒,的确有其道理。但是,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上面所说的内容中包含着一个思维魔术,不知在座的朋友们是否有人能看出来。所谓魔术,就是让一般人看起来像是真的、然而实际上却是假的把戏。要看出魔术的破绽,需要有与众不同的眼光。现在我给大家表演一下如何破解这个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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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的资源-无限的欲望

    再回头看看稀缺性假设的结构。左边讲的是资源,是客观事物。右边讲的是欲望,是主观愿望。于是这种结构就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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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的资源-无限的欲望:客观-主观

这样一看稀缺性假设的破绽就比较明显了:客观的东西怎样能跟主观的东西相比较呢?只有同类的东西相比较才有意义嘛。把主观和客观混在一起平起平坐,正是思维魔术常见的一种障眼法。下面我们分开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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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和消费的主观因素相比:生产的欲望-消费的欲望

    主观的欲望如果没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可以说人的想像力能到达什么地方,欲望也能到达什么地方。因此,可以说右边的欲望是无限的,左边的欲望也同样是无限的。上面我们提到大跃进年代我们搞过大炼钢铁和放高产卫星,说明人的生产欲望也是无限的。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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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的欲望-消费的欲望:无限-无限

    我们看到,左右两边都是无限的,哪有什么稀缺性?所以,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不过是一个五颜六色的肥皂泡,一戳就破。但很多人就是被这五颜六色迷住了,于是他们的思维就被控制了,钻进牛角尖出不来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人们有无限的生产欲望,那为什么大跃进后来遭到了挫折?答案很简单:超越客观条件限制的欲望是无效的。邓小平在总结大跃进教训时说过:“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客观的经济规律,应该把超越客观条件限制的主观欲望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所以我们只需研究限制欲望无限膨胀的客观因素。限制生产欲望的客观因素是生产能力,限制消费欲望的客观因素是消费能力,因此我们得到两个客观事物相对比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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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和消费的客观因素相比:生产能力-消费能力

    生产能力当然是有限的,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投入生产的资源是有限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没有人能做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那么,人的消费能力是否是无限的?略加分析就知道,现实中的消费能力也是不可能无限扩张的,因为消费能力受制于三大因素: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预算(收入)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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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能力三大约束:1.生理约束,2.时间约束,3.预算约束(收入约束)

     生理约束最容易理解,用我们老祖宗的一句话就能概括:“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时间约束则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所有消费活动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由这一事实推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人的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这就是时间约束。对于消费能力而言,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因其自然规定性,是无法通过理论、制度或技术的创新从根本上突破的,因而是硬约束。预算约束,作为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贫困和消费不足现象的原因,才是经济学应当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即使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收入,由于前两个硬约束的存在,消费能力也只能是有限的。所以,现实中生产与消费的模式不是由稀缺性假设臆造出来的“有限-无限”,而是“有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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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有限(生产方面)-无限(消费方面)

    现实中真实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有限(生产能力)-有限(消费能力)

    从这里我们看到,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不符合实际的,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建立起来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无限”模式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所以这样的经济学必然充满了对客观经济现实的错误认识,以这样的错误认识去指导实践,必然会把现实经济活动搞得很荒诞、很变态。如果经济学家不能察觉到脑子里装的这套理论是错的,那么即使现实已经变得荒诞不经了,经济学家们仍然会懵然不知,还以为一切正常,天下太平。前面我们讲到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荒诞了,这种荒诞现在天天都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发生,但是,在我没有对大家说明之前,这里有多少朋友曾经察觉到?作为从未受过经济学专业训练的人士,察觉不到似乎还说得过去,但为什么我们在报刊杂志中也很少看到其他专家学者说过?这是因为,目前在学术界和财经媒体,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主流经济学理论从根上就错了。为什么他们认识不到?因为他们都被上面那个小魔术骗了,从而他们的思维就被控制了。

    目前,在全世界的经济学者中,只有一小群人能够正确地认识到主流经济学的错误,并掌握了破解这种经济学思维魔术的方法。我很自豪地告诉大家,这群人全是中国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派,叫做“海派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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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派经济学创始人程恩富,简介,照片

    程恩富教授2007年提出了一个与稀缺性假设针锋相对的“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即假设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和需要都是有约束的。显然,这个假设正是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有限”模式的逻辑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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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恩富教授提出了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这个假设可以推导出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有限”模式。以这样符合实际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建立的经济学,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有用的学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观点,在经济学界还只是属于少数派的观点,也可以说是一种很前卫的观点。也就是说,这种观点目前还只是星星之火,将来能否燎原,还有待实践的检验。总而言之,前卫并不一定代表正确,但前卫肯定能给大家观察客观世界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新的启发。这是大家听讲时需要注意的。大文豪鲁迅曾经对前卫人士有过一段评价,可以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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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然而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来,一多,可就好玩了――但是这自然还在将来,现在呢,只是准备。――鲁迅

    那么,经济学“好玩”的时代离我们还有多远呢?大家可参考下面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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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

    前一段话出自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后一段话出自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说句题外话:我有一个新发现,在这里可以无私地贡献给大家,就是亲密战友之间的悄悄话往往都特别生动。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检验一下,看看我这个发现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四、生产过剩是国际贸易摩擦的根源

    下面我们继续讨论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有限”模式。这个模式的左边,指的是生产能力有限,右边指的是消费能力有限。消费能力有限,原因在于存在三大约束: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预算约束。其中前两个约束属于自然约束。由于有自然约束的存在,决定了消费能力不可能通过人为的努力而大幅扩张。但是生产能力不同,它可以通过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更有效率的生产组织方式而大幅扩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就是一个社会生产能力大幅扩张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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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

    再回到“有限-有限”模式。右边不能大幅扩张,左边可以大幅扩张,所以现实中生产和消费更为准确的模式是:“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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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消费的一般模式:

有限(生产能力)-有限(消费能力)

生产和消费更准确的模式:大-小

即:生产能力>消费能力→生产过剩

    也就是说,在现实的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过剩是在正常情况下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在主流经济学臆造的“有限-无限”的模式中,生产过剩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在我们这个真正符合实际的“大-小”的模式中,生产过剩是必然现象,是市场经济的常态。

    现在再重新看看前面引用的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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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

    这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那么为什么这句话看上去好像是为资本主义唱赞歌呢?所以说,读书最忌断章取义。这句话单独看,当然是好话,生产力当然应该越大越好,资产阶级有本事迅速提高生产力,当然了不起。但是,这句话放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就不是什么好话了。因为当时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病根是生产过剩,而资本主义制度中偏偏缺乏妥善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机制。生产过剩问题不解决,那么生产能力越大,问题就越严重,最后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用这种观点来分析当代市场经济依然是有效的。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是搞市场经济的,只要它还没找到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好办法,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搞得越繁荣,随后紧跟而来的危机就会越深重。有的国家甚至还没来得及真正繁荣,就已经陷入危机。今年二月份我就发表过“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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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映西微博(2011-02-13)

    最近在突尼斯、埃及等国家发生的事情,如果解读为民主战胜专制,那就浅了。与其说事件的结局标志着民主的胜利,不如说事件的起因标志着市场的失败。市场失败的突出表现就是失业,这是放在任何政治体制下都令人头痛的顽疾。所以真正的出路在于彻底反思流行的经济理论,重新从马克思那里寻找启示,对市场经济模式动大手术。以为通过街头闹事更换领导人就万事大吉的人们,最终将会看到:你闹,或者不闹,失业仍在那里,只增不减。

    我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对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都有所了解。我的研究体会是,到目前为止,对市场经济的理解,还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马克思。单是这样说还不够准确,因为这种说法给人的感觉是马克思是最高峰,其他经济学家虽然不如他高,但大小也算是个山头。可是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的主流经济学家连极为明显的生产过剩现象都视而不见,他们怎么可能正确认识市场经济呢?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很多经济学家是负数,而马克思是正数,而且是最大的那个正数。但是,没有人能穷尽真理,马克思主义仍需要向前发展。我们国家搞经济改革,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为了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只有站在马克思已经达到的高度上进行进一步探索才有出路,否则都是可悲的倒退。

    好了,现在我们继续探讨生产过剩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关系。有了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能够在观察现实经济活动时能够不带偏见,那么我们肯定会看到生产过剩现象真的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

    生产过剩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形式是产品积压或产能过剩。在过去信息技术比较落后的时代,生产过剩往往表现为产品的大量积压,甚至经常发生类似“倒牛奶”那样耸人听闻的事件。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产品大量积压甚至不得不销毁的事情比以前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生产能力闲置的普遍化,即产能过剩。大家如果经常关注财经新闻的话,对产能过剩肯定不会陌生。
生产过剩对社会危害最大的表现形式是失业。失业其实是产能过剩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劳动力闲置。

    主流经济学能解决失业问题吗?现在我们通过提出一个新的基本假设,用一个新的角度观察经济现象,已经看得很清楚,失业是生产过剩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说,失业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上面我们说过,建立在不合实际的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根本不承认生产过剩,又怎么可能找到解决失业问题办法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很多讽刺主流经济学的段子,其中之一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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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笑话

    一位大学生毕业了却找不到工作,回来问他的经济学教授该怎么办。教授说:“我能解释你为什么失业,但我不能为你找到工作。”

    主流经济学家能搞出各种各样的理论来解释失业现象,但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解释都是错的。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不久,我发了这样一则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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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映西微博(2010-10-12)

    当今世界上最专制的机构是哪个?是诺委会。只有诺委会才敢肆无忌惮地无视“民”意,甚至敌视“民”意,专以“爆冷”为能事。今年的经济学奖就冷到无人能猜中,爆出三个经济学家鼓捣出来的关于失业的理论。这理论说白了还是“我能解释你为什么失业,但我不能为你找到工作”那种老套路,本来只配作搞笑段子的素材,但到了诺委会手里,乌鸦就摇身变凤凰。可怜那些既猜不到开头也猜不到结局的经济学家们,竟没人敢说个“不”字!

    我经常把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观点发到新浪微博上,等待实践的检验。喜欢思考问题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微博,这样就可以经常看到我的奇谈怪论了。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社会真实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是“大-小”模式,不是主流经济学虚构出来的“有限-无限”模式,所以在真实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生产过剩现象,而生产过剩现象最令人头痛的表现形式就是失业。因为主流经济学不能解决失业问题,所以现实的经济运行必然会以荒诞、变态的方式来掩盖这一问题。其中比较容易观察到的方式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国际贸易摩擦。所谓贸易摩擦,其实不过是各国政府“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本能冲动的反映,这种冲动说到底,就是各国政府都想把自己解决不了的失业问题推给外国。

    大家都想把解决不了的问题向外推,于是现实就会比搞笑段子更搞笑。

    2003年3月与6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禁止网络赌博的法案,直接引发了一场震动网络赌博业的国际诉讼。2003年下半年,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国“安提瓜和巴布达”(以下简称安巴)向WTO起诉美国,指其禁止由安巴政府发出合法执照的跨境赌博网站为美国客户提供服务,是违反了WTO总协议之中的服务贸易承诺。安巴是一个只有7万多人的小国,该国宣称:美国的禁令使该国每年损失3300万美元,网络赌博企业由119家下降至30家,相关就业职位从5000个下降到不足1000个。2004年3月24日,WTO初审裁决安巴胜诉。其后,双方均对初审报告提出上诉。2005年4月7日,上诉机构报告公布。上诉机构尽管几乎对初审报告的每一个主要问题都修改甚至推翻了原来的理由或结论,但仍在整体上维持了初审的最终结论,即美国违反了WTO关于服务贸易的相关规定,要求美国修改其措施。这个裁决的实质就是,WTO支持了输出赌博的一方,打击了禁赌的一方。所以,这一裁决被一些网络赌博合法化的小国视为“重大的胜利”,也被站在合法与非法的阴阳界上的离岸赌博网站共同当作生存之盾。我们看到, WTO其实也没有解决就业问题的良方,于是只能闭着眼睛“逼良为赌”了。

    当然美国在搞笑方面也不会输给别人。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建筑长城,是为了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抢劫财富。然而,美国总统2007年签署了在美墨边境建设700英里围墙的法案,目的却是防止手无寸铁的墨西哥移民“抢”走美国人的就业机会,无怪乎墨西哥总统将此墙斥之为“新柏林围墙”。美国从掳掠黑奴到筑墙自闭,两种同样臭名昭著的现象,折射出一个强烈的信息:被技术进步不断提升的生产能力需要的是海外市场的扩张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但这样的沧桑巨变却不能在封闭保守的主流经济学界内激起一点小小的涟漪,没有一个主流经济学家意识到他们所推崇的自由贸易已经成了虚无缥缈的乌托邦梦呓。

    现在我们就可以为大家解答前面让你们存在脑子里的问题了。为什么老百姓都喜欢价廉物美的商品,政府却总要想方设法挡住外国进口的这类商品?那是因为,这些商品一进来,就会挤占国内企业同类商品的销路,导致国内企业亏损倒闭,失业率升高。政府没有解决失业问题的好办法,只好搞贸易摩擦,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就业。通俗地说,进口价廉物美的商品确实是占了别国的便宜,但这样的便宜没有一个国家敢多占,因为一旦吃撑了,目前还找不到解药。那为什么贸易摩擦的形势在经济危机期间特别严峻,到了经济复苏期间又相对趋缓呢?答案也很简单,因为经济危机时失业率特别高嘛。

    最后的结论是,国际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所以要根除贸易摩擦现象,必须找到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要找到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主流经济学由于从基础上就错了,它的基本假设根本就不承认生产过剩,怎么可能指望这种经济学能解决生产过剩带来的失业问题呢?我们需要建立一种符合实际的新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根本不同在于观察经济现象的角度,就是不再从资源稀缺角度,而是从生产过剩的角度观察和解释经济现象。那么,这种新的经济学能不能找到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从而一举消除经济领域中的所有荒诞现象呢?答案是肯定的。

     信心来源于常识。既然所有麻烦都源自我们的生产能力太大,那么这样的麻烦一定是很容易解决的。因此,即将来临的经济学革命与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非常相似。哥白尼革命带给我们的新知识是:当我们以地球为坐标原点描绘太阳系各星球的运行轨迹时,就会发现那都是极难把握的复杂曲线;只要把坐标原点换到太阳上,各行星的轨迹马上就变成了极简单的椭圆!从复杂到简单,关键在于观察问题视角的转换。只要从资源稀缺视角转到生产过剩视角,我们就会发现,生产过剩本来就不应该成为困扰我们的问题,相反,在正确反映经济规律的新理论框架中,生产过剩应该成为构建更高级社会制度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生产过剩才能为一个丰裕文明的和谐社会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

    说到这里,这场讲座就可以点题了。为什么现实如此荒诞?因为我们正处在一场经济学大革命的前夕。如前所述,这场经济学革命是由我们中国学者发起的。目前还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经济学家得天独厚的历史机遇。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只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各领风骚三十年。我们既经历过计划经济的兴起与崩溃,也经历过市场经济的成功与困感。因此,只有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才有可能在这两种很少交集的经济学体系的碰撞中找到新的灵感,解决长期困扰我们人类的失业、贫困、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两千年的文脉已断

陈丹青

2011年7月05日

中国人最伟大的信仰:活下去最要紧

    凤凰网文化:你怎么看现在的国学热?

    陈丹青:国学要热就热,可以“养”很多官员嘛。就像钱文忠说中国国学基础很差,开那么多孔子学院,他想不通老师从哪儿来,想的太天真,一成立孔子学院,院长、副院长、党支部书记就都有饭吃了?!中国最要紧就是混饭吃,大家都有口饭吃,管它什么文化。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现在商业突然开始利用文化?

    陈丹青:人太多,该利用的都利用过了,忽然想起来把文化忘了,干脆来弄文化,这也是一种文化,机会主义文化。活着一天是一天,逮着一件事是一件事,中国人是不讲原则的。这是中国人最不好的地方,也是中国人最好的地方。
凤凰网文化:这是因为中国人普遍没有信仰吗?

    陈丹青:是没有西方那样的信仰。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活下去最要紧,这是很伟大的信仰。什么东西有用咱们就用,没用就打倒它,如果翻翻历史发现有用,又会再拿出来,中国人不讲原则,不像欧洲人按照一个哲学系统、思想系统来处理国家的事和私人的事,照胡兰成的说法叫“无故一本正经”,永远在问“我们从哪儿来、我是谁,我们往哪儿去,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中国人不管这些,一会儿很怂、一会儿很猖狂,但是他总能过自己那关。

    凤凰网文化:像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1942》,写河南大灾荒时,人们卖国求荣也要活下去?

    陈丹青:对!我觉得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读史,远的读不懂算了,近代史多读。虽然近代史以前被掩盖很多,但现在慢慢在拼凑、还原,很多史书已经出来了,像张鸣写辛亥革命的书(《辛亥:摇晃的中国》),里头还是有很多实情的,你们自己去判断这10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很有文化。

城市乡村化PK乡村城市化:中国用60年毁掉5000年文化

    凤凰网文化:你之前说过,“人口流动已经让上海的气质改变了”,这种人口流动也是对文化的一种伤害吗?

    陈丹青:不仅上海改变了,到处都是一样。改革开放前30年,1949年到1979年,就是我们这些城市人都给送到农村去做农民,“城市乡村化”很成功的做到了,我做了8年的农民;1979年到现在,“乡村城市化”,农村人往城里跑,变得城不城、乡不乡,没有像先进国家那样的大都市,也没有先进国家那样纯粹的农村区域,就这样混在一起过。

    凤凰网文化:“城市乡村化”会不会破坏程度小一些?

    陈丹青:都破坏得很大。那个时候农村被改变得很厉害,农村地主被枪毙掉或者管制起来,地主的孩子都找不到老婆。农村破坏是从土改就开始。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断了一段时间,然后人民公社后来弄不下去,国家经济面临崩溃。接下来是改革开放,农村慢慢富裕,现在又开始盘剥农村、占用土地,农村跟官方的矛盾越来越白热化,就这样,农村被掏空,完全被掏空了。现在的农村根本不是农村,只是暂时还没有变成城市的一片区域,有人在那活着,那也不叫农民。

    凤凰网文化:文革破坏和现在经济开发,哪一种对文化破坏更严重?

    陈丹青:都很严重,没钱的破坏是一种严重,有钱的破坏也是一种严重。山西平遥的城墙之所以保护下来,是因为没有钱拆城墙,结果留下一道城墙,当时全国的城墙基本全拆了。比如北京,六七十年代的城市环境比现在有意思多了,那真是一座古城,现在哪叫什么古城啊?也不是现代都市也不是古城,隔开几块地方,有个紫禁城、有个故宫,其他地方全是高速公路、大楼--很奇怪的城市。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对于故乡、对于传统会有一种强烈的怀恋和追溯欲,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还兴起了“寻根文学”,而另一方面,又把传统破坏得相当厉害,比如文革或者拆迁?

    陈丹青:说怀念是以前,现在已经不在乎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你去问问民工,民工还在乎什么家乡?哪儿能打工就行。现在家乡概念慢慢淡薄,拆迁拆得很多家乡都消逝了。中国人最伟大就在这里,寻什么根啊?活下去最要紧。

    这就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另一面,我从胡兰成和一些零碎的文人书中读到,中国人很大气,毁了就毁了,摔了就摔了,忘了就忘了,他承受得起。中国人永远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排斥新鲜事物,看看麦当劳和星巴克的生意,经常比中国人自己开的餐馆要好。这可能跟中国长期被异族统治有关系,唐、元、清,中国人跟异治文明相处时又跟其他民族不一样,会付出很大代价,会死很多人,但是高高兴兴继续吃继续喝,活着就好,保国保种就好。

我们一直活在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后果里

    凤凰网文化:中国人破坏传统文化的症结在哪儿?

    陈丹青:症结就是“文化激进主义”,就是五四运动以后的激进主义。国门打开,跟西方人一打,失败了;往外一看,落后了?就着急。我们的文明本来很稳定。2000年、3000年、5000年都没有变,到19世纪末一看,不得了!赶紧抄!开始破坏传统。
凤凰网文化:你反复提起五四时期的人物和精神,你很喜欢那个时代?

    陈丹青:也不是喜欢。这一切是从五四闹起来的,他们也做了很多错的、过激的事,“文化激进主义”就是五四核心:着急走极端、浪漫主义。我们都活在后果里。

凤凰网文化:今年恰逢鲁迅诞辰130周年,萧红诞辰100周年,我4月份在周海婴先生的追悼会上采访过萧红和萧军的女婿王建中,他说他们正在策划纪念,他们不怕“沉渣的泛起”。你也写《笑谈大先生》纪念鲁迅,你觉得当代需要召唤鲁迅精神吗?那个时代的反抗精神需要现代人学习吗?

    陈丹青:乖一点吧!鲁迅是很不听话的一个人,五四那一代精英:陈独秀、鲁迅、周氏兄弟都是山村地主的孩子,十九世纪的八零后。今天弄不起来“五?四”那样的运动了,今天的精英,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都转移到城市来,根本上是因为一个两三千年以来遍布全国草根文化的文脉全部被切断,一个两三千年文化摇篮就完全不存在了。

    所以不要召唤,也召唤不起来,大家还要混饭吃呢。反抗的时代、革命的时代都已过去,现在就是大家顾自己,把自己弄的比较有文化就很好,穿的像样一点、讲话文明一点就很好,洗洗脚、按按摩、喝喝茶,多生活。你一回家就有传统文化嘛,爹妈管着你、三姑六婆管着你。如果你是农村来的,中国文化更多。

教育需剔除党文化 世界应倾听年轻人

    凤凰网文化:你觉得在急促追赶经济发展潮流的文化激进主义下,当下的人们应该从哪一步开始做起来,尽量挽留一些纯粹的文化呢?

    陈丹青:光开会没有用,光呼吁也没有用,我觉得就是别管文化这一摊,让老百姓自己办,自己玩。管好国防,管一些大的工业、航天就行了,但是60年来它从来没有停止过管制,什么事情都在抓,好事是它在抓,坏了也是它抓,这也是一种文化--党文化。结果就是现在这样。我们活了这么大年纪才明白这是一个党文化,不是一个国家的文化。

    凤凰网文化:这也是你现在渐渐离开媒体的原因吗?

    陈丹青:对呀,我不想说套话,就没什么话了。我巴望最好早日完全离开媒体。而且我们这些50后的年头不是很多了,总是被请来请去,而那些年轻人在想一些什么、说一些什么,他们在乎什么,其实我蛮想知道的,应该给机会让他们发出声音。


但是我比较沮丧的还有教育,中国的教育实际上是“权力教育”。因为之前在清华教书,多少还要跟80后、90后沟通,他们都非常可爱,外形上跟我在纽约见到的ABC孩子相差不大,那股单纯气息也很接近,可是一开口一交流,讲的全是“国务院语言”,他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我想起来蛮沮丧的。

    凤凰网文化:你以后的规划是怎样的?

    陈丹青: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攒几个小钱,在每年拍卖上买一些世界的老影集,说起来也挺难受的,买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影集。日本人打这场战争非常认真的,他一个阶段战事告一段落的时候,立刻会有精美影集出来给全国人民看。我在这些照片里面看到了中国原来的城市,从日军的炮和军队的后面看到了完整的城墙。

    我很想跟人交流这个。其余的,到了我这个年龄,马上60岁,能活着、不生病就很高兴,还规划什么?我被人规划、被你们规划;我走了,又被另外的人规划。就是用来用去的。

 

 

 

美国20条明显愚蠢而落后的地方

中国留学生

    这篇文字来源于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作者说,他来美国已多时了,但后悔当初的选择。因为他一直都被西方媒体所蒙蔽欺骗,让他错误地以为美国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怀着学习美国先进科技报效祖国的豪情,他翻山越岭来到了这个“强大”的国度。可是结果让他大失所望!

    失望之余,他历数了美国20条明显愚蠢而落后的地方。

    (1)美国真的是个还未经开发的大农村。在中学时,老师们就教过工业越发展,环境就会遭到破坏。比如工业城市应该到处都是大烟囱,到处都是大工厂,到处都是灰尘。这才是工业化的象征!可是美国呢?极少见到烟囱,偶儿见到,还是别墅装饰用的,到处都是清澈见底的河流和湖泊,河边也没有造纸厂啊,炼钢厂啊什么的。空气清新得像原始社会,简直没有一点工业化的影子!

    (2)美国人不懂经济。美国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几乎通向每个村庄,可是几乎没有收费站!这么好的巨大商机居然白白浪费!作者恨不得马上用水泥在这些路上筑几收费站,不出一个月,肯定可以在西海岸买栋海景别墅。还有,公路边随处可见宁静还未开发的湖泊,政府宁愿让水鸟随便栖息拉屎,也不会开发个湖景花园大赚一笔。可见美国人毫无经济头脑。

    (3)美国建筑太原始。除了几个少数的大城市外,根本没有什么水泥和混凝土之类的高楼大厦。作者他刚到美国时,飞机快降落,作者他看到机场边上大片大片小平房(有人说那是小别墅),错以为到了柬埔寨。说到水泥和混凝土,他简直不敢相信美国几乎没有混凝土的建筑,他们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木头和一些奇怪的材料建成的。用原始的木头做房子,看来洋人们的建筑水平还只停留在清朝以前,但那是封建社会时期。

     (4)美国人思想单纯落后。作者刚到美国的时候,在机场一个行李车要3美元。他没有零钱,一个美国人看见他行李很多,就替他出了3美元并把车推到他面前。他们还随时会给你开门,随时会问你需不需要帮助……。作者觉得这样太单纯落后了,不够中国人的现代化。

    (5)美国人不懂吃野味。有一天晚上他和同学开车去另一个城市,忽然从路中间跑出几只梅花鹿来,同学眼疾手快刹了车才免了一场撞车事件,据说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有时候一头鹿就可以毁了一辆车。美国政府也不知道管管,连马路上的鹿都管不好,还要整天张罗着要打伊朗,真不知道美国政府吃饱了在想什么。还不只是鹿,树林里还有熊和狐狸,野鸟和松鼠随时光顾厨房就更不用说了。美国人也太不懂吃野味,连个野味餐馆都没有;且不说野生动物美味可口,就是打死那些野鹿然后卖掉鹿角,也能赚大钱啊!美国人整天就和这些动物住在一起,根本就是原始社会。

    (6)美国人不懂自尊。大学里的教授一点都架子都没有,完全没有学者尊贵的风。D教授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可是课间休息的时候居然和学生在教室里大吃饼干,大侃《21点扑克牌》和美女《越狱》,一点学术的威严都没有,作者他简直失望死了。还有,堂堂正正的博士导师们没有一人把“博导”头衔放在名片上,连如何炫耀地位与身份都不懂,这样的教授教出来的人,就是当了官也不懂装腔作势,谁还会跟这种不懂装腔作势的官点头哈腰?!所以,美国连小胆的平民们都胆敢骂当官的。看来,还是中国的公仆母仆们受人尊敬,在中国哪怕只是个小处长。也比他美国总统有威风。

    (7)美国小学生没有伟大理想。小学生从小就没有想当大官的意思,班上的干部轮流做,搞什么人人有责。小学生课后几乎没有家庭作业;即使有,也没法和中国小学生的家庭作业相提并论。而且,学校还太偏重于品德培养教育,唆使小孩子们先学会做合格公民,再谈远大理想。做合格公民?整个一个老掉牙的观念。

     (8)美国人看点小病都要给自己制造麻烦。先得跟医生预约,看完病,医生给开药方。有些人还得咨询药师。买药得自己去超市买,不像中国,看完病拿着医生龙飞凤舞的处方在医院直接买药就行了。他真不明白美国为什么把卖药的和看病的分离,医院医生只诊断和开药方不卖药,而卖药的药店不见医生的药方不卖药,利益和责任都分开,可见美国医院不会赚钱。像中国看病卖药一条龙,把药价垄断翻个8倍10倍,这么好的生意都不会做,可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真的不活络,活该!

    (9)美国的舆论导向乱套。作者有时候对美国人的无知和愚蠢完全失去了耐心;比如当他们知道中国有电视台和报社的时候,居然无知的问他:“中国有报纸啊?!”简直太岂有理了,咱们不但有中文报纸,而且中国的报纸都是文宣部门精心加工制作的。看中国的报纸就像在赞歌音乐会,多有品味!才不像美国报纸乱七八糟的舆论,连美国总统都敢点名道姓地骂,更不用说那些小罗卜头。对领导要尊重,这是作者在中国的时候习惯成自然的事情;若对领导同志说三道四,把领导们的丑事都公布了,以后谁还愿意当领导?!再说,国家培养和保养一个干部的成本是很高的,搞掉一个坏干部,国家损失有多大?!所以,美国不负责任的舆论导向,简直就是群龙无首的原始社会:乱套了!

    (10)美国人精神空虚。作者最受不了的就是:大部分美国人吃饭前都要做什么祷告,美国人还天真的说:“上帝保佑美国”。完全是胡说八道,如果上帝保佑美国,那怎么还让美国如此落后、如此原始、让美国人民还如此单纯幼稚?!再说敬拜上帝有屁用,真不如把这些时间花在敬拜单位负责人来得实惠!这一点哪能和现代化了的中国人比!虽然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在现实生活中已找不到了,但中国人提起老祖宗照样沾沾自喜,丝毫不需要有愧对的想法,在怀旧中中国人一切向钱看,精神生活一点也不空虚。

    (11)美国人没有时间观念,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排队,还不知道紧贴前面人的后背,老是和前面那位保持一定距离,其它人也老老实实地站后面,不知道“加塞”。中国人多聪明,即使是人挤人的情况下,都有本事塞进队伍里去;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而且也不用站得那么累,有熟人开个后门就更节省时间。但每个人就是愚蠢,连这些都不懂。(12)美国的商店也愚蠢到不会讲理:买了的东西几个星期后还可以退,还不要什么理由。为啥不跟买方理论一番,就准他退货呢?!愚蠢之极。

    (13)在美国不安全,95%的家庭都忘了装防盗网/防盗门/防盗窗。美国人很幼稚,他们会随便把书包啊,计算机啊什么的放在图书馆门口,大树底下,完全不怕小偷,真是一点警惕感都没有;……。奇怪的是,那些小偷都到哪里去了呢?!

     (14)美国人胆小,95%司机从来不敢开车闯红灯,99%的不敢抢道;这哪叫合格司机们嘛!虽然99%的美国成人都有车,可开车的方式很奇怪:马路上很多车,却不闻喇叭声,街道安静得不像街道,一点城市的热闹和人气都没有。在咱中国不按喇叭的话,谁知道你有车?!

    (15)美国人感情淡漠,95%员工认为上级家的喜事与己无关,所以从不找个借口关心一下领导;在咱中国,哪里还有群众不想方设法关心领导的?再说谁敢不呀?!因此,中国的人情味就是浓!

    (16)美国人不懂规矩;99%的人升学、就业、提升、住院开刀都不懂开后门、送红包,真是不懂事!

    (17)美国人没见识;虽说成年人就人人都开车,可是却连小摩托车都没见过,可见见识之少。学校里有一个非洲学生,为了方便和便宜,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个女式小摩托车,在校园里开的时候,美国人都觉得他很“alien”,真是少见多怪。美国人要来到咱们国家,特别是南宁海口什么的,那还不被那汹涌的小摩托车大潮吓死。

    (18)美国的餐馆没有雅座;要是在美国某个餐馆弄个雅座,老板碰见有钱的喊声:楼上请!那肯定挣几辈子的钱都不够打官司的。顾客来了,指着雅座说:我要坐那个位置!要是不交钱不让座,那肯定上法院了,老板得按歧视罪处理,那什么精神损失费乱七八糟一加起来,没法计算了。美国的法律简直就是为培养和放纵刁民而设立的。

    (19)美国的市场化不叫市场化,应该叫做乱七八糟自由化。比如美国居民买房子,若买了一个54万的别墅30年还清,每个月付2700美元,但每个月政府居然退税500$。还有教育,孩子如果念本科,头两年的学费可以退92%,后两年退学费70%。研究生也退,一门一千多美元的课要退300多美元;哪像中国只进不出。比如基础建设等等,居然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总统、州长选举却要他们自己去筹钱,这样的大事情国家都不拿出钱来。所以美国的市场化乱七八糟,毫无规律。

    (20)美国的税务局比中国愚蠢,不知道敛财。在美国年收入2.8万美元以上的才需要缴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率起征点是2000元人民币,也就是年收入2.4万就要交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扣除很多东西,年底有一次总的算法,如果多交的会退回;老来退休的时候国家每个月会给你很多钱养老,比你交的税要多很多。在中国如果你在这个月有收入就缴税,下个月没有收入了也不会退税,且永远都没有退税。美国的税率是按照家庭来算税的,如果你的收入要养老婆还有孩子,就按几个依赖你的人来算税。这时候你的税率甚至低至没有,孩子多了的时候国家还补贴钱给你。中国的税从来都不考虑你的明天和你的小孩,决不考虑家庭因素。美国落后到将政府多次减少税收当成政绩,而中国税收增加才当政绩。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7-14 09:06:50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转发:慕兰

谁的月亮比较圆?中美两国档案馆天地之别

晏欢

2010-11-12

     2010年2月本文笔者在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寻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图片资料。

    本国档案馆不对本国百姓开放,研究本国历史的,要到外国档案馆去寻找资料,研究抗日的,要到美国档案馆找资料,研究中共党史的,要到莫斯科前苏联档案馆去找资料,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事情,但是也可以理解,太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哪能都让百姓知道?

