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当前的中国,没有不腐败的地方,连基督教都腐败了,请看 《家庭教会的黑暗与混乱》。经济方面,中国就像一个温水中的青蛙,等着被煮死。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和思路。出头露面的多是些浅薄之徒,摇唇鼓舌,蒙蔽视听。一个国家没有诚实、 谨严的态度,在世界上是难以立足的。有人说,中国六成以上的猪都已中毒,除了吃瘦肉精,还有抗生素和重金属。其实,当今的中国,何止是六成的猪,九成以上的人也早已中毒,甚至比猪还厉害。这一点,大家 可能没意识到。还是看看施晓渝先生的文章,他往往有些出其不意的思想。】

应对一个矛盾重重的中国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1年4月3日

目录

特稿

朱学渊:女真九姓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祖先

朱学渊: 中国北方民族的族名

姚大力:评朱学渊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王旭苍:道家与佛门代表人物确曾晤面

经济与社会

施晓渝:中国出口导向的社会根源

保罗·若里翁: 资本主义已经走向崩溃

易鹏:中国核电为何挡不住?

冬冬:中国若硬着陆更可怕

卢麒元:警惕日本金融大地震

武坚:滞胀是社会公正性困境的经济性后果

李众敏:中国金融业海外投资:机遇、挑战与战略转型

曹军:世界经济脆弱的复苏进程再蒙阴影

曹军:《云汉月刊》第102期

张宏良:金融和股市灾难离中国还有多远?

张小彩:英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刘越山:中企遭利国银行恶意索赔 每家数亿

王宁宁:通用再上市“中国故事”

谢岚:山东没有一家公司退市

曹怡婷:一套房百余种税 五成房款流向政府

媒体:中国六成猪已“中毒”

微管月收入过万 名博联手广告商

小明:部分行业内幕太可怕了!

乔续:论国有企业以及公有制经济

政治与文史

赵跃:资产阶级复活和暴富的秘密

沈大伟:应对一个矛盾重重的中国

高木:天国也需要实践家----怀念刘老石

钱理群:悼念中国青年志愿者支农运动的基石刘老石

温铁军:老石祭

东方早报:纪念刘老石和他的新乡村建设

武坚:对陈永苗与博源之争的一点管窥之见

李华:中国的基督教也腐败了----家庭教会的黑暗与混乱

刘阳:同性婚姻与大国崛起

解滨:没发一枪一弹M国玩残伊朗核武计划

吴伟: 冷战时期的巨大浪费 揭秘重庆816核工程

雷洁琼:公者千古 私者一时

田忠国: 从雷老的“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说开去

盛洪:中国古代对王权的限制

宋以敏: 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

朱学渊:突厥民族之由来和辉煌

安金鹏: 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

老野:地主之殇

(美)阿莫:真主党的管理秘诀

秋石客:论泛左翼内部的流派及重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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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3-23 09:11:19 +0800收件人:"James Zhu"<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女真/九姓”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祖先。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朱先生此文将远古朦胧的历史揭开了面纱。周人就是诸夏!周灭商之后,大皞和少昊的后裔----商人就成了“服事诸夏”的商民。周人接过了商的文化,就像满清入关女真接过汉人的文化一样。但这样变来变去,都只不过是在一个老祖宗的部族中进行权力变迁。如果站在大皞、少昊或神农时代看,后来的朝鲜、日本、匈奴、突厥、蒙古、女真、藏族、越南只不过是一家人。司马迁将历史上溯到炎黄,实在是太狭隘了。司马迁误导历史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清算,由此造成后来偏狭的大汉民族主义。

    汉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仅仅是两千年时段的一个小概念。将眼光延长到5000年,就可以看到汉人的先祖与国内的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以及历史上的蛮夷、戎狄、匈奴人、突厥人、女真人、蒙古人、藏人以及今天的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等,都是一个华夏部落中的同族。将眼光放远到一万年,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中美洲的玛雅人都可能是中国大陆人的同宗同族。

    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不学无术的所谓学者,自已不懂,却在大批朱学渊先生。我们在这里不得不说上几句。仲大军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他从姓氏方面考查,西周时期的戎狄和蛮夷,都是妫、隗、姒、嬴等姓,都是出自中原地区的老姓。这说明这些生活在不同地区的戎狄蛮夷都是中华儿女大家庭中的一员。后来这些兄弟们分了家,就互相争杀,不要说这些早先分家的同胞兄弟,就是周人自己到了战国时期,还不是打成一片。老祖宗的后裔后来越分越细,终于形成了今天多个国家,多个民族,以至多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因此,今天的中国史学者,必须把中国史的上限再往上溯,找出同宗同源的根据。朱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尽管有些推测显得武断, 姚大力教授的批评的确指出了其轻率之处,但其精神难得,基本事实难驳,难以完全否定。】

女真九姓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祖先

朱学渊

    之于华夏来说,女真、蒙古、突厥至关重要,但中国学术对这三大民族的认识没有基本的线索。王国维、郭沫若、顾颉刚、傅斯年、丁山、陈梦家等先贤开始关注上古中原人类的族属,但只达成一些文字和民俗的蒙胧之见,顾颉刚先生求索商族崇拜鸟图腾的证据,实际是求证以商族为代表的东夷就是女真。

 

    本人通过对北方民族语言的认识,提出了“北方民族出自中原”和“中原民族始于戎狄”的结论,拙文《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和《禹贡中的蒙古语成分》提示黄河流域曾经有过阿尔泰语言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本文则证明上古华东地区就有通古斯——女真部落。

“女真”就是“通古斯/九姓”

    十七世纪新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注意到,当地的突厥语民族称女真民族为 Tungus,于是它就成了女真民族的人类学学名,中文译作“通古斯”。近年,本人注意到中国历史称为“昭武九姓”[1]的月氏民族,被阿拉伯地理著作《道里邦国志》记为 Tughuz-ghur 。[2] 阿拉伯学学者宋岘按照 Tughuz 是突厥语“九”的语义,而将其译为“九姓”。

    我曾经指出“月氏”是现代中亚国名“乌兹”,或女真族名“兀者”,由此悟及“tungus /通古斯”也是“九”,四面八方的女真民族都被突厥语民族称为“九姓/九国”。又因为“女真”读如 ju-chen,我又进一步认为“女”与“九”是同音 于 ju 的两个异字,“女真/女国”则同质于“九姓/九国”。

    一旦认识“女真”是“九姓/九国”的本质,女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祖先的证据就源源不绝。《尚书•商书•咸有一德》说“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 “有”读 you,略去 y 读 o/u/ou,[3]引文两个“有”字分别是“吾/我”和“或/國”的通假,将此话改写作“以吾九国之师,爰革夏政”,商族以“九国/女真”自称的意思也就豁然开朗了。
商代时,女真还生活在中原地区!

《逸周书•王会解》堪称民族典志

    《逸周书》是孔子选辑《尚书》的余篇,内容都是关于周代发生的事情,其《王会解》的前半篇记载了周初“成周之会”的盛况,但是后半篇却是商初能臣伊尹向四方部落征索方物的追记,因此《王会解》就成了一部罗列商周两代民族和民俗的典志,其后半篇说:

    臣(伊尹)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十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乌鰂之酱,鲛鼥利剑为献。
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

    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巳、闟耳、贯胸、雕题、离卿、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纰罽、江历、龙角、神龟为献。
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韯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

    匈奴,这是战国时代的名称了!左传里没见到匈奴的称呼。显然《逸周书》是后人所作。

    引文共罗列三十六个族名,其中就暗藏着“九国”和“女真”,正南族名“九菌”就“九国”的昂化音“九困”。吴方言“鬼/龟/贵/跪/柜”等 gui 音诸字统统读 ju,正西族名“鬼亲”与“女真”的读音就完全一致;而《殷本纪》人名“九侯”恰是“鬼侯”,[4]“鬼亲”又可以是“九亲”。

    商王是在天干十个字中挑选,象征十个部落,与九国不符!

    自命九国的商族,原来是一个游牧部落,它最后定居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四省接连处,其正西、正北无远弗届,远处的人类当然是西戎北狄。但是商之正东、正南一千里外便是大海大江,近处就是青、兖、徐、扬诸州,或今之山东、江苏、安徽三省之地,当地之徐戎、淮夷虽有“戎夷”之谓,但却是商族同类,华夏的根底,或今世汉族的祖先。

    图一、上古华东

    《王会》记载的商地正东的八个部落是“符娄、仇州、伊虑、沤深、十蛮、越沤、剪发、文身”,其中“剪发/文身”是因俗得名,与《吴世家》所说的“太伯、仲雍乃犇荆蛮,文身断发”[5] 类似。族名“十蛮”可能是后世契丹部落名“悉万”的读音,也可能是中国姓氏“司马/西门”和希罗多德记载的东欧蛮族 Sarmatae(萨尔马惕)[6]的源头。或许有人认为它是“十个南蛮”,我没有绝对的证据驳服他们,但是我有绝对的把握说“伊虑”和“沤深”是两个通古斯族名。

“伊虑”是“挹娄/白马”

    “伊虑”音同“挹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云:“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其土地多山险。其人形似夫余,言语不与夫余、句丽同。”历史上肃慎、挹娄、靺鞨、勿吉、兀者等都是通古斯女真民族的强部之名。

    我以为满族萨满神歌里的“白马”yalu[7]就是“挹娄”,汉代历史记载的“白马氐/白马羌”[8]和他们的后裔现代“白马藏族”应该是通古斯挹娄之裔。唐德刚先生认为“阿留申群岛”(Aleutian Islands)之名 Aleut是族名“挹娄”的转韵,[9]我以为契丹姓氏“耶律”也是“挹娄”,而商地以东有“伊虑”部落,说明华东地方还可能是“白马/挹娄”的源头。

“沤深”就是“公孙/乌孙/爱新”

     “沤深”音同汉代族名“乌孙”,乌孙与月氏原本同在河西走廊游牧,后被匈奴驱入西域。今天哈萨克族还有“乌孙部”,内蒙古还有“乌审旗”。我曾归纳中原古代姓氏里的“公”字都读“乌”,所以黄帝所出的华夏“公孙氏”就是戎狄之“乌孙氏”,或是《王会》之“沤深氏”。我还曾经指出“公孙/乌孙”(Osin)是“爱新”(Asin)的转韵。因此“公孙/乌孙/沤深”就是“金姓”,也是自命“炎黄子孙”的中原民族的通古斯血缘祖先。

    《王会》有“伊虑”和“沤深”,是华夏族有通古斯祖先的文献证据。

“鱼皮之鞞”和“鱼皮鞑子”

    鱼皮剥离晾干后,可捶打得软如绸布用于制衣,“鞞”是“帛/布”的别字,伊尹向东方部落索取的“鱼皮之鞞”,就是鱼皮制备的衣料。东北赫哲族以鱼皮制衣,民俗学者认为那是通古斯民族的习俗,元代称他们“鱼皮鞑子”,境外俄罗斯称他们“那乃人”,“那乃”就是通古斯语的“鱼皮”。中原古代人类曾使用“鱼皮之鞞”,又是中原民族的祖先曾为“鱼皮鞑子”的民俗证据。

    图二、境外那乃人的鱼皮衣

    北美蒙古人种土著居民Aleut(挹娄)、Yupik(尤比克)、Inuit(因纽特)人都擅长处理鱼皮。[10] 表明他们的祖先也是通古斯民族。

“玄冥”就是“萨满”

    萨满教起源于通古斯系民族,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是从萨满教发展而来,这也是中原民族有通古斯背景的一条线索。匈牙利民族未皈依基督教前也信奉萨满教,匈牙利语中的“巫师”sámán 实读“夏满”,英译 shaman,中译“萨满”。两宋记载与金国交往的《三朝北盟会编》说到“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其中“珊蛮”当为“萨满”。

    道教发生于汉代,但《左传•昭公元年》就有与道教术语“玄冥”相关的“巫师”的记载:“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春秋时,卫国还有一名别号“玄微子”的术士“鬼谷子”,而苏州道教古寺则名“玄妙观”。“冥/微/妙”三字同声 M ,而传说人物“玄嚣”亦作“少昊/小昊”,[11] 因此“玄”必读“少/小”(sao/xiao)之音,缩韵则为“萨/夏”(sa/xia),故尔“玄冥”就是“萨满/夏满”,这说明上古中原的确有通古斯民族的萨满教活动。

    女真语的“黑色”是“萨哈连”,认识了“玄”的“萨/夏”读音,它是“黑色”的语源就不言自明了。

“女真/女国”在华东的地名遗迹

    在《蒙古秘史》和《大金国志》里,族名“女直/女真”分别记作“主儿扯/朱里真”。因此与“主/朱”同音的“诸/祝”等字,也可以是“女” ju 的替字,譬如山东“诸城”就是“女城/女真”,江苏赣榆汉代旧名“祝其”[12]就是“女其/女直”;而山东“莒县”的“莒”字本来就读 ju ,春秋“莒国”更是“女国”无疑了。

    族名之“女/九” ju 转声读 chu/chiu(拼音作 qu/qiu),如字“曲/渠/徐/楚”或“龟/仇/丘”等;“国/古”又常转读腭音ghu,如字“兀/纥/武/沃”等,因此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和山西“曲沃”就是“九国”。可相比照的是《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昭武,莽曰渠武” [13]中的“渠武”,《唐书•西域传》推演说“世谓九姓,皆氏昭武”,既然“昭武/渠武”可以是“九姓”,为什么“曲阜/曲沃”就不能是“九国”呢?

    西域“龟兹”,陇南“仇池”,甘肃“瞿靖”,浙江“诸暨”,四川藏区“卓克基”,乃至亚洲最东的“楚克奇”半岛,欧洲爱沙尼亚国的别名 Чудь,都是“女直”,但是它们不在青、兖、徐、扬,因此本文不予讨论。

    图三、我们的同类——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摄于二十世纪初)

“徐戎”就是女真

    《尚书》说中原有“徐州/徐戎”,《竹书》说东北也有“徐夷”,《后汉书•东夷列传》转述了《竹书》的“徐偃王”故事:[14]

    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

    这故事是,周康王时东北肃慎还来朝贡,后来它的盟主地位被徐夷推翻,徐夷称霸东北后率九夷进犯中原,兵至黄河。穆王畏其势力方炽,割地求和。徐偃王占了潢池东五百里地方,却为君仁义,因此有三十六个中原部落朝贡他。后来穆王派造父传令楚文王逐灭了徐夷。

    徐夷是肃慎的同类,又是九夷的统领,“徐”还是“女/九”的转声,因此它一定是女真的先世。女真两度征服中原建立了金朝和清朝,成了大器,它的祖先九夷/徐夷对中原的入侵却被人们遗忘了,华东的徐戎与东北的徐夷的联系,就更没有人去追究了,中原民族的女真祖源的一条重要线索就这样失落了。

结束语

    将“九/句/鬼/龟”等“见母字”读 ju,是“九/女”同音和“九姓/女真”同质的结论的基石之一,这可能会在语言学层面遇到争论。藏语、缅甸语、广东话的“九”统统读 gou,广东话在各类汉语方言中表现为更接近藏缅语,因此很多语言学家认为上古中原汉语的“九”也必须读 gou,简言之“见母”是 G 而不是 J。

    语言学家们大都认为藏缅语是汉语的源头,但有语音记载的中古北方汉语与藏缅语有许多不同,与现代北方汉语却没有什么重大差异,因此汉藏缅语系理论必须解释这个现象,否则它自身就会发生断裂。上世纪的主流见解是,上古中原语言必须非常接近广东话,为此有人按广东话构拟了若干“北方汉语上古音”系统。他们的目标是被动的,方法则是臆想和虚构,因此结果都是无法实证的。

    与此相反,女真、蒙古、突厥民族才是上古中原的主体居民,不是广东话,而是阿尔泰诸语曾经在中原占主导地位。北方汉语是在使用各种藏缅语的,如吴语、赣语、湘语、粤语、苗语的南方部落的迁入的影响下,在阿尔泰语言的底蕴上改造而成的一种藏缅式语言,离中原最近的吴语可能起过很大的作用。本文则是为这种历史的图景提供实证。

注释

[1] 《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传•康国》,页2281;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传下•康国》,页6243。
[2]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宋岘译注,北京,中华书局,页34。
[3] 上古华夏姓氏与戎狄族名的对照,可以用来归纳求证“有”的这种读音。
有熊、有莘、有侁,即“乌孙”;
有巢、有蟜、有穷,即“兀者”;
有扈、有虞、有黄,即“回纥”;
有殷、有偃, 即“兀颜”。
[4] 《史记》卷三,《殷本纪》,页106、页107,注二。
[5] 《史记》卷三,《吴太伯世家》,页1445。
[6]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第四章,第二十一节。
[7] 宋和平《满语萨满神歌译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245。
[8] 《史记》卷三,《西南夷列传》,页2991;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传》,页3837;
《三国志•魏书》卷三十,附录《魏略•西戎传》,页859。
[9] 唐德刚与朱学渊私人谈话。
[10] Marion Kite and Roy Thomson, Conservation of Leatherand Related Materials,pp.174,177.
[11]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页10,注六。
[12]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上•东海郡》,页1588。
[13]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张掖郡》,页1613。
[14]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页2808。二○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初稿,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4-04 11:02:31 +0800收件人:"James Zhu"<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中国北方民族的族名。。。

中国北方民族的族名

朱学渊

    语言是人类历史的化石,族名作为人类血缘的语音标识,产生于语言的早期发育阶段,因此它们是人类历史最深层的化石。而族名又会转化为姓氏、人名、地名遗留至今。中国传统学术将“天、地”视为根本,以为族名是从山、水而来的。其实,没有人类的到达,是没有这些山水之名的。

    《禹贡》有“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的说法,汉儒郑康成认为它们是“衣皮”的游牧部落,而“昆仑、析支、渠搜皆本山名,而用以为国号者也”。其实,应该反过来说“昆仑、析支、渠搜皆本族号,而用以为山名者也”。东北内蒙有许多“鲜卑山”,它们都是“鲜卑”部落曾经居住的地方。

    人类之初走出非洲,由于种落隔绝,近亲遗传导致人类体征的群体性分离,同时产生出了许多不同的部落语言,那时候“血族”就是“语族”。后来,在迁徙和征伐活动中,人类血缘发生了融合,人类的语言也发生了兼并,语种逐步减少,今天的汉族、满族、蒙族、维吾尔族、藏族等,都是血缘极为混杂的大语族而已。

    中国北方民族族名研究的意义

    由于语种的大量湮灭,族名语义也大量地被遗忘,音义皆明的族名只有不多的几个,如 “爱新”(金)、“蒙古”(银)、“叱奴”(狼)、“呼延”(羊)、“叱罗”(石)等。有一些古代族名只有译义,如“林胡”、“山戎”、“黄牛”、“白马”,真音反而无人知晓。绝大多数族名有音无义,如“突厥”、“鲜卑”、“女真”、“华夏”,因为失去了语义内涵,所以就不再迁就语言的游移,而成为较稳定的语音成分,亦不失为训读汉字的一面镜子。

    北方民族的祖先出自中原,它们的族名却播迁到世界,如“西伯利亚”即“鲜卑利亚”,“保加利亚”即“仆骨利亚”,“乌兹别克”即“兀者别克”,“楚克奇半岛”即“女直半岛”。而匈牙利族名 Magyars 是女真的“马佳氏”;德国国名 German 与一枝叫 Cimmerian 的蛮族族名有关,其字根 Cimmer 是东方族名“吉里谜”、“济尔默”、“哲里木”。而印度“莫卧尔王朝”是“蒙古政权”,如果英国人不打进印度,南亚次大陆也未尝不因名“莫卧尔次大陆”。北方民族族名之于世界地名、族名、国名的研究,也有重大意义。

    图 阿拉斯加的一个爱斯基摩人家庭(面目极似山东人)

    北方民族用族名来做人名,努尔哈赤的儿辈名字“巴布”是“拔拔”,“多铎”是“鞑靼”,“多尔衮”是“吐浑”,“德格类”是“吐火罗”,“费扬果”是“费雅喀”,“莽古尔泰”是“蒙古惕”,“汤古代”是“唐古惕”。而古代中原人名也有这个特征,如“虞舜”是“乌孙”,“无忌”是“兀者”,“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阖闾”是“斛律”,“老莱”是“柔然”,“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荆轲”是“准葛尔”等等。从人类学来看,北方民族社会是史前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

    “朝鲜”是“彩虹”

     《史记•朝鲜列传》是第一篇高丽的历史,朝鲜半岛上曾经是“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并立的局面,“高句丽”又与“扶余”民族有关。然而,这些国名族名,却没有一个能与“朝鲜”挂上钩的,因此始于春秋的国名“朝鲜”的由来,一直是个谜。

    蒙古人叫高丽做“肃良合”,明代杂著《登坛必究》附篇〈蒙古译语〉记作“琐珑革”,现代蒙古语是 Solongho,本义“彩虹”。汉语“朝”是“天”,“鲜”是“艳”,“朝鲜”是取了“鲜艳天色”来代替“彩虹”。那时,蒙古民族还没有抬头,东胡鲜卑语是蒙古语的祖先,看来中原民族对这种北方民族语言是有所了解的。

    国名就是部落名,因此一定有人用“肃良合”来做人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的十七世纪人名“萨郎阿”、“索凌阿”,都是“肃良合”的别写。非比寻常的是,连孔子父亲“叔梁纥”也是“肃良合”,即一个名叫“彩虹”的人。因此“彩虹”部落是出自中原的,在古代中原和后世北方民族中,这个部落名是被用做为人名的。

     “兀者”是“林胡”

     “兀者”是一个重要的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这个族名词条(贾敬颜撰文)说:又作吾者、斡者、斡拙。辽代称乌惹、兀惹、乌若、乌舍、嗢热;金、元两代又称乌底改、兀的改、兀的哥;或称野居女直、兀者野人(一作吾者野人)。兀者或兀者野人是一种泛称,它用以称呼广布于松花江下游直到黑龙江下游以及精奇里江南北、乌苏里江东西从事渔猎和采集的许多不同族属的部落。……清代有各种以“窝集”命名的部落,即指兀者。

    清代学者何秋涛首先指出“窝集者,盖大山老林之名”(《朔方备乘》)的满语语义。匈牙利语的许多基本词汇来自通古斯语,其“森林中人”一字,也适为 erdesz。

    〈匈奴列传〉说“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这个“林胡”当是“林中的部落”,也就是“窝集”或“兀者”。“兀者”与“女直”、“野人”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是通古斯民族,又被蒙古人视为“野蛮人”的缘故。说来,农业民族看不起游牧民族,而游牧民族又看不起山林中射猎的民族,于是它就成了“戎狄”眼中的“戎狄”了。

    中原地名“武陟”、“尉氏”(河南),“无极”、“元氏”(河北),“无棣”(山东),“吴旗”(陕西);中原人名“无忌”、“无知”,姓氏“尉迟”等,都是“兀者”,可见它是一个中原古族。〈殷本纪〉说“伯夷、叔齐在孤竹”,史家对“孤竹国”有许多求证,只是没有人点明它是“兀者国”(“孤”古读“狐”)或“林胡国”而已。

    “月氏”就是“兀者”

    中亚国名“乌兹别克”(Uzbek)是由 Uz 和 bek 两字复合而成,亦简做“乌兹”(Uz)。Bek 是突厥语的“王公”一字“伯克”;即如“蒙古汗国”或“阿拉伯酋长国”一样,“乌兹别克”就是“乌兹伯克国”。然而,这个民族的由来却有不同的说法。

    俄国学者认为,十五世纪蒙古金帐汗国瓦解,它的 Узбеки 部落军进入河中地区,与操突厥语的居民相融合成“乌兹别克人”。它在《元史》里作“月即别”或“月祖伯”。可知直到元蒙时“月”字还是读“乌”的。有古人训“月氏”读“肉支”,如果今天还有人坚持这个古训,就实在太可笑了。

     其实,乌兹别克就是“大月氏”地方。“氏”读“支”、“兹”(zi, dzi 或 dji)之音,“月氏”、“月支”、“月即”、“月祖”就是“乌兹”,“乌兹别克”也就是“月氏别克”。可惜“月氏”没有留下语言记载;以致某些西方学者猜测它是印欧人种,竟也得到国人认同。但一旦辨明“月氏”是“乌兹”,就不难确认它是“兀者”;它也就不再只是东北亚的通古斯部落,而是作为西戎的一部,早就活动在河西走廊和中亚地区了。

     图片 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族儿童和老人

    “山戎”是“乌洛浑”

    春秋时就有“山戎”,《史记•管晏列传》就记载了“桓公实北征山戎”的事件,“山戎”是蒙古语的“山里人”一字—“乌洛浑”;汉代开始用音译族名“乌洛浑”或“乌桓”后,意译族名“山戎”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显然,齐桓公时代,中原对这个今天是蒙古语的族名,还是能解其意的,但后来的人们却忘记了它的由来。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说: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

    鲜卑者,亦东胡之枝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语言习俗与乌桓同。其中“保乌桓山”和“依鲜卑山”而得其名号,都是瞎说;但东胡、鲜卑、乌桓都是说蒙古语的民族,却是千真万确的。

    契丹族建立辽朝时,还没有蒙古民族。但《辽史•属国军》有“乌马山奚”和“胡母思山蕃”两部的记载,“胡母思”就是族名“库莫奚”(音 khu-mo-si),而“乌马”是名气更大的“宇文”(音 u-ma),于是“乌马山奚”当是“宇文鲜卑”之别称,山戎、山奚、山蕃当是“前蒙古时代”等同东胡、鲜卑的族类统称。

    以天象作的族名

    满语的“天”字是“阿巴嘎”,欧亚大陆遍布阿巴嘎部落,内蒙古有阿巴嘎旗,中西伯利亚有阿巴嘎地方,格鲁吉亚有有一个阿巴嘎共和国。“阿巴嘎”又转写成“呵不哈”,《金史•国语解•姓氏》说“呵不哈曰田”。这是姓“天”太冒犯,因此女真人改汉姓时,择了踏实的“田”。齐鲁是东夷—通古斯民族的地方,春秋时代出了许多“田姓”人物,他们可能都是“天族”之裔。

     法国人伯希和说“阿巴嘎”是蒙古语的“叔叔”,于是国人亦云它是“叔叔部落”了;而父母叔伯兄弟姐妹人皆有之,用来做族名是不合理的。其实,上古中原的“金天族”,即是“爱新—阿巴嘎”部落联盟,以“阿巴嘎”的通古斯语义,和“爱新”与之伴生的历史来看,“天族”是个通古斯血缘部落。

    蒙古语的“太阳”是 nara ,形容词是 naran。清代名人“纳兰幸德”和姓“那拉氏”的慈禧太后,都是“太阳族人”。蒙古常见人名“纳兰胡”是“太阳之子”的意思,女真人名“纳良阿”,乃至东周谏臣“芮良夫”之名,都是“纳兰胡”的谐音。说来古代中原人名,的确与北方民族的人名是一样的。

    图片 慈禧太后(左)和爱斯基摩妇女(右)

     《金史•国语解》说的“兀典,明星”,可能是女真语里的蒙古字。《汉书•西域传》有“乌贪国”,《晋书•北狄传》有“乌谭种”;它还遗下西域地名“于阗”(Khotan),《秘史》记其作“兀丹”,《元史》则作“斡端”或“忽炭”,二十世纪改作“和田”,西文作西方学者想在印欧语里找它的语源,但终归于失败。我以为黄河流域地名“洪洞”、“邯郸”等都是“兀典”的谐音,“星族”发源于中原,后来才逸散四方。《史记•赵世家》记载的人物“黑臀”,应是一位“明星”。

    以动物作的族名

    人类游牧活动,可能远远早于定居的农耕生活,否则人类是不可能遍布全球的。以动物名为族名是非常合理的,驯顺的“羊”,或者凶恶的“狼”都是人类的族名,突厥语的“羊”字“呼延”,蒙古语的“狼”字“叱奴”,是最为人知的的东方氏族名。

    《金史•国语解•姓氏》说“尼忙古曰鱼”、“兀颜曰朱”、“女奚烈曰郎”,这三个姓氏其实就是“鱼”、“猪”、“狼”。《女真译语》说“鱼”是“呢木哈”,“猪”是“兀尖”,但没有说到“女奚烈”是“狼”,然而西方古籍却将它一语道明了。

     希罗多德在西方有“历史之父”之誉,他的《历史》(The Histories)有很大的篇幅记载黑海北岸的游牧民族,其中有个叫Neuri的部落,Neuri显然就是金代女真姓氏“女奚烈”,或唐代靺鞨姓氏“倪属利”,或匈牙利姓氏Nuiri。希罗多德说:Neuri人在风俗习惯方面与息西安人是一样的……那里的息西安人和希腊人都说,每个Neuri人每年都要变一次狼,过几天后再恢复成人。(《历史》第105节)

    这个“Neuri人每年都要变一次狼”的不经之说,与“女奚烈曰郎”不谋而合,也证实“女奚烈”曾经是某部落语言中的“狼”字,而这种语言在人类融合的长河中湮灭了。

     “牛”、“马”也都是族名,《魏略•西戎传》说:

    敦煌西域之南山中……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

    后来西羌民族大量转化为藏族,藏语的“牛”字在康方言作“索”(so),在甘青方言作“索格”(sok),均有别于拉萨方言,它们都是传承于西羌语言的。而藏北索县(Sog)即是“蒙古地方”,藏族把蒙古族视为“牛族”,可能是因为“黄牛羌”或“牦牛羌”,都是鲜卑—蒙古系民族的缘故。

    北方民族的语言以“宾语—谓语”为序,满语“骑马”是 morin-gha(“莫林阿”),gha是“骑”;morin 是“马”。萨满教崇拜白羊、白兔、白马,满语萨满神歌中有“红脸白山总兵,骑马从天而降”(《满语萨满神歌译注》页245)的颂词,其中“骑马”为 yalu-ha,故尔 yalu 应为“白马”,其音恰为“挹娄”。因此历史上的“白马羌”、“白马氐”,乃至甘肃文县和四川平武的“白马藏族”,实际都是挹娄之裔。

    以金属为族名

    开始使用金属,是人类生活的重大进步。族名“爱新”是金,“蒙古”是银,可能与人类最初接触到的是天然纯净的贵金属有关,而不是须经冶炼而得到的铜和铁。

    还有一个尚未被认识的族名“吐火罗”是满蒙二语中的“锡”字“托活罗”。为什么“锡”能够在远古时代就成为族名呢?那是因为它的熔点低,很容易被冶炼出来,最先掌握炼锡术的部落,可能就是“吐火罗”的祖先。而青铜又是锡与铜的合金,如果没有炼锡术,就不可能有青铜时代。

    结论

    陈寅恪曾强调:“吾国史乘,不止胡姓须考,胡名也急待研讨”。其实北方民族“以族名为人名”,急待研讨的只是“胡姓”或“族名”而已。较好的的北方族名记载,是《魏书•官氏志》和《金史•百官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提供了更丰富的女真人名姓氏,但没有人注意。

    希罗多德对携带青铜器的 Cimmerian(寄蔑)、Scythian(息西安)、Sarmatae(悉万丹)等游牧民族入侵欧洲近东,就有许多翔实的记录。后来的历史地理著作《地理志》、《日耳曼尼亚志》等,也都不乏“蛮族”族名的记载,尽管《大英百科全书》说他们是伊朗人种,但以大量的族名和语言的对证,都表明他们只能是蒙古人种的中国北方诸族。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和陈述《金史拾补五种》在六十年代初才得以出版,但都是二十世纪前半叶完成的以罗列为主的工作。现代西方著作《匈人的世界》(The World of Huns)是一部研究东欧地区蒙古人种民族的重要著作,该书“语言”一章几乎都是对西方历史记载的匈人人名的讨论,这也为中西“胡名胡姓”的语音比较,提供了便捷之径。

    今天,我们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还知之甚少,既不知道它们是从中原出走的,更不知道它们在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世界性的迁徙。中原社会因农耕而进步了,北方社会却长期停滞在游牧和采集的时代,他们使用的通古斯、蒙古、突厥等语言,都是史前的中原语言,北方民族社会是史前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因此本书就以北方诸族的族名发端了。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初稿
    二○○六年三月十六日修改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1-04-03 17:43:54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朱学渊早在2003年就在网络上臭大街了,没想到2011年还有捧臭脚的

评朱学渊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复旦大学教授 姚大力

2003年8月30曰

    就题材宏大而言,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这部书,似乎很容易给读者某种耸动人心的冲击力。根据本书自序,作者锐意于“探新”的努力,从求证“马札尔人(即古代匈牙利人)起源靺鞨说”开始,而以阐明“夏商周人与蒙古-突厥-通古斯语诸族同源论”为“思考的返归”。作者本人显然将它们看作是全书的两个亮点。因此,这篇书评也将围绕上述两个命题来展开。

    马札尔人是匈牙利民族自古以来的自称。他们在九世纪末从黑海北部草原迁到今匈牙利境。人们一般赞同,更早先的马札尔人应该分布在伏尔加河上源的森林地带。而这已是迄今所能知道的关于马札尔人最古老的消息。而今,本书却将马札尔人的起源追溯到唐代活动在东北地区的靺鞨部落(即后来女真人乃至满族的远祖)。那么,作者是否在他的书里证明了自己的这个见解呢?

    本书罗列了存在于今匈牙利语与女真语、蒙古语乃至锡伯语中的诸多被看作音、义都相近的“关联语辞”,作为马札尔人起源于东北亚洲的证据之一。但是细绎这些举证,我们发现,其中可议之处实在是太多了!

    由于作者将马札尔语的“极东祖源”指为靺鞨-女真语,检验他所提供的马札尔语和女真语之间亲缘关系的证据也就尤其显得重要。为此,我们至少需要仔细考察书中的四个词汇表。先看本书页10所载女真语与匈牙利语的词汇比较表:

 词 义

女真语

清人解读的拉丁化转写

匈牙利语

1 客人
按答海
andaqa
vendeg

2穷人

什古乃
sigune
szegeny

3摔角者

拔里速
barildu/barilduqu
birkozo

4头

兀术
uju
fej

5牙

畏可
uyihe/weihe
fog

6第二

益都
idu /uduchi
ketto

7和谐

奴申
nesuhen
osszhang

8宽容

讹出虎
onchuqun /ochu
eltur

9快
撒八
sabuqu
sebes

10买

兀带
uda
vetel

11刀刃

斜列
seleme
el

12金

按春
ayisin /alchu’un
arany

13口袋

蒲卢浑
fulqu
borond

14罐

活女
honiu
kosso

15红色
活腊胡
fulaqun/fulgiyan
voros

16铁

斡论
veren
vas

    上列“女真语”词汇,都是本书作者从四库馆臣附在《金史》卷末的《金国语解》里搜选出来的。请先说第一个词项。从表面看来,andaqa与vendeg的发音确实很相似。但是清人用满语的andaqa(“语解”编者称该词意谓“客之通称”)来释读《金史》中的“按答海”,这个比勘是否准确,现在难以判断。蒙古语中有andaqa和andaqai/andaqan等词,分别是“盟誓”的动词和名词形式。它们当然与蒙古语中的anda(译言“契友”、“交物之友”,即互订盟约的朋友,又引申为一般朋友)同样,都应当是派生于更早先的突厥语词and(译言“盟誓”)的外借词。满语中的anda也只能是源于某个更早时代的外借词;而作为满语原生词的“朋友”则读作gechuqarqan。清人将满语anda译为“宾友”;“宾”者,客也。如果andaqa在清语中确实意谓“客之通称”,那它应当就是满语anda之“宾”的涵义的衍申。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将此种转义的历史一直追溯到比清代更早的时期。从以上讨论可以获得两个结论。首先,清人断言女真语词“按答海”译言“客人”,其证据是不足的;因此将它与意谓“客人”的匈牙利语词vendeg进行比较,这件事本身就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其次,更重要的是,撇开女真语“按答海”的问题,即使在同样译言“客人”的满语andaqa和匈牙利语vendeg之间真的存在着某种“关联”,那么它也只能来源于二者在历史上都是突厥语and的外借词这一事实。总而言之,vendeg这个词语的形成,不可能是直接受女真语或者满语影响的结果。

    第二个词项的正字法形式也可以说是相似的。但关于女真语“什古乃”的涵义,清人明明说是“瘠人”,即“瘦长”的人。把它拿来与“同义”的匈牙利词语相勘同的前提,是本书作者首先要将清人对“什古乃”的诠释擅改为“穷人”。因此该项举证也应视为无效。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第六词项。据“语解”,“益都”译言“次第之通称”。本书作者将“次第之通称”的意思误解为“二、第二”(按满语“二”写作juwe),然后把它与相应的匈牙利语词去作比较。其结果自然也一无可取之处。

    第三个词项中的“女真语”,连清人自己也已莫知其究竟,只好将它诠释为蒙古语的外借词,所以他们写道:“蒙古语谓角觝者为‘巴哩勒都’”(按原文并附注蒙文作barildu)。barildu这个动词出现在《蒙古秘史》中,汉文旁译为“相搏”,它是动词bari(译言“拿”、“把”)的“互动态”。它的非限定式乃至动名词形式则应写作barilduqu。该项举证同样包含两种不可靠的成分。一是女真语的“拔里速”究竟是否可以和译言“角觝者”的蒙古语词“巴哩勒都”相勘同?而这又恰恰涉及到以下这个关键问题,即离开清代诠释者已达五六百年之久的那个女真古词“拔哩速”,其词义究竟是否“角觝者”?二是即使排除上述问题,蒙古语词barildu(qu)与匈牙利语birkozo在拼写形式方面的差异仍然太大,以致于很难让人觉得还有什么必要在二者之间去从事比勘。这种情形绝不止是个别的。表内的第七、第八和第十一以下诸词项,便全都属于此类情况。事实上,这是造成本书大量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稍后我们还要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对第四词项,也有略加评述的必要。根据上列表格的制作方式,在女真语的uju(译言“头”)与匈牙利语的fej之间,看起来很像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如果考虑到突厥语中“头”字读作bash,那么我们便不难发现,fej与bash之间的“关联”其实更紧密。

    经过上面的讨论,在表内列出的十六组对应词汇中,多少还存在可比度、因而需要加以进一步考察的,总共只剩下三个组(即第五、第九和第十词项)。值得注意的是,这十六组对应语词,被作者认为是表明了女真语和匈牙利语之间“高度亲缘性”的“匹配最为严整”的例证(页10)。如果这样一堆根本经不起推敲的“对应组合”竟然已经是作者所能提供的“匹配最为严整”的“关联比较”,我们又怎么还敢对本书的其它举证怀有最起码的信任!

    受篇幅的限制,接下来没有可能再像刚刚作过的那样,对本书所制“金女真语、蒙古语、匈牙利语关联语辞”表内总共39个词汇组(页38至40)逐一进行检讨。但是仍然有必要对该表所力图展示的女真语、匈牙利语之间的“关联”性作出某种评价。这39个词项,也包括了上面已经讨论过的16组词汇,还包括被本书承认为看不出有什么内部“关联”的7个词项组合。于是还剩下另外16组词汇需要分析。可以将它们分为三种情况。属于第一种情况的是那样一些女真语-匈牙利语词汇组合,尽管本书作者暗示在这样的组合中存在着两相“关联”的性质,实际上每一对被比勘的词汇,其读音差异都相当大,因而根本不能据此就以为它们可能属于同源词、或是构成源词-外借词的关系。兹将这11个对照词组列为下表。表内的序数词所显示的,是该词项在原表中的次序:

词义

女真语
清人解读的拉丁化转写
匈牙利语
13笨
漫都哥
mentukun
bata
14分享
忽都忽都
huduri
kozos
15帮助
阿息保
ayisilabu
segito
18幸运[7]
赛里
selambi
szerencse
20堆积
吾里补
ulibu[8]
halom
24峰/高峰尖
哈丹/“超还”
hada/cholqon
csucs
26海
忒邻
telin
tenger
35灶[9]
胡剌
hulan
kalyha
36松树
桓端
holdon
fenyo
38幼犬
合喜
kachiqa/ajiraqa
fiazik
39狗[10]
讹古乃(库立)
ereneyi(kuri)
kutya

    属于第二种情况的词项有三个,即“围猎”(4),“心”(9),以及“坡”(25)。根据作者的暗示,在这三组词汇中,词汇语音的相似,主要显示在蒙古语词和匈牙利语词之间。无论他的证明是否有效,其结论都与我们现在关注的女真语/满语和匈牙利语言的关系问题无直接联系。因此不再在这里讨论它们。

    剩下的两对词汇,即“户长”(6)和“疮”(11),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需要进一步考察的“关联”,虽然连这样说都是十分勉强的 。现在检查页11至12上的锡伯语-匈牙利语词汇对照表。这个表内总共列入了20个词项。其中的锡伯语词,除第一项里的“母亲”(语音作“额聂”),全都与满语中的相应词汇同源。在这19个同源词里,有两个即“头”(7)、“牙”(8)已经在上面讨论过了;剩下的17个词汇中,与匈牙利语相应词汇的语音差别颇大、因而很难认为有什么“关联”的,至少就有12个。兹列表如下。表内的序数词系指该词项在原表中的次序。

词义

锡语伯/满语
锡伯/满语词的拉丁化转写
匈牙利语

2妹妹

non
nover

3乞丐
盖克吐[13]
gioqoto
koldus

4富人
巴颜
bayan
agyon

5指甲
库浑
ketqun/kitaqun
korom

6手、臂[14]
嘎拉
gal/gala
kar

9鼻
欧弗
ofor
orr

10鸡
超库
choqo
csirka

11牛
依憨
iqan
tehen

12喜鹊
沙沙哈
sasq/sagsaqo
szarka

14食物
依迪
jedere
etel

16仓库
查尔
chal/chalu
csur

18好
萨音
sain
szep

    另外的五组词项,也许各自之间有某种应予进一步考察的“关联”。它们分别是:“箭”(13),锡伯/满语niru~匈牙利语nyil;“村庄”(17),锡伯/满语gashan~匈牙利语kozseg;“鞋子”(15),锡伯/满语sapo~匈牙利语cipo;“新”(19),锡伯/满语iche~匈牙利语uj;“旧”(20),锡伯/满语fe~匈牙利语ven。

    最后需要检核的,是页26的满语(锡伯语)-蒙语(契丹语)-匈牙利语对照表。表内涉及的满语(锡伯语)词汇有十个,其中与前出词汇重出者四(“牛”、“鸡”、“狗”、“喜鹊”)。剩下六个词项中,同义但语音根本不相近者有四项。它们是“树、木”(满/锡伯moo~匈fa)、“花”(满/锡伯ilga~匈virag)、“马”(满/锡伯morin~匈lo)、“骑马”(满/锡伯yaluga、moringa~匈lovagol)。另有一词(“豌豆”),据作者暗示,其“关联”性应在蒙语和匈牙利语之间,此处不讨论。只有一个词(“猴”,满/锡伯monio、monj~匈majom),似乎尚值得研究。

    对朱著中四个词汇表的重新考察究竟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在朱著的全部举证中间,与匈牙利语可能(而且还只是可能!)有某种形式联系的女真-满语(包括锡伯语)词汇,不过十一二个而已。朱著告诉我们,书里所作的“比较就像是一个指纹鉴定。它以确切的事实证明匈牙利语的极东祖源,是古代靺鞨-女真语”(页12)。在这里,语气的武断和陈述关键概念时的闪烁其辞同样地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说“匈牙利语的极东祖源……是古代靺鞨-女真语”,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这是在说,通古斯南支诸语是进入匈牙利语的各种外借词中间最东面的源语,那么这样说或许不错。可是正如同出现在匈牙利语中的数量甚至更多的原蒙古语、突厥语借词丝毫不说明马札尔人就是原蒙古语或突厥语部落的后裔一样,这样的证据也丝毫无助于马札尔人的靺鞨起源说之成立。如果它意味着匈牙利语与满语、锡伯语之间存在某种发生学意义上的亲缘关系,这倒可以成为马札尔人是靺鞨后裔的一种强有力证据。问题在于:仅仅凭十来个“关联语辞”作为证据,是否就能否支撑起这样一个重大的假设,即匈牙利语和通古斯诸语之间存在着亲缘性?回答当然只能是否定的。

    部落名称的比勘,乃是支撑朱著关于马札尔人远东起源论的又一重要证据。但这方面的问题也很大。

    首先,许多分明不相同的部落名称,在被转换为汉字音写、尤其是在研究者用现代汉语的语音去识读这些汉字音写的场合,它们之间的原有差异(甚至明显的差异)就会变得很难识别。本书将匈奴姓氏“须卜”与女真部落名“苏不鲁”、匈牙利姓氏Sipos相勘同即属诸多同类错误之一(页16至17)。“卜”在古汉语中是带有-k收声的“屋”部韵入声字。是知用“须卜”两个汉字来音写的匈奴姓氏,它后一个音节乃是-buk/-bu。但女真姓氏“苏不鲁”的后两个音节或最后音节应为-bulu/-buru或-bul/-bur;而匈牙利姓氏的最后音节则是-pos。三者的最后一个音节明显不同,我们不知道朱著凭什么把它们混为一谈。

    女真部落名称“徒单”、“术虎”和“散答”的识读,看来即使是对于语言、族属都与女真相近的清前期的满人而言,都已感到没有什么把握了。《金国语解》分别将这三个部名读作tusan、johre、sakda。但在12卷本的《金史语解》中,“徒单”和“术虎”又分别按照清代满族姓氏改读为tuqtan、juge(卷7)。如果我们相信清人的识读,则“徒单”(tusan/tuqtan)与匈牙利姓氏Dudas、“散答”(sakda)与匈牙利姓氏Santa,以及“术虎”(johre/juge)与Juhos,都根本不存在勘同的可能。如果我们发现连清人的识读都已经不可靠,那么又凭什么断定这几个部落名称的确切音读,并且将它们用于与匈牙利姓氏进行比较?
其次,有些专名的语音之间确实可能存在相似性。但我们没有理由仅凭这一点就把用它们来命名的那些对像视为一体。例如在靺鞨一部的名称“泊咄”的正字法形式中,确实包括着padu这样一种形式(其它形式还有pakdur、padul等)。朱著将它与匈牙利姓氏Bodo相勘同(页19);仅从语音方面来看,这是可能成立的。但是仍有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需要说明:怎么知道“泊咄”必定就是padu这一形式的音写?更重要的是,靺鞨“泊咄”部与匈牙利的Bodo姓氏,地域上东西相差逾万里,时间上前后相隔上千年,怎么知道二者名称的发音相似不只是偶然现象,而必定反映了两个人群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另一个近乎滑稽的例子与此前提到过的匈奴“须卜”氏有关。朱著说,蒙元前期的名将速不台,他的名字“就是蒙古语的‘须卜氏’”(页58)。按“速不台”的拉丁化正字法形式为sübehetei。从构词法角度讲,它可以看作由sübehe-与其后缀-tei两部分所构成。也就是说,“须卜”与sübehe-在语音上确实相当接近。但是在匈奴的“须卜”氏和这个蒙古名将之间,时间相隔一千年以上,并且“速不台”只是蒙古兀良哈部落中一个成员的人名,元代并不存在一个叫作“速别额”(按、“速不台”又写作“速别额台”)或“须卜”的部族。难道仅仅以语音相近为立论基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蒙古人名的辞源,倒溯到匈奴时代的“须卜”吗?

    以上讨论,完全适用于“马札尔”(Magyar)与“靺鞨”这两个专名之间的对勘。从地理方望、时间上的接续性,以及审音等角度来判断,学者们大致同意,在汉文文献中先后用“勿吉”和“靺鞨”来译写的,应当是位于东北亚的同一个非汉语种族群体的名称;但在缺乏来自其它拼音文字的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至今无法肯定这个部族名称的准确的正字法形式到底是怎样的。根据其第一音节的译音用字“勿”、“靺”都有收声-t来判断,该音节可能有ma-/ba-、mat-/bat-、mar-/bar、mal-/bal-等诸种形式。但靺鞨在唐代又被异写作鄚頡,是则其第一音节的拼写形式当作ma-/ba-或mak-/bak-。如果该音节的真实形式的确被同时反映在上述两组可能的拼写形式之中,那么这个音节就只能拟构为ma-/ba-。不幸的是,在对于该名称第二音节的几种可能的拟构形式,亦即kie、-kiet、-kiel,以及-kier之中,我们却至今缺乏作出确切选择的充分理由。也就是说,尽管在“靺鞨”的几种可能的正字法形式之中,应当包含着与Magyar十分相近的那种拼写形式(即makier/bakier)。但这个结论绝不等于说,“靺鞨”与Magyar的音读必定相同;它更不等于说,倘若二者音读果真相同,这两个专名及其所指称的人群就必定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

    再次,尤其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朱著经常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在前后间隔不过两三行的文字中间,将一连串从表面看来语音近似的部族名称,指归为同一专名的“转音”,进而又把用它们来命名的时代和地域差异都极大的各类部落集团看作是具有同一历史渊源的亲缘群体。如上所述,从纯粹审音的角度,不能排除在靺鞨与Magyar之间进行相互堪同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主张靺鞨所音写的,是某个类似Magyar的语音,那么它就不可能如朱著页51所建议的,同时又是merkid(按、此即蒙古“篾儿乞”部)乃至murki的音写。道理很简单。无论我们如何假定用“靺”字来音写的那个源词的音节,总之它不可能既是Ma-(Magyar的第一个音节),又是mer-(merkid的第一个音节),同时还是mur-(murki的第一个音节)。同样,“鞨”的语音也不可能同时是-gyar、-kid和-ki。当然,“靺鞨”同样也不可能再是朱著页52所主张的“蔑促”、“弥列哥”,或者“马阿里黑”(页51)、“满住”(页57)、“马儿忽思”(页59)、Mika’il(页69)等等。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朱著先将女真部落名称“拓特”说成“和匈牙利姓氏Toth可能是有关的”,然后又声称“Toth在蒙古语中的读法可能是to-ta-ha”。从这两个极不可靠的“可能”出发,“拓特”和Toth被等同于tatar(鞑靼),等同于从“秃秃黑里惕-塔塔尔”(tutuqliut-tatar)一名中被拆散出来的tutuq,等同于“脱黑脱阿”(toqtoqa)等“北方诸族频繁使用的人名”。本书就这样向读者显示出,“拓特”这样一个“通古斯姓名”如何“开始具有冲击性的世界意义”(页48至49)。但是人们必须问,Toth为什么可以读作to-ta-ha?to-ta-ha又怎么能既读作tutuq,同时读作toqtoqa、tatar以及其它完全不同的专指名称?

    在上述种种场合,我们基本上看不到对那些五花八门的“转音”究竟如何产生这一问题所展开的正面论证。朱著往往采用“我以为”、“我们猜测”、“我猜测”、“大概就是”、“不难看出”、“我则以为”之类含糊的说法,来回避实质性的讨论。看来在力图证明那些离开真实情况实在太过辽远、因而找不到任何其它历史依据的见解时,朱著便不得不完全依赖于真假参半的语音相近性这一极不可靠的基础。不过这并不是说,朱著对语音比勘之外的历史证据一概不予置理。问题在于,它对北方诸部沿革流变的历史论证,同样充满了主观臆断和北方民族史领域中不该发生的常识性错误。

    本书作者很清楚地意识到,就证实分布在内陆欧亚西半部的马扎尔人属于西迁的靺鞨遗种这个命题而言,能否在比马扎尔居地更加偏东的蒙古草原寻找到通古斯部落存在和活动的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朱著力主鞑靼起源于靺鞨之说的用心也就在这里。

    现存文献中最早出现“鞑靼”的名称,在8世纪前期的突厥文碑铭中,其正字法作tatar。这是突厥人对他们东面操原蒙古语的室韦部落的通称;这个称呼本身,应当源于当时西邻突厥的室韦中间一个相当强大的部落的名称。年代上稍后于突厥碑铭的汉文史料中所出现的“鞑靼”一名,乃是对tatar这个突厥语名称的精确音写。现在,有关回鹘汗国瓦解后大兴安岭北段原蒙古语部落逐渐移入草原地区的历史过程,由于学者们对“室韦-鞑靼”诸部和“鞑靼-阻卜”诸部动向的研究,业已获得基本澄清。
可是,朱著现在告诉读者,“往往只有那些与通古斯族相关的部落才被称‘鞑靼’”;而这个重要事实却被“世界性的长期误解”一直掩盖着(页48)。作者主要通过以下两方面来论证他所发现的这个惊人事实。

    其一,《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谓:“达靼,靺鞨之遗种”。我们甚至还可以为朱著补充另一条材料,它同样直接地将室韦-鞑靼的语言、族属归于靺鞨,这就是《新唐书•失韦传》中的一段话。它说,室韦的“食啖言语与靺鞨同”。值得注意的是,两句话全都出自欧阳修笔下。与《旧唐书》、《旧五代史》相比,两部新史的长处全不在记事的详实准确上。亦邻真早就揭示过,北魏以往有关室韦语言与契丹同类的明确信息,如何由于《通典》凭空添加史文而改变;此后《唐会要》抄《通典》,《新唐书》又抄《通典》、《唐会要》,“但在改写中语气变得十分肯定,因而也就一错到底了”。至于《新五代史》中的那段话,则在更早先即已被曰本学者揭明,乃是欧阳氏从宋白那里沿袭下来的错误。事实上自两新史后,人们一般也不把鞑靼与通古斯诸族相提并论。这表明室韦-鞑靼的族属语言自北魏至元明一仍其旧,并没有什么改变。需要纠正的,倒是欧阳修主观而武断的误解本身。
其二,朱著又认为,鞑靼是“蒙古民族对于‘通古斯人’的特称。”他提出的例证,是元代以“水达达”、“水鞑靼”称呼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处的滨水通古斯部落。但我们所知道的充分而确切的事实是,在元代蒙-汉双语颁发的政府公文中,专用于对译“蒙古”这一族名的固定名称,正是“达达”或“鞑靼”。当然,要对採用这个对译专用名称负责的,首先应当是当时华北的汉人。但是蒙古人显然是知道,并且也同意这种对译法的。而“水达达”、“水鞑靼”的称谓并不来自蒙古人自己的用语。根据彭大雅的北使记录《黑鞑事略》,蒙古人把通古斯滨江群落称为“斛速益律干”(usuirgen) 。这是一个标准的蒙古语词,译言“水百姓”。彭氏在该词后小注曰“水鞑靼”,可见这本来是不明东北情形的华北汉人对“水百姓”的翻译,而彭大雅的有关知识又得自北方汉人。入元之后,这个译名虽被沿用下来,但它多与“女直”一词并联使用,或作“女直水达达”,或作“水达达女直”,以示“达达”的名称在这一特定用法中的特殊族属。

    朱著举出的另一条有关蒙古不认同鞑靼名称的证据,见于13世纪中叶东来的传教士鲁不鲁克的游记。据鲁不鲁克说:“他们(按指蒙古部人)也不愿被称作鞑靼人,因为鞑靼人是另一种种族,关于这种人,我听到下面的情况……”。将这段话从它的上下文中间割裂出来理解,它确实意味着,蒙古和鞑靼是两个互不相同的群体。但如果把它放回到鲁不鲁克的整个叙事中去加以认识,尤其是如果能从这段话再往下读一两页,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此处强调蒙古和鞑靼之间的区别,那是就狭义的蒙古(即三河之源的尼鲁温蒙古部)和狭义的鞑靼(即贝尔湖边的塔塔儿部)而言。鲁不鲁克在讲述蒙古、塔塔尔之间相互关系时,所叙述的事实虽然不太准确,但他所追溯的,无疑是尼鲁温氏蒙古在东部草原相继征服蔑儿乞、塔塔尔和克烈等部的那段史实。事实上,鲁不鲁克游记汉译本的注释者也将此处的“鞑靼”理解为塔塔尔部落。鲁不鲁克这段话所反映的真实历史,是进入西部草原突厥语世界的蒙古人,不太满意突厥人将他们与被征服的塔塔尔部一起称为“鞑靼”。他们不知道tatar在突厥语中很早就用来泛称原蒙古语诸部落了。作为突厥对原蒙古语和后来的蒙古语部落泛称的“鞑靼”,与该词后来又被俄国人用来泛称中亚某些突厥语部落(包括突厥化的蒙古人成分在内)的情形相似,是一个它指名称。但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它实指广义的蒙古人。无论如何,“鞑靼”从未成为过蒙古人对女真语部落的“特称”。朱著的这一见解,是对本已被误读的史料再滥加发挥的结果。

    朱著关于马札尔人靺鞨起源说的另一方面的史实论证,从分析唐代的辽东战争及其后果切入。著者认为668年唐对东北的大规模用兵,导致“一场牵动满蒙广大地区的大逃亡”。靺鞨部一支的西迁就是发生在这场“大逃亡”中间;而后来出现在欧亚草原西半部的马札尔人,就是这些西迁靺鞨的后裔(页27至34)。应当承认,在朱著全书当中,对有关史实叙述最详瞻的部分,就是“唐帝国的辽东战争”这一段。它从唐军的战前准备、战略算计写起,一直写到高丽-靺鞨联军的惨败,以及唐军中的少数民族部队在高丽撤军后对靺鞨孤军所实行的“‘除恶务尽’的扫荡行动”。

    现在的问题是:对这场主要是在唐与高丽之间发生的战争的大事铺陈,究竟是想说明什么?它或许可以说明,由于这场战争,作为高丽方面盟军的靺鞨部“泊咄、安车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但无论是这场激烈的战争,或是“奔散”、“寝微无闻”等记载,都不足以作为接下来必定发生“牵动满蒙广大地区的大逃亡”的证据,那是需要由反映这场“大逃亡”的种种历史事实本身来证明的。可惜朱著在这里根本提不出任何相关的历史证据。唐王朝的辽东战争是否可以被看作是“Magyar人的祖先出走的原因”?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们首先必须确认“马札尔人的祖先”从辽东出走这一事实。历史叙述一般是从结果去追溯它所以发生的原因,而不能根据某些自以为是的原因去推定在此之后必然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结果。朱著在此处的处理方法,刚好与一般所应当遵循的法则相反。

    十分有趣的是,恰恰是对唐太宗征辽东之役的事实本身,历史学家的看法还有很大的不同。很可能有关这场战事,“正史的很多记载并不真实”。本文无意于进一步考察其中的诸多细节。但是无论高丽之役的实际情况如何,解释者都不难将靺鞨西迁安排为它的结局。这不是恰恰说明,本书就这方面所进行的煞有其事的“史实证明”,其实与它早就预设的结论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内在逻辑关联吗?

    检验朱著第二个主要命题的任务,似乎要比较简单一些。因为作者用于支撑“夏商周人与蒙古-突厥-通古斯语诸族同源论”的基本证据,几乎全部来自于对有关部落、姓氏、人物和地理专名的比勘。历史上的人名、地名、部落名、制度名称或官号等等专指称谓,是辨识有关人物、人们群体及其文化之身份属性的重要依据。但是,由于人类语言中基本音节的数目本来就有限,而大多数专指称谓都不过由两三个音节所构成,所以在不同语言的各式各样专有名词之间极易出现语音相似的情况。语音相近的问题若发生在普通名词之间,较少会导致辞源问题上的误解。人们不会仅仅因为语音相近或者相同,就把不同语言中语义根本无关的普通名词看作关联语辞。没有人相信在英语的fish(“鱼”)和汉语的“废墟”之间存在某种辞源学的联系。也不会有人相信如下的“考证”:英语中的daughter(“女儿”)源于汉语词汇“逃脱”,因为女儿终究要在出嫁时从父母家中“逃脱”。在这里,包含在每个语辞之中的特定语义,有助于我们澄清不同语言中同音语辞关联与否的问题。但就专指称谓而言,情况就不同了。因为除了知道它们是对某些特定对象的命名和称谓之外,我们对相当大多数专名的辞义、辞源知之甚微。在这种情况下,可资比较的指标只剩下语音一项。因此在从此种比较中提取有关结论时,就必须格外小心。

    对于各族语言中的专有名词已“大部分失去了语义内涵”这一事实,朱著有明确的意识。所以它正确地指出:“人们寻找‘族名’的语义也往往是徒劳的”(页206)。可是,词汇的比较研究从音、义两项比勘转而成为只能凭藉语音来进行对照比较,对朱著来说,不是意味着研究者在立论时候必须更加小心、更加需要参照其它方面的旁证材料。恰恰相反,专有名词语义内涵的失落,似乎导致朱著更自由地在古今中外的同音语辞之间任情比附,把各种语言里语音相近的专有名词及其命名对象统统指归为一体。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朱著在论证第二个命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特征。

    例如,作者这样论证“‘中原地名’与‘北方族名’之间的关联”:“《史记》的‘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的‘三河’地区,也是‘华夏民族’的根本之地。春秋时,那里有‘北虢’、‘东虢’、‘大卤’、‘曲沃’、‘令狐’、‘羁马’、‘狐厨’、‘篪祈’等地名,它们显然与‘仆骨’、‘东胡’、‘同罗’、‘昭武’、‘术和’、‘且末’、‘兀者’、‘赤狄’等族名相对应。又如,中原‘戎’名‘杨拒’、‘伊雒’、‘陆浑’、‘鄋瞒’、‘皋落’等,又与‘按出’、‘挹娄’、‘术和’、‘悉万’、‘斛律’对应。这些关联现象,不仅是北方诸族出自中原的证据,也是确认中原古代居民族属的判据”(页207)。短短几行文字之间,居然完成了这么多专名之间的勘同问题。其实说简单倒也十分简单。此处的全部论证,只有“它们显然与……等族名相对应”这样一句话。

    据朱著页86说,“仆骨”一名,“也就是西文族名Bulgar”。于是被罗列在上文中的“北虢”,又可以读作Bulgar。但“北虢”与“仆骨”、Bulgar前后相差一千年。“北”字是-k收声的入声字,它根本不会被用来译写Bul-这样的-l收声的非汉语音节。除了审音上的问题以外,“仆固”、Bulgar这两个时代基本接近、但东西相隔遥远的部落,一个讲突厥语,另一个的语言属芬-乌戈尔语族。照朱著看来,“北虢”究竟是谁的先祖?莫非地处西半部欧亚草原之北的Bulgar人也是从华北迁徙过去的?南北朝隋唐的“昭武九姓”,据传说是从“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亦即月氏故地西迁的。朱著说“昭武”即“曲沃”,仅据并不可靠的语音相类一点,就把它从今天山、阿尔泰山东麓搬到位于“三河之地”的曲沃。

    朱著说,“‘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是有着深度渊源的”(页209)。这个说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问题是作者不仅迷信于上述那种极为不可靠的语音比附的求证法,甚至不惜靠牵强附会来拼凑“音似”的证据,从中推出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例如上古时期的“公祖”、“公肩”、“公东”等姓氏,全被视为金元时代的通古斯部落专名“兀者”的同源词,因此上述姓氏的族属都被归入东北通古斯部落。而“公孙”、“公胜”等姓氏则被等同于“乌孙”。以此类推,甚至黄帝的族属也变成了“乌孙氏”(页209)。朱著将这一系列的语音勘同建立在“将‘公’读为‘乌’或‘兀’”的基础之上。那么为什么“公”字可以被读作“兀”或“乌”呢?

