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编者按:发出最新一期文集,内容将在几天内不断增加,请大家连续查看。 这期文章反映了各派人物的观点及表现,很值得一读。极左、中左、极右、中右都轮番登台,粉墨登场,中国各派都纷纷亮剑。改革三十年后,观点分歧再次加剧。右翼势力要进行鱼死网破的一博,左翼群体更不甘沦落。一旦权威旁落,管制松动,中国就会出现这个样子。好心的人希望大联合,超越左右,极端的人非要强加自己的主张。还是卢麒元先生的观点更精辟:中国没有左右问题,只有爱国与卖国的问题。这是因为左右再极端,再为自己的信仰而战,都比当卖国贼强。但愿中国少出点这种卑劣的人格。

    这期文章值得关注的有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的《认真对待人治》,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刘利华的《思读点评陈奎元和张宏良》,河清 的《西方文明正史之质疑 》,以及仲大军的《中国经济能否硬着陆?》。中国不搞民选制,就只能搞人治。人治也不错,好的人治比法治要高效得多。朱苏力先生就是在为高层提供理论根据。而张木生召开的座谈会,更像个太子党聚会,这些人的观点基本上属于中右,反毛方面的胡舒力也在其中,说明了这批干部子弟的倾向。真正属于民粹的可能就是田忠国等人了。在这形形色色人等中,明显地可以看出贵族与平民的身影,精英与大众的分别。】

中国经济能否硬着陆?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1年5月14日

目录

特稿

仲大军:中国经济能否硬着陆?

卢麒元:中国没有左和右问题,只有爱国和卖国问题

缪一轮:民间两派联合起来支持党内民主派

田忠国:超越左右还是以右为左?

经济

美国之音: 中国模式面临巨大挑战

《财经网》:多个省份出现罕见的淡季缺电现像

《财经网》:4月份地产、汽车销售同比出现大幅下滑

张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刘东民: 后危机时代的流动性过剩与全球流动性管理

中华元智库:楼市步入下行通道

中国首创投资:中国首创2011 年度报告

欧阳君山:小型微型企业为什么难

乔希•诺布尔:中国经济接近拐点

卢映西:十日谈:久违了为人民服务

关愚谦:第三轮美中对话留下的阴影

张庭宾:战术胜利难改美元战略困境

来路不明的非巴西产“兰清牌巴西转基因灌装油”必须清除!

郑重:一个30年的悲剧循环?

盛小逸:我反对解除生育计划

高锋: 瑞典怎么解决劳资矛盾的

唐骏的成功是整个中国的失败

 

政治思想文化

朱苏力:认真对待人治

港士:选举制度初探与诉求选举制度利益

徐景安:幸福中国要重建意识形态

张木生: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

唱红:2011,红歌涌动的年代

萧功秦和张木生谈红歌文化

俄罗斯总统总理带头公布家庭财产状况

法广:朝圣重庆 新老左派或现合流

中选网:乌有起诉茅于轼

田忠国:右翼势力害怕中国左转

文编:中国对拉登之死的不同反应

河清:西方文明正史之质疑

刘利华:思读点评陈奎元和张宏良

朱景文:法律是一种规则政治

罗宁:孔子的无辜与反孔者的心虚、自卑和怯懦

余樟法:自由派排斥儒家探因----儒家的孤独

杜吹剑: 恢复传统婚礼,重建中国礼仪

许锡良:行走在黄光裕的家乡

张素我:张治中将军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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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能否硬着陆?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1年5月12日

    中国经济能不能硬着陆?我认为硬着陆一词用到描述经济运行方面并不科学,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会像飞机似地一头栽到地上,除非发生了特别重大的天灾或人祸,经济运行一般不会停滞。就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看,增速可以减缓,硬着陆不可能

    但是,外部人士仍然乐此不疲地用着这个术语。英国《金融时报》最近一篇看衰中国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可能在2013年硬着陆。曾经预测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努里尔•鲁比尼认为,中国投入在有形资产、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资本泛滥成灾,豪华空荡的机场、连年亏损的子弹头火车、车辆稀少的公路、数以千计超大规模的政府新办公大楼、一座座无人居住的鬼城,以及为防止全球铝价暴跌而关闭的崭新的铝冶炼厂,这一切最终可能在2013年后,中国将遭遇—场硬着陆。所有过度投资最终都会导致金融危机或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迟缓。

    这种描述也有点耸人听闻。中国经济崩溃论是无稽之谈,最多是个速度快慢和质量好坏问题。这一点可从几个方面来把握。一,我们的虚拟经济不似西方一些国家那么发达,虚拟经济的暴跌暴涨对实体经济影响不大。二,我们的债务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我们实行的是老式重商主义式的发展方式,不会被债务所累。三,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仍然有着巨大的增长需求,并且这种冲力在近十几年内还没有看到头。所以,尽管中国大兴土木、过度投资的时间已大大超过了10年,但每当投资或基础设施看似太多的时候,经济增速就会赶上来,闲置生产能力就会消失。

    特别是进入今天这个阶段,经济规模做大了,雪球效应出现,今天的十年发展能等于过去三十年的增长,只要将资源要素调配好,节奏控制好,一个经济高增长的长周期就会出现。依我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三个增长周期。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历时仅四五年,就进入收缩期。二是90年代上半期,经济起飞仅三四年就又降温了。只有到了21世纪10年代,从2000年经济走出低谷后,一直走到今天,增长没有减速。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长的一个周期,到何时结束?还难断定。

影响下一段经济高速度的因素

    但是,在几个重要方面把握之后,我们不能不看到目前潜在的一些问题和危险,如果处理不好,未来也有可能对宏观经济面带来影响。具体来说,目前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这样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国内的宏观调控措施。为了遏制通胀,一再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对房地产行业流动性进行限制,对地方政府融资进行制约。这种紧缩何时才能放松?要看通胀的减弱程度。如果这种货币政策实施得合理,不会对经济产生过分负面的影响。如果杀伤力过大,可能出现经济衰退、呆账坏账等问题。

    目前我国楼市正在步入下行通道,2011年以来房屋销售势头疲弱,房屋销售价格处于下行通道中,地产行业贷款压力巨大,库存压力处于历史高位,市场显得愈加脆弱,房地产投资逐季下滑,一线城市为最,土地成交量价齐跌,地产调控政策仍将继续,市场信心不足,房地产面临压力。

    第二是外部环境。有人最近写文章说,全球经济在今年第三季度可能发生二次探底,与2010年夏天的情况类似。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衰退正在加速,失业率从8%上升到9%,经济增速再度放缓,由于欧洲经济仍然陷入债务困扰等因素,全球经济可能在2011年夏天再次调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第二季度已出现放缓迹象,估计第三、第四季度在此影响下仍将减速运行。

企业效益和发展质量值得关注

    第三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即经济发展的效益和质量问题。一味追求速度和GDP,而没有相应的高效益和高质量,也会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牵累。特别是在经济速度减慢之后,效益问题会更加凸显出来。

    现在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举几个例子来观察这个问题。先说民用建筑方面,目前我国的商品房供给是否过剩?有不同估计,但很多地方出现“鬼城”现象值得注意,什么鄂尔多斯鬼城,郑州东区鬼城,成片开发的住宅区空无一人,更有大量的商品房出售后被闲置。所以,房地产的控制很关键,既不能让资产泡沫继续膨胀,又要保证真实的市场供给。如果真的出现上世纪80年代日本那种样子,问题就严重了。

    再说高铁问题。据最新数据,2011年,中国的在建高铁里程高达1万公里以上,世界第一,与此同时铁道部负债规模大幅攀升。2007年,铁道部负债总额为6,587亿元,2009年年末则达到13,033亿,两年间负债翻倍。更为关注的是,从2008年中国第一条高铁京津城际高铁通车以来,所有高铁几乎都处于亏本状态。

    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一年多时间内亏损额就超过7亿元,估计2010年仍然亏损3亿元左右。2009年4月通车运行的石太客运专线,第一年亏损达8亿元,2010年亏损估计9亿元。另外,沿海铁路于2009年9月开通,当年亏损达3.77亿。郑西高铁于2010年2月开通,全年收入预计约为6亿元,但每年银行贷款利息就达11亿元之多。总投资超500亿的沪宁高铁,每年需支付利息12亿元,每天需支付利息328万元。沪宁高铁每天须开行35列满员列车,才够支付每天328万元的贷款利息。

    京沪高铁从这个月开始试车运行,运营后可能依然是亏损。目前,全民补贴高铁的最大部分来自于利率补贴。由于我国的储蓄是负利率,以高铁融资2万亿人民币计算,全国储户每年需要倒贴高铁600亿利息。这种人为压低利率以支持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从而支撑GDP增长的做法,弊端正日益显现。庞大的高铁贷款是否能如期偿还,以成了值得关注的事情。

    再来看我国大型企业海外投资的效益。商务部研究院信用管理部最近向记者透露,到今年3月末,我国海外规模企业的应收账款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与2009年相比涨幅为24.6%;中国企业的海外欠款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而且每年还会新发生150亿美元。国际金融危机后信用危机蔓延,中国企业正面临越来越巨大的信用风险。商务部研究院透露,有关不良资产已超4千亿元。

    据国资委统计,截至2009年底,共有108户央企投资涉及境外单位5901户,央企境外资产超过4万亿元,当年利润占央企利润总额的37.7%,甚至有的企业境外项目利润占公司总利润的50%,但有时整个投资项目全盘皆输,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光是一个利比亚,上千亿的投资都砸到里面去了。我国企业到海外乱铺摊子的现象已暴露出来。最终这些投资失误都要显露到银行信贷效益上。随着经济速度的减缓,下一步必须密切注视银行运行效益。

随时警惕热钱可能对经济造成的波动

    现在需要谈第四个问题。由于这些年我国基础货币数量投放较多,热钱大量流入,银行存款相对比较宽裕。但随着银根紧缩,外部热钱回流,以及信贷效益下降,银行会出现资金紧张局面。在这里,中国还要特别注意热钱对中国的冲击。热钱的一举一动,将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

    现在估计,目前我国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约有1万多亿美元是外资企业留在中国的利润,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外汇估计只有不到2万亿美元。另外1万多亿美元是外企的,这部分资金会随时根据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进出国门。一旦人民币升值达到一定程度,这部分外资企业的外汇储备会立即进行转移。届时将对中国经济形成真正的影响。

    综上所述,这四大方面的问题,哪两者比较重要呢?我认为是第三与第四点。企业经济效益不好,发展质量不高,将会从微观上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热钱的投机性也是中国时刻不能放松警惕的一个焦点。

    如果在这四个方面不出现问题,中国经济就不会硬着陆,更谈不上崩溃。目前,就我的观点看,宏观调控的把握相对比较容易,最难的是企业层面的问题,是企业效益问题,质量问题。如果企业出现大面积的亏损,对经济的调控就困难了。

 

 

 

 



发件人:"刘浩锋" <xksh2006@126.com> 2011-05-14 20:54:56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标题: 刘浩锋推荐:警惕无形控制学术传媒欲灭我民族的恶手——共济会

    转载摘要:中国没有左和右的问题,中国只有爱国和卖国的问题。只要是忠诚于祖国和人民,细节和形式并不重要。音差才需和,调异才要谐。否则,普天之下,一音一调,和谐而无乐。爱国者们需要气壮山河的大合唱!党和政府一定要下大力气挖掘、培养、扶持又红又专的爱国人士,一定要继承、发展、完善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思想学术体系,一定要让传媒成为弘扬中华民族主体性思想的阵地(不能继续纵容普世价值麻醉青年),一定要牢牢控制公共财政这个战略制高点,一定要严防死守中国金融这条无形的高边疆。那些个被精心安放的“金融木马”,必须立刻将之“焚毁”。

中国没有左和右问题,只有爱国和卖国问题

----警惕无形控制学术传媒欲灭我民族的恶手——共济会

原文标题:何新发现了什么?

卢麒元

2011年5月

    一直在关注何新先生关于共济会的系列文章。何新先生的新书《谁统治着世界》终于出版了。很多的朋友都希望笔者就此问题谈一点看法。何新先生如此重视共济会问题,意味深长。

    可能,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会将何新先生的发现当成阴谋论。老实说,如果你用传统思维逻辑理解“统治”一词,何新的结论很难成立。以美国为例,在三权分立的格局之下,控制总统并不能统治美国,最低限度要控制三权。控制三权仍然无法实现长期统治,还必须控制宗教、学术、传媒。这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共济会的能力。我想,共济会也未必有这样的“统治”意愿。但是,共济会的存在确实是一种事实。并且,作为西方高端精英的俱乐部,拥有相当惊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有时甚至可以主导一些政府对于国家的治理。这似乎也是不争的事实。

    笔者认为,理解共济会的本质,关键在于认清该组织的目的与方法。

    共济会的确是一种超越了常规国家治理模式的非政府国际组织。该组织以间接而隐蔽的方式,试图实现对地球资源的重新分配。他们的目的是牢牢掌握地球资源的分配权,从而确保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他们的方法就是通过对金融资本的垄断,掌握全球商品的定价权,从而对有限的地球资源进行全面控制。共济会的“统治”方法,基本上是虚拟的,不涉及土地和人口,甚至不直接涉及产权,“统治”的要点在于资本垄断。

    我想,何新的发现如果能够进一步理论化,有可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澄清人民群众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资本主义进入后现代以后,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共济会的“统治”模式,或许是后帝国主义时期的新型的帝国主义模式。认识共济会,并理解后帝国主义时期的新型帝国主义模式,意义重大。

    资本无祖国。但是,资本家是有祖国的。当有祖国的资本家,操纵无祖国的资本的时候,他们需要具备跨越国界的能力。这种跨越国界的能力,需要强大的国际组织方能建立。共济会正好就是这种能够跨越国界的非政府国际组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共济会非政府的特色,为他们提供了最佳的保护色,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共济会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们找到了跨越国界的最佳方式,那就是借助于资本的中性特征,实现资本持有者对时间和空间的跨越。资本家比无产阶级更现实。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时候,资本家门也联合起来了。共济会就是资本家的“共产国际”。历史地看,共济会比共产国际更有效率。经过两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他们已经完成对全球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整合,并且形成了对美元及其衍生资本的绝对控制。通过控制国际金融资本,他们逐渐延展其影响力,以至于可以对多数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发挥重要的影响力。事实上,进入二十以世纪以后,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资本的金融殖民正在加速。他们已经建立起了美元金融资本的日不落帝国。

    何新发现了一个意图控制世界的强大的非政府国际组织。这个非政府国际组织的组织基础是触角伸到全世界的金融机构,这个非政府组织的运作工具就是无所不在的金融资本。

    这个非政府组织不需要直接控制美国。它巧妙地寄生在美国的现有政治经济体制之中。它可以借重美国国家机器的强大功能,而又摆脱了国家机器的负面影响。它完成了组织利益与美国国家利益一体化的完美结合。以至于你有时候无法明确细分,那些是共济会的组织行为,那些是美国政府的国家行为。

    在冷战结束后,这个组织的能量得到充分的释放。这个组织迅速突破了意识形态藩篱,扑向所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短短十年时间,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成果被颠覆。资本家们在东方阵营重新获得了主导权。冷战结束后,短短二十年间里,就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国际金融风暴,诸多发展中国家再一次陷入了历史性的困境。其中,独立自主的中国也面临严峻的考验。

    何新的发现,向中国管理层发出了极其严厉的警讯。

    在漫长的冷战进程中,中国形成了国家对抗国家的完整的防御体系。然而,中国并没有对付非政府国际组织的任何系统性的安排。我们仍然无法超越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我们还不习惯应对藏匿于金融资本中的无间道。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在金融领域基本上不设防。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资本能够相对自由地进出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金融机构已经部分地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政策,近年来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开始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异化。同时,这些国际金融机构以正常商业运作的方式,迅速渗透到非金融的各个领域。最为严重的是,他们几乎完整地控制了中国的学术和传媒系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学术、传媒、财政、金融一旦被彻底控制,国防将形同虚设,国家安全将岌岌可危。当年,前苏联的国防和安保的能力是何等地强大!然而,一旦学术、传媒、财政、金融被控制,庞大的苏维埃帝国瞬间土崩瓦解。事实上,那只精心安放的“金融木马”已经“入城”了,杀手们在焦急等待黑夜的来临。中国正处于八九风波之后最危险的时刻。

    危机远远不止于此。何新的发现,向每一个中国人都敲响了警钟。

     何新先生的书中涉及了种族灭绝的问题。这与张宏良等先生对于转基因主粮问题的关注不谋而合。这里面的透漏出来的信息足以令人震惊。这个能力非凡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并非仅仅意图控制并肢解中国(像对付前苏联那样),他们要直接清减中华民族的人口数量,他们的目标是重新分配有限的地球资源,他们不希望太多的地球人共享有限的资源,他们的手段类似于希特勒种族灭绝政策的翻版。如果,他们的努力获得成功,中国将不仅仅是亡国,而且将可能面临灭种。

    我非常希望,我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人,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何新先生的看法是一种阴谋论。很遗憾,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不是一个阴谋。如果,何新的发现是真的,那问题的性质将是何等的严重!请大家环顾一下四周,是不是有些不寒而栗。难道这一切竟然是精心设下的局吗?你所崇敬的、所信赖的、所依靠的家伙们,可能根本就不是与你生死与共的同胞兄弟。他们正在抢劫你的财富,他们正在往你的碗里下毒,他们正在等待着收尸呢!

    直到现在,我才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让何新做政协委员,为什么有人贬低何新的学术研究,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让何新说话。破城的前夜,敌人最惧怕的就是勇敢的报信者。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还有许多像何新这样甘于非主流的思想家。何新似乎算不上是右派,何新实在也不像是左派,何新甚至根本没有政治颜色,所以,何新在政治上是孤独的;何新没有吓人的出身,何新没有靓丽的学历,何新甚至根本无师无门,所以,何新在学术上是孤独的;何新有名气而不贩卖,何新有关系而不经营,何新甚至根本就漠视自己的一切资源,所以,何新仍然保持着思想家的气节和人格。何新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爱国者,他在冷漠的边缘守望着他的祖国。何新先生在歌舞升平的祥和之夜,发出了凄厉的警讯。我们又看到了二十年前,横槊独立于西风的何新。

    还有必要顺着人家精心设计的思路去争论吗?中国的金融政策还有多少独立性可言吗?中国的经济问题难道可以宏观调控吗?积极和稳健之类的形容词是否太幼稚了呢?还是将那些不着边际的话题,留给花枝招展的主流精英们去演绎吧!

    为了不让人民的人民币沦落为越南盾,为了不让共和国赖以立国的公共财政出现崩溃,我们必须作出改变。当然,改变的前提是,必须清除各类非政府国际组织在中国体制内的代理人,必须削弱金融机构僭越执政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地位,必须限制国际金融机构及其人员在我国的非金融活动,必须强化党和政府对学术和传媒的管理和控制。党和政府一定要下大力气挖掘、培养、扶持又红又专的爱国人士,一定要继承、发展、完善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思想学术体系,一定要让传媒成为弘扬中华民族主体性思想的阵地(不能继续纵容普世价值麻醉青年),一定要牢牢控制公共财政这个战略制高点,一定要严防死守中国金融这条无形的高边疆。那些个被精心安放的“金融木马”,必须立刻将之“焚毁”。

    笔者注意到了左派和右派的激烈争论。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浪费宝贵的时间。中国没有左和右的问题,中国只有爱国和卖国的问题。只要是忠诚于祖国和人民,细节和形式并不重要。音差才需和,调异才要谐。否则,普天之下,一音一调,和谐而无乐。爱国者们需要气壮山河的大合唱!

    其实,最要紧的不是何新发现了什么,而是何新的发现启发了我们的思考。近三十年来,我们忽略了认真研究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巨大变化,我们放松了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忘记了站在无产阶级的角度思考人类未来发展的出路。不能用“崛起”这样的帝王理念来定义中华民族的发展目标,不能用科学分析替代阶级分析,伟大的中华民族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

    当我们松动了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之后,我们已经自觉地解除了思想武装。这是一个值得全民族深思的严重问题。当我们放弃思想武装,再一次虚心做西方的学生之后,又一次出现了老师强暴学生的历史轮回;当我们放弃思想武装,强大的国防力量形同虚设,国民财富仍然被列强肆意掠夺;当我们放弃了思想武装,我们也同时放弃了崇高的理想,实用主义将我们引入了纯物质享乐主义的死胡同,我们开始见证人性的堕落,疯狂的物欲将社会带入了黑暗和蒙昧。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宣布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并不需要第二次被崛起,中华民族应该思考如何引领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太平。中国人是讲究阴阳调和的。既然有一个共济会,就应该有一个与之对应的组织。别人有阴谋,我们也应该搞一点儿阳谋。

     唯能战、善战、敢战者,方能止战!

    何新老了,让他一个人横槊独立于西风,于心何忍?

    青年们,别睡了!

    天道辩证逻辑是源自太极图天道阴阳原理的逻辑建构,包容形式逻辑与传统辩证逻辑,符合宇宙事物客观运行,达成思维与心灵运动的圆满。刘浩锋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5-15 06:33:58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缪一轮

民间两派联合起来支持党内民主派

——回复万军的文章:《各路人马纷纷亮剑,中国社会何去何从》

缪一轮

2011-5-12

  万军说:“往右拐的人想通过改革政治体制的途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普世价值在这里有很大的市场,世界文明潮流是他们追寻的目标。但是,遗憾的是有人看不清方向,把党内举足轻重的民主派人物的言论视为“作秀”,并称他为‘影帝’,显然这是极其错误的。要实现民主政治,途径是什么? 难道还要提倡以暴易暴的血腥斗争吗?人类最高的智慧是执着的追求中包含了妥协的精神,在这方面英国人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此,在高层出现民主派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是时代不幸之中的有幸,特别是在事关国家面临重大选择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人显得弥足珍贵,向往民主宪政的人们应该对他予以坚决的支持。”

  完全赞成这个观点!当我们好不容易出现了这样一位领导人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去爱惜他拥护他支持他,岂不是我们自己的最大不幸! 在他面临种种困难正在不屈不挠苦苦坚持的时候,我们不但不给予他有力的声援,反而讽刺挖苦无情嘲弄,陷他于孤立无援的绝境,岂不是叫他寒心,让他的政敌——党内顽固保守派拍手称快?

  就是对于站在他背后掌舵的胡锦涛,我们也应该立足于鼓励、督促、鞭策,使其更加坚决勇敢、旗帜鲜明地站到温家宝一边,努力推动党内民主改革。

  党内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越大,越有被权贵集团完全绑架的危险(应该估计到我们党现在还没有被权贵集团完全绑架),就越要旗帜鲜明地与他们进行公开有序合理合法的党内斗争,促使他们的真实面目尽快暴露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个人服从组织、中央服从全党”的党内民主制解决分歧。

  我相信,如果我们党内再次出现胡耀邦赵紫阳那样勇敢正直的领导人(这样的人一定还有),绝不至于再重复出现他们那样的悲剧。因为毕竟中国已经不是20几年前的中国,党已经不是20几年前的党,军队已经不是20几年前的军队,公民也已经不是20几年前的公民! 他们的头上也不再有一个“一言九鼎”的太上皇! 什么陈奎元之流也绝不会比20几年前的左王胡乔木邓力群有更大的市场!

  在各路人马纷纷亮剑的关键时刻,我们普通公民和党员,也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为祖国和人民,为子孙后代,勇敢一搏!

  况且陈奎元对“包容”的攻击,不止是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攻击(估计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倒是对陈奎元的还击),不止是对温家宝的攻击,而且也是,或者主要是对胡锦涛的攻击。因为不是别人,正是胡锦涛从去年开始先后在各种场合大讲特讲“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而这恰恰是他“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的合乎逻辑的发挥、演进和推行实践的具体化!陈奎元却攻击它是“掉包”,是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诚然,在他们看来,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维护他们的党国体制、他们的特权和垄断地位,而不是民主民生和公平正义。

  如今陈奎元们胆敢充当党内反对民主改革的保守派的急先锋,已经不惜且不惮与总书记公开叫板,以自己的言论和实际行动否定了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的口号,这就表明了他们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公开决裂!因此分裂党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不追究他们的派别行为,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对党内反对派的宽容,我们也完全予以理解。可是为什么党内民主派还不能把党内争论公开坦陈、和盘托出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一方面因势利导大力推进党内民主,一方面循序渐进把最后裁决权交给全党全国人民呢?

  实际上,表面的一团和气、表面的团结一致已经维持不下去。既然他们已经主动挑起论战,主动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表示决裂,党内民主派此时不应战,更待何时? 难道还要等待他们完全绑架我们党、彻底挟制党中央,才来应战吗?

  不要忘记,等到刘少奇想要用宪法来保护他这个共和国主席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们的教训不可不记取!

  万军认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无法容忍现存制度的腐朽,都以变革现实为己任。然而,怎样变革? 他们却形成截然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态度。” 我认为,这段话前面一句判断完全正确,后面一句似乎有失分寸,失之于过份夸张,有点似是而非。

  前面一句,说明了左右两派的根本立场、变革目的和出发点是完全相同的。这其实就是他们求同存异的基础,是他们在共同目标之下团结起来协同作战的思想基础。有了这个共同目标、共同基础,他们完全可能通过协同作战的实践求同存异,逐步团结起来,逐步放弃自己一些偏见或一些不够成熟不够现实的片面性的见解,以致于彼此谅解、理解、融合。他们的分歧主要是路径上的分歧,如果能够逐步放弃某些不自觉的意识形态的壁垒和极端的盲目性,就不存在什么“截然不同”。

  说句老实话,每当我获得一个比较接近真理性的认识的时候,我根本就分不清我是左派还是右派,也完全不在乎我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以为,所谓左派右派的派别意识太浓厚未必是个好事!我认为,我们民间社会应该是,只要是真理,我们就接受,管它是来自左派还是右派呢?

  我倒觉得,只要我们与当今妄图完全绑架我们党的权贵集团划清界限,在思想上行动上与他们严格地切割开来就可以了。因为很显然,他们才是我们共同的反对目标,他们才是我们走上民主宪政的现代化康庄大道的最大阻力。

    从表面上看,他们往往似乎站在左派朋友们一边,迎合左派的政治诉求,有时候表现得比左派还要左,但是当左派朋友们要求他们放弃哪怕一丁点他们的既得利益的时候,比方要求他们不折不扣地实行巴黎公社的干部制度,要求他们廉洁奉公、降低三公消费、严格申报和公示自己的家庭财产,遇到天灾人祸时要求他们像温总理一样身先士卒、不畏艰险、深入基层、亲临前线的时候,他们就不干了。

  所以,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我呼吁我们民间社会左右两派立刻停止互相攻击,一方面进行同志式的友好磋商和探讨,一方面团结起来一致对付权贵集团的倒行逆施,尽快培育、发展、壮大公民社会,学习民主和自治,呼应党内高层民主改革派的任何努力,把祖国民主改革大业推向前进!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发件人:"tian" <xtos@live.cn> 2011-05-15 00:19:2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Date: Sun, 15 May 2011 00:19:25 +0800

超越左右还是以右为左?

田忠国

2011-5-15

    我们本来写“思想是未来的现实,文化是现实的呈现”一文,但是突然发现人们说起了超越左右的问题,只得搁下我们该写的东西和“全球视野的大国战略”,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其实,我们在几年前就提出超越问题,比如,我们写过“中国到了急需整合价值目标共识的时候”。文章在好多网站都贴出来了,没想到,右翼跟着我的帖子骂了一二年。这一现实我们不得不思考:价值目标可以整合吗?

    我们的回答是,可以。比如说,文革后期我在公社干,有时有的村子矛盾很尖锐,甚至发生打群架现象,但是,通过争论或者争吵,意见不同的各方各自拿自己的解决方案,反复争论,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呢,就是大家一块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大家通过了,以后就照立的制度办。这一事实证明,价值目标是可以整合的,但是,整合价值目标得有一个前提:利益相同!

    如果利益相背呢?比如说,有人特色理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坚持走殖民主义道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另一方呢,也就是人口最多的一方,坚持以毛主义为指导思想,走真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特色理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坚持走殖民主义道路,双方通过斗争,或许能整合价值目标,但对于坚持毛主义为指导,也就是大多数人的一方来说,肯定就不干了,而让前者接受后者的观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我们就够中庸的了,先维持着现在的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出资,逐渐把外资掌控的主权经济买过来,摆脱了殖民经济,再逐渐过度到社会主义。而我们提出的过渡期是三十年。

    右翼呢,我们这样的观点也不接受,硬骂我们是毛左。

    坦率的说,我是毛主义的信仰者,但是理性的尊重已有历史的毛主义者,而且,一次次跟帖留言,说政府把我的言论一一记录在案,时机成熟,一律殂杀。那么,从“一律”两个字,就不仅仅指我一个人,而是一批人,或者说一批信仰毛主义的人,而信仰毛主义的是哪些人呢?是占人口总数90%左右的普通大众。如此看来,一旦时机成熟,中国要死多少人呢?13亿多人,90%就是11亿多人。右翼的这个目标,和同济会的杀人目标差不多。当然,我们一再劝戒留言者,要给普通百姓留条生路,不然,就是自己挖坑埋自己。

    但人家不依不饶,非殂杀毛左不可。

    我们就不能不反思了:良好的愿望,必将成为埋葬自己的陷阱。通过反思,我们不得不重新选择未来中国应走什么道路。反思的结果有这么几条:

    其一,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晚年毛泽东思想。

    其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其三,必须重新规制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动态纠错机制,也即人民大众当家做主、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的大众民主。

    其四,必须坚持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

    其五,必须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私有制的社会主义。

    明确了这五个坚持,并按照这些价值标准一一对照,我们就明确了反对什么,支持什么。这么一对照,我们吓一跳,因为,我们发现,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也好,私有制的殖民主义也罢,都源于那个利欲熏心的指导理论。由是观之,右之右、右之中和右之左,通过斗争有整合价值目标的可能;左之左、左之中、左之右,也有整合价值目标的可能,而左之左、左之右,也有滑向右之左的可能。或许有读了这段像绕口令式的话有点摸不着头脑。我们说说什么是左右大家就明白了。坚持利欲熏心的指导理论和坚持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我们称之为右。右之右就是坚持私有制的卖国主义者。右之中就是坚持私有制,又主张科学剥削,给普能民众生存出路者。右之左呢,则是坚持私有制的爱国者,也可叫鹰派。坚持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晚年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动态纠错机制,也即人民大众当家做主、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的大众民主,坚持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称之为左。真正的中左必然是毛主义者,也即五个坚定的坚持者。左之左、左之右我们就不分析了。如果分析就会有跟帖骂我们了。

    由以上分析可知,超越左右是不可能的。

    左右整合价值目标也是不可能的。既然两者都不可能,所谓超越左右,就必然是右之左。换言之,就是右翼中的右之右、右之中、右之左的大联合。那么,右之右、右之中、右之左的大联合能不能搞成呢?我们认为一点可能都没有,因为,三者联合了,中国就只卖国一条了。如果只有卖国一条路,右之左肯定不会干。

    再则,现在只是通过理论之争整合价值目标,如果通过理论之争无法整合价值目标,最大的可能是,全国人民用暴力整合价值目标,分散的暴力整合不了价值目标,那就是腥风血雨的整合价值目标了。右派常说铁律金律的,但就是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铁律或者金律。在此我告诉各位,我们以上所谈的问题就是金律。

 

 

 

 

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5-16 14:23:3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中国模式面临巨大挑战

美国之音

2011年5月15日

     随着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增长,世界对“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的关注空前提高。出席香港大学有关研讨会的学者再次对这种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以及它的可持续性展开激烈讨论。 中国模式引起关注 自从中国问题专家库伯.雷默2004年提出相对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的概念以来,学术界开始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展开讨论。

    2008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上很多国家经济陷入衰退,而中国经济却能迅速得以恢复并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之际,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也越发引起关注。2009年,“中国模式”甚至成为一个流行词。 中国模式存在与否? 不过,学术界对于中国模式存在很多争论,包括它是否有其独特性,它有哪些长处和短处,是否可以适用于其它国家,是否可能取代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模式等等。他们甚至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问题都有不同看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主任肖耿教授星期六在香港大学举行的有关中国发展模式的研讨会上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这样的答复: 他说:“有一个中国模式吗?既有也没有。说有是因为中国的发展不同于其它国家。说没有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加以解释。”

    美国丹佛大学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的赵穗生教授认为,的确存在一个中国模式。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中国模式做出了这样的定义: 他说:“所谓‘中国模式’,主要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模式,强调政府的作用,强调经济发展先于公民权利与民主化的发展,强调有选择的学习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但是共产党的一党统治是不能够受到挑战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即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但是市场又不是很完善的市场,国有经济起很大的作用。”

    设在北京的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主任肖耿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他认为,党成为中国所缺乏的现代机制的一个替代物,虽然不完美但是起作用。

    赵穗生:中国模式走到了尽头 丹佛大学的赵穗生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发展到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走到了尽头。 他说:“因为现在很多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不公平、以及政府的权力跟市场经济结合以后产生的很多弊病,使这种模式的持续性受到挑战,因为这个社会成本会越来越高。很多扭曲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会越来越高。中国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强力的政府加以维持,所以政府维稳的费用也会越来越高。这么高的成本,它的持续性就会产生问题。”

 

 

 



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5-16 14:23:3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胡少江:反读中国经济新闻——煤电篇

多个省份出现罕见的淡季缺电现像

----五大电力集团限购市场煤或加剧电荒

财经网

2011年05月12日

    进入4月后,我国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多个省份都出现了罕见的淡季缺电现像,各地相继采取限电和让电措施。

    用电紧张的新闻还使我想到前几年大量关闭私营中小煤窑的举措。在"国进民退"的诸多领域中,由国有企业兼并私营的煤窑是一项大张旗鼓的政策。表面上看起来,关闭和兼并私营煤窑是为了改善煤炭生产的安全,据说小煤窑的事故率比较高。但是,关闭小煤窑无疑对中国的煤炭生产具有重要的影响,使得煤炭的产量在短期内迅速下降;从而使得不少煤电企业成为无米之炊。到目 前为止,我不知道那些被关闭或者被兼并的私营煤矿,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与安全生产有关,由在多大程度上与最新一轮的煤电紧张有关。

    当前的电煤价格情况和对央企领导人考核的变化,给五大电力集团的主业经营造成很大压力。有消息人士表示,随着国资委对央企领导人EVA考核的加剧,五大发电集团内部已经开始严格控制电厂购买市场煤的行为,这可能进一步导致了电荒的蔓延。 EVA即经济增加值,等于企业税后净利润减去全部占用资本成本,是所有成本被扣除后的剩余收入。

  国资委是于去年开始推行EVA考核。今年1月,国资委发布6号文,要求央企做好2011年的EVA考核。各央企已经在今年2月底将年度考核建议指标上报国资委,同时要求各央企要在4月20日、10月20日分别上报一季度和前三季度的考核执行情况。 对负债率在75%以上的工业企业和80%以上的其他企业,原则上要将负债水平作为分类指标或限制性指标,纳入年度业绩考核。

  由于目前市场电煤价格已经每吨超过重点合同煤价200-300元左右,因此购买市场电煤将造成电厂的成本急剧增加。在此情况下,大量购买市场电煤,对于原本资产负债率就应很高的五大电力集团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消息人士表示,当前的价格情况和对央企领导人考核的变化,给五大电力集团的主业经营造成了很大压力。根据5月5日发布的《2010年度电力监管报告》显示,从2008年开始,五大发电集团(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火电三年累计亏损600多亿元。

  中国目前可能面临着继2003年至2004年以来缺电最严重的一年。中电联4月28日发布报告称,今夏用电高峰时段用电缺口可能达到3000万千瓦左右。

  电监会信息显示,“五一”节前的一周,部分地区因电力缺口出现拉限电情况,华中地区缺电情况较严重,而浙江、贵州、广东等省实行了错峰用电。全国电煤价格持续小幅上涨,贵州、陕西、河南、山西、湖南、青海等省出现了缺煤停机现象。湖南省成为重灾区,电力缺口将近1/3。

 

 


4月份地产、汽车销售同比出现大幅下滑

----中国经济乌云浮现但雷雨之日尚远

《财经网》

2011年05月12日

    4月份汽车地产销售同比负增长,让中国经济出现一丝乌云,但按经验推测,步入去库存周期可能要到明年。

  4月份地产、汽车销售同比出现大幅下滑,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自2008年11月份以来的加库存周期进入尾声,但进入去库存阶段,按经验,应该是汽车地产行业销售同比负增长行驶,持续半年或者三个季度才有可能出现。因此,中国经济向下拐点,最早应该出现在明年而非现在。

  中国严厉的货币紧缩以及调控政策,目前似乎起效,起码4月份地产汽车销售形势同比负增长,证实这一点。5月10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4月份及1-4月中国汽车工业产销数字,今年4月,全国汽车产销分别达到153.53万辆和155.20万辆。环比下降15.98%和15.12%,同比下降1.85%和0.25%。中汽协秘书长董杨介绍,这也是27个月以来,中国汽车市场出现的首次产销量同比下滑。而11日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4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2489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3%,4月份增幅较前3月下滑过半,比去年同期更是大幅下降26.5个百分点。

  汽车、地产是大宗可选消费品,受货币和财税政策影响最大,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目前龙头行业,是中国经济库存周期的重要变量。一旦观察到房地产和汽车销售同比负增长,中国宏观经济就有可能步入去库存阶段。但一个月同比负增长的数据,还不足以断言汽车地产销售形势出现反转。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下半年巨大的去库存压力下,中国经济出现急剧跳水局面之前,汽车地产销售同比负增长形势已经维持三个季度了。换句话说,只有在连续三个季度的汽车地产销售大幅萎缩的情势下,才有可能让中国经济进入去库存调整阶段。

  自2001年中国经济走出通缩周期以来持续十年左右的长繁荣周期中,至今可以观察到的库存周期有两个。两次阶段性高点分别出现在2004年一季度和2008年2季度,相隔时间大致在4年半不到的时间,这符合经典的基钦周期特征。如果按这个经验看,中国经济这轮库存周期的高点,最早应该出现在明年下半年。

    虽然近期有分析人士说中国经济将出现拐点。但无论经验还是数据都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地平线确实出现一丝乌云,但雷雨交加还有些日子。

 

 

南京数千工人不满遣散赔偿上街游行

明报

    南京市一间生产电视显像管的大型工厂数千工人因不满遣散赔偿方案而上街游行,其后更演变成抗议「高物价、高房价」示威。抗议者欲前往市政府请愿时,遭逾千警察阻截。

    倒闭的是位于南京市华飞路的华飞彩色显示系统公司,该公司有7000名员工,主要生产电视机显像管。近年由于液晶电视机盛行,电视显像管生产企业生意严重受压,华飞公司亦受到冲击难以继续经营,面临倒闭。

    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人

    参与游行的工人表示,公司要对员工安置,华飞的安置方法是向每名工人发放遣散费,每一年工龄仅补偿2960元(人民币,下同)。工人指这是公司单方面的决定,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的通过,工人多次要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但领导层不予理睬。

    1500公安筑人墙阻截

    本月12日上午,面临下岗的数千名工人从公司出发,准备游行到市政府抗议。工人在游行中大叫口号,抗议「高物价、高房价、低遣散」,工人在中午游行到和燕路和中山北路,被约1500名公安筑起人墙阻截,双方发生对峙,工人随后两次突破警方的防线,继续向市政府进发,其间发生冲突,有多人受伤和被捕。

     当局最后调来大型货柜车,将工人前进的道路封死,在4个多小时后游行者被驱散。而事件也导致南京市中心一带交通陷入瘫痪。本报记者昨日致电南京市玄武区政府和公安局,值班人员均表示对事件不清楚,并指负责人员没上班,不能回复。

 

 

 

中宣部文化部要求将大部分国有文艺院团转制为企业

《财经网》 

2011年05月12日

  中宣部、文化部11日联合下发《关于加快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各地在2012年上半年之前全面完成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任务。

  根据有关数据显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有文艺院团旧体制目前已难以为继。国有文艺院团演出总场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下滑,1985年为74万场,1990年为49万场,到1994年降至40万场,此后始终在40万场上下徘徊。而民营演艺企业2009年全年演出场次超过70万场,是国有文艺院团演出场次的近两倍。从国外看,有的演艺企业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是中国国有文艺院团全年总收入的近5倍。

  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从长远来看,中国的演艺市场空间巨大,按今后每年人均观看三场演出这一世界中等水平计算,即使票价为20元,中国演艺行业的总产值也将超过800亿元。如果能充分开发这座金矿,转制院团的发展可谓风光无限。改革不会“一改就死”,相反,不改革则会丧失难得的发展机遇。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1-05-10 09:58:11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1.027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May.10 2011

zhangyuxuan@gmail.com

(请点击查看)

 

后危机时代的流动性过剩与全球流动性管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刘东民

May.9 2011

sunshine.cass@gmail.com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5-12 12:53:4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中华元智库’第51期战略报告《楼市步入下行通道》 主题: ‘中华元智库’第51期战略报告《楼市步入下行通道》

楼市步入下行通道

中华元智库

2011年5月

(请点击标题查看)

尊敬的金融界同仁:

    您好!这是‘中华元智库’第51期战略报告《楼市步入下行通道》,我们从十二个维度来剖析这一话题:

维度一 房屋销量:2011年以来销售势头疲弱

维度二 房屋销售价格:处于下行通道中

维度三 信贷指标:紧缩政策力度空前,地产行业贷款压力巨大

维度四 库存压力:处于历史高位,市场显得愈加脆弱

维度五 房地产投资逐季下滑,一线城市为最

维度六 土地成交量价齐跌

维度七 房地产企业的三大难题:负债水平、资金缺口、融资成本

维度八 保障房建设:稳定经济的关键因素

维度九 房地产信托:信托资金“价升量减”,民间融资平台存压力

维度十 市场信心不足,房地产面临压力

维度十一 地产调控政策仍将继续

维度十二 中华元总体观点

    我们选取了报告的纬度一供您参考,如需阅读完整报告,欢迎致电中华元智库:010-88556989,宋小姐。

 

 

 

 

发件人:"Yu Bao" <leeca2008@gmail.com>2011-05-06 21:38:30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Peter Fuhrman" <peter@chinafirstcapital.com>标题:Fwd: 中国首创新的研究报告--2011私募股权投资报告

    仲老师: 傅成先生来自美国,在中国工作生活很多年,他是中国首创资本的创始人,从事私募投资服务行业,帮助了很多中国中小企业获得私募基金的投资。他的研究报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多见地,他始终从乐观的一面看待中国的发展机遇,而且是基于他对中国和欧美两边务实的了解的基础上的,每次我和他交流都被他的乐观和热情打动。他的2011年度报告,是从一个对全球经济了解很深的外国金融专家角度的见解。如果傅成先生同意的话,也许仲老师乐于通过大军网站向广大读者介绍这个报告。

中国首创2011 年度报告

中国首创投资

2011年5月

(请点击查看)

    傅总:仲老师是中国著名的民间独立社会学者,经济学家。他的大军网也许您了解过,在中国拥有很多读者,大军网www.dajunzk.com以严肃务实的分析,分享关于中国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的研究观点著称。

 

发件人: Peter Fuhrman <peter@chinafirstcapital.com>日期: 2011年5月5日 上午11:48主题: 中国首创新的研究报告--2011私募股权投资报告收件人: leeca2008@gmail.com

包总:您好!

     随函附上我们的最新研究报告《2011年中国首创年度报告》,这篇报告综合了我们对于过去一年中国民营企业和资本市场交易的一些分析和未来趋势的判断。这是我们第三份年度报告,内含多张商代铜器的精美图片,希望您能够喜欢并且期待您的宝贵意见。

     我们的研究分析发现私募行业正处于有史以来最鼎盛也是最具活力的阶段。正如我们报告指出:“2010年,是金融危机消退之后中国私募股权市场做大做强的标志性一年。针对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的私募股权基金新募资总额超过了1800亿人民币,同比翻倍增长。尤其是人民币基金,募集热潮不减,不论是募集数量还是募资额度均突飞猛进,持续超越美元基金。”

    中国首创是一家国际性的投资银行。我们与全中国各个行业、各个地区的民营企业一起合作。从2010年起,我们与超过15家企业老板合作帮助他们募集了超过30亿人民币的私募基金。我们很荣幸能够与这些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合作,帮助他们募集发展所需的资金,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准备在2-3年内开始IPO进程。

    您或许知道,早在1981年我就作为一名留学生来到了中国,在毕业以后我回到美国和欧洲开创了我的个人事业。其实早在80年前我的家庭就与中国建立了深厚的联系,我的祖父曾是解放前上海滩的一名实业家。3年前,我又回到了中国并建立了中国首创,只因为一个原因: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并帮助优秀的民营企业成长为中国最成功的企业。我们的公司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仅仅是我们事业的开端。

     我们工作最大的乐趣和福祉是能够在中国各地旅行,和中国最睿智最具眼光的老板交朋友,同他们一起工作并实现共同的目标,携手开创中国的美好未来。我非常期待与您保持联系与合作。

    您可以点击以下网址回顾我们往期的报告:http://www.chinafirstcapital.com/cn/research-reports.html
祝您事业蒸蒸日上!

    PETER FUHRMAN 傅成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董事长
    China Office : 0755-3322-2093. Mobile: 15889291362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中环商务大厦2008室
    Email: peter@chinafirstcapital.com
    Website: www.chinafirstcapital.com, www.中国首创投资.com

 

 

 


发件人:"天地一君山" <tdyjs999@gmail.com> 2011-05-16 08:33:07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欧阳君山:小型微型企业为什么难

小型微型企业为什么难

欧阳君山

    用工难的问题极其尖锐地挑明了当前中小企业总体危机的实质,那就是投机经济极大压缩中小企业利润空间,极大抬高中小企业基础成本,极大浓厚社会投机氛围,极大扼杀实体创业和企业家精神。要化解中小企业危机,必须从经济社会全局入手,以日本泡沫危机和华尔街金融危机为前车之鉴,坚决打压以房地产为先导和主力、以金融投机和资本炒作为支持与后盾的经济泡沫,回归实业兴邦的基本常识。——题记

    按:据国家工信部的统计数据,2011年前两个月,不计规模以下的,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亏损面达15.8%,同期增长0.3%,亏损额度增长率高达22.3%。有媒体更报道,长三角中小企业普遍停工半停工。有负责中小企业工作的地方官员甚至表示,当前的困难“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还要艰难”。这里面的原因究竟何在呢?与2011年的银根紧缩有多大的联系?办法又在哪里呢?按国务院有关安排,全国工商联2-3月间组织并进行了中小企业综合性调研,从个人参与并耳闻目睹的情况分析,当前中小企业的危机是我国宏观经济总体失衡、价值倒挂明显、投机氛围浓厚的具体反映。

    当前,中小企业尤其小型微型企业的问题与困难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全国工商联组织并进行了中小企业综合性调研,国务院有关部门也在全国进行中小企业专题调研。据称,国务院或在下半年召开全国性的中小企业专题会议,可能要出台进一步发展中小企业的重要政策和文件。

    首先必须看到,中小企业的问题和困难是一种大数表现,并非所有中小企业都存在困难,有一些还发展得相当的好,甚至发展态势十分巩固。但从调研所闻所见,无可否认的是,大多数中小企业尤其小微企业都存在自己的问题和困难,好一些甚至是在温饱线上挣扎。应该说,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一种总体危机。

     如何看待及分析中小企业的问题和困难呢?既要就事论事,也就是从中小企业来看待和分析中小企业,解剖麻雀;但更需要离事综观,即要跳出中小企业的范畴来看中小企业的问题,山外看山。相当大程度上可以肯定,当前中小企业的问题和困难是我国宏观经济总体失衡、价值倒挂明显、投机氛围浓厚的具体反映。简单说,正儿不足,必邪儿有余;邪儿有余,则正儿不足。讲一个小故事:

    张三在杏花村开酒店,由于酒好味醇,客人络绎不绝,生意热火朝天。路过此地的客商都要到张三的酒店歇脚,因为名气大,牧童遥指杏花村。李四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也到杏花村开酒店,虽然没有好酒,事实上也根本不知道弄酒,纯粹是眼红张三每天赚大钱而已。但李四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应该在哪些方面发挥,不仅选定一个交通更便利的位置,而且把自己的酒店装璜得十分排场。

    张三一开始没在意,认为自己的酒是真家伙,祖传秘方,对方都没弄过酒,还想叫板不成?更何况自己已在这经营多年,客户们都买他的账。但客流量不客气,马上就有了下降!这是十分正常的,因为李四的酒店开张,多了一重信息干扰。尽管不知道李四的酒怎么样,一部分本地客人肯定要去尝尝鲜,外地客商可能更要一睹为快,因为这里的装璜更排场。甚至村口的牧童也受到信息干扰,由于没喝过酒,不知道哪家的酒更好,不能随便指了。但大多数情况下,牧童可能会为人指点李四的酒店,因为这是新开的,而且装璜排场,会下意识地认为这里的酒要好些。

    张三还算精明,立即作出调整,转移一部分心思和财力到包装上,也大搞装修装璜。虽然张三这样做,但心里面还是有些别扭,觉得这是在舍本逐末,做表面文章,甚至时不时一声叹息:这世道怎么啦?李四完全另一种心态,虽也重视把酒弄得更醇正一些,但原本就不是弄酒的,拿手好戏就是做表面文章。看到张三也大搞装修装璜,又在包装上下起功夫来,不仅在村口树起了巨大的广告牌,标榜“杏花村正宗”云云,而且还贿赂牧童一些好处。以至牧童再也不指了,每有客商问起,就眼神往广告牌上一飞。

    张三得知,一时竟晕了过去,自己的祖传酒店莫非要在自己手里败落?怎么办呢?难道我也削尖脑袋抓装修搞包装上广告?难道我再把牧童收买回来?事情就这样越搅越复杂,一个仿冒做酒的搅得一个真正做酒的没法子安心做酒了!

    原本一个酒的竞争,却导致装璜、包装和广告的竞争,乃至贿赂的竞争 ,并且愈演愈烈。谁是受益者呢?毫无疑问,仿冒做酒的李四!谁是受害者呢?张三当然深受其害,原本有真家伙,现在却不得不随李四起舞,大搞歪门邪道。

    但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张三,而就是广大的消费者,装璜、包装和广告是需要成本的,贿赂更是需要银子的,最后都摊给了消费者。甚至整个社会受到毒化,原来赚钱可以这样的,一个个学习李四好榜样,世风日下,都不务正业了。

    近些年来,以房地产泡沫为先锋和主力,以金融投机和资本炒作为支持与后盾,我国经济领域的价值倒挂日益明显,社会领域的投机氛围日益浓厚,导致各方面的资源流出实体经济,乃至部分地方出现“产业空心化”的恶劣现象。一个数据很能够反映问题:2009年浙江省100强民营企业排行榜中,有60余家非房地产行业的企业涉足房地产开发,制造业销售额度仅占企业销售总额的60%,同比下降24%。

     直接后果就是中小企业在获取生产要素上越来越难,不仅是融资难,也不只是用地难,甚至还包括用工难——说来还真有点骇人听闻,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尽管个人不赞同所谓“人口红利”的概念,但无论是相关的调研报行,还是正式的官方看法,都不否认所谓的“人口红利”仍会存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那为什么小型微型企业会出现用工难乃至用工荒呢?原因主要在于小型微型企业自身的日子就不太好过,手里能分的米饭和银两极其有限。用工难的问题极其尖锐地挑明了当前中小企业总体危机的实质,那就是投机经济极大压缩中小企业利润空间,极大抬高中小企业基础成本,极大浓厚社会投机氛围,极大扼杀实体创业和企业家精神。

    要化解中小企业尤其小型微型企业的总体危机,必须从经济社会全局入手,以日本泡沫危机和华尔街金融危机为前车之鉴,坚决打压以房地产为先导和主力、以金融投机和资本炒作为支持与后盾的经济泡沫,回归实业兴邦最光荣、劳动创业最光荣、劳动者最光荣的基本常识。如果针对小型微型企业问题和困难的政策设计不从经济社会全局出发,抓不住投机和泡沫挤压实业的主要矛盾,偏离实业兴邦的基本常识,就存在误入歧途的巨大风险!

    时下十分流行品牌和资本运作,大伙儿争先恐后往所谓的价值链高端蜂拥。实际上,一些所谓的高端价值如果脱离实体经济,脱离制造业,脱离中小企业,不过就是空中楼阁。在杏花村开酒店的故事中,李四的假冒伪劣也是以张三的真抓实干为前提和基础的,如果没有张三的祖传好酒在先,李四会做酒店吗?不仅不会做酒店,李四甚至都不会到杏花村来,说白了,李四就是张三的寄生虫。平常都在说骗子,其实骗子是最需要讲诚信的。收到一欺诈短信:请速把钱汇入这个账号。顺手一回复:已存9000,请查收。第二天收到对方的短信:“都去银行三次了,没有钱,你这个骗子!”不是吗?欺骗必须寄生在真诚的基础上。

    包括包装、策划、品牌和资本运作乃至整个服务业在内,一切非生产性的经济都是寄生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朴素的生产劳动作为基础,如果没有扎实的制造业作为基础,如果没有广大中小企业的脚踏实地,其他一切非生产性经济都得靠边站,“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

    但愿以国务院的中小企业专题会议为契机,恢复宏观经济总体平衡,压缩包括房地产投机和金融投机在内的一切经济投机空间,让中小企业尤其小微企业获得本应有的光荣与梦想,让实体经济获得本应有的光荣与梦想!