    以下是一位中国军人晏欢在中、美两地档案馆的感受:

     不敢说美国的月亮就一定比中国的圆,说了也会被一片骂声所淹没;但刚刚从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寻找我们中华民族抗战历史图片档案归来,我绝对有资格断言,美国的国家档案馆一定比咱们国家的好!是名副其实的“为人民服务”。

     日前读到一篇《看历史》的博文《军人余戈:找回普通人的历史》,军旅作家余戈关于国家档案馆的一段文字引发了我的强烈感慨。忍得太久了,不吐不快。“余戈作为军人,我肯定有比其他民间历史研究者更优越的条件。不过这可不是因为我这身军装,而是因为这个身份给我的其他一些东西。

     我给你举个例子。南京有个单位,收藏了很多档案。我听说以后就去了,想复印一份做研究。根本没门儿。按理说,这历史档案都是国家的,你应该对我们公民开放吧?还不,他们就是把这些东西当作他们自己的私人财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我想了一个什么招儿呢?往出走的时候,我发现有个武警中队给他们负责看守。这就行了!我回到北京就开始找,先找武警总部的朋友,托私人关系联系到江苏省武警总队,然后又联系……最后联系到那个武警中队。中队指导员领着我又去了,这下态度马上就好了,行!但是也没全让我印完。你看,要不是军人,我上哪儿去找这层关系?但这并不是军人身份直接给我带来的。

     美国、日本为什么历史研究那么透彻?人家的历史档案全都放在图书馆里,普通公众想看,随时去就是了,这样就培养起一大批民间的历史学家。台湾过去也不让看,现在让了,听说有人去他们还挺高兴,还给你泡咖啡呢。

     大陆研究历史,就得靠民间研究者,我们自己托关系、找门子、搞档案。从建国一直到“文革”结束,大陆都没有条件研究。80年代,个人史、口述史的概念还不存在,做史学的都习惯于做大历史,大人物,大事件;做文学的写报告文学,依据“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实际上都是听说了一些模模糊糊的事迹以后,有了情绪和一定事实基础,根据想像编出来的。

     咱们这个国家是没有昨天的。昨天对咱们中国人来讲,好像总是有点儿让人羞愧。因为很多原因,让你没法去回忆很多东西。等过了几十年,你想回忆,过去了。

    我不知道美国国家档案馆是否有明文规定,任何人士不分种族、国籍、职业、年龄、性别均可以自由平等地享用该馆档案资源,反正我们一行七个中国老百姓所得到的待遇,的确没有与其他使用者有任何区别。

    我们几位“民间研究者”没有任何预约、没有手持任何单位介绍信(我国所有档案馆要求必须持有),径直走进入口大堂的接待处(当然每一位进入档案馆的使用者必须平等地接受安全检查),自助在电脑上填写一份申请表,表格中不需要填写你的职业和工作单位,接待人员看着我们填表时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为我们服务;对我们的成员不懂英语,他们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友善,始终以微笑相向,不停地安慰我们,要我们毋须紧张,尽管放松。之前的安检人员对我们进行检查时,嘴里不停地说:“别紧张,请放松,没关系,这就好了。”这听起来比起我们这里的生活环境中到处可见的“温馨提示”要管用多了,因为这种“温馨”提示往往是要你注意自己的背包和钱袋,给你制造紧张的。

    接待中心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每人拍照然后制做一张IC通行卡,整个过程面带微笑,没有丝毫的不耐烦,没有皱一下眉头,尽管我不知道这表情是不是装出来的,至少我们感觉到了有人在认真负责地“服务”你。

     且不说整个档案馆建筑的建造标准,单看所有的室内设施(绝不是豪华装修)齐全、便捷、坚固、清洁、实用,就不得不感叹这个国家真牛X,他们没有收我们一分钱!对了,我们停在外面的车他们也是分文不取,就连投入自助存取储物柜里的二十五美分硬币也会在你离开时“吐”还给你;每个楼层的洗手间宽敞、明亮、洁净,电梯厅更配有休息沙发和饮水机,档案室里所有的纸页、铅笔、橡皮等文具应有尽有,还专门提供一次性的棉质白手套,教你自动自觉爱护所有档案文件.......

    软件条件之令人惊叹无法以一两句话描述,以后一定专文称颂。仅仅“使用者可以携带自备照相机、扫描仪进入并且免费翻拍扫描所有历史文件,免费”这一条规则,已经彻底让你折服,更不用说馆内的工作人员有求必应、隔三叉五跑来问你:“需要我帮助吗?”、“有什么需要尽管出声” 了;当他们用车将你想要调出来的任何档案文件推到你的台前让你‘享用’时,那感觉真象是仆人推出下午茶来请主人品尝,或是秘书准备好了所有的文件资料让老板审阅签字一样;仔细想来,尽管这些档案馆工作人员是美国人民的公仆,而我们这几个中国公民照理讲是没有资格做‘主人’的,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国家交一分钱的税!但是我们也很牛X,我们被美国人民的仆人们伺候着,按照我们国民的心态,套用一句中国经典名句,我们这是在“花美国纳税人的钱啊”!

     想起家父在过去几年里,为查找历史资料文献奔走于我们国家的几处档案馆所体会到的酸甜和苦辣、所遭遇到的冷漠及傲慢,所感受到的无助和愤怒,简直觉得此刻就象受到了至少是‘副部级’的待遇!家父曾于2006年在东北某档案馆以每张300大元的天价‘买’回了七张我外公潘裕昆将军当年旧照片的扫描件,遇到这种有执照的‘打劫’,您得“打落门牙往肚里咽”,您得忍痛呵,谁让你想要那些你亲人的旧照片呵!

     去年六月间,就在前面余戈先生提及的南京那家单位,来了一位美国普通老百姓Neal Gardner,手里拿着一张自己先父——美军少校John J Gardner 1945年9月和一众美军联络官在这座建筑前所拍摄的照片,想要亲自看看这座父亲总是提及的地方——孙中山图书馆(当年的名字),他万万没有想到,不远万里,远渡重洋来到这里,看见那建筑物仍然还在,几步之遥,却吃了闭门羹,怎么交涉都不能放行,原因是不对外国人开放(岂止是,对国人也不开放,除非你有一定的关系)。Neal Gardner 郁闷极了,南京之行既不能去到当年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旧址看看先父当年风光荣耀的现场,又不能进入这座叫作档案馆的非军事单位,哪怕是不进去仅站在前院以那建筑物为背景拍张照片都不被允许,他快要疯了。美国人是永远无法明白我们这里的‘主仆’游戏规则的,后来,我们用了与上面余戈先生所采用的同样的办法‘疏通’,才勉强让这位曾经帮助过我们中国人民的美国军人的孝子了却了半个“追寻父亲的足迹”的美好心愿,在建筑物前留了个影,档案馆当然是不让进了。

    对于我国几十年来档案馆严苛死板的体制所形成的条件严重限制了人民的研究工作,要想说的其实前面余戈先生都已经说了,我坚信以他的身份,发出的声音更加响亮,更加容易被听见,但愿也更加受到重视。其实道理很简单直白,我们本民族的荣耀往往是在异国的档案馆里才被找回的(我手里有数不清的案例),这本身就是异常的现象,不光彩的一面,难道还这么继续不光彩下去吗?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能够真正挺直腰板以主人的姿态自由出入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档案馆呢?

 

 

 

 

 

京沪高铁运行13天再断电 专家说是小故障属正常

明报

    运行13天的京沪高铁再出事故。由于接触网故障需检修,昨午京沪高铁有多辆列车断电停运约1小时,造成至少87趟列车延误、数千乘客滞留。网民炮轰京沪高铁连续出事故,停运成常态。内地专家承认「供网技术大概不是很过关」,但指试运行期间有小故障属正常现象,由供电故障判断高铁是否安全并不妥当。

    乘坐G212次高铁列车的共青团上海卢湾区副书记黄坦昨日上午11时35分通过微博说,列车因接触网故障停车,「俺现在停在蚌埠等候闷热来临!求关心!」与此前后,多人均通过微博反映所乘高铁断电停车,所涉车次包括滞留在安徽宿州的G2次、滞留在山东枣庄的G105次、滞留在安徽蚌埠的G212次等、滞留在南京的G14等。

    京沪高铁周日傍晚刚因山东段的下行线接触网故障断电,遭成19列车延误。铁路方面事后称是因山东雷雨大风所致,但昨日天气晴好。高铁解释说,昨日11时京沪高铁苏州附近供电设备出现故障,下午1时故障处理完毕恢复运行。虽然列车恢复运行,但京沪高铁沿线已受影响上海虹桥站的指示牌从「到达延误」变成「发车延误」,数以千计旅客滞留。

    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孙章教授对新民网坦言,频繁出故障,「供网技术大概不是很过关」。他根据网友提供的照片,判断应是接触网的支撑系统故障,导致电缆垂落,列车可能无法得到电网输送的电力,只能停车,而风力、机械作用或不可知的外力,都可能造成支撑系统故障。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对本报说,接触网是固定供电设施的装备,从技术角度看是最软弱最容易出事,而其它国家也一样。但他说接触网故障属小问题,不会引发大危机。他并指现在是载人试运行阶段,接触网高速运行中的松紧程度等都在调试中,相信一个月后就会恢复正常。
 

 

 

 


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 2011-06-30 21:34:04 +0800 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敬请查收云汉经略最新月刊和导言,并顺祝各位夏爽! 《云汉月刊》第105期《导言》

《云汉经略》最新月刊导言

北京云汉经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曹军

2011-06-30

    本月中国经济的主题依然是对付通胀,但是对付通胀的措施已经开始引发经济“硬着陆”的担忧。加上本月14号的再度提高储备金率,从去年1月份至本月,央行已经累计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利率,共提升了6个百分点;存贷款利率自去年10月份首次上调至今已经上调了4次。先从最直观的商品价格看,最有趣的现象就是:国家能控制的全都涨上去了,譬如汽油、电和稀土等其他资源类“商品”;而且一旦上调后,就下不来了,譬如汽油价格。

    更离谱的就是本月要整顿的公路收费乱象了,一夜之间,这就变成了“问题”;好像之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大家忘记了“费改税”时的信誓旦旦了吗?而国家不能或不愿控制的普通商品,无论工业还是农业的产品/商品,价格全都“随行就市地”涨上去后又被“宏观调控”住了;然后就是价格的巨幅无序波动!这些商品的价格从整个宏观经济的角度看是处于此消彼长的“游击战”状态。

    譬如,一年来棉花价格坐了“过山车”:从去年5月份的17000元/吨一路上涨到今年2月的35000元/吨,然后4月份以来又迅速回落至22000元/吨。这不,在去年养猪户大幅亏损后,商务部本月28日发布的商务预报显示,上周(6月20日至26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猪肉价格上涨4.5%(一周啊!)。据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分析,这是该监测数据连续第十周上涨,累计涨幅超二成。

    对于绝大多数从事充分竞争性产业的企业来讲,再辅之以快速上扬的用工和资金成本,这种恶劣的经营环境确实不得不大有危机再度来临的感觉。两年多来,中国的新增银行信贷约26.7万亿;新增贷款的总量分别占了2009年和2010年GDP的约31%和21%;这还没有加上非银行信贷的表外和民间融资。完整地引证了我们在2009年年初所说的“刀口舔血”以及要么“胀死” :要么“疯掉”之观点。话糙理不糙啊!不难预言的就是,自四万亿刺激以来总是20%以上速度保持增长的财政收入也将很快成为又一个被市场所关注的“收费问题”了;这么高的增速也最多只“保障”了约30%的年度保障房开工率,确实是蛮难理解的,刚被超越的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2010年的财政收入约为40万亿日元,约为3.2万亿人民币;不过中央政府已经开始直面“三公”费用了。

    美国的国债上限之大戏还在继续,架是必须要吵的,民主共和两党吵架的核心逻辑与分歧简单地说就是:要不要在大幅削减联邦政府开支的同时增加税收?!或者换个角度说,如何在削减联邦政府开支的同时,还要通过何种方法和方式来呵护依然在脆弱复苏的美国经济?政府自09年以来一直都是净裁减就业岗位(剔除普查时的临时增加之岗位)就从一个非常小的角度彰显了这种焦点的难度,市场也普遍地对自危机以来的各种财政救赎政策之成效充满怀疑。当然,围绕着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这种造势的“虚招”也让美联储主席Bernanke捏一把汗而不断警示“政治玩火”的巨大金融和经济后果。

    据《纽约时报》报道,奥巴马就对他当年在布什当总统时反对提高国债限额之举“感到后悔”。从承受了绝大多数的“最后信用”负担的美联储本月22号之态度和决策内涵来看,一方面虽然调低了就业率的恢复速率。请见上左图,它对美国经济恢复的趋势依然充满信心(虽然主席Bernanke本人也坦承“看不懂”今年以来,尤其是第二季度以来宏观疲软现象),一方面也小心翼翼地暂停了任何新的刺激性货币政策(即QE3)。

    虽然还不敢轻言退出(依然是Extended Period)。详情请参考本期《云汉月刊》的“美国综述”部分。大西洋彼岸的欧洲本月也是为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而大起大落的:虽然政府最终也通过了第二轮紧缩财政的议案,欧盟和IMF,尤其是希腊债务风险承担较多的法国率先答应支持,也将如期开始新一轮的金融救赎,但是老百姓就开始了全国大罢工并上街与警察发生冲突来抗议政府的新一轮紧缩政策和随之而来的福利大幅裁减。请见右上图。

    不管是何原因,想要很快就对这次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说拜拜,大家最好是think it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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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间世界财富五百强的变迁

财富杂志

    根据《财富》7月7日公布的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排名,美国拥有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从最高峰2002年的198家下跌到今年的133家,日本拥有的数量从最高峰1995年的149家下跌到今年的68家。而中国大陆则从1995年的3家上升到57家,印度从1家上升到8家,巴西从2家上升到7家。

  欧、亚、美呈现三足鼎立的趋势,不过,欧洲主要是西欧,美洲主要是北美,亚洲主要是东亚,都占了绝大部分。
  
  欧洲(总计172家):法国35家,德国34家,英国31家,瑞士15家,荷兰14家,意大利10家,西班牙9家,俄罗斯7家,比利时6家,瑞典3家,丹麦2家,爱尔兰2家,奥地利1家,芬兰1家,卢森堡1家,挪威1家,波兰1家,土耳其1家。
  美洲(总计156家):美国133家,加拿大11家,巴西7家,墨西哥3家,哥伦比亚1家,委内瑞拉1家。
  亚洲(总计164家):日本68家,中国大陆57家,韩国14家,印度8家,中国台湾8家,中国香港4家,新加坡2家,马来西亚1家,泰国1家,沙特阿拉伯1家。
  大洋洲(总计8家):澳大利亚8家。
  非洲(总计0家)。

    美国历年入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统计:  


  1995年:151家
  1996年:153家
  1997年:162家
  1998年:175家
  1999年:184家
  2000年:179家
  2001年:185家
  2002年:198家
  2003年:193家
  2004年:189家
  2005年:177家
  2006年:170家
  2007年:162家
  2008年:153家
  2009年:140家
  2010年:139家
  2011年:133家

  日本历年入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统计:


    1995年:149家
    1996年:141家
    1997年:126家
    1998年:114家
    1999年:101家
    2000年:108家
    2001年:105家
    2002年:87家
    2003年:88家
    2004年:82家
    2005年:81家
    2006年:70家
    2007年:67家
    2008年:64家
    2009年:68家
    2010年:71家
    2011年:68家


 

 

 

美国红十字会的CEO收入高达65万美元

中国也要向美国红十字会高管的薪水看齐?

云淡水暖

     我一直认为,慈善可以允许,但不应用减税的方式鼓励。有些北欧国家就不用这种方式鼓励慈善。国家政策应该做的是减少贫困、缩小差距。慈善的前提是存在巨大的社会差距。自古以来,慈善是有钱人的游戏,当今也是上流社会的游戏。

     按照人们的思维定势,红十字会是做慈善事业的非盈利机构,人们自愿捐献,红十字会负责收集,整理、造册、运输、分发这些善款、善物。这里有个问题民众比较关心,红十字会的经费从哪里来?这些经费怎样花?

     根据1993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五章、经费与财产规定,中国红十字会的经费来源有四个途径:(一)红十字会会员缴纳的会费、(二)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三)动产和不动产的收入、(四)人民政府的拨款。

    从第三点看出来,中国红十字会可以拥有动产和不动产,这些动产和不动产可以进行商业活动,商业活动的收益可以用来充当红十字会的经费。但是,红十字会的章程同时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和挪用红十字会的经费和财产。

    郭美美在网络上炫富,现在看来有许多虚假的地方,炒作成分很大。但郭美美把自己与商业红十字会这么一挂钩,网络舆论就哗然。人们愤怒的来源是:一个收集了大量善款的慈善机构的“商业经理”,这么会如此“巨富”。这里面有没有拿善款、善物损公肥私的嫌疑?

    根据现在得到的资料,的确在深圳有一个被把控在几家公司乃至于几个商人手中的“商业红十字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行业红十字会是合法的),媒体上不断传出其中的某总裁还与郭美美有“花边新闻”。现在深圳的那个“商红会”已经被暂停运作,等待审计。

    那么,红十字会的人员的个人收入状况应该是个什么水平呢,今天在四月网看到一篇文章“晒晒美国红十字会的经理们的收入”。莱尔.戴维斯开门见山地说:“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have and still do support the American Red Cross. One wonders why…,Among other reasons, I figure if an organization can pay grossly obscene salaries like $651,957 to their CEO, they sure don’t need my financial support….”

    译文:我很惊讶有人曾经或者还在支持美国红十字会,…理由之一是我认为,一个组织如果支付比如65万美元这种很无耻的薪水给它的CEO,它真的并不需要我的财政支持……

    作者列举了如下数据:

    在2003年,Marsha J. Evans 美国红十字会的CEO 收入是 $651957美元 (其中没有算上补助报销的部分)。

    美国纽约市的United Way的总裁Ralph Dickerson Jr.收入是$420000美元一年。

    Goodwill Industries的总裁George W. Kessinger收入是$386575美元一年.

    Catholic Charities USA(美国天主教慈善团体)的总裁Thomas A. DeStefano收入是$116362美元一年.

    美国圣地亚哥市的红十字会的总裁Jeffrey Wiemann 的收入是$195990.08美元一年.

    以看出,以上美国慈善组织的CEO们,2003年年收入低的是11万6千美元,相当于2003年的约90万人民币,高的是65万1千美元,相当于2003年的近500万左右人民币。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慈善事业的高管的收入也不善。

    可能有观点认为,高收入带来高效率和高服务质量,但莱尔.E戴维斯先生并不认同:“For many, the American Red Cross is the very embodiment of lifesaving. Its bold red emblem is imprinted on the sides of vehicles that appear at natural disasters, storms or fires, to take care of the survivors. Millions of Americans donate blood or hard-earned cash to the organization each year, or during special appeals like after the Gulf Coast hurricanes. But the real story of the Red Cross isn’t nearly as noble and humanitarian as the image. The Red Cross' scandalous activities reach back far before Hurricanes Hugo and Katrina, or even 9/11.”

    许多人认为美国红十字会是灾难救助的象征性符号,每年有数百万美国人在平时或非常的灾难时期献出辛苦钱和血液。但是,美国红十字会的真实故事并非那样高尚和并非体现了人道主义图景。这一点可以回顾在雨果飓风、卡特琳娜飓风乃至于9.11中美国红十字会的丢人表现来印证。

    这样看来,所谓“高薪养慈善”、“高薪养廉”都是靠不住的,借所谓“商业运作”,借所谓“慈善”搂钱,说到底是一种伪善,等于用美国普通老百姓的血汗钱和无私献血,养活了一帮寄生虫。这也许是美国商业社会的宿命。把一切高薪合法化,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特点,包括慈善机构在内,社会贤达就要有相应的财富收入。

    中国人心目中的红十字会应该是清廉的、养不起高收入精英的,国人恐怕很难接受中国红十字会出现年入几百万的“高管”,正如国人绝不接受红十字会出现郭美美这样的“富豪”一样。如果深圳商红会的高管年入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那真是在向美国红十字会的高管薪水看齐了。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1-07-10 12:54:06 +0800收件人:<yunhuaw99@yahoo.com>,抄送:标题:杨晓陆传文:WTO乃抢掠灭亡中国之最大不平等条约

WTO乃抢掠灭亡中国之最大不平等条约

杨芳洲

2011年7月10日

    据环球网记者李宗泽报道 法新社7月5日消息,世界贸易组织(WTO)5日正式宣布,中国对原材料实施的出口限制违规。[注]

    此讯一出,国人震惊!中国居然连支配自己资源的权利都没有,我们的资源是否出口要由列强,由WTO说了算。这哪里还是商业贸易,分明是贸易之名下赤裸裸的抢劫!(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我要什么你就得给什么;我的环境资源我必须保护,而你的环境资源你无权保护;WTO所规定之责任,乃汝之责而非我之责;所规定之利权,乃我所有而非汝所有。)WTO已充分暴露出其列强抢掠第三世界工具的本质!

    两年前(2009年)的6月22日,因惧怕美、日、欧(强行贱买我粮食、稀土等珍稀资源之贪欲未足)将我告上世贸(WTO)之威胁,我财政部竟乖乖宣布取消粮食等出口关税,降低稀土等资源出口关税。如此奴颜媚骨自弃主权,却仍难填列强欲壑,现WTO竟完全无视中国最起码的经济主权,连最起码的表面伪善都弃之不顾,撕下其公平贸易的假面具,露出其帝国主义强盗的真实嘴脸。

    也是这个WTO,乃当今将导致我亡族灭种的转基因灾难之罪魁祸首。据今年两会后农业部官员答复对我每年大规模进口转基因大豆、玉米的质疑时称,这是WTO的规定。为了国际资本的利益,我们居然连保护自己人民生命健康和避免种族灭绝威胁的主权都被剥夺!

    这个WTO条款至今仍在对中国人民保密,谁也没见过其中文版本,这个未经中国人民认可的秘密条款符合宪法“人民主权”的原则吗?它有何法律效力?它不过是个别权贵背着人民与外国人私订的见不得人的卖国密约!这个以发展贸易为旗号的条约从来就没有过商业贸易最起码的公平对等原则,其给我们中国人规定的是数不清的责任,权力和利益则多属于美、日、欧;且列强还以所谓“市场经济地位”的噱头不承认我国的贸易对等地位,我要想与其平等,则还须花大价钱购买这个“平等”地位。西方列强想要我们什么,我们就必须零关税低关税贱卖什么(不管这会造成我资源环境多严重的破坏),否则就是违规。而我们想要的高技术产品等西方则一直对我歧视性贸易封锁。为了美国能给我准国民待遇,我就要给其超国民待遇。为了美国能给我发几个银行营业牌照,我不仅全面开放了银行业,而且还要付出许其大比例参股控股我银行的巨大代价(而美国却不许我参股其银行业)。国际贸易最起码的准则应是平等互利,而WTO却为何于我鲜有此准则?几乎全是不平等条款!自加入WTO以来,我财富外流损失已至少数万亿美元,几十万亿人民币,超过晚清因不平等条约财富损失至少百倍,WTO俨然已是我有史以来最大的不平等条约!是国际资本套在中华民族头上最沉重的枷锁!

    两年前,财政部摄于西方列强将我告上世贸之威胁而宣布取消、降低粮食、稀土等资源出口关税后,我当时难掩愤怒之情而撰文《中国还有经济主权吗?》予以痛斥(原文附后),在该文中我说“退一万步说,就是中国官司打输了,世贸真是强盗算计世界人民的黑窝,继续呆在这个陷阱里还会有什么好处?!跳出这个火坑难道不是值得庆幸的解放吗?!‘失去国际贸易利益’?交换的对方已拿不出有价值的交换物,不过是印些不断贬值的纸片子骗走我们的日渐稀少比真金白银还珍贵的资源,这是什么狗屁‘经济利益’?如此倒霉‘利益’没有岂不更好。……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承认任何违背自己意志的卖国条约!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中国人民一定要永世追究一切卖国者及其子孙后代!”

    现在WTO果然明白无误地证明其确是“强盗算计世界人民的黑窝,”不趁此时跳出此陷阱,砸烂此枷锁,以走出买办殖民地化死路,使我中华民族重获新生,更待何时?!难道还要等到国际资本利用WTO吸干我最后一滴财富血液,并用转基因粮食将我亡族灭种后再去哭泣吗?!

    中国应毫不犹豫立即宣布退出WTO这个抢掠灭亡我民族的最大不平等条约!(除非它能立即更弦改辙,以公平对等原则待我!)退出WTO后我将遵循平等互利的国际贸易准则与世界各国发展商贸关系。

    WTO毫不掩饰的强盗行径,无疑给了沉睡于和平崛起和谐发展美梦中的国人当头一棒,促其猛醒!而中国人民一旦觉醒,就必将挣脱国际资本所强加的一切枷锁,再无任何力量可对其束缚!

    WTO等所有不平等条约也一定会被彻底废除!!那些伙同西方列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卖国贼及其子孙也必定会受到人民追究!!

    注:见环球网2011-07-05 《WTO宣布中国限制原材料出口做法违规》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7/1802305.html

 

 

中国还有经济主权吗?

——六十年一轮回,中国重回旧中国殖民地。

杨芳洲

2009年6月30日

    惊闻我国财政部6月22日宣布,“我国将从7月1日起取消小麦、大米、大豆等粮食产品以及硫酸、钢丝等工业品的出口暂定关税,降低微细目滑石粉,中小型型钢,部分氟化工品,部分钨、钼、铟等有色金属及其中间品等产品的出口暂定关税。同时取消黄磷、二元复合肥等产品的特别出口关税,对黄磷继续征收20%的出口关税,对其他磷、磷矿石继续征收10%至35%的出口暂定关税,对合成氨等化肥产品统一征收10%的出口暂定关税。”(新华网北京6月22日电 新华社记者罗沙韩洁)

    世人皆知,商品交换最基本的前提是互相尊重对方对其物品完全的支配权,即互相承认对方对其商品的所有权。别人的物品卖与不卖,卖多少钱,那是他的权利,你可以不买,但绝不能强买强卖,侵犯他人所有。如果连这一最基本前提都没有,非要强买强卖,那就不是交换,而是强盗勒索抢劫。这么简单的普世真理,公仆们真不懂吗?

    美、日、欧完全无视中国的经济主权,以其将贬值的纸币强买中国宝贵的稀缺战略资源和粮食,并威胁告上世贸,这还是贸易吗?中国还有权支配自己的东西吗?对此赤裸裸的强盗勒索,我当局竟不敢有丝毫反对,立即乖乖投降。如强盗所愿,不仅卖,而且要降低出口关税贱卖。完全无视人民的愤怒,无视全世界的轻蔑和嘲笑,甚至不顾政府自己最起码的尊严,连婊子卖笑半推半就扭捏作态都没有,连个假装“无奈”的借口都找不出。官怕洋人!一点不假。看着强盗勒索成功后的得意和蔑视,及刻意表现出的意犹未尽,公仆们竟无一点羞耻心吗?!

    居然还有无耻专家说什么此举“有助于降低出口企业成本,对稳定外需有促进作用。”中国的珍贵资源和粮食难道是卖不出去需要降低“出口成本”与人竞争的贱货吗?降低的“成本”是归了出口企业吗?明明是减少我海关税收,即降低外国的进口成本,却偏要说成“降低出口企业成本”,什么叫睁眼说瞎话?! 还“对稳定外需有促进作用”,中国的“公仆”是以“促进外需”为天职的吗?

     他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自己不会烧焦碳吗?!不愿污染自己的环境就一定要污染中国的环境!美国自己没稀土吗?自己的资源要保护不开采,非要先挖光中国的资源!世贸组织的原则难道就是损人利己?以邻为壑?!

     美日欧真敢与中国对簿公堂吗?世贸组织难道真是助盗抢劫的帮凶吗?不过是我们的公仆自己不愿据理力争罢了,多么完美的配合。内外勾结,里应外合,有求必应,狼狈为奸。

    退一万步说,就是中国官司打输了,世贸真是强盗算计世界人民的黑窝,继续呆在这个陷阱里还会有什么好处?!跳出这个火坑难道不是值得庆幸的解放吗?!

     “失去国际贸易利益”?交换的对方已拿不出有价值的交换物,不过是印些不断贬值的纸片子骗走我们的日渐稀少比真金白银还珍贵的资源,这是什么狗屁“经济利益”?如此倒霉“利益”没有岂不更好。

     若真讲经济利益,我们就不仅不应以自己珍贵的稀少资源去换即将不值几何的纸片,而且应拿这些纸片去换进即将大涨的稀缺资源。

    晚清慈禧、李鸿章卖国,好歹还打了几仗。我们不仅一枪未放,而且连据理力争都不敢,其实不是不敢,是不想,新中国连旧中国殖民地都不如吗?今年还是建国六十周年,这就是对六十年大庆的献礼!?六十年甲子一轮回,中国又彻底丧失经济主权!

中国还有经济主权吗?我们的财富、资源竟都要由美国及其日、欧帮凶们支配。他们想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必须干什么,不喜欢我们干什么我们就不能干,中国是三孙子吗?是美日欧的奴仆?

    我们的经济是专为美日欧服务的殖民地经济,我们的外汇储备只能买美债,我们的银行一定要让外资参股控股,我们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是专为便利国际资本剪羊毛而畸形发展的唯一可允许繁荣的支配性经济部门,我们丰富的劳力资源只是为了外资取得最大利润而压低普遍工资成本才存在的劳动后备军,我们杀鸡取蛋式的税收主要是用来对冲因外汇储备主要用于买美债才产生的外汇占款通胀因素,我们丰富的储蓄是美国人的金库,我们在国际商品和金融市场上总是按国际资本的愿望贵买贱卖,为外国输送利益。外资参股兼并我国企业总是获超额暴利,我参股外企却总是血本无归。为了美日欧天更蓝,云更白,山更清,水更秀,我们的资源和生态环境被彻底破坏。

     我国的产业已大部分为外资控制。我们大中城市的水务等公用事业正在被外资控制,而外资控股后就都能让政府下令涨价,助其以垄断公用事业盘剥中国人民。

    我们的新兴产业也正在被外资控制。其中光伏(太阳能)产业已被美国等完全控股,然后当局就以发展清洁能源为名,以提高普通电价补贴太阳能发电(用中国消费者的钱去补贴控股外资)。此特大“利好”已使在美国上市的中国11家太阳能企业(全被美国等控股)股价连番数倍。

    等等等等……这还不是殖民地么?

    去年6月18日 ,以“中日东海原则共识”为标志,开始了中国领土主权的沦丧。一年后财政部6月22日的宣布,则标志着我国经济主权的彻底丧失!并以此宣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已丧失殆尽!我国人民早已被彻底剥夺了一切民主权利而重新沦为被压迫者,甚至上访告状、爱国活动、反抗官员强奸、纪念毛泽东等等都成“非法”。人民的生存权不断受到剥夺,其土地、家园、房屋被非法侵占没完没了。而官僚买办阶级、贪腐黑恶势力却勾结国际资本堂而皇之登上政治舞台,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6月22日是继去年6月18日后又一个令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六十年甲子一轮回,中国又重回殖民地旧中国,此轮回也太彻底了!

    这么重大的事,是该隆重纪念热闹热闹。为了这个大排场,据说“维稳”压倒一切。可公仆6月22日所为这是在维稳吗?若真想维稳就别卖国!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卖国就一定会激起 “五.四运动”! 一定会引发人民民族解放斗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别不信!历史上哪个卖国贼有过好下场?!

     六十年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六十年后又趴下了。这次“新帝国主义”没用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而是靠收买中国的公仆精英进行渗透,并对其洗脑,使其视洋人为上帝,他国为归属,并将此“福音”广为传播,以使1840年以来百年买办汉奸文化未死之毒瘤恶性发展扩散溃烂。此阴招果比枪炮好使,于是公仆们身在汉营心归外,竟卑鄙地蒙上主人的眼睛,堵上主人的嘴,捆住其手脚,然后伙同强盗将主人的财产全都掠走,并与强盗一起吸食主人的血,直到最后眼睁睁看着受尽凌辱的祖国母亲惨遭肢解……

     曾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就这样倒下了,未败于外,却毁于内,毁于吃里扒外的“公仆”。这些恶奴意在消灭祖国债权人后挟其卖国所得远遁异邦去作洋人,撇下身后被自己毁掉的满目疮痍的故乡和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同胞……

    带着人民三块表的大公仆们:你们毁掉故乡去作丧家之犬将会有好日子过吗?岂不闻: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痛定思痛,正迅速形成自己的“原则共识”: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承认任何违背自己意志的卖国条约!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中国人民一定要永世追究一切卖国者及其子孙后代!因其卖国收益无疑由其子孙继承,其卖国孽债也将同样由其子孙后代继承!而其卖国孽债决不能仅以其卖国收益计算,而是以其为国家民族造成的损失+时间因素计算。

    卖国必殃及子孙!卖国必家破人亡!卖国必遗臭万年!

 

附:《财政部宣布7月1日起降低部分钨、钼、铟等有色金属及其中间品出口暂定关税》

新华网北京6月22日电 新华社记者罗沙韩洁

    财政部22日宣布,我国将自2009年7月1日起取消部分粮食以及工业品的出口暂定关税,并对化肥及化肥原料的出口关税进行调整。

    专家表示,当前国际经济仍然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全球需求萎缩的趋势并未改变,在这种背景下对部分产品出口关税进行调整,有助于降低出口企业成本,对稳定外需有促进作用。

    根据财政部通知,我国将从7月1日起取消小麦、大米、大豆等粮食产品以及硫酸、钢丝等工业品的出口暂定关税,降低微细目滑石粉,中小型型钢,部分氟化工品,部分钨、钼、铟等有色金属及其中间品等产品的出口暂定关税。同时取消黄磷、二元复合肥等产品的特别出口关税,对黄磷继续征收20%的出口关税,对其他磷、磷矿石继续征收10%至35%的出口暂定关税,对合成氨等化肥产品统一征收10%的出口暂定关税。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7-13 16:01:4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Martin Wolf:美国欧盟正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金融错误 主题: Martin Wolf:美国欧盟正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金融错误

美国欧盟正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金融错误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 Martin Wolf

Financial Times, July 12, 2011

In the eurozone, the fiscal crisis is lapping on Italy’s shores. In the US, the administration declares it will run out of funding early next month if the debt ceiling is not raised. Far fewer Europeans than Americans believe public sector defaults are beneficial. But important Europeans share with Republicans the view that there are still worse outcomes. For reluctant Europeans, the eurozone must not be a “transfer union”. For recalcitrant Republicans, taxes must not be raised. Fiat justitia, et pereat mundus – let right be done even if the world perishes – is the motto.