    作者说:“从字形上来看,‘公’与‘瓜’有相像之处;但是‘公’和‘瓜’究竟是否相关?从文字考据的角度来说,是颇难求证的。然而,‘瓜’可以衍生出‘孤’和‘狐’等字;我们也若(若也?)将‘公’作‘乌’、‘兀’、‘斛’、‘纥’读,所有含‘公’姓氏与北方诸大族族名的关联,倒是一目了然了”(页209)。“公”与“瓜”在《说文解字》中一属“八”部,一属“瓜”部,在汉字结构上毫无关系,本不属于“颇难求证”的问题。“‘瓜’可以衍生出‘孤’和‘狐’等字”,只能是说后两个字中有“瓜”这个声符,所以其读音从“瓜”。但是,为什么由此就可以推测出“公”可读若“乌”、“兀”?作者自己也觉察到这里欠缺必要的证据,所以他在这里使用的是一个假设句型,即“若……,倒是……”。根据上述凭空推测,中原数十个“公”字头复姓的起源被推到“兀者”、“回纥”、“乌孙”、“曷萨”等北方诸族的部落名称。于是,朱著以自我赞许的口吻写道,读“公”为“乌”、“兀”,“不失是个成功的归纳和猜想”。以未经证明的假设为前提进行推理,再用推理的结果来证明假设的“成功”,这是典型的循环论证!经过这一番循环论证,朱著居然忘记了自己据以立论的出发点不过是一些未经证实、也无法证实的“猜想”,很快就心安理得地把诸如此类“成功的归纳和猜想”当成毫无疑问的事实来相信了。

    我以为上述推理结果经不起检验,不但因为即使是在异想天开地读“公”为“兀”、为“乌”之后,中原诸多姓氏与北族部名之间,至多也只有音近的关系,它根本不足以构成在两者之间相互勘同的充分理由;而且也因为在不少场合,即便在读“公”为“兀”、“乌”之后,作者宣称的那种“一目了然”的“关联”仍然未见存在。例如“公夏”、“公何”、“公户”、“公扈”、“公华”一组,被朱著勘同为“回纥”。毋庸置疑,“回纥”的正字法形式应为uighur。无论是“夏”、“何”、“户”、“扈”、“华”,都与-ghur的音节相去甚远。即使读“公”作“乌”,这一组中原姓氏依然与uighur毫无关系可言。

    朱著又将中原姓氏“司马”考订为“古代族名”“悉万斤”。页212写道:“一般以为‘司马’是从官衔转化来的。司马迁在《自序》中,却从未说过因祖上当过‘司马’官,而袭了这个‘司马’姓。”在《自序》中“从未说过”,本不必成为一种有力的否证。难道我们可以因为《自序》未提及人用双脚走路而否定这一事实?不幸的是,《太史公自序》其实是说到过这一点的。司马迁追溯他的祖先时说:“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周宣王时,他的祖先失去旧有官守,改任司马,子孙因以为氏。诸家注解对此均无异辞。朱著轻易否定前说,反谓“司马”与“古代族名‘悉万斤’、‘悉万丹’、‘萨末鞬’、Sarmatae,地名Samarkand等如此音似”,因此断定“‘司马’是族名‘悉万’之变译”(页212)。“悉万斤”、“萨末鞬”与Samarkand为同名异译,是中亚古城之名。用“万”、“末”等带-n或-t收声的汉字来译写-mar-的音节,完全符合当曰的转写规则。该词的末音节-kand则是波斯语成份,译言“城”。samar是否族名,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它与古代草原上的族名Sarmatae(“萨尔玛提亚人”)没有任何关系。剩下的“悉万丹”倒是族名,但是否能将该专名拆成“悉万-丹”这样两个成份来处理,也无可推知。总之,我们根本不知道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叫做“悉万”的部族,更遑论“司马”与“悉万”之间的语音差异了。朱著所发现的诸如此类的“全面对应”,其实大都只是作者一厢情愿的妄断。
通过对朱著中大量举证的检核,想来已经能够说明,本书的主要见解严重缺乏经得起认真推敲的可靠证据。现在,我还想比较集中地就本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谈一点总的看法。

    比较历史语言学,尤其是其中的审音与勘同方法,为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极其重大的帮助。可以说,它是欧洲东方学与乾嘉以往的“西北舆地之学”在相互交流当中沉淀下来的积极遗产之一。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已清醒地意识到,审音勘同方法的功能存在至少两方面的局限性。其一,尽管在提供否定性证据方面审音方法的功能较为显著;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仅仅以审音为证据的勘同结论往往是十分不可靠的。特别是当被研究对象所处时间和空间的历史跨度都极大的时候,审音勘同必须与其他各方面的历史证据密切结合,才能有助于辨析事实。其二,对审音勘同法则的严格性也不应过于迷信。例如,普立本证明,用汉字入声字来音译的音节,在其源词的正字法中就不一定都有尾辅音。此外还有许多其它例证,说明古人译音用字也有相当随意的时候。所以在使用审音勘同方法时,既需要尽可能遵循由过去经验所确立的有效法则,又不能简单地依靠墨守这些法则来处理所有资料。

   朱著对上述第一方面的有限性似乎全然不介意。在仅据似是而非的音近来乱加推断方面,比前文已举过的例证更为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作者根据埃及曾有“密昔儿(Misr)”之称,遂以为这是“靺鞨”之名“尘埃撒播”的结果,并且很自信地劝告读者“不必引以为是怪事”(页69)。

    对于审音勘同方法的第二种有限性,朱著显然有所察觉。书里写道:“清代以来的中外文字语言学者们对先秦语音的研究,基本是在中古《切韵》系统上从事反推。一些学者客观地指出,作为规范汉语语音的一种努力,《切韵》等书也把许多‘古音’抹煞掉了”(页207)。但是,承认上述有限性,对朱著来说,意味着审音勘同方法的所有规则都已失效。于是,作者一方面不适当地夸大审音勘同手段的适用性,不顾时间和空间限制而将之滥加应用;另一方面又以古代韵书可能“抹煞”某些“古音”为由,对汉字的古代音读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两者相互促进,遂在构成朱著重要论证部分的语言比较方面导致错误百出的结果。
朱著置审音勘同必要法则于不顾的突出表现之一,是作者在对用汉字音写的他族词汇从事语音讨论和比较时,往往拒绝对它们进行拉丁化转写;甚至有些外族名词明明保留着拼音化正字法形式,朱著在讨论中却宁可采用它们的汉字音写。这种做法。给本书带来许多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失误甚至笑话。作者说,Kalmuk“就是‘克烈—谋克’”。如果他在这里对“克烈”一名采用见于蒙文中的正字法形式(Kereyid),那他怎么还可能把这个名称等同于“卡尔梅克”一名的第一个音节Kal-?他又说,土尔扈特“或许就是克烈部名‘董合亦惕’”(页60)。“董合亦惕”在蒙文史料中写作Dongqayid,而“土尔扈特”则作Turghaghud。所谓“或许就是”,到底从何说起?

    前面提到的《金国语解》明明附注满文语音,朱著视而不见,宁可师心自用,胡乱注音。清人已用nesuhen来释读“奴申”。朱著弃而不用,另按己意将“奴申”读作nosszhang。他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为什么在这里“奴”会读作nos-,而“申”作为一个前鼻音韵母的汉字,又为什么竟要读作-szhang?其实作者不过是根据他意想当中的匈牙利语同义词osszhang来胡乱将“奴申”的读音拉丁化而已。这个例子甚至使我们怀疑,朱著偏好汉字音写的正字法形式,是因为这种非拼音化的“译音”更便于他毫无拘束地对有关词语胡乱进行解释。

    除审音勘同外,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其它方面,朱著也有诸多犯忌之处。书中毫不迟疑地把现代匈牙利语词汇直接当作古代形态的马札尔语辞来举证,根本不考虑其中存在的以今训古的危险性。本书作者曾经回应上述批评说,谁要是提出这个问题,谁就是在强求历史语言学研究“做到百分之一百的‘以古训古’”。如果说对靺鞨—女真语的研究不得不参考金元之后的满语、甚至锡伯语,那么对早期马札尔语的研究当然也必须以晚近各时代的匈牙利语作为必要资源。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因此就可以随便把任何一个现代匈牙利语词当作古马札尔语词汇来看待。这涉及到如何尊重并依赖匈牙利语言史研究的相关成果和结论的问题。像朱著这样“百分之一百”的以今训古,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

    正因为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避免地会随时代变化,尤其是受到与它邻近的其它各种语言的影响,在采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来识别相关语言的亲缘关系时,就必须尽可能采用与曰常生活紧密关联的基本语辞作为比勘对象,因为这些语辞的抗干扰性相对而言会比较大。在鉴别不同语言是否存在亲缘关系时,以基本语辞而不是以所谓“随机抽样的语辞集合”(页9)作为比较的对象,这是为历史语言学的学者所普遍遵循的通常法则。朱著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采取的是“随机抽样”的方法。之所以这样作,只恐怕仅仅是因为作者其实只知道有《金国语解》,而其中“一共才记载了七十七个金代女真语词”。如果他知道除了这部被他奉为至宝的“语解”,还有多达十二卷的《金史语解》,如果他使用包括《华夷译语•女真门》在内的其它女真字材料,并参以满语和锡伯语的大量书面材料,本书作者就会发现,他为《金国语解》的篇幅短小而发的“遗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少见多怪的感叹。

    在对选出的对照词组进行语音比勘时,朱著的做法也极其非专门化。在确认某个语音音素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所发生的系统变换规律时,必须有足够可靠的同音、同义例词为证。例如说突厥语的y-进入蒙古语时会系统地转换为j-,因为我们有yil>jil(“年”)、yemish>jemish(“水果”)、yarligh>jarligh(“命令”)、yürek>jirüge>(“心”)等许多对照词组可以作为举证。此处所谓“同音”,是指除去那个系统转换的音素外,对照词的各正字法形式之间应有足够程度的相似。但朱著用来证明“语辞变换规律”的对照词汇之间,正字法差异之大,使人难以相信它们属于不同语言之中的同音同义词。在页41“蒙古语(契丹语)、匈牙利语语辞变换规律”表里,朱著总共列举十六个对照组,用来证明蒙语中的g/h/u在匈牙利语中转换为f/v。兹将十六个对照组移录如下:(1)gal~futes,(2)gol~fo,(3)gol~folgo,(4)guikh~fut,(5)gutakh~fenyo,(6)hyanath~kekez,(7)hagas~fel,(8)heree~varju,(9)huuchin~ven,(10)huvaah~felvag,(11)huu~fiu,(12)hal~forro,(13)us~viz,(14)ud~fuz,(15)uulder~fajta,(16)uul~felho。

    细绎朱著的举证,对照组中似乎还算符合同音同义的比勘原则的,只有(3)ghool~folyo(“河”)、(11)k?’ü~fiu(“儿子”)、(13)usu(n)~viz(“水”)三组。可见作者断言蒙语g/h/u与匈牙利语f/v之间存在所谓“转换”规律,至多也只有两三条很不可靠、很不确定的证据。紧接着,这个“规律”就被自由地运用到女真-满语和匈牙利语的比较中去。朱著就这样把“历史语言学”变成一种语言游戏。所以他说,把《辽史》里的“蛮葛”、“梅古悉”、“大蔑孤”、“梅只”等“大大小小的‘靺鞨’”,乃至蒙古时代的“塔塔尔”、“蔑儿乞”之类,把所有这些名称统统“‘正’作Magyar或‘马札尔’,自非难事”。这种口出大言的轻易、甚至狂妄的态度,只能表明作者完全缺乏严肃谨慎地对待学术问题复杂性的最起码意识。

    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在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论证时,是否应对它的基本规则给予应有的尊重和遵守?这究竟是研究者可以凭藉自由意志来随意决定的一种两可选择,或谓“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还是对研究者的一种基本素质要求?

    作为一篇书评,本文已经写得太长。还有些话就不说了。唐兰在1930年代曾以六条治学戒律告诫学古文字的学生。其中之一说:“有些人拿住问题,就要明白。因为不能完全明白,就不惜穿凿附会。因为穿凿得似乎可通,就自觉新奇可喜。因新奇可喜,就照样去解决别的问题。久而久之,就构成一个系统。外而望去,虽似七宝楼台,实在却是空中楼阁。最初有些假设,连自己也不敢相信,后来成了系统,就居之不疑。这种研究是愈学愈糊涂。”

    治学六戒,非常值得成为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文史研习者的座右铭。

   (本文的部分内容,曾在刊登于2003年1月12曰《文汇报》“学林”版的一篇两千字的同名书评中作过简要表述。该书评作者为李辉、姚大力。谨此说明。)

【注释】

朱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北京:中华书局,2002,“序言”页3至4。以下凡引用本书,均在正文中以括注形式标明页码,不再另行出注。

原表内没有“清人解读的拉丁化转写”一项。这是本文作者为便于读者进行语音比较的方便而添加上去的;其依据主要是殿版《金史》卷末所附《金国语解》对相关词汇的满文字母注音。清人以满语解女真语;但金代汉字音写所反映的女真词汇读音,往往与清人所指认的满语或蒙语词汇的读音不尽相符。他们的释读不足完全取信。我自己缺乏匈牙利语文的必要知识,又不愿意靠随便找一本匈牙利语词典来东翻西翻的方法从事痹徽。因此本表及文内其它几个表里的“匈牙利语”一项完全转录自朱著原表,我未对这些词汇的读音、词性与词义再加校订。尽管如此,就揭示朱著所提供的证据本身大多数难以自圆其说并从而支持书中的相应结论而言,这样做仍然是合理的。
作为动词的andaqa,以现在分词andaqaju的形式见于《蒙古秘史》第178节。andaqai/andaqan见科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词典》,喀山大学,1844,页13。
据德福,蒙古语中的anda很可能是来源于and?形式的古突厥语的借词。见同氏:《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蒙古语成分》,卷1,威斯巴登,1963,页149至152;小泽重男:《〈蒙古秘史〉曰文译注本》,东京:岩波书店,1997,卷上,页90。关于突厥语中的and,见克劳逊:《13世纪前的突厥语辞源学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页176。王国维曾经从《辽史》有关结盟的记载推测,“…蒙古语中‘安答’一语即自契丹语出也”。但这一推想至今缺乏文献学的证据。见王氏:《安答》,《观堂集林》卷16。
《增订清文鉴》卷10,页29下。
小泽重男:《元朝秘史蒙古语文法讲义》,东京:风间书房,1993,页290;K•格隆贝赫与J•R•克瑞格:《古典蒙古语导论》,威斯巴登,1955,页32;《蒙俄法词典》页1103,同页又有barilduqubüke,译言“角觝力士”。
《金国语解》以满语selambi解释女真词汇“赛里”。这到底是否可靠,本身值得怀疑。姑且依《语解》以selambi为“赛里”,是其意谓“安乐”。据《增订清文鉴》卷13页18下,selambi译言“畅快”、“爽快”。是知“语解”所谓“安乐”者,“畅快”之意也。朱著将此词的意思引申为“幸运”(按满语“幸运”的名词与形容词分别作hesi、hesingge,《增订清文鉴》译为“造化”、“有造化的”),再拿它与匈牙利语的“幸运”作比较,殊不可取。
朱著将“吾里补”(ulibu)按照“堆积”的意义与匈牙利语相对比;但清人对该词的释义实为“蓄积”。满语“堆”则作muqaliyambi(见《增订清文鉴》卷22页6上)。二者之间,在释义上差别实在很大。因此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勘是缺乏语义依据的。
按《金国语解》,“胡剌”译言“灶突”,《增订清文鉴》卷21页16下写作“烟筒”,亦即烟囱。满语“灶”读作jun。朱著读“灶突”为“灶”,并据此进行对勘,此属大误。
《金国语解》勉强以蒙语ereneyi(“有花文者”)解释“讹古乃”,表明清人对该词其实已不甚瞭然。朱著读“讹古乃”为“古乃”,再将“古乃”当作kuri的音写来处理。此中的牵强附会极为明显。又按、满语kuri译言“黎狗”(《增订清文鉴》卷31页31下)。它并不是“狗”的通谓。即便如此,kuri与kutya在语言上到底又有什么样的联系?
按清人将女真语“胡鲁剌”释读为满语的“户长”(kürele)。若谓这个词汇与匈牙利语同义词felugyelo的读音相关,必须证明在满语、匈牙利语词之间存在-r-> -l-的系统转换规律。但我们没有看到对这一点的有力证明。又、朱说以女真语“佛热”与匈牙利语fajo相比勘。但是,《金国语解》谓女真语“疮”读作“牙吾塔”(younaqa/you)。朱著胸有成竹地宣称,与younaqa同义但“较少受蒙语影响”的女真语词“疮”应当是“佛热”。按“佛热”即foro,满语译言“口疮”(见《增订清文鉴》卷16页40下)。我们不知道朱著此说的根据到底在哪里。
锡伯语“母亲”的语音与突厥语及匈牙利语都很接近。三者之间的关系应为锡伯语ene(“母亲”)< 突厥语ana: >匈牙利语anya,所以这一组词汇不能作为锡伯语/满语和匈牙利语之间发生直接的相互影响的证据。
朱著页11至页12的对照表所据,主要是《锡伯语简志》(李树兰、仲谦编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书末的“词汇附录”。惟原来的拉丁化转写,全被朱著置换成自创的汉字转写。又按满语“讨化”作gioqosombi,“乞求”作gioqambi(《增订清文鉴》卷13页7上)。其词根与giaqoto同源。
蒙古语“手、手臂”读作ghar。匈牙利语中的同义词kar,极可能是蒙语ghar的外借词。满语的gala非但与匈牙利语的kar没有关系,甚至在它与蒙语的ghar之间,也不被认为有什么“关联”可言。见克劳逊:《对阿尔泰理论的一个词汇统计测评》,《中亚集刊》13•1(1969),尤其是第14页。
这种见解至多也不过是“或许不错”而已,因为匈牙利语中的通古斯语成分,甚至更可能来自于很早就已活动在草原北部森林地带的北支通古斯语部落。倘若果真如此,那么拿它们来与女真-满语的语辞相痹徽,实在是从一开始就已弄错了对象。
按“蔑促”的“促”,中古音作ts′?wok。这表明其源词相应音节的首辅音不像是k-/gy-,后者的汉语译音用字往往从声母为“见”、“群”(k/g)的汉字中选择。唐代都波的“弥列哥”部,在突厥语碑铭中写作beligh(见韩儒林《唐代都波新探》,《穹庐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与“蔑里乞”(merkid)绝无任何关联。“马阿里黑”的蒙古文原名保留在《蒙古秘史》里,作ma′aligh,如果“靺鞨”当读作magyar,那它就不可能同时又是ma′aligh;同样,它也不能再改读作“马儿忽思”(marqus,即《辽史》中的“磨古思”)或者“满住”(manchu?)。又按、朱著说伯希和“猜测”Mukri即“靺鞨”。这是他误读《草原帝国》注文的结果。见《草原帝国》,蓝琪汉译本,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页246。
按、tūtūqlīūt-tātār见于《史集》。此处tutuq是进入突厥蒙古语的汉语词汇“都督”的音译,-li’ut由突厥语词后缀-ligh再加蒙古语的复数形式-ut所构成;是该名译言“都督所属的塔塔尔”。见韩儒林:《读<史集•部族志>札记》,《元史论从》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而照朱著的见解,这个词的译义变作“塔塔尔所属的塔塔尔”,根本不成其意思。
“鞑”、“靼”两字都是带-t收声的入声字,两字读音可拟构为tat-tɑt。汉语音节无-t收声字,古代常以-t收声的入声字来音写非汉语的-r收声音节。所以“鞑靼”是与tatar最贴近的汉语音写形式。[ɑ]的发音方法与[a]相同,惟发音部位比[a]后移。
参见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元史论从》第3辑。
四库馆臣称,虽然《新唐书》自夸说,与旧史相比,“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但事实上“史官记录俱载旧书”,新书至多不过“搜及小说而已”。至于《新五代史》,与旧史相比,其优劣在于“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足见两部新史在记事方面俱无甚可取。见《四库全书总目》卷46。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元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保留在《元史》卷29《泰定帝本纪一》中的也孙铁木儿即位诏,是用汉语口语体“硬译”的一篇珍贵蒙古语文献。诏书开头说:“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汗四个大斡儿朶,及军马、达达国土都[委]付来。”此处的“达达国土”为蒙语“蒙古田地”的对译词,它出现在皇帝诏书里,又被载入实录,自然不能说蒙古人对此一无所知。
“达达”一词在元代并无贬义。
按《黑鞑事略》原文,误作“斛速益律子”,义不可通。据贾敬颜考订,此处之“子”字应作“干”字。如此校改以后,不但音译词组可以读通,而且也与小注完全相符。
道森编译:《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页139-141;并参见注55(页246)。
周策纵:《原族》,《读书》2003年第2期。
《北史》卷97,《西域传》,“康国”。余太山:《大月氏》,载同氏:《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普立本:《突厥的汉语名称》,《美国东方学会集刊》,85-2(1965)。
埃及法蒂玛王朝的新都开罗名为Misral-Qāhirah,阿拉伯语译言“征服者之城”。Misr遂亦用指埃及,宋元汉文史料译为“勿斯里”、“密昔儿”。这个词与“靺鞨”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伯希和赞同贝勒津的看法,认为dongqayid可能出自蒙语tongqo,译言树林。这个克烈分部可能是树林中克烈人。见伯希和《圣武亲征录译注》,莱顿,1951,页228。
见《“学术事故”还是“学术碰撞”》,《文汇报》2003年3月30曰,“学林”版。同29。清人以“满洲语正《金史》”,牵强之处极多。但这同样也是《金史》卷末《金国语解》的问题。我们无法完全相信清人的结论,可是无论如何,“金代女真语词”决不至于只有77个。
同29。
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页8。

 

 

 


发件人:"同一" <xawxc@126.com> 2011-04-05 10:52:4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探讨文化宗教史遗漏大事件稿件

     各位编辑:好!我通过对佛教“阿差末菩萨经”的考证,提出早期道家代表人物关尹子,于2500年前与佛教创始人释加牟尼曾在缅甸晤面,且这次会面不是邂逅性质,属于正式安排的交流讲学。若真如此,这次直接思想交流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一般宗教活动,是世界思想史、文化史迄今仍未揭示的重大事件,也许应该对过去2000年中印之间许多文化交往问题进行再认识。稿件见于附件。

道家与佛门代表人物确曾晤面

王旭苍

    摘要:文章通过对佛教“阿差末菩萨经”的考证,提出早期道家代表人物关尹子,于2500年前与佛教创始人释加牟尼曾在缅甸晤面,且这次会面不是邂逅性质,属于正式安排的交流讲学。若真如此,这次直接思想交流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一般宗教活动,是世界思想史、文化史迄今仍未揭示的重大事件,也许应该对过去2000年中印之间许多文化交往问题进行再认识。

    关键词:道家 佛教 阿差末 关尹子 晤面 文化 交流

    一、 概说

    关尹子名尹喜,周昭王时为函谷关令,因留请老子写下“道德经”而闻名。其实他修行悟道经年,并有专著,作为劳资唯一学生,也应看作是道家早期代表人物,后追随老子西行不知所终。东汉时期天师道祭酒王浮为抬高道教,贬抑佛教,根据老子西行传说,虚造《老子化胡经》。围绕佛道关系的争论一直延续到隋唐,这场争论的主流看法是《老子化胡经》为伪造,笔者赞同这意见。但这一争论也损害了文化交流史研究,妨碍人们去探讨老子或关尹子是否与释加牟尼的确有过直接接触?《老子化胡经》伪,不等于道家领袖人物与释加牟尼晤面也伪,史籍中介绍这场争论时多提及王浮“根据老子西行传说”而作假,但争论起来后只去关注《老子化胡经》为伪,忘记去考证老子西行的传说的真伪?这是个大疏忽、大损失。佛教典籍《阿差末菩萨经》中,记述了关尹子与释加牟尼有过正式晤面和讲学活动,鉴于新证来自佛教典籍,故格外扎实可信,该看作揭示了世界思想、文化交流史上的重量级事件。

    佛经三藏十二部中的“大集部”有《阿差末菩萨经》[读者在网络输入经题可从数十个佛教网站搜索到本经],与别的经籍不同,这部经不是记述释加牟尼宣说的佛法,而是将一位客座思想家的讲座记录整理而成,显然一向排斥“外道”的佛教对于这一思想流派给予了较高的重视和礼遇。主讲者是佛门以外思想流派的阿差末,“阿差末”的汉语意思“无尽意、一切法性无尽”,与“道”的内涵全同,道作为本体基本特点是遍一切时一切域,无始无终,无有际涯。经文自然是有佛门弟子依佛教的理论和语言习惯整理结集,内容与佛教主要理论相契合,鲜见道家思想,但经文中提供的一些信息却指向关尹子。笔者以此文将部分佐证作个梳理,供有关学者深入研究,如果能够最终解开这一谜团,对于研究华夏文明与恒河文明的交流史,释道两教的影响与融合有着重要意义。

    二、《阿差末菩萨经》

    《阿差末菩萨经》,经文中教理部分的内容暂且忽略,看几处细节。[说明:本文所引经文全是《阿差末菩萨经》故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1、讲授地点与别的多数经集不同,是释加牟尼游历中的某处。第一句:“闻如是,一时佛在如来所游居土。”释加牟尼自39岁证道后开始传法,凡在印度境内讲经都有具体记述,如某某园、某某山,但本经却指“所游居土”,跟别的佛经表述不同,可以看作是较远的游历。从本经反映出的讲授内容较为系统,赠送礼品,应该理解为是专程安排的会晤、讲学与交流,而释加牟尼的确东行到过缅甸中部的曼德勒地区,这座缅甸的第二大城市的人们至今仍自称“佛祖眷顾之城”。

    2、经文提及了主讲人阿差末的国度似中国。“佛告舍利弗,有一菩萨名阿差末从东方来”。“佛告舍利弗,东方去此度十江沙,诸佛国土满中诸尘,过若干刹有世界,名阿尼弥沙。” 阿尼弥沙汉语意思是不作、无为。注意释加牟尼说的是“十江沙”,而非佛经中常见的以亿万为单位尽指其远,可见这里是实指毗邻地区,而印度次大陆东只有西藏、缅甸、中国等地区,再参照在公元前5、6世纪区域思想史高度与成果,可以认为 阿差末来自中土。而且“阿尼弥沙”不作、无为的含义与道家思想一致,也许是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巴蜀小国,这也是未来区域考古寻找老子、关尹子下落的线索之一,西行的老子、关尹子可能是该国国师。
3、经文中提到族姓等,更具有明显中土色彩。“时舍利弗问阿差末,仁族姓子,所从来处去此远近?”由舍利弗发问能看出阿差末来自东土“仁族”,语言关系,双方的沟通应该比较吃力,概括介绍中土文化总难离开“仁”字,汉族则是汉朝以后的称谓,此前汉族的最可取的称谓是华夏或者“仁”。至于“子”字,则是春秋战国时有一定独立思想成果的士族的标志性字词,如老子、关尹子、孔子等。

    4、经文中直接提及“关尹”。 “时舍利弗问阿差末,唯族姓子,吾今以此仁有辩才故欲相问。所以然者,欲得听采本所未闻。犹族姓子,关尹主者,应得推问出入往反,设有重货,若复空行,欲得责税故宜难诘。卿何所赍以时输税。”这里的“关尹”找不可能的歧义,基本可以确定阿差末既是关尹子。何况后续话语确有与验关公务相关内容,当然舍利弗是由此引发、过渡到对于道的种种提问。

    5、经文中有很多道家或中土词语,而其他佛经中少见。如“仁者”、“无极”、“圣道”、“阴阳”、“党”、“无”等等。特别是“道”是中土和道家的标志性字词,虽然佛经中也有,但可以看作是本次交流后的融合,因为在印度原始宗教和原始哲学中没有这个词汇。
    6、阿差末向释加牟尼可能赠送了道德经。“阿差末言,是舍利弗,菩萨所行八十品第而不可尽,诸佛世尊皆由此法,八十无尽而出生矣。、、、、、、奉敬归此无极经要。、、、、、、佛取体衣赐阿差末,一时嗟叹阿差末菩萨言,善哉善哉快说此经。如来所劝代之悦豫,十方江沙今现在佛亦共咨嗟,时阿差末取佛所赐。”阿差末主要进行客座讲学,也可能将著作赠予释加牟尼,释加牟尼将自己穿着的衣服回赠阿差末。
    7、经中专门记述了阿差末对中土特有的跪礼的介绍。“若见沙门梵志辄以五体而自归礼,何谓为五,两手两膝及其头脑稽首足下,所以者何?因得佛道一切归故。”下跪是中土特有的反映等级观念的礼仪,可佐证传授者阿差末来自中土。经中未见众菩萨纠正阿差末印度已熟知、实行此跪礼,显见是作为首次见知对待。
    8、讲演结束时阿差末的谦辞清楚表明他是佛门之外的思想流派。“时阿差末菩萨前白佛言,唯然大圣当见原恕,向者我身所讲经典,力少智薄所宣句谊或能不备,是故归佛见舍罪衅。”自己谦责为“罪衅”,显然是佛教之外的思想流派。而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能与佛教份量相当、平等交流的思想流派无论东方与世界范围都无多,以道家可能性最大。

    存疑。“佛告舍利弗,东方去此度十江沙,诸佛国土满中诸尘,过若干刹有世界,名阿尼弥沙。彼有佛号三曼跋陀如来至真等正觉。现在说法(阿尼弥沙者晋言不眴三曼跋陀者晋言普贤)。”从这部经中释加牟尼介绍看,普贤与佛祖是平行宣说佛法,或与佛法类似的教义,而非释加牟尼的直接门生。阿差末似为普贤的代表,是他把普贤更具体介绍给听众,“阿差末寻问舍利弗,贤者欲见不眴国土普贤如来乎?舍利弗报,唯欲见之。及众会者皆当被蒙咸荷福庆功德转增。时阿差末即于座上,三昧正受而现神足,所入三昧其号名曰遍见诸佛土。使诸会者及舍利弗,皆得尽见不眴佛国普贤如来,莫不欣然为未曾有咸共起住,佥为彼佛稽首作礼。”中土尊崇的四大菩萨之一的普贤菩萨难道是中土菩萨?本段经文若理解为阿差末是普贤所遣前往会晤,普贤因某种原因留在“阿尼弥沙”国,未曾亲往。“阿尼弥沙”国应该在巴蜀一带,也许普贤以峨眉山为道场并非偶然。

    三、道家创始人与释加牟尼晤面可能的过程

    史籍对老子与关尹子虽然记述不多,但确是史实人物没有疑义,老子应关尹子所请留下五千言后,与他的交往并未终结,老子到楼观台就住在关尹子的宅邸。此后按照史记记载,老子西行不知所终。但传闻说关尹子辞官后与老子一起去天水关尹子老家,在那分手,并相约四川相见。这相约100年的话语显然不可信,但结合史记记述相印证,老子很可能入川,而作为唯一门生的关尹子在安顿家事后入川追随老师。如果关尹子始终在原籍天水,对他的后半生无可靠记述不合理的。

    从近年巴蜀三星堆新石器文化遗存获得的考古成果看,巴蜀在春秋之前已经出现经济富足,重视精神文明的小国,这些秦地应该早有所闻,老子入川应该是筹划经年的志向。三星堆文化中有件青铜宝树,其图腾内涵与较晚时期的新疆明教的宝树壁画内涵雷同,而明教是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由此推断,巴蜀在春秋时期已经受到佛教的某些影响。考古已证明四川三星堆新石器文化,远在汉代丝绸之路出现之前,就存在一条向西南与恒河文明连接的通道。

    下边只能将相关资料以推断方式去简述。 1、老子与关尹子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先后到达巴蜀,成为一个小国的国师,以道家思想教化、辅助治国。2、在那小国遇到传法的佛教弟子[释加牟尼直接传授的弟子],这些佛门弟子被老子思想折服力请西行。 3、佛门弟子也同时也派人先行通报释加牟尼,鉴于老子年事已高建议释加牟尼东行会晤。 4、老子赴西南途中病逝,关尹子如期抵达缅甸,于是经数年跋涉,两位年事约60岁的先贤于公元前490年左右在缅甸中部的曼德勒见面并驻留月余,关尹子对佛教僧众系统阐释了道家思想。 5、关尹子既“阿差末”菩萨,他最终在巴蜀小国故去,未能返回老家天水。 6、还须说明,之所以保留老子直接会晤释加牟尼的可能性,是考虑老子为游历中通关方便,有可能使用关尹子的身份,但本文更倾向于认为阿差末菩萨是关尹子。7、道教后来在四川开宗立教也可作为老子、关尹子将道家思想带进四川的一个佐证。

    鉴于本文依据的材料来自佛教典籍,故应该引起文化、宗教研究界重视,也许可以理解和禅师佛教思想何以从四阿含经所代表的小乘思想与大般若经大乘空宗思想之间巨大跳跃。

   作者联系地址:xawxc@126.com


 

 


发件人:"杨子立" <yzlsmlbx@gmail.com> 2011-04-03 11:07:22 +0800 收件人: "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抄送:  "zdjun" <zdjun@263.net>,   标题: Re: 从稀土出口谈我国的出口导向

中国出口导向的社会根源

施晓渝

2011-04-02

高强度、长时间地劳作来自毛左传统

    中国劳动者的拼命状态来自极左时代的影响。所以毛左也不是东西,毛左从来把追求生活享受当作罪过,而我国的出口导向和工人高强度的工作无不与毛左这一传统有关。正是毛左的献身精神和伪自由派的剥削正义才成就了中国特色。

    几十年的改革,工人如此高强度、长时间、深注意地工作,每天全神贯注工作十多小时,劳动效率的提高更须注意力提高,一年春节休息十来天。当权者却鲜有反省,口口声声的执政为民而实际上的执政掠民,社会良知也被误导到制度之争,民生问题成了鸡肋问题。

    在政府眼里,外汇是唯一的追求目标,出口是唯一的手段。几十年间,为了积累外汇,劳动者权益全不顾了。

伪自由主义者为虎作伥

     一些伪民主自由者,如茅于轼等,把我国改革经济发展完全归功于私有制和私企老板,归功于先进管理技术,对资方残酷廉价地使用劳工麻木不仁。他们认为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资源是中国发展的必要途径。他们从未想到要让几代劳动者富裕起来,而是崇拜“向底部竞争”理论,把劳动工资压到最低。让中国劳动者几十年得不到翻身。

    在他们眼里,改革无非是让权贵捷足先登,资本对劳工的剥削是天经地义的,无论怎么残酷掠夺也不算过份!外向型发展,可以使先富起来的人更容易与外部接轨,更容易向国外移民。对外开放和出口导向无疑是国内先富起来的人的最佳发展战略。

对资源也一样残酷掠夺

    现在我国稀土出口价涨了10倍以上,而两年前,我国的稀土出口也就是白菜价。我国供应了世界90%的稀土,为什么这两年价格差别这么大呢?有几原因:一,是民众舆论对国策压力所致,民众多年了一直批判政府贱卖稀土是出卖资源,政府不得不收手。二,不卖就不卖,效果反而好。以前怕老外,生怕得罪老外,千方百计讨老外的好,故而贱卖稀土。三,各级政府靠房产搞钱了,而不靠稀土出口搞钱了,当然没有稀土资源的地方多,这条仅针对有稀土的地方。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我国血汗工厂,低价竞争,出口导向,也完全可参考稀土。若我国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擢升消费,降轻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减少劳动时间从而增加就业等内部良性循环上,再改善质量,减少退税,提高外销价,那么外商还不是得买,价得加,这就是个相不相信自己的问题。现我国政府不相信自己,广大普民是相信自己的,因若不相信自己改变出口导向,百姓所增的一点收入就会被出口导向补贴外国引起的通货膨胀而吃掉。若不是政府的压力,百姓是不愿这么血汗工作的,百姓的确不能承受这种出口导向的现状了。百姓心里很明白,我们比如美国人工作累得多,东西出得并不少很多,而拿得太少,为什么?以前如文革中别人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得多,而我国现在并不差很多了,劳动效率提高这截利润到哪儿去了?准确地说,我们不是没享受到改革的效益,而是没享受到劳动效率提高的效益,而这正是马克思讲的剥削掠夺。相对来讲,没享受到改革的效益是那么的轻描淡写,没享受到劳动效率提高的效益却是那么的血汗淋漓。

      望制定政策的人和社会良知让我们说点话和听点我们的话吧!

 

 

 

发件人:"jxjmlc" <jxjmlc@126.com> 2011-03-30 12:02:18 +0800 收件人 :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仲先生您好!

    看着西方人的疑惑和徘徊{见后面附文《法国《论坛报》:资本主义已经走向崩溃》觉得甚是烦闷,敬请您将《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研究》转给法国《论坛报》或法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保罗·若里翁先生。告诉他们中国在前进中又开辟了新的道路。希望中国和外国的朋友们“莫让浮云遮望眼”,相信光明的道路就在眼前。拜托!敬礼 !山东省莒县东夷文化研究院 吕超,

资本主义已经走向崩溃

法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 保罗·若里翁

法国《论坛报》采访

2011-03-29

    法国《论坛报》3月21日文章题:“局势比危机前还糟糕”———专访法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保罗·若里翁 。原文提要:柏林墙倒塌20年后,保罗·若里翁发表了资本主义的悼词。在其新著《垂死的资本主义》一书中,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即将死亡的原因并给出了未来的一些线索。

    记者问:2 0 0 7年您预言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今天,您认为资本主义陷入垂死。那么什么时候将颁发死亡证明?

    若里翁答:资本主义的衰落现在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它已经走向崩溃,而唯独能够阻止崩溃的措施,我们的领导人是绝不会采用的,进一步拖延只能让可能的复苏更加困难。不能对股市的喘息抱有幻想。经济不平衡一直未被消除。金融危机摧毁了国家。国家不再有能力投资于社会保障,而社会保障曾经维持了所有人都能从这个体制中获益的信仰。然而这个体制对不再受到保护的人残忍无情。请看美国的情况:10万人涌向威斯康星州的街头抗议中止工会权利,其中多数人是白人中产阶级。英国要想摧毁社会保障体系也会遭到反对。抗议运动将增多并伴随资本主义崩溃的过程。

     资本主义无法进行根本性改革

    问:当前的危机是不是一次周期性危机,资本主义能否摆脱危机重新站起来?

    答:我不相信什么周期性危机,这个理论过于保守,让人相信地狱之后永远是天堂,从原则上排除了这个体制覆灭的可能性。危机每次都不一样。

    世界随危机而改变。这一点上我赞同马克思,他是第一个预言了资本主义将终结的近代经济学家。然而在资本主义消亡的原因上我不赞同他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原因是利润率趋于下降。然而现在利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凭借利息机制,我们赋予私人财产的极端定义造成不可避免的财富集中。为了缓和这一点,信贷增加,而这个体制日益脆弱。钱能生钱,富人借出的钱越来越多,把盈余用于投机,而消费者陷入债务循环。一旦没有足够的参与者,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问:现在是否还有时间拯救这个体制?

     答:2008年至2010年曾出现一个拯救资本主义的时间窗,至少能让它像从前一样运转。但这需要进行不少根本性改革,尤其是金融方面的改革。但对这个体制注入大量流动性后,各国领导人相信能够完全像以前一样重建它了,但不包括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幼稚导致的大错,会加速衰落。因为跟危机之前相比,在财富和金融实力的集中方面,情况更加糟糕了。

    问:还能采取什么措施?

    答:当务之急是阻止财富的集中。税收能起到一定作用,但还不够。薪水和对剩余价值的分享都是重要问题。应该进行激进的改革,尤其是针对造成很多麻烦的金融领域。

    现在应重拾马克思经济学理论

    问:新兴国家不是资本主义的未来吗?

     答:新兴国家试图奋起直追开展工业革命。他们复制了西方的路线图并将面临同样的困境。只有中国逡巡不前,中国人不相信资本主义和民主精神,他们不停地试验但不建立理论。然而他们不能自外于全球化,而且也开始尝到产业转移的苦果。

    问:各国政府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了危机的严重性。您怎么解释他们的无所作为?

    答:他们曾经真的想做出改变。对其政策转向的一种解释是有一个超级强大的寡头集团掌握着我们的国家,这个寡头集团不愿意放弃任何权力。这种极流行的解释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我觉得真正责任在于经济学的失败。经济学没有能够提出问题并提供工具。政治家们善意地向经济学家进行咨询,但他们找到的人只是重弹那些让世界陷入危机的老调。现在的经济学只造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即市场是无所不知的。它的前提是错误的,复杂的表象让好学者避之不及。最终,除了后来的凯恩斯,马克思作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继承者,是最后一位能够从内部理解这一体系的经济学家。但是他把革命计划跟自己的分析结合起来,导致了对他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的彻底抛弃。现在正是重拾其理论并重建跟他的名字相符的经济学的时候。

    问:对体制的批评是不是刺激了民粹主义?

    答:当舆论认为国家机构不能代表他们,就会产生民粹主义。对于时事如何表达反对?只有民意测验能表达舆论的不满,在这些测验中经常出现压倒性意见。但如果转化成投票意愿,这些多数派会多少分散一些,只剩下抗议性投票。此外还有不再投票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这毫无意义。政治家的责任重大:他们呼吁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但两年后同样一批人却说不必改革。当玛丽娜·勒庞在民意测验中攀升时,政界唯一的回应竟然是修改有关民意测验的法律!实际上政治已经空洞无物,更不能提出新意。这也是民主的失败。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3-24 08:44:2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能够进行核电站安全评估的评估人

中国核电为何挡不住?

北大人力资本研究所研究员 易鹏

2011-03-24

     中国核电的发展极其亢奋。按照2007年的规划,到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为4000万千瓦,但在2011年中国能源工作会议上,这个目标被调整为8600万千瓦,增加一倍。这种核电建设大跃进,是有其背景和原因的。

    首先,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中国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中国目前每年的碳排放量是70多亿吨, 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老大。在全球对气候变化日益关注的背景下,中国要想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是难以给世界各国以交待的。于是,中国在2009年提出了在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下降40%—45%的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将占一次能源消费的15%,其中核电将贡献4%的比重。核电比重的提升是可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010年中国已有核电装机容量1080万千瓦,一年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700万吨。这自然给了核电发展巨大的推力。

    其次,中国发电目前以煤电为绝对主力。随着中国每年煤炭开采量越过30亿顿的大关,逼近了中国煤炭开采的极限,并伴随着高污染,煤炭运输压力、煤炭价格上涨,火电持续亏损等因素。这给煤电再保持高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阻力。这也就给了以核电为主的替代能源以巨大的机会。

    再次,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家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既要刺激经济发展,又要避免重复建设,更不能污染环境。作为清洁能源的核电既符合绿色发展的要求,又投资额巨大。目前国内包括已运营、建设中、筹建中的核电站项目多达43个,累计投资已高达1.8万亿元。核电自然就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投资决策部门青睐的香饽饽。尤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种巨额的投资既是GDP,又符合科学发展观,这种巨大的诱惑必然推动核电快速发展。乃至如果按照地方政府上报的核电建设规划来算的话,到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2.26亿千瓦!

    当然,核电有非常好的成本优势。在目前几个主要的替代能源中,核电的成本远远低于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从各国核电与煤电发电的成本来看,法国、日本、俄罗斯以及美国等核电大国的核电发电成本,较煤电与天然气发电成本要低,具有较强竞争力。中国的核电成本同样也比煤电低。

    最后,目前核电在不少国家电力供应中占有较大比重。2010年底,全世界在运核电机组442台,总装机容量3.7亿千瓦,发电量占世界发电总量的16%。核电发电量超过20%的国家和地区有16个,其中法国核电占总发电量的比率高达77%,整个欧盟平均占35%,日本占34%,美国占20%。而中国核电目前远低于这个数据,这给了中国大力发展的核电一个非常坚实的理由。

    有了这几重因素的推动,核电在这几年在中国的大跃进就在所难免了。这次日本核事故可以说是在恰如其时,给中国核电的大跃进泼了一盆冷水,而这盆冷水是非常有必要的。

    核电建设是一个非常专业,投入很大,技术要求很高,对选址要求也很严格的一种建设。中国想在短短十年间中,从1080千万的装机容量猛涨到8600万千万,难免会降低对核电建设质量的要求,难免会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匆忙上马。举个例子,目前中国核电的监管队伍建设上就存在巨大的缺口。美国核管会目前拥有3981名员工,负责对104台核电机组的监管;平均到每台机组,接近40人。而中国目前在这方面监管人员数量和专业技术要求缺口就比较大。过于速进,肯定会出现监管不到位的情况,难免会留下监管隐患。

    同时,核电的选址对地震带、水源等要求都很高,可以说能进行核电建设地址是稀缺资源。如果短时间内大量上马核电站,占用了这种为数不多的稀缺地址,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地址浪费。目前中国大批量使用的是介于核电第二代技术和第三代技术之间的“二代加”技术,2007年至今中核和中广核公司工开工了23台“二代加”CPR-1000机组,三代技术的只开工了4台。而一台核电机组建成后的使用时间在30-80年之间,这意味着如果短时间内大批量使用“二代加”技术就容易形成巨大核电投资的技术锁定,使得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核电很难大批量的使用三代或者更好的四代核电技术,这会影响到中国核电的整体安全水平。

    而伴随着中国核电发生的原中核集团总经理康日新、中广核副总经理沈如刚等系列腐败案件,也让外界对中国核电发展中的透明性、规范性产生种种质疑。腐败的背后常伴随着质量问题。而核电建设的质量是核电的发展的基础。而导致这些高层落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核电大跃进带来的极速膨胀的巨大商业蛋糕,让各路人马采取了行贿这种办法。

    日本核电事故这盆冷水,应该说给了中国决策层一个巨大的警示。在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经要求全面审查在建的核电站,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要立马停建,同时要求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这表明,中国核电的大跃进趋势将会在短时间得到遏制。肯定会降低这种大跃进的速度和跨度,几个月前提出的2020年8600万千瓦这个装机容量的目标应该会降低,但要想回到4000万千瓦的原有目标也不太可能。除开前面大跃进的原因之外,还有这下面的原因:

    一方面,目前国内包括已运营、建设中、筹建中的核电站项目多达43个,其中已经开工建设的有28台机组。不管是否在建还是已经开展前期工作,投入都是非常巨大的。如果因为安全原因强硬要求停止建设,这种损失将是天文数字,也是各方面都不愿意看到的。

    另一方面,能够进行核电站安全评估的评估人员,大多都是核电圈子里面的利益关联人员,在这种核电安全评估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而作为大众很难从专业角度去监督。可以预见这些在建的核电项目很难会被停止。最多是拖延一下时间而已。

    所以,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中国核电发展的几个决策,更重要的作用是在短时间内安慰民众,避免民众过于恐慌核安全。随着日本核事故的过去,在中国大力发展核电还是会成为必然。只是日本核事故让中国核电一马平川的大跃进,改成了一个U型的发展路径。

    (注:作者系财经评论员,著有《低碳真相》等书。)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29 13:43:52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通用再上市“中国故事”

中国若硬着陆更可怕

东方早报  冬冬

2011-03-29

    日本地震损失达2350多亿美元。日本核电危机刚刚显露曙光,西方就对利比亚发动了军事打击。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月21日援引外界的估算称,日本地震灾害将影响日本GDP 2.5-4%之间,也就是达到1230亿美元至2350亿美元之间。日本民间智库与5家证券公司最新公布的损失估算数据为,最高达16万亿日元,远超1995年神户大地震后的重建成本9.9万亿日元(合1200亿美元,相当于当前日本一年GDP的2%)。

     东亚经济遭通胀煎熬?

    眼下,北非与中东的乱局,伴以日本地震和核电危机的后续影响,两者合力之下,令本已面临高通货膨胀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更加焦头烂额。这一指引将促使投资者寻找可能被爆炒的大宗商品。尚达曼21日称,在亚洲新兴经济体已经面临高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日本震后重建可能使石油、天然气和钢材需求增加,并使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世界银行则从核电危机的角度指出,能源成本可能上升,各国需要重新评估核能计划,“这可能令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等能源生产国获益”。(注: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说,短期而言,此次地震和海啸的冲击可能会导致日本煤炭、原油等初级产品进口的下降,马来西亚受到的冲击最大;日本从菲律宾、泰国等亚洲国家进口的电子产品半成品也可能受到冲击。)

     21日,泰国AFET橡胶期货开盘触及日涨停板。“现在有很多能证明价格飙升并非暂时现象的证据。”世界银行21日发布的关于东亚的半年度经济报告说,“抗击通胀成为短期内的优先任务,这将令包括中国和马来西亚在内的各国经济承压。”

    此前的20日,IMF第一副总裁约翰·列普斯基警告,有太多的发展中国家仍在实行此前为摆脱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由于经济过热的初步迹象已显现,许多国家显然需要在短期内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整。”

     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21日说,中国的高通胀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同一天,中新社援引中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的话报道称,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国今年面临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大于2010年。

     中国硬着陆风险!

     最后一个“指引”是,地震可能降低中国GDP 0.5个百分点。这是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的粗略估算,该数字远远超出市场的普遍预期。 张燕生说,“日本的大地震会使我们的供应链成本大幅度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出口的影响要大于进口。包括我们中国的联想,包括我们中国的吉利汽车,实际上都受到了日本大地震的影响,因为很多的关键零部件,是在日本生产。”

     根据马骏提供的数据,2010年对日本的出口占到中国出口总量的8%,从日本的进口占到了中国进口总额的13%(1767亿美元),从日本来的FDI占到中国FDI总量的5%。 更为耸人听闻的说法来自巴克莱资本。该机构对逾1000家机构投资者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金融市场上,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是威胁性最被低估的一种风险。约27%的投资者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急剧减速的风险对市场威胁最大,其威胁性超过中东和北非政局动荡引发的恐惧,以及主权债务和通胀飙升风险引发的担忧。

     这项调查是在日本发生毁灭性地震和海啸之前进行的。

 

 

 

发件人:"wujian" <wujian2004_3@hotmail.com>  2011-04-01 01:07:02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大军先生:现寄去几篇文章供参考

    大军先生:您好!2011年将是一个多事之秋,经济将会是各方争斗的主战场。个人以为,张庭宾和卢麒元是中文世界里对宏观经济问题有着深刻见解和较强预见能力的两位佼佼者。两个人的特点是:不仅仅看到经济问题,更看到经济背后的社会问题;不仅仅看到中国的问题,更看到全球化对中国的巨大影响。现寄去卢麒元最新发表的文章《警惕日本金融大地震》供参考。中国的问题表面看主要在经济领域,实际上是利益分配失衡,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本人2004年写的文章《滞胀是社会公正性困境的经济性后果》对此关系有所阐述。虽然是旧文,应该尚不过时。为了避免即将来临的外部打击,中国政府需要立即行动,改变利益分配机制,换取民心。否则,将可能出现内部矛盾与外部压力相互耦合而引发社会动乱。武坚, 2011/03/31,

警惕日本金融大地震

卢麒元

    日本大地震之后,日圆急剧升值,投机性金融机构大量借走日圆,并迅速转换成其他货币计价的资产。这一行动迫使日本政府向市场投放巨额日圆。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日本一些银行的提款机竟然出现了「故障」,可见日圆现金的紧张状况。

    货币投机行为,逻辑过程非常简单。借出高估值货币,转换成低估值货币资产;然后,沽空高估值货币资产,迫使汇率下行,赚取汇率差额。这种操作一旦通过杠杆放大,盈利将是非常惊人的。这种高水平的跨境操作,非一般金融机构可以完成。笔者估计,金融大鳄们正在部署一次空前的金融大地震。金融大地震极有可能引发金融海啸。在所有部署未完成之前,一切都是那样的和平宁静。

    理论上看,日圆早就应该出问题了。无论是从负债水平(超过GDP百分之二百),还是从资产回报水平(ROE趋近于零),日圆都不足以支撑现在的汇率水平。笔者认为,有人在制造日圆的「堰塞湖」——慢慢地托起日圆,然后突然地摔下。

    一般而言,自然的地震和海啸根本不足以动摇日本庞大的经济基础。然而,此次却大不相同。核危机带来的冲击,足以动摇日本的经济基础,特别是足以摧毁日本人的心理防线。请设想一下,三分之一的国土不宜居住并不宜进行工商业,这将是何等严重的冲击。一个正处于老龄化的社会如何能够承受如此严重的冲击。

    上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几乎在一夜之间还清了前苏联天文数字的债务,因为前苏联卢布急剧贬值,以卢布计价的债权和债务几乎被一次性清空。历史或许又将重演。日本政府除了发债,并无其他出路;日圆除了急剧贬值,也无其他出路。事实上,日本本土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开始了。为此,笔者已经建议中国政府、机构和个人清空日圆资产。最低限度,不要爱心爆棚,继续吸纳巨额日圆债券了。中国可以使用各种方式帮助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度过难关,但是不应接受日圆债券。如果真的必须出手,中国可以允许日本政府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

    我有些怀疑,击垮日本经济是否是白种人的一个阴谋?日圆,是全球第三大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流动性的重要供应者。摧毁日圆,国际货币的基本格局将发生重要改变。美元、欧元、英镑将填补日圆留出的空间。这个空间,刚刚好就是美、欧、英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腾挪空间。对日本而言,这相当于又一次战败。当然,问题并不止于货币政策空间,还有庞大的产业发展空间。此处暂不细述。

    日圆危机会如何影响中国呢?表面上看,利弊参半。好的一面,中日同质化竞争的部分,中国将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坏的一面,中日共组的产业链将会断裂。然而,这些问题都不是原则问题。真正的影响在于金融层面。日圆危机将严重冲击中国。历史经验证明,日圆升值才是对中国最有利的。

    日圆急剧贬值将推动人民币迅速升值。中国将面临腹背两面受敌的局面。一方面,出口和就业将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人民币被动升值,根本无助解决内部通货膨胀问题。中国经济将承受巨大的压力。

人民币将被进一步扭曲

     笔者一直在观察日本大地震和北非、中东乱局对中国的经济影响。简单一点儿说,就是日圆贬值和油价暴涨对中国的经济影响。笔者认为,这对中国经济是非常不利的。人民币将被进一步扭曲。也就是说,人民币快速升值和恶性通货膨胀并行的局面将会提前出现。「两难」将会变得更加「两难」。

    老实说,读完「十二五」规划,我有一个感觉,我国政府的经济情报和经济信息的系统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了。换句话说,按照「十二五」规划执行,中国的经济结构将没有机会得到必要的调整,而是进一步加剧扭曲。当然,人民币也只能被进一步扭曲。这个规划严重脱离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这是「十一五」规划惯性的自然延伸,也是一种缺乏勇气的路径依赖。明知「两难」,不去解决「两难」,而是继续加剧「两难」。奇怪的是,这个规划与美资金融机构的期望高度吻合。世事无常而人有常,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如果,日本发生金融大地震,中国的直接经济损失并不惊人(数百亿美元);但是,如果日本发生金融大地震,中国的间接经济损失将会是巨大的。那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转折点。或者说,可能成为中国经济进入衰退的历史性转折点。

    日本是一个缺乏战略思维的国家。门阀政治导致了这个国家的集体弱智。二十年了,日本早就应该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了。然而,他们就是在惯性中不能自拔。他们非但没有调整经济结构,反而形成了对于「印钱救经济」的路径依赖。此次「天灾」,将是一个导火索,引爆被日本门阀政治掩盖的所有经济问题。

    那么,我们是否拥有战略思维呢?我不太确定,一个基本被外国金融资本控制了教育、学术、传媒的地方,能否产生战略思维?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外国金融资本的利益绝对不会与本国国家利益相一致的。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1-03-28 14:43:19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1.016 中国金融业海外投资:机遇、挑战与战略转型

中国金融业海外投资:机遇、挑战与战略转型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李众敏

Mar. 28, 2011

lee.zmin@gmail.com

(请点击查看)

 


 

 

发件人:"wujian" <wujian2004_3@hotmail.com>  2011-04-01 01:07:02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大军先生:现寄去几篇文章供参考

滞胀是社会公正性困境的经济性后果

武坚

    [武坚,工学硕士,在国内从事技术工作多年,后移居国外(至今仍为中国籍),游学、打工数年,现在一家工程公司从事技术工作,喜爱社会研究、特别是中西方社会比较,利用业余时间撰写文章若干篇。]

  社会公正性困境的经济性后果表现为:当代的中国正在面对供给与需求的失衡,这是在社会公正性困境化解之前,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经济生活的基调。但是这种供给与需求失衡在不同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象--或者表现为通货紧缩,或者表现为通货膨胀,在未来甚至可能表现为滞胀。

     关于自90年代中期以来通货紧缩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必要进一步讨论。根据费雪方程,货币与商品价格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P*T=M*V,其中P为商品的平均价格、T为交易的商品总量、M为流通中的货币数良、V为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在一定的“单位货币流通速度(V)”条件下,如果“可交易商品的数量”(T)的增加快于“用于流通的货币数量”(M)的增加值(即M/T处于递减状态),那么相应地将导致商品平均价格(P)的降低。90年代中期的通货紧缩就是由于住房、医疗服务和职业教育的市场化,以及国有企业和国有(土地、矿产)资源的私有化而造成“可交易商品的增加快于同期货币增加量”而造成的商品平均价格下降(即相对的通货紧缩)。其现实的表现是:由于人们预期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将需要大量投入而削减现期的购买力。对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而言,这种相对的通货紧缩会随着或批供应量的增加而逐渐缓解直至消失。但是全球化时代的开放性特点决定了外部性力量可以利用“货币增发滞后于商品增加”的空档期,迅速介入国内市场、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国内企业和资源的控制权,这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国内房地产市场和外贸出口异常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外部力量在相对通货紧缩期间的介入,导致国内资源的廉价出卖,从而加剧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并成为加剧当代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正现状的诱因。

     [附注:在国际贸易领域,由于货币增发滞后于商品增加,产生了要求中国政府提高人民币汇率的要求。但是,当代中国政府面临的难题是:由于国内财富分配的极不均衡,导致提升人民币汇率的现期收益将被少数掌握着大量资产的富裕人口获得,同时人民币升值所造成的出口成本增加将制约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对外贸易的发展、并进而可能加剧本已严重的失业问题。]

    如果90年代中期产生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货币增发滞后于商品增加,那么自住房、医疗、教育等市场化完成(2001年)之后,造成通货紧缩的应该越来越多地归结为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正所造成的贫富分化,而且各种垄断性因素所共同造成的“全球化时代劳动者在福利方面奔向底线的竞赛”进一步加剧着这种分化。尽管由于资料缺乏而难以准确地判断“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正”对通货紧缩的影响程度,但是就现象层面上观察,仍然可以认定:社会财富过于向上层集中导致社会整体需求不足、消费乏力,加剧了通货紧缩。

    现代经济学对欧美市场经济长达200年的研究证明:决定总量平衡的机制是分配,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则总供给过剩的情况越严重。这是因为收入差距导致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但少数人的消费终究有限(即符合“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大部分收入都会转化为再投资,新的投资形成新的产出;而大多数低收入人群,虽然有消费欲望、却没有消费能力,其结果体现为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所以在收入分配存在显著差距的背景条件下,总是会形成供给大于需求的格局。

    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2001年以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最新的佐证。由于财富的过度集中,导致以接近需求饱和的富裕阶层为主体的奢侈性消费模式缺乏持久的增长动力,而贫困阶层则由于产品交换链的断裂(其表现为大规模的失业、下岗)而无奈地降低必要的生活指出。巨大的贫富差异正在对社会和谐造成巨大的伤害,它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造成这种始自9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愈演愈烈的根源是倾向富裕阶层的经济政策、官僚集团的制度性腐败、以各种渠道和方式进行的“国有”资本瓜分。

    中国在面临由于贫富分化造成的通货紧缩的同时,又受到资源短缺和货币过量增发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困扰。[附注:货币主义理论认为:由于货币需求函数具有稳定性,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当货币供应量明显地快于产量的增长时,通货膨胀就会发生。]除了人为过量增发货币之外,造成当代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自然资源供给的整体性匮乏和短期内对资源类产品需求的迅速增加。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内需不振,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加大货币投放量带动固定资产投入(主要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增长”和“扩大外贸出口”两个手段缓解供给与需求的失衡。这一政策的结果在最近几年得到充分的体现:对外加工业蓬勃发展,中国成为一面大量进口原材料、另一面大量出口加工产成品、在一进一处之间注入廉价劳动的“世界工厂”;固定资产投入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增加,带来了今天的“投资热”、“基建热”、“房地产热”。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原材料价格的迅速走高。“投资热”和外贸出口激增带来的旺盛需求反衬出原材料供应能力的相对不足,导致诸多自然资源、特别是基础原材料的供给短缺和价格上涨,造成剧烈的通货膨胀。但是这种通过过度投资带动的需求膨胀面临着不可持续性:政府主导的和在政府优惠政策激励下的“投资热”存在着效益低下的固有弊端,长期的投资狂热将进一步加大本已过剩的生产能力,低效益或负效益的投入将耗尽为数不多的资本剩余、并加剧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在全球性需求不足、供给过剩条件下,通过外贸出口缓解国内供给与需求失衡的困境,必将遭遇到其他国家以“贸易保护”为借口的抵制。当需求不能够持续增长时,产能过剩引发的恶性竞争将迫使短期的经济高涨嘎然而止,随之而来的将是重新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

    如果政府能够在扩大货币发行规模的同时,利用短暂的货币充裕机会,迅速改善财富分配格局,借助政府调控手段加大向低收入阶层的货币支付,则将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使这一轮经济增长持续较长时间。但是这需要以改变现有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为前提,在目前的权力运作机制下,改变现行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与此同时,第三种可能的前景--“滞胀”正在显现:由于自然资源的绝对短缺导致即使在有效需求不增加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原材料(如能源、粮食)价格上涨的趋势。这是一种面对全球性资源短缺时,借助于价格机制将贫穷国家和贫穷人口永远排斥在消费循环圈之外的手法。各国中央银行为了缓解本国政府的财政压力,不惜以透支政府信用为代价过量增发货币,则将进一步激化“滞胀”问题,使之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领域的焦点问题。

    供给与需求的失衡决定了当代的世界既存在着导致通货紧缩的因素,也存在着造成通货膨胀的因素。未来世界经济的困境将以何种形式出现,取决于利益各方的应对策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供给与需求失衡所造成的影响绝不会“公正地”施加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阶层:不平等的贸易机制使得处于强势的国家和阶层有着众多的替代选择,而居于弱势的国家和阶层则缺乏应对之策,于是在强弱博弈中,有着更多选择机遇的强者可以轻易地将任何由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造成的危害加诸于弱者,而将收益留个自己。

    由于价格机制的“剔除效应”使得因自然资源匮乏产生的通货膨胀对以富人为主体的“主流”经济不会产生长期的影响,[附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自然资源的绝对短缺这两个因素导致未来资源价格的上涨,持续上涨的价格将缺乏财力支持的贫穷消费者陆续剔除在外。随着众多无力支付高昂价格的贫穷消费者被剔除在“有效需求”之外,资源类产品最终将在新的价格水平上达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而这个“新的价格水平”对于富裕的消费者来说,并不会产生强烈抑制需求的效应。]加之劳动力供给长期过剩和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严格限制导致劳动力(相对)价格渐次降低,因此,在未来可以预计的时间里,任何满足这样一些条件的区域,其“主流”经济都将呈现以制度性通货紧缩为主的局面,这些条件(可称为“制度性通货紧缩条件”)是:政府主动放弃或缺乏干预利益分配的权力、劳动力供给过剩问题无法得到缓解。

    劳动力价格偏低(其现实表现为居民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经济增长)的情形在毛泽东时代曾长期存在,但是由于当时两者之间的差值被普遍地用于基础设施和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它体现为国家能力的提高。在“公有制”条件下,由于民众普遍相信国家能力的提高最终会转变为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对劳动力价格偏低的状况有着较强的忍受能力。但是在今天,私有化已成为主流的时代,与普通民众收入减少相对立的是富人财富的剧增而非国家能力的增长。在中国这样一个私有财产权缺乏保障的社会里,富人财富剧增的最终结果将是更多地促进资产向国外的转移和对奢侈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而非社会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

    在中国这个公共权力与利益过于向权贵集团倾斜和人口过剩、产能过剩的社会里,货币规模的膨胀并不会造成非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奢侈品)价格的长期、显著增长,而只会造成垄断势力所控制的资源类产品(如粮食、能源和矿产)和资本类产品(如股票、房产)价格的飙升,从而加大而不是降低社会贫富差距。如果唯一有能力通过二次分配调节手段对此加以控制的政府给予放任的话,中国社会将会出现全社会范围内的产品与资本交换链的断裂。这种断裂,轻则表现为经济萧条,重则引发社会危机--如果“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社会救济缺失”同时出现,那么一场由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就为期不远了。

    面对这种形势,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不仅通过暂时性的手段(如增发货币和国债、加大政府购买和公共投资等)制造需求,更应该通过强化政府二次利益调节功能(如税收、社会救助)抑制贫富分化,同时通过废止政府垄断、打击腐败、重建信用制度、开拓新的海外市场等措施创造有利于经济、就业长期增长的社会环境。

    西方发达国家走出社会公正性困境的对策主要有两条:其一是通过开拓国外市场,实现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缓解国内供给与需求失衡的矛盾;其二是强化政府对经济和分配的调节、干预能力,特别是大幅度提高主要针对社会下层的福利支出水平,增加国内普通民众的需求。对于中国来说,当商品对外输出已走入极端之时,通过改善国内收入分配机制实现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是一种符合“共同富裕”理想的选择。但是,自然资源的匮乏和政府职能的权贵化使得通过改进国内收入分配扩大内需之路可望而不可及。面对诸多现实条件制约,通过调整汇率加快资本输出和自然资源输入,并在资本输出带动下实现贫穷人口输出,借助于国外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实现外移人口在财富和需求方面的增长,将可能是一种经过各种势力博弈之后能够被各方共同接受的现实选择。这样一条向外转移困境和压力的道路将遇到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抵抗,这种干预和抵抗是对中国国家实力和政府能力的巨大挑战,也昭示着扩张主义发展模式必然产生的对抗和冲突。外向发展的巨大压力与孱弱的国家实力之间所构成的矛盾和对立是中国政府急于打造“和平崛起论”的现实背景。

 



 


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  2011-03-31 00:59:55 +0800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敬请查收最新《云汉月刊》和导言。从昆明向各位问好!曹军

世界经济脆弱的复苏进程再蒙阴影

《云汉月刊》第102期《导言》

北京云汉经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曹军

2011年3月30号

     在07年下半年以来的记忆中,刚刚过去的3月份是一个最为多变的月份。从国内外的重大政经事态发展来看,世界经济的脆弱复苏进程再度蒙上一层阴影。

     首先,我们看看国内。随着央行本月18日宣布自去年以来的第9次提高储备金率,主要商业银行的储备金率达到了历史新高之20%;而且数量型的紧缩政策应该在价格型工具运用空间有限的前提下,依然还有增长的需求空间。 今年的1-2月为经常项目项下较大逆差和进出口净逆差,随着出口形势的不明朗人民币的投放即外汇占款情形有望缓解。

     刚刚公布和通过人大的“十二五”规划,虽然提出在未来的5年中着力改善经济增长模式,即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而提升内需与消费 ,改进收入分配体系(去年人大会的提法叫做“切蛋糕”)、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节能减排以及加大三农与保障住房投入等目标,但是相对应的具体新政策与新措施并没有得到有效展开。

     而对于前期货币投放过多、投资过于集中以及部分输入型(请参考以上图一:中国的原油进口有望在今年超过美国,实际上中国已经超过美国而成为沙特原油的第一大出口国。这种“输入型”当然不仅仅包括原油和天然气,也不会仅仅是个短期现象)通胀所造成的严重通胀现状,目前是行政性的被动“围追堵截”多,建设性的疏导政策少 。

     我们一直关注的货币债务性投入过大、资源过于集中于计划体系(即宏观调控)、财政收入增长过快以及人民币的“内贬外升”等重大宏观财经问题依然缺乏系统性梳理。自本轮世界性的金融-进而经济危机以来所表现出来的“两难”问题还在进一步胶着和纠结,作为宏观经济“晴雨表”的A股也综合性地处于盘整状态;局部地看,新股发行的力度依然很强。

     北非以及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动荡,葡萄牙政府的解散(针对债务危机的进一步紧缩政策得不到各政党的支持 – 葡萄牙成为继希腊和爱尔兰之后接受外援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所彰显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以及第三大经济体日本所经受的重大地震与海啸灾情,都对世界经济的脆弱复苏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黄金本月内两次创下历史新高、原油价格也创下了两年来的新高,粮食以及食品价格也都处于高位。美联储也不再感到通缩的压力而转为关注潜在的通胀压力 – 虽然表示这些通胀压力在美国目前疲软的经济形势下转为实质性的持续通胀之可能性不大。

     实际上,本月美国极其糟糕的新房以及现房销售数据(部分创下历史新低)和过快下跌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都意味着美国的复苏之路并不平坦。从以上图二不难看出,虽然占美国经济不足三分之一的制造业的恢复势头自09年10月以来保持增势,但是包括高额的贸易和财政(联邦和各州)赤字以及依然疲软的就业和房地产业现状,都对美国国内的通胀和经济的持续恢复带来很大的压力。加之对赤字财政的整顿与当期经济恢复需求之间的政策导向之矛盾被民主、共和两党的党争放大后,美国甚至近期有联邦政府因为预算通不过国会而瘫痪的风险。即便如此,道指很快消化了日本地震的冲击而迅速重返12000点心理关口;国债收益率保持低位盘整,美国的金融市场谨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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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汉月刊》第102期

北京云汉经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曹军

2011年3月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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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方思尧" <fangsiyao007@163.com>  2011-03-28 13:31:27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金融和股市灾难离中国还有多远?教授张宏良的文章,是对现在中国股市的精辟分析!!

