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上海的陆一先生推荐来一篇张维为的《中国触动全球》,视角很开阔,值得一读。但此文似乎也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另外一些问题是他根本体验不到的。不管怎么说,如果中国人都能以张维为的视角看问题,国内的分歧可能还不会这么大。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重要的是统一视角,找出客观的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识。最近世界热点事件较多,朋友们传来很多追踪日本地震核泄露和利比亚的文章,由于这些文章的实效性强,时间性很短,也就不发表了,还是抓住根本性的问题进行探讨。譬如,姬哲的《美国 发明家与中国经济砖家 》就是很生动活泼的文章,吴敬琏先生虽屡遭攻击,但有些观点还是不错的。当然本网也发出薛兆丰的幼稚文章和任志强的八道文章,让大家读之一笑。总之,天下安宁和平来之不易,中国人还是要珍惜自己的安稳生活,这个世界随时都有天灾人祸降到头上,比起日本和利比亚来,我们真是幸福了。让人民避免恐惧和侮辱!阿门!

中国触动全球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1年3月25日

目录

经济与社会

姬哲:美国发明家与中国经济砖家

彭德敏:破除新自由主义的“吴敬琏误导”

吴敬琏:中国出现1958年大跃进式严重问题

吴敬琏:中国投资驱动模式造就分配不公,贫者更贫

柳祥平:高通胀的实质是掠夺!

信报:中国仍然劳动力供大于求 最大挑战是创造新就业岗位

幸幸:遭受外企挤压的中国私企

任志强: 商品房从来不是暴利

薛兆丰: 打击炒房投机是大错

 唐钧:哪来钱建3600万套公租房?

天才:顺口溜“这年头”

中青论坛 :2010被和谐语录大全

熊自干:经济发展是怎样陷入错误方式的

维吉尔:谣盐为什么会在中国满天飞?

约翰 马金:中国的货币能否走向全球?

网编:中国在利比亚究竟损失了多少钱?

太阳报欧美围剿利比亚 中国投资泡汤成定局

明报:中国核废料存核厂藏危机 10年倍增

唐文:核电大跃进恐将成为中国挥之不去的梦魇

小山:中国核电站有4重威胁 比日本惨

民间研究:中国今年有三次大地震

天雷:日本福岛核电站的“50死士”到底在哪里?

相树华 刘明福:大国崛起的困境:中国人口总量多少是适宜

易富贤:洛克菲勒基金影响中国人口政策----牛文元误导温家宝

政治历史文化

崔佳:重庆20万机关干部下乡驻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张宏良:本届《政府工作报告》要点解读

何清涟:中国维稳政策的变化与政治控制的加强

博文:戈尔巴乔夫获最高勋章 俄民间发起感谢运动

杨佩昌: 我为何对自己的信仰产生动摇?

杨佩昌:中国国民的道德水准是如何下降的?

中国工人(共产)党:建议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七大二次会议

刘利华:我被漏掉的信息和被选治网拿下的文章

中华儿女:李克强小传

范迁:我看上海

王厚立:卡扎菲不好女色 并非疯子

黄纪苏:看电影《惊沙》

顾伯冲:富甲全球依然丧权辱国的大宋王朝

特稿

张维为:中国触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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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24 09:43:01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被洗脑的中国经济学家

美国发明家与中国经济砖家

记者

    美国有个发明家很是牛。某天他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他向媒体表示,他有办法生产出你所能想象出的任何一种商品,而且价格还特别的低廉。记者问他,那么你需要什么原材料呢?发明家表示:我需要的原料只有两样――海水和木头。只要有了海水和木头,那我就可以生产出任何一种商品。

    众人半信半疑,不过还是有人愿意尝试,给了他一大笔投资。就这样,发明家在海边建起了工厂。结果还真的如他所言,你不管是想要什么,他都能给你顺利的生产出来,而且价廉物美。当众人问他,你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做的时候,发明家却三缄其口,不论你想什么办法,他就是不说。

    有个记者打算探究其中的秘密,于是乔装打扮秘密潜入了发明家在海边的工厂。记者发现,在庞大工厂的外壳下面,有一个造纸厂,一个印刷厂,还有一个巨型码头。发明家先把木头做成纸张,然后把纸张印成美元,然后去码头和中国人交换商品,基本上什么商品都能换回来,而且中国人还愿意互相竞争互相压价,把利润都贡献给发明家。

     记者摸清了整个流程之后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跑去问发明家:你这套流程我已经完全了解了,但我想不通的是,万一中国人发觉自己受骗上当了,那怎么办?发明家听完哈哈大笑,道:“根本不用担心,中国人见到绿票子就好比是饿死鬼见到了肉馒头,只要你给他绿票子,他什么都愿意和你交换。就算是他爷爷的祖坟他都愿意刨了,然后把陪葬品跟你换绿票子。”

    记者继续问:“可是,你这些美元都是你自己印出来的,难道美国政府不抓你吗?”发明家不紧不慢的说:“你以为我没想到这个问题吗?我早就和总统达成了协议了,咱们给中国人的绿票子上都标有记号,这和给我们盟友的绿票子完全不同。同样是给沙特的美元,他就可以买我们最新式的战斗机,最好的导弹防御系统,最精确的激光制导武器,但是给中国人的绿票子这些都买不到,不光是这些,凡是高科技产品都不能 买,有价值的企业也不能买,关键的资源矿产也不能买,涉及国家利益的战略技术更是不能买……”

     记者打断道:“那么中国人手里的绿票子到底能买什么?”发明家咳嗽了一声,说道:“事实上,中国人手里的美元,除了买我们的国债之外,其他都不能买。 ”

    记者大吃一惊,说道:“可是美国国债也不过是一张票子啊,只不过换了一种颜色而已。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傻?”

    发明家两眼望向天花板,说道:“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告诉中国人说,你们买了我们的国债,那么未来我们就会多给你一点绿票子,大约每年多给1.87%,具体的数据你自己去查美联储的网站吧。反正这么一说,中国人就买了。我发现,中国人想的一切就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从我们手里得到绿票子。为此他们不惜把所有河流都污染,让子孙吸入有毒的空气,把地下埋藏的宝藏都挖出来卖掉。现在中国人手里的绿票子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快要接近三万亿美元。更有趣的是,他们为了保住这些绿票子不贬值,宁愿一辈子给我们进贡各类商品。有些中国人听说绿票子要贬值了,就像死了爹妈一样。简直笑死人了。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些绿票子都是我们印出来的么?我们想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别人根本管不着。”

    记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道:“我现在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发明家想了想,压低声音说道:“我就把秘密告诉你吧,你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是什么?原子弹?氢弹?都不是!最强大的武器就是经济学思想,事实上我们控制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经济学家,让他们真心认为他们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接着通过这些经济学家就能控制所有中国的老百姓,让他们相信,一旦中国的出口完蛋了,那么天就要塌下来了。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人确实是奴隶,但你要知道,他们更害怕连奴隶也当不上。 为了保证奴隶有口饭吃,他们会拼死拼活给你干活。而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给那些被你控制的经济学家们一点点好处而已。曾经有人叫嚣人民币应该升值,结果被那些思维控制的中国人骂了个狗血喷头,由此可见,我们对中国人实行的思想控制非常有效。”

    记者听完发明家这番话。好似刚刚看完一部恐怖片,长叹了一口气说:“这个世界上注定有人是羊,有人是狼,既然中国人愿意一辈子做羊,那么我们还是当狼算了。你放心吧,你说的这一切我都会保密的。”发明家忽然摇起头来,说道:“不用保密。羊从来不会相信狼的话,因此你担心中国人做什么,你就让他做什么,他们反而不会听你的话,这才是控制中国人最有效的手段。你一定要记住,如果哪天中国人不愿意再做羊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要控制中国人,就一定要先控制中国的经济学家,让他们相信,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让他们相信,美国的经济学就是真理。于是他们会心甘情愿的做你的傀儡。

    看过《美国发明家》一文后,感兴趣中国经济学家的教育背景,遂上网一搜,结果如下。在名单中,只有吴敬琏一人为本土培养,其他全是海归,而且是以在美国接受教育为主流。只是罗列信息,至于你们有什么联想,本人概不负责。

目前国际上200名中国经济学

    (1)刘大中(1914―1975),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新帕尔 窭追蚓醚Т蟠堑洹肥章即堑奈ㄒ灰晃换嵫д摺/SPAN>1955―197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1946年,第一个做出中国的Nationnal Accounts的试图)。曾参与众多重要计量经济模型的创建。在他去世之后,库兹涅兹(197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专门撰写一篇长达16页的文章,以纪念他。

    (2)蒋硕杰(1918―),先后在美国、台湾等地多所大学和单位工作。对台湾经济改革贡献极大。他是惟一一位获得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1982年)的华裔经济学家(最近两年媒体热炒张五常将要获得,或者已经获得提名,是谬误)。

     (3)邹至庄(1929―),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是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最主要的贡献是“邹氏测试”(Chow-test),是研究耐用品需求函数的先驱。1989年,美国的《教育经济学报》(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全球经济学家排行榜”,他名列第28位,是华裔经济学家中排名最高的。1993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俱乐部”评选的“29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是唯一上榜的华裔学者,排名第8。

    (4)张五常(1935―)。他就不必详细介绍了。他很有争议性。但是,他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成就,是不容忽略的。我在2002年写过《何必为难张五常》的文章就说过:“我们应该看真正的权威人士对张五常学问的评论,而不应该只看国内几个尽管有点名气,但实际上毫无学术建树的人的评价。比如应该看弗里德曼、阿尔钦、科斯、贝克尔等对张五常的评价。......在经济学上,贡献最大的要算经济思想,其次是技术方面的东西。而张五常是极少数的对经济学思想很有贡献的人,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中,有很多是仅在技术方面有贡献的,当然没法同张比。”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张五常教授1935年生于香港,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跟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学习,1963年―1967年攻读博士学位,1967年到芝加哥大学跟从科斯做博士后研究,1969年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82年起担任香港大学经济金 融学院 教授。 张五常 教授的理论主张往往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议。主要著作有《佃农理论》(英文1969)、《社会成本的神话》(英文1978)、《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英文1982)、《卖橘者言》(1984)等等。一方面, 张五常 教授在理论上下过苦功,“由浅入深、由深转复杂,再由复杂转深、再转浅,来来回回好几次”,已把价格理论咀嚼透烂。另一方面,张五常注重案例研究,大量时间用于现实问题的实践调查,多年砺炼,使他的学术素养和对现实问题的把握浑然一体。

    (5)黄有光(1942―),现在澳大利亚工作。贡献主要在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与微观经济学的某些方面(包括俱乐部理论、资本论、消费者选择)。近年来,他又提出一种 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的均衡经济分析方法。

    (6)杨小凯,现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多所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数理经济学、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他的主要贡献是开创新兴古典经济学。据有关资料的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杨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尽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存在几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钱颖一(Yingyi Qian),原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学院,现已回国任清华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钱颖一教授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4篇论文,仅仅2006年, 钱 教授就有3篇学术文章发表,说 明钱 教授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 钱颖一 教授在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1981年),先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1982年)、耶鲁大学运筹和管理科学硕士(1984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1990年)。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副院长, 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任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马里兰大学。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组织和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对于中国未来所面临的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重多机遇与挑战, 钱 教授反对单一渐近式说法, 坚持渐进与激进并行的观点。

     郎咸平(HP Lang, Larry)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郎咸平在国内的知名度极高,堪称世界的公司金融与公司治理专家,学术成就斐然。因在发表多篇批评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而成为媒体焦点。他的观点引发中国大陆学术界、企业界和民间的不同反响,一些人将其称为“郎监管”、“中小股民利益的保护者”,但也有人批评其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状况缺乏了解,甚至批评他借题炒作出风头。出生台湾的朗 咸平教授于1986年获得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 金融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 郎博士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

    林毅夫(Lin Yi Fu)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林毅夫教授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之一。 林 教授是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 舒尔茨 教授的关门弟子。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一位。他一直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认为只有实行市场经济,理顺市场价格体系,形成比较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信息指标体系,才能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邹恒甫(Zou Heng fu)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邹恒甫教授说过喜欢做两件事:一是教书,和学生在一起;第二就是很痛快地读书,主要是历史和哲学。1994年, 邹恒甫 博士一手创办了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开办了国际数理金融和数理经济系两个班,开始了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试验。这两个班采用英文原版教材,教学与国际惯例接轨。中心向全球一流大学经济系输出很多中国经济学博士生, 邹 教授的行动赢得了经济学同行之间的佩服和尊重。邹恒甫对于教育所做的贡献,首先不愧于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本职。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本经济学英文期刊《经济学与金融年刊》,该刊成为国际经济学主流刊物之一。

     吴敬琏(Wu Jing Lian)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吴敬琏教授给人感觉是一位公正、睿智、博学、为民请命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他的主要欢迎人群平均分布在男女老少之中。让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是一个睿智和良知兼备的中国学者,他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格。但也有人把近几年中国股市的不景气部分归罪于他。由于历史等多种原因, 吴敬琏 教授并没有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他仍然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改革战略,规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

     张维迎(Zhang Wei Ying)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 张维迎 教授可能是挨骂最多的经济学家,什么“资本家的乏走狗”,什么“屁股决定脑袋”,一时间学术争论和人身攻击的界限被彻底地模糊了,但是那些骂 张维迎 教授的人,至少有90%没有完整地读过张维迎的一篇文章。从1984年至今的20多年里, 张 教授张从事产权和企业理论的研究是一贯的,长期的。 张 教授还应该算作是将“博弈论”(Game Theory)引入中国的开山之人,做了大量有关博弈论“传道授业”的工作。

     李稻葵(Li, David D)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除了经济学业内人士, 知道 李稻葵 教授的人很少。“一个经济学者在公众空间,要以一种理性的形象出现,要用理性的话语讨论问题,这是一个严肃经济学者的风范。” 李 教授发表评论的同时也定义了自己。 李 教授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获学士学位,199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学位。先后担任安娜堡密西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陈志武(Chen Zhi Wu)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陈志武教授是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 终身 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耶鲁大学 金融学 博士,华尔街对冲基金公司的首席投资经理,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获得过美国默顿.米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奖励。 陈 教授是金融经济学、财务学理论、证券定价、新兴资本市场方面的专家。最近几年, 陈 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制度机制建立的问题。“什么制度机制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金融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 都是陈 博士研究关注的问题。

     田国强(Tian Guo Qiang)

     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田国强教授无论是在国际经济学界还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均名声远扬。然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早期赴美留学的孜孜学子,田国强的求学道路异常坎坷。 田 教授1980年毕业于原华中理工大学数学系,1982年获得该校数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获得全美斯 隆 博士论文奖。他提出了一个在“非规范性”的经济环境中,即有限经济自由和不完全市场体系环境下的企业产权理论。该理论认为,只有经济制度环境得到适当的改变,社会才能有效地变换产权的所有制安排形式。 田 教授为德州A&M大学经济系 终身 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又及:发现吴敬琏也不纯粹:

     吴敬琏,教授,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3年至1984年7月一度赴美国耶鲁大学进行调查研究。
    1983――1984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
    1990年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成员
    199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 客座教授
    199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员
    1999年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研究员

 

 

 


发件人:"中国人民民主监督员俱乐部" <zgrmmzjdy@gmail.com> 2011-03-23 14:49:53 +0800 收件人: <wyzx@wyzxsx.com>, <wyzxsx@163.com> 抄送:标题: 破除新自由主义的“吴敬琏误导”--------

破除新自由主义的“吴敬琏误导”

--------看吴敬琏是怎样再一次试图忽悠党中央的?

彭德敏

    党中央一再强调,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是一个探索的过程,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比如“新三座大山”,比如两极分化,比如社会风气败坏,比如严重的腐败,比如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汉奸,比如我国经济被外资外贸绑架,比如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美国人民的需求倒被中国政府廉价出口优先满足了,比如我国人民群众的有效收入很低、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等等。

    这些问题的出现,有的是我们的政策失误,有的是被一些以前很“左”现在很右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精英学者投机分子风派人物给忽悠了,给误导了。比如那个吴敬琏,前三十年比谁都“左”,这三十年右得不行。本来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他却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问题,“共产党领导”这样一个符合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根本政治制度有问题,但是他又不敢公开这样说,他还不敢图穷匕首见,他还不敢赤裸裸,于是就玩阴谋搞诡计,遮遮掩掩地说什么“体制性的障碍”。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改革被新自由主义所误导导致的,本来社会主义的改革,被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给误导了,出现了失误和偏差,导致一些严重问题,比如严重依赖外资外贸,两极分化,内需不足。

    就拿“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这个问题来说,谁过度储蓄?谁消费不足?中国13亿多人民,过度储蓄的恐怕只是少数一部分,大多数人仅仅是温饱小康而已,哪有什么过度储蓄?要说过度储蓄,央行是最大的过度储蓄者!央行一头目承认以负利率向全中国人民借了近20万亿人民币,换成美元转手以“投资”的名义又以负利率借给了美国,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去支持美帝国称王称霸掠夺世界!这到底是“旧体制的障碍”,还是新自由主义美国迷们的罪恶?!

    你强制结汇换成美元,本来是应该进口中国人民需要的物资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的,许多有识之士也早已建议政府进口战略物资,可是新自由主义美国迷们寻找种种借口就是不进行战略物资储备,反而大把大把地以实际上的负利率把美元又借给美帝国。

    这些年来,新自由主义者误导改革误导政策,导致种种严重问题,引起人民强烈不满,可以说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这些人不思悔改,到现在还企图误导中央、忽悠人民,企图把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罪恶一股脑都推到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上来,从而推卸自己的责任!改革中出现这么多严重问题,这些人反思过没有?做过一点自我批评没有?没有!这些人就是想把屎盆子都扣到共产党头上,扣到社会主义制度头上!

    说什么“体制性的障碍”,“体制性的障碍”有没有呢?有的。但绝不是吴敬琏之流所谓的“体制性的障碍”。现在我国存在的“体制性的障碍”,都是背离社会主义的,比如,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哪一个国家没有?在我国却得不到合法保障!工人没有这个合法权利,怎么有力和资本家谈判?工资就提不上去,有效收入就不足!结果就是内需不足!

    比如,互联网是公共设施,几大门户网站却被几个外资和买办资本私自垄断,结果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也得不到保障,人民对政府的批评和监督被几个独裁专制的资本家肆意扼杀,动辄封杀账号、博客,对少数资本家这种网络法西斯主义必须严惩,绝不能掉以轻心!

    比如,唱红歌是人民群众弘扬正气、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有效载体,是一个很好的群众性活动,但在一些地方,比如在贪官污吏汉奸黑社会比较猖獗的西安、洛阳市,徐州市等地方,人民群众的唱红活动屡屡遭到贪官污吏汉奸黑社会的体制性打压。

    要实现科学发展,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内需拉动,必须增加人民的有效收入,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决破除“贪官污吏汉奸黑社会的体制性障碍”,坚决破除新自由主义的“吴敬琏误导”,就应该坚决保障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就应该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批评和监督权利。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3-21 08:32:2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吴敬琏:中国出现1958年大跃进式严重问题

中国出现1958年大跃进式严重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财经》记者 王延春

2011-03-21

    吴敬琏指出,最近他发现地方政府在执行经济转型方针的过程中,用旧体制旧机制去执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结果在政府的主导下,技术升级也好,发展新兴产业也好,都会造成很严重的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甚至出现了像过去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像1958年的“大跃进”,像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洋跃进”这样严重的问题。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很多体制性的障碍,最大的体制性障碍在于政府拥有过大的资源控制能力和资源配置权力。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值得警惕,其投资效率较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19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会学术峰会上作上述表示。

    吴敬琏指出,最近他发现地方政府在执行经济转型方针的过程中,用旧体制旧机制去执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结果在政府的主导下,技术升级也好,发展新兴产业也好,都会造成很严重的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甚至出现了像过去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像1958年的“大跃进”,像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洋跃进”这样严重的问题。

    真正实现转型的关键在于改革。“十二五”规划指出了,“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目前财税体制、金融市场、国有体制、教育科研体制等等方面都积累了大量问题。根据前几个执行“五年规划”的经验,这些改革都势必会遇到种种既得利益或者是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阻力,所以这些障碍能不能得到克服,这些积累的问题能否得到改革才是决定转型成败的关键。

    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所有这些改革都需要有顶层设计和实施方案,而不是一些零碎的、个别的政策调整。实际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要求,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30年之久,正式列入“五年规划”也已经长达15年了,曾经在三个“五年规划”中提出过,但实施的效果并不如人意。吴敬琏表示,“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机制上。”

    多数经济学家同时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很多体制性的障碍,最大的体制性障碍在于政府拥有过大的资源控制能力和资源配置权力,政府以GDP增长作为政绩标准,此外还有财政税收体制缺陷和要素价格扭曲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投资驱动模式造就分配不公,贫者更贫

吴敬琏

中国广播网 张棉棉 苏玲 季苏平

2011年03月20日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他曾经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对转轨过程中的腐败现象进行分析,他曾经提出中国股市的“赌场论”,他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他就是著名经济学者吴敬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他为“十二五”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击节叫好,却更加担忧转变中的阻碍与困难。

    周六的北京天空灰蒙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一大早就赶到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他要发表一个重要的演讲。作为媒体、大众熟悉的学者吴敬琏一上来就直指过度储蓄与消费不足已经阻碍的中国经济的发展:

    吴敬琏:我们长时期存在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这种不平衡的情况继续存在。保持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就是最终需求不足。

    然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物价水平特别是食品价格的水平呈现出迅速攀升的态势。这让占中国人口70%的中低收入人群感受强烈,也进一步推高他们的储蓄意愿。央行公布的一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只有14.2%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这是1999年进行问卷调查以来的最低值。吴敬琏并不认同输入性通胀是主要原因的说法,他坚持认为货币的超量发行才是关键:

    吴敬琏:同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过去多年,不止是过去两年,也许是过去十年,货币超发。因为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期,它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首先是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股票的价格居高不下,接着发生的就是从去年开始显现的CPI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温和的通胀水平,达到了5,甚至是5以上的水平。

    过去二十年我国广义货币供给的目标增长速度通常在17、18%,一直高于GDP10%左右的实际增长速度,现在我国的广义货币对GDP的比值已经达到180%,这是在世界各国所仅见的,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吴敬琏分析货币超发的原因有二:

    吴敬琏:货币超发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因素是最终需求不足,推不动这个经济,结果你就需要扩需求保增长,就发货币吗!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了出口导向的政策,由净出口来保持需求,因为你净出口有大量的外汇结余,外汇结余结汇的时候都要换成人民币,我们的货币政策就变得被动,你不超发人民币就会升值很快,你净出口就没有了。

    在吴敬琏看来以上所有的困境都指向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长时期以来采取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而这一种模式也造就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社会分配最终取决于生产方式,以投资驱动的生产方式在分配时必将青睐资本,而不是专业技术人员:

    吴敬琏:分配的结构是如何决定的呢?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只要投资是推动增的要素,那么在分配结构里资本所有者就占大头。资本所有者是谁呢?首先是国家,然后是国企、然后是大的私企,有钱人和国家储蓄倾向是高的,消费倾向是低的。

    按照吴敬琏的理论,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掌握财富的人不消费又导致内需不足,只能超发货币,货币超发,通货膨胀降临,中低收入者消费意愿更低,只能靠投资拉动经济。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正是因为如此,吴敬琏对“十二五”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击节叫好,然而在他看来,这个转变并不容易,甚至可以用障碍重重来形容:

    吴敬琏:问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要求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30年左右,正式列入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也已经15年了,已经三个五年规划过去了;但是实施的结果并不如人意。问题在哪里呢?看来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经济机制上。

    在讨论上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多数经济学家就曾经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障碍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保持了过大的资源控制的能力、资源配置的权利,并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准;此外,财政税收体系和要素价格的问题也备受批评。

    吴敬琏:在政府的主持之下,进行技术升级也好,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好,它会造成很严重的投资效率降低。要真正实现转型,用“十二五”规划所指出的它的根本动力还是在于改革!改革曾经是中国经济列车飞驰30年的重要动力,这种燃料在今天的中国依旧是最有效率的,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去承受改革的阵痛,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让改革为转变打下坚实基础。

 

 

 

发件人:<lxpbk@sohu.com> 2011-03-18 11:16:00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高通胀的实质是掠夺

高通胀的实质是掠夺!

柳祥平

2011年 3月

    近几年的高通胀是我们每一位老百姓都深感痛心疾首的,高通胀不仅带来了物价的飞涨,生活质量的下降,也使我们多年靠省吃俭用积攒的一点财产的严重缩水。可以说,高通胀不仅使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生活更加艰难,也将原来一些属于“中产阶级”边缘的白领逐个消灭,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

    人们迷茫于当前经济生活的种种困境时,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试图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我国当前的经济困境。更为可恨的是,一些御用学者不是从我们自身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寻找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症结,而是把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归咎于国际社会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归咎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说什么是“输入性通胀”。说什么美国控制了国际社会的石油等能源价格,说什么美国大量滥发钞票,如此等等,总能找出它们的不是。

    诚然,我们不可否认美国等发达国家强势地控制着世界上大部分石油等资源的价格,他们进而控制着整个世界的经济,他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把所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都归咎于它们。这是因为,一、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及遇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还是自身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凸现;二、国际上石油等能源价格的高企,虽然对我们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高通胀及危机的出现说到底还是自身经济发展过程中矛盾的集中爆发。国际上能源价格的波动,不过是经济现象的外因之一。其实,石油等能源价格的高企,也一样会影响到他们自身经济的发展,它并不能独立于世界之外。再说,你说美国大量滥发钞票,难道你中国没有滥发吗?可是,同样都在滥发钞票,为什么他们的通货膨胀率远小于我们?仔细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是他们的收入分配机制、产业结构等诸多经济要素的优化,抵消了通货膨胀的疯狂。

    欧美发达国家虽然控制着石油等能源价格,但对它自身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毫不例外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能源储备机制调节机制在这场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将石油等能源带来的价格波动控制到了最小的范围。而我们呢?我们总是跟在他们后面接最后一棒,充当冤大头!更为可气的是,既然他们将石油等能源价格一再拉高,而我们为什么还低价出高价进。这就是那些所谓的管理者、战略家的高瞻远瞩?这世界有谁能干这种弱智的蠢事!或许有些人会说这是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难道政治的需要就可以置民生于不顾?

    大家都知道,近几年,大凡国际上原油一涨价,我们就紧趋其后,国际上原油跌了几个月了,我们盼望着能紧跟着下跌,它却千呼万唤不出来!其中暗含的机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此,我们不得不反思!为什么总是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一咳嗽,我们就感冒,我们的物价就随其后出现飞涨?就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欧美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翻开课本,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上对通货膨胀的解释是,由于纸币发行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引起纸币贬值、物价普遍上涨的现象就是通货膨胀。对经济危机解释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

    从当前我国的种种经济现象看,我们的高通胀不仅是发生在货币超发行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借助于国际上能源等价格上涨,垄断经济体的借势而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在每遇调整工资物价就开始上涨,而且只要国际上油价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物价也会借势飞涨。反思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我们不难看到,经济危机出现的土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在于产业资本,它表现在充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过剩和购买力的不足,即通货膨胀。它频发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六七十年代以前。也正因为如此,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调节消费,刺激投资”等经济主张才得以盛行,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事实上,欧美国家通过政府适度干预经济,经济危机发生的周期性频率得到了有效控制。

     当今世界的金融危机,已超出经济危机的范畴。金融危机最初叫金融风暴,它首先发生于98年泰国等南亚国家。它的出现,导致一个国家或数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我们不难看到,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资本,在金融衍生品的过度扩张,引起了资金链的断裂。

    作为金融危机,虽然从首次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到现在已近十五年,但它仍是当今世界一种新型的危机表现,集中表现在金融领域的衍生品的信用危机,并波及所有参与国际分工较高的国家。我们仍不难看到,不管是经济危机还是金融危机,它们发生的土壤是什么?是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自由经济。

    我们是市场经济吗?不是!

    不可否认,凯恩斯、弗里德曼、萨缪尔森、蒙代尔,他们都是当代世界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研究的基础是什么,是完善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我们一再对外声称是市场经济体,但事实上,我们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体,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到底是国家垄断经济。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却把他们的理论照搬来,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国高通胀的根源在国家垄断经济下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恣意而为

    尽管我国已进行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之所以还不能称为市场经济体,这是因为,我国经济是由政府主导,它不仅控制着我国的经济体,也控制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走向,说穿了我们的政府经营着国家经济,我们实质仍然是国家垄断经济。因此,尽管在经济运行中几度出现困难重重的危机局面,但我们的政府从来也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有过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甚至连高通胀也没承认过,我们的CPI都在“允许”或“可控的”范围内。在一些政府官员看来,所有的经济现象,都不过是经营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而遇到的种种困难局面,也都被政府有效地控制住了。危机出现过程中的一系列政治的经济的问题都巧妙地安排了,被政府这双大手“轻轻地”放下了,我们把它叫“软着陆”,尽管我们为此花出了不菲的代价。这也一度成为一些御用文人向世界标榜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资本,一度成为一些不良学者鼓吹国家垄断经济先进性的资本。

    我们的地方乃至国家财政缺乏一个有效的核算体系和监督体系。当媒体报道此次金融危机的出现导致一些西方国家和地区濒临破产边缘,就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我们一边用大量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债券,一边在国内大量地发行国债搞投资搞建设。当一些官员打了鸡血似的搞什么跨越式发展时,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能买地则买地,实在没钱透支搞项目。因而我们许多地方一个市一个县一个乡的财政亏空几千万、几个亿或几十个亿都不会倒闭,就是我们的一些国有企业亏空几千万或几个亿也不会倒闭。我们都可以通过发债借款来填补亏空或赤字,甚至有些地方干脆直接要求上级政府有关部门通过下拨资金来弥补这些亏空或赤字,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跑部钱进”。这也就是我们的货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重要原因。这都为高通胀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我国高通胀是国家垄断经济下的各经济要素失衡

    经济的发展有其规律性,经济的稳步发展得益于国内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税收、利率、汇率等各种经济政策的均衡性,使得各经济体的协调发展。由于我们的经济还属于国家垄断经济,国家经营经济,因而我们的一切法律制度都让步于它,这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与民争利的现象。一些制度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对广大民众产生掠夺。这也就是西方国家把GDP指标仅仅当作一种经济考量指标的时候,我们把它当作一种考核指标,一切让步与它。因此,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会变得非常功利,逆规律而动,忽略了它的协调性。当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支柱的企业在经营遭遇困难时,我们又不惜用下岗减员的手段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当我们需要刺激经济时,我们又大修公路铁路和水利来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甚至不惜借助于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把它们当作刺激经济的手段,简单化地处理了经济失衡的问题,导致了我国经济状况进一步失衡,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民生更加凋敝。

    为了GDP,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着与GDP增长不相适应的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利率等让步于GDP的经济政策;为了GDP,一些地方甚至急功近利,去扶持那些高能耗低效益的产业。长期以来,由于我们不能处理好投资与产业结构均衡的关系,处理好GDP的增长与工资增长的关系,处理好利率与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好GDP、利率、汇率、税收等诸方面的关系。这些虽然在我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常常提到,但却是没能掌控住,没有能做好的。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国家垄断经济发展的途径不在经济规律,在领导者的癖好。这也就是我们一会儿大炼钢铁水泥,一会儿大修公路铁路,一会儿大修水利,一会儿又大搞房地产建设的原因。这也就是我们总在说要调整产业结构处理好经济失衡的问题,却总是未能如愿。我们不但控制不了房价,也控制不了粮价和蔬菜价格。可以说,经济要素的失衡不仅把我们的生活拖入泥淖 ,也将我国的经济状况拖入万劫不复之地。

    经济发展过程中,任何经济要素之间的不相协调都可能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点在我们经济发展的几十年中,是有目共睹的,它甚至会产生对另一方的掠夺。就以工资增长与利率之间的关系来说,工资的增长如果不能平稳有序地增长并与利率相协调,不仅会使市场产生供需矛盾,进而产生通货膨胀,并且会使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积攒的一点点财富也严重缩水。长期以来,国家采取着低工资低利率的经济政策,导致我们的工资不能随GDP的增长而增长。在这种经济政策下,过去,我们每月一千元的工资,我们需用几年的时间勒紧裤腰带才能积攒一万元钱,指望用它来买房或来养老。但是有一天,工资改革了,我们的工资突然一下涨到了每月三千或五千。我们在兴奋之余,忽然发现,通货膨胀骤然而起,物价也随着工资的增长而成倍的增长。那么,我们原来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一万元还能有多大的购买力呢,不算也知道,只能是欲哭无泪。所以,经济要素之间任何一项不协调都会造成对老百姓的掠夺。使我们千千万万老百姓很难有财富积累,不仅使我们省吃俭用留下不多的资产在实际的负利率中不断被侵蚀被掠夺,也使我们的财富在高通胀中被一步步吞噬。

    过去,我们总是把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当作工会斗争的结果,而没有把它当作经济危机后藏富于民的一种重要手段。从当前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状态看,我们对欧美发达国家高福利政策的认识太狭隘了。

我国高通胀爆发的原因是国家垄断经济下的权贵资本的推波助澜

    一些学者简单地把通货膨胀归咎于货币投放过大,而没有考虑到这是由国家垄断经济权贵资本控制下的结构性投资和分配的失衡,造成了高通胀,这也就是欧美也同样为了摆脱危机困境在大量投放货币,但它们没有出现高通胀,而我们却出现了。

    为什么由国家垄断经济在权贵资本控制下会出现如此快速的通货膨胀呢?回顾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无不透视着国家垄断经济下权贵资本的霸道和嚣张。我们的政府,作为垄断经济的实际控制人,可以利用政策诸如税收、资本投资红利、利率、汇率等经济要素来控制经济,还可以通过国家对土地、石油、矿产等资源的控制,获取垄断收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的经济在短短的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这也就是我们的权贵们的暴富让世界都感到咂舌。

    为什么我们的房价这么高?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费用如此昂贵?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改革带来的成果?欧美发达国家的房价不过相当他们五年的工资,而我们得用一辈子;欧美发达国家不论是油价、粮食还有生活消费品、通讯费用等都比我们低得多,有些还只是我们的几分之一,这又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低工资低福利保障低成本么?为什么却不能享受低成本的生活!究其原因,是国家垄断经济下权贵资本的疯狂掠夺所致。

    以石油煤炭为例,我国的石油煤炭,由于开采权的国家垄断,所以一直以来也就成为权贵利益集团获取暴利掣肘政府的杀手锏。我们的国有垄断企业,虽为全民所有,但它的实际掌控人却是部分权贵,故而我们广大民众并不能享有国有垄断行业带来的利益,它只是为一部分人所有。它不但机构庞大繁杂,且豢养着许许多多权贵们的七大姑八大姨。企业内部大多是因人设岗,不事工作,占有着企业最舒适的岗位,拿着的却是企业中最高的收入。许多人一年到头从不到岗,可工资奖金却一分不少。更有甚者,这些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干的是盗卖国家矿产资源的勾当。他们将国家资财当作一块无人监督的蛋糕,任意切割挥霍。我们常在一些媒体上看到,一些企业恣意地修建豪华办公大楼或住宅楼,购置豪华轿车,添置超标准办公设备等等。中石油可以花近千万买一盏灯,其中的猫腻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由于这些行业具有垄断性,又掌握着话语权,经营管理不善,或任意地挥霍浪费,亏了,就向国家要政策,胁迫政府要求提价减税补贴等等,使石油煤炭等价格连年攀升。这也就是每当他们经营不下去了,国家放手让一些私企去搞时,中国的大地就到处都是煤老板的身影。这种掠夺性的定价,由于价格的传导作用,引起了下游行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最终却由消费者来承接,由老百姓买单。其实,这些情况,在我国其它垄断企业诸如电力、电信、银行等热门行业都有存在,不过以相似或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而已。

    再以房地产为例,我国的土地为国有,也就是为全国人民所共有,但我们要住房,要买房子,就需要缴纳土地出让金,但期限却只有70年。这样,政府以出让金的形式向老百姓征收了一项税收。权贵资本,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媾和,不但可以在土地倒卖的交易中获得暴利,还通过地产开发的利益同盟,用空买空卖的方式不断提高房价,诱使老百姓在不断攀升的房价中泣血饮恨,不但要用尽所有积蓄,还得背上重重债务吞下这颗苦果,过上“靓丽的”生活。即便你想过着自己的安宁日子,不去追求什么高品质的生活。哪对不起!你那旧房不会没有人来“关照”你的,今儿停电,明儿停水,没一刻能让你消停。即便你还犟着,哪对不起!旧城需要改造,不能因为你一家一户影响大家的美好生活吧。那些钉子户的下场你是知道的!都依着你,那建起的一片片“鬼城”卖给谁去?

    现在社会上有一些舆论,就是政府在房地产开发中占了大头,什么地价啦,各种各样的税收啦,都成了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源。我有一在建筑行业的朋友,与他聊起当今的房地产来。他愤愤地说:那都是扯淡!别看现在好些地方卖地已经成为当地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但若以此就说是房价高企的原因绝对是扯淡!那些搞房地产的可以说百分之百都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大的,有些不但有着省部级领导的背景,有些还有总理副总理级领导的背景,小一些的也有着市局级领导的背景。查查那些房地产商的高管们,大都是那些领导们的直系或旁系亲属。说实话,如果说当今的中国经济是由政府垄断着的,那么,整个房地产则由权贵们垄断着,并以此要挟着当今的经济政策。

    以土地为例,我们局外人知道土地的获取需要招标,而在房地产业内则把它叫做围标。一块地,不管是政府土地拍卖的人,还是参与招标的人,个个心知肚明,都知道里面得猫腻,也就是潜规则。当出什么价,互相“竞价”是不会超出要拿地人的底线,心里都有个谱。如果有那个不识相的黑马在“搅局”,那就千方百计让他流拍。那些所谓的“地王”,都不是由房地产开发商竟的价,开发商们才没那么傻,他们要挣钱,而且要的是暴利,怎么会去争“地王”呢,这都是一些国有企业的官员们拿着国家的钱在胡整。

    在建筑行业,人都说建筑当为百年大计。其实,那些房地产开发商才不管,他们对那些建筑商说,你们盖的房,只要二十年不倒就行,谁知道二十年以后我在哪?就要速度,速度就是金钱!曾经有人爆料中国的房子只有三十年寿命,舆论大哗。其实许多房子的寿命恐怕要比这三十年还低。

    这位朋友又说,现在什么都讲究速度,在建筑行业尤其如此。一幢几十层的高楼,三天一层,其实是违反建筑规律的。因为三天的时间水泥的凝结度只能达到百分之六七十,而许多建筑商为了节约成本,竟然三天就将模板拆除掉,按规定是需要十天的。这也就是我们许多住户搬进新住房一年半载,就发现房内处处开裂,这是因为它有内伤。

    如此质量,居然一路过关斩将,有些竟然还是样板工程。别说那些有实权的官员或管理人员,就是一些地方的房产质检站的普通员工,那个手里没个三五套房子!所以,尽管房地产开发商都有着深厚的背景,但出于权力和利益共享,一幢房子,从拿地到竣工,层层关卡,又有多少腐败进入了建房成本!

    如果房地产抛去直接或间接的腐败成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起码可以降价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有些恐怕还要多。都说房地产有泡沫,可这泡沫撑了十来年,居然没破,你说奇怪不奇怪!为什么?因为房地产商不能让跌,他们支付了巨额的腐败成本,目的要获取暴利。他们知道,一旦房价下跌,房子就卖不出去了,只有房价不断攀升,才会勾起老百姓强烈的购买欲,才能吸引地产投机商进来,好挣个钵满盆盈。从社会舆情上来说。也只有不断地上涨,才能使原有或已购住房的老百姓处于一种上涨的意淫中,减少对开发商对权贵经济的讨伐声。社会上对房价怨声载道,于是一些房地产雇佣学者向政府游说,说房地产带动着中国上百个行业的发展,带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限制它的发展。这也导致这数十年来我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只见雷声不见雨点,且越调控越涨得厉害的原因。

    前一阵子有外国学者撰文说,中国的房地产不存在泡沫,虽然舆论一片吐沫,但仔细想来,的确如此。如果有泡沫恐怕早就破了,哪能支撑十多年。可以说,中国的房地产是在政府住房改革的前提下,权贵们堂而皇之把持着并获取暴利的一种特有的经济现象。

    我国房地产这种奇特的现象,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部分人买不起房子而已,实质上,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每个人都回避不了的。它如同一个巨大的吸血漩涡不仅扼杀了老百姓的购买力,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感受着高通胀带来的压力。因为,房价的高企,不仅使住房购买者受害,也使得商业用房租用成本的风生水起,造成日用生活用品的居高不下。所以,房价的高企,不但是对购房者的掠夺,也同样是对千千万万民众财富的掠夺!

遏制高通胀当首先向权贵资本开刀

    前面说到基础行业能源和房地产,我们的公共产品的消费又怎么样呢?前一阵子有报道说,同样的一双鞋,美国比我们便宜三分之一,有些竟便宜一半;美国的通讯消费也比我们便宜很多。于是有人寻根探源,发现我们的国内运费要比美国贵得多,一件东西,从北京运到广州居然比北京运到美国还要贵。从公共设施等基础建设和交通运输的劳动力成本上来讲,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可比美国低得多啊。
从这几年不断曝光腐败案例看,从中央到地方一个个倒下的以交通部门的领导人居多,从河南到江苏,再到江西云南,可以说遍地开花,而且还是前腐后继,数额之大也前所未有。首都机场董事长张志忠,铁道部部长刘铁军,他们贪污受贿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或几十亿,这还不包括整个腐败链的贪污受贿数额。如此巨大的贪腐巨款,不仅使工程质量大打折扣,也使建造成本节节攀升。由此可见,它要在我们的运输成本中添加多少水分,我们的运输居高不下也就毫不足奇了。可以说,它直接给物流行业带来的是成本的高企不下,它间接给我们消费者带来的是昂贵的物价!

    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事业管理者,不是借助环保节能,就是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落后的标杆工程等种种理由为借口,恣意地扩大规模,提高建设标准,以此满足个人在私欲方面的膨胀!

    在当今社会,权贵垄断腐败无所不在,不论在国有企业的供销链上,还是国有企事业单位一哄而上的楼堂馆舍建设或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都有腐败的魅影。所以我们不难看到能参与到企业供销链的大都是一些权贵亲属;我们不难理解许多楼堂馆舍建了拆,拆了又建;我们不难理解上海市在更换路牌时,一块竟达四万的天价!你能说他们的贪腐成本不转嫁到我们老百姓头上吗?

    巨大的贪腐资金它脱离了企业生产成本和社会管理成本,脱离了货币供应体系,游离于调控体系之外,也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它在一部分人手中形成了巨大的购买力,这也就是近几年来我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长居世界之首的原因。这些腐败资金,在调控之外同样会按货币投放效应成倍数增长,放大了货币流通市场,肆虐于金融领域、生产领域、消费品领域,使我国本来就不平衡的经济状况更加地乱象丛生。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家垄断经济下特有的高通胀现象,吞噬和掠夺着我们千千万万老百姓的财富。

    所以我认为,要想扭转当前中国经济的乱象,使中国的经济步入正常运行的轨道,不但需要政府转变职能,使政府从经营者的身份向管理者的身份转变,更要拿出勇气,向特权向权贵资本开刀,以防止它的肆虐,防止它的掠夺,还民众一个公平!

    欧美的经济学家用几十年的时间去研究他们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造福于社会,造福于民。我也在一些文章中也看到了很多关于当今中国高通胀现象的种种解释,虽然可以说有理有据,言之凿凿,有些方面的研究也不乏有独到见解之作,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又多忌讳或脱离了国家政治体制下的国有垄断经济这个大背景,单单地以经济说经济,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和浮躁。也难怪香港某著名经济学者称中国大陆没有几个真正能称得上经济学家的学者。

    经济现象经济规律是一项非常系统复杂的工程,且我国的经济是国家垄断经济体制下的不可避免地渗透着由权贵主导的腐败经济,这种腐败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运行的副作用不可小觑,而我们的学者恰恰忽略了这点。我奉劝我们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请你们也能像西方杰出的经济学者一样,按下心来,耐心地研究我们国家垄断下的特有经济现象经济规律,而不是将欧美的经济成果拿来,贴在你的脸上,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典,实践证明,你们不仅失败了,你们已沦落为权贵们掠夺的工具了!

 

 

中国仍然劳动力供大于求

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信报

2011年3月9日


    中国富豪数目全球第四

    国际有关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富豪数量位列全球第四。去年 5月底,中国社科院等发布的报告也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在 2009年已增至 94亿美元(约 732亿港元),全球占有率为 27.5%,首次超越美国,仅次于日本。未来五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将会达到 146亿美元( 1,137亿港元),其中「富二代」、「富三代」将是消费主力。

     截至 2009年底,《 2010年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全国拥有 1,900位十亿富豪和 140位百亿富豪,千万富豪人数则高达 87.5万人,相比 2008年增长 6.1%。北京、广东和上海三地的亿万富豪位居全国三甲,三地千万富豪人数约占全国一半。

    大学生就业难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昨天承认,内地大学生就业「存在困难」。他说,国内工资普遍上涨迫使部分小型制造企业倒闭,但对推动经济向价值链高端延伸至关重要。去年中国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加了24%,而农民工的平均月薪上涨13%,达到1690元。

    工人加薪再加上原材料成本上涨,给一些本来已经利润微薄的小企业带来更大压力,特别是那些加工贸易型企业。不过这并不全是坏消息,因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经济的转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适度转移会产生一种倒逼机制。

    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中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

    很多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加薪的一大根源是劳动力资源增速逐渐放缓。但尹蔚民称,在他看来,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他指出,今年将有2400万城镇人口与800万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变得「愈来愈复杂」。用工荒实际上局限于特定行业与地区,中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

    全国今年又将有660万名大学生毕业,比去年增加20余万人,给就业市场带来更大挑战,内地大学生就业存在困难。国内工资普遍上涨,迫使部分小型制造企业倒闭。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3-23 11:12:40 +0800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23名灾民在避难所中因冻馁而死”

遭外企挤压的中国私企

外企侵占私企的市场与资源

幸幸

    如果国企没有成为私企发展的障碍,不是挤占私企市场和资源的主要因素,没有限制私企投资空间,那么是主要是谁在做这些事情呢?实际上所有人都清楚,是境外资本。

    在私企和外企都在经营的各个行业中,外企(包括统计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是挤压私企经营空间的主要力量。下面是2007年制造业三部分分别完成的增加值。

    表一 2007年国企、外企、私企制造业各行业增加值比重(表一略)

    从表一数据可以看出,外商在制造业很多分支行业中占支配地位。多数竞争性行业中,国企所占份额往往不足10%,而外资企业要么比私企份额高,要么外资与私企比重都很接近。显然,行业内竞争主要是外资和私企在进行。即使在所谓国企占优势行业中,剩余部分中的大部分还是外企比私企份额大。也就意味着即使国企退出,占领这些行业的也不见得就是私企。

    外企与私企竞争的行业主要是轻工业、化工医药和机械电子。这些行业中品牌的作用非常大。由于外企产品多数是老品牌或本来就知名品牌,很多行业中私企主要是为外企做加工,主要利润是外企拿走的,因此外企的竞争力要高与私企。

    在大多数竞争性行业中,即使私企增加值份额大于外企,但龙头企业往往是外企的。市场竞争的趋势是趋于垄断,龙头行业的份额从一般发展情况看总是越来越大。根据高粱在《外资在华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形势》[10]一文中研究:

    全国4大年产8万吨以上的洗衣粉企业中3家是外资。国内十大民用洗涤剂品牌基本消失。美国宝洁系品牌占有60%以上的国内市场。在化妆品领域,130多家外企占有40%销售额和80%以上的利润(2005)。

     13家最大的医药企业大多被外商控股。国内原有9大碳酸型饮料公司已有7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外资饮料已经占领我国饮料市场70%以上的份额。

    至2006年,60多家大中型啤酒企业已全部引进外资或与外商办合资企业。全球知名啤酒商SAB、AB、英博、嘉士伯等已占领中国50%以上市场份额。美国已成为青啤大股东,并控股武汉中德、武汉百威、哈尔滨等啤酒公司,威胁国内最大啤酒商燕京。

    肉制品:高盛已拥有国内第一双汇,同时持有雨润集团13%股权,占行业主导地位。

     小五金:我国最大的生产压力锅企业苏泊尔已被法国SEB收购。

    干电池:中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碱性电池生产商南孚电池,外资控股72%。

    感光材料:1998柯达与中国政府订“全行业收购协议”,柯达并购除乐凯的6家国内感光材料厂。2003年柯达最终收购乐凯20%股份,柯达占领中国胶卷市场50%以上。

    自行车:原15大品牌被外商控股8家,现合资整车厂50多家,产量占全国2/3。

    电梯:最大的五家均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80%以上。

    玻璃:前5大龙头企业全部被外商参股后并购。

    水泥:中国前5大水泥企业,除浙江三狮外,其他4家均不同程度外资持(控)股。

    橡胶:1993年以来,国家定点重点轮胎(年产100万套以上)企业陆续被外资控股。外商控股企业产能占全国2/3以上。

    在装备行业中,包括轴承、电机、工程机械、工业锅炉、变压器、农机、低压电器等外商也占据很多龙头企业。

    据商务部《 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目前,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控制权。

    外资在多数竞争性行业中占据龙头地位,并多数占据三分之一以上的份额,这才是私企面临的国内市场和资源约束问题的关键。

    尤其严重的是,中国大型超市的80%是外资企业[11]。零售行业是商品的最终出口,大型超市由外商控制,对外国品牌的商品往往不收所谓“站位费”等费用,但对中国品牌就加收这些名目。而且外国品牌往往摆在明显位置。很多中国品牌生产者都在抱怨这些问题。[12]出口终端的竞争,基本是外企和外国品牌与私企和中国品牌在厮杀。

    从商业发展历史看,一个大型超市开门,周边半径 2公里 内的小商店很难存活。80%大型超市是外资,对中国私营小商业冲击是致命的。据“中国宁波网”报道:“据工商部门最新统计,在刚过去的2009年,在我市内资企业注(吊)销企业同比减少的情况下,注(吊)销个体工商户43994户,同比增长了3.9%。而在其中被注销的28000多个体户中(被吊销个体户暂无法分行业分类统计),零售业就占到了16000多家,所占比例达到了58%——这一比例较2008年又增加了2个多百分点。”究其原因,记者调查发现主要与麦德龙等国外大型超市不断开张有关。[13]超市是商业业态发展的方向,外企大型超市占据龙头老大并占有绝对份额,对主要是私企的零售业来说意味着灾难。

    最让人担忧的是,各地以引进世界500强超市的兴趣不减。在各地媒体“世界500强企业进军开封 大润发大型综合超市落户鼓楼区”、“世界500强企业韩国乐天超市签约落户天津北辰区”、“世界500强家乐福‘入住’合肥”……的欢呼声中,中国新型零售业体系可能最终将被外资瓜分。

    外企占据各行业龙头的路径,大多数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国退民进”和企业改制中通过收购国企完成的。从龙头行业看,九十年代末以来并没有“国退民进”,而是“国退外进”。由于外资拥有雄厚资本(其中相当部分是有金融企业出面先收购然后转给实业公司的,如双汇、南孚电池),继续嚷嚷国企从所谓垄断性行业中退出,结局无无非是再刮一次“国退外进”风潮而已。

    其实,如果真的愿意深入企业进行调查,大部分私企老板感到的竞争压力首先来自外资、外企和外国品牌,其次是部分官员利用权力创办的私企,抱怨国企占据市场和资源挤压他们生存的情况很少。无论从数据看还是从企业实际感受看,都说明国外资本是中国私企最主要的竞争者。一些人批判“国进民退” 看起来是在为中国私企说话,但由于掩盖了基本事实,其实是在为外企说话。

    吸引外商投资和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

    “一般认为,外资在国家产业中的份额超过20%即为安全警戒线,即使扣除港澳台资本,外资在工业中的份额也达到了这一水平。”[14] 随着国外跨国公司和金融集团在全球布局的变化,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内公私企业都面临严重威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西方产业资本开始向新兴市场国家大规模转移。开始的形式主要是在境外直接建厂生产。但到新世纪初,外商投资开始转向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原有龙头企业的并购。(见表二)这不仅表现在东南亚经济危机时期对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大型企业的收购,更主要的是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型民企的收购中。

    表二 1995-2005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中并购资金比例[1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4.6% 4.1% 1.8% 5.9% 5.2% 5.0% 3.9% 7.1% 57.4% 64.5%

    高粱 先生在《外资在华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形势》中说:“目前“三资”企业中,港澳台企业占资产存量的1/3,FDI结构明显出现大型化趋势,世界500强中几乎全部到中国投资。外商投资领域,从传统的轻纺产业,向工业上游产业延伸,以及高端服务业和垄断公用事业,如商贸、金融、法律和管理咨询业、乃至教育传媒等意识形态领域。在制造业中,从组装加工环节向整机、研发等上游延伸,从单个产品向行业的系统产品延伸。投入规模动辄几千万、上亿美元……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约70%的外资并购为战略性产业并购,即全球布点性质的长期投资。他们充分调研论证行动计划。选择并购对象,依仗雄厚资金、资源和活动能量,高薪雇用华裔人才,大力高层公关,瞄准行业骨干或领军企业,实施并购计划,以占据市场主动地位。从部分到全体,步步紧逼,打压、削弱或兼并竞争对手,全行业统吃。这类并购的直接后果,就是中方失去对行业龙头企业的控制权,甚至导致外资垄断。其后果,就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土地上实现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中国工业纳入其全球分工体系—锁定在产业链低端。”[16]

    任何一个行业,企业竞争力由多方面构成,其中资本雄厚程度、技术先进程度、品牌知名度、管理水平方面,国外企业本来就占有优势。短期内中国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难以取代这种优势。竞争力还来市场垄断程度,销售布局和网络水平。外资通过前些年大量并购国企,基本实现了在各个行业占据龙头企业和较大份额,并通过兼并收购轻松完成了销售布局。加上他们在大型超市方面的垄断,使外企也处于有利局面。同时,政策环境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年来,各地政府从是钱都要转变为争相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并以此为政绩和荣耀,恰好与跨国公司并购中国公私企业形成呼应。多数民营企业在政策优惠方面难以与之抗衡。

    形成目前外资对私企形成巨大压力的过程大致是:原来在行业中占据龙头地位并在市场化后拥有庞大销售网络的国有企业,在九十年代因国企改革、改制政策风潮逐步退出。由于外企资本雄厚,技术先进,主要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给予特别的优惠政策,使他们轻松取代了国企在这些行业中的优势地位。外企本来的管理水平就高,资本又雄厚,所以对私企形成比原来国企更加强大的压力,造成目前私企只能在行业的低端领域发展的局面。而且,中国私企老板本来就没什么民族经济的概念,很多抱着“企业要当儿子养当猪卖”的信念。竞争一激烈,干脆卖给外企。因此,外企今后在各行业中竞争优势会越来越强。

    二战后选择对外开放的新兴市场国家有两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种是进口替代,一种是两头在外。

    进口替代模式典型如韩国,开始从轻工产品,然后从机电产品开放国外商品和技术装备进入国内市场。国内企业在进口产品压力下通过模仿、引进、创新等方式逐步追赶。以此加快工业化速度。两头在外模式典型是中国,放开让外资进来投资和并购。原材料和半成品在外,市场在外,加工组装在内并以此加快工业化速度。比较起来,进口替代相对难度大,痛苦期长,速度慢。两头在外难度小,基本没痛苦,速度也快。

    进口替代开始进来的是商品和技术设备,直接冲击国内市场并打破原有格局,对内资企业冲击很大,大量企业因此就关门了。如果国家不集中财力保护和支持部分企业迅速完成产品和技术替代的产业政策,很容易使内资企业逐步凋敝并沦为西方的产品外销市场。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最后就是这样的结局。

    而两头在外的开放模式是以优惠政策直接吸引外商投资产业,两头在外意味着外资企业产品多数是外销,对国内市场的冲击较轻。而对很多政府官员来讲,外资收购国企使他们摆脱年复一年的“国企改革”任务,还能给财政带来不小收入,不仅没有痛苦,还会有乐趣和便宜。选择两头在外的开放模式是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摩擦较低的一个重要政策因素。

    但两头在外与进口替代相比,对形成和壮大民族产业的能力和自主技术研发能力就显得弱。韩国通过明确的产业倾斜政策,很快在汽车、造船、电子等行业形成竞争优势。对比看,中国汽车、机车、民用航空等交通设备制造,电子计算机和很多行业却逐步丧失了自主研发能力。形成前面描绘的,多数行业的龙头企业是外企的局面。进口替代给本国企业以技术进步的巨大压力,工艺技术上不去,企业就垮台。两头在外给企业提供了通过合资提升技术等级的空间,企业就失去自主技术研发的动力。久而久之,企业不仅缺少对核心技术的研发兴趣,甚至失去了基本研发队伍。虽然目前国家极力要求企业搞自主创新,但多数所谓“自主知识产权”,无非是中国企业出钱,外国二流研究机构设计,最终产权归中国企业的把戏。“产权”是中国的,“知识”还是外国的。[17]

    党中央最近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新时期经济工作的重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必然归宿。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就意味着现在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不可持续”的弱点。可以说,两头在外的经济对外开放模式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损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病因。

    西方国家进入虚拟经济阶段后,产业资本开始向新兴市场国家大量转移,国内产业空洞化,世界贸易总额从八十年代的5%左右的年增长,扩大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年均8%的增长,继而在新世纪达到两位数的增长。这为大力引进外资,市场在外的开放模式提供了充裕的发展空间。

    吸引外资、市场在外的发展方式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长期保持较低的劳动者报酬,二是必须长期保持较低的居民消费水平。因为中国能吸引外资的条件主要是低廉的劳动成本,如果不能保持低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成本,外资就会转移。而只有压低居民消费才能为“净出口”提供余地。实际上,中国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无论劳动者报酬占收入法GDP还是居民消费占支出法GDP的比重一直在持续下降。

    到2007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只有39.7%。由于2009年经济主要是投资拉动,这一数字应该只有37%左右。而欧盟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为48%,日本为52%。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下降到35.4%,只相当于新兴市场国家的65%,发达国家的58%,美国的一半。[18]也就是说,数据支持保持低劳动价格和压低居民消费水平是保障两头在外发展模式必要条件的说法。

    控制论将所有事物分为两种系统运行方式,一种是负反馈系统,一种是正反馈系统。负反馈系统中,导致曲线上升的因素会使导致曲线下降的因素强化,最终形成周期性波动。正反馈系统导致曲线上升的因素会“自激”为促使曲线上升的因素,使曲线呈指数上升并最终崩溃。

    最近十几年中,我国居民消费和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而且降幅越来越大。尤其是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看不出逆转趋势。这些曲线都显示出“正反馈”特性,发展下去将造成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社会摩擦越来越严重,明显具备“不可持续性”特征。

    尤其是情况在2008年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美国依赖“印钱”、借钱过日子的发展方式显然也具备“不可持续性”特征,终于引发了世界金融危机。世界贸易额从2008年第四季度同比下降,2009年继续下降9%。世界贸易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再恢复到两位数的增长,贸易壁垒将加剧。这也意味着,中国两头在外的发展方式同样具备了“不可持续性”特征。这是中央及时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原因。

    我们必须注意到,支撑两头在外发展方式的两个条件——过低的劳动者报酬和过低的居民消费水平——却成为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方式的严重障碍。要提高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关键在于大幅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做不到这一点,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就不能实现。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首先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也就是说,必须大幅提高劳动者在一次分配中的比例。到2009年,中国在一次分配中资本收益远大于劳动者报酬,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与低基尼系数的西方国家相比更接近“按资分配”。

     那么,提高劳动者报酬的途径是什么呢?是不是降低国企职工工资福利水平这条路呢?显然不是,这样做是南辕北辙。现在国有单位职工工资加福利水平大约是私企和外企职工的两倍。现在城镇中国家单位就业总计约7000万,占全部城镇就业28500万的25%。另外75%是集体、个体、私企和外企单位就业。[19]如果将国有单位工资福利水平降低到其他经济成分水平,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会下降到30%,再下降20%!显然,只有降低非公有制企业资本收益,提高这些单位职工的工资福利才能提高劳动者报酬的份额。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上上下下都理不清呢?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另一条途径是加大社会财富二次分配调控力度。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约为20%,福利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约为10%。低基尼系数国家多数在40%上下,福利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约为40-50%。[20]因此,低基尼系数国家政府二次分配的力度达到GDP的15-18%,而中国只有1%。中国要提高二次分配调控力度,必须大幅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如果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并加大再分配力度的着力点在哪里呢?是不是着力点在国企呢?

    2007年,国企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百元销售完税率(含营业税及附加)为7.5%,私企为3.7%,外企只有2.9%。国企完税率分别为私企和外企的2.03倍和2.57倍。因此,提高政府分配调整力度的着力点应该是私企和外企,尤其是外企。2007年私营工业企业各项税收完成8409亿,如果达到国企完税率,就增加8661亿税收。同年外商工业企业完税11198亿,如果达到国企完税率,就增加17581亿。总计可增加2.62万亿税收,使当年税收增加58%,财政收入达到7.76万亿,占GDP份额上升为30.8%,接近低基尼系数国家水平。

     最近,中央根据国内外新形势、新特点,及时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我国经济工作新时期的核心理论,成为继“改革开放”后指导全国人民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口号。[21] 为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目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不仅不能是开放垄断行业,继续国退民进。而是大幅提高非公有制单位职工工资福利水平,大幅提高非公有制企业的完税率,加大国民财富再分配力度,使普通劳动者消费能力大幅提升。同时,制定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引导内资企业追求技术创新的动力,加快产业升级并形成有竞争力的企业。最终完成两头在外为主转变为两头在内为主的发展方式转变。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1-03-22 16:49:00 +0800 收件人: "huxingdou" <huxingdou@gmail.com> 抄送: "zdjun" <zdjun@263.net>,标题: 任志强在北师大讲演被热捧, 中国学子就是这样被忽悠着的,可悲!

商品房从来不是暴利

----任志强在北师大讲演被热捧

谭俞雄

     地产界著名人物北京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3月19日下午现身北京师范大学新主楼三层报告厅,出席由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组织的与该学院MBA的对话会,并被礼聘为客座教授。或许是国人骨子里的“明星崇拜效应”,几百人的大厅座无虚席,大有“围攻”任志强之势。

     在外界,任志强素以特立独行、敢说真话的性格著称;学府里的学子则“童言无忌”,而MBA学员更有相当的思考力。于是,这场对话会就颇有“针尖对芒刺”的气氛。

     任志强先是做了个“新政下的中国房地产”的主题报告。任称,此前学院领导要他讲的时间不少于两个小时,但会议的正式议程却只安排了40分钟。由于时间所限,任只得急促地择要而谈。不过,从他的演讲内容判断,看似有点“匪气”的任志强此前是做了相当认真的功课准备的,涉及业界和公众广泛关心的诸多问题,如今年宏观经济走势与国家货币政策的预判,日本地震后的变数,对现有房地产政策的理解,商品房供求市场预测,保障性住房对开发商的影响,房产税对房价的效应,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任志强都表现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虽然不能说他的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

    如房价走势,任志强认为,由于需求继续保持增长,供给也会维持一段时间的增长,不排除房价回落的情况,但从经济增长、城镇化、人口结构三大因素影响判断,如果经济不出现危机,房价在未来10年过程将保持不断上涨的态势。

    如限购令,任志强认为,所有的“限”都是错,非针对性的“限”就更错了。帮助低收入人群,限小不如限大、限低不如限高。他说,限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投机炒房,投和炒是两个概念,最简单不让炒的方法,就是不让卖,所以限购不如限售。他预言“政策反应过度的时候会引发非周期[2455.73 -1.03%]性的反弹”。

     如房产税,任志强认为,房产税对住房价格没有产生影响,从重庆、上海的执行情况看,目前征收的房产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上海的开发商甚至开始送房产税了,可见其心理作用远大于实际作用。

     任志强的主题演讲结束后,随即进入对话环节,会场内立马有无数MBA学员的手高高举起,台上的任志强似乎被陷入了深重的“围城”。有学员问:限购令出台以后,现在的开发商手上是不是真有资金链断裂的问题?

    任志强坦言,没钱我就不再增加土地储备,死不了,不需要为这个发愁。有的人缺钱,是因为他们不断扩大自己的生产,我不扩大了就没有这个问题。

    有学员问:你能不能谈一下商品房的价格构成?任志强答:不用问了,这个问题在我的博客里面都有。大家看完以后可能就知道,商品房从来不是暴利。

    有学员问:现在政府在大力建设保障性住房,你对此怎么看?任志强回答说,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要投资1.3万亿,我搞不清楚这个钱从哪里来?对于保障房的对象,我担心的是,盖的保障性住房没有给到应该给的人身上,而是给到了不应该给的人身上,保障房的分配与购买是否透明公开,我不知道。

    有学员问:现在央企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可能比一个副教授工资还多,报道说你现在的年收入高达700多万。你如何看待现在的收入分配公平的问题?

