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网编者按:就不说洪水滔滔、地动山摇的日本地震 海啸了,世界各国的日子都不好过。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世界和时代,正如张庭宾 文章《3600万套保障房与2万亿美元债 》所写的那样,有人欢乐有人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无聊文人还不让阿Q革命,真是酸腐之极!雨薄先生看出了一点门道,不妨读一下他的《西方民主宪政为什么比中国传统价值更有诱惑?》。还是卢映西教授的文章《让主流经济学见鬼去吧! 》骂得更过瘾。这些年来中国就是让一些祸国谬论给害惨了。该反省和警醒了!否则人民百姓没有希望,再发展下去也没希望。准确地讲,今天的所谓公共社会实际上连古代的氏族社会都不如。氏族社会还知道族内成员互帮互助,而现代社会是极端的自私自利。从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我们看到,氏族社会的政治文化是“执雌持下”,“均而平之”,“贫富有等”。同族之内互相照顾,均衡发展。然而,改革开放后,自私自利的个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竟然成了中国人顶礼膜拜的金科玉律,整个社会匍匐到这种理论的脚下。真是愚昧之极!愚昧之后,就是悲惨。在这种情况下,有记者采访仲先生:你幸福吗?大家说,当今中国有 道德良心的正义学者能幸福吗?

    当今国内国外各种学者歌颂中国的有,批评中国的有。这期文集中吴国光的《2010年的中国:“科学发展”的困境》、方绍伟的《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制度崛起》以及孙皓晖《关于大秦帝国的创作理念》就是尖锐对立的两类文章。如果说吴和方的文章还有一点高度,那么孙的文章简直就令人恶心。]

人类在灾难面前的表现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1年3月12日

目录

特稿

仲大军:十七年前我参观过的日本东海核电厂

然:50死士坚守福岛核电站 七成人员可能在2周内死亡

外电:撤退场面混乱,中国侨民大闹成田机场

白益民:日本地震波及全球产业链

何专家:日本的核电站非常蹊跷

王冲:日本GDP应是中国的两倍

朱忠康:日本向中方提供的经济援助

仲大军:为何迟迟不提高个税起征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报告:北京幸福指数再创新低

青年:我们的发展空间在哪里?

仲大军:我的幸福取决于人民是否幸福

浏星雨:中国的贫困线为什么这么低?

夏业良:中国财富高度集中,1%家庭掌41%财富

人民论坛网:2010年社会类和政治类十大观点

廖晓义:庆祝北京地球村三周年

仲大军:互联网购物瑕不掩瑜

经济与社会

美财政部:中国持有1.16万亿美国国债

余永定:中国要停止购买美国国债,放任人民币升值

 21世纪经济报道:央行更新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社会融资总量正式出水

新华网:今年年内中国所有外贸业务均可用人民币结算

李礼辉:人民币年升值3-5%较适宜

明报:美元统治地位已经走到了尽头

dhnono:韩国粮食严重依赖从中国进口

卢映西:让主流经济学见鬼去吧!

郎咸平:中国大陆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

张庭宾:3600万套保障房与2万亿美元债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如扣除垄断利润 国企庞大利润实际是亏损

任志强:房地产调控已误入歧途

时代与思想评论:十二五期间资本重点攻击的目标:农村

美媒:中国大陆十年内可统一台湾

政治思想文化历史

香港信报:中国不搞多党制 拒绝西式政改 警告恐生内乱

东方愚:参政议政的中国富豪

肖武男:埃及局势引发中国七点思考

葛剑雄:中国人信仰什么?

黄奇帆:重庆农民工户籍改革探索

冼岩:秦晓3月6日的自辩错在哪?

冼岩:秦晓还想要什么样的“证据”?

冼岩:旨在“保护贪官”的中国法律制度

冼岩:仅有维稳是不够的,没有维稳是不行的

李天笑:两会为何越来越像春晚?

张星水:假如我是两会代表

雨薄:西方民主宪政为什么比中国传统价值更有诱惑?

石怀东: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价值追求

田忠国:关闭张宏良博客是因为有人卖国

李延明:“抽主”是对民主的颠覆

郑献霖:给特权套上缰绳才能避免“折腾”

郑献霖:官员财产信息公示不妨从省部级以上开始

274883022@qq.com:要政治改革,不要政治革命

台湾学者:辛亥革命成功吗?

黄纪苏:八集政论片《居安思危》观后

吴国光:2010年的中国:“科学发展”的困境

方绍伟: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制度崛起

孙皓晖:关于大秦帝国的创作理念

赵晓力: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

韩毓海:天下兴衰事,江河万古流

吕丘露薇: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

黑夜里的牛:印度农民工的苦难----《集草为巢》影评

陈申申:坚强的周恩来

山西农民报:老同学眼中的薄熙来

刘辉宣: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往事

颜昌海: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在香港出版

天雷:清室遗孑金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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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前我参观过的日本东海核电厂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1年3月14日

    3月11日的日本9级大地震,已使日本东北部地区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受损的核电站更是成了灾后处理的心腹大患。然而,在我十七年前访问这些核电站时,日本人表现给我们的是完全没有灾患之虞。

    那是1994年的4月,我们一行中国环保学者应邀到日本访问,交流。在东京举行过几天活动后,日方安排我和国家环保局的一位司长去参加一家核电厂。大约是4月11日上午,我们从东京出发,向北行驶了大约三四小时,来到东海发电所。这座核电站就建在海边,很清洁安静。

    接待人员领我们参观了一下厂房。然后进行座谈,主要是了解核能安全和核废料处理问题。当时,日方给我的印象是核电十分安全,他们这个东海核电厂竟然成了对国民开放的参观处所。只要有人想参观,都可以预约来访。参观期间还发给你大量的宣传品,普及核电知识。

    当时我国还是一个无核电的国家,大亚湾核电站刚刚建设起步,很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环保部门也需要了解核电废料处理的问题。我们在东海核电厂的参观,得到的是一个很安全、很美丽的印象。

    一晃十七年过去了。日本东部沿海的核电站在地震和海啸中都受到了重大的冲击。这才发现,当年仅考虑技术上的安全还不够,还要考虑自然地理的灾害影响。人类的智慧总是有欠缺的。这就是此次日本大地震和大海啸给人类的经验教训。

    欲看照片请登陆大军网首页:www.dajunzk.com 。

 

 


发件人:<halala111992168@sina.com> 2011-03-17 22:19:0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一组文章 日本地震和核电站爆炸中发生的故事:

50死士坚守福岛核电站 七成人员可能在2周内死亡

苏然

2011年03月17日

    “我们不惧怕死亡,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一名留守死士

  福岛核电站的严重泄漏事故,是人类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面临的又一场核灾难。目前,福岛核电站内800多工作人员大部分撤离,只剩下最后的50位死士。他们用自己的身体,筑起保护福岛核电站的最后一道屏障。

  尽管核电站在16日继续出现险情,这50名工作人员一度被强行疏散,但随着辐射强度的下降,这些工人再次进入核电站,冒死进行注水工作。核防护专家指,这50人因长时间在强辐射条件下工作,其中70%的人员可能会在2周内死亡。

  16日上午,福岛第一核电站再次爆炸起火,导致核电站内辐射浓度超标严重,日本政府在16日上午10时40分左右下令撤离留守的50人。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在16日早上进行的记者会上证实,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号反应堆在当地时间16日上午10时许发生再次爆炸。他说,第3号反应堆爆炸时,产生了很高浓度的核辐射量,工人无法在现场作业。因此50名参加控制核反应堆的人员已离开现场,实行暂时避难。

  16日下午,随着辐射强度的下降和空中注水的失败,地面注水再次成为日本当局的选择。福岛核电站的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下午宣布,这50名工人已重返工作岗位。

  一位负责和这50名工人联络的日本官员告诉美国记者:“我的一位朋友就在他们其中,他们告诉我,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不怕死。”

  另据报道,东京电力公司先前将福岛核电站的工作人员从800人减少到50人,现在又重新增加到180人。哥伦比亚大学放射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布伦纳说:“他们的情况不是很好,显然他们将遭到高浓度核辐射污染,并为此丧命。他们知道这一点,因此这些人是真正的英雄。”

  认识他们,他们的构成:多数年过50 姓名暂未透露

  东京电力公司留下的50人中,有20名是志愿留下的员工,有30名是指派的,大部分都在50岁以上。一位59岁老员工表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更多人的安全。这位员工还有半年就退休,本可以拿上高额退休金,养老归田,但是他表示是“使命感让自己作出了这个决定”。

  东京电力公司目前没有透露这50名死士的姓名,日本媒体称他们是无名英雄。

  他们的任务:为反应堆注水 防核燃料融化

  日本媒体披露了这些留守人员的悲壮任务。他们需要向已经暴露的核燃料注入海水。这些核燃料一部分已经融化并释放出辐射物。如果全部融化,它们将释放出数千吨的辐射烟尘,危害到数百万人的生命安全。

  由于福岛核电站的电源受到海啸破坏,核电站内部已经漆黑一片。但即使面对黑暗、辐射、海啸和地震的恐惧,他们仍需在核电厂内继续工作,不断为反应堆注入海水冷却。

  在黑暗中,他们头戴呼吸器或者身背氧气筒,拿着手电筒穿过迷宫一般的设备,耳畔不断响起氢气与空气接触后爆炸的声音。虽然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连体衣,戴着紧身头罩,但这些仅能提供微不足道的辐射防护。

  他们的未来:70%的人可能会在2周内死亡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每一名留守的工作人员都要受到100-250毫西弗的辐射,大约是美国核电站规定工作人员所受到最大辐射的5倍。据东京电力公司介绍,在核电站内一些可能有严重辐射的区域,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只工作几分钟,随后交给下一位工作人员继续,如此轮流,避免接触到太多的辐射。

  东京电力公司并没有透露他们工作的电站内部有多少辐射量。核专家表示,内部辐射量要比外部的高。美国的核防护专家指出,留守工作人员中的70%可能会在2周内死亡。

  1986年,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巨量的放射物质散发到空气当中,许多志愿者进入核电站,对反应堆进行封闭处理。3个月之后,他们当中的28人死于过量辐射,19人死于皮肤感染,106人患上了辐射病,多年后死于白血病或者其他血液癌症。

  后来,切尔诺贝利在市中心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抢险人员建立起纪念碑,碑文上写着:“献给拯救世界的人”。

 

牺牲自己救中国学生的日本人

新华社记者 马杰、刘华

    “要不是这些当地人的帮助,我们早就没了!”来自中国大连的研修生衣亚男和同伴们在宫城县女川町含着泪水感激道。

     女川町约一万人口,一半左右至今下落不明,记者在这里看到,城镇一片废墟,海岸边堆放着几具被海浪冲上来的遗体。一辆日本国营列车被海啸拆成两截,拍打在离海岸轨道几十米以外的山边。在这样一座受灾惨烈的小镇,近百名中国研修生无一遇难,而很多人能够逃生,是因为身边有给予帮助的当地人。

    灾难发生时,地动山摇,佐藤水产株式会社的20名中国研修生逃到宿舍附近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不一会儿,公司专务佐藤充跑过来,喊着“海啸来了”,随后带着她们跑到更高处的神社避难。安顿好研修生后,佐藤充又冲回宿舍楼,试图找寻妻女。但宿舍楼很快被海啸淹没,佐藤充再也没有跑出来。

    “我们看到他被逼得无路,在房顶上左跑右跑,最后还是被卷到水里。一开始还扑腾了两下,很快人就不见了,”衣亚男哽咽着说。研修生张军燕用相机拍摄下了整个过程,视频里,女孩们尖叫着、哭喊着“快跑啊”,却只能看着救命恩人佐藤充被海啸无情吞噬。张军燕说,佐藤充的妻女到现在也下落不明。

     灾难发生当晚,大雪严寒,研修生们无处可去。佐藤充的哥哥、佐藤水产社长佐藤仁不顾自己家被冲走的悲伤,一晚上都在找山上的朋友借房子,暂时将研修生们安置进去。平时负责佐藤水产研修生管理的杜华说:“灾害发生第二天,佐藤仁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杜华,20个人一个都没少!’”

     冈青株式会社的社长和部长也没有忘记中国研修生,他们第一时间开车将5名研修生送到附近山上。“当晚,社长给我们找了一间山顶的温泉旅馆避难。那时,他们连自己的孩子都还没找到,”来自大连的曹晶说,等情况稳定后,她们又被转移到当地最大的避难所,和几十名中国同胞团聚。

     在避难所,研修生们一日可以保证有两到三餐。随着受灾信息被外界更多人知道,赈灾车辆越来越多,补给也逐渐充足。“我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帮助我们会怎样,”曹晶说,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逃生中,这些当地人对每一个生命的同等尊重,将让得到救助的研修生感动一生。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3-17 14:50:41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成田机场。。。

    学渊评:不想在这个时候指责政府的办事能力,但是钻进耳目的统统是这些政府无能的消息,前天听CCTV-4电话访谈中国驻新泻领事,一听就是一个无能之辈。官员无能又不组织群众自助,而且政府长期地有计划地破坏公民的自发组织,损害群众的自主意识,因此一旦天下有事,就是这副乱象。再说,为什么中国政府无能?那也是六十年阶级路线的后果,前三十年三代不穷不用,后三十年“无产阶级干部队伍”的余荫就不散了。

破坏秩序 中国侨民大闹成田机场

苹果日报

    大批中国侨民昨日获驻日大使馆安排撤走,回乡大军霎时打乱了成田机场的井然秩序,四周充斥不同口音的普通话对话,急着回家的人互相推挤插队、埋怨咆哮,打破了日本人努力经营的平静环境。机场一角,突然变成另一个国度。

    中国驻日大使馆昨日派员到成田机场,协助安排灾区侨民乘坐包机回家,国内航空公司也调派较大型客机疏导大批旅客,不少航班座位由二百个增至三百个,但仍满足不了大批持机票欲尽早离开日本的中国侨民,他们争相成为最先一个逃离日本的人。

    家在北京的留学生指摘使馆人员,没事先把来自中国不同城市的侨民分类处理,要各人抵达机场才点名分配机位。中国内地航空公司的柜檯前,逾百名乘客原先还排队等侯点名领取登机证,当职员点名时,却同时互相推挤,埋怨声四起。

    有分配不到机位的乘客,指摘使馆人员安排不周,机场大堂乱作一团。日本地勤人员也没他们办法,只得在人团旁边另闢一条通道让别的旅客通过。记者所见,隔邻搭乘新西兰航空的旅客秩序井然,耐心轮候办理登机手续。两批乘客,两种国度。

    香港入境处也派出了十多名人员,赶抵成田机场协助想希望返家的港人。有入境处人员说,东京酒店供应紧张,为方便工作连日睡机场,难有机会洗澡。正在长龙排队准备登记的港客,查询是否有包机返港。入境处稍后将送来防化装备及口罩给工作人员。

 

撤离场面混乱 仙台华人“求救”

世界日报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十六日零时发布撤离中国公民的紧急公告。中新社报导,在紧急通告发出后的短短几小时,就有四、五百名在日中国公民到指定的集合点。有在仙台的中国留学生留言说,仙台国际饭店门口一片人群,使馆却只能调度四部车子,场面混乱。

     中国驻日大使馆昨在官网公布撤离中国公民紧急通知,中国驻日大使馆和领事馆的首批六十辆大巴昨前往四个县的集合地点,如途中顺利,预计将于今天中午开车往机场。但有在仙台的中国留学生昨日下午五时在微博留言说:“目前因为核辐射,中国大使馆要华人全体撤离仙台。但三万人啊,目前聚集在国际饭店门口黑压压一片,使馆却只能调度四部车子,而且车子还没到,人都挤在室外又冷又急,还将下雪。三万人啊,才只有还没有到达的四辆车子,可能开往新潟,场面已经很混乱了。求救啊!撤侨需要力量啊!”

    国际在线报导,由中国驻新潟总领事组织的福岛县中国公民十五日陆续撤回到新潟,余浩浩是第一批乘坐大巴从福岛县田村市撤回到新潟的在日本的研修生,他说:“我们很想回来。”

    抵达新潟后,余浩浩开始当起志愿者。报导指出,余浩浩说:“我们现在在这裡帮忙,帮他们搬点东西,帮大家弄弄地毯,可以让大家休息休息,工作人员因为也顾及不到每个角落,所以我们尽可能帮忙,毕竟都是中国人。”

    据报导,谈到撤到新潟后的状况,余浩浩说,他很想回国,心裡也充满感谢。“我们当然很想回来,我们本来就申请回国,因为田村市那边灾情还是很厉害的,就在核爆炸区的范围内,现在范围已经画到三十五公里了,我们就在四十一公里的地方,有政府部门的人把我们拉到这裡避难,心裡非常感谢。他还表示,“现在心情好多了,没有那种恐惧感了。”

    谈到最想和家人说什麽?余浩浩说:“想和他们说,我现在很平安,等待领事馆给我们安排回国。尽快吧,因为我们也能体谅,因为有这麽多人。”“这麽大的地震,核电站炸了好几个,感觉心裡很慌张,家裡都提心弔胆的。”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11-03-13 11:53:28 +0800 收件人: "baiyimin001" <baiyimin001@sina.com> 抄送:标题: 白益民:牵一发而动全身,日本地震波及全球产业链

日本地震波及全球产业链

白益民

2011年3月13日

  本土企业为“雁头”

    9.0级的特大地震“突袭”日本,部分工厂遭受重创,这场大地震对日本电子、钢铁等产业影响几何? 对日本相关产业的破坏程度有多大?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产业又有哪些冲击? 日本企业最近二三十年的发展趋势如何? 要从两方面分析。

    一方面,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日本的产业扩散在全球各地,GNP(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保持百分之十几的增长,单从经济上看,已经在海外打造了一个新的日本。它创造的许多GDP(国内生产总值)被统计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尽管看上去经济增长停滞,但这只是表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本土发生的大地震对日本经济以及重要产业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日本财团构建了“雁行形态”,即以本土企业为雁头,掌握最上游的产品和技术;其次是韩国和台湾地区,主要为日本技术做配套;最后才是大陆地区所扮的“雁尾”角色,为“日本制造”做组装,处于产业链的最下游。从这个角度而言,受地震破坏的日本本土产业,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到下游,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一些工厂。所以综合判断,地震对其国内经济不会有根本性的影响,恢复起来也比较快。

  牵一发而动全身

  日本是电子产品生产大国,此次地震对全球的电子产业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东芝的一家芯片工厂因地震而停工,和电脑里的CPU不一样,东芝生产的芯片用于更高端的产品,比如手机、闪存、汽车的自动控制系统等。如果代理企业拿不到货,肯定会囤积惜售,对价格的影响要看工厂的破坏程度和恢复进展,如果工厂能够很快恢复运转,价格不会大涨;如果工厂停产一段时间,那么全球芯片价格肯定会涨。

  其他产业,如钢铁,不会对全球铁矿石市场产生太大影响,因为日本目前已经集中生产高档钢材(如汽车板材),而大量粗钢从中国采购。这次地震可能会影响日本高档汽车板材对中国的出口,而长远看日本地震重建会增加对中国粗钢的进口。

  对中国而言,当前需要警惕的是国际对冲基金及资本家通过制造舆论,夸大损失,趁机抽走资金,那将对整个亚太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严重冲击,如果日本资本被抽走,整个亚太地区的产业关联体都将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去制造化”是伪命题

  最近几十年,日本企业一直向外扩张,把制造基地设在海外,有人认为这是“去制造化”。但白益民却认为,“去制造化”是个伪命题,日本向来是以“产业立国”,产业向外转移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核心技术和利润掌握在自己手上。美国的产业是转移一项丢一项,但日本不是这样,日本公司的特点是以商业网络为主体,比如几家大型汽车公司,都和中国建立了合资厂,留给中国企业的利润只在组装环节,其他利润最丰厚的如零部件、发动机、高端内部装饰等,牢牢掌控在日本企业手上,日本一直是以“产业立国”,这有别于美国的“金融立国”。

  第二,很多合资企业看似生产工厂,实则是在中国布下的销售网络,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第三,把中国的品牌也纳入了日本经济的共同体中。比如长虹、海尔等,表面上看是中国的品牌,但显示器等核心零部件都是日本的,留给中国的只是一个牌子。

  目前,中国也面临一些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遇到的问题,比如本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等,中国企业必须认清一个问题,是产业立国还是金融立国,“我主张产业立国。中国企业目前遇到的很多问题,其实不是企业的问题,而是金融的问题,体制的问题,应该将金融和产业形成共生体,而不是掠夺体。

    另外,这两年谈‘国进民退’比较多,其实应该是‘国进民进’,在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之外,还应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集体经济,日本很多大财团就是集体经济,产商融结合,‘内和外战’。” 这些都值得中国企业学习,日本财团在日本企业对外扩张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1955年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之后,通过产业和金融资本相融合,把国内的产业整合成大集团,“内和外战”,这是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一种模式。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3-17 07:05:51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日本核电站 From: wangmei <wangmei1947@hotmail.com>Date: 2011-03-16 18:32:20To: Subject: 日本核电站

日本的核电站非常蹊跷

何专家

    有专家曾经指出:日本的核电站非常蹊跷。其他各国的核电站一般用普通的铀氧化合物作燃料,而日本则用铀钚混合氧化物作燃料。从经济角度考虑,铀氧化合物要比铀钚混合氧化物便宜三倍,理所当然应该用前者。但因为后者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这就不能不怀疑日本“和平利用核能”的旗帜下有没有猫腻。其次,日本核电站使用的是快增殖反应堆。而这种反应堆用在核电工业上是牛头不对马嘴,效率低而又不安全。但它却是用来制造核弹所必不可缺的钚的最佳选择。

     美国的武器级钚储备达100吨,俄罗斯拥有150吨。2003年时绿色和平组织根据当时日本的反应堆能力预测说,日本将在2020年武器级钚储备赶上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但1999年9月30日日本核事故后,日本政府强硬地表示:再建20个反应堆!可见日本武器级钚储备成为世界第一也就是这两年的事。

    2003年4月,日本自由党人小泽一郎称:如果日本愿意,可在一夜之间制造上千核弹头来“反制”中国。

    据BBC报道,前英国政府辐射事务顾问巴斯比博士表示,日本核电站的问题极为严重,尤其令人担心的是福岛核电站三号反应堆。他称,该反应堆现在遇到了麻烦,因为它使用的是一种不同的燃料:它不是铀,而是一种铀钚混合燃料,而钚是极为危险的,因此一旦这种物质泄漏出来,将使海啸灾难雪上加霜。钚是世界上毒性第二大的物质。一片药片大小的钚,足以毒死2亿人,5克的钚足以毒死所有人类。钚的毒性比砒霜大4.86亿奥倍,一旦泄露入太平洋全人类都玩完! 忍功高超的日本,一直狡猾的利用核电站,偷着发展核武新技术,此前,日本政治家多次威胁性的暗示日本可以迅即制造出核武器。

    2006年11月30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国会安全委员会宣称,日本“有能力制造核武器”;前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宣称:日本制造核武器非常简单,我们的核电厂里有足够的钚元素,足可以制造三四千个核弹头。日本一朝之间就可以拥有数千枚核弹头,如果到那一步,日本的军事力量将不会输给任何人;其政界狂人石原慎太郎多次表示,日本如果觉得必要,就可在极短时间——三四个月内制造出原子弹;野心勃勃的日本人甚至计划在21世纪登月,从蕴藏丰富的月球上取回氘和氚,而氘和氚恰恰是制造氢弹的主要材料。据统计,日本借口解决核电站原料供应,已从欧洲购进超过50吨的钚和40吨的浓缩铀,是亚洲储存这种核物质最多的国家,在适当时候,它完全有能力把其转化为现实的核力量。日本不但拥有足够的核原料储备,而且还有数十个属于自己的核电站,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

    值得一提的是,其它国家核电站大多使用的是普通的铀氧化物作为核燃料,只有日本使用的是铀钚混合氧化物,而这种燃料要比普通燃料贵两到三倍。其唯一的好处,就是在反应堆运转的同时,可以产生大量的钚,而这又是制造先进核弹必不可少的原料;同时,日本的核反应堆使用的是快增殖反应堆,它并不比常规反应堆效率更高,而且安全性也有问题,但胸怀大志的日本人,却固执、牵强并千方百计的使用这种方式发电,其司马昭之心,不问可知按照常理,日本地震中国军方最高层梁光烈是不会直接给日本打电话;说有需要中国军方可以提供援助,因为通常情况日本怎么可能答应中国军方去日本救灾?况且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中日双方为了自己国家利益都会是敌人,心胸窄小的日本有可能让敌方〔中国是日本的假想敌〕军队长驱直入日本?

    可是中国人就有这样的博大胸襟,在地震后不到两个小时,中国低轨卫星就已经拍摄日本地震海啸后的全部实况,在超大的全息电视画面上显示,这次日本地震海啸造成的灾害是前所未有的,海啸冲击的波浪像一台超级推土机,所过之处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凭着六十年代的科技和材料建成的福岛核电站,完全有可能造成冷却管系统损伤变形堵塞,冷却系统的终端设备难以完好,核岛钢保护壳的材料也不像现在的那样先进〔凭那时候的技术可能是焊接成型的,不像现在的一次注入千吨高科技含量的钢水〕,在有限的时间里如果不立刻恢复冷却循环,钢保护壳很快就会无法承受高温和压力而发生爆裂〔果然不出中国军方预料〕,鉴于这种情况,梁光烈还是表现得大人不计小人过,毫不犹豫给日本国防部打电话:“有需要,中国军队可以提供帮助”,可惜日本人妄自尊大,竟然读不懂梁光烈的话,时间过去了24小时居然还不知道大难临头,面对天大灾情第一时间表现得大大咧咧,懒懒散散,最终导致地方性的灭顶之灾。

     日本自卫队直接进入反应堆核心手工截断控制棒的12人已经全部死亡。想想一个人的全身细胞被快速杀死,那是多么恐怖的景象,就好象沙子堆成的人体突然被暴风吹散,现在在进行人工降温,也就是人直接进入反应堆核心进行手工操作。这些人出来后活不到20分钟就会死,这就是核辐射的效果。第一梯队10人全部死亡,目前共死亡12人,队员11人,电力公司1人。

    想到了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几个批次的突击队员400多人也是全部阵亡...

专家称防核辐射内外兼施

远离污染勤洗澡多排泄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放射医学专家杨宇华主任医师表示,遭遇核辐射要尽可能缩短被照射时间,远离放射源,尤其要注意屏蔽。进出核污染地区时,要穿防护服,并及时淋浴,清除核污染。杨宇华强调,发生核事故或放射事故,特别是有放射性物质向大气释放时,总的防护原则是“内外兼防”,具体包括两方面。

    体外照射防护原则:1.尽可能缩短被照射时间;2.尽可能远离放射源;3.注意屏蔽,利用铅板、钢板或墙壁挡住或降低照射强度。具体措施:当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大气中形成烟尘通过时,要及时进入建筑物内,关闭门窗和通风系统,避开门窗等屏蔽差的部位隐蔽。

    体内照射防护原则:避免食入、减少吸收、增加排泄、避免在污染地区逗留。清除污染,减少人员体内污染机会。具体措施:如果核事故释放出放射性碘,应在医生指导下尽早服用稳定性碘片。服用量成年人推荐为100毫克碘,儿童和婴儿应酌量减少,但碘过敏或有甲状腺疾病史者要慎用。

    远离核辐射指南

    1.进入被放射性物质污染严重的地区时,要对五官严防死守。例如,用手帕、毛巾、布料等捂住口鼻,减少放射性物质的吸入;2.穿戴帽子、头巾、眼镜、雨衣、手套和靴子等,有助于减少体表放射性污染;3.要特别注意,不要食用受到污染的水、食品等;4.如果事故严重,需要居民撤离污染区,应听从有关部门的命令,有组织、有秩序地撤离到安全地点。撤离出污染区的人员,应及时更换受污染的衣服、鞋、帽等,并将其进行监测和处理;5.受到或可疑受到放射性污染的人员应清除污染,最好的方法是洗淋浴。

     4000毫西弗辐射可致人死亡

    “当量剂量”是反映各种射线或粒子被吸收后引起的生物效应强弱的辐射量。其国际标准单位是“西弗”,定义是每千克人体组织吸收1焦耳为1西弗。西弗是个非常大的单位,因此通常使用毫西弗、微西弗。1毫西弗=1000微西弗。对日常工作中不接触辐射性工作的人来说,每年正常的天然辐射为1000—2000微西弗。一次小于100微西弗的辐射,对人体无影响。一次性遭受4000毫西弗会致死。

    核电站为何多建在海边

    核电站在运行过程中要产生巨大的热量,所以核电站选址必须靠近水源,最好是靠海,这是大型核电站多数建在海边的一个重要原因。内陆地区核电选址更要慎重,因为内陆地区的水源全部为淡水,并且几乎所有的大江大河都直接向周边城市供应生活用水,在这种情况下建设核电站,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据了解,全球共有30余个国家拥有核电站,总数为400余座,拥有核电站最多的国家是美国。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3-13 07:53:43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附件网络文摘

日本GDP应是中国的两到三倍

王冲

2011-03-08

    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亚军”。9月1日,日本《每日新闻》刊登该报编委潮田道夫的文章,认为日本GDP实际是中国的2-3倍。

    文章援引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的雄野英生的评论称,日本虽然在GDP上被中国超越,但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的水分按实际GDP来计算,仍是中国的2-3倍。

    特别是日本有着庞大的海外投资,其海外企业的GDP规模已相当于国内规模。而中国的海外投资产值规模很小,根本不能与日本同日而语。如果从GNP(国民生产总值)角度看,日本经济仍然远远大于中国。

    文章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和日本的通货紧缩共同作用,造成了统计上的假象。美国彭博通讯社也在9月1日撰文称,经济数据的不全面使得人们审视中国时容易产生错觉,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局势比投资者们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

    报道称,中国统计GDP的形式与其它国家略有差别。中国发布GDP的增长率,却从不对每一季度国民的实际需求进行统计。没有需求统计,人们无法知道中国的增长是否大部分来自于修建公路、工厂而非来自国民消费。

    这个对于中国GDP构成的质疑,早已是国内经济界议论的焦点。有学者指出,1937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三倍,但GDP构成大有不同。1937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仅13.6亿美元,而日本工业总产值近60亿美元,是中国的4.4倍。当时,中国现代工业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而且这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外资企业的产值在内,而同期的日本,现代工业占国民经济总值的80%。那时中国的GDP总量多于日本,但是根本不能作为国力强弱的比较标准。

    其次,相比GDP,人均GDP是更重要的指标。《华盛顿邮报》意识到这一点,8月17日的报道说,“中国认为帮助穷人比经济排名更重要”。第二季度,日本GDP为1.286万亿美元,低于中国的1.335万亿美元,但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在人均方面依然是“世界较穷国家”之一,去年中国人均收入为3600美元,而日本则是37800美元。

 

 


发件人:<halala111992168@sina.com> 2011-03-13 23:58:0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有良心的日本人3件

日本向中方提供的经济援助

朱忠康

    三十年来 ,日本对中国的贷款援助从1979年第一批日元贷款实施,截止目前,日本政府已累计向中国政府提供日元贷款32000亿元,涉及项目有232个。它由三部分组成:1、对华日元贷款占80%,约31,331亿日元(约合1,651亿元人民币);2、技术合作占10%,约1,505亿日元(约合83亿元人民币)3、无偿援助10%,约1,457亿日元(合65亿元人民币)。

     援助范围包括中国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开发、环境保护、提高医疗保健水平、振兴教育文化等广泛领域,援助对象涉及中国全部的省、自治区与直辖市。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北京地铁1号线和13号线、重庆城市轻轨、武汉长江第二大桥、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北京第九净化水厂和高碑店污水处理厂等项目不仅为人所熟知,而且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项目都得益于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以及技术合作。

     1979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开启了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大门。这一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访华,开启了ODA(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简称)主体的大门;此后二十余年,日本以低息、长期为优惠条件,累计向中国发放贷款约3万2千亿日元(约合300亿美元)。而29年以后,它终于走到了尽头。

     “ODA确实起了大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所长,日本对华ODA问题资深专家金熙德感慨道:“你找不出来哪个大型工程没有日元贷款的影子。”——的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阶段,日元贷款为中国这艘庞大的飞行器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燃料,推动其冉冉升空。

      说起日元贷款计划,不能不谈到日本的一个难言之隐:战后赔款。1951年 9月,52个国家的代表齐聚旧金山,举行对日和会,签署了《旧金山和约》。这个和约不仅结束了日本的被占领时代、确立了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美日关系,条约还特别规定,与会各国“放弃对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但由于中国拒绝承认,菲律宾更是提出抵制和会,而朝鲜、缅甸、蒙古、越南、印尼等众多亚洲国家也纷纷表示反对。这给日本的亚洲外交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其潜在影响沿及今日。

      催生日元贷款计划的另一个因素,则是海外市场的诱惑。1954年,日本的各项经济指标均已超过战前水平,获取海外资源、重返海外市场成为当务之急;而人口众多、工业落后的东亚,更是其低成本商品的主要倾销对象。这么一来,《旧金山和约》反而成为它占领这些市场的最大障碍。为此,1954年,日本加入了以英国为主导、旨在援助东南亚的“科伦坡计划”。此后,它采取分别对待、各个突破的策略,旨在融化亚洲的坚冰:对态度强硬、坚持赔偿的国家,诸如缅甸、菲律宾、印尼、南越,它许诺逐年赔偿;对放弃赔偿的国家如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等,它签订了准赔偿协定即提供无偿援助;最后,1958年2月,一种更新、更体面的手法出现了:它与印度签订了一份日元贷款协定。至少在名义上,这是和战争赔款无关的政府间援助。

    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将目光投向了中国。

    中日建交后,毛泽东宣布放弃对日赔偿。1978年2月,东芝公司董事长、素有“经营之神”之称的土光敏夫,率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代表团访问中国。签署《中日长期经济协定》,中国副总理李先念接见了他们。一个细节就此发生了:李先念谈到,中国很需要日方的资金,“但利率太高了”。日本代表团成员、钢铁大王稻山嘉宽当即表示,负责日元贷款计划的OECF(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愿意以低息、长期的优惠条件,为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对此,中方先是“很感兴趣”,甚至把它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当稻山嘉宽细细讲解有关ODA的知识、特别是谈到“申请原则”即受援国必须先提出贷款申请时,一切似乎都变得不可能了。它触及着坚冰未破、几十年间始终强调“自力更生”的政治底线。此时处在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中国还在“妄自尊大”“打肿脸充胖子”,采取了“对外国的贷款、投资、援助不予接受”和“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自我陶醉中。

    直到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ODA项目才迎来了关键转折。访日之初,关于日本政府向中方贷款形式,也只是说“今后将对此进行研究”而已。如果这种表态,令人感到遥遥无期的话,那么,在邓小平乘坐新干线快车游览了小半个日本、并且回到北京后,态度就迅速改变了。1979年5月31日,中国政府一反此前的矜持,主动申请日元贷款项目,并“希望日方予以研究”。谷牧副总理访日正式提出具体的日元贷款方案:贷款总额为1.2万亿日元(折合55.4亿美元),涉及包括三个水电站、三条铁路与两个港口在内的八个大型项目。但是日本的对华贷款却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对华贷款导致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处于极为微妙的困难处境之中。”

     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带着作为“礼物”的日元贷款协议如期访华。中日双方正式确定,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至1984年实施,贷款全额3309亿日元(约15亿美元),年利率3%,头十年只付息不还款,后二十年还本付息。“综合考虑通胀等因素,日元贷款实际赠与成分约为57%”刘志诚说。

    1980年4月,49岁的刘志诚与时任国家建委办公室主任的张荃,被派往东京进行培训,学习ODA项目的资金来源、贷款程序、项目选择、贷款条件、采购方向、支付程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那时候真是一无所知,”刘志诚并不讳言当时对于外界世界的陌生感。然而当踏上日本土地上那一刻,密集如网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新干线、繁华富庶的都市、文明守礼的社会风气……这一切都让他觉得非常震撼。“我当时满心就一个念头:我们落后太多了,什么时候才能迎头赶上?时不我待啊。”于是在此后的一个月中,刘志诚几乎利用所有的闲暇时间,搭乘新干线从东京赶往大阪、神户、长崎等城市,参观考察松下、岛津、丰田等大型企业。先进的工业技术与日本人的勤劳都让他感慨不已:“我在一个渔业加工厂,看到全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在将一筐筐鱼往流水线上搬,井井有条……这个民族实在是太勤劳太能吃苦了。”

    正是这段经历使刘志诚和他的同僚们对ODA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与精力,他们深知日元贷款对于彼时中国发展经济的重大意义。全权负责此事的是国家外资委员会副主任谢北一,刘志诚是他的副手。他们经过繁琐的程序与往来奔波,终于落实了第一年500亿日元的贷款,然而具体实施起来,又面临着数不清的障碍与困难。“最主要的困难,一是国内配套资金不足,中方不断改变计划,将双方确定的首批六个项目改为四个;二是一些领导认为借钱就是把钱引进国内使用,而不是用来买技术装备以加快国内建设……”刘志诚回忆说。不合常规的做法以及具体操作过程的繁琐,让具体操作此事的人们日以继夜地操劳。1982年的一天,谢北一倒在了办公桌前。“累死的,心肌梗塞。同事进了办公室才发现的……”刘志诚提及此事,神情黯然。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当时从高层到地方,以及日方的通力合作下,障碍被一一解决,合作之势无可阻挡。

    “当时日本国内,舆论、民间的声音都是一边倒的,都觉得这是应该的。”而日本也赢得了中国朝野的普遍好感。一时之间,“中日友好”成为从官方到民间耳熟能详的词汇了,“世世代代”的说法也频繁出现。而在这股大潮流中,还夹杂着日本遗孤归国、昔日老兵忏悔,以及三千青年学生访华的动人故事。毫无疑问,这些民间的浪花,也不断烘托着这个中日关系史上罕见的黄金时代。

    在这样的氛围中,1984年3月,为期六年、总额4700亿日元的第二次ODA贷款协定顺利签署了;此后,1988年8月,中曾根康弘首相又许诺了第三次、为数8100亿日元的贷款项目。值得重视的是,在世界能源形势好转的情况下,这些贷款全部流向了中国的基础建设项目。

    从这里开始,日元贷款在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说,贷款毕竟是贷款、还需要付息偿还的话,那么,对华ODA清单中的无偿援助,则让一些中国人感念至今。从1981年开始,包括中日友好医院在内,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四个领域的98个项目,也成为ODA的组成部分。此后二十年,日本共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资金1297亿日元,大约占ODA总额的4%。然而,签署第三次贷款协定后不久,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

    1989年六四镇压学生事件后,中国遭受西方数国制裁。7月14日,日本加入了其间。在各种制裁手段中,包括了对华ODA:日本单方面宣布冻结ODA项目。尽管如此,日方并未彻底断绝对华ODA之路。那一年,刘志诚没有去日本进行例行签约,而是日本政府派代表来北京。“那年复兴门到八王坟地铁开工,用的就是1989年的日元贷款。畠中笃出席了开工典礼,这就表明了日本政府的态度。”刘志诚说。但在之后,日本对华ODA之路愈加不畅。1992年6月30日,当西方世界纷纷对中国解冻、中国更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之际。这一天,日本首相宫泽喜一郎签发了《ODA大纲》,这份政府文件规定,此后ODA将附加政治条件,包括“人权状况”等因素将成为ODA的“基本考量”。对此,金熙德认为,这“标志着日本的ODA政策由‘三位一体的开发援助型’向‘政治援助领先的开发援助型’转变。”

    到了1990年代,日本朝野对ODA的非议也越来越多。出现了援华“失败论”外,“不知感恩论”则有着更大的市场、更多的人群。因为对中国的援助都来自民间的税金,而承担这一税金的主体是日本的年轻一代。中国接受了6兆日元日本国民的“血税”援助,非但不感谢,反而有意向国民隐瞒日本对华援助的真相,并“持续进行反日宣传”。甚至认为对华ODA有可能“被用于扩充军备”。

    2004年11月28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公开表示,对华ODA“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2007年12月,正是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访华前夕,12月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外长杨洁篪与日本外相高村正彦签署了本年度日元对华贷款政府换文。“这笔为数460亿日元的贷款,将用于中国六个环保项目的建设。”签字仪式后,日本外务省新闻官坂场三男透露说:“这将是日本最后一次对华提供低息长期贷款。”

     此前,当日本政府决定停止对华ODA时,中国副外长武大伟已经表达过了谢意;然而这一天,在尘埃落定的时分,尽管杨洁篪也对它高度评价,日本共同社却注意到,杨洁篪没有说出“感谢”二字,“显示了双方在认识上的微妙差距”。与这个细节相比,能够佐证沧桑历史的,或许倒是这么一个事实:29年前,当邓小平访问东京、启动对华ODA时,接待他的日本首相名为福田赳夫。他正是福田康夫的父亲。

      数据:日本对华经济援助

(1) 每年度(纯支出额、单位∶亿日元、1990年-2004年)


 年度   无偿资金援助  技术合作   有偿资金援助
1990 年 66.06          70.49     1,225.24
1991 年 66.52          68.55     1,296.07
1992 年 82.37          75.27     1,373.28
1993 年 98.23          76.51     1,387.43
1994 年 77.99          79.57     1,403.42
1995 年 4.81           73.74     1,414.29
1996 年 20.67          98.90     1,705.11
1997 年 68.86         103.82     2,029.06
1998 年 76.05          98.30     2,065.83
1999 年 59.10          73.30     1,926.37
2000 年 47.80          81.96     2,143.99
2001 年 63.33          77.77     1,613.66
2002 年 67.87          62.37     1,212.14
2003 年 51.50          61.80       966.92
2004 年 41.10          59.23       858.75

    注1∶日本财政年度是从4月到第二年的3月。
    注2∶日元贷款和无偿援助的金额以政府换文为基准。技术合作援助的金额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经费计算为基准。
    注3∶无偿援助的金额包括利民工程无偿援助和人的安全保障无偿援助。

    (2)累计额:无偿资金援助:约1,457亿日元(截止到 2004 年度的协议额累计,约合65亿元人民币);技术合作:约1,505亿日元(截止到2004年度末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经费支出累计,约合83亿元人民币); 有偿资金援助:约31,331亿日元(截止到2004年度的协议额累计,约合1,651亿元人民币);纯支出额约2,2234亿日元;还款额(连本带利)约1,0486亿日元(均为截止2004年度末累计)。

 

 

为何迟迟不提高个税起征点?

