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网编者按:为了时效,这期文集文章未满,就先发出。请大家关注以后几天的内容补充,将有新文章不断加入 。当下的中国,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极左和极右两股势力祸害中国,已经到了令人愤恨的状态,就是这些人搅得社会动荡不安。望大家擦亮眼睛,不要被一些极端的邪说迷惑。中国社会不能被撕裂,几十年的平静生活不能被打乱。中国人民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放眼世界,到处是战火,发展中国家的命运被玩弄于股掌之上。中国一旦动乱,给人民带来的将是巨大灾难。有人用唐代的《开元占经》推算出前三十年的中国是中西交流和暗流冲突的改革开放的30年,下一个三十年是惊涛骇浪、悲喜交织、触目惊心的30年。这种箴言不能不让人们虔诚地发出天佑中国的祈福!让妖魔平息吧!

精英与民粹的博弈影响中国未来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1年4月29日

目录

特稿

斯密特:西方对伊斯兰的傲慢早晚要遭到报应

仲大军:忆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那次理论研讨会

人民日报: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王钧临: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博弈影响中国未来

黄纪苏:说话权利要争取 说话水平要提高

胡岸:中国再刮妖魔化文革和毛泽东的政治旋风

曹久强:中国右派比左派最大的优势就是有钱

经济

仲大军:中国大众为什么富不起来?

路透社:中国一半有钱人想移民

曹久强:私企与公企工资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郎咸平:为什么中国低工资但高物价?

中国的税负之谜

张明:短期国际资本正加速流入中国

曹军:《云汉月刊》第103期《导言》

 DIANA:中国高通胀的真正原因

IMF: 美国世纪已经临近终点 五年后将被中国超越

鲁比尼:中国经济将硬着陆

香港讯: 中国一批中小企即将死去

《凤凰周刊》:内地70万退休高工陷养老困境

中国新闻网:中国60年累计援外资金逾2500亿 免债超255亿

网易: 谁为中国高铁负债买单

杨芳洲:九问农业部

政治历史文化

温家宝:讲真话 察实情

明永昌:朱镕基访母校清华大学并针砭时政

王云:先选拔后选举才能保证优胜劣汰

苏中杰:茅于轼为什么批毛?

张星水:扭转世风教化人心乃为预防犯罪上策

高寒:致贺卫方先生的公开信

陈忠林:我是非主流法学家 以法律的名义专制

贺卫方 陈忠林:法治建设到了反思的时候

《瓦良格》号航母来华幕后故事

张星水:凭吊古北口长城抗战阵亡将士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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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5-05 08:59:2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前德国总理斯密特对本.拉登之死作如是观

西方对伊斯兰的傲慢早晚要遭到报应

前德国总理  斯密特

2011年5月2日

     本月2號,92高龄的德国前总理斯密特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就本.拉登之死,作如是观,现发表如下:

     对本.拉登,我不会流什么眼泪;

    (美国该军事行动)根本就违反现行国际法;

    我表示怀疑,一个法治国家的总统是否可下令到另一个国家去杀人;

    (安理会第1973號决议)是个奇怪的决议,(不允许派遣地面部队的情况下)竟想通过飞机与船只去防止平民遭受杀害;

    我担任总理时期,不曾在波斯尼亚与科索沃问题上支持过军事干预;

    我要指出,信奉伊斯兰教的广大群众多为穷人,因此阿拉伯世界的动乱多有其社会、经济根源;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为主的两大地区要想和睦相处,必须由基督教世界采取主动行动,而实际上我们却在教我们的公民如何藐视伊斯兰;

    西方对伊斯兰一向所表现的傲慢,将迟早得到报应。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1-04-30 19:08:20 +0800收件人: 抄送: "zdjun" <zdjun@263.net>,  标题: 人民日报: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人民日报评论部

2011年04月28日

    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同样看待一件商品价格,有人显得很“淡定”,有人表示“鸭梨”很大;同样面对一桩刑事案件,有人焦虑等待“正义到来”,有人则在寻找“程序瑕疵”;同样衡量一项改革措施,有人双手赞成,有人却提出质疑……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变化。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 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在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不同利益的调整与博弈,自然带来不同诉求的表达;随着开放扩大和全球化深入,传统与现代、国外与本土,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

    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甚至给人“鸡同鸭讲”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欣赏理性平和讨论,期待闻过则喜的态度,但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