The fiscal crises we see are a legacy of the west’s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 debt binges of recent decades. As th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tells us in an update of last year’s study of the aftermath of the credit bubble, this is an early stage of a painful process of deleveraging in several economies (see chart). “If history is a guide,” noted the 2010 report, “we would expect many years of debt reduction in specific sectors of some of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ies, and this process will exert a significant drag on GDP growth.” So it is proving, with disappointment almost everywhere.

The link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 debt is intimate. In some countries, notably Greece, easy credit led to an upsurge in public sector borrowing. In others, notably Italy, it encouraged governments to relax attention to debt reduction: its primary fiscal budget (before interest) moved from a surplus of 6 per cen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1997, before joining the currency union, to 0.6 per cent in 2005. Elsewhere, the sudden end of private sector credit booms led directly to collapses in government revenue and surges in public spending: the US, UK, Spain and Ireland are examples.

Exploding fiscal deficits are mainly the result of collapses in activity and revenue rather than of bank bail-outs. But fiscal weakness then undermines the banks, partly because the latter hold large quantities of domestic public debt and partly because they rely on fiscal support.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are intertwined. The view of Republican hawks in the US and of German or Dutch hawks in Europe that the crisis has fiscal roots alone is wrong. Easy credit ends up in fiscal crises.

US evidence is striking. Compare the forecasts for fiscal years 2010, 2011 and 2012 in the 2008 and 2012 presidential budgets, the first under George W. Bush shortly before the crisis and the second under Barack Obama well after it (see chart). The 2011 deficit was forecast in 2008 to be a mere $54bn (0.3 per cent of GDP). But in the 2012 budget, it is forecast to be $1,645bn (10.9 per cent of GDP). 58 per cent of this rise is due to unexpectedly low revenue and only 42 per cent due to a surge in spending, both of these changes mostly due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not the modest stimulus package (about 6 per cent of GDP).

 

 

The astonishing feature of the federal fiscal position is that revenues are forecast to be a mere 14.4 per cent of GDP in 2011, far below their postwar average of close to 18 per cent. Individual income tax is forecast to be a mere 6.3 per cent of GDP in 2011. This non-American cannot understand what the fuss is about: in 1988, at the end of Ronald Reagan’s term, receipts were 18.2 per cent of GDP. Tax revenue has to rise substantially if the deficit is to close.

It is not that tackling the US fiscal position is urgent. At a time of private sector deleveraging, it is helpful. The US is able to borrow on easy terms, with yields on 10-year bonds close to 3 per cent, as the few non-hysterics predicted. The fiscal challenge is long term, not immediate. A decision not to allow the government to borrow to finance the programmes Congress has already mandated would be insane. As the fiscal expert, Bruce Bartlett, has argued, the law requiring Congressional approval of extra debt might even be unconstitutional.

Yet, astonishingly, many of the Republicans opposed to raising the US debt ceiling do not merely wish to curb federal spending: they enthusiastically desire a default. Either they have no idea how profound would be the shock to their country’s economy and society of a repudiation of debt legally contracted by their state, or they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utopian revolutionaries, heedless of all consequences. Meanwhile in Europe, happily, nobody believes that defaults are good. But Europe is trapped in its own utopian project: the single currency. Just as members of the Tea Party hate paying taxes for those they deem unworthy, so, too, do solvent Europeans hate transfers to those they deem irresponsible.

Alas, as many have long predicted, what would, in the absence of the currency union, have been a straightforward currency crisis has now morphed, within these constraints, into an agonising fiscal cum financial crisis. Worse, spreads on Spanish and Italian 10-year bonds over German bunds have reached 328 and 296 basis points, respectively.

In slow-growing economies with overvalued real exchange rates, these spreads begin to be dangerous. If they became and remained, say, 400 basis points, the real interest rate on long-term debt would be 5 per cent. These countries would then be slowly shifted from a good equilibrium, with manageable debt, to a bad equilibrium, with close to unmanageable debt. Italy, with the fourth-largest public debt in the world, is probably too big to save: Italians themselves must make the decisive moves needed to restore fiscal credibility. That, in turn, requires both a sharp tightening and measures to raise the growth rate. Can this combination be managed? Only with difficulty, is the answer.

These are dangerous times. The US may be on the verge of making among the biggest and least-necessary financial mistakes in world history. The eurozone might be on the verge of a fiscal cum financial crisis that destroys not just the solvency of important countries but even the currency union and, at worst, much of the European project. These times require wisdom and courage among those in charge of our affairs. In the US, utopians of the right are seeking to smash the state that emerged from the 1930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urope, politicians are dealing with the legacy of a utopian project which requires a degree of solidarity that their peoples do not feel. How will these clashes between utopia and reality end? In late August, when I return from my break, we may know at least some of the answers.

martin.wolf@ft.com

 

 

 

欧洲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

EUROPE'S ONLY CHANCE FOR SURVIVAL

By Lyndon H. LaRouche, Jr.

July 11, 2011

Lyndon LaRouche issued the following emergency statement today, in the course of a policy review with colleague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Also see the additional articles, listed at the end of this document.

What happened with Tremonti's ultimatum to the prime ministership in Italy means that Tremonti has tipped the wagon. He's made a proposal, which if he were to be fired—Tremonti—that would collapse the entire European system in a chain reaction collapse. Now, I've had some conversations with Tremonti in the past, and these are not irrelevant at this moment. Now, what's happened is, the whole system of Europe, economic financial system of Europe is rotten to the core. There is no way this system could survive. The only question is: Is the collapse going to occur overnight, or sometime near that? This is the end of the system; and if a wrong move is made, a wrong choice of move is made, the whole world will go very soon — in a matter of days — into a general collapse.

Now, I'm the one. I'm the gravedigger of such follies; that is my function. And I'm not going to use a shovel; I will use a steamroller. What that means is, we are going to do the following: The situation of Europe is absolutely hopeless, with the present system. We've now reached the point of a total breakdown crisis, because the whole system has reached a point which I knew was going to come. It's going to collapse; one way or the other. Now, the only way it could be rescued would be by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e present European system has no provision for dealing with a crisis like this. A game had been played, particularly by the British and by Wall Street. A game had been played, which is now blown up, and they're trying to hold the thing together with baling wire, or something. We have the solution.

First of all you have, the problem is Europe has the same kind of problem that w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 the same type of problem, not exactly the same kind, but the same type. There's no way that this system can continue to exist, because there is no way to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 the debt — the worthless debt — as an obligation to crush the physical economy of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elsewhere. There's no way you can liquefy this process; none. You have to wipe out vast amounts of the current debt. And obviously, we're going to wipe out the useless one, the purely parasitical one, and we're going to use as an ingredient the model of Glass-Steagall. Now Glass-Steagall essentially takes all the garbage, all the debt garbage in Europe of the type we can not pay, and we're going to give it to the relevant merchant banking system. "It's yours! It's all yours! You wanted it; now you're getting it! Nice? Sweet? Oh, it's sweet. You don't know how sweet this is; you have not yet assimilated what I've thought about this. You will soon, with our help, just to make sure you all have a fair chance at giggling.

The time has come for that, because if Europe goes, the United States goes. If the United States goes now, Europe goes. Therefore, they have no option. Behave, or die; that's their option. And they have no remedy for it; no solution, except an attempt at dictatorship. And dictatorship will blow up dictatorship. Because the attempt at scrambling and establishing it, will cause confusion and the whole thing will disintegrate. In this moment, if we have the will and capability, we're going to change the world. The time has come! Numbers don't count! Policy counts; the policy that represents a solution is what counts.

This system can not live any longer. The death knell has sounded; the death rattle has sounded. And all the fools who have ever opposed us — we're laughing at them. Damned stupid fools! You thought that you were smart; you knew how to do something that we didn't know how to do. Well, you've just learned your lesson. You never had it.

So, the first thing is going to be, the first item will be a statement of the policy to deal with the present world crisis as now being detonated — both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tly, with his idiocy, in synchronization with a crisis in Europe which is the most deadly crisis that Europe has experienced since World War II. It's on now; tonight and tomorrow. The drums are beating, the game is over, and we know what to do; at least I do.

A Credit System

What we have to do is establish in place of the present system, we have to establish a credit system in the world. Why? Because the only way you can save Europe is, you have to do a Glass-Steagall-type action first. That's only the first step. The Glass-Steagall-type action means that whole categories of debt are given to a merchant banking system to see if it can eat it. It's no long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s. It's thrown away; it's gambling debt, it's "boardwalk" money, it's coupons for play money—coupons which are now being called value. Burn it!

All right. So, that's number one. Europe has to take a Glass-Steagall type standard immediately, otherwise it can not solve this problem. No possible solution. Most of the assets, so-called, are fake. They are nominal paper with no backing, except the ability to loot and kill people in Europe and elsewhere. You've got a choice: You want to kill people? You want to mass murder people, in order to try, futilely, to defend these values? You want to try to set up a dictatorship where there's no value to buy the instruments of dictatorship?

So, therefore, what they have to do is, Europe has to go into bankruptcy. Now Europe could not survive that operation, because the amount of debt, of worthless debt, far exceeds other needs, and far exceeds the assets. Therefore, you're going to have to destroy those fake assets. You can not bail it out with real money; you can not bail it out with the lives and bodies of people; can't do it. If you try to do it, Europe ceases to exist; it goes into chaos, into a Dark Age beyond anything you ever dreamed of before. And that situation is right now. So therefore, what's the remedy?

Europe, if it cancels all the worthless debt, will be bankrupt. What's the solution? The Alexander Hamilton solution, as practiced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cancel the trash, we honor the legitimate debt, that is in a legitimate form, and we utter a credit system in which we move the debt of the states, the legitimate debt of the states, the legitimate debts of the nation, which are now located in the states, the same way we move it into a credit system, the same way as was don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U.S. Constitution. That's what works; it's the American System, the real American System.

Now, in that way, we can survive. Why? Right now, the amount of actual fungible credit represented by the existing debt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 not be paid, can not be sustained unless as under a Glass-Steagall provision, which is what the U.S. Constitution already had before Glass-Steagall existed.

At that point, we now have an entity which is not money. It's a denoted debt of a credit system, not a monetarist system. The deb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 longer depends upon money. This is w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constituted to be. This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nd has been ever since, since that discovery. So therefore, Europe can not survive. Well, if they should happen to jo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a similar policy like a Glass-Steagall for Europe.

All right, so therefore, Europe is bankrupt. Now, how can they deal with this problem? Well, if the United States has taken the Glass-Steagall reform, which throws all this garbage out there, and says, you go out to Wall Street, and say "Hey! I've got good news for you! You can own it all yourself. 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it. We don't pay it; we don't owe it. It's not ours, it's yours! All yours! Wall Street, see if you can eat that. If you can't eat it, stuff it!" That's the basis of the thing.

Now, if we have a Glass-Steagall reform, if Europe has a corresponding measure or reform, we can save the transatlantic region, very simply. It's through a credit system of the type described by Alexander Hamilton in composing our Federal Constitution. In other words, we get rid of the crap! Take the crap, the unpayable crap, the worthless crap in the system — it's speculative money, that's all it is, pure speculation. Gambling money.

Ah! Now, therefore, how do we solve the problem? Europe can not come out with a balance of credit sufficient to maintain European industries and agriculture and other things. What do we have to do? We have to get a fixed-exchange-rate system, the Roosevelt fixed-exchange-rate system. That solves the problem. Because what we're going to end up doing, we're going to discount all the debt which is inflated debt, by the equivalent of a Glass-Steagall system. We just take all that crap — That's not legitimate debt.

Increase Productivity

So therefore, by reducing the liability of Europe, we can afford to help bail the bastards out. And we can bail out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means, we have to go to work, because we have to start producing in order to cover what is the indebtedness, occasioned by continuing operations of our nation. The obligation we have to maintain is, we have to maintain essential physical functions of the nation. Anything else is just a question of debate; it's a question of discretion. If we increase our investment in nuclear power, we can get more credit. If we get thermonuclear power, we can get still more credit! If we could get to a matter-antimatter reaction — oh, a tremendous amount of credit. Because the productivity per capita, and per square kilometer of the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 as in Europe — will suddenly soar! So therefore, we can fund almost everything if we supply the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investment in productivity of that nature. It really is not a problem.

The problem is, if you believe in money, in a monetarist system, you are screwed. You have to give up the idea of a monetarist system. You have to give up Adam Smith, or put him where he belongs, because with an Adam Smith system, you can't save the world; you can't keep the world alive. Adam Smith is finally, long after his stinking death, is finally going to come to his final resting place, we hope not in our neighborhood.

Therefore, we are going to a physical economy, in which the productivity, physical productivity and equivalent per capita will be the basis of the economy. That's the nature of a credit system, a Hamiltonian credit system, with national banking. And the national banking is the repository, chiefly, of the credit system. And from the national bank you develop and back up the other banks which meet the standard of banks, real banks, commercial banks. And you also include with commercial banks, certain other kinds of banking which is not of an interest-bearing quality in the normal sense. As we did with the lending, with the housing project, which was killed under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So we restore this capability.

Now, with one simple reform, or combined stage of reform, by establishing a credit system reform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y adjusting the credit structure based on a production productivity basis, with anticipated committed productivity basis — nuclear power, you get a bonus; thermonuclear power, you get a bigger bonus. Matter-antimatter reaction, you get it to work, you get a bigger one. High technology, new kinds of rail systems to replace crowded, congested automobile routes. All these things increase the value per capita and per square kilometer of production of the economy.

We're going to make a revolution, and they either accept it, or they die. And that has to be made clear to them. The time has come for a good revolution — this one. A global fixed-exchange-rate system in which the question of actual physical productivity per capita and per square kilometer is the standard of measure of value. If you're not producing, boy, you owe us. It's that simple. If you're producing high technology, you're increasing the invest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ur population, its creative and productive powers, you get a bonus. Becaus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ust then judge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physical productivity embodied in investments. And pre-assess the value of these investments for a credit system, accordingly. And you will find that per capita, you will increase the total amount of debt. But your productivity increase will more than balance it. And that's the system. It's that simple.

    Mankind's Immortality

The other thing we have to do is a deeper consideration. You can not have a system which assesses value on what somebody does in their own life. You have to assess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essentially, which is based on the increase of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r, particularly when it comes to money terms. The value of the individual person, as express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creative powers, and the value of the future, even after you're dead, that you represent for having contributed to make that future possible. Therefore, there will be inheritance. The inheritance of the yet-to-be-born by those who are working. These are very elementary principles. They invol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echnology, how it works and so forth; that's all there.


For more info, see:

Helga Zepp-LaRouche: The Fight For Glass-Steagall This Week Is Ours To Win
End of the Line for the Euro
LPACTV: While You Were Sleeping, July 12
LPACTV: World in Review, July 11
 

 

 


 

发件人:<hz601@vip.sina.com>2011-07-08 14:01:12 +0800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黄钟

我的辞职信

黄钟

    我得走人了,原因很简单。

    2011年6月27日下午,在《改革内参》编辑部的例会上,不止一人对《改革内参》记者部记者贾存斗和杂志社常务副社长潘治宏的署名文章“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初见成效”一文提出异议,而我则直截了当说这文章太让人恶心了,不应该发表。这次例会最后形成的意见是暂缓发表这篇文章。可是内参负责稿件签发的层层领导却对这篇文章是一路绿灯。文章还是发表了。

在眼下这种时候发表这种文章为重庆当局歌功颂德,无论是否要从权力那里换来金钱,我都认为是一种违背起码的新闻职业道德的耻辱。既然《改革内参》不能减掉这种耻辱,那就让《改革内参》减掉我吧。

    2011年7月4日

     黄钟,1969年生,湖南麻阳人,199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96年到2001年任《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编辑、理论部副主任。2002年4月到2003年12月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2004年起任《凤凰周刊》主笔,后供职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改革内参》杂志。代表作有《游手好闲地思想》等。

   【传知行按】:坚守一种尊严的底线,当是一种生活常态。在守住尊严这条底线上,任何时候都是有选择的。学者黄钟从《改革内参》辞职,正是如此。

 

 让黄钟走人的那篇文章:

重庆统筹城乡改革推向纵深

《改革内参》记者  贾存斗 潘治宏

2011-06-27

    2011年5月6日,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对《改革内参》记者表示,“重庆统筹城乡改革经过艰难探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至于重庆的改革引发理论上的争鸣,他认为是正常现象,任何改革都会经历由不理解到理解,由质疑到认同到支持的过程。同时,“改革没有争论的声音,都是共识,也就没有改革的必要了”。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许嘉璐2010年考察后表示,“重庆有面积广大的的农村,有很多贫困人口,如果统筹城乡改革在重庆获得了成功,中国就没有哪个省有理由说它不能成功”。

    户籍制度改革初见成效

    2007年国家批准重庆成为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后,重庆市把突破口放在了农民工身上。

    为什么?城乡统筹的核心就是让农民尽快富起来,尽快让农民通过城市化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制度。而重庆3200万人口,有近900万的农民工。其中50%在重庆市外,50%在重庆市内。而农民工问题在重庆,在中国普遍存在。农民工户口在农村,人在城市,不能享受城市户籍后面的福利制度。以重庆为例,2010年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17532元,农民纯收入5277.9元,城乡收入差三倍。同时,教育资源、卫生资源、文化设施集中在城市,包括养老,2010年重庆城市养老金每月500元,农村农民养老金是国家财政一个月给每个农民55元,重庆市政府增加25元,总共80元。因此,户籍后面隐藏着很多城乡不公平的福利制度。

    重庆市有关部门认为,已经具有条件在城市落户的农民工,通过政府引导进入城市,就会解决城乡统筹发展的问题。2010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向国务院汇报以后,推出了户籍制度改革。杨庆育指出,户籍制度改革不是单纯改变农民户籍的改革,而是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卫生、住房、就业等各个方面城乡统筹的改革。因此,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是综合配套改革,目的是解决困扰中国发展的城乡二元问题。

    2010年8月中旬,重庆市全面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到2011年5月5日,191万人农民户口转到城市。这期间重庆市一共出台了23个文件配套户籍制度改革,比如进城农民的土地问题怎么办,农民退出的宅基地怎么办,农民到城里后社保怎么办,中小学学生进入城里后上学么办,大中专学生到了城里后就业问题怎么办等等。

    据了解,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预先有六个基本制度文件,后来是不断出现新问题,不断去解决新问题,不断补充文件,不断出台新文件。到目前为止, 191万进城农民当中,养老、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已实现90%都覆盖了,没有出现农民户籍转到城里,而教育、卫生、就业、社保、养老没有兑现的现象。

    现在国内有些省份开始学习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把重庆的改革方案拿过去常常是不加修改。作为重庆市统筹改革办的主任、户籍制度改革办的副主任,杨庆育认为,这种现象说明两层含义:一是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初见成效;二是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具有推广性。

    不过,杨庆育认为,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国内其他地方很难学。比如住房问题的解决。始于2001年重庆轻轨规划、公路规划,在执行过程中,控制起来很多周边的土地。政府投资的路修过去,地价迅速上扬。现在,重庆市政府要求国有投资集团把储存的土地拿一部分出来,选在轻轨旁边、公路旁边修公租房,规模是三年建四千万平米,解决重庆中低收入30%人群的住房问题。这一点其他省市就很难学,因为很多城市没有土地,而财政又常常很难支撑巨量公租房的建设。

    另外,在统筹城乡改革之前,重庆市有关部门和大型企业集团,包括大型民营企业进行沟通,农民进城的成本应该进行公摊。比如公租房,进城农民工的租金自己要交;第二,企业承担一部分。农民工作为城市工人进来,要实行同工同酬,企业要帮他们交一部分社会保障;第三,政府补偿一部分,包括公租房土地、养老补偿等。如此,作为城乡统筹改革突破口的户籍改革得以顺利推进。重庆市的目标是,到今年年底,预计完成三百万农转城。

    化解统筹城乡改革“瓶颈”

    从理论上说,城乡差别问题只要有钱就能解决。但是,重庆是经济基础薄弱的特殊条件下进行城乡统筹的。所以,重庆统筹城乡改革过程当中,制度设计和经济基础支撑之间必然存在矛盾。

    2010年,在一次会议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给杨庆育出题:“你用一个字回答我,统筹城乡的难点、关键点”。杨不假思索回答“钱”。

    如何化解改革与财政薄弱这对矛盾的呢?

    首先,重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做了努力。这几年,重庆在进行发展方式转变过程当中,调整工业产业结构,把以前的重化工业变成电子工业、轻工业,把以前的天然气化工,逐渐变为以石油化工或天然气化工相结合的高端化工产业。现在重庆市大力打造笔记本电脑产业,逐渐把能源消耗降下来。

    另外,重庆市为企业发展创造条件、拓展空间。比如,大量农民工进城,企业承担了一定成本。如果农民工进城后基本工资是2000元,企业按20%交养老,要交400元。这会冲淡企业利润。现在,重庆市政府从税、利、政策等各个方面,尽可能给企业支持与帮助。另外,重庆市正在掀起全民创业高潮,制造更多的微型企业。重庆市近期出台支持微型企业的政策。比如,注册一个微型企业,注册资本金10万元,政府会补助注册资本金30%到50%,就是三万到五万元的补助。重庆市计划,在十二五期间成立15万个微型企业。一个微型企业招10个工人,就会创造150万个就业岗位。此举对重庆市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第三,努力缩小三大差距。今年六月,重庆市将召开一次全会,专门研究缩小三大差距问题。重庆市“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庆发达的一小时经济圈和渝东北的三峡库区,与渝东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要由现在的2.5倍降到2倍,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要由现在的3.3倍降到2.5倍,基尼系数要由现在的0.42降到0.35。

    2010年,重庆提出实施两翼(渝东北渝豫东南)贫困地区万元增收工程,内容是三年实现渝东北渝豫东南95%的有劳动力的农户家庭增加收入一万元。按照一户3.3人算,一个人一年必增收一千元。这个工程事事顺利,2010年一户家庭增收了3200元。

    结果是如何实现的呢?

    杨庆育表示,重庆面对财力困难局面,通过改革制度、观念更新解决了这个难题。重庆市成立了大量的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了村镇银行。重庆市政府出台政策,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三权可以向农村金融机构进行质押,增加农民的财产性的收入。初步核算,重庆这三权大概价值至少是10000亿元左右,10%进入市场就是1000亿元。重庆利用这些改革的方式,缩小城乡差距,更多体现了收入分配的公平。

 

 

发件人: 纪硕鸣 发送时间: 2011-07-12 06:20:47 收件人: 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於 2011年7月11日下午11:37 寫道:抄送: 主题: Re: 《改革内参》一人因重庆文章辞职

守住尊严应以事实说话

----对黄钟辞职的看法

亚洲周刊 纪硕鸣

    我为黄锺的辞职深表遗憾,在重庆模式的争论中持不同观点忿然求去,让人遗憾却实在没有必要。守住尊严应以事实说话,指责别人文章恶心最好把不令人恶心的文章拿出来。

    重庆统筹城乡一文,不管怎么说也是通过采访所得的数据,尽管只是一家之言,但在事实上没有错吧。不是一句歌功颂得可以简单否定的。

    对这样的文章应该尊重,有不同想法和观点可以通过调查摆出来。我对城乡统筹的概念和做法有些质疑,因为我并不认为,把农民都变成城市户口就可以富裕了。如果能够留住他们又让他们富裕不是更好吗?

    中国不可能没有农村,中国应该要一个什么样的农村?中国的农民应该走一条如何富起来的路?值得探讨。

    我没有去重庆农村采访调查,我只有反思,不敢对文章提出批评,更不会随便说文章恶心,是为了换取利益。黄锺先生如能到重庆农村,对农民作些调查采访,冩一篇不恶心的文章,改革内参不刊,亚洲周刊也一定可以刊。这样的批评才会更有力,因为大家都是媒体人,媒体人说话有媒体人的方式。

    到第一线去走走,获取第一手数据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才是真正面对待改革过程中出现争议的态度,才是一个谋体人的责任和良心,起码的职业道德。

 

 

 

 

中国的唱红与左右派之争

《亚洲周刊》

2011-6-27

    时下,在中共政坛出现两大争论:如何看待唱红歌?如何看待毛泽东?距离中共十八大尚有一年多时间,喧闹的政坛上,两股势力、两种声音针锋相对。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倡导的唱红,即以唱红色革命歌曲为主的红色文化,正向全国蔓延。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红歌九十年》节目。三十六首「唱响中国」歌曲,经一年多征集、评选和制作,已于五月开始在全国各大电视台及电台推广。入选的多数作品都是以抒情为基调,歌颂美好为前提,如《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红梅赞》、《绣红旗》等。近五十位著名歌唱家联袂登台,在北京「鸟巢」国家体育场,与在场一万人同唱红歌,这场名为「新长征路——二零一一鸟巢大型互动红歌汇」于六月十二日举行,成为全国唱红歌的亮点。

    从二零零八年六月开始,重庆开展「唱读讲传」活动,至今累计开展红歌传唱活动十八万一千场,参与市民超过一亿一千万人次,成功举办中华红歌会,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红色文化在一些地区复兴已有两年,最近在更大范围流行,连监狱在押者都被迫大唱革命歌曲。五月十一日,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到九龙坡区看守所、重庆第二女劳教所、渝都监狱,调研红色文化进监狱工作。他说,要把在押人员学习红色文化作为立功受奖减刑假释的一个重要依据。有趣的是,重庆卫视改版为红色频道后,收视率大幅下跌,最新全国二十七城市收视率统计,省级第一红色频道重庆卫视排名全国第三十四,省级卫视中排名第二十二,比改版前大幅下跌。据悉,目前重庆广电集团内部压力重重,亟需裁员和缩减开支,首当其冲的是卫视广告中心,已裁减人员二成,集团集体工资下调,一线采编人员工资下调一成五。

    重庆唱红的高潮是六月重庆「红歌」晋京演出,规模和档次空前,既表现出重庆对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文艺汇演的重视,重庆也希望借机在京城正面亮相,让更多人能真实观看重庆唱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亲率重庆十四个合唱团组成的「千人红歌团」于六月十一日进京唱响第一场。重庆演出团进京,四天演出八场。重庆「唱读讲传」演出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炮部队、北京朝阳剧场、清华大学、全国政协礼堂、中央党校礼堂等地,以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和传箴言四种形式巡回演出,有《祖国颂》、《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少年中国说》等节目和孔子、孟子、包拯、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雷锋等经典话语的「唱读讲传」的演绎。

    对这次晋京,薄熙来亲自审定活动方案和每场节目,并在开幕式上带队出席。据重庆一位官员透露,薄熙来原以为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只要在北京,都会出席观赏演出,不料,仅是演出前的六月十日,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接见了重庆红歌队演职人员代表。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演出时,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前往观赏。重庆市红歌进京汇演受冷遇,在薄熙来出现的多个场合,都只有他唱「独角戏」而形单影只,陪衬的只是他手下的如许官员。京城高官多如过江之鲫,却没有象样的高官捧场,对于这种官方色彩浓重的进京演出而言,无疑有点难堪。

    起源于重庆的红歌运动,在七月一日前夕,各地城市小区都越唱越响亮。中共执政后,有三次唱红高潮。第一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至今还留下一部《红旗歌谣》,「戴花要戴大红花,听话要听党的话」就出自于此。第二次是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从铺天盖地的毛泽东语录到小靳庄诗歌,农民不干活每天写诗。第三次就数当今,是大跃进和文革后的又一次红歌兴起。对此,北京时评家曹景行认为,唱歌主要是个人爱好,从KTV之多就可以看出国民喜好开唱。但非要唱一种歌,而且还要弄出高潮,就非国民之福。第一次高潮后,饿死两三千万人;第二次再高潮,又斗死成百万上千万人。这次又唱了,光是拆迁就已经死了不少。历史学家程映红评论说,中国确实不稳定,中国确实需要稳定,所以维稳是不错的。但中国不稳定首先是因为中共内部不稳定,而红歌运动就是这种内部不稳定和渴望稳定的表现。

    重庆的唱红,引爆中国政坛思想界、舆论界左右两种思潮的论战。薄熙来始终认为「重庆的唱红绝不是什么极左运动,而是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传承,是对青年一代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不过,重庆的唱红,却令北京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颇为振奋,他们为之摇旗吶喊,乌有之乡近百成员组团前往重庆「朝圣」。

   近年在政改和时政评论颇为尖锐而活跃的辛子陵,曾任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等职,着有《红太阳的陨落》等。四月二十六日,北京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网上发表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读后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要清算毛泽东罪行。

    他写道:毛泽东原来是一座神,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的揭露,慢慢地还原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些人把他看成神。如果说他也有错误,那是万万不容许的。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文化大革命。他追求权力的方法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死人无数,在所不惜。权力欲彻底毁掉了毛泽东,使他完全丧失了正常思维,把国家的事看成了自己一家的事。他到死也没有丝毫自责或后悔。最高法院审判了四人帮,但四人帮的头头,这祸国殃民的总后台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在大家每天用的钞票上印着。中国的这幕滑稽剧现在还没有真正谢幕。不过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终究要完全走下神台,在剥离一切神像外衣的条件下,在消除所有迷信的条件下接受公正评判。

    四月二十八日,张宏良在网上发表《风云突变——中国突然再次刮起妖魔化文革和毛泽东的政治旋风》,认为「一场拼死的政治大搏杀就要开始了」。左派的最新号角是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陈奎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一个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讲话,题目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包容』不能变成被『掉包』,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掉了包,偷换成『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改变。因此,『包容』无论如何不能变成掉包,不能在不知不觉中丢掉自己的灵魂。」

    无疑,这一讲话像他近两年来的诸多讲话一样,诸如「绝不允许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篡党夺权」,「坚决反对普世价值」等,都针对社会某一现象而发,颇具针对性。他代表的是一股强大势力。

    五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等人组成「北京市人民公诉团」,发起全国「公审」茅于轼、辛子陵,指他俩是「卖国贼」、「汉奸」,并在全国联署,二十天有六万人签署,其中有原青海省长黄静波、原化工部长秦仲达、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等。六月中旬,公诉团将公诉书及联署名单,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地公诉团也递交各地人大。

    公诉书说,「他俩大量捏造事实,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篡改、捏造、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谴责和愤怒。各方面的反应已经表明,这是茅于轼、辛子陵等在蓄意挑起事端,制造动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出现一股否定党史,否定党的领袖,否定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现象决非偶然,它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茉莉花革命』,同美帝国主义势力要『将中东乱局引向中国』的叫嚣,是相互呼应的,其目的是内外配合,为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地位、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舆论,是在煽动社会动乱」。

    政局将进入多事之秋?