金融和股市灾难离中国还有多远?

中央民族大学 张宏良

    所谓天作孽,犹可存;自作孽,不可活。中国即将发生的巨大金融灾难和目前正在发生的股市灾难,的确与这种流氓文化有关。

    大家想想看,美国爆发战后最大的金融危机,股市下跌也不过百分之十几,可现在中国一天绝大多数股票就下跌百分之十。越南股市下跌百分之六十就被认为是震动世界的金融动荡,可中国股市同样下跌超过百分之五十,却认为十分正常。美国投资者赔钱不过十分之一,政府就全力救市,越南投资者赔钱超过一半就引起整个世界关注,而中国投资者赔钱又何止一半,去年到现在多数股票下跌超过三分之二,却没有任何人承认更无人呼吁关注中国股灾。为什么?因为美国股市和越南股市下跌是大家都赔钱,唯独中国股市下跌只有老百姓赔钱,既然只有老百姓赔钱,自然就没有人关注了。

    之所以只有老百姓赔钱,是因为中国同一张股票具有不同的价格,国家一个价格,企业一个价格,外国人一个价格,中国老百姓一个价格,期间相差十几倍,比如中国石油,外资购买价格是1块多人民币,中国百分之一运气好的人抽签价格是16.7元人民币,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平均购买价格是三、四十元,至于那些通过国企私有化改革到手的法人股(大小非),干脆就没花钱。银行类也是这样,兴业银行股票的外资购买价格是2元多人民币,国内百分之一老百姓抽签价格是16元,百分之九十九中国老百姓的购买价格是四、五十元。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石油股票不跌到一元钱,兴业银行股票不跌到2元钱,外国人就不会赔钱,可是一旦跌到这个价格,中国老百姓早就死了几个轮回了。本国老百姓购买本国股票的价格是外资购买价格的十几倍几十倍,这是包括非洲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现象,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老百姓购买价格之所以高出十几倍几十倍,是当初国家承诺只有老百姓手里的高价股能够上市流通买卖,其它所有低价股不能上市流通买卖,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高价购买的实际上是上市流通权。在所谓股权分置改革之前,这种同股不同价的现象虽然不合理,但是至少没有形成一部分富人和外资对广大股民的公开掠夺。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就是国家违背承诺,允许所有股票统统上市流通,富人和外资的低价股与老百姓的高价股都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这无异于是把老百姓账户上的钱直接划拨给富人和外资,于是老百姓的灾难就开始了。富人和外资天天欢天喜地抛售股票(即所谓减持),由于他们手里的低价股超过市场总数的三分之二,随着富人和外资的抛售,股票价格就天天下跌,中国石油已经跌去了近百分之七十,兴业银行已经跌去了近百分之六十,世界历史上的股灾也不过如此。由于这是老百姓单方面的股灾,富人和外资与此同时仍然在大发其财,价格48元的中国石油只要不跌破1元钱,价格70元的兴业银行只要不跌破2元钱,外资就仍然在赚钱。中国老百姓购买价格高于外资十几倍几十倍的强制规定,决定了无论股市怎么跌富人和外资都赚钱、只有老百姓赔钱的独特市场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外资在中国市场上都能成百上千亿地赚钱,唯独中国老百姓赔钱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上赚钱而在美国市场上赔钱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中国股市是老百姓单方面赔钱,富人和外资都在赚,国家和企业都在赚,所以虽然老百姓赔得血本无归、爹哭娘叫,仍然不算股灾不算动荡,甚至仍然感觉是大牛市。

    最近建行老总在反驳贱卖银行股时就声称:虽然外资赚了,但是建行也赚了。建行老总却故意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他和外资都大赚特赚的同时,中国老百姓却赔了,并且赔得很惨,建行去年上市到现在,不到半年时间股价跌去近一半,目前已跌破6.45元的国内发行价,最低达到6.35元,连最初那百分之二抽签买到的幸运者都已赔钱,可是距离不到一元钱的外资购买价仍然很高,也就是说,在中国投资者已经亏损近一半的情况下,外资仍然拥有超过6倍的溢价盈利。世界上有这样对待本国人民的上市公司吗?建行是中国人民60年来一滴血一滴汗干出来的银行,为什么要以如此惊人的悬殊高价卖给中国人,以同样惊人的悬殊低价卖给外国人?让中国股市对外国人永远是牛市,对中国人永远是熊市?面对近万亿资金被建行套牢的那些国内投资者,建行老总不仅没有丝毫的反思和愧疚,反倒振振有词地大谈低价卖给外资的合理性。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建行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会怎么样?发生在韩国又会怎么样?别的方面不敢说,至少有一点肯定无疑,就是有人不是坐在办公室,而是坐在监狱里解释这一切。美国龙星公司持有韩国外汇银行股票十年赚了46亿,便引起韩国一片哗然,迫使政府立案调查,拘留了包括美国龙星公司在内的十多名参与的高管。可是建行让美国银行赚了1千多亿,高管反倒站出来为美国人辩护,好像美国没有把整个建行拿走中国就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一样。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3-29 08:21:54 +0800 收件人 :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金融危机仅仅成为某些人的盛宴

金融危机成为中国某些人的盛宴

英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张小彩

2011年 3月 28日 星期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金融危机在中国成就了一些人梦寐以求的一场“盛宴”。但是,现如今这个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在为自己的错误买单的同时,从自己或者别人的错误中学到东西,并有勇气和魄力让这些东西照亮未来。

    中国是否从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东西,目前尚难下结论。但是,据笔者观察,英国政府确确实实学到了。坦白说,不管属不属于“普世价值”,他们学到的东西也非常值得中国的决策层参考借鉴。

    上周三,英国财政部长奥斯本公布的又一个财政预算计划更清晰地表明,痛定思痛之後,英国正在坚定不移地从两个方面进行彻底的经济革新:一是铁腕助推“国退民进”, 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二是严厉整治金融业,同时重振工商业,尤其是制造业。

    先说英国的“国退民进”。英国是“凯恩斯革命”的发源地,1940年代开始,凯恩斯主义在英国大行其道并飘扬过海影响到美国,美国当时着名的评论家李普曼到伦敦与凯恩斯倾谈, 几乎迅即为凯恩斯的理论所折服,终因担心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执行的结果可能带来社会主义而放弃。李普曼显然有点过虑了,但是历史经验证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必然後果是公共部门庞大,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率上升。

     到1960、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英国走入绝境,致使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最高超过了24%,且公共部门极其庞大, 生产效率低下。当时很多财经媒体都致力于找出“英国病”的根源。《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个着名的图片报导,反映英国公共部门庞大的状况:记者在上班高峰时间调查了17路公共汽车上的乘客,共有19名。结果发现只有两名乘客在制造部门工作,其他17名全部供职于公共部门和非市场化部门。

     1976年,英国首相卡拉汉正式宣判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死刑。其後,继任首相的撒切尔夫人铁腕推行了货币主义政策控制货币发行量,并大规模推行私有化运动,将国有的矿山、铁路私有化,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退民进”。但是,改革并不彻底, 至今英国的共有部门依然庞大,并造成了巨额的财政赤字。更重要的是,私营部门在整个经济中占比的下降严重伤害了英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危机後,卡梅伦政府决定对英国经济动大手术。财政部长奥斯本在他上周公布的政府预算案的讲话中称:“必须要以私营部门的成长取代政府的财政赤字”, “以(政府)借债来推动经济的模式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卡梅伦的解释更为通俗,他说,削减公共部门财政开支是为了让老百姓自己决定自己的钱怎麽花,而不是通过政府来花。看来,卡梅伦并不认为英国政府能比百姓自己能够更有效率地花钱, 尽管英国政府决策机制和财政透明度已经很高。

    卡梅伦政府的“国退民进”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国退”。2010年10月,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公布了预算案,这是英国二战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财政开支消减计划,50万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将因此失去工作。 首相卡梅伦当时声称他已经有发展私营部门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计划,他相信,从公共部门失业的50万人将会被更有活力的私有部门吸收。

    紧缩财政开支势必影响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和眼前利益。去年10月的紧急预算案公布後的几个月里,卡梅伦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全国多个城市发生大学生游行,抗议学费上涨,伦敦学生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连王子夫妇的座驾也被“殃及池鱼”。

     那段时间在电视上看到卡梅伦犹如英国版的男版“祥林嫂”,在不同的场合,一次又一次地与反对派辩论、一遍又一遍地向学生解释紧急财政预算案的政策初衷。堪称不厌其烦、不辞劳苦,简直都有点令人同情。但最後的表决结果, “国退”的政策方略岿然不动,坚定不移。

     第二步是发展私营经济, 用调整税收、建立新的低税企业区等政策促进投资、出口和技术革新。这也就是上周三财政部长奥斯本公布的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二个预算案:“经济增长预算”。奥斯本开宗明义指出:“去年的紧急预算案是救助国家的金融和为过去的错误买单,而今天的预算案则是改革国家经济以达至未来的持续增长和工作机会。”

     至此,英国从救助到改革,再从改革到经济恢复的路线图面目清晰。

    这个预算案给英国公众带来了惊喜。首先是额外减税:企业税自4月1日开始,由原来的28%减至26%,比原计划多减1个百分点。以後几年还要继续逐年下降,到2014-2015年,企业税要下降到23%。 届时,英国将成为G7中税率最低的国家,企业税比美国低16%,比法国低11%,比德国低7%;燃油税每升减1P(约相当于1角人民币),英国油价应声下落;政府还宣布要建立21个低税企业区,并以税收津贴鼓励企业投资最新的机器,促进企业研发, 增强英国企业在高端制造业的竞争能力。

     去年英国公布削减财政预算计划时,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表示他看不出英国有什麽办法可以促进经济恢复,因为英国的利率已经很低,没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

    但是,经历了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的人可能比美国经济学家更能理解机制的变革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动能。在当年的中国,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农民,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就让中国农村在极短的时间内产能大增。英国这次的“国退民进”, 极有可能让这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焕发青春,迸发出新的技术创造力和经济活力,开梅伦和奥斯本说不定真能够名垂英国经济青史。

     这次经济改革的另外一个重点是整肃金融业,发展工商业,尤其是制造业。听起来有点“杀富济贫”的意思,在奥斯本这次公布的经济增长计划中,税收有增有减,政府要向银行和石油企业提高征税以补偿降低企业税和燃油税所带来的财政减收, 并要从银行的额外征税中拿出一部分支持科学研究,发展制造业。也因此,这个预算案被称为“中性”的而非“节俭”的计划。

      金融危机後,英国政府开始向银行徵收额外的税收(bank levy)以限制银行资产规模无度扩大并避免银行发生危机时再次动用纳税人的钱救助银行。在这次预算案中,向银行徵收的额外税自2012年开始将从原来0.075%上调到0.078%。虽升幅不大,但从这个税开征以来,这已经是第二次提高税率。在徵收这个税项时,财政部长奥斯本说“这次危机是由银行部门引起的,因此银行为经济恢复做贡献是公平的”。

     银行业在英国目前面临的不仅是额外的税收,还有更加严格的金融管制。这次金融危机之後,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几乎成了“人民公敌”。两周前,英国副首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声称他“想拧断一些银行家的脖子”。因为,“这些银行家管理的银行靠纳税人的钱维持生意,银行家自己却拿巨额分红”。

    几乎同一时间,英国央行行长也发表了对银行业的批评意见, 他主张严格监管银行业,并主张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严格分开。事实上,英国政府已经任命了一个临时委员会研究银行业改革问题,近几周内将会公布银行业中期改革方案。英国的银行业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对此,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们颇为不满,据媒体报导,一些着名银行,例如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高管都曾经表示:如果英国金融监管过于严格,他们可能选择把总部迁出英国。但是,政府整肃金融业的决心并没有动摇,英国商务大臣曾经针锋相对地指责这是在“勒索政府”。

     在英国,金融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在过去的10年间上升了2/3,并已经达到10%,超过100万人就职其间。但是,英国政府这次以如此的铁血决心整治金融业,并着力提高制造业的比重,可见此次金融危机教训深刻。中国银行业现在的盈利水平全球名列前茅,但是银行业的真实情况,可能我们自己比外国人更清楚。

     如果把全球金融危机比喻成世界经济体的一场大病,对此有三种选择:一是紧急吃药,先控制病情;然後找准病根,对症下药;必要时刮骨疗毒,甚至壮士断腕。笔者觉得英国当属这第一种。 二是生了病不吃药。选择这种方式,如果运气好,肌体自身的免疫能力可以帮助逐渐恢复, 时间可能要长一点。最糟糕的恐怕就是第三种:生了病乱吃药。如果这药吃错了,对肌体的伤害可就不是一两天能治愈的。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29 13:44:41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中国六成猪已“中毒”

中企遭利国银行恶意索赔 每家数亿

香港文汇报讯记者 刘越山

2011-03-27

    利比亚的动荡已经给中资企业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有些中国企业的损失,或将超出此前预期。葛洲坝集团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利比亚撒哈拉银行已于3月25日下午向部分中国企业发出「预付款保函索赔函」,对每家企业的索赔额度均达数亿元。北京宏福建工集团国际工程部副总经理廖丽英此间表示,「在撤侨后,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情,对企业来说,这等于雪上加霜。」

    利银行提前半年索赔

  据内地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在从利比亚顺利撤离之后,中国企业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正在遭遇恶意索赔。葛洲坝集团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利比亚撒哈拉银行已向葛洲坝集团、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宏福建工等公司,针对预付款保函进行索赔,并要求五天之内必须给银行方面答复。

   其中,撒哈拉银行向宏福建工索赔额约4亿元。宏福建工目前在比利亚的总计损失已超过11亿元。而葛洲坝方面拒绝透露具体索赔金额,仅表示「葛洲坝的赔偿额度是目前被索赔企业中最高的」。

   据悉,所谓「预付款保函」,是承包商通过银行向业主开具的按规定偿还业主预付款的担保书。按照担保书的规定,中方承包商如果未能履行合同,不将业主支付的预付款退还,银行将把预付款退还给业主,并向承包商索赔预付款的本金和利息。

   北京宏福建工集团国际工程部副总经理廖丽英指出,本来预付款保函还有半年才到期,现在银行提前索赔,属于恶意索赔。利比亚撒哈拉银行提供了两个选择,一是赔偿预付款本金和利息,二是将预付款保函期限延至2012年12月31日。「两种选择对我们都不利,选择赔偿将进一步加大损失,而且不是小数目;如果将保函延期的话,我们的风险和保函成本又要增加一年。」

    企业临不良债务增加

  据悉,相关企业已向中国商务部求助,希望利比亚银行方面中止预付款保函。然而,即使银行停止向中国企业索赔,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信用记录可能将会抹黑。鉴于事情很紧急,企业希望商务部帮助在中止保函的同时,又能确保企业的信用评级,否则,将会给公司以后的海外业务造成潜在不良影响。

   除了资产遭受损失,风险还在发酵。据悉,3万多名从利比亚撤回的劳工的安置问题以及不良债务的增加,也成为中国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目前,北京建工从利比亚撤回的2,000多名劳工大部分处于休息状态,少数管理层则安插在公司国内部门。此外,由于利比亚建筑材料缺乏,无法满足工程需要,一般需要承包商从利比亚以外的国家采购。而中国企业承包工程所需的建筑材料一般从国内采购。因此,利比亚项目中断后,一些企业无法按期给上游原材料商支付货款,加上很多工程采用分包模式,也导致三角债问题凸显。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29 13:43:52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通用再上市“中国故事”

通用再上市“中国故事”

2010年11月22日 财经 王宁宁

     从退市重组到再上市,曾经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只用了18个月便完成重生。

       11月18日,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克森(Dan Akerson)敲响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开盘钟,通用正式在纽交所挂牌交易。高于发行定价6.1%,通用以35美元开盘交易,此后小幅下挫,最终收于34.19美元。

     以33美元发行价计算,通用成功募集资金157亿美元,如计入价值50亿美元的优先股,通用已打破Visa公司在2008年创下的197亿美元融资纪录,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IPO。

     11月17日,此前因为救助通用计划而承受巨大压力的美国总统奥巴马高度评价通用上市的意义,虽然距离美国政府收回成本的50美元每股的“奥巴马价格”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奥巴马在声明中表示,通用IPO是美国汽车工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事件,标致着通用汽车的重大转折。 “18个月前是个破产的企业,18个月后就完成脱胎换骨。”参与此次承销的资深投行人士分析,“在18个月内完成产品质量的提高、成本削减以及最后与资本市场接轨,这是十分令人敬佩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通用规模庞大的投行阵容当中,两家中国背景的投资银行中金和工银国际也参与其中。11月18日,一位接近中金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中金能够参与到如此大规模的国际企业上市融资,意味着中金在国际投资者和中国投资者的动员能力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而在此次承销当中,中金直接面对国际投资者对其团队也是锻炼。

    该人士分析认为,目前通用收入的60%来自于国际市场,其中尤其是中国市场贡献了相当大的收入比例,而中金的参与可以帮助通用向投资者讲述一个更好的“中国故事”。

    浴火重生

    通用上市受到了投资者的追捧,上市当日上涨3.61%,优于道琼斯上涨1.57%的表现。在上市前两日,通用连续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更新上市推荐书S-1,先后将普通股发行价提高至32美元至33美元,并增发B级优先股9200万股,其中包括1200万股的超额配售部分,将普通股招股范围从3.65亿股扩至4.78亿股。

      接近此次上市融资的投行人士认为:“通用上市的定价相对合理,起始价格较低,后来根据市场的反应适当调高了价格。”金融危机使得这家百年老店斯文扫地,但也正是在外部力量的促进之下,通用汽车得以解决了困扰经年的财务负担过重的痼疾。

    过去十年当中,通用曾经两度面临财务危机,最终都勉强过关。而在这一轮危机当中,通用通过资产出售和重组大举关闭亏损严重的业务。 2010年8月20日,在出售未果之后,通用宣布关闭悍马品牌。此外,通用还宣布在2010年11月,关闭庞蒂亚克品牌。萨博、土星(Saturn)等品牌也被出售或逐渐关闭。

    在一系列的品牌梳理之后,通用在美国本土市场最终仅保留了四大核心品牌:雪佛兰、凯迪拉克、别克和GMC。 S-1资料显示,新通用正将制造中心逐步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约43%的产品将在中国、墨西哥、东欧、印度和俄罗斯等低成本地区制造,这些地区的平均人工低于15美元一小时。”

    另一方面,通用在全球范围内裁员2.1万人,对员工进行整体降薪,并计划在2010年底之前关闭13家工厂,仅保留34家。2009年6月退市后,通用在一个月时间中迅速完成重组。2009年7月11日,通用走出破产保护程序,新通用汽车公司成立。14个月后,2010年10月,新通用即向SEC递交证券发行推荐书,正式走上上市之路。

     SEC资料显示,通用前三季度总销量达到850万辆,并已连续三个季度实现盈利,三季度净利润22亿美元,每股收益1.2美元。据管理层预测,通用将实现全年盈利,这也是自2004年来公司首度实现此目标。北京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原副总裁舒畅对《财经》记者分析认为,过去通用的财务负担太重,“盘子大,但是没有太强的竞争力”,金融危机虽让帝国坍塌,却也为其洗尘,解决了很多“老大难”的问题。“现在的通用抛开了拖后腿的资产,目标也更明确,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更有优势的业务上去。”但是,整合效果需要时间来检验,而摆脱了不良资产和重重债务的通用正迎来一个机会,当下的全球汽车产业变局之中再次寻找创新的灵感。

    痛失欧宝

     看着北京大街上穿行的“新君威”,舒畅毫不掩饰其失望。上海通用旗下的新君威原型出自通用欧洲子公司欧宝,而舒畅曾经有机会帮助北汽将欧宝公司一口吞下。 在通用陷入困境之时,包括欧宝、悍马、萨博在内的资产成为其计划处置的资产,其中欧宝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资产。 作为在欧洲市场的重要战略布局,欧宝一直着力研发小型车架构,拥有众多成熟车型。其时,通用一宣布将出售旗下欧宝,便引来多家车企关注,最终三家公司进入正式竞购阶段,其中包括了来自中国的北汽控股。

    “若能成功收购欧宝,将会真正改变全球汽车产业的格局。”舒畅对《财经》记者表示。在国内汽车市场,北汽的市场规模和布局落后于上汽、一汽、长安、广汽等竞争对手,跨国并购可以使其快速追赶对手。

    “欧宝目前在全球的销量能够达到120万辆,市场复苏之后能稳定在200万辆以上。”舒畅分析,“如果北汽能够收购欧宝,整个产能就能接近400万辆,这在世界排名能够达到前六、前七的位置了。”

    为了解欧宝资产的情况,包括徐和谊、汪大总在内的北汽控股高层曾经紧急赶往欧洲近距离考察欧宝资产状况,“在街头巷尾数欧宝汽车。” 分析人士透露,欧宝的定位是中小型车,其发动机等核心技术具备节能环保的特点,符合主流消费趋势,在节能汽车以及电动汽车领域都有非常好的技术储备。“欧宝的产品序列完整,未来十年的东西都有,收购之后可以在技术上有颠覆性的改变。”

    最终这一交易并未达成。2009年7月25日,北汽宣布“未与通用达成同一战略目标”。11月4日,通用宣布将保留欧宝汽车,终止该出售计划。接近这一交易的人士透露,收购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北京市政府的态度变化,北京市政府高层一度也曾对这一交易备感兴趣,并明确表示支持。但是随着北汽与通用接触的深入,北京市政府高层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渐渐陷入犹疑。

    该人士透露:“国内企业跨国并购多不成功,欧宝的收购价格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政府领导的考虑未尝不是慎重之举。” 但是,北京市的犹疑使得欧宝的收购时机转瞬即逝,通过出售资产、政府借贷暂时渡过财务难关的通用很快将欧宝宣布为“非卖品”。“欧宝在欧洲市场的发展非常好,是通用的宝贝。他们当时确实是因为资金周转不开了才不得不考虑出售。市场稍有向好,就立刻不卖了。”参与交易人士透露。

    2010年3月,通用宣布将为欧宝和沃克斯豪尔提供19亿欧元的重组费用。同时,宣布了其为期五年的复兴计划,2010年欧宝计划发布十款重要车型。欧宝成为通用涅重生之后在欧洲市场最为重要的棋子。

    “中国故事”

    自通用进入实质性程序以来,上海汽车集团将会购买其部分股份的消息便被媒体格外关注。11月初,《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上汽集团最终可能会收购通用10%的股份。但分析人士也认为,引入中国投资者可能会面临美国政府以及舆论的压力。

     在通用的招股书中明确提及,此次通用IPO并不面向中国大陆市场发售。最终,上汽的股份被定位在“象征意义”。11月18日,也即在通用IPO的当晚,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104.SH)发布公告,旗下全资子公司上海汽车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以近5亿美元的价格获得了通用0.97%的股份。

    饶是如此,上汽入股通用的意义仍被业内积极解读。上海汽车原高层对《财经》记者表示,入股通用使得双方新添一层资本纽带,有益于双方在中国市场、印度市场的紧密合作。 11月17日,上汽与通用宣布,双方签署协议,深化两家企业在技术领域的合作,上汽将会进一步融入通用汽车的全球产品开发体系当中。双方表示,将会共享技术和经验,在电动车和零部件方面合作开发。2010年初,通用汽车公司国际运营部总裁Tim Lee曾预计,通用在中国的销量很快就能超越在美国市场的销量。

    这一预言的实现并非难事。2009年,通用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为182万辆,在美国市场208万辆。但是,2009年,通用在中国市场销量的增长速度超过66%,而在美国市场则下降超过33%。 在中国市场成为其单一最大市场之后,通用将会加强其与中国的资本纽带关系。参与此次上市承销的投行人士透露,此次中金和工银国际参与到通用的IPO进程中,也为今后通用登陆香港资本市场和内地国际板做好铺垫。

     该人士透露,通用目前已经有在香港和国际板的上市设想。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3-28 23:24:10 +0800 收件人 :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东宾 纪锋 解密山东现象:为何迄今没有一家公司退市

山东没有一家公司退市

证券日报 谢岚

  站在大名鼎鼎的泉城广场,地下有银座广场,近有银座泉城大酒店,放眼望去,则是银座商城标志性的高楼。而这些绕不开的“银座系”风景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身影——鲁商集团。

  说起鲁商集团,在证券市场上也许并不为太多的人所熟悉,但是如果说起当年的ST渤海(600858)和ST万杰(600223),则可以说尽人皆知。而鲁商集团正是ST渤海和ST万杰的拯救者。通过成功重组ST渤海和ST万杰,两家“濒危”上市公司避免了退市的命运,鲁商集团也因此得以大举登陆资本市场,并使两家公司分别转型为商业连锁和商业地产公司。

  鲁商集团的资本运作正是山东“濒危”上市公司实现拯救与转型完美结合的缩影,鲁商集团亦因此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从“济南现象”到“山东传奇”

  时光倒流六年。2003年的春天,一年一度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间。随着上一年度年报披露完毕,很多投资者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作为中国经济大省的山东省,其省会城市济南市属的5家上市公司竟然均被ST处理,其中更有两家连亏三年而被暂停上市——这个中国证券市场上“实属罕见”的事件后来被媒体冠名以“济南现象”。

  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无疑都被置于颇为尴尬的境地。痛定思痛,一场没有硝烟的“拯救战”就此打响。山东省政府为此召开专题会议,明确提出“大多数亏损公司一年实现扭亏,两年内摘掉ST帽子”。言犹在耳,时光荏苒。六年后的春天,有心的投资者发现,山东省作为上市公司大省,却没有一家退市公司。在目前的国内资本市场上,这种现象可谓“实属罕见”。

  只是同样的“实属罕见”,六年前是“ST济南”,六年后却是一个新的“山东传奇”。“传奇”当然不可能平地而起。“山东辖区至今没有一家上市公司退市,对‘濒危’上市公司大规模的并购重组是最根本的原因。而在这其中,地方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证券日报》记者看到的一份当地证监局的报告如此总结道。

  “正是并购重组使‘濒危’上市公司形成了新的主营业务,提高了盈利能力,使上市公司从‘ST’状态到‘摘星去帽’,从暂停上市到恢复上市,防范和化解了上市公司的退市风险。”

  拯救+转型:山东的创造性探索。为了拯救濒临退市公司,山东进行了积极大胆探索,正是在积极不断的探索中,山东找到了拯救与转型相结合之路。沿着这条路走来,山东走出了上市公司重组与健康发展的独特之路,也使得山东成为没有一家退市公司的上市公司大省。

  对于山东的上市公司,根据2008年3月的统计数据,第一、二、三产业分别有上市公司9家、103家和13家,分别占上市公司总数的7%、82%和11%,可以看出第二产业比重偏大,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远低于全国29%的水平,特别是没有金融保险业、旅游业等新兴服务业类的上市公司。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1-03-21 12:23:50 +0800 收件人: "huxingdou" <huxingdou@gmail.com> 抄送: "zdjun" <zdjun@263.net>, 标题: 1,一套房百余种税 100万房款中55万进政府口袋

一套房百余种税 五成房款流向政府

理财一周报 曹怡婷

     房地产行业相关税种共有12种,此外是各项行政性收费。房地产开发商在各项环节需缴纳50余种行政性费用,共涉及约25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总体费用占全部开发成本的15%-20%。

    以总价100万元的房子为样本,在房地产开发成本构成中,土地成本、建安工程、市政工程占比最高,土地成本在上海至少要占房价的40%左右,建造成本约占30%。营业税及附加、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三项税种就约占项目销售收入的13.75%,而实际上再加上企业所需缴纳的契税、印花税等,各类税费之和一般在15%左右。

    由此可见,100万元房款,40万元属土地成本,30万元归于建筑成本,15万元为各项税费,剩下的15万元左右则为企业剩余。

五成房款流向政府

100万房款中已提前预支55万元

    那么,如果以上海现有的收费标准来看,在100万元的房款中,又有多少属于支付给政府的税费呢?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据他介绍,在房地产开发成本构成中,土地成本、建安工程、市政工程占比最高,“土地成本在上海至少要占房价的40%左右,建造成本约占30%,也就是说100万元的房子里面有40万元是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大概30万元是用来付盖房子的成本,这样就占掉了70万元的房款。”

    胡怡建介绍说,在各项税费中,营业税及其附加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是较为主要的几项:“营业税按照销售收入的5%计算;教育费附加及城建税(这两项通常被认为是营业税附加税)合计占营业税的10%,即为销售收入的0.5%。企业所得税在征收时分为预征和清算两个环节,预征时是假定企业利润可占销售收入的15%进行征收的,该项即为销售收入的3.75%;土地增值税较为复杂,在实际操作时各项目预征率不同,如果以平均预征率计算,那么此项约为销售收入的4.5%。”

    胡怡建进一步分析说,仅上述营业税及附加、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三项税种就约占项目销售收入的13.75%,而实际上再加上企业所需缴纳的契税、印花税等,各类税费之和一般在15%左右。

    由此,经过粗略统计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00万元的房款中大体的资金走流向是:40万元属土地成本,30万元归于建筑成本,15万元为各项税费,剩下的15万元左右则为企业剩余。换言之,流向政府部分、已包含在房价中的“预支资金”约为55万元。胡怡建表示,这只是较为保守和粗略的计算方式,实际案例中流向政府的部分一般不会低于这个比例,“在30万元的建筑成本中,有部分是用于市政建设和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如果将这部分也纳入政府收入份额的话,比例会更高。”

房地产行政性收费项目最多可达百余种

    2008年3月8日下午,北京市朝阳区一个名叫东区国际的小区迎来了一个特殊“调查团”。这批调查团成员由10位全国政协委员组成,根据这家开发商提供给政协委员们的数据,东区国际所售房屋平均每平方米售价23000元,每平方米房价构成中,建筑成本约占3500元,土地费用6000元左右,各类税费占近10000元之多,收费项目最多可达百余种。

    上述调查团调研显示,各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所征收的费用,除了土地出让金和双重配套费外,还要收取蓝图审查费、规划设计费、人防费、工程造价咨询审核费、室内空气检测费、劳务咨询费、职工培训费、安全施工措施费、散装水泥推广费、预售许可证服务费、房屋面积界定费、房价审查服务费、管线综合竣工图设计费、电力委托费等50余项收费。

    上海一小型发展商透露,这些收费涉及规划、市政、环保、绿化、城管、消防、人防、地震、气象、教育、文物、水利、安监等20余个部门。尽管名目差不多,但收费最多的城市各项费用总计可达上百种。广州某中型开发企业老总告诉记者,公司近期所做的一个项目,仅开发建设环节的行政性收费就有20余种。

    河北省一企业去年在唐山的房产项目,报批手续28项之多,光卷宗上的盖章就100多个,盖一个章就要花一笔钱。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29 13:44:41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中国六成猪已“中毒”

中国六成猪已“中毒”

除了瘦肉精还有抗生素和重金属

媒体

  河南双汇「瘦肉精事件」揭发出全国「毒猪」问题严重。内地传媒引述专家称,目前全国处于「中毒状态」的活猪达60%之多,当中除了涉及瘦肉精问题外,还存在滥用抗生素、重金属和消毒药等问题。专家呼吁,须建立全新的食安评估体制。而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在接受本报查询时表示,当局透过恒常食物监察计划,在入口、批发及零售层面抽取猪肉及猪肉製品作兽药残馀和其他化学测试。

  广州《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一位业界权威专家称,根据他们的研究,「国内『中毒』生猪达到60%,毒素包括莱克多巴胺(瘦肉精)、抗生素、重金属化学品、消毒药滥用等。」他解释,添加抗生素和重金属,目的是为了提高猪隻生长速度,而添加抗生素更早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存在于各种养殖领域。

  事实上,双汇瘦肉精事件绝不是单一个案,据广州媒体早前报道,广东从化动物卫生监督所日前在例行检查中,抽查的24头活猪中有7头对瘦肉精检测呈阳性反应,这些活猪并非来自外省,是从分散的农户家中直接收购。这反映出瘦肉精问题已存在于各地。

  报道引述专家说:「一头猪身上,你都不知道到底添加了哪些东西,根本没办法管理,因为要检查的对象太多了。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全新的安全评估体制。」他又指出,其实瘦肉精筛查很容易,市场上检测试纸只售6元人民币一张,仪器也并不贵,一台仪器2万多元,「关键是企业不去查」。

  此外,针对瘦肉精问题,农业部本月22日在西安召开会议,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要求做好「瘦肉精」监管工作。据《新京报》报道,农业部已要求各地实行瘦肉精检验和检疫同步,保证出栏生猪品质安全。

  另一方面,河南瘦肉精事件的调查取得重要突破,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专门就事件成立的联合工作组昨天通报,已基本查清河南瘦肉精来源,并发现3个自 2007年以来一直製造瘦肉精的地下工场。截至本月24日,因涉及瘦肉精事件而被河南省有关部门刑拘、立案侦查者已达68人,其中26人是瘦肉精销售人员,33人是养殖户,7人是活猪经纪,2人是企业採购人员,当局并对43名公职人员进行调查取证。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29 13:44:41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中国六成猪已“中毒”

微管月收入过万  名博联手广告商

2011-03-27

    营销花样百出

    微博在内地迅猛发展,同时催生了各种微博营销衍生物,如微博管家等职务,类似于传统的公关专员,负责所在企业微博的维护、互动等。据悉,收入高的微管月薪可过万。此外,有些用家将自己的微博打造成大家喜闻乐见的段子、笑话或各种好玩、有用的信息集合地,吸引大量粉丝。有了粉丝,广告商自然找上门来。三两百元就能在微博上插播一条广告。这些微博被称为「草根名微博」,大多数由团队操作,有些人甚至月入过万。

    草根名博 近40万易手

   据业内人士透露,草根名博拥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粉丝群,这种新鲜的传播方式催生了微博营销,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尝试与这些名博合作。「与草根名博合作效率很高,操作也相对简单,通常不用签合同也不用走太多流程,在QQ或电话上沟通后就可以直接发布指定内容或转发广告内容了,还可以用手机发布,一般任务分配出去半小时内就能操作完毕。」现在与草根名博合作的商家涵盖汽车、电子产品、快速消费品等行业。

    在新浪微博上,冷笑话精选、微博搞笑排行榜、星座爱情001、全球时尚、热电影等草根微博赢得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粉丝,它们发布的每条微博几乎都会得到成百上千的转发率,就连不少大牌明星也成为这些微博的粉丝。据有媒体报道,温州一女商人精心打造的微博,还以近40万的价格易手。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2011-04-03 22:37:1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论国有企业以及公有制经济

论国有企业以及公有制经济

乔续

2011年4月

    现在提到美国经济,大多数人就会想到IBM,微软,英特尔等等企业巨头,提到日本经济大多数人会想到索尼,佳能,丰田等等企业巨头,提到韩国经济,会想到三星,现代,可是现在问题来了,提到中国经济,大家会想到什么?美国时代周刊把中国女工的头像搬了上去,对,不是某某大企业,而是血汗工厂,是房地产,是大批外资跑马圈地,是春运的无奈,是恐龙般大而不当的垄断国企,是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

    问题又来了,企业是什么?企业就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行过程中效率最大化,利益最大化的产物,一个国家经济运行如果是自主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在运作过程中自由形成或者国家组织方式形成一些大的企业集团来实现某些行业的运作,如果不是自主的,这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就会成为别的国家企业运行的猎场,成为别的国家的原料产地,制造基地,销售市场,总之这个国家经济运行是别的国家经济运行的一个部分。既然是别的国家经济运行的一个部分,那么利益当然会大部分流向其他国家,看看中国现在的情况,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日本在战后用了三十年人均收入超过美国,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在大批科技水平直逼美国的形式下,竟然三十年时间,我们的收入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

    最后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中国的自主的大企业集团在哪里?我们中国人靠什么来整合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行业,来通过他们来维护中国人民在这些行业的利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别人的整合对象,利益被别人取走。答案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或者是公有制企业,或者是背后有国家掌控的私营企业集团。这个可能就是一些有西方背景的无赖总是在诋毁国企的原因吧,最近两桶油赚钱了,于是,所有媒体都开始攻击了,意图明显,这两个东西,整天祸国殃民,赶快解散了吧,来个国退私进,私的进不来,那就让外资进来吧,阶段目的就是掌控那些西方还没有整合进来的行业,最终目的就是带有种族目的了,彻底掌控中华民族,并消灭中华民族。

    现在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可能好多人都习以为常了。我们举个例子,日本人很少有骂丰田的,索尼的,他们抵制外国的东西,韩国人很少有骂三星的,现代的,他们也在维护自己本国的企业,美国老百姓虽然大度一点,但是美国所谓精英涉及本国企业的利益,他们丝毫不放,紧紧咬住。而就在中国这个特色社会,却出现了咄咄怪事,媒体在骂国企,美化外企,老百姓在骂国企,赞美外企,连中国的官员也对外企实施优惠政策,并在政策上限制中国自己的企业,真的是应了网上那句话:什么事情哥们你实在是想不通的话,想想这是在中国你就想通了。

    为什么会出现中国从政府到媒体再到民间都一致的围剿国企呢?这个问题需要分别来看。首先为什么政府会扶持外资呢,这个与西方培养的大批在华鹦鹉的乱叫有关系,与西方政府以及企业界的对华公关有关系,与中国政府GDP至上的政绩考核有关(引进外资产生GDP速度快),还与大批潜伏在政府内的经济特务有很大关系。再个为什么媒体会围剿国企呢?这个与中国的媒体背后被西方控制有关系,这些产生的原因大多与政府扶持外资的原因差不多。最后说说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也骂国企,赞扬外资。第一,中国的国企现在已经无法让老百姓感觉到他们在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拿中石油等几大国企来说,他们卖给外国人的股票多少钱?卖给中国人的股票多少钱?他们整天捞老百姓的钱来送给洋人,老百姓会从心里支持这样的企业吗?

     最近日本地震了,中国的两桶油在宣布完油价上涨后大手笔的无常捐给日本两万吨油,中国的老百姓会怎么想?会打心眼里支持这样的企业吗?这些国企一方面在掌控一些经济命脉,拿着国家的补贴,一方面却在向海外股东发钱,这里面肯定也少不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第二,从进入国企的机会上讲,现在国企几乎成了关系户的天下,成了少数人的地盘,外部人员进去的门槛很高,这里也包括很多国有事业单位,政府机关。为什么外企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要好,这个除了媒体渲染,国外势力社会形象公关外,与外企的进入机会对所有中国人是平等的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在现在的大学生群体,白领群体里面,外企的形象与国企的形象几乎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一个普通的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可以与那些高干子弟以同样的机会通过公平的竞争来争取一个外企的工作岗位,而这个大学生却几乎想都不敢想他能与一个高干子弟来竞争一个国企,事业单位,或者是政府里的岗位,有句话是屁股决定脑袋,老百姓也是如此,既然外资能体现自己的价值,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那么外资自然是他们拥护的。

    我的一个以前的同事从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外企工作,他曾经跟我说,他发现一个怪现象,他们在网上投简历,给他打电话的除了国内比较厉害的华为之外,其他的都是外企,而那些大唐什么的,他自己觉得进去一点问题没有,却一个电话没接到。后来认识一些国企的人才知道,原来国企进去的大部分都是关系户,是有背景的,而且这些人领导都不敢得罪。试想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不敢指挥自己的属下,而且人员都是进来混饭的,这样的企业还会有什么竞争力。以前参加企业培训的时候,一个日本领导说我们的企业是为中国创造税收的企业,是为中国社会做贡献的企业,不像那些国企,是靠纳税人钱养活的企业,听到这个话,我当时还是有看法的,不过现在想来,这个日本人说的还是准确的,后来知道这个日本人是华裔。

     第三,就是现在的国企似乎不太关心中国社会的利益,他们似乎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田,我们经常会在新闻上看到,从别人口中听到,某某国企员工的高收入,假如一个私营企业的员工整天累死累活的加班,一年下来的收入还不到某个国企公司的抄表工的收入的三分之一,那么我们还能指望这个员工会支持国企吗?而这样的员工现在在中国是大部分,还有就是国企享受很多特权是外资私企所没有的,这样造成国企脱离了社会基本面,几乎是特权阶层一样,老百姓自然不会对特权的企业有什么好印象。

    所以说如果说媒体妖魔化国企,政府扶持外资是某些国外势力作用的结果的话,那么中国老百姓骂国企,完全是国企自己的败家行为以及脱离社会基本面造成的,如此两者相呼应,就形成了全社会责骂国企的社会氛围。

    中国的经济崛起最终还是要靠国企为主体来实现,这个是中国特有的国情决定的。当然30年的改革开放崛起了一些私企巨头例如华为,但是这毕竟是少数,华为的经验需要学习,但是这毕竟是个例,而且华为崛起的背后也是离不开政府的。

    中国社会曾经存在私人财团,商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也曾经很高,他们曾经显赫一时,例如白圭第一次将孙子兵法用在商业上,也发展了自己的商业王国,商人出身的管仲曾经利用齐国的特殊地位称霸诸侯,到了春秋时期,商人吕不韦也当上了秦国宰相,显赫一时,春秋战国时期,也崛起了一系列的大商人,而且好多大商人都是曾经从政。可能是中华文化中的特有的天人合一文化,道统文化,君子重义轻利的文化,造就了中国商人遵守道德底线,不操控国家政权,对祸国殃民的战争不感兴趣,即使参与政治,他们也是离开商界从事政治,而不是以商言政,更不是现在某些商人说的商者无垠。正是中国特有的这种商业文化氛围造就了中国商人的特质,他们对政权以及战争不感兴趣,加上后来皇权独大后,皇权对其他权力包括商权的打压,使得商人在中国社会地位低下,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大商人当宰相的事情了,后来宰相这个职位也成了虚设甚至被皇权直接削去了。

     也许正是这个商业文化基因,使得中国商人在商界上把西方商人打得落花流水,最后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化而逐渐衰落,最后一个称雄500年商帮,在晋商乔家宣布宁可自己破产也不能让百姓受苦的举措后,在军阀的层层盘剥下,慢慢的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吃人不吐骨头的西方商人则靠着战争与强取豪夺完成积累并控制国家政权,社会机构,并最终完成了对整个西方社会的整合,并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他们也开始谋划把中国也整合到他们的商业为主体的体系中。而重义轻利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商人宁可自己灭亡,也不损害百姓利益,然而历史到此就结束了吗?

    也许正是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道统,以及重义轻利,使得商人的安分守己,专心经商,他们一直没有与商业以及工业技术结合,一直没有与政权结合,最终面对已经完成与技术,工业,以及政权结合的西方商人财团时,他们败下阵来,列币驱逐了良币。

    也许正是这个文化因素,决定中国能完成政权,商业,工业结合的主体只能是政权,而且是合乎道的政权。正因为此,在中国社会政权腐化之后,政权不合乎道之后,中国社会节节后退,一直退到1949年,退得无处可退,产生了一个合乎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在这个政权的组织下,中国的政权,工业,商业又一次完成了结合,并释放出了巨大的生命力,然后在1978年之后,当政权又一次开始步入历史周期律,开始不合乎道,开始腐化之后,中国的政权,商业,工业,技术又一次分离,并被已经完成结合西方资本各个击破。

    如果说西方社会是讲“理“性的社会,那么中国社会就是一个讲“道理”的社会。西方社会的文化基因是理性,人人都考虑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符合自己利益的,最后发展成了一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社会,发展到极致,就是少数几个人决定整个西方社会,并图谋继续扩张,现在世界上许多非西方世界已经被他们整合进去,只剩下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等少数一些国家没有被整合进去,于是一些没有被整合进去的国家因为不合符西方人的理性利益就成了邪恶国家,这里的邪恶是相对于西方人自己的利益而言,是不符合他们私利的国家的意思。中国的文化基因就是道理,事事讲道理,这里的理前面多了一个道,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些的理性思维必须合乎天道才能称为道理,这就要求人不能自私自利,需要考虑大家的利益才行,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样在中国就发展成了集体主义,集体再大大,就是公有制,再大,就是天下为公,然而从春秋到今,真正做到道理的政权,可能就毛主席领导建立的政权了,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的伟大,而以前的政权,天下为公,仅仅是招牌而已,是卖点而已,大多数都是化公为私,如此,这些朝代时间都没有超过三百年,根本无法跟中国夏商周时期的朝代时间相比。由此可见,人人做到理性容易,而人人做到道理性就难了,这个应该就能解释为什么西方文明在后期超越了中华文明,然而理性容易是容易,理性一旦脱离了道就成了邪理,就是违背天道了,今日西方社会开始反思,并认为能够拯救世界危机的只有儒家和大乘佛法,应该也是西方社会一些有良知的知识精英对于这种理性发展应该遵循道的一种反思了,然而当理性回归了道之后,就成了道理,就是中华文化了,儒家与大乘佛法早已深入了中华文化的骨髓里了。

    正是这样的文化基因下,商人这个天然的言利的社会阶层,不可能完成对政权,商业,工业的整合,并维护中国老百姓的利益,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合乎道的政权,这个政权完成对商业,工业的统和,来维护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并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而现在一些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商人提出的商者无垠的说法,就其本质而言是对中华正统的道理文化的颠覆,是彻彻底底的西方化。

    政权,工业,商业,技术的统和结果就是国企,这样国企历史责任的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就出来了,国企要具备这样的合法性的前提就是合乎道理的政权,所以说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今天中国国企的种种危机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政权里面出现了不合乎道理的因素,俗话说就是政府不讲道理了,出现了修正主义,只有政权合乎道理,这个主干直了了,国企的种种危机就自然而言的解决了,然而根在哪里呢?根就在于在民间重新建立合乎道理的文化,中国的民间文化可以讲现在混杂着种种不合乎道的因素,表现就是社会行为习惯上,例如老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无吾幼以及人之幼,而现在人只把自己的老子当老子,把自己的儿子当儿子,为了自己的家族利益,小圈子利益,甚至连别人的命都不管,中国社会还流行一种奴隶式的依附文化。

    最后国企如何完成对中国经济的整合,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我能力有限,无法系统的写出来,但是合乎道的政权在这里面的组织协调作用肯定是不可缺少的。

    就拿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好多领域都被外资占据,而在通讯设备领域中国企业异军突起,在高铁领域,中国企业独步世界,为什么唯独这两个行业这样呢?而其他领域,几乎惨不忍睹。原因就是这两个行业是典型的完成了政权,商业,工业,技术结合的,特别是在高铁领域,短短时间内完成了大的飞跃,不能不让人惊奇这个国企经济体制的巨大的优越性。而这样的组织结构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几乎所有行业都是存在的,什么机械,冶金等等,好多涉及职能的经济组织部门,如果这些部门后来还都存在,并与合乎道理的政权紧密结合,协调配合,并不断优化,相信在中国放开与国外的贸易后,好多数的中国企业会迅速发展成世界级的企业,而这些世界级的企业背后都有国家政权在统一协调配合并提供各个方面的支持,中国在发展两弹一星时候的很多经验会被应用到经济建设上,如果那样的话,现在的中国就不是存在一个华为了,最少得有100个以上的华为,这些企业的高收益带来了企业员工的高收入,企业员工的高收入带来了国家内需的强劲,国家内需的强劲则带来经济的良性持续发展,中国的企业的成功必然会在全世界形成一个新的真正的北京模式的出现,只是这个北京模式必须是以合乎道理的文化为基础。

    估计那位著名的消气总理在中国全面加入世界市场前(WTO)就迫不及待的撤销了很多涉及经济职能的部门估计也是为了配合洋人控制中国产业的需要吧。

    国企的历史合法性源于中国的合乎道理的文化基因,国企的现实政治合法性则源于他们为人民带来福利,而不是搜刮国人然后分钱给外国人。国企整合经济的过程以及期间政权的组织协调,即计划经济体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后建立的一系列政权组织,经济组织结构以及运作机制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的历史性跳跃,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巨大的飞跃,通过正反30年的教训,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了,我们应该做什么了。

    而西方的市场经济体系,则是西方理性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理性文化下,欲望驱使下,人人为私,人人是“理性”经济人,这样必然无数个主体在竞争的结果就是大吃小,强吃弱,最后形成巨头掌控一切,并不断说服别的国家也来个人人为私,来个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这样巨头好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吃掉。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所谓的市场经济理论是邪理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的一次巨大的倒退,是一条死路。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29 09:59:0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 标题: 转发: 转发: 部分行业内幕

部分行业内幕太可怕了!

小明

    1.医院医生开药回扣,如果给你开4-5盒,价格在20左右,那么回扣大概在4-5元左右。发药房每盒大概0.5元左右(怕医生乱报,统计)。

  2.看医生给你开药的主要成分,(说自己钱不够,让他少开一点)按照说明书中的主要成分到药店购买,点名要最便宜的,药店推荐的不要。尽量按中央电视台广告过的买(并不是有多么好,只是不是很差)
  3.专业药品的利润属于正常,但如感冒药,药店推荐的杂牌感冒药利润是1000%,你没看错是1000%进价基本1-2元,卖价10-20元。
  4.如果不是特殊针对部分的消炎药,是光谱抗菌药的话,不要买头孢拉定(先锋6号)买头孢氨苄(先锋4号)。这样身体病毒、细菌对抗生素的耐受性会降低,简而言之,以后吃4号没效果了,可以吃6号。医院、药店会推荐你买6号,因为6号价格贵利润高。
  5.女士注意了,所有的美白产品,是所有,都含铅和汞,这两种化学物质对人体是有毒的。染发也一样。
  6.买运动鞋的注意了,卖运动鞋如果没有合适的尺码,小了他会说新鞋挤脚穿两天就好了,大了会说容易排汗、不伤脚,正确的是正合适略微紧一点。
  7.运动装的成本基本在25%左右。
  8.保健品的材料成本基本在5%。
  9.超市的生鲜食品基本没什么利润,但百货利润较高。
  10.卫生巾过期了可以回收做鞋垫,真空包装的肉制品只要不变质,都可以做烤肠,烤肠过期了可做火腿肠。
  11.超市里的糖果包装的牛肉粒如果口感较松软,通常是较差的猪肉做的,好猪肉做的很硬,口感不好。肉松有可能是死猪肉做的。  12.精致肉脯马马虎虎,美味肉脯是垃圾,千万不要吃。  13.牛奶大多是还原奶,蒙牛、伊利火车下来包装可能吗,省市没奶源都是奶粉运到附近用水冲的(还原奶)

  14.牛奶只有7天保质期的牛奶可以放心买了饮用。

  15.无骨鸡爪有的工厂是用嘴啃出来的。

    16.酸菜鱼很多人喜欢吃,可是酸菜都是用工业食言做的,含大量的亚硝酸盐,是致癌物质,食管癌,胃癌都是因为这个引起的。

    17.家装,最大的毒源是墙面腻子,使用801胶拌合水泥或者石膏,801胶是什么玩意?甲醛缩合累产品!里面全是甲醛。第二个毒源是家具,除了出口的,宜家卖的,甲醛全部超标。第三个毒源是细木工板,别相信什么E0标准,国内能做,但是价格非常高,其实E1已经足够了。

    18.神舟等笔记本电脑卖的便宜,因为所有的配件都是大品牌不要的次品,还有所有的山寨手机的配件也都是劣质品,质量和国际大品牌没法比的。

     19.百分之六十的洗头房都有J方的眼线,小姐也会互相点炮,抓一个嫖客提成一百至三百,看罚款多少而定。

    20.现在苹果,桃子基本都会套上个纸袋,在小的时候套上,不会沾上有机磷的农药,所以买桃和苹果的时候要找皮色很鲜艳的买,那样的虽然不好吃,但相对安全点。葡萄少吃,秋季得催红的。肯定不是好东西,喷上点就会红的很艳。

    21.变频空调都是忽悠,只有在密闭的房间里连续工作6个小时以上才能比普通空调节能。你看看这次家电下乡有没有变频的------倒是长虹的“三高效”这种“非主流”的定频才多,ZF也不是烧饼,平时知道“变频”是忽悠,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但这会是动真格的了,就认真了!

      22.我和我们家乡村里的做财务的关系不错 ,经常跟他聊天!就聊到收入增长问题,我说我们这几年家里感觉收入没有变化!为什么国家统计局数据都在增长呢!他说“放屁,镇里每年都强行的让我们增长10%,你不增长也得增长,所以我们就随便编数据”

    23.MTK 方案的手机(国内的一些大品牌也用此方案)成本价格,才300-400RMB。 5.1声道家庭的音响(带功放)成本价格也才600-800RMB。一些品牌服装,售价在600左右,其实成本(材料+人工)也就60块左右。

    24.我是做化妆品的,其实无论高价的还是低价的,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化妆品,主要成分都是一样的,成本也一样,而且对皮肤都是没有好处的,例如防晒产品,只是在里面加了油性物质,将紫外线反射掉,但是这些油性物质会堵塞毛孔,让皮肤变干.其他所谓抗皱的都是骗人的.要想皮肤好,身体健康,多喝水,多按摩就可以了.