    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相对于普通民众,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如果说前者的狭隘只是语言暴力,后者的狭隘则可能带来真实伤害,比如“彭水诗案”、“灵宝帖案”;如果说前者的包容体现的是素质修养,后者的包容不仅是一种“雅量”,更是执政为民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求。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批评或许有对有错,甚至不乏各种偏激声音,但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相反却应看到,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其实,不同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还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所谓“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才能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邓小平才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所以中央领导才反复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

    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以包容心对待不同声音,在“存异”中“求同”,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并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

 

    特稿

忆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那次理论研讨会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1428

    其实我很怀念22年前1989年的那个4月。那时的北京没有现在这么多沙尘暴。清明时分是一年四季最好的时光,春和景明,万物更新,中国的思想界就选择了这么一个美好的时光进行思想大汇集。

    4月5日那天吃了午饭,阳光那么明媚,空气那么清新。我骑了个车子,从宣武门新华社处去丰台京丰宾馆,参加“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一路上春风和煦,清风拂面,晃晃悠悠地一会儿就到了位于丰台路口处的京丰宾馆。当时的丰台很小,偏于北京西南一隅。京丰宾馆当时是丰台最好最大的宾馆。

    到会上时,会议已开过半天,几个会场同时进行。我就在各个会场穿插这旁听。从这一天开始,整整四天,400多全国各地来的理论精英汇聚一堂,那些热情的讨论和交流,今天的中国人再也享受不到了。

    我之所以怀念这次理论研讨会,是因为像这样团结和谐的会议,从1989年后再也见不到了。中国的理论界和思想界铁板一块的局面被打破,各类学者从此后渐渐拉开了距离,主流、支流、非主流等各派学者各奔东西。

    今天中国的思想分歧已经达到顶点。在这个时刻,重温过去的时光,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以知天下,可以知未来。

体制内精英大联欢

    我当时对各个分论坛都感兴趣,经济的去听,文化的去听,政治的也去听。记得当时政治会场的热门人物有严家其、温元凯、苏晓康等,经济会场的热门人物有周其仁、石小敏、张学军等,文化会场的热门人物有黎鸣、包遵信等。黎鸣先生的嗓门特别大,别看个头小,但发起言来,声震会场,十分洪亮。

    相比较之下,那些当时不那么出风头的人物,现在都步入政坛高层了。譬如李克强、李源潮等。

    我现在还保留着人名录。现在看看22年前参会的这些中年精英,今天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进入政界高层的俊秀有:李克强,李源潮,他们当时的职务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当时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薄熙来,时任辽宁省大连市宣传部部长,俞正声,当时是山东烟台市市长,王歧山,当时是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王沪宁,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马凯,国家物价局副局长。

    不过,在我的印象里,在会上没见到薄熙来和王沪宁。可能他们报了名,没有来,或者来扎一头就走了。

    我和当时国家体改委理论宣传司的司长宋廷明先生熟悉,他是这次会议的主办方,当时在会,但晚上就回家了,房间空着,我就住在他的房间,在会上一待就是四天。

    和他同屋的是高山,当时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研究员,是高层智囊圈子里的人物。他住了一晚就回家了。高山的年龄比我还小一岁,当时是圈子里的红人,正是平步青云的时刻。不过会议之后不久,这颗政治明星便陨落了。

    参加这次理论研讨会的大多是中青年学者,年龄都和我差不多,像李克强,周其仁,林毅夫等,都是三十七八岁,最大的可能就是茅于轼了。他和我一样,是来听会的,不是交了论文的学者。

    当时在会上最耀眼的是周其仁和严家其,给人印象十分深刻。他们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圈子里的核心学者。记得会议结束时,几个组进行总结,政治组的总结者是严家其,经济圈的总结者是周其仁。中信公司研究所的朱嘉明做了大会的总结。

    现在回顾起来,从1979年到1989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是改革思路没有分歧的阶段。自这之后,发生了后来的动乱,中国体制内的精英开始分化,精英圈发生了分裂,改革总体推进和体制内精英大联欢的阶段告一段落。

    但是,我很怀念这个会议的氛围,这是一个大家还都能说上话的会议,是一个思想分歧还不大的会议。比起今天壁垒森严的中国思想界,那个时期的天空比今天明朗多了。

    到会议快要结束那天,中央领导前来看望大家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等同志来和大家一起照了像。