    当下,官学两界再现左右之争。北京政治评论家马立诚认为,中国左右两派的意识形态之争,过去几年一直处于暗战之中,从没有像今天这般激烈和公开化。这种壁垒分明的争斗,让人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中国政局进入多事之秋。从历史上看,每当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公开斗争并蔓延到执政高层时,一场政治风波便不可避免。

    中国的改革仍在半途,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块,以近年来博弈甚为激烈的「两个公开」来看(即政府预算和官员财产公开),有退有进,各界颇有烦言。前些日子,马立诚在浙江,听到当地企业家发牢骚说,现在一些官员稳字当头,什么都不动,改革停滞,影响了生产要素流通。土地资源、金融资源和劳动力都不能正常流动,导致企业空心化,员工流沙化。有位企业家慨叹道:胡耀邦时期有一句话,「可以犯错误,不能不改革」,而在今天有一些干部口中却变成了「可以不改革,不能犯错误」。

    关于改革的命运,一直是近年来争议的焦点。改革是中国的生命,改革死了,中国还有生命吗?因此人们怀念胡耀邦的改革精神。胡耀邦曾经把改革和建设事业比喻为登泰山。他说,好比登泰山,已经到了中天门,前面还有三个十八盘,要爬过这一段路,才能到达南天门,再往前,就向玉皇顶挺进了。

    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指出,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是犯了大错误而能拨乱反正,这才是党的伟业,但唱红歌不能解决问题,还是应该回到政治体制改革。

    应该拍摄一部《改革伟业》,这才是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时代特点。这是政治评论家、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对正引起热议的电影《建党伟业》的批评新思维。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前夕,六月二十日,他在上海接受访问。他说,现在讲述九十年前的革命、造反,九十年前的阶级斗争,今天这个时代完全不一样了,难道还要人民起来革命、造反、闹事吗?他说:「《建党伟业》作为一部历史片是可以的,但作为建党九十周年的重点大片,我认为还不够格。九十年中,共产党有六十多年是执政的,却没有拍摄执政的大片,今天难道还需要革命党的熏陶吗?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那么丰富,那么惊心动魄,错综而激烈的交锋,故事情节绝对不比建党时期差。」

    周瑞金认为,现在这样做,还是传统思维,认为讲共产党合法性就是闹革命,不去讲述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犯了错误而如何反思,如何觉醒。共产党最伟大的,是犯了大错误而能拨乱反正。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二十年是由左的路线思想指导,拨乱反正而开辟了改革开放新时代,这才是党的伟业。这正是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所在。今天中国影响世界的,不是当年的闹革命,而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是经济腾飞。

    说到时下的唱红歌热潮,周瑞金说,不同的人唱红歌,心情就不一样。经历过文革的人,与今天八十后、九十后年轻人就不一样。唱红歌是一部分中共党员的历史记忆,他们人生走过的路,曾经历唱红歌的阶段。尽管当年经历文革是痛苦的,但一些人今天回头看,往往有宽容心态。现在唱红歌,只是当年岁月的一种记忆,因此这些人爱唱红歌。

    不过,他随即指出两点。第一,今天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市场化后累积的问题,以为能靠唱红歌解决,把社会道德、思想水平提高,是不现实的。第二,唱什么红歌,应该唱改革的红歌,但今天唱的恰恰是共产党革命年代的红歌,是执政后特殊岁月的红歌,有的甚至是错误的大跃进时代的红歌,用红歌美化它,这对接受历史教训没有好处。执政党的红歌,要有执政党的红歌标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宣部曾重点推介南街村的所谓「经验」,唱革命歌曲,读毛泽东语录,当时在中宣部主持的一个会议上,他就说过,南街村的发展,不能靠唱革命歌曲,靠读「老三篇」,这歌可以唱,这语录可以读,但仅仅靠此是不可能推动南街村的发展的。现在南街村垮了,连国家银行的贷款都还不了,发展经济,唯有改革开放。

    谈到当前为什么政治改革推动不了,他说,现在国内社会矛盾特别尖锐。他对国内总体形势,用三句话描述:经济能较快持续发展;政局是稳定的;社会矛盾异常突出。社会矛盾尖锐的原因,是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问题,社会事件层出不穷,每年平均七八万件。这些群体事件大致是三种:维权型、泄愤型、骚乱型。这些社会矛盾,还不是针对中央,不是针对共产党的,而是针对地方政府为主,凸显的是利益冲突,许多问题可用人民币去解决。最近出现新的趋势。针对暴力拆迁,以自焚自残抗议,如今发展到用连环爆炸,用暴力反抗,甚至采取恐怖手段。正是面临这样的态势,中央不敢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担心体制一乱,趋势恶化,更难控制。这些社会问题可以说与政治体制有关,但又不完全有关。当下,中央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为突破口,形成社会新的管理格局,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今天面临的全面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体制为一体的改革。为什么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首先,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涉及的是法制,涉及的是国有企业、是央企垄断性的改革,涉及的是金融体制改革。第二,社会体制改革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发展社会组织,依靠社会组织的作用,让社会管理社会,很多社会服务交给社会去做,而不是全由政府负责。第三,文化体制改革深化,也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因此说,四位一体,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7-11 19:49:52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张维为、福山激辩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

张维为和福山激辩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

《文汇报》

2011年7月8日

    6月27日下午,由文汇报和春秋综合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42期文汇讲堂上,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张维为就中国模式等问题展开热烈辩论和对话,在场观众也提出尖锐问题。两位学者的严谨思维和表述博得阵阵掌声。为了便于读者更清晰了解双方观点,经嘉宾同意,本期整理依据速记对对话顺序作了调整和整合。

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影响

  福山:中国模式已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它具备诸多优势

  张维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改革的实验室

  福山:通常美国学者来中国都是作讲座,传授美国的成功经验;而我今天是来学习的,因为中国模式已经对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模式有很多优势,其政治制度的特性使它拥有高效决策功能。与印度这样的东方国家相比,中国高铁已经开通,机场、桥梁等现代化基础建设也日新月异,而印度著名的塔塔公司想在某地建厂,谋划多年最终却因政治反对力量强大而流产。与英、美、法、意等西方国家相比也是如此。以美国为例,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互相制衡,金融危机时问责制难以良好运作,不仅没能阻止危机发生,连政治体系也险些因此瘫痪;同时,美国利益集团非常强大,一个从长远来看非常合理的决策,在实际运行中通常被迫向部分利益集团低头;此外,美国的经济制度也很教条,以致于民众至今还在赤字海洋中挣扎。今后几年能否改变上述现状,这也是对美国制度长效与否的考验。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已拥有了较自由的意识形态,政府也进行了很多创新摸索,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修正。我不知道这样的有效改革多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历史的影响。但反观美国,虽然号称务实,却很少愿意进行新尝试。不过,长远来看,我还是更赞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度。所以,今天很愿意和张教授探讨。

  张维为:谢谢您对中国现状的关注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也谢谢您开放的思维。您的话使我想起2月份我在德国和《时代周刊》主编对谈中国模式。他刚刚访问了上海,他说他觉得上海越来越像纽约,是不是可以说没有什么中国模式,而是中国越来越学习美国模式。我说:您恐怕观察得不够仔细,如果观察得仔细一点,您会发现上海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纽约了。无论是高铁、地铁、机场、码头等“硬件”,还是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等“软件”,上海都比纽约好。换句话说,我想告诉这位德国学者,我们的眼光已经超越了美国模式,超越了西方模式。我们从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以后还要学,但是我们的眼光确实超越了西方模式。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

问责制在中美的不同效果

  福山:中国的道义问责制需要弥补“向下落实”的缺失

  张维为:中国当下对问责制的探索范围已经超越美国

  福山:中国早在2500多年前的秦朝就率先建立了有效的国家统治,非常超前,比英国等欧洲国家早17个世纪。我在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提到,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有效的国家统治、问责制、法治。先着重谈谈问责制,我认为中国是一种道义问责制,与西方议会制产生的程序问责不同。中国传统决定了政权非选举产生,但国家治理者接受了道义责任的使命教育,因此也只对朝廷负责,问责得不到“向下落实”。这种传统延续至今,导致人民往往无法制约管理者的晋升,容易滋生腐败。

  张维为:20年西方生活的经历让我觉得,您所说的西方的政治问责制很难奏效。坦率地说,我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是前工业时代的产品,已无法解决美国在今天面临的挑战,美国的政治改革任务不亚于中国。三权分立仅在政治范围内起制约作用,不能解决美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爆发。因此,我认为现代社会需要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制约与平衡,我称作“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所以中国探索的问责制,范围比美国广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发表文章称,美国在过去10年中经济增长为零,就业创造率为零。中国任何地方大概都找不到这样的记录,这是中国经济问责制的结果,各级政府都有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责任,官员达不到目标便很难晋升。我们现在讲座的地方是上海静安区。这个区的许多硬件、软件指标都超过了纽约曼哈顿区,而去年一场重大火灾事故后,二三十个官员和经济负责人受到了政治与法律上的处罚,这正是政治问责制和法律问责制。而比这场火灾严重不知多少倍的美国金融危机,导致了普通百姓财产平均缩水四分之一左右,但3年过去了却无任何人承担政治、法律和经济责任。肇事的金融大鳄仍然可以依据合同拿千万甚至上亿的奖金,美国老百姓怎么愤怒也没有用。

  中国在推动法治建设方面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我们的传统中有“法”和“天”的概念。用政治学话语来说,“天”代表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利益和良心。我们在99.9%的事情上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但我们要保留那块小小的空间。对一些涉及到“天”,涉及到社会整体利益和良心的重大事件,我们保留在法治范围内进行政治处理的权利,否则就是法条主义。换言之,美国金融大鳄吞噬百姓钱财还可以照样拿巨额奖金的情况,在中国不会出现。

  福山:当比较政治体制时,一定要区分政策和体制。毫无疑问,美国的决策者以往犯了一些错误。比如贸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从华尔街开始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过度蔓延导致金融危机,事后无一人受到惩罚,等等。但是,任何金融市场都有可能犯政策错误,这和民主制度没有多大关系。1930年代,美国曾经历更大的金融危机,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后逐步建立监管体系,将美国变成福利国家。在群众极端愤怒下产生的问责制,也修正了政策上大的方向性错误。这次危机爆发,隐患早在几年前便很大,但决策者毕竟也解决了一些问题。民主体系内在机制中的自我修复功能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必须长远地看,不能因为短期表现就断言民主政权必然比威权政体更易犯错误。

如何解决“坏皇帝问题”

  福山:美国总统才能有高低之分但都受到民主体制制衡

  张维为:中国的“选拔”加“选举”可能胜过单靠“选举”

  福山:之前谈到,中国问责制中的“向下落实”很难做到。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威权政体的制约性有所担忧,长远来看,它容易产生“坏皇帝问题”。

  张维为:我们解决了“坏皇帝问题”,因为我们进行了政治制度的创新。第一,中国最高领导人并非世袭,而是靠政绩产生。第二,中国有非常严格的任期制,最高领导人至多两任。第三,中国实行集体领导制,个人专断的可能性极小。第四,中国有强大的“选贤任能”传统。现在中国最高精英团队成员基本上需要两任省部级的履历,这种制度可能也有需要改进之处,但不大可能选出像小布什这样低能的领导人。美国是个超级大国,选错了领导人,对美国和世界可能都是灾难。

  福山:坦率地讲,美国总统的确有才能高低之分,其制定的政策也可能会给美国带来八年低谷期。中国目前的体制强调集体领导,限制领导人任期,确保不会发生卡扎菲、穆巴拉克这样的悲剧,而许多美国人也确实没有认识到当今中国社会的诸多制衡。但是,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这种制衡更多来自于一代人的悲惨记忆,因为从中国历史来看,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破坏力实在令人记忆犹新。所以长远来讲,中国需要明确这种可持续制衡机制,而民主制度和法治恰恰可以起到这种作用。

  在新书中,我试图从历史文化角度追溯这种官僚体制里“亲其亲”的传承。中国历来重人伦、亲情,虽然是人类普遍本性,但在政治制度中却是不允许出现的。公元1世纪,西汉已经创立了非亲情关系的选拨机制,但是到了西汉末年就崩溃了,而晋朝出现的门阀制度进一步破环了这种优良的人才选拔制,世家望族垄断了统治阶层。

  美国同样有这个问题,精英阶层的后代在接受精英教育后很自然地逐步进入社会高层。除了单纯依靠选贤举能外,怎样防止精英垄断国家政权?过去10年中,中国共产党有很多优秀做法,但在我看来,从整个制度本身而言,由于裙带关系和利泽亲友的传统,它仍然容易滋生腐败。所以我们要建立向下落实的问责制,防止裙带关系进入甚至颠覆政治制度,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坏皇帝问题”。我并非为美国辩护,我所居住的纽约便有很多犯罪,但至少在一个民主制度中,你有修正错误的机制和机会。

  张维为:中国历史很长,但即使在所谓的好皇帝和坏皇帝时代,我粗略算一下我们还是有七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国的历史还要长,整个西方的近代史也就是两三百年,当中经过多少的战争冲突、奴隶制度、两次世界大战等等,也不能保证现代西方这个制度可以持续下去。

  每个国家历史上都有些不光彩事件。中国的大跃进、文革;美国的奴隶制、种族歧视等。福山教授认为美国通过自己的体制纠正了问题,中国也是通过自己的体制纠正了问题。从探索政治制度的未来的角度看,我认为“选拔”加某种形式的“选举”,可能比仅靠“选举”要好。西方选举制度越来越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或“好莱坞民主”,只要程序正确,无论谁都可以当选,这与中国“治国者必须是人才”的传统观点迥异。现在的世界是一个高度竞争的世界,再来一个八年执政无方的领导人,美国恐怕也赔不起。

民主制度能否解决腐败

  张维为:腐败增加是和现代化同步发生的,要靠体制建设来解决

  福 山:民主制不一定能解决腐败,但有利于舆论监督

  张维为:关于腐败问题,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比。中国目前的腐败问题是比较严重,处理起来也不容易,但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来看,所有大国包括美国在内都经历过腐败增加阶段,它往往和现代化同步发生。您的导师亨廷顿就曾提到,现代化发展最快时也是腐败高速增长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监控体系的建设速度跟不上财富和资本的增长,但经历这个过程后,如有及时的体制建设,将能降低腐败。我提出过“第二代腐败”的概念,比如美国金融危机中的罪魁祸首之一是“监管套利”,即评级机构为你打高分而换得大量利益。但美国法律称其为“道德风险”。我认为,如果把它作为腐败来处理,效果会更好。你也可作横向比较。尽管中国人非常抱怨本国的腐败,但和人口在5000万以上、发展阶段相对比较类似的国家相比,如印度、乌克兰、巴基斯坦、巴西、俄罗斯、埃及等,他们的腐败都比中国严重。我把中国称作“百国之和”,是由成百上千的国家慢慢整合而成,这样的国家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一定会解体。同样,看腐败也要分板块,中国发达板块的腐败较低,上海的腐败肯定低于意大利和希腊。

  福山:讲到腐败,我并不认为民主制就一定能解决腐败问题,我们看到很多民主国家也有很高的腐败率。但如果要遏制腐败,就必须提倡言论自由。

中国中层结构的现代化态度

  福 山:不同文化和国度的人群对现代化的认识会趋同

  张维为:中国传统会使社会和政府实现良好的互动

  张维为: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把中国社会分成上层、中层、底层3个结构,中国的中层结构正逐步形成。中层结构指的是和现行市场机制匹配的各种行业和从业人员。它的成型在结构上保证了中国体制不走极端,同时构成中国中产阶层的主力。

  福山:我的导师亨廷顿著有《政治的秩序》一书,我在斯坦福大学也教授这本书。亨廷顿教授认为,革命并非由穷人发起,而是由中产阶级创造。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有机会过更好的生活,但这机会往往被政治或经济体系屏蔽,因此期望和能力之间会出现差异,也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革命。北非、西亚的社会动荡,在我看来就有非常庞大的中产阶级基础。因此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社会能否提供符合中产阶级需求和期待的服务。

  那么,中国中产阶级与非华人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是否有差异?我曾和亨廷顿有过许多辩论,他在1990年代出版《文明冲突论》,其核心观点是——文化决定行为。虽然现代化带来很大变革,但实际上人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他们不同的文明形态。这里就有一个疑问,即文化能否穿透漫长的时间,影响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或者说,现代化最终能否导致人们在文化上趋同?

  举例来说,以前沙特政府为了维护伊斯兰习俗,曾从南亚雇佣50万海外劳力为女性开车,但现在沙特女性也要求和男性享有一样平等的权利。这充分说明,不同文化经过现代化洗礼,在应对某一问题时会有共同的解决方案。张教授强调中国的中产阶级有自己的传统特色,但据我观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在现代化的行为上还是类似的,阿拉伯世界就是一例。借助因特网,或四处旅行,文化、文明很难再垄断人们的行为,尤其是新一代青年人。

  张维为:西方主流社会的观点是,中产阶级一旦成型,就会和政府形成对抗,特别是所谓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对抗。中国国内一些亲西方的人也认同这个观点。但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承不一样,西方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中国则认为政府是必要的善。由此我推测,中国中产阶级大概是世界上最希望中国稳定的。其次,他们和国家的关系更可能是一种高度的良性互动关系。这会使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拥有一种西方难以具备的凝聚力。我比较欣赏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观点——任何制度的变更应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

解人类困境需要东方智慧

  福 山:西方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一个失败

  张维为:质疑西方话语体系是为了更好解决人类共同困境

  福山:我认为,美国和欧洲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的成就——无论是当代横向比较得出的还是历史纵向比较得出的认识,这确实是一个失败。写作《政治秩序的起源》时,因全书六章中几乎三章都与中国有关,所以我也学习了很多中国历史,并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有它强大的影响力。而意识到历史的影响力,对于美国和中国都非常重要。很多国家从海外引进民主理念,然后把它融汇到自己的文明中,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不例外,我很欣赏这一点。但挑战在于,我们在重新恢复历史文化的自豪感时,也要让这种自豪感和现代制度相融。单纯的历史自豪感会走向民族沙文主义,或者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心态。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特色相当浓厚,但什么是要保留的,什么又是要跟世界潮流共性相融的,必须分清楚。只有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才能和世界和平共处。

  张维为:我们尊重自己的文化,因为文化底蕴的背后是智慧。知识不等于智慧。我们今天的知识比过去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但我们的智慧没有超过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我有一个善意的建议,您讲的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国家、问责制和法治,上面还可以加一个“智慧”。我观察美国打了这么多仗,从战术上来讲,是赢的,但从战略上讲几乎都没有赢。背后还是一个智慧问题。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这样。

  我非常欣赏福山教授敢于冲破传统西方政治学范围,把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等综合起来写成了这本新书。尽管一些观点我不完全同意,但这种努力很值得肯定和尊重。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创新是必须的,我和我的同事们可能走得比您更远一点,我们在质疑整个西方的话语体系,但这种努力并不是为了简单地辩论东西方孰优孰劣,孰是孰非。我们的目的是寻求更大的智慧、更好的办法来应对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面对这些挑战,西方智慧确实不够用了,东方智慧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可持续发展与经济转型

  福山:我认为中国经济模式也存在隐患。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出口导向模式无法长期维系,而高储蓄会导致资本脱离市场力量运作,达不到较高的利用率。因此长期来看,必须重新思考这种经济模式。从更大的视角来看,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会是一个问题。

  张维为:实际上中国外贸依赖性的数字可能被夸大了。外贸是用美元计算的,其他的GDP是用人民币计算的,所以外贸显得占GDP比重很大,但实际上没有这么大。支撑中国发展的内需巨大。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正在加快,每年都将有1500万到2500万的人从农村转入城镇,这种转变所创造的内需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比。

  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要从大周期的角度来看。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提到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的发展逻辑、规律和周期。和美国四年一个周期不同,中国是二三百年一个周期,中国现在尚处于全面上升的初级阶段。中国人有一个“势”的概念,“势”一旦形成便很难阻挡,虽然不排除会出现逆流,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一种大势,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唱衰中国的人都不懂这一点。

尊重个人价值与参与决策

  福山:政府做出好的经济决策,提供长期有效的经济增长,并不是最终目的。即使某一个政治制度能向公民提供丰裕的物质财富,但公民不能参与最后的分配过程,不能获得足够尊严,仍会出现问题。中东、北非的威权政府遭到严重挑战甚至垮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人民要求获得尊严,而这又是威权政体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但也不能说两种不同的模式必然一好一坏,目前美国的民主制度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并急需解决。

  张维为:尊重个人价值,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西方并没有太大差别,关键是中国有一种从整体出发的传统。在实现个人价值和权利方面,采取整体介入的方法似乎比个人介入的方法效果更好。

  中国采用了“邓小平方法”,从整体入手,国家推动来解决贫困问题,使近4亿的中国个人脱了贫,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他们可以看彩电,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上网讨论各种问题并发表看法。而印度的“特蕾莎修女方法”,以个人介入为主推动扶贫事业:她感动了无数人,但印度整体的贫困状况没有多大的改观。

  至于决策过程中民众参与,假如福山教授到中国做一些实际调研就会知道,中国目前以五年计划为周期的决策过程,每次都有成千上万次的上上下下的磋商和咨询,这才是真正的决策民主,西方还没有这种民主决策机制。

  中东问题,我认为关键在于经济出现了大问题,例如开罗,20年前与上海相差5年,今天差40年,一半年轻人没有就业。严格来说,中东地区大概还没有成熟到中国辛亥革命的水平,所以路漫漫其修远兮,今天的“中东之春”可能明天就变成“中东之冬”,给西方带来更多的问题。

 

 

 

 

 




发件人:"union100000" <union100000@gmail.com> 2011-07-03 11:13:40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 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Fw: 胡星斗:迷失了方向的中国;建议取消特供制度,解决特权腐败

迷失了方向的中国

——与国内外媒体、外国驻华官员的谈话纪要

胡星斗

   2011-7-1

    (我最近与国内外媒体,以及外国驻华官员如法国驻华大使、澳大利亚外交部、英国使馆、美国使馆、日本使馆、德国、丹麦、挪威、韩国、安哥拉等国官员进行了交流,以下根据回忆整理出部分内容。)

    目前的中国在公开预算、微型金融、户籍改革、社会保障、网络反腐败等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中国仍有可能沦为“失败国家”,关键是看中国能否在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方面取得进展。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每年发表 “失败国家”名单,中国近几年每年上榜。它提醒我们,中国不能被表面的光环炫晕了头脑,决定一个国家能否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不是经济成就,而是政治形态,也就是能否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而发达起来的,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发展速度虽然暂时比中国慢,但是他们都基本上建立了现代型政治,为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而反观中国,经济发展虽快,但维稳经费也高速增长,已经超过了国防经费;腐败扩散的速度也远远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有一些人预测,10年之后中国可能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国可能陷入动乱。

    目前,中国进入了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面临的选择有三条道路即极左或毛左的道路、权贵社会主义或者俗称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类似于西方的宪政民主的道路,这三条道路都是死路。极左或毛左的道路试图回归毛时代,更加偏离现代人类文明,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相反可能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权贵的道路也叫特色社会主义,即经济上的自由、经济制高点的国有垄断加上政治上的保守、政治体制的僵化,最终特权腐败、两极分化、官民矛盾会失控,社会将逐渐地陷入混乱;第三条道路——自由民主的道路或许是中国长远的目标,但由于目前的中国人没有民主训练、不存在公民社会、人治与党治大于法治,所以,实行民主的结果肯定是社会动乱,国家分裂。也就是说红色道路、权贵道路、自由道路对于中国都是死路一条。

    中国未来唯一正确的道路是通向宪政的暂时训政,在保证执政党权威的基础上逐渐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厉行法治,预备宪政,让党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实行党内民主,放弃革命党思维和特权思想,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避免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为了中国的现代化,执政党应当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利益。

    中国的未来最有可能的是三种前景,一是政权不变,但社会越来越衰微,矛盾越来越多,动乱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执政者应当反思:为什么早就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社会反而越来越不和谐?根源在于不是用现代文明的办法实现和谐,而是采用打压的办法,最终牺牲了社会正义;不是致力于建立现代国家制度,让人民有话语权、监督权,而是回归毛时代的做法。可以说,如果不能建立公正社会,那么也就无法建立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是现代国家的通用语言,通用语言是公正社会、法治社会、民主社会。和谐社会往往意味着不讲原则、没有公正、暴力强压下的表面上一团和气,这不是执政者追求的目标;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追求。

    第二个前景是军人执政。也就是在当局执政失败之后,国家陷入动乱,军人接管政权。不仅是枪指挥党,而且是枪口威吓全民。这是很坏的结果,还不如一党专政。第三个前景是国家在短暂动乱之后组成民主政府,但社会也陷入了比较混乱的长期痛苦时期。

    触发中国社会动乱的因素,一是通货膨胀或经济滞涨,二是基层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演变为全国性骚乱。

    通货膨胀或经济滞涨是政绩GDP化的结果,是未来中国必然的宿命。中国进入了长期的通货膨胀时期。由于国进民退、国有垄断特别是金融垄断、税收沉重,导致中小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进一步导致就业难、薪水低,民营企业风雨飘摇,所以经济滞涨也是未来中国必然的宿命。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据银监会的数据,2009年5月,全国各地有融资平台公司8000多家,许多县市的债务余额超过了财政收入;现在又有报道说,地方政府负债10万亿。我的问题是:这么多的负债,超过了国家财税,有多少用在了民生方面?恐怕大部分用在了政绩工程上。资金使用效益的低下,将进一步诱发恶性通货膨胀。

    市场普遍估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应该在14万亿元左右,有的地方政府债务率已超过100%。地方官员为了提升他们的政绩,往往大量举债。至于债务将来是否能够偿还,则是继任官员,或者中央政府的事情。地方政府不是法人,也不是一级责任政府,如果放开地方政府举债,会导致大量的坏帐,经济无法可持续发展。筹集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还是应由中央统筹发行债券,除非我们能够让地方政府成为一级责任政府。而让地方政府成为一级责任政府,恐怕必须要有民主对地方官员的制约,才能够起作用。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家庭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而中国是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财富,中国贫富分化的程度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法制晚报》,2010.5.24)。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深圳商报》,2010.12.16)。为什么中国越来越贫富分化?当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拉大是必然的现象,也符合库兹涅茨倒U理论,但是像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那还是不正常的。其原因一是中国的税收太重,尤其穷人缴税太多,中国富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到个税总额的10%,而美国10%的富人缴纳了个税的60%多(《深圳商报》2009.5.11)。中国穷人的收入中25%交税,富人只交了18%。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公布,在全球175个被调查的国家中,中国位于纳税成本最高的第8位,中国大陆的总税率高达77.1%。二是中国的金融国有垄断,不利于中小企业、个人创业、新农村建设等。三是中国的房市是造富的机器,股市是剥夺穷人的机器。四是老百姓无权,纳税人也没有权利,既不能团结起来组织工会、提高工资待遇,也不能监督国有企业和政府。中国需要“纳税人革命”,纳税人从“沉默的多数”变为社会的主人。

    官权压倒民权,国富压倒民富,官员喉舌压倒人民的声音,这是腐败与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

    美国GDP中70%是劳动报酬,中国仅15%,发达国家平均50~60%。2008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35.3%,而美国为70.1%,印度为54.7%。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报告,中国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差距达到15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巴西,居时世界首位。而发达国家的行业收入差距一般在两倍左右,日本、英国、法国约1.6~2倍,美国、德国、加拿大、韩国2.3~3倍(《经济参考报》,2011.2.10)。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官营慈善组织经常陷入丑闻之中,这并不奇怪,未来这样的丑闻还会更多,因为官营机构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好。国有慈善基金会与国有企业一样,产权虚置,政企不分,治理结构不健全,缺乏责任机制,缺乏真正的竞争,管理成本高昂,财务不透明,捐款去向不公开。中国国有慈善机构的管理费比率高达10%,剩下的90%的慈善款都交给了地方政府,成为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这些钱到了地方以后到底有多少用在了扶贫救灾方面,只有天知道!而发达国家政府不直接从事慈善事业,只负责监督,他们的私人慈善机构经过激烈的竞争,其管理费比率只有3%、4%,其每一笔款项来源、流向都必须向社会公开,行业协会、民间组织也不断地发布对于慈善机构的评价和排行,激烈的竞争淘汰了那些管理费率高、管理不规范的基金会。只要中国不改变官营垄断慈善基金(尽管也有少量的民间慈善基金作点缀)的现状,那么中国的慈善事业不可能发展壮大,不可能被国民认可。为什么中国人的捐款比例低?美国人均慈善捐款额是中国的7000多倍。在15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综合指标居倒数第7位。中国慈善捐款的践诺率只有7%(《深圳商报》2010.8.20)。

    民众的没信用,其实源自官员的没信用。中国官员是世界上最没有道德感的群体。

    近几年国进民退,国有资产从1999年9万亿增加到2009年43万亿,是十年前的5倍。令人震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整体上处于亏损状态。从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利润4.9万亿元,同时少缴利息、地租、资源税以及获得补贴共计6.47万亿元。同时看看国有企业怎样的挥霍:据京华时报2011.5.11报道,根据2010年年报数据,央企高管高薪前5名全是中海油,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年薪1330.6万元。国有企业出资人权利虚置,财务监督阙如,薪酬委员会名存实亡,独立董事沦为附庸。真是合法贪污权,合法分赃啊。而国企的利润就是社会的成本,国企几乎都是利用特权来赚国内老百姓的钱的。看看这些国企怎样地掠夺老百姓:中国手机话费比发达国家高出5~20倍,2009年,我国手机话费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4.77%,占农村居民15.9%,而国际上大多低于1%。

    国有企业赚了很多钱,但他们的效率却是世界上最低的。根据中石化2010年年报,2010年中石化的净利润707亿元,全年管理费用高达577.7亿元。中石油中石化的投资回报率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分之一,如中石油2008年A股市场投资回报率0.89%,而埃克森美孚为20%。

    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是政权的基础,所以即使亏本、即使挨骂,也要保持国有垄断。这种观点是陈旧而且极其错误的。过多的国有垄断直接或间接造成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困难、产业升级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失败、政府的庞大、对法治的破坏、民生的艰难、腐败的蔓延、道德的沉沦,难道说这些都有利于执政党?凡是国有企业密集的地方,必然是民间活力不足、科技创新不足的地方,必然是法治不彰、专断独行、腐败不公的地方。所以,执政者应当头脑清醒:国有企业不但不是政权的基础,而是破坏政权合法性的元凶。

    中国的财政收入和货币发行都增长太快,必然造成实体经济萎缩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也就是形成滞涨。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万亿元,增幅21.3%。再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矿产权拍卖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卖彩票收入以及工商、质检、城管、交通、卫生防疫、食品药品监管等其他各种预算外收费,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3万亿以上(按照学者的说法,预算外收入与预算内收入的比例为1:1,那么中国政府的总收入在16万亿左右)。2010年全国卖地收入2.7万亿元,与2009年相比增幅超过70%。

    2010年,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近8万亿元。2010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72万亿,同比增长近20%。M2占GDP的比例高达2.6,远远超过正常的货币水平。现在,全世界都在指责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是美国的广义货币M2占GDP的比例仅为0.65,目前全世界实际流通的美元仅4.5万亿美元,仅占其GDP的30%,而且美元60%为美国之外的海外持有。

    中国发行了过多的货币,是饮鸩止渴。发行超量的货币既是被动的——由于巨额的外汇占款而不得不发行的,但同时又是主动的——为了保持人民币不升值、为了GDP政绩,而人为制造了天量货币。根据经济学家的理论,货币或财政投入每增长1%,GDP增长率就提高1/3%左右。根据奥肯定律,GDP增长率提高1%,就业率就提高1/2%,但中国仅有1/3%。大量的货币投入到效率极其低下的经济之中,表面上看起来促进了就业和经济繁荣,但是实际上积累了长期通胀的祸根,恶化了民生,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仅仅是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GNP(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与日本相差40%,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民财富40%左右是境外居民创造的,利润流向了境外,并不能造富于中国。而且日本藏富于民,其国家外汇储备虽然仅1万亿美元,远低于中国的3万亿美元,但日本还有1.5万亿美元的公共养老基金,6万亿美元的私人企业海外资产,15万亿美元的个人金融资产。所以,无论是国富还是民富,日本仍然远远超过中国,更不要说人均。对此,中国人必须保有清醒的头脑。

     中国人的收入只有美国人的十几分之一,但是中国的平均房价却比美国的高得多。根据美国房地产协会2009年统计,美国中价房每平米约5700元人民币,纽约房屋中价与家庭年收入中值之比为5:1,而北京上海约为40:1,我们不能不成为“房奴”。中国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一是由于GDP政绩制度、土地财政和土地的各级政府垄断供应抬高了地价,致使土地出让金飙升,地王频现。二是过去放任了房屋投机,中国70%的购房是投机需求甚至是腐败需求。2010.4.20深圳一人抛售680套住房;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夫妇名下拥有24套住房;浦东外高桥规划建设处处长陶建国名下拥有29套住房;上海房地产局副局长殷国元拥有30套住房。据报道,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0,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而发达国家对于住房保有征收房产税,美国、德国对二套房征收50~80%的销售所得税,这些都有效地抑制了房地产投机和投资的需求。所以,在发达国家除非大富翁,否则很少有人拥有两套以上的住房,这样房屋回归了它的居住属性。2009年,德国57%的家庭租房居住,租房平均使用面积仅69平米,可见住房保有环节的税收能很好地调节需求。其他如中国买房者太年轻,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是27岁,日本、德国为42岁;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如2009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平均毛利润率达到55.72%都是房价太高的原因,但是它们是次要原因。

    中国应当大力推行住房双轨制,即市场价的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并存。应当出台《住房保障法》,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与监督的力度。2010年4月住建部规定对于骗取经济适用房的,责令退还住房,并且5年内取消再申请的资格,这样的规定对于骗购者等于零风险,而他们可能获得的收益巨大,风险与收益的巨额反差,还会促使一些人继续骗购。反观香港,对于骗购者的处罚相当严厉,3年前时年85岁的香港退休大法官因为骗取廉租房,仅仅是廉租房,就被判入狱11个月。

    住房难、房奴多一直困扰着政府和居民,成为民生改善的一大障碍。近几年,中央政府一直要求大力兴建保障性住房,但是由于资金等原因,每年落实的不到30%。为了改变保障性住房落后的局面,福利分房卷土重来。住房应当实行双轨制,但是保障性住房谁来提供?只有政府来提供。如果社会单位——企业、机关也提供保障性住房,企业会偏离它的市场目标,机关则可能以权谋私,目前,社会上最有意见的正是后者。

    公务员应当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公务员以其权力很容易侵占普通民众的保障性住房指标,而且许多公务员拥有多套住房。我认为,应当聘请中立的机构对于公务员的收入状况进行评估,如果其收入不及社会平均,那么应当对公务员进行补贴,补贴款向社会公开,然后让公务员到市场上购买商品房;公务员也可以参与保障性住房的申请,但是不能以国家机关的特权参与其事,政府部门更不能够拿纳税人的钱去买保障性住房分给公务员或低价卖给公务员,否则涉嫌以权谋私和滥用公共资金。

    公务员住房总体上应当纳入城市公共住房之中,两个体系是兼容的。当然,公务员住房政策可以有特殊性,在一定的情况下财政可以补贴公务员,但是前提是公务员总体上必须是廉洁的,其收入是较低的。香港公务员买房子往往会获得政府的补贴,因为其公务员很廉洁,收入不高,如果没有住房补贴,公务员的职业可能没有多少人愿意干了。而在中国大陆,即使没有住房方面的好处,大部分人仍然向往公务员的职业,所以,在中国大陆,公务员的住房补贴、福利分房等会引起普通民众的不满。

