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者按:有一个月了,网站不正常,时开时关,并且不能上传文章,望大家谅解。整理的很多文章来不及编辑,先发这几篇吧。

    朱学渊先生最近写的《华夏西域“蓝夷”考 》一文很有价值,它实际上是告诉了大家我国的夏朝是一个疆域广大的国家,版图面积远远不局限于今天中国的概念。夏人的活动范围西到希腊,埃及,波斯,两河流域,东到渤海黄海之滨。因此华夏成了当时亚洲地区的称呼。英文就是根据“华夏”的发音,将华夏叫成asia(大夏)。而中国人在翻译这个词的时候,居然将它翻译成“亚洲”,居然不知道亚洲就是大夏,其实今天的亚洲应当称为“大夏洲”。这都是仲大军先生最近考证出来的。特告知大家。】

 

亚洲应当翻译为大夏洲或华夏洲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1年7月5日

目录

仲大军:亚洲应当翻译为大夏洲或华夏洲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上海交大上党课

郑永年: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徐柯建新:郑永年的机智与秋风的失礼

冼岩:18大的背景与变局——左翼崛起在当下中国之必然

沈华:20世纪40年代的和平建国运动与自由主义

张明:卷土重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谢国忠:债务危机发酵,全球经济危机即将来临

学渊:美国第二轮危机正倒计时

新闻网:地方融资平台违约开始了?

刘纪鹏:审视创业板对资本市场的制度性伤害

青木昌彦:中国应让农民工“完全市民化”

郑秉文:建立"主权养老基金"与外汇储备分流的战略思考

戴旭:中国能否摆脱下一场战争劫难

余世维震惊中国人的一篇演讲

金唢呐:人至痞则无敌——国内学术现状的精彩自述

蒯乐昊:龙云一生的复杂坎坷

 

朱学渊: 华夏西域“蓝夷”考

帝父: 今天的汉族是5000年前中原华夏各部族的直系后代

朱学渊: 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网兵: 中国军工的秘密武器 首曝35种领先世界超级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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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正确的翻译应当译为大夏洲或华夏洲

仲大军

2011年7月16日

     朱学渊先生最近写的《华夏西域“蓝夷”考》一文很有价值,他在结束语中写道:

    “蒙古人种诸族里都有“回纥”的成分,匈奴自命是“夏后氏”的后裔,“蓝突厥”可能就是“回纥突厥”,女真民族中有“辉发部”,西夏民族是“回回”。九世纪时“漠北回纥”走进塔里木盆地与当地诸族融合成血缘丰富的“维吾尔”,走向西方的“乌古”在罗马帝国故地上建立了奥斯曼帝国。

     “从语音就可以猜测“华夏即回纥”,但是理性的认识是通过“夏”与“蓝”的关联,和蒙古语的“蓝”是“呼和”来达成的。从此“华夏”不是空洞的符号,而是一个实际的人类族名。中国人称自己“炎黄子孙”,称祖国“华夏大地”,当今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认同“华夏”,因此“回纥/华夏”不愧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而且还是最具有亲和力的族名。”

    朱先生还有一点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亚洲一词就是华夏洲发音的转译。我国的夏朝是一个疆域广大的国家,版图面积远远不局限于今天中国的概念。夏人的活动范围西到希腊,埃及,波斯,两河流域,东到渤海黄海之滨。因此华夏成了当时亚洲地区的称呼。

    英文就是根据“华夏”的发音,将华夏叫成asia(大夏)。而中国人在翻译这个词的时候,居然将它翻译成“亚洲”,居然不知道亚洲就是大夏,其实今天的亚洲应当称为“大夏洲”,或“华夏洲”。这都是我最近的考证。特告知大家。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6-24 13:49:0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严荣: 俞正声在上海交大党课上讲话 公开谈论敏感问题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上海交大上党课

公开谈论敏感问题

2011-6-23

  “有的同志说,党是不是代表了某些利益阶层,就要维护这个阶层的利益,换句话说,当官的要维护当官的利益。”俞正声说,“党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不是利益群体……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益。”
  “现在有的媒体宣传的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以后……救亡图存的思想,使中国丧失了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机遇,从而陷入了革命的漩涡。”俞正声说,“五四时代就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不能仅仅看到大学里的一些景象就做出一个对社会的判断。”
  在这堂党课结束前的提问环节,一位学生在递上来的纸条上问:“对党的未来怎么看?”俞正声抬头缓缓说道:“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我们党本身如果能够坚强,能够克服自身的弊端,党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

  一条微博的蝴蝶效应

  2011年6月20日下午,一堂特别的党课在上海交通大学新体育馆内进行──坐在讲台上的,是身着白衬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环坐在俞正声面前的,是来自上海交大所有院系所有年级的党员、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以及部分教师代表,人数达5000人之多。
  学生们穿着中午发到手上的统一T恤,按颜色坐成一个个红色和黄色方阵,整齐鲜艳。正对着俞正声的方阵,举着巨大的红色标语──“纯洁、坚定、永远跟党走”。这也是上海交大等方面为这堂特别党课反复斟酌敲定的主题,这句话也出现在俞正声上方的巨大液晶屏幕上。

  这并不是一场枯燥乏味或是充满宣传动员辞令的演说。这堂近两个小时的党课上,俞正声不仅主动谈起了五四运动、新中国建立、“文革”等时期的争议话题,还毫不避讳地触及一些社会敏感问题,并不时以自己的故事现身说法,现场掌声笑声不断。
  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临近之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俞正声选择到上海交大上党课,却要从一条最近网上热议的微博说起。
  5月中旬,在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大四学生党支部的一次组织生活会上,一位同学分享了在微博上看到的一则“冷笑话”──一个女大学生来公司面试,经理看了看简历抬头问她:你是党员?那个女生顿时紧张了起来,激动地说:党员也有好人啊!
  支部书记董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围绕这条微博,支部内进行了一场信仰危机的讨论。讨论后,大家决定把“无论何时何地,亮出党员身份”作为这个支部毕业之前最后一次党课的主题。
  这个主题针对的是当前的社会现状──“现在很多同学对自己的党员身份主观上蛮淡漠的,不会主动说自己是党员,当有一些是非争辩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亮出自己的党员身份,表明自己应该持有的立场。”董雪说。
  最后,支部决定向学校里其他毕业支部乃至社会发起“亮出党员身份”的倡议。在老师的帮助下,他们也给俞正声写了一封倡议信。
  出乎董雪意料的是,不仅几天之后收到了俞正声的回信,各方也顺势促成了邀请俞正声来学校上党课的构想。“没想到会搞那么大。”董雪说。
  有意思的是,两年之前,刚到上海履任不久的俞正声,也曾到复旦大学上过一次“党课”。那一堂主题为“坚定党的信念、坚持党员本分”的党课,也是“结缘”于一封毕业生的来信。
  只是当时那次党课,只局限于两百人左右的毕业生党员代表。而这次,是面对近五千名师生,并且是在中共建党90周年生日之前,由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上的党课。

  关于中共诞生,关于新中国,关于毛泽东

  6月20日下午两点左右,5000名师生就座。按计划,各个院系轮番唱起了《歌唱祖国》、《保卫黄河》、《打靶归来》等红歌──曲目是学校提前确定好的,大屏幕上还滚动着歌词。
  半个小时后,俞正声走进了体育馆。“交流是为了讲心里话,念稿子大家不爱听……我今天给大家上党课……没有教育人的意思。”向来不用讲稿的俞正声,这次也不例外,这番开场白先赢得了大学生们的掌声。
  俞正声说,“我想讲两点,一点是坚定的问题,一点是忠诚的问题。”
  这位党的高级干部说,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有的书国内没怎么出,也会从各种渠道流入国内。怎么样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间保持一种政治上的坚定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随后,以中共历史为脉络,俞正声给学生谈了几个“怎么看”。
  他说,“现在有的媒体宣传的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以后,北洋军阀丧失一点控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时机。很可惜的是,救亡图存的思想,使中国丧失了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机遇,从而陷入了革命的漩涡。”
  俞正声说,“报纸上当然没点共产党,但是说救亡图存的思想下,民主共和发展的大好局面被破坏了。”俞正声说,“我是在哪儿看到这种言论的?是在我们上海的报纸上,而且是转载的北京的报纸。”
  对于这个问题,俞正声举了自己4月在《新华文摘》看到的一篇文章为例。该文谈到,1920年,死亡人数超过20万人的宁夏海原大地震,地震后一个月当地政府才向北洋政府上报了求救信息,得到的捐款也极有限。“我到上海以后,感觉很多人对上海的 (上个世纪)30年代很留恋。30年代上海是金融中心,全国的文化中心;另一方面,上海是沙漠中的绿洲。20年代上海已经发展了,上海为海原大地震做了什么?上海的富商们为海原大地震贡献了什么?”
  在俞正声看来:“五四时代就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不能仅仅看到大学里的一些景象就做出一个对社会的判断。”俞正声强调,在这种时代特点下,中共诞生,就是要为劳苦大众打天下,就是不能让社会、官僚们熟视无睹群众死活的状况在中国继续下去,所以才产生了共产党。
  他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看待“新中国的建立”。
  “有人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军事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军事上比国民党高,我觉得是不对的,根本上是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俞正声随后谈到农民参加土改。
  “有的同志说,土改就是农村里的痞子,把地主的财产分了,乱打乱杀,这个现在很多文章里面讲过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土改中乱打乱杀的结果,必然导致这个地区群众的反水,这不是没有发生过的,抗战时期也发生了。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群众拥护解放军和拥护共产党呢?从根本上说,土改运动是得人心的,是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的。”
  第三是怎么看待“社会主义建设艰难的探索”。
  俞正声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不光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
  他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母亲(注:范瑾,曾长期从事新闻及宣传工作,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的奠基人,其兄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丈夫是曾出任建国后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黄敬)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监狱,1975年回来,出来之后我就感觉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觉。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绝做任何体检。我的妹妹,“文革”开始时一个高中生,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那么为什么对毛主席还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肯定态度?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计地诋毁他,甚至说,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乔木写的,胡说八道,胡乔木写不出这种文章来。第二个,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俞正声说,“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
  俞正声说,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人民群众之所以仍然相信共产党,“就是因为知道,党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艰难的、没有实践经验的探索,而且党也不回避自己的问题和失误”。

  如何看待当下的矛盾?

  “30年来国家有很大进步,但现在也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俞正声一一数道。比较突出的,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现在银行高管一年薪水几百万,有的银行,老总一年可以几千万,“而上海的最低工资线是一个月一千两三百块,这可是几百上千倍的差距”。
  “还有党内的腐败现象,我看没有从根本上进行遏制,最近报的铁道部部长的案子,利用工程索取钱财,成亿成亿地索取,若干亿的回扣,生活糜烂啊。”
  此外,俞正声还谈到了当前社会矛盾不断地涌现。他说,“有一些社会矛盾是属于干部处理经验不足,没有在早发阶段赶紧处置;有一些社会矛盾是越渲染越大,本来没那么大。”
  对于这些现实问题,俞正声也历数了他所认为的原因。
  一是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难以避免阶段性的混乱。而这种快速发展、分配上的变化、财产价格的急剧变化带来了人们谋取利益的冲动。
  “这是正常的。”俞正声说,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无外乎是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不平衡,团结而起的奋斗,共产党就是干这个的。革命为什么胜利?就是人民群众觉得我的利益在这儿,才团结在党周围。新世纪利益多元多变,是一个阶段性的特征,这是任何国家快速发展的阶段都难以避免的。
  还有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产业分工变化,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增大。他还强调,这不光发生在中国。
  “第三,还有我们工作的不足和体制的缺陷。”俞以分配问题为例,他说,邓小平1993年就讲过,分配问题可能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难,应该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把这个问题尖锐地提出来,鼓励用各种方法去进行探索。“我想我们对小平方针的认识和实践上做得不够。”
  “此外,干部的监管使用上还有制度性的缺陷。”俞正声顿了一下说,“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不过俞正声告诉听众,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标准,他每个月工资一万一,“不算高也不算低”,比上海市市长韩正低一些。“抽烟是自己买,衣服也是按照市场价格买。”
  俞正声也提醒说,(解决当前问题)不能急于求成,不能采取“文革”的办法来解决干部的腐败问题。“我们建国以来的教训是什么,是急于求成,以前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是GDP赛跑,所以才有那么大的投资、那么大的货币量。”
  “我们总要找到新的途径和办法,就是靠各方监督的办法。”他甚至举了个自己的例子,他去年10月去崇明检查工作,结束后随行人员邀请他去看看当地一个湖。当时,大量游客在那,俞正声一行至少有四五辆车就开上去了,然后上了船。
  俞说,从船上下来,游客就跟他打招呼。“第一句是,俞书记好;第二句就是,你买票了没有?我赶紧让秘书把票补了。”这段自嘲,也引得学生一阵大笑。
  因此,“还是要扩大公开,置于群众与社会的监督之下,这方面我们总要找一种制度性突破,扩大群众和社会的监督”。

  主动谈起敏感话题

  谈到当下,对于一些政治领域的敏感话题,俞正声也不避讳地向学生们主动说起。
  “有的同志说,党是不是代表了某些利益阶层,就要维护这个阶层的利益,换句话说,当官的要维护当官的利益。”俞正声说,“党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不是利益群体。共产党不是一个利益集团,它是能够反映各种意见的,社会各阶层意见的一个组织者。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益。”
  “有的同志问,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根本解决要靠多党制,多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他说,看台湾就可以想到,中国大陆复杂情况远比台湾多得多,中国大陆要是多党,可能就会把中国大陆变成了政客权谋的竞技场,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和民族分裂的样板田。
  “如果陷入政客权谋斗争,那谁去管经济的发展?谁去解决重大的民生问题啊?然后再加上各省之间互相斗,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那不回到了北洋军阀的时代了吗?”俞正声抛出一串反问。
  他强调说,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来统筹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俞正声还谈到另一个热门话题——最近在网上热议的“独立候选人”问题。
  有意思的是,曾经在湖北担任省委书记的俞正声,与来自湖北潜江的自荐竞选人大代表的姚立法之间,还有一段交集。
  俞正声回忆道:“我在湖北时,潜江的书记说,我们有一个群众推荐的候选人选上了,经常怎么怎么样。我说,你要区分情况,群众推荐不能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要分析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有的人是真正希望参与对党和政府的监督,这个是要支持的;第二种是他想参与监督但没有经验,有时候说话偏激,这个也要支持,不要在乎;第三种可能是为了个人出风头,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第四种可能就是出于想推翻现有制度,追求西方制度。”
  俞正声问这位书记,姚立法处于哪种状态?他说,还没有到第四种。俞说,你还是要帮助争取,不管是处于哪一种,只要他讲得对,你们都要改正你们的工作缺点,即使是不对,你也得改正你的缺点。“后来县里说,美国国务院请姚立法去考察美国民主制度,问怎么办?我说,让他去呀,这是他的权利,但是你要告诉他,你这么走下去,性质是要变化的。”
  俞正声说,处理这种问题的界限,就是是否赞成宪法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在于他给你提多少意见。
  这位党的高级干部说:“中国的现实,如果离开了党,国家至少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走上非常危险的境地,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我今年都66岁了,干不了几年了,你们都是年轻党员,未来怎么走,不是我们决定的,是你们决定的。希望你们把握好未来的政治方向。”
  “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不会有希望。”
  俞正声还向学生谈起“忠诚”的话题。“我说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不是一句空话,体现在很多的思想里。”
  “在座的有不少上海人,上海现在常住人口将近1/3是外地人,要不要取得上海户籍?要不要享受跟上海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俞正声说,“同学们是心里赞成还是表面赞成啊?这势必会涉及到一些利益。我们现在的高中不允许他们上,势必有一天,高中要给他们开口的,高中要开口子,等于大学也要开口子,大学开口子,等于原上海籍的高中生考大学就有竞争了,上海户籍的同学,你们赞成还是反对啊?”说到这里,他批评说,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进展太慢,有关部门的同志思想局限太重。
  他停了一下,说道,“作为党员,就应该赞成。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当然这也不敢贸然地进行,上海老百姓很有意见。慢慢地循序渐进,但是这个方向应该是明确的。”
  他随后提到,忠诚也要“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
  他举例说自己在山东任职时,有一年山东的走私很厉害,大量走私汽车。“我当时在青岛担任市委书记,青岛刹住车了,威海、烟台都疯了。正好到北京开会,江主席叫我去他家谈事,问你们山东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济南军区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通过青岛的军港。你说我这个党员对中央不讲老实话行吗?讲了老实话势必得罪我的上司。要敢于讲真话,你敢不敢于在领导面前发表你的看法?”
  他随后还举了一个有关朱镕基的例子:“朱总理是好领导,你不跟他讲真话,他不信任你,你跟他讲真话,他反而相信你。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要想说服朱总理,就得他硬你更硬。我对朱总理很尊敬,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鼓励你讲真话。”
    在这堂党课结束前的提问环节,一位学生在递上来的纸条上,写下了这样的问题:“对党的未来怎么看?”在学生的欢笑和掌声中,俞正声抬头缓缓说道:“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我们党本身如果能够坚强,能够克服自身的弊端,党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1-07-05 11:08:5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从改革到革命: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从改革到革命:

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11-06-28

      目前中国的改革现状已经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各方面的改革缺少动力。经济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找到了突破口,确立了基本市场制度,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深化?社会改革在过去的十来年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变化的需要,如何找到突破口?政治改革在十七大的时候已经确立了“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方向,两方面的民主试验也在进行,但并没有成为系统的努力,如何推进?第二,改革没有重点感。各方面的改革需求在很快增加,但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面对各方面的压力,不知道从何入手。第三,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对改革缺少最基本和最低限度的共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人们都指向了问题的核心,即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改革的未来如何?中国的改革处于一个转折点上。在这个关键时刻,有必要总结一下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简单地说,当改革进程停止之时,革命进程就会开始。如果从利益集团的发展进程来说,一旦当利益集团主导政治进程,或者说现存政权无能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而继续推进改革的时候,革命的因素就开始积累。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政治必须与时俱进,改革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政治的常态。政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必须从改革到改革,不断更新自己,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这对任何政体都是如此。在西方民主社会,是依靠政党的周期性轮换来实现动态政治的。但即使是民主政体,也经常因为既得利益的阻力,改革不力,政权也会陷入困局。美国经济学家奥尔逊(Mancur Olson)曾经对利益集团主导的经济发展表示极其悲观的看法。他认为,随着各种既得利益(分利)集团的形成,竞争受到制约,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出现滞涨。他并不认为民主政治能够克服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而是需要用战争、大的社会冲突来改变利益格局。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说,民主政治是既得利益集团设计用来保护其利益的最有效的武器。尽管奥尔逊谈的更多的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其实也如此。

    用“开放性”来应对利益集团

  中国没有多党政治,在克服利益集团方面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一党长期执政本身就很容易形成利益集团。要防止利益集团坐大,防止它们挟持国家的政策议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保持执政党的开放性。执政党越开放,利益集团坐大的可能性就越低。用“开放性”来应对利益集团,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开始实践了。在毛泽东时代,执政党主要依靠社会群众运动来防止和瓦解利益集团的。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搞“大民主”,用一个阶级对付另外一个阶级,政权的主体不断轮换。可以说,在那个时代,除了毛泽东本人,没有一个阶级或者阶层能够主导中国政治。这样做产生了非常负面的结果,主要是妨碍了制度建设。长期处于运动状态,包括法制在内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被忽视。当然,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非常简单,政治和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经济长期处于低度发展水平。
  中国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如果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那么改革开放后发展出来的是一个利益主导的社会。从意识形态转型到利益是一个并不容易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很成功的过程。如果没有中国社会各方面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很难想象中国可以作如此快速并成功的转型。
  总体上说,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过程相当开放。当时也有各种利益集团,但因为改革刚刚开始,包括农民和工人在内的各种利益都可从改革中获得利益,利益集团之间及利益集团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因此也并不明显。直到1980年代后期,当改革遇到困难,各种利益之间,尤其是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开始表露出来,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改革停顿下来。
  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促成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执政党发动了新一波更大规模的开放和放权,形成了大规模的利益重新分配局面。传统上的领导阶级例如工人阶级开始被边缘化,而新兴阶层例如民营企业阶层迅速壮大。面临新的局面,执政党开始调整其统治基础,通过修改宪法和制定新的法律来保护私有产权,而且也容许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过程,有效地扩大的政权的社会基础。

    本世纪初以来,执政党开始调整改革政策。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指引下,试图平衡新兴阶层和传统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要纠正前阶段片面倾向于新兴阶层,而对传统社会阶层的利益重视不够的局面,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当然,这样做其实也是符合新兴阶层的利益的。很显然,在基本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的情况下,社会问题难以为继,必然要影响到新兴阶层的利益。

    国企及官僚成为新利益集团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个转折点。为了应付危机,国家出台了巨大的财政金融计划。而庞大的财力都是通过国家本身,即国有部门而实施下去的。这就导致了利益集团的急剧扩张。国有部门的大扩张,马上打破了原先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相对平衡的状态,国有企业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快速地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如今好时光不再,它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例如通过移民等方式退出中国社会。
  更为严重的是,国有部门的扩张,也没有为传统社会阶层带来任何好处。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国有部门是工人阶级的制度基础。但现在的国有部门已经具有了不同性质,国有企业很难说是国家的,而更多地属于国家企业管理者或者国家的代理人的。实际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社会不公正、收入差异扩大、腐败等等现象的根源(本栏早先已经论述过)。
  官僚系统本身也俨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每次改革也是想缩减政府机构和官僚人数,但实际上是相反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小。在分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层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例如原来的地区级只是“行署”,即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而现在则已经演变成实体,一级政府。同时,也出现了计划单列市。这不仅仅是官僚机构变得庞大的象征,而且更是拦截了中央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官僚机构的无限扩大,必然造成社会空间的缩减。随着财政税收向官僚机构集中,国富民穷变得不可避免。更为严重的是,官僚机构严重和社会脱节,一个个官僚机构犹如一个城堡,和人民没有有机的关联。而且,官僚系统开始演变成独立的系统,它们享受市场的好处,而可以豁免市场的坏处。无论是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和食品,各种不同的特供系统不断涌现。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中国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而在官僚系统严重和社会脱节,感受不到人民疾苦的情况下,哪里能够出现改革的动力?
  而在各种利益集团大扩张的同时,执政党领导层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能力,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从而大大缩减。因为党内民主的需要,领导层实行集体领导,并且领导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例如政治局常委从1980年代的5人扩大到现在的9人)。党内民主的程度扩大,意味着权力在顶层的分散状态。因为权力不再集中,权力的行使自然不再有效。再者,因为分权只是对地方政府的分权,而不是向社会的分权,社会组织不能发育起来。同时,社会也没有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有效机制,因此既无能对主张改革的领导层有所支持,也不能对既得利益有所制约。

    革命进程悄然开始

  结果就使得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状态。很多迹象表明,当改革不再的时候,革命进程悄然开始。人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感觉到革命因素的存在。
  首先,既得利益集团可以有效影响改革的政策。情况往往是,对有利于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最大化;而对不利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将其最小化。既得利益甚至随时都可以围堵领导人的改革议程。如果某一改革理念不符合它们的利益,就会群起而攻之,各种手段应有尽有。因此,有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挟持了中国的改革议程,就是说,它们可以制定政策,领导层和政府只是它们所形成政策的“橡皮图章”。
  人民对官僚系统失去最基本的信任,政府和人民开始处于对立状态,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因为改革的困难,政府很难用改革的方式来化解政府和人民的对立,因此有关部门开始用强制性手段来统治和控制社会,例如“维稳”。更为严重的是,在行使高强度控制过程中,本应当由国家垄断的暴力开始私有化。一些地方政府“外包”公权力,导致了类似“黑监狱”等新事物的产生。一些发展商在“拆迁”过程中雇凶打人,甚至杀人。结果造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进一步的对立。
  应当指出,在任何社会,社会抗议运动是一个常态,也并不是所有社会抗议都会导致革命。但是,具有政治意识的社会抗议,最终必然会导致革命。很多年里,中国社会的很多群体性事件或者抗议运动,都是为了具体的经济利益。但今天,中国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崛起,在意识形态上分化社会的同时,也在给社会群体灌输着政治意识。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作选择,发展出不同的政治意识。意识形态是行动的指南,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必然具有政治后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也开始感觉到不安全。除了高强度的控制外,它们也需要在思想层面来论证其合法合理性。它们开始在各种思潮中寻找支持力量。不过,这些思想,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对它们来说,都只具有工具性质。总体上说,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它们不思改革,害怕改革,恐惧于在改革中失去什么。它们只知道不能做什么,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一些极端的甚至开始对改革进行“妖魔化”。
  很显然,当既得利益的终极目标是维持自己的利益,并使之永恒化的时候,它们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来超越自己的利益。当它们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政治的开放性就必然消失。而体制的封闭性必然导致革命因素的发生和发展。原因很简单。当不能从内部产生变革(改革)的时候,外部变革(革命)就成为选择。
  经验告诉人们,这些都是革命进程开始的早期现象,但是革命进程如何进行,还是要看是否存在有效的改革。如果在革命进程的早期实施有效的改革,那么这个进程可以终止。但如果没有,这个进程就会继续,直至革命的最终爆发。历史地看,当革命即将爆发之际,统治阶级还会进行一次巨大的改革,可惜的是,届时可能为时已晚。晚清的例子最为明显。当光绪皇帝要改革的时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杀了改革者,废了皇帝。但后来,太后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并且改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不过,大势已去,革命已经成为主动力,任何改革都已经难以挽回局势了。
  那么,革命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在理想的状态下,革命是你死我活之举,即零和游戏。但革命也往往导致一种同归于尽的结局。无论哪一种情况,牺牲最多的是社会大多数人,尤其是中下层的利益。每一次革命,精英也有牺牲,但与社会的大多数相比,微不足道。对政治来说,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没有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化,革命往往是一个再生产的过程,也就是重新走一边。中国社会真正的变化在于逐渐的改革。改革因此符合各方面的利益,既符合社会大众的利益,也符合既得利益的利益。
  尽管革命很多情况下都以悲剧告终,但在既得利益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这种悲剧往往是历史的常态。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很难解释历史上循环往复的革命了。
  很显然,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改革绝对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改革属于必需。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1-06-22 17:17:17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159期-共和国62年暨孔子2562年〔耶稣2011年〕阳历6月22日

郑永年的机智与秋风的失礼

徐柯建新

2011年5月31日

    5月30日,自由主义儒者秋风先生在他的新浪微博说:复旦上海论坛闭幕式,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秋风“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起身离开。经过主席台,手指郑氏,高声痛斥撒谎三声,临出门再斥一声,方觉痛快。我想不明白,什么可以让一个人如此变态?”这条微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支持秋风的人甚至说“郑就是个政治理论混混,秋风说其撒谎,是客气了。我将称之为吹箫客、说是求被包养的面首也行”,反对的人甚至说秋风“只是挥着意识形态大刀胡乱砍杀而已。这种人说白了就是当代十字军,眼里都是幻象”。双方针锋相对,我仔细研读了速记稿《郑永年在上海论坛的演讲》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4b97b0100rhd9.html ,发现秋风先生的言行虽然有些不妥,但是他批评郑先生“撒谎”甚至“变态”,却是有根有据的。

    1、任期长短问题

    郑认为中国不会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mlh革命,中国有最高领导人的卸任制,虽没有西方的民主形式,但已有西方的制度形式,阿拉伯世界尽管有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但它基本上是一个人统治,一统治就二三十年,一个人如果在台上呆二三十年谁也不会喜欢你,不管你做得多么好,中国因为卸任制很好地避免了这个缺陷。
    郑在撒谎,党国没有发生mlh恰恰是因为不像阿拉伯世界已经有了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公民社会的力量严重缺乏,容忍表达抗议的空间非常有限。十多日前,党国刚刚警告了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党国此举恰恰暗示他们很明白阿拉伯世界mlh的发生与西方模式的民主大有关系。其二,朝鲜最高权力是赤裸裸的父子相承,极权的程度几乎是举世无双的,但是朝鲜为何没有发生mlh革命呢?至少,朝鲜短期内比党国更没有mlh革命的威胁。可见民众是否乐意接受统治者,并不是能否发生mlh革命的唯一重要原因。其三,墨西哥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只有四年,但这并不足以否定墨西哥的这一事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墨西哥是权威主义专制,社会抗争乃至革命也持续了几十年。
    可见,假如某国没有发生mlh革命,与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长短并没有根本的关系,而且也不意味着民众乐意接受非西方自由民主的现政权,而是民众根本就没有机会、没有力量去反抗。将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问题偷换成任期长短的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一也。

    2、代际更换能力强弱问题

    郑认为中国的代际更换能力非常强,比任何一个国家的都强。这里,郑先生又在误导我们的思路。党国官员的代际更换能力是不是这样强大并不重要,代际更换能力的强弱与一个国家的治理是否良好,民众是否自由是否幸福,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并不用刻意去限制官员的年龄,而是要去限制官员的权力,限制权力才是根本,官员的权力得到限制,民众的自由才有保证,有自由才有活力与繁荣。
    威权主义下的年龄限制,一到35、40、55、60就得靠边站等等,不但不能解决社会治理的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可恨或可笑的问题,比如,吃皇粮者的膨胀,与这个年龄限制很有关系。更重要的,何止是浪费人才,简直是折磨在那些本想推行善政、做些实事的精英,过多的年龄限制反而限制了政治智慧。美国有的国会议员八十几岁、九十几岁,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许多时候,久经自由民主政治历练的老人也能够带来卓越的经验智慧。
    将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问题偷换成代际更替能力强弱的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二也。

   3、执政党基础问题(所谓的“开放”)

    郑永年先生说:执政党不是一个家族性的政治,而是一个群众性政党,其根据是执政党慢慢变成一个向各群体、各阶层开放的政党,以前共产党的目标是要消灭资本家的,但九十年代向私营企业家开放,民营企业家可以入党,可以当干部,做官。而西方的多党制,一个党左一点、另一个党右一点,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据此,郑先生认为,执政党的基础甚至比很多西方类型的政党制度要广泛得多。这个论证很有意思,我再给郑先生增加一点意思,几乎所有的儿童都要加入少先队,大多数的青少年是共青团员,依照郑先生的逻辑,党国的基础其实比先生想到的要广泛得多。而且,只要执政党愿意,他这个基础还可以扩大好几倍,比如,将党员扩充为两三个亿,那么执政党的基础大概就可以空前绝后了,完全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好几次了。
     但是,党员的多少、党员的阶层成分并不能有效地改变党国的性质,资本家能够入党不过是党国“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罢了,不过是不走极权主义、改走威权主义罢了,这有什么可傲人的。威权主义者可以根据需要,引诱某些人入党,必要时甚至可以强迫入党。政治学的常识是,能够掌握国家社会权力的人总是少数人,党国的党员越多,并不意味着党国权力的分享者越多。威权主义之下党员证向全民的开放与扩充并不意味着合法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执政者所代表的基础越广,只是意味着执政者集团的内部调整,或许有时候还意味着可以收取的党费更多,身不由己的人更多,人格分裂的人更多,能够保持正常情感智慧的人更少。
    而自由民主之下的政党,各政党无论人数多少、无论或左或右,他们想取得某届政权,都得努力讨好民众,在政权的轮替过程中与各派相互妥协的公共政策中,多数民众的利益得到了表达与维护。一个政党倾向于自由民主与否,与其党员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
    不需要多大的智慧,一个人只要不是自我封闭,只要多接触一些信息,就能弄懂党国是哪些人在统治。将政权基础问题(合法性)问题偷换为执政党党员的阶层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三也。

    4、竞争与参与的问题

    郑说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开放”与“竞争”等,“开放”问题上文说了,这里看看竞争:郑认为中国的政治领域也讲竞争,但不是说完全自由的竞争;如果没有竞争,社会参与也不可能,中国经济的改革成功就是有各个社会阶层的参与,政治上也是这样,中国现在不同层次也在做,像地方选举已经进行了,各个地方在党内的公推、公选;中国有它的好处,就是把选举跟选拔结合起来。

     这更是在赤裸裸的撒谎,把走走样子的“选举”说成是中国模式中的“竞争”,真是如秋风所说的,是在侮辱众人的智力。至于选举跟选拔的结合,不仅选举是走走样子,许多时候选拔也是秀秀给大家看的,对党国确实很有好处。

    5、政策调整问题

    郑认为:现在西方社会各派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政策调整比较慢。而中国从八九十年代到现在,政策变化还是非常快的,重大的几次政策调整还是非常及时,“现在我们看到政策调整有困难,我自己个人相信,如果共产党领导一旦有他坚强的意志力,做政策调整是可能的,这个非常好。”
    其实,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西方文明已基本成熟,不要大调整,哪怕有时反对派真是为反对而反对也不会造成多大的问题。而党国目前不但是政策需要大调整,制度也是需要大调整,但最近十年却没有什么重要的调整,甚至还在走回头路。许多老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看到的似乎是,执政者似乎有坚强的意志力将既定的社会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固定化下来,而不是有坚强的意志力去做重大调整,“这个非常好”!郑先生说的反话真的非常好!

    6、符合自己文化习惯

    郑先生说:“我觉得一个政党制度还是要符合自己文化的习惯”。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东方文化与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不大兼容,东方人就习惯威权统治。如果是这样,那么日本、韩国、台湾的自由民主该如何解释?新加坡最近选举中反对党的突破该如何解释?
退一步说:何为符合自己文化的习惯?注重民生、不与民争利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但是党国是否做到了呢?传统文化强调执政者要关注底层民众的呼吁、听取社会精英的批评,执政者是否做到了呢。不客气地说,在许多方面,现政权的专制蛮横程度比传统帝制还要严重。

    7、谁在空想

    郑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模式怎么发展、应当怎么发展,我觉得不应当空想,要从中国的实际里面去寻找它的本身的发展客观规律。”“既然大家都是学者,在这些方面,对各个方面都要有一些理性的思考,我觉得中国还是要走出自己一条独特的政治模式道路来。”

    这里郑先生本身才是空想:第一,试图寻找中国本身的发展客观规律,将某种客观趋势当作政治理想,党国的权力政治看起来像是客观规律一样不可动摇,郑似乎希望在权力政治寻找可以赞美和改进的东西。其实,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什么必然的客观的发展规律,顶多只有某个时段某个区域看起来像是规律其实是趋势的东西,而任何社会政治趋势都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有足够的社会政治动力。人类的社会政治动力就是人的追求,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多了,占了主导地位,自由民主就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另外,郑先生的意思好像是说中国走了自由民主之路,就丧失了独特性,这也是一种弥天大谎,西方自由民主的列国,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现在的模式也不尽相同,东方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也一样。迈向自由民主并不需要照搬某国的模式,也不会丧失中国的独特性。无论是执政党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的儒家传统,都是坚持普世价值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些其他国家或多或少也面对过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会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

    郑先生的第二个空想是所谓的“理性思考”,用网友的话说是“鄭先生是冷靜的客觀分析,基於現實的强權政治,提出漸進的改良方法”。面对的确实是强权,但郑先生并没有客观分析,他给人的那种理性客观的外表,不过是因为他试图将权力冲突、利益冲突的问题转化为探索独特政治模式的问题,仿佛那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整天呼吁“走出自己一条独特的政治模式道路来”,那不过是一种掩饰。他的所谓客观来自于他的行文不同于党国腐朽的八股文,并且他对党国有一些温顺的批评。
    旨在追求更多自由民主的政治改良,如果能够获得多多少少的成功,从来都是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进行的,哪怕是台湾较为顺利的民主转型,也不尽是因为遇到了开明的蒋经国,而是首先有强大的舆论抗争、社会抗争。而社会没有强烈的批评,强权政治就没有压力,就不会有什么动力去改进。不敢揭示真实的所谓理性态度与低调言论,根本就不能带来所谓渐进的改良,完全是空想。

    结语

    当然,我也要承认秋风先生的此次言行,在某种程度上也违背了儒家、违背了自由主义,其一是他批评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确实有些夸张,但是如果我们说郑永年先生“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之优良,甚至比西方还要好”,这还是可以成立的。其二是他在复旦上海论坛闭幕式的言行,确实比较刺眼,如果秋风先生能够在郑永年演讲结束之后再表达自己的严厉批评,似乎更合乎礼仪。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同秋风先生对郑永年的指责。这个社会,勇于直面暴政、丑陋、虚伪的人太少了,太少了。太多人,太多的学术名流,与郑先生一样,避重就轻、不敢直面权力政治的现实,反而热衷于制造一些虚假的理论与模式,来粉饰权力、美化现实,他们也有所谓的批评,不过是小打小闹。学者们要说真话,说实话,否则既误导执政者、又误导民众。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么怕是跪着向皇上进言的儒臣,也是要说真话、说实话的,所谓“事君有犯而无隐”。今天,学者们在理论上处于比历史上的儒者更为优越的位置,那就是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是党国也不敢公然反对的,学者们理应站起来,比旧时的儒臣更为坦率才行。至于郑先生,乃新加坡人,更不需要看着党国执政者的脸色吃饭,他为什么也能如此地弥天大谎(不止这一次,以前还有很多次,可在选举网、共识网等搜索查看),那实在是“我想不明白”。

 

 

 

18大的背景与变局

——左翼崛起在当下中国之必然

冼岩

2011年6月18日

    中国思想界大略可分列为左中右三大阵营,其中左翼主张公平优先,右翼主张自由优先,中间主张秩序优先。三大思想源流都波及朝野,影响着社会各群体的政治态度和未来中国的路向选择。

     公平、自由、秩序这三种价值,相互之间并不必然矛盾,很多时候还相辅相成,冲突发生在对优先性的争夺上。在观念世界,三派主张(左中右分别以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代表)都不难做到逻辑自洽,这说明三种价值都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它们在经验世界的适应性,取决于各种价值元素在具体环境下的稀缺程度。经济学有个“木桶原理”,很好地解释了这种情况:一只木桶能够盛多少水,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所以,增加木桶容量的最好办法,是加长最短的那块木板。可见,在一个公平(秩序、自由)相对最稀缺的社会,左翼(中间、右翼)的主张是最有益的,因为它能够以最小的付出,最大程度地保障和增进全社会的福利。

    以此衡量,就不难明白30多年前为什么会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今天又为什么会“向左转”。自1949年建国以来,除建国初期、文革前期及八9等特殊时期外,秩序在中国从来就不是个问题,但又并非没有问题。“不是问题”是因为大多数时候中国都保持了稳定,秩序并不稀缺;“存在问题”是因为这种秩序始终要承受外部的压力,经常有被颠覆的危险。因此,秩序在中国大多数时候都不是首要和紧迫的价值,但又始终不能松懈。

    价值冲突主要在左右之间展开。30多年前的中国,公平相对充裕,自由极度匮乏。社会被简化为公务员、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等几个阶层,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不大。如果计算吉尼系数,那时的中国或许是全球最低。但是,政府全面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生活,每个人被要求只能做“一颗螺丝钉”,听从伟大领袖的安排。按照左翼所擅长的辩证法理论,这种极左的现状必然催生右的增长。“天下苦左久矣”,这是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现实土壤,所以赢得了当时绝大多数人的赞成和拥护。

    中国这30多年的历史过程,其间虽略有波折和反复,但整体而言是一个“自由不断增进,公平不断减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执政党以实用主义的手法,混合了左中右三种思想资源:摆在神龛上的仍然是“左”(社会主义),口中讲的、手上做的是“右”(改革开放),脚下牢牢踩着的是“中”(稳定压倒一切)。时至今日,除政治领域外,中国人在经济、文化、社会、个人生活和对外交往等方面,已经享有此前难以想象的自由。虽然在一些方面比之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在东方国家尤其是后发展国家中,已经表现不俗。美国国际科学杂志今年5月22日公布了一项关于社会宽容指数的全球调查,中国被列入“很宽容”的国家行列,得分高于日本,而民主制的印度却排名倒数第三。

    与此同时,公平在中国的衰减速度丝毫不亚于甚至快于自由的增进速度。仅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就超过了美欧发达国家,进入全球分化最快的国家行列,亚洲排名第二。贫富、官民之间的紧张,已成为当下多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根源,甚至开始危及基本秩序。这一状况至今仍有恶化趋势。

    只要不是被有色眼镜遮挡住视线,人们就不难发现:除了部分知识分子要求话语权,个别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与自己财富相匹配的政治权力外,自由在今天中国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已经不是迫切的需要;而公平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稀缺而急需的目标:穷人要公平,富人要公平;城市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要公平,乡村的农民和进城打工的民工也要公平——除了最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外,公平已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迫切需求,这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钥匙,也是重建社会共识的基础。

    在这个自由相对充裕、公平极度匮乏的时代,左翼思潮赢得越来越多的赞成和拥护,乃是一种必然。所谓“毛泽东热”、“红歌热”,都只是随之泛起的符号——虽然当今左翼的主张已与当年毛的做法颇有不同,但迄今为止毛仍然是可以将左翼声音汇聚起来的最有力的政治符号。这种符号可以帮助左翼实现身份的认同,正如右翼通过“美国”这一政治符号实现身份认同一样。当然,再有力的符号也不可能覆盖所有个人,所以左翼中也有人不认同毛,右翼中也有人不认同美。

    同理,政府的施政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向左转”,由“效率优先”转向“兼顾公平”,这也是一种必然。但是,现阶段的社会政策还只是在增量上作了有限调整,没有触及根本的利益分配格局,而且这种朝向极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倾斜的基本格局,还有着变本加厉和加速固化的趋势。

    “向左转”虽然是大势所趋,但由于关系到未来的走向,它必然遭到阻挠和反击。毫不意外,反对者主要以右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的动机和原因却不一。概言之,反对者主要有三种构成。

    其一是经验主义者。他们认为,“左”造成了中国几十年的闭关锁国和自由匮乏,酿成了“文革”悲剧,所以“左”是万恶之源,凡“左”的都是不好的,“左”的东西要不得,中国绝不能退回到“左”。这些人不懂得历史的辩证法,不知道历史本身就是左右交替、螺旋而进的。20世纪初左翼的兴起,就是当时右翼的缺陷和失败的结果;20世纪末左翼的重大挫折,又成全了右翼的全球扩张和进步。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对错,此时此地的错不代表彼时彼地也错,更不代表永远错。价值的适应性是因时因地因具体情况而异的,在新的相对偏右的现状下,中国“向左转”不是在倒退,而是在前进,这正如曾经导致了古希腊城邦衰亡的民主制度,在现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成了“好东西”一样。

    其二是教条主义者。他们认为“右”的一套代表了普世价值,因此永远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必区分不同价值元素的具体稀缺情况,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遵循右的普世价值总没有错,这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崇高的,不认同这一点则是小人,不是“文革”余孽,就是朝廷鹰犬。这些绝对真理的信徒们,以道德替代理性。他们以为,复杂的世界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只要找到它,就拿到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这种人往往是名曰“自由主义思想启蒙”实质是“反启蒙”即重新愚昧化的产物,他们的智识程度不高,却往往构成民间舆论的主体。

    其三是特殊利益集团中的部分成员。这些人利用权力非法聚集了大量财富,因此他们最怕公平,最怕清算。他们的最大梦想,是实现财富和安全的“软着陆”。特殊利益集团成员的出路只有三条,一是自己手中永远握有足以阻止公平、不惧清算的权力,因此可以无须“着陆”,永远在天上飞。显然,只有极个别人才能保持这种自信,进行这种选择。二是将财产和家人提前转移到国外,自己随时可拔腿就跑。三是中国“变天”,法律秩序推倒重来。在“推倒重来”这一点上,特殊利益集团中的部分成员与普世价值派是一致的。前者当然希望来的是一个能够保障他们的非法财产、甚至能够保护他们继续“腐败”的制度,但这一点只能做不能说。从目标的可操作性出发,他们将理想包装成了与普世价值相似的东西,然后力争在操作中将新制度变成他们所需要的样子。这种做法并非中国人首创,在亚非拉和东欧的“民主化进程”中,都反复上演了类似剧目。今天,在中国,这方面已“浮出水面”的代表人物,秦晓可算其中之一。

    在对左翼的狙击中,右翼祭出了诸多法宝,其中最具杀伤力的,当属三大“咒语”。这三大“咒语”就像三面大旗,旗锋所向披靡,常常令许多左翼人士满腹的事实道理却讲不出口,最后乖乖倾倒在“国际主流价值观”的魅力下。

    旗帜之一是经济发展。这面旗帜的意思是,历史经验证明,左翼计划经济那一套,不利于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在“向右转”的市场化过程中实现的——确实,至少在全球可统一为同一个经济体系之前,计划经济在效率竞争上长期而言不如市场经济,因为它无法与市场化的外部环境实现有效对接;仅仅在内部进行自我循环,很容易丧失经济的活力,走向僵化。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也是以全球一统作为背景的。

    但是,今天的左翼并不需要背负计划经济的历史包袱,他们完全可以在承认市场的竞争激励和基础配置的前提下倡导公平。只要市场的基本框架存在,哪怕公平介入了初次分配,市场激励也仍然有效,价格信号也同样会起作用——市场还是市场,只是环境有所不同而已。这样做,当然有可能损及效率,但效率并不是社会的唯一目标;这种做法之能够出台,说明在当时当刻,有些价值比效率对全社会更重要。而且,当前中国经济的效率,已进入必须“以公平调分配,以分配促消费”的关键时期,这是中国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成败要害所在。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经济效率就维持不长;而且由于不公平所导致的维稳成本的硬性增长,不但将吞噬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将成为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能承受之重。

    旗帜之二是人权。本来,人权是左翼公平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它离左翼比离右翼更近。自由只是人权的内涵之一,公平却是人权的基本准绳。但是,在经验世界中,没有绝对、抽象的人权,人权总是相对的、具体的。每项人权的实现,都需要消耗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所以人权在具体国家能够做到哪一步,受制于该国的人口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受制于其他一些特殊情势。美国在9.11后,就放低了国内的人权标准。而发达国家的人权水平之所以普遍优越于不发达国家,是因为前者有着更好的实现条件。所以,在人权问题上不存在统一标准。人口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不一样,对人权的衡量尺度和表现形式也必然不一样。实际上,人口资源状况是一个国家最基础的具体约束条件,其上是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人权,民主、自由、公平等等各项价值的实现,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等上层建筑,都必须建立在这两种经济和社会的基础结构之上,并且适应这种基础结构,随着基础结构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衡量尺度和表现形式。

    在人权问题上,左右都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不同的是,由于考虑到具体的实现条件,左翼在涉及人权的许多话题上采取了审慎态度,没有甩开膀子唱高调;而一些右翼有意无意地秉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思路,将人权当作针对中国政府的批判武器乃至是颠覆工具,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现状,把人权标准描述成一种可以独立于其他条件而存在的绝对之物。这种非理性的论述,在今天中国却能够取到哗众取宠的效果,并且让自己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旗帜之三是民主。在历史上,从启蒙时代到英法革命及之后,民主一直是左翼的旗帜、右翼的梦魇。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迫于形势的变化,右翼思想体系才开始接纳民主价值,并且逐渐开发出所谓“最不坏”的程序民主游戏。而左翼在20世纪初期得到迅猛发展后,先后成立了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中始终处于弱势,始终面临被围攻、被颠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对秩序安全的需要压倒了对民主自由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似乎是不约而同、不言而喻地搁置了民主,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了一套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不但在执政党内部,实际上在国家政权的体系内,也是实行的这种模式,例如人大、政协。民主集中制即使在运行良好的前提下,也只相当于群众路线,或者说类似于古代明君的重视民意,它与民主完全不是一回事。正因为这样,左翼在民主的天枰上历史地处于劣势。

    但是,今天的左翼已无须背负历史的包袱,因此也就无须畏惧民主的咒语。他们需要做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寻民主的实现形式,评估民主的实践效果。正是由于这种探索和评估,不少人发现,西方的程序民主至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由于西方民主制的良好运行,必须依托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收入为衡量标准)和社会结构形态(具体说需要中产阶级居主流的社会结构),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运行良好的民主制度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普遍淮橘成枳。又由于民主化的转型过程十分复杂,将之导向良性很难,使之趋于恶性却极易,因此很多转型国家都掉入伪民主的陷阱,政权和民主程序实际上被少数权贵操纵,公共财富和权力被快速、反复地纳入私人囊中。

     所以,尽管现状并不如人意,别人甩卖出来的东西也未必就比现状好。“更好的中国”如何才能实现,没有简单、现成的答案,需要中国人自己现在寻找。仅仅亚非拉那种质量的民主,不是中国人真正所要的产品,也与贩卖者的产品广告不相符。对于那些拍着胸脯信誓旦旦保证能够将中国的民主化导向良性的人,人们应该追问他们一句:当初你们不也保证市场化会是好的吗?为什么搞成了原始资本主义加权贵资本主义?在特殊利益集团日益强大、强弱力量对比更加悬殊的今天,你们有什么办法阻止权贵集团主导转型进程?历史不会发点球,所有球员都已在自己的位置上,你怎么让大家都停下来静静等着你把球带入球门?更何况吹黑哨的裁判还站在最强势的球员一边,他们并不希望看到球进入你所公开标志的门框——他们有自己的球门,虽然那个门上也写着“民主”。

    无论从制度设计还是实践效果而言,民主并不必然导向好的治理,它的真正作用是,为社会冲突提供一种和平解决的机制。在非民主的制度下,统治者必须“干得好”才有理由呆在台上,所以他们必须时刻论证自己“干得好”。一旦这种论证无法完成,就说明改朝换代已为期不远,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血流漂杵。在民主制度下,哪怕统治者干得再坏,他也可以毫无愧色地站在台上,理由很简单:“这都是你们要我干的,大不了换人好了”。在此过程中,社会元气不会大伤,主要的上层建筑能够保持、延续,不需要推倒重来。显然,这种机制也是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的当下中国所需要的。但是,最近中东、北非的事变告诉人们,由权贵所把握的“坏的民主”,并不能起到和平解决冲突的作用,社会矛盾和政权更替仍然需要用流血来解决。如果是这样,在中国的民主转型不能保证导向“好的民主”之时,转型的意义何在呢?

    中国的特殊性还在于:一,时至今日,中国的现行秩序还能够提供治理有效性的基本论证,并且在经济上还表现了特殊的效率,这种效率与现行秩序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纵然民主化从长期而言是必须的,也有个时机选择的问题。在现行秩序的效率尚存时,急急忙忙地转向一种短期内没有效率,甚至是混乱的秩序,这无疑是损害全社会的福利。为了可能到来的激烈冲突而提前准备一种和平解决的制度框架,有必要付出全社会福利损失的巨大代价吗?得失之间应该如何权衡?等一等再转又何妨呢?这些问题,都值得今天的中国人认真思考。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民主转型都经历了动荡、混乱甚至是崩溃和战乱,国家的规模越大,社会矛盾越尖锐、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转型的危险越大,后果也越严重。在中国的国情现状下,如何避免转型的风险?如果避免不了,后果是不是今天的中国人可以承受?在风险概率很大的情况下,转型的收益与损失,又须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权衡。正因为以上诸多原因,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不宜照搬西方,不宜急急而进,而是必须重新探寻适合自己的实现形式与转型道路。

    中国右翼中一些主张民主转型的人,将希望寄托在党内高层那些大唱民主的人身上。其实,这些人是没有能力推动转型的。他们的民主表态,不是发生在已经失去权力和即将失去权力的时刻,就是有口无心的“假摔”。道理很简单,在执政党“去意识形态化”的今天,权力结构已成为利益交换的产物。利益共同体的现实处境,使身在其位的人不可能作出从根本上改变利益和权力格局的“出格”行为。

    能够行为“出格”的,只有像薄熙来这种不是由既定游戏规则产生,而是通过自己努力“意外”入围进入高层的人。中国要想在短期内走向民主,唯一可以看得到的希望,也在右翼所排斥的薄熙来身上。只有以这种途径脱颖而出的人,上位后才能不受既成格局的约束,才可能不按规则出牌,打破僵局。事实上,由于薄的上位不是某种自上而下安排的产物,而是自下而上努力的结果,虽然在临门一脚时薄也可能要作出某种妥协和承诺,但一旦上位,薄即无人能制。既没有哪种安排可以约束他的行为,也没有人可以预料其行为的影响和后果。对于这样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没有同僚能够放心。现在因为形势所迫,薄“入常”已成定局,但其他人都不会愿意他执掌实权。看来,位高而权虚的政协主席一职,或许是薄的归宿。

    但即使这样,也不可能真正控制薄的行为和影响。薄的能量,可能在规则以外的多个地方爆发,选项之一是民主,薄本人也并没有理由排斥民主。纵或他本人的选择不是民主,他搅局的结果,也可能为其他人推动民主制造机会。

    当然,薄最方便的突破口还是反腐。反腐虽然是18大所有上位者都愿意唱的剧目,但只有薄才能抛开官方剧本,真正唱响这个题目,触及根本的利益格局。即便海外传言的薄家人早年也不干净是事实,只要薄有心,这么长的时间足够他漂白自己与家人,作好准备——至于那些现在还在忙着加速聚集财富的人,不管他们把民主或反腐的调子唱得有多高,只说明他们内心根本就没有打算这么做。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1-06-22 17:17:17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159期-共和国62年暨孔子2562年〔耶稣2011年〕阳历6月22日

20世纪40年代的和平建国运动与自由主义

沈华

2011年6月20日

    作者简介:沈华,西历一九七二年生,江苏苏州人,农工民主党员。苏州大学哲学博士,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主要合著有:《分职定位——历代职官制度》(长春出版社2005年版)、《太湖稻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周秦汉魏吴地社会结构研究》(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
   内容提要:20世纪40年代,以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为代表的中间力量发起了一场以民主、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和平建国运动,这可以看成是自由主义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经过半个世纪积累的结果之一。尽管这场和平建国运动到最后无疾而终,但仍然可以显示出在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有着较大影响力,以及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执着和努力。
     关键词:和平建国 自由主义 民主党派

   20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共同成为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三大社会思潮之一。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或社会思潮,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政治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论是立宪君主、国会选举,还是联省自治、好人政府,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由主义的价值关怀和理念,只不过当时自由主义的影响仍然过于单薄。至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的力量终于渐趋规模,这主要体现在如何建国、建什么样的国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自由主义者发出了不同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呼声。相当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不满于国、共两党的建国途径,他们希望在中国实现一种民主、自由的建国方式,实现民主政治,从而引领中国真正走向富强和统一,并且他们亦真诚的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这也正是当时一度成为舆论焦点的第三条道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20世纪40年代的这场和平建国运动,随着国民党越来越不能容纳异已力量并与共产党最后走上全面武力对抗后终归于镜花水月,但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这场和平建国运动足以说明彼时自由主义的影响之巨,并留给我们颇多值得珍视的历史经验和资源。

     一、自由主义的和平建国运动

    大致来说,“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学说、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运动,而且在许多国家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制度”。[[1]]8换言之,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近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思想学说,并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主要建构原则,甚至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其主要原则表现为个人主义、平等、自由、多元等,在政治方面则主张以暴力的手段实施宪政,保障个人权利、实行民主政治。[[2]]清末民初,自由主义开始传入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尽管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若干养份,但就整体而言只能说是舶来品,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虽然不能同西方社会同日而语,但同样展现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尤其对知识分子群体而言始终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从严复、梁启超到20世纪20、30年代的胡适派学人等,再到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教授们等等,都是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借助于这些堪称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的大力推广,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史上始终占据着重要一席。
    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根据他们与政府、政治体制、权力中心的距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走“第三条”道路的的组党型、寄希望舆论干政的议政型和融入政府的参政型三种类型。[[3]]组党型自由主义者主要指以民盟为中心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是主张和平、民主建国的主力军,并身体力行;议政型自由主义者主要集结在以《观察》、《大公报》周围的一批教授和学者,他们支持前者的主张,但作为专业知识分子,他们并不付诸行动;参政型自由主义者以加入国民政府的一批学人为代表,如翁文灏、丁文江等。本文关注的焦点主要在前两类自由主义者身上。
      抗战后期的政治局势为组党型自由主义者提供了绝佳机会,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成立,1944年9月又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此时,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优势的日趋明朗,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于是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关注的焦点和全国民众一样,逐渐转向如何构画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1945年1月15日,民盟针对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发表《中国民主同盟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的第一条称:“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第二条称:“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并筹备正式国民大会之召开及宪法之制定。”[[4]]36-37这是民盟较早提出的和平、民主建国主张,也是民盟自成立以来的一贯主张。
    1945年7月7日,国民参政会召开,主要讨论召开国民大会。表面上看,这是国民党准备和平建国的先声和表现,但由于参政会十分之八的参政员都是国民党党员,根本无法代表民意,因而民盟不但予以坚决反对,还详细提出了自己的和平、民主建国方案,包括6个步骤:“一、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民主同盟三大政团的圆桌会议;二、在这圆桌会议上,由三大政团共同推定国内无党派的代表人士,请其前来共同参加会议;三、由这种圆桌会议产生举国一致(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代表人士)的联合政府;四、由联合政府再撰写(拟定)人民代表,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从新起草宪法;五、由联合政府从新起草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依据这种新的法律,从新选举真正代表民间(民意)的国民大会;六、由联合政府如集(召集)新选的国民大会代表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并实行真正的还政于民。”[4]46-47这一文件虽以云南省支部的名义发出,但其中的民主建国方案却颇为周详细致,完全符合民盟的一贯立场,所以到1945年10月11日,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治报告提出三个问题:“政治会议”、“联合政府”、“国民大会”,[4]78-87可以说就是这6个步骤的概括。在“政治会议”、“联合政府”、“国民大会”这三个问题中,民盟又最为重视成立一个汇聚多方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称其为“中国和平、团结、统一的唯一的途径”。[4]80著名理论家张东荪进一步解释称,从国内、国际各方面因素来看,“联合政府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总匙”。[[5]]这样的联合政府包括了国、共和第三方势力如民主党派,而且国、共两党亦是除却武装、和其他民主党派处于平等地位的政党,只有这样的联合政府,才能完成编遣军队、平息党争的重任。
     毫无疑问,以民盟为代表的和平建国主张得到了绝大部分自由知识分子、乃至全国人民的极力赞同,这部分知识分子借助于公共传媒表达了他们的共同心声,尤以历来被誉为舆论重镇的《大公报》最为典型。1945月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专机飞往重庆共商国事,对此《大公报》次日社论的不但直接以《毛泽东先生来了!》为标题,更在文中欢天喜地的称:“在抗战已告胜利,明码(盟友)业已结成,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6]]喜悦之情溢于文字。遗憾的是,之后的局势发展完全令国人失望不已,当国共双方兵戎相见后,《大公报》更是痛心不已,先以一篇社论《不堪想像国家的前途》痛陈:“凝视全国,漆黑一片;瞻望未来,万丈深渊”,道出所有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随后,《大公报》于1946年11月4日发表社论《做一个现实的梦》,设想假使年初的停战令确实有效,年初的政治协商会议确实实行,那么就会出现下列若干情形:“国民政府业已改组,毛泽东周恩来张君劢曾琦莫德惠等都在国府委员会席上与蒋主席孙科宋子文等环坐讨论国事了。行政院亦已改组,各党派都有人为部长,是一个举国一致内阁的规模。……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一面在逐步做着整军的工作,同时根据宪法,在筹备普选。”[[7]]虽然是一个梦,但想像的情形与民盟的纲领和主张可谓完全一致。

   二、和平建国运动的自由主义背景

    归纳起来看,20世纪40年代和平建国运动的具体路径,就是通过多边协商的圆桌会议,建立起一个容纳国共两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多方力量参与的联合政府,然后逐步走上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的宪政之路。可以说,这一建国途径充分体现了自由主义精神,完全以自由主义的民主和宪政原则为指导。这一建国方案不仅获得了大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的赞赏和支持,并在全国造成了广泛的声势和影响,即便是一直筹划以强硬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国民党,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支持自由主义的这种建国方案。正因为如此,透过20世纪40年代的这场和平建国运动,可以断言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发展,终由涓涓细流汇聚而中国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
    20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大体上可构勒如下:严复、梁启超所处的清末民初看成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也是近代中国刚刚接触西方自由主义的时期。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战可以看成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第二阶段,以胡适为核心的一大批学人先后以《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等刊物为据点,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发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声音。第三阶段则是抗战后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特别是在抗战接近尾声时,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纷纷撰文立说,阐述各自的政治主张和文化主张,其“声势之浩大,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绝无仅有。”[[8]]207而且,此时自由主义更“从一种观念的存在,转变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存在。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重要现象。”[[9]]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改团体会员制为个人申请参加。在民盟成立以前,也有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尝试组织政党,最早如梁启超在民国初年组建的进步党,胡适早在1926年也萌发出组建中国自由党的意图,他在当年8月3日的日记中称:“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10]]239抗战胜利后,胡适周边的自由分子还多次催促胡适将组党之念付诸实施,但胡适出于种种考虑,终未落实。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组建政党的真正尝试肇始于1932年,由张君劢与张东荪、罗隆基等在北平秘密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此后,国家社会党一直活跃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民盟的成立可以视为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力量在中国的一大突破,较之于胡适始终停留在纸上的构划和影响力较为欠缺的国家社会党,民盟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除任职于国民政府的所有自由知识分子,包括“三党三派”,著名人士如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李璜、罗隆基、梁漱溟等。民盟虽然自称仅仅是一个联合体,本身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许多党派的联合,但从民盟的组织框架及其具备的鲜明宣言、纲领等来看,视民盟为政党并无不妥之处。民盟成立以后,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等其他民主党派也纷纷成立。