    4月8日下午,为期四天的“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胜利闭幕。一场空前的思想盛宴宣告结束,四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理论精英分享了这四天的精神大餐。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可以告诉人们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回忆这段历史,我认为最值得借鉴的是:改革的推力不能超出当时社会的承受力,超过社会承受的激进改革者将被排除改革行列。

    看看在那个会上,凡是表现最突出的人,往往都是思想观点比较激进的。但后来被历史淘汰的恰恰是这些先进者。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往往成了历史发展的主角。

    这次会议后被边缘化的人物有:黎鸣,当时是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周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朱嘉明,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包遵信,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苏--康,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讲师,刘再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严加其,中国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陈子明,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吴稼祥,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综合组长。

    --康当时因写了电视片《河殇》,名声大噪,是人们注意的人物。89年之后,便跑到海外去了。

    下海系的人物有:冯仑,当时是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教授,曹思源,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高级经济师,张学军,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王小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王鲁湘,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盛洪,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助研,钟朋荣,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研,仲大军,新华通讯社主编,梁从诫,《知识分子》杂志社主编。

    下海系的人物分两种,一种是经商,如冯仑,温元凯。冯仑最成功,现在成了中国房地产界呼风唤雨式的人物。冯仑的内涵应当比当今中国房地产界任何一个大老板都丰富,是学者经商的典型人物。

    另一种人是办民间研究所,或搞社会咨询服务。曹思源是最早跳出体制的人物。他原来是国家体改委的一个司长级学者,但开此会时,他打着四通公司研究所所长的身份。

    钟朋荣当时还是中南财经大学的一个副研,但不久便被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看中,从下边直接选拔到中央,中南海里边。仅仅几年之后,1994年,他便下了海,成立了一家自己的咨询公司。

    现在留在体制内的学者并成为重要人物的有:迟福林,当时是海南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常修泽,当时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杨帆,天津经济开发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曹远征,国家体改委处长,王洛林,厦门大学校长,洪银兴,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刘伟和平新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刘纪鹏,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研,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室主任,孙立平,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副研,李银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周其仁,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副所长,张维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助研。

    体制系的官商人物有:郭树清,现在是建设银行行长,当时是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博士,周小川,现在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当时是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陈锡文,现在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当时是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所长。而现在升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当时是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副所长,在那个会上没什么表现。

     枪打出头鸟。有一次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会,中午吃饭时遇到周其仁,和他谈起当年的经历。他唏嘘不已。此时,他已老成得多了。

    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中国不能激进。这些学者本来是可以坐到一起,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寻找出路的,不一定非要搞的势不两立,鱼死网破。这些学者的人性修养哪怕平和一点,折中一点,中庸一点,破裂和流血就可以避免。

激进者对中国历史的危害

    中国历史上的两大教训现在看得已经很清楚了。第一次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改革者硬要采取政变的方法,让老佛爷活不下去。结果自己却被杀了头,逃亡海外,好端端的变法只搞了一百天。

    第二次就是1989年,激进派又要以当年戊戌变法的方式进行改革,结果又造成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倒退。从严家其在会上其咄咄逼人的气势,便看出了日后的苗头。

    回想一下,当年改革开放的形势多好啊!四百多体制内精英济济一堂,畅谈国事,但接下来没两个月,大好局面就被一群想入非非的激进分子给破坏了。后来发生的学生闹事,激进学者们成了带头羊,就是这些人将历史引入了歧途。

    今天,中国各派的激进者仍然在蠢蠢欲动,这些祸国殃民的极端派都将被列入历史罪人的行列。如果要政府反省,学者们首先要反省。因此,激进者决不是什么英雄,而是历史的罪人。大家要警惕他们可能造成的国家分裂。

    放弃极左和极右,改造中国学者的基本人性,恢复中华文化中道中庸的优良传统,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中国人民才能有幸过上好日子。

    总起来看,西方的思维方式难以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不是马列主义就是自由民主,两者水火不容。中国近代以来不幸落于这两种思维模式的窠臼,难以自拔。这时该轮到东方的模式来解决问题了。冤冤相报何时了,东方的儒道释充满了智慧。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味崇洋媚外,盲目贬低自己的文化,搬来搬去,又弄到分裂和内战的地步。

    人性坏了,国家的灾难。国家坏了,人民的灾难。一位网友说得好:任何极端主张都可能把我们带入万劫不复之地。今天我就以这篇短文告诫大家吧!