    根据寻租理论提出者克鲁格的模型计算,中国2004年的腐败租金总额为46000亿;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研究报告,2005年中国有4.8万亿隐性收入没有反映在居民收入统计数据中,都证明了中国的灰色收入和腐败收入约等于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是GDP的30%左右(《长城月报》2011.5:80~81)。吴敬琏说:中国的租金总额达到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据报道,中国国有企业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出60-300%,如从意大利引进皮鞋自动生产线,国际市场价200万美元,中国600~720万美元;一套年产化肥50吨的设备,国际市场价格2.2亿美元,中国国有企业花4亿美元引进。可见,国有企业的产权模糊、所有人虚置是腐败浪费的主因。

    据说存在着黄宗羲定律:任何朝代都走不出由廉洁开始到腐败结束的王朝循环。对于专制政体来说,这个黄宗羲定律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宪政民主政体来说,腐败的范围越来越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一年有上万宗腐败案件,现在只有十几宗;韩国曾经腐败不堪,但是现在情况好多了,总统和总理都会因为细小的腐败而下台。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韩明淑因为涉嫌收受5万美元的贿赂而被逮捕;2010年8月30日被提名为韩国总理的金台镐宣布辞职,仅仅因为他公布的私人财产中没有公布他妻子和岳母开设的商铺,他还承认在担任庆南知事期间,他妻子曾经以个人用途使用公车。2008年3月首尔市政府规定,市公务员凡是接受贿赂或招待超过3万韩元约合200元人民币不到,不论职位高低,一律停职甚至免职。

    发达国家对于腐败可谓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美国洛杉矶市市长安东尼奥.维拉雷戈萨因为接受了34场NBA门票而被罚款4.2万美元。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州长约翰罗兰共接受免费度假、翻修房屋等好处,折合10.7万美元而被康州议会弹劾,在美国弄得沸沸扬扬,家喻户晓。瑞典前副首相用公务卡购买了几十克朗约合几美元的巧克力,被记者追查到银行,最终引咎辞职。英国一官员因为接受了西班牙的一次免费旅行而被迫辞职。英国贸工大臣曼德尔森因为使用无息贷款买房而被迫辞职。

    而在中国呢,由于没有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所以,反腐败经常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广东茂名市前市委书记罗荫国在接受调查时称:“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

    当然,对于经济刚刚起飞的中国来说,腐败猖獗有其必然性,即使中国民主化开始,腐败也会在一定的时期内蔓延,如曾经的台湾、韩国,现在的印度就是这样。经常有人拿印度来证明民主与腐败没有什么关系,民主不一定不腐败。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民主化初期腐败不降反升,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曲线。民主化中期以后,腐败将大量地减少。所以,不能因为民主化初期的腐败而否认民主对于廉洁政治的根本性作用。

    目前的中国,一要还权于民,二要还富于民。2011年第一季度,国家财税增收30%左右,外汇储备也激增,令人担忧。

    中国的房市、股市是两大邪恶的市场,成为制造贫富差距的利器,富人拥有大量的房产,而房产增值迅速。A股、中小板、创业板的筹资能力很强,圈钱很多,但分红很少,利润率也很低。创业板200多个企业已经造就了近千个亿万富翁,一百多个十亿级富翁,但广大的股民却普遍亏损,财富不断地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原因是股票发行体制落后,是权力决定上市;对于上市企业的监督乏力,不能做到监审分离,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备,独立董事是企业所聘、是花瓶;股民不是真正的股东,没有股东权利,没有建立股东诉讼制度;缺乏资本市场的法治环境,存在大量的黑幕交易、虚假信息、坐庄拉升股价、老鼠仓等违法行为。上亿的股民亏损了,但他们却不长记性,投资了主板又投资中小板,还傻乎乎地投资创业板,他们不能认识中国股市的实质是权力与资本勾结下的“合法”抢劫与分肥,在缺乏法治环境甚至法治倒退的情况下,我呼吁股民们抵制股市,大家都不买新股,让股市瘫痪,将股市推倒重来。

    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成就是人民的思想束缚被松绑,言论自由得到初步的保障,经济体制充满活力,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中国最大的缺憾是百代皆行秦政制,两千多年后,秦始皇的政治体制仍然主宰着中国,表现为权力高度集中、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层层施控可能导致政权失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未来很可能诸侯割据,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可能分裂出中国。

    越是宣传爱国主义,就越是害国主义。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目前的中国,义和团的戾气在聚集。

    中国必然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因为没有建立现代国家制度,所以腐败、两极分化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腐败的速度、两极分化的速度远大于反腐败的力度、改善民生的力度。未来中国,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特权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弱势群体难以翻身;加上财税导致国富民穷、垄断的金融导致民营企业无法发展壮大以及产业结构无法提升,再加上工人农民的权利贫困导致其收入低下,可以断言:未来的中国无法成长为现代化国家,只能长期在中等收入的陷阱中难以自拔。

    中国的经济问题都是非经济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制度问题、体制问题,如果不能从政治体制入手进行改革,那么所有的做法都是扬汤止沸,治标不治本。如经济过热,是政府投资过度造成的;通胀问题,是为了政绩投资、滥发钞票、炒作房地产和过度吸引外资造成的;民生问题,是老百姓缺少话语权、资源投入到国企、政府机构等造成的。

    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未来中国唯一的出路。中国在未来100年内都不可能对美国的超强地位构成实质性的挑战。中国内部整合的难度和重要性远远超过对外称霸。中国文化虽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但她由于缺乏自由、宪政、人权的传统,她不可能引领世界潮流,成为世界文明的主导。所谓的道德之国,其实是遮羞布,道德其表,权谋其理。中国人很聪明,但智慧全部用在了美食和权谋之上,缺乏政治经济制度的大智慧。

    中国需要社会稳定,更需要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宪政制度。目前中国不能乱,一要确立宪法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二要保证政府的一定的权威性。

    2011-7-1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破解社会稳定的难题

杨继绳

2011年07月05日

    杨继绳,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曾任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主办的《中国市场》杂志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现为《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出版有《邓小平时代》、《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04年初版、2010年修订版)、《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近期出版了《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最新修订版。

胡锦涛讲话看到了问题,提到了改革,但要看落实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了“四大危险”,再次强调了“发展是硬道理”,又加了一句“稳定是硬任务”。

    谁都希望稳定,谁都不希望动荡,关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稳定。改革以前,各种权力高度集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唯一的支撑力量。这时,保持社会稳定主要靠两手:一手是权力强制和武装镇压;另一手是舆论控制,压制不同思想。这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安邦定国的“文武之道”。那时能否保持稳定关键在于政府对种种社会力量的控制能力、对社会舆论的控制能力。政府的控制力弱了,社会不稳定的危险就大了。

  通过改革,原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正在向各种利益集团、自治团体以及独立承担风险的个体身上转移。因此,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也开始分散,中央政府不再是支撑社会稳定的唯一力量。这样,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协调和规范。政府要把不同阶层的利益协调起来,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各阶层沟通、协商和妥协,政府规范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市场失效的环节和场合显示政府的作用。其中,保证社会公正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利益多元化以后,要允许各种利益主体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才能相互沟通,通过沟通达到理解、协商和妥协。大众传播媒介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保持这个渠道畅通无阻,就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面对群体事件频频发生,政府就致力于“维稳”。国家财政投入的维稳费用超过国防开支。有些地方政府花这么多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和打击老百姓到北京上访。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精力“截访”,私人办的“保安公司”就应运而生。这些保安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签订合同,通过暴力强制,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这种作法不仅不能保证稳定,反而加剧了社会不稳定。要知道,群众上访,说明他们还相信政府,群众告状,说明他们还相信法律。一旦他们觉得政府不能解决问题,觉得法律失效,他们就不上访、不告状了。这时,真正的麻烦就来了。

  现在的情况是,高压锅里压力正在增加,你是适当放气呢,还是不断地再拧螺丝呢?老的办法还是拧螺丝,新的办法是不断地放气,释放减压。拧螺丝加压可能暂时稳定,到一定时候可能就要爆炸了,所以还是要减压。

    从接访到“截访”,这也是政府在对待民间诉求的一个很大的变化。这种“截访”是制造不稳定最可恨的因素。“截访”是各省的重要任务,在各省“截访”抓不尽的话,国家有关部门还要抓着送回去。送回去就得统计并上报上访人数。地方政府最怕上访人数多了,因为这是上级考核地方政府的指标,上访人数多了,就要影响政绩。于是新的交易来了:我可以不上报不统计人数,但得拿钱来。拿多少钱?一个名额3万!

阶层间和谐的关键是社会公正

    社会和谐,最根本的就是阶层间的和谐,而阶层间和谐的关键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和谐的基础,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

  怎么才能公正?这不是说喊两句就行了,不是说报纸上宣传一下就行的,是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来保证的。这种制度体系的目的就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行政权力和资本都是一种社会能量。一个社会没有权力不行,权力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是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需品,另外一方面权力对所有的社会力量来说是绝对强势,如果不受控制可能会成为肆虐的暴君。权力必须放在笼子里,放在宪法的笼子里,放在法律的笼子里,让权力在法律的范围里活动。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能量,资本投向哪里,哪里就会改变面貌。一个垃圾场投入资本以后就会变成高楼大厦,变成花园,这就是资本的力量。但资本是贪婪的(经济学的语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没受驾驭的资本也可能成为统治世界的暴君。马克思要抛弃资本,资本是抛弃不了的,孙中山说节制资本,节制也可能过度。我提出驾驭资本。

  现在中国面临的现实是:权力没有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权力没有被制衡的结果就是官民矛盾尖锐,就造成“仇官”的社会心理。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结果就是劳资矛盾尖锐,就造成“仇富”的社会心理。我不支持“仇官”、“仇富”,但它却是客观存在的,它的产生是有制度背景的。频频发生的群体事件与上面说的两对矛盾、两种社会心理有关。

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是权力和资本

    影响稳定的主要是两股力量,一个是权力,一个是资本。特别是在权力不受任何的控制,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条件下,扩张欲望十分强烈的行政权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恶性结合,是当今一切罪恶的渊薮,是当前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没有被制衡的权力和没有被驾驭的资本结盟,肯定不会有社会公正。

    中共执政62年来,社会阶层变化呈现了一些趋势特征。我这本书不仅仅展现了2008年这一年社会阶层状况,也展现了1978年改革以前的社会阶层的状况。还分析了怎样从改革前的阶层状况演变为2008年的阶层状况。分析了工人、农民、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等社会群体改革前后的状况和演化过程。所以我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社会学的著作,不如说是一本历史著作,因为讲了一些历史的演变过程。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就是一个身份社会,有政治身份,有城乡身份,所有制身份等等。身份一经确定以后这个人终身不能改变的,比如地主是一种身份,地主的孩子要参军、入党、上学都会遇到困难。地、富、反、坏、右,是政治贱民身份,有这种身份的家庭一代两代人都是翻不了身。改革以后政治身份废除了,城乡身份慢慢地有所改善,有所松动,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但城乡身份还有篱笆、还有鸿沟,进城农民不可以跟城市人同样的享受城市的现代文明,城市里社会地位高的工作岗位需要城市的户口,同在一个屋檐下两个社会群体待遇差别悬殊,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就影响社会和谐。

  《共产党宣言》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的理论:消灭私有制。”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完成这个任务了,中国的私有经济绝迹了。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私有经济回归的过程,是当年社会主义改造的逆过程。现在中国私有经济相当发达了,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私有企业主也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是靠权力发财的,一种是靠自己的努力发财的。对靠权力发财的大家是非常反感的,靠自己的科技发明、靠自己的把握机遇,靠自己的拼搏这样的发财大家是佩服的。近几年来,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那些靠自己努力发财的私有企业主,也必须投靠权力,不投靠权力,经营就很困难。权力如果不受制衡,进入了市场、控制了市场的运行,左右了市场的发展,甚至参与市场经营,这 必然造成社会不公正。

    实际上这60多年来权力对社会阶层的影响一直是存在的,资本的力量只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涉入的。改革以前资本不起作用,只有权力起作用。没有资本的条件下,权力也没有什么可捞的。现在是有了资本以后,权力和资本结盟,共同压榨百姓,社会出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不公正。改革以前的身份社会也是不公正的。百分之十的人被当作政治贱民,几代人不能翻身,能说是公正吗?种地的农民吃不饱饭,甚至饿死,能说是公正吗?但那时在政治高压下没有人敢说话。社会是处于高压下的稳定。

    那个时代大家普遍处于有一个均贫的状态,也有一个均贫的心态。都穷,我到一家拖拉机厂里劳动,几千人,90%都是二级工,每月拿41.5元。物价也冻结了,文革十年,物价指数反而下降了,是隐性通货膨胀,不表现在价格上,而表现在物资短缺上。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布票不够,衣服打补丁。我当记者外出采访的时候膝盖还打补丁,我不自卑,别人也没笑话。大家都是一样的。现在差别太大了,不一样了。

“最高阶层”被世袭是很危险的

    阶层流动和阶层固化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阶层缺乏流动性就是阶层固化。阶层固化也可以说是社会地位继承。阶层流动是缓和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今天社会地位比较低,只要我努力,多少年以后我可以到比较高的阶层,这就是流动。如果阶层固化,不能流动,看不到希望,我怎么努力也不行,就会增加社会张力,社会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社会动荡,所以社会流动是缓和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封闭社会,社会阶层是固化的,比较高的阶层被继承了,世袭了,这个社会是很危险的。

  最近几年社会地位世袭问题比较严重。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集体世袭与“权力场”》,皇帝是一个人世袭,而集体世袭是整个阶层,最高阶层都被世袭了,现在形成了官二代,富二代。穷人的孩子好不容易上完了大学,找不到好的工作,做蚁族,成了“穷二代”。

  “官二代”的形成,不仅仅中官家的主观愿望,还有一种利益机制。这种机制迫使高干子弟利用父辈的公权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他们成了市场上最稀缺的资源。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于子弟升官发财的人,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经有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说法,这一说法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现在新的两极分化是:一个新富,一个新贫。如果让市场规则无限进行,就可能出现两极分化。所以,资本需要驾驭。防止两极分化,首先要保证公平交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条件之一。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的各方必须地位平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市场准入的平等,只要是市场主体,就应当自由进入市场的各个领域。第二是取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平等。要落实这两个方面的平等,在项目上,必须有公开的、透明的招、投标;在银行贷款上,必须一视同仁;在土地使用方面必须公开招标。第三是要有公平的税赋。政府的税收对各种经济成分、各类市场参与者应当一视同仁,税赋平等。第四是要有公正平等的法律环境。现在这几个方面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交易,有权力的和没有权力的交易,肯定是强者占弱者的便宜,肯定是不公平的。

    制衡权力、驾驭资本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建立这样的制度体系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既得利益群体和对社会震动的忧虑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阻碍

    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在哪?情况很复杂。一是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二是对社会震动的忧虑。既得利益群体为什么阻止政治体制改革?权力市场经济制度对他们最有利,他们的金钱、地位就是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得到的。保住了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他们不仅能够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还可以进一步得到利益,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保持现状。有利益问题,也不全是利益,也有忧虑。有些发展中国家引进了民主制度效果不怎么好。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搞不好的话,就可能引起难以承受的社会震动,甚至造成民族和国土分裂。利益和忧虑并存,就形不成改革的共识,有的是反对普世价值,有的是支持普世价值,有的想搞新民主主义,有的想搞民主社会主义,也有的想恢复毛时代。现代儒学、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等都在发出声音,都说自己的药方最灵,都想按自己的意见改造中国。

    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地方试点先展开这样的改革呢?政治体制改革是全局的,一个地方试点很难。局部地区要受全局制度和政策的控制。经济改革也有局部受全局控制的情况,那是通过给局部地区以特殊政策的办法搞试点。特殊政策在试点起得了明显经济效果,就可能抵住反对的声音,就可以推广试点的经验。政治问题很敏感,给试点地区特殊政策很难,即使给了,也很难得到经济改革试点那样明显的效果。也有人提出把福建和台湾搞在一起,建立民主制度的试验特区。我看这个设想很难实现。

言论自由和党内民主可以大胆地走

    改革的突破口首先是放开媒体言论,言论放开以后对腐败是一个制约。腐败东西都怕阳光。宪法第35条就给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只要按宪法做就是了。第二个是党内民主可以大胆地走,可以大步地走,党内民主有很大的空间。党政分开,是邓小平说的,不存在没有共识的问题。现在党代会的代表基本党委是指定的。所谓党代会都是官员和依顺官员者的大会。不仅党代表应由党员选举产生,从党支部书记直到中央书记也可以选举产生。党内也可以搞权力三分、相互制衡。党内要有批评党的政策的自由、批评官员的自由,应当可以发表反对意见。毛主席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历来是有派别的,但不合法,不能搞“非组织活动”。即然党内派别是客观存在的,何不公开化、合法化?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并且在党章和国法中建立不同派别竞争的规则,就可以摆脱政治垄断,实现权力制衡。当然,党内民主要和全社会民主良性互动,如果只搞党内民主,不让党外人士参与,那就可能重复晚清“皇族内阁”的笑话。

    党内民主要和全社会民主良性互动,很好。全社会民主可以在现行体制框架内探索“新路子”,比如说在人大代表制度上下功夫,最近很多地方出现“独立参选人”。

    有人害怕“独立参选人”,采取种种藉口阻止。其实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近期讲到姚立法的参选问题时说,他在湖北省当书记时支持姚立法,后来姚立法到美国去考察民主制度,性质就变了。(参见《听俞正声上党课——“执政者的声音”》,《南方周末》,2011-06-23)到美国去考察怎么性质就变了?很多官员不是到美国去实习,考察吗?官员到美国考察性质没有变,怎么老百姓到美国去考察性质就变了呢?俞正声种说法令人费解。

改革开放后政治上有八方面的进步

     杜导正先生去年六月份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谈温家宝几次公开讲话的文章《扭秧歌也是在前进》,他说,“‘六四’后一直前进三步退两步,左一下右一下,扭秧歌似的,但是,总的说,还是前进了。”您对此怎么看?

  我在《我看“中国模式”》中讲中国改革开放经济上有很大成就,虽然没有搞政治改革,但政治上也有八个方面的进步: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替代了阶层斗争为纲;第二,废除了身份社会,政治上都是平等的;第三,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第四,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数”到集体负责制;第五,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第六,抛弃了、搁置了乌托邦式的理想,追求现实利益;第七,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第八,对世界局势的评估发生了变化,用“和平发展的时代”取代“革命和战争的时代”的形势估量,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经济改革带动了政治方面的进步,有这八个进步,比过去自由多了。改革以前,中国农民终生的活动半径不超过100公里。南方山区农民的终生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现在中国农民的活动半径扩大了,国内可以到处打工,也可以到国外打工。知识分子也比较自由,可以到全国去讲课,到世界各地去讲课,这是进步。

  但是,中国的现状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民众对国事的参与程度很低;民意表达渠道很不通畅;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力量微弱;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司法不能独立;新闻没有自由。中国目前还是威权政治体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权力市场经济。

胡温政府在民生上下了大工夫,但民生不能代替民主

    胡温这届政府最大的动作就是民生问题下了很大工夫,免除农业税,提高了义务教育的经费,低保费用的标准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也提高了,现在是3500元,他们上届是1200元,这些措施对底层都是有好处的。


  民生很重要,但是民生不能代替民主。民生不能靠政府的恩赐,这几年改善民生是靠政府给的。民生根本问题是给老百姓以权利,让老百姓拥有创造财富、持有财富、享受财富的权利。过去没有这个权利,毛泽东时代连农民挖块地种点菜、种点粮食,可以吃饱点,也不允许。1965年我在延庆大柏老公社搞“四清”时,工作队整一个姓吴的老木匠,整他的原因是他外出做木匠活挣钱。打工挣点钱也不行的,没有创造财富的权利,更不能持有财富,持有财富的是资本家和地主,是阶级敌人,不能创造财富、持有财富,更不要说享受财富了,那时只是享受贫困:工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农民家徒四壁。


  民生的问题根本还是民主。现在胡温对民生问题很注意,但是民生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即民主的问题不有解决。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不要让民生代替民主》,在网上流传很广。

“中国模式”为什么这么受关注

    国际上,一个是中国经济发展三十年平均每年9.8%的GDP增长,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均也提高很多;第二个就是因为两次金融危机对我们没有多大影响。这次全世界的金融海啸,一些西方国家也加强了政府调控,表面上看好像是“中国模式”的,其实这是凯恩斯的政策,就是政府干预市场,政府投资,美国多少亿,咱们中国四万亿。


  跨世纪那两年我写过几篇章文章批评朱镕基的积极财政政策,题目是《凯恩斯水土不服》,《凯恩斯依赖症》。朱镕基可能不满意,在他召集的一次经济学家座谈会上,朱问:“杨经绳是谁?”吴敬琏作了介绍,说了两句好话,朱就没说什么了。清华大学的一位老师,跟朱镕基年龄差不多,去看朱镕基。回来后说,朱镕基桌子上正放着杨继绳的文章,《凯恩斯依赖症》,上面批批点点,画得乱七八糟。我通过一位朋友问这位老师,他骂了没有,他说,没有骂。看来朱老板比较宽容。


  面对经济危机,凯恩斯政策是需要的,但只能一个短期政策,不能变成长期的。时间长了,副作用很大。这次调控跟朱镕基那次是一样的,也是凯恩斯模式,社会需求不足,政府投资假创造需求,这是一种应急措施,不可能是长期政策。有人认为政府干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焕发青春了。西方学者不太了解中国情况,他们可以这么说,但是中国学者这么说的话,起码是没有面对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

左右两派的共识与分歧

  在“中国模式”的问题上左右派都在自说自话,似乎很难达成共识了。左派、右派都认为改革出现了偏差,出现了问题,中国的社会问题比较严重,这一点是共识,需要改变现状也是共识。但是对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是搞市场经济才出现的这些问题;有的说是只搞经济改革,没搞政治改革造成的。对解决问题的措施也不一样。一种措施就回到毛泽东时代;一种措施是进行政治改革,使权力得到制衡,建立民主政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同样的是不满现实,有的想回到过去,有的向往未来。我记得鲁迅说过这句话。

为什么会形成一股怀念毛泽东的思潮

  “唱红”对老年人来说,没有什么政治的含义,老年人唱不了现在的新歌,他们唱二十多岁时的歌,唱着有青春焕发的感觉,那种旋律和节奏唱着很舒服,他们并没有政治意图。但是作为政治来推广的人就有政治意图了,唱者和推动者不一样。像我们家附近的红莲小区每天晚上都唱,组织者都非常积极,戴着红标。有天我看到了这位组织者,一个老头,我以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他说,我们家是资本家,倒霉倒了几十年。我说,那你唱红歌还那么起劲?他说,唱着好玩呗。已经娱乐化了,唱唱歌,精神焕发,身体也好。

    “唱红”实际上迎合了当前一种思潮,什么思潮,怀念毛泽东思潮。为什么怀念毛泽东呢?我在1998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中是这么写的:“人们忘却了毛泽东时代的恩恩怨怨,把毛泽东抽象成为一个社会公正的符号,并用这个符号来批评现在。” “抽象的社会公正的符号”和本来面目根本不一样,带有很多理想化的成份。现在社会上不公正的事很多,农民的土地被占,工人下岗,出租车司机每个月交五千多块钱的租金,感冒一天也要掏250块钱,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他们对现实不满,说是怀念毛泽东时代,实际是怀念那个“抽象的社会公正的符号”。

  他不知道毛泽东时代有另外一种问题,比如我讲的身份社会是另外一种不公正,挨饿、吃不饱,饿死几千万人,他不知道这个情况,也不相信。有怀念着毛泽东时代的思潮,就有人的一迎合这个思潮,拿到“选票”,当然实际上没有选票,无形的力量这也会抬升他的地位。真正到位以后,他得面对社会现实,采取解决社会问题的措施。这个敲门砖也就扔掉了,他本来是不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

  历史给下一届的任务已经摆在公众面前。

 

 

 



发件人:"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宣传部" <zggzxb@yeah.net> 2011-06-20 00:55:13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标题: 中工(共)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二O一一年六月十八日通过]

    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二O一一年六月十六日至二O一一年六月十八日在我国西北工业重镇、国有企业改革失败之重灾区陕西省西安市举行。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这次全会。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主席齐志平同志主持了这次全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方禹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顾问宋宝铃同志参加了全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全会首先听取了中工(共)中央执委、中工(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贺敏同志作的关于陕西省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若干问题的报告。

    贺敏同志的报告回顾了陕西省主要是西安市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由于民生问题欠账较多,因而引发整个社会矛盾频发、社会秩序不够稳定、工潮迭起的情况。十多年前的经典电影《生死抉择》里反映的现实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尽管西安市没有发生如通化钢铁那样大规模、大范围的群体事件致使打死总经理,但诸多国有企业被打着“MBO”( Management Buy-Outs即“管理者收购)旗号的贪官污吏及其爪牙肆意侵吞中饱私囊,严重损害了中、老年职工的切身利益。而西安市官方“不作为”或者为一己私利“乱作为”从而出现了名噪一时的“赵东民事件”。 “赵东民事件”发生的背景是陕西省特别是西安市作为中国大西北的老工业基地之一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个案。陕西省特别是西安市的老职工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陕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理应得到丰厚的回报。但是,近年来,由于我们当地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贫富收入差距明显拉大,大部分中、老年职工仍然在社会贫困线上苦苦挣扎;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寻找自己的“娘家”陕西省总工会反映诉求却由于陕西省总工会的出尔反尔遭到西安市当局的无理镇压。西安市的情况可以说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具体反映了当前社会矛盾普遍性的一个方面。

    封建社会的官员尚有“爱民如子”的说法,作为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应该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对待。那些动辄把人民群众当作敌人和“不法分子”看待,随意批斗示众,经常滥用警力对人民群众威胁、镇压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做法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老套套,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条走不通的不归之路,如果坚持不改,将会比前苏联走得更远、更糟,失败得更惨。我们衷心希望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真正警醒,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三个“为民”是本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执政理念,只有把“情为民所系”放在第一位,在人民群众身上投入真情实感,才能真正体现为民谋利、为民用权。如果关系颠倒,位置不正,就会在执政实践中大打折扣;八年多的国内实际情况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吗?

    中央人民政府即国务院及时果断地终止了“MBO”的试验是正确的。但是,必须同时改正以前的错误,使蒙受严重经济损失的老百姓得到补偿。只有这样,陕西省和西安市的社会才能稳定,也可以促进全国的稳定。把维稳方面的经费用在老百姓身上而不是花在滥用警力方面是保持安定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本措施,我们恳切希望兄弟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陕西省有关当局抓住关键,举一反三,真正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贡献。

     贺敏同志指出: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恢复和发扬说服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牢记毛泽东同志“要说服,不要压服。压服的结果往往是压而不服”的教导,与人为善,要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那样对待:开诚布公,诚挚相待,事事处处替人民群众着想,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体现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才能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尽管赵东民法律工作者在我们党和海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努力下被西安当局改判获释,但赵东民等为代表的工人群体也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注意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牢记毛主席的谆谆嘱咐:“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坚决摒弃流氓无产者意识和无政府主义,分清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及其制度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及其制度的本质区别,不要搞刻舟求剑、盲目机械乱套教条;自觉维护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改革开放稳定大局,遵守法律和法规,对省总工会等方面也要与人为善、依法有序地进行维权,不要搞突然袭击;事先告知一下让人有所准备,有理、有利、有节地维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不要做授人以柄的蠢事,共同处理好社会矛盾和纠纷,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贡献。

    贺敏同志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NBO”试验的失败仅仅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失误,无碍整个现代化建设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大局,这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我们不应该一叶障目,看不到整个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更不能被“左”、右倾势力牵着鼻子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全会充分肯定了去年年初起发生、去年十月份被迫公开、目前尚在发展过程中的“公民宋宝铃状告国家主席胡锦涛涉嫌违宪、违法犯罪”事件里中工(共)中央常委会采取的与人为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全会高度赞扬宋宝铃同志坚持原则不惧恫吓,紧紧依靠党、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坚决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尊严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整个事件的出现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开放大局的稳定和安定团结,增强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在舆论方面对维护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打击了妄想使人民共和国改变颜色的右倾复辟势力,维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维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摆正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位置,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参与和得到了一次生动活泼的法制教育活动。

    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成了事件中出乎意料中的一个亮点。人民群众为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为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而抢先报案、报警及坚决反对在天安门广场乱树孔像,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崇高觉悟,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各族人民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杰出成就和政绩。

    全会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国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实施无产阶级两党之间依法有序的监督机制(即不以执政参政为目的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两党制),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的一个伟大创举,是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发展和伟大革命实践,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即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千百万人民群众依法有序参与、支持和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有益尝试。无数历史事实已经表明还将继续证明:凡有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将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和强大的生命力。

    全会实事求是地看到:自从国庆60周年庆典“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出现以来,在我们党和中共党内基层强大的进步力量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努力下,我国的政治形势已有明显好转,打黑除恶、唱读讲传在全国各地逐步展开,红歌声声一浪高过一浪地传遍大江南北,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和斗志,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的落后势力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为了体现毛泽东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人与人为善的良好动机和工作作风,全会郑重建议公民宋宝铃同志再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最后一次机会,在2012年元旦前夕,让胡锦涛同志彻底改正把宪法规定的指导思想拦腰截断的严重错误,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重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摆正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位置,纲举目张,综合平衡,领导我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阔步前进。具体方法有二:胡锦涛同志或者在2012年新年献词里把宪法规定的指导思想完整体现出来,或者在一定的正式场合解释清楚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开始提指导思想是总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省略,并非舍此丢彼。胡锦涛同志应该珍惜人民给予的改正错误机会,真正理清思想,首先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结束思想混乱,彻底摒弃封建残余意识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努力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遵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纪律,真正做一个扫除了“政盲”的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天下为己任,以人民为父母,以对得起全体中共党员的信任和历史责任。

    方禹副主席代表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了年度工作报告。

    全会期间,中国工人(共产)党陕西省委邀请了西安市的工人代表介绍目前西安工业和工人阶级现状,部分中央委员还深入工人宿舍区与工人们面对面进行座谈调研。

    全会认真讨论了贺敏同志的报告,认为:这次全会在西安召开,就近邀请工人代表介绍情况,实地考察工人群众,拉近了共产党人与工人群众的距离,了解了许多真实的情况;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的恢复和重现。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以毛泽东同志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伟大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在具体社会实践中,我们必须要严格分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与“四人帮”的帮派思维的本质区别,要严格分清邓小平理论和胡耀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本质区别。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为目,纲举目张,综合平衡。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唯一的执政党,更应该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出偏差,少出偏差,坚定不移地走在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上。

    与会同志认真阅读并讨论了全国近一百万军转干部集体发给我们党的有关材料。同志们认为:中共中央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应该虚心倾听他们的声音,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思想,实事求是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决不能不理不睬,更不能采取镇压措施。他们曾经是被称为“最可爱的人”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对巩固国防、稳定军心都有深远的意义。我们再次呼吁国家有关方面专门组织班子,认真对待他们的困难,深入到基层去,真正了解他们的诉求,体贴妥当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决不能让“最可爱的人”流血又流泪了。

    全会期间,全体与会同志集体参观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和西安事变纪念馆及“捉蒋亭” (现改名为“兵谏亭”)等处旅游景点。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1-07-14 09:06:50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转发:慕兰

    网易读书编者手记:一个新书发布讨论会,引来了六位将军参与,弄得好像在搞大仗前的战略部署。当着一屋子忧国忧民的老中青,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使大劲"推荐这本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书的作者,张木生,六十年代就曾以《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在广大知青中刮起过"张木生旋风",核心观点直指十几年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他自己用六个字概括这本新书主旨:读李零,谋国运。这场小规模高规格的讨论会没几天,自由主义学者萧瀚就发微博,说这书是"新国家主义的隐秘表达";"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是不是新国家主义?会不会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不好说。但"隐秘",实在看不出来,分明就是宣言。

     和张木生先生聊天,有三大好处:第一,他脾气大,但是并不倚老卖老,你哪怕问他,凭什么让共产党一直执政?这样的问题他也直面跟你理论,他见招拆招,不是见贴删贴。有底气有胆气。第二,他批判问题针针见血,批判绝对权力、资本逻辑,直截了当,有血性有品性。第三,八十年代后他远离政治,读书不辍,聊起天来海阔天空,有学识有见识。他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挽救共产党。你可以不信他,但你一定不要沉默,也不用担心,你得和他争--他说,"不争论"的时代过去了。"混沌"凿破了,一个"争论"的时代即将到来。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真理(假如有的话),真得靠"越辩越明"。

谈新民主主义与中国的改革未来

张木生

2011-05-09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挽救共产党。你可以不信他,但你一定不要沉默,也不用担心,你得和他争——他说,"不争论"的时代过去了。"混沌"凿破了,一个"争论"的时代即将到来。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真理(假如有的话),真得靠"越辩越明"。

    我们走到今天,由共产党来领导中国,这是个历史形成的,既不可逆,也不可以"假如"、"如果",我相信总是环境比人强,到了这一步它必须得改。所以套用一句俗语就是"制衡会有的,宪政会有的,不同的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

    如果有了工会、农会,只不过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的反腐机制、制衡机制,进一步把法律变成约束执政党本身,不像现在像个猴皮筋似的,它能不能像这方面发展?我觉得完全可以。完全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香港、新加坡能做到的事,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能做到。

   共产党不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的代表来领导和驾驭那两颗星,你是一点儿出路都没有,一点儿合法性都没有。所以你不要看他(工农)变成弱势群体了,现在的农民是什么农民?平均13.5年的文化教育,现在的工人就更不用说了,拿到过去,拿到毛的时代,都属于广义的知识分子的范围内了。所以群众没有那么愚蠢,这8亿部手机都在发短信,4.6亿台笔记本电脑都在交换思想,这个是你所谓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都不能比的,比那时自由得多了。