    从自由主义的视角出发,民盟成立的确可以看成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从价值观念到政治组织的结果。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自由主义,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介绍和探讨,对近代中国社会主要起着一种传播和推广自由、民主、宪政等观念的启蒙作用,严复、梁启超等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可谓功莫大焉。而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的自由主义,主要以信奉自由主义原则的政党形式出现。民盟虽然不曾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政党,但就民盟的各种主张和立场来看,其受自由主义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民盟的组成者也大都是自由知识分子,促进民主、实施宪政自然成为民盟最根本的立足点。因而,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成立,及其所提出、受到全国多数民众赞同的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和平建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经过长期的积累和酝酿,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运动和声势终于进入了巅峰时期。
    当然,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力量的高涨,还受益于国际上自由主义思潮复兴的强力支持,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被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是自由、民主战胜极权、专制的结果,“这次世界大战,的的确确是个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战争;这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的的确确确是个民主主义的胜利”[4]72。除此之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所给予的厚望,可能也在精神上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获得了鼓舞”。[[11]]96事实上,这种支持由来已久,费正清先生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值的信息。——中国教育、新闻、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近代中国,就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的。”[[12]]311费正清所言并无太多夸饰,他的观点亦得到美国官方的认可,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45年12月15日的对华政策声明中坦率承认:“美国知道目前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专政的政府”,同时认为“假使这个政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分子,那么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所以美国坚强地主张,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的全国会议,应该对于使这些力量在中国国民政府中,都能得到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的诸办法,成立协议。”[[13]]811-8121947年马歇尔将军国共调停宣告失败后,在离华前发布的声明中特别指出,中国问题的解决,“惟有使政府中与小党派中之自由分子居于领导者的地位,此种自由分子为优秀人物集合,惟仍缺乏政治权力以发挥其支配作用的影响。”[13]1586杜鲁门与马歇尔所寄希望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力量能够进入政府,惟其如此中国真正走上民主、自由之路,从当时的局势发展看,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但两位美国领导人的声明仍然给了中国的自由主义巨大的信心鼓舞当是不争的事实。

   三、和平建国运动的挫折和意义

   自由主义的和平建国方案虽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但现实却是无情的。1946年1月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这一度令中国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倍感鼓舞,毕竟,这是一个“各党派及无党派知名人士都平等参加的、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民意会议”,[13]序言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遗憾的是,此后局势的发展与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基本上背道而驰,伴随着内战日益升级,11月遭到各民主党派抵制,只有国民党和青年党、民社党参加的“国民大会”召开,并制定了《中国民国宪法》,尽管这部宪法在张君劢的苦心构画下,并非全无是处,但没有中共和民主党派参加的国民大会已经在事实上宣告了和平建国方案的失败,意昧着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自由主义的挫折。此后,民盟及其他社会贤达人士仍然为调停国共而奔波,但只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罢了。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下令京沪渝等地中共办事人员限期撤离,10月又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又意昧着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的自由主义的重大挫折。

   20世纪40年代随着抗战接近尾声,作为价值观念和政治组织的自由主义,一度风起云涌、蔚为壮观,但旋即为严酷的政治专制所压制,究其原因,与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自始至终走以武力解决问题的道路有着直接关系,用储安平的话来说就是“现政权当让不让,可和不和,应改不改,要做不做,还是迷信武力,图以武力解决一切。”[[14]]97
国民党虽然也提联合政府、宪政政府等,但更多表现为一种策略,其前提条件是取消共产党的武装。蒋介石在1946年元旦的广播演讲中曾一再强调,“唯有统一的国家,才能顺利推行宪政,保障民主制度”,[13]16并一再要求中共取消武装力量。1946年8月13日蒋介石又发布文告,视中共视为破坏民主宪政大道的罪魁祸首。自由主义势力主张和平解决问题,因而同样主张军队国家化即中立化,但前提即却是先建立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这一点恰恰是国民党始终不肯做到的。因此针对蒋介石8月13日的指责,民盟于次日一针见血地指出:“民盟向不赞成任何政党有武力割据、民盟现为一尊循宪法、和平合法之政党,但民盟未得合法平等之待遇,民盟领导人物在北平被绑架,在昆明遭暗杀,在此事存在之一上,有武力政党如何敢放下其武力。”[4]211至于口口声声支持并寄希望于中国自由主义力量的美国人,实际上却以对国民党的偏袒和军援的方式,在事实上大大助长了其以武力解决中共的决心和信心。1946年4月,桂林文化界曾以公开信的形式呼吁马歇尔“切勿协助任何一方运送军队前往东北,亦不可供给武器助长内战”,[13]1285但众所周知的是,美国人的军援持续了随后的三年内战,以致于费正清承认,“我们对国民党的支持已成为事实。……不待真正代表中国的联合政府成立,我们便开始为五亿美元的贷款进行谈判;除战胜日本后已经支付的六亿美元以外,还答应根据租借法继续提供援助;出售军事物资,转让舰船;训练中国海军,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仅对实行一党专政而不求改革的中国政府有利,从而也就加强了公开准备反共内战的国民党右派的力量。”[12]310
   除上述因素之外,还有观点认为和平建国运动的受挫归结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自身的局限以及社会土壤的贫瘠。早在1947年,储安平先生就在《观察》上指出民盟是一个“很勉强集合而成的政团”,特点就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4]104再到60年代,殷海光先生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范围扩大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15]]255遂为定论。[[16]]

    本文认为,上述学者的观点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从成败论英雄的传统视角出发,那么20世纪40年代的这场自由主义的和平建国运动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颇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其一,成立联合政府、实施宪政法治的和平建国主张不仅得到了几乎是所有自由知识分子的拥护,同样得到了共产党方面的全力支持,即便是国民党方面也不得不在表面上作出拥护的姿态,可见和平建国主张已经风行全国,成为全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和呼声,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视为自由主义思潮影响近代中国的结果。事实上,从严复、梁启超算起,中国人接触自由主义不过区区五十余年,仅半个多世纪就自由主义就能对极其缺乏自由传统的中国社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正说明了自由主义的巨大魅力。由此可以认为,作为一种筑基于西方社会的外来学说,自由主义在整体上可能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社会,但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和理念,很可能可以得到中国多数社会阶层和成员的认同。
    其二,20世纪40年代的这场和平建国运动给后人留下的最珍贵遗产,莫过于这批自由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和理念。国共两党全面内战后,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中也出现了分化,但他们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成员,依旧是自由主义最坚定的信仰者,他们看得很清楚,自由主义的和平建国运动本身虽然宣告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者努力的目标即民主政治的失败,施复亮对此有一段深刻的概括:“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革命者,但必然是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自由主义者的努力。……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努力,在个人方面也许要归于失败,但在民主政治的促进上决不会失败,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更不会失败”。[[17]]当后人检视这段历史时,不能不折服于体现于这批知识分子身上的自由主义精神,和平建国运动可以无疾而终,民主党派可以被宣布为非法,但自由主义者追求民主、自由,促进民主政治的努力却不可能被抹杀,所谓薪尽而火传,今日我们要进一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那么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场和平建国运动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精神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对象。

注释

[[1]] 李强.自由主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2]] 自由主义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对这一概念的梳理,还可参见顾萧:《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3]] 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分类,详可参见俞祖华、赵慧峰:《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类型及演变格局》,载郑大华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4]]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5]] 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观察.第2卷第6期.1947年4月5日.
[[6]] 毛泽东先生来了.大公报.1945年8月29日.
[[7]] 做一个现实的梦.大公报.1946年11月4日.
[[8]] 启良.20世纪中国思想史.北京:花城出版社,2009.
[[9]] 耿云志.关于近代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夏之卷.
[[10]]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1]] 谢泳.储安平与《观察》.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
[[12]] 费正清.1946:我们在美国的机会.陶文钊选编.费正清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13]]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政治协商会议纪实.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14]]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15]]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16]] 如许纪霖先生指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始终只能在部分知识分子中流行,却无法成为激励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劳苦大众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旗帜。”(《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下卷,第1页,东方出版社中心,2006年版)耿云志先生断定作为思想的自由主义,在我国的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影响不容忽视,“但作为政治力量的自由主义,它所发生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关于近代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
[[17]] 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观察.第3卷第22期.1948年1月24日.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7-05 11:13:03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RCIF Policy Brief No.2011.041 卷土重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卷土重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July.4 2011

zhangyuxuan@gmail.com

    欧洲主权债务爆发一周年之际,新的负面消息接踵而至。2011 年5 月9 日,标准普尔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调降至B 级。2011 年5 月16 日,欧盟与IMF 宣布向葡萄牙提供780 亿欧元的紧急援助。2011 年6 月13 日,标准普尔宣布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连降三级至CCC 级,同时将前景展望继续维持在负面。这是目前标准普尔开出的全球最低主权信用评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卷土重来,全球金融市场风声鹤唳,油价与大宗商品价格应声而跌。

    为什么7500 亿欧元的史上最大规模救助方案出台之后(该方案足以覆盖2010 年至2011 年欧猪五国所有到期债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会继续升级呢?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市场认为,由欧盟与IMF 给危机国提供紧急贷款以帮助危机国避免债务违约的方式,并不足以帮助危机国最终摆脱危机。贷款可能仅仅推迟了危机的爆发。

     欧猪五国的最大问题,是在本国竞争力下降的情况下,向金融市场举借了大量债务。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欧猪五国仅凭自身努力很难偿还高企的主权债务,从而导致危机爆发。欧盟与IMF 提供的紧急贷款,不过意味着用新债帮助欧猪五国偿还到期的旧债,这本身没有带来债务规模的下降,而仅仅意味着债务的展期。如果欧猪五国的偿债能力没有提高,那么随着新债务的到期,危机就会死灰复燃。
例如,一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动态条件是,该国未来经济增长率应不低于该国政府债务的利率。希腊获得欧盟与IMF 提供的1100 亿欧元贷款的最初利率为5%,后来下调至4%,但我们有很大的把握判断,未来几年希腊的经济增长率都很难高于4%。这意味着未来希腊即使要偿还由欧盟与IMF 提供的援助贷款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偿还那些以市场利率举借的债务了。

    要最终摆脱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希腊无非面临两条道路:第一,通过各种结构调整改善经济竞争力,使得经济增长率最终高于债务利息,从而在增长中消化债务;第二,通过各种形式的重组降低债务利率或削减债务规模,提高债务的可偿还性。提出上述药方很简单,但执行起来困难重重。首先,要重塑希腊等南欧国家的竞争力相当困难。这些国家都面临着传统主导产业竞争力下降、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且养老金债务沉重等问题。此外,加入欧元区使得它们几乎丧失了用于刺激宏观经济增长的各种手段(例如降息、本币贬值、扩大财政支出等)。这意味着上述国家在较长时间内仍可能维持低增长;其次,迄今为止欧盟尽量避免让欧猪五国违约从而启动债务重组的主要原因,一是害怕此举导致欧元区国家滋生道德风险,二是害怕债务重组可能再度引爆欧洲银行业危机。由于欧洲商业银行交叉持有大量的欧猪五国国债,债务重组导致的国债市场价值下降将再度冲击欧洲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这不仅可能引爆银行危机,随之而来的信贷紧缩将再度冲击实体经济;再次,无论在德法等核心国家还是在欧猪五国国内,政府都面临着与大众舆论的较量。德法国家的选民不愿意用本国资源救助欧猪五国,而欧猪五国选民拒绝政府通过削减养老金与增税的方式来实现财政巩固。

     因此,我们认为,欧债危机短期内并不会结束,它可能会持续3-4 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且呈现出周期性爆发的特点。如果应对失当,欧债危机可能对欧洲货币一体化与欧元的前景产生负面冲击。希腊危机可能遵循如下的解决路径:第一,欧盟与IMF宣布再次向希腊提供一笔大规模低息贷款(贷款规模约为500 亿欧元左右,利率低于3-3.5%);第二,官方债权人与私人债权人达成共识,允许希腊延长偿债期限,或者降低现有债务的利率(即软性债务重组);第三,如果上述措施依然不能解决问题,最终希腊可能宣布违约,并与债权人达成直接削减债务本金的协议(即硬性债务重组)。

    欧债危机卷土重来将给全球经济造成如下冲击:其一,全球总需求可能继续萎缩,国际贸易摩擦再度增强;其二,欧元对美元汇率可能出现阶段性贬值;其三,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其四,欧元区加息周期被再度推迟,全球低利率环境继续维系,短期国际资本持续由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对中国经济而言,尽管未来一段时间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高位回落可能意味着输入型通胀压力的减弱,但我们将会持续面临出口增速下降、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增强、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压力加大、短期国际资本持续流入等不利冲击。
 

 

 

 

发件人: "Sheng-wei Wang" <chinauslink3@yahoo.com> 2011-07-06 14:01:25 +0800 收件人: <chinauslink3@yahoo.com> 抄送:标题: www.ChinaUSFriendship.com July 2011 Publication

债务危机发酵 全球经济危机即将来临

谢国忠

2011年7月1日

    二次探底

    全球经济正在再次下降。去年夏天就出现过类似场景。美联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通过抬高全球股市而扭转了这一下降趋势。但是这种财富效应非常短命,因为油价飙升对消费者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这场顺风终结后,结构性问题再次暴露出来,而此时第二轮量化宽松才刚刚实施不久。
    美国房地产市场再次跳水。约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业主的房产价值为负值。在快速复苏无望的情况下,他们更愿意将房产交给抵押贷款银行,卸下一身的债务。银行收回的房产越来越多,由于害怕银行抛售所持有的房源,房地产市场不断下滑。
    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再次抬头。这一问题从未完全解决。欧盟给希腊和其它成员国的援助仅够它们解决眼前的流动性危机,而不足以提升其偿债能力。惟一的解决办法是让希腊破产。欧盟害怕这会传染给其它国家,正在等待着奇迹出现。所以欧洲债务危机感觉像一场慢性病。目前这次危机爆发并不是最后一次。
    日本正处于严重衰退之中。9.0级大地震摧毁了日本很大一部分产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快速转换的希望很快就会破碎。正是这个希望保持了日元不贬值,但现实是,随着日本为了重建而增加进口,其贸易不平衡将会继续恶化。下半年日元极有可能大幅贬值。
    为了应对危机,新兴经济体正在采取紧缩政策,但通胀似乎没有被驯服。这场抗击通胀的战斗有两个不利因素。其一,美联储推行的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刺激大宗商品通胀。新兴经济体无法有效应对这一情况;其二,新兴经济体利率提升速度缓慢,慢于通胀上升速度。所以,它们的实际利率仍然为负值,从而进一步刺激通胀上涨。需要采用更大力度的紧缩政策才能产生效果,但这让市场担心经济增长会受到影响。
    似乎全球经济正在同时下滑。今年夏天的经济数据极有可能非常差,令人惊诧。恐惧将会占据金融市场。

    谁能拯救市场?

    一个月以前我曾在这个专栏提到过第三轮量化宽松的可能性。但是反馈并不积极。几乎所有人都告诉我不可能。但是当市场开始下滑以后,他们又有了新的看法。突然第三轮量化宽松变得可能了。我认为油价要再下降25%,第三轮量化宽松才有可能;只有经济数据差到让人们大吃一惊的时候,第三轮量化宽松才有可能。当油价下降幅度足够大时,美联储就可以借机再次推出刺激计划。

    跟其它国家一样,通胀正在蚕食美国收入增长。美联储仍然不愿意相信其政策不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对生产不利。美联储的政策刺激泡沫产生、减缓结构改革并且抑制消费。但是美联储仍不悔改,它对用货币刺激促使经济复苏这一魔法深信不疑。因此,随着美国经济进一步下滑,美联储不可能作壁上观,肯定会有所作为。这次会是一个大规模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抑或是其它什么政策?很难说。

    如果美联储确实采取行动,那么股市就会上涨,人们的感觉就会好起来。但是这种感觉将是短暂的。美联储的刺激政策将导致油价蹿升,从而抹去股价上涨所带来的所有利益。美联储现在骑虎难下,横竖都是灾难。
    如果欧洲能够决定性地解决其债务危机,其信心将会复苏。希腊将会违约,这一点几乎无庸置疑,拖延下去只会影响金融市场。一旦推出解决方案,明确希腊债券持有人的损失额以及受到影响的欧洲银行的再融资额,金融市场将给这些负面消息定价,然后继续前进。
    金融市场对于中国期望很大,希望中国能够放宽政策。几乎每个月市场都在谈论中国的通胀即将达到顶点、有可能再次放宽政策。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一可能性,但是这种机会非常渺茫。中国的通胀目前处于不稳定期。比较起来,统计数字不如人们的所见所感重要。在正常的通胀环境下,人们经常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可能会上涨几个百分点。而在今天的中国,产品和服务价格的涨幅通常高达10%至30%。这说明通胀问题有多么严重。

    正如两周之前我在这一专栏所指出的,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地产泡沫。这种增长持续时间越长,最后的调整就越痛苦。
    另外,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也越来越难以克服了。比如,能源短缺今年可能会非常严重。如果中国放弃抑制通胀,再次刺激经济增长,那么能源短缺将有可能成为一场严重危机。美联储或欧洲有可能会再次支持金融市场,但中国不会。如果市场恢复,那也是是暂时的。
    全球经济正朝着另一次危机迈进,这一次的核心是政府债务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大国政府无一进行充分结构调整以解决泡沫及其破裂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主要经济体反而采用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希望能够通过增长解决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危机过后仅仅两年,世界又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原因。

    发达国家的本质问题是高额的社会福利成本。除非它们能大幅降低该成本,否则其财政赤字将会继续保持在高位。“二战”之后,发达国家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以换取社会安宁。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一政策的成本变得无法承受。同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他们也丢掉了原有的竞争优势,所以也无法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问题了。他们的短期解决办法是通过财政赤字维持这个体系运转。其它国家也无法逃脱希腊的命运。美国尤为危险,虽然可以印刷钞票还债,但由此产生的通胀预期总有一天会导致美国国债投资者出逃。由此引发的高额债券收益将迫使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以避免超级通胀。
    资产泡沫让统治阶级变富,让普通工人和企业家一贫如洗,发展中国家应该阻止这种现象。中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有很强的成本竞争力,低工资是他们创富之源。但是它们通过资产泡沫进行财富再分配,工人和企业家的价值被低估了,结果导致企业与工人都热衷于投机。随着越来越少的企业与工人愿意从事生产,通胀愈加猖獗。除非基本的治理理念发生改变,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危机将愈发严重。




 

 

发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6-29 23:57:14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第二轮危机正倒计时。。。

    学渊评:情况的确非常坏,喜庆的崛起,狂热的消费,都已经成为过去。四年前,世界经济已经开始进入大萧条,四年后,有什么起色?有的只是深层问题继续暴露,泡沫继续破灭。那么美国怎么办?“印钞票”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是“狂印钞票”不是民主国家的常态,钞票印多了,选票就一定得少了。事实上,美国印的美元比中国印的毛头币少得太多了,只是中国政府太爱美元了。而美国的根本办法有两个:第一“赖帐”,第二“放弃全球化”。这两个办法今天看来不可行,今后则必行其一,而“放弃全球化”较之“赖帐”更可行,因为它只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美国以为自己在贸易上有本质优势,现在证明全错了。事实上,凡事进入了“意识形态”的阶段就一定绝路一条,但是一旦想通了就柳暗花明了,譬如“穷人是好人,富人是坏人”就是意识形态,共产党行不通,邓小平就放弃了,现在的共产党不是人人都想当富人了?共产党不是又伟大光荣正确了?所以“意识形态”最无聊。

美国第二轮危机正倒计时

(可能历时二十年)

学渊

    六月二十三日美原油指数大跌了4.16%,最低逼近每桶90美元。打压力量来自国际能源署(IEA),它称未来一个月释放6000万桶原油应急储备,而美国政府同时释放3000万桶国家原油储备。这一出人意料的举措是对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未能在六月八日会议上就增产达成一致的回击。

    这一事件标志着美国在通胀问题上180度大转弯。近一年来的全球石油和粮食涨价所导致的通胀,不管美国主观目的如何,就客观效果而言,美国是始作俑者。一方面,美国新能源替代战略,鼓励以粮食生产乙醇汽油,这直接加剧了粮食供不应求,推高了粮价;二是利比亚石油供给几乎停止,刺激了石油价格上涨。

    美国如此作为,难以排除转嫁危机之嫌。如果石油粮食价格上涨,中国因石油外需依赖度高达55%,粮食勉强自给而首当其冲,通货膨胀率将上涨,这已经演绎为现实:中国CPI从二○一○年八月的3.5%上涨到二○一○年五月的5.5%,六月份很可能超过6%。而通胀上升倒逼中国加息,提高存准率。

    现在轮到美国撑不住通胀压力了,随着石油粮食价格上涨,美国滞胀苗头已现美国五月零售额为-0.2%,为11个月来首次环比下跌。五月扣除食品与能源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为0.3%,创下二○○八年十月以来的新高,食品和能源价格12个月累计分别上涨3.5%和21.5%。
这似乎是一组对其他国家并不太差的数字,但足以对美国构成致命威胁,因为美国拥有其他国家所没有或很少的庞大的金融衍生品接近60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有超过2/3在美国。
    二○○八年金融危机之后,作为救市核心举措之一,美国冻结金融衍生品两年。如今,金融衍生品冻结期已过,特别是利率衍生品,规模超过100万亿美元,是衍生品的第一大品种,它最怕利率上涨,否则持有会成本大增乃至崩溃,因此,美国必须坚持0~0.25%的极低利率,不敢轻言加息,上周美联储会议,也绝口不提加息。

     与此同时,美国两个很重要的经济指标表现黯淡,上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增加;房地产市场仍非常疲软。5月商品房销售额(NAR)季调后成屋销售年化月率下降3.8%,总数年化为481万套,为去年十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美国一季度的GDP年率为1.9%,已较2010年四季度的3.2%大幅下降。

    美国股市已经先行反映了复苏乏力。从5月初的高峰以来,道琼斯指数已经下跌了7.3%,股市下跌又将导致财富效应的收缩,会进一步收缩消费,损害对未来的信心。

      美国既要保增长,又要防通胀,偏偏是陷入了“经济停滞,通胀上升”的两难预期中。而打击通胀,则直接受益的是中国。那么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推出量化宽松3.0?美国二○一一财年财政赤字1.4万~1.6万亿美元,到期美国国债超过8000亿美元,美国国债销售的市场缺口高达70%,而这一数字在2010年是57%。即美国难以避免地要实施量化宽松3.0,来弥补保持政府运营的资金链缺口。

    美国政府进一步扩张赤字,首先会遇到14.3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高压线。即使民主党和共和党达成妥协,将债务上限提高1万亿~2万亿美元,那必然迎来量化宽松3.0,一旦QE3推出,又会极大地打击美元的信心现在的美国国债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00%这是一个高风险线。
    这就是美元和美国经济的四面楚歌试图以高粮价油价转移危机,结果推高自己的CPI,要戳破金融衍生品泡沫;要推出量化宽松3.0救市,又害怕动摇美元的地基,引发美元恶性贬值;不推出QE3,又担心经济陷入加速衰退,二次探底;若以地缘政治动荡转嫁危机又遇到了强有力的中俄制衡。

    不知道美国的决策层还有什么高招,如果未来3~12个月内难以找到出路,则美国的二次危机就很难避免,如其一旦爆发,将比第一次危机更厉害,因为它将不仅仅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还是美元纸币危机。

附文:

中国如何以不公正的方式超过美国

洛杉矶时报

    六月二十一日发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欧文分校商学教授彼德•纳瓦罗的文章,题目是“中国如何以不公正的方式超过美国”。文章说,“美国的贸易逆差使美国一年损失将近1%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每年导致损失就业将近100万。这就是说,在过去的10多年里,美国没能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假如我们没有损失这么多的就业,就不会有持续不下的高失业率,不会看到那么多因为丧失房屋赎回权而被上锁的房屋,以及长满荒草的工厂。”
    “假如我们想让美国经济重振,就需要大大削减贸易逆差。从统计学上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大大减少跟中国的贸易逆差。”
    “每一天美国消费者从中国购买的东西都要超出美国向中国出售的东西10亿美元。在去掉石油进口之后,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的70%是跟中国的贸易逆差造成的。这种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导致民主的美国欠世界最大的共产党国家一万多亿美元,而中国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是以美元结算的。”

    “我们如何消除,或者至少大大减少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呢?首先,我们必须戳穿那种神话,这就是中国的制造业比我们强,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低廉。确实,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一个因素,但假如人们仔细研究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就会看到其优势实际上是许多不公平的贸易做法的复杂组合,所有的那些做法按自由贸易规则来说都是非法的。”

     纳瓦罗教授接着列举了中国的不公平以及非法的贸易做法,其中包括贸易补贴、明目张胆地盗窃美国的技术和商业机密,伪造美国名牌产品,操纵货币汇率,强迫希望在中国营业或销售的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等等。
    纳瓦罗教授接着写道,“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目光短浅得令人难以置信,愿意以巨大的环境破坏和大量的工作场所伤亡来换取一丁点生产成本的节省,而做到这一切的原因就是极为松懈的行业管制规则。
    例如,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空气污染每年造成将近70万中国人死亡,相当于每年美国怀俄明州的人口全部死光。与此同时,中国官员承认,每年死于煤矿矿难的人有2000多人,而美国只有50多人。”
    “事情很清楚。(中国用来占美国上风的)所有这一切实实在在的经济武器导致美国成千上万的工厂关闭,导致美国成百万的工人失业。而这一切都是在自由贸易的虚假旗号下进行的。”

 

经济信息

资金链断裂 温州4成中小企临倒闭

文汇报

2011-05-30

 记者调查获悉,4月以来,浙江温州波特曼(餐饮连锁企业)、江南皮革在内的五六家知名企业主相继出走,原因就在于当地银行紧缩政策,使得中小企业资金链紧张。更有行业协会负责人预言,年末将有4成以上温州民企倒闭。
    事实上,类似的企业连环资金紧张,近来在温州并不是个案。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在温州永嘉县黄田镇,近一个月有100多家企业关闭,他更预言:「银根缩紧政策再持续下去,到2011年末,温州将有40%以上的民企倒闭!」

    转向高利贷 反掉进黑洞

    一农行内部人士表示,国有银行中,建行、工行、中行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停止银行贷款增量,商业银行也是已经全部停办增发贷款。工行浙江分行一信贷人士则告诉记者:「货币政策宽松的时候,银行信贷很少惠及中小企业,收紧时,则往往是中小企业最先被『紧缩』。」  由于今年银行严查「借新还旧」,不少向高利贷举债的中小企业老板掉进了高利贷的「黑洞」。周德文说:「这段时间逃走的温州企业老板,都是因为借了高利贷,最终出现资金链断裂。」

 

盲目扩张追求豪华 内地9成县医院负债

文汇报

2011-05-30

    据新华网29日报道 「据调查,全国90%的县级医院有负债。」中国医院协会会长曹荣桂最近透露的这一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记者从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获悉,目前全国90%县级医院负有债务,2008年总负债金额为406亿元,平均每家县医院负债2600多万元。有管理部门负责人指,如今县级医院盲目追求豪华,患者看病如同上宾馆。
卖药无利润 开检查来补

 江西芦溪县人民医院院长梁姿国说,医院计划整体搬迁到新址,初期投入要4,000万元,国家投入1,600万元,剩下的债务缺口很大。芦溪县人民医院试点药品零利润销售。梁姿国说,取消药品加成之前医院销售药品的利润能达到100%,现在这块收入没有了,人均住院费用下降到1600元,仅为其它同等医院的一半。

 「政府投入不足,医院要生存发展,负债肯定要由病人买单。」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代涛直言。「羊毛出在羊身上。」海南省儋州市卫生局局长韦茂国说,县医院负债较多,还款压力较大,还会直接导致医生给病人进行「大检查」,开「大处方」,只会给患者增加负担。
大债盖大楼 小债买设备
 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洪宓指出,县级医院短期负债一般是拖欠药费,长期负债主要是贷款。她强调,县级医院负债要有底线,不能资不抵债。「现在县级医院盖的基本都是高楼大厦,病房宽敞,有些病房病床安置很少。患者到医院是看病,不是去享受宾馆。」洪宓说,香港、新加坡的公立医院病房多是大房间,只是用帷幔把病床包围。这既可以减少政府投入,也可以降低患者就医费用。

 

 

地方融资平台违约开始了?

新闻网

2011-07-01

    仿佛只是一夜之间,银行们就一跃而至地方融资平台违约风险的前崖。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从1.5万亿元暴增至当下的10万亿元左右。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狂欢,迅速演变成一个巨大的问号:最终会演变成多少不良资产?监管部门忧心不已,各种监管措施层出不穷。但银行们不以为然。今年3月间,各家银行在年报发布会上尚且向投资者宣布,平台贷款不良率不到1%,而银行业资本雄厚、拨备充足,平台风险不值得担忧。它们断然想不到,会这么快收到地方融资平台的违约通知函。

    这封来函来自云南。今年4月间,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滇公路)向债权银行发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该公司在建行、国开行、工行等十几家银行贷款余额近千亿元。

滇公路成立于2006年,负责云南省二级以上高等级公路的建设、运营、筹融资和相关产业的经营开发。“十一五”期间云南公路总里程已达20.67万公里,位居全国第三。超过其“十一五”原计划的一半。这一加速度在2009年和2010年达到高潮,仅2010年的新增投资达到800亿元。但是,高速公路收费的情况不容乐观。当下中国的高速公路网长度已然可与美国媲美,但客运量则是另一幅图景: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的城市带周围,如蛛网密布的高速公路上,除了空旷还是空旷。这在西南边陲省份云南,问题更为严重,这里被称做中国高速公路网的神经末梢。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车流量,何来高速公路的收费现金流,何来贷款还本付息的源头?

    更关键的是,今年6月30日前,按照计划,滇公路在建52条、4844公里二级公路建设将完成,这意味着有关贷款将正式进入还本付息期。滇公路注册资本50亿元,在各家银行的贷款余额约900多亿元,另有几十亿元的融资租赁。其中,国开行以200亿元左右的贷款成为最大贷款行,建行和工行贷款余额也分别都超过100亿元,建行还为该公司发行了40亿元左右的理财产品。

    滇公路“不还本”的“催命符”一下,建行总行连夜派队奔赴昆明,其他主要债权银行随即跟进。滇公路近1000亿元贷款总额,比几家大行各自的不良贷款余额都多!经过连日磋商和谈判,云南省政府要求滇公路撤回上述公函,并做出增资、垫款、补贴等承诺,以帮助该公司暂渡难关。这其实已经是债务重组。

    一封撤回的违约函

    “如果不撤,银行对相应贷款就要计作不良,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一位银行人士忧心忡忡分析此事的严重性。“已经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违约的迹象了,比如云南。”6月初,一位银行业内高层在回答财新《新世纪》记者有关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问题时说(参见本刊2011年第23期“命悬平台贷款”)。此后,又有多位银行业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确认,云南发生了公路平台无法还本付息,来函要求暂停贷款还本的事件。

    “这家公司(滇公路)几年前现金流就紧张,现在正属于高投入的时候。总体而言,中西部公路投资公司中,该公司不属于最差的,但也属于较差的。”国开行一位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滇公路于2006年5月28日成立,是云南省政府的独资企业,注册资本50亿元。截至2010年上半年,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314亿元,负债1015亿元,资产负债率达到了77.24%,并呈上升趋势。

     滇公路总经理姜志刚在一个内部会议上透露,该公司2010年下半年需要筹措资金193.8亿元,其中支付到期贷款、融资租赁本息和贷款利息95.3 亿元,已通车12条公路建设项目下半年资金需求为24.5亿元,8条在建公路需资金约为66亿元,各种管养费用8亿元。而“目前落实到位资金仅59.54 亿元,资金缺口134.26亿元,资金筹措十分困难。

     知情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随着超过40条二级公路集中在6月30日竣工,按照有关贷款合同,项目竣工即进入还本付息期,使得其银行债务面临大考。眼下尚无收入来源,政府的有关补贴还未落实,因此资金链告急,滇公路不得不向各家银行发出公函,希望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

    资金筹措告急

    负债率不断上升而短期内没有减亏趋势,除了贷款一条道,滇公路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资金,隐性负债逐步转换为现实负债
滇公路成立已五年,其内部数据显示,合计实现8亿元利润,却负债千亿元。

     该公司在今年4月宣称,将继续做好发行30亿元企业债的前期准备工作,争取年内实现发债。但滇公路并没有赴债券市场融资的起码财务条件。目前云南的几大城投债中,没有滇公路的身影。银行贷款是该公司唯一的资金来源。“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证券化、债券等都对盈利有刚性要求,导致公司很难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滇公路总经理姜志刚在一个内部会议上直言。

 

 

 

 

审视创业板对资本市场的制度性伤害

——谈谈中国创业板当前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及改进建议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 刘纪鹏 王伟

2011年6月30日

    创业板的“三高”现象导致的“体制性造富”使资本市场公平缺失,对二级市场的投资人未来的正财富效应已经构成极大不利影响,这对创业板的可持续发展也构成较大隐患。对于创业板,发行审核制度是诸多问题的根源。我们必须从制度上反思发行价格伪市场化背后掩盖的行政性审批垄断等诸多问题。

    人们常说资本市场的表现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这一规律在现今中国却不必然。因为从宏观面分析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高速增长,2011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依旧高达11.9%;微观面分析沪深两地上市公司2010年实现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幅均在30%以上。然而这两年来中国股市的涨幅不及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金砖国家,也不如欧美等经历金融危机的发达国家。经济数据的一片利好却伴随着股市的持续低迷,我们不该把中国股市下跌的原因都简单归结于近期宏观货币政策的调整,今天是否需要从证券市场制度层面寻找原因,值得深思。如果这一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创业板就是我们对资本市场进行制度性反思的切入点。

    创业板的严重“三高”超募与“体制性造富”现象直到今天也没有进行系统性总结,而它的危害至今还在蔓延。第一,它对创业板本身和其他后续中小企业融资构成威胁;第二,它对今年即将要推出的新三板和国际板构成威胁;第三,它对中国二级市场的投资人未来在资本市场产生正的财富效应构成威胁;第四,它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定构成威胁;第五,它对中国当前社会所倡导的公平与正义是市场经济的旗帜造成极大不利影响。对于创业板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应该是需要认真总结的时候了。

一、创业板的现状及其对资本市场的伤害

    (一)“三高”超募引发资本市场效率的缺失

    创业板自推出以来的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资本超募比高“三高”现象影响极其恶劣,笔者之前《对创业板公平和效率缺失的反思》一文对此有过系统性分析。截至2011年5月22日,创业板上市企业218家,平均发行价34元,平均发行市盈率68倍;预计募集554亿元,实际募集1662亿元,超募1108亿元;平均每家预计募集2.5亿元,实际平均每家募集7.6亿元,平均超募比200%。其中发行价最高的是汤臣倍健公司,达110元,发行市盈率最高的是新研股份公司,达151倍,超募比最高是深圳国民技术公司,预计募集3.4亿,实际募集23.8亿,超募比达608%。“三高”超募现象依然是常态。

    创业板设计初衷就是给那些只需要2.5亿元就能点燃其创业激情的企业提供资金,现在却给7.6亿,多给5.1亿元。企业拿着高额的超募资金,在短期内却很难找到符合其主营业务的投资项目。如果企业将超募资金通过各种手段变相用于归还银行贷款、购买地产和进行PE投资,这还是我们所期待的创业行为吗?神州泰岳公司2009年净利润仅为2.7亿元,在创业板上市之后却可以用超募资金的35%,豪掷4.2亿元用于购置16层写字楼。类似这种对于募集资金挥霍的行为,极大地浪费了社会资源,使得资本市场的效率缺失,而这无疑加剧了创业企业本身的风险,对于创业板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其他中小企业的融资都构成了极大威胁。正是由于创业板开了这个坏头,现在即将要推出的新三板和国际板也不被许多人看好。

    (二)“体制性造富”导致资本市场公平的缺失

    一般来说,企业通过上市获得资金,然后再用这部分资金撬动公司业务的更快发展,进而快速进行规模扩张,最终实现较高的股东收益和社会效益。而企业上市在这其中起到的是四两拨千斤的“种子”作用。在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后,点燃起了持续创业的激情,用尽全力快速发展公司核心业务,最终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但实际上,企业通过现行体制下的创业板上市,在“三高”超募频创新高的情况下,获得了令人愕然的资金大丰收。高额的超募资金使得上市的企业家产生一种错觉——财富的堆积原来这么容易,他们不需要再进行创业却已经创富。在创业板上市的218家企业,发行时就已经制造了689个亿万富翁,104个十亿级的家族富翁。但如果财富并不是通过“把蛋糕做大”的创造而得,而仅仅是由于不合理的发行制度骤然暴富,则有失市场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公平原则。股市产权富翁的形成完全取决于企业能否上市这一惊险的跳跃,这一财富的分配过程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密切相关。因此,对中国创业板企业IPO过程中这一特有的、由于“三高”超募所带来的合法剥夺财富的现象,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上市公司业绩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创业板的推出就是为那些具有高科技、高成长性的新经济、新服务、新能源、新材料、新农业和新商业模式(简称两高六新)企业服务。然而据上市公司业绩披露显示,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高成长性却并不必然。2010年深交所主板 485 家上市公司平均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42.1%,中小板 576 家上市公司平均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32.5%,创业板上市公司平均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31.2%。从净利润增长率来分析,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表现既没有优于主板公司,也不如中小板公司。其中,2010年创业板有10家公司净利润下滑,其中宝德股份公司下滑51.5%;有15家公司营业收入出现下滑,其中万邦达公司下滑44%。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不如市场预期,而其发行的“三高”超募预示创业板充斥着风险,截至2011年5月22日,创业板的平均市盈率为45倍左右,与平均发行市盈率68倍、今年最高市盈率80倍(2011年1月4日)、历史最高市盈率106倍(2010年1月5日)相比已经大幅缩水。正是由于创业板公司没有表现出符合市场预期的高成长性,投资者开始不断质疑创业板公司的投资价值。创业板对二级市场的投资人未来在资本市场产生正的财富效应已经构成极大不利影响,而这对于创业板的可持续发展也构成较大隐患。

   (四)原始股急于套现不利于二级市场的稳定

    截至2011年5月22日,创业板原始股东可以解禁的股票市值已达655亿元。与国有企业的一股独大不会发生抛售现象不同的是,创业板的一股独大使得大股东们不顾投资者的利益而进行抛售套现的案例比比皆是。以华谊兄弟公司为例, 就2011年5月6日一天,公司股东马云、虞锋、江南春、高民和王育莲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以每股16元的价格抛售华谊兄弟共计4.6%的股份2780万股,套现近4.5亿元。股东们不断的套现获利,使得其占有华谊兄弟的份额也不断下降,王育莲个人占有公司股份的数量下降了53%,高民则下降了80%,几乎抛售干净。然而,这仅仅是华谊兄弟原始股套现的一部分,因为马云、虞锋在上市公司任职,因此需要详细披露,而那些没有在上市公司任职的小股东套现则不需要明确公告。随着原始股的不断解禁和套现,这无疑加剧了创业板市场的波动,给资本市场带来沉重的负担,二级市场中的投资者成了唯一的弱势群体,而那群拿着原始股的券商、直投和股东们,无论二级市场价格如何变幻,他们始终是创业板市场中的最大受益者。再过段时间至2012年10月,大股东解禁期满,创业板市场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套现压力,这也会对创业板的平稳发展留下隐患。

    (五)高管纷纷辞职是企业家精神缺失的表现

    创业板的推出,就是希望创业者可以借助资本市场的火,点燃创业者的激情。创业者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上市公司发展的关键,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原动力。
    “三高”超募使得创业者们面临巨大的财富诱惑,未创先富让创业者迷失和泯灭了创业激情。2010年1月18日,同花顺公司董秘方超和监事易晓梅在公司上市还不足1个月就辞职。2010年9月10日,朗科科技创始人邓国顺宣布辞职,成为创业板上市公司中首位上市不足1年就离职的总经理。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缺失,高管自创业板公司上市开始就想方设法尽早实现个人收益最大化,为此不惜纷纷辞职以规避相关法律约束来加快套现进程。创业板逐渐演变成为“套现板”,高管的纷纷辞职使得创业板的前景更不被看好。创业板的本质应该是创新板,创业板为创业者提供了发挥其创新思维的机会和空间,而今未见企业进行创新却见创业者纷纷离职。做大做强资本市场、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不仅是为了社会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同时也是为了企业家们能够展示自身的才华,发挥其创造性。创业者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缺失,对资本市场的伤害是长远的,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是不利的。创业板上述问题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对于创业板的现状,显然需要我们从制度上寻找根源。

二、创业板问题的制度性根源

    (一)发行审核制度是创业板诸多问题的根源

    从制度分析,现在创业板的发行审核制度叫核准制,它与审批制相比多了一个发审委,却少了一个审批制下的责任人,除此之外,人们看不到它和审批制的差别。创业板之所以出现“三高”超募现象,用监管部门主流意见来说,即使发审委的全体人员连轴转也“批”不出来。而在批不出来的情况下,创业板还要追求个股市场化发行询价制度,结果是发行上市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上不去,却只搞了个股发行的市场化询价。创业板单只股票盘子小,发行企业数量规模上不去,导致询价询到了天花板上。由于创业板发行上市公司的“三高”可圈更多的钱实现体制性造富,这使得大量的中小企业上市首选是创业板而不是中小板。这又直接导致了理应门槛较低的创业板比中小板的门槛还要高。加上监管部门也认为投资者用这么多的钱来堆积一只创业板公司上市,一定要严格把关,保护投资人的利益。越审越严的结果,创业板上市企业在数量和规模上都上不去,而需要资金的创业企业排着长队却不一定能够等来上市机会,二级市场的投资人则面对数量极少的上市企业。需求严重大于供给致使创业板市场泡沫严重。
     从理论上分析,不把规模放开,只搞个股的市场化询价,还建立在两个错误的认识基础上:其一,与其让利于二级市场投资者,不如让给上市公司发展。其二,市场化询价不怕价格询到天花板,早晚它会回到地板。这两种认识是造成今天创业板“三高”现象和中国股市一、二级市场失衡的根源所在。就第一种观点来说,在股市上真正承担风险的是二级市场的投资者。目前二级市场风险大、收益低,是制约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瓶颈点。如果二级市场形不成投资者的赚钱效应,一级市场的融资就难以为继。而就第二种观点来说,发行体制任由IPO价格从天花板到地板,大起大落,不打破核准制的数量“瓶颈”,在不放开规模的基础上,只搞个股的市场化询价,绝不是真正的市场化,只是伪市场化。
    究竟该如何看待创业板发行体制追求的从天花板到地板的市场化询价制度?又该如何看待创业板这种只把IPO询价放开,而不把创业板上市企业的规模放开的发行体制?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和规范需要两只手,一只是为主的无形之手,另一只是为辅的有形之手,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任凭发行价格从天花板到地板,大起大落,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上市机会的一部分人利用现有发行体制创富,而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却得不到健康股市给予的应有回报,那么,“监管”这只有形之手还有何用呢?要正确理解中国证券市场中两只手的作用。从天花板到地板、大起大落的市场不是健康的市场,导致这种市场的发行制度更不是好的制度。

    (二)“保荐+直投”模式放大创业板风险

     创业板IPO融资上市公司的“三高”现象与承销商等中介机构的利益推动也是密不可分的。保荐承销商在固定收费比例基础上增加浮动收费比例,上市公司募集的资金越多,承销商可收取的承销费用也就越高。为了追求高额的承销收入,部分保荐人对于上市公司出具的投资价值研究报告并没有遵循独立、审慎、客观的原则,存在对上市公司业绩和成长性过度包装和修饰的现象。截至2011年5月22日,创业板保荐承销费用占总募集资金的5.4%。承销商发行一个创业板企业一般可以收到1000万左右的佣金,如果超募一个亿则可多得500万甚至更多的超募佣金,以两百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平均超募5.1亿计算,承销商可多得高达2550万的佣金。
     在目前创业板发行核准制度下,创业板公司迫切渴求拿到上市资格,引进具有保荐资格的保荐机构直投,对于创业公司顺利实现上市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券商也往往通过直投方式参与自己发行承销的创业板企业,其利益则完全和创业板IPO公司“三高”绑到了一起,“三高”现象越离谱,承销商的综合利益就越大。根据笔者调研显示,券商一般都以5—8倍甚至更低的市盈率进行直投,而创业板218家企业发行市盈率达68倍,因此其在短时间内产生至少10倍以上的暴利。
     因此,“保荐+直投”模式下的券商对于创业板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不能起到金融中介应有的督导作用,因其自身面临的巨大利益诱惑而很难做到“勤勉尽责、诚实守信”,这无疑放大了创业板的风险。

    (三)退市机制不能有效解决创业板当前问题

    面对创业板目前的困境,不少观点认为完善创业板的退市机制可以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激励上市公司努力创业,也可以警示投资者市场存在的风险,对于“三高”问题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截至2011年5月22日数据,创业板212家上市公司平均每家超募5.1亿元,按照8%的基金年收益率,超募资金收益高达4080万元,超募资金为企业增加每股收益0.41元。可见只要发行审核制度不变,创业板公司依靠上市超额募集的资金进行保守的资本运作,在短期内也不可能使企业出现巨大的亏损。因此想依靠建立快速的退市机制来完善创业板制度,在目前阶段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退市制度对于创业板上市企业来说毫无业绩压力,退市沦为一句空话。

    (四)一股独大的家族式企业是创业板长远忧虑所在

    首先,在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夫妻、父子、兄弟一类的家族公司十分普遍,而私人企业的“一股独大”是创业板创富的主要原因。截至2011年5月22日,我们对218家创业板企业股权结构的统计显示,第一大股东是国有性质的只有12家,另206家都是私人或私人家族为实际控制人,发行上市前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高达53%,其中持股比例超过70%的有51家,50%—70%的有66家,30%—50%的有63家。其中雷曼光电公司李跃宗家族,发行前持股99%,发行后持股74%。创业板企业一股独大使得IPO高溢价获得的财富事实上被控股家族剥夺,而这种通过简单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造富现象,所引起的对创业板公平和效率的反思,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其次,创业板上市公司私人和家族企业的“一股独大”,对创业板上市公司建立合理制衡的治理结构也是不利的。私人或家族上市公司大股东“一股独大”,董事会中执行董事由其控制,非独立董事由其聘请,公司治理无法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因创业板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我们对其自身稳定的健康发展产生担忧,对公司未来能否坚守创业、发展主营业务的持续性产生质疑。

    最后,在目前中国股市全流通的背景下,一旦其非流通股解禁,“一股独大”的私人和家族股东完全可以利用其控制的董事会和现行法律与会计制度无法刚性约束的财务及并购信息披露,实现内部信息控制的高抛低吸式的资本运作。相关监管部门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

三、对创业板未来发展的建议

    (一)放开发行规模

     首先,在办创业板的指导思想上要摒弃“办贵族学校,靠创富激发创业激情”的错误认识,真正树立为符合条件的广大中小企业融资的指导思想,努力为更多的平民中小企业创造公平的IPO融资上市机会,点燃其创业的激情。
     其次,要尊重创业板低门槛制度,推行在创业板上市企业规模市场化前提下的个股市场化询价发行制度,通过提高供给量,扩大创业板上市企业规模来调节发行价格,让发行上市不再成为稀缺资源,通过调整发行节奏和规模来使市场化的询价范围达到合理,从而抑制“三高”和超募问题。目前我国中小企业上市资源丰富,完全具备在上市企业数量规模市场化的基础上搞价格市场化的询价制度。可考虑每一次打包发行的企业合理规模数量区间在10—50家之间寻找,目的是将创业板的发行市盈率逐步调整到30倍,超募比抑制在10%左右。

    (二)监审分离

    目前,在中国创业板发行体制中,是由证监会组织的发审委审批申请上市公司的IPO融资上市。这样做的问题:第一,中国目前的现状是上市企业资源众多,而监管部门由于人手有限,发审委即使每天24小时加班也批不过来,监管部门工作辛苦;第二,核准制再严格也无法对上市公司的风险负责,对市场投资人负责。
    基于此,可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把审核权限下放到交易所,交易所责、权、利一致,一级和二级市场发展平衡统筹,监管部门则相对超脱,腾出精力,抓大放小,主要从政策制定及监管层面进行宏观调控。

    (三)加强承销商和保荐代表人责任

     承销商和保荐代表人应责权利一致。如果创业板上市公司出现问题,应该加大对承销商和保荐代表人的处罚力度,保荐代表人既然每年得到数百万元的收入,券商也收取巨额承销费,在获得如此巨大收益的同时就应该承担相匹配的责任。因此,监管部门应该紧紧抓住保荐人和承销商这一环节,相关上市企业如果出现问题或者出现造假等现象,就应该对不负责任的承销商和保荐人课以巨额罚款、吊销执业资格,甚至将保荐人永远罚出场,苛以刑事制裁,真正做到责权利统一。

    (四)完善创业板公司股东治理结构

     凡申请创业板公开募集并上市的公司,发行前其第一大股东及其家族关联股东的合并持股比例应控制在50%以下,其意义有二:第一,在当前的核准体制下,减少在公开募集股票中的社会财富配置不合理和不公平;第二,通过股权适度分散,改变私人及其家族“一股独大”和“一股独霸”的治理结构,在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尽快形成在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基础上的现代公司制度。发行后第一大股东比例应该降到30%,目的是完善董事会治理结构,一方面对公司发展有好处,公众公司应该有公众的声音,而不仅是家族说话。
同时,不断完善大股东信息披露制度,完善“一股独大”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比如,可以借鉴海外发达资本市场的普遍模式,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对大股东的股票买卖在信息披露上加以规范,任何第一大股东要减持或增持其所在上市公司的股份,必须提前进行披露。

     (五)加强新股市文化建设

     首先,股民不应被视为投机分子,他们是新中国最重要的投资人,他们的利益应该得到保护,不管是从赚钱效应、财富效应还是政策制定上,应该以二级市场的股民、投资人为主。其次,由于创业板企业的高成长性和高风险性,对于二级市场的投资人而言,加强股民投资指导已显得尤其重要。在正确投资观的指引下,必须普及股市运作的科学专业知识和法律意识,提高投资者的专业素质,形成科学的投资理念。具体包括:做理智的投资人,正确认识资本市场的风险及防范策略;学会对上市公司质量判断的基本知识,特别是创业板公司成长性辨别;科学选股,不盲目跟风,实现价值与价格一致。

    综上所述,我们对创业板进行制度性反思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中国的创业板一路走好,中国资本市场一路走好。

   注: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
       王 伟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中国应让农民工“完全市民化”

青木昌彦

财新网记者 李增新

2011年07月05日

    通过制度比较研究得出,中国应采取针对性措施,加速向经济发展“人力资本阶段”转变。
  国际经济学会(IEA)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Masahiko Aok)认为,中国土地产权与财政制度的特殊安排,使中国有别于传统经济学中进入“刘易斯拐点”所面临的问题。面对人口红利消失与“未福先老”,使农民工“完全城镇化”有可能成为解决途径之一。
  在7月4日于清华大学举行的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上,青木昌彦发表了《经济发展五阶段与中日制度演化》的演讲。他将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人口出现过剩直到拖累人均GDP增长的马尔萨斯阶段(Malthusian phase),政府主导产业升级与“赶超”的G阶段(G-phase),经济增长受制于资源环境限制的K阶段(Kuznets-phase),人力资本积累为动力的H阶段(human capital-phase),以及“后人口因素”的post-D阶段(post-demographic phase)。
  他认为,与日本目前所处的post-D阶段和韩国所处的H阶段不同,中国目前正处在K与H阶段的转换期间。但中国由于独有的制度安排,即不完全是中期公司机制问题,也非走出K阶段时伴随的刘易斯拐点出现,还由于中国“未富”而不属于向post-D阶段转变的过程,而是三种局面均有部分体现。
  出现这一状态的原因,在于农村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带来了劳动力纷纷退出农业部门的K阶段终结的特质。在农村土地“半产权”的基础上,农民有动力从事兼职、季节性非农业工作,或分包土地,大量农民进入城市。2007年《物权法》再次确认了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民家庭承包土地的期限最多可达30年,并可出租或转让农地承包权。这就意味着,农户具有土地的“实际”产权。
  但另一方面,农民往往发现,这个土地产权是残缺的:首先,在户口所在地之外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机会并不充裕;其次,在现实中,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只能由地方政府征收,政府独家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土地销售收入则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农民所得甚少。
  这时,地方政府有制度安排下的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如提供健康、教育服务。然而,地方政府的财政基础在公共财政改革中受到挤压。某种程度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增长,更多是财政而非金融现象。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提供福利的责任,随着人口年龄增长而变大。特别是1960年代婴儿潮出生的人,将很快发现他们已经无法移民至城市,因为他们的技能已经过时、年龄过大。随着中国家庭平均生育率从5下降至1.5,这一负担将由公共资源承担。
  正因此,中国就出现了上述“三不像”的状况。青木昌彦认为,一个解决途径是允许农民工家庭在自愿出售土地使用权时,享受城市人口的全部待遇。出售土地使用权的资本收入,可作为税基计税,以支持上述公共赡养成本。而且,由于土地规划瞄准于确保粮食安全及防止混乱的私有化进程,地方政府规范房地产市场交易的行为仍为必要。
  当然,这时一大问题是,如何确保产权在农民与城镇人口、省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易有效、公平、人性化以及透明。这需要重新设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来说,这既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青木昌彦说。

 

 

 

 

 

建立“主权养老基金”与外汇储备分流的战略思考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 研究员 郑秉文

2008年3月26日

zhengbw@cass.org.cn

    〔内容提要〕中国建立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是过多的外汇储备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中国投资威胁论重新抬头是自然的。主权养老基金是主权财富基金的孪生兄弟,他们相辅相成,互通有无,既可对庞大的外汇储备进行二次分流,又可防止中国威胁论;既可用以应对老龄化,又可提高外汇储备收益率,分散其风险。文章对国外主权财富基金和主权养老基金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了对比和展望,对主权养老基金这个崭新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和分类,对俄罗斯2008年2月1日改组建立的“国家福利基金”的战略意图进行了剖析,在对中国建立主权养老基金的现实性与可能性进行制度条件分析之后,提出了建立2只“储备型”和1只“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的三足鼎立的政策建议,提出在相当时期内中国统账结合制度下统筹资金难以建立“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
   〔关 键 词〕主权财富基金 主权养老基金 养老保险 外汇储备 社保改革

    篇章题目
    一、孪生兄弟:“主权养老基金”vs.“主权财富基金”
    二、俄罗斯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大国崛起防止威胁论的启示
    三、中国建立“主权养老基金”的急迫性:防止中国威胁论
    四、中国建立主权养老基金的可行性:制度设计与政策建议

    由于外汇储备过多,中国建立了主权财富基金(SWFs)“中投公司”,由此引起中国投资威胁论重新抬头,西方金融保护主义暗流涌动。但是,如果建立主权养老基金(SPFs),既可“分流”过多的外汇储备,提高外汇储备收益率,又可缓解中国威胁论;既可用以应对老龄化,又可分散风险。这是因为,主权财富基金几乎全部为新兴经济体和海湾国家所独有,而主权养老基金在西方国家则比比皆是,具有很高的认知度和容忍度;所以,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容易被看作是外汇“饲养”的怪兽,但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则自然被看作是立地成佛和还“汇”于民的“天使”。

一、孪生兄弟:“主权养老基金”vs.“主权财富基金”

    (一)主权养老基金概念的提出

    中投公司(CIC)于2007年9月正式挂牌之后,主权财富基金一时间成为报章媒体热议的一个频繁的“关键词”。在国外,主权财富基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真正形成规模并引起全球关注也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这是因为主权财富基金近几年来发展迅速,1990年其全球规模还不到5000亿,而今天,不仅规模已达几万亿美元,而且在全世界主权财富基金20强中,1997年之后建立的就有13只,而1997年之前建立的只有7只 。1
    正在主权财富基金刚被公众有所了解并刚刚被国际投资市场称之为“第三力量”而崭露头角或说其规模刚刚超过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PE)的时候,人们忽然发现身边还存在着一股“第四力量”――“主权养老基金”(SPFs),并且,其公众认知度要比主权财富基金(SWFs)高得多,规模也大得多:截止到2006 年底,全世界主权养老基金总规模已超过4.1万亿美元,2 其中仅“美国联邦养老信托基金”一只就将近2万亿美元。此外,还有一点也是确定的,主权养老基金也不是今天才突然出现的,它的历史比主权财富基金更为久远,只不过主权养老基金这个崭新的概念在日前OECD的一项报告中首次创造、出现并使用而已。3
    相比之下,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则相形见绌,并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的权威估计,甚至就连IMF官方说法也前后不一,例如2007年9月12日IMF统计局官员凯斯特的估计是在1.5-2.5万亿之间,4 而研究部主任约翰逊的估计是3万亿美元。5 2007年11月14日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麦克科米克估计说,6 目前全球大约有40只主权财富基金,其中一半是2005年以后建立的,总规模在1.9-2.9万亿美元左右;2007年12月20日《华尔街日报》载文认为,7 目前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大约在2万亿美元左右,不到40只。美国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杜鲁门则认为,全球只有28个国家建立了主权财富基金,大约是2.1万亿美元。哈佛大学经济学家、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则估计是3万亿。8

   (二)在“养老金”这个大家族中主权养老基金的地位

    主权养老基金的“地位”与“养老金”的概念紧密相联。“养老金”是一个“大家族”,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公共养老基金即社会保障基金,二是补充保险基金即企业年金,三是私人养老保险产品。于是,就出现了三个不同的范畴。

1,上述三部分共同构成了“养老资产市场”。2006年OECD资产总值为24.6万亿美元,其中66.1%(16.2万亿美元)为“养老基金”即前两部分之和,17.7%(4.3万亿美元)为银行和投资公司提供的退休产品,14.1%(3.5万亿美元)为保险公司或养老保险公司提供的养老保险合同,2.1%(0.5万亿美元)为企业和机构举办的职业年金资产负债表上用于未来支付的即DB型的“账面储备”。

2,除去私人养老保险产品安排之后,上述两部分之和被称之为“养老基金”资产。2006年全世界养老金资产投资市值为16.86万亿美元(2004年为 14.20万亿),其中OECD国家就占16.24万亿,而非OECD成员国仅为0.62万亿,欧元区为1.47万亿,亚洲1.27万亿,拉美0.33万亿,金砖四国0.24万亿,G10国家高达14.83万亿;2004-2006年世界“养老基金”平均增长率为9.02%,其中最低的为亚洲(7.77%),其次为是G10国家(8.07%),再其次是OECD国家(9.01%),最高的是拉美(26.92%),其次是金砖四国(23.30%),再其次是欧元区(13.62%)。上述数据说明,世界养老基金资产的特征有二:一是发达国家养老金资产规模非常之大,但增长速度缓慢;二是欠发达国家资产规模非常之小,大增长速度非常之快。

3,除去上述第二和第三部分以及其他“普通”养老基金(不属于现收现付制公共养老基金的盈余等),即可算作主权养老基金的范畴。相比之下,主权养老基金有两个特点:首先,其增长速度要快于“普通”养老基金,例如,2006年OECD4.1万亿美元主权养老基金仅占全世界养老基金16.86万亿美元的四分之一,但2001年至2006年主权养老基金平均增长速度为9.1%,而其他“普通”养老基金增长速度是8.9%,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新西兰、西班牙和沙特,分别是45%、27%和24%。另一个特点是,主权养老基金资产占GDP比例的增长速度快于私人养老基金(主要指上述第二部分,也常常包括第三部分),以2006年为例,挪威主权养老基金占GDP比例为83.0%,而私人养老基金只占6.8%;瑞典主权养老基金占比为30.6%,而私人养老金只占 9.5%,日本主权养老基金占比27.9%,而后者占23.4%,韩国前者占21.5%,后者仅占2.9%。2006年OECD主权养老基金资产占GDP 比例平均为23.9%。

(三)主权养老基金的概念界定及其特征

1,主权养老基金分为“缴费型”和“储备型”两种。从上述主权养老基金的“定位”可大致推演出其基本“定义”,根据OECD这份报告,所谓主权养老基金,无非是指这两类公共养老基金:第一类是“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即由政府或社保部门建立的支撑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基金,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参保者的缴费余额。由于老龄化的压力和其他改革政策的限制,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日益成为一个重要和普遍的投资方式,成为整体社保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重要金融因素,成为政府当局保护社会养老制度可供选择的一个途径和未来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一个有效工具。丹麦的“社保基金”、美国的“联邦社保信托基金”和日本的“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等均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是“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即由政府直接建立、在管理上与社保制度自身相分离、融资渠道主要来自转移支付的公共养老基金。澳大利亚的“未来基金”和新西兰的“超级年金基金”就属于这一类,一般来说其特点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内不支付,以应对社保制度未来的赤字压力。

2,“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的“主权性质判断”标准。不言而喻,如同其名,所有主权财富基金的第一特征就是其“主权”的特征,即国家直接建立和管理(尽管有时采取商业运作模式)、由财政拨款构成的投资基金具有天然的主权性质,概莫能外。“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也毫无疑问具有同样的特征。但“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不是所有社保制度的缴费余额都具有主权性质,从是否具有主权性质来看,“养老金”概念下的缴费余额可以分成五种类型:一是DB型现收现付制下的支付余额,因为这种制度割裂了缴费与受益之间的精算关系并由国家承担“无限”责任,所以它具有“主权”的性质,是典型的“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二是分散决策的DC型完全积累制度下个人账户资金(如十几个拉美国家的制度和我国香港强积金)带有强烈的私人储蓄性质和个人继承性质,所以不具有 “主权”的性质。三是介于DC型完全积累制和DB型现收现付制这两个端点之间“中间地带”的某些社保制度类型,对他们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笔者所及,欧亚七国的名义账户制、德国的积分制、新加坡等十几个国家实行的中央公积金制、中国的统账结合等这4个“混合型”制度下的账户资金余额,在中央政府统一实行投资营运、国家给予最后担保、国家统一公布利率这3个条件之下(例如,我国统账结合的个人账户资金如果由省级政府负责运行就不具有主权性质),笔者认为就具有主权的性质了,就可成为主权养老基金。四是地方政府举办的自愿型职业年金虽然也是DB型现收现付制并且规模十分庞大,例如美国“加州公务员退休金制度”(CalPERS)已超过2000亿美元,覆盖150万人,9 但也不具备“主权”性质,因为地方政府不具有“国家主权”;五是私人部门的职业年金不管是DB还是DC型的,均没有“主权”性质,不属于主权养老基金。

3,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具有显性或隐性债务。主权财富基金和“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纯粹是一个投资基金,没有任何隐性或显性债务。可是,“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则不同,虽然其运行规则同样具有投资基金的性质,但它既可以有隐性养老债务(指现收现付制下未需偿还的养老金权利的价值减去缴费余额累计储备之后的净值),也可以有显性养老债务(指由于提高当前缴费形成的积累余额,例如加拿大养老金计划1997年改革提高缴费形成的余额储备),10 这种债务特征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其资金来自于社保缴费(税)。显而易见,在全球主权养老基金的总量中,“储备型”所占比例很小,目前仅有几个国家拥有,绝大部分是“缴费型”的,因为在全球170多个经济体的社保制度中,绝大部分实行的是DB型现收现付制或类似的融资制度。

(四)主权养老基金的一个趋势:与主权财富基金的界限日益模糊

“主权养老基金”(SPFs)与“主权财富基金”(SWFs)本是一对孪生兄弟,许多特征非常相像,甚至界限模糊。最典型的相似性或趋同性主要有2个,即他们的资本来源和资产持有相互交叉;主权养老基金的投资策略越来越像主权财富基金。

1,主权财富基金和主权养老基金的资本来源和资产界限日益模糊。众所周知,许多主权财富基金的资金主要来自于资源出口或商品出口积累的外汇储备,例如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是阿联酋的“阿布扎比”,但同时也能看到一些主权养老基金也是来自外汇储备或财政收入,最典型的是2005年更名的挪威“全球养老基金”,其前身是1990年建立的“石油基金”。挪威政府当年清醒地认识到,他长期面临的将是涉及到国计民生和经济全局的两条交叉曲线:一条是由于储存量减少未来50年石油收入占GDP比例不可避免地下降曲线,预计到2010年下降到6%,2020年5%,2030年4%,2040年3%,2050年为 2%。这个影响对挪威来说是巨大的。第二条是未来50年里由于日益老龄化而导致的社会养老保险支出占GDP比例不断上升的曲线,从1973年的5%上升到 2000年的7%,2010年是9%,2020年12%,2030年14%,2040年17%,2050年高达18%。11 挪威当年建立“石油基金”就是为了将这两条曲线尽量“拉平”,将其作为一个“缓冲器”来“烫平”短期内石油收入的变化,作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和石油收入日益减少这两个问题的一个工具,为子孙后代转移一部分财富,以实现石油物理储备与金融资产储备的置换。

如同主权养老基金常常来自于外汇储备,同样,也有一些主权财富基金来自于社保缴费收入,例如,在唯一有两支独立管理的主权财富基金的新加坡,除了外汇储备以外,他们的资本构成中都有来自于新加坡“中央公积金”(CPF)的缴费收入,所以,这就使其“政府投资基金”和“淡马锡”既像主权财富基金,又像主权养老基金,甚至还像中央公积金,甚至有人将其称之为是“混合体”;正是由于资金构成的双重性,他们二者之间的界限经常模糊不清,挪威的全球养老基金之所以常被看成主权财富基金就是这个原因。其实,法国和爱尔兰的主权养老基金也一样,其区别仅在于规模较小而已。韩国的主权财富基金“韩国投资公司”(KIC)与其主权养老基金“国家养老基金”(NPF)也是一个案例,他们二者之间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后者的部分资产由前者负责管理营运,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2 有估计认为,全球主权养老基金中大约有2.6万亿美元资产由主权财富基金管理,这个比例占全球主权养老基金资产总量的一半强。13

2,主权养老基金的投资策略越来越像主权财富基金。各国建立主权财富基金的目的就是为了投资海外,但主权养老基金却不然:不管是缴费型还是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几十年前几乎完全以持有国内政府债券为主,后来先是逐渐发展到涉足于国内投资市场,再最终走向海外,就是说,主权养老基金的投资策略存在着一个逐渐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的历史过程,最近十几年来表现得尤为明显,步伐加快,很多国家的主权养老基金外向型投资倾向越来越明显,反之,内向型倾向则表现得越来越收敛,这既是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动向,也是主权养老基金越来越像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潮流。

第一,“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外向型投资策略的发展历程。建立于1959年的日本主权养老基金“年金资金运用基金”(GPIF),截止到去年底已具有1.37万亿美元(157万亿日元)的庞大规模,是世界第二大主权养老基金,日本国内投资市场的最大机构投资者,现持有海外债券和股票 13.1%,大约1850亿美元,而2001年进行“财投体制改革”时只有350亿美元;根据既定战略,到2009年海外证券持有比例将提高到2430亿美元即17%,2009年之后将交由私人株式会社负责管理营运,届时流入非日元资产的规模将会更大更多。建立于1988年的韩国“国家养老基金” (NPS)大约有2000亿美元的规模,大约对外投资只有10%,但到2012年拟提高到20%,到2040年提高到50%,并打算采取外包的形式,委托给专业化公司负责营运。14

第二,建立“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的目的就是为了境外投资。许多国家利用外汇储备或转移支付组建主权养老基金的主要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投资于海外,所以, “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的海外投资策略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生俱来。澳大利亚“未来基金”资金来自于政府预算,为满足支付2020年养老债务的需要,在短短几年之内,投资海外市场资产的比例就非常之高,到目前已发展到与主权财富基金没什么太大区别的程度,大约80%的资产投资于海外。15 建立于2001年的新西兰“超级年金”也是为了支付未来养老债务,到2050年其退休人口将翻一番。在未来20年里,新西兰政府计划每年转移支付20亿新西兰元,截止到2007年11月底其规模已达137亿新西兰元,到2025年将达到1090亿。目前大约80%投资于海外,只有20%投资于国内。16

第三,主权养老基金多元化投资是个大趋势。由于各国政府的重视、监管当局的青睐和业内金融机构的推动,三方合力共同促进了主权养老基金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养老基金膨胀迅速,例如澳大利亚的主权养老基金“未来基金”,当时其资产仅为137亿美元,但到2007年8月就膨胀到493亿。主权养老基金之所以发展迅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迫于提高收益率的压力和要求,主权养老基金的投资战略比较灵活,可以实现多元化投资的目的。有些国家比较保守,比如美国和西班牙,其投资组合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他们几乎完全持有政府债券。但许多国家相反,比如,爱尔兰的“全国养老储备基金”股票比例占77.1%,加拿大占58.5%,法国占62.1%,瑞典占59.5%,新西兰占60.0%。此外,近几年来还出现一个特点,即许多国家主权养老基金另类资产的投资倾向性日益明显。虽然在全部资产中,另类投资资产比例仍然较小,但越来越流行;不同国家的主权养老基金之间另类资产持有比例差异性较大,从占比最小的韩国 “国家养老基金”1.2%,到高达12.7%的新西兰“超级年金”;并且另类资产投资发展迅速,例如,新西兰2005年只占0.5%。

总体来说,主权养老基金的海外资产持有比例目前仍然较低,全球平均可能不到20%,而主权财富基金则几乎是100%,17 这个差距正在缩小,主权养老基金投资海外市场的比重正不断提高。主权养老基金的这种转变正在引起各经济体和国际市场的极大关注,主权养老基金越来越像主权财富基金。

图1: 2006年部分国家储备基金投资于海外市场的比重(%)

资料来源:OECD: Pension Market in Focus, November 2007, Issue 4, p.18.
 