    任志强答:可能大家感到现在收入分配有很多的不公平。的确,不公平事很多,比如,农民工工资给到6000块钱,刚毕业的大学生才给1500块钱,这反映很多大学生的教育背景与效益价值的不对等,说明你一定要符合市场的需求。我1995年是700万年薪,到现在没有涨,20年没有涨工资,但是我要到一个私营企业可能不低于1000万,说明我值这么多钱。我相信,只要努力,谁都可以做到。

    有学员问:你说到你不久就要退休了,你现在的年收入这么高,退休后收入水平会有一个很大的落差,你怎么去对待这种落差?任志强答:我觉得,人如果靠退休金活着,说明你真老了,如果你靠自己的工作和努力活着,就说明没有老。尽管从法律上说我退休了,但并不意味着退休后就走完了人生,我还可以去做很多事情,这是人生态度问题。

    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会和精彩对话,随着主持人一声“今天的对话会到此结束”戛然而止,任志强再次张扬了他独有的的风格,并透露出现在房地产商的看法和思考,而满堂的MBA学子似乎意犹未尽,不忍离去……

 

 

    大军网编者按:再发出一篇一根筋的文章。中国怎么出了这么一批死抠书本的呆子?目前的中国就出了这么一批愚蠢透顶的学者,眼界狭小的像针鼻,还整天振振有词,搬弄那点西方经济学,并且只讲经济,不讲社会,更不懂政治。这种人在社会上还大有市场。真是可悲。

打击炒房投机是大错

薛兆丰

2011年03月21日

     几天前参加一个定期的经济学者讨论会,北京住房限购政策是议题之一。在场18人,主持人规定不能弃权,大家举手表态,结果赞成和反对限购令的各有9位。势均力敌,可见限购是个值得深究的话题。然而,没有主办当局应允,我不便透露会议的详情,但交流的观点没有版权,这里也只谈自己的看法。

     我发言谈了五点。第一,以效用函数为基础,说应该对个人的财富进行反复再分配,从而达到全社会的总效用最大的观点有问题。经济学说的,只是每个人对某种享受的边际效用必然有递减的阶段。我们喝酒,有效用递增的阶段,越喝越过瘾,但最后必然有递减的时候。我们施肥,有效用递增的阶段,越施产量越大,但最后必然有递减的时候。

    经济学不能说的是,人与人之间对某种享受的效用的绝对值比较。昨晚我在网上看到视频片段,我喜欢的钢琴家Andras Schiff上周在北京的音乐学院演出。音乐学院的学生,一天到晚都沉浸在音乐里,音乐的效用照说已经递减得差不多了,而我是门外汉,只在闲暇听,效用尚未递减,但经济学家能用有哪条“效用函数”证明,这位钢琴家给学生的效用,是低于给我这个门外汉的?音乐学生的效用即使跌到很低,也可能比我还未跌的效用高。这是说,人与人之间对某种特定享受的效用,是不可以直接比较和相加的。

    是的,人有帮助鳏寡孤独、乃至动物花草的同情心。据我所知,除了患上自闭症的人士,因为先天脑部障碍的缘故,对理解人情世故——即符号背后的社会含义——有困难,所以缺乏同情心外,人们都有设身处地、替人着想的天性。这天性决定了我们会爱别人,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别人。然而,要明确的是,这种帮助是以助人者自己的效用的增加为前提的,并不是某个经济学家把千万人的效用函数加加减减的结果。

    第二,即使均贫富以提高社会效用的假说成立,它也无法用来支持限购令。北京的限购政策是以户籍和驻京缴税年期为依据的。具有北京户口和在京缴税五年,横看竖看都不是穷人的标志,为什么要专门提到均贫富的好处,专门搬出效用函数,来为这个政策辩护?

    这是经济学这个行业的问题。效用函数是一些抽象的玩意,学者为了讨论方便,难免会摆弄一下。后来,为了积累发表的记录,大写特写,也仍然情有可原。然而,这些函数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变量,充满了脆弱而随意的假设。假如经济学者度身定做效用函数,专门用来为特定的管制细节辩护,那就是愚弄,那就是忽悠。

    在真实世界,税赋已经发挥着均贫富的功能。我赞成“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认为虽然政府必须通过征税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但慈善事业属于私人会做得更好的领域,至少应该把大部分让给市场去做。但无论如何,一道道的税赋,已经把财富一次次地再分配了。如果真觉得还得再分一次,那财税的方法也仍然比管制更透明、更有效、更不偏不倚。

    第三,房地产的供应很有弹性。在即使不增加一寸建筑面积的情况下,房地产的高价本身就能诱使那些本来想住更大房子的人,把自己现有的空间腾出来。也就是说,即使供给总量完全不变,价格的变动也可以使原来的需求者变成供应者,使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

    事实上,房源是不断在增加的,大部分人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巨大的改善。通过改变容积率的行政限制、通过旧房拆迁新建、通过解除国营企业占地用途管制、通过新增批地、甚至通过改变建市的审批条件,都能增加土地和房屋的供应。而所有这些活动,牵涉无数环节,其中许多是对价格的诱惑相当敏感的。

     第四,有瓦遮头是必需品,有房可住是正常品,买房可是奢侈品。很多人说,买房是中国人的传统,所以是必需品。细想可不是这样。二十年前,绝大部分人住的是公房,只有使用权而没有转让权。说买房是传统,那也只是近二十年的传统。

    如果说买房是必需的,是刚性需求,不买房就不能结婚,那么市面上就应该能见到许多筒子楼的房产证。如果真有这样的房产证,人们真的争着买这样的房子以便能够结婚,那说明买房是刚性需求。但事实不是这样。人们希望要买的,开发商争相提供的,是面积、设计、质量、设施和地段都越来越好的房子。买下这样的房子,而不是住进这样的房子,在哪个社会都是不容易的事情,都不是政府有义务向社会底层人士提供的必需品。

    第五,我从来不懂什么叫“投资需求”,而打击投资是大错。我只知道需求,只知道有一种需求,那就是对居住服务的需求。几年前曾经有一位证券公司的经济学家,对房地产的需求和投资需求作了区分,并建议政府辟出一些不好的地段,供那些只有投机需求而无居住需求的投机家们炒作。我当时写了篇“给你块烂地,你会去炒吗”作评论。

    在变幻无穷的价格背后,我们永远要看到对居住服务的需求。是那个地方有价值了,人们在个地方能更有作为了,那里的地价和房价才会起来。网上曾经流传过美国底特律一些超便宜的住宅,哗然的看客不知道,那里可是个麦当劳餐厅的柜台都装防弹玻璃的地方。那样的房子您买不买?买了是投资还是投机?

    投资和投机,从可观察的行为看,是没有区别的。如果所有人都坚信,这幢楼明年能卖一千万,那么这幢楼的价格就不会等到明年才涨到一千万,而是今天就涨到一千万。这样,今天花一千万买房的人,到明年就赚不到一分钱,他也就不是什么投资者或投机者了。真实的情况是,他猜今天卖八百万的房子明年能卖一千万,而市场上其他人与他看法不同!恰恰是因为看法不同,他才可能只以八百万的价格买入这幢房子。他的这一行为,进而鼓励了市场把更多资源调配过来,生产和储备更多的房子。

    到明年,他的看法若是对了,即真有人愿意出一千万来购买这房子的居住服务,那么这位投资者就是凭着他的远见为他人提供了方便,他理应获得其中的差价作为报酬。如果他只偶然对了一次,经济学上就把那差价称为利润(windfall profit);如果他总是更正确,那差价就称为他禀赋的租(rent)。当然,如果他的看法错了,那他就血本无归,承担后果。

    这里的要点是,任何与这位投资者看法不同的人,都可以以实际行动与他辩论,那就是在市场上与他对赌。但我们没有理由破坏这个鼓励人们通过行动来对市场作出预期,并自行承担后果的投资机制。没有这个机制,不准人们通过正确地作出预期来盈利,那么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后,就得重新盖一幢只能维持到次日早晨的简陋房屋。这是原始部落和文明社会的区别了。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1-03-21 12:23:50 +0800 收件人: "huxingdou" <huxingdou@gmail.com> 抄送: "zdjun" <zdjun@263.net>,标题: 1,一套房百余种税 100万房款中55万进政府口袋,2,哪来钱建3600万套公租房?

哪来钱建3600万套公租房?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唐钧

2011年3月

    我写了一篇文章《公租房的利与弊:我们怎么这么健忘?》放在网上。大意是,房改之前,中国的城镇居民,绝大多数住的就是公租房。因为公租房政策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居住需求,后来尝试的单位建房分房(其实也是公租房)更彰显了权力之恶,所以才有了房改。怎么房改刚刚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就忘了,又回到以公租房为主的老路上去了呢?

    承蒙网友的眷顾,两天以来,此文有1万多的点击率,评论的人也不少。有人指责说,我是房产商的说客。是这样吗?我敢说,我不会拍房产商的马屁,我就是愿意说真话。有人说,现在的公租房与以前不同,是螺旋式上升。我以为,在住房设计方面我们现在可能真的有进步。但就住房政策而言,实在没有明显的差别。其中最关键的,还是政府掏不出这么多钱。好在媒体报道给了我们不少财政预算数据,我们可以据此来算算账:

    在住房政策方面,现在最令人振奋的是保障性住房三年3600万套,2011年就有1000万套。那么,我们首先来算一算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需要多少成本?假设平均每套保障性住房套内面积是50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是2000元,那么一套就是10万元人民币。1000万套就是1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是2010年财政收入的1/8。

    媒体的报道给了我们一些2011年财政预算的亮点,譬如2011年全国财政支出规模首次超过10万亿元规模;2011年中央财政支出2/3将用于民生等等。虽然说2011年的预算更加注重民生,但是,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实际上的支出安排是10509.92亿元,仅为整个财政支出的1/10。其中,住房保障支出是1292.66亿元。

    用以上我们算的1万亿元减去这1292.66亿元,看看资金缺口有多大,可能小学三年级学生就能算出来。当然地方上还可以“配套”,现在媒体上有个说法是有8000亿的缺口,这些钱从哪里来?可能有人说,官员们少吃点,少花点(出国考察、公费旅游、公车消费……),就有了,这话我也常说。但真要靠这个办法来筹集8000亿的资金,可能有点不靠谱。再说,政府已经表态,2011年要过“紧日子”。

    这8000亿的资金缺口怎么办?有些人拍着胸脯说“有办法”,据媒体报道有二: 一曰发行国债,这现在看上去可行,但寅吃卯粮无疑是在为下一届政府挖坑(3.6万亿)。当然现在官场上流行的是:后人比我们更有智慧、更有能力,把难题留下让他们去解决吧。不过同时我们也发现,“前官”给我们留下的难题(譬如住房的“欠债”等社会问题),按说比他们“更有智慧、更有能力”的“现官”应该解决,但又解决了多少呢?

    二曰引入民间资金,这是什么意思呢?民间是有很多闲钱,可人家是放在那里准备钱生钱的(近日里邮币卡市场行情大涨就是一例证)。如果引入民间资金,出资人无疑是要将本求利的。真像某首善那样满世界撒钱的,中国有几个?但一旦民间资金涌入,公租房就变私租房了。今天租房市场究竟怎样,凡是租过房的想必都心中有数。再说,如果靠私租房解决问题,现在全国就有3000多万套住房空置。真有本事,拿来租就是,何必再大动土木。

    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实际上,与房改前一样,政府还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为人民群众盖房子,人民群众还是不能以低廉的价格租到房子———螺旋是螺旋了,但还在一个平面上,从改革的起点回到了起点。

    以上说的都是宏观层面,再从个人和家庭的微观层面算算账:一套套内面积50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假设成本是10万元,加价50%,就是15万元(把贷款利息算进去)。租价如果是每月600元,那么就要250个月,20多年才能收回成本,这还不算维修。但对租户来说,那房子还是人家的(可能是公家,也可能是私家)。如果按15万元出售,政府马上就能拿到房款。首付3万元,其余的按揭贷款,10年还清,每年付1.2万元,每月1000元,10年后房产就完全属于自己了。如果以20年来计算,那每月还款不过500元。以上所说,前者是理想中的公租房,后者是理想中的经济适用房——— 哪种对人民群众有利,还看不出来。如果还买不起,那就租廉租房吧。

    有人会说,“理想中的”,那没戏——— 其实,如果放弃从“土地财政”中渔利,以上所说的限制词“理想中的”就可以抹去,而成为可操作的。所以,理想不理想,要看作为不作为。 这年头,听好话、大话耳朵里都听出老茧来了,真能兑现的有几何?更遗憾的是,没人说真话,都说皇帝的新衣忒好看呢!


 




发件人:"向东" <xxdhxf@163.com> 2011-03-17 00:11:28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新邮箱

中国经济还能持续多久?

向东

    为什么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现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或即将不可持续了,基本上走到了尽头。首先,这种经济发展是一种以量取胜粗放型的方式,付出的代价难以继续承受,因为是严重污染环境,大量消耗资源,并过度榨取劳动者的血汗,天怒人怨,内危外逼,搞不下去了,所以必须转变。

    先仅就环境污染和消耗资源而论,这两方面的情况触目惊心,如一则题为《掠夺性开采透支未来》的报道: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华北平原就陷于了持续的、规模空前的恶性水源危机,生态脆弱不堪。‘有河皆干,有水皆污’成为海河流域的惨重现实。抽取地下水,对于千万华北农民来说实在是个无奈的选择。200万机井遍布田间地头,正在透支华北的未来。官方通报显示,华北地下水超采达1200亿立方米,相当于200个白洋淀的水量。

    “地下水不断下降,一个世界最大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已在华北形成。河北老水利专家魏智敏说,目前,华北平原京津冀三省市已形成20多个下降漏斗区,5万平方公里出现‘漏斗’。地下水埋藏最深的在天津,达到 110米 ;河北最深的机井在沧州地区,达到 800米 ;部分地区浅层地下水已被抽干,没水了,被采空了。”

    上文摘引自《潇湘晨报》的一则报道。记者可能讳言掠夺性开采地下水的原因,像是无头告示。其实谁都知道,这是该地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办粗放型资源消耗型,当然包括过量耗水产业,不顾一切地追求GDP增长的结果。除此之外,还会有其它因素吗?

    香港《南华早报》 2010年10月14日 的一篇文章就说得比较明白了:《工厂变牧场为沙场》:

     “油画家陈继群(音)在北京飞往锡林浩特的航班上说:‘8月份是最好的时节。牧场上花开了,羊肥了,骏马欢腾。但你再也看不到这些景象了。飞机正飞过锡林郭勒盟。这里曾是内蒙古最著名的牧场,如今却变得毫无生机,如同澳大利亚内陆一样沉闷。陈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在内蒙古地区画画。他说,仅仅不到10年前,内蒙古大多数地区看起来仍与成吉思汗时期的牧场别无二致。星星点点的湖泊、季节性河流和稳定的地下水使这里的牧草在夏季能长到齐腰高。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这里出现了大量煤矿和金属矿,许多污染性工厂拔地而起,这些工业点之间建起不断延伸的铁路和公路,人口密集的城镇随之出现。繁荣的采矿业和重工业需要水源。在得到政府批准后,它们榨干了所有的常年湖,修建水坝拦下几乎每条主要河流的河水。几年时间里,牧场消失的趋势一直蔓延到北部同蒙古国接壤的边界。一些环保研究人员认为,内蒙古泛滥的工业化可能造就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为干旱。

    “北京以北不到 1000公里 的乌拉盖湿地曾是中国最重要的湿地之一,2000多平方公里的低地由一条常流河灌溉。即使在过去最干旱的时节,各种生物仍能在此找到避难地。60多岁的牧民阿鲁哈(音)说:‘很难相信政府敢在河流上建水坝,把天堂般美丽的牧场变成了沙谟。’2002年,河流的上游建起一座水坝,为当地经济开发区提供水利资源。不到3年,整个湿地便告干涸,成了北京沙尘暴的沙源之一。阿鲁哈一家失去所有的牛,他们向北迁徙到邻近边界地区的最后一个牧场。他说:‘如果工厂再建到这里来,我们就得越境了。

    “与内蒙古相比,蒙古国气候更冷、更干燥,环境也更脆弱。如果全球气候变暖的借口属实,蒙古国内蒙古出现一样的结果。但中国内陆的牧场在不断消失,而在边界另一面,牧场却依然存在。居住在小山包上的比利格巴特尔(音)见证了山脚下的牧场在几年内被大量矿场和工厂占据的过程。这些工厂排放出令人窒息的粉尘和浓烟,他的羊群成批死去,内脏都成了黑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自然通过干旱给这些工厂和矿场带来致命性打击,而这正是它们自己种下的苦果。专家说,内蒙古几乎所有矿场和工厂都秘密、非法地挖掘水井,疯狂汲取地下水,内蒙古的地表水通常是不可再循环的。一些地下水蓄积了100多万年,一旦消失便不会再生。在未来8年内,内蒙古多数工厂将因缺水而停产。”(作者史蒂芬 陈,伊文译)

    自从改革开放开始不顾一切疯狂追求GDP增长,特别是胡乱邦当政时鼓吹“有水快流”以来,中国的矿藏资源就遭到了一次空前的浩劫,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特别是”30多年来,干这种吃祖宗饭,欠子孙债的勾当,叹为观止,现已难以持续了。据国土资源部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矿藏资源里,到2020年,45种主要矿产能保证需求的只有6种,其中又以稀土矿藏的开采最为典型。

    “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邓小平曾以中国拥有稀世之宝而感到骄傲和欣慰。可是,胡乱邦们是如何对待中国这一战略资源的?说来痛心疾首啊!请看摘引自《青年参考》2010年11月9曰,作者薛牧青、齐云鸿的一篇文章,可能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稀土问题的现状及其遭遇:“中国的稀土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36%,堪称稀土资源大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没有稀土,2010年7月,美国能源政策分析家马克?享弗里斯向美国国会提交的<<稀土元素:全球供应链>>报告披露,中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的稀土储量分别占世界的36%、13%、19%和5?5%,但中国稀土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97%,其他三国的产量都为零。

    “由于中国近几年大量开采稀土,中国稀土储量在1996至2009年间大跌37%,只剩2700万吨。按现有生产速度,中国的中、重类稀土储备仅能维持15至20年,未来可能需要进口。“稀土产量世界第一却不掌握定价权。在1990至2005年间,中国的稀土出口量虽增长近10倍,平均价格却跌至1990年时的一半。……”

    中国经济属于出口导向型,也是发展方式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主要依靠出口,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方式也难以为继了,因为出口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大变化,主要是消费能力较大的发达国家市场需求今后再难保持旺盛势头了。

    资本主义的痼疾是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矛盾而产生的消费相对不足,产能过剩达到一定程度便会发生经济危机,即马克思断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种危机是无法避免的,但可以在两次危机之间延长它的周期。延长危机周期的主要手段或方法就是鼓励民众透支消费,消化产能,以暂时弥补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与之同时,在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下,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客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迎合选民,也倾向于在不改变剥削制度,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为民众做一些“好事”,中国称之谓“实事”,如增加与提高福利开支待遇。虽然这样做将给未来埋下祸患,即寅吃卯粮可能造成收不抵支的赤字,但只要当时不出现财政危机,谁都想在选民面前当“好人”。

    但是这种性质的消费与开支犹如无源之水,终将断流。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各国政学界人士讳言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致命的无法从根本上避免的痼疾,故弄玄虚,顾左右而言他,将经济危机的到时必然爆发归咎于所谓监管不力,那是本末倒置,企图掩盖真相,维护世界民众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信念,似乎加强监管就能解决问题。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像一个已经过了盛年期日薄西山的老人,现今是在靠打强心针苟延残喘。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加强监管”言犹在耳,各国就竞相海量印钞“刺激经济”了。据说,全球经济还因而“企稳回暖”了。几十年积累而拖延的病症,一付药吃下去就痊愈了,你相信吗?还是让事实说话吧。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主要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少有例外地由于长期过度透支消费,反映的是金融机构充斥坏账,政府债台高筑,社会保障入不敷出等等。为了避免财政经济崩溃,不得不在透支消费问题上作出调整,而且将是长期性的。他们再要像以前那样以旺盛的消费需求而吸纳与带动中国出口的连年大幅度增长,还可能吗?近年来许多国家为了克服与缓解危机,不约而同地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便已证明了这一趋势。

    以法国为例。萨科齐政府新出台的经济政策措施,引发了该国民众大规模的骚乱。中国有人不理解,不就是延迟两年退休时间吗,法国人竟然如此激烈反对,太过份了。其实在这点上,法国人的战略眼光与斗争精神比中国人强。他们已经看出延迟两年退休这一小动作,不过是萨科齐政府紧缩政策的开端,投石问路而已,根据经济“病情”需要,今后将没完没了。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惹的祸,凭什么买单的是劳动人民,而非资产阶级?所以,必须就在今天将本国资产阶级政客转嫁危机损害于人的计划止息于初始之时。法国人可能是吸取了中国人前车之鉴的教训。

    中国资产阶级政客搞资本主义复辟而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开始也是小动作。看看没有人激烈反应,动作也就越来越大了。如提出所谓“打破铁饭碗”,开始只针对个别违犯纪律的人,后来发展到几千万人,连劳动模范也未能幸免。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之后,现在“大”也大多改制消失,残存的极少数大型国有企业更是朝不保夕。一系列损害人民大众利益的动作,开始时害怕人民异议与反对,还讲究一点合法性,并创造大量歪理邪说混淆视听,现在则肆无忌惮,对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也不放在眼里,弃之如蔽屣了。中国还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公有制经济制度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吗?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赖以依靠的根源已经被阴谋家们断送了。这是中国人逆来顺受的结果和报应啊!

     今天,已有学者认识到“靠出口拉动经济的旧梦不再”。现在,世界上各种不同信仰的人可谓都认同了这一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各时期敌友的分别决定于现实中利益变化,包括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中国被允许参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并且从中获益,是有前提条件的,即要遵照西方列强制定的市场经济规则行事。市场经济讲究交换,你想有收益,就要用对方认可的相应付出换取,否则不能成交。而且递投名状时,还必须投其所好。

    中国能加入全球化经济并获益吗?当然不能。所以,上世纪80年代以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黑云压城,“非毛化”恶浪一浪高似一浪,直看到前苏联“非斯大林化”的后果是分崩离析,国力急剧衰落,才如梦初醒,有所收敛。

    “非毛”期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一位现代秦桧不远万里跑到大洋彼岸嘻皮笑脸向美国人赔罪,被称为“消气之旅”。如此卑躬屈节,所为何来?美国人大量进口消费中国廉价的商品,以保持其让世人称羡的富裕生活方式,然后开动印钞机付款,中国收了外汇美元又返还给他,购买实际上兑现不了的白条——美国国债。美国人反觉得是他对华贸易逆差似乎吃了亏而怒气冲冲,每年以此为由对中国发难。中国无疑是个冤大头,肌体内的血液不断地被人无偿抽走。如此外贸出口方式,还能继续下去吗?

 

 

 

社会写真,大家帮忙顶起来吧

顺口溜“这年头”

天才

这年头——
大棚把季节搞乱了,
小姐把辈份搞乱了,
关系把程序搞乱了,
级别把能力搞乱了,
公安把秩序搞乱了,
金钱把官场搞乱了。

这年头——
忙碌的领导在包厢里;
重要的工作在宴会里 ;
干部的任免在交易里;
工程的发包在暗箱里;
该抓的工作在口号里 ;
须办的急事在会议里;
妥善的计划在柜子里 ;
应刹的歪风在通知里;
扶贫的干部在轿车里;
宝贵的人才在悼词里 ;
优质的商品在博物馆里;
豪华的大楼在机关里;
动人的女秘在卧室里;
动听的词汇在汇报里 ;
辉煌的数字在总结里 ;
巨大的成绩在水份里 ;
可喜的进步在创意里 !
真心的朋友都在哪里?

这年头——
人生,让房贷给废了!
一手好字,让电脑给废了!
电视剧,让广告给废了!
广告,让“脑白金”给废了!
羊肉,让瘦肉精给废了!
英雄,让美人给废了!
女孩,让大款给废了!
帅哥,让富婆给废了!
干部,让人民币给废了!
医德,让医生给废了!
书信,让电话给废了!
设计师,被老板废了!
饭店,让政府签单给废了!
国足,让足协给废了!
运动员,让兴奋剂给废了!
生命,让医疗费给废了!
胃,让酒给废了!
肺,让香烟给废了!
学生,让网络给废了! ]
儿子,让媳妇给废了!
农民工,让欠薪给废了!
法律,让法院给废了!
睡眠,让夜总会给废了!
景点,让黄金周给废了!
小孩, 让三鹿奶粉废了!
说真话的,让不说真话的给废了!
人才,让政治给废了!

这年头——
老婆像小灵通经济、实惠,但限本地使用;
二奶像中国电信,安全、固定但带不出门;
小蜜像中国移动,使用方便但话费太贵;
情人像中国联通,优雅、新潮但常不在服务区!

 这年头——
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
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
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
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
明星卖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小姐;
小姐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
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
地痞各霸一方,敢做敢当,越来越像警察。
流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
新闻捕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像流言。

     这年头——完美的人生就是——住英国的房子,戴瑞士手表,拿美国工资,娶韩国女人,嫖俄罗斯女人,开德国轿车,喝法国红酒,雇菲律宾女佣。

     这年头——结婚叫入网,重婚叫一卡双号,婚外恋叫呼叫转移,情人多叫移动梦网,离婚叫销号,分居叫停机留号,女人再婚叫过户。男人再婚叫补卡,互换叫联通。

      这年头——为官之道就是:为领导干一百件好事也不如与领导一起干一件坏事,领导带你一起干了一件坏事,那肯定有一百件好事等着你!

     这年头—— 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东混西混,一帆风顺;任劳任怨,永难如愿;会捧会献,杰出贡献;尽职尽责,必遭指责;推托栽赃,邀功领赏!

     这年头——干部素质要求你:心中有小平,袋中有“文凭”,对上能摆平,对下能铲平,道德没水平,金库能填平,左手拿酒瓶,右手握药瓶,家里有醋瓶,外面有花瓶!

     这年头——构建和谐社会要注意:在自然界不要和天斗,在国际不要和美国斗,在路上不要和军车斗,在单位不要和领导斗,在家里不要和老婆斗!

     这年头——开展批评太难了:批评上级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自己自寻烦恼;批评下级选票减少!

     这年头——男人求领导办事,领导都会热情地说:“你怎么不提前(钱)来讲嘛!”女人求领导办事,领导总是推托说:“我很忙,“日”后再说!”

     这年头——十类人不宜做大官:1、不会拍马屁。2、不会说假话。3、不会舍己为官。4、不会搞阴谋诡计。5、酒量小。6、才华横溢。7、学历太高。8、疾恶如仇。9、性功能差。10、有姿色不肯献身。

     这年头——男人认为:情人是手表越漂亮越好;小蜜是怀表越隐秘越好;小姐是电子表越新鲜越好;老婆是自动表不上弦照样跑;各种表都想要只是时间要掌握好!

     这年头——有些男人:和美女睡觉,兴奋致死!和情人睡觉,醉生梦死!和丑女睡觉,烦躁致死!和小姐睡觉,劳累致死!和老婆睡觉,整夜装死!

     这年头——老婆是家,情人是花,工资给家,奖金送花,病了回家,好了看花,离不了的是家,忘不了的是花,常回家看看,别忘了浇花!

      这年头——到处都是错别字:植树造零,白收起家,勤捞致富,选霸干部,任人为闲,择油录取,得财兼币,检查宴收,,为民储害,提钱释放,攻官小姐。[/B]

       这年头—— 接听电话声音渐渐小对方是领导,声音渐渐大对方是部下,一听就发燥对方拨错号,笑得不停歇那是女同学,半天哼一下老婆在训话,悄悄避开人对方是情人!

百姓大实话

    白领与蓝领

    今天发薪水,还了贷款,交了房租、水电煤气费,买了油、米和泡面,摸摸口袋,感叹一声:这月工资又白领了。这叫白领。

    工头说发工资了,一算自己的住宿费、伙食费、误工费、医药费,还欠老板100多,也就懒得去领了。这叫蓝领。

    和谐

    在国外,一打开电视机,真不和谐,出去转一圈,真和谐!
    在中国,一出去,真不和谐,回家一打开电视机,真和谐!

    温总难题

1房价:任您怎么奋力喊话,房价都在一路高升;
2教育:任您怎样现场听课,都在扼杀孩子天性;
3医疗:任您怎样牵挂患者,全民医保都是个梦;
4上访:任您怎样嘘寒问暖,地方都是拘留谩骂;
5干部:任您怎样以身作则,他们更贪财、爱泡妞还会写黄色日记。

    活在新闻联播里

    我最羡慕的生活就是CCTV播的那种:北京房月租77元,工资年增长11.2%,大学生就业率99.13%,官员不分昼夜学习八荣八耻,大学生食堂就餐平均每顿2、3元。我的梦想,就是能永远活在央视新闻联播里。

     中国男足

有个真相必须要告诉大家:
中国男足世界排名第89位,
远远高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人均GDP排名、
高于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名、
高于中国的官员清廉指数排名、
高于中国的社会福利排名、
高于中国的医疗体系排名、
高于中国的环境指数排名、
高于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排名
……
你们有什么资格嘲笑中国足球?

     希望

    在讨论了中国的足球现状和中国大学的现状后,记者问学者:“你对上述两者的哪一个更抱有希望?”

    学者立即回答“中国足球!”

     对联

     上联: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出声。
     下联: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
     横批:一边玩去

    活下去的理由

方便面涨价了,
鸡蛋涨价了,
面粉涨价了,
汽油涨价了,
蔬菜涨价了,
食用油涨价了,
棉花涨价了,
羽绒服涨价了……
除了工资,身边的一切几乎都涨价了,
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坚强地活下去,因为现在墓地也涨价了。

     高干子弟

3男「晒」工资。
甲曰:我月入五千,我是x大硕士;
乙曰:我月入万余,我是海归博士;
丙曰:我月入百万。
甲、乙大惊,急问丙是什学位?
丙答:什么士都不是,但我爹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人民之名

    凡是门口挂人民二字招牌的地方,岗哨林立,一般都是人民无法随意进出的,像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等,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民银行,还不办理储蓄业务。 只有人民医院的门可以随意进出,却是人民都不愿意进去的地方。

     楼价歌

     如果楼价真能大跌,工薪阶层都买得起,你会点哪首歌?
     1、张震岳:《放屁》;
     2、梁咏琪:《未来的未来》;
     3、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4、周华健:《别傻了》;
     5、韩红:《美丽的神话》;
     6、李正:《猪都笑了》 ;
     7、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2010被和谐语录大全

中青论坛

    1 、在北京买1套60平米住房需150万元,各阶层的代价是:农民种三亩地1000年,工人上班100年,公务员工作35年,抢劫犯作案1500次,妓女接客7500 次。

    2 、只要他们想干什么,先弄个“新闻”扔出去,看看网民的反映。2,只要网民不吭声(或少数人反对),他们就放手去干。 3,只要网民多半反对,他们就否认。4,网民全部反对,他们就喊出“报道不实”。

    3 、中国人不解地问蒙古国海军:“你们蒙古国没有海,为什么还成立海军?”蒙古人说:“你们中国不也有文化部吗?”

    4、 金融法老师说:你们这群未来渺茫的人有什么资格嘲笑在500强工作的凤姐…

    5、 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有六位中国人,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名字都是敏感词。

    6、 一个8岁小女孩在《我的理想》作文中写道“如果我是一个城市管理者,当看到我的母亲在街边卖红薯时,可以慢慢赶她走”。

    7、 去年十月我在希腊雅典的宪法广场边上的一家酒店露台上吃饭欣赏卫城夜景时,一个老美要死不死的跑来说:你是中国人吗?你们的国庆阅兵很壮观。我气不打一处来的破口大骂:独裁者强征了老子的税款,然后炫耀武力…

    8、 有一个人走到天安门广场,大声且愤怒的高喊:“这个政府烂透了!!!”旋即被公共安全专家带走。那人辩解道:“我又没说哪个政府烂”。公共安全专家说:“我在这工作了多少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哪个政府烂啊?

    9、 吃不吃地沟油,吃多少地沟油,以及怎么吃地沟油,应该由中国人民,依据中国自己的国情,来自行决定;任何干涉中国人民在自己国土上食用地沟油的图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10、 有网民昨称,他上午去万达影城看《孔子》,结果“全场只有我和老婆两个人”,更称“这是什么烂片啊,简直是侮辱先人!”据说官方正通过包场方式进行救亡。但也有网友表示,唯一抢救《孔子》的方法:立即再开始一场批判孔子的运动,并且把《孔子》列为禁片,头号扫黄对象…

    11、 西点军校发言人称,西点军校没有雷锋的任何画像与塑像,雷锋语录也没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希望中国媒体予以澄清。希望澄清的原因是西点军校两年多来接待了一万余位前来寻找雷锋像的中国游客,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辟谣,已经筋疲力尽。

     12、 《光棍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光棍节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使苦闷情绪迅速蔓延。在提倡自由恋爱的今天,光棍节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诋毁。消灭光棍,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放妇女思想来解决。希望妇女们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救一个光棍,献一夜爱心”..

    14、 一哥们儿隔壁新搬来个老外,一天晚上老外敲门求助,说:“我的电视坏了,不能换台。”这哥们儿低头看了眼表,很镇定的说:“全国的电视在晚上七点到七点半都会发作这种病毒的。

    15、 有消息说日本人有地沟油回收,经过处理后作为汽车燃料推向市场,中国人也有地沟油回收,经过处理后作为食用油推向市场,百年之后,中国人幸运的全面进化为汽车人。

    16、话说沙尘暴吹到台湾。许多老人走上街头,张开双手,45度仰望天空,泪流满面,深呼吸,激动地说道:60年了,60年了,终于闻到家乡的泥土味了。

    17、 让下一代人知道,我们并不只是平凡的、被感情和竞争所困扰的年轻人,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们为了能够建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付出了一切,为了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先人曾被阿拉伯人征服、曾被蒙古人征服、却从未被专 制所征服! ---- 一位伊朗女学生

    18、 他拿着枪,你买把水果刀就算凶器;他日夜宣淫,你下载个黄片就算流氓;他大发横财,你摆个摊就算违法;他住高楼别墅,你搭个窝棚还要被强拆;我在想,他这么牛逼,为什么还如此恐惧?

    19、 当中国把停止征收农业税视为对农业的一大恩惠时,却忽略了: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直在对农业实行高补贴或补贴的政策。----时寒冰

    20、 西南五省连续干旱,半亿人受灾。秋旱赶上国家大庆,冬旱赶上祥和的春节,春旱赶上两会。终于没大事儿了,温匆匆赶过去,大家才发现原来已经旱了半年多了……

    21、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通过地沟油、苏丹红、福寿螺、毒大米、瘦肉精、人造蛋、避孕药黄鳝把没富的人消灭,再通过三聚氰胺、毒疫苗把没富的人的后代消灭。最终共同富裕了。

    22、大家好,和谐号列车提醒大家:乘客谷歌因不遵守列车规定已被驱逐下车,请车上乘客务必遵守规定,拉紧窗帘,不得观看窗外风景。列车即将调头行驶,下一站:巴基斯坦

    23、 我想告诉我爱的姑娘,我不是舍不得钱去买房子,有那50万100万,我们把全世界玩个遍好不好?为啥要买房子呢。就 50年使用权,仔细想想跟租房子一样,还要多拿20多万的首付。

    24、 中华牙膏也是外企, 别以为印着“中华”就是中国; 百度是美国上市公司,李彦宏持美国护照;GOOGLE 退出中国市场后还有百度,但是你么都忘记了百度也不是中国企业,它伪装的很好。前者是真汉子,后者是伪娘。

 

 

 



发件人:<xiongzg@sina.com> 2011-01-17 16:26:56 +0800收件人:"北京大军观察中心" <zdjun@263.net>抄送:标题:经济发展怎样滑向错误方式的

经济发展是怎样陷入错误方式的

熊自干

    [提要] 当代存在着两条根本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发展方式是发展道路的具体表现,是为发展道路服务的。我国改革中的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关键在发展观,主要是受自由化改革观影响,相当程度滑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厘清是怎样陷入错误发展方式的,充分认识其后果的严重性,正视和纠正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根本转变。

    [关键词] 发展方式 发展观 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自由化

    我国改革中是如何陷入错误经济发展方式的

    发展方式陷入歧途的社会原因是广泛存在认识上的片面性。许多人把发展误解为单纯经济增长。后来许多官员和主流经济学家进而把这视为唯一目的,发展成GDP主义。这种GDP 主义,不顾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起了很坏的作用。

     由于普遍把招商引资和GDP作为衡量领导干部政绩和晋升的主要依据,在市场趋利机制驱动下,广泛发生了重效率轻公平、重资权轻劳权,以致严重侵犯劳动者的权益,社会问题普遍被忽视,甚至牺牲社会公平和资源环境追求GDP。外向型和投资型拉动,虽然特定情况下有其合理性,但主要的还是受GDP主义的支配。

     对发展方式陷入歧途具决定作用的是,我国改革开放适逢西方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候,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又到西方镀过金,深受这种思潮的薰陶。他们中的许多人陷入了洋教条,以新的僵化思想对待市场经济,乘宣传市场经济知识之机,乘纠正绝对排斥市场和私有经济的偏颇,宣扬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超意识形态”为掩护,利用社会上广泛存在的认识片面性、形而上学,歪曲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他们把经济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篡改为市场化,取消前面规定其性质的社会主义这个限制词。市场经济,是依据“经济人”假说建立在自发趋利基础上的,必然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倾向。尤其是有的公然向人大提案要取消宪法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条款,说什么“人间正道:私有制”,在这种影响下许多地方掀起了私有化浪潮。

     发展方式陷入歧途的主观原因是,改革开放中相当长时期,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主导地位,普遍流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有的对制定改革政策很有影响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全盘否定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流媒体少有正面宣传基本路线,有的甚至一度宣扬GDP主义和自由化观点。因而资本主义的改革观、资本主义的以资为本的价值观,相当长时期的泛滥,垄断了话语权。虽然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发表了大量文章消毒,但效果不大,这些谬论的影响至今还广泛见于政学界和媒体,严重毒害广大劳动群众,对改革发展方向和方式的影响甚深。

    彻底转变发展观念是关键

    我国的改革,相当程度地受资本主义发展观的影响,滑入了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歧途。这正是经济发展方式长期转变不过来最重要、最主要的根源。

    当前,大量社会问题积重难返,改革中的特殊利益群体阻挠科学发展观的贯彻, 自由化的流毒深远甚广。 一些“精英”们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讨论,多仍未跳出GDP主义的藩篱,仍局限于途径、方法层面,没有、有的是不敢从改革观、发展观的高度找到价值导向上的深层次问题。

     一些人把改革中受自由化影响造成的上述恶果也归之于新世纪新阶段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说什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公共产品的不足等是新世纪新阶段才产生的新矛盾。其中有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则是为掩盖过去的失误,甚至为其辩护。尤其是有的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虽然也讲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发展理念,但他们讲的“新”理念,或仍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言必称美国,要步西方的后尘转向已充分暴露其弊端的消费主义,建立消费型社会;或仍是自由化的老调,要取消国家调控、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领域甚至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这些药方仍未跳出资本主义发展方式范畴。如果以此指导发展方式转变,必然会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越陷越深。更有甚者,近来曾在改革开放中很具影响的一所高等学府的一位经济学家,还提出把国有资产全部分给13亿人。如采纳他的药方必将重演原苏联资本主义全盘复辟的悲剧。

    【作者简介】 熊自干 男 汉族 1931年4月出生于湖南 中共党员 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开发中心 离休副教授 1980年起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党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

    【通信地址】 汉口后九万方三村32号附8号401 邮编 430019 电话 027-82639740,Email xiongzg@sina.com.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3-20 23:27:52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所有的邪恶中,谣言散播最快

谣盐为什么会在中国满天飞?

维吉尔

2011-03-20

    三月的江南,已有了早春的气息,墙角的蔷薇绚烂成一片金黄,河边的绿柳氤氲成一团云烟。突然被一句“你买水了吗”莫名其妙的问话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场抢盐大潮率先从江浙涌起,迅速蔓延至内地。一时间,祖国上下,大江南北,凡有人烟处皆在抢盐。盐抢不到了,就抢榨菜、抢酱油、抢虾米,凡与盐有关的皆在被抢之列。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2003年SARS肆虐人间时,板蓝根、醋、84消毒液、口罩成为疯抢的对象。非典过去了,这些东西还没用完,只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慢慢享用。

    抢盐潮终于止息,归功于政府的给力,而祸起则是谣言!

    何谓谣言及谣言的危害

    何谓谣言?美国社会学家特.西塔布尼认为谣言是“在一群人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埃.莫兰认为“谣言没有任何根据,这大概才是谣言最难以推翻的定义了”。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认为“我们称之为谣言的,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认为谣言是“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纳普认为谣言是“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它与当前时事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彼得森和吉斯特则认为谣言是“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从这些学者所给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谣言就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口耳相传的、大众感兴趣的事物或者事情。

    诗人维吉尔有一句名言:“所有的邪恶中,谣言散播最快。随着速度的加快更加激烈,随着散播面的扩展更有精力。”学者孔飞力《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写的就是一个谣言故事。本是一个小小的民间谣言,却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直达弘历(乾隆皇帝)的皇宫,演化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席卷大半个大清王朝。

    王绍光在为凯斯.桑斯坦《谣言》序中写道:“谣言杀伤力很大,不管是对个人、群体、还是整个社会。《离骚》中一句‘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謡諑謂余以善淫’记录了屈原对谣言的愤懑;李白那句‘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表达了对谣言的惊恐。谣言曾是古代宫廷政治的利器。翻开《二十四史》,满纸都是 ‘谗枉’、‘谗计’、‘谗杀’、‘谗害’、‘谗陷’、‘谗恶’、‘谗诋’、‘谗构’、‘谗訾’、‘谗毁’、‘谗诟’、‘谗嗾’、‘谗诬’、‘谗愬’、‘谗诽’、‘谗谄’、‘谗戮’、‘谗谋’、‘谗谤’、‘谗铄’,让人不寒而栗。谣言也曾是改朝换代的推动器。从陈胜、吴广起义到辛亥革命,哪一场重大的历史变革没有谣言的影子?”

    “谣盐”为什么会得逞?

    我一同事,一面疯狂地加入抢盐大潮,一面痛骂中国人素质低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骂他自己。我也不知道,当他看到日本灾区抢购物资大小超市货架都空了、美国人在抢购碘片时,他会做何感想。

    人性,哪都是一样的。更遑论大地震这非常时刻呢?古斯塔夫 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对大众心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在单个人孤立的时候是个有教养的人,一旦融入到一定的群体中后,就逐步丧失了理智,在群体中变得狂热,成为野蛮人。而且群体很容易受到暗示,受一些个人模糊记忆的影响而变得轻信他人。这里,与素质无关。

    流行的说法是:“谣言止于智者”,——这也近乎成为谣言了——但“实际上,历朝历代、古今中外,在信谣、传谣方面,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所谓‘智者’往往更甚于目不识丁的所谓‘愚者’;在造谣方面,他们更是主角。”前段时间,不就有无良知的专家跟在骗子大师张悟本屁后,鼓吹只吃绿豆、吃长条茄子就能治病吗?此次也有一些所谓的专家胡说乱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专家质疑政府的公信力,是否公开透明。王绍光说:“有人断言只有在民智不开、公众的现代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普遍低下的条件下,谣言才会肆虐。实际上,现代以来,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谣言的数量以及它们传播的范围与速度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人说,谣言止于信息公开和社会开放,而他们心目中社会开放、信息公开的典范就是西方国家。如果真是这样,西方大量有关谣言的研究岂不是无的放矢(相反,中国在这方面几乎没有系统的研究)?桑斯坦这本书就表明,美国不仅不具有谣言的免疫力;相反,它是一个谣言充斥的国家,尤其是在危机时刻与选举期间。他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提醒读者,谣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的思维只会妨碍对它的理解与化解。”

 

 



发件人:"yhytrans" <yhytrans@163.com>  2011-03-19 21:49:1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尹宏毅译文

中国的货币能否走向全球?

美国企业研究所  约翰 马金

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员  尹宏毅 译

    原文提要: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超级大国,2010年占全球经济增长的1/3。美国和海外公司现在都采用人民币给其中国客户开发票。人民币作为国际交易媒介越来越发展壮大。但是,一种担心还为时过早,就是人民币可能会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金融超级大国,中国将不得不放弃控制资本外流和人民币兑换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中国官员不会很快就采取这种自由化。

    本前瞻性文章中的关键点:1)中国是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但还不是一个金融超级大国。2)中国的货币在贸易中的应用越来越普及,但还不是作为一种储备货币。3)要想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就必须允许资本流出,更加始终不渝地尊重财产权,并保证本国货币的完全可兑换。

    在最近访问美国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称,全球金融危机反映了“金融创新监管缺位”和金融机构未能“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与金融中的不断变化的地位”。胡锦涛主席呼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和管理完善的”国际金融体系。胡锦涛主席的说法包括声称,“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过去的产物。”更具体地说,他像其他中国官员一样,一直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及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持批评态度。这种批评,加上关于中国已经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看法,使人民币的国际化成为人们广泛讨论的议题。

    新的金融超级大国?

    中国作为全球经济超级大国的迅速崛起是公认的。谁也不能予以否认,鉴于该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许更重要的是,2010年,即全球经济复苏的一年,中国占全球经济增幅的大约1/3。中国去年在全球增长中所占的份额几乎等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份额的总和。 2009年,作为唯一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占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几乎全部——稍低于90%。印度占了其余部分。仅仅十年前,中国经济尽管快速成长,却仅占全球产出增幅的1/10左右。显然,中国是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现在,很多人在问,它是否已准备好成为金融超级大国。

    作为其占据金融主导地位的诉求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去年谨慎地尝试采取措施使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一直鼓励用人民币进行国际贸易。2010年6月,中国扩大了人民币结算计划。这项计划使进出口得以用人民币开发票和支付。据《金融时报》说,中国人民银行称,从去年6月份到11月份,用人民币结算的贸易总额约为3400亿元。虽然这一数额很可观,但是由于这种贸易结算一年前几乎为零,所以其绝对的水平(相当于500亿美元左右)是有限的。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预期,在今后几年里,人民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打算在中国扩大业务的全球性公司能够建议用人民币为其中国客户开发票,从而使他们节省费用,并免除用美元等可兑换的货币付款的不便。由于这种交易产生用人民币结算的应收账款,所以全球性公司还可能会发现,生成人民币应付账款对于预防人民币应收账款的损失来说是有利的。它们能够在中国等国发行用人民币结算的债券来筹资,从而做到这一点。美国生产推土机的卡特彼勒公司2010年11月发行了1亿元人民币债券。同样,麦当劳于2010年8月实施了以人民币结算的借贷。对麦当劳和卡特彼勒等在华有大量业务的公司来说,以人民币结算的借贷是合理的。这提供了一种很自然的对冲机制,以便对通过允许中国客户用人民币付款所生成的人民币应收账款进行对冲,同时强调公司对扩大在华业务的承诺。

     中国政府允许设在香港——香港有时被称为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实验室——的银行接受居民用人民币结算的存款。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纷纷增加自己用人民币结算的存款。香港的商店普遍接受商品用人民币付款。当然,香港居民每天可能仅仅把2500美元兑换成中国货币。但是,他们可能拥有若干账户带有计算机驱动的指令,以便把价值2500美元的港元兑换成人民币。由于港元是盯住美元的,所以兑换成人民币就相当于投票赞成中国货币而不是美元。除此之外,提款机也不仅提供港元,而且提供人民币,从而进一步凸显了中国货币作为香港的一种交换媒介的越来越大作用。

    这些事态发展表明,人民币作为一种国际交换媒介和记账单位的作用已经开始了一个快速增长期,而就在一年前其使用的起点却几乎为零。由于这一事态发展具有充分的经济上的理由,所以用人民币开发票和用人民币结算的借贷做法大概将会继续发展,尤其是在在中国具有范围广泛的和不断增长的业务的国际公司之间。

    一种全球储备货币?

    尽管如此,一种假设是错误的——包括胡锦涛主席在内的一些人最近就犯了这种错误——就是以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迅速崛起及其货币作为交换手段和记账单位两者的有限的使用必定会使人民币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虽然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突出地位导致了人民币作为一种全球范围的交换媒介和开发票的货币的作用增加,并导致在中国经营的全球性公司以人民币结算的借贷增加,但是人民币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的出现只有在中国取消对私人资本外流的严格限制,从而确立本国货币的充分可兑换性之后才能开始。
考虑一下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迅速崛起的是美元战胜英镑作为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货币的崛起。美元成为世界各国央行积累的主要的储备货币。把黄金和美元用作国际储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二战后由于美元短缺而形成的,并由于美元的价值与黄金价格以每盎司35美元挂钩而得到进一步的助长。该体系于1971年8月崩溃,因为美国结束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但是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继续在主要包括浮动汇率的世界上发挥作用。美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巨大份额,加上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继续支持着这一作用。

    虽然中国确实已经作为一个全球经济超级大国出现,就像美国一样,但是判断人民币是否能够充当全球储备货币还为时尚早。这种作用要求这种的供应国满足三个基本条件:1)它必须提供和保证所有国际交易,包括资本交易的货币的完全可兑换性;2)它必须充分尊重本国境内外的所有货币持有人的财产权利;以及3)它必须避免对全球资本流动的进一步控制,避免持续干预汇市。没有后一项条件,储备货币体系就会崩溃,就像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一样,因为不可能预知什么样的汇率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是适当的。

     中国目前并没有满足其中的任何条件。人民币的可兑换性局限于与商品和劳务相关的交易,对于资本账户交易来说基本上被禁止。中国政府严密监管哪怕是用于国际结算的人民币的使用,并不准备放弃对这一过程的控制,就甭提对人民币和其它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的控制了。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说,使人民币成为完全成熟的国际货币“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中国政府允许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将取决于这一过程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如果中国实现人民币的充分可兑换性的努力促使资本可以畅通无阻地流入和流出该国,商品和劳务也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就会给全球经济带来类似的好处。

    一种大概是公平的说法是,人民币的充分可兑换性尽管是一种高度不确定的前景,但却是中国作为一个真正全球性的大国脱颖而出的一项必要条件,而且中国的金融部门必须与其生产部门的主导地位相对称。目前,中国在全球商品与劳务的贸易中所占居的主导地位与其在全球资本市场上的落后地位不相称,唯一的例外是它在受到管制的条件下作为资本的输入国的地位。中国也是外国货币的输入国,大量收购各种主要货币,以避免人民币升值。这些购入使中国政府疲于通过中国具有娴熟技能的私人投资者所无法获得的国际投资来储存财富。

    中国对资本外流的限制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使中国的金融机构丧失在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中介活动中的充分作用,就像美国1965年以后对资本外流的管制促使欧洲美元市场发展一样。欧洲美元——美国境外的金融中介结构所提供的以美元计价的账户——十分有利于非美国的银行,促进了其发展,最终促使美国取消了1965年开始实施的对资本外流的管制。也许,欧洲人民币市场将在中国境外出现,以促进人民币作为贸易和金融流动方面的全球交换媒介和发票币种的作用的发展。比如说,摩根大通银行和德意志银行可以提供欧洲人民币借贷机制,其发展速度可能会远远超过中国当局的希望。这种发展的潜力也许会有助于说服对人民币在国际上自由流动所带来的控制的丧失保持警觉的中国管制者相信,更为迅速地迈向人民币的充分可兑换性,包括取消对资本外流的限制,会对中国有利。

     即使一个繁荣的欧洲人民币市场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形成,在人民币作为一种可行的全球价值储藏手段而得到确立之前,人民币的毫无对冲措施的余额的普遍积累或者促使人民币毫无对冲措施的国际流动也是不大可能的。一国货币的这种地位——就像二战前英镑在一个世纪中和美元自从二战以来所享有的地位那样——要求这种货币最起码的充分可兑换性以及人们对其未来购买力的稳定性的信心。

    目前,由于中国同比5%以上的和最近3个月以来年率超过10%的通胀率,所以人民币是一种相对于中国的商品和劳务不断贬值的不可兑换的货币。很难想象,为什么任何人,包括中国的公司或者居民户,会愿意使用以人民币计价的现金或者金融资产,作为在中国境内或者境外储存购买力的手段,尤其因为中国的通胀率意味着,中国境内的大多数人民币余额实际上即将丧失购买力。这是由于通胀率超过对人民币余额支付的名义利率(约为2.5%)。

     许多观察家错误地认为,对人民币的促成其升值的巨大压力的明显的过度需求表明,人民币作为一种价值的贮存手段是可取的。实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正如前面已经指出,是中国政府限制资本外流以及中国的私营部门投资者在国外收购资产所造成的全球货币市场上人民币人为的短缺的副产品。其中许多投资者处境很不利,因为他们缺乏贮存手段或者进一步增加自己作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副产品所快速积累起来的财富的手段。

     进化,而不是革命

    展望未来,中国的货币大概会不仅作为一种国际交换媒介,而且作为一种记账单位继续发展。全球企业能够并且可能将会继续扩展用人民币作为发票币种的进出口的流动,同时扩大以人民币记账的借贷机制。这种事态发展具有充分的经济上的理由。然而,人民币作为一种与美元和黄金一起由各国中央银行积累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进一步发展的速度将会慢得多。上述的金融时报文章说,中国政府与8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达成了总价值为1200亿美元稍多一点的货币交换协议——实际上使人民币具有了作为一种储备货币的有限作用。根据这些协议,中国将在短期内向这些国家的央行贷放具体金额的人民币。这一数字与各国央行所持有的6万亿至8万亿美元的全球储备资产相比相形见绌。其中最大的部分是中国人所持有的2.8万亿美元。

     一国货币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资产所能发挥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因为全球的交易商发现,用起源于一个拥有庞大的、流动性强的和开放的资本市场的国家的、人们所熟悉的货币进行商品和金融资产方面的交易的结算是方便和成本较低的。英国在二战前的一百年里起到了这种作用,正如前面已经提到,从二战以来美国起到了这种作用。然而,由于美元的国际供应迅速增加,以致美国不可能继续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使美元同黄金价格挂钩,所以金汇兑本位制崩溃了。在1971年以前,这种制度曾使美元作为一种储备资产与黄金共存。此后,浮动汇率制度发展起来。在这种制度下,美元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继续发挥作用。这种作用是中国等出口国抵制货币升值以鼓励出口部门的增长的发展趋势的副产品。如果作为这项政策的副产品,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央行所持有的美元总量增加过快,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当中国的货币当局购买美元以防止其升值的时候,它就以足以使通胀加重的速度给中国经济注入人民币。一种抱怨是愚蠢的,即这种通胀的罪责应当归于美国,而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令人恼火的增长是中国在外汇市场上大量收购美元的直接结果。

     在收购美元的问题上,中国显示出了买方的悔恨。2009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合成储备货币,作为美元的替代物。与此同时,除了为了避免人民币升值而进行大力干预所带来的美元资产之外,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也设法积累美元储备资产。这些收购活动包括以欧元计价的资产,以及在全球性对冲基金方面的投资。这种投资与在不同货币之间的投资相比,提供了在不同的资产类别之间投资所带来的更大的多元化。

     中国在其储备账户方面取代美元的愿望,及其加强本国货币的国际作用的明显愿望是有趣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最近在亚洲的地缘政治方面采取的咄咄逼人的立场。作为许多亚洲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人有时看来考虑扩大人民币作为取代美元的一种亚洲贸易货币的作用。尽管如此,中国人力主人民币国际化,包括发挥储备货币的作用,对中国来说可能是困难的。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往往较多地是一个“拉动”的过程,而不是“推动”的过程。正如英国专家苏巴池在最近的一篇分析文章中所说:“北京公开承认,没有任何道路图可以指导人民币的这种国际化进程。成熟的储备货币的作用往往产生于其央行发行这些货币的国家所发挥的经济与金融作用。虽然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及其在国际贸易方面不断增强的作用表明,人民币作为国际商务的发票币种和融资手段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候选者,在亚洲尤为如此,但中国在资本自由流动问题上的矛盾心理却使其货币不大可能会在近期内发挥充分的国际作用,不仅作为交换媒介和记账单位,而且作为价值的贮存手段都是如此。

    尽管如此,看一看一种情况会很有趣,就是2012年年底开始掌权的中国新领导人是否会设法放宽对资本外流的管制,从而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可兑换性。如果情况果真如此,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发挥全球作用就可能是在考虑之中了。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24 09:45:5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中国在利比亚究竟损失了多少钱?

     大军网编者按:前天外交部发言人已公开,中国在利比亚共有188亿美元投资,加上这次遭受的撤退损失,估计将近200亿美元。折合1300亿人民币。

中国在利比亚究竟损失了多少钱?

网编

  1999年,一篇侯玉山著作的题为《1999年非洲政治经济形势主要特点》的文章可以代表当时中国的非洲问题专家学者们对非洲局势的大致判断和认识。作者认为;“非洲大陆政治形势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长期受战乱困扰的热点地区迎来了和平曙光,局势趋于缓和;不少国家顺利举行了民主选举,政权平稳过渡;尽管受到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但非洲经济仍稳步增长;要和平、求稳定、促发展已成为非洲各国领导人的共识。”

  一、热点地区普遍降温,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冲突与争端的能力增强。今年以来,许多战乱频仍的国家签署了和平协议,走上了民族和解的道路。(作者列举了从刚果•金到津巴布韦、塞拉利昂等中非国家部族武装和派系武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二、不少非洲国家顺利举行民主选举,政权平稳过渡。(中非多国的貌似民主的选举,其实多数仍然是僭主政治)

  三、经济稳步增长但仍面临诸多困难。尽管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非洲经济今年仍保持增长势头。

  可以说,这三条判断决定了中国在非洲的决策和投资态度。因为在东亚,在经济上倚赖中国,并不时需要输血的是标榜社会主义,实则世袭的金氏王朝。在东南亚、南亚次大陆,由于长期输入革命的外交政策和中印的边界纠纷,大多数国家对与中国的过度深交持审慎的态度,仅有一个巴基斯坦是个例外。

    欧洲,没有中国的政治市场,只有有限的经济贸易往来。拉美是美国的后院,非中国势力所可企及。西亚、中亚也是美英俄传统的势力范围,中国一时难以渗透,只能利用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发展和伊朗的关系。中国的外交触角所能企及和影响的仅是一个从动乱不安中前途未卜的非洲。因为北非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相继独立以来,实行了准民主制度,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也凸显持续增长态势,所以是中国向西方渗透的 前哨。但中国传统的影响力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中国的专家们对北非局势的了解,远逊于对中非形势的了解,只能从表面现象和现状来判断非洲形势。在这种前提下,与美国和西方长期交恶,因为石油财富而国家形势相对稳定的利比亚,尽管是独裁统治,由于伊拉克战争后,委曲求全,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弯,公开承诺不再搞恐怖主义,推行民主制度,也首先得到了中国的青睐,并以之作为外贸经济向非洲进军的桥头堡和固有阵地。才有了中资公司大规模向利比亚投资,承建从基础设施,到矿山、民用建筑等多个工程项目的后续进程。

  利比亚在地中海南岸,有丰富的优质的轻质原油储存。自丛卡扎菲上校掌权以来,一贯扮演了一个非洲社会主义与美帝相抗衡的英雄角色。因为整个国家实行的是终身军事领袖统治的制度,所以,与其说是社会主义,不如说是军事专制。好在利比亚得天独厚,经济基础较为雄厚,所以,历经四十余年统治,基本上由于国富,由于还较重视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给人的表象是;这是一个由铁腕统治的相对稳定的国度。中国人从选择中非的坦桑尼亚、赞比亚到进军北非的利比亚,实际是一脉相承的非洲政策的继续。不过在当代决策者看来,由落后的中非,到进步的利比亚,无论从战略上还是从经济上看,都是一种胜利的进军,而计高数筹。

     专家们没有料想到,一贯稳定的北非,也不会是一潭死水,在过度的专制统治,官吏的贪污腐败,政权的变相世袭和家族所有,严重地阻碍了这里民主的进程,危及到民众的福泽和根本利益的时候,到民众对这种变相专制忍受到极限的时候,在这些国家就会发生量的变化,产生最初的反对者和民主诉求者。由于北非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量变终将质变,民主自由的诉求高涨到临界点,就会像火山一样从地壳喷发。所以,这次北非的事变,从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传染到利比亚,延伸到红海沿岸,就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只是中国的专家们从意识形态和感情好恶出发,不能正确判断国际大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一厢情愿认为埃及、利比亚政权稳固,枪杆子在手。没有料想到北非、尤其是利比亚,局势恶化到兵戈相见的地步(也可见反对派孤注一掷,以生命相搏的决心勇气)。最后一发不可收拾,才仓促间应对不及,不得不扮演海陆空撤侨的角色。

  据有关方面估计,央企在利比亚投资方13家,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在利比亚有3个工程总承包项目,合同总额42.37亿美元,目前已完成6.86亿美元。其余只能因乱暂时停置,包括不能运走的全部原材料和和设备设施。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2007年进入利比亚从事工程承包项目,目前在施工程均为政府国民住宅项目,工程规模为2万套,累计合同额约合176亿元人民币,工期40个月,项目已完成工程量近半。此项投资不知最后能否收回。中国十五冶建设有限公司在利比亚承建了FWAM水泥厂和NALOUT水泥厂两个工程项目。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中建材国际装备有限公司,也于2009年10月28日在利比亚签署了日产4600吨熟料水泥厂土建和安装合同。该项目业主为ALHADENA国营公司,合同总金额逾1.5亿美元,承建方式为交钥匙工程。半途撤离,前途未卜,何时收回投资,尚在未知之数。2008年5月26日,中国建材才签署利比亚FWAM日产3000吨熟料总包合同,但是没想到出现动乱。葛洲坝公司在利比亚有7300套房建工程施工项目,合同金额约合55.4亿元。截至2月18日,累计完成合同工程量16.8%。中石油在利比亚的投资损失达到12 亿美元。此外,中水电、中冶金建筑,虽然大多没有拿出具体数字,恐怕在该13家央企海外投资总额中占据很大部分。他们的亏损已成定局。这是上千亿的经济损失,加上撤侨费用,相当于国家年度教育投资总额。

  利比亚的局势尚在动荡之中,内战已初见端倪。何时动乱才止,卡扎菲及其儿子党是否能维持政权,尚在两可之间。战乱与动乱的财产损失不在国际保险和承诺的惯例之内,如果卡氏政权解体,连索赔对象都找不到。因此,我们的情感便难以抑制,倾向性地以“叛军”,“反政府军”定义利比亚的反对力量,而无视国际社会因卡扎菲出动空军轰炸和平情愿的平民,而不齿其所为,冻结其所有海外资产和存款,酝酿设立利比亚空中禁飞区的事实。其实,明眼人都会看出,不管卡扎菲多么强大,一旦被国际孤立,资金链条断裂,他的靠高薪维持的军队便面临解体倒戈的危机。

     目前,卡扎菲需要的是速战速决,而不是旷日持久的内耗。因为这个靠金钱、武力维持的帝国,断了奶,便无以维系。而反对派拒绝卡扎菲辞职、有条件下台的谈判条件,是因为他们很明白双方的处境和真正的民心所向。只要坚持,并获得国际社会支持和声援,卡氏的倒台可期,即令形势恶化,形成僵持状态,也没有放弃抵抗,被卡扎菲重新奴役境况更糟。那将是一个长期混乱的状态,中国央企回到那里的预期将变得遥远。那么 ,央企的投资,中国民众的血汗,将有很大程度打了水漂,这不能不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中国的经济,在现阶段,很大一部分是外向型的。如果不能准确地判断国际大势,依然以意识形态和感情好恶决定投资动向,像历史上一厢情愿地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花了冤枉钱买了不安生。如果斥巨资援助形势发展未可预期,存在潜在危险的国度,如其前的波尔布特的柬埔寨,那更会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结果为当地人民和国际社会所不齿。国际局势专家们不能再坐在书斋里,以教条的学术来研判国际形势和具体地区国度未来的发展态势,给外交决策提供不全面的禁不起推敲的依据。那样,无论在政治上、军事外交上,经济上都是失着。轻则靡费人民血汗,重则贻笑天下,孤立自己,那是有前车之 鉴的!