    25.世面上的三星,日立,IBM移动硬盘,99%都是散装2.5寸硬盘加上深圳做假盒子的硬盘盒弄起卖的。不过这个好像影响不大,比买正规的移动硬盘化算多了。要买移动硬盘,最好是买个散的25盘,加个几十块的盒子,比买正经的便宜几大百。其实质量一样。

    26.我们工厂是做家俱的,出口的,老外很BT,家俱从包装到材质都要求做测试,而且一个测试通过的证件不到几周就失效了!质量真的没话说,放眼国内建议各位买家俱的时候最好要求对方出具材质的无害证书和油漆的测试证书,万一有问题可以根据这个索赔的,很多家俱出现问题的索赔无门就是因为没有证据,因为材质出现问题被追究责任的是材料制造商!包括板料,油漆,金属配件!

    27.家用净水设备。颗粒活性炭滤芯吸附过滤性能微乎其微;国产活性炭滤芯几乎全部为挤出成型,且所用碳粉为低端果壳炭,更尤甚者用煤炭。吸附效果几乎为O,且煤炭内的杂质很多还不如不用。价格很低的滤芯最好不要用,还如不加个不锈钢滤网。家用净水设备在日常水压下,流量越大,性能越差。RO反渗透废水率50%左右,也就是说过滤掉的无机物、微生物等全部集中到一半的废水中,只能冲马桶。

     28.打官司直接找主审法官 花费比律师少 效果更好 但是要尽早 现在的法官不可能两家都吃 风险太大,只能帮最先找来的那一家 法官很少会帮你直接做违法的事只是告诉你怎么做会获得最大利益 但是收费便宜。

    29.我是铁路行业的 现在媒体报的沸沸扬扬的中国的高速铁路化 新做的线 京津线,京沪高铁 这些说是国产化的 其实都是进口欧洲的某500强公司的零部件 在中国组装 就变成了国产化的铁路线 .咱国懒到连电缆都是大批大批从欧洲进口

    30.我是民航的,中国近期所谓自己生产的大飞机,其实发动机是老外的,电气设备是老外的,只有壳子是国产的,将来随便出点故障,还是一样要高价买国外的航材 31.大学里女的被Q J是可以保研的。。。

    32.在百货商场门前洗货,说是尾货处理,其实全部是从大的批发市场进的最差的货,比如12元一件的衬衣(包装盒很漂亮),卖28一件,回去最多穿2个星期,一天可以狂洗几百上千件哦。

    33.液晶显示器的成本:19宽屏(成本82元左右),国内很多知名品牌(包括电视)基本用的都是‘大石’管……(大石在番禺区,行内有名的了)  像三星、非利普、明基(电脑)成本在140元左右了。

    34.有些所谓的暴利其实不一定能赚多少钱,毛利很高并不代表纯利就高。打个比方,一个电子产品,比如步步高点读机,成本约100元,给一级代理的供货价大概是250元,市场零售价是700-800元。厂家毛利是150元,广告投入约占零售价的10%,80元,代理商还有个返点,约5%左右,再扣掉税收.....你看成本100,售价800,好像800%对吧,实际利润只有20%不到。

    35.台灯最重要的是灯管,现在大部分台灯厂,买粉让工人调,自制灯管,调的怎么样全凭工人的感觉了.良心好的就弄便宜点卖,出厂价不到10块,批发10多20块,零售的话就是50-7,80之间。大部分人家里就用的这种。良心坏的,自制的山寨灯管就号称自己研发的,做点好看的模,国内质检也是形式而已,只要还是过得去国家还是不会认真的。家长就愿意买,可以卖个一百多两百多。国内的研发水平怎样,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了。总之,虽然成本比上面说的高点,但是性价比很低。但是也有不错的,一种是一些做照明光源的大厂还不错,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蛮严格的,当然还是国外的最好。但是这些大厂出的台灯很少,而且样式也少,主要业务也不是台灯。

  还有一种比较就是用大厂生产的灯管还有零件,这种灯也是在100-300之间,质量就很好。最好的是用的欧司朗的灯管。但是这样的厂家比较少,因为卖的价格都差不多,但是厂家利润就比较薄,所以厂很多宁愿自己做灯管和零件,只要把外形设计好看就挣大钱。

  虽然国内普遍认识飞利浦比较多,但是飞利浦真的没有欧司朗好。欧司朗是德国西门子的子公司,照明行业是第一吧。可能天涯的很多朋友了解德国的工业,他们的产品严谨到一丝不苟,国内的无论是工业品民用品与之相比,简直是垃圾。我不是崇洋媚外,是实话,因为以前接触过西门子的工业品。了解的人都觉得心比较寒,差距太大。总之,不要买100以下的台灯,很伤眼睛的。最好是买进口的,要不然就买用的是大品牌灯管和零件的,还是那句话,欧司朗的灯管最好。

     35.我是做宠物医疗的:内科:不少宠物病都是可以用经验直接判断的,现在做化验CDV.CPV都是作为一个检验自己判断是否准确的依据,血常规.尿常规.生化检验.基本都是为了RMB。大多医院现在是先化验,化验完了再给宠物做常规检查。

  外科。现在大手术一般都是骨骼内固定.胸腔手术一类的.这些手术一般的基本费用相当的低.但是收费却吓死人,但是手术一般技术含量在里面,所以大部分都是这个费用。(要是去做手术,手术费高的离谱,基本上都是该医院不会做这种手术,虚张声势罢了)

  药物。爆点来了,现在中国的宠物市场做内科病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使用人用药,你看着一针两针不起眼,收你个10块。20小意思,实际上这一针的成本超过1块钱的基本没用,干扰素·抗体·植物血凝素·白细胞介素,跟客人说了一堆,基本上进了药房都是用同样的药,静脉输液更是如此,收费昂贵,药物载体基本上都是注射用G。

     36.我是媒体的,基本记者现在的灰色收入都是明规了。参加行业活动、会议不论好事还是坏事主办方都要送红包,一人一个,300到1000不等。没给的,不光不给上新闻,瞅到机会了还会上你负面。你们所看见的义正言辞、为百姓伸冤的报道基本上都是出事方没给钱的,给了钱的不可能见报,除非是纸里保不住火了。像南方电视台几个牛逼的节目,基本上都是只说不做的,我们本地有个开发商一直没给业主产证,业主在本地媒体投诉无门,找到了这家电视台的栏目组,没用的

     37.我有个亲戚是卖衣服的,卖的全是从南方沿海那边运过来的国外洋垃圾(就是老外扔了不要的旧衣服),以毛衣和外套居多,每个样式每个款都只有一件,买来是两三块钱一件,在四季青的批发价是10-20元一件,再到零售商手里就不好说了.前几年这种衣服在杭州还不多见的,前几天去散步猛然发现连就近的菜市场都有人在卖,走在大街夜市上也有人在十元一件在卖.只是前几年的处理得不好,衣服怎么闻都有异味,这两年的洋垃圾已经闻上去基本没啥异味了,估计处理的方法已经大大改进了.而且看人们卖的时候还都上了吊牌。十元一件,故意问是否旧的,回答说是工厂的样品。真是寒心。工商的也不管管。

    38.买房子 要是发现房屋渗水现象 是不可能修好滴  所以 收了房的人 下雨时候多去看看新房 就知道房屋的问题。一定要扯皮 一定要用打官司来吓唬地产商。看样板房时 别以为房间小 家具什么的放了还觉得空间不错。其实,尤其是小的样板间,那些家具等都是专门定制的。一定要量房间尺寸 否则买了以后你的家具放进去 哼哼 你就等着吧。

    39.必胜客也开好久了,生意还不错,我们在里面也比较累,作为一个大公司旗下的餐饮集团我觉得必胜客总体还是不错的。里面的东东都是现做的制作的标准也是不错的。但是我在里面呆好久也觉得有些地方是不足的,在这给大家一些吃的建议吧。周二和周五晚上不要吃,因为晚上洗烤炉,洗烤炉就要用到282(一种化学药品强酸对身体不好)这东西是必胜客“三毒”之首。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这时间段去。

  晚上8点后尽量不要去,晚上必胜客会收市,就是东西开始收到冷藏库了要做产品还要到冷藏库拿,而且要刷地,所以比较乱,一乱就容易出错,员工们这段时间也就会嫌烦了,毕竟工作一天了都累了。周三下午和周六下午吃是最好的!必胜客都是周2和周5进货,这段时间的东西可以说是最新鲜的。而且油也是比较干净的(前天晚上都滤过油了)

   尽量不要外带,因为有时做多了产品,比如鸡翅啊香草凤尾虾什么的可能就热下给你了。少吃必胜客,可以说任何的餐厅都是不卫生的!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有些事标准或期望是很好,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按照它去做。特别是忙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以差不多做标准了更有可能鸡翅烤好掉地上了但重做顾客就会有意见所以有时就会捡起来直接出了。另外必胜客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冷冻食品,炸和烤的东西毕竟对身体不好,虽然好吃但尽量少吃为好。做餐饮才知道原来家里的最干净!

    40.  1 火锅店的鱼丸贡丸不要吃,为了成本,一般都是进的下三烂的货。不会从超市进的。那些地下小厂为了增加Q性(弹脆感),都添加一种化学物质(不说,免的坏蛋学去),是食品添加根本就不允许的有毒性的。2 黄鳝,为了快速育肥,是加雌性激素的。另外,为了降低成本,他们收购变质的死猪死狗啊什么的,直接投到塘里做饲料。3 肉鸡的是45天出笼,都是非正常条件生长的,很多一般养殖户为了防止生病(那种条件下养的鸡很容易生病),大量使用抗生素等。大厂的产品才可以信赖。5 猪,180天出栏(过去养两年)。大量使用瘦肉精。那玩意对肝肾损害。6 表面红的发亮的肉肠,烤肉,都是用了胭脂红,工业色素。7 蔬菜一定要水泡了再吃,有机磷(毒,残留久)是全国都在用,上海北京都跑不了。8 散卖的熟肉最好不要买,过量用防腐剂山梨酸钾算好的,有的用苯甲酸钠(肉类不允许)。10 散装咸菜不用说了,农药都有用的。11 鲜鱼表面发绿的就不要买,洗干净了也能让你中毒(不说为什么,免的坏人学)

    41.你想办个小公司,直接找街道的招商办,注册在他们街道,他们每年都有不限额的引资任务,会帮你跑政府部门,能省不少麻烦事,比工商局税务局门口的二哥还方便。如果是搞国内船舶运输的,可以找找当地的海关或边防,通常他们有查获的走私油,可以省大笔的油钱。你去国美永乐的超市买家电,可以和销售员私下谈由经销商直接供货,不通过超市。通常能多一点折扣。商场利润最高,随便什么服装品牌要进场就先得交百分之三十几给商场,再加上它自己的成本,人工和费用,大家就知道一件衣服的真实价值是多少了

    42,1、酸酸乳?  建议少给孩子喝这种东西,一是奶源差,二是营养低(蛋白质只有1.0),三是添加剂多,柠檬酸、甜味剂、防腐剂、香精什么的全了。

  它的原料很多是快到期或者已经过期的纯奶做的,超市里的纯奶快到期了,厂家拉回去,加水、糖、甜味剂、香精、防腐剂,做成酸酸乳,谁也喝不出来。

  最差的是北方的一些地方,如山东、河北等地,做假奶成风,那些小厂根本不要牛奶就能做出各种酸酸乳,奶的白色是用做油漆的白色素调的,蛋白质是氨基酸(两年前加氨基酸,现在大概是三聚氰胺了)冒充的,我去过若干此类厂,没一个不做假的,大部分根本没有资质生产,很简陋,小厂一般就三个人,有的甚至老板亲自烧锅炉,所谓QS认证只要交几万元就能拿到。

  2、冰淇淋、奶油棒冰?  用的奶粉一般都是最差的,凡是不合格的奶粉最终都是用在这些产品。这方面,早在几年前,××(赞助奥运会的)在业内就是公认的垃圾,还有,山东地区冰淇淋企业和乳品小厂一样,多如牛毛,大家批发的时候可以看看,小心一些。?  同样要小心的还有来自浙江的,那边造假也很发达,有一家现在很出名的新新鲜鲜××园(×冰冰做广告的),就是造假奶起家的,我在超市看见他的产品从来不买?

  3、纯奶一般还是喝本地的鲜奶好,保质期45天的那种UHT奶营养损失太多,一般厂家为了增加口感几乎没有不添加其他物质的(无害)。虽然本地的也添加,可奶源相对来说放心些,不过经过三鹿这件事,我心里还是要打上点问号,希望质监部门及时公布情况。?  另外,真正的纯牛奶喝起来不一定象想象中那样浓,有时候反而象水一样,因为牛奶本来就含水88%,你要是喝的某种牛奶一直很浓郁,那肯定是加了其他东西的。

  4、发酵酸奶一般还行,因为酸奶的利润还可以,估计没必要做假。建议喝本地产的,都是最新鲜的。外地的除非全程有冷链,否则时间一长,到我们这风味和营养上还是有影响的。另外,做发酵酸奶,必须用无抗奶,就是没有打抗生素的奶牛产的奶,打了抗生素的奶牛产的奶基本发酵不起来,就是发酵起来品相也非常差,那些有抗奶的去处一般也是去做酸酸乳或者棒冰冰淇淋什么的,反正是有用的。至于有抗奶做成的奶粉,用的地方更多了,大家自己仔细想想哪些食品用到奶粉的。?  还有,有的人喜欢加果粒的酸奶,我劝你没必要,不就酸奶加了点水果吗,水果到摊上直接买回来吃多好。那些果粒,又不是新鲜的水果加进去的,你要看见它们加进去前是什么样子,保证你不想吃。何况加了那么点水果价钱就贵了很多,很不划算!

    43.很多单位聘人(所谓“非正式工”,“无编制”),干了8-9年就开掉你...原因是劳动法规定雇佣10年的劳动者就要签订无期限合同,但女的容易怀孕逃避,所以女的多在第八年被开掉。

    冰箱省电是假的,根据能量守恒,大冰箱不可能太省电。一天1度很正常。2-3度也没问题。凡是一粒粒包得像糖一样的牛肉干之类的,都很脏。因为是用手包的,藏民没有洗手的习惯44.证监会和基金经理来考察公司,老板不知道从哪里找了100多号人,把3层楼塞的满满的。哈哈!至于业绩嘛,营业收入5个亿,利润率15%,毛利更少,做个工程,首先市场费用、公关费用,拿到单后还有进场费、各个机构的验收费用。因为是工程的缘故,所以我们会请很多施工队,很多没有高空作业证、特种行业许可证,没关系,拿钱买啦。每月几小伤,每半年一大伤,每年死一个,正常嘛,有15个人的公关部门负责此事呢。薪水?告诉你吧,本科刚毕业1500,硕士3000,走人?没问题啦,外面面试的排队哦。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1-04-03 11:07:22 +0800 收件人:抄送:"zdjun" <zdjun@263.net>, 搞民主,一定要把偏激份子当作敌人来整

搞民主,一定要把偏激份子当作敌人来整

施晓渝

    搞民主,一定要把偏激份子当作敌人来整,因这些人总想超群,压别人,压所有人一头,这些人最具破坏性,处处以自己表现,发泄,出人头地为重,不要温良恭俭让。

    对这类人谦让客气纵容就是害民主,这些人比反对派可恨,老毛对整自己的人更甚于整敌人肯定过份,但也不是完全没原因的。这个世道的通道本来很宽广,退后一步自然宽,迂回前进更有力,但偏激份子只认权力的光环,权力的通道就这么狭窄,都想登高俯下,你登高别人就登不了高,让他登高就是贬低自己。

    可以考虑拿50%以上的精力搞内斗整肃这些偏激的人。现偏激份子,民运只能靠愚人节的打胡乱说的狂欢来安慰自己,可怜,糟踏民主。
 

 



发件人:<shyszy@sohu.com>  2011-03-27 09:32:16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赵跃:经过修改的<资产阶级复活和暴富的秘密>

资产阶级复活和暴富的秘密

赵跃

     1949年10月1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此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在我国全面快速地展开了。通过改革,在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全部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在城市没收了资本家的企业,成立了国营和集体企业。至此,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在我国真正地建立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躯体就被彻底消灭了,无产阶级从资本的奴隶变成了资本的主人。而这时,它距离共产主义社会全部财产公有制也就仅有一步之遥了。

    但是,如此的大好形势并没有一直保持下去。在1979年的春天里,也就是新中国成立30年之后,私有化改革的春风扑面而来。经过30年反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资产阶级又重新复活,重新掌握和控制了巨大的资本,重新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重新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了。

    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之后,虽然消灭了资产阶级的躯体,但是资产阶级的灵魂——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被彻底消灭,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时时刻刻梦想着有朝一日夺回自己失去的资本,梦想着在社会主义中国重新复活,重新骑在无产阶级头上作威作福,重新享受花天酒地、奢侈浪费的腐朽生活。解放后30年,资产阶级的幽灵一直徘徊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上空,时时刻刻等待着转世投胎的机会,即使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没能将其彻底小消灭。一旦有了可乘之机,它们将侵入社会主义国家的肌体,利用一部分人迷恋奢侈物质生活的自私欲望,迅速进行恶性繁殖,直到完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健康组织,最终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机会终于来了。毛主席去世之后,资产阶级终于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但是,面对强大的社会主义江山,他们自知强攻难以取胜,于是就采用了智取的方法。他们打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金字招牌,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借口,以不讨论“姓社姓资”这一基本原则问题为压制民主和社会舆论的强权手段,在“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即“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能够发展经济就是好主义”的丧失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糊涂思想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盲目思想指导下,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谬论的欺骗下,披着“改革开放”的华丽外衣,走上了“打左灯,向右转”的复活资产阶级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之路。

    资产阶级在、“猫论”、“摸论”以及“先富论”等多种“强心剂”的作用下,终于在死亡30年后又重新复活了。复活之后,它首先利用个人的私心鼓励个人进行承包经营,把本该属于全民的利润据为己有,之后通过大力发展乡镇私有企业与公有制企业进行恶性竞争(行贿、造假、跨夸大宣传等),最终将国有企业搞垮和吞并。从此资产阶级就逐渐掌握了大量的资本,变成了既有灵魂又有躯体的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了。

    经过30几年的私有化改革,资产阶级的势力速度扩大,目前私有经济已经占全国的50%以上。2011年中国前60名“先富”的平均财产已经达到了1200亿美元(按6.5:1计算是7800亿人民币),平均每人(家)超过130亿人民币(见名单)。可以说他们已经完全实现“先富”了。但是,无产阶级的“后富”却始终没有来到。人们只看到无产阶级从主人的地位被打到十八层地狱,长期经受资产阶级在生产环节(利润)和流通环节(通货膨胀)的双重残酷剥削,过着“春天里”老无所依、少不能学、病无钱治的 “幸福”生活。

    中国富豪榜2011名单(世界排名)

103 宗庆后 大陆 64岁 70亿美元 176 张近东 大陆 47岁 45亿美元

178 洪剑艺 大陆 25岁 45亿美元 189 王传福 大陆 44岁 44亿美元

212 许家印 大陆 51岁 40亿美元 249 梁文根 大陆 53岁 36亿美元

249 马化腾 大陆 38岁 36亿美元 258 李彦宏 大陆 41岁 35亿美元

297 刘忠田 大陆 46岁 32亿美元 307 吕向阳 大陆 48岁 31亿美元

307 周成建 大陆 44岁 31亿美元 316 王健林 大陆 56岁 30亿美元

374 刘永好 大陆 58岁 25亿美元 374 卢志强 大陆 58岁 25亿美元

400 郭广昌 大陆 43岁 24亿美元 400 鲁冠球 大陆 65岁 24亿美元

400 祝义材 大陆 46岁 24亿美元 421 黄如论 大陆 58岁 23亿美元

437 丁 磊 大陆 38岁 22亿美元 488 张欣家族 大陆 44岁 20亿美元

536 陈义红 大陆 52岁 19亿美元 556 李书福 大陆 47岁 18亿美元

556 张 力 大陆 57岁 18亿美元 582 张 茵 大陆 53岁 17亿美元

582 张桂平 大陆 58岁 17亿美元 582 张志祥 大陆 43岁 17亿美元

582 周富仁 大陆 52岁 17亿美元 616 史玉柱 大陆 47岁 16亿美元

655 沈国军 大陆 47岁 15亿美元 655 张志东 大陆 38岁 15亿美元

721 方 威 大陆 36岁 14亿美元 721 沈文荣 大陆 64岁 14亿美元

721 朱共山 大陆 53岁 14亿美元 773 朱孟依 大陆 50岁 13亿美元

773 黄 圩 大陆 50岁 13亿美元 773 林秀成家族 大陆 54岁 13亿美元

773 戚金兴 大陆 48岁 13亿美元 773 孙广信 大陆 47岁 13亿美元

773 童锦泉 大陆 55岁 13亿美元 773 王久芳 大陆 46岁 13亿美元

828 陈金霞 大陆 42岁 12亿美元 828 陈天桥 大陆 37岁 12亿美元

828 杜双华 大陆 45岁 12亿美元 828 高德康 大陆 58岁 12亿美元

828 何金明家族 大陆 57岁12亿美元 828 遴 利 大陆 46岁 12亿美元

828 马 云 大陆 45岁 12亿美元 828 张成飞 大陆 40岁 12亿美元

880 陈丽华家族 大陆 69岁 11亿美元 880 何著胜 大陆 62岁 11亿美元

880 柯希平 大陆 49岁 11亿美元 880 雷菊芳 大陆 57岁 11亿美元

880 王文京 大陆 45岁 11亿美元 880 张宏伟 大陆 55岁 11亿美元

880 姚巨货 大陆 79岁 11亿美元 937 安康家族 大陆 61岁 10亿美元

937 傅光明 大陆 56岁 10亿美元 937 黄文仔 大陆 56岁 10亿美元

937 李兆会 大陆 29岁 10亿美元 937 鲜 扬大陆 36岁 10亿美元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听说有谁是“万元户”就会羡慕的不得了。可见在当时“万元户”是一种稀缺资源。现如今,拥有10亿、百亿的富豪已经不希奇了。据说今年参加“两会”的亿万富翁就有28个。还听说有家保险公司老总年收入6000多万元,有些银行的支行行长年收入100多万元。但是,又听说目前我国所规定的贫困线是年收入2000元以下。可见其贫富差距是多么的巨大。按道理说,本应该是创造财富者获得财富,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创造财富者极其贫困,而掠夺财富者极其富有。

    放开物价,这是在允许发展个体私有经济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政策调整。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30年物价上涨了很多倍。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查到了一位老人的总结:“1978年和2008年郑州的物价对比:粮食5、6倍,猪肉10-15倍,鸡蛋5、6倍,炒花生米7、8倍,大豆油5、6倍,旺季蔬菜10-20倍;棉花7、8倍,一般内衣5、6倍,一般外衣5、6倍,一般毛衣5、6倍;一般租房100-200倍,普通钢材5倍,民用煤10-20倍,民用电3-5倍,自来水30倍,一般自行车2倍,普通火车票5倍,旅游景区门票200-300倍”。还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好贵!结婚花费30年涨了七八十倍”。不仅如此,而且,目前还在以4%以上的速度快速地上涨着。也许这种恶性的通胀趋势才真正是最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要放开物价呢?据主流经济学家解释说是为了平衡市场供求关系,最终使市场达到供求平衡,物价稳定。但是事与愿违,物价放开30年来,市场供求关系不但失衡的越来越严重,而且通货膨胀也越来越严重和难以控制了。对于通货膨胀,百姓在愤怒,主流学者在辩护,政府在想办法尽力控制。由此可见,政府与百姓的愿望是一致的,都希望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但是主流学者与政府和百姓的愿望是相反的,他们希望永远地通货膨胀下去,——因为通货膨胀就是他们精心策划出来的用来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工具。

    物价相对供求关系来进行波动,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家放开物价的理论依据。从表面看,物价是围绕商品供求关系来进行波动的,但实质上物价是为利润进行波动的。商品供求关系对物价是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影响只是对通货膨胀程度的影响,而并非是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主流经济学家只看到了导致通货膨胀的程度因素,而没有看清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由于供求平衡不能使企业获得赢利,而通货膨胀可以使企业获得丰厚的利润,于是市场经济就牺牲了供求平衡,一直通货膨胀到了今天——以及未来。假如物价是围绕供求关系进行波动的,那么在严重生产过剩(内需不足,大批劳动者失业)的今天,物价应该大幅度下降才符合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规律。

    其实,通货膨胀的起点是成本,而并非现有的市场价格,即有利润就存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商品相对现有市场价格的通货膨胀,即大家通常所说的商品价格上涨;二是相当成本的通货膨胀,即实质性通货膨胀。利润是实质性通货膨胀的结果,而实质性通货膨胀也正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基本工具。通货膨胀,受益的一方是企业,受损的一方是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过去是公有制企业,它受益增加社会公共积累,也是人民大众受益。但是对于私企就不同了,它们的受益也就是对劳动者财产的侵犯。

     在生产环节,私企提高巨大的赢利已经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对劳动者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在销售环节,私企利用通货膨胀对劳动者再次进行残酷的剥削。通过这种生产和销售环节的双重剥削,无产阶级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以就自然源源不断地流进资产阶级的口袋之中了。这就是资产阶级暴富的秘密。

    引进外资,利用外资来发展中国经济,这是对外开放的一项时髦政策。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国际资本已经占领了大部分中国市场。比如,商业方面有“家乐福”、“乐购”“新玛特”等,在饮料方面:“可乐”“雪碧”等,在汽车制造方面,“丰田”、“本田”、“日产”、“现代”、“起亚”“大众”、“通用”等,在餐饮方面有“肯德基”“麦当劳”等。在电器制造方面有“索尼”、“东芝”、“松下”、“夏普”、“富士康”等。这些外国资本铺天盖地地占领了中国的生产和销售领域。这些外国企业来中国不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而是要赚中国人民利润的,是为剥削中国人民而来的。事实上,它们都在中国发了大财!国内资本对劳动者进行剥削还不够,还要联合国际资本对中国的劳动者进行内外夹攻,真是把中国的广大劳动者害惨了!

    在国内和国际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疯狂掠夺下,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资源遭到疯狂掠夺和消耗,大批劳动者的失业和贫困,黄、赌、毒、传染病、贪污腐败、拐卖妇女儿童等不良社会现象泛滥成灾,贫富差距巨大、道德风气恶劣、交通拥堵、“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等不良现象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消耗中国的资源,剥削中国人民的劳动,造成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供给外国廉价产品,用中国人民的劳动和资源养肥了国际资本家,这就是对外开放的“光辉”业绩。

     资产阶级为什么要竭力搞私有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个人发财致富,享受奢侈腐化的资产阶级生活。资产阶级的奢侈腐化生活是资产阶级掠夺财富的基本动力。在这一动力的驱使下,资产阶级不惜以牺牲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社会秩序为代价,疯狂掠夺财富,为自己打造豪华显贵的腐朽生活。几万元的一件服装,几十万元的一块手表,几百万元的一次婚礼,几千万元的一辆汽车,上亿元的一栋豪宅,这些奢侈品就是导致资产阶级发疯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收获不过有两方面:一是建了大量的高楼;二是制造了大量的家用小汽车。高楼,高耗能,奢侈品;家用小汽车,更高的耗能,昂贵的奢侈品。至于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资源的节约,抵抗自然灾难的基础建设都很少看到。高楼危险,美国911、中国上海“教师楼”,沈阳“万薪大酒店”等都是在高楼上出的事。地震一来,万劫不复,大火一起,无水可救,——太高了!高,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危险!建高楼之前首先应该想一想,您的救火水枪是否可以打得到?一旦停电,住户如何上下楼?

    至于私人汽车,它进入个人家庭似乎已经成为经济强国时髦的发展趋势。但是,因此导致的每年石油消耗量也是及其巨大的。国土部2月23日发布统计数据称,截至2010年底,全国石油剩余技术可采储量31.4亿吨。2010年,中国石油产量为20301万吨,占全年石油消耗量的45%(全年消耗45113万吨),对外依存度为55%。想想看,这种靠输血来运行的经济体现不知道能够维持多久。还有,地球数亿年的石油资源积累,再过数十年就要被我们消耗殆尽。资产阶级不仅掠夺无产阶级的财富,而且包括他们在内的子孙后代的财富也被其洗劫一空了。

     消耗!消耗!再消耗!疯狂地消耗!不要命地消耗!

    但是,这种毁灭性的消耗能维持多久呢?一旦资源枯竭,供给停滞,那么其严重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依赖50%的石油进口来维持经济运行,这将是一种重大经济隐患。能源危机离我们还有多远?危机一旦来临将导致怎样的恶果?我们将如何应对?这些但是在能源危机来临之前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还好,我们最大的安慰是有了很高的GDP,但是巨大的GDP也意味着巨大的消耗,因为市场经济是靠消费来进行拉动的。生产的多是好事,但是消耗的多就不见得是好事了。有效的消费必不可少,但是奢侈浪费就应该避免了。不仅需要生产的多,而且需要积累的多,这样才能使社会财富大幅度增加。石油生产出来了,又在非生产环节消耗掉了。虽然方便了从行,但同时也污染了环境,消耗了资源,没有给社会增加任何财富。什么是经济?经济就是以最小的消耗为代价取得最好的消费结果。因此,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向应该是:

    深挖洞,广积粮;种高树,建低房。

    多自行,少乘车;重自然,轻人造。

    一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政府永远是正确的,永远都没有错误可以承认,好象它就是科学和真理的代表。其实政府只是权力的代表,而并非是真理的代表。由于有了权力,政府的错误就变成了真理,就可以“深化”地进行下去了。为解决此问题,应该建立起一个政府的反省制度,使政府能够做到自我批评和听取别人和社会的批评。政府没有能力管理好社会,于是就把管理社会的权力交给市场了,同时也把责任推给了市场。但是,政府的职能是什么?不是管理社会吗?难道这种责任是可以推卸掉的?医生见死不救是失职,农民不种地是失职,警察不抓罪犯是失职,政府不管理社会或没管理好社会自然也是一种严重的失职。

     还有一种更加奇怪的现象,就是在科学领域人类已经建立了大量的不同学科,但是惟独没有建立一门“社会管理学”。没有科学的指引,政府“摸着石头过河”自然也就不奇怪了。目前最流行的口号是“树立科学发展观”,但是连学科都没有建立,拿什么来谈科学发展?没有“社会管理学”学科,不能培养出社会管理人才,那么又如何谈得上管理好社会?人类对自然科学的掌握已经到了较高境界,但是对“社会管理学”甚至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的概念。这实在是人类科学发展史上一种极大的悲哀!

     难道不搞私有化,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数千万劳动者经过30多年的劳动就不能创造出比现在更多的财富?不见得。难道不搞私有化,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科学技术就不如现在发达了?未必如此。难道不搞私有化,没有目前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出现,国民经济就会停滞不前?这简直就是一种天大的笑话。好的制度和政策必然有好的结果,不良制度和政策必然导致不良结果。这种因果关系想必是不难理解的。既然有了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那么必然说明在社会制度和政策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制度和政策是管理社会的基本手段,社会管理的好与坏全靠制度和政策的控制和约束。社会没有管理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首先应该检查的就是制度和政策。在公有制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了,这就说明是私有化改革导致了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出现。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就必须改变私有化的改革政策。

    危险:资产阶级的暴富动摇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厦岌岌可危了!

    错了!一切都错了!错误的理论导致了错误的行为和错误的结果,而这结果又是灾难性的。目前大部分社会弊端的根源就在于此。如不及时对主流经济学家的错误理论和行为进行改正,那么最终将毁灭整个国家和整个人类!

    人类的命运正在沿着一个可怕的公式在运行着:

    私有制=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暴富+无产阶级极度贫困+诸多严重的社会弊端+资源的过度消耗+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严重的阶级矛盾=政治危机+经济危机=转嫁危机=国内、国际矛盾激化=国内、国外战争=战争+毁灭性武器=人类灭亡

    人类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不及时从这一死亡公式中挣脱出来,其严重后果必然是亡国灭种!

    灭恐龙,天灾。

    灭人类,人祸。

    但是,人类并非无路可走,光明的共产主义大道就在眼前。只要消灭了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实现了共产主义,那么人类未来的前途将是充满阳光和无可限量的。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选择!

    2011年3月26日星期六


 




发件人:"yhytrans" <yhytrans@163.com> 2011-04-01 17:58:3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尹宏毅译文

应对一个矛盾重重的中国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对华政策课题组主任 沈大伟

新华社高级翻译 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员 尹宏毅 翻译

原载于美国《华盛顿季刊》2011年冬季号

    2009-2010年度在人们的记忆中,将成为中国在世界上很难相处的年代,因为北京不仅对美国和欧盟,而且对许多亚洲邻国表现出越来越强硬和蛮横的行为。就连它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也变得有些紧张,从而加重了其自2007年以来不断下降的全球形象。北京令人不安的行为让许多观察家很想知道,其新近表现出的强硬态度将持续多久。这是一个暂时的还是长期的趋势?如果这是一种走向更大的自信和傲慢的长期和质的变化,那么其他国家应该如何应对?

     中国的新姿态方面,世人正在目睹的,部分地是一场持续而激烈的内部辩论的产物,它标志着较为保守的民族主义份子当前的一种共识,即采取强硬政策,并有选择地发挥中国的影响力。虽然国内目前看来存在着一致意见,但中国却仍是一个严重矛盾的、崛起中的、具有一系列相互竞争的国际身份的大国。。许多新的声音和行为主体现在是一个空前复杂的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重点。了解这些相互竞争的身份,对于预测在世界舞台上,北京的这些日益矛盾的和多层面的行为将如何展现是至关重要的。每个发展方向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慷慨说都具有不同的政策含义。

约束性环境中的开放话语

    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角色,没有任何国家进行过像中国在过去的10年中所进行的如此范围广泛、激烈和多样的国内讨论。中国的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界都就成为一个主要大国的机遇、危险、风险和责任展开积极的辩论。可以肯定,仍有一部分官方意见甚至否认中国是一个主要大国,而是认为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个重要部分的意见否认中国是一个世界强国,认为中国顶多仅仅是一个地区大国。虽然这些传统的身份继续在政府的官方讲话和文件中得到阐述,但近期国内的话语倾向于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主要大国,或者至少已经完全走上成为主要大国的道路。因此,近年来话语已经转移到中国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大国问题上。

    其他大国或有志成为大国的国家很少——如果有的话——进行这种自我反思性的讨论。中国甚至出版了各种有关如何成为一个大国的书籍。虽然这种讨论主要发生在半官方的政策界和学术界,但它也扩展到整个社会,因为2006年,中国的中央电视台(CCTV)播出12集纪录片《大国崛起》。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观看了这部系列片。它多次播出,描绘了其他现代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苏联、日本和美国)崛起的条件,以便通过这些历史经验,提供有关中国自己的崛起的可能情境和信息。虽然该系列的主要重点围绕着使大国加速崛起(和衰落)条件,但结尾一集的主题却是,如何避免历史上的反复出现的主要传统大国和主要崛起中大国之间的“非对称性陷阱”。在其中,后者挑战前者在国际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从而挑起紧张局势、竞争、冲突,甚至战争。中央电视台的这一系列片是继学者们在2005-2006年期间在中共政治局进行的一系列演讲之后问世的。因此,无论是中国的群众还是精英们最近几年都一直专注于期待成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所陷入的困境。

    尽管由于宣传部门的限制,知识分子的环境受到一定的束缚,但有关中国的国际身份的讨论还是十分热烈和多样性的,从而提供了重要的窗口,以窥见中国有关其他国家、各个地区和国际问题的思考,特别是中国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新兴大国的不断演变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中国的世界观中存在的多重的、有时相互矛盾的身份,以及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的争论。中国今天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国际身份,而是一系列相互竞争的身份。

    了解这个国家内部讨论的内容和频谱对了解在自己的国家被迅速推上国际舞台时,中国人自己正在与什么作斗争具有核心重要性。很显然,中国对其新的国际地位毫无准备,而其迅速崛起的速度远远超过预期。对于中国人来说,令人感觉很刺耳的是,突然间要面对整整一系列有关中国的国际地位、角色和责任的新问题和外部需求。那么,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如何看待世界和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呢?

有关中国国际身份的话语频谱

    在中国人的语境中,不同的学派或思想及分析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这些学派在知识上具有各自明显的特色,但认为它们相互排斥是不正确的;它们有时是相互矛盾的,但有时也互补。此外,个别的国际关系学者和中国官员经常是折衷主义思想家;虽然他们在一个学派的思想方面根深蒂固,但他们往往也发表与其他学派相关的意见。认知的复杂性占了上风。人们还发现,思想家群体与其所属学府不相关联。虽然如果能够给某一机构贴上“现实主义”标签,而给另一机构贴上“全球主义”标签会很好,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思想流派在各个机构与学府之间纵横交错。

    由于相互竞争的国际身份,所以中国的外交政策同时反映了几个因素。这在官方政策中得到说明,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虽然这些是明显不同的政策取向,但它们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在作者对中国国际关系界的解读和与之交往过程中,七个不同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频谱范围从左端的孤立主义倾向到右端的充分参与全球治理以及持这种主张的机构都有。在两个极端之间,其它思想流派从现实主义色彩较浓的渐进到自由主义色彩较浓的取向。

本土主义

    处于频谱的一个极端的是“本土主义”学派。这是民粹主义、排外的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集合。这一学派不信任外面的世界,寻求全面的国家自主权,不信任国际机构,认为中国不应该在国际上很活跃。它大声批评西方,特别是美国。该群体具有浓厚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取向。本土主义者是分散在一些机构中的一个松散的联盟;实际上,它的一些主要倡导者作为独立学者进行活动。就他们拥有一个主管机构来说,他们许多人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下属的、研究共产党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科研院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院)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

    本土主义者在国内政策辩论中是新左派的孪生兄弟。两者都认为,3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尊严,用外国消极的影响腐蚀了中国文化,并损害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权和自主性。他们相信,假如中国从未向世界打开大门,就不会失去这些要素。他们认为,国内改革已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平演变”——西方用来使中国和平演变、以削弱中共统治的一项政策——已经成为主要的国内威胁。在这方面,乌克兰和中亚的“颜色革命”在这一群体中引起了高度关注。因此,他们主张,政策上的主要当务之急应当是反和平演变,并关闭中国的大门。

    这一思路的较早例子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即所谓《中国可以说不》学派。较近期的表现一直是畅销书的热潮,可以形容为“不满文学”:《中国不高兴》、《谁在中国不高兴?》,以及《中国为什么不高兴?》。后一作者群体包括一些曾经为《中国可以说不》撰稿的人。

     关于国际事务,本土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是不公正的和有利于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仅仅通过勤奋工作是不能消除贫困的——全球秩序需要有根本的改变,以迫使收入和资源从北方重新分配到南方。在这方面,他们赞同“全球南方”学派的观点。作为优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本土主义者还认为,“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的国际化过程,这类似于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描述。

    2008-2010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这种思路更为大胆,因为许多人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终于将世界经济推向了灾难的边缘,正如列宁在1917年所预测。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认为,这种现象其实可追溯至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标志着“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对房宁等人来说,这场战争表明,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引起了马克思主义——更为准确地说就是新列宁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复兴和有关“新帝国主义”的一些文章及书籍的出版。虽然他们反刍了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分析,但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在解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秩序的新发展两方面都取得了大得多的进展。这些作者还指责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严重地过于软弱,把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归类为一种幻想。本土主义者包含超民族主义的和强烈反美的分子(虽然不像可以在中国互联网上找到的那些人那样骂骂咧咧)。

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

    在有关国际关系和中国今天的(即使不是永远的)全球角色的话语中,中国的“现实主义者”是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几个世纪以来,甚至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时代,在中国知识界的世界观中,现实主义一直根深蒂固。中国的现实主义者把民族国家当作自己进行分析的核心单位,坚持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原则,拒绝接受认为跨国问题跨越边境渗透的论点。像别国的现实主义者一样,他们往往认为,国际环境呈无政府状态,不可预测,因而重视巩固一个强大的国家,使之能够在世界上施展才能,抵制外来的压力。

    中国的现实主义者可以被细分为“进攻性的”和“防御性的”,以及“强硬的”和“软弱”的阵营。其中每一类人都认为,国家必须加强自身的实力。但他们的区别在于,国家为什么目的而动用实力。硬实力派的现实主义者主张加强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和经济层面——而软实力派现实主义则强调外交和文化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应当利用自己新近形成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影响力,实质上对别国采取高压手段,迫使其遵循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他们认为,实力如果不用,就没有价值。例如,在他们看来,中国应当利用其所持有的美国国库券迫使华盛顿停止对台武器出售,或者惩罚向台北出售武器的美国大公司。他们希望中国在太平洋西部形成范围广泛得多的军事(尤其是海军)影响力,以迫使美国停止在靠近中国海岸线的地方活动。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同意,中国应当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应“随时备战”,动用武力基本上是为了阻止侵略和台独。

    与现实主义者进行的讨论显示出某种不满:他们希望中国运用好自己新近形成的实力,但却感到在这样做方面受到掣肘。正如一位所说:“由于中国在国外的态势得到加强,所以我们在国外的投资和利益越来越多。我们需要考虑如何保护我们的侨民、投资和利益。一种方式是充当实行炮舰政策的帝国主义国家——但鉴于我们以往的历史,这是不可行的。”

    他们的思维中也有某种报复的成分。许多现实主义者都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的虚弱而怀有一种强烈的悲愤意识。他们认为,既然中国现在强大了,就应当报复过去曾经欺负中国的国家。上海的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重要的安全问题专家沈丁立解释说:“在10年到20年内,中国将成为高科技的一个主要的输出国——它可以对从前对我们实行制裁的国家实行限制性制裁!”在另外一个场合,沈丁立断言:“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能够一对一地应付任何国家。没有任何人应当试图领导我们,没有任何人应当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现实主义者可以在整个军界和一些大学以及智库中找到。人民解放军的刊物和书籍充满了强硬的现实主义言论。一些非军方的学者,譬如清华大学的阎学通和南开大学的张睿壮(他俩都曾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美国重要现实主义学者肯尼思•华尔兹的博士生),是自我标榜的坚定的现实主义者。阎学通在各种问题上持鹰派立场。在他看来,“和平崛起”是一项危险的理论,因为它向潜在的敌手(包括台湾)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中国不会动用武力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利益。阎学通曾经说,中国在必要的时候应当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以对抗台湾的法理独立行为。阎学通1997年的《中国的崛起》一书是有关加强和利用中国的综合性硬实力的一项宣言。

     对张睿壮来说,“和平发展”观点,以及“多极世界”和“美中战略伙伴关系”的论点是错误的思想,错误地判断了国际局势,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政策上的失误。张睿壮主张对美国采取大胆得多的政策。他说:“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对美中关系的现状应当感到不满,而不是满意。这种关系并非处于良好的状态。如果中国不反对美国,美国就会伤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傀儡。”张睿壮还认为,多极状态是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秩序的一种过于乐观的看法,低估了由于美国称霸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挑战,削弱了中国的警觉。

    在这些方面,现实主义者是有关中国的外部环境、两岸关系和美国问题的悲观论者。尤其是,他们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采取狭隘和自私的定义,拒绝接受有关全球化、跨国挑战和全球治理的观念与政策。中国现实主义的倡导者们往往认为(像本土主义者一样),西方争取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管理和治理的努力是旨在拖住中国、耗尽中国的资源和阻碍其经济增长的一个危险的陷阱。然而,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孤立主义学派——它仅仅主张对中国狭隘的国家利益采取十分务实的定义,并加以辩护。
大国学派

    另外一个群体可以确认为“大国”学派。其成员往往认为,中国应当把外交活动集中在处理与世界上各个大国和集团——美国、俄罗斯,也许还有欧盟——的关系方面,而较少地关注发展中国家或者多边主义:“大国是首要”是他们的座右铭。不出所料,这一学派的学者们是美国、俄罗斯和欧盟问题专家。有趣的是,这些分析家并不认为,印度、日本或者东盟是“大国”,尽管他们肯定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

    这一学派认为,与大国没有牢固而稳定的关系会有损于中国范围广泛的利益,并使中国与本地区其它国家的关系复杂化。中国的现代化努力是采取大国取向的一个明显的理由——西方大国(美国和欧盟)是先进技术以及资本和投资的主要来源。俄罗斯虽然是一个单独的案例,但它却被看作是能源和军事装备的一个重要的供应国、投资的场所,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举足轻重。这一群体中的分析家往往认为,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因而主张,保持与华盛顿的和谐关系应当成为中国外交方面的当务之急。这些学派的大多数成员都属于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界,包括王缉思(北京大学)、金灿荣(人民大学)、吴心伯(复旦大学)和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个人。这一群体在江泽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期间占主导地位,因为他实行了“美国优先”的政策,但他们在胡锦涛统治下影响力就没有那样大,因为胡锦涛实行了比较多样化的外交政策。

    然而,这一学派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当重视俄罗斯。北京大学的潘维认为,对中国来说美国是一条死胡同。他说,寻求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是异想天开,因为这种关系弊大于利。潘维和与之志同道合的思想家们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当调整,并符合于与莫斯科之间的更加密切的关系。这些批评者要求对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因而与本土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持相同的看法)。他们同样对邓小平首先提出的、最近30年来得到采纳的思路持怀疑态度。这条思路就是注重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

     一直到几年前为止,这一学派的一个分支一直认为,中国应当在外交方面重视欧盟,因为欧盟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支柱。但是,自从2008年以来,他们的声音消失了,因为布鲁塞尔的组织工作失调,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软弱无力。中国的分析家们已经对欧盟感到失望和幻灭,并且对其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欧盟会在国际事务中成为一个“新兴大国”。

     虽然学者们就注重大国是否明智的问题展开辩论,但是他们指出,中国的多数高级领导人和决策者在中国的国家需要与利益问题上很务实,因而仍然采取重视大国的做法。他们的逻辑是,中国如果与上述三个大国当中的任何一个关系紧张,代价都会太大。尽管如此,在这种取向方面显然发生了调整,即放弃对美国的“排他性的”注重(就是江泽民时期的做法),而是在胡锦涛统治下采取比较均衡和全球性的政策。

亚洲优先

    在这一频谱中间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主张中国的外交集中于邻近的周边地区和亚洲邻国。“亚洲优先”学派认为,中国的邻近地区不稳定,这会严重阻碍国家的发展和国家安全。因此应当注重加强关系和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建立稳定的环境。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每一个大国都必须保护自己的后院。”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者讨论了各种地区发展趋势,包括不断演变的地区多边架构、美国的角色、印度的角色、朝鲜问题、东盟的角色、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其它亚洲议题。这些讨论是在没有重大的分歧和辩论线索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出所料,这一学派主要由亚洲问题专家(而不是研究世界其它地区或者国际关系的专家)组成。

    亚洲优先学派最初是在90年代末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辩论”——这场辩论的结论是,中国一直对周边地区态度过于消极——之后,中国开始大大加强对周边外交的重视。北京开始以“睦邻、富邻、安邻”的名义,进入了一个在本地区进行积极的合作外交的长时期。这一“亚洲优先”战略在1997年以后的10多年中取得了很大成果,因为中国成功地显著改善和稳定了与所有周边国家的关系。然而,自从2009年以来,中国与本地区邻国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因为北京采取了比较大胆的,偶尔还是好斗和苛刻的调子和姿态。在南中国海和地区多边机构的建设问题上与东盟之间的摩擦加重、在领土争端和政治问题上与印度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2010年9月在一艘渔船闯入有争议的海域问题上与日本闹翻,以及天安舰事件发生后中韩关系的恶化,都使得北京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这些最近的关系紧张严重损害了中国在本地区的形象,以及10年来的积极的关系建设工作。

    亚洲优先学派的一个重要的亚群体就是主张“多边地区主义”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人们。他们有别于主张在较大程度上以国家为基础的战略的人们。这些个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构成主义者”,他们从国外的国际关系构成主义中汲取知识上的灵感。他们强调规范性的行为而不是国际法,主张使合作性的和集体性的行为制度化。中国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院)的张蕴岭一直处于这一运动的前沿,并各自对建设亚洲的地区制度学派和加强中国在这种机构与制度中的参与做出了重大贡献。

    注重中国在亚洲内部的关系的人们这样做并不排除与其它地区或国家的关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平衡问题。他们主张相对于大国或者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言,不要忽略亚洲国家。

全球南方学派

    “全球南方”学派认为,中国的主要国际身份与责任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一群体的观点与中国长期以来把自己看作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同有很大关系。其成员主张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安排中国长期以来的伙伴国和受保护国重要性的次序(或者最起码是把这些国家考虑在内的一项比较均衡的外交政策),并提倡维护这些国家的利益。这种推理表现在中国大力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非合作论坛、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发展各国在20国集团中的利益、提供“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援助计划与债务减免,以及要求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承担负担。

    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界,研究重点为北方发达国家的人们和研究南方问题的人们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一批中国分析家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分歧和分裂。他们认识到,有各种各样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把它们简单地归为一类。发展中国家可能会与中国保持良好的、一般的或者在一些情况下是敌对的关系。虽然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总体而言是健全的,但是新的摩擦也正在出现。

     从经济上讲,这一学派中的分析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已经分裂为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譬如巴西、智利、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第二个群体是收入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譬如墨西哥和泰国,其人均GDP从800美元到7000美元不等。第三个群体是欠发达的国家(一般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南亚)。由于这些国家的差别相当大,所以这些分析家认为,中国需要针对最起码这三个发展中国家群体制订比较有的放矢的政策,以取代比较笼统的方针。尽管如此,对这一思想流派的支持者来说,中国应当继续把自己看作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以实现共同的发展和获得共同的国际地位,甚至在中国崛起,获得全球大国地位以后也是如此。

    从这种观点看,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其自我认同和南南团结,因为这样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交支持,以便在西藏、台湾、人权、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抵御西方。不出所料,这一学派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金砖四国)集团的坚决支持者,并积极支持20国集团,把它当作实力与资源从北方向南方再分配的一项工具。从这些方面讲,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的,而不是维持现状的大国。

有选择的多边主义

    沿着频谱向右移动,“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学派认为,中国应当逐步地、但却有选择地扩展在全球的参与,但却仅仅围绕着直接涉及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问题。这一学派有着各种变体和分裂出来的派别。一派认为,中国应当仅仅进行联合国授权的活动;另一派认为,中国仅仅应当卷入周边国家的,而不是遥远国度的事务,而还有一派则认为,中国不应当限制自己,不参与与其它大国一起进行的多国(有别于多边)的行动。

    在这一派别内部,全球治理问题一直有很大争议。许多人对中国是否有义务和能力做出贡献表示质疑。许多人简单地认为,中国不准备,也不拥有充分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一位重要专家干脆地断言:“中国连自己也管理不了——怎么能管理世界?”许多人对在国外活动过多持严重怀疑的态度。大多数中国分析家认为(对此各种派别几乎已经达成共识),全球治理的整个概念都是西方的一个陷阱,就是企图破坏中国的主权,诱使其陷入中国所并不属于的各种外国的纷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美国和欧盟关于中国应当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或者“负责任的国际利益攸关方”的要求仅仅是妨碍和削弱中国国力的最新诡计。正如一位官员所说:“20世纪80年代期间,你们(美国)企图在政治上颠覆我们;90年代期间,你们企图在战略上遏制我们;在本10年期间,你们正在企图使我们在国际上战线拉得过长。”另外一位学者则说:“全球治理是一个西方概念。西方强调‘治理’,而中国则强调‘全球’这一层面。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平等参与,而不是治理。”这就是中国主张“国际民主”的涵义所在。许多人不仅把全球治理看作为中国设下的一个陷阱,而且质疑负责任的大国这一概念:“对谁负责?按照谁的标准?是美国的?绝对不要!”一位分析家如此高呼。

    尽管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者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们认为中国应当对全球治理做出与自己新近获得的地位和实力相当的更大贡献,但却应当有所选择。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当中的这一派别坚持认为,中国应当继续坚持遵循邓小平1989年的教导,就是“韬光养晦,不当头,有所作为”。邓小平的箴言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被看作是中国悄悄地发展国力的一份蓝图。20多年以后,邓小平的名言继续在中国的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当中引起激烈的辩论,因为学者们和官员们努力解决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究竟应当做多少事情的问题。一位学者说:“在战略层次上,每个人都认为我们应当继续遵循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观念,但在战术上却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一些人认为中国过于被动,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中国应当采取更为积极的做法。”一些中国学者对邓小平的观点目前是否仍然起作用提出挑战。他们认为,这些观点已经过时,不适合于中国新近获得的国际地位。他们认为,中国应当“多所作为”,而少数人则说,中国应当“无所作为”。例如,北京大学的叶自成在21世纪初说,韬光养晦过于含糊其辞,不适合于作为中国的主要的(或者是宏大的)战略。它使国外的许多人联想到一种阴险的意图。对中国来说,一项较好的计划是提高本国的透明度,而不是隐藏自己的实力。另外一些人反驳说,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模棱两可恰恰是最明智的战略。但主流的共识认为,这一词语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适当的战略指导原则。

    在2010年的中国国际关系协会在兰州举行的年会上,与会者就这一范式是否仍然有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所得出的结论是,它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出色的向导。这项宏观结论的一项结果是,与会者得出了另外9项重要的政策建议:不要与美国作对;不要在总体上挑战国际体系;不要利用意识形态指导外交政策;不要成为“反西方阵营”的首领;不要与多数国家发生矛盾,即使在我们是对的时候也是如此;学会做出妥协和让步,以及学会互利的游戏;不要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在必要的国际事务领域中提供公共物品;利用重要的全球性事件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在1978年以后的整个时期中,这种战略都符合中国外交的核心。正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所解释的那样:“在30年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外交在大多数方面一直是防守性的和被动的——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做出妥协,避免对抗,寻求共同立场和保留分歧意见。但是弱国无外交,因此我们一直谋求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以加强我们的外交。”

    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中国学者也利用多边主义这一术语,但却持有与西方常用的观念截然不同的多边主义观念。一位学者评论说:“对中国人来说,多边主义是一项工具和一种策略,而不是一项政府间的机制或者制度性的安排。中国还担心,多边主义是别国用来遏制中国的一项工具。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利用多边主义解决双边问题——在这方面,多边会议是进行双边谈判的一个有用的舞台。但我们仍然对多边主义感到不惬意,宁愿采用双边主义和多极状态等词语。”

    来自于杨洁篪外长的有关全球治理的官方观点如下:

    “一个更为发达的中国将会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永远也不会在牺牲别国利益的情况下谋取利益。我们深知,在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上,中国的未来与世界密切相关。对我们自己和别国最为有利的是,我们进行合作,以扩展共同利益,分担责任,谋求双赢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方面集中精力狠抓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承担起与自身的实力和地位相当的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在有关全球治理的这场激烈辩论的背景下,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学派一般避免使中国增加在全球的插手,但却认识到,中国必须被看作是对全球治理做出贡献。因此,对全球治理做出贡献是一项策略,而不是一种指导方针。其倡导者不是自由制度学派,而较多地属于现实主义者的一种国际主义版本。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对卷入国外的纠纷很警觉,但却认识到,千万不可以让中国被人看作是国际社会的免费搭车的乘客。实际上,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往往不赞成从国际机构意义上讲的多边主义本身,因为其倡导者对在小型的专门国家集团内部活动感到比较惬意,这反映出中国普遍对全球机构或者制度所感到的不适,认为它们可能会阻碍中国的独立和行动自由。

    因此,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学派提倡中国增加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参与(中国目前有2155名维和人员部署在联合国目前的19项全球行动当中的11项之中),对救灾工作做出贡献(2004年的东南亚海啸、2005年的巴基斯坦地震、2007年的菲律宾台风、2010年的海底地震、2010年的智利地震等),打击亚丁湾的国际海盗活动,并在外交上参与解决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但是他们回避更为深入地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敏感和高风险的地区的事务。他们基本上拒绝接受整个跨国的非传统安全议程。在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参与国际安全行动方面,仍然有一种强烈的不情愿的情绪。

全球主义

    在频谱的遥远终端的是“全球主义”学派。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国必须承担起在与其幅员、国力和影响相当的情况下解决一系列全球治理问题的责任。该学派相当于西方的自由制度学派。在中国,这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兼收并蓄特色的群体,由不仅坚持“构成主义”而且还有国际关系方面的“英格兰学派”的个人组成。其支持者在哲学方面比较倾向于人道主义,积极接受全球化,比较不重视国家主权,认为跨国的挑战要求建立跨国的伙伴关系。他们对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感兴趣,相信外交和全地区的伙伴关系。与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者相比,他们对多边机构持比较支持和信任的态度。

     全球主义学派认为,鉴于中国的全球崛起,所以它必须对全球治理做出大得多的贡献,并在国际舞台上充当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全球主义者实质上是“相互依赖的制度学派”。他们接受全球化和跨国主义作为自己的分析基础。像西方学者一样,他们认识到,在全球化的时代中,主权是有限度的,因为各种“非传统性的”挑战经常跨越主权边界,因而必须以一种多边的方式加以应对。因此,他们的分析重点在很大程度上放在非传统安全方面,譬如人身安全、经济安全、反恐、公共卫生、犯罪团伙、走私、网络黑客活动、海盗活动等。有趣的是,中国的军方内部有一个越来越大的圈子研究这些问题。他们给其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除了战争以外的军事行动”。

    全球主义者是联合国以及中国在安理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大力倡导者。他们还积极支持中国参加世界各地的地区外交组织。中国参与了创建新的对话组织,并在其中起了核心作用。这些组织包括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以及东亚-拉美论坛等。中国已经成为许多现有的组织的观察员或者正式成员。在拉美,中国与里约集团举行了17轮对话,并与南方共同市场集团、加勒比共同体和拉美会议等组织建立了对话机制。

    全球主义者吸引了同床异梦的盟友。例如,著名的现实主义者和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认为,中国应当积极得多地参加国际机构,并在其中发挥与自己新的全球地位相当的影响力。全球主义者还显示出对软实力的偏好。这一思路倾向于认为,中国能够凭借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哲学对国际规范做出重大贡献。中国软实力研究的“泰斗”、中央党校(和青海省行政学院)的门洪华认为,四项重要的孔孟价值观发挥着尤其重大的作用:和(和谐)、德(道德)、礼(礼仪)和仁(仁义)。

    虽然全球主义者继续享有公开的发言权,但是他们的声音已经大大减弱。到2009年年底,进入2010年,这一群体在影响力方面,不仅在外交部中,而且在学术界,看来都被他人所超越,因为对全球治理的怀疑情绪在所有学派当中都增强了,中国也开始实行现实主义色彩浓厚得多的、自私自利的全球政策。

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这是中国今天有关自己的国际角色的形形色色的精英观点。中国具有如此多样性的话语,这一事实表明,它拥有多重的国际身份和分裂人格。这种话语也丝毫没有显示出中国千百万网民的意见。他们十分积极地发表意见、十分活跃,完全属于本土主义者阵营。中国政府对这一群体的舆论相当敏感,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批评政府面对外国的压力很“软弱”,丧权辱国。外交部官员迅速地指出,对于这一民众群体,他们必须经常考虑在内,采取应对措施,努力加以控制。这种民众的民族主义仅仅使经营阶层当中的本土主义-现实主义的重心得到加强。

     这些学派单个地并且集体地产生政策上的影响。单个而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本土主义的声音是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不断增强的,但对他们的影响力不应加以夸大。用中国的一句古老格言来说,他们“雷声大,雨点小”。虽然美国应当保持敏感,以免引起中国政体当中的这些成分的敌意和愤慨,但是美国在缓和这种仇外情绪方面实际上也爱莫能助,因为美国具有自己国内的动态。

    现实主义影响着精英阶层的多数舆论,并且是中国今天的论战中的重心,其后果将在下面讨论。

    大国学派对美国来说是暗藏的王牌。美国对于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从经济增长到政治稳定、地区安全和台湾问题——上的国家利益仍然至关重要。中国不需要,也不寻求与美国的敌对关系。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学派的多数支持者都是政府官员,显然包括胡锦涛主席本人。虽然这种官员可能不信任并喜欢美国,但是他们具有充分的务实态度,认识到美国对于中国在国内、地区和全球的许多重点工作方面的核心重要性。

    与此同时,亚洲优先学派的支持者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国的地区关系——从日本和韩国到东盟和印度——最近几个月来受到了损害。这对美国来说可能是好消息,因为奥巴马行政当局一直努力加强华盛顿与中国周边各国的关系。

    在全球南方学派方面,华盛顿需要认识到北京正在巧妙地玩的游戏。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使美国相形见绌,它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影响也更大,在中东和拉美的影响与日俱增。华盛顿需要认识到,在全球影响力方面存在着与中国之间的新的竞争。它应当加强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和外交活动,以便在这些“中间地带”,在与“中等国家”的关系方面与北京竞争。华盛顿按照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战略轨道”,在一系列直接的地区对话中,也已经同北京保持着接触。但这些对话需要加深和更为经常。在让双方都了解各自的利益、权益、政策和重点方面,它们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坛。此外,在两国的地区问题专家当中,建立“第二轨道的”一系列学术对话也会很有益。最后,美国应当认识到北京在20国集团等国际组织中、并且通过组建金砖四国等集团所谋求的力量再分配和修正主义的议程。

    就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学派而言,美国必须明白,这一学派正在推行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一种自私自利的、策略性的和有选择的参与。中国并不赞同有关全球自由主义秩序的许多前提,尽管它从中受益匪浅。例如,虽然这仍然考虑到中美之间在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问题上的有限的、但却有益的合作,但是华盛顿不应当对北京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动机和普遍的怀疑情绪抱天真的看法。只有在对中国有利的情况下,而不是出于任何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的哲理的承诺(尽管中国保持着南南兄弟关系),中国才会参与国际事务。

    最后,虽然事情很不幸,但是华盛顿必须认识到,全球主义在中国国内的辩论中已经失败,其声音自从2008年以来已经变得沉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以及欧盟等国)应当不再促使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并对全球公益做出贡献,尽管它要公开提醒全球社会注意到中国实际上做的事情多么少(相对于其规模和实力而言)。例如,有48个国家派遣部队参加了驻阿富汗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但中国没有参加。中国在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方面也仅仅排在第14位(尽管它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中排在第1位)。中国就总量而言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对联合国的年度预算的贡献方面它却不属于前10名。中国继续实质上“免费搭车”,其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也只够避免引起西方批评的程度。虽然西方可能只会进一步引起中国的猜疑,但是它仍然应当继续促使北京做出更大贡献,并公开揭露其尽量少做出贡献的做法。但是西方也应当降低自己对一个狭隘的、自私自利的国家的可能的期望。尽管如此,华盛顿当然应当争取北京在涉及中国利益的问题上的有选择的跨国合作。

     就集体而言,这些思想流派也在政策上产生影响。国际社会必须把握住的一点是,中国的国际身份并不是固定的。这是一项流动性的和正在进行的、仍然有争议的和不断辩论的工作。因此,美国等国应当不仅通过行动而且通过言论,在消极和积极的两方面影响这些正在进行的辩论(和政策结果)。如果美国采取严厉的措辞和强硬的行动,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强化效应,造成北京采取更为蛮横和找麻烦的行为,因为中国国内的声音要求政府在华盛顿面前采取鉴定的立场。然而,如果对中国采取较为和解性的言辞和鼓励,要求其成为“负责任的国际利益攸关方”,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也只会使中国的猜疑加重,不大可能会带来想要的结果。因此,华盛顿和西方陷入了一种真正的困境:如果对中国态度强硬,很可能会使中国做出更加强硬的反应,但是如果采取和解的态度,就只会使现实主义者的自私自利的“中国优先”的取向得到加强。

    要使中国的现实主义与美国的现实主义相匹配吗?