平均工资水平以下你还征税,有良心吗?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南方都市报

2011年03月13日

  南方都市报按语:就此次个税调整问题,经济学者、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仲大军昨日接受南都记者采访认为,个税起征点应提高至5000元,大幅调高个税起征点,并向富人多征税,这样就不会影响税收总量。

  南都:个税起征点如何确定才算合理?

  仲大军:(原则是)至少温饱线上的工资,平均工资水平以下的,就不能征个税。比如北京平均工资4000块钱,现在个税起征点2000块钱,你去征那个低收入群体的钱,有良心吗?不合理。(起征点)上世纪80年代定是800块钱,那时800块钱等于现在8000元都不止。可现在起征点是2000块钱,压了多长时间了?

  南都:调高起征点的困难在哪里?因为富人难征税么?

  仲大军:(富人难征税)跟调起征点不应该有任何关系,不好征就征不了?不是那么回事。就看下不下决心。问题是影响政策的群体,往往是高收入群体,富人群体。

  南都:今年两会代表委员很多赞成提到5000,这种民意如何更好影响决策?

  仲大军:提出来是很好,问题是这种声音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人们都懒得说了。

  南都:你认为起征点应该多少?

  仲大军:5000元,即使提不到5000元,哪怕跟着每年平均工资的水平提都可以。

  南都:但不同地区收入有差距,而税法是国家法律,有人认为一刀切不可行。

  仲大军:北京、上海和西部城市(起征点)可以有区别,这有什么难的,就看做不做。

  南都:有学者建议调到2200元,认为过高反会恶化整体收入分配格局。

  仲大军:他就没有一点老百姓的感情。中低收入群体力量太薄弱了。

  南都:要调整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就意味着向富人多征个税?有学者就认为,个税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要向富人多征税。

  仲大军:个税主要就是对富裕群体征税。富豪榜(财富)年年暴涨,富人的税收不涨,根本问题就是不想向富人多收税。

  南都:也就是说,起征点大幅度提高造成的个税减少,要想办法让富人补充。

  仲大军:对,以此助彼就行了。

  南都:大幅度提高起征点,会不会不利于培养纳税人的公民意识?

  仲大军:培养国民纳税意识要先看资格,你够资格,纳税去,不够,还要去纳税,这不是剥夺吗?

  南都:今年政协委员甘连舫就说,请国家向他这样的富人多加税,放老百姓一马。

  仲大军:连富人自己都感觉太不像话了。

 

 

发件人:"qingcha5000" <qingcha5000@163.com> 2011-02-27 22:50:4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感谢并请教

读者来信

我们的发展空间在哪里?

青年

仲老师您好!

    经朋友介绍知道了这个网站,心中一亮,在伪书、伪学术的今天,“拿什么来拯救我的大脑”的顾虑终于可以释怀,能够从大军网站汲取到自己想要的知识营养,不必担心被误导、被蛊惑。

    作为农民子女的80后,深切感受到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影响,我们是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的第一批人,赶上1999年的扩招和毕业后的自主择业,工作没有稳定,高房价时代到来,物价飞涨,让我们进退两难(特别是对于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农二代)。不想回农村,老家已经没有合适的工作,又不能立足于城市,默默的承受着经济发展带给农民二代的变革。

    虽然自己知识有限,也能意识到危机的存在,1965-1973年第二次婴儿潮;1986-1990年第三次婴儿潮;2005-2009年扩招入学高峰:2008-2012毕业就业高峰;2010-2020年第二次婴儿潮的养老和第三次婴儿潮的成家立业重叠。在80后还没有站稳脚的时候,父母已经老了,渐渐的需要人照顾,社会养老体制还不健全,面对这所有的事情,有些力不从心。作为子女,没有什么成就回报父母,只希望年老的父母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不能抱怨什么,在集体意识浮躁的今天,想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努力找到一条出路,知道如何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立足。向您请教,在未来的几年,有没有一些相对稳定、又有发展空间的行业,可以规避关系、背景、资本运作等因素,能够相对公平的竞争,让我们这些进城的人可以立足,敬盼指点。

    也冒失的希望仲老师和您的同事,多关注一下80后的集体无意识问题、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和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谢谢!祝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清茶,

 

 



发件人:"dengyajun" <dengyajun@vip.163.com> 2011-03-08 18:09:5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L_C_cc:标题: 国际先驱导报 采访成文

我的幸福取决于人民是否幸福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国际先驱导报 邓媛 采访

    邓:幸福是什么?

    仲:不同行业、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追求。青年人喜欢火热、浪漫、丰富的生活。我这样年纪的人就不追求刺激了,反而喜欢宁静、和平的生活。幸福最好就是一种安稳平静的生活状态。

    邓:你现在幸福吗?

    仲:幸福啊。不过我的幸福取决于普通百姓幸福与否。我最受不了的是看到穷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收入差距拉得太大了,一部分人过得很幸福,但基层群体普遍弥漫着不幸福 ,窘境困境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幸福吗?

    邓:你觉得怎样能获得幸福?

    仲:艰苦努力。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要勤奋,都要努力工作,打造我们的物质基础,保障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使我们更具有幸福的经济基础;另一个就是要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使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比较均衡地惠及每个参与者,而不是穷的穷富的富,有的人更多地占有了财产,有的人则处于被剥夺的状况。

  曾经有外国学者说过,经济学是一个使人幸福的科学,我认为也可以这么说。因为经济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是一门能创造财富的科学。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都可以更好地改善自己的人生。所以,从专门研究发展、研究如何增长这个角度说,经济学教会人们怎样更好地节省资源,怎样更好地创造效益,教会人们提高和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从而惠及生活。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经济思想和理论不一定有普遍性。对每个不同的国家,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实际中也应该不断借鉴,不断创造适合自己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学习模仿照搬西方理论。其实有些西方理论用不好是要犯错误的,我们在学习模仿中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去借鉴。经济发展的科学性非常重要,搞不好就是浪费资源,影响到投资收益,因此,经济发展不要犯错误,犯了错误也不会有幸福感。换句话说,经济发展的科学性非常重要,经济活动必须要合理,才会幸福。

  我注意到现在人们比较重视“幸福”这个概念,也在讨论“幸福指数”如何去反映人们的生活状态。按照我的理解,“幸福指数”最基础的就是对衣食住行的衡量。住房方面大家能住得宽敞一些,人均15平方米以上,到人均20平方米就算小康生活;收入和花销能保障基本生存,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文化和精神消费。不匮乏、不紧张,那就是一个小康的幸福状态。

  纵观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发展并不均衡。市场经济中,“能者”赚得多,下岗的人没有工作,没法赚钱,就吃不到喝不到。如果社会保障不能缓解市场经济下的贫富差距,就会出现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而言,他们没有幸福。

  这种群体有不少。比如农民工,一年辛苦到头,挣的钱很少,社会收入极度的不平衡性。从社会整体看,收入方面出现较大的不平衡、不均衡。企业高管拿得越来越多,普通员工越来越少,以致于很多80后90后青年住不起房,结不起婚。所以,当前底层群体弥漫着不幸福感。如果让我来判断,当前中国哪些群体幸福呢?也就是白领以上。

  我最近最关注的话题就是如何保障社会公平公正,如何让社会收入更加合理分配。经过这些年发展之后,收入差距拉大了。当年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改革开放之初就不遗余力地拉开差距。但是30年了,拉过头了,过犹不及,矫枉过正也不好。由于种种分配的不均衡,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不均衡,富人消费外国的奢侈品,反而不拉动本国经济。穷人无力消费,所以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大众内需不足,奢侈消费火热。这种状态也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所以,要发展国内经济,需要调整收入分配水平和差距,这会是今后“十二五”规划中的重要一项。

  现在,有一些问题在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都反映出来了。比如,最低工资标准应当是平均工资的几分之几。目前,北京的最低工资是1000多一点,平均工资是4000元,仅是平均工资的1/4,而世界的平均水平大约是1/2这个比例,我们和世界平均水平差距太大了。

  去年,我给刘植荣先生的《中国工资》一书写序,这本书研究比较了各国工资,点出我国行业间收入差距不合理的状态。他的这一研究如今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反映到总理的人大报告里。因此我对解决问题的前景还是乐观的。我们所说的“幸福指数”由很多因素构成,只有找到问题原因,才能幸福。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15 12:41:41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叶千荣直播:日本核危机最新报道(3-15上午11点半)

北京幸福指数再创新低

BWCHINESE中文网专栏作家 余丰慧

2011-02-21

     中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日前发布“2010北京社会经济生活指数”,调查显示,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人民的幸福指数再创新低,生存环境指数显著下降。

     在这份调查中,北京2010年幸福指数为73.32,再创新低,比2009年降低了0.81。这几年,生活压力最大的是工人老大哥。一方面收入增加最慢甚至原地踏步不动,另一方面住房、教育、看病就医、社会保障等压力与日俱增,根本谈不上什么幸福指数。而相反,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收入稳定并且逐年提高,各种灰色收入依然盛行,幸福指数当然比较高。这份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事业单位员工幸福感最高,为74.30;工人幸福感最低,为70.71。

    从这份调查的几个具体指标分析,直观感受是可信度较高。虽然多数人不掌握具体分析数据,但仅从百姓亲身接触的生活实例、直接感受的周边事件、日常的言谈话语中,对百姓幸福程度就能有一个基本估量。俗话说,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就是这个道理。比如说,收入差距逐年拉大,已经成为制约百姓幸福度提高的绊脚石,这方面民众感受最深。

    另一个幸福指数占比较高的公平正义指标,这几年也屡创新低。收入、资源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剧,是目前最大的社会性不满,就业机会、教育机会的竞争激烈且其中存在严重的不公现象,引发受访者强烈不满。这份调查显示,受访者对公平正义程度的评价相对最低,为62.3。受此指标拖累,首次出现了和谐指数综合评价值显著降低(同比降低3.05)的情况。

  日本《产经新闻》分析说,北京人觉得近年中国的繁荣造成的贫富差距是自己不幸的根源。《产经新闻》列举了中国农历年三十苏州某酒店里一桌三十六万人民币的除夕宴说明,人均GDP只有日本十分之一的中国,有钱人的豪门宴连日本人也难以想像。

     更加需要引起巨大关注的是,北京是祖国的首都,被俗称为“天子脚下”。北京发生的任何一件事件都具有风向标意义。包括收入差距、贫富悬殊、房价畸高、幸福指数创出新低等。如果距中国核心领导层最近的北京居民幸福指数都屡创新低,那么,全国其他地方也可想而知,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可以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调查显示,北京居民幸福指数再创新低对全国是一个风向标,是一个不好兆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特别是遏制收入差距、贫富悬殊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这几年,社会呼吁遏制贫富悬殊的声音非常之强烈,国家最高决策层也屡屡放出狠话决心出台遏制收入差距拉大的措施,下决心改革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但是,不客气的说至今不但没有任何进展而且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急速拉大。比如说,遏制垄断国企、金融企业收入过高问题基本停留在喊口号上,停留在口头吓唬上,其实这些企业现在耳畔已经听出茧子,照样我行我素。这些垄断国企、金融企业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程度正在继续急速拉大,这些垄断国企、金融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职工收入差距仍在急速扩大。每一次提高薪酬,内部差距就拉大一大截。无论社会如何谴责,无论国家如何规定,垄断国企、金融企业内部涨薪仍然按照职务高低操作,涨到一般职工身上微乎其微,如何能够缩小收入差距呢?本来涨薪就是在高管与职工差距极大的基数上提高薪酬,而增加部分又按照职务高低拉开着巨大差距。这样下去,幸福指数高的人越来越少,而幸福指数低的群体越来越大。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不能再拖了,缩小收入差距已经刻不容缓,特别是限制垄断国企、金融企业等过高薪酬以及内部收入不合理状况应该出台改革措施。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1-03-04 04:49:5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贫困线应以公务员人均收入十分之一为宜

中国的贫困线为什么这么低?

浏星雨

    在中国,1985年的贫困线是200元人民币/年,2008年是785元,2010年是1196元。25年间,贫困线提高了5倍,幅度不可谓不大。可这25年间,物价增加了多少?不太好算。但中国人均年国民收入增加了30倍,达到2.7万元/年;财政收入增加了40倍,达到8.2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包括卖地收入将超过10亿)。那么,中国的贫困线是如何来的呢?

    贫困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扶贫办制定的。国务院认为在2008年,471元人民币,也就是39.25元/月,也就是1.3元/天的食物开销,就能满足中国营养学会所推荐的2100卡/天的热量摄入和各项营养需求。也就是说,在2008年,花费471元人民币,贫困家庭成员(人均)就可以获得440斤粮食,200斤蔬菜,7斤动植物食用油,21斤猪牛羊鸡鸭肉,26斤鸡蛋等12种中国人的生活必需品。家庭人均消费能力在这条线以上者,就不属于贫困人口。

   比中国富裕得多的美国和日本各有14%和16%的贫困人口;比中国贫穷得多的印度有26%的贫困人口;夹在中间的,人均国民收入与中国差不太多的泰国有10%的贫困人口(其中1.26%的人口每天生活费支出不足1美元),但中国的贫困人口却只占总人数的3%。这样的和谐数字难免不被境外反华媒体利用来妖魔化中国政府的扶贫诚意。

    国务院认为中国贫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标准是60%,所以,471元人民币/年 x 60% =785元就是中国2008年的贫困线,在此线以下的为贫困人口,是国家的扶贫对象。这样,被国务院认为是切合中国实际的贫困线,却几乎难以被广大网友们理解,更别提接受了。有些人认为785元是一个月,是笔者看错了,或者理解错了。更多的人则认为,这是对中国政府的侮辱,是西方媒体,海外轮子对中国的妖魔化的杰作。

    大家纷纷表示,怎么可能呢? 785元,或是1196元,不就是几顿饭钱么?这点钱生活一年,中国哪里还有贫困人口,早都饿死了。有网友说,一年都搞不到1200元,废物一个,去自杀好了。还有热心的网友拍着胸脯保证:请到我这里来,保证包吃包住,一个月还能领1200元。是啊,在替人做保姆都能一月挣千儿八百的中国,党和政府却将贫困线制定得如此之低,以至于一直低于同期的印度,几乎是世界上贫穷国家中最低的一个。这不能不说,实在太过分,太过无耻,实实在在地羞辱了中国人民的尊严,更让广大爱国网民在与境内外反华势力的斗争中颜面扫地。

    在汽车年销量超过美国的中国,在奢侈品消费也已经超过美国的中国,在公务员待遇基本与国际接轨的中国,为什么会制定出如此低的贫困线呢?有人把他归结为选票,说是因为中国底层民众虽然人数众多,但中下层百姓没有组织起来替自己说话的权利,更没有推举政客替自己代言和呐喊的权利。但是,这样的说法,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就会受到挑战。因为一些比中国更“砖致”的国家和政府,对底层百姓的照顾显然比中国要好。

    我看,党和政府是真正关心中国底层老百姓的,之所以出现了这样匪夷所思的贫困线,主要是因为中国贫困线制定依据的缺陷。今天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不能拿25年前的标准来套用今天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也有说第三的)的中国。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是个很独特的国家,公务员(以前称机关干部)待遇是社会的标竿。事业参照机关,企业对照事业的规则就是这么来的。我们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由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比美日印等资产阶级国家更加公平公正,更加体贴和关怀底层民众的生活。

    所以,我建议党和政府,用公务员的薪资收入的5-10分之一设定贫困线。初始阶段,以10分之一设定为宜。以后随着国家扶贫能力的提高,再逐渐升高比例。比如,公务员的薪资,补贴,普惠性奖金加实物的年总收入是5万元人民币,那么贫困线就是5000元人民币/年,420元/月,14元/天。这大概相当于人均国民收入的5分之一,这就实实在在地与国际接了轨。

    国务院所制定的贫困线标准:

1985年 200元以下
1990年 300元以下
1993年 400元以下
1995年 530元以下
2000年 625元以下
2001年 630元以下
2002年 627元以下
2003年 637元以下
2004年 668元以下
2005年 683元以下
2006年 693元以下
2008年 785元以下
2009年 1196元以下
2010年 1196元以下

    各位读者,请你帮忙看看,在中国的什么地方,这点钱除了穿衣住宿出行看病外,可以保障一天2100卡的热量和营养摄入?如果,不能达到这样一个25年前的中国标准,会不会产生营养不良?会不会出现联合国概念上的饥饿?你的感想如何?

    2008年,我撰文《建议中央给农村老人每月发放100元养老补助》。2010年,已经有将近一半的中国农村老人生来头一次领到了55-60元/月的养老金。这当然可能是巧合,但从胡=温对网络舆论的重视程度看,大家一起关注贫困人口,人多力量大,总是会有效果的。所以,请真正的热爱中国人民者,帮助转贴此文,并与我浏星雨一起呐喊:为了中国的尊严,为了底层百姓的生活,更为了有力回击境内外反华势力的妖魔化,敬请党和政府将贫困线与国际接轨。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3-13 07:53:43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附件网络文摘

中国财富高度集中,1%家庭掌41%财富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夏业良

    核心提示: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的,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基尼系数为1,表示绝对的不平均。在这一区间,数值越小,社会的收入分配就越趋于平均;数值越大,表明社会收入的差距越大。

  根据经验数据,人们通常认为0.4是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国民财富已高度集中于少数群体。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社会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0.4-0.5为“差距偏大”,0.5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在美国,最高收入的两大群体的收入,超过中下层60%人口的收入总和。然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并不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明显,因为美国劳动收入的大部分落入中产阶级的口袋中。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近10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尤其是向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集中,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之间工资差距日益明显,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根据他的研究数据,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此外,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争抢“吃皇粮”,甚至出现数千人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的现象。垄断行业的畸高工资也频遭质疑。这种依赖于政府政策倾斜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配置”模式,有悖于机会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化原则,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

  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到0.36之间,而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国民财富分布的严重失衡、收入分配的扭曲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关键在于“计划思维”的回归与资源的逆市场化权力配置。国民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严重倾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严重的制度性腐败和资源垄断剥夺了绝大多数国民的发展和竞争机会。惟有继续推进市场化,把一切权力限定在特定边界之内,让普通国民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拥有更大的选择与发展空间,才是解决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性出路。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15 10:08:3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不要浪费你的癌症

2010年社会类十大观点

人民论坛网

   1 不杜绝灰色收入制度漏洞,中国将滑向权贵资本主义

  2010年,在4000多户家庭调查样本的基础上,公布了2008年《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报告估算,2008年中国居民“隐性收入”高达9.3万亿元,其中“灰色收入”达5.4万亿元。实践中,“灰色收入”大量存在。这干扰了国民收入的正常分配,迫切需要解决。为此,必须加快财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杜绝“灰色收入”。——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来源:2010年3月,财新网)

  关注理由:人们对改革的最大担心就是把社会主义改成了资本主义。谁在拿灰色收入?灰色收入有多大?对它的危害我们往往认识不够。

  2 我们是精英,我们很弱势

  有着令人羡慕的职业的人群纷纷自称弱势,也不尽然都是矫情,或者装假。尽管他们的“弱势”,比起真正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来,并不真的弱。改革已经30多年了,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但是,财富的增加,却没有增加人们的幸福感,相反,越来越多的人感觉自己不幸福,不满意甚至不安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来源:2010年12月,《南都周刊》)

  关注理由:“弱势化”成为2010年的年度热词。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转型时期,边缘与中心、弱势与强势、主流与边缘会不断发生转化。弱势心态蔓延现象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3 住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从政治的角度谈住房问题,并不是为了上纲上线,而是因为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本来就是一项政治抉择。现在我们整天讨论“高房价”,这显然是把讨论问题的基本点局限在经济领域。政府的政策也在是否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干预上反反复复。但“芝麻开花节节高”般的房价说明,这样的应对策略显然不对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 (来源:2010年1月,《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关注理由:房价问题是个政治问题的观点并不新,但唐钧教授专门撰文阐述了这一观点,引起了媒体热议,一些官员也参与其中。“房价”不仅“是”,而且“已经”成为了政治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4 制度性漏洞造成“转型机遇”

  中国的制度转型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双轨化过程。第二,新规则替代旧规则的过程。不论是采取哪一种形式,新规则都可能存在不健全的地方,有一个配套的问题,也就是说,存在制度性漏洞,并因此导致一些人迅速成功。这种制度性漏洞造成“转型机遇”。——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王宁(来源:2010年11月下,《 人民论坛》杂志)

  关注理由:当今社会普遍弥漫的浮躁情绪是如何产生的,“转型机遇”概念的提出,给人们以深刻启发。

  5 “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是两个坏事

  现在一方面阶层固化,一方面贫富差距在拉大,我想这两方面都确实是现实存在的,而且这两方面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阶层越固化,实际上就是把不同阶层之间的现有贫富差距也就固化了,而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又回过头来会使阶层固化能够更长久地维持下去,是两个坏事。——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来源:2010年11月,人民网)

  关注理由:当前,高房价、就业难、贫富差距加大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社会阶层的分化也正在加剧。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轻视。

  6 利益群体“世袭化”要警惕

  我国的垄断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世袭的利益群体。我国的垄断行业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垄断行业、垄断企业。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是靠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垄断,是所谓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结果,其背后没有行政力量的支持。我国的垄断行业都有行政背景,一些行业进入标准的全国性文件都是由垄断企业、垄断行业起草的,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国家政策的方式保护自己行业的利益,把部门利益法制化。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甚至世袭的、阻碍社会收入分配科学和公平的独特的利益群体。——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来源:2010年8月,《经济参考报》)

  关注理由:垄断行业已成为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集团,国家也多次出台相关政策,对垄断企业进行规范,但是收效甚微。既得利益群体阻碍改革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7 强迫农民上楼是条不归路会出“大事”

  现在都把目光放到来整理农村的宅基地和村庄的这些集体土地。实际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增加城市的建设用地。为此就强迫农民上楼。对农民而言,这是一条不归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来源:2010年11月,凤凰卫视)

  关注理由:城市化本质是让农民富起来,不是非得拆村并居,赶农民上楼。农民的意愿要重视要尊重。新农村建设,还需落到实处,不能搞形象工程。

  8 社会应当摆脱“不稳定幻象”

  现有的维稳思路和工作方式不足以有效化解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必须转变思路,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思路,更加重视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以法治为核心,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与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设,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郭于华等)(来源:2010年4月,《领导者》)

  关注理由:不少实践案例表明,维稳工作,实际上已经成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该报告观点一发布,即引起知识界和媒体的热烈讨论。

  9 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正在凸现。这些矛盾和问题难以有效解决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如果不及时调整社会结构,那么中国经济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将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国家应提高社会建设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学艺(来源: 2010年1月,《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

  关注理由:社会结构概念是新阶段、新形势条件下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新视角,也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新方法。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久而不决的问题与矛盾,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府没有建立起与社会阶层结构相适应的政策结构。

  10 底层人群过大,随时潜伏着社会危机

  我国有一个巨大的社会中下层,特别是庞大的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民群体始终居于低位。任何社会,如果底层过于巨大,如果社会的多数人处在下层或中下层,对于社会稳定都是一种威胁。正常社会一定要避免存在“没有机会的群体”。公正的制度,是每个人都有竞争和上升流动的机会。——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来源:2010年第6期,《江苏社会科学》)

  关注理由:如何使有专业技术、技能的农民工,上升到社会中间阶层的位置上,是我们国家的决策者亟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2010年政治类十大观点

人民论坛网

    1 党也有自身利益

  我们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在承认党也有利益的前提下,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律和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一方面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对利益问题采取回避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对这一利益作出严格界定,避免党的利益的空泛化,不给既得利益留下任何理论的和实践的空间。这无疑将大大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王长江(来源:2010年5月,《学习时报》)

  关注理由:执政党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究竟有没有自身“利益”?应该如何看待“党的利益”?这是涉及执政党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 “党有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实事求是,为人们廓清了认识。

  2 中国社会主义正处于3.0版本

  社会主义1.0版本主要是指匮乏阶段,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解决了基本的人的安全问题,中国免于战乱,保证了人的吃穿住用,基本医疗、基础教育都得了发展,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2.0版本主要是指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人们有了基本生存条件,经济取得更快、更稳的发展,消除贫困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任务。社会主义3.0版本的生成,则是面对中国进入小康阶段以后,加大改革力度,增加改善大多数福利的投入,包括公共住房、公共卫生、生态保护、公共教育、基础设施、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教授王绍光(来源:201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报》)

  关注理由:不在于追求“社会主义3.0版本”这样一个新词,而在于这里蕴含一个深刻的道理: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我们应当加大力度增加社会福利投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3 腐败“落势化”倾向非常可怕

  腐败“落势化”,也就是基层腐败。现在的“落势化”主要表现为腐败从高职位向下落,即向科级干部及科级以下的干部下落,这表明腐败现象在向基层渗透。许多腐败现象的主体可能仅仅是普通干部。这种腐败“落势化”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早在2009 年,腐败的落势化倾向已经非常明显,而在2010 年,这一问题有变本加厉之嫌。腐败落势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不完善。——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来源:2010年12月,《法制日报》)

  关注理由:腐败问题一直是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腐败问题的主体向普通干部渗透的现实,让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复杂性、艰巨性、紧迫性。

  4 中国具有明显的政治优势

  政治优势从来不是抽象的,政治优势不能脱离开社会的政治目标去夸夸其谈。不同的政治目标需要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政治制度又有其不同的政治优势。当我们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目标,自然就会发现中国社会的政治优势所在了:政党宗旨的优秀、制度立场的鲜、社会民众的认可。中国社会的政治优势当然是这些内容,也只能是这些内容。——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来源:2010年11月下,《人民论坛》杂志

  关注理由: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谈起政治优势问题,但很多人未必真正清楚中国的政治优势是什么。中国的政治优势究竟在哪里?些是真正的优势?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使我们的认识与实践更加理性与自觉。

  5 以法治GDP重塑“政绩观”

  法治是一个国家政治进步、制度文明的标志,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是促进社会公平正的“生产力”。 为此,应当尽快建立起包括法治指标在内的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树立起新的“政绩观”,让法治GDP成为推动中国法治事业的强大动力。——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马怀德(来源:2010 年4 月,《光明日报》)

  关注理由:马怀德是“ 法治GDP”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把法治指标引入政绩考核,近年来获得相当的社会反响。无论是在政绩考核中增民生指标的提议,还是增设法治指标的呼声,都在昭示着以GDP为唯一考核指标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6 政府必须永远醒着

  醒着的意思是,政府其实是没有上下班时间的,也不应该有节假日的。对于任何可能的事件,政府都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需要考虑几个方面:一,政府和公众之间不要有隔阂,这需要有相当频次的沟通;二,政府和公众之间要有一个平等的关系;三,如果政府和人民习惯上相互不信任,那么要重建信任关系,就需要有一个过程;四,这个过程很简单,就是政府要相信人民,要把人民该知道的都告诉人民。——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教授毛寿龙(来源:2010年2月,人民网)

  关注理由: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增多考验政府的应急能力。政府官员必须时刻警醒,快速反应,并做好适当的政府信息公开,才是应对之策。

  7 基层“不出事逻辑”会出“大事”

  取消农业税后, 基层政权的行为逻辑出现了新变化, 当前乡村基层政权运转正遵循着“不出事逻辑”,其核心表现就是消极和不作为。这种逻辑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和体制根源。长此以往,必将导致乡村基层治理进一步陷入困境,农村社会更加失序。为扭转这种局面, 必须重建地方政治及重建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利益连带关系,坚持讲政治、讲正气、讲原则,使得乡村治理回到正轨上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 (来源:2010年第6期,《学术研究》)

  关注理由: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征、收、罚、惩”的任务几乎没有了,按理说基层治理应该更加优化,但近几年暴力抗法、越级上访、群体性事件却频频出现,基层政权的弱化、“悬浮”现象值得关注。

  8 党际民主是一座桥梁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是一种可控的组织民主。从党内民主推进到人民民主,必须遵循组织相近性原则。因此,党内民主通向人民民主需要借助党际民主这一桥梁。在党际民主的基础上,社会得以形成组织民主的有序民主形式,从而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有序推进到人民民主。这一演变过程不是线性过程,而必然是非线性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剑涛(来源:2010年第1期,《科学社会主义》)

  关注理由: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中国式民主如何实现?以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已成社会共识。借助党际民主,搭起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桥梁,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值得参考的实践路径。

  9 官场政绩共同体使上级纵使下级违法乱纪

  政绩共同体更多的表现在上下级执政者之间。下级官员的政绩都是上级官员政绩的组成部分。下级官员拼命搞政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讨好上级官员的一种明确的表示和努力。因此,上级官员就会对下级官员的某些明显违法乱纪的行为表示一定的理解甚至纵使。下级官员只要能掌握这种平衡,就会获得提拔这类回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来源:2010年11月,《新京报》)

  关注理由:“政绩共同体”的概念一经提出,受到舆论热议。它提醒我们利益冲突、社会矛盾背后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为强制拆迁、官场腐败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破解的思路。

  10 我党真正的秘密,是学习

  我党真正的秘密,是学习,是组织干部到党校、行政学院等各类干部学校学习。党校这样的干部教育系统,实际上是我们的信息传递系统。通过学习,在全党各级干部上下实现了重要信息的传递和反馈,使党既充满了活力,又能够有序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来源:2010年第10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关注理由:我党由经验型政党走向学习型政党,学习至关重要。
 

 

 


发件人:"侯小蔚" <xiaowei@gvbchina.org.cn>  2011-03-07 23:04:54 +0800 收件人: <qlee@tsinghua.edu.cn>, <dgs@mail.tsinghua.edu.cn>, <jingjun@tsinghua.edu.cn>, <yuqiao@mail.tsinghua.edu.cn>, <xijinj@163.com>, <xijinj@tsinghua.edu.cn>, <zhangyq@psych.ac.cn>, <eyzhang@msn.com>, <lpsrjt@mail.sysu.edu.cn>, <hsszxm@mail.sysu.edu.cn>, <zhujg@lead.org.cn>, <xudongli@mail.sysu.edu.cn>, <ecchen@sce.edu.cn>, <lijinshan@yahoo.com>, <qmy@pku.edu.cn>, <zdjun@263.net>, <tiankai@pku.edu.cn>, <tiankaipku@gmail.com>, <yzding@mail.ied.ac.cn> 抄送:标题: 地球村15岁了!

庆祝北京地球村三周年

廖晓义

2011-3-7 周一

    北京地球村15岁了!村长廖晓义携全村同仁,向所有见证、参与和支持了地球村15年成长的良师益友问好!

    三年前的今天,地球村举行了一次隆重的12周年生日庆典,请来了很多的同行和师长。有人问我十二周年的生日怎么搞得这么热闹,我说地球村是鼠年注册的,2008是地球村的本命年啊!没有人问我这次隆重的本命年生日会为什么以乡土为主题,还有来自云南的普洱茶和贵州的香禾稻,以及普米族的姑娘与侗寨的小伙儿表演的带着泥土芬芳的歌舞。当时我并不知道,原来那是我们的乡土情结冥冥之中凝聚而成的回乡典礼。两个月后,5.12汶川地震,我率队来到极重灾区的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在红十字基金会、李连杰壹基金、南都基金会、友成基金会等公益基金的支持下,与当地政府和村民一起,在废墟上建立了一个以生态民居为特色的生态乡村——红十字乐和家园。又过了两年,我应重庆巫溪县委政府之邀回到我的祖籍巫溪,参与全县的乐和家园建设。巫溪的自然山水、百姓民风和政府团队,蕴生了我对于这个地处川陕鄂边界的53万人的家园、巫文化的故乡、生态文明的实验场深深的眷恋。

    3月6日,农历惊蛰,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时节,巫溪乐和家园三个试点村的经验交流会会场,我和地球村团队与村民们以及留守儿童为主的娃娃团们一起,举行了地球村15周年的生日庆典。“我是乐和鼠、行走乐和路、住的乐和村、吃的乐和谷。。。。。乡村是母体、孝子来养护、返朴归天真、同走回家路!”3年前我在北京城里写的这支乐和谣,被今天由巫溪本地大学生组成的乡建团队在田野和农舍旁朗读,让我不胜感慨:三年前的一个憧憬,渐渐成为可以触摸的现实,落地的感觉真好。

    当地球村的巫溪团队在田野里唱着乐和谣的时候,我们在四川彭州和北京密云的乡建团队以及在东四奥林匹克街道的社区团队,也用践行者的声音同唱着生日歌。15年前我从美国回到北京,创办了地球村,和志同道合者们一起,让地球村成了一个立足本土、关注乡土、扎根泥土的公益组织,我们为踏在泥土上的感觉而欣慰,同时我们始终保持着思考者的习惯并且不断地从脚板心冒出思想,并和众多的媒体朋友一起摇动着思想的风铃。我为村里一路坚守一路同行的家人们而感动,为帮助过地球村的亲戚朋友们而感激,为我们能够走上这条渐入佳境的公益之路而感恩!