 

 

欧美围剿利比亚 中国投资泡汤成定局

太阳报

2011-3-22

     欧美多国对利比亚狂轰滥炸,刻意扶植反对派。中国在是否设立禁飞区一事上,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投了弃权票,表面上不偏不倚,其实自身利益损失惨重。

     联合国今次投票,除了中俄印巴金砖四国投下弃权票外,德国也投了弃权票。议案通过后,美英法等列强随即对利比亚进行空中打击,他们以保护平民为由,攻打卡达菲政权,实行的是双重标准。众所周知,在北非及中东以铁腕对付示威群众的国家,不只是卡达菲政权,巴林与也门同样大打出手,但这些国家属于亲美政权,因此被轻易放过。

     卡达菲过去与美英等国存在牙齿印,再加上他桀骜不驯,因此列强必欲除之而后快。更重要的是,利比亚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列强对此垂涎欲滴,都想通过扶植代理人政权在当地圈占石油,不让卡达菲一家专美。所以,欧美列强打着所谓的替天行道旗号一拥而上。

     今次中国与过往一样,充当墙头草,一边反对干涉内政,一边反对暴力虐民,所以投下弃权票。以往中国投弃权票,往往与己无关,无足轻重,但今次这张弃权票分量沉重,令中国损失惨重,这是因为中国在利比亚有着巨大的石油及其它利益。

投资泡汤 几成定局

    据估计,仅中国央企在利比亚投资便多达十三家,包括石油勘探、住宅建筑、水泥投资等项目,资金多达上千亿元人民币,很多工程已进展一半或三分之一,多因局势混乱而被迫中止。事实上,不管利比亚局势如何发展,中国在当地投资亏损已成定局,甚至可能血本无归。

    如果卡达菲政权最后获胜收复失地,他将面临西方国家一系列制裁,同时也会迁怒中国在安理会上不为其施援;而如果西方扶植的反对派上台,他们只会感激西方列强的鼎力相助,不会感谢中国的弃权支持,因此很可能要重新修订早前与中国达成的合作协定。中国投弃权票,其实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至于其它投弃权票的国家,如巴西、印度等在利比亚没有直接利益,西方列强打不打,跟他们没有丝毫关系。俄罗斯虽然也投弃权票,但主要着眼于改善俄美关系,加上中东局势混乱,势必令油价大涨,这对以出口石油赚取外汇的俄罗斯是一个极大的利好。在这些国家中,惟有中国内伤最重。

     事实上,类似的事件也曾发生在伊拉克,当年西方多国攻打伊拉克,使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以及借给萨达姆政权的一百多亿美元外债泡汤,最后不得不全部免除。前车之鉴不远,今次又吃大亏,难道不长记性吗?中国到底还有多少民脂民膏可以肆意挥霍呢?央企走出去,不仅未能实现增值,反而处处受制于人,这背后不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恐怕是外交出了问题。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1-03-25 13:02:10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1.015 巨灾使日本经济再次面临十字路口

巨灾使日本经济再次面临十字路口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Mar. 25, 2011

zhangyuxuan@gmail.com

     2011 年3 月,日本可谓祸不单行,接连遭受地震、海啸与核危机的连环冲击。众所周知,自1990 年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了“失落的二十年”。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位置已经在去年拱手让于中国。当前这场巨灾,是压垮日本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继续削弱日本经济的国际地位呢,还是会让日本经济浴火重生,如凤凰涅槃一般再度崛起呢?

    地震、海啸与核危机对日本经济的直接冲击尽管巨大,但依然可控。与1995 年阪神大地震相比,东北地区GDP 占日本GDP 总量的比率,显著低于大阪神户地区GDP 占日本GDP 总量的比率。地震摧毁了难以计数的存量财富,但GDP 毕竟是一个流量的增长概念。况且,历史经验与国际经验表明,灾后重建通常伴随着GDP 增速的显著上升。日本国民应对本次巨灾的从容、镇定与秩序,令国际社会肃然起敬,高素质的国民依然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

    然而,本次巨灾在两方面的间接影响,则可能损害日本经济的中期反弹。第一,地震可能对日本消费者信心造成显著负面影响。无论是日本家庭通过提高储蓄率来重建财富的举动,还是日本国民出于对核污染的恐慌而减少对本国农产品及其他产品的消费,都可能导致消费率的下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第二,日本向来是一个化石能源匮乏的国家。过去日本可以通过大规模进口来满足需求,但中国、印度经济的崛起已经显著推高了全球化石能源价格。核能本来是日本摆脱能源短缺的一线曙光,而本次核泄露无疑会对日本国内的核电发展造成巨大冲击。日本将长期面临能源自给自足与能源安全之间的痛苦权衡。

    更令日本政府捉襟见肘的是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匮乏。按理说,对遭受自然灾害负面冲击的国家而言,应该出台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同时让本币贬值以促进经济增长。然而,考虑到目前日本政府债务与GDP 之比已经高达200%,日本政府进一步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的空间已经不大。日本基准利率长期处于零利率水平,进一步调低名义利率的空间非常有限。量化宽松政策固然有助于消除经济体内的流动性短缺,但在刺激居民与企业的贷款需求方面却有心无力。受日本保险公司与金融机构调回资金影响,以及在全球投机性资金的炒作下,日元汇率在日本巨灾发生后不降反升,甚至达到历史新高,这自然不利于日本通过增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以至于七国集团不得不在外汇市场上干预日元汇率,以避免汇率异动对日本经济造成新的不利冲击。

    其实,政策工具的匮乏,是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后果。从经济持续增长的角度来看,日本经济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第一,日本人口的老龄化是全球发达国家中最为严重的,同时日本又是全球范围内移民政策最严厉的国家之一,这就限制了国内有效劳动力的供给;第二,日本经济向来具有高储蓄率的传统。然而,如果我们认为,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储蓄率的决定性因素,那么随着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的继续老化,国民储蓄率将会逐渐下降,因此人均资本水平难以维系;第三,如果日本能够维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那么就可以抵消人口老化与人均资本下降造成的冲击。但日本人尽管在工艺流程优化方面很有心得,但日本从来不是新技术革命的策源地。如此看来,作为成熟经济体的日本,能够维持2-3%的年均增速,已经相当不易。

    当然,故事也不全是负面的。本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可以通过放开外国移民的政策限制来加以缓解。在全面开放的资本市场上,只要有收益率足够高的投资机会,就不愁获得充分且成本合理的融资。日本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已经足够高,只要企业与政府能够在创新机制培育、创新环境建设方面做出调整,技术革命的爆发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并非镜中月水中花。如果日本国民意识到日本经济增长面临的黯淡前景,同意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医疗养老支出,并敦促日本政府进行脱胎换骨式改革以提高行政效率的话,长期以来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也有望得以化解。当然,考虑到传统文化与制度惯性,要做出上述改变殊为不易。

    日本经济未来是继续走下坡路,还是转为走上坡路?目前要回答这一问题为时尚早。不过,作出以下判断还是大致安全的,即日本经济的再度崛起需要日本政府与民众痛定思痛,下决心进行痛苦的大调整,改变日本政局无休止的走马灯格局,重塑日本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进行痛苦转型的代价是巨大的,一旦日本人再度错过这一时间窗口,恐怕他们就只能接受经济继续走下坡路的困境了。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3-24 07:48:5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核废料存核厂藏危机 10年倍增

中国核废料存核厂藏危机 10年倍增

明报记者 郑颖莹

2011-3-23

     日本泄核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多国包括中国已表明会重新检视核电站设施安全问题,但本港核专家认为,检讨如何处理核废料更为重要。根据世界核能协会报告,中国在2020年,每年将产生1000吨核废料,较现时600吨上升近一倍,但内地政府对于兴建废料处置库处理高放射性物,仍在计划当中,大量核废料现存在核电厂内,将有更大潜藏危机。

     本港核子专家、理大讲座教授胡仲豪接受本报专访时说,日本核事故除揭露反应堆冷却器失灵的重大影响外,另一关注点在核废料处理。事故中,全球关注反应堆芯外的核废料池,内藏具爆炸性的已用核废料,至今各国仍未完全有妥善办法处理,「一出事就好有问题」。他坦言,急速发展核能的中国,至今仍未有适当及长远办法解法核废料安全问题。

未建高辐射废料储存库

    现时中国共有13座核电反应堆,另有25座在兴建之中,计划兴建达百座,预计到2020年,中国核电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后来进一步调升到目标8600万千瓦),是现时全国核能发电量的4倍,但处理高度放射性核废料的永久储存库仍在计划中(见上图)。

    胡仲豪坦言,担心中国在核能发展上「欲速不达」,在2020年核废料上升一倍下,未有完善办法确保安全。「科学家做研究是要考虑下次冰河时期来临前,也不会因冰川洗铲起所有核废料;也要确保如何预防恐怖分子向核电厂施袭,甚至是地下水被核废料污染。核废料处理是长远问题。」

    他举例称,07年中国向美国西屋电气公司购入的最新一代反应堆AP1000及技术,美国当局也未批准反应堆在当地运作,但内地已开始在沿海地区加建反应堆。他指新一代技术虽然采用「全自动」安全系统,即遇到紧急情,不需电源和应急发电机,仅用蒸气已可启动冷却器,但问题如核废料处理,始终如旧式反应堆一样未有解决,「外国对于核电厂发展较为审慎,要将所有疑难逐一解决,这是由于各国处理问题方法不一的抉择」。

反应堆8款型号 风险益增

    胡仲豪又称,现时中国共有8款不同型号的核电反应堆,由美国、法国等地引入,令潜在风险增加。他表示,中国当年引入不同反应堆「是希望找最适合国内运作的」,但因核电厂和反应堆设计独特,「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故每个核电厂需大批核能人才监管。

    他以过往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为例,平均一个核电厂已需要数千名员工,高级研究员也要达千个,「监管一套型号的反应堆已经会有不少问题,更何是8套?这么急速发展,人才供应必须配合」。他建议内地参考其它发展国家的监管核电厂方式,在有需要时放缓核电发展作全面审视,「核能是安全能源,但大前提是监管者必须严谨」。

 

 

核电大跃进恐将成为中国挥之不去的梦魇

2011年03月21日

记者 唐文

     日本地震引发核灾难引起全球对核安全的忧虑,各国纷纷采取行动紧急重审核能安全。然而,尽管中国核电20余年尚未穿上法律外衣,中共政府依然坚持核能“大跃进”计划。由于核电站毗邻地震断裂带、核电专业及安全人才缺乏、核电系统贪腐及监管不力,行家普遍认为,中国人的核电梦魇将挥之不去。

香港的核电梦魇

     距离香港只有五十公里的大亚湾核电站(简称大核),一直是香港人的梦魇。大核是在1987年开始兴建,主要以供电香港为目标。由于1986年刚发生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当时港人游行抗议,百万市民签名反对;但也无法阻挡中共当局发展核能的决心。大核落成后,两台机组1994年开始运作。其后中国政府决定在大核附近兴建岭澳核电站,首期建设已于2002及2003年投入商业运行,第二期一号机组亦于去年投入商业运行。

     去年大核发生两次“小”事故,均隔了一段时间才让外界知悉,令港人“虚惊”一场;现在日本福岛核电灾难,再度触动港人神经,担心大核一旦发生重大意外,港人无处可逃,整个香港一夕之间便会完蛋。 据亚洲周刊报导,除了大核和岭澳外,与香港海路相距只有约一百五十海里和一百八十海里的台山和阳江核电站也在兴建中,最快2013年投产,所以未来几年,将有四个核电站近十台机组毗邻香港,其中台山的两台机组,每台容量达一百七十五万千瓦,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核电机组。

     据深圳市地震局的调查,市内横亘三条地震断裂带,具有“中强地震”构造背景,其中一条与大亚湾相距不远。此外,阳江核电站选址附近亦处于东南沿海地震带,曾发生五至六级地震,一至二级的小地震则很常见,因此广东的核电站有受地震影响的潜在危险。

核电站毗邻地震断裂带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徐锡伟表示,中国处于环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印度洋板块等几个板块相接的地方,至少有495个地震断裂带,现在研究出的地震断层分布只是其中的一部份。有两个最大的地震断层,一个是1920年宁夏海原8.5级大地震所形成的断层,长度达230公里,水平位移量达5米,垂直位移量为1米。另一个则是1976河北唐山发生的7.8大地震,地震断层长8公里,水平位移1.53米,垂直位移为0.7米。核电站不仅要避开,还要远离断层带。比如美国加州就立法要求核电站必须离开断层带50英里。但中国目前还没有法律规定。

     尽管中共高官声称中国核电站选址均远离地质断裂带,事实上,中国已服役和正在建设的核电站几乎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地理上,这一地区恰好靠近环太平洋地震带。据华尔街日报报导,中国沿海就曾遭到重大地震袭击。1976年唐山发生的7.5级大地震被认为至少造成 25万人丧生,摧毁了位于中国东北海岸附近的整个唐山市。唐山距离大连目前正在建设的红沿河核电站约300公里,中间隔着渤海。
    中国最大的核电开发机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本周还说,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在西南的重庆市新建一座核电站。而重庆距2008年四川省汶川大地震的震中约480公里;那次7.9级地震导致近9万人死亡或失踪。

核电系统贪腐严重

     德国《世界报》发文质疑,北京没有解释过,其核反应堆需要的受过训练的安全专家和技术人员从何而来,谁来监督已占中国一半数量的想拥有核电站的省份?发展核能必需的铀从何而来?对于没有解决的安全问题和核废料最终存储的问题,也没有公开地进行过讨论。
    核电监管部门肩负着核电安全监管的重任,但中国核安全监管部门的人员不少都来自核产品开发部门,有“两位一体”的嫌疑,这样怎么能增加老百姓的信任感?而核安全部门人才短缺的现实问题正好证明了中国还不具备大上核电站的客观条件。

     2009年8月,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因涉及一起总额十八亿人民币的核电工程招标舞弊案,而遭到解职并收押。据查,2004年至2009年间,康日新利用担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兼秦山第三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业务承揽、职务升迁、就业安排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六百六十万余元。这个案件的爆发令人担忧,中国核能管理人员在决策时,安全并非最优先考量。

    亚洲周刊表示,安全问题引发顾虑,特别是中国很多核电设施建造在大城市附近,一旦发生事故,可能会使千百万人暴露在辐射之下。国家核安全部门和各核电企业是否有因应特大地震袭击,以及电力和通讯全面故障,制订核安全应变计划?这些计划是否可以经得起像福岛核电厂那样的事故的考验?在数小时之内有秩序地疏散数以十万计民众,中国真的能做到吗?

     香港地球之友环境事务经理朱汉强质疑,日本是品管严格的国家,现在连日本的核电站也发生灾难,中国政府又能做得多好?有评论质疑,中国连奶粉、棉被的安全都管理不好,连连出现“毒奶粉”、“黑心棉”,“难让人相信核电厂坚不可摧”。中国未来十年将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核电,新建核电厂数量将是世界其他国家总和的三倍。中国核电厂数量猛增,相关的腐败抬头,削减成本、增加获利以及贪腐盛行下哪有安全?

    中国核能“大跃进”计划

     自3月11日发生9.0级大地震后,日本核电厂接连发生爆炸,引发全球对核能安全高度关切。瑞士表示停建新核电厂;德国可能中止实施核电延长计划;欧盟将紧急磋商核电问题;南韩、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台湾等专家紧急敦促重审核能安全。而不同的是,中共依然坚持雄心勃勃的核能发展计划。

     据德国之声报导,中国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3月12号在记者会上说,中国会吸取日本在大地震后核电运转失灵的教训,但中国不会改变核能发展计划。依据《国家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未来五至十年,中国新建核电机组将以每年五至八台的速度递增,十年后中国沿海将有百余座核电设施。按规划,2015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四千万千瓦,到2020年,则可能达到八千万千瓦,这将是2010年的8倍,将占全国电力装机容量的百分之五、发电量的百分之八。

     3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对核电安全做全面评估。国务院3月16日发布公告称,在核安全规划批准前,将暂停审批核电项目,立即组织对国内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并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以确保符合安全标准。但只一天后,中共官方舆论就出现反对声音,透过专家说法方式,抨击国务院决定是“因噎废食”,“非理智之举”。

      据美国核能研究所(NEI)最新统计,截至2011年1月,全球29个国家共有442台运行核电机组,还有65座核电站在建。其中,中国在建的反应堆达28座,约占全球在建核反应堆总数的40%。 而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核电至今还未穿上法律的外衣。现在世界上有30余个核电国家,没有原子能立法的国家很少,中国却是其中之一。由于没有原子能立法,中国核能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如多头管理导致效率低下且权责不清,核废料处置无法可依,核燃料、核设备进出口无章可循等。一旦安全出了问题,谁负责?

 

中国核电站有4重威胁 比日本惨

——中国仍坚持大力发展核电站

2011-03-21

小山

     首先所有中共核电站都建立在海边,不仅有海啸洪水潜在危险,也受到地震威胁。其次,中共向法国,美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多国购买核电站设备,国家对核能工业设备技术质量安全应当严格监管把关。法新社引述卡内基基金组织专家说,对中共核能工业设备采用走私器材设备感到担忧。中共核能工业高层腐败现象也深受关注。前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一号领导人康日新因挪用公款与受贿高达10多亿元人民币而被公开解职。

     法新社引述外国专家提出警告,按照专家评估,中共核能工业并没有避免日本核工业危机的相同危险的威胁。首先所有中共核电站都建立在海边,不仅有海啸洪水潜在危险,也受到地震威胁。专家对中共核能工业设备采用走私器材设备感到担忧。中共核能工业高层腐败现象也深受关注。

    面对日本发生的核危机当前,中共与世界其他有何工业国家一样,立即表示要汲取教训,采取措施检查安全。但与别的国家不同的是,中共仍然坚持已经制定的大力发展核能工业的计划。

     法新社今天从北京报道说,中国[大陆]是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其改变电力能源百分之70依然依赖煤炭的结构的战略将不因日本核电厂核外泄危机而改变。中共希望未来核能工业能够更多的支持高速经济发展的持续扩大的需求。中共没有像世界其他国家因日本核危机而做出暂停批准或修建新的核反应堆的决定,而是继续维持十多个已经批准的核电站项目。

    中国大陆现有13座核反应炉。中共计划拥有50座核电站。已经有26个核电站工程开工,另有8座核电站计划已经被立项批准,也即将开工。不过中共官方说,将暂时延缓批准建设新的核电站计划。 就这个核能工业安全问题,法新社引述外国专家提出警告,越是快速发展核能工业,中共就会面临更多的核工业管理与安全问题。按照专家评估,中共核能工业并没有避免日本核工业危机的相同危险的威胁。首先所有中共核电站都建立在海边,不仅有海啸洪水潜在危险,也受到地震威胁。

    其次,中共向法国,美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多国购买核电站设备,国家对核能工业设备技术质量安全应当严格监管把关。法新社引述卡内基基金组织专家说,对中共核能工业设备采用走私器材设备感到担忧。

      中共核能工业高层腐败现象也深受关注。前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一号领导人康日新因挪用公款与受贿高达10多亿元人民币而被公开解职。 法新社采访中国四川能源研究所负责人指出,中共应当更多的关注核工业安全问题,尤其关注自然灾害对核能工业的威胁,在积极发展核能工业的计划面前,应当采取更多的谨慎。

 

 



发件人:"aitian1201" <aitian1201@163.com>  2011-03-23 11:47:53 +0800 收件人: "大军网站"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2011.3.23----地震真正最危险的是加州/中国今年有三次大地震

中国今年有三次大地震

民间研究

2011.3.22

    中国地震研究人员2004至07年已详细勾画了中国21个大城市的地下断层带,日前呼吁立法禁止在断层带上建任何建筑物,以减少地震损失。民间地震研究者预测,今年中国有三次六级以上的地震,已将相关情况寄给温家宝总理。

    日本大地震引发中国地震专家的反思。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徐锡伟星期六在凤凰卫视节目中称,2008年四川大地震后,他到现场调查发现,彭州市白鹿中心学校操场刚好有一条断裂带横过,地面隆起2米高,断层旁边不远的两栋教学楼是按照可抗7级地震的标准建造,楼宇有“X”形裂纹但没有倒塌,“地震断层带上的房子无一幸免,再坚固也没用,但在断裂带以外的建筑物,再加上科学设计抗震标准,可大大减轻破坏。”

    徐锡伟说,中国处于环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印度洋板块等几个板块相接的地方,至少有495个地震断层带。他还说,他们在人口集中的21个大城市进行地层活动断层带的研究,已经把它们的准确位置勾画了出来,建房时可避开活动带。到2020年左右,要把存在的主要地震活动带勾画出来。在地震断层带两边宽 200米的地方只建绿化带,不准建楼房。

     据《现代快报》星期一引述江苏省地震局副局长张振亚说,2004年6月,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项目“中国地震活动断层探测技术系统──大城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开始实施,南京是其中一个。该探测项目到2007年完成。不过,当局一直没有公开结果。

    三十年致力于地质遥感和环境遥感勘测的退休工程师陈荫祥认为:“咱们国家大量的楼房都是最近两、三年盖的,有很大的问题。豆腐渣工程很多的,这个豆腐渣工程要好好查一查,因为我们在汶川地震就感觉到,为什么学校里边死了很多小孩?就是由于豆腐渣工程,本来设计要用10根钢筋的,结果就一两根,它不倒才怪。”

    而地震局专家勾画的中国21个大城市地下断层带,民间地震研究者张德亮认为:目前许多城市的建筑质量存在大量问题:“我认为好多二层楼的小楼房都是建的悬空状的,下面没有什么建筑结构支撑,像这样的建筑是很危险的,根本抗不了什么(地震),别说八级地震,就是抗六级地震也难。”

    上述报道引起网友热议,有网友说,看看日本房屋质量,再看看咱们身边房屋质量,不讲结构地层,不倒才怪,解决豆腐渣工程才是关键。也有陕西的网友称,故宫、西陵都在地震带上,断层上如果不让盖房,北京的平谷、燕郊、通县、顺义,市中心的房屋全都要拆。有网易网友称,整天都说不能预测地震,怎么却又能预测近期不会再震?

    对于造成地震的“板块学说”,有地震专家提出不同解释。汶川地震志愿者王笑冬最近正与两位地震研究者张德亮和国土资源部退休工程师陈荫祥,研究地震规律。他说:“对原来的地质学的这些看法,他(张德亮和陈荫祥)提出了一个新的叫‘源由理论’,他认为地震,是地核深源的内核爆炸喷涌上来的。如果按照地震局的板块学说是解释不通的,因为日本这次地震是地下十公里的,岩石都是一种塑性的一种岩石,甚至是一种熔融状态下的岩石,它产生的当量是20亿吨TNT,相当于10万颗广岛原子弹,在这种塑性的岩石下,它这个板块能碰撞出这么大的能量?”

    张德亮对地震的解释,至今未得到主流地震研究学者的认可。张德亮对本台说:“因为我只是一个民间的,只是对地震的预测做了一点点的工作。现在政府还不知道我,有我这个人存在。 5.12,青海玉树的‘4.14’地震,还有(西藏)当雄(5.2级地震),我们都是有准确预测的。”

    据百度百科介绍,张德亮自主创新的地震数字信息预测法在2008年度得到了成功的验证,中国地震局预测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汪成民对张得亮的预测方法进行了确认。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作为典型案例收入了他们的调查被告《5.12汶川地震预报回顾》。

    志愿者王笑冬因向中纪委举报四川地震中倒塌的“豆腐渣”校舍,涉嫌偷工减料,多次遭到公安骚扰,一度不敢回家。他说,日本大地震发生同一天的上午,他们给温家宝总理去信:“关于对未来地震的走向,我们 3月11号那天上午,我和张德亮就到了安徽的亳州,我们去考察了。那天上午还给温家宝寄去了2011年上半年,中国境内三个六级以上的地震的预测,下午的时候,日本就发生了9级地震。这个地震对我国河北的磁县,在邯郸那一带和安徽的亳州,就是华东地区这一片,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真正最危险的是加州

     日本这次狂暴的地震真的吸引了大家的眼球,我国电视台更是连篇累牍的报道以期转移大家对国内现状的不满。其实,大家难道忘记了美国加州那奇怪死亡的500 万条鱼了吗?加州也可能发生差不多9级的地震。为那些即将罹难的人祈祷吧!!!!过强的次声波可以杀死许多来不及逃跑的动物。地震前会有强烈的次声波。

  大家可以看看USGS的数据,美国加州最近也跟日本地震以前一样,地震活动频繁。美国USGS预计的,2031年前美国加州地区发生8.1级以上的大地震的几率高达97%以上。最近几个月来,世界多个国家都遭受了地震袭击。如今,有专家警告称,美国可能遭到超级地震的威胁。根据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美国加州可能遭受一场迟来的大地震袭击...据《图片报》2月20日报道,最近几个月来,世界多个国家都遭受了地震袭击。如今,有专家警告称,美国可能遭到超级地震的威胁。根据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美国加州可能遭受一场“迟来”的大地震袭击,拥有数百万人口的洛杉矶市很有可能是这场大灾难的受害者。

  美国加州横跨大西洋板块和北美板块,两大板块的交界——圣安德鲁斯断裂带以南100公里的地区是数百年来,唯一没有遭到过地震破坏的区域。专家担心,这场 “迟来”的地震将要袭击这一区域了,而人口密集的洛杉矶市和旧金山市可能将成为受害者。而当灾难来临时,人们根本无法进行有效地预测。

  在这份发表在《地震学报》的报告中,人们还研究了地震与加州湖泊之间的关系。研究称,每当湖泊的水位发生变化时,往往地震也随即到来。距洛杉矶200公里的卡惠拉湖床过去数年间,不断有新的湖泊诞生和湖泊干涸。俄勒冈大学的研究者们表示,加利福尼亚州在过去180年间,每年都会发生地震。而上一次大地震发生在1713年。而圣安德鲁斯断裂带已经有140年没有发生地震了,大地震随时可能降临。

  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学家露西?琼斯2001年8月曾与联邦紧急措施署官员参加了一个关于应急培训的会议。当时,他们讨论了美国最可能遭遇的三大灾难。其中,纽约恐怖袭击、新奥尔良超强飓风、加州强烈地震。前两个预言已不幸言中。琼斯和其他地震专家目前正努力阻止第三场灾难的发生。他们计划重新评估加利福尼亚州的防震措施,使其能经受住一场强烈地震的考验。这并不是一个是否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

  据美国媒体3月2日报道,科学家预测北美洲西北海岸将在不远的未来爆发一场里氏9级的超大规模地震,具体地点大约在距离海岸50英里(约合8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美国的西雅图、波特兰以及加拿大主要港市温哥华都将深受其害。其实这个说法一直存在,但如今却让人感到格外恐惧。

  这份令人担忧的地震预测报告由美国地质调查局和南加州大学地震研究中心的专家联合发布。报告声称,三十年内南加州发生类似一九九四年洛杉矶北岭里氏六点七级大地震的可能性高达百分之九十七,北加州发生类似地震的可能性也高达百分之九十三;而同一时期,南加州发生七点五级大地震的可能性高达百分之三十七,北加州有百分之十五的可能性。

  一九九四年一月,洛杉矶地区的北岭发生里氏六点七级地震,造成七十二人死亡,经济损失超过二百五十亿美元,这是洛杉矶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地震灾害。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这份报告的负责人纳德菲尔德说,南加州发生里氏七点五级以上大地震的可能性高于北加州。圣安德利亚斯断层是加州地震的最大肇因,它南起加利福尼亚湾,向北经过洛杉矶,直贯旧金山半岛,并向北延伸。科学家称该断层发生大地震的周期大概是一百五十年,一九0六年,该断层北部的旧金山发生里氏八点三级大地震,而从一六八0年以来,南加州还没有发生类似大地震。科学家据此认为,南加州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更大。

超级地震

  一位研究人员说,自从一九三0年以来,加州的地震活跃程度只有历史平均水平的八成,旧金山和洛杉矶地区的地震活跃程度只有历史平均水平的一半,其中原因令人费解。科学家最近利用计算机模拟了一场里氏9级的地震,发现震动将持续2到5分钟,届时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到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所有质量欠佳的建筑将无一幸免,高速公路和桥梁也将全线坍塌。不仅如此,地震还将在短时间内引发强烈海啸,当巨浪涌向海岸的时候,地势低洼的海滨城市难逃被淹的命运。

  美国地质勘探局专家亚特华德指出,西北海岸“有很长时间的地质史,可能重现智利的惨剧”,“这并不是一个是否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戈德芬格则表示,在未来50年里,俄勒冈州南部和北卡罗来纳州所处的断层南端断裂的可能性高达80%,将酝酿一场超级地震。这处断层已经“沉睡”了 300多年,一旦爆发,后果必将是灾难性的。

  智利和北美洲西北太平洋沿岸是全球的地震多发地区,那里地壳构造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强烈,其中一块常常俯冲到另一块的下方。这些所谓的“俯冲带”造就了地球上的山脉和海沟,同时也是地震形成的根源。

超级月亮

  与地震频发的智利一样,北美洲西北海岸地区大约每500到600年就会发生一次大地震。该地区上一次地震是在1700年,当时一场里氏9级的超级大地震激起了30到40英尺(约合9到12米)高的巨浪,就连对岸的日本沿海村庄都遭到破坏。碰巧2011年3月19日,月球将到达19年来距离地球最近位置,届时它与地球的距离将仅有35万多公里,看起来会异常巨大。

  前几次“超级月亮”分别发生于1955年、1974年、1992年以及2005年,而这几年全都发生过极端天气事件。2005年1月超级月亮出现前两周,印尼发生大海啸造成数十万人死亡。1974年圣诞节的“崔西”飓风,曾让澳大利亚达尔文市变成一片废墟。

  地球离月球近,之间的引力将加大,地球板块之间的长时间积累压力,这个压力弹簧将被引力触动。美国加州或世界其它地方是否会因此发生地震?必须密切注意各地生态异常反应,做好防备,但不要惊慌!

  2011年3月13日首相普京今天在克里姆林宫新发布的,由莫斯科的地球物理学研究所准备的报告,警告说,美国在在未来两周(14天)内将遭受灾难性的特大地震危机。关注的重点放在米国,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西部海岸地区,沿着新马德里断层构造带区域。这份报告进一步警告说,灾难性的地震也将在亚洲和次大陆发生,同时,很可能出现类似曰本的7.3级地震,至少发生M4这个强度,在这一时期。

  提高公众对特大地震要发生的关注,这份报告说,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地球高层大气中检测到日益增长的细微电磁信号,信号最强烈地带位于美国西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和英国科学家是在地震预报一线上发现的这些细微电磁信号,并且加大努力让太空中的卫星来检测它们。更严重的是俄罗斯科学家这份报告证实了,基督城致命地震的预测者,新西兰数学家肯环的独立分析和远程气象预报,他本周又发出一个地震袭击预警,在3月20日前后。

  肯环解释了他的预测地震的方法如下:“行星对地球非常有影响,间接地,也受到太阳的一些影响。有些行星是非常大的。如果太阳是篮球的话,行星木星和土星将是葡萄柚大小,地球在此范围内,只有一个胡椒大小。使我们的地球更形势加严峻的报告,是我们的太阳是继续喷涌出大量的太阳耀斑,最新的警告,赫曼努斯空间天气预警中心(SWWC)发出警告,今天或明天要到达我们地球的南半球。

 

 



发件人:"qhntjg" <qhntjg@163.com>  2011-03-23 15:54:28 +0800 收件人: "大军网"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天雷试投稿:《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50死士”到底在哪里?》

日本福岛核电站的“50死士”到底在哪里?

天雷

     1.日本大地震以来网上流传“福岛50死士”的故事,央视也做了报道。可是据某网站的科技调查栏目发现,此消息最早来自美国一家八卦网站,不具任何权威性,CCAV的新闻解说也完全照搬了其描述。而日本方面对这“50死士”却未有太多的宣传和关注,美国主流媒体也未见报道,最热闹的却是国内某些可笑媒体和粉丝们在大肆鼓吹与炒作。如何理解?

     2.这50个人没有任何照片视频可以证明存在,这50人的家属至今未见一人出现在公共媒体直播上。生死之际,竟然也没有一家热心媒体采访一下他们的家人,或者让他们跟家人通通话、或者播放他们的录音,这对无孔不入花样百出的日本媒体来说是不可想像的。为何?

    3.至今只有两条煽情决别短信在网上流传,可是据报道那时当地手机信号已经完全失灵,居民只能靠公用电话互相联系,那么这两条短信又是靠什么装备发出来的?

     4.至今仍未见任何日本媒体披露这50人在强辐射条件下的食物饮水如何解决,身体状况如何,他们怎样工作,特别是核电站几个机组发生爆炸时50死士是如何避险的,等等。难道他们是不吃不喝不睡觉并且是刀枪不入的超人?

    5.即使是核电站与外界的通讯联络中断,官方或者东京电力公司临时拉一条电话线路与里面50人进行工作联络,随时随地了解电站内部反应堆情况,这也是必不可少也是可以做到的吧?可是目前没有任何相关方面跟这50人进行通话、了解反应堆即时情况的电话记录或者电话录音。如何解释?

    6.据19日消息,日方称又向反应堆派遣了180人。按常规,既然又调派了180人进入核电站,那么完全可以把已经接受了“数日致命辐射”的这50位“英雄”替换下来,让家人陪同他们面见媒体,住院接受治疗。可是日本方面竟然没有行动,根本未提及这50人的行踪,似乎完全放弃了这50人的生命。难道准备让他们工作到死?

     7.目前4个反应堆已经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日本官方早就报道反应堆“水电齐停”,浇水灌水均要由直升机和外部水车来进行。那么这50个人留在反应堆设施里做什么呢?在白白接受大强度辐射吗?而在中国国内媒体的煽情报道中,却说“这50人每十五分钟进入一次反应堆,开动电机、加加水、以避免堆芯融化”。请问既然反应堆已经“水电齐停”,那么这50人靠什么来“开动电机、加加水”?在用什么来避免堆芯融化?

     8.日本方面一直在靠远距离目测来判定4个反应堆的冒烟、起火情况,至今未见一张在地面近距离拍摄的4个反应堆外部破损的照片公布出来,倒是18日公布了自卫队在空中航拍的照片。如果“50人”在里面,为何不在内部拍摄哪怕一张照片?他们看到的反应堆(或其周围)状况应该是最清楚,可从发布的新闻上看,东京电力公司、日本政府都说不知道。

     9.测量反应堆辐射量基本是在百余米外进行,从未披露过在4个反应堆几米之内采集到的辐射量。如果这50死士真的存在,为何没能采集到反应堆旁的数据?这应是最有说服力的。

     10.日方一再声称反应堆辐射太强,不能靠近,所以消防车无法抵近注水,而是采取消防车隔着几十米外进行远距离喷射。既然这项工作如此重要又如此困难,为何不见50死士中的任何一位出来配合?

     总之,如果不能解答上述问题,则对这条新闻的真实度大表存疑。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24 09:48:22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大国崛起的困境:中国人口总量多少是适宜

大国崛起的困境:中国人口总量多少是适宜

相树华 刘明福

  美国从建国以来就大量移民,欧洲多年鼓励生育,至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达到中国的零头。中国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是对于世界的犯罪,不是几千年的战略失误,不是世界的包袱,而是世界的财富,是对世界的贡献,是为世界立了一个大功劳。在全世界人口生产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中国人口的价值在升值。中国不论是人口增长还是进行人口限制,都是世界可以借鉴的财富。

  中国——可以养活多少中国人?中国可以养活多少中国人?这个问题与“地球可以养活多少人”,具有同样的性质。曾经在世界轰动一时的《增长的极限》,是罗马俱乐部基于系统动力学世界模型,在1972年所做的预言:“到1981年将没有金,1985年将没有水银,1990年将没有锌,1992年将没有石油,1993年将没有铜、铝和天然气。”

  21世纪已经过去了10年,上述资源耗竭的场景并没有出现。《增长的极限》的隐含公式,就是资源总量与消耗速度之比,它把人类发展进程太简单化了。“资源有限论”并没有错,地球上的各种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数量确实有限,但是人们利用资源的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并非固定不变的。比如现在大家很关心石油供给,但人类使用石油作为能源的历史还不到200年,人类历史的未来200年或2000年,也不可能是离开石油就无法生存的时代。

    一些专家认为:对于中国可以养活多少人,按照国际标准,人均0.8亩地就可以实现粮食自给,中国人均1.4亩,离开这底线还很远。所以中国现在有抛荒严重、卖粮难、粮价低等现象。中国现在的单位GDP资源消耗量(包括水资源)是发达国家的几倍、十几倍,其中开源节流的余地还很大,只要改变粗放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 。

  世界“人口冠军”地位不能丢

  中国在人口数量上,是继续做“人口大国”,还是做“人口中等国家”,还是做“人口小国”?这是中国在走向大国崛起、实现民族复兴中,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发达国家越发达,就需要人口越发展,于是千方百计增加其人口总量。中国人口密度小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现在发达国家都在积极引进移民,中国陷于老龄化,难以为世界提供移民,世界移民人口将被印度等人口大国垄断。这不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不利于维护民族在海外的利益。当今世界人口总量持续上升,中国为什么要降低呢?中国在人口总量上有必要为世界学雷锋、腾空间吗?难道中国的伟大复兴,要建立在人口萎缩的基础上吗?

  中国自唐朝以来,人口一直是世界第一。19世纪初期,中国人口有4亿,全球人口10亿,中国人口占全球40%。到20世纪初期,由于长期战乱,中国人口仍然停留在4亿左右,而世界人口增长到16亿,中国人口占世界1/4。2005年中国人口达到13亿,而世界人口已经有65亿,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5左右。2005年2月24日,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指出,到2050年,世界总人口将超过90亿,中国人口将有13.92亿,比例不足16%。

  把中国与印度对比,中国人口的相对数量比例迅速下降。根据英国殖民当局统计数据,1901年整个印度殖民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等地),人口为2.38亿,当时中国人口是4.26亿。2006年,印度是10.95亿,巴基斯坦是1.66亿,孟加拉国国1.47亿,尼泊尔 0.28亿,不丹0.02亿,他们的人口总量加起来是14.4亿,中国此时是13亿。中国人口已经接近负增长,而印度人口却还要增长几十年。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5月7日刊文《印度人口超越中国带来的警醒》。文章说,美国人口普查局不久前公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的警告频频压向中国,将来需要审慎应对劳动力短缺问题。中国劳动力人口将在2016年达到顶峰,为8.31亿人。因为中国妇女生育率已从1990年的2.2个减至1.6个,人口增长率为每年0.5%。相比之下印度妇女生育率为2.7,人口增长率达1.4%。预计印度人口到2025年将达到13.96亿,超过中国的13.946亿。

  人口专家易富贤指出:“中国目前已经没有了年轻劳动力优势,从2010年开始,印度18~35岁的黄金劳动力数量已经超过中国。如果中国仍然延续过去的模式,是无法与印度竞争的。”保持中国在世界人口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是防止中国“和平衰落”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中国人口目标——3亿人?

  “留下3亿人,中国才发达”,这是最近30年一些人口学家大力宣传和普及的一个人口理念,是一些人梦寐以求的中国人口大目标和人口大理想。在他们看来,没有人口大减少,就没有经济和社会大发展,就没有人均GDP和生活水平大提高。中国要想可持续发展,生育率就要可持续降低,人口总量就要可持续减少。减少到多少才算适宜呢?有人提出7个亿,有人提出5个亿,有人甚至认为3个亿足矣。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中国学者提出以4亿人为佳。1948年有人提出2亿就可以。1957年,孙本文先生提出:“8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这确实是对中国人口大目标的“战略之问”。中国人口学家程恩富认为中国应该实行更加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并鼓励无胎。他认为中国的人口峰值为15亿,要通过百年时间,利用严厉的生育政策,将中国人口从15亿减至5亿,从而使人均国力强大,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另一位人口专家李小平主张利用严格的单胎政策,将中国人口减到3亿,那样的话中国人就神气了。

  有网民评论说:程恩富、李小平等人是伪人口学家,中国人口“3亿论”、“5亿论”,是别有用心的大阴谋。按照他们严格的单胎制主张,中国将在数十年后彻底形成“4∶2∶1”人口格局,当实现变成他们所谓5亿人口或者3亿人口时,老龄人口比例将高达57.1%,而劳动人口比例为28.6%,未形成劳动力的婴幼儿比例为14.3%。也就是说,不到30%的劳动人群除了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70%以上的人口。这种畸形的人口结构,想成为发达国家完全是做梦!这种人口结构只能导致一种结局,就是国家的彻底崩溃。

  中国人口总量多少是适宜?这首先要诠释“适宜”的涵义。所谓适宜人口,其标准无非是两个:一是最佳国力人口,二是最佳生活水平人口。也就是说,判断人口多少是适宜的,要看增加人口是否增加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生活水平提高。

  在经济全球化之下,人口承载力也已经全球化。一个13亿人口的中国绝对比一个5亿或3亿人口的中国更强大。在人口减少的过程中老龄化严重,经济发展能力降低,民生压力增大,又怎么可能提高生活水平呢?

  有专家指出,在经济全球化之下,资源也已经全球化。中国减少人口为世界节约资源,最终我们节约的世界资源还是被别人使用。中国自知人口多,却要重蹈美国高耗资源的发展模式,一边大量浪费自己的资源、大肆破坏自己的生态环境,一边高喊自己这种耗费资源、破坏生态的发展模式无法承载13亿人口进入发达国家,必须通过减少10亿人口来变成发达国家,这是多么可笑和愚蠢的论断!未来地球可以容纳一个人口达100亿的发达世界,为什么偏偏不能允许一个13 亿或者15亿人口的中国成为发达国家?


 

 

发件人:"易富贤" <yifuxian@gmail.com> 2011-03-16 14:32:03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洛克菲勒基金影响中国人口政策》

    计划生育是千年一毁,其后果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请大家站在民族救亡的高度看待中国目前面临的人口危机,呼吁停止计划生育。请通过面网站下载《大国空巢》幻灯片完整版: http://www.hanminzu.com/doc/daguokongcao.ppt,浓缩版:
http://www.hanminzu.net/doc/StopBirthControl.ppt
,易富贤博客:

洛克菲勒基金影响中国人口政策

----牛文元误导温家宝

易富贤

1、洛克菲勒家族与联合国人口基金

2、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助建立了中国计划生育体系和人口理论体系

3、洛克菲勒奖获得者牛文元误导温家宝等领导

4、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两大绝招:影响领导人、制造虚假数据

5、台湾、韩国的教训

6、人口政策调整不能过分指望人口学界

1、洛克菲勒家族与联合国人口基金

我在《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计划曝光》已经揭露联合国人口基金是受洛克菲勒基金控制,其中基辛格扮演了关键作用[ REF _Ref287439582 \r \h 1]

深受优生学家、人种理论家和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影响的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在1952年就创办了人口理事会以减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 REF _Ref232061370 \r \h 2]1961年洛克菲勒三世在联合国讲演:“在我看来,人口增长是当今社会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 REF _Ref232061132 \r \h 3] 洛克菲勒三世等人的推动下,1969年设立了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

1969年洛克菲勒三世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人口增长与美国未来委员会”主席,并向尼克松总统提交了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报告。1974年在洛克菲勒三世的推动下,基辛格(洛克菲勒家族培养的政治家)被授权起草《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NSSM-200》)。《NSSM-200》的中心思想:世界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供给,只有大幅度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数量,美国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的原材料。《NSSM-200》认为,为了隐瞒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自然资源的图谋,应利用联合国人口基金等机构来实施其计划[ REF _Ref287439582 \r \h 1, REF _Ref287608505 \r \h 4]

在洛克菲勒三世的推荐(有电报为证)下,菲律宾人拉斐尔.萨拉斯(Rafael Salas哈佛大学毕业,曾在菲律宾政府担任负责粮食的官员)被任命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首任执行主任[ REF _Ref287452332 \r \h 5],并一直干到他1987年去世 [ REF _Ref287452362 \r \h 6]。联合国的机密报告显示萨拉斯被洛克菲勒三世选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的肤色(亚洲人)[ REF _Ref287452332 \r \h 5],洛克菲勒三世当时迫切需要控制亚洲人口。

http://www.unfpa.org/webdav/site/global/shared/executive-leadership/salas.jpg

拉斐尔·萨拉斯相片

萨拉斯被选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968年在伊朗德黑兰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人权会议上,萨拉斯作为菲律宾的代表,被选为大会副主席。《德黑兰宣言》提出:“Parents have a basic human right to determine freely and responsibly the number and the spacing of their children.”(父母有自由地、负责任地决定他们生几个孩子和生孩子的时间间隔的基本人权)[ REF _Ref287660219 \r \h 6]NSSM-200为了有助于避免(其他国家)指责美国支持人口控制背后的帝国主义动机,完全照搬了《德黑兰宣言》关于生育权的描述:“the right of the individual couple to determine freely and responsibly their number and spacing of children”(夫妻有权自由地、负责任地决定他们生几个孩子和生孩子的时间间隔),但增加了“and to have 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means to do so” (并且有权获得信息、受教育及其手段)[ REF _Ref287439582 \r \h 1,4]由国际人权会议的副主席萨拉斯出任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可以在人权方面掩人耳目。但事实上,萨拉斯根本就无视人权问题,比如1984年在墨西哥召开的世界人口会议的时候,萨拉斯对记者说“the UN leaves it to individual countries to determine issues of human rights”(人权问题应有各国自行决定)[ REF _Ref287660614 \r \h 7]1986年,萨拉斯说:“对于计划生育自愿性来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自己的看法。如果您是指中国的情况,我非常确信,中国自己会说,依照他们的文化标准,它们的方式不是强制性。也许依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做法可能是不可接受的,但每个国家必须依照自己的标准。”[ REF _Ref287533103 \r \h 8]

萨拉斯多次访问中国,受到邓小平等多位领导人的接见[ REF _Ref288000015 \r \h 9]198099日邓小平会见萨拉斯时说:我们正在制定控制人口的规划。这个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的经济就不能很好地发展,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提高[ REF _Ref287964681 \r \h 10]

洛克菲勒三世选中萨拉斯还有两个重要原因:“look at us and learn”(言传身教)和conviction (信念)[ REF _Ref287452332 \r \h 5]。因为萨拉斯作为负责粮食的发展中国家官员,有强烈的控制人口的信念,符合洛克菲勒用“粮食危机”控制人口的理念。而菲律宾是美国希望控制人口的地区,是后面《NSSM-200》重点提到的13个国家之一。

后面三任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也都符合“look at us and learn”conviction的原则。UNFPA的第二任(1987-2000年)执行主任是巴基斯坦财政部长Muhammad Shoaib的女儿萨纳菲丝.萨迪克( Nafis Sadik)女士(上任前是巴基斯坦负责人口控制的官员)。巴基斯坦、印度等南亚地区也是《NSSM-200》重点提到地区,萨迪克是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对南亚妇女(劳动参与率很低、识字率很低)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她又是名门之后,有号召能力。与萨迪克洛克菲勒三世都是Margaret Sanger奖获得者,该奖是为了纪念家庭计划首倡者玛格丽特.桑格女士。萨迪克多次访问中国,受到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接见。

萨迪克也是洛克菲勒慈善基金旗下的穆斯林妇女基金的顾问[ REF _Ref287481083 \r \h  \* MERGEFORMAT 11]。洛克菲勒家族公开承认是想通过“提高”妇女地位,从而动摇家庭结构,进而减少生育、控制人口,以实现“全球精英”化。下面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原话:Rockefeller also told Russo that his family's foundation had created and bankrolle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order to destroy the family and that population reduction was a fundamental aim of the global elite [ REF _Ref287481740 \r \h  \* MERGEFORMAT 12]。其实所谓的“提高妇女地位”,最大的受害者却是妇女,因为减少生育会导致老年化,而由于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长7[ REF _Ref287962443 \r \h 13],妻子又通常比丈夫年轻,妇女是老年化最大的受害者。男人老年的时候往往有妻子陪伴。而女人如果没有孩子,将孤独地生活十多年。少子化也导致女性器官的闲置,增加很多妇科疾病(乳腺癌、子宫疾病)。

http://i52.tinypic.com/2mctvgk.jpg

西方国家认为穆斯林妇女高生育率如核武器一样可怕

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三任(2000-2010年)执行主任苏拉亚.欧拜德Thoraya Ahmed Obaid)女士,是首位接受政府奖学金到美国留学的沙特女性,也是首位出任联合国部门高官的沙特女性。通过她的言传身教有助于揭下中东地区穆斯林妇女的面罩(也意味着破坏了其生育文化)从而将中东地区的高生育率降下来。欧拜德女士也是洛克菲列基金资助的纽约大学研究西方与穆斯林关系的中心(Center for Dialogues: Islamic World - U.S. - The West)的顾问委员[ REF _Ref287516153 \r \h 14]

联合国人口基金现任(2010-)执行主任巴巴通德.奥索蒂梅欣(Babatunde Osotimehin)曾是尼日利亚卫生部长。他在英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到哈佛大学进修人口学。从他的简历可见,1981年以来他因为避孕等方面的研究多次获得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的资助[ REF _Ref287517083 \r \h 15]。由他出任UNFPA执行主任将有助于降低非洲穆斯林国家(目前是世界上生育率最高地区)的生育率。奥索蒂梅欣不负众望,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呼吁“提高”非洲穆斯林地区妇女地位,进行性教育[ REF _Ref287966271 \r \h 16,17],改变传统上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等于是贯切执行洛克菲勒基金的控制人口的理念[ REF _Ref287439582 \r \h 1, REF _Ref287608505 \r \h 4]

据说1995927日,在美国旧金山曾召开 “费尔蒙特饭店会议”, 集结西方财富精英和政治精英参加的该会议认为:由于世界人口的过剩,世界将出现分化为20%的全球精英和80%的人口垃圾(应该加以处理)。

NSSM-200》指出,为了掩盖美国的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行动,应鼓励民间机构进行捐助。美国很多基金会热衷于资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比如20090528日华尔街日报就有一篇文章《亿万富翁聚会讨论人口过剩》,有诸多亿万富翁参加了在纽约的绝密聚会,其中包括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比尔.盖茨、巴菲特等等。这个绝密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延缓全球人口增长[ REF _Ref287528828 \r \h 18]

2、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助建立了中国计划生育体系和人口理论体系

基辛格在《NSSM-200》中认为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基辛格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自然不会放过控制中国人口的机会。尤其是他与1979年之后的几代中国领导人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被称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温家宝总理还亲自为基辛格打伞[ REF _Ref287967286 \r \h 19]

http://politics.people.com.cn/mediafile/200910/13/F200910130842242673319296.jpg

NSSM-200》认为,有一些国家是政府对计划生育根本不感兴趣,有一些则是政府对计划生育很感兴趣,需要并欢迎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对于后者应该给予最优先资助。显然,中国属于后者,因为中国从1971年就已经开始了计划生育。于是中国就成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优先资助国家。美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重要“捐献”者。人类生命国际(Human Life InternationalBrian Clower博士所著的《Kissinger Report 2004》估算,1965年到2004年美国共投入到联合国人口基金超过6亿美元[ REF _Ref287533103 \r \h 8]

中国政府与人口基金的合作开始于1979年,共开展了7个周期的合作,建立了一百多个合作项目,接受了2亿多美元的“无偿”(事实上是以损失上亿孩子为代价,非常昂贵)援助[ REF _Ref288000015 \r \h 9, REF _Ref287524177 \r \h 20, REF _Ref287967557 \r \h 21]

要知道中国1950-1980平均外汇储备才1.47亿美元,比如1978年是1.67亿美元,而1980年是负值-12.96亿美元)[ REF _Ref287525056 \r \h 22]1979年才开始改革开放,外汇非常奇缺。但联合国人口基金1979年就与中国签署了5000万美元的资助项目(如此慷慨、如此急迫),资助中国计划生育,“提高”妇女地位,赞助中国进行人口普查,帮中国建立人口学。联合国帮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口学家(比如顾宝昌、曾毅、翟振武、田雪原、李小平等)和计生委官员。中国计划生育的口号,如“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优生优育”,“少生快富”,“关爱女孩”,“计划生育好,政府给养老”都可以从《NSSM-200》找到原始依据。

就是说整计生委以及计划生育理论体系就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建立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口学界总是用错误的理论误导人口政策。

联合国人口基金并在国际社会宣传中国计划生育是自愿的,不存在强制堕胎[ REF _Ref287439582 \r \h 1]

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生Steven W. Mosher(中文名:毛思迪) 1979-1980年去中国调研(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社会学者)。他当时是持pro-choice(选择优先)观点的无神论者,但目睹中国残忍的强制计划生育之后,他成为了一名pro-life(生命优先)的天主教徒[ REF _Ref287527213 \r \h 23]。他回国之后,向美国社会揭示了中国强制堕胎、强制结扎的现实,并展示了一些残忍的相片,但他被取消博士学位[ REF _Ref287527226 \r \h 24]

2011120基辛格接受了知名电视主持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 REF _Ref287535323 \r \h 25]

罗斯:“2050年中国会崛起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吗?”

基辛格:“中国每年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中国将由于计划生育而在2030年开始出现巨大的人口危机,这种人口危机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因此,不能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简单地推测中国将成为强国。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落后于中国。”

基辛格现在应该如释重负了,因为他早在三十多年前就通过“计划”中国的人口而将中国的崛起“计划”掉了。澳大利亚前总理也认为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而永远赶不上美国[ REF _Ref287537988 \r \h 26]

基辛格可能也预测到,由于中国的政治惰性,即便知道真相,也会出于“政策连续性、政治稳定”的考虑,不敢全盘否定计划生育。那么中国的生育文化就不可能逆转,生育率就不可能提升。他最清楚中国走到哪里,中国的问题在哪里。他一手操纵的中国人口政策已经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挖下了巨大陷阱。而美国人口却将持续稳步增长,美国人口从1900年的7621万增加到2010年的3.1亿,依照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不考虑移民的话,2050年美国人口将增加到4.3亿;考虑移民等因素,美国人口到2100年预计将超过6亿。

而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却由1900年的25%下降到现在的19%尤其是1996年以来,每年只出生1300多万人口,只占全球10%了。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死亡,中国每年死亡两三千万,是现在的两三倍。而1996年以来平均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女孩,如果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等这些女孩到了生育期,中国生育率最多像韩国和台湾(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早20多年)现在一样只有1.0,那么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孩子(只占全球的5%),中国将出现一个长达几十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净减少一千多万人口!一个传统上占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大民族在两三代人手上很快萎缩成一个小民族!

也就是说,虽然中国现在人口仍然是美国的4倍,但美国人口是在不断增加,而中国人口却将快速减少。100年之后,中国人口在总量上只稍多于美国,但中国将是非常衰老的人口结构,而美国仍将保持比较年轻的人口结构。

中国在不同民族实行不同的人口政策,导致民族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根据历次人口普查和20051%人口抽样调查,中国少数民族比例从1964年的5.77%升高到1982年的6.6%1990年的8.04%2000年的8.41%2005年的9.44%。这可能正中西方某些势力的下怀,因为他们除了控制中国人口外,还打上了中国民族结构的主意,比如2011117日美国《外交政策》(洛克菲勒基金和福特基金支持的重要期刊)发表了一篇题为《Rise of the Hans-Why a dominant China could spark tribal warfare》(崛起的汉族-为什么中国可能爆发民族战争)文章 [27]

3、洛克菲勒奖获得者牛文元误导温家宝等领导

要影响中国领导人,还必须影响那些能够影响决策的学者。除了直接帮中国建立人口学外,还物色、培养其他学科的有影响力的学者。1978年宋健访问欧洲,东道主给他提供了不少用控制论控制人口的资料[ REF _Ref232791609 \r \h 28],宋健成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总设计师。

NSSM-200》认为,为了避免被指责,美国必须将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计划包装成“可持续发展[ REF _Ref287439582 \r \h 1, REF _Ref287608505 \r \h 4]1983年联合国决议成立一个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研究和设计人类在21世纪发展的战略和可持续发展道路。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聘请当时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作为委员会主席,同时聘请了22位专家,于是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牛文元被选中。从1983年到1987年,牛文元等人曾前往瑞典、日本等七八个国家,提出了对可持续发展的看法,部分意见最终在1987年发布的布伦特兰报告中被采用[ REF _Ref287534575 \r \h 29]

萨拉斯当年被“选中”,是因为他的“肤色”、“粮食”、“人权”背景。宋健被“选中”,是因为他是“控制论”专家,西方国家迫切希望“控制”中国人口。牛文元被“选中”,是因为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第一人”,有助于说服中国领导人和民众相信:减少人口是符合中国自己的最大利益的,是有利于其可持续发展的;而这一点正是《NSSM-200》所强调的[ REF _Ref287439582 \r \h 1, REF _Ref287608505 \r \h 4]

1988年,牛文元到中科院生态研究中心工作。他建议把可持续发展列入到科研计划中(当时不少人批判,说他们不过是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在玩概念)。1989年,以牛文元为首发布了第一份《中国生态环境预警报告》。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大力支持可持续发展[ REF _Ref287534575 \r \h 29]。两个被“选中”的重要人士合流了!

牛文元从1990年开始主持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报告》[ REF _Ref287538901 \r \h 30]。在宋健、牛文元等人的推动下,1995年,“可持续发展”写入中共十五大报告。牛文元1995年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聘为《人类发展报告》中文版主编。

从牛文元的头衔可见他对决策的影响力:中国科学院中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0031210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演:“人多,不发达,这是中国的两大国情。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这是中国领导人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的。”[ REF _Ref287554286 \r \h 31]

温家宝的这段著名演说其实就是照搬牛文元的观点,比如《学习时报》第220期发表的文章《牛文元教授: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32]

牛文元认为,在新世纪,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六个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方面就是人口问题。13亿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用乘法来看,一个小问题被13亿一乘,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用除法,一个再大的数字,被13亿一除,可能就是很小的数字。

《学习时报》的文章只是重复牛文元几年前的观点,比如《北京观察》2002年发表的对牛文元的访谈文章就有类似表达,也强调“21世纪中国发展面对的六大挑战”[ REF _Ref287560117 \r \h 33]

牛文元结论的背后是他的预测:“中国每年新增人口一千多万。每年新增的GDP大致是7-8千亿,新增人口每年要消耗掉新增GDP的五分之一左右,也就是新增GDP要拿出20%左右供养新增的人口”[32],“我国人口大约在2040年后会达到15亿至16亿”、人口总量的增加要求就业比例不断加大”[ REF _Ref287560117 \r \h 33]

作为宋健的主要助手,牛文元也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重要成员,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3年达到15亿高峰”,给中央“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的建议。

我在《大国空巢》和多篇文章已经反复驳斥了“增加人口会降低GDP分子”、“增加人口会增加就业压力”的谬论,也驳斥了所谓的15亿人口高峰的预测。国家统计局数据也表明近年每年只增加600多万,而不是一千多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 Amartya Sen)也认同减少人口并不能提高人均GDP

就是说牛文元用错误的理论误导了温家宝总理,让温家宝说出了可以永载史册的“人口乘除法”的名言,让过去10年“超额”减少了四千多万人口。

现在牛文元仍然用错误的理论继续误导决策。比如他领衔编纂的《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0》改口认为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14.6亿的顶峰[ REF _Ref287854666 \r \h 34]

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中国人口13.41亿[ REF _Ref287565340 \r \h 35],依照牛文元的说法,中国人口到2030年达到顶峰。我们假设今后年人口增加是直线递减,到2031年的时候为0(零增长)。假设2011年人口增量为X,每年增量减少Y,那么2012年人口增量为X-Y2013年人口增量为(X-Y)-Y=X-2Y2014年人口增量为X-3Y,以此类推,2031年人口增量为X-20Y。那么这21年人口总增量为21X-210Y。由于人口从2010年的13.41亿增加到2030年的14.6亿,增加1.19亿,也就是说21X-210Y=11900万。而2031年人口零增长,意味着X-20Y=0,也就是X=20Y

那么两个方程式就为:

21X-210Y=11900

X=20Y

计算结果:Y=56.667万,X=1133.33万。

那么依照牛文元的预测,2010年以后每年人口增量和人口总量应该是这样的(至少接近):

  • 1、根据“牛文元203014.6亿人口”预测(万人)

  • 年份

    增量()

    总人口()

    2010

     

    134100

    2011

    1133

    135233

    2012

    1077

    136310

    2013

    1020

    137330

    2014

    963

    138293

    2015

    907

    139200

    2016

    850

    140050

    2017

    793

    140843

    2018

    737

    141580

    2019

    680

    142260

    2020

    623

    142883

    2021

    567

    143450

    2022

    510

    143960

    2023

    453

    144413

    2024

    397

    144810

    2025

    340

    145150

    2026

    283

    145433

    2027

    227

    145660

    2028

    170

    145830

    2029

    113

    145943

    2030

    57

    146000

     

    0

    146000

 

依照牛文元的观点,那么近年每年将增加1千多万人口,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显示2006200720082009年、2010人口增量分别只有692681673672602万人。2011年开始育龄妇女急剧减少,而死亡人口将不断增加(因为老年人口激增),年增人口将不断减少,怎么可能上升到一千多万?可见牛文元的14.6亿人口高峰的新预测也是错误的

在《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0》中,牛文元还预测了各地实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他认为最早城市为上海,时间为2015[ REF _Ref287567739 \r \h 36]

牛文元的这项预测也是非常荒唐的,因为如果依照“户籍人口自然变动”为标准,上海1993年就开始人口负增长,哪里会等到2015年?如果以“实际人口变动”为标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即便全国人口出现负增长,上海人口也还将继续增长,比如俄罗斯早已出现人口负增长,但莫斯科人口仍然还在增长;日本人口已经负增长,但东京人口仍然在增加。

牛文元的“研究”简直就是跟着洛克菲勒基金的旗帜走:以粮食、环境、气候等为“理由”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削弱美国的竞争对手)1996年牛文元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比如多年前他就以粮食安全为由,提出要保护18亿亩耕地,此观点是建立在他的15亿人口高峰的预测基础上的,他说:“这也是养活将到来的15亿人口的基本保障线”[ REF _Ref287570613 \r \h 37]。中央也根据他们的建议,设立了18亿亩耕地红线。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提出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因为他认为:“我国现有13亿人,人口高峰时可能会超过15亿人。从总量上来讲,解决15亿人的吃饭问题,这么大的粮食需求量,去哪里能够买到足够的粮食?”[ REF _Ref287683094 \r \h 38] 可见,中国政府设立的18亿亩耕地红线是建立在牛文元等人15亿人口高峰这一虚假预测基础上的。

洛克菲勒基金在1976年就开始掀起全球变暖舆论(以气候危机为由限制人口),在近年形成了全球舆论[ REF _Ref287682973 \r \h 39]为了呼应洛克菲勒基金用“气候危机”控制人口的舆论,牛文元、胡鞍钢等人在1980年代就认为“生态赤字:未来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 REF _Ref287683890 \r \h 40],现在牛文元又提出要制定“低碳发展国家行动方案”[41]2009127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享受英雄般的待遇。加拿大的《金融邮报》等媒体盛赞中国一胎化政策缓解了全球变暖[ REF _Ref287532532 \r \h 42]

牛文元打着“可持续发展”的幌子,但用虚假的数据来误导决策,从而让中国走向“不可持续发展”道路,后果非常严重,比如由于相信了他们对未来人口总量的预测,国家至今还没有停止计划生育;由于相信他们18亿亩耕地底线的理论,国家在城市规划上严格限制城市用地,都是以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来进行城市规划的,温家宝总理“提倡小户型”。缩手缩脚的城市规划和小户型的住房设计,将导致今后民不聊“生”,老百姓生不起孩子。“中科院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小组应该改名为中科院中国不可持续发展研究小组”。

2010年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人口为13.41亿,据说人口普查结果也将基本一致。中国育龄妇女在急剧减少,而每年死亡人口将不断增加,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今后中国人口也很难稳定在14亿。那么采纳“18亿亩耕地/15亿人口”(1.2/人)的标准,14亿人口只需要16.8亿亩耕地。“多出”的1.2亿亩(8万平方公里)耕地加上耕地之间的“非耕地”,可以给城市发展提供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土地,以4000/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美国纽约的标准)计算,可以容纳4亿多城市人口。而中国2011年城市化已经在50%左右,也就是有6.5亿左右人口已经在城市生活;今后以14亿总人口、70%的城市化率计算,城市人口将在9.8亿,只比目前多3亿多人口。也就是说,中国城市规划根本不必要像现在这样缩手缩脚。既可以吃的好,也可以住的舒坦。何况1.2/人的耕地标准本身就没有科学依据,随着科技的发展(包括新能源),亩产还将大幅提升,对耕地的需求还将减少。

而有人透露,“201013.41亿人口”是修正后的数据(修正幅度比上次普查的1.8%还要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说明2010年真实总人口只有13亿左右。今后中国人口就更加不可能达到14亿。

中国很多城市人抱怨“人口太多,要是人口减一半就好”。其实中国城市人口“太多”,是城市规划逼迫的,以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进行城市规划,当然会“人太多”。根据中国的土地资源,完全可以将城市人口密度减少一半,那时候人们就不会觉得太多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完全否定“保护耕地”。适当的保护耕地(防止土地浪费)是必要,美国也限制农地流转。但如果为了“粮食生产”而威胁“人口生产”,那是本末倒置。21世纪最大的危机是“人口坍塌”,而不是粮食危机(当然,人口危机也会因为人口老化和年轻劳动力不足而引发粮食危机),最大的城市病是“超低生育率”。城市规划时应该设立“生育空间红线”(比如合理的容积率,平均住房面积,幼儿园、学校面积,游艺场规划等),“生育空间红线”应该优先于“耕地红线”,因为人口是第一资源(人口的智力资源可以解决粮食等物质资源问题)。

4、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两大绝招:影响领导人、制造虚假数据

虽然洛克菲勒三世、基辛格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制造“人口是负担”的全球舆论,但他们自己是认识到人口是最大的资源的,他们担心其他国家因为人口增长而崛起为强国从而对美国构成威胁。比如1974年基辛格在《NSSM-200警告说,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如此迅速的增长意味着“在今后25年内巴西在拉丁美洲和世界舞台上的势力和地位将日益上升。”[ REF _Ref287608505 \r \h 4]

为了影响巴西的人口政策,基辛格于是精心构建“美国—巴西轴心”。1964年美国策动军事政变,推翻不愿屈从于美国的巴西民选政府,并支持成立一个统治巴西二十年的军事独裁政权(1985年权力才归还予平民政府),这段时间巴西经济快速发展,但生育率也从1960年代的6.0快速下降到1986年的3.3[ REF _Ref287724625 \r \h 43]1991年,《巴西杂志》等媒体披露了NSSM-200后,巴西政府进行了调查,震惊地发现约44%、年龄在1455岁之间的巴西妇女已经永久性绝育,大多数年龄大一点的妇女在1970年代中期NSSM-200刚启动时就做了永久性绝育手术。所有计划都是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支持和指导下实施的[ REF _Ref232061132 \r \h 3]

亲美的藤森于1990年当选秘鲁总统后,联合国人口基金和美国国际发展署也在秘鲁实行控制人口计划[ REF _Ref287533103 \r \h 8]

而当年韩国、台湾政权更加亲美,联合国人口基金在韩国、台湾实行控制人口计划就更加得心应手,生育率下降也更加迅速。韩国、台湾的繁荣不过是过把瘾就死,因为繁荣的筋骨(人口)已经被抽掉了。

联合国人口基金一方面诱导发展中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一方面还夸张发展中国家人口数据,并用夸张的数据预测今后的人口变化趋势,从而误导决策。伊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伊朗作为穆斯林国家,生育率本来比较高,但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鼓动下,亲西方的拉夫桑贾尼(被西方称为“伊朗的戈尔巴乔夫”)1989年担任总统后,实行家庭计划,鼓励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生育率从1986年的6.6迅速降低到1996年的2.82000年的2.0。但是联合国人口司和伊朗的人口学家拒绝承认伊朗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这一事实,伊朗政府也就拒绝使用这一结果作为决策依据,没有采取措施防范生育率的过度下降。人口学家们预测,1976~1986年期间出生女孩高峰将引发另一个“出生高峰”,生育率会再次反弹。政府在欢呼人口控制成功的同时,面对严重的失业危机也仍然把控制人口增长作为主要关注点。2005年出台的第五个发展计划继续重申了政府致力于生育控制的政策。2006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伊朗妇女的生育率只有1.4左右了[ REF _Ref287623486 \r \h 44, REF _Ref287626793 \r \h 45]

2005年总统选举中保守派的内贾德击败拉夫桑贾尼而成为总统。内贾德总统于20061022日在议会发表演讲说:“西方国家目前生育率极低,因此担心伊朗如果人口增加过快会成为强大力量。”[ REF _Ref287662653 \r \h 46]一些伊朗有识之士认为拉夫桑贾尼总统的人口政策毁了伊朗的前途。内贾德总统多次严厉抨击限制生育政策。内贾德愤怒地说,“伊朗有人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限制生育,40年前,西方许多国家提倡家庭计划,他们认为少生孩子生活就越好。但这些国家的人口现在已经老龄化了,于是,他们又通过金钱奖励的办法鼓励所有家庭多生孩子。”[ REF _Ref287663202 \r \h 47] 但是已经晚了,伊朗的生育率已经难以回升了,目前伊朗人口增长只有1.16%1979年是3.2%)。内贾德总统鼓励生育政策还遭到亲西方人士反对,一些改革派报纸发表评论说:“大多数国家都在讨论如何控制人口,而伊朗却反其道而行之。”[ REF _Ref287663826 \r \h 48]

墨西哥是美国的邻国,对美国构成直接的人口威胁,是《NSSM-200》重点提到要控制人口的国家。美国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包括联合国人口基金)控制墨西哥人口增长,一方面又用虚假数据误导决策。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低方案预测墨西哥的生育率2005-2010年为2.212010-2015年为1.79(中方案预测是2.04[ REF _Ref287728571 \r \h 49];但2010年墨西哥人口普查显示,墨西哥的生育率只有1.7[ REF _Ref287729414 \r \h 50]天主教生育文化的墨西哥生育率只有1.7;生育文化破坏几尽的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能有多少?