 

 

 

    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西方媒体整天唱衰中国经济,这就是典型的一篇。中国政府和企业要引起警惕,扎扎实实搞好企业效益,减少风险,就可以度过所谓的拐点。】

中国经济接近拐点

英国《金融时报》 乔希•诺布尔

     金奇(James Kynge)等人曾把中国经济形容为骑在自行车上的大象——只要还在前进就没有问题,但一旦减速后果就不堪设想。现在,快速老龄化的人口和不断上涨的工资意味着,中国的通胀将会上升,增长将会放缓。正如一名官方经济学家周四所说的,对中国来说,“大拐点即将到来”。

    路透社(Reuters)周四报道称:“目前的数据,确认了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巴曙松在《经济参考报》撰文表示。“2004年以来的民工荒并非一时之事,而是大拐点即将到来的标志,是趋势性的改变,”巴曙松写道。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其它地方来说,也许更重要的是:“劳动者工资上涨将推动价格中枢的上升,劳动力供给充分条件下的低通胀态势将不可持续,”他写道。“二是,越过拐点后经济增长中枢将出现系统性下降。”

     就短期而言,多数中国经济学家表示,通胀将在下一个月左右见顶(上月通胀达到5.4%),今年剩余时间价格将重返适宜区间。政府正采取措施确保这成为现实——官方已出面阻止某些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被转嫁给消费者,还有传言暗示,人民币可能升值。但永久遏制价格上涨是很难的,尽管北京方面坐拥巨额现金。

     如果近几年是由低廉劳动力成本推动的“低通胀”时期,那么“正常”通胀率会是什么样的呢?近期历史提供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先例。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例,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CPI)经常超过10%。事实上,1994年末期中国通胀在接近30%的高位见顶。

    正如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在周三的英国《金融时报》上所写的,中国不久可能将面临“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资产价值崩溃时刻——译者注)。

    若为了遏制中国的通胀和信贷而采取果断、持续的措施,包括大幅提高利率,那将打击周期性增长。但这些措施将使增长变得更可持续,因为它们将抑制投资,让其它措施有充分时间发挥作用,以提振家庭收入和消费。

     另一种情景也是很可信的。在这种情景中,2012年的领导层交接、一种不愿影响增长或引起工人不满的心态、以及不断上涨的楼价所涉及的政治利益,可能导致政府过早宣称遏制通胀取得胜利。这可能在短期提振资产价格和增长,但加大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新领导层将不得不去应对信贷推动的“明斯基时刻”。

    中国若遭遇“明斯基时刻”,将打击全球增长和资源市场,冲击有关人民币稳步升值的共识。它还将影响中国再平衡本国经济、提高消费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目标,并加大政治不安定的风险。

    多年来,发达国家(以及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获益于廉价的中国制成品,这些廉价产品帮助为世界带来了10年的低通胀。还有其它任何国家能够填补中国留出的空缺吗?

    面对人口结构拐点的中国,很可能打赢2011年的抗击通胀之战。但这场“战争”将进行下去,如果说有任何变化的话,那便是它将进入难度大得多的下一阶段。

 

 

 

 


发件人:"x8b8x8" <x8b8x8@163.com> 2011-05-05 15:31:02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卢映西投稿

十日谈:久违了为人民服务

江苏南京财经学院  卢映西

2011-02-21

  有民意调查显示,日本现内阁的支持率创下新低,近半日本民众希望菅直人“赶快下台”。过去四年,日本政府就像走马灯,已先后换了五位首相。这显示了两条规律:第一,经济长期不景气必然导致政局动荡;第二,政局动荡无助于解决经济问题。所以,千万不要一遇到棘手的经济问题就断定“政改”是惟一出路。

  在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全球化的今天,人类正站在旧的经济体制就要全面崩溃、新的经济体制即将喷薄而出的划时代临界点上。这时,只有在中国这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各领风骚几十年的思想竞技场中,最有可能发出辞旧迎新的先声。请看蔡定创先生发表在《瞭望》上的《经济理论呼唤中国学派》。

  2011-03-02:“文革”时期曾刮过一阵“考教授”之风,就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一些教授召集起来,拿出事先策划好的考题考他们一下。结果合格率不到10%,主事者便奚落教授的水平跟“白卷先生”差不多。在当今的主流话语中,这种事情当然是荒唐的,也是秉持“士可杀不可辱”精神的现代士大夫不能接受的。然而……

  英国女王视察伦敦经济学院时,曾问及为何没人预见到金融危机,结果教授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这实际上也是一次“考教授”,只是这次荒唐的显然不是出题人,而是答题的教授们。可见“考教授”本身无所谓荒唐,关键在于考什么。读过许多反思“文革”的文章,都仅止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太浅。

  2011-03-03:香港政府修改了预算案,将向所有成年市民派发6000港元。原来的预算案以抗通胀为主题,不准备向市民发钱,结果引发社会不满,甚至游行示威。从此事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制度的好处之一,就是草根阶层可以直接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诉求,施加压力。只要压力足够大,就能改变政府决策,从而避免了精英专制。

  2008年爆发的世界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实际上已经宣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彻底失败。但主流知识精英不会因此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仍要抱着过时的理论影响政府,作出荒谬的决策。这时只有草根阶层基于常识的吼声,才能敦促政府摆脱精英的忽悠,采取一些突破传统框框的新举措,为新经济理论的诞生铺路。

  毛泽东历来对“精英”深怀戒心,留下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如果我们把这一判断当作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那显然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毛泽东早就知道中国跳出治乱循环的惟一出路在于民主,而且是一种让草根阶层拥有更大话语权的民主。他后来一直为此探索,一意孤行,虽败犹荣。

  2011-03-04:以前我曾说过,西方主流经济学类似“皇帝的新衣”,是一种只需用极简单的事实和逻辑就可揭穿的伪学问。但现实可能比童话更荒诞、更黑色却更少幽默。然而真的智者,真的勇士,总会在黑暗中举起投枪,例如端宏斌先生就连发了两篇专栏文章:《一个并不荒诞的寓言》和《为何中国人没钱购买自己产的商品》。

  几年前,陈志武先生煞有介事地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读过端宏斌先生的文章,我们就会明白,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完全是包括陈先生在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忽悠政府、忽悠社会的结果。只要像端先生那样抛弃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回归常识常理,我们解决经济难题就会像庖丁解牛一样畅快:“扩大中国的内需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一件事,既然中国央行可以将钱借给美国人去消费,那他也一样可以将钱借给中国人消费。既然我们担心政府通过印钞票掠夺老百姓的财富,那么央行完全可以绕过政府,将钱直接发到每个老百姓的手里。既然我们担心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那么我们就按照人头发钱,所有人一视同仁。”

  2011-03-08:今天上课,对学生说:“最近,我们敬爱的温总理在同海内外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明确表示对抑制房价还有信心。现在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是否还有信心?”几百号人齐刷刷地回答:“没有!”呵呵,政府大战房价,房价未折,政府公信力却先自折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话从前流行过,至今仍未过时。

  2011-03-10: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享有“债券之王”称号的美国投资家比尔•格罗斯,由于担心价格大幅下跌,清空了手下基金持有的美国国债。这一举动表明,从在商言商的角度看,美国国债目前已无投资价值。但这种债券不愁没人买,自美联储启动二次“量化宽松”以来,美联储买了70%,剩下的全被外国投资者包了。
  在这种情况下仍持有美国国债,合理的解释似乎只有一个:这些外国投资者比美国本土的投资者更爱美国。在这些更爱美国的冤大头中,中国政府是“带头大哥”——持有量最大(1.16万亿),几乎赶上了美联储。我们是中国公民,爱中国可以没商量。但我们爱中国,中国却爱上了美国,居然也可以爱得没商量!

  2011-03-30:我们可能正亲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主导世界的西方文明江河日下,而新的文明形态却尚未成形。一个文明的衰落首先表现为精英的颟顸智残。所以,我们在见识了小布什率领西方联军深陷伊拉克之后,还有机会看到萨科齐带头在利比亚重蹈覆辙。倒是中国政府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一贯立场,显得格外明智。

  一个文明的衰落一般会伴生另一个现象:“礼失求诸野”。文明的种子会在人民的原野中扎根,静静地等待着复兴的曙光。近日,一个名叫安田的美国男孩就带着这样的种子来到中国,亮相于《非诚勿扰》节目。他向女嘉宾提问:如果忽然拥有一千万元钱,你会怎么办?在得到中规中矩的回答后,他感到非常惊讶。

  安田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没人想到用这些钱去“为人民服务”?久违了,为人民服务!见微知著,一个残酷的真相被揭开了:西方文明虽然正在衰落,但仍有复兴的希望;而中国,竟连文明的种子都流失了!于是我们只能很傻很无奈地看着:天下熙熙,中国人都为人民币服务;天下攘攘,人民币却为美元服务!

  2011-05-03:世界很乱。这一头,卡扎菲的三个孙子被北约战机炸死了。孩子何辜,北约何忍?那一头,拉登被美国大兵击毙了,奥巴马立刻雄起:“正义得到了伸张!”呵呵,正义,原不过是一坨面团,有力者随手一捏,便说这怪模怪样的东西叫做“正义”。接着,必有一群帮闲文人蜂拥而上,给这怪东西贴上普世价值的金箔。

  2011-05-04:有惑,便读史。谁知,不惑不读,读了更惑。例如,有一则广为人知的故事说,1967年,刘少奇在遭受残酷批斗之后,曾手拿《宪法》抗议道:“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宪法保护不了国家主席,的确很雷人。但是,此前几年还有一个故事似乎少人关注。

    1964年年底,毛泽东带着《宪法》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讨论快结束时,他拿出《宪法》,找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条文,然后问道: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

  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不由人不拍案惊奇:原来我党我国的两位主席,都曾手持《宪法》捍卫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抚今追昔,这些故事中仍熠熠发光的东西,其实已无关意识形态,无关历史,只剩下人类对自由亘古不变的向往。然而人类的宿命,也许已被卢梭一语成谶: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2011-05-05:最近,温总理会见了香港教育家、时评家吴康民先生,在提及内地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时说,主要是两股势力,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两股势力影响了人们不敢讲真话,喜欢讲大话,社会风气不好,应该努力纠正。
  我现在就想为纠正社会风气略尽绵薄之力,讲一句真话:总理,您把错脉了。人们不讲真话,无关风气,更无关遗毒,而只在效果。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病可治,必讲真话;病不可治,就未必讲真话。如果真话揭出的问题在现有条件下是无解的,便形同放屁,徒然污染环境,还不如喷一些由假话、大话配制的香水。

  更进一步的真话是:目前改革遇到真正困难在于已知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全都走到了尽头。这是全世界都在头痛的问题。我们现在要深化改革,应向什么方向改?是更私有化、更自由化?或是更美国化、更日本化、更欧洲化?稍有眼光的人都知道这些方向根本没有前途。只能提出无解问题的真话,总理未必真的想听。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5-13 09:12:30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第三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美中对话:中国为什么如此软弱?

----第三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关愚谦

    5月9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出席的代表团以王岐山和戴秉国为首,美国的则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长盖特纳。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也率领官员参加了。可见中国政府对这次对话的重视。中国对这次对话事先做好了充份的准备, 以友好协商的态度就中美经济、金融、货币市场、军事、国际等等关系 进行广泛交流,求同存异,保持友好关系。这实际上是自周恩来时代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一贯态度。此次《第三次对话》的最后结果应该是积极的,友好的。但是,必须承认,它留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美国有备而来给你一个下马威

    美中对话还未开始,奥巴马总统在会见王岐山、戴秉国时,就开门见山地提到中国的人权问题。接着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对话开幕式致祝词时,一脸肃穆的表情,咄咄逼人的指责中国破坏人权说:“没有任何一种真正的关系是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的。我们在有些问题上存在分歧,表达出来是很重要的。”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在首日的讲话中,拿出了她教训孩子的口气,对中国代表团说:“美国曾经公开以及在私下都对北京的人权纪录表示了担忧。我们担心此问题对我们的国内政治以及对中国及其所在地区政治与稳定的影响。我们看到报道,包括公益律师、作家、艺术家和其他人在内的公民被拘押或失踪。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治理与尊重人权的社会通常都是繁荣、更稳定、更成功。这一点已被反复证明,尤其是在过去几个月中”。白宫9日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指出,欧巴马提出美国关注当前的中国人权状况,并强调他支持言论、信仰、获得信息和政治参与自由的普世权益。

    英国BBC电视台说,这次拜登和希拉里在双方对话首日就如此批评中国是“罕见的”。CNN电视台则说,奥巴马政府决心在这一美中重大分歧点上,采取越来越强硬的路线。

    北京《环球时报》5月11日的报道也说:“国际媒体大多有些意外,外界此前预期,人民币汇率和安全问题有可能在此次对话中表现突出,但人权却成了与会美国高官说得最多的一个词。福克斯新闻网说,中美对话开幕式演说中出现了6000 个单词,但《货币》这词一次也没有出现。”英国一个报纸评论说,美国领导人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给明年的大选铺路,因为有美国报纸曾经批评美国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人权现状表现得过于软弱。

    笔者认为,美国这一做法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对你中国代表团一到华盛顿就先给你一个“下马威”,把你先“教训”一番,让你在国际舆论上难堪。然后我们再讲友好合作。这样就可对美国选民有所交代了。看到听到这些报道,使我感到惶惑。 一个才建国二百多年的美国政府,竟敢用食指点着一个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国代表的鼻子教训你,是否太过分,太不知量力了。我于是连忙寻找,我们中国的代表团是如何反击的。

中国为什么如此软弱?

    “美国之音”说,中国国务院戴秉国在致辞中强调“中国在人权领域正取得进步。中美两国人民都住在一个地球村,你们在西头,我们在东头,欢迎更多美国朋友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见环球时报)。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开幕仪式中承认,双方存在歧见,但强调两国「在经济上互相依赖」,使得寻求共同立场对双方同样重要。他说:「没有一方可以不依赖另一方」,中美应以这次对话为契机,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在今年初)达成的重要共识,全面深化经贸、投资、金融、基础设施等各网域的合作,推动两国乃至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女士在记者通风会上说:“我认为任何国家在人权问题上都不是完美的,也没有适合所有国家的人权、政策和模式,中美两国由于国情不同,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对话,增信释疑。中方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开展对话,增进了解,缩小分歧,扩大共识。”

    听到这些话,我真是哭笑不得。我认为,如果中国政府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如对艾未未),那么你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回击他们,表述自己的意见。如果你认为做过头了,那么就应该公开改正。什么“任何国家在人权问题上都不是完美的?” ;什么“中美两国人民都住在一个地球村,你们在西头,我们在东头”,让人听了,一头雾水。 人家美国这样指责,的确有点过分,但你怪谁呢?到目前为止,连中国老百姓,谁也不知道艾未未被抓进监狱,到底触犯了什么法律?这就很自然被人家抓住了把柄,利用此机会狠狠地整你,使你完全陷于被动,没有回手之力。

    而且,笔者有这样的感觉,中国代表团去美国之前,事先也没有料到,美国政府会这样突然袭击,因而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

    其实,美国近两个月来在破坏人权上远远超过中国政府。你美国批评中国政府违背人权,不通过法律就随便抓人。而你们呢!竟然越界到其他国家去杀人,并投之于海。谁给你们这样的的权利?本拉登到底是不是真正的911凶犯?为什么不事先进行审判就杀人?至今都是你们一方之词。此外,你们北约竟然明目张胆支持利比亚反政府武装、轰炸卡达菲住宅,杀死卡达菲家人,企图谋杀他国首脑,是谁给你们这样的权利?如果,中国代表团一到华盛顿,就义正词严地批评美国的破坏国际法和人权,我相信美国政府也会颠颠分量,中国也不会如此被动。

中西方人在对国人和外人上的差异

   我们中国人对外人永远是和为贵,谦让有加。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清朝不但与世界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请外国军队来镇压自己的国民;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占领了中国大半领土(1931-1945),杀死了几千万中国人。日本投降后,中国首脑一句话,“既往不咎,免去一切战争赔偿”,就旧账一笔勾销。 反过来,自己中国人反目,国共内战打得你死我活。 1949年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老百姓通过多次政治运动,自己人斗自己人,又使多少人生灵涂炭!

    西方国家则不一样。他们对自己的国民,尽量保护善待,实行民主,尊重民意,提高生活水平,但对外国第三世界,则侵略、欺压、剥削,无所不用其极。到现在,西方的欧洲中心主义,丝毫未改,他们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出兵阿富汗、伊拉克,现在又打着维护人权,采取双重标准,侵犯利比亚、干涉叙利亚,再次暴露了他们的帝国主义真面目。 世界上还有什么真理人权可言?该是我们中国领导人进行反思和总结经验的时候了!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5-14 06:50:32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穆智商。。。

被动的美中贸易谈判

东方早报

    美国《大西洋月刊》日前公布了希拉妮的专访内容,当记者问道,中国领导人已被中东的颜色革命吓倒了。希拉妮一语点破回答说,“是的,他们很担心,而且他们正在试图阻挡历史,这简直是傻瓜在瞎折腾。他们做不成的,但他们能拖多久就会拖多久。”

    这篇专访是四月七日完成的,却选在中美对话结束后才发表,显示美方早有预谋,就是不想在对话前激怒中国。所以对话一结束,美国便公布希拉妮的讲话,而且还语带侮辱,这摆明了就是要先欺骗中国签订条约,然后再反手将桌子掀翻。

    同样的希拉妮,在中美战略对话时引用中国成语“逢山开道,遇水架桥”,说甚麽美国欢迎一个“繁荣、稳定、强大的中国”。但事实上,希拉妮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是中国即将崩溃,想拖也拖不久了。

    美国通过今次战略对话,进一步打开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倾销垃圾债券,并得到人民币继续升值的承诺,收穫颇丰。中国又得到甚麽呢?无非是承诺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并将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合作的方式迅速、全面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代表团欢欣雀跃,似乎中了大奖,事实是否如此呢?

    美国人这类承诺,其实只是一种姿态,口惠而实不至。譬如,美方承诺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但放宽到哪一步?甚麽时候放宽?放宽的具体内容与形式是甚麽?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或许对华开放的,都是一些中国人即将取得突破的,或已经取得突破但是尚未推广开来的技术,这种“放宽”有何意义呢?

    再譬如美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句话其实是给中国人画饼充飢。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地位,凭甚麽由美国人说了算?美国人挖一个坑让中国人跳进去,然后再拉中国人出来,中国人就应该感恩戴德,谢谢美国人的救命之恩吗?

    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称,自己已七十岁,不能让子孙后代失望,但如果中国一边不休止地向美国送钱,一边又遭受美国无休止的打压,子孙后代不仅将大失所望,甚至还会戳着这些参与对话的中国官员的脊梁骨,骂上千秋万代。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5-12 12:53:4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中华元智库’第51期战略报告《楼市步入下行通道》 主题: ‘中华元智库’第51期战略报告《楼市步入下行通道》

战术胜利难改美元战略困境

----美元的帝国反击战

张庭宾

    过去一周发生的事件比好莱坞编剧的剧本还要精彩。一场美元反击战在国际金融市场展开。白银首当其冲,5月2日当天收跌8.32%,连续五个交易日大跌30.9%;其次是石油,5天最大跌幅16.83%;近来气势如虹的黄金也遭遇反击,本周最大跌幅7.1%;而5月4日,欧元也挺不住了,其对美元汇率在短短两天内下跌了3.46%;这刺激美元指数大幅上涨。例外的是日元竟然对美元升值,这种反常的现象值得人们更加警惕日元危机的逼近。

    这一次,在军事袭击拉登和金融反击中,再一次出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一个是CME(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在最近一周来,它4次提高白银准备金率,提高总幅度达84%。二是索罗斯,在拉登被击毙后,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过去一个月中,索罗斯旗下的基金在大量抛出黄金和白银,这加剧了白银的暴跌。

    在这场美元的帝国反击战中,中国疯狂的白银投机者损失最为惨重,由于某知名财经作家的影响力--白银货币地位回归而带来一生难求的机遇,中国大量后悔没有低位买入黄金而现在已恐高的人;或者没有足够的钱买黄金、玉石和艺术品的人,他们转买白银来规避纸币风险。但他们忘记了在过去两年来,白银已经狂涨了486%,正当他们对白银历史新高近在咫尺翘首以盼之时,最猛烈的伏击发生了,他们损失严重。

    本人不相信索罗斯和CME在5月1日美军的行动前就知道。但是,美军、CME和索罗斯再次表现了惊人的一致行动力。在美元遭遇了一连串战略利空的背景下,在欧元对美元再次上攻1.5,在黄金突破每盎司1500美元的关键时刻。仅仅因为一次击毙本·拉登的战术成功,它们就默契地进行了一连串的配合,从中获得了最大化的收益,并给美元创造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击毙本·拉登,的确让美国人报了“9·11”的一箭之仇,成为被压抑了10年的很多美国人的节日,但并不能改变任何战略趋势。本·拉登已经成为反抗美国霸权的精神象征,他的死亡会加深基地组织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对美国的仇恨,它们已经宣布将向美国及其盟国报复。鉴于美国拥有700万伊斯兰居民,9·11之后,这个人数仍在扩张,仅拉美裔美国人就有约20万新皈依了伊斯兰教。加之,美国基督教牧师琼斯焚烧《古兰经》的行为,美国国内种族宗教关系已经比较紧张。这或许会让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受到更大的威胁。

    美国的另一个损失是,它或许将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巴基斯坦推向中国,美军此次袭击事前没有通报巴方,并有美国官员对拉登长期在巴潜伏不满。这令巴方相当懊恼,美军在巴的行动已经造成了600多名当地无辜者的死亡。而这次的美军行动更是完全无视巴基斯坦的主权--这是一次明确违背国际法的行为。事后,美国不仅没有道歉,奥巴马反而强硬地表示:如果需要仍会有下一次。这个行为的恶果已经出现,巴基斯坦要求大部分美军离境。

    对美国国际形象造成伤害的,还有美国和北约的军队袭击卡扎菲的家庭聚会,卡扎菲幸免于难,而其幼子和三个孙辈被炸死。这显然违背了国际法,使“禁飞”变成“空袭”,更进了一步。这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先例,即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对一个不友好国家的首脑进行暗杀。这会让国家之间的竞争向更加不择手段的方向演化。

    在货币金融方面,虽然以白银为突破口,美元终于难得地反击了一次黄金,但是,此次黄金一周仅下跌了5.13%,仅是白银跌幅的1/6。更像是黄金借机做了一次有力的回调,金价在周五的强力反弹,有可能意味着探底成功,进一步夯实1500美元的台阶。这或许会让美元势力相当失望。

    美国的政治家们将不得不很快忘记本·拉登,因为他们将迎来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即美国国债按预期将于5月中旬达到债务上限值14.3万亿美元。到期日迫在眉睫,如果不能扩大借债规模,则美国政府可能停摆。美国财长盖特纳此前对国会表示,财政部如采取非常措施将使美国债务在7月中旬保持在债务上限以内,最晚至大约8月2日。此前许多共和党议员、甚至部分温和民主党议员表示,如果他们得不到政府大力削减支出的承诺,他们威胁将抵制预算案投票。

    由于现在美国民主党掌握白宫,而共和党掌控国会,加之美国深陷金融危机;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东亚都有难题,消减开支谈何容易,加上围绕新一轮总统选举的博弈,妥协成本也相当高昂。2011年1.6万亿美元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以及超过8000亿美元的旧国债到期,使得在年底之前,美国实施量化宽松3.0没有悬念。

    中国分流外储投资显然也不利于美国。中国外汇储备过于集中于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债资产,随着美元贬值,在国内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外管局本周不得不为自己辩护,这使得外储的多元化投资或将进入实操阶段。此前的4月18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演讲时透露,中国外汇储备确实过多,央行在考虑用外汇储备做一些战略性投资。专业外汇储备投资基金即在不同的行业领域成立诸如贵金属基金、能源基金等专门的投资基金。

    未来一段时间,更大的悬念在中国,即中国会不会有新一轮更严厉的房地产调控,近期社科院的报告似乎是为此在吹风,而A股在上证指数从3000点的再次溃退也源于此。更严厉的调控无非两个方向,一是进一步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但现在实业界资金已经极为紧张,民间借贷利率更是狂涨,甚至高达年率100%以上。如果采取此类措施,其负面杀伤性太大,调控方还会使用,但将有所顾忌;二是提高存量房房贷利率,或对存量房增收房产税。如果真的实行,这将对楼市泡沫致命一击。只要取消存量房7成优惠利率,在五年期标准贷款利率为6.8%的情况下,这相当于一次性提高了2.04%的利率。效果将相当明显。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本周的美元帝国反击战中,粮食表现了很强的抗跌性。美麦下跌4.92%;美玉米下跌6.89&;美豆油下跌6.88%。这与国际粮价从二、三月份已经调整有关,目前调整从技术上已经接近尾声,上行通道并未破坏,将可能吸引更多的投机资金流入粮食。国际热钱有可能借中国旱灾而再炒粮价。

    这对于判断未来中国宏观经济至关重要,如果国际粮价迎来了新一轮上涨,那么中国通胀将迎来新一轮高峰,未来的日子或许更加艰难。此外,还有一件事值得关注,5月6日,日本将其新型巡逻船派至钓鱼岛,强化对钓鱼岛的控制,这是一个日本遭遇大地震核危机后,东亚地缘政治危机将再起风云的第一个信号。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1-05-12 03:23:03 +0800收件人:"王 韵华" <yunhuaw99@yahoo.com>, 抄送:标题:杨晓陆传文:1.来路不明非巴西产“兰清牌巴西转基因灌装油”必须清除 2.致北京市教委公开信

来路不明非巴西产“兰清牌巴西转基因灌装油”必须清除!

——致北京所有中小学校长、老师与家长们的公开信

北京市中小学生食品安全家长关爱团

2011年5月

尊敬的校长、老师与家长们,你们好!

    2011年1月9日,北京部许多关注中小学午餐安全的家长特邀相关专家和媒体举行了《北京中小学午餐安全研讨会》,对负责北京35万中小学午餐的北京京育中心采用兰清牌巴西转基因灌装油专题研讨,呼吁对北京35万中小学生食品安全加强监督,向农业部和中央特供学习,彻底清除兰清牌巴西转基因灌装油和其他转基因食品,让孩子吃上安全可靠、家长放心的食品。

    据农业部官员透露,温家宝总理2011年3月2日的批示强调:“目前社会上对转基因的议论较多,意见较大,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要坚持从我国粮食安全和人民健康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最高利益出发,坚持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通过讨论,以求得到正确判断和意见。”

    《新华社》2011年4月14日《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强调:“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每日经济新闻》2011年04月29日《四部委调研东北发现非法转基因作物》报道:“环保部某官员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期专门就转基因生物安全作出批示,要求相关部门组成调研组进行调研。根据批示,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就转基因等问题召开了9次会议予以讨论”。

    鉴此,北京市中小学生家长们在近日举行的会议上形成共识:除北京市教委对全市35万中小学生营养午餐食品安全承担的领导责任外,确保学生午餐食品安全也是所有学校每位校长、教师义不容辞的首要责任!

    (1)“北京京育中心采用兰清牌巴西转基因灌装油”不是“巴西产”,而是来路不明的转基因大豆油!依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04月14日披露:巴西发展、工业和贸易部执行秘书亚历山大?泰谢拉表示:‘我们种植的大豆肯定不是转基因产品,都是原生态。巴西向中国出口的大豆为非转基因大豆,但不排除非巴西生产的转基因大豆通过巴西出口到中国。’巴西国内不食用转基因产品压榨的油。”既然如此, “北京京育中心采用兰清牌巴西转基因灌装油”是哪里来的?是谁在哪个环节冒名顶替进行了调换?!

    (2)卫生部《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2001年12月11日卫生部通过,2002年7月1日施行)规定:
第四条 转基因食品应当符合《食品卫生法》及其有关法规、规章、标准的规定,不得对人体造成急性、慢性或其他潜在性健康危害。
第五条 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性和营养质量不得低于对应的原有食品。

    (3)国外国内许多科学家大量研究证明:

转基因大豆草甘膦造成不育\流产\死胎\生育缺陷\癌症!
喷洒草甘膦地区儿童癌症十年增两倍,生育缺陷增三倍!
转基因大豆高残留的草甘膦对人类及动物生育健康有毒性!
传统大豆有益健康抗癌异黄酮比转基因大豆高12-14%!
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潜在过敏源比非转基因大豆高27%!
转基因大豆在国外检测出的草甘膦残余量最高达17mg/kg!
哺乳动物食用草甘膦后大部分特别沉积在骨骼骨髓与某些器官!
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使美国儿童过敏症急剧增加!
美国医师协会强烈要求病人们远离转基因食品!
英国大宗进口转基因大豆后儿童过敏症急剧增加!
许多自杀案例证明草甘膦除草剂具有致命毒性!
转基因大豆草甘膦代谢物AMPA严重损伤人类及动物DNA!

    无数事实证明:转基因大豆及其加工的转基因大豆油、大豆食品、全部是不符合卫生部《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规定的劣质、低营养、有毒、垃圾转基因食品!

    (4)农业部专家确认:农业部批准大宗进口转基因大豆前,对转基因大豆化学品残留量没有进行检测,对转基因大豆草甘膦残留量没有经过检测。

    (5)少年儿童身体处于关键的生长发育期,他们每日所餐(尤其午餐),必须最大程度的保障体力、脑力消耗所需的健康全面的营养,食品安全对于少年儿童的健康无疑是重中之重!为此,转基因大豆食用油、豆奶、豆腐、豆制品及其它有害食品绝对不能给少年儿童食用!广大少年儿童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未来和希望,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长大成人离不开每一位教育者和家长的负责任的精心呵护!!

    为此我们郑重要求:

    一、北京市所有中小学的校长与教师们,必须将确保学生午餐食品安全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首要责任,旗帜鲜明,坚决要求立即停止使用和配送兰清牌巴西转基因灌装油,将转基因大豆油从北京中小学午餐中彻底清除,换成安全可靠、真正让家长放心的非转基因食用油!

    二、每个学校应当成立校长负责、包括教师和家长代表的食品安全监督委员会,对每个学校营养午餐食品安全进行持久监督,保证35万北京中小学生的餐饮安全。

    三、我们强烈希望北京市所有中小学2011年6月1日之前,在孩子们的节日到来之前,为孩子们做一点实事,按照农业部幼儿园和中央特供的标准,邀请学生家长参加,对每个学校食品安全组织一次全面检查,彻底清除流入学校的一切转基因食品!让他们过一个真正幸福快乐的儿童节吧!

    家长们,老师们,为了我们无辜的孩子!快快行动吧!重中之重!刻不容缓!救救孩子!!

    北京市中小学生食品安全家长关爱团

    2011年5月8日

    附件:1、关于转基因危害的相关网站
    顾秀林:http://blog.sina.com.cn/gxiulin
    蒋高明:http://blog.sina.com.cn/jianggaoming
    陈一文:http://blog.sina.com.cn/cheniwan

    2、兰清转基因大豆油包装标识

    3、《清除兰清牌巴西转基因灌装大豆油给北京中小学生提供安全可靠食品——致北京市教委公开信》(征集联合签名稿)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5-12 13:59:2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一个30年的悲剧循环?

一个30年的悲剧循环?

郑重

2011-05-05

    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一个事实:中国低工资高物价与美国高工资低物价的原因:中国社会30年的悲剧循环!

    中国宏观经济改革是从取消价格补贴开始的,30年后却又重新恢复了价格补贴制度,只是补贴对象改变了,由过去补贴国内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消费,变成了现在补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透支性消费。毛泽东时代,为了保障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当时采取了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政策:对高档商品和奢侈性商品实行高价,让富人消费时多掏一些钱;对人民必需的基本消费品实行低价,让老百姓手里的钱能够购买到更多物品。如果低于成本则属于政策性亏损,由国家财政进行补贴,就像现在国家财政补贴中石化的“政策性亏损”一样。这就是长期以来中国精英大肆批判的价格倒挂和价格补贴制度。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这一制度视为至宝,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都把价格补贴制度作为稳定社会的基本经济政策,所有发达国家更是在此基础上,青出于蓝地建立了一系列“劫富济贫”的经济制度,从而实现了数十年的稳定发展。而作为“劫富济贫”制度发明者的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彻底摧毁“劫富济贫”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古往今来世所罕见的“劫贫济富”“劫内济外”的反向调节制度,把商品高价卖给本国人民,低价卖给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期间差额由国家财政发放出口补贴。财政补贴资金的来源,则依靠对国内老百姓购买商品时进行高额加价征税。可见,通过价格背离进行补贴和征税的方法,与毛泽东时代完全相同,只是补贴和征税的对象改变了,毛泽东时代是向富人高价征税,然后补贴给穷人,现在则是向穷人高价征收,然后补贴给富人和洋人。

     最近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汽油贱卖事件,向人们展示了商品在国人和洋人之间差价是何等之大,由此造成的中国老百姓财富损失是何等惊人。继贱卖银行、贱卖股票引起国人的愤怒和痛苦之后,人们在贱卖汽油问题上再次感受到了这种愤怒和痛苦,中国把国内销售6.66元/升的汽油,以2.4元/升的价格出口国外,其间差价超过2.8倍。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中国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要比外国人多付2.8倍的价钱。根据2008和2009年前三个季度的推算,2008和2009年两年出口成品油约4500万吨,折合汽油约560亿升,按照每升汽油内外差价4.26元计算,洋人获取价差收益超过2400亿元。再看中国人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更是惊人,同样按照前三个季度推算,2008年我国成品油产量约20800万吨,扣除出口约2300万吨,国内销售约18500万吨,折合汽油约2300亿升,价差接近1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人购买本国汽油比外国人多付近万亿元。由此可以看出价格这个分配工具强大的财富转移功能,仅汽油消费这一项一年差价就超过上万亿元,两年向外商转移财富超过2400亿元。

     在此千万不要以为仅仅是汽油的出口价格低于国内价格,中国所有商品的出口价格都远远低于国内价格;并且不仅仅是中国生产的商品,包括美国生产的商品也一样。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国生产的商品还是美国生产的商品,在中国的销售价格都要高于美国的销售价格。相比之下,汽油的中外差价幅度还算是比较小的,其它绝大部分出口商品的差价幅度更是惊人。按照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提供的数据,中国商品在美国的零售价格高于出口价格4倍。可是,即便这个高于出口价格4倍的零售价格,仍然低于国内同一商品的零售价格,可见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已经低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由此形成的巨额财富转移该是多么惊人。2008年中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10.8万亿元,出口商品总额1428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9.7万亿元,出口商品总额接近国内商品总额。可是,如果按照成品油的国内零售价格高于出口价格约2.8倍计算,外商用9.7万亿货币买走的中国商品,折合成为国内零售价格相当于27万亿元;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国内老百姓用10.8万亿货币买入的商品,按照出口价格计算仅相当于3.8万亿元。可见,中国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都通过这个价格差额被西方国家拿走了。据国家统计局披露,2002----2008年出口总额10.5万亿美元,超过70万亿人民币,按照成品油中外差价2.8 倍计算,相当于国内价格约200多万亿人民币,如果把这200多万亿商品用于国内人民生活,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将至少提高2倍以上。而实际上却是我们把国内卖2.8元的商品,1元钱卖给外国人,企业的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就是用这种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方式,六年期间卖掉了几百万亿商品,天文数字的财富通过这种差价转移到了西方发达国家。

    就是通过这种价格管道,中国老百姓血汗创造的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向了西方国家,让所有西方国家的所有家庭,都享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利益。中国的廉价商品,廉价资源,廉价股票,廉价企业,廉价劳动力等等,已成为美欧等西方国家发展虚拟经济、建立透支性消费体系的物质基础。年底大盘点,西方媒体几乎不约而同地齐声高呼“感谢中国”;美国媒体甚至把中国总理列为改变美国经济的十大人物中唯一的外国人; 《时代周刊》更是把中国工人列为2009世界十大新闻亚军。元旦前后,中国央视新闻几乎连篇累牍地引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经济的高度赞扬,西方媒体竞相用各种方式盛赞中国经济给西方国家带来的巨大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确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多年前西方国家是高工资高物价,中国则是低工资低物价。中国改革开放造成的巨大奇迹之一,就是把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进行了分配关系的重新组合,把西方国家的高物价般到了中国,与中国的低工资结合在了一起;把中国的低物价般到了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高工资结合在了一起;进而形成了西方国家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则是低工资高物价的新的经济现象。昨天一位刚刚从美国回来的朋友,谈到美国的物价之低,比30多年前美国人谈到中国物价之低,还要更加感慨。

    由于把中国的低工资和高物价结合在一起,把美国的高工资和低物价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要远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距。1980年美国人均收入是1.02万美元,中国是 190美元,相差约54倍。由于中国是低工资低物价,所以在收入相差54倍的情况下,中国工人也如同美国工人一样,独自一人就能够养活一家子四、五口人。 2008年美国人均收入3.76万美元,中国是1100美元,相差34倍,货币收入差距缩短了三分之一还多。可是,在实际生活中,美国工人仍然能够独自一人养活一家子四、五口人,而中国工人夫妻俩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还时常还需要爷爷奶奶来接济。为什么中美两国工人货币工资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而中国工人供养家庭的能力在下降?甚至下降到了夫妻二人做工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的状况,这种状况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就是因为把西方发达国家原有的高物价搬到了中国,与中国低工资甚至是超低工作结合在了一起。从而使中国工人养活家庭的能力下降到了人类历史上最低水平。就以汽油为例,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工人的小时工资78美元,折合人民币530多元,按照美国汽油价格4.58元/升(人民币)计算,美国工人一小时工资能购买115升汽油;而中国奇瑞汽车工人小时工资是10元,只能购买1.5升汽油,如果像美国那样汽油价格中再包含过路过桥费,那么连一升汽油也买不了。这其间的差距已经不再是贫与富之间的差距,甚至超越了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差距。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美两国汽油的原料成本大体相同,都是来自于统一的国际原油价格,劳动力成本则是美国几十倍地高于中国,按理说美国的汽油价格应该远远高于中国才对,可是比白日见鬼还要不可思议的,却是美国汽油价格大大低于中国。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人力成本远远高于中国的美国商品,销售价格却远远低于中国,而人力成本远远低于美国的中国商品,销售价格却远远高于美国?

    答案十分简单:中国财政。无论是美国的低物价,就是中国的高物价,都是中国财政运行的结果。这就是美国政府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

    首先,就美国低物价来说,美国汽油价格低于中国,是中美两国财政共同补贴的结果。中国财政补贴一是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按商品发放;二是通过亏损补贴的方式对企业发放。2008年仅中石化一家公司获得亏损补贴就达到123亿人民币。这些钱一方面被公司内部官僚挥霍掉了,中石化老总陈同海日均消费超过4万元,甚至连嫖娼都用飞机空运俄罗斯小姐;另一方面以低价销售的方式补贴给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美国政府不是像中国这样,直接向石化企业发放财政补贴,但是,美国政府用来平抑油价的战略石油储备,是依靠国家财政支撑的,仍然属于一种财政补贴,只是补贴的对象,不是企业而是国民。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美国财政补贴的资金,来自于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所以归根到底,美国的财政补贴也来自于中国。都是来自于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

     其次,就中国高物价来说,则是中国实行高额税收和通货膨胀的结果。中石化在为贱卖汽油辩护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出了中国惊人的高额税收。中石化聘请的专家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内汽油销售价格高于出口价格2.8倍,其间4.26元的差价是政府税收形成的,据此认为6.66元的国内销售价格与2.4元的出口价格之间不具有可比性,6.66元卖给本国人和2.4元卖给外国人都是完全正常的。这与此前中国银监会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银行股内外差价的解释完全相同。当时中国银监会解释说,把银行的股票几毛钱卖给外国人并不低;中国证监会则解释说,把银行的股票十几元卖给本国人并不高。中石化如此解释的本意是要为自己解脱,把中外巨大差价的责任推给政府,却无意间暴露了一个令人无比震惊的事实,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国老百姓每购买 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税收,超过商品本身近1.8倍。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元钱的消费品,同时还要另外缴纳1.8元的税收,如此惊人的高额税收加到商品价格里面,自然会造成物价高高在上。如果灾难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是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老百姓同时还要承担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货膨胀的损失。中国每出口一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大约1比7的比例增发7元人民币,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大约2.3万亿美元,国内由此增发的人民币超过16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3.4万亿市场货币流通量(M0)的近5倍,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大幅度贬值,物价自然会相应大幅度上涨。

    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让中国老百姓欲哭无泪的荒谬现象:中国出口商品越多,赚取外汇越多,老百姓就越倒霉。如果中国不出口商品,而是用于国内百姓生活,既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会发生对外财政补贴;或者退一步来说,如果中国出口商品白白送给外国,不收取美元,国内也就不会增发人民币,货币也不会贬值,中国老百姓的损失也会小一些。可现在却是,生产的商品出口到了国外,由出口商品换取的美元也借给了国外,而把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了国内市场上,变成了没有任何商品做基础的“纯粹废纸”。由于这些增发的“纯粹废纸” 与现有货币一样流通,必然会造成现有货币大幅贬值和物价大幅上涨,即所谓通货膨胀。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损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连手里的货币财富都在遭受贬值损失。反观美国情况恰恰与中国相反,美国市场上的货币流向了中国,中国的商品流入了美国市场,由于市场上货币减少商品增加,必然导致物价下降,美国老百姓手里的钱便能购买更多商品。再加上流向中国的美元又通过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到了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可以用中国的这些钱来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够进一步起到降低物价的作用,提高美国老百姓货币的购买力。如果是站在中美两国老百姓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国家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将更加清楚,中国老百姓生产的商品,被美国老百姓用美元买走了,美元被中国政府拿走了;美国老百姓得到了商品,中国政府得到了美元,而中国老百姓唯一得到的,就是手里现有货币的贬值。结果就是,美国给中国印发纸币,中国给老百姓印发纸币;美国用这些纸币为美国老百姓换来了所需要的各种商品,中国则相反,用这些纸币从中国老百姓手里换走了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而形成这个财富魔方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的分离: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市场上,不断稀释着老百姓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这就是美国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这就是“中美国”的秘密。

    在此让所有人包括未来历史学家都会感到困惑不解的,就是中国经济是怎样由以往的满足本国人民需要转变成为满足西方国家需要的?中国财政补贴制度又是怎样由以往的补贴本国穷人转变成为补贴西方富人的?中国前30年向绝大多数老百姓输送财富的价格倒挂,是怎样演变成为后30年向西方国家输送财富的价格倒挂?这其中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是怎样形成的?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左右两派给出了同样错误的不同回答。一方面,那些一心想帮助西方国家搞垮中国的右派,坚持说这是集权专制造成的。其实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集权专制的国家不仅不会白白为其他国家生产财富,甚至还会无休止地开疆辟土,不断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就是典型,无论是希特勒还是东条英机,都没有强迫本国人民为英美等其他国家生产财富。另一方面,许多传统的左翼人士,则把上述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结果。显然,这个解释与右派的解释一样没有任何根据。因为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对外掠夺而不是对外奉献,不可能自觉自愿地主动为其他国家输送财富。俄罗斯就是典型,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后不仅没有牺牲国家利益,甚至把扩张的触角伸向了终年冰雪覆盖的北极地区,并且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中用于改善民生最多的国家之一。况且,占有中国财富最多的美国,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而美国的财富并没有流失到中国。可见,单纯用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等理由,根本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现象。资本主义、私有制等只不过是作恶的工具,至于用这种工具是对内作恶还是对外作恶,是联合外国对内抢劫本国人民还是驱赶本国人民对外抢劫,则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等抢劫工具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由其它因素决定的。

     如果对比同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和俄罗斯国内人民财富占有的不同状况,就会明显看到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在民权、集权、官权以及洋权之间,实行不同结合方式的结果。俄罗斯实行的是集权和民权相结合的方式,中国实行的则是官权和洋权相结合的方式。集权和民权相结合,必然是对内制约官权,对外限制洋权;结果就是财富留在国内,矛头指向国外。而官权和洋权相结合,则必然是对上制约中央集权,对下镇压百姓民权;结果只能是财富流向国外,矛头指向国内。这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也是中国经济殖民地化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官权和洋权相结合,是中国1840年以来始终如一的悲剧根源,而在当代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极端状态。

    在政治上,官权和洋权相结合达到极端状态的表现,就是一方面,对上彻底消灭了中央集权,把中央集权完全变成了“集合官权”,中央集权不再代表国家利益,而完全成为维护官权的工具。虽然表面上看,中央集权仍然十分强大,但是代表国家利益这一中央集权的实质和内容,已经被彻底掏空了,中央集权已完全变成了一副空壳,唯一的历史作用,就是被官权和洋权借用来镇压人民,并且作为所有罪行的替罪羊和道德批判的“专制靶标”,以此来证明作为精英民主的典型模式----官主制度的道德合法性。官权和洋权相结合达到极端状态的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彻底剥夺了民权。自晚清政府到北洋政府,再到国民政府,直至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人民始终都有罢工的权利,只是后来为维护官权和洋权的利益,从宪法中取消了罢工自由。中国完全变成了官权和洋权的天下。只是这里所说的官权,不仅仅是指党政官员,同时也包括经济官员和文化官员。他们所倡导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官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一种主政制度。世界历史上有三种主政模式,即民主制度,君主制度和官主制度。民主制度既能够保障民众利益又能够保障国家利益,是三种制度中最好的一种制度;君主制度虽然不能保障民众利益,但是至少能够保障国家利益,因而也有其存在的历史合法性;而最糟糕的就是官主制度,它既与民众利益对立,又与国家利益分离。与民众利益对立,决定了其对内与人民为敌的阶级立场;与国家利益分离,决定了其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的汉奸立场。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仍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框架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为了防止中央集权的随时复活和百姓民权的随时造反,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组成的中国官权集团,会比洋人更加急不可耐地把中国所有资源统统交到西方国家手里,因为只有让西方国家控制了中国一切,中国的改革开放才会不可逆转。历史上14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预苏联,以及八国联军武装攻打中国,都为当今中国官权集团提供了十分清晰的前车之鉴。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因为触犯了14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苏联的经济利益,才联合起来武装干预苏联; 中国义和团革命同样是因为触犯了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才导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既摧毁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又残酷镇压了义和团革命。当今中国官权集团正在加倍效法当初洋务运动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尽其所能地把中国一切都交给西方国家,一旦中国出现中央集权的复活和人民的革命造反,便同样可以借用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再次占领中国。以借道瓦罕走廊的名义要在中国新疆建立美军基地,真正目的也在于此。所以,虽然借道瓦罕走廊表面上是由美国提出来的,背后真正的始作俑者绝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的买办集团。

    在经济上,官权与洋权相结合的基础,就是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相结合,把中国经济完全变成了官人经济加洋人经济的双重经济。最初是通过对外资免税,向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和廉价资源的方式,帮助外资打垮了背负38%沉重税收,同时还背负庞大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然后,在公有制经济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联合控制的一统天下。此时的国有企业虽然还叫国有企业,但已不再是公有制经济,而成为新型的官有制经济;此时的外资经济也不再是国民经济的补充部分,而成为控制了中国诸多产业和对外贸易的主导经济。由于当今中国的官有经济既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依附于皇家政权,又不能像社会主义社会那样依附于人民政权,只能依靠西方国家,并且随着官权私有化的发展,中国所有国有经济单位几乎完全变成了独立王国,也有条件依靠西方国家。于是,便架设起了通向西方国家的一条又一条财富管道,中国财富便通过贱卖商品、贱卖资源、贱卖企业、贱卖股票,以及出口补贴、购买美债等一系列财富管道,源源不断地流向了西方国家。

    已在中国拥有2万亿美元资产,相当于14万亿人民币的外资企业,成为掠夺中国的财富挖掘机还可以理解,因为外资本来就是到中国来就是赚钱的,本来就是为外国服务的,疯狂挖掘中国财富是它的职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关键是资产规模超过外资一倍的国有企业,竟也成为了榨取本国百姓的财富挖掘机。无论是与毛泽东时代的国有企业相比,还是与现代西方国有企业相比,当今中国的国有企业都已经完全丧失了国有企业的原有功能。毛泽东时代的国有企业,是养活国有企业职工和城镇居民的财富工具,现代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则是为其他企业服务的经济工具。而当今中国的国有企业,则是既不为全体国民服务,也不为其他企业服务,反倒是凭借其垄断地位,强迫全体国民和其他企业为自己服务,不仅不再是为国民创造财富的工具,反倒成为抽取国民财富的工具。

    首先,垄断了公共产业、基础产业等所有与人民生活相关产业的国有企业,凭借市场定价权对内抬高价格,大肆搜刮国民财富;对外压低价格,把搜刮的国民财富拱手送往西方国家。无论是对外商品买卖还是资产转让,一律是高价进低价出,国有企业变成了西方国家抽取中国财富的财富管道。中石化一方面以2.4元的低价出口汽油,另一方面又每年享受国家123亿的财政补贴。中国石油一方面以不到市场价1/40的惊人低价把股票卖给美国人 (1.16元),另一方面又以超过市场价近3倍的价格买入加拿大石油公司的股票。2008年8月,中国石油与印度公司几乎同时与埃克森美孚签署了为期20 年的购气合同,可是印度公司的购买价格是683美元/吨,而中石油的购买价格竟高达918美元/吨,比印度的购买价格贵了三分之一还多,仅这一份合同就多花了一百多亿美元。在对外大肆输送财富的同时,对内却是不择手段地疯狂榨取国民财富。就以汽油价格上涨为例,上涨的理由是汽油价格与国际油价接轨,随国际油价上下波动,绝不擅自上涨。可是,2008年国际油价147美元时,国内油价是每升6.02元人民币,现在国际油价已经降到了70多美元,国内油价不仅没有相应下降到3元多,反而上涨到了6.66元,理由仍然是国际油价上涨。如此的“接轨”简直比白日见鬼还要荒唐。

    其次,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经济单位)完全变成了少数官员的财富家园。盈利全归企业(去年以前从不上缴利润),亏损由国家补贴;高管收入上不封顶(最近有所限制),工人收入下不保底。中国30万亿国有经营性资产,70万亿金融资产,以及数倍于此的非经营性资产和其它资源性财富,完全成为由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经济单位)内部官员任意支配的财产,成为名副其实的官有企业、官有资产、官有经济。

    最后,国有企业不仅对外输送财富,甚至自身都在不断地变成外国财富,在企业投资扩张过程中莫名其妙地变成外资企业。中国金融业唯一拥有保险、证券、银行和海外融资四块金融牌照的中国平安公司,在投资扩张过程中糊里糊涂地便由国有企业变成了外资企业,由中国国有公司变成了英国私人控股公司。即便是许多仍然挂着中国招牌的国有公司,其资产也大都通过对外投资进入了海外公司,而这些海外公司又大多是记在其老婆孩子的名下,著名的娃哈哈公司就是典型。更多的则是连老婆孩子都不出现,随便挂在一个普通人名下,中国投资安哥拉的数百亿美元,就是挂在一个普通香港人的公司名下,此人公司在香港的注册资金只有区区一百元港币;中国平安第四大股东的3.8亿股股票,目前市值超过200亿元(最高时超过 500亿元),就是挂在北京一个年轻姑娘刘芳的名下,而这位刘芳姑娘完全是一个普通白领,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出租汽车司机的女儿。不要以为中国平安公司只是国有企业的另类个案,其实,它恰恰是中国国有企业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典型缩影。从他们身上,就能够看出中国经济是怎样形成180度转变的。

    可以说,官权与洋权相结合,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相结合,官有经济和洋人经济相结合,进而形成国有企业和国家利益相分离,民族精英和民族利益相分离,是最终造成经济发展和本国人民相分离的根本原因。中国由30年前面向本国人民的价格倒挂,最终演变成为30年后面向洋人的价格倒挂,就是由此形成的。前后30年的两个价格倒挂,反映了中国经济性质的根本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中国大地上的极少数官人和洋人,如同神仙般迅速升入了天堂----拥有无限的权利和无边的财富;而绝大多数劳苦大众则在麻木中被抛入了地狱----祖孙三代拼命奋斗的最好结果就是能有一套栖身的住房。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5-08 20:59:17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西方的胡说。

   学渊按:要控制人口,不能让人早死,只能叫人少生。人口老龄化对于人口过多的中国,是计划生育初见成效的喜讯。将来老人必然太多,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必然下降。老一代要靠提高生产力来养活,而不是靠廉价劳动人口来养他们。中国是劳动力太少,还是劳动机会太少和劳动价值太少?可要想清楚了。现在放弃计划生育,就要前功尽弃、功亏一篑了。华尔街日报是胡说八道。一九六八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是“七千万四川人民在……”。今天最新人口数字报告说,四川加重庆人口一亿○八百万,大家相信不相信?现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地区的常住人口有关数据公布如图:

我反对解除生育计划

盛小逸

     其实,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学子有一个误区,以为西方政治是“精英”政治,而实际上是仆人“政治”,且这是美国的立国根基,其源头则是基督新教。放弃“精英”意识,这“精英”实际上是中国的封建意识;回到“仆人”意识,这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才能聚集更多的中国人走向光明的明天!

   “陆死”为何失败?其主要是这些人自以为是“精英”,这些“精英”,既然自以为是“精英”,也就认为别人是“劣质人”等了,“精英”必是少数,所以少数人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失去了群众(大多数人)的基础。“陆死”的“精英”们到了美国,仍认为自己是“精英”,结果“精英”们相互打起来了,以至于在美国和海外的影响力迅速下降,甚至于还远不如“fa -lun”的影响力!更让曾经竭力支持他们的海外华人大失所望!

    我认为那个县委书记说“中国人口十五亿”不是胡说!眼下中国社会现实不是在增加人口的问题。最为一个执政党,解决当前几亿贫困底层百姓的生活是当务之急!应该负起全体国民生命,生活财产不受侵犯!让全体国民生活得有尊严!提高中国人口的素质是首要问题!