     15岁的地球村,是一个奋发的少年,有着学习的喜悦也有着成长的烦恼,愿大家继续关注她指点她帮助她,也愿这只乐和鼠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赤胆忠心柔肠侠骨同筑乐和家园

    敬天惜物返朴归真共享幸福人生

    兔年乐和!

 

 

互联网购物瑕不掩瑜

----博克中国专栏文章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1年3月11日

    互联网购物已经成为人们现在和将来的重要购物方式,电子商务作为中国互联网最有前景的领域,在缩短商业流程、提高效率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在这成就背后,也隐藏着“恶”的问题,那就是假货。由于出现了许多欺骗现象,使这一新生事物遇到了质疑。网络购物还能坚持下去吗?当前社会的道德水平能支持这种新的消费方式和新技术吗?

    我的判断是:能!中国有许多这样的成语,如:不能因噎废食,某某事瑕不掩瑜,小问题不影响大方向......如果对人类发展的前景失去了信心,人们很难得出这样的判断。但我认为中国的社会还是有希望的,中国人的道德水平还是不断提高的。

    今天的中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越来越文明,一部分享受了发展和增长好处的群体越来越遵守社会的商业法规,中国正在从一个缺少法治习惯的国家转向遵纪守法。第二个方向是堕落,一部份被挤出发展和增长行列而游离在贫困边缘的社会群体,只有以堕落的手段在社会上谋生。他们的欺诈和失信是维持他们生存的手段。所以,当前社会部分群体的道德败落,往往是社会发展不均衡的结果,使过度商业竞争的结果。

    从今年的两会内容看,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将越来越重视均衡发展,重视民生,中国人民将越来越有尊严地活着。如果未来的社会使大多数人都可以体面的生存,那么,任何商业模式都可以正常发展和运行。

    当然,互联网购物属于高信用的商业模式。这个行业在运行过程中,肯定要进行千百次地试错。只有在多次的试错当中,在艰苦的打假之后,消费者和商家才能找出正确的交易模式。 猫捉耗子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内容,恶的本性永远都不会消失。任何新技术的诞生,对社会信用都是一次考验。中国人的信用如何建立?将是比追求GDP还要困难的事情。它不仅牵扯到经济行为,更联系着政治精神文化等领域。

    衣食足知廉耻,仓廪足知礼节。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重新追求平等、平均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如果改革继续拉大社会贫富差距,那么任何商业领域都不会有道德,有信用,甚至还会爆发新的革命。

 

 

 

一组经济信息


美财政部:中国持有1.16万亿美国国债

FT中文网 2011年03月02日

  美国财政部对外国持有美国政府债券的数据进行了大幅修正,目前估计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超出先前预期,而英国的持有量仅为先前估计的一半。周一发布的这些数据显示,对于中国减持美元资产的忧虑或许有些言过其实。

  道明证券(TD Securities)策略师理查德 吉尔胡利估计,新发布的数据意味着中国42%的外汇储备为美国国债,而此前的估计为32%。“这些数据显然表明,人们对于中国减持美国国债、对储备资产进行多元化调整的担忧有些过度,”他说。“目前他们仍然是最大的(外国)持有者,而如果你担心的是持有者过于集中,那么顾虑仍然存在。”

  修正后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拥有1.16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而两周前公布的估计数字为892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将英国的估计持有量从5410亿美元,大幅下调至2720亿美元。这表明,过去一年海外对美国国债的强劲购买,很大一部分涉及到将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投资者。

  修正后的数字同时显示,外国央行减持了私人部门债券、转而大幅增持美国国债。外国央行目前总计持有美国国债3.156万亿美元,而此前的估计为2.8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将海外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量,从4.373万亿美元向上修正至了4.44万亿美元。

    新的数字或将缓解人们对于以下情况的担忧:即一旦美联储(Fed)第二轮量化宽松(QE2)举措下的债券购买计划于6月份停止,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可能会大幅下滑。即使是按照修正后的数字,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仍少于美联储自身。美联储目前持有1.205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预计到6月底QE2结束时,将达到1.6万亿美元。

 


中国要停止购买美国国债,放任人民币升值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所长 余永定

朝鲜日报记者 方显哲 2011.03.02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上月24日接受本报采访, 就人民币升值的必要性提出了新观点。如果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美国国债的吸引力就会下降。他认为,即使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也不要干预。他说:“要从中国是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角度看待中国人民币升值问题。”

    截止到去年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601万亿美元。他一直提出了人民币升值的必要性。余永定在牛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此次访韩是为了出席“Global Korea 2011”活动。以下为采访摘要:

    我为何主张停止购买美国国债?美国的国家负债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0%,而且美元也在贬值,未来美国国债价格下降的可能性很大。届时中国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中国得以保持出口的繁荣,汇率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一直推行出口鼓励政策。更何况中国的经常项目收支顺差不是造成美国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原因。美国为了消费欠下巨额债务,从国外借取国内不足的资金购买消费品,因此产生了经常项目收支逆差。

    如果中国不购买美国国债,不就会推动国债价格下跌吗?不仅是中国,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东亚国家也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他们要联合起来与美国进行谈判。如果各自抛售,都会蒙受损失。要团结起来(也就是说,为了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国债,与美国进行谈判)。

    防止经济过热,最为关键的是什么?是投资。中央政府正在努力控制房地产投资,但地方政府鼓励基础设施投资,正负因素发生冲突。如果中央政府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潮,中国经济就会走向过热,但这种可能性不大。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通货膨胀。这也是主敌。中国已开始上调利率,政府用法律和规制来控制房地产泡沫。在政府政策的调控下,中国经济今年将取得9%的增长。

    因为干旱等气候变化,食品价格将上涨10%以上。工资上涨趋势也将持续。生产成本上升将立即反映到价格中。但钢铁等产品处于供应过剩状态,因此也存在遏制物价上涨的因素。为了减少经常项目收支顺差,人民币将进一步升值。但升值幅度难以预测。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3-03 12:25:46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社会融资总量”:央行更新货币政策中间目标

央行更新货币政策中间目标  社会融资总量正式出水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1-02-17

    2月17日,酝酿多时的货币政策调控新工具 “社会融资总量”正式出水。当日,央行网站发布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的署名文章《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及意义》。

    按央行给出的框架,社会融资总量=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其他。这一指标为一定时期(每月、每季或每年)的新增量。

    央行称,2002-2010年,我国社会融资总量由2万亿元增至14.27万亿元,年均增长27.8%,比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年均增速高9.4个百分点。2010年社会融资总量与GDP之比为35.9%,比2002年提高19.2个百分点。

    尽管央行这一创新思路已十分明确,但争议仍存。在央行公布上述方案前数日,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博客)在博客发表文章称,社会融资总量实际上很难取代社会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他认为,由于各种融资渠道多且分散在不同市场,监管部门也不同,要确定和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节奏非常困难。更重要的是,各种融资渠道并不都会创造新货币投放。一般只有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才会增加货币投放。

    2010年社会融资总量14.27万亿

    去年12月起,“社会融资规模”一词便频繁出现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央行2010年年度工作会议及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有关公告中。决策层拟启用社会融资总量这一指标,逻辑直指现有金融统计指标的不足。正如盛松成所言,新增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

    据统计,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6.33万亿元,为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的79.7%;而2002年仅为8.7%,当时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仅1614亿元,尚不足2010年的零头。

    盛松成认为,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快速增长源于三方面:一是直接融资快速发展。2010年企业债和非金融企业股票筹资分别达1.2万亿元和5787亿元,分别是2002年的36.8倍和9.5倍。二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作用明显增强。2010年证券、保险类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资金运用合计约1.68万亿元,为2002年的8倍。三是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大量增加。2010年实体经济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从金融体系融资分别达2.33万亿元、1.13万亿元和3865亿元。

    由此,“社会融资总量”指标,从机构看,涵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从市场看,包括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在前述社会融资总量公式中,“其他融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公司贷款、产业基金投资等。盛松成还称,未来条件成熟,可将如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等计入社会融资总量。

    新目标的技术难题

    社会融资总量被盛松成定义为“更为合适的统计监测指标和宏观调控中间目标”。他认为,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目标 M2和新增人民币贷款 特别是在某些年份更受关注的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准确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

    央行统计数据也显示,尽管自2002年以来,银行间接融资比例,即人民币贷款占整体社会融资总量结构由2002年的92%降至2010年的55.6%,但银行体系提供的融资(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占比并没有呈现大幅下降态势,2002年为93.1%,2010年为85.4%。

 

 


今年年内中国所有外贸业务均可用人民币结算

新华网记者 王培伟、王宇

3月2日

    记者2日从央行获悉,人民银行日前在北京召开了“跨境人民币业务暨有关监测分析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央行今年将继续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力争将试点扩大至全国范围。

  央行提出,随着我国与全球经济金融的融合日益紧密,市场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需求将进一步上升,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及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将不断增强。为此,应加快金融市场发展,继续有序放宽跨境资本交易项目的管制,增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能力,为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创造更加便利、宽松的政策环境。

  据悉,央行此次会议部署了2011年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四项工作:一是继续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完善相关制度,力争将试点扩大至全国范围。

  二是稳步扩大人民币在跨境投融资中的作用。实施好跨境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继续开展外商直接投资境外项目人民币融资等个案试点,积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人民币对外负债等问题。

  三是有序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继续落实境外相关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工作,积极回应境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的需求。

  四是继续扩大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协议的签订,落实已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和本币结算协议,鼓励互换资金用于贸易投资。

  2010年,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扩大,结算量显著上升。据央行数据,截至目前,试点地区已经扩大到全国20个省份,参与试点的出口企业由最初的365家增加到2010年底的6.7万多家,2010年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5063亿元。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3-05 20:58:5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听着不像中国话:"中国银行行长:人民币年升值3-5%较适宜"

人民币年升值3-5%较适宜

中国银行行长  李礼辉

2011年 03月 05日

    人民币一年升值3%-5%是适宜的。人民币快速升值无疑将会影响出口企业,出口企业多为中小企业,利润空间比较小。在目前情况下,人民币应当以较缓慢的速度升值,比如一年升值3%-5%,这样的速度是均衡的,出口商也可以承受。

    2005年7月,中国政府重估了人民币汇率,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21%。2008年7月,全球经济衰退开始冲击中国经济,中国政府实际上重新恢复了人民币盯住美元的作法,不再允许人民币升值。2010年6月,中国政府宣布将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亚洲汇市周五尾盘,美元兑人民币6.5686元,人民币的这一汇率水平较去年6月份上升了3.9%。

    截至2010年底,中国银行境内行跨境人民币业务达到人民币1,600亿元,境外跨境人民币业务总计人民币3,500亿元。最近几个月,中国政府加大力度推出包括货币掉期和外汇期权在内的更多对冲工具,以便企业应对不断上升的外汇风险。中国目前不断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允许人民币逐步升值并扩大人民币在海外贸易和投资结算中的使用,外汇风险因此增加。

    中国银行目前没有收购计划,但会继续在海外市场设立新的分支机构,特别是在东南亚和欧洲。中国银行目前在中国大陆以外的近3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李礼辉还表示,中国目前的存款准备金率已处于高位,可能已没有进一步上调的空间。继去年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后,中国央行今年以来已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的存款准备金率是从2月24日起执行的19.5%。

    2011年银行的存贷款利差会较去年有所扩大,因为在信贷紧张的情况下,银行在信贷谈判中的地位相应提升。他说,中国银行今年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增速会低于2010年。中国银行可能会启动补充二级资本的融资计划,比如发行债券,但未来两三年没有股权融资等补充核心资本的融资计划。由于2009年的信贷激增导致资本缓冲不足,中国银行去年筹资人民币1,000亿元,以补充资本缓冲资金。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3-03 11:18:30 +0800 收件人:抄送: 标题: Barry Eichengreen:美元统治地位已经走到了尽头

美元统治地位已经走到了尽头

明报

2011-03-02

    自北非中东危机年初开始以来,美元不升反跌,引起市场关注美元或已失去资金避风港的地位。美国知名经济学家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更指出,美元垄断世界时代濒终结,原因是避风港地位及另外两个支撑美元的支柱已岌岌可危。

    艾肯格林上月获《经济学人》评选为金融危机后五大最有影响力经济学家之一,与「末日博士」鲁比尼并列。他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美元的统治地位渐渐消失,未来10年将改为多种货币逐鹿的格局。

    艾氏称,美元垄断地位基于3个原因,首先是美元计价的证券市场极其庞大,美元金融衍生工具丰富,人们可用这些工具对?美元汇率风险,美元因此成为各地锺爱的交易货币。其次,美元是全球资金的避风港,金融危机一出现,投资者都跑去买美元,这是因为美元流动性高。第三,虽然瑞朗及澳元这些货币都以稳定见称,但规模太小,难以挑战美元地位。

    但艾氏认为,这三支柱现在都不稳健。首先,技术革新逐渐威胁美元的垄断,现在人人都可用手持电子产品,实时比较不同货币计价的价格,企业及证券商不一定需要美元报价。其次,美元50年来首次遇上对手,那就是欧元和人民币,艾氏指出,美国评论虽然往往低估欧元的持久力,但欧洲国家政府不会放弃欧元,欧洲削赤决心亦较美国大,而且还会发行统一的欧元债券,可望作为央行储备的美债提供替代品;中国亦加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最后,美元有失去避险地位的危机,外国投资者持美元除了因为流动性外,也因为美元资产安全,美国政府过往一直履行财务责任,但美国现时负债已达GDP的75%,负债愈滚愈大。艾氏警告,人们会怀疑美国会否任由美元贬值去减少债务负担,他估计,美国汇价可能下跌约20%。

    过往一旦出现政治或经济危机,资金都会流向美元避险,但自年初中东北非局势不稳以来,瑞郎和日圆这些传统避险货币都走高,美元却不升反跌。《金融时报》引述业界人士指,美元下挫跟市场担心高油价有关。市场忧虑高油价可能导致资金由石油入口国流走,流往石油出口国的主权基金。UBS的外汇策略部主管曼苏尔(Mansoor Mohi-uddin)指出,石油出口国的主权基金多分散资产,所持美元资产较传统央行少,油价高增快了储备多元化的过程。

    美元下挫另一因素是加息预期。欧元和英镑都因为市场憧景加息而走高,反观美联储局被认为对通胀警觉不高,令投资者?避美元。不过,曼苏尔警告,不应对美元看得太淡。他指出,油价2008年高见150美元后,美元大幅反弹,自中东危机以来,股市下挫幅度不多,但当投资者开始担心高油价会重重打击经济时,股市将下挫,届时加息预期稍减,美元便会反弹。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1-03-06 23:30:0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震惊大港韩国快船大量职业背工蚂蚁搬家偷运中国粮食真相揭露

韩国粮食自给率25% 严重依赖从中国进口

----震惊大港的韩国快船,大量职业背工蚂蚁搬家式地偷运中国粮食

dhnono 2009-11-23

    为什么我们的粮食价格飞涨?原因很多有个原因就是大量韩国背工他们乘快船到青岛然后什么都不干,背上码头上粮食贩子准备好的各种零食如大米,芝麻,绿豆,辣椒,枸杞,茶叶等各种生活物资再坐船回韩国谋取暴利。每天有大量的粮食就通过这种蚂蚁搬家的方式运到韩国各种渠道的粮食外流导致国内粮食价格暴涨。我们老百姓就要承担高粮价我们中国自己的粮食都非常紧张高价进口凭什么还要低价卖给其他国家?建议相关部门出台政策堵住这条粮食外流的通道。

    楼主说的是真的,不仅韩国人这样干,还有很多为了私利的卖国贼也这样干。中国由于国家补贴农业,农产品价格比国外便宜,现在往国外走私农产品的很多很猖狂。多到我们想象不到的程度。不信可以查海关查到的走私粮食的案件。其实这个事有关方面都知道,而且那年世界粮食紧张时有关方面还禁止了一阵子,不过到底国家在这方面不知是不是禁止不得而知,反正在那里的很多粮食贩子都在那里驻点,专门往韩国船上倒粮,量是不小的。

    一季度韩国进口大米192167吨,比去年同期增长4.6%。从我国进口148179吨,增长3.6%,占总进口量的77.1%,进口均价是587美元/吨。韩国进口大豆361423吨,增长35.8%,从我国进口91854吨,增长37.4%,占总进口量的25.4%,进口均价692美元/吨。

    小麦及面粉全部依赖进口,小麦主要从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进口,面粉主要从加拿大和我国进口。韩国一季度进口小麦595792吨,比去年同期增加11.5%,进口均价达到了458美元,上涨59.0%。进口面粉20638吨,比去年同期增长51.0%,从我国进口5946吨,比去年同期增加60.1%,进口均价335美元/吨。韩国从加拿大进口均价是685美元/吨。

    玉米主要从巴西、美国和我国进口。今年一季度进口总量为395997吨,比去年同期减少11.8%。从我国进口51630吨,仅为去年同期392307吨的13.2%,进口均价是325美元/吨。韩玉米粉的进口主要依赖我国。今年一季度进口总量为21883吨,比去年同期的11399吨增加92.0%,从我国进口20007吨,比去年同期的9226吨增加116.9%,进口均价为348美元/吨。

    韩国大宗农产品的进口适用调节关税,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大豆、小麦和玉米等依赖进口的品种征收较低关税。近年来执行的进口关税为小麦1%、玉米1.5%、大豆0.5%,为了应对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从今年一月开始,进口关税调整为小麦0.5%、玉米0.5%,大豆降为零关税。韩国每年的义务米价需花费4-5000亿韩元。
 

 





发件人:"x8b8x8" <x8b8x8@163.com> 2011-03-06 13:39:4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卢映西投稿

让主流经济学见鬼去吧!

江苏南京财经学院副教授 卢映西

2011年3月10日

  作者按:近年来,不断冒出一些头上长角的中国幽灵,在经济思想的星空中游荡。大家熟悉的,有宋鸿兵先生的《货币战争》系列。去年,何新先生老骥新唱,推出巨著《反主流经济学》。接着,蔡定创先生著书《货币迷局》,直斥主流经济理论界的僵化与麻木。更近一点的,有黄卫东先生的《我国十大荒谬经济现象》,端宏斌先生的《一个并不荒诞的寓言》和《为何中国人没钱购买自己产的商品》,都让主流经济学很难堪。

    当然,让主流经济学难堪的远远不止这些,随便上网浏览一下,就能发现这种曾经风光无限的“显学”早已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了。在这样的时势之下,我写这篇文章,不指望能写出多少新意,只是想在必定要死的老骆驼背上再添一根稻草,促其早死。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楚了,只要这种祸国殃民的伪学问不死,绝大多数人就不可能有好日子过,极少数过上好日子的幸运儿,也好不过三代。

  一、稀缺性及其破绽

  每一个学过经济学的人都会记得,在上《微观经济学》第一课的时候,老师总会给学生讲解稀缺性这个概念。所谓稀缺性,是指相对于人的无限欲望而言,用于满足欲望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即资源总是处于稀缺的状态。正因为存在稀缺性,才需要经济学来研究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如果是相反的情况,欲望有限而资源无限,那么经济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有一本美国的经济学教科书还谆谆善诱地说:“一个简单的智力实验可以证明这点:假如所有社会成员都被要求开出他们在无限收入下所想购买的物品和服务的清单,你认为这些清单还会有结尾吗?”那意思是说,把你想要的东西一个个数出来,当发现怎么数也数不尽时,你就明白什么叫欲望无限了。

  上面说的就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一块基石――稀缺性假设。每一个进入经济学殿堂学子,第一步都必须踏上这块基石。多少年来,石上过客不知凡几,但极少有人在这块入门基石上停下脚步,细细端详,敲敲打打,看看它是否足够坚实。

  现在,假设我们都是真懂点数学的人――不是指有多高深的理论造诣,而是指至少知道 “无限”、“无穷”等概念是数学专有的研究对象,不懂数学的人在使用这些字眼时,其实是不能确切地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真懂点数学,就应该看出,上面通过数数来理解“无限”的方式是错误的。例如随便到一个海边的沙滩上数沙子,也是怎么数都数不完的,但我们不用数就知道,整个地球的沙子总数是有限的。在无疑处有疑,在有疑处发现破绽,所有重大科学发现的开端,都大体如此。

  在继续对稀缺性假设穷追猛打之前,我们先来学习何新先生的一个基本观点:“每个致力于为国家和国民服务的经济学家,他们首先应当把国家利益、国民利益、国民经济的利益置于学术研究的首位目标--而不是去考虑什么‘稀缺性’,以及抽象的全球资源如何得到最佳配置这种炼金术问题。”

  一看到“稀缺性”,马上洞悉对方玩的是“炼金术”,这就是传说中的“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

  二、欲望无边,奈何能力有限

  仔细思考一下就能了解,现实中的生产只需满足人们的消费能力即可,并不需要满足漫无边际的消费欲望。欲望包含主观想像的成分,能力必有客观制约的边界。具体地说,消费能力受制于三大因素: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预算(收入)约束。

  关于人的消费能力不可能超越自身的生理约束,自古就有格言:“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常识,主流经济学在解释欲望无限时,也说不出有哪一种消费品,无论数量多大都无法满足人的消费需要。它只能似是而非地让人们相信,我们有能力消费无限多种消费品。下面我们给出两个基于常识的假设,从时间约束的角度展开论述。

  假设一:消费活动与生产活动一样,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

  假设二:可被人支配的时间是有限的。

  由假设一,消费每一种消费品都要耗费一定时间;由假设二,人们从事消费活动的时间是有限的。于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只有一个:任何人都不可能具有消费无限多种消费品的能力,即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时间约束。

  费了这么大的功夫,我们只是重新证明了本来就众所周知的常识: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可是,只要被似是而非的稀缺性假设忽悠,人们就容易迷失方向,钻进死胡同。

  三、新假设展开新蓝图

  上面的论证,已经抽掉了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整座经济学大厦不可避免地坍塌了,尽管有些残砖碎瓦可能还有重新利用的价值。现在我们需要在这片废墟上重建一座新的经济学大厦,首先要做的,就是奠定一块真正稳固的基石。这项工作已经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完成,他在2007年提出了“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即假设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和需要都是有约束的。这个假设的提出,可以说是经济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一个理论体系中,改动一项基本假设,更换一块理论基石,稍有学术常识的人都能掂出此举的分量。很多科学大革命,都是从改动基本假设开始的,比如从欧氏几何到非欧几何,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遗憾的是,这些大革命我们中国人都无缘参与。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即将到来的经济学大革命,很可能是由我们中国学者发起的!下面我们就要看看,以双约束假设代替稀缺性假设,会给我们展开什么样的理论蓝图。

  稀缺性假设实际上为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预设了一个“有限-无限”的基本模式。与此不同,双约束假设推出的基本生产和消费模式是“有限-有限”。前一模式已被前面的论证推翻了,后一种模式在理论上尚有发展的空间。

  在“有限-有限”模式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的进步对于提高生产能力具有明显而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对于突破消费能力的三大约束则效果不彰。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有认识:“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更为准确的模式应该是“大-小”模式。于是,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一种现象将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生产过剩。特别是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不仅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而且两者的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

  四、生产过剩原来是老问题

  “有限-无限”模式与“大-小”模式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生产过剩。“有限-无限”模式的直接理论含义是消费品的生产越多越好——消费品的数量越多,品种越丰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就越高。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中,显然没有生产过剩的位置。但理论上不承认,并不能抹杀生产过剩现象的客观存在,而且自古就存在。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宋朝一对平民夫妇的经济生活。这对夫妇男的叫武大郎,女的叫潘金莲。每天早饭后,武大郎一会儿功夫就做出一担炊饼,然后挑上街卖,至晚方归。潘金莲整天在家无所事事,“只在帘子下磕瓜子儿”。我们看到,当时的生产过剩现象已经十分明显:一会儿功夫产出的商品,需要一整天才能销售出去,而且有一半人口根本不用参加生产活动。正因为有闲,才“合当有事”,引出潘金莲和西门庆的一段孽缘。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但故事背后的深层原因竟是生产过剩,在此之前好像还没人看出来。

  按常理,生产过剩,即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应该是好事,应该能让人人都丰衣足食。那么,为什么生产过剩现象自古就有,而贫困现象也是自古就有呢?症结在于不合理的制度。制度不对,生产过剩不但不能造福社会,反而会成为贫困的根源,正如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所说的:“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

  我们知道,在古代,贫富分化已是普遍现象,即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私有制条件下,当社会上的财富已积聚于朱门时,朱门外的人想致富,只能指望朱门里的人多买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但是,上门推销酒肉,人家已经酒肉满仓;要求进门当仆人,人家已经奴仆成群。于是,只要已富者的消费能力饱和,未富者就不易找到致富之路。也就是说,生产过剩固化了贫富分化的状态。

  五、从隐到显的生产过剩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就有思想家试图在不触动私有制的前提下解决贫困问题,办法是让有钱人在正常的消费能力饱和之后,再开发一些超常的消费项目,例如鸡蛋、木柴在煮烧之前,先要雕饰一番;丧葬时,要开掘巨大的坟墓,制作豪华的丧服,打造大型的棺椁。这种用奢侈浪费的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想法,非常前卫。在西方,直到18世纪初,曼德维尔才在他的成名作《蜜蜂的寓言》里提出类似的观点。

  但是,在古代社会,主流的观念还是崇尚勤俭节约。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微观地看,勤俭节约总是对家庭经济有利的,那时人们不可能有看待经济问题的宏观视野。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只要土地兼并现象不是十分严重,生产过剩问题尚不至于酿成对抗性矛盾。在极少数的巨富和赤贫的家庭之间,是大量的自耕农,他们的生活状况与武大郎一家相似:温饱无虞,致富无门。这时,生产过剩的表现形式是人们有大量闲暇时间,可以不停地磕瓜子。多余的生产能力窝在家里虽然是一种浪费,但对社会没有什么致命危害,所以农业社会的经济制度具有超稳定的特点,一个朝代可以持续几百年,即使改朝换代,经济制度仍会基本上沿袭前朝旧制。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个人数庞大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与过去的农民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已经失去了作为生存保障的“一亩三分地”,一旦失业,就断绝了一切生活来源,连瓜子都没的磕了。偏偏生产过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正是失业,而且会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造成大量失业。生产过剩到了这个时候才真正成为令人头痛的问题。

  六、姓资与姓社的生产过剩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条件下,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是一对无法调和的对抗性矛盾。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仍在努力调和这对矛盾。他们不断从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中得到启发,推行刺激消费的政策。后来凯恩斯提倡政府扩大开支,搞赤字财政,更是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二战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干脆来个双管齐下,一方面政府搞赤字财政,另一方面让消费者个人也搞“赤字财政”,即消费信贷。庞大的生产能力首先把少数富人的消费能力填满了,然后再把当期支付能力不足、但分期偿债能力充足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也填满了,接着,只能在偿债能力不足的穷人那里挖掘消费潜力,借钱给他们买房,结果就是众所周知的次贷危机。
看来马克思是对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确实是不可调和的,任何企图调和矛盾的方法都只能推迟而不能阻止经济危机的爆发。问题的症结还是我们上面所说的,生产过剩本应是增进社会福利的积极因素,但在私有制之下,积极因素被扭曲成了消极因素。分析到这里,我们应该能充分理解,为什么从傅立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有一个主张是一以贯之的:消灭私有制。

  消灭了私有制,问题解决了吗?那就要考察一下在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过剩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我们还是从解剖个案入手。1978年,美国记者杰伊·马修斯到广西桂林的一家国营工厂参观,他记载道:

  “同中国大多数工厂的情况一样,桂林丝厂的工人看来并不是干劲十足的。就业保障、退休金保证以及其他一些好处促使中学毕业生拼命挤进工厂去工作。因此,许多人都挤进了本来就已经过多的工人行列。生产线上工人过多使工人长时间地闲着。当我走进一个车间的时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边桌上的另外三名女工聊天。我一进去,她们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好奇地朝我张望。在我逗留的几分钟里,只有一个女工干了活,而没有一个女工说得清楚她们的生产定额是多少。”

  后来,学者们把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人浮于事的状况称为“隐性失业”,这其实就是生产过剩在新制度下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形式跟农业社会的情况很相似,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但多余的生产能力却在看不见的地方浪费了。不同的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在家里磕瓜子,国营工厂中人们在工作岗位上磕瓜子。所以,这种情况肯定是有很大改进空间的,改革是必要的。问题是,向什么方向改?向资本主义方向改,如上所述,肯定是没有前途的。我们现在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经济。既然私有制和公有制都未能妥善解决生产过剩问题,那么两种所有制的简单混合同样不可能解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会遇到生产过剩问题这一点,我国经济学家王建和王东京都曾有过相关论述。概而言之就是:问题尚未解决,同志仍须努力。

  七、生产过剩的现代形式及我们的任务

  如果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统称为现代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可把生产过剩在现代的表现形式总结如下:

  第一,产品积压或产能过剩。在过去信息技术比较落后的时代,生产过剩往往表现为产品的大量积压,甚至经常发生类似“倒牛奶”那样耸人听闻的事件。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产品大量积压甚至不得不销毁的事情比以前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生产能力闲置的普遍化,即产能过剩。

  第二,失业。失业其实是产能过剩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劳动力闲置。

  第三,企业利润率呈下降趋势。在快速扩张的生产能力压向有限的市场容量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必然会越来越激烈,从而导致利润率不断下降。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必然导致虚拟经济的虚假繁荣。

  第四,经济危机。这是生产过剩最为激烈的表现形式。

  时至今日,产能过剩、失业(贫困问题与此密切相关)、利润率下降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等等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挑战,主流经济学在这样的挑战面前已经屡战屡败。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败因何在:主流经济学完全无视生产过剩问题的存在,怎么可能找到解决办法?

  所以,是时候搞一场经济学大革命了。这场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妥善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找到一种合理的经济制度,使本应是积极因素的生产过剩重新还原为积极因素。只要实现观察经济问题角度的根本性转换,从资源稀缺视角转到生产过剩视角,这个任务应该是不难完成的。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10 10:30:2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中国大陆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

中国大陆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

郎咸平

2011年2月27日

  中国改革开放造成的巨大奇迹之一,就是形成了西方国家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则是低工资高物价的新的经济现象。由于把中国的低工资和高物价结合在一起,把美国的高工资和低物价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要远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距。在实际生活中,美国工人仍然能够独自一人养活一家子四、五口人,而中国工人夫妻俩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还时常还需要爷爷奶奶来接济。

  为什么中美两国工人货币工资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而中国工人供养家庭的能力在下降?甚至下降到了夫妻二人做工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的状况,这种状况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现实呢,答案十分简单:中国财政。无论是美国的低物价,就是中国的高物价,都是中国财政运行的结果。这就是美国政府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

  首先,就美国低物价来说。中国财政补贴一是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按商品发放;二是通过亏损补贴的方式对企业发放。其次,就中国高物价来说,则是中国实行高额税收和通货膨胀的结果。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税收,超过商品本身近1.8倍。如此惊人的高额税收加到商品价格里面,自然会造成物价高高在上。

  如果灾难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是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老百姓同时还要承担因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货膨胀的损失。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汇率比大约1比7来增发7元人民币来平衡,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大约2.3万亿美元,国内由此增发的人民币超过16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 3.4万亿市场货币流通量(M0)的近5倍,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大幅度贬值,物价自然会相应大幅度上涨。

  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让中国老百姓欲哭无泪的荒谬现象:中国出口商品越多,赚取外汇越多,老百姓就越倒霉。如果中国不出口商品,而是用于国内百姓生活,既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会发生对外财政补贴;或者退一步来说,如果中国出口商品白白送给外国,不收取美元,国内也就不会增发人民币,货币也不会贬值,中国老百姓的损失也会小一些。可现在却是,生产的商品出口到了国外,由出口商品换取的美元也借给了国外,而把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了国内市场上,变成了没有任何商品做基础的“纯粹废纸”。由于这些增发的“纯粹废纸”与现有货币一样流通,必然会造成现有货币大幅贬值和物价大幅上涨。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损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连手里的货币财富都在遭受贬值损失。

  反观美国情况恰恰与中国相反,美国市场上的货币流向了中国,中国的商品流入了美国市场,由于市场上货币减少商品增加,必然导致物价下降,美国老百姓手里的钱便能购买更多商品。再加上流向中国的美元又通过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到了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可以用中国的这些钱来增加公共品的供给,能够进一步起到降低物价的作用,提高美国老百姓货币的购买力。

  如果是站在中美两国老百姓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国家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将更加清楚,中国老百姓生产的商品,被美国老百姓用美元买走了,美元被中国政府拿走了;美国老百姓得到了商品,中国政府得到了美元,而中国老百姓唯一得到的,就是手里现有货币的贬值。

  结果就是,美国给中国印发美元纸币,中国给老百姓印发人民币纸币;美国用这些纸币为美国老百姓换来了所需要的各种商品,中国则相反,用这些纸币从中国老百姓手里换走了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而形成这个财富魔方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的分离: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市场上,不断稀释着老百姓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这就是美国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3-03 18:56:51 +0800 收件人: <dipstudynk@yahoo.com.cn>, <glongzy@live.cn>, <zhongyingpang@gmail.com>,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人掌握了美国的命运" ?

中美“双核经济”的断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帆

2011-03-03

    最近数月里,中美两国在经济方面各自做出了一些调整,有些是为了应对国内经济之需,有些是针对外部失衡。但不论初衷是什么,这些调整将会中长期对两国的经济发展、经贸关系,以及全球经济再平衡产生影响。到目前为止,中美两方面的变动,都是朝着同样的方向,即均衡方向发展。

    在美国方面,短期经济情况向好。全球资金也正重新流向美国。从中期看,美国给人的第一个感觉是在拼命“瘦身”,这包括企业和政府两方面。企业的瘦身,表现为经济好转的同时,失业率却居高不下,企业雇人极其谨慎,以较少的人员生产较多的产出。

    政府方面的瘦身,则表现为各级政府拼命消减预算赤字。在联邦层面,美国两党都意识到了减小预算赤字的必要性。美国目前联邦赤字1.6万亿美元,占GDP的10.9%。2012年联邦预算计划减少1万亿美元赤字,占目前预算赤字的三分之二;计划在2015年将赤字减少到6000亿美元,占GDP的3.2%。为此,美国将实行5年期支出冻结。在州和地方政府方面,美国多数地方政府要求每年预算必须平衡,为达到这个目标,州和地方政府竞相消减开支、解雇人员,引起民众抗议。

    比如,威斯康星州政府为消减预算赤字,将在两年内解雇12000名政府雇员,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成为头条新闻。纽约市计划在全市8万名公立学校教师中,减少6166名,其中包括解雇4666名,并改革政府人员退休制度。

    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解决问题相对缓慢,不到时机熟透、各方达成共识是无法解决的。现在看来,赤字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解雇职员和消减福利实质上将减少居民实际收入。按照美国工人的数量和劳动质量,相对于其他国家,例如中国),他们目前的实际收入可能偏高。但减少收入在美国现行制度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减少其收入的增长速度(例如冻结工资),或者减少福利(例如改革退休、医保制度)。

    美国的第二个动向,是更加注意寻找新的产业领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资助一系列新兴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它们包括环保节能、新建基础设施等。现在看来,这些产业还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就业来解决失业问题。要产生足够的吸纳劳动力的新兴产业,还必须发挥美国高端服务业的作用。

    美国要分享全球(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利益,就必须使自己的优势服务业面向全球,对全球(包括中国)提供服务,包括金融、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服务。华尔街必须为更多的中国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美国的大学必须吸收更多的中国学生,美国的管理人员需要为更多的中国企业提供管理服务。这样,美国才可能找到能过提供足够就业的、有足够附加值的产业部门,也才能在全球产业中找到容身之地。

    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调整的迹象。经常项目顺差自2007年以来有较大幅度下降,1月份进口相对增长较快,汇率也在持续小幅上调。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看起来也开始发生变化——保持经常项目平衡的思想开始受到重视。随着劳动成本的上升,中国也面对产业重新定位问题,需要在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产业之间的某一点找到位置。

    中美两方面这些变动最理想的结果,是两国能在中长期(10-20年)形成太平洋两岸的互补的双核经济。当然,由于种族、制度、文化的差异,美中两国经济的整合过程中必然出现各种摩擦,甚至产生剧烈冲突。双核经济只是最理想的可能,但也许不过是书生的幻想。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07 11:11:53 +0800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尊敬的各位金融界同仁,您好!这是‘中华元智库’最新战略报告《中国楼市拐点已到》

3600万套保障房与2万亿美元债

----最新战略报告:《中国楼市拐点已到》

中华元智库  张庭宾

    中国“矛盾”:美好愿望与现实约束。一年一度的两会又召开了。3000多代表委员,议论二个多星期,虽然其套路并不新鲜,但或多或少仍会期待。

    今年两会之前,广大网友有点喜出望外。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广大网友网聊时指出,我们计划在今后五年,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应当以公租房和廉租房为主。届时,保障性住房的覆盖率将达到20%,将有力缓解住房问题的压力。这无疑给广大低收入阶层谋划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不过要真正实施到位,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做一个简单的估测,假如这3600万套保障房每套面积60平方米,每平方米综合造价2000元,这笔钱高达惊人的4.32万亿元人民币。每年平均也有8640亿元,这还是在未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这可是笔天量的投资,要知道,2010年初公布的中国社保基金总额也仅仅7765亿元。另外一个可以类比的是,4.32万亿元人民币,按照美元人民币6.6的汇率,相当于6545亿美元,其规模达到最新公布的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数量的一半还多。

    本周的另一个重大信息是,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修正后的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高达1.16万亿美元,仅仅两周前的数字是8920亿美元,一下多出了2680亿美元。这些多增出来的美国国债原来挂在英国名下。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的利率策略师迈克尔?庞德(MichaelPond)估算,真实数据更接近1.3万亿美元。

    这已经不是美国财政部第一次向上修正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字了。2010年2月,当日本再次超过中国成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人的消息传来,仅仅几天,美国财政部宣布修正中国数据,将此前的7554亿美元余额提高到8948亿美元,一夜间多冒出1394亿美元。据说是从香港等地买入的。

    第一次多冒出1394亿美元,从香港;第二次多冒出2680亿美元,从英国;至于会不会像巴克莱的分析师所讲,还有第三笔,约1840亿美元,真的很难说。诚然,如果对于保障房的投入能够拿出购买美国国债的气魄--虽然屡有舆论警告美元贬值的风险,仍不仅明修栈道买,暗度陈仓要买,甚至砸锅卖铁也要买,相信这笔4.32万亿元也是能筹集起来的,但问题是,面对保障房投入,有关部门有这么大的魄力和动力吗?