    正如本文所说明,中国各种学派的频谱今天的重心并把在中间,也没有倾向于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全球主义的一端,而是比较倾向于左端,在现实主义者那里抛锚,受到来自本土主义者的强大的拉力,大国学派和全球南方学派的影响力较弱。外交部、中央委员会的国际部和外事办公室中的政府官员采取大国学派和全球南方学派之间的务实的中间立场,但是他们必须应对社会、军方和共产党中的本土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声音。

    自从2009年以来,世界所看到的中国的情况是,这是一个日益现实主义和狭隘地自私自利的国家,谋求使自己的综合国力最大化。中国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迅速恢复、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费需要、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即将进行的领导层的换代,以及在奥巴马总统2010年决定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和对台湾进行60亿美元的一揽子军售之后,对奥巴马行政当局的不信任,所有这些都助长了这种变化趋势。这种外部行为反映在中国的国内话语之中。

    中国的现实主义姿态正中美国的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阵营的下怀。后者倾向于把中国看作一个崛起中的军事大国、一个重商主义的经济大国、一个敢做敢为的地区大国和一个比较不愿合作的全球伙伴。一些美国分析家倾向于以比较良性的方式看待中国,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合作的和国际主义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走向成熟。就连他们也由于北京最近的行为而日益感到幻想的破灭。但是,中国问题专家不应当对这种行为完全感到意外,因为它仅仅反映出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军队和社会 60年来长期以来一门心思的一项使命,就是要全面加强自己的实力,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按照初步印象,这表明美国必须采取现实主义的方法对现实主义的中国作出反应:通过在西太平洋进行大量的前沿军事部署、采取 “战略上的多边下注”,与中国周边的各国加强联盟并建立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实行强硬的经济和贸易政策、利用美国的国力和外交活动工具,并在全球问题上降低对中国进行合作的期望。

     在以这些方式对抗中国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逻辑性和很大的诱惑。但是,如果做出现实主义的反应,仅仅会助长一种势不可挡的作用-反作用循环,加重美中关系中的已经存在的安全方面的困境,并可能会造成双方都不需要的或者不想造成的敌对关系。美国如果实行强硬的政策,只会使中国的民族主义得到加强,使中国的固执己见发生僵化,使北京进一步集中精力加强自己的硬实力,使得在国际上与中国合作越来越困难。一些要素,譬如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强大联盟以及伙伴关系,是考虑周全的。但是,如果 “在战略上多边下注 ”采取严重过多的军事模式,就可能会适得其反。强硬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尤其因为美国政府竭力劝说北京使本国货币升值,并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但是,美国如果采取强烈的行动,就会遭遇到中国的反行动,双方就可能会无意之中很容易地陷入一场贸易战。华盛顿不应不由自主地对中国做出现实主义的 “默认 ”反应,而是需要更加老谋深算,制定出一项比较复杂的战略。

    中国有关国家在国际上的角色的热烈讨论将继续演进。如果是这样,这种讨论的多样性很可能会减少,极化现象很可能会加重,因为现实主义/本土主义者观点很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硬。一起事端也可能会影响这场论战,譬如如果中国的一座使馆被攻占,或者工作人员为大量杀害,或者中国的一艘军舰遭到袭击。然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国际社会应当预料到多种声音和多种政策的倡导者。而中国的行为看来并非前后一致,因而发出相互矛盾的信号,但却具有一种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的、造成麻烦的性质。

 

 

 

发件人:"高木" <gaom@263.net> 2011-03-30 22:58:20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天国也需要实践家-怀念刘老石

天国也需要实践家

----怀念刘老石

民间学者 高木

二○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记得是2007年秋日的一个下午,有朋友约我一起到北京大学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刘老石,若显憔悴的他先从温铁军老师如何筹集第一笔经费帮助大学生搞农村调查谈起,谈到地方官员和农民对大学生下乡采取的截然不同态度,再谈到税费改革后农村的养老、信用社、计划生育出现的新问题、中央支农资金的渠道缺陷、公司+农户的不足,又谈到农民的组织化问题以及新乡村建设和大学生支农的一些设想及行动。他给我留下了有调查、有研究,踏踏实实做事求索的实践家形象。

    会后,我们又进行了长谈,我们都同感,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三农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大系统需要梳理的问题,可惜由于他还要连夜赶回天津,我们就余韵未尽地结束了谈话。从此后,在我的心中就一直把刘老石和我的另一位朋友---李昌平,当作了求教三农问题的专家朋友,期待有朝一日,能进行更深入全面的交流甚或合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还没有等到再次相见的那一天,刘老石竟然撇开未竞的事业和未深交的朋友,撒手人寰。直到今天,他的一位学生给我发来短信,我才得知噩耗。

    悲痛之余我在想,也许天国中有更重要的事业需要您去完成,因为您是一位能够踏踏实实去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实践家,不仅人间需要您,天国也需要您。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4-01 00:34:3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温铁军钱理群纪念中国青年志愿者支农运动奠基人刘老石,纪念网站 http://www.liuxiangbo.net/

中国青年志愿者支农运动的一块奠基石

——悼念刘老石老师

北京大学 钱理群

    老天不仁,竟然用这样残酷的方式,突然地夺去了我们的刘老石老师的生命!

     我听到这一噩耗,大为震惊。一夜没有睡好,早晨醒来,刘老师的身影就浮现在我的眼前,许多的往事历历在目—— 我大概在2004年就和刘老师相识了。那是在他主办的志愿者支农骨干培训班上,请我去作报告,记得我的讲题是《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开会前他指挥大学生们唱歌,那样一种昂扬的激情,仿佛又回到了革命年代。

    在私下交谈里,才得知他是用业余时间来参与支农组织工作的,家也不在北京。那么,我们也都是志愿者了;那时候,志愿者运动还在起步阶段,举步维艰,高校老师中参与者很少,说实在话,我和刘老师都有点寂寞,因此,就一见如故,并且有相濡以沫的感觉。以后凡是刘老师主持的活动,需要我讲点什么,我都是有请必到。不过,我只是空谈,而刘老师却是实实在在地在干实际的组织、领导工作,我从内心是十分敬佩他的。

    后来在《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一文里,特地引述了刘老师写的《农村的精神文化重建与新农村建设的开始》,并且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向那些正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默默耕耘,从事乡村建设,乡村文化、教育重建实验的农民和知识分子致敬:他们是先行者,希望就在他们脚下”。我心中想着的,就是我在参与志愿者运动时结识的许多朋友,其中刘老石老师是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的。

    刘老师实在不应该走。中国的志愿者运动需要他,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需要他,他的朋友,他的学生都离不开他。在中国,在中国的高校,像他这样的始终和脚下的土地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情系农村,情系学生,献身于自己的理想的老师,实在太少太少了。

    鲁迅曾为一位为了中国的未来,甘愿“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滴做下去”,却英年早逝的年轻学者,写下这样的文字:他“不是高楼的顶尖,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搂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设者和栽培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刘老石老师就像他给自己取的名字一样,就是鲁迅说的“石材”和“泥土”,是中国青年志愿者支农运动的一块奠基石。“建设者和栽培者”,青年志愿者们,所有关心与参与青年志愿者运动、新农村建设运动的人们,都不会忘记这位埋头苦干,最后献出了生命的先行者。

    2011年3月30日急就

 

老石祭

温铁军

2011年3月25日星期五,于香港虎地

    就在我为辛亥百年第三个“乡建十年”做反思之际,传来刘老石遭遇车祸的噩耗!痛心疾首。夜不成寐。遂有挽联:

  他是一块铺路石,无论生前死后,得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你是一个志愿者,历尽蹉跎坎坷,惟留一甑一钵庇荫后人。

  刘老石不仅是我招收的2010级博士研究生,也是从2000年起就与我一起历经了新世纪乡村建设风风雨雨的同事。因此,我们不仅是师生,也是同仁。所谓相知甚深,相交甚笃;十年生死是可以相托的。

  老石本名刘湘波,2000年在天津某大学开展学生社团活动的时候曾经请我去做演讲。2002年中国改革杂志社成立《农村版》则是我请他做兼职编辑,他便成了如今成千上万青年学生都熟悉的“刘老石”;无数不齿于跟着各个画地为牢的小俱乐部玩家“掉洋书袋”的有志青年冲出樊篱就教于这个不在其位却因“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而自成一体的中国乡土大百科教师……

  海内外很多高校学生都会记得这个充满活力的老师,因为无论在支农活动中遭遇什么困难都会得到他的指引和鼓舞!各地基层的农民骨干会怀念这个充满亲和力的志愿者,因为他是那种心中装着农民而能够自然地融入乡土社会的真正知识分子!各界的支农志愿者会永远在内心深处保留他的音容笑貌,因为从事乡建工作从来负重潜行但他脸上却没有过愁容……

  诚然,百年乡建人至今不悔无解,都只为救救孩子而做了一块块的铺路石。

  2004年农村版被关闭的时候,我写了“农村版祭”。现在则写“老石祭”。

  对于他这个如此年轻却先我而去的同志,号呼无以宣泄悲愤,歌哭无以表达祭奠……惟以寻常话语、屏息静气地劝告刘老石的所有相知,与其蜂拥其陵前献泪,莫如静心回忆他的所作所为,以便我们作为乡建志愿者的各界人士都能得到他一甑一钵的精神遗产。

  我们这一代在贪欲横流之际只要还有平常之心的便都是铺路石。无论面对世间一切艰难困苦,还是体验人生蹉跎坎坷,皆若修为而砺心智。于是,我们便高尚于能够低首下心地微笑面对一切,不伤于宵小们的非难与自私们的不解。或于泥泞,或于瓦砾,匍匐下如佛陀般忘却小我的身子、深怀着如甘地般感天动地之仁德,随时随地幻化成大大小小铺在路上的石头,不论在风狂雨骤或在骄阳沙暴的淫威之下……惟担忧着过往之人踩踏得稳妥与否。

  我们这一代只要在贵贱浸淫之中还愿做平常之事的就都是志愿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成千上万地、前赴后继地走向乡村民宅。倘能秉持先贤五千年之“民本”理念,去实实在在地做出力所能及的、点点滴滴的努力,也就锻炼了使自己成为大写的“人”而必须区别于虽高冠而行尸走肉之徒、虽博带却蝇营狗苟之辈的心智和能力。这些志愿者之所以历尽坎坷而不悔,在于大家已经是惟一甑一钵而南海得道之“脊梁”!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潜心平常之事而细密修成和合大同之道,才可在光大中华传统多样化文明之中为子孙后代谋得一片生存庇荫。

  老石就是这样的铺路石,这样的志愿者。与他共事的人们记下他的言行就是最好的祭奠。

  刘老石的心路,永远畅行在我们的热血之中。

 

纪念刘老石和他的新乡村建设

东方早报

     新乡村建设的重要践行者、全国支农大学生共同的精神导师刘老石,因车祸于2011年3月24日21时45分许在天津武警医院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43岁。他生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项目负责人、大学生支农调研总指挥。这几天,众多的青年学生和从事新乡村建设的共事们纷纷在微博上表达悼念之情,并建立专门的网站以回顾刘老石曾做的重要工作与贡献。

  目送一位灵魂人物的远去,这份事业翘首以盼更多的后来者接下火种。正如不久前刘老石回顾自己十年教职时曾说道:“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老师却是用来牺牲的,甚至这个时代都是用来牺牲的。是的,没有牺牲哪有成长呢?但愿在一棵老树旁能够长出满怀希望的春天。”

  推动大学生“自我救赎”

  2004年10月的一个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等六所学校的大学生支农队进入了河北献县的一个小村——权寺村,协助当地村民公益带头人老李成立献县张村乡第一个农民自发组织的“枣农协会”。与此同时,另一支队伍也同时到达河北望都县的庄里村。这两个队将开始一个竞赛:看哪个队能在周末的两天内协助农民建立一个农民专业协会。这两支队伍便是刘老石所带领的大学生支农“红军”。

  刘老石和他的大学生支农活动开始于2000年,适逢我国“三农”问题突显。每到寒暑假和“五一”、“十一”的长假,他就带领学生下到农村开展调查、体验生活、获得认识、学会善意。最初时,青年学生鲜有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因此刘老石只好打着“农村文化旅游”的名头,在校内招到了六个同学,到山西左权县麻田镇,即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的原型地方做了一个星期观感式的调查。此后,这批学生中四五个人都曾多次下乡,并成为校内学生活动的骨干。事后来看,这种试验更多的还是对青年人信心的激励。

  同在21世纪初时,物质文化的冲击与社会价值风向的转变下,青年大学生更多陷入狭隘的自我关注中,沉迷于打游戏、谈恋爱、逃课,焦虑的问题围绕着就业、考研和出国打转,对社会、国情因缺乏了解而浮现出一种集体困惑与迷惘。这时的大学生和农民恰好是城市与乡村的两个弱势群体,刘老石看到了,他希望将两个群体结合起来,让青年学生在对农村的关注中学习和体会自己的责任,让农民在青年学生的文化和组织推动下提高组织化程度。在11年里,刘老石指导和带领青年大学生到农村去,调查、扶贫、支教、建立合作社,推动文化发展。从天津科技大学,到北京各个高校,再进一步扩大到全国各地,目前全国农村社团有200家。刘老石称其为青年人“自我教育和自我救赎的运动”。

  以理想主义,担当“三农”问题的重任

  这场运动不仅锻炼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最重要的还是推动了对农村问题的关注、新农村建设的概念认同和实践。

  2001年,有感于我国“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有关大学教育弊端的演讲,刘老石兼职加入由温铁军主编的《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在杂志社,刘老石和一批特立独行的编辑为基层冲突中无助的农民鼓与呼,反映农民渴望平等权利的心声。2004年底,刘老石和几位下乡支农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骨干学生注册成立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这是一个NGO形式的组织,刘老石任总干事。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云南的禄劝、贵州的雷山、吉林的梨树等地都出现了新乡村建设的团体。

  对于新乡村建设工作,刘老石有着深入思考。刘老石认为,民众的组织化是问题的关键,即相互协作。刘老石等人摸索出的解决之道便是依靠文化的力量来维系这种协作。组织文艺队、组织老年人协会、组织妇女协会,恢复农村的道德评价、恢复农村的公共生活,让村民恢复团体依赖感,这些属于前期工作,再进一步把合作形成一种习惯,凝结成一种文化,以实现合作精神的内化。

  刘老石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这是周围人一致的评价。他真诚、正直、热情、简单,而又率性。

  也有人质疑刘老石所做的努力能否真正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表示,刘老石以自己的行动唤起了千万学子对农村问题的关注,这是他的价值。同为最具行动力“三农”人物之一的黎光寿认为,支农活动培养的大学生已经进入了社会,他相信这些大学生在经历了生活和工作的磨炼后能够担当起真正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任。

  他在与不在,现行的工作都将继续

  刘老石曾经分析,我国是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的大国,农村和城市必然在很长时间内并行发展,并因此提出了“农村救亡——国家发展协调——民族文化复兴”三部曲奠定新乡村建设的深远意义。任何一项事业的开拓都需要一个灵魂人物作支撑,刘老石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灵魂人物,他离开以后,后面的工作如何继续?

  刘老石生前的助理白亚丽告诉记者,刘老石非常强调工作秩序,所有的工作都有相应的职能机构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在具体承担。为此,尽管刘老石离去得很突然,但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工作依然在有序进行。“我们乡建是一个很大的团队,刘老师是其中的重要骨干之一,同时温铁军等多位专家对我们的指导作用也很大。未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将刘老师一直推行的两件事进行下去。一是关于农民合作组织的问题,二是大学生教育问题。”

  自大学时期开始,白亚丽追随刘老石至今已有十年。白亚丽说,刘老石一直希望他自己能慢慢带出一个团队,未来能够将新乡村建设工作继承、推广下去。刘老石的离去,在学生们看来似乎只是一趟远行,在与不在,他们都将把现行的工作继续下去。

 

 

 

发件人:"wujian" <wujian2004_3@hotmail.com>  2011-04-01 01:07:02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大军先生:现寄去几篇文章供参考

    大军先生:您好!2011年1月26日发布的那一期中发表了陈永苗先生的《太子党秦晓,你欠我们一个道歉》和《先请太子党“博爱”我们----回答武坚先生》两篇文章,但是并没有发表我的相应文章《对陈永苗与博源之争的一点管窥之见》,不知原因何在?现寄去该文供参考。虽然我有意化解陈永苗先生与左军先生的的矛盾,但是更关注中国的未来,正如在该文中写的“怎样在一个缺少博爱传统的国度里培养出博爱意识?个人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显然比照本宣科地宣传宪政的优越性更有助于推进宪政的实施。” 恭祝春安!武坚, 2011/03/31,

对陈永苗与博源之争的一点管窥之见

武坚

2011/01/22

    2011年1月22日,在大军网上读到陈永苗先生的文章《太子党秦晓,你欠我们一个道歉》。读罢此文,思虑再三,提笔写下如下文字。

    首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本人系长期居住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因对中国社会问题感兴趣写过一些文章。大约十年前开始拜读陈永苗先生的文章,从其宪政研究的文章中受益颇多,但从未与其有过私人交往。与博源基金会秘书长左军先生在2010年有过两面之缘,第一次缘于我对博源基金会的贸然拜访,第二次缘于受邀参加博源的一个讲座。在我的印象中,左军先生是一位严谨认真的知识分子,或许可能有些不拘言笑。 (博讯 boxun.com)

    如果陈永苗先生在《太子党秦晓,你欠我们一个道歉》一文中真实完整地叙述了事件全过程的话,作为旁观者,我认为:造成如此严重误会的原因,在表面看是陈、左两人行为方式的差异,在本质上则是陈永苗先生的“平民意识”与博源基金会董事长秦晓先生的“太子党身份”在当下的紧张对立。

    个人认为,此一事件的起因是对邀请邮件的不同理解。依照我对博源和左军先生的了解,邀请邮件仅对收件人有效,未经组织者同意,收件人无权自行邀请其他人一同前往。因为如此行为,将可能使位于北新桥三条的那个小院人满为患,给参加讲座的众人造成不便,这对于组织者来说将会极为尴尬而难以接受。但是问题的要害在于邮件的发出者——根据陈永苗先生的文章推断可能是博源的其他工作人员而不是左军先生本人——并未在邀请邮件中特别明确这一点,因此造成第一次参加博源讲座的陈永苗先生误以为如同其它讲座一样可以广为告知、自由前往。博源的其他工作人员(如果不是左军先生本人的话)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作为负责人的左军先生如果没有在事前强调这一点,当属工作失误,也应负相应的责任。此外,博源工作人员应该在收到回复邮件后再发一封确认邮件,确认受邀者的姓名、以及讲座的地点时间和紧急联系电话。如果没有做到,博源的工作人员尚需提高职业素养。同时,陈永苗先生也并非无可指责,一句“好的,我去看看热闹”的回复似乎有些轻佻,未经组织者允许而广为传播的行为也不能说适当。至于陈、左在会场的言语摩擦,可以肯定地说是缘于彼此的误会。如果双方能够更多一些宽容的理解,想必会有不同的结果。

    如果冲突仅仅是陈、左两位先生的个人误会,此事并不难化解。但是通读陈永苗先生的文章,感觉陈永苗先生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怨气,主要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在事件过程中所受到的委屈,更可能是陈永苗先生的“平民意识”对秦晓先生的“太子党身份”的情感抵触——这种情感抵触是当代中国的公众对政府当权者内心拒斥的一种折射。

    在过去的两年里,秦晓先生可谓备受瞩目,其原因在于他对宪政思想的强烈推崇,这使得他与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其他成员相比显得格外另类。平心而论,秦晓先生的学说在理论上并无过人之处,毕竟宪政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已经汗牛充栋。秦晓先生之所以备受瞩目(或者说是被寄予期望),关键的原因在于其“招商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在公众心目中可以解读为“太子党”身份)。然而正是这个“太子党”的身份,使得同样推崇宪政的陈永苗先生愤愤不平。这一现象值得所有关注中国未来命运的人士深思,这是本人写作此文的主要原因。

    在当下的中国,宪政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显学。左派从宪政中看到平等,右派从宪政中看到自由,但是两派似乎同时忽略了一点:宪政的基础除了自由、平等之外,还包括博爱(宽容是博爱的一种浅层表现方式)。怎样在一个缺少博爱传统的国度里培养出博爱意识?个人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显然比照本宣科地宣传宪政的优越性更有助于推进宪政的实施。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1-03-26 14:54:0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基督教黑幕

中国的基督教也腐败了

----家庭教会的黑暗与混乱

李华

    一、众所周知,美国有不少中国人,冒《家庭教会》之名,申请政治庇护。

    二、海外《灵恩派》将大骗子“天上人”(刘振营)捧为《家庭教会》千万信徒的领袖,更打着「重返耶路撒冷」的幌子,在世界各地招摇撞骗。广州的林献羔牧师,写了封公开信揭露他之后,北美《灵恩派》领袖陈仲辉等八人,又联名为刘振营“平反”。在这场大混战中,真相被掩埋了,是非被混淆了,多人被搅乱了,《家庭教会》的美名更被玷污了。(参见:林献羔著“中国的大骗子:天上人”。)

    三、赵天恩牧师创始的《中国福音会》多年前曾把徐永泽(重生派异端头头)捧为“中国的葛培理”,直到今日还坚持他是《河南家庭教会》受迫害的领袖。(参见:“海外几乎没人持守“家庭教会”的十架道路了”;论“天上人”与“徐永泽” ;海外为“重生派”的三个辩解与陈鸽的答复 )

    四、现任美国“对华援助协会” 主席(前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傅希秋,也将龚圣亮(异端教棍)包装成为《华南家庭教会》的领袖。(参考:“中国教会打假与回归圣经”石子)

    五、 国内不少教霸、教棍、教骗子都打着《家庭教会》的招牌,闭门造车、拉帮结党、将多人引入歧途。林刚长老说:“我们很痛心的看到,家庭教会中有一些人惯常用「生命」反「真道」,却不知自己正不自觉的在帮魔鬼的忙……。”他又说:“今日……家庭教会中有许多沽名钓誉的领袖正在追求自己的虚荣,想以人数满足自己的成就感,重演大卫数点民众的悲剧(参撒下24章)。……今日的家庭教会中正有多少的人如耶罗波安那样,也是随己意置神的道于不顾,一有「感动」,聚集几个人,就建立了自己的「教会」……。”(摘于:《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我在网上接触不少的弟兄姊妹都议论纷纷,说:“我知道三自会不好,但我所去过的家庭教会(充满了嫉妒、纷争、异端、专权、贪财、腐化)也好不了多少。双方都有缺点,何必只看对方眼中的刺呢?”因此,他们总结:“天下没完美的教会,家庭三自都差不多,到哪聚会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自己追求。” 哀哉!正如使徒彼得说的:“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彼后2:1-2)。难怪今天人们听闻《家庭教会》,都摇头叹息,不以为然了。

    现在的基督徒,从来就不会正视自己教会内部的黑暗和罪恶,他们经常原则性地宣讲人是罪人,却不敢严厉地指责罪人就在本教会,不敢揭露、抨击那些基督徒不圣洁的罪恶生活,他们不但不劝戒责备犯罪的人,也不提醒全教会远离这样的人,反而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的为教会涂脂抹粉立口碑、竖牌坊;其实,这一切不过是为了宗教的虚荣,自己所谓的面子罢了!

    “《生命季刊》国内读者调查报告”中提到教会不复兴的主要原因,就有“偏离圣经真理,或缺乏圣经真理的教导,世界的诱惑,信徒世俗化,物质主义的影响,信徒‘外表热心,内心贪世’、‘头羊专横贪财’,教会分裂,或教派之间的纷争等等已占80%以上,与三自的冲突或三自的干扰,或受三自的控制占11.7%。” 这个数字的统计还是有一定的准确性的。举几个范例:教会里面有人长期赌博。有人甚至在台上作见证说,她为另一位称为弟兄的在赌博中赢钱而祷告!一位受洗的女基督徒,为了评上市里的十佳优秀教师,发动全教会的力量为她手机短信投票。甚至不止是教会的力量,连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的亲戚朋友熟人的手机都用上了。事后有报销,说花了一万多元终于评上了。某些教会组织外出旅游常常都是成双成对,组织看电影都需要订“情侣座位”!许多基督徒读神学院的目的居然是为了借教会的力量给自己出国找个好的工作!

    威海教会的吕昭十牧师,结党纷争,手中权力大于神,四位牧师被他开除了两位。剩下他们二人是夫妻。信徒公认他们在教会开夫妻店。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华南教会主要负责人及其它人员七十多人先后被捕。教会领袖龚圣亮于被警方抓获,被湖北省荆门市中级法院以邪教组织犯罪集团、故意伤害、强奸等罪名判处死刑。消息披露后,引起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最后湖北省高等法院以“部分事实不清及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中级法院对5人的死刑判决,改判无期徒刑。但从事后所揭露的基督教内部材料看,华南教会领袖存在严重的两性关系和财务问题;在教会牧养和某些教导上,存在严重的错误之处,以至一些受过他们逼迫的华南教会信徒也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他们有报复行为。最可怕的是,他们竟以基督教神学教导的理由为自己的恶行辩护。华人基督教会领袖唐崇荣利用它的国际布道团贪污敛财数亿,还和其他教会掌权者一起玩弄政治。他们一会联名签名支持FLG邪教反对政府,一会又通过篡改基督教“信经”的方式联名签署通过“旧金山共识”试图和政府和谐!说穿了,这些人都是在玩弄神、利用神来为自己谋私利。他们所作所为必将受到神的惩罚。

    在《复兴为何迟延》一书中写到:复兴为何迟延呢?原因极其简单——因为布道工作已高度商业化,寡妇及穷人的什一奉献,已全数供应许多“布道家”去过奢华的生活,他们使劲地让群众成群结队的慕道者甚至大人物对他们的赞赏响彻云霄。如此一来,他们的确声名大躁。真正凭爱心行事的却默默无闻!可悲的无知的人们还一心以为自己的奉献,‘是事奉神’,浑然不知他们只是助长一个卑鄙却名声响亮的“传道人”……他拥有多处房屋、住宅、银行巨额存款,仍然向人们乞讨更多的享受。神岂能将圣灵的大复兴,交付这班不义的敲诈者呢?

     上述虽然是美国一些情况。但中国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教会,许多所谓的负责人,也已经“后来居上”了,他们卑劣地以肚腹为神的人。如胡××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出卖教会同工弟兄姐妹,后来就不从事正当的职业,也不好好研读圣经,专门研究如何霸占教会权力,并利用公共权力,把贪污来的钱供自己挥霍,让儿子去南朝鲜看足球赛,比大老板还阔气。(他儿子也没有比较稳定的职业,)有人问他怎么会让儿子去南朝鲜看足球赛,他又说谎,很便宜的只有几千元。几千元也不便宜,其实需要一二万元。他已有五处不明资产,我们同工在一个叫“时代信息”的光盘上看到,他贪污海外牧师带来奉献给教会的美金,明目张胆地霸占教产,神已经把他暴露出来,他受到教会同工弟兄姐妹的责备,因有一些人的包庇,他至今仍不思悔改,真是可悲可恶!

    再如:湖北省黄石市这么大的一个地区,就徐承香一个牧师他聚财、抓权于一身。谁衷心侍奉神,不和他同流合污,他就排挤谁。他进教会,目的是为了聚财。他假办陪训班,向海外热心福音的团契和个人要钱,骗了大量的钱。教徒们当时也糊涂地认为对黄石教会有好处,也跑去凑培训班的人数,等海外团契的人一走,就叫教徒回家------他又玩股,又开厂,有几处房产。今年5月25号在教堂对全体信徒说:“我是湖北省最有钱的牧师”。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他们不但贪污行贿,甚至还有人把教堂出租开酒馆、妓院,羞辱主名到极至!殴撵牧师、打法院、分裂教会!几乎无恶不作!

    今日的中国地下家庭教会表面看着是人多,可观其作为,很多不过是一群丑态百出的乌合之众而已。教会中存在着诸多严重问题,许多家庭教会根本未对信徒进行所谓的真理教导和辨析,就接纳人受洗,随己意把“未悔改”的人宣布为信徒,把不懂基本教义的人称为基督徒,他们正制造大量的不信的“信徒”,不圣的“圣徒”。还有很多人办教会就是为了谋利,他们才不管一个人是不是真心信教,只要人多力量就大,办事也方便,人多奉献多就好;为了这个目的,甚至还对信徒制定了拉人入会的任务标准。而那些传教的神职人员在别人未入会前,很少提到要奉献钱财之类的话题,可是当你被他们的巧言令色拉入教会受洗后,他们就开始用圣经里的“圣言”时时提醒你,不能只凭信心去表达对神的忠心,神是教会的头,教会要生存发展,要传播神的福音,需要财物的支持,钱财的奉献也是神所欢喜的,是可蒙神祝福的,是检验一个信徒灵命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在他们各种言论说教的诱导下,几乎所有的信徒都中了招。不但如此,中招的信徒还自以得益,沾沾自喜。于是那些入了教的人,都把自己钱财奉献给了他们的教会,自己却变成了穷人。可他们却把这些钱进行暗箱,明里拿出一小部分来用于教会的事工;大多数的钱却去向不明,实际上是进了个人的腰包,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大肆挥霍去了。还有的教会出于虚荣,要用人数来装点自己“大教会”的门面,藉着人多夸口自己的能力,而不惜在信徒人数上弄虚作假;他们隐瞒各种对教会不利的内外信息,尽一切手段夸耀自己的“成绩”,不择伎俩的打击那些敢于揭发他们丑行的“恶人”。

    还有某些教会的福音团契派出讲道收费很高,第一把手5000(五天每天1000),再往下按名气大小钱。教会的负责人用教会的奉献买车放在自己名下给教会使用,使用奉献买房子放在自己的名下,在里面聚会。。。最可怕的是,在中国家庭教会的四大派中,大部分是根据其领袖的蒙恩经历去传道,传讲的人原本没有受过统一的神学指导,传讲内容不成系统,大多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任凭私意讲解;传道者自身糊里糊涂,听的人也信得糊里糊涂,信徒们受各种“神学”影响,思想混乱,引发教会内部嫉妒分争,同工变为同攻,出现了抢羊/拉羊/拉派结党等现象。随之,各地出现各样异端、极端、邪教,给社会安稳带来极大的破坏。

    据查,中国有百分之九十的邪教,都和基督教地下家庭教会有关系,地下家庭教会俨然成了,中国邪教的发源地!很多地下家庭教会不但利用各种迷信欺骗人民,搞精神传销;用各种手段拉人入会,骗人钱财;还时常为争夺教徒,相互攻击,甚至不惜杀人!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一股比较有规模的势力;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大家不得不面对的基督教会!

    而 当今基督教的地上教会内部腐败现象也非常严重。他们一直正诩是“宗派后时期”,但近十年来,上上下下争权夺利极为普遍,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彼此勾心斗角。据金陵学子们讲:“三自上层”分两大帮派,一曰“上海帮”,一曰“南京帮”!上海帮掌控全国两会及《天风》杂志,欲执“三自”牛耳,但南京帮拥有最高学府及“爱德”、“信德”等诸多产业,财大气粗也不甘示弱oooooo“上海派”和“南京派”相互争斗。每个教堂俨严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各地教会贪污腐败消息不胜枚举,逢年过节向政府有关领导送“辛苦费”更是明目仗胆,总之,教会内部腐败是与中国社会的那些腐败现象是同步的。

    几个范例:上海某大堂的一位长老因病住院,给大夫送的红包里装的不是人民币而是——英镑!他最讨厌听到的字眼就是“死”,连“四”都不让家人说,不过他还是于两年前死了!但就是这位长老,讲道却讲得非常好,听的人无不佩服!

    四川的一个“三自”主任残害幼女令人发指,连《天风》都不得不出来痛陈其罪!

    三自内部的斗争其实是非常残酷的,和过去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一样的。邯郸北堂两派基督徒打架曾经差点动了菜刀,一边的人带有菜刀,另一边想去厨房拿。几年前沈阳某一个教堂80多岁的老太牧师把2个年轻牧师送进了监狱,出狱后一个男牧师无故死了。

    在上海一位给别人带了绿帽子的老公气呼呼地跑到公安局抱案自己的老婆被国际礼拜堂的牧师给奸污了,随即公安侦察立刻展开,经查这个光荣的三自牧师一直利用探访为名,多次在姊妹的家里奸淫她们!公安立刻逮捕了这个光荣的三自牧师,案件移交到检察院。在那年的仲夏季节,法院公开开庭审判,所有的指控在法庭上得到证实,判决执行有期徒刑7年。

    福州“三自”教会在爱德基金会、美国长老会的资助下建起了颇具规模的医院,但该教会的负责人(耶稣家庭背景)却让他没有医学知识的儿子当院长。在医院职工的工资只有每月二、三百元的情况下,这位院长的“座驾”竟是一部价值二、三十万的豪华轿车!沿海地区的深圳市,在宗教局的协调下发生过教堂的钱借给伊斯兰教建清真寺的事。教堂负责人曾经因烧账本把自己给燎了,还称病不敢上班,引为笑柄。

    河北圣经学校把学校的食堂承包给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基督徒,学校还强迫学生交伙食费在食堂吃饭,并且不公开账目,如果有学生反对,就直接开除。里面的黑幕,不说大家也会猜到。河北省基督教培训中有受洗礼拜,可主持人却是一位和他的多名女学生有淫乱行为的,曾被教会开除过现在又回来了,但仍不悔改的牧师。这样受洗的信徒能不能得救呢?还需不需要再次受洗?

    浙江义务教堂落成的时候,全国宗教最高的领导都到了,老丁也到了,场面非常非常火爆,但是不久教堂内部打架了,牧师贪污了,信徒都离去自己聚会了。贪污的牧师反而升职了!浙江慈溪的“阴墓成教堂”,会场能容纳3000人礼拜,但是直到每个礼拜只有100-200人礼拜,教堂里面极其混乱复杂,经常传出各种玷污教会名誉的丑事!

    宁波百年堂是全国第一个开膛的基督教堂,传出消息说内部打仗了,有原因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张雅阁牧师因不愿与教会的那些神职人员同流合污,结果被他们污蔑他贪污,淫乱给踢出了教会。这个事件有一段时间网络里闹翻天。许多知道真相的人都离开了教堂。百年唐的人为了把持宁波地区的教会,还借用黑势力和警察机关,冲击柴桥教会的选举,事后又对相关负责人以经济利益为诱惑,把事先准备好的堂委会名单强制执行下去。真是太黑了!还是那句话,这种事太多了!

    最后在看看老仆人王明道对教会的警讯吧!

现代教会的危机——容纳罪恶

王明道

    现代教会的情形怎样呢?遵守经上的教训的固然不能说没有,但大多数的教会却是远离了基督,背弃了他的命令,不劝戒责备犯罪的人,更不提醒全教会远离这样的人。贪财的、说谎的、舞弊的、营私的、行淫的、不按着经训离婚再娶的、不孝敬父母的、虐待妻子的、醉酒的、赌博的,以及犯各样罪恶的人,都丛集在教会里面。

     这些犯罪的人不但不被人远离,有时反倒在教会中居高位、掌大权、任要职、作领袖。如果他们是有钱有势的人,那更不用提了。只要捐上几百几千圆钱,或是请牧师与教会的领袖吃上几顿大餐,或是给他们送上几包礼物,这些犯罪的人便可被称为“教会的柱石,天国的健将。”犯罪的人在教会中不被人离弃,反受人尊崇,自然软弱的信徒便因此跌倒,未曾真悔改的人便横行无忌,基督的教会便一变而为魔鬼的巢穴了。

 

 



发件人:"Qing WU" <wuqingdrc@gmail.com> 2011-04-02 14:51:06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此文甚好,供传阅。

同性婚姻与大国崛起

刘阳

2011年03月25日

    专家上书:批准同性婚姻将大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成为全世界仰望的国家。

    某天,进到许久不用的一个国内邮箱,看到页面上推荐两个话题:一是木子美想脱下衣服和世界谈谈;一是李银河乘着全国两会的大好形势,呼吁“批准同性婚姻将大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某网站还为此特意制作了一个专题。

  这么多年来,许多话题明星来来去去,而这两位女性却总时不时地给人以“重出江湖”之感,尽管点开来一看,还是那身风尘仆仆的旧行头。值得琢磨的是,为什么每次这样的话题都会上首页、被围观?我的答案很简单——中国人搞混了幸福和性福,普遍觉得幸福不足,却猜测性福或许可以弥补。

  幸福是很综合的感受,许多条件组合在一起也装配不出一件幸福,但许多事情却都能影响人们对幸福的感知。甚至早有人分析过,幸福是很唯心的,可是我们偏偏身处一个信奉唯物主义的社会。在现实中,那个叫做哲学的唯物主义往往蜕变成“唯独物质”的生活伦理。于是当心灵干枯的时候,就只好向肉体求助,以为性福可以拯救幸福。

  或许有人认为这两位女性谈论的完全是不兼容的两码事,非也,她们的“围床夜话”聊的其实是一码事——以为吃饱、做足,就自由幸福,以不被束缚的“无码生存”为理想追求。以前只能和一个异性“无码”,现在不但可以自由地和若干个异性“无码”,更鼓吹人可以和任一性别“无码”。

  我的一位朋友在新泽西读医学博士,按我的理解,她的专业就是专门研究人体零件的使用寿命。当我和她聊起这个话题时,她满腔愤慨地对我说:“男权社会最‘孙子’,男的乱搞遭权力嫉妒忌惮,所以韩局长李教授之流必须严惩;女的乱搞大家乐得看热闹,反正不是我家老婆孩子。照大陆目前的饮食和环境,人很脆,玩不起,根本没资格‘脱光了和世界谈’。美国人50年前也以为性很有意义,现在还不是明白了,零件不是灵魂,磨损率太高,玩不出深度。”我连连点头,并暗下决心一定把这段大实话转述出来,以期有裨于世。我以为,这是一个爱国同胞理应做出的选择。

  一个人如果爱国,那么他有多少事可干啊,正如李银河在她的建议书里呼吁的。在此,我们不妨简要分析一下她的话语策略: “我们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爱国的同胞们,让我们都来投同性婚姻一票!再加上在众多其他领域的不断改善,我们中国将不但在物质文明上超越很多国家,也将在精神文明人权状况上超过很多国家,像盛唐一样,成为全世界仰望的国家。”

  “如果我国能够允许同性婚姻……在人权方面使我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也可以此证明我们的党和政府是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取得与西方一些国家在人权方面斗争的优势……在人权指数上超过许多发达国家。”

  “……免于出现西方社会中同性恋不断游行示威、与主流社会文化发生激烈冲突的局面。”——凡此种种,其间屡屡裹挟的“大国崛起”之意颇值得推敲。不得不说,就文本而言,还是木子美单纯一些。

  在某类社会形态中,因为公共生活领域欠宽,每个人都很怕表现出作为一己个体的不宽容,当一种新事物、新做法出现时,即使是一种新的错误,人们也都争相接纳赞同,以免因为“不宽容”而成为众人泄愤的对象。这种公域与私域的分裂,在两个向度上腐蚀着一个社会的生态。

  犹太民族历史上曾在古埃及法老统治下为奴,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民众却因为辛苦而抱怨不断,想要回去做奴隶,因为那里有埃及风味的肉锅可以围着吃,像中国人喜欢的涮羊肉一样。昔日的法老如果拥有人们今天的智谋,容许奴隶之间只要自愿、不限数量、不限性别可以随意发生性关系,犹太人是否立马觉得自己的人权指数高涨,就放弃摆脱专制奴役的抗争,乐呵呵转身跑回去为奴了呢?

  罗马帝国崩溃前的性混乱程度且不提,中国最近一次人为制造的同性恋高潮是太平军造反的时候。在“太平天国”里,洪杨之流的农民起义领袖自己后宫无数,却强令全民皆兵、男女分营,不准夫妻同房,结果俊俏男兵成了抢手货,大伙都被逼无奈做了“革命同志”。

  在当代语境以及社会氛围下,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作为有限的人类服在虚空之下,无不劳苦叹息。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人,必须首先成为拥有完整权利、能够免于不幸、不被奴化的人,其目标是做一个清洁的有尊严的人。而一个社会应该尽力降低每个人过清洁生活的难度。

  必须强调的是,一个异性恋固然不必为了多一种刺激而尝试同性之恋,对同性恋而言,其首要目标也绝不是成为一个异性恋,而同样是要成为一个清洁的人。与其关注爱的对象,不如检讨我们自己心中有无爱的能力。如果一个社会在异性恋领域为离异、“二奶”、“乱交”所败坏,在同性恋之中也必寻不到美好。

  广大爱国同胞必须擦亮眼睛,洗清脑子,别被种种“自由幻影”逼得忍不住琢磨要和多少数目的人以及什么性别的人上床才不枉活,不然,当一个声音在深夜的枕畔出现:你们没有能力也不配得到权利和尊严!你我该如何反驳?

  (作者为原《南风窗》杂志常务副主编,现为美国普度大学访问学者 邮箱:liuyang114@vip.sina.com)
 

 

 

 


发件人:"infom" <infom@biznetvigator.com> 2011-03-28 13:50:45 +0800 收件人 : "02- Anhong95" <anhong95@gmail.com> 抄送:标题: FW: 110327-28 香港报刊论中国

没发一枪一弹M国玩残伊朗核武计划

解滨

    冷战结束后,世界总体趋向太平。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威胁人类安全的新问题接踵而来。这其中最棘手的,一个是恐怖主义,另一个是核武扩散。前一个问题在多国的合作下,趋于好转。后一个问题,由于多国各怀鬼胎,至今不见成效。其中有两个流氓国家的核武计划受到国际的关注。一个是北韩,另一个是伊朗。

    北韩发展核武纯粹是作秀加讹诈,搞的是钚弹,技术起点比较低,核武发展前途也比较有限。和北韩的小打小闹不一样,伊朗野心勃勃,踌躇满志,自己提取浓缩铀。铀弹周期长,技术门槛高,但发展无量。所以这是西方各国和以色列的一块心病。但伊朗是石油输出大国,西方国家没有太多的回旋空间。谈判数年没有进展,而传统的军事手段又羁绊太多,伊朗核武问题犹如烫手山芋,因此必须另寻一高策,既可事半功倍,迟滞伊朗核计划,又不至于陷入另外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还不会带来人员伤亡,万一失手也能悄悄蒙混过去,不会导致国内外民众的强烈抗议。这等好事存在吗?

    存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M、I两国专家们绞尽脑汁,终于找到了一个万全之策,这就是与其杨扬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此计运筹帷幄于三年之前。时至今日已大见成效。如今我们不再见美国在安理会强压各国制裁伊朗的咄咄逼人之势,也不见美军在伊朗附近大兵压境之威,更不见美国官员四处奔走,利诱各国说服伊朗放弃核武计划之外交努力。美以两国官员凡谈起伊朗核武一事,必满面春风,胸有成竹,如数家珍。M、I两国到底施了何锦囊妙计,不见刀光剑影,没有导弹呼啸,让伊朗的核武计划玩完?

    ·玩完未必,玩残是肯定的。

    这件事搞IT的网友们数月前早有听说。但直到今天也没有谁站出来拍着胸脯邀功请赏,美以两国对这类质询也不置可否。去年年底,伊朗官员还否认离心机遭到严重破坏。但后来的各种来自伊朗官方的消息证明了他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确实已经发生。一言蔽之,本来伊朗今年年底就可以实现核爆,但这一计划已被推迟到至少2015年。今后这4年间风云变幻,夜长梦多,谁知会不会又是噩梦连连,祸事迭起,好事难成呢?

    M国是如何巧施妙计玩残伊朗的核武计划的呢?说起来很简单:有一枚专门针对伊朗纳坦兹(Natanz)的浓缩铀工厂的数字导弹被用来一举摧毁那里诸多的用来把铀235分离出来的离心机。这枚数字导弹就是去年困扰了世界各国工业界,曾让诸位IT专家惊出一身冷汗,吓得屁滚尿流,叫国际所有的防毒专家都不知所措的的一个名叫Stuxnet的计算机蠕虫。

    全世界的信息安全专家在剖析了Stuxnet之后,都为其设计之完美,实施之巧妙,隐蔽之深奥,攻击之精确,防备之强悍惊叹不已。它达到了世界计算机蠕虫之顶峰。它可是有史以来最为复杂和精确的计算机恶意代码。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Stuxnet的秘密被揭开。根据多个可信的情报资源,伊朗的核武计划是被这样一步步玩残的。

    生产铀235需要高速离心机,而这种离心机的控制系统的关键部件是一种变频器。M国和I国的特工人员得知这种特殊的变频器的制造商在世界上只安装到了两个国家,一个是芬兰,另一个是伊朗(在芬兰那个不是用来生产核材料的)。这个消息使M、I两国的情报机构欣喜若狂。下一步,他们开始打探伊朗使用了什么计算机程序来控制这种变频器,进而控制离心机来浓缩铀235。这个不难,有段时间伊朗愿意让IAEA监视其浓缩铀的生产。一查,原来伊朗使用的是西门子公司的Simatic WinCC SCADA(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

    也不知中了什么魔法,2008年初,西门子公司居然同意让M国爱州的某国家实验室检查西门子公司用来控制操作工业机械的电脑控制程序。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搞这一行的所说的“CodeReview”,即阅读代码。懂行的都知道,这和交出全部家当一模一样,甚至比大闺女交出贞操还严重。微软至今不愿公布源代码,自有其的道理。不出意料,该实验室发现了西门子控制程序的两个安全漏洞。不过,这位来头不小的老兄并没把这一发现立即告诉西门子,而是告诉了某机构。

     不久,打击伊朗的数字精确导弹就在一群电脑高手的合作下完工了。

    ·可如何试验这枚数字导弹的效用呢?

    不久,在I国的Negev沙漠中的Dimona群楼里,安装了和伊朗一模一样的变频器、P-1离心机和电脑控制系统。这里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为了打击伊朗的核武器发展,M国和I国的联合团队在这里进行着秘密的测试。正是在Dimona这里,两国联军测试了Stuxnet蠕虫的效果,这个专门为了摧毁伊朗离心器的电脑蠕虫。经过反复修改和试验,Stuxnet越来越完善和精锐,可以说是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

    那么,怎么把这枚数字导弹精确地投放到对方的工厂里去,而又不伤及无辜呢?核武工厂的计算机系统是不和互联网连接的。这是个大难题。不过这个难题俺一猜就猜到了是如何解决的。其实一点也不难。先对伊朗的互联网来个大规模的漏洞扫描,这种事情任何黑客白客都会干,俺也常干(俺是白客)。扫描结果将会显示该国哪几个安全漏洞最普遍。然后根据那些该国最普遍的安全漏洞,把Stuxnet略加修改,使其专门针对那些漏洞来传播,这样其定向性大大加强。这解释了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伊朗一国的Stuxnet感染率达到70%以上,而别的国家只有不到15%的感染率(注意:这个观点属于笔者本人,别偷啊)。

    那这Stuxnet最后是如何传到伊朗纳坦兹(Natanz)的浓缩铀工厂里的呢?工厂的网络虽然不和外界连接,但数据交换还是要进行的,不然没法运行。怎么交换数据呢?最普遍的办法就是U盘(USBDrive)。Stuxnet是U盘克星!工厂里的俄国工程师把U盘插入一台感染上Stuxnet的计算机,下一次往控制台上一插,感染就玩成了。Bingo!

     那么,Stuxnet是怎样玩残伊朗的核工厂的呢?据称在近17个月的时间内,Stuxnet潜伏在目标系统特定的组件里,改变离心机旋转速度的控制,通过让离心机快速转动然后急剧停止来使离心机受损伤。虽然其没有直接破坏离心机,但它使轴承快速磨损,导致设备需要不断更新和维修。而由于联合国的经济制裁,这种设备不得进口,伊朗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那么你会问:操作人员为什么没有及早发现这个问题呢?这个Stuxnet最狡猾之处,就是它在开始搞破环之前先把机器正常运转的一段数据录下来,然后只向操作人员显示正常的数据。哎呀呀,干这种欺上瞒下的事咱们中国的贪官最在行哈。

    等到工厂的管理层发现前年和去年铀235的产量大大降低,而设备的损坏率大大升高,百思不求其解时,已经太晚了。你会问:计算机中毒,干脆把那台计算机关掉不就行了吗?但假如所有的计算机都中毒你怎么办?把所有的计算机都关掉?那工厂不就完蛋了?你会说,那给计算机消毒就行了。可是核设施不可能把所有计算机都停下,然后消毒。那就一台一台,或一小批一小批去消毒不就行了?不行!消了毒的计算机一放回网络马上又被其它有毒计算机感染。你说打了补丁后怎么还会被感染呢?也不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补丁可以有效地防止Stuxnet的再次感染。LivianGe详述了Stuxnet的感染过程,见附录。Stuxnet的感染和重复感染能力,是多渠道,全方位的,防不胜防。你会说:计算机不都做了备份(backup)吗?只要用备份就可以修复计算机了嘛。问题是,要是这些备份也感染上了,怎么办?这些计算机是哪一天感染上Stuxnet的,没有谁知道。

    就在伊朗纳坦兹工厂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为所有计算机消毒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该工厂两位负责这一消毒行动的IT专家在下班驾车回家的路上,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往他们的车上各贴了一枚磁性炸弹。一人重伤终生残疾,另一人当场死亡。这对于伊朗纳坦兹工厂犹如雪上加霜。

    现在,唯一可以彻底修复Stuxnet造成的破坏的,只有扔掉工厂里所有的计算机,进口和更换新的设备,一切从头来。这是唯一的办法。

     美国和以色列的官员对Stuxnet三缄其口。但每次被问及此事的时候,以色列的官员就露出开心的笑容。奥巴马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主智囊Gary Samore日前在一个关于伊朗的会议上并没有正面回复Stuxnet,但他微笑着说:“我很高兴得知伊朗遇到了一些离心器的问题,美国和其盟友会尽一切能力来使这事更加麻烦点”。

    三年前,以色列还是坚信只有用武力才能摧毁伊朗的核武器设施。但现在,Stuxnet不费一枪一弹就实现了拖延时间的目地。

    这件事起始于09年6月,Stuxnet蠕虫开始流传。但奇怪的是,这个病毒并不像其他病毒那样邪恶。德国汉堡的安全专家Langner发现,Stuxnet只在一群有着特殊配置的西门子控制器的情况下才会启动。而这种配置,往往只出现在离心器上。比如,有段程序只会在984个机器连在一起的时候才会运行。巧合的是,IAEA在2009年底在Natanz的调查中发现,伊朗取出了984台工作不正常的机器。

    笔者撰写这篇文章时参考了至少36篇文献,笔者的计算机至少22次被Stuxnet蠕虫感染。但这个蠕虫对于笔者来说是绝对无害的。对于全世界各国(除伊朗之外),Stuxnet也是无害的。唯一可能有害的,就是它已经被解码了。今后要是有人改写这个超级蠕虫,让它去实现其它目的,比如说远程遥控核反应堆、超级水坝、摩天大楼的电梯、远洋巨轮、巨型客机,等等等等,那将是人类的噩梦。

    但是,如果各单位都有笔者这样的专家,问题就比较乐观了(自吹自擂哈)。以上就是M国如何不发一枪弹,玩残伊朗核武计划的秘密。请注意俺可没说Stuxnet是谁写的。地球啊,早晚要完蛋!