    网友牛小鹤说得好:“老子不退休,年轻人无法升迁。我在国内的姐姐告诉我:“她去街道办事处办事,看见那些已经退休又回来返聘的原街道干部非常不理解:“社会上很多年轻的大学生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为什么这些退休的街道干部还把持这位置?还拿双份工资?为什么不把这些年轻的大学生招到街道去工作?

    中国的独生子女大多都吃不了苦,(哪像我在十四岁下乡受苦还能够忍耐?)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已经在美国的曾节明大概生活有保障了所以说您走极端。(我看他在泰国时写的文章风格和现在说话的口气可是大不一样)

     看看那些在巴黎捡破烂的中国人,看看在巴黎沿街卖春的东北等地的中国风尘女郎,看看比利时多佛五十八具尸体惨案,看看那些不惜冒失去生命的危险偷渡到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我们还要说中国人太少了吗?

    写到这里,联想到中国问题使我想起小时候一件事。记得我妈生我小弟时,来我家接生的是天津滨江医院妇产科一位老妇产专家,她对我妈说“孩子太多了,不要生了,孩子少好,生活好过啊!”。。。。(当时我们是姐弟四人)那时我太小,不懂得计划生育是怎么回事。

    从小我们姐妹几人都喜欢吃我爸炒的菜,因为我爸炒菜放的肉多,菜少,虽然量少,但吃得有滋有味。不像我妈炒一大锅白菜,土豆不好吃。虽然我们姐妹几人分到的菜少,但还是愿意吃我爸炒的菜。邻居上我家来串门看到这些也说:菜少好,有营养。那时我对弟妹开玩笑说:“如果没有你们我就可以多吃菜了”。

    中国这块地想要让人民过着高质量小康生活,能支撑的最高人口数只有3~4亿,也就是解放前的人口。中国人要全面富起来是大家的高度期待,想要十四亿人大都富有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只有加速减除过剩的人口,计划生育因而是最科学的负责态度,与时间竞赛胜过顺其自然。

    强制节育被批为不道德纯是西方思维,是既得利益的富裕阶级的思维。其实,让人民长期的挣扎,让民族长期的贫困才是更高的不道德,让大地超负荷同样是全球共识的不道德。因此,强制节育是个道德的取舍问题,而且明显的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半个世纪人口的爆起,其灾难摆在那理;反之,雷厉风行的节育运动当然必会带给社会巨大的冲击,但是长痛不如短痛,人口问题尤然,这也是选择问题,大家都明智的选择短阵痛。

    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提出的人口结构问题与生产力问题,正是大家要承受的痛苦,他们仅指出了短阵痛的剧烈强度,但没有指出长痛的的忍受长度,没有量化承受的总痛苦是短痛的多少倍,没有模式预测在长痛中,也会自然波动出现难以忍受的短阵痛,(台湾没有强制节育,同样遭遇到出生率剧降的挑战)。

    中国要探讨的是:如何让这两代人顺利度过短阵痛,第一代是战后婴儿潮的养老,第二代是对上一代的供养负荷,人口寿命的延长使养老与供养问题更形扩大。

    孝道的宣扬可提升第二代心理上承担的能力;老人福利属于公经济的移转性支付,是一种五鬼搬运法,可减轻第二代直接【掏腰包】的痛苦;但是如何让第一代老人积极互助与自助,才是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探讨的方向,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施政官僚去动脑筋。

    结论:我反对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将解决之道简单的指向解除生育计划。

 

 

 

发件人:"Yanfeng Hou" <ilikeu389@gmail.com>...瑞典 2011-05-11 01:59:40 4483kb

瑞典怎么解决劳资矛盾

主讲嘉宾:中国驻瑞典哥德堡原总领事  高锋

时间:2011年4月22日(周五)19点-21点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北三环蓟门桥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许诚

    主持人:各位同学、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光临第107期燕山大讲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中国驻瑞典哥德堡原总领事高锋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瑞典怎么解决劳资矛盾”。高老师曾在瑞典工作过16年,研究社会民主主义和瑞典模式也有30多年,经过长期研究,他发现瑞典社民党是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而其民主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下面就有请高老师介绍他最新的研究成果。(掌声)

    高锋:今天能到政法大学介绍我研究的一些问题感到非常荣幸,我是第一次到政法大学来,非常高兴跟大家交流。我介绍的题目是瑞典怎么处理劳资矛盾和怎么解决工资问题,这个问题是大家关心的。工资问题怎么解决,分配问题怎么解决?这涉及到个人利益。劳资矛盾问题牵涉到个人利益,也影响到国家的发展。

     瑞典是福利发展非常全面、工业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但在150年前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1850年工业化起步,在这150年中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然后进入信息社会,形成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福利比较全面的现代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处理劳资矛盾,怎么解决工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成功的关键之一。在1850年工业化开始发展以来,瑞典经济发展经过了4个周期,随着新技术不断引进,技术革命和组织革新相互交替,从而促进了经济结构变革,使瑞典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瑞典现代劳工市场制度的形成

    第一个阶段是1850年至1890年,这是瑞典工业化起步发展的一个阶段,由手工业向工业开始迈进,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当时开始了一个以蒸汽机使用和铁路建设为主要特点的技术更新。特别是木材行业,瑞典森林比较多,欧洲需要很多木材,用蒸汽船从北边运到欧洲出口,在20多年间,由于新技术引进,出口扩大了5倍。经济发展,北方沿河附近建了许多锯木厂,工业开始发展起来。因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要求,资本主义思想开始进入该国,要求经济自由发展,人人都要有平等的机会,政府为了适应这个要求开始做了一些改革。1846年在政府颁布的《工业与手工业条例》里,首先肯定了劳动自由原则,工人和农民找工作,劳资双方可以平等就工资和其它问题进行讨论,签一个合同,也就是契约,当然是个人契约,因为当时工业规模比较小。1864年制定了一个新的经济法规,规定了经济自由的原则,人人可以从事经济活动,开办工厂,从事其它行业,这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农民可以搞工厂,以前是不允许的,地主不搞土地开始搞工业了。政府从法律上做了这两项调整:一是劳资可以自由谈判,另外是人可以组织起来搞经济、搞工业,而在这之前,无业人员流动是犯罪的。由于这两项法律改革使得人员流动成为可能,没有财产者,想找工作者、寻找自己出路的人可以流动,工人农民可以用脚进行选择,从而形成了劳动市场。

    当时工人没有组织,没有工会,是单个工人个体,而且除了手上的活以外就没有什么生产资料,劳动环境非常恶劣,工作时间一般超过15、1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没有劳动保护设备,所以跟资本家谈判,当时所谓的自由契约实际上是资本家怎么说怎么算,工业化初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工会在瑞典政党成立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个阶段是1890年到1930年。这个阶段引进电力和内燃机,大大改善了交通条件,促进了城镇之间的交流,也促进了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工业开始由初级产品慢慢提高到附加值产品。以前出口木材,而在这个阶段不单单是出口木材,可以进行初期加工造成纸,附加值大大提高,该阶段出现了附加值比较多的工业,同时工厂和银行之间的关系也密切了,使得工业化大规模发展,工人在1872年至1912年间增加了7倍,而2/3以上的工人在大中企业工作。工业的发展,一方面财富积累,另一方面工人生活得很惨淡,收入很低,锯木厂劳动条件非常恶劣,工人无全手指,一间小房子床上地下睡着几代人,床上、沙发上、地板上都有人睡,这样的生活还是很紧张。

     所以马克思主义在瑞典很快得到传播,1850年瑞典出现第一个工会,1880年斯德哥尔摩木工协会的成立标志着现代工会在瑞典最终取得了突破。1889年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社民党)成立,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2/3来自于工会组织,1/3来自于政党组织,这说明工会在政党形成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1898年社民党领导下的瑞典总工会LO成立。

    瑞典的特点不仅是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资本家一看工人组织起来了,自己也组织起来,所以1873年瑞典第一个资方组织--斯德哥尔摩面包坊业主协会成立,1893年第一个全国性雇主组织---瑞典印刷业业主联合会成立,1902年瑞典雇主总会(SAF)成立。

     一旦组织起来,斗争就不是一个人和一个人了,往往是工会组织和资方组织之间的斗争。工人组织罢工时,往往选择几个关键部门,参加人越少越好,对资本家的打击越大越好,反之参加者多的话,工会没钱支付工资。资本家说既然这样,那我将整个工厂全部关门。斗争开始时工会主要是要求工资提高一点,减少一点时间,但资方觉得你没有资格和我谈判,工会受外国势力的操纵。尽管1848年法律上取消了对工会的限制,但资本家不承认,要么不让你成立,要么自己组织一个工会,并且雇人来代替你。工人如果在一个地方罢工,资本家就把这个地方上的这个行业的整个工厂给关闭,你不是捣乱吗?我就彻底打垮你,这涉及到权利,更多的涉及到劳动人民有没有组织工会权,工会有没有权利代表工人谈判。资方一方面打击很厉害,另一方面很残酷,罢工一旦失败,参加罢工的工人全部开除,在初级阶段斗争很残酷。

     政府表面上对劳资冲突不介入,但实际通过法律对资方进行支持,法律禁止工会(在罢工时)劝阻工人上班,这样导致工人阶级的反抗越来越激烈,1909年30万工人参与了罢工(当时瑞典只有40多万人口),震动整个欧洲。

通过集体协议、集体谈判解决劳资问题

    斗来斗去,资本家会盘算这对我究竟有什么好处,资本家盘算来盘算去觉得对自己的组织影响太大了,没法跟外国进行竞争。慢慢就有了转机,1869年斯德哥尔摩建筑工人经过罢工后与资方签署第一份集体工资协议。经过30年的激烈较量,瑞典大型企业也开始接受集体劳资协议,工人通过工会与资方谈判接受工资调整。

     1905年经过四个月罢工后机械工业劳资双方签署了《关于处理工人与雇主争端的规则》和《关于最低工资、计件工作、正常工作时间和加班等问题的规定》。这不仅是一个工资问题,慢慢涉及到怎么处理劳资矛盾问题,怎么处理劳动人民利益和资方利益问题,而资本家看来看去觉得这个态势挡不住了,就想能不能提高工会谈判能力,如果组织得更好,直接达成一个协议,就和平了,这不也挺好吗,资本家思想慢慢发生了变化。所以,1906年劳资双方讨论这个事,总工会同意接受雇主总会坚持的“雇主有权自由地录用并解雇工人、领导并分配工作”的权力;而资方则明确接受工人结社权、集体协议权和工会会员不受迫害的权利,这个被后人称为“12月妥协”决定,为集体协议代替个人契约成为瑞典劳动市场解决劳资矛盾的主要方式扫清了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在上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一片萧条,工人失业很多,物价飞涨,工会要么没达成协议搞罢工,而达成了协议的,想想不合算,就想改改,所以怎么达成协议,怎么制定协议及协议中的争端怎么解决就成了现实中的重要问题,争端太多影响协议的可信性,影响经济发展,所以1906年政府通过立法,决定建国家调解员制度,劳资协议谈判中有问题帮助协调,或者谈判完之后又有争执就进行商量和调解,1920年政府修改法律并建立了由劳资双方代表共同参加的仲裁委员会。当时的调解都是自愿参加,不接受调解你也没辙,有时候不自愿就很难办,调解的效率也不是特别高,矛盾很多,所以1928年自由党(一个比较激进的资产阶级政党)看到这个问题,就用立法的手段来缓解这个矛盾,于1928年制定了《集体协议与劳动法庭法》,哪个罢工是合法的,哪个罢工是不合法的,法律进行了明确规定:在不存在协议或者协议已经过期时因“利益冲突”而采取的斗争措施(罢工或者闭厂)是合法的;双方已经斗起来了,另外一个工厂支持对方工厂工人,同情式的罢工那也是合法的。法律界定了两个方面的合法斗争,相对的,资方也是一样,没有协议的情况下或协议过期的情况下,因对方或别的工厂、别的单位搞合法斗争,你去参加都是合法的。

    对在协议有效期内,因对协议解释不同或者执行协议中出现的“法律争端”所采取任何斗争措施都是非法的,当时工人要参加非法的罢工,要罚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国家决定由双方代表参加,共同组建劳动法庭处理有关的法律纠纷和法律争端。

    法律划清了劳资合法权利(罢工或闭厂)与非法斗争之间的界限,为瑞典劳资关系走向法制化、稳定化创造了重要条件,使集体协议比个人签约更为有效的解决劳资矛盾和工资问题。由于工人组织是一方,资方是一方,资本家搜集信息,举行谈判,达成协议,他们也就觉得工会并非是坏的。这是第二个阶段,集体协议成为主导性协议,劳资谈判成为主导性解决办法。

建立制度化劳资谈判机制

    第三个阶段是1930年到1975年。劳动法庭于1928年建立,但没过几年世界就进入了大萧条,瑞典经济当时也面临新的调整。新的产业正在诞生,汽车工业、造船业、机械制造也都是那个时期出现,而且现代化的企业结构是以福特主义为标准,流水线、专业化分工这样的信息产业正在形成,但国际经济萧条,政府当时执行的政策是降低工资,减少开支,这才使得经济平衡发展。越萧条越主张采取这样的极端政策,导致矛盾、罢工很多,1931年工人进行罢工和游行,资方调集军队打死了5名工人,全国舆论哗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希特勒上台,瑞典社民党这时候提出一个新的经济政策。社民党考虑劳动人民利益,因为党内多数成员都是工会成员,集体入党的工会人员生活困难,领导直接感受到他们的困难,所以提出新的经济政策。当时凯恩斯并没有正式提出他的一套理论,瑞典社民党提出通过政府贷款或者是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开办公共设施,减少失业,刺激经济发展,刺激性经济在凯恩斯之前北欧就已经开始了,凯恩斯发表的文章对他们可能有启发,但更多的是瑞典社民党自己主张提出的,并且受到劳动人民的欢迎,选票大幅增长。1932年调整经济政策,走向了刺激性的经济政策,经济政策调整的同时,政府正式调整工会的政策,通过立法支持工人建立工会与资本家进行谈判。

咸水湖浴场协议

    仅仅照顾工人,经济也不可能发展那么快,还得考虑资方怎么投资,怎么鼓励他们,比如建立投资基金,改变折旧制度,资金若是进行投资,税收可进行减免,这对企业政策调整有利,同时鼓励工会和资本家进行谈判,总工会和雇主进行谈判,就劳工关系、生产和技术、劳动环境和劳动保护等问题达成总体性协议,这个协议叫做咸水湖浴场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是:有关工资和其它劳动条件等劳资矛盾得通过谈判解决;在谈判开始前和谈判期间任何一方不得采取斗争措施;在地方谈判未果情况下得开始联合会级别(中央级)谈判。在谈判失败并采取斗争手段之前,得事先通报对方及有关单位(为讨还拖欠工资而采取的斗争除外)。违反上述程序的一方将会受到制裁。决定成立由双方代表组成劳动市场委员会,讨论并处理有关企业民主、辞退原则、劳资冲突与“社会危险”和“第三方”利益关系等问题。

     这个协议是瑞典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劳资双方涉及到两大阶级、组织的一个协议,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创造了一种“谅解精神”,这样一种谅解精神,使瑞典劳资谈判和集体协议真正走上了程序化、制度化的轨道,为战后瑞典劳工市场长期的和平与稳定创造了条件,从而为战后瑞典经济高速发展和福利国家建设奠定了基础。

瑞典模式:“团结性工资政策”使劳资双方受益

    劳资谈判从50年代开始,全国性劳资两大派直接谈判解决了。那谈判当中怎么调解人民内部的利益问题?总工会提出了一个“团结工资政策”,既使劳动人民得到实惠利益,也不能影响企业的竞争力。总工会认为工会与政府的任务不同,工会的责任就是代表工人利益,为提高职工待遇而奋斗。工资的增长虽然不能超过经济增长,但工资的多少只能取决于工作的性质和要求,如难度、危险度、保障度和对受教育程度及技能的要求等。特别提出一个原则,“工人不能为亏损企业勒紧腰带”,公平的工资只能来自同工同酬。反之只好关门,在关门的情况下,政府借此机会对失业工人进行培训,帮助其流动,当然,高级技术产业,工人得好处,高级技术部门、赚钱的部门就发展了。

     “团结工资政策”提出工资问题,并不是大家拿最高的企业工资,而是考虑整个经济发展问题,拿到的工资是中等工资,什么意思?出口企业利润比较高的企业支付的工资并不是完全依靠他的支付能力,支付的工资低于它的支付能力,高技术产业支付的工资低于它们国际竞争对手的工资,这样有什么好处?使瑞典企业竞争力增强,高技术产业竞争力强。另外,工会对先进技术采取一个支持态度。从1956年到1983年期间,瑞典总工会和雇主协会进行多轮的工资谈判,他们确定工资增长总幅度,由各行业联合会和地方分会(在和平条件下)落实到个人,从而使瑞典劳工市场出现了三十年的和平。

    政府应工会要求在全国各省建立劳动再教育中心、劳动市场政策中心,当时都是最新的技术,以最新的技术培训工人,培训完全是免费的,而且还给补贴,比原来的工资低一点,但生活非常好,要搬家的话,政府还资助帮你搬家,一年20%左右的劳动力接受再培训,使产业升级很快,同时政府通过税收建立了“摇篮到坟墓”的一整套社会福利”,使劳方所得(工资加资方代交的社会保险费)占工商业增值比例由1950年的57%上升到1980年的78%。2005年时,经济全球化发展,资方影响力扩大,工资比例占增值的比例下降,但仍然是69%的水平。

    在谈判过程中,主要处理几个问题:工资增长总量问题、分析钱从哪里来。瑞典主要依赖外贸,其经济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受外国竞争威胁的产业,比如工业、林业、渔业和部分交通运输业;另外一部分受国家保护的国内产业。工资增长的总幅度不能超过工业生产率和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总和,要超过这个东西,钱就没有来源。同时发现都在统一谈判,但每次谈判时发现有些工厂的工人工资增长比谈判结果要高出很多,甚至增加一倍。协议谈判结果是一个方面,另外,有些人没通过协议的得到不少,但有些人没有得到,比如公共部门增幅3%就是3%,没多少奖金,没分红,所以苦乐不均问题也是一个麻烦事。每年谈判都得讨论这个事,所以在谈判前工会(首先是公共部门)往往要求从工资增长总额中先留出一部分用于补偿那些协议外工资增长很少的职工。协议外增长了3%,下次增长得多一点。工资增长补偿条款,但补偿最多也不会超过80%。再一个是物价问题,80年代物价上涨很快,通货膨胀太厉害,所以提出“物价上涨,保证条款”。

    瑞典通过这样的劳资两大派组织起来,统一谈判,近四、五十年,工资谈判很少,竞争力保持了,经济发展比较快,福利搞得比较好,社会发展比较和谐,渐渐发展成一种模式,人们称之为瑞典模式。

    70年代末又出现了新的危机,石油危机爆发,瑞典没有煤,更没有石油,全靠进口,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劳动力开支比较低,使瑞典竞争压力很大。另一方面70年代以后,信息革命在瑞典发生,在信息技术包围下,旧的产业得到了改造,新的产业也诞生,所以瑞典出现了第四次经济发展的调整。整个欧洲成为一个新的劳工市场,瑞典加入欧盟后就不可能自己限制自己企业流动,也不能限制别的企业到国内来,所以整个经济发生了变化,对劳动市场规则产生了新的挑战。

    最典型的一个事件是1980年发生了85万工人卷入的劳工冲突,起因是涉及到几万人的事,提高一些工资,工会说几万人要罢工,资方说开除10万工人,工会一听是10万,那就50万罢工,所以整个工业瘫痪了。什么原因?当时大家进行了各种尝试,进行行业工资谈判,后来重新了恢复统一谈判,不行;1990年雇主总会决定放弃统一谈判,进行行业谈判,但行业协会谈判当时没有和平义务约束,所以罢工特别多。当时工会部门人员增长很多,工会力量强大,工会之间、不同行业和不同利益与工会之间有着不同矛盾。谁来谈判,谁说了算数,这种争端多了,劳动市场就不和平了,互相争着提工资,推动着国家工资上涨。另外,在80年代初期,提出“职工基金”法案,企业交一些税,大家都交一点,提高一点工资税,然后拿这个钱买企业的公共股票,交给工会管理增加工会对企业的影响力。

     瑞典经济速度降低,劳动市场矛盾也多了,政府福利降不下来就搞贷款、赤字,所以经济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有一定的困扰。社会福利国家有富贵病,不光是瑞典,其它欧洲国家也存在。1996年社民党觉得这个事不能这样下去,提议劳资双方进行协商,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竞争力要保持,先是双方协商,后来干脆发展出劳资双方八大组织进行谈判,如何进行工资谈判,如何维护企业竞争力问题,围绕这两个主题进行谈判,并达成了一份新的历史性文件--《工业发展与工资形成协议》,简称工业协议。在这个协议中,劳资双方重新保证在和平条件下通过建设性谈判解决利益争端。要维护企业的竞争力,而且要实现双方利益平衡,不能光顾一边,要利益平衡,谈判的方式在全国由行业工会和相应的工会进行谈判,比如工业工会和雇主协会进行谈判,工业工会和工业雇主协会进行谈判,或者是建筑工会和全国雇主协会进行谈判,在谈判期间,都得接受这个协议的约束,有效期内保持市场和平,不能有冲突,在新形势下要做改变和调整。

      双方达成的新谈判程序规定:在原有劳资协议到期之前三个月双方即进行新的谈判。如果谈判出现困难,应双方要求(或者一方),国家调解协会为其提供一个中立的谈判主持人或者调解人。如果谈判破裂,双方可以采取罢工或闭厂等斗争措施。但采取斗争手段或者扩大斗争范围的一方得在7个工作日前警告对方并将其警告通报调解协会。事前不发出警告而采取的斗争措施者须向国家交纳罚金。地方或基层工会与雇主间的谈判涉及的是在全国性协议中下放到基层谈判解决的问题,因此谈判得在和平条件下进行。对达成的协议或者有关法律存在不同解释或者在执行中出现的争端时双方得先进行谈判,谈判失败后才能上告劳动法院。这个以行业联合会谈判为基础、以《工业协议》和调解协会为支柱的、面向企业、面向职工个人的多样化劳动市场的谈判机制使瑞典工业再次在劳资谈判中成为主导性产业,重新恢复了工业在谈判当中的主导地位,加之政府努力,使体制恢复了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本世纪以来,瑞典劳动开支维持在欧盟平均水平之下,能够将劳动力开支维持在欧盟平均水平之下,竞争力就上来了。

     政府和劳资双方合作,集中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1%、2%,有时候为负增长,使瑞典职工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去掉通货膨胀因素)在1996年至2008年期间平均增长了49%,出现了多年以来少有的增长势头,瑞典谈判还是能解决问题,既保持了竞争力,也能使劳动人民也得到了实惠。

权力集中在国家和私人资本手中同样危险

    过去统一谈判,在工资增长总幅度当中拿出一部分照顾低收入者,但现在这个没有了,行业分类以后,不好统一指挥,但协商还是有。在各行业协会里,40%增长幅度交给地方企业,个人之间谈判解决,这个谁的势力大,谁就拿得多一点。所以工资收入差距重新拉大,可支配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从1998年至2006年同期0.25提高到约0.28、0.29水平上。这个差距对工会有影响,资产阶级政府只能少开,将加入工会的会费减免税不减免了,补贴由工会决定,法律调整之后,工会影响力小了,工会力量下降了,原来工会覆盖率是92%,现在工业工人中降到80%,服务业工人当中降到60%,但在这个人口仅900多万的国家里150万工人,120万白领和60万学者分别组织在工会中,加在一起有230万,仍然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力量,劳动人民的利益相对来说得到比较好的保证。

     瑞典社民党前主席卡尔松写了一本书,讲社民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分析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矛盾具有关键性意义。这一矛盾既涉及到劳动条件问题,也涉及生产成果的分配问题。它不可避免地来自劳动生活中的不同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不可调和的。但如果双方力量能够达到某种平衡,它又可能成为经济发展中富有活力的因素。”不是达到某个阶段,而是致力于各阶级力量平衡与平等,这就是瑞典人正确处理劳资矛盾、化干戈为玉帛的关键所在。

     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做法,苏共在其工业化初期就消灭了资产阶级并把所有生产资料都掌握在国家手中,结果正如苏联解体后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所说,苏共在苏联形成的“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思想垄断”,导致了人民苦难和苏联最终垮台。这一发展证明“把权力集中到国家与集中到私人资本手中有着同样的危险性”。

     社民党研究以后,觉得权力集中在私人资本手中是错误的、危险的,同样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也是危险的,社民党吸取了这一教训,在其长期执政期间继承并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坚持民主宪政,反对一党专制;在承认劳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通过国家干预、劳资谈判和劳动市场规则变革,对私人资本的功能进行了限制和改造,使国民收入社会化,劳资分配合理化,在劳资两大派之间实现了权力与利益的平衡,从而使它们既对立又统一,共同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富有活力的因素”。瑞典劳工市场机制经历了由个人契约,集体协定,中央统一谈判(又称为瑞典模式)到以行业协会谈判为基础的、面向基层的灵活谈判机制的发展过程,适应并促进了瑞典由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之和谐发展,维护了瑞典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选择与挑战

     中国解放初期以苏联为师,在工业化尚未真正开始之际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国有化。随着农村公社化的进行,工人农民都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使用和生产果实的分配,工会也变成了有名无实的官僚机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2亿多农民涌入城市形成工人阶级新的主力军。但他们处于社会最低层,由于其无组织状态,连基本权益都得不到保障。去年发生的富士康工人以生命抗议阶级压迫的惨烈事件和同期发生的本田大罢工都标志着中国劳资矛盾正在走向尖锐化。

    日益严重的劳资矛盾与冲突使人们再也不能否认阶级与阶级斗争之存在,继续以“稳定”为借口压制工人的维权斗争,必将造成更大的冲突,甚至危及社会根本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认真研究,积极借鉴瑞典等其它工业国家处理劳资矛盾的先进经验,就成了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迫切任务。谢谢大家!(掌声)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5-16 09:31:3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资料之二

唐骏的成功是整个中国的失败

2011/5/12

    从西太平洋大学杰出校友唐骏同志的“学历门”被曝光的第一天起,网上就一直有那么一批人要求大家“客观理性的对待唐骏过去的小错误”。这句话其实大大淡化了问题的严重性,虽说everyone deserve a second chance,但唐骏这人早就把他的三十条命全部用完了,我觉得很多人似乎已经遗忘了或者从来就没搞清楚过这位江湖骗子的光辉事迹,因此有必要先花点篇幅帮大家复习一下。

    唐骏在微软上任之后曾经亲自给《计算机世界报》发了一份个人简历,看到这份简历我才明白什么叫作“行骗的艺术”,里面赫然写着唐骏于“90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深造,93年获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你说这是造假吧可人家也没直接说这个博士到底是加州理工博士还是西太平洋大学博士,都是咱自己缺心眼太善良没有想到地球竟如此之险恶。后来唐骏被方舟子逼急了终于承认自己其实从来就不是加州理工的学生,但是“深造”这个词你硬要拗的话哪怕是在自习室里看过两本武侠小说也可以算是去深造过了,唐骏就表示自己很认真的在加州理工旁听过,这牛逼吹得真是滴水不漏啊。

    所以在方舟子质疑唐骏没有加州理工的博士学位之后,唐骏非常自信的声称自己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自己是加州理工博士。可惜谎这个东西想撒圆了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人们很快发现唐骏在他的两本奇幻小说《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和《唐骏日记》中都明确说过自己正是加州理工博士毕业。这两本书的合著者以及出版商立刻跳出来替唐骏挡刀,说这是他们写书的时候查错资料了,可敬的唐骏先生还曾提醒他们修改,是他们工作不负责任把这事儿给忘了。可惜很快网友又发现唐骏在自己独著的《我的商业逻辑》里也提到“虽然这三所大学都答应给我博士后的研究职务,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加州理工”,这下唐骏只好假装没看见了。

    事实上在《打工皇帝唐骏》里面,作者还称唐骏后来又拿到了名古屋大学的博士学位,甚至于盛大在纳斯达克的招股书中也写着唐骏是名古屋大学博士,对投资者进行了赤裸裸的欺诈。我不知道为什么唐骏周围有那么多人都会搞错他的学历,据说很多气功大师周身都可以发出伽马射线什么的,可能唐骏身上也有某种光环,可以把靠近他的人纷纷变成脑残。实际上根据唐骏的自述,他在日本读了几年博士之后,导师怒斥说:“这种论文你还想在日本发表吗?拿回你们中国发表还差不多。”唐骏立刻奋起对导师的辱华言论进行了反击,于是他的形象也一下从一个无法顺利毕业的苦逼男变成了一个勇于和狂妄的日本鬼子作斗争的爱国留学生,顿时光辉而灿烂了起来。

    网友还翻出了当年北邮校长兼大中华局域网之父方滨兴在唐骏演讲上的致辞,方滨兴可能也受到了脑残光环的影响,声称唐骏是北邮历史上最杰出的校友并且拥有加州理工博士学位,我也没见旁边的唐骏冲上台去纠正这个天大的错误。这个致辞的标题还叫《先做人,后做事》,由北邮历史上最杰出的校友和最杰出的校长一起站出来教育北邮的学生如何“做人”,这场面实在是太他妈的喜感了。我基本上每天都能在网上看到方滨兴校长的大名,而且很奇妙的是,他的名字的前面或者后面往往还紧挨着“我操你妈”这四个字。

    就在唐骏的西太校友知错就改纷纷修改自己的简历时,唐骏依然认为西太平洋大学是所货真价实的大学,自己也是个货真价实的博士,表示“今后我的名片上会加印一个博士在名字后”。而据唐骏的西太校友杨卫隆披露,西太平洋大学是个什么大学呢,只要你交了钱、写篇千把字的文章,两个月时间就可以拿到学历,你自己想要多少分数,学校就给你往成绩单上填什么分数,连课都不用上。我不知道唐骏到底要有多么恬不知耻,才好意思宣称要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上“博士”两个字。而且唐骏在西太拿到的明明是电子工程博士学位,但他不管走到哪里都说自己是计算机科学博士,考虑到这个学位是买来的,搞不清楚自己的专业似乎倒也说得过去了。最牛逼的是他还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电脑学博士”,在他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里更有一段惊天动地的话,叫:“比如Word里打完一行字会自动换行,可英文是单字节的,中文却是双字节,一个‘好’字,就很可能‘女’在上一行末尾,‘子’却到了下一行开头。”我只能说,真不愧是电脑学博士,女子弓虽口阿。

    在不断的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一个谎言并不断的被揭穿之后,唐骏终于亮出了自己的人生感悟:“能骗到所有人就是一种成功。”这一刹那就连CCTV都突然显得诚实而正直了起来,我都可以想象到他们的员工在大裤衩里高唱“自从有了你世界变得好美丽”了。我客观、理性、公正的说一句,像唐骏这样撒谎成性死不悔改不知羞耻的家伙,完全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人渣吗,你跟这种人谈宽容,那不是他妈的自作多情吗?

    当然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一个13亿人的国家里出现一个唐骏这样的老妖怪其实是非常正常的,整天痛打这只落水狗也没什么意思。真正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唐骏在中国居然还有大批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他们在偶像最危急的时刻纷纷发出了如丧考妣的怒吼:“能力比学历更重要!”你要是跟着他们的思路走,会觉得这问题还真他妈挺纠结的,你敢反驳说学历就一定比能力更重要?尤其是这些人往往会摆出一副义愤填膺怒发冲冠的架势,仿佛在控诉这个万恶的文凭社会,更让你觉得跟这群打了鸡血的家伙实在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问题是,这帮人似乎完全忘记了在人类社会里还有一个概念叫作“诚信”,而在我看来,这玩意比学历和能力都要更为重要。对他们来说,唐骏的身份不过是从过去的“高学历+成功人士”变成了“野鸡文凭+成功人士”,“造假”这个属性则被华丽的无视了。如果你直接逼问他们的话,他们可能也会承认造假是不对的,但我认为,正是这种不经意的“无视”才最真实的反映出了一个人的价值观。因此我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我的祖国里有那么一大批人,虽然他们也痛骂双汇火腿和三鹿牛奶,但在潜意识里面,只要不侵害到他们本人的利益,他们是完全不拿造假当一回事的。

    这几天唐骏还跑到南林大去做了番演讲,被南大一女生无情的踢了馆。事后该女生接受媒体采访,说:“没有道德感的人,不应站在高校讲台。”我个人觉得,唐骏可以站在高校的讲台上,应该不光是唐骏自己的问题,更多的是高校的问题,唐骏能有多“成功”,实际上是由中国的人渣浓度来决定的。正是这次演讲的组织者以及台下千千万万试图复制唐骏“成功”的人给骗子提供了市场,把中国变成了一个极其恶心的国家,他们其实跟唐骏一样值得谴责。而这些人却往往装得像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以仗义执言的姿态劝诫大家不要老盯着唐骏的“小污点”,表面上是在宽赦别人,其实只不过是要掩饰他们自己的猥琐。

    事后南林大还有个额头隐隐透出五道杠的学生写文章说没见过观众这么侮辱演讲嘉宾的,我觉得丫真是没见过世面。当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邀请内贾德来本校演讲,全美舆论哗然,麦凯恩、奥巴马等人纷纷去信谴责,结果哥大校长出人意料的在“欢迎辞”上叽里呱啦讲了将近半个小时,历数内贾德今年又处死了多少同性恋、“不守规矩”的妇女以及政治异议人士,直斥对方为“狭隘而残酷的独裁者”,开宗明义的向台下的所有学生表明:今天我们不是来开内贾德演讲会的,而是来开内贾德展览会的——这才叫他娘的大学。我不知道南林大这场唐骏演讲的组织者到底打算给本校的学生培养出怎样的价值观,从唐骏站上讲台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等同于是在侮辱自己的学校是所和西太平洋大学一个档次的野鸡大学了。我不由想起以前某位牛博网友的评论:中国的大学不应该分什么一流大学、二流大学,或是985工程、211工程,中国的大学应该分为“垃圾大学”、“特垃圾大学”和“宇宙无敌超级垃圾大学”等等。

     尤其让我感到悲哀的是居然有那么多人以为自己能从唐骏的经历中汲取到什么营养。当一个人信用崩溃沦为惯骗的时候,对他说的每一句话你都应当保持警惕,唐骏除了学历造假之外,据网友深挖,他从开公司到所谓四大发明再到什么在德克萨斯某大学当教授的经历,都有可能是在吹牛逼,按照方舟子的说法,唐骏的留学经历矛盾百出,可能有80%都在造假。这样一个货色当然不会告诉你他是怎么通过行骗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他在通往“成功”道路上的某些关键秘密是绝对不敢拿出来与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的,那些坐在台下试图通过学习他伪造和阉割的经历来复制相同“成功”的人几乎就跟那些试图从传销中牟取经济利益的人同样愚蠢。事实上信唐骏还不如信传销,信传销的人除非是用暴力或者什么“我带你去外地打工”之类的伎俩把亲朋好友弄进老鼠会,你只能说这个人是智力有问题,而信唐骏的则属于智力和人品都有问题。这么一群毫无荣誉感的蠢货居然还说指责唐骏的人都是社会loser,笑得我腹肌都快练出来的。更不幸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接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这实在是太他妈的让人想移民了。

    等你真往外跑的时候才发现唐骏的影响还真是无处不在,去德国留学还要先通过一个叫APS的考试,虽然网上介绍说这是中国蒙古和越南的学生都要考的,但事实上很多德国大学的主页上都写着只有中国的学生需要出示APS证书,而它存在的原因正是因为上个世纪我国流出了太多的假大学生,逼得德国人专门在中国设立了一个机构用来检测学生是否确实具备相应学科知识,这充分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犯贱后人遭殃。这种制度性的歧视并不是开个史上最贵奥运会或者GDP总量超过日本就可以让它消失的,当你发现唐骏这样的人还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样一个国家绝对不可能得到世界的尊重。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5-12 11:16:37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朱苏力 认真对待人治

认真对待人治

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哲学博士 苏力

2011年5月

    [内容提要] 在法学和政治学中,法治同人治是并列的两种基本的治国方法。两者的目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两者必须结合,其差别仅仅在于最终的或主要的手段是法还是人。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冷静的心态来思考法治和人治的关系,认真对待人治。

    [关键词]  人治 法治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
              啊,中国,啊,中国,
              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
              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春天的故事》

一、问题

    今天,人们已经普遍接受法治是当代中国应当追求的。在流行的法学话语中,人治往往受到批判,甚至被等同于专制。从普及法治的常识、促成当代中国的制度形成、确立人们对法治的追求而言,这种近乎宣传的文字也无妨,但是,若是将这样的文字当作法理学,则有重大纰漏。如果法治作为治理社会的手段真的是如此优越,而人治真的是如此恶劣,且反差真的是如此鲜明,那么人类历史上为什么还会有长期的“人治”和“法治”之争? 人治又怎么可能曾经长期被一些伟大思想家作为一种治理社会、国家的基本方法之一? 这些思想家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在我们看来都一目了然的选择之间选择了人治? 难道,我们的前人真的是如此愚蠢,而我们真的是如此聪明? 只是从这种进路来思考法治与人治的问题,首先会把问题太简单化了。如果从理论思维上看,这种论证方式甚至比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论证方式都不如。其次,这种论证也就势必将法治和人治的讨论道德化,或者是将人治论者视为傻瓜甚至坏蛋,他们为了追求个人权力不惜损害全社会、全民族的利益。在这种政治的或道德的评价引导下,就不可能认真地理解和尊重古代诸多伟大思想家的研究。第三,这种分析也容易将中国法治建设的任务简单化,似乎法治与人治的问题只是一个领导人的认识和决心的问题,而完全忘记制度的形成和建立是社会多种因素制约的产物。

    事实上,在法学和政治学中,法治是同人治并列的两种基本的治国方法。既然是并列,那就不可能是优劣利弊如此简单明了,昭然若揭。只有在难分高下的较量中,法治相对于人治的优点才值得追求。只有打老虎的武松才能算得上英雄,如果打的只是一只老鼠,恐怕武松的名字早就被人们遗忘了。而且,既然是一种治国的手段,那么人治也不可能仅仅是为了维护统治者个人的权力;即使是为了青史留名,为了自己的国家强大和具有影响力,一个领导人也不会在如此明显的选择之间选择一个对实现其政治抱负如此不利的选择,并且如果他愚蠢地选择了,他又凭什么能够获得其追随者和人民的支持,他的专断意志又如何可能为其他人服从。因此,我们必须假定,人治和法治的目的基本是一致的,都希望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即使是人治事实上导致了社会动荡不安,这也并不意味着,人治论者希望将国家搞乱,或者是一定想将其老百姓置于死地。如果这一假定是对的,那么,我们势必将转向考察实现富国安邦目标的可能性。也只有在这一基础上作出的分析,也许才能展现法治或人治相对于对方的优越性。

    而且,如果法治真的如同许多论者所说的那样相对于人治具有那种长治久安的优越性,并且如同许多论者所言,曾经在历史上实现过(例如古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代) ,那么为什么又会在此后的人类历史上出现人治? 如果仅仅将这种历史的变迁归结为理论或判断的失误,或者归结为个别野心家的篡权,将势必导致唯心主义历史观。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也会对法治必定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说法提出挑战。因此,如果人治在历史上确实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制度或方法,那么必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这一点的另一面也就意味着“法治”必定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或缺陷。当然,仅仅作这种逻辑推论是空洞的,不足以令人信服,更是同今天流行的政治法律话语培养出来的直觉相对立的。但是,我并不因此将这种违背了我们今天直觉的逻辑推论简单放弃,而是将这种逻辑上的清理作为一个很好的起点,迫使自己对法治和人治作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我认为,这种分析将不仅会开拓我们视野,使得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形成有一个更为务实的态度,而且可能使我们在智识上对法治和人治都获得一种更深刻的认识。

二、法治与人治的分歧

    尽管,今天我们已习惯赋予法治以褒义,赋予人治以贬义,但是如果作为统治方式来看,这两种方式并不具有我们今天通常赋予其的那种褒义或贬义。大致说来,法治论者认为治理社会和国家主要要依靠法律规则,而人治论者认为治理社会和国家主要要依靠优秀的、有智慧的治理者。两者最终所追求的目标实际并无很大差异。那么,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治与法治的争论的焦点又在什么地方呢? 在我看来,焦点并不在于目标,而在于方法,在于可行性,特别是在于针对具体的社会环境下人治或法治的可能性。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法治和人治都有一些关于人和社会的基本假设。归纳起来,人治论者的基本假设大致有以下几点,

    1 、社会和国家的统治说到底最终要通过人来进行,特别是贤人和智者; 2 、社会中会产生这样的具有高尚道德和高度智慧的人,3 、社会应当有而且确实有办法将这些贤人智者选拔出来,赋予他们以决断事物的最终权力。人治论者从经验中看到,人的智力和远见事实上是有差别的,人的道德水平和责任感也是不同的。人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一些贤人智者来指路,并且人们也往往非常信赖、高度尊敬这些贤人智者。贤人智者的判断往往比常人的判断更好,更可能正确。此外,这种决策方式往往可以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不仅节省了时间,而且省去了其他许多麻烦。社会治理尽管需要法律、规章,但是任何完备的法律总是会存在许多照顾不到的地方,因此仅仅有法律,即使是好法律也不能保证结果就好,还必须有贤人和能人来运用法律。因此,最好的治理方式,在人治论者看来,是贤人的政治。事实上,人治论者并不完全否定法律规则的重要性,例如,被列为中国“人治论”的代表人物的孔子就非常强调“礼治”,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①,实际就是强调遵循规则、制度和法律。但是,所有的规章制度,最终还必须通过人来治理。“徒法不能以自行”。最极端的人治论者可能是《理想国》中的柏拉图, ① 但他的基本假定是可能培养或发现一个无所不知、通晓一切的哲学王来治理国家。

    法治论者认为,社会的最佳统治方式是法治。但是依据他们得出法治结论的理由或进路不同,又可以分为唯理主义的法治论和怀疑主义的法治论者。所谓唯理主义的法治论者,是因为他们相信法律作为一种理性是“是不受欲望影响的”②、“是永恒正确的理性”③,或“永远公正”的普遍意志的体现④。而既然法律已经从定义上被界定为是永恒正确的,因此法治自然也就不容质疑了。但是,在我看来,尽管这些思想家对法治的判断可能正确,但是他们关于法治的论证却很成问题。⑤ 在一定意义上看,他们关于法治的优越性的论述同柏拉图的人治讨论属于同一范畴,都是对一种不考虑操作的理想制度的推论,因此其实践往往以人治告终。⑥ 而怀疑主义的法治论者认为,人的理性力量(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时代的人) 永远是有限的,只有依据一代代人的智慧累积而成的制度,依据长期形成的规则和前例,人类才可能相对恰当地处理人类的事务。⑦ 法治论者,特别是怀疑主义的法治论者,至少提出了两个问题是人治论者无法回答的,首先是世界上有没有在一切重要关头都能高瞻远瞩、不犯错误的贤人智者;其次,即使有,我们是否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发现并保证这样的人处于适当的治理国家的位置上。法治论者对这两个问题都持怀疑态度(但并不必定是持否定态度) 。他们怀疑有全知全能的圣人,他们也怀疑有没有可以验证的发现圣人的方法和程序。正是基于这两个怀疑,他们认为法治是更适当的治国方法。法治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一切人都要按照既定的普遍为人们知晓的规则办事,不违背已经确定的规则,不凭着个人的主观看法行事,即使是身居高位的统治者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更要严格遵循社会中已经确定的规则。以此来防止统治者犯错误,更不用说要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但是,即使是法治论者也并不反对杰出统治者和官员在许多非重大的问题上,一些必须即刻决定的问题上,一些必须行使裁量权的问题上充分发挥他们个人的才智判断,行使裁量性的权利,也不反对杰出领导人运用他的个人魅力、远见卓识、领导才能来影响民众的意见和观点。但是,说到底,法治是最根本的治国手段,是最可依赖的原则。

    由此可见,法治和人治实际上也并非只强调法律或只强调圣人,在一定程度上,两者都必须结合,差别仅仅在于最终的或主要的手段是法还是人。

    ① 这种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法治传统在英美法以及英国哲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例如英国的伯克、休谟、弗格森以及美国的霍姆斯等人,但是作了最为系统的理论阐述的可能是哈耶克,参见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年版;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 年版,以及Friedrich A. Hayek , L aw , Legislation and L iberty , 3 vol .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3 , 1976 , 1979 。例如,亚里士多德教出的学生之一是亚历山大大帝,一个典型的然而是成功的人治君主。西塞罗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未能阻止罗马共和国的蜕变,甚至他自己也被残杀。而奉卢梭思想为圭臬的法国大革命特别是罗伯斯庇尔专政时期从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是“法治”。

    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的优点之一大意相当于中国人说的“人多智慧多”(见《政治学》,第163 - 164 页) ,但这个论点支持的不是法治,而是民主,而且如果真的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话,那么诸葛亮就不会为人们称道了。又如,亚里士多德称法治是“良法之治”,但是他无法指出如何获得良法。这种论证在卢梭关于“普遍意志”(公意) 永远正确,西塞罗法律是永恒正确的理性那里都被延续下来了。同时,西塞罗自己关于永远正确理性的论证也很含糊。参见前页注④。

    ②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2 版,第39 - 40 页。

    ③ 西塞罗:《法律篇》,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卷1 第12 段。但是(请参看该书的中译本序) ,由于西塞罗的思想不严密或者是由于他是一位政治家,因此他的这一命题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西塞罗高度尊重传统和习俗,认为理性同传统是相结合的,认为在罗马共和国得以长期坚持的惯例、法律制度就是理性的体现。这实际上是拒绝了个人的理性,而将理性同一个民族的长时段的实践结合起来了。他对宗教法(大致相当于中国古代的“礼”) 给予更多的重视,被列为首要的法律(见《法律篇》第二编) ;即使其中有些宗教法存在的先前的理由已经无法成立,他仍然坚持,只要这种宗教法事实上已经衍生出了不为人所意识的且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功用。他认为宗教法的作用更多是对这个民族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凝聚力,对个人有一种精神的净化和升华的作用;认为一个民族仅有理性是不够的,而需要一种“虚幻的”情感因素。

    ④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 年版,第163 页。

    这种限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柏拉图本人未必如同今天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人治论者”《, 理想国》是一种对极限制度及其条件的探讨,是一种学术上穷追不舍,我们不应将之理解为一个政治制度的设计。事实上,正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人治极限条件的清理,才使得后来人更容易理解极端“人治”的不可能,而正是在这一探讨之后,柏拉图才在《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得出了“法治”作为现实可行的第二等最好方案的结论。由此可见,理论上对“人治”和“法治”的探讨,与作者的政治态度关系并不像中国学界通常想象的那么紧密。

    ⑤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三、韦伯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一般观点

    如果心平气和地同样认真对待传统的法理学论证,我认为人治论者和法治论者的观点都是有道理的,都很有说服力,我们无法从这种传统的思辨的进路来论证人治或法治的优劣利弊。同时,这种法理学的讨论问题的方法也许有错。这种讨论试图找到一种永恒的最佳治理方式,寻求一种不问时间地点到处都能适用而且都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但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告诉我们,不可能有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理方式,一个社会的最佳治理方式必须是适应该社会发展需要,必须是为人们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因此,仅仅依赖思辨不可能将这个讨论引向深入。而“思辨终止的地方, ??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①。因此,我们也许应当将人治与法治问题的讨论放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而在这个问题上,韦伯对政治统治方式的变迁的考察和分析, ② 我认为成功地超越了传统的法理学关于人治法治谁优谁劣的形而上的争论,有可能把法治和人治的讨论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大致说来,韦伯将社会生活中的合法的统治方式大致分为以下三类,分别是法理型、传统型和魅力型统治。法理型统治相信法律,即使有权威的人也只有在法律规则之下才有发布命令的权利。人们普遍遵守法律,信守法律,法律代表了一种大家都遵守的普遍秩序。传统型统治是基于源远流长的传统的神圣性,相信按照传统实施统治的合法性。魅力型统治,人们确信一些具有强大的个人魅力的领导人具有超凡的智慧、品质,并因此统治获得合法性。如果依据通例,将法治界定为遵循先例或既定规则的统治, ③ 那么前两种统治都大致相当于法治,而魅力型统治大致相当于人治。

    韦伯认为魅力型统治是一种前理性时代的社会现象,当社会出现危机时,魅力型人物可以促进人们改变价值观念和信仰,使人们接受一种新的信仰和做法。其关键在于当时的人们需求这样的人物,他们尊崇这种魅力型人物,追随他进行的社会变革。表面看起来,这种对于领袖人物的迷信是一种愚昧的行为。但是,在韦伯看来,这种人物的出现以及与之相伴的魅力型统治往往具有革命的力量,因为正是这种魅力型领袖促使人们能迅速、不加反思地摆脱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约束,与旧制度彻底决裂。因此,从社会功能上看,这种看似愚昧的魅力与昭示人、启示人的“理智”所起到的社会功能是相同的。

    魅力型统治,在韦伯看来,由于强调精神的力量,往往不注重经济生活,对于传统型和法理型统治下的日常的琐碎经济活动表示鄙视;这样的统治会形成一个魅力型共同体,在群体内部虽有少数行政管理人员,但他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官僚(即受过专门训练的严格按照等级命令系统运作的、各司其职的官员) ,他们无需技术训练,其获得管理人员的资格不是个人的社会地位,也不是家族的门阀,而是个人具有的魅力。因此,最高领导人与行政人员的关系是直接的,无需或者只有很少固定的机构和程序,也就是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则。具有魅力的领袖人物在社会组织中有或者没有正式职务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任何职务,而是他个人所具有的魅力。因此,在这里,行政职务不是一种职业,因为它既没有固定的职权范围,也没有固定收入。魅力领导人在领导工作时,也常常跨越权限,超越程序,一竿子捅到底。在这里,决策也没有确定的、固定的议事机构和决策程序,往往凭魅力型领导人的个人的智慧。因此魅力型统治是典型的人治。

    ① 尽管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但其内容尚未界定且无法随便界定的概念”(David M. Walker , The Oxf ord Com2 panion to L aw , Clarendon Press , 1980 , p. 1093) ,但是,这种界定是比较普遍的。例如,富勒就将法律界定为“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 L on Fuller , The Morality of L aw , rev . ed.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69 , p. 106) ,而美国大法官斯葛利亚更为简单将法治界定为规则之法( A ntony Scalia ,“Rule of L aw as L aw of Rules”, 56 University of Chicago L aw Review 1175 (1989) ) 。

    ②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特别是第3 章和第9 章。

    ③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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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韦伯看来,魅力型统治是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这种人治无法集中民众的智慧或其它不民主的因素,关键在于这是一种不稳固的、不能持久的统治形式。这不仅因为魅力型统治内部缺乏稳定的组织机构和程序、缺乏基于专业技术的职业人员以及它对日常经济活动的鄙视,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没有哪一个社会会总是处于激动人心的革命或变革状态。一旦社会革命或变革基本完成,社会进入相对平稳发展的阶段,魅力型统治显然就不能适应这种稳定、琐碎的社会发展,就势必会常规化。其次,魅力型领袖的个人生命总是会有终结,需要有新的领导人。如果要继续保持魅力型统治,新领导人就必须有魅力,但是魅力不像财产或职务是可以继承或指派的,魅力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如果将魅力同职务等同起来,那么这里的“魅力”就失去了原来的意味。如果魅力型领导的承继是通过某种程序的选举,那么就会产生一套程序和技术,这实际上就在一定程度上将领导人的选择制度化了。如果是由魅力领导人指定继承人或传给子女,这就实际是向传统型统治转化;如果是由信徒选举,那就实际上开了民主的先河,并因此势必逐步走向法理型统治。因此,在韦伯看来,任何魅力型政治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常规化”,导向法理型或传统型的统治,形成事实上就是现代的或传统的法治状态。

    法理型统治是一种依靠官僚和法定程序的统治。这种政治的优点在于稳定,领袖也要守法,依据既定规则来统治,领导人的转换也是按照程序进行,因此,即使领导人个人的能力、魅力、智慧弱一点,也不妨,因为这种统治是一个机构的运作,领导人只是这个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法理型统治是理性的、规则化的。它适合的是和平时期、“平庸”的时期,它适合人类社会的大多数。但是这种统治也有弱点,最大的弱点是机械,循规蹈矩,因此,当社会发生变化之际,它的回应能力不足、不快,有时甚至显现出僵化,同时,它不足以应付社会生活的紧急情况,缺乏紧急情况下所需要的当机立断的效率,甚至会出现合法不合理的情形。在法理型统治下,由于一些重大的变革往往要牵动整个机构,牵动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因此难以变革。而在这时,往往需要魅力型人物来推动变革,进行创新。传统型统治与法理型统治更多相似之处,不同的在于传统型统治更多依赖惯例,更多依赖传统,因此,也同样具有法理型统治的可能出现的僵化问题,甚至更为严重。因此,当社会有变革需求时,就仍然会出现魅力型人物以其活动以及他对于许多人的社会召唤力引发出革命性的突破,形成新的魅力型统治。但是,革命同样不可能永久持续,革命后的制度会逐渐常规化,因此必然使统治类型再次从魅力型向法理型或传统型转化。

    最后必须指出,韦伯的这种分析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分析。韦伯不认为社会和历史中曾经有任何一种纯粹的理想类型的统治,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看见的都是某种程度的混合型统治,其差别仅仅是程度不同而已。