    现实不容乐观。2009年10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发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2009年全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缓慢,截至8月底,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设完成投资394.9亿元,完成率仅为23.6%。而2010年1月19日国土资源部的数据表明,2009年1至11月,我国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27.54万亩,仅完成年度计划供应量的46.66%。这还仅仅是千亿级的小规模,实施都这么难,那么每年接近万亿级的大手笔谈何容易?关键还是钱从哪里来!指望从存量蛋糕中抠出来,那是很难很难的,温总理在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公务用车、出国等费用零增长,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那么就要靠新增蛋糕,最可能,也最有相关性的是卖地收入。

    可矛盾的是,建保障房恰恰是对楼市泡沫、土地财政的釜底抽薪,在中央严厉调控,各地纷纷限购的情况下,2011年和今后两年土地财政能不减少(去掉通胀因素),那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呢?那只能从仅剩的两大资金池中获得了。这两个资金池,一个是外汇储备;一个是国有企业资产。

    遗憾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大魄力地购买美元资产了。今年2月初,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称,中国至少持有大约2万亿美元美国债券。这除了1.16万亿美国国债(实际可能是1.3万亿),还有约4500亿的两房(房利美和房贷美)债券,而两房已经于2月份宣布破产,指望一个已经破产的企业去还巨额债务,那无论如何是需要超级乐观主义的想象力的。

    在中国购买美国债券已经被深度套牢,期待这时候抛出美债有人接盘,再把这些钱借出来建廉租房,这只具备“纸上谈兵”的可能性,甚至连纸上的可能性都不具备--《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外汇储备借钱给美国政府1.16万亿是合法的,借钱给美国百姓4500亿美元改善住房条件是合法的,但借钱给中国政府盖保障性住房是非法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中国国内上万亿美元的国际热钱大规模外流,它们拿出高价人民币,外汇部门必须兑换美元现金来归还,则不得不大规模抛售美国债券,美债价格必大幅下跌,中国所谓的巨额外储相当可能变成财富噩梦。

    那么,当这一条条现实可能性被封住,最后的可能就是国有资产了。2010年底,央企净资产总额9.5万亿元人民币,净利润8489亿元。即将央企每年利润全部用于保障房仍不够。如果将净资产转卖,先不说能否卖掉、卖的时候是否折价,那么国资对央企的控股地位则会丧失。所以,这就构成了当下中国的一个突出性“两难”,即美好的愿望和现实约束的冲突,这个冲突越大,就意味着希望越大而失望越大,这种失落反而可能激化本来就有的矛盾。

    未来1-2年,这种矛盾会更加突出--其本质是既得利益者的扩张,已经侵犯社会公众承受力的最后底线--此种矛盾越来越失去最后的妥协空间。而在这两种越来越尖锐的对立中,任何劝和拉架的行为都是徒劳的,甚至会让双方火气更大。因此,在这种根本性冲突得以解决之前,中华元不看好中国经济,进一步明确未来1-2年中国经济将探大底的判断。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最坏的局面相当有可能接踵而至,粮食危机、石油危机、楼价大跌、经济危机,乃至社会不稳、周边战争……发生的概率都在增大。

    需要提醒的是,美国这个时候突然公布中国多持2680亿美元美国国债,不顾让某些国内人士相当难堪的情况,也说明美元到了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以此来维护美元的最后信心。这从美元指数周五(3月4日)下跌到76.38可见一斑,因为技术上看,此处美元如果再向下破位,将打开一个新的大跌空间。

    与此相呼应的是,周三(3月2日),国际金价再创历史新高--每盎司1440美元,这让美元利益集团面临空前的压力,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不得不回应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提出的“改良版金本位”的话题,称回归金本位并不可行,并指目前的黄金储备不足以有效支持美国的货币发行量--这个观点毫无新意,被无数人重复过,主席先生只是再重复了一次。对它的反驳很简单--让黄金对美元涨到足够高的价格就可以了。此言对黄金市场影响很有限,仅使金价在周四(3月3日)跌去了26美元,而周五又收复了17美元,收盘在1430.8美元。

    一个对于美国和中国都至关重要的时点越来越接近了,剩下的问题是,谁先倒下,或者两者都倒下,而几乎没有两者同时欢呼雀跃的可能性。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3-03 09:17:0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国企的所谓利润是本应属于国家人民的租金,结果却当成了利润,接着成了高管收入与职工福利。

如扣除垄断利润 国企庞大利润实际是亏损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韩咏红 报道 北京特派员

2011-03-03

   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年会)召开前夕,中国国企的作用与绩效问题再次遭到学者炮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昨天提出统计称,如果扣除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国企对外宣称的庞大利润实际上是亏损。

  报告并指出,政府与国企的委托——代理关系,变成了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国企势必成为打着“为公众(国家)赚钱”的旗号,运用国有资产为自身牟利的利益集团。 课题组负责人、天则所所长盛洪在报告会上尖锐批评说,所谓“国有企业”名实不符。他说:“国有企业已经被内部人控制了,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结论。”

  近年来,中国社会针对国企垄断与职工高福利的意见不绝于耳。与一般批评不同,天则试图准确测算国企的真实成本,说明国企的绩效低于市场平均水平。 报告展示统计称:与民营企业相比,2001年到2008年间,国企少缴付的利息共计2.8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约5506亿新元),地租3.09万亿元,资源租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1198亿元。 报告提出,合计起来国企少付的成本是6.48万亿元,国企享有的上述利益,远大于同时期国企账面显示的4.92万亿元累积利润总额。

    国企福利高

  报告执行负责人赵农又介绍说,国企人员的薪酬比其他单位高13.3%,比社会平均水平高12%,差距并不太明显,但国企内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差距可高达10倍。另外,不少垄断行业的国企和事业单位给员工缴纳20%的公积金,明显高于现行公积金制度原则规定的12%。不过,国企福利最重要的是住房补贴,这包括一次性进行现金住房补贴,例如网通运营公司曾全额计提41亿4200万,把房子直接买下来,低价出售本企业职工;也包括利用国家无偿划拨的用地有进行单位集资建房,这其中也包括了大量的补贴成分。 赵农认为,国企的所谓利润是本应属于国家人民的租金,结果却当成了利润,接着成了高管收入与职工福利。

    存在结构性国进民退现象

   至于最近几年舆论界关注的“国进民退”现象(国有经济扩张,民企萎缩),报告认为,数据并不支持中国在总体上出现了“国进民退”,因为在2001年到2008年之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连年下降,从44%下降到28%,但是存在结构性的“国进民退”。

  报告说,在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等基础类和资源类的行业里,国企占据的比重有明显回升之势。 课题组呼吁对国企进行重新定位,将国企建立成非盈利性的公法企业。课题组成员又援引外国例子指出,认为只有国企才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说法不能成立,例如美国的石油公司都是民营的,却并不影响美国的经济安全,反而中国许多国企由于有国家背景,在进行海外投资并购时屡屡受挫。

  在“两会”临近前夕,天则经济研究所抛出国企改革的议题,显然希望在“两会”讨论中国第十二个五年经济社会规划与经济增长结构转型时,国企改革的迫切性也会引起更大关注。但也有与会学者也私下表示,在当前国内“求稳”的政治氛围下,国企改革大幅迈进的可能性不高。 国企虽然弊端重重,但是鉴于掌握国有资产对于当局维持稳定的意义,一般认为现有国有经济的格局难有重大改变。与此同时,舆论界也一直爱强烈呼吁国企提高信息透明度,退出竞争性行业。 

  成立于1993年7月的天则是北京一个纯民间的智库,资金来源于国内外基金会,以及为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提供咨询服务的所得。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1-03-08 12:51:31 +0800 收件人: "huxingdou" <huxingdou@gmail.com> 抄送: "zdjun" <zdjun@263.net>,标题: 以正道的方式争取民主已丝毫无望,让这些反面教材引导社会误入歧途吧!

房地产调控已误入歧途

北京华远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任志强

2011年3月11日

    1998年的231998年的23号文件终止了福利分房的制度,拉开了货币化分配和房地产市场化的改革大幕。但是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似乎早已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路在何方应向何处去了。

    自2003年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开始,一个明文出现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国家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逐渐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甚至连国家的总理都在怀疑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否流着道德的血液。从而向彻底否定中国住房制度货币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的呼声产生了巨大的羊群效应,国家的政策和社会舆论也开始一边倒的向打倒开发商倾斜了。

    市场中却突显出了一些问题,但问题出在哪里呢?原因是什么却似乎并没有人愿意去弄清楚(或者是明知道而故意不愿意说清楚),而是更愿意一股脑的将全部责任都推给开发商,让开发商这个必须服从于法律、政策与管理的市场经营主体承担全部的市场责任。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福利分房制度?名义上的福利分房实际上是附属于旧的工资体系中的劳动报酬的一部分,因此其对应的是货币化的劳动工资分配的改革。所以分房要依靠于工作关系、依赖于工作单位的财力、工会、职务等所有与劳动报酬相关的背景条件。因此住房限制了工作的自由、缺少了劳动报酬中的鼓励的机制作用也让特权在这种分配中无偿的占用资源、浪费资源和侵吞财富。

    房改售房之后,货币化的劳动报酬分配才落到了实处,让住房实物分配的福利变成了归属于个人的财富,还原了劳动报酬的实质,也终止了权力的腐败在实物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

    福利分房能解决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吗?答案是明确的。1949年时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为4.7平方米,而建国三十年后尽管中国采取了大量的去城市化运动,如三线下乡、知青下乡等城市向农村的移民运动,但1978年改革之前福利分房的结果是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下降到了3.6平方米,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

    改革之后,小平加快了城镇住房的建设工作,但大多数单位的职工平均分房年龄为42.7岁,从住办公室到住筒子楼、再到合居一套房逐次过渡到单元住房,同是并存的住房差别则是中央机构、单位或大国企等有钱或有拨款的单位可以优先分配;而地方的、集体的企业则无能力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并让这种劳动分配的收入差别在住房上不断扩大。

    正如陈志武教授所言,货币化是给人们平等和自由权利的前提,住房制度的改革也许是出于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试图用房地产的市场化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也许是出于财政无能力支付全民的住房分配,不得不用市场化的方式发挥各界的力量多渠道的解决住房问题;也许是中国要打破计划经济的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实现自由的合理配置……

    但不管有多少个也许,可以肯定的是货币化、市场化给了公民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至于死死的将生命中的一切都捆绑在住房的福利分配上。

    当今天人们在讨论收入与房价之间的差别时,是否想到过历史上的福利分配同样是劳动报酬的体现,是一种收入的差别。能在货币化分配中提供高收入的恰恰是在福利分房中能提供劳动报酬补偿的。而当年无能力提供住房福利分配的也恰恰是今天仍无能力提供货币化分配中的收入补偿的。这种收入与住房需求之间的差别并非是因为市场化而造成的,更不是货币化分配造成的,而是天生就存在,只不过变现的方式不同而已。

   过去的收入分配依赖于统一工作分配的企业条件,而今天劳动力有了选择权、有了劳动资本价格、有了创造性和激励机制、有了劳动技能与资本的结合、有了投资市场、有了资本市场和财产性收入,也因此有了更大的收入差别。但市场中的房价并不由无购买能力的收入群体决定,而由收入较高的群体选择,这就是市场竞争与淘汰的结果。

    但市场经济让大多数人成为了受益者,获得了自由、尊严和日益增长的物质消费的满足。1998年非市场化阶段房地产开发的投资仅占全部房地产业投资中的20%,年生产的住房套数仅为130万套;但到2010年房地产开发的投资占到了房地产业投资的78%,而住房竣工的套数翻了几倍达到了560万套左右,占到了全部住宅建设的70%多。可见是市场化、商品化、货币化的改革让更多的人解决和改善了住房问题。全国城镇在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让人均住房面积不是在缩小而是在逐年的扩大了;住房私有化率不是在降低而是在大大提高了;城市住宅的总存量不是在减少而是大大的成倍数增长了,这本是件全世界都公认的飞跃发展与进步的过程,但为什么在中国内部反而成为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呢?

    原因大约在于任何的市场竞争中都必然会有一部分失败者,一部分刚刚参与竞争的弱势者,一部分正在努力攀登的中途者,他们缺少了保障与过渡。

    人们的消费和收入成正比,都会有一个随着年龄、知识、技术、经验的增长而逐步发展的过程。当收入提高时,消费的能力也逐步提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梯次消费的台阶,如住房会先租后买、先旧后新、先小后大梯次升级。这样就要求市场发展的过程提供这种梯次消费的产品、环境,让梯次消费成为可能的现实。

    但中国不是一个从开始就是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国有五十年计划经济住房实物分配制度的历史,而房改一刀切的将全部住房房改并货币化分配之后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断层,即原有租赁的住房全部变成了私有住房(全国不能房改的公房租赁仅剩不到7%,而通常这个梯次消费的台阶要有20—30%的租赁住房),私有住房中用于出租的比例仅占2—3%,并不能有效的形成租赁市场。同时二手房交易市场形成的速度缓慢、税费极高且许多房改房无法进入市场交易。这样就将所有的压力和出口都集中于仅有全部城镇家庭户数2—3%的商品房身上,而每年1000万户的新增家庭面对500多万套的商品房的战争又怎么能让梯次消费的台阶有效发挥作用呢?

    当我们提出要在市场经济中加强政府的保障功能并建立住房保障体系时,政府认为应用购买型的经济适用住房和小户型的普通商品房来代替,把政府应承担的责任推给市场。当我们提出应“居者有其所”而非“居者有其屋”时,政府仍将注意力关注于“两限房”“经济适用住房”上,非得让所有人都必须购买并拥有住房财富,从而让所有的羊群都挤到一条独木桥上。于是本来是一场以解决居住条件改善为主的改革变成了一场以拥有家庭住房财富为主的争夺战,房价成为了住房制度改革的拦路虎。

    住房制度改革到底是改善居住条件让居者有其所,还是为增加家庭财富让居者有其屋,这不仅是个目标也是个路径的问题。

    从全球情况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实现全民的住房财富拥有的目标,即使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和德国也无能力实现这种梦想,但许多国家都分别用商品市场、租赁市场和政府保障的不同方式较好的解决了公民在居住权利问题。而中国却在试图用拥有家庭财富的方式满足所有家庭的住房欲望。

    从经济适用住房从可租可售到只租不售,从经济适用住房减免地价、税费的购买到两限房的出台;从普通商品房的定标减交易契税到70%90平方米,数年的调控都旨在用购买的方式让低收入家庭拥有私有住房财富。直到房价在无数次的调控中仍持续上涨,政府才充分认识到这一政策导向的错误,才最终将政府报告中的“居者有其屋”改为了“居者有其所”并提出了“买不起的先租”,开始实行了租赁性住房的鼓励性建设政策,开始大规模的建设租赁性住房的市场。

    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做的是制定市场规划,并对被市场淘汰者给以保障,而不是直接的参与市场中的经营活动。但在房地产市场中,政府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参与市场的经营活动中,而缺少了政府应建立的保障职能。

    房价在《价格法》中是市场调节价,在住建部88号令中是“交易双方协议价”。被高额征收了土地出让金和土地增值税的商品房本就不属于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民生,而是替低收入家庭提供资金支持和转移支付财力的工具,也因此才有了必须将出让金中的10%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规定。既然房价只是解决非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改善的产品,政府又何须要为非保障的人群而强调对房价的管理呢?

    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政府的财政体制让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让地方政府过度的依赖于土地的收益,土地收益和房地产税费成为政府的主要财力来源,政府从房价中获取收益的比例过多和过高,政府不得不用遏制房价的增长来掩盖政府从房价中谋取暴利的恶名。这大约就是政府真实的目的。

    第一次的土地有偿使用来自于《三资法》;第一次的土地出让来自于深圳的试点;第一次全国的土地出让来自于1991年的55号令;第一次的土地增值税来自于1993年的调控;第一次的土地垄断来自于“土地招拍挂”;第一次的价高者得来自于“8.31”的限制令。而每一次的土地价格上涨都与土地制度的变化相关,每一次的房价上涨都伴随着土地价格的上涨和市场严厉的调控,每一次调控让生产量下降而房价上升时都带来巨大的羊群效应,让需求爆发性不合理增长。没有保障和租赁市场的配合形不成梯次消费的阶梯,必然就只有购房这唯一一条路了。

    房价真的涨得很快吗?北京1989年《人民日报》2月的报道说:商品房价1600—1900元平方米,而当时的消费品物价是多少呢?白菜2分斤、豆角1元斤。看看今天食品物价的上涨倍数远高于房价的上涨倍数,北京今年公布的平均房价约为22000元平方米,与1989年相比涨了13倍,其中土地出让金和土地增值税约为70%,扣除土地出让中的成本,因出让和增值税造成的房价上涨约占50%,那么实际房价仅上涨了不到7倍,其余均为政府额外的收入。

    仅2001—2010年的十年间,土地价格上涨的指数约为房价上涨指数的一倍多,可见房价的上涨因素中土地占了主导地位。但为什么所有的调控措施中都在遏制房价而不限制地价呢?国八条中的“竞地价、限房价”政策恰恰说明了政府明知土地价格的上涨在推动房价的上涨,但宁可限房价也绝不愿意限地价而减少政府的收入!

    许多人说菜价不能与房价并列对比,菜可以不吃,但房不能不住。但恰恰产生的正是“居者有其屋”不是“居者有其所”的逻辑错误。菜不能不吃,这是生存问题,同时是物价成本的基础,否则为什么CPI中食品要占30%以上的比重呢?但房可以不买,买是财富的拥有,住是生存的权利。但是住与房价无关,而只与租赁市场和租赁价格相关。有房住不表示在无能力购房时一定要买房。

    许多人说不能用平均价,我也不愿意用平均价,更愿意用中位数,但中国没有中位数的统计。许多人说北京还有更高的房价,是的,不是每个人都能住在天安门附近。而平均价又恰恰说明还有许多房价低于平均价,否则又怎么会有平均价呢?

    一方面在争论买不起,一方面又都在想买最贵最好的房子,而所有集中于房价高低的争论中,都讨论的是购买财产而不是讨论居住权利。实际居住权利再一次证明与房价的高低无关,而只与政府的责任相关。租房在中国似乎变成了一种耻辱,那么这种教育的结果一定来自于政府长期政策的误导,而既不是来自于市场中的房价。房价的上涨最高告诉社会,住房除居住之外还有投资与保值的功能,不动产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会产生增值收益,但居住权利不等于拥有财富却一定是来自于政策的导向。

    当年的豆角、白菜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但当年的住房与今天的住房相比则在质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设材料的使用、设计的合理性、配套的齐全和节能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停车这一项就能充分显示出新老小区之间的设计差别和生活的方便性差别。而质的变化差别又怎么能仅仅用价格去同比呢?当住房的质量发生了变化之后,价格难道不应发生变化吗?普通鸡蛋与柴鸡蛋的价格还有极大的差别,又何况住房的配套与环境。住房本身的材料与设备的变化都必然影响价格,既然中国的城市越来越好,城市的价值在不断提升,那么又怎么可能让中国新建的住房在城市价值的提升中贬值呢?

    请问最终房改和市场化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让中国的房地产业承担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是为了解决和改善民众的住房条件?

    如果从拉动经济增长的角度看,防止通胀而实行限购大约还能找到一丝合理性,但如果房改的目标是为了改善民众的居住生活条件,则没有任何道理限购了。在城市化提速的发展阶段,任何的行政限制措施都不会对市场和经济的增长带来任何益处。限购无疑并不会给居民生活的改善和经济增长带来任何好处,也绝不会更有利于住房条件的改善。

    上海市出台的房产税试点只对政策之后的房产征税不对此前的房产征税。政府在担心会引发一股各城市的抢购之风,都在提前购买而避免房产税的征收,因此出台各种形式的限购措施。如此的大规模限购,那么又何必出台这种房产税试点呢?

    抑制需求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利于解决住房问题,试图让房价下跌到让所有的中低收入家庭都挤到市场中解决住房问题也必然会失败。最终仍然会回归到市场。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1-03-13 23:09:53 +0800 收件人:抄送: "zdjun" <zdjun@263.net>, 标题: 中国上哪儿找民主?

    大军网编者按:许小年这些纯经济学者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不懂政治,在一个没有政治自由的国家,怎么能一味讲经济自由!?如果一味强调市场,强调经济自由,非把老百姓剥夺得光光的。老百姓能公平自由地竞争吗?许先生只强调公民的交易自由,何曾强调公民的政治权利自由?这就是当前中国一些纯经济学者对中国的危害性。他们实际上维护的只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强势群体。许小年你有本事就喊几声政治自由,少在这喊经济自由。你的经济自由就是让富人多吃多占。你什么时候呼吁过劳工权利,结社自由,罢工自由?什么时候为那些普通老百姓着想过?至于任志强,说穿了,就是一句话:欠揍!中国老百姓就是被压得翻不过身来,多少有点力量,就会揍扁了他。就让他猖狂几天吧,这种人早晚没有好果子吃。

地产调控的三不合理

许小年

    近年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有“三不合理”,特别是70/90的规定和“限购令”,一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伦理,二不符合法治国家的法理,三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市场经济的伦理是尊崇法律框架内的交易自由。交易自由是每一公民的权利,这一权利不仅体现了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且保证了市场经济的效率。

    现代社会的公平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其中包括了交易权利和交易机会的平等,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限制或剥夺任何公民的自由交易权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限制或剥夺任何公民的自由交易机会。“国家利益”、“经济稳定”、“市场秩序”、“弱势群体”等说法都不能作为政府限制和剥夺公民权利的理由,在这些名义下的行政性垄断、倾向性的优惠政策以及对市场的任意干预却正是对社会公平的破坏。

    用行政手段打压房价,购房者或许受益,但对房产所有者是不公平的,房价下跌,他们的资产缩水。住建部的最新数字表明,城市居民的住房拥有率已达89%,以低房价为目标的政策伤害了相当多人的利益。当然,笔者在这里赞同并强调的不是多数对少数的权利优越,更不是少数决定多数人命运的权力,而是对每个人权利的承认与尊重,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公正。

    交易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易于理解,交易自由产生经济效率的逻辑就不那么直接了。自由意味着交易的自愿性,凡自愿之事,必为互利,一方获利而一方受损就不会有交易。既然是互利的,自愿交易就增加了社会总福利。交易越自由,社会福利越大,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就越高。

    交易自由因此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70/90的规定(70%以上的商品房面积必须在90平米以下)既限制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也限制了开发商的经营自主权,“限购令”则直接剥夺了消费者的自由购买权。这些行政干预措施均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伦理。

公民权利至上并不排斥对交易自由的限制。为了从交易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全体公民同意制定一些规则(立法),委托政府执行这些规则(执法)。规则当然对交易的自由构成限制,但这种限制不是从外部强加的,而是公民为了提升自己的利益,自发提出和自愿接受的,他们同意让渡出部分权利,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的收益。例如政府可以在战争期间依法对经济实行管制,以限制交易自由为代价,保障国民的安全,因而得到全体公民对这项政策的一致拥护。

    在很多甚至是大部分问题上,公民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特别是当涉及不同利益时。为打破公共决策的僵局,全体公民同意建立决策规则,遵守这个规则,并接受这个规则下的决策结果。权利的公平就此转化为程序的公平。公平体现在程序和规则的全体同意上,尽管结果不一定是全体同意的。台湾的民进党人反对国民党的马英九任“总统”,但他们必须服从选举程序产生的行政权威,因为选举的程序和规则也得到了他们的事先同意。

    由公平性的原则决定,政府对经济和市场的干预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政府有权干预房地产市场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了国务院的十八项职权,第(六)项为“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如此具体地干预房地产市场是否仍属“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的范畴,留待法律专家论证,笔者质疑的是调控政策出台前有无制定法规,以及法规的制定是否符合程序。

    以“国十条”为例,文件的全名是《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通知”就是法规吗?若是法规则适用于全国,但文件仅提到“部分城市”。若是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就应按照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在起草工作完成后,“起草单位应当将草案及其说明、各方面对草案主要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其他有关资料送国务院法制机构进行审查”。如果“通知”不是法规,调控政策就缺乏法理依据。

    至于地方政府颁布的“限购令”和开征的“房产税”,在《立法法》中找不到任何根据,《立法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者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而不是地方政府。

     第三,调控政策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由此决定了政策作用的有限,而且是弊大于利。

    房屋是具有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的商品,投资的目的是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保值、增值都是未来事件,投资品的价格因此与当期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不大,而主要取决于预期未来的供给和需求。以此观之,报社记者晚上到小区去数电灯,纯属浪费时间,因为灯泡告诉你的只是当期供需之差,而不是预期的供需失衡。很有可能正好相反,当期空置率越高,表明对未来供应短缺的预期越强烈。

    不少人把房产投资说成是“投机”,由此找到了打压房价的精神武器,就像京剧中贴上一个白色脸谱,不需要任何理由,五尺汉子就立即变成龌龊小人。尽管贴脸谱的方法不可取,结论倒是正确的,因为无论从金融学、经济学还是法律和常识上,都无法区分投资和投机,投资和投机是一回事儿。但若因此将投资押上道德的审判台,那将是无知和愚蠢的胜利。

    如笔者在另外两篇博客文章(“房价为什么还会涨?”,“房价为什么不会大跌?”)中所述,如果将收入、婚龄人口、城镇化等因素决定的需求称为“刚性需求”的话,对“弹性需求”或者“投资/投机需求”影响最大的就是通胀预期、替代性投资品以及未来房屋供应。预期未来通胀越高、持续时间越长,购买实物产品以保护储蓄价值的冲动就越强,当期房价也就越高。预期未来投资渠道继续狭窄,当期的需求就越旺盛,带动当期房价上升。

    未来房屋供应取决于土地供应,“18亿亩红线”使预期基本无悬念:地产商和百姓都认为土地供应会越来越少,房产将越来越稀缺。在这样的预期下,地产商捂地,放慢开发节奏,当期供应下降;在这样的预期下,消费者抢购,各地频现“日光盘”,开盘即销售一空。僧多了、粥少了,房价焉有不涨之理?

    预期,同志们,预期是关键词。“国十条”、“新八条”、“限购令”仅针对当期供应和当期需求,对预期几乎没有影响。如果说还有一点影响的话,那就是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令开发商更加谨慎,令购房的心情更加迫切。难怪调了这些年,房价越走越高。

    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对未来供给和需求的预期有无影响?当然会有,但哪个方向还很难讲。地从哪来?钱从哪来?地方政府过去靠卖地弥补赤字,今后不仅卖地收入少了,而且还增加了一块保障房的建设开支,这一进一出的亏空谁填上?若无财税改革,又有谁能填上?在房地产市场复杂的利益博弈中,地方财政从来就是举足轻重的力量,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没有改变基本的利益格局,地方财政依旧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改革恐怕是绕不过去了。财税改革,平衡地方预算,消除土地财政。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真正的土地市场,彻底扭转土地和房产长期稀缺的预期。这是一个“完全的”、对民众“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方案,就看政府能否笑纳。

 

 

发件人:"时代与思想" <shidaiyusixiang@sina.com>  2011-03-07 15:29:02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十二五资本主攻目标评论

十二五期间资本重点攻击的目标:农村

时代与思想评论

2011年第1期

    十二五期间资本的重点攻击目标是什么?大资本的大智囊樊纲和迟福林都一致地说,是把农民赶到城市里。为什么呢?是为了农民过更好的日子吗?非也!

    君不见,已经进城的大学生,这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行者,不是正生活在城乡的夹缝之中,很多沦为蚁族吗?这些智囊如果真的关心人民幸福,就应该先关心一下这些已经怨声载道的大学生吧。而事实上,由于胡温执政后实行惠农政策,连年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可以说,农民的经济和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因此农民就不是很愿意接受条件较差的就业机会,甚至出现了民工荒。农民日子不是在恶化,而是在变好,资本为什么要这样多管闲事呢?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资本要新的利润掠夺也。

    城市现在经过十几年的泡沫经济,已经通过按揭等方式把普通人的未来都掠夺一空了,资本下面可以掠夺的对象就是还处于半无产阶级状况的农民。将农民赶出农村,将农村土地私有化,将既可以解决所谓“民工荒”(实质是超级廉价的劳动力荒),造成大批廉价劳动力,同时又可以将几亿农民更深地卷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扩大资本的市场。搜狐网在报道樊纲等的观点时,不小心漏出了自己背后的资本的立场——它用的标题是:劳动和资本倒挂。

    本的逻辑在人们没有认识和掌握它之前,它具有一种魔一般的强大力量,它将越过中国政府的所谓大权在握和知识分子的善良愿望,将中国社会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塑造。同时,资本的丑恶和恐怖将会通过社会、生态等危机甚至战争逐渐表现出来,——这也将是中国社会无法拒绝的后果。

    本来,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下,可以成为转向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的支点,但是在资本的魔力下,在资本渴望利润的压力下,土地私有化和农民无产阶级化却正在静悄悄地大规模发生着。我们主张,除非农村走新型集体化道路,其他无论是不进不退法,还是公司农户法,或是政府大规模推动土地流转法,将必然导致土地私有化。其中最危险的是政府推动的非集体化导向的大规模土地流转。

    这种模式为下一步的土地私有化打下最好的基础,是当前最危险的趋势。原因至少有三:

    1. 入股时间一般都很长,农民一般被拆迁安置到离开土地较远的城市,社区被拆散,社区团结被消解;

    2. 土地的使用性质慢慢会被公司改变,比如建设工厂或住房,甚至再被转让给别的公司;

    3. 不少政府官员和大资本早就想吃掉土地,它们构成土地私有化的最大动力。

    第二种毕竟还是小资本和级别较低的地方政府在推动,但是第三种模式是大资本和较高层政府在推动,力量和规模将极大。在适当时候,当原来的农民分布到四面八方,失去组织团结的可能性,地方政府很容易就会宣布将所有的农民转为有最低保障的城镇居民,土地就完成私有化了。这个策略用拖的办法瓦解农村社区团结。它事实上是将农村先通过土地入股变成一个企业,然后仿照以前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先让企业处于半停产和亏损状态,工人得到很少的工资,时间拖下去就会有很多工人辞职,最后停在工厂的工人很少,然后就将它私有化。”

    (参考《中国左翼评论》第一期http://chinaleftreview.org/?p=45)

    下面所选的贺雪峰、潘维和温铁军先生的文章也基本表达了这样的担忧。我们应该揭露资本的计划,争取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必须走新的发展道路。

    目录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樊纲: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 五”规划的重点

    迟福林:“十二五”期间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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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期全文见附件或者访问http://www.sixiang01.com/?action-viewnews-itemid-1178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15 10:22:3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查办 愤青

中国大陆十年内可统一台湾

美媒

    美联社日前发文称,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柯瑞杰(Roger Cliff)认为,“在这个十年结束前,中国将有足够的导弹和精准炸弹,使台湾所有机场和美国驻冲绳空军基地在一周或更长时间里失去作战功能”。文章援引一位专家指出,随着中国军力建设的推进,即便是在美军干涉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也能够在这个十年底统一台湾地区。

     文章称,十五年前“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向台湾海峡部署了两艘航母。不过,如今已经有所不同。如今美国政府债务缠身,意欲削减国防开支,而中国军方则在“疯狂消费”。4日,中国宣布其今年国防开支较去年增长12.7%,国防预算增速回升至两位数。这一发展趋势引起了美国国会及安全分析家的密切关注,他们担心,“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军事优势地位会构成挑战”。

    报道称,在美军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泥潭之时,中国大力发展了空中、海上、导弹能力,这些能力可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不过,要想打造一支强如美军的军队,中国还需要数十年的努力。然而,亚太军力平衡的转移,使人们开始怀疑美国是否能够继续在亚太地区维持强大的军力存在——此事不但与美国的国际声望息息相关,而且对于保护对世界贸易至关重要的海上航道和保护美国盟国而言,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在西太平洋地区爆发的任何冲突中,中国已经占据了先天的地理优势。一位专家指出,随着中国军力建设的推进,“即便是在美军干涉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也能够在这个十年底统一台湾地区”。

    长期以来,两岸关系一直被视为该地区的一个冲突爆发点,但在过去的两年里,双方关系已经有所缓和。然而,中国宣称对南海拥有主权,并将之称为“核心利益”——为保护核心利益,中国可以动用武力——这令其周边国家颇为恐慌,并坚定了这些国家支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强大存在的决心。即便是以前的敌人越南,也巩固了与美国的军事关系。最近,在菲律宾的一艘石油勘测船宣称在南中国海被两艘中国巡逻艇“骚扰”后,菲律宾派出了两架军用飞机;发现中国监视和反潜飞机出现在东中国海有争议海域附近之后,日本紧急起飞了F-15战机。

    对此,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亚伯拉罕-邓马克(Abraham Denmark)表示:“随着中国军力变得更强,中国的行为显得更自信,许多国家都将美国视为确保他们能够维持自身独立、安全与稳定的保障。”不过,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邦妮-格拉泽(Bonnie Glaser)指出,这些盟国也在质疑美国能否保持其在该地区的行动自由,以及美国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并且正努力从经济衰退中恢复)能否支撑其高水平的国防开支。

    目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拥有325,000人、5个航母战斗群、180艘舰船以及近2,000架飞机。此外,美国还有成千上万的部队,部署在华盛顿政府位于中国门口——韩国及日本的历史悠久的基地上。而中国的国防开支仍远远少于美国的国防开支。虽然中国对其军队的实际投资额,是其官方所公布915亿美元预算的两倍,但一些专家仍相信,中国的这些开支仅占美国开支的四分之一左右。

    此外,中国目前还没有航母,而且在国防技术方面也落在美国后面。即便是中国近来最引以为豪的军事进展,也需要数年才能投入运行。例如,今年1月,中国试飞了其隐形战斗机歼-20,这比美国情报机构所预测的时间提前了几个月;不过,美国防长罗伯特.盖茨指出,到2025年时,中国将会拥有几百架这样的“五代”喷气战斗机,而届时美国应该会拥有1500架。

然而,中国逐渐增加的飞机、海军舰船及潜艇、弹道及巡航导弹、反卫星及网络战能力,已经使中国具备了向其海岸之外投射兵力的能力。而且,中国计划获取的新型潜艇、更大的海军驱逐舰和运输机,将会进一步扩展中国所能到达的范围。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柯瑞杰(Roger Cliff)在关于中国的国会听证会上指出,中国许多导弹和攻击机的打击范围都约为900英里(1500公里),能将美国在该地区的所有空军和海军基地纳入打击范围之内。这其中包括用于打击航母的东风-21D导弹,其采用了美国其他对手还未掌握的科技。目前此种导弹似乎还未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过试验。

     柯瑞杰指出,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到这个十年结束时,中国可能会有足够的导弹和精准制导炸弹,可使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在日本冲绳和其他地方的所有机场瘫痪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他说,中国有40至50个基地距台湾地区不到800公里,一般每个基地都有一个拥有24架飞机的中队,单从数量上就可以压制美国飞机。“如果中国大陆获得两栖登陆舰,那么就可以统一台湾地区”。

     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美国军事规划者是否会担心这种可能性。他们表示,在五年内限制国防开支不会妨碍美国的现代化计划。太平洋司令部海军上将罗伯特.威拉德上月表示,虽然美国在密切关注中国军事能力的增长——并催促中国更加透明化,但美国还不需要改变自己的战略。

    尽管中国坚持称没有攻击意图,但分析人士依旧认为,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会损害其出口型经济,威胁中国的口碑,以及最重要的国内稳定。而美国驻军可能会对中国产生有利的影响,因为这会限制韩国和日本等邻国动用核武器。

    随着美中军队在西太平洋地区产生摩擦的次数逐渐增多,美国方面表示想要增近两国之间的军事关系,从而阻止冲突的发生,并且希望中国发展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不过,自从因美国对台军售中断的中美军事关系日前得以恢复后,中国一直都不愿与美国进行有意义的接触。

    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薛迈龙(Michael Schiffer)表示:“现在没有像冷战时期那样的两大对立阵营。我们正在寻求拓宽和加深军军关系,处理我们之间的分歧,同时扩大共同利益范围。”

 

 

 

From: infom [mailto:infom@biznetvigator.com] Sent: Friday, March 11, 2011 11:29 AM To: 01-06180 Subject: 110311 香港报刊论中国

吴邦国:中国不搞多党制 拒绝西式政改 警告恐生内乱

香港 信报

2011年3月1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昨天强调,中国拒绝套用西方某些国家的法律体系,不会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否则可能陷入内乱。

    强调拥护党领导地位。外电报道指出,吴邦国这次讲话,是中国拒绝进行西式政治改革,以配合经济成长、城市化与社会分歧的最新言论。他在北京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发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说:「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他警告,中国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的重要原则问题上不会动摇,否则,不仅经济发展会受到影响,「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吴邦国也在报告中一再强调拥护党领导地位,且政府机关不论在何种领域都要遵照党的指示。吴邦国明确表示,中国的人大在立法工作中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他说,这样才能保证共产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他说:「我们还注意研究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从中吸取那些对我们有益有用的东西,但绝不照抄照搬。我们不用西方某些国家的法律体系来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外国 法律体系中有的法律,但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中国不会搞。」