二、俄罗斯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大国崛起防止威胁论的启示

众所周知,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稳定基金”建立于2004年。仅仅4年之后,在普京总统亲自提议和具体设计下,俄罗斯“稳定基金”正式重组为主权养老基金“国家福利基金”(NPF),于2008年2月1日开始运转。18

(一)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稳定基金”的发展过程及其历史贡献

俄罗斯联邦建立“稳定基金”的目的是为了在原油价格下跌至基准值时保证联邦预算收支平衡,其资金完全来自原油实际价格超过其基准价格的以上部分,例如 2006年1月1日起超过每桶27亿美元以上的收入部分拨入稳定基金。近来由于国际石油价格疯涨,稳定基金膨胀十分惊人,从2007年12月15日到 2008年1月1日仅半个月就进帐59.5亿美元,再例如,2006年5月仅为714亿美元,2007年1月1日就增加到891.3亿美元,截止2008 年1月1日为1568.1亿美元(3.849万亿卢布),占GDP的7-8%左右,其中,外币账户中美元有668.5亿,欧元509.5亿,英镑77亿。其投资策略是2006年4月颁布的《关于管理俄罗斯稳定基金资金》,它确定两种投资方式,一是购买外汇,一是可购买14个发达国家的有价证券;据悉,稳定基金从2006年7月开始投入运转到2007年4月为止,以美元进行计算的年收益率达9.89%,约14亿美元。

几年来,稳定基金为俄罗斯做出很大贡献,达到了预期目的,无论对真实收入的提高,还是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俄罗斯提前偿还巴黎俱乐部220亿美元债务几乎全部来自于稳定基金,这一举措使俄罗斯总共节省了利息77亿美元,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33亿美元,偿还外经银行贷款43亿美元等。其次,稳定基金曾为俄罗斯航空业的建设做出较大贡献,从而使其进一步推动了其现代化进程。再其次,为国内金融战略机构融资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向俄罗斯发展银行注资74亿美元,为俄罗斯国家投资基金注资37亿美元。最后,用于资助和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例如资助俄罗斯纳米技术集团公司120亿美元。

为什么在“稳定基金”如日中天、日益成为国际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之际,俄罗斯就将成立仅仅4年、为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主权财富基金改组为主权养老基金?

(二)普京改组稳定基金和建立主权养老基金的主导思想

其实,早在稳定基金刚刚正式进入投资不久的2006年9月,俄政府就开始考虑将其改造成一个“未来基金”,旨在应对俄罗斯日益尖锐的老龄化和人口危机,为未来的子孙后代多留下一些更多的财富和更多的储蓄,而不是将其仅仅用于当前发展,以实现当代与后代之间的公平分配,烫平石油天然气的收入。

1,形势发生变化,“稳定基金”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普京在2007年4月的国情咨文中明确宣布,俄罗斯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2000年以来俄罗斯居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多,贫困人口规模缩小了近一倍,俄罗斯已走出生产长期下滑的困境,跻身于世界十大经济强国行列。但是,俄罗斯人口危机和老龄化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后果将是严重的,普京将之称为是当前“最尖锐的问题”。19 普京倡导组建国家福利基金,就是因为俄罗斯的人口危机和老龄化问题始终是困扰其长远发展的一个难题,这是未雨绸缪的一个战略性制度安排。

2,主权财富基金只是国家储备的使用形式之一,而不是全部。普京认为,应扩大运用石油美元的思路,将之用于应对人口危机和人口老龄化。在其2007年3月《关于2008-2010年财政政策的俄联邦总统财政咨文》中具体提出,将稳定基金改建为储备基金(Reserve Fund)和未来基金(Fund for Future Generations)。他后来又表示,稳定基金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动用的,应该为未来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财富,稳定基金只是“国家储备资金的使用形式之一”,而不是全部,他自称已制定出3-4个思路。

3,“稳定基金”一分为二的总体构想和战略意图。接着,普京于2007年4月正式提出将稳定基金改组并建立一个未来基金的具体思路。根据他的思路,所有的石油天然气收入分为二部分,或说将稳定基金一分为二:一是建立一个储备基金,旨在世界石油价格下跌时将俄罗斯经济风险最小化,发挥财政的“安全气囊”作用,以保持经济稳定,抵抗通膨,促进人民实际收入增长。二就是建立一个未来基金,普京将这个始终处于拟议中的未来基金正式定名为“国家福利基金”(the National Prosperity Fund),旨在提高当前和未来人民的福利保障水平。其中,储备基金占GDP的7%至10%左右,约为1256亿美元,国家福利基金大约是314亿美元。 20

4,建立主权养老基金的目的是应对老龄化。普京认为,建立国家福利基金以支持养老制度一个负责任政府必须做的工作。普京说,“一个不尊重老年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社会”。在俄罗斯经济转型过程中,其社保制度改革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相当一部分老年人的退休金低于贫困线,这是因为濒于崩溃的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保体系已不适应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需要。因此,俄罗斯“没有权利去重复过去的错误”,必须要全力以赴保证老年人未来的生活。但是,如果不提高退休年龄,未来社保制度就不能提供足够的退休金,到2012-2030年间由于老龄化和养老金指数化挂钩等原因,社保制度势必出现赤字。21

5,建立“国家福利基金”的目的是为老年人建立储蓄账户,鼓励多劳多得。据悉,世界银行曾建议俄采取提高退休年龄的办法来提高未来养老保险支付能力,例如,将目前法定退休年龄女性55岁和男性60岁分别提高到到60和65岁,但普京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提高退休年龄没有那个客观必要,这不是因为社保制度本身可完全自动解决这个困难,而是因为俄罗斯有能力解决赤字问题。在普京看来,解决的办法也不应该是提高缴费率,而应创造一个激励机制,鼓励那些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在自愿的前提下再工作一段时间,多劳多得,以提高退休金水平。换言之,在普京看来,“如果及时采取必要措施,退休制度就不会发生任何危机”,22 普京提出的所谓解决未来养老赤字的根本办法是建立一个“退休资本”,像退休金指数化那样,为达到退休年龄的人自愿继续工作建立一个退休储蓄账户,使之成为社保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建立主权养老基金的目的就是为国家配比缴费提供资金来源,确保退休制度在长期内稳定运转,最终为支付社保制度的赤字提供融资支持,并确保投资增值,用普京的话来说就是,个人每多交纳1000卢布(41美元),“国家福利基金”就为其相应交纳1000卢布。23

(二)建立主权养老基金是应对俄罗斯人口危机的需要

普京之所以亲自倡导将主权财富基金改组为主权养老基金,主要是基于对俄罗斯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社保财务可持续性的预测:24
1,老龄化导致赡养率越来越高。俄罗斯就业人口/退休人口一直在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尖锐。就业人口从1995年的6600万下降到2002年的 6400万,而退休人口则从1995年的3700万上升到2002年3800万,就是说不到1.7个就业人口赡养1个退休人口;据预测,赡养率到2015 年是100/70,2030年上升到100/80,2033年高达100/90,到2056年则形成倒挂,是100/108,即每100个就业人口赡养 108个退休人口。25 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正如俄联邦劳动与社会发展部养老金局副局长阿伐纳西夫所言,不管今天采取什么样的人口政策,如何鼓励生育,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1比1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所能做到的只是从2030年推迟到2035年而已。26 2002年俄寿命预期男性是58.5岁,女性72.0岁,到2050年则分别提高到73.7岁和83.9岁。27

图2: 俄罗斯就业人口与退休人员之比(1970-2003年)变化

资料来源:Julia Polonskaya, Pension Reform in Russia, Alfa Capital, Analyst, Thesis Project for the Plekhanov Russian Academy of Economics, Moscow 2004, figure 2.1, p.10.

2,保证退休金与通胀指数挂钩,维持退休金水平。几年来,俄始终被高通胀率所困扰:2003年通胀率高达12%,2004年是11.7%,2005年降至 10.9%,2006年降到9%,但2007年再次反弹到11%,几乎每年都超过政府控制通胀的预期目标,例如,2004年的控制目标本来是 10%,2006年是8%至9%。高通胀不仅导致卢布面临升值的压力,而且还导致退休金的购买力大打折扣,例如1999年退休金购买力已由最低生存水平的 120%跌至60%到70%,为此,几年来,几乎年年都发生退休人员上街游行要求提高退休金水平的事件发生;28 此外,苏联解体之后,社保制度财力不足,常常难以按时发放,从1991-1999年大部分时间里退休金没有按时支付,有时会拖欠3到6个月,并且发放标准连年下降,在80年代末其替代率大约为60%到100%,但到90年代降到了30%到40%。再者,苏联解体也影响了退休金收入,因为许多工人旧体制下的养老金权利在转型之后没有保留下来。29 总而言之,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到2045年退休金实际购买力只相当于1996年的一半左右。30

图3:俄罗斯养老待遇水平逐渐缩水的趋势(假定1996年养老金待遇水平为100)

资料来源:Julia Polonskaya, Pension Reform in Russia, Alfa Capital, Analyst, Thesis Project for the Plekhanov Russian Academy of Economics, Moscow 2004, figure 2.2, p.11.

3,提高生育率,对多生育的母亲给予补贴。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口为1.48亿,到2005年下降到1.43亿,15年减少了500万。近几年俄人口平均每年减少70万,仅2005年就减少73.55万。为鼓励多生育,2007年为生育第二个孩子支付的补贴总额已达1600亿卢布,每位母亲将获25万卢布,其用途有三:贷款购房、孩子接受教育、对母亲养老金积累作补充。

(三)俄联邦“财政法典新条例”对“国家福利基金”的定位

2007年12月6日通过的俄“联邦财政法典新条例”规定,国家福利基金和储备基金于2008年2月1日正式成立,稳定基金同时取消。这个新条例规定,所有来自石油、天然气部门的收入将归入三个部分:石油天然气转移支付部分、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根据新条例,建立国家福利基金的宗旨是:支持养老体系,确保俄联邦对达到退休年龄的居民自愿参加养老储蓄进行补充,同时确保俄联邦基本保险“养老基金”(Pension Fund)出现短缺时进行支付;其资金来源是“全部石油天然气部门的收入”减去对储备基金的转移支付和其他联邦财政支出后的余额。所谓联邦财政“全部石油天然气部门的收入”,是指石油、天然气、冷凝气可利用矿产的开采税、原油出口关税、天然气出口关税及石油制品出口关税,上述税种的税率与石油、天然气的国际市场价格挂钩。

“联邦财政法典新条例”对国家福利基金的管理体制和投资政策做出的规定是,国家福利基金属于俄联邦财政收入的一部分,由俄联邦财政部根据俄联邦政府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管理权归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其投资策略的规定是,为确保国家福利基金资产的保值增值及其收入的稳定,可投资于外汇及下列金融产品:外国国家代表处及中央银行发行的国债,国际金融组织的债券和外国公司的债券与股票等,包括签署的有价证券,在银行和信贷组织的银行账号中的存款和余款,在俄联邦中央银行的银行账号中的存款和余款,法人的债券及股票,外国基金的股份等。对于国家福利基金上述产品的投资比例目前尚在研究之中,但俄财政部部长库德林表示要扩大高风险产品的投资范围和比例。

根据规定,“基金”可投资于三种外汇:美元、欧元和英镑;允许将30%以内的资产存入外国银行托管,50%以上的资产应投资于外国政府债券,投资对象国将严格限制,例如,目前仅限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爱尔兰、西班牙、加拿大、卢森堡、荷兰、芬兰和瑞典等,且投资比例不得高于 30%。对包括亚洲发展银行等8家大型国际金融组织的债券不得高于基金资产的15%。

俄建立主权养老基金是大势所趋,是解决养老困境的大手笔。俄将主权财富基金“稳定基金”改组为主权养老基金“国家福利基金”,既考虑到民族发展和代际的长期制度安排,又可满足近期的人口发展趋势的需要,既是迫于老龄化压力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战略措施,又是顺势解决石油外汇收入的一个渠道,可谓两全其美。其实,早在2004年,俄政府就不得不动用部分稳定基金的储备,几年来共弥补俄罗斯基本社保“养老基金”(Pension Fund)当期支付缺口10.4亿美元。

三、中国建立“主权养老基金”的急迫性:防止中国威胁论

(一)主权财富基金与中国威胁论

主权财富基金导致西方国家保护主义甚至致种族主义的日益抬头,主要是近几年来3个发展趋势所致。

1,主权财富基金一改传统主权债券的投资策略,胃口越来越大。我们知道,虽然主权财富基金被认为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存在,但传统意义上这些基金的投资对象主要是主权债券等固定资产收益,而决少有股权投资,这样的投资策略显然只能因其可以弥补当事国的巨额经常账户逆差而窃喜,可近几年来,真正意义上的主权财富基金是最近几年新建的主权基金,其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摈弃传统投资理念,原来的单一美国国债主权投资开始多元化,代之以长期的直接股权投资,更侧重于实体经济投资,并且速度惊人,例如,主权财富基金2007年一年在金融类股方面的投资额就是2006年的4倍多。31 尤其是当次贷危机形成真空、主权财富基金接踵沓来时,主权财富基金的“救火队”和“战略投资者”的双重作用便自然引起华尔街震惊,使其充满忧虑。震惊的是,没想到昔日的受援国已变成大救星,往日的金融救世主一夜之间沦为如此地步;忧虑的是,小小一个次贷危机便让这些主权财富基金拯救于火海,如果将来华尔街有个风吹草动,那岂不成为这些主权财富基金的囊中之物?

2,大国建立主权财富基金使本来就行动诡秘的主权财富基金又蒙上一层政治面纱。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和中国涉足主权财富基金自然会给西方政治家们带来不安,忧上加忧。在2004年之前,拥有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家基本都是小型经济体。但随着2004年1月俄罗斯“稳定基金”的出现和2007年9月中国“中投公司”的诞生,形势便急转直下,加之石油价格飞涨,主权财富基金的数量和规模急剧膨胀,收购行为此起彼伏,一直买到了华尔街,西方大国浮想联翩就是非常自然的了,于是,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拥有主权财富基金,对西方大国来说其意义非同寻常,如同近几年来中国同拉美国家发展关系迅速被敏感地认为威胁了拉美甚至威胁了美国的利益那样,于是便有了2006年美国国务卿助理香农访华的对口磋商和2007年布什总统访问拉美五国等一系列外交行动。发达国家除了高举“制定行为准则”的“一视同仁”的大旗以外,如果对中东小型经济体有可能要求其降低油价作为交换条件的话,那么,对中国拥有主权财富基金所采取的抵制行为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环境就有可能提出不同的要求,例如,进一步施压人民币升值就可能是一张王牌。

3,中国建立“中投公司”与中国威胁论。也许是时间的巧合,或是发展的必然,引起全球对主权财富基金反应最强烈的时候,正是中国建立中投公司的2007年;正是这一年,次贷危机让主权财富基金出尽了风头;也正是这一年,中国投资威胁论甚嚣尘上。

2007年以来,次贷危机几乎使SWFs(主权财富基金)成为华尔街的“救火队”(SWFs也是救火队的缩写),他们纷纷注入花旗银行、摩根士丹利、美林、贝尔斯登等全球金融市场巨头,于是,“打劫华尔街”、“买下华尔街”、“狼来了”的声音不绝于耳,甚至在2008年1月底召开的被认为引领世界经济大势的达沃斯论坛上也特意安排了主权财富基金的专题讨论,这是世界经济论坛问世37年来首次讨论主权财富基金。32 更有甚者,2008年1月19日出版的北美版《经济学家》杂志封面是一个蝗虫般载着金条蜂拥而至的直升飞机图片,为首的一驾机身图有鲜红的中国国旗标志,以此来形容趁美国次贷危机中主权基金大量涌入西方金融市场,并冠以《主权财富基金大举入侵》横栏标题,十分抢眼。封面文章说,“主权财富基金规模庞大,发展很快。正是由于其诡秘性和操控性,它天生就必然引起怀疑。这就是威胁论必然导致金融保护主义的原因所在,就是为什么今天对华尔街的大营救很可能导致明天华盛顿产生极大反弹的原因所在”。33 中投公司一诞生就被怀疑有政治意图,个别国家甚至散布中国投资“威胁论”,于是,美国加强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力度,德国拟效法美国并建议欧盟也设立类似的委员会,G7国家约见拥有主权财富基金的8国代表共同制定“最佳行为准则”,美国不断呼吁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进行立法,强制增加主权财富基金的透明度,约束其在全球范围的投资活动。日前中国有关主管部门高层人士为此撰文,34 呼吁国际社会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投资保护主义和金融保护主义,呼吁发达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不应有歧视性待遇,呼吁我有关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关于制定主权财富基金管理规则的讨论,争取话语权,力争有利的结果。

(二)美国对中投公司的五种担心和忧虑

2008年2月7日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举行了整整一天的听证会,35 题目就是“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对国家安全的含意”,十几个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到会做了证词,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对中国刚刚成立的CIC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和担忧。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Brad Setser先生的证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说,一个小型的城市国家建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所引起的关注程度要远远小于试图成为全球霸权或地区霸权的大国所作所为;中国建立中投公司不管对中国还是投资对象国,都将特别引发一系列“令人十分焦虑”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拥有主权财富基金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其含意都是不一样的:挪威是社会民主国家,可由民主选举的议会对其做出说明和解释,而中国是由国务院来解释;海湾小国建立的基金在某种意义上很像王室的家庭财富;新加坡是小国,高收入国家,而中国是一个既贫穷又庞大的国家。

Brad Setser和其他证词对中投公司表示出的担心可具体归纳为5个方面:第一,中投公司的资金来自于发行的债券,而不是财政盈余,中投公司是通过财政部向国务院负责,而不是向央行负责,所以他必须要获取足够的收入向财政部支付利息。黑石公司投资失手之后,它面临的投资回报压力就更大了。第二,中投公司承担着巨大的汇率风险,市场预期是每年8%左右,而承担的债券利息是5%,这就意味着在不算行政费用的情况下ICI需要的回报率至少应在13%左右。第三,中国建立的中投公司已超出了外汇多元化投资的目的,他还负责包括对国有银行的投资管理等,甚至国内的投资要比国外还要大。第四,与任何一个其他拥有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家相比,中国都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国家:按PPP计算,其他国家人均GDP均以超过5万美元而中国只有5000美元,所以,人均GDP只有5000美元的国家建立的主权财富基金,其支持国家经济发展的动机要远远大于5万美元的国家,中投公司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第五,中投公司的潜在规模令人担心,目前其境外投资比例非常小,大约只有170亿美元,近期可能提高到600亿,但是,中国外汇整体增长趋势意味着中投公司在不久的将来就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在他们眼里,上述五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中投公司为了获取利润很可能将不遗余力,或不择手段。
资料来源:http://www.uscc.gov/

(三)中国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可有效缓解中国威胁论

1,中国建立主权养老基金是对日益庞大的外汇储备进行的二次分流。近十几年来,全球外汇储备增长迅速,10年以前才仅为2万亿美元左右,36 而2006年则高达5.7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就占1/4;37 海外有研究预测说,38 中国外汇储备将继续增加,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投入逐步水涨船高也就不足为怪,或许两年内中投公司的资本金从现在的2000亿增加到6000亿美元。我们不得不承认,组建中投公司是外汇储备日益庞大的不得已而为之。既要实现主权财富的积极主动的管理方式,以适应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趋势,又要防止中国投资威胁论,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例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QDII总额度只有421.7亿美元,39 可谓杯水车薪。传统的财政或央行(外汇管理部门)持有高流动性、低收益和低风险的外国主权债券为主的专项账户管理形式,在向建立独立于央行和财政部门的专业化投资机构的管理形式转变过程中,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只是从保守被动式向积极主动式管理进行重大转变的其中一个形式而已,但还应注意到存在着另外一个发展趋势,那就是建立主权养老基金。中国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可将外汇储备“二次分流”和提高其收益率结合起来,还可将防止中国威胁论和应对老龄化结合起来,可谓两全其美,一举多得。

2,中国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完全符合历史潮流,符合应对老龄化的趋势。利用庞大和过多的外汇储备建立主权养老基金以缓解老龄化为社保制度带来的财务支付压力,这是十几年来世界各国的一个通常做法;尤其近几年来,许多经济体将其过多的官方外汇储备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分离出来用于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已司空见惯,前有挪威之车,后有俄罗斯之辙,既完全符合应对老龄化的国际惯例,又可顺理成章地解决社保制度未来财务压力;既可实现官方储备的多元化投资以实现风险最小化的目的,又可最大限度地避免引起西方政治家的疑心。所以,既是出于应对老龄化以满足未来社保体系财务能力的客观需要,大概又是由于防止威胁论等某些潜台词的深层考虑,新年伊始,成立于2004年的俄罗斯“稳定基金”于2008年2月1日正式改组为“国家福利基金”。改组主权财富基金“稳定基金”,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国家福利基金”,这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其主权财富管理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最新动向。其实,近几年来,俄罗斯对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进行了数次重大改革,已基本建立起三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体系,除了设有来自于一般财政税收的“零支柱”以外,强制性的缴费型第一支柱已改造为名义账户制(NDC),几年来的运行效果证明,这项改革还是负有成效的。40

3,中国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将有利于淡化政治色彩,有利于外汇储备按照纯粹商业化原则运作。主权财富基金的天性便是其行动诡秘,例如,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最为神秘,人们对其6250亿资产规模只是一个估计而已,其实,外界无人知晓其控制的真实资产的确切数量;不管G7会议,还是IMF;不管是制定最佳行为准则,还是强调自律行为,对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的要求最终结果必定是有限的,要求其像主权养老基金那样透明基本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应该的,更是不符合规律的,否则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当事国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存在着股市风险溢价走低和推动股价上扬的可能性,甚至对非公开市场的资产价格也存在推动的可能性。41 于是,大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动向,因其敏感的政府背景,自然就被蒙上一层神秘面纱,容易被认为带有难以挥去的政治色彩和特殊的战略动机,对心存芥蒂的西方政治家来说,投资威胁论就自然难以完全消除,遭至其百般猜疑和种种阻挠。但相比之下,主权养老基金的透明性与生俱来,完整的年报和季报制度使任何一个主权财富基金都不可同日而语,向大众国民和国会议会进行定期陈述是其基金的性质所决定的,所以,澳大利亚的未来基金也好,新西兰的超级年金也罢,包括挪威的全球养老基金在内,几乎所有主权养老基金都有自己独立的更新非常及时的网络主页和年报制度,可随时查询,十分透明,从治理结构和财务表现,到资产组合和资金来源等,信息披露十分完善。主权养老基金说到底是一支普通的政府公共基金,是一个国际投资市场的财务投资者,它遵循的首先是商业化运作的原则,追求的是单纯的收益最大化原则,服务对象是受益人,政治色彩不浓厚,不容易成为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借口。

4,中国建立主权养老基金有利于缓解大国恐惧症,有利于“反恐”。从参与投资美国黑石公司的IPO,到购买摩根士丹利,中投公司引起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一小型经济体同类投资行为所引起的关注程度;即使小型经济体类似的投资也会遭致当事国的极力阻挠和恐慌,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新加坡淡马锡收购泰国他信总理家族控股的西那瓦公司(Shin Corp)行为,它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泰国民众怀疑新加坡有意控制其电讯战略产业,最终导致军事政变,他信由此下台,两国外交关系为此急剧恶化。42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贸易摩擦、反倾销案、汇率政策和双边贸易等逐渐成为国际经济中的一个热点,甚至演变成国际政治的一个焦点,与小型经济体相比,中投公司遭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特别审查和无端阻挠,无端的恐惧有增无减,甚至有可能将形成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逆流。有研究认为,43 对刚刚建立的中投公司来说,如果将过多地披露其投资动向,无疑会使自己限于被动的局面,因此中投公司透明度的选择首先是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达到最低披露的底线,并建议说在目前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尚未正式推出主权财富基金的行为准则之前,我国应积极参与有关规则的制定,在规则中要争取体现本国的利益。笔者认为,这样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对中国来说,将过多的外储分流出来,用以建立主权养老基金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变通的“反恐” 举措,因为在发达国家眼里,主权养老基金说到底还是一个养老基金,将其纳入到与其他养老基金和金融机构同等的监管框架之中顺理成章;相比之下,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结构和风险头寸等重要信息秘而不宣,对其监管方式便无章可循,无从谈起,对其产生恐惧感也就见怪不怪了。

5,主权养老基金在发达国家司空见惯,而主权财富基金则凤毛麟角。从主权财富基金的区域分布来看,一是来自于新兴经济体(东亚一带出口外向型国家居多),二是海湾产油地区(主要是OPEC成员国),而第三类来自发达国家的则屈指可数,甚至可忽略不计,仅有的两例大概就是美国(阿拉斯加的永久储备基金)和加拿大(阿尔伯特)。相反,对主权养老基金来说,最悠久的养老制度起源于19世纪末的西欧,最发达的养老基金诞生于1940年的北美,最庞大的主权养老基金存在于当今美国,全球最大的主权养老基金美国联邦信托社保基金(OASDI)近2万亿美元的资产几乎相当于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总和,全球养老资产几乎全部集中在OECD等发达国家;在全球10强主权养老基金的国家排序中,美国第一(2亿多美元),日本第二(1.4万亿),再其次是挪威(近3000多亿)、韩国(近2000亿)、瑞典(1000多亿)、加拿大(近900亿)、西班牙(400多亿)、法国(近400亿)、爱尔兰(240多亿)、澳大利亚(140多亿)。而在主权财富基金全球10强里,不但没有一例来自发达国家,没有一例与主权养老基金10强交叉重复(挪威是一个例外),而且中国名列前茅,排列第五,十分惹眼,换言之,拥有主权财富基金的10强里没有一国拥有或同时拥有主权养老基金;在这样一目了然的巨大反差下,在发达国家对主权养老基金的容忍度和认知度远远高于主权财富基金的背景下,面对雨后春笋般的主权财富基金,发达国家自然将之视为异类,甚至看作是外汇“饲养”的怪兽,但是,如果建立为主权养老基金,则大有立地成佛之功效,成为还“汇”于民的天使;于是,中国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其结果自然就是防止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有力“反恐”措施。

     表1:全球10强主权养老基金与10强主权财富基金比较

排列名次

主权养老基金(SPFs)

主权财富基金(SWFs)

国家/地区

基金名称/管理机构

(成立时间)

规模(美元)

国家、地区

基金名称/管理机构

(成立时间)

规模(美元)

1

美国

联邦信托基金(1940)

1.9多万亿

阿联酋

ADIA阿布扎比(1976)

6250亿

2

日本

国家储备基金(1959)

1.4万亿

挪威

全球养老基金(1990)

3220亿

3

挪威

全球养老基金(1990)

3220多亿

新加坡

政府投资公司(1981)

2150亿

4

韩国

国家养老基金(1988)

1908亿

科威特

科威特投资局(1953)

2130亿

5

瑞典

国家养老基金(2000)

1175亿

中国

中投公司(2007)

2000亿

6

加拿大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1997)

864亿

俄罗斯

稳定基金(2004)

1568亿

7

西班牙

社保储备基金(1997)

449多亿

新加坡

淡马锡(1974)

1080亿

8

法国

国家储备基金(1999)

391亿

卡塔尔

卡塔尔投资局(2005)

600亿

9

爱尔兰

国家养老储备基金(2000)

237亿

阿拉斯加

永久储备基金(1976)

402亿

10

澳大利亚

未来基金(2006)

137亿

文莱

文莱投资局(1983)

300亿

    资料来源:主权财富基金的资料来自张明:《主权财富基金与中投公司》,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论文第0706号,20071217日。主权养老基金的资料来自OECD: Pension Market in Focus, November 2007, Issue 4.

 

四、中国建立主权养老基金的可行性:制度设计与政策建议

(一)、基本框架:中国建立三足鼎立的主权养老基金

目前中国统账结合制度下建立主权养老基金的格局受到一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保制度架构的制约,挑战与机遇并存;应整合资源,统一思路,采取大手笔,实行大思路,建立一个由两只“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和一只“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构成的三足鼎立的格局。
1,尽快建立一只来自于外汇资源的“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利用庞大的外汇资源建立一只独立于中投公司的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采取积极型的境外投资策略,实行完全的独立法人治理结构,与中投公司相辅相成,既可实现分流过多外汇储备以提高其收益率的目的,又可达到应对老龄化的双重目的,同时还可有效抵制中国投资威胁论。

图5:中国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和“主权养老基金”的总体布局
可以委 托管理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2,加快“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策略的改革进程。虽然“全国社保基金”已积累了许多经验,但仍需对全国社保基金重新定位,即应实行完全的境外投资策略,使之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主权养老基金。全国社保基金和新建主权养老基金都属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两支基金应合理划分境外投资区域,例如,全国社保基金可以港澳和东亚等新兴经济体为主要投资对象国,新建的主权养老基金可以欧美发达经济体为主要对象,在投资布局上,实现两翼并行、各有侧重、相互竞争的局面。

3,组建账户基金投资管理公司,建立一个“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应采取积极的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彻底改变当前基本养老保险账户基金的省级投资管理思路,建立国家的账户基金投资管理公司,实施主权养老基金的战略思路,克服当前省级政府投资管理的习惯势力,摆脱地方利益的束缚,打破部门之间的藩篱,将这只潜在的主权养老基金变成一个现实,采取全国统一的账户基金投资管理策略,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建立一个独立的法人投资机构,先行实施以境内投资为主的投资政策。
下面对建立三足鼎立的主权养老基金一一予以论述。

(二)、建立一只“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的必要性:外汇储备的“二次分流”

如同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利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建立一支“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的条件业已成熟,甚至可以说已水到渠成,正当其时。

1,符合中央精神,是落实十七大的一个具体表现。截止2007年1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1.53万亿美元,在可预见的未来,外汇储备不断提高是个趋势。建立一支“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是落实十七大报告中提出“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构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的一个带有制度创新性质的结合部,是积极稳妥扩大和推进QDII业务、促进有序流出和国际收支平衡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减少过多持有的外汇储备效率损失和提高其资产收益率、有助于降低外汇储备存量并将其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转出、甚至有可能达到缓解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之功效的一个长期制度安排,在实现国家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对抗宏观经济波动中是与建立中投公司(CIC)具有同等意义的一个战略部署。

2,顺应国际潮流,是应对老龄化的一个重大举措。建立主权养老基金以增强未来社保财务能力和缓解老龄化压力,是各经济体养老制度改革中一个潮流。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发展迅速,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2005年的12.93%将上升到2020年的14.69%,到2036将高达29.58%;65岁以上人口将从2005年的9.01%上升到2020年的20.42%,到2040年将高达23.74%。换言之,从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开始算起,在短短20年间,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达到现在老龄化最为严重的欧洲国家水平,完成欧洲老龄化进程半个世纪走过的历程。44 在其他条件假定不变的条件下,利用外汇储备建立主权养老基金为未来养老预筹资金,无疑是应对老龄化的一个重大举措,是水到渠成和顺理成章的一个补充工具。事实上,由于社平工资增长速度较快和社保五险收入投资收益率较低等原因,中央政府已从2005年起不得不连续三年提高基本退休金水平,人均249元,年均增幅80多元,并决定在2008-2010年再连续上调三年 。45

3,作为中投公司的孪生兄弟,主权养老基金是参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作为主权财富基金的孪生兄弟,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完全符合国家利益,可与中投公司共同担负起历史重任,积极参与全球化,增强中国在国际经贸舞台上的话语权。在安全性、稳定性(烫平中长期的收入波动和本国居民消费)、收益性和福利性(提高未来社保体系的支付能力)这四个目标排列顺序上,甚至在投资策略等很多方面,主权财富基金与主权养老基金这对孪生兄弟可以优势互补,相辅相成,例如,前者的风险容忍度要高于后者,但其透明度就可理所当然地低于后者;前者的投资期限应高于后者,但其资金使用可以通融。

(三)、明确目前“全国社保基金”(SSF)的地位:改革其投资策略。中央政府2000年8月批准建立的“全国社保基金”,由于其资本来源主要是“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和“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46据此可以判断,其资产性质属于主权财富,但却是一支非典型的“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说是“储备型”,是因为其资本几乎完全来自财政转移,这与俄罗斯、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主权养老基金别无二致;说是“非典型”,是因为由于当时的条件和历史的局限,其资产配置和投资策略始终比较保守并以国内投资市场为主,与挪威等“典型的”主权养老基金相去甚远。全国社保基金2004年以来完成了两次质的飞跃,第一次是实现了委托管理的“外包”目标,第二次是2006年获得了QDII境外投资机制,但是,总体说来还没有到位。作为一个主权养老基金,应该完全走向境外市场。笔者在许多著述中多次呼吁和主张全国社保基金应完全离开国内市场,走向海外 。47

(四)、建立一只“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的急迫性:目前账户资金的改革出路

如果孤立地看待基本养老保险的账户资金,常常无从判断它是否具备成为主权养老基金的资格和条件。当账户资金的投资决策权下放到账户持有人即采取分散决策机制时,它就失去了成为主权养老基金的可能性,例如,十几个拉美国家采取的智利模式和中国香港强积金模式就不可称之为主权养老基金。但当中央政府集合统一投资即采取集中投资机制时,例如新加坡等十几个国家采取的中央公积金模式,无论其利率确定的程序和基准如何制定,它都是一只主权养老基金。一般来说,在引入个人账户的国家,建立个人账户的目的就是为了投资金融市场,所以,绝大部分账户资金都实行市场化和多元化的投资策略。目前在我国,由于受到具体国情的限制,账户资金投资体制改革取向基本排除了分散化投资模式的可能性,决策层和学术界均主张采取集中决策模式。但是,在省级作为投资主体还是中央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思路和争议。

1,地方省级政府营运模式存在的种种弊端。压倒性的意见认为,由于账户资金主要沉淀在做实账户试点的11个省市,账户资金集中在省级政府的层次,主张采取省级投资模式,由省级政府统一负责本省的账户资金,由省级社保经办机构担任受托人的职责。据悉,省级投资模式的具体方案正在制定当中并马上就要出台。这种意见之所以能否占上风,可能由许多原因所致,比如,中央政府似乎没有十分介意投资主体选择的重要性;中央政府无力承担起这样的重要责任,将之作为一个包袱甩给了地方;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认识和协调难以达成共识,等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地方政府将之视为一个地方利益或一只普通的地方公共基金而不愿放手是一个重要原因。账户基金省级政府投资模式存在很多问题,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先例(似乎只有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是个例外)将基本养老保险的资金放权由地方政府担负起投资的重任,这不符合国际惯例,是因为,首先,地方政府机构担任受托人存在较大道德风险,既容易滋生腐败,又加大了交易成本,收益率的总体水平具有负面影响;其次,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再加上账户资金成为地方行政垄断的“块块”碎片,二者结合必定人为地导致地区间收益率的差异性,利差的产生很可能进而产生一个潜在的“二级市场”,冲击金融市场;第三,“二级市场”形成反过来加剧了利差存在的“合法化”,这对东中西部地区不同退休人群是不公平的,基本保险的收益率不应该存在地区间的“级差”,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利于社会和谐;第四,地方行政割据的账户资金营运模式难以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统一补偿机制,受益人待遇难有制度保障,中央和地方财政存在着潜在的兜底风险,等等 。48

2,地方省级政府营运模式不能使之成为主权养老基金。除上述4个弊端以外,账户资金省级营运模式还存在一个问题:本来可以成为主权养老基金的账户基金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丧失了起码的条件。从技术上讲,账户基金不像统筹基金那样受到统筹层次的限制,账户基金的性质可以使之马上提高的中央统一管理的水平。既然不是技术上的制约,而是人为地压低投资管理层次,那么,其主权财富的性质就不能得以展露和表现,就是说,潜在的主权养老基金即中央政府统一投资管理的账户资金不能成为现实是决策者的一个选择,这显然是一个次优的选择。之所以是一个次优的选择,是因为将账户资金建立为主权养老基金可以投资境内外的金融市场,实现风险多元化和收入稳定化以提高总体退休收入水平的目标。

3,建议由中央统一负责账户资金的营运,建立全国账户基金的独立运营专业机构。笔者认为,中国目前不宜建立一个由各省分散投资账户资金的体制,而应在劳动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体系之内建立一个中央集中投资的账户资金投资机构,这是因为,账户基金的投资管理是中国社保制度改革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必须将其纳入社保制度运行框架之内统筹考虑,这关乎到社保制度改革的长期走向和账户持有人的长远利益。为此,账户基金投资管理体制的设计原则应考虑将制度收入与待遇支出、统筹部分与账户部分、收益率调整与社保制度可持续性、制度收入系统与待遇发送系统等因素全部结合起来,“一揽子”设计,实行全国范围的统一账户基金投资策略和管理体制;其投资策略应先以国内市场为主,待条件成熟时进行境外投资。

(五)、社会统筹基金:难以成为一只现实的主权养老基金

中国社保五险缴费收入近几年来虽然每年结余1000多亿元,于2007年底首次超过万亿,表面上已颇具规模,截止到2006年底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收入累计结存已达5489亿元。49 在这5000多亿中,绝大部分是统筹资金。理论上讲,统账结合制度下,最有资格成为主权养老基金的应该是社会统筹部分,其次才要看个人账户部分是否具备条件,即属于DB型现收现付制的统筹基金应是一只标准的主权养老基金,但事实上在较长时期内它只是一个潜在的可能性而已,很难成为现实。

图6:1990-2007年中国社保五险缴费收入与积累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编制)绘制。

1,统筹层次太低是制约其成为主权养老基金的最大障碍。十几年来,统筹部分始终滞留在县市一级,地方割据,画地为牢,呈高度碎片化状态,这显然离主权养老基金的标准相去甚远,甚至南辕北辙。2006年劳动社会保障部宣布将在两年之内实现省级统筹,但严格意义上的省级统筹目标两年内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在城乡差别较大、二元经济十分明显的条件下,实现省级统筹将会遇到难以想像的道德风险,它足以摧毁省级统筹的实现,甚至就连东北三省社保改革试点也未实现真正的省级统筹:先行一步的辽宁只是“建立了省级调剂金制度,为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创造了条件”;50 随后试点的吉林采取的是“两级调剂,分级负责,定额补助,自求平衡”的模式,省里只是建立了省级调剂基金而已;黑龙江采取的是“统一统筹项目、统一计发办法、统一基金管理、统一业务规程和信息系统、统一管理经办机构”的办法。显然,东三省均未实现严格意义上的统收统支的省级统筹,本质上还是县市级统筹;但对东三省来说,目前的这些附加诸多条件的所谓省级统筹只是一个变通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已完成试点的东三省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没有进行试点的省份了。鉴于此,未来两年内在全国普遍实现的省级统筹的标准看来只能是初级阶段的或具有中国特色的省级统筹,真正意义上的大收大支的省级统筹难以在两年内实现,真实的省级“资金池”不可能建立起来。

退一步讲,即使实现了严格意义的统收统支的“资金池”也不能立时兑现其资产的主权性质,换言之,即使实现了省级统筹,离实现全国统筹也还有一步之遥,不具备主权养老基金的资格。鉴于这些分析,在相当时期内,中国统账结合制度中的社会统筹部分不可能成为主权养老基金。

2,具体国情的约束:统筹基金的投资策略应以购买国债为宜。再退一步讲,即使实现了全国统筹即具备了其资产的主权性质,从潜在的主权养老基金变成现实的主权养老基金,在一定时期内也不宜投资于境内金融市场,而应以购买国债为主,即应采取英美式的被动型投资策略,这是因为:第一,在中国资本市场不成熟的条件下,市场风险不宜直接裸露在基本保险的参保人身上,在一定时期内,基本养老保险的统筹部分相当于基础养老金,而不应“随行就市”,与其“暗补”或“以丰补歉”,就不如用其直接购买特殊发行的国债。第二,社会统筹部分的当前缴费与未来收益之间没有精算联系,带有强烈的“税性”,对于刚刚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的中国来说,相当于一般税收性质的统筹资金大规模进入金融市场,很容易导致计划经济和指令性经济因素的回归,不利于金融秩序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繁荣,短期内所谓“托市”的说法无疑于是饮鸩止渴。此外,长期看,不利于上市公司的内部决策,政治目标容易代替经济目标,对劳动力市场具有负面的影响,与私人部门容易产生利益冲突,不利于私人部门的发育与发展,等等。

3,国际上流行的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的两个投资趋势:积极型与被动型投资策略。纵观全球,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的投资策略分为积极型与被动型两种投资策略。美国联邦信托基金(OASDI)和英国国家保险基金(NIF)是典型的被动型主权养老基金,几十年来,他们坚守远离金融市场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始终将其全部余额资产用于购买国债。在他们看来,缴费型的主权养老基金投资金融市场的前提条件是应该先将社保的纳税变成缴费,通过建立个人账户这个“通道”进入金融市场,只有这样方可建立起一个随行就市的“股票账户”,才具备投资境内金融市场的条件。积极型投资策略的典型代表是以继受欧洲大陆民法传统的国家为主,他们大多存在于欧洲大陆或东亚等地区,在亚洲,日本的国家储备基金(NRF)和韩国的国家养老基金(NPF)就是典型代表。总的来看,由于老龄化导致国家财政负担日益沉重,进入金融市场和进行多元化投资逐渐成为一个潮流,许多被动型的主权养老基金开始向积极型转变,他们或是通过建立个人账户的方式,或是没有通过这个方式而直接进入金融市场。

4,“传统的政府养老金”与“积极的机构投资者”:国情的要求。我国继受的是欧洲大陆民法法典的传统,人格化的统筹资金具有强烈地进入市场的内在冲动。对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来说,如果将被动型投资称之为“传统的政府养老金”的话,那么,积极型投资就是近几年来日益时尚的专业化和市场化的“积极的机构投资者”。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由个人和单位双方缴费形成的社会统筹基金,无论它处于县市级统筹还是省级统筹,无论是否兑现了主权资产的身份,无论是在目前还是在一定时期内,无论是出于受益人待遇的考虑还是出于制度建设的考虑,均应采取被动型投资策略,维持“传统的政府养老金”的身份不变,以购买政府债券为主。

(原载《国际经济评论》2008年第3-4期(双月刊,总第74期),第43-53页,3月27日出版。见刊时注释和内容提要等稍有删节。)

注释:
1,请参见郑秉文:《挑战“主权财富基金”:“主权养老基金”的前世今生》,载《中国证券报》,2008年1月14日,第A08版。
2,OECD: Pension Market in Focus, November 2007, Issue 4. 以下数据均引自该文件。
3,OECD: Pension Market in Focus, November 2007, Issue 4. 英文缩写SPFs的全称是Sovereign and Public Pension Reserve Funds即英文全称应为“主权与公共养老储备基金”,中文简译为“主权养老基金”。
4,Anne Y. Kester,Trend in International reserves: Euro Holdings Rise in Emerging Markets, IMF Statistics Department, September 12, 2007,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07/NUM0912A.htm
5,David R. Francis, Will Sovereign Wealth Funds Rule the World? the November 26, 2007. http://www.csmonitor.com/2007/1126/p16s01-wmgn.html
6.US Treasury calls on IMF, World Bank to lead on sovereign wealth funds 14 Nov. 2007.
http://www.forbes.com/markets/feeds/afx/2007/11/14/afx4340013.html
7.Bob Davis,WSJ,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line,Wanted:SWFs’ Money Without the Politics,WSJ, Cec. 20,2007
8,David R. Francis, Will Sovereign Wealth Funds Rule the World? the November 26, 2007. http://www.csmonitor.com/2007/1126/p16s01-wmgn.html
9,引自: http://www.calpers.ca.gov/
10,关于加拿大CCP1997年改革方案中用提高缴费比例的方式建立主权养老基金的论述,请见郑秉文和何树方:《加拿大社保制度改革与建立“主权养老基金”10年回顾与评价》,即将发表在《当代亚太》,2008年第1期。
11,数据引自如下网络主页: http://www.norges-bank.no/
12,Ramkishen S Rajan in New Delhi, Should India create a Sovereign Wealth Fund? November 10, 2007, http://www.rediff.com/money/t.
13, Stephen Jen & Charles St. Arnaud, Sovereign Pension Funds, at the Global Economic Forum, August 24, 2007. http://www.morganstanley.com/
14, 日本和韩国的资料引自: Stephen Jen & Charles St. Arnaud, Sovereign Pension Funds, at the Global Economic Forum, August 24, 2007. http://www.morganstanley.com/
15,澳大利亚的资料引自其未来基金的网络主页: http://www.futurefund.gov.au/
16,引自新西兰超级年金网络主页: http://www.nzsuperfund.co.nz/
17,Stephen Jen & Charles St. Arnaud, Sovereign Pension Funds, at the Global Economic Forum, August 24, 2007. http://www.morganstanley.com/
18,参见郑秉文:《俄罗斯创建“国家福利基金”的启示》,载《中国证券报》,2008年1月30日,第A05版。
19,请见2006年普京国情咨文:
20,“国家福利基金”的英文名称NPF(The National Prosperity Fund)中,Prosperity字面翻译应为“繁荣”和“昌盛”之意,似译为“国家繁荣基金”。但是俄文名称Фонд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я中,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e是“福利”和“富裕”的意思。所以,根据俄文原意将之翻译为“国家福利基金”则更加符合原意。这里十分感谢辽宁大学殷红博士对俄文译名的提供与确认,并感谢其翻译了部分宝贵的俄文资料。
21, 普京上述引语,请见其2007年国情咨文:http://www.kremlin.ru/eng/speeches/2007/04/26/1209_type70029type82912_125670.shtml
22, 马剑:《俄罗斯欲拿石油收入为养老注资》,载《人民日报》,2008年1月30日第6版。
23, 以上普京关于国家福利基金和俄罗斯社会保障制度的论述请见其2007年国情咨文:http://www.kremlin.ru/eng/speeches/2007/04/26/1209_type70029type82912_125670.shtml
24, 以下数据引自2006年普京国情咨文:
25, Julia Polonskaya, Pension Reform in Russia, Alfa Capital, Analyst, Thesis Project for the Plekhanov Russian Academy of Economics, Moscow 2004.
26, S.A.Afanasiev, Pension Reform in Russia: First Year of Implementing, the PI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Pension Reform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IER,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February 22, 2003.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Russian Federation.
27, Oxana Sinyavskaya, Pension freeform in Russia: A Challenge of Low Pension Age, Project on International Equity(PIE), PIE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Independent 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Moscow, Russia),2004.
28, 马剑:《俄罗斯欲拿石油收入为养老注资》,载《人民日报》,2008年1月30日第6版。
29, John B. Williamson, Stephaie A.Howling, Michelle L.Maro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nsion Reform in Russia: Why Partial Privatization? In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No.20. 2006, pp.165-175.
30, Julia Polonskaya, Pension Reform in Russia, Alfa Capital, Analyst, Thesis Project for the Plekhanov Russian Academy of Economics, Moscow 2004.
31, 袁鹤:《打劫华尔街:主权财富基金终于等到了机会》,载《财富时报》,2007年12月29日。
32, 综合新华社报道:《达沃斯论坛为世界经济把脉――主权基金可成为西方金融“救命稻草”》,载《上海证券报》,2008年1月28日第1版;《主权基金成为达沃斯论坛热门话题》,见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1/27/content_7502327.htm
33, The Economist, Jan 19th 2008.
34, 魏本华:《对主权财富基金不应有歧视性待遇》,载《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1月7日。
35, 听证会的资料引自 http://www.uscc.gov/
36, IMF, Roundtable of Sovereign Asset and Reserve Manage, November 16, 2007.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7/pr07267.htm
37, 引自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的主页。
38, 这个可能性的估计来自渣打银行全球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李籁思(Gerard Lyons),见张燕:《巨额主权财富基金觊觎新兴市场》,载《国际金融报》,2007年11月21日,第2版。
39, 见国家外汇管理局主页。
40, John B. Williamson, Stephaie A.Howling, Michelle L.Maro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nsion Reform in Russia: Why Partial Privatization? In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No.20. 2006, pp.165-175.
41, 胡祖六:《全球主权财富管理》,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32辑,中信出版社,2007年9月,第97-108页。
42, 胡祖六:《全球主权财富管理》,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32辑,中信出版社,2007年9月,第97-108页。
43, 高洁:《主权财富基金需要什么样的透明度》,载《中国证券报》,2008年1月30日第A05版。
44, 数据来自郑秉文和齐传君合作著述的关于中国建立混合型“名义账户制”的研究项目,即将公开发表。
45, 郑秉文:《“两种退休制度”带来的深层思考》,载《中国证券报》,2007年10月29日,第A07版。
46, 根据2001年12月13日公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请见其网络主页:http://www.ssf.gov.cn/web/index.asp
47, 这些政策主张详见郑秉文如下文章:《社保基金:“个人产权”与“入市”》,载《中国社会保障》2003年第11期;《建立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体系的战略思考》,载《公共管理学报》(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主办),2004年第4期;《社保基金应三足鼎立》,载《瞭望》,2004年第16期,2004年4月出版;《社保基金“出海”》,载《环球财经》,2006年第5期,等等。
48, 关于省级政府营运账户资金的种种弊端和建立账户基金投资公司的政策建议,详见郑秉文:《养老保险投资改革的风险及对策》,载《中国证券报》,2007年11月9日,第A05版。
49,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50, 辽政〔2004〕32号《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的报告》,载国务院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小组办公室编:《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辽宁篇》,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9月,第97页。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1-07-05 11:08:5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醒事危言

醒世危言

----在深圳大学的演讲

解放军空军上校 戴旭

    著名军事评论员、解放军空军上校戴旭,接连出版了《盛世狼烟:一个空军上校的国防沉思录》、《海图腾—中国航母》、《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等书,其充满危机意识的见解,引起不少读者的关注。前不久,戴旭应邀赴深圳大学演讲,在此选登部分内容,仅供读者分析参考。)以下为演讲内容:

    我们国家没有国家战略

    整个晚清,清醒的只有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一人。他1867和预言国家将亡的时候连曾国藩都不相信。因为这个时候,洋务运动刚刚开始,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赵烈文从当时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无能的情况,当然还有外敌虎视眈眈的外部背景,推断清朝将在50年内灭亡。

    最大的危险是看不到危险。我们的很多学者和官员,只看到鲜花美酒,GDP,眼睛盯着权位和女人,像一只短视的食草动物。
中国能否摆脱下一场战争劫难

    前不久我曾参加了一个论坛,举办方当时邀请了60多个人,号称是中国战略界的精英,那天我本该在下午发言,但听了他们上午的发言,我忍不住就把话筒抢过来了。几乎所有人都在讲,我们的GDP已是世界第三,很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说我们再忍10年,就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GDP大国,到那时,我们中国说话就算数,就可以扬眉吐气了。我说:“这个谁告诉你的?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关键在GDP质量而非数量

    据我所知,1840年的时候,清朝的GDP是英国的6倍,英国是什么国家?它是日不落帝国,它的GDP占世界的5%,我们当时的GDP占世界的33%,英国相当于我们的1/6。我说:你的GDP比英国大这么多,你怎么被欧洲肢解了?清朝军队当时有100多万人,1840年进虎门的英国远征军只有4000人,结果我们100多万人的中国军队和人家4000人的一支军队签订了《南京条约》。到1894年,人家在我们的土地上争夺了50年之后,我们的GDP还是日本的9倍,你比日本多这么多,怎么反而被日本打败丢了台湾呢?

    当时会场上的专家们说:那为什么美国的GDP占世界1/3,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呢?我说:这就要看GDP是由什么构成的,不能光看GDP的数量。

    今天美国GDP的构成是什么?太空产业、航空产业、船舶制造,人家的航空母舰全是自己造的,民航全是自己造的,军机也是自己造的。计算机产业、生物科技、现代农业,它占世界第一的军事优势就是这些东西在支撑。日本的GDP是什么呢?汽车工业、电子工业,全是这些。正因为这些工业奠定了日本在世界上第二强国的位置。俄罗斯的GDP现在也是机械制造、航空工业、核工业。所以说尽管俄罗斯的GDP只有我们的一半,但世界上仍然把俄罗斯当成大国,这也是俄罗斯下一步必将复兴的基础。

再看清朝,我们清朝的GDP是什么呢?清朝的GDP是茶叶、蚕丝、瓷器这些玩意儿,人家是什么?铁甲舰、大炮。所以我说战争是双方GDP质量的对撞,不是GDP数量的抵消。一天我和军工产业的一个老总聊天,他说航空工业的老总提出,航空工业要在近几年内达到万亿产值。达到万亿有什么用呢?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单纯追求GDP,那就什么都不是。我们今天的GDP跟清朝差不多,主要是什么构成的呢?房地产、纺织品。

有一句话是薄熙来说的:“8亿条裤子换欧美一架飞机。”8亿条裤子想想堆起来有多大,把一个大型的广场都占满了,才能换人家一架飞机。还有烟酒、玩具,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在战争时不能转换为国防力量,我们不能拿着玩具去跟人家打仗吧。所以在战争的时候怎么办?那就“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的长城”。

在我的《盛世狼烟》那本书里,我说房地产支撑不了大国崛起,我当时有一个观点,我说:现在的房地产,是国内的垄断资本和国际资本联合起来打劫中国人民的财富。我们目前所有主力战斗机的发动机全是人家的,歼-10用的是俄罗斯的发动机,飞豹是英国的发动机,预警机EL76是人家的原机,我们很多大型军舰用的也是人家的发动机,你连个发动机都造不出来,搞1万个亿有什么用呢?

欠我8000亿美元国债怎样还???