联合国人口基金一直用夸张数据预测世界人口。比如2008年用四个方案预测了世界人口,低、中、高、超高方案分别预测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79.6亿、91.5亿、104.6亿、110.3亿[ REF _Ref287728571 \r \h 49]。联合国对外宣传的是中方案和高方案,然后强调“资源危机”、“气候危机”,以此强调控制人口的急迫性,而几乎不提低方案。但从中国、墨西哥、伊朗等国家的实际人口来看,联合国的低方案还过于夸张(至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就是说世界人口不可能达到80亿。

联合国人口基金也是这样对待中国的。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33,但联合国却坚持认为中国生育率稳定在1.8(而中国国家计生委将联合国的数据奉为圣旨),并纵容中国人口学家篡改生育率。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原始数据显示总人口只有12.4亿(其中可能还有2千万重报),但被额外修正进去1.8%人口,变成了12.658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据说仍然在往上修正人口。

中国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因为宋健等人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40亿。2000年生育率只有1.22了,但主流人口学家还认为中国人口会达到16亿。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仍然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15亿。2010年牛文元仍然认为中国人口会达到14.6亿。一方面夸张地预测人口增长,一方面夸张资源、环境危机,构建一个紧急避险的世界末日理论,误导决策和民众。在这种“理论核武器”辐射之下,中国整个国民的人性都发生了异化,不将人当人看,国家领导人都不知道热爱人民,而是将13亿人民当成负担、包袱、垃圾,需要千方百计减少“人口分母”。

从计划生育可以看出中国的决策机制存在巨大的风险。中国应该反省目前的决策体制,需要学术“清君侧”。

5、台湾、韩国的教训

生育率下滑是“势能”,是免费的。即便不实行计划生育,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也会自发下降,人口也不会无限增加下去;1970年代发达国家生育率快速下降到1.8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却仍然高于4.0,发达国家有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急迫愿望,《NSSM-200》的目的就是通过“举手之劳”而将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提前推下了悬崖。鼓励生育却需要昂贵的“动能”,是高成本(物质成本和文化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生育率被推下悬崖后,又缺乏发达国家那样的“动能”,今后将在低生育率的泥坑中衰亡。

生育率在1.7-1.8左右,说明传统生育文化还没有完全破坏,各项经济设计也还没有完全畸形化,如果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还是可以回升的。比如美国、法国、英国在1970年代后期生育率降低到1.8,但后面出台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都出现回升,美国1989年就回升到2.0以上,1990年代之后稳定在接近2.1的水平;法国、英国也在2000年之后生育率也开始回升,现在法国攀升到2.1了,英国回升到1.95左右。中国喊了几十年的超英赶美,结果发现既超不了英,更赶不了美。

而德国生育率在1970年代下降之后,却没有像美国、英国、法国那样稳定在1.7这个坎上,而是继续下降到1980年代的1.41990年代的1.3。西班牙的生育率下降时间比较晚,1970年代后期还维持在2.6左右,但1980年代初开始快速下降,1990年代之后只有1.2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生育率也是一泻千里,到1990年代后期只有1.3了。由于德国、西班牙、俄罗斯生育率太低,需要的“动能”太大,虽然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已经很难回升了。

韩国、台湾在1960年代提倡只生二胎,生育率快速下降,曾被联合国视为是“少生快富”的典范,两地区生育率分别在1983年、1984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台湾在1986-1997年期间生育率徘徊在1.75的水平,韩国在1984-1995年期间生育率徘徊在1.65的时候,这段时间是人口发展的最后时机。但是由于台湾、韩国的人口学也是受制于联合国人口基金,学者们对低生育率并没有引起重视。

在人口学家们的推动下,台湾于1983年还制定《中华民国人口政策纲领》(简称《纲领》),提出“缓和人口成长”;1984年制定“优生保健法”。1980年代后期台湾的生育率只有1.7左右,但仍然鼓励堕胎和结扎,1988年规定“军公教及公营事业人员,依法接受人工流产或结扎手术者,给假三天”。1990年推行“新家庭计划”,但宣传口号还是“适龄结婚,适量生育”。1992年修正《纲领》,将人口成长目标由过去的“缓和人口成长”改为“维持人口合理成长”。2001年台湾生育率只有1.42003年只有1.24,但很多台湾学者还坚持认为“台湾人口已经太多了、密度太高了”,“鼓励生育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2006年(生育率已经只有1.1了)修正《纲领》,才明确提出“实施人口教育,营造有利生育、养育之环境”[ REF _Ref287622065 \r \h 51]。但是已经晚了,台湾生育率继续下降,2010年只有0.9了,全球最低[ REF _Ref287622234 \r \h 52]。现在很多台湾的人口学家还没并醒悟过来,还跟着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旗帜在性别“平等”上做论文。

1990年代中期,韩国人口学界就是否应继续鼓励少生的生育政策的辩论。结果开明派占了上风,政府放弃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转而实行“新人口政策”[ REF _Ref287623486 \r \h 44]。但所谓的开明派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认为最佳生育率是1.6,提出“关爱女孩”,鼓励妇女参与物质再生产而不是人口再生产。使得韩国错失人口发展的最佳时机,生育率继续下降到2000年的1.47。直到2004年,韩国政府才正式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2005年出台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2006年提出了“2020战略”,但仍然只是将目标生育率定在1.6 [ REF _Ref287623486 \r \h 44]。“鼓励生育”之后,2009年的生育率仍只有1.15

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是韩国、台湾人口发展最后机会,也是两地城市化加速完成阶段,但学者们却以“资源短缺”为由,建议“保护耕地”,限制城市用地,结果两地以民不聊“生”的方式(高容积率、高房价)完成了城市化。比如汉城的土地面积仅占韩国国土面积的0.6%,但2000年汉城的地价占全国总地价的29.3%。据清华大学中文系旷新年教授的考察,韩国公共教育已经形同虚设了,家长都是指望补习班,这也意味着韩国的教育成本非常高,老百姓根本生不起孩子了。现在韩国、台湾的城市化已经完成。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已经成型。鼓励生育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很难在老年福利和儿童福利找到平衡)、政治成本(比如台湾女性已经政治化,很多女性选择政治而不选择婚姻了)将非常高。今后经济和政治崩溃将难以避免。

6、人口政策调整不能过分指望人口学界

由于打着“人口学”的旗号,现在全国人民(包括决策层)在人口政策调整上对人口学家寄予重望。但其实说的文雅一点,人口学界是尸位素餐;说得粗俗一点,是占着茅坑不拉屎

对我的“人口学是伪科学”的看法,人口学界很多人并不服气,他们认为他们一直在努力提高,在努力奔走。但评估一门学科,需要从宏观上看投入和产出。学术研究本来就是search + search =research的过程,“吃进的是草”之后,既能“挤出牛奶”(有价值的成果),也能“拉出屎”(学术糟粕)。但人口学与其他学科不一样,没有“挤出牛奶”来,而只是“拉出屎”。评价一门学科的价值,要看代表学科水平的集体性的结论,要看会长、副会长们的观点。囊括了绝大多数人口学者(三百多位学者)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最佳生育率是1.8,而中国生育率正好是1.8,人口会达到15亿高峰,需要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 REF _Ref287801056 \r \h 53]2010年“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80多名专家的集体结论是:“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未来30年还将净增2亿人左右,人口峰值将在2033年将达到15亿人,人口总量的持续上升造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 REF _Ref287801072 \r \h 54]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是打着300多专家的旗号给国家“十一五”提供的建议,“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是打着80多名专家的旗号给“十二五”提供的建议,如果说战略组“强奸”了你们的观点,那么你们“报警”(至少在网络报案)了没有?如果说会长张维庆、副会长翟振武不代表你们的观点,那么是谁选他们当会长、副会长的?

顾宝昌教授算是人口学界的开明派学者。2004年、2009年两次牵头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中国改革》 2010年第5期曾发表《人口政策建言八年之旅》介绍了顾宝昌等人的努力。

我在《大国空巢》中曾批评过顾宝昌,因为2005年作为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的顾宝昌通过媒体宣称,中国人口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10年就有1个亿的新增人口,这样推测再过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极限[ REF _Ref287801403 \r \h 55]。后面看到他在为人口政策调整而奔走,我指望他能够醒悟过来。但我看了他们2009年给中央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我非常失望。

顾宝昌等人的建议是“放开二孩、防止多孩”,并且还要“选择若干生育水平长期偏低、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较好的大城市如上海,和较发达的省份如江苏、浙江的部分县市先行试点先易后难、先点后面,逐步推开”。他们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1,政策生育率是1.47,而他们预测的最佳方案的生育率是1.6,并且强调说1.6的生育率是“目前多数人口学者所接受的水平”。

看来中国人口学界的开明派与韩国人口学界一样有1.6的生育率”情结,是因为韩国和中国人口学科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助建立的。韩国已经因为“1.6的生育率”而后悔莫及,难道中国还要走韩国的覆辙?并且顾宝昌的观点比1995年韩国人口学界还要保守。当时韩国人口学界是要求停止计划生育的,而顾宝昌等人却只是提出逐步放开二胎。

韩国、台湾、伊朗的二胎方案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伊朗总统内贾德严厉批评二胎方案:“有人主张只生两个孩子,这意味着40年后伊朗民族将失去一切。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严重性,防止民族老化。”[41] 中国自己也在两百多万人口的地区实行二胎试点二十多年,证明二胎方案也是错误的。为什么顾宝昌等人却还只提出要放开二胎,并且还要先试点?如果说国内舆论空间有限,那么您们在美国《科学》杂志上为什么也只提二胎试点?其实国内也并不禁止学者提停止计划生育,现在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学者已经站出来呼吁停止计划生育,但偌大一个人口学科,只有梁中堂、李建新这两人站出来明确呼吁停止计划生育(他们两人要算是人口学界的孤胆英雄了,他们也没有受到政府的责难),这样的学科如何面对历史?以损失数亿人命为代价,还唤不醒人口学家,这样的学科还有必要存在吗?我重申2006年就说过的话:如果人口学界还只提二胎方案,那么是犯罪!

中国的悲剧是知识精英的悲剧。作为最先应该呐喊的人却沉默着,作为最先应该觉醒的人却昏睡着……或者聪明到可以揣着明白装糊涂,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太阳都照屁股了,人口学家们才爬起来,揉了揉还睡意朦胧的眼睛,慢吞吞地伸懒腰,然后叫着“二胎试点过渡”方案(与“人口学家”的身份相符吗?)。1979年针对我国刚出台的一胎化生育政策提出生两胎的梁中堂,那叫进步;现在提二胎试点,那叫不识时务(就像1911年还在提变法),是和稀泥,是二次误导!引发困境的导火索已经找到,但人口学家不去掐断这个导火索,而是延长导火线。不能因为人口学界有一个更保守的李小平的存在(其他学科存在众多的“程恩富”),其他人口学者都变成“开明派”了。

媒体和决策层给人口学家更多的话语权,是因为看中了“人口学”这身军装。但顾宝昌等人打着“人口学家”的旗号,却只提二胎试点方案(不但滞后于其他学科的学者,更滞后于网络民意);就像装备了飞机、坦克、大炮的军队,大敌入侵之时,却没有去守卫边疆,而是只在后山打了几只野兔子回来。

学者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判断,有什么样的认识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结论。人口学界开明派还只是这种水平,是因为人口学先天不足。比如顾宝昌1981年为第一位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奖学金出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也是在1986年第一位回国工作的人口学博士,1988年为第一位受聘担任联合国人口基金长期顾问的中国专家。曾担任亚太经社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银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世界卫生组织的顾问[ REF _Ref287804469 \r \h 56]

就是说,作为联合国人口基金培养的学者,顾宝昌的整个学术背景是“人口控制”。从个体来说,顾宝昌能够提二胎试点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而其他当绝大多数人口学家还在装睡),是经过反复思想煎熬的,是需要高度的勇气的,我个人对他们是非常敬重的。“1.6的生育率”、“二胎试点”一方面可以让人口学们不背叛自己过去的教育,不否定自己终生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又能使得自己良心得到安宁(得到某种救赎)。就像竹笋冲破多层岩石的阻拦,终于露出了地面(相当不容易),但是先天不足决定了只是歪竹子,是不堪大用的。将人口政策交给他们来决定,将后患无穷!中国人口学的全名应该是“人口控制学”,但中国需要的是“人口发展学”。

顾宝昌教授认为“要避免情绪化和政治化”。从顾宝昌教授本人的视野看,人口问题是学术问题;但学术问题背后却是深层次的政治问题。从马尔萨斯人口论开始,人口问题就从来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意识形态问题,甚至是高于政治的意识形态问题。美国人口学就长期属于外交学院。联合国成立人口基金、联合国人口基金帮中国建立人口学,本身就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比如顾宝昌教授能够摆脱头脑中人口控制理论的“条条框框”?

作为研究人口学三十年的学者,顾宝昌教授到现在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与发达国家一样是2.1(要知道中国性别比失衡是如此严重,而婴幼儿死亡率也是发达国家10倍)[57]这难道是学术问题?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高级专家、中华人口奖获得者曾毅,竟然预测根据他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方案,2080年中国生育率能维持在1.85(要知道韩国、台湾社会发展水平只比中国早20多年,现在在全面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只有1.0),这难道是学术问题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我的接触,我相信顾宝昌教授的动机是好的(顾宝昌的性质与牛文元也不同),就像三国时期的蒋干的动机也是好的一样。顾教授能够冲出重重理论束缚,勇敢地站出来,是令人可敬的,是值得鼓励的。

年轻一代人口学者的观点比他们的老师要开明,如果说顾宝昌这一代是“歪竹子”的话,那么下一代的却有一些“直笋”,但是长大成直竹子之后也不足以单独成为支撑人口大厦的栋梁,而只适合用来修建屋前的竹篱笆。停止计划生育之后,要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需要调整整个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是需要全民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

注释:

1.              易富贤.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计划曝光.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6/17/content_936306.htm

2.              Population Council. http://www.popcouncil.org/about/faqs.html

3.              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威廉•恩道尔), 赵刚等译.《粮食危机》.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09-01.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72188

4.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00 (NSSM 200) - April 1974. http://www.population-security.org/28-APP2.html.

5.              Jean Guilfoyle. NSSM 2000: blueprint for de-population. The Interim. July 1998. http://www.theinterim.com/july98/20nssm.html

6.              Former UNFPA Executive Director, UN Under-Secretary General Rafael Montinola Salas. http://www.unfpa.org/public/site/global/lang/en/pid/4755

7.              The Coming Population Crash and our Planet's Surprising Fu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2010, P81.

8.              Brian Clowes. Kissinger Report–2004. Human Life Internationa. http://www.hli.org/nssm_200-kissinger_report.pdf

9.              中国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为人口与发展合作的30年历程. http://www.un.org.cn/public/resource/4d777c9afa665ccf289b9af71eadf414.pdf

10.          《邓小平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论述》,彭珮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39页。

11.          Muslim Women’s Fund. http://www.rockpa.org/page.aspx?pid=309

12.          Paul Joseph Watson. Rockefeller Admitted Elite Goal Of Microchipped Population. Prison Planet. Monday, January 29, 2007. http://www.prisonplanet.com/articles/january2007/290107rockefellergoal.htm

13.          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长7. 人民网(来源:《广州日报》). 20080706.   http://health.people.com.cn/GB/7474508.html

14.          Center for Dialogues: Islamic World - U.S. - The West.http://www.centerfordialogues.org/about_Dialogues_Islam_US_West

15.          Babatunde Osotimehin CURRICULUM VITAE. http://www.africasexuality.org/abuja2008/download/bio_osotimehin.pdf

16.          Statement by UNFPA Executive Director Dr. Babatunde Osotimehin and UNICEF Executive Director Anthony Lake on International Day of Zero Tolerance to FGM/C. UNICEF. 6 February 2011.http://www.unicef.org/media/media_57614.html

17.          Educating Young Women: Executive Directors of UNESCO and UNFPA Share a Common Vision. UNFPA. 02 March 2011. http://www.unfpa.org/public/cache/offonce/home/news/pid/7328;jsessionid=BFA426647B79F760B534DC5438808BB1

18.          亿万富翁聚会讨论人口过剩. 华尔街日报. 20090528. http://chinese.wsj.com/gb/20090528/wrt101244.asp

19.          基辛格:温总理为我撑伞“让我深受感动和深感荣幸”. 人民网.20091123.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0428688.html

20.          中国一联合国人口基金合作关系简况.  http://hzc.hunancom.gov.cn/Upload/doc/EditorPic/200742164239532.doc

21.          中国政府- 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七周期国别方案2011-2015. 联合国人口基金. http://www.un.org.cn/public/resource/68d3f1d844fd90a66808a4dddb5ce587.pdf

22.          中国历年外汇储备总表--1950-2005. 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tjsj/tjsj_detail.jsp?id=5&ID=110400000000000000,1

23.          Our President Steven W. Mosher. The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  http://www.pop.org/about/our-president-803

24.          Steven W. Mosher. Source Watch. http://www.sourcewatch.org/index.php?title=Steven_W._Mosher

25.          Charlie Rose Talks to Henry Kissinger. Bloomberg Businessweek. January 20, 2011. 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content/11_05/b4213015834652.htm

26.          澳前总理称中国永远也赶超不了美 预言印度将超中国.环球时报.2010-11-01.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11/1216166.html

27.          JOEL KOTKIN.Rise of the Hans-Why a dominant China could spark tribal warfare.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7,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1/17/rise_of_the_hans

28.          梁中堂.“一胎化”政策形成的时代背景. 二十一世纪.20094月号,64-73.

29.          温志宏,刘梦羽. 采访牛文元:大道至简. 中国网(来源:《中国报道》2009年第四期). 2009-04-17. http://www.china.com.cn/book/zhuanti/qkjc/txt/2009-04/17/content_17625738.htm

30.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采访. 新浪网(来源:成都商报).20100725. http://news.sina.com.cn/c/2010-07-25/034117858627s.shtml

31.          温家宝总理哈佛演讲:“把目光投向中国”. 人民网. 20031211. 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1/2241298.html

32.          牛文元教授: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学习时报》第200. http://discovery.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544594.htm

33.          王桂玲. 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谈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北京观察》. 2002年 第03.

34.          中科院预测2030年中国人口将实现零增长. 新浪网(来源:北京晚报). 20100729. http://news.sina.com.cn/c/2010-07-29/162820785047.shtml

35.          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浪网(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1年02月28日.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10228/10169442792.shtml

36.          八年后北京人口“零增长”.新华网(来源: 新京报). 20100729.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7/29/c_12387198.htm

37.          牛文元:中国发展需设三保障线. 中金在线(来源:中国窗).20080312. http://news.cnfol.com/080312/101,1277,3896061,00.shtml

38.          徐绍史: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腾讯网(来源:国土资源部网站). 20090923日 http://view.news.qq.com/a/20090925/000034_1.htm 

39.          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发展中国家的下一个巨大挑战. 洛克菲勒基金会. 2008415. http://www.rockefeller.org.cn/zy-c.html

40.          胡鞍钢、王毅、牛文元:《生态赤字:未来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分析》,19898月,载中国科学报编:《国情与决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年。

41.          牛文元委员:“低碳发展”需要国家行动方案. 搜狐网(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10309.http://roll.sohu.com/20110309/n304089442.shtml

42.          Diane Francis. The real inconvenient truth--The whole world needs to adopt China's one-child policy. Financial Post. Dec. 8, 2009. http://www.financialpost.com/story.html?id=2314438

43.          Rutenberg N, Ochoa LH, Arruda JM. The Proximate Determinants of Low Fertility in Brazil. Inter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Vol. 13, No. 3, (Sep., 1987) pp. 75-80.

44.          顾宝昌. 韩国、伊朗低生育率之惑. 新浪网(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080721.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721/03202337158.shtml

45.          Mehryar AH, Aghajanian A. Below Replacement Fertility in Iran: A District Level Analysis of 2006 Census.http://iussp2009.princeton.edu/download.aspx?submissionId=91947

46.          伊朗总统鼓励国民多生多育. BBC中文网. 20061023.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6070000/newsid_6076200/6076234.stm

47.          内贾德警告说必须防止人口老化.人民网. 20100430. http://news.sohu.com/20100430/n271869149.shtml

48.          张淑惠. 伊朗人也搞计划生育.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 2006-10-27. http://gb.cri.cn/12764/2006/10/27/1865@1275881.htm

49.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 population database. United Nations, 2009. http://esa.un.org/unpp/index.asp?panel=2

50.          MARK STEVENSON. Mexico census: Fewer migrating, many returning. The Washington Post (from: The Associated Press). March 3, 2011.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1/03/03/AR2011030303965.html

51.          蔡宏政 ,「台灣人口政策的歷史形構」,台灣社會學刊2007 3966-106http://society.nhu.edu.tw/teacher/hjtsai/hjtsai.files/p065-106-%5B1%5D...pdf

52.          2010年生育率为0.9 再创全球生育率最低纪录. 中国新闻网. 20110128. http://www.chinanews.com/tw/2011/01-28/2818016.shtml

53.          人口发展战略报告要点. 搜狐新闻(来源海南日报). 20070112. http://news.sohu.com/20070112/n247567963.shtml

54.          中国人口老龄化提速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遇困境. 中新社.2010710.http://w2.cns.com.cn/gn/2010/07-10/2394182.shtml

55.          中国13亿人口日推迟了4 13亿人如何确定? 中国新闻网. 200516. 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1-06/26/524913.shtml

56.          顾宝昌简历.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网站. http://rkxx.ruc.edu.cn/Html/shiziduiwu/zhuanzhijiaoshi/84226.html

57.          徐梅,易洁,镇晶晶. 专家称中国本世纪面临人口负增长风险. 新浪网(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20101029.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0-29/125521377440.shtml

 

 

 

 

重庆20万机关干部下乡驻村 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人民日报 记者 崔佳

2011年03月21日

    现在的重庆,数以十万计的机关干部正参与“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35万名干部职工“结穷亲”57.6万户,结亲率99.4%,活动覆盖全市;在1.1万个村社党组织推广定期接访、进家入户走访、群众意见限期办理反馈“三项制度”,把群众的急难困苦化解在源头。当地群众评价,“大民小官”的政风正在形成。

  机关干部接地气 “三进三同”参与率达98.9%

    “这是我第二次入党!”重庆市委组织部干部王平这样由衷感慨。 在“三进三同”中,王平住进了云阳县黄龙镇老屋村91岁高龄的退伍老兵黄先春家里。老人曾立过赫赫战功,拥有3枚军功章,他在双脚浮肿、生活清苦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入党的信念。在代老人写入党申请书时,王平百感交集地说:“这是我思想上的第二次入党啊!”

    “三进三同”,是指机关干部每年至少用1周时间,新提任领导干部、新招录公务员用1个月时间,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制定这项制度,就是为了突破干部与群众联系方式的官僚化、联系渠道的狭窄化、联系手段的唯物质化,推动机关干部走下高楼、走出书本、走出课堂,根植沃土、接上地气,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摸爬滚打中触及灵魂、锤炼党性。”重庆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10年,全市机关干部参加“三进三同”近20万人次,参与率达98.9%。

    按照重庆市委要求,重庆市的干部打起背包进农家,用农家筷、吃农家饭、睡农家床、盖农家被、干农家活,累计参加劳动85.2万天。

    有需求伸援手 帮“穷亲”就业19.3万人

    重庆市万州区普子乡碗厂村65岁的杨元云有5个女儿,但现在老人最惦记的却是他的“干亲戚”——区委党校干部周宗成。

“不仅是过年过节来看我,平时也非常关心我,真让我感动。”杨元云说,去年7月,他家的房屋失火,周宗成得知后马上就送来了慰问金;最近,杨元云查出患上了肾结石,周宗成得知后立即赶到乡卫生院,抓了10多服中药,在当天天黑之前再次上山,送到他家中,让他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跟工农群众交朋友,与困难百姓‘结穷亲’。”按照重庆市“结穷亲”的规定,市管领导干部每人结对帮扶1户困难党员、1户困难群众,市级机关处级干部、区县管干部每人结对帮扶1户困难党员或困难群众,一般干部职工以支部为单位集体结对帮扶1户以上困难群众或困难党员,每年到“穷亲”家中不少于两次。

    在整个活动中,仅市领导就“结穷亲”74户。市领导的示范带动,有力地推动了活动深入开展。有的干部把“穷亲”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建起蔬菜、花卉、水果园,一年户均增收就达7000余元,老百姓把这称为“开心农场开心果”;有的群众在干部离村时泪流满面,自发“十里相送”……

    除了逢年过节上门慰问,干部们对“穷亲”做到了有需求伸援手,有困难送温暖,保持联系走动。自活动开展以来,共帮助“穷亲”子女入学11.1万人、就业19.3万人,解决具体困难45.1万个。

  进家入户走访 3年接待群众435.5万人次

    春耕忙碌时节,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金家湾社村民蒋光福却因家庭困难、病痛困扰,一直为种地发愁。村党委书记卢云在“三项制度”活动中入户走访时得知后,立即为蒋光福购买了种子和化肥,亲自送到他的家中。接着,由村“两委”成员、大学生“村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的春耕帮扶队,也来到蒋光福家,帮他犁田、锄草,解了他的燃眉之急。老蒋感激得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

    “过去赶车找干部,现在办事不走路,老百姓打心眼里欢迎‘三项制度’。”重庆市江津区大桥村村民周辉荣说。

     重庆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从2008年起,重庆全面推行联系服务群众“三项制度”,即村社党组织书记每周接访群众、班子成员每年两次进家入户走访群众、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该制度在设计上突出了硬性原则:接访要一人一记,一事一记;走访要分片包干,填写《民情日志》,一家一户建民情档案;对群众意见要限时办结反馈或作出解释说明,由群众评价签字。

     3年来,重庆各级干部在“三项制度”活动中接待群众435.5万人次,走访群众4212.3万户次,覆盖97.5%的城乡居民,建立民情档案20万册。通过走访,切实改变了过去底数不清、情况不明、信息不畅的状况;共收到群众反映问题336.9万件,帮助解决281万件,全市信访量每年下降20%以上。

    村(社区)干部在落实“三项制度”中也提高了做群众工作的能力。重庆市綦江县文龙村党总支书记王成伟说:“过去参加选举没底气,现在不怕了,‘三项制度’让老百姓进一步了解我、信任我,今后选举,相信大家会投我的票。”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2011-03-16 01:16:0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2011 in China

本届《政府工作报告》要点解读

中央民族大学 张宏良

2011-3-12

    这两天,全国人大代表正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民也应该认真审议一下这个报告,这是建国以来极其罕见的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字里行间充满着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和利益对立,一方面几乎是从头至尾都在突出民生政策和民生关怀,另一方面却又是处处包含着对民生政策的蔑视和挑战,甚至有些地方带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敌视情绪。只是这种挑战和敌视情绪,十分巧妙地掩藏在各种专业词汇和事件认定的背后,如果不了解这些事件,往往很难觉察。虽然一般读者难以觉察,但是政策执行者却十分清楚,他们会十分驾轻就熟地把这些政策推向反面。这种状况反映了报告背后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

    本届政府工作报告这种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和对立,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是当今中国社会实际政治状况的反映。报告对民生问题的高调关注,是由目前人民群众的民生要求和党内日渐增强的民生价值取向决定的;而掩藏在政策术语和专业词汇后面的敌视情绪,则是由国内外精英集团对决策层的影响决定的。这就使本届政府工作报告具有了双重性质,在思想理论层面,人民群众的民生要求和党中央的民生政策,占据了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但是在具体政策层面,继续以牺牲民生而求发展的原有立场,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不移,从而为今后政策落实过程中,把民生政策变成掠夺民生的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权变余地。

    这种民生大潮下面的暗流涌动,在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中随处可见。下面,我们就也来履行公民责任,和大家一起审议一下本届政府工作报告,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前后顺序,随机抽取几个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要点问题,作一个简要解读(括号内斜体字是引用报告原文)。

    1,今年物价上涨幅度将超过去年。

    政府工作报告规定“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2010年政府规定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控制目标是3%,今年上调至4%,CPI控制目标的涨幅高于去年三分之一。2010年CPI实际涨幅是3.3%,是控制目标的110%,如果以此类推,今年CPI上涨幅度将达到4.4%左右。由于如今物价上涨往往具有定向性通货膨胀的性质,越是一般民众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如食品等价格上涨幅度就越大,通货膨胀的灾难主要是打在穷人头上,所以,平均百分之几的物价涨幅反映在粮食蔬菜副食品上,至少将会达到百分之十几乃至百分之几十的涨幅。大家回顾一下2010年粮食蔬菜副食品价格的实际上涨状况,就能够感受到比去年高出三分之一的物价涨幅,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压力了。

    比CPI控制目标上调百分之三十更加重要的,是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态度,如果政府认为2010年的居民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就会压低今年CPI控制目标;相反,如果政府认为去年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就会调高CPI上涨幅度。显然,政府工作报告认为2010年不仅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是可以接受的,甚至仍然具有很大上涨空间,所以才会调高CPI控制目标,并且与此同时,坚持出台一系列价格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和各类电价定价机制。推进水价改革。研究制定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的指导意见。价格改革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承受能力。”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所谓价格改革已经成为提高物价的同义语,所以才会强调价格改革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如果相反,价格改革的结果是物价下降,那么要考虑的,将不再是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而是公司老板的承受能力。暂且不说上述这些产品价格改革的负担是不是应该由老百姓承担,单就这种改革的对象而言,就违背了现代社会的人文要求(更遑论社会主义要求)。现代社会的基本人文要求,是劫富济贫约束资本,而不是劫贫济富约束穷人,改革的对象应该是富人而不是穷人,改革应该考虑的是少数富人的承受能力,而不应该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改革的基本逻辑。

    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中的“人言”,就是指的大地主大富豪。当时改革是针对这些大地主大富豪的,必然会引起这些大地主大富豪的强烈不满,所以王安石说不要去理会这些大地主大富豪的不满言论(人言不足恤),不考虑这些大地主大富豪对改革的承受能力。而如今中国改革则完全颠倒了改革对象,不再象王安石变法等历代改革那样是抑制豪强,而是剥夺百姓,所以才有了“改革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承受能力”的说法,而什么是“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承受能力”?从来就没有任何量化标准,按照普世价值派的流行说法就是一条,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只要不超出这个承受能力,无论老百姓怎样哭爹叫娘也一概不管,统统都是“人言不足恤”。

    所以,如今中国改革不是应该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问题,而是应该把被颠倒了的改革对象重新颠倒过来的问题,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潮流。等到什么时候政府工作报告再提到改革时强调要考虑富人的承受能力问题,改革才算是回到了正确的历史轨道。

    针对国际物价和粮价暴涨的问题,本届人大新闻发布会说什么,目前中国粮食库存充足,国际粮价暴涨不会影响到中国。其实,国际粮价会不会影响到中国,并不取决于手中有没有粮食,而是取决于心中有没有百姓。国际粮价对中国的影响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价格与国际接轨的改革形成的,只要国务院发改委坚持价格与国际接轨,坚持让垄断了全世界85%以上粮食的世界四大粮商进入中国市场,那么中国粮食和食品价格的暴涨就不可避免。

    2,收入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维持现有分配差距不变。

    本来,民生问题应该是本届政府工作报告所要解决的头等问题,而民生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坚决缩小收入差距,应该是本届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大的亮点问题,可是恰恰在这个人民普遍意料之中的问题上,做出了让人民十分失望的决策。报告规定未来收入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首先,“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决定了未来老百姓的收入要与经济同步增长,而不是要快于经济增长,同步增长意味着现有分配比例关系保持不变,现有分配格局保持不变。如果是在收入分配合理的基础上,保持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目前贫富两极分化极其严重,收入差距极不合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都落入洋人和富人腰包的情况下,实行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同步增长的政策,就只能是强制维护现有极不合理的分配格局。

    虽然让老百姓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比之现在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是一个进步,但是让老百姓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绝不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而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种经济犯罪现象。政府工作报告绝不能满足于消极地终止这种经济犯罪现象,而应该积极地主动造福于人民,要让居民收入增长大幅度超过经济增长。俄罗斯和印度的经济发展都落后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更是小于中国,可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都成倍地高于经济增长,被联合国称为是“穷人增长模式”。俄罗斯和印度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连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够让居民收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加能够做到。

    其次,在现有的所有制格局和市场化条件下,报告中提出的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空中楼阁。目前,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员比重很小,绝大部分就业都是外资企业、私人企业和个体经营;前者收入已经不低,后者收入国家不管,所谓收入调控只是空调。报告本身也反映了这一点,报告列出的调节手段就是“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加强对收入过高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在这里,全部手段充其量也就是把国有企业的部分高收入拉下来,而根本没有提高国有企业之外绝大多数居民收入的任何具体手段。

    不仅如此,这里发出的一个更加可怕的信息在于,报告认为目前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关键,是某些行业工资过高,而不是其它绝大多数行业工资过低,所以解决办法不是把其它绝大多数行业的工资提上去,而是把少数行业的工资降下来。如此一来,绝大多数行业的低工资不上涨,少数行业的高工资再下降,结果必然是工资总水平的整体下降。在此,我们遇到了一个十分尖锐的政治问题,当今中国究竟是某些行业(注意是行业而不是阶层)的工资太高,还是其它绝大多数行业工资太低?显然,稍微了解世界工资状况的人,只要不是心怀恶意,答案自然十分明确。当今中国工资占GDP的比重,无论横向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比较,还是纵向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较,都双双达到了最低水平。所以,当务之急是把绝大多数行业的工资提上去,而不是把少数行业的工资降下来,这才是解决工资收入差距的正确做法。

    其实,提出所谓行业工资差距的问题,其用意完全是在转移社会注意力,掩盖目前中国工资差距的真正问题,这就是“工资双轨制”问题,也就是工资制度上的“一国两制”:高管人员薪酬与发达国家的CEO接轨,一般员工的工资维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发达国家的CEO高薪中含有巨大的风险收入,而中国高管人员没有任何风险,所以中国高管人员的薪酬实际上也高于发达国家CEO。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工资制度,这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荒谬现象,而本届政府工作报告却十分明确要坚持这个制度,“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规范的目的是要维护这个工资制度,而目前需要的是要废除这个制度。废除目前带有官僚特权和资本特权双重性质的工资双轨制、退休双轨制、养老双轨制,已经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要求,不仅仅是人民大众的要求,不仅仅是现代文明的要求,也是最基本的天理人伦的要求!

    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绩效工资改革”的肯定,也反映了今后工资收入改革的基本方向,只能是越来越扩大现有的收入差距。所谓绩效工资改革,是与军队工资上涨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地方事业单位的工资上涨方式。本来,党中央是把工资上涨作为逐步缩小收入差距的一种方式,中央军委严格贯彻了党中央的政策,采取自下而上逐步递减的方式上涨工资,普通士兵工资上涨幅度最大,按照官职逐步递减,到将军这一级工资上涨幅度最小,如此一来,工资上涨的过程也就是缩小收入差别的过程。可是国务院却采取了与军队完全相反的工资上涨方式,即所谓绩效工资改革,由财政部门把120%的工资总额拨给各个单位,让各个单位按照绩效挂钩的原则,自己制定这120%工资总额的分配方案,由于是各个单位的官员自己决定120%工资的分配,结果不仅是工资上涨中那20%,绝大部分落入了原本收入就高的官员和精英的腰包,甚至一些员工原有工资的一部分,也落入了他们腰包,工资比没有上涨之前还要更低,结果必然是更加扩大了原本就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如此人为地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的理由,说是什么为了防止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在目前收入差距不合理已经达到人神共愤的极端情况下,居然还在反对所谓平均主义大锅饭,还在用这种方式收买知识精英,还在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显然是要把中国知识精英驱赶到坚决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上去。

    此外,在农村问题上报告提出,“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拟安排9884.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4.8亿元。继续增加对农民的生产补贴,新增补贴重点向主产区、重点品种、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倾斜。”增加“三农”投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继续实行富人补贴制度是错误的,农村的专业大户都是些有本事有能力的富人,这些富人不应该成为财政补贴对象,国家财政补贴应该补贴给穷人。现代国家财政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劫富济贫的转移支付功能,把富人的钱拿过来给穷人,而不是相反,把穷人的钱拿过来给富人。

    3,坚持原有改革性质和发展方式不变。

    本来,对于深陷矛盾和危机的当今中国来说,转变发展方式,开辟新的民生发展道路,是重新点燃人民希望、摆脱危机走向民族崛起的唯一正确选择。为此,体制内外的毛派***人都在积极探索。在这个政治敏感时刻,即使对人民持有敌视态度,也不应该选择此时此地去刺激人民。而政府工作报告恰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在向人民群众泼冷水,告诉人民决不改变原有的改革性质和发展方式。比如报告在列举改革成就时指出:“平稳解决上市公司股权分置问题,创业板、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顺利推出,债券市场稳步发展”。

    或许从不买卖股票的人们并不知道“股权分置改革”意味着什么,但是对于9千万中国股民来讲,绝大多数人提起来无不切齿痛恨、愤怒不已,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前财富大抢劫。把同一个公司的股票以高于富人和洋人十几倍的价格卖给中国老百姓,诱饵就是卖给老百姓的高价股能够自由地上市买卖,可是后来却突然实行什么股权分置改革,把富人和洋人1元或2元买的股票和老百姓平均15元买的股票,按照同一个价格在市场上买卖。结果一边是十几万亿现金资产瞬间落入极少数富人和洋人的腰包,另一边是数千万股民的血汗钱灰飞烟灭。这就是瞬间造就了成千上万个亿万富豪的股权分置改革。2008年就是这个股权分置改革,把十七大关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民生政策,改到了无人知晓的爪哇国里。现在,重提并再次肯定这项改革,显然是在警告翘首期盼民生政策的那些老百姓——不要再做白日梦了,股权分置改革这种财富大抢劫,仍然是今后改革的基本原则。

    还有那个“债券市场稳步发展”的成就,或许很多人并不理解其中包含的巨大政治凶险,这个风险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如果说股权分置改革是对老百姓财产的空前抢劫,那么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则是在经济上把国家推向解体和分裂的危险手段。国家统一,首先是统治集团内部利益的统一,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就会在利益上把各个地方政府分割成为彼此对立的独立实体,在客观上奠定地方割据的经济基础,比之允许地方政府建立军队还要危险。可是,就是如此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居然轻轻一句话便一带而过,甚至连个马马虎虎的随便解释都没有。由此可见,中国已经权力失衡到了什么程度,中国的国运又轻到了什么程度!

    报告中还有一段被专业词汇掩盖起来的特别惊心动魄的话,这就是“继续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快培育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继续大力发展金融市场,鼓励金融创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这段话的惊心动魄之处,就在于“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什么叫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没有人进行解释,包括参与起草报告的那些普世价值派大师,也根本解释不了什么叫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把一些根本说不清楚的东西作为改革目标,早已成为中国改革的根本特点。不过,虽然他们说不清楚什么叫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但是他们却知道通过建立这个什么鸟制度要达到什么目的,这就是联合洋人瓜分和占有中国那将近百万亿(注意是百万亿而不是百亿和万亿)的金融资产。

    虚拟经济赋予了现代金融企业以双重性质,一方面,资本市场的瞬息万变,要求金融企业必须实行绝对独裁,完全由CEO一个人说了算,无需经过任何讨论;另一方面,资本的高度社会化又要求金融企业的决策者必须承担无限责任,不仅是以投资额为限,也不仅是以全部财产为限,而是要以整个生命为限。所以,现代金融企业的前沿部分,如风险投资公司、对冲基金等一般都采用了两合制的所有制结构,让公司决策者拥有无限权利和承担无限责任。显然,目前中国要建立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看中的不是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中决策者的无限责任,而是决策者的无限权利。他们之所以要急于建立所谓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是由目前中国金融资产管理的无序化和空置化决定的。

    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还不知道,目前中国近百万亿的金融资产,完全由极少数金融官员个人随意支配,国家连一个金融资产管理部门都没有。虽然国家设有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可是国务院规定国家金融资产不归国资委管辖,既然不归国资委管辖,按照股份公司的管理规则,就应该归财政部这个大股东管辖,可是财政部在各个金融企业根本就没有派驻机构和代表,不仅管不了,甚至问都问不了。或许有人会说,还有一个银监会,但是银监会只是一个监督机构,与金融资产没有任何关系。如此一来,国家近百万亿的金融资产就没有了任何管理机构,完全任由金融企业的官员自己随意处置。比如他们想把金融资产卖给谁就卖给谁,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想给自己确定多少年薪就确定多少年薪,除了涉及到金融法规时需经银监会批准之外,几乎所有金融资产的处置完全任由高管人员个人决定。美国之所以能够十分轻松地控制中国金融业,就是目前中国金融资产没有国家管理部门决定的。只是目前中国金融资产任由个人处置的状况既不违法也不合法,国家金融资产的外资化和私有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制度依据,既没有合法依据也没有违法依据,今天国务院可以作为改革成就加以肯定和表彰,明天同样可以作为叛国罪和贪污罪加以追究和惩办。所以,要想合法地占有和支配近百万亿的金融资产,就只有建立所谓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一旦建立了这样的制度,无论是联合洋人瓜分国家的金融资产,还是权钱结合私吞国家的金融资产,就都有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依据。当初他们就是通过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把数百万个国有和集体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白白占有了数万亿国家和集体资产。现在,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又瞄上了近百万亿国家的金融资产。

    4,继续推行丛林法则和金钱文化,坚持意识形态的自我阉割。

    报告在谈到军队建设时突然冒出一句让人有些振奋的话:“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虽然这句话孤零零地没有前言后语,但是毕竟已经久违多年,听来不免感到些许振奋,只是这句话仅限于军队而不包括地方,在地方精神文化建设中,仍然坚持以往的丛林法则和金钱文化。报告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在全社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加快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虽然这里也提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是十分明显地只是陪衬,因为市场经济奉行的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它与锄强扶弱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完全是格格不入,与“以强带弱、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竞赛法则,更是水火不容。把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放在一起,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它们之间根本就互相不搭界。市场经济根本就没有任何道德可言,包括市场经济最发达的西方欧美国家,他们的道德规范也是建立在与市场经济完全相反的规则基础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提出过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道理很简单,市场竞争法则根本就不是人类社会应有的法则。

    此前我们曾多次指出,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兽性世界的法则,不是人类社会的法则,采用这种兽性法则管理人类社会,就只能是把人类社会变成兽性世界。眼下正在召开的人大会议上,一些代表谈到目前企业出口商品不造假没有毒,而只有内销产品才造假有毒,代表们十分准确地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是道德问题,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对外国人讲道德,不造假不用毒?而只对自己同胞不讲道德,随便造假用毒?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其他国家无论是剥削社会还是非剥削社会,至少都是按照人类社会法则进行管理的,唯独中国实行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兽性法则,包括立法者和执法者,也都遵循这个法则。所以,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只要进入中国的市场环境,就会自然而然地放弃人性法则而遵循兽性法则,否则就会被市场淘汰,哪怕是圣贤菩萨也绝难幸免。

    这一点,连市场经济理论的老祖宗亚当斯密都承认市场经济是兽性经济,必须要用道德这只无形大手加以调节和规范,所以亚当?斯密才写了《道德情操论》,用来弥补《国富论》中市场竞争的兽性缺陷。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从总统就职到法官出庭再到夫妻结婚,所有宣誓都要手抚《圣经》,就是要把基督教推到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以此来抵制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兽性冲击。虽然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却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提出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唯独中国这个至今都没有被西方国家承认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却提出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等于是说要建立与动物世界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在这种道德规范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只能是兽,是狼;整个社会,也就只能成为佛家悲言的那种末法时代。

    政府工作报告在精神文化领域特别令人忧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在制度层面上对意识形态和民族精神的自我阉割,即目前这种文化体制改革。报告中有许多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容,其中提到要“加强对互联网的利用和管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所谓文化体制改革就是实行“三化”,即市场化、企业化、产业化。文化产品的市场化,如同毒品的市场化一样,完全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自杀,因为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与物质产品的市场竞争完全相反,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谁裤子脱得快谁是赢家。这是由人的精神崇高性和感官动物性这双重性质决定的,佛魔同体,善恶同源,人对感官刺激的肉欲追求和人对真善美的向往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人类天性。区别只在于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人对真善美的追求需要引导和约束,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过程,而人对感官刺激的肉欲追求,只要不加约束地任意放纵,很快就会堕入罪恶深渊。这就是人类需要教育,需要宗教,需要法律的原因。所以,负责任的政府如同负责任的家长一样,必须对社会道德发展的价值取向加以引导和约束,否则,整个社会就必然会陷入道德崩溃的末法时代。

    那些故意要摧毁中华民族道德世界和民族精神的汉奸学者,总是歪曲事实地说什么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领域,就是放任自流的市场化。其实,美国的文化领域不仅没有市场化,而是把中国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几乎原封不动地搬了过去。无论是美国的好莱坞还是CNN,几乎每一个镜头每一个报道,都无不浸透着美国精神,无不体现着美国精英集团的理想主义、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爱国主义的主导作用和决定性影响。美国这三大主义的文化缰绳,把美国文化领域牢牢纳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固有轨道。现在,我们的正确选择应该是,把被美国学走的东西再重新学会来,以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精神文化的发展,绝不能实行市场放纵主义的所谓文化体制改革,否则,所谓文化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就只能演变成为“拳头加枕头”的脱裤子大赛,彻底阉割掉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在精神上把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道德深渊。所以,中国绝不能走文化产品的市场化道路,而必须坚持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目前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应该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导,以法家做核心的法墨道儒文化为主体,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新中国文化。新中国不仅仅只是一种制度形态,也应该成为一种新文化形态,只有成为一种新文化形态,才能奠定中华民族世纪性崛起的文化基石,中华民族的崛起才能够被世界所接受,中华民族才会“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

    报告中还提到了要“加强对互联网的利用和管理”,其实,目前的要害问题不是对互联网的管理问题,而是网络媒体归谁所有的问题。报告起草者故意用“互联网的管理”这个十分抽象的问题,来掩盖当今中国网络媒体已经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控制的具体问题,可谓极其工于匠心。目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巨大危险,就是以四大门户网站为代表的网络媒体已经被外国势力所控制,这些网络媒体基本决定着中国社会舆论的政治取向,如果中国不能及时收回这些网络媒体的控制权,那么,无论中国社会是危是安,决定权都不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别人手中。中东北非的巨变就是活生生的典型,穆巴拉克牢牢控制着庞大的埃及军队和警察,可是仅仅一个名叫“脸书”的小小网站,就让他丢掉了执政30年的国家政权。可见,在信息时代,网络媒体甚至比军队更加重要,日本宁可把军队指挥权交给美国,也不愿意把网络媒体控制权交给美国。而当今中国,一个中国证监会,就把中国各大门户网站统统送往了美国,变成了外国资本或外国势力控制的网站。

    5,在经济上实行不设防的完全门户开放政策

    报告指出了目前我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风险:“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难下,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隐患仍未消除,主要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大量增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加剧波动,新兴市场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加大”。这里的发达经济体就是指美国,只是目前中国对美国的畏惧感已经达到了惊弓之鸟的程度,如同封建社会中臣民不敢直呼皇帝名字一样,中国政府已经不敢直呼美国的名字,实在躲避不开的情况下,就采取如同经济发达体这样的其他称呼。

    虽然报告指出了目前中国面临的风险,可是不仅没有主动设置防范壁垒,反倒提出了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彻底开放政策:“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报告在“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三个方面,规定了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享有的平等待遇,如果不了解目前中国产业被外资控制的具体状况,如果不了解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外严格设防的经济安全政策,如果不了解近来普世价值派和主流经济学家呼吁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国有企业退出目前经营领域的情况,将很难理解上述三个平等的巨大危害。在此特别需要提醒国人注意的是,上述这三个平等政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个都没有。

    就在两会召开之前,中国华为公司收购美国一家区区200万美元的电脑公司,遭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否决,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华为公司的老总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专门审查外资的机构,只要看一下它的组成机构,就会知道美国对国家经济安全和阶级斗争,已经重视到了何等程度,这个委员会包括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商务部等诸多机构,如此高规格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完全超过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安全审查制度。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其中有一条规定,即使被调查的外国企业在所有方面都没有问题,只要是收购动机有问题,同样要进行严厉处罚,而收购动机问题完全是一个单方面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问题。中美两国在外资问题上如此巨大的强烈反差,简直让中国民众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是美国立法规定所有客人都不准觊觎他的女人,否则就要严厉处罚;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立法规定自己的女人在所有客人面前都必须一丝不挂,所有客人都和丈夫享有平等权利。那些天天叫喊全盘西化的普世价值派,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不再要求全盘西化,甚至对国内民众严格封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安全政策。

    报告还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适当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9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7000亿元,继续代地方发债2000亿元并纳入地方预算”。这个问题表面上看与对外开放无关,但是仔细一想却发现里面的问题十分荒唐。不久前美国财政部刚刚公布中国购买了美国1.16万亿国债(中国百姓只能从美国人那里才能得知中国外汇的使用情况,想来让人十分心酸),相当于7万多亿人民币,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在向自己老百姓发行国债和企业债券。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财政到底是缺钱还是不缺钱?如果缺钱,就不应该把数万亿资金借给美国;如果是不缺钱,就不应该搞赤字财政,向本国老百姓借钱。像目前中国这样一边把钱借给美国,一边又向自己老百姓借钱,实际上是替美国向中国老百姓借钱。这是典型的财政转移支付功能,既把中国老百姓的钱拿过来,转手支付给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再用这些钱压低美国物价补贴美国穷人,结果就是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的贫困中国人养活富裕的美国人。其它方面暂且不说,仅仅中国投入美国两房债券的资金就达到3万亿人民币,等于为美国提供了2百多万套住房,对维持美国的低价住房做出了巨大贡献。

    6,承认是在依靠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基础设施吃饭

    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完成7356座大中型和重点小型水库除险加固,解决2.15亿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农村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报告承认在整个“十一五”期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成就,就是对毛泽东时代留下的8万多座水库中的7千多座进行了除险加固,并没有新建哪怕是一座水库。然而,仅仅凭借对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不到十分之一水库的维修,就解决了数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并且推动农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就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如果毛泽东时代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直坚持到现在,如果毛泽东时代农村的基本格局不遭受到严重破坏,那么,如今中国农村又该是怎样一个辉煌壮观的崭新面貌!

    7,对食品安全问题完全是顾左右而言他

    报告关于如何解决人民群众特别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指出:“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健全法制,严格标准,完善监测评估、检验检测体系,强化地方政府监管责任,加强监管执法,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这里,把食品安全问题归结为是技术问题和监管问题,显然是在故意回避问题的根源。技术检测水平与食品安全问题没有任何关系,食品里含有有毒物质不是技术检测手段落后造成的,蒙牛公司的老总牛根生曾经十分自豪地夸耀说,蒙牛的技术检测手段世界第一,可是他却把这个世界第一的检测手段用来添加有毒物质。同样,有毒食品也不是执法不严造成的,而是执法主体错位造成的。由官员担任执法主体,法律法规越完善,权钱交换的规模就越大,法律法规只能成为监管人员寻租的手段和工具,而绝不可能对维护食品安全起到丝毫保障作用。只有让亿万民众担任执法主体,食品安全问题才能够真正得到解决。暂且不说实行毛泽东时代的群众监督,只要把美国共同诉讼制度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和惩罚性赔偿这两个原则搬过来,市场上所有劣质有毒食品就会立刻消失得干干净净。道理很简单,任何老板都不愿意因为一次造假用毒,就把所有资产都赔偿给消费者,违法犯罪同样也有一个成本问题。

    谈到食品安全问题,就不能不谈论转基因问题,因为转基因问题,是全世界食品安全的头等问题,而转基因主粮问题,又是除中国之外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没有种植的问题。中国为什么要种植转基因主粮?为什么是全世界冒此风险的唯一国家?世界各国科学家天天都在揭露转基因食品的那些可怕后果,究竟是真是假?目前坊间和网上广泛流传的我国一些地区转基因主粮造成的种种恐怖现象,究竟是有还是没有?一些地方的老鼠、蝴蝶、蜜蜂等动物的消失和变异,究竟和转基因作物有没有关系?福建省政府专门发文全省查禁转基因大米的举措,究竟是对是错?中华民族三大主粮全部转基因化有没有风险?国家有没有应对风险的准备?如果一旦发生风险,国家应该怎么办?老百姓应该怎么办?,中华民族应该怎么办?所有这些问题,全都关系到13亿中国人民的生死安危,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种族安全,无论如何,政府工作报告都应该对全国人民有一个交代。

    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

    8,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政改问题是国务院权力过分集中

    报告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必须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纵观整个政府工作报告,就属这段话完全说到了点子上,目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国务院“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本来,中国***是国家的领导力量,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在国家重大问题上应该是由党中央决定,由全国人大授权,可是近些年来,在越来越多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既看不到党中央的决定,也看不到全国人大的授权,国务院随便一个文件,甚至连一个文件都没有,就不可更改地决定了。

    转基因主粮可以说是天大的问题,涉及到13亿老百姓当中的每一个人,可是,国务院农业部科技司在一家不起眼的小小网站上一个简单通告,中国就变成了全世界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唯一国家。消息传来,全国民意滔滔、群情激愤,国务院所属的食品特供中心,国务院财政部食堂,包括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农业部幼儿园食堂都宣布绝不食用转基因食品,奥运会和亚运会更是把转基因和兴奋剂一样列为违禁食品。可是,就在国务院所属部门自己拒绝食用转基因食品的情况下,转基因主粮却铺天盖地撒向了全国农村大地。如此重大的事件,无论是对是错,是好是坏,都应该对人民群众有个交代,按照时下那些司法精英的说法,至少应该有个程序正义——是否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是否经过全国人大的审批?如果没有,国务院又是根据什么让全国人民去冒如此巨大的风险?一旦风险发生,国务院又进行了哪些规避风险的准备?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没有看到哪怕是一个字的党中央决定,没有看到哪怕是一个字的全国人大决议,没有看到哪怕是一个字的规避风险准备。

    可见,目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得不到制约”的最迫切任务,就是要解决国务院“权力过分集中和得不到制约的状况”,一是要加强中国***的领导,把所有涉及到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决策权,重新收归党中央;二是加强全国人大对国务院权力的制约,诸如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金融资产的对外重大投资和转让,必须要经过全国人大批准,至少也应该事后在全国人大备案。这是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实行的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应该做到。在国家决策结构上必须要明确,国务院只是一个办事机构,只是一个执行机构,而绝不是决策机构,国务院只有维护国有资产安全的责任,没有擅自出卖国有资产的权力。对于诸如转基因主粮这类事关国家和人民生死安危的重大问题,国务院只能是无条件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和全国人大的决议,绝没有做出任何决定的决策权力。

    9,绝不能把美国的要求作为纲领口号

    报告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我们坚信,只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继续共同努力奋斗,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口号和目标,应该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不应该是什么“和平统一大业”,所谓和平统一,是美国强加给中国的政治口号。我们希望和平统一并且会朝和平统一的方向努力,但是我们绝不接受美国强加给我们的统一方法,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问题,如何解决将有中国人民自己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国势力的干预,这是一个事关国家主权的尊严问题。目前,美国与台湾关系法和日本周边事态法,已经公开把中国台湾问题纳入了美国和日本的军事范畴,是在故意堵塞和平统一台湾的途径,这是美国和日本分裂中国的侵略行为,如果我们屈从于美国和日本的侵略压力,那么丢失台湾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连允许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邓小平,在最终屈服于美国之前,都很气愤地对美国大使怒吼:“你们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们还怎么和平统一?还能和平统一得了吗?”当时美国大使理亏得满头冒汗,只是后来看到邓小平屈服了,美国大使和国务卿才欢呼雀跃起来。可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目的和作用,就是阻止中国和平统一。再后来随着中国进一步更加软弱,美国便不再仅仅满足于向台湾出售武器,而是进一步搞了个与台湾关系法,宣布一旦中国大陆解放台湾,美国将立即参战,到此为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完全丧失了不接受外国干预的原则,原封不动地接受了美国的主张。

    九十年代,中国的台湾和俄罗斯的车臣,美国都是严厉警告必须和平统一,否则美国就要军事干预;俄罗斯不买美国的账,武力统一了车臣,成为与美国相互尊重的强大国家;中国接受了美国威胁,不仅没有统一台湾,反倒连整个大陆都落入了美国军事包围之中。如果再不回头,继续沿着美国安排的道路走下去,美国在中国周边的频繁军演,将很快变成实战。

    10,刻意回避了人民大众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

    一是刻意回避了转基因主粮问题。这个问题比之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都更加重大,是人民大众最为关注的天大问题,无论是对转基因主粮持何种态度——支持或者反对,都应该对人民大众有个交代。其实,象现在这样不屑一顾、不置一词,也是一种交代,只是属于最坏的一种交代,等于是把屎盆子完全扣到了***头上,在道义上陷***于不义。

    二是刻意回避了把天文数字的巨额资金借给美国的问题。中国购买的1.16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4500亿美元的美国“两房公司”债券,合计超过1.6万亿美元,如果再加上购买的其它美国债券和股票,保守估计也会相当于十几万亿人民币。为什么在中国老百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的条件下,要把如此巨大数额的资金借给美国,给富裕的美国人锦上添花?而不是中国向美国借钱,帮助中国人买房看病,给贫穷的中国老百姓雪中送炭?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想知道这个问题,下面这几个中国孩子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2011-03-16 01:16:0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2011 in China

中国维稳政策的变化与政治控制的加强

海外学者 何清涟

2010-12-17

    今年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政治动向的评估,可以将2010年10月中旬十七届五中全会视为分水岭。此前许多大的国际媒体对中国前景充满乐观,认为五中全会政治体制改革将成重点,温家宝倡言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望。到了10月中旬,由于中共五中全会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只是淡淡带过,加上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引发中共政府的过度反应,国际社会现才算认识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严峻,政治体制改革暂时无望。但不少人心存侥幸,希望这种严格管控局面在12月10日奥斯陆和平奖颁奖仪式结束后会有所松动。

    本文先介绍五中全会后中国政治形势在哪些方面趋紧,再分析这一趋紧的深层原因,以及这种严厉管控是中国政府的临时应急措施还是其长期政策考虑。

言论出版尺度继续收紧

    2010年10月11日,中共党内老干部李锐、胡绩伟、李普、江平等23人发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中共执行宪法第35条,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信中痛陈香港的言论自由远不如回归前的殖民地时期,提出8项具体要求,包括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给记者以自由采访的权利、取消对互联网的控制、党史无禁区、转变宣传部门职能等等。

    这封信通过互联网广为传播。对这类公开信,中国政府以前采取默杀的方式对待之,这一次却不同,而是在最高党报《人民日报》与最高党刊《求是》杂志上高调地不点名反驳——不点名的原因当然是不希望为23位老干部做“广告”。

    《人民日报》10月21日发表署名“李平”的评论《如何认识言论出版自由?》。这篇文章认为,“事实上,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会对威胁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言论进行依法处理,而决不会任其泛滥。我国依法对有关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恰恰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享有言论出版自由。”这篇文章的要害是完全回避了中国立法权由党高度垄断,中国的法律已经沦为统治集团用于自利的工具,运用这种法律规范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个谬误。

    《求是》杂志在11月1日发表署名“赵强”的文章《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该文痛陈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然后借学者之口把前苏联从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最后表态:苏联“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

     上述两文所言,代表中共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基本看法。懂得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这段时期内连续出现对舆论的一连串打压:11月2日,在湖南省内颇有影响力的《潇湘晨报》总编辑刘剑、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被停职。为两人引来麻烦的是10月30日该报刊发的《辛亥革命 100年特刊》。湖南省委宣传部为他们安上的罪名是“影射”。其中一段话说到,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被当局视为对目前互联网及思想管制的讨伐。11月20日,又传出《炎黄春秋》杂志再次面临整肃。

维稳政策发生方向性调整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国维稳政策变得愈加严厉。这一点却被外界看作是中国政府对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过度反应,但我认为这是五中全会后中国领导层接班大事确定后所发生的方向性的调整。