    外界揣测党内就政改辩论。吴邦国这次的报告和2009年雷同,他当时也一再抨击西式民主,并断言中国不会接受这类概念。虽然这些话几乎是每年都要重复的,但近月不少阿拉伯国家出现呼吁政治变革的大规模民众运动。中国也有异见者提议发动「茉莉花集会」,吴邦国的言论还是引起外界揣测,中共党内会否就政改的需要展开辩论。

    吴邦国还透露,中国今年将制订精神卫生法、行政强制法和出境入境管理法三部法律,并对预算法、兵役法以及刑事和民事诉讼法等六部法律进行修改。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1-03-15 22:31:00 +0800 收件人: "socialenterprisecn" <socialenterprisecn@googlegroups.com>, "csrglobal"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GLOBAL信息简报154期

参政议政的中国富豪

中国财经作家 东方愚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1-03-14

    3月10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了2011年全球富豪排行榜。1210位上榜富豪的总资产达到4.5万亿美元(约3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国家的话,则是世界上第4大国,排在日本之后、德国之前(均按2010年GDP总量计)。中国富豪显然是这份榜单上很扎眼的一个群体,共有115人上榜。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8成。

    《福帀斯》列出的中国最富十人,依次是李彦宏、梁稳根、宗庆后、李锂夫妇、何享健、吴亚军、许家印、马化腾、张近东、王健林。他们的资产总和是59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930亿元。这大体相当于3个青海省或7.7个西藏自治区的GDP总量。如果将他们看到一个城市的话,则是中国第18大城市,排在南京之后(2010年GDP为4170亿元)、唐山之前(2010年GDP为3800亿元)。

    仔细看一下这十人小组。他们悉数在中国参政议政。现任或曾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有梁稳根、宗庆后、吴亚军、许家印、张近东、王健林,李彦宏山西省政协委员、工商联副主席;李锂与马化腾是深圳市人大代表,何享健曾是佛山市政协党委。

    在今年中国的“两会”上,宗庆后提了1项议案和17条建议。“这些想法源于平时的积累,”他说,“我花了一天一夜时间才将其整理成材料。”宗庆后今年66岁,他执掌的娃哈哈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食品饮料企业,去年的营收是550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了近130亿元,但是利润下降了20亿元,为67亿元。《福布斯》应该给出的是6倍的市盈率,事实上A股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现在的平均市盈率为30倍。

     宗庆后显然是 “两会”上谏言最积极的中国企业家之一。2009和2010年,他的议案分别为1项和2项,提建议分别为16条和14条,和今年不相上下。他的每一年的议案与建议几乎都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医疗等多个行业。

    不过,宗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近十年,曾引起最大关注和争议的一条提案,仍是2007年他《关于立法限制外资通过并晌垄断我国各个行业维护经济安全的提案》。这一提案,将娃哈哈与法国达能之前的矛盾公开化,两者关于争夺合资公司控股权的斗争从此升级。

    这一马拉松式的斗争历时近3年,最终于2009年9月达成“和解”。达能原先持有的所有合资公司51%的股权,以3亿欧元价格转让给娃哈哈。这一价格远远低于前者曾开出的16.2亿欧元的价格。名为和解,实为宗庆后胜出。这也是宗庆后日后摘得胡润版富豪榜上首富桂冠的因子之一。不过,宗庆后在“达娃之争”中也被指高举民族大旗,缺乏契约精神。

    宗庆后如今已经不愿意再谈当年事。3月4日,宗庆后面对媒体 “你觉得要替老百姓说话还是代表自己阶层”的尖锐提问时,马上回答称“作为人大代表,应该代表国家利益和人民的立场说话。”

    2006年胡润版富豪榜上的“中国首富”、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对这一点体会最为深刻。2008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她提出的关于降低富人税负等提案被指代表自身利益,引发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加上随后香港一家民间组织对玖龙纸业列入“血汗工厂”名单,张茵一时几成千夫所指,不得不请公关公司出现解围。

    张茵同样不愿意重提往事。去年“两会”期间某次和她共进午餐,她感慨道:“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相比于宗庆后2007年的提案和张茵2008年的提案,他们如今的提案与建议所关心的主体,似乎有意向社会中下层倾斜。宗庆后今年的议案内容是关于取消居住用地使用权七十年年限的建议,而张茵关注的重点是不久前民间热议的打击拐卖儿童行为的话题。

    不过有人说他们也非刻意迎合民间情绪。“今年的提案被要求‘四平八稳’,”一位人不愿具名的全国政协委员说。这意味着,因为源头上的硬约束,前几年民间关注的“雷人”代表与提案,今年出现的概率要小得多。至少何谓“四平八稳”,并没有一个明确说法。

    今年中国政协提案中,诸如《关于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提案》、《关于抑制城市房租非理性上涨》、《关于征地问题若干建议的提案》,甚至关于《如何加快推广应用高效钢材的提案》等若干提案,都被标注上“不公开”的字样,媒体记者也无权查阅。

    甚至各省市自治区分组讨论会里,一些有趣的话题和段子少了许多。譬如去年,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福布斯》版“中国女首富”)在重庆团分组讨论时,针对“企业老总群体个税征收漏洞”话题称自己“缴过1000多万的个人所得税呢,每年缴纳个税在100万元到200万元之间”。今年,中国富豪曝出一些隐私性数字的案例,至今没有出现过。

     吴亚军向来以低调著称,她曾做过记者,谙习如何面对媒体。笔者有次龙湖的财报发布会上见到她,整个发布会她脸上始终保持微笑。不过,对于她的身世,坊间始终有各种说法。而她的龙湖地产,当初在短短的5年时间就窜升为重庆地产界标杆企业,且在此期间受到包括胡锦涛、江泽民、李鹏、曾庆红、贺国强、尉健行、刘云山、丁关根、李铁映、俞正声、钱其琛、韩正、汪光焘、薄熙来等近20位中央、部委及外省(市)重要官员都的视察,也让同城巨贾或业界同行叹为观止。

    富豪委员和代表们的言行总被人们密切关注。比对于宗庆后,美国一家研究机构发布的美国国会议员中的“首富”是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达里尔·伊萨,其财富为2.51亿美元(16.6亿元人民币)。今年两会伊始,针对坊间传“38名中国人大代表都是亿万富豪”的说法,第11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发言人李肇星回答是“希望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富人,但是富人必须依法致富。”

    王健林今年的提案是关于如何保护紧缩政策下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尽管是个人提案,但王显然考虑到了自己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身份。“尽快出台关于中、小、微型企业的界定标准,”他说,“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否则几大国家银行都说自己6成信贷给了中、小、微型企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万达地产去年已经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上市申请,但至今尚未过会。

    民营企业家站在政治舞台,标志性的事件是2003年初力帆集团创始人尹明善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位进入省级政协领导班子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2个月后,全国政协委员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增加至65人,占所有委员的比例将近3%。而恰恰就在此间,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常委、山西海鑫钢铁集团创始人李海仓被人枪杀,一场关于民企业主“原罪”的争论开始。

    一边是政治头衔,一边是商人角色,与国外“专职”的议员相比,中国“两会”中的企业家代表们,似乎避免不了外界对其立场的拷问与质疑。或许最好的方式是提案提为自身服务,又向民生靠拢。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向记者诠释自己提案内容时颇具代表性,一是加快建立现代化流通体系,这样可以“有效拉动内需”,二是培育国际性跨国零售连锁,这样可以“带动中国制造走向国际”,三是关于家电惠民政策的一些优化建议。

    同样,同为全国人大代表、首富级人物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今年既有关于在产业指导、信贷扶持、信息沟通及海外协调等方面支持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建议,又有关于藏富于民、制订居民收入增长计划等建议。而对于前者,背景之一是,郭正打造旗下的复星医药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医药投资控股集团,且于3月初发布公告称不日将发行H股,在香港主板上市。

    如果横向来看,从1999年胡润在《福布斯》发布中国第一份富豪榜,到2003年他们分手后分别发榜,再到今天, 12年间“中国首富”诞生了10多位。分别是荣毅仁、荣智健、刘永好、刘永行、丁磊、黄光裕、张茵、杨惠妍、王传福、宗庆后,李彦宏。这10人几乎悉数参政议政。其中,荣毅仁被称为“红色资本家”,于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家副主席。荣智健、刘永好、张茵、宗庆后为全国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丁磊与杨惠妍之父杨国强分别是广东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王传福是深圳市人大代表,黄光裕虽没有过政治头衔,但曾把原广东省政协委员连超(连卓钊)拉下了马。

    今年“两会”,没有听说哪位记者看到荣智健的身影及提案。荣智健显然刻意避开镁光灯者。2008年有记者与其偶然撞到,他提到红筹股回归,及中信泰富有到A股上市之意向。未料到不久后他遇到衍生品投资巨亏丑闻,遂于2009年4月辞去中信泰富主席一职,家族成员亦陆续退出。他现在执掌一家名为隆源控股(原名荣氏企业)的公司。

    类似于荣智健式的两会“低调代表”不在少数。2009年两会前夕,坊间传出合生创展董事局主席朱孟依可能因涉入黄光裕案而遭调查,于是能否赴京参会倍受瞩目。之后,朱的秘书曾出现在北京,但政协特邀会务人员称并没看到朱本人。截至3月8日,媒体记者还没有查到朱的提案。山东海鑫钢铁掌门人、全国政协委员李兆会(李海仓之子)之提案亦未查询到。当然,参政议政的代表们并不一定要提案。

    今年年初,2009年福布斯和胡润百富“双料首富”、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因为请假、未参加深圳市“两会”,后被发现连续两年请假、请连续三年“零建议”,于是被坊间称之为“僵尸代表”。一位熟识王传福的人说,相比于政治,他始终更喜欢汽车。

    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说,无论是省市级还是全国两会代表,代表们参会、请假、缺席的情况,以及所有提议案与建议,都有必要向社会公开,“这好像人们只知道有一场棋赛,”他说,“却不知道到底谁在下棋以及下的是象棋、军棋还是围棋。”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2-28 17:43:50 +0800 收件人: <dipstudynk@yahoo.com.c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埃及局势引发中国七点思考

埃及局势引发中国七点思考

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肖武男

2011-2-27

    中国政府要迅速改变对埃及事件的僵化表现及简单应对方式,趁机在党内掀起大讨论、大检查、大整风,对高房价、看病贵等问题出重拳,改进外事部门的僵化与教条,调整互联网与微博管理模式,放宽舆论监督。

    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持续十八天的民众示威,让人难以预料到这么快就实现了反对派让总统立即下台的诉求,成千上万的埃及人燃放烟花鞭炮,庆祝这场「人民起义」的胜利。西方世界也迅速表态,难掩内心欢喜,这恐怕是他们长期以来推行「民主自由」普世价值观最迅捷、最奇异的成果。深受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和埃及「莲花革命」的鼓舞,在北非和中东地区,正酝酿着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触即发。这时,也有许多人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近日就有德国媒体在公开探讨:「埃及的今天是否能成为中国的明天?」

    穆巴拉克执政三十年,实行专制统治,得到美以的支持和巨额援助,国力在非洲数第一,维持了一种表面的稳定局面。但峻法治国,高价维稳,掩盖不了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官僚阶层腐败盛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深刻矛盾,搞得民怨沸腾,所以,有人揭竿而起,马上群起响应,导致非洲第一大国的强权统治顷刻瓦解。这让人不得不思考:国家的强大是否一定带来稳定和幸福?

中国与埃及有相似处

    中国与埃及同属四大文明古国,这几年世界也在热议「中国模式」,虽然埃及的状况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但不可否认,中国社会目前积累的各种矛盾与导致这次埃及「革命」的主要诱因,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其严峻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过高的通胀率、相当广泛的失业现象(尤其是因大学扩招而带来的大学生失业)、居高不下的房价、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腐败、频发的官民矛盾和越益激化的冲突,让国内外的很多人难免产生联想:埃及的「故事」是否会在中国重演?上述这些矛盾的直接受害者——中国底层的普通劳动者、城市贫民、下岗职工和失业大学生,普遍认为自己不仅没有分享到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且是以牺牲其利益而换取的经济发展,内心充满积怨和不平,各地处处干柴烈火,由埃及革命诱发的各种想法和举动,已非危言耸听。

    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各地不断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及互联网、草根媒体和社会群体力量的崛起,已为中国有可能产生类似事件提供了「热身」和力量的积聚;而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的麻木不仁、素质低下、贪污腐化和吃喝玩乐,又为这种事件的发生创造了条件,或成为导火索。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致西方的围堵、遏制、干涉、影响,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在中国推行「全盘西化」的和平演变的努力,只不过其着力点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而这个群体在中国现阶段还未成气候,掀不起大的风浪;西方鼓吹的「民主与自由」价值观,这种诉求对几亿生活在温饱在线下的中国底层民众来讲,还没引起广泛共鸣,这就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而不得而终的主要原因。

八九年来最严峻考验

    但这次埃及的剧变,不仅对未来世界格局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也对当下中国形势造成了直接的巨大的挑战。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知识阶层和广大民众都对埃及局势予以高度关注,认为这是一九八九年北京风波以来面临的最严峻考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个观察。

    中国的外部环境也会「闻鸡起舞」,将发生微妙变化,如:美国近年由于自身经济问题,与中国打交道时收敛了一些霸气,但内心始终不满不忿,反华势力一定企图利用埃及事件打翻身仗,不仅会在人权问题、民主制度和言论自由方面提高声调,而且还会在人民币汇率、贸易保护和中国在美金融资产安全问题上强硬起来,从而扳回几分;西方世界这几年被金融危机搞得灰头土脸,此次也想「咸鱼翻身」,重展其民主价值观和制度的「优越性」。埃及巨变使美国和西方阵营在中东棋盘上失去一「将」,但他们欣喜地看到另一个「亮点」,即完全有可能利用埃及事件,引发中国内乱,从根本上遏制中国的崛起,比选用人民币汇率、贸易保护和人权的话题更直接、有效和低成本,并显得更为「光鲜亮丽」。

    再者,埃及事件所波及到的北非、中东和亚洲一些地区,如阿尔及利亚、也门、约旦、沙特、伊朗甚至北朝鲜,这些被西方阵营惯指的「独裁国家」相继变天或出现动荡,将对中国形成强大的压力和威胁,更可怕的是,还直接威胁到中国「走出去」的战略成效,让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和资产充满变量。随着维基揭密的不断爆料,将会有大量不利于中国的信息满天飞,从而加剧各种谣言和不稳定因素。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应真正重视埃及事件产生的各种影响,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或特殊措施,化解矛盾,真正做到权由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以人民的满意度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各项举措的唯一标准,有效渡过难关,不断发展自己,努力造福人类,实现和平崛起。

    (一)要迅速改变中国政府对埃及事件的僵化表现及简单应对方式,如在微博、网络上屏蔽掉诸如「埃及」的搜索词,这凸显了不自信和恐惧感,从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外界对埃及事件可能引发中国产生内乱的判断。

    (二),针对埃及事件,要变被动为主动,把「反面教材」当机会,在执政党内发起一次大讨论、大检查和大整风,利用这个事件,对政府部门的不称职干部做一次大换血,把那些贪污腐败、麻木不仁、素质低下的官员撤换掉,把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有素质、忠于国家的年轻人培养出来、使用起来,为中国「红色江山不变色」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选择当前百姓积怨较深的几个问题,如高房价、看病贵和一些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出重拳,加速解决,赢得民心。如房价问题,国务院的调控措施和总理的直接表态均没有效果,这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绝大讽刺,也加深群众的怨气。

    此刻,不妨利用「埃及事件」采取特别措施,如:全面征用现有空置房产、暂停地产项目开发、改变地方土地财政政策等,用三至五个月时间,把房价恢复到合理价位,既可以赢得「掌声」,又能凸显政府的公信力,仅这一招就能扭转许多被动局面。虽然可能会牺牲部分既得利益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利益,但会赢得广大底层民众的拥护,这些人恰恰是中国的社会基础,吃「小亏」占「大便宜」,划得来。

    (四)改进中国外事部门的僵化模式和教条主义,将外交和内政通盘考虑,把纯外交眼光换为综合外交视野,从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层面去观察和出手,大胆启用一批综合性人才,改变外交部门的信息不准、判断失误和各方不满的困境。

    (五)现阶段是一个特别时期,有必要调整对互联网和微博的管理模式。世界已无可逆转地进入网络时代,人们从互联网上迅速和大量地得到各种信息,微博人人可开,在那里议论风生、无所顾忌,是言论自由和情绪宣泄的平台,但这之中确实又存在真假难辨、是非混淆、容易误导的问题,需要从政策、观念和技术层面进行创新,是目前必须得打赢的一场攻坚战。

    (六)全面掀起学习毛泽东所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实践运动,真正恢复和践行共产党这个唯一的宗旨,运用行政系统自上而下地推动民本为天、民生为重的观念,倡行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作风,化解严重的官民矛盾,改善执政形象,疏解长期以来形成的积怨。

    (七)在一些可控的媒体上,放宽舆论监督的尺度和空间,让一些不满情绪按照有序的方式得以释放;同时,改善现在的信访模式和截访手段,使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范围内有效解决,避免激化或积攒到一定程度的大爆发。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如果中国政府能及时、有效地利用「埃及事件」带来的契机,加速解决自身的矛盾和问题,改善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树立一个清新的执政形象,化腐朽为神奇,不能不说这又是上天给中国人民的一个福音。

    (作者肖武男为中国哈尔滨人,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副主席,联合国宗教理解与合作组织国际主席,以色列海法大学董事局执行董事,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14 09:57:3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t: 转发: “不要浪费你的癌症”纪录片剪报第102期(20110210)

中国人信仰什么?

复旦大学图书馆长  葛剑雄

FT中文网总编辑  张力奋

2011年01月17日

  上一次见到葛剑雄先生, 已是二十四、五年前,是在母校复旦园。那时,剑雄先生刚跟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读完博士,住教工宿舍。我留校不久在新闻系当助教,边读研究生。他是优秀青年学者,校方分了他一套稍大的公寓。历史系一伙研究生,拉我一起帮葛先生搬家。只隐约记得那头大橱很沉,搬运时颇费了些时间和气力。在复旦时 , 听过他的课和讲座。 今年十一月,我想在上海拜访他。他已是名教授,出任复旦图书馆馆长,且有全国政协常委的政治待遇。他邀我去他家,是在浦东一个很宁静的别墅小区。1980 年代,葛先生已中年,时隔20多年,还基本是老样子。递我的名片上,只有复旦大学教授的头衔。

  去他家那天,正是上海胶州路大火后的那个周末,市民的鲜花正满地盛开。我们的话题由此切入。

  葛:以前碰到这种事情,大家不太用这种方式表达的。这说明两点,一是现在愿意表达意见的人层次比以前高了,包括他们的文化程度以及经济实力。你想买一束花,要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一般的老百姓很少会有钱买花,也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这显然是白领,至少已是接近中产的人群。他们不是扔石头,而是用鲜花。这个对政府当局来讲,有非常震撼的力量,特别对舆论而言。上海实际上已是一个国际瞩目的城市了,这表达了一种民众的心情。有些话只能在博客或者网上说,没有其它渠道表达出来。

  张:这几天有个说法,说上海的新闻媒体“起义”了,据说,第一天,市政府有关部门规定,只用新华社通稿。但是,第二天几乎所有的上海报纸,都有相当篇幅自我采编的报道。

  葛:《东方早报》原来头版还刊有大广告。尽管里面有十几个版面报道大火,结果被市民痛骂。第二天开始,就放进内页去了。

  张:从这几天上海本地电视台的新闻排序看,我出来时看了一下整点新闻,有将近一分钟的市民自发献花的报道,是头条,处理上远远超出我对上海媒体以前的负面印象。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上海世博会闭幕时,和一位邂逅的地方官员聊天。他说上海天气很好啊,阳光下有蓝天。我说的确很好。但这种好天气能持续多久?我说报道北京奥运会时,当时也有这样的承诺,但是几个月后,北京空气质量又恶化了。接下来他对我说的事就特别有意思。他说上海世博会 180多天,为保证空气质量,几乎所有的建筑修建工程都停工了,多达6000 个项目。不管是包工头,还是建筑承包商,已经对市政府很不满了,他们希望世博会赶快结束就可以恢复开工。不知道这次胶州路大火烧毁的民居楼,也是世博会闭幕后开工的?

  葛:要赶工嘛。每年的七八月份,上海要开一次所谓小 “人代会”,市领导说了这个话,我去听了。他就讲到世博会后马上开工,不开工不行了。除了1-2个破例的,其他全停了,现在世博一结束就放了。

  张:历史上,中国曾经是有非常完整的祭祀文化的。我也去了胶州路现场,悼念死难者。人在遭遇灾难时,可能是他们最需要宗教感或信仰表达的时候,你觉得,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碰到这样惨痛的大火灾后,市民的哀痛表达,有多少还和中国的传统有某种维系,还是说基本上已经割裂?

    葛:基本上已经割裂了。比如说献花,并不是中国传统,是外来的。这个问题我最近几年已说了不止一遍。我说中国最终是礼,这个礼,就是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建立,政权稳定后要制定礼乐制度、礼仪制度,而且都有书面的。比如明朝有大明礼仪,清朝有大清礼仪,我记得民国时也制定过民国通礼。但是 49 年解放后到现在,没有制定礼。比如上海能不能制定一个地方的国民通礼。这个礼当然不能强制,只是倡导,还可以制定雅礼、俗礼,你愿意用哪一个用哪一个,总有一个指导吧。比如说称谓,到底该叫什么?比如现在先生称老婆为我夫人,我就提出批评,这是什么话呢?夫人是人家对你的尊称,自己的老婆怎么自己尊称呢?蒋介石称夫人,这个话是蒋介石跟人家说的,他绝不 “我夫人”的,比如他问侍卫,夫人来了没有,用这个称呼,不会用“我夫人” 。那么,不称夫人称什么?称爱人吗?我这辈子就没有称过爱人;又譬如说丧葬礼仪,以前叫追悼会,村里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 以后中央叫告别仪式,下面也叫告别仪式。但是家庭需要这样的礼仪吗?国家倡导的礼仪到底是什么?现在婚礼是土洋结合,而且完全是主持人主宰着婚礼,又时兴换几套衣服。我说所谓“五讲四美三热爱” ,还有什么文明办,就做这种文明吗?现在是什么时髦就怎么来。

  张:你最近几年,一直在关注和讨论中国人的宗教感和信仰。一般的看法是,中国人很难建立起宗教感或信仰。你觉得,历史上,中国人的信仰追求最后为什么没有能够上升到类似基督教那样的西方精神体系呢?

  葛:这个问题要从历史上看。中国原来的多神、多元崇拜没有上升到一个宗教的程度。神话跟宗教不同,中国古代有神话,比如精卫填海、夸父追日都是神话。中国的历史太发达,历史一发达就取代了神话。神话被认为是荒诞不经。你看有些国家的神话可以跟历史并存,当历史强大以后,中国的神话就消退了;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君主制度太强大。春秋战国时代,神话以及信仰还是起很大作用的。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皇帝尊称天子,天意就是通过皇帝来执行,比如说天人感应,把天人合一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错的,绝不是这个意思。原意的天人合一,皇帝就是天的意志,人事就是天命,一个朝代的天命,就代表天来行使它的意志。如果天抛弃他了,就要改朝换代了。比如说地震,是上天对皇帝的警 告,哪个星陨落了,那就意味着某一个人。太阳里面黑子就是皇帝有缺点。一系列的。如果天下要太平要祥瑞,什么五星连珠天象,就这么来的。所以你相信皇帝就是相信天。皇帝失德也是上天造成的。这样一来,中国的宗教就没有立足之地,没必要再存在,因为世俗太强大了。全世界很少有中国如此强大的世俗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宗教传到中国后,都必须跟皇帝相结合,你不尊重皇帝就不行。所以佛教进来后,明显就是中国皇室在说话了。佛教不是现在,以前就曾堕落。只要皇帝或富人拿钱出来,就能消灾。对一般人讲,吃素就可以了,其他都不需要。佛教世俗化以后,一切都在世俗社会里面。比如说观世音菩萨原来是男的,到了中国变成女人,变成送子观音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另外中国皇帝与佛教合作不好时,曾三次灭佛。最后,皇帝发现利用佛教是最有利的;道家是本土产生的,但是道家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道家没什么宗教理论,除了道士以外,它对世俗社会有什么影响呢?

    外来的宗教里面,比如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都没有成功。到了近代,天主教、基督教进来中国,也是采取向中国妥协或中国化才行。外来宗教进来,一开始都是通过赈灾、医病、办教育上课这种方法,但是毕竟坚持了。应该讲天主教、基督教最后的合法化以及影响力,靠的还是西方列强对中国政府施压。解放后,在新的政治下,就变成爱国运动委员会,完全政治化了。现在,中国的宗教是统战部管的。所以大家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但是,中国没有宗教,不等于中国老百姓没有信仰。实际上,中国人什么教都信,其核心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有来世,相信有前世。这种相信很普遍,对中国社会起的作用也非常大。它表面体现为孔孟之道,其实信的不是孔孟。很多人都误解,到现在还认为是孔孟之道。孔 孟之道的影响其实很有限,真正有影响的还是善有善报,因果报应。

  张:历史上,孔孟道儒释,中国人对其核心价值的理解和期待是相同的。

  葛:甚至一般的士大夫没有几个人不相信因果报应的。早期的儒家比较真实。孔子也是真实的,要吃肉就吃肉,要怎样就怎样,他不伪。但到后来,特别进了礼学以后,过分的崇高,大量的人就开始伪,就两面派。比如“存天理灭人欲” ,姑且不讲这个对不对,就算对,有几人能够灭人欲。灭人欲的过程非常痛苦,又有谁能坚持?比如现在崇拜朱熹,当初就有很多有关朱熹言行不一的事实,说他自己吃好米,给妈妈吃差米。有些事情,圣人也许做得到,其他人做得到吗?做不到怎么办?就伪。毛泽东讲,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他自己做到了没有?这样的情形下,就导致很多人以为只是表面文字的这些东西在中国社会起作用。对社会真实的关注和社会实情,往往是不记载的。而存在的,记载的东西最多是一些君子行为,或者一些理想。比如明朝,表面上都信孔孟之道,实际上从皇帝到百姓都相信道士,一般人都相信算命。你说中国以前的官员文人,有几个人不相信命理的?这是礼学吗?这不是礼学,也不是道学。

  张:中国历代的皇帝,为什么没有往前再走一步,完成西方皇权和宗教之间的结合?其实,这样两种力量的结合,对皇权维持其合法性是有好处的。为什么中国的皇帝不走这条路?

  葛:中国的皇帝不需要,为什么?天最大,天意要解释,但不需要宗教来解释。天意就是他和他的大臣来解释,清朝取代明朝就是天命,用不到宗教来解释。清朝从来不利用萨满教,皇帝、大臣就能解释天命的。西方离开教皇不行,中国皇帝可以把你全部消灭,他照样是皇帝。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仅是中国,理论上讲,是整个世界。他没有世界观,天下都是他的,之所以他不去是因为你们那个太野蛮,是蛮夷,没有开化,不值得我去。

  所以,郑和航海下西洋,没有想过到人家那里还要经过人家同意的。这不需要的,我出来就是宣传大明的。我来是瞧得起你们,是这样一个概念。很多人解释郑和是和平的,当然他的目的不是侵略人家,但是你可以随便到人家地方吗?你为什么要让人家尊重大明王朝呢?你没有资格的。到现在为止,一般人都不考虑,也不愿意去考虑这样的问题。

张:其实,对世界的不可知,东方皇帝和西方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处境。但中国人对宗教和信仰的态度,功利主义的成份似乎多一些?比如中国的诸神,基本上把世俗生活中一个人所有的需求,把要管的东西,都一一管到了。

  葛:你看雷公电母,每个城市有城堭老爷,这个城堭老爷本身就是做出贡献或者有权威的本地人。如上海城堭老爷是一个知府,就是保护神。台湾有些地方因为新建庙宇,没什么城堭老爷,可以从大陆请过去。再下面的基层组织,是土地公公,土地公公无姓无名,就是街道办事处或村长。台湾最近拍了个纪录片我看了,早上起来先拜土地公公一路拜过去,得到诸神保护。保护他什么呢?不是灵魂到天堂,而是风调雨顺,家里兴旺发达平安。比如,我们小时候,有几件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第一,报纸什么的不能擦屁股。这不行的,这是大事。另外米粒不能掉在桌上,不能浪费。最重要的是要孝敬父母,否则要遭雷电劈死。打雷时,大家很怕。传说某某村里什么人被雷电劈死了,身上还出现 “不孝”两个字。这样 的一种制度,使你敬畏,警告你不要干坏事。儒家讲,君子要慎独,一个人的时候特别注意修养,一般人做不到,那么靠什么?靠这个,使你敬畏。比如文化大革命后,我去北岳恒山。我很奇怪怎么北岳大帝没被撤掉。什么道理呢?因为山高,北京红卫兵走走都不高兴上去了,结果本地一个小学教师带了学生上去,那个菩萨是铜的,没有砸坏。这个老师,下山时就提不起腿来了,一年不到就死了。从此再不敢去动这个庙宇。这就成为敬畏了,不需要什么理论。还有下 18 层地狱,阎罗王。很多传说,来世做牛做马,投胎投的不好。另外也可以解释很多,比如人家命好我这个命不好,肯定前世做了什么坏事,今世不修修来世,这个来世不是什么灵魂纯洁,不是升天堂,而是再转世投胎的时候投得好一点,否则投胎做牛做马。

  张:中国人的宗教感,最关注的,还是基本的跟肉身与世俗相关的东西。

  葛:还是没有上升到灵魂。他还有另一个世界,那就是固定的玉皇大帝。不管是道教,还是佛教,老百姓全部把它放在一起的,它是神管神的。人不可能成为神的,猪八戒是天篷元帅下凡,但是它还得回去。人即使成神,也是极个别的杰出人物,一般人是转世,永远在世俗里头。所以他关心的当然就是世俗。现在我穷了,只有修来世,下世才能富。还有祭祖,祭祖的目的是什么?祭祖目的是为今天保子孙平安。烧奠钱给祖宗花,是因为他们在那里也要花钱,而不是他在天。现在是连小蜜都要做成纸人烧掉的,让祖先在那里生活得好一点,过得好一点就会保佑我们后人,生气了,就对我们不利。没有人关心祖先灵魂到天堂,在天堂走好。这些西方的概念到了中国,但实际上中国人关心的不是这个。秦朝开始就 有一种观念,视死如生,就是人死了想活在另一个世界,怎么办?所以要修墓,墓里什么东西都要放,就是让他有吃有喝,样样都有。一开始真人殉葬,后来用陶、用木头代替,用纸人代替,但是目的还是一个。这个概念跟宗教的彼岸、天堂、灵魂完全两样的。

张:我们中国人,是这种世俗的敬畏感。

  葛:更多的是畏,敬畏敬畏,为什么敬天呢?得罪天,可不得了。这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它对中国人起到很好的作用,直到国民党当政,也没法把他的统治管辖权扩大到县以下的地方去。民间靠什么来维持呢?靠家族,在下面就是靠那种民间的信仰。甚至强盗也不敢随便杀人,那就是敬畏。
  张:另外,可能跟中国乡村的封闭和人口流动的难度大也有关联?
  葛: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以前有很多道规,比如说,一般情况下,杀人谋财不害命。劫人财富时,还要稍微给人留下点盘缠,让他回家,不至饿死。反面的例子,要说1994 年的千岛湖惨剧了。当时,观光游船被劫时,台湾游客都自愿把值钱东西交给了匪徒,认为所有的财物都给你了,可以保命。然后罪犯叫大家进舱房,他就把门锁掉。大家都以为他想趁机逃掉,谁知道,他一把火将里面的台湾游客全部烧死,这是想不到的。这个罪犯,是个复员军人,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无所谓,他已经没有任何敬畏了。否则的话,想到夺走这么多人的性命,你的子孙要做牛做马,还有你到十八层地狱的苦难。但是,他没有这个概念。

  中国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皇帝没有了,个人权威在毛泽东走了以后,也没有了。敬畏没有了,但是没有新的信仰来代替,怎么办?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今天还是皇权,那么皇帝就是天,天的意志通过皇帝来实现的。我们年轻的时候,把毛泽东实际上作为一个天、一个神,毛泽东总是对的,只要信毛泽东就可以。现在呢?我们姑且不讲什么历史功过,就是这样的信仰也没有了。那么这个社会到底靠什么?

  靠政府?我想,全世界再强大的政府都不可能保持社会百分之百的合理,总有人不幸的,总有贪污,总有官僚,总有判错的案子。任何政府都有腐败存在,它不可能解决一切世俗的问题。

  那么,靠科学?科学到现在很多问题解释不了,而且未来会有更多的事情解释不了。靠哲学家、靠学者?更不行。且不说学者专家自己都摆脱不了这样一个环境,他能解决所有问题吗?比如社会出现严重不公的现象,你靠什么来解决?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再发达他也有不满意的时候,那么谁来调解?实际上,没有办法的。很多事情是需要一种信仰来支撑的。但是要绝大多数人产生自觉的信仰,几乎不可能。但宗教有这个本事。宗教一旦作为宗教来接受,那么任何宗教都离不开权威的神,他可以解决问题。比如对社会的不公,他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真正信了教,人们所追求的绝不是简单的物质利益,更多是精神层面的。

  张:不过,当下中国存在很多社会不公正,利益分配机制失衡,民意难以顺畅表达,官员公权私用。您有关宗教的观点,是否会被看做"鼓励" 民众消极地接受现实?钝化公众的改革愿望。可能令许多人联想起马克思有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说法。如何平衡一个社会正常的信仰需求,但不致削弱制度革新的内在动力?

  葛:我这并不是说,宗教的作用只是让民众逆来顺受,用宗教麻醉自己。因为宗教或信仰的作用不仅是对民众的,而是作用于社会的全体,包括公务员和各级官员在内。如果公务员和官员都有信仰,那么贪污腐败、社会不公就会减少。一旦发生天灾人祸,损失也会降到最低。另一方面,民众有了宗教信仰的支撑,也不仅仅是忍耐,而是用理智的、非暴力的行动积极地影响官方,与官方互动。人不可能完全无欲,但如果多一点精神追求,少一点物欲,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好处,宗教信仰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张:现代社会靠三个基本的东西来运行,他们是诚信,契约和信仰。要建立中国的现代性,中国人还是得从基本的契约精神做起。我听说过类似这样的事情。89 年政治事件后,西方国家短时期内孤立中国。仅少数西方公司到中国谈合同做生意。为政治利益考虑,中方跟一些西方公司签定的商业或合资合同,完全不符合基本的商业常识,给外资对方极大的商业回报和权利。但是五年后,中方相关机构开始反悔,要求终止老合同,再签新合同。何来契约精神?基本诚信,也应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新闻上,读到河南省 78岁老人摔倒以后,半个小时没人扶他。最后有人扶他时,这个老人第一句话说的是“我不会讹你的。”

  葛:这些问题都存在。比如说法治,中国人没有法治,有法可依不依的。为什么呢?法治,一定要独立的司法,但中国尚没有司法独立。这种情况下,法律形同虚设,没有用。法律都没有,何来契约呢?契约通过什么来强制?不是通过道德、而是通过法律。契约的基础最后要落实到法律,但是法律本身不存在,所以中国的道德价值很难重建。我跟你重建了。但如果上面干预的话,明明合法的可以变成不合法。诚信就更虚无缥渺了。诚信的基础,是每个人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和底线,这样才有诚信可言。尽管有时候一个人不可避免说一些善意的谎话,比如看望病人时。政治家也不得不为政治或国家利益、群体利益考虑,说一些谎话。

  我举个例子,中国的儿童,在幼儿园里就开始说谎话了。那你如何建立诚信?你们在骂学生作弊的时候,你们扪心自问,你们老师作弊吗?你们不是一直在作弊吗?政府不也是在作弊吗?谁不作弊呢?我绝不敢讲我没有作弊这种话,不过我的底线稍微比你们高一点而已。这种情况下怎么重建诚信?

  我们现在教育孩子,很矛盾。一方面要让孩子诚信,但另一方面又要教会他们如何在中国生存。比如,我的孩子从美国留学回来,一回来就碰到了问题。有时候,他告诉我,这是老师课堂上教的。我说他是错的,那怎么办呢?我不得不教他。既然你提了意见,老师不接受,你在学校时就照他的办。但你得记住,在外面他这个做法是错的。你只能这样,你个人是无法抗衡这个的,除非你离开或者不想在这里生存。这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

  比如,有些大的事件发生后,你很难公开发表不同的意见,你最多沉默。但是沉默对一般人可以。对有些人来说,他们连沉默都不可能。譬如说,我是中学教师,我是大学教师,我要上讲台,我能沉默吗?现在正在编写各种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教材,编成以后,据说上课就只能照这个上了。你在这种情况下,能诚信吗?他日常生活也许可以诚信,但是一到这些大的问题,他诚信得了吗?

  张:但是,现在中国人的诚信问题,首先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葛:人有动物性的一面,任何一个人都这样。我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人之初只有动物性,然后是人性教了他,让他变成人性。

  张:复旦的老校长杨福家,后来去了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当校长。他曾跟我谈起一些中国留学生的事情。他说,很多中国学生 申请他们学校的奖学金。后来,核查了一下,发现大部分申请表上填写的家里特殊情况,都是假的,骗人的。一些学生临回国前,用信用卡大笔购物,就拜拜了。这直接造成很多中国学生拿不到信用卡。因为中国学生因此上了黑名单。还有,租房子,比如签约租两年,租了一年以后,钥匙一扔,人走掉了。很多海归回来后,觉得不适应?