美国人欠了我们8000亿美元国债,我们想没想过美国会不会还?我们的官员跟美国的领导人说:你要保卫我们资产的安全。美国人说:你放心,你这块肉在我肚子里很安全。那你什么时候拿回来呢?它可能回不来了。我有好几个理由可以支持。

去年9月,奥巴马宣布对中国轮胎实施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以后,有55个国家在几天之内对我们进行反倾销起诉。一个美国人说的: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拉帮结派,利用世贸组织的规则对中国发起暴徒般的反击。

能否摆脱下一场战争劫难

讲到这个情况,我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面临的情况,除了内忧外患外,我们能否摆脱下一场战争劫难?美国是一个军工综合体的国家,美国有1/3的企业在从事军品生产。不打仗谁要军火呢?所以美国到处打仗。我们今天用的很多东西,实际上都是美国的军工产品。我们的手机是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用的一个战场通信系统,那就是手机的原型。电脑是美国当时在核军备竞赛中为了超越苏联发明的。这些都是把军用技术转为民用的。所以我说,美国一定会打仗。

战争总是跟着财富走,这是世界经济规律,就像食肉动物跟着食草动物走一样。我们可以看20世纪的3次财富大的转移,第一次是欧洲从中国抢完财富以后,欧洲暴富起来了,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欧洲成了世界的财富中心,就在这个地方连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财富转移发生在七八十年代,中东的石油成为西方的命脉,所以从那时候,中东连续打了20多年5场大的战争。

我认为未来20年,中国会面临大的考验。为什么我说20年呢?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化可能达到最高峰,正好也是世界走出金融危机,世界新一轮经济革命完成的时候,而且很多国家的军事革命也完成了。所以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腐败问题也会加速危机的到来。忘了奋发向上的生活,整天忙于满足物质的欲望,这种民族肯定是要衰败的,历史规律就是这样的。我希望我们的国家从GDP的迷途中醒过来,确立正确的战略思维。

    (《青年参考》/演讲人 戴旭)

 

战争就要来临我们还在沉睡

戴旭

    今天中国的经济,有人说是房地产经济,我看有几分道理。在激素的刺激下,中国长成了一个没有骨头的大胖子。我们错把重量当力量,把肥大当强大了。

除了这个经济发展的概念之外,还有一些国内外的人,在说着很多漂亮话,解除中国人的精神武装。这里我就要说到第一个演讲的门蒂斯先生。因为他发明的一个“中美国”的G2概念,让不少中国人听了很受用,认为美国人终于把中国当平等哥们了,至少是承认中国的实力了。前几年佐利克说个中国是利益攸关方,不少人就很感动。可是,听了门蒂斯先生关于G2的解释,我总是感到不对劲:他说,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挣钱,美国人借钱。就这个模式。这根本就是让中国当奴隶,让美国当老爷的模式嘛!凭什么中国人天生就要为美国人打工?我们自己不会消费吗?中国人真的是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还要端给美国人喝?为什么美国要借中国的钱?世界上有富人向穷人借钱的道理吗?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先生给我讲了他的导师索罗斯的故事。他说这个70多岁的美国大富豪,现在是怎么生活的呢?就是每年和一个不同种族的女人发生一次恋爱,一年换一个。有协议,很合法。再就是捐钱给美国的穷人。他这种消费财富的方式,其实就是今天美国糟蹋世界钱的缩影。它通过美元霸权,攫取全世界的财富,就这样玩钱。这就是美国人借了中国钱的用法。中国人的钱是怎么挣来的?每年的矿难,环境污染,辛苦的打工者,中国的钱都是带血的。但是,美国“借”走就像索罗斯这样玩。
那美国怎么还呢?我在这里要加上一个个人的判断,并且愿意与诸位打赌:我认为美国欠中国的钱,是永远不会再归还了,至少不会等值归还了。就像一块肉进了狗肚子,你怎么还能指望它给你吐出来呢?我们有些人还要求美国保证我们美元资产的安全,这就等于跟那条狗说,你要保证我们那块肉的安全。狗一定会说:放心吧,你的肉在我的肚子里很安全!

一些学者可能会较真,你可以卖呀。但是你卖,它可以冻结啊!你卖不了。卖少点可以,卖多了不行。

它只是不断地借新钱还旧债,都是你的钱在循环。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它在不断的还,实际上是在吃你的肉,却在拉狗屎给你,因为它在通货膨胀,钱在贬值。它不可能真正还肉给你的,它怎么可能吐出来?我最初只是判断美国不会还,金岩石博士给我讲的另一个故事证明了我的推论:有一天巴菲特在一个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参加的会上说,美国经济的运转,就是靠不停地借钱。一个美国小孩问他说:巴菲特爷爷,您这辈子借的钱,将来是不是要让我们去还?巴菲特说:孩子,好好学习!让你的孙子替你还!那我们就看看,未来美国孙子是怎么还这笔天文数字的钱吧!而且门蒂斯先生在演讲中,也回答了我之前对这个问题的质疑:他说,当初我们欠英国人的钱,我们把它打跑了。我们也欠过荷兰人的钱,我们也把它打跑了。我们现在也欠中国人的钱。本质上这没有什么不同,只是8000万和8000亿的区别。马国书先生跟我说,这是他在开玩笑。可是我就是笑不出来。一个黑老大,“借”了你的钱,他带着打手、枪炮和狼狗,你一个干巴瘦的平民小老头敢跟他要?能要得回来?所以,现在它们关于保护我们资产的承诺,在我听起来就是放狗屁。这就是我们能指望的了,要么是狗屁,要么是狗屎。你要再不服,它还可以露出带血的狗牙给你看看:你是要钱,还是要命?!

 2030肢解中国

    五、中国正面临第三次被瓜分的危机(1)

    在社会持久*和日益贫困化的情势下,发达国对中国将像对非洲落后民族一样,提出淘汰人口(即灭绝种族)的要求。美国曾经有过一个对于全球的设想。他们认为,最理想的地球,人口应该只有现在的20%。所以,我在想,美国扶持并刺激一些中国周边的国家拥有核武器,以后会不会策划一场针对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方的核屠杀。美国现在在亚洲和欧洲的边缘地区部署反导弹系统,就是害怕这些核导弹,飞到亚洲以外的区域。亚洲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也是西方文明很难彻底统治的地方。

    只要中国不从属于西方利益特别是美国利益,试图维持本民族独立,中国就必然长期被西方集体孤立和抑制。当年的苏联,今天的俄罗斯、伊朗等国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和中国是一样的。美国对付中国的战略,是一贯的,清晰的,不分党派。政治的、文化的、外交的、经济的、军事的,时而国际时而国内,时而搞个什么G2“中美国”概念,忽悠中国,离间中俄,时而又在两岸和中日之间左右逢源,在中国周边又打又拉,分化瓦解,笑里藏刀,组合拳,连环腿,步步紧逼,近20年来可以说始终不给中国片刻喘息机会。而中国则是四面招架,防不胜防。总结一些美国对中国的做法,几乎可以编一本《折腾中国的千百个理由和做法》。奥巴马上台以后,很多人以为他可能比前任对中国好点,结果如何?连续两个反倾销,贸易保护主义先拿中国开刀。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历史的启示--

一百年,英国的经济危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整整八十年前的1929年,由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世界和今天一样也陷入巨大的金融恐慌,进入大萧条期。先是两年后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选择以战争拯救经济的国策;10年后的1939年,德国在欧洲发动战争,整个世界陷入浩劫。一场金融危机,让人类付出这样的代价。今天,格林斯潘说,我们将面临百年一遇的大危机,远远超过上一次的大萧条。谁能告诉我这次金融危机,一定不会导致战争?兰德公司已经为美国公司建议说与其用7000亿美元救市,不如打一仗。美国的军工寡头们,会忍受这样的危机到什么时候?上一次危机,列强国家的寡头忍了十年,二十年,我不知道未来十年,如果美国的经济一直不能复苏的情况下,美国的寡头会做何选择。

上次萧条期,各国都选择了大规模制造武器,日本大批的航空母舰就是这个时期突破华盛顿条约限制而制造出来的。美国也是这个时期大造航空母舰、远程轰炸机,最后,这些东西都用上了。这和今天的情况一模一样。全世界只有中国宣布用4万亿带动20万亿人民币造”铁公鸡“,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其他大国都在造军备。日本今年下水两条直升机航母,印度宣布将造3艘航母,十艘核潜艇,美国已经制造了近200架的F-22,还在继续大规模研制新一代武器,2009年6月成立网络战司令部。俄罗斯也在进行大规模的装备生产。

中国因为没有实现工业化,没有亲身经历两次经济危机,对经济危机会导致世界大战没有直接记忆,所以对眼下的金融危机可能会导致什么后果,还不怎么明白。

如果这次金融危机导致战争,我认为还是一场世界大战。20世纪喊了多少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将在21世纪爆发。

中国一点都不想打仗,不想和美国搞对抗,但美国却费尽心机,折腾中国。就像牛一点都不想和老虎对抗,但老虎总是围着牛又吼又抓,还时不时咬一口。小布什上台,对中国咄咄逼人;奥巴马上台,又对中国展开不动声色的合围。以眼前论,美国深陷金融危机,不好好做自己的事,救自己的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希拉里和奥巴马还到处穿梭,忙于包围中国,还制造14吨的超级大炸弹。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

除了前面说的总体战略原因,从长期说,是防止中国利用美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时机,实现国家的大幅度发展,进入强国俱乐部。那样,世界上不仅多了一个经济领域的分羹者,还少了一群最廉价的打工者。西方--主要是老欧洲国家,也是出于这一动机,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对中、俄的战略包围圈。看看北约国家在阿富汗的积极程度,看看德国、法国在*问题上对中国的干涉和纠缠就知道了--削弱中国,永远是西方的战略目标。这些喽啰跟着美国混,就是因为美国扑倒大猎物之后,它们可以分点残羹剩饭。从短期说,美国现在包围中国,就是要把资本赶到美国去。资本是什么?是一只鸟。鸟的胆最小,哪里安全去哪里。这也是本•拉登的高明之处,把美国世贸大楼打掉了,把资本之鸟驱散了,其中很多跑到中国。现在,美国拿着”枪“来了,想把这些鸟再吓走,再飞到美国去。吓不走就打走。这就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制造危机,在中国国内制造动乱的全部目的。

历史并没有远去。1840年,欧洲第一次对中国瓜分;1894年,中国洋务运动也就是第一次改革开放失败,世界对中国进行第二次瓜分。

在这50年的两次瓜分中,中国失去了中华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台湾;东北大片领土以及蒙古。

中国像一个巨大的冰块,被西方敲掉了一大圈。只是由于二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间狗咬狗,中国才从日本和西方两只狗嘴里死里逃生。之后,苏联的崛起,把西方势力顶住,中国加入东方阵营,才守住本土不失。但是,现在,苏联倒下了,西方对中国的第三次瓜分又在酝酿了。在以往,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和藏南问题,都是蛰伏着的。现在全都出来了。而且所有这些问题,控制权都不在中国一边。而且所有的问题背后,都有美国。

除了进一步掠夺中国的领海、领土,美国还在搞中国仅有的两三个能够称得上朋友的小邻国,还在做试图肢解西藏、新疆的文章。

我一直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未来的10到20年,也就是2020到2030年左右,会有一场针对中国的大屠杀,大哄抢。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着历史的逻辑。

让我们想想,从16世纪到18世纪,西方以地理大发现的名义,到处进行掠夺,南美洲的黄金、白银,非洲的木材、黑奴;地理大发现其实就是财富大发现。到19世纪它们发现了世界上最富裕的中国。1840年的时候,中国富甲天下,到1940年的时候,一百年中被世界抢得只剩下一片焦土,成为世界最穷的国家。发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称得上战争规模的就近百场。这些战争,就是在夺中国的财富。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败中国,让中国赔款,割地。这跟一个强盗到人家里的行为有什么两样?有钱拿钱,没有钱拿东西,拿地,什么都没有就让人家借钱给他--中国最后不是借欧洲的钱还日本吗?最后还杀人家的男人,强暴人家的女人,烧人家的房子,圆明园遗址不就是这样留下的吗?

如果当初中国懂得守护自己的财富,今天中国人比美国人富裕得多。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把中国夺完以后,自己又互相夺。两次世界大战打累了,他们要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现了中东的石油,于是,又到中东去夺。中东又打了五十多年,一直到现在。回顾这个历史,我们会发现什么规律呢?那就是当一个地区成为世界战略的焦点,也就是当你成为谁都想争抢的食物之后,围绕你所进行的战争,短则四、五十年,长则近百年。

现在,今天的中国,就和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之后的中国一样,你有钱了,就是长肥了,所以食肉动物都来了。中国人一直梦想的是复兴和崛起,但在美国和日本的眼里,它们思考的是一只肥牛已经长大,何时开刀宰杀。一百多年的洋务运动不就是如此吗?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积累了很多财富,日本突然扑上来,像一只野狼咬住牛蛋一样,把中国放倒,然后其他猛兽一起扑上,把中国洗劫一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又三十年了,又弄了不少钱,它们又眼红了。特别是看到很多中国人没有警惕不思进取,更觉得有机可乘。

所以,美国率领欧洲的那一群老的食肉动物,又带了亚洲的一群小动物,在中国这只大黄牛身边转来转去,寻找下手的地方和时机--有的公然占有中国海岛,大肆攫取中国资源;有的把石头当钻石卖给中国,有的……举世无不以欺压中国为能。我预感未来中国要么会遇到巨大的内部*,或周边此起彼伏的战争,要么两者一起来。一旦打起来,乱起来,时间就短不了。我判断美国不会直接和中国打,因为大国之间动起来,地动山摇,而且美国从来都是让别人打头阵,等人家打累了,自己再上。可能先发生周边地区的战争,美国干预,先消耗中国。这些战争除南海以外都有可能引发核战争。等中国打累了周边也打累了,美国就该出来了,像两次世界大战一样,当渔翁,捡走亚洲五十年发展的成果。

为什么是2020和2030年?看看美国给自己军队定的转型时间表就知道了。到2025年左右,美国现在的四大军种,全部转型完毕。那时,它还有两个新军种,一个是天军,一个是网军,这两个是主力。六大军种,采取“一小时打遍全球”理论。美国以往对小国,是斩首行动;未来对大国,是快速战略瘫痪。

我要简单地介绍一下美国的新军事战略。它“一小时打遍全球”的三大武器系统,一是安装常规弹头的三位一体的洲际导弹,二是空天轰炸机,三是太空武器和网络武器。之后,才是隐身空军和无人攻击机、机器人部队等。它的防御体系就是全球反导系统。攻防兼备。为了实施这一最新理论,美国一直在进行数字地球的工作,其实就是建立地球军事地理信息。它的侦察卫星已经把地球扫描完毕,它的飞行在全球的侦察机,进一步做信息补充。它们还通过美国公民全球的合法旅游,拍摄视频、照片,充实这一信息库。前两年中国在新疆和甘肃等地连续发现日本人搞测绘,其实就是在为日美提供战略信息。清朝时候日本就开始测量中国的地理了。现在又开始了。

为什么是2020年和2030年?还在于今天中国的发展模式,将在这个时候到达危险的临界点。

从金岩石先生的研究中,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中国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币发行大国。我们发行的货币跟美国一样多,但美国的GDP是中国的3倍多。美国的货币可以流出,我们的货币不能流出,只能是连续的通货膨胀。他的研究成果里,还有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并没有成为世界工厂的条件,但却支撑了一个世界工厂的事实。中国为外需构建的生产产能,只能靠内需消化。要内需就得城市化。他判断未来20年,中国还有5亿人进入城市,北京会达到3个亿,上海会有2个亿的人,上海和北京的房子,会达到30万元一平米。金先生开玩笑说:他说在这样一个财富迅速膨胀的年代,可以让革命家变成投资家,让未来的暴徒变成投资人,为容易起火的干柴,覆盖上一层泡沫。

我部分同意他的这个结论,因为这也许对国内的安全形势有效。但对于外部,这样急剧增加的财富泡沫,就像一个特别巨大的面包,将更加吊起那些食肉动物的胃口。而且,这样的一个城市化规模,中国会需要多少汽车?多少汽油天然气?多少铁矿石?我们对海洋和能源的依赖将比现在严重几十倍。危险系数也一举增加了几十倍。

我们用票子吹起了一个气球。但是,气球会爆炸的,看看日本就知道,泡沫终将破灭。但是,日本是个高技术大国,又有美国的保护,它经济泡沫破灭了,只不过从头再来。中国呢?泡沫破灭之日,一定是战争来临之时。这一场战争,如果被我不幸言中,结局比一百年前还严重,我认为中国将会被瓜分。美国、日本早就有”中国七块论“。我们不能只是当笑话听。2030年,当我的泡泡吹到最大的时候,也正好是美国和其他列强新型军队打造完毕,战刀出鞘的时候。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每一次世界新军事革命完成之后,接下来都是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掌握军事优势的一方,对军事劣势的一方进行血腥的屠杀,以夺取财富。我不知道,2030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军事变革方面追上世界。因为,没有工业基础、技术基础、经济基础,拿什么追呢?战争打的就是工业,就是技术啊!我们的是大泡,人家的是大炮!到2030年,人家是新型武器武装的新型军队,我们是新房子、新城市,正好做为新屠场,新坟墓!

外部的情况,危如累卵。其实最大的危险还不仅仅在于外部。

马克斯•韦伯批评当年针对德国统一后盛行于德国的”政治市侩主义“和弥漫在国民中的”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我们今天中国有没有这两种主义?我总是觉得今天的中国和拿破仑死后的法国一样,当时的法国,民族没有了灵魂,国家没有了方向,军队不会打仗,也不敢打仗了。先是一连串的失败,到二战时干脆全军缴枪了。今天中国呢,毛泽东死后也差不多是这个状况。

    2030肢解中国,未来十年惨不忍睹:

    中国尚未意识到危机的…中国”胖乎乎的国民“被小财富腐蚀了灵魂,变得贪图享受,意志萎靡,懦弱不堪,全国到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洗浴中心之多,纵欲之风之盛,超过罗马帝国晚期。精英阶层厌战、怯战情绪浓烈。党政军办公大院,哪个不被高级饭店包围?一些贫困县也大盖楼堂馆所,这是什么?是中国的肿瘤!为什么不用这些钱投入高科技?七品官上路都开丰田霸道,小乡长也车接车送,一年中国光是吃喝和公车费用就是几千个亿,相当于一百多艘大型航空母舰。

    学界掩耳盗铃,官场追名逐利。南宋时有人问岳飞,天下怎么才能太平?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看看今天的省部级的文官贪官有多少?武官呢,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贪污过亿,情妇一大群。窥斑见豹。有个很漂亮的穿军装的女演员,到处唱“今天是个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民族精神可想而知。

    19世纪初,美国刚刚崛起。他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看看他的总统的一个演讲就知道,他说:“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伟大的民族,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在国际事务中起巨大的作用……懦夫,懒汉,对政府持怀疑态度的人,丧失了斗争精神和支配能力的文质彬彬的人,愚昧无知的人,还有那些无法感受到坚定不移的人们所受到的巨大鼓舞的麻木不仁的人──所有这些人当然害怕看到他们的国家承担了新的职责,害怕看到我们建立能满足我国需要的海军和陆军,害怕看到我们承担国际义务,害怕看到我们勇敢的士兵和水手们把西班牙的军队赶出去,让伟大美丽的热带岛屿从大乱中达到大治……如果我们不参与这种必须以生命和珍爱的一切去获取胜利的激烈竞争,那么比我们野蛮强大的民族将甩开我们,控制整个世界。因此,让我们勇敢地面临生活的挑战,决心以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去完成我们的职责,用我们的誓言和行动来维护正义……只有通过艰苦危险的斗争,我们才能取得我们民族进步的目的。”

在这段话之前,他拿同时代的中国做对比:“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它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肯定要衰败的……”

今天的中国人,比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好到什么地方了?有一种车,2500万美元,全世界只有5辆,3辆在中国!可是,这么富有的国家,面对周边所有的挑衅,没有一次有反应的,美其名曰”韬光养晦“,鲁迅时期,阿Q只一个,现在到处都是!现在很多中国人不仅不敢迎接战争,连谈论都不敢谈。一些国家屠杀华侨,不敢动用军队。

当年祖国遭入侵,多少华侨救祖国?死了五六十万!现在华侨遭难,祖国不敢去救!千古羞耻!连去年某太平洋岛国接侨民,国外预测中国可能出军舰,我们的学者一连几声反对,认为不可行,不可能,吓得尿裤子。

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他们一边烧圆明园,一边想:万一有一天中国起来了,他们的青年,拿着跟欧洲一样的武器,到欧洲复仇怎么办?所以,当一个中国古董商给他们出主意挖清朝皇帝陵墓的时候,他们拒绝了。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一幕永远也不可能发生了。中国人有那个志向吗?所以,有时候我一听到有些中国学者说,中国不能去救自己的华侨,不能去收回自己的领土、领海,怕人家说*,就非常恶心:威胁世界?你配吗?你有那个能力,有那个雄心吗?你以为你是汉武大帝的后裔还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自作多情!

2009年9月15日,一个叫马克斯•麦克亚当的英国人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中国人是世界睡觉冠军”。说的是他在中国各个场合的见闻。这真是个敏感的人。

一个一个爱睡觉的中国人,构成了爱睡觉的中华民族。一个爱睡觉的民族,又演绎了一部爱睡觉的历史。1840年悲剧为什么会降临到中国头上?那是因为之前中国已经在睡梦中失去了资本主义革命时代;为什么后来又是长达一百年的悲剧?是因为中国人始终睡眼朦胧,直到卢沟桥拂晓的枪声响起。

拿破仑当初认为中国是一头睡狮,我要说,拿破仑错了!他离中国太远了,没有看清楚。那不是一只睡狮,而是一头睡牛。当然,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有过毛泽东时代,那是个英雄主义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中国,虽然也是牛,但是是公牛,奋起牛角,还是让周边的猛兽不敢近前。但今天,我悲哀地感到,公牛已经死了。到处都是慈眉善目、安详而卧的母牛和小牛。西方富裕了500年,美国也富裕了一百多年,依然精神抖擞。中国才改革开放30年,刚有一点小钱,就又贪图安逸地眯起了眼睛。

前面说GDP“狗的屁”的时候,说了中国的工业结构,这是中国另一个致命的身体上的死穴。二战前,斯大林说: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从晚清到民国,中国一直就像一个富裕、漂亮、柔弱的寡妇一样,谁都可以掠夺她,欺辱她。今天,中国还是没有像样的现代工业,没有在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航天工业最突出,也不过相当于美俄50年前的水平。航空工业不说了。几种主战飞机的发动机都是外国的。没有自己的大飞机。航空母舰就更不用说了,到我们造出来的时候,也不过是追上西方100年前的水平。美国的航天母舰现在已经在试飞了。

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核心产业”都是“空心”产业。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这些构成GDP的财富,都没有保卫自己本身的功能,到最后都是人家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一下子赔了7倍于日本财政收入的钱。日本现代化的基础就是那笔钱奠定的。美国就不一样,它的所有构成GDP的东西,不仅本身就是财富,还能保卫自己的财富,还可以掠夺更多的财富,比如他的太空产业,它的信息产业,它的航空产业,它的造船、它的化工等等。它们的GDP,就像一辆坦克,可以开到世界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中国的GDP呢,就像一台拖拉机,只能在自己的田野上收割自己的庄稼。国家的战争,就是GDP的对撞。我们的拖拉机,能撞得过人家的坦克吗?

来上海的路上,我一直在看抗日战争史。就在上海这个地方,淞沪抗战,上海人打得很英勇,一点也没有娘娘腔。但是,蒋介石的70万部队,其中还有三个德式装备的师,最后被日本20多万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为什么?装备是很大的原因。整个抗日战争,日本投入的军队也就六十多万,中国人死伤了多少?3500万!因为没有钢铁构筑长城,只能以血肉筑成我们的长城。就是这样的伤亡,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的合力,我们什么时候赶出日本都不知道。日本说还要准备和中国打百年战争,我看不是没有可能。当年法国和英国就打了百年战争,因为双方实力相当。中国有人有地盘,日本有工业有精神。这样的教训还不够吗?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吸取教训呢?我都不敢想象,如果中国和日本的人口和国土条件换一换,会是什么结果?为什么我们就不如日本?

别的大国都有历史感,都知道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在十年后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在今天拼命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和军事装备,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历史感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政治家领导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经济学家却让我们摸到了一大堆砖头。怪不得中央电视台有个观察员刘戈说,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没有永远那么远,十万八千里是有的。我完全同意。

像上海和北京这样,具有雄厚技术和工业实力的城市,也去发展房地产业,真是莫名其妙。我们没有造成一种让高科技产业充满暴利的体制,房地产是支撑不了大国崛起的。大家去圆明园看看就知道了,那是世界最好的房地产。靠掠夺自己的弱势群体,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复兴。从古至今,大国崛起,都是依靠外部资源,或者靠武力掠夺,或者靠技术合法赚取,以富裕自己的人民,然后富国强兵。美国全世界打来打去,为什么?就是夺资源,供它的人们享用;俄罗斯宣布北极主权,为什么?它已经有那么多资源,还拼命夺。就是为子孙夺。我们没有力量去世界夺,但我们要收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不能让和平的诚意和主张,变成别人束缚我们的绳索。我们要像正常国家一样行事。我一直主张,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远征型改造,要能够保卫我们的资源和远洋利益。

我们要敢于迎接合理合法的战争,改善安全态势,刺激经济,振奋国民精神。新中国的稳定局面,和经济发展良好的时期,都是几场自卫反击作战的结果。狼是打走的,不是劝走的。

中国需要战略家,更需要坚定、勇敢和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民。世界上没有打不败的敌人,中国的面前也没有迈不过去的难关。最大的危险是看不到危险。我们的很多学者和官员,只看到鲜花美酒,GDP,眼睛盯着权位和女人,像一只短视的食草动物。

别睡了,朋友们!我们不能低级到只贪图安逸和肉体享受。我们不能为了钱失去所有的东西,我们不能穷得只剩下钱!

   中国需要第二次“开眼看世界”

    我非常同意乔良将军的一个说法:我们国家没有国家战略。再往下延伸,也就没有军事战略,所有的行业发展也都没有战略,我们可以从很多具体的方面感受到这一点。古人说,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隅,不能谋万世的不能谋一时。我们有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是没有战略的表现。

中国没有战略不应该,所有大国当中已经改革崛起的,都有国家战略。中国已经摸着石头过河失败了一次,不应该再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战略文化、没有战略意识,导致了不仅是中国的普通国民,就是精英学者也这样,盲目地说中国如何如何强大。

 前不久社科院公布了一个军力报告,中国军力世界第二,综合国力世界第七。国力第七,军力怎么可能是第二呢?军力就是穿着军装的国力,这种评价反映了目前这些人的评价体系的盲目,这个盲目来源于国家根本没有战略。

 再说我们的学者也在那儿说,我们GDP是世界第二,我们和美国是世界第二强国和第一强国的关系。我后来写了一篇长文反击这个观点,我说GDP不是判断一个大国的标志,按照一个世界最著名经济学家的分析,清朝以前,中国GDP两千年一直保持世界第一,在清朝还是世界第一,这个第一到什么程度呢?相当于今天美国的33%,占世界的1/3,1840年的时候,英国占5%。我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GDP比英国多6倍,中国不去瓜分英国,而被英国瓜分了?1894年,中国的GDP比日本多5倍,你为什么不把日本打败,把琉球拿回来,中国反而被日本打败了?这些问题,他们统统回答不上来,只知道闷头说GDP。

 今天,我们不应该仅从地缘的角度考虑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把国家拟人化,因为人活在时间和空间当中,国家也是一样,拿破仑说过,所谓战略不过就是空间和时间的艺术。

 战争不一定都通过军队来进行,不一定都是军事,孙子说上兵伐谋,第四个阶段才动军队。我们现在理解,大国之间没有战争,其实战争天天都在进行,没有战争,苏联怎么解体的?战争不一定就是开枪,开枪是最没有用的战争,那是最后一个象征性的,我们要用更宏观的思维、更宏观的视野思考国家的问题。比如你的外汇就等于你国家的兵力,美国也是在用它的经济力量,在用它的技术力量征服全世界。我们今天的金融呢?我们庞大的外汇大军被美国歼灭,不仅歼灭,整体俘虏,美国用我们中国的钱,到中国来,收购中国的企业,控制中国的农业,控制中国的银行,28个方面的行业,控制中国21个,用你的钱控制你的国家。反过来我们用这些钱干什么,进入我们的股市,进入我们的房市,然后再打击中国人民的财富。

 具体到丁力先生的作品,我有几个观点,第一,像乔良将军说的一样,是一个里程碑的著作。我觉得它主要是他打破了一个学术的禁区,改变了目前学术理论只能由学术中人写的现状。国家学术界有一个现象,就是学霸,他搞哪个领域的研究,任何人不得碰,你涉及这个领域的问题,他说你是非主流,贬低你压制你。我参加过一些所谓正统的学术会议,几乎没听到什么像样的观点,在我感觉,大部分全是空话、套话,总体来说不是人话。丁力先生打破了这样一个禁区,平常人也可以写这个东西,这个回归了本来面目,“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第二,这样一本书,我认为具有第二次“开眼看世界”的意义。现在我们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大家都在看眼前的东西,整个国家的国民追求眼前的利益,这个时候眼光向内,思维向内,由于国家没有战略,再加上学者不思进取,这样一个乱局当中,如果把国家比作军队,那就是一个没有目的的行军。丁力先生这本书至少是一个瞭望塔,就是给我们中国人一种意识,一种自觉,就是我们应该重新再看一次外部世界是什么样。

 最初清朝的时候,出现过一批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在今天,我们又到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代。今天我们处于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禁忌中,导致我们忽略了我们的外部,不知道我们今天外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最近写的一个东西《C型包围》,实际和《地缘大战略》有相似的地方。《C型包围》写的是从日本列岛到蒙古,在我们30年来改革开放的同时,美国也没有闲着,美国做的事情就是沿着所谓的新月型包围圈对中国进行陆地包围,海上包围到日本为止,陆地包围圈从印度展开,一直沿巴基斯坦、阿富汗,到中亚,然后再向蒙古延伸,实际上现在就剩下俄罗斯的东部和朝鲜半岛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全围住;随着下一步美朝关系的改善,可能形成进一步对中国不利的结果,那中国就是被O型包围,书的价值就在这儿。

中国处于即将被完全合围的包围下,我们很多学者还在做什么大国的梦。我认为他们在做梦,这是一种幻觉,是历史的回光返照。这个时候到底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前途,会面临什么样的危机,这个事情有必要重新看世界,只有看到外部,才能看清自己。

 国家也好,个人也好,都是在比较当中才能准确定位自己。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举国一片歌颂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说要在历史和世界的坐标系中定义中国的改革开放,结果所有的地方不给我发表,包括内部学术刊物也不发表。我对比了一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与洋务运动的比较,二是中国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然后与美国崛起的比较,与其他大国崛起的比较,但发表不了,这是我们现今学术禁区出现的怪异,他不允许这些东西出现,不允许探讨。丁力先生打破了一个学术禁区,平常人也可以谈大问题,出版社也做了一个好事情,不仅有人写,还有人出版,“对”与“错”不重要,重要是把声音说出来,可以探讨,可以争鸣,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未来十年惨不忍睹:中国尚未意识到危机的…

    很多人都是死到临头才看清事实真相。整个晚清,清醒的只有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一人。他1867和预言国家将亡的时候连曾国藩都不相信。因为这个时候,洋务运动刚刚开始,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赵烈文从当时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无能的情况,当然还有外敌虎视眈眈的外部背景,推断清朝将在50年内灭亡。结果44年清朝就瓦解了。

后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直到1911年,清朝也不相信王朝会完垮掉,但仅仅因为一个士兵走火,革命就爆发了。秦始皇当年何等英雄?几个新兵一挥手就把秦朝推翻了,当时没有一个人料到这么强大的帝国,会突然完蛋。苏联解体前,也没有几个人预见到。所以,现在我在这里杞人忧天,也不会有多少人相信。

    中国之所以没有特别强的危机感,一是我们到处喊和谐、和平,这本来是说给世界听的,却把自己的人们麻醉了。大家谁也不愿意想战争了。前不久在《环球时报》的那个关于未来十年发展的研讨会上,除了我跟王小东,谁都不提战争。复旦大学的沈丁力先生还从很高深的角度,论述了中国未来不会有战争。《环球时报》和稀泥,把我关于中国已被包围的文章跟他放一起发,交给中国人民自己去判断。
第二,就是因为还有个同病相怜的俄罗斯。美国在搞中国的同时,也在肢解着俄罗斯。美国要想控制世界,必须搞掉中、俄,控制欧亚大陆。中俄无论谁先倒,另一个都会唇亡齿寒。美国经常搞计算机推演,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制定了一千多份战争计划。现在,我们也来推演一下美国的大战略目标实现的情况:

    如果中国先被肢解,分裂成七八个小国,将会和日本、印度、韩国一样,成为美国的盟国。俄罗斯也会趁机夺取,像它在近代史上一样。这样,为了争夺中国,美、俄双方将大战。美国将会组织一支亚洲联军,配合北约,东西夹击俄罗斯。俄罗斯会孤注一掷,中国也可能成为俄罗斯核武器袭击的地方,人口大量消灭,但俄罗斯也会同归于尽。美国又是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享受中国的廉价商品,骗取中国的巨额外汇,美国还是不满意的,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其最大利益是肢解中国,然后让分裂了的中国,彻底倒向美国,占有中国的人力资源,平时成为为美国和西方世界打工的奴隶,战时作为盟军士兵,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炮灰。

    如果俄罗斯先被解体,分裂的俄罗斯小国,也会和独联体那些国家一样,一个个加入北约,然后,从东西两边掐断对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由于之前中国的海路已全面失守,海上贸易和能源通道控制在美国及其印度和日本盟国手上,此时中国只能束手就擒,接受为西方打工的地位。这很类似忽必烈征服中原之后,不杀汉人,而让汉人为他们交赋税养活它们的做法一样,也就是门蒂斯先生的G2安排。

    美国已经从肢解苏联中得到巨大的好处,那些分裂了的小苏联,几乎都倒向美国,为美国提供政治支持和资源,以及安全纵深和盟军。苏联不解体,是一块压向美国的大石头,苏联解体,是美国砸向俄罗斯和未来中国的一堆石块。

    同样的道理,中国不解体,对美国构成战略压力;中国解体了,就是威胁日本、印度、俄罗斯的一堆石块。可以这么说,中国、俄罗斯解体了,美国的全球帝国地位就奠定了。因为欧洲已成破碎地带,印度本来就破碎,日本被骑在身下,美国还有什么敌人呢?至于*世界的恐怖袭击,只是全球帝国的治安事件。

    未来十年惨不忍睹:中国尚未意识到危机的…

    只有从美国最深的战略动机出发,才能看透美国对华战略,看透美国对华全面战略包围,同时又组织针对中国的第五纵队的目的。可以看到,xx力量,香港x派,法轮功;民运分子,达赖集团、热比娅集团,总后台无一不是美国,无一不是接受美国的政治、军事、舆论和经济支持。而美国支持这些中国分裂力量的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台湾和香港,不要融入大陆的统一发展进程,让大陆继续分裂,由外向内,最后解体。

    根据俄罗斯的情况看,我判断,中国可能先于俄罗斯解体,而俄罗斯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崛起。中国的命运,既可以用孙子兵法的“庙算”推出来,也可以用现在最先进的计算机模拟技术推出来。可笑那些小官僚们还在算计着自己的乌纱和银两,口中念念有词什么“崛起”什么“复兴”。有这样一个短信,可做世相素描:“哄领导开心就做做假,哄群众开心就做做秀,哄情人开心就做做A,哄自己开心就做做梦”。所以,开始的时候,我说大家可以继续做梦。可我还是要说,中华民族真的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中国有几个这样的人?仰望星空的人,寥若晨星!中国太多的人,都在梦中。各有各的梦。

    当年曾国藩听了赵烈文的分析,叹了一口气,说“我日夜望早死,”他这么大的官,都觉得无力回天,又不愿意看到国家“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局面。我现在的心情也差不多。

    很多人都是死到临头才看清事实真相。整个晚清,清醒的只有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一人。他1867和预言国家将亡的时候连曾国藩都不相信。因为这个时候,洋务运动刚刚开始,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赵烈文从当时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无能的情况,当然还有外敌虎视眈眈的外部背景,推断清朝将在50年内灭亡。结果44年清朝就瓦解了。

    湘军幕僚赵烈文准确预言满清50年内灭亡

    如果不是曾国藩回乡组织湘军拼死镇压太平军,不是他开启引进西方“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晚清不可能出现所谓“同治中兴”的垂死挣扎,满清王朝可能更早就寿终正寝了。然而,尽管曾国藩对满清王朝忠心耿耿,但与机要幕客赵烈文的一次小小论辩,看得出他开始忧虑清王朝究竟还能支撑多久、其寿命到底还有多长。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就是说,当时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赵烈文真的是富有洞见,不仅对历史大势看得透彻,而且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恭亲王、慈禧的幕客,对此二人的判断却准确异常,以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恭亲王确是朝廷中少有的开明权贵,晚清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与他有关,因此,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但1898年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却坚决反对,证明赵在1867年对他作的仅“小智耳”的论断不虚。慈禧确实“威断”,但大清王朝以后不断为其“威断”所蔽所误已是众所周知,无须再赘。赵的眼光,确实老辣。

    不过,曾对赵的论断仍无法或不愿完全相信,总感到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尤其是不久之后,朝廷下谕,依总理衙门奏请,令督、抚、将军对外交问题开诚布公畅所欲言时,曾国藩兴奋异常,认为这是当政者将振衰起弊之兆,清王朝振兴有望,最起码可以像东晋、南宋那样长期偏安。

    同治七年七月下旬(1868年9月中旬),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此时,曾国藩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亲王及文祥、宝鋆等高官,并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直隶总督的职位不仅使他能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最高层领导,而且使他能对形势有更多了解。这时他才知道,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而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

    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晚上,曾国藩对刚刚来到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对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人品、见识、能力、优点与弱点逐一分析点评了一番,分析点评的结果是他们皆非能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曾国藩不禁哀叹清王朝的未来“甚可忧耳”。这种局面,正是一个衰朽政权用人制度“逆淘汰”的结果,但反过来,这种“逆淘汰”又会加速这个政权的衰败。最终,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满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赵1867年预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垮台正好44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所预言的“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当然,曾、赵已分别于1872和1894年去世。

    “慷慨”戴旭“悲歌”陈亮

    一个国家承平久了,需要有慷慨悲歌之士出来说几句“反话”,都是中听之言,不太容易使人居安思危。戴旭先生的新书《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里面基本就都是危言,很适合处于“崛起”梦境的中国人好好读一读。

    现在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那就是世界正在进入“中国世纪”,与之相应的一种思路,就是“中国崛起”论。最近几年出版的不少国策性书籍,诸如《中国不高兴》之类,全都是以中国已经或者正在“崛起”为前提。主要的理由当然在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的GDP这些年来坐飞机般地由地上向天上爬,在接连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后,据说今年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近30年来坚定不移奉行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开展对外贸易,的确使中国一天天胖起来了。这也带来了另外一种理论,就是“相互依赖论”,它说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超级大国间已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这为中国与世界的永久和平穿上了防弹衣。

    很意外,戴旭不是这样来看。他的《C形包围》不仅指出目前中国谈不上“崛起”,而且认为贸易不可能给中国真正带来和平,因为“近代以来的列强大国,没有一个是靠与别国互通贸易变成世界政治中的一流玩家的。”[①]用一句话来概括,该书戳穿了一个神话,那就是以为中国可以不费什么力气,只需要通过发展经济、与别国开通贸易往来,就可以获得全面复兴。也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代中国在获得又一次显著的经济增长后,国民生产总值(GDP)在全球经济总量比重的扩大,实际上也使中国再度面临凶险无比的挑战,中国的国家命运并不乐观。

    戴旭此谈绝非空穴来风。首先是有历史往鉴可作依据。同治中兴时代的清王朝,其GDP一度占全球总量的17%,远远超出了当下中国的6%,结果却被弹丸小国日本斩于马下;19世纪下半叶的沙皇俄国,也曾长期保持5-8%的经济增长,GDP增速名列世界前茅,但随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沙俄从外国引进的那些生产设备和技术一下就暴露出了花拳锈脚的底色。这两个王朝都曾有过“现代化”经历,但它们的现代化都是靠引进外来资本和技术所推动,本身并不掌握工业生产的核心技术。一言以蔽之,它们的发展主动权都掌握在别人手里,别人想让它发展它就发展,别人想让它趴下它就会趴下。

    中国今天有不少大公司从资本拥有量看已进入世界前列,但有没有可以称道的品牌和核心技术呢?很惭愧,中国现在仍然虽然号称“世界工场”,但却是品牌小国、创新小国,核心技术依赖于人的局面,并无根本改变。这在中国也形成了一种理论,叫做“以市场换技术”,以为凭中国地大物博,不愁其他国家不乖乖把技术卖到中国来。它就是不看美国始终实行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欧盟至今不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②]

    中国“整个国家的经济基本上靠房地产支撑,不仅没有发展起来先进的战略产业,现有的矿产资源、制造业、粮食、银行等很多领域,都已经被外资控制。”这种情况与同治中兴时代的清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沙俄并无不同。与此形成对照的国家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长期都是勒着裤腰带过日子,坚决依靠自我积累发展自己的技术能力,不把希望寄托于与他国的贸易往来,乃至指导日本经济增长的那些经济原则,如生产至上、寡占竞争、反市场主义等,与今日中国大学里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完全背离。

    历史往鉴很多。当今在中国各地转来转去的专家学者们,在机械地重复西方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贸易和平论”时,却不知道“贸易和平论”的鼻祖是在中国。千余年前的宋辽金时代,宋辽、宋金、宋夏之间均曾有大规模的互市往来,当时叫做榷场贸易。鼎盛时期,宋辽之间设有七个榷场,宋金之间设有十个榷场。但宋、辽、金之间,一边建榷场,另外一边,战争却也从未止息。北宋被金人所亡,南渡而为南宋后,秦桧与金政权订立绍兴和议,其中之一就是与金国互市和向金国输送财物,这虽然换来了一时的安宁,但当更为强悍的蒙古骑兵来袭时,偏安的南宋就再也无法靠贸易来换和平了。

    转到现实中来。在本书后记中,戴旭认为今天的中国尚未奠定崛起的国体基础,就像一台用不同产地的元件组装的电脑(有苏联、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历史的各种体制影响或意识形态),同时安装着共产主义的思想操作系统,资本主义的经济操作系统,封建官僚主义的行政操作系统,以及儒家的道德教化系统。各系统之间的兼容程度,决定着中国最后统一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形成,并间接地决定着中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和谐发展,并进而影响着中国最后的统一。在这里,戴旭的眼光已经是X光。对中国本质透视之深,当今中国,仅戴旭一人。此等眼界,已不输晚清之赵烈文。

    中国如今在内功尚未练好、只是长出了一堆肥肉的同时,一个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却在逐渐成形。关于这一点,戴旭在他的书里有详细描述。美国对中国海陆并进,海上包围圈以日本为起点、印度为终点,陆地包围圈以印度为起点、中亚为终点,由海到陆形成了一个“C”形包围圈。这种包围是以美国与有关国家的同盟关系和在有关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为标志,为配合这种“C”形包围圈,美国还对中国设置美元陷阱、对中国实施金融掏空;利用台湾问题或者挑拨中国周围国家,对中国进行外交钳制;还不遗余力插手中国新疆和西藏事务,不懈地在中国内部培育第五纵队。一句话,是明里暗里对中国围追堵截。

    美国为什么要包围中国?从世界战争史看,海洋大国和陆地大国天然就有对立。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那样,如果欧亚大陆上的大国联成一片,美国就会成为欧亚大陆之外的一块小岛。美国对可能支配欧亚大陆的任何大国因此都有戒心,无论中国、俄罗斯还是欧盟。而就当下时刻来说,美国对中国的戒心尤其为大。

    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世界战略焦点业已转到中国。正如戴旭在书中分析,20世纪中期以前,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一直集中在欧洲,当时大国间斗争的中心问题,是争夺国际工业霸权。20世纪60至80年代的20年间,世界战略斗争的重心由欧洲向中东转移,其中心问题是争夺世界石油资源的控制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先后获得强大经济增长,世界战略重点随之转到亚太地区。而“每当一个地区成为世界战略的焦点,伴随它的都有惨烈的战争”[③]

    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美国已相对衰落。无论从工业产值在世界中所占比重、贸易盈余还是在世界体系中的影响力等因素来看,美国现在都已远远不如以前。这是历史大势所然,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政治权力由西方向非西方的部分转移,在21世纪初已经加速。美国的相对衰落对中美关系其实挑战性更大。美国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就指出,在霸权处在上升期的时候,容易与其他国家起冲撞;在霸权处在衰落期的时候,更容易与其他国家发生冲撞,因为任何霸权国家都会害怕失去支配地位。

    最近几年来美国不断有人一会说中美乃“利益攸关方”,一会抛出“中美国”概念,一会又提出中美共治世界的“G2”舆论,这不是真要乐见中国复兴,而是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对付前苏联时所做的那样,要通过让中国负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与中国“和平竞赛”,把中国国力消耗掉或者诱使中国内部出现变异。全部的招数都应了小布什时期曾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所说:“在对手还没有崛起的时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气最小。”

    中国的上空已经飘来了杀机,一个“C”字形的包围圈已如绞链般伸向东方雄鸡的脖颈,但奇怪的是,偏偏有成群结队的专家学者,还有媒体舆论,却在天天欢呼中国已经进入“盛世”,处在了“历史上最好的时候”。

    这似乎也是一种中国传统,中国历史上即将遭遇劫难的时代,比如南宋和晚清,都曾大量涌现这样整天歌唱“好日子”的“精英才子”及其宏言大论。中国文化中这种文恬武嬉、苟且偷安成份,经常不仅给自己、也给其他深受影响的族群带来灭顶之灾。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是宋的敌人,但一旦辽宋订立澶渊之盟实现互市,辽宋之间竟然可以维持120年的和平。

    完全汉化的辽政权彻底被汉地的奢糜之气浸染后,就再也没有继续进取的尚武之志,及至后来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只花了12年的时间就灭掉辽国。但金国在将赵氏政权赶出中原地带后,也如当年的辽国一样被汉地的贪腐之气所磨尽锐气。

    当年南宋思想家陈亮写出《中兴五论》,指出南宋政权不必再如过去那样畏金人如虎,其中一个理由就是金人已汉化得与南宋无异。打个比方,中国文化很有点象硫酸,再硬的东西一旦被中国文化所熏染,都会变得软之又软,不再有勇猛向前的冲天动力。

 

 

 

发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2011-06-28 11:19:58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FW: 震惊中国人的一篇演讲 如何教育,如何思考问题,真的是很值得探讨的话题!

管理大师的一篇演讲

余世维

    余世维简介: 著名跨国公司总裁,美国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博士后、英国牛津大学国际经济博士后,美国诺瓦大学公共决策博士。现任上海慧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美国富顿集团中国总经理。曾服务的客户有:日本航空、飞利浦、柯达、联合利华、ABB、三得利、3M、西门子、摩托罗拉、中国电信等国内外著名企业。下面是其演讲节选:

    ……我在中国大陆又读到一道学生历史考试题:甲午战争是公元哪一年爆发?签订的叫什么条约?割让多少土地?赔偿多少银两? …… (完全是死记硬背题目)
    我后来到了日本大阪,才知道他们考这道题目不是这样考的,而是下面的论述题:日本跟中国100年打一次仗,19世纪打了一仗 - “日清战争”,他们叫“日清”,我们叫“甲午战争”;20世纪打了一场“日中战争”,我们叫做“八年抗战”。21世纪如果日本跟中国开火,你认为大概是什么时候?可能的远因和近因在哪里?如果日本赢了,是赢在什么地方?输了是输在什么条件上?请分析之。

    两个国家的每个学生都努力作答案。结果我们一天到晚研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赔偿二万万银两,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1895年订马关条约,那又怎么样,反正都赔了嘛!银两都给了嘛!最主要的是将来可能还会打!怎么办?所以人家就分析了,日本跟中国很可能在台湾回到中国以后,有一场激战。台湾如果回到中国。中国会把基隆与高雄封锁,台湾海峡就会变成中国的内海,日本的油轮就统统走右边,走“中国未来台湾基隆和高雄”的右边。这样,会增加日本的运油成本,日本的石油从波斯湾运出来跨过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上中国南海,跨台湾海峡进东海,到日本海- 这条在日本叫做石油生命线;中国政府如果把台湾海峡封锁起来,日本的油轮一定要从那里经过,日本的主力舰和驱逐舰就会出动,中国海军一看到日本出兵,海军马上就会上场,那就打!

     按照判断,公元2015-2020年,这场战争可能爆发。所以,日本现在统统做了对华战争的准备,所以什么事情都要进入长期准备状态,他们的情况,现在开始,把这个事情当作是时事,小心谨慎地在那里准备。按照他们的判断,中国跟日本的摩擦,会从东海开始,从台湾海峡开始,时间判断是2015-2020年,他们的学生统统在开始答题了。这种题目在他们那里是这么考虑的,在我们这里是“李鸿章和伊腾博文”,所以他们这就叫做“思考”(而我们那叫做“死记”!),全世界都在研究他们中学的教育,小学的教育,都在研究他们的启发性思考,而我们中国的教育就对国家的未来孤独教条化,僵化学生的思想和人生!

    什么叫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谁都没有责任?),我们应该改成“国家兴亡,我的责任”(每个人都要自觉负责!),有谁想这样一个问题吗?我们把问题上纲到国家,看看国家在想什么?我们来看一个概念,日本一直在不停的部署,就是随时准备做好跟中国打仗的准备。所以日本人,在这个事当中,全国都基于这种共识,不光日本国防部有这个想法,这个没有什么稀奇,而是整个日本全国都有这种想法。为什么?我讲四个道理你听听看,他们是否真的全国皆兵,全民皆兵?

     第一个例子,中国大陆一个河北的石家庄,一个山西的太原和大同是产煤的地方,你认为最大的买主是谁?是日本!其实日本这个国家是不烧煤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日本大量的向中国采购煤炭呢?其实二、三十年来日本大量不断地向中国采购煤炭,回去以后在日本的下关下船,然后统统用水泥把他封起来,封成一个个石方,然后沉在日本内部的内海的海底。听说现在已经沉下去半个太原,这些煤炭是准备将来跟中国打仗的时候要用的。公元2015年至2020年,中国跟日本可能开战。这时候中国的核潜艇可能封锁他的太平洋,中国如果那时有航空母舰,可能出动在日本海,日本主力舰如果跟中国战舰作战,就把这个煤炭挖起来烧。所以,现在就开始在采购了。所以,中国一船一船的煤运向日本去,统统沉在他的海底,我们??不知道他心中有什么想法?

    第二件事情,从人造卫星看下去,整个日本是条绿色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的树一棵都不砍。在日本砍任何一棵树,都要经过日本政府的许可,因为他们把森林看成重要的资源。可是全日本都用筷子,那怎么办?就将中国东北、黑大兴安岭的木材统统向日本出口,从乌苏里江送下去,在海参崴装船了以后,向日本外销。所以日本人买的全部是我们东北的木头,买回去以后全部削成筷子,给一亿一千万人口使用。当他们吃完以后,没有一根筷子是丢掉的,全部收起来,再给它磨成纸浆,卖给中国的《人民日报》印报纸。所以《人民日报》印报纸的纸浆全部是自己的木头,不过是在日本人的嘴巴上面转了一圈。

     第三是中国的稀土金属,出口最大的是日本,中国稀土金属企业的老总沾沾自喜于“廉价国家资源出口创汇多少?”,却不知道日本人将这些稀土原料加工成一种粉末,涂在“点离子彩电”屏幕上,以昂贵的高价格卖给中国人,中国人的家庭买了还向邻居客人炫耀!日本要压制中国稀土企业降低价格,不降就停止进口,中国企业就要破产倒闭发不出工资,于是争相降价,相互杀价只为了讨好日本,而中国国务院稀土办公室昏聩的没有任何应对的商业战略。前段施加日本垄断提高铁矿石价格压制中国钢铁企业也是这样的战略,中国没办法!

    第四件事情是在中国的云南山区一所破烂小学的课桌却写着“日本政府捐赠”的字样,我不禁为“日本鬼子从中国孩子幼小心灵开始公关、腐蚀,而我们的却贪污腐败不愿意投资教育”而感到悲哀!

     这四个故事,给你一个什么启示?一个国家要有危机感,就要像这样子,全日本都有这种危机感。每一根筷子都不丢,知道那个是纸浆的原料,每根筷子来自中国的木头,知道自己的树是不能砍的。所以这个道理在他们那里讲是一个国民意识,就是全民动员积极备战!日本的海军一直在刺探中国的情报,很少有人知道日本海军的总人数,已经是世界排名第二位,已经超过了俄罗斯了,仅次于美国,他还叫做海上自卫队。其实只差航空母舰和主力舰没有做,其实是个标准的海军,他却只是称他为自卫队;但是做军人总要有磨练的机会吧?有机会总要打打仗吧!所以他一找到机会,就总是要操兵一下,练一下。有张照片是刚刚照没有多久的,日本出动运输机,支援阿富汗战争,其实那地方挥手的统统是日本军人。那个飞机已经在巴基斯坦,所以日本为了这个事情出动。为什么?做军人就是要常常练习练习,所以日本的军队好久没有打仗了。上一次打了波斯湾战争,日本就想要参战,美国总统就是现在那个小布什的爸爸没有同意。这一次日本人又出动了,这一次他们美国改变了一个方针,允许日本做后勤。所以他们的运输部队,后勤部队就统统出动了。日本实际很想参加前卫部队,希望美国让日本参加,打那个野战。可是美国怎么想,都觉得不太妥当。所以日本的前卫部队到现在没有出动,下次如果世界上再有什么战争,日本兵还希望出兵,来练习练习他的野战部队。其实他们在做打仗的准备,积极地做好跟中国战争的准备,中国是亚洲新强国,日本是亚洲霸权,这两个国家非打一仗不可。不打一仗,不能够分出谁更强,没有办法了,你们的儿女小宝要上学了,注意你们小宝的EQ,注意他的管理,注意他从小长大的生活习惯,到那时你们家的小宝,是跟日本家的小宝,打一仗,我们看看是谁的训练比较好。
中国跟日本100年打一次仗,19世纪干了场甲午战争,我们输了;20世纪又打了8年抗战,我们又输了;要不是美国丢了两颗原子弹,我真不晓得、真难想像,那次中国是否要亡国了?我到日本去的时候,你猜他们讲了句什么话?他们说:“我们是一头野狼,挨了十几拳,死于两颗枪弹”,那十几拳就是中国,那两颗枪弹,讲的就是美国原子弹,这句话全日本都在讲:“我们是一头野狼,挨了十几拳,死于两颗枪弹”。这个是他们永远记住的。

    我们现在搞经济发展,不承认错误,至少要有这种忧患意识。21世纪日本跟中国再干一仗,万一我们又输了,就22世纪再打,100年打一次,这件事情全日本人都记在心上,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所以,我觉得美国其实不是中国的心腹大患,美国那个家伙,喜欢当老大,没有事就过来问:“你看谁是大哥?”“那当然是你了,老大。”他就说:“说得也是!走了”他就走了,你就不要管他了。他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倒是那个小日本就不同了,一碰到的时候就说:“日中友好”一边握手,一边在那里磨刀,没有事就恁搞你一下。所以我想到躺在旁边那个日本,我晚上都睡不着觉;而那个美国,坦白讲,我真的无所谓。

    以我对这两个民族的了解,因为与这两个民族交往了二十几年,不是读书就是就业,不是出差就是在那开会,所以,我到现在还有一大堆的美国和日本朋友,我对这两个民族的看法始终是耿耿于怀。所以,我始终认为日本这个国家,迟早要跟中国再干一仗的,因为他们天生下来就是缺少资源。为了活下去非打不可,你认为怎么办呢?虽然这个问题是个国家问题,那么跟企业和个人不是完全一样吗?难道中国企业不能想像,我是一个缺少市场和资源的企业吗?我也要在人家的腰上咬一口啊!不是一样的道理吗?那人家也是这样想你们的,也是在你的腿上开饭吃一口肉,也是一样的嘛?所以每个企业都要有短中长期计划。你们的计划是什么?我们不用讨论,那时有没有,你自己在心里想想看 ……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痞则无敌

——国内学术现状的精彩自述

金唢呐

  现在大学教师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实事求是讲,现在的大学老师比80年代初我毕业的时候那些人业务熟练得多。现我记得我刚到教研室的时候,有很多老师干了七八年,居然连教材都没有讲过一遍。那时候班少课少,每年讲上两章,多少年才能讲完一本书。而现在如果在学校工作5年,至少整本教材得讲上10遍。

    科研也是一样,凡是能招研究生的教研室,每年都可以做些科研,发几篇文章。那些文科教研室则不管老幼,每人都有著作。如果是经常翻阅英文杂志的科研匠肯定会知道,最近几年,英文杂志上中国人的文章是不断翻番,而且在高水平的英文杂志上,如《Cell》、《Nature》、《Science》,也能看到中国人的名字了。再过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中国人说不定还会成为常客。
  我的总体感觉是有民国教育背景的那些老家伙,水平确实要高出一截,剩下的这几拨人都是一球样,开始我被那些“17年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黑线(19491966)”培养出来的那帮人唬得一愣一愣的,但接触多了,觉得好像还不如77级以后的大学生。
  和奥运会金牌战略一样,现在大学实行的是“SCI战略”,而且卓有成效。那些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Cell》,在2004年以前和国内的研究人员完全无关,现在也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了。各大学现在都是定期不定期的开“SCI、EI和ISTP论文”动员大会,“国家自然基金课题申报讲座”,定期表扬 “课题大户”、“论文大户”。科研获奖和SCI论文数成为大学明确追求的目标,重奖政策十分到位,发表在《Cell》、《Nature》、《Science》的论文可获百万元奖励。而且学校还不打白条,前两年我们大学有两个实验室分别在《Nature》、《Science》各发表了一篇论文,第二年校长自颁奖,100万元当场兑现,其中80万元以科研经费的形式资助,另20万元作为个人奖励,而且披红带绿,敲锣打鼓,永远载入校史。以后无论是校长给教育部汇报的成绩,还是给新生介绍学校概况,都要把这事儿挂上。
  与教学不同的是,这科研和著书猫腻极多,简单说,就是大家都在“斗智斗勇”,想办法少干活,多攒论文。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阶级斗争为纲”虽已被阉割,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很多谋略、方法还深植于官方和民间。比如这搞科研,只要是中国人,都懂得“人海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伤九指不如断一指”之类的道理。尤其是吃公家饭的,对这种大题目都特感兴趣,都想实现跨越式发展。搞飞机的一定是做大飞机,搞电脑的就是银河、曙光和神威三大系列的百亿千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我这个电脑外行也搞不清楚,既然咱们计算机研究这么凶猛,“龙芯”研究这么多年投入十几个亿了,好像也就是刚从386、486的圈子里跳出来,现在是相当于奔2还是奔3还有争论。而且根据公布的照片看,基本上就是个多国拼盘,连外围零件都是美国日本台湾韩国的,CPU还能是什么高 档玩意儿。
  还有那“汉芯”造假事件,更有代表性。前几年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进教授主持“汉芯”研制造假被曝光,那个陈进是个美国海归,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拿到的计算机工程硕士、博士学位。陈进的科研过程就从美国飞思卡尔公司(原摩托罗拉半导体部门,2004年2月更名为飞思卡尔)买回了10片 MOTOfreescale“56800芯片”,雇佣民工将芯片表面的MOTO等字样用砂纸磨掉,加上“汉芯1号”的标识。然后就是鉴定,靠着这个“科研成果”,申请到了上亿元的科研经费。一年以后,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2号”和“汉芯3号”在沪宣布诞生,上海市副市长还出席了汉芯揭幕典礼。以后一直干到了“汉芯5号”。他们实际上是准备大干一场,目标是“汉芯6号”,没想到科研班子里有人给捅了出来,上边原来还想“捂盖子”,后来举报者贴到了 BBS上,上边只好发了话,撤掉陈进平息民愤。
  实际上广大“识字分子”都非常同情陈进,因为“汉芯”造假的手段,在前几年实际上非常普遍,几乎是常规操作。因为申报大型课题都需要有前期工作基础,没有经费哪来的前期工作?只好先胡编乱造,先把国家的钱套住,有钱后再真正开始干活。搞化学的就说自己合成了某个有活性的“母核”,现在准备搞系列化合物。其实什么也没干,等经费到手以后再从“母核”干起,然后再从到手的经费中拿出一部分去贿赂官员,争取每年再追加经费,到最后没准真能合成出系列化合物来。所以说,陈进同志非常冤枉,是新时代的窦娥,胡锦涛同志也应该像毛主席那样站出来说一句:陈进是个好同志。每到晚上我写科研标书的时候,脑海里就会突然冒出一句:今夜,我们是陈进。(篡改自余杰《今夜,我们是美国人》)
  现在情况多少有些不同了,很多人都是和海外实验室联手,把自己在海外做的那些研究和对方实验室正在进行的研究当做“前期工作”,一般不会穿帮。再有就是在获奖和论文发表排名、奖金分配等敏感问题上,一定要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那是科研是否穿帮的生命线,最近爆出的几起科研造假,都是在这些环节上出了问题。
  谁都得承认这个事实,现在中国人发科研文章确实凶猛,起码我们学校的重点教研室,SCI 论文每年都是十几篇,一点不比中等水平的国外同行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涅?我看就是三点:一是向规模要效益,二是追踪国际研究热点,三是连蒙带骗。和国外大学不同,国内各大学都有自己的“重点教研室(或称研究室)”,校长书记在会上几次说,科研经费分配不是“撒芝麻盐”,不能搞平均主义,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说白了就是把全校的科研经费投入到少数几个重点研究室,把全校教师应该得到的津贴给了少数几个人。还有更邪门的,河南农业大学招聘“领军人物”,开出的条件居然是一千万元的启动科研经费、一百万元的生活补贴、二百六十平米的住房。大家的思路很一致,重赏之下必有成果。