 

 

 

 

发件人:"Iwantrue" <wantrue@hotmail.com> 2011-04-26 09:04:2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博弈,影响中国未来

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博弈影响中国未来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研究员  王钧临

2011年4月28日

    尽管我们主张中道主义的道路,但民粹主义和精英群体的崛起,是近年来不可忽视的一种政治现象。从中国历史上看,王朝的更迭,多数都是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较量的结果。所谓的官民矛盾,也正是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间矛盾的一种体现。所以,相比于传统的用“左—右”来分析中国的政治分野和走向,笔者以为,“精英主义——民粹主义”的分析视角更能接近实际。

    精英主义内部的力量消长

    目前国内的精英主义,分为主流精英主义和非主流精英主义两类。前者即权贵资本主义,掌控着主流话语权和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权,后者则主要为知识分子、工商界精英和一些意见领袖,其中一部分人依附于前者,另一部分则保持相对中立亦或批评的立场。

    主流和非主流精英中还可以分出右派精英和左派精英。右派精英骨子眼里反大众,搞特权,搞不平等。左派精英同情大众,与民粹主义有一定的呼应。

    近几年来,伴随主流精英主义对经济、社会的控制权进一步加强,依附于它的非主流精英主义在数量上进一步增多,并加剧了非主流精英主义在整体力量上的分化。与此同时,原有温和、中立亦或持批评立场的非主流精英主义,面对话语权和生存空间的进一步压缩,日渐变得躁动 ,甚至发起挑战,从而导致其整体实力进一步趋弱。

    目前的状况是,精英主义内部已形成主流精英 一家通吃、右翼精英与左翼精英对峙、右翼力量大于左翼力量的局面。

    民粹主义内部的力量相持

    作为精英主义的对立面,民粹主义亦称平民主义,可以简略理解为左翼力量。目前国内的民粹主义,分为在极左民粹主义和中左民粹主义。

    极左民粹主义以毛左派为主,理想主义色彩较浓,他们呼吁关注底层民众,回到毛时代,回到共产主义,公有制,怀念当年的干群平等,平均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中左民粹主义同样呼唤社会公正平等和改善社会福利,关注民生,遏制特权,但承认适当的差距,没有前者 那么极端,整体诉求上较为温和、理性和务实,承认初级社会主义的事实,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

    目前,极左民粹主义借助其多年耕耘的舆论阵地,在中下层民众中已掌握一部分话语权;而中左民粹主义则更多如地火一般潜伏于视野之下,似乎难以触及,但由于其主张更能为一般民众所接纳,其日后的爆发力和影响力或将远远超过前者。

    从未来走向上看,由于在价值观和诉求上存在巨大分歧,极左民粹主义和中左民粹主义很难联合起来,而它们之间的分歧和较量则将成为常态。就目前而言,二者尚处于相持阶段,它们 的共同目标是反精英主义,但都有可能在精英主义内部去寻找盟友,从而使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

    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博弈的几种选择

    选用“精英”和“民粹”只不过换了个词汇来描述相同的社会事实,只不过放弃了过去惯用的“阶级”一词。其实精英与民粹的区别,就是阶级与阶级的区别,社会身份地位的区别。精英与民粹的矛盾,就是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矛盾,就是不同阶级和身份地位的人之间的冲突,就是权贵群体与大众群体的分歧。

    目前来看,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较量和博弈,已显露出端倪,这也有助于我们窥探出未来的政治格局走向。

    第一种可能,也是最好的局面,是精英与民粹达成力量平衡,互相制约,社会权利和财富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公平分配,各得其所,和睦相处,实现和谐社会。这是一种最好的改革结果。

    第二种可能:主流精英主义进行赢家通吃,即主流精英主义不仅进一步打压非主流精英主义,而且削弱极左民粹主义和中左民粹主义。对于精英主义来说,赢家通吃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但由于贫富差距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增加,缺乏妥协和盟友的、刚性的赢家通吃策略,只能埋下更多的隐患,激起 民粹主义更大的挑战,甚至播下暴力革命的种子。

    第三种可能:主流精英主义联合非主流精英主义,左右翼精英达成共识。基于中国千百年来精英治国的传统,这种可能性同样存在,主流精英主义向非主流精英主义让渡出部分权力和话语权,实行精英共治。这可理解为权力主导者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并基于此缓和社会矛盾,瓦解、分化 和弱化民粹主义。