四、韦伯进路的启示

    上面关于韦伯观点的叙述当然是大大简略了,因此失去了其原著的丰富性和历史性,甚至可能有一种历史循环论的味道。但是,这并不是韦伯的问题,而更可能是任何概述都难免带来的问题。如果在此我们不细细追究细节,而是将韦伯的分析作为一种思路来考察法治和人治的变迁和发展,我们就可以看到,法治和人治都具有其特定的合理性,而且这种合理性都是历史和社会构成的,并不具有永恒的普遍的合理性。相对说来,法治具有更多的普遍的合理性,但是,这也不是法治本身具有普遍的合理性,而是由于社会生活的特点促成的。我们可以看到,人治的问题并不在于任何统治者都可能犯错误(事实上法治同样可能犯错误甚至是重大的错误①) ,而在于人治无法作为一个长期治国的手段,无法保证制度、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在于领导人是否真的或总是具有那么多的智慧和贤德,尤其在现代的高度分工的社会中。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别在社会需要变革的历史时期,人治不仅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① 有两个最惨痛的例子。一个是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依据当时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处死刑的,而对他的指控即使成立,本来也可以不处以死刑(只要他谦卑一点) 。而另一个例子则是在世界公认的优秀的《魏玛宪法》制度框架下,希特勒通过法定选举程序上台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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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这个历史发展的角度来重新理解中国历史,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历代王朝的创立者或中兴者无论他如何强调法律都是事实上的“人治”者,而随着君主的更替,许多后代君主都受到各种所谓的“天道”或“祖宗之法”即制度的约束,不能随意妄为,最极端的甚至会被重臣或宦官废立。如果我们不是将“法治”作为一个为今日西方发达国家所专有的褒义词,而是依据法治的中性界定,我认为,在中国古代是有事实上的“法治”的,即使没有用“法治”这个词。但是,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这都不仅仅是某个君主个人的意志使然。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我们也许会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有一种新的理解。例如,为什么自上个世纪末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从“变法”开始,而不是从法治开始? 为什么一代代杰出领导人要领导的革命和改革,不是从试图保留当时已经形成的某些制度和规则开始? 我们也许会理解本文的题记引证了近年来流行的赞美小平同志的那首《春天的故事》。进而,我们也许会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会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一个基本方针确立下来的重大意义。请注意,本文主张认真对待人治,却并不是要为人治张目(尽管这种误解有可能发生) ,我并不赞美或主张人治。无论是作为一个当代的中国公民,还是作为一个法学家,我都希望法治,并认为法治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我力求提醒自己的是,不要将个人的希望替代学理的分析,将个人的欲念或职业的欲念———法治———神圣化。作为一个研究社会的学者,我们必须保持一种冷静的心态,力求周全地思考法治和人治的问题,把它当作一个真正的学理问题,分析法治和人治为什么会长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以及它发生存在的历史条件。也许,这种思考会对那种不问条件的强调法治的论点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敬”①;甚或,我在此的分析和理解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违背了“历史的潮流”。但是,如果法治是一个民族的事业,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不是某个或某些法学家的创造,那么它就不会简单地因为我个人或任何其他人的这种或那种表态而加速或减缓。

事实上,我曾大胆地预测“中国现代法治形成的一些基本条件也许已经具备”②。但是,我并不是从传统的思辨法理学角度论证的,我并不认为当我们一致决心“依法治国”时,法治就足以(尽管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形成了。我坚持的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进路,即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论证了作为上层建筑之一部分的法治形成的现实可能性。我认为,经过中国人民的百年艰难奋斗,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最重要方面的转型就总体而言已经基本完成,因此,法治在20 世纪末的中国成为一个追求目标决不是偶然的,更不是虚妄的。但是,如果可以从韦伯的分析获得某些启发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在当代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这也并不是或主要不是一个主观目标选择的问题,而几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生活发展的趋势,这是由于中国近代的剧烈变革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一个与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的社会改革不可分离的、并且始终依赖后者的历史过程。

    ①  苏力《: 20 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 法学研究》1998 年第1 期,第13 页以下。“现代法治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它对传统社会的‘法治’或秩序的替代,并不是如传统的政治法律哲学思想家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以一贯之正确的道德哲学之展开,也不是所谓的人类的道德理想或理性的实现;而是现代化这个近三、四百年来席卷全球的历史性运动所带来的与这一社会结构性变迁相互契合的组成部分。的确,现代法治是现代社会的要求;但这一命题的含义也许并不如同许多人习惯理解或表述的那样:现代法治主要是现代人用来解决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解决所谓的专制或权力行使无限制问题;这是一种法律线性进化理论模式的构建。恰恰相反,它所面对的是,仅仅是并且也只能是,使现代法治得以发生的现代性所带来社会秩序之保证和维持的问题。”苏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载于《学问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188 - 189 页。

    ②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选举制度初探与诉求选举制度利益

港士

2011-05-13

    选举制度的优劣与否直接决定人类社会实现自我管理的科学与否,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只有选举制度科学合理了,社会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平衡而后治理。

    目前各国的选举制度主要是政党参选制度,由于各个党派互相竞争和制约,相比封建时代的皇权制度在相当的程度上体现了民主,但仍然有严重的缺陷,各国的频频罢工事件正是这个缺陷的体现,因为政党是通过某种主义而集合的一个有组织团体,在取得政权后必然推行它的主义,对内忽略党员的个体利益诉求,如我是律师你是学生他是出租车司机等等都是党员但生活主角色各不相同,利益诉求自然千差万别,这种主要利益诉求被抑制了反而屈从于次利益诉求,也就是那个主义的利益诉求,那样的利益诉求华而不实缺少认同度和忠诚度,更何况有些人为了某种便利或者说为了取得某种权利而去加入某个政党。对外呢?执政的党必然忽略其它团体的利益诉求,因为本来就是看法不同,这样的结果无法真正体现以民为主的真理,民实际上是一个个个体。

    历史行进到今日,相信大家都认可人人平等这个理念。人人平等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权利利益都能得到很好的伸张,在政治生活上得到体现,但现实由于成本及效率各方面的原因,只能采取相对集中制,既要体现每个个体的利益诉求,又要相对集中,那么,比较合理的方式就是按生活主角色注册成选民,参与到主角色相同的全国性群体,由于生活主要角色一样,这种群体内的成员在利益诉求上有高度相关性,因此其选出的代表就真正能够代表群体内各成员的意愿,又由于代表本身在生活中主要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他的感受也最为贴切,他的提议也会在那个方面最具科学性最为实际。当然,如果他的生活主角色变了,他就不能再代表那个群体了,比如你原来是出租车司机现在做律师了,你就得退出出租车司机群体加入到律师群体了,因为人人平等,你的权利不能多重体现。至于以地域以民族等团体方式参选与政党方式参选性质上没什么大区别,那不能体现个体的利益诉求,那只能体现那个地域或者那个民族的利益诉求,对于个体而言,体现的只是次利益诉求,他自个儿的主利益诉求仍然得不到伸张,那不是真正的民主。

     主角色注册应相对具体,如工人的提法肯定笼统建筑工人和工厂里的工人在作业环境上和感受上有较大不同。如你是士兵他是军官,不能统一为部队群体,士兵与军官的诉求是不一样的。民主不应是口头上的民主,犯罪分子你可以判他死刑或者有期徒刑,但不应剥夺政治权利,他只要还没死,就应有资格参加囚犯群体选出囚犯代表,要不然躲猫猫的受害者的权益如何得到伸张。乞丐如果要注册成一个群体也可以选出自己的全国代表,乞丐的利益就会得到伸张。妓女如果敢于站出来注册成一个群体,她们也应有自己的全国代表,否则她们被游街示众她们的权益就得不到伸张,妓女有几个是真开心地出卖肉体。城管有代表,小贩也要有代表。只有这样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是真正能代表全国的,也才能真正民主。全国人大代表应在全国同主角色群体里面选出,并且一定要现在还在真正扮演这种角色的人才行,至于代表人数则按人口比例即可,才能真正体现最大多数人利益原则。人大常务委员会则可不必按人口比例定人数,应各主角色各有一名常务委员,包括囚犯之类的也应有各自一名常务委员,囚犯服刑归服刑有会就是代表。

    全国人大应具有选择和罢免行政和司法领导的权利,应有立法权。司法体系应独立于行政体系,全国大法官应与行政最高首长平级。

    如此推而广之,联合国不是国家为主体参与事务,而是由生活中个体按主角色集合的全球性团体通过内部选举代表参与,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国,全世界每个人民都通过自己角色的认可而通过同利益诉求群体在联合国里体现了个体的利益诉求,这种情况下肯定没有战争,因为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于是,世界大同。于是,地球进入天堂时代。

 

 


发件人:"xujingan" <xujingan@vip.163.com> 2011-05-08 10:33:22 +0800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Fw:Fw:Fw: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二十次会议再通知

幸福中国要重建意识形态

徐景安

     意识形态这个词已从我国淡出。中国共产党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坚持社会主义为原则,不过是一句没有实际内容的口号。学界与媒体也不提意识形态了,大多认为这已是过时的名词,把意识形态等同于思想专制。民众更为现实,绝大多数除了对賺钱有兴趣以外,对意识形态取嗤之以鼻的态度。其实,任何社会都有意识形态,以财富、金钱为第一,就是物本位的意识形态。我国存在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三大流派之争,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之争。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贫富差别、腐败泛滥、道德恶化、生态破坏等种种问题,根子在哪里?一说利益问题,二说制度问题。那么,利益按什么原则调整,制度按什么理念改革?背后还是意识形态问题。当今中国,最核心的问题恰恰是意识形态出了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党、一个团体以至一个人,把物质利益作为唯一的价值追求,没有了理想、精神与道德,哪会不出问题?
种种问题表明,中国不能按物本位的老路走下去了,需要新的理念来启动新的转折与改革。树立全社会认同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与行为规范,更具有深远意义。因此,无论从现实还是长远来说,重建中国意识形态成为最重要的课题。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发起举办了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从2007年11月3日起至今举行了20次研讨会。

以幸福为终极价值理念

    经过碰撞、交流、互动,我提出了以幸福为终极价值理念,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为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体系。我认为这可以成为中国的新意识形态。我提出“构建中国新文化的八大标准”,即普适性、继承性、实践性、现实性、群体性、创新性、终极性、神圣性。这里作一下简要的论证。

    第一、现实性。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集团所主导和推行的。当今中国是共产党领导,要成为中国新的意识形态必须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衔接。这才具有可行性、现实性。今天,中国的许多学派,恰恰无视这个现实,主张全盘抛弃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他们不主张革命,又不愿面对现实,只能把他们的主张寄希望于共产党以后,也就不具有现实性。我主张以创建幸福中国为口号,实现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为理念,这与共产党的为人民谋幸福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人的自由解放,社会主义最终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的宗旨是一致的。

    第二、群体性。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一定要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重建意识形态的提出,是由于共产党传统的意识形态失灵,不仅起不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就是在共产党内也失去了凝聚力。“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说不到一起去”。(1)幸福是每一个民众的意愿。这是无论哪一个群体,青年、老年,男人、女人,干部、群众都乐意探讨的话题。这就为幸福价值理念的传播提供了可能。

     三、继承性。实现幸福的路径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爱自己是继承了西方的自由主义,爱他人是继承了儒学的仁爱精神,爱大家是继承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这不是简单地把西方理念、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拼装,而是实现和提升人生幸福的内在要求与逻辑需要。从本质上看,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都是从一个层面为幸福提供了必要的元素,把它们绝对对立、视为水火不容的观点与主张是片面的。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完整继承。

    第四、普适性。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继承人类的优秀文明,因而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世性。同时,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又为人类的优秀文明作出贡献,这种文化才是先进的。借口特殊性、阶级性,而否认普世性,与传统文化割断,与现代文明对立,只能是野蛮的落后的文化。中国具有五千年传统文明,又实行了社会主义和对外开放。因此,最有条件将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作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而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也可以超越党派、阶级、民族、国界向世界传播,起到引领世界文明的作用。

    第五、实践性。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文化主张,都是为了指导实践,成为行为规范。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在人类历史上都分别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起过作用,但都暴露了它的片面性。今天应该把这三者整合在一起,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整理念。做到了的个人,就会是幸福人生;做到了的家庭,就会是幸福家庭;做到了的国家,就会是幸福国家。

    第六、创新性。重建中国意识形态必须创新,简单地回复传统、照搬国外都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创新又不是割断历史、脱离世界的关门造车,应该走继承、整合、创新之路。自由主义的爱自己、儒学传统的爱他人、社会主义的爱大家,以幸福作为终极目标,进行整合,构成新的价值体系,这就是创建新文化。

    第七、终极性。自由主义以个人为本位,儒学传统以他人为本位,社会主义以集体为本位,都是对人性的终极思考。人能不爱自己吗?人能不爱他人吗?人能不爱大家吗?但是,人不能仅仅爱自己,也不能只爱他人,更不能只爱大家,作为完整的人性要求应该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追求完整人性的动力是为了幸福,幸福是人的终极目的。

    第八、神圣性。世界上能延续至今的文化都具有某种神圣性,激励人们为之而奋斗。挽救人的灵魂,让人进入天堂,而获得永恒的幸福,这是宗教的神圣感。自由、民主、人权,人人拥有平等追求的权利,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这是自由主义的神圣感。人要孝敬父母,懂得仁爱,这是人的根本、人的根基,而使中华文明延续至今。这是儒学文化的神圣感。消灭压迫和剝削,解放全人类,掀起了200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社会主义的神圣感。这都是人类为了追求幸福而作出的努力。人的幸福来源是物质、情感、精神,人的幸福路径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现有的、传统的文化主张都存在某种片面性,或强调精神、否认物质,或追求物质、贬抑精神,执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中的一面。当今中国与世界的人类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步入误区,带来不持续、不平等、不幸福。建立以幸福为终极价值理念,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为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体系,不仅为中国,也将为世界探寻一条持续、平等、幸福之路。

中国制度转型的基石

    作为意识形态,需要有对现象的解释力与实践的指导力。早在2004年我写了一本书《你的选择和中国的未来》,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每个人的选择决定自己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类的未来。”我认为,当代中国和世界,呈现的问题纷乱繁杂,但归结起来,原因又很简单,即“把物的追求当作幸福的价值观正是人类社会不可持续的根子,也是使个人得不到幸福的误区。可以说,人类的不幸、家庭的不幸、个人的不幸,都与幸福观相连。也可以说,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和由此作出的选择,不仅决定自己的命运,还将决定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未来。因此,社会各方共同来探讨怎么追求幸福,从关心人、帮助人、引导人追求幸福出发,树立起正确的幸福观,可将人类的命这与个人的命运、人类的幸福与个人的幸福统一起来。”

     其实,西方文明就是以谋求人的幸福为发端的。为了冲破宗教神学的禁锢,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思想家彼得拉克第一个发出了“要求凡人的幸福”的呼喊:“凡人先要关怀凡间的事物”,“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2)西方文明的历史就是沿着追求“凡人的幸福”展开的。十八世纪法国思想界泰斗伏尔泰认为:生理器官的满足,是人追求幸福的根源或动力。无论宗教还是法律,都不应该贬低或诽谤大自然赋予人的这种本能,不应该阻碍人去追求幸福生活的欲望。(3)另一位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茹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则说:“感官是从来不欺骗我们的”,大部分人“在这个世界里发现了各种利益,各种肉体上的快乐”,“如果在自己的思想中寻找幸福,……那就是在没有幸福的地方寻找幸福”。(4)

    重视物质,忽视精神;强调感觉,轻视思想;推崇肉体的快乐,崇尚感官的刺激;把物的享受、物的占有看作人生的成功和幸福,成为西方价值观的主线,即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科技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西方冲破了宗教神学的束缚,但还是为心中的上帝留了一席之地,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撑与秩序保障。当然,对上帝的信仰,并不妨碍对物的狂热追求。美国《新闻周刊》一篇题为“金钱与幸福,哪个更重要”的文章说:“事实上,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我们拥有什么,而是我们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东西。”“我们看到的都是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这不断地提醒我们,别人拥有的东西比我们多,从而让我们深感不快。”(5)为此,宙吃卯粮成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是美国的既定国策,这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

    以物欲满足为幸福的人,永远不感满足,也就永远找不到幸福。而一旦追求的欲望满足以后,带来的问题更多,人活着是为什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以自我满足为价值观的许多西方人找不到答案,就从吸毒、酗酒、性交中找刺激。刺激过后,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人奋斗一辈子,是为了什么,就是那瞬间的刺激和快感吗?空虚笼罩着灵魂,精神找不到寄托。有的就以自杀结束人生。北欧福利国家自杀率高,原因就在此。据世界卫生组织1994年公布的自杀率,芬兰、瑞士、比利时、丹麦、瑞典处于世界各国的前十位。这就是为什么衣食不用愁、福利有保障、民主来选举、思想又自由的西方人找不到幸福的原因。

    现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找幸福热。不丹、泰国、英国、澳大利亚先后提出了幸福指数。“幸福的方法”成为哈佛大学的最热门的课。

    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引进了市场经济,这是历史的进步。与此同时,物本位也就成为政府的执政理念与民众的价值追求,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资源为权力垄断的制度下,利益博弈的结果是政府为大赢家,资本次之,民众是输家。再加上,中国原有意识形态的过时与宗教信仰的缺失,中国人从官员、教授、医生到民众大都成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者。除了信钱以外,什么都不信。中国学界大多主张实行宪政民主。江平教授说:“‘中国问题’很多,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落实宪政,而在社会转型期层出不穷的很多矛盾也都根源于此。”(6)实行宪政必须制定一部凌驾于权力之上,并为社会大众敬畏的宪法。这就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对宪法根据的共同认知。“宪法之为根本法,乃是因为它体现一种能够作为最高权威来源的根本法则。根本法则之有最高权威,乃是因为它体现基本价值。”(7)而这怡怡是当今中国严重分歧所在。二是对法律的敬畏之心。西方人出于对上帝的敬畏,从而敬畏真理,敬畏法律。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权、情、理、法,最敬畏的是权力,其次是亲情,再次是道理,最后是法律。中国实行宪政,只能是改革的结果,而不是改革的切入点。相反,今天中国的改革是不断违宪、护宪、修宪的过程。

    中国共同认知的基本价值是什么?这就是重建意识形态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的分歧。以幸福为终极价值理念,可以获得各方的认同。西方的自由主义,儒学的仁爱精神,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最终是为了人的幸福。为了幸福,人要敬畏自己的生命、敬畏他人的生命。追求幸福、敬畏生命可以成为中国人遵守法纪、敬重道德的精神支撑,成为宪政制度的基石。

中国新转折的起点

     以建设“幸福中国”为旗帜,推动中国的新转折和新改革,当下可从建设“幸福城市”做起。在2007年12月29日我在《如何思想解放,再当排头兵》的讲话中提出:“今天,我们搞改革、图发展都是为了人的幸福”,要“建设幸福人生、幸福家庭、幸福企业、幸福社会、幸福国家”。 2008年6月1日,我在《提高民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应成为深圳新一轮改革的目标》的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新一轮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这样,改革就有了纲,有了灵魂,有了目标,就能确定改革的重点、措施、步骤、方法、程序,改革也就有了动力。”2010年11月5日经济观察报“以“创建幸福中国”为题发表了我的文章。

     今天,幸福一词频频出现在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执政目标中。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明确提出:“转型升级是手段,幸福广东是目的。”在今年1月6日开幕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上,汪洋在讲话中使用“幸福”一词,多达四十多次。薄熙来称:“要使重庆市民有充分的幸福感,今后5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实现全面小康。要使市民有充分的幸福感,关键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众的幸福感。”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说:“各级领导同志不仅要关注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若干指标,更要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使GDP与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同步增长。”北京市将“幸福感”正式纳入和谐社会的评价指标体系中。武汉提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作为“十二五”的首要目标。厦门提出把发展过程变成创造幸福、分享幸福、提升幸福的过程。贵阳以“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制定与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基本理念。2006年江苏省江阴市就提出了建设“幸福江阴”, 评价目标是 “人人都有好工作,人人都有好收入,人人都有好环境,人人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并以此制定了一套指标体系。汕头市委书记李锋也正式提出建设“幸福汕头”,将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幸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提出五满意、四倾斜:即让生活在汕头的人民对生存状态感到满意,对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感到满意,对公平正义、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感到满意,对干部作风和机关效能感到满意,对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感到满意。在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中,坚持投入向农村倾斜、向基层倾斜、向落后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体倾斜。

    今年全国两会,“幸福感”成为蹿升最快的热词之一。媒体评论:“十二五”期间建设“幸福中国”的政治导向已经呼之欲出,幸福指数或被视为中国转型时期摆脱GDP崇拜的密钥。《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政府工作报告》诞生记的标题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世界媒体报道“让人民更幸福”将成为中国政府未来工作的主题。一场以幸福为价值取向的改革浪潮正在中国掀起。

    一些人抱以怀疑的眼光,认为这不过是官场的作秀。这不排除某些地方政府有种可能。但是从发展第一为理念转向为民谋幸福的目标,这是物本位向人本位的重大转折,将改变评价目标和评价主体,从而改变政府行为,推动政府的理念、方法、制度、政策、路径发生根本的转变,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同时,发动社会力量,改善社会行为,推动创建幸福社区、幸福企业、幸福学校。还要改善民众行为,创建幸福家庭、幸福人生。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也是社会再造工程。横向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以及政府所有部门,纵向关系政府、社会、民众所有层面。更深刻的意义就是理念革命、文化创新,以追求幸福作为终极目标,倡导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的价值观,以改善政风、社风、民风,人人创建幸福、分享幸福、感悟幸福、学习牵福、体验幸福,使幸福作为信仰一样入耳、入目、入脑、入心。这就是重建意识形态。

    一切表明:中国未来的希望、目标、道路已经探明,这就是创建一个幸福中国。

注释
注1:1月8日汪洋在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上讲话
注2:转引自冯俊科著《西方幸福论》笫13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注3:同上笫214页
注4:同上笫220、221页
注5:《参考消息》2007年5月8日第6版
注6:江平:《宪政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
注7:夏勇:《宪法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5-14 01:52:53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张木生新书座谈纪要

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

----张木生新书《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座谈纪要

纪要

2011年5月

    主持人:受出版方的委托,下午我来客串主持,阵容不需要我主持,主要是防止发言超时。我先介绍一下与会嘉宾,刘源上将,吴思先生(《炎黄春秋》的主编),丁力先生(《经济观察报》高级编辑),乔良先生,翁永曦先生(改革初期的京城四君子之一),解如光先生,罗援将军,刘伟伟将军,朱成虎将军,胡光正将军,周志兴先生(共识网主编,《领导者》杂志主编),李伟东先生(税务杂志社研究员,原来《中国改革》的社长),叶子(中道网的执行主编),赵玉书先生(武警三师的政委),卢跃刚先生(中国青年报记者、研究员),梅学平先生(国际广播电视台的负责人),杨帆先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于铁军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白南风先生。

    参会的媒体,中国青年报-冰点,新京报,北京晚报,北京日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华读书报,京华时报,南方都市报,中国经济报,上海第一财政日报,经济观察报,广州日报,《看历史》杂志,中国周刊,北京青年周刊,三联生活周刊,腾讯网,网易,新浪等等。谢谢各位光临。

    大家看到与会的嘉宾在光谱当中五光十色,也是我参加很多次的作品讨论会或者发布会,最有意思也是最有挑战性的一次,不管大家在光谱当中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有一点我想是共同的,忧国忧民,我看看大家这一点是共同的。第二点,喜欢读书,这一点我是特别欢迎,作为一个卖书人。我想“忧国忧民”和“读书”是恰好这本书的主题,这本书几乎是一个读书笔记,透露了四个字就是“忧国忧民”,一会儿木生先生会给大家讲几句。最后我想说的,我今天到这来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向我们的老战士致敬,我通过另外一个渠道了解张木生的消息,也读了他很多年的东西,包括在香港出的《超越左右说实话》,尽管我对《超越左右说实话》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还是我一直崇敬大哥。他和我的两个好朋友关系密切,也是这本书当中不断的提到的,就是李零先生和王小强先生,我想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愿望,像我们这样出生在40年代末,成长在70年代的人。我们几十年以来一直在思考大问题,一直在思考和这个国家命运有关的前沿问题。这本书当中处处呈现这个特点,在木生发言之前,我想请我们本著作的出版方李泉社长说几句话。

    李泉:

    尊敬的刘源政委,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媒体的各位朋友,非常高兴在今天这个春意盎然的日子里与大家齐聚一堂,召开《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一书的出版发行座谈会,令我们欣慰的是该书的出版得到了各位与会嘉宾的高度关注和热心支持,在此我代表军事科学出版社和汉唐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一书的作者张木生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今天到会的各位首长和专家,以及新闻界的媒体和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真诚的感谢。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从根本上说,它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就像一个没有思维能力的国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防,注定是要灭亡的,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优秀文化就会被强势文化所融合和同化。我们中华民族虽然历经沧桑,屡遭浩劫,但是悠久的中华文化从未枯竭,深厚的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文化表现出了巨大的创造力和无限的生命力,但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迅猛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迅猛推进,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出现了西方中心论、普世价值观等等矮化、否定我们历史文化的错误思潮,我们好的传统文化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一些糟粕的东西却被人们津津乐道,如何正确审视我们的历史文化,使中华文化绽放新的魅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良好的文化基础,就成为政治界、文化界和许多学者们不断思索和探讨的问题,张木生先生不被传统的理论所惑,不迷信历史文化,也不推崇西方经典,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当中以新的文化视角思考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重新举起了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张木生先生旁征博引,纵古说今,眼界开阔,说理透彻,其中也不乏一些针砭时弊。虽然文笔犀利,但是情真意切,字里行间流淌着一股浩然之气,他的观点为对新世纪、新阶段解构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提升中华文化的战斗力和创造力有重要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张先生在书中推崇的“学——研——学”的治学态度以及先了解后怀疑再超越的探索精神,在撰写书稿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不厌其烦地与我们编审人员一起,和有关专家进行沟通交流,对本书进行更好的修改完善。他这些年尽管退居二线,仍然热情不减,笔耕不辍,数易其稿,为最后成书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这里我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我们军事科学院的老政委,现在总后勤部刘源政委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刘政委在百忙之中为该书作了长达17页的序言,与作者就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并对我们做好这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指示要求,在此我向我们尊敬的刘源政委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请张先生讲话。

    张木生:

    各位朋友,各位同仁,下午好,我这本书实际上副标题是“我读李零”,所以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为什么读李零。李零先生是北大的一级教授,和我是同龄人,小学、中学都在一起,插队都在内蒙古,他也在我们的社科院农经所当时我所工作的单位,在那两年的时间,后来到北大,李零先生是“三古”学家,考古、古文献、古文字,我觉得李零先生在一个红尘滚滚、物欲横流的一个环境下,出这么一位先生。他的老婆、孩子,孩子起码有20年了,他的爱人更是30多年在美国,他一个人在国内,他所写的《西周文字考》、《楚国书考》,从孙子的三本古本研究到《兵以诈立》,等于是五本,专门研究孙子就五本,老子、《丧家狗:我读论语》,杂文有《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何枝可依》还有很多的译著,最早的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性与社会》,涉猎极广,包括《中国术数方纪考》,几十本书在改革开放30年里头,几乎这十年来每年一本非小说类手版,所以读他的书,对我的启发特别大。那么我又和他有共同的经历,我没有他用功,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都是在冷战中生长,在“文革”中启蒙,共同从初中开始,就读当时在市面上看不见的“灰皮书”、“黄皮书”、包括“白皮书”。但是李零先生特别善于思考,我觉得不管是古文、考古,还是古文献、古文字,在现代从陈寅恪往下数,现在活的也就李学勤,朱德熙先生作已经不在了,俞伟超也已经不在了,达到他这个高度的确实很少,这是他的专业。但是他在专业之外,能够把西方人文科学大量书籍,能读那么精、透,我对他非常佩服。但是李零先生又是一个读书人,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和别人顶牛,所以他的书有一个特点,从来不点任何人的名,从来不和任何人直接发表什么。李零先生最大的特点,胆小鬼大。

    他有一句名言,第一个,书写出来就不属于自己,我也一样,书写出来就属于别人,别人爱怎么看怎么看。第二个,他还有一句名言,信仰是不能讨论的,政治是不能讨论的,甚至雅俗都不能讨论,所以他写东西他自己说有点长,有点绕,这三大部分不能直接涉及,那么文章就写得比较含蓄。我恰恰和他有一个不同的特点,就是比较敢说,因为我没有名气,不像他名气那么大,我看了他的书以后,我就觉得他实际上把我们当今社会的所有重大问题都涉及到了,但是又不直说,我看了憋得慌,所以我就写了《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我觉得憋得慌的地方用直白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大家看到他这个书后面还有很深的功底,很多的问题。比如他的杂文《何枝可依》,近期刚出不久,你看一个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第一节的费尔巴哈,对那个的考证,关于所有历史唯物主义来源的双重概念的形成,所有的版本,从当年被耗子咬的,所谓马克思自己说的受到耗子批判的版本,到阿尔都塞,后来苏联编译局,包括中国马列编译局,各种版本,那个对比之细,再说出来,到今天我们都没有吵出结论的一个东西,他轻轻一点,你不仔细看就过去了。周扬关于异化论的探讨和胡乔木对于周扬的批判,对人道主义的批判,都错了。马克思一辈子到他最后《资本论》的形成到去世都没有放弃过异化论,但是他很早就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们有一个非常精确的,他们双方都错在什么地方,你不看,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就过去了,所以他读东西深。

    而且他说他很不正直,大家喜欢看他的书《大学不是养鸡场》、《书不是白菜》,但是他背后积蓄了很深的文化历史积淀,特别深刻的思考。前两天他跟我讲艾未未的事,行为艺术,特别精辟地点出来什么叫“艾未未的行为艺术”,如果你们不断地在报纸上发文章批他,你们就一块裹进来参加这个行为艺术,所以他看东西跟别人的角度不一样,但是我只能说我写这本书就想叫大家看到李零那么多的书背后还有很深的东西,涉及到我们时代的很多东西,他都涉及了。

    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也很赞成木生先生对李零的一个基本的评价,博古通今,“里通外国”,他是我知道的那个年龄少有的可以用洋文在国外大学演讲,在国外的讨论会上可以和国外的学者对弈的学者,非常少见。

    张:我见的英国人都说李零是我们英国人,他要不懂从古典文学到现代英文,他写不出来这样的。

    主持人:大家知道,看过这本书的人都看到了,刚才李社长也谈到了,前面有刘源将军非常长的,我也仔细看过的一个序言,而且他特别有一句话,“使大劲推荐”这本著作,下面请刘源将军讲话。

    刘源:我已经写了那么长的序言了,张木生花这么大力量来读李零,我是使大力量推荐读张木生。

    主持人: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你也是使大劲推荐李零。

    刘源:真没有什么,我前两天已经说差不多了,再说就远了。罗援说,刘源写了三问,他也要再写三问。

    主持人:又到了两位嘉宾,一个是胡女士,一个是解如光先生。

    张:真正的老西藏。

    解如光:1965年进藏。

    主持人:吴思先生,大家很熟悉了,发明了两个现在流行最广泛的词汇,一个是“潜规则”,一个是“血酬定律”,请吴先生谈一下对这本书的观感。

    吴思:这本书我收到的时间晚,前面看了190页,后面看了60页,说的话可能丢三拉四,我现在看到的这些内容觉得内容非常丰富。

    总而言之,木生提出的话题非常重要,而且面非常广,我们没有办法一项一项谈论,我就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跟现实比较近的问题,就是新民主主义。木生把一个解决目前的问题的一个重点,或者是一个想法落到了新民主主义上,这个想法我觉得是有很多老先生也都非常赞成,比如说杜润生先生,木生也提到,在我们杂志前年发了一篇文章,就说中国现在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领导搞发展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持这种观点,像我们杂志社的杜老,杜导正,也是这种观点,认为现在应该走新民主主义的路,举新民主主义的旗,而且有一次杜导正说,和赵紫阳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什么?赵紫阳就说,实际上就是新民主主义,但是我们不好这么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又回头搞新民主主义,就换了一个名字,就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而言之,木生的这种观点,新民主主义的这种想法,有很多我非常尊敬的老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和见解,那一代人走的最远,看的问题最深刻。

    尽管如此,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理论还是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不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问题,我就想谈一些不同的意见,共同的看法大家是一致的。实际上,现在中国要搞市场经济,我们的市场经济如果以100分为满分,我们现在5-60分,将来我们希望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完善,走向7-80分,8-90分。同时政治上更加民主,如果现在中国的政治民主以100分为满分,我们现在2-30分,将来我们希望逐步走向5-60分,7-80分,这些观点从木生的书上看,核心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但是观念仍然值得讨论,概念仍然值得讨论,因为这些概念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非常重要,需要辨别。

    新民主主义的这个概念,这套理论,在理论上我觉得有问题,在实践上也有问题。

    理论上的问题,我看到表达最清晰的朱厚泽老先生,他说新民主主义有两大问题,理论体系的根基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理论的提出在3-40年代,当时全世界都遇到了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然后就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共识,即资产阶级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像中国这样落后国家,更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完成革命,完成现代化,于是,怎么解决问题呢?提出的设想就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完成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然后进入社会主义。但是朱厚泽老先生说,事实上,这个结论是不是经过了历史的考验,资产阶级是不是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好像事实不是这样,这个理论产生的前提站不住脚,没有经住世界史的考验。朱厚泽老先生第二个观点,这个理论继续发展下去,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在谈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新民主主义才有意义。后来我们都走向社会主义,不管苏联还是中国,现在我们要退回去重新搞改革开放,这个理论所以有价值,在于它有一个未来的指向,而这个未来指向经过充分实践之后发现问题很多,被迫倒回去重做,这个问题,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角度来说,也没有经住考验。于是这个理论在实践和前提上都出了问题,这就是朱厚泽老先生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方面的不同见解。

    刘源: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最好别讨论,谈论好几天也讨论不完,讨论炎黄春秋也讨论不完。)

    吴思:对这个理论的实践,我在谈新民主主义,引用他的一个观点。然后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在实践中的问题,木生写的观点,觉得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比如说有可能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腐败现象非常严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提的一个方案就是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按照杜润生先生的判断,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近2-30年搞的都是新民主主义,那么这些问题不管是腐败问题还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倾向问题,实际上都是这2-30年造成的,这2-30年之所以造成这个问题,重点是对权力缺乏限制和制约,正好是我们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大的缺陷,所以我觉得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中国这几十年的实践上来说,新民主主义恐怕也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完善的理论,还需要再往前走。

    张:你概括一句话,什么能解决?

    吴思:可能不叫做新民主主义,而叫民主主义,把这个“新”字去掉,我们走向一个市场经济和民主的社会,逐步地向那个方向过渡,谢韬那叫做民主社会主义,瑞典的模式也不是,可能中国离那个地方更远,中国离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很远,中国离“民主社会主义”更远,但是中国如果是“新民主主义”的路子一路走下去,解决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走向了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不用创造什么新的词汇。谢谢。

    主持人:我会留一点时间在后面供大家切磋。下面一个发言的是丁力。

    丁力:刚才听了已经发言的嘉宾,我觉得各种观点现在就像中国的处境一样,处在一个大家都想提出解决方案,但是各种解决方案没有达成一致的时候,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岔路口,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往前走,可能需要不同的思想,那么达成一致,或者说在某一些地方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有一个妥协,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目前的现状的判定,大家可能还是比较接近的,就是这个社会现在已经矛盾重重,腐败非常严重,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一点,我想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刘源政委说的,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了,现在我们需要不同的意见,就是大家把各种不同看法提出来,有一个争论,有一个妥协,可能会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

    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为什么读李零先生的书,李零先生是一个学识非常渊博的学者,尤其是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古文献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是最好的学者之一,也许这个之一可能是很少的几个学者之一,而且他对现实有自己的看法,尽管像张木先先生说的,有的时候他并不是很明确的表达出来。这种“三古”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争论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缺少对自己历史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对于历史,对于我们的根,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今后我们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可以在我们的古代的思想中找到启发,至少可以找到启发,有一些时候可能有一些比较完整的解决方案,但至少会有一些很必要的启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确立了对古代的了解,确立我们的文化的根,那么我们现在就会能够有更好的自信,有了自信之后,可能我们就可以接受更多不同的意见,而且能更好的学习别人的东西。这一点我想张木生在书中批判了一些极左的想法,有一些大国的妄想,我们要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一种自卑的结果。他们觉得自己不够强大,看起来身影不够大,所以需要把自己放大一些,有一点夸张自己,如果我们确立了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对自己历史从过去到未来的道路清醒的认识,我想很多事情反而更好解决了。

    还有一个,超越左与右,这一点我非常赞同,至少在目前我们能够超越左与右,未来走什么路可能需要更多的讨论、争论以及一些协调、妥协,但目前我想我们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超越的,比如说我们要遏制腐败,要认认真真的照顾那些穷人,而且这些穷人占人口很大一部分,不能都集中在国营企业,不能都集中在政府,更应该更好的照顾一些穷人,更多体现社会公正,这一点我觉得左与右应该是可以达到一些一致意见的。至于今后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分歧,对公平和效率,哪一个更应该优先,对于权利的制约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这些可能是以后会发生很多争论的地方,但是目前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路,继续往前走一段。而且在欧洲,我想也是这样,他们有第三条道路,也有北欧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例子在前面。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走的。

     下面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确立对文化的信心,我们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越中与西,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很多地方有相通的地方,如果我们超越了中与西,可以去认认真真学习西方的东西,首先建立在我们对文化的自信上,有了文化自信,我们就能够认真学习西方东西,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做出判断,不是问它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而是问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对于我们国家是不是有利。所以我们在超越了中与西之后,对待西方可能态度会更平和一点,不是说一味的批判他,或者很侧重于批判他,有的时候这种批判意识太强烈,有的时候把西方很多东西,不是普遍性的或者不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些缺点、邪恶的东西来批判,用我的一个朋友的话说竖了一个稻草人,我们可以更加心平气和,建立在我们的文化自信的基础上。

    还有一点,我想在座的有军人,也有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我想再提出一点,根据张木生第三章,对于西方军事的批判、介绍、观察,基于第三章提出一点,我们对外政策是不是可以超越外交和军事,在我们国家的战略、对外政策,肯定是出发点是维护中国的利益,推广中国的文化,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我觉得应该有多手准备,目前我看到的中国的一些在黄海、南海的困境,外交和军事手段是分开使用,有的时候使用外交手段比较弱,使用军事手段给人感觉好像我们以大欺小,容易引发不必要的反弹。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好的把军事和外交结合在一起,包括文化的,当然文化建设是一个更长的过程,暂时在这先不考虑,至少我们现在可以做起来的,把外交和军事的手段结合在一起,军队放在最前面的时候,不一定使用武力,也许这个时候开始外交谈判是最好的时机;而在外交的时候,我们军队在后面,给外交足够的支撑。在我们的对外战略首先是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外交和军事哪个在前面,这个不重要,只是一种手段。另外一点,在国际政治中,除了国家利益这个原则以外,还要有正义的原则,把正义放在前面,这种正义可以说是我们的价值,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我们的一个“幌子”,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一个幌子,我们为了正义推广国家利益,这个正义不一定说我们非要达到,如果这个正义损害我们国家利益,或者对促进国家利益不是很有利的时候,我们不是一定要推这个“正义”。像美国、英国的国家做的很好,比欧洲大陆国家做的好,在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向他们学习。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我想我们的国家利益就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外交就不那么弱,军事也不是显得我们过分依赖军力,而是达到某种平衡,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说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丁力,谢谢吴思,请罗援将军发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很著名的战略家。

    罗援:首先祝贺木生先生这本书的出版,我也是忠实的读者,原来我以为让我们几个军人就是壮壮行色,没想到还让我们发言,发言也是神侃,读的风格也是一个神侃的风格,有大智慧、大思想。和木生在一个院,很有感情,李零,神交已久,从他的一些书和一些网络上看到他的很多观点,对我还是很有启示的。吃过两次饭,在吃饭过程中,我发现李零确确实实满腹经纶,学贯中西,给我印象最深的,刚才主持人讲的忧国忧民,这是非常难得的。特别是作为木生和李零,他们都不是从事军队理论研究的,但是对我们这些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我们感觉非常汗颜,他们说了很多我们想说而没有说的话,甚至说了一些我们根本没有想说的话,他们已经说了,说得很精辟,对我是很有启示的。但是我觉得这本书的成功,除了张木生读李零,还有一个就是刘源读张木生,前言写得非常好,刚才有人也讲了可以作为一个范本。刘源读张木生,我来读刘源,刘源里头提出三问,这个对我们很有启示,我个人讲,我的国学功底或者史学功底,特别是白话功底,刘源前面写的序言非常老百姓化,我感觉很惊讶的,他是一个红墙里的公子,居然能说出胡同里的白话,“边儿靠”、“歇菜”这一些话,“瞎掰”这一类话,说得很直白,实际上也是我们一个国学的其中一部分,“打镲”这些话我觉得都是胡同里的,或者农民说的话。但是我就想说这个里头更重要的,前言里面的三问,第一个是“战问”,第二个是“史问”,第三个“路问”,我要读刘源,我把他话再直白的翻译一下,我还有三问,第一个马列主义的战争观现在是否过时;第二问,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否改变了;第三问,我们共产党走的道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否走错了。

    我来读刘源,我想读这三问。第一,现在马列主义战争观是否过时了?马列讲帝国主义战争,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现在有没有这个之分了。咱们讲现实,利比亚战争,明显是违反战争文明,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我查了一下,联合国宪章是1945年12月24号宪章的宗旨就是“制止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促进世界合作”,那么现在明显是违反这个,联合国宪章讲到了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就是“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它明显是违反的,所以刚才丁力先生谈到的,世界上现在还有没有正义性,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是不是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现在有一些人,我们批了泛和平主义,有的人说,这个和中央的和平发展相违背,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一个绥靖主义思潮,你怎么现在泛和平主义现在多了,这30年的和平确实给我们赢得了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是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就是这种泛和平主义思潮,现在实际上美国老说中国威胁论,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30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美国、法国都打了,这个里头现在战争这个问题,马列主义战争观现在过时没有,有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这个是值得我讨论的。

    第二个问题,帝国主义的本性,它发生变化了没有,是不是还是一种扩张的,是不是还要资本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不择一切手段,从最近的情况,不能说因为跟美国关系改善,我们连帝国主义的本质都不敢再提了,有没有本质方面发生变化。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共产党走的这条道路是否错了,特别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有一些人,现在根本不用武装夺取政权,共产党走的道路就是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甚至有一些说法,按当时慈禧太后搞新政,这样坚持下来,中国也会最后走向民主化的进程,无非是变成资本主义,像日本。历史上反复证实了,历史不可以假设,不可以重演,当时这条道路走了,但没有走通,最后共产党走这一条道路。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对不应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所以我觉得从木生写的书,特别是后面关于战争的几章,我看了以后很受启发,由此联想了,从刘源的三问提出罗援的三问,贡献给大家。谢谢。

    主持人:谢谢罗将军,下面发言的是朱成虎先生。

    朱成虎:谢谢,涉及到一个问题,我是研究美国的,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研究不多,对我们自己的文化缺乏理论研究,最近我读了乔良先生写的一篇长篇的文章,给我深刻的启发,因为我们这里讲的“普世价值”问题。

    我想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有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这个问题我们学术界吵的很凶,但是在西方我想,我理解有很多东西它是用来管别人的,但是不是管自己的。咱们说到战争问题,战争贩子最应该送到国际法庭审判,应该是美国历届总统,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是,都发动过战争,包括奥巴马现在也在战争,普世怎么普世,我建议表示怀疑。

    另外一个通过木生同志的书,我深受感触,中国文化有很多优秀的地方,中华民族几千年之所以能够连绵不绝,很重要的在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我们在历史上曾经是超级大国,而且是长期的超级大国,但是在近代史上为什么衰落?为什么落后?我想这跟我们的文化可能也是有很大关系,有很多东西在战争中,特别是外敌入侵的时候,中国的汉奸特别多,和我们的文化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枪打出头鸟”,“好汉不吃眼前亏”,如果这样的文化在我们民族里头都散布开来,都接受这样的东西,当我们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遇到强敌入侵的时候,可能就危险了。

     还有,我们在历史上,一些历史阶段,我是军人讲军人的事情,国家安全的事情,很多情况是经济繁荣,经济越发达,文化越繁荣,我们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越淡薄,国防意识越淡薄。最典型的例子我想可能是宋朝,咱们都知道,宋朝GDP的总量达到了1.4个亿,相当于“康乾盛世”时候的两倍,但是在外敌入侵下,在少数民族入侵下,最后从北宋到南宋,节节败退,这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应该铭记的。木生的文章字里行间渗透着忧国忧民的这种抱负、这种感情在里头,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作为我们军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向木生同志学习。谢谢。

    主持人:谢谢罗将军,下面卢跃刚。

    卢:其实木生这个书原来在香港传真下有主要的内容的文章都看过了,这次香港先出,国内后出。文章看的比较早,后来老吴送了香港的本,我对照看了一下,差不多的内容。

    我现在想集中讲一下共识问题,我这5-6年搞了一个研究,在研究80年代的改革,80年代初有一个基本的现象,或者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有一个事实,就是“朝野共识”。我特别注意到,木生用比较客观的叙事回忆了杜润生的情况,杜老我也采访他多次,90多岁,极其清晰,对他做的事情,从土改到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非常清晰。当时发展组一批人,从几十人到上百号人,也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布衣参政,与体制献计献策,当时有许多推进改革的非常重大的决策,而当时的执政者也开辟了一个通道,然后也培育了一个环境,使得红墙外面的布衣能够直截了当地跟宰相、总书记献计献策,他们当时有一个情景,就是能够倾听红墙外面的声音,他们面对真实的问题,他们并不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力,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而鄙视当时的这些小青年,当时也就2-30岁,那个时候木生稍微大一点。

    木生:也就30来岁。

     卢:从中南海西门进去以后,宰相论政,布衣论政,然后热火朝天,那些宰相不管饭。出大门出西门,马路牙子上一坐,一人一碗朝鲜冷面,然后热火朝天,为了一个概念三四天来争论。70年代末开始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后期,“朝野共识”,是80年代改革的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当然90年代以后到今天为止,包括今天的会议上,互相倾听的可能性比原来弱了一些,这个如果不倾听,很难超越左右。超越左右那个书我看了,有一些问题如果不放在一个前提讨论很难,特别是某一些背景语言很难进行对话,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对话,很麻烦。这是我看木生的书回忆80年代初期的改革情境的时候,我的回忆。

    第二个,我们研究历史,因为这本书讲的就是历史观问题。我比较感兴趣也是这几年研究的是当代史,跟我们常说的革命、战争有关系,但是研究历史我们想的是中国可能的路径是什么,我们老说是“主义”,其实“主义”里面还有一块东西是一个可能的目标,但是路径怎么办?实际上到今天为止,1949年建构的政权框架,研究到今天,实际上是有存量的,无论是人大、政协和政府的构建,如果启动某一些环节,在配之三十年来的技术官僚的现代化训练,可能会找到一个低成本的,就是运作的路径,我指的宏观上。微观上支持现代社会运转的,也是我们现在非常缺乏的金融体系、伦理,实际上我们在微观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里面也能观察到,我相信木生非常熟悉农村,如果在微观上观察一下,我们发现在社会转型过程需要的,也是我们破坏比较厉害的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伦理体系,在微观中找到的。围绕社会建构的一整套农民的基本的意识,比如说某一些私有产业意识,维护私有产权,这个也是建构一个宪政国家的基本要素。在某种程度讲,如果有一条路径需要配置过多的资源,能够找到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低成本的研究路径,有可能是渐进的、非暴力的,有存量,在宏观和微观上。这个里面的后面在点这个问题。

    第三个,我想讲一下,回应一下两个问题,也是回应李零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革命的问题,刚才罗援讲了第三个,武装夺取政权是不是正确的问题,我们换一个问题来讲,就是我们怎么夺取政权?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我们的主张是什么?政治主张是什么?这个政治主张实现了没有?或者实现了多少?研究的过程中,怎么对社会发展影响?引起变迁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土地问题,我觉得还原成非常具体的历史问题讨论的时候,讨论一些价值判断可能更有好处。

    李零说中国革命是不是能翻案?这个不是一个问题,第一个层次搞清楚历史本身发生什么,第二个才是搞清楚历史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我的一个回应。

    木生讲到帝国主义论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论的问题,现在的俄罗斯,由国家主持,已经有正史出来,很宏大的正史出来。第二个,由雅科夫列夫,真相委员会,主持真相委员会,他本人有关于俄罗斯100多年的反思,将近100万字的回忆录,里面有详细的阐明。还有真相委员会所主持的一批材料,列宁主义时期、斯大林时期的那些材料,现在已经全面了,其中有的部分还翻译成中文。谢谢大家。

    主持人:他提出很重要的意见,超越自由是怎么样有可能,争议怎么变成可能,共识怎么才有可能,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家有共识的一点,未来像刘将军讲的,结束不争论时代也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大家如何在一个对话平台上说话,先不要说取得共识,首先是能够说话,那么下面把话筒交给杨帆教授。

    杨帆:下面我就谈谈超越左右的问题,我是1994年提出这个建议,而且我自己也尽了最大力量来做,我曾经请我的朋友去我们家的小区去了20次,对话都是我亲自录下来自己整理的,20次,现在看来也还是有意义,有木生在这能够召集这么多人,他又这么高的威信,是应该努力做的。我想要有利于澄清问题,学术自由,我们说不是学术民主,就是学术不能少了服从多数,就是你任何一个人,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一直到底,你说服他没有什么可能。

    对话建立共识不太可能,能对话就不错了,但是可以追问,我建议木生,你每半个月来一回,找一个人先准备。

    木生:我是退休。

    杨帆:自己一个人准备一个看法,20分钟,先把东西给大家传过去,做一个简单说明,大家就你谈的问题,对你进行追问,然后主讲人进行答辩,然后辩论,每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主题,先告诉大家,这个情况有什么好处?最后有利于澄清观点,对话主要是澄清,至少澄清误解的部分,你各说各话,时间长了,对话就是澄清互相误解的部分,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个要弄明白了,做到这一步就很不错了。然后把这个东西登到香港传真,每一期都登,然后出一本书,再过一百年,你还想建立共识,那是不可能的,人的思想是自由的,这才叫自由主义,这是一个,目的就是澄清,你的看法到底有没有价值。

    第二个,有一种逻辑可以遵循,我们遵循形式逻辑来说,我们专业不同,你也不能用专业术语,但是共同遵循的是形式逻辑,如果讲话违背基本形式逻辑,大家要批评你,你自己说的不能自己矛盾自己,你说什么概念,这个概念要清楚,如果让人说出来就是硬伤,这个要自己改正。这种讨论不能有硬伤,这个也去掉。

    再有一个就是茅以轼老先生讲的,做学术讨论,一个不要去追问人的立场,第二个不要贬低人家的学问,贬低人格和学问,这也要禁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否则的话,这话就没有办法对了,这个是我说的,意义还是很有意义的,这是我说的一定要追求超越左右,思想界就能够提高一步。

    再一个,分歧最大的是对近代史的分歧,对共产党文化的分歧,对于计划经济也有分歧,对普世价值也有分歧,没有分歧或者比较小的,对建国初期的50年代分歧不大,对于80年代分歧不大,对于现在的,中国社会弊病所出现的权贵资本主义,这个分歧不大。但是对于权贵资本主义的原因,是有分歧的,有人认为,新左派认为是资本造成的,国际化、全球化、资本造成的,自由主义认为是权力造成的,像这样的事可以展开讨论的。首先先摆出分歧点在什么地方,再讨论,不能太自由了,一个人十分钟,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不能深入讨论问题,在搞的时候问题比较窄,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存在,腐败很严重,有共识,就讨论原因是什么。像这样的,进一步讨论,究竟来源于权力还是资本?或者来源于权力和资本的结合等等,我们现在就已经60岁了,就算我也得遵循“六十耳顺”,现在还没有做到,差一个月60,希望60岁可以做到“耳顺”。不能生气,你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只听顺耳的东西,不听不顺耳的东西,听了就急,那你不是自由派,这个我觉得不好。我觉得我们老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不错,比如朱厚泽,茅以轼。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主持人:谢谢杨教授,下面请翁永曦。

     翁永曦:我43年前插队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手抄的稿,10几张纸,油印的,我在呼伦贝尔插队,他写了关于中国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的一篇文章,我印象特别深,我今年63岁,第二本就是这个,中间没有出版东西。我们这代人中间最早提出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是张木生在60年代后期写的,读这本书费老劲了,翻世界史、中国现代史、近代史,网上下载《论联合政府》,《政协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论》,一边翻一边看一边想。

    我想谈几个想法,张木生的这本书更多提出思考判断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对我很有启发,我看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几件事情,第一个,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有没有绝对真理,好像基本受过教育的人都说没有,但是事实上从朝廷到百姓,在日常的运作中间还不是这么一回事。就像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这本著作里面提出,这个世界上一切在变化,今天认为合理的事情必然包含某一些不合理的成分,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合理性在逐渐消失,今天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必然包含某种合理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渐成为主导,恩格斯把这些称为伟大的思想,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好像现在实际的处理事情比较淡化。

    第二个,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的人类文明进步中形成的共同财富和共识,有没有。我想如果这个没有,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想出来的,是从人类文明文化进步中概括出来的。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学平面几何,老师说“连接一个平面上两个点的最短的线是直线”,而且后面加了一个括号,“公理“,我就问老师什么叫公理?他说公理是不需要论证的,比如说勾股定理,三边关系需要论证,公理不需要论证,但是今天我觉得对这样一个非常基本的东西,还需要去争论,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再考虑一下。

    第三个,我想说一说教训,我过去做战略分析和政策研究,我有一个教训,或者说是搞我们这一行非常重要的禁区,不能迈过去,我是杜老的学生,他也一再强调,第一个,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在于我们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不在于我们想要怎么干,而在于只能怎么干。第二个禁区,对我们来讲最危险的是自以为懂得,实际上并不真懂,今天说起来经济问题、战略问题、军事问题或者历史文化问题,谁都能插两句,但是有一天一个物理学家说,老翁咱们来说说多普勒效应、红移、黑洞,我立马钻桌子底下,因为咱真不懂,所以即便平时涉猎这些文化、历史、经济、战略,我觉得最危险的就是自以为懂得,实际上并不真懂。

    我看完这本书我想这里有一个使命的问题,21世纪初叶,中国共产党人有一个伟大的使命或者责任,大概三条,第一条,立足于新辩证主义和新唯物主义以及人类文明进步共同价值观,具有无上权威让所有人敬畏的宪法,我们现在宪法不行,我们的宪法连一个共和国主席保护不了,更何况一个黎民百姓,形同儿戏。说清楚权力的来源,说清楚权力的制衡,说清楚权力的监督和更替程序,换句话说,这个宪法要把权力关进笼子,武装共产党人领导千百万人民,武装夺取政权,无可非议,但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如果从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来政权,和过去皇帝打天下夺取政权没有区别,我们的权力来源只能是人民授予,而且是定期授予,不是一劳永逸的授予,为什么?就是前面讲到世界一切都在变化,共产党也会变,任何伟大领袖也会变,否则不会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这个伟大使命还有第二个,就是要倡导培育利用法律保护,对少数概念的包容和宽容,我们这个党是不宽容的,动不动什么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思想斗争,张志新,连“共产党万岁“枪毙前不让她喊,割断了喉咙。我们的党是有毛病的,我们对少数从来不宽容、不包容,没有这样的民族文化和气氛怎么搞民族,民主我们中国干过吗?真干过,就是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学里200多个战斗队,最后形成两派,谁都可以拉起一杆子当司令,提出一个主张,两派打得你死我活,清华大学,包括各地武装动枪动炮等等,我们干过这套东西,不是没有干过。不能按照宪法严格规定的程序来,没有宪法,从毛泽东开始就无视宪法。

    第三条,如何把中国共产党从执政集团改造成与真正意义上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现代政党。一个政党,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同意见的党,不叫执政党,叫执政集团。我们今天我们党从来没有,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害怕群众和远离群众,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讲真话,怕听真话,从一个执政集团改造。

    我们回归新民主主义,我想简单说两句。应该说新民主主义包含了当初共产党人最美好的理念、理想和追求,也可能是今天能够使朝野取得共识的最基本的立足点,我问过很多元老,80年代,问过宰相、副宰相,军队的高级将领,当年你们参加革命,有没有想到会是今天这样?他说他们都没有想到是今天这样,权力正在异化,不是他们想追求的,但是新民主主义确实是我们的前辈最美好的理想,也是今天形成最大共识的立足点,至于内容大家可以讨论和补充,因为事情在变化。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翁先生,今天的会议达到第一个高潮,下面请乔良将军发言。

    乔良:听了前面几位的发言我还是很有启发的,这本书拿的比较晚,连续出了两次差,昨天晚上回来,看完了刘源政委的序,从香港传真,从那个上面上下看了,有一些东西比原来有扩展,今天又看了最后一部分,我今天着重看了最后一部分。我今天专门问了一下尚总,为什么今天这人来的这么杂?他说希望各种观念碰撞,我的感觉,中国今天的碰撞,有可能有益,如果没有杨帆先生说的心平气和地谈,最后就是鸡同鸭讲。

    木生先生谈到改造中国的文化历史观,首先是改造中国的文化,改造中国的文化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毛病在什么地方,我们从1919年批判中国文化,批判传统问题,建立新的文化到现在,旧的文化没有真正批判,新文化没有建立,建立起来的就是一个大杂烩。到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左右的争执,最后都不知道大家说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争的是概念、理念、观念,谁也不争事实。谈到事实的时候就点出来,拿出数据和证据,但是解决方式是什么?没有,所以说争来争去都是观念之争,中国人的毛病在哪?争的时候要民主和自由,没有一个人是民主和自由的,彼此之间把对方恨得咬牙切齿,没有一个人有宽容之心。我看到很多左翼和右翼吵架,没有一家按照自己宣称的自己是自由的,能容忍别人。看看今天中国的网上,网上所有的人观点稍有不合,或者稍不对自己的口味,马上板砖拍过去,什么下流的话都骂出来了,人家的祖宗八代跟你有什么关系,都骂遍了。中国人是一个非常不宽容的民族。刚才翁先生讲到我们党不宽容,其实是一个现象,我们党为什么不宽容?因为民族不宽容,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党,不要怪这个党。这个党从毛泽东这一代,其实快换完了,换上来都是后面的一拨,甚至是当年骂着共产党进入共产党的人,他们已经我党的人,他们不宽容,然后他们没有当官之前也是反腐败,今天腐败更厉害,枪毙成克杰的时候,受贿2千万,现在2亿都死不了,究竟谁该骂谁,谁都不要骂,骂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要着木生的书上的,改造我们中国的文化,这是第一要务。中国的文化不改造,什么都谈不上。而且们继续沿着,永远在观念上争吵,我们永远理不清楚。

    比如说今天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回到新民主主义这样的原点,其实这个都不是原点,是半路上的点,我们应该回的干脆,来一次大挪移,干脆跳到西方,到民主和自由,民主和自由真的是我们的目标吗?我今天写了一篇序言,专门谈这个问题,实际上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不应该以别人的前提为自己思考问题的前提,现在大家都认为民主、自由、人权,正是因为我们今天做的不够好,西方可能比我们更先进,做的好一些,所以就成了我们的样板,可是民主、自由、人权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目标,自由、民主、人权是不是真的站住脚?前提是专制绝对站不住脚,但是民主、自由、人权那些就能够站住脚吗?是不是非常坚实的理念。当时从卢梭等人提出社会契约论,谈到人生而平等,这个理念是能成立吗?人类历史曾经过多次,一个错误的或者不能成立的理念推动人类进步,但是不能反过来反证你的理念是正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变成唯一标准,这个理念正确吗?这个理念在哲学上根本站不住脚,但是你不能否认它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进步,回头我们不能反证这个理念是对的,为什么说不是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我说一个事情如果你检验不了,黑天鹅出现,你怎么证明它能够存在,宇宙是无限的,是不是真理?如果是真理,什么实践能检验这个真理,一切有限的东西不可能检验无限,既然检验不了,一个最大的真理你证明不了,你怎么能证明你是真理呢?