    下一代的领导人,我觉得也有一批是非常有理想的。因为你想想,这7000万到8000万的党员里头,可以说把社会的精英层囊括已尽了,最根本的由谁来举旗,由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解决方法。

    中国现在的问题,这么大的一个国家,13亿的人口,你让他走溃烂的路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执政党的合法性会进一步丧失,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了。我说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有走向溃烂解体的问题,但是面对这个危险,也会崛起一部分人,来直面这个问题,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因为我们有一部分人过得很好,整个社会就没事了。你想想维基解密。

    邓力群在台上的时候,又清污,又整顿什么自由化,他自己下去之后他要民主,要话语权。现在我们党已经开明到这份上了,最左的《乌有之乡》也不关了,比较右的党内代表《炎黄春秋》也照办不误。

    我们今天官僚的"假大空"是因为没底气,没底气是因为没有真信仰,没有真信仰是他对中国是什么?中国要什么?中国舍什么?他们不清楚。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官员)也成了弱势群体。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权力,权力会带来腐败,腐败的结果很可能被群众给揭发出来。所以他觉得他弱势是因为即使是党内监督还有空子可钻,不定什么时候老百姓就能把他纠出来,尤其是在信息时代,网络社会下。所以他也觉得自己软了、虚了,这是他们的原因。

    现在不光是官僚和资本相结合,奸商搭台,贪官唱戏的问题,你还有执政产业化的问题,还有权力资本化的问题,还有政权黑社会化的问题,多尖锐呀。

    我没有说不是(权贵资本主义),也有。但是用权贵资本主义来界定社会性质是错误的。权贵能成为主义吗?它有能力成为主义吗?权贵打的是什么牌子?这很明显,它本身成不了主义,它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它要借人家的牌子吃饭。我们现在是搞了一个"混沌",这个"混沌"一定要弄破。

强国梦其实是抢国梦

    网易读书 :张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网易的访谈。在阅读您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这本书当中,我曾经参考了您的一些讲话,您怎么看待现在的官僚体制,您是不是认为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张木生:首先我想说明一点,你把好几个问题放在一块提出来了。其实你问的核心就是改革开放30年,用我的语言来说,就是取得了世界上都难以想像的最大的成绩,也带来了世界上从没有解决过的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用老百姓最直观的说法,就是过去叫干群矛盾,现在叫做官民矛盾,这个矛盾已经尖锐到了不可调和,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你问我是不是迫在眉睫,已经是刻不容缓。其实这个不用我回答你,吴邦国同志在这次"两会"上已经把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改革开放可以缓一缓,民生问题要往前提";温家宝同志的整个答记者问,几乎80%的重心全都放在了民生问题上。他还提倡众人诺诺,一人谔谔--谁能说实话我就听谁的。都摆出来了这种刻不容缓,迫在眉睫的心情,任何人都回避不了。

    这里头其实最根本的一个区别,我们要解决官民矛盾问题,相当一部分主流观点是认为,你看吴敬琏的30年和60年(《中国改革大势: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六十年》),还有秦晓的那些主张。他一退下来,迫不及待的就宣传他是一个普世价值观的信仰者。媒体就更不用说了,几乎是一面倒的,就是说你们(共产党)原来的那种解决方法都不行,只有普世价值观才行,只不过程度不同。比如说杜导正认为,共产党领导,但共产党得改,得变。朱厚泽甚至说,你们(共产党)搞的想回到新民主主义都不可能解决问题。李慎之《风雨苍黄50年》简直就说的你别干了。

    那天吴思也说了,我们过去信奉马克思主义,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本身解决不了自身问题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在每一次危机中都能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包括这次金融危机。不管是主流媒体还是很多思想家都有这样的说法。而比较左的,你像张全景,李慎明,他们讲了好多我们(共产党)的传统,我们的传统理论。但给老百姓的概念是什么?太陈旧了。像程恩富,在社科院成立马列学院,给了他最大的投入,其他的所都从职称上到经费上都给他们让路,但是老百姓一点儿都不愿意听他们的声音,太陈旧。

    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我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一方面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最大的终极性的问题,都是没有现成的答案可给的问题。如果非说我有绝招,我开方、支招保证能包治百病,保证还没有任何副作用,那肯定是假药。这就是我的观点。但是所有的大问题,随着时间的过去,它总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化解,一步步的解决。过去的方法无非是造反的方法,革命的方法,改良的方法,改革的方法。其实都是见招拆招。今天你要叫我做一个判断,就是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下了过去根本无法想像的本钱。

    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100万亿的资产。存款,国内外有100万亿的资金。所以对于我们面临要解决的问题的物质基础我们有,这是和过去不一样的。本钱的来源我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实话,好比我2.5亿的农民工,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头,他们贡献了3亿亩地,这3亿亩地,他们有的就是1亩地只得到了千把块钱,最高的也就是2、3万,但是它创造了经济奇迹。去年我们的土地出让金是2.9万亿,就是再次吃农民非常大的剪刀差。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只举其中一个例子,咱们就看农民工,这2.5亿农民工,有人算了一下,他们大概创造了相当于60万亿美元的出口产品,为国家积累下将近3万亿的外汇储备。当然了,你不能说都是他们干的,他们是最主要的产业大军,这一点是最基本的。所以怎么来的这个物质基础,我想也是能讲清楚。

    比如我们的最终消费,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5%,美国是70%,你可见,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政府能变成世界上第一有钱的政府?不但相对值上比美国富有,绝对值上也比美国富有,这都能算出账来的。帝国主义包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主要是靠抢别的国家,用战争掠夺别的国家的资源、市场。那社会主义呢,尤其就中国来说,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别的国家没有资源可抢了,只有掠夺自己人的。强国梦是"抢国梦"。

    自己抢自己,自己抢自己也能抢很多呀,尤其是我们是一个有这么多人口的大国。主体就是农民,第一阶段是工业化抢农民的;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也是剥夺农民。现在积累了这么大的资本,再怎么样进行下一步的改革?因为争论的问题不在这儿,争论的问题是说共产党自身解决不了腐败问题,共产党本身自身解决不了制衡问题。

共产党靠自身能解决权力制衡问题

    共产党,用翁永曦的话说就是自己给自己动手术,非常困难。他也解决不了宪政问题、法制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如果我们严格地分析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过去方成画漫画就说过,一头驴和一头象,除了外表都一样。这是个事实,这也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日本在整个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就是一个自民党,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也不像原来了,原来的工党,原来的工会组织也不依靠了,更多地和金融资本相结合,和所谓的绿色运动相结合,他的执政理念和保守党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所以世界上的问题解决方案看来是特丰富,一到这个问题上就跟飞机上的小姐送餐一样,就是鸡肉、牛肉,你到底要哪个?我们也一样。香港是在没有,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在殖民总督制下解决了腐败问题,这是个事实吧?

    它的廉政公署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新加坡李光耀,我去新加坡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就是你在出租汽车上要骂李光耀,出租汽车司机是不干的。在知识分子里谈,私下里对李有很多很多的牢骚,甚至恶评。但是你在基层老百姓中批评他,不行。为什么?因为他的公共居屋是真正地完成了居者有其屋。对一个城市化的国家来说,他满足了最大多数人最根本的需求。
在我们的条件下,我们只能用反证的方法,张维为研究了178个国家,既搞过社会主义,也搞过资本主义,最后无一例外的都沦为专制国家,独裁国家。国家政治上独裁,经济上积贫积弱,都没成功。

    我们走到今天,由共产党来领导中国,这是个历史形成的,既不可逆,也不可以"假如"、"如果",我相信总是环境比人强,到了这一步它必须得改。所以套用一句俗语就是"制衡会有的,宪政会有的,不同的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如果不解决,第一你学不了(前)苏联。

    因为(前)苏联解体了,50%的俄罗斯族有17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是最好的,它的生态底座是你没法儿比的;你也学不了印度,印度现在有12亿人了,西方使劲抬它,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只要去过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它和中国比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中国已经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他都没解决,最简单的一个,它现在有大量的无地农民运动,有毛式解放军在好几个州里头存在着。所以我们眼看着非常困难的问题都摆在他(共产党)面前的时候,他自己不敢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些问题?实际上不会的。我是不相信一蹴而就,也不相信根本解决不了。像谢韬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你只要到瑞典一看你就知道他已经混不下去了。希腊为什么会闹成这样,38岁可以退休,每个星期就工作三天半,警察可以兼保安,银行职员可以到企业去做账,它不是靠在欧盟里头就活不下去。相对于他的人口,在它的主权债务危机以后(欧盟)给希腊的补贴简直是吓死人了,中国不可能有这个条件,谁也补不起中国,只有中国去补别人还差不多。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农研室也好,在发展组也好,那时候是有一个特别特殊的环境,这个在九十年代以后就没有了。当时上面有(改革)需求,我们能供给,几乎是每个月都有机会到中南海去献计献策,那时是"宰相"问政于年轻人。像我们那么干的,后来也不存在了--调查一个问题,我们能够在下面两、三个月围绕这一个问题到基层去调查研究,然后再做数据分析,做出模型,这个条件确实现在是没有了。

    但是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为什么会这样?那还不是因为当时的经济经过文革,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制度成本大大高于维持这个政府的付出,也是一次形势比人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一点不比文革结束之后要小,这个巨大的需求又出现了。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带起有什么样的供给,不一定是我们,我们现在也是老头儿了。

    34年前嘛,大不一样了。在那时情况下,上面有小平同志的不争论,很高的一种政治智慧。下面有杜润生这样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老共产党员。就是说在改革时期我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对各种实验,面对着包产到户的出现,他用一种海纳百川的方法,可以、可以、也可以,你可以搞大集体,也可以搞包产到户,也可以走得更远的包干到户,都允许。然后用这个"可以可以也可以"就把当时的争论化解掉了。现在又到了这么一个有巨大需求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你去站在左的方面,或者站在右的方面去争吵是没用的。双方很有对称性、相通处,最后,万法归一。

    你问到具体的方案,其实咱们问题的提出就有问题解决的方案了。比如我跟你讲,现在我们的国家是最有钱,最有财产的政府,最有钱,最有财产意味着什么?我在书里头也提到了,如果我们把这么巨大的存量资产,我们原来的名称叫全民所有制,真正的再把它通过新的改革变成真正全民的,国家所有的这部分变成真正全民的,变成13亿人的股份,但是不能卖、不能转让,而是都把它变成解决弱势群体,解决70%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用以变成一种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这在实践中没有什么不能干的事情。

    有没有人在想这样的问题?未来的当政者实际上已经在考虑这样的问题,作为经济基础来说。作为政治上来说,我记得1988年杜(润生)老和小平同志谈话,说搞市场经济,农民必须得有自己的话语权,必须得有自己的组织,所以他建议,不是革命时期的农会,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会。小平是怎么回答的呢?小平当时答的是"杜老,你的提议非常好,你先搞试点,咱们共同看两年。如果试点碰到问题,咱们再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如果试点成功了,咱们就全面推广",后来碰到八九年政治风波,这个问题就被搁置了下来。

    现在我们执政党都提出来了,将来的工会要为工人和资本进行谈判,要给它这个权力,所以我觉得问题都在一点一点的提出和一点一点的解决的过程中。所以你说的那个,如果有了这个东西,只不过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的反腐机制、制衡机制,进一步把法律变成约束执政党本身,不像现在像个猴皮筋似的,它能不能像这方面发展?我觉得完全可以。完全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香港、新加坡能做到的事,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能做到。

共产党要重塑合法性,必须以工农为基础搞新民主主义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最成熟的一代领导是在延安的后期,那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形成了建国方案。新民主主义论是在张闻天、王稼祥、毛主席、刘少奇他们共同讨论当时的时局和问题后所形成的共识,他们有一个感觉,不是感觉,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就是他们想,如果将来新中国建立了,新中国不依附于美国一方,也不依附于苏联一方,而搞一个等距离的,就是我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一个中间地带的革命嘛。就是我能够不依附于任何其他势力,完全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完整的国家。所以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共产党的国共之争,实际上背后是美苏之争。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在构思、构造,从理论上来说,从环境上选择什么东西最符合中国的未来--毛泽东所提出的,刘少奇实践的,最多的就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概括起来说,最形象的表达就是咱们的五星红旗:一颗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有,都是人民的范围之内,但是前提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他们大量研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不可能一步走向马恩、列宁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我们也不相信中国的资产阶级有这个能力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所以共产党的领导,毛在1942年的《新民主主义论》里头有一句就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允许发展100年的资本主义"。后来邓小平的话叫做"2049年之前都不可能是合格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这个东西如果真能搞那是最好的,我们不用反右,我们不用反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一开始就是对美国、苏联都改革开放的。但是我说嘛,这世界上有一个大格局,在大格局下,小道理得服从大道理,软道理得服从硬道理。硬道理是什么?当时就是冷战,中苏争霸。所以两边的人都只许你选择一方,斯大林就不允许你搞新民主主义,毛自己也得变,所以他后来对刘少奇坚持还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如果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际上你看我们刚解放的格局,民主党派在形式上所占的位置比共产党还多,政府的构成,政务院的构成,政协的构成都能反映出这一点,后来都变了。

    通过对话来制衡,这是毛原来的一个想法,而且他认为我们和苏联不一样,我们的资产阶级是在切身体会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最后才站在了共产党这一边来的,所以他认为有这个基础,有这个条件。《论联合政府》里面更不用说了,《共同纲领》那就是把大家现在所说的共产党的绝对权力"关进笼子",绝对的权力要带来绝对的腐败,这是克服不了的。

    这是一个历史上的老问题,毛也说我们能够跳出周期律,其实他没跳出来,这个党也没跳出来。但是我现在并不敢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有条件了,我觉得比过去有条件了。因为现在虽然没有(前)苏联了。没有美苏争霸了。

    没有美苏争霸了,但是还有美国和欧盟之间的打货币战,你以为他们互相是很谦让的?一点儿都不。当年英国也是经济虚拟化,撒切尔三条措施之一就是发展虚拟资本嘛,刚刚发展起来就被美国的金融大鳄给洗劫了一把嘛。所以西方国家让不让我们实行。他现在给我们指得很清楚,你就是企业民营化,土地私有化、社会普世化,司法宪政化、资源再生化和政治民主化,而且只能学普世,这里头有霸道。

     新民主主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其他的四颗星一个资产阶级一个小资产阶级,还有工农联盟为基础。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了。共产党不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的代表来领导和驾驭那两颗星,你是一点儿出路都没有,一点儿合法性都没有。

    所以你不要看他(工农)变成弱势群体了,现在的农民是什么农民?平均13.5年的文化教育,现在的工人就更不用说了,拿到过去,拿到毛的时代,都属于广义的知识分子的范围内了。所以群众没有那么愚蠢,这8亿部手机都在发短信,4.6亿台笔记本电脑都在交换思想,这个是你所谓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都不能比的,比那时自由得多了。在这种条件下,你共产党要重塑你的合法性的话,我前面讲了,我前提有,他们(工农)也得有组织,你得允许他们有组织,有组织你才可以当裁判,没组织你当什么裁判?他有组织是因为他有需求,而是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变成很敌对的形式,这时候你(共产党)来当裁判,你来做中间人,你才有资格,所以从理论设想上这没有什么困难。从实践检验上还没有。

    现在不光是官僚和资本相结合,奸商搭台,贪官唱戏的问题,你还有执政产业化的问题,还有权力资本化的问题,还有政权黑社会化的问题,多尖锐呀。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你不去试,不往前走?好多人都骂薄熙来,我就不骂。他是在重庆这么一个局部的地方搞他的试点,也要允许。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他的唱红打黑之后,跟着是十大民生工程,目的是什么?重塑合法性。因为你现在的干部的提拔机制无非两种:一个是所谓的迎合上面的政绩,一个就是我真干政治,薄熙来就是这么干的,我为什么不投他一票?我就投他一票,允许试,大胆的试。

当下的世界体系让中国选择新民主主义

    我们现在知道左派和右派对新民主主义争议都很大,各自都有不同的观点。共识就不用说了,大家都认为这样腐败下去,亡党亡国。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肯定带来的是灾难性后果。左与右分歧就是制度安排。那天吴思没有明着说,实际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资本主义能干成的,西方发达国家能干成的,我们慢慢干,为什么干不成?不要发明什么新的东西。

    民主主义就能解决问题?我们认为不可能,因为西方的成功是建立在你不成的基础上的,你想国也这样富,兵也这样强,民也这样什么都有,办不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在前一段,在他完成工业化的时候,整个所使用的资源是落后国家的人均的35倍。全世界都去当美国,国也强、民也富,那美国当什么?它前期是靠殖民和贩卖黑奴,后期它的发达是建立在你的不发达的基础上,今天美国也没少拿中国的钱。

    你干不成他,所以这是受到实践检验的。你看这次的利比亚卡扎非挨打不就是这么个问题嘛。假如他要还是一个独裁主义者,不投降,不给"洛克比空难"赔54亿,他听查维斯的话,把他上千亿的外汇存款存到中国来,不向西方交出大规模的杀伤武器的设计图纸。他还是那样,哪儿出现一点儿风吹草动,马上就给它稳定压倒一切,把它按下去,他不会有今天。他是想向西方讨好了,给萨科齐160亿美元的订单,讨好西方国家,讨好美国,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就被大规模杀伤武器杀伤。

    我们有188亿美元在那儿的投入,我们有3.6万人在那儿工作,卒瓦的是我们,当然他自己更倒霉。这个东西屡试不爽。

    高压管制是大格局下造成的,美国可以杀吴庭艳、李承晚,也可以扶植萨达姆、拉登,是根据它的全球战略不断地选择,而且它的敌人也在三天两头的变。一个突尼斯的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引起的自焚,从突尼斯发展到埃及,然后到19个国家,到现在24个国家,说是群众的民主化运动,其实这种运动已经好几次了,连续出现,所有的二战之后在冷战的格局之前,这些国家都进行过选择,有的选择社会主义,像纳赛尔当年;有的选西方民主制,他们实验的结果都失败了,不是说哪个成功了,没有一个成功的。然后才出现了一方面投靠美帝,比如说穆巴拉克,一方面自己在国内专制。

    而且美国在各个国家的代表往往不是搞民主的,像沙特,那是他的铁杆盟友,那是连政党都不许成立的王权国家,这个大环境是怎么造成的?这不是说我们许不许,我们说它是什么运动。美国是每来一次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认为阿富汗问题很好解决,伊拉克问题很好解决,结果怎么样?原教旨主义泛滥,基地组织泛滥,到现在也是一个烂坑儿,几万亿美元扔进去了,根本看不到黑暗的隧道尽头,都是这样一种局面,这不是谁给它加的,都是这么一个结果。

    现在这24国之乱,最后乱的是一个什么结果?那不是一个本•拉登被打死了就能解决的问题,是格局的问题,脓疮溃烂不是脓疮出了问题,是身体出了问题。这个根源还是美国,这个旧世界体系,就是以西方为主的,以美国为头的,格局更重要,格局没变,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与八十年代改革环境非常像,不改革,死路一条

网易读书: 正好您谈到了改革举旗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我们只能看到现状,不像领导人阶层,你要从一个更长远的历史,更大的环境去考虑问题,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

     7000万、8000万党员,吸纳了广大的精英的官僚阶层,可能其中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但是可能有更多数的共产党员表现得不是那么优秀,甚至很糟糕。我在书里面不是讲李零的爸爸吗?他应该是第一代共产党人,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很震惊,就是说,确实我们现在共产党很不争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比国民党还腐败。这是他的话。他是一个老有所为的老共产党人,我之所以敢讲出来,就是想叫大家看到。

    实际上我亲身参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因为据我的阅读,包括看以前的一些资料,我知道那个时候的改革就是有一批很有理想的共产党人,老人,其实就是六十多岁,包括杜润生老先生,马洪先生,还有万里同志。那时候有一大批的有理想的老共产党员在背后支持这些年轻人提供政治思路,去推动这个改革。那么现在这个改革环境跟当时的八十年代很像,非常像,表面上不像。

    八十年代是一个形成上下共识的年代,现在好像就是上下形不成共识的年代,表面上看是这样的。实际上所提出的问题,因为八十年代要解决的是我们要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我们的经济到了破产的边缘,我们打了那么多右派,划了那么多地主,把知识分子变成了臭老九,老干部大部分被打倒。那时候需要有人出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给中国经济做出一个设计,有这个需求。今天也一样,今天只不过矛盾变了,矛盾变成什么呢?就是小平同志晚年的时候和他弟弟邓肯谈话,如果中国富起来了,那么解决两极分化比解决改革开放还困难。如果共产党改革的结果变成了一个分化、对立的社会,那么这个改革就失败了。这个问题,当时提出不尖锐,现在看来很尖锐,需要解决。在这一点上和八十年代很像。我所知道的就是中央常委最近都有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讨论怎么解决咱们群众议论最激烈的这些问题,讨论的结果,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说,改革可以缓一缓,要把解决和群众的矛盾问题,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当然意见也不一致。但是也是正在往这方面,军队术语叫遂行吧,正在往这方面遂行。

    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执政危机。你不要以为现在的日子很好。脓疮溃烂是身体出现了问题,不是脓疮出了问题。旧瓶子要装新酒,我们需要解决的,我们要喝下去的是酒,绝不是杯子,但是旧瓶子是可以装新酒的。一样,中国现在的问题,这么大的一个国家,13亿的人口,你让他走溃烂的路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执政党的合法性会进一步丧失,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了。我说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有走向溃烂解体的问题,但是面对这个危险,也会崛起一部分人,来直面这个问题,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因为我们有一部分人过得很好,整个社会就没事了。你想想维基解密。

    的确是有一部分移民出去了,但这又回到文化的老问题,只有中华民族有这个特点,汤因比研究的21个文明里面,只有中华文明是绵延不绝从没有失落,万里长城永不倒的,延续下来的。这一次我认为一样,不管是从内部吸收也好,还是从外拿来也好,凡是能解决自己问题的方法,最后都会汇集起来。中华文明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包容性,就像只有中国可以让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和平共处,没有宗教战争,也没有国教,只有它有这个传统。

    关于新民主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党内共识?我只是在和我所见过的,现在还在当政的少数的人交谈过。我没有那么广泛的基础和所有的执政者交流。我所交谈过,和我所见到过的,特别奇怪,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在这一点上,竟然达成了共识。他们都把杜老算是比较右的,把李锐算的比较右的,把杜导正算的比较右的,他们也强调新民主主义。除了朱厚泽。其实,你只是在经济上搞了,政治上没搞。左的就更不用说了。我见过的,很高的领导,非常顺的就想到这一块,挖掘自己的资源。所谓刘源叫做"查起点","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都往这想。所以,我有一定的信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我能接触到的,我谈过的,大家都往这一块想。

    成为社会共识就是更简单了。左的右的,你看《中流砥柱》也好,《真理的追求》也好,现在都关了,这是左的杂志。他们要什么?就像邓力群在台上的时候,又清污,又整顿什么自由化,他自己下去之后他要民主,要话语权。右的就更不用说了,他现在话语权很充足。现在我们党已经开明到这份上了,最左的《乌有之乡》也不关了,比较右的党内代表《炎黄春秋》也照办不误。

我们怎么相信现在的官员能代表工农?

    共产党必须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一个政党,才能够驾驭资产阶级。

    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暴政的对立面肯定是暴民,所以中国实际上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两个倾向,一个就是这一头,大家很容易看到这一头,就是这个国家举国之力,举国体制所推动的现代化,它是一个强国梦,同时也带来了本身的腐败。另一头的东西大家没看见,就是民众性的东西。

    你从"我爸是李刚"谈起,李刚的事儿是这么回事吗?真是他当时真就说"我爸是李刚"用这个来震别人吗?不是,后来也搞清楚了,他是被围追堵截下,悄悄地跟警察解释说,我伏法,我认罪。想套近乎,说"我爸也是你们系统的,我爸是李刚"。不是2010年的那个最牛的那个话,这是老百姓对官僚体制,对我们现在的这个(现状)的不满积累到这个程度。

    现在网上一水儿的仇官仇富。但是你要知道,老百姓,在汉代就有人说了,不是李世民说的,就是载舟覆舟的道理,一滴一滴的水,涓涓细流非常可爱;但是汇成洪流、巨流,从政治的、宗教的闸门打开也极其可怕。李零叫做"人民大爷"。我们现在看到弱势群体的很多苦难现象也很同情,也觉得非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不可,但是你同时也要看到,老百姓可以提出交够了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你可以发现政府也好,集体也好,永远没个够。其实老百姓的满足感也是永远没够的,也很厉害。

    现在(我们)这个楼要拆,旁边就是一个小饭馆,也就比这个房子大不了多少(一百来平),他要3000万的拆迁费,有4户住平房的人家,每平米要15万以上。深圳吃瓦片的,拆了之后很快成为亿万富翁,这都有。

    当前社会对杨佳杀6个人鼓掌欢呼,艾未未还专门为他拍片子。但是你往下一步走,你要避免中国出现黄祸,除了这支组织力量,真的找不到代替力量。我们试过,北洋军阀的时候,六法全书,2000多个政党,开党禁,开议会,墨水瓶乱飞,书本乱投,你打我我打你。最后段祺瑞上台以后发现了,凡是他独裁了,结果就行得通了;凡是他听民意了,依靠议会政治了,就完蛋了。这是咱们这种后发性国家的特性。

    资本家认为自己风险特大。五星红旗最大的一颗星,九五至尊不是一下子就完了的。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应该是比较超脱的,用李零的话说就是我是借着闲书说闲话,冷眼向洋看世界。他说政治是禁忌,信仰是禁忌,甚至连雅俗都是不能讨论的,所以这样的话题都要绕着走,但是你发现没有,他实际上绕了吗?我们和李零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么大的现实问题你能回避吗?不能回避。所以我可以讲出现一个非常分裂的状态,就是我们讲出杨善洲,一个地委书记退下来以后,创造了3亿的财富,然后自己和自己的家里头一无所有。有这样的共产党员。

    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也有像那天开会来的,像刘源那样的共产党员,非常有理想,而且真是一点儿都不腐败。你看他插队的地方白坊,就是山西山阴县白坊村,他当年在那儿插队的时候,他全身浮肿,最饿的时候吃过观音土,但是他现在就回馈,回报这个曾经插过队的地方,帮这个白坊村修建公路到基础设施,到学校,他这么干。他为什么对毛的子弟从八十年代就开始送米、送面、送油?他坚守的是一份信念。这样的人,我觉得不仅是他们,像林炎志,总书记都批评他,因为他对资本家入党的问题说了三道了四,但是就这样的人的个人品质来看是很好的,非常好的,他在吉林做副书记所表现出来的那也是有口皆碑。

    我们下一代的领导人,我觉得也有一批。因为你想想这7000万到8000万的党员里头,可以说把社会的精英层囊括已尽了,最根本的由谁来举旗,由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比如普京就是在俄罗斯极没出路的情况下,叶利钦没办法,选择了他,他豁免了叶利钦,就是我上台之后,不管下面有什么样的议论,到一定的时候我一刀切,你的问题不受追究了。但是他真用了共产党的方法,四大方法,解决了当时俄罗斯所碰到的问题,我这个书里面也有,还是形势比人强。到那个时候我觉得肯定会有,这个旗肯定不是我们能够举起来的,是会有人很高的举起来,就是老翁(翁永曦)说的,用很高的政治智慧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大家现在所关心的问题。

回避不是办法,用什么史观怎样呈现真实的历史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是讲中国当代史问题的,中国的文化历史,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大字眼,大字眼是不能用很短的东西来回答的。

    王小强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超历史。马克思主义具体设计的很多东西都失败了,但是他这种分析问题和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历史现状的认识,这种方法论仍然是有效的,只不过大环境是不一样。今天这个世界的大问题还是欧美的问题,西方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也是需要有人来表示自己的反对和批判的。如果他们的问题发展的结果得到了进一步的解决,我们的问题也可以得解决。

     中美现在联系得多紧啊,我们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买了它12000亿的国债,我们的货币兑换率已经从8.63变成现在的6.5,我们相对于美元已经升值了23%了。这里面等于它又白白拿走了1000多亿。锦涛同志一次去,光纸面上的签约450亿美元。实际上在奥巴马的老家还有150亿。在经济上我们的联系太紧密了。我们是它(美国)的环境污染型、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它真离不开这样的世界工厂,但是它还要制裁你,它现在对我们到期的债务毁约,收利息税。这都表现出双方的博弈。它只有百分之十一点几的实体经济,这样一个国家,它要过下去,它要依靠投机赌博虚拟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它的问题成堆,美国人很愁,它的问题也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也要解决,而它的问题解决是一个大前提,我们的问题解决是它的问题管我们的问题。

    我们好像又回到了解放前,我们要推翻三座大山,第一是帝国主义,第二是官僚主义,第三是资本主义。因为这三个东西都存在在今天的社会下,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没有推翻。这是我们的美好愿望。杜老说,你不要想你要干什么,你能干什么,你要怎么干,而是你能怎么干。今天我们仍然是在这个过程中来回摸路。

    历史被遮蔽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要一个一个地具体解释。比如说李零,你们说普世价值观,他有对普世价值观全面系统的分析,针对性极强。他在讲《剑桥战争史》、富勒的书和《西洋世界军事史》时,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制度,到文艺复兴,到后来的美国,然后又回过头来讲,真正西方现在的民主,虽然来自于文艺复兴,但是真正的起点不是。你看13世纪有一个英国大宪章,它是怎么出来的?虽然在基督教的领导下,上帝唯一性的情况下,真正的民主是出现于中世纪。他给你一个非常客观的描述,告诉你,你学不了在哪儿。

     恐怖主义,古代的恐怖主义,中国的六大刺客,从专诸、曹刿一直讲到现在的恐怖主义,讲出了恐怖主义的根源是弱势兵法,是富人和穷人的命不等值。只要这个环境不消失它就会存在。

    他讲的《动物农场》,为什么苏联是于连式的悲剧,反专制得专制,要民主得专制;批判了阿伦特,它是怎么来的。他讲革命,革命不是想出来的,是逼出来的;他讲战争,整个人类战争和普世价值有不解之缘,战争和民主有不解之缘,战争和革命有不解之缘。他把一个一个的东西给你弄清楚,摆事实、讲道理,讲掏心窝子的话,他不给结论,结论让你们自己来做出。所以他讲中国的大一统是怎么形成的,独立的自然环境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大一统,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政治,为什么最早消灭贵族传统,为什么没有唯一宗教。这一个个讲的都是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我们把这些文化历史观积累起来,一个一个破题过坎,最后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历史观。而这种新的文化历史观的源泉实际上是包括了人类所有的文化的好的传统,但是是以马列主义为基础的。你可以看他这个,虽然他讲马列主义并不多,甚至还有批判的东西。我给他总结为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

    俄罗斯最近出版了苏联史,一百多万字,是普京的一个秘书班子主持的,完全是对苏联的历史进行了颠覆。包括也不提十月革命了,变成十月政变。这些东西只要那么一扫,对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可以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是什么?奥威尔的两本书《动物农场》和《1984》,奥威尔是左派,他反对专制,但是被美国非常好的改成了电影。极能说服人,美轮美奂,人见人爱。但是这里面有对奥威尔的背叛和颠覆。好莱坞改成只反共产主义极权,去掉了奥威尔反对资本专制的那块内容。他实际上就是又给我们讲一遍美国梦,这个我们也知道。但是现在不遮蔽那个事实,贩卖黑奴,杀印第安人。但是他会讲这是历史的成本,一个必须付出的代价。

    普京的那个历史,不管让你看得多么真,有一点是假的。"大清洗",最低的说法是斯大林杀了3700万人,最高的说上亿,对于一个只有1亿多人的民族来说,我把所有的资料都算过了,最高的数字只能算出300万人死于大清洗,再算不出来了。这里头有对事实的颠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历史不可逆就在这一点。

    我讲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邓子恢反对这么快搞合作化,然后陈伯达猛烈攻击他,说邓子恢犯的错误是小的,他背后有一个人是摇羽毛扇的,这个人叫杜润生。毛主席说,这个人我接触过几次,在土改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思想方式,他的考虑问题的角度都不像你们所说的是那么坏的一个人,我要跟他单独谈谈。当时已经决定把他流放到海南,海南那时候也不是省,是一个行政区。结果毛主席和他谈得很愉快,在这么愉快的情况下,主席请他吃饭。吃着饭,谈笑风生中主席突然严肃起来了,说,如果中国出现了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论,你站在哪一边?杜一下子就蒙了,他想说实话,但是一下子又不好说。他要考虑主席的反应,主席一下就笑了,说,你不用说了,您肯定是站在布哈林那边。布哈林有什么错,他要坚持工农之间加强商品交换,慢慢富裕起来。但是时间能等人吗?斯大林要重工业化,是为了保卫祖国,重工业化就要集体化,要集体化谁反对他就对谁抗肃反扩大化。但是他打赢了二次大战,这个东西能不考虑吗?你怎么选择。所以很多东西必须把它还原到历史当时的环境下去看待它。

    我们有很多东西是不干净的,甚至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东西太多了。包括党内斗争,包括解放前富田事件到AB团都是血淋淋的事。当我们走过那一段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对我们的下一代总结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比如我跟我孩子,他最近写了一个阿富汗问题,写了一个怎么看朝鲜,关于东南亚安全的阀门,写了一个四渡赤水是怎么形成的,驳斥夏宇立《四渡赤水评价考》。过去把长征当成长征组歌这么唱肯定是遮蔽历史的,现在还原历史,你也不能说四方面军就比中央红军强,西路军的问题完全是毛的问题。历史还原成真实的时候,反而能理解和明白。