     写于2011年3月27日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3-26 23:52:53 +0800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 八一六:一代三线建设工作者的生命编号

冷战时期的巨大浪费 揭秘重庆816核工程

----可承受百万吨氢弹爆炸冲击

吴伟

2010年05月19日

  5月10日,重庆816地下核工程主洞口。该工程于1966年兴建,18年后被叫停。目前已开放的主隧道长400米,位于整个洞体的第六层。洞体第九层,为中央控制室,内有1980年时中国最先进的计算机组。洞体外的烈士陵园,里面葬有71名挖洞时牺牲的官兵。

  4月24日,重庆“816核工程遗址”对外开放。这个位于重庆涪陵大山中的洞体,是世界上最大人工洞体,有20多层楼高,可抵抗100万吨TNT当量氢弹的空中爆炸,被喻为“人工奇迹”。

  在上世纪60年代中,中国实行核工业转移,历时10年在山中挖出洞体,并有71名官兵牺牲;该项目集合全国顶尖科技精英,共耗资7.4亿。后因改革开放,国家战略转移,“816”被停建。该工程2002年被解密,遂成为重庆旅游开发项目。有人称,这能使社会记住那段历史和那些英烈。

  816核工程特点

  1 军工洞体位于重庆涪陵区,从1966年开始修建,是由中央领导批准修建的中国第二个核原料工业基地。

  2 整个洞体总建筑面积10.4万平方米,洞内建成大型洞18个。1984年,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国民经济战略调整,工程全面停工。

  3 据评估,816核工程乃世界第一大人工洞体,可以承受100万吨氢弹空中爆炸冲击,还能抵抗8级地震的破坏。

  4 神秘的、耗资7.4亿的816核工程2002年被解密,遂成为重庆旅游开发项目,于今年4月正式向国内游客开放。

  从远处看,816洞体唯一的明显标志,是高出山体约150米的烟囱型通风口。在通风口下面的这座大山里,是816地下核工程设施。这个工程始建于1966年,主要生产核裂变材料钚239——为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工程于1984年停建,2002年解密,今年4月24日向国内游客开放。这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人工洞体,总投资7.4亿。

  5月10日,导游小姐唐红艳在带领游客参观时说,如果世界末日来临,她就躲到816洞体里。这个洞体可抵抗10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在空中爆炸。和导游唐红艳不同,靳文国生命中最灿烂的年月都是在这洞体里度过。他是原816厂土建工程师。靳文国说,这个洞体确实是个人工奇迹。而它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很难以介绍旅游项目的方式说清楚。

  世界最大“人工洞体”

  为建核工程掏空一座大山,洞内有20多层楼高,18个洞室;目前只开放不足十分之一。816主洞口位于一小片裸露的石灰岩地表附近,位置并不显眼。能提醒游览者注意的,是路边一块旅游广告牌,以及墙壁新刷上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常见的宣传画和标语,“不要战争,要和平”。

  主洞口原先的铅门被拆除,墙体上剩下一道2米宽的凿刻痕迹,显示着当年这扇数百吨的铅门所有的宽度。洞体内曾经还装有一些小型铅门,由光电控制,只要核爆炸闪光一出现,铅门就会自动封闭,“这在当时是最新的技术”。

  进门后,一道长约400米的主隧道,可容纳两辆轿车并排通行。墙体上留有当年的口号标语,“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个洞体共有13层,主隧道位于其中第6层。拾阶而上,可至第8层,走上一个观景平台,能观看主反应堆大厅。那里是816最大的洞室,高79.6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面积则有一个标准足球场大。

  离开观景台,上至第9层,为中央控制室。在那里,能看到一些圆形的巨型显示仪表,那是当年中国最先进的中央控制计算机组。以上是这个洞体目前所开放的所有部分,也是816厂的核心部位。但其所开放的面积不到这个世界最大“人工洞体”总面积的十分之一。

  据重庆建峰化工集团公司洞体工程总经理何成福说,整个洞体共有大型洞室18个,道路、支洞、隧道等130多条,总面积1.3万平方米。洞内通风设施完善,四季恒温,维持在25℃左右。目前未对外开放的,比如洞体第3层,为核反应堆锅底。进去时须穿过一道类似潜艇水密门的小门。

  记者还参观了未开放的核废料存放处,那是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大厅,高耸、阴暗,犹如哥特式教堂。大厅下面深达数十米处是引来的乌江水,核废料将在此浸泡1年才能进入后处理阶段。据介绍,816洞体共有大小19个洞口,分别规划为人员出入口、汽车通行洞、排风洞、排水沟等等。当时参与土建的靳文国说,洞体施工石方量达151万立方米。那些土石方曾把当地一条白涛河给填平了。

  绝密“816”

  据介绍,以前洞口附近成分不好的都要被迁走;爱人成分不好,不能迁来和家人生活。如今67岁的舒美看着每天游客进出洞体,她感叹时代的变化。她说,以前洞口附近,成分不好的人都要被迁走,还有军人站岗,一般人近不了。舒美是1966年参与兴建816核工厂的一名职工。她说,816当时对外称是“国营建新化工机械厂”,招民工修洞时,对他们的政治成分也有非常严格的考察。

  原816厂土建工程师靳文国说,一进单位,首先就是上很多天的保密课,然后是宣誓、考试。他们每人只能看自己的图纸,在单位领的笔记本都被编上号,下班前必须上交保密科。回乡探亲,816厂的职工得先去保密科受教育。“在哪、干什么,不准告诉家属。”探亲回816厂,即便有直达线路,也要经过换车程序,方可回厂。

  郭镇川是原816厂的测量队职工。当初,他每个月往家里寄钱,信封上地址只能写邮箱编号,如“重庆市4513信箱”。郭的哥哥说,“原来你们在大城市啊”,郭镇川心里暗想,其实离重庆远着呢,“当时要走整整两天。”

  郭镇川在1967年与一名教师结婚。据他说,谈对象时组织上也很关心对方情况怎样,需要得到组织上的认可。“若爱人成分不好,便不能调进816厂的家属院和家人同住。”

    在816厂区,医院、学校、市场一应俱全,与地方基本完全隔绝。同事之间互相不打听在哪个部门工作、干什么,是当年的工作常态。舒美曾听说,当时厂里曾有一个大学生因告诉厂外的人,如何转送技术资料,被检举后直接调去烧锅炉。重庆涪陵区党史研究室主任冉启蕾告诉记者,在2002年816洞体解密前,厂里一直是维持着这种绝密状态。

  舒美说,她的父母在解密前就已相继去世。此前他们只知道她在保密单位工作,但不知道详情,“也许他们去世时,都不知道我在核工厂工作。”

  “816”定址,“白涛镇”消失

  出于国防安全,中国核工业向西南山区转移;山高雾浓的白涛镇被定址后从地图上消失。

  由于816洞体已经解密,韩明跟记者述说了816厂建设的历史背景。韩明是重庆建峰化工集团公司武装部长。而“建峰”是816厂“军转民”后使用的名字。韩明的父亲韩志平就曾参与了816厂的选址勘探。韩明说,816建厂和1964年在全国推行的“三线建设”有关。据韩明介绍,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在中国参与援建的苏联专家被全部撤回,“于是我们的军事工业则变得无秘密可言。”

  1964年8月4日,越南战争中,美国炸弹落到了北部湾和海南岛。当时中央认为,工厂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于是发起了“三线建设”。所谓“三线建设”就是,从重点军工企业、大城市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单位抽调人才,去云贵川等西南部山区建设分支机构。

  当时的抽调,是“成建制”的抽调。所谓“成建制”就是单位的各个部门都抽出骨干人员。韩明打比方说,就像一个细胞分裂成另一个一模一样的细胞,“这样可以快速在山区隐蔽处形成分支机构。”

  816厂的母细胞就是在甘肃天水的404厂。这个厂1958年由苏联专家援建,生产了六氟化铀,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做出重大贡献。

  1965年年初,404厂的韩志平——韩明的父亲,踏上了勘测选址的征程。韩明说,开始的1年半,选址勘测组跑了云贵川的很多地方,“很多车都跑废了。”

  从已去世的原816厂总工程师宁志敏的回忆材料上显示,当年选址小组曾提出过三个地点。第一个是川西洪雅县罗坝区,由于不靠山且水源的水量少,而被放弃。第二个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因不够隐蔽,被放弃。第三个是重庆涪陵的白涛镇,当地有水量充分的吴江,背靠武陵山,山高林密,气候多雾,具有良好的隐蔽性。

  定址白涛后,这个地名便从中国地图上消失了。

  洞内71名烈士

  某师工程兵曾昼夜挖洞,有被石头砸死的,也有因病逝世;他们均葬于洞外陵园。靳文国也是1965年从甘肃404厂调去816厂的。当时他在甘肃已工作5年了。他主要参与土建工程。

  816厂从土建时就是一个保密事业。靳文国说,当时民工修路不让修到洞体。洞体以及洞体与外界连接的部分都交由部队完成。如按正常施工,要在大山里挖出816核地下工程,需要20年。于是中央派了某师的4个团来建厂,其中每个团有4个营,“这编制比常规部队的人多出很多”。

  管承相是当初首批进驻816工程的军人之一。1966年时,他是兵团9连的连长。他说,施工时实行三班倒,人歇机器不歇地昼夜施工。9连的作息非常奇特,他们以28小时为一个工作周期。管承相说,有时候活干不完还不能休息。“一个班下来,累得靠墙就能睡着。”

  “我们这些老兵当时多数知道816是核工程项目,只是嘴上不说。”管承相于今年4月24日,作为洞体开放后的第一批游客被组织来参观。这也是他在工程结束后第一次回到洞体。管承相和一些老兵参观完洞体后,又去洞体3公里外的“一碗水”烈士陵园,祭奠在816工程中牺牲的战友。

  一块纪念碑上镌刻着53名施工中牺牲,以及18名因病逝世的战友。其中名单里的排长柴昌振,是在编号为01的大厅内爆破施工时,被大石头砸中身亡。

    72岁的周德全,在“一碗水”陵园当了一辈子守墓人。他记得,自1968年,某师的教导员张福成是第一个被埋到陵园的烈士。他说,烈士中,安徽人屈业富个子最大,身高1米9,所以他的墓在墓园中最长。1975年,816洞体大致挖掘完成。管承相所在的9连,是该师最后一批离开白涛的部队。

  修建18年被叫停

  因国家战略调整为经济建设优先,1984年816被叫停;当时已投入7.4亿。在土建工程师靳文国记忆中,816厂停建是发生在1984年。他承认,最初听到停建,一时接受不了。

    文革中,重庆最厉害的武斗都未对816建设构成影响。当时有造反派找到816厂里,要“借颗原子弹用用”。靳文国说,让816厂停建的原因,还是因为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随后,苏联实力逐渐削弱,世界核战争威胁进一步减小。而中国,开始全面实行改革开放,国家战略由国防优先,调整为经济建设优先。

  816在此背景下,经历了缓建、复建的过程,最终彻底停建。一份“816厂建厂史大事记”显示,1981年4月,国务院确定816工程缓建。1981年10月,国务院又作出恢复816厂施工的批示,重启资金为2.25亿元人民币。1982年5月,816厂转为缓建项目,“产品已属长线,超出国家需要”。1984年6月,中央正式停建816项目。

  截至816工程停工,其洞体已完成建筑工程量的85%,安装工程量的60%,总投资达7.4亿元人民币,前后共投入6万人,包括军人和技术职工。

  “7.4亿,在那个时代什么概念?相当于现在的三峡大坝。这是个人工奇迹。”重庆建峰化工集团公司的何成福估算,当时7.4亿折合现在的币值超千亿,“当年普通干部月收入也就30多块。”原816厂工程师李家如分析,停建的主因是816的建设周期太长。从1966年到1984年,用了18年。而且816采用的核技术已经落后。

  “816”变化肥厂

  为适应军转民,“816”厂曾去做蛋糕、生产电视天线、种蘑菇,最后生产尿素得以存活。

  靳文国在工程停建前已是816厂设计院的院长。他说,当时厂里云集了中国最好的工程师和最顶尖的大学生,许多技术人员都有留日、留苏等留学背景,“以816顶峰时期的实力,单独开个设计院,比当时很多大学的实力都要强。”

  李家如是67届北大物理系毕业生。他说,当时厂里的大学生,有近40%是来自北大、清华、复旦等名牌大学。工程停建后,大量精英流散。据厂内资料显示,816厂在1981年最高峰时有5240人,到1986年减少了1400余人。郭镇川说,主要走的是有专业所长的大学生和高层技术人员。

  在1981年缓建期,816工程的各个分厂纷纷想过各种挣钱办法,做蛋糕、生产电视天线,什么流行就生产什么。甚至有的分厂认为洞体内空气潮湿,便在里面试种蘑菇,最后失败。

  1984年3月,816曾向核工业部提出利用现有装置改建30万kW核电站的申请,但最终未获批准。还未投产的核电装置最后被拆除。816厂停建后,改名为“重庆建峰化工集团公司”,并用二机部给的1920万元,转型生产尿素化肥。舒美当年已是816厂的劳资处处长。她说,那时她的办公室、厂领导办公室、厂领导家里,常被闹着要离开的人塞得满满的,脸红脖子粗争吵的时候也不少。“不过还是有不少技术尖子被留在了军转民后的建峰化工。”

  变身景点对外开放

  “816”被解密后成为重庆旅游项目;当时参建者认为这能使人记住那段历史和那些烈士。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于2002年决定对816洞体解密,但对工程的文件资料、设备及其他涉密载体依旧保密。得知解密消息,时任涪陵区旅游局局长的程仁杰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旅游资源,“具有唯一性”。

  涪陵区旅游局迅速和“建峰”联系,并推荐暨南大学作旅游计划。暨南大学于2004年完成的可行性报告表示,洞体作为旅游开发,需要投资2亿,因一时未找到投资方,洞体迟迟未得到开发。

  近期,“建峰集团”获得国务院三峡办公室一笔千万元资金,用于解决因三峡大坝而使乌江水位上涨后对816洞体造成的侵蚀。建峰用这笔资金对洞体的电力设施、道路等进行维护后向外界开放。

  涪陵区旅游局局长李廷勇介绍,“816工程遗址”已于去年12月被列入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洞体只对国内游客开放。今年4月24日是816洞体开放的第一天,前来参观的有6000多人。5·1期间每天约2000人,平时非周末的客流量每天约200人。

  李廷勇透露,重庆打算对“三线建设”的遗址进行整体开发。目前除了有816洞体,还有重庆市南川区天星沟博物馆,其原为天星仪表厂,当年曾生产大炮、舰艇的仪表。另一处在南川区向家沟,原为江山机械厂,生产高炮的企业,已经搬走近20年,厂区保存非常完整。重庆还有其它的军品生产基地。他们都可以被改造成三线建设博物馆,“目前三线建设博物馆已被写入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

  记者了解到,目前重庆的“三线建设”学术研究方面尚不充分,仅重庆市党史研究所、三峡研究所有零星研究,大多数具有历史学专业的大学都未公开发表相关论文。

  “建峰集团”的韩明挺认可将类似816洞体这样的遗址作为旅游景点。他说,因为开放后,那些曾经流血流汗的老干部和军人就将被永远铭记。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4-02 14:14:0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雷洁琼韶山题词“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公者千古  私者一时

----雷洁琼在韶山题词

马社香访谈 [1]

    2000年6月﹑2001年7月﹑2003年2月﹐笔者曾多次采访雷洁琼雷老。2000年6月两次访谈﹐主要是围绕雷老访问韶山的题词“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展开的。在此﹐笔者将访谈内容整理如下。

    笔者﹕近年撰写《韶山档案》一书﹐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和管理局查阅档案﹐发现1994年5月29日您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题词“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与既往访韶领导人题词着重点有所不同﹐很想了解您韶山题词的基本经过和具体思考﹖

    雷老﹕您(谦虚的用词﹐令人惊讶与思索)能讲一讲其它不同着重点的题词吗﹖(雷老反宾为主提问)我很想了解一下。

    笔者﹕领导人和知名人士韶山题词很多﹐我刚刚开始这方面的研究。(翻开笔记)直觉感到韶山题词﹐一类访韶纪念性留言﹐如陈毅题词﹕“1956年11月27日来参观韶山毛主席故居﹐满足了多年的愿望十分高兴﹐永志不忘。”粟裕题词﹕“1960年重至毛主席故居观光﹐特此留念。”一类是赞颂性题词﹐譬如徐特立1955年5月29日在韶山题词﹕“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实现民族解放和劳动人民解放的旗手”。十世班禅1960年1月4日在韶山题词﹕“毛泽东的贡献无限伟大﹐人人赞扬﹐今天我们的幸福全是党和主席的恩惠。”还有一类是针对性感慨性的留言和题词﹐如京剧大师梅兰芳1956年12月7日在韶山留言﹕“我瞻仰了毛主席的故居﹐使我知道他少年时代的劳动生活﹐我深深体会到伟大的革命事业是从平凡的生活中锻炼出来的。”1986年4月19日薄一波在韶山题词“永远按照你所诠释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前进。”等等。

    您的题词“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我感到它即是赞颂性的﹐又是感慨性的﹐既是理性的思考﹐又是历史的反思﹐比较特别。

    雷老﹕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在韶山毛主席纪念馆写“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可能与我所学的专业有关。我是学社会学的﹐在西方又称人类学﹑人类社会学。多年的职业习惯﹐我自然习惯于从人类社会学的角度来学习﹑理解毛主席对中国的贡献。当然﹐题词也与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民主促进会的具体发展有关。我给您讲一讲1994年去韶山的经过﹐您可能会有更多的了解了。

    笔者﹕太好了。

    雷老﹕1994年5月29日瞻仰(雷老用词)韶山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那次活动是民进中央组织的﹐我和民进副主席葛志成﹑楚庄﹑邓伟志﹑秘书长陈益群﹑秘书高志芬﹐好多人都去了。我们到达长沙后﹐是坐旅游车去韶山的。我第一次去韶山是坐公共汽车。去访问毛主席故乡﹐交通工具越简朴越好。

    笔者﹕您第一次去韶山是哪一年﹖

    雷老﹕1976年8月中旬。那年暑假我带学生搞社会调查﹐经萍乡﹑澧陵﹑株洲﹑湘潭来到韶山。我和学生们心情都很激动﹐第一次是下午到的韶山﹐毛主席纪念馆﹐当时叫陈列馆﹐内容比较多﹐因时间紧﹐感到没有细看﹐但印象很深刻。那年从韶山回到北京﹐没有20天﹐毛主席就去世了。举国悲痛﹐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心中的太阳啊﹗

    笔者﹕“中国人民心中的太阳”﹐您现在也是这样看吗﹖

    雷老﹕当然。这是中国历史永远不能割舍的一段。毛主席总是在关键时候为我们国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带来了光明。这就是人们心中的太阳。1994年去韶山途中﹐我们一车人当时谈到这个问题。从北伐谈起﹐“四‧一二”事件后﹐中国人民的光明就是毛主席讲的井冈山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的光明是毛主席说的持久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的光明又是什么呢﹖那天在车上七嘴八舌﹐讲得更具体了。有的谈1946年“下关事件”﹐你学历史的应该知道。下关事件说明了什么问题﹖一个是国民党靠血腥镇压推行假“政协”﹐一个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心换心筹建新政协。问题的实质在这里。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青年党﹑民主同盟﹑无党派社会贤达在重庆召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五项协议案(“改组政府﹑和平建国﹑国民大会﹑宪法草案﹑整编军队”)﹐受到人民的拥护﹐同时受到国民党中反动派的反对。2月10日﹐社会各界进步力量在重庆校场口开庆祝大会﹐国民党特务突然大打出手﹐殴伤李公仆﹑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等几十人。反动派公然制造矛盾撕毁这个协议。随后东北内战爆发。美国国务卿向参议院提出“军事援华法案”﹐支持国民党打内战。6月22日﹐毛主席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军事援华法案﹐反对国民党将中国问题的“最后决定权”交给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

    第二天(6月23日)﹐上海十万群众举行和平请愿﹐反对美国支持中国内战大示威﹐并推出马老(马叙伦)﹑胡厥老(胡厥文)﹑吴耀宗﹑阎宝航﹐还有我等教育﹑工商各界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当天乘火车到达南京。[2] 在下关车站刚下火车﹐立刻遭到伪装成难民的国民党特务一顿毒打﹐代表们的眼镜﹑皮包﹑手表都被抢走。前来采访的《新民报》记者浦熙修赶紧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我﹐特务竟猛打我们两人的头﹑手臂和腰部﹐浦熙修是彭老总夫人浦安修的亲姐姐﹐有名的“二姐”。我和浦熙修都被打得头破血流﹐昏过去两个多小时﹐被群众送到医院。醒来一看﹐代表团不少同志都被打成重伤在医院救护。当时周恩来﹑邓颖超也在南京﹐闻讯赶来慰问﹐邓颖超还带来干净衣服为我换下血衣。当晚﹐我们代表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揭露了“6.23”事件真相。反动派真是穷凶极恶﹐不到一个月﹐又暗杀了李公仆和闻一多。内战全面爆发﹐在民主人士和老百姓的鲜血中﹐国民党1946年10月12日宣布召开排除共产党和进步党派的“国民大会”。国民党“国大”的政治协商是反动派控制的嘛﹗

    这时候中国人民的光明是什么﹖就是共产党毛主席指引的踢开国民党“伪国大”﹐迎接人民的新政协﹗建立新中国。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笔者﹕您是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议 [3] 见到毛主席的吗﹖

    雷老﹕稍微早一点﹐是1948年12月﹐我在燕京大学教书﹐接到马老(马叙伦)从香港寄来的亲笔信﹐委托我代表“民进”到西柏坡参加毛主席的一次邀约。当时北平还没有宣布和平解放﹐我和丈夫严景耀穿着呢大衣装扮着探亲离开北平﹐再经解放军沿途保护到达西柏坡。那年冬天很冷﹐一到西柏坡到处感到热气腾腾。我们被引到一个大会议室﹐毛主席一大排中共领导人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和各方代表握手﹐周恩来(总理)站在旁边一一介绍。晚上中共中央请大家一起吃饭﹐像老朋友一样边吃边聊﹐主要谈当前局势以及建立新中国问题。吃饭时﹐我主要是听大家谈。毛主席几次用目光鼓励我。饭后﹐大家言犹未尽﹐仍聚在一起继续谈话。气氛非常热烈。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只有答疑和讨论之别。我向毛主席提出一个问题﹐美国和苏联都赞同中国“划江而治”﹐在国际和国内有不少拥护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治”的社会基础﹖毛主席笑了﹐笑声很大﹐很鼓励人。

    毛主席笑着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它国家的影响。[4] 毛主席的话令在场每一个人都受到很深刻的教育。我是学人类社会学的﹐更是深受教育﹐深被感动。几十年来我总忘不了毛主席那种洞察历史的思考。历史再次证明了﹐毛主席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的深刻思想和认识﹐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像太阳一样带来了光明﹐也做出了立国大计“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的榜样。建国以来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你是学历史的﹐应该认真研究。

    我90多岁了﹐时常联想到二战后巴基斯坦从印度分出来﹐1971年孟加拉国又从巴基斯坦分裂出来﹐还有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分裂﹐这些都令我常常想起毛主席当年的话。

    (此时﹐秘书高志芬近前提议﹐今天到此为止﹐明日继续谈。次日雷老接着说)

    雷老﹕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各民主党派一走下天安门﹐有的人觉得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的政纲已经实现﹐提出了解散党派组织的主张。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个宣布解散﹐当时重庆还没有解放﹐有些会员联系不上﹐才暂时没有做出最后解散的决定。我们民进当时也提出解散﹐认为民进成立时通过的会章规定﹐一旦国民大会召开﹐民进任务即告完成。现在正是解散的时候了。在农工民主党内﹐同样发生了关于该党存废与否的争论。九三学社也提出了解散。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上层也有人同意解散民主党派。救国会解散的时候﹐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他回国后﹐听到此事﹐非常惋惜。他说﹐救国会是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当他听说九三学社也要解散时﹐当即表示不同意﹐并派中央领导同志去九三学社传达他的意见﹕不但不能解散﹐还要继续发展。指示要解决各党派的经费问题﹑干部学习和失业问题﹐要求对党派干部与共产党的干部一视同仁。1956年﹐毛主席郑重提出两个万岁口号﹐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就是民主党派万岁。这样﹐八大民主党派得以保留和发展。

    毛主席许多事情想得都比我们长远。这是去韶山的车上大家的共识。没有毛主席宽阔的胸怀和远大的目光﹐民进没有了﹐民盟﹑九三学社都不会继续存在﹐哪里可能有今天继续发展的多党合作制﹖我记得楚庄在车上说﹕“多党合作制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1950年代苏联﹑朝鲜﹑匈牙利﹐即使当时立足于与西方接轨的南斯拉夫都没有其它党派存在和参政﹐更不要说多党协商共同建国﹐领袖高呼民主党派万岁了。”

    笔者﹕在韶山我了解到﹐那天民进中央乘坐的旅游车是直接停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新建的毛泽东铜像广场﹐韶山管理局的几位负责同志吴松柏等人早早站在毛泽东铜像广场等候﹐旅游车一到﹐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上前﹐握手的握手﹐问候的问侯﹐格外亲切。

    您一面精神抖擞地向大家问好﹐一面望着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新修的毛主席在开国大典时的铜像﹐当时感叹地说﹕“1949年10月1日﹐我被邀请参加开国大典﹐再次见到了毛主席。很激动﹐感到很幸福。今天来到韶山﹐我也感到很幸福。”

    雷老﹕当时我说过这个话﹐确实感到很幸福。建立了新中国﹐国人幸甚。

    笔者﹕在韶山我采访了当年接待您的谭建辉﹐韶山管理局接待处的。她说﹐您一到广场被大家盛情邀请一起合影﹐不少同志都想和您合影﹐您一一同意。最后郑重提出单独留张影。参观毛泽东故居后﹐开车前往四公里外的滴水洞。滴水洞以1966年6月毛泽东居住的“西方那个山洞”而闻名于世。毛主席两次回韶山﹐1959年毛泽东一回韶山居住的是韶山招待所一号楼﹐现在又叫松山一号楼。1966年毛泽东二回韶山居住的是滴水洞一号楼。您在滴水洞一号楼宽大的走廊上徘徊﹐韶山同志关心地请您坐下来休息一下﹐您连忙说﹕“不累不累。在这里参观是一种享受。这里风景秀丽﹐今天看到了上次没有看到的一切﹐很受启发。”

    雷老﹕我确实感到不累。那天从滴水洞出来﹐望着沿途源源不断的参观人群﹐我还问身旁的韶山管理局局长(吴松柏)“韶山每年参观的人数有多少﹖韶山人均生活水平怎么样”﹐局长回答每年都在提高。真令人兴奋。车好像路过一个茶场(笔者插言﹐叫韶山茶场)﹐我问﹐“韶山除了产茶外﹐还产什么﹖”韶山同志一个个抢着说﹐“韶山还有不少果园﹐养殖业发展得不错”。他们告诉我﹐王震同志1972年访韶帮助建立了一个养鹿场﹐当时还产鹿茸。现在养鹿场还在吗﹖

    笔者﹕没有繁殖起来﹐听说不在了。(雷老遗憾地点点头)雷老﹐那天下午﹐在毛泽东遗物展中﹐您和民进中央的同志停留的时间最长﹐毛泽东主席生前那件补了百十次的睡衣﹐您俯身盯看了又看﹐对随行说﹕“解放战争时﹐国统区流传着两条新闻﹐一条是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没有手表﹐是郭老送给他一块自己戴的英纳格表﹔一条是宋美龄在下塌美国穿了一双拖鞋﹐鞋面镶着慈禧太后陪葬的一颗夜明珠。这两件事很快成了共产党人的清廉和国民党的腐败不是宣传的宣传。人心所向者得天下﹐廉政者得天下﹐永远是历史的选择。”

    雷老﹕韶山人怎么记得这么清楚仔细﹖

    笔者﹕陪同您参观韶山的同志当天就把这一切记了下来。细节我再一一采访核实。

    雷老﹕(点头)就在看毛主席遗物展出来﹐高秘书问我写不写留言﹖我说﹕“当然要写”(高秘书插言﹕雷老说的声音很大﹐声若洪钟﹐一圈人都兴奋地笑了)。我激动地在留言簿上写下了八个大字“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这是我时常想念他老人家想说的话﹐当时手有点颤﹐字写得不好。

    笔者﹕不。您写得太好了﹗意义深远。

    雷老﹕我记得当时还请高秘书读了湖南一群共产党员的留言﹐很有意义。

    笔者﹕我在当年的留言簿上找到了高秘书读的那段话﹕

    谁的权力最大﹖毛泽东同志。可是他的一生最大限度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力 — 奉献。奉献了六位亲人﹐奉献了自己的毕生。他从不向人民索取﹐又要求亲朋戚友不要向人民伸手。他对索取的回答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都能以毛泽东同志这一点为明镜﹐国家幸甚﹐我党幸甚﹗

    雷老﹕是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以毛主席的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明镜﹐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那天从纪念馆出来接着参观了韶山毛泽东图书馆﹐我们进去浏览了四层楼研究毛主席的藏书﹐我当时对韶山同志说﹐我很想退休后﹐在韶山住下来﹐从社会学的角度专门从事对毛主席这位伟人的研究。看样子难以做到了。

    笔者﹕不﹐您的韶山题词“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就是从人类社会学角度对毛主席的充分研究。

    [1] 雷洁琼(1905~2011年1月)﹐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 笔者注。

    [2]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 — 笔者注。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分别于1949年6月和9月召开过第一次和第二次筹备会议。

    [4]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1949年1月1日头版。
 

 

 



发件人:"tian" <xtos@live.cn> 2011-04-03 13:15:0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L_C_colon Date: Sun, 3 Apr 2011 13:15:04 +0800

从雷老的“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说开去

田忠国

2011-4-3

    今天读到雷洁琼老在韶山的题词的访谈文章。其中,雷老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心中的太阳啊﹗”雷老同时还说:“当然。这是中国历史永远不能割舍的一段。毛主席总是在关键时候为我们国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带来了光明。这就是人们心中的太阳。”在访谈文章的末尾,还记述了这样的留言:“谁的权力最大﹖毛泽东同志。可是他的一生最大限度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力 — 奉献。奉献了六位亲人﹐奉献了自己的毕生。他从不向人民索取﹐又要求亲朋戚友不要向人民伸手。他对索取的回答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都能以毛泽东同志这一点为明镜﹐国家幸甚﹐我党幸甚﹗”雷老重温过去的留言,深情的说:“是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以毛主席的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明镜﹐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公者大家都知道了,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

    什么是公呢?用自己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服务,为自己谋取私利。由此可知,毛泽东的一生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晚年思想,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镜子。自私者害怕这面镜子,为了晚年和其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没有权力后,有警卫员、厨师、车子的日子还不够好),亲自操刀上阵,清除毛主席亲自建立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就是照亮一切卑污灵魂的镜子),授意或者纵容一群仇视全国人民的小丑,往这面镜子上泼污,试图掩盖他们丑恶的灵魂。但是,他们弄巧成拙,泼到镜子上的污水不旦没有遮住镜子的光芒,反而使镜子更明、更亮,直抵卑污者的灵魂深处。虽然他们为满足私欲,创造了一套理论,指导他们的行动方向。但透过理论看本质,中国人民终于看清楚那套理论不过是借发展的名义,满足私欲而已。

    有人困惑,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党魂、国魂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义事业动态纠错机制的建造者,为什么有人立志要去毛、非毛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不去毛、非毛,他们的掠夺成果就保不住,也就是说,就可能得而复失。所以,他们要以剥削压迫的价值标准为普世价值,要以完全、彻底恢复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为政改的唯一方向,因为,在他们看来,剥削压迫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了,为适应剥削压迫的经济制度,就该恢复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只有这样才不会左手打右手,才适应剥削压迫的经济制度之需要。

    有人反思苏联解体,却不反思反毛、非毛、去毛化的思想根源,理论基础,所谓反思必然成了隔靴挠痒,总结不到真正的经验教训。因为,晚年毛泽东思想,从本质上说,是如何在中国建构动态管理社会主义和在管理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动态纠错机制的问题。过去叫反修、防修。叫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搞社会主义反而破坏动态管理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价值秩序、价值机制,破坏社会主义管理的动态纠错机制,从本质上说,就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复辟资本主义。

    或许有人说,有人为什么放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走,偏偏搞修正主义,也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原因很简单,满足私欲。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一方面担心亡党亡国,一方面又无法舍弃修正主义路线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认为,要想不亡党亡国就得抛弃修正主义路线,恢复毛路线,恢复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动态纠错机制,并重新规制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动态纠错机制,也即建构既不冤枉好人,也不放过坏人的动态纠错机制。因为,不重新规制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动态纠错机制,修正主义路线就不可能被改变,修正主义路线不改变,就会加快走资本主义道路,加快经济殖民化、文化殖民化的步伐。而加快走资本主义道路,加快经济殖民化、文化殖民化的步伐的直接结果,就是亡党亡国。

    当然,要放弃修正主义路线,就必须视权力为无私奉献的工具,而不是自由掠夺的工具。要视权力为自由掠夺的工具,就必然坚持修正主义路线,因为,修正主义理论是满足私欲,置人民大众根本利益于不顾的理论。再进一步说,人民大众的切身体验是检验理论好坏的最高标准。

 

 

 

中国古代对王权的限制

北京天则所 盛洪

2011年4月

    商代祭祀,从第22代商王以后,开始称先王为“帝”。其关键暗示在于,商人认为自己天然拥有天命。所以当有人告诉商纣王老百姓可能造反时,商纣王竟回答说:“我有天命在身,百姓奈我何。”为避免商朝的覆辙,周公进行了重大的制度变革,这就是在祭祀中,把周的先王和神分开。……

    在唐朝律法中,明确规定“禁止在官侵夺私田。倚仗职权侵夺私人土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至杖一百以上,五亩加一等,最重徒二年。”清代初年,清政府也及时制止了满洲贵族的“圈地运动”。康熙八年,清政府“令自后圈占民房地永行停止。今年已圈者,悉令还民间。”

    在传统中国,如果一个朝代能够成功地制止皇亲国戚侵夺土地,也就基本上成功地保护了所有的土地产权。例如在西汉初年,皇亲贵族强买民田就是重罪,所以有相国萧何为了消除刘邦猜疑,“强贱买民田以自污”的故事。……

    8世纪到11世纪左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老实巴交的农民到了冬天就穿上戎装,扬帆南下,杀人越货。维京人的一支以及他们的近邻盎格鲁-撒克逊人后来到了法国,又到了英国定居下来。当16、17世纪西班牙人在美洲掠夺了印第安人的财富,法国海盗就在半路打劫。他们也有法国官方“许可”。……

    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不是为了结束极权统治。极权统治要由本国人民来结束。倒是罗兰夫人有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西方文化强调人性之恶,他们为什么大公无私地去保护别国人民。看看伊拉克就知道了。多读读西方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什么。

 

 

 

发件人:"学勤朱" <zhuxueqin55@gmail.com>  2011-04-03 17:38:5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Re: Re: 问候

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

宋以敏

        注:本文引用胡耀邦的话均出自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

    我们这里所说的对外关系,是指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与判断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人们都归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内工作方针作了根本性的拨乱反正,也就是改“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当然是对的。但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长期以来,人们却提得不多,可能重视不够。其实,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这两个拨乱反正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对世界形势的根本判断,是我们制定对外和对内政策的基础和前提。试想,如果我们一直认定,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那还能放心大胆地埋头于经济建设吗?正是在这个世界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拨乱反正上,胡耀邦在当时中央领导人中是认识比较清醒、也提出得最早的一位,对我们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在这方面极为丰富的思想和实践,或被抹杀,或被歪曲,人们很难看到历史真相。所以,进一步挖掘、研究和发扬这方面的宝贵遗产,不仅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联系这些年的情况来看,更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在纪念他逝世20周年的时候,我也就不揣浅陋,在这个问题上做点初步的梳理和探讨,不知能否起到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为什么要把胡耀邦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在对外关系上的认识和工作,叫做拨乱反正呢?这是因为,至今的主流舆论,直到党中央,从来都只承认我们国家,特别是毛主席,在国内工作中犯过“左”的错误。虽然极不彻底(国内问题上,胡耀邦的看法也和党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有很大不同),但终究承认有错误,因此自然要进行拨乱反正。但是对世界形势判断和外交问题,党中央,也就是它的主要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个不短的时间里并不承认犯过错误,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拨乱反正问题。后来虽然不得不改变一些看法、对外交政策作相应的调整,但还是肯定过去,不提拨乱反正,或者加以淡化和回避。这表现在研究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邓小平就断然否定了胡耀邦着重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的提纲和意见,而坚持重点为维护毛主席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旗帜,以及更多地肯定过去,特别是对国际和外交问题的完全肯定。例如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节里,谈到毛泽东对文革“的全局性的、长时期的‘左倾’严重错误”时,却又说,“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对照我国后来对国际事务的实际认识特别是在对外关系上的实践,《决议》的这些论点还能站得住吗?正是这种外交上一贯正确的论断,使我国外交部在对外表态中才习惯于使用“我们历来主张”、“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这类提法。这就很难讲得通我们在各个时期都有的政策调整,特别是文革期间提出的“一条线”战略和改革开放后在世界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上的根本性变化。而这种一贯正确说法和前后不同做法的两相背离,只能以对研究讨论设禁区来掩盖。但这样做,对自己来说,就无法认真汲取经验教训,使我国60年来极为丰富的外交实践难以得到科学总结,上升为系统理论,有些情况甚至连做到自圆其说都不易;对外来说,会减弱我国一直在做的使别国对我国增信释疑的工作效果,损害国家的形象,给人留下我国对外不透明和不讲真话的印象。

    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改革开放初期的领导人中,胡耀邦就反对掩盖错误,主张总结经验,还历史本来面目,从中汲取教训,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只是由于他虽然处于总书记的岗位,却受毛泽东思想和当时“老人政治”领导格局的制约,对重大问题的发言权有限,更不用说决策权了。在强调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则下,他的一些独到见解和锐敏看法,就不能坦率提出和公开表白,只能讲得很婉转,甚至很隐晦。即使在内部或其他场合提出某些和邓小平、陈云等不同的意见,媒体也很少报道,更不会得到宣传,所以也鲜为人知。例如对建国头三十年的错误,邓、陈和中央的正式提法,都没有提到路线高度,时间也控制在二十年,更多地还是限于文化大革命。可胡耀邦却多次提到过去犯了“极左路线”的错误,而且不限于文革,在十二大报告中就说要“对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但是,为了同中央保持一致,他的许多独到见解,不但不得不讲得极为含蓄,甚至往往还要附和两句他并不同意的相反提法。例如他多次讲过战争打不起来,但后来在十二大报告中还是不得不加一句邓小平一再讲的“世界大战的危险由于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而越来越严重”。虽然有这么多的曲折和对不同意见的附和,不过只要我们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探索,特别是从同一时期和主要领导人对同一问题讲话的对比中,就不难发现胡耀邦的敏锐思想和独特见解。这方面最容易被埋没的,也许就有他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外交政策上的高瞻远瞩。这也是本文特别标明他在对外关系中进行拨乱反正的原因。

    胡耀邦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勇于正视我国对外关系过去和现在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及时进行调整和改变;在拨乱反正中,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政策的新依据、新原则、新方针,以及外事工作所应采取的新做法和应具备的新风貌。这是对中国外交的突出贡献,值得我们,特别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进行外交工作的人员认真研究和学习。这里就先对以下三个问题作点初步讨论。

一,对世界形势和时代问题的新判断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中,胡耀邦最早看出和平与发展是两大时代特征,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主要潮流是发展而不是革命。

    (一)对时代特征的判断是国家对内和对外战略决策的根本依据

    关于时代问题,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进行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到九十年代上半期才渐趋一致,这就是都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虽然至今还有人不同意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但是也不能和不敢否认这两大时代特征。既然如此,就很难说有个不由基本特征决定的别的什么时代了,再争论也只能是抠名词了。说“不敢”,是因为党中央在1987年十三大报告中已正式宣布“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即时代特征的提法。可此后又为什么还有人不同意把时代特征和时代结合在一起呢?这就很难说了。也许是由于固守列宁和各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或者是受“‘左’比右好”的传统影响的缘故。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接受“左”派人士至今还坚持的这一提法,并且一直持续下来。由于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所以人们也简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是这样说的。直到建国后头三十年,我们还更强调这一提法,当然也就按这一判断制定自己的战略方针了。这就是:对外,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从不断革命发展到“全民皆兵、准备打仗”,而且是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人们也越来越看得清楚,这一判断和决策,不但使中国丧失了一个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黄金机遇,而且把国家推到几近崩溃的边缘。经过荒诞的文化大革命,全国从上到下才逐渐觉悟到,不能再这样胡折腾下去了。

    出路何在?除了在文革中的“四人帮”追随者和少数不愿放弃既得权利和思想极保守的“左”派以外,全国上下在必须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这一点上很快就达成共识。这就又碰到了对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的估计,也就是对时代特征的判断了。

    集中搞经济,人们的思想转变比较容易,但改变对时代的判断可就比较难一些了,因而需要经过一个时间不能太短的过程。特别是当年参与决策并长期积极执行的领导人,要他们改变过去坚持的观点和否定自己的长期作为,那就更加困难一点。所以按邓小平创立的“核心论”,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除胡耀邦(也许还有别人)外,主要领导成员在决定以经济为重点之后,对时代问题的看法,是“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就一时变不过来。陈云恐怕对传统论断坚持了一辈子。因为直到1989年,他还针对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谈话,说“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为此,邓力群还专门组织北京思想界和学术界部分人士对和平与发展时代做了四次批判和讨论的座谈会(见何方:《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5月版)。就是邓小平本人,作为以前的反修先锋和这时的领导核心,大约文革后还经过了将近十年才逐渐改变了对时代特征的观点和判断,而且还说得比较含糊。由于他是核心,所以只有他的变化才意味着党中央的变化。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对外关系,也只能以这一判断为根据,进行调整或改变。可见,邓小平在时代判断上的转变对我们国家是多么重要。这就值得多说几句了。

    对时代的判断首先是对战争(邓小平说,“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 )的看法,邓小平是经过了一个极缓慢的变化过程的。文革结束后头三年,仍然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还一再强调战争因素在增长。例如1979年7月18日,他在我国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明显针对胡耀邦头一天的讲话,讲了一篇强调战争危险,强调“一条线”战略思想的话。他说,“国际形势比前一段更加动荡,战争因素更加增长,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后还要更加动荡,战争的因素还会不断增长。现在公开议论战争的人多起来了,这不是无风起浪,战争的危险确确实实在增长。”“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要采取‘一条线’的思想,联合两霸中间的一霸,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要肯定苏联叫社会帝国主义。”(转引自《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这当然影响内外决策。所以那几年,对内并未放松备战,如大小三线的建设;对外,还提高了“反修”的宣传教育,直到组织人员编写《社会帝国主义论》;更加强调苏修是战争的主要根源和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因而要进一步加强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以至导致以武力“教训”越南。

    那几年,对国际形势与对外关系,特别是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完全继承文化大革命时的估计和做法,有些地方还提得更高了点。这集中地表现在胡乔木受命起草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1977年11月1日占了整六版的特长文章中(在为胡耀邦起草十二大报告时,乔木又对李慎之等人说,那篇文章是胡说八道)。

    之后的三四年,邓小平的看法逐渐转变为战争有可能推迟,至于推迟的年数,从起初的三五年到不久后的十年,再到争取二十年或更长时间。这在他带头决定国内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就显露出对国际形势估计和国内建设发生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从他的许多谈话中都可看出他内心由此引起的焦虑。例如他一再讲要争取十年、二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和平,使我国经济有个大发展(直到1984年2月还对外宾说,“中国需要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建设。”)另一方面又老讲战争不可避免。那就正如他事后所说,整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安心搞建设?我们建设得好好的,等战争一打,一切不又完了。显然,这种看法必须改变。从他自己修改审定过的《文选》看,他的变化开始于1984年10月10日同德国总理的谈话。他说,“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

    完全改变,可能是1984年11月1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他说:“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对这一判断的正式宣示,则是 1985年6月4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主要谈的就是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有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是改变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此后,经过党的十三大,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或时代特征就完全定下来了,至今30 多年再无变动,大约今后相当长时期都不会再变了。

    邓小平和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时代判断和对外战略的改变,当然是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一客观需要的推动和实践检验的结果,也是对国内外舆论和我们自己有关机构所提交科研成果的审视与采纳(例如,1980年李一氓就提出和平可以维护,三个世界的理论站不住,应当承认苏东各国为社会主义并和外国兄弟党恢复关系;宦乡也早提出应和美国拉开距离、对苏调整关系的研究报告),更不排除对领导成员中不同看法的考虑。这里要特别一谈的首先就是胡耀邦的思路和提法。

    (二)在中央领导人中最早提出战争与和平的新见解和新判断

    如同我们前面说过的,胡耀邦由于他的身份和处境,改革开放初期在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上即使有新见解,如果同中央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陈云等多少有所不同,也不会直截了当地提出,更不能大张旗鼓地宣讲。但是从现在可以看到的材料,特别是盛平所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中,就能发现,涉及和平与发展这两大特征,他有一系列早于其他领导人的谈话和提法,而且是有系统的,并不是偶尔说过那么一两句。

    胡耀邦早就不同意当时流行的所谓“两霸相争必有一战,战争危险主要来自苏联”的说法。他也明确反对把苏联进攻我国看成发生战争的主要危险。1979年7月17日,他在我国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也就是上引邓小平讲话的那次会)上说:“过去我们说苏联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研究得不成熟,提出的理由不充分。这个说法必须重新考虑。我们必须把苏联统治集团奉行的政策同它的社会制度区别开来。不然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和理论方面就站不住脚。”“苏联统治集团反华,二十年来亡我之心不死,但不等于他要搞亡我之战。他要搞对华战争,进行亡华之战,我觉得不容易。他的决心不容易下。同时,苏联人民以及相当多一部分干部,对我友好之心未灭,希望同我们友好。单看领导集团亡我之心不死是不全面的。”他的这些完全正确的意见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中并未得到响应。前引邓小平在第二天会上的讲话,更是对他的直接批驳。不管怎么说,他们对战争的评估存在分歧,在当时已经完全显现出来了。

    胡耀邦也很早就注意不要在宣传上老讲“战争不可避免”、“打起来也不怕”、“全民皆兵,准备打仗”之类的话。认为这些话不但不符合实际,在世界舆论中显得孤立,而且严重影响我们的国家形象。1981年3月9日在中央书记处专谈外事工作的会议上,他就说:“维护世界和平这面旗帜,我们必须高高举起。”由于胡耀邦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早有明确认识,所以在邓、陈等主要领导人和主流舆论还在不断谈论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他在十二大报告中已断然指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当然,由于中央领导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还存在分歧,他对和平的观点虽然成竹在胸,报告中也还须提得面面俱到一些。不过在国际问题研究界却把十二大看成了分界线:在这之前的中央提法是战争不可避免(只能争取推迟),之后已变为和平可能维护了。宣传上,也从此显著降低了战争威胁的基调,而主要是讲和平了。

    胡耀邦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提法,是自觉地出自对时代特征的理解,就是说,这是他对时代认识的新观点。 因为,胡耀邦非常了解正确认识时代所涉及问题的重要性。例如1985年7月15日,他在中央党校学员毕业典礼上作报告时就明确提到,“如何观察形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门大学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上的一个大问题。只有正确地观察形势,才能够正确地决定奋斗方向和方针政策。”

    胡耀邦由于对战争与和平一直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所以在邓小平提出世界存在两大问题并正式宣告改变对战争的判断和放弃“一条线”战略之后,他就更加强了对和平与发展的强调和宣传。例如1986年6月访问英国期间,他在回答《大公报》记者的提问时就有针对性地说,“十几年以前我们所提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看来讲得太绝对了一点。应该纠正这一观点。”

    (三)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支援世界革命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毛泽东是列宁主义者,历来主张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胜利后,支援世界革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到了晚年,他更进一步认为世界革命中心已移到中国,他也已成为世界革命领袖,支援世界革命也就更公开更积极了。邓小平在文革前以及此后相当时期,都是毛泽东对外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执行者,特别是在反对“苏修”的斗争中还受到毛的高度赞扬。毛后来对他的不满主要是在国内问题上,文革后期重新启用他时,讲的理由之一就是他反修坚决、立了功。

    事实上,中国对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援世界革命的立场也一直都是公开的,多次表示我们为援助外国革命“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毛泽东1975年7月就曾对泰国总理克立说:“(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因为我也是共产党。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革命的?” 邓小平在文革后的1978年3月31日,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也说,“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极大。如果我们改变了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格都没有了,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朱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2008年《炎黄春秋》第11期,日期见《邓小平年谱》。)

    胡耀邦文革后的认识就截然不同。1977年5月他在一次针对一份中央文件中称“四人帮”是“正在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谈话中,就曾对反对“苏修”、支持世界革命的《九评》持否定态度,说,“现在看来,《九评》的基本方向是错的,这个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根源。”他还问道:“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十二大报告中也特别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

    根据列宁解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是要一国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二是取得胜利的民族要为推翻国际资本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这本身就是输出革命,所以苏共二十大后已不再多提。但中国党的反修,却首先从反对赫鲁晓夫的 “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开始,因此特别强调坚持和履行国际主义,把支援世界革命的旗帜举得更高,实际行动也更加有力。其实,在共产国际还存在的时候,苏联出于外交利益考虑已不再公开宣传输出革命,许多援助行动也转入秘密。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苏东剧变后,各国共产党,除个别小国小党和“左”派组织外,都先后放弃了国际主义旗帜,甚至进行公开批判。中国党也从十三大起正式放弃了这个口号,从此不再提起。但是真正的转折还是在十二大。

    为了不割断历史,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十二大报告中提了一句“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但报告把国际主义解释为“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也提到国家间的相互援助,特别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这与列宁的解释有天壤之别,也不同于马克思所提“工人无祖国”。胡耀邦还把各国间的友好相处也纳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含义中,使两者的结合不再同世界革命相联系,还与狭隘民族主义划清了界限。他1986年11月8日出席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奠基典礼发表讲话时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主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青年都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每个青年都应该把自己的一切和祖国的命运联结起来。青年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切。当生育抚养自己的祖国遭受侵犯时,就应该奋不顾身地捍卫她。但是,这是否就是爱国主义最完整的标准呢?这还不够。还要同别国人民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这样一种富有远见的国际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如果中国青年只想到自己的国家好起来,而对我们现行的开放政策不积极,对同日本、同世界一切国家的青年讲团结、讲友好、讲互助互利不热心,那就够不上是很清醒的爱国青年”,“历史上有不少的人,因为只有狭隘的爱国主义,结果变成了误国主义。我希望中日两国青年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把自己锻炼成为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同时又富有国际主义精神的高尚的现代人。”

    在世界革命问题上拨乱反正不只是说说而已。这个时期中国在实际行动上也停止了对世界革命的援助。例如,邓小平采纳了李光耀的意见,中断了同东南亚各国党的关系,停止了对它们的各种援助,包括关闭马、泰共在中国的广播电台、撤出为缅共创建的解放区中的中方人员等。再就是不但全面彻底终止了对越南的援助,也单方面废除了一切援阿(尔巴尼亚)的协定,立即和全部撤出中国专家。整个对外经援数量也从1970年代最高时占我国财政支出7%左右,一下降到不足1%。

    为了适应对外关系这一个重大战略变化,即告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停止支援世界革命,胡耀邦早在1979年3月21日中宣部召开的有关对外宣传会议的讲话中就提出要改变对于对外宣传的看法。他说,“宣传国内的东西,目的究竟是什么?过去讲是为了‘促进世界革命’,我看这是大话,现在不宜这么提。”“我们要实实在在地规定我们对外宣传报道的任务,不要硬去加上什么‘提高左派思想’呀、‘争取中间群众’呀、‘分化上层人士’呀……我们搞对外宣传,主要的还是为了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为了创造有利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际条件,也包括尽可能有利于促进国际反霸斗争。”

    以上这些都说明,胡耀邦对于作为时代特征的战争、和平与革命的问题,早就有了清醒的和十分肯定的认识。这还可以从他以下的回顾中看出来。1986年7月20日在河北省委召开的承德学习会上,他就国际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和平与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这两条政策和中国的论断有没有根据呢?对不对呢?我们要争取长时期的和平环境,这有没有根据?是否正确呢?我到日本去一看(按为1983年),得到了这个印象。这次又到西欧去一看,更加深了我的印象。”这个印象就是:“战争打不起来,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也是一个事实。简单地说,就是想打的人不敢打,怕打的人更加怕打。少数人想打,想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但他们不敢打。从日本到西欧,对战争的恐惧,那是胜过我们中国人几百倍的。个别人即使想打也是不敢打的,打一场世界大战哪有那么简单呀。”由此可见,当人们还在谈争取战争推迟若干年的时候,胡耀邦早已对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了成熟的看法和更加肯定的信心。

    (四)对另一时代特征的发展问题早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除了和平代替了战争,新时代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发展代替了革命。胡耀邦对这一特征的认识,从上述反对革命输出和支援世界革命的政策思想中已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认识的“发展”,还不止人们说的主要指第三世界的发展,而是指全世界的发展,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事实也正是如此。以建国后头30年来说,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不管论质论量横比竖比,都是西方出现了空前发展,南方即第三世界,除少数中小国家和地区外,大都没有什么发展。对此,胡耀邦有很好的说明。1986年7月20日在承德学习会上,他说,“亚非拉一百多个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四十年以来,它们为争取自己的独立,斗争了几十年的时间,但一般说来情况都不妙。民族独立取得了很大胜利,但经济发展都不好,绝大多数国家情况不妙。”因此,不是抱怨西方的发展,而是如何从全球化的观点出发,促进南方发展得更快一些。

    胡耀邦在涉及发展问题时,总是立足于全球化,提倡全世界加强交流与合作;对第三世界,他提出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特别是大胆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物质的与精神的)和经济援助。对中国,他强调对外开放。

    胡耀邦对作为时代特征的发展的认识和据此提出的决策意见,不仅同毛泽东要搞世界革命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完全相反,而且同华国锋时期局限于为把经济赶快搞上去而提出并开始执行的对外开放也有质的不同。他认为,在这方面同样必须对过去的认识和实践进行拨乱反正。1982年1月14日,他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把对外经济关系提到“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的高度,说:“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近几十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情况又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今天对待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决不应当忽略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他要求大家“大大地开阔眼界,提高水平”,说,“我们绝对不能困囿于过去的狭小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地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地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他提出,“为了有效地吸引直接投资,需要一套开明的方针。第一是大中小项目一齐上,当前以中小为主,这样见效快。第二是欢迎外国资本家、华侨资本家和港澳、台湾资本家一起来。第三是适当放宽政策,让他有利可图。”他对“一切从事对外活动包括对外经济活动的同志”提出希望:“一定要从战略上深刻地认识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外经济关系的意义,敢于和善于跳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打开新的局面。”他还希望在最近几年内就能打开局面。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想的那么顺利。所以他在1986年7月承德学习会上说,“我觉得我们在利用外资方面胆子小了。另外,搞合资经营或独资经营,我看这些方面的胆子都不大。”

    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实他自己就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谈不上有事先的全面考虑。但是他确实是我国推行对外开放的统帅。而且他承认在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主导地位,因此对外开放也主要是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开放。但他却把对外开放只限于经济技术范围,还反对精神文明方面的所谓“西化”和“污染”,这就变成了半开放半封闭。他在谈发展问题时,也往往把发展只归结为南北关系问题,而且总是强调南方对北方国家的重要性。 1985年3月4日他会见日本客人时的一段讲话被视为是对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经典表述,当时强调的就是北方离不开南方这一面。他说:“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穷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现在人们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倾向并不完全合乎客观世界发展的历史事实。

    胡耀邦是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发展的。因此他理解的发展是全世界的发展。相比之下,南方过去反倒没什么发展,今后要发展首先得借助于对北方的开放。而且他说的开放,内涵也更全面,主张引进人类一切先进的东西,不要怕什么腐蚀渗透。例如在前面所引他在1982年1月14日的讲话中就曾提到,要有向世界学习的精神,“关于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方法,应当承认,我们脚踏实地地向世界学习不够,下苦功夫不够。”在那次承德学习会上谈到出访西欧四国的情况时也说,那里的大资本家争相和我们做买卖,要“和我们建立感情,以后好做买卖,推销他们的商品他们的产品。我们的同志不要仅从腐蚀这一个角度考虑问题,那就太简单了。”

    胡耀邦把对时代特征的判断运用到国内经济建设的决策上。他提出了经济快速发展战略和政治体制改革、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和措施。这些国内问题,过去已经谈得很多很全面,我们这里只举出一个经济翻番的例子,已足以证实他的远见卓识。

    胡耀邦提出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方针,是经过对时代特征和当时国内外情况认真研究和深思熟虑的结果。有两个例子可资证明。一是他首先提出20年经济翻两番。1980年初,他就发展战略目标问题向邓小平提出:能不能设想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把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均达到800美元的小康水平;他说,国际形势有可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只要我们的对外政策对头,有可能赢得一个和平建设的和平环境。1980年8月26日他和赵紫阳、姚依林、房维中一起向邓小平汇报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方案时曾对此有所讨论。赵主张年增长4.5%。邓问,按这个速度,20年能不能翻两番?别人都回答不上来。只有胡耀邦说,20年翻两番每年平均递增应当是7.2%,不能低于6%,而达到7%并不是不能实现的。邓小平又问,如果50年翻两番呢?胡耀邦说,那是每年2.5%。在陈云“退够”(当时是得到邓小平支持的)思想指导下,六五计划定下了年增长3.7%的指标。而事实却是,1982年增长率高达8.7%,六五计划提前两年达到指标。二是关于建立特区。他1980年1月去深圳和珠海进行实地考察时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中央1980年5月批准了在深圳等地建立特区。

二,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要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关于建国后我国的外交政策,许多人在事后都概括为:“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这是极不确切的。这里先不说能否称得上和平政策就值得考虑。因为世界革命(反对和平过渡、主张暴力革命)同和平是不相容的,而且事实也是开国伊始就参加了朝鲜战争。后来更发展到反对提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以及国际形势缓和,号召和支持全世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还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这哪里谈得上和平的外交政策?不过这个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这里要谈的主要是胡耀邦在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上的拨乱反正。

    提拨乱反正,就表明在这以前,也就是建国后头30年,我国执行的不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或者说外交上犯过原则性的,用过去的说法,就叫做路线错误。事实正是如此。头30年还要稍多一点的时间,我们犯了长时期和全局性的,完全称得上路线的错误。

     曾当过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远东和中国问题专家贾丕才,在他的一本谈中国外交的反华著作中,把中国头30年外交分作三个阶段,各为十年。第一个十年,也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执行的是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六十年代是全面出击(打倒帝、修、反)和两个拳头打人(主要反“两霸”)的自我孤立(自外于国际大家庭)政策。七十年代又变为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看来,贾丕才说的从表面上看也基本属实。头30年我们确实总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兜圈子,当然谈不上独立自主。“一边倒”算不得独立自主,这是很明显的。“一条线”也不算独立自主,这是邓小平作了肯定的。他1985年8月4日对缅甸总理吴奈温说,“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调整。我们过去曾说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见《邓小平思想年谱》)。恐怕谁也不会特别挑出中间那段“夹攻中的奋斗”为独立外交。因为那段时期实际上是从靠苏到靠美的过渡,甚至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哪能谈得上独立自主?

    而且说我们过去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查无实据,无正式文献可征,多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查正式文献的情况则是,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1982年以前并未出现过这种表述。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1949年9月《共同纲领》,1954年的第一个宪法,1975年修正的宪法都没有提。直到胡耀邦就对外关系进行拨乱反正以后的1982 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个提法才郑重地出现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同年修改的宪法上。这一明确表述,标志着我国外交政策进入了一个和过去截然不同的新阶段。

    (一)为什么说建国后头30年我国没有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外交要求,在事关国家根本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对外事务只能由自己决定一切,不看外国的眼色行事,也不在外部的压力下屈服和丧失原则。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确认战争与革命为时代特征时,它们有共同目标和共同道路,存在着一致对外的准则,还公认以苏联为首,相互间并不平等。因此,社会主义各国都不能各自单干,对外尤其强调一致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不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很自然的。就是以后,也没能时时处处坚持一贯宣布的原则。例如我们一直坚持,外国要和我国建交,就必须先同台湾断交,这是铁定的一条,决不能让步。但是1964年和法国建交时,就没有坚持这一条。只是由于蒋介石没听美国劝告,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在我国外交人员抵达巴黎后争先主动宣布同法国断交,这才避免了一时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

    如果有人把我国先是“一边倒”后来又是“一条线”,说成由于这两个决策都是由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做出的选择,因此仍然是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那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的国家和政府了。为此,对这两个问题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1,“一边倒”就是自己不要独立自主

    在过去的国际共运中,各国共产党接受苏共领导,几乎成了铁的纪律。谁不听列宁、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话,就会被立即赶出教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纳吉政权就是铁证。不但毛泽东怕当东方的“铁托”,文化大革命后期批邓小平时有人也称他为“邓纳吉”(意为搞复辟,倒不是指反苏)。所以接受苏共领导,对中共来说倒确实是一贯的。在延安时期,不但斯大林要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毛虽然极不愿意还是不得不去;连共产国际解散后做了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写信给毛,干预中共事务,毛也只能表示完全接受季的指示,实在办不到的还要再三解释。这说明取得政权后的中共执行“一边倒”政策是必然的,并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由于美国僵硬的反共政策使司徒雷登失之交臂,或者因为刘少奇访苏时得到斯大林提供大量援助的许诺,才导致毛发表“一边倒”的文章。这些说法也可能是由于对“一边倒”内涵的了解不同。

    现在人们把“一边倒”仅仅理解为外交政策,这就不对了。“一边倒”的根本含义是接受苏共领导和照搬苏联模式。这是所有正式文献和全部历史事实都证明了的。这里只举几个例子简单提一下。刘少奇1949年6月下旬至8月初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和苏方商谈建国后的大政方针。他在7月4日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说,“关于联共(布)与中共的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报告要求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对中国党今后大政方针的全盘考虑“给予指示”,其中当然包括对外关系。报告说, “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对于这种自愿接受外国领导的政策,当然谈不上独立自主。而中国又是一党专政,所以自认作为下级党的服从,自然也是国家的服从。

    至于全部照搬苏联,这不但是毛泽东自己对“一边倒”所作的解释——“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而且建国后的全面学习苏联,几乎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对苏联模式的“克隆”。有的换了名词,如苏维埃叫人民代表会,最高苏维埃叫人大常委,部长会议叫国务院等等。全国政协算是中国的特色,但那是历史的产物,是党的统战工作,在政权系统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因而可有可无。有的连名称也照搬,如经济建设中的五年计划,属于上层建筑中教育的大专院系调整和学科分类。意识形态方面就更不用说了,连生物学上谁不同意米丘林学说也会被打成反苏甚至右派。什么叫“一边倒”?这才是“一边倒”的要害。

    既然接受领导,又受结盟关系的约束,外交上的亦步亦趋就是很自然的了。这就是赫鲁晓夫后来提出在对外关系上要经常“对表”的原因。所以不能说,在朝鲜问题上,先同意金日成南进,后来搞抗美援朝,直到停战和谈,都是被迫的,是由于受到斯大林和苏联的压力。既然自愿服从,又有盟约义务,怎能谈得上压力和被迫?