 葛: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个悲剧。很多海归一方面不适应,但也有一些海归身上就有原来的恶习。这个问题很复杂。我曾经写过文章,就是中国可能是双重人格最严重的地方。在国外,在其他国家,政治家才叫双重人格,中国几乎人人是双重人格。痛骂腐败的人,如果自己有机会腐败也会乐意接受。骂开后门的人找不到后门,找到后门他也会去。什么道理呢?就是没有道德的底线。

  很多事情,不是马上就显示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中学教师。我们看到这种乱象,眼看我们的学生由诚信变成不诚信,由基本像个人到完全不像人,等到这些人当了父母,将来成为国家栋梁时会怎么样?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所以现在一个孩子,比如一个留学生,你追溯可能要追溯他的父母和家庭教育。他可能对父母诚信,但是对人家可以不诚信。有时,就是让他在外面狠,要斗,能骗就骗。都这样的。

  葛:我刚才讲,我女儿回国后碰到的问题。比如她去献血,很多人就很怀疑。你这个人怎么如此逞能,你爸是复旦教授,你妈是医生,随便怎么写张条子,你就用不着献血了。她就很奇怪,献血怎么可以这样呢,她想不通。但是她告诉我,你看那些党员、三好生,都这样的。很多人说,坐在你旁边的人是全班成绩最好的,你眼睛稍微瞄一瞄,考试成绩就可以提高的。但她坚持不看。这个事情你怎么办?

  张:在英国时,经常有熟识的朋友介绍小留学生来,咨询留学的事,或要求帮忙写推荐信。但是,仅见过一面,就做推荐人,我是不合格的,只能婉拒。有一次,一个申请博士资格的留学生回复我说,那你就说已认识我八年好了。我表示,此事不妥。而后,她的回复,就不很礼貌了。

  葛:他们不觉得,这是侮辱人的事。这种事情是不能接受的。最近有位老师希望我推荐他的学生,我说他只上过我的课,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很难推荐,他一定要我推荐,我说姑且我相信你,你给我你这个学生的情况。我相信你,我来推荐。那天,叫我签字,我马上说你退回去,我绝不做这个。这个学生的所有成绩都是 “TOP 5%”。我说如果我是对方的教授,拿到这张成绩单就给你扔掉,绝对是假的。我说你没有在外国生活过,你的英文能够到“TOP5%” 吗?比如你的组织能力,你只选修我的课我能知道你组织能力吗?不可能的事,这是假的。

  现在就这样,大家觉得很正常。我曾经说过中国将来要出事。现在的诚信度已经没有地方不受影响的了,不仅是社会、教育、司法、医疗、政府、宗教,甚至我认为军事、安全都会受到不诚信的影响。如果这种情况下,最高领导人能获得正确的警报吗?比如有次温家宝总理上午离开香港。他问今天下午游行估计有多少人。报告说,大概三五万人会有的。结果是 50万人。连这个都要骗他。

  我曾经说过,一个最高的境界是信仰,比如像“潜伏” 里面的于泽成这些人,还有陈布雷的女儿,他们不为信仰为什么投奔共产党?这些人不管今后怎么样,当时都出于信仰,这是最高境界,应该承认他们。第二是职业道德,比如有些间谍是职业道德,他没有信仰,但干了这一行要把这一行干好;第三个是商品经济等价交换,你给我一千两银子,你给我五万美金,我给你多少情报。虽然已经没有前面的信仰支持,但还是靠得住的。最糟糕的就是连这个都做不到的,你叫他到香港工作,当大老板他去的,叫他做小学教师他不去的,到了外面老板一做钱挣了就跑了,人间蒸发了。一个社会到了这种程度,那么将来要出事出在什么地方?比如说管最高机密的人他们也不诚信了。

现在中国发展高铁,我很担心的是安全。比如应该检查五遍的,他只检查一遍,这么高的速度,出起事故比起飞机还厉害。飞机检修,最后所有零件都要带下来的,螺丝不能缺一个,要清点的。上次有一次火箭发射失败,其实就一个螺丝。

  张:最近网上有个帖子,青岛市中心最早的下水道系统是德国人做的,最近碰到一些工程问题,就派人到地下查,一查发现有个零部件坏了。因是德国配件,也只能打电话到德国。德国人说,这个公司二十年前已经关了,但按照德国人做的工程,应该在你出故障地方三四米处会埋了一些可能用到的备件。他们就去找,找到了,用油布包得好好的。打开一看,零件非常亮。不知此事是否确实,但符合德国人的行事风格。这都和教育有关。最近,我问很多朋友同样一个问题,你们给不给小孩的老师送礼?如何送?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学校有规定,累计讲废话三次要罚款,罚金三百块钱。一四年级学生最后跟老师商量,我给你 150,咱们私了。

  葛:你知道幼儿园给老师送礼,现在最流行送什么?购物卡,又看不出多少钱,一般两三百块。要经常送这个东西。整个社会,很坦率的说,很难找出一块完全干净的地方了。

  张:不过,学校和教育应该是最后一块干净的地方?

  葛:不是,教育跟司法早就乱了。很多人责怪学校,我说不要责怪学校,因为以前学校是可以关上门的。现在学校是领导的一个部门,社会的一个分支,你关不了门,可以随便派一个人当你的校长。我在复旦做图书馆馆长,好几次外界干涉我的图书馆馆长职责,给我顶了出去。

  张:你说的外界干涉,指的是?

  葛:某一天,我不在办公室。当地政府的文化执法队突然来查,说我们图书馆里面有什么什么书。都给我顶了回去。我说谁敢来查。但很多大学根本顶不住的。以前的大学校长,像蔡元培,竺可祯,可以关起门来骂学生,但一到外面千方百计保护学生,学生游行时,蔡元培自己走在队伍最前面。现在行吗?现在大学里面,当然也有保护学生的,但只能在允许的范围里保护。现在的教育已经不是民众的教育了,比如教材有严格规定的,已经完全变成一个工具了,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指望教育起作用呢?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3-07 15:13:38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黄奇帆今天:复杂的社会变革于平静中推进

重庆农民工户籍改革探索

----复杂的社会变革于平静中推进

重庆市长 黄奇帆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户籍制度,是利益差异化分配最直接的标签,各地虽多有改革探索,但都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2010年8月,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在全国率先提出以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及其新生代为突破口,启动了农民工户籍改革。改革启动以来,从最初每天转户1000多人,到10月份平均每天转户近1万人,再到12月份平均每天转户1.5万人,户改得到广大农民工的积极响应。短短5个月时间,重庆已有160万农民工顺利转户进城,成为城市居民,改善了生活状态,改变了人生命运。通观重庆如此规模的农民工转户进城,整个工作平稳有序,复杂的社会变革于平静中推进。

改革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以人为本

    近30年来,农民工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不能拥有城市户籍,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城市住房、子女教育等权益,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大量农民工每年“候鸟”般往返于城市和农村,对社会管理、资源合理利用以及农民工身心及家庭都造成了巨大伤害。

    农民工户籍改革绝不是简单改写户口本,核心在于一次性依法赋予他们城镇居民的权益。重庆规定,农民工及新生代一旦转户进城,就一步到位享有与城镇居民完全同等的就业、养老、住房、教育、医疗等待遇。就业方面,将转户农民工纳入城镇就业服务体系,分类开展就业培训,予以创业扶持。住房方面,通过对转户农民工购买普通商品房给予税费减免、纳入公租房保障等途径,确保他们“住有所居”。养老、医疗方面,严格按城镇职工标准,由用工单位及本人依法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同时政府为随迁老人等提供社保资金支持。教育方面,转户居民的子女实行城市义务教育就近免费入学,平等接受各阶段教育。

    农民工户籍改革绝不能异化为城市的单向扩张和对农村资源的侵占、对农民权益的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都是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农民工转户后,是否退出,理应取决于他们的意愿。基于这样的理念,重庆已将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全部确权到位,并建立了农村土地自愿、有偿、弹性退出的机制,设置了3―5年土地退出过渡期,同时保留与农民身份相关的计划生育、与土地相关的种粮直补等权益,让转户农民工有充分的选择和适应时间。过渡期满后,不愿退出的,允许继续保留。愿意退出的,市财政已首期安排 100亿元周转金,保证退地能够按照市场价格,得到公允、合理的补偿。归结起来,重庆不以农民的土地换城市户口,不以农民的土地换城市保障,不以农民的土地换城市待遇,这既是重大的理念创新,也是重大的实践创新。

改革方案设计顺应了城镇化发展的规律

    推动农民工转户进城,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性举措,但必须遵循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绝不能超越发展阶段、一哄而起。重庆把常年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作为当前转户的主要对象,转户进入主城必须务工5年以上,转户进入区县城必须务工 3年以上。多年在城市的农民工,已实际占有城市公共资源,农民工转户进城,不会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加更多的冲击,相反,还会提供源源不断的改善动力,成为巨大的内需拉动过程。让已具备城市生活条件、有强烈转户愿望的农民工,在城镇化进程中,既能“化进去”,更能“留下来”,是顺势而为的理性抉择。

    推进时序上,注意把握节奏,先消化存量,再吸纳增量。首先,推动过去积累的、已在城市务工五年或三年的农民工转户。然后,通过畅通转户渠道,形成相关制度安排,让符合条件的新增人群都可以适时转户。近两年,根据摸底确定的330万人为转户目标,进行制度设计和资金安排。主要对象是在城镇有稳定职业和固定住所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以及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和退役士兵等新生代,同时将历史遗留的包括失地未转非人员、城中村未转非人员、农村集中供养五保对象等一并解决。2012年开始,转户工作进入常态,每年约转户70万―80万符合条件的新增人群。这样,到2020年可累计转户1000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以上。这将成为重庆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标志。

    转户人员的分布上,重庆遵循分级承接原则,充分兼顾不同层级城镇的环境资源承载能力。总体上降低准入门槛,适度放宽主城,进一步放开区县城,全面放开中心镇,让农民工在工作地就地转户,形成以主城和区县城为主、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布的格局,避免了“一窝蜂”涌入主城或过度集中在乡镇。从重庆已转户160万人的分布看,30多万人在主城,50多万人在区县城,70多万人在中心镇,与设置的转户准入条件基本一致。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最终会形成转户农民工30%到主城、30%到区县城、40%到中心镇的分布格局。这符合人口梯次转移的规律。

改革的政策体系充分尊重了农民工的意愿

    农民工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主人,他们既是改革的对象,也是改革的受益者。尊重他们的意愿,赢得他们的支持,是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基石。重庆把尊重农民工意愿作为改革的基本前提,赋予他们充分的自由选择权转户方式上,不搞强迫命令,不搞“一刀切”。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既可以选择转为城镇户籍,也可以选择维持农村户籍;既可以个人转户,也可以整户转户,完全由农民工自己说了算。

    农村土地的处理上,不以退出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为转户前提,对于转户农民工自愿退出土地的,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允许错位、错时退出。既可以一起退出,也可以分开退出;既可以保留收益权和经营权,也可以保留收益权、流转经营权。转户农民工通过三五年城市生活的逐步适应,随着对农村土地的依赖逐渐减弱,当认为不再需要时,即可毅然决然地退出。这既是对农民意愿的尊重,也是从制度上避免把转户农民工推向无地、无房、无业的境地。

    农村土地收益分配上,转户农民工拥有完全的自由支配权,或用于城市住房购租投入,或为老年人和自己购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或作其他用途。改革的推进过程做到了周密而细致户籍制度改革牵动全局,必须积极而又审慎地推进。重庆经过长达半年时间的调研论证,形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意见》和转户、退地、社保三个《实施办法》,并多次提交户改领导小组、市长办公会、市委常委会审议,还向市委全委会作了专题报告,确保了制度设计集思广益,各方利益充分兼顾,使方案切实可行、便于操作,并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户籍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推进过程中,又根据《总体意见》及时细化工作方案,陆续出台了转户居民养老保险、地票价款分配、农村土地补偿周转资金管理等系列配套文件,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农民工户籍改革政策体系。这些政策设计,在实践中经受了考验,没有出现“翻烧饼”或推倒重来的情况。同时,针对转户农民工的诉求,从保障权益的角度,分两批明确了44条具体政策,使政策体系更加完备。对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极个别学校强迫学生转户等局部偏差,也及时进行了纠正,确保了户改平稳有序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需付出巨额成本。重庆注重借助市场的力量来综合平衡改革成本,政府除了履行应当承担的责任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定规则,加强政策引导,让政府、企业、转户居民和社会共同分担,使巨额成本“化整为零”和长周期分摊。据测算,农民工转户人均成本约 4万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依照劳动法规,为员工转户后足额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费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主要承担弥补社保缺口、就业培训以及公租房、学校等配套设施建设的成本。转户居民作为直接受益者,依法承担应由个人支出的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用。农村土地退出所需成本,则通过把土地流转给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或经营大户实现平衡,特别是创设了地票交易制度,将农民退出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并形成地票实现交易,确保地票增值部分的 85%归农民所有,让偏远地区的农民像近郊农民一样享受到级差地租,实现了增加耕地面积和平衡改革成本的双赢。同时,由于转户对象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当期社保资金需求并不大,大规模的需求会在20―30年之后。重庆户改成本总体可控,近期安排土地退出补偿周转金已到位运转。

    户籍制度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好各方面的积极性。重庆注重把握好五个环节:一是以农民工的就业单位为主要载体,特别是发挥国有企业的表率作用,推动本企业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户,并主动落实好他们的福利待遇。二是以工业园区为重点区域,发挥各园区管委会的协调作用,指导用工企业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户到位。三是以大中专学校为重要平台,鼓励农村籍大中专学生一进校就转户。四是以各区县政府为主导力量,通过全方位开展政策宣传、制作发放转户明白卡和户改政策承诺书等方式,实现政策人人知晓、固化转户权益。五是以公安派出所为推进窗口,807个公安派出所,2300多名专职人员昼夜工作接受转户,做到3个工作日甚至当场办结。
面对难以攻克的户改堡垒,既需要勇气,更要靠智慧。绝不能视农民工转户为包袱,不愿推进改革;绝不能受传统体制禁锢,丧失挑战惯性思维的勇气;绝不能害怕既得利益者抵制,不敢触及改革本质。

    重庆以农民工为突破口的户籍改革,赢得了广大农民工的积极拥护,表明制度设计符合农民利益、符合国情市情,改革方向是基本正确的。当然,由于启动户改只有5个多月,尚处于大规模转户阶段,一些配套政策还有待细化完善,特别是转户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如何全部落实到位,将成为重庆面临的最大考验。相信,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保障转户农民工权益为先,这场波澜壮阔的民生行动、经济工程和社会变革,定能为全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趟出新路、作出示范。

 

 


发件人:"LIU Lihua" <llihua2003@vip.163.com>  2011-03-15 10:51:25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文章

中共对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决议

香港《争鸣》杂志

2010年12月28日

    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毛泽东思想若干建议意见》的决议,决议是(179)号,又谓(170179)号,是指第十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79)号议案。该议案由吴邦国、习近平两人合议提出,内容是:关于党的会议公报、党的工作任务决议、党的方针政策制定、党的理论学习、党的宣传教育、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有关政策、措施、决议等文件中,“毛泽东思想”不列入。据悉,当会议宣布一致通过(179)号决议案时,与会委员都不由自主地起立,长时间鼓掌、欢呼。

    江泽民新年期间大动作支持普世价值观和政改,给政治局全体常委信件由习近平转交(香港--前--哨--月刊2011年2月号头条)。文章要点:

    1,隆冬之际,江泽民照例在杭州别墅避寒,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先后有三位政治局常委"顺路"前来看望,其中自然包括被江泽民全力推举即将登基的习近平。北京传来的消息和来自江办的说法,江泽民同习近平等三位常委谈了同一个话题,即共产党要不要承认普世价值观,共产党应不应该接受普世价值观?

    2,江办传来的说法是,江泽民把一封信交给习近平,托他转给全体政治局常委传阅;而北京另一个消息来源则说,江泽民交给习近平的并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个口信,要他转告胡锦涛并所有常委。无论是书信也好,口信也罢,两个消息来源所说的信件内容是一致的,其核心内容是:普世价值观不能被西方专有,且时常拿来作为攻击我们的工具。我们共产党要承认普世价值观,拿来为我所用。据说,江泽民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普世价值呢?答案是有的。既然有,我们就不能回避,就要正面面对。

    3,与此同时,不同的信息来源也传出江泽民近来不时与周围人谈论起政治改革问题。他认为,胡温体制推行的经济政策,随着通胀高企和物价飞涨,特别是房价居高不下而面临严峻考验。其根本原因不在经济本身,而在政治方面。由于政治体制不顺,中央已不能完全指挥地方。中央政策制定之后,各地方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执行。尽管各省市仍然在口头上信誓旦旦地要贯彻中央决策,但其实是阳奉阴违。省一级对中央如此,地市一级对省也如此,再往下一级亦然。因此,把普世价值观和政改写进18大报告里,让政治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已经无法回避。

    4,2010年4月,李光耀应邀参观世博会,江泽民在扬州接待了李光耀全家,两人闭门密谈两次,有一次时间长达四小时。据来自江办的消息,在此次密谈中,江泽民正式邀请李光耀在适当的时候来中国住上一段时间,当面向习近平及其18大后的搭档班子讲述新加坡以法治国的经验,帮助新班子迈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李光耀已经答应了江泽民的邀请,并随即在习近平访问新加坡时,与习近平当面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不知是否是真的,如是真的,江在做善事。胡书记上台时我期望他能统一中国,因为统一中国意味着政治体制会有变化。因为我相信,再为主义杀人靠武力统一中国绝不是好办法,统一中国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再为了主义杀人,而是允许主义共存,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开放,8000万的党员怎么会没有自信,不可思议。

    种钟迹象显示,中国政局在最近三年偏左之后,即将在江泽民主导下再次向右转。据海外媒体报道:

    1,2010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毛泽东思想若干建议意见》的179号决议,该决议由吴邦国习近平两人合议提出,内容为今后关于党的重要文件中,不再列入毛泽东思想。

    2,由王兆国王歧山再次提交了《关于毛主席纪念堂改建为人民英雄纪念馆》的议案;

    3,香港--前--哨--月刊2011年2月号发表头条重要文章。江泽民新年期间大动作支持普世价值观和政改, 给政治局全体常委信件由习近平转交。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 2011-03-07 14:08:41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秦晓3月6日的自辩错在哪?

秦晓3月6日的自辩错在哪?

凤凰周刊  冼岩

    3月6日,秦晓挺身接受香港凤凰卫视的专访,高调回应“贱买平保股份”及“外逃”“谣言”,勇气可嘉;遗憾的是“理性”不足,所以漏洞百出。下面我们来具体剖析之。

一, 贱买平保股份

    这问题是秦晓的“死穴”,无论怎么辩解也难以自圆其说。于是,秦晓采取了迂回战术,回避问题实质,在边角上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试图混淆视听。这个问题的要害和实质在于以下几点:

    1,秦晓为什么在明知该部分股权至少价值72亿元(有同期的汇丰收购价作为参照)的情况下,执意以18.55亿元的低价卖出股份?即便如秦晓辩解的那样,当时“公司没有钱”,急于“走出财务困境”,那不是更应该卖个好价钱吗?

    2,纵然按照秦晓所说的“不能权益法,只能成本法”这一借口,打定主意要让利至少53亿卖出,为什么不能让利给其他国有企业,却一定要将利益输送给由某位隐身人控制的、名不见经传的两家私人公司?

    3,那个人是谁?那个接受了秦晓如此大笔馈赠的隐身人是谁?不要告诉公众,你也只知道他是北京的一位普通出租汽车司机或者是他女儿。

    秦晓只要敢于直面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我们就敢于相信他的清白。但他把所有这些问题都避而不谈,却大谈自己的丰功伟绩:“当时总资产不到500亿,500亿中可能有70亿的不良资产,70亿的不良资产我们拨备了45亿,回收了30多亿,现在是3000亿的总资产,而且是质量很好的总资产。”

    这种套路,陈同海不久前才用过。据说陈同海每月要花天酒地120万,平均每天挥霍公款4万元。当监察部找他谈话,要他注意影响时,陈就像秦晓现在一样反驳道:“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税款200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腐败分子的逻辑和语气,还真是如出一辙呵。论成就,秦晓不如陈同海;论案底,陈同海才2亿,秦晓至少53亿。

    其实秦晓自己很清楚,招商局总资产由500亿到3000亿,并不是靠他的本事。所以他才说“国企没有企业家”——既然没有企业家,说明公司搞得好靠的不是企业家的才干,而是拥有的政治资源。秦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比别的国企老总拥有更雄厚的政治资本。实际上,秦晓在招商局的10年,也正是大型国企全面高速发展的10年。凭借政府支持和行业性垄断地位,通过政治资源获得经济资源方面的优势,许多大型国企都实现了“跨越性发展”,秦晓并非一枝独秀。如果秦晓可以将这种依托政治权力取得的成绩作为自己免罪的理由,那么陈同海、李培英、张春江等人都可以免罪。

二, 外逃

    秦晓“显身”,似乎说明“外逃”传言“不攻自破”,其实不尽然。逃了,发现问题不大后,当然还可以再回来。有证据显示,几天前秦晓确实窝在香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很可能是在观风望色。所以,上述传言有可能是“谣言”,也有可能是说中了部分事实,只是不全面。

    说中了不须言,倒是“谣言”不妨作一番分析:是谁散播的?目的又是什么?

    有心散播秦晓“外逃”谣言的,无非是三种人:第一种是激于义愤之士,也就是秦晓所说的那些不仅是关心“工具理性”,而且关心“价值理性”,尤其是“公平正义”的人,他们认为秦晓有罪。如果其中有人只问目的、不问手段,就可能散播谣言,推动舆情发展;第二种是秦晓得罪过的人,包括他的对立面。秦晓为官、为官商都多年,现在又倡导所谓“现代性社会”、普世价值,加上性情高傲、高调,得罪的人必不在少数,这些人都有理由希望看到秦晓“出事”,甚至自己出手推动事态的演变;第三种是秦晓身边的人,包括他的朋友和盟友。这些人与秦晓份属同一个阵营,同一个分配系统,共享同一份资源。如果秦晓倒下了,原来已分好的蛋糕就又空出来一大块,他们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可见,秦晓身边与他称兄道弟、高呼拥戴的人,反而可能最希望他“出事”,从而也最有可能是造谣、传谣的人。悲哉秦晓!

 

秦晓还想要什么样的“证据”?

冼岩

    在网络揭露和三教授的公开信中,主要列举了秦晓罪行的两大证据:一,将至少价值72亿的国有资产作价18亿多卖给了不知从何而来的两家私人公司,让利至少50多亿(不算上市后的增值收入)。这笔交易由于有同期发生的汇丰收购平安股份的价格作为参照,利益输送证据确凿。

    二,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追踪调查,这至少50多亿的利益输送,明面上的最后受益者竟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资10多亿入股上述私人公司的北京一位普通出租汽车司机和他的女儿,背后另有不敢露面的操纵者一目了然。

    更不用提整个交易都鬼鬼祟祟,黑箱操作,屡放烟雾,交易完成后也不为外界所知。如此不正常的内幕交易行为,背后有没有猫腻,地球人都知道。但秦晓仿佛受尽了委屈,在政协开幕式后面对香港媒体振振有词:“说我侵吞国有资产了,关键你要有证据呀。”

    秦晓还想要什么样的“证据”?难道举报贪污的人必须潜入腐败分子的家中,将存折偷出来才有举报的资格,否则就是“没有理性”?主人委托你管理万贯家财,你趁主人不注意把它弄得只剩一两贯,主人回来说你有问题,难道你反而问主人要“证据”?难道秦晓所谓“现代性社会”三大支柱之一的“好的法治”,就是这种法治?我原来一直还奇怪,像秦晓这样的腐败分子为什么还高唱“民主”,他就不怕“民主”后民众找他算帐,要他把偷吃的都吐出来吗?现在才明白,原来秦晓们早就把一切都设计好了。他们所说的“民主”,和大多数人理解的“民主”不是一回事,那是一种能够充分保护他们非法所得、将“原罪”度化成“功德”的民主。怪不得秦晓还将“理性”定为他“现代性”三性之一:凡是反我的、我不满意的,都属“非理性”,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秦晓不是自称崇尚国际规则吗?按照国际惯例,无论是作为公共财产的管理者,还是内幕交易的经手人,秦晓都适用“有罪推定”。现在,控方的证据早已确凿而充分,轮到秦晓必须拿出证据来,解答有关质疑,证明自己无罪。当然,秦晓一直在解释,心虚的他面对媒体时总是乐于强调自己“喜欢掌控”。“喜欢掌控”就是秦晓为自己想出的理由:因为平安上市后难掌控了,所以要把股份卖出去。

    这种解释显然站不住脚。公众质疑的不是你为什么卖股份,而是为什么贱卖,为什么将利益输出?价值70多亿的股份,你哪怕卖个60多亿也好,为什么才卖10多亿,而且还是偷偷摸摸,而且还是卖给由隐身人掌控的私人公司?

    秦晓还对港媒辩称:“有国资委、审计署,还有市场和我们的投资者,都在监督。”——你欺负人家港媒不懂内地国情吗?陈同海、刘志军,已经暴露的、还没暴露的,哪个腐败分子不是在重重监督下贪腐的?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制度,没有监督,而是有制度不执行,有监督形同虚设。就在几天前还在搜狐首页看到《财经》采访秦晓的文章,标题就是《招商局原董事长秦晓:中国面临制度性贪腐的挑战》——看大腐败分子谈反腐,难免有当年某届世界反腐大会陈希同、王宝森分任大会正、副主席之荒诞,但至少说明秦晓对中国式防腐的制度性缺陷是心知肚明的。现在他却以此作为挡箭牌,虚构一个“中国的监督很完善,自己腐败不了”的情境来为自己辩护,这一说明这个人高度虚伪,二说明他已经乱了阵脚,理屈词穷。

    上面列举的两个证据,第一个是确证秦晓有罪,第二个是关系到他到底犯的是什么罪:是把至少50多亿的国产纳入了自己腰包,所谓私人公司只是掩人耳目;还是为更有背景者作嫁衣,自己只是赚个辛苦费,得到一把保护伞,一张坚挺的护身符?这一切要取决于那个北京的普通出租汽车司机和他女儿代表的是谁。这就需要秦晓亲自予以说明。主动输送至少50多亿的利益,完事后又如此高调,秦晓不可能不知道他的真实交易对象是谁。无论是作为公众人物,还是这个交易的最大责任人,秦晓都有责任必须向公众和有关部门交代清楚。

    秦晓有罪已确凿无疑,弄清楚“对方是谁”,则是理清此案的关键。

 

旨在“保护贪官”的中国法律制度

冼岩

    中国法律“保护贪官”的特性,集中体现在所谓“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上。这一罪名最高刑罚只有10年(不久前还只5年),腐败分子如果贪污数额较大,最好的选择就是死不交代,让赃款变得来历不明,于是最坏情况也只会判10年;如果他把一切都交代清楚了,坐实贪污受贿的事实,理论上最高可判死刑。

    显然,这是一条“抗拒从宽,坦白从严”,旨在鼓励腐败分子顽抗到底的法律。这种法律,无疑是腐败分子自己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它的奥妙不仅仅在于顽抗到底的本人可以少受刑罚,关键在于如果你拒不交代,其他“利益相关者”就安全了,至少减少了暴露的危险。所以,这是一条符合腐败分子整体利益,尤其是符合大腐败分子利益,更符合还没有暴露的腐败分子利益的妙法。它就像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的“沉默法则”一样,约束着所有已经暴露的腐败分子,自觉地拒不交代,从而保护了“腐败共同体”的整体利益。

    其他国家也有“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但大都是比照贪污受贿的最严重情节,从重量刑。这样的法律,才是真正“惩治贪腐”的法律,才能起到迫使腐败分子“缴械投降”的效果。而中国的法律其实是“保护贪官”的法律,不仅是一个“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其他还有不少,只是没有如此明显而已。这样尽心尽力保护腐败分子的荒诞法律能够成立,并且一直存在至今,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腐败共同体”一直左右着中国的立法。这一点应该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势,不仅体现在行政、执法上,也必然体现在立法上。没有这个本事,他们也就不可能如此强势,正反力量的对比形势也就不会如此恶劣,中国社会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与“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相对应的是,中国至少还没有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在民间、媒体、“两会”代表和委员长达20多年的压力下,一个这样世界通行的制度都出不来,可见此制度戳到了特殊利益集团的痛处。一旦实行,一是官员申报的财产数额可能激发民愤,导致天下大乱;二是许多人马上就要面对交代巨额财产来源的问题。由此看来,在此之前提前准备好一个让这些人可以轻微代价解套的“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可取到“稳定官心”的重要作用。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 2011-03-03 14:17:27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仅有“维稳”是不够的,没有“维稳”是不行的

仅有维稳是不够的,没有维稳是不行的

冼岩

    近几周周末的“茉莉花集会”,有人认为只是少数人恶作剧,掀不起什么风浪,政府如临大敌,实属小题大作,反应过度。其实,不管事件起因是不是恶作剧,既然通过网络传播已经广为人知,既然在现实世界已得到响应,就不再只是一个玩笑,而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一次集体行动。如果不是政府如临大敌、“反应过度”,说不定相关地点聚集的人就越来越多,再有什么诱导性的因素发生,或许就是又一次“六4”。

    所以,中国要乱起来其实很容易,遍地已是干柴,差的只是几把明火。几年前常听人说,“六4”时政府是幸运的,那时工人、农民还没起来,起来的只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如果再发生类似风波,工人、农民就要起来了,天下大乱难以遏制。这几年工人、农民境况有所改善,但满意程度尚不如1980年代。如果发生类似风波,他们中应该会有不少人站出来。此外,现在的流动人口增加很快,突发事件聚集力更强,“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往往乐于参与或进行“围观”。城市居民中很大一部分,也可能因物价、拆迁、医疗等各种各样原因参与进来。今天的中国,每年发生数以万计的群体性事件,利益不平衡随处可见,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民怨之积累比最近发生事变的阿拉伯国家有过之无不及。除如履薄冰地时刻准备“维稳”,将火星扑灭在萌芽状态外,政府确实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

    但是,总有人忽悠说:不能使用这种强制手段,压力越大、反弹越强、积怨越深,一旦达到临界点,必然一朝崩溃;只有赶快学习西方民主自由,以开放、协商的方式化解矛盾,才能消危机于无形。可惜,突尼斯、埃及的现身说法,直接向全世界演示了什么叫做“一朝崩溃”。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大都沿用西方,是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结出的胜利果实。它们的政治民主化程度、言论和结社自由,都远远超过中国。但是,民主自由并没有为这些国家起到化解矛盾或遮风挡雨的作用,反而推波助澜,成为激发和强化矛盾与冲突的重要因素,或许还是最重要的体制因素。毫无疑问,如果这些国家有中国这样强大的政府,这么反应灵敏而高效的“维稳”机制,局势绝不会演变到今日情状。反之,如果中国像这些国家这样“民主、自由”,“一朝崩溃”都不知已发生多少次了。

    政府和制度都只是社会治理的工具,崩溃就崩溃,本来没什么大不了。但问题之一是,现行体制在经济发展上还有着特殊的效率优势,至少在此一优势耗尽前,现行体制还值得维护;问题之二是,像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的国家,如果发生类似突尼斯、埃及的变局,将酿成多大的破坏和混乱?要损失多少财产和生命?人们要在混乱、无序的恐惧中要呆多久?混乱后来的又会是什么?至少在找到回避这些风险的明确有效办法之前,不可轻言民主化转型。

    以上论述,只是对现状和事实的分析,不涉及意识形态之争。事实上,虽然民间、学界为左、右争得头破血流,权力高层却并不存在所谓左右之争,真正的左派、右派在那儿并不存在。那儿的左派大多是伪左,挂羊头卖狗肉,就如执政党本身挂羊头卖狗肉一样——明明私产都入宪了,还自称“共产党”。右派亦如此,除个别已退休或将退休的乐于玩火作秀外,民主化政治改革在权力高层并无市场。可见左\右在高层都只是姿势和口号,借此化解一些矛盾,聚集某种资源而已。对左、右的娴熟运用,见证了执政集团实用主义行为艺术的登峰造极。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执政集团已彻底告别意识形态的坚持,蜕变为利益集团,一切以保持政权和个人利益为最高目的。

    既然大家都是“李鬼”而非“李逵”,都只是在“假摔”,当然现实政策路线中也就不存在当年邓小平所说的左和右的风险。对执政集团来说,真正足以威胁政权和利益的风险只有两个:一是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二是在以强力“维稳”的同时,能否化解引发不稳的矛盾和隐患?