     历史遮蔽没有关系,现在遮蔽不等于永远能够遮蔽。但是我也不同意苏联的解密档案公布了,美国那边也公布了,我们去读这些公布的档案,我们去读苏联和美国公布的秘档,然后就可以把历史解释清楚,还有一个历史观的问题。比如我和杨奎松和沈志华,我和沈是几十年的铁哥们,前两天他们打电话说我们要好好深聊一次。

    我就跟他说,志华,你说朝鲜战争,毛更多的是基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不同意。为了朝鲜战争,大家都责备我们失去了台湾,实际上当时是没有选择的。斯大林要考验你,你是不是铁托?我们去打朝鲜战争。我们得了苏联156个项目,我们为此得到了建设工业的基础,不是意识形态的考虑,是大环境对比的结果,我觉得在当时情况下是最佳选择,也不是毛想当国际共运的头。杨奎松关心北伐、农村包围城市、土改的问题,这个也不是想出来的,是逼出来的。就是用土地问题吸引几千万农民,打倒了国民党,这个也是当时逼出来的。第一个提出并变成系统理论的毛泽东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也没有什么可争的。

    杨天石出了一个依靠蒋介石的日记重写的蒋介石迷倒了一批人,陶涵写的《蒋介石传》又把好多人弄晕了。你把它都还原了,也代替不了国民党的腐败,它会完蛋,这是最根本的。共产党要胜利,它要完蛋,所以我们不怕他要还原。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现在都是倒着读,要解决这个倒着读的问题,只有用真实。

“混沌”凿破了,争论的时代即将到来

    有人说,改革开放30年只做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没变,改出来一个权贵资本主义或者是官僚资本主义。我觉得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失误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改革开放30年,明明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允许国外的帝国主义的资本、国内的资本,都要给他们腾出很大的发展空间,包括民间的资本,或者叫民族资本。但是我们用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最根本的事实遮蔽了。

    我书里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究竟和你的有什么不同。不同太多了,可以讲得非常清楚,还有什么同的地方?几乎谁都讲不出来。其实你要讲同的东西就是一个东西,就是共产党领导,他要代表工人、农民团结其他的阶层。李零是在1977年,当时他就用权贵的、官僚的来形容这种社会主义,但1977年是什么时候?是根本没有看见这个实践结果,因为目光都看着苏联,苏联哪走到中国这么远。但是都有人用权贵的、官僚的说。这种社会主义的问题不说彻底暴露,也是暴露无遗了,他当时用的是这种语言。由于我们当时不敢讲,不讲清楚,遮蔽了它,回避了它,所以形成了后面的史实,是一点不奇怪的,是必然的。今天我们是不能再回避了。用我们的话就是,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允许争论我觉得这些问题我们都能说清楚。

    改革30年就搞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也有。但是用权贵资本主义来界定社会性质是错误的。权贵能成为主义吗?它有能力成为主义吗?权贵打的是什么牌子?这很明显,它本身成不了主义,它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它要借人家的牌子吃饭。

     我们现在是搞了一个"混沌",这个"混沌"一定要弄破。不争论的时代就在这个意义上到来,就是把这个道讲清楚。虽然实践很困难,但是理论可能先行、先试。理论上试错,可以避免实践上试错。现在很多党内干部采取回避的状态,你问他一个直接的问题,他会跟你绕360度的弯或者是更大的弯来给你说得非常冠冕堂皇。不但文化历史观不好,学风也非常差。共产党特别会做群众说服工作的这个传统丢了。马克思、列宁包括毛泽东在修辞上都是非常精彩的。《共产党宣言》写的多好。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他们的讲话都是非常精彩的。

    你要问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底气。全国人民都形成共识,除了个别的少数人之外,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应该全面否定,我们都这么讲,大多数人也接受。但是文革再错误,也有一个问题,也是毛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发动群众来搞这么一场文化革命,资本主义的复辟是完全有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党,就会走向腐败。这个问题到今天都没有完整的回答。文革可以全面否定,四人帮可以抓起来,大家都是好东西,一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其他的都忘了。其实大多数被整死的知识分子都是知识分子整死的,文革更不是四个人的一台戏,更不是毛主席自己的一台戏。刚开始全国人民都认为是盛大节日,反官僚主义的劲头大极了。所以这些问题都不能从一个面上看,一定要调换立场这个问题才能够讲清楚。

    现在的官员就是会背书,而且用特别空洞的词语。在电视台里面一碰到什么问题就用特别空洞的词语,没有什么具体内涵。官员讲话的影响力和群众的沟通上有问题。我说毛泽东他们有底气、有判断。是因为大家现在都很喜欢把毛表述成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的出发都是为民族主义考虑的。

    实际上,毛是一个很大的国际主义者。他观察问题的角度从来都是从世界的大格局考虑的,不管是打金门也好,还是接待赫鲁晓夫来访,还是为改革开放奠定基础的把尼克松和基辛格请来也好。如果没有他这个动作,对谁改革?对谁开放?你也不要嘲笑今天的朝鲜、越南,因为他得是在大环境和小环境中不断运筹帷幄,最后作出选择。我们今天官僚的"假大空"是因为没底气,没底气是因为没有真信仰,没有真信仰是他对中国是什么?中国要什么?中国舍什么?他们不清楚。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官员)也成了弱势群体。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权力,权力会带来腐败,腐败的结果很可能被群众给揭发出来。所以他觉得他弱势是因为即使是党内监督还有空子可钻,不定什么时候老百姓就能把他纠出来,尤其是在信息时代,网络社会下。所以他也觉得自己软了、虚了,这是他们的原因。七大结束的时候,毛主席发表的是愚公移山,你看语言多简单,最后的结束语多简单。那么简单的语言却能把整个民族调动起来,非常形象。

    这个世界上不在于我们想要干什么,只在于我们只能干什么;不在于我们想要怎么干,而在于只能这么干。我的总结只能说两面的东西,我老是一个"两面派"。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在实践中已经碰到了,人类有很多病都是这样的,不能根治。连脚气、牛皮癣我们都不能根治,更不用说癌症了。人们是会这样选择的,西医不成我就看中医,中医不成我就看巫医,人就在这三者之间转。对于社会问题也是这样,正因为资本主义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差一点毁灭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选择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之后跌入一个低潮。中国有很多人要找回传统,要搞儒教的也有,要搞儒家社会主义的也有。而且还尽是左派,这是走到了传统的极端,也在转磨。

    而战争的规律,是没有规则就是最根本的规则。社会发展没有一个包治百病,一劳永逸的药方。但是每一个时期有每一个时期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刚才我们已经都讨论过了,我觉得就是两条。一就是承认中国一定要由共产党领导,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同意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解决我们的现代化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要在政治上回到新民主主义去,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起点,同样在这个起点上重新摸石头过河来解决我们现在自身遇到的这些最大的矛盾,也是有希望,有办法的。因为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我们和西方国家不一样。我们现在有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实体经济,有最雄厚的资本,但是我们还有70%的穷人。这70%的穷人是个困难,但是它也给我们提供了最广阔的战略纵深,和下一步改革的绝大空间。共产党要重新争取这70%的穷人,或者是弱势群体的支持。

    我们这一辈的改革者有多少人还再继续坚持理想,有多少人背叛理想?邓力群写了一本书叫《十二个春秋》。他分析了我们一拨人,他说的跟你说的是一样的,他说最后这些人都分化了。我同意这个结论,但是我觉得八十年代的改革者大多数虽然被边缘化了,多数被边缘化了,少数还是在舞台的中央,不管是在从政还是在学术研究、经商。像冯仑那样的也成了几百万亿的富翁了,原来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人。但是他们对中国问题关怀的初衷,多数人都还是有的。和那时候的幼稚相比,那时候我们就三句话,中国改革要干什么?就三句话:引进市场机制,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制社会。

    现在就不是三句话了,现在丰富多了,了解世界的情况,眼界开阔多了。所以我们虽然老了,但是还在不断地进步,还可以提出新问题。我觉得年轻一代不管是80后,90后,在中国遇到大地震,遇到大的自然灾害面前,都表现出来的还是希望的,还是有中国文化底蕴的表现。所以我不敢说是乐观,对这种社会现象我还是比较达观的。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7-03 15:45:35 +0800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上海租界/ 华东师大罗岗教授发来他本人关于上海租界的文章,信息量很大,发给各位朋友参考

再生与毁灭之地

——上海的殖民经验与空间生产

The Place of Birth and Death: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and the Space Production in Shanghai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中文系教授 文学博士 罗岗
 

    [中文摘要] 本文针对都市研究中的“上海热”现象,指出上海开埠以来的“殖民经验”被有意无意地改写、忽略和遗忘。并且结合上海早期历史,较深入地分析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如何在空间扩张的意义上,再生产出一个符合资本发展的环境。

    Concerning the ‘Shanghai Fever’ in urban studie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in Shanghai has been forgotten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Shanghai, provides an analysis how capitalism and colonialism carried out the space production in Shanghai.

    [关键词] 上海,租界,殖民主义 暴力 殖民经验 空间生产

    *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多位上海市研究专家的著述,如熊月之先生、李天纲先生、郑祖安先生和卢汉超先生等,不能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文章的观点都由我负责。

    空间里弥散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亨利?列斐伏尔

    一

    姚公鹤在《上海闲话》(1917)中曾经感叹道:“上海兵事凡经三次:第一次道光时英人之役,为上海开埠之造因;第二次咸丰初刘丽川之役,为华界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第三次咸丰末太平军之役,为江浙及长江一带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经一次兵事,则租界繁荣一次。……租界一隅,平时为大商埠,乱时为极乐园。昔《洛阳名园记序》称天下盛衰视洛阳,洛阳之盛衰视名园之兴废,吾于上海则亦曰:天下之治乱视上海,上海之治乱视租界,盖世变系焉”。 他的感叹虽然不脱“治乱、盛衰、兴废”的老套,却也相当显豁地把上海“繁荣”的历史带入到绵延不绝的“暴力”语境之中。更重要的是,构成这一语境的不仅是一场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兵事”,而且在这个语境中,与频繁“兵事”相呼应的,那种让姚公鹤感叹不已的,似乎有悖常理的上海发展“规律”,其实和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暴力系统密切相关。

     很显然,所谓“日益全球化的暴力系统”指的就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作为两者的结合形态以暴力形式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形态,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历史不再是两个毫无关联的时间过程,而是彼此交织成一个共同的空间场域。正如爱德华?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历史经验首先是一种不同历史互为依存,不同领域相互交叠的现象,其次是一种要求作出思想和政治选择的现象。例如,如果把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或越南的历史,加勒比海、非洲或印度和英国历史分开来研究而不是摆在一起看,那么支配和被支配的经验就会被人为地、错误地拆开”。 同样,离开了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扩张,就无法理解上海开埠以后的历史,特别是隐含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支配和被支配的经验”。而安东尼?金则更进一步指出,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历史与现状的讨论中,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经验常常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实际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1500—1950之间都被欧洲列强所殖民,这些殖民城市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才获得独立。因此他建议,如果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些城市的状况,就必须把这些城市的“殖民城市”阶段和“全球或世界城市”阶段联系起来考察与研究。 但是,在目前颇为流行的历史叙述中,上海的“殖民经验”还是被有意无意地改写、涂抹、忽略甚至遗忘。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近些年来“张爱玲热”与“上海热”互为表里,相互生产,可是却少有人论及张爱玲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殖民经验。即使有论者提到张爱玲与殖民城市的关系,也没有仔细区分张爱玲是如何利用上海和香港作为不同的殖民地类型,在作品中建构起互相“张看”的视点,更无法顾及从“租界”到“沦陷区”,上海殖民管治方式的变化又会怎样激发起张爱玲以“文学”穿透“历史”的想象力。从一个更大的方面来看,渐成显学的“张爱玲研究”对“殖民经验”的“盲视”,只不过是当今历史叙述中“殖民主义健忘症”的一个小小的表征罢了!

    1,姚公鹤:《上海闲话》页6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参见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书“导论”部分的相关论述,蔡源林译,台北,立绪文化事业公司,2001年。
    3,参见Anthony King , Urb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orld-economy :Cultural and Spatial Foundations of the World Urban System, London : Routledge, 1990.

    当然,在这里重新强调上海历史和“殖民主义”的内在关联,并非把“殖民主义”视为一个空洞化、同质性的术语,试图以此来锁闭历史的叙述。一方面,上海在开埠之前已经成为了“海外百货俱集”的“东南都会”了,它之所以在“五口通商”之后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来业已形成的经济、贸易和交通网络的支持。把上海发展的历史神话般描述为从“江浜小渔村” 如何一跃而成为“国际大都市”,不仅在微观的层次上重弹“冲击—回应” 的老调,强化了中国 “没有历史”,迫切需要充满活力的西方“拯救”的想象,而且还隐含着另一层险恶的意识形态效果:借“发展主义”的神话将“殖民主义”匿名化、合法化了。另一方面,作为历史过程的殖民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整齐统一的规划,它并没有某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往往根据不同殖民地的特殊情形生产出新的管治方法、手段和技术,甚至派生出似乎与传统殖民地颇有出入的新统治模式,充分地显示出了殖民治理权力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譬如,研究19世纪殖民主义的历史一般都把眼光集中在非洲、印度和加勒比海地区,对南北美洲却往往视而不见,因为在美洲拉开19世纪序幕的不是殖民主义而是独立运动,即早在16世纪帝国主义的第一次浪潮中建立起来的“帝国”的解体。然而继续深究这一蔓延美洲的独立运动,不难发现潜藏其后的是一种 “非领土性”的“殖民主义”新形式,它的动力来自于英、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新战略。西班牙属美洲国家的最终得以独立,依靠的是英国和法国军队在关键时刻的支持。这些国家的“独立”恰好意味著为英、法帝国主义的资本、商品和技术在美洲找到了市场、原料和金融伙伴。于是,从殖民扩张的全球战略来看,帝国主义既在非洲进行疯狂的殖民掠夺,同时又在美洲竭力促成独立运动,两种殖民方式都完满地服务于帝国主义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张的根本利益。

    二

    基于一种对“殖民主义”较为复杂的理解,上海的“殖民经验”不能像过去那样用诸如“帝国主义侵略”之类的套话轻易打发掉。相反,应该充分注意到“殖民主义”是如何在上海“在地化”的,也即“租界”——上海所谓“租界”其实指的是“居留地”。它的英文表述为“SETTLEMENT”,从其动词SETTLE(安顿、居留之意)而来,因此,这个词更准确的中文表述应该是“居留地”,意为该地区内允许外侨私人租地居留,租地的手续是由各地侨商直接向中国当地的原业主商租。它与“租界”(CONCESSION)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中国政府将一个地区内所有的土地整个租给外国政府,再由外国政府将该地段分租给该国侨商。例如汉口、天津的租界。 虽然习惯上还是把两者统一称为“租界”,但租地方式的差异并非不重要,上海殖民地在空间扩张上之所以比汉口、天津来得便捷、容易和迅猛,与此密切相关。——作为一种相当特殊的“殖民地”形式,是如何“镶嵌”进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脉络中,继而采用何种策略规划、改造和重建了原有的社会脉络?同时,原有社会又是采用怎样的方式来回应、排拒和抵抗这种殖民改造的?具体而言,“租界”对土地的直接诉求,凸现了殖民主义侵略性的特质——对空间的掠夺、占有和改造。因此,“租界”和原有社会之间的冲突和重组都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空间面向的争夺上。

    4,根据当时的国际法,“租界”(Concession)指订立永远租约,将整个整个地段租与一租赁国。再由该国转分租给侨民居住,该国向中国政府纳总税,而外侨又向领事署纳税。地契由该国领事发给并登记。界内也由该国管理,常以该国领事为该地行政长官;“居留地”(Settlement)则为双方订约,规定在通商口岸划定界限,在该界限内容许订约国人民租地居住。外侨租地是直接向华人原业主商议,商议成功以后,可以请求中国地方官发给契据。外侨直接向中国政府纳税,而非向外国领事馆纳税。参见陈三井:《上海法租界之设定及其反响》,载陈三井:《近代中国变局下的上海》页3-27,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

    但以往人们常常是在诸如“现代”与“传统”碰撞之类的“时间”框架内解释这种“空间”冲突,进而赋予“现代”以某种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将时间凌驾于空间之上的论述,不仅正当化了透过缺乏空间感的直线进化论来观察世界的做法,而且运用“以时间消灭空间”(annihilation of space by time)的策略进一步抹去了原有社会的主体性,强调“殖民主义”即使作为一种“恶”的力量,也具有将“传统”带入“现代”的莫大功劳。例如,在描述上海进入“现代”的状况时,很多研究者都愿意引用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一段经典论述:“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至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并且以这一经典论述为出发点,在不同的历史叙述框架中——如“革命史观”或“现代化史观”——把“上海”理解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或“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关节点”。在具体的历史论述中,两种史观或许时有冲突,但就最终的结论而言,它们都认定由于“上海”的出现,中国似乎摆脱了“没有历史”的状态而进入到“世界历史”之中。

    尽管马克思在道义上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但他把中国比喻为“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而把帝国的入侵想象成“新鲜空气”,还是不经意间流露出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他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欧洲“现代化”论者。而正是出于对“现代化”(“革命”也是“现代化”的另一种形态)的迷信,使得“时间”取代了“空间”成为现代历史叙述中毋庸置疑的前提。不过,近年来这一前提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约翰尼斯?费边在《时间与非我》一书中,就从“人类学如何构建其对象”的角度对这种时间观和历史观提出了挑战。他指出,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时间的进化论式的构想上,这种对时间的构想把“非我”(也即“非西方”)事先放在历史长河的“原始”那一端,以确立现代“我类”(也即“西方”)这一端文明之优越。这就是所谓“时间的空间化”,把那些距离“西方”(“我类”)较为遥远的“非西方”(非我)社会,认定为在文化、心智和社会组织上都处于较为原始的阶段,它们需要欧洲文明的帮助,才有可能进步到更为“现代”的阶段。正如费边所言,“在西方思想中,‘原始’本质上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范畴,而不是一个思考的对象”。体现在现代民族志中,即“西方”人类学家习惯性地把“非西方”对象排斥在现时的历史时刻之外。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共时性”的空间脱节,使得“非西方”的现实只有在被看作是“西方”的过去,才获得理解的可能和存在的意义。

    用“时间的空间化”来否认“非西方”与“西方”之间空间的“共时性”联系,不仅正面阻止了西方人类学对其自身学术政治和知识历史的质疑,而且相当巧妙在社会理论的层面把“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历史性联系,由“空间的掠夺”转化为“时间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合法化了“西方”对“非西方”的殖民侵略。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讨论“现代殖民理论”时就指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作为“资本的献媚者”在宗主国有意把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说成是同一的”,而在殖民地,他则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资本的利益,“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 一旦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解释为原始的、落后的和不能独立发展的,而与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的和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立,它就必须通过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劳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从功能上建立起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而殖民地的“发展”就被定义为一个消灭和改造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过程。譬如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它历史意义在很长时间里就是被这样的 “发展”所定位的,正如斯皮瓦克指出的:“印度卷入到殖民主义中来,这通常被界定为从半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奴役的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按照生产方式的宏伟叙事来定义的,而且通过令人不安的暗示,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一叙事中定义的。与此同时,这一变化还被视为被殖民者获得政治意义的开端。殖民主体是从一批本土精英那里浮现出来的,他们通常被松散地描述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5,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页2-3,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6,参见约翰尼斯?费边(Johannes Fabian)在《时间与非我:人类学如何构建其对象》(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83.)一书中的相关论述。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83。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论述则着眼于资本主义如何在殖民地创造出自己的历史条件,他虽然把殖民主义当作一种必要的“罪恶”,认为它野蛮却有效地把“非西方”带入到由西方规划的“现代”历史过程之中,但对政治经济学家“向资本献媚”的批评也显示出马克思对西方理论生产与殖民扩张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刻把握。从而突破了“时间”的限制,描绘出“资本主义”强烈的“空间”欲望:“一方面资本必须竭力打破每个空间障碍去交往,也就是说去交换,为开拓市场而征服全球;同时另一方面,资本又必须努力消除这个带时间性的空间,也就是说要把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所耗费的运动时间最小化……这就出现了资本的世界性倾向,这使之与以前任何时期的生产区别开来”。

    三

    在批判殖民主义的视野中强调“资本”的“空间”面向,不仅质疑了建立在单一时间观上的“进步”神话,而且揭示出由于“资本”的“空间”需求日益膨胀,使得“资本主义”天然地具有了侵略性。借助于不断地侵入新的地域并且重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空间关系,“资本”获得了愈来愈大的周转、腾挪和移动的市场。就像亨利?列斐伏尔敏锐观察到的,资本的空间关系和全球空间经济的建构与再建构,是使资本主义能够存活到20世纪的主要手段。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不再是古典意义上自然化的、非历史的和不带感情色彩的无限“空间”,在这种空间中的物质活动相互独立,也不依赖于空间本身;而是被纳入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空间”,“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被纳入到生产力与产物之中”,这个空间既是“具体”的,“我们可以见到公路、机场和资讯的网络散布在空间中”;又是“抽象”的,它“有赖于银行、商业和主要生产中心所构成的巨大网络”。在这样空间里,“积累的摇篮、富裕的地方、历史的主体、历史性空间的中心——换句话说,就是城市——急速地扩张了”。

    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页834,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8,G. P. Spivak , In Other World: Essay in Cultural Politics, P.197,New York: Routledge,1988.
    9,K.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539-540, Trans. M. Nicolaus. New York: Random House,1973年。也可参见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一文中的有关论述,特别是第二节“空间与时间的历史地理学的唯物论观点”和第三节“资本主义时代的空间与时间的历史地理学”,王志弘译,载《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包亚明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的特征就体现在“空间的生产”上,它不断地创造“空间”的“中心”,同时也生产出依附于此中心的“边缘”。如果把“空间的生产”放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工业化、城市化和殖民化三者处于同一个历史过程之中。资本主义不仅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同时也在殖民地内部重组了“中心”和“边缘”的空间关系。所谓“全球空间经济”就是在这个殖民霸权体系中历史地形成的,它由近三百年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共同缔造,其结构特征是支配性中心与其边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关系,构造出这一关系的是中心的资本化积累以及作为结果的在边缘与中心之间的劳动分工。尽管资本积累的方式灵活多变,然而并没有改变全球劳动分工的性质,那就是中心的资本不断寻找新的生产和剥削方式,而边缘则回应中心的需要,不断地提供原材料、劳动力和消费市场。这种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它不仅在宏观层面重新定义了全球时空的意义,而且在微观层面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推广到每一个殖民地的内部。因此,殖民城市的崛起,其根本动力自然来源于“西方中心”对于“非西方边缘”的需求(往往以侵略、征服和支配的暴力形式),但在内部的空间关系上,它的“城市化”过程也离不开再次复制“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差异(常常要付出战乱、牺牲和流血的惨重代价)。

    正如大卫?哈维所言,资本主义需要“改造”殖民地的“空间”意义,以便根据新的意义来容纳和组织社会再生产的新物质实践。 这个“改造”空间的过程集中体现在对空间“中心”——也即殖民城市——的“构造”上,一方面,建立一个“中心”意味着将“异质”的因素强行锲入殖民地原有社会架构的时空中,譬如19世纪晚期将埃及带入到欧洲资本主义体制的计划,其核心是重新规划开罗城,把原有的空间加以理性化:整顿交通、拓展道路、管理环境、维护治安、打扫卫生……一切将城市“光明化”、“技术化”和“公共化”的措施,都是为了使之适应工业组织规则的管制体系,成为殖民地的“工业化”中心;另一方面,作为“中心”的殖民城市的兴起,并非简单地依赖于宗主国的资本“输血”,相反,它复制了类似于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空间关系,为自己的发展制造出依附于“中心”的广阔“边缘”,以“边缘”地区的资金、原料、劳动力和市场来滋养殖民城市的繁荣。同时,殖民城市的兴起进一步改写了原有社会架构的空间性质,由于“中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它对“边缘”的决定作用使得“边缘”的“非(或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被纳入到“中心”的生产体制乃至全球经济体制之中。这一历史过程不可能那么轻易完成的,其间必然充满了冲突、紧张和痛苦。伴随着宗主国强加的秩序,时常是来自殖民地本土激烈的反抗。所以英国人1882年占领埃及,从1882年到1922年四十年间,曾六十六次宣布撤军,但都未能兑现。

    10,参见亨利?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在《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一文中的相关论述,王志弘译,载《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页47-58。
    11,大卫?哈维:《时空之地——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页377。

    四

    与开罗、孟买这些典型的殖民城市相比,上海似乎并不那么“典型”。因为没有一个中心殖民政府在上海健全了各种殖民机制和统治结构。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殖民地”,上海始终处于中国政府和西方列强以及西方列强内部之间的诸多矛盾、冲突和利益关系之中,遭受了多层面的殖民统治,形成了多样性的殖民经验。但是,这种特殊的殖民形式并没有改变上海在整个殖民空间体系中的位置,上海殖民空间的生产依然复制了既定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克利福德在一本研究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的西方人的著作中明确地指出,华人在公共租界中交付55%的税金,但却无权使用那里现代设备最完善的医院,对租界的行政管理也毫无发言权利。上海租界因而就像是中国肌肤上的寄生虫,只取不予,把从中国搜刮的财富点滴不漏地运去滋养伦敦、东京、纽约和巴黎的繁华。 。他在论述中把“上海”比喻成“寄生虫”,当然带有很大的道德义愤,不过却非常鲜明地把“上海”与“西方”和“内地”的结构性关系表达出来。这种结构性关系决定了上海处于一种“半边缘”的位置,所谓“半边缘” 指的是“相对‘中心’而言是边缘,但它又是某一边缘地区的‘中心’……那些与‘中心’交往密度高、时间长的地区发展成为‘半边缘’地带”。

     值得注意的是,在学术性表述中,“中心”和“边缘”往往成为对“世界市场”不同位置的“客观”描述,或多或少地淡化或省略了两者之间的“支配性关系”。而“半边缘”概念的提出,则把“中心”和“边缘”的不平等关系在理论上固定下来了,“‘半边缘’市场体系的存在,可以使资本主义列强在世界市场的活动中大大降低它的交易成本,达到它在世界范围内谋取利润最大化的目的。确立‘半边缘’市场是列强实现‘中心—边缘’世界体系的重要战略”。为了建立和维护上海“半边缘”的状态,列强一方面“建设”必需的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则遏制“半边缘”向“中心”或“亚中心”发展。 应该说,当时人们对上海的这一特殊位置已经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姚公鹤就曾指出:“上海实业之发达,较之外国虽不能望其项背,而较之内地,则确胜一筹也”,但是“其所以养成此巨大势力者,并非恃乎国内成货之工人,而则恃乎外国舶来之货品”。 而到了30年代,《申报》上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的揭示,则从一般“贸易”的层次上升到“金融”的层次:“国际贸易留下的佣金为数不及百分之五。……金钱外溢的数目越大,则上海各所得亦较多,然而内地则益贫。……上海是口,汉口是喉,香港、天津是两个鼻孔,一呼一吸已在外国人掌握之中,虽有耳目手足头脑身体,生死之权却操之外国。”文章中还附有两张中国金钱外溢表,上海远远超过天津和香港,是中国最大的金钱外流口。

    由此可见,就世界市场的结构性位置而言,上海与其它殖民城市一样处于“殖民化”空间的“关节点”上。但在这里并非简单地强调殖民主义的普遍性,而且也确实很难完全用现成的殖民或后殖民理论来解释上海特殊的历史情景。但这并不意味叙述历史的时候可以从现实和话语上抹去“殖民”的痕迹。不少论者甚至欣喜于上海殖民统治造成了三个分立的管制系统,使得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无法全面执行与贯彻。从而为上海的社会和文化具备某种相对性和灵活性提供了条件。但这不是“文明”的殖民统治有意造成的“效果”,而是由不同管制系统之间的“缝隙”所带来“空间”。借用孙中山先生的著名说法,这种“次殖民地”的状况可能比“殖民地”还更恶劣。如果说西方列强对正式的殖民地拥有全面“领导”的权力,因此至少在“名义”上需要为殖民地“负责”,可是上海并不为某个西方列强所独占,“责任”的缺乏加上列强之间的恶性竞争往往导致变本加厉的盘剥。

    12,参见克利福德(Nicholas Clifford)在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 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帝国的宠儿:20年代在上海的西方人和中国革命》)一书中的相关论述, Middlebury, Vt.: Middlebury College Press,1995。在公共租界内,洋人所付的税每年不过80万两,而华人却付了125万两。而法租界以1895年的房屋税为例,洋人房屋税的总数为6.5万两,华人房屋税却高达40.5万两。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洋人和华人所负担的税率不同,华人所住房屋,工部局估值租银,要求每白100两捐10两,洋人则是每100两捐8两。参见陈三井:《上海租界华人的参政运动》,载载陈三井:《近代中国变局下的上海》页29-65
    13,樊卫国:《激活与生长:上海现代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1870—1941)》页4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4,樊卫国:《激活与生长:上海现代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1870—1941)》页43。
    15,姚公鹤:《上海闲话》页43。
    16,尤怀皋:《敬告全国中大学生实行教育救国之四》,《申报》,1932年12月25日。

    另一方面,从殖民者的角度看来,由于无法独占上海,在殖民空间的生产上就会面临比一般殖民地更大的困难,特别是如何行之有效地处理“殖民地中心”与“非殖民地边缘”的关系:既要促使“边缘”的资源有效地滋养和培育“中心”,又要确保“中心”对“边缘”的支配和主宰,是对“殖民管治”的一种新的挑战。上海开埠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资本主义“殖民”手段的策略性和灵活性,与城市繁荣密切相关的空间拓展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列强的入侵”或“西方的冲击”,而是需要更进一步的追问,西方殖民主义是如何“在地化”的?也即殖民势力通过何种途径参与了中国社会结构的重构?并且在重构过程中以怎样的手段将中国社会固有的资源转化了资本发展的动力?同时又如何规定了中国社会利用和借助西方资本的渠道,使得某些符合资本逻辑的部分获得了生长的空间,而把更多和资本相抵触的部分压制、排斥在外?