  这些 “重点教研室(或称研究室)”大多是校长书记的根据地,或者是院士、大牌教授的老巢。这些教研室有的是钱,通过各种途径、直接间接搞到的科研经费都在千万元以上,按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愁没钱花,怕的是花不完”。而且人员配备也非常壮观,教授讲师助教加研究生六七十人,实验室十几间,很多仪器设备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做课题跟流水线一样,过上三、四个月就攒出一篇论文来。从这里走出的研究生们基本功也很扎实,不信诸位到你们所在国的研究室看一下,是不是我说的这种情况。
  追踪国际热点也很简单。举个例子:美国化学家从太平洋杉树皮提取出了抗癌活性物质紫杉醇。你就可以看看树叶、树根、果实中是否也含紫杉醇。而且还可以研究东北杉树皮、叶、果、根里面是否也含这样的物质。既然紫杉醇可以抗癌,那么甲基、乙基、丙基、丁基紫杉醇,甲酰基、乙酰基、丙酰基、丁酰基紫杉醇,甲酰胺基、乙酰胺基、丙酰胺基、丁酰胺基紫杉醇……等衍生物是否也抗癌(有些还可以根据构效关系推测一下),它们之间的作用强弱、起效快慢、维持时间长短、毒性大小有无差异,都可以成为“国家重点课题”。靠这个路数拿到院士学位的还不在少数。若国家想宣传,还可以来一个“我国科学家首次发现2-甲基 -3-乙酰基-4-丙酰胺基紫杉醇具有强大的抗癌活性”。
  这种事情可不是我胡说,60年代《人民日报》就是这么干的,1966年,在毛泽东生日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实际上人民日报把“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概念偷换成“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结晶”,害得国人至今愤愤不平,好像就此还和诺贝尔评委员会结下了梁子,至今提起这事儿来还“妈妈的,等着吧”、 “等着吧,妈妈的”。其实在1963年底,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的的 Panayoti Katsoyannis 副教授在哈佛大学举行的蛋白质基金科学发布会上宣布他已合成具有胰岛素活性的物质,并于1964年在伦敦一国际研讨会上宣布了同样的消息。1963年12月,德国Helmut Zahn实验室在《环境保护报》(Zeitschrift Für Natürschung)上也宣布自己完成了羊胰岛素的全合成(见旧作《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5):胰岛素与结晶胰岛素》),可以说除了中国人,没人认为中国人首先合成了胰岛素。
  再举个生理病理药理生化(所谓三理一化,基础医学的重点课)研究领域的例子。一旦有谁发现了一种体内活性物质,众人就像苍蝇见了血一般的扑上去,把与之相关的内容做透做烂。比如某科学家发现NO可以扩张大鼠冠状动脉,于是咱就可以做其他实验动物种属如兔、小鼠、豚鼠、犬的冠状动脉,这些动物不同部位的血管,如脑血管、肾血管、肺血管、腹主动脉、静脉血管,不仅可以研究正常血管,而且还可以复制N个病理模型,探讨疾病状态下NO对血管的影响。条件好点的,还可以做NO舒张血管机制的探讨,从整体水平、器官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来做研究。如对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影响、对各种与血管舒缩相关酶活性的影响、有关基因的影响、信号转到通路的影响等。而且知道了这个路数,只要有人发现了舒张血管的活性物质或者合成了新的舒张血管药物,都可以照此办理,毫无思路可言,基本上是力气活,只要有“日,歇歇再日”的那种精神,发篇文章真不是什么难事。
  按照这个思路发表的论文也不能都说是垃圾,因为这些实验数据确实需要,你不做别人也要做,看谁钱多,看谁下手快就是了。我记得我们学校一个教授在国际会议刚结束就打电话回来,说国外某某在会上宣读,说发现了一个什么现象,咱们赶快报课题,系统研究一下,一定能实现跨越性发展,抱个大金娃娃,执该研究领域之牛耳,云云。90年代中科院有个工程院院士叫秦伯益,就是靠主持研制的盐酸二氢埃托啡名利双收的。二氢埃托啡是70年代英国人率先合成的而放弃开发的一个吗啡、罂粟碱的衍生物,军科院仗着自己独立的申报新药途径,弄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后来证明,二氢埃托啡和二乙酰吗啡(海洛因)差不多,也是个“镇痛作用强,成瘾性也强”的物质,除了给药方便(舌下含服),没什么太大的临床价值。
  这种追踪国际研究热点的做法,不管文章发多少,其实很难有什么原创性的成果,要么是拾缺补遗,要么是填补国内空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填补国内空白的同时干点拾缺补遗的活儿,使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中国科研的最大特点,就是“建国”六十年以来一直在已知领域里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并且成果辉煌,所以综合科研实力雄厚。像那几个让国人引以为自豪的重大科研成果无一例外都是如此:原子弹,无非是美帝1945年爆过,咱们二三十年后再来一下(这里只是从科研角度看,不涉及政治意义);胰岛素,人家合成了胰岛素,咱们搞出了胰岛素结晶,纯度更高;战斗机歼X,至今还在停留在和米格X比较的水平,一天到晚左右愤们为歼X相当于米格X1还是米格X+1争得面红耳赤。
  如果想真正干出点成绩,我看一要有兴趣,二要肯为自己的兴趣付出,三要有点天赋和运气,这几样我是“十三不沾”,所以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我有时看自己发表的科研文章极为沮丧,觉得吃喝玩乐的大好时光,都用在了往巨幅黑白照片上点那几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点儿,实在是可惜。一天到晚就琢磨着如何把同一项研究反复发表或拆分发表,想办法搭上的别人的快车,端的是无聊透顶。远不如提前退休,上网和老芦等鬼混开心、爽快。可咱没有老芦的魄力啊,看看自家的房子、车子,甚至连后代的房子、车子,不都是这么描点挣出来的?
  现在国内的科研,跟什么科研水平不能说没关系,但主要还是看搞关系的本事。尤其是我们这些搞实验科学的,各学校的学术带头人大多同时又是行政带头人。如果不弄个头头脑脑的干干,你没有可供支配的资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连找电工水暖工改造个线路水管都没人搭理你。可真要是给你个正处级或副厅级,虽然掌握了研究资源,但每天又要应付文山会海,教学评估职称晋级,还是很难正经干点什么。所以在国内静下心来干点事儿非常难,当年那句“偌大的北平放不下一张宁静的课桌”,只要把“课桌”换成“实验台”,就是我今天的处境。而且在官本位的中国,我也看不到解决办法,光喊几句口号是不能代替制度建设的。
  要说我们做的这些科研论文没有意义也不是。据国家公布的数据:2007年中国发表被Ei检索的论文超过美国雄踞世界第一;ISTP检索论文位居世界第二;SCI检索论文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三(据说08年是世界第二)。从论文数量上而言,中国已经是科技大国。说起来我也为此做了贡献,尽了一份中国公民的责任。说来也怪,这世界上就有这么邪门的政府和民众,搞科研一不为探索未知世界,二没有商业目的,三不涉及国计民生,就是纯粹为了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就是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让广大民众扬眉吐气,还真是让人费解。前边我说过咱们搞军工研究也是一样,既不是保疆拓土、收复失地,也不是侵略掠夺、获取利益,更谈不到什么伸张正义、维持世界秩序,好像也没有长远打算,探索点什么新式武器和作战方法,国家投入巨资,就是为了给国内民众YY用,给愤愤们喊叫“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候补充些底气!
  有一次和科技部的一位官员一起喝酒(其实就是行贿),半个小时以后就给他灌得舌头大了(国内叫“喝好了”、“喝透了”),话也多了起来:“上面也知道底下这些猫腻,都是靠这么玩上去的,谁比谁傻啊。每年给你们这些识字分子拨点钱(金注:据说中国现在科研经费700亿/年,而仅公车消费就3000亿/年),也不指着你们出什么成果,一来是让你们有点事儿干,省得‘既生瑜何生亮,吴氏生飞(无事生非)’;二来也让你们有点零花钱,借着学术交流的机会,国内外名山大川你们也玩得差不多了吧?你们往那些狗屁杂志上发那些文章有人看吗?你还别和我说什么国际杂志、SCI,这一套我也懂,不就是让全国人民高兴一下吗?有什么他妈的学术价值!等什么时候外国人搞出来咱们用就行了,尤其是你们这些搞理论研究的,连个专利费都不用付,反正科学没国 界。”
  说到“连蒙带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中国大陆基本上没有不造假的学者,即使有,也绝不会高于大熊猫的存栏数。就拿我们学校和我本人来说,有些科研课题是根本不做的,完全靠编;有些是做一部分编一部分;当然也有些是实实在在地做,不敢打任何马虎眼的。
  现在不少大学都要求每个教研室必须要有“教学研究”课题,否则评估不合格。具体到我们教研室说,获奖课题就有3项,好几个教师晋升职称都用上了。比如“面向新世纪的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构建多元化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等,里面随机、对照、重复、双盲的原则一样不少,可都是坐办公室里编出来的,实际上边也都明白,完全是八路军糊弄共产党的干活,绝对都是造假,而且没有一个教研室不这么干的。
  实验论文也有完全胡编乱造的,这主要与研究领域有关。像搞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研究的那帮人,至少一半都是骗子。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攒一个“自拟方”,然后再编个动物实验证明之。比如说我有个熟人搞了个什么“补肾壮骨中药抗骨质疏松作用的实验研究”的课题,鉴定的时候让我给帮忙,实验论文里又是家兔又是大小鼠,他私下告诉我,他一只动物也没买过,都是编的,有谁知道这“自拟方”的成分是什么啊?就算知道,谁会吃饱撑的去验证啊?所以可以拿出“妹妹你大胆地向前走”的劲头来,甩开膀子大干,不用有丝毫的担心。
  一开始还觉得SCI收录英文杂志有什么神秘的,后来人们发现,国外学术杂志也是纸老虎。据方舟子说,有的国外科学家在获悉中国科学家发表论文即可获得奖金后,拒绝为来自中国的论文审稿。少数杂志有这么干的我不否认,可大多数杂志还是中国人的文章越来越多。而且最近两年我的邮箱里经常接到各学术杂志的宣传资料,都是说“本杂志最近影响因子又有提高”,云云。说白了,这还不是知道了中国人按影响因子发银子,从前我可没接到过这样的东东。中国人这些年把世界学术界搅得乌烟瘴气,最近捅出来的院士李连达造假文章就是发表在国外学术杂志上,四川大学教授丘小庆甚至在《自然》杂志造假蒙人,可谁也没办法。杂志社编辑部谁会去逐一验证每一篇文章的真伪,所以也没见中国人谁发文章受什么影响。再说句难听话,离开中国这有钱的大爷们,有些外国杂志可能就根本办不下去,至少日子不像现在这么好过。
  我经常对研究生进行“弄虚有风险,作假要谨慎”的教育,想让他们树立造假的风险意识,以免对个人和研究室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若说一点作用也没有也不是,至少对那些胆子小的、脸皮薄的、涉世不深且对学术科研有敬畏感的人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作用极其有限,尤其是对那些在职攻读学位的博士硕士来说,完全就是扯淡。
  我的研究生和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们当面和背后说过类似的话(我总结的,不是原话):凭什么不许我们造假,现在什么不是假的,一本中国历史能找出几句真话来?
博士又怎么样,不管怎么说,这三年博士,我们还至少实实在在窝在实验室干了一年,学校开会时在主席台就坐的高官们,哪个人的学历是自己在实验室里干出来的?金某人这出国算是白出了,连一点“平等”的意识都没有,还停留在封建社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水平。还他妈的玩高尚,那些教学评估材料、科研课题标书都是我们帮助写的,跟注水肉有什么区别,假正经!
  其实人家说得完全对,翻开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教科书,还真找不出哪一页没有谎言。连“我爷爷消灭日寇150万”的劣质谎言,也堂而皇之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还是出自军史专家、大校(现在据说是将军)之口。最近几年,国家各部委开始领跑“官员博士化”,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早已成为潮流。他们从考试到写论文,哪一个不是秘书、办事员代劳的,那些政治局那些委员们博士硕士帽子不也是这么戴上的么,都是绝对真实的“假”文凭。
  实际上,弄虚作假是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和自由,甚至是应尽的义务,并不会也不应该因为年龄、性别、职务、专业、出身和居住地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任何人只要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包括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及其配偶、回大陆探亲的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都可以享有这弄虚作假的自由。有时候我也挺生气的,觉得不来点弄虚作假,就对不起党和政府,遇事不玩猫腻,就不配当中国公民。所以教学评估的时候批量造假材料,觉得特过瘾,算是出了憋在心里的恶气。
  现在造起假来大家都理直气壮,甚至还带着一种情绪:造假怎么了?造假有理,造假无畏。而且科研造假又不是毒大米、毒牛奶,我碍着谁了?套句文革的一句歌词就是:要是造假你就到中国来,要是不造假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原词是:要是革命你就站起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总而言之,在国内学术界摸爬滚打了二三十年,使我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生存原则:水至清则无鱼,人至痞则无敌。树不要皮,必死无疑,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7-05 11:13:03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云南近代史观照

龙云一生的复杂坎坷

蒯乐昊

    龙云一生的复杂坎坷,值得大书:他是唐继尧的爱将,也是倒唐的主力;他是蒋介石倚重的边陲大员,也是蒋介石疑忌的心腹大患;他曾经清剿过共产党员,却在长征中给红军偷偷送药;他长期捆绑在蒋系战车上,却用密电跟朱德私下联络;他抽大烟,也鼓吹禁烟;他算计过别人,也被别人算计;他是个硬汉,送20万滇军誓死抗日,也是谋略家,组织20万民众修滇缅公路……在云南,他统治了17年,威重令行,但没人知道他晚年时内心的失落。

    照片:龙云戎装

    1936年6月27日,蒋介石与龙云在南京面谈

从云南驱车近一小时,来到市郊的海源寺,山脚下一条新修的小路上标志着此路通往“龙公馆”,即龙云生前的避暑别府,龙源别墅。龙源别墅装修一新,大门紧闭,门口却是几畦菜地,和破破烂烂的低矮砖房,有的还堆满了茅草。

龙源别墅目前的“签约”主人是一位五十开外、身穿西装、满面皱纹的男人,他的手下都叫他马老师。马老师在上海做文物生意赚了些钱,回乡见到一片破败的龙公馆,就跟留学回来的女儿马晓鸿一起,立意把此地租下维护整理,着力恢复旧貌。龙公馆后方的小屋子被布置成了佛堂。马晓鸿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书法家,大书“神”“佛”二字挂在中堂,下方则供着龙云的戎装照。据说龙云惟一幸存的小儿子、年近九旬的龙绳德从美国回乡,看到素不相识的马家人居然供奉着自己父亲的照片,眼睛当时就热了。

许多人怀疑马家父女的动机,“花了400万修这所房子到底图个什么?”

马老师讲出了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他的父亲马昌,曾是国民党云南独立汽车营的营长,“一二•九”云南和平起义,马昌在巫家坝的飞机场带领手下倒戈。但“文革”中,他没有逃脱遭审查、怀疑的厄运,被关进监狱,夫妻离散,最后死在狱中。“龙云先生的两个儿子,也是被枪毙的。在那个年代,我父亲的遭遇并不稀奇,小时侯,我常听父亲说起龙先生,他跟龙云的公子,是把兄弟。”

一米六零击败法国大力士

关于龙云,有一段不成文的传说:1914年秋,昆明城里来了一位膀大腰圆的法国大力士,在云南讲武堂对面摆下擂台,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

当时的云南,近邻安南(今越南)已经成了法国的殖民地,另一近邻缅甸则是英国的殖民地,英法都有意洞开中国西南门户,加紧向云南扩张。这位法国大力士就是在这个时候来此炫耀武力,据说他到云南后还曾晋谒云南都督唐继尧,唐继尧心里很不快活,暗中在讲武堂内部悬赏求武艺高强者,表面上却对法国人唯唯诺诺。

在民间的传说中,龙云大战法国大力士已经成了一段说书般的传奇,身高只有一米六出头的彝族小伙子龙云被描绘成了黄天霸式的英雄,先是用草鞋飞踢,然后又是“猫洗脸”、“双擒双纵”、“和尚撞钟”等招式,彻底制服了法国大力士。当时在擂台观战的唐继尧十分高兴,从此记住了这个精干伶俐的小伙子。

这段故事,正史不载,但即使是严肃的史家,也倾向于相信这是真的。因为龙云确实习武,而且身手过人,不只一人曾经在龙云晚年听他亲自讲述这段比武经历,“认为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事”。直到解放后的1954年,四川凉族民族参观团去北京探望龙云时,他还“边讲边比划给大家看,个子虽不甚高,壮健胜过常人,七十高龄仍纵跳如猿”。

打败法国大力士的同年年底,龙云就从云南讲武堂毕业了,分配到昭通独立大队当中尉排长。第二年,蔡锷想调唐继尧身边的随从邹若衡当自己的副官,邹跟随唐继尧多年,临走前把龙云推荐给了唐继尧。唐继尧一听说就是去年大败法国大力士的小伙子,当时就很高兴地接受了,并对龙云青眼有加。龙云为人机灵,聪明好学,深得唐的赏识,仅两个月就从唐的中尉侍从副官提拔为近卫军第二大队中队长,接着又提拔为佽飞军副大队长。当时的佽飞军大队长一次失旗失职,性情武断的唐继尧一气之下把他给枪毙了,同时任命龙云为佽飞军大队长。

当时的唐继尧,已经显露出要当“东大陆主人”的野心,出行完全是皇帝派头,佽飞军就好比他的御林军,个个头戴钢盔,身穿清一色的漂亮军服,背挎十响枪,手持方天画戟,俨然是帝王巡视。在佽飞军护卫下,掌旗官出场,乘高头骏马,手掌杏黄滚金丝穗帅旗,上绣斗大的一个“唐”字。后面接着是唐继尧乘坐的八抬绿呢大轿,轿后跟着的是唐的坐骑黄骠马。殿后的就是佽飞军大队长龙云率领的护卫大队。

省主席的代价是一只眼睛

护法运动后,唐继尧二次回滇,论功行赏,特别垂青于龙云,遂正式委任龙云为第五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驻昆明。龙云就此掌握了滇军的实权,变成了滇军事实上的二号人物。

1927年“二六”政变推翻唐继尧以后,龙云和胡若愚为了争夺权力,矛盾日益暴露。胡若愚与龙云势均力敌,论资格和人望,胡还略占上风。龙云很清楚,自己要在省内站住脚跟,就必须在国内找到一个强有力的靠山。掌握了南京政权的蒋介石集团是当时的“强者”,因此他迅速倒向蒋介石一边。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龙云在1927年5月7日以快邮代电致南京政府,表示拥护蒋介石,攻击共产党“奉行苏俄阴谋”,“供苏俄之牺牲”,“利用青年,把持农工运动”,扬言“决不能与之共同革命”。他知道,蒋爱听这个。

蒋介石对云南的实力派人士,既要用,也要防,所以建立了南京政权以后,他倾向于让倒唐后云南的实力派人士自相残杀,然后“择优录取”。蒋在表面上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让他们各自行动,自己则暗中观察挑动。

1927年6月13日深夜、14日凌晨,胡若愚派出一队人马,突然包围了龙云在昆明翠湖边的私人住宅。龙云尚在梦中,仓皇惊醒,组织反抗,已不济事。龙云住宅大约250人的卫队被解除了武装。龙云企图越墙逃走,但原是唐继尧亲信、现已投奔胡若愚的王洁修,指挥炮兵,向龙宅连续发射了两颗炮弹。炮弹打得很准,一颗落在龙云住宅的花园中,一个弹片恰巧打在一扇玻璃窗上,玻璃片溅向四方,龙云的眼睛被飞来的玻璃片扎伤,鲜血模糊了双眼,他无法逃走,束手就擒,当了阶下囚。

抓住龙云以后,胡若愚说,“我这位兄弟是练家子,只有铁笼子才关得住他。”怕武功高强的龙云越狱逃走,王洁修竟真的特制了一个大铁笼,内置藤椅一张,把龙云囚在里面,放在五华山上。龙云在铁笼里像困兽一般,被整整关了一个多月,受伤的那只眼睛受伤未及时治疗,完全失明,全身长满虱子,甚至眉毛内都长了虱子,眼睛红肿流血,痛苦不堪。后来龙云掌权后,对家属常常提起此事:“你们以为我这个省主席是容易得来的?关在铁笼里一个多月的日子好过?”并经常为这一段往事伤心流泪。

三年混战兄弟阋于墙

滑稽的是,就在胡若愚发动“六•一四”政变,囚禁龙云的当天,蒋介石却发布命令,任命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胡若愚为三十九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八师师长。蒋介石这个举动,加剧了云南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争夺。但胡若愚并未彻底看穿蒋的用意何在,正当他以胜利者之姿在昆明到处发表演说之时,龙云的旧部卢汉、孟坤、朱旭在滇军元老胡瑛的统领下开始反攻了。
胡若愚的部队在战争中失守,他不得不释放龙云,被迫下野。卢汉、朱旭发出通电,表示各界“特恳军长龙云再出东山,暂维时局”。龙云返省后,胡瑛将省府信印和三十八军关防一并交与龙云,云南的政治军事大权全部落入龙云之手。此后,龙云统治云南长达17年,其开始的日期就是1927年8月13日。

此后3年,正中了蒋介石的安排,龙云、胡若愚、张汝骥三方在云南省内军阀混战,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作壁上观,原则是“谁赢了就支持谁”。最后到1929年底,龙云的军队胜出,统一了云南全境,南京政府即委任龙云为省主席,组建了省政府。龙云后来曾写到这三年混战,“计是役历时三年,兄弟阋墙,诚属痛心之事。然在当时,势不容已”。

为了讨蒋介石的高兴,早在1928年1月,龙云便正式成立了云南的“清共委员会”,并很快发动大逮捕。仅在1928年,云南省处决的革命人士达400人之多。而蒋介石为了笼络龙云,也把龙云的大儿子龙绳武,收为“义子”,带到浙江溪口去认亲。

让蒋介石宋美龄刮目相看的新云南

上世纪30年代来到云南的外国旅行者这样描写在东方彩云之南看到的景象:在滇中偏东的宜良,有着“广袤的精耕良田,其中大半盛开着罂粟”,而在“从昆明到大理之间的那些坝子,大约有一半用来种大烟”。

1931年,对于龙云统治云南、建立自己的独立体系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从这一年起,龙云利用云南远离中原战乱、相对稳定、自成一体的优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建设新云南,对东南亚各国采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实效,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了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一个引人瞩目的省份,他也因此被称为“云南王”。

穷兵黩武的唐继尧时代,滥发了不兑现的富滇老票五千余万元,币值跌落到每10元只抵国币1元。唐倒台后,三年混战,各部军事头目,大都采用“到州吃州,到县吃县”的就地筹粮筹饷的办法,人民负担奇重,士兵形同饿殍。站稳脚跟后的龙云很快开始清理财政、整编军队,加强经济建设。

学武出身的龙云,为了充实滇军的后备力量,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实施军训,作为讲武堂的后备队。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他提倡加强对学生的精神教育,但精神教育的内容,既非三民主义,也非共产主义,而是云南爱国主义。从这一点上,可以约略窥见这个云南王内心真正的政治倾向。

龙云对云南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肯定。1935年5月,蒋介石携夫人及大批随从来到昆明,除布置反共军事外,主要是考察云南,拉拢龙云。蒋氏夫妇意外地发现当时的昆明社会秩序良好,整齐清洁,与全国各大中城市相比形象突出。宋美龄写道:“昆明城的街道十分干净整洁,建筑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们在其他地方见到的那些杂乱的建筑物相比,使人感到更舒服。”“昆明街头的行人已分为左、右两边行走,并以最有秩序的方法往返。”——这一文明习俗虽然在今天已不稀奇,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街头,却还是非常罕见的。当时的《大公报》甚至把云南描绘成“自然资源的大宝库”,“是有着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

尤使蒋注意的是,龙云在当地威望很高,“云南政府全体成员的团结一致,是四川无法相比的”。蒋介石对此既感到高兴,也感到不安。

在昆明期间,蒋与龙进行了多次密谈。龙云常常烟瘾大发,困倦异常,强打精神。机智的副官主任杨苇航灵活,一察觉龙云面色不佳,就赶忙端上一杯浓茶,悄悄将烟泡子放在茶内。龙云吞下茶后,精神复振,继续与蒋密谈。

暗中给长征红军送图送药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主力的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路过云南。龙云奉蒋介石之命,调集滇军,“追剿”红军。然而蒋有蒋的算盘,龙有龙的算盘,两个人明合暗斗,反而为北上红军帮了忙。

当时的省政府委员孙渡就曾献策龙云:“蒋介石这次追堵红军,实有一箭双雕之野心,不仅想消灭共军,而且还想乘便消灭地方武装,我们只好遵照蒋的命令出兵……若共军已进入云南,为避免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龙云对此深以为然。

实际上,蒋介石就是利用红军长征,乘机“吃掉”了贵州黔系的王家烈军,使得中央军入黔,这不得不引起滇系军阀的警惕。因此,龙云一方面配合蒋介石出兵,一方面暗中放红军一马,而红军为了长征顺利,也利用了这种心理。龙云的老朋友、红军指挥官罗炳辉在经过云南时就曾托人密信龙云,信上说:这次红军长征,目的是北上抗日,并不想攻城夺寨,占据城池,骚扰地方人民。现在路过云南,也无意来到昆明,希望龙云尽管放心,希望龙的军队不要截堵打战,并希望滇军拖住蒋军的后腿,不要让他尾追红军。信中还有“甚为感谢”、“后会有期”等语。

这段历史与龙云自己的回忆相符。蒋介石给龙云下令,要龙云查捕共产党员和失散的红军,但龙云对此并未采取认真的行动。龙云当时也确实接见过一个号称有紧急军情相报的小伙子,“我知道其意,叫旁边的人走开,这小伙子使劲把棉衣的夹里子撕开,取出一封牛皮纸封着的信。我拆信一看,原来是罗炳辉的来信。我看完信,对来人说:你回去报告你们的罗司令官,我一定照办,不回信了,免得查出来不好。500块钱给了他。这人走后,我又写了一封密信派人骑马送给孙渡,再次嘱咐他不准与红军交锋,尾追送客就行了,不必截堵。同时,我准备一卡车药品交给他(孙渡),叫他相机送给红军。”

跟这一卡车药品在一起的,还有云南的军用地图,和上好的宣威火腿——云腿,表面上是龙云送给国民党薛岳将军的,但中途却被红军“截获”,其中关窍,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据龙云的亲信部将张冲的儿子乌谷回忆说,50年代初,龙云曾对张冲说,1935年红军在曲靖截获地图、白药等物资,是因为我(龙云)通过关系,预先告诉了他们(红军)这个消息的。

这些云南白药等贵重药材和地图,也是红军当时所急需的,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这些地形图,制定了抢渡金沙江的详细计划——这与毛泽东爱读的《三国演义》中的某些桥段非常相似,刘备就是在云南王张松献地图的情况下才征服云南的。

调滇军回昆明,为红军敞开金沙江

多年来独霸一方的龙云,与竭力排除异己的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1935年3月底,红军为掩饰抢渡金沙江的战略目的而四渡赤水、威胁贵阳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命滇系的孙渡率第三纵队来贵阳“救驾”。孙渡率部迅速赶到,蒋对孙极力称赞,称孙是“真正的军人”,而此时龙云却坐立不安,惧怕孙渡部被蒋所控制,多次向蒋询问第三纵队的位置,几近失态。

当蒋介石要奖赏孙渡2万元,升孙为中将时,龙云怀疑孙渡是否已经被蒋介石控制,几乎撤掉了他。4月中旬,蒋介石准备提拔滇军3个“作战有功”的旅长为师长,龙云马上发急电给蒋,声称各旅年皆少壮,立功有日,不宜骤于高位,以拒绝蒋收买染指云南部队。由此可见龙与蒋矛盾之尖锐。

1935年4月23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孙渡纵队在后紧追,但此时龙云见国民党中央军也进入云南,昆明防务空虚,生怕蒋介石故伎重演,自己成为王家烈第二,马上调离红军最近的滇军部队回昆明,把通往金沙江的道路向红军敞开。

在龙云滇军追而不堵的情势下,中央红军3万余人于5月初渡过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龙云在与红军的直接接触中,感触很深。行伍出身的他深知严明军纪不易,在当时与《申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陈赓雅的交谈中,就直言不讳地说:“红军两次过云南,硬是秋毫无犯。勒着肚皮横冲直闯十几省,莫说在中国,就在世界上,哪有这样强的军队啊?!”这为龙云后来的思想转变是埋下伏笔的。

与朱德建立密电联

1936、1937年“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相继爆发,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龙云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所了解,爱国主义思想日增。“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宣布抗战,召集各省军政长官到南京开“国防会议”。龙云接到电召后,当即乘专机赴京。在机场休息室,陕西省主席蒋鼎文问龙云:“中共有几位负责人要到南京,在此等候飞机,可否搭你的专机一起去,你方便不方便?”

我问他:“是哪几位?”

他说:“朱德、周恩来、叶剑英。”

我当然欣然答应道:“周是第一次见面,朱和叶都是我的先后同学,当然欢迎,我们一齐去好了。”大家在餐厅见了面,一见如故,非常亲热。

……

朱德、叶剑英和我先后到了汤山。晚餐后,我们在外散步,谈到抗日问题,我们的意见大体一致。朱说:“云南可以出二三十万人吗?”我说:“要看军事发展情况而定。”我问朱说:“这次抗日,政府给了你们些什么武器?”他说:“我们只要轻武器。”我又问他:“以后我们如何联系?”他说:“用无线电联系。”我就给了他一本密码。后来他的秘书看后说:“这密码不好,容易泄密。”朱叫我的秘书和他的秘书商量另编。我说:“不必研究了。我的秘书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完全由你的秘书编好了,给我一份就行了。”我由汤山回南京后,密码就编好送来了。后来我在昆明与延安方面的电台联系,即用这本密码。(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

这次南京之行,给龙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第二天离开南京回昆明时,蒋介石亲自到机场送行,可是机场前一天已被敌机炸坏,飞机也被炸伤,不能起飞,只好改坐轮船到汉口赴昆明,“那几天敌机又在轰炸武汉、九江一带,九江纱厂被炸起火,地面防空既无高射炮,也无高射机枪,纱厂起火一两个小时都没有救火队扑灭。我看到南京防空既是那样薄弱,地方也是如此,心里很难过。蒋介石并没有真正准备抗战,更是暴露无遗了。”

回到昆明,龙云马上召集军政各界,“日本是真的干起来了,中央却毫无准备,看来局势是很危急的,我们自己要迅速充分准备。大家不要怕,在北方有八路军,南方各省很多朋友也都有决心抗日。”他马上布置了备战措施:办理积谷、禁烟禁种、购买武器、训练“保卫队”和修筑滇缅公路。

子弹只能从前胸射入胸膛

龙云因为两件事情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抗日英雄:一是应了在汤山与朱德的对话,组织了二十余万滇军奔赴抗日前线;二是抢得先机,开辟滇缅公路,打通抗日的国际援华通道,被誉为“抗日输血管”,体现了一个军事家的战略眼光。

1937年9月9日,龙云一身戎装,誓师巫家坝,滇军首批第60军的四万余官兵,步行一千多公里到达长沙集结,随即奔赴抗日前线台儿庄。此时的台儿庄战事对中国极为不利,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节节败退,位于台儿庄左翼的汤恩伯部听说滇军要来,立即撤出了阵地;于学忠部也连忙向南逃窜。日军乘机组织了三万多兵力像潮水一样涌进缺口,孙连仲部面临全军覆没。

滇军就是在此危急关头,甚至还没来得及把机枪从马背上卸下来就与日军遭遇,英勇的滇军前赴后继,与日军展开了反复肉搏,没有一个人因胆小而退却,也没有一个人因怕死而逃跑。尹国华全营500人仅一人生还,184师的虎将王秉障,用刺刀挑死十多个日军后胸前中弹,他硬撑着走到师长张冲面前说:“请师长检验,子弹是不是从前面进去的?”

原来张冲曾在抗日誓师大会上说过:“我们彝族老祖宗治军有个规矩,前面有刀剑伤者,奖!背后有刀剑伤者,刀砍其背!我们184师决不贪生怕死,做脊背挨子弹的逃兵,谁给老祖宗丢脸,军法不饶!”

台儿庄一捷,滇军威震华夏,但出征的4万余官兵死伤过半。8年抗战,龙云一共向抗日前线输出二十多万大军,经历各大战役二十余场,伤亡十余万,并组织全省军民投入滇西大抗战。这是龙云作为一个军人,其政治军事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根鸡毛一副手铐筑滇缅公路

早在南京“国防会议”上,龙云就主动向蒋介石请缨,修滇缅公路,他这样分析当时的战争局势:“上海方面的战事恐难持久,如果一旦沦陷,南京即受威胁,也难固守。上海既失,即无国际港口,国际交通顿感困难了。”

蒋介石说:“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那时候只有从香港和利用滇越铁路到达内地。”

龙云答道:“日本既大举进攻上海,他的南进政策必付诸实行,南方战区可能扩大,到那时,香港和滇越铁路都有问题了。我的意见,国际交通应当预做准备,即刻着手同时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可以直通印度洋。公路由地方负担,中央补助;铁路则由中央负责,云南地方政府可以协助修筑。”

回滇后,龙云用“三根鸡毛,一副手铐”下筑路令,当时的资金、人力、技术、设备统统不具备,但国难当头,云南百姓长途跋涉赶往筑路工地,每天出勤的不下10万人,最多时达二十多万人,轮班昼夜赶修,用了短短8个月的时间就抢通了927公里的路面,滇缅全线通车。

修路民工们没有筑路机械,全靠两只手挖山开路,肩挑人扛,冬春农闲时,民工上阵甚多;就是第二年夏秋之间,天气炎热,瘴毒时疫流行,出工人数仍然不减。民工们自带粮食和工具上阵,虽说每天可得微不足道的“补贴二角”,却也未完全到手,在整个修路过程中,伤亡在万人以上。为了补充劳力,妇女也上了艰苦的筑路工地。

这里山势险峻,而且必须跨越澜沧江和怒江。公路修通后,蒋即电告驻美大使通知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不信,罗斯福总统电令驻华大使詹森取道滇缅公路回国,顺路视察。詹森到美后,向罗斯福报告说:这条公路选线适当,工程艰巨浩大,没有机械施工而全凭人力修成,可同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媲美。

滇缅公路完成后,立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1938年5月,英国轮船“斯坦霍尔”号装载着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6000吨武器弹药离奥德萨来中国,在仰光港卸货,从缅甸腊戌运入我国,再转运昆明。此后,滇缅公路主要担负美国等援华军用物资的运输任务。据统计,仅1941年,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军用物资及其他物资就达13.2193万吨。

龙云的预计完全没错,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对外海路交通断绝,滇越铁路停运,滇缅公路几乎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惟一的陆上国际交通线。正是这条抗战输血管,打破了日本用武力切断中国与海外的联系、从而困死中国的企图。因此,日军处心积虑要切断中国这条国际大动脉。1942年初,日本从泰国入侵缅甸南部,滇缅公路除抢运物资外,又担负了运送中国远征军的任务。10万入缅远征军,全用卡车运输,“车队蜿蜒进行,长达数里,烟尘相接,蔚为壮观”。

抓不到一个云南地下党

在与蒋介石的十多年交往中,龙云起初对蒋是竭诚拥护的,但后来看到蒋为人处事,处处自危,不免对他忌惮起来。当时云南有龙、卢、安、陇四大家族,都是云南当地的军政上层集团,掌握着云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蒋介石多次明令“禁烟”,却又让农民银行掌握和操纵着“特货”(鸦片)、“特税”(烟土税)。龙云表面也在“禁烟”,手里却仍然控制着大量“特货”,作为地方经费。蒋介石以禁烟总监的身份,多次严究,因涉及巨额的经济收入,龙蒋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而云南的地方银行,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各个银行在投资经营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冲突和矛盾。

1941年初,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昆明,龙云十分不满。他说:“既打外战,又打内战,怎么可能打败日本呢?”“自己设圈套消灭自己的军队 (指新四军),这是哪家的‘中央政府’?”

龙云为首的省政府拒绝与国民党中央派来的特务合作,使他们在云南无法开展工作。据特务头子沈醉后来回忆,他当军统滇站站长时,始终没有找到云南地下党的线索,他的两个前任,也没有找到云南地下党。在龙云执政后期,除云南文山地区有一个不大的支部遭到破坏之外,云南全省地下党组织,都没有遭受过破坏。加上西南联大的进步师生,给这片土地带了新的思潮,昆明成了抗战时期全中国的“民主堡垒”。

日益渗透入龙云思想的民主意识让龙对蒋的怨气渐渐公开化。1943年秋天,龙云曾回老家昭通,发表了两个小时的演讲。他没带讲稿,讲话慷慨激昂,中心话题是强调“民为贵,君为轻”。他在大会上问大家,什么是民主?民主与独裁有什么区别?还问到会群众,“为什么提到‘蒋委员长’,大家全要站起来,这是什么道理?”

在这种情况下,民盟中央开始争取龙云参加民盟。龙云回到昆明后,与云南民盟支部负责人楚图南等多次交谈,申请入盟,获正式批准,举行了秘密的入盟仪式。从此龙云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位秘密成员,不参加民盟的公开活动,也不出席盟内的组织生活会议,但却在经济上给民盟以很大支持,在人事安排上也给盟员以一定方便。龙云的秘密“入盟”是他由一名地方实力派向真诚爱国者转化的重要一环,此后,他在这条道路上就再未动摇。

蒋介石下手了

在蒋介石眼中,当时被地方势力所割据的西南大后方,四川、贵州、西康都不足惧,惟独云南龙云,虎踞全滇,开富增源,养精蓄锐,所有军事、行政、财政、人事都与蒋介石中央保持独立或半独立状态,对蒋介石貌合神离,阳奉阴违,加上民主运动在昆明开展热烈,蒋对此甚感不安。他因此秘密授意杜聿明:要在军事上解决龙云。

蒋介石认为:龙云不可原谅的“罪行”有三:“阻挠政令,危害抗战,包庇左翼分子,使昆明成为共产党的温床。”云南已成心头大患。他曾经计划挑起驻滇美军跟龙云部队的矛盾,两次阴谋未成后,他开始另谋良机。

日本战败,1945年8月17日,对法西斯作战的盟军统帅部发布第一号命令指出:“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蒋介石即以此为根据,命令以卢汉为总司令的第一方面军,全部入越,在河内设立占领军司令部(临时军政府),接受日本投降。其目的就是要调开龙云的左膀右臂及主要武装,对龙云下手。

龙云对云南军队全部入越的命令,很费踌躇。他在卢汉去越南受降前,密告卢汉:“如果后方有事,闻讯即火速回军……”

事实上,杜聿明已在10月3日凌晨5时左右开始采取行动。昆明北校场的龙云部队及北门宪兵大队都表示愿意照命令缴枪,但东门宪兵大队不接受命令,不准任何人接近城楼。有一个居民说,他同宪兵大队的人相熟,自告奋勇,愿将信送上城去。他得到宪兵大队的同意将信送上去后,这个队长一看是蒋介石要他们缴枪,立即开枪打死了送信人。于是枪声四起,双方交火。北门和北校场龙云的部队听到枪声,也翻了脸,开起火来。

“一○•三事件”(又称“十月事件”)事起仓猝,出乎龙云意外。当时全国都沉浸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兴奋之中,龙云对蒋介石也放松了警惕。10月2日午夜,龙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仓惶:“龙主席,事情不对,不知有什么意外,市区已戒严几分钟了,是防守司令部戒严的,电话怕中断!……”话还没说完,电话果然中断。龙公馆被包围,交通断绝。杜聿明、李宗黄两人写来的公函此刻送到,说明他们奉命改组云南省政府的缘由。

龙公馆有一道后门,龙云就是从儿出走的。离家时,穿着一件普通衣衫,把呢帽戴得很低。在他后面约100公尺的距离,有一个名叫刘兴才的随行副官紧跟,携带一支“自来得”手枪。他们约定:如果前面有阻挡盘查,可能发生危险时,龙云抬手揭帽子,刘兴才就从后面隐蔽处发枪,藉以转移盘查者的目标,以便乘机脱身。

10月3日是龙云切齿难忘的日子,他曾多次对他的亲信部下讲述这次事变的过程,“我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江山,夺社稷,大不了只是政治主张不同。蒋介石搞中央集权,我主张地方均权;蒋介石要独裁,我主张民主。抗战期间,昆明就号称民主堡垒。哪里料到抗战一胜利,这个龟儿竟用卑鄙无耻、小偷式的流氓手段对付我。古今中外哪有用军事突袭的方式改组一个地方政府的,真正是贻笑外人了,可恨可笑。龙绳文(龙云第四子)从美国来信说,美国报纸刊登10月3日的事件,标题为《小偷式的袭击》,并说这是‘中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枪’。本来嘛!连我都容不下,蒋介石还容得下共产党吗?”

从此,龙云对蒋介石产生了幻灭感。

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龙云脱险后上了五华山,但失去军事主力的五华山仿佛孤岛,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还是龙的干亲家、蒋介石的舅子宋子文出面调停,允诺龙云的生命安全,劝他接受改组,赴重庆任中央军事参议院院长一职。于是“十月事件”3天后,龙云与宋子文同机飞往重庆。

按龙云自己的回忆,在重庆与蒋介石见面时,他一见就指责蒋说,“我在你的领导下服务很久了,自问对你、对国家、对地方都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改组一个地方政府,调换职务,这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不采用正常方式,而用这种非常手段,未免过分,这样做,恐对国人留下不良影响。”

蒋介石难堪地回答说:“我的指示不是这样的,这是杜聿明搞错了,要处罚!”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谈判期间,龙云很注意中共的主张及两党谈判的情况。因为眼伤,他每天都要找人从头到尾把《新华日报》读给他听。每次从《新华日报》上得知对蒋有什么批评,他总是非常兴奋,连声叫好。龙云见着要好的熟人,总是问:“看了《新华日报》没有?”又说:“你们必须多看新华社的消息,新华社的报道可信,不像中央社是个造谣社。”一谈到时局问题,龙云经常说:“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这两句话成了他到重庆以后的口头禅。

龙云希望入越滇军起来反蒋,为他报仇,但卢汉颇有难处。龙云获悉滇军将到东北打内战,卢汉要回云南当光杆主席,非常生气,骂卢汉“卖主求荣”、“忘恩负义”。此时,龙云与民主党派的联系加强了,甚至到了半公开的程度。周恩来在这段时间也曾与他相见,为他分析中外形势,指点他,“不能呆在重庆,应该设法脱离蒋介石的魔爪,到香港或外地去,才能在政治上起作用,生命才有保障”。

飞虎将军带人远走高飞

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龙云也被迫迁到南京,被软禁起来,他被安排在中央路156号的洋房居住,受蒋介石严密监视。除总务厅长裴存藩随时跟随龙云外,在龙云住宅和军参院附近,都安插了特务组,窥视龙云院内的动静。特务们还在龙宅大门对面搭了几间临时房屋,表面上卖茶点、冷饮,还有“修理汽车”的店铺,里面随时停放着几辆小汽车,以备急需。每当龙云外出,特务们即乘车跟踪。周恩来在离开南京的前一晚夜访龙云,第二天蒋介石就知道了。

内战不利的蒋介石,希望借助龙云的军事策划能力,但龙云直率地说,“我只会搞国防计划,不会搞内战计划。”过几天,蒋介石又把龙云找去,赤裸裸地问:“能不能同共产党打?”龙云干脆说:请委员长问问“三心”,如“三心”皆曰可战,就可以打;如“三心”中有一心曰不可战,那就打不得了。蒋介石问他“三心”是什么意思。龙云说,“一问军心,二问民心,三问良心!”蒋介石听后十分不悦。
龙云总是想寻找机会,逃离南京,无奈总被监视。直到1948年12月,被软禁3年的龙云才辗转逃到香港。

龙云安抵香港后好几天,蒋介石才知道龙云逃脱的消息,盛怒之下,赏给宪兵司令张镇一耳光,连声大骂:“饭桶,饭桶!”据说张镇下去后,把几个专门监视龙云的“饭桶”枪毙了。这几个“饭桶”临死时大喊冤枉,他们说龙云还在卧室里,并未逃走。原来龙云逃出南京的当天,还传说他当天请客,举行宴会。他们根本不知道龙云是怎样溜出去的。

龙云自己在回忆录里揭了秘,原来是飞虎将军陈纳德从中帮忙:我派我的秘书到上海找陈纳德密商,希望他派飞机来南京,我跟陈纳德私人关系还处得好,他的公司是商业性质,自然唯利是图,我跟他有旧交,又出巨款租他的飞机,我想他不会告密。他曾问我的秘书:“蒋是否有公开命令不许龙院长离南京;如有这种命令,就有困难。”我的秘书说:“没有发过公开的命令。”他说这就好办了,以后蒋如追问,我就有词可措了。

……

此时正值冬令,为了麻痹特务,我便大办过年的东西,杀猪宰羊,腌肉,购买大量煤炭,作春节之用。特务看到这些情形,认为年前不会出事,监视也就比较松懈了。我改乘一辆吉普车,直到约定的地点。不几分钟,一个外国人(姓名不详)乘车来接我,同到军用机场,机场门卫挥旗三次阻拦,后见汽车是陈纳德的,车内又有外国人,即免予检查放行。

在知道龙云已经人去楼空以后,蒋介石的应对方法,几乎跟当年袁世凯应对出逃的蔡锷如出一辙:他让中央社公开发布消息,说,“准龙云在港休假三月。”他派毛人凤到香港毒杀龙云,最后也落了空。

最后一着将军棋

到港以后的龙云,在一段深居简出的生活之后,很快将精力放到策动云南起义上。他曾托人转告卢汉,“蒋介石节节败退,会退到西南,最后退到云南顽抗,是可以预料的。最后仍然是失败,退到台湾或逃往外国,这也是肯定的。这样一来,云南成了最后战场,大家和老百姓的困难不可设想。并且等待人家来解放,大家的罪恶账是算不清的。唯一的办法只有起义,才能自救,救云南老百姓。想来卢永衡(卢汉)到了今天可以清醒了。你回去告诉他应该积极准备起义。才能自救和救云南。若他同意,你们无论在朝在野,要拥护起他干。在外面找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和各党派联系,我(龙云)负完全责任。起义时间愈早愈好,总以解放军未渡长江之前为好,太迟了搞成马后炮,政治意义就谈不上了。”

其实,卢汉此时确已在酝酿,准备响应起义,不过由于云南此时处于国民党中央军和蒋介石特务的包围之中,因此他不能不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卢汉暗中派人与周恩来秘密接洽,商谈起义事宜,但表面仍无法声张。人在香港的龙云对此并不知情,对昔日兄弟卢汉意见很大。

1949年8月14日,龙云在香港接见记者,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公开宣布“云南起义!”。香港各报立即以大字标题刊登了“龙云策动云南正式起义”的消息。这条消息冲击了卢汉,也震动了蒋介石。卢汉忧心忡忡地说,“老主席发表谈话倒不费力,可给我们穿夹脚鞋了。”这为卢汉暗中筹备起义增加了许多压力。

1949年12月9日晚10时,在西南边陲,四万多滇军官兵突然倒戈,逮捕了国民党西南行政长官张群、李弥、余程万等高级将领,通电宣告起义,史称“一二•九”和平起义。

滇军起义,后院着火,犹如晴天霹雳,彻底粉碎了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在西南地区建立基地的机会。起义次日,下榻在成都陆军学校的蒋介石,在经历了一整夜无眠的煎熬之后,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只有回台湾去过年了。蒋介石匆忙逃往台湾,从此再未能踏上大陆一步。
长期绑在蒋系战车上的滇军,至此成了将死蒋介石的最后一步棋。但龙云对卢汉的不满依然存在,一是怪卢汉起义太迟,二是怪卢汉通电起义事先没有知会他。

直言惹祸的晚年

龙云对新政权的欣喜之情是真诚的。为了适应未来的新生活,他甚至咬紧牙关,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和几十年养成的鸦片烟瘾断绝了关系。当时他的朋友与旧部向他苦苦进言,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远渡重洋,寄居美国;中策是中庸之道,仍留香港;下策才是北上回到祖国。但龙云不为所动,坚持回到了大陆。

龙云性格刚正耿直,1957年初的整风运动中,他曾在全国人大的云南组会议上做过一次发言,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苏联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可是,他们太欺负我们的党和国家了,借我们的债,要高利息,要限期归还。第二,云南解放以前,云南的农村已经遭到天灾人祸的破坏,解放后应该让人民休养生息。第三,我们凉山的彝族区域,还处在奴隶社会阶段,社会十分落后。应该循序渐进地把他们带进社会主义社会来。一来就搞阶级斗争,实行土地改革,我觉得为时尚早。”

他这直言不讳的发言一发完,老部下张冲就很担心地私下对他说:“哎,你发言为什么不事前找我商量一下,你对于当前的形势一点也不明白,现在正在运动开始的时候,怎么可以随便泼冷水呢?”又说:“话说得是对的,可是这些话你只合私下向党中央说,怎么可以在群众中间乱说呢?”卢汉在龙云发言回家后也说:“老主席太孟浪,他说的话虽然在情在理,但在这反右的风头上,怎么能说这些话呢?要挨,要挨!”

他们的担心一点没错,正因为这个发言,龙云被说成是“反苏”就是“反社会主义”,“挑拨民族关系”就是“反党”,他很快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经历了各种不合理批判。没人知道晚年龙云内心的痛苦,这顶沉重的大帽子一直伴随着他到1962年去世,直到他去世的第二天才摘帽。

   (感谢西南史专家谢本书教授及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陈列馆提供的大力支持。本刊实习记者宋娜对本文亦有帮助。本专题参考书目:《唐继尧评传》、《龙云传》、《讨袁名将蔡锷》、《民国劲旅滇军风云》、《谢本书史学研究回顾》、《迷茫的诸侯:民国时期的西南军阀》、《将军行——蔡锷传》、《西南军》)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6-03 14:30:55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华夏西域蓝夷考。。。

华夏西域“蓝夷”考

朱学渊

二○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初稿

    上古文献里有不少汉语语义很明确的族名,如“山戎”、“林戎”、“犬戎”等,后来这些汉语族名反而在汉语世界里消失了,这个怪异的现象只能用“中原人类的祖先是戎狄的同类”来解释,上古中原曾经有过汉语(雅言)与戎狄语言并存的时代,这些族名是从戎狄语言意译过来的,汉语后来占了上风,中原语言一元化了,多语的明白人没有了,族名就只取音译了。汉代“乌洛浑”出现后,“山戎”就消失了,那是因为没有人再懂“乌洛浑”是“山里人”了。

     “蓝夷”是又一个很早就失佚了的雅言族名,它出现在《竹书纪年》的“仲丁即位,征于蓝夷”和“河亶甲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两段文字中,《后汉书·东夷传》改成“至于仲丁,蓝夷作寇”。商代以后“蓝夷”就没有在中原再出现过,它一定是被一个音译族名顶替了,乃至后人不知这个族名的真身,本文就是要探证“蓝夷”的真名实姓。

    ·张骞记载的“蓝市”和“大夏”

    关于“蓝”的信息后世两次出现在西域,而且还都与“夏”相关。张骞在《史记》名篇〈大宛列传〉[1]里记载过一个“蓝市城”,它是“大夏”之都,其云: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按,今阿姆河)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按,中国古代将兴都库什山以南地方视为印度)。

    大宛是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东部的费尔干那(Fergana)盆地,大夏应该是在阿姆河南和兴都库什山之北的平坦地区,阿富汗城市巴里黑(Balkh)是这片地方的古代中心,印欧伊朗人种是那里的原住民,〈大宛列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即是对中亚的印欧伊朗人种面目的描述。

    地图、西域地理概貌

    有趣的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远征大军经过那里,更早的美地亚波斯王朝还曾经把利比亚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移民流放到那里,这些希腊人的后裔建立过一个颇具名声且有考古遗迹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王朝。上世纪初,一批有见地的欧洲汉学家,如格鲁塞(Rene Grousset)就认为这个希腊人的政权就是“大夏”。[2]真如此的话,就该从希腊语或波斯语去寻找“蓝/夏”及它们的关系了。

     图一、有希腊铭文的巴克特里亚钱币

     但是,以月氏、乌孙、塞种为代表的游牧部落的入侵,很早也在中亚形成了一个蒙古人种的部落社会,西方古典把中亚的游牧部落统称为Scythian(通译“斯基泰人”,待酌),《地理志》作者斯屈波(Strabo,前63/64—后24)言及攻入巴克特里亚的四个游牧部落,[3]他说:

     ……但是,最知名的是把巴克特里亚从希腊人手里夺走的那些游牧部落,即Asii、Pasiani、Tochari和 Sacarauli,它们都是从分割萨伽人和索格丁那的药杀水(按,今锡尔河)彼岸过来的,那边是萨伽人占领的。

    这四个部落名中的Tochari(或Tokharoi)即是中国历史屡屡提及的“吐火罗/睹货逻”,或锡伯族姓氏“托霍罗”;[4]有西方学者指出别处又作 Asioi或 Asiani的Asii就是“乌孙”,我以为“乌孙”(Osin)也是“爱新”(Asin)。可惜从格鲁塞到梅维桓(Victor Mair)等名家都误以为这些族名是西方人种的族名。

     图二、锡伯族姓氏“托霍罗”

     张骞是于公元前139年启程出使大月氏的,他可能未出河西走廊就被匈奴截留了,他在匈奴受到厚待,还在那里娶妻生子,十年后方得脱逃,因此他一定是通晓匈奴语或月氏语的,他到大宛后听说的“大夏”和“蓝市”,最可能是与进入阿姆河以南的“乌孙”和“吐火罗”同类的,而且在匈奴语或月氏语中可会意为“华夏之邦”或“蓝族之城”的蒙古人种部落名。

      ·唐代西域的“蓝氏”和“大夏”

    唐代西域也有“蓝”和“夏”并立的遗迹。《新唐书·地理志》[5]记载“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的名义巡访西域,并于大月氏故地,即乌兹别克及其周边地方设“月支都督府”,以当地部落分置二十五州,其中“蓝氏”和“大夏”两州名列冠亚。其云:

     龙朔元年,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州八十八,县百一十,军、府百二十六:月支都督府,以吐火罗叶护阿缓城置。领州二十五:蓝氏州以钵勃城置。大夏州以缚叱城置。汉楼州以俱禄犍城置。弗敌州以乌逻氈城置。沙律州以咄城置。妫水州以羯城置。盘越州以忽婆城置。忸密州以乌罗浑城置。伽倍州以摩彦城置。粟特州以阿捺腊城置。钵罗州以兰城置。双泉州以悉计蜜悉帝城置。祀惟州以昏磨城置。迟散州以悉蜜言城置。富楼州以乞施巘城置。丁零州以泥射城置。薄知州以析面城置。桃槐州以阿腊城置。大檀州以颊厥伊城具阙达官部落置。伏卢州以播萨城置。身毒州以乞涩职城置。西戎州以突厥施怛駃城置。篾颉州以骑失帝城置。叠仗州以发部落城置。苑汤州以拔特山城置。

     我们不难发现上述“州/城”之名中,除“蓝氏”和“大夏”是汉语族名外,其余都是北方民族的音译族名,譬如:钵勃(拔拔)、薄知(白狄)、苑汤(乌潭)、大檀(鞑靼)、忽婆(贺拔)、摩彦(慕容)、篾颉(勿吉)、缚叱(兀者)、忸密(吉里迷)、迟散(赤沙)、祀惟(室韦)、析面(悉万)、乌罗浑(乌洛浑)等。“蓝氏”和“大夏”显然是这个蒙古人种群体中的领袖部落,我们当然只须在北方民族的语言中去认识“蓝/夏”二字了。

     ·西域的语言局面

    中亚语言是多元的,今世流行的伊朗语属的塔吉克语、普什图语,远古就存在于那里了;蒙古人种统一使用突厥语的局面,也是在九世纪以后才逐步形成的,南朝历史《梁书·滑国传》记载了中亚使用蒙古语的情况,其云:[6]

     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至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其王厌带夷栗陀始遣使献方物。……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

     所谓“河南人”即是说蒙古话的吐谷浑部,其地今为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其今世后裔是操蒙古语的土族。《梁书》要为滑国立传,说明这个部落在中亚是有影响的;而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又表明它是说蒙古话的。

     图三、喀布尔街头的两个男子

     王名远能理顺这些蒙古人种部落,与他出自秦陇有关。“陇”就是天水、宝鸡一带,魏晋年间那里氐羌杂处,更早则是周秦盘踞。周秦的血缘是九姓,是月氏的同类,语言却是蒙古话,秦始皇改“江陵”为“秣陵”,即是蒙古语的“江河”。今天甘肃河州东乡的百姓(东乡族)还说蒙古话,也是古代陕甘宁青,乃至整个西北地区主要流行蒙古语的遗迹。月氏是从河西走廊出走的,号称“月氏”的中亚曾经流行蒙古语当然是不足为怪的。

     瞄准蒙古语,“蓝/夏”相关的真相就呼之欲出了。

     ·“蓝”是“呼和”之意,“夏”是“呼和”之音

     很简单,“蓝/青”在蒙古语里是“呼和”(kho-kho),在突厥语是“可可”(ko-ko),地名“呼和浩特”是“青城”,“可可西里”是“青山”。因此蒙古语里“蓝夷/蓝氏”就应是“呼和氏”,而族名“回纥”(khui-kho)又最接近“呼和”。因此《竹书》时代的双语人士是将“回纥”听作“呼和”,从而按“呼和”将其意译为“蓝夷”。

     在中国历史上,意译族名“蓝夷/蓝市/蓝氏”仅出现过这三次,其中两次还是出现在西域,其余的“回纥/呼和”大多是以“夏”的面目出现,“西夏”即是一例,《宋书·夏国传》说西夏“国称大夏”,[7]其实中原汉族称它“回回”,实际就是“回纥”。后来西夏民族皈依了伊斯兰教,中国人还把伊斯兰教称做“回教”,所幸还没有称它“夏教”。

     在翻译多音节族名、国名时,中国人常常是抓住一个特征音节,然后用一个汉字去标志它。譬如,在America里抓住了me,从而把它译成了“美国”。对“回纥/呼和”则是抓住了kho,用“夏”去表示它,吴语的“夏”就是读kho的,粤语和闽语则读kha。基于这个语音认识,中原姓氏“夏侯”是“回纥/呼和”,也是顺理成章的结论。

     ·“华夏”就是“回纥”

    中华民族的源头也是“夏”,《尚书》除去用单字“夏”,还用双字“猾夏/有夏/华夏”去记载建立夏朝的夏部落。譬如〈虞书·舜典〉有“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周书·武成〉有“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商书〉诸篇则含“有夏”二十余处,如“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和“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等。

    从读音来看,“华夏/猾夏”就是“回纥/呼和”。如果把“國”读成“或”,《梁书》的“滑国”和《大唐西域记》的“活国”也是“回纥/呼和”。而“有”字读如“o/u”,《尚书》的“有夏”音如“乌夏”,也是“回纥/呼和”的谐音。然而,我们还希望看到中国被称为“回纥/呼和”的更直接的证据。

    《后汉书·远夷歌》[8]是四川西部阿坝或甘孜地区的一个酋长去洛阳觐见皇帝归来作成的感歌,歌中有一句歌词是“堤官隗构”,译文是“大汉是治”,因此那个远夷部落是将中国称为“隗构”的,而“隗构”(khui-gho)即是“回纥”。产生这样的称呼的原因,只能因为夏朝就是“回纥朝/隗构朝”。这与突厥语民族将中原或中国称为“桃花石/九姓”相似,商周秦三代都是九姓民族统治的朝代。

    《禹贡》是夏部落的遗说,我曾以“《禹贡》中的蒙古语成分”[9]一文列举夏人说蒙古话的证据。譬如,《禹贡》之“黑水”,即蒙古语“黄河”之名“合剌沐涟”[10]的意译;《禹贡》之“球琳”之为“玉石”,是蒙古语“玉石”曾与“石头/赤老温”同字的缘故,[11]“球琳”是“赤老温”的急读。我还以为“大禹”即是蒙古语“单于/达官”。因此,用蒙古语的“蓝色/呼和”诠释“回纥/华夏”就更显得是合理了。

     ·古今中外的“回纥”

     中国历史乃至史前传说中“回纥”的音译族名、姓氏、人名层出不穷,如:

     传说时代族名 无怀、有扈、有虞、虺虺中原古代姓氏 夏侯、公夏、公何、公华

    《逸周书·王会解》族名 越沤

    《匈奴列传》族名 夏后、浑窳

    《两汉书·西域传》族名 狐胡、孤胡

    《晋书·四夷传》族名 狯胡

    《隋书·铁勒传》族名 韦纥、嗢昏

    《新唐书·回鹘传》族名 回纥、回鹘

    《大唐西域记》族名 缚喝

    《辽史·营卫志》族名 回鹘、乌隗、奥隗、越兀

    《金史·百官志》族名 黑罕、夫合

    《南村辍耕录》族名 外兀、畏吾兀

    《八旗氏族通谱》姓氏 倭赫、辉和、瑚琥、和和齐

    《史记·殷本纪》人名 鄂侯

    《史记·秦本纪》人名 乌获

    《史记·楚世家》人名 吴回

    ·结束语

    蒙古人种诸族里都有“回纥”的成分,匈奴自命是“夏后氏”的后裔,“蓝突厥”可能就是“回纥突厥”,女真民族中有“辉发部”,西夏民族是“回回”。九世纪时“漠北回纥”走进塔里木盆地与当地诸族融合成血缘丰富的“维吾尔”,走向西方的“乌古”在罗马帝国故地上建立了奥斯曼帝国。

     从语音就可以猜测“华夏即回纥”,但是理性的认识是通过“夏”与“蓝”的关联,和蒙古语的“蓝”是“呼和”来达成的。从此“华夏”不是空洞的符号,而是一个实际的人类族名。中国人称自己“炎黄子孙”,称祖国“华夏大地”,当今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认同“华夏”,因此“回纥/华夏”不愧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而且还是最具有亲和力的族名。

 

    注释

    [1]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页3164。

    [2] R.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Rutgers Univ. Press, 1970, pp. 26-32; R.格鲁塞《草原帝国》,魏英邦译,青海人民出版社,页46-50;http://en.wikipedia.org/wiki/Bactria#Greco-Bactrian_Kingdom

    [3]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XI-8-2, translated by H. L. Jon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28, Harvard Univ.Press, Reprint 1988, V, p.261.http://en.wikipedia.org/wiki/Tocharians 原文: But the best known of the nomads are those who took away Bactriana from the Greeks, I mean the Asii, Pasiani, Tochari,1 and Sacarauli, who originally came from the country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Iaxartes River that adjoins that of the Sacae and the Sogdiani and was occupied by the Sacae.