    没有“维稳”是不行的,仅有“维稳”也是不够的。在“维稳”之后,还要找出造成“不稳”的原因,直面问题,尽可能解决问题,以减少“不稳”发生的频率和烈度,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正因如此,胡锦涛上任不久就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执政新理念,目的在常态性地化解矛盾,减少不稳。客观说,这些年政府做了一些事,赢得不少民心。具体说即是所谓“向左转”(其实无关意识形态的左右),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调整收入分配,重点是向低收入群体倾斜。这些做法缓解了社会结构中最刚性的那部分矛盾,增加了体制的弹性和活力。近几年在低层,尤其是农村,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一届中国领导人是最好的一届。这种表达当然朴素、直观。实际上,从政策调整的角度而言,胡相当于邓,江相当于毛。邓是将毛时代积累的工业生产能力调整了一个发展方向,由军工重工转为民用轻工,解决了当时消费品匮乏的问题,为改革开放的启动赢得了支持和动力;胡是将邓江时代“发展才是硬道理”、不顾一切高速发展经济所积累的财富,调整了一个分配方向,由主要向少数人倾斜,转而拿出一部分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困难问题。这种依据前任积累所进行的方向性调整,见效最快,也最易赢得声誉。

    可见,现在的国家领导人在大政方针上是清醒的,看到了问题所在,也提出了应对方案。真正的危险不在决策,而在执行,在整个官僚的执行系统。执政集团的利益化,导致各级官员都将自我利益作为行动指南,政策层层落实的过程,往往就是效用递减、目标变形的过程。在这种系统内,再好的政策,也可能适得其反,至少是事倍功半。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改变,就改变不了重要资源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的根本趋势,阻止不了官民冲突和各种“不稳”现象的层出不穷,这条路终将走到社会财富和民众心理所能容纳的临界点。现在,就连公布官员财产(仅仅是官员自我申报的部分)也成了一项高风险的选择,可能导致天下大乱,再加上经济增长终有乏力时,执政集团之危殆,虽非眼前,却在脚下。

    所以,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重要的,是执政集团要改造自己的权力系统。但是,对此一现阶段中国社会和政权的最大危险,朝野似乎找不到真正切实可行有效的解决方案。利益化是去意识形态化后的必然结果,是“脱魅”。这种“脱魅”是自上而下全系统的,非个人力量所能扭转。纵出现个别清官、“明君”,铁腕反腐,也只能澄清于一时和表层,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是在这种积弊土壤和力量对比下,虽然网络进行了详尽揭批,虽然三教授致信“两会”公开举报,大腐败分子秦晓仍可以大摇大摆露面现世,甚至再次吹响“集结号”,扬言要“重启”化公为私的“改革议程”——抽象说,让国企回到国民手中的方向并非不好,但操作起来却结果难料。想要坏的结果很容易,想要好的结果则条件苛刻,操作艰难。不管怎么说,由秦晓这样曾经将百亿国产揣入个人口袋的大腐败分子来倡导国企改革,只能让人联想到俄罗斯金融寡头瓜分国产并使之合法化、免罪化。高举一个看起来漂亮、做起来复杂的方向或目标,然后利用操作之便化公为己,这是以改革之名行盗窃之实的“原罪共同体”最惯用的伎俩。市场化如此,私有化如此,自由化如此,民主化还将如此。同一套戏法可以屡屡成功,一是因为操作权在他们手上,二是因为话语权在他们口中:通过掌控媒体,通过几十年的辛勤“启蒙”,许多人已经把他们的“改革话语”或“现代性理论”,视为无上教条,已至看不清近在眼前的基本事实。

    对权力的利益化问题,西方的学徒们当然会建议学习西方,采用分权制衡的方式,通过选民、舆论和法律来约束政府。于是问题又回到了文章开头的窘境,必须面对“不改等死,一改找死”的悖论——不论怎么说,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会选择“等死”,毕竟在等的过程中还可能出现新的机会,新的选择;既得利益者尤其愿意等。

    正因为在此根本危机问题上看不到出路,只能在边角问题上修修补补,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这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比“摸着石头过河”更无助。“摸着石头过河”方向是明确的,迷糊的只是路况;现在连方向都搞不清了,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只能什么问题迫在眉睫解决什么,尽量维持现状,避免翻船。

    这才是“中国模式”的困境所在。

 

 

 

From: "余滨" <abc727@sohu.com>Date: 2011-03-12 21:16:05To: "侯铁中(科技日报)" <houtz9988@sina.com>Subject: 附件网络文摘 春晚越来越像两会,两会越来越像春晚。
 

两会为何越来越像春晚

李天笑

    春晚越来越像两会,两会越来越像春晚。说的是春晚的政治宣传很露骨,而两会的娱乐意味很浓。春晚历来政审严苛,全部节目围着党转,这已不用多说。两会自诩最高权力机构,却弄得娱乐性十足,每年小品笑话层出不穷,活像一个滑稽相声舞台。

    每年几个大师级搞笑人物的表演是少不了的。毛新宇歪带军帽被记者围着的形象令人记忆深刻。刘翔飞跑躲过记者后做个笑脸,让记者背着摄影机急追摔个大跟头,实在很损。宋祖英杨澜藉机搞服装表演摆POSE让人视觉疲劳。李肇星装聋卖傻够恶心的。

    对所有与会的代表们来说,都不过是被党遴选出来充当举手工具的演员。而要使戏演的像,还得按人口基数,分地区、分行业布局,做到男女有比例,文化有高低,尤其少不得少数民族、体育、文艺、军队精英来点缀“代表性”。这些群众演员虽能制造一些花边新闻,真正具有逗乐功能的,是代表委员们一本正经胡诌出来的雷人提案。

    近年来,雷人提案花样翻新,不断创造雷人纪录。以前有提案提出“全职太太的家务劳动要工资化”,已经够雷人。今年提案更是雷人:有禁止吃猫狗肉的;有要加强北京治理煎饼果子摊儿的;有以危险驾驶罪判刑闯红灯的;有立法禁止父母带儿乞讨的;有建议采用乘客实名制改进高铁管理的;有提议将清明节前一天定为“中华民族英烈日”的,不一而足。可谓没有最雷,只有更雷。

    除了提案,两会代表们的雷人雷语不但让人哭笑不得,也广泛激起民愤。央视名嘴朱军曾鼓动大学生当掏粪工,说大学生掏粪能改变中国掏粪现状。此言一出,就有评论邀请朱军掏粪。今年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劝农村孩子不要去上大学,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到了城市回不去家乡就是一个悲剧。于是有网友请王平委员先从自己的下一代做起。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说,房价上涨是因为老百姓钱太多。结果,马蔚华差点没被网民拍砖拍死。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居然把红歌比作莎士比亚作品,实在令人喷饭。最有意思的是,政协委员、民盟安徽省主委、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刘光复强烈批评文山会海,指出“台上天花乱坠,台下昏昏欲睡”。这恰恰是两会现状的真实写照。

    都说两会是装门面用的。为何要把两会搞成一出春晚闹剧? 首先,说实在的,老百姓都知道两会除了巨额浪费外根本不会解决任何实质的民生问题。因此没有人拿它当回事,没有人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中国的数字游戏。每年能让老百姓记住的唯有雷人雷语、雷人提案和花边新闻。

    两会唯一可做的也就是引人一乐。除了雷人雷语、雷人提案和花边新闻,就像60大典用红裙子女民兵方队秀大腿来吸引眼球一样,两会也从全国各地选出漂亮的礼仪小姐,筑起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失去这些笑料和礼仪小姐,老百姓对两会就更无兴趣了。

    其次,真正触及实质的严肃的提案和讨论在两会上是不可能出现的。中共自己不会提,花瓶委员们也不会提。委员们又吃又喝,据说每个委员来北京开一次两会要花掉2.7万元,还不包括北京市交通和维稳费用。委员们还要对选拔他们的领导有所表示,至少不失去下次再来的机会,因此就弄出一些像模像样,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提案,说几句不痛不痒,又招人注意的话,做几个抢眼球的秀。

    最后,两会委员们要么是政府高官,要么是企业界大佬,要么是各行各业的名人,本身就与老百姓有着利益冲突。况且委员们来开会受了党领导的委托,又不深入基层,要他们不演戏、不说出雷人雷语、不弄出雷人提案、不把两会办成春晚也难。

 

历年最无法唤起希望的“两会”

德媒

    德国之声中文网3月10日发表香港的中国问题分析员李崇光的文章称,根据一些实实在在的观察和分析,目前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简称“两会”)可谓近年来最没有看点、最为无聊,也最无法唤起人们希望的一次会议。

媒体禁区,今年最多

    观察分析一:今年的“两会”对媒体而言,可谓禁区最多的一次。由于中东和北非发生的“茉==革命”,今年“两会”开幕前,北京宣传当局就对媒体三令五申,甚至就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也对外国在华记者语带威胁。

    当“两会”进行到一半,一些海外媒体获得消息,中国有关宣传当局像封闭互联网一样,对一些海外电视台进入中国大陆的传播,采用敏感词屏蔽法,一旦发现“中东”、“北非”或“茉++”等字眼,立即采取封杀和屏蔽。

    建设性议题,今年最少

    观察分析二:今年的“两会”也是在议题上最为保守的一次。纵观到目前为止的“两会”进程,“两会”代表基本上没有提出任何有新意、让人看到未来方向的议题。“两会”代表作提案和发言,基本上是为最高当局的政策进行注解和诠释。

    民主进程希望,今年最看不到

    观察分析三:此次“两会”也是迄今在长远方向上让人最看不到方向的一次。今年“两会”前,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禁忌话题,“两会”期间的敏感词汇如此之多,闹得媒体人士或是知趣地不再提及“两会”的改革问题,或是早已被喝令封口。

    唯一希望:“大派对”赶紧结束

    观察分析四:今年的“两会”基本上还是延续之前的“大派对”的风格,会议期间,记者们追着明星委员们奔跑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每年的“两会”基本上是一场公关秀,不少地方官员都是利用“两会”的机会到北京会朋友、跑关系,只不过用的都是“两会”的公款。今年的“两会”由于议题紧缩、开放氛围大减,这一现象就尤其突出。

    无论对公众还是媒体来说,目前最盼望的就是一件事:“两会”这场公关秀赶快结束,让大家回到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去。

 

 


发件人:"water z" <lawzxs@yahoo.com.cn> 2011-03-07 15:36:40 +0800 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假如我是两会代表

假如我是两会代表

律师 张星水

    两会正在如火如荼地召开之中,假如我是两会代表,我将做些什么事情?我将提出什么议案呢?

    首先,我要参与审议温家宝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递交的政府工作报告,给政府的各项工作打分,看看政府的成绩和不足,该表扬的大力表扬,该批评的直谏批评,而不是一味的奉承与歌颂;

    其次,我要关注政府财政预算的问题,替全体国民管理好政府的钱袋子,避免三公浪费和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的挥霍浪费,这也关乎全体纳税人的福祉;

    第三,我要提出下列议案:

    1、关于预防和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议案(这关系到妇女儿童的基本人权,对于丧尽天良、制造天下父母子女骨肉分离的可恶人贩子,抓一个,杀一个,也绝不为过);

    2、关于落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议案(阳光法案,呼吁了这么多年,这早就应该与国际标准接轨了);

    3、关于保障农村现有耕地的议案(土地资源日益稀缺,这是今后的大问题,政府不可等闲视之,地方政府别仅想着坐吃土地财政,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4、关于进一步保障知识产权发明人和原创者合法权益的议案(尤其对于智力成果的原创人的正当权益必须加大立法和司法的保护力度,以惩治和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猖獗);

    5、关于抑制大中城市盲目开发建设高价房、高档社区和别墅群的议案(这样昂贵的房子究竟有多少人能买得起?像我这样的中产阶级肯定只能是望房兴叹!为什么会为少数富人建设了这么多储备性住房?谁审批的?房屋的空置率究竟有多少?这不是财富的极大奢靡浪费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只能让广大的穷人感到愈来愈绝望无助!);

    6、关于政府财政专项拨款和银行政策性贷款大力扶植建设城市廉租房和公租房的议案(请各级政府多为全天下的穷人们考虑考虑住房的问题吧!别光惦记着营建富人的别墅,那只能是少数人的专利!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而言只能是天方夜谭的神话而已,可望而不可及的“天价房”);

    7、关于给中低收入人群减免税收的议案,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豁免穷人纳税,向富人群体多征税,富人们不差这点钱,也算是让富户们破财免灾;

    8、关于向奢侈品消费增加税收的议案,让挥金如土的富豪们多缴纳点税,也算是为“慈善事业”积德行善;

    9、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负担的议案(单纯“以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太急功近利了点,对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弊大于利);

    10、关于在大中城市禁放爆炸当量过大的烟花爆竹的议案(详见我的博客文章“禁放公民倡议书”,这也是反对暴力文化的日趋泛滥现象,再说政府的职责本来就是保境安民,让善良百姓的生活氛围免于遭受暴戾的恐惧);

    11、关于抑制特殊行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议案(这亦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可惜特殊利益垄断集团置若罔闻,只顾闷着头发大财,看看他们豪华气派的楼堂馆所就知道什么是骄奢淫逸的权贵生存方式了!);

    12、关于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的议案(这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都有明确的记载和规定,今后的重点是政府逐步抓落实,当然要慢慢来,稳中求进,一急了可能要出乱子,就不在此赘述了)。一言以蔽之,我的议案的内容和宗旨概括起来就是十六个字“科学发展、和谐正义、劫富济贫、替天行道”。

    哈哈,可惜我不是两会代表,不过,从新闻上看:我所关注的这些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策问题和法律问题,都已经有许多代表在呼吁和动议了(只擅长跑步的某某代表除外),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也是民心所向啊!希望两会圆满开好,给全国人民一个满意的交待。

    张星水 2011年3月7日 书于紫竹院,联系电话:13901302739,电子邮箱:zxslaw@126.com,京鼎法律文化思想网站:http://www.kingdomlawfirm.com/,欢迎两会代表和我联系,民间蚁民协助政府善治天下,积极献计献策,共促和谐发展大计,祝愿伟大祖国的未来前景更美好。
 

 



发件人:"Yu Bao" <leeca2008@gmail.com> 2011-03-10 19:24:18 +0800 收件人: "shi huaidong" <huaidongshi@gmail.com> 抄送: <zdjun@263.net> 标题: Re: 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价值追求

西方民主宪政为什么比中国传统价值更有诱惑?

雨薄

2011年3月
 

    石博士写的很有深度。文化如何作用于社会政治,是一个很深远的话题。仲大军老师也写过几篇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原始的儒家精神,和今天人们认识的儒家精神,是不同的。

   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学说源于周礼,起于民间,当时并不是一门“显学”,在那样一个体制支离破碎的时代,孔子提出“君君臣臣,克己复礼”并不是鼓吹皇权专制,而是呼吁人们回归理智,良心。他当时说的“君臣”,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相互的契约,首先是要有这样的契约的精神,然后尊重契约,这样人们可以过得相对好一些。不过,坚硬的法家学说,在那个时代更有实用性,孔子的复礼,只能是一个梦。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汉朝精英,在统治巩固之后,却想到了儒家学说,这个时空已经转换。已经没有很多君,也没有很多臣了,维系皇权专制的,当然还是法家的底子,儒学更多的,是用来满足人们对于彼岸理想的需要。

    到了明朝,《大学》《中庸》作为钦定教材,“大学”所谓的“治国平天下”,和坚固的皇权现实看来,很有点荒诞意义,试问哪个皇帝容得下大臣去“治国平天下”?,不过这并不妨碍其作为一种“公共精神消费品”,留在科举系统里面。当然我们还是要承认,原生的儒学精神,并不会因为权力如何看待它而消长。它自身有很深刻的理性和人文价值,即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终极关怀而提出了很多为人处世的建议。但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王之门礼义存焉”。从中国的现实历史来看,理性的儒家价值从未能被完全否定,而儒家价值系统每一次要重新登堂入室,却要通过朝代更替的非人道战争作为程序。我觉得这是当代人们否定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原因。

    例如,西方社会,通过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主宪政,显然是一个更有诱惑的梦。

    这段时间稍有空闲,我在网上偶然的兴趣,有时间看了不少关于台湾作家李敖的资料和视频。也许您也关注过李敖先生,显然,李敖先生首先是一个文化学者,大陆所谓知识分子,他的中青年时代,和台湾的蒋氏政权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招致两次入狱,80年代之后,他遭遇了台独和民主政治。2005年,他登上了大陆,据说他的建议非常为大陆所重视。

    我觉得通过李敖先生个人作为一个视角,可以看做也是中国的文化追求和所谓现代性的一个奇特的碰撞。他面对自己,面对社会,总体上感觉依然是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的追求,不过,他是一个难以妥协的人,于是在和时代的结合上,体现了非常色彩斑斓的人生。也许他属于君子不得中庸则必狂狷。

    从这种具体的人生,我感觉到得是,在知识,科技,政治等概念之上,东方西方,之间,作为不同信仰,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之间的历史和现代性的激荡,确确实实是会和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发生影响的。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中国,说着说东方,更大一点说第三世界国家,对于一个发达的,以英美资本主义体系,以及更大的基督教/犹太教文化生活圈,确实是一种,既有联系,有非常有相互挤压张力的关系之中。华人社会已经高度对西方的开放,但西方对华人社会的开放是非常有限度的。中国对西方的开发,所谓和国际接轨,也给中国社会内部,包括华人的港澳台地区,对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造成了非常大的挤压,体系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

    中国经济数量上的膨胀,某种程度,是这种开放带来的一个成果,但并不是没有代价的。我最近想,中国传统观念中,追求“价值”本身是一个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价值,例如中国对家族繁衍,对人际关系和睦,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非常源远流长的,但一直以来都不是通过西方式的安排来实现的。这些是中国文化延续的基础。追求“价值”和追求使用价值完全不同。

    在东西方的历史际遇之中,东方对西方的单向度开放,在所谓从器具性的落后,到制度文化落后性的自我怀疑,使得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价值”追求,不断的,不得不替换为“使用价值”的追求。我觉得这是现代所谓当代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传统的,现代的,形而上的,形而下的,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不断替换组合中,华人社会,有了现代媒体,有了政党政治,有了OEM代工,有了性解放,有了资本市场,同时,也保留着官本位,保留着风水先生,保留着族谱,保留着春晚。

    让“使用价值”去替代“价值”的,我觉得是1840年以来,华人精英,在历史与现实面前自处,唯一的的秘诀,也许也是一种无奈。满清大员,比较含蓄的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保留皇权,获得坚船利炮,肯定了坚船利炮的使用价值。

    洋务运动失败后,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中国的体,都已经可以用西方的共和民主制度,只要比较虚拟在核心价值上,保持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后来的社会主义建国,在大陆,传统价值也被认为是阻碍生产力进步的东西,被无情的掏空,社会结构中,最终只剩下一个无所不在的党政组织系统。

    华人社会,自我加速,急速的拥抱西方,拥抱以西方以工商体系为核心的世界市场。社会价值被抽象成一个“钱”字。李敖在北大演讲,最后说“形势大好,人心大坏”。财富的积累,没有给华人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和更多的安全感。

 

 

 

发件人:"shi huaidong" <huaidongshi@gmail.com>  2011-03-09 20:54:2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leeca2008@gmail.com> 抄送:标题: Re: 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价值追求

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价值追求

石怀东

仲老师,包宇你们好!

    包宇大作拜读, 略谈些谬见,请斧正。而今刚过二月初二,节气惊蛰,蛰龙抬头,九州大地的阳气,正要潜越出地表,而生发出郁郁葱葱的森罗万象来。由此,勾触到我幼年时的一点回忆,人在婴幼之时的记忆,片段琐碎,无以追述,而这一点是我所记忆特新的一幕。彼时我大约4岁,亦在早春光景,当时家中使用的大灶台,大厨房,大水缸,时值惊蛰,母亲教我说,今天惊蛰,你看,水缸下面是一节龙的角呢。那是一段笋一样的东西,长在我家厨房的土地上。此一情景,我记忆至今。

    到了今天,三十年过去了,此种生活方式的情趣与对话,再难看到,人们的生活方式,无不以竞争,攫取为第一要义。彼时虽然亦是五四文化断代久矣,然而尚在计划经济之末,人们的生活,不无困顿,然而之于自然,之于满足,之于心态,并不与现在相同,更多的愿意分出精力来看看自然,来与天地节气的变化共舞,也更多的与自然共存。因这是中国文化源流而来,散入乡间阡陌,深刻举手投足间的定约成俗。平民的生活,大抵在此范围,而这种平淡与闲散,又在乎计划经济的生活方式大背景。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绵延千年,似乎从未本质变局过。但凡一个事物,倘若一个变化的影响尚未回归本位的时候,其另一个变化又接踵而至,如此令此种步步为营的过程形成一个因果链,则此种爻变,便无可避免的积累升发,配上时间的格局而成为一气流转的卦变,进而来回鼓荡,从小到大,其影响可能是翻天覆地的。而中国文化,其源流所来之处,其为核为体之处,皆以内心为指归,而之于外部欲望的满足,从来持克制退让的态度。因此亿兆草民,不过希图温饱而已,商人逐利,始终叨陪末座。能逞其大欲的,不过帝王一人,等而下之,官员僚属,亦可如附鲨鲥鱼,饕餮残羹剩炙。皇权之上,别无他权,九界神祉,其分封与夺,休戚荣辱,亦不过操在人间帝王只手。孟子亚圣,亦可被洪武逐出孔庙,不得配享。故黔首黎元,在欲望发挥之上,不过是迎往送来,逢迎士大夫阶层,以求苟安而已。再加庙堂指黜,所谓奇技淫巧,皆恐扰乱民心,致使民智难控,凡有芽苞,皆归夭折。此所以,中国千年早熟文明,未曾生发出所谓物质科技之谓也。

    至于经济金融之精巧繁复的制度,在西方而言,由契约立基的文化精神,加以几度战争更替,金融资本汲汲于战争财富迁变的洪流,挟制合同商约的技巧,从国王狮口谋食,而成原始积累。王朝更替,天下涂炭,而此辈翻扶摇青云,笑傲沧海,成为无冕之王,大陆主宰。

    而在中国,绝无此可能。中国帝王,皇权侵陵万民,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王土之上,咸是帝王私产,岂容商贾侃侃于庙堂之上?因此但凡征伐用武之时,其军费开支,粮秣兵饷,其来源,放眼四海之内,皆是也,九州尽是粮库,四海无非牧野。而一干财政大臣,所规划者,无非如何东西漕运,南北筹措,如何在百业之中,开公私官民之别,以得滚滚之红利,而堪堪令生民免倒悬饿殍之虞。譬如汉武帝用兵,赖桑弘羊盐铁之论,令天下盐铁,尽归国营,以此资军,岂有余忧?譬如唐末诸侯割据,而中央犹能用兵于吐蕃者,盖诸战区之漕运转运未停也。再令匮乏,则派出诸多名目之捐,向富户大商强加索要,则定遂其愿。此所谓家天下也。

    是故,想到清末洋务运动之后所谓各大民营企业,在蒋介石掌权之后,无论大小,终究渐渐招安,而入四大家族之手,此等故事,与千年之前比较,只可用庄子的话来说,将柜子作牢固,是为了防盗,而大盗来时,他犹恐你的柜子做的不够牢固,以利他连锅端走。在实业未曾大兴,农耕布织时,政府征税,需得亲力亲为,各种渠道抽取钱粮,乃有所得。而实业大兴时,只需将肥硕成型的企业收归国有,则向小民赚取利润的渠道一并收获,再无躬亲其事的麻烦。在中国,如此的文化背景之下,欲携商业实力,而与政府行契约条款之照章办事,往往人财两空,其文化背景如此,未见其可也。

   古来虽有辉煌财富积累,其所用之地,无外乎王城官邸,佛道寺院,而无万民欲望之蓬勃多姿。在民众经济生活之间,事简制约,则不复有生发精巧金融经济制度的土壤。而国民之生活,以无竞相争速以夺利之必要,另有一种天人合一,小国寡民,村居野落的格调,于是乎,中国的古人,其心质而朴,无竞斗之为念。中国古人的生活,亦因此,可以说自然而然,也可说自欺欺人的报之以闲散放逐之态,温饱即可,非到朝代末年,穷途四困,无可求索之地,决不思打破樊笼,构建新邦。

    因此中国的内敛,自省的文化核心所生发出来的行为习惯,投射在经济技术领域,便是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见素抱朴,不见可欲的景象。而社会的财富,其浩流无外乎黎民温饱,官吏挥霍,两者皆不需精巧繁杂的公式契约,因此,现代的金融经济制度,则无由生展。而反过来,人们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在拙朴之中生存,故此,所求于天地万物的,也不过温饱两字,至多几个君王有限的想象力中单调的强力抽取民脂民膏。因此,绵亘千年,中国社会的卦变,从未到涸泽而渔的边缘,便迎来了新的朝代更替。中国人的生活节奏,从来没有快到令现有的制度不敷日常经济之用的程度,而需要令起周章,重开炉鼎,衍生出西方那一套眼花缭乱的东西来。

    这里,皇权的绝对控制,谢绝了资本治国的可能,心性内明的文化根底,约束了无边无际的欲望,多神并存,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重添了对自然的敬畏。凡此种种,更加之在天朝国力世界第一的上几个千年,无有外力能掀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自信。是以,清末洋务运动,欲动一土而阻碍重重,其丝羁缕绊,都在当时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沉淀而来。

    而今,社会生活第一要义,乃以满足人欲。而人欲其有边际可得?秦朝欲以一国之力,奉秦皇一人之欲,犹不可得,而今,欲以小小一丸地球,承奉兆亿人类的无边欲望,岂能得?然而,人们失去了对内心的自省,对幸福的真见,喜乐系于感官,得失唯在目前,则躁动熙攘的个体,对外乃是无穷无尽的掠夺和侵略。而这一个条件一启动,加上人类恃强凌弱的动物性,两两之间,虎视相向,于是人类便套上了不能停歇的红舞鞋,一国需得不停的发展物质,乃有力量参与世界之争。一个实业必须不停的高效运作,乃可望抢先满足世人的欲望,层层落实,一人必须不断劳作,乃能在一个实业中谋得生存,商家必须歌舞献媚,乃能引起一人之注意,继而占据市场。于是相互咬合,在哀叹辛苦劳累时,为别人的欲望劳作,为他人做嫁衣裳。在悠闲享受,自恣五欲时,乃将自己的欲望,作为枷锁和鞭辟,加在了旁人身上。

    这个时代的人们,追求的是无穷尽的欲乐,这些欲乐,是易变而易失的。而这一目的的实现,在社会内部是相互错位施加的无穷尽的辛劳,以及伴随得失悲喜的残酷碰撞。在天人之间,则是无边无际的索取破坏改造,以及招致自然的无情反噬。诚可谓饮苦食毒,互为牢笼。

    问题在于,发条越上越紧,而欲望越来越庞杂,人们似乎越来越满足了,各种科技的便利,几类神话。但阴阳是俱生的,人的物欲,所带来的生活,越来越接近随心纵欲,而互相扭紧的发条(透过各种经济规律,经济理论,治理制度,撕扯人伦天性而令人不自知,不自觉)所带来的折磨,则让人越来越远离正常人类所应天顺道而应过的生活。自然,安睡,平和,恬淡,发而中节的情志调畅。等等自然所赋予人的天然生活习性,早已不见。或许,这是东西两套文化,文明所带来的最不一样的,深及所有人生活的最大影响吧。老子说,不见可欲,小国寡民之初衷,恐怕在此。

    至于人生的快乐,是形而下肉体为高,抑或有形而上无根之乐为尚,留待后议。而在这内外两学,物质精神两端,如何找一个恬谧而活泼,灵动而祥和的道路来与天地共存,怕是人类当前的生存哲学,所最应思考的命题。

 

 



发件人:"tian" <xtos@live.cn> 2011-03-17 16:15:1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Date: Thu, 17 Mar 2011 16:15:14 +0800

关闭张宏良博客是因为有人卖国

田忠国

2011-3-17

    张宏良先生在“抗议网络法西斯主义”一文中这样说:“继去年新浪网关闭张宏良博客,网易、搜狐等网站张宏良博客不能使用,腾讯等网站把张宏良列入黑名单之后,3月13日博客网再次关闭了已经运行5年的张宏良博客。”

    其实,我的博客也反复遭遇过同样命运。我的博客命运与张宏良先生博客命运所不同的地方只是,因为我没有影响力,停停开开,而张宏良先生影响力大,其博客被永久关闭而已。读过张宏良先生博客的人都知道,他是反对化公为私的私有制,二是反对卖国,三是捍卫立国思想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维护党的领导,四是捍卫国家主权和经济、文化主权)(我的博客也是同样的主题)。如果从党和国家性质的角度说,这样的博客在中国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太少了,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卖国主义横行,没有人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卖国,这个国家就快完蛋了。当然,说完蛋有点不好听,但事实如此。

    从这个角度说,张宏良先生的博客,应该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网络媒体的大力扶持才对,但事实上却相反,博客一次次被关闭。这一现象起码说明了如下问题:卖国主义成了主流精英,也即权力剥削阶级、剥削压迫阶级的共识,这是其一。其二,卖国主义者害怕人民大众通过张宏良的博客了解真相,反对他们的卖国行为。或许,这就是有人说的掌握人心的根本原因。关闭张宏良博客,或许是卖国主义掌握人心新举措。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问,任何国家的主流精英都是捍卫国家主权的中坚力量,但中国的主流精英为什么疯狂国家的经济主权、媒体主权、资源主权呢?每次面对这样的提问,我们不得不沉痛万分的告诉提问者,中国主流精英因为贪污腐败,与人民为敌,害怕人民大众对其清算,只得走上了卖国的道路。因为,卖国主义者需要美国的保护。

    有人或许说,不至于吧,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或者,你有证据证明卖国主义存在吗?有啊,卖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是:其一,以敌国为己国,处处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名义,捍卫敌国利益。其二,出卖国家主权经济,让敌国掌控全国人民的生存命脉。其三,以反腐败的名义敲诈勒索,贪污腐败,化公为私,助推腐败朝更为严重的方向发展。然后又以反腐败和政改的名义反对党的领导。其四,打着马列的旗号反马列主义,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反人民,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反人类,打着科学的旗号灭绝中华民族(强制推行转基因主粮)。其五,一说毛主席建立的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就是动乱,就是专制独裁;一说恢复剥削压迫社会制度,实施资产阶级专政就是自由民主。其六,以依法治国的名义,只许全国人民面对卖国主义、剥削压迫主义老老实实,不得反对。反对他们自由卖国、自由掠夺就是违法犯罪;支持,或遵守他们制订的自由卖国、自由掠夺的规则秩序就是良民。其七,以敌国肢解中国战略为中国的发展战略。

    凡此种种,都是卖国主义的表现,不是什么政治观点的不同。如果仅仅是政治观点不同,他们就不会出卖国家经济主权,不会以敌国肢解中国战略为发展战略了,更不会以捍卫国家主权、捍卫党的领导、捍卫全国人民利益的张宏良为敌人了。大家说对不对?还是那句话,关键问题是怎么看、怎么办?是团结起来反对卖国主义,还是一任卖国主义宰革全国人民?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是个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国际化的斗争问题,是个党和国家、全国人民共同前途命运的问题。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3-04 06:58:02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此文已上"李延明的博客专栏",可从百度搜索进入.

“抽主”是对民主的颠覆

李延明

    2010年7月8日《社会科学报》发表了王绍光先生的文章:《超越“选主”——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思》。这篇文章把“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制度”称之为“选主”,并且断言选举不是选公仆,而是选主人,“或者选一个主人(如总统),或者选一群主人(如议员),由这些人来进行统治。”

    “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制度”能称之为“选主”吗?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民主”?关于“民主”这个概念,尽管学者们在细枝末节上还存在着种种差异,但是二三百年来,对于其主要特征人们的认识并无重大分歧,公认“民主”就是“人民主权制度”。

    迄今为止,“人民”要么是“臣民”,要么是“公民”。因为“臣民”处在同“人民主权制度”不相容的并且互相排斥的政治系统中,所以“人民主权制度”中的“人民”只可能是“公民”。“民主”的“主”,指的是“主权”。“主权”是国家权力系统中一个唯一的、永久存在的、不可分割和让渡的本原的、最高的权力。该系统内的其他一切权力都是由这个权力派生出来的。享有主权的人是主权者。

    在人民主权制度中,全体公民除了集合在一起投票表决,选择自己的代表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以外,没有任何其它的途径来行使自己的主权。实际的主权者仅仅是公民中的选民。“人民主权制度”确切地说,是“全体选民作为一个整体掌握国家主权并且仅仅掌握国家主权的政治制度” 。因此,民主制又被称为共和制,即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政治体制。民主制是从主权位置的角度对主权在民的国家管理形式的命名,而共和制则是从主权实现途径的角度对同一种国家管理形式的命名,它们是同一个事物。由此可见,民主与票决是互为表里的,没有票决就没有民主,或者说不是民主。票决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民主程序是实现民主的不可缺少的操作性环节。

    在民主制中,选民不是对一切事情都做主,而是只对由哪些人执政这件事情做主 。做完这个主以后,具体的事情就交给由选民们挑选出来的公仆去办理了。在票决执政者这个场合之外,公民只是被管理者,必须服从国家机关的管理。因为选民能够决定由哪些人执政,所以才有权对执政者监督。总之,民主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谁执政要由选民决定,而不是由执政者自我决定,而且这种决定要用一种制度性的程序来加以保障。如果执政者是由选民挑选和决定的,那么就是民主。如果执政者不是由选民挑选和决定的,而是由执政者自我决定的,也就是凭借武力等实力自己决定自己执政,“有枪就是草头王”,那么无论是他们声称自己代表天命,还是声称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都不是民主。

    在实现途径方面民主制的这种特征,早有“共和”这种术语予以表述,根本无需另造名称。这篇文章一方面把“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制度”表述为“选主”,把至关重要的主权要素从中排除出去,断言选举不是民主实现的途径,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另一方面又颠倒选举者和被选举者之间的主仆关系。这样,鹿就变成了马,白的就变成了黑的,民主就变成了“不民主”。那么怎样实现作者所说的排除了选举的“真正的民主”呢?

    王绍光先生开出了四个药方:“一是电子民主”,“二是商议式民主”,“三是抽签式民主”,“四是经济民主”。

    按照王绍光先生的表述,其中,“电子民主”不过是“电子政务公开、电子投票、电子民意测验等”“使选主变得更加便捷”的技术手段;“商议式民主”“如果商议后,人们的看法仍然不一致”,还需要“用投票的方式解决”问题;“经济民主”不过是要求把民主从“政府决策”扩展到“公司、学校、教会决策”而已。这三种“民主”均未在“选举式民主”之外另辟蹊径,并未推翻王绍光先生所谓的“选主”,因而本文不拟多费笔墨。只有“抽签”与选举截然不同,故尔在此一议。

    我虽然反对王绍光先生把“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制度”称之为“选主”。但是,在王绍光先生尚未接受我的意见之前,为了能同王绍光先生用同类语言交谈问题,我也仿照王绍光先生的语式,把他所说的“抽签式民主”称之为“抽主”。因为王绍光先生认为“选举式民主”是选主人,所以,“抽主”自然就是通过抽签决定社会全体成员的主人。

    王绍光先生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不需要委托代表来管理。“实在需要代表的话,也应是随机抽签产生的。”而不需要选举。这里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人民不需要代表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另一个是“决策者由抽签决定”。先说第一点。

    人是以或松散或紧密的形式组织成为社会的。只要有社会就会有公共事务,只要有组织就会有公共权力,就会有管理。自氏族公社解体以来,社会公共事务由社会全体成员直接共同管理的社会并不存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从来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划分。区别仅在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究竟谁是主人,谁是仆人 。在君主制中,管理者由君主委派,是被管理者即全体居民(臣民)的主人;而在民主制中,管理者由全体选民即被管理者委派,是被管理者的仆人。如此而已。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人,因为其公务活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能随心所欲,选举人可以监督他们;选举人如果认为他们服务得不好,可以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罢免他们,或者在下次选举时让他们落选。所以,他们想做主人也不行。

    民主制的要旨就在于使执政者即管理者的命运能够被社会全体成员控制或者制约,而实现这种控制的手段就是通过选举决定执政者的命运。如果执政者不依赖于被管理者授权,不由社会全体成员通过选举产生,而是凭借实力自我产生、自我决定、自我传宗接代,就不可能成为被管理者的仆人。如果管理者之间不存在竞争,普天之下,只此一家,让被管理者没有做其它选择的可能,那么,选举即便存在,也没有实际意义。
再说第二点。

    “抽签”虽然号称能让“所有的人都享有平等的机会成为决策者”,但是,实际上却只让中签者成为决策者。王绍光先生看中的“抽签是随机的,几乎不可能被操纵”的优点,恰恰使得社会全体成员对执政者的控制或者影响变得没有可能,社会全体成员的主权不见了。这种做法并不像王绍光先生所说的那样能让所有的人都对决策有所影响,更不要说有“平等的影响”。因为决策者的权力是“老天爷”给的,不是选民赋予的,因而中签而成的决策者就像凭借胳膊粗,拳头硬,嗓门大而自我决定执政的集团一样,同样没有必要对选民感恩,受选民监督。

    在选举过程中,社会全体成员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要通过同候选人的互动,对候选人的品德、能力、施政纲领等等加以比较和挑选,尽可能选出符合自己利益的优秀者担任公职。而在“抽签”过程中,却没有这种选择和比较,选优原则在这里完全不起作用。抽签并不具有选优机制,也不允许选优,而是赋予“贤”与“不肖”、“能”与“无能”同等的中选机会。因此,抽签并不一定使品德好、能力强、经验多、见识高、有志于公共事务管理的人走上执政地位,而可能使或者品德差、或者能力弱、或者经验少、或者见识低、或者对公共事务管理没有兴趣的人被抽中去从事公共事务管理。因为品德好、能力强、经验多、见识高、有志于公共事务管理的人总是人群中的少数,所以这种人中签的机率总是比较小,远低于通过竞选而被选中的机率。这对社会整体来说是不利的,在这个方面连君主制都不如 。

    “抽主”使被治理者不知自己将被何种人治理、有没有能力治理、善治还是恶治,使社会全体成员实现不了主权,从而民主不可能实现。如果仅从学理上看,王绍光先生的“抽主”不但与选民掌握国家主权的制度相互冲突,而且也与政党掌握国家主权的制度相互冲突。因为抽签不但排斥选民对执政者的选择和制约,也排斥一切政党不经抽签,自行独掌国家主权。然而,我揣度王绍光先生的本意并不是“与虎谋皮”,让已经靠武力坐上“龙庭”的政党把自己的命运重新交给结果难以预知的抽签决定。否,则他的这些观点不会被官办媒体一登再登,反复宣扬。在“打天下者坐天下”,执政者的命运并不由选民决定,并不由大选决定,而是由自己独掌的“枪杆子”决定的语境下,只说在中国大陆尚未成为现实的“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有什么瑕疵,不说中国现存的政党掌握主权的制度有什么瑕疵,以及君主制有什么瑕疵,主张用“抽主”代替“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制度”,客观上只能为“一党专政”去除一个威胁,因而对“一党专政”有利。这一点,不但王绍光先生和官方心知肚明,而且我们第三方也是明白的。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经说过:“我不赞成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利权” 。因此,我虽然不同意王绍光先生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是我尊重他的言论自由,尊重这种观点发表的利权。

   中国的政治实际要靠利益集团的博弈来解决,要靠平民阶级同官僚特权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解决。我们这些人怎样说,说不说,都不解决问题。但说说也无妨,故为此文。

 



发件人:"郑现莉_1125"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2011-03-08 11:35:1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icaogen@126.com>, <shirleyshek@citicpacific.com>, <wyzxsx@163.com>, <snzhongguo@163.com>, <md@gmw.cn>, <zggjzyz2002@hotmail.com>, <chinaelections@126.com>, <chinaelections@163.com>, <zk_hy_168@163.com>, <humanrightscn@yahoo.cn> 抄送:标题: 给特权套上缰绳才能避免“折腾”

  内容提要】在人类所有不公现象中,利用权力捞取财富及谋求世袭是最能引起怨恨的了。他们总是在公众场合虚伪地宣传自己的权力是民众赋予的,代表人民的利益来掌控权力,转过身却干着极其卑劣的勾当,处处压制民众对他们的不满。“折腾”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他们一贯为所欲为地“折腾”民众,今天的骚乱只是历史的因果报应而已。

给特权套上缰绳才能避免“折腾”

郑献霖

  最近的中东诸国“折腾”得很厉害,突尼斯总统带着万两黄金逃离了他发财的地方,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及其家人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均被冻结,并且被禁止出国。利比亚闹得最凶,对立双方直接刀枪相见,大打出手。有鉴于此,胡总书记两年前的“不折腾”一词再次在不少两会代表中流行开来,不过在我看来,“不折腾”固然重要,但如何正确地避免“折腾”才是更重要的。

  毫无疑问,“折腾”直接带来的就是惨重的人员、财产损失。据统计,突尼斯骚乱已至少造成78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在20亿美元以上。埃及事件以来也已经造成300多人死亡,平均每天经济损失达3.1亿美元。利比亚冲突仍在激烈进行之中,估计人员、财产损失将远超上述两国,并且还会对国际市场造成重大影响。近日随着政府军向反对派控制的重镇米苏拉塔的猛攻,国际原油价格已达105美元/桶,升至2008年9月以来新高。

  “折腾”给国家造成了损失,但直接承受这种损失的却是普通民众。中国老百姓有句话说:“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这是2000多年历史留给他们的深刻教训。每逢改朝换代的“大折腾”,不仅残酷的战争要死人,更严重的是战乱必然导致农业生产陷于停顿,造成极严重的饥荒,据历史学家们估计,每次人口损失基本都在50%以上。迄至近代,太平天国造成的人员损失仍极其可怕,有的材料估计2000万,也有估计7000万甚至上亿的。

  尽管“折腾”带来的几乎总是灾难,但人类历史堪称是一部“折腾”史,大大小小的“折腾”总是摩肩接踵而来,不说中国的“大折腾”,二战以来每隔十年左右就会在不少国家上演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的小“折腾”。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大大“折腾”了一次,号称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全部垮了台,甚至还有些最高领导人被判处极刑。90年代末,在印度尼西亚已经连续七次当选总统的苏哈托被迫在社会骚乱中黯然下台,这次事件仅华人就被杀近1200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刚刚消停几年,阿拉伯世界又开始了集体政治“地震”,行将造成什么后果现在还无法逆料。