    第四种可能:主流中的极左精英主义联合极左民粹主义。主流左翼精英主义与极左民粹主义之间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天然的纽带,而且在现实上也具有一定的互补性。由于中左民粹主义尚未浮出水面,主流精英主义只能选择与极左民粹主义联合。就此或将形成一种新的局面: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上进一步左转,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维度上对中下层民众做出适当倾斜,在核心利益和话语权上依然由精英主义主导。

    最大的可能及其对未来的影响

    结合目前的形势,笔者以为未来出现各种选择的可能性都较大。 既有右翼主流精英占上风的可能,也有左翼精英主义占上风的可能。不过右翼精英占主流的时间已经很长,他们的政策措施已经搞得天怨人怒,下一个时期将更多地是向左矫正。

    中左民粹主义有可能选择与非主流精英主义结合起来。作为共同的“弱势群体”,二者在价值观上也将产生更多的趋近感。同时,前者人数众多但缺乏话语权,后者人数虽少但掌握一部分公共资源,二者的结合或将萌生出一股新兴的力量。

    主流精英主义能否与极左民粹主义的结合 ?值得注意。主流精英中既有极右,也有极左。只有极左主流精英才可能与极左民粹相结合。但这种结合的可能不大。而中左民粹主义与非主流精英主义的结合,则将形成中左民粹主义主导的局面。所以,未来的整体走势,将取决于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博弈及其结果。

    弱化精英和民粹是最好的选择

    一个国家出现过强的精英主义和过强的民粹主义都不是好事,哪一个主义占了上风都是国家和人民的不幸。因此,唯一的选择是弱化精英主义和弱化民粹主义,走一条不极端的、权利和力量相对平衡的道路。

    目前看,只有中道主义可以救中国。中间力量必须崛起,削弱两股极端势力。如果让极右和极左这两者做大,中国必然会重新陷入分裂和内战。改革多年的成果将毁于一旦!

 

 

 


发件人:"huangjs" <huangjs@cass.org.cn>  2011-04-28 09:23:08 +0800 收件人: "茅于轼" <maoysh@mail.ied.ac.cn>,  抄送:  "zdjun" <zdjun@263.net>, 标题: Re: 茅于轼发文

    有些舆论明星或“意见领袖”根本没把公共利益当回事,他们以一种随地大小便的态度在公共空间危言耸听,信口雌黄,多没水平的话都敢说,就好像那张嘴不是他的而是他情敌。茅于轼想用黄纪苏的文章来为自己辩护,但是黄纪苏的上述话,描述的形象和茅于轼多么相像啊!施晓渝,

说话权利要争取 说话水平要提高

黄纪苏

2011-04-28

     言路是社会纠错机制的重要环节,相当于烽火台,一出问题它就冒烟,一冒烟白血球就紧急出动。言路不畅通是官僚体制的慢性病,在中国似乎尤甚。问题出现了,但由于烽火台不冒烟或烟不大或冒晚了,问题得不到如实的反映和及时的解决,因而酿成祸患,五十多年前的大跃进是最惨痛的教训。

    当时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是很想了解农村实情的,他挽起裤腿下去“三同”,眼见为实。粮食从地里收上来他见着了,倒入脱粒机见着了,装入麻袋见着了,放到秤上见着了,一亩秤出三千斤见着了,可他没见着公社干部把两千多斤粮食预先放进了脱粒机。于是他为山东的粮食放了卫星,于是国家按卫星的标准来征粮,于是农民被征得揭不开锅,有家人祖孙三代悬梁自尽,于是震动了中央,撤了舒同的职。舒同的儿子回忆撤职后的父亲在公园里惨然独行,儿子叫住父亲,父亲转身满眼泪水地说,“爸爸被人骗了”(见《回忆我的父亲舒同:马背书法家的从政之路》,《老年文摘》2011年4月XX日)。

    当时也是问责制,但由于缺少社会主义民主,整个体制言路梗阻,实事求是能力下滑,骗与被骗在所难免。今天的言路比五十多年前畅通多了,但欺上瞒下的情况仍然不少,仍然在妨碍社会的健康发展,所以仍要争取言路的开放。这是事情的一面。

    事情还有另一面。通过无数惨痛教训和艰难努力好不容易拓宽的言路,眼下遭到一些人的滥用和破坏。有些舆论明星或“意见领袖”根本没把公共利益当回事,他们以一种随地大小便的态度在公共空间危言耸听,信口雌黄,多没水平的话都敢说,就好像那张嘴不是他的而是他情敌的。