    应该说,直到五中全会以前,中国对待异议人士各群体的态度是有区别的。一部分持温和态度,表示愿意与中国政府“寻求和解与共识”并合作的人士有一些活动空间,这部分人也承认自己获得的各种活动空间比当年波兰团结工会在共产党统治期间的活动空间更大。

     但中国政府对刘晓波获奖一事做出了激烈反应。五中全会结束之后,刘晓波妻子刘霞与外界失去联络,其家人不能代替刘出席颁奖仪式,徐友渔、崔卫平受邀参加捷克使馆活动,受到本单位保卫处人员阻止。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诺贝尔颁奖活动的骚扰。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发出警告,希望各国不要出席本年度诺贝尔奖颁奖仪式。11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警告欧洲国家,如果在12月份出席奥斯陆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将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这些欧洲国家和其它一些国家面临的选择简单明了:要么它们参与挑战中国司法体系的政治游戏,要么它们与中国政府和人民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发展真正友好的关系。”在中国政府的影响与干预下,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古巴、摩洛哥、伊拉克等5个国家拒绝参加12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邀请。另一方面,为了让诺奖颁奖仪式变得“冷落”,中国当局的阻止名单几乎无限扩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光沪因被列在一张所谓“邀请名单” 上,2010年11月 19日晚赴新加坡参加学术会议,在北京国际机场未获准出境。一位海关人员向何光沪宣读一张纸条:“根据出入境管理条例第2条第8款,你出境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所以禁止你出境。北京市公安局。”更为荒谬的是,上海某公司总经理丁丁被阻出境,只是因为其父亲丁东被当局视为有异议色彩。

    原来在中国就已被完全剥夺了活动空间的异议人士的处境自然更形恶劣。身患重病的陈光诚出狱后回家仍然遭受极不人道的全天候监控;曾金燕所办的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因“税务问题”在11月11日被迫关闭;原来群集在北京的一些维权活动人士相继被强行送回原籍所在地(中国称为“老家”);近20天来被警方严密软禁、监控和跟踪的,还包括北京律师许志永、江天勇、李方平以及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等;艾未未2007年受邀在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兴建一座耗资近700万人民币的工作室,被上海有关部门宣称为“违章建筑”被拆除,艾未未为这座建筑在11月7日举办“河蟹宴”,却因受到软禁未能参与;“结石宝宝”父亲赵连海于11月10日被北京市大兴法院判以2年半刑期。赵连海案件牵涉到30万结石宝宝的生命健康与政府食品生产监管责任,完全应该与政府之间形成制度性反馈,最后却获得“控诉罪犯者成了罪犯”的荒唐结局,表明中国人在法律框架内维权之路目前已走到尽头。在这轮打击中,范亚峰属于被当局持续打击的目标,12月9 日被国保带走至今没有任何音讯。家屡次被抄,研究所亦被查抄,银行卡和存折都被没收。其妻子吴玲玲被传唤并以抓捕相胁,母亲被严格监控。种种迹象表明范亚峰处境相当危险。

    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1月30日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经费、人员报酬以及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等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这说明中国政府将师毛泽东故智,借重居委会的“人民战争”方式来强化社会控制,从最基层开始“维稳”。习近平最近去重庆视察时,不仅高度肯定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还考察了江北区建北社区居委会的党建与各项工作。

  五中全会为什么会发生如此转变

     尽管中国温和派异议人士或准异议人士希望奥斯陆颁奖仪式之后这种控制会有稍许松动,但根据我对中国政治经济局势与即将上位的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的分析,这种控制不可能放松。

     习近平接掌的中国并非中共宣称的“和谐盛世”,这从2009年维稳费用高达5千多亿元可证。尽管GDP总量号称世界第二,但人均收入却排在世界第103 位;宏观税负(即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例)高达32%点多,税负痛苦指数排在世界第二。近5年来,每年的群体性事件高达10万起以上,2008年中国发生了124,000起“群体性事件”,中国政府在国内安全上的花费已经超过了军费。近两年中国更是为高房价与严重的通胀所苦,按照中共的政治统治逻辑,经济形势越糟糕,政治信心越低落,就越表现出对暴力的迷恋。

    习近平之所以能够接掌中共领导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治可靠”,不仅从未倡言过削弱中共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他所展现的超强维稳能力让中共放心。目前胡温抱持平安下车心态,不少政务方面的事情已经交由习近平打理,最近一系列举措很有习近平的强硬特色。

     外部观察者只关注到2007年之后习近平先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国家副主席这些显职,很少注意到这一时期习近平的另一职务:北京奥委会领导小组组长。他领导下创建的“奥运安保模式”虽然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但也算是织就了一张以“六张网”为核心的、可以将一切反对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的天罗地网。何谓“六张网”?据中国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介绍,就是由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共同构成的庞大监视网络。中国当局希望通过这“六张网”,织成一张防止一切反抗的天罗地网,“实现对动态社会的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覆盖。”这“六张网”只是常规监控,每逢有庆典或者需要防范的一些特殊日子,比如“六四”、“两会”期间等等,当局还让警察扮装成便衣,与巡防队员、保安员等职业队伍全部上街,并动员“志愿者”如治保积极分子、单位门前三包人员等“社会力量”,用“人民战争”的方式消灭一切可能的反对力量。“六张网”加上无处不在的便衣与特务,构成了“奥运安保模式”。“奥运安保模式”在奥运期间成功地防止了可能发生的社会反抗,在中国被推广,2010年上海世博、广州亚运都采用这一模式。

    习近平不好在公众场合讲话,但每发言却直言不讳。习近平过去接受采访时曾说:“有时候拍桌子是必要的,拍桌子比不拍桌子好。不拍不足以震慑,不拍不足以引起重视。”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时,面对国外对中国践踏人权的指责,习近平回应说:“别人喜欢不喜欢和我们没有关系。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如果把笼子里面吵得厉害的鸟拿走的话,那笼子就不热闹了。”2009年2月访问墨西哥时的一番讲话,让人看到他对国际社会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与专制极为不满: “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今年11月习近平访问新加坡时承诺的“中国永远不称霸”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国际社会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共的统治权,尽量少批评或者不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

    中国是个人治国家。虽然高层实施“集体领导”,但作为最高领导人,其个性必然会对政治生活产生影响。从其言行来看,现已实际上位的习近平在内政外交上奉行强硬路线,对内继续高压维稳,实行“治乱邦用重典”;外交方面,习近平既不会像江泽民那样注重自己在西方世界的“文明形象”,更不会像胡锦涛那样谨慎自持,以藏拙为优先考量。各国很快会感到习近平的统治风格有点像开“钢铁公司”,有走硬趋向。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3-15 07:05:53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FW: 点击率第一的博文

戈尔巴乔夫获最高勋章 俄民间发起感谢运动

博文

2011-3-4

    3月2日,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欢度80岁生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颁给他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表彰他在前苏联末期担任国家领袖时所做出的贡献。梅德韦杰夫2日签发总统令,授予戈尔巴乔夫“圣徒安德烈勋章”。晚些时候还将在克里姆林宫为戈尔巴乔夫举行盛大勋章授予仪式。

    3月2日,俄罗斯民间出现了自发的“感谢戈尔巴乔夫”运动。俄罗斯人用各种形式对戈尔巴乔夫结束了苏联共产党的一党独裁统治表示感谢。……一些居民区的街头大型广告牌上还贴出了很多写有“感谢戈尔巴乔夫!”和一颗爱心的大幅广告。

    戈尔巴乔夫表示:“我无法相信我已经活了这么久-80岁。我以前觉得这是相当相当老的年纪。赖莎和我曾经希望活到2000年就够了。我们已经拥有了丰富的人生。”

    戈尔巴乔夫20多年前在壁垒森严的共产大本营苏联启动民主和自由化,推动了苏联和东欧国家最终摆脱共产极权的统治。被国际社会称为“改变世界的人”。

    市民:“我认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对俄罗斯贡献很大,他把俄国从无法摆脱的深重危机中解脱出来。”虽然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一度被争议,但这次获颁最高荣誉勋章,标志着俄国政府对他罕见的承认。俄国反对党领袖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尊重戈尔巴乔夫,听他的意见,俄国人对种种现状的失望与日俱增,人们都知道,民主和言论自由是同戈尔巴乔夫联系在一起的。”

    3月2日,戈尔巴乔夫和家人朋友一起低调的庆祝了自己80岁寿辰。生日当天,他收到了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德国总理默克尔等的祝福。3月30日,将在伦敦举行一场盛大的晚会,以及以戈尔巴乔夫名义设立的“改变世界的人”奖项首次颁奖仪式。受邀参加晚会的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伦敦市长约翰逊等多名政要和名流。

戈尔巴乔夫生平回顾

    1931年3月2日戈尔巴乔夫出生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普里沃利诺耶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5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67年获得斯塔夫罗波尔农业大学经济系文凭。他从1962年开始担任苏共各级官员。1970年成为苏共高层官员。1980年至 1991年他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被选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开始在国家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西方观察家和分析人士看到,这位额头上有着一块红酒印斑的人物的确有点与众不同。为了实现社会民主化,他对内提出“公开化”和“改革”的方针,对外通过签署裁军以及从阿富汗撤军协议改善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废前苏70年媒体审查制

    1990年3月15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他废除了结束了前苏联长达70年之久的媒体审查制度。从他执政的1985年到1991年,媒体审查机制和禁忌逐渐解除。这一举动的影响是巨大的。俄罗斯的媒体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言论自由超过其后的任何时期。他还下令释放萨哈罗夫等政治犯,并开始大范围为曾经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平反。这一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91年8月19日改革反对派发动政变,但三天后就宣告失败。此后,戈尔巴乔夫重新掌权,他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并且退出共产党。同年12月25日他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把掌控核武器的权力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在80岁生日前,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曾在70年代信仰过共产主义,实践证明它完全失败,共产主义制度限制人权、剥夺言论自由,它必然走向灭亡,因为人们不会永远忍气吞声,苏联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目前阿拉伯世界反极权的起义,类似于20年前中欧和东欧共产主义极权崩溃的“民主化运 动”。

俄罗斯民主之父

     戈巴契夫堪称伟人,他开创的是一个大的改革时代。1990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华盛顿邮报》评论指出,20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在一个出乎意料的地点,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发生在苏维埃俄国。该报把叶利钦称作是俄罗斯的民主之父,但其实,戈尔巴乔夫对于推动世界民主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

    1991年,在他的领导下,俄罗斯在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如此接近真正的民主化运作。1989和1991他在前苏联的体制内引进了议会和总统选举,至今为止,这是俄 罗斯历史上最自由公平的选举。俄罗斯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人们拥有最多的民主。1991年叶利钦当选总统,这是克里姆林宫第一次允许执政权交到反对派 的手里。

    评论认为,抹煞这段历史不仅对戈尔巴乔夫不公平,同时也是我们不能了解民主化是如何在苏维埃俄国发生,以及如何扩展到东欧其他国家的。今天,戈尔巴乔夫仍然活跃在社会生活领域,关心世界局势。他组织成立了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研究基金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同时也是《新报》的创始人之一。

 

 

我为何对自己的信仰产生动摇?

杨佩昌

2011-01-22

    本人与杨恒均博士有相似的背景和经历:都是共产党员、曾经战斗在国家隐蔽战线,后来有机会到国外长期学习和生活。不同的是本人来自贫困山区,且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当时出国的动机很简单:学习德国的文化、管理和技术,“师夷之技以制夷”。通俗点来说就是学成后报效祖国。

    刚到德国的时候,我简直是个暴怒的刺猬,也可以用“愤青”来形容。在施密特博士的课堂上,听到他谈中国人权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我立即举手驳斥:“博士,这是我们的内政,您没有权力干涉!”。

    在哈瑟教授的课堂上听他说:“中国的经济体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我回答说:“德国也并非完美。你们不是也有国营的联邦铁路吗?”

    在宗教课题上教授赞美达赖,我反驳道:“达赖如此完美吗?您怎么不看看他以前搞的农奴制?”“您去过西藏吗?您看到西藏今天巨大的进步吗?”

    “德国之声”电台的网站上有一篇文章说:“中国人都崇洋媚外,见到欧美人都喜欢拉他们一起合影,中国女人都喜欢嫁欧美人”。我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回信:“我就是那种喜欢拉外国人来照相的人。这是因为我来自农村,从来没有见过欧美人,以为全身长毛的是一种半人半猴的动物,很好奇,所以想照张相给家乡的人看。如此而已。”

    后来与施密特博士私下聊天,他告诉我:他来过中国很多次,而且很爱中国。我问他:“你既然爱中国,为何在课堂上攻击中国?”他回答说:“假如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村庄里,有这么一户人家,男主人经常殴打他的妻子和孩子。旁边一个人走过去说:喂,你不能这样干!难道你认为旁边说话的人是干涉其内政?”“如果村里还有另外一个人,见此情况一言不发,也不去制止。你认为这个反而比那个管闲事的人更友好?”我听后无言以对。

    经过后来的学习才知道,德国联邦铁路是一个亏损的机构,私人企业没有兴趣参与,政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接手。其原因是德国高速公路太发达:不限速、不收费、个个城市通高速!于是公路冲击了铁路,导致一列火车有时只有几十个人乘坐。飞机票更便宜得出奇:有时29欧元就可以买到一张优惠的飞机票。当年德国还没有使用欧元,我用300马克就买到中国~德国的大折扣往返飞机票,这相当于1200元人民币!

    对德国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我开始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产生了疑问:战后德国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了15年时间,国民平均收入就迈上了一万马克大关。而中国经济增长了将近三十年,而国民平均收入才两千多美元。普通工人的工资还在1000~3000元人民币区间徘徊,相当于100~300欧元。那么,经济发展的成果跑到哪里去了呢?经济发展了,为什么普通人并没有明显受益呢?

    对这一奇怪的现象进行了研究之后才恍然大悟:德国政府的大致开支如下:50%用于保险、救济和补贴,20%用于安全、国防、外交,20%用于教育和科研,只有不到10%用于公务员开支。这样合理的财政支出,人民不富裕都难。我们的财政支出都去哪里了呢?三公消费:9000亿,公务员开支大约占35%,补贴那几个据说亏损的国有企业:日进斗金的中石油中石化、天天满员还喊亏损的铁路、富得流油的几大国有银行(据说是用外汇储备来填补坏账)、只要投资到哪里就亏损到哪里的中金公司、各大部委在房价几万的情况下还可以让职工以几千元的价格来“买房”……

    如果说上述分析太抽象的话,我在法兰克福机场、戴高乐机场免税店看到的情景就是最生动的注释:明显比普通商店贵得多的免税店,中国人人头攒动,到处是讲汉语的中国同胞。就连金发碧眼的售货员都会说汉语。然后是每个售货员都会说的一个词:“发票”。我经常纠正她们:不是“fa biao”, 而是“fa piao”。在德国生活期间遇到的事情更让我对自己的信念产生怀疑。

    有一次,一个外国邻居晚上放的音乐声音太高,我干涉无效后报警。警察来后给他警告。之后警察来敲门,告诉我处理事情的经过,并问我这么处理是否满意。天啊,我在国内真的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人们到政府机构办事,官员的第一句话不是“我能帮您办什么?”,而是“您想喝点什么?咖啡还是水?”

    我帮一个朋友去莱比锡税务局,询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税。税务局的官员耐心听完后认真帮我分析,然后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按照他的方法,还真的减了不少税,朋友的心情大悦。如果我用这个问题去问中国税务局官员,可能是找抽了。

    一次我带一个代表团去访问法兰克福附近的里德巴赫市市长。这位女市长原来是搞出版的。当她听说代表团汪中求先生的书籍《细节决定成败》卖了400万册时,睁大了眼睛,然后坚定地表示:“我得赶紧离任,然后重新去做出版”。我心想:难道一个市长还没有出版商油水高?

    无论在德国任何一个城市,遇到的官员都很耐心,也发现他们其实很穷。无论你走到哪里,没有明显的区域发展差异,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看不出城乡差别。于是我真正动摇了: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好像比我们更社会主义啊。如果说德国的这一切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那我只能说:这样的资本主义也不错。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的感受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是:“什么主义不要紧,还是人民幸福和富裕最重要”。如果为了坚持某种主义而牺牲人民幸福,那这种主义不要也罢。也还有一句话:“不怕货比货,就怕见真货!”、“真的假不了,假的长不了!”

 

中国国民的道德水准是如何下降的?

杨佩昌

2011-01-23

    考虑到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公民,所以只好用国民这个称谓。国家是有的,而且很强大,超级牛逼!民众也是有的,只不过还是屁民和愚民。因此,用国民这个词还算适当。前段时间发生钱云会事件,有几个人组织了所谓的“公民调查团”前往乐清调查。本人虽然对那几位先生表示尊敬,但是不得不感到难过:“你这个称谓都有问题,还去调查什么?”你算是公民吗?你知道一个公民应该享有什么权利?你何时行使了自己公民的权力?

    经常有朋友问这样的问题:“你长期生活在德国,你觉得中国人和德国人有什么区别?”估计他们期待我这样回答:德国人严谨,中国人做事不太认真。然而,我的回答却使他们感到意外:“最大的区别是,中国人说话声音大,德国人说话声音低”。

    说话声音高低和道德水准有什么关系?我的回答是:有一定关系,尽管不是全部。判断一个人是否道德,有一个基本的标准,那就是:你的行为是否干扰了他人。如果你只是在自己家里吼叫(在隔音良好的情况下),这不存在道德问题。但是,如果你在公共场合,例如在大街、餐馆、商场、公共汽车上大声聊天,大声打电话,那可以肯定地说:这有点道德上的问题。因为,即使个别人喜欢听他人的隐私,但也一定有人不想听你说话。如果你把自己的声音狠狠地灌进了不愿意听你讲话的人耳里,这就是不道德。

    我在德国期间,曾在德国联邦统计局人口研究所实习过。每天中午都到统计局的大餐厅用餐。吃饭的人不少,大概有500~600人左右。尽管如此,整个餐厅非常安静,偶尔也只是听到刀叉在盘子上的轻微撞击声。和我一起吃饭的几个德国人,虽然也聊天,但嗓门压得很低很低,旁边餐桌的人几乎听不见。德国人说话声音低,并不是他们的嗓门不好,而是父母从小就告诉小孩:“嘘!请小声说话!”这样的场景我在德国人家里经常看到,至今记忆犹新。

    那么,德国父母为何觉得高声说话不文明呢?你只要看看他们的中小学课本就明白了。他们也有一门相当于“政治”或“中小学生道德品质的课程,名字叫“Ethik”,就是《道德伦理》。名称虽然相似,但教的内容却不是热爱什么当,热爱什么主义,而是一些非常普通的做人准则。他们也不教孩子:“只要主义真,杀了XXX,还有后来人!”主义这玩意儿难道比生命更重要?再说,凭什么说你那个主义就是真的?

      在当今的中国,除了高声说话,还有很多不太文明的现象:说假话、见死不救、遇见陌生人不说话不打招呼、关门时根本不看后面是否有人、贪污了还觉得自己是贵族、随地吐痰大小便、不排队……而在德国,说假话要付出一生的代价,看见别人有困难主动上前询问,遇见人不管是否认识,都会微笑点头,在电梯里会打招呼:早上好!关门的时候会看后面是否有人,如果有就会一直把门扶住。至于贪污腐败,随地吐痰这样的事情,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奇闻。去过德国的人都知道,在公共汽车上经常会听到“对不起、没关系”这样的话。说话的原因只不过是汽车摇晃,身体轻微碰撞了一下而已。

    难道是德国人天生就比中国人素质高?恐怕不见得。如果德国民众天生素质真有那么高,那就不会听希特勒忽悠而残害犹太人了。真正的原因是联邦德国成立后,政府制定了一套规则,让民众自觉提升素质。比如说:德国有法律规定,不管是任何建筑物(应该是家庭除外),如果建有厕所,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大小便。当然还免费提供手纸。即使是豪华的餐馆,你一样不能阻止乞丐进去方面。你说上厕所这么方面,还有人乐意随地大小便吗?除非这个人神经有问题。再如:关门时不小心把人撞了,你得无条件赔偿,还得帮人医治。这些规定都很具体,操作性很强。还有遵守交通规则、按秩序排队等等,这些做法都是政府教育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良好的行为就变成了习惯,一旦大家都养成了良好的习惯,这个社会就变得文明起来。

    我非常不同意中国人天生素质低的说法。只要把时间推移到62年前(解放前)来观察,你就会发现,那时我们的祖先也还是不错的。人与人在胡同口见面,不管是否认识先问你:“吃了吗?”听起来土气了点,但也富有人情味。我比较喜欢古代中国人抱拳施礼这种做法,很有文化底蕴。可惜今天都不见了。今天的人与人,比的只是谁比谁更牛逼,谁贪污的钱多谁就很有本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今天的中国国民素质严重倒退了呢?原因我即使知道也不敢说,因为我胆子比较小。但是话不说出来会和节欲和憋尿一样,会严重危害前列腺和心灵,所以还是说出来,尽管只是不痛不痒的。

    前几天因为汽车限行的原因坐了回地铁。吃惊的是地铁播音增加了一句话:请自觉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喂!你连乞讨卖艺都不准了,还号召大家和你一样冷血?如果大家都和你一样有本事,早就不卖艺乞讨,而是去北京地铁公司上班了。你们那里的福利待遇肯定超过卖艺的收入。

    路过几次火车站,包括北京、天津、郑州等等,经常会听见警察的“良好”忠告:“请不要相信陌生人,请不要把包交给陌生人看管”。当然,让陌生人看包的确不太可取,但是所有人都不相信,你说这个社会成了什么样子?简直是人人自危!你这个忠告其实是告诉大家:这个社会完蛋操了!既然都这样了,还建立什么和谐社会?

    再看看媒体,每当发生一件令政府难堪的事情,政府发言人第一个反应总是:“没有、没有这回事、不是这样、这是造谣……”当事实证明有了后,政府的反应则是:个别官员所为。于是,政府总是英明正确,只是个别官员操蛋而已。还有喝水死、躲猫猫死、睡觉死之类的,简直是说假话都不脸红,你以为所有的人智商都那么低啊?

    政府天天喊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公仆。可是你看政府哪栋办公大楼不威严、不豪华?你看你开的车有多牛逼?你看你自己有多少套私房?你看自己有多少小蜜?你看你吃的饭一顿多少钱?你看你抽的烟多贵?你要真的是公仆,我就让你来当主人,你干不干?撒谎都不带犹豫的一帮东西!

    积土成山、聚水成河。天天这么假宣传,政府天天说假话,你怎么忍心要求普通民众说真话?如果民众都说真话,对比起来,那政府不是太难堪了吗?所以,民众还是说假话比较好,因为这样就匹配了,社会也和谐了。于是,中国国民低下的道德素质也就这样形成了。

 

 

 



发件人:"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2" <zggzxb2@126.com> 2011-03-15 04:25:3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答读者疑问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建言献策函【中工建字第10号】
关于建议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七大二次会议的重要公函

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暨胡锦涛总书记:

亲爱的同志们: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次会议距今快三年了。近三年以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大背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共十七大一次会议上作出的某些表述和决策明显存在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甚至严重违反《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错误,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如中共十七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部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排斥在外的表述就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此论一出,全世界一片哗然,本来就已经很严重的国内思想混乱此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些海外媒体甚至错误断言:“这表明中共从此与毛泽东思想分道扬镳了。”而国内的贪官污吏更是弹冠相庆,扬言:“中央已经放弃毛泽东思想了。”从此,中共党内本来就很严重的官员腐败现象更加肆无忌惮了,官员集体腐败愈演愈烈、前腐后继,清官、好官受人排挤无地自容;老百姓的群体事件和极端事件此起彼伏,官商勾结残害百姓,黑社会乘机滋事发展;资产阶级右派的《零八宪章》猖狂出笼;海外敌对势力推波助澜,上演了拉萨“3?14”暴力事件和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事件;劳动者和投资经营者之间的矛盾尖锐,吉林等地爆发的通钢群体事件竟然把总经理围殴致死;形“左”实右的极“左”势力蠢蠢欲动,甚至公开撒传单扬言要“武装夺取政权”。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西南大旱、玉树大地震等等自然现象一再出现,天怒人怨,形势一触即发。以至于弄出了中国周边国家略有风吹草动国内就戒备森严的可笑窘态;国内的警力严重透支,国家保安系统神经过敏、苦不堪言。

    纲之不举,四维不张。至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思想混乱造成的严重恶果了。

    在这种严重态势之下,我们党忍无可忍,毅然决然地公开依法成立,为保卫毛主席亲手培育和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为保卫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以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气概出现在中国人民之中前来帮助兄弟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我党的积极干预和影响下,国庆60周年群众游行队伍前列出现了紧急加排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全国人民获此喜讯,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普通百姓奔走相告;而贪官污吏闻此沮丧哀叹,似有末日将要来临之感。从中共中央决定紧急加排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后出现的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情况表明:只要提纲挈领,就能做到事半功倍;只有纲举才能目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纲,其他都是目;目举纲弛是思想混乱的根本原因所在。不然的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做事不得要领,不抓住主要矛盾,费力不少却不讨好。

     因此,我们郑重建议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尽快讨论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二次会议,纠正中共十七大一次会议不慎犯下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宪法规定的指导思想拦腰截断的严重错误,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的地位,且指导和统率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科学概念,重新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一举改变思想混乱所造成的被动局面,在大环境上为中共党内营造一个良好的民主氛围,为真正讲正气、讲学习、讲政治创造有利的条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为重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铺平道路。

    我们面临的严峻形势表明目前已经刻不容缓,中共党的指导思想的混乱使众多正直的人们忍无可忍,历史留给我们改正错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我们不能再盲目陶醉而该真正警醒了!我们吃着、喝着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浴血奋战打下的红色江山,却唱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高调,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排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贵党基层党员和老百姓斥责为“数典忘祖”。就是再会演戏作秀,人民群众也有着火眼金睛,天地不能容啊!人神共怒,情何以堪?!本届中央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不能拖到下一届再去改正了,这样做付出的成本太大;知错不改,国家和人民是等不及的。而及时纠正错误,将能及时救国家和民族出困境,同时也能挽救许多思想糊涂正在成为贪官污吏的中共党内干部;国家培养一个干部多不容易啊!而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致使大环境恶化毁掉一个干部是非常容易的事。在及时纠正错误同时,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也将起着促进作用。纲举目张啊!

     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无产阶级两党制与资产阶级多党制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充分体现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政治协商制度,后者是资产阶级相互倾轧的竞选制度。共产党人素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良好传统,不计较个人得失是共产党人的本质体现,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应尽义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共产党人的职责所在。那么,作为你们——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此议妥否,请斟酌!

    谨致以新世纪共产党人的敬礼!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主席:齐志平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六日

 

 

关于要求中国共产党改正中共十七大报告里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违反宪法表述错误的意见书

[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二O一O年五月二十九日通过]

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暨胡锦涛总书记,

亲爱的同志们:

    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建言献策函第10号《关于建议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七大二次会议的重要公函》的精神,鉴于贵党的执政党地位及影响,我们对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胡锦涛同志所作报告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规定部分正式严正交涉:提出质疑和严肃批评。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这样表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部分规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两下比较,中共十七大报告的表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明显相违。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贵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辖下的执政党应该带头遵守宪法,与宪法保持高度一致,这样才能不辱众望。因此,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向兄弟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三项要求请你们选择:(1)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二次会议,改正错误。(2)在今年将要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一个《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若干表述修正案》,明确补充宪法所规定的指导思想原则,并说明将在中共十八大上予以追认。(3)指导思想表述为避免冗长,可表述成“毛泽东思想之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毛泽东思想之科学发展观”;这样表述可以做到既不违宪又文字优美。

    贵党主持的去年国庆60周年盛典里由中办、国办印发的国庆口号和群众游行队伍已经摆出了毛泽东思想是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目的几个方阵,在行动上已经改正了贵党十七大的错误。这说明贵党还是一个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点,老百姓已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希望你们坚持到底。

    无数事实证明,掩盖错误将会导致更大的错误。只有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善意批评,迅速赶上时代的步伐,彻底抛弃封建残余意识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恭恭敬敬地拜人民为师,做人民的好公仆,人民群众才能心悦诚服地服从贵党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长治久安。

    致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敬礼!

    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二次全体会议
    二O一O年五月二十九日

 

 


发件人:"LIU Lihua" <llihua2003@vip.163.com>  2011-03-15 10:51:25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刘利华被漏掉的信息和被选治网拿下的文章, 中共对"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决议

我被漏掉的信息和被选治网拿下的文章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刘利华

***老师:您好!

    昨天去学校收到了您印发给大家的2010年度我院教师发表论文的信息汇编,才想起有一篇2010年发表在《中和学刊》上的“全球伦理与人类和平、和睦和谐文化的建构”,自己还没有录入。再一翻看您印给大家的《汇编》,发现已经录入在学校科研成果系统中的,我发表于2010年第一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的“普世价值范畴体系初探”也没有收入。再一看,其实,此《汇编》整个就没有我这个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的信息。这对我并不是什么大事,因为我明年就退休了。只是我有些纳闷儿,莫非有什么人设置了什么机关把我的信息故意过虑了?既然自己发现了这样的疏漏,就有义务告之,请您在印刷成册时务必把我的下面信息加进去:

     刘利华:论文:普世价值范畴体系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一期,C类核心论文,

     全球伦理与人类和平、和睦和谐文化的建构,《中和学刊》第二辑,2010年9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出版,

    下次学院开会,我会带去一本,请您审核。您会注意到,我的这邮件是同时抄寄给学院各位在职同事的。我记得曾经寄给大家这篇“普世价值范畴体系初探”,实际上此文发表前我在超星学术视频上做的“普世价值论”的演讲,和其后(2010年8月)在网上发布的“普世价值立场宣言”都比这篇文章内容更为丰富。不过这篇是正式发表了的。我再寄大家一次这篇文章,供大家依据普世价值或批判普世价值时作参考。

      我同时也附寄大家去年年底以来流传极广的《争鸣》上的一条消息,我收到朋友转发来至少五次:不再在正式文件中提毛泽东思想和不再在文字上拒绝普世价值,这对处于国家意识形态学术前沿的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理论研究更是有深刻而微妙的参考价值。有朋友告诉我,这次两会的正式文件中已经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了。这我还没来得及考证。

      还有一篇我不久前拜读李德顺老师发表在今年《哲学研究》第二期上的“怎样看‘普世价值’”写得“思读”,即我在李老师文上作的评议,也寄给大家。这篇“思读”,我为了省时间,此前并没有通过邮件寄给我的几个邮件组,但是我请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贴在他们给我建的个人文集中了,大概至少半月前,已经有二千人读过了。可是,大家知道,两会其间为了稳定的大局,中选网被关闭了。我昨天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它又重新开张了,可是我的“思读李德顺....”被遮蔽了。

    在http://www.chinaelections.org/scholar.asp?ScholarID=299上,还可以看到网上读者针对这篇文章的几条留言,却打不开这篇文章了。这件小事对我有刺激作用,使现在时间奇缺,恨不能一天变作48小时都不够用的我,不能不作出我力所能及的补偿,我今天把它也附寄给你们,和我的几个邮件组。

     反对普世价值,正像江泽民这样人文学养较浅薄的人士都意识到了的,是非常愚昧的反正确常识的错误。但是,正像布劳恩在《五种伦理学理论》(P54)中精辟指出的那样:“治愈坏哲学的药方就是好哲学,单纯诉诸常识并非良策。”即对于反正确常识的错误理论,只用正确的常识是不足以纠正它的。错误的理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地位,也会作出一些精心的调整。这个道理,拉卡托斯在批判地继承他的老师波普以及库恩的思想时详细地论证了的“经验不足以证伪理论”,已经作了理论的说明。而孔子早就告诉过我们“名不正则言不顺”,老子说过“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错误的理论会将我们引导向歧途邪道。所以我们的理论研究是多么重要而必要呀!

    我也顺便在收信人里加上我这里有他们邮址的办公室的几位同事。主要是希望大家能读到我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被拿下的那篇“思读”。李德顺老师过去曾是我们人民大学哲学系的老师,我最初从理论上关注价值论的问题,是由参加他主编的《价值学大词典》--这本书1995年由我们人大出版社出版--的辞条撰写开始的。不过呢,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每个从学生、晚生成长起来的学人都应当视为原则:“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此信我会转发我的几个邮件组。--这是我温柔的反抗:反抗压制中选网拿下我的文章的专制势力。我非常欢迎批评指正。不过,如有针对我的这邮件的回邮,恕我独自吸取营养而一概不回了。因为,我有计划在今年六月底前完成15万汉字的大纲式的《和谐哲学铁三角架构》汉字初稿,在动笔之前,我还要读七八本大厚哲学书。

      这个邮件我也会放到我的博客上去,往上贴时我会遮蔽住*老师您的名字的。就写到这儿。祝各位同事快乐健康!

    利华 2011年3月15日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14 09:57:3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中国触动全球

李克强小传

中华儿女

2011年3月

     李克强出身于干部家庭,青少年时代受父亲李奉三的影响较大。李奉三是安徽省一位地方官,曾任凤阳县县长,其后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直至退休。1955年7月,李克强出生在安徽合肥。小时候,他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中学进入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学习。合肥八中创办于1956年,以“完善自我、追求卓越”为校训,校风以“尊师、育才、砺志、求真”而着称,是一个有个性、有特色的中华名校。

    然而,由于李克强成长在政治动乱的年代,步入中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一时间,学校成了马蜂窝,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不久,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也被取消。从小好学的李克强虽然成绩优异,但只好辍学在家。当年,父亲李奉三常带着李克强与供职于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诚谈文论道,李奉三与李诚谈诗论文,幷相互唱和,两人常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竟不知疲倦。在旁边的李克强常常为他们吟诗时抑扬顿挫、手舞足蹈,完全沉浸在诗的境界之中的情景所感动。少年的李克强聪明好学,天赋过人,使得李诚将其视为门生,谆谆教诲,向他讲授中国的国学、治学的方法以及古今逸事,有时还认真地给他说文解字。

    此后,李克强常来李诚家听他说文解字。李诚则不顾体衰视弱,常给李克强开读书目录,就文风、为学及至持身应世都给以谆谆教导。他要李克强读《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国史,幷给李克强整段整段地背诵《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古文选。李克强每有看不懂或听不明白的地方,他就用平和的语调给他讲解。有时还专门给李克强讲授唐诗,一天讲一首,而每讲一首他可以用一小时的时间来旁征博引,几乎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都使李克强渴望知识的心得到一种意外的收获和满足。拜李诚为师的5年时光,李克强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学业不但没有荒废,相反学识与日俱增。

     到农村去,插队“帝王之乡” 1974 年3月,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李克强与其它同学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乘坐大客车向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进发。到农村插队,是李克强第一次离家,刚刚踏出院门,就看见李诚站在巷口,一副依依不舍之情。告别时,李诚叮嘱他不忘学习,向农村学习、向社会学习、向书本学习。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有“帝王之乡”之名。从城市来到这块偏僻贫穷的地方,李克强可谓历尽艰辛。由于水土不服,他曾经一度全身皮肤溃烂。然而,他照样坚持田间劳动,一年到头大都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劳动。渐渐地,农村生活习惯了,农活也大多会做了。那年头劳动强度大,加之缺少油水和蔬菜,他的饭量显得特别大。革命加拼命精神,着实锻炼了李克强的筋骨,磨砺了他的意志。插队期间,李克强每天从田间披着晚霞归来,心底铭记李诚教诲,自学起从合肥带来的书籍,夜幕降临之后还往住挑灯夜读。同时,他还尝试着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推广水稻良种,深得农民的拥护和公社党委的赏识。

     1976年5月,他终于站在了绣有金锤银镰的党旗下,举起了右手,庄严宣誓。这一刻,他意识到自己真正长大成人了。自己已从一个城市里“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娃变成现在跟农民能亲切谈天,了解农村农民农业的知识青年,变成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这一刻,李克强开始在一个红色起点上起跑。20世纪70年代末,李诚去世。正在凤阳插队劳动幷已任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李克强得到噩耗后,悲伤不已,痛定思痛后立志成才以慰藉远去的灵魂。1997年5月15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追忆李诚先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追忆了与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 “李先生每天总是端坐在桌前,手不释卷。或执笔圈点,或颔首低吟,日复一日,年年如此。”李克强对李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先生有着“吃冷猪肉、坐热板凳”的治学态度,有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原则。李诚的言行品行穿越了李克强的青少年时代,以致李克强学识渊博、通晓古今诗书,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恢复高考,第二志愿才是北大 1977年8月,邓小平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通过广播听到这一消息,李克强喜不自禁,庆幸自己将赶上一个新时代。李克强立刻着手准备课本,加紧自学的劲头,如饥似渴地“备战”。在劳动之余,他积极备考,起早贪黑,为的是那个年代一个似乎遥远的梦—上大学。

     这年12月,那场在冬日里举行的考试,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李克强成为570万人中的一员,走进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考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毕竟,这一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听说录取比例是29:1,他担心北大录取分数线太高,尽管心仪燕园,于是只能作为第二志愿备选。一般人实在难以理解他填报志愿的矛盾心理,李克强怎么了?高考志愿怎么能这么填?紧接着,是难熬的等待。20天、10天、5天……高考录取通知终于收到,悬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让李克强兴奋的是,自己被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这在凤阳轰动一时。

     1977年底,李克强荣幸成为“七七级”的一员。后来,李克强回忆:“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乎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填写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权,她没有计较我这几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代表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而这一年的3月,李克强已带着憧憬告别了4年的插队生活,离开了日后有中国农村改革“大包干”发源地之誉的凤阳,走进北京大学。

      老师称他们是“黄埔一期” 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颇有“阵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聚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北大法律系拥有良好的师资和设备,名师中最著名的当推学贯中西的宪法行政法学家龚祥瑞。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对西方政制、法治有亲身体味,兼具政治学与法学的素养。聪明勤奋的李克强很快成为龚祥瑞的得意门生。李克强也崇拜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素养的龚祥瑞。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宪法沦为废纸。教学中一些老师对宪法话题噤若寒蝉。然而,龚祥瑞在课堂上畅谈民主宪政真义,让李克强等深深感受到“恰似天降甘霖”。在龚祥瑞那里,李克强知道了何谓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宪政精神。龚祥瑞主张,宪法具有最高性,即使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守。在宪法之上再也没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或“正确领导”。龚祥瑞告诉李克强他们,宪政道路就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这些宪政主张,对于刚刚经历过“文革”的李克强犹如石破天惊,也让他热血沸腾。

     在龚祥瑞的引领下,李克强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在校期间,李克强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曾经提交一份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同时也得到龚祥瑞的好评: “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与此同时,李克强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的参考资料。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涌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幷且向社会领域侵袭,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龚祥瑞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但同时又以为自己的学生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为此,他把文稿交给了得意门生李克强,幷要求他作补充及至修改。

     李克强后来撰文回忆:“大概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幷把我和他的名字幷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有龚先生的名字。”李克强感慨地写道:“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 教过七七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当年82位法律系学生为“黄埔一期”。杨敦先回忆说,“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同学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到北大和李克强讨论相关的理论问题。

    从主掌“学生人大”到始建“政治代表队” 1982年1月,“黄埔一期”毕业,李克强等27位学生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毕业前夕,李克强面临人生选择。他的很多同学选择了赴美或赴法留学,李克强用两个月的时间复习了有关课程,雄心勃勃地准备留美考试。这时,上下左右都说:“李克强这次稳拿!”但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他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先后十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留校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领导学校近万名共青团员。经过马石江的多次思想工作动员,李克强终于选择了留校。这一消息震荡北大校园,议论四起。有的说:“克强,你可亏了,留学变留校,当个团干部。”“做那工作,把块材料给可惜了。”

     其实,作学生工作,于李克强是轻车熟路。作为学生时,李克强是校园里一位思想活跃、言词犀利的学子。在跨学科小组讨论中,李克强常常妙语连珠,灵感如涌泉。在校学习时,李克强热心于社会活动,很快成为校内活跃的学生骨干,曾被选为北京大学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当时北大学生会学习香港一些高校学生会的制度,也尝试创立了权力很大的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每个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是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誉为“学生人大”。李克强担任过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主席,他的校友回忆说:“在(学生会)常代会上……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

      担任团委书记后,李克强将北大的共青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非常活跃。他组织了北大首届文艺周,9天内演出了7台105个文艺节目,在学校与社会上引起良好反响,营造出浓厚的校园文化气氛,培养了学生情操,增强了学生自身的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大共青团出现干部数量匮乏、业务素质差、基层组织不健全等问题。李克强心想:要设法挽回10年浩劫的损失,全面提升共青团事业。他决心加强团组织的队伍建设,为各级团组织培养骨干,为共青团事业培养人才。于是,他着手创建北大团校。1982年,北大团校的开学典礼简单而热烈,李克强在讲话中说:开办团校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较高理论修养和工作能力的共青团干部。很快,北大团校成为学生心目中响当当的“政治代表队”。最吸引大学生的,是团校每项活动都与学生的实际密切相联。学生们说,在团校不仅学习了理论、锻炼了能力,更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不同时期遇到的各类认识问题。

    终身难忘“马、季”两师 当时,李克强仍然师从龚祥瑞,专攻《外国商法》,写出过经济论文《经济改革中市场的法律控制》,翻译了《改进法律机制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幷在龚祥瑞指导下,与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常程序》。该译着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如今仍然一版再版。李克强是第一译者。在翻译《法律的正常程序》时,英国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词语,既难懂且难译。一天,李克强遇有一词,实在弄不通,恰好因为参加校外一次会议,与国学大师季羡林同住在西苑饭店,就向季先生请教。季羡林先生当即做了回答,但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李克强当时还不理解他说的意思,当天晚上又发现季先生没有住在饭店,次日季先生返回,即向李克强说明了这个词的由来,多种含义解释得十分详尽。“我不敢想象季先生是否因为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当晚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也许,季先生幷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多年之后,李克强回忆起这件事,仍然感慨不已,在他看来,马石江把自己带入了共青团事业的工作之中,而季羡林让自己懂得了如何为学与处世。为此,“马(石江)季(羡林)”两师同样让李克强终身难忘。

     王照华的点将与两位经济学家的点拨

     当上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后,李克强保持不少求学时的锐气,虽然在北大莘莘学子中受到欢迎,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校外其它行业背景不同的团干部中,就常常鹤立鶏群,显得“另类”。他经常在一些场合对一些重大政治、社会议题发表思想相当解放的独立看法,招致其它领域的团干部的非议。在1982年北京市共青团七大上选举全国共青团十一大代表时,这名北大团委书记居然落选。不过,李克强本人似乎幷不太介意这些,但是,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王照华点将干预,李克强仍然列席团十一大。

    1982年12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新中国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精英,掌管了共青团的工作。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1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王兆国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李克强被选为团中央常委。曾有评论说:至此,李克强进入政坛快车道。不久,李克强被正式调到团中央工作,由燕园来到前门东大街10号楼。他出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

      1983年12月8日,共青团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增补李源潮、宋德福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书记处分工中,他分管学校口。两年后,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增选年仅30岁的李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希望工程”是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于1989年发起的一项公益事业。

      1990年3月,李克强作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考察组,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春风未融的冰雪,来到安徽省金寨县这个当年刘邓大军战斗过的地方,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老区的现状震撼着李克强等考察组同志的心灵,也更坚定了他们实施“希望工程”的决心。李克强说:“希望工程”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要用这炭火燃起老区孩子的希望。两个月后,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安徽金寨诞生,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新生事物!很快,“希望工程”已经成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和享有崇高声誉的民间社会公益事业。一般人不知道,“希望工程”的一些重要管理制度出台都是李克强亲自督办的,在他后来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任内,是“希望工程”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管理水平全面提高的时期。

     共青团十三大闭幕以后,李克强当选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当时,李克强把实施“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作为青年工作再上新台阶的突破口。“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从青年志愿者、青年文明号、青年文化园等三个方面展开。“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从培养合格的青年劳动者、造就优秀的青年科技和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开创2l世纪大业的生力军、推广普及新知识新技能4个方面展开。有人说,李克强总能先人半拍。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李克强当过知青,知道农村经济凋敝,每到年初许多地方就闹“春荒”,没有饭吃农民就成群结队出去讨饭。在读北大在职研究生时,他关注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他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萧灼基。后来,师从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5年拿到博士学位。而今,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二楼展厅陈列着该院前院长厉以宁的诸多著作,其中一本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为厉以宁与他的3名弟子合着。

     那是1991年8月,厉以宁把李克强、李源潮、孟晓苏3位在职博士生以前的硕士论文整理成一本书,幷为书的其它章节作了补充,加上股份制的内容,定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当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后,备受经济学界关注。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本书的所有论点后来完全被认同,渐渐变为正在实行的政策。

     得到全面历练的“50后”稳健务实 1998年6月,李克强调往中原,出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一个月后接任代省长,半年后转正,时年44岁。李克强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长,也是第一位“博士省长”。2002年,又出任河南省委书记。2004年12月底,中央宣布李克强调任辽宁担任省委书记。于是,他拥有一份丰富而完整的履历—从北大法律系求学开始担任学生干部,幷进入共青团系统,再由团中央第一书记转任地方大员,仕途可谓“平顺”。对李克强来说,由中央到地方,由农业大省到工业大省,不仅完善了履历,更重要的是能在不同的挑战前接受全面的历练,可以帮助他更有信心地应付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 2007年10月22日,在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上,李克强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此,李克强告别辽宁进入北京中南海,去为整个中国谋略施政。2008年1月11日以来,川东北等地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雨雪冰冻灾害,给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遭遇雨雪袭击的巴蜀大地,寒气逼人。1月30日,李克强专程奔赴四川灾区,当晚即察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抗灾救灾工作。31日一大早,李克强一行驱车百余公里,沿雪后崎岖的盘山公路,来到海拔1000多米的宣汉县老君乡紫云村。他踩着10多厘米厚的积雪一家一家看望村民,慰问结束时已是下午1点。他坚持不在群众家中吃饭,在路途中以方便面充饥。

      2月2日晚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报道了李克强到四川查看雪灾灾情的消息,在众多的活动镜头中,有一个小小的细节被一位网友发现。那就是李克强吃方便面的动作特别熟练:只见李克强接过方便面随手一扯,面团部分就非常准确迅速地落到纸碗里,然后是挤作料汁,也是直接到位,再然后就是刷刷刷快速解决战斗。这位网友感叹:看那个动作的熟练程度,也许一些手脚麻利的家庭主妇都要自愧不如。3月1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李克强等4人为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是副总理中唯一的政治局常委 (其它3人均为政治局委员),也是4人中最年轻的一个。李克强不仅是首位“50后”的副总理,而且是近20年来最年轻的一位副总理。很明显,他是中国未来政治领军人物之一。出身法学和经济学专业的李克强,也成为近年来涌现出的人文社科背景官员的代表人物,这种趋势也正好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国理念的转向相契合。新阵容汇聚新力量,新征程赋予新使命,肩负着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凝聚起中华民族的意志和力量。从李克强等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身上,人们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往开来、兴旺发达的光辉前景…… 

最新出炉十八大人选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李克强:总理。
王歧山:委员长。
汪洋 :政协主席。
簿熙来:副总理。
刘云山:中共政治局常委。
李源潮:纪委书记。
令计划:副主席。
孟建柱:政法委书记。
王沪宁:副总理。
孙政才:副总理。
尹蔚民:副总理。
郭金龙:副委员长、总工会主席。
赵洪祝:政协副主席。
常万全:中央军委副主席。
许其亮:中央军委副主席。
韩正 :中央宣传部部长。
沈跃跃:中央组织部部长。
姜异康:国务委员、公安部长。
胡春华:北京市委书记。

 

 

我看上海

范迁

(寄自美国加州)

    好不容易回一趟上海,发觉自己真正地落伍了。

    你以前熟悉的马路弄堂被拆得一干二净,造起像碰门板似的高层楼房。小时候专门吃二分的阿三头递过来的名片上也带个什么“长”,你却还记得过去他拖鼻涕打弹子的样子,不知与这个踌躇满志的大人物如何应对。以前喜欢的平民食物被包装得面目全非,价钱则是几个跟斗翻上去,味道呢,远不如过去。刚来美国用人民币来估算生活指数,现在你在上海用美金来换算商店里的天价商品,付钱时心里满是被宰的感觉,贵是一回事,离谱又是一回事。你在朋友间不敢随便开口,一开口就说出不合时宜的话来,弄得人家斜白了眼看你,问你生活在哪个世纪?走在路上你不敢过街,车行如飞,行人如蚁,好像压死几个一点关系也没有,你心惊胆战、躲躲闪闪地总算到达对街,一回头,那擦过你身边的司机目光简直可以击落苍蝇。

    你不敢上亲戚家去,人家说的都是谁谁谁买了几套房子,动辄就是几百万的数目,轻松得好像到小菜场买两斤咸黄鱼似的;你不由得想起在美国这些年真是白活了,到现在还在辛辛苦苦地还房贷。你走进路边小店,生煎馒头端上来显得过分地白白胖胖,不由疑惑店家是否放了地沟油洗衣粉,一双筷子就下不去了。你也不敢赴宴,门口一溜八个礼仪小姐,旗袍襟开到大腿根上。饭店里不是当令也有鳝鱼大闸蟹,避孕药喂大的。上海人吃饭欢喜掼派头,满桌稍动筷子的菜肴就被撤下去。你甚至不敢说是美国回来的,人家满脸关怀地问你在金融风暴中日子是否还过得下去,就差问你回来的机票是否用救济金买的。

     真是买块豆腐撞死的心情都有。

    要做个现代上海人不容易,银子身家户口做派调头花腔搞浆糊本事缺一不可。千万不要以为你生在此地就可以算上海人的,这个城市日新月异,做一个上海人的标准也与日俱进。像你这种几年回来一趟的老兄,首先路就不认得。人家请你吃饭,这个广场、那个大楼报上来就够使你头晕了。好不容易摸到那里,人家已经吃得差不多,服务员在上酒酿圆子了。如果人家再热情些请你到“屋里厢”去白相,那更是艰巨任务一桩,马路的名字是从来没听说过的,查了地图打了电话下了地铁再乘计程车兜了半天,最后崇明司机阿哥把你扔在小区门口,看看手里的地址----B区南门东6幢7弄5号28楼A座4室,绕口令似的。几十幢房子都设计得一模一样,跟阿里巴巴在门口画圆圈有异曲同工之妙。没有办法,硬了头皮到门卫处询问,大盖帽绿制服的保安使你想起以前的户籍警叔叔,莫名其妙先怯了几分。保安看到你缩头缩脑的样子,一口苏北官腔就上来了:找哪个?嗯。如果你被他一吓,期期艾艾答不上来,你一紧张,大盖帽警惕起来,走出岗亭来,手背在身后,不知捏了什么防暴武器。还好急中生智,掏出通讯录,一个电话打上去,才得以放行,乘电梯上楼后,敲开房门第一件事体是问主人借厕所,憋不牢哉。

    房子是上海人最大的硬件,楼高二十八层,据说夏天蚊子都飞不上来的。踏进门先换拖鞋,拖鞋的造型是兔宝宝唐老鸭出口转内销,可爱极了,老头子老太太穿了可以上大世界唱滑稽去的那种。主人先请你看客厅窗外的风景,望出去灰蒙蒙的天空,几十幢一模一样碰门板似的楼,对面人家的太阳房里晾著长袜短裤历历在目,远看高架桥上汽车像蚂蚁似地爬来爬去,极目之处(近视眼免谈)隐隐约约算是有一点市中心的影子,实在看不出所以然,但礼貌还是要的,你言不由衷地赞美了几句。主人一高兴,领了你各个房间参观一下,不收你门票。先是介绍这套房子是他去年多少铜钿买进的,现在又涨了多少钞票。再介绍地板是巴西进口的硬木,厨房是全套日本进口的炊具,汰浴间里嘘嘘用的钵斗是美国进口的,头上吊灯是捷克水晶的,而红木家具是义大利原装的,挤得满满当当一房间,炒什锦似地充分体现了跟世界接轨精神。如果主人跟你再热络些,会凑在你耳边说这样的房子他还有好几套,全部是在普陀、七宝、松江等上只角地区,其中一套是为他三岁的儿子准备的,那还有几套呢?他只是嘿嘿一笑,给你留下充分的想像空间。

    罗兰?巴特说过:一只笼子在等一只鸟。上海人深得其中精髓;笼子得准备好几只,空著没问题,时机一到,自会有金丝雀飞进来。

    上海人一向对房子的热情无可比拟,以前常看到鲜花插在牛粪上,往往是这位牛粪拥有亭子间里几个平方米的结婚面积,使得鲜花心甘情愿地托付终身。也看到住在叠床架屋小空间里的兄弟姊妹们为了一间遗产房打破头。更看到大龄青年整夜在黄浦江边荡马路,只是为了无处可去。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像挨过饿的老鼠下意识地储存食物,上海人家里只有一套房子心中是不会安定的。现在上海常住人口二千万,每家手里捏个二、三套,结果市中心像一锅粥溢出来了,只好往郊外发展,莘庄、闵行、昆山现在也人满为患,像松江这种鸟不生蛋的乡下头,房子也卖到一万七八千一平方,农民伯伯的嘴巴也笑得歪掉了,钞票从天上飘飘扬扬落下来,叫伊哪能再肯去种庄稼。听著,买不起市区房子的人,此地银行钱庄百货杂用菜场餐馆小吃酒庄旅店录像网吧汰浴修脚按摩发廊敲背应有尽有,再一次插队落户来吧,就是做“阿乡”,也要做个“有房的阿乡”。

    上海人一直流行“几大件”,房子当然是其一,还有大家别苗头的大件是车子,上海路窄车多,上下班时高架桥上堵车两三个钟头小意思。好在地铁四通八达,计程车像过江之鲫。私家车,说句老实话;聋子的耳朵,招摇的成分大于实用。不过房子都买下来了,地库里划给你的车位却空著,自己看看都不好意思。牙关一咬,买!还不能买太差,否则人家当你是跑单帮的。查了无数次电脑,逛了无数的4S店,老婆老公吵了无数次相骂,结果买下一部高丽棒子车,都说是“性价比”不错。车位上终于有部汽车停著了,半夜里醒过来还要跑下车库去看看,听听车子里的音响,隔天要打次蜡,车厢里香水要喷足。上海这地方,养部汽车不比养个小囡便宜,至少比养个二奶还贵不少,牌照费保险费养路费修车费停车费汽油铜钿,用来上下班是不合算的,唯一的用处是半夜之后开到高架桥上看风景。

    房子车子算是上海人的硬件,软件就说不清了,这地方一天一变的花头经,像你这种国外回来的老兄是拎不清的。比如说;老婆算硬件还是软件?情人呢?记牢一点,登记在名下不能替换的算硬件,随时可以搭配的算软件。所以,有人请你赴宴,你跑进饭店看见主人身边的女士千万不要乱叫某夫人、某太太,场面尴尬不说,还被人认为“洋盘”有份。现在上海人的正牌娘子很少带上台面,或是因为面孔上零件装配没有到位,或是新式夫妇各管各大家白相。聚会出游吃饭K歌麻将购物逛街看电影喝咖啡,红男绿女假凤虚凰,年轻漂亮风流摩登身材一流,人人手上钻戒真假难辨,人人拎只LV,人人手上一支摩尔烟,称呼随便你拣;朋友知己同事秘书代理助手家教相好腻友小蜜红粉达令......不一而已。关于上海人的这套软件,你尽可以充分发挥你的想像力,但是不要傻头傻脑问人家女士要名片,否则下次再没人请你吃饭。

    最近世博举行了,喔哟,大事啊!上海人开口闭口就是SB,兴奋得觉也睡不好。政府带头,几千个亿花下去眼睛眨都不眨,拓宽道路,大兴土木,半老徐娘头上插满花似的。卖力是卖力的,但常常要露出点破绽来的;人民广场附近什么时候造了这批一层楼的仿古房屋?现在乡下“楼倒倒”式的房子都卖到二、三万一平方,市中心更是寸土寸金了。真是好奇心害死猫,叫计程车阿哥停下看个明白,走近才发现这仿古建筑是画在三夹板上的,不过描绘真是精细,描金门楣雕花窗台青石台阶琉璃飞檐威武石狮喜庆宫灯,中国文化掩盖了背后凌乱狼藉的拆迁工地。上海啊上海,世博不就是一个展览嘛,值得这样子“冒充金刚钻”?坊间说得更为离奇,说是在世博前后期间,凡是到商店买菜刀一律实行身分证实名制,要买老鼠药的也在管制之列,乖乖隆地咚,好像在巴格达也没如此紧张。这种天方夜谭也只有小儿科的上海人做得出来。

    不要以为这只是政府行为,上海人现在的心态像爆炒米花似地膨胀得不得了,不止一个人跟我讲过:外国这种地方有啥搞头?赶快回来吧。回来做啥?回来白相啊!现在上海日子好过啊!(编者注:上海话“白相”为愚弄、玩乐之意)

    也许吧,上海现在就是个放大几千倍的黄金荣大世界,戏法人人会变,吃喝白相样样俱全;你可以吃到地沟油烧出来的鲍翅全席,你也可以喝到美味的三鹿奶粉,工业酒精勾兑的茅台名酒,你有钱可以白相楼花股票,你没钱可以白相手机黄段子,你是大款可以白相明星,你是小赤佬可以白相发廊女,当了官的,可以白相老百姓,你不幸当了平头老百姓,至少可以白相自己,意淫一下;生逢盛世。

    可惜盛世不是自己讲了就作数的。将来历史学家会不会把一个极少数人掌握绝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时期叫做“盛世”,大有疑问。如果这个社会再是道德败坏,信念无存,巧取豪夺,环境破坏,假货充斥,人心流失,那可以肯定;不要说盛世了,末世还差不多。

    唉,算了吧,阿哥你们自己白相得开心就好了,我们这些洋盘呢,生不逢时,还是做个业余上海人,偶尔来白相相就心满意足了。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3-24 17:16:53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中国前驻利大使谈卡扎菲 青睐中国,多次密会大使,满怀理想并非中东疯子

卡扎菲不好女色 并非疯子

中国前驻利比亚大使 王厚立

世界新闻报 2005年7月15日

    提起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不少人马上会想到骆驼、帐篷、女保镖,还有他的种种惊人之举。这难道能代表真实的、全部的卡扎菲吗?笔者在担任驻利比亚大使期间,曾多次与卡扎菲单独会面,并与他成为朋友。说到底,卡扎菲并不是个疯子,而是一个个性独特、不甘寂寞的革命理想主义者。

     特立独行拒绝官职头衔 打破惯例折腾外国使节

    1989年夏,笔者出任驻利比亚大使。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知道盛产石油的北非富国利比亚,却大都知道卡扎菲,这主要是从西方媒体上获得的信息。比如:卡扎菲是个“疯子”,他有许多年轻漂亮的贴身女保镖,可以随意选择情人;卡扎菲是个怪人,即使出国访问也带着帐篷和骆驼,等等。因此,有些亲友对笔者此行既表示不安,又感到新奇。那么,卡扎菲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踏上了前往利比亚的旅程。

    在途中,我们就感受到了卡扎菲鲜明的个性。当时,我们从巴黎转乘利比亚国际航班。那是一架改装了座位的波音737,没有头等舱、公务舱和经济舱之分,全是一样的座位。据说这是为了体现“大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一律平等的制度。在飞行过程中,利比亚空姐递给我们入境登记卡,但上面只有阿拉伯文,没有英文或其他国际通用文字。原来,这是卡扎菲在利比亚进行“文化革命”期间,强调阿拉伯化、取缔西方文化的一种体现。

    到达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不久,利比亚“对外联络和国际合作办事处”(我们简称其为“外联办”,即外交部)礼宾司很快通知使馆,安排中国大使递交国书。

    按照国际法和外交惯例,大使递交的国书是派遣国国家元首致接受国国家元首的信件,因此,应由接受国国家元首接受。而利比亚却由外联办人民委员会秘书(即外交部长)接受外国大使递交的国书,显然不符合外交惯例。据说,这与卡扎菲在利比亚的特殊地位有关。因为卡扎菲一再声称,他既非国家元首,又非行政首脑,只是“9•1革命领导人”(1969年9月1日,年仅27岁的卡扎菲率领一群年轻军官推翻了伊德利思王朝,成为利比亚国家领袖)。

    当时,利比亚对新闻控制极严,官员和百姓很少同外国人谈论国是,因此外国使团之间交往比较多。笔者曾听到任较早的外国大使们说,在利比亚,卡扎菲是唯一的权威,许多独特的制度都是卡扎菲的思想和理论的实践。比如,利比亚的大型集会和参观旅游活动往往被安排到几百公里、甚至一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举行。尽管主人免去使团的食宿交通费用,有时还派专机接送,但由于组织工作混乱,随意更改行程,结果往往是一场活动下来,参加者都被弄得疲惫不堪。

    有的大使不由感叹说:到利比亚当大使,第一要有好身体,经得住折腾;第二要有好耐性,没脾气不发火。

     多处帐篷密会中国大使 彬彬有礼言谈闪动火花

    卡扎菲一般不单独接见外国大使,但却多次单独接见笔者,这引起了所有驻利比亚使团的瞩目。利比亚外长蒙德赛尔曾私下对笔者说,这是卡扎菲给中国大使的“特殊荣誉”。

    不过,这种接见很有意思。每次都是利比亚礼宾司临时通知有会见,但不说是什么事和谁要见笔者,只是催促笔者带一名阿拉伯语译员尽快到礼宾司,换上他们的车直接到会见地或上飞机。有时上了飞机,笔者才知道要与卡扎菲见面,但陪同人员仍不说飞往何地。

     卡扎菲单独会见笔者,有时是在的黎波里市的“阿齐齐亚门”(也称卡扎菲兵营)的帐篷里或办公室里;有时是在的黎波里以东约600公里的锡尔特海湾边的一个帐篷里;有时是在距的黎波里1100公里远的班加西市郊外的帐篷里。

    卡扎菲在“阿齐齐亚门”的办公室陈设很简单:一张办公桌,一张小会议桌,一张普通靠椅,几张供客人坐的小靠背椅,办公桌上一部电话机,一枝笔,几张纸,此外什么都没有了。会见时,卡扎菲身边一般很少有陪同人员,有时只有外长蒙德赛尔一人在座。

    如果会见是在帐篷里进行,那么陈设是这样:帐篷内铺有地毯,放着一张桌子,几张轻便椅,或有沙发和电视机。这些帐篷并非卡扎菲的住所,只是用于休息或接见客人。

   卡扎菲每次接见笔者时,都显得很有礼貌,微笑着迎送,没有傲气。他极少打断客人的讲话。从他的谈吐中,笔者能看出他很有思想,对国际上发生的大事都很了解。而且他的讲话颇有煽动性,常用特有的方式和语气表达他对事物的看法;有时还很生动,带点幽默,这与他在大型集会上声嘶力竭、挥舞拳头抨击美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举动判若两人。

    微服私访赶走无情医生 独自乘机出国不请自到西方媒体曾报道说,卡扎菲独裁专制,狂妄傲慢,思想偏激。然而,据笔者了解,卡扎菲并不是个疯子,也不是颗“无定向导弹”,而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思想和想象力的狂热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他对当今世界有着独特的看法和表达方式,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传奇式英雄人物。总的来说,卡扎菲在中东各国领袖中,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位。不妨举几个有趣的事例:

     和清朝的康熙皇帝一样,卡扎菲年轻时也喜欢微服私访,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有一次,他带着一名随从上街私访。他们来到一家诊所里。这名打扮成贫苦人的随从对医生说,他的老父病重,不能出门,恳求医生上门就诊。尽管苦苦相求,医生还是不答应。这时站在一旁的卡扎菲说:“医生,我要你因为这样对待一个垂危的老人而后悔一辈子。你必须离开利比亚,而且就在今晚。”当晚,利比亚警察就把那名医生驱逐出境。

     还有一次,卡扎菲突然想起一件事要见埃及总统纳赛尔。当时负责他安全的警卫队正在南部沙漠训练。于是,卡扎菲就在未通知埃及方面的情况下,孤身一人乘坐直升机去了开罗。直到飞机在开罗上空盘旋时,纳赛尔才知道卡扎菲来了。

    类似的情况,笔者在利比亚任职期间也碰到过。有一次笔者回国述职休假,在外交部遇见我国驻埃及大使詹世亮。他笑着对笔者说:“你的好朋友卡扎菲突然来到开罗,说有急事要立即会见穆巴拉克总统。当时李鹏总理正在埃及访问,穆巴拉克总统只好对李总理解释说,他实在拿这位兄弟没办法,只好立即见他,请李总理原谅。”

     1990年,笔者从的黎波里驱车去班加西办事,途经一片新住宅楼。陪同的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代表告诉我,这片住宅楼是他们公司几年前承建的。楼房刚盖好,就被附近许多居民抢占入住了。当地主管部门没有办法,只好向上头反映。卡扎菲知道后接见了住户代表,并对他们说:“你们是国家的主人,房子就是为你们盖的,住下吧!”于是众人高呼:“卡扎菲万岁!”