    反过来,民主、自由、人权也是这样,人生而平等,人什么时候生而平等,卢梭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吗?说在上帝面前生而平等,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信上帝,我们怎么接受人生而平等,其实人从来没有生而平等过。我上一次跟吴思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聚会的只有专门谈个问题,人生下来就是三种人,一个人同时三种角色,自然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三个角色,哪个你是平等的?一个人生下来,四肢健全,另外一个人生下来就是残疾人,自然上就不平等,一个人生来就是巴菲特或者是比尔·盖茨的孩子,另外是扫大街人的孩子,他们是平等的吗?我和丁力,我们都是北大毕业的,我们在一个班,然后考试成绩分数一模一样,几乎从各方面几乎差不多,同届的学生,学习成绩一样,我一出门分到民生银行,他一出门分到街道工厂,我们俩立刻成为社会上的不平等,他不可能跟我平等,人就这三种角色,人的生而平等怎么建立的?没有人思考这个问题,谁都拿这些问题当前提,拿这些问题指责别人,拿这个前提替某一些人辩护。

    我们打越南,咱们说我们是正义的,美国人打伊拉克,咱们就说是不正义的,美国人指责我们违反人权,有一些人帮着美国人说,他打利比亚是人权高于主权,凭什么你可以认定人权高于主权,你认定的主权是谁的人权。按照美国民主的体制,一个总统、一个领导人是独裁、专制,失去了合法性,应该是他的人民推翻还是你来推翻?所有的人说不清楚这些问题。反过来,小布什开始犯错的问题,中国和全世界的人能去美国帮你推翻这个错误的总统吗?美国人也有总统出错的时候,我们能代表全世界人民帮助美国人民获得新的自由,推翻总统,实现新的人权吗?美国的白人欺负黑人,我们能帮助美国黑人解放吗?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我们被太多的所谓的理念、观念、概念充斥,我们盲目地辩论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觉得应该回到原点,就是清理我们自己的文化。谢谢大家。

    主持人:胡舒立。

    胡舒立:每个人都很有思想,我想不出来什么太深刻的,以前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是对木生很熟,这本书没有看过,刚才看了一下,比较重要的发现,目生说北大附中比人大附中好,而且他后来在北京有一次辩论是他和人工委,这是我原来不知道的,我是101的,所以我知道人工委,我看了以后觉得挺有历史感的。所以木生谦虚的说大人大附中不如北大附中、101中和清华附中,我想北大附中比人大附中强,我不知道,这都是一些小时候的故事,以前不知道,看到非常吃惊,特别是任公伟的辩论,我以前是不知道的。这是迅速看了以后的感受,发现比较有趣的地方,这个书里或者木生现在比较有时间的时候多穿插一点早年的东西是很有意义的。

    跟木生认识很多年,每有困惑的时候,开会一看木生在,坐在他旁边说几句,跟他小声说几句他跟我说几句,我说我明白了,就这样结束了。木生对我有指导,在我很困惑的时候指点我,90年代初期介绍我认识杜润生,对我的人生有很大帮助。我给你介绍一个熊猫级的人物,看到我的困惑,他不能给我解答困惑的时候,介绍一个熊猫级的,我一直不知道木生在做这样的思想构建,我今天看了这本书,我觉得他试图做的构建本身是很宏大的,但是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构建当中既有自己的想法、观察、思考,又有显著的宽容精神,我想这个宽容精神对于我们,刚才小刚说的我们现在缺乏共识,我想宽容对于我们仍然在困惑彷徨的时代是非常重要的。

    再一个我想说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大家互相骂仗的也很多。我们所出现这样的一种,实际上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思想自由的时代有关系的,我想很多人对思想自由是不承认的,也是不满意的,但是我想说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用Web1.0的形式,同时web2.0互动的形式发展起来的互联网的世界,这个世界彻底改变了中国媒体的版图。80年代我们想做媒体改革,在90年代我们跌跌撞撞想做这件事情,现在在11年,我们不能想象能有这样的进步。虽然我们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我们有很多遗憾,我们期待有更大的空间,我想我们首先要用好自由的平台,用包容的精神,用探索真理的愿望,在这个平台上探讨,我想有这样的平台,在这里思想撞击,尽管现在很糊涂,充满了谩骂、攻击、不负责任的指摘,我想同时有张木生充满宽容的思想构建的出现,我想我们达到实现令我们困惑的中国的共识不会太远。

讨论

    主持人:非常感谢上述十几位发言者,时间留了很多。下面有三个内容可以进行,一个是请木生先生做一个回应,大家确实光谱当中,言论当中展示了光谱的五颜六色。第二个,没有在规定中发言的各位,有兴趣举手。第三,第一轮发言过后,我想最重要的大家还有一些话要说,哪怕是交锋、吵架,大不了我们把这个门关上。木生先生先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木生:大家都属于专家学者,包括刘源这样的。军科的党组书记政委,刚才中间打了两次电话,他想借我的嘴说,其实就是他的意思,我们知道刘源其实是一个很包容的人,今天表现有一点不包容,吴思不要生气。吴思是我的老朋友,像刘源先生能够把整他整得最厉害的林彪的孩子,林豆豆,在河南找到他,然后把他接回来,然后在北京帮他在社科院安排工作,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这样,他不同意就直接说,就像我们和林豆豆一块吃饭,刘源和他说,你爸爸“文革“之前所有事情都可以从正面来描述,因为我的观点就是这样的,毛泽东是我们的一杆旗帜,左边和右面有不同的人,这本来很正常,作为一个政党是很正常的,但是斗争的结果,“文革”的结束,基本上是比较右这一边的都站出来的,左的一个林彪一个高岗,都不给翻案,这个是有他的规律的。林豆豆我一定帮你安排好工作,一定调回北京,“文革”之后你爸爸的行为不能翻案,你首先帮着毛泽东打倒97%的中央委员,九大,你和陈伯达两个联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结束“文革”了,要恢复正常次序,有合理性,但是你的头一个动作错了,所以现在不能翻。他就这么直白的说。他不是在80年代,不是在2001年以后,是在80年代,刚刚当了乡里头第17把手,一个乡的,刘庄,然后当了副县长,那个时候就跟李敏、李纳,那个时候是短缺经济时代,送米、送面,送油,不管你是什么。

    今天我看出来他的生气,接着打了两个电话,他说希望你问一下在座的,不管他观点是比较左还是比较右的,我们共和国成立了60周年了,共产党不管今天怎么不争气,我也看了很不顺,但是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如,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的,而且到了今天之后,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来代替他。你变苏联东欧,你有俄国的生态底座吗?你行吗?你接受普世价值,那个普世价值不就是今天的卡扎菲挨揍吗?所以我书里说的是“战争与普世价值观”,这么讨论问题。刘源让我带一句话,问问大家,除了共产党自己能够治理好,苏联已经证明了,其他谁能整垮?民主,民主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就是在经济上搞了新民主主义,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允许资产阶级发展,恢复五星红旗,一个大星中国共产党,四个小星,其中有两颗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我们星下面的。政治上没有搞新民主主义,没有搞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主席就改了,说我们新中国将来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那个时候就改了,为什么改?斯大林压的,他是有根源的。如果我们不帮斯大林打那场朝鲜战争,很多人说我们管闲事丢了台湾,我们不打,我们不出去,第一,扬眉吐气,我们赢得了朝鲜战争,虽然打平,那就是赢,谁能够对美国这样。第二个,我们从苏联得到了156个项目,那是我们的工业基础,以至于后来打金门的时候,那是为了保住台湾不被联合国托管,在那个之前把赫鲁晓夫请来,两个人山呼海啸胡侃,就是搞这个关系,一个烟雾弹,赫鲁晓夫前脚刚走,后脚炮轰金门,蒋介石也知道怎么回事,你在帮我,咱们是内战关系,连蒋介石也看成是民族主义者,要扔掉,要交给联合国托管,所以他对新民主主义的感情,可能有这个成分。

    第一我们干过那些,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个东西到今天能不能丢,你搞民主主义谁来搞,谁来领导,能回避吗?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至于腐败,群众的不满,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所获得的最大的成绩,也带来最大的问题,要拿什么来解决,刘源的思想里头,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你只能回到原点找自己,尤其是1942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包括张闻天、刘少奇,一块讨论,主席来陈述,论联合政府,也是1942年版的,不能看现在版的,和《共同纲领》。毛主席有一句话,什么叫做新民主主义?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我们特殊的国际条件下和国内条件下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有这句话。再有一个就是邓小平说,到2049年之前中国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什么不够格?哪方面不够格?他讲过六次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所以你拿什么东西在中国能够代替,现在我看一个叫张维为的文章,我研究了178个国家,凡是后来搞民主主义的都失败了,卡扎菲他搞过社会主义,搞过伊斯兰社会主义,后来投降,洛克比空难,赔了54亿美元,向西方投降不搞大规模杀伤武器,把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资料都给了西方国家,给了美国,其中70%是中文材料,然后和法国定了165亿的军购合同,和萨科齐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结果揍他最狠的就是萨科齐。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李零说终极问题是解决不了,可以讨论,大家都要宽容。

    就像我们看病一样,世界上有很多病治不了,不要说癌症,连牛皮癣、脚气都不能根治,主义也一样,社会一样,资本主义不行我们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行我们回到传统,歌词里唱的,全世界都说中国话,孔夫子越来越国际化,灵吗?也不灵,于是大家发现一个规律,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中国出了史玉柱,先搞脑黄金,由于扩展太快,资金链断了,跨了,又重新来,搞了一个脑白金,虽然几千家媒体说这个东西人根本没有办法吸收,但是他照样“今年爸妈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照样流行,你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时候,你只能找这个办法,人类社会找不到方法就找到宗教,宗教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我们今天我觉得李零最大的一个好处,从来不参加千军万马修长城,从来都是独断一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头,单打独斗成一人之书,不管是凤凰卫视还是中央电视台,让他去百家讲坛,都是一句话,“我特别讨厌电视里头我的那一张脸”。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大家的发言很精彩,不管哪个角度,我觉得,包括站的右一点,我的一个朋友,像王力雄写《黄祸》,《天葬》,人家又怎么了,给中国帮了大忙,克林顿看了黄祸之后直哆嗦,真要弄出黄祸,最后3000多万人冲到美国去,最讲人权的国家接受不接受啊?《天葬》,跟达赖有四次对话,他是小骂大帮忙,连达赖也得承认,真的大藏区和大自治搞不成,但是我还得喊。包括刘晓波,不管别的说的多么错,他对鲁迅的观点,我是赞成的,很肯定鲁迅的。

    所以我觉得在一个比较包容的环境下,大家能够把问题摆出来,把自己各自的观点说出来,能够达到我们当年80年代的境界,我在书里写的,杜主任带我们到中南海,粮食的问题,一个非常具体数字,就是我们3个月调查,1280亿斤,中央掌握这么多,剩下的都放开,取消粮票,中央以为最主要的领导人,特别思想解放的说了一句,什么1280亿斤,这些年轻人的思想太保守了,中央留1000亿斤,剩下的发放,我们有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冲着中央第一把手,“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的数字是拍脑袋出来的,我们是做了模型,经过3个月的调查研究,搞了很多测算”,我们当时也没想到,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到这个程度,跑过来按着这个同志的肩膀,“你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不好?”如果包容能达到这个程度,我看咱们中国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还有一点时间。

    白南风:我就木生这本书说一段话。木生和我80年代初期是一个研究团队,就是同事,后来李零也加入了。可以说我对这本书有几个感想,或者很欣赏的地方。

    第一个欣赏地方,你要批判什么,或者推崇什么,得了解是什么。木生说,你不知道是什么,就妄下结论,无论是中国传统问题的虚无论,还是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很多人没有仔细看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我随便举个例子,老子《道德经》五千年,5000字,而且这五千字写的很通俗,但是无论是推崇老子的人还是批判传统文化的,到底有多少人认真看过这五千字。道教把老子看作鼻祖,太上老君就是老子的化身,但是你要看过五千字,体会《老子》不是一个宗教性著作,也没有任何神、鬼、道家的思想,一点都没有,他是一个政治主义,他提倡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很多人从字面理解,无为而治,就是统治者什么不做就行了,也不是这个意思。无为而治的意思是不要开启民智,老百姓不认识字,没有文化,不能让老百姓谈国家大使,这样统治者才能做到无为而治,这样才好统治。

    木生:绝志去欲。

    白南风:绝志去欲是一个思想核心,小国寡民是政治理念。但是我们推崇的人把他说的跟神仙一样。

    在说儒家,刚才很多人提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走到这一天,或者在历史选择中,到底选错了现代化的理论,还是因为本身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分子,你的思想深处是不是有深刻的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国后来形成官僚体制,形成资源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底有多少是被所谓西方拿来这种现代化理论所左右的,还是思想深处,基因上,你就是一个儒家文化的继承者。我个人认为这个需要去研究,无论是骂传统文化还是夸传统文化。我们这些人宽容,乔良也讲到这个问题,宽容,是某一个主义带来的吗?还是因为传统文化有这样的基因,无论理想、信仰都是暂时的,所以全民就是要因地制宜,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识事务物,很现实问题的。

    汉奸问题就是一个识实务,我们有人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没有?李零认真考虑了,木生写这本书也是认真考虑这个。

    木生:写过《汉奸发生学》。

    白南风:这个里面有深刻儒家文化的影子,或者有强大惯性,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避免,包括在座,包括乔良的发言,很精辟。

    乔良:我经常这样说,我经常用很极端的语言表达中庸的思想。

    白南风:跟李零相反,李零是用中庸的语言表达犀利的思想。第二个问题就是独立思考,李零是一个很独立思考的人,他不依附任何派别,只说自己独立思考结果。他只要认真研究了,我就会欣赏,虽然不一定苟同。比如说普世价值,他从欧洲历史资料进行深入研究,但是他的结论我虽然不太赞同,但是我欣赏这种做法,他不是平口说,有历史资料作证,论证了普世价值的诞生以及历史功能。

    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非常欣赏,独立思考,说实话很简单,我们大家总是习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正是因李零这样的人存在,在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他真的不闻吗?他其实什么都知道,他写的很多书,古文字、古文献方面的书我看不懂,根本无权评价,其他的一些东西,印象很深刻,最深刻的是一个讲演在人大,这个讲演语调很温和,非常中庸,如果看明白了,观点犀利,就是深刻的骂了当时盲目推崇传统文化的人,或者扩大传统文化的人,后来就写了《丧家狗》,因为夸大传统化的人有的时候比虚无论危害还大,因为传统文化虚无论我都不屑一顾,不管怎么虚无,不管怎么强调,都不可能,你低估了传统文化的强大惯性。日本当年提出脱亚入欧,亚洲人不当了,当欧洲人,到今天日本搞的传统文化现状比中国还好,所以不必担心传统文化虚无论,要担心盲目论。我们讲盲目夸大传统文化的东西,有的人很可笑,科技部的副部长,在国外讲演的时候,居然这么说,中国是火药的发明国,如果不是因为某某,中国早就导弹上天了,可能在宋代就上天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两点非常欣赏,第一点,治学态度,严谨,一定要研究史料才能得出结论。第二个,就是木生引用的独立思考,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只说我自己想说的东西。

    我觉得你刚才说李零胆小,鬼大,不是,他字面不说政治,后面说政治。字面上没有,但是意思里面有。我觉得不仅仅是技巧,保证自己有发言能力、发言机会的一个技巧,更多的觉得,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清高,中国人有一个恶习惯,更多的是这个,更多的不是很滑头的政治技巧。

    翁永曦:今天我们是发布会,有很多媒体。

    周志兴:我一直说我是工人,搭台子,唱戏是别人,我跟木生不认识,但是我们《领导者》杂志发表过一篇读木生书的笔记,刚才送刘源下去说这个事情,我们基本是同时代的人,我是68届的。我跟刘源说,他在这本杂志上看到写你的那篇文章,因为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少奇组工作七年,跟黄峥一块,同时进去的。

    我还是比较赞成木生的这种超脱左右的想法,现在这种形式下,思想的争论比较多,左的,右的,都比较多,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如果说左派是零分,右派是100分,中间派是50分,0分到20分,80分到100分这两部分人很难交流,一交流就到打起来,21—79分还是有坐在一起讨论的空间。我现在在做一个共识网,取这个名字就是想取得共识,郊区有一个院子,希望请很多人去讨论,每年有100多次,1000多人,主要是三部分人,官员、学者、企业家,各种思想都有,我们也会有很多争论,我想很多人问共识网最基础的共识是什么?我说,要允许讲话,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要倾听别人。另外我认为取得共识还要有这种想法,有的问题可以取得共识,基本取得共识,比如说一些公共话题,我们前几年的时间曾经搞过一个公共预算改革的讨论,不涉及多党制,也不涉及民主,只涉及政府操作,很多官员不反对对公共预算进行改革,每年有很多预算经过人代会讨论,他们去执行这个话题可以做。另外关于司法方面的讨论,建立巡回法庭比如说把各级法院的隶属关系从本级政府解脱出来,不归本级政府管,这样的一些讨论我觉得可以做。另外我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看,我认为我们需要有民间智库的出现,我们国家有很多号称是民间智库,其实不是。比如说一些退休官员拿到政府的钱牵头做智库,拿着政府的资金不可能非常独立的讨论问题,研究问题,我觉得如果是说取得共识,民间智库非常重要的一条。

    另外就是刚才讲到中美之间的关系,美国的问题,现在跟中国之间,绕不过那个关系,大概一个礼拜以前,美国大使离任以前要接受我们的采访,谈了一下,其中谈到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有的共识还是有的,比如说谈到一个话题,我觉得很有道理,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比较容易取得一致,就是利益问题,在利益问题上,中美两国之间很多东西容易达成一致,但是价值观上他认为不容易达成一致,有一个普世价值的问题,最开始说的话,我们是一个搭台子的,我们的共识网,我们的《领导者》,从来不说我们有什么观点,我们是把别人的观点拿来。有人问我说,共识网和《领导者》做的非常成功,可能《领导者》更好一点,有人认为共识网可能是偏右的网站,《领导者》比较中性一点。我刚才说了几条,其中有一条,我们做这个杂志的人,本来没有什么观点,没有什么特别的学问,不是专家,所以我们可以容纳各种观点。刚才听木生讲,80年代初,我们的领导人有倾听别人的姿态出来,我觉得我们现在也需要倾听别人的姿态。谢谢。

    翁永曦:乔良刚才说的对,原则是研究的结果,不是研究的出发点,我看张木生这本书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跟掉到冰窖里,非常现实,得出的结论,我觉得也很现实,比如说,就说今天在中国,咱们能举出一万条不合理,一万条,甚至更多的腐败、贪污、共产党毛病,但是今天谁能取代对中国保持基本稳定下的发展,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取代,这就是现实。

    第二个现实,所谓的改革,共产党自己给自己动手,这手术不太好。都是心脏手术、肝脏手术、移植,不是小手术,有的是本源上的疾病。我看过这个世界上自己给自己动手术的最大的案例,有一篇报道,西伯利亚暴风雪,一个医生阑尾炎,直升飞机来不了,让护士对着他举着镜子,给自己做局部麻醉,反方向给自己做阑尾切除手术。但是我们今天要做很大的手术,要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再比如说30年改革开放,跟魔幻一般,6亿吨钢铁的产能谁能想象得到,当年1958年大炼钢铁,为了1070万吨钢,我记得把我们家的锅、铲子捐到学校去,炼铁,6亿吨,超过了排在我们后面2、3、4、5、6位的总和。

     木生:一季度如果不限制,7.5亿。

    翁永曦:谁能想象到,8亿部手机,3亿座机,5亿网民,3万亿美元储备,80年代初期,我们一人就发20美元,抠着花,这还是中国农业考察团,这些魔幻的,但是这个道路,中国模式不知道谁在研究,真不可复制,我拉你去孟加拉,看完以后感触很深。中国现代化没有办法学,以往的列强搞殖民地,我们发展起来,第一个是剥夺农民,搞工农业剪刀差,血腥腥的,统购统销,我们从源头整起来,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把你组织起来。第二步,我们现在搞城市化、现代化,我们照样把农民的低价土地拿来,但是这一条真是靠的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能力。打仗的时候,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建国以后,支部建在村上,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到孟加拉一看,搞不了,真搞不了。跟总理特别顾问谈,搞不了,一条路十年修不通,中国说模式特点,十年发展,政府强力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没一个国家学得了。

    最后我想表达一个想法,划小船,我在北海划小船,想掉头,一个桨朝前一个桨朝后立马倒过来,13亿人几十万吨巨轮要转向,拐弯半径估计得几公里,很大的半径,要很高的政治智慧,要把握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向中国提供过治理13亿人口的国家,有着这么长文明历史、传统文化的国家如何向现代化转型,这个任务历史还是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不可推卸。这个要非常小心,从农村包产到户的争论,到发展到遍及全国,提供一条可以借鉴的经验,缓慢的渐进的改良比剧烈的变革获得革命,回归性要小,返祖性要小,成功率要高。

    我觉得这本书好就好在这里,只能做成和只能这么做,特别冷静。

    伟东:我在《中国改革》的时候也多次接触张木生,虚话不说了,过渡到主题,现在大家都急着问未来怎么办?网上也在问,其他地方问在问。未来到底怎么办,各种道路之说非常多,革命之说多,改革之说也多,改良之说也多,左也有,右也有,木生给了一个路径,这个路径比名义上所谓右一点,侧重民主,我一直说这个东西在国际上叫做左派,讲究自由、民主、宪政,关注底层弱势的,一直是国际上的左倾思想,一直比较右的主张限制民主,包括前一段的高潮,反复研究的文章很多,在知识界有很多故事,我们也看到乌有之乡一些朋友强调回到“毛左”的思想,认为“文革”之前的很多地方是好的,大家也都看到很多人在说。 木生叫做超越左右,给出新的路径,就是既不回到文革前简单的道路,“毛左”要回的不是1949年前的道路,而是回到“文革”前的17年,某种权威领导下,基本是领袖领导下的政体,恢复到专制意味上的东西。木生从历史角度说回归更远,提出相对中道的道路。但是在我看来,我内心当中认为中国未来不管走多远,总要走到某种宪政的东西,这是我个人的理念。我认为木生的道路带有某种“宗左”色彩,这个是自己的评价。但是这个道路是不是一个现实道路?这个可能是一个现实的道路,而且我跟木生交流很多次,这个方案的具体部分也都清楚,“全民共国家的产”,全民所有制资产划成权益资金,纳入社保,不许花,不许分,如果能这样,要对农民加倍补偿,因为六十年社会主义跟农民无关。北京被全国人民至少供养40年,经济上的纲领。政治主张,共产党为主,某种意义上放开党内民主,党内可以有派,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四个星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我们搞了60多年以后,这四个都靠什么?等于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玩了60多年,四个都没有了,现在要这四个都回来,也是木生思想当中有的。

    今天社会变革我认为有四个基本形势,改良,改革,革命,造反,这四种形式,改良,由上往下修补原体制;改革,应该是体制转轨,由计划到市场,革命两种,一种由上到下,内部政变,把整个制度推翻了,换一个新的,也叫做革命。也有从下往上把整个推翻了,换一个新的,也叫做革命。还有一种造反,最糟糕是造反,就是打碎,原体制复制,就像农民造反,打碎建立新皇帝。今天的中国有人说改革已经死了,改良根本走不下去,革命成了某种形式普遍呼吁的东西。如果走向革命这条道路可能对中国是毁灭性的道路,而且没有主导的力量来主导社会变革的过程,也可能是毁灭性的,这两种担心无论是假设和逻辑都可能成立,当然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打碎了之后可以平稳建立,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翁永曦:但是我们国家没有这么大范围试错的本钱。

     伟东:所以我认为木生给出了比较现实的道路,在保持政治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你的经济纲领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带有革命性的改革,60年,有的人说搞了假社会主义,我也不这样说,至少社会主义跟农民无关,对农民就是假的。

    白南风:我觉得确切说,对城里人实行了农民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但是没有对农民实行。

    伟东:真正全民权益到每一个头上,而且历史来补偿,而且纳入社保基金,对我们30年的改革,从来没有敢这样想过,能够改成这样的,已经是带有革命意义性质的改革了。所以木生给出相对中间相对偏左的道路,我在路径上同意,在未来方法上,我认为这也是体现民主的。

    翁永曦:就是刚才乔良讲的我也赞同,研究问题和提出方案,过去大致就是三个,问题、症结、出路,或者现状、原因、办法。
白南风:我赞成乔良说,我也想就木生的观点说一下,包括刚才谈到的,强大的组织能力,在短时间集中,调动大量资源,使经济高度发展。这条道路虽然好像中国独有,我认为走到一定程度要顺天时而变,不是永远不变。日本就是这样,日本60年代经济起飞,固然有韩战的得利,如果不是这个也起飞不了,有这个外界因素,但是跟官僚制度与市场经济较好的结合有很大关系,他的社会资源分配能力,官僚抓在手里,不是纯粹的社会分配。但是后来的十年停滞,也与此有关,虽然表面看起来汇率变动导致十年停滞,那也只是一个诱因,本质的体制因素仍然是因为官僚政治过多的介入市场经济,在一个时间停滞上强调可以,但是是否永远追寻。

     于铁军:两个北大的老师,今天正好是清华大学校庆100周年,清华没有李零这样的学生很遗憾。翁总跟我们说,如果你想知道中国发展方向,在书中木生提出很多的想法,有根据的想法,那么我拿到的书比较晚,我刚才看了一下,有这样几点联想。我觉得木生少时的,其实是跟李零的交往,我是68年生的,木生老师是48年,20年,你说的那段我不懂,75年上小学,毛主席还在,那段感觉很深刻。对现在大学生来说,新的一代,以北大学生为例,他们对这段历史几乎不知道,不知道有很多原因,我觉得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想让他们知道,很多空白点,很多被遗忘的地方,我是86年本科,我跟李零老师差不多,第一堂课的遭遇,上《孙子》,讲点难的,结果第二堂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说,我来说其他人都不来了,课太难,都不上了,结果剩了一个人,是法国后来研究《孙子》的一个大家,还有一个也是李零老师的学生,印象非常深。那个书里面讨论这些方面的内容,知识分子他是有热情的。现在很难找到这种彻夜畅谈,促膝谈心的情况,我感觉如果从思想魅力,还是精神魅力,我觉得这一块很重要。第一个方面作为读者,原来副标题是“我读李零”,第一个作为读者。

     第二个,我觉得作为一个思想者,是不是基于经验的、理性的一个思想者的角色,现在大部分的公共知识分子已经被招安了,基本上讨论的问题,跟实际的现实距离比较远,而木生老师因为长期搞农村调研的工作,经验掌握事实掌握非常硬,我觉得他提出的一些想法,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来自于本土的资源。我觉得对我印象很深的。

     最后一点,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个方面集中在木生老师对国际的论述,有一些不同意,有时间咱们再讨教。举例来说对美国还有对日本的想法、态度,我觉得简单说,如果美国这么坏,或者日本这么坏,我们设想国际体系,现在这些问题是不是美国造成的?如果说国际体系不是美国做最后的警察的角色,换一个角色,换了中国,世界会不会更好,我绝对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对国内问题搞成这样,小学生90%长大以后理想是做什么?当官,简直可怕。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有这样的调查结果。相当的惊人。现在小朋友都是这样,我们怎么办?按照这本书说的,如果能成非常好。这个里面有一个循环,改造文化历史观从哪做起?一般说从教育做起,但是从北京大学,中国差不多最自由的地方,如果教育部一个副司长去访问,也会上头条的网站新闻,这是过去二十年的变化。改造文化历史观,从教育做不下去,那从哪做起?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还要从这里做起,因为政治决定一个国家的性质。
木生:我对美国的评价是,“既是世界的普照之光,又是罪恶之源。”

     吴思:序言中刘源提出一个问题,向木生和李零说中国不是封建专制自相矛盾的国家,刘源说你们不是,是什么,你们不回答,现在有一个回答,中国秦汉到民清……

    木生:我的书里面有一个,你想想最后一个汉族做皇帝的是明朝,明朝把国家折腾完的是万历,万历执政40多年,最后干脆有40年不上朝,为什么?是因为文官政治和政治顶起来了,和整个文官政治对立,皇权和文官政治是不是一种制衡关系?简单的说,冯天瑜提出一个,当然他的定义我也不同意,他就是“皇权文官”那样的一种提法,我也没有办法接受。我说他不封建只是说我们分封制是第一,最早的西周封建天下共主,西方没有。第二,我们的国既是有天下共主,而且很快走向了小国林立,很快走向六国,六国很快走向了大一统,这个大一统在历史上,和今天的共产党的领导,有对称性。

    白南风:也有本质区别。
    木生:本质区别是现代化。
    白南风:中国从来没有存在过封建社会,起码是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西方是人身依附,没有自由民,中国一直有自由民,中国农民阶层是自由农,有土地的。

    木生:商品太发达。

    白南风:西方封建社会私人是没有土地的,只有中国有。第二个区别,中国社会结构一直是官民二元结构,现在也是,咱们过去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很多人误解了,什么是家?不是家庭,家指的大夫的封地。什么叫国?国不是天下,诸侯的叫国,天下才是天子的国土,不是对自由民说的,对官说,民是没有权利遵循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对士大夫以上说的,对官员说的,中国到现在为止,都继承这个传统,官民二结构,过去有科举制,脱离民的身份进入官的身份,后来有高考,在就业改革之前,只要高考就可以脱离农民身份。

    木生:不是说没有专制。

    李伟东:不一定完全不对,秦以后的两千年是春秋封建之后的建立大一统专制社会以后,专制是对的,中间凡属于王朝更换末期都有封建因素上升,专制和封建是矛盾,专制从本质上就是反封建,把中国社会定义成封建社会,过去两千年,就等于站在封建立场上反专制。

    木生:亚里士多德说过,自由和民主一对矛盾。

    白南风:但是你说的专制是中央集权专制。

     李伟东:是中央集权,不是封建专制,我说的中央集权专制,一级是皇帝,一级是农民,他们两个是共同印证的,他们两个共同反对中权阶层冒出去,一旦封建地主阶级膨胀起来,专制势力从上面打压他,农民从下面打压他,当皇帝打压不了封建阶层,农民会起义把封建扫掉,恢复专制,这就是我们2000年的模式,某种意义上,共产党领导的带有农民革命色彩的革命,当然有现代化的农民色彩,带有农民革命色彩的土地革命,完全可能恢复一个个专制或者中央大集权的体制,反封建的结果,并不会反出一个新的现代化,极有可能反回去跟传统有印证的专制制度。走到这个问题的临界点,朱老板搞的东西,封建到了,影响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强大了,对下面不好了,中央政府内部从经济上考虑非常多,本质已经不是国际大环境变了,我们不再是封闭的系统可以再继续循环2千年。

    吴思:刚才提问,我说一个我的观点,我同意中国2千年不是封建,因为封建贵族没有主义,当家作主没有这个事,再往前秦朝以前有这个事。中国这一段准确说也不是皇权专制,这是李慎之先生的观点。如果中国就是皇权专制主义,刚才讲到的官僚集团对皇权的制约没有办法解释,还有潜规则,官员个人捞好处,立法定规,那个也没有办法解释。怎样一个概念,既能够包容皇权,定王法,又能够包容官僚集团、地方法规和部门法规,又包括官吏个人捞好处的潜规则,都包含在内,这个概念中国有没有?古汉语叫做“官家”。包括了皇权,一说官家,也是对衙门的一种称呼,这是官家的不是私人,官家又是对官僚个人的一种尊称,所以这一个古汉语的概念既包括皇帝,衙门,还包括官吏个人,三者在中国当家作主立法定规的,这个集团,他们是这个主义的。所以中国从秦汉到明清,我认为比较恰当的观点,中国这一段叫做“官家主义”,他们不能自己创造财富,另外的生产集团共存,比如朱元璋建立的社会是“小农官家主义”,分裂出佃农和地主,就是“地主官家主义”,地主是一个前缀,经典的社会集团就是乡绅。我们完成工业化,是共产党或者官家集团领导主导的消灭了乡绅,通过计划经济、车间,通过人民公社指挥工农,叫做“工农官家主义”,这是毛泽东。官家集团直接指挥工农,时间太长,效率太低,于是改革开放,把资本重新引进,叫做“资本官家主义”,这是我们的一个现状。我们现在不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在中国不能主义,始终也没有主义,现在主义的还是官家或者叫权贵,我觉得这样的概念描述能够把中国说通,把中国从秦汉到现在的历史贯穿起来。

     中国历代有一些封建复辟的时候,藩镇割据,一方独大,把皇帝推翻,比如说像唐末、魏晋,那个时候就是完成短暂的封建复辟,就是官家集团的衙门和个人过于强大,形成对官家主义的反动,官家重新隆起来,把它们并起来。这个词还能包容官家内部的几个主题的互动和博弈,一直到我们现在,社会主义就是对资本主导全球的体系的一种适应,一种后进国家在这种体系当中的适应,这种适应是什么?后进国家,也就是官家主义用行政力量全力推动工业化,顶替不能诞生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使命。我们走到这,再往下走,因为历代有一个权力不受制约崩溃的过程,又要解决官家自身的问题了,那个时候就要走向民主主义,所以民主主义或者新民主主义,重点是民主,不是君主或者官主,只要走到这一步,我们的现代化就可以说全面完成了。跟另外一条路并行的,跟资本主义并行的,都走到了民主主义的道路。现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准确说不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能当家作主吗?工人农民都有自己的投票权,都可以决定。按照新民主主义对应的概念,旧的、老的民主主义,是我们或者毛泽东的那一代对资本主义另一种描述,他们不认为是资产阶级,他们认为是民主主义的社会,我认为那也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白南风:民主主义的内涵,仍然是新阶级,官民之外没有新阶级,目前好像有很多阶层,资本家、民营企业家,知识分子也好,工农也好,他们都是附属。

    木生:古代的是叫小农市场经济,上层建筑就是大一统,就是你说的官家,要改变这个东西大家都有这个愿望,但是你不能,吴敬琏他们反权贵资本主义的方法不灵。

     光正:感谢木生同志,看了以后很受启发,感谢在座很多老师,很多老师原来名字很熟,生了好鸡蛋不一定要看母鸡本人,过去老吃好鸡蛋,没有看本人。今天有幸看到本人,我是万圣最忠实的读者,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在万圣泡着,万圣可以到11点,看书最多了。而且很欣赏万圣的模式,别人问我最喜欢的书店是什么?肯定是万圣,最喜欢读的杂志是什么?最喜欢《读书》,而且看了很多,从这学到很多东西,观点已经来不及学习了,我现在正在当学生还在中央党校学习。

    主持人:我代委托方抱歉,谢谢各位的发言者,谢谢各位光临,今天到此为止。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5-12 13:01:3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萧功秦 张木生谈重庆红歌

2011,红歌涌动的年代

唱红

    3月4日,为迎接建党90周年,重庆洋人街风景区“长城”景点举行千人红歌会。3000余名市民登上“长城”,共同唱响《歌唱祖国》《红梅赞》《四渡赤水》等近40首红歌。

    唱红歌不仅令传统的选秀节目“名正言顺”披上了主旋律外衣,并且还意外引爆了另一个收视率高点:挖掘了以往被忽视的“红色观众”。“红色观众”的阵营是否有如此大的力量姑且不论,但时下的新闻中“红色渐欲迷人眼”却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概括地说,红色文化、儒家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三者,都会对中国人未来的价值体系提供内容和方向。

    专家表示,不能忽视的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红色文化”跟“极左”一套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宣扬红色文化时,不自觉地激活了潜意识中的“极左”思维。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复说,对红色文化首先要有明确界定,要从新时期视角与时代需要予以甄别与继承。

    从1921年到2011年,中共九十年的成长历程中,红色歌曲曾经让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当岁月的长河流转到今天,红歌再次以令人意外的趋势在中国大地上被广为传唱。不同的是,这个流行季下的红歌,无论其本身还是所处的环境以及舆论的看法,与过去相比都悄然发生了变化。红歌能否拯救中国人近乎迷失的信仰,它又将如何服务于新时期的中国社会?答案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思考。

新红歌时代

    国学大师梁漱溟曾指出,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有两大怪异之处:一是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一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时隔多年,这个问题或许依然困扰着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当前的社会,最稀缺的是什么?答案不是外汇、石油、钢铁,而是 “文化”与“信仰”。

    这或许正是中国人一直看重“安身立命”的缘故。七十一年前,中国人走在文化与信仰的拐点,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喊出“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他开出的药方是新民主主义。他说,这种新文化应该是大众的,民主的,应该为90%以上劳苦农工服务。

    曾经激励过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新文化,现在似乎已经定格为一种信仰符号“红色文化”。如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背景下,当以红歌为代表的红色文化再度整装出发时,却意外地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讨论。

一座城市的红色突围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概括重庆,相信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红色”:红辣辣的火锅,火红的抗战文化,还有当下正如火如荼的“唱红歌”运动。

    假如正赶上某个节日或某项活动期间,走在入夜的重庆街头,你会发现它的特殊气质歌舞升平,一场又一场的红歌传唱活动,人头攒动,红旗飘飘。重庆老百姓一向热衷的“坝坝舞”,在红歌的感染下也焕发了新的活力。

    在重庆市的一家医院,墙上挂着雷锋端着冲锋枪的壁画,“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的剧照,还有毛泽东接近群众的黑白照片。这是该医院特意营造的红色文化氛围,院方解释说,让病人就诊治病的同时,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可以保持轻松、舒畅的心情,起到精神治疗的效果。

    最令人震撼的,是2011年的元旦,在市中心解放碑广场,聚集了数万名群众,齐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磅礴之势,气上云霄。重庆人选择用如此与众不同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这样的“红细节”还有很多。重庆市委党校苏伟教授是“红色重庆”的理论支持者,他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合著的《重庆模式》一书,如是描述:现在,重庆的机关、学校、企业、农村、社区、工地,乃至大街小巷和田间地头,不但大会小会之前大家要唱唱红歌,而且各种各样的红歌队伍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各种各样的红歌活动如春潮般此起彼伏。重庆的党政干部也成为红歌高手。

    重庆的“唱红”并非心血来潮,而是重庆主政者“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略深思熟虑”的结果。2009年6月,重庆市委三届五次全会专题研究了文化建设问题,制定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用文件的话说,重庆“吹响了"唱读讲传"、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战斗号角”。

    重庆的做法,引来了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颇具权威性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10”中重点推介了重庆,它给予这座城市的点评是:“中国的明日乐园,长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来。”

    对于重庆现象,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实地调研后给出了自己的判断:重庆的唱红,体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对各种矛盾和危机,执政党对塑造社会价值体系的一种寻找。这个判断,在重庆市领导的最近一次讲话中得到了侧面印证。2011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会见港澳主要媒体高层参访团时表示,重庆的唱红是“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传承,是对青年一代教育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2011,红歌涌动的时代?

    不仅是重庆。在迎接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曾经见证了执政党和一个国家成长的红色歌曲,似乎正在成为2011年中国文化的主旋律。

    早在几年前就将唱红歌活动搬上电视舞台的江西卫视,今年的“中国红歌会”宣传片发出了“火红一夏 惊艳中国”的口号。据主办方介绍,除了全国的唱区海选无盲区,还将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开设海外分唱区。几年间,江西卫视首推的“中国红歌会”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红色旋风”,收看节目的观众突破2亿,数千民间红歌手走上荧屏。而省级卫视老大湖南卫视,更是将2011年接下来的三个月打造成“红色青春季”,除了众多献礼片外,其多档歌曲类节目也都将高歌红色主旋律。

    有人说,唱红歌不仅令传统的选秀节目“名正言顺”披上了主旋律外衣,并且还意外引爆了另一个收视率高点:挖掘了以往被忽视的“红色观众”。“红色观众”的阵营是否有如此大的力量姑且不论,但时下的新闻中“红色渐欲迷人眼”却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各种以单位或社区的名义组织的“红歌大赛”“红歌演唱会”等动辄“千人同唱红歌”的场景,正在各地纷纷上演。红歌不仅出现在陕西榆林的职工大会上,还走进了天津的法院、延安的监狱,各种“红歌达人”梦想并实践着“唱红歌走遍中国”,“农民自筹资金唱红歌”的报道更是在媒体和网络上比比皆是。

    最新的一条新闻发生在河南师范大学。据《大河报》报道,一场“红歌进食堂,唱响你我他”的活动,正在河南师大举行,此后的两个月里,在食堂用餐的大学生将一边吃饭一边听红歌。活动的发起方、河南师大后勤集团党总支书记对此的解释是,“红歌具有独特的教化育人功能,唱红歌是对青年学子进行党的知识和党性教育的一次崭新尝试,高校应成为宣传红歌的主要阵地。”

    毫无疑问,高校的确正在成为这一轮唱红歌的主力阵地之一。而一个比较夸张的事例是,在五四晚会歌舞剧《红梅赞》中扮演江姐的大学生重庆师范大学的28名女学生,4月26日以江姐人物造型来到歌乐山烈士陵园参观。

红歌为什么这样红?

    看到红旗飘飘、万人合唱红歌的场面时,有人感到欢欣鼓舞精神焕发,有人则认为是一种“倒退”。

    一位老年朋友说,我们是唱着红歌长大的,每当听到旋律响起,就仿佛回到了自己年轻的过去,那就是我们的青春;但是,也有不少人将之与“文革”联系起来,认为这是“现实版的一出历史穿越剧”。一长春网友认为红歌任何时候都不过时,“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理想”,可是也有湖南衡阳网友表示,“和谐社会不是唱出来的,只有靠诚信、扎实工作,老百姓生活才能真正幸福。”

    中国2011年的红色热潮现象,甚至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美联社记者就注意到,北京一家红色主题餐厅里顾客与台上演员齐喊口号的场面,“对于许多人来说,革命年代的生活更有激情,更单纯,人们更团结。”事实上,这样的餐厅在中国各地早已出现多年,而其承载的功能除了怀旧,更多的或许仅仅局限于一种娱乐消遣和餐厅特色营销范畴。

    在众多争议背后,一个网友的建议看上去颇为新颖:“希望创作一首治理贪污腐败的歌,让所有当官的都来唱!”该建议立刻迎来了很多喝彩。从某种程度上看,该建议似乎与江苏卫视主持人孟非的观点异曲同工。孟非将唱红歌理解为“信仰缺失年代的革命理想主义教育”,“想法不错,注意一下方法就好”。事实上,善意的理解者多半都愿意从信仰缺失的角度来理解红歌和红色文化的这次浪潮。

    孔东梅是毛泽东的外孙女,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以传播“新红色文化”为主。孔东梅对红色文化有着自己的理解,她说,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政治学家,我只是希望能够从文化的角度来传承这份精神遗产。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当前的“红色文化”,似乎更符合当前多数国人的心态。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地方政府倡导“红色文化”无可厚非,但也应当尊重不同种类的文化,并允许多元文化发展。

    “旧的已经被打破,但新的却未建立起来。”这正是中国社会信仰和价值体系面临的现实,或者也是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的尴尬。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萧功秦看来,这是社会转型期的正常现象,我们不能冒进地试图塑造一个主流价值体系,而要依靠各种文化相互竞争、自我成长,让中国人民来筛选,做出选择,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也是一个不能缺少的过程。

一个“红旗歌手”眼中的红歌

    《五星红旗》是苗族歌唱家刘媛媛的成名之作。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这首歌曲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一年,刘媛媛只有20岁出头;十年后,刘媛媛与功夫巨星成龙携歌曲《国家》亮相国庆60周年大型焰火晚会,这首歌也随即被口口相传。今年4月8日,刘媛媛再和成龙推出建党九十周年献礼歌曲《民生》。据媒体报道,《民生》被许多年轻人认为是最好听的一首主旋律歌曲。

俄罗斯红色经典:为团结而传承

    当新的俄罗斯从苏联解体后的失落,开始回忆当年的光荣时,国家需要重新为全民建立定位。此时,音乐是最好的工具。

    5月1日,在莫斯科地铁列宁图书馆站,突然传出一阵音乐声。来自几十年前的旋律在略显昏暗的地下大厅间游走,掠过地铁墙壁上列宁的头像,让人仿佛有种被带回苏联时代的时空错觉。

    原来这是地铁公司为庆祝劳动节假期(4月30日-5月2日)专门播放的前苏联歌曲。它们以电影配乐为主,比如《高加索的女囚徒》《伊万换工作》《小心汽车》《我行进于莫斯科》等。在苏联解体后,“五一国际劳动节”改名为“春天和劳动节”,这个节日被俄罗斯人看作春天的开始。

    而紧接着“五一”,还有俄罗斯的“五九大假”,从5月7日到9日。莫斯科地铁公司将计划播放另一批苏联歌曲:《胜利日》《最后一战》《三个坦克兵》,以及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的《喀秋莎》等。

有选择地继承“红色记忆”

    从整体上看,苏联解体后,当年的红色经典大多数仍能在俄罗斯流传。不过,不同作品因为背景和含义不同,流传的程度也不一样。


 

 

萧功秦和张木生谈红歌文化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萧功秦

中国税务学会副秘书长  张木生

    “概括地说,红色文化、儒家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三者,都会对中国人未来的价值体系提供内容和方向”

红色文化中有很多优良传统

    《国际先驱导报》:你怎样理解当前以红歌、主旋律影视剧为代表的红色文化?

    萧功秦:对红色文化做界定很重要,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红色文化中有很多我们优良的革命传统,比如民族献身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些是值得后人去纪念和继承的。但有些“红”却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它们同样分享了“红”这个概念。对此我们必须十分慎重。不能笼统地谈红色文化。

    当前,中国社会对“红色文化”的解读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亮剑》,主题是显示共产党人的人性光辉,体现共产党人的人文情怀,背后更多的是弘扬民族精神,而并非以往的弘扬一种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我们现在的“红色文化”,更不是文革时期的“红色”了,而是包含了很多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

    张木生:现在的“红色文化”是相对于当前社会红尘滚滚、物欲横流、缺失信仰的背景来说的,它有着很现实的探索的一面,比如“唱红”之后出台的是民生政策。因此,对于政府来说,重塑红色文化,实质是一种动员、一种舆论、一种唤醒、一种挽救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的手段和方式。

    Q:红色文化能否再次给执政党带来强大生命力?

    萧功秦:这个问题值得讨论,要特别慎重。如果说,从执政党“文化寻根”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这个民族也需要从历史上与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资源当中,汲取精神营养,以丰富自己未来的精神资源,其中当然也就包括“红色革命”积淀下来的优秀的革命遗产。

    如今,当我们提倡红色文化时,我们的主观意图肯定是从它的积极面出发,但客观上,不能忽视的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红色文化”跟“极左”一套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宣扬红色文化时,不自觉地激活了潜意识中的“极左”思维。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复说,对红色文化首先要有明确界定,要从新时期视角与时代需要予以甄别与继承。

    张木生:弘扬“红色文化”,目的是让执政党以及群众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是怎么来的”,“要到那里去”。因此,弘扬“红色文化”是很正常的,是一种凝聚人心、鼓舞干劲的手段。美国人也是这么做的,比如好莱坞拍摄的那些大片《巴顿将军》《兄弟连》《拯救大兵瑞恩》等等,都是一种鼓舞。

红色文化是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Q:你觉得红色文化能填补信仰与价值之缺吗?

    萧功秦:不能够,它只能是当前中国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部分,虽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单独依靠它支撑起我们现在乃至未来的价值体系。我们现在是生活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应该吸收世界文明的各种优秀价值。如果我们提出让“红色文化”来主导我们的价值体系,这本身就意味着排他性。如果由政府来主导推动,这种做法也不太合适。正确的做法是,应该让它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在社会实践中接受检验,接受来自社会不同方面的充分批评与质疑。

    Q:那我们应该如何构建我们的价值体系?