    作为社会防火通道的言路,堆满了他们家放不下的东西——从老爷子睡过的铺板到老婆穿过的内衣什么都有。官民冲突的话题由于万众瞩目,就像让人激动不已的辣椒芥末,成了他们的口腔最爱。就说前数月乐清反拆人物钱云会遭车碾案吧。舆论明星当时就像白虎碰上黑猪、一条(光棍)遇见三点,一分钟也等不急,率领网民雪崩似地往前冲。冲到半途迎面立起南墙一样的真相,他们也不知减速拐弯,而是抠墙凿壁浪费光阴,真不知啥令智昏能他们昏成这样。

    再说两年前上海闵行潘女士的抗拆案。事情的来龙去脉很简单:潘家以前有100平米农村平房,后来向政府申请扩建,政府批了她家200平米的二层楼房,双方签了协议;潘家后来私自扩为近500平米的四层楼房;再后来世博会工程拆迁,政府按协议的200平米为谈判前提,答应给他家一笔补偿款,买了200平米加40平米平台的新房还能剩六七十万;潘家嫌少不干,于是政府实施强拆。这样一个事实中的政府是不是东西,是可以讨论的。但这样一个事实经过作家韩寒的键盘就成了潘家四五百平米房子、政府只给六七十万补偿那样一个故事。那样一个故事中的政府是不是东西,是不用讨论的——太欺负人了!

    韩版“事实”在网上野火般流传。从阳台上向拆迁队投掷自制燃烧弹的潘女士得到了全国的声援,快赶上当年坚守四行的抗日英雄谢晋元了;韩作家也在小韩民国国民的喝彩声中,在自由派叔叔阿姨的眉花笑眼中走向《时代周刊》的领奖台;而事实,则像当年被日本兵先奸污后开膛的姑娘一样,无人收尸。

    需要补充的是,韩寒没提的事实,媒体上早就明摆着,查找不难。不难查却不提,只能说明他的认识水平和道德水平起码有一项可真够低的。但愿他低在认识上,他还年轻,认识有提高的机会。那些纯粹造谣的“邓颖超遗嘱”“维基十六条”之类则属道德问题,而道德,因为和本性绑得太紧,乐观不得。某些海外华文政治网站我以前常翻墙过去看看,现在送货上门都不要,八卦太多了。在谁也不比谁傻多少的现代社会里,靠夸大、歪曲、甚至捏造事实,能赢一时,必输长远。

    争取说话的权利、加强对政府的监督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也面临变质堕落的危险,要时时自省,不断修行,不断跟歪心邪念告别,向诚心正意靠近。否则的话,它很可能会在一次次的自掌耳光中被公众遗弃。所以,在争取说话权利的时候,别忘了珍惜说话的机会,提高说话的水平。

    向最爱说话的朋友推荐两则一日半分钟读物,一则是《烽火戏诸侯》,一则是《狼来了》。乱曰:早晚诵读,中国有福。

    林彪私下批评毛泽东,有句话很对:毛说话太绝对,绝对则错。国家跟人民或社会的利益固然常常冲突,但也有重合的时候,不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说钓鱼岛吧,它的文化、符号、心理、政治上的意义我们都不说,只说它的经济价值吧。谁知道那地下都埋了什么呀?就算空空如也就一块礁石,那不也是块地么,是地不就有价么?为征地冲突见血见火的事还少么?这块地是归日本还是归中国,当然不一样了。

    在目前的世界上,国家依然是划分利益的基本单位(当然还有其他单位),这话不光是我说,超国家的联合国也是这意思。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决定一个人日子过得好坏的最重要因素,是一个人的国籍。要警惕国家权力的滥用,要警惕打着群体利益的旗号对个人进行压迫。但不要光看一面,还要看另一面。只看一面的思想方法是有害的。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4-30 06:10:16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 标题:小蒋的积德。。。

中国再刮妖魔化文革和毛泽东的政治旋风

胡岸

20114

    最近,风云突变,中国突然刮起了再次控诉文革和妖魔化毛泽东的政治旋风,其中有三件事情最为引人注目:

    第一,李庄案律师团以复辟文革为武器,一举打垮重庆公诉方,致使三年来轰轰烈烈的重庆唱红打黑运动遭受到重大挫折。最近,重庆公诉方认真准备将近一年,声称如同铁板钉钉一样证据确凿的李庄案,在李庄律师团挥舞文革复辟的大棒之下,居然连一个回合都没有顶住,就以主动撤诉草草收兵,默默接受了失败的结局。李庄律师团在当年曾经参与审判四人帮的两位法学泰斗带领下,四月十九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责重庆是文革重演,时光倒流,四月二十日开庭第一天就以辩护词的形式,发表了指责重庆复辟文革的政治宣言,随即便宣布休庭一天,四月二十二日一开庭,重庆公诉方即刻宣布撤诉,还没等目瞪口呆的全国人民反映过来,李庄案便以律师团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整个右翼精英阶层都沸腾了,许多右派大佬激动得泪流满面,忍不住振臂高呼:重庆的天终于又蓝了!

    由于李庄案是重庆打黑的标志性案件,李庄案的失败,标志着重庆打黑很有可能将会如同全国各地打黑一样,结果只是抓捕了黑社会几个头头脑脑,作为警匪讼三位一体的社会基础,并没有被铲除,甚至没有被触动。李庄案之后,虽然重庆的红歌仍然还在唱,但是那歌声中却已经开始流露出些许的失望和凄凉。

    右翼集团在李庄案上轻松获胜的主要原因,除了他们自己总结的诸如只有各界圈子的精英参与,并没有真正一线的工人、农民参与等因素之外,其中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以妖魔化文革相要挟,李庄首席辩护律师就说:中国的乱世,民间往往会出很多朱元璋类的厉害角色,而体制内的公子哥们,都会被天街踏尽公卿骨。所谓天街踏尽公卿骨,就是说一旦发生文革,所有官员就会被尽数杀光。这种威胁确实产生了极大作用,那位首席律师在离开重庆的告别书中就声称,胜利应该归功于体制内人的坚守。不仅体制内的公子哥们遭遇到妖魔化文革的威胁,甚至直接威胁到了主政者个人头上。

    其实,这个律师团是第二次与薄熙来进行较量了,第一次是二○○三年的刘涌案,出面捞人的也是这个律师团,带头大哥也是现在这同一个人。

    当时肆意残杀无辜的黑社会老大刘涌被判处死刑后,这个律师团风风火火奔赴辽宁捞人,到达后只是轻轻松松一个法律意见书,便解除了黑老大刘涌的死刑判决,那个法律意见书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和现在的李庄案完全一样,其实就是四个字——文革遗风,认为判刘涌死刑属于文革遗风。如果大家有兴趣上网搜寻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几乎所有黑社会重大案件的背后,都有这个律师团的身影,这个律师团几乎变成了黑社会的法律顾问团,这个律师团走到哪里,黑社会就胜利到哪里。这个律师团无往而不胜的根本法宝,就是手里挥舞着文革这个政治紧箍咒,无论这个紧箍咒戴在哪个官员头上,都足够这个官员头疼一辈子,何况这个律师团的成员,在北京几乎都有政治背景,就连现在那个阶下囚李庄,其合伙人的老爷子神色一变,连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都会吓得直达哆嗦。虽然地方官员是黑社会的克星,但是这个律师团却是地方官员的克星,只要能够固守住妖魔化文革这条底线,他们就有把握把所有地方官员踩在脚下,地方官吃黑社会,他们吃地方官,这就是当今中国的政治生物链。而维持当今中国这条政治生物链的社会基础,就是妖魔化文化大革命。只要能够固守住妖魔化文化大革命这条政治底线,无论各地怎么折腾,哪怕是折腾到重庆模式那个程度,也照样能够轻轻松松地踩在脚下。这不,李庄案一出,重庆体制内的公子哥们纷纷反水,昨天还是口口声声十分爱戴的薄书记,今天就变成了独断专行的那个人。李庄律师团成功唤醒了官僚集团内部许多人共同的阶级意识。

    重庆发生的事情再次证明了此前我们的那个政治判断:妖魔化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和国内沉船派宰杀中华民族的一把尖刀!并且是最为锋利的一把尖刀!现在,在他们认为是中国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便再次祭出了这把尖刀。如果我们不能化解这把尖刀,中华民族将会不可避免地最终毁于这把尖刀。

    第二,茅于轼在财新网发表辱毛长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对毛泽东的辱骂、诽谤、泼污、造谣达到了三十多年来登峰造极的地步,语言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