    不但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如此,就是民间的国际活动也必须和苏联保持一致,包括世界和大以及工青妇组织等。可以举一个例子。时任中国总工会主席的刘宁一,1956年参加了世界工联的一次会议,回国后给外交部干部做报告。由于他讲话向来幽默风趣,使听报告者至今印象深刻,还能记得他讲过的一些话。他说,苏联代表在会议上提出了一条中国并不赞成的建议,他就问:是不是莫斯科的指示?回答:不是。又问:是不是(苏联驻当地)使馆的意见?回答:也不是。刘宁一这就表示自己的态度了。他在报告中引用京剧《打渔杀家》上的台词说:既无圣上旨意,又无六部公文,凭着何来?就这样把苏方的建议给顶回去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这种遇事先问莫斯科的态度如何,直到中苏关系恶化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胡耀邦对“一边倒”时期我国的处境也有以下的说法。1983年8月15日他对日本《每日新闻》社社长说:“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比正常化还正常化,超正常化,是结盟的关系嘛!当时我们是无可奈何,我们是‘一边倒’。”

    2,“一条线”战略也不是独立自主

    关于这个问题,前面引证邓小平的话已作了明确答复。这里只对“一条线”的提法稍作说明。
同苏联的关系破裂后不久,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3年毛泽东提出所谓“一条线”的战略构想,意思是要使中、美、日、欧以及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联合成一条线,建立反对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只能推美国为首,不能想象当时的中国会奢望去领导美欧。)第二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就是为“一条线”战略制造理论根据。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特别大会上的发言和上面提到的胡乔木主持起草的那篇文章,都是对这一理论的阐述和发挥。其公开说法就是:美苏争夺世界霸权必然导致世界大战,争夺态势则是苏攻美守,因此苏联是比美国更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和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第三世界也要和第二世界联合起来,反对第一世界,但不能同等相待,主要还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战略和理论的实质,就是进一步开展向美国靠拢、大力推行“联美反苏”的外交。

    邓小平、陈云等主要领导人在文革后有好多年还继承着毛泽东对美苏争夺的看法,看不到也不承认美苏都怕打仗和它们为此谋求缓和与妥协(批了多年的美苏“假缓和”、“假裁军”和把西方国家中的索南费尔特主义,即承认东欧与苏联关系现状、主张对苏缓和称为绥靖政策,就是由此而来)。邓小平认为美中既然都把苏联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美国当然就是我们反苏的间接同盟军。由于中美力量悬殊,在中美间一时建立起的反苏战略联盟中,我们不能不为了反苏而迁就美国,实质上就使我们在美苏争夺中帮了美国的忙。邓小平提出并坚持的中苏关系正常化三大障碍问题就可说明问题。头一个障碍,在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陈兵百万,确有其事,只是我们把边境地区扩大到了乌拉尔以东和中亚。至于第二和第三个障碍(即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和出兵阿富汗),就很难完全成立了。第二个障碍,实际上还是把帮助红色高棉放在了第一位的。我们设的这些障碍,都是在帮助美国牵制苏联。1979年我们要出兵“教训”越南,事先去给卡特政府打招呼,就是用实际行动向美国交了我们联美反苏外交的底。那时我们对美国有求于我的一面估计过高,对美国存在幻想,甚至以为它在台湾问题上也会让步。这是胡耀邦1981年3月9日明确指出的问题。事实上,美国是利用我国同它联合心切,在台湾问题上反而更加放肆起来。美国国会1980年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接着又提高了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性能和数量,使中美关系一度出现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虽有中美1982年签订的八一七公报,但售台武器问题反而越闹越大。这些都说明了在“一条线”战略下,我国无法推行独立自主政策,所以邓小平才有上引的明确解释。

    (二)新时期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提出者和规划人

    1,首次使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得到正式定位

    1982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说明独立自主外交就是:“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中国对外政策“有长远的、全局的战略依据,决不迁就一时的事变,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动”。 1982年修正的我国宪法,也是第一次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庄严宣告:“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胡耀邦并不回避过去外交没有独立自主这一事实。十二大以后,他多次谈到与大国结盟的危害,还从正反两面加以论证。1984年5月18日,他在会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时说,“对我们来说,同大国结盟有两个不好:第一,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交往,而同大国结盟可能妨碍,或者至少影响我们广交朋友;第二,它会妨碍我们抵制对方可能有的越轨行动,甚至还有可能给对方利用去反对另一些友好国家。这是我们总结过去几十年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受到全国人民支持的长期决策。”“我们特别注意要像珍视自己的独立自主一样,充分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权利。因此,我们决不干预别的国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自己的对外方针。” 1985年4月15日访问澳大利亚时,他也说,“结盟会妨碍交朋友,可能还会被结盟者所左右。”1986年6月11日,他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演讲中又说,“如果中国依附于某个大国,或同它结盟,不但使中国自己受制于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也有害于自身的发展,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定”。这是“经验告诉我们”的,“因此,决定在对外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

    2,抛弃革命外交,奉行正常外交

    胡耀邦1981年3月9日在中央书记处第九十次会议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不啻是对几十年外交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这篇讲话不再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把世界各国划分为敌、我、友三类,依此确认它们属于联合、中立还是反对的对象;而是要求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所有国家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这次讲话中,他还系统地提出奉行完全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方针,专门提到“过去‘左’的幼稚,在这方面有表现。因此,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不容易的。需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无产阶级政党的冷静的政治头脑,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坚定我们的立场,丰富我们的经验。” 他为“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定出“必须做到的三条”,这就是“一,任何时候不依附任何外国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我们不跟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指挥棒转。二,不受任何一种国际上的临时事件所支配。国际上往往出现一些临时事件,好像很严重。我们要冷静考虑、冷静分析临时事件对我国的根本利益有什么关系,但不受临时事件所支配、所左右。三,不为国内外某种一时的情绪所蒙蔽,所激怒。不要为领导个人情绪所左右。迁就眼前事变就是机会主义。不要一将军就跳,不要被来势汹汹的环境和情绪所蒙蔽,所支配。要考虑国内外广大人民的呼声,但不受其蒙蔽和支配。”看来他的这次讲话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以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都对他说,“你太大胆了,敢(把这次讲话)印出来。”

    胡耀邦的讲话极有针对性。过去我们的对外关系受到毛泽东情绪的影响,可谓处处可见。不谈他和赫鲁晓夫的争吵(在很大成分上是争当世界革命领袖),导致中苏关系从友变敌、苏联一下由社会主义变成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甚至变成了法西斯,连苏联人民都不能“寄予希望了”。只以对我长期保持友好并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如朝鲜战争、参加联合国等)支持我们的印度为例,也看得很明显。想当年,我们同印度是多么友好,两国常喊的口号是“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即印中人民是兄弟)!”尼赫鲁访华时,上百万人上街夹道欢迎,临走时毛主席还吟屈原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亲自相送。可是没过几年,1959年4月我们在西藏采取平定叛乱的行动后,在我国驻印度大使馆和孟买领事馆门前发生了印度示威群众焚烧毛主席稻草人模拟像的事件。这引起毛泽东极大震怒,对外交部依据国际惯例起草的严重抗议照会文稿,他亲自修改,不但第一次给印度戴上了“扩张主义”的帽子,还加了一段外交文书上少见的情绪化的话:“这件莫大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事件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群众极端地不能容忍的,必须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否则不可能罢休。如果印度当局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奉命申明,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向印度方面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不圆满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奉命永远不能停止,就是说一百年(记得原来的传达是“一万年”)也不能停止。”(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印关系从此恶化。不久之后,印度就成了“帝、修、反”中“反动派”的代表国家,尼赫鲁被说成是“半人半鬼”式的人物,胡乔木也写了一篇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就使中印关系从友好变成敌对,至今也无法恢复到此前的水平。

    (三)对苏联、美国、日本和第三世界看法和政策上的拨乱反正

    一谈对苏联。

    胡耀邦到中央工作后就一直为扭转对苏的敌视态度和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努力。他很早就明确提出不要把苏联视为敌国。1981年3月9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对苏联“要去掉一点‘左’的幼稚。”“不要使人们误解我们同苏联整个国家相对立。不要赤白对立。”他提出同苏联广大人民、同社会知名人士,尽量保持友好关系。要尊重他们的民族感情,尊重苏联人民的光荣革命历史和文化遗产。他说,“不要把对立国家的人民当作敌人。过去‘左’的幼稚,在这方面有表现。”他对外也不隐讳观点。1983年2月20 日对日本记者说,“有人说中苏两国关系积怨很深,一下子难以消除,我不赞成这一看法。”

    他还明确否定联合被毛泽东归为第二或第三世界的东欧各国反对苏联的方针。(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划分不能成为理论也表现在对东欧各国的不同分类上。他把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有时还有南斯拉夫,因为它是不结盟国家组织的发起国,划归第三世界,其余都和英法西欧国家一样,算成第二世界。)在1986年7月20日的承德学习会上说,1984年他曾拟出提纲托东德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谢莱斯给昂纳克带话,谈中国党对民主德国和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有三个充分尊重,其中提到:“充分尊重你们同苏联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他对与会同志说,“要完全把东欧国家同苏联扯开,我们不要这样想,也不要安这个心。”) “充分尊重你们的内外政策,你们搞什么内外政策,我们不会有意见,你们是根据你们的经验、你们的国情确定的。” 至于对苏联,他捎话给昂纳克说, “如果苏联的领导人认为可以,也请你如实地向他们反映。”这可是我国主动的一次重要对苏表态,和邓小平坚持的去掉正常化三大障碍明显不同。

    胡耀邦也重视边界地区的民间友好往来。如1984年8月,他到黑龙江考察时,去过黑河中苏边境地区,对那里的领导干部提出,“要和苏联人民讲友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存的”。他要大家对苏联的中下级军官和人民群众主动地放手地做友好工作,还要大力开展边境贸易。“南深北黑,比翼齐飞”的口号就是那次提出的。这个口号除表达了他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思想外,也表达了要同苏联友好相处、加强往来的期望。

    二谈对美国。

    他反对同美国建立以“联美反苏”为基础的战略关系,主张对美国也要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建立相互平等的正常关系。1981年10月赵紫阳出席坎昆会议,是我国开始调整“联美反苏”方针的标志。这是在胡耀邦同年3月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的半年左右之后。这篇讲话针对性很强地全面谈到中美关系问题,表示不能把反苏霸放到反美霸之上,更不可对美国抱有幻想。他说, “这几十年来,美国实力有变化,有升降,但它的霸权主义本性没有变化。” “美国对苏联的攻防关系有变化,但苏美根本矛盾没有变化,苏美的根本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苏美关系愈加激化,美国就可能愈加有求于我们。如果矛盾不特别激化,日子更好过,美国对我们就会是不即不离,不会特别好。一旦苏美矛盾激化,美国对我们最好的情况也不会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那种情况。过于着急,希望过了,将来要失望。”“不要过分地寄希望于个别人物……美国政策上的变化是根据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不是根据某个人的意志来的……美国对华政策有重大变化,但对华立场没有本质变化。不要这么看,说他在台湾要退出。”

    他主张我国应当争取同美国和平友好相处,是国家正常关系而不是结盟关系。1986年7月20日在承德学习会上就说过,中美“是一种朋友关系,他们也说是朋友,不是盟友。”“要尽量争取更多的朋友,对那些奉行错误外交政策的国家,要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为了争取更多的朋友帮助我们,就要很好地研究对外经济友好合作的问题。”
三谈对日本。

    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中从认识到实践,言行最多的是关于对日本的应有看法和积极推进中日友好合作。联系到十多二十年来中日关系的起伏动荡,对他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就不能不多说几句。

    首先是他高度评价日本的发展,提倡向日本学习。1981年3月9日在中央书记处的讲话中,他说:“日本特别值得重视,它发愤图强,不断进取。”1983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的报告会上又说,“日本教育普及,技术先进,生产发达,经营管理水平高,应认真学习日本那些有益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他提向日本学习和一些人热衷于向新加坡学习,不同的原因,可能在于日本是所谓西方民主国家,又侵略过我们;新加坡则属于权威主义,又是华人主导。

    胡耀邦高度评价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在1983年11 月访问日本期间曾多次表示,“中日睦邻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必将更大地造福于两国人民和子孙后代,并为亚太地区、全世界的和平,为21 世纪的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做出更加光辉夺目的贡献”;“只要中日两国能够友好下去,战争(当指世界战争)就打不起来,亚洲和平就有了保证,世界和平就增加了很重要的力量。”1985年10月18日他在会见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双方委员时又说,“我们两国都把中日友好奉为本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低估中日长期友好事业的想法和做法都是缺乏远见的,也是错误的。”

     他还一再强调要平等对待日本。在访日期间,胡耀邦经常把中国和日本并称为两个伟大民族。即使对敏感的日本防务问题,他也表现出一种平等相待的态度,说:“日本决定自己的防卫方针,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希望不要使自卫问题引起邻国的不安,并严格把自己约束在自卫的场合。”他也不像有的领导人那样过分强调中日历史问题,引起两国人民情绪的对立,而是很少谈历史,着重谈友好,即使谈到历史,也讲得比较全面。他在前引1985年10月18日的讲话中说:“为了发展中日友好,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都要正确对待两国严重对抗的历史。两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对立,是由日本极少数军国主义头子造成的,不应由日本人民和现在的广大朝野人士负责……当我们努力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时,一方面不要使历史上发生的对抗影响今天的合作,另方面也不应对制造中日对抗的罪魁祸首寄以同情,更不应纵容极少数人进行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两国的历史、现状、利益和观点都有所不同,当交往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双方都应顾全大局,谨慎从事,认真体察对方的友好建议和合理要求,力求避免做任何伤害对方人民感情的事。”“只要我们双方都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中日长期友好的前景就是光明的。” 他更不像一些人那样狭隘,自己不谈也不让宣传日本对中国建设提供的援助,而是公开表示感谢。例如1984年3月18日,他会见伊东正义率领的日中友好联盟访华团时就说,“投以木桃报以琼瑶。这些年来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给予不少支持,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为了两国世代友好的目标,胡耀邦特别注意通过加强两国青年间的交流,为下一代培植友谊和信任感。经中央的同意和批准,胡耀邦1983年访问日本时宣布1984年邀请三千日本青年来访,同我国青年进行友好联欢。这是一次取得重大成功的活动,现在又开始仿效。但后来在赶他下台时,一些人竟然忘记自己曾表示过同意而以此批评他,这就实在太不应该了。
四谈对第三世界。

    胡耀邦除继续表示我们坚决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外,还提出一些对第三世界的新看法。他不是把第三世界看成没有多少差别的“一大片”,而是如实地看到第三世界各国间的巨大差异,特别重要的是,认为它们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反帝求解放,更不是联合起来和我们一起反“苏修”,而是集中力量尽快把本国经济搞上去。提出第三世界今后重在共同谋求经济发展。他在1986年7月的承德学习会上说,“今后对第三世界要多提供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帮助,主要是和它们共同总结经济何以搞不上去的经验。”在这年6月,他对访华的佛得角共和国总统说,“要奉行适合自己国情的对外政策,搞和平外交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要把自己国家、民族的命运绑在大国的车上,以减少国防费用。这有利于发展经济,会受到人民的拥护。”还说,“国家独立后要使广大人民有就业机会、谋生手段,使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有所提高。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国内各阶层、各党派、各种政治力量要和睦团结,政治上要实行民主。”对第三世界国家谈这些问题,表明他衷心希望它们和中国一样,努力跟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三,在外交思想、外交业务和外交风格上的拨乱反正

    (一)谈“外交工作授权有限”

    过去由于个人崇拜和高度集中,使外交工作事无巨细都得听从或等候“最高指示”,极大地限制了外事部门和外事干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之不能根据外交政策和应有的职权随机应变、灵活处理,往往错过时机、耽误工作,还造成内部矛盾。连身为总理和分工主管外事的周恩来,对诸如国宴邀请名单和菜谱这样的事都要写上“请主席批示”上呈毛,其他较大的对外工作就更不用说了。1956年周恩来访问印度,碍于尼赫鲁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一再讲情,他倾向于释放一名在押美军间谍,发电请示毛。不料毛看罢大怒,亲拟复电说,我们抓到的美国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越是尼赫鲁、哈马舍尔德说情我们越是不放。周恩来只好对尼赫鲁表示拒绝和向毛作检讨。又如1973年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在告别宴会上提出再和周总理谈一次。对所谈问题周没表态,只说要报告中央,遂立即打电话向毛请示,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而基辛格又要马上登机回国,周不得已只好做了个对基辛格所提问题今后可继续交谈的表态。人们知道,后来这件事就被用来当了导火线,给病重中的周总理招来最后一场多次会议的大批判,连乔冠华也敢于给他带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

    下面再举个研究工作中写内部报告,对国际形势分析也不准提不同意见的一个著名例子。这就是毛泽东对外交部1973年上送《新情况》(第153号)的严厉批评。这年的7月4日,他对张春桥、王洪文等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指外交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了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这段话引起一系列的批判和检查是不用多说的了。在这种体制和气氛下,谁还敢提不同意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周家鼎:《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

    周恩来根据他经过延安整风总结出的经验(包括多请示、少做主,多检讨、少解释,多听话顺着来、少提不同意见等),外交部一成立就给立下一条“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原则,对上面这样做,对下面也这样要求。所以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甚至连反映外国情况,都要强调“讲立场”、“对口径”,就是看是否合乎上面的看法和需要。这种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变成察言观色、揣摩意图,甚至可有可无,进而成为多余的了。果不其然,文革一起,所有这类研究机构最先解散,研究人员也都参加或接受批斗,接着下放到干校了。

    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在外交上的拨乱反正,就首先从为周总理辨冤但也指出他的不足,实际上是开始对“授权有限”之说有所质疑。1981年3月9日,联系毛泽东在外交工作上对周恩来的一再无端指责谈到外事工作必须改革时,他说,“外交工作的特点是外交活动,要提倡闯和钻的精神。外交部培养了一批好翻译和守纪律的工作人员。但没有培养出多少合格的外交家。当年周总理受到批评有四句话,对总理是不公正的。但是总理有时是过细了,外交人员要抓大事。外交部人才不足,知识不够。外交人员不熟悉国内的政治历史文化,不能很好地进行对外谈话。要消灭外文文盲。对外宣传工作很差,赶不上越南、台湾、南北朝鲜。出国的人太多,出国的人中应增加专家、学者。外交部给中央的东西太少。” 1982年9月15日他在出席外交部召开的使馆政治思想工作会议时又提到七十年代的四句诗,说“这是不公平的。应该改为:大事不敢讲,小事必须送。如果不照办,势必打修正……‘文化大革命’时,周总理大事敢讲吗?周总理不可能出修正,是要把他打成修正。外事工作应该有创造性。六十年代规定的细则,现在看来有的没必要。有的繁文缛节的东西,不能再用。总理对工作要求严,对自己要求也很严,但不必搞那么些繁文缛节。既有创造性又有生动活泼,不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

    他大声呼吁必须改革外事部门卡的太死、严重影响工作的局面。1978年12月31日,他在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说,“在这方面(对外宣传工作)也存在许多‘禁区’、框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不看对象、对牛弹琴,效果甚差,笑话不少。我看这种状况也要尽快改变。”1980年初,他有一个批示:“对外宣传干部水平提不高,外事工作的水平也很难提高,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彻底解决。” 1980年4月17日,他对有关部门说:“外事工作、经济工作、宣传工作都面临一个改革问题,不改革,不适合需要。”

    (二)强调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

    张闻天通过研究和实践,早在建国初期就对外交业务提出了全面的看法和建议。他的有关报告曾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并转有关部门和驻外使馆参照执行。报告中首先指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胡耀邦无论是否知道或记得这件事,反正他对外交调研工作的重视是同张闻天一样的。例如1982年1月14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的,“我们一切外事部门,一切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都要努力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你所到的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全盘情况。不仅要了解上层人物的动向,还要了解背景;不仅要研究这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还要研究它的经济和历史。” 这番话就就和张闻天当年说的一模一样。

    他特别注意发现有价值的新见解并用于决策参考。在中央领导层中,那么注意阅读和审批研究机构的成果,胡耀邦是罕见的一位。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只顺便举几个例子。1979年8月29日给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一个批示,是在他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所载《西德经济专家古托夫斯基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建议》之后写的。1979年9月25日,他读了马洪整理的关于苏联经济改革材料后,写的批语是:“转一份给《理论动态》。对人家的东西一定要注意研究,并要拿出成果来。”又如1982年,宦乡主持研究并署名、由戴伦彰起草的一篇题为《关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总战略的若干问题》的报告。胡耀邦看后写了一大段批语,大意说,这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好意见,旗帜鲜明、不讲情面地提出看法,值得认真研究,还称其为理论联系实际调研的典范。(赵紫阳的批语是,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到省军级,并要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研究讨论)。

    另外,胡耀邦还经常根据决策需要提出应该研究的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课题。例如1982年1月14日他在书记处会议上就提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我们至今很少研究,不甚了了,甚至可以说还处在一团混沌的状态”;“对于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方针,包括经济援助和经济交往的方针,究竟应当如何具体执行,如何分别对待,需要过细地加以研究。”

    (三)强调向外国学习

    胡耀邦大力批判过去的闭关锁国政策,积极推进对外开放,因此特别强调向外国学习。他主张我们应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珍视世界上一切文明成果,对于源头在西方的先进文明,不仅不隔绝更不排斥,而且要主动学习,否则我们的思想就会僵化。1978年12月31日他在中宣部系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吸收前人文化的精华,研究了当前实际,从这两个方面来的”;1983年3月13日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会上也说,“一定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化成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尊重文化知识的正确观点。”

    学习外国要有虚心的态度,不可妄自尊大,轻视别人的经验。他在1981年党成立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说,“无论是人家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我们都要通过自己的分析,吸取其中有益的可供借鉴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在努力研究和总结自己经验的同时,努力研究和分析别国、别地、别人的东西。”同年10月9日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讲话,也说,“要尽量吸收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用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1983年8月15日他在接见日本《每日新闻》社社长时说,“不管对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美国,我们都是念一本经:发展人民友谊,学习先进经验。” 他1984年2月10 日与外交部一位领导干部谈话时说,“我们与世界差距太大了。”

    胡耀邦主张走出国门,向外国学习。在1981年3月9日中央书记处谈外事工作时,他专门提到外事工作“需要改进,向外国学习”的五个方面。其中第三条是:“出国访问,要适当减少官方代表团,适当增加专家、学者、党外人士、少数民族、劳模出国访问。”上引他1979年8月29日给《理论动态》组的批示说:“《理论动态》你们对这些问题议论吗?政经教研室的同志能看到这类东西吗?我们过去各教研室很少接触外界。我看,也是处在桃花源中,甚至是在桃花源中的深部山区。现在要同外界往来,至少要在源边搞点交易活动,否则,思想不是僵化,而是僵死!”

    (四)重视外交风格和礼貌

    胡耀邦对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具体对外活动也非常重视,要求有一个新的风貌,并且以身作则,表现出不亢不卑、尊重对方和友好大方的大国气派。这方面他说的和做的内容都很丰富,无法细谈,这里只简单提一下。

    他在对外交往中,一再提倡讲友好、讲文明、讲信义、讲人情味,出发点都是同各国政府和人民改善关系、交朋友。1984年6月27日,他会见参加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的日本外宾时说:“要实现中日长期友好,必须遵循正确的方针,采取正确的态度。所谓五讲,就是一讲友谊,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内外政策强加给对方;二讲两利,如果只讲单方面的利益,那么友谊是不会长久的;三讲信义,办不到的不说,说了的就要办,言必信,行必果;四讲礼貌。五讲纪律。四美就是行为美、品德美、语言美、风度美。”

     对于一切不利于友好交往的行为,如不讲文明礼貌、不讲人情味等陋习,他可说是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关乎国家形象和丧失还是赢得人心的大问题。他每谈国际问题和外事工作,总会有这方面的话题。1981年3月9日在谈外事工作的书记处会议上,他就要求外交部工作要有政治眼光、外交艺术,出国访问要寻求和平、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反对游山玩水,要严格处分丧失国格的人。在1986年7月20日承德学习会上,他从黎笋去世、长征上台我们发去唁电并派人去大使馆吊唁这件事谈起,说这是个礼貌问题,尽管“我们同越南的问题能不能解开,能不能言归于好,现在还看不出来。”他还举了肯尼迪被暗杀后报纸上登出漫画标以《肯尼迪啃泥地》,赫鲁晓夫去世后报纸上报道的题目是《赫鲁晓夫死了》这两个例子,说“这些都叫做没有国际礼貌,这样做是不好的。”“在国际关系上,我们是要讲礼貌的……凡是属于国际礼节礼貌的,随便丢弃,一定会丧失人心的。” 1983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讲话又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要给人‘只讲政治’‘只谈原则’的印象”,要“多交朋友,有点人情味,从极右派到左派,凡是主张同中国友好的,统统讲交情、讲友好,都可以交朋友。现在,在外交场合不交朋友,没有点人情味不行。”

    他反对在对外交往中经常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1984年1月24日,他在会见法国记者时说,“以我的观察和亲自参加国际交往的经验来看,在国际交往中把自己看得绝顶聪明、无所不能,这种态度是非常不成功的。”

     胡耀邦要求的这些,都有利于我国国际形象的改善,都会给我国外事活动增添光彩,就不用多说了。

    最后,让我们用胡耀邦的两段有关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一段是他1982年1月14日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讲的:“一切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人们,要打开局面,就要有点眼力、魄力和毅力,并且要有一整套正确的战略和战术。否则就不可能打开局面,即使一时打开,也不能持久,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甚至功败垂成。”

    二是他1989年4月5日在家里同李锐长谈中关于外事问题的一段话:“外事问题。1982年前,讲联美反苏,徐(帅)不赞成。我做过两次系统发言,外交讲了十条,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等。紫阳找我谈,说太大胆了,敢印出来。东德昂纳克来时,请他传口信到苏联。我们两人各讲各的,但精神是一致的。苏联出兵阿富汗,是侵略别的民族,五年中陷入泥潭,罪名洗脱不掉。赞成意大利(共产党)的提法,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我是老鼠上秤钩,自己秤自己。当年于是传来上面一句很厉害的话:‘你要树立自己的形象。’”

    用这两段话正可说明,胡耀邦所以能为对外关系拨乱反正做出巨大贡献,是因为他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前面,具备非凡的眼力、魄力和毅力,并且有一套正确的政策思想和具体做法。他的贡献,有些是我们今天外交成就的重要源泉之一,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有些没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接受,因此没能收到应有的成效。这是他本人的遗憾,也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损失。

     (2009年3月11日完稿)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3-28 08:57:53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突厥民族之由来和辉煌。。。

突厥民族之由来和辉煌

朱学渊

     当今使用突厥语的大小民族有:裕固、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它们分布在地域辽阔的欧亚大陆。

    历史上本无“突厥”的记载,六世纪中(五四六至五五二年)它异军突起,一举击败强部高车、柔然,统一了漠北。此后的两百年中,突厥汗国号令血缘广泛的诸多部落。然而,居统治地位的是“阿史那”家族,《隋书·突厥传》记载了它的起源:

    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或云,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儿,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儿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彼邻国者,复令人杀此儿,而狼在其侧。使者将杀之,其狼若为神所凭,欻然至于海东,止于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余里。其后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

    在这些描述中,有些是不可靠的,如“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显然是妄说;而“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其后狼生十男”等,则是屡闻的北方民族传说。然而,“阿史那氏”出自“平凉杂胡”,是五世纪初被北魏逐出河西走廊的“沮渠氏”,以及它发迹于“高昌西北”之山间牧场,则是可取的史料。

    河西走廊是月氏、乌孙的故居,沮渠、乞伏、秃发部落也在那里生息,《魏书》说“鲜卑秃发乌孤,八世祖匹孤自塞北迁于河西”,是说秃发是从河套来的鲜卑部落。月氏、乌孙、沮渠、乞伏、秃发,即是兀者、爱新、女直、且末、拓拔,河西种属复杂,“平凉杂胡”之说即由是而来。阿史那(Asina 或 Osina)应即爱新或乌孙(Asin 或Osin)之音展,它出自沮渠,就是出自女直民族的“金姓”氏族。

    “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又是说五世纪初,几百家“女直·爱新氏”辗转迁至阿尔泰山,初附柔然,锻铁为生。六世纪中,终成气候,建立突厥汗国。他们不仅屡犯中原,还远追柔然残部至东欧。六世纪末,它分裂成“东突厥”和“西突厥”两大汗国;拜占庭史籍遗有西突厥使臣国书一份,内中有谴责拜占庭的强悍言辞,突厥之名雀起于欧亚大陆。

    ·突厥民族走出漠北进取世界

    东突厥的汗庭设在今外蒙古中心地区,西突厥汗庭是在哈萨克斯坦“千泉”附近。东、西突厥虽然强盛,但内乱纷争不息。六三〇年,唐军联合薛延陀部用兵漠北,灭东突厥;六五八年,在归附的阿史那家族将领的协助下,西突厥也被唐朝击灭。六八二年“后东突厥汗国”复兴,但七四五年又被长期亲唐的“回鹘汗国”取代。而西突厥灭国后,有伏尔加河—顿河下游的“可萨汗国”为继;它与拜占庭连手对抗阿拉伯帝国,有效地阻遏了伊斯兰教朝东欧的发展。

     公元八四〇年,蒙古高原有天灾,回鹘汗国饥馑大作,发生内乱。有人引的黠戛斯人南下参与内战,逃亡的回鹘诸部,人分两路。一路十万之众抵阴山地区,他们可能就是后来的汪古部;另一路西迁入河西、高昌、中亚各地,与当地居民融合成欧亚大陆突厥语诸族。今世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土耳其人所使用的突厥语,实际上是传承于漠北的回鹘语。

     以前,突厥语的势力可能不像今天这样大。八世纪时可萨汗国曾两度与拜占庭皇朝联姻,一个嫁去的公主叫 Chichig,即蒙古族姑娘常用名字“其其格”(花),因此可萨汗庭使用的语言可能是蒙古语。又如,公元七二七年新罗僧人惠超游经今乌兹别克东部,他在《往五天竺国传》中说,那里时用的语言是“言音半吐火罗,半突厥,半当土”。今天中亚和新疆南部使用单一的突厥语,应该是九世纪回鹘民族西迁后才形成的。

    当代突厥民族的正宗,却是欧亚要冲的土耳其,那本是后续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的疆域,但源自漠北的民族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辉煌的国家。十世纪时,哈萨克斯坦黄水(Sara Su)流域的乌古斯(Oghus,即“护骨”)部落南下布哈拉,在酋长塞尔柱及其后人的统领下征服阿富汗、波斯,还皈依了伊斯兰教。一〇五五年占领巴格达,操纵了阿巴斯王朝哈里发(“先知继承人”)教廷,建立塞尔柱帝国,并开始征伐近东诸国的“圣战”。一〇七一年塞尔柱与拜占庭军决战于今土耳其东部的曼兹克尔特(Manzikert),结果拜方大败,连皇帝也被俘虏。拜占庭势力退出安纳托利亚大部地区,这片原是希腊、亚美尼亚、库尔德等民族的家园,就此开始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突厥民族和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展,导致欧洲基督教国家和教会的恐惧,因此多次组织十字军运动,力图消除地中海东岸的伊斯兰力量。

    ·奥斯曼帝国在欧亚非三洲的统治

    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兴起时,塞尔柱帝国已经衰落,入侵中近东的蒙古骑兵摧枯拉朽,以波斯和两河流域为中心建立伊儿汗国,但却始终未能深入安纳托利亚半岛,那里出现许多突厥部落割据的局面,其中一个名叫奥斯曼(Osman I)的突厥战士,崛起为离君士坦丁堡东南不远的比提尼亚(Bithynia)的“异密”(amir,阿拉伯语“酋长”),他祖上来自乌古斯的喀伊(Kayi)部落,据说参加过曼兹克尔特战役。奥斯曼之子斡儿汗(Orhan, 1324-60)以颇有春秋笔法的谋略,先逐尽安纳托利亚的拜占庭势力,又吞并其它突厥小国,进据达达内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沿岸;然后与拜占庭结盟进驻巴尔干半岛。接着又在拜占庭宫廷内争中协助“约翰六世”(名 Cantacuzenus)登基,从而获得了在色雷斯(Thrace,今土耳其欧洲部分)劫掠的权利和与怀抱公主希欧多拉(Theodora)的恩准。

     奥斯曼人洞悉了拜占庭腐败,就留在色雷斯不肯走了,还开始了向马其顿、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发展,一三八九年,穆拉德一世(Murad I, 1360-89)于科索沃(Kosovo)一战击败巴尔干联军,本人于此役战死,但奥斯曼人在巴尔干站住了脚跟。穆拉德之子白济德一世(Bayezide I, 1389-1403)继位,白济德以联姻和金钱兼并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诸侯,又回巴尔干地区镇压叛乱的基督教王公,并对保加利亚实行军事占领,从而完成对君士坦丁堡合围。一三九六年,匈牙利国王组织了一次重要的十字军,但出门不远就被击败,奥斯曼人巩固了在多瑙河南岸的统治,于是白济德的名声在穆斯林世界不可一世,开罗傀儡哈里发不顾统治埃及马木鲁克王朝苏丹的妒忌和反对,册封白济德为“罗马省苏丹”。

    一四〇二年,中亚新兴的“帖木儿汗国”远征安纳托利亚,在安卡拉击败奥斯曼军,还虏去了白济德(次年死去)。但帖木儿意未在近东,早早就撤了军。十五世纪初,经过争夺皇位的血腥内斗,奥斯曼帝国重新振作。穆罕默德一世(Mehmed I, 1413-20),穆拉德二世(Murad II, 1421-51),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 1451-81)三任苏丹精明强干,他们安抚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的王公诸侯,还建立了一枝舰队封杀海上霸主威尼斯,渐次兼并希腊诸邦和爱琴海诸岛;一四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奥斯曼在黑海港口瓦尔纳(Varna)战胜最后一枝十字军;一四四八年,消灭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堪德培的抵抗军;一四五三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结束了罗马帝国漫长生命。接着又占领塞尔维亚大部和波斯尼亚全境,还派遣一枝非正规军进驻阿尔巴尼亚,他们就是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的祖先。

     地图奥斯曼帝国全盛期(1683-99)疆域

    在突厥民族征服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的同时,也融入了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和希腊等民族的血缘,今天土耳其人的面目和身材更似印欧人种。而与拜占庭和巴尔干诸王室的联姻,又使奥斯曼苏丹家族的血缘更为复杂。例如,战死在科索沃的穆拉德一世的母亲,就是拜占庭公主希欧多拉,穆拉德一世本人又娶了拜占庭和保加利亚公主,而他的儿子白济德一世则娶了塞尔维亚公主黛丝碧娜(Despina)。每次这样的联姻,都为奥斯曼帝国宫廷带来了一大批基督教侍臣和谋士,因此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宫庭里说的是希腊语或塞尔维亚语。特别是,白济德一世几乎淡忘了先人的习俗和伊斯兰教法,乃至在安卡拉大战时,穆斯林众叛亲离,只有基督徒为他护驾,遂至大败。

    突厥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但对其他信仰却持宽容态度。一四五三年,奥斯曼人占领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后,改索菲亚大教堂为清真寺,但对拜占庭帝国国教“希腊正教”(或东正教)仍持宽容态度,至今伊斯坦布尔正教牧首地位依然如故。一四九二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年,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颁布了强制犹太人接受天主教,否则就离开的法令。因此大批犹太人迁徙他乡,许多人在奥斯曼帝国得到了荫庇,而且被允许组织犹太教教会和享有自治权的社团。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穆斯林世界对犹太民族的仁爱,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对犹太民族的迫害,适成对照。由于奥斯曼人的统治和移民,以及基督徒的改宗,在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伊斯兰教社团,这也是后世巴尔干地区宗教残杀的起因。

     十六世纪,苏莱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 1520-60)在位时,奥斯曼帝国鼎盛。除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诸国外,它还拥有阿尔巴尼亚、希腊、,塞尔维亚、波斯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克里米亚半岛和环黑海地区的欧洲属地,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非洲属地,疆域超过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总和,惟罗马帝国与之可以比拟,但从此也就开始了它漫长的衰落。在对奥地利和俄罗斯的战争中,逐步丧失了在欧洲的土地;在西方列强兴起后,又失去了对北非的控制。在一次大战中更站错了队,随着德、奥战败,奥斯曼帝国也被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肢解,只剩下了安纳托利亚半岛和巴尔干东南一隅的疆土,朝廷全靠在英国炮舰的保护,苟延残喘。

    ·凯末尔的语言纯化和文字改革运动

    一九二二年,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领导革命,推翻奥斯曼帝国。从一〇五五年塞尔柱人入据巴格达,到一九二二年奥斯曼帝国覆灭,突厥民族在中近东和东南欧的统治,维持了近九百年,为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篇章。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凯末尔当选首任总统,并一直连任到一九三八年去世。凯末尔推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和妇女权利的全面改革,奠定了政教分离和民主立国基础,并废除了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款,使国家获得彻底独立。一九三三年大国民议会授予穆斯塔法?凯末尔“土耳其之父”(Atatürk)的称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凯末尔推动了一场“语言纯化”和“文字改革”的群众运动,旨在清除土耳其语言中的非突厥语成分,并以拉丁文替代阿拉伯文作为书写文字。这是突厥民族语言的伟大复兴。据统计,二十年代土耳其书面语言中的阿拉伯语、伊朗语和法语成分占百分之八十;至八十年代已减少到百分之十。在这场运动中,政府有组织地收集各历史时期的突厥语词汇,以及各地突厥语方言,经鉴定后逐步替代外来语词。事实上,这些被收集来的“纯突厥语词”中,有不少是融入突厥—回纥语中的“鲜卑语”和“通古斯语”辞汇,它们很多也被列入现代土耳其语词典。这场在土耳其进行的净化语言的努力,竟也无意地为北方诸族历史语言学的研究,采集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例如,“白色”一字突厥语是“阿克”,蒙古语和满语同为“叱干”,古鲜卑语为“素”。而土耳其语“白”有三字ak、solgun、soluk,其中ak 是“阿克”,solgun 是“叱干”的变音,soluk 则与“素”同源。从“白”字的多源现象,可以窥见突厥语的多元背景。

    又如,突厥语的“水”和“土”是 su 和 toprak ;而突厥语的“伯克”(beg)又与汉语的“伯”一样,都是“首领”的意思。突厥语民族的祖先是从黄河流域出走的,“水”、“土”、“伯”等是遗留在汉语中的古突厥语成分。土耳其语词典中的“青铜”列有两字:tunch 和 bronz,后者显然源自欧洲语言,而前者就是汉语的“铜器”。这表明土耳其民族的祖先与中原民族的最后交往应该追溯到漠北“回纥”时代。

    ·突厥民族对伊斯兰世界的一度控制

     突厥民族对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教廷的控制,可追溯到公元八三○年代初,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从“拔汗那”(即乌兹别克东部“费尔干那”盆地)引进了一枝四千人的“突厥奴隶”雇佣军。八三六年这些“奴隶”开始在巴格达闹事,二十多年后即全面干预阿巴斯王朝的政事,他们不仅包办了地方行政和税务,连哈里发也成他们手中的玩物,任意拥戴或废黜,甚至剐眼杀害。十世纪中,哈里发只是一个虚设的精神领袖而已。是塞尔柱人的到来,才将这些“奴隶”雇佣军逐出巴格达。

    先后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法蒂玛和阿尤布王朝,同样热中引进中亚“突厥”和北高加索“切尔克斯”(Circas 或 Cherkess,皆匈人的后裔)雇佣军。后来,这些“奴隶”利用阿尤布王朝宫廷内争,取而代之,在埃及建立了“马木留克王朝”(公元一二五〇至一五一七年,“马木留克”是阿拉伯语“奴隶”一字),一二六〇年马木留克人曾予蒙古军以致命的一击,终止了蒙古帝国进入北非的企图,也保护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近东的圣地,据说马木留克人既不笃信真主,也不精通阿拉伯语言文化,但他们在开罗恢复了哈里发制度,还把它当做号令伊斯兰世界的傀儡。

    后来,奥斯曼帝国虽然兼并了近东和北非地区,但在埃及保留下了一个庞大的马木留克特权阶级。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马木留克人又重新控制了埃及的军务、税务和政府的权力,并以向伊斯坦布尔贡税换取了自治权。一七九八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实际遇到的是马木留克人的抵抗;直到一八一一年,他们的统治才被摧毁。从漠北出走的突厥语民族,是一个叱咤风云、征服世界的有为民族。回忆这沧桑变迁,予人以历史感怀:伟哉!东方民族。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二○○三年六月号,二○○六年三月十一日修改,

 

 

 

发件人:"skt95" <skt95@163.com>  2011-03-30 11:57:15 +0800 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转发:一所最好的大学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孙开泰老先生传来这篇文章,肯定值得一看。使我们感触的是,这种事只能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而今天的中国已经很难发生这种事了。因为,高校已经是钱的天下,有才无钱难进来。这就是时代的变迁。十几年后,中国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高尔基曾说过“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这句话在道德时代或许有用,在拜金社会可能就失效了。现在的穷人能干什么?寸步难行。在道德社会时期,贫困还能起到激励作用,而在金钱社会时代,贫困就是绞杀机,扼杀器。

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

天津一中高三学生  安金鹏

    (注: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大陆天津一中高三学生安金鹏,在阿根廷举行的第三十八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荣获世界第一名金牌,为大陆天津历史写下新页。这位十九岁数学奇才的成功,是因为他读了一所最好的大学。看了下面安金鹏的自述,就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大学。)

    一九九七年九月五日,是我离家去北京大学数学研究院报到的日子。袅袅的炊烟一大早就在我家那幢破旧的农房上升腾。跛着脚的母亲在为我捍面,这面粉是母亲用五个鸡蛋和邻居换来的,她的脚是前天为了给我多筹点学费,推着一整车蔬菜在往镇里的路上扭伤的。端着碗,我哭了。我撂下筷子跪到地上,久久抚摸着母亲肿得比馒头还高的脚,眼泪一滴滴滚落在地上…

    我的家在天津武清县大友岱村,我有一个天下最好的母亲,她名叫李艳霞。我家太穷了。我出生的时候,奶奶便病倒在炕头上,四岁那年,爷爷又患了支气管喘和半身不遂,家里欠的债一年比一年多。七岁那年,我上学了,学费是妈妈向人借的。我总是把同学扔掉的铅笔头捡回来,用线捆在一根小棍上接着用,或用橡皮把写过字的练习本擦干净,再接着用,妈妈心疼得有时连买铅笔和本子的几分钱也要去向人借。不过,妈妈也有高兴的时候,不论大考小考,我总能考第一,数学总是满分。在妈妈的鼓励下,我愈学愈快乐,我真的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比读书更快乐的事。我没上小学就学完了四则运算和分数小数;上小学靠自学弄懂了初中的数理化;上初中也自学完了高中的理科课程。

    一九九四年五月,天津市举办初中物理竞赛,我是市郊五县学生中唯一考进前三名的农村小孩。那年六月,我被著名的天津一中破格录取,欣喜若狂地跑回家。没想到,把喜讯告诉家人时,他们的脸上竟堆满愁云~~奶奶去世不到半年,爷爷也生命垂危,家里现在己欠了一万多元的债。我默默回到房中,流了一整天的泪。晚上,听到屋外有争吵声。原来是妈妈想把家里的那头毛驴卖掉,好让我上学,爸爸坚决不同意。他们的话让病重的爷爷听见,爷爷一急竟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安葬完爷爷,家里又多了几千元的债。我再不提念书的事了,把「录取通知书」迭好塞进枕套,每天跟妈妈下田干活。过了两天,我和父亲同时发现~小毛驴不见了!!爸爸铁青着脸责问妈妈:「你把小毛驴卖了?你疯了,以后盘庄稼、卖粮食你去用手推、用肩扛啊?你卖毛驴的那几百块钱能供金鹏念一学期还是两学期…?」那天,妈妈大哭,她用很凶很凶的声音吼爸爸:「娃儿要念书有什么错?金鹏考上市一中在咱武清县可是独一无二呀!咱不能让穷字把娃儿的前程给耽误了。我就是用手推、用肩扛也要给他念下。」

    捧着妈妈卖毛驴得来的六百元,我真想给妈妈下跪、磕头。我太爱念书,然而这一念下去,妈妈又要为多少难,吃多少苦?那年秋天我回家拿冬衣,发现爸爸脸色蜡黄,瘦得皮包骨似地躺在炕上。妈妈若无其事地告诉我:「没事,重感冒,快好了。」谁知,第二天我拿起药瓶看上面的英文,竟发现这些药是抑制癌细胞的。我把妈妈拉到屋外,哭着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妈妈说自从我上一中后,爸开始血便,一天比一天严重。妈妈借了六千元去天津、北京一遍遍地查,最后确诊为肠息肉,医师要爸爸尽快动手术。妈妈准备再去借钱,可是爸爸死活不答应。他说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只借不还谁还愿意再借咱呀?

    那天,邻居还告诉我:母亲是用一种原始而悲壮的方式完成收割的,看的人直掉泪,大家也自身难保。她没有足够的力气把麦子挑到场院去脱粒,也无钱雇人帮忙,她是熟一块割一块,然后再用平板车拉回家,晚上院里铺一块塑料布,用双手抓一大把麦穗在大石头上摔打…三亩地的麦子,全她一个人,她累得站不住了就跪着割,膝盖磨出了血,走路时一颤一颤的留下血迹……不等邻居说完,我便飞跑回家,大哭道:「妈妈,妈妈我不能再读下去了呀…」妈妈最终还是把我赶回了学校。

    我的生活费是每个月六十到八十元,比起别的同学的两百至两百四十,实在少得可怜。可只有我才知道,妈妈为这一点点钱,从月初就得一分一分地省,一元一元地卖鸡蛋、蔬菜,实在凑不出时还得去借个二十、三十。而她和爸爸、弟弟,几乎从不吃菜,就是有点菜也不用油拌,只舀点腌咸菜的汤搅和着吃,不知吃了多少年。妈妈为了不让我饿肚子,每个月都要步行十多里路去给我批发方便面渣。每个月月底,妈妈总是带着一个鼓鼓大袋子,千辛万苦地来天津看我。袋里除了方便面渣,还有妈妈从六里外一家印刷厂要来的废纸(那给我做计算纸的)和一大瓶黄豆辣酱、咸芥菜丝,以及一把理发的推子。(天津理发最便宜也要五元,妈妈要我省下来多买几个馒头吃。)

    我是天津一中唯一在食堂连青菜也吃不起的学生,只能买两个馒头,回宿舍泡点方便面渣就着辣酱和咸菜吃;我也是唯一用不起稿纸的学生,只能用一面印字的废纸打草稿;我还是唯一没用过肥皂的学生,洗衣服总是到食堂要点碱面将就。可是我从来没有自卑过,我觉得妈妈是一个苦难、向厄运抗争的英雄,做她的儿子我无上光荣!

    刚进天津一中的时候,英语课就把我听懵了。母亲来的时候,我给她说了怕英语跟不上的忧虑,谁知她竟一脸笑容地回答:「妈只知道你是最吃苦的孩子,妈不爱听你说难,因为一吃苦便不难了。」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我有点口吃,有人告诉我,学好英语,首先要让舌头听自已的话,于是我常捡一枚石子含在嘴里,然后拚命背英文。舌头跟石子磨呀磨,有时血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但我始终咬牙坚持着。半年过去了,小石子磨圆了,我的舌头也磨平了,英语成绩进入全班前三名。我真感谢母亲,她的话激励我神奇地跨越了这个大学习障碍。

    一九九六年我参加全国奥林匹知识竞赛天津赛区的比赛,获得了物理一等奖和数学二等奖,将代表天津去杭州参加全国物理奥赛。「拿一个全国一等奖送给妈妈,然后参加世界物理奥赛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喜讯和愿望写信告诉了母亲。结果我仅得了二等奖,我一头栽在床上,不吃不喝,尽管这已是天津市参赛者中的最好成绩,可要报答含莘茹苦的母亲,实在不够啊!回到学校,老师们帮我分析失败的原因:我总想数理化全面发展,主攻项目太多而分散了精力。如果我现在攻数学,一定能上。

    一九九七年一月,我终于在全国数学奥赛中,以满分的成绩获得一名,进入国家集训队,并在十次测验中夺魁。按规定,我赴阿根廷参加比赛的费用须自理。交完报名费,我把必备的书籍和母亲做的黄豆辣酱包好,准备工作就结束了。班主任和数学老师看我依然穿着别人接济的,颜色、大小不协调的衣服,打开储藏柜,指着袖子接了两次,下襬接了三寸长棉衣和那些补靪拽补靪的汗衫、背心说:「金鹏,这就是你全部的衣服啊?」我不知所措,忙说:「老师,我不怕丢人。母亲总告诉我『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穿着它们就是去美国见柯林顿也不怕。」

    七月二十七日,奥赛正式开始。我们从早上八点三十分到下午两点,整整做了五个半小时的试题。第二天公布成绩,首先公布的是铜牌,我不希望听到自己的名字;接着公布银牌,最后……公布金牌,就是我!!!!

    我喜极而泣,心中默默喊道:「妈妈,你的儿子成功了。」我和另一位同学在第三十八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分获金银牌的消息,当晚便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台播出了。八月一日,当我们载誉归来时中国科协、中国数学学会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此时,我想回家,我想尽早见到妈妈,我要亲手把灿烂的金牌挂在她的脖子上…那天晚上十点多,我终于摸黑回到朝思暮想的家。开门的是父亲,可是一把将我紧紧搂进怀里的,依然是我那慈祥的母亲。朗朗的星空下,母亲把我搂着那样紧 …我把金牌掏出来挂在她脖子上,畅畅快快地哭了。

    八月十二日,天津一中堂里座无虚席,母亲和市教育局的官员及著名的数学教授们一起坐上了主席台。那天,我说了这样一席话:「我要用整个生命感激一个人,那就是哺育我成人的母亲。她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可是她教给我的做人的道理却可以激励我一生。高一那年,我想买一本「汉英大词典」学英语。妈妈兜里没钱,却仍然答应想办法。

    早饭后,为了买一本辞典,妈妈借来一辆架子车,装了一车白菜和我一起拖到四十里外的县城去卖。到县城时已快中午了,我早上和妈妈只喝了两碗红薯玉米稀饭,此时肚子饿得直叫,真恨不得立刻有买主把菜拉走,妈妈还是耐心地讨价还价,最后终于以一角钱一斤成交。两百一十斤白菜应换来二十一元,买主只给了二十元。有了钱我想先吃饭,可是妈妈说还是先买书吧!这是今天的正事。

    我们到书店一问书价,要十八元两角五分,买完书只剩下一元七角五分。妈妈只给了我七角五分零钱去买了两个烧饼,说剩余的一元钱要攒着给我上学花。虽然吃了两个烧饼,等我们娘俩快走完四十多里的回家路时,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了。这时才想起,我居然忘了分一个烧饼给母亲,她饿了一天,为我拉了八十里路的车。我后悔打了自己的耳刮子,母亲却说:『妈没多少文化,可是妈记得小时候老师念过高尔基的一句话---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你要是能在这个学堂里过了关,那咱天津、北京的大学就由您考哩。』

    妈妈说这话的时候不看我,看着那条土路远处,好像它真的可以通向天津、通向北京一样。『我听着听着就觉得肚子不饿了,腿也不酸了…如果说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那我就要说,我的农妇妈妈,她是我人生最好的导师。』」台下,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湿润了,我转过身,朝我双鬓已花白的母亲,深深地鞠躬……。大家如果还认为贫困不算是最好的大学,那最好的大学就是各位看倌伟大的母亲!!

    注:俄国大文豪高尔基曾说过一句名言:『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如果你能够在这里修完所有学分的话,在未来的人生,还有什么不能超越与突破呢?』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1-03-28 15:00:2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地主之殇

老野

    一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耻辱、羞愧、畏惧或者种种不堪,我都难以理解,父亲何以如此持久地回避提及他的父母兄姊。即使在他暮年的平淡岁月里,也始终保持着拒绝回忆的习惯而不像大多数老人那样爱唠叨过去的痕迹。他像一个纯粹凭直觉而熟稔行路的盲人,总能巧妙地避开坑洼一样躲闪着那段凹陷的岁月。以致于让人误会他几乎像陨石一样来到这个星球,他的身后是一片巨大的虚空;他来时的路飘渺无迹,只是仅供凝思而永远难以洞彻的沉沉星云。 这似乎意味着我的血液之河只上溯到父辈就枯涸了,我像一条没有源头的细流般在大地上慢慢洇干。但这是不合逻辑的,不管祖父母的存在怎样如同传说一样难以亲近,我相信父亲和我都永远根据在那个庞大家族的废墟上。它在若干年的隐秘梦影里,在浩淼难问的冥冥之中,默默地提供了我们两代人在苦难泥土上存活的力量。 我真正得以窥见父亲的家史是在他不治而逝之后。那是1994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赶回恩施奔丧。父亲在一面血红的D旗下似乎安详了,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老家?老家?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我们还有老家么?但从老家赶来了许多衣衫褴缕的亲戚,他们叫我叔叔舅舅爷爷舅公,与我同辈的则都是老人了----这突然冒出的大批远亲几乎让我瞠目结舌。我一直以为父亲是没有亲戚也没有故乡的,他官居正七品却从未还乡也从不提起,这使我们姐弟皆讳莫如深。这些从深山远来的陌生族戚与我同哭,他们在真切的哀痛泣诉中开始向我揭露出我们家族那惨绝尘世的往事……

    二

    巴东这一地名也许是鄂西最古老的标注。《水经注》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由此看来,那就是中国最悠久的伤心之地。我的故乡就在那里,在三峡的背后,在大巴山的腹地----那是一个至今还偏远穷荒的地方。

    顾名思义,那是巴人的土地,是一个在遥远年代就已失去国名的僻野。在清代,它归属容美土司管辖,在所谓共和国,它准确的地名叫湖北省巴东县杨柳池区驷井公社石板小队,现在则划归金果坪乡----也就是……第一烈士段德昌被另外一个书记杀害的地方。

     我祖父的家就在石板村相去八里左右的半山上,即使今天,两里之内仍无人烟。翻过老屋背后的山崖,就可以看见清江在500米下的绝壁间缓缓流淌如永不干涸的泪腺。那个村子没有水田,遍山遍野都只能种植玉米和土豆,那是山胞们唯一的主粮。可以想象,50年前,那里该怎样的蛮荒。那时,村民去县城和州府都要走三天路。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唯一的活法就是望天收----老天不为难就多打三五斗,缴皇粮,然后自给自足,安身养命。他们不知道主义,不相信D派,甚至也不关心改土归流。他们已经遗忘了来自何处,不了解巴楚之别,只知道他们所处的国家永远是乱世,他们只想勤扒苦做,做一个太平世界的良民。

   

    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即可谓泱泱大国;虽然早已实行郡县制来管理,但实际上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多数领域仍属化外之地。即使朝廷能够委派一个县令的地方,规矩也是一个人独自去上岗,秘书[师爷]还得自己出钱雇请。至于少数民族地区[蛮夷之地],则从当地的世家望族中择封一个土司,由其世袭自治。 今天一个县的公务员大抵上万,……宪特齐备,尚且往往滋事告急;在100年前,一个县官加几个胥吏,又是如何来实施政务而确保平安的呢?----朝廷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传统的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底线伦理和生活秩序。无论政统和血统在遥远的帝都如何改变,深山老林中的人民依旧坚守着自己的道统。他们默默耕耘,派丁纳粮,安贫乐道,息讼少争。不到民不聊生之时,一般是不会揭竿而起的。

    士绅阶层是如何诞生的呢?它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袭嫡传,也算不上基层民主直选,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为当地社会所默认的一个人群。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诚信、发家致富、知书识礼的人所组成。这一群体没有国家俸禄和职称,只是凭借个人素质而形成的潜在势力,掌握着乡村的“话份”[话语权]。他们不妨一领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却一言九鼎,安抚平息着乡村的裂纹和创伤。不管政治是如何周期性动荡,皇朝是如何兴衰更替,是他们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在很多意义上说,都是他们在代行政府职责,在充当太平盛世的守护神。 但士绅阶层又并不专属于某姓某族,它是在不断更新变替的。在欧洲,贵族社会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他们代代积累的财富集中管理,因此较能保持身份。而中国民间的传统则是“树大分杈,人大分家”,这种分家析产制很容易导致一脉各支兴衰不一。于是富不过三代,没有永远的士族簪缨之家。社会始终鼓励那些个人奋斗的人,你可以出生寒门,起于垄亩,只要不匪不盗,白手兴家或者读书应试,你就可以跻身士绅阶层,成为闾里乡亲尊敬的人。参看林耀华先生的社会学名著《金翼》,即可明白此理。 历朝历代的入登大宝者,多很在意对士绅阶层的培育和保护;即使满人入关,也不敢完全消除江南的缙绅门第。因为统治者知道,这个广袤的国家和众多的草民,不能仅凭枪杆子去管理;在他们鞭长莫及的艽野,需要无数德高望重的人去维护礼法。对他们的迫害,就是对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道统的丢弃。而一个丧失道统的民族,就会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甚或堕落而为众多的杀人机器。

   

    中国古代的流民迁徙是历史永久的悬案----在今天看来都很蛮荒的地方,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又是如何发现并开拓的,这实在不可思议。石板村位于巴东、鹤峰和建始三县交界的高山峡谷之上,海拔1000米左右,从地名也可想见其土壤之贫瘠。在那里的山顶可以俯视清江,但百丈绝壁使得他们长期缺水----我在今年秋天的首次还乡时,发现我堂兄依旧靠屋后石坑中积攒的雨水在生活。 我一直相信我们是巴人始祖五姓之一郑国公的苗裔,史称“板盾蛮”的那部分爱唱竹枝词杨柳枝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先祖。白云苍狗数百年,我已无法穿越那些尘封的岁月了。所以曾高祖一辈究竟是如何要避居于此穷山恶水人迹罕至之地,我已无从想象。

    祖父郑公讳振略,大约诞于光绪初年,派称幺房。至少在民国之初,祖父这一支还很贫寒,而他的堂侄----其长兄之子郑永阶,则已崛起而为野三关杨柳池一带十三乡的联保之长了。永阶堂伯大约在当时当地是曾经风光得意的----有自己的土围子和民团武装,至今在石板村的山上还有其碉堡的残迹,而关于贺龙攻打郑家寨的故事,仍依旧在民间流传。事实上,永阶伯一支正是在被贺部打破砍杀之后从此式微的。

    祖父卜居于村外8里的山上,单家独户像一个隐士。他育有四子两女,家父乃其幼子。他似乎比其他农民多一点主意,知道刀耕火种的难以养家活口,便选择了贩盐来贴补家用。山村相去巴东县城大约三百多里,一路的高崖深谷没有半丈坦途。一般而言往返六天,完全要靠背驮。传说中如果不碰见红军和剪道的,他可以三天走过来回。可想而知,对一个山民来说,要想增加点家业,需要付出多少艰难和血汗----即使今天,大抵仍然如此。 没有勤劳和节俭,祖父肯定是难以致富的。他终于在中年之后薄有田宅----用岁岁年年的奔波慢慢买下了60余亩山地,修了一栋木屋,占地也就200平米左右。像他这样半农半商的人,在乡下就算是跑码头见过点世面的,自然比别人多一些谋生之道。地里只产玉米,吃不完的就拿来烤酒----他在家里开起了作坊----祖父的包谷醇酿开始装点着山民的偷生之乐。

    五

    1940年代大约是祖父从贫民到富农再到小地主的身份转移完成之时。他像大多数家道中兴的布衣绅士一样,省吃俭用,事必躬亲,小心翼翼地珍惜着他那乱世荒年中的一点可怜的幸福。在这一时段,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相继成家,三伯未婚早夭----那在乡下即是寻常小灾,不足为悲。为了解决少爷[家父]的读书问题,他第一次在村里创办了义学,延聘了新式教育的老师;并在1946年将我18岁的父亲送到县城就读简师,他希望他的幼子能够完成学业以彻底改变世代农耕的命运。

    一个乡绅的诞生并非仅凭财富的积累,他需要对乡村建设有所捐奉,比如修桥补路,悯老恤幼;他还要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只有这样,他才开始体面而尊荣,才会让周边人群信服。祖父的一切善行和成就,将他推上了族长的位置----这一纯粹民间的虚衔,在宗法时代是稳定社会的磐石,因而也拥有一种形而上的象征性权力。他不仅可以在族内排忧解纷,连外姓人家兴讼起争,也往往来找他做中平息。人有善恶,事有是非,理有正偏,何况闾里之争无非家务,许多清官难断的锱铢相较,由他划断奖罚,必也有恩有怨。由此埋下他日的祸根,这几乎也是天下仗义直言者都要付出的代价。 自古以来,政府都鼓励乡村自治;只要完丁纳粮,其他服务性事务则多让渡给基层社会去自立自理。在政府财力权力皆难企及的领域,基本由乡村贤长在掌控和维持。实在解决不了疑难重症,才交由政府裁决。这样官民之间减少了摩擦,社会各阶层也多了张力,正是古人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

    由于祖父的声望,大伯被民国县府推上了保长之席----约等于今天的村委会主任----这几乎是几年之后这个国家最普遍的断头台。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其推行初衷在于家家联保,互为人质,用以平寇和防止通贼。在维护乡村治安和代行国家职责方面,他们确曾发挥作用。在石板村那样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寨,一个保长究竟有何功过,我在今天已实在难以评说了。估计太过无趣无益,大伯才会想要把这鸟位传给他毕业回来的小弟。万幸的是我父亲可能读书长了见识,他坚决不干并要求祖父继续供他到州府恩施去深造。祖父也许在隐隐的传闻中开始预感到乱世浩劫的临近,他再次资助他最钟爱的幺儿踏上了异乡求学之路----正是这一步,让我父亲逃向生天----这,难道就是命运。

    六 在那个现在还不通客车的山寨,郑氏祖宅如辉煌的落日,停留在1948年前的温暖里。在那一年,20岁的父亲在祖母的叮咛中,步步回头地永别了他的故乡----对山外世界充满幻想的他,其时肯定没有想到这就是不归之路,他已再无机会尽人子之孝。 那个早上,阳光渗透着初春的芳香。整个家族除开祖父之外,都簇拥着这个唯一能去州府的学生离开家门。在寨口的古老皂角树下,露水滴嗒自叶间滑落。父亲一步跨过了乡界,他的灵感也使他就此跨越了宿命。 祖父有意回避了为儿子送别的伤感场面,他独自登上后山;那里的一片松竹掩映中,默踞着郑氏祖茔。这些从土地上隆起的坟墓,错落有致如一个私家花园。一些石竹、玉簪和旅人蕉静默地开放,三叶藤和打碗花的枝蔓像无数羸弱的手牵连着这些飘散的灵魂,似乎在山风中具有了一种环抱而立的力量。大小各异的碑石神情庄严如同一张面孔,发灰泛白,苔痕班驳,书法的刻迹漫漶一如沁水的经卷。一个家族的历史,全部的苦难和荣耀,都尽在这些泥土下埋没着,阅览着岁岁芳草的无情惨绿。 祖父似乎在丈量他祖祖辈辈一寸一分积攒下的这点土地,迷朦朝雾中,他像一个失算的弈者面对一盘亘古未解的残局。烟岚弥漫在他六十多岁的老眼里,他看见了大群死亡的浮雕像一部露天的族谱,记载着他日渐淡忘的艰险岁月。一些墓阶上还存放着积年的清供----粗糙的包谷、敞气的酒以及风干的苹果。他此刻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竟会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儿女已无能为他烛酒拜祭。

    七 在那之前,大伯和二伯都已各有四个子女,大姑和小姑都相继嫁到了邻县的官店。每个家庭都仍然是农耕为生,过着基本自足的日子。祖父只雇了一个长工,是族房的一个孤儿,带有收养性质,那孩子也只十几岁。土地则分给了三个儿子,我父亲的那份,就由祖父母代耕着----一个地主的全部家当就是这些了,但这,在当年的石板村,就算是唯一的首富。 祖母在她的幺儿外出的当年,终于油尽灯枯。她的早逝使她备享尊荣,那场丧礼办得风光体面,成为那些山中后人至今还能铭心的最后一抹残红之忆。古人说:寿则多辱。祖母幸好没有熬到1951年,否则她将如何面对那在劫难逃的灭门之祸。

     父亲考上了恩施五峰山上的清江中学。次年,据说因为打群架而被开除。就在他晃荡在江边卵石滩上无所适从时,林彪的四野开进了州城。那时的***所到之处,马上成立革命干部大学,用延安和东北那套成熟的洗脑方法,赶紧为地方培养管理干部。走投无路的父亲需要一份口粮,马上成为了首批学员。很快就学会了斗地主分浮财和杀人玩枪的技术,于是便分往利川开始伟大的“清匪反霸”运动。那时的老家肯定不通邮路,他对革命也肯定还抱有许多幼稚的想法,他也许还侥幸地认为他的家庭刚刚脱贫,应该不在……之列。于是他充满激情的投身到伟大的洪流中去,在剿匪的战斗中双枪横行,杀人越货屡建功劳。很快入D,很快成为最年轻的区委书记。关于父亲,我将另文专述。

    49年和50年,父亲与祖父是否有过联系,是否彼此知道对方的消息,这是父亲一生的秘密,我现在已经永远无从得知了。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八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中国人最早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在没有王的时代,土地是公共的,你所在的氏族或部落开拓到哪里,你就拥有那一方大地。而王的产生,从来就非民选,谁将暴力发挥到极致,谁就是王,谁就拥有天下的土地。 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认为天下即朕,但在实际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认私田的。也就是说,除开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队开发的屯田,分封赏赐的职分田,其它自耕田、永业田和庄园均属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亩纳税即可,民间的私相买卖和授受皆不干预,政府只作登记收税。明朝鼓励人民开荒造田,给地15亩,免征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洪武二十七年诏曰:额外垦荒,永不起科。这意味着你自己筚路蓝缕开拓出来的田地,政府连税赋都放弃。所以在明朝,官田仅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则只有百分之四点五。

     民国时代的1930年,政府搞了大规模的土地和人口普查,推出了中国第一部《土地法》。本法规定----国家依法征收之地属全体国民所有;政府占用私地须收买;矿藏道路江河湖泊风景古迹不得私有;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的土地仍属私有。 个体的人依托于一个国家而生存,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秩序、法律等基本保障,因而必须向国家纳税,这种缴皇粮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早已无须多说。无论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法,都有优劣长短。而人的天分寿夭能力强弱自然也各有不同。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样的种子却并不能保证获得同样的收成。天灾人祸皆能逐渐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贫富距离,于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卖田,自然便有人收购。一切皆由市场经济在操纵,往宿命上说,人生的祸福还自有许多看不见的因缘。就这样,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

     九 土地问题是一个农耕民族致命的焦点,历代的皇权更替也多与此相关----均贫富,耕者有其田,这是多少人造反的口号,但从来没看见哪个起义的领袖真正与民同苦。皇朝换了血统,法统却依然袭旧,受苦的还是底层百姓。 这个D闹红军时代,本质上还是流寇----打到哪吃到哪,只有地主家有吃的,所以抢地主无可厚非。到了陕北,有了自己的占领区,才有了相关的政策----既要搞统一战线抗日,就不能完全抗拒政府而私下斗地主;又要吸引穷人支持,就不能不给老百姓甜头。于是,当时出台的方法是强迫地主减租减息,再由农民向D纳粮.军队自己也去开荒经商包括种大烟来换取费用。那时,毛是承认所谓开明绅士的,也和大地主交朋友。抗战一胜利,共军迅速坐大,两D要抢天下,在野的一方缺粮饷,光靠减租减息是不敷日用的,于是紧急推出土地改革政策及一整套实施办法。具体来说就是每到一处,先划分阶级成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把地富的土地房产牲畜农具和粮食全部瓜分了,还给农民新的土地证。这样一来的巨大好处是,D有了粮饷,兵源。老百姓怕政府军来又夺走所谓的胜利果实,便只好和D绑在一起跟当时的政府作对。这一招实在是高,所谓的中央军要维护社会秩序,自然不能也如此乱来,于是所到之处只有挨打了。按说地主的田产分就分呗,大变革时代,个人承担一定的损失也无话可说。大家都是国民,总应给条活路,不应拿了别人的东西,还要羞辱并夺人性命。当时老苏区很多干部也都这么想,在抗战时,许多地主都和八路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许多共D高干都是地主子女。但不这么做,贫雇农就有顾虑,毕竟拿人钱财内心不安。毛发现这个问题后,作了严重批评,并允许基层过火,说以后再纠偏都行。于是大规模的土改开始了,家庭出身地主的干部靠边,无业游民发动起来,人性中的恶全部调动出来,各种人间惨剧纷纷登场[后文再举例]。以上内容读者可参看毛选第四卷及近年D史研究,可知笔者不诬。

     十 改朝换代是中国士民皆爱关注的话题,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意味着战争和屠杀,是看客的谈资和民间话本的底料。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杀人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打诨;用迅翁的话说,屠伯的残忍很容易化为大家轻松的一笑。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歼敌八百万或手起钢刀下的喀嚓一声,有谁肯去分享那些具体枭首者的疼痛。 远古的禅让是中国书生的政治神话,后世基本不敢去想。宋太祖那样先穿黄袍再客气地劝退前朝老板的故事,史书上也难得多讲。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真是爱读《资治通鉴》的人悟透了的硬道理。但历代的鼎革,天下柢定后仍要诛杀前朝的普通吏员者,实不多见。满人入主北京后,还知道征召起用晚明的遗老,对那些拒不奉诏的不合作主义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灭而不赶尽杀绝。一个国家的血腥气太重,终非好事----这当是所谓人主皆知的事。 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还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真正取代清室时,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非如苏俄十月革命后对沙皇一家妇孺俱屠。这才叫共和精神,没有这种宽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血流漂杵,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连资助叛军的奴隶主也不予追究责罚。这种民族精神和气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