    萧功秦: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难题。现在的情况是,旧的已经被打破,但新的却还在摸索当中,某种程度上,中国处于价值体系的空白期。中国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让社会上各种健康的文化自主生长,相互竞争,并给予充分的时间。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找到一条道路:既符合我们的民族精神,又继承了红色文化;既能整合中国人的人心,还能跟人类的普遍价值接轨。

    Q:在重构价值体系之前,需要坚持哪些前提才能不致于迷失方向?

     萧功秦:要坚持三种精神:和谐精神、公民责任精神以及自由创新精神,这三者都是世界文明发展中形成的公认的普遍价值。具体到中国身上,我们的“红色文化”中革命者的责任,可以转化为公民责任;我们的儒家文化中可以找到大同与和谐精神;而自由竞争与创新的精神则可以从西方文化中找到源头。概况地说,红色文化、儒家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三者,都会对中国人未来的价值体系提供内容和方向。

    张木生:如果一个人说,他的药可以包治百病,那肯定是忽悠人的。当前的中国,要超越左右之争。超越之后道路怎么走?很简单,就看能解决当前中国什么问题。中国需要告别“不争论”的时代,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不能再新瓶装旧酒。

 

 

 

 

 

俄罗斯总统总理带头公布家庭财产状况

让中国政府高官沉思

2011-02-03

猫娜丽莎

  新华网莫斯科4月12日电(记者谢荣)克里姆林宫网站和俄罗斯政府网站12日公布了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政府总理普京等政要向税务机关申报的2009 年个人及家庭财产状况。  
  梅德韦杰夫2009年的工资收入约为333.5万卢布(1美元约合30卢布),比2008年的413.9万卢布少了约80万卢布。同2008年一样,梅德韦杰夫在俄境内承租了4700平方米的土地,并与夫人斯韦特兰娜共同拥有一套367.8平方米的住宅。梅德韦杰夫有12个存折,共有逾357.4 万卢布的存款,比一年前的存款多65.6万卢布。在梅德韦杰夫申报的财产中还包括一辆“胜利”牌轿车。
  第一夫人斯韦特兰娜没有工资收入,只有一个存有7503卢布的银行存折。斯韦特兰娜拥有一辆1999年产的大众高尔夫轿车,还有总面积为32.5平方米的两个停车位。总统的儿子伊利亚尚未成年,没有收入。
  普京申报的2009年总收入为388.9万多卢布。普京拥有1500平方米的土地、一套可无限期使用的153.7平方米的住宅以及18平方米的车库。普京有3辆汽车和一辆拖车。普京的夫人柳德米拉没有工作,收入为582卢布。
  政府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政府成员中,自然资源部部长特鲁特涅夫申报的收入最高,为1.55亿卢布;运输部部长列维京排名第二,收入2160万卢布;农业部部长斯克伦尼克的收入为1080万卢布,排名第三。
  政府副总理中,收入最高的是今年1月被任命为政府副总理兼北高加索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赫洛波宁,收入为6795万卢布,他的夫人收入为1370万卢布;副总理舒瓦洛夫的收入为6529万卢布,他的夫人收入为6419万卢布。
  在总统办公厅官员中,申报收入最多的是总统顾问雷曼,收入为9300万卢布,大大高于总统的收入。总统新闻秘书季莫科娃12日就此解释说,由于总统梅德韦杰夫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因此他的收入比许多政府官员的收入都要少。
  2008年12月,梅德韦杰夫签署并批准俄罗斯《反腐败法》,其中规定国家公务员及其配偶、子女必须向税务机关提交收入和财产等信息。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5-12 03:51:02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红色风暴。。。

朝圣重庆 新老左派或现合流

法广

     中国著名毛派网站“乌有之乡”组织“红色旅行团”于四月末到重庆考察,受到重庆当局高规格接待。五月十日,一则名为“重庆市公安局热烈欢迎乌有之乡红色网友”的信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此次活动的文字稿内容显示,四月三十日,“乌有之乡红色旅行团”共八十余人,在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周京平的陪同下参观了重庆市“打黑除恶”专项成果展,并高度赞美重庆“唱红打黑”举措。旅行团网友代表乌有之乡向重庆市公安局赠送了大红色锦旗,称其为“人民公安红心卫重庆,红岩儿女热血铸精魂”。

    和中国大陆长期奉行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政策相背,薄熙来提出“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乌有之乡网友在考察中赞美薄熙来“顺天时,应民意”,甚至称其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并称赞薄熙来“认真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党的群众路线……重庆的警民关系又回归到了毛主席时代的水平。”

    文字稿以典型文革式的语言称,同志们无不振臂高呼“坚决支持重庆市公安局的打黑除恶行动!向重庆市公安局致敬!向重庆人民学习!”并称,通过本次参观,“同志们更加认清了极端右翼势力攻击重庆模式的险恶用心。让诸如《南方都市报》等汉奸媒体不实报道的罪行显露无疑”。

     重庆市公安局对此次考察给予高规格接待,不仅由政治部主任周京平亲自出面接待,还组织工作人员在门口列队欢送,电子屏幕上更显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网站各界红色网友莅临我局参观”。

    “乌有之乡”是当今中国大陆著名毛主义左派网站,也是极左思潮的标志性声音。值得注意的是,从照片水印可以看出,这一消息最早发布在具有自由派色彩的凯迪社区“猫眼看人”论坛。但到五月十日夜间,“猫眼看人”论坛已经无法正常显示这一消息。

    在“乌有之乡”的网站上,未能检索到这一信息。但以“重庆红色之旅有感”为副题的网文鼓吹“两个半凡是”,即“凡是爱戴、拥护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思想的一切行为,我们都应该支持、赞成;凡是由毛主席缔造的党、社会主义中国和人民解放军我们都要坚决拥护、爱戴;由薄熙来创立的“重庆模式”,我们都应该理直气壮地赞成、支持、爱戴和拥护。”(凯文)

 

乌有起诉茅于轼是大好事

中选网

    我们最近在网络上看到,孔大教授对感谢日本侵略的人是那样的五体投地,而又口口声声骂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是“汉奸”。然而,被他崇敬的对象曾经以“尽一切努力保存和壮大自己军力,让国民党与日本去拼战,消耗其力量,然后待机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为战略方针。孔大教授是真恨还是假恨汉奸,可见一斑了。

    最好玩要算是那个山人。别人在说:“人们不敢讲真话”;他居然也跟着说:“还有一种势力是人们不敢讲真话的重要原因:就是盲目迷信西方的‘拜西教’崇洋媚外的势力。”

    看来,孔大教授和山人肯定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维护这一套到底了。而衷心拥戴毛这一套的这支队伍,也并不是那么铁板一块和一成不变的,它正在起着变化呢。

    有网友报道说:“乌有之乡已经有人征集联名举报茅于轼。” 如果属实,这真是大好事啊!首先想要搞清楚的是:他们到底是“举报”还是“起诉”?因为根据网友在后面说的“我倒真想有关部门能接受举报,正式立案。”来看,应该是起诉,是准备走法律程序。

    网友说:“立案以后,就得搞清楚茅文到底是哪里诽谤了毛泽东。到时候,我国近代史上的众多疑案就不得不真相大白。”“最好最高法院能接受乌有之乡的举报后并给予立案,那茅老就可以请辨护律师,而律师就可以查档案查保密资料并询问相关证人了,那最后是毛有罪还是茅有罪,不就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吗?”

    不过,这样的好事不出现,仍然是桩大好事。因为,在乌有及其征集来的人中的大多数,并非孔大教授和山人那类专门误导他人的人。他们一定能够明白:这不予立案意味着什么?从而,他们也一定能够对自己曾经的“信仰”有清醒的认识和反思。

    也许,这所谓的“乌有起诉”也仅仅是传说,并无此事。那么,我这里说的,也就算是对他们提出的希望吧。

 

 

 


发件人:"tian" <xtos@live.cn> 2011-05-13 10:03:1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Date: Fri, 13 May 2011 10:03:15 +0800

“三炮部队”正在为美武装侵略中国制造理论依据

右翼势力害怕中国左转,正与美国形成更为紧密的互动机制

田忠国

2011-5-12

    随着左右两派理论斗争的加剧和重庆唱红打黑的持续进行,“三炮部队”由过去的恶语相伤或简单的价值标准颠覆,变成了理论体系的建构。这一事实说明,右翼势力害怕中国左转,正在同美国形成更为紧密的互动机制。所以,为防止巨大灾难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我们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睁大良知的眼睛,密切注视战争阴云的形成。

    当然,战争的孕育、发生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而且,有其内在的生成机理,即,战略结构中的价值标准、价值目标同其它战略结构价值标准、价值目标的矛盾冲突,相互对抗的结果。而战略中的价值标准、价值目标,是为其战略目标服务的,比如说,美国的战略目标,一是控制全球资源,二是控制中国。因此,离开美国的战略目标谈合作,就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中国不同美国合作,而是,合作必须建立在严格标准的基础上,在对抗中寻求合作,在合作中拆解美国的战略控制。

    或许有人反对我们的观点,说,有对抗就没有合作。其实,这种论调证明,执此论者并不懂得对抗与合作的辩证关系。举例说,抗美援朝是不是对抗?为什么对抗?一是保家卫国,二是出于国际道义,尽一个国家应尽的责任,三呢,说了大家会信得少不信得多,因为,对抗的目的是为了合作。结果,到了19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来了。所以,在国际事务中,没有对抗就没有合作。可惜中国的大小官员,包括那些所谓的战略学者,真正懂对抗与合作辩证关系的人太少、太少了。这且不说,还把合作做为唯一的标准应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应对美国,其结果只能是,只有中国对美国的配合,没有两国的合作。改革改革是这样,开放开放也是如此。

     说到改革开放,我们不止要问:真的是设计的设计?

    已有的历史事实和现有的现实早就证明,中国的所有改革开放,都是配合美国要求而暂时推出的,并最终形成了国际潜机制。到目前为止,我们唯一能看到的顶层设计,一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二是“摸着石头过河”,美国随叫随应。直到现在,特别是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的“里程碑式成果”,更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所以,我们可以说句绝对的话,里程碑式的战略对话成果,把中国左转的路完全堵死了。除非中美开战,中国拒绝战略对话“里程碑式”的成果。或许有人说我们说的太过绝对,但是,价值逻辑是呈现未来现实的主要途径。

    正因为如此,美国才在战略对话前后,“三炮部队”才从一般的价值标准解构,上升到全面的理论建构,为彻底颠覆中国已有的价值标准而努力,并为美国武装侵略中国制造理论依据。美国何时武装侵略中国?这要由中国软和硬两方面决定,也就是说,过软则美国会采取战略控制的办法。坚定不移,一决生死,则会消除中美间的战争。换言之,软,就是按照美国设计的改革路线一直走下去,最后完成由中国人执政的殖民化国家,可以避免战争。硬了,以战争制止战争,同样能阻止战争的发生。当然,“三炮部队”为美国制造武装侵略中国的理论,一方面是为控制中国做准备,另一方面也为其主权信用一旦遇到挑战做准备。其实,从美国印刷美元的机制上看,美国根本就不在乎主权信用危机,而在乎维持深入世界各国肌体的吸血管道,所谓主权信用,不过是美国维护深入世界各国肌体吸血管道的理论体系,或者叫骗子理论。这同“三炮部队”制造的理论体系如出一辙。所以,在主权信用理论里研究债务安全战略,无疑是越深入研究,其安全战略越不安全。所以,我们建议那些所谓的战略专家,跳出主权信用理论体系,针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做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才能寻找到中国真正的国家安全战略之道。其实,也不用到外国寻找,只要深入研究一下毛主席的战略体系,就能看出个眉眼高低,取舍标准。

    可惜,到目前为止,不论左右,也不论政府或者民间,人们对“三炮部队”的重大转变视而不见。或许有人困惑,文革时期怎么没有“三炮部队”?当然,有人会说那时候太落后,没网络,但事实上,那时没有“三炮部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大众人人拥有动态纠错权。所以,一位网友说:“一切否定文革的人,他们自己都将因为他们否定文革而被历史否掉!”诚哉斯言。

    但是,不容讳言,由于价值标准错位,或者说价值标准美国化,我们发现,在处理国际、国内问题时,一次次判断失误,都为中国未来埋下战争阴影,比如,明明是美国实施全球资源控制战略,针对中国的战略投资采用军事打击手段,打击利比亚,中国却对此误判为制止暴力,不仅失去了担承维护世界道义的机会,而且,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还要失去同利比亚的战略合作关系。当然,除了误判导致的这两大损失外,也为美国武装侵略中国留下了缝隙。“三炮部队”的理论性出动,正在把误判的缝隙逐渐撕大,为美国发动突然军事行动或制造政治动乱、颜色革命给出更大的空间。所以,适时改变误判导致的不利后果,就成了中国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因为,随着美国经济危机全面向深度危机发展和美元霸权地位的失落,战争风险不是变小了,而是更大了。或许有人认为,中美之间刚刚进行战略对话(不论这种对话对中国是有益有损),加之中美之间经济一体,很难分清二者的关系并进行剥离(中美国),美国又一再声称中美间不会有战争风险,而且,经中国努力三十年,终于建立起中美国式的战争避险机制。但是,正是这种战争避险机制,我们认为才加大了中国的战争风险,因为,中国向往的战争避险机制,恰恰是美国控制中国必不可少的步骤之一。再则,价值判断标准的错位和国家战争意志的削弱,“三炮部队”从简单的价值标准颠覆到侵略战争理论的成型,都说明中国努力了三十年建立的战争避险机制,恰恰是招来军事打击的主要原因。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朝鲜在利比亚大使馆的被炸,正是北约,特别是美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政治阴谋,是对中国战争意志和判断问题能力的试探。因之,我们认为,中国应直接揭穿美国的战争阴谋,而不是依然以错位的价值标准同美国做出同步判断。如果中国依然以错位的价值标准同美国做出同步判断,中国就无法看出“三炮部队”的严重危害,而以异质思维包容之,同时也为美国武装侵略中国制造了新的空隙。本来,我们面对中国可以包容“三炮部队”异质思维(比如说“求是论坛”等媒体),却无法包容我们的同质思维(捍卫立国思想)的残酷现实,我们想再不说话(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但每每想起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我们所说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指党和国家的性质),想起中国面临的战争风险,我们就再也顾不得个人安全问题了。

    我们希望我们思考,能引起高层和全国人民的三思。

    附文:

三炮部队高级成员gese111为美国武装侵略中国写下的发言稿

    美国是世界正常秩序的维护者,美国愈强大,世界愈安全。挑战美国的权威,就是挑战正常的世界秩序,而中国政府一直都是以反美为导向,是世界秩序实际的破坏者,无耻让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提出的任何议题,都是愚蠢下流的。我不想和中国政府说什么,仅简单总结俩句!因为和中国政府这种又蠢又混的畜生流氓,的确无话可说。

    中国政府最白痴的语言,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政府最无耻的语言,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及重大关切!中国人对道德的认识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中国文化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王权至上,中国文化的行为准则是无毒不丈夫!

     中国那么自然地走上了前苏联疯狂军备竞赛的道路,推行军国主义体制,大肆鼓吹军国主义思想,谋求扩大自己的军事势力范围,却不让美国有冷战思维,中国把自己排除在世界文明国家之外,无视国际道德准则和联合国决议,却不要脸的要求别人尊重中国的核心价值,而这个核心价值仅仅是满足中国统治者的个人利益,践踏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政府超发人民币,操纵汇率,明目张胆的掠夺中国人民,甚至用他们豢养的党卫军直接屠杀中国人民,却谴责美国要求中国不操纵汇率,搞贸易平衡是干涉中国内政,还强迫美国承认中国搞的伪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些赤裸裸的无赖手法。

    只要这个世界还有正义感,中国蠢驴政府的种种无耻要求,就绝对不可能得到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的支持,所以中国政府就用剥削中国人民的的血汗钱,为自己在世界上购买支持者,大搞金钱外交,以劣等黑人为伍,拉拢全世界的流氓无赖国家以壮自己的声势,明里暗里支持朝鲜和伊朗这样的反人类政权,并恶毒武力威胁台湾和周边及其民主国家。在国内利用爱国主义愚弄国内的傻子和流氓,把党的利益凌驾于所有中国人民和中国国家利益之上,其手段卑鄙下流,混蛋反动至极!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5-13 08:55:2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如何看待恐怖主义

中国对拉登之死的不同反应

文编

2011-05-12

    拉登被击毙后,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总监张欣在第一时间在新浪微博中作出反应:“拉登是阿拉伯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在中国网络言论对拉登之死的反应中,类似张欣这样的话本来不足为奇。从 “911”发生当天,北京一些大学校园像过节一般敲打锅碗声震天动地到当时在美国的一个中国记者团听到消息后情不自禁地鼓起巴掌开始,很多中国人一直对国际恐怖主义感情深厚,尤其反映在互联网上。

    张欣的身份不同,他的名字和央视联在一起。人们很难不把他的私人言论和央视的导向联系起来。

    自从911以来,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中国官方除了在国际场合发表的声明,一般的新闻报道上总是避免对国际上的反恐斗争做旗帜鲜明的处理。张欣情不自禁的言论从侧面为人们提供了一点线索。

    但张欣的这条微博也遭到了成百上千条的围攻谩骂,这也说明了中国的另一种现象。即使政府态度暧昧含混,民间有不少人已匍匐在了西方霸权和强权淫威的脚下,有的则是带着另一种目的加入了这场大围剿。这些人多被斥为“西奴”。

    一个国家内出现多种观点和声音是正常的事,但可看出社会分裂和对立的程度。政府反而成了一个中间者。

    一位叫王道一的网友在微博中这样写道:

    美国人杀死的是拉登的肉体,作为基地组织的精神领袖,一个死的拉登甚至比一个火的拉登对美国人更有威胁!一方面,拉登的被杀将激起基地组织更加疯狂的报复;另一方面,一个拉登被杀掉恐怕会有更多的拉登站出来!要知道恐怖组织不止一个基地组织,基地组织也不止一个拉登!拉登的死亡,极有可能让更多的恐怖组织觉醒后更加团结起来,形成更大的实势力!

    基地组织为什么偏偏要与当今世界的霸主美国过不去?究其原因,正是因为美国人凭借自身的霸主地位,处处与阿拉伯国家作对,从而激起了穆斯林世界的民愤!压迫越强反抗就越激烈!以暴制暴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都知道黑社会的老大无人敢惹,但真得将哪个不怕死的小混混逼到孤注一掷的地步,恐怕迟早会有一天遭到抱死一搏的小混混的暗算!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美国人的确实力无人能敌,但恐怖组织躲在暗处,且在世界的诸多国家都有组织,况且在他们的脑门儿上大都没有贴上什么标签儿,往往不知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就会有一个或者几个人体炸弹冲出来和你同归于尽!岂不是防不胜防?

    碍于美国人的面子,不少国家跟在美国人的屁股后面,充当反恐的走狗,到头来自己反倒成了恐怖组织袭击和报复的对象!极端的行为必将导致极端的结果。你杀掉的恐怖分子越多,就会有越多的穆斯林甚至穆斯林的同情者站出来,加入到恐怖组织与你作对!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越反越恐,将美国拖入一场永远都难以结束且往往不知敌人在何处、何时会出现的战争泥潭!

    只要穆斯林还存在,就会不断地有人站出来以恐怖的方式报复美国及其追随者!美国人没有能力将穆斯林斩尽杀绝;更没有胆量这样去做,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将招来一切正义力量的合力反击!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天怒不可犯,如果美国人胆敢与天作对,那么定遭天谴!要知道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日本的海啸就是很好的例证!

    长期以来,人们都羡慕美国人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安逸的生活环境!但如果美国人如果继续沿着现在的路走下去,迟早会让美国人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没有安全保障的人群,因为他们将可能无时无刻不提防那些不知身藏何处,随时都可能冲向他们引爆炸弹的自杀式袭击者攻击的目标。而那时无论他们国家的军队再强大、武器再先进都于事无补!美国人到了该反省的时候了!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 <yuweiyuwei4@hotmail.com> 2011-05-05 22:24:26 +0800收件人:"仲 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西方文明正史之质疑

西方文明正史之质疑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艺术系教授  河清

2011年3月30日  首都师范大学

      如果做一个自我介绍的话,我最早是学法语的,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是工农兵大学生,76级,最后一届工农兵。后来到浙江美院读了西方美术史的研究生,87年去法国读博士,在法国待了十年。学术方面比较泛,比较杂。本专业是法语,后来是艺术史,后来对别的方面也有涉猎。我是去了西方以后,才回过头来真正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好处,中西方文化的差别。我的第一本著作《现代与后现代》是在法国写的,1990年底写完。那时我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差距”,而是一种“差异”的关系:“差距”是先进落后;“差异”是你我不一样。而且在这本书里,我已经在批判进步论,就是“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指出进步论背后是西方中心论。当我去年买到或者说读到了这本《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的时候,我觉得它提供了太多的详实的史料,来批判欧洲中心论,让我感觉特别的高兴。终于有这么一本书,一个西方人完全是从史料,大量的史料,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史料,来证明:所谓的西方文明,是吸收了大量的东方文明的成果,西方文明的起源大量源于东方。所以我今天讲座的标题“西方文明正史之质疑”,相当程度上是为了推荐这本书。

      100多年来,我们在书本上所读到的西方历史、世界史是西方人写的。我们都知道,知识是一种权力。谁写的书,谁在发布一种知识和信息,其实是代表了他自己的利益,为他自己在辩护。比方说现在的“蒋介石热”,很多学者根据的是蒋介石的日记。他的日记当然是要将自己写得很好,所以都把蒋介石写得很高尚。现在出现了大量的把历史反过来的说法。所以知识是一种权力,这是我所要强调的。

     今天我们在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看到的历史都是西方人写的。而这种西方人写的西方文明正史,充满了西方人的历史优越感或者文化优越感。根据这部历史或者西方正史,西方人自古就文明。西方历史开始于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跳过去,然后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然后是工业革命,人权、自由、民主,一脉相传,让人感到西方文明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其他文明,完全是它自己自生、自发产生发展出来的一种文明。在这样一种历史描述下,在这样一种知识体系灌输下,我们都仰望着西方,崇拜着“西方文明”。

     100年来,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怀着一种极度的崇拜,同时也深深地背负着一种文化上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在今天依然非常的深重。那么这种文化自卑感是从哪里来的?其源头或者直接的源头在哪儿?根据我的体会和研究,我认为中国人的这种文化自卑感根本上是来源于西方的“进步论”。进步论,大家可能很少听到这个词,国内的学术界近年慢慢地有了这个词。事实上,国内最早说进步论的可能就是我,因为我这本书是1990年底写的,94年在香港出版。现在这个词在国内学界出现多起来了。进步论其实就是“社会进化论”。进步论的实质是一种西方文化中心论,或者欧洲中心主义。我们也可以说,进步论也是西方人写自己文明正史的“春秋笔法”,就是完全无视其它的文明,把自己的文明打扮成最先进的。

     进步论产生的时间是在1780年前后,法国大革命前夕或者法国大革命期间。进步论在西方的产生,跟西方人开始写自己的文明史是同时的,其实是同一个东西。西方提出社会进化论的第一人,是一个法国人,叫做孔多塞,是一个贵族。他写过一本《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草图》。他当时特别受鼓舞于英法在美洲的殖民,他感到了一种英法文明的优越感,同时也为当时英法两国所经历的文明和技术的进步感到骄傲,因此产生了一种“英国和法国是? 死嘧钕冉

     在1780年之前,就是在孔多塞之前,西方基本上是崇拜中国,崇拜中国文化。大家知道,十八世纪在欧洲是一个“中国热”的世纪,在各个方面。我是学艺术史的,他们在艺术上大量地吸取了东方情调,如中国的陶瓷、茶艺,包括园林艺术,传到了英国。当时的伏尔泰、莱布尼茨都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者。18世纪的西方人,都是把中国看做理想社会,把中国当做一个他们未来要模仿、取法、学习的一个榜样。因为当时的法国是封建君主制,宗教不宽容。而中国是文人当政,宗教宽容,社会平等,因为中国有科举制度,平民百姓都可以通过读书达到社会的高层。所以在1780年之前西方是崇拜中国文化的。

     但是在1780年以后,西方人慢慢开始自我感觉好起来了,就开始把自己的文化看成是最先进的,其它地方的文化都停滞不前、落后,只有西方是理性的,其他地区都是非理性的;西方是文明的,其他地区都处于野蛮的、蒙昧的状态。

     在孔多塞之后,像黑格尔、孔德、摩根、马克思、韦伯,都是在这个线路上,把欧洲、把西方描绘得非常文明理性,而东方都处于一种未开化、停滞不前的状态。黑格尔认为中国是处于历史之外,是一个非常蔑视中国的人物;马克思也把东方的生产方式叫做“亚细亚生产方式”,处于一种叫做“东方专制主义”制度下;韦伯写过一本《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这样的书 。我以前关注的是这本书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论述。但实际上韦伯的真正用意还不是论述新教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他更主要的是在说为什么西方会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西方有理性,西方把劳动理性化,而非西方国家没有理性,没有把劳动理性化,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而韦伯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个人,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学,韦伯是祖宗。他是西方社会学一个祖师爷一样的人物。他把西方文明描写的非常的优越,影响很大。

    所以可以说,19世纪是西方大规模写文明正史,西方文明正史开始确立的一个时期。西方中心论就是在19世纪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并得到确立。

     西方人把西方文明看做是独立自生的,与其他文明没关系,就像“圣母玛利亚童贞生子”的一种情形,因为圣母玛利亚是没有与男人发生关系就生了基督了。西方文明没有与其它文明发生关系它自己就产生了,所谓“欧洲的奇迹”。这个比喻特别形象!还有一些西方中心论者,把东方比作彼得•潘。这是英国一个小说家笔下的人物,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那些西方中心论者认为西方已经成人了,而把东方比作永远 长不大的彼得•潘。东方永远处于一种昏聩、非理性的状态;西方是主动的,东方是被动的;西方是父权、阳刚式的,而东方是女性、柔弱的。

     这种西方文明史观在19世纪得到确立,然后通过它的知识体系向全世界进行传播。两百多年来,进步论或者社会进化论随着西方知识体系的确立,在全世界得到传播。以至非西方的文化人也接受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说,开始了文化自卑,崇拜西方文化,鄙视自己的文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全盘西化论。

     中国自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之后,社会进化论一统中国文化人的天下。天演论就是社会进化论。从那个时侯开始,中国人被这么一种西方中心的学说所毒害。我把进步论或者社会进化论称作“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这种精神鸦片的毒害,在今天的中国依然非常的惨烈!

      自从进化论传入中国以后,首先爆发了五四运动,提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全盘否定中国自己的文化。当时中国文化人就提出要消灭汉字。有一个口号叫做“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他们也对,因为文字就是一个文化的基础,你不把这个文字消灭掉,怎么能把这个文化否定掉呢?你要把中国文化消灭掉,一定得先把中国文字铲除。

    胡适是宣传这种全盘西化思想的代表。他认为,人家走路、吃饭都比中国人高明,各个方面都比中国人高明。中国人就是姨太太、小脚,这就是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概括。鲁迅先生也否定中国文化。他看中国历史,读了半天最后读出两个字,“吃人”!这种否定中国文化的案例、说法和人物可以无穷无尽地举下去。而且,这种思潮或者说这种思想,不仅深深影响了胡适这样的自由派,还深深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左和右都受到了五四精神的深刻影响,都是否定中国文化,崇拜西方文化。只不过,左信奉的是一种消灭私有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右信奉的是英国和美国的自由主义,如宪政。但是民主,德先生、赛先生,左右两派都是完全信奉的。

     所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次“文化热”,可以说是五四精神在八十年代的又一次大爆发。当时的所谓的文化热,再一次批判中国文化。有一部专题片叫做《河殇》,它就认为中国文化属于黄土地,黄河,黄种人,这是一种黄色的文明,西方文明是一种地中海的工业文明,是一种蔚蓝色文明。中国文明已经枯竭,已经再也不能流淌出新文化的血液,必须得走向西方蔚蓝色的文明。五四时候很多学者认为,世界文明分为三个阶段。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或者第二阶段叫做古代文明,第三阶段叫做近世文明,而中国则处于农业文明或者说是古代文明,还没有走向第三阶段。所以八十年代其实是重新拿出了五四一些文化人的老调,认为中国文明处于比西方落后一个阶段的文明,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了一个比中国更加先进的状态,中国文明必须向西方文明,如今被称作“普世文明”。

    今天,前三十年的一种西方的乌托邦破灭了,后三十年我们又开始去崇拜另一个西方的乌托邦,所谓“民主宪政”。“左的乌托邦”失败了,“右的乌托邦”在中国依然十分时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里面,尤其是文科学者里,占据绝对压倒性的优势。他们认为中国必须走向民主化,搞多党制,就是没想到中国自己文化的价值。

     进步论对中国的危害是非常深重的!实际上西方历史远没有西方文明正史所描写的那样文明,中国历史也远没有像西方文明正史所描写的那样落后,是一种封建、专制的历史。在最漫长的人类历史时期,或者有文化历史的时期,西方是长期处于人类文明圈的边缘,长期野蛮落后。而东方,阿拉伯文明,中国文明,则长期是处于人类文明的中心,居于领先地位。

     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可能会大吃一惊:历史怎么会是这样的?怎么可能呢?只是我们今天所学到的知识,都是西方中心论。但事实应该是我刚才说的这样。只是西方文明正史完全不承认它从东方文化,从阿拉伯文明和中华文明中吸取成果,都说是自己独立发明的。可以说今天我们所接受的西方文明史是一部伪史。所以我认为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是一部颠覆西方文明正史的作品。它以大量详实的史料批驳了欧洲中心史观。

    我读了这本书大概有四点归纳,前面三点更多是与这本书有关,第四点是我自己的发挥。第一点,是东方最早引领全球化。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般我们都认为全球化开始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就是说从1500年才开始所谓的全球化。但事实上所谓的全球化,从基督纪元500年就开始了,比我们今天所习惯认为的至少要早1000多年。而基督纪元500年所开始的那个全球化是东方引领的,是东方主导的。

     这里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500——1100年的时候是以中东、北非为中心;从1100年开始,也就是从中国的宋代开始,这个时候是以中国为世界文明的中心。第一个阶段是以中东、北非为中心的全球化。在基督纪元610年时候,有了穆罕默德伊斯兰教的传播,伊斯兰教不仅是宗教,也是文化,也是经济。伊斯兰教从610年开始慢慢就统一了中东和北非,甚至还占据了西西里岛,地中海南边和西边的西班牙的一大半,都是伊斯兰的。当时伊斯兰的文化区把地中海当做是自己的一个内海。伊斯兰教不仅向非洲,也向东传播,向印度传播,一直传到中国,它的传播力量是非常广泛的。

    与韦伯认为只有西方才有资本主义重商精神的结论相反,其实伊斯兰文化是一个非常重商的文化,因为穆罕默德自己就是商人。而且根据伊斯兰的教义,致富也是安拉真主的仆人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一点和新教伦理很相近,因为新教伦理非常鼓励发财致富。所以说当时的中东北非这些伊斯兰文化地区,已经出现了非常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贸易非常发达,交易非常的远距离,像巴格达、开罗,印度的卡利卡特,或者中国的广州,这些城市都是国际大都会。而相形之下? 裁蠢锼贡尽⑼

    埃及,当时控制了东西方贸易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线路,红海到印度,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线路是埃及控制的。埃及自己也有非常发达的蔗糖业、亚麻业。我们今天英语的sugar,其实它来自阿拉伯语sukkar。不仅仅是埃及,整个非洲也具有相当高的文明。我们现在认为非洲贫穷落后,是因为它被西方殖民者灭绝了当地的文化,整个地把非洲文化给彻底地灭绝了。现在很多非洲国家连自己的语言都没有,要么讲英语,要么讲法语。而在西方人去非洲殖民之前,非洲是相当的繁荣,有很多、很好的城市贸易。

    到了基督纪元1100年以后,随着北方的蒙古帝国建立,实现了一个跨欧亚大陆的、非常辽阔的这么一个帝国,它带来了一个叫做“蒙古治下的和平”(Pax Mongolica).所以在这个地区里没有战乱,商人远距离贸易得以保障。包括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包括马可波罗到中国来旅行,都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所以当时东西方之间,北边有蒙古帝国,南边有伊斯兰,海上有埃及跟印度的贸易,当时的这种全球化贸易是非常发达的,并不像我们现在的历史书所告诉我们的,是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发现了新航线,才开始全球的贸易。其实在西方文明之前,东方早就相当的文明了!

    到了基督纪元……我为什么老说基督纪元,是因为我个人不赞成把基督纪元叫做“公元”。中国人又不信基督,你为什么要把他的诞生年份作为中国的时间的开始呢?你可以像台湾的“民国……年”那样,新中国在基督纪元1949年建国,你可以搞一个年号嘛,你可以搞一个“独立元年”,今年是“独立61年”,都很好呵!那样可以跟自己的历史对接。现在的“2011年”,跟中国的历史没有任何的对接!是吧?犹太人有犹太人自己的纪历,伊斯兰有伊斯兰自己的历法,日本有自己的年号,都可以有自己的纪元,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有自己的纪元呢?都可以有自己的。

     到了基督纪元1100年的时候,就是宋代的时候,我们今天都知道汉唐了不起,其实宋代更了不起。唐代只是一个开端,真正对世界产生现代化影响的,更多的是从宋代开始。很多现代的科技成果,都是在宋代被发明出来。我们今天只知道英国有工业革命,其实宋代时候就已经有钢也有铁,开采煤矿,开始使用焦炭,就是能源革命和工业革命呵;还有农业革命,精耕细作,各种各样的农业技术被发明,并得到普及;还有军事革命,中国在基督? 驮?/SPAN>800多年的时候发明火药,1231年发明火铳,1288年发明大炮,都是军事上的重大贡献!我们以前总是说,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只是用来作焰火,西方人用那个火药拿来做大炮,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只是中国人没有使用大炮像西方? 四茄叩酃饕宓牡缆贰V泄

     宋代还有航海革命。今天我们都知道四大发明,其中有指南针。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往往都没有把指南针的发明跟航海事业发生关联,甚至认为中国发明指南针是风水先生拿来作罗盘用的。因为我们习惯认为中国是封闭的国家,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其实明朝中国的航海、海外贸易非常的发达,非常大量的在进行。最近有一个西方人写了一本书叫做《白银帝国》,我们才知道中国的明朝这么利害,全世界的白银都到中国来了。西方人搞的那点香料贸易却被无限夸大了。
我们怎么会形成中国是一个封闭国家的印象呢?是西方人的历史书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国家,长城是中国封闭的象征。长期以来中国那些文化自卑的人也跟着西方人这么说。明朝是一个非常强大、繁荣的国家。美国保罗•肯尼迪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列强的盛衰》,其中最早的一个强国就是中国的明朝。

     第二点:“西方”身份的确立,是基于对“东方”的妖魔化。欧洲人为什么会产生“西方”这个概念,产生“欧洲”这个概念,是建立在“他者”观念的基础上。他们先创造出一个“他者”,就是“东方”,必须得是跟它敌对的,然后才有了“西方”。有了“他们”,邪恶的“他们”,才有了“我们”。从基督纪元1000年开始,西方人对东方人,对伊斯兰文明就开始妖魔化。

    这种对“东方”的妖魔化,是为那些欧洲封建主统治农奴提供合法性。因为西方的封建主对农奴的压迫是非常残忍的,农奴没有任何地位,农奴没有权力离开土地,比中国的农民处境惨多了。中国农民两千年来一直可以自由流动,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西方封建制完全是农奴没有人身自由的制度。西方的封建领主、贵族,为了维持这样的统治,必须创造出一个敌人,于是就把伊斯兰的东方描绘成一个非常恐怖的对手。其实,伊斯兰的文化要比西方文化仁慈得多,人性得多。西方人的十字军东征,占领了耶路撒冷后就屠城呵,耶路撒冷血流成河。但是阿拉伯人重新夺回了耶路撒冷之后,对西方强盗并没有以牙还牙,并没有把他们都杀了,而是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在阿拉伯人统治的时候,耶路撒冷城里各种宗教和谐存在。但西方人? 剂斓氖焙颍捅匦胫荒苄欧罨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继续对东方妖魔化。比如但丁写的《神曲》,其中写到地狱,他把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放地狱的第八层,把穆罕默德描写成非常恐怖的一个形象。所以今天美国人、西方联军打利比亚,打伊拉克,都是西方文化对伊斯兰文化一千年或者长期以来的一种仇恨和敌意。今天我看电视,新闻中把英语里“联军”这个单词翻译成了“多国部队”.人家那个单词的本意就是“联军”,可是中 国却把它翻译成“多国部队”,显然是担心直接翻译成联军会让人想到当年的“八国联军”吧。我们的文化“精英”,是非常替西方作掩饰!联军就是联军嘛!怎么能是多国部队呢?所以中国的那帮媒体“精英”,整个的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

    第三点,西方的“崛起”,完全是偶然+帝国主义。

    西方的所谓“崛起”,并不像今天中国的那些文化自卑的“精英”所描绘的那样是“大国崛起”,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好,他们有民主才崛起,完全是扯淡!西方能够崛起,是因为他们搞帝国主义。最早的帝国主义,西班牙、葡萄牙,那是些什么地方?不毛之地!伊比利亚半岛那个地方,不产什么东西,也并不肥沃,种个葡萄还可以,它没有其它东西可以出产,所以就只有抢了!哥伦布到美洲去,也是要抢块地方呵,他们先是沿着非洲海岸抢,然后抢到了美洲,发现了大量的金矿银矿。为什么说是偶然?因为其中一个偶然,是中国的明朝使用白银作为货币。假如中国不使用白银作货币,那么西方的白银再多也没用呵!正因为中国明朝开始使用白银作为货币,而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美洲抢了大量的白银黄金,所以才能跟中国做贸? 住?/SPAN>

    拉丁美洲为什么叫拉丁美洲?因为南美洲主要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统治,除了巴西讲葡萄牙语,其他地区都讲西班牙语,都是拉丁语系,所以叫拉丁美洲;北美洲主要是荷兰、英国、法国的势力,北边更多的是新教徒。新教徒对待印第安人的方法,是种族灭绝,杀掉,杀光。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原来有两千万人,今天只剩下几十万人,圈起来那么一个地方,让他们自生自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也是杀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按照现在的统计,欧洲殖民者在美洲杀害的印第安人,至少有5000万!美国的那些总统,许多是靠杀印第安人取胜才当上的,军功嘛!杀印第安人有功有赏,杀一个赏100美元。所以北美把印第安人杀完以后,那些土地就拿来种棉花,因为印第安人拒绝当奴隶,谁来种?所以欧洲殖民者就从非洲抓来黑人来种棉花,给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原料。从此把印度的纺织业打败了。

    西方“大国的崛起”,我们的电视片从来不提这种帝国殖民主义因素,从来不说是帝国殖民主义让西方崛起,而是都说它的政治制度好。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政治制度不好。这是非常有问题的。

    西方所谓的文艺复兴,都说是把古希腊、古罗马的东西复兴了,而从来不说它是从阿拉伯人那里拿东西。意大利是西方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它处于欧洲最东边,最靠近东方,所以是意大利近水楼台,最早从阿拉伯人那里拿东西。今天很多东西,西方文明正史告诉我们,是意大利人发明的,而实际上都是阿拉伯人发明的。我们的历史书告诉我们,“日心说”是哥白尼发明的,而其实远在哥白尼之前,有个阿拉伯人叫沙蒂尔就发明了日心说;“地理大发现”,说是达伽马发现了印度。其实那条航线,中国的商船、阿拉伯的商船早就在行驶了。霍布森提到,那个达伽马能够到达印度,是一个穆斯林人给他领航,并不是他贸贸然、茫茫然就发现了印度,而是有人在给他领航。甚至现在还有一个说法,美洲也不是哥伦布最早发现的,而是中国? 朔⑾值摹S幸槐臼榻凶觥?/SPAN>1421年,中国人发现了美洲》,是英国的一个领航员叫做孟西斯在前几年出版的,中国也有翻译,但是没有什么影响。像这种能够大长中国人志气的书竟然没有人去宣扬,其实这本书在全世界发行几百万册,是影响非常大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发现了一张海图,这张海图不是哥伦布之后而是哥伦布之前的一张海图。他根据哥伦布的一些航海日志,然后整理、考证出是中国人最早发现了美洲。大家可以去看看,至少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西欧当时的农业是非常落后的,包括播种技术,包括马上套的那个轭呀,那个犁呀,都是从中国,从东方传过去的。根据霍布森的观点,1700年以后,英国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的技术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他说瓦特发明的那个蒸汽机的原理,跟中国的那个风箱的原理是相同的,都是空气一进一出,是从意大利传到了英国。他进行了某种关联性的考证。英国的纺织机械也是从中国传到印度,从印度传到意大利,然后再传到英国。所以西方的? 娇蒲Ъ际酰⒉皇瞧究斩

    中华文明对西方的影响不仅仅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而且在制度、思想方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尤其发生在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比方说“理性”的概念。理性是西方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其实当时西方启蒙思想家能够对西方君主制,对西方的宗教进行批判,是中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像伏尔泰批判宗教的不宽容,其实他是受到中国模式的影响;还有“自由”的概念。英国的“自由”概念,也有中国的渊源。现在这样的说法越来越被中国的知识界所接受,甚至被中国的自由派所接受。就是说,英国亚当•斯密的“自由”概念,它最早是来源于中国。中国有一个叫“无为而治”的说法或做法,影响了法国重农学派的魁奈。魁奈把这种“? 尬

    第四点,今天讲的最后一点是,中国历史并非是专制的历史。今天中国的文化人、读书人都已经深深地受了西方正史的影响,认为西方是理性的工业文明,中国是落后的农业文明,封建、专制。

    一般地说,“专制”是个贬义词。英语是dictator,就是欺压人民,完全为统治者自己谋利益,这样的一种制度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专制。但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从来都不是像这样一种从贬义意义上去理解的制度。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两个要点:其一是中央集权,就是“大一统”,从秦代开始;其二是“为民”。可以说“集权为民”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一个根本的原则。马上打天下,他要用武力,他要中央集权;马下治天下,他? 捅匦胍

     一个社会总是由少数人统治的,但这个少数人的统治必须“为民”,一个“为民”的王朝可以延续很长时间。假如这个皇帝不“为民”,实行暴民残民,对不起,那么很快大家就可以把他推翻了。这个道理很简单,秦始皇实行暴政,很快就被推翻了。但是中国的朝代常常都有两三百年的历史,这是西方历史所不可梦见、不可想象的。西方哪里有这么长时间的和平?西方历史上最长时间的和平,一般都是说罗马和平两百年,以后就再没有过两百年这样长时间的和平。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学者叫做亨廷顿,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整部欧洲历史,“战争是常态,和平是非常态”。这跟中国那些文化自卑的“精英”所讲的不同。他们坚信,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战争、充满了残暴、充满了杀戮,而人家的历史则是理性的、文明的……他们不? 鞣降睦吠耆且徊空秸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是一种“集权为民”的制度。舟必须为民,否则你这个舟就要翻掉了,这是个辩证关系,中国人很早就理解就明白这种辩证关系。我们的儒家学说,也并不像今天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愚忠,一种奴化思想。你读一读《孟子》,孟子说把那个夏桀杀掉了,只听说是杀了一个独夫,而没有说是“弑君”。不是一个违反儒家伦理的弑君,而仅仅是杀了一个独夫而已。只要这个君王不“为民”,人民是有权推翻他的。孟子的说法就是,你君王对老百姓怎么样,老百姓就怎么样对你,“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仇宼”,对吧。君视臣如好朋友,则臣视君当然也不错,君仁臣忠嘛。君臣之义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只要你服从,不是这样的。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个中央集权,不能简单地把它混同于专制。中国现在一说集权,那? 褪亲ㄖ疲泄

     实际上,中国的政治制度从秦代开始实行郡县制,是非常现代的。秦以前,都是分封制,很容易造成封建割据和国家的分裂。而秦朝的郡县制,由皇帝任命各个地方的行政长官,这是非常现代的行政方式。西方只是到了现代形成民族国家时,才有了我们秦代的那种制度。

    另外,中国的科举制使中国很早就进入了一种平民社会。今天的英国,贵族势力还是非常的强大,英国的上议院就是贵族把持的,英国的等级制可不知道要比中国严重多少,这种high class 和 low class 之间的区别非常大。法国相对来说比较平民化,英国还是非常明显的等级制度。中国自有了科举制度,平民百姓,一些非常贫穷的人只要认真读书,就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正是中国的科举制度,让中国的贵族门阀制度消失了。现代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完全是学了中国的科举制度。英国最早实行公务员制度,是1855年在印度最早实行,用考试的方法来招聘行政官员。这以前,也是贵族子弟把持官位。那些贵族的纨绔子弟根本管理不了印度,英国当局就采用考试的方法来招收那些帝国的行政官员。所以中国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一直到1800年都是世界领先的地位。霍布森认为,欧洲到了1840年才最终超过了中国。对于中国的经济,现在越来? 蕉嗟娜丝

    另外一点,大家可以去看宋鸿兵的《货币战争3》。他认为国家主权的根本是金融主权。到了清代,中国已经没有了货币的主权。要用钱的话,就要向外国银行贷款。那怎么还人家的贷款呢?就是把我们的海关关税给抵押出去,到后来没钱,就把铁路也给抵押出去。所以清朝后期已没有自己的金融主权,用钱只能向外国人借,那你这个钱就永远还不清了,利滚利、利滚利,你怎么能还得清?你金融上面不独立,整个国家的经济,乃至政治,就 都不能独立。

    所以中国的衰落或者被西方赶上就是最近一两百年的事,被西方人欺压得不像样。最后终于有了毛泽东,毛主席,才让中国能够真正独立起来。

    在座的同学可能不一定会赞同我的观点,因为现在大学里的文科基本上都是反毛、否定毛泽东占据主导地位,把毛泽东妖魔化得不成样子。我本人是认为,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千古民族英雄!他那种胆识、魄力、世界眼光,真是一千年才出这么一个人。他在争取中国民族独立的过程中,能够抵抗住西方的打击,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还能反打人家一下,最后取得胜利,多么了不起呀!凭当时这样一个烂摊子中国,他竟然能够跟美国叫板,能够跟美国打,是多么伟大的勇气!今天的中国,毛泽东留下这么好的底子,两弹一星、核潜艇什么都有,可是今天中国对美国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美国人说一,中国人不敢说二……打利比亚,中国投了弃权票。俄罗斯人觉得联合国搞了小动作,后来马上谴责打利比亚。中国呢?“表示遗憾”,好像? 妊歉

    中国是一个面对西方保持独立主权的国家:日本它富吧,但是美国在日本有驻军,根本不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韩国很富吧,但是美国在韩国也有驻军,它也不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德国很富吧,美国也在那里驻军。只有中国才是独立的,知道吗?但是中国没有很好地使用它的独立地位,反而搞自我殖民,自己靠上去依附于美国!对吧?

    我想,今天中国的这种状况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中国的文化精英都是在英美文化的灌输下被洗脑,都迷信西方的文明正史,认人家是文明,自己是野蛮、专制。

    美国人当年很聪明呀!庚子赔款,留下一半,另外一半用来培养你的留学生。当年,天主教、基督教都要来教化中国。明末清初,利玛窦到中国来,是天主教的耶稣会来教化中国。他们走的是上层路线,差点成功。很多上层的大臣都信了天主教,甚至皇帝也有了好感。只是后来由于罗马教会过于执着礼仪之争,所以耶稣会让中国天主教化没有成功。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美的新教到中国来传教。以前是天主教,现在是新教,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天主教时他们用的是钟表呀、天文历法呀、火炮技术改进呀等等;而新教用的是什么办法?他们用的是办医院、办学校,很成功呵!尤其是办学校,一百多年来,他们在中国培养了几代亲英美的中国知识分子!这种文化上的影响,文化? 系呐骱α耍≌钦庵治幕系挠跋旌臀幕背负着文化自卑,在文化上还是对西方跪着,跪对西方,没有真正站起来。

     20年来,我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应该重新肯定我们自己的文化,重新回到自己的文化源流,重新续接被五四横断的文化流脉,中国才能复兴。

    一个国家的复兴不是靠经济起来了就可以了,它必须同时在文化上强大起来。一个文化自卑的民族能谈崛起么?今天的中国应该清算进步论,清算社会进化论,恢复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自尊心。我们要有自己的核心文化价值观!这样你才有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对吧?假如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心文化价值观,你哪里来的文化软实力呢?

    根据我的归纳,中国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有三个:仁、义、为民。仁、义,是儒家文化最根本的价值,是道统,是核心的核心。

    我们政府今天能够说和谐,不错。中国文化确实是一个强调“和”的文化,但是“和谐”这个现代汉语词,显得有些泛化,没有“和”这一个字来得有弹性,内涵丰厚。“和谐”反倒显得很苍白。不过我认为“和”还不能真正代表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文化最核心价值观的,是仁和义。

    我们可以不承认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可以不承认。如果你们那些个价值可以普世,那么我们这些个价值也可以普世。西方人讲人权,中国人讲仁义。一个人不仁不义,那么这个人就不是一个人。难道一个人可以不讲仁义吗?对吧!这是从我们的文化价值观来判断一个人。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完全可以和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对等。第一,“仁”对等人权,我认为完全是可以对等的。“人权”是从个人出发,讲一个人天生就有各种权利,从个人出发。而“仁”是两个人,互尊互爱。双方都是强调和确保人的尊严。西方要求的人的尊严,是从个人出发,而中国强调的,是两个人彼此之间的尊重来实现各自的尊严。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书叫《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概括是:“对对方的尊重”,这就是中国文化的要义。对对方的尊重就是仁,仁者爱人。所以西方是从一个人,我们......

    所谓“natural right ”就是人处在自然状态里面所具有的权利。但是人并不是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里,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状态。在一个社会状态里,你只能享有“civil right”!你既然处于civil状态,那你还谈什么natural right?所以,“自然的权利”所谓天赋人权是不存在的。我们都说“君权神授”是迷信,那么“人权天赋”是不是也是一个迷信呢?天是什么?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你享有天赋的权利呢?所以所谓天赋人权只不过是代表了一种道德上的要求而已。作为一种道德要求是合理的,但它是无法得到实证的。它跟君权? 岣诱镜米〗拧R蛭。

     第二点,“义“对等自由。义者宜也,就是“应该”呀,就是应该怎样;西方的自由就是在法律的框架内你可以干你想干的事情。应该说,把freedom翻译成“自由”是有缺陷的,甚至不那么准确。大家知道free这个词,最早在英语中是指“没有主人的奴役”。后来引申意义上,在法律没有约束你的状况下,或者说在法律约束之外,就叫做free。但在中文里,“自由”是“由自己”。“由自己”就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西方“自由”的概念跟法律密切相关。只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是free。但是中文的“自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用中文的“自由”来翻译西方的free是不确切的。准确地说应该叫做“无拘”:一种没有受到法律拘束的状态。我觉得“无拘”是freedom更准确的翻译。

    “自由”是法律,“义”是伦理。西方的自由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干你想干的事情,中国的“义”是在伦理的范围内,干你想干的事情。

    第三,“为民”对等民主。刚才已经讲了,“为民”是中国政治文化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民主,只是一个虚幻的口号,一个乌托邦,从来没有实现过。我专门有一本书《民主的乌托邦》来讨论这个乌托邦,同学们可以在网上阅读。

    “仁、义、为民”这三个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跟西方的“人权、自由、民主”三个所谓“普世价值”,我认为是完全可以对等的。

    今天这个讲座,就是借推荐霍布森的这本书,希望我们能够重新认识西方历史,重新认识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不要被西方的文明正史所迷惑,不要被进步论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所迷惑。我们应该对所接受的知识有一定的反思。像这样的一本书,我们大家都应该去读一读。它有让你感到非常意外的东西,因为我们长期被西方文明正史所熏陶或毒害。几十年来,我们脑子里灌输的都是这种知识。我们应该了解另外的知识,那些被西方正史所掩盖的知识。

    除了看这样的书,我们还要看一看我们自己文化的经典,知道中国自己的文化是非常了不起的,不应该去迷信西方的文化。你们现在可能感觉不深刻,因为你们现在都还没有去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要真正了解西方,还真需要在西方生活一段时间,我们会获得一种平和、平等的心态,而不是一种自卑的心态,就像老一辈的30后、40后、50后、60后甚至70后去了国外,他们永远都羡慕人家。但是中国的80后不一样,80后去国外生活了一段时间,他们的心态是非常平和的,没有自卑,非常客观。所以我非常寄希望于那些出过国的80后。而之前

    今天就利用这段时间来跟大家进行交流,有什么不对的,希望大家提出来,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对西方的这种崇拜,我们又重新陷入了一盘散沙的状态,我们外交上显得软弱无能,在国际上丧失发言权。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都不能理解,五四时期像鲁迅和胡适他们这些人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持一个整体的否定态度。在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反思以往的文明是很正常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去考虑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中也有好的、优秀合理的东西,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否定,这个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他们那些人是不可能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的,为什么要对中国文化持如此激烈的、整体的否定态度呢?这里请老师为我做一个解答,谢谢!