    本文开头引用姚公鹤的说法,认为 “上海繁荣”与三次“兵事”密切相关。

    正是为了突现了殖民主义“在地化”的过程。“第一次道光时英人之役,为上海开埠之造因”,在一般的历史描述中,都把“开埠”和“租界”等同起来,其实在《南京条约》中仅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并没有提到“租界”或“居留地”的问题,而《虎门条约》则要求中华管事官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也没有要求一定要划出外国人专用的“居留地”。 依照当时的情形,完全可以让外国商人进入旧城区,任其租房卖地,和中国居民混合居住;甚至也可以在城外划出空地供外商居住,但也不排斥华人进入。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划,就不可能出现“租界”这种“国中之国”了。

    历史当然不是靠“假设”来决定的。1845年11月29日(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苏松太道台宫慕久用告示形式,公布了他与英国领事巴富尔商定的《上海土地章程》。告示本无标题,英国领事在向本国政府上报时将其称为 Land Regulations,日后被称为“土地章程”、“地皮章程”、“地产章程”或“上海土地章程”。《上海土地章程》虽没有出现“租界”的字眼,但对“租界”地位和发展方向的确立却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章程清楚地规定了英国租借地的分界线:北起北京路,南至洋泾浜,东起黄浦江,西边没有规定,一共占地将近180英亩。正如标题显示出来的,这个章程涉及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表面上看,之所以如此迫切地议定土地问题,是因为中英两国依据条约需要为外国商人尽早安排一块“居留地”,而更为关键的是,殖民地的土地是否具备“空间”的生产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规模和前景。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研究,“土地要成为殖民的要素,不仅必须是未耕种,而且必须是能够变为私人财产的公共财产”,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的生产资料,而又不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做。这就是殖民地繁荣的秘密”。

    17,租界的最早条约依据,可追溯至1843年10月8日的中英虎门附加条约(又名“善后事宜清册附粘和约”,英文名为Supplementary Treaty of October 8th 1843),其第七款规定:“在万年和约内,言明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厦门、宁波、上海、福州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拘制。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其租价必照五港口之现在所值高低为准,务求平允。华民不许勒索,英商不许强租,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或建筑房屋若干间,或租屋若干所,通报地方官,转报立案。惟房屋之增减,视乎商人之多寡,而商人之多寡视乎贸易之衰旺,难以预定额数。”据此,英国人可经由其领事会同中国地方官,选定租屋或建造房屋、商栈的地点。这一条款后来逐渐演变为最惠国条款之一,为中美望厦条约及中法黄埔条约所引用。参见陈三井:《上海法租界之设定及其反响》,载陈三井:《近代中国变局下的上海》页5-7。

     尽管《上海土地章程》规定土地只是租赁,不是割让,地皮的主权仍属于中国,但是具体条款已经为土地的“生产”和空间的“扩张”提供了前提条件。“章程” 第九条规定,商人租地建房之后,只准商人禀报不租,退票押租,不准原主任意退租,更不准再议加添租价。这就是所谓“永租法”。配合“章程” 第十五条规定,租地范围内华民不得自相议租,亦不得再行建房招租华商。第十六条规定,华人可以到英人租地公建市房中进行买卖交易,但不能租房。实际上使得殖民者独占租界的土地资源并有了利用土地牟利的可能。虽然“章程”中也有条款限制土地买卖和地产投机,如第九条规定,商人如有将自租基地不愿居住,全行转租别家,或将本面基地分租与人者,除新盖房屋或租或卖,及垫填等工费自行议价外,其基地租价只可照原数转租,不得格外加增,以免租贩取利。但后来在巨大的商业利润面前,这样不符合资本逻辑的规定只能变成一纸空文。更为微妙的是第十五条规定,日后英商租地,每家不得超过十亩,免致先到者地方宽大,后来者地方窄小,如租定后,并不建造可以居住贮货房屋者,即系违背条约,应由地方官会同管事官查明,将其地基拨给别家租赁。既符合了初期殖民者对土地分配的要求,“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的生产资料,而又不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做”;又满足了上海地方政府力图将租界限制在很小范围的愿望。但这一条款整体上不利于资本对“土地”的大规模运作,妨碍了殖民空间的扩张,因此很快被英国人取消,为日后租界房地产投机创造了条件。

    在让外国人享有土地专有权的同时,《上海土地章程》还赋予外商在界内进行全面建设的权利和英国领事署对界内绝大部分事务进行公共管理的权利。将三者结合在一起,就决定了上海租界的“国中之国”的基本面貌,作为一种“异质”的因素“镶嵌”在固有社会结构的脉络中。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日本横滨。1859年开埠以后,横滨也要开辟外商居留地,但和上海不同的是,日本政府采取的是自主开发、建设和管理外商居留地的做法,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大量外国侨民来此经商居住,另一方面则把居留地的土地权、建设权和行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构造出与上海迥然不同的通商格局。

    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上海土地章程》是中英两国官员利益博弈和相互妥协的结果,“通过这个章程,英国殖民主义者取得了在上海租地范围内的租地、建房、居住、经商和一部分市政管理权,上海地方政府也部分地达到了对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限制的目的,比如划定范围、华洋分居、租地限制、治安管理等”。 但以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殖民者在上海县城北门外、吴淞江南岸获得一块“飞地”,目的不是为了把它一个建成游离于中国社会结构之外 “独立王国”,而是希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到“重返”固有社会脉络的时机,藉此摧毁原有的社会关系,创造出了一个符合“资本”逻辑的新的社会空间。

    1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页837以及同页注262。
    19,参见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晚清政治》中的有关论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这个新的历史契机,也即姚公鹤所说“第二次咸丰初刘丽川之役,为华界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第三次咸丰末太平军之役,为江浙及长江一带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一方面由于战乱,大量华界和江南的华人涌入租界,创造了对房地产的极大需求;而外商的外贸业务也受到战乱影响,趋于停顿,大量资金需要寻找出路,房地产投机成为利润的命脉所系。因此,以“地皮”和“房产”为中介,租界的外商资本大量吸纳华界和江南的资金,迅速推动租界走向繁荣。在这期间,上海地价十年涨了十倍,上海租界工部局政府主持编写的一本《上海史》提到这段历史时说:“地价被人为哄抬了,原来40元一亩的地皮,现在涨到每亩300元”,岑德彰的《上海租界略史》提供了另一个更加吓人的数字,1850年代里,原来46到74英镑一英亩的地皮,抬升到8000到12000英镑。 而一位在上海生活多年的美国记者霍塞在他写的《出卖上海滩》中,则以更加形象的笔墨描绘了这座“突然发达的城市”的“畸形繁荣”:“上海先生们发觉从这片泥滩所能取得的利益比运货物到外国去更快并更大。地产交易便立刻异常发达,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以前没有人要的地皮,此刻都开辟起来,划为可以造屋的地盘。难民需要住屋,上海先生便立刻加工赶造起来。租界范围里的空地,不多几时便卖得分寸无存。到了后来实在无地可买,便把自己行址四周的墙垣拆去。将行屋以外的空地也一起卖掉,而地价也一天比一天涨上去。他们后来甚至跨出租界的界限,像乡下人买进空地,转卖出去,地价因此愈加高涨。” 另一方面,同样是因为华人的大量涌入,使得租界的管制方式面临新的挑战。租界当局原本要执行现有的《土地章程》,企图将涌入租界的华人赶走。1854年隆冬,英国领事官阿礼国下令焚毁英租界洋泾浜沿岸地带的华人难民临时住房,导致数千人无家可归。此举令上海的英国商人大为愤怒,甚至围攻本国的领事官。因为商人们正在建造八百幢住房,准备卖给华人难民以获取暴利,而阿礼国的命令无疑坏了他们的好事。 因此,对租界当局来说,固守原来的“土地章程”显然不能应对新情况,而持续不断的官商冲突和华洋冲突,则使得在政治上和法理上修改既定的“土地章程”显得更为迫切。

    就像霍塞所言,“这就是贵族独占式的上海之末日,也就是成为一个未来大都市的起点”。 正是在“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互为前提、互相支援的背景下,1854年7月5日,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没有和上海道进行任何商议,擅自修改了1845年的土地章程。这就是新的《土地章程》,也称为《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章程第十条规定:“起造、整修道路、码头、沟渠、桥梁、随时扫洗洁净、并点路灯、设派更夫各费,三国领事官传集各租主会商,或按地输税、或由码头纳饷,选派三名或多名经收,即用为以上各项开销”,可以说开了上海租界土地“有偿使用”的先河。以新章程为依据,7月11日,居留地举行了外国租地人会议,选举成立了由董事组成的居留地行政委员会,即后来所称的“工部局”,从此“租界之性质,永久根本更改了”。正如有论者分析得那样,“改变”的根本在于“土地的有偿使用”:“以土地有偿使用为原则,租界的《土地章程》实际上也架构了一套关乎市政运作财政自主循环的机制。这一机制在都市实质环境建构的层面上,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其对都市幅员扩张以及都市公共设施内容方面的影响。工部局都市建设的财政绝大部分来自于地税、房捐收入,如何扩大此一税收规模以扩充财源,成为了租界当局行政时的主要考虑。一方面,工部局透过一系列的增改税率的动作以扩大税收……另一方面,租界当局每年都会对辖区内部分地块的价格进行调整,每隔数年还会重新评估区内的整体地价,而每次重估,都会使工部局的税收大幅增加。此外,工部局也透过行政手段,放任土地资本在租界范围内外流动,籍以扩大面积,增加税收。工部局只要能够维持一个良好的房地产投资环境,便可以获得稳定上升的捐税收入,坐享利益”。

    20,转引自李天纲:《从“种族隔离”到“华洋杂居》,载《书城》2003年9期。
    21,霍塞(Ernest O. Hauser):《出卖上海滩》(Shanghai: City for Sale)页40,越裔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22, 参见李天纲:《从“种族隔离”到“华洋杂居》。
    23,霍塞:《出卖上海滩》页40。

    历史地看,租界当局重新调整殖民治理的方式,既是为了应对已经或可能出现的官商冲突与华洋冲突的危机,更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资本”扩张的环境。这个“环境”扩展开来看,不仅指的是上海的租界和华界,更应该包括整个富庶发达的江南地区。所谓“江南地区”,大体上以明清两代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和江宁“十府”为核心地区,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江苏省南部以及浙江省东部、北部一带。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江南因素”在近代上海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近代上海成长的历程中,‘外国的力量’无疑起着主导作用,但上海在短时期内崛起并形成如此庞大的规模,则与周边地区所拥有的深厚资源有关。换言之,上海的成长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国而主要是江南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 很显然,“上海”和“江南地区”的互动关系决定了它在殖民体系中的“半边缘”地位。而孟悦则更具体地指出,上海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成为一座大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是江南省份之财富、精英、流民以及难民的转移地;而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是江南省份经济和社会的休养复原,重新聚合地。上海的人口在1850年后的半个世纪内增长了十余倍,其中大部分来自太平天国时期受创最重的地区。太平天国之后,江南中上层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重新恢复自身权势以及原有的社会及经济基础。由于江南各城破坏惨重,上海这个通商口岸则得益于租界的安全条件以及地理位置的便利,无形中成为江南人口在动乱后积累经济资源,修复旧业,谋求发展的休养生息之地。在这个意义上,上海成为江南社会再生和文化重建的基地。大量的南方人口,文化及财富流人上海,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是通商口岸,同样有西方殖民者的租界,天津或青岛不仅在人口的扩展速度上明显慢于上海,而且不可能演变成沿海经济中心。

    从1845年到1854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上海殖民空间的生产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后租界的扩张只是沿著既定的途径前行。这一历史过程不仅提供了“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江南道路”相遇的契机,而且显示出资本主义“殖民”手段的高度灵活性,它在殖民地内部复制了类似于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空间关系,为自己的发展制造出依附于“中心”的广阔“边缘”,以“边缘”地区的资金、原料、劳动力和市场来滋养殖民城市的繁荣。同时,总结这一历史经验也对当代批判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要在历史和现实中捕捉 “殖民主义”的幽灵,那么批判的思想、方法和策略就必须赶上“资本”变化的节奏,窥破种种幻影,抵达问题的核心。

    24,郭奇正:《上海里弄住宅的社会生产——城市精英及中产阶级之城郊宅地的形成》,载《透视老上海》页269-270,熊月之、高纲博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25,马学强:《论上海成长发展中的“江南因素”》,载《透视老上海》页4。
    26,参见孟悦在《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载《学人》第9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五

    到了1914年7月,法租界的面积从两千一百四十九亩剧增到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亩,加上公共租界前大扩张达到的三万三千五百零三亩,上海租界的总面积已达到四万八千六百五十二亩(不包括越界筑路的区域)。这个总面积如果与1846年英租界初建划定界线时的八百三十亩相比较,整整扩大了五十七倍。在上海口岸地位愈显重要,土地愈益紧张,地价不断飞涨的情况下,殖民空间的迅速扩张无疑赋予了租界一种发展的特权,它意味著租界拥有了更大范围的具有“生产性”的土地资源,拥有了更大规模的资本回旋的领域,拥有了吸引和容纳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繁荣自己的可能性。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描绘成一种“创造性毁灭”的力量:“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这种力量体现在“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上就是“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上海租界就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的“一个世界”,上海殖民空间生产的动力正是来源于那种“创造性毁灭”的力量,它不断摧毁原有的社会关系,同时又催生出一个个符合“资本”逻辑的新的社会空间。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面对的世界似乎依然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市场正在以它独特的方式“脱社会化”,把文化的内在差异兑换为“发展”的普遍要求,所有的一切都被置放在“经济”的客观性之上;我们似乎依然没有逃脱毁灭与再生的宿命!

    27,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页254,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28,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页255。

    2003年8月初稿于上海
    2005年12月改定于上海,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11-07-10 15:38:02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稿件

做新纪元的开拓者,不做旧制度的陪伴人

横舟

    影片《建党伟业》从一个新鲜的角度,揭示了一群仁人志士,在那个新旧交替时代交替之时的选择过程,以新的笔触,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和新的论述方式,给时代的文化吹进了新的气息。

    影片的原创者们,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从文化本身方面入手,真是客观的揭示了一代伟人在最初历史时期的艰苦创业过程。以历史般的镜头真是呈现和录制了一段客观的生活,那段血雨腥风的生活,被不加任何评判的表现出来了。

    他们是革命者,在新旧制度交替之际,他们选择了为时代进行开拓的道路,而没有走倒退的,背离人民的路,去做旧制度的殉葬品的路。假如他们走了相反的路,以他们的才华,也许会给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注入一些活力,也许会延续几年的腐败王朝的生存年限,那样的话,如今站在历史上的,就不会是他们这批人。所以,他们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是民族史上的一代伟人,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比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等当时的一代热血青年,如今的民族之魂。

    他们奠定了中国民主革命未来近百年的历程,他们是历史的推动者。他们的伟大表率,时刻在激励着后人,激励着后世的智者们。为后来之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的民主之路,也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之魂。

    《建党伟业》之所以与往不同的引起广泛的关注,其主要一点就是对于传统文化上的突破,就是对于实事求是的创作作风上的认真。影片《建党伟业》一片,在文化上首次的对于中国民主革命进行了肯定,对于中国革命的先驱给予了充分的刻画,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给予了公正的判别。

    影片中所展示的中华民族的开拓者们,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和复兴的指路明灯。后人该如何学习和把握中华民族前进的进程,应该从中得到醒悟。

观看该片后,总结两个字:经验。从创作的角度,该片提供了经验,从制片的角度,该片也提供了经验,即使是从官方审批的角度,恐怕也不乏经验的总结吧。该片的内容上,也给当今的政治家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什么是历史潮流,什么是人类发展的走向。

    该片的出现,是旗帜性的,是历史性的,是文化性的。同时,也给时代提供了表率性的引导和启蒙。传闻中该片删节的一些内容,给该片带来了美中不足。

 

 

 

刘少奇主持朱德批判会惊人内幕

肖思和

    有关朱德元帅在“文革”中的境遇,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回忆录,即便是家属的回忆中,也只有闪铄其词、语焉不详的记载。朱德夫人康克清在1986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上的回忆中有这样的细节:

    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的讲话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凡是中央的文件,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都要坐下来讲讲该怎样理解。而这次却不屑一提。他这种鄙视态度,不正反映出他的心境吗?【1】

    林彪有关“政变”的讲话发表在1966年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对之大为不满的“中央的会议”显然是指这一次了。但为什么持如此的“鄙视态度”和造成如此“不屑一提”的恶劣“心境”,康克清的回忆却嘎然而止。

    终于,在最近出版的,由许农合主编的《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中披露,似乎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受到过严历的批判。该书有如下的记载:

     朱德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他说:“朝闻道、夕可以死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32本书,非读不可。准备化一二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攻击他有野心,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康生也攻击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2】

    由此看来,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实受过批判。但有关批判会的详情,此处又一次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其实有关林彪批判朱德的讲话,在“文革”中由红卫兵出版的《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和《林彪同志讲话选辑》等等的小册子中曾广为流传。但康生的讲话,以及这个“小组会”却是第一次提到。非但在“文革”中朱德被批成“黑司令”时都从未所闻,在“文革”后批判康生以及“四人帮”的高潮中也未见提及。奇怪的是:既然恶毒攻击朱德元帅的是林彪、康生之流,在粉碎“四人帮”后应当公开地愤怒声讨才是,相反的做法只能说明有难言的苦衷。

    众所周知,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在这个会上,中共政治局在五月十六日以全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的文件”。两天后,林彪在会上又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后被称为“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五月二十三日,中共政治局又一次全票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的全部职务。接着,中共中央又于五月二十四日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虽然在文件中说“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实际上已经把他们打成了“反党集团”。这一通知地方发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文化大革命之火在中共上层,就是这样燃烧起来的。

    那么,为什么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会发生对当时便已经隐淡出政坛的朱德的严历批判呢?谁主持的会议,共有那些人参加?为什么中共至今对此地羞羞答答、遮遮盖盖?

朱德批斗会记录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元帅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林彪又把问题引导到彭罗陆杨问题上来:“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值得深思的一些问题

    只要对这个记录稿匆匆一瞥,明眼人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至今违忌莫深的态度了。人们不难理解林彪对朱德“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凶狠。因为朱德曾是红军的司令,林彪只有通过打倒他来建立自己在军内的最高威信。然而,会议的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四人帮”,却是“文革”党内的最大受难者刘少奇。对朱德批斗最凶最狠的也不是康生和“四人帮”,而是中共至今仍要维持高大完美形象的陈毅和周恩来:他们甚至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是定时炸弹”。另外,积极参与批判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们,如薄一波、乌兰夫、张鼎丞等人,也无一不是后来的文革受难者和中共今天的“革命”元老,和中共有关“文革”造孽者林彪、“四人帮”毫无瓜葛。如果公开了这些人在“文革”发动中的积极主动地批斗别人,尤其是对憨厚老实的朱德元帅无限上纲、狠斗恶打的言行,怎么还能把罪责往林彪、“四人帮”身上一推了之呢?

    看完这个记录稿,最令人心酸的是八十岁的朱德在林彪和陈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黄袍加身,当皇帝”的质问下的嗫嚅自辩:“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这点浅显的道理,难道所有这些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懂吗?无疑,他们都是有常识的人。然而,数天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用心良苦地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紧接着,林彪在5月18日作了“防止政变”的长篇报告。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既然彭、陆、罗、杨都已经都揪了出来,还有谁呢?从记录稿看来,不管他们是否知道毛泽东笔下所指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还有谁,他们一定会即刻表现出对毛泽东指示的无条件的拥护,一定会找出或制造出一个“阶级斗争”的目标来表达他们对最高领袖指示的坚决拥护、闻风而动的。其潜意识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别人、保自己。

    如果说参加那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共要员们对毛泽东要搞的人一无所知,那也未免太小看这些深谙权术的要员们的智力水准了。据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5月18日听林彪的“政变经”讲话时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3】。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的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为刘少奇。陈伯达在他的狱中回忆里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才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整个)战略部署的斗争是对刘少奇的。当时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4】。由此可见,毛并没有布置任何人去批斗朱德,批斗者也心知肚明朱德并不是毛所言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么,为什么最后还会是他成了众口一词的批判对象呢?

    从上述记录稿的开卷说明中来看,批斗的直接起因是朱德“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所有的与会者,包括后来被打成彭罗陆杨“黑后台”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对这一冤案的态度要比朱德无情坚决的多。这正说明了党内斗争的毫无人性人情的丑陋风气:只要某人一“出事”,不管他是谁,不管是自己的老部下还是老朋友,也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的情谊,这个人便会即刻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喊打、顷刻为人敝弃。二是如果有什么人胆敢“持消极态度”(如朱德那样)不肯助纣为虐,以邻为壑、落石下井,那么这个人也会立刻成为人人喊打的众矢之的。如果说林彪的“政变经”是为了造成一种发动文[和]革绞肉机所必需的恐怖气氛,那么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对朱德的批判正是大力地推行和蔓延了这种恐怖气氛,推动了文[和]革绞肉机的轰然起动。

    如果从中共党内派系的角度对批判朱德的政治局成员作一个分析,他们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派系:林彪属“毛系”,周恩来、陈毅属“周系”,刘少奇、薄一波、张鼎丞属“刘系”,乌兰夫大概算是独立派系。而朱德也正是最没有任何派系力量的独立派系。从这一点上来说,在朱德头上开刀,是“柿子挑软的捏”:既可以表达自己对最高领袖毛的忠心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拥护,又没有任何在未来派系斗争中受到报复的危险性。从这一点上来看陈毅等人的丑恶表演,便不难理解个中奥秘了。另外,在井冈山和红军时期的所谓“反毛”错误,其实陈毅比朱德要卷得更深。陈毅对朱德所谓历史问题的“很激烈很长”的发言,以及他多次对朱的极端反常的“黄袍加身”的责问,更包含着某种“先发制人”地歪曲历史、推卸责任的卑下。从这点上来看,陈毅何止是被动地卷入文革,完全是主动地通过批判他的老战友朱德,歪曲历史事实来表达对毛的忠心,来支持文革的发动。如此,毛在文革中一再保陈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的政治演技要炉火纯青得多了。他对朱德的批判从自己与“朱德同志一起”的“反对毛主席”的错误诚恳地检讨起,但凶狠的结论却是“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在列数朱德解放后的严重问题后,周竟把朱上纲上线为“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一个定时炸弹”。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林彪作了“政变经”报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便做了一个坚决支持,“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讲话”的报告。除了在报告中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他还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大谈“保持晚节问题”,并主张把刚受到戚本禹批判的已故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打成“叛徒”,提出非常极端的主张:掘掉瞿在八宝山的墓地。周说:“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瞿秋白,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由此,导致了红卫兵的毁墓暴行。【5】周对朱德的痛下针砭,正是他向毛又一次表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支持。

    与林彪、周恩来来相比,刘少奇及其他一系的干部在朱德问题上的表演具有更大的悲喜剧性。文化大革命明明是毛要打倒他并清洗他一系的干部,却要由刘来主持最终走向打倒他自己的会议。在同一天里,刘少奇和邓小平毅然通过了斩掉作为自己的左臂右膀的“书记处”(彭、罗、陆、杨大都为书记处书记)的中央决定。刘的干将薄一波竟然还把朱德种兰花都胡说成是政治问题。那么,为什么刘要这样做,难道他一点都看不出毛的真实意图吗?刘的政治经验和权术水准决不在与会者之下,他决不会没有一点感觉。但纵观历史便不难明白,刘对毛的攻击一贯采取牺牲他人和以比毛更为极左的残酷斗争去迎合的“祸水他引”的策略。六十年代年的“四清”运动,毛对他不满,刘便立刻搞出“桃园经验”,搞得比毛还要左的多。1966年7、8月份的派工作队,也是想用整基层干部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来换取他对运动的控制权。他和邓小平抛出彭、罗、陆、杨,主持对朱德的批判,都是为了支持文革、牺牲别人去填饱毛泽东发动的的政治绞肉机。一言以蔽之:害别人、保自己。

    与刘邓相比,政治局中唯一的少数民族(蒙族)成员乌兰夫的表演和下场具有更快更惨的悲喜剧性。在批斗朱德的前一天,他参加了刚开始的中共华北局“前门会议”。会议自5月22日开始,至7月25日结束,历时64天,李雪峰受中央委派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成员、各盟市书记,区党委各部委、直属机关党政负责人,部分旗、县负责人,共计146人出席会议。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故伎重演,代表中央对乌兰夫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此二公以“五一?六通知”为纲,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把他打成继彭真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久,在刘邓的指示下,7月底由华北局起草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报告“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

1、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
2、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3、对修正主义卑躬驱膝,
4、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
5、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报告给乌兰夫的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他的罪行要远远超过他批判的朱德。从此,乌兰夫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开始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6】。

    然而,那些所有不懂得唇亡齿寒的基本道理的人,那些一心只想无原则地牺牲别人来换取自己生存和腾达中共领导人们在文[和]革中很少善终。刘少奇和邓小平刚把彭、罗、陆、杨和乌兰夫打成“反党集团”,自己一瞬间却变成了“反党集团”的总后台。刘惨死得连被火葬时都只能用“刘卫黄”的假名。陈毅在所谓的反“二月逆流”中被张春桥等人反复用他想推给朱德的“历史问题”狠整,在中共九大的小组批斗会上被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翻开历史老账,批得“呼赤呼赤吐着气”、“颤巍巍”、“灰溜溜”【7】。最后在比朱德更为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患癌症逝世。周恩来机关算尽,最终也还是没有得到毛的完全信任。也是在毛的新贵——“四人帮”的一片含沙射影的“批大儒”的围剿中患癌症辞世。林彪在发动文革上充当了毛的第一号打手,也曾位极人臣,当上了“接班人”,但最后还是被毛猜忌,被迫为保命仓皇出逃,落了个折戟沉沙的下场……

    至于薄一波,也只是有权批判别人不到一年:1967年3月便被毛定为“叛徒集团”为首份子,十年文革差不多坐了九年牢。而事实真相却是,1936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的自首出狱是得到中央批准和毛的首肯的。而毛在30年后公然出尔反尔,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把他们打成了“叛徒集团”【8】。

    如果说这份紧锁在中央档案馆里的记录稿说明了什么,那么最能说明的一是历史真相,二是历史教训。这个不幸而痛苦的历史真相是: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来就没有人反对过毛泽东发动倡导的文[和]革和任何一种残酷的“阶级斗争”。有的只是在毛最高独

    裁者面前的争先恐后的表忠心和比赛他们的“革命性”。更为丑陋的是,这种表忠心和比赛“革命性”的行为是以出卖和牺牲战友、朋友、亲人和无辜者为必要前提的。可悲的是,这种毫无原则的“害别人、保自己”的行为,在中共党内已由恐惧到麻木,由麻木到蔚然成风、最后到了见怪不怪集体无意识的地步。

    说到历史教训,从这一历史真相的记录中人们所看到的“文革”的发动完全是一种积极推动革命绞肉机发动又不希望自己成为绞肉机中的消极牺牲品的集体合力,这种集体犯罪并不一定时时是有意识的,但最可悲和最可怕的正是作为这种丑陋之风盛行底基的无意识状态。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表现,首是在于“害人者”和“被害者”在角色上的差别性和在意识形态上和对所谓的党内斗争的认知上的一致性。中共研究刘少奇的党史专家张化在分析刘为什么在文革发动期主持那些最后导致打倒自己的会议时指出:

    “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刘少奇的思想状况来看,这场‘革命’与他思想中的某些认识存在着相通之处,这构成了他接收‘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张化进一步指出了诸如“拥护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夸大阶级斗争”和“开展夺权斗争来解决基层问题”等三条【9】。当然要补充的是:刘少奇所倡导的所有文革式的“阶级斗争”是只准备残酷地斗争别人的。历史的逻辑向他设想的反面走去:他所支持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却最后残酷地斗死了他自己。

    在李雪峰回忆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发动文[和]革的文章里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彭真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要,他非但在表决把他打成“反党分子”的“五一?六通知”时举手赞成,还大声和人争论谁在历史上对毛“第一个喊了万岁”(意下指他自己)——彭面对毛对自己一手制造的冤狱,没有半点正面的抗争,却死到临头还要争献媚骨。这已经不是一种自保,而是一种自戕了【10】。

    做这一如是观,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文革式的悲剧在中国是一定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重现的。

注解:
【1】康克清,《最后的十年》,载《解放军报》1986年11月29日。
【2】许农合主编,《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和]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和]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612页。
【4】罗冰,《官方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载香港《争鸣》,1999年3月号,21页。并参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和《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5】周恩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6】吴迪,《“内人党”大血案始末》,载《文[和]革大屠杀》,香港开饭杂志社,2001年,61-62页。
【7】徐景贤,《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秘辛》,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12月,47-48页。
【8】见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的《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为薄一波等人平反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的《关于“六十一人案件”调查报告》的通知。
【9】张化《刘少奇的悲剧于悲剧中的刘少奇》,载《回首“文[和]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41-843页。
【10】见注【3】612页。 朱德(1886—1976)
 

 

 

 

 


怀念当年的钢琴公主顾圣婴

徐瑞希

     顾圣婴,文革前著名女钢琴家,一生极为勤奋。被称作“演奏肖邦的钢琴诗人”。江苏无锡人。1937年7月2日生于上海。她出身江南名门,其远祖可追溯至东吴名相顾雍。五、六十年代国内外获奖无数。1955年其父顾高地因政治问题入狱,1967年1月顾圣婴与母亲、弟弟一起不屈自杀!年仅29岁。1975年8月顾高地出狱,兴冲冲归家,才知妻子儿女早就含冤弃世!得知噩耗,他一夜头白……

     第一次听到顾圣婴的名字是我八岁那年,7月2日就是她诞辰73周年了,为了缅怀她,我在互联网搜索顾圣婴的资料,发现已经很少。让我们一起怀念当年的中国钢琴公主顾圣婴.

    1955年8月29日下午,上海愚园路一幢小洋房里,洋溢着无比欢快的气氛。

     这是顾高地先生的寓所。再过4天,他的女儿--上海交响乐团年仅18岁的青年钢琴顾圣婴,将要在兰心剧场举行她一生中的第一场独奏音乐会。礼服已经送来,此刻正静静地放在钢琴边的藤椅上。曲目早已选定:波兰著名作曲家肖邦20岁时创作的《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与顾圣婴合作,担任交响乐指挥的,将是著名的指挥家陈传熙。顾圣婴坐在琴旁,打开了琴盖,细长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琴键,优美的旋律,在这双神奇的手底下,潺潺不断地流涌出来……

    一年前,17岁的顾圣婴从中西女中毕业,以杰出的才华和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上海交响乐团。这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年代,年轻的共和国充满了奋发向上的朝气。顾圣婴没有什么文凭和资历,仅过了3个月,就担任了交响乐团的独奏演员,艺术上日臻完美,被声乐界誉为“最有前途的青年钢琴演奏家”。

     夕阳西移,顾高地半靠在沙发上,满怀深情地注视着自己的爱女。这位在戎马倥偬中度过了大半辈子的前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京沪区少将主任,现在,女儿就是他余生的希望和幸福。他倾听着,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

    有人敲门。走进来的是一队刑警,他们将一张由市公安局签署的逮捕证摆在了顾高地先生的面. 他愕然了……

     夕阳悄悄地沉了下去。琴盖上了,洁白的礼服飘落在地上。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这幢几小时前还象天使降临般的欢乐小洋房。顾高地站起来,他充满激情地对妻子和女儿说:“你们放心,我没有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地方,我会回来的……女儿,你要好好练琴,把音乐献给人民,爱国家,爱人民……”

     女儿的心碎了,她无力地靠在藤椅上,呜咽着:“我……爱国家,也爱……父亲……”

    望着悲痛欲绝的女儿,顾高地怆然泪下。4天,还有4天,就是女儿一生中的第一场独奏音乐会。受了这么沉重的打击,她……她能承受了吗?他愿意用4年,10年,不!用自己的整个余生来换取这短暂的96个小时,他多么希望自己的女儿高高兴兴地踏上舞台,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坐在台下,聆听女儿的演奏,享受一个父亲的自豪和幸福!

     这是发生在我们共和国土地上的一个大冤案--潘汉年案。由于我们法制的不完备,由于我们对人的处理还缺乏审慎细微的作风,几千名党的干部和无辜的公民被牵连了进去。顾高地只是其中的一个。

     3年多过去了,顾高地在狱中和家里完全隔绝了联系,连片纸只言也传收不到。他细细回顾了自己的一生。1927年,他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以后长期从事对日的情报工作。1943年,他在上海被日本军国主义者逮捕,严刑拷打,受尽折磨。出狱后,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他相信自己的一生是经得起考验的,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唯一担心的是妻子和女儿,他格外惦记自己被捕后第4天女儿的那场独奏音乐会……。1958年,他被判处20年徒刑,为了怕影响女儿的前途,他没有上诉。去青海服刑前,他匆匆和妻子见了两面,但始终未能见着女儿。以后他开始和家中通信,一个月两封,每次一张信笺。偶尔收到女儿的来信,但从未提到那场扰人心魄的音乐会。他默默地等待着……

     一月两张信笺,太不能满足他的渴望,每一天,他还要翻遍劳改农场所订的每一份报刊,如饥似渴地捕捉女儿的每一个信息……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女儿事业上进入了灿烂辉煌的时代。1957年顾圣婴被送到莫斯科中央音乐学院学习钢琴独奏。她的导师克拉芙钦柯曾这样赞美过她:“她在每一堂课上,都以自己的成绩使我感到惊讶。她每天弹奏10~12个小时。她一年学会的作品,至少比我国音乐学院用功的学生学会的乐曲多一倍……”这一年,顾圣婴参加柏林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荣获金质奖章。1958年,她赴日内瓦参加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在强手如林的赛场上获得了女子钢琴最高奖。1964年,她又在比利时举行的伊丽莎白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在音乐的瀚海之中,她特别喜爱演奏波兰作曲家肖邦的作品,对这位命运坎坷,大半生在国外飘泊流浪,临终还嘱托亲人将自己的心脏运回故乡热土的作曲家,她似乎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只有顾高地明白女儿这非凡的才华和深沉的感情,她和肖邦有特殊的精神联系。她的心已经碎成了两半,一半给了祖国、给了音乐,另一半给了蒙受巨大冤屈、远在塞外边陲的父亲。可是,那一场音乐会?谁也没有提及……这就象一个难解的谜,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折磨着他苦难的心。

     1966年8月,他收到了女儿6月15日自家中寄出的最后一个包裹,是一包巧克力。他细细搜索,摸遍了每一个布缝,没有片纸只言,但是他从包裹皮上端正绢秀的字迹上,从缝得密密匝匝的针脚中,分明感受到了女儿对父亲无比眷恋、深情挚爱的心……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家中音讯全无,这个时刻祖国多难的土地上正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血雨腥风,党在受难,人民在受难,整个民族在受难。相比之下,处在专政条件下的劳改农场倒成了一片宁静的“乐土”。白天,他在田里劳动,种菜割麦,喂猪养鸡,青藏高原那特有的骄阳将他晒得黝黑。晚上万籁俱寂,只听见西北风的狂吼和野狼的嚎叫,他辗转反侧,难以成眠,默默地思念着自己的妻女,真诚地为他们祝福。

    七千三百零五个日日夜夜,终于过去了!1975年8月29日,法院正式通知顾高地刑满释放,留场就业。从农场的办公室走出,他欣喜如狂,只觉得高原上的太阳分外的明丽,高原的空气分外的清新。他奋笔疾书,修书一封,寄给远在天涯的亲人……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他度日如年,寝食不安。10月,正当他近乎绝望的时候,邮递员将一封信送到了他的手中。这是他弟弟的来信,一看信皮,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他抖抖索索,心慌意乱地撕开了信封,一个晴天霹雳在他的头顶上炸响--

    1967年1月31日,在动乱的年月里一个最黑暗的时刻,新中国培养的优秀青年钢琴家顾圣婴同母亲秦慎义、弟弟顾握奇,因不堪忍受凌辱,一起开煤气自杀,以死抗争!用她年仅29岁的生命,发出了呼天唤地的呐喊,演出了惨绝人寰的旷古悲剧……他读着读着,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一下子昏绝于地……

    夜深了,即使是夏天,塞外高原上也是寒冷的。顾高地躺在床上,彻夜未眠。这一夜,女儿的音容笑貌,像一盏不灭的灯,始终在他的眼前闪亮。“我……爱国家,我也爱……父亲”,这永诀时最后的遗言,在高山旷野,在寒星闪闪的夜空里回荡,回荡…… 回荡……

    这一夜过去,他的头发全白了……

    漫漫的寒夜终于过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顾高地平反后回到了上海。他的历史功绩得到了党和人民和充分肯定。在顾圣婴骨灰安放仪式上,他见到了李嘉禄教授,终于听他谈起了25年前的那场演出:“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成功的一场演出,圣婴镇静自若,激情奔放,许多乐段演奏得非常出色。那真挚的感情,深刻的表现力,熟练的技巧,令人终生难忘……”
啊,那一场音乐会!顾高地终于听到了女儿演奏的情景。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牺牲了一家人的生命……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不管遇到什么打击,大家一定要热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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