    [4] 龚义昌《锡伯族姓氏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页30。

    [5]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页1135。

    [6]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页812。

    [7]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页13996。

    [8]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页2856。

    [9] 朱学渊“《禹贡》中的蒙古语成分”。

    [10]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6,页4、70、227等。

    [11] 贾敬颜、朱风《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至元译语〉,天津古籍出版社,第9页。

    二○一一年五月三十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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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汉族是5000年前中原华夏各部族的直系后代

帝父

2011-5-31

    单纯研究那些自相矛盾的古籍,很难看清一个人群的发展,尤其当它的年代比较远而记载比较简略时。现代的考古学和古DNA检测已经为研究古代人群变化开创了新的路径,更加直接和准确。

    2007年5月,刊登在美国权威学术杂志《human genetic》上的一篇文章:《Y chromosomes of prehistoric people along Yangtze River》,里面有组数据是非常惊人的。

    通过对山西陶寺文化(距今4500年)古人骨DNA的研究,目前已经可以肯定的是,龙山文化的居民,其Y染色体SNP单倍型是O3—M122,和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完全一致,也就是说,现在汉族的主体部分其父系远祖完全是来自古代中原人。

    单独看O3,各地汉族中至少60%-70%来自龙山文化,对比2004年的《evolution and migr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population inferred from chinese Y-chromosome evidence》一文的数据,我们可以肯定,今天的中国各地的汉族,从东北到广东,从东南的客家到西北兰州,其主体就和5000年的古代中原人无异,今天的汉族,就是古代中原人的直系后代,在汉族中父系的O3一直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5000年一直没有变化。

    龙山文化,尤其是庙底沟遗址,带有漂亮的玫瑰花图案的黑陶,被认为是和“华—花”部落有关,而对光明的崇拜是这个部族的特征,被认为是古代华夏族的祖先源头。现在各个汉藏语支系中,一般“hu”“gu”“hua”“gua”“hao”等词根都有光明的意思,比如苗语的gua,畲语的hu,汉语的hao (昊、皓),藏语的gu,无不具有光明、光华的含义,龙山文化,被认为是汉族人的祖先华夏族部落的文化,而对陶寺遗址的确认,也支持了这种说法。

     当然,长江流域的其他古代文化的居民对汉族的血统也不少,大溪文化、良渚文化、吴城文化等也是对汉族的血统也构成了重要的来源,大致在占了10%-35%比例,平均大致为20%,主要是对南部汉族的影响比较大,对北方汉族的影响相对要小很多。

    同一篇文章也指出,良渚文化的主体为O1,对汉族的影响仅次于中原龙山文化,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其中,良渚文化对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的居民有比较大影响,血统的贡献比例可能超过20%。

    良渚文化的文化类型很接近中原,但文章作者对良渚文化的新地里和马桥两处遗址古代人类骨骼提取的DNA却显示,他们的Y染色体类型不同于中原人,今天的上海、江苏南部、浙江,其居民的主体是来自中原的,语言(吴方言)也来自中原,但保留了少量当地的部分古代居民成分(O1)。

     O1 曾经被认为是百越的类型,但今天可以讲,O1可能至少在西汉时,汉族和百越就已经都存在大量O1了,O1不是百越的,而是汉-越共有的,今天台湾山地土著人O1比例为100%,海南黎族为85%左右,南部汉族普遍在15%左右,各地北方汉族大致5-10%之间,在汉族中O1是仅次于O3的类型,或者换一种表达,良渚文化对汉族血统的影响仅次于龙山文化。

    大溪文化的主体为O3d,这个类型在汉族不太多,但在苗族、畲族、瑶族等民族比较常见,在北方的鄂伦春族也找到过这种类型。

    吴城文化的O2a,是泰国、壮族、傣族、越南等民族最常见的类型,在今天的泰国人中大致有65%的为这种类型,在我国,在广府、潮州有一定比例,大致在15-20%,在北方汉族和中部汉族,一般比较少见,比较奇怪的是,东北的达斡尔族有高比例的O2a。

    文章的数据还显示,古代五处遗址中,有一定比例其他类型,就是四种SNP外的类型,主要原因是由于文章没有分析O2*、N*、C3*。

    这三种类型在汉族比较很高,N*一般为5-10%左右,O2*为5-15%之间,C3*在0-5%,并不是说这三种类型不重要,而是文章并没有单独分析它们。

    N*是汉藏语居民中常见的类型,和通古斯人的N3无关,也和满族赫哲族中常见的N2无关,最高比例出现在彝族和纳西族人中,其中彝族为34%,可以说是汉藏语居民固有的类型。

    O2*在苗族和汉族中都比较常见,最高比例出现在瑶族畲族中,但汉族中也不少,其他藏缅语居民比较少见。

    C3*不是阿尔泰人的C3c,汉族人是没有蒙古人常见的C3c,也就是没有蒙古人血统的影响,汉族有的是C3*,而C3*在西南很多汉藏语少数民族中相当常见,比如土家族为25%,C3*是古代汉藏语居民固有的而非外来的。

    可以说,古代中原人(O3)构成了汉族绝对主体,而汉藏语比较常见N*、O2*、O1、O2a、O3d构成了汉族的少部分,汉族就是古代黄河和长江流域农业民族的直系后代。

    下面论证,作为农业民族的汉族,血统具有相当的封闭性,汉族和很多南方农业民族有天然的血缘联系,但和北亚非农业的游牧民族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对比其他一些文章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汉族主要是古代中原人的后代,北方游牧民族对汉族父系血统的冲击是非常少的,大致只有3-10%之间。

     来讲2007年的一篇文章,法国Louis Pasteur大学 的Elizabet Petkovski在《Polymorphismes ponctuels de séquence et identification génétique: étude par spectrométrie de masse MALDI-TOF(法)》一文中的数据指出,通过对古代匈奴人的SNP进行了分析,发现古代匈奴在蒙古北部Egyin Gol峡谷(额金河1号墓地)的主要Y染色体单倍型是N3、Q*、C*。也就是说,古代匈奴人和现代蒙古人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现代蒙古人最多的三种单倍型为C3c、C3*、O3,其中O3为来自华北地区的血统的影响,也就是在匈奴时期,古代华北人(O3)还没有大量进入蒙古草原腹地,但现代内蒙和外蒙的蒙古人中却有20%左右的人其父系祖先来自华北地区,现代蒙古人的主体并不是古代匈奴的后代,而现代汉族中,则古代匈奴人的成分基本找不到,N3在汉族基本没有,Q*和汉族Q1完全不同,Q1实际是汉族和其他一些缅藏语居民中独有的小基因类型,可见古代匈奴人对汉族的血统影响可能微乎其微。

     对比Keyser-Tracqui C在2003在《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tic》上发表的《Nuclear and 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 of a 2000-year-old necropolis in the Egyin Gol valley of Mongolia》的mtDNA数据,古代匈奴人母系主体是D,和现代内蒙东部的蒙古人比较类似而和外蒙人khalkh人有差异,同时还有比较高的A和 Z,和外蒙西部的图瓦等部族可能有亲缘关系,而古代匈奴人有5%个体为U等白人母系,显示了这个民族血统非常复杂。而汉族常见的B则比例非常少,,对比山东古代汉族mtDNA的数据,说明了古代匈奴人和古代汉族差异非常大,基本无亲缘关系。

    但我们不能只分析匈奴,如果我们对比鲜卑族的数据,对比《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logy》杂志在2007的一篇文章:《molecular genetic analysis of remains from lamadong gemetery ,liaoning China》。我们惊讶的发现,古代鲜卑族mtDNA类型和北方汉族很多交叉部分,而对比《genetic structure of a 2500-year-old human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its spatiotemporal changes》里2500年前山东古齐国墓葬母系mtDNA的数据,可以讲,古代汉族和鲜卑族一定发生过比较大规模的融合,这种冲击在母系上可以在现代北方汉族母系留下的印记至少在5%以上,甚至更大。

    由于没有找古代鲜卑人父系SNP的资料数据,如果古代鲜卑人和现代锡伯族同族的话,基本汉族中N1等可能来自鲜卑,古代鲜卑的父系可能对汉族有2%以上的冲击,如果考虑到古代鲜卑人也有不少是古代中原人后代(O3),那么鲜卑人父系对北方汉族的影响可能有5%。

    分析众多论文中的数据,我们还可以得到结论:无论南方或者北方,今天汉族的主体70%以上,就是5000年前龙山文化(O3)居民的后代,我们叫华人当之无愧。

    而良渚文化、吴城文化、大溪文化古代居民在汉族中也有比较大遗产,大致占了10%-35%比例,平均大致为20%,尤其在南部汉族中,这三个文化对北部的汉族影响比较小,今天的汉族,就是古代中原农业民族(绝对主体)和长江流域古代农业居民(少量)的后裔。

    北方非农业的古代游牧民族,对汉族的冲击非常小,在3-10%之间,主要影响在北方汉族中,其中的最大部分来自古代鲜卑族。

    今天的汉族,就是5000年前的古代中原华夏各部族的直系后代。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7-14 07:50:36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朱学渊旧文:秦始皇是戎狄之淫证

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朱学渊

    很早就有人说“秦”是戎狄。但说第一次统一中国就是外族的武功,中原百姓会觉得脸上无光。因此,历史多的是在谴责秦始皇的专制,却很少有人谈论秦部落的种属。

    西周时,“秦”是一个西戎部落;其它西戎部落作乱时,它总是站在周王室一边。公元前七七一年,周幽王无道,怨臣申侯引犬戎伐周,杀幽王骊山下;周平王是靠秦襄公的护驾,去洛阳避祸,从此东周才起了头。东周王室感激这番效忠,才将秦部落封为诸侯国。然而,这个迟到的诸侯国却又很有作为,它不断吸取中原先进文化,引进了商鞅这样的变法人才,移风易俗,富国强兵,战国时成为七强中的最强,最后一举统一了中国。

秦是月氏的同类

    秦是一个游牧的部落,《史记·秦本纪》两处说到它的一个祖先养畜的事迹,一说: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又说:(周)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 看来,秦部落善长畜牧养马,曾受到夏、周两代王室的重视;至于“赐姓”之说,也只能姑妄听之了。

    《后汉书·西羌传》说:“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东周]王赧四十三年(昭王三十五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这说的是秦宣后主持并吞邻族,顺便扯出了她年轻放浪的轶事。原来是“武王”在位四年故世,其异母幼弟“昭王立”;相邻的义渠部落酋长“朝秦”,竟与昭王的寡母宣后连生二子。昭王是秦始皇的曾祖父,在位五十三年,他即位时母亲宣后还很年轻。三十几年后她所杀的义渠王,当不会是过去的情人。

    说来,中原文化是绝容不得这种“生活作风”的;然而游牧部落性俗宽松,这位“快乐的寡妇”还握有的大权。商鞅在秦国推行“男女之别”时说:“始秦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商君列传〉)这是明说秦国百姓是戎狄之人,而“父子同室”又是乱伦之别谓。商鞅强制推行的“男女之别”,是用中原农业社会进步的性伦理,来教化民众。

    “义渠”是“讹斥”或“兀者”的谐音;秦与义渠如此密切,必是通古斯民族的同类。秦部落故地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汉代属天水郡略阳道,北连安定郡“乌氏县”和“月支道”。秦混迹于义渠、乌氏、月支之间,当也是它们的血亲。几百年后“五胡乱华”,五族中的“氐”是月氏的后裔,出过“临渭氐苻健”和“略阳氐吕光”这样的人物,苻健的侄子苻坚一度统一中原,建立“大秦”政权,可见月氏之裔是认同秦部落的。

秦是鸟夷部落

    《史记·秦本纪》有关于秦部落祖先的传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其玄孙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恶来(革)……。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

    此中“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鸟俗氏”、“鸟身人言”等传说,是秦部落崇奉鸟图腾的证据。上述人名中,又以“恶来”和“宅皋狼”最为怪异。“恶来”是蒙古语“山”字“乌洛”的转音,今锡伯族有“敖拉”氏,匈牙利有 Olah 氏。而“宅皋狼”必是“它皋狼”的误抄,“它”应同“陀”音(《说文》谓之即“蛇”,大谬),“它皋狼”(tu-ghu-lu)是满蒙二语中的“锡”字“托活罗”,或族名“吐火罗”。

    青铜时代之前人类就发现了锡,“吐火罗”可能是最先掌握炼锡术的部落。“它皋狼”又是用族名“吐火罗”做人名和姓氏,今天美国NBA奥兰多“魔术”(Magic)队里,有一个土耳其籍球员姓 Turkolu,把它译做“它皋罗”是很恰当的。众所周知,土耳其是突厥民族国家,而突厥民族和突厥语言又兼容了北方诸族的血缘和语言成分。

    秦人以戎狄族名为名的现象,就实在太多了。如“胡亥是回纥”、“樗里疾是女直”、“到满是头曼”、“蒙骜是蒙兀”等,都是极好的例证。然而,中原古代人名也有同样的特征,如:“句践即女真”、“夫差即兀者”、“墨翟即勿吉”、“百里奚即篾里乞”等。因此,要追究秦部落的确切血缘,求证它使用戎狄语言,就需要拿出更多的证据来。

嬴姓即是“安姓”或“金姓”

    清代雍正帝“胤禛”与秦始皇“嬴政”同名,它们似读“因正”(in-zen),实读“安正”(an-zen),即如“英吉利”要读“盎格鲁”。“按出”(an-chu)是通古斯语“金”字的一种读法,它后面缀一n音,便是女真人名“按春”,或蒙古人名“按陈”;“嬴政”与“胤禛”不过是“按春”的谐音和僻字而已。

    既然“嬴政”就是“按春”,“嬴姓”实为“安姓”也在情理。燕、颜、阴、允、尹诸姓是“安姓”或“金姓”亦同此理。嬴姓部落名“秦”,按出虎部号“金”,爱新觉罗建国“清”,是否都是谐音?也大可考究。

    《唐书·宰相世系表》因一个西域安息国移民后裔当过唐朝的宰相,而说过:“安氏,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复入中国以安为姓。”这是用中国传统的“姬姓”话语,来说“安姓”是通古斯血缘氏族。前说“嬴姓”就是“安姓”,还是崇拜鸟图腾的,当然更应该是一个通古斯“金姓”氏族无疑了。

 秦部落的语言像是蒙古语

    南京是六朝古都,江南第一州,在现代都会上海出现前,它是长江流域最大的城市。战国时代,它又是楚国的属地,称金陵邑。秦始皇统

    一中国后,改金陵为“秣陵”,与丹阳、江乘同属会稽郡。两汉沿用秦制,三国东吴孙权改其名为建业,晋恢复旧名秣陵,后长期称江宁。直到为朱明王朝,始谓南京。

    东魏(五三四—五五〇年)时,河南沈丘地方初置“秣陵县”,辖今颖水流域项城、沈丘、郸城等县。颖水发源于中岳嵩山,水量可观,于安徽入淮;是淮河最大的枝流,也是中原的名流;先秦《庄子》有“尧让天下,许由遂逃箕山,洗耳于颖水”的记载,是说一个厌恶权力的古人,听了别人要将权力禅让给他的话,还去把耳根洗洗干净。

    东魏是从北魏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汉人将领在其中专权,鲜卑皇帝只是傀儡。然而,北魏推行汉化政策,东魏却事事效仿鲜卑旧俗。鲜卑语是蒙古语的祖先,蒙古语的“江河”一字是 moren,黄河叫喀喇木伦,辽河叫西拉木伦,“秣陵”也是 moren,据说是秦始皇亲自决定将江边的金陵改名为“秣陵”的,这至少表明他是会说蒙古话的。

    “大良造”是秦国很高的官职。商鞅主持变法,升为大良造。商鞅被诛五年后,魏人犀首(公孙衍)入秦,亦任大良造,即〈秦本纪〉记载的“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一事,看来“大良造”应是文职。然而,后来名将白起屡建战功,封为列侯,官职却也是大良造;那末它就该是一个武职了。因此,“大良造”的意义,还得从语言解析着手。

    蒙古语“大海”是 dalai,通译“达赖”,尾缀-n即成“大海的” dalain,音如“大良”。蒙古民族常把“大海”加誉给地位崇高的人物,《蒙古秘史》说:成吉思合罕意为腾汲思合罕、达赖合罕二词,皆有大海合罕之意。

    而“达赖喇嘛”头衔也是蒙古民族赠予的。一五七八年,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四世传人索南嘉措去蒙古族地区传教,在青海湖边与土默特部俺答汗相会,俺答汗赠送他一个称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这个“达赖喇嘛”就是“大海喇嘛”。

    “造”可能是突厥语中的“啜”,是酋长或官人的意思,而“大良造”就是“大海般的官”。北方民族的语言互相渗透,蒙古语中有大量的通古斯语和突厥语的成分,今天看来“大良造”是蒙古字和突厥字的复合,但“大良”一字再次传递了一个信息:秦部落语言的确像是后世蒙古语的。

    《金史·国语解》是十二世纪金代女真语的一个小字典,它在“物象”一栏中记载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字:“兀典,明星”、“阿邻,山”、“忒邻,海也”。对照蒙古语和满语

蒙古语 满语 金代女真语

星 odon 兀失哈 兀典

山 ulu 阿林 阿邻

海 dalain 墨得 忒邻(即“大良”)

    我们发现“兀典”、“忒邻”二字是与蒙古语一致的。这表明金代松花江流域的女真语言,接受了较多的蒙古语影响;而且表明满、蒙两种语言是在互相渗透着的。因此,两千多年前的秦部落尽管有着通古斯血缘,但可能是以说蒙古语为主的。

    〈秦始皇本纪〉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民曰‘黔首’。”因此,“黔首”是秦部落语言中的“百姓”的意思。南朝著作《史记集解》引东汉人应劭的说法,“黔亦黧黑也”,于是许慎的《说文》也跟着说“黔首”是晒黑了脸的劳动人民了。我则以为不必附会汉语的字义,而更须注重语音的线索,突厥语的“人民”一字“克西”(kesi),可能是“黔首”(拟音 kensu 或 gyensu)的源音。

    〈货殖列传〉提到一个叫“乌氏倮”的富人说: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闲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乌氏倮显然是乌氏(或“兀者”)部落中的戎狄之人,他善于贿赂酋长,得以便利,畜牧致富,而得到秦始皇的重视;一介牧夫竟与列臣朝请,一起议论国事。于是看来,秦王室可能是用戎汉双语进行沟通的;而秦始皇可能是用戎狄语言与乌氏倮交谈的。

    图十 通古斯血缘典型面容

   (臧克家、溥仪、陕北老农、秦兵马俑)

    ·结束语

    从陶制“兵马俑”的面型,也可以悟出秦部落种属的究竟。它们分长、圆两种,我以为长型脸(如溥仪、康生之相)属通古斯—女真系血缘,圆形脸(如歌手腾格尔之貌)属鲜卑—蒙古系血缘。秦是赢姓部落,只是说它的统治家族有通古斯民族的血缘,而它的民众则必然是多源的。

   事实上,“民族”可分成“血族”和“语族”两个概念。人类之初,群体间的接触很少,部落中的血缘和语言都很单纯,血族就是语族。到了人类大规模迁徙和融合的时代,血缘和语言都变得非常混杂,所谓“汉族”、“蒙族”、“满族”、“突厥族”都是“语族”而已,它们的血缘则是“理还乱”了。从上述分析来看,秦部落的语言可能有较浓重的蒙古语特征。而说蒙古话的秦始皇,则可能是一个长脸的月氏—女真人。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初稿,原载《历史月刊》二○○五年五月号,二○○六年二月十二日修改,

 

秦始皇是戎狄之淫证

朱学渊 旧文

    在“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一文中,我曾经说:

    《后汉书·西羌传》说:“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东周]王赧四十三年(昭王三十五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这说的是秦宣后主持并吞邻族,顺便扯出了她年轻放浪的轶事。原来是“武王”在位四年故世,其异母幼弟“昭王立”;相邻的义渠部落酋长“朝秦”,竟与昭王的寡母宣后连生二子。昭王是秦始皇的曾祖父,在位五十三年,他即位时母亲宣后还很年轻。三十几年后她所杀的义渠王,当不会是过去的情人。

    说来,中原文化是绝容不得这种“生活作风”的;然而游牧部落性俗宽松,这位“快乐的寡妇”还握有的大权。商鞅在秦国推行“男女之别”时说:“始秦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商君列传》)这是明说秦国百姓是戎狄之人,而“父子同室”又是乱伦之别谓。商鞅强制推行的“男女之别”,是用中原农业社会进步的性伦理,来教化民众。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秦宣后言辞淫荡,文字虽然不登大雅之堂,但却有人文研究的必要,秦宣后的谈吐和作风,是言如其人。这游牧民族的特征,虽然粗鄙,但比“三从四德”还要人道些了。

    西戎部落的淫乱之风,一直流传至今,数年前美国《世界日报》有一读者写他在“四清运动”时期,在河西走廊汉族地区蹲点,说当地男女经常不在自己家睡觉,夫妻互相也不妒忌;有一个少妇颇有姿色,丈夫去了新疆,她就与全村男子乱搞,后来婆婆看不下去,就让小叔子去照应她,她日有需索,小叔子精枯力尽。作者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很不理解,汉族农区为什么有这种淫风?其实,河西走廊的汉族一部分是中原移民,还有一部分是西戎、西夏的裔民,他们或许都承继了秦宣后的生活作风。

 

    附文

秦宣后拿做爱比政治

---《战国策》唯一一则黄色故事

刘金光

    夜读《战国策》,至“韩策二”时突然读到黄色笑话。事情时这样的。

    有一年楚国攻打韩国,围攻一个地方将近五个月的时间。韩国有点吃不消了,于是就不断派使者到秦国去求助。求助使者所乘坐车辆的盖子都快把道路给覆盖了(所谓“冠盖相望”也),可是秦国一直都不愿意出兵。后来有一个叫尚靳的使者出使,就对秦王说:“韩国以前和秦国关系很好,我听说嘴唇张开牙齿都会感到寒冷(即唇亡齿寒),希望大王好好想想吧。”

    宣太后听了这番话说“韩国来了那么多的使者,就这个姓尚的小子说的还有点意思”,于是就召见尚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后宫扰乱朝政了)这一召见不得了,竟说出了震惊中国古今二千多年的旷世奇言。怎么说的呢?

    宣太后说:“以前我伺候先王的时候啊,当他把一个腿放在我身上时,我就感觉快被压死了。可是后来把整个身子都压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却觉得一点都不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舒服呀!”“现在你让我们秦国救韩国,一点好处都没有谁干啊?”(秦太后的潜台词是,“哼,费力去救韩国,还不如老娘我做爱被压来的爽呢!”)

    哈哈,人家小尚拿唇亡齿寒的道理来比喻,她却拿做爱说事,真是历史上的强人啊。战果出了那么多好色的昏君和相国,可是没有一个说床事的,只有此太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过奇怪,按理说凭古人的民间智慧,可以留下“唇亡齿寒”而为什么就没有留下“腿压身重”的典故呢?

    唉,幸亏战国时期我们的先人还不够封建。不然我们哪里还有机会知道这么好玩的事呢。因为觉得好玩,后来查了下,原来古今很多人都已经留意这件事情了。在南宋鲍彪新注本里说:“宣太后之言污鄙甚矣!以爱魏丑夫欲使为殉观之,则此言不以为耻,可知秦母后之恶,有自来矣!”在清朝王士桢《池北偶谈》里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

    李敖是这么解释这段的“秦国宣太后在外国大臣面前公开描写性交姿式,说自己丈夫一屁股坐上来,因为体重太集中一点,就吃不消;可是全身压上来,因为体重平均分担,所以就无所谓了。”对于古人的怀疑,李敖也说他们全都大惊小怪了,中国古代文明中,在性的看法上,确曾有过开通的一面。大多的性禁忌其实是以后的事。

    原文:

    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王曰:“韩之于秦也,居为隐蔽,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臣闻之,唇揭者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尚靳归书报韩王,韩王遣张翠。张翠称病,日行一县。张翠至,甘茂曰:“韩急矣,先生病而来。”张翠曰:“韩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国知王也,韩之急缓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张翠曰:“韩急则折而入与楚矣,臣安敢来?”甘茂曰:“先生毋复言也。”

    甘茂人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师,故敢捍楚。今雍氏围,而秦师不下,是无韩也。公仲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国南合于楚。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听,是楚以三国谋秦也。如此,则伐秦之形成矣。不识坐而待伐,孰与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师于崤以救韩。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5-31 02:19:2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中国军工首曝35种领先世界超级机器

中国军工的秘密武器:首曝35种领先世界超级机器

网兵

2011-01-28

一、世界最大桥式起重机——大连重工20000吨桥式起重机

    工程总投资:3。5亿元,工程期限:2006年——2008年

这台2万吨桥式起重机提升高度最高为118米,相当于把250节满载的火车车厢提升到23层高的楼上,横梁长129米,为双箱型梁结构,如果把这台起重机放倒,要一个足球场才能把它装下。

2008年4月18日上午10时,烟台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大水坞坞门西侧3号码头彩旗飘扬,世界最大的桥式起重机──命名为"泰山",将自重2万吨的驳船缓缓吊离水面,这标志着2万吨桥式起重机的成功启用。这是目前世界上起重量最大、跨度最大、起升高度最大的起重设备,也是当今世界技术难度最高的大型起重设备。

2万吨桥式起重机由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承制,设备总体高度为118米,主梁跨度为125米;采用高低双梁结构,起升高度分别为113米和83米;这台吊机共有12卷扬机构、整机共48个吊点,每个吊点起重能力为420吨,单根钢丝绳达到了4000米。最大起升重量达20,160吨,全部创下世界之最。可以实现同时提升、同时放下,起升速度为每分钟0。2米。此前,世界上最大的同类起重设备只能起升7000多吨的重量。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先后突破了多吊点起升力矩平衡、多套起升机构同步控制等18项核心技术课题,从和烟台来福士公司签订合同到交钥匙仅用了20个月时间。烟台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在开始建造2万吨桥吊后已经接下了9个半潜式鉆井平台的建造订单,市场情况良好。

在整个2万吨桥式起重机项目工程中,造价8500万元的混凝土基座部分至关重要。为了保证工程按时保质保量竣工,烟台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招标。上百家知名建筑企业参加竞标,通过一番角逐,烟建集团有限公司夺标。2006年6月29日,2万吨桥式起重机混凝土基座工程正式开工。  

2万吨桥式起重机混凝土基座工程共包括四个混凝土基座建设。两个混凝土基座的地面以上高度为100米,其它两个高度为70米。混凝土基座地面以下高度为13。8米,基础底板厚度为4米~6米。整个工程使用商品混凝土量达7000方,钢筋近10000吨。最值得“自豪”的是,该工程混凝土设计强度为C50,而三峡工程船闸、中央电视台新台址等知名工程的混凝土强度才是C40。

大型海洋石油鉆井平台通常用分段建造法,工人要在30米高空组装上百个设备模块。有了这台吊机,就可以实现在陆地安装上层模块,一次将其整体吊装到下浮体上。由此,高空作业、坞内建造时间缩短30%,鉆井平台建造周期平均缩短了半年,实现海洋工程建造工艺的革命。

该设备的成功投产,将改变海洋石油鉆井平台传统建造方式,每一个平台的建造时间可节省100万工时,缩短船舶建造周期30%以上,大大降低了劳动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施工的安全性,对我国和世界船舶海洋工程建造产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世界最大油压机——中信重工18500吨油压机

工程总投资:20亿元以上,工程期限:2006年——2009年

2008年5月22日,中信重工采用10炉冶炼6包合浇的方式一次性组织829。5吨精炼钢水,成功浇铸了毛坯总重达520吨的上横梁。这件油压机上横梁长11。95米,宽3。8米,高4。59米,毛坯总重达520吨。这是目前世界上一次组织钢水最多、浇铸吨位最重的特大型铸钢件。

2008年11月18日,随着250吨天车吊起首件116。4吨的基础梁,并稳稳安放到“新重机”10多米深的基坑,世界最大18500吨油压机及750吨•米锻造操作机安装大幕宣告拉开。这台油压机是为满足我国能源、交通等领域的特殊要求而建造的。它将我国最大锻件能力从现在的190吨提高到400吨。

油压机基础梁的成功吊装是世界最大18500吨油压机及750吨•米锻造操作机安装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为了这一刻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整整奋斗了两年。在过去的两年中,该公司接连创造了三个奇迹:一是建起了总面积27000平方米、最大天车550吨的锻造工部厂房;二是万吨油压机十大件陆续一次性浇铸成功;三是18500吨油压机和750吨•米锻造操作机工程量繁重的基础土建施工顺利完成。4个月后,中信重工世界最大、最先进的18500 吨自由锻造油压机和750吨•米锻造操作机将在这里拔地而起并进入试车。

打破技术垄断

自从对外宣布计划打造一台世界顶尖的重型自由锻造装备起,中信重工制造的18500吨油压机便引起国内外业界的广泛关注。首先在制造规格上,18500吨油压机是目前世界上规格最大的一台重型自由锻造装备,因此被誉为“世界自由锻王国的一顶皇冠”。其次在制造周期上,按照目前的进度,这台设备将刷新业内同类产品的制造时间,将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顺利完成。最后,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原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此次以18500吨油压机为核心设备的“新重机工程”,总投资超过20亿元,全部为企业自筹资金。

长期以来,出于战略考虑,发达国家的大型铸锻件生产制造技术一直对我国实行封锁。这台举世瞩目的油压机配备有先进的每米750吨操作机,形成高度自动化的锻造装备平台,从而将我国最大锻件能力从现在的190吨提高到400吨,最大钢锭生产能力从目前的360吨提高到600吨,可有效缓解我国航空航天、国防、船舶、电力及机械制造等行业急需大型锻压产品的局面,显著提高我国大型自由锻件的生产能力和水平,使我国大型锻压装备的研制水平位于国际前列,对促进我国重大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大型锻压装备的产业化,全面提高我国大型装备制造业总体水平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打破了极少数发达国家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

830吨钢水一次浇铸

2008年5月下旬,中信重工在历经数月的精心准备后开始了18500吨油压机核心部件上横梁的浇注工作。5月22日下午18:36,中信重工“新重机”工程冶铸工部随着指挥长哨声鸣响,即刻红光四射,钢花奔流,10分钟后,世界最大且唯一的,并且是最先进的自由锻造设备18500吨油压机核心部件上横梁顺利浇注成功,整个厂房内顿时一片欢腾。这件油压机上横梁长11。95米,宽3。8米,高4。59米,毛坯总重达520吨,需冶炼10炉6包重量达829。5吨的钢水进行合浇。其重量之巨,各炉钢水温差要求之微,工艺之复杂,合浇之困难,对庞大的系统设施、设备可靠性要求之严,对系统团队的协同配合要求之紧密,在中国铸造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目前世界上一次组织钢水最多、浇铸吨位最重的特大型铸钢件。

原机械工业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陆燕荪,中国铸造协会、中国锻压协会、河南省铸锻工业协会的领导和专家,以及中央电视台、中国工业报、省市电视台等众多媒体记者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三期重大设备制造检查组组长、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陆燕荪认为,它的出现从此改变了中国重大、重型装备锻造的局面,必将彻底打破国内重大装备发展的制约瓶颈,必将成为世界重大装备制造业产业一个里程碑及标志性装备。

这位机械工业的著名专家对中信重工总经理任沁新再三说,你们这二十几个亿花得太值了,特别是自筹资金完成这项大工程,更是难能可贵,十分了不起。作为业内资深专家,他特别称赞了“新重机工程”项目生产工艺流程的高效和科学合理布局。

中信重工以18500吨油压机为核心设备的“新重机工程”项目,主要包括重型冶铸工部、重型锻造工部、重型铸铁工部、重型加工工部、重型热处理工部等。据介绍,新重机工程包含的主要设备有80吨电弧炉、150吨LFV精炼炉、150吨LF/VOD精炼炉、250/750吨•米锻造操作机及有关重型起重、加工、热处理设备等,以及18500吨自由锻造设备。

中信重工领导认为,在重型装备制造领域,没有核心装备将永远进入不了世界一流企业行列,为了这一目标,中信重工只有打破常规,从而获得令人难以企及的飞跃发展。

世界上规格最大、技术领先

   18500吨油压机的相关数据:该油压机地上高度20米,地下深度7。5米,可移动工作台达5。4×13米,最大镦粗力18500吨,整机重达4000多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规格还是技术,该油压机都是惟一的,投产后将使中信重工站在世界自由锻造的巅峰。被锻造行业誉为“世界自由锻造王国的一顶皇冠”。

在总体结构上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首次采用最新的三梁、两柱、上传动、预应力框架式结构,并在关键的立柱上突破常规圆形四立柱设计,首次采用两个大矩形立柱,使主机的整体性、抗弯性、稳固性达到最佳。加上采用精确的导向和控制系统,完全可以保证两个工作砧子之间完美的同心度和平行度,实现精确锻造。

该机一改常规的圆柱形四立柱设计方案,采用两个大型矩形立柱和预应力机架,使主机整体性达到最好,大大增强了整机的抗弯性和稳固性,并为精确锻造奠定了基础,加上采用精确的导向系统,保证了两个工作砧子之间完美的同心度和平行度。同时,采用3/2工作油缸设计理念,将三个直径达1。4米的工作油缸配置成可调节选择的3个压力范围,从而保证了对不同锻件的良好适应性,并比传统设计节能30%左右。由于压力可调节,该机在2缸运行时锻造速度每分钟最高达66次,工作效率是同规格普通水压机的3倍。该机采用可视化计算机操作控制台,当砧具红热时可遥控快速更换,可以说在自动化控制技术上也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使整机工作效率和自动化程度达到世界最高。

该油压机将配置世界上最先进的750吨•米锻造操作机,并联动形成一个高度自动化的重型、特大自由锻造装备平台,成为世界自由锻造行业的一道壮观风景。

中信重工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原洛阳矿山机器厂),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曾担任公司技术顾问,公司第一任厂长纪登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焦裕禄同志曾在公司担任一金工车间主任。1993年并入中信集团,更名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2008年元月,改制为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历经半个世纪的建设与发展,目前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矿山机械制造企业、中国最大的重型机械制造企业之一,是中国低速重载齿轮加工基地,中南地区铸锻和热处理中心,国家级理化检验认可单位和国家一级计量企业。公司通过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GB/T28001-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拥有甲级工程设计院,即洛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研究院,是国内最大的矿山机械综合性技术开发研究机构。经过50多年的发展,公司服务领域已从单一的矿山机械产品,扩展到煤炭、建材、冶金、有色、电力、化工、环保、(军工)等行业,产品遍及国内各地,远销欧、美、亚、非等国际市场。众多科研成果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被誉为“中国工业的脊梁,重大装备的摇篮”。

2005年以来,公司进入中国制造业500强,公司技术中心列全国332家国家级技术中心第34位,重机行业位居第一;入选中国企业信息化建设500强。公司LK牌大型球磨机、大型减速机、大型辊压机、大型水泥回转窑四项产品荣获中国名牌称号,名牌数量列行业第一。2006年,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曾培炎分别莅临我公司视察,给予高度评价并对公司发展寄予厚望。2008年被国家确定为创新型试点企业。

三、世界最大数控卧式车床——武重DL250型5米数控重型卧式车床

工程总投资:1亿元以上,工程期限:2006年——2008年

2006年9月,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二重集团签订一台国际最大的DL250数控五米超重型卧车供货合同。DL250数控五米超重型卧车广泛应用于水电、核电、造船、航天、军工等行业,加工如轧辊、汽轮机转子及围带、发电机及水轮机主轴、机器主轴、重型曲轴、卷扬机及船舶绳筒等。

这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国产化装备,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规格的超重型数控卧式车床,其最大回转直径、承重、双刀架双方式组控制方式、镗杆纵向运动采用数控龙门轴控制等多项技术都将创造世界第一。

这台DL250型数控卧式机床,床身长50多米,最大直径为5米,总重量1450吨,其零部件加工的承重量可达500吨,最大加工长度20米,过刀架最大加工直径4。5米,总切削力350KN,主电机功率284KW,堪称当今全球最大规格的超重型数控车床。同时,这台超重型机床的加工精度为0。006毫米,约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可加工锥面、曲面、台阶轴、槽及螺纹。配置不同附件,还能铣削、磨削、镗孔,广泛用于水电、核电、造船、航天、军工等行业。

武重集团的科技人员采用国际先进标准,通过一年多时间的自主创新和研发攻关,以多项核心技术和先进技术指标再创业绩。此前,国内外生产的超重型卧式机床的承重量一般在300吨以下。这项高科技产品即将投入我国的水轮机主轴、燃机、核电转子等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主要用于大型核心部件的生产加工,它对提高我国能源发电行业和远洋船舶制造工业的整体水平,将产生重大影响。

四、国产首台九轴五联动机床——大连机床CHD-25九轴五联动车铣复合中心

工程总投资:1000万元以上,工程期限:2000年——2006年

2006年6月12日,德国世界杯举办期间,第七届中国国际机械装备展览会(CIMES & CMTF 2006)在北京开幕。中国大连机床厂为给德国世界杯助兴,特别使用展台上的“九轴五连动车铣复合机床数控机床”精心雕刻出一个金属足球,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CIMES & CMTF 2006”是继德国EMO、美国芝加哥后,世界第三大国际机床展。

该机床是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自行研制和开发的,是专为军工制造业、航天航空制造业而研制的,获CCMT2006国产数控机床春燕奖。该机床为模块化设计,可实现从两轴两联动到九轴五联动的自由组合。机床为双电主轴(内置式电主轴)、双刀架(上下刀架)、带C轴和Y轴及B轴。机床共有11个伺服轴,带有自动换刀系统,标准配置刀具为42把,最多可扩展到92把;可在高速旋转下实现零件对接。

该机床特别适合于军工、航天航空制造业中高精度复杂型面零件(例如:发动机叶片、叶轮及高精度复杂模具等)的加工。

多轴联动数控机床

数控机床采用数字化信号通过伺服机构对机床运动及其加工过程进行控制,从而使机床自动完成零件加工。数控机床是一种高度机电一体化的产品,具有高效率、高精度、高柔性,是利用自动控制技术和微电子技术发展起来的高技术产品。

数控机床的可控坐标轴及坐标系是用程序编制的文字地址语言描述运动轨迹的基础,标准的坐标系是右手直角坐标系,姆指为X轴,食指为Y轴,中指为Z轴,指尖指向各坐标轴的正方向,即增大刀具和工件距离的方向。

如果在X、Y、Z轴之外还有平行于它们的直线运动,分别指定为U、V、W轴,如:还有第三组运动,则指定为P、Q、R。若有旋转轴时,规定绕X、Y、Z轴的旋转轴分别为A、B、C轴,其方向为右旋螺纹方向。例如:数控刨台式铣镗床,镗轴横向移动定义为Z轴,立柱在Z方向上的移动即定义为W轴,主轴箱上下移动定义为Y轴,围绕Y轴的旋转工作台定义为B轴,工作台左右移动定义为X轴。

直线坐标轴X、Y、Z的判定顺序是:先Z轴,再X轴,最后按右手定则判定Y轴。Z坐标轴的运动由传递切削力的主轴决定,X坐标轴的运动是水平的,它平行于工件装夹面,Y坐标轴根据X、Z坐标轴,按照右手直角坐标系确定。

根据加工要求不同,数控机床可以实现不同的配置,例如:三轴二联动、三轴三联动、四轴三联动、五轴四联动、六轴五联动、七轴五联动、九轴五联动、十三轴五联动等。三轴、四轴等是指可控制的运动坐标轴数,联动是指可以按特定的函数关系同时控制的运动坐标轴数,从而实现刀具相对工件的位置和速度控制。一般情况下,通过五轴联动方式即可实现连续轨迹控制,用于加工复杂的空间曲面。

五轴联动数控机床一般控制三个直线坐标轴和两个旋转坐标轴同时运动,使刀具和工件能够按照规定的运动轨迹进行切削加工,适合于加工叶片、螺旋桨、机翼等复杂型面的零件。两个旋转坐标轴可以是转台的回转及刀具的摆动,也可以是控制平转台和立转台的联动,或控制刀具作两个方向的摆动。

五轴机床的种类

图3 摇篮式

图4 立式

图5 卧式



 “东芝事件”始末

    说到高技术间谍战不能不说到“东芝事件”。1987 年 5 月 27 日,日本警视厅逮捕了日本东芝机械公司铸造部部长林隆二和机床事业部副部长谷村弘明。他们被指控在东芝机械公司与挪威康士堡公司合谋,非法向前苏联出口大型铣床等高技术产品的案件中负有直接责任。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东芝事件”。

1、海军的难题

在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中,前苏联的潜艇一直处于劣势,这是因为前苏联潜艇噪音极大,以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方面能确切掌握其行踪。在 200 海里之外,美国海军就能测出前苏联潜艇的位置,并能跟踪它。苏军认识到,如不尽早设法消除潜艇噪音,不管建造多少潜艇,打起仗来,都逃脱不了“折戟沉沙”的厄运。

潜艇的主要特点是隐蔽性好、自给力强、续航力和突击威力大,能远离基地长时间、独立地在海上遂行消灭敌运输舰船和大中型战斗舰艇,破坏、摧毁敌基地、港口和岸上重要目标,进行侦察、反潜、布雷、巡逻,以及运输少量人员和物资等战斗任务,对敌方具有致命的威胁。但是,要消除潜艇噪音谈何容易!现代潜艇噪音主要来自潜艇内部机械和推进器。一艘潜艇在每秒十周频率范围的噪音,有 90%出自它转动的推进器。这种噪音是反潜探测的重要信号源。一艘潜艇噪音增加 10 分贝,它的暴 露距离就会增大 1~3 倍;反之,噪音降低 5 分贝,它的暴露距离就会减少到 原来的 1/3。要生产在水下推进时旋涡小、噪音低、对方声纳很难探知的先进螺旋桨,就需要由电脑控制的高精度加工机床。美国等西方国家,从其自身的安全利益出发,一直严密防范有关螺旋桨叶片加工的高技术流入前苏联。前苏联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就多方动员力量,特别是情报机关的力量,千方百计从西方国家获取制造潜艇的高科技。于是,科技间谍们开始行动了。

2、秘密协议

1970 年前苏联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机械工具展览会上,曾向丹利机械公 司订购了 6 台专供潜艇推进器作整形和打光用的巨型铣床,但后来因美国海军的干涉而作罢。

1979 年,机会终于来了,以全苏技术机械进口公司副总经理为掩护身份的前克格勃高级官员奥西波夫,通过日本和光贸易股份公司驻莫斯科事务所所长熊谷独和伊藤忠商社与日本东芝机械公司及挪威康士堡贸易公司拉上线。1982 年 12 月至 1983 年 6 月,后者非法向前苏联出售了 4 台大型 MBP-11OS型 9 轴数控大型船用螺旋桨铣床,成交额达 37 亿日元(当时合 1 800 万美元)。一年后,前苏联又从东芝机械公司进口了研磨机和控制研蘑机用的计算机修正软件,用于提高机床的性能。这种高约 10 米、宽 22 米、重 250 吨的铣床, 可以加工重达 130 吨、最大直径 11 米的船用螺旋桨,使误差降至毫厘以下。这样的螺旋桨不仅能提高航空母舰的速度,而且能大大降低潜艇推进器发出的噪音,从而使潜艇更难被发现和跟踪。这种高性能的机床,是由冰岛以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和日本等 15 国组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严格限制出口的产品。该委员会曾明文规定,具有 3 轴以上加工能力的数控机床,属于战略物资,禁止向前苏联、东欧等共产党国家出口。

为了掩人耳目,前苏联没有向日本订购与 9 轴铣床相配套的电脑控制系统,而是坚持要挪威国营武器制造公司——康士堡贸易公司,向东芝机械公司提供 4 台 NC2000 数字控制装置,由东芝完成总装后,出口前苏联。前苏联为此还与康士堡公司单独签订了秘密合同。这种数控装置通常与不为“巴统”所限制的两轴机床配套使用。但是,只要改变一下配线和电路,就可作为 9 轴机床的数控装置。此前,康士堡公司已将这种非法转换的数控装置,销往前苏联达 20 台之多。另外,这个公司还向前苏联秘密出口过火炮自动瞄准电脑,它是前苏联秘密交易的老搭档。

l981 年 4 月 24 日,前苏联和日本的签约仪式在东芝公司的外贸代理商——伊藤忠商社驻莫斯科办事处举行。包括奥西波夫和托洛特斯基在内的苏方代表,在长达 120 页的合同上签了字。合同上写的是技术性能较低、不为 “巴统”所禁止的 4 台两轴铣床。但事实上,在前克格勃特工奥西波夫等精心策划下,东芝机械公司和前苏联早已“暗渡陈仓”,签订了一份保证在发货时以“狸猫换太子”的手法,提供 9 轴铣床的秘密协议书。

3、“偷梁换柱”

    1981 年 5 月 19 日,即日本、前苏联秘密协议签订后的一个月,东芝机械公司即向日本通产省申领向前苏联出口的许可证书。申请书诡称,是用于加工水力发电机叶片的简易 TDP—70/110 型两轴铣床,隐瞒了 9 轴铣床的高性能,从而骗取了通产省的出口许可证。在以后的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东芝机械公司完成了 MBP-IIOS9 轴机床的总装任务。从 1982 年 12 月至 1983 年 6 月,东芝公司陆续将上述 4 台机床出口到前苏联。其中第一批机床,以几十个条板箱分装,由东京芝浦码头吊到前苏联“老布尔什维克”号货轮上。当时,和光贸易股份公司驻莫斯科代表熊谷独,还专程返日,在东京码头督促装运。日本海关人员,因事先已检查过伪造的、写有两轴铣床的书面文件,所以免于拆箱检验实物,并挥手放行。由东芝机械公司组装的 4 台大型 MBP-11OS 电脑控制的 9 轴螺旋桨推进器工作母机,就这样顺利通过日本海关,运往前苏联。

此外,前苏联还在 1984 年秘密向东芝机械公司购买了同样被“巴统”禁运的 5 轴铣床和 12 个供 9 轴铣床使用的铣刀和超量零部件,以及附有可提高工作效率的电脑软件。

这 4 台 9 轴铣床安装在前苏联海军的一个主要造船厂——列宁格勒市的波罗的海造船厂。该厂有一个规模庞大的螺旋桨制造车间,曾建造过“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和 W 级潜水艇。

为了掌握技术、争取时间,前苏联军方临时改变主意,只要日方安装两台机器,其他两台由他们的技术人员组装。在安装过程中,前苏联除对日、挪技术人员展开了大力争取外,还组织了一批本国技术人员,采取“现学现卖”的办法,白天随师学艺,帮日、挪技术人员安装机器,晚上再挑灯夜战,按白天所见方法,如法炮制,安装另外两部机器。这样,前苏联在很短时间内就生产出了新型推进器。在波罗的海造船厂的那些 9 轴工作机床,一年可制造 12~17 部高质量的推进器,从而使前苏联潜艇的推进系统技术有了很大长进,使它们的速度更快,声音更小,更不易被发现。

从 1975 年至 1985 年的 10 年问,前苏联潜艇噪音降低了 30 分贝。这种明显的进步,使西方人士感到震惊。1986 年,前苏联装备海军的新型核潜艇的噪音,只相当于以前核潜艇的 10%,使美国海军直到近在 20 海里以内,才有可能侦测出来。

1986 年 10 月,一艘负有特殊“研究”使命的、载有许多最新实验追踪器材的美国海军 688 型核潜艇——“奥古斯塔”号,在直布罗陀附近因为没有侦测到一艘正在追踪的前苏联潜艇的噪音,竟然与之相撞,造成 270 万美元的损失。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承认,美国海军反潜飞机和舰艇搜寻这类新型潜艇,比过去要困难 10 倍。

9轴铣床加工的螺旋桨,还将大大提高前苏联 4 艘新造航空母舰和其他 新型潜艇的航速。1984 年 8 月,美国侦察卫星将前苏联正在建造的、暂时命名为“克里姆林”号的新型核动力潜艇拍照下来。根据这些卫星照片分析,其排水量可达 7500 吨,动力 24 万马力,最高速度 33 节。

4、秘密交易曝光

1985 年 12 月,日本、前苏联秘密交易当事人之一、日本和光贸易公司驻莫斯科代表、当年 51 岁的熊谷独,因和他的雇主发生纠纷而辞职,并向“巴统”委员会主席盖尼尔·陶瑞格递交了一份关于揭发东芝机械公司向前苏联出口 4 台 9 轴工作机床的报告。

陶瑞格当即将这份报告给日本代表过目。日本代表表示,要马上调查此事。日本通产省进行调查时,东芝机械公司则以预先签署的假合同和其他技术文件资料为佐证,矢口否认,并于 1986 年 3 月通过日本代表,向“巴统” 委员会主席保证,绝对没有像熊谷独所指控的那件事。但美国国防部技术安全署在全球性追踪的电脑报表中,发现前苏联正在采购潜艇科技。

1986 年 12 月,技术安全署主任布雷耶和美国国防部次长菲烈德前往东京,与日本副外相会面,并向他出示证据。但此次会面极不融洽。日方坚称,经过调查,绝对没有发生过将巨型机械售予前苏联的事。

布雷那和他的伙伴在东京调查碰壁后,就决定要在“巴统”年会上公开予以揭露。1987 年元月 28 日,美国人在法国巴黎“巴统”年会上,放映事先制作的日本东芝机械公司向前苏联出口 4 台装配有挪威生产的数控装置的9 轴大型铣床的幻灯片。日本和挪威代表当即退出会场。事后,日本代表向美国技术安全署主任布雷耶表白:“美国的这项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日本出售给苏联的铣床都是简易型,并事先获得协委会的核准。”布雷耶涨红脸高声反击道:“永远别再对我说这些,美国提出的是绝对可靠的资料。”

4 月 30 日,日本警视厅采取紧急行动,以违反外汇管理法为由,对东芝机械公司总部和静冈县的沼津事务所等 14 个机构进行全面搜查,缴获了全部档案资料。至此,过去被谎言、假合同所掩盖的秘密交易,在确凿证据的面前,现了原形。日本新闻界充满了震惊和羞辱,前首相中曾根正式向美国就此案给“双方安全”利益所造成的危害表示道歉,并表示对有关人员将通过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五、重型船用螺旋桨加工机械——武重CKX5680七轴五联动车铣复合机床-

  工程总投资:1000万元以上,工程期限:2005年——2007年

2007年9月18日,国家科技部组织高新技术产品专家验收组专程到武汉,对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课题——CKX5680数控七轴五联动车铣复合加工机床进行了验收。这一代表我国船舶加工设备高、精、尖项目的完成,标志着我国数控重型机床制造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大型船舶螺旋浆加工设备重型七轴五联动车铣复合加工机床是国家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该项目主要由武重集团公司承担,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镇江船舶螺旋浆厂参与,产学研相结合共同研制完成的。该机床的最大加工直径达8m、高度达2m、工作台承重达100吨,不仅具有精密铣削加工螺旋桨叶面(包括重叠部分)的功能,而且还能利用车铣功能复合的特点,实现螺旋桨的一次装夹多表面的加工,将大大提高我国舰艇用螺旋桨的加工质量。本项目在主机、控制及空间曲面加工等方面均取得了自主创新的成果。其研究和开发的核心技术,能为我国的能源行业的现代发电装备关键零部件(如大型叶片、水轮机转轮等)的制造加工提供共性加工技术和装备制造技术;为我国飞机发动机、火箭发动机以及舰艇螺旋桨的制造,提供高性能的国产制造装备;填补国内空白,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限制和封锁。该技术无论是对我国国防建设,还是对国民经济相关行业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04年12月14日,大连船用推进器厂为丹麦A P.莫勒-马士基集团奥登希船厂制造的、世界最大级别的超大集装箱船用螺旋桨,顺利通过了美国ABS船级社和船东的严格检验并交工,于2004年12月16日装船运往丹麦。

此次交工的超大集装箱船用螺旋桨为6个桨叶,直径达8。95米,总投料重达1 60吨,成品98。4吨,比30万吨VLCC油船用螺旋桨还重25吨,建造难度也大得多。制造过程中首次采用了3个铜水包同时浇注、6台中频感应电炉一起熔炼的高难工艺,并一次浇注成功。螺旋桨叶面采用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五轴联动数控铣床加工,产品内在质量和表面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只大桨从开工到制造完成仅用了3个月时间,创造了世界建造同等级别船用桨最快纪录,产品质量受到船东、船检方面的一致好评。一位韩国客商在参观大桨生产现场后惊叹道,没想到在中国具有如此生产能力和水平的企业。

大连船用推进器厂与丹麦奥登希船厂共签订了7只超大型集装箱船大桨建造合同,其余6只全部于2005年10月底前交工。现代重工制造的用于7800 TEU 集装箱船,重达106。3吨、直径达9。1米的世界目前最大的螺旋桨。

 

六、世界最大数控轧辊磨床——上海机床MKA84250/15000-H数控轧辊磨床

工程总投资:1000万元以上,工程期限:2006年——2008年

2006年10月12日,由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为上海重型机器厂有限公司制造的世界最大的数控轧辊磨床MKA84250/15000—H正式签约。这是继 MK84160/H、MK84200/12000—H数控轧辊磨床后,上海机床厂再度承制的超重量级产品,它标志着机床厂极端制造又将树起一个新的里程碑,同时也标志着我国重载高精度数控机床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此次为上海重型机器厂制造的MKA84250/15000-H数控轧辊磨床最大磨削直径为2500mm,有效磨削工件长度为15米,最大磨削工件重量250吨,机床总体布局采用工件床身与拖板床身分离的结构,轧辊软着陆装置采用专用承载结构。数控系统采用德国西门子公司数字式SINUMERIK 840D CNC系统,并配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系统。

具有自动趋进功能、砂轮磨损及修整后补偿功能、故障智能诊断、查询功能、程序自动控制磨削、砂轮架进给超程、过载保护等功能。此轧辊磨床可专用于轧辊制造厂新辊制造的磨削,主要可承担热连轧机组、宽厚板机组支承辊、工作辊等大型轧辊制造的粗磨、精磨工序加工,并可完成辊身、辊颈、托肩的外圆、锥面等部位的磨削加工,也可用于钢厂修磨轧辊。

 

七、世界最大薄膜式LNG船——海上超级冷冻车

工程总投资:11亿元以上,工程期限:2006年——2009年

LNG船是专门用于运送液化天然气的专业船只,这艘LNG船一次可以运送14万吨体积被压缩了620倍的天然气,这些天然气解压后体积可达9000万立方米,足够上海市民使用一个月。

2008年4月3日,我国第一艘液化天然气(LNG)船“大鹏昊”在上海顺利交付船东,这是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建造的世界上最大的薄膜型LNG船。

“大鹏昊”于2004年12月15日开工建造,长292米、船宽43。35米、航速19。5节,装载量为14。7万立方米,是世界上最大的薄膜型LNG船,比波音飞机还贵,身价高达1.6亿美元。该船采用保温瓶原理,货舱设计了半米厚的隔热“内胆”,其中两层绝缘箱内藏珍珠岩,有效阻隔热量传递;最关键的内壁使用殷瓦合金钢板,0。7毫米的厚度薄如一张牛皮纸,全船焊缝就长达100多公里,而且要做到“天衣无缝”;船上各种部件能实现40年抗疲劳工作,跻身全球“长寿”巨轮行列。

“大鹏昊”已于2008年5月2日满载65000吨LNG,顺利抵达广东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秤头角接受站,圆满完成了从澳大利亚—中国之间2700英里的LNG运输航线上的首航任务。途中,“大鹏昊”经受了多种海况考验,各项性能指标和建造质量均受到好评。

2008年7月10日,我国第二艘液化天然气(LNG)船“大鹏月”在上海顺利交付船东,这条船的船坞周期仅为160天,比首制船缩短近一个月,码头周期比首制船缩短66天,总建造周期比首制船缩短126天。

LNG船是指将LNG从液化厂运往接收站的专用船舶,是国际公认的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三高”产品,LNG船是在 162摄氏度(-162)低温下运输液化气的专用船舶,是一种“海上超级冷冻车”,被喻为世界造船“皇冠上的明珠”,目前只有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的少数几个国家的13家船厂能够建造。

内壁厚度0。7毫米温度控制零下163℃

把天然气“压”成液态,体积可缩小到六百分之一,但温度要控制在零下163℃,这谈何容易!我国首制LNG船采用保温瓶原理,为货舱设计了半米厚的隔热“内胆”。其中两层绝缘箱内藏珍珠岩,有效阻隔热量传递。最关键的内壁使用殷瓦合金钢板,0。7毫米的厚度薄如一张牛皮纸,由此带来许多技术难题。由于钢壁太薄,必须一小块一小块拼接,全船焊缝就长达100多公里,而且要做到“天衣无缝”。工人在焊接时不能打一个喷嚏,还不能有一滴汗水沾上“钢衣”,否则保温内壁就有可能出现纰漏。此外,在长达两个半“马拉松”路程的焊缝周边,设置了3000多个低温报警装置。

一次航行起码要十多天的液化天然气船,最担心藏品外溢或汽化,憋了“一肚子气”的巨轮无疑成了重磅炸弹。但在航行中,液态天然气出现汽化在所难免,硬堵不如疏导,把汽化的天然气作为动力来源驱动巨轮行驶,但每天蒸发率必须在0。15%以下。身价高达1。6亿美元的LNG船,比一架波音747客机还贵,也是中国唯一不喝柴油的“绿色”巨轮。

长寿巨轮需建三年失之毫厘罚款百万

最昂贵的定价,就有最苛严的要求,国产首艘LNG船也不例外。首先,各种部件能实现40年抗疲劳工作,跻身全球“长寿”巨轮行列。其次,建造、总装周期只有38个月,巨轮远航后,吃水深度每出现1厘米的误差,就要罚款100万美元。

韩国目前是全球LNG船建造设备能力和实际建造能力最强的国家,他的LNG船的核心技术来源于法国GTT公司,因此每建造一艘LNG船,韩国船厂就要向GTT公司支付约为1000万美元的专利使用费。因此韩国政府和船企决心联手合作,攻破技术难关,开发属于韩国自己的LNG船关键技术。日本从1971年买进技术到1981年造出第一艘船花了10年时间。

目前世界液化天然气船的储罐系统有自撑式和薄膜式两种。自撑式有A型和B型两种,A型为菱形或称为IHISPB,B型为球形。

LNG船的储罐是独立于船体的特殊构造。在该船舶的设计中,考虑的主要因素是能适应低温介质的材料,对易挥发或易燃物的处理。船舶尺寸通常受到港口码头和接收站条件的限制。目前12。5万立方米是最常用的尺寸,在建造船舶中最大的尺寸已达到20万立方米。LNG船的使用寿命一般为40~45年。

从总体上看薄膜型LNG船在船型性能方面要优于MOSS型,但MOSS型具有货物装载限制较少等使用操作上的优点,而且,在早期的LNG海运中,MOSS型船占有较大优势。

中国LNG建造计划

船名 总长型宽 货物总容积(在-163℃) 船速预计交船时间

大鹏昊 292米 43。35米 147210立方米 19。5节 2007年四季度

大鹏月 292米 43。35米 147210立方米 19。5节 2008年二季度

闽榕 292米 43。35米 147210立方米 19。5节 2008年四季度

闽鹭 292米 43。35米 147210立方米 19。5节 2009年二季度

大鹏星 292米 43。35米 147210立方米 19。5节 2009年三季度

中日韩是世界三大造船国,日韩长期把持世界造船市场,而近几年中国造船业呈现爆发性增长态势,对日韩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日韩企业为了延缓中国对高端船舶订单的冲击,采用将大量低端船舶转移到中国生产的策略,企图以此压制中国船企的成长空间。不过目前看来此举并未见效,中国沿海地区众多的民营船企吸收了大量低端船舶订单,而大型国有造船企业继续在向高端船舶及海上装备发起冲击,众多高端船舶订单也正在逐步向中国转移。

 

八、世界最大模锻液压机——三台齐造,10万吨级航空工业关键设备

工程总投资:40亿元以上,工程期限:2008年——2012年

中国目前最大的30000吨级模锻液压机,位于重庆市西南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于1971年制造。

稍有机械制造知识的人都知道,大型模锻液压机是机械制造业不可或缺的重要装备,也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装备。大型模锻液压机是发展航空、航天工业必不可少的装备外,其他重要工业部门也需要大型锻件,如燃气轮机用大型轮盘锻件、烟气轮机用大型轮盘锻件、各类发动机叶片、大型船用模锻件、电站用大型模锻件、压力容器锻件,以及其他类型民用品模锻件的生产,都离不开大压机。

  国产10万吨级锻压机落户苏州昆山

2008年10月16日下午,与中国大飞机工程配套的大型模锻液压机项目——苏州昆仑先进制造技术装备有限公司正式落户江苏昆山周市镇。该公司将联合清华大学等机构,整合各方资源,设计制造世界最大的10万吨大型模锻液压机,这一项目将改变世界航天航空业大型锻件生产格局。

据了解,苏州昆仑先进制造技术装备有限公司由市国科创投、爱博创投、启迪科技和清华大学颜永年教授等发起设立。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长期从事装备制造技术研发,经过30多年的努力,以颜永年教授为带头人的研发团队,在大型模锻液压机的整体结构和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研究成功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预应力钢丝缠绕剖分/坎合技术等核心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苏州昆仑先进制造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将采用颜永年教授上述核心技术,从事重型机械装备的设计与制造。