     回答:其实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全盘整体的否定,也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很多其他国家也都发生过这种文化自卑、全盘西化的现象。比如说俄罗斯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当时有西化派和斯拉夫主义两派之间的论争。后来还是西化派占了主导地位。但是在苏联解体后,斯拉夫主义在俄罗斯又重新起来,就是东正教文化。我想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会全盘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是因为被小日本打得太惨了。甲午海战,中国那样一个天朝大国竟然就被一个东瀛小国打 得不成样子,所以甲午战争对于中国文人的震撼是非常非常大的。说到底毛主席我把他定义为一个“五四新青年”。他是要对中国文化进行整体革新加以改造的,很大程度上也要改造国民性。当时很多文人都主张要改造国民性。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毛主席对于孔子、对于儒家,是不那么肯定的。也许当时的中国社会,确实需要一种革命性的力量,来改造社会。儒家思想在毛主席的判断里,也许是属于比较保守、守旧的思想。所以我把毛主席看作是一个五四新青年,就是要打破旧传统,要破旧立新,要对中国人进行改造。

    我想鲁迅也好,胡适也好,鲁迅是属于左派,胡适是右派,但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是革命派,都是对中国传统持否定态度,包括要取消汉字等。所以国共两党都是要彻底改造中国,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说,当年的仁人志士都对中国文化丧失了信心,这是在中国一再被打败的情况下很绝望、很悲壮的一种自我否定!所以我想可以理解,因为当时中国确实处于亡国灭种境地。他们要反思我们为什么落得如此境地,自然会想到是我们的文化不行。

    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防卫能力已经得到相当大的提高,却依然那么文化自卑,这就不那么正常了。甚至亨廷顿都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已产生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依然是那么薄弱,并不强大。反而是那些亲美、反毛的西化派文化精英,在民间、在党内政府内有很强大的势力。

    我最近得到了证实,就是国庆六十周年,原先是没有毛泽东思想方阵的。只是到了9月21号,才临时请了一些武警战士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在清华大学 的操场上临时排练。你们可以想象,这个国家是谁创造,是谁创建的?是毛主席创建的!可是在国庆60周年大庆的游行队伍里,竟然没有他的方阵!可以想象,在党内、政府内反毛已经到了一种何等严重的状况。党内有一大批所谓的“精英”是反毛的。正是他们的纵容,反毛舆论才如此大肆泛滥,包括对蒋介石的歌颂,对国民党的歌颂,整个中国革命史被颠倒了过来。在学校里,在开会的时候,我碰到太多这些反毛的人。学校里很多优秀的、最爱读书的学生,往往是反毛的书读的最多的,实在令人悲哀……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5-13 06:26:44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儒家邮报第157期-共和国62年暨孔子2562年〔耶稣2011年〕阳历5月12日

思读点评陈奎元和张宏良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刘利华

张老:

    您好!陈的文章和张的文章,表面看起来是一唱一和,我读过这两篇之后,反倒觉得,根本不用理他们。等着看他们自己怎么去洗自己就行了。一是因为,他们这种声音,只是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鸣而已。陈的文章和张的文章,都是在张扬已经为历史进步边缘化了的落后的东西。我从我认识的人的可能的反应可以推出,中国绝大多数人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会视其为没有丝毫可操作性,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一种敲边儿鼓而已。

    二是因为,张已经把陈的观点的反动性质揭示出来。陈是要否定邓小平以来的30年的,但是他可能不敢明说或不便明说,而张则把陈的潜台词摆上了台面,揭示出肯定马克思主义就必定要肯定毛泽东的逻辑必然。这就告诉了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读者,认真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必会导致逆历史进步方向而行的反动性:会全面肯定文革、肯定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暴民式理解――“千头万绪只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肯定毛泽东在中国社会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如果中国人真的接受了这种反人类文明的“野蛮”,那无异于同意捡起毛泽东的错误,在中国自己对自己搞法西斯主义。

    因为毛派蠢到对毛泽东晚年给中国带来的灾难都视而不见,硬要把其胡作非为说成是伟大的原创,为毛泽东招魂儿这种程度,现在的领导人不会跟着他们跑,跟我岁数不相上下的经过文革的人们更不会跟着他们跑。我们的下一代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和看着人道主义的电视剧和电影中成长起来的,更是不会跟着他们跑。

    更加之陈和张都是只知有马克思,不知有中国传统。所以他们印证了那句话:无知者无畏!一个把几千年文化辉煌历史积淀起来的民族大智慧完全置于脑后,逆历史、逆民心所动的主张,怎么可能凝聚人心呢?

    中国领导层还是有实用智慧的,不致于也跟着他们背弃中国向正道回归这个历史方向,把中国现在艰难的社会进步过程和30年来在自觉和不自觉地向普世价值靠拢中取得的成就完全否定,像他们一样心甘情愿地被当代人和后人指斥为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的。 

    我阅读过程中,写下一些评议在【黑括弧】中。因为我得集中时间写我的《和谐哲学铁三角架构》,故不可能作出一篇详细地系统的驳文来。和您几位师长分享。

     我也抄寄选治网,如能贴上选治网最好,贴不上也无所谓,他们不过一种毛泽东诗词中形容过的“翁翁叫”而已,其实不值得我用一个上午的时间来读的。只是既然已经较认真地读过了,也就不必后悔了。我会贴到我自己的博客上去。  

    祝好!

    利华  

    2011年5月13日

 

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2011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社科院院长 陈奎元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正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立党立国始终重视思想政治建设,重视用科学理论武装党和人民。我们提倡解放思想,不搞教条主义,但是不能丢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在学习借鉴的名义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多元化并不是我们的发明,一向标榜信仰自由的美国,在思想文化上就是反对多元化的,他们的主流文化、他们崇尚的美国精神是不容置疑的。美国国会曾多次讨论双语教学的问题,但时至今日始终没有通过把西班牙语作为第二种全国通用语言的议案。最近,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等国的领导人宣布,在他们的国家“多元化已经结束”,甚至说“多元化已经死亡”。德国政府要求加入本国的移民要讲德语,融入德国的主流文化,接受他们的价值观。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也提出了差不多同样的要求。这个现象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反对多元化的立场及其政策。【我在读过那篇主张包容异质思想的《人民日报》的文章后,写下如下评议:

    终于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对执政者这样坦诚的建议了。不过包容“异质思维”还是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即是普世价值的标准。凡是自觉地以非普世价值为原则,支持滥用权力,贪污腐败,践踏人的平等人权和人格尊严的,反人性、反人道的“异质”,容许其表达出来,但是任何有良知的人,包括执政者都不能漠视,任其泛滥,付诸实践,毒害人民。不过这篇文章,还是非常地有积极意义。这是因为现在的整体情况,是执政者还误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至上”这样一种非普世价值框架中不能自觉地走出来,其不容的“异质”恰恰是普世价值(比如六“不搞”原则)。在这样一种大的思想氛围里,提倡思想、言论的多元,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引用完

    【主张思想多元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提法。在反对错误的思想一律或思想专制时,这一主张有积极意义。但是“多元”一定要是在坚持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多元,而不能是把非普世价值的,人分三六九等、专政阶级专其他阶级的政天经地义――这样的反动思想也合法化。尊重生命与滥杀无辜,诚实首信与尔虞我诈,是不能等质的,一是必一非,在原则上水火不相融。西方国家在这个理论问题上未必清醒自觉。但是,如果是在反对非普世价值的意义上,反对“多元化”,要求他国移民――比如中国大陆移民――自觉接受普世价值观,那是完全正当的明智之举。】

    我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同时主张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种尊重和包容的内涵和外延有没有边际?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哪些是可以包容的,哪些是必须反对的,应当有明确的界限,有所界定。包容多样是为了促进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包容”的含义一个是“包涵”,一个是“容纳”。包容的精义是发扬民主,博采众长,但不能允许挑战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和根本制度。“包容”不能变成被“掉包”,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掉了包,偷换成“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改变。因此,“包容”无论如何不能变成掉包,不能在不知不觉中丢掉自己的灵魂。我们常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这个语言,这主要是指国际政治和社会制度而言。其实美国与西方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与法、德等欧洲大陆国家并非是浑然一体,美国文化也并不等同于西方文化。我们提防西化的侵蚀,着眼点并不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文化传承,而是图谋重建世界秩序的当代美国的政治文化。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阵地,是抵御西化图谋的根本保障,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思想理论战线的首要问题。

    【我们国家要进步,就一定要认真地反思当代历史上走过的弯路与马克思主义是何关系。中国社会将来肯定是要踏上宪政台阶的。中国的主流文化将来是肯定要回归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之根的。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能够在保持自己最优秀、最智慧的传统的同时,吸纳其他民族的好东西。我们文化上最优秀最有生命力的内容,恰恰是可以包容一切支持普世价值的信仰。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排斥和批判所有跟其不同的世界观、信仰的。能否重回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这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会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会不会真正在思想上上到人类高端的大问题。而如果我们自己还陷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框架内,以此作为“铁床”去拉长或裁短不同的思想,那就是自己把自己的文化造成侏儒。】

一、信仰马克思主义

    从发表《共产党宣言》到现在,马克思主义光照人间一百六十多年。当今世界与马克思在世时已有很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过时了还是没有过时?我们党是否依然信仰、坚持和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及其理论体系?我认为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是探索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发展、灭亡基本规律的科学,是研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如何实现自身解放,进而解放全人类规律的科学。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只要还存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就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矛盾的思想武器和工具,也是认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矛盾的理论指南和方法。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其他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先进分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

    马克思主义又叫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完成历史使命,还没有实现真正公平合理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没有完结。目前,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俱在,马克思主义是认识这两种社会制度本质的理论指南。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矛盾,如何解决基本矛盾中的对立方面既互相适应又互相矛盾的问题,如何不断发展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需要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果放弃唯物史观的指导,就不能清楚地认识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也解决不好反映基本矛盾的各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基本矛盾的认识和把握,应当注意矛盾的运动和变化,防止认识的停顿和偏于一隅。例如:关于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是硬道理,这个观点在新的历史时期贡献极大。但不能认为发展生产力是唯一需要关心和致力的事业。发展生产力与建立、完善生产关系是不能分割的。发展生产力与关怀生产者、劳动者的利益都是须臾不可松懈、不可脱节的要务。又如: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只要管好上层建筑,只要保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无论发生何种变化,出现什么偏差,只要下个决心就可以纠正。实践证明这是办不到的。靠行政命令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不可能改变市场经济某些固有的规则、关系及其后果,经济基础归根结底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我国的经济基础三十多年来发生了巨变,从所有制、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到分配关系,都发生了甚大的变化。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界限就会发生质的变化。看不清这种变化,就难以了解和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二种说法:上层建筑要顺其自然、被动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矛盾的统一体,既相互适应又有不适应。一般地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同时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的反作用,它不但在与经济基础相一致的时候具有巩固和保护经济基础的属性,还有对经济基础中不相适应的部分、不相适应的状况进行修正和改善的功能。这就是国家政权、政府通过制定和实行适当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保护和扩展自己的经济基础的职能。在发生社会革命的时期,上层建筑还有扫除旧的经济基础、确立新经济基础主导地位的使命和作用。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什么变化,面对经济基础发生的变化,上层建筑应当如何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如何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如果只讲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漠视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甚至于转弯抹角地削弱它,社会主义的事业只能落败而不可能成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站在忧党忧国的立场上,认真研究上述问题。

    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及其社会制度压不倒马克思主义,也压不倒社会主义。为什么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发生了动摇?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是,冷战结束后,一些人觉得世界趋同的时代已经到来,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了“历史的终点”,即人类最后一个社会形态,这种思想回到了黑格尔、杜林、欧洲启蒙思想家曾经宣扬的“历史终点”、“终极社会”、“理性王国”的窠臼,说来说去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产物。历史车轮没有在20世纪停止转动,美苏冷战结束不过10年的时间,美国便从单边霸权的高峰跌落。曾经发表“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幡然省悟,声明历史并没有走到终点,美国制度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前不久,福山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社会主义是前程无量的事业,没有哪一种资产阶级理论和资产阶级学派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历经一百五六十年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历史理论等各个领域都站在时代的高峰,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当初,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没有任何权力强制别人信仰自己的思想,就是靠真理的力量,他们的声音才传播到全世界,极大地影响了人类世界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
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站在了社会科学的制高点上,虽然这个制高点并非不可逾越,但是迄今为止它依然是社会科学的高峰。同时,马克思主义也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资产阶级的学者在科学上扳不倒马克思主义,就在道义上做文章,诋毁马克思主义只讲斗争不讲人道主义,而他们自诩是不加区别地爱天下所有的人。马克思主义是为劳动人民谋解放的道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光明正大的理论,是启迪工人阶级认识自己历史地位,寻求社会公平的思想武器,它反对用空洞的“博爱”、“人道”掩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追求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解放。这种理论与那些粉饰剥削制度、麻痹劳动人民自觉意识的理论究竟孰善孰恶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主义不讲抽象的人权,主张建立实现人人权利平等的现实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谓“人权”就不可能是公正、平等的权利。我们党进行革命斗争就是为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的中国劳动人民争人权,在全世界为中国人民争人权。正因为我们党的理想和信仰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才能心甘情愿地为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和家庭。许多人知道自己没有机会看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但是,他们相信人类最终会实现共产主义,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之奋斗。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今天的共产党员要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就必须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

二、学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系统的科学理论,是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下功夫学习才能理解它的真谛,才能应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的实践基础。但是,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发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克敌制胜,只有在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实践。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广大党员、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不用学习就能够自发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只有真正学好马克思主义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全党开展学习运动,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现在我们党执政了几十年,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业人员就有成千上万人。按常理来说,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理论领域应当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强大的影响力,但在事实上,并不能这样乐观,在世纪之交,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陷入低潮之时,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被淡化、边缘化的情景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现在突出的问题是许多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不下功夫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我们的党是执政六十多年的党,大量的党员既没有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又不读马列著作,说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就没有根据。自己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讲些什么道理,听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心里没有底,就可能随声附和;当别人说马克思主义过时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有没有过时;当有人搬用西方当代的某些理论观点,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你也分不清楚它是篡改马克思主义,还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问题怎样解决?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我们有时听到一些干部、学者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言或报告,感觉似是而非,追根溯源就在于讲话者自身底气不足。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下功夫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打下扎实的理论根基。只有这样,才能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划清界限,才能打退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进攻,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魅力,让真理的力量战胜谬误。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比欧洲晚了半个多世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间隔73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候,全国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并立志为之奋斗的人,不过几十人,正是在那几十个先知先觉的革命家带领下,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先进的思想武器,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革命队伍,在短短几十年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接着又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说明:不学习、不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吴邦国同志前不久在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他还郑重表明,“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他还讲了“六个确保”。吴邦国同志的讲话,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鲜明立场,大家应当认真学习研究。

    社会主义中国经常面临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威胁,必须常怀忧患意识。2008年7月31日,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国防战略》中讲到,“美国将继续对中国施压”,“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来影响中国的选择”。美国针对中国的全面战略从来没有间断。我国改革、发展、安全各个领域遇到的坎坷和麻烦,背后常常都有美国的影子。中国要走几代人选择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国家的根本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与繁荣,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工人阶级维护自身权利的思想武器,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护自己、抵制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理论武器。在冷战后期和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差一点被挤出了世界舞台。【好笑!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在世界舞台的边上,只能在落后的地区和国家得宠,以文化、经济以及政治制度落后为其基本原则对象化的历史条件。】在我国的思想理论界,马克思主义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贬低与排斥。在各种讲坛、媒介和出版、刊物中,颂扬西方理论体系、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暗流非常强劲。中央适时地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于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一项英明的决策,扭转了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的趋势。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遭受严重的挫折与厄运,关键在于原来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队伍发生了极大的分化。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共中央总书记带头宣扬非马克思主义的“新思维”,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导致苏共在组织上瓦解,在思想上放下武器,丧失了凝聚党心、人心的精神力量,最终失去执政的基础和能力,走到任人宰割的地步。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党的队伍已经不是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原班人马。我们党有近8000万党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但是真正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的党员,并不占很大的比例。很长时期内,各级基层党组织对党员或者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没有下功夫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许多共产党员,包括思想理论战线的工作者,没有认真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什么地方不好?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是什么?中央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有些同志将着眼点放在与业务相关的知识上,我认为,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着重点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在宣传、普及、推广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下功夫。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我们这样庞大的执政党,如果不用先进的理论统一思想,确立共同的信仰,很难经得起西方文化、宗教和价值观的冲击。

    【因为只知道马克思主义,根本不了解人类思想史上真正伟大的文化,真正伟大的信仰的伟大所在,所以就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不须论证或不证自明的“先进理论”,戴着这个眼镜去看世界,以如此狭隘的心胸去理解其他思想,看到的想到的也只能是这样的景象了。】

    现在西方文化、宗教在我国城乡广泛地传播,对我们的冲击极大。前不久在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会上,一些文艺界委员的发言观点鲜明,体现出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对中国文化被西方庸俗文化冲击,传统文化遭到败坏,非常担忧。利用西方主流文化冲击我国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威胁,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抵制它、批判它。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全党学习、学习、再学习,我认为,这抓住了党自身建设的关键。

    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好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局新近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两套文集是精心选编、精心翻译的最优版本,翻译的水平很高,书也很好看,希望大家认真地读。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党章和宪法都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新中国建立以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我们的不足或者失误,都是因为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所造成的。

    【胜利都是缘于马克思主义,失败、错误和犯罪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这是典型的简单化思维或线性思维。】

    我国在发展中出现了较多的社会矛盾,这并不奇怪,也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思路和有力的措施去及时解决。当前一个涉及全局的矛盾是分配不公,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收入在各种要素中的回报率过低,穷人和富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国家制度的标准只一个,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不是非普世主义还是普世主义、或专制主义还是民主主义。实际上,这里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自觉地在国内把普世价值广泛地落实到所有人身上,实行普遍福利,而我们中国,人民也在发展中受益。但是人民只负责做面包,至于做大的面包怎么分,没有途径“当家作主”,那是特权者决定的。这才是中国当今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社会公平的理论,对在社会主义时期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没有足够的重视。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较长时期强调效率优先,将公平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没有同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这是当前产生诸多矛盾的主要根源。有一部分劳动人民在改革发展中获益较少,被称之为弱势群体,在思想上有失落感,再加上时而发生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人民群众中易于滋生不满情绪。在国内外有人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国家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改变,决不能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无须关注的议论。

    我们常说要有忧患意识,忧患在哪里?除了来自外国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上的威胁,社会主义中国自身的危险在哪里?用什么思想、理论、政策去应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党中央适时地强调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保障水平,把努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要放在首要的位置,这个着重点至关重要,如果忽视这个问题,就会发生吴邦国同志报告中指出的情况:已有的成果会丧失,而且国家也可能陷入混乱的泥潭。

    【维持现在的政权腐败的局面,才是国家陷入混乱的最重要的条件。腐败到了几乎无官不贪的地步,党中央的利民的好政策,被层层贪官截流,中饱私囊,为了升迁,急功近利,面子工程,破坏环境,等等等等,这个你不忧患;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被遗忘,成了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道德沦丧,人将不人,这个你也不忧患。你忧患的无非就是:政治制度进步构成特权阶层的权力的制衡机制,特权阶层丧失现在的特权,人民的权利得到国家大法的保证的宪政?】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脱离党和国家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大政方针,坚决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在思想领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的理论工作者没有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听到社会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些非议,想用一点附加的东西、时髦的语言给马克思主义挣面子,这是不可取的。

    【若是不涂点脂抹点粉,不给马克思主义化化妆,不就更没市场了?】

    应该首先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并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才是真正捍卫马克思主义。只有学好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坚持。

    当前,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世界深陷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的帝国霸权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去年12月18日,亨利?基辛格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的衰落》,他在文中写到,“最后一个剩余的超级大国——不久前欧洲政治家还这样形容美国,今天已经不能这样说了。①美国已经不再占据统治地位,它不能再单独进行政治领导,它只是一个复杂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引力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 美国现在还是世界第一强国,并且会继续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是它已经从冷战时期的高峰跌落,不可逆转地失去了独领世界潮流的能力。世界多极化不会一帆风顺,但是由多极化取代单极世界的潮流不可阻挡。

    当前的经济危机和美国霸权的衰落,世界格局的变动和调整非常明显、非常深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抓住机会,展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现在是对马克思主义加深认识、加强传播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也是被世界人民瞩目的时期。希望中国的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敢为人先,敢为天下先,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这里自说自话。且还是文革时期我们听到的“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受苦受难水深火热,要靠我们中国人民去解放,唯有中国人民过得是当家作主的幸福日子”那种口气。掩耳盗铃、背道而驰呀!不过中国哪里还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就去组织现在的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去反贪官污吏了。不过,幸亏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社会的进步使中国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如果有,并且达到毛泽东夺权时代那种有组织程度,那只能是造成混乱,破坏和扭曲中国社会进步的过程,使中国的历史继续在暴力革命和阶级专制的轮回中转圈圈儿了。】

 

 

陈奎元讲话反映出的重大政治交锋

中央民族大学  张宏良

    5月2日,乌有之乡转发了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先生的讲话《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照最近中国大地突然再次刮起的妖魔化毛泽东和文革的政治狂潮就会发现,中国两大政治力量再次形成了新的重大政治交锋。

    或许是由于陈奎元先生特殊的政治背景所决定,近两年来陈奎元先生的讲话总是会掀起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重大波澜,诸如“绝不允许打着改革开放旗号篡党夺权”的讲话,坚决反对普世价值的讲话等,无一不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重大政治交锋。这次呼吁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讲话,更是激起了朝野上下、体制内外的狂潮大浪,从北京高层指责目前中国最大危害之一是文革流毒,到李庄律师团控诉重庆唱红打黑是“文革重演”,再到《浙江日报》党报下属媒体发表茅于轼污言秽语辱骂毛泽东的文章,进而到人民日报直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对茅于轼和《浙江日报》下属媒体造谣辱骂毛泽东公开庇护,设在美国的数十家汉奸媒体更是开足马力大肆配合,国内外媒体联手掀起了继胡耀邦搞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最大一轮妖魔化毛泽东和文革的政治狂潮。

    并且,这一次他们是豁出老本的倾巢出动,因为他们知道,陈奎元讲话既非是陈奎元个人的看法,也绝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看法,而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一次重大政治试探,试探回归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回归社会主义的阻力有多大。其实,陈奎元的讲话还不算什么,比陈奎元不知道重要多少倍的讲话则更加振奋人心。陈奎元的讲话之所以会激起轩然大波,就在于陈奎元讲话所透出的政治信息,显示出当今中国正在摆脱30年来旧有的发展轨道,探索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不再象以往那样只是一句漂亮口号,改革教的地位不再象以往那样神圣不可动摇,带路党也不再象以往那样比汪伪时期的汉奸还要更加荣耀,特别是陈奎元讲话中透露出的几个前所未有的重大政治变化,是以改革教和带路党所代表的极端右翼势力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现在的确有现在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向是向前进,而不是向后退。张这类人,要否定30年改革取得的伟大进步,重新走入毛泽东时代的老轨道,这种悖历史而动,正可用上毛泽东的那句诗来形容:“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蚨撼树谈何易。”】

    第一,陈奎元讲话是30多年来官方第一次只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提邓小平理论的讲话。为了突出这一点还专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讲话不仅批评了用邓小平理论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还第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小平的“硬道理论”和“常委决定论”等错误理论,这对于官方马克思主义来说还是第一次。虽然对邓小平理论的不点名批评,还是采用“虽然……但是”这种婉转的话语结构,但是,考虑到30多年来,“虽然……但是”这种话语结构早已成为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专门用语,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带有标志性的政治变化。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虽然……但是”这种东方式的否定性话语结构,终于开始由评论毛泽东思想转向了评论邓小平理论,这既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回归,又是一种应有的历史报应。

    虽然极端右翼势力并不捍卫和拥护邓小平,但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批评邓小平,却是极端右翼势力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政治现实。极端右翼势力对邓小平的否定,是因为邓小平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其实除了留下一个外壳之外,基本上已经彻底否定了),没有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特别是没有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这是极端右翼势力从最初“拥邓反毛”,转而发展到目前“弃邓反毛”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极端右翼势力对邓小平的抱怨乃至仇恨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当初不是邓小平坚持要20年之后重评毛泽东,而是当时就彻底否定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就绝对活不到今天,中国红色大潮更不会崛起于今天。

    【哪里来得什么红色大潮?红歌可以唱起来,主要原因是今天的艺术家们不了解文革时期中国人民遭遇的生命灾难、人间地狱。打黑能够推行,说明正规的法制没有应有的权威,说明贪官污吏和黑社会以常规的法治已经难以对付,说明中国的法制还需要建设。】

    而如今,重评毛泽东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甚至整个党和国家都有可能重新回归毛泽东的道路,【做梦吧?】所以右派才会对邓小平越来越恼火。可见,虽然左派和右派都在评邓小平,但是批评的立场却截然相反:左派批评邓小平不应该否定毛泽东;右派批评邓小平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否定而又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不仅是左右两派当中都有人反对邓小平的原因,同时也是左右两派当中都有人拥护邓小平的原因。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左右两派当中拥护邓小平的人会越来越少,反对邓小平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也是邓小平的一大历史不幸。

    由于陈奎元讲话是30多年来官方第一次批评邓小平理论,并且是站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批评邓小平理论,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也足够石破天惊,右派焉然能够接受!于是,便开始了对毛泽东新一轮妖魔化运动,并且是采用最下流的手段妖魔化毛泽东,加之既有党报所属媒体的登载,又有百姓噤若寒蝉的高层背景,不愁不能把妖魔化作用发挥到最大限度。或许善良的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30多年来,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一直死死咬住毛泽东不放?道理很简单,因为毛泽东代表着人民解放和民族团结,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世界殖民规则的终结!没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民族崛起只是一个梦想;有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民族崛起就是一个过程。中国老百姓懂得这个道理,美国人也懂得这个道理,圣诞之夜悬挂毛主席像的奥巴马更是深深懂得这个道理,黑人奥巴马十分清楚,美国黑人是怎样从猪狗不如的动物走上总统宝座的。既然毛泽东思想能够让大洋彼岸的黑人站起来,更加能够让中国人民再次站起来。所以,美国长期豢养的所有走狗必须立刻行动起来,用尽所有办法妖魔化毛泽东,否则,美国就要发动杀狗运动!这就是中国所有走狗不得不行动起来的原因,连年逾八旬的老狗也要赤膊上阵,否则同样格杀勿论。

    【无知到如此地步?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可能都没有读过?美国黑人能站起来,是因为美国宪法预先开出了人人平等的“支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可以“兑现”。把黑人选为总统,那是宪政的落实,说明人家制度上先进,根本和毛泽东思想扯不上边儿。人家没有搞暴力革命吧?没有推翻所谓的“资产阶级政权”吧?】,

     【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被你们重新高举起来,这里就骂上人家老狗了?要是真的把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重新祭在圣坛上,那还用得着美国动手吗?毛派在只是知识分子时就已经这样斯文丧尽了,有条件变成政治家时,还不知要让中国多少人头落地呢!】

     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再次刮起否定文革和毛泽东运动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从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和红色大潮兴起中突然发现,他们折腾了30多年并没有折腾出毛泽东的手掌心,一直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中国这盘大棋仍然按照毛泽东的战略博弈在运转,毛泽东并没有死,毛泽东仍然活着,毛泽东正在指导中国人民步伐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起点。

    【毛泽东跳不出马克思主义的手掌心,毛派更跳不出毛泽东的手掌心。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推崇普世伦理的民族文化是正相反对的。我们跟着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革时达到了六亲不认,人性被扭曲得不讲人性,只讲你死我活的阶级性,几乎走上了一条使中华民族伟大文化断子绝孙的文化不归路。快醒醒吧!!!】

    毛派共产党人的火种正在朝野上下体制内外遍地开出红色火花,文革政治大演习的历史作用正在逐渐发挥出来。

    【中国的执政者如果还算清醒,就应该认真调查有没有人真地在组织文革政治大演习。如果这里只是信口雌黄还不算什么。如果真有人施实,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中国是绝对不能再重演文革的悲剧了。】

    中国极端右翼势力30年反毛非毛的妖魔化运动,只不过是充当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正反合三个阶段的其中一个环节,从反面推动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重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当今世界,以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以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以大众经济取代精英经济,以大众文化取代精英文化,势将成为21世纪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而把大众政治文明奉献给世界人民的,就是以继续革命理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带领下将要完成三大复兴运动的中国人民。中国不仅没有重蹈苏东巨变的覆辙,不仅没有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画上一个历史句号,相反,还要确立世界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伟大历史起点。这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无论如何所没有想到的,也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他们一定要反扑,一定不会甘心接受历史的安排,而在他们看来,中国之所以会最终走向红色翻盘,关键就在于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没有彻底肃清文革流毒。所以,便再次形成了对毛泽东和文革的强烈仇恨。

    第二,陈奎元讲话是30多年来官方第一次重提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仍然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是工人阶级维护自身权利的思想武器,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护自己、抵制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理论武器。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核心,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当今中国,重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大无畏精神,值此一点,足可见出转变发展方式、回归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

    最近,我们经常提醒青年学生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总是细皮嫩肉的极少数人统治五大三粗的绝大多数人?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细皮嫩肉的极少数人具有统一的阶级意识,而五大三粗的绝大多数人没有统一的阶级意识。极少数人是以强大的阶级力量,来对付绝大多数人的分散的个体力量,这就是极少数人能够统治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把以往只是剥削阶级才具有的阶级意识,注入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血液之中,当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以阶级的自觉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他们便会成为无往而不胜的最伟大力量。这就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极其仇恨阶级斗争学说的原因。当初胡耀邦率领被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和被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官僚精英集团,控诉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第一罪名,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讲阶级斗争,讲剩余价值理论,讲唯物史观,就必然会得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结论,就必然会得出剥削有罪、压迫有罪,消灭雇佣剥削关系的结论,这显然是当今精英阶级所无法接受的结论。30多年来,中国精英阶级通过妖魔化人民革命、妖魔化阶级斗争,好不容易才树立起剥削有理、造反无理、革命有罪的政治理念,好不容易才把“革命与造反”这头千年魔兽关进思想牢笼,现在重提阶级斗争学说,岂不是又要把“革命与造反”的魔兽放出牢笼?如此一来,30多年打造形成的剥削有理、剥削有功、剥削万岁的神圣教条势必会荡然无存。所以,豁出老命也要男女老少齐上阵,誓死捍卫剥削理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陈奎元讲话挑明了当今中国两种改革方向、两条发展道路、两大政治力量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首先,陈奎元引用吴邦国的话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显然,无论是吴邦国还是陈奎元,这段话的针对性十分明确,完全是针对改变国家根本制度的政改要求而言的。有人说,不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会失去。陈奎元引用吴邦国的话回答说,如果动摇了国家根本制度,不仅所有发展成果都会失去,甚至国家会陷入内乱的深渊。请大家注意,这里所谓“经济改革成果”与“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绝不仅仅是字面含义不同,而是具有不同的政治内涵;所谓“经济改革成果”主要是指私有化成果;而“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则包括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等各个方面,所以这些方面搞不好才会使“国家陷入内乱的深渊”。

    其次,如果说动摇国家根本制度会使“国家陷入内乱的深渊”,那么,抛弃穷人只为富人服务,则会使“国家陷入混乱的泥潭”。 陈奎元讲话指出:“党中央适时地强调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保障水平,把努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要放在首要的位置,这个着重点至关重要,如果忽视这个问题,就会发生吴邦国同志报告中指出的情况:已有的成果会丧失,而且国家也可能陷入混乱的泥潭”。当前中国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究竟是广大民众的民生问题还是少数精英的民主问题,究竟是应该优先解决穷人的生存问题还是优先解决富人的说话问题?这是当前民生政策与政改呼吁之间分歧的实质。虽然富人的说话问题十分重要,但是穷人的生存问题更加重要。

    【穷人只有生存问题而没有说话问题吗?或者穷人的生存问题仅仅是像动物一样满足生理需要、像生畜一样任人驱使,而不需要讲话、不应当讲话吗?真是不通到了极点!】

    可是一段时间以来,却出现了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有人一边采用种种手段把穷人逼向绝境,一边又高调呼吁要创造条件让人讲真话,显然这里的人,如同“国退民进”中的民一样,并不包括穷人和普通老百姓,而是专指那些文化精英。当前中国精英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阶级对立,决定了精英集团的话语权与人民大众的生存权之间,呈现出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不共戴天现象,在精英阶级看来,民众除了要求在报刊电视等媒体自由发表文章的民主权利之外,不应该要求任何民生权利,否则就是罪恶滔天的该死民粹,就是十恶不赦的文革余孽。李庄律师团控诉重庆“文革重演”,就是因为重庆开始解决部分民生问题;发表茅于轼辱骂毛主席文章的那个胡舒立,就在不久前还把建设“五有社会”骂做是文革余孽的极左煽动。可见,中国文化精英对老百姓的仇恨心理,已经达到了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极端程度。

     最后,就所谓“包容”问题,陈奎元讲话与最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形成了尖锐对立。陈奎元指出:“包容的精义是发扬民主,博采众长,但不能允许挑战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和根本制度。‘包容’不能变成被‘掉包’,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掉了包,偷换成‘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改变。因此,‘包容’无论如何不能变成掉包,不能在不知不觉中丢掉自己的灵魂”。对照陈奎元讲话,就会发现,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的要害,恰恰就是掉包,不仅仅是把“异质思维”与“同质思维”进行掉包,甚至反过来用“异质思维”消灭“同质思维”。北京乃至全国所有大学对拥有“异质思维”的茅于轼无条件开放,就在最近,北京一所著名大学还邀请茅于轼对全校学生进行“异质思维”演讲,并且派学校保安人员把坚持“同质思维”的反对者驱逐出会场。可是,一直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青年教师一枝清荷,却因为宣传“同质思维”(并且仅仅是因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同质思维”),被重庆军医大学解除公职,只知道校方是奉命行事,在动用了包括官方在内的各种关系了解情况之后,至今仍然不知道是奉谁之命在行事。教育界如此,传媒界更是如此,陈奎元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被淡化、边缘化的情景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其实,情况远比陈奎元想象得更加严重,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爱国主义的媒体人士,在传媒界简直比地下党还要地下党,根本不敢浮出水面,许多怀有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媒体名流,经常象地下党那样偷偷接触乌有之乡,唯恐被发现后遭受无妄之灾,许多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同质思维”人士,落到衣食无着的贫困地步;可是,先后多次入选美国评比的“异质思维”人士胡舒立,却被党报《浙江日报》集团聘为属下所有媒体总编辑。

     如果认为这只是一种个别现象或者局部现象,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是当今世界大国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又是当今世界上彻底消灭了左派刊物的唯一国家,可见“异质思维”已经把“同质思维”消灭干净到了什么程度!并且“异质思维”在当今中国猖獗到了什么程度,更是一般人根本想象不到的,最近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有个关于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学教师要又红又专的讲话,就是因为属于“同质思维”便遭受到封杀。这种情况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文革之前毛主席身揣党章和宪法闯会场的情景,对毛主席的“同质思维”都能够专政到那种程度,甚至在毛主席的书房和卧室安装窃听器,对一般老百姓“同质思维”的专政程度就更是可想而知了。马克思曾经讲:虽然资本家在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是面对工人阶级,却是真正的共济会团体。其实,中国官僚集团也是如此,虽然作为个体他们永远是谦卑的太监秉性,但是作为整体他们却英勇无畏、强大无比,除了人民的造反力量之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战胜他们,即便是皇权也无能为力。所以,当今中国精英集团不仅没有象他们欧美同行那样,给老百姓留出一条活路,甚至没有给官方马克思主义留出一条活路,这就注定了他们必然会在内外双重打击下迅速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当然,他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够让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处于分离状态,凭借官权与洋权相结合的强大力量,就完全能够对上战胜中央集权,对下剥夺百姓民权,最终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异质思维”,完全消灭和取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同质思维”。这就是最近风云突变,沉船派突然妖风大振的根本原因。

    第四,陈奎元讲话是30多年来官方第一次公开承认美国一直在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和战略威胁。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同意美国向台湾销售武器、牺牲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以来,虽然中国一直遭受到美国的颠覆和威胁,完全落入了美国的军事包围之中,在政治、经济和国家事务等各个方面,美国几乎是无所顾忌地随便干预中国内政,公开培养和支持中国的台独、藏独、疆独以及国内汉奸势力,采用军事手段强迫中国对日本割让钓鱼岛,甚至根本不承认中国拥有独立司法权等等,可以说,除了没有像在伊拉克阿富汗那样直接轰炸中国城市之外,美国对中国所做的一切,已经完全超出了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对占领国的所作所为,可是,中国却没有任何不满和反抗,不仅没有任何不满和反抗,甚至连美国对中国单方面的颠覆和威胁都不敢承认。并且,为了千方百计讨得美国欢心,居然一度关闭了国家军事博物馆中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在中国只要一打开电视机,到处都是打击日本鬼子的电视剧,可就是没有打击美国鬼子的电视剧,因为外交部有报告,当年教主有吩咐,在美国面前一定要韬光养晦当孙子,否则美国一不高兴发起火来,毁掉了和平与发展这个改革开放的根本前提和基础,任凭是谁也负不起这个天大责任!

     所以30多年来,虽然中国也经常讲西方敌对势力云云,但一直都是言之无物地泛泛而谈,从来都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出美国对中国的颠覆和威胁,更不敢提到美国对中国的解体和灭绝战略。直到2010年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大会上,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重提“美帝国主义”这个概念,许许多多30岁以前的中国人才知道,原来美国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陈奎元讲话可以说是中国官方第一次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遭受到的颠覆和威胁来自于美国,讲话指出:“我们提防西化的侵蚀,着眼点并不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文化传承,而是图谋重建世界秩序的当代美国的政治文化。”“美国针对中国的全面战略从来没有间断。我国改革、发展、安全各个领域遇到的坎坷和麻烦,背后常常都有美国的影子。”是美国一直在图谋颠覆中国。

     陈奎元讲话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正在从阶级麻醉和政治沉沦中惊醒过来,虽然惊醒得有些太晚,并且惊醒得还不彻底,还没有意识到中华民族已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是毕竟已经惊醒了。

    【是的,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们看了陈、张他们的文章,真是该清醒了。中国共产党一天不能自觉地接受普世价值,不能把普世价值及其以此为道义基础的宪政作为自己国家的立国之本,那么这种拉中国社会倒退的行为就一天仍有恃无恐,随时都会兴风作浪,努力地把中国进步的方向扭转向黑暗、倒退,并且由于无知而不以为耻,反把这种倒退行为,沾沾自喜地当成是“当仁不让”。】

    8千万党员,13亿人民,一旦惊醒过来所爆发出的伟大历史力量,足以让任何敌人都不敢掠其锋芒,莫说是一个美国,即使把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国家全都捆在一起,也绝不敢对中国有任何战略图谋。当今中国之所以会落入美国陷阱和包围圈,如同宋代以来历次劫难一样,绝不是因为国力软弱,而是因为汉奸猖獗,目前只要铲除掉美国的“第五纵队”,整个21世纪都将是中华民族的世纪。陈奎元讲话所反映的中国战略意识惊醒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此。

    如果再观察一下目前美国的战略指向,就会更加感觉到此时此刻,中国战略惊醒的重大意义。引领和控制世界舆论导向的美国媒体老大CNN刚刚发表评论指出,随着本?拉登被击毙,反恐斗争已经告一段落,现在是该转过身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了。其实,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包围、政治打击、舆论进攻、经济干预、政策渗透等方面的打击早就开始了,由这些方面组成的现代战争早就强加到了中国人民头上,只是大国决战,胜负已经不在战场,而是在意识形态,在舆论领域。在这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全境进攻和狂轰滥炸早已展开,通过媒体舆论和文化汉奸动乱中国,制造“可控混乱和导向革命”,宣传和树立中国第二梯队和影子政府,就是美国对中国发动现代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充分发挥现代信息社会中网络媒体的作用,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精英人士进行正反两个方面的各类评选,就是美国动乱和解体中国的重要战争手段。评选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对中华民族的危害程度。谁对中华民族的危害越大,谁就越会被评选为当今世界媒体的大英雄大豪杰;相反,谁要是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谁就会成为当今世界媒体妖魔化的对象,甚至会成为美国在全球追杀的对象。最近,美国及其北约组织诛杀伊斯兰精神领袖本?拉登,追杀利比亚现任领导人卡扎菲,抓捕科特迪瓦总统巴博等,就是在显示美国的“斩首行动”无处不在,无论任何人在任何国家,只要违背美国利益,都绝不可能逃避美国的诛杀——不是死在巡航导弹之下,就是死在媒体炸弹之下。

    放在这个国际大背景下来看待陈奎元讲话,就会感受到目前中国开始直面美国的重大现实意义,不甘蹂躏的东方巨龙终于发出了愤怒的低吼,虽然还仅仅是沉闷的低吼,但是毕竟已经开始在吼。

    中国韬光养晦的屈辱道路已经走到尽头,无论是真心当孙子还是埋头装孙子的时代,都即将彻底结束,从中东北非的乱局可以看出,危机——战争——革命的逻辑并没有改变,美国正在逼迫中国拔剑,中国不拔剑就只能死,已经没有了第三种选择。这就是最近中国风云突变,妖魔化文革和毛泽东的飓风突然再次刮起的根本原因。

    第五,陈奎元讲话是30多年来官方第一次承认占领思想意识形态和道义制高点,是抵御美国颠覆和威胁、决定党和国家生死安危险的根本条件。讲话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经常面临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威胁,必须常怀忧患意识。”“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阵地,是抵御西化图谋的根本保障,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 “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与繁荣,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站在科学制高点上,同时也站在道义制高点上……正因为我们党的理想和信仰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才能心甘情愿地为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和家庭”。虽然此前也在讲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但那只是泛泛而谈,落脚点却一直都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规模,从来没有把思想意识形态和道义制高点,提升到根本条件上来,像现在这样把思想意识形态和道义制高点看作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安危的根本保障,还是第一次。

    可以说,陈奎元这个判断抓住了根本,抓住了21世纪大国较量的关键,指出了当今中国在世界人权法庭上摆脱道义被告身份、恢复原告身份的根本出路。毛泽东时代中国能够屹立于世界东方,能够带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推翻旧殖民主义统治,能够引领包括黑人在内的发达国家人民争取到基本人权,所依靠的绝不仅仅是曾经两次打败过美帝国主义这个世界头号强国,而是因为当时中国代表世界先进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代表世界绝大多数人和绝大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是站在世界道义制高点上的一面人权大旗。后来,就是从否定文革开始,中国由世界人权领域的一面旗帜,变成了世界人权法庭上的道义被告。这是因为,一方面,对内镇压文革造反派派和任凭精英集团胡作非为,对外背离发展中国家和投靠发达国家,使中国不再代表绝大多数人和绝大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彻底丢掉了手中的人权大旗;另一方面,对文革的控诉和妖魔化把中国变成了世界人权法庭上的道义被告,既然连自己都张口闭口声称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浩劫,美国等西方国家更是顺水推舟地把中国妖魔化为人权恶魔。特别是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精英在美国的操纵指挥下,又把灭绝数千万印第安人和残杀数千万黑人的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称之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政治文化,从而完全颠倒了原告和被告的位置,把中国牢牢锁定在了世界人权法庭的被告席上。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传承就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创造的大众政治文明,中国对毛泽东和文革的持续妖魔化,同时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把原本红红火火的马克思主义弄到了“门前冷落车马稀”的衰败地步,如同陈奎元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在冷战后期和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差一点被挤出了世界舞台。在我国的思想理论界,马克思主义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贬低与排斥。在各种讲坛、媒介和出版、刊物中,颂扬西方理论体系、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暗流非常强劲”。九十年代初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与中国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妖魔化,有着决定性的直接关系。美国前总统布什声称20世纪人类有两大邪恶势力——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且认为共产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加邪恶,主要依据就是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妖魔化。今天,美国操纵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准备动乱和解体中国所采用的主要手段,仍然是妖魔化文化大革命,妖魔化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宰杀中国的一把政治尖刀,如果不能夺过这把政治尖刀,中国必将会死于这把尖刀之下。

    从陈奎元讲话中也可以看出,如果中国不能跨过文革这道历史大坎,借用一句现在时髦的网络语言来说,就是中国的“神马都是浮云”。陈奎元讲话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安危的关键,是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人民利益的根本保障,这个判断毫无疑问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陈奎元讲话中却是含糊其辞地顾左右而言他,十分被动和尴尬,只是漫无边际地说“应该首先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却完全是避而不答地回避掉了。其实,陈奎元讲话中已经包含了这个答案,只是他没有进一步引申出来而已。陈奎元讲话中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这些理论就包含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准确答案。剩余价值理论是在论证工人阶级造反的根据,唯物史观是在证明工人阶级造反的前途,阶级斗争学说是在告诉工人阶级造反要有组织,总之,都是有关工人阶级造反的理论,所以毛主席才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可见,在毛主席看来,造反有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而在胡耀邦他们看来,发展生产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由于发展生产力是地主资本家等所有剥削阶级都能够接受的口号,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由被剥削阶级的造反理论,变成了剥削阶级的统治理论,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特别喜欢胡耀邦,原因就在于此。

    【肯定“文革”的后果会非常可怕,实质上将是为“中国法西斯主义”张目。这种法西斯主义的特点,暂时的表现,会是对内造反有理,对外虚张声势。而其一旦想要推广到世界,必带来中华民族自绝于人类的灭顶之灾。】

     最近,有些反革命双奸分子混进左派内部,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宣传带路党主张,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欺骗个别群众,也是因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这个问题,被许多假马克思主义者给搞乱了。而目前,弄清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的最大障碍,就是文革,就是毛主席晚年的继续革命理论。

    眼下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清楚,无论文革本身是非对错怎样,妖魔化文革的目的,就是要妖魔化中华民族。

    【美化文革就是要把中华民族由人变成狼,变成人与人之间不讲人性的阶级斗争的冷血野兽。】

    所谓一场浩劫的全盘否定,完全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一个罪恶阴谋,其目的最终是要全盘否定毛泽东,全盘否定共产党,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全盘否定中华民族,甚至要全盘否定13亿中国人口。大家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凡是拼命妖魔化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人,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帮着美国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美国会不会灭绝中国暂且不论,但是转基因主粮却让美国完全有能力轻而易举地灭绝掉13亿中国人,这就是全世界除中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原因。有些对文化大革命持有否定态度而又热爱祖国的人,往往有一个糊涂认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60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具有90年历史,中华民族更是具有5千年文明史,彻底否定掉其中文革10年,并不影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评价,而事实恰恰相反,对方只要死死咬住这10年进行妖魔化,就能够彻底否定掉中国共产党,彻底否定掉社会主义,彻底否定掉中华民族。如同一辈子都清清白白的良家妇女,只要承认当过10天婊子的妖魔化指控,无论这10天之外的其它日子里她有多么清白多么贞洁,对方只要死死咬住这10天昼夜不停地大肆辱骂,就能够把这个妇女骂死。

    【胡说八道!日本对二次大战不肯坦诚认罪,恐怕就是出于这种面子高于真理也高于他人的生命的歪理邪说。而德国承认了二次大战中的罪行,结果完全是积极的。毛派胆虚心弱到如此地步,硬是无视文革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甚至不惜用这种小人心理来蛊惑执政党:历史不可以正视,只能根据统治的需要来涂抹。可怜呀!可怜!】

    美国不准控诉亚特兰大火,不准控诉灭绝印第安人,俄罗斯立法不准妖魔化前苏联和斯大林,以及世界上无数国家都不准妖魔化本国历史和文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中国老祖宗更是早在2千多年以前就曾经告诫我们:欲灭其国,先去其史。摧毁一个国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妖魔化这个国家的历史,往这个国家先辈身上泼脏水,彻底打掉这个国家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让这个国家所有人都抬不起头直不起腰,男人自卑得任凭你役使,女人自卑得任凭你蹂躏。那么,这个国家也就会不战自溃,无需一兵一卒,就会让这个国家解体崩溃。目前妖魔化文革,对中国起到的就是这个作用。

    【偷换概念。“去其史”与“歪曲历史”是两个概念。信史才有力量,谎言编成的历史,按照统治的需要粉饰过的历史,中国有史德的老祖宗是绝对不会认可的。一个民族正像一个人,连面对自己的错误的勇气都没有,能有出息吗?文过饰非,一切都出于统治的权宜之计,整个一个马基雅维利!这才是最让人瞧不起的。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才有道义的力量。】

    所以,无论文革本身是对是错,都可以暂且不论,都可以以后再论,但是必须从现在开始严厉禁止继续妖魔化文革,绝不允许买办汉奸打着妖魔化文革的旗号,蓄谋把中华民族推向动乱和解体的灾难深渊。目前,上海正在准备发起成立公诉团,追究茅于轼造谣辱骂毛泽东的法律责任,目的并非是要追惩茅于轼这个人,而是要杜绝继续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妖魔化社会主义,妖魔化中华民族的罪恶途径。中国也应该借此机会,设立捍卫人民信仰法,设立反汉奸法,设立侮辱人民信仰罪,用法律手段捍卫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既然中国是人民国家,就应该把法律建立在保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上,让法律成为人民伸张正义的武器,而不应该成为约束人民、保护罪恶的武器。

    【毛派其实在思想上是最自卑的。他们张牙舞爪的表面恰恰掩盖着他们在思想上的没见识,没主张。他们也不敢负责,其实连自称毛派的资格都没有。为什么?想想看,毛泽东在世会承认他们是毛派吗?一定会笑话他们是纸上谈兵派。因为按照毛泽东的逻辑,他们都应当上山打游击去了。他们哪儿敢玩真的“造反有理”?只是钻了我们国家不肯严肃认真地反思文革的教训,为了稳定而不敢去触碰过去的伤疤,想把对这段历史的民族恶梦般的记忆人为地抹去的空子。正是这种思想不彻底给了他们以虚张声势来一鸣惊人的机会而已。毛泽东去世快40年了,他们甚至也没有一点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长进”,没有一点新见识,还完全跟在毛泽东的后头亦步亦趋,因为没有思想的创造力,所以就恨不能让毛主席复活了,重新来领受他们的顶礼膜拜。总之,在我看来,陈与张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一点儿立足于中华民族大智慧的高度的批评。其全部的“道义”底气都来自这种从西方学来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偏激的学说!