    十一 恩施的易帜大抵是1949年底的事。那时国军溃退留下的多是空城,共军一路向南沿途丢几个干部就可以轻松解决乡村的“解放”问题。1950年的鄂西百姓,基本生活在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虽然敏感的人察觉到山雨欲来,但普通平民依旧盼望着乱世的结束。多数人总不免认为,反正从前的政府并非善物,也许新政会带来好运罢。 祖父在此新旧交替的一年里,或者有过一丝忐忑;当保长的大伯则肯定惴惴不安,他已不知向谁可以辞职,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亩。他们本身并无罪恶感,因为向未为恶。甚至还幻想自家还有子弟正在服务新政,应该不会贾祸吧。

    1951年恩施各县终于开始全面土改,临时组织的许多工作组分派四方。像石板村这样的穷乡僻野只派去了一个人,这位姓宋的干部来自北方的老苏区,熟稔一整套斗地主的诀窍。那时全村不过几十户,贫富强弱几乎可以一眼观尽。首先找出最穷的几个光棍汉,成立农民代表会。晓之以理,许之以利,这样方可使这些人不怕得罪乡亲。然后组织村民开会,评选各家成分。这地儿实在太穷了,几乎都是自耕农,连雇农都没有,只好把我祖父收养的那个族房孤儿划为雇农----这样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这会儿就是伪保长了----算国民D残渣余孽。 祖父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他已经活过了一个花甲又几。虽然身历数朝,看惯朝花夕逝和人世的荣辱寿夭,但他多少还是相信无论怎样虎去狼来,一般不会伤及他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农。至于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孙。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灭地主----这就不仅是财产和阶级了,当然还包含生命。因为这么大一批被夺走财产的士绅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隐患。

     十二 从历史来看,土家的先民原是渔猎为主的民族;长期被平原来的楚军攻击,才留下“过赶年”的奇怪民俗。因为生活在蛮荒之地,与兽同处,家家户户都备有几件火器。这种习俗被许多人误解为这儿的人尚武斗狠,其实不过是在危险世界中的自卫。 土改工作组对民间的火铳还是心存畏惧的,这种古老的散弹枪虽难致命,但毁容是足够的。对少数民族的脾气尚不摸底,因此先缴枪是必须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选对象,仅有的火枪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干部依旧没有安全感。他已经听说过贺龙攻打郑永阶的故事,他坚信永阶伯的枪支还私藏了许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养的那个孤儿逼供,一个十几岁的乡下孩子,很快屈招说见过家里有几十支快枪。于是,祖父被绑到了农会所在的一家吊打。对于这完全虚构的武器,祖父实在无从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断升级。

    这是1951年的4月,初春的高山还笼罩在阴冷里,用诗人的话说----严寒封锁着中国。几十户人家的石板村,连续几天倾听着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的惨叫,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古老山村的宁静。但凡了解一点中国酷刑历史的人都可以去想象,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设在郑姓的一个族裔家里,这一天夜里,打累了的干部民兵歇去了,将祖父捆绑在床上。他已经几天没有吃喝了,他在深夜无力地哀求那个族裔给他一点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来给他炒了一碗包谷面,端来一瓢冷水,然后松绑让他进食,并说等天快亮时再来帮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经等不到天亮了----那样的白天就是他的漫漫长夜。他只需要一点粮食来给他自杀的力量,他最后的饱餐在黑暗中退席。然后用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等到他的踢蹬声惊来房东时,他已经从他的故乡含冤远去了。 自杀这一古老的维护尊严的死法,在“新中国”向来被视为一种更大的罪过,唤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这种羞辱死亡和尸体的作法,是在恐吓每一个族亲和乡人。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十九 地主富农的劫运,并未因为土改的完成而结束。甚至可以说,那只是漫长迫害的开始。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都永远要被绑上耻辱柱,忍受无尽的摧残。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这种歧视和迫害则达到匪夷所思的顶峰。 我常常觉得,我的童年在四岁就已结束。那个夏日午后,我突然看见小镇街上,涌来大批背刀抗枪的男女,我的父亲则戴着一顶纸糊高帽,满面风尘地走在队伍前头。我觉得父亲的扮相实在太过滑稽有趣,飞奔回家报告喜讯,却发现外婆和母亲正在拭泪,我立马意识到家里似乎出了大事。1968年,大姐牵我去乡小入学报名,一路叮嘱我如何回答老师的提问,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家庭成分----地主”。那时,我已经约略知道,这不是一个光荣的称号。在以后的八年里,每学期的报名,我和其他地富成分的孩子,都会选择没有同学的时候去----因为我们害怕被人知晓而耻笑。

    我们这代还是孩子时,大都见惯了生活中的许多恐怖。我一同学的母亲,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双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彻骨肉,几个街坊老人被驱赶下河捞枪,因为他们曾经是地主。我今天知道,这个国家那时还有许多比此更甚的邪恶。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曾经短暂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处死的悲剧。这种人间的仇恨,是如何被培养到丧尽天良程度的呢? 四十年代,为了发动农民,御用文人虚构了黄世仁;五十年代又虚构了南霸天周扒皮。……时,为了在现实中找到接近真实的恶霸,四川又推出了刘文彩----水牢,收租院的故事确实感染了许多人。各地也发掘出无数类似的“罪大恶极”的地主,于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现在,我的朋友终于经过调查,写出了《刘文彩真相》----原来一切皆是虚构和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大约捅到了痛处,很快就被禁止发行。 我生长的边城利川,也有个著名的地主叫李盖武。他在两省交界的深山里,留下了一座几近辉煌的庄园----大水井,现在有趣的成了国保文物单位。而他却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李氏宗祠曾经是怎样的山中望族啊,现在当地却几无遗孑。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

     二十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的父亲从来不给我们讲述他的一切历史。他作为一个老D员,一个基层干部,因为出身的缘故,始终如履薄冰地拼命工作,仿佛还要为他的父亲向这个社会偿还债务。他不敢与老家联系,至死也不还乡,小心翼翼地回护着他心中的伤口。 1978年,二伯释放来到我家,我第一次看见一个酷似我父亲的老人竟有些惊异。三十年后,他们兄弟相见,一点也无劫后重逢的惊喜---他们的心已装得太多太深太沉,大悲和大喜竟然是一般的无言。两个老人的谈话依然回避着我们,我至今也无法知晓那卧室里的密谈曾经有过怎样的酸辛,我父亲的老泪是否第一次浸湿他的衣襟。 二伯独自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幸存的儿女还在那深山的贫困线下挣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蜗居,他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着他的风烛残年。然后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父亲临去之前,曾说要等我出去后带我回老家。父亲走后,为他送终的我的一个堂外侄告诉我----我父亲希望我日后有出息时,一定要回老家,要去把祖父抛尸的那个天坑给填上,要我去为祖父修坟立碑。我终于从父亲的遗嘱里,窥见了他一生的悲苦内心。他对他父亲的歉疚,他所在的组织是不会允许他去表达的,他只能遗恨终身。

    2005年9月,我第一次回到了老家,并找到了那个黑暗的深坑。我们姐弟终于完成父亲的遗愿,将那天坑盖上,并于其上勒石志墓。铭曰: 施南郑氏乃巴人五姓始祖苗裔。吾高祖何朝避隐是乡殊不可考。显祖振略公勤苦起家。薄有田宅。兴义学而衡民讼。亦乡绅贤长也。己丑鼎革阖家蒙祸。振公义不负辱。于辛卯四月投缳。伯仲父一瘐一流。妯娌皆自悬。吾父游学得免。族邻即藏尸于天穴。斯后合族乱离。经年苦寒。所幸天道不泯。祖德犹荫。宗祧复茂。族戚更兴。遂于兹移山勒石。以纪祖恩并偿父愿。祷云:巴山拱卫。夷水环滋。贵气代继。永葆孝思。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4-02 14:31:4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北京共识”作者:真主党的管理秘诀

真主党的管理秘诀

(美)阿莫

    我们走在通往西顿(Sidon)的公路上,路上的汽车走得很慢。在城南的这段靠近海边的高速公路上,有一个地方柏油马路突然中断,一条大约10英尺宽的狭窄通道布满了辙印,从两个巨大的以色列炸弹的弹坑之间穿过。这段公路总是不时要被修补,但这个地方似乎成了地球上的一个孤寂的角落,历史的仇恨总是会摧毁工作的效率。每当以色列开始轰炸黎巴嫩的时候,这段大约一英里长的公路经常会成为目标之一。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黎巴嫩人,似乎都觉得这样的轰炸来得太频繁了。

    我们感到有点累了。天气十分闷热。路上尘土飞扬。我们路过在联合国缓冲区和以色列边界之间散落的一座座愁云密布的小村庄。尽管我们尽量的想让自己高兴起来,但是沿途的风光令人黯然神伤。弹痕累累的山岗、几近干涸的蜿蜒小溪、纵横交织的脚印、七零八落的坦克陷阱,这一切就像一幅悲凉的拼贴画。当我们驶过弹坑的时候,汽车在路肩上忽上忽下的颠簸。我向前望去,看到了真主党司机的后脑勺,他的脑袋因为出汗,已经显得雾气氤氲。

     我们在汽车后座,把车窗都摇了下来,似乎是要和外边蒸笼般的空气和飞扬的尘土讨价还价。我们没有空调,这样的谈判结果,取决于你究竟是想要汗流浃背,还是在扬尘中咳嗽不已。一位真主党人和我争论不休。我们争论的是一个只有在阿拉伯世界才会有人和你辩论的话题。我们已经在路上累得人仰马翻,黎巴嫩咖啡也没法再提神了。我们的谈话简短到只蹦出来几个字。“特德•特纳(Ted Turner)”,他狠狠的盯住我,好像象棋大师下出了将军的一招,“犹太人”。

     到这时候,我也变得惜字如金了。 我说:“不。特德•特纳。圣公会的。”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特纳信什么教,但是我知道,这不重要。我们其实说的是CNN对中东的报道。真主党人视CNN为妖孽。为什么他们不来采访我们?为什么CNN连篇累牍的报道对以色列的袭击,他们怎么不报道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呢?最后,真主党干脆自己搞了个电视台,Al Manar。那还是在半岛电视台没有问世之前的时候。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向全球播放,而且一向标榜客观中立。Al Manar才不管这一套,他们视自己为CNN频道在中东的解毒药。Al Manar的节目中还包括了伊斯兰说唱(rap)音乐:一群真主党士兵从我们刚刚经过的小镇穿梭而过,潜入夜色之中。尽管在真主党看来,特纳时不时的也会批评批评以色列,以便为自己赎罪,但是,在哈桑看来,这一切都是徒劳。当我们在那个酷热的傍晚,蜷曲在后座上,驶往贝鲁特的时候,他想要总结对西方媒体的最终判断。“特德•特纳”,他冲我喊到,同时显得极其耐心,而且微微颌首,表示自己一切全都知道,想要结束这场争论,“犹太人”。

      乍看起来,这些人真是冥顽不化。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只要到互联网上搜索一下,就能找到答案。但是,不要小瞧了真主党。真主党无可争议的是伊斯兰世界最优秀的军事组织,他们不仅能在以色列和国际势力的弹压下生存了30多年,而且创造了很多成功的抗敌策略。以色列准将盖祖(Guy Zur)的坦克旅在黎巴嫩南部被真主党打得溃不成军,他不得不承认:“真主党是至今为止世界上最伟大的游击队。”

     我一上午都蜷在这辆海军蓝的BMW车的后座上,晃晃荡荡的沿着狭窄的公路,穿过一串串小镇。有的时候,我们距离以色列边界瞭望塔的最近距离还不到半英里。不管真主党“伟大”还是不伟大,你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管理非常到位。我们总是在他们的侦查员、指挥官和战士们的天罗地网之中,尽管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在其中。当我们以时速70到80英里的速度穿过小镇上的街道时,人们纷纷回到门口,或是把身子贴近拱门下的墙壁。站在柱子后面的男人们,手持通话机,电话线从夹克衫的衣袖下面秘密的穿过。当我们的位置距离以色列太近,以色列的哨塔可能会用火力凶猛的步枪击中一英里之外的目标时,我们的司机就会猛踩刹车,掉头朝后。以色列士兵发出警告性的射击时,有时会射向汽车的发动机,有时候,以色列士兵没有那么多的慈悲心肠,他们就直接向汽车的前挡风玻璃射击。

     但是,感觉自己身处一个巨大而严密的阴谋之中,似乎还能让人感到一些安定。每隔三四分钟,我们就会遇到一个人,他仿佛早已知道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他会给我们一个信号,要么让我们继续前行,要么在路上静静的挥舞双手,让我们停车,然后过来,趴在车窗上跟司机耳语数句,司机就会倒车,朝回开去。然后,我们又会遇到同样的一幕幕,有人伸头进我们的车窗,卖东西的妇女匆忙赶回家门,只不过这次播放的速度加快了。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堂兄表弟,或是亲兄弟,我们有时候甚至会停下来和黎巴嫩正规军的军官一起聊天。他们本来应该是负责收缴真主党的武器的,但是我们会聊到:“下周你去不去我妈家吃饭?”

    除了这种电子游戏式的驾车体验,错综复杂的真主党的人际网络,以及我的导游掩饰不住的野心(当我们经过几处狭窄的山路时,他说:“这就是我们将要出击以色列的地方”),还有一些其他事情,让我难以忽视真主党是如何深入的植根于南部黎巴嫩的社会。当我们开车前行的时候,我们的司机会不时的指着窗外说:“这座房子是我们盖的,那座也是。”据我所知,这些房子是真主党的重建运动机构(Campaign for Reconstruction Institution)建造的,该机构是真主党的慈善组织,其在黎巴嫩南部建造了数百座房子,希望能够赶上以色列炸毁房屋的速度。很多时候,真主党盖房的速度赶不上以色列炸房的速度,但他们做的工作意义非凡:他们盖的房子,每一座房子,都让真主党和这个乱糟糟的地方的最重要的缓慢变化的因素建立了联系。列文和霍林马上会说,这才是最可能影响未来的因素。
 

    1982年,当真主党刚刚成立的时候,它只是黎巴嫩国内的一个什叶派反对组织。真主党既迎合了黎巴嫩人民对外国干预的厌恶,又发扬了伊朗革命的政治与宗教精神。当时,黎巴嫩正被各种外国势力蹂躏:美国人、以色列人、叙利亚人、形形色色的维和部队和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武装分子,都想在这里争夺影响和权力。尽管真主党也身陷黎巴嫩的内战,但只有在反抗外国势力的时候,这个组织的才能才大放异彩。真主党首先创造出来的新战斗形式是连锁人体炸弹,即在大约同一时间袭击几个目标。9•11之后,美国人对这种作战方式已经很熟悉了,但早在1982年10月23日,真主党就用过这一招,他们同时袭击了美国在贝鲁特机场的海军圈占区,以及法国军队在贝鲁特中部的军营。很多美国人能记得真主党,是因为其在1985年策划了劫持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WA)从雅典到罗马的航班,其实,在黎巴嫩内战期间,真主党还曾频频介入在贝鲁特的绑架事件。

    20世纪80年代之后,真主党把美国赶出黎巴嫩之后,又把目标瞄准了以色列。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南部有一条大约10英里宽的缓冲带,以色列政府感到,有这么宽就足以防止敌人的火箭袭击了。以色列不止一次发动突然袭击,试图摧毁真主党,但以色列国防军以及其在黎巴嫩南部的盟军从来都没有对真主党造成严重的打击。这是一种漫长而折磨人的斗争。双方进进退退,仿佛一场高手的对弈。1992年,以色列刺杀了真主党的创始人穆萨维(Abbas al-Musawi),真主党随后发动报复性的人体炸弹袭击,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以色列大使馆炸为平地,随后又在一所犹太教堂制造了爆炸。这是为了证明,只要需要,真主党完全有能力,也有信心进行还击。最后,以色列被折腾得精疲力尽,2000年的春天,以色列的军队在一夜之间撤出了黎巴嫩。埃及、叙利亚和约旦都没有做成的事情,真主党做成了。他们打败了以色列。

    真主党在多年来与以色列的战斗中,变得越来越富有创新精神,与其说他们是恐怖组织,不如说他们是恐怖实验室。真主党从伊朗得到大量的金钱和培训(有些以色列人坚持认为,真主党不过是伊朗军队的非正式的“第四纵队”),他们在不断的开发新的联系、作战和训练方式。他们首先发明了路边炸弹,这一装置使得走在伊拉克公路上的美国士兵心惊肉跳,后来也让英国士兵和美国的其他盟军吃尽苦头。真主党的伪装技术出神入化,他们能够把从远处用红外线遥控的炸弹改造得和路边的岩石或垃圾真假难辨。真主党有世界一流的走私网络,能源源不断的得到武器,而联合国“休战”官员始终被蒙在鼓里。比如,他们把解码芯片藏在PlayStation游戏机里。真主党发明了快速安装和发射苏联喀秋莎导弹的办法,尽管这些导弹对以色列带来的破坏有限,但是却给以色列居民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于是,真主党储存了1万多枚喀秋莎导弹。他们还拥有最精良的反坦克导弹。2006年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Halutsi Rudoy将军手下的坦克中有1/10都被真主党击毁。他说:“我们知道,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反坦克导弹。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有这么多,打起仗来好像用之不竭。”

    如果把真主党对创新的感觉称为“激情”,可能会听起来有些刺耳。但是,真主党充满了生机,这似乎已经超越了为了在严酷斗争中生存下来的需要。你可能会把他们热衷于学习夜间作战归因于生存的需要。从历史经验来看,以色列军队总是喜欢在新月之夜,发动进攻。但是,真主党做的不仅仅是在黎巴嫩的星空下操练。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电话线,而且设法避开以色列的干扰。他们建立了一套照相机系统,能够及时发布警报。他们甚至把照相机装到了贝鲁特机场,以便监测来来去去的飞机。

    2004年和2005年,他们试飞了小型的自己制造的无人驾驶飞机。这是美国和以色列用的那种造价数百万美元的无人驾驶飞机的山寨版。过去,美国和以色列正是用这种飞机在天空侦察,并把导弹送到敌人的床上、办公室或是门口,以及恐怖分子的汽车前座。所有这一切创新,已经超越了生存的本能。这是创新的愿望,这种愿望深深印在真主党的基因密码中。这个组织不仅仅能做出反应,他们能学习,甚至能料敌在前。这就是盖尔曼所说的复杂适应。真主党知道怎样和敌人有共鸣。有个真主党的战士告诉我:“我们了解以色列人。你现在看到我在这里,但是你要知道,我已经死去。我不过暂时的在人间行走。如果我死去,那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以色列人却不一样。他们怕死。”

    2000年以色列撤军之后,真主党希望能够如愿以偿的获得政治上的权力。2001年,真主党敲定了58名候选人,竞选国会议员,但只有9人获胜。这使得真主党不得不反躬自省。黎巴嫩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就像一个公司推出了失败的产品(比如可口可乐公司推出新可乐)一样,真主党也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强项到底在哪里?”尽管并没有放弃有朝一日成为政治力量的希望,他们开始转向其他的领域,这也是他们干得最漂亮的事情:杀死以色列人。

    要想做这件事情,最自然、最方便的地方当然是在以色列内部。很快,真主党的身影就出现在各个巴勒斯坦军事组织里面。当加沙和拉马拉的大街上流传着真主党到来的消息时,对原来的巴勒斯坦军事组织格局,几乎是电击般的震撼。这就像Google到一家小镇上开了个分公司,所有那些最有创新精神、最有野心和最有好奇心的年轻人都愿意应聘。原来的大佬们,如哈马斯组织,很快就发现,他们的最好的炸弹制造师和指挥官都跳槽加盟真主党了。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后来发现,这场地盘之争最后是靠德黑兰的毛拉出面摆平的:真主党可以指挥巴勒斯坦人,但是不能到处招摇自己的招牌。这真是太有效率了。

    当你坐在汽车后座,汽车七拐八拐,绕过Litani河谷里的小镇,窗外的这片土地似乎注定会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争来夺去,而且已经贫瘠得如同一片灰尘飞扬的平地,你可能会纳闷:为什么真主党要在这里盖房子呢?如果真主党的强项是发明最尖端的武器杀死更多的犹太人,如果他们的政治未来是要在贝鲁特的大街上、在德黑兰的清真寺,或是在大马士革的宫殿中决定的,那么真主党为什么要在这里一座又一座的盖房子呢?为什么他们还要建学校和医院呢?为什么在黎巴嫩的南部,当人们的下水道堵塞,或是邻居太吵闹,或是孩子对《可兰经》不感兴趣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会是找真主党呢?

    答案在于,当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最需要帮助和支持的时候,真主党已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了,而这就让真主党和黎巴嫩的缓慢变化的变量更加密不可分了。在他们看来,修下水道和制造炸弹是不矛盾的。一个真主党的战士经常会同时做这两件事。他们深入民间,而这使得他们得到了信息、人们的感谢,以及安静的容身之所,他们在这里可以制造最新的装置,或是从以色列的监狱中脱身。真主党的生存秘诀不仅仅在于路边炸弹,而且还归功于抽水马桶不堵塞的厕所和小学。在20多年的时间内,在内外压力之下,真主党能岿然不动,就是因为其孜孜不倦的创新,而且本能的懂得和缓慢变化的变量联系,实现灵活性。

     这给以色列添了个大麻烦。这正是以色列情报主管法卡什尖锐的指出的一个问题:对真主党直接发动进攻,反而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灵活。小的干扰往往是创造灵活性的最好的办法。在真主党看来,以色列的大部分进攻都是小的干扰。如果刚刚感冒,就大把的吞抗生素,会毁掉你建立健康的免疫系统的机会。从某个角度来看,你需要不时生些小病,这样一来,从长期来说,你才能变得更加健康。在黎巴嫩,每一个被炸毁的房子都可以用重建基金的钱再盖起来,每一个被破坏的学校都会给真主党提供一个机会,建立起培养未来的战士的宗教学堂。这个组织并非具有自我再生的魔力。如果没有伊朗的支持,它可能会很快就蒸发了。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利用这些支持。他们完全可以把这些钱都用来买军火,甚至是编造一些假的文件。但是,真主党的生存秘诀,不仅仅是因为其能够破解以色列的密码,也不是因为他们能走私军火,或是建立一个严密的等级制度。他们的制胜秘诀是建立了一个系统,使得其能够迅速的学习和转变。他们遭遇的炮火越密集,激发出来的斗志越昂扬。

    2006年战争结束之后,有一天,一个以色列军官对我说:“我实在是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么有灵活性。我们摧毁了他们绝大部分的建筑物和通讯设施,但是每一次,当我们想消灭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就是真主党的管理秘诀。

    5. 灵活部

    建造一个充满灵活性的社会并不复杂。这一任务的目标至为简单:要能经受得住可能遇到的意外;要能扛得住最坏的打击,同时让我们的自由社会的核心部分完好无损。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满世界去追我们的敌人(结果是让他们变得更加愤怒,更加聪明),或是像我们现在做的一样,只为最重要的防御策略投资。增加防御力和增加灵活性是完全不同的任务。防御策略是想找到每一种意外情况的应对之策,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只会让我们筋疲力尽。即使我们想出来一个几乎无穷无尽的清单:建造更坚固的核反应堆、建立一个公路监控体系、加强边境安全检查,等等,我们仍然可能处处受敌。这一策略让我们变得被动,我们在等着别人发动进攻。这一策略消耗了我们的实力。当防御策略失败之后,我们会变得更加恐惧、不安全和脆弱。我们可能会纳闷,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的钱,建立起来如此严密的防御系统,但仍然无法保护我们?事实上,这样的体系永远也不能保护我们。美国国土安全部声称,他们的责任是“威慑、防范、排除和抵御敌人的入侵”。但是,他们几乎逐一违反了灵活性的真正含义。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所遇到的大部分威胁是无法威慑和防范的。我们也往往不能预测未来的风险,这使得国土安全部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建造空中楼阁。建造更坚固的核反应堆当然是应该做的。的确,有的防御措施非常有用。真主党也不是只掏厕所的。但是,只想着修墙,会让我们变得愚钝。我们可能会看不到,有人正悄悄的在城墙上打洞进来。

     不妨将国土安全部重新命名为灵活部,正好和国防部互相呼应。如果我们确定需要建立一个真正具有灵活性的社会,那么就能鼓励我们高度重视建立国民医疗保障体制,建设更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并增加对教育的投资等工作。全民社会保障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能让大家过上体面的生活,如果我们的医疗体系能够覆盖到每一个公民,也会让我们更好的应对不可预知的风险。建立一个更有灵活性的社会,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无法预测或防范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正如你看到自己刚刚出生的漂亮婴儿,但你无法肯定,他一辈子都不会得感冒,或摔断腿。

     建立一个灵活性的社会,意味着我们要在传统的领域之外,重视一些缓慢变化的政策。这些政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其成绩突出,而且也因为其能使得我们坚持一系列责任,并建立一个紧密联系的个人网络。只靠政府,是没有办法建立一个能够应对现代社会的快速反应、足够灵活的系统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自己能做些什么。我们需要问自己:哪些因素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哪些问题是我们自己能找到答案的,我们要去寻找自己的社会中的缓慢变化的变量:我们是如何消费的?我们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的?我们是如何经营企业的?我们是如何投资的?最终来说,政府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变得完全灵活的,建立一个灵活性的社会,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要从每个人自己做起。

    6. 霍林来到幼发拉底河

    灵活性不是一个被动的美德,我们应该将其融入到行动之中,不管是监管变化莫测的金融体系,或是像在中东那样,涉足一个从种族到宗教都和我们格格不入的不稳定地区。你可能还记得我之前提到过霍林关于“适应失常系统”(maladaptive systems),这样的系统在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反应过慢,或是根本就无法调整,因此注定会失败。当我们制定决策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的决策是基于错误的信息或陈旧的观念,它们就可能在遇到真实世界的时候突然出错。生态学家会把这样的情况称为“锁定”(lock-in),因为僵化和错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禁锢政策调整的监狱。或许,美国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面案例。之所以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基于一系列泥古不化的政策,以及一些错误的前提假设,之后,这一政策的调整过于迟缓。美国之所以在伊拉克深陷泥潭,主要是在战争之后越来越被动,但是这种“锁定”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美国的军方沉浸在一种过分自大,以及一种盲目的“投入士兵,产出民主”的幻觉之中。美国并非没有制定战后的工作计划。事实上,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部(State Department)的一些决策小组在打响第一枪之前,就已经开始制定战后的善后方案了。但是,这些决策小组对善后工作的担忧被上峰压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法迅速做出调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对在战争区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视若无睹。这个失败的案例会给未来的决策者提供很多教训。

     首先,我们错误的认为,在伊拉克的战争会迅速的结束,结束得干干净净。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我们没有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出长期的对策。或许,能够反映出这种去了就回来的幻想的最著名的言论,就是布什总统2001年9月14日在国家大教堂的演讲。他说:“这场冲突是用别人的方式,在别人选择的时候发起的,但是,我们要用我们选择的方式,尽快的结束这场冲突。”听起来诗意盎然,但是这番表白却透露出他的极度无知,他不仅不理解9•11事件,而且也不了解整个世界:国际政治中从来都没有最终决战。正如我们看到的,沙堆的能量从不停息,复杂性在不断增加。冲突不会有结束的时候,危机也不会嘎然而止。冲突和危机只不过会改变其形式,但是它们从来也不会变得更加简单,这和布什总统及其同伙希望的大相径庭。还记得列文的观察,复杂性会越来越高吗?显然,像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这样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一寓意的。他在2003年2月对国会说:“很难设想,伊拉克战后会需要比战争期间更多的士兵维持社会稳定。”2003年秋天,白宫的预测是,最多需要往伊拉克派3万到4万名士兵。当新关(Eric Shinseki)将军提及,可能需要调动数十万名士兵的时候,他为这一远见付出的代价是丢掉了工作。

    设想能够在一个截止时间之前完成进攻,实际上忽视了世界秩序的复杂性,也暴露出我们对伊拉克历史的无知。你不需要熟知霍林对死湖的研究,就能明白这一点。坦率的说,美国在经历了在索马里、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事之后,本应对此有足够的警醒。另外一个历史教训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在阿富汗训练了很多穆斯林战士,但是,他们后来不断的发展、演化,最后变成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反叛组织、军事危机或金融恐慌不会像迪斯尼乐园中会唱歌的电动小熊一样,你只要走出房间,就会自动停止。复杂的全球问题会不断涌现,不断寻找方式自我繁衍,如果你不小心应对,这些危机总有一天会找到你的头上。当我们遇到会不断变形的问题时,无论是银行危机还是伊朗问题,都必须对此谨记在心。乍一看,我们的错误的“输入士兵、产出民主”的观念,很像最大可持续产出模型:这两种思想都假设相互关系是很容易描述的,伊拉克的“生态系统”会趋向一个稳态,然后自我运转,最重要的变量是可以预测的,也是可以加以控制的。那些危险的外部性,比如愤怒的游击队、或是来自伊朗的干扰,都变成了不重要的脚注。

    这种认为伊拉克会在战争之后迅速回归到稳定社会的想法,正是适应性战略思考指出的错误之处。美国假设,伊拉克的各个部门,从卫生部、教育部,到电话公司和电力公司,都会在经历战争的外部冲击之后,恢复到正常状态。没有人会想到,它们在战后会崩溃。现实的情况却是,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带来了伊拉克政治格局中的真空,这使得伊拉克的政府体系陷于瘫痪,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被掠夺和损坏。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急剧衰败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治安几乎难以维持,日常生活中危机四伏。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在作战的时候,美国士兵使用高精度的武器,千方百计保护下来的宝贵的基础设施,在战后不到数周时间内,竟然被伊拉克人毁得一干二净,而美国士兵在旁边眼睁睁看着,却毫无办法。战争进展得非常顺利,但是美国的战后计划却犯了奈斯贝特式的错误:仅仅盯住容易发现的目标(萨达姆),但是却忽视了在整个环境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的危险。

    2008年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尽管美国政府总是喜欢从多个角度设想可能出现的所有军事行动,尽管在政府内部也有部门提供了不同的分析,但是,负责伊拉克战事的官员却假设,只有一种情景会发生,他们对其他的可能性毫无准备。”美国的领导人固守着自己的进攻计划,他们甚至会把真相弃之不顾。尽管情报部门已经提供了相关的信息,但是美国的领导人故意隐瞒消息,误导民众,直到后来才被大家发现真相。这说明,美国的领导人不仅没有仔细的观察背景,他们就连中心的图像也没有认真的看。

    关于伊拉克战后计划的一个最危险的错误,看起来很像霍林做的一项案例研究:他们认为,单靠政治改革这一个变量就能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美国人认为,当美军撤走,并清除了伊拉克军队中复兴党的力量之后,一个强大的宪政和公开的民主制度就能维持社会治安。在关于战后伊拉克的报道中,以及在像弗兰克斯(Tommy Franks)和坦内特(George Tenet)的自传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自信,似乎只要有了新的秩序,伊拉克的社会稳定会自动出现。于是,美国花了数十亿美元建设“绿色地带”,指望着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伊拉克国会能够运转起来,这个国家就能天下太平了。但这是非常荒唐的,驻扎在伊拉克的地面部队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宪法和国会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连基本的社会治安都不能维持,宪法和国会还不如没有。如果没有社会治安,伊拉克就不可能有任何好转,更不用说政治秩序了。霍林和他的同事们曾经在观察野外生态的时候谈到:“和仅仅追求效率、基于命令和服从的方式不同,尊重不确定性,尝试增加灵活性的管理方式能够维持社会-生态系统的存在,尤其是在经历了冲击之后的过渡阶段。”这种管理方式本来是应该用在伊拉克的。白宫在3年之后,才意识到要改变其政策。

    如果是霍林,他会如何制定伊拉克战后的善后计划?他会做哪些准备?他已经告诉我们,应该采取适应性的管理方式,不要用过分简单化的办法处理事情。如果是他来制定计划,他一定会考虑到方方面面可能需要的人才,从翻译到卫生专家。他一定会更关心,能招募多少理解伊拉克的能讲阿拉伯语的人才,而不是仅仅关心仓库里有多少炸弹。他可能会给伊拉克的儿童送去玩具,而不是仅仅往伊拉克的社区里派更多的美国大兵。即使是需要派兵过去,他也会让这些士兵知道,伊拉克的孩子是怎么做游戏的,怎么学习的。他会补充每一个图书馆的藏书,重建每一座在战争中被毁坏的房屋,而且让它们比过去漂亮得多。真主党就是这样赢得民心的。他会比布什政府的反应速度更快,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事情会演变成灾难,是缺水,缺电,还是在清真寺里面发现的炸弹?他会把维持社会治安当做最重要的任务,而不会想当然的认为,只凭一份写在纸上的宪法,就能控制一个刚刚被占领的国家的方方面面。

    当霍林研究如何才能管理一个混乱的生态系统时,他考察了泰国的滨河(Mae Nam Ping)河谷和瑞典的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省 Vattenrike生态保护区,在这些地方,适应性的管理拯救了生物物种,避免了生态系统的崩溃。这些成功的案例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的管理者都能不断地重新界定问题,不断产生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每一个人广泛的接触,不管是渔民还是拖拉机手,鼓励创新,甚至是一些小规模的反叛或危机,而不是坐等大的、不可预期的危机,给整个体系带来崩溃。霍林要是负责伊拉克战事,他会调集各式各样的技术人员,调动各式各样的观念,而且对整个局势的了解会比布什政府清晰得多。他会和伊拉克的上上下下都打成一片,而不是寄希望于几个茕茕孓立的精英治理这个国家。他会让他手下的大批的翻译、文化专家、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才及早行动,以便建立一个在遇到压力的时候仍然能够发挥作用的关系网络。事实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工作,如果这项工作没有完成,如果霍林没有充分的信心能应对战后的不确定性,他可能会推迟进攻行动。霍林会怎么评价沃尔福威茨的看法,及在战争之后需要的士兵肯定会比战争中需要的士兵要少呢?他一定会把这种观点视为典型的“适应失常系统”。

     最后,我们还必须强调一点。我们很容易会顾影自怜,自认为我们的社会已经非常有灵活性,或是认为我们的政策已经非常有适应性了。相对而言,确实如此。我们的体系远远好过戈尔巴乔夫试图修复的那个摇摇欲坠的集权体制。我们能够在伊拉克问题上调整政策,说明我们至少是有一些适应性的。但是,我们必须认清一点:如今,我们和很多难以察觉的因素都有盘根错节的联系,或是通过金融,或是通过疾病,或是通过信息。这就带来一个悖论:我们越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灵活性就越会降低。对食品网络、贸易网络、电力系统和股票市场的研究表明,它们的联系程度越是紧密,灵活性就越少。网络会传播甚至放大干扰因素。这些网络的效率越高,传播风险的速度就越快。经纪人和银行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长途航空旅行中各位乘客之间的健康状况,都是分担风险的渠道,也是导致风险滞后的原因。在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型中,比如说,假设只有一个银行和一家企业,你可以清楚的看清危机爆发的路径,好比你能够描绘出多米诺骨牌是如何倒塌的一样。但在一个网络世界中,革命性的变化只需要一点星星之火,就可以演变成燎原之势,在这样的世界中,再想容易的做出预测,只能是痴人说梦。战略学家史密斯(Edward Smith)曾经说过,当一个网络系统中出现了冲击之后,“就会出现连锁反应,就像在一张桌子上布满了捕鼠夹,捕鼠夹上堆满了兵乓球,然后把一个兵乓球砸过去,所有的兵乓球都会四处碰撞,但是我们无法预测它们的运动方向,也不可能知道最终的状态。”

     我们越是紧密联系,就会变得越脆弱。列文在《银行家的生态学》一文中有两幅图,一幅描述了金融体系的相互联系,看起来很像一个密密麻麻的毛线球,另外一幅描绘的是监管者眼中的金融体系,看起来很像孩子们搭的乐高玩具。他的观点是,我们很难去管理或控制一个体系,其复杂程度比我们能够认识的要高上万倍。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让这个系统自身变得更加灵活,而不是当危机爆发之后才匆匆忙忙过来,做些修补工作,好似去修补一个已经快要坍塌的桥梁。列文和他的同事们在一份给美联储的报告中指出:“过去的模型没有完全地考虑到主要的干扰因素可能产生影响的各种传导机制和反馈机制。现有的各种模型也没有考虑到金融体系的复杂性。”

    他的结论适用于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难以完全描述的相互联系带来了速度和舒适,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灵活性对于深度安全意味着什么呢?把我们世界中的每一个新的联系都设想成还没有动摇的堆积起来的兵乓球。我们每天都变得联系更加紧密。和你刚读这本书的时候相比,我们现在已经变得更加没有灵活性。等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的灵活性又会进一步减少。但这些联系也给我们提供了变化的机会,能让我们处乱不惊。尽管看似是对我们的危险,但一旦我们了解了内在的含义,这些联系也是让我们解脱困境的钥匙。

 

 

 


发件人:<cccc543212345@sina.com> 2011-04-02 07:49:5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秋石客:论泛左翼内部的流派及重大分歧

论泛左翼内部的流派及重大分歧

秋石客

2011年4月

     最近,接到好友(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一)两次长话,他就笔者《新思潮》一书的反思马克思主义问题提出了严肃批评,表明了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立场,加上与张宏良通话时谈到对号称马克思信徒们对其的围剿,促使笔者发此文, 谈一下泛左翼内部的一些分歧,给泛左翼的同志们一个参考,不对的地方希望批评和批判。

    左翼内有分歧很正常,特别是在复辟后如何斗争是个新课题,斗争将更复杂,真理是在不断斗争中被逐渐认知的。在同志式争鸣的同时,有必要指出,左翼同志必须清醒地警惕第五纵队式坏人的有意破坏。

一、 形势判断的分歧

    对形势的判断是任何政治派别活动的基础,而对形势判断是否正确又是各派存活发展的前提,因此特别重要。

    形势判断无非有三种

    一种是形势一团漆黑的左倾判断。他们无视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始终存在并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无视和拒绝体制内外多年来左翼的活生生现实的改良性质斗争,无视任何新的革命必须有新的形式,抱着教条主义不放,自动边缘化,全盘否定这个党和社会,抱着不切实际的革命幻想自娱自乐,大搞关门主义和内战,看不到历史正在悄悄的发生方向性改变。

    另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看法。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的光明前途根本在于资改派主导的改革开放基本破产,广大干部群众的人心所向是社会主义,一方面他们从理论上的不彻底,对改革的批判认识限于局部否定的认识,对改革和资本主义必然出现半推半就;另一方面从实践上、在新形势下止步不前,重弹许多过时之老调,孤芳自赏,搞小圈子政治,攻击文革派,唯我为大,试图主导泛左翼斗争。他们在胜利面前兴高采烈,争功摆好,在挫折面前惊惶失措,随时准备向右派靠拢。

    第三种认为中国总的形势是向好但困难重重。

    从国际上看,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势头变软。具体表现为美国的后院起火,经济危机日重;新帝国主义者政策因英雄的伊拉克、阿富汗人民的抗美救国运动如火如荼而垂头丧气;有骨气的伊朗、朝鲜公开与美国叫扳,美国的纸老虎本象开始暴露,并遭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反对;南美洲的左翼政党纷至沓来,在美国后院高挂起社会主义旗帜,给了右派响亮的耳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新自由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

     从国内看,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开放以遭到历史性失败,他们的反动面目以基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论资改主流派他们如何挣扎,也改变不了历史的反新自由主义新走向。因为改革集古今中外反动大成,人心丧尽,天理不容,物扱必反!这个道理百姓知道,学者知道,中央也会有人知道。体制内外的泛左翼在广大人民群众积扱支持下接连打了“朗旋风”、“刘旋风”、“巩旋风”批“西山会议”、“通刚斗争”、“反转基因斗争”、“反汉奸斗争”、“重新评文革”以及“唱红歌”等等大仗,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高层一些人,也逐渐识破了主流精英的反共灭国阴谋诡计,有鲜明针对性地提出两个务必、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荣辱观、和谐社会等新思路,具有强烈反思改革的意向,形势正在朝着有利于人民大众,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形势对左派来说是越来越有利的。如果把当前的形势和前五年、前十年、前十五年相比,就会得出形势对左派有利的客观结论。因此,左派需要向前再走一步,把反资改派的斗争引向深入,而不是原地踏步不前或后退。当然,春天来了还有乍暖还寒的日子,中国的卖国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决不会甘心失败,万变不离其宗,还要在资改反动道路上走下去,做垂死挣扎,但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决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季节性政治变化,他们只能培育出更多的自身掘墓人,迅速将他们埋葬。

    以上三种判断那一个更正确一些呢?显然属于后者。

二、泛左翼路线分歧

    如果左翼斗争的形势是好的,是向前的,就存在着如何掌握斗争的策略问题,就存在着不同的路线。

    正确的选择是如何将斗争引向深入,而不是止步不前,更不是倒退,要坚决克服极个别人为代表的左、右倾错误路线,高举马列毛的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集中火力痛击资改路线及其代表人物和政策。在当前来说,要对和谐社会等做出有利于左派的解读,批判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右派解读,把不合谐的制造者资改派和不和谐的资本特征公告天下,将卖国走资合为一体的当权派拉下马。

    左翼战线的左倾表现为错误判断中国社会和党的性质,拒绝进行任何合法的斗争,拒绝体制内外的阶段斗争和左转,自我孤立,甚至错误地把矛头指向左翼战线内部,转移左翼反资改路线斗争大方向,满足于不切实际的革命幻想,如果依了他们,整个左翼斗争的成果和胜利就会变成泡影。

     左翼战线的右倾表现为根本不懂马列毛理论,滿足于爱国力场,满足于若干年来的左翼战线斗争胜利内容,争名夺利,不思进取,日渐脱离真正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陷入左翼新精英主义政治,甚至于和右派左翼勾勾搭搭,贬低文化革命,攻击真正的左派,随时准备投降右派,这也是应该坚决加以反对的错误倾向。

三、泛左翼内部不同流派

    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因素,在泛左翼内部出现不同的观点是不足奇怪的,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现状的不平衡,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一切现实的事物都是变化的,泛左翼流派都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因此,简明分折一下左翼内部的不同流派及其理论基础,无疑是必要的。

    泛左翼概念

     从二零零三年起笔者就经常提起泛左翼一词,并提出泛左翼理论和组织整合概念,并提出首先做思想理论的整合工作。至今为止,因为并没有泛左翼都能接受的思想和理论。因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求泛左翼的共同点,求同存异。至于思想和理论的统一,还要经过较长时期的论战及实践才能解决。

    泛左翼的概念,是划分左派最宽松的标准。也就是说是一个左派统一战线的范畴。成为泛左翼的基本条件是:

     对外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资本全球化;对内反对卖国主义为特征的权力资本、殖民买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路线和政策。主张社会公平和科学发展,反对两扱分化和单纯经济观点。主张缩小差别和重视民生,反对权贵、富人、精英政策。主张和谐发展侧重弱势阶层政策,要求政治民主,反对专制腐败。主张多种经济方式并存,重视公共事业,反对单一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泛左翼的基本条件也可以说是泛左翼的基本纲领,也可以叫最低纲领,是各派都能接受的。在现阶段,只要同意上述观点的,都可以称之为左派。

    左派是一个泛左翼的总摡念,一切站在多数弱势人民大众一边的,反对特殊利益集团和阶级的都可称之为左派。左派不是自封的,必须接受历史的检验。真正左派的的标志是:首先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在理论上不但要承认马列主义,还必须能完整地理解运用马列主义;不但要承认整体毛泽东思想,还必须完整地理解运用毛泽东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也就是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次,必须进行理论创新,结合现实斗争实际,回答历史发展带来的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同时正确处理泛左翼内部分歧和统一的反右斗争。总之,只承认马列主义不承认毛泽东思想的如托派等,不能算真正的左派;承认马列毛但不承认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思想,同样不能算真正的彻底的左派。在实践上能否重视和主导左翼统一战线并讲究策略也是区分是否是真正的彻底的左派的标志。是否全面否定改革开放路线,同右派代表人物划清界线,同样是区分是否是真正的彻底的左派标志。

     泛左翼内部的政治和理论差别很大,很多不同点有待统一。

    1、斯大林主义流派

    这一流派是笔者对目前理论界也被称之为老左派等派别的概括,其中还包括不少中青同志。这一派的主要特征是:在政治上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拒绝对国际共运实践和理论进行反思,不承认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承认左派在社会主义社会你死我活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中有重大失误,坚持被曲解了的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政党、领袖的政治学说,视一切民主为资产阶级政治加以反对,继续鼓吹一党专政的代理式无产阶级专改,迷恋特权等级制,认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热心指令性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在文化上迷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赞成文革式的开展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斗争。

    斯大林主义流派的尚能存活和进步意义在于他们坚持公有制和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左派立场,因而才成为泛左翼的组成部分,其落后的内容表现为经验主义突出、反对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维护资产阶级法权,迷恋特权等级制,忽视文化战线兴无灭资斗争,对计划经济缺乏弹性认识,对世界革命关注不够,否认文化大革命。斯大林主义流派是泛左翼内部的保守派,日益分化,影响不大,不可能成为泛左翼的主导力量,他们应该坚持正确的观点,纠正错误的认识才有前途。

    2、马克思主义流派

    马克思主义流派是泛左翼最为复杂的流派,这一派的共同特征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社会阶段规律论,信仰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价值规律论,洋教条主义严重。而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学束之高阁,特别是不承认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伟大理论。而不同之处又因流派不同而略有差别。

    老左派

    在现实语言符号中老左派有特定的含义,亦称三中全会派,老左派是马克思主义流派中人数最多的流派。这一派的政治代表人物是陈云和邓力群。其理论特征是:在政治上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但不彻底赞成毛泽东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认可斯大林政治模式;在经济上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指明了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不能排除资本主义的进步一面,必须加以利用,他们也反对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主张以社会主义为主、资本主义为补充的政策,认可斯大林的特权制度;在文此战线反对毛泽东式兴无灭资斗争,但反对自由化和精神污染,但有自然主义倾向。因此,他们对邓小平开刨的改革开放有扬有弃,扬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改革开放,弃的是全盘市场经济和全盘西化。所谓的老左派分化很快,一部分成为真正的左派,一部分停滞不前,一部分滑向右派,这个派别日趋消亡。由于此派基本上赞同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因此也应列为泛左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其反对毛泽东的晚年思想,特别是对文革和改革都有错误认识,急需改正,因此也不可能成为泛左翼的正确主导力量。

    体制内左派

    体制内左派要在政治上表现有很大难处,为党的资改路线所限制,很难界定他们准确立场。通常表现为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共产党领导,提倡低层次民主;在经济制度上认可市场经济,但反对两扱分化和过渡弱化国有经济,赞同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和谐社会等新政策;文化上倾向八荣八耻等新观念,认可邓小平的改革,否定邓小平后的改革,尚未认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对欧洲马克思主义情有独钟,有创新马克思主义之意,但陷入阶段论、生产力论而不能自拔,尚不能和新自由主义完全划清界线。体制内左派如果能审时度势,与泛左翼相结合,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和资改派及新自由主义划清界线,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此派有望取代党内扱右派成为未来若干年的党内新主流派。

    新民主主义派

    此派赞同马克思主义原旨,把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式社会主义说成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空地论,意在说明列、斯、毛违背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原理,脱离了阶段论和生产力决定论规律,主张搞民主式新民主主义道路,既搞介于后资本主义前共产主义之间的社会道路。因为其信仰马克思主义,反对一边倒向资本主义,所以也是泛左翼的组成部分。其前途必须重新审视和接受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否则将一事无成。

    马列毛派

    此派表面上承认马列毛的整体性,反对进行分割,维护马列毛的统一,但不大懂马列毛的联系和区别,革命实践要求有侧重点。马列毛派的侧重点有不同。其左翼以毛泽东派为主,提出高举马列毛特别是高举毛泽东伟大旗的主张;其右翼马列毛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准,淡化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马列毛派的主张有保持左派团结的意图,表面上公平,但对马列毛采取庸俗的折中主义是不符合辩证法的重点论的,因此不能长久,必然要统一到毛派立场上来。

    托派

    托洛茨基派常以马克思主义正宗自居,主张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强烈反对斯大林主义,贬低毛泽东思想,迷信工人阶级作用,主张搞纯工人运动,反对改良主义,主张革命,敌视左翼其他任何阶级和流派,宗派主义旧习不改。托派历史源远流长,一直受左右夹击,艰难生存,有其存在的内在合理性。托派坚决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此也可算是左翼的一派。其前途必须改变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放弃宗派立场,否则很难有大的作为。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初的马克思主义派围剿列宁和毛泽东一样,中国当今许多所谓的马克思派,扮演着围剿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可悲角色。

    3、新左派

     新左派的发展势头不减反增,是多年来参与斗争的结果。新左派本来摡念是在改革开放中期出现的叛逆思潮,是脱胎于欧洲马克思主义左派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温和左派。该派明显区别于列宁、斯大林主义,也区别于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他们特别反对权力资本和买办资本,对改革开放有取有舍,主张反思改革开放,不赞成改革开放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观点很接近体制内左派。他们不大赞成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社会改良和社会渐变。新左派理论有许多出新,具有开创性意义,有寻找社会发展新道路趋向。新左派对西方民主保持警惕,关注民生、民权、维权和国家利益,不赞成单一性经济摸式。部分新左派的精英意识很浓,著书立说不注意广大群众是否接受,作茧自缚。公正地说,改革开放后期的极右进程,受到新左派的有力打击,功不可没,但他们如果不下决心和工农兵结合,认真接受马列毛理论,其在泛左翼战线的先锋作用就会逐渐丧失。随着历史的发展,新左派也将日渐分离,其中一部分会成为毛派,另一部分会成为右派。

    4、非意识形态派

    笔者认为,无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新国家主义者和新权威主义者,都可称之为非意识形态派,因为他们不大谈论传统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不强调意识形态作用,就事论事,而以强国富民为目标。因为他们反对美国的世界霸权主义,也反对极右的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改革开放自我弱化政策,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左翼中的一翼。非意识形态派是个变数,很难同马列毛派统一认识,有可能演变成左派的对手。

    5、毛派

    毛派又分毛派和新毛派,其思想渗透各个不同阶层,渗透老中青年龄结构,是真正的左派。新毛派特别突出毛泽东晚年思想,反对不承认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假毛派。

    毛泽东派的主要特征是扬毛仰马,但不排斥马列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涵盖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却涵盖马列主义。是高举马列毛、特别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是右派的死敌(右派并不害怕马列主义,但十分害怕毛泽东思想),其主要社会基础是对文革有正确认的广大干部群众,包括文革积扱分子幸存者和新人。毛派认为只有毛泽东晚年以文化革命为核心的理论和实践才能激活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胜利,单靠马列主义不能救中国。毛派即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派认为必须从内部寻找国际共运溃败的原因,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反思,进行理论整合,舍此不能大踏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复活。毛派从根本上就不承认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从头至尾不过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毛派在政治上主张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式大众民主(群众直接参与政治),在经济和文化上全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大力培养共产主义萌芽,为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不断斗争。毛派不放弃改良斗争也不排斥革命,相信事物变化要有一个过程,复辟资本主义经过几十年,反复辟也不可能一下子完成,因此积扱参加量变,对资本主义战线要进行分割包围,客现地有条件地支持党中央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新政。是从立场到理论和策略都毛泽东化的真正左派,必将成为未来泛左翼的中坚和主导力量。

四、泛左翼的重要理论分歧

    泛左翼内的理论分歧主要反映在毛派与新左倾派和新右倾派的分歧。

    新左倾派概念提出是为了有别于右派极左派话语符号的新概念。新左倾派是随着最近若干年泛左翼斗争的过程中出现的干扰中国反资改派和资改路线的形左实右派别,必须加以识别和批判。虽然新左倾派的左翼立场是坚定的,有许多好同志。但由于其理论的误区,断送了其良好的愿望,误导了许多同志。

     新左倾派有自已的错误理论。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他们认为完全复辟了资本主义,是左倾派的一致看法。从时间界定上扱端左倾派认为中国社会性质从一九七六年热月政变或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完全改变了,中间左倾人士界定中国社会性质改变于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保守一点的左倾派把时间界定在二零零三年以前。

     新左倾派的理论错误在于并没有真正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过渡性质,不知道新中国六十年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当前的左翼斗争是新中国整个反右斗争的一部分,是文化革命斗争的继续,不清楚一九七六年前的社会主义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走社派占居社会矛盾的主导方面,而一九七六年后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占居社会矛盾的主导方面,双方都没有能够中止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的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都没有脱离社会主义过渡社会的性质。

    从哲学上讲质变要由大量的量变做基础,并有明显的质变标志。水的温度再变化,达不到沸腾就不能算开水;小鸡再形成不破壳就不能说是小鸡,人在母体里再成熟也只能叫胎儿,不能叫人。新中国只要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还叫共产党,宪法还没有被废除,就不能说完成了质变,而只能说发生着质变。事实上一九七六年从经济基础上看并没发生任何变化,因为断言说中国在一九七六年以经资本主义复辟是不正确的,只能说一九七六年发生了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点。同理,说一九七八年等完全复辟资本主义等说法都是错误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能说确定了复辟资本主义路线,资改派占据了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迅速走向资本主义,社会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

    从反面来看,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也并没有完成。如果中国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那么,右派叫嚷改革开放要毫不动摇,要继续深化改革,要攻什么坚等就不符合逻辑了,即然资本主义以经完成,还攻什么坚?改什么?难道要攻资本主义自身吗?所以要继续改革、要攻坚,说明新中国还有社会主义的东西存在,还有社会主义的堡垒,如军队、宪法、大型国企、土地、真正的共产党等堡垒存在的缘故。

     左倾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判断同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大同小异,他们用形尔上学的思想方法来看待动态的社会,动态的共产党,看不到真正的共产党与假共产党的斗争,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党,看不到这个党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培育和经过文化革命洗礼的党,看不到广大党员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看不到体制内必然会杀出一大批左派,其结局势必滑到机会主义道路上去。

     在新左倾派内部发生的关于“临界点”争论,实际上是对中国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的争论。在毛派看来,一九七六年的热月政变是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坏的根本变化的条件,而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是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开始,这种看法,和右派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作历史转折点是相一致的。

    关于当代中国的基本矛盾问题。在毛派看来,依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同点在于,毛泽东时代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适应的,但还有不适应的一面,毛泽东领导的文化革命等要解决的问题是克服不适应的一面,进一步走向适应问题;而邓小平时代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不适应的,右派要做的就是要完成彻底的不适应,以达到完全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泛左翼的任务,就是要重新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问题,重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新左倾派一直对这个理论问题表达躲躲闪闪的。在毛派看来,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判断依然成立,也就是说中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一切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和思想斗争都是围绕主要矛盾展开的。不同点在于,当前阶级矛盾也突出表现为民族矛盾,必需把阶级斗争同民族斗争紧密结合。在毛泽东时代,各种矛盾的主导方面是进步力量,而邓小平时代后的矛盾主导方面变成了反动力量。泛左翼的任务就是如何解决主要矛盾方面新的转变。

    毛派认为,主要矛盾方面的异同,决定着矛盾双方攻守的方针和政策。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时代左派处于进攻状态,是攻中有防,右派是以防守为主,创造攻防转换的机会;而在邓小平时代,右派处在进攻状态,而左派处于被动状态,应该是以防守为主、守中有攻,创造攻防转换的机会。左倾派的错误在于无视矛盾面的力量对比,无视民族矛盾的上升,一心要打进攻为主的纯粹阶级斗争战略,必然碰得头破血流。泛左翼的斗争策略在当前来说只能打防守反击而不是其它。

    泛左翼的进攻主要对象问题。在毛派看来,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早就指出了左派的斗争重点是直指党内走资派及其路线,解决领导权和路线问题,至今依然应该是泛左翼斗争的重点。而反腐败、反卖国、反两极分化,反复辟等,都要围绕解决领导权和路线问题斗争重点才能解决。

    左倾派由于上述理论错误,必然导致在实践上看不到活生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斗争始终存在于党内党外的事实,看不到事物量变的重要性,不懂革命是改良发展的结果,不愿做深入细致的量变{改良}工作,使自已置身于合法斗争之外,不参加泛左翼批新自由主义等斗争。

    相反,左倾派不断挑起内战,脱离实际地批所谓“十一届三中全会派”,批左派《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主人公》三大网站,批马宾、魏巍等坚定左派和老同志,批张宏良、韩德强等,唯我独革,以至于发展到搞小宗派活动,严重损害了左派威信。更加严重的是,左倾主义理论由于把社会性质的认定为完全复辟了资本主义社会,会严重冲击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放弃以打倒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为重点的体制内外结合的群众性大民主政治斗争方式,反对任何改良斗争,而专以暴力革命对抗、推翻整个共产党,实行教条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其结果必然走到体制内新西山会议派和体制外极右派的反共、反人民道路上去。因此,左翼战线要警惕形左实右的左倾主义理论,必须明白,左倾的理论和实践至少从目前来说是完全错误的。

    对新中国的社会及共产党的性质,正确的评价应该是基本变质,尚未完成,正在发生变化。由此结论出发,应该积极参加现实的体制内外泛左翼同右派极其复杂的斗争,争取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为终结资改路线而共同战斗。左翼战线的同志必须清醒的看到,促进党的左转是中国和平解决各种深层矛盾们最后机会,要力求做到因势力导,夺回社会主导权,用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方向迈进。当然,革命的可能也决不能排除,如和平方式不成,必转为代价很高的社会革命。

    新右倾派同新左倾派一样,也是在最近若干年泛左翼斗争中形成的。二者的共同点都是脱离实际,明显不同点在于新左倾派排斥改良,新右倾派排斥革命。

    新右倾派在理论上的错误在于不懂马列毛理论的深刻性,不懂人类的出路在共产主义,不懂改革开放从头到尾的实质是复活资本主义,不懂左中右的转换,不懂重点论。貌似公正地站在中左立场上,是理论上的折衷主义和实践上的机会主义。

    只有社会主义救中国,这以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和改革开放的资本主义试验失败所证实。如果在策略上从争取多数力量,孤立扱右派,击败扱右派的战略目标出发,在现阶段不去批判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而有所分化的话是正确的,但从理论和目标上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半推半就有问题了。

    所谓中左理论,表面上反左又反右,实际上是无坚定工农大众力场的表现,是偷换历史概念的表现。在当前中国右派居主流地位,反右必然是斗争的重点,在现阶段把反左与反右并列,是客观上帮助右派,转移了反右斗争大方向。

    特别严重的是,在新右倾派的反极左、反左概念里,是把矛头指向的是马克思主义派,指向文革派,恰恰打击的是真正的左派,起到了右派起不到的作用。新右倾派的反右也是不彻底的,具体表现为不是积扱团结文革派及其工农大众,而是积扱的向右派暗送秋波,乐于和资改派精英握手言和,幻想争得精英主流地位;不是从策略上而是从思想理论上只反对官僚和买办资本,不反整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有强裂的新精英意识,客观上表现出了资产阶级立场。

    新右倾派对右派主导的改革开放反思也是不彻底的,他们认识不到改革开放是一个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全过程,企图把改革反思在时间段上割裂,反对彻底批邓,势必阻碍泛左翼把斗争引向深入,客观上起到包庇隐藏在深处的右派司令部。

    新右倾派的另一个特色也值得注意,叫左转唯一论,好象中国的政治只能如此,他们忘记了党内还存在向极右派投降的可能性,即中国发生彻底质变的可能性,如果这样,那个左转唯一论也就成了笑柄,而革命将必然发生。

    我们批评新右倾派,不否认他们在同极右派斗争中的贡献,希望他们更上一层搂。

    我们还要必须指出另一个问题,虽然新左倾派和新右倾派也互相指责,但他们在争夺泛左翼领导权的意识是很强烈的,正因为如此,其危害就更大,所以必须加以揭露,决不能让这两种错误思潮指导伟大的泛左翼斗争。

    新左倾派和新右倾派无疑在当前还是泛左翼的一部分,但任其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笔者衷心希望他们能改变错误的认识和行动,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必须指出,笔者引入了新左倾派和新右倾派概念,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依据客观存在的事实做出的结论;也并不是因为笔者一直受左右夹击而存心反击,而是依据泛左翼未来斗争的需要而必须挑明的,因为事实证明,泛左翼大业一直受到内部左右干扰,如不及时纠正,泛左翼斗争就会走到错误路线上去,从而毁灭伟大的新左翼运动。

五、结论

    左翼内的激烈争论,说到底是不同路线的争论,客观上是争夺左翼领导权。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性的,左倾沉船路线和右倾补天路线都是错误的,正确路线应该是:

    否定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主流从头至尾不过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是—切丑恶现象的根源。肯定文化革命,认为文化革命是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理论上高举起马、列,特别是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政治上主张建立以公有制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式大众民主(群众直接参与政治),在经济上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文化上主张利他主义,大力培养共产主义萌芽,为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不断斗争。策略上不放弃改良斗争也不排斥革命,主张上下互动,建立最广泛统—战线,相信事物变化要有一个过程,复辟资本主义经过几十年,反复辟也不可能一下子完成,因此积扱参加量变,对资本主义战线要进行分割包围,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客现地、有条件地支持党中央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新政,支持中央逐步告别改革开放右倾路线,逐步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中国历史正进入柳暗花明历史时期,只要泛左翼同志能够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人民大众立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既反冒险主义也反右倾投降主义,一个经过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正反两面锻炼的中华民族一定会迎来新的社会主义春天,一定会引领全世界。让我们泛左翼同志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起马、列,特别是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去英勇奋斗!

    201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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