    生活简朴不好烟酒女色 重视妇女性命 交女保镖

    西方媒体还报道说,卡扎菲生活奢华,喜好女色。这与笔者所了解的情况也不符。卡扎菲是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古兰经》从不离身。他热爱祖国和阿拉伯民族,主张贫富均等。他本人生活比较简朴,不嗜烟酒,不好女色。

     关于卡扎菲的传闻比较多的是他身边的女保镖。1989年,卡扎菲率团到南斯拉夫参加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当时,有记者抢拍到这样的镜头:两名贴身女保镖紧跟着卡扎菲走进会场时,被东道国保安人员拦住。这时一名女保镖当即把保安人员的手咬了一口,没等后者反应过来,两名女保镖就迅速进入会场,追上卡扎菲并紧随其后。

     确实,卡扎菲身边的这队女保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元首女卫队。她们全都是从的黎波里女子军事学院选拔来的,经过正规的军事和格斗擒拿的训练,个个拥有运动员的强壮体格,英勇敏捷,年轻漂亮。她们执行任务时身穿迷彩服,不戴首饰,只在胸前别一枚卡扎菲小像章。

      曾有媒体报道说她们都是卡扎菲的情人,其实不然。卡扎菲在女色方面很严谨。他非常重视妇女的地位和作用。他常说,之所以带着女保镖,把生命安全交给她们,说明信任她们。而这些女卫队队员也对领袖非常忠诚,富有献身精神,尽职尽责。

    (世界新闻报 2005年7月15日)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22 13:38:5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小文一篇,朋友们指正 ,发件人: huangjs发送时间: 2011年3月21日 22:26主题: 小文一篇,朋友们指正

看电影《惊沙》

黄纪苏

2011-03-21

     这两年看过几部很感人的国产影视作品。讲述陕北根据地老红军马锡五在七沟八梁间为农民办案子的电视剧《苍天》,我本来期望值并不高,后来却连光碟带网上视频连看了三遍,还意犹未尽,专案组似地追查主演是什么人,王学圻都演过些什么。还把《兰花花》个各种形式的演唱、演奏搜集来专门建了个文件夹。当时还想把一些感受写下来与人分享――其实也就是强加于人,只是一忙一拖便事过境迁了。

      如今《惊沙》的记忆像蒙了春天的沙尘,也快陈旧了。电影所述七八十年前那段惨烈而悲壮的西路军故事,早已在历史的沙尘之中。三十年前,曾读到《历史研究》上一篇“重新评价”西路军的文章。三十年来,关于西路军的是是非非时有所闻。到底是中共中央把西路军指挥进的绝境,还是西路军自主进去的,这类问题交给史家们去慢慢辨析吧――友人双石君最近撰有专文,颇见功夫。作为已然不在那段历史的普通观众,我们会留意更具普遍性、最好普遍得像寓言一样的东西。创作者期望呈现给我们的,恰恰也正是这些东西。创作者的期望在满场的泪光中得到了实现。一支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理想、以更美好更公正的社会为目标的队伍,其实在窘境和绝地中才更能展现其磅礴的生命力――海参鱼翅宴上摸到的脉象一般都不怎么样。当一群能勇毅、有信念的人在物理世界中浩然倒下,他们便会在另一个世界挺然站起,站得顶天立地。马家军当时的确胜了,但其实也败了。那位除了生他的和他生的他不扔床上的马步芳,最后被那支曾败在他手下的队伍扔出老家,扔出大陆,后来国民党也嫌他丢人,给扔天涯海角了――到了天涯海角他还“乱伦逼婚”呢。我说这些肯定又招人不爱听,但事物就这么辩证,没办法。我多年前在戏剧《切格瓦拉》中也写到另一支队伍,即格瓦拉游击队在玻利维亚丛林中的“失败”:

    究竟哪个是成,哪个是败?不是看谁有多少武器有多少美元,屠杀了多少生命收买了多少灵魂,而是看谁的精神能将人心点燃,被歌声流传,把历史照亮。

    当年那支走过中国崇山峻岭大漠荒原的队伍,后来把中华民族带出了近代绝境,再后来把自己带上了海参鱼翅宴。这支队伍的前后兴衰之迹,物质上和精神上正好颠倒,令人叹息不已。我不知道今天的贪官污吏看了《惊沙》这样的片子会做何感想,有可能是自惭形秽,索性破罐破摔吧。所以重庆方面除了在道德上正面“唱红”之外,最近还建了个贪官博物馆,专从反面做文章,用大贪官的凄凉末路吓阻路上兴高采烈的中小贪官,以及正要上路的候补贪官。这一招有点像在海参鱼翅都上完之后,冷不丁再上一大盘文强等人的骨灰,也许能起到醒酒、减肥的疗效。也许,席上有人拿它当了椒盐小排呢。

     这些年红色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市场越来越好。中国革命这笔丰厚的道德资源,理应在培养人心,营造正气方面有所作为。就官僚集团而言,他们从前辈的英雄事迹中收获荣誉感并不是件坏事,因为顺着荣誉感再往前走,就走到羞耻心了。但如果他们收获了荣誉感不是再接再厉,而是坐在海参鱼翅宴上七倒八歪,那么红色文艺,起码在他们那儿,就会丧失现实主义特别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宝贵意义,而成为清明节八宝山门口卖花姑娘们的营生。

 

富甲全球依然丧权辱国的大宋王朝

原题:《一个不敢有敌人的王朝》

顾伯冲

2009年5月18日

  核心提示:追溯千年,宋朝在当时可谓超级富国了,这一点贡品只是九牛一毛了。当时,中国就与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50多个国家通商贸易。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景象千年后仍让世人惊叹不已。但富不简单地等同于强。落后就要挨打,而一个没有尚武精神、没有强大国防作后盾的民族,即使经济再强大繁荣,也同样会挨打,会丧权辱国。 这种优雅舒坦的生活实在太惬意了,宋王朝的大小官员哪里舍得去打破呢?收复的事只能放一边去了。后来,宋朝干脆承认外族对幽云十六州拥有主权的合法性,而宋王朝的子民们,称辽兵为“虎狼之师”,可见全国上下惧怕之深。

  日子越安逸,统治者越不敢有敌人。既然不敢有敌人,就没有必要保持强大的军队了。细检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几十个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朝代,要数宋朝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最为发达。据史载,自太祖时代始,铸币叠增到年500万的数量,其两年的铸币数就要超过400年后明朝276年所铸之总和,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也不过32万贯;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产生在宋代,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属于宋。

  不过不要忘了,大宋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窝囊的朝代,一直是汉民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这里不妨翻一下老账:靖康二年开春,也就是1127年正月,金兵攻陷汴梁,四月将徽、钦两帝及3000余名皇室人员作为战俘带回,一年后到达金上京。第二天,金太宗吴乞买即下令让徽、钦二帝去祭拜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寝。先是让他爷俩脱下衣服,袒露上身,然后现宰两只绵羊,剥下血淋淋的羊皮披在两位皇帝的身上。以这种极尽侮辱的装束让徽、钦两帝一步一叩首,绕着完颜阿骨打的坟墓转了三圈。礼毕,两位皇帝又去乾元殿拜见金太宗吴乞买,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

  溯源究由,原因很多,致命的还是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一直在作祟。

  世上之事,常常是“怕处有鬼,痒处有虱”。宋朝不敢有敌人,但偏偏没有碰上世界大同的好运气,敌人不但客观存在,而且虎视眈眈。千年之前,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除了建都于汴京的大宋之外,还出现过三个国号:一个是建都于内蒙古近郊的辽,另一个是建都于西北地区的西夏,再一个是建都于会宁的大金。上述三个政权的掌门人体内流淌的是惯于纵马奔腾的民族的血液。广阔无垠的草原铸就了游牧民族兼容、多变、简朴、动态的品格,冒险、勇猛、善战、扩张等特征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或许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或许是游牧民族身上留下来的那种原始野性,他们情感罗盘的指针总是蛮横地指向大宋所在的南方。因此,他们总是以宋朝为敌,绝不因对方不敢有敌而手软过。他们所作的这一切完全是为了试一下马刀的锋利吗?当然不是的!

  史载,北宋与北方的辽政权和西北的夏政权长期对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不仅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银20万两、绢十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每次议和都要拿出如此之巨的钱财物作为贡品,不是要把宋朝的财政压垮吗,或者搞得连年赤字吗?对此,我要负责任地指出:不!我们用不着为大宋王朝杞人忧天。

  追溯千年,宋朝在当时可谓超级富国了,这一点贡品只是九牛一毛了。当时,中国就与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50多个国家通商贸易。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景象千年后仍让世人惊叹不已。但富不简单地等同于强。落后就要挨打,而一个没有尚武精神、没有强大国防作后盾的民族,即使经济再强大繁荣,也同样会挨打,会丧权辱国。

  幽云十六州是后晋之后包括宋代在内的汉族子民心头的一个痛处。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晋国,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作为条件,两年后,即公元938年,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之地献出来,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一线。宋朝的统治者多次想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几次准备或攻打未果后不得不放弃了。“宫梅粉淡,岸柳金匀,皇州乍庆春回。凤阙端门,棚山彩建蓬莱。”赵佶的这首《声声慢》,字里行间渗透了奢华、渗透了脂粉、渗透了优雅。这种优雅舒坦的生活实在太惬意了,宋王朝的大小官员哪里舍得去打破呢?收复的事只能放一边去了。后来,宋朝干脆承认外族对幽云十六州拥有主权的合法性,而宋王朝的子民们,称辽兵为“虎狼之师”,可见全国上下惧怕之深。

  日子越安逸,统治者越不敢有敌人。既然不敢有敌人,就没有必要保持强大的军队了。这是宋朝最高统治者的治国逻辑,也是其推行的“重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的心理基础。最高统治者关注的焦点通常是社会力量的汇聚点。宋时,文化发展到空前高度,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柳永、辛弃疾、李清照等大家灿若星河。陈寅恪先生评价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连那些大小官员平时也对咬文嚼字,卖弄文采,风花雪月,浅斟低唱等乐此不疲,以附庸风雅为能事,而一遇国家危机却推诿扯皮,束手无策,甚至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由于文气过重,很多文人和官员只有借酒消愁,到那花红柳绿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歌妓那里寻求理解和安慰;或是寄托老庄,心死抽身,退避入山崖林薮孤芳自赏。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精神木讷的萎靡王朝。

  宋朝拥有上百万常备军,宋神宗登基前禁军、厢军达到140万人,人数不可谓不多,并且开创了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新纪元,把指南针用于军队布阵作战,装备不可谓不先进。但是,基本国策的设计对社会精英的导向作用很大。但由于军人的社会地位一直不高,导致许多人不想从军,不想当军人。文人很多,杰出的军人却很少,名将更是凤毛麟角。由于缺乏军事战略人才,作为国之大事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就很难得到提高。缺乏决断,选择了抱薪救火,以致外敌气焰日胜,东吞一地,西割一城,后来又因为太过天真同金一起灭辽,妄想分得一城半镇,不想却丢了半壁江山,连皇帝都被掳去,剩了个南宋,落得千古笑柄。以后的故事,就是大家熟知了。

  在残酷竞争的世界,武功与文治是一个孪生体。国家对武功建设的思路和手段的调整,文治迟早会作出相应的反映。不论武功与文治方略调整孰先孰后,文治依赖于武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与自己的敌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有敌人,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因为有敌人,产生了前进的动力;因为有敌人,就有了追赶的对象。

  敢有敌人,不是为了主动拥有敌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竞争存在,优胜劣汰是亘古不变定律。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下去,必须有敌情意识,并且不断培育善于战斗的勇气和禀性,否则经济与文化无以依附。一个民族保家卫国的军事才能,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生存之本。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千年过去了,大宋王朝风花雪月的岁月残废了,没有底力的繁荣早已蒸腾为覆灭的哀曲,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正躺在历史的教科书里呻吟着……

 

 



发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15 15:32:58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 标题: 转发: 转发:中国触动全球

    推荐一本非常值得一看的好书,转发给各位,各人去评品。 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维为教授著的《中国触动全球》,的确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由于作者特殊的经历(见书内作者介绍),他曾去过全球106个国家,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作者以亲身所闻所见,对比地探讨了我国的改革、民主、人权、腐败、贫富差距等这些在国内人人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西方经常对我国指手划脚的敏感问题。他既有微观现象的考察,又有宏观深入的思考。文笔流畅幽默,娓娓道来,入情入理,引人入胜。尤其可贵的是他的许多观点是在和西方学者辩论中形成的,因而很有说服力。作者并以爱国情怀,对我国的发展提出许多恳切的建议。全书87页,前面有目录。您不妨先从后面专题议论民主(29-38页)、人权(51-57页)、贫富差距(64-68页)、腐败(76-83页)等篇段看起,我相信,引起了您的兴趣,您就会从头到尾欣赏这本书的。

中国触动全球

张维为

    【作者简历】

学历:
1978-1981:复旦大学外文系文学学士
1981-1983: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员培训部、联合国翻译专业研究生毕业文凭
1988-1994:日内瓦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 国际关系硕士(1990)、国际关系博士(1994)
主要经历:
1975-1977:上海艺术品雕刻二厂工人
1978-1983: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
1983 - 1988 中国外交部翻译室主要英文译员 (曾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李先念,乔石,钱其琛等中国领导人担任主要译员并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过数十个国家,参与接待了许多外国来访政要。)
1988-1994:瑞士日内瓦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学习
1990 - 1994 瑞士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1991: 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发展中心访问学者
1995 - 1998 瑞士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0年:意大利Boconni University访问教授
1998 至今:瑞士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2004 至今: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参加过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大量的学术会议并作主旨发言,走访过106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职务: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兼任教授
清华大学特邀研究员
暨南大学客座研究员
日内瓦韦伯斯特大学兼任教授
比利时欧洲亚洲研究所理事会 理事
欧盟Europe-China Academic Network (ECAN)特邀专家
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副主席

    目录

第一章 中国,赫然崛起(p.6)
一、第一次出国的震惊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1)p.7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2)
三、中国崛起:不同凡响的意义(1)p.10
三、中国崛起:不同凡响的意义(2)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1)p.13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2)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3)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4)

第二章 最不坏的模式?
一、最不坏的发展模式?p.19
二、东亚模式之争(1)p.20
二、东亚模式之争(2)
三、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1)p.23
三、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2)
四、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1)p.26
四、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2)

第三章 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1)p.29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2)
二、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1)p.32
二、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2)
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1)p.35
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2)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1)p.38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2)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3)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4)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5)

第四章 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
一、谁创造了人类普世价值?(1)p.46
一、谁创造了人类普世价值?(2)
二、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1)p.49
二、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2)
三、也谈人权(1)p.51
三、也谈人权(2)
三、也谈人权(3)
三、也谈人权(4)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1)57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2)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3)
五、让理性的声音占上风 p.61

第五章 中国:不要自己打败自己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1)p.64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2)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3)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1)p.68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2)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3)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4)
三、建立良性循环机制 p.75
四、腐败问题:国际视角的观察 p.76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1)p.79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2)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3)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1)p.83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2)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3)
第六章 环球同此凉热(略)p.87
第七章 软实力,更触动世界(略)p.87

    尊敬的网友们,本书已选择精华部分供您阅读。简单阅读,同样精彩!

第一章 中国,赫然崛起

    一、第一次出国的震惊

    今天访问泰国曼谷归来的很多国人,谈起曼谷都不屑一顾,无非是一个热热闹闹而又乱糟糟的城市。但我从1983年4月15日抵达曼谷国际机场的那一刹那起,就不时感到“震惊”:我第一次看到了现代化的繁忙机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波音客机不停地降落起飞,而地面调度又显得那么井然有序,候机大厅明亮宽敞,机场商店货品琳琅满目,比当时北京最漂亮的王府井工艺美术品商店还要富丽堂皇。当时的北京首都机场比曼谷国际机场可差了一大截。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看到了汽车飞驶的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了晚上九点还在营业的超级商场,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主要街道到了晚上十点钟还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服务:商店的服务员是那么友善、那么客气,哪怕你只是在门口路过张望一下,服务员都会迎上前来,带着微笑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当时的北京,这种服务态度我从未见过。泰国不仅服务好,而且效率高:你今天定做一套西装,明天就做好,送到你的饭店,价钱也不贵。曼谷的繁华使我这个来自大上海的青年学子深感不安。毕竟上个世纪30年代当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时候,曼谷恐怕比中国的一个县城好不了多少。后来我还访问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一个更比一个现代化,泰国还是其中最落后的。一想到邓小平在1978年10至11月的两个月内,也先后密集地访问了这四个国家,我可以想象他老人家当时所受到的震动。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邓曾路过新加坡,现在亲眼看到新加坡的巨变,怎能不感慨万千?他后来多次说过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他在日本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后说:“我明白了什么叫现代化” 。从这些国家访问归来的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从泰国回来不久,我就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我参加的第一场重要外事活动是接待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马科斯夫人先派了一个先遣组来北京为她的访问做准备。因为马夫人是世界闻名的采购高手,所以她的先遣组成员个个都是采购高手。他们干脆开玩笑,称自己是advanced shopping group(先遣采购组)。他们老是打听北京哪里购物最好,礼宾司总是推荐北京友谊商店,这是当时北京为数不多的涉外商店,所以菲律宾先遣队很快有了个口头禅,“Friendship Store again?(怎么又是友谊商店?)”“北京除了友谊商店还有其他商店吗?”他们好几次问我。

    时间飞逝。2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可以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上,中国已经大步地走在泰国、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之前了。我后来访问泰国不下十次,泰国和中国的差距逐步显现,曼谷和上海、北京的差距也明显拉大。2006年泰国的军事政变又给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不确定因素。但泰国还是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例如,泰国航空公司的服务质量,全世界有口皆碑。2005年我还访问了菲律宾,我看到马尼拉的棚户区居然延绵不断,如果光从外表看,马尼拉的城市面貌,与今天北京的差距至少20年。过去这20多年里,菲律宾不停地搞政治,所谓的“人民力量”一波又一波,换了四位总统,经历了不可悉数的各种兵变,而整个菲律宾的经济过去20年增长有限,人民生活鲜有改善。当然北京的发展也有些太快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经典城市失去了太多原本不该失去的特色。这种损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文化水准的不断提高,越发让人感到遗憾。这似乎也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我们过去30年发展模式的成就及其问题。但是,持平地说,无论我们的发展模式有多少不足和问题,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致力于改革开放,致力于现代化建设,整个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令人叹止的变化。比方说,消除贫困在国际上历来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但中国仅用了短短20多年的时间,使得近4 亿人脱贫,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提前实现联合国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整整提前了12年。虽然还是比较低水平的脱贫,但你只要去任何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看一看,大部分国家在过去30年里,政治动荡,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就不错了。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1)

    实际上,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国际社会似乎已普遍接受了这个概念,而且从我的观察来看,大部分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对中国并无恶意。至于印度是否真正崛起,国际上还有争论。但对中国的崛起,世界似乎已形成了共识。置身国外时,对此感受尤深。中国的崛起似乎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我1983年访问泰国的时候,泰国还鲜有来自中国的客人。我下榻的饭店经理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你真的来自‘红色中国’?”我离开之时,他说,“请向邓小平总统问好。”而今天,中国游客已成为泰国最大的客源。10年前我到台湾访问,在台南市中心一家餐馆吃小火锅,老板娘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惊讶的盘子几乎掉在地上:“你跟我们长得一样啊?”而今天,台湾很多计程车司机都会说:“听说大陆进步很快呀。”

    实际上,整个中国周边的地区,从朝鲜,到韩国,到泰国,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甚至到澳大利亚,几乎一夜之间,中国游客就成了他们最大的客源,随之而来的就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几乎都可以兑换了。在欧洲,“中国热”也一直持续着。除了商店里都有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外,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东西,从中式老家具到老子的《道德经》都很受欢迎。瑞士的名牌表店,家家配上了华人职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现在每周有54个航班直飞北京、上海、广州、香港,上座率近百分之百。从布鲁塞尔到巴塞罗那,从慕尼黑到阿姆斯特丹,从巴黎到伦敦,与中国崛起有关的讨论会一场接一场,让人应接不暇。2007年深秋,参加了在里斯本举行的中欧论坛会议,葡萄牙总统致词强调:“欧中关系的前景无比开阔。”

    拉美情况也类似。我到巴拿马参观闻名世界的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但运河管理局的经理一听我来自中国,便为我一人单独介绍了半天这条运河的历史和今天,最后说:“我们早该和中国建交了。”我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计程车司机问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说“中国人”。他以拉美人特有的夸张口气说:“中国人来了,我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在巴西,一位多次访问过中国的学者对我说:“20年前,上海比不上圣保罗,现在圣保罗比上海落后了一大截。”我在发展中国家讲学,一当提起中国经济30年内增加了10倍以上,并且提前12年实现了联合国2015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目标”,听众甚至会自发鼓起掌来。

    正因为这样,今天的非洲也特别关注中国。莫桑比克工商部官员对我说:“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越多越好。”我到坦桑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阿鲁沙,旅店经理与我开玩笑:“只要中国人每人捐给我们一分钱,我们国家就现代化了。”在约翰内斯堡,一个黑人教授对我坦言:“非洲很难重复中国奇迹,因为上层没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下层缺少中国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次在内罗毕谈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听众问:“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质量不怎么好,这是什么原因?”没等我回答,会议主持人、肯雅塔大学的校长就说:“过去日本产品的质量也很差,中国很快就会赶上来的。”讲座结束,我坐上计程车回旅馆,司机听说我来自中国,对我说,“中国货质量还不错,但中国人建的路更好,车开上去真舒服。”对于中国的崛起,除了赞誉之外,也有不少担心、疑虑甚至反感。我去意大利米兰做访问教授,一位当地学者私下对我说:“很多意大利人害怕中国人:中国人来了,把经营不下去的杂货店和餐馆都买下,然后开意大利餐馆,卖比萨饼和面点,比我们意大利人做得还好,还便宜,再加上偷税漏税,我们怎么竞争?”意大利和西班牙后来都出现过针对华人的骚乱。

    有一次我去巴塞罗那开一个讨论中欧关系的学术会议,见到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他对我说:“我们欧洲人心里真是有点害怕中国,不是担心你们要打仗,而是担心这么一个问题:除了需要人与人直接接触的服务外,在几乎所有其他的领域,中国最终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我最近去非洲也有这样的感觉: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的迅速扩大,不少当地人开始抱怨中国产品损害了非洲的民族工业,抱怨中国人不与当地居民接触。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2)

    2007年10月在日内瓦一次讨论亚欧经济制度比较的研讨会上,一位丹麦学者甚至提醒“欧洲经济要当心‘中国化’”。他说,“你看,欧洲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都是小公司,现在很多小公司的经营方式越来越不规范:不开发票、非法雇用东欧工人、节假日也干活。”另一位学者则持异议:“这是欧盟扩大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使然。中国的企业倒是在从不规范走向规范,否则中国不可能吸引到这么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欧洲企业则需尽快摆脱许多不合时宜的规范,否则欧洲将失去国际竞争力。”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心情更是复杂。我前年到纽约出差,住在曼哈顿尚东区的一所公寓里。临走时,我的美国房东老太太以略微犹豫的口气问我:“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你能不能坦率地告诉我:中国和美国之间以后会不会打仗?”老太太在朝鲜战争时期是美军护士,毕竟是过来人,知道中美交恶对双方带来的代价。美国近期的民意测验表明近三分之二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发展互利合作的关系。但一位资深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私下对我说,美国一方面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已势不可当。但另一方面,又总觉得很难接受一个不信上帝的民族,一个“共产党国家”竟然会成功,竟然要与美国平起平坐。

    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宗教势力影响更大,意识形态色彩更浓,这也影响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判断。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众多,但对中国前景误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先是预测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要大乱,后又预测中国会像苏联一样解体。有一个叫章家墩的美籍华人2000年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将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下迅速走向崩溃,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七年之后,中国非但没有崩溃,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经济总量又翻了一倍,经济规模世界第三,中国还成了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现在回头一看,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这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崩溃了。

    去年五月,在巴黎一个中国问题研讨会上,一位学者不经意地提到了章家墩的名字,会场发出一阵笑声,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他成了国际学术界的笑柄。当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仍有不少人死抱住僵化的意识形态不放,天天盼望着中国的崩溃,那也没有办法了,就让他们去吧。很久以来,中国总是对发达国家说:我们人均收入比你们低很多,赶上你们还早着呢。但西方很多人,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往往不这么看。他们说:你们人民币的汇率是扭曲的,不能反映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你们沿海发达地区在硬件的很多方面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你们内地的发展速度也不慢,和沿海正在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你们的沿海地区就有3亿多人口,如果你们沿海地区2020年达到今天葡萄牙的水平,这不是不可能的。那光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规模就会大致等于今天的欧盟。西方持续不退的“中国热”很大程度上与这种研判有关。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自己十分清醒。中国知道自己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遏制和消除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社保体系、推动生态文明、推进法制建设和政治改革、确保中国的长治久安等等。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还需要全体国人今后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们不会为国际社会的种种赞扬而忘乎所以,也不会为任何暂时的挫折而垂头丧气。中国迄今所取得的成绩还只是初步的,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笑在最后才笑得最好。这种清醒姿态的背后是一种新的民族自信心: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基本上摸索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不管我们今天面临多少挑战,我们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年来最好的时候,而且处理各种问题的资源和回旋余地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可以冷静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继续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推进这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现代化事业。

    三、中国崛起:不同凡响的意义(1)

    中国崛起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它首先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质的变化,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社会的主要变迁大都局限在上层结构。占中国社会人口大部分的农村还是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甚至到了1978年,我们的社会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种自然经济。农民日耕夜做,勉强糊口。工业基础已经形成,但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没有活力。1949年以前还存在的一些微薄的商品经济也给取消了,计划和票证控制了社会每一个细胞,社会流动性极低,也没有外贸和国际市场的概念。除了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外,社会节奏发展相当缓慢。中国过去的仁人志士都致力于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但现在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已经彻底打破了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格局,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已基本上完成了从一个封闭的中世纪式的农业社会转向一个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的过程,并几乎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息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信息社会已经成了中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新的结构性的变革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社会和市民文化的真正内需、产生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内需。

    我走过的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情况往往和我们相反:社会底层还是一个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下,传统部落和宗法社会主导着大部分人的生活,实际上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对西方式民主政治的真正内需,但是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这些社会的上层结构却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西方民主政治结构,其结果就是整个国家上下结构完全脱节。社会上犯罪率不断飙升,白天上街都危险,晚上没人敢上街,但议会里却在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老百姓为每日的柴米油盐而挣扎,艾滋病吞噬着大量的生命,政府连把药品发到基层的能力都没有,但各种政党却忙于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部落主义、宗派主义或民粹主义之实,结果往往是国家持续动荡、政府无力整合社会、经济与民生凋敝、甚至导致内战和国家分裂。这个问题在非洲特别突出。中国结构性的变化也体现在国家财力的增强,这为我们今天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回旋余地。你去发展中国家访问,如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日利亚、肯尼亚,你会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现象:城市街道的人行道少,马路上的路灯少,有路灯也不一定亮,不少地方的垃圾堆成山,阴沟污水四溅、但几乎没人管这些事。这实际上反映了政府治理能力疲软和财力不足。要么是经济落后,没有多少税可以收;要么是政府能力弱,税收不上来;要么是贪官污吏截流了财税收入。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干脆主要依赖有限的外援,国库空空又导致了官员和军队的极端腐败、基础设施缺乏、公共服务非常有限,甚至连邮局、医院都处在半倒闭状态。与此相反,发达国家虽然讲民主,但中央和各级政府的税收从不马虎。以法国为例,付税日超过一天,就多收你百分之十,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中国历史上,好像皇权无限,但实际上天高皇帝远,经济基础是无数自耕农,农业税收不到多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并不高。但过去这30年,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出现了质的飞跃。2006年,仅上海地区为本地和中央创造的财政收入就达到了4800亿元。邓小平1984年曾说,到了2000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到了1万亿美金,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而现在我们光是外汇储备就是1万7000多亿美金。邓小平生前反复强调综合国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就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比较充裕的财力使我们能够比较从容地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三、中国崛起:不同凡响的意义(2)

    我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过去10年突飞猛进,就和国家财力有关,整个世界为之惊叹,我们的高速公路,10年前在世界上前30名都排不进去,但现在中国高速公路的总里程数已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中国,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人们的心理变化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特征。中国近代史上的变革往往局限在社会的精英阶层,大众心理则变化不大。但现在不一样,普通老百姓的每一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要发展、要挣钱、要自我实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机会。当然,当一个社会处在这种快速变革的时候,也会凸显各种不安和矛盾,很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带有青春期的风险。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角度来看,这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我自己出去访问,很注意观察街上无所事事的人是多还是少,并以此作为判断一个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势头的重要指标。你去约翰内斯堡、去开罗、去阿尔及尔、去金边,你可以看到游手好闲的人很多,说明这些国家失业问题严重。去孟买这个被称为“印度的上海”的大城市,你会感到无所事事的人比上海要多好几倍。仅此一点,你就可以得出结论:孟买赶上上海,谈何容易。

     我20年前第一次访问瑞士,感觉到瑞士生活的快节奏,匆匆上班的人群和他们急促的脚步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国内还比较悠哉悠哉。现在相反了,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国家,特别在沿海城市,生活节奏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快。当然物极必反,国内现在也开始讨论放慢生活节奏的问题。这是一个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最终也一定会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但是从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来看,生活节奏加快,确实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经阶段。这一点也反映在中国手机的迅速普及上。我感觉没有一个国家使用手机的人比中国多。当然这不一定是好事。欧洲很多人说,手机是一种新的公害,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从一个历史发展的大角度来看,这个事实反映了中国人的横向联系前所未有的增加。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杜尔凯姆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最大差别就是传统社会是纵向联系为主,现代社会是横向联系为主,因为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生活日益丰富, 一个社会就这样由传统的纵向的“机械凝聚”转为现代的横向的“有机凝聚”。一旦“有机凝聚”基本形成,现代化进程便势不可挡。这种横向联系也把中国和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国经济已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离不开这个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回想起来,当人们还普遍认为中国的开放只是对发达国家开放的时候,邓小平就反复强调:中国的开放是对全世界的,即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这是极富战略眼光的大思路,为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创造了大量的发展机会。

    我2006年夏天去贫穷的科索沃访问,在一个人口只有两百来人的小镇,看到两三个商人满头大汗地从卡车上卸下中国生产的鞋子和百货产品。科索沃国家电视台的负责人对我说:没有中国产品,我们无法想象科索沃人今天将怎样生活。英国一位学者曾这样对我概括中国因素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凡是中国能大量生产的,你就要尽快回避,否则你自掘坟墓。凡是中国不能大量生产的,你就要拼命生产,那才无往不胜。这种颇为夸张的说法倒是勾画出了中国崛起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大量机会和挑战。当然最好再补充一句: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机会多于挑战。

    在2007年中欧论坛会议上,一位欧洲学者曾问我怎么看待美国推动的世界民主国家联盟,我坦率地说:关键是没有中国的合作,这个联盟什么国际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在今天,从反恐斗争到全球环境治理,从化解朝核危机到处理伊朗核问题,从多哈一轮贸易谈判到世界金融秩序的稳定,都需要中国的合作。把中国看作敌人,只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我还补充了一句:“中国崛起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拒绝意识形态挂帅,把所有国家都看成是自己的朋友,或者是潜在的朋友。美国难道就不能从这种智慧中得到一点启发吗?”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就极为赞赏这一点,他最近说:“如果世界所有国家、所有势力集团都能像中国这样小心谨慎,那世界就会太平一些。”这是智者之言。中国神话般的崛起,背后确实有很多智慧。中国的崛起不只是经济总量、外贸总量、外汇储备总量、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公路总里程等,而且是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指导思想。这个模式并非十全十美,恰恰相反,它还衍生出不少问题,我们自己在国内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其实别国老百姓抱怨不比我们少),就说明这个问题,但是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相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推行的“结构调整方案”和美国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中国模式的效果要好得多。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也是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西方的软实力迄今为止并没有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的一系列严峻问题,如消除极端贫困、防止不同文明冲突、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等。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不仅使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了,而且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展现了中国增长中的软实力,这一切对发展中国家会有启迪,对重新思考如何共同对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也会有帮助。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1)

    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关键的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一切都会比较顺利,前景会比较光明。这几步走错了,就会伤筋动骨,甚至全盘皆输。回头看一下中国走过的30年,不能说没有犯错误,有些错误也不能说不严重,但是在最关键的几步上,我们走对了。改革开放从1978年底开始,回头看来,如果不是邓小平这位强势领导人的主张和坚持,中国本来也可能选择不同的路径。我想到了以下四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种就是“极左模式”:不改革开放,全面肯定和延续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改革初期提出“两个凡是”的人基本上是这种思路。如果当时中国走这条路的话,中国的结局恐怕不会比我国北方的那个邻国好。该国今天的情况,众所周知,这里就不赘述了。

    第二种选择是“极右模式”,走一条全盘西化,用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取而代之的西化模式。我记得80年代,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在大学里演讲,总能赢得一片喝彩。“中国最需要的是进口一个总理”,下面一片掌声。连“最好让西方把中国殖民一段时间”的观点,支持者也不少。关于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效如何,我可以简单谈一谈菲律宾的情况。因为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西化比它更彻底了:菲律宾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人们的宗教信仰都改成了天主教,后来又是美国的殖民地,很长时间内被视为亚洲的“民主橱窗”,其政治体系和制度几乎完全照搬美国,三权分立、政教分离,至今民主和宪政确立了一百来年了,虽然其间有日本占领时期和10来年的马科斯独裁政权统治,但1986年一场“人民力量”推翻了独裁政权。2001年又是“人民力量”赶走了埃斯特拉达总统。可是这个国家却长期陷于政治动荡,一个曾经在东亚仅次于日本的强国,一个美国树立起来的“民主橱窗”,却由盛转衰,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四小龙,又很快地被中国超过。

    我是2005年夏天访问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首先入目的就是大量的贫民窟。菲律宾全国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日的收入不到一个美元。现在每十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在海外打工。总计约800万人,使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菲佣的汇款也成了菲律宾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菲律宾的机场都设有为劳务输出人员开辟的专门通道。因为我1983年底曾在北京接待过马科斯夫人一行,我便问马尼拉大学的一位教授,现在的菲律宾和马科斯的时候比怎么样?她坦率地说,“现在更糟。什么人民力量,都改变不了菲律宾少数声名显赫的家族控制整个菲律宾政治的现实,他们是既得利益者,通过自己的财力和人脉,影响菲律宾的各级政府。”她还谈了这么一个观点:“过去是马科斯家族和他的亲信腐败,他们贪够了之后,倒也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现在是换一个政府,就是新一轮贪污的开始。你怎么办?老百姓怎么能富裕起来?”菲律宾人现在说,菲律宾民主最后归结为3g,也就是枪(gun)、钱 (gold)、 暴徒(goons)。我的导游对我说:“过去马科斯政权的时候,只有马科斯和他的亲信可以这样,现在恢复民主了,谁都可以做这些事情,情况比马科斯的时候还要糟。马科斯一倒台,表面上看是民主胜利了,实际上,这三个g开始普及了。”我问他为什么菲律宾政治中有这么多谋杀,从1986年至今,已发生了近千起政治谋杀。他说,“政治职位是政界人物的财源所在,所以许多政客不惜铤而走险,雇用杀手,谋害政治人物和敢于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政府连枪支都管不住,现在有40多万枪支散落在民间。”他让我出门也要当心。最后与我分手时,他说:“这个国家就像一艘快下沉的客轮,船上的人都想离开。”马尼拉虽然破破烂烂,但也充满活力,汽车大都抹得花花绿绿。2004年这个国家曾创造过5327对情侣同时在首都马尼拉接吻的吉尼斯纪录。只有这样一个热情洋溢的民族才会把一个电影明星埃斯特拉达选上来当总统,然后又把他投入监狱,判终身监禁,最后阿罗约总统又把他特赦。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2)

    类似菲律宾这样“全盘西化”的国家,在第三世界比比皆是。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中世纪的,上层建筑是后现代化的,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严重脱节,人民迟迟摆脱不了贫困,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老百姓在为基本生存而奋斗,社会失业率和犯罪率节节升高,国会里面在不着边际地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一会儿“修宪”,一会儿“废除死刑”,菲律宾在2006年也废除了死刑。在排除了上述两种“极左”和“极右”的非改革模式之后,剩下的还有两种改革的模式:一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二是前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

    古巴的改革模式可以称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尽量坚持原来的体制,在局部地方作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古巴坚持计划经济,但也增加了有限的市场调节,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有影响的“鸟笼经济”思路颇有共通之处。2005年8月,我到古巴访问了10天,住在一个朋友家中,所见所闻,感触颇多。对于古巴,我是心怀某种敬意的,因为这么一个才1100万人口的小国,竟然有勇气向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叫板,而且一叫就是40多年。还有传奇般的人物卡斯特罗,我在欧洲近距离见过他两次,确实充满了个人魅力。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古巴给人印象是失望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古巴的经济太困难了,人民的生活太艰苦了。我对自己说,如果中国当时没有能够勇敢地走向市场经济,接受全球化的挑战,中国今天的状况可能不会比古巴好多少。

     那次,我是乘古巴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哈马首都拿骚起飞去哈瓦那的,这也是我百国之行所乘过的最旧的飞机,前苏联制造的安波洛夫42型螺旋桨飞机,看上去至少有30多年的历史。舱内40多度的高温,但所有的空调都失效,一个小时的飞行如同洗桑拿,汗雨如注。机上的乘务人员也是毫无笑容。飞机一起飞,坐椅上方的手提行李舱门全被震开,其中一个手提包还掉了下来,幸好没有砸着人,但大家都有些紧张。只有一个美国小伙子,一手搂着自己的古巴女友,一边放声大笑。我看到一些古巴老年乘客对此有一种愤怒的表情,大概感到古巴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但也只能无奈。哈瓦那主要商业街上的商店大都空空如也,服装店的橱窗就是几件白衬衫,药房出售的,包括红药水、紫药水在内,大概只有二三十种药。市场供应给人的感觉比上海在“文革”期间还要萧条很多。

    我的房东告诉我,主要生活用品都实行配给供应。面粉、猪肉、鸡蛋、甚至食糖,都凭证供应。牛肉是国家专营,私人买不到,只供应给涉外的饭店和餐馆。街上的车大都是50年代的污染耗油的旧车,所以满城都飘散着汽车尾气的味道。车太旧了,所以抛锚的很多,路边开着车盖修车也成了哈瓦那的一景,还有用卡车车头拖着公共汽车车身行驶的车辆。据说中国制造的大型客车很快就要抵达,我可以想象那将会是哈瓦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政府对社会的控制非常之严。手机受到严格管制,鲜有人使用。上网也很不方便。除了在市中心有一个我等了半小时还没有轮到我的网吧外,几乎只有涉外饭店才能上网,每20分钟收3个新比索,约等于30块人民币。价贵还不说,上网速度非常之慢,打开电子邮件,十几分钟就过去了。只有四个电视频道:一个新闻台,播送的大都是枯燥无比的会议;一个文艺台,播送一些不错的欧美经典故事片;两个教育台,传授数理化、医学和文化方面的知识,优点是没有商业广告的打扰。

    报纸杂志很少,Gamme 是党报,8个版面的小开本,都是口号和会议新闻,书店图书的种类和数量也很有限。人们往往把古巴的问题归结为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但我和一些古巴朋友私下聊天,他们认为,人为的因素至少占一半。比方说,榨糖,为什么要凭证供应,因为糖价太低,糖农没有积极性。中国饭店的一位老板说得更痛快,什么禁运,主要还是自己禁运自己。企业一点进出口权都没有。看到有人赚了一点钱,政府就开始紧张,要征你税,最后搞得大家普遍贫困。古巴在80年代初曾尝试开放农民自由市场、物价改革、工资改革和外贸改革,但由于很快出现了投机倒把、贫富不均等问题,古巴政府就从1986年到1989年进行了“纠偏运动”,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励,反对权力下放,使得经济又回到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我曾好奇地在路边一个只有两个理发师的一个小店理了个发,但一打听,这小店也是国营的,离下班时间还有一刻钟,两人拍拍屁股走人了,外边等着的人就对不起了。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3)

    与古巴朋友私下聊天,可以感觉到卡斯特罗仍然深孚众望,但同时人心思变,他们大多数在探讨的不是卡斯特罗之后古巴会倒向美国,而是对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怀有浓厚的兴趣。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最近也多次表示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并在一些方面已经开始了行动,如通过了更加开放的农业政策,允许古巴市民购买手机、电脑等,这是好事情。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老路,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而只对旧的体制修修补补的话,中国恐怕也很难告别古巴今天这种短缺经济的状况。但古巴并不全是弱点,经济尽管如此困难,但还是实现了全民医疗低保。古巴的婴儿死亡率据说低于美国。计划配给供应,显然保证了人民的最低消费和营养,所以看上去没有发展中国家那种很多人营养不良的状况。古巴现在还为一些中南美洲国家的穷人提供医疗帮助,使很多中南美洲的穷人也到古巴来看病。比较起来,我想中国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国力大增,一年已有5万亿的财税收入,我们在社保方面一定可以比古巴做得更好。

    讲到古巴,还有两件使我深有感触的见闻:一是在哈瓦那城东一街口矗立着一座为古巴独立而牺牲的华人烈士纪念碑,上面刻着古巴独立战争英雄蒂格沙达将军盛赞古巴华人的两句话:“没有一个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对一个民族的赞扬,这大概是最高级了。在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华人人口曾一度占到古巴人口的十分之一。在19世纪古巴独立战争中,数千华人投入独立运动,有数支全由华人组成的部队,英勇善战,不屈不挠,扬名古巴,这个纪念碑今天仍使游客停步注目,令华人深感自豪,当年为古巴独立而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们值得我们后人追念。古巴这个民族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一个知道感恩的民族一定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在哈瓦那唐人街,我还看到正对着唐人街口的一栋大楼,上面刻着“太平洋酒店”的繁体字,但早已人去楼空。华人协会70多岁的陶先生告诉我,这些都是我们同胞的财产呀。这些华人业主当时都属于古巴的富裕阶层,古巴革命之后,逃避他乡,这些财产也就给政府充公了。他说:现在华人门可罗雀,大概只有200来人了,都老了。他还说,哈瓦那曾经是美洲最繁华的城市,“那个时候还没有拉斯维加斯,美国人周末都到这里来吃喝嫖赌。许多富人都在这儿买了房子,吃喝玩乐。”

    看着哈瓦那海边大片的现已年久失修的豪华别墅,你就可以想象当年那些富人的奢侈生活,但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1959年的古巴革命。猖狂出逃的富人中不少是华人,当然也带走了他们的资金、技术和人脉。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导致动乱和革命,但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后的建设则是艰巨的、复杂的、耗费时日的。古巴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至今还没有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成功道路。

    至于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走的是激进改革的道路,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但我们不能忘记在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引来我们国内很多人的羡慕和赞扬。经历过1949年以来毛泽东时代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国民间,特别是知识界,真诚渴望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因为我们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确实不少。比较一下中苏两国在改革战略上的差别,中国在邓小平的强势领导下,走了一条“稳健的改革道路”。如果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道路也许可以概括为: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这也可以称为“经济改革优先的模式”。这个模式产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十倍于1978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戈尔巴乔夫是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是灾难性的: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4)

    我是1990年6月访问苏联的,当时就感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方法行不通。首先是苏联经济非常困难,商品全面短缺。我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Gum, 漂亮的俄罗斯传统拱顶商厦内,买什么都要排长队,在皮鞋和大衣的柜台,只有一两种式样,排队总有100来人,而且需要护照才能买。莫斯科的天气比我预期的要冷,我想买一件风衣,随即开始体验苏联式排队,一个小时后轮到了我,一个服务态度非常粗鲁的女营业员,告诉我,仅有护照不行,还需要有在莫斯科居住的证明,我只能作罢。中午又步行了一个小时,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餐馆少,都排着长队,营业时间又短。俄罗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乐。我路过一家电视机商店,里面都是俄罗斯自己生产的笨重的黑白电视机,我好奇地进去望望,陪我的苏联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说:“你可千万别买这家伙,它说不定会爆炸。我们这儿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为苏联的敌人生产的’。”政治改革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政治参与迅速爆炸,而苏联的体制完全没有为这种参与做好准备。激进的政治改革首先导致了人们质疑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然后质疑整个苏联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立陶宛首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紧随其后。因为经济形势已经恶化,戈尔巴乔夫乱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几乎荡然无存,谁都可以拿他开心。

    一个俄罗斯汉学家对我说了这么一个笑话,有个人发誓要去克里姆林宫把戈尔巴乔夫给杀了,于是他拿了把手枪便上路了,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人家问:怎么回来了?他说,要杀戈尔巴乔夫的人排着长队,我等不及了,只能回来。我记得1993年“休克疗法”的策划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教授曾来日内瓦大学做讲座。在场的一位俄罗斯知名学者、前苏联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突然站起来提问。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质问萨克斯,“我的祖国已经解体了,你高兴吗?”说完拂袖而去。萨克斯一脸错愕。他退场后,萨克斯说:“不是我们的方案设计不好,而是刚才提问的那么一批共产党的老朽在阻碍我们的改革,使得我们的改革方案受挫。”但人们更要问的是:改革方案的设计怎么能不考虑到各种反对因素呢?实际上关键还是这些美国学者不懂得俄罗斯的国情,乱开药方,而苏联从普通的公众到政治精英当时都迷信西方,迷信美国,全盘接受了西方政治话语,结果导致国家解体的悲剧。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罗斯民众不能原谅他。戈尔巴乔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一位俄罗斯朋友最近对我说:“90年代那些年,对俄罗斯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俄罗斯人对美国这么反感,对普京这么支持。”

    综合比较中国过去30年中出现过的不同模式选择,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问题不少,但确实比“极左”和“极右”的模式要好,也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要好。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通过30年的奋斗,经济迅速增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而这些统计还是建立在人民币被低估的基础上的。西方人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指责,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认中国这些成就的已经为数不多了。如果说我们大约300年前开始落后于西方,现在确实是赶上来了。

第二章 最不坏的模式?

    一、最不坏的发展模式?

    在一个人口比美国、日本、俄罗斯、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在自己内部消化所有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并使中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中国究竟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全世界都想知道。

    我曾出版过两本英文专著探讨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2006年11月我又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模式的魅力》的评论, 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2007年底,美国有影响的《新观点季刊》把这篇文章和基辛格、斯蒂格利兹、亨廷顿等人的文章编在一起,出版了一个探讨全球化有关问题的专刊。其实不是我的文章写得怎么好,而是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为什么西方自己的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收效甚微,而中国没有采用西方的模式却能够如此迅速地崛起。30年的时间不过是历史的弹指一挥间,中国却发生了巨变,整个世界为之惊讶,称之为“中国奇迹”,我们的经济总量增加了十倍多,我们大部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堪称世界之最。但奇迹也伴随着问题,引来了争议、甚至非议。

    至此,我想起了英国大政治家丘吉尔在40年代评论西方民主制度时说过的一句名言:“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别的制度更不好”,他的意思是与其他制度相比较,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问题,仍然是最不坏的制度。但丘吉尔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中说这番话的。他本人一贯捍卫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大英帝国法统。比方说,他坚决反对印度独立,更不要说支持印度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了。但现在丘吉尔的这句话,已被不少人抽离了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条件,变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圣旨,甚至导致了民主原教旨主义,结果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少麻烦。丘吉尔本人如果仍然健在的话,看到世界上这么多诸如菲律宾、海地、伊拉克这样的劣质民主,看到民主的印度至今还有3亿人仍然生活在赤贫之中,不知他老先生会有什么感受,但这是后话。我这里只想套用丘吉尔的句式说这么一句话:中国发展的模式很不好(有很多问题和抱怨为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别的模式似乎还没有中国模式好,也就是说相比之下,中国模式可能属于最不坏的发展模式。

     当然,我把中国模式看做是“东亚模式”的一种独特的延伸。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还没有比东亚(“四小龙”+中国)模式更好的模式。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实行赶超战略,虽然也出现过各种严峻的问题、甚至危机,但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现代化方面,其他模式还无法比拟。与“四小龙”相比,中国又同时完成了现代化事业起飞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还是一个13亿人口的世界性大国,具有四小龙所无法比拟的规模效应,中国发展模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自然也更为深远。中国发展模式虽然衍生出不少问题,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走的道路相比,特别是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中国模式还真是不错。西方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减少政府的作用,结果使非洲的国家能力变得更加脆弱,一般认为这是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艾滋病严重失控的主要成因。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是13世纪蒙古铁骑的入侵和二次大战中德国纳粹的入侵)。“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来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使不少国家的经济倒退20年。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摊上了这三个馊主意中的任何一个,后果将不堪设想。多亏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才避免了上述灾难。

    二、东亚模式之争(1)

    “东亚模式”是有争议的,这里首先要对“东亚模式”这个概念作个界定。我这里讲的东亚模式指的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在相似的历史、文化(尤指儒教)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实行赶超战略,迅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而不是指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在内的泛义的“东亚模式”,因为那些国家我也都访问过,他们虽然想学四小龙,但我的感觉是他们远远没有达到四小龙的现代化水准。我讲的“东亚模式”也不含现代化后期的韩国和台湾(他们后来转而采用西方民主模式,但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当)。在经济发展早期,韩国、新加坡、台湾的政府当局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经济起飞后,又逐步转为间接干预,而香港政府的作用则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引资政策,补贴公共商品供给,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东亚模式尽管自身有不少弱点,但其总体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四小龙是战后世界上唯一从第三世界的起点出发,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准的社会。东亚模式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备受争议,因为该危机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说,一夜之间,我们过去20年的发展努力付之东流。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中,美国学者和国内不少学者都把重点放在“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主导经济,引起利益集团与政客勾结,造成信贷膨胀,缺乏权力监督、钱权交易的腐败,最终成为泡沫经济。中国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问题,需要注意提防和解决,特别要注意从制度上来解决,千万不要等到一发而不可收的时候才解决,那就太晚了。但这里要做一个区分:第一,上述这些国家中,除了韩国外,其他国家都不属于我们所讲的东亚模式,他们试图学习东亚模式,但没有实现质的飞跃。这些政府干预的前瞻性、连贯性和科学性方面远远逊色于四小龙,后来又茫然跟进美国金融自由化的主张,加上权贵经济等因素,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第二,东亚很多学者则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际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金融投机大鳄兴风作浪,大发横财,这个过程本身也不乏诸多腐败因素。我认为“权贵资本主义”、东亚国家资本市场过早的开放、金融领域过早的自由化、缺乏监管的国际金融体系等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这场危机。苍蝇不叮没有缝的鸡蛋,苍蝇和鸡蛋上的缝都是危机的原因。我们在谴责和提防“权贵资本主义”的同时应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否则国际经济还会出现大问题。最近美国次级房贷的危机祸及了美国自己,整个世界的经济也受到了牵连。

    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后曾说过这个危机“是对实行不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不知他现在对这场比亚洲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次贷危机竟发生在美国这么一个民主国家该如何解释?为了证明西方模式是普世价值,阿玛蒂亚•森还大胆地比较了博茨瓦纳和新加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强势政府的东亚模式不比西方民主模式好的结论。他在《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一文中是这么说的:“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当作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

    阿玛蒂亚•森错了。笔者去过新加坡,也去过博茨瓦纳,两个国家天壤之别。博茨瓦纳虽然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没有出现大乱子,矿产资源比新加坡多一万倍,但博茨瓦纳离现代化的目标还十分遥远,47%的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博茨瓦纳公共卫生政策失败,导致艾滋病泛滥,人均寿命一度低于40岁,现在也才40多岁。在联合国开发署的2007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上,新加坡排名25位,中国排名81位,博茨瓦纳排名124位。真不知道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怎么会犯如此常识性的错误。这也告诫我们,一定要相信“实事求是”,不要被一些理论权威所迷惑,我没有仔细研究过阿玛蒂亚•森的经济理论,但他关于民主的研究确实漏洞很多,经不起推敲。
我在发展中国家讲学,一当提起中国经济30年内增加了10倍以上,并且提前12年实现了联合国2015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目标”,听众甚至会自发鼓起掌来。正因为这样,今天的非洲也特别关注中国。莫桑比克工商部官员对我说:“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越多越好。”我到坦桑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阿鲁沙,旅店经理与我开玩笑:“只要中国人每人捐给我们一分钱,我们国家就现代化了。”在约翰内斯堡,一个黑人教授对我坦言:“非洲很难重复中国奇迹,因为上层没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下层缺少中国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次在内罗毕谈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听众问:“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质量不怎么好,这是什么原因?”没等我回答,会议主持人、肯雅塔大学的校长就说:“过去日本产品的质量也很差,中国很快就会赶上来的。”讲座结束,我坐上计程车回旅馆,司机听说我来自中国,对我说,“中国货质量还不错,但中国人建的路更好,车开上去真舒服。”

    对于中国的崛起,除了赞誉之外,也有不少担心、疑虑甚至反感。我去意大利米兰做访问教授,一位当地学者私下对我说:“很多意大利人害怕中国人:中国人来了,把经营不下去的杂货店和餐馆都买下,然后开意大利餐馆,卖比萨饼和面点,比我们意大利人做得还好,还便宜,再加上偷税漏税,我们怎么竞争?”意大利和西班牙后来都出现过针对华人的骚乱。

    有一次我去巴塞罗那开一个讨论中欧关系的学术会议,见到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他对我说:“我们欧洲人心里真是有点害怕中国,不是担心你们要打仗,而是担心这么一个问题:除了需要人与人直接接触的服务外,在几乎所有其他的领域,中国最终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我最近去非洲也有这样的感觉: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的迅速扩大,不少当地人开始抱怨中国产品损害了非洲的民族工业,抱怨中国人不与当地居民接触。

    二、东亚模式之争(2)

    在东亚模式中,香港、新加坡、中国,或者说那些没有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社会倒是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台湾8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民主化”,但1997年金融危机时执政的还是国民党的团队。台湾陆委会原主委苏起曾对我说过,台湾国民党的文官系统,至今为止没有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是腐败的,而党的系统后来腐败了。换言之,台湾在一个称职的文官精英政府领导下,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换成后来搞民粹主义的民进党政府,7年换6个“行政院长”,是否还能够抵御这样一场危机,恐怕就难说了。

     另外一个实行了西方民主化的是韩国。韩国的“权贵资本主义”确实可以追溯到60年代,当时韩国的银行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明言”或“暗示”贷款给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公司,但银行资金的滥放似乎与1987年开始的民主化成正比的,随韩国民主化而来的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迅速抬头,政府盲目扩大对韩国企业的投资,90年代初又实行资本市场自由化,知识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客们忙于党争,经济监管严重失控,使得韩国成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但尽管韩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韩国在金融危机前已经实现了经济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你只要比较一下韩国和坦桑尼亚:50年前,坦桑尼亚的人均收入还高于韩国,但现在怎么能比,两个国家天壤之别,原因就是韩国通过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而坦桑尼亚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中国也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导向的政府。这个政府有能力凝聚全民对于实现现代化的共识,保证政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并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其次,中国也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积极参与了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并因此而大大提高了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当然中国还有四小龙所不可比拟的巨大的国内市场,使得中国经济也成为拉动推动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火车头。第三,中国也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第四,中国也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第五,中国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变革: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商业经济、服务经济。

    但中国模式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面,这种独特性来源于中国独特的国情:(1)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总体教育水准明显低于四小龙;(2)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起飞的同时,还要完成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变;(3)中国有长期动乱的历史。可以说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要百倍于四小龙当时所面临的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国这30年的成就来之不易,中国模式的成功也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三、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1)

    中国模式有下列独到之处:首先,作为一个有长期动荡历史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了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30年一个长时期、大跨度的持续发展,从而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过去20来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的70%。如果没有中国扶贫的成绩,整个世界的扶贫事业将黯然失色。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美国人所说的恐怖主义,而是消除贫困,因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极其贫困的状态之中,其中8至9亿人(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在挨饿。就此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第三,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改革措施一般都先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试点,成功了再推广到其他地方。这不是包医百病的办法,但确实大大减少了新措施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这使中国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带来的困境,也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仅抵御金融危机这一项,中国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年我曾访问印度尼西亚,危机造成的影响犹在,当地学者告诉我这场危机使印尼过去20年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很难想象如果中国未能抵御住这场危机,将是什么后果。

     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不是砸碎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现代化服务。这种做法比较接近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传统,英国人相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判断的相对稳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所说的“有保留的改革”,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逐渐衍生而来,而不是通过追求某种纯而又纯的理想模式而来。

    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展现了一个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分轻重缓急,最后通过逐步积累而完成。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启迪。
第六,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中国模式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峻,我们非认真解决不可。例如,我们的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的发育不足;我们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我们的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都引起了广泛不满。但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全面发展、更上一层楼的机遇。实际上,把危机转化为机遇也一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绩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经验智慧。

    有人认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发展中国家采用苏联模式的没有成功,采用西方模式的也鲜有成功,这是我走访100多个国家后得出的结论。以反腐败为例,从研究腐败问题的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来看,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如印度、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尼西亚、阿根廷、乌克兰、俄罗斯等这些与中国相对可比的国家,腐败程度居然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的所谓民主国家了。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腐败分子几乎都可以打着民主的旗帜,通过贿选或民粹主义易如反掌地获得实权,为自己的腐败找到合法的保护伞。

    三、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2)

    而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转型国家,剧烈的政治转型导致了一段时间内政府的全面瘫痪,结果腐败就一发而不可收。亚洲“四小龙”中,韩国和台湾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腐败问题却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最近李明博、马英九上台执政,是否能够扭转这种颓势,还需观察。相比之下,倒是没有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加坡和香港成为亚洲反腐败最成功的地方,他们的办法就是建立法治社会,构建令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机制,其经验值得中国认真借鉴。我们今天遇到过的问题,欧洲历史上也都遇到过。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腐败之严重,令人发指。但是与今天的中国相比,这些国家却可以容易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送到非洲,把异教徒送到美洲,还能自己制订世界政治和经济几乎所有的“游戏规则”,其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黑人奴隶和华人“苦力”都是合法的。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

    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万人,少于今天的上海。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时,人口也只有2000多万,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向外扩张,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大部分国家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还使中国成了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及其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中国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有这样的精神财富和物质积累,我们可以从容自信地应对各种挑战。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大都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不妨碍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工业革命前欧洲国家人均寿命不到30岁,以后就逐步增高,直至现在的近80岁。但是回想起来,当初这些国家如果因为各种社会问题,过不了工业革命这个坎,他们就不可能达到今天发达国家的地位。中国现在就在过这个坎,不过就会功亏一篑。回想一下,邓小平当年反复讲: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因为他预料到了在中国走向富强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邓小平认为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一定要过这个坎,只有这样,中国才有伟大的未来。这是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历史会证明邓小平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四、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1)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具体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些做法背后的思想,特别是“实事求是”、“和谐中道”、“循序渐进”等,则可能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应该能够沉着地应对,并最终有效地处理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这些思想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的政治软实力。我们常说:中国硬件进步很大,软件跟不上,这个说法,一般地讲,笔者完全同意,我们的地铁这么新、这么漂亮,但大家拥挤着上车,不排队,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市民素质还有待很大的提高,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仔细一想,中国的硬件进步这么大,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软件的一部分功劳呢?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从高速公路到机场港口,发展如此之迅速,难道不也有我们自己指导思想和相关决策的功劳吗?推而广之,我们为什么能使近4亿人摆脱贫困,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则有增无减呢?我们为什么能够抵制“休克疗法”呢?我们为什么能够避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呢?我们是如何克服SARS危机的?我们是如何较为顺利地渡过了加入世贸组织的五年过渡期的?我们是如何众志成城地应对2008年冰冻灾害和四川地震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的软实力不能仅仅是太极拳、中华美食、写意画、书法、功夫、舞龙、孔子学院等,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政治软实力、政治价值观、治理模式等等,而且这种软实力,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也要有一定的吸引力。作为有国际意义的软实力,它必须能回应我们这个世界提出的诸多挑战。当今世界面临四大难题:

第一是贫困与发展问题,
第二是和平与战争问题,包括恐怖主义问题,
第三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包容的问题,
第四是生态环保问题。

    西方模式能解决这些问题吗?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不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容易。倒是中国模式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加剧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经济学家Angus Maddison 对世界上千年的经济发展规律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在这漫长的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富国和穷国的差距基本上为2比1,但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进程大大加快了。根据美国学者Jared Diamond的计算,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量是发展中国家的32倍。世界上还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8至9亿人还食不果腹。但即使是这样,西方还是力求通过一切手段来巩固自己已经得到的好处。在这种极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中国硬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消除贫困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会有启发。中国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提出的“互利双赢”观念,也广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过去几年中,美国主导的“民主输出”模式导致了世界更加动荡不安,仅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多少生灵涂炭?多少财产损失?多少平民流离失所?而恐怖主义对美国、对世界的威胁则有增无减。你到世界任何地方去,美国驻外的大使馆都是最壁垒森严的,被重重屏障和警卫包围着。美国尽管有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力量和最大的军备开支,但美国的自我安全感比自己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低。相比之下,中国人坚持“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主张通过标本兼治与国际合作的方法来解决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这看来是更为可行的思路。

    在文明冲突问题上,西方和伊斯兰的矛盾迟迟解不了套,甚至有愈演愈烈之趋势。两年前,丹麦画家发表了嘲笑真主穆哈默德的漫画,在伊斯兰国家引起轩然大波。2008年,由于一些极端伊斯兰分子威胁要刺杀这位画家,丹麦所有报纸决定重新刊登这幅漫画,又引来了新一轮的文明对抗。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丹麦可算是西方世界中最开明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处理漫画事件中,丹麦主流媒体还是无法脱离正面对抗、零和游戏的西方传统。鉴于此,我们怎么还能指望西方在处理其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上展现出更为开明包容的态度呢?倒是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自己说得比较坦率,他说,“在多元的、多种文明并存的世界中,西方的责任是保护自己利益,而不是促进其他民族的利益,也不应为与西方没有多少利益关系的民族排忧解难。”中国人讲“和而不同”,不同文明互相关联、互相尊重、互相体让、取长补短,这比亨廷顿的观点要高明。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鲜有宗教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这种推己及人的思维可以比西方自我中心的思维更好地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

    四、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2)

    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美国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人口不到世界的十分之一,却消耗着四分之一的世界能源。世界上穷国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最小,富国的责任最大,但全球变暖的最大受害者却是穷国和穷人。就像当年靠一人一票,不可能废除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一样,今天靠一人一票也不可能改变美国人浪费世界资源的消费习惯。欧洲也一样,虽然环保意识空前高涨,能源消费也低于美国,但是要大部分欧洲人改变自己仍然是相当浪费的生活方式,谈何容易。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现在做得还很不尽如人意,但从我们的发展模式中,可能孕育出比西方更为有效的环保思路和方法。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一旦上上下下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我们解决问题的总体效率大大高于西方制度。这个软实力如果用到环保事业上,也一定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最近,国外有报道,称中国在新能源的研究和使用方面,可能会走到世界的前列。

     简而言之,中国模式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在解决上述四个挑战的前三个方面已经展现了自己的独特影响力,这种影响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增加。在生态保护的问题上,历史也给中国软实力留下了独特的机会。我将在本书第六章中再来探讨这个问题。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过去要么苏联模式,要么西方模式。冷战结束后,苏联模式随着苏联解体而退出历史舞台,西方主流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剩下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全世界都将拥抱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冷战后的情况表明世界事务要复杂得多,如果西方的制度真是普世适用的,那么为什么在第三世界一推行,则屡屡失败,从菲律宾到海地到伊拉克都是如此。

     中国模式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发展中国家有没有权力把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有没有权力从自己的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衍生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安排?有没有权力在实现各项人权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况,分轻重缓急?有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影响迄今为止西方思想占主导的主流价值体系?中国的经验对此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些回答也体现了中国今天的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中国模式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范式变化(paradigm shift)、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清楚的新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这将对解决中国自己面临的挑战、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对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未来的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模式还会不断完善,并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惊喜。

第三章 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1)

     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讲完之后的讨论很有意思。一个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我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

    我随即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说;“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诉我。”这时,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他不吱声了。

    这时刚才提问的那个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仍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

    “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问他,“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百分之二十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干脆反问:“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还是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这个倒霉的伊拉克。听众中一些人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我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 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我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分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2)

    当时因为还有其他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但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2006年,我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谈到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施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00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2006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万人,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十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二、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1)