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拥有4万吨级以上模锻液压机生产能力的国家只有美、俄、法3国。颜永年教授研发的预应力钢丝缠绕剖分/坎合技术等核心技术,不仅是重型机械装备包括大型模锻液压机的核心技术,应用该项技术还成功设计了国家大型飞机自主研制所急需的8万吨模锻液压机等重大装备,使我国成为第四个具备4万吨级以上模锻压机生产能力的国家。在昆山建设实施的10万吨大型模锻液压机项目,将是世界最大的模锻液压机,将极大提升我国航空关键零部件的制造能力,使我国大型航空锻件的生产水平得到质的提升,并将改变世界航空大型锻件生产格局。

2007年3月,我国宣布启动大飞机工程。据统计,一个常规的飞机项目可直接带动600家企业的发展,间接带动2500余家企业发展。苏州昆仑公司实施的10万吨大型模锻液压机,是大飞机项目成型制造起落架等关键部件的制造设备,将为周市镇打造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基地,引进航空、航天工业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奠定坚实基础。

目前中国已经开工上马的8万吨以上级模锻压机至少有3台,分别位于昆山、阎良、德阳,可分别配合上海、西安、成都等地的航空航天产业。这标志中国装备制造业整体水平进一步提升,实现了中国锻造产品从高端产品向世界顶级产品的跨越,关键大型锻件受制于外国的时代彻底结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和维护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重要战略装备。

更令人震惊的是,清华大学已经研发出16万吨模锻液压机,只因目前我国制造业尚不需要如此之大的模锻液压机,一旦国家需要,即可出图制造。16万吨是俄罗斯7。5万吨压机的2倍多,是美国4。5万吨的3。5倍多。惊人的数字,中国必将成为世界锻压业新的霸主。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于2006年底建造出15000级自由锻造液压机。

大型航空模锻液压机

现代飞机制造中,轻金属(主要是钛合金)的使用比例越来越高。只有更多地使用轻金属,飞机的性能才能不断得到提高。但是,像钛合金这样的轻金属,其变形时需要很高的单位压强。要生产轻金属模锻件,就必须大幅增加压力机的工作压力。除航空、航天工业外,其他重要工业部门也需要大型锻件。如燃气轮机用大型轮盘锻件、烟气轮机用大型轮盘锻件、各类发动机叶片、大型船用模锻件、电站用大型模锻件、压力容器锻件,以及其他类型民用品模锻件的生产,都离不开大压机。

美国波音747~787、A320~380客机的钛合金起落架,F-16战斗机钛合金机身隔框,D-10飞机的后支承环,915发动机机座,苏27~33战斗机钛合金大型结构件,GT25000舰用燃气轮机直径1。2米涡轮盘等都是在上述大型模锻水压机上模锻成形的。

当前正在进行的11#工程(歼11)国产化项目,自行研制的10#工程(歼10),FWS-10发动机,GT25000型舰艇用燃气轮机以及正在研制的"四代机"等关系到国防实力的项目,其配套模锻件,都需要在7万吨以上水压机上模锻成形。从国外购进,不但价格昂贵,而且存在隐患,一旦国际形势变化,就很难保障供应,绝非长远之计。最近在美国的高压之下,乌克兰、以色列等国取消了对我国的军工合同就是最好的例证。

过去我国没有大压机,大型锻件的生产要通过铸造或者自由锻造的方法来进行。由于材料消耗高,而且精度不够,致使一些锻件不得不进口。

当今世界上航空制造业强国都拥有4.5万吨以上的重型模锻液压机。美国拥有两台4.5万吨模锻液压机,俄罗斯拥有两台7.5万吨模锻液压机,法国拥有一台6.5万吨模锻液压机。空中客车公司生产的A380客机起落架的成型,就是在俄罗斯7.5万吨压力机上完成的。

在大型机械设备和重要装备中,如轧钢、电站(水电、火电、核电)、石油、化工、造船、航空、航天、重型武器等,都要采用大型自由锻件和大型模锻件,这些大锻件都是采用大型自由锻液压机和大型模锻液压机来锻造。因此,大锻件生产在先进工业国家都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从一个国家所拥有大型自由锻液压机和大型模锻液压机的品种、数量和等级,就可衡量其工业水平和国防实力。

第四代战机的垄断者——美国F-22。第四代战机大量地采用钛合金和适量的铝合金和高强高韧合金结构钢,锻件制成的零件重量约占飞机机体结构重量的20-40%;第四代军用航空发动机(推力重量比=10)锻件材料大量选用钛合金和和高温合金,锻件制成的零件重量接近发动机结构重量的80%。

大型模锻液压机是随着航空工业的需要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为了发动侵略战争,为制造战斗机的需要,于1934年制造了7000吨模锻液压机,1938--1944年期间又先后制造了30000吨模锻液压机1台、15000吨模锻液压机3台。英国于1937年制造了12000吨模锻液压机1台,其他国家都没有万吨模锻液压机。

1942年爆发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为加速生产战斗机,曾建造百余台中小型模锻液压机,但最大公称压力仅5000吨。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美、苏两国以德国战败赔偿为由,从德国拆走了一批万吨级模锻液压机,美国拆走2台15000吨模锻液压机,苏联拆走15000吨及30000吨模锻液压机各一台。

1955年,美国为发展飞机制造业,梅斯塔(MESTA)公司为美国铝业公司制造1台45000吨模锻液压机,劳威公司(LOEWY)为Wyman-Gordon公司制造了1台45000吨模锻液压机。

1961~1964年苏联为发展航空和航天工业,在这期间建造了一批大型模锻液压机。如新克拉马托重型机器厂(HKM3)制造2台75000吨模锻液压机,分别安装在古比雪夫铝厂和上萨尔达钛厂。

1972年瑞典建造80000吨新型钢丝缠绕结构模锻液压机。

1976年法国AD公司向苏联新克拉马托重型机器厂(HKM3)订购1台65000吨多向模锻液压机。

截至20世纪末,全世界共有万吨级模锻液压机40余台,美、俄各有10余台,约占总台数和总吨位的70%,其建造背景均源于发展航空航天工业。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锻压工艺的改进,需要的水压机规格有所降低,新制的自由锻造水压机一般都不大于8千吨。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民航客机——A380。虽然法国已有70年代向苏联订购的65000吨模锻液压机,但A380客机起落架的成型,仍然需要到俄罗斯的75000吨压力机上完成。

曾振奋过中国人的科技成就——1961年上海设计制造出一万吨级自由锻造液压机,已经运行了40多年。

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

自由锻造水压机是用上、下锻砧和简单工具进行自由锻,主要用于单件和小批生产。大型自由锻造水压机是制造重型机器的关键性设备。从19世纪末期美国制成第一台1。26万吨的自由锻水压机以来,全世界曾先后制造过20多台万吨以上的水压机,其中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制成2台。

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沈鸿致信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制造万吨水压机的建议,此建议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并把信立即批给总书记邓小平:“此件请即刻付印,发给各同志阅。”毛主席还亲自拿着这封信,问上海市代表:上海能不能干?愿不愿干?上海市代表经过考虑,认为可以干。于是,上海马上成立了设计班子,由沈鸿亲自任总设计师,到上海主持设计和制造工作,林宗棠任副总设计师,徐希文任技术组长。以上海江南造船厂为主进行制造,上海重型机器厂等几十个工厂参加大会战。为了取得准确的技术数据,设计组先制造了一台1200吨的水压机,作为试验样机,在此基础上,确定了12000吨水压机的总体设计方案。方案设计,万吨水压机由13个特大部件组成,即6个工作缸,3个大横梁,4根大立柱。

1960年,国民经济暂遭困难,万吨水压机工程处于是上还是下的十字路口,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万吨水压机工程继续干下去。从而挽救了这台水压机。

在制造过程中,工人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如:直径近1米、长17。69米、净重80吨的立柱,电焊工人硬是采用8节铸钢件电渣焊接而成。用这种全焊接方法制造的万吨级水压机,在全世界为中国仅有。没有大型起重设备,工人们就用几百根枕木和几十个油压千斤顶,把300多吨重的横梁顶起6米高,并使它平稳地作了360度的大翻身。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工人们用“以小干大”、“以粗干精”的方法,加工制造出一个个关键零件。1961年12月13日,万吨水压机的40000多个零部件加工完毕开始总装。1962年6月22日,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1。2万吨压力的自由锻造水压机试车成功。全国各地的参观者都将亲眼看到这钢铁巨人的威力。大吊车抓住烧得通红的大钢锭送人了万吨水压机,操纵台上红红绿绿的指示灯不断闪动。压力400吨,800 吨,1200吨,钢锭如面团儿一样由水压机揉捏。

这台水压机经过两年多试生产的检验,质量很好。在进行超负荷试验时,将锻压能力加大到1。6万吨,水压机各个部件仍未发现任何不良现象。它是当时我国机械工业中最大的一台锻压设备。当时世界上连我国在内,只有五个国家能制造这种机械。

这台水压机的主机有六七层楼高,基础深入地下40米;四根银白色的合金钢大柱子,每一根都要两个人才能合抱过来。它工作时,可以把二三百吨重的特大钢锭,象揉面团似的锻压成各种形状的机器零件。这台水压机的制造成功,为我国发展现代工业提供了有力的技术设备条件。

1965年,著名记者斯诺在位于闵行区的上海重型机器厂参观。他看到一个漆成灰色的钢铁巨物,他一边照像一边问:“你们费这么大劲造这样一台大机器有什么意义?”操作表演开始了,一个烧得通红的大钢锭被放入这个巨物——12000吨水压机中,柱形钢锭不到一分钟被压成圆饼,斯诺先生连连点头:“我理解了,我理解了。”

这台水压机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既重又大,它的主机重2200多吨,高23。6米,基础深入地下40米,共有4万多个零件,其中有13个大件,6个主缸,4根大立柱,3个大横梁。水压机的4根大立柱每根大约有18米高,1米粗,80吨重。每根立柱都有几个大螺帽,一个大螺帽就有5~6吨重。三个大横梁(上横梁,下横梁,动横梁)每个都有几百吨重。其二是精密,3500牛顿/厘米2的高压水要用12台高压水泵,16个高压容器和100多个高低压阀门进行联动控制,有关机件都必须有高度的精密性、密封性、准确性和灵活性。这在当时是属于世界一流水平的,它的成功,标志了中国重型机械的制造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台万吨水压机能用100年左右。这台万吨水压机自1962年建成以来,已在上海重型机器厂服务了46年,一直运行良好。1991年的一次大修改造,更提高了它的精度性能。这台水压机的设计能力为每年锻压锻件2至2。5万吨。2008年5月,世界最大的16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在上海重型机器厂有限公司安装完毕,这是中国重型装备的又一个突破。

新中国早期建成的九套大型成套设备为我国冶金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九套大型成套设备是:1973年投产的30000吨模锻水压机,1971年投产的12500吨有色金属卧式挤压水压机,1972年投产的辊宽2800毫米热轧铝板轧机和辊宽2800毫米冷轧铝板轧机,1971年投产直径80-200毫米系列钢管冷轧机和直径2-80毫米系列钢管冷轧机,1971年投产辊宽2300毫米冷轧合金薄板轧机,1984年4月安装使用辊宽700毫米二十辊极薄带钢轧机,1965年投产10000吨油压机,后因改进了工件的材质和原材料,用1000吨模拟样机所代替,九套大型成套设备的设计制造,有力地支援了国防建设,促进了重型机械制造技术水平的提高,使重型机械发展进入了自行设计制造大型成套设备的新阶段,同时也带动了各辅机、电气、仪表制造业的发展。

成千上万吨的力量,揉钢锭如同面团一般。

 

8万吨航空模锻液压机落户西安阎良

2008年1月29日,中国大飞机关键支撑装备——8万吨航空模锻液压机项目,在大型运输机总装地和大型客机主要研发生产地——西安阎良国家航空产业基地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开工仪式由西安市副市长杨广信主持,陕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洪峰宣布项目建设正式启动,清华大学副校长康克军以及国家科技部、国防科工委等相关部委有关领导出席,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发来贺信。

2007年3月,我国宣布启动大飞机工程,布点于西安和上海两座城市。西安阎良作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航空产业基地,将承担大型运输机的总装任务和50%以上大型客机设计制造工作量。而大型航空模锻液压机是发展大型飞机必备的关键设备,也是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设备。

8万吨大型航空模锻液压机由清华大学研究设计,创造性地运用现代预应力坎合技术和钢丝缠绕预应力结构,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装备项目。2007年4月,该项目在京通过了专家委员会的论证,世界吨位最大的航空模锻液压机项目在国家航空产业基地正式启动。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仅有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少数国家拥有类似设备,最大锻造等级为俄罗斯的7.5万吨级。

该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投资1.95亿元,建造4万吨模锻液压机,作为8万吨模锻液压机的生产型样机,2009年年底建成投产;二期工程投资8.05亿元,用2到3年完成8万吨航空模锻液压机本体和配套设备的建设。由于该项目对于生产大飞机的重大意义,被列为2007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获得6108万元资助,是陕西省历年来获得国家科技部单项支持额度最大的项目。

该项目建成后,将超过俄罗斯、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锻压设备的吨位水平,填补中国大型锻压设备的空白。对中国大型锻压设备和大型盘件、结构件的制造将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也将为中国大飞机的起飞奠定坚实的基础。

德阳二重8万吨模锻压机

四川德阳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原中国第二重型机器厂,以下简称中国二重),是我国最大的重型机械制造企业和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基地,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要骨干企业。公司始建于1958年,1971年建成投产,占地面积 261。1 万平方米,目前拥有8个生产分厂,员工1。3万人。

2007年10月1日上午,16000吨级自由锻造水压机在四川省德阳市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进行第一次试车获得成功,未来在德阳二重,还将投资15。17亿元研制8万吨级模锻压机。

二重建造大型模锻压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是建造模锻压机生产线,新增辅助设备及检测设备。新建大型模锻压机及清理车间、高压泵站及变配电所,新增建筑面积14850平方米。项目总投资151700万元,建设期两年半。项目建成后,将使二重新增航空、电力、石化等大型模锻件15000件(约13783吨)的能力,满足国家大型飞机等对大型模锻件产品的需求。同时,将使二重形成以100吨·米对击锤、8万吨模锻压机为代表的世界最大的模锻制造能力,加上二重已经有的以12000吨、16000吨水压机为代表的世界最大的自由锻制造能力和可一次冶炼710吨级优质钢水、浇注400吨级优质钢锭的铸造能力,二重将成为世界最大的铸锻钢生产基地。

大型模锻件生产纲领表

序号 产品类别 年产量(件)单件重(吨)(公斤) 产值(万元) 典型产品

1 军品模锻件   1500  500   200~300   60000   飞机框梁、轮盘

2 四代机     120   63   200~900   25000   飞机框梁、翼梁

3 民品模锻件   10000  12000  1000~3000  70000   石油套管、阀体

4 大飞机(含大运)400  920   1130~3000  30000   框梁、主起外筒

5 转包外贸件   3000  300          20000   轮盘、阀体等

    合 计    15020  13783      205000  

10万吨、8万吨液压机将创造新的中国纪录和世界纪录,重型装备制造业新的跃升,意味着“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时刻已经到来。

要在当今强国围坐的桌子边寻找中国的位置,不能靠赶走已经坐下来的人,而是要靠强大的实力去争取一张更新更大的桌子,而且能坐更多的中国人。这张桌子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

国产大型客机模型

九、界最大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船——中海油海洋石油117号30万吨FPSO

工程总投资:25亿元以上,工程期限:2005年——2007年

"海洋石油117"号为双底双壳结构,船长323米、型宽63米,船体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大;型深32。5米,从船底到烟囱的距离有71米,相当于24层楼高。

2007年4月30日,我国第一艘完全自主设计并建造的30万吨级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船(FPSO),在中船集团公司所属的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被命名为"海洋石油117"号。这艘FPSO是全球第四艘30万吨级的FPSO,我国在FPSO的设计与建造领域已位居世界先进行列。

"海洋石油117"号为双底双壳结构,船长323米、型宽63米,船体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大;型深32。5米,从船底到烟囱的距离有71米,相当于24层楼高,满载吃水20.8米。船上建有容纳140人作息的上层建筑及直升飞机平台,系目前世界上建造的特大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船。该船设计寿命25年,通过安装在船艏的软刚臂单点系泊装置,长期系泊于固定海域,25年不脱卸,可抵御百年一遇的海况。它由原油处理工艺设施、兼顾海上采油平台的公用系统、外输油系统、储油舱区、海上生活区和单点系泊装置等组成,自重逾9万吨。

"海洋石油117"号船体由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所属的七○八所设计、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建造。船上配备了先进的中央控制系统,可抵御百年一遇的海况,入挪威船级社(DNV)。

据介绍,"海洋石油117"号将用于我国渤海海域蓬莱19-3油田二期,成为此油田最大的油水气处理加工中心,日加工量达19万桶合格原油,储油量为200万桶(3万吨)。

蓬莱19-3油田二期开发项目由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与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开发经营。30万吨FPSO项目即为其中的子项目之一。

FPSO是海洋石油开发的关键设施,具有高风险、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投入、高产出特点。2005年,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在与韩国三星、大宇等国际上知名的海洋工程建造商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建造订单,打破了韩国等造船企业垄断30万吨FPSO的市场格局。

据预计,"海洋石油117"号将于2008年底建成投产。

 

十、世界最大矿砂船——渤海重工38。8万吨超大型矿砂船

工程总投资:8亿元以上,工程期限:2007年——2012年

2008年9月26日上午,南通中远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建造的30万吨超大型矿石运输船(VLOC)顺利建成下水。这是我国造船企业建造的首艘VLOC。作为我国进口铁矿石运输船队的主力,改船完工后将投入中国至巴西航线。该船由中远(香港)集团经营管理。VLOC是专门从事铁矿石海上运输的大型船舶。此次建成下水的超大型VLOC,其详细设计和生产设计由南通中远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技术部门自主完成,开创了国内同型船的建造先河。该船总长327米,型宽55米,型深29米。

2007年4月30日,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船舶重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作为联合卖方,与新加坡百国盛环球私人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了4艘38。8万吨DWT矿砂船建造合同。该船是目前世界上同类产品中最大的环保型船舶,由渤船重工自主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它的成功研发和批量建造,标志着渤船重工的自主研发能力又有了新的突破,公司的产品结构进一步向高技术含量、大型化和批量化方向发展。

渤船重工开发了38。8万载重吨矿砂船,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船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散货运输船。其主尺度为:总长360。6米,垂向间长345。6 米,型宽65米,型深 30。5米,设计吃水22米,结构吃水23米。该船入级 DNV,满足2011年及2011年以前即将生效的SOLAS 及MAPOL公约要求;可以适应国内诸多的港口,包括唐山曹妃甸港、大连港、马迹山港,具有较高的适航性;航速不低于14。8节,与国外同种船型对比,航速较高,单航次周期可以大大缩短,可为船东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该船设计考虑轻压载吃水,重压载吃水两种工况,将给船东空载状态较大的选择性,节省运行费用;该船续航力25000 海里,可以满足从中国到巴西航线的要求。产品研发成功后,多家知名船东对该船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近年来,渤船重工把建立以市场为导向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研发体系,作为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依靠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高。通过实施“名牌”战略,不仅成功研发和批量建造了以17。4万吨优选型散货船和29。7万吨、32万吨VLCC为代表的自主品牌,还成功打造了一支具有高度市场敏锐性和应变能力的研发队伍,企业在做大的同时,也越来越强。

公司2006年通过对市场的分析发现,全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达3。26亿吨,占全球总进口量的45%。由于中国钢铁产量保持持续增长和国内矿石产量需求高速增长,预计2007年中国进口铁矿石3。65亿吨,未来铁矿石进口将不断增大。

VLOC(Very Large Ore Carrier)大型矿砂船,主要是运输各种矿砂,煤炭,或者钢材、肥料、粮食等等大宗散货的船舶,载重吨一般在20万吨以上。

在船舶分类中,将专门用于运输固态散装货物或具有安全运输包装形态的大型船舶称为散装船,将专门用于运输矿物的大型船舶称为矿砂船或矿石船。通常载重超过20万吨以上的散货船只用来运矿砂,被称为超大型矿砂船,简称ULOC。

本世纪之前,国际上对矿砂的需求一直是稳定的,所以矿砂船的发展一直没有大的突破,数量也很有限,基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由日、韩船厂建造的,其中最大的是1986年由南韩现代造船公司为挪威船东建造364767吨的博克斯坦号“BERGE STAHL”矿砂船,此船用于巴西PDM港和法国敦刻尔克港之间运输铁矿石。而同期我国没有建造过大型矿砂船,国内也一直没有开展大型矿砂船的研究工作,因此超大型矿砂船主要技术一直掌握在日、韩手中。

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对钢铁的需求不断增加,矿砂进口激增,并且亚洲其它国家,如南韩、日本,近年来对矿砂的进口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亚洲市场对矿砂船的需求大量增加。这就极大地刺激了超大型矿砂船的发展,近几年订船数量明显增多,并且大型化的发展趋势十分明显。

我国航运公司为了确保国家战略物资运输的主动权,近些年也相继签订了一批超大型矿砂船建造合同,促进了超大型矿砂船的发展。国内造船界在国家的支持下组织开发了一系列超大型矿砂船的研发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例如,在原国防科工委的高技术船舶专项资金的支持下,由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船级社、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等单位联合承担的《超大型矿砂船船型开发项目》,开发了23万、32万、36万和50万吨级矿砂船系列船型。总之,我国超大型矿砂船船型的开发和建造,在技术上显著缩小了我国同日韩的差距。其中38。3万吨矿砂船的建造完成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矿砂船,50万吨级矿砂船的开发成功将使我国在超大型船舶技术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十一、世界最大吨位改装船——30万吨油轮改装成30万吨浮式储油船

工程总投资:1亿元以上,工程期限:2008年——2009年

正在中远30万吨浮船坞中进行改装的“太阳神松寿”轮。

2008年11月4日,由30万吨油轮(VLCC)改装成的全球最大吨位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船(FPSO)——“太阳神松寿”轮,在大连中远船务船厂顺利交付日本船东MODEC公司。至此,大连中远船务承接的4艘同类型改装船已有2艘完工交付船东,另2艘船目前正在改装过程中。

30万吨油轮是世界上超大型船舶,改装后的“太阳神松寿”轮,是目前全球最大吨位的集海上石油生产、加工、存储、输送为一体的大型浮式生产储油船,船长315米,型宽60米,井架高耸,油管密布,巍然似一座小型炼油厂。改装后的“太阳神松寿”轮开航后,远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投入油气资源勘探开采。作业深度可以达到海下1800米,其开采、存储和加工技术都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

完成此类型系列改装船难度大,技术要求高,不亚于建造新船。为迎接这个挑战,大连船务以创新举措完成改装任务:他们成立了项目领导班子,组建了科研小组,挑选精兵强将组织攻关。

此项工程中,大连中远船务共为“太阳神松寿”轮安装超过100吨的大型模块和设备15个,总重量超过8000吨。其中仅从2008年8月1日到8月15日,大连中远船务就为“太阳神松寿”轮完成9次超大型的海上吊装作业,加上火炬塔、直升机平台和管支架模块等上部钢结构的吊装,公司用超大型海吊为“太阳神松寿”轮作业超过30次,为大型模块吊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大连中远船务此系列改装船订单的承接和实施,进一步确立了中远船务在国内船舶改装领域的领先地位,标志着我国船舶工业修改装船历史步入了新阶段。

 

十二、世界第一座极浅海步行式钻井平台——“胜利二号”极浅海步行坐底式钻井平台

工程总投资:1000万元以上,工程期限:1982年——1988年

“胜利二号”极浅海步行坐底式钻井平台,是世界上第一艘能在海滩 “步行”的钻井平台船。在漂浮状态下,可以被拖航,且能够在浅海区域内下沉坐底后钻井;在海陆过渡地带的极浅水区搁浅后,能够以"步行"方式前进到设计井位后钻井,该船由内体和外体两部分组成。船上安装有一套液压装置,使内外体之间能够做上下、前后的相对运动,从而实现交替举升、前进的"步行"动作,达到移动目的。

船体总长72米,宽42。5米,外体甲板高12。6米,内体甲板高10。8米。空船排水量4144吨,平均吃水1。5米;远距离拖航排水量5014吨,平均吃水1。81米。最小作业水深0米(海滩),最大作业水深6。8米(包括潮高)。步距10。0米,步行速度60~100米/小时。船上装有可打4500米深井的全套钻井装置和配套的固井、测井设备。全船定员为80人。

1982年9月,胜利油田钻井院浅海室和上海交通大学组成联合设计组,根据1981年胜利油田一艘登陆艇在潮间带(即潮涨有水、潮落无水区)搁浅,两名船员涉齐胸深水步行登岸的启发,由胜利油田钻井院总工程师顾心怿主持设计"胜利二号"极浅海步行坐底式钻井平台船。

1986年3月,青岛北海造船厂开始建造。1988年9月19日,"胜利二号"步行 700 多米下水成功,11月20日完成一口2434米深的海上试验探井,发现20米厚的油田,宣告"胜利二号"研制成功。"胜利二号"极浅海步行坐底式钻井平台船的诞生,对开发渤海浅海区域的油气资源,提供了技术和设备条件。

“胜利二号”是一种能在浅海步行的坐底式钻井船,也是一种有内体和外体的特殊形式双体船。

"胜利二号"极浅海步行坐底式钻井平台属世界首创项目,获1990年世界博览会金奖,并被评为1992年我国十大重大科技成就之一,1995年荣获国家发明二等奖;荣获中国船舶总公司优质产品奖。

十三、世界上轮子最多的汽车——苏州大方2500吨液压遥控自行式动力模块平板车

工程总投资:2000万元以上,工程期限:2005年——2006年

你见过4个轮子的汽车,或许还见过几十个轮子的汽车,但是,你见过880个轮子的汽车吗?

2006年12月,我国首台2500吨液压遥控自行式动力模块平板车近日在在苏州大方特种车辆有限公司研制成功。该车长73。2米,宽8。125米,自重约400多吨,有880个轮子,由于车体过于庞大,巨型车拐个弯都要绕60米。由中陕物流集团陕西大件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采购。

这台2500吨液压遥控自行式动力模块车组是专门为千吨单件或不可拆卸重量超过千吨的重型设备的运输而研制的,为方便运输整台车呈平板型,全车共有440组880个车轮,在车身的两头还有两个动力模块,通过一个操作盒就可遥控操作该车前行。除此之外,该车组还能够实现模块与模块纵横快速组合,全挂车与半挂车可方便地转换,同时,也是我国首次成功开发出的2500吨液压遥控自行式动力模块车组。可根据不同运输对象,拼装成70—2500吨各种吨位的运输车组,被称为大件运输的“变形金刚”。

近年来,在我国钢铁、石化、电力、船舶港口、大型工程建筑、航空航天以及部队装备等15个行业中这种市场需求非常突出。这就要求特种运输将向超大吨位、专业化、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发展。但目前,国内重型平板车车品单一、载重吨位较小,技术含量不高,市场需求的超大型大型特种运输车,主要还是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国外公司的产品。2005年底,陕西大件运输公司将2500吨平板车的制造任务大胆交于苏州大方特种车辆有限公司研发。在此之前,国内此类装备市场一直为国外制造商所垄断,该产品的开发成功填补了我国在超重型特种车辆设计制造技术方面的空白,打破国外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垄断,使国家自主发展超大超重型物件的生产研发和运输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此次购买中国首台2500吨液压遥控自行式动力模块车组的陕西大件汽车运输公司是以公路运输超长、超重、超宽物件为主的大型运输集团公司。作为国内大件运输民族企业,陕西大件汽车运输公司近年来发展迅猛,主要承接国家重点工程,特别是电力工程项目的成套大型设备运输任务,同时为公路工程行业提供大型路桥的吊装、桥梁架设服务。2004年6月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的铁路建设中,陕西大件汽车运输公司作为两个火车头和一个青藏线最长吊臂的承运方,以相对最短运输时间、货物零损坏的完美成绩顺利完成了此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运输任务,赢得了广泛好评。

十四、世界首艘重质加温原油轮——装备先进的加热防寒装置

工程总投资:8亿元以上,工程期限:2006年——2007年

2007年3月6日上午,由南通中远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建造的世界上唯一一艘可承运重质加温原油(高粘度石油)的超大型油轮在大连隆重命名。这艘被命名为“天喜”(TENKI)号的巨轮总长333米,型宽60米,型深29米,设计吃水21。15米,载重为31.5万吨,是在原30万吨级油轮成熟船型基础上创新改进而来,采用了高强度钢板,优化了船体线形,减少了自重,改变了吃水,增加了运力。“天喜轮”船上装备了先进的加热防寒装置,从而使远距离运载高粘度石油成为可能。“天喜轮”经过为期6天的海上试航,交付后由中国石油国际事业公司租用并经营管理。

十五、单钩起重量最大的桥式起重机——三峡工程关键设备

 工程总投资:1亿元以上,工程期限:2000年——2007年

三峡水电站厂房内,两台1200吨吊机配合,起吊重达2000吨的巨型水轮机转子,这个世界最大的巨型转子,直径接近20米,高度超过3米。

2007年12月18日,太重集团为三峡工程地下厂房设计制造的两台 “巨无霸”——1200吨桥式起重机,顺利通过了专家的验收。至此,太重共为三峡工程设计制造了6台世界最大1200吨桥式起重机。

这两台桥式起重机的起重能力,均达到1200吨,跨度为33.6米,是世界上目前水电站建设中运用的,起重量最大、跨度最大的桥式起重机。此外,这两台桥式起重机的桥架,均为三梁式结构,主要由桥架、大车运行结构、1200吨主小车、125吨副小车、吊具、司机室、电缆滑线及电器控制部分组成,每台总重量达到了1000吨。

在三峡工程建设中,左岸电站厂房内必须安装两台型号为“1200T/125T”的桥式起重机,它们将在电站的机电设备安装、调试等环节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专家介绍说,在三峡工程中,每台发电机组都重约7000吨,发电机转子单件重达2200吨,用一台1200吨桥式起重机都无法调运,必须由两台相同的起重机将发电机转子“抬”到厂房里。

被誉为 “天下第一机”的1200吨桥式起重机是目前世界上起重量最大的桥机,它担负着三峡电站多台巨型水轮发电机组等关键设备的安装、运行维护和检修的吊装任务。它在水电站厂房桥式起重机中扬程最高、调速性能最优越、安全措施和检测手段最齐全、自动化程度最高、控制技术最先进。在规格参数、多项新技术的集成应用等方面均填补了国际空白,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005年,三峡1200吨桥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54年太重设计制造出我国首台50/10吨桥式起重机;1961年周总理亲自批示,由太重为黄河三门峡水电站设计制造成功全国最大的350吨门式起重机;2000年为三门峡水利工程设计制造成功世界最大的两台1200/125吨桥式起重机;2006年太重同意大利爱登公司合作制造成功世界首台过隧道900吨铁路架桥机。为一家钢企设计制造成功国内最大的480吨铸造起重机……

目前,太重起重机产品不仅囊括了全部品种系列的冶金铸造起重机,而且在水电、火电、核电、造船、铁路、军工等各个重大领域内大显身手,300吨以上的大型起重机不仅全部占领了国内市场,而且还远销到韩国、印度、沙特、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太重起重机分公司不仅是国内最大的起重机生产基地,而且从品种、数量及规模上已经一跃而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起重机设计研发制造基地。

 

十六、世界最大铲斗式挖掘机——机械巨无霸,相当于7层楼高

工程总投资:2亿元以上

工程期限:2006年——2008年

WK-55矿用挖掘机,是太原重工最新研制的大型露天矿山采装设备。

2006年2月,中国一重集团公司与美国P&H公司合作为中国煤炭集团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制造P&H4100XPC型矿用挖掘机。该挖掘机斗容为58。5立方米,是目前世界上同类产品中斗容最大的挖掘机。此次签约的挖掘机总计3台,一重承制的整机设备占总重量的80%。随着我国露天煤矿对挖掘机大型化需求的急剧增长,这一产品市场前景广阔。此次签约并承制将对一重进一步拓展这一市场领域产生积极的影响。

P&H是世界知名的表层采矿设备公司,公司成立于1880年,主要从事露天采矿设备的设计、制造及服务。其产品包括电铲、拉铲和钻机。生产的设备40%应用于铜矿、30%用于煤矿、30%用于铁矿及其他矿种的开采。

4100XPC是P&H的电铲系列矿机的旗舰产品,而且是最新型的第三代C型机。体型庞大,重约1100吨,一铲可装起104吨的矿物,铲容量达35。9~76。5立方米,几铲就可以装满像CAT 797这种巨型卡车。动力(输入)为高压交流电,有2台铲斗提升电机,1台回转电机和1台行走电机。

2008年1月26日,国内首台矿用55立方米挖掘机在山西太重集团下线,这是我国2000万吨级以上大型露天矿成套设备中的关键设备,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满足世界上所有露天矿山的采掘条件,不日将运往中煤集团平朔分公司露天煤矿。

这台WK55型挖掘机高达22米,相当于7层楼高,总重量达到1400吨,相当于70节火车皮的总重量,斗容量56立方米,年产量可达1200万立方米。可适用三千万吨级的大型露天矿、铁矿、有色金属矿的剥离和采装作业。

大型矿用挖掘机是大型露天煤矿、铁矿、有色金属和建材矿等理想的剥离和采装作业装备,属于《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支持重点发展的16个关键领域范围。1961年,太重仿制成功我国第一台4立方米矿用挖掘机,此后,通过合作制造、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先后研制出10立方米、16。8立方米矿用挖掘机。特别是2005年以来,太重集团自主开发出WK系列20立方米、27立方米、35立方米大型矿用挖掘机,形成了系列产品。应用于神华、中煤等国内大型煤炭集团。在WK-55大型矿用挖掘机的自主研发过程中,针对外方不愿转让的核心技术——可控硅供电技术,太重集团组织力量进行攻关,在电气设计上大胆采用交流变频电机及其控制系统,取代了传统的可控硅供电和直流电动机系统,实现了消化吸收再创新,掌握了核心技术。国产矿用挖掘机大大降低了使用部门的设备购置和运营成本,太重集团大型矿用挖掘机的主机价格只有进口产品的70%左右,运行费用也只有进口设备的一半。

太重集团是我国最大的矿用挖掘机研制企业,已累计生产各种类型矿用挖掘机1100余台。在大型矿用挖掘机的研发过程中,太重通过自主创新掌握了核心技术,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一举打破了国外公司在这一领域的长期垄断。目前,全球能够独立研制大型矿用挖掘机的企业只有中国太重、美国PH公司和美国B-E公司等3家。

4100XPC是P&H的电铲系列矿机的旗舰产品,而且是最新型的第三代C型机。体型庞大,重约1100吨,一铲可装起104吨的矿物,铲容量达58。5立方米,几铲就可以装满像CAT 797这种巨型卡车。卡特彼勒797系列是世界最大的载重卡车,装载量超过360吨,在4100XPC面前如同玩具。

5700系列于1991年推出,共生产了5台,是在2800基础上开发的,是P&H公司生产过的最大电铲型号,输入电压为14400V,它装有4个铲斗提升电动机,2个推进电机和4台回转电机,吊臂长度为21m,整机质量:1667t吨,装机容量:9975kW ,铲斗容量:61m3 。

十七、世界最大悬臂式斗轮取料机——大连重工?起重集团12500吨/小时取料机

工程总投资:1亿元以上

工程期限:2007年——2009年

斗轮堆取料机作为一种连续、高效的散状物料装卸输送机械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港口、电厂、钢厂、矿山等行业中。

在国外,斗轮堆取料机作为散状物料装卸机械的使用是从上世纪初期开始,它是由斗轮挖掘机演变而来的。我国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研发斗轮堆取料机,国内最早的设备为 KL-1型斗轮堆取料机和30。25型斗轮堆取料机,分别由大连工矿车辆厂(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前身)和哈尔滨重型机器厂研制。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国内斗轮堆取料机的设计和制造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结构有限元分析计算的使用使得设计手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多年来,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制造的散料装卸设备,制造水平和市场占有率一直是国内同行业的龙头老大。从国内第一台翻车机和第一台斗轮堆、取料机在该公司诞生至今,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已制造了不同型号和规格的翻车机卸车系统300余套,堆、取料机500多台,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等国民经济基础产业。该公司是目前国内惟一成功制造万吨级超大型堆、取料机的企业,其为秦皇岛港煤三期码头独立设计制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车翻车机代表了国际同类产品的最高水平。

仅2007年一年,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就向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出口了4台万吨大型堆、取料机,向俄罗斯马格尼钢厂出口了39台冶金起重机,向印度维萨钢厂出口了12台冶金起重机,向尼日利亚董氏集团出口了16台桥式起重机。如今大连重工·起重集团也进入了这些以前被几个国际知名重机企业垄断的大市场,并且很受好评。

2007年,大连重工·起重集团与德国克虏伯公司合作,向世界上最大的采矿业企业———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出口了2台10000吨/小时取料机、1台12500吨/小时取料机、1台10000吨/小时取料机,合同总额为4。9亿元。由于产品质量可靠,价格合理,交货及时,得到了用户的高度评价。今年,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将再为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制造3台万吨级超大型堆料机和取料机。

2008年,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将为世界第一大铁矿石生产和出口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提供4台10000吨/小时斗轮取料机、7台8000吨/小时回转式堆料机、1台1920吨/小时固定臂堆料机及12条机下皮带机,且全部由大连重工·起重集团独立设计制造。设备研制成功后,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将一举跻身世界上少数几家拥有自主品牌的大型散料装备制造商行列。能同时为上述两大世界矿业巨头提供大型散料设备,充分说明大连重工·起重集团的设计制造能力已经达到世界级水平,表明该公司具备了与世界知名散料设备制造业企业比肩共舞的实力,同时也标志着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在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打造世界级散料设备研制基地的征程中迈出了重大而坚实的一步。

QL6000·55 斗轮取料机 秦皇岛港

1979年,大连重工自主设计制造国内第一台回转半径为35米(当时国内最大),取料能力为2000t/h的斗轮取料机;2005年,自主设计制造国内第一台臂长为55米的6000t/h斗轮取料机。产品设计与制造水平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十八、船用曲轴关键设备——齐重数控“旋风车”

工程总投资:4000万元以上,工程期限:2006年——2007年

由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我国首台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数控重型曲轴旋风切削加工中心”(也称“旋风车”),成功加工出我国首套大型船舶曲轴,其技术参数完全符合要求。

2008年3月23日,在青岛海西重工有限责任公司高大宽阔的厂房中,曲轴加工系列机床演示鉴定会上,我国首台由齐重数控自主创新独立研发,具有当代国际领先水平的“数控重型曲轴旋风切削加工中心”也称“旋风车”,有如一个力大无比的钢铁“巨无霸”,正与相距不到10米远的国外王牌“旋风车”同台竞技。

齐重数控的“旋风车”身长32。25米、宽12。6米、最高6。9米、重达400吨,而其主要加工回转部件却异常灵巧精准。只见数控操作盘上指示灯闪烁,“旋风刀架”精度切削43吨重的曲轴“曲拐”,一片片10厘米宽、几米长像锡纸般闪耀的薄钢片卷出。切削精度比头发丝一半还细。“旋风车”灵活自如地挪动几十吨重曲轴,加工不同部位,现场先进监控装置严格监视曲轴加工的技术参数。成品经现场鉴定,齐重数控“旋风车”,成功加工我国首套大型船舶曲轴,其技术参数完全符合要求,堪与国外王牌“旋风车”加工的曲轴相媲美。

现场加工曲轴的海西重工机加站长廖辉激动地说:“我们终于有了国产加工曲轴的旋风车,再也不受人制约了!齐重数控的“旋风车”加工曲轴技术标准,完全能达到国外王牌“旋风车”的加工水平,这两台旋风车我都操作过,我感到国产首台旋风车在自动滤油、拐档表设计等方面要比国外的好。”

现场专家认为,齐重数控自主创新研制成功的我国首台“旋风车”,在润滑油、静压油循环自动控制,自动测量装置,Z轴传动静压蜗母条等方面设计及技术参数,明显优于国外王牌旋风车。国产首台旋风车大量采用先进计算机设计手段,集目前国际先进的“五轴联动”等高端技术于一体,首次应用“旋风刀架高精度定位技术”、“大载荷主轴平衡补偿技术”、“静压导轨技术”、“大切削力下高刚度技术”等关键自主创新技术。

2007年3月,齐重数控仅用一年时间,就成功研制出国产首台旋风车,并于2007年4月9日参加北京第十届国际机床展览会。展览会上,旋风车刮起一场“超级旋风”,受到1000多家参展的中外客商赞誉。在展会期间,这台旋风车就被中船重工集团当场购得。从去年底到今年初,齐重数控在青岛海西重工提前完成旋风车的安装、调试,并成功加工我国首套大型船舶曲轴,打破国外曲轴加工设备上的垄断,圆了我国曲轴制造梦。

大型船用曲轴是万匹马力以上船舶柴油机的心脏。而船用大型柴油机曲轴重量大、加工精度要求高、制造技术难度大,我国多年来一直依赖进口,目前,我国每年需要大型船用曲轴500多根,国内每年加工曲轴仅能满足30%左右需求,主要依靠进口。“曲轴瓶颈”已严重制约了我国船舶工业的发展。为了扭转“船等机、机等轴”的被动局面,尽快实现大型船用曲轴加工国产化,齐重数控自主创新研制成功完全可替代进口的高精度曲轴加工“旋风车”,打破了国外在高端数控设备上的技术垄断和封锁,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可以独立生产大型曲轴的国家。标志着我国大型高档数控机床自主创新能力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武汉重工铸锻有限公司董事长沈成义感慨地说:“齐重数控的旋风车与国外王牌旋风车性能相当,技术指标稳定、可靠,完全能替代进口先进设备。我们在国外买一台旋风车近亿元,而齐重数控旋风车售价仅4000多万元,供货期仅是国外的三分之一。我们又向齐重数控订购了‘一拖二’旋风车、国内最大的数控镗铣床及数控曲柄立车、数控卧车等设备,供货期比国外提前一年半。”

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国机床行业大型重点骨干企业。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现已成为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重大装备及国防装备保障产业化基地,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金属切削机床10强企业、中国机床销售收入10佳企业、我国重型机床行业唯一的“中国工业行业排头兵企业”。

目前,齐重数控一大批产品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并且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立车加工范围从填补国内空白的10米、16米、16。8米,到现在填补国际空白的25米,最大承重600吨,卧车从填补国内空白的4。3米、5米,到现在填补国际空白的6。3米,最大承重300吨。在重型立卧车产品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齐重数控全面开拓多品种产业格局,数控重型镗铣床、数控重型曲轴车床、数控不落轮对车床、数控动梁龙门移动式镗铣床、高速铣床、数控立式磨床、数控立式钻铣床、数控立式铣齿机等新产品不断问世,而且各项精度指标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数控立式磨床工作台φ2500直径外端径跳达到0。003mm,砂轮主轴端径跳0。002mm,改写了我国同类设备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高精立式加工中心的铣齿加工精度达8级成品齿轮加工;数控重型曲轴旋风切削加工中心可一次性完成低速机曲轴的成品加工;2。5米数控立式车床工作台径跳、端跳达到0。005mm。齐重数控为国防、航天、电力、核电装备、船舶等行业提供了替代进口、独家制造的产品。其中,五米数控卧式车床荣获机床行业最高奖——春燕一等奖,Q1-105数控曲拐专用车床荣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是2006年我国机床行业唯一入围“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的企业。

十九、 世界最大、精度最高轧钢机械——中国一重5。5米宽厚板轧机

 

工程总投资:2亿元以上,工程期限:2007年——2008年

鞍钢设备安装调试现场

2008年4月15日,我国第一台5。5米宽厚板轧机4月15日在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下线,标志着我国在重型装备制造领域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这台轧机重760多吨,由40台左右的单机设备组成,占地约200延长米,零部件达10万个左右。5。5米宽厚板轧机制造成功,对我国造船业、核电以及国防工业等将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这台为鞍钢制造的5。5米宽厚板轧机,由一重与德国SMS(西马克)公司联合设计、一重自行制造,是目前世界上规格最大、装机水平最高、轧制能力最强、单机设备吨位最大的宽厚板轧机,单片牌坊净重409吨,高15。91米,轧制力为1万吨。它的制造难度大,许多部件都是极限件,零部件的重量及尺寸都达到了加工制造及运输设备的极限。

该宽厚板轧机将主要用于轧制4米以上大型军民用船舶钢板,高强度大口径输油管、输气管,核电工业用特种钢板等。另外,它还将亮相于2008年6月份在鞍山举行的世界钢铁年会,代表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向世界钢铁年会献一份厚礼。

一重集团总经理吴生富说:“5。5米宽厚板轧机是一重多年技术积累和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标志着一重炼钢、浇铸、制造、加工、质量控制等成套技术能力的提升。”

宽厚板轧机制造体系复杂庞大、精度要求高,制造难度极大,目前世界上只有德国、日本等极少数国家能够制造。它的装配制造成功,有助于打破国外在特种钢材等领域对我国的封锁,对推动国家的石油、天然气运输,造船及国防建设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韩国浦项制铁(世界第叁大钢铁企业),已经与一重集团签订了购买宽厚板轧机的合同,这是我国企业首次向世界一流钢铁企业提供关键生产设备。合同总价为3634万美元,项目将于2009年11月前完成。这套轧机的机架单体重量为430吨,目前世界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有能力生产。

韩国浦项制铁位居世界钢铁行业前三位,此次与中国一重的合作使该公司在中国找到了可靠的能提高竞争力的合作伙伴。而中国一重则在国际市场上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1960年代中期,我国设计建造了一套4200mm厚板轧机。成品钢板尺寸:厚度8~250mm,宽度1500~3900mm,长度达18米(特殊的达27米)。原料用钢锭或锻坯,最大单重为40吨。日本在60年代后期,为满足造船等大型结构的需要,才建成了6套4。7米级的双机架宽厚板轧。

现代化宽厚板轧机用的板坯,最大重量已达80~110吨、最高轧制速度已达每秒钟7。5米,轧件的最大长度达65米,钢板最大宽度达5300mm,一套双机架宽厚板轧机的年生产能力已从200万吨增至300万吨以上。在板形控制方面,随着轧件的加长,采用了液压自动厚度控制、弯辊装置、轧辊偏心控制和加大支承辊直径,减少了钢板纵向厚度偏差和横向厚度偏差,采用了各种平面板形控制技术后,使钢板成材率大大提高。

鞍钢集团在渤海湾建设的年产量650万吨的钢铁厂将于2008年下半年正式投产。据介绍,鞍钢集团这一新厂紧临营口港,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约300亿元,占地8.3平方公里,建设年产650万吨精品钢材生产线,包括200万吨宽厚板、450万吨热轧板。项目建成后,将生产我国急需的造船板、舰艇板、桥梁板、管线板等专用厚板以及用于汽车、家电的高端薄板

 

二十、世界最大单臂起重船——海上大力士,举重若轻

工程总投资:15亿元以上

工程期限:2006年——2008年

蓝鲸号,由上海振华港机建造的7500吨级起吊船,这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单臂起吊船。此外中国正在建造两万吨级的巨型起吊船,主要用于海洋钻井平台运输。

2008年5月7日,“蓝鲸”号7500吨全回转浮吊在上海振华港机公司研制成功。它将成为海事工程的“大力士”,可用于海上起重、建桥、铺管、打捞等多种用途,起重量达到7500吨,超过艾菲尔铁塔7000余吨的重量。

“蓝鲸”号总长239米,型宽50米,型深20。4米,最大起重能力7500吨。它既可以将吊具深入水下150米,又可以将重物提升到水上125米。它的一大特点就是起重臂可以放倒或旋转,十分灵活。据介绍,海上环境瞬息即变,普通的固定臂式起重机因其起重臂不能放倒,遇上恶劣的海况,起重臂常会变形损坏或折断。7500吨全回转浮吊的诞生,就能自如对付恶劣环境,大大扩展了我国海事工程和求助打捞事业可涉猎的海域。

海上巨型浮吊是海上油气田开采等海上工程的紧俏装备。长期以来,巨型浮吊被称为美欧日的独占品,1500吨以上的浮吊都由发达国家制造。世界上7000吨以上的浮吊只有3台,最重的为7100吨。7500吨全回转浮吊“蓝鲸”号“百分之百中国制造”的背后,是一个响彻全球的名字——振华港机。

“蓝鲸”顶点最高130米,相当于40多层楼高,最高起重高度可达110米;整个浮吊船可同时容纳300人食宿作业,并设有直升机停机坪,自航速度达到11个节级。可就是这个庞然大物,从设计到制造完成只用了两年半左右的时间,不及外国公司时长的2/3。振华总裁管彤贤自豪地强调,至少有10项独创的技术在“蓝鲸”上实施应用。

国际上已有的超大型浮吊一般不能全回转,起重机要转向,整个船必须掉头,而掉头需要众多小船来牵引,效率低下。而有了全回转,起重机进退自如,可大大提高作业效率。

尽管全回转技术优点众多,国际上却少有公司敢触及,因为技术要求太高。“蓝鲸”的设计师们大胆采用了双层滚轮的方法,整个起重机的旋转重心降低,增加了起重机的稳定性。

吊钩是起重机的灵魂,但是,国内没有公司锻造过能承载1600吨以上的单钩,为此,振华与上海重型机械厂合作,由振华投资专门成立了攻关组,在很短的时间内锻造出了满意的吊钩。成立仅16年的振华,从集装箱起重机起步。成立初就立下了“世界上有集装箱码头的地方就要有振华港机的起重机在作业”的理想,后来,管彤贤提出了“每年做一件‘世界第一’的事”的目标,并一步步演变成现实。

2006年,振华获得美国旧金山海湾大桥的订单,价值2亿美元以上。美洲区成为对振华业务需求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如今,振华在大型集装箱机械领域占有世界80%以上的市场份额。根据英国权威杂志《World Cargo News》的统计,自1998年起,振华港机的产品已经连续9年位居全球市场占有率之首。

1992年,振华为施工需要制造了900吨的浮吊。为了抓住世界约500亿美元的浮吊市场大蛋糕,振华涉足4000吨全回转浮吊产品,并于去年研制出了“南海一号”,在打捞宋代沉船中一展风采。与此同时,2006年,振华又着手7500吨浮吊的研制,并顺利完成。

7500吨大型浮吊项目的建成,又让振华的国际订单应接不暇。5月1日,韩国三星重工与振华签订合同,预定8000吨的大型浮吊,另外,荷兰等国家的1。2万吨、2。8万吨大型起重船的合同也在洽谈之中。

2008年7月21日,由中国海洋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投资购建的7500吨大型海洋工程起吊船“蓝鲸”号正式起航,离开上海长兴岛建造基地,标志着这艘世界单吊能力最强的海洋工程船舶正式投入使用。

2008年10月19日,该船成功完成了印度VED项目组块支撑模块南块吊装,这是该船在海外完成的第一吊作业。

 

二十一、 世界最大浮船坞——30万吨级“中海峨眉山”浮船坞

工程总投资:5.8亿元

工程期限:2007年——2008年

轮驳公司将“中海峨眉山”从江都三江营中海造船基地成功拖航至长兴岛岸边,开创了长江拖航史上的先河。

2008年11月29日下午,世界上最大的浮船坞——30万吨级“中海峨眉山”浮船坞竣工投产仪式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祖远、上海市副市长艾宝俊、海军装备部总工程师董玉臣少将、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党组书记马泽华等出席竣工投产仪式。

面积超4个足球场

“中海峨眉山”型深28米,相当于10层楼高;总长410米,型宽82米,比4个足球场还要大;举力8。5万吨,耗用钢材超过4万吨,采用了超大排量的进排水泵、阀门遥控等先进技术,实现中央控制室遥控操作,结构合理,自动化程度高。可承修1万标准箱以上的集装箱船和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油船和散货船。通俗点说,目前全世界所有大船,‘中海峨眉山’都有能力承修。

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世界最大浮船坞在上海投产,有利于进一步拉动内需,为‘确保上海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民生持续得到改善’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标志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配套修船能力迈上了新台阶,是中海集团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投下的信心一票。

浮沉之间引船入坞

从外形看,“中海峨眉山”浮船坞像一只硕大的长方形箱子,两头贯通;凑近了才发现,“箱子”里已停了一艘块头较大的旧船。李正建说,浮船坞具有造价低、建造周期短、机动灵活、便于迁移等优点,一般用于万吨以上船舶的小修、坞修和事故修理。

20万吨甚至30万吨级的大船,如何乖乖地“走进箱子”? “‘中海峨眉山’设有超大排量、功率的进排水泵,由中央控制室遥控操作,工作原理和潜水艇类似。”李正建介绍,通过调节压载水舱的注水和排水,控制浮船坞自身沉浮,来引船入坞。首先向压载舱注水,浮船坞下沉,待修船舶进坞后,再排出舱内的水,船坞上浮,把船“托举”出水面。此时,船身已稳稳“坐”在坞底的几排墩木上。船坞沉浮全过程,一般需要近2个小时。

连续创造多项“之最”

“中海峨眉山”浮船坞由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负责总体设计,由中海工业有限公司自行建造,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2007年8月,浮船坞在中国海运江苏造船基地江都三江营基地开工,经设计、施工人员416天艰苦奋战,今年9月下旬顺利下水。

10月2日,自重4。2万吨的浮船坞从江苏省扬州市顺长江而下,拖航50多小时,于10月4日抵达上海长兴岛。拖航船队总长度超过635米,宽约102米,26艘海巡艇、7艘护航艇全程维护安全,创下长江航运史上大型拖带尺度之最。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黄平涛介绍,对比“中海峨眉山”浮船坞和国内外已建成投入使用的类似设施,分析总长、举力、浮体长、坞体总宽、坞内总宽等各项主要技术参数,认定“中海峨眉山”是目前世界上投入使用的最大浮船坞。

 

二十二、世界首创新型五轴混联机床——XNZ2430大型龙门式五轴联动混联机床

工程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工程期限:2005年——2007年

2007年11月10日在上海闭幕的2007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齐二机床集团自主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首台XNZ2430重型龙门式五轴混联机床荣获博览会最高奖——金奖。图为重达数十吨、高11米的世界首台大型龙门式五轴混联机床亮相展会。本届工博会共聘请75位国内著名技术专家及美国、法国、日本等外籍专家参与评奖,总计评出39项获奖展品,其中金奖3项。

2007年10月,由齐齐哈尔第二机床集团研制的世界第一台XNZ2430新型大型龙门式五轴混联机床和亚洲最大的SKCR165/1200型数控纤维缠绕机研制成功。

XNZ2430型重型龙门混联机床是齐二机床承担的国家863项目即“高、精、尖”重大数控装备关键技术研制项目。

并联机床,也被称为虚拟轴机床或并联运动学机器,是并联机器人技术和现代数控机床技术结合的产物,由于它同时兼顾了机床和机器人的诸多特性,已成为机床行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亮点。被称为21世纪的新型加工设备。它克服了传统串联结构机床的固有缺陷,具有模块化程度高、刚性高,运动部件重量轻、加速度大、加工精度高等优点,可实现多坐标联动数控加工。它特别适用于加工带有复杂曲面形状的较大、较长类零件和叶片类零件,适用于国防、军工、航空航天、发电设备、模具制造等行业加工三维空间曲面的关键精密零件。

齐二机研制的大型龙门式五轴混联机床XNZD2415机床已经用于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的三峡混流式水轮机叶片加工,并将推广应用到其他螺旋桨和叶片加工。

加工飞机螺旋桨、大型叶片等大型复杂曲面,需要大型五轴联动加工设备,目前,国外在大型五轴联动数控机床上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我国每年需要花大量外汇从国外进口此类装备。新型大型龙门式五轴混联机床XNZD2430机床的研制成功将提升我国对大型复杂曲面零件的加工能力,提升我国先进制造装备水平,节约大量外汇,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SKCR165/1200型数控纤维缠绕机,是打破西方国家技术封锁的替代进口的高端产品。该数控纤维缠绕机为五坐标控制、四坐标联动的树脂基复合材料,缠绕成型构件的大型数控专机。该机包括五坐标控制四坐标联动的缠绕轨迹控制系统、张力自动控制系统、温度自动控制系统和质量保证系统,可实现圆筒、圆锥、球、双曲面回转体、组合体回转体等构件缠绕,也可以进行矩形截面、多项式等多维复杂曲面和组合体形状结构件缠绕。如火箭发动机壳体、各种弹体、卫星结构件、水处理设备、天然气储罐、医疗防火用压力容器等等。XNZ2430新型大型龙门式五轴联动混联机床和SKCR165/1200型数控纤维缠绕机的成功研制,成功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为我国的国防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技术和装备保障。同时也彰显了齐二机床自主创新的雄厚实力和丰硕成果.