    敢发此言,是作为学术研究和思考,已经得到了2009年6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组编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的明文支持。该书第45页上的7.3.3款是“保护学术自由”,其中明文写着:“学术评价的标准要保护学术研究者的思考权利,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
2011-5-6

下面是陈奎元讲话的连接地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1105/231240.html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5-13 13:00:50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景文谈“批判法学”

法律是一种规则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朱景文

2011-05-13

  法与政治的关系是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中的老问题,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问题集中在法律的属性问题上,即法律是否具有政治性,是否可以脱离政治。

  西方传统的自由法学,特别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认为,法律是法律,政治是政治。但它们也不否认立法与政治的联系。它们分析问题的思路是把立法与司法分开,立法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因为立法是政党政治的产物,靠投票说话,这是谁也不可否定的事实。但司法则不同,司法遵循的不是立法的逻辑,即依靠政治立场的差别而决策的逻辑,而是从大前提,即已有的法律或判例,小前提,即案件的事实出发,按照法律推理的逻辑做出判决的过程,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干扰,通过某种司法设计,如回避制度、公开审判、上诉制度,也可以摆脱法官党派性、意识形态的干扰。因此是客观的、公正的、中立的。

  而西方的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则认为,法律与政治不可分离,法律就是政治。如果司法过程是简单的逻辑推理过程,为什么同一类案件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判决结果,为什么同样事实的案件在不同法官会有差别很大的判决?这说明司法判决的过程并非是客观、公正、中立的逻辑推理的过程,而是法官的选择过程,因为涉及一个案件的法律或案例可能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法官为什么选择这一法条或前例而不选择其它的作为某一案件的根据,这完全决定于政治。

  在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提出“法律就是政治”,“法律是意识形态”、“法律推理的不确定性”以后,德沃金站在自由主义立场提出作为一致性的法律理论(lawasintegration)回应怀疑主义,法官在做出判决的过程中虽然可能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是它必须保持与以前类似判决的一致性,共同的法律职业传统和法学教育保证了这种一致性。可是这里同样也有不完满之处,一是他回避了法律职业和法学教育的意识形态性,这恰恰是批判学者所强调的;二是为什么受到同样的法学教育,不同的法官对同一问题仍然会有不同的回答。我觉得这些争论能给我们很多启发。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这里实际涉及政治通过什么方式和在多大程度上对法律起作用的问题。
  政治作用于法律的方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把政治直接作为判案的根据,甚至不顾法律的已有规定,实际上在1950、60年代所提出的“党的政策就是法,而且是最好的法”的观点就属于此类。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使判案能够及时地反映形势的变化,它具有时代特点,当社会关系处在剧烈的变动时期,难于形成规则,即使形成规则也很快会过时。但缺点是判决缺乏可预测性,“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以前的行为用现在的标准衡量,“溯及既往”。

  政治作用于法律的另一种方式是政治通过立法反映到法律中,司法过程中严格依法判案,而不能依靠法律之外的政治标准。它的时代特征是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规则,不能朝令夕改。它防止了判决的任意性,使判决具有可预测性。这两种政治作用于法律的方式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形式与实质”、“合理与不合理”的区别,凡是依据法律之内的标准判案的是形式的,而依据法律之外的标准则是实质的;凡是依据普遍的规则判案的是合理的,而没有普遍适用的规则、个别处理则是不合理的。
  法律是一种规则政治,它来源于不同政治力量、派别、群体之间的实力对比,是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以规则形式的表现。但规则政治与政治的原型,赤裸裸的政治关系不同,它是一种游戏规则,所有参加游戏的人,不管你属于哪一个政治集团或派别,持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都要按规则办事,而不能违规操作。毫无疑问,法律要随着社会政治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但法律又不能因为社会政治的任何微小的变动而立即改变,法律具有自己的相对稳定性。反之,社会上的任何强大的政治力量,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认为自己的力量已经足以打破现有的力量平衡,而不顾已有的国内法或国际法,奉行所谓“单边主义”,必然使自己的行动失去合法性的基础。
  同时,法律制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一套适应社会变化而又能保持自己稳定性的机制和技术,如法律解释、类推、论证、拟制等。

  法律是规则政治并不意味着法律是一种僵化的措施,它也有一套使现实政治能够渗入到法律调整过程的方法,比如法律的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可以做出伸缩性很大的解释,可以为执法者留下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而且在法律与政治,法律与其他社会调整方式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界限,问题在于要学会用法律手段,在法律的框架内把它们联系起来。如果推开法律,在法律之外另搞一套,那就谈不上规则政治了。一个单纯的政治家和一个受过法律教育的政治家的区别可能就在这里。前者往往能够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摆脱执业者可能受到的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分工的影响,从大局着眼;后者不仅能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而且能够把这种问题化成法律问题,在大家都能接受的法律框架中分析。
  因此,在强调法律与政治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时候,现在特别应强调法律是规则政治。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1-05-12 17:35:31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157期-共和国62年暨孔子2562年〔耶稣2011年〕阳历5月12日

孔子的无辜与反孔者的心虚、自卑和怯懦

----再说国家博物馆门口孔子像被搬移

罗宁

   自北京天安门广场树立起孔子塑像之后,在互联网上,反孔的浪潮风起云涌。批判、指责、辱骂孔子;攻击、斥责、谩骂孔子塑像树立者的粗暴言论铺天盖地而来。

  我在参与讨论的同时,对很多网民用野蛮、粗暴、无礼、失德的语言、文字,攻击孔子、攻击树立孔子塑像者,多次不留情面的提出了批评。于是,有好心的网民,在对我的文章跟帖时,就反复提示我:你认为,反孔者真的是在反孔子吗?你太天真了。

  事实上,对于众多网民“意在沛公”之“项庄舞剑”,我已经多有清晰的认知。因此,我曾经专门发了题为《以反为孔子立塑像来宣泄情绪不公道》,题为《野蛮、残暴反孔是无理、自卑、怯懦的结果》,题为《空洞的反孔大帽子与无力的反孔大棍子》的文章,阐明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

  我之所以坚持不懈的发表文章,提出见解与主张,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认为:蒙受了无数凌辱的孔子是无辜的,而那些反孔者肆无忌惮的所作所为,则是他们心虚、自卑和怯懦的表现。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林立,各霸一方,争战不已。因此,在当时,战乱四起、社会动荡、豪强丛生、弱肉强食、杀人盈野、民不聊生。
  
  生活在战乱年代的孔子,当时只能艰难、落泊的生存在社会的边缘与底层。但是,穷困潦倒,不得志,并没有妨碍孔子持之以恒的志于思、志于学、志于教、志于述、志于“仁者爱人”。孔子坚持在颠沛流离、四处碰壁的困境中,执着的周游列国,去向当时的奴隶主阶级的领袖与代表们,宣扬、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与治世之道。
  
  孔子坚持与世无争、温和善良的孤独向学,同时,深刻、博远的观察、认识、思考人生、人性、人伦与人情。孔子坚持以低廉的收费,真诚的为贫穷的弟子们传道、授业、解惑,得到了数千关注社会而又好学的弟子们的真心爱戴与追随。
  
  孔子坚持在简陋的教室或者树下的空地里,即席、即时、即意、即兴的谈论构成自己思想、学说的言论。孔子的言简意赅的思想、学说,寓意博大、精密、深邃,具有理性的光芒,智慧的魅力,能够有效的助益人类生存发展。因为具有深邃的智慧,孔子的思想、学说拥有了历久不衰的坚韧生命活力;因为具有博远的理性,孔子的思想、学说受到了人类的真诚信服和尊崇。

  智慧源自于并作用于平凡的生活,孔子的思想、学说,可以为每一个困扰于黑暗阻隔的人类送去光明;理性张扬于并升华于意识高端,孔子的思想、学说,可以为每一个茫然于知识贫乏的人类带来启迪。因此,孔子的思想、学说总是能够无胫而走,并代代相继的吸引着众多的人类,超越时空的阻隔,穿越文化的差异,真诚的、自觉自愿的去读、去学、去思、去验,并依照孔子的思想、学说去行。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类,不论孔子及其思想与学说所受到的待遇,是盛极,还是衰尽,都始终能够过目不忘、耳熟能详、记忆犹新的去时时受教、受益于孔子的思想、学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类社会的统治者们,通过学习,从孔子的思想、学说中受到启发;人类社会的被统治者们,通过学习,也能够从孔子的思想、学说中得到教益。因此,在人类社会的统治者们利用、尊崇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同时,人类社会的被统治者们,也在信服、尊崇孔子及其思想、学说。

  当然,各取所需的统治者们与被统治者们,尽管在信服、尊崇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形式方面,更多的具有同一的特点。但是,在动机、目的、选择、方法、追求与收获方面,却是完全不相同的。统治者为维护统治秩序、为扩大统治利益而利用、尊崇孔子的努力,并不等同于被统治者从自己的生存需要出发,对可以给他们带来启迪和助益的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真诚信服与尊崇

  统治者真诚的利用、尊崇孔子及其思想、学说,无疑是为了能够维护、巩固统治;被统治者真诚的信服、尊崇孔子及其思想、学说,则只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维持生存、发展。所以,在以往的两千五百多年间,每当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发展至极大化状态,尽管人们尊崇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形式是同一的,但是,基于统治者们与被统治者们在利益追求、主张方面的根本差异,立场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便必然会陷入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僵局。而在此时,孔子及其思想与学说,自然就会相应的反复经历冰火两重天的艰难考验。

  在春秋战国时代,统治社会的奴隶主阶级,对于不合于自己统治利益的孔子及其思想、学说,不约而同的一致采取了排斥、拒绝、漠视、打压的态度。在一统天下之后,秦始皇恼怒于信服孔子思想、学说的儒生,对于自己所奉行暴政的非议,残暴、血腥的予以镇压,一举“焚书坑儒”。

  给明王朝、清王朝造成了巨大统治危机的李自成、洪秀全,曾经在自己一时能够控制的地区内,极其粗暴、残暴的捣毁孔庙、焚烧《论语》等书籍、打杀儒生。

  五四运动期间,悲哀于丧权辱国、积贫积弱、前途茫然的痛苦,国人义愤填膺的高喊出了“打倒孔老二”,“砸烂孔家店”的口号。

  在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文革期间,因为恐惧“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各层级的领导人,全部被造反派打倒。所向披靡的红卫兵和批林批孔的革命群众,还先后闯入孔庙、孔墓,高喊着“打倒孔老二”的革命口号,突破人性底线的断碑掘坟,曝尸焚骨,劫掠墓藏。

  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孔子塑像之后,反孔的网民们,基于对现实的种种不满,肆无忌惮的在运用一切可以想起的,在文革及批林批孔运动中盛行一时的各种罪名、罪过,来辱骂、抹黑孔子及其思想、学说;攻击、指责孔子塑像的树立者。

  回顾中国社会的历史,可以清楚的看到,历代的反孔者们,所运用的反孔手法、手段,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在借助、运用并通过粗暴、残暴、激烈的言行反孔,以宣泄不满、愤怒的情绪方面,则始终是如出一辙的。

  自汉武帝起,统治者们在清楚的认识到孔子及其思想、学说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力之后,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改变了以往只是排斥、打压的粗暴、残暴做法。转而采用了从孔子思想、学说中,提取、采纳可以被用来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部分内容,再充实以其他人类思想成果,创造出了以孔子思想、学说为标志、品牌的儒术,进而再运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专制政策,充分、有效的维护了统治。

  汉武帝的政治选择与决策,被当时和后来的统治者们的统治实践证明,是富有远见卓识的,是成功的。因此,以孔子思想、学说为标志、品牌的儒术,被历代的统治者们一以贯之的运用了两千多年。不仅如此,为了极大化的利用孔子及其思想、学说在被统治者中间的深远影响力,以实现统治利益的极大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历代统治者们,还分别恐为人后的将孔子的神圣地位,抬升到了无以复加的崇高境地。

  自孔子及其思想、学说问世以来,不论是反孔者冷漠、粗暴、残暴的打压、摧残孔子及其思想、学说;还是历代统治者为强化儒术的工具成效,而无以复加的神圣化孔子,其实,都不过是在反复的利用孔子及其思想、学说,以追求、实现、达到自己的目的。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崖高于岸,浪必毁之。孔子及其思想、学说所具有的人生智慧、理性光芒,不仅强烈的吸引了真诚的尊崇者,也在强烈的吸引着激情的利用者与愤怒的反对者。

  真诚的尊崇者之所以要尊崇,在于他们感激、感念、感恩于孔子及其思想、学说所给予自己的深远启迪与教益。激情的利用者之所以要利用,在于他们清楚的看到了孔子及其思想、学说,在被利用的过程中,可以给自己所带来的诸多利益与机遇。

  愤怒的反对者之所以要反对,在于他们认为通过反对孔子及其思想、学说,能够安全而有效的宣泄自己的不满、愤怒情绪,同时,也能够最大限度的沉重打击自己的对立面,致使其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困境。因此,运用更具震撼效果的手段、手法和言行,野蛮、粗暴、残暴的反孔,自然就会成为反孔者们的必要选择。

  不过,不论代代相继的利用者与反对者出于怎样的动机、目的与需要,在怎样为所欲为的利用着孔子及其思想、学说,孔子及其思想、学说所具有的智慧属性,理性品质,都不曾发生过质的改变。同时,众多受益于孔子思想、学说的人类社会成员,对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信服、尊崇,也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的改变。

  因此,不论是遭受了狂风暴雨般的摧残,还是经历着至高无上的被神化,孔子的思想、学说,始终能够因为具有折服人心的智慧魅力,始终能够因为具有助益人类生存发展的理性品质,而在漫长的期间内,得以持续的无胫而走,不仅日益涉远的走出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类社会,走向东亚,而且还走向了世界一切有人类生存活动的地方,从而无有区别的教益着日益增多的人类,广泛而持久的启迪、滋养着人类的心灵。

  孔子是在贫困、落寞中去世的。孔子去世之后,只有贫穷而好学的学生们为孔子送葬,并为孔子守墓。当时的人类社会,没有其他人因为孔子的去世而感到失落、悲痛。

  虽然,在被学生及后人传播的过程中,孔子的言论难免会有一定的变异。但是,由于孔子言简意赅的言论,已经被太多的人所耳熟能详、铭记在心,所以,孔子的思想、学说才能够在定型的基础上,持久的保持着本色。

  平心而论,生前落寞,饱受当时的统治者们排斥、冷遇的孔子,与世无争的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底层,在孤独向学的同时,在坚持观察、认识、思考、述而不作的过程中,不断的在给学生们谈论着人生、人性、人伦、人情、社会的规律与本质。

  因为言简意赅、涉猎广泛的论断,具有深邃、博远的知识价值与智慧精华,因此,孔子的思想、学说在折服了众多学生的同时,在当时信息传递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依然能够声名远播,致使信服者络绎不绝,真诚不二。

  孔子的思想、学说,没有因为孔子的去世,而停止或者减缓流传的速度与广度。曾经别离繁华妖娆,默默苦行后顿悟的释迦牟尼;曾经在十字架上遭受酷刑,并为信徒带来福音的耶稣;曾经屡败屡战,真诚信奉真主的穆罕默德;曾经颠肺流离、穷困潦倒,却始终视野深邃、博远的孔子,却能够依据思想的无边力量,历经时间的无际磨练、检验,而得以穿越时空的阻隔,超越文化的障碍,历久弥新、历久弥深、历久弥坚的持久启迪、教益人类,并在世界范围内,为广泛的人类所真诚的信服、信仰与尊崇。

  不过、相比较而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类中间,在以方块字为符号、工具、媒介的中华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孔子及其思想、学说,却格外的命运多舛。

  孔子的思想、学说,在持续的启迪、助益人类生存发展的同时,因为独具的智慧属性与理性品质,因为广泛的具有普适价值。因此,得以在中国社会被普遍的予以运用和利用。

  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在不断神圣化孔子的同时,充分的利用、运用以孔子思想、学说为标志、品牌的儒术,以追求、实现统治利益的极大化。因此,在统治者们的统治终于走向失控、失序之际,统治利益达致了极大化状态的统治者们,就会因为社会成员生存利益的必然相应失衡发展,而致使被统治者的生存发展利益遭受到极大化损害。

  由于统治者的统治,历来是通过运用以孔子思想、学说为标志、品牌的儒术来进行的。因此,被统治者在生存发展利益,遭受到了统治者的极大化损害之后,由于不能或者不敢直接反抗统治者的统治,于是,往往只能迁怒于受到统治者高度尊崇,却没有能力自我维护的孔子,并将孔子当做宣泄不满、愤怒情绪的出气筒和发泄物,肆无忌惮的予以辱骂、攻击、打砸。

  然而,统治者所追求、所实现的从来都是真实的统治利益,尊崇、神化孔子,只不过是在利用孔子在人类社会的广泛影响力,以维护和巩固统治,并不是为了孔子。被统治者攻击、辱骂、反对孔子,也不是因为孔子剥夺、损害了被统治者的任何利益,而是为了向统治者表达不满、愤怒的情绪,以迫使统治者改弦易辙,以改变被统治者的生存发展困境与命运。因此,被统治者愤怒、激烈的反孔,同样也是在利用孔子,同样也不是为了孔子,更不是为了打倒孔子。

  在中国社会,对于利用孔子维护统治或者宣泄不满情绪的所作所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心照不宣,心知肚明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所以都会选择孔子及其思想、学说作为工具,是因为在中国社会文明发展、文化积淀的深厚背景之下,人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同时,也只有通过对孔子的充分利用,对立的各方才能够彼此听到、听懂各自的语言与心声。所以,被中国社会成员充分利用的孔子,从来都是无辜的。
  

  事实上,孔子从来都是中国社会成员相互斗争的的牺牲品。尽管孔子及其思想、学说,曾经和正在给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类,代代相继的给予了无尽的智慧教益与理性滋养。但是,只要斗争需要,只要利益需要,人们就会立即翻脸不认人的将孔子当作工具或者当作目标物,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无所顾忌、没有任何底线的予以充分利用。所以,孔子的荣辱兴衰与坎坷命运,所证实、表现的正是中国社会只知道目光短浅、唯利是图的追逐利益,从而无视人文伦理,缺乏人性关怀、道德情操、人文信念;不能远见卓识,高瞻远瞩,不深谋远虑的意识人生、社会的精神缺陷之所在。
  

  因此,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很多人为了追逐利益,什么样丧天害理的人间恶事都能够做的出来。并且,在做种种人间恶事的时候,还会没有任何的不安与罪恶感。甚至,丧尽天良者所做的人间恶事,在被公开披露于社会之后,面对无数的受害者,做人间恶事者,都能够泰然处之,既不知道羞耻、羞愧,也不知道起码应该向社会说一声:对不起。

  直到当今,血管里没有流淌着道德血液的诸多丧天害理者们,继续在肆无忌惮、无所顾忌的做人间恶事的情形,依然在争先恐后、前赴后继的源源不绝而来。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1-05-12 17:35:31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157期-共和国62年暨孔子2562年〔耶稣2011年〕阳历5月12日

自由派排斥儒家探因

----儒家的孤独

余樟法

    对于中国来说,儒家与民主缺一不可。

    没有民主,儒家真理缺乏自由平台,道德精神难以普及社会,民本思想难以落到政治实处----民主本来就是儒家民本思想现代性的政治开展和制度保障;没有儒家,民主理想难以扎根开花。君不见五四以来,多少思想启蒙都漂浮在表面,多少奋斗多少牺牲随风而逝。没有文化土壤和道德奠基,民主即使勉强开了花,也是劣质甚至异化的。我党当年不就是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打下江山的吗?

    儒家不能放弃民主的制度追求,民主不能没有儒家的文化导向。易言之,儒家民主是最“高级”的民主,最适合中华民族,最具有中国特色;民主儒家是最中正的儒家,最符合人民利益,最富有时代精神。为此,东海特作《中华宪章草案征求意见稿》,为儒家的民主政治导航,作民主的儒家思想指南。

    然而,这样的“东海儒家”与朝野各派的立场和利益不免存在程度不同的矛盾冲突。例如,执政党利用儒家但抗拒民主,自由派追求民主但排斥儒家。因此一点不奇怪:东海崇尚儒家却成了同样“崇尚”儒家的专制主义的眼中钉,东海追求自由却成了自由主义的肉中刺。

    毛左派及正宗的马列派,既反民主又反儒家;基督群体中,或有赞同民主的,但不会认同儒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红色儒家”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修正主义马家,与真正儒家形同实异;由于利益驱动,大多数儒家学者也甘愿接受马家指导。儒家遭到这些派别的冷落防范乃至污蔑攻击,都是意料之中的。至于广大知识分子及民众,对儒家的误解空前严重,越是圣贤越容易遭到他们的误会,孔子的言行动机至今还遭到各种稀奇古怪的攻击呢。

中国的自由派包括海外民运为什么排斥儒家

    最值得探索的是中国的自由派(包括国外民运)为什么排斥儒家。原因较为复杂,有思想误会,更有各种政治利益、文化立场和国际背景方面的考量。

    在文化上,西方虽不唯我独尊,但有着强烈的优越感,“唯我独高”。它们或许也会尊重儒家,但这种尊重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影响西方文化及基督教的“独高”地位。在政治上,西方民主相比马家政权无疑相当正义,但其道义性又是有限度有条件的,以儒家标准衡量,难免有势利、猜忌、狭隘、短视的一面。

    西方或许乐观中国民主化的成功,会予以一定的支持,但不会支持以儒家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的民主,以免丧失西方文化的龙头地位和对中国民主化的主导权,不会乐意看到民主儒家造就出一个充满文化自信道德自尊的、高度文明真正强大的民主中国。

    当今“江湖”各派都各有来头,例如,自由派及基督教的文化背景是国际性的;毛左派马列派不合时宜也颇犯既得利益集团之忌,却拥有意识形态合法性;“红色儒家”得到当局的温和支持……唯独“返孔孟之本、开时代之新”的真儒家,左右逢敌四面“绝援”,凸显着儒家的孤独:这是邪说泛滥的时代真理的孤独,是恶占上风的的社会良知的孤独,是被遮蔽在滚滚乌云之后的太阳的孤独。

    经过五四和文革的思想围剿加暴力摧残,儒家已是气息奄奄。而今尽管一阳来复,面临的局面依然十分艰难,当前的处境可以用一句旧诗来形容:八方风雨压孤峰。

    东海早已将个人的命运与儒家的命运紧密联系一起,在孤独中享受真理良知之光的照耀,享受自家内在的盛宴和儒家理想的辉煌。没有背景,中华文明就是我深远的背景;没有后台,历代圣贤都是我强硬的后台。对于朝野各派人物,为敌为友还是为同道,一切取决于他们对待儒家的态度。杭州老诗词家钱明锵有句名言:谁爱诗词我爱谁。东海学舌曰:谁反儒家我反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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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传统婚礼,重建中国礼仪

杜吹剑

2011年5月1日

    自古以来,中国以“诗书礼乐”教化民众,并由此博得“礼仪之邦”的美誉,亦使“礼乐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可惜的是,不知从何时起,彬彬有礼的中国人越来越少,谦谦君子和温婉淑女几近绝迹,“失礼”、“无礼”现象比比皆是,引发了国人对重归礼仪中国的思考和吁求,这在最近的一次民调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2440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72.0%的人感觉日常仪式活动缺失仪式感,其中27.6%的人表示“非常缺失”,82.8%的人希望强化中国人自己的仪式。而且,民调选出人们最看重的三大仪式即婚礼、葬礼、升国旗(《中国青年报》4月21日)。

     看到这样的结果,一则以忧,一则以喜。忧的是,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挟军事和政治强势侵凌中国,令中国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社会至今仍然处于“礼崩乐坏”之中。喜的是,尽管经历了长期的西化思潮熏染,但伴随着民族独立和经济复兴,国人的文化自觉意识越来越强烈,开始思考“中国性”并吁求“再中国化”——人是文化的存在,礼仪作为文化最鲜明的象征符号,首先触动人们敏感的文化神经;而婚礼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环节,成为礼仪的集大成者和重中之重,理所当然排在了今天人们最看重的三大仪式之首,而这,亦与中国传统所强调的婚礼乃礼之本的精神完全吻合。

    婚姻是为了组成家庭。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单元,在经济生产和人口生产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故中国人非常重视婚姻的意义和家庭的价值,《诗经》首篇《关雎》即意在“正夫妇之始”。《礼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也。”首先肯定了人先天情欲存在的现实性,从人的自然属性揭示了婚姻的自然基础。但是,人若无礼,则如禽兽。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夫妇有义,具有规范两性关系、明确夫妇之道的意义,是组成家庭并维持稳定发展的保证。

    仅仅规范男女关系还远远不够,婚礼还具有更深远的意义,这就是“绵延后嗣”。通过子嗣繁衍,实现生命绵延不朽,意味着自己以及祖先乃至是种族的生命得以延续,实现了祖先生命永存不朽的可能,便是孝道。而且,婚礼在具有“继后嗣”之家庭孝道意义的同时,亦具有“合二姓之好”的功能。这就是说,婚礼的意义决不仅限于个人,而是关涉整个社会,负有厚重的社会责任。《礼记》就此特别阐明曰:“夫婚礼,万世之始也。”这就指出,婚礼不只是形成家庭的前提,同时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通过众人的见证、隆重的仪式、盛大的场面,中国的古圣先贤希望通过婚礼以强化夫妇的家庭义务和社会责任感,以敬慎、敬爱而“立夫妇之义”,把婚礼作为众礼之本,促使个体从婚礼的价值意义中滋生出对社会、国家的使命感、责任感,从家庭夫妇和敬而推出国家理治的社会理想目标:“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礼记》)不仅如此,《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这就不仅使之具有先家齐而后国治之意味,而且进一步将婚礼的价值提升到天地宇宙的层面。

    如当代儒家学者蒋庆先生指出,现代中国婚礼大多在酒店举行,酒店作为盈利场所,无法提供一个神圣空间。婚礼实际上是一个宗教性仪式,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礼敬生命万物神灵,是贯穿于整个婚礼的精神,这就使得婚礼不仅具有神圣、庄严和美感,更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现代的教育体制中,从小学到大学都是通过语言来教育,语言固然可以起到教育的作用,但仪式的教育功能不容忽视,故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仪式教育比语言教育更生动更能打动人心,参加婚礼或者观摩婚礼往往会使人心灵触动、印象深刻、终身难忘。

    在当下中国,尽管传统婚礼在部分农村地区还保留,但城市里普遍施行的是西方基督教式婚礼,而且被视为时尚和潮流。目前,一些当代儒者在“时为大”的礼仪精神指导下,开始研究传统婚礼与现代城市生活的结合,如深圳孔圣堂,就探索出了一套较为成功的立足传统儒家义理基础又结合现代生活实际的婚礼仪式,但这只是滔滔西化浪潮中的一股清流,尚未被普遍接受和推广。

    不知礼,无以立。婚礼者,礼之本。在明了婚礼所具有的深刻文化内涵和重要社会意义之后,我们方能意识到婚礼若遭受到破坏,中国传统的礼乐精神便受到根本冲击,不可不慎。许多人喜好西式婚礼仪式,应该说是一种文化无意识,尽管大多只是追求其表面形式,但也会在潜移默化中认同其背后的文化价值,慢慢背弃中国文化精神,这就提醒我们既要防微杜渐,亦要积极重塑中国传统婚礼,进而复兴礼乐文化,最终再造礼仪之邦。

    共和国62年暨孔子2562年〔耶稣2011年〕阳历4月26日,写于北京

 

 

 

 


发件人:"thxj2008" <thxj2008@163.com> 2011-05-05 18:45:26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robinhxb" <robinhxb@163.com>, "changhailang100" <changhailang100@163.com>, "马明" <mamingwin@hotmail.com>, "chenxf" <chenxf@yingtai.com.cn>, "wulg03" <wulg03@126.com>抄送:标题:刘亚洲-刘少奇

行走在黄光裕的家乡

许锡良

    一

    题目写好了好几天,也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决定将一些感受写出来,不是因为偏见,而是因为好奇,想探究一下首富之乡的文化之路。

    “五一”期间因为要到广东潮阳上课,而且就在曾经中国的首富黄光裕所在的那个乡镇里_潮阳西胪波美村,这是黄光裕所在的文化之根。借此机会我特意留心了能够产生中国首富的故乡的文化风土人情,企图从中解读到一些人所未知的奥秘。

    从广州到潮阳的车程是六个多小时。下午的车,到达潮阳市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去西胪镇的车早已经没有了,只有打的士。叫了几部的士,都要价很高,还有的声称不敢去这里。因为,这里比较偏僻,曾经多次发生抢劫。最后还是一个江西的老乡的的士司机,答应载我去。半个小时的车程,要了六十元,不算高。一路上,我问为什么那么多人晚上不肯载客来这里。司机说,这里很乱,白天还好一些,晚上,偏僻的地方一定不要去,给多少钱也不要去。我送你就只送到国道旁边,就不进村了。我很为难,因为我是第一次来这里,人生地不熟,不进村,根本就找不到上课的地点。

    二

    进了村之后,摸黑找到上课的地点。晚上很饿,想找点吃的,但是,根本没有。只好到附近的小型超市随便买点饼干牛奶之类充饥。晚上睡觉的地方,就是镇教育组的办公室,白天办公,晚上就睡觉。有来上课的教师,都是睡在这里。要命的是蚊子,刚睡下,蚊子就轮翻攻击,开始还左抵右挡,把电风煽开到最大,尽量把蚊子吹走。但是仍然是无济于事。实在是太疲倦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只是一早醒来才发现,自己已经被蚊子叮咬得满身是血点。

    第二天一早去吃早餐,找遍了村里,也没有找到。村子里垃圾遍地,不时有一种腐臭的烂肉味,苍蝇蚊子不时飞来飞去。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有早餐吃的地方。尽管旁边就是垃圾堆,而且味道很浓,但是,也只能够将就点了,要不然空着肚子是无法上课的。一碗米粉要了十元钱,这里的物价其实远比广州贵。在广州这样的米粉只要五元钱就足够了。

    三

    其实整个潮阳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拿到一千来元。但是,这里的物价很高。中国最富有的人就出生在这里。因为有大量富人的存在,所以,这里的穷人其实日子很难过。晚上吃夜宵的时候,我在潮阳的一个大街的路边的大排档想吃点鱼膘炒的菜,结果一问价,说要一百二十元。论斤要三百元一斤。我听完就没有再问了,感觉这也太离谱了。因为广州这样的菜只要十几元而已。或许这里人欺生。只要听到讲普通话的都以这种方式对待。

    我之所以答应来这里上课,就是想探究一下广东潮阳这个出中国首富的地方,究竟有什么文化环境与风土人情。

    四

    探访的过程中,我故意将话题引到黄光裕,还有因黄光裕案而落马的潮汕籍高官。当地人对他们还是赞美有加,羡慕不已。许多本地人为黄光裕以及由此落马的潮汕籍高官辩护说,他们是无辜的,这是因为仇富的社会才导致他们落难。但是,我翻阅关于黄光裕案件的人与事,感觉黄光裕其实并不是无辜的。这使我想起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的,开发商的血液里也应该要流点道德的血液。应该说,这种感叹对于黄光裕的发家史来说,是非常恰如其份的。黄光裕的家乡给人一种民风剽悍的印象,这里商业气氛很浓,但是,这里潜规则盛行,不守信用的事件时有发生,想起十年前全国十九个省市的政府规定不要与这里的人做生意,弄得市委书记要上央视为重新树立信用形象而去讲话。我给这里的中小学老师上课,说到师资问题,当地有老师就说,这里没有什么法律不法律,规定不规定的。有钱,有权,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小学三年级水平的人,也可以去当小学教师。教到三年级,实在教不下去了,就又换到一年级教。他们把孩子教坏了,你再来接手,教起来特别难。

    五

    但是,问题是,中国的首富就出生在这里,并且在这里成长起来。

     黄光裕17岁就跟着20岁的哥哥去内蒙古呼和浩特做电子生意,后来又到北京做服装生意,最后还是改做电子生意。把一间叫“国美”的服装店改名为“国美电器”,依靠从广东沿海走私来的外来电子产品,以及低价优势,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然后又靠骗贷,甚至黑社会暴力手段,钱生钱,利滚利,黄光裕的发家史说来其实很简单。我在潮阳的朋友听说我要探访黄光裕的发家史,随手就递给了他买的一本书,叫《黄光裕真相――欲望驱逐下的首富困境》,作者是李德林、尹锋,都是经济金融记者出身的作家,这本书是经济日报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的,出版时,从黄光裕案中暴露的更大的官高_陈绍基、王华元当时还没有落马。但是,作者已经预言涉及此案的高官决不会只是郑少东这个公安部部长助理。黄光裕案盘根错结,错综复杂,牵涉的人之广,涉水之深,手段之黑暗,巧取豪夺之能事,读后令人惊心动魄。

    六

     那些细节,我也不便在这里一一细述。总之,我突然想到了孟子二千多年前借阳虎之口的一个感叹:“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今天看来,只有更为严重。

    我常常将美国的首富与中国的首富相比。美国的首富比尔.盖茨是哈佛法学院的高材生,虽然没有毕业,但是,毕竟是名校出来的,更为重要的是,比尔.盖茨是有坚定信仰与强烈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人。他不但富有,而且富有理想和信念来支持他的经商。他致富的方式是自己创办微软,在自己挣钱的同时,为人类实现了人人办公桌上有一台电脑的梦想。并且在自己健在的时候就承诺裸捐。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办者乔布斯则发明了微型台式电脑,在电脑小型化硬件方面,他是开山祖师。但是,黄光裕是什么人物呢?他小学毕业文化,17岁北上经商,靠走私骗贷捞世界,利用中国钱权交易的潜规则,终于捞成了中国的第一富。成为中国第一暴发户的黄氏家族,更是充满了霸气与匪气。行走在官场、商场与黑道上如入无人之境。

    七

    黄光裕发家之后,身上暴露的正是中国文化的弱点。家族产业的经营方式,广攀高官,利用复杂的关系网,大洗黑钱,所做的生意不过是权钱交易而已。发家之后的黄光裕嗜赌如命,曾经创下一次输掉上亿元,连续输掉80亿的纪录,乃至使得整个国美电器的资金链断裂。利用供应商的资金来不断扩张,也利用香港上市公司借壳上市,操纵股价。手段毒辣、黑暗而娴熟。在中国经商,其实真的是很残酷。都说商场如战场,而官场如屠宰场,然而,黄光裕玩的不仅是战场,也不仅是屠宰场,而是战场与屠宰场的合一。

    匪气与霸气。没有超强的匪气与霸气是万不可能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的。这点匪气与霸气是他们的故乡给奠定的种子。今天走在这块土地上,仍然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一种文化一种体制,不但在政治上有选拔的功能,就是商界也同样是有选拔功能的。美国文化环境将比尔.盖茨式的创造者变成美国首富,而中国则将嗜赌如命、小学文化、靠走私骗贷起家的人变首富。其实一个社会,在什么领域不是在选拔与淘汰着?中国的商界就是这样淘洗与筛选的。在这里的商业原则就是,谁守信用,谁守法律,谁的血液里不幸流了点道德的血液,那么,谁就要首先被淘汰出局。

     八

    邻近的村里的学校旁边有一个五星级酒店,建成之后却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开张了。这后面的故事也是惊心动魄的。村里的书记因为利用手中的权力捞了许多钱,又霸占了村里的一块几百亩的地,然后利用所捞的钱建起了一个五星级酒店,这个时候,村子里的村民不干了,集体上访,要求查处书记,然而书记关系网扎得牢,任村民怎样去告,都是稳如泰山,选村支书时,每个党员的选票据说已经卖到了上万元。要当上村支书,不花个几百万是成不了的。我听后说,尽管如此,也算是一件好事,毕竟让他出了点血,以后这张选票要是能够卖到十万就更好,而且村子里要人人入党,使人人有这十万元,那么权力就真的做到了“天下为公”了。可惜现在卖得还太少了。以后还要炒高一点。许多人害怕村子贿选,其实我以为村子贿选不算什么大事,关键是贿选不要太低贱了。要卖出相当的价钱来才好。与其贿赂上级一到几人,不如让他们贿赂村子里的每一个人。权钱既然要交易,就让权力与大众交易。而且这权力只卖三年,三年之后重新再卖一次。这个周期比土地的使用期限要小得多。得益的还是村民。

    九

    最近刚买了一款国美电器的手机。买电器那天,他们搞一个什么活动。说是员工价活动。要事先申请。阵营与气氛搞得特别隆重。结果那天买来的手机,拿到潮阳就不能够使用了。之前有一个朋友劝我说,千万不要去国美买电器,因为这里水货越来越多,以前我几乎都是去国美买电器的,现在看来朋友的劝告还是对的。手机无论怎样都打不通,信号不好,打不出去,也接不了信息,幸好出差之前,还准备了一台旧手机。整个过程就靠这台旧手机联系。国美啊国美,你的命运似乎就是中国人的命运。

    十

    回来的时候也不顺利。说是回广州的车,结果中途被转卖了三次,最后才坐上了粤DN2910号客车。而且这里的客车见人就停,一路上停停歇歇,走走停停,整个车都已经坐满了,还在招客,一路上连上个洗手间都极其困难,说实在的,这种情况我只是在春运才遇到过。最后连过道上都坐满了人,车厢里乌烟瘴气,到处是烟味,臭袜子味。放着视频节目也是说潮汕话的,我根本听不懂,我要他们把声音弄小一点,想休息一下。结果司乘人员就不是肯,说乘客要听,我说我就是乘客,我不想听那么大声音啊,司乘人员说,你这个乘客不算,这里没你说话的地方,说着把声音就调到了最大,整个车厢震天动地,但是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抗议。他们人多势众,听说这里的人都是非常抱团的,我孤单一人,怕吃亏,只好闭嘴,只求平安地、快快地离开这个地方。

    有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亲自去体验一下就会有最切身的体会。一个地方出什么人,肯定是有什么土壤的。


     2011年5月4日星期三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5-16 06:40:56 +0800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Fw:FW: 张治中将军的最后岁月

    1949年4月,国共和谈破裂,返回南方还是留守北平,曾令南京政府代表张治中极度苦恼;建国后,他曾有短暂的喜悦,但接下来频仍的政治运动让他陷入痛苦中。

张治中将军的最后岁月

口述 张素我

整理 周海滨

2011年5月

    张素我: 现年96岁,1915年4月生,安徽巢县洪家疃人。第六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爱国将领张治中的长女。1935年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肄业后赴英国西南大学留学,1937年8月回国,在洪家疃黄麓小学任校长。1940年与周嘉彬结婚,在西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任外语教员。1951年在北京外国语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英语,1953年后在外贸专科学校(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历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第六、七、八届常委,第九届委员,民革中央常委。

    我的父亲张治中,人称“和平将军”,已经离开我们42年了,如果活在世上,也已经121岁。作为惟一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惟一敢对毛泽东、蒋介石多次直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父亲经历了鲜为人知的国共往事。

     父亲一生与国民党、与蒋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蒋介石的八大亲信之一,两人交往颇深,父亲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但是,虽然跟随蒋介石 20年,父亲从未参加一次反共内战,而是以独特的身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留在北平

    1949年4月1日上午,以父亲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一行二十余人,乘“空中行宫”号飞机由南京飞抵北平。在机场,父亲发现中共和谈首席代表周恩来没有来迎接,来接机的仅是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人。

    父亲看此情景心里很纳闷。屈武记得父亲对他说:“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

     父亲一行走进下榻的北京六国饭店时,抬头见到一幅大标语:“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

    当晚,周恩来伯伯在六国饭店宴请代表团全体成员。宴会结束后,周伯伯、林伯渠和父亲、邵力子谈话。周伯伯首先提出质问,认为父亲来北平谈判之前不应该去溪口看望蒋介石,认为这是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证明蒋介石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并说“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此后周伯伯又提过两次,父亲加以解释,双方为此还有争执,到谈判快结束时才被中共所了解。

    从4月2日至7日,双方代表就“八项条件”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个别交换意见,主要议题是“战犯”及“渡江”两项。李宗仁的意图是“隔江而治”,想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中共方面坚决表示“无论和战,均须过江”。这就使李宗仁“划江而治”成为泡影。为此,双方原拟4月5日的正式和谈,不得不向后推迟。

    4月8日,父亲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双清别墅会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出门迎接,他热情地握着父亲的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承你热情接待,全家他迁,将桂园让给我们使用,又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欢送会!别来你的身体和家人都好吗?”

    从4月13日开始,双方进入正式谈判阶段。经过双方多次磋商,终于形成《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

    16日,父亲派黄绍竑、屈武带了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20日深夜,父亲得知南京方面拒绝接受,并要求订立临时停战协定。代表团即刻将复电抄送中共,请他们再加考虑,这是21日上午9时之事。不久,北平街上到处是“号外!号外!”的声音,毛主席、朱总司令已经命令解放军进军江南了。

    国共和谈虽多曲折,但也有收获。父亲在北平与中共代表进行了二十多天的密切磋商,终于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父亲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南京政府代表团所提修正意见四十余处,占修正意见的多数。其他人也表示应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如果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只有欣然接受。但是事与愿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终为南京政府拒绝。

    此时,李宗仁、何应钦电催国民党代表团速返南京,23日派飞机到北平,24日回南京。父亲本打算24日回南京复命。

    当天,周伯伯去看望父亲,说渡江准备已经完成,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并说代表团回去后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他们的,甚至诚恳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父亲被周伯伯的诚意所感动。让父亲留在北京有两个意思,一是“你回去处境一定对你很不利”。周伯伯说,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还是广州,国民党的特务都是会不利于你们的;二是要继续谈判,认为一旦解放军渡过长江,协定还是有签订的可能。

    但父亲的内心陷于极度的苦恼与矛盾中:“不回去吧,自己是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和平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回去吧,中共的挽留是诚意的和善意的,而且一旦解放军渡过长江,协定还是有签订的可能。”看到未来没准有一线希望,父亲决定留在北平了。

    4月23日,从上海起飞的接和谈代表的专机飞到了北平上空,请求降落。周伯伯指示机场指挥台回话:“飞机跑道正在修理,无法停机,过两天后再来。”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几圈后返回了。

    随后,通过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联络,我母亲带着二弟一纯、五妹素久,从上海搭乘北上接代表团的飞机到了北平。

思想包袱

    留在北平的一段时间是父亲少有的休闲时间,他自己也说有30年没有这么休息过了。他在3个月的时间里逛北京的名胜古迹、听北平的大鼓和四大名旦的京剧。

     父亲留下来后也背着沉重的思想负担,他的思想症结是:“拿我(张治中)和蒋介石的关系来说,他是国民党的总裁,我是国民党的干部,而且在一般人看来,我还是他的亲信干部、重要干部;而他在反共,在主战,我则一贯地主张联共、主张和平,4月1日以后更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一来就不回去了,这不是变成干部背叛领袖了吗?”

    4月到6月,这3个月里是他最苦闷的一段时间,“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但现在站到共产党这边来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呢?这一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很久,没有想出一个答案。” “我是为和谈来的,而且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和谈既然破裂,为什么不回去?留在北平干什么?算怎么一回事?”而父亲对自己如果回南京命运会如何,曾经有过判断。一些朋友劝说张治中,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分子会加害他们,张治中说:“我个人方面没有这个计较……”

    直到发生一件事。

    国民党方面对南京政府代表团全部留在北平的事情,十分气愤。1949年6月15日,广州中央社发出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后来又发两个电讯,并对父亲进行攻击,说父亲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为澄清事实,父亲不得不在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声明》称——

    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示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

    父亲最后想通了,他经历了最痛苦的思想斗争,用他的话说,就是“把理论上的国民党——国民党的主义和它的应有的本质——与被反动派长期窃据的国民党的现实区别开来一想,就想通了。”

    父亲自问,国民党应该是个怎样的党?而事实上又蜕化为一个怎样的党?他所憧憬的国民党的灵魂哪里去了。他所追求的“恢复革命精神,实行民主政策”,为的是把国民党从错误的道路上扭转过来,但是却回天乏术。

“年初一”

    此后,毛主席多次找父亲谈话,并希望他参加政协和政府的工作。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正在酝酿筹备时,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当着朱德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面,指了指父亲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我想提请他在人民政府中担任职务,你们看怎么样?”还没等别人回答,父亲自己先摇头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毛主席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之日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 ‘年初一’做起。”

    周伯伯也对我父亲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我父亲谈起思想转变时,常念念不忘这两句话。

    1949年9月,政协会议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著名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父亲在世时常讲,参加新中国工作的后半生,特别是建国初期这一段是他最惬意的时光。父亲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以后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国务会议和国防委员会。每次开会时,父亲都是发言的时候多,不发言的时候少,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949年6月,毛主席邀请各界人士座谈商讨国是,父亲也应邀参加。毛主席整合了大家的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作为国名。在座的很多人表示赞同,唯有父亲表示不同意,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接受了父亲的意见,我们的国家因此被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约见父亲,对他说,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父亲去电给新疆军政负责人,要他们起义。还说,从新疆了解到的情况,只要父亲去电,他们一定会照办的。父亲说:“我早有此意,不过新疆和我通讯早已中断,不知怎样才能和他联系上?”毛主席告诉他:“我们已在伊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可由伊宁邓力群转到迪化。” 父亲听了毛主席的吩咐,立即给中共在伊宁的负责人邓力群同志打了电报,请他转告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要他们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那时国民党政府已节节败退到广州),归向人民民主政府。

    父亲曾在新疆任职多年,对那里的情况十分了解。经过反复思考,他将和平解放新疆的意见书提交毛泽东,希望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贡献。

     9月10日,父亲致电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省主席包尔汉。第二天又就起义的具体问题单独致电陶峙岳。9月21日,毛主席再次就新疆和平解放问题致信父亲。父亲接信后第二天,又致电陶、包,嘱其立即与彭德怀接洽宣布起义,要陶峙岳以父亲的名义电令在河西的周嘉彬、黄祖勋两军接受陶的命令,与前线将领接洽表示诚意,不应再犹豫顾虑。9月25日陶峙岳通电起义,26日包尔汉也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记得1955年国庆节举行了授勋典礼,父亲和陶峙岳将军都光荣地接受了一级解放勋章。

精神上解放

     1949年到北平后,我们家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父亲曾经让一纯和张立钧去傅作义先生家借钱。到了那里,傅先生问借多少,他们说借250元。傅先生随即叫人拿出500银元。

    这件事很快就被周恩来知道了。一星期后,他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一开头就表示歉意,然后写道:“不知你们经济上这么困难,现拨出6000元供你们使用。”后来,毛主席由马鞍山去南京视察,一下火车就笑着问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

    江渭清笑着说:“还没有。”毛泽东说:“你们可别忘了还啊!”原来,江渭清在湖南打游击时,经费非常困难,曾找父亲借钱资助。

    1951年,根治淮河工程开始,中共中央任命父亲为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到工地进行视察和慰问。临出发前,父亲却病倒了。毛泽东得知父亲病了以后,在5月5日特派江青持亲笔信到家里来慰问,对父亲的病情表示了极大的关切。

     1952年夏,父亲从西安到北京,毛泽东来到家中,长谈了两个小时。父亲说:毛主席啊,我们国家这么大、这么多人口,我们只跟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搞贸易,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应该和各个国家搞贸易做生意。

    毛泽东站起来说: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两个人要争论一百年。

    1958年5月,反右派斗争接近尾声,父亲写了一份《自我检查书》,总结了建国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功过、得失、是非,送毛泽东审阅,并附去1949年冬所写《六十岁总结》。22日,毛泽东复信:

文白先生:

    五月三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至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新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时

     后来父亲问毛主席:“你说我们的世界观有距离,指的是哪些地方?” 毛主席说:“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你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很模糊的,但是今年写的《自我检查书》里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还没有搞清楚吧?”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父亲陪同毛泽东视察了湖北、安徽、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一路上,他写了4万多字的日记。这一年,父亲与毛泽东的交往和友情应该是最好的时期。这次视察是毛泽东邀请父亲去的,他很珍惜这次机会,每天的视察和与毛泽东的谈话都会详细地记录下来。回来以后,父亲写了《人民热爱毛主席——随毛主席视察散记》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详细记述了各地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真诚的、热烈的爱戴之情,以及毛主席热爱群众、关心群众生活的情况。

    父亲曾经回忆说,毛主席在这次视察时曾谈起父亲的世界观问题。他指着父亲笑着对罗瑞卿部长等人说:“我曾说他的世界观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他说已经解决了。他说他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满足了,我不相信,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满足过。我在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要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1958)我看到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有点高兴。”

“文革”变故

    在“反右”斗争中,父亲对运动不理解,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对党与非党的问题曾作长篇直言。同时他对民革中央的“反右”颇有看法,态度消极。父亲的言行招致一些人的不满,一夜间民革大院贴满了邵力子和父亲的大字报。毛泽东、周伯伯知道后,保护了父亲,毛泽东批评某些人“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1966年初夏,我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全国乱翻了天。学生不上课了,铁路车厢由学生乘了到处大串联……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多次接见红卫兵。

     我家那时就住在父母家的隔壁,仅一墙之隔。

    每年6月至7月,我父母都会到北戴河避暑,我因在学校教书有暑假,几乎每年都随去两周或三周。但那年我尚未动身,红卫兵来抄家了。第一批是以十一学校为代表共几十人,一天晚上按我家的门铃,声称是来破“四旧”的。我家是一座旧楼房,大儿子正好在家,立即开了门,他们一哄而入,楼上楼下乱窜。说实在的那时我家仅有几张沙发、桌椅,衣柜里一些衣物、首饰,他们翻箱倒柜,然后又塞回去搬到一楼堆在一起。我让他们贴上封条,内有我的英文打字机及飞利浦牌收音机一台。

     过了几天,另外一批红卫兵又来了,坚决要把上批红卫兵封存的东西拿走。有一位老工人为他们推车,心中很不耐烦,直摇头。我很天真地恳求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拿走我教学用具——打字机,及每天要听新闻的收音机。他们凶凶地对我说:“谁还要你教书呀!”当晚打电话给在北戴河的父母亲,父亲决定次日返京。

    第二天,父亲刚到家站在院子的台阶上,红卫兵就进大门了。红卫兵指着父亲问:“你是谁?” 父亲很生气:“你要问我是谁,你可以去问毛主席。”

    红卫兵砸了只花瓶.拿走了父亲的佩剑,还责问为什么不挂毛主席像和语录,出门时把一把切西瓜的小刀也视为武器掳走,扬长而去。红卫兵走后,父亲对家人和机要秘书余湛邦说:“今后若干年,这将是一个大笑话。”

    为了不惹麻烦,父亲让人买回毛主席像和语录。余秘书无意中在父亲座椅对面挂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语录。父亲看了很不高兴,问余秘书语出何处。余秘书说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

    父亲问他:“你认为怎么样?”余秘书回答了考察报告的时间、地点和对象。父亲听了,一言不发。

    过了一天,父亲家中的警卫都换上了红卫兵的袖章。父亲受到周伯伯的关爱,被保护起来了。就是那次,红卫兵们听说我的先生周嘉彬有一辆摩托车,平时骑它上班。其实,嘉彬早已将摩托车送给他的单位——水利部了,可是红卫兵这次要在我家找。那么大一辆车,何处能藏?我家地下室和上层中间有一小块空档,红卫兵手拿皮鞭罚我爬进去,哪有?这不是没有常识吗?都是高中学生了!我当时只得服从,不然要挨一鞭子的。过了几天麻烦又来了。一伙红卫兵要住我家楼下,我们不得不应允。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人声嘈杂,外面找人敲门他们听不见,我们必须下楼为之开门。烟味上升令我不能忍受……一位老友夫妇见此情况甚感不安。他家有一处房子可住。承他们盛情我们一家移居水碓子。我们安稳地住了一些日子。

     红卫兵来抄了多次家,《纪念父亲张治中将军》中的近400幅珍贵历史照片就是我在红卫兵走后从地上含泪一张张地捡起来的。忽然有一天我和嘉彬外出回家时邻居对我说:“你家来客了。”我见单元门口有一辆大吉普车。上到三楼家门紧闭,敲门保姆才开,原来水利部来人抄查文件。又过了几天水利部来人把嘉彬带到部里,说是隔离审查。这一段时期他不时写信要我送上零用钱、换洗衣服、肥皂、牙膏。那个年代我的小弟一纯也在水利部工作。有一个大雪天部门前有许多人在卸煤,其中就有他姐夫。后来我才得知嘉彬打着赤膊仅穿一件棉纱背心,从车上把煤卸下,身上汗流浃背。

    1969年我父亲病危,母亲就和国务院有关方面说了话:“我的长子远在台湾,长婿如长子,能否请放周嘉彬回家看看他的岳父?如仍有问题,再叫他回去,可以吗?”嘉彬终于回家了。

    在我们一家最艰难的时候,周伯伯出面保护了父亲。周总理知道后派解放军来接管了,红卫兵就进不来了。听说周伯伯还多次在红卫兵集会上宣传父亲的功绩,他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好朋友,他曾经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期间亲自接送毛主席,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1966年,周伯伯把父亲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让我们家属去,也不让通电话。借此机会,同时保护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多老干部靠边站,父亲想不通。陈毅同志亲自来劝他说:“这是群众运动嘛,没有关系的。”不久,老干部一个个被打倒了。

    1966年国庆节,父亲在天安门城楼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红卫兵去你家了没有”。父亲回答说“去了”。毛泽东很惊讶:“你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当权派,他们到你家去干什么?”

    听了这话,父亲心里还是高兴的,并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都要打倒,而是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回家后还把毛主席的话津津乐道地讲给我们听。

    我的堂妹张素德后来撰文回忆父亲在“文革”期间与她的一次对话:父亲见到从南京来北京探望的素德很高兴,问起外面的情况,素德如实相告。父亲听着听着,脸色越来越不好,眉头深皱,他对名为破“四旧”、实则打砸抢整人的情况感到惊疑,摇摇头说:“若干年后,这将是个大笑话。”父亲又问素德外面有哪些大字报,当他听说除了有“打倒刘少奇”之外还出现了“打倒朱德、陈毅”等大字报时,说:“都搞到开国功臣头上啦!”还问素德:“孩子告诉我,不积极参加,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素德说:“是的,但我们反对打砸抢,任何时候都要讲政策,凭良心做人嘛!’,父亲点点头,微笑地说:“不当就不当吧,实事求是嘛。”

    情况越来越糟,父亲熟识的一大批开国功臣被打倒、被关进“牛棚”,被拉出去游街示众,甚至被逼死,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也受到冲击,父亲心情沉重。父亲从此很沉默,也不说话,每天看着报纸,一言不发。但是他的健康却被这种郁闷的情绪所吞噬。

     父亲不是突然去世的。他主要是长期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心情很不愉快。他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病,只是长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他身体一直很好,根本就没有具体病症,就那么躺着起不来,母亲昼夜服侍好几年,后来父亲就是浑身都软。

    1969年4月6日,父亲去世。他岁数并不大,79岁。父亲生病期间,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东北最好的人参。平时,毛主席多次邀请父亲去他家吃便饭,有时还请我们全家。

    父亲去世后,统战部当时的领导提出不搞告别仪式,周总理则提出,一定要搞个仪式。总理说:“我参加,再通知其他张治中的党内外的老朋友。”

    4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了张治中遗体告别仪式。

    父亲去世时,我和弟弟一纯在父亲身边。在生命的最后3年,父亲每天晚上都问下班回来的一纯文革的情况,问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父亲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非常反感。他对一纯说过,“文化大革命”比军阀混战还乱。谁也管不了谁,政府说话也不管用。

    听说彭德怀被打倒,父亲写信给毛泽东,听说刘少奇被打倒,父亲也写信给毛泽东。彭德怀被打倒后父亲写的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写了1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他在信里讲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的严,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非常艰苦朴素,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

    我父亲和彭德怀关系很好。解放以前他在西北工作,解放后也在西北。他对彭德怀很了解。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彭德怀担任主席,父亲担任副主席。后来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毛主席提出来批判彭德怀,我父亲就起来发言。这是我听父亲朋友的秘书说的,父亲发言说不同意毛主席的观点。

    这封“万言书”寄到了周伯伯手里,周伯伯就派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来广东找我父亲。父亲那时候冬天在广州休养。高登榜看到我父亲就说,周总理让我转告你:“你写的信主席收到了,请放心。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办。”这个事是周伯伯压下来了,实质上是周伯伯保护了我父亲。现在我明白这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父亲,当时其实不理解为什么不送信给毛泽东。

    “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主席身边怎么办?”父亲曾经在面见毛泽东时说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那时父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这几个元帅都被打倒以后,他在会上讲过这句话,我和一纯也听他当面讲过,他还说,“我一定去见毛主席!”

    1967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父亲执意要见毛泽东,当时他的身体很不好了,就让一纯推着他到了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后他说:“主席啊,你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我一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好干部都变成走资派了?”

    接着又说:“现在被打倒的干部早就超过5%,党内我有许多老朋友都被打倒了。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你怎么办呢?” 讲到这时,毛泽东站了起来,他本来一直坐着,说到这他站起来了。毛泽东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

    父亲也站起来了,因为毛主席站起来了,一纯就扶他站了起来。但是站起来后,父亲并没有说话,一纯说看着他很沉闷、很沉闷,没有说话。他不能跟我讲什么心里不高兴的话,但他闷闷不乐。

    林彪的地位越来越高,名字竟然排在周总理之上,父亲忧心忡忡,而周伯伯处之泰然。父亲一方面佩服周伯伯的谦逊,一方面为他的处境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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