    2007年12月27日夜,我从电视中看到巴基斯坦人民党领袖贝• 布托夫人在拉瓦尔品第不幸遇刺身亡,在感到悲哀的同时,又感慨万千,因为巴基斯坦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国家,巴基斯坦也是中国数十年来的全天候的朋友,无论在上层,还是在民间,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具有非常坚固的基础。如果连短暂过境也算的话,我本人曾三次去过巴基斯坦,1985年11月我曾陪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会晤过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将军。贝•布托的父亲阿里•布托就是被哈克将军政变推翻的,最后还被判处了死刑,但布托全家和哈克将军都是中国的挚友。哈克将军本人又于1988年在一次奇怪的飞机失事中不幸身亡。人们普遍怀疑是谋杀,但最后也查不出成因,只能不了了之。巴基斯坦的民主一路走来,可以说就是在普选、混乱、政变、刺杀、再普选的怪圈中循环,真有点凄凄惨惨。我从电视上看到的不仅是血肉横飞的画面,还有那我熟悉的拉瓦尔品第的市容和街道,20多年过去了,这个城市还是那么乱糟糟的样子,房子还是破破烂烂,街道还是人畜混杂,和我20多年前访问这个城市相比较,看不出什么变化。这么些年来,巴基斯坦经济发展不很顺利,民生没有大的改善,其民主制度也就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没有坚实的基础,悲剧不断的深层原因是人民持续的贫穷和政治结构的上下脱节。一位退休的巴基斯坦政府官员对我说,“我很同情布托夫人,但是即使她没有遇刺,顺利当选为总理,她也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她如何保证巴基斯坦的军队与她合作?如何保证巴基斯坦的情治系统与她合作?如何保证代表巴基斯坦伊斯兰势力的部落长老与她合作?没有这些合作,她靠什么来整合社会、治理国家?布托夫人的支持者主要是穷人以及一批亲西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但布托夫人无力整合巴基斯坦社会,她过去总理当得并不好,现在她死了,她的儿子当选人民党领袖,这是她遗嘱中的嘱咐,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了我们的民主质量大有问题。”

     西方把一人一票看成是民主的唯一指标,根本不考虑一个国家成功运作的诸多复杂条件,而西方国家自己则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与磨合,形成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庞大的中产阶级和比较稳定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然后才开始搞普选的。巴基斯坦民主困境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第三世界民主经常遇到的困境:先是穷人拥戴的领袖被选上台,但这种领袖往往无法整合社会力量,也无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然后军队就借机发动政变,但军政府也往往治国无方,人民便再一次要求民主化,民选政府上台后,这个循环又重新开始。布托夫人死亡后三天,非洲的肯尼亚大选结果又引起了争议、冲突和厮杀。

    我对肯尼亚情况还算有点了解,因为我前后去过肯尼亚四次,最后一次是2007年4月。我与肯尼亚非洲经济研究所的非洲同仁讨论中国与非洲关系以及中国发展模式,非洲朋友很有兴趣。讨论中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中国模式与肯尼亚政治,当时肯尼亚的大选已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一位学者问我,如何看肯尼亚即将举行的大选?我笑着问他,您是要听外交辞令呢?还是朋友的诤言?他说当然要诤言。我就坦率地告诉他,“据我的观察,非洲国家大选的特点之一就是同一个部落的人一般只投自己部落人的票,这样一来,你们选举的结果可能会使人民更加分裂,搞得不好,还会导致社会动荡。”我说,“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主要的注意力不是放在改善民生,而是放在政治纷争的话,很难产生积极的结果。”肯尼亚人口才3000多万,却分属40多个不同的部族,其中最大的是基库尤和卢奥两个部族,选举中竞争的两个政党分别代表了这两个部族,而部族成员对自己部族的认同大都超过对肯尼亚的认同。我问下榻饭店的经理,你准备投谁的票,他说一定投他部族的候选人。非洲大部分国家还远远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的民族国家。这位饭店经理是卢奥族人,他对我说,“我首先是卢奥族人,然后才是肯尼亚人。”这就像在中国,如果大部分人都强调自己首先是湖南人,湖北人,然后才是中国人的话,我们这个国家要维持国家统一和团结就会非常困难。非洲现在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在民族国家尚未形成的时候,来一人一票的普选,结果使许多社会变得更加分裂和动荡。

    二、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2)

    另一位学者问我,如果采用中国模式,您觉得肯尼亚应该怎么做呢?我说,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不推销自己的模式,但我可以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你们听完后就可以把它忘掉,他们笑了。我说:“你们一共有7个省和一个省级特区,这当中有没有大家公认的干得比较好的省长?如果有的话,可以考虑通过合适的程序推选他来担任国家首脑,这叫做政绩合法性。”我还说,“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应该是程序合法性与政绩合法性的结合,现在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只谈程序合法性,不谈政绩合法性,结果不理想。”会议主席说,“我们中国朋友的建议很有道理,只是在肯尼亚已经很难这样做了。”

    我点头同意。果然,12月肯尼亚大选,出现了对选举结果的质疑,接踵而来的就是族群冲突和厮杀,造成了上千人死亡,伤者无数,30多万人流离失所,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到重创,至今尚未喘过气来。其实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任何一个相信“实事求是”的人,在肯尼亚呆个三天,作一点调研,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我抵达肯尼亚的当天,电视里就报道,肯尼亚两个主要部落已经有一些零星的冲突,不祥的征兆已经出现,连给我开车的司机都告诉我,12月大选的时候治安可能会有问题。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07年12月22日发表了一篇关于肯尼亚大选的评论,题目是《虽有不足,但(肯尼亚)还是别国的榜样》,称在非洲这个动荡不安的大地上,总算有这么一个进行和平普选的民主绿洲,它可以成为别国的榜样云云。我读了文章哑然失笑,心想,这类文章的作者真应该到中国来进修一下什么叫做“实事求是”。当然作者可能并无恶意,毕竟肯尼亚当时的情况比其邻国要好。肯尼亚北面的苏丹,从1956年独立以来的50多年里,只有11年可以算作是和平的,其余时间都在战乱中度过。北面的索马里也处于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不远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刚刚经历过“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少有500万人丧生,边上的乌干达也不安宁,乌干达北部一直处在战争状态。

     半个月之后的2008年1月5日,《经济学人》杂志又刊登了一篇题为《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和抢劫,(肯尼亚)种族清洗可能演变成内战》的文章,还配了部族厮杀、烈火冲天的图片。这么一份西方的权威杂志,对别国政治进行分析的时候,怎么可以如此漫不经心呢?两个星期之内,就把一个国家从“别国的榜样”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而又不向别人交代自己这个弯子怎么转的?我有时真是很佩服西方媒体的勇气,对别人的事情预测老是出错,但鲜有认错的。过去30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预测更是谬误百出,但也从来没有表示歉意和反省。2008年对西藏骚乱的报道也是这样,失掉了基本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准,例如,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都把尼泊尔军警殴打藏人的图像解说成中国武警殴打藏人,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西方媒体的深层次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作怪,总认为他们的制度代表了世界最好的制度,他们的价值就是普世价值。不管别人遇到什么问题,西方从政客到媒体都是以不变应万变,开出的都是多党制和普选这一帖药方,治不了病,甚至把人治残了,治死了,都是病人自己的事,和开药方的人没有任何关系。西方关心的只是表面的形式民主,认为形式本身就会产生正义,但正如肯尼亚出生的英国记者Aidan Hartley对一些非洲国家的选举发表的坦率评论:“选票无非是给那些贪官污吏一件合法的外衣,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掠夺百姓五年,这个周期一结束,下一个同样的周期又开始了。”

     他还说,这些政客也完全掌握了西方的心理,用英语讲话时,讲的都是人话,一旦转为自己方言讲话时,讲的都是鬼话。这些政客坐着直升机到民众集会的地方,用英语讲一番民主人权,这是说给西方记者听的,一般老百姓也听不懂,但转用方言讲话时,就充满了对其他部落的仇恨和谩骂。非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结构还是传统部落和宗法社会。部族之间的厮杀是谁在主导?是村里的长老和巫医。政客和这些人勾结,他们一发话,下面的不少民众对其他部族的人就开始打砸抢杀。非洲有句谚语: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大象就是这些政客,草地就是平民百姓。非洲不少国家的政治往往是一种零和游戏。赢者得到一切,输者失去一切。选举的结果又几乎完全是按照部落和宗教区分的,同一个部落的人,永远选自己部落的人,同一宗教的人永远选自己宗教的人,结果是选举一次,人民的分歧加剧一次,直到格斗、动乱、内战。而这一切又和政府机构从上到下的腐败结合在一起,因为政府的位子都是肥缺,给个人带来大量的好处,一旦获得了权力,就不惜一切手段来保护这种权力。

     据我的观察,在非洲这么多穷国中,大概只有坦桑尼亚和加纳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基本走出了部落主义的怪圈,但即使这样,坦桑尼亚和加纳的经济发展仍然落后,如果光是看它们相对繁华的城市,如阿鲁沙和阿克拉,给人感觉像是20年前的中国县城。我们可以从巴基斯坦和肯尼亚的挫折中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个对自己人民负责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选择权,结果只能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导致了危机不断,这些国家的发展也因此而困难重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幸运的,中国是个大国,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可以拒绝外国势力假借任何名义来主导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1)

    除了巴基斯坦和肯尼亚最近出现了政治困境,黎巴嫩、孟加拉、菲律宾、格鲁吉亚、尼日利亚、斯里兰卡、蒙古等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均很频繁,社会动荡不止。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主没有带来人民所企盼的和平与繁荣,反而成了各种危机的成因呢?它们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又能从中汲取什么教训?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不妨了解一点西方哲人对民主问题的思考,哲人就是哲人,大师就是大师,经过多少岁月沧桑,他们的观点还是令人感慨万千。西方不少人已经忘记了自己政治先哲关于民主提出的许多忠告,也许我们要提醒他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了解一些西方先哲的观点,也有益于帮助我们弄清发展中国家今天民主困境的根源、了解西方民主原教旨主义的盲点,并使我们能更好地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做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和布局。

     谈民主是要追溯到古希腊的,因为那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当时希腊的雅典城邦实行了民主制,男性公民(不包括女性,也不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通过公民大会来决定宣战与媾和、法庭终审等重大事宜。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因“腐蚀青年思想”之罪,被这种制度判处了死刑。他的学生、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巨人柏拉图对此愤愤不平,认为这是“暴民”统治。这位晚孔子124年出生的西方先贤一贯认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异的,而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否认这些差异,预设所有男性公民,不分良莠,都行使同样的政治权力,结果导致了“暴民”政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柏拉图还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民众为你治病呢?还是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会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那么治理一个国家,其责任和难度远远大于一个大夫,你该找谁呢?这个问题代表了柏拉图的精英主义政治理念,长期影响了欧洲政治的发展。

    从今天的标准来看,柏拉图的精英意识也许过强、民众意识过弱,雅典民主制度虽有各种缺陷,但毕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尝试,功不可没。同样,柏拉图的观点虽有不足之处,但他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多少国家就是因为一人一票选出了恶人而走向了灾难。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德国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是良好设计的产物,选举公正,舆论自由,宪政民主。但纳粹党,通过良好的基层组织系统,利用人们的各种不满,采用民粹主义的手段,在1932年的选举中,获得37%的选票。而在1933年更是获得了44%的选票,比另外三个政党的票数之和还多,成为德国议会的第一大党,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结果选出了仇恨人类的希特勒执政,最终不仅给德国带来了灭顶之灾,也差一点毁掉了整个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图活到1933年的话,他一定会说,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西方一些国家现在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简化,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治社会、公民文化这些优质民主的基本要素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唯有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结果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劣质民主层出不穷:贪官污吏通过贿选当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民粹主义、部落主义和黑金政治之实,他们的国家也因此频频陷于动荡甚至战乱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历史证明:只有优质民主才是人民之福,劣质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灾;只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烂民主只能是坏东西。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要拒绝烂民主、建设好民主。我们不应该学习西方推崇的那种竞选程序决定一切的民主。竞选程序决定一切就像学生上课报个到就是好学生,学习成绩好坏则反而是无所谓的。你选个演员,选个美女来当政,毫无政绩可言,也是合法的。台湾陈水扁就是个典型,当了8年“总统”,没有什么政绩可言,“考试”都不及格,但按照西方的程序决定轮,他可以赖在位子上,不算反民主。我们民主政治的设计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仅要求这个学生报到上课,他还必须不断通过考试、而且必须是高分通过。

    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2)

    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本来就有上千年的精英治国的传统,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和传统出发,积极探索并逐步建立一种既能保证德才兼备的人才脱颖而出,又能使他们的权力受到全面监督的新型民主制度。这大概也是柏拉图当年提出的问题对我们今天民主建设的启示。有人说,只要制度好,领导人的素质好坏无所谓,瑞士就是个例子,七个联邦委员,每人轮流担任一年联邦主席,瑞士很多国民不知道自己国家的总统是谁,因为换得太勤了,瑞士不也是运转得挺好吗?但瑞士是一个超级小国,其独特的政治制度也是经过了长期磨合才形成的,中国模仿不了,美国、法国也模仿不了,也没有必要模仿,因为各国的传统和条件差别太大,就像瑞士几乎家家都有枪支,中国能学吗?发展中国家总体上法治建设尚未完成,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密不可分,所以领导人的素质往往在很长时间内对一个国家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比方说,没有邓小平,哪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令人不敢恭维的小布什连任两届总统,结果领导无方,美国国运便直线下降,世界迅速进入了“后美国时代”(美国《新闻周刊》总编Fareed Zakaria 2008年5月语)。这里还要提及古希腊的另外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叫亚里士多德,他对什么是优良政体也有深刻的见解,他认为一个优良政体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中产阶级占多数,二是法治的确立。他认为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倾向稳定,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容易图谋他人的财物,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容易引来别人的觊觎,所以中产阶级是优良政体的基础。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城邦只有能够维持法律权威时,才能说明它已建立了优良的政体。他认为如果民选领导人,没有法治的规范,就极可能成为独裁和暴君。他的这些思想对后来西方民主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世界的经验来看,没有一人一票而有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一个社会可以运作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而光有一人一票,没有真正的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民主的品质一定不高,出现劣质民主的概率极大。前面提到的那些陷入民主困境的国家,其根本的原因几乎都是中产阶级太小、法治太弱。

    比方说,肯尼亚大选出现了争议,既没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体系来裁决,又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支撑社会的稳定,于是不同的派别和部落就开始了恶斗和厮杀。纵观世界民主的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建设民主的最佳切入点,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不断壮大中产阶层、努力推动法治建设。中国正在走这条路,2020年我们的中等收入者将占人口的多数,这将对中国的民主建设产生极为深远的意义。谈民主是不能忘记法国激进思想家卢梭的,他最早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为民主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民主志士,但卢梭在其名著《社会契约论》中也提出了一个今天似乎被人们遗忘的深刻问题。他假设一个国家有一万公民,那么每个公民所能享受到的主权就是万分之一。如果这个国家的公民是十万人,那么他的主权就是十万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人手中这一票的影响力,一下子就小了十倍。他由此而推论,国家越大,一个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影响力就越小,民主的效果也就越差。卢梭本人对此也未能提出真正的解决办法,但他认为比较理想的民主社会应该是小国家、小政府、贫富差距也不要太大,以免引起对抗。在我们这么一个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里实践民主,我们的制度设计中一定要认真考虑和回答卢梭当年提出的这个问题。

    最后还要提一下哈耶克,他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大师,他把民主严格界定成一种决策程序,一种手段而非终极价值,他认为终极价值是人的自由。哈耶克反对民主多数的滥用,认为即使是多数同意的决定也不一定具有合法性(比方说大部分人决定要分掉小部分人的财产)。不管你如何评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说,但他在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中对民主建设提出的一个忠告值得注意。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无意创造一种民主拜物教。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看看今天这个世界,那些极力在全世界推销西方民主的人,几乎都是民主拜物教的信徒,总认为一人一票,就可以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结果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生灵涂炭,但自己对别人连一声道歉都不说,这种傲慢与愚昧导致了近年美国政治软实力的急剧下跌,连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也感叹: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糟。哈耶克关于民主所服务的价值高于民主本身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民主建设仍有启发。我们进行民主建设过程中应该首先考虑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这个价值应该是国家的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应该从这个价值出发,来设计我们的民主制度,而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更不能为了迎合西方国家的认可而去投其所好。我们一定要以中国人的眼光,为解决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来研究和实践民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的国运昌盛和人民幸福。我们30年经济改革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走自己的改革开放之路,虽然也有诸多问题,但总体效果比那些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发展中国家要好得多。政治上也一样,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真正成功的,成为失败国家的倒不在少数。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只有走自己的民主创新之路。我们要汲取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经验和教训,拒绝烂民主,实践好民主,逐渐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和谐、民主的伟大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整个世界为之惊叹。在政治改革方面,我们也会逐步地走出自己的路,并最终赢得世界的喝彩。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1)

    2008年3月在巴塞罗那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遇见西班牙前外长Josep Pique先生。他回忆起几年前访问中国的经历后对我说,“当我第一次登上长城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对中国政治有了一种新的感悟,这就是我们再也不能用传统苏联共产主义的概念来理解中国了。”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一个西方政治人物,这个认知来之不易。现在许多西方人还是把中国看成是苏联,看作是一个放大了的东德。但这位西班牙的前外长,通过与中国的接触,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接触,感受到了中苏两种体制的差异,感悟到了一个重要而朴素的真理: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中国自己历史传统的一种独特延续,这种延续决定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西方学界和媒体经常讨论中国的未来,但概括起来不外乎这么三种观点,一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崩溃。二是“和平演变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会变得更加繁荣,最终也会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三是最近开始流行的一个观点:中国可能既不会崩溃,也不会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变成一个“富强而专制”的国家(如美国《洛杉矶时报》前驻华记者詹姆斯•曼的新书《中国幻象》所描述的那样)。第一种观点,由于这么多对中国的悲观预测均告失败,现在相信的人已大大减少。但第二种、第三种观点,西方接受的人还不少,其实,这三种观点的最大盲点在于其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和西方话语的局限性,不了解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已经超出了西方中心论衍生出来的理论框架和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我的好朋友,法国学者高大伟曾说过这么一段有意思的话:“在中国面前,西方要学会谦虚。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至少有7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都长,还有长期精英政治文化的传统,很难想象中国会完全跟着西方模式走。中国一定是我们新世界的一个共同设计师(co-architect)。”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西方主流经济和政治学者从来没有想到中国走自己的路会如此之成功,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会如此之不成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经济改革成功有三条根本的经验,第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第二是循序渐进、不断试验、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地推动体制转型;第三是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也就是说,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以自己的眼光来决定取舍,绝不盲从。这种成功的思路也可以大至勾勒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道路。在西方历史上,与这种渐进改革思路比较接近的是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变革思路。从国际经验来看,走经验主义的道路比理想主义的道路代价要小。英国是经验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法国则是理想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后,其国内制度就一直是渐进的改良,坚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判断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坚持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坚持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提出的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衍生而来,而不应该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追求一种理想的模式而来。英国一直是不断地磨合,小步地改革,从未切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渐进的方法使英国比法国获得了更长时间的稳定与发展。在1837年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她在位64年),英国达到了自己强盛的顶峰。英国当时工业生产的能力,超过了全世界工业能力之合,其富庶程度为当时的法国所望尘莫及。一个法国人看了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后曾感叹: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却未能养活自己的人民,而英国是个“贵族国家”,却养活了自己的人民。(注意,当时人们普遍把英国看做是“贵族国家”,非“民主国家”)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2)

    的确,走理想主义道路的法国很长时间内处在不停的动乱和革命中,经济也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的作法是先确立一个伟大的理想,特别是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然后波澜壮阔地去实践这些理想,但法国付出的整体代价比英国要大很多。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动荡,甚至到了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政党过多,议会过强。一般认为法国政治体制稳定下来是在戴高乐的第五共和确立了总统制之后。加拿大学者纳多和巴尔洛两人合写的介绍法国文化的畅销书《6000万法国人不会错》中对此作了一个总结: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62年法国政体稳定下来的173年间,“法国一共经历了五个民主政府、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而且所有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终的。”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还要注意人口上的差异。法国大革命时,法国人口才2000多万,比今天的上海多一些,即使到了1962年,法国的人口也才4000多万,而中国今天已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像法国这样折腾的话,内乱不说,全世界都受不了。从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来看,前30年的经历更像法国,后30年的经历更像英国,而后30年的情况总体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实惠,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对于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来说,经验主义的渐进道路应好于理想主义的激进道路。但是我们不少国人也有类似法国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情节和激进主义的传统,总希望通过激进的政治变革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虑每一项改革政策的代价。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之路。经验主义模式是内需驱动的,而内需中关键是有效内需。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比较稳健,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了真正的内需,才会是有效内需,这也是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

     打个比方,中国房产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了拥有物业的有产者,进而产生了对《物权法》的实实在在的内需,随之而诞生的《物权法》就很有针对性和操作性,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政治领域,中国目前阶段,最强的内需可能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性政府的建设、法治社会的建设。由于西方的强势推动,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创造了一些人为的内需、虚假的内需,而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那种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的真正内需。结果就出现了上下结构的完全脱节。2007年4月肯尼亚NTV做了民调,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第一是就业,第二是治安,只有不到2%的人关心宪政改革,而肯尼亚议会讨论的第一是宪政改革,第二还是宪政改革。还有议员则提出了“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的议案。这种上下严重脱节的情况,和8个月之后开始的种族厮杀也有一定的联系。2008年2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个西方6国国民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发现不满意的人大大超过满意的人:

     您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是否满意(%)?满意 不满意;意大利 4 80;法国 7 67;美国 19 52;英国 20 41;德国 28 36;西班牙 30 38;(资料来源:2008年2月8日《国际先驱论坛报》)

    《纽约时报》2007年10月30日也刊登了一个美国民调,80%的人对本届国会的工作不满意,68%的人认为国家的方向出现了问题,60%的人认为自己下一代的生活会比现在差。人们对美国政府解决问题的信心已经低于60年代越南战争和1974水门事件时期。而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皮尤研究中心2005年对17个国家进行的调查,发现72%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现状表示满意,在被调查的国家中拔了头筹。76%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质量在今后5年中还会提高,这个结果也高于其他国家。在2008年该中心又对24个国家内进行了类似的民调,中国又再一次拔了头筹,86%的人对国家的总体状况表示满意。2008年3月,在美国“世界民意网站”对全球领导人信任度的民调中,中国领导人在本国的信任度为93%,远远高于西方领导人。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3)

    您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是否满意(%)?满意 不满意:中国 72 19;约旦 69 30;巴基斯坦 57 39;西班牙 51 44;荷兰 49 50;英国 44 51;加拿大 45 52;土耳其 41 55;印度 41 57;美国 39 57;黎巴嫩 40 58;印度尼西亚 35 64;法国 28 71;俄罗斯 23 71;德国 25 73;波兰 13 82;(资料来源: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2005。

     如果上述由美国学者独立进行的民调大致反映了各国的实情,那么我们可以说,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国人还抱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总体的认可度,对本国领导人的信任度、对自己未来的信心都名列世界前茅。这不能不使人重新思考中西体制优劣等一系列问题。如果考虑到西方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0倍以上(根据Jared Diamond的计算,美国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1倍),而人民的满意度还如此差强人意,这种反思就更需要进行。当然,中国人口众多,即便有72%或者86%这么高的满意度,不满现状者,尽管比例低,也不会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我们没有任何骄傲自满的理由,相反,我们必须如履薄冰,认真地解决各种存在的问题,使老百姓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客观地说,中西制度都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过去30年内,中国总体上在不断地改革进取,而西方则显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欧盟一位荷兰籍高官曾私下对我说,“虽然我们和中国举行人权对话时,要求中国进行各种改革,但我们自己国内的改革却步履艰难。比方说,为了每周增加一小时的商店营业时间,政府和工会代表谈了十几年才达成协议。这对公共利益是好还是坏?当然不好。”他坦率地对我说。中国体制的务实、高效、有序等特点,现在已很少有人否认。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和一位德国朋友吃饭的经历。那次,这位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德国人请我到一家知名的德国餐馆吃饭,服务员不停地给我们换盘子,他笑着对我说:你看,中国菜比我们德国菜可口得多,但我们吃饭的仪式比你们隆重,你们就是一双筷子,我们德国菜没多少东西吃,但不停地换刀具,换杯子,换盘子。我后来一想,这个比方似乎也很政治。如果说饭菜质量的好坏是“内容”,盘子换来换去是“形式”的话,那么我们制度中的不少“内容”,并不亚于西方,甚至优于西方。比方说,过去30年我们制度的总体表现,明显超过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一些方面也超过了不少发达国家:美国2005年“卡特利娜”飓风救灾的表现和中国2008年的抗震救灾怎么能比?法国2003年8月一场突来的热浪,竟造成了全国1万多老人非正常死亡,举世震惊;意大利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但连城市垃圾等问题多少年都处理不好,更不要说解决根深蒂固的黑社会问题;前面引述的民调结果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体制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

    西方政治制度很像西餐,有一整套规范的形式。这种形式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内容服务的,如西餐一定是分餐制,一人一份,比较卫生,很像通过票决制来确保选民对候选人有某种监督;另一部分是形式高于内容的,更多一些美学功能,如不同的酒水要使用不同形状的杯子。西方民主体制中的登记投票、组织集会、电视辩论等,也有一种类似的形式美。尽管西方体制实现的“内容”与我们的“内容”相比,各有千秋,但在形式和程序方面,西方的许多做法,往往比我们的做法更有吸引力。他们的做法更容易拉近政治人物和民众的距离,使公众更容易有一种参与感。比方说,竞选双方的辩论,许多话都是竞选语言,没有多少人把它当真。但辩论这种形式、既可以让百姓了解他们的政策,又为百姓创造了一种喜闻乐见的政治参与形式。电视辩论对民众有不小的吸引力,甚至有点像我们的春节晚会,成了许多国家的保留节目,大家都喜欢看,但看完之后又说没太大意思。在发达国家,除了法国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外,一般大选的投票率都不高,约在50%左右,但主要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往往收视率很高,这说明很多老百姓只想看一出好戏,至于哪一位候选人当选,对他们的生活并不产生很大的影响。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4)

    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民主形式的创新,从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感和认同感。内容和形式比,内容更重要,但形式不能被忽视。我们在形式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形式,也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资源中进行提炼和创新,也可以土洋结合,创造出新的形式,从而使我们的民主在形式上更规范,更有活力,更为丰富多彩。我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政治改革的重点就是从重视“内容”走向“内容与形式”并重,从强调“结果”走向“结果与程序”并重。中国人是很善于学习别人长处的。还是拿吃饭作比较,中餐是合吃,不如西式分食那么卫生,但只要在菜上加一双公筷,就解决了合吃的卫生问题,中西形式就接轨了。当然,西方政治制度值得我们借鉴的不只是形式,也有内容,比方说三权分立的学说强调了对权力的制约,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借鉴权力制约这个思想,我们也可以汲取西方在权力制约方面的一些设计。但是像美国那样的三权互相势均力敌,对美国可以,对其他西方国家也不一定适用。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其实也是行政主导型,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的权力都大于议会。欧盟本身也是如此,欧盟委员会的权力大于欧洲议会。德国和丹麦的议会也是协商一致为主。当然,我们在保持行政主导的同时,也要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在借鉴西方的一些做法时,我们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像西方那样,把形式和票决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唯一。我们要把民主从西方那种僵化的和狭隘的话语中解放出来,走民主创新之路。西方在推销自己民主模式的时候,把本应该是文化深厚、形式多样的民主,简化成了一人一票竞选总统,这本身是对民主事业的一个巨大伤害,使我想起了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勒的名言:有两种人最能伤害民主:一种是反民主的人,另一种是民主激进论者。今天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人就属于后面一类。

     我们的民主建设一定要有创新精神。民主建设应该是一种生机勃勃的事业,民主可以有一千种、一万种形式,而不应被局限于一人一票普选这一种形式。我在研究台海两岸关系时曾提出:双方应坚持“先易后难”的原则,从小事情做起,从“职能合作”做起,“积小变为大变”,“积量变为质变”,积无数个互相合作的“小中华”,最后形成全面合作的“大中华”,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觉得我们的民主建设也可以是一个类似的过程,民主建设应该从我们身边无数的“小民主”开始,最终汇成中国的“大民主”。“小民主”就是我们每天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如住宅小区的“阳光”管理、事业单位的“阳光”财务、单位第一把手权利的限制、各种各样的论证会、听证会、辩论会、记者招待会、市长热线、电子政府、人性化管理、信访制度的完善和规范、逐步取消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差额选举比例的扩大、各种各样的民意调查、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讨论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等等。我们要使人民群众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到我们生活中的民主气息越来越多,感到他们可以参与讨论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同时这个改革的过程又是一个渐进的、有序的、使大家不断受益的过程。民主与阳光共生,民主从身边做起,民主从小事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家实践和经验的积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日益成熟,无数的“小民主”最后一定能汇成中国整个社会和体制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的最终形式将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

      我们的政治改革一定要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对立和损害民生。西方推动的人为内需,其特点就是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完全脱节,甚至是破坏后者的。菲律宾的政治变革就是单一政治方向的,与经济发展无关,与民生改善无关,甚至是矛盾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也是这样。在一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会对于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政治体制革新,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激进政治改革上面,风险极大,因为政改和革命往往会使社会产生过高的期望,而政改和革命最后又不太可能满足这些期望,结果期望很快就转变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失望。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5)

     我们在民主建设中要超越西方民主模式,特别是美国的民主模式,因为这个模式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美国的民主与西方许多先哲的理想已经相差很远,在美国本国和欧洲均受到很多批评,美国民主的商业化(铺天盖地的广告)、庸俗化(一切为了讨好选民,一旦选上,自己的承诺又不能兑现)和金钱化(美国民主制度之昂贵,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就表明了这一点,连美国2008年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他的《希望的勇气》(The Audacity of Hope)一书中都坦陈:“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提供钱者的利益。虽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钱(但这个钱很有限,不足以应付竞选,可能还会附带很多条件)。”
     我们政治改革中还要防止邯郸学步。学习别人的长处是对的,但如果还未把别人的长处学到家,就放弃了自己一些行之有效的土办法,这就成了邯郸学步,这也是可怕的。邯郸学步的情况发展中国家不少。例如,一些非洲国家,采用了西方的法律制度,但总是水土不服,但又把自己原来传统中的习惯做法丢得干干净净,结果就出现了国家治理的失序,甚至瘫痪。

    至于中国以后会不会产生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内需?也许会,也许不会,现在尚难判断,这是一个留给未来的问题。如果中国以后真正的内需和美国的真正内需一样,那么今后可能会产生类似美国的制度。如果内需不一样,就不会产生类似的制度。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美国的传统差异如此之大,我很怀疑中国会出现和美国一样的内需。但美国制度的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美国民主制度的长处之一是它的基层民主,特别是它的社区自我管理,而非劳民伤财的美国总统选举。我们应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学习,并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过程中,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

     我们可以按照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来进行政治改革,在相当时间内最需要的不是“路线图”,恐怕也拿不出“路线图”,拿出来也是一个“花架子”,但像经济改革一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指南针”,需要知道一个总体方向。经济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治改革总体方向应该是实现励精图治的良政,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最终落实到人民的“优良的生活”。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某种更为完整的思路,或者叫“路线图”,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应运而生,就像通过16年的改革和开放,我们终于形成了内容丰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16年实践,是提不出这样的理论的。我们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实践成功的东西,就是真理,西方现在可以不理解,可以挖苦,可以反对,但只要中国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最终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和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就只能来理解你,诠释你,并最终不得不接受你。中国模式最终一定会影响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丰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内容。西方自己的模式也是这样一路走来,并最终成为强势模式的,例如英国创立了君主立宪制,但很长时间内,别人还是把它看作“贵族国家”,而非民主国家。这就像学外语,如果你认为世界上只有英语好,那么你就永远是别人的学生,他永远可以说你哪些地方不对了,甚至给你打个不及格。

    现在中国崛起了,学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中文也自然会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强势语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学习我的语言,尽量达到我的母语水平,我还可以纠正你的发音和语法,也可以给你打不及格。如果说30年前,我们中不少人还比较习惯仰视西方,那还情有可原,毕竟中国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济凋零,百业待兴。但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如果今天还是像一些人士那样,动不动就是美国怎样,西方怎样,就有点贻笑大方了,恐怕连西方人对你都要少三份敬意。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些“挖潜”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如果我们继续推动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掘出来,那才是更加巍巍壮观的事业,好戏还在后头呢。我们应该自信地、从容不迫地、不卑不亢地平视一下西方,看看他们制度的长处在那里,短处在哪里,再对照一下中国,我们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从而搞清楚,对于西方的东西,哪些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哪些应该反诘和扬弃,最终都是为了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政治发展道路,一条能使中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安乐的康庄大道。

第四章 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

    一、谁创造了人类普世价值?(1)

    读西方人过去写的历史,会发现整个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话语权的历史,其背后折射出的是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数百年之久的强势地位。法国哲学家福柯不无挖苦地说:你谈论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谁在谈,话语的强弱是由话语者的强弱所决定的。既然西方数百年来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那么其话语地位也就自然占了主导地位。当年欧洲人灭绝美洲的印第安人,其解释就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年欧洲人贩卖黑奴,其解释就是那个时代谁都这么做;当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贪婪掠夺,其解释就是为了传播现代文明;后来的种族主义、种族隔离,也都经过了详尽和理性的科学论证。现在毕竟是21世纪了,世界变了,中国变了,西方也变了不少,虽然在话语权问题上,西方话语仍占主流地位,但越来越多的不同声音正在出现,这是好事情。

    “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源于西方的观念,只要不被滥用,都是好东西。中国人过去反抗西方列强的欺辱,坚持的也是这些理念,并在这个过程中,丰富了它们的内涵。这些理念今天已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在中国走向富强的进程中,它们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其解释权也属于各国人民,而非少数几个国家。否则就可能出现各种荒谬,比方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使近4亿人脱贫,会被认为与人权进步无关,而美国大举入侵伊拉克,无数生灵涂炭,则被看作是捍卫人权。世界在进步,中国在崛起,那种谁拥有强权就拥有话语权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这里首先要纠正一个历史偏差。西方现在的主流话语称:西方一直致力于推动“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不少人也以为当年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1789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法文叫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an,其中的“人”和“公民”(L’Homme 和Citoyen) 在法文里,指的就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确切地说是男性白种人,不包括妇女,不包括有色人种,不包括华人,不包括穷人。在这个《宣言》通过两年之后的1791年,一位名叫奥林匹•德古吉(Olympe de Gouges)的伟大法国女性,骇世惊俗地起草了一份《女人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但她却被送上了断头台,她所希望的妇女投票权直到她死后一个半世纪才在法国实现。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也一样。美国的国父们确实是一批很受尊敬的人,但他们也都是欧裔男性富人,不少还拥有黑奴。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间的平等,其中的“人人”不包括妇女、奴隶、华人,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穷人,保留奴隶制也是美国国父们经过辩论后作出的选择。从17世纪开始的两个世纪中,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是西方推崇的“普世价值”,他们谈的自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了贩卖奴隶的自由,包括了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自由。美国的南北战争(1861-1864)废除了奴隶制,值得肯定,但战后双方还是作了政治妥协,认为美国“统一”的价值高于黑人“自由”的价值。美国不久又颁布了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种族隔离的制度。这套践踏人权的制度在美国又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从1870年左右开始,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世界范围内对财富的掠夺,欧洲主要国家经历了迅速的经济发展,但也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当时的欧洲各国迷信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恶报恶,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遭受重创。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几乎毁于一旦。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比较文明的欧洲实际上是侥幸才保存下来的。这种侥幸包括了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还没有发明原子弹,包括了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巨大民族牺牲。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以3000万人伤亡的巨大民族牺牲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同时也帮助捍卫了欧洲文明。如果当时的中国政府,像一些欧洲“民主”国家那样在法西斯进攻面前纷纷投降的话,日本法西斯早就可以轻易地拿下中国,然后与德国分进合击拿下苏联,再以中国和苏联的巨大资源为后盾来称霸世界,欧洲文明还能保留多少?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所做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在西方还远远没有得到承认。英国首相丘吉尔1945年和西方领导人交谈时,对中国根本就不屑一顾,提及“中国人”,他用的还是那个对华人带有严重种族歧视的字眼“Chinaman”。
一、谁创造了人类普世价值?(2)

    但是持平地说,经历了这些灾难之后,西方的有识之士终于开始了深刻的反省,并对欧洲的很多主流价值重新作了评估和筛选,把坏的剔除,把好的留下,并与国际社会的其他代表一起努力把好的部分打造成普世价值,这才有了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宣言》确认了人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应该享受人权的原则。至此,我们才可以说国际社会真正开始了使“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伟大进程,这是可喜可贺的。但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之后,种族主义理念还是继续主导着西方的国内外政策。比方说,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法国又发动了极其残酷的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直到最后实在是打不下去了,它才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些殖民地。同样,美国黑人不堪再忍受种族歧视,于60年代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1963年大声疾呼:“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而这离美国通过载有“人人生而平等”《独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遥。追溯这些历史并非要贬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献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的关键作用,也无意贬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经取得的进步,而是要准确地找出今天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澄清某些认知上的盲点,确认“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过程并非是西方的自觉自愿,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经过长期英勇的抗争,并和西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渐把这些本属于世界上少数人的特权变成了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的普世价值,其内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动过程中被大大丰富了。从上面对普世价值来龙去脉的叙述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发:

     第一、所谓普世价值的概念在西方得到真正确认的历史并不长,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更多。如果以1965年美国开始在法理上真正允许黑人和白人享受一样的“自由、民主、人权”开始,那么也只有40来年时间,比我们改革开放多十三年。所以普世价值还是个新鲜事物,需要我们共同呵护,中国为其作出自己的贡献也正当其时。

    第二、西方对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放弃糟粕的东西,继承优秀的东西。比方说,西方已被迫放弃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在西方曾经非常风光的“普世价值”,又对“自由、民主、人权”作了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虽不完美,但还是包含了值得肯定的进步。相比之下,我们不少国人对中国自己的传统还是持一概否定的态度,整个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专制史,一切要推倒重来。实际上今天西方已罕有学者否认在过去的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至少在1500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领先于当时的西方。西方整个文官制度是从中国借鉴来的,结果青出于蓝胜于蓝,我们现在要向西方学习文官制度的建设。

    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思想来源就是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诠释。伏尔泰特别赞赏中国人的宗教观: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宗教战争,而欧洲历史上宗教战争打了上千年。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在一个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基础上,用今天的眼光来认识和发掘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资源,这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巨大智慧宝库,对重塑民族魂,对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对新的普世价值的形成,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1)

     促进普世价值的过程本应继续是一个不同文明取长补短的互动过程。但是西方主要国家总想垄断这些价值的解释权,搞“话语霸权主义”,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例如,他们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形式多样、操作精致的民主简化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还编造了一个神话: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创造了西方今天的财富。实际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资源消费量是发展中国家32倍的基础之上的。不信的话,你去掉这32倍的差异,再看看西方的人权会是什么水平?而西方的财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义之财?光是根据那几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当年被迫支付给英国的战争赔款就足以在当时的英格兰建立一个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而西方列强在那个时代强加给中国的可是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呀!当然,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的话语垄断,于是就有了苏联的解体(也有了俄罗斯后来的顿悟),就有了南斯拉夫的崩溃,就有了第三世界的众多劣质民主和混乱动荡。西方在推销自己“自由、民主、人权”话语的时候,很少提及自己财富积累的真实过程:英国有个港口城市叫利物浦,这个城市在1800年左右成为整个英国最富裕的城市,靠什么富裕起来了?靠的是奴隶贸易。当时整个英国80%的奴隶贸易,40%欧洲的奴隶贸易,都从这里经过。欧洲的商人们用美洲的棉花、糖、烟叶换取非洲的“黑奴”,一本万利。主要发达国家在其资本迅速积累的百年间,对外奉行的野蛮的殖民主义,对内享有选举权的人几乎从未超过本国人口的5%。

     2001年我去南非德班参加世界反对宗族主义大会,不少非洲国家代表发言,要求西方国家为奴隶贸易进行道歉和赔偿,他们提出的赔偿额度为:777万亿美金,约等于今天美国经济总量的60倍。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但索赔数额之大,是不容置疑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于2008年初正式向几百年前受害的澳大利亚土著人表示了道歉,令人感佩。如果西方的政治领导人都有这样的勇气和良知,我们这个世界就可能变得更加公正一些,更加人道一些,更加和谐一点。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2008年3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埃及代表整个非洲集团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题目叫:“从夸夸其谈走向实际行动”:其内容是呼吁世界各国,采取具体行动来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其中提到:欢迎澳大利亚政府正式道歉这一“划时代的历史性举动”,“欢迎澳大利亚政府对过去给其土著居民造成沉重伤痛、苦难和损失的法律和政策表示正式道歉”,并“促请尚未这样做的国家政府向过去和历史上不公正的受害者进行正式道歉,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愈合创伤、取得和解”。这种决议草案遭到了西方代表的反对。欧盟发言认为此提案的语言不妥,不应该把一部分国家单独列出来进行批评。

     实际上,我在意的并非西方一定要就过去的错误,包括鸦片战争,做出正式的道歉,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应该向前看,但我比较在意的是西方是否能够从自己过去的历史错误中汲取教训,改变那种总是自以为是,唯我独尊,自己永远正确的心态。“自由、民主、人权”是好东西,但如果只能照西方的模式来界定这些概念,并且要不分时间、地点、民情、发展水平就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从本质上看,和过去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心态无异,结果就造成了今天世界上类似伊拉克这样的悲剧。西方谋求话语霸权现在面临着三个困境。一是国际政治中的困境,中国、俄罗斯等有影响力的国家都坚决拒绝西方的话语霸权,并积极发展自己的话语权。二是实际操作中的困境,美国入侵伊拉克,推销“大中东民主计划”,结果陷入泥沼、骑虎难下。西方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推动的“颜色革命”也陷入困境,使这些国家更加动荡不安。三是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束手无策。面对棘手的全球性挑战,如贫困问题、战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文明冲突问题等,西方价值观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对策。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为贫困;美国主导的“民主输出”模式使世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恐怖主义对美国、对世界的威胁有增无减;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愈演愈烈。

    二、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2)

    而这一切困境的背后是全球化环境下西方政治话语的苍白。西方文明有其长处,值得我们学习,但也有其短处,特别是过多的自我中心,过多的对抗哲学,过多的好为人师,缺乏一点中国文化中的“整体观”、“辩证观”和“天下观”,怎么能指望这种狭隘的政治话语来解决今天这么错综复杂的世界性难题呢?倒是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为解决世界性的问题带来了一些希望。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消除贫困的经验广受好评;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奉行的“互利双赢”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中国“和谐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为解决世界“文明冲突”这个难题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在这些问题上,不是中国接受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西方如何克服自己话语僵化的问题,是西方最终可能要接近、甚至接受我们话语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普世价值是个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因为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更加丰富的价值观来引导和处理,中国应该为丰富普世价值做出自己的贡献。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已显然不足以应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什么“和平”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没有和平,还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权”?为什么“良政”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民主是手段,最后都应落实到良好的政治治理。为什么“和谐”不能成为普世价值?以强调“对抗”为特点的西方文明难道不能从讲究“包容”的中国文化中受到启迪吗?为什么“消除贫困”不能成为普世价值?现在世界上饥民人口超过发达国家人口总和,“消除贫困”应当成为普世价值。总之,普世价值的探索和发展正未有穷期,一旦超越西方话语,我们就海阔天空。

    法国政治学家多米尼克•马绥2007年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称当前世界存在着“三种情绪”:一种是欧美国家的“忧心忡忡”:他们忧心恐怖主义,担心经济衰退,害怕失去竞争力,也害怕失去影响力。一种是伊斯兰国家的“屈辱之感”,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以色列和西方国家过多的欺辱,这种深深的屈辱感已转化为对西方的仇恨。另一种是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充满自信”。他认为中国今天的特征是:避免国内外冲突,专心致志地发展自己,综合力量迅速崛起。这使我想到了一些西方人士扬言要抵制奥运会。其实,中国对此不必太担心。2006年曾在北京举行过一次中非高峰会,来了40多位非洲国家首脑,西方世界当时惊呼自己被中国边缘化了。西方目前对中国在第三世界影响的扩大忧心忡忡,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今天的第三世界意味着资源、市场和机遇。如果西方领袖不来赴会,北京奥运会成了亚、非、拉、俄罗斯和中国领袖的盛会,这才是西方更为担心的事情。真正害怕抵制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国家自己。
我们珍视与西方的关系,也愿意学习其一切长处,但我们拒绝傲慢与偏见。我们对西方话语的态度既不是俯视,把西方话语看得一无是处,全盘否定,也不是仰视,把它奉为金科玉律,全盘接受,而是平视,用中国人“实事求是”的核心价值观对其逐一加以审视,一部分要学习、一部分要借鉴、一部分要反诘、一部分要扬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维系了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其真正崛起必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这个历史性的进程中,“失语”的不会是中国,而应该是“话语霸权主义”。

    三、也谈人权(1)

    日内瓦有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过去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每年开会,都会引来大量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有要求禁止地雷的,有关心日本“劳累死”的,还有支持同性恋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好一番热闹。外交官们也很辛苦,会场内外,忙来忙去,常常几天几夜睡不好觉,为了一些有争议的决议草案进行没完没了的磋商,然后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会场,不少人简直就是昏昏欲睡的样子。这时如果会场上突然来了个“搅局”的,大家的精神都会为之一振。2008年3月28日下午就有那么一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讨论欧盟提出的一个决议草案,内容涉及联合国保护言论自由报告员应该获得什么样的“授权”。

    欧盟代表自我感觉良好,从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度,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决议草案,认为这个决议草案不应有任何争议,故提议不经表决通过。这时老资格的埃及大使发言了,而且是代表着有57个成员(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他说,众所周知,最近出现了丹麦画家丑化真主穆哈默德的漫画事件,西方一些国家以言论自由加以辩护,对全世界的穆斯林造成了深深的伤害,我们认为这是滥用言论自由,应该受到谴责,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一个修正案,” 要求联合国保护言论自由报告员,调查并向人权理事会汇报世界上“滥用言论自由的权利,构成种族或宗教歧视行为的情况。

     斯里兰卡大使接着发言,他是科伦坡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讲话总是那么不卑不亢,像是在讲堂上给自己的学生授课。他说这个修正案好,因为权利与义务之间要有某种平衡,否则会出现大问题。现在是全球化的世界,信息一瞬间就传遍全世界,发达国家里一些人可以以言论自由为名,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而发展中国家内就会立刻出现罢工、罢课、罢市,甚至厮杀。埃及的这个修正案能使欧盟的这个决议变得更加全面。欧盟代表发言反对,认为这纯属另外一类问题,不应该放在这里讨论。

    这时古巴代表发言了。古巴外交官在国际场合老是遭到西方的责难和攻击,所以能言善辩者不少。古巴代表说,这个决议案中有这么一句话:“承认一切形式的媒体,包括出版、广播、电视和因特网等,在行使、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说应该在“行使”这个词之前加上“公平和公正地”,整个句子也就改成了“承认一切形式的媒体,包括出版、广播、电视和因特网等,在公平和公正地行使、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下面传来一阵笑声,知道这句话把原文的意思给“阉割”了。欧盟代表坚决反对。最后主席裁定要进行表决。欧盟代表则要求休会,大概想拖延一下,以求改变这种失控的局面。但埃及大使不买账,大声地说,主席刚才已经宣布开始了投票,根据议事规则,这个行为必须进行下去。欧盟代表无奈。表决的结果是:32票赞成,0票反对,15票弃权(欧盟成员等投了弃权票)。这样,这个最初由欧盟提出的关于言论自由报告员授权的文件,变成了联合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包含了防止滥用言论自由内容的文件,其意义非同小可。看来西方话语垄断权在CNN和BBC等媒体中还可以存在下去,但是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内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

    言论自由是好事,但言论自由和言论责任确实应该成正比,有自由,就一定要承担与自由相适应的责任,绝对自由,就和绝对权利一样,会导致绝对腐败。以言论自由为例,在西方大部分国家里,歌颂希特勒也是违法的,挑动民族仇恨也是被禁止的。但是各个国家在言论自由的幅度上,确实差异很大。中国言论自由总体上在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走,只要你比较一下10年前、20年前、30年前的情况,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这是个大趋势,随着网络世界的发展,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刚才提到的这个滥用言论自由的问题,在2008年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的不实报道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激起了全球华人的愤慨。西方媒体应为此承担自己的责任。新闻和言论自由被滥用,煽动了民族仇恨,最典型例子就是前南斯拉夫。铁托在世的时候,他教育南斯拉夫民众,不分族群,大家都是南斯拉夫人,彼此平等尊重,和睦相处,但后来这一切被西方推动的所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所否定,各个族群随即都开始强调自己的权利,民粹主义政客一个接一个被选上了台,结果导致了族群厮杀和国家解体。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虽然少数民族只占中国总人口的8%,但他们居住的面积涵盖了大半个中国的领土。在言论自由的界定中,我们一定要禁止煽动族群仇恨,一定不能像西方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样,使一个团结的中国变成一个分裂的中国。

    三、也谈人权(2)

    2008年8月,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在北京举行之际,在罗马也举行了一场关于全球治理创新的研讨会,一位来自美国的学者问我:中国奥运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同一样的人权”。我说,“很好,但这还不够,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同一样的选票,让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起来选举美国总统?”他犹豫了。其实,各种全球问题治理之所以困难重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一些主要国家总想当全世界的法官,但拒不接受世界人民的监督。西方不少人总认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罗斯人更了解俄罗斯,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养成了指手划脚,乱开药方的陋习,但对自己药方带来的后果从不承担任何责任,这种做法不知已经侵犯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光是一场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有多少家破人亡?光是那个“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就给非洲带来多少灾难?光是一个“休克疗法”就给俄罗斯带来了多少悲剧?

     中国走自己的路,把中西方的长处结合起来,国家迅速崛起,虽然仍面临不少问题,但总体效果远远好于照搬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就像争取奥运会金牌一样,如果你只认可西方一种模式,那么一个发展中国家大概只能落得个印度的水平,但当你把东、西方的长处融合起来,就出现了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这对中国的人权事业和其他方面的进步都有启迪。

    记得2005年在伦敦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英国女学者曾这样问我:西方普遍认为中国的人权情况每况愈下,您怎么看?

    我说,“第一、讨论中国的人权,一定要先问问中国人,而不是问美国人和欧洲人,否则您会犯常识性的错误。您不妨问一下您在欧洲遇到的任何中国人,也可以去中国与您见到的所有中国人了解一下:中国的人权究竟是好了还是坏了。从我自己了解的情况来看,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他们现在的人权状况比过去要好。

    第二,中国使得近4亿人脱离了贫困,现在正努力实现13亿中国人的全民社保。30年前,中国人拥有一块手表都是奢侈,而今天中国民众的住房自有率已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希望您在研究中国人权的时候,既看到中国的问题,也看到中国的成绩,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特别是不要忽视大多数中国人自己的感受。

    第三,中国确有自己的人权问题,需要不断纠正和改进,中国也可以从英国、从西方借鉴不少好的做法。中国这30年一直在学习别人的长处,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但是西方也要努力去解决自己诸多的人权问题。我在您的国家生活过,知道英国至今还没有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做同样工作的女士比男士的收入要少20%到25%,这是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第2款的。作为一个英国女学者,您不妨也花时间关心一下这个问题,捍卫一下您自己的权利和您的英国妇女同胞的权利”。

    如果持平地看一看中国与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大概有这么五个特点。首先,联合国界定的人权,主要指政治、公民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西方传统上,在对外交往中,只强调政治和公民权利,忽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美国不把这三种权利看作人权。这方面,美国真是严重落伍了,连很多欧洲人都看不下去。如果我们采用的不是美国自己制定的狭隘的人权标准,而是联合国确定的人权标准,美国的人权问题应该是发达国家中最多的,比方说,3亿人口的美国竟有4000多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更不要说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大规模侵犯人权了。

    第二、西方喜欢从法律角度来讨论人权,认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权问题才可以算是人权问题,但是在对外政策中,又总是把法律问题政治化。采取法律的方法,在法制较健全、律师数量充足的国家里比较容易做。而在法制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据我观察,应该在推动法制建设的同时,注意通过政治方法来促进人权,这样做更容易取得成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消除贫困。美国不认为这是人权,欧洲人权界还在争论这属不属于人权,而中国从政治上认定这不仅是人权,而且是核心人权,并在实际行动中这样去做了,所以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并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引领世界潮流。我曾就此当面请教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女士,她个人也认为消除贫困最终应成为人权。

    三、也谈人权(3)

    第三、西方总是说人权是个人的权利,甚至否认集体权利的存在。中国人则认为这是荒谬的。中国人的哲学观决定了,有个人的,就一定有集体的,这是哲学上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缺一不可。实际上西方也很重视集体的权利:西方过去和中国签订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代表的就是西方国家和国民在华的集体权利。治外法权就是集体权利。美国过去制定种族隔离制度也是为了保护白人在各个方面的集体和个人的特权。人权中的民族自决权就更是集体权利了。西方强调人权是个人的权利,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他们担心集体权利会被滥用,最终成为损害个人权利的借口,这个担心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不足的一面,因为反过来看,个人权利的滥用也会导致集体权利的损害。比方说,丹麦漫画家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可以损害十亿穆斯林的宗教自由权。一个理想的人权保护体系应该能够兼顾个人和集体权利,兼顾自由与责任。在这方面,中国人的哲学观对于人权理念未来的演变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第四、中国认为实现人权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有正确的优先顺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实现所有的人权。实践证明,中国把以人为本,消除贫困,推动现代化事业作为核心人权来优先推动,是一个伟大的成功。错误的优先顺序,效果往往不好。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的指导下,尝试了政治权利压倒一切,但结果令人失望。在一个贫困的国度里,去搞西方式民主,结果就出现了海地这样的烂民主:饥饿导致暴乱,暴乱导致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又使所谓的民选政府形同虚设,最后只能靠联合国维和部队来维持国家秩序。甚至在相对发达的国家里,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政治权利压倒一切的结果也是灾难性的,其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在具体的人权问题上也一样,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资源决定了,它必须权衡利弊,确定资源使用的优先顺序。比方说,一个政府现在有1千万美金,这笔钱可以用来改善大学生的宿舍,可以用来改进监狱犯人的居住条件,也可以用来建设廉租屋,这些用途都属于改善人权,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最合适的安排,不需要别人说三道四。

     第五、在涉及人权的优先顺序时,也要指出,有些人权属于核心人权,属于普世价值,也是所有人类文明都必须接受的共同底线。这些权利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侵犯的,比方说禁止酷刑、禁止奴役制度、人有思想的自由、人不能被任意逮捕等。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和西方的主流观点一致。美国对关塔那摩监狱的一些犯人实行了酷刑,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就是因为其做法触犯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底线。

     但我们和西方也有不同之处,其中之一就是西方把普世价值界定得过宽,而且是以西方的意愿来界定,西方认为什么是普世价值,什么就是普世价值,整个世界都要跟着他走,这是没有道理的。比方说,欧洲国家认为死刑就是侵犯了生命权这个普世价值,而世界上很多国家,不接受这种解释。欧洲首先应该去说服美国人接受这种观点。2008年3月,荷兰外长弗汉根来日内瓦人权理事会议介绍荷兰的外交政策,提到欧洲人权价值观中包括保护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恋(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people)的权利,他还点了阿富汗、伊朗、沙特阿拉伯、苏丹、也门五个国家的名,指责这些国家对同性恋者判处死刑,并说世界上还有85个国家把同性恋定位犯罪行为。如何评价各国法律对同性恋的立场是一回事,而荷兰所认定的这种所谓欧洲价值是否属于普世价值,则是另一回事,对于世界上多数人来说,荷兰的看法可能超前了一些,别人还跟不上。这些权利代表了荷兰和欧洲不少国家内部人权的主要关切,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有许多更紧迫的人权问题需要解决,他们为什么要跟着早已进入后现代的欧洲国家来确定自己的人权议程呢?

     三、也谈人权(4)

    在处理人权问题上,如果各国都能真诚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携手并进,这将是值得称道的,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挑战更需要各国之间的通力合作才能解决。发达国家消费的人均资源是发展中国家的32倍,美国消费的人均资源是中国的11倍,但西方迄今为止的人权观决定了:我的就是我的,半点儿也不能少,因为这是所谓的“天赋人权”,也就是所谓造物主赋予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你如果想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使用相应的资源,他就要和你较劲,甚至围堵你。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只对本国部分选民负责,不对别国人民负责,如此自我中心的西方人权观和民主观,怎么可能解决今天的全球气候变暖、贸易保护主义、消除赤贫等世界性的难题呢?