近年来,齐二机床集团围绕构建国家振兴装备制造业保障基地这一目标,坚持数控机床不断向尖端化发展,在较短时间内开发研制了一大批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和较强市场竞争力的重大高新技术产品,其中14种新产品接近当今国际先进水平,3种产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31种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1种产品填补了世界空白,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等11个奖项。2005年和2006年企业连续荣获全国机床工具行业数控产值、产品销售收入、精心创品牌活动三项十佳企业称号。2006年“齐二牌”数控铣镗床荣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数控机床产品被国家商务部评为“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产品”,企业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级技术中心。2007年荣获中国机械500强称号。

二十三、世界第二条激光冲击强化生产线——中国航空制造技术重大突破

工程总投资:—,工程期限:2000年——2008年

2008年11月30日,由西安天瑞达光电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和陕西蓝鹰航空电器有限公司共同承建的中国第一条激光冲击强化生产线,在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建成。这标志着中国激光冲击强化技术向工程化应用迈出了重要一步,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可实现该项技术工业化应用的国家。

同时,由空军工程大学、西安天瑞达光电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镭宝激光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研制的“激光冲击强化成套设备及关键技术”,也于日前通过了国家权威鉴定委员会的技术成果鉴定,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激光冲击强化应用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激光冲击强化技术是利用强激光束产生的等离子冲击波,提高金属材料的抗疲劳、耐磨损和抗腐蚀能力的一种高新技术。它与现有的冷挤压、喷丸等金融材料表面强化手段相比,具有非接触、无热影响区、可控性强以及强化效果显著等突出优点。

激光冲击强化技术在美国航空装备制造与维修以及其他装备制造业正得到广泛的应用。美国GE公司已经用此项技术为美国空军强化了数万件航空部件,据美国国防部估计,在美国空军现有飞机寿命期内,用激光冲击强化可节约60亿美元的维修成本。2004年,美国还为F22战斗机建设了价值2亿美元的激光冲击强化生产线。

此次中国激光冲击强化应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对解决中国飞机发动机疲劳断裂问题、提高其可靠性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激光冲击强化技术简介

飞机和航空发动机结构大量采用金属材料,金属材料的主要失效形式疲劳和腐蚀均始于材料表面,所以金属材料表面的结构和性能直接影响着材料的综合性能。为此,人们采用喷丸、滚压、内挤压等多种表面强化工艺来改善金属表面性能。利用强激光诱导冲击波来强化金属表面的新技术称为激光冲击强化技术(简称LSP),由于其表面强化效果好,自产生之日起就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1998年该技术被美国研发杂志评为全美100项最重要的先进技术之一。美国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航空发动机高频疲劳研究计划中,将激光冲击强化技术列为工艺技术措施首位。2005年,研制激光冲击强化系统的MIC公司获美国国防制造最高成就奖。美国将该技术列为第四代战斗机发动机关键技术之一,足见该项技术的重大价值。

当短脉冲(几十纳秒内)的高峰值功率密度( )的激光辐射金属表面时,金属表面吸收层(涂覆层)吸收激光能量发生爆炸性汽化蒸发,产生高压(GPa)等离子体,该等离子体受到约束层的约束爆炸时产生高压冲击波,作用于金属表面并向内部传播。在材料表层形成密集、稳定的位错结构的同时,使材料表层产生应变硬化,残留很大的压应力,显著的提高材料的抗疲劳和抗应力腐蚀等性能,这就是激光冲击强化。

激光冲击强化技术和其它表面强化技术相比较,具有如下鲜明特点:(1)高压,冲击波的压力达到数GPa,乃至TPa量级,这是常规的机械加工难以达到的,例如,机械冲压的压力常在几十MPa至几百MPa之间;(2)高能,激光束单脉冲能量达到几十焦耳,峰值功率达到GW量级,在10~20ns内将光能转变成冲击波机械能,实现了能量的高效利用。并且由于激光器的重复频率只需几Hz以下,整个激光冲击系统的负荷仅仅30KW左右,是低能耗的加工方式;(3)超高应变率,冲击波作用时间仅仅几十纳秒,由于冲击波作用时间短,应变率达到,这比机械冲压高出10000倍,比爆炸成形高出100倍。

激光冲击强化技术最初开发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美国贝尔实验室,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教授早在60年代也提出过这方面的思想。1972年,美国巴特尔学院(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的Fairand B。P。等人首次用高功率脉冲激光诱导的冲击波来改变7075铝合金的显微结构组织以提高其机械性能,从此揭开了用激光冲击强化应用研究的序幕。1978年秋,该实验室的Ford S。C等人与美国空军实验室联合,进行激光冲击改善紧固件疲劳寿命的研究,结果表明激光冲击强化可大幅度提高紧固件的疲劳寿命。当时由于缺少可靠的、高脉冲频率的大功率激光器而未能实用化。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欧洲、日本、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开展了激光冲击强化技术研究。但从公开报道的资料看,到目前为止,国际上还只有美国将激光冲击强化实际应用。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高频疲劳研究国家计划等支持下,美国利佛莫尔国家实验室和GE、MIC公司等联合深入开展了激光冲击强化技术的理论、工艺和设备的研究,使激光冲击强化技术获得了很大发展,逐步走向了实用,用于F110、F101、F414等发动机的生产和修理。其中,F110、F101发动机在使用中发生多次风扇叶片故障,迫使F101每飞25小时和F110每天第一次飞行前要做一次能够发现0。127mm裂纹的精细检查,采用激光冲击强化解决了这一问题。

进入21世纪之后,激光冲击强化技术的应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美国空军为提高激光冲击强化生产效率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设置了4个重要的制造技术计划(Air Forc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Programmes),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解决了提高激光冲击强化生产效率和可移动式生产等工业应用问题。2002年以来,美国已将激光冲击强化大规模用于航空部件的制造和修理中,例如,美国MIC公司将激光冲击强化技术用于军民用喷气发动机叶片以改善其疲劳寿命,不但提高了飞机发动机的安全可靠性,而且每月可节约飞机保养费几百万美元、节约零件更换费几百万美元。美国预计仅仅战斗机发动机叶片的处理,就能节约成本超过10亿美元。2003年,美联邦航空局(FAA)和日本亚细亚航空(JAA)将激光冲击强化批准为飞机关键件维修技术,当年这项技术即被用于波音777飞机的零部件处理。

2004年,美国激光冲击技术公司(LSP Technologies, Inc。, LSPT)与美国空军实验室开展了F/A-22上F119发动机钛合金损伤叶片激光冲击强化修复研究,对具有微裂纹、疲劳强度不够的损伤叶片,经过激光冲击处理后,疲劳强度为413。7MPa,完全满足叶片使用的设计要求379MPa,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外,对叶片楔形根部进行激光冲击处理后,其微动疲劳寿命至少提高25倍以上。目前,激光冲击强化技术已大量用于F119-PW-100发动机整体叶盘等部件的生产。LSP公司还提出了对飞机蒙皮铆接结构强化的专利,应用可移动激光设备在飞机装配现场对铆接后的铆钉及其周围强化,效果明显。

从2005年开始美国又将激光冲击强化逐步扩大到大型汽轮机、水轮机叶片以及石油管道、汽车关键零部件等的处理。据报道仅石油管道焊缝的处理就能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收益。



中国激光冲击强化研究

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激光冲击强化技术的研究,主要进行了理论探讨和针对钢材、铝合金材料等的试验研究。开展了激光冲击强化研究的单位主要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江苏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航空材料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等单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探索研究比较早,初步验证了激光冲击强化是有作用的,在国内具有一定开创性。华中理工大学对LY12铝合金冲击前后的试件做了疲劳实验,并进行了初步的微观机理研究,表明激光冲击强化使位错密度提高21倍、表面产生49。43MPa的残余压应力。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对铝合金LY112铆接试件的铆钉孔进行激光冲击强化实验,表明激光冲击强化能稳定提高铆接结构疲劳寿命约80%,该所从俄罗斯引进了可进行单次冲击试验用的激光器设备,但由于俄罗斯并未专门研制激光冲击强化用激光器,该激光器不能满足工业应用要求。

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江苏大学对激光冲击强化的研究工作比较多。中国科技大学强激光技术研究所研制出了国内首台实验用的激光冲击处理机,但是该设备只能单次冲击,且可靠性不高,仅能用于实验,不能满足航空部件的生产和修理需要。江苏大学从激光冲击强化机理、涂层约束层应用和强化工艺试验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与中国科技大学合作研制了有重复频率的钕玻璃激光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该激光器仍不稳定,不能长期工作,因此仍不能满足工业应用要求。

近年来,尽管需求越来越迫切,但受设备和关键技术的限制,国内的研究不够活跃。针对重大的应用要求,空军工程大学与西安天瑞达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江苏大学、西安蓝鹰电器设备公司和镭宝光电公司等多家单位合作,对激光冲击强化技术的强化机理、关键技术、成套设备和在航空发动机上的应用工艺进行了大量研究,现已研制出适合强化高温合金、钛合金等高强度材料用的HGN-1、HGN-2型高能脉冲激光器,以及脉冲能量为25J,重复频率达到1Hz的YAG激光器及其强化生产成套设备,制定了航空部件冲击强化工艺操作流程和质量检查规范,并在西安蓝鹰电器设备公司建立了激光冲击强化示范生产线,为该技术在航空工业上的应用上奠定了基础。

2008年,空军工程大学和西安天瑞达光电技术公司将激光器和运动平台进行了集成与控制,并指导陕西蓝鹰电器有限公司在阎良建立了我国第一条激光冲击强化工程应用示范线。该示范线可以实现复杂曲面(如叶片)双面激光冲击强化。

该激光冲击强化生产线与美国基本相当,实现了系统的集成控制,对强化过程的关键参数进行实时监控,脉冲工作频率1~2Hz;研制的Nd:YAG激光器比美国同类激光器性能指标更高,用于激光冲击强化,与美国钕玻璃(Nd:Glass)激光器效果相当。

法国针对激光冲击强化需要,研制了Nd:YAG激光器,但该激光器没有工业应用的成套设备,且Nd:YAG激光器能量比国内小,ASE更大。

美国对激光冲击强化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如在初步应用的基础上,针对激光冲击强化技术存在的问题,美国空军组织了LSPT、P&W、GEAE和UTC等公司进行了多个制造技术计划。提出了快速涂层的RapidCoater技术,研制了先进的控制和监控技术以提高其工作可靠性和可重复性,成本至少降低了50~70%,增加产量6~9倍。国内外的研究均表明,激光冲击强化对各种铝合金、镍基合金、不锈钢、钛合金、铸铁以及粉末冶金等均有良好的强化效果,除了在航空工业具有极好的应用前景外,在汽车制造、医疗卫生、海洋运输和核工业等都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金属板料激光冲击波成形涉及激光与材料的相互作用、冲击波传播及其对材料的加载机制、动态塑性成形理论以及冲压成形工艺等众多学科。受到激光器等硬件条件的制约,目前国内能开展激光冲击成形试验的研究机构尚且不多,并且试验费用也是不小的开支,而冲击成形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以上原因大大限制了对于激光冲击成形技术的研究应用。在这种情形下,采用计算机数值模拟技术来获得板料变形与激波加载之间的规律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十四、世界最深钻井机——12000米超深钻井机

工程总投资:2000万元以上,工程期限:2005年——2008年

2008年3月中旬,我国首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2000米超深钻机——ZJ120DB钻机,在川西海相科学探索井川科1井上安装调试成功,并正式投入使用。此前,全球仅美国拥有一台12000米钻机。

川西海相科学探索井川科1井位于四川省绵竹市孝德镇,由胜利油田99101钻井队承钻。这口井原设计井深为8875米,后设计井深改为7540米,按照施工要求,二开钻至3200米后更换为12000米钻机作业。

据悉,ZJ120DB钻机由宝鸡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研发,已被确定为国家863计划“先进钻井技术和设备”的重要课题之一,胜利油田也派出专家参与了此项研发工作。ZJ120DB钻机的研制成功,不仅意味着我国石油钻井装备取得了重大突破,对我国实现深层找油和油气稳产增产也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全球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正呈现向陆地深层、环境恶劣区域和海洋发展的趋势,在我国探明可开采的石油资源中,很大部分埋藏在5000米以下,因此,超深井钻采装备技术成为石油开采业共同关注的课题。

要想获得万米以下的石油资源,钻机深度至关重要。2005年,我国成功研发出9000米超深井钻机,打破了美国、挪威等国对这一领域的垄断局面,成为了全世界少数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之一。西安宝德公司在9000米超深井钻机的基础上,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自主研发出世界首台12000米超深井交流变频钻机电控系统,一举赶超其他国家,站到了全球石油装备制造业的最前沿。

12000米超深钻井机为川科1井完成多项科学探索任务提供了保障。其"大脑"首次使用超深钻井交流变频控制系统;核心动力绞车的提升能力高达6000马力,其超大功率能让钻头穿透地球深处的各种坚硬岩层,达到12000米深处;其“心脏”泥浆泵为承压52兆帕、2200马力的高压泵;还拥有900吨承载能力的井架和底座、900吨承载能力的天车、游车、大钩和吊环、675吨承载能力达的水龙头、72吨承载能力的耐低温死绳固定器……这些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设备在国内都属首次研制,这把世界顶级利剑能在-40℃~55℃的环境中工作,几乎能在全球的任意区域使用,还能根据工况自动加减速、刹车、报警,使钻井作业的智能化水平和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作为国内首台超深井钻机电控系统,wb-zj120db的性能总体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它犹如中枢神经,能为12000米超深井钻机这个钢铁巨人提供有效指令,使其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该超深井钻机电控系统,创新性地采用了多项西安宝德公司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其中包括荣获国家重点新产品奖的自动送钻技术、变结构技术、一体化控制技术等,提高了钻井工程的质量,为整个电控系统的成功研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台超深井钻机电控系统不仅创造了国内第一,同样也是世界首台陆地交流变频钻机。它也同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十一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还同时荣获了2007年度西安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及国家重点新产品奖等众多荣誉。代表了中国目前钻机电控系统研发的最高水准。

 

二十五、世界最大环保型超级油轮——30万吨级VLCC华山号

工程总投资:10亿元以上

工程期限:2007年——2008年

甲板相当于3个足球场,船体高度超过20层楼。

2008年10月27日,由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为新加坡海洋油船有限公司建造的绿色环保型31。8万载重吨VLCC“华山”号提前5个月命名交船。这是目前世界上建成的第一艘全面满足由国际船级社协会(IACS)制定的最新《共同结构规范》(CSR)载重吨最大、款式最新的超级油轮。

之前,载重29。7万吨的VLCC“长江之珠”号交船,它是上海开埠以来建造的最大油轮。不到半个月,“上海最大”升级为“世界最大”,标志着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造船业靠科技引领产业变革,制造能力不断攀高,产品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上海各大船厂也向世界级“船老大”迈进。

“华山”号轮,船长333米,型宽60米,型深30.5米,设计吃水21米,航速为16.1节,续航力约29000海里,是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继成功开发17万载重吨级好望角型散货船系列、11万载重吨级阿芙拉型油轮系列、大吨位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轮(FPSO)系列,世界第六代3000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之后,向市场推出的又一标志性产品。一经问世,立即引起国际航运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至今已累计承接订单16艘。

在整个研发过程中,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收集到了大量的船东意见和当今VLCC最新潮流讯息。同时,依据《共同结构规范》,对VLCC的设计海况、标准装载情况、静态和动态载荷、构件净尺寸、腐蚀余量、局部强度衡准、总体强度衡准以及结构疲劳等参数进行了分析、测算和确定。该船主要应用了永久检查通道(PMA)、燃油舱双壳保护、泵舱双层底、低硫燃油舱设置等新的规范,达到了绿色环保的要求。

特殊部位加厚处理

为增强船舶航行的环保性和安全性,国际船级社制订《共同结构规范》,将船舶疲劳寿命要求提高到25年。规范实施前,船舶各部位的钢板厚度相差无几,比如20毫米的钢板,只要一个地方被腐蚀2毫米,就要整体“换血”。而“华山”号穿上了“定制衣”——在露天、易潮湿、与原油接触的易受磨损、腐蚀的部位加厚,就像为容易受伤的臂肘、膝盖穿上护肘、护膝,既延长船舶寿命,又节省了成本。

安装永久检查通道

“华山”号新安装了永久检查通道,好比给船装了“胃镜”。由于船型深30。5米,肉眼看不到货油舱的细枝末节,“华山”号每隔6米设置一条通道,方便工作人员检查,油“肚子”里有任何风吹草动都能了如指掌。此外,“华山”号的燃油舱采用双壳保护;船身油漆杜绝重金属锡;燃烧产生的氮气、二氧化硫全面回收……多管齐下保证绿色环保。

压载水“新陈代谢”

以往海轮空船行驶时,油轮内必须注入压载水,保证船体稳定和航行安全。但压载水跟着船舶“走南闯北”,无意中成了隐形炸弹——水中携带的微生物很可能就是水里的“一枝黄花”,给其它水域“致命一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华山”号学曹冲称象,化“巨象”为“碎石”,在船行驶过程中逐步置换压载水,保护海水水质,减小生物入侵的概率。

造船实现数字化

随着上海造船工业的发展,“外高桥”逐步提高造船能级,吨位越造越大,技术越变越精。17万吨的好望角型散货船、30万吨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轮、第六代3000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每一个都是世界造船竞赛中的顶尖选手。造船基地从黄浦江搬迁到长兴岛,上海造船业有了大展拳脚的“练功房”,而三维建模技术成就的“数字造船”法,实现了具体生产和设计图纸的无缝对接。硬件扩容,软件升级,正是这样的“软硬兼施”,帮助上海造船业在国际舞台上屡创佳绩。

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18日,2004年至2007年分别以122万吨、217万吨、311万吨和353万吨年造船完工总量,连续四年名列中国船厂前茅,跻身世界十强行列,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造船企业。目前,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的手持订单已安排至2012年。

停靠在外高桥造船公司码头边的“华山”号油轮即将启航。

 

二十六、车辆巨无霸——湘电集团220吨交流传动电动自卸车

工程总投资:3000万元以上

工程期限:2007年——2008年

2008年10月28日上午,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220吨交流传动电动轮自卸车在湖南湘电集团湘电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下线,标志着我国大型露天矿运输设备制造业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标志着国务院确定的16个重大技术装备关键领域的重大突破。

据了解,湘电集团是国内唯一的矿用电动轮自卸车生产制造单位,是国家定点的技术研发单位和标准制定单位,技术水平、开发能力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战略任务,进一步满足我国露天矿山事业发展的需要,湘电集团充分利用现有108吨、154吨电传动自卸车国产化研制基础,于2007年7月正式启动了220吨交流传动电动轮自卸车研制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先后投入资金5000余万元,并与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美国GE公司和白俄罗斯毕拉斯公司的建立了广泛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先后攻克了整车集成优化技术、交流变频技术、液压系统研制三大技术难点,实现了关键领域的重大突破。

该车的研制成功和顺利下线,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影响大、关联度高的重点领域的重大技术装备,实现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的突破;以点带面,通过自主设计和自主制造,带动基础装备和一般机械装备产品及零部件生产制造水平的全面提升。标志着我国的电传动矿用自卸汽车设计、制造技术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增强了国产电传动矿用自卸汽车参与国际化市场竞争的能力,促进大型露天矿山成套设备的国产化水平的提高。

2007年12月19日,湖南湘电重型装备项目落户湘潭九华经济开发区签约仪式在湘潭举行。项目规划用地500亩、计划总投资6亿元,将建设年产100辆大型电动轮自卸车基地。它是国内最大的电动轮自卸车生产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项目将于明年完成主体厂房工程、设备订购及有关配套设施建设,2009年全面建成投产。

湘电集团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大型和中小型工矿电机车、大型电动轮自卸车、城市轻轨车、城市轨道车及军用轨道车,产品通过ISO9001质量认证。拥有各类加工设备和齐全的制齿设备,具有年生产大型电动轮自卸车50辆、城市轻轨车30辆、工矿电机车1500辆及其备品的能力,以及电动轮自卸车动力总成、液压试验等试验台站,铺设专为大型矿用汽车和大、小机车、轻轨车、城市轨道车、军工车厂内试验运行的试验设备和场地。落户湘潭九华经济开发区的湘电重型装备项目,主要生产载重190吨、220吨和320吨大型电动轮自卸车。此种产品适用于大型露天矿、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等,在国内外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同时,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将参与技术研发。

据了解,中国与美国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可以独立开发、制造大型电动轮自卸车的国家。湘电集团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大型电动轮自卸车,被认定为国家级重点产品。该公司与美国通用电器的合作,既发挥了湘电重型装备本土优势,又发挥了美国通用公司的技术优势,达到了优势互补、实现强强合作的目的。将具有年产100辆重载卡车的能力。

这次引进的湘电重型项目,将进一步壮大湘潭九华的汽车产业。100辆大型电动轮自卸车生产线与已经入园的年产30万辆轿车的吉利汽车项目、年产800辆高速公路养护车项目,将共同形成湘潭九华年产可达250亿元的汽车产业集群。

 

二十七、世界最大立式车铣床——齐重数控25米数控重型双柱移动立式车铣床

工程总投资:3500万元以上

工程期限:2007年——2009年

2008年9月29日,继16。5米数控双柱大立车投产后,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重数控)再次重磅出击,与上海港机重工有限公司正式签订25米数控重型双柱移动立式车铣床的供货合同。

这台型号为dmvtm2500×60/550l-nc的数控重型双柱立式车铣床总吨位超过550吨,可以加工直径为25米的大型机组部件,其技术参数,技术等级,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适用于高速钢、硬质合金及陶瓷刀具对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及部分非金属材料的零件进行粗、精加工,可车削内外圆柱面、内外圆锥面、沟槽、端面、螺纹及复杂回转型面。为当前世界最大数控重型车铣床,预计将在2009年初在上海长兴岛港机制造基地投入使用。

这台25米高端数控重型立车,其技术参数、加工精度、技术等级,均创造诸多“第一”,为当今世界机床业的扛鼎之作。这标志着我国港机制造业和机床制造业一同跻身世界第一方阵。

齐重数控之所以敢接下这笔订单,凭借的是公司7年多来科研攻关成果的积累。由于有了先前16。5米数控双柱大立车的制造经验,这台25米的数控重型双柱移动立式车铣床的生产周期仅有一年零4个月,比正常的3年工期将缩短20个月。

成立于2000年的齐重数控,是以原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作为主发起单位,联合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公司等6家社会法人单位共同发起成立的。上海港机重工有限公司现已跻身为世界第二大港机制造商。此前,上海港机需要添置一台世界领先、生产港口重型设备的高精尖大型设备,国内外三家知名机床制造企业为此竞标。最终,齐重数控以技术精良、管理先进、实力雄厚的优势,击败另外两家强劲对手,一举夺标。

这次成功签约,标志着上海港机和齐重数控两家国内知名企业在各自行业的产品生产制造方面均有了决定性和历史性的突破。25米数控重型立车其技术参数,技术等级,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目前世界上只有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可以生产。上海港机使用25米数控重型立车后,可为今后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国际市场奠定基础。

2007年,齐重数控投资兴建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超重型机加车间。为使技术创新迅速转化为高质量产品,将相继投入3000万元,自制1台加工长度为50米的数控桥式龙门铣、3台高速铣,安装1台数控导轨磨床等先进设备,可大大提高产品出产率,缩短了产品生产周期,降低了生产制造成本。

在齐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重机装配车间内,工人们正在紧张地组装重型落地式数控铣镗床。

 

二十八、 巨型海上储油筒——世界首个陆造圆筒形浮动式储油生产平台

工程总投资:2000万元以上

工程期限:2007年——2008年

2008年9月2日凌晨5点10分,在南通海事局的精心维护下,全球首个在岸上船台建造的圆筒型浮动式储油生产平台在南通顺利下水。

此次下水的储油生产平台由江苏韩通船舶重工有限公司为挪威船东建造,是国内建造的首个同类型海洋平台。整个平台呈圆筒型,直径达66米,型深27米。因为采用了独特的圆桶式设计,使该平台无需依赖复杂而昂贵的转塔和旋转密封装置而长期独立系泊海上,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抗风浪性。平台上建有一座炼油厂、一座输油专用的注气站、一座大型储油库,日加工原油约3万桶,储油能力可达30万桶。平台竣工后将长期系泊于北海水域,从事海洋石油的生产与储存。

由于此次下水在全球属首次,无任何实践经验可以借鉴,平台下水时的重量近1。2万吨,重心高,下水速度快,下水冲程远,且平台呈圆筒型,与常规船舶比较,容易发生旋转,稳向性能较差,对周围通航环境、风力、水流等因素的要求较高。为保证平台安全下水,南通海事局多次派出业务骨干,到现场进行察看,并组织海事、引航、船务、水文等方面的专家召开咨询会,对方案进行周密论证。

5时10分,平台开始从滑道上下滑,下水时速度近每秒3米。在6艘大马力拖轮和岸上卷扬机的共同作用下,平台被稳稳地控制住,并顺利穿过110米宽的内港池口,安全靠泊码头。

   近年来,随着大型石油公司对海洋油气田开发产生兴趣,海洋工程市场前景看好。中远船务、惠生重工、韩通船厂纷纷进军海洋装备制造业。投资80亿元的中远海工基地在启东开工建设,主要建造海洋钻井平台、大型半潜式钻井平台和特种海洋装备,预计一期工程今年底完工,全国最大的民营造船企业熔盛重工也有意进入海工产品领域。南通海洋装备制造业新高地悄然崛起。

 

二十九、世界最大船用曲轴——打造中国芯,突破技术垄断

工程总投资:1000万元以上

工程期限:2007年——2009年

2007年12月29日上午,由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控股的大连华锐船用曲轴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第一根大型船用曲轴正式下线。它长6。7米,重41吨,精加工要求很高,在旋转时的振动的振幅不能小于人头发丝的五分之一。

2008年7月27日,迄今为止国产最长最重的船用曲轴在上海电气临港重装备基地下线。这是中国第一根8K90MC-C船用大功率低速柴油机曲轴,全长16米,重约200吨,填补了国内空白。也标志着上海电气在中国率先具备了大缸径船用曲轴的制造能力。

继取得这一最新成果后,2009年,上海电气重工集团还将根据海外用户需求,试制世界上最大型号规格的12K98MC-C曲轴等超大超前规格的产品。上海船用曲轴公司总经理刘超明表示,随着技术的积累和成熟,我国造船业有望打破“一轴难求”受制于人的瓶颈,推动我国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加快迈进。

    打造中国芯

曲轴作为船用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被誉为船用柴油机的"心脏",对船舶的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型船用曲轴要求与船舶寿命相等,终身免维护,使用期限一般在二三十年以上,占发动机总造价的三分之一。但中国造船业几十年来却一直缺少这颗“中国心”。由于其重量大、加工精度要求高、制造技术难度高,因而业内常用"是否具备曲轴制造能力,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造船工业水平。目前日本、韩国、捷克、西班牙等少数几个具备制造大型船用半组合式曲轴能力的国家高度垄断着国际上大型船用曲轴市场。

韩国和日本造船业的重要优势之一,就是它们对曲轴的高度占有。有鉴于此,上海曲轴公司扮演的角色相当重要,既是解决大功率船用主机配套产品产能不足的突破口,又是我国造船产量在“十一五”末占领世界市场份额25%以上的重要落脚点。

由于少数几个国家完全垄断了全球的曲轴,2001年以后,中国造船业常常碰到用比以前高出一两倍价格也买不到曲轴的情况。柴油机生产厂订不到曲轴就不能生产柴油机,船厂买不到主机就不敢接船舶订单,以致“十五”期间放弃了几百万吨的海外造船订单。在一次国际订货会上,几位日本、韩国的曲轴供应商同一位国内船用柴油机厂的负责人开玩笑说,喝一大杯白酒就卖一根曲轴,这位负责人二话没说,就端起酒杯,直吓得供应商连连拱手,因为他们生产的曲轴将优先供应本国,根本不敢轻易许诺给中国客户。

随着原材料成本上升以及其他国家自身需求量的猛增,每根船用曲轴价格目前已达50万美元以上。该关键部件自造能力的缺失一度制约着我国船舶工业的发展,也让中国在荣获"世界第三造船大国"之名的同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统计资料显示,1978~1997年,中国在进口曲轴上花费高达9000多万美元。而近年来,由于曲轴价格持续飞涨,以及中国造船业对曲轴需求量的增加,每年进口曲轴的费用已经高达四五千万美元。近几年来,半组合曲轴供求矛盾更为突出,价格逐年提高,并且交货期也经常得不到保证。因此,迅速建立中国自己的曲轴生产基地,实现船用大功率低速柴油机曲轴国产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项战略任务。

    发展过程

2001年前后正是世界造船工业新一轮的扩张期,各国对大型高技术附加值船的需求激增。船用配套设备自造水平低下与中国的船舶生产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特别是船用柴油发动机的核心部件曲轴不能自给,这一尴尬现状正是上海船用曲轴诞生的背景。

为改变我国造船业"船等机、机等轴"的现状,2001年,在国家领导人的有关指示下,国家发改委批准上马船用半组合曲轴国产化项目,并安排了部分国债资金予以支持。

2002年5月,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和上海工业投资公司共同投资组建上海船用曲轴有限公司,投资1。86亿元开展船用半组合曲轴的科技攻关。

   技术难度

表面上看,曲轴只是个十多米长几十吨重的一块“铁疙瘩”。然而,它的设计和制造工艺却相当复杂。曲轴是柴油发动机直接与螺旋浆轴联结而传递推进力的。是由将钢铁打制成型的锻造钢和在模具中熔铸的铸造钢制成的。制造方法大体上有二种,一是整体制造的曲轴,主要用于中小船舶和发电用中、高速的冲程的柴油发动机,这种曲轴我国早能自给自足,另一种是组装式曲轴,主要用于大中型船舶和发电用低速二冲程柴油发动机,是将曲拐和轴颈部件热压成为整体。这种曲轴直到2005年我国才实现零的突破。

组装式曲轴的曲拐有锻造和铸造二种制造方法,锻造方法需要用压力机等装备,所以气割及机械加工费用高,制造成本高。但是由于用压力机加工,疲劳强度可提高。铸造方法与锻造方法比,在成本上有优越性,可批量生产,但疲劳强度比锻造的低。目前,国内生产曲轴毛坯锻件的企业有两家,即鞍钢重机与一重集团。

船用大马力低速柴油机曲轴形状复杂,传递动力大,承受交变载荷,在船舶寿命期内不允许更换,因此对曲轴钢的纯净化,强度、硬度等有很高的要求,对曲轴毛坯锻件的强度、耐疲劳、抗冲击等性能要求十分苛刻,而且曲轴毛坯一体化成型工艺复杂,锻件制造还必须获得国际制造许可证和船级社的工厂许可。

2007年12月7日,鞍钢重机公司正式接到丹麦MAN-B&W总部的“大型船用柴油机曲轴锻件制造认证证书”,这表明鞍钢成为国内第一家申请六家船级社认证生产大型船用柴油机曲轴锻件的企业。鞍钢重机公司从2006年5月开始进行大马力柴油机曲轴毛坯锻造的研发。采用先进的真空冶炼、真空浇注技术,成功实现了曲轴钢的纯净化冶炼、浇注,使钢质满足了曲轴钢标准要求;利用计算机模拟技术,优化设计了曲轴柄弯锻模具、锻造工艺、热处理工艺,从而使曲轴毛坯锻造获得成功。

2007年8~9月,一重集团相继获得了中国船级社和英国劳氏船级社的工厂认可证书,10月28日,正式收到了丹麦MANB&W总部的"大型船用柴油机曲轴锻件制造许可证"。至此,一重集团已取得了生产规格80以下曲轴毛坯的全部认证,具备了大型船用柴油机曲轴锻件的资质。一重集团现正在积极进行 MANB&W和Wartsila-NSD(瓦锡兰)两种结构形式的90级曲轴认证工作,预计2008年上半年可以通过认证,同时可取得6家以上船级社工厂认可。届时,一重集团将具备生产所有级别的船用曲轴毛坯锻件的资质。一重集团正经过实施曲轴产业化的技术改造后,2008年具备年产75根曲轴毛坯的生产能力。

上海曲轴公司第一根曲轴原计划下线时间是2004年6月,之所以延后到2005年1月,就是因为研制过程中不断遇到新问题。2005年1月,中国第一根国产船用大功率低速柴油机半组合曲轴在上海船用曲轴有限公司顺利下线,这根7。5米长、约60吨重的船用柴油机半组合曲轴实现了我国在该领域零的突破。这根曲轴的诞生是"十五"期间中国船舶行业配套领域最大的技术突破。

为了提升技术,该公司广泛吸收国内外曲轴毛坯制造和曲轴加工技术,通过引进国外专家、与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等多种方式,采用“产学研”战略联盟、联合攻关的技术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产学研结合,自主创新,自主开发的发展道路,在曲轴材料、曲拐弯锻工艺、曲轴红套工艺、曲轴精加工工艺等诸多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掌握了曲轴制造过程中的关键技术,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曲轴核心制造技术。其中,先进的曲轴红套技术、带回转刀架的专用曲轴机床曲轴精加工工艺及宽刃刀具设计和应用、“柴油机—曲轴—船舶轴系—螺旋桨系统”动力学分析的攻关课题难度已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截至2006年12月底,该公司已申请国家专利10项,其中实用新型专利3项,发明专利7项。

目前,该公司已累计承接船用曲轴合同152根(其中出口96根),2007年已完工50多根,2008年计划生产100根。据资料,到2010年,中国需要大型船用半组合曲轴约310根,2015年将达 473根。届时,全世界的大型船用半组合曲轴仍将供不应求。为迅速形成产业规模,上海电气集团及时决策,抢先在临港重型装备制造基地开始了曲轴二期工程的建设。据悉,该公司曲轴二期项目投资5。92亿元人民币,新建厂房约24000平方米,新增曲轴车床、曲拐立车等专用设备32台套,形成年产200根曲轴的生产能力。

据透露,到2010年,该公司将实现年产240根大型船用半组合曲轴的规模,跻身世界曲轴制造企业前三名;到2015年,计划在曲轴的产品质量、生产能力和企业品牌方面保持世界第一。目前,国内仅3家企业可以生产大型船舶用曲轴,具体情况如下。

上海船用曲轴有限公司2007年生产了40根曲轴,不但打破日韩等少数几国对技术和市场的垄断,还有一半产品完成了出口。随着二期项目启动,2008年产量将是去年3倍,可达120根,目前公司已累计承接船用曲轴合同152根(其中出口96根)。另外,计划2009年年产160根,2010年达到200 根,届时几乎能与韩国斗山重工旗下的船用主机曲轴制造厂不相上下。斗山重工在2004年和2005年所生产的这类曲轴分别为200根和220根。自 2006年增加产量达到270根后,未见有报道称再有扩产计划。

青岛海西重工自去年5月生产第一根曲轴至今已经生产了15根曲轴,已形成年产50根半组合式曲轴的装配、机械加工生产能力。二期项目建成投产以后将形成年产150支船用大型柴油机曲轴,其第一根船用曲轴已于去年5月份成功下线。

大连华锐曲轴公司现在已经形成了年产40根曲轴的生产能力,而到2009年,其生产能力将达到75根。目前这个公司在手的大型船用主轴合同已达63根,其中今后3年的合同分别达到23根、38根、2根,而订货意向已达58根。

图一、曲拐在弯锻

 

三十、世界最大电动轮矿用车——服务于2000万吨级煤田

工程总投资:2400万元以上

工程期限:2007年——2009年

360吨尤尼特瑞格MT5500型电动轮矿用车

2007年6月13日,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方股份)生产的360吨尤尼特瑞格MT5500型世界最大电动轮矿用车在神华集团准格尔黑岱沟露天矿完成总体装配,这是国内首台360吨世界最大电动轮矿用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矿用汽车事业的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能够生产360吨电动轮矿用车的制造商只有三家,公司位列其中。

360吨尤尼特瑞格MT5500型电动轮矿用车,车宽9。45米,长15。39米,高7。67米,自重223吨,载重后为557吨。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装载量最大的矿用车。该车的完成,充分证明了北方股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家能够在同一工厂、同一条生产线上生产25吨到100吨机械传动轮矿用车和120吨到360吨电传动轮矿用车以及23吨到42吨铰接式自卸车三大系列产品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同时也为保证北方股份顺利完成与神华集团签订的37台360吨MT5500电动轮矿用车和18台260吨MT4400电动轮矿用车合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集世界一流露天采掘设备之大成的神华准能公司,目前已引进了代表当今世界采掘业发展方向的先进工艺如:轮斗工艺、单斗电铲加卡车运输工艺、吊斗铲倒堆工艺等投入到目前国内最大露天煤矿黑岱沟露天煤矿剥离中,在建设中的哈尔乌素露天煤矿,准能公司将单斗电铲加卡车运输工艺中的卡车由过去单车最大运能154吨提升到326吨,将进口MT5500型卡车37台用于剥离生产。新引进的MT5500型卡车,单车购置费用近300万美元,由美国厂家与国内包头北方股份公司联合生产与组装。为加快组装进度,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神华准能在厂家组装的同时,一方面做好组装监理工作,另一方面进行自行组装,在厂家完成4台组装任务之际,自己组装的第四台卡车也已竣工。伴随这种大功率卡车的投入,我国矿用汽车业的发展将迈向一个全新台阶。

国际矿用车市场的市场容量在1300辆左右,总装载量20亿吨左右。矿用车的主要用在煤矿、金矿、铜矿和铁矿,用户主要分布在澳洲、美洲。澳大利亚是世界矿用车最大的用户,仅2004年就购进500台。我国目前矿用车保有量在3000台左右,2005年销量在580台,2006年预计销量在700台左右。前几年矿用车的市场需求主要以45吨以下为主,近年来大吨位需求开始上升,尤其是2005年以来,大吨位和电动轮销售比例出现大幅度上升。

大型矿用车国际上主要生产厂家是卡特彼勒(美国)、小松(日本)、特雷克斯(美国)(以及被特雷克斯收购的优尼特瑞格)、别拉斯(白俄罗斯)、日立(日本)、利勃海尔(德国),这些厂家在国际的市场份额占到90%以上。国内厂商主要是北方重工、湘潭电机、北京重型汽车厂、首都重型车厂、本溪重型车辆厂等5家企业。北方股份在国内企业中所占份额达80%以上。在50吨以上市场,北方股份更是占到90%以上的市场份额。

为了追求生产效率,大型矿山偏爱使用载重量较大的矿用汽车,近年来随着矿山开采的规模的增加,大吨位矿用车的需求比例不断增加,超大吨位的矿用车不断出现。升级步伐不断加快。矿用车的吨位的快速提升始于60年代,在这之前,机动轮电动车是标准的产品。从50年代的30~40吨发展到60年代的60~70吨,在60年代开始柴油发电驱动应用于矿用车之后,矿用车吨位得以大幅度快速提升。现在常用的机动轮最大吨位在100吨左右,而电动轮最大吨位已经达到360吨。400~500吨的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出现。我国在2005年以前主要以40~50吨为主,2005年以后大吨位车需求开始快速上升,现在已成为市场主流产品。

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大趋势,世界矿用车的中国制造比例也将大幅上升,主要驱动因素包括中国制造技术的提升,劳动成本的低廉以及国内市场的拉动。北方重工的矿用车销售遍及越南、朝鲜、卡塔尔、老挝等周边国家以及尼日利亚、津巴布韦、南非等非洲国家,矿用车的出口涵盖了从3303D(25吨级)到TR100(91吨级)的所有机型,品牌知名度日益提高。

TEREX-UnitRig MT5500 | 特雷克斯-尤尼瑞格[美国] MT5500

该系列包括MT5500和改进型MT5500B,采用的是交流电传动系统,MT5500B共有4种柴油发动机可供选择,[功率分别为2014kW-2723kW],最大一款为MTU/DDC的Series4000,4冲程20缸,8845kg,油箱容量为3028L,空车质量是232t。

技术参数[MT5500B]:外形尺寸:15。4m×9。5m×7。7m, 最大功率:3705马力[2723kW], 额定载重:326t[360美吨],车箱容积:218m3

 

三十一、世界最大缸径船用柴油机——沪东重机8K98MC型船用低速柴油机

工程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工程期限:2007年——2009年

2007年6月30日,一台单机功率达49680马力(36550千瓦)的超重型船用柴油机主机在大连船用柴油机厂建造成功,这台船用柴油机主机的型号为8K90MC-C,机长为15。6米,高12。4米,自重达1253吨,高度超过4层楼,仅机内的一根曲轴就重211吨。它的建造成功,打破了日、韩在5万马力柴油机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这台柴油机操纵灵活可靠,可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技术指标、经济指标均代表了目前世界船用主机的先进水平,成为国际上船东优先选择和争先抢购的船舶主动力源。大连船用柴油机厂目前手持主机合同150台,金额超过65亿元,生产已经排到2010年。

2007年1月,沪东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与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签约,国内最大功率的8K98MC型船用低速柴油机将安装在江南造船(集团)为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建造的5100TEU集装箱船上,这标志着我国大型集装箱船动力自主配套又实现了新的突破。

8K98MC船用低速柴油机是国防科工委高技术船舶科研计划重点支持项目,是迄今为止世界制造的最大缸径柴油机,也是目前国内功率最大的船用柴油机。沪东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自2002年起开展大功率低速柴油机关键制造技术攻关,在成功研制出7S80MC机和7K90MC机的基础上,又研制出8K98MC机。这表明我国船用大功率低速柴油机国产化研制能力进一步增强。

8K98MC型低速柴油机缸径980mm,活塞行程2660mm,最大功率49840千瓦(67782马力)。本次合同签约4+4+4台,已生效4台,首制机计划2008年9月完工。

经过多年发展,沪东重机目前已位居全球低速柴油机五强,年产柴油机可达 150 万马力以上。2007后公司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产能和产量的大幅扩张(从100万力产能计划扩张到400万马力)。沪东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位于上海黄浦江畔的浦东新区,占地20。9万平方米,现有职工1700余名,于1998年5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公司是中国目前生产规模最大、技术开发能力最强的船用大功率中、低速柴油机生产基地。

公司于五十年代初开始研制船用大功率柴油机。1958年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船用大功率柴油机;1965年自行设计制造中国首台万匹机。改革开放以来,公司又引进船用中、低速大功率柴油机专利技术,先后制造出MAN-B&W、SEMT、SULZER系列等多种机型的专利产品。其中1997年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5S50MC-C柴油机,并得到ABS、CCS、DNV、GL、LR等世界12家船级社的认可。截止到2005年8月份,公司累计制造柴油机已突破1000万马力;2006年预计将完工柴油机82台/150万马力。在保持柴油机主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又积极开发非柴油机产品,例如柴油机配件、地铁盾构和美国GE排气缸等等。

目前,全国有14家船用柴油机生产厂,其中能够生产1万马力以上低速,大功率船用柴油机的只有沪东重机,大连柴油机厂,宜昌柴油机厂。沪东重机是目前国内船用柴油机行业的龙头,占有65%的市场份额。

船用柴油机

柴油机动力装置具有比较优良的性能,在现代舰船中,不论商船、渔船、工程船及各种军用舰艇上都得到了极为广泛运用。目前以柴油机作为主机的舰船占90%以上,柴油机船总功率占造船总功率的82%以上。由此可见柴油机动力装置的绝对统治地位。

柴油机动力装置具有以下优点:(1)有较高的经济性,耗油率[Kg/(KW。h)]比蒸汽、燃气动力装置低得多,其中高速柴油机(1000r/min以上)耗油率为0。16—0。18;中速机(300—1000r/min)为0。125—0。170;低速机(300r/min以下)为0。120—0。140。一般蒸汽轮机的耗油率为0。18—0。35;燃气轮机的耗油率更大,为0。24—0。40Kg/(KW。h)。这一优点使柴油机舰船的续航力大大提高,换言之,一定续航力下所需的然油储备更少,从而使运行成本降低,有效载荷更高。

(2)重量轻,柴油机动力装置中除主机和传动装置外不需要锅炉、燃烧器及这些设备附带的共质输送管道等,所以辅助机械设备相应减少,布置简单,因此单位重量指标较小。

(3)具有良好的机动性,操作简单,启动方便,正倒车迅速,一般情况下正常启动到全负荷只需要10到30分钟,紧急时仅需3到10分钟。虽然这一指标比燃气轮机装置差些,但它不需要像燃气轮机装置那样需要一套复杂的启动和倒车设备。柴油机装置停车只需要2到5分钟,主机本身停车只需要几秒钟。

但柴油机装置也存在以下几个缺点:(1)由于柴油机的尺寸和重量按功率比例增长快,因此单机功率受到限制,低速柴油机也紧有40000KW左右,中速机20000KW左右,而高速机仅在8000KW或更小,这就限制了它在大功率船上使用的可能性,大功率舰艇希望的功率植普遍在30000到500000KW,故无法胜任。

(2)柴油机在工作中的噪声、振动比较大。

(3)中、高速柴油机的运动部件磨损比较严重,高速机的整机寿命仅1000到2000小时。

(4)柴油机在低转速时稳定性差,因此不能有较小的的最低稳定转速,影响了船舶低速航行性能。另外,柴油机的过载能力也较差,在超过负荷的10%时,一般仅能运行1小时。

近年来,随着中国造船业在市场上风生水起,“中国因素”成为国际船舶市场上一个时新名词,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船舶市场的变化与发展。

中国造船业不断致力于加快世界三大主流船型的技术能力提升,回首上世纪90年代末之前,面对30万吨VLCC、8000TEU的集装箱船、15万吨散货船的建造,都只能望而却步,而在这短短几年间,中国造船业在集装箱、油轮、散货船三大主流船型上已经做大做强,不仅中国船东将新船交由本国制造,而且国际船东都将目光投向中国。

目前我国三大主流船型散货、油船、集装箱船呈现并驾齐驱的态势,无论VLCC、散货船包括大型矿砂船、万箱的集装箱船,覆盖面是全方位的、从小型到大型的,并且是呈系列的,油船有VLCC、好望角型、苏伊士型、巴拿马型等,几乎各种型号的船我国都能建造。无论从完工量、接单还是手持定单上看,这三大主流船型都是形成全方位和系列的发展态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三大主流船型。我国造船技术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不仅是主流船型,在高附加值船方面也有很大突破,如LNG船今年要交船,建造的进度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而且重大的关键的技术也已经一个个攻破了。

沪东重机总装车间

 

三十一、世界单轴最大功率机车——南车株洲DJ4大功率交流传动电力机车

工程总投资:1000万元以上,工程期限:2007年——2008年

2008年9月25日,世界单轴最大功率电力机车首台车体在株洲试制成功,这类大功率交传电力机车属国务院、铁道部铁路装备现代化重点项目,首台机车车体的竣工标志着该项目取得了重大进展。

2007年8月18日,铁道部与南车株机公司签署了1200台六轴机车的购销协议并正式签订了其中500台的采购合同,项目由南车株机公司自主设计、自主研发、自主制造,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项目采用世界单轴功率最大的六轴电力机车系统集成及配套技术,单轴功率达1600KW,具有性价比更高、线路适应性更广优点,是我国未来的主型货运电力机车。

DJ4大功率交流传动电力机车,为八轴交流传动,总功率达9600千瓦,将以120公里的时速牵引着2万吨列车,飞驰在山西大同到秦皇岛的千里铁道线上,缓解晋煤外运的难题。

作为我国最大运输能力的“西煤东运”专用通道“大秦线”,自1988年底开通以来,虽然开行过5000吨级、10000吨级的运煤专列,年运量逐年攀升,但运输能力已近饱和。据专家预计,到2020年我国煤炭需求量将达到24亿吨。运能不足导致国内部分发电企业出现缺煤停机现象,严重影响了电力生产和电网安全。因此,发展更大功率的交流传动电力机车迫在眉睫。

承担该型机车研制重任的中国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是中国铁路机车车辆行业的龙头企业,凭借其强大的系统集成优势和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国铁路提供了近3500台电力机车,在中国铁路五次大提速中多次担纲主力,并创下了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DJ4大功率交流传动电力机车的成功下线,将中国铁路机车车辆装备与国外先进水平缩短了10到20年,为企业创建70周年增添了喜庆色彩。

中国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前身为中国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厂,创建于1936年,1958年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干线电力机车,1978年全面转产电力机车。历经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27年来的积累,公司已发展为中国轨道电力牵引装备主要研制生产基地和城轨交通设备国产化定点企业,享有“中国电力机车之都”的美誉,也是国内唯一的电力机车整车出口企业。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年产干线电力机车能力达260台(按6轴车计),截止目前,已累计向中国铁路提供了各型电力机车3500多台,占全国铁路电力机车总拥有量的70%左右。

 

三十二、 我国功率最大的重型燃气轮机——R0110燃气轮机

工程总投资:10亿元以上,工程期限:2002年——2012年

R0110重型燃气轮机是“十五”期间863重大专项,“官产学研”联合模式发展。项目预算5亿。黎明与606所、清华大学、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组成设计研制项目联合体,借鉴国外技术,引进国外智力。R0110预期输出功率114500KW(150000马力,排水量接近1 万吨的日本金刚级驱逐舰的总功率才100000万力),热效率36%。在RO110母型机基础上,可以实现60MW、160MW与200MW以上系列燃机。R0110舰用型号论证工作已经开展,可以作为中型常规航空母舰的主动力。

R011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台重型燃气轮机,它的研制成功预示着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具备重型燃气轮机研制能力的国家。这对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他表示,中国一航将继续精心组织、统筹安排,确保研制工作万无一失。

曹健林对R0110重型燃气轮机项目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这个项目是我国节能减排攻坚战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我们要进一步抓紧项目研制进度,加强基础研发,把自主创新的国策落到实处。

 

三十三、世界最大水轮发电机——三峡70万千瓦水轮机组

工程总投资:4亿元以上,工程期限:1996年——2009年

三峡工程左岸电站厂房内景(摄于2005年8月8)

2008年8月7日,三峡工程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已开始发挥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大坝全线达到185米高程,水库蓄水位达到156米,左右岸电站已有24台机组投产运行,累计发电2482亿度。

三峡工程蓄水发电后,滚滚江流将在这里转化为强大的电能,源源不断地输往祖国四面八方。三峡工程水电站分左右两个厂房,共安装26台发电机组。左厂房安装14台机组,右厂房12台,单机容量均为70万千瓦,总装机容量1820万千瓦。单台水轮发电机组重量近万吨左右,是当今世界已投产的水轮发电机组中重量最重的机组。为推力轴承置于下机架的三导轴承半伞式竖轴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额定出力700MW,转速75转/分。

转轮是水轮发电机组的心脏,其质量、性能直接影响到发电机组的安全、稳定和效率。该转轮直径10。07米、高5。4米、净重416吨,不锈钢铸焊结构,由上冠、下环和13块每块重达近18吨的叶片焊接而成,每块叶片最大轮廓尺寸为4537×4951× 2300毫米,净重17。49吨,VOD精炼钢水,探伤要求为CCH70-3,其尺寸、重量、技术含量、制造难度都堪称当今同类产品的世界之最。

机组发电机转子最大直径为18。74米,高3。42米,重量为1779吨,整体起吊重量达1999吨。是当今世界已投产的水轮发电机组中重量最重的机组。由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研制,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公司负责安装。

转子磁轭是三峡发电机的关键部件,由13500多片转子磁轭冲片装配而成,重达1300多吨。磁轭冲片的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的要求很高。3。6平方米的冲片上均匀分布着50个孔,孔与孔之间的距离误差要求在正负0。05毫米范围。以前国内一直采用冲床加工磁轭冲片,精度上难以达到要求,而且冲床加工的钢板边缘易起毛边,叠加起来后不平整,也难以满足平整度的要求,冲床加工还存在噪音大、不安全等问题。

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对整台发电机转子的磁轭冲片采用激光技术切割完成,这在国内尚属首次,是中国发电机部件加工能力提高的结果,而激光数控切割机由中国华工科技激光公司制造。

水轮机转轴由哈尔滨电机厂生产,目前世界上同类产品中最大的,轴径达4米,重量超过100吨。为了能够完成这样超大尺寸的产品生产,哈尔滨电机厂特别引进了20米数控卧车,设计了专用特制刀架。

水轮机座环直径14。6米、高4。86米、重391吨,尺寸和重量均为世界之最。

发电机额定容量778MVA,功率因数0。9,为提高在高水头下水轮机运行的稳定性,发电机设最大容量840 MVA,可连续运行。发电机额定电压20千伏,采用定子绕组水冷、转子空冷的冷却方式。发电机定子机座外径21。42/20。9米,定子铁芯内径18。5/18。8米,铁芯高度3。13/2。95米,单台机组约重6600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电机组。

自2003年7月首批机组投产以来,三峡电站机组相继经历了135米、156米、172。8米等不同阶段蓄水位的运行考验。现场试验表明,水轮机的真机性能与模型试验结果的符合性较好。水轮发电机组运行安全稳定,能量、空蚀和电气等性能良好,主要性能指标达到或优于合同要求。

从“六五”计划开始,国家将三峡机组列入重大技术装备科技攻关项目,国内重点在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哈电)和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东电)建立了高水头试验台、1000~3000吨推力轴承试验台,扩充强度、电机、通风、绝缘等试验室,产学研相结合开展科研工作并取得了成果,为国内三峡机组论证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数据。

2008年8月28日,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与中国三峡总公司签订了合同金额达44。27亿元的采购合同,为三峡总公司旗下的金沙江向家坝、溪洛渡水电站生产10台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其中溪洛渡左岸电站6台机组单机容量为77万千瓦,向家坝左岸厂房4台机组单机容量为80万千瓦,即将成为世界最大水轮发电机,而目前世界上已投入运行的三峡水电机组最大单机容量为70万千瓦,显示出我国机组制造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007年4月3日15时48分,三峡右岸电站首台国产水电机组———26号机组转子开始起吊,70分钟后,转子平稳落入既定的26号机坑。26号机组转子由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研制,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公司负责安装。总成后的转子重量为1799吨,直径达18。43米,高3。435米,整体起吊重量达1999吨。该转子组装工作于2006年7月14日开始,至2007年4月2日全部完成,历时近10个月,整体组装质量优良,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轮机转子。

 

三十四、世界最大电渣重熔炉——上海重机200吨级电渣重熔炉

工程总投资:1亿元以上,工程期限:1972年——1980年

电渣重熔是利用电流通过熔渣时产生的电阻热作为热源进行熔炼的方法。其主要目的是提纯金属并获得洁净组织均匀致密的钢锭。经电渣重熔的钢,纯度高、含硫低、非金属夹杂物少、钢锭表面光滑、洁净均匀致密、金相组织和化学成分均匀。

美国霍普金斯(R。K。Hopkins)于20世纪40年代首先提出这种精炼方法的原理。其后苏联和美国相继建立工业生产用的电渣炉。一九五八年,乌克兰德聂泊尔特钢厂建成了世界第一台0。5吨工业电渣炉,使电渣冶金进入了工业化生产进程。60年代中期由于航空、航天、电子、原子能等工业的发展,电渣重熔在苏联、西欧、美国获得较快的发展,但炉子容量不大,一般为0。5~2。5吨。。生产的品种包括:优质合金钢、高温合金、精密合金、耐蚀合金以及铝、铜、钛、银等有色金属的合金。1980年世界电渣重熔钢生产能力已超过120万吨。

随着电渣冶金的发展及金属材料要求的不断提高,钢锭大型化已成为电渣冶金发展的必然趋势。最初各国工业电渣炉容量仅为0。5t,大一些的一般也不超过3吨。八十年代中期,很多国家都有了50吨以上的电渣炉,就连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建立了88吨电渣炉。

多年来,国外电渣冶金已不满足于一般电渣锭的生产,在工业技术成熟的基础上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形成了一个跨专业、跨行业的新学科。已开发出的工艺技术有:电渣熔铸、电渣浇注、电渣转注、电渣热封顶、电渣离心浇注、电渣复合熔铸及快速电渣重熔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电渣熔铸异形件的发展,小到几十克重的不锈钢假牙齿,大到几十吨重的发电机转子,直至重量超过百吨的水泥回转窑炉圈等,均可不经锻造在异形水冷结晶器中直接熔铸成型。现在电渣熔铸的主要产品有大型发电机转子、水轮机叶片、船舶柴油机大型曲轴、各种高压容器、大型环件、各类轧辊、模具、透平涡轮盘、厚壁中空管、石油裂化管、齿轮毛坯、三通管、核电站压水堆主回路管道等。种类规格之多,形状之复杂不胜枚举。除此之外,实用性较强,具有发展前景的还有电渣热封顶、电渣离心浇注及快速电渣重熔等。

我国在电渣熔铸异形件方面工作开展较早,很多厂家及院所在六、七十年代就对曲轴、炮管、飞机发动机涡轮盘、轧辊、模块等异形件进行过研制,但是电渣熔铸异形件这项技术始终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目前,实现工业化生产具有代表性的有西宁特钢电渣熔铸轧辊、模块;沈阳铸造研究所的大型电站用水轮机叶片、挖掘机复合斗齿、气压机连杆;成都冶金硬面技术加工厂的供无缝管生产用复合穿孔顶头等。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电渣炉是我国上海重型机器厂的200吨电渣炉及德国萨尔钢厂的165吨电渣炉。世界上最大的电渣钢生产厂家是乌克兰德聂泊尔特钢厂,该厂拥有22台电渣炉和年产10万吨电渣钢的生产能力。最大的板坯电渣炉是俄罗斯双极串联70吨板坯电渣炉。我国最大的板坯电渣炉是舞阳钢铁公司的40吨双极串联大型板坯电渣炉。该板坯电渣炉主要产品为特种用钢大型扁锭,最大锭重40吨,最大断面尺寸为950毫米×2000毫米,最大重熔锭40吨,其中截面为世界第一位。相比传统电渣炉,在国内超大吨位电渣炉设备中首次实现了低频电源控制,保证了三相平衡的供电要求;采用双极串联重熔,大幅度降低了电耗,提高了熔化率,节能明显;结晶器移动式抽锭,成功解决了大型钢锭重熔时的结晶器配置问题;采用保温措施,实现了钢锭在线保温。

巨型钢锭的生产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重工业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拥有一定攻坚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是世界上电渣冶金起步较早的国家之一。1960年,重庆特殊钢厂、大冶特殊钢厂,大连钢厂及上钢五厂的电渣炉先后建成投产。紧随其后齐齐哈尔钢厂、抚顺钢厂等工业电渣炉相继建成投产。四十多年来,我国电渣冶金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发展趋势势。1980年4月,一台200吨级的大型电渣重熔炉在上海重型机器厂试制成功。它是中国最大,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台电渣重熔炉。整个工程由上海重型机器厂副总工程师林宗棠负责领导和组织,北京钢铁学院朱觉教授任顾问,上海重型机器厂和北京钢铁学院共同开发研制。

20世纪70年代,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开始筹建。上海重型机器厂为了经济而可靠地为秦山核电站提供核电大锻件,在著名电冶金学家朱觉教授的精心指导下,深入研究大锻件生产的主要质量问题和特殊性,并认真总结100吨电渣炉的生产实践,于1980年创建了至今仍然是世界最大的200吨级电渣炉。

从1972年11月起到1974年12月止,刘椿林和北京钢院教师刘海洪带领试验小组在上重厂和有关工厂先后进行了多项试验,以确定电渣炉设备的设计参数、重熔和抽锭工艺参数。这台三相三摇臂双极串联式的大型电渣炉由三个小机架呈等边三角形布置构成。每个小机架有一根18米高的立柱。三根立柱的底部固定在地基上,中部和顶部用曲梁连结,构成电渣炉本体。在中部曲梁上安放直径2。8米的铜衬钢壳水冷结晶器。每根立柱的上部通过传动装置装有可以上下运动又能左右旋转的摇臂。摇臂的一端装有电极夹持机构,可以夹持相互绝缘而串联的两根电极。

三个摇臂共悬挂六根电极。每两根电极由一台单相变压器供电。这样六根电极便组成三相双极串联回路。电极直径为500毫米,每根重约5吨。结晶器下部有一台带水冷却底板的电动平车,平车载重可达300吨。平车放在能沿三根立柱上下运动的活动平台上。重熔开始前,活动平台上升使水冷底板将结晶器下部封住,然后在结晶器内造渣和重熔电极。

六根钢电极同时进行重熔,经过一定时间电极重熔将尽,三个摇臂轮流地换上新的电极,以便熔炼出一个大的电渣锭。若更换成直径为3300毫米的结晶器,则可生产300吨重的电渣锭。

随着钢电极的重熔,结晶器的渣液面便不断上升,达到一定高度后便进行抽锭操作,即在渣液面上涨的同时不断将水冷底板向下缓慢降落,以得到有一定长度和所需吨位的大型电渣锭。钢锭炼成后,平台下降,钢锭便从结晶器内抽出,电动平车载着钢锭沿着轨道开出炉外。

这台电渣炉有以下特点:双极串联供电,可以减少回路感应,提高电功率因数;采用三相电源,有利于外网络电压平衡;三摇臂轮换电极,用小截面电极重熔大钢锭,有利于控制电极成分偏析;采用抽锭操作,能用短结晶器重熔长的钢锭。

由于电渣锭的冶金质量与普通钢锭迥然不同,采用电渣锭生产百吨以上的大锻件,钢锭利用率要比普通钢锭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这就大大增加了钢锭的有效吨位。比如,240吨电渣锭相当于400吨普通钢锭,可生产200吨重的锻件;300吨电渣锭相当于500吨普通钢锭,可生产250吨重的锻件。该电渣炉也可用于单相重熔,以生产不同直径各种吨位的中小型电渣锭,或者直接熔铸轧辊。因此,该设备灵活多变,适应性很强,属于万能型电渣炉。

用它重熔钢锭制成的锻件,1982年通过国家鉴定,同意用这台电渣炉为中国第一台核电站——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生产安全一级压力容器用钢锭。接着为核电站的蒸发器和稳压器提供了所需的全部大型电渣锭。其中最大的两只电渣锭单重分别为205吨和207吨。

后还用这台电渣炉重熔了火电锻件和化工容器用的大型电渣锭。它生产的大型电渣锭经过国家鉴定,表明电渣钢纯度高,成份均匀,性能良好,韧性特别优良。从而为中国优质大型锻件的制造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进入21世纪,上重生产了三峡工程710兆瓦水轮机导叶轴头、100万千瓦核电站堆内构件、超超临界汽轮机转子等高合金大锻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完善工艺技术 发挥设备潜能

该大型电渣炉建成后,上重又针对其重熔工艺的关键技术展开了全方位、多层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攻克了一系列重大技术难题,使其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一是均匀性控制技术解决了用成分有差异的若干炉号数十根电极通过几个昼夜重镕成一根200吨电渣锭的成分均匀性问题。

二是大功率、快熔速、高冷却和强脱氧工艺为获得高质量巨型电渣锭提供了重要保证。大功率供电,渣温高,冶金反应的动力学条件好,精炼净化效果强。熔速高达5吨/小时以上,但因为有高速强制冷却,且熔池浅,所以成分均匀,组织致密。强制脱氧使渣池始终保持低氧位(FeO≤0。3%),高冶金性能。因此,200吨级电渣炉生产的电渣锭热塑性良好,锻压时一次压下量达到1米也不开裂。电渣锭中心的密度与锭边缘密度一致;锭中心的二次枝晶间距仅为2毫米;氧化物0。5级,硫化物为0。直径为2米的锻件,超声波探伤起始灵敏度Φ1。1毫米也能通过。

三是低氢控制技术解决了高湿度气候条件下长时间重熔获得低氢巨型电渣锭的难题。尽管上海气候潮湿,空气湿度高达每立方米30克水,熔炼区气/渣接触面积有5平方米大,但几个昼夜的重熔过程中的低氢控制与天气和季节无关,使用冷渣料对低氢控制没有明显影响。电渣锭中的氢含量均低于2ppm,大部分在1。4ppm以下。

四是低铝控制技术清除了电渣重熔法生产汽轮机转子的障碍。汽轮机转子中的铝含量不允许超过0。010%。用低铝、低氧、低硫的重熔工艺技术批量生产高、中、低压汽轮机转子,铝含量均在0。005%~0。007%之间,氧、硫均在25ppm以下,大部分为20ppm。

生产实践证明,采用电渣重熔法生产特大锻件用巨型钢锭,质量可靠性高,投资节省,经济合理,是理想的手段。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上海重型机器厂有限公司近期已投建450吨电渣炉(450吨电渣锭相当于600吨普通钢锭),总投资1亿元以上,设备安装即将竣工,明年初可望投入运行。
 

三十五、共和国的当家设备——武重CK53160十六米数控单柱移动立式车床

工程总投资:1000万元以上,工程期限:1985年——1989年

渤海船舶重工CK53160单柱移动数控立式车床,工件最大车削直径16米,最大工件高度6。3米,工作台最大承重450吨,二坐标两轴联动。

1989年9月CK53160十六米数控单柱移动式立车在武重研制成功,10月16日通过机械电子工业部组织的验收。这台机床高17米,自重620吨,运用了静压导轨、卸荷丝杆、导轨辅助梁、变形位移补偿、无间隙双齿轮齿条、自动升降台、大型钢结构焊接件、阻尼防震等先进技术和科研成果,工作台承重量达450吨,加工工件直径可达16米,是我国最大的数控立式车床,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这是我国生产的第一台超重型数控机床,被誉为共和国当家设备。至今为止,武重共生产了同类规格的超重型机床6台,分布在哈电、东电、天津阿尔斯通水电设备有限公司等,为国家电站设备关键工程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为世界瞩目的三峡工程建设提供了加工水轮机的关键设备--CKX53160型数控单柱移动立式铣车床,其技术要求高,制造难度大,要求既能车削加工,又能完成铣削加工,工作台可精确分度。

改进型机床仅零件就有300多种,2000余件,自重近700吨,创国内机床重量之最,为世界罕见。该机在CK53160型机床的基础上,作了较大改进与提高,加工直径16米,加工高度6。3米,工作台承重550吨,承重为国内第一“大力士”。一次装卡完成车、铣、镗、钻、攻丝、磨削全部加工工序,保证了三峡电站550t巨型水轮机转轮的加工。该机的研制成功,代表了我国超重型机床的生产能力和水平,标志着我国自主版权产品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超重型机床供应国之一。

CK53160型数控单柱移动立式车床曾被评为1989年度全国十大科技成果,并名列榜首;获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CKX53160数控单柱移动立式铣车床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第一名,也是机床行业唯一获得一等奖的产品。

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我国“一五”时期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的武汉重型机床厂,该厂是我国制造数控重型和超重型机床的大型骨干企业。自1958年建厂以来,企业先后为我国的机械、能源、航空、航天、军工、交通、化工等行业提供了近两万台重大设备,并向北美、中东、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20多个国家出口产品。以CK53160数控十六米单柱立式移动车床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为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作出了重要贡献。武重的辉煌历史,被誉为机床制造业的“亚洲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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