    西方消耗着比发展中国家多几十倍的资源,但自己的人权问题还是不少,西方还总想垄断人权理念的解释权和世界人权议题设置的主导权,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这真有点说不过去。欧美有这么多移民工人,但为什么没有一个欧美国家参加联合国的《移民工人公约》呢?为什么不少欧洲国家里穆斯林女学生在学校连戴面纱的权利都没有?为什么西方不能带头改变其浪费资源的生活方式,从而让世界人民享受更多的环境权呢?为什么美国至今尚未加入联合国的《经社文权利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呢?为什么欧美不能把男女同工同酬这个涉及一半人口生活品质的大问题,放在一个更为优先的地位呢?荷兰和英国女性的工资比男性的工资平均要低20%到25%。法国低10%左右,这是国际劳工组织2004年的统计。而且这些数字与十年前的1994年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德国在这个方面的差别还扩大了:由20%上升到25%,美国的差别也在20%以上。(顺便说一句,日本和韩国差别更大,日本在40%,韩国在45%左右,说明这些国家妇女权利还大有改进的余地,福田首相2007年访问北京时对中国女大学生说:你们可以来日本介绍男女平等,恐怕不完全是客套话。)

    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正未有穷期,这个进程无人可以垄断。中国要向世界各国学习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一切有益的理念和做法,同时也要为世界人权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丰富的“人本精神”,这可以丰富西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人权”理念:人权应以人性为基础,人权可以和先人后己的责任感结合起来,参加四川抗震救灾的无数国人和北京奥运会的无数志愿者都展示了这种可贵的精神,整个世界为之动容。就像中国奥运军团的崛起,中国在人权领域内也会不断学习,探索和创新,从而使中国的人权事业更上一层楼,同时也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1)

     与人权有关的还有个公民社会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各个社会群体追求的利益也开始分化,于是出现了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公民社会,特别是各种非政府组织,它们促进了社会利益相对的均匀化和平衡化,这确实是今天西方社会的一个特点。中国现在也出现了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处理了很多政府不该处理,也处理不了的事情,这是社会自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人民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对于加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对于优质民主社会的形成,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我们鼓励和支持。真正的公民社会总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这在2008年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真是希望我们国家能产生一大批优秀的公民社会组织,不沾官气,展示自己的自主性与活力,大大推动我们的各项事业。我还希望其中一些组织最终能摆脱不合时宜的体制束缚,驰骋于国际舞台,代表着崛起的中国公民社会,凭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与世界其他地区主持正义的公民社会一同努力,改变现在世界上为西方利益服务的公民社会比例过大的状况,为建立一个更为公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作出中国人的贡献。

      但我同时也认为,在公民社会问题上,照搬西方推动的公民社会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效果并不一定好。西方公民社会理论有这么一个预设:公民社会相对于政府而存在,公民社会的作用就是限制政府的作用,它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对峙的关系。西方还有自己的战略考量,扶植了一大批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来对付与西方走不同道路的国家。西方支持的公民社会在苏联、南斯拉夫、东欧政治变革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去过进行了“颜色革命”的乌克兰,看到示威游行的群众挥动的不仅是乌克兰的旗帜,也有欧盟的旗帜、美国的旗帜,英国的旗帜、德国的旗帜,反映出这些国家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是西方资助的。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也是这样,广场上很多游行者挥舞着西方国家的旗帜。西方鼓励这种民间与政府对立的方法,公开扶植亲西方的政权,而不考虑这种做法给这些国家的百姓带来什么结果。“颜色革命”使得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陷入动荡,总体效果不佳,但迄今为止西方对此进行反思的人还不多。

      公民社会必定与政府对抗这种哲学也体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次,我在巴西参加一个讨论消除城市贫民窟问题的研讨会,贫民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他们城市的人口经常一半以上住在贫民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位欧盟代表在会上发言说,公民社会应该动员起来,与政府作斗争,让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来解决贫民窟的问题。会议主席问我,中国人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说,走访了大量发展中国家后,我认为在消除贫民窟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中国。中国的经验是:不要老是搞什么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对抗,而是促进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互动,确立消除贫民窟能够造福各方这样一种大的共识,然后制定尽可能兼顾各方利益的贫民窟改造方案。我说,你们可以组团到中国去访问,实地了解一下中国是怎样做的。中国的做法也有不足之处,但总体上利大于弊,比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得要好。

     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强调对立和对抗,这在族群比较单一、法制比较健全、教育普及、中产阶级壮大的国家,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但是在那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对抗容易带来社会分裂和冲突。我1994年曾访问过黎巴嫩,当时整个黎巴嫩已经摆脱了长达15年的内战,一派百废待兴的景象。从我在实地了解的情况来看,黎巴嫩的公民社会在内战之前、之中和之后,都是相当活跃的。但是这种公民社会是完全分裂的,分别附属于不同宗教、不同派别,如马龙教派、德鲁兹教派、逊尼派、什叶派、长枪党等,更像是中国文革时期的各种闹派性的组织,它们实际上加剧了黎巴嫩的分裂和冲突。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2)

     我在黎巴嫩驻埃及的领事馆办签证时,看到领事馆的墙上挂了一张画有和平鸽的宣传画,上面写着:“黎巴嫩:死去1000次,再1001次复生。”表述了一个民族经历无数大劫,仍然坚毅不屈的生存信念,使我感动。但这是诗人的浪漫表述,现实要残酷得多。我到黎巴嫩实地一看,这个曾被称为“中东巴黎”的城市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战争的痕迹,整个市中心,包括希尔顿饭店、假日酒店等都只剩下残垣断壁了。这场内战使这个人口才300多万的国家失去了14万生命。我的导游是个60来岁的过来人,他对我说,“战争已经过去了几年了,但黎巴嫩人的薪水还在一路走低,谁都想离开这个国家,如果我有女儿,一定让她嫁给你。”老头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德国工作,一个失业在家。黎巴嫩的公民社会现在也很发达,2006年该国又成功地举行了一次大选,产生了一个亲西方的政权,得到了西方的高度赞扬,但那年夏天一场突来的以、黎冲突,美国迟迟不让以色列停火,使黎巴嫩多年的战后重建化为乌有。直到本书完稿之时,黎巴嫩还未能产生自己的政府,各种教派和党派的利益无法整合,外部的各种干预使黎巴嫩的局势更趋复杂。我真是希望这个美丽的地中海国家能第1001次崛起,但我又觉得,照西方这个思路走下去,包括西方主张的那种公民社会,黎巴嫩恐怕很难走出自己的困境。
非洲的卢旺达也是这样,它的非政府组织大概可以算是整个非洲大陆最活跃的了。据说按人均计算,卢旺达的非政府组织为非洲国家最多,但它们没有能够阻止后来的种族大屠杀。西方人权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的很多内容都形成于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形成于经济和教育发达的社会,而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数是多民族、多族群国家,经济和教育都不发达,盲目使用西方概念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族群冲突。一旦以族群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大量产生,就会导致族群关系的紧张和对抗。

    尼日利亚也是一个公民社会颇为发达的国家。但我去过它最大的城市拉各斯,那里白天治安都非常差,晚上更是危险。我的感觉是,你能白天在拉各斯市中心大街上太太平平地散步半个小时,就是一种奢侈。尼日利亚有那么多促进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但究竟保护了多少人权?非政府组织越多,社会管理得越好,民主就越成功,这个观点至少在发展中国家还不能成立。

     印度的非政府组织比中国多几十倍,但印度方方面面的工作与中国的差距都很大。从表面上看,印度公民社会非常活跃,但从我的实地了解来看,相当一部分组织被黑社会控制,甚至就是黑社会的组成部分。我去印度的贫民窟观察过,贫民窟里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它们可以呼风唤雨,控制着贫民窟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不少组织是真正在为劳苦大众做事,但也有出于其他目的的组织,如专门负责偷电的组织,从某个地方把电偷偷地接过来,再卖给贫民窟的居民。还有负责贫民窟安全的黑社会组织,你要交保护费。为什么印度改造贫民窟这么难?因为贫民窟里的人都组织了起来,而这些组织中相当一部分受黑社会控制,黑社会又与各级政客勾结,贫民窟永远是各级政客的票仓。孟买市中心通向孟买国际机场的大道旁有大规模的贫民窟群,印度政府想拓宽这条公路,但几年下来了,条件谈不妥,一些劣质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客利益结合在一起,轻而易举地“绑架”孟买市民的整体利益,阻碍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这是印度民主体制在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一个严重瓶颈。

    美国福特基金公民社会项目的负责人Michael Edwards倒是个比较坦率的人,他写了一本叫《公民社会》的书,其中提到了公民社会与政府必然对立并不一定是公民社会运作的最佳模式。他说,现在很多公民社会“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公司,不相信媒体,只相信自己。但是公民社会自己也需要制衡,否则也会出问题”。他赞成走协商共识的道路,不要老是强调各方的对立,而是强调如何最好的解决问题。这个建议值得我们思考。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3)

    我认为一个公民社会的形成一定要与一个国家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相结合。实际上西方国家自己的公民社会也是这样的。丹麦雇主协会主席马丁森先生曾对我说,丹麦人就像一个部落,大家有同舟共济的感觉,社会上对抗比较少,议会里讨论问题也比较容易形成共识,一般总有80%的议员意见接近一致或完全一致。瑞士也很少出现罢工,为什么?因为在1937年整个瑞士面临德国法西斯入侵威胁之时,瑞士机械制造业的劳资双方代表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和平协议》,约定一旦劳资双方发生了纠纷,双方都要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或者请第三方进行调解仲裁,资方不得随意裁减工人,关闭工厂,工人一般不进行罢工。这样做既保护了双方利益,也保证了生产。后来,瑞士其他行业也纷纷效法,签订类似协议。1941年战争最困难的时候,联邦政府通过法律把这种形式固定下来。这样,瑞士几乎很少发生罢工事件,即使发生了,往往规模也有限。

     台湾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台湾在民主化方面,学习了美式民主,强调对抗,结果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导致了政党恶斗、商业化炒作、族群关系撕裂,经济严重滑坡,人民痛苦指数上升,难怪2008年大选前,台湾《天下》杂志一篇文章《怀念没有蓝绿的日子》,引来多少人的嘘唏,甚至到了今天,全台湾民望最高的政治人物还是关注民生的强势领导人蒋经国先生。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没有中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还吸收了不少西方的市民文化,每次去台湾访问,特别在台北,你可以体察到台湾社会存有这种让人感到温馨的文化底蕴,人与人很客气,很礼貌,温良恭俭让,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台湾社会虽有不少问题,但浓浓的中华文化氛围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得大陆借鉴。我个人觉得台湾社会本应该在这种和谐的中华文化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理性的、精致的、包容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但台湾却走上了一条照搬美国对抗式的民主模式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代价。现在主张族群和谐的马英九先生上了台,提出了“台湾民主再造”的口号,能否成功,还需观察。

    总之,一个公民社会,如果它能使一个社会最终变得更加团结,更加繁荣,更加活力四射,而不是更加分裂,更加萧条,更加混乱不堪,那么就是一个高质量的公民社会;如果它使一个社会从团结走向分裂,甚至从分裂走向更大的分裂,那就是劣质的公民社会。我看黎巴嫩、卢旺达等国家的情况属于后者。公民社会和政府可以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种社会,一般认为,中国属于社会共识比较容易形成的社会,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长处。一个容易形成共识的社会,是成熟的社会,没有必要为了所谓“民主”,去人为地强化对立。自然形成的共识文化是非常宝贵的政治资源,在这个基础上探索协商民主的道路,对中国更有意义。那种认为搞民主就要学美国,就要搞党派对立,就要为反对而反对,就要你死我活,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愚蠢的。能够形成共识的民主是好民主,能够形成共识的社会是好社会。我们应该从中国自己的传统出发,少学一点对抗式的美国模式,多学一点丹麦、瑞士、日本等良性互动模式,逐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中国政治体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2008年抗震救灾体现出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巨大能量,几乎在一夜之间呈现了一个全民参与的、开放的、透明的现代救援体系。这种民间和政府之间建设性的互动关系大大提高了我们社会的凝聚力,不仅为我们的抗震救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也为中国今后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在于民心的崛起,在于每一个公民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参与感和自豪感。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把中国人上上下下地凝聚在一起,把我们的政府和公民社会团结在一起,把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真是13亿人众志成城,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人民,不分阶层,互相提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伟大力量。我希望中国式公民社会也因此而逐步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并大大丰富国际社会关于公民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五、让理性的声音占上风

     1986年6月我陪一位副总理访问加纳,拜会了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他的总统府设在当年欧洲人运送奴隶的石堡里,紧挨着大西洋边,用他的话说,“我在这里办公,为的是永不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在一个布置得非常简朴的会客室里,这位喜欢谈哲理的非洲领袖和李鹏探讨起了非洲问题,他说,“我们人民缺少一种理性精神,好像这种精神已经被殖民主义阉割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很难做。”我自己走访非洲也时常有这种感受。非洲的政界和知识界大致是两种观点占主流,一种是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把非洲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不久前我再次去加纳访问,专门去参观了加纳开国元勋恩克鲁玛纪念馆,纪念馆的小卖部里卖得最贵的一本书,是加纳学者的专著,谈的是结合加纳实际,学习朝鲜的“主体”思想,与全球化彻底脱钩。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激进的全盘西化,主张跟着“华盛顿共识”走,采取的政策也是先削减政府开支,再一人一票的民主化,结果是艾滋病严重失控,经济凋敝,最近又有了粮食危机。随着世界粮价飞涨,这些领导人突然发现自己完全忽视了农业,老百姓饭都吃不饱了,又要开始闹革命了。为什么忽视农业?用联合国贸发大会秘书长素帕猜的话来说,造成当前粮食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数十亿美金花在政治治理上,而只有数百万美金花在农业上”。非洲这种情况,用中国话说就是要么极左,要么极右,而真正独立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声音很难成为主流。

    回过头来看,中国在整个“文革”期间, 非理性的极左思潮占了主流。1976年文革之后到1989年,在中国知识界,非理性的右倾思潮似乎又很有影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苏联的解体和南斯拉夫的崩溃,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走自己的路、稳健改革的理性声音,才逐步成为主流。2008年西方歪曲报道西藏骚乱,鼓励西藏独立,又使更多的中国人坚信只有走自己的路,中国才有希望。这实在是坏事变成了好事。但我们今天还会听到不少非理性的声音,有的人想用过去极左的方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有的人则觉得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是“解构”一切,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喜欢步西方的后尘,学着“解构”中国的一切,但恰恰忘记了,西方社会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其经济基础、法律和政治制度已经非常成熟(确切地说是过分成熟),其人均收入高于发展中国家数十倍,其人均占用的资源也比发展中国家高30多倍,所以即使西方社会上有很多不满,其体制自我调节的能力,明显大于发展中国家,再乱也很少出现伤筋动骨的大乱,按照2008年初的一个民调,意大利人是欧洲人中最闷闷不乐的,只有4%的人对现状满意,整个社会笼罩着悲观气氛,但因为有过去积累的经济实力和体制因素的支撑,意大利社会没有出现剧烈动荡。

    西方的知识分子经常说,我的任务就是批判,就是“解构”。对于那种政治制度非常成熟,工具理性已经太多,繁琐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已经束缚了人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情况,确实需要松绑,需要批判,需要“解构”,需要福柯。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光进行批判是不够的,中国需要的不仅是批判和“解构”,还需要肯定和建构,包括法律和体制的建构,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的问题,在批判丑恶现象的同时思考建设性的办法。对中国来说,建构和解构至少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我们文化中还有某种泛道德化、走极端的倾向。这不是我们文化的主流,但也不能忽视这种支流可能对我们事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我们充满魅力的汉语中有许多对仗的句式,琅琅上口,富有音乐美,但都是把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做一种道德化的对比,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细想一下,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极端的情况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都是中间状态。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喜中有忧,忧中有喜,当然有个喜多还是忧多的问题。我们语言中的这种表述方法和儒家道德传统有关,“士不可以不弘毅”么,但是儒家传统也讲究中庸之道,要求“穷理致知”和“慎思明辨”。总之,在继承我们的文化传统时,在使用我们珠圆玉润的文字时,我们也应注意某些语言习惯可能会造成的某种思维定势,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准确判断。

     英格兰民族有一个特点值得我们学习:英国人喜欢sophisticated的人,sophisticated这个词不容易翻译。《英汉大词典》中把它译成“成熟老练”,可以说是相当贴近了,但这个词还包含了一些与此相关的意思,如见过世面、思维缜密、判断得体、做事讲究一个度,不情绪化,不走极端,见解深刻而全面。说一个人sophisticated,那是很高的赞扬。民主制度在英国的成功一定与英国人崇尚这种特性有关。

     相比之下,我们文化中这样的人还不够多。从网上讨论就看得出来,动不动就是谩骂,就是道德训斥,就是黑白分明,就是非此即彼,就是国家到了灾难的边缘,就是中国要被开除球籍了,又要来一场革命了。我不反对在中国某些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有人出来登高一呼,引起大家的重视,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我也不反对从道德高度,对各种缺德的行为挥斥方遒。但我们一定要防止激进思想和道德冲动重新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思潮,因为道德评判最容易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地归为好坏两极,而世间绝大多数的事情就是好坏掺杂,进步往往也伴随着问题,关键是要确保进步能够占主导地位。

     整个人类进步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纯而又纯、没有代价的变革。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民族总是激进思潮和道德冲动占主导的话,只能说明这个民族缺少理性思维的能力,最终对这个民族可能是一种灾难,等待这个民族的会是一场又一场的无休止的动荡。我们要学一点英国人的经验主义和“成熟老练”, 这和我们讲的“和谐中道”相通,是一种大智慧,一种非常值得在中国和世界发扬光大的思想。简言之,我们必须让理性的声音在中国占上风,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才会比较顺利、比较可靠,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真正成熟的标志。

第五章 中国:不要自己打败自己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1)

     “中国:不要自己打败自己。”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的意思是中国模式虽然成功,但也衍生了不少问题,必须认真着手解决,否则我们可能会前功尽弃,最终中国模式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第二层意思是中国的问题虽然不少,有些还相当严重,但是横向地、纵向地比较一下,我们做得不比别人差,所以不必惊慌失措,只要沉着应对,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中国模式体现出的一些思想也包含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简言之,如果不去积极地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可能会自己打败自己;但如果中国自己乱了方寸,以为天要塌下来了,国将不国了,这也会自己打败自己。中国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也可以说是近300年来最好的时候,只要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一种外部力量能够阻碍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今天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中,有三个不能回避的热点问题,一是贫富差距问题,二是腐败问题,三是生态环境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国际横向比较中,寻求对这些问题的一个总体把握,并争取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步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从而为中国的真正崛起夯实一个牢固的基础。

    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不容争议的事实,需要我们冷静应对和认真处理。处理得好,我们的发展就能比较顺利与和谐,处理得不好,就可能经历挫折甚至危机。从世界的角度看,各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出现过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欧洲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时候,但后来通过经济发展、社会改良政策的实施、中产阶级壮大等,终于实现了社会的基本和谐,其中有不少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但我们首先要对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有一个准确的、实事求是的把握,才能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印度,成了亚洲之最。甚至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确扩大了,引来不少严峻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但上述观点与我在世界很多地方实地观察得出的结论有相当的差异,我愿在此谈谈我的观察,并与中国的情况进行一些比较。

     我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如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去过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拉瓦尔品第,去过菲律宾的马尼拉,去过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去过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去过肯尼亚的内罗毕,去过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去过科特迪瓦的阿比让,去过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去过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在这些地方的实地观察告诉我:这些国家的贫民窟规模超过中国三倍、五倍、十倍、甚至更多。我们的大城市贫富差距也不小,也有城中城和城乡结合部的陋宅等,但那不是发展中国家贫民窟的概念。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指的是一种成片的甚至一望无际的那种非常拥挤、肮脏、人居条件极端恶劣的简陋窝棚。

     以印度的最大城市孟买为例,城市人口的60%至今仍住在贫民窟。那种恶劣的居住条件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窝棚大都用废旧铁皮、油毛毡、塑料布搭成,到处是垃圾和尘土,平均五六百个人才一个公共厕所,人挤人每天排长队上厕所,排长队等候供水车的到达,阴沟是开放的臭水沟,充满各种秽物,苍蝇蚊子满天飞,各种传染病频发。印度城市中还有大量的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那一次,我是早上6点多坐飞机抵达加尔各答的,从机场到市中心饭店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一路看到数以百计的无家可归者,睡在路边、桥洞和墙角下。印度每一个城市里都有大量的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乞丐,你若给了其中一人一点钱,一下子就围上来十几个,有的可以一直跟着你到旅馆,甚至明天还来旅馆门口等你。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在孟买、加尔各答两个城市所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过去20年走过10来个城市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还要多。

     我也看过非洲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个叫做Kibera 的贫民窟。内罗毕人口的50%住在贫民窟。但司机只带我在贫民窟外面转了一圈,解释说:“除非两辆警车开道,否则你给我1000美金我也不进去,因为进去就出不来了。里面的人肯定把我的车和钱都抢走,命也保不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在重兵保护下去这个贫民窟访贫问苦,当地的居民打着标语欢迎他:“我们在挨饿!”“我们在生病!”“我们正在死去!”“我们的孩子没学上!”光这个贫民区的人口就有75万,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家庭拥有收音机,艾滋病发病率高于城市其他地方三倍。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2)

     中国社会还有一个特殊的“春运”现象:我们每年的春节期间会有上亿农民工回乡探亲,然后再返回城市。为什么大部分农民工要返乡,为什么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返乡现象?人家也有自己的节日,但没有这样的返乡情况。造成这个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大部分的农民工在家乡除了有亲人之外,还有自己的或者亲人的土地和私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巴西、肯尼亚,大都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或社会革命,或者经过了某种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民的土地又被富人剥夺了,很大比例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是真正意义上的赤贫。他们往往是全家老少都流入城市,一旦千辛万苦地进了城市,就绝对不走了,也舍不得花钱返乡。我看到一些统计数字说我们基尼系数达到了0.45,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警戒线0.40。这些数字本身可能还大致靠得住,但问题是基尼系数计算的一般只是收入上的差距,并不考虑一个人是否事实上拥有土地、私宅及这些财产的价值。有没有土地和私宅,对于一个农民,甚至对于整个社会的百姓来说,可能意味着生活质量的天地之别。我想有志于研究国际贫富差距比较的学者,应该把土地和私宅这些相关因素也考虑进去,再来进行国际比较,其结果可能更有说服力(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发挥原创力,提出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准,对中国和世界事务进行独立、客观、全面的评判,从而纠正使用西方制定的标准可能带来的偏差)。

     我甚至可以做这么一个粗粗的比较:你可以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只要不开到海里去,不开出国境线,开20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的农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市中心往城外开2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还是印度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你仍不时可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可以说已经绝迹的那种赤贫:几十万人居住的大片的贫民窟,那种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赤贫。中国通过近30年改革开放,赤贫人数大幅下降,而印度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另外,我们2007年发生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令人震惊,惊动了总书记和总理,惊动了全国所有的媒体,不少人以此推断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出现了方向性的大危机。黑砖窑这类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同时我们也要对这种问题的规模和性质有个实事求是的估计。还是以印度为例,根据不同的非政府组织估计,印度至少有1000万到1500万(有人甚至估计6000万左右)的“儿童抵债奴隶”,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7天,家长把他们卖给雇主,终日劳作以偿还所欠债务,而这种债务往往只是区区几十美元。这些本是读书年龄的孩子只能为买断他们命运的雇主奴隶般地干十来年,他们集中在地毯、采石、垃圾处理等行业。在印度,“儿童抵债奴隶”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印度宪法明确禁止这种做法,但政府、法庭和媒体似乎对这类事情已经相当麻木了,原因大概有四:一是法不责众;二是这种做法古已有之,大家睁一眼闭一眼;三是这些孩子属于低种姓,其他种性的人很少关心他们的命运;第四,各级政府腐败成风,被雇主收买的不少。

     英国广播公司不久前拍了个《印度儿童奴隶》(Child Slave of India)的纪录片,采访印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他们对这个问题,要么否认,要么搪塞,但英国记者抓住事实不放。他仅仅访问了一个镇,就了解到该镇有15000这样的儿童奴隶,但是各级官员还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在这个所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里,有多少政府官员真正关心上千万的这种低种姓出身的儿童奴隶?像印度这样一个此类问题比中国的严重程度至少超过百倍的国家,自我感觉却很好,对前途甚为乐观,而我们不少国人则认为这个黑砖窑事件预示着天要塌下来了。黑砖窑问题固然严重和恶劣,我们一定要把它纠正过来,并顺藤摸瓜,把类似的问题一个个解决,让坏事变好事。但天塌不下来,我们可以继续远远地走在印度的前面,去实现我们自己确定的现代化目标。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3)

     至于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论点,特别是“农村像非洲”,则可能是出自于善意的无知。我不知道持这些观点的人有没有去非洲农村实地考察过。我走过18个非洲国家,访问过加纳、肯尼亚、斯威士兰等地的农家,都是离首都不到三刻钟车程的地方,大部分农民住的还是土房和草房,用茅草和树枝在泥地上搭起来的棚子,即使是砖房,上面也是稻草盖的房顶或者铁皮压上几块砖的屋顶。房子往往没有门,只有一块布帘。大都没有电。半导体收音机还没有普及。而中国多数农民在过去20多年里都盖了砖房,有的翻盖了不止一次,彩电都开始普及了,中国农村的网民数已接近4000万。

     这只是个浅层次的比较。从更深的层次来看:非洲面临着一些中国农村所没有的特大问题,如战乱、社会解体、“瘟疫”规模的艾滋病。非洲是世界上战火最多的地方,从80年代至今,死于战火的生命恐怕超过1000万。仅90年代,刚果民主共和国从1998年开始的战争,又被称为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7个国家卷入,死亡人数已超过600万。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屠杀,三个月内就有100多万人丧生,苏丹目前的内战的死亡人数估计已超过40万。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组织的最新统计,非洲现在平均每13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艾滋病,每9秒就有一个人染上艾滋病。现在非洲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是2500万人,去年一年死于艾滋病的人数达200万。我曾去过斯威士兰,这是世界上艾滋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艾滋病人数占其成年人口的30%,因为人死的太多了,棺材业成了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供不应求。一个斯威士兰朋友告诉我,他几乎每周都要参加亲戚和朋友的追悼会,死去的人大都是青壮年,社会的中坚力量。政府根本无力对付艾滋病,药品都发不到基层。

     非洲发展最快的另一个产业是保安业,因为恶性犯罪呈爆炸性的趋势发展,非洲许多城市,白天的行凶抢劫不少,晚上出去更是危险。原因是什么?一是贫困,穷则思变。二是家庭和社会的解体,孩子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很多,这些孤儿现在已长大成人,以赞比亚为例,孤儿人数据说已超过了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从没有体会过家庭的温暖。反映这一切问题的综合指标就是非洲人均寿命普遍不到50岁。卢旺达的公务员最近在强烈要求:应该从45岁就开始发放退休金,因为卢旺达今天的人均寿命才50岁,公务员的退休金按老规定是60岁才发,已不合时宜。

    相比之下,我们农村的人均寿命怎么也在65岁以上啊。从我的观察看,非洲农村总体生活水平还明显低于文革时候中国农村的水平。中国的城乡差距拉大是一个我们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但把今天的中国农村比作非洲,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国际玩笑。我们农村的局部地区可能和非洲农村差不多,甚至可能比非洲的一些地区还要差,但总体上,我们大部分的农村,我们大部分的农民的生活要大大好于非洲。联合国曾经通过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在2015年之前,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的极端贫困人口降低一半,而世界极端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中国于2003年就达到了这个目标。但对多数非洲的国家来说,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国际援助,该目标再过几十年都实现不了。我们还可以采用前面提到的那个比方进行比较,你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出发,开20个小时,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或者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往城外开两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

     当然非洲很多国家也在认真努力,有些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比方说,肯尼亚、乌干达等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开始实行免费小学义务教育。肯尼亚的人均寿命才47岁,乌干达的人均寿命才45岁,经济等各个方面比中国落后许多,但他们也开始实行免费小学义务教育。另外,这几年中国在非洲投资增加很快,带动了不少非洲国家经济的发展。近年来,石油和原材料国际价格的上涨也使不少非洲国家受益。但总体上看,非洲发展仍然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和评论,力求使我们在观察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时有一种更为宽广的国际视野,有一种更为多元的参考坐标。但这样做,绝不是说我们不必重视中国自己的贫富差距问题,恰恰相反,我们应该非常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贫富差距扩大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可能会比其他国家更为棘手,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1)

    从国际视角来看,各国现代化的过程都遇到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社会贫富分化的趋势。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对我们是一个挑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应对这个挑战既有比他们有利的地方,也有比他们不利的地方。我们有利的地方主要是:

     第一,中国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综合实力和财政收入增长很快。 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近25万亿元,约为印度的两倍。财政收入达5万亿元,中央和地方监管的国有资产超过20万亿元,外汇储备达到17000亿美元,城乡居民储蓄超过16万亿元。这与30年前国内生产总值仅3600亿元,财政收入仅约1132亿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回想起来,邓小平当年反复强调要“加强中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这确实是很有远见的,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出现了贫富不均的现象,只要我们的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强盛,我们就有能力来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建立全民的社保体系,使全体国民在基本生活、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免除国民对生存与疾病的恐惧。1979年以前的社会保障只是城镇为主的保障,现在是面向全体国民的保障。我2005年访问古巴,感觉其经济状况异常艰难,但古巴还是实现了全民最低社保。我相信以中国今天的财力,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在观念上也有了突破:过去往往把保障体系看作是一种负担,现在知道这个资金发放下去,会较快地转化为消费,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全民社保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和正义,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全体国民的基本社保,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免予生存与疾病的恐惧,这将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对整个人类进步的一个巨大贡献。

      第二,我们基本没有种族、宗教等问题的困扰。在印度、非洲和拉美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里,贫富差距往往和这些问题掺杂在一起。印度最穷的是贱民,印度的上层往往是婆罗门,他们对贱民非常冷漠,不与贱民握手,不与贱民喝一口井的水,有的甚至把看到贱民的身影当作是一天的晦气。这也是为什么印度扶贫工作远远落后于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前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之一也是民族差异和经济差距。富裕的斯洛文尼亚人质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钱交给中央财政,再转给贫穷的科索沃人。“那边的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会理直气壮地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虽然也有地方主义的问题,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要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强得多。

      第三,我们政府的资源整合能力、决策能力、办事总体效率大大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方说,全国取消农业税,几乎立竿见影,说到做到。在其他国家,这样的事可能扯皮十年还完成不了。近年采取的一系列提高农民收入的优惠措施,很快就导致深圳和上海等地农民工的短缺。2008年抗震救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此外,从处理贫富差距问题的技术角度来看,我们贫富最大差距主要是沿海城市与边远农村的差别。而在巴西、墨西哥这样的国家,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居民已经住在城市了(很大比例住在贫民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在墨西哥城,你开车从富人区到几十万人居住的贫民窟就是半小时之内的车程,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城市恶性犯罪率极高的主要原因(巴西人自己称之为“城市战争”,每年约4万人死于枪杀)。我们最大的贫富差别主要是沿海城市以及省会城市与边远的山区。这种空间距离,使我们获得了某种解决贫富差距的时间差。

     但是在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挑战方面,我们也有一些比其他国家困难的地方:首先是中国正处在自己的工业革命时期,社会急剧转型,贫富差距扩大速度较快。新旧制度交替之际,总有很多制度漏洞,引起腐败、社会不公和人们的不满。过渡时期,各种不确定因素较多,又容易造成人的焦虑,这种焦虑又会导致更多的不满,特别对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甚至诱发社会危机。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2)

    欧洲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也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和各种社会问题迅速滋生的时候。当时的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令人发指。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双城记》里曾这样描述:一位侯爵的马车压死了一个小孩,他大声训斥孩子他爹:你为什么不管好你的孩子,你可知道这会伤害我的马吗?孩子他爹冲上去要与侯爵拼命,路边小酒店的老板赶紧拉住他,劝说道:穷孩子这样死掉,比活着好。一下子就死了,不再受苦了,如果他活着的话,能有一时的快活吗? 侯爵点点头,然后掏出一个金币往车外一扔。你还可以阅读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悲惨世界》、左拉的《萌芽》,阅读美国作家德莱赛的《嘉莉妹妹》,你就知道工业革命时候的英国、法国和美国有多少不公,多少罪恶,多少牺牲。现在国内不少人谈北欧模式,中国能够今天就达到北欧的水平固然好,但这确实不现实,这还需要我们很多年的不懈奋斗,而且丹麦这样的国家也经历过自己《卖火柴的小女孩》的阶段。

      与今天的中国相比,当时的西方国家可以易如反掌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异教徒“出口”到美洲,英国还能自己制定世界政治和经济几乎所有的“游戏规则”,其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奴隶和无数华工“苦力”当时都是合法的。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多万人,少于今天的上海。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时,人口也只有2000多万,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场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向外扩张,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大部分国家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就是中国奇迹。现在的国际竞争的条件是多么苛刻:游戏规则是人家制定的,你出口一个苹果到欧洲,都需通过人家制定的几十种技术指标的检查,其中很多指标纯属贸易保护主义。而中国人正是在这个极为不公正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奋斗乃至牺牲,闯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当然也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大家如能从这么一个历史的大视角来看待中国今天的进步及其伴随的问题,目光可能会更深远些,心态可能会更平和些。

     我前面已经说过,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大都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不妨碍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如果当初这些国家因为种种社会问题,而放弃了工业革命,他们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发达国家,所以中国一定要过这个坎,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只有这样,中国才有辉煌的未来。

     其次,我们文化中有一种超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我们经历过无数次以平等为宗旨的社会革命和政治运动,我们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明显小于许多国家。比方说,印度的贱民是一个1.6亿人的贫困阶层,但他们大部分非常认命,穷就是因为自己上几辈子积德不够,社会反抗和革命动力不强。而中国人的平等意识比较强,这总体上是积极的,体现了人的尊严,比没有经过社会革命的印度真是好很多。但对于一个正在经历迅速转型的国家,这种平等观也可能带来某些困惑,因为社会变革总会带来利益调整,一个习惯平等的社会往往更容易产生不满、牢骚甚至抗争。有些不满很有道理,反映出来的问题合情合理,需要好好地解决,有些不满则包含了妒忌和泄愤等非理性的成分。

    第三,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又导致我们中国人在不少方面的要求明显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甚至高于发达国家的国民。在印度,哪怕你是个饭店的跑堂,住在贫民窟,但只要会说几句英文,自我感觉就属于中产阶级了。而中国,经常光顾星巴克的白领也常否认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据说要有两处房产才算。过去30年中,中国人总体生活水准提高的速度堪称世界之最:中国有结婚三大件的说法,70年代末还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80年代已经是冰箱、彩电、洗衣机了;90年代则成了空调、音响、录像机;而到了今天已经是房子、车子、票子。现在年轻人结婚,房子成了结婚的“起步价”,网上在线调查的问题是“你会和一个没有房子的男友结婚吗?” 这个在中国看似很自然的问题,实际上已是世界上最高的物质要求之一了。瑞士和法国都属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国家,但瑞士自己拥有房产的人2006年才达到总人口的36%,法国高些,达到55%,都大大低于中国,但满意度最差的是中国。瑞士大部分人租房,法国也有大量的人租房,年轻人结婚绝大多数都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一辈子没有买房子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中一些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想买房子,如不愿意背上债务、崇尚自由迁徙等,但也有很多人,确实是资金不够,置业对很多人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中国住房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也得靠住房的梯级消费,在推动廉租房建设的同时,尽快建立完善的租房制度和措施,这方面国际社会有很多成熟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先租房,待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再买房,这是大多数国家民众的做法。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3)

    总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解决贫富差距有难处,也有易处,但总体上还是易处多于难处,所以我们可以树立信心,把这个问题逐步解决好。我们应该在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发展的同时,尽快建成国民社保体系,使得全体国民消除对生存与疾病的恐惧。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去建设一个机会公平的法治社会,通过渐进而深入的政治改革和体制创新来遏制腐败,使所有人尽可能获得比较平等的发展空间。我们要通过教育,使更多的人能以一种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历史眼光来看待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并形成一种同舟共济、健康向上的国民心态。我们还要通过教育,培养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习惯,包括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这不只是指亿万富翁和贫民百姓之间,而是指我们社会上的所有人,这是一个人权的概念,只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就要互相尊重,并从互相尊重中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做人的尊严。我们应该通过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个为民族复兴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工、下岗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并通过各种手段,使他们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大变革的社会里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可以化解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的心态也会更平和,生活也会更温馨。

     我们还要提倡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对一个人、对一个国家都很重要。在外部环境暂时还不甚理想的时候,我们更要提倡这种精神。外国人对海外华人的印象有褒有贬,但几乎都同意这一点:华人具有罕见的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不管外部条件如何不公正,华人一般都能通过发愤图强,站稳脚跟,最终成为社会上比较成功的阶层。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印尼的华人蒙受过多少歧视、欺辱甚至杀戮,如果连1965年大规模排华骚乱也算进去的话,华人因各种排华骚乱而致死的人数估计至少有几十万(也有估计超过百万),但不屈不挠的华人还是通过自己的顽强奋斗,干了出来。华人虽然只占整个印尼人口的百分之二左右,却掌控着印尼经济的半壁江山。我认识一些印尼华侨,听过他们抱怨,看过他们流泪,但他们都有一股永不服输的韧劲,制度越不公平,他们越要干出个样子让世人看看。今天的中国社会不管存在多少问题,包括社会不公的种种现象,但总体的大环境在不断地改善,自我实现的机会很多,中产阶级的阵容迅速壮大,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极为重要。中国整体的发展的环境比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不知好多少倍。我们必须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其消极等待外部条件的改善,不如先改变自己的心态,奋斗进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轻言放弃,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中国人的希望在此,我们民族复兴的希望也在此。对个人来说,只要你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打败你。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碍我们民族的复兴。

    考虑到我们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特殊国情,在寻求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之时,我们也须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要防止极端平均主义和极左思潮卷土重来。在帮助老弱病残和弱势群体、建立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也要记住邓小平多次的提醒:我们的政策要注意“不养懒汉”。欧洲不少国家有这方面的教训,工人情愿呆在家领失业金,也不愿意工作。我们还是要鼓励每一个身心健全的人,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改善自己的命运。勤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不能丢掉。

     第二,我们在努力让全体国民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防止做出不切合实际的承诺,因为那只会最终引起人们更大的失望。

    第三,我们一定要走出穷富对抗的恶性循环。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导致大家一般总是喜欢公,而不是私。大公无私可以,大公小私都不行。所以一喊“公”的口号,响应的人就很多。但是走遍了世界这么多地方之后,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凡是发展不起来的地方都是平均主义盛行、都是仇富文化深厚的地方,而最严重的就是非洲。一位与我相交比较深的非洲朋友私下告诉我:在非洲如果你富了,在村里盖了一栋新房子,人家第二天可能就放一把火,把你的房子烧了,所以社会财富始终积累不起来。不要说建房子,就是你工资刚发下来,大家都要来和你来一起花,你也必须和大家一起花,恨不得花完才好。非洲人储蓄少,与此有关。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4)

    俄罗斯也有个经典笑话:农民伊万大叔看到自己邻居亚历山大家里多了一只山羊,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个仙女问他:我现在可以帮你实现一个你最想实现的梦想。伊万大叔说:那就请你尽快让亚历山大家的那头山羊死去。

    实际上,仇富是一种全世界的普遍现象,程度不同而已:在非洲,很多黑人恨白人和印度人。在东南亚,很多马来人,印尼人恨华人。在俄罗斯和欧洲很多地方,很多人恨犹太人。在拉丁美洲,很多土著人恨欧洲裔的人。而且你去观察一下,打听一下,为什么恨?理由与中国也是一样的:富人有钱,富人招摇,富人投机倒把、富人为富不仁、富人一毛不拔,富人吃喝玩乐,一有社会动乱、危机、革命,富人总是泄愤的对象,富人总是少数,于是仓皇出逃,当然也带走了他们的资金、技术和人脉,穷人出了口气,但生活还是艰难困苦。

    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引起动乱和革命,但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后的建设谈何容易。中国也经历了贫富差距过大等原因导致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但革命以后平均主义的道路,效果并不好,导致了普遍贫困,所以才有30年前选择的这条鼓励竞争、改革开放的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使我们今天有实力来更多地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记得1981年的时候,胡耀邦看到一份报告介绍哈尔滨待业青年自谋职业,不要国家投资,建成了生产沙发的一条“沙发街”,胡在报告上批示:“这种不要国家投资的事有的是,只要我们的同志高抬贵手就行了。当然有的也要加以扶持,但所费不多,问题是要到群众中调查和商量。”看到报告中说每个待业青年当年每月实际所得在150元以上,性情中人胡耀邦又挥笔加了一句:“可不能看了又眼红呵!”中国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从破除平均主义,调动各种积极性开始一路走来的。

    我们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绝大多数的国人都为此做出了贡献,甚至牺牲。我曾在网上看到一个评论我文章的帖子,只有一句话,却使我很感动。帖子是这样写的:“邓小平有功,虽然我下岗了。”没有下岗工人所做出的牺牲,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国际化这个关,闯不过去。我们要通过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个为民族复兴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劳动者,包括现在的很多弱势群体,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作为人的尊严。

     2008年四川大地震使全体国人都经历前所未有的心灵震动,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似乎久违的人间真情。面对罕见的灾难,国人不再冷漠,不再抱怨,不再仇恨,大家不分地域、不分职业、不分财富、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民众,从亿万富翁到打工仔,大家都为受难者祈福,都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灾区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短短几周内,好像每一个中国人都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心灵洗礼,骨肉同胞血浓于水的认识得到了升华,中国的社会向前大大地进了一步,中国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以人为本”从此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成为我们民族一切现代化努力的最终归宿。只要有这种精神,中国的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加温馨和美好。

    三、建立良性循环机制

    贫富地区之间还应该建立一种良性循环的机制。以上海浦东为例,2006年浦东的人均GDP是10000美金,假设中国贵州省的某个地区人均GDP是100美金。如果你机械地看,这个差距太大了,两个地区差100倍,我要把它缩小,甚至采取劫富济贫的方法,这是不明智的。这里关键是要看浦东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其他地方发展的关系。浦东2006年的财政收入是587亿元,其中51.4%上缴中央,也就是说将近300亿是用于全国的发展的,其中一部分可能就用来帮助贵州省的这个地区了。如果富裕地区和落后地区是这样一种关系,这就是良性循环,我们不用太担心,只要确保让浦东的钱流到落后地区,帮助那里的人民致富。就像在一个家庭里,有一个成员特别能赚钱,他的收入比其他家庭成员高,但他能够把赚到的钱拿出相当一部分来帮助家里暂时还比较贫困的成员,这就是良性循环,何乐而不为呢?
浦东现在的外资金融业占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如果这里的银行业是在为全中国融资,我们就不用担心。。陆家嘴CBD每平方公里实现的增加值是235亿美元,这是国际大都市交易成本低、资源汇聚多、增值效应强的表现这种效应对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来说非常重要。对于中国来说,更是百年未遇,来之不易,否定了它,搞平均主义,结果一时痛快,最终只会导致大家的贫困。浦东是一个给全国人民下金鸡蛋的母鸡,如果浦东上交的财政收入能够服务全国,如果浦东的金融业能服务全国,那我觉得浦东这个鸡越肥越好、因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浦东好,全国好。香港和内地的差别还要大,对内地是好还是坏?结果证明是好事,因为香港和内地也是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我们改革开放30年,港资是最大的外资来源。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好,就说明了这种互动关系。

    说到底,地区差别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辩证地、动态地去看,关键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较富的地区和比较穷的地区建立良性互动的机制,如果是良性互动,这种差距带来的正面效应会比较多。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的绝对区域差距短期内难以缩小,在幅员辽阔的国家更为困难。所以建立相对富裕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是一个最可行的方法。

    我们还要把中国当今的变革放在一个大的历史环境背景中来看,实际上,中国正在经历着自己的工业革命。当一个国家经历自己工业革命的时候,其特点是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社会每一个细胞都调动了起来,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这有积极的一面。可以说没有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但利益驱使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在制度还不健全的时候。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和欧洲的一些大国相比,他们在自己工业化的时候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转移社会矛盾,而中国则要自己消化各种问题。比较中国过去30年的现代化进程和过去英国、法国的工业革命,你会发现过去大英帝国或者法兰西帝国,其工业化过程中的贫富差距恐怕要几十倍于今天的中国,在这样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中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个过程包括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和许多殖民战争。1987年4月,坦桑尼亚的前总统尼雷尔访华,邓小平宴请他,我是翻译。尼雷尔对邓小平说,“德国统治过我们,英国统治过我们,拿走我们多少资源?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独立的时候我问我的工业部长,我们现在有几个工程师,他说:‘两个’。”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时大英帝国内部的贫富差距有多大。

    不管我们主观意愿如何,我们今天的工业革命确实没有能够避免西方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出现过的许多问题,但现在看来,我们付出的代价比他们要小,而且我们还有可能把这些问题的负面效应进一步缩小,时间进一步缩短。中国没有搞殖民主义、没有去建立帝国、避免了其他大国崛起过程中出现的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相反,我们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中使大多数国家的人民获得了实惠。我甚至想到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如果中国今天也像英国当年那样,拥有比自己疆域大50倍的领土,多100倍的资源,自己可以拟定所有的游戏规则,并在这种情况下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我们的起飞将会比现在容易不知多少倍。当然,今天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中国是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极其不公正的条件下,以自己独特的勇气和智慧,闯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完成了中国现代化事业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和各种要素准备,实现了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正是从这种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中,我们感到中国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需要我们珍惜。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我们可以能够通过建立贫富地区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使改革开放的收益得到更为公平的分配,并最终动态地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使中等收入阶层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使全体国民普遍地富裕起来,使中国真正迈入新型发达国家的行列。

    四、腐败问题:国际视角的观察

     中国的腐败情况引起国人的普遍反感和关心。对此,我们一定要清醒的认识,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引起各种社会问题,导致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断,甚至倒退。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也需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腐败状况大概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中国的腐败属于什么性质的腐败?中国能不能基本解决腐败问题?怎么解决?

  世界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的组织《透明国际》把中国的腐败地位放在150多个国家中排名的70至80位左右,也就是居中的地位:芬兰 新加坡 香港 中国 印度 俄罗斯 菲律宾 乌克兰 肯尼亚,分别的名次为:(2004年): 1 ;5 ;16; 71; 91; 95 ;104; 122; 129。(2005年) 3; 5; 15; 78; 90 ;128; 124; 107; 144。(资料来源:《透明国际》网站)

    这种地位并不光荣,肯定不能令国人自豪,但确实也不是天要塌下,国将不国的局面。中国人应该做得更好。表中所列的国家和地区我都去过,这个排列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的结果也相当接近。我自己采用了一个自认为颇为独特的视角,我观察一个地方的出租车管理。在乌克兰、在俄罗斯,这些都是尝试了西方式民主化的国家,出租车基本上由黑社会控制,你可以判断这些国家的腐败程度一定可怕。往往你一出机场,好几个大汉子就围上来,要你坐他的车,开出一个比你期望高两倍的价,你找机场的出租车管理处,他会告诉你,就是这个价。你没辙。只能找个看上去面善一点的司机,车上要么没有计价器,要么有了也不用。实际上这还算不错,基本没有黑车抢劫的问题,把你安全地送到了旅馆,多付一点钱也就算了。非洲就连这一点都不能保证了。破破烂烂的车居多,各种各样招牌的出租车,都没有计程器。非洲的犯罪率太高,黑车抢劫的事情频繁。这种情况说明政府和警察缺少基本的治理能力,腐败已经瘫痪了政府和市场的基本功能。

    在这种地方,一般都是先通过熟人找车,或者找一两个确实有口碑的公司,这一般也只有在相对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如南非和肯尼亚等国家的大城市。你到印度这样的国家,新德里的计程车上倒是有计价器,但很少用,司机随口给你报个价,你希望他用计价器,他就说,那么,你还要加上空调费、行李费等等。这颇像印度的政治现实,名义上的法律制度和实际执行情况差距颇大。这也多少反映了市场规范缺位、政府管理乏力、寻租行为泛滥。坦率地说,从这些国家回来再坐上海的出租车,你就知道这是一种奢侈了。当然你去新加坡坐计程车,服务就更加规范。如果说世界上的腐败状况可以分成低、中、高三个水平的话,我觉得中国的腐败大致处在中级。高腐败是个什么概念呢?这是一种瘫痪型的腐败,没有钱开路,什么都办不成。这在一些非洲国家尤为突出:你要办出生证吗?拿钱来。办身份证吗?拿钱来。办护照吗?拿钱来。你要见部长吗?拿钱来。你要见总统吗? 拿钱来。交通警察也很容易给摆平,任何超载,一塞钱就摆平了。你要办驾驶执照吗?驾驶学校先敲你一笔,驾驶教员也敲你一笔,考官再敲你一笔,最后你去取执照时,政府办证部门再敲你一笔。西方非政府组织捐来的二手衣服,负责官员的夫人先挑选,把好的拿走,然后再放到亲戚开的二手店去卖。我曾去斯威士兰看过一个药店,我问有阿司匹林么?店员说给店长拿走了,实际上他拿去贩卖了。我还是以非洲的“高腐败”为例子,谈谈与中国腐败的差别,大概有这么几个差别:

    一,是中国是在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在自己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腐败在增加。而在非洲高腐败国家内,是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根本没有工业革命可言,但腐败却有增无减。我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的腐败属于新旧体制交换时出现的腐败,因为新旧体制交换,漏洞很多,给人以可乘之机,但随着体制转型的结束,这一类腐败可能会下降。

    二,是所谓“资源的诅咒”。在中国,人们听说中国那里发现了新的资源,大家高兴,说明我们对国家的资源管理有信心,资源属于全国人民。但和许多非洲朋友的私下交谈中,他往往会告诉你,没有资源倒好,因为没有资源,只好通过提高人的素质,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世界上资源少对一个国家,并不一定是坏事;日本、新加坡、瑞士,乃至大部分西欧国家资源都不丰富。一个国家资源不丰富,往往会使一个国家更注意投入人力资源开发,注意软环境建设。相反的是,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搞不好的很多。比较典型的就是尼日利亚,本来还有农业,后来发现了石油,农业就废弃了。但石油开发了几十年,老百姓的生活却每况愈下,钱被贪污了,存在外国银行,但国内的汽油还需进口。最近几年,国际油价长了四倍,但我不久前访问了尼日利亚,碰到的人都对我说,现在的生活水平还不如20年前。拉格斯和北京相比,发展水平差20年都不止。我曾看过一篇非洲《东非报》的评论文章,提到安哥拉新发现了石油,文章的题目是:“好像他们有了黄金还不够糟糕,现在又发现了石油”(As if gold weren’t bad enough, now they have found oil)。有了资源,政府就有了收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体制的制衡,不需要百姓的监督。政府也不需要征税,当然也就没有了纳税人的监督。

    第三,中国的贪官一般不敢公开炫耀,钱埋在地底下,藏在天花板上,或者通过孩子和亲朋好友转移到国外,这固然非常恶劣,但非洲国家的许多贪官敢于公开炫耀。一次我在非洲某国,计程车司机对我讲:你看这个别墅是内务部长的,那边两栋也是他的。他管批地,所以拿的回扣就多。我问他,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绳之以法呢?他说,我不管这些。如果我是他,我也这样做。他还说,你知道我们的总统有两个夫人,一个老的,凶的,一个年轻的,漂亮的。你问他,这样做不是违法吗?他回答:如果我是总统,我要四个。持平地说,不少国家的政治文化对腐败行为和违法行为的宽容程度高于中国,甚至连印度、俄罗斯、乌克兰都是这样。从这点来讲,中国治理腐败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的人民痛恨腐败,我希望我们的百姓和媒体睁大眼睛,使贪官污吏无处藏身。非洲国家对腐败的容忍与非洲的部落主义有关。很多领导人当选后,只用自己部落的人。非洲的部落观念根深蒂固。多数国家还没有真正形成民族国家的概念。我曾在肯尼亚看到这样一个情况:一个议员被反贪污委员会指控为贪污,反贪污委员会派了警察来抓他,但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地的居民都出来,里三层外三层地保护他。警察抓他不成,只能撤兵,然后他马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指责政府里有人要迫害他,迫害他这个部族,结果下面他部族的人就群情激奋,激动地呼喊各种口号,我不清楚事情的真伪,但我的感觉是第三世界的政客总有法子玩弄百姓于掌心之中。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1)

    《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腐败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有高度关系,甚至可以说是经济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经济发展,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现代化,一定会产生对法治环境的强大内需,而法治是对付腐败最好的办法。中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整个社会呼唤更为公正的竞争环境,从中长期来看,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会产生对法制的强大内需,并最终导致腐败下降。换言之,中国的腐败走势有可能是这样的:“低腐败” → “中腐败”(现在这个阶段)→ “低腐败”。从国际比较来看,今天发达国家在自己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都经历过“中腐败”的情况,以英国为例,工业革命开始的18世纪,英国国会议员的位子可以花钱买到。当时在印度代表英国政府利益的“东印度公司”,其管理人员非常腐败,被英国人称为“人类的渣滓”。但这些国家几乎都能够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强大内需驱动下,通过法治社会和反腐机制的建设,避免了非洲那种瘫痪型的“高腐败”,转向了“低腐败”。在华人社会中,香港经历的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而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因而没有产生对法制社会的强大内需,最后腐败愈演愈烈,其大概走势是这样的:“中腐败”→ “高腐败” →“更高腐败”。中国的反腐斗争现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如果向下沉沦的话,可能会由“中腐败”发展成为“高腐败”。但如果能够适应现代化的需求,抓紧法治和反腐机制的建设,我们有可能逐步减少腐败,达到“低腐败”,而这个过程的最根本的动力就是中国市场经济和整个现代化事业所产生的对依法治国、抑制腐败的强大内需。只要中国建设现代化建设是动真格的,那么对法治和反腐的需求也就会是实实在在的,只要这个趋势继续下去,中国的腐败现象有可能逐步减少。现在发达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香港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内地也可能这样一路走来。

    中国和“高腐败”国家的另外一个差别是中国毕竟经历过低腐败的阶段,有遏制腐败的巨大的文化传统资源,包括儒家的传统文化和共产党的教育,包括一批像周恩来这样的清廉魅力型领袖人物的影响。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两种条件都没有,而活着的人的记忆中的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腐败的,经济落后又产生不了对法治的强大内需,所以腐败愈演愈烈,最终不可收拾。

     不少人说,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靠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在欠发达国家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而成功遏制腐败的案例不多:“民主”的印度、菲律宾、乌克兰、俄罗斯腐败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很多非洲的所谓“民主国家”了。2007年4月,我曾当面请教《透明国际》的总裁Peter Eigan教授:怎么解释这个发展中的民主国家反而更腐败的现象?他说:民主化,腐败也民主化了,还给我举了个例子:过去智利是专制,秘鲁是民主,但秘鲁的腐败远远高于智利。我自己的看法是:在一个文盲和贫困人口比例很大的国度里,西方式民主制度很容易被腐败分子利用,从而变成了保护他们贪腐的合法外衣。腐败官员可以通过贿选等手段当选,使自己的腐败行为得到合法保护。印度、菲律宾、非洲等许多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我曾问过我的印度研究生,为什么印度的扫盲进展这么慢?他说扫盲是地方政府负责的,当地的老百姓越是文盲,越是无知,对政客就越有利。这个解释可能有点偏激了,但也道出了一部分真理。印度还有个经济水平低,公务员工资低,政府的繁文缛节过多, 官员的权力过大等问题,给腐败寻租行为创造了很多的机会。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们推行了西方式民主化,但却导致了政治参与爆炸和政府失控与瘫痪,结果腐败行为就爆炸性地激增,一发而不可收。到政治局势稳定下来时,腐败已由量变转成了质变,连基层的海关、警察队伍都烂掉了。以俄罗斯为例,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外国人敲诈勒索的事件,几乎所有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和很多外国游客都碰到过。乌克兰警察情况也类似。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2)

    在反腐问题上,中国处在一个关口,看中国能不能闯过去。闯不过去,中国就永远是个发展中国家。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工业革命,日本明治维新,都经历过腐败显著上升阶段。但最终现代化进展过程中对法制和反腐的强大内需,加上体制创新和机制建设等,导致了腐败下降。亚洲“四小龙”中的台湾和韩国后来采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20来年过去了,腐败问题似乎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法国作家雨果在他生前的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中塑造过一个人物叫戈万,这个人物说过一句名言:对罪恶的毒瘤,要开刀,但主刀的外科大夫必须格外的冷静,而不是激烈。我们在认识和处理腐败问题时也要采取这种态度,不能只是停留在强烈的道德谴责,而是要通过扎扎实实的机制建设和法制建设来逐步遏制和减少腐败。在亚洲,反腐工作做得最好的是香港和新加坡,他们没有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而是通过法治建设和精英政治,建立了令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一套独立的反腐机制,如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等,最终成为反腐事业的佼佼者。我们应该在继续铁腕打击腐败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借鉴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经验和实践,先进行一些试点,然后在全国铺开,争取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使中国由现在的“中腐败”转入“低腐败”。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三个观点:
第一, 不管我们做多少反腐的努力,腐败也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反腐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千万不能低估。腐败也会从现在人见人恨的“不文明”的腐败变成一种可以隐蔽的、比较“文明”的腐败。

     比如,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经济衰退和全球股市震荡:1万5000亿美金的劣质贷款被神奇般地包装成了优质金融产品,得到权威评估机构的认可,大都成了3A级金融产品,然后再卖给各国的银行。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腐败?这背后也许有更大的腐败,这些金融大鳄实际上坑蒙拐骗,无所不做,钻了法律体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领域,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练,连瑞士最大的两家银行都赔上了百亿美金,叫苦不迭,最后不得不求亚洲国家的主权基金来注资,这场危机造成的损失最终由全世界老百姓来买单。对于这种“货币战争”,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瑞士一位银行界的朋友对我说,这简直是“金融黑手党”的所作所为。现在人们开始用“第二代腐败”来形容它与第一代腐败的关系,真有点像现代武器和传统武器的关系。“不文明”的腐败,就像传统武器,用大刀把人砍死,鲜血淋淋,给人感觉很残酷。而“文明”的腐败,则像高科技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展示在电视荧幕上的只是一个坐标,加上几个闪烁的亮点,很文明的精准打击,使不在战场的人会忘记这些亮点下面对生命的摧残,与使用传统武器的摧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一贯主张西方民主制度是普世价值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认为,亚洲金融危机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西方民主国家,不知看了美国这场次贷危机,他该如何评论。这么大规模的危机,现在看来还只能出现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公司对政治的过度影响,其政治制度过多地受到资本驱动,恐怕都是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总之,反腐将是一个长期不断的过程,即使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也可能发生不同类型的腐败。

    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把握中国的腐败状况,防止把问题夸张到不切实际的高度,然后动员悲情意识,呼唤再来一场革命。回顾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真像是指挥一场超级规模的战役,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该冲锋的时候要冲锋,该伏击的时候要伏击,没有伤亡和减员的战争是没有的。1979年邓小平要深圳“杀出一条血路”,杀出血路就是要准备负伤。就是不要前怕虎后怕狼,而是要抓住战机,奋勇出击。改革要考虑战略和战术、要考虑时机和成本、要打时间差,一旦抓住战机就要咬住不放,全力以赴,直至成功,这就是邓小平的领导风格。那种纯而又纯的改革,那种诗意般的经济和社会改造,那种眼睛里容不得一点沙子的变革,古今中外从未有过。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3)

     80年代引起人们反感的主要是双轨制物价改革引起的“官倒”。当时采用双轨制来进行物价改革,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颇为激进的物价改革方案已经引起物价上涨和民众的强烈不满。但采用渐进的双轨制物价改革,也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官员的寻租机会会增多,一些乡镇企业不通过收买官员,往往很难弄到计划内价格出售的生产要素。但如果当时不及时进行价格改革,中国经济就很难走出计划经济的框框。中国领导人权衡利弊,认为不进行物价改革,中国付出的代价将更大。所以非常勇敢地推动了带有很大风险的双轨制的物价改革,并逐步地闯过了这一关。今天,我们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成熟起来,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我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商品都是市场定价,没有当初这种勇敢的改革,哪有今天中国市场的如此繁荣。这项改革成功后,由价格垄断造成的腐败,虽然还存在,但比过去大大减少了。和采用“休克疗法”的俄罗斯比较一下:俄罗斯是价格一下子放开的,不仅引起了恶性通货膨胀,而且使腐败变得一发而不可收。中国物价改革的社会成本也相当大,但还是明显低于前苏联。尽管这个改革很不完美,尽管当时带来很多问题,至今还有不少后遗症,但整个世界都很少有人否认:中国进行的双轨制物价改革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中的一个成功的经典案例。

     最后还要简单提及腐败与文化的关系。中国在反腐斗争中,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中国文化中的根深蒂固的人情网、关系网。这和拉丁民族的人情网、关系网很类似。这种人情网、关系网,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经济能起积极作用,但从长远看,不利于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不利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拉丁民族中,法国、西班牙等,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最终都闯过了这个关口,建立了法治社会,意大利虽然也是发达国家,但腐败问题上解决得不如其他发达国家,你只要到意大利华人社会了解一下,就知道意大利的警察腐败得很厉害,意大利虽然是民主制度,但黑社会影响仍然巨大,特别在意大利南部,黑社会控制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包括选票和官位。在华人社会中,香港和新加坡闯过了人情网这个关口,而且据我观察,香港和新加坡在这方面,比法国、西班牙做得还要好。但多数拉美国家和中国,虽然经济也有发展,中国发展得还很快,但这个关口还没有闯过,所以我们尚未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的现代化社会。这方面,还有待我们更多的努力。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华人社会在解决这个超级难题上的巨大成功,提供了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1)

    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沉重代价就是环境的恶化。虽然国际社会公认,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全球环境就逐渐恶化,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们自己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也造成了很多环境问题,形势相当严峻,必须认真解决好,因为这将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中国也曾希望能够避免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还是没有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这可能也是人类认识世界一种历史宿命:尽管一个社会总有少数人会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必须走一条经济与生态“双赢”的道路,但要使得整个社会都认识到这一点,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甚至需要等到污染直接威胁了多数人生活品质的时候,大家才会顿悟,从而走上真正的环保之路。西方国家是这样一路走来的,中国不幸也未能例外。但是在经历了不少环境灾难之后,我们终于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个概念,表明我们对环保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的环保也成了全世界的关切。我在海外遇到环保专家,总请教这么一个问题:中国生态恶化的局面到底能不能彻底扭转过来?这是从邓小平分析问题的方法中受到的一个启发。邓小平做大的决策,总是首先把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估计透,估计到最坏的局面,然后再看中国有没有办法处理。如果可以,他就拍板了。当年与英国人谈判香港回归问题,邓小平就考虑了最坏的局面:英国资金带头撤走,其他外资跟着走。邓仔细考虑了这些可能性,然后作出判断: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流走的资金还会流回来,即使这些资金不回来,其他资金也会流入。这个问题思考透了之后,他就在傲慢的英国撒切尔首相面前,把话说那么掷地有声,一锤定音。我们的生态环境现在很脆弱,这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中国究竟能不能彻底扭转环境恶化的被动局面。我请教过多位欧洲的环保专家,他们都告诉我:只要中国下定决心搞环保,一定可以扭转现在的局面。他们说,欧洲历史上的环境污染至少与我们现在的情况一样严重,但经过努力,欧洲今天已经成了环保相当成功的地方。伦敦的污染曾非常严重,伦敦过去的别名叫“雾都”,而“雾都”的最大危机爆发是20世纪50年代。1952年12月伦敦曾出现过一周内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事故。1953年伦敦的煤烟污染又导致800多人死亡。这样推算,我估计当时伦敦的污染情况可能不亚于现在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欧洲最大的河流莱茵河曾被宣布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人不能游泳,因此我推断:其污染程度可能不亚于今天的淮河、黄河。瑞士森林里的树木开始枯死,欧洲北海沿岸出现红潮。最后,欧洲人痛定思痛,形成了全民环保的共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认真着手解决环境问题,严格立法执法,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欧洲环保专家还认为:只要我们善待自然,保护环境,大自然的自我康复能力非常之强,莱茵河、泰晤士河都是这样慢慢康复的。有人说,我们人口压力太大,环保很难做。但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做一个最坏的假设:我们的人口确实多,但按人口密度和资源拥有量来比较,我们比日本要好很多。日本60年代环境污染也很严重,出现过水俣病,曾在短期内造成1400多人死亡,这使得日本也痛定思痛,终于形成了全民的环保共识,然后经过仅10来年的努力,日本就扭转了环境恶化的颓势,使日本奇迹般地从一个污染大国变成了环保大国。如果我们在环保方面能向日本学习,首先做到日本今天做到的一半,我估计就可以扭转目前在环保方面的颓势。另外,在生态文明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是一无是处。一位德国朋友告诉我:德国环保虽然做得好,但是德国的工业革命和上百年的内外战争毁坏了大量的森林,德国现在的很多森林,都是战后植树造林形成的,“从生物多样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个非常差的国家,我们很多森林已不是原生态森林,连一条狼都没有。而中国现在还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由此而想到:我们要痛下决心,保护好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这就是保住了我们环境生态的根。生物多样性最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现在还无法预料的巨大收益。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2)

     我曾访问过哥斯达黎加,对此有一些感触。哥斯达黎加走过一段弯路。 从50年代到70年代,政府鼓励砍伐热带雨林,建牧场养牛,因为美国快餐业迅速发展,哥斯达黎加牛肉出口到美国,能赚大钱。但后来这里的人意识到,原始雨林的土层很薄,不适合农牧业,而保持热带雨林本身,就是保持了生物多样性,价值无限。我去了哥斯达黎加的热带雨林。热带雨林是可以看的,也是可以听的,给人的感觉真是奇妙,令人心醉。先是一股闷热的浪潮向你冲来,然后是各种各样奇妙的声音,鸟、虫、小动物的欢乐世界,还有色彩斑斓的奇异花卉,使你一下子感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划着小船,沿河而上,两岸的树千奇百怪,一些树倒挂在水中,像是根雕作品。突然,看到了远处简陋的小平房,还有一大批奶牛,平房烟囱还都冒着炊烟,这时候你突然感到人类生活已经靠大自然太近了,千万不要再靠近了,再靠近,这些热带雨林也可能很快就要消失了。环境和生态问题相当程度上也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与我们的发展模式有一定的关系。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恐怕还是要靠我们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而不是推倒重来。我们模式中的具体做法可以调整,但我们模式背后的一些思想,如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不断的试验、政府的作用等等,仍然可以继续指导我们的环保工作。例如,中国政府决定,为了节约能源,空调夏天不得低于某个度数,冬天不得高于某个度数,这种强势的规定对全国环保都有意义。

    我们常说干部的考核指标只看GDP,结果造成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在干部考核项目中融入环保的内容,并且加大这部分内容在考核体系中的力度,这就可能大大推动我们的环保事业。也有人说我们如果能够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抓环保,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环保问题,这个观点不无道理。哥斯达黎加不富裕,但政府已经把“环保立国”定为国策。这个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能不能从一些省份开始试验“环保立省”?对那里干部的考核主要用绿色指数,而不是用GDP。实际上,换一个角度看,推动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又何尝不是世界留给中国人的一个机会。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软实力大幅下降,固然与其发动的愚蠢的伊拉克战争有关,但也与美国不愿意改变其个人自由至上与财富消费第一的生活方式有关。在欧洲,一谈到美国对能源的超级浪费和布什的环境政策,人们只能摇头。但欧洲也有自己的难处:虽然在环保意识和技术创新等许多方面,欧洲走在世界的前列,可是欧洲已是发达国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还是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北欧一些国家骑自行车已蔚然成风,但在多数南欧和东欧国家,每个家庭还是拥有或者渴望拥有两辆车。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似乎给了中国人一个机会: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中国能不能直接由目前的传统工业文明转向生态工业文明?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努力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必须告别美国和欧洲已经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必须拥抱一种更为健康、更为环保的生活方式。这对我们是严峻挑战,但也是难得的机遇。

     首先,这样做对中国自己有利。我们的环境已经无法支撑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生产方式。中国人均资源少,生态环境已经高度脆弱,环境污染已危及国民的身心健康,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危及我们子孙后代的福祉。潘岳先生说要算两笔账,很有道理:一是算一下按传统工业文明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还要付出多少经济、社会、政治、健康的代价?二是走循环经济、绿色生产和消费、可再生能源的生态工业文明的道路,这个转型成本有多少,风险有多少,好处有多少。这个账算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更加义无反顾地推动生态文明。这方面,考虑得最彻底的大概是以色列。以色列政府已经决定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和太阳能。据《金融时报》报道,以色列准备用太阳能发电站来供电,全国使用电动汽车。在全国建设5万个太阳能汽车电池充电站,以色列的佩雷斯总统说,“太阳能是民主的,谁都可以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年内我们的石油进口可以减少一半,十年内可以完全不需要进口石油。世界上的两大问题:石油是最大的污染源,也是最大的恐怖主义的资助者(石油生产国几乎都是以色列的敌人)。”以色列约有两百万辆机动车,以色列计划投资50亿美金,建设大型太阳能发电站来解决这些汽车的用电需求。这个计划是否最终能够实现,现在还难以定论。如果我们撇开以、阿冲突这个政治因素,客观地看待这个设想,就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大胆的、极具前瞻性的设想,值得我们的研究和借鉴。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3)

    第二,环保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环保意识反映了个人修养,也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一个人吃完水果把果皮扔到垃圾桶,而不是扔在马路上,就体现了这个人的文化素养。一个家庭耐心地把垃圾分开,装入不同的垃圾箱,这是一个家庭文化的提升。环保可以使我们民族形成一种更精致、更有品位的生活方式。现在欧洲已经很少有人穿裘皮大衣了,因为穿出去就等于违背了保护野生濒危动物的主流文化。现在在瑞典等国开始出现一种新文化,以开耗油的大车为耻辱,以开环保车,甚至骑自行车为时尚。法国的环保宣传比较柔性。每家都会收到使用煤气须知,告诉你暖气每降低一度,就可以为你自己节省多少钱,就可以为缓和全球变暖做出贡献。如果我们也能形成这种环保文化和时尚,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似乎过于讲究物质生活的社会,也会是一种巨大的文化提升。在环保方面,我们应该也可以走到美国的前面去。如果我们能以环保为契机,推动有个性、有品位的环保生活方式,这将有助于改造我们现在崇尚奢华的社会风气、有助于提高我们全民族的文化修养和素质。我在智利访问的时候,一位当地的学者对我说了这么一段话:“智利的国歌很美,里面有一句这样的歌词:‘智利,纯净的蓝天,百花点缀的欢乐伊甸园’,但是很遗憾, 如果全球气候再变暖下去,南极冰川将溶化,我们的国歌歌词也要改成‘无花点缀的失乐园’ 。”她又对我说:“看到南极冰川的溶化,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情吗?就像你们看到万里长城塌陷了。”她这句话打动了我,我也希望我们国人也都有这种强烈的环保情怀。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也可以成为有序政治改革的一个切入点、一块试验田。环保离不开民主参与,只有全民自觉地广泛地参与,才能做好环保事业。环保也是一个需要政府和民间携手推进,才能做成的事业。我们可以尝试在环保领域内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实依法治国,实行信息公开,推行民主决策和舆论监督,开展市民生活自我管理等。这种改革试验的风险较小,而成功的几率较大。这个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对于整个国家今后的政治改革都会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四,环保也很有市场。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共识,生态文明建设能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也能催生很多新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回收和利用旧钢铁就是一个产业,德国的废钢回收率已达80%,荷兰是78%,中国才20%。可再生能源更是新兴产业,丹麦的风能发电已经占到了该国总发电量的20%。虽然现在太阳能、风能在世界能源总量中的比例还不到2%,但增长的速度很快,中国这方面不能落后。如果今后中国自己生产的环保节能车,能占领中国的广大市场,并打入欧美市场,这本身就包含了无穷的商机,而且也能改变国外对中国环境污染的负面印象。

     第五,生态文明建设也是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又一次考验。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后来者,我们应该比西方做得更好,应该能给世界带来一些新的惊喜。如果我们能把改革开放中积累的很多成功思想和实践,创造性地转用于生态文明建设,这不仅可以更好地推动我们的环保事业,而且可以带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进步。中国模式和它所代表的价值观与软实力,也会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我们的世界更加和谐,也为了我们自己的碧水、蓝天、白云和好心情,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变被动为主动,义无反顾地走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之路,并最终以一个环保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第六章 环球同此凉热(略)

     从欧洲到美国,从南斯拉夫到东欧、到印度,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所见所闻,都会联想到自己的国家,并因此而获得某种感悟和认知。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了解我们的外部世界,我们要了解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特征,了解欧洲今天的现状,了解印度的真实面貌,了解南斯拉夫是如何崩溃的,了解东欧国家的风风雨雨。总之,了解别人能使我们的崛起变得更加自信、理性和精彩。

第七章 软实力,更触动世界(略)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和新的话语、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诠释的新认知。有人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的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其实,西方对中国的“骂”,背后透露出的是对西方政治软实力崛起的担忧,因为中国话语有可能成为终结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世界已进入了“后美国时代”,那么世界实际上也已进入了“后美国话语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话语的分量举足轻重,好戏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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