  有人把这些“折腾”归结为美国的幕后“黑手”,比如我们敬爱的新华网就在一篇名为《中东乱局隐现美国战略“黑手”》的文章中认为,“美国国务院以金钱润滑的强大机器一刻也没有停止在敌国和友国的破坏工作”,2008年4月6日埃及全国性大罢工运动的领导人得到了美国的“秘密支持”,并承诺要在2011年大选之前“推翻政权”。

  这种论调看似是在谴责美国的政治道德,但实际上对美国的神化比“全盘西化派”还要厉害。如果美国真能这样事无巨细地掌控全球,那恰恰说明“资本主义”美国的活力还是很旺盛的,它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可就更多了。笔者无意否认美国每时每刻都在试图影响全球的政治变革,但这种影响绝不可能达到可以掌控这些变革的程度,共产党的老祖宗早就讲过,事物演化的内部因素才是根本性的。况且这种行为也算不上道德把柄,我们以前不也是经常在“国际主义”的旗号下支持其他国家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吗,怎么同样的行为到了美国那里就成了“黑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在《环球时报》上发表的《中东乱局根源在金融危机》一文的分析稍为深刻,他认为政府官员腐败与失误、信息新技术的应用“肯定不是引发社会动荡的全部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它“其实是金融危机正在深化的表现。标志着此次危机已经冲破金融和经济范畴,进入更加凶险的社会领域。”

  金融危机的确是这场乱局发生在此时此刻的重要因素,但它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了社会危机的到来。作为对照,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前苏联还是计划经济体制,金融在经济生活中仅居从属地位,而且他们自成一个经济体,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并不多。当时的资本主义体系也未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阵营依然解体了。

  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个国家即使面临严重的内外部危机,如果政治、经济精英群体能够与底层民众同舟共济,一起面对这些困难,那么他们的社会声望只会进一步提升,社会动员能力也会增加,危机程度也会受到削弱,他们在大众中的精英地位反而更为巩固。

  孔子曾经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虽在前些年遭批判为平均主义,但时过境迁,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深层原因已经不再是平均主义,当年的批判已不再具有说服力,相反倒是很多国家的演变证实这句话。如果再加上“患不均更患不公”似乎就更全面了,真正为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即使他们的生活待遇比普通人高得多也能被理解。比如袁隆平获500万国家最高科学奖,相比于太多利用权势、垄断地位轻松致富的亿万富豪们来说,即使奖给他500亿也会有不少人支持的。

  随着信息传播的加速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今天的人们已经不会只有被逼到饿死才想到“折腾”了,他们对不公正待遇的忍受度越来越低了,信息技术使骚乱诸国政治领导人的丑闻迅速传播,但归根结底还在于他们自身不干净。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在1987年上台后其家族所属企业控制了全国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在其总统府内搜查出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和各国现金;穆巴拉克自1981年上台后一直没有任命副总统,他的二儿子贾迈勒2000年突然进入执政党高层,很快成为第三号人物,有关他将继任总统的传言一直不断;卡扎菲已连续执政40多年,内战开打后仅被美国冻结的资产就高达300亿美元。

  不管他们在台上的演讲多么动听,只要看看这些做派就能理解这些国家民众的不满了。在人类所有不公现象中,利用权力捞取财富及谋求世袭是最能引起怨恨的了。他们总是在公众场合虚伪地宣传自己的权力是民众赋予的,代表人民的利益来掌控权力,转过身却干着极其卑劣的勾当,处处压制民众对他们的不满。“折腾”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他们一贯为所欲为地“折腾”民众,今天的骚乱只是历史的因果报应而已。

  还有些国家更恶劣,国民在挨饿的时候最高领导人的儿子却在瑞士的贵族学校里读书,年仅28岁寸功未立就能获封大将军衔,连续三代世袭成为国家的接班人,让人恍如一下回到了十九世纪,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如果某一天这些国家的民众要起来“折腾”,我看就像人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的自然。

  改革开放既是中国人民辛劳苦干的30年,同时也是社会差距以世界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扩大的30年。官僚特权集团近水楼台先得月,攫取了远远超过合理限度的社会资源。据社科院李志宁估算,中国99%的民众只占有国民生产总值的1/4,导致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消费量却只占世界总额的4%。以医疗为例,同样是社科院的一份报告显示,2006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7000亿元,国家投入1190亿元,仅占17%。在1190亿元中有952亿元被850万党政干部占有,卫生体系公平性被世界卫生组织排名在第188位,全世界倒数第四。

  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给大多数底层民众带来的却是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受过高等教育本应处于社会中等阶级的大学生们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结不了婚,生不了孩子。坐在华堂高屋里的衮衮代表诸公们如果真心想“不折腾”的话,那就赶紧把本属于民众的选择、监督当权者的权利还给他们,给狂放无忌像野马一样的官僚特权套上缰绳,带上嚼子,庶几才有可能避免整个民族陷进无底深渊,向着“折腾”的不归路滑去。

 



发件人:"郑现莉_1125"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2011-03-05 23:18:4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官员财产信息公示不妨从省部级开始

官员财产信息公示不妨从省部级以上开始

郑献霖

  在当前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利用民众赋予的政治权力捞取非法利益的贪腐官员最能激起普遍愤怒。日前全国政协大会发言人赵启正在回答记者有关官员财产信息公示这一问题时认为,现在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中国的公务员接近一千万人,还有工作人员相当于公务员的企业或事业单位,那就更广泛了”,因此这项政策也就只能“一步一步推动”。

  看到此笔者不禁想借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开头的一段话来表达我的感受:每逢两会召开,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官员财产信息公示的问题马上就会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一步一步推动”论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全国人民并没有要求中国政府做那个首吃螃蟹的勇者,官员财产信息申报、公示制度目前已被100多个国家所采用,实践证明大凡清廉指数比较高的国家均少不了它。远在1776年瑞典公民就获得了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后来瑞典法律规定公职人员必须向税务部门公开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明细,并接受所有人的查询。正是由于严格的财产监管,才造就了瑞典、芬兰、丹麦等连续多年被列入世界最清廉国家行列的奇迹。

  至于我国还不能立即实行官员财产信息公示制度的原因,赵启正先生显然是把它归结于官员太多了,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解释好没道理。固然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致使我们的公务员比不少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但另一方面,我国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检察院反贪局、信访部门等负责监察任务的人员也相应增加了,我没有看到相关数据能表明他们在公务员总数中的比例明显低于国外。

  应该说,仅仅依靠上级部门或者监察机构对目前臃肿的公务员队伍的财产信息进行详细“核实”确实有难度,况且他们的财产状况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但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解决,我们的监察部门只需将官员的财产清单拍成照片晒到网络上,我想愿意对这些信息进行核实的志愿工作者恐怕比比皆是。成为当前维稳重点工作对象的上访人员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做此项工作,只是他们往往不仅没受到鼓励反而被打压。如果我们的监察部门忙碌到连晒网都没工夫进行的话,那么何以让我们相信仅靠他们就能完成反腐败的国家大计呢?

  退一步讲,即使考虑到公务员人数众多无法一蹴而就,那也完全可以先从一部分人开始做起,比如从省部级以上领导开始总不会再有类似困难了吧。事实上很多国家正是这样做的,我们的近邻就有这样的典型。

  与我们曾经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前苏联因官僚特权泛滥而倒台,继承其遗产的俄罗斯一度腐败问题也非常严重。为此,俄罗斯总统麦德维杰夫在2008年12月25日正式签署了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相继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根据这一法律,俄联邦在宪法中明确增加规定:“俄罗斯政府总理、副总理以及政府部长,有义务向联邦税务机关提供自身和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名下的财产及收入信息,其中包括各自收入、有价证券和不动产等”。随后,麦德维杰夫和总理普京及其他内阁成员已按照法律要求连续两年向社会公布自己家庭的全部财产及收入状况。

  韩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一直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腐败空气潜滋暗长。在社会各界民众的压力下,1981年由时任总统全斗焕颁布了《公职人员伦理法》,对公务员财产申报与公开、收受礼品的申报,以及限制退职公职人员的就业等都做了详尽规定。尽管在整个80年代这部法律实施程度有限,但依然使全斗焕及其继任者卢泰愚受到了惩处。1993年金泳三开始强力推行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和金融实名制,规定自总统以下的3.4万人必须申报财产、1670名高官必须向社会公布财产。为了起到带头作用,金泳三在履职之后第三天就公布了自己及家人的财产状况。从此韩国廉政状况大有好转,时至今日已经以很小的代价完成了国家从军管体制向现代民主制度的转变。

  反观我国,由于官员财产信息公示制度的缺失,致使“高干子弟富豪排行榜”之类的东西在网络上满天飞,在相当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中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高级领导干部的高尚形象。当然,大部分明了真相的群众都有理由相信,象成克杰、程维高、陈良宇、田凤山、王守业、黄松有、邱晓华、康日新、刘志军等等等等这样的蛀虫在高级干部中只占极小的比例。只是这些明了真相的群众苦于拿不出高级干部财产状况的真凭实据,而往往在社会舆论引导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状况延续下去就极有可能当中国在未来发生急剧变革时使体制内的稳定派面临极大的危险。

  中国最高领导人也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胡锦涛主席2010年1月12日在中纪委十七届五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要“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很显然,官员财产信息公示制度应当成为这一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想起以前学过“蜀之鄙有二僧”的故事,“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民众并不担心实行一项改革有多少困难,只要政府能取信于民就没有办不了的事情,他们所忧虑的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拿一些所谓的客观困难来搪塞民众是非常容易的事,但有朝一日当民众最终失去耐心的时候,即使想实行也已经没有机会了,那时将悔之晚矣。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党内的省部级高官更是先锋队中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道德品质都是久经考验的先进人物,堪称先锋队之中的先锋队,肩负着带领整个中华民族迈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神圣使命,想来是不会为了区区一点阿堵物而阻碍官员财产信息公示这样的反腐大计在中国的实施的,相反还应该以身作则带头拥护。再怎么说,一只脚已经迈进共产主义门槛的这些高官们的思想觉悟总会比资本主义国家那些总统啊什么的要高出一个档次吧。

 



发件人:"274883022" <274883022@qq.com> 2011-03-09 12:24:1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 标题: 我们如何来看改革开放及其所发生的一些严重情况

     大军网按语:此文是针对本网上期文章《自由与革命之魂永存》所写的,想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规律,无疑是痴人说梦。而下面那篇《辛亥革命成功吗?》,更是一帮不食人间烟火的无聊文人在那里自癖!历史潮流从来不会理睬阴沟里的残渣余孽!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人民大众。

要政治改革,不要政治革命

274883022@qq.com

    中国历朝历代,有一个奇特的社会现象,每隔几十年或几百年,总有一个曾经兴盛过的郡主王朝走向衰败,接着被另一个具有同样性质的封建皇帝替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社会动荡,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一是君主专制下社会的停滞不前,二是社会变化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得不到解决,便引发出暴风骤雨式的政治革命,这种政治革命象蚂蚁一样,蜂拥全国,遍地而起,一时天下大乱,摧毁了一个又一个专制腐朽的封建王朝。

    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政治革命都没有给国家民族带来光明的前途。每一次千百万民众用热血和头颅摧毁的君主专制体系,代之而起的仍是结构、性能与旧体系几乎没有差别的新的君主专制体系。刘邦和朱元璋这样普通的农民出身的革命家,他们在政治革命成功之后志建立的各自延续了二三百年之久的汉、明王朝在这方面的情况固然无须多说,就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和理论界所公认的真正的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洪秀全,又将怎样呢?他们虽在革别人命的同时,曾经提出了“均田免粮”“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等等美好口号,但是政治革命稍有成功,一旦权力在手,他的一切政治设施,又莫不是为了维护自己既得的统治地位。

    因此,中国历史政治革命虽多,百姓的厄运从来没有摆脱过,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就是一种推翻旧体制下的革命——建设——再建设——再革命的周期性循环交替的过程。

    历史证明:这个过程的每一次形式转换,并没有使社会走向进步,反而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和充满血腥的社会浩劫。那么,社会走向进步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是政治改革!只有通过政治改革,社会才能向前发展,根除旧体制的不合理部分,建立新的生产、生活、思想和制约机制,是社会前进的助动器。现在,当我们站在世纪未端,回头遥望中国古代秦皇汉武,铁马干戈的烽火岁月,我们惊奇地发现改革与革命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千年历史。凡历史上改革人物,以其敏锐的目光,超凡的才能和胆略,锐意改革,变法图强者,那么这个历史时期便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勃勃生机的大一统局面。商君改革奠定了秦始皇帝统一中国的基础;汉刘氏皇周室周公帝、唐李氏皇帝的改革为中国描绘出了一幅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的历史景观。而姚崇、王安石、范仲庵等改革者同时延缓了唐宗王朝的死刑执行期。这种历史的特殊景象的基础,说一千遍道一万,一切都是植根于改革这块肥沃的土地之中。时代的车轮滚滚行进在历史的山嵴上,到了近代,当外国人的文化和文明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后,中国人才发现,我们已经落后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距离,中西文化500年前还在同一起跑线上,但500年后,我们引进西方文明时,却要付出一系列血的代价。石破天惊有识之士提出“更法”、“改图“的设想,林则徐睁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以师夷长技”的著名主张,终于起动了中国真正改革的车轮。曾国藩、李鸿章、奕沂、光绪皇帝,这些中国近代伟大的改革家,真正地认识到只有改革,中国才能富强,他们也是改革的实践家,然而中国错失了几次改革成功、民族振兴的大好机遇。主要是洋务运动,而洋务之梦被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粉碎,这为后来二十世纪初的“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改革的失败奠定了基础。因此,“空悲切,白了少年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直到邓小平这个伟大的改革家的复出,他象东方的太阳升起在中国改革的海面上,中国的改革才与历史接轨,中国改革大旗重新竖起来了,中国正在以改革巨人的形象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因此,改革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繁荣的真正动力和因素。它把中国推向了一个又一个强盛的高潮。

    改革与革命是一对矛盾。“革命”一词在我国古籍中可谓历史悠久,不过,它只限于干戈暴力下的朝代更易之义,即“革天命”。《周易.革卦》中所称“汤武革命”,即此之谓也。对于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列宁也作过多次论述。列宁指出“改革的概念,无疑是同革命的概念相对立的;忘记这个对立,忘记划分两种概念的界线,就会经常在一切历史问题的推断上犯最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这个界线不是一条死的界线,而是一条活的,可运动的界线,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个界线。”(《列宁全集》第二七卷97—98页)列宁在这里指出“改革”和“革命”两个概念是相对立的,同时也指出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

    “据哲学社会科学语词解释,当改良或改革用来同革命相对立的概念时,改革或改良一般指事物运动的渐变、量变,或相对和平发展中的变化;革命的概念一般指事物运动的突变、质变过程,即新陈代谢变化的状态;至于社会改革中的改良道路,则一般指为争取劳动人民生存状况和劳动条件的改善而进行斗争的结果,各种改良、改革只能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量的变化……”(《戊戌变法与改良主义》汤志钧著250页)。

    汤先生认为改革、改良属同一个意思,而改革与革命则为一互相对立的概念。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改革与革命二者之间内容和形式的区别在于改革的特点是渐变或量变;革命的特点是突变或质变。

    “历史上的现代化运动和社会政治变迁,通带具有革命性变迁与非革命性变迁两种形式,前者通过广泛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以革命的暴力方式,摧毁现存的秩序,并按革命者预想的计划,重建某种新秩序,求在这一秩序状态下,推进现代化和社会发展。非革命性变迁与上述“断裂性”的发展方式不同,它主张尽可能地运用传统结构内的现存政治和社会资源,来促进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战略与管理》创刊号,萧功泰)这里所说革命性和非革命性,其实也就指革命和改革。

    改革与革命是社会政治变迁的两种不同形式,从古到今,作为这种社会意识观念的载体,上到皇帝,下到官吏学者,有过无数次亲自实践和思考的经历,而且为此也发生过无数次的事件和运动形式,如改朝换代、法制改革等。在中国最悲哀的莫过于改革者最后悲惨结局:比如吴起在楚国改革被乱射死,商鞅在秦国改革,二人均被暴裂肢解等,其景象令人毛骨悚然。这不仅仅是改革者的悲剧,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悲剧。

    改革与革命之间,改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观点告诉我们,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在通过革命建立国家政权后,只有改革,社会才能长期繁荣,反之,不改革,固步自封,导致腐败最后带来的又是一场前人已经走过的革命之路,所建立的王朝的性质特点机制跟历代同出一辙,没有什么两样。中国封建皇帝以改革为武器治国安邦的人,最早是秦孝公,原来是汉文帝、景帝; 唐魏、拓拔宏、冯太后;唐代李世明;明代的朱之璋、朱棣;再后来是康熙、雍正、光绪皇帝,相反,许多帝王之后,由于不图进取,只知道享受,腐烂腐朽的宫庭,糜烂的官吏;糜烂腐朽的衙门;整个社会贫富悬殊,百姓怨声载道,面对这样一个百疮千孔的局面,秦皇汉武的子孙们本应该早改革,早治理,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封建落后的主国来说,改革何其难啊!凡中国历史上思想保守陈旧,统治者不思进取、腐败堕落,农民革命风起云涌,那么这个历史便走向衰败,甚至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最后解决这一厄运的唯一方式便是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带来了又一个类似于旧的王朝和体制的重复,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形式,终究又被另一次政治革命替代,于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引出了一曲“春江花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革命——统一——大乱——再革命的公式贯穿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全部,农民作为中国古代革命的主要力量以排山倒海之势占据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进而形成了一种革命文化,革命文化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深深地扎在中国人的骨头里,渗进中国人的血液中,刮也刮不掉,放也放不完。

    在中国古代,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政治革命,先斗争,先推翻,先砸烂,先破坏后再说,这是中国历史动乱的要害之处。政治革命就是动荡!政治革命就是动乱!政治革命延缓了中国迈向进代化前进的步伐!

    政治改革是一种渐进的过程,也是一种具有开明专制性的权力结构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各不相同、各持己见、各种各样、各种因素、各种利益上的矛盾,导致人们产生了各种不满甚至于敌对情绪,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不稳定因素,这种不稳定因素一旦处理不当,不进行辩论,不进行历史教育,又会引发具有破坏性质的政治革命,引发动乱,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情绪,他让社会倒退,让改革夭折。

    因此,要政治改革,不要政治革命,只有政治改革才能救中国。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2-28 08:51:0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台湾民间讨论辛亥革命是否成功

辛亥革命成功吗?

----台湾学者激辩

旺报记者王超群 台北报导

2011-2-27

    建国百年的烟火绚烂出奇,但是,我们在庆祝什么?纪念什么?昨日在龙应台文化基金会的思沙龙,针对「辛亥革命成功吗?」提出反思,希望从纯民间的观点,跳出两岸官方主导下的「辛亥」,探索革命对华人的真实意义。

   是不是非革命不可?

   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昨日在思涵堂举办「思沙龙」邀请历史学者对话。专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张朋园,长期研究清朝政治,特别是立宪派、梁启超。他指出,中国是不是非革命不可?百年前的知识菁英已注意到此问题,当时有两种主张,一是革命,用激烈的手段,推翻专制;另一种主张是在现状下改革,君主立宪,在稳定中求进步,步步为营走向现代化,这两种流派思想,形成清末的革命和立宪派。

   革命后 与亡国不远

   革命和立宪派分以孙文和梁启超为领导,初掀起约两年的思想论战,以及延续的路线之争;革命党说,中国现况已经败坏到极点,有如破烂的大杂院,必须拆了,建造一幢新大厦,如果不拆,只修理是不行的。梁启超则认为,拆了之后,如何建起新大厦呢?梁是持悲观的想法,一旦失去旧秩序,动乱将没完没了。中国革命的结果当时是看不到的,多数人都支持革命。不幸革命之后的情况被梁启超完全料中,中国虽没有再受到列强威胁,但实际与亡国不远,最不幸的是此后中国一再革命。包括一九四九的「大江大海革命」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等,一个又一个。中国推翻现状后,最终没有走向现代化,民主和经济都未在中国实现。在张朋园眼中,「革命等于动乱」。张朋园表示,今天台湾的民主,若不是本省人的争取和抗争能否实现,很令人怀疑;但这与辛亥革命无关的。倒是梁启超的思想,有邓小平当传人,邓自己说:「我告别了革命」,在邓小平指导下的改革开放,打破中国革命百年有70年在大动乱中的宿命,若不是邓小平,中国的今天未必是如此的样貌。

   梁启超是渐进改革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说,过去自己30年都做晚清的研究,辛亥革命成功吗?要问自由民主政体是否成功?这是很深层问题。

   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是从兴中会开始,有官方的主流思维,对此海峡两岸的确各有盘算,大陆方面此前就有媒体、学界大肆炒作辛亥革命,把辛亥革命当「品牌」,顺便把城市(如武汉)旅游打打广告。大陆谈辛亥,有官方意识形态的底限和禁区,将孙中山定位为「资产阶级」,辛亥是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有成就,但不够成功。因此中共强调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来承接辛亥革命正统性,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正统之所在。黄克武说,梁启超是渐进改革,1850年太平天国动乱的结果,是地方菁英的兴起,清末推动政治改革,地方菁英就扮演一定角色,这就是立宪派,相对的,孙中山是从国外回来的,立宪派对地方结合很深,稳定秩序、社会慈善、地方经营很用力。

   没立宪派不可能成功

   革命党人有起义之功,但之后的响应,南北议和,若没有立宪派的贡献,是不可能成功的。回到历史现场,立宪派对辛亥革命成功,具有很大影响力。但他们在民国初年,可惜就是没有办法发挥,这也是日后中国走向不断革命的原因。

   黄克武说,在清末民初大历史的转折处「愈激进愈要革命,愈失败愈要革命」,反而是梁启超这类相对稳定的主张,是被放弃的一方。若问:革命是否建设的方法之一,但革命所造成的效果,是动乱;最惨的是挂着革命为名的文化大革命,把所有反对的人都打成「反革命」,其实是以革命之名杀人、行肃反之实。

   蒋介石更像梁启超传人

   如果说邓小平是梁启超的传人,黄克武认为,最大的差别是,梁启超是儒家;而中国大陆对改革开放迄今仍然标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框框之中,反而是大陆研究蒋介石的历史学者杨天石对他说过,从蒋日记中可以发现,1940年起,蒋介石曾深读梁启超的著作,大为感动,所以蒋介石更像是梁启超的传人。

   革命者是历史的棋子

   主持人、知名自由派学者、中研院人文社会所副研究员钱永祥表示,建国百年应该成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而不是嘉年华会放烟火而己,试着找出不是北京和台北官方的纯民间观点。

   他认为革命的定义应是整个社会为范围、影响相当数目的群众同时带来新体制和新制度,就此而言,革命很难成功,人很难预先构想一套革命蓝图;很多革命者都自认是改变历史的人,实际他们都被更大力量推引,是历史的棋子。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2011-03-08 08:51:1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New civilization

八集政论片《居安思危》观后

中国社科院 黄纪苏

2011-03-08

    近三十年来,够得上力作的政论片,中国出过两部。一部是八十年代耸动一时的《河殇》,另一部是最近流传于体制内的《居安思危》。前者顺九曲黄河浩瀚入海,对中国革命乃至中国文明取一笔勾销的姿态,其嚣张而不失磅礴的气势,将当时服了摇头丸似的空想资本主义时代氛围铺陈得云烟满纸。后者则通过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历史回放,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世和今生画出一道沉郁悲慨的平行线,中共、中国、乃至中华的来世半隐在那引申出的虚线之中。立场相反的两部视觉作品,以相隔二十年的时间跨度,终于相合为一个令人叹息不置、绕室徘徊的历史轮回。

    中国历史至1840年陡然改道,被迫并入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为核心的世界近现代史,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由此发生根本转变。能否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等级-竞争体系中死地求生乃至后来居上,便成为一切政党、制度、路线、政策、理论、文化、人格、审美等等的首要试金石。在这一点上,中俄两国的经历如出一辙。两国都是扶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杆,从民族危亡的险境中爬起身来;都是以高度军事化的政治手段森严壁垒,抗衡虎伺狼环的外部环境;都是以高度政治化的经济手段集中人力物力,在工业化道路上昼夜兼程;后来,又都因集权体制的积重难返而逐渐丧失活力,陷入深刻的危机;最后,又都在危机中左突右冲,改弦易辙,经历了山河巨变。从宏观的相类到微观的相似,两国间高度的可比性为这部以俄为镜、感慨社会主义命运、忧心中华民族前途的作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俄两国的社会主义均属国家主义型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已如前述,世界上诸多苦难民族对它的选择,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由于没有加盖所谓“程序正义”的图章,自然不为专攻法袍法锤的法学家所理解。不过,国家社会主义在完成民族解放、经济独立的任务之后,的确负有“还权于民”的历史责任。能否顺利完成这一过程,让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脱胎于社会主义集权体制的蝉蜕,又成为社会主义执政党所要经受的一次考验。迄今为止,国家社会主义留下的基本是失败的教训。《居安思危》令人刮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对国家社会主义展现了自我批判的一面。讲述特权阶层的第五集最有异彩,它援引苏联解体后所做社会调查:只有极少数人认为原苏共代表了劳动者的利益,而绝大多数人认为它只代表官僚阶层的利益。这个阶层集各种资源、无边权力于一身而又缺乏来自身外的制约,不数十年甚至不数年即完成由“先锋队”向“新阶级”的转变,便势有必至,理由固然了。险恶的内外环境以及与之配套的准军事体制和英雄主义文化(见于苏联粮食人民委员饿晕、中国领袖三月不知肉味之类感人事迹)只能推迟而不大可能取消这一过程。官僚特权阶层不会永远满足于公款消费,当时候到了,他们的欲望就会从使用权膨胀到所有权,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把人民的财产正式过户到私人名下,完成从书记到老板的转型。影片所引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科兹的话最为沉痛:苏共是唯一在苏联葬礼上致富的政党。作者对于从官僚特权阶层到“资本主义复辟”的演化轨迹采取了直面正视的态度,这赋予影片某种灵魂性的气质,使之截然有别于无信仰、无激情、无眼光的三无式“官”样文章。不过同时,对于从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到官僚特权阶层的内在发展逻辑,影片时而轻描淡写,时而避实就虚,这也折射出那个体制本身有限的自我反省空间以及自我更新的能力。

    中俄两国都经历了沧桑之变。如何看待过来人“他年往事成追忆”时的感受,是需要思想者严肃对待的话题。影片所述俄国普通劳动者对前苏联的怀念,以及一些当年反共斗士的追悔之情,与今天许多中国人由改革开放的拥护者变为否定者、从而同情反右、赞美文革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情绪既有来自对今天现实的真切感受,同时也包含了对过去历史入主出奴式的误读,可信却又不可尽信,特别需要治史者理解的态度与分析的眼光。与这种社会心理密切相关的一种思路更是值得警惕:似乎历史只提供流氓资本主义与文革大乱两种选择。于是,为避免再陷火坑就要把油锅想成美国进口浴缸;“浴缸”实在呆不下去时又怎么看火坑怎么像珠光宝气的唐代窖藏。这种让极左极右轮流坐庄的思想方法,已经误导了以往的改革,不应再让它误导对改革的反思,对未来的探讨。

    影片的名字是“居安思危”。与这个“安”字形成耀眼反差的,是一个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中国已大体完成的事实。近三十年来国家社会主义屡战屡退,在社会生活几乎所有部门留下溃败的记录。意识形态包括文艺领域尤其如此,在那里,好像连流氓瘪三都比它更具号召力。如今国家社会主义又开始撤离它的太庙――中国革命的列祖列宗如毛泽东、农民起义之类已被迁出最新版上海历史教科书。当它退到中华民族曾经扶之而起,拄之而行的旗杆下的时候,头上的那面旗帜正在落日的残晖中寂寞飘扬,资本的天下暮色四合,已是万家灯火了。《居安思危》是一部体制内的意外之作,它有力的表达出人意表,诚挚的信仰令人感佩。但它过于眷恋国家社会主义的残山剩水,而不能向更广大的民间、更开阔的视野去寻觅社会主义的新机,使人不由想起易代之际的老臣孤忠以及他们那些衔恨泣血的诗篇。

    这部选择了大众传媒形式的作品却成为官僚体制大宅门内的“特供”商品,规定只在“县团级”范围内流传。就这样,影片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为其讲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补充了一条有趣的注释。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14 13:26:2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2010年的中国:“科学发展”的困境(吴国光)

2010年的中国:“科学发展”的困境

吴国光

2011年3月13日

     提要:2010年的中国沿着两条不同的轨道行进:一条是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另一条是社会不满持续高涨。两者都证明政府推动所谓“科学发展”或者平衡发展的努力失败了。“中国模式”的政治幻想开始破灭,中国外交也遭遇多种挫败。

    关键词:中国,2010年,“科学发展”,社会矛盾,“中国模式”

    作者简介: 吴国光,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电子邮箱:wug@uvic.ca。

    2010年的中国走在两条不同的、而且方向相反的轨道上。在一条轨道上,中国保持着令人目炫的高速经济增长,这并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其中举办上海世博会便是一例。国民生产总值在上半年增长了11.1%,使得中国得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这是一个引起全球瞩目的里程碑。

    这些发展,帮助中国政府强化了其政治压制的能力。然而,在政治和社会这条轨道上,中国的旅程却大多是不平坦的。这条轨道显示了另一个中国:在这个中 国,社会矛盾把这个国家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有权有势者,他们欢呼和享受着中国的成就;另一部分则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权无势者,他们在遭受并反抗着物 质和社会的双重贫困。此外,生态灾难常常摧毁这些贫苦人们改善生活的最后希望。在2010年,这样的灾难包括:春季的西南地区干旱和华北及东北地区的严寒,两者皆大大破坏了农民对好收成的期盼;夏季的洪水超过历史记录,淹没了全国大部分地区;西北地区的舟曲,则有泥石流灾难,使至少1481人丧生。 在这条轨道上,中国面对巨大的挑战乃至惨淡的未来。

    2010年的中国故事并不仅仅简单地是同一片天空下存在的光明和黑暗两面,经济发展和社会困境两条轨道之间的交互联系比正负二分法要复杂得多。从社 会方面看,那些从中国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国际认可中获利最多的群体,对于光明面的贡献,一点儿也不比那些分享不到这些东西的群体所贡献得多。相反,他们 对权力和特权的滥用,往往正是造成社会冲突和生态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政治上看,那套能够有效地促进繁荣和保持稳定的制度,在应对那些困扰老百姓的种种 问题时,却奇怪地并且具有讽刺意味地变得软弱无力。而这些问题,又反过来成为当局的借口,迫切要求更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更为严厉的社会控制。

    这种存在于不同的中国群体之间的看似矛盾的关系,也同样体现在经济领域——尽管这个领域是中国展示其强大力量和所谓体制优越性的门面所在。政府为应 付经济下滑所不断增加的投资,开始挤压私营企业,而后者本来是中国强劲经济发展的动力。几十年来,发展经济一直是所有社会群体的中国人所努力争取的共同目 标,然而,在这个目标获取巨大进展的时候,许多人成了其成功的牺牲品。

    当然,中共领导人注意到了这些困扰中国长期利益的问题。胡锦涛政权的一个招牌性口号,就是所谓以“科学发展观”来建立所谓和谐社会,这是胡在2002年 秋就任党的总书记之后马上就正式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跟科学本身无关,它期望用“科学的”或者更好的方法来发展经济。八年之后,有力的证据表明:在今天 的中国现状中,在如此强劲的发展势头之下,“科学”因素根本起不到改善发展的作用。这里,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在物质建设中所取得的国内和国际成就, 其本身正是众多民众苦难的根源。在中国,经济发展依然是与社会和谐相对立的。这种紧张关系,给中国制造了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系列困境。

    经济困境:从财富的国家垄断到公民共享的繁荣?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反复强调,中国经济宏观管理中的“两难选择”在不断增加。 在这些所谓两难选择之中,居于中心的是这样一个挑战:经济发展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同时,还要维持高速增长。2009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2010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是所谓“调结构,促转变,扩内需,反通胀。 为实现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所要做出的必要权衡,其难度之大,让温新年伊始就把2010年称作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他曾经将2008年描述为“最困难的一年”,又把2009年说成“新世纪最困难的一年”。

    既要刺激经济增长,又要控制通货膨胀,这个困境是2010年中国面对的一个紧迫问题。整个这一年里,各种报道都看到了消费品价格的大大升高。比如说,六月份本来应该是蔬菜供应充足的季节,但是,据官方媒体报道,北京的蔬菜价格比上年六月上涨了23%。 这一趋势持续了整个夏季,到了八月份时,中国官方在香港主办的一个媒体机构警告:北京的蔬菜已经和香港的一样贵了。 然而,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世界概况”2009年的统计数字,那里的居民享有人均42,800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其等值购买力(PPP)位居全世界第15位。而中国则处于第128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6,600美元。 根据九月份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官方数字,八月份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了3.5%,其中食品价格飞涨,涨幅达7.5%。奇怪的是,农村地区的通胀程度超过城市地区。 此外,尽管中央政府持续出手试图打压不断攀升的房地产价格,房价依然上涨了4.4%,远高于通胀平均指数。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一直否认有通货膨胀出现,直到十一月份才突然发现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行动来对付这个猖獗的问题。

    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虽然极大地影响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但它仅仅是更为深层的经济问题的一种表征而已。更大的困难在于国家巨大的实际财政收入和希望刺激普通 百姓消费的政策相互之间的矛盾。再一个经济困境,则是国有企业最近的迅速扩张与促进民营企业发展这一长远战略之间的相互对立。这两个困境,都反映了一个两 难问题,那就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努力和实现通过消费来驱动发展这一新路径相互之间的矛盾关系。从本质上讲,这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政府,还是公民,应 该获取中国不断增长的财富的主要份额呢?统计显示,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无论是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还是其绝对值,都在迅速增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 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的一项报告,政府财政收入现在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2.2%,其总额则从1998年的1.73万亿人民币增加到2009年的10万多亿人民币,11年间增加了将近六倍。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迅速扩张,而民营企业却在萎缩(舆论称之为“国进民退”)。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资料,中央直属国有企业(称为“央企”)的总资产,从2002年的7.13万亿人民币,到2009年飙升到21万亿人民币。这就是说,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七年时间里,央企资产增加三倍。 围绕这一现象的辩论,2009年就开始了。

     这就是所谓“科学发展观”的自相矛盾所在:在口头上,它旨在促进均衡发展,但在实践中,国有财富和民众财富之间的不均衡却在持续增加。2010年10月中旬的中央全会采取了“更有力的政策措施”,要将财富转移给民众。国家主席、同时也是党的总书记的胡锦涛,提出了“包容性发展”来界定他所说的“科学发展”的“科学”是什么意思。然而,就在中央委员会开会的同一天,国家财政部透露,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在2010年的头9个月里,增加了22.4%。 看来,观察者必须慎重考虑是相信修辞还是相信数据,因为这两者勾勒出非常不同的中国景象。

    总之,因为中国政府采取了投入巨大政府投资来走出2008年以来的经济衰退,2010年的中国经济为此付出了结构和战略的代价。在中国的重回繁荣的经济中,昨天的救治措施同时造成了今天乃至明天的麻烦。那些措施导致了通货膨胀,从而不可避免地减缓了可能转向消费驱动发展之路的势头。那些救治办法并且增大了国有企业的分量,同时挤压民营企业——30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走向减少国家对财产和经济活动的控制,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里程碑式的逆转。同时,政府扩大投资以刺激经济的那些做法,也为与政府有关联的精英们提供了腐败的巨大资源和机会,使他们更加相信现有的依赖投资发展的道路才最为符合他们的利益。

    社会冲突和生态灾难:支付经济发展的非经济赤字

    在巨大的政府财政收入和国有资产背后,毫无疑问,是掌握在党国官僚们和那些与他们有良好关系的人们的权势之手中的既得利益。正是这些人,构成了现政权的骨干。这些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中国顶端10%的最富有家庭,其收入是那些最低端的10%、也即最为贫穷的家庭的收入的65倍。 因此,在2010年,中国经历了不断增多的社会冲突。国家动用了大量资源来加强社会控制,以防止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即群众发起的集体抗议。比如说,在新疆(2009年那里爆发了种族骚乱),政府的公安预算激增,警察工资比政府其他部门的同级公务员调高30%。 社会不满因此寻找不同的表达渠道,呈扩散态势并且更加具有破坏性。晚春时节,横跨全国地发生了一系列相互并无直接关联的杀害无辜学童事件,100多名幼儿园儿童和小学生在校园内被杀或被严重伤害。 杀人者大多处于贫困状态,据报道多是对当地政府有难以化解的愤恨,并转而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到了最弱小和最无辜的人身上。

    另外一些充满愤恨的人选择自杀,他们感觉自己被经济奴役和社会不公所压垮。在三月到五月这段发生上述屠杀学生事件的同时,据报道,在深圳的一家工厂发生了一系列自杀事件。在这个位居中国最发达地区之一的工业化都市,13名富士康员工以从高楼跳下等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因为中国媒体被政府严格控制,外界并不清楚为什么这些悲剧会以如此惊人的频率发生。不过,有限的信息清楚地表明,恶劣的工作环境、老板对员工的非人对待、以及生活的绝望等,导致了这些年轻流动工人选择死亡。

     此外还有很多人,则选择通过抗议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尽管这方面的国家统计数据无法获得,但一些地方报道却透露了一些工人抗议的信息。这类抗议严重挑 战中国赖以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一个优势,那就是廉价劳动力。一个例子来自东北辽宁省的沿海城市大连,那里的开发区聚集了大量外商投资。据具有官方背景的开发 区总工会的主席苗凤仁介绍,2010年5月到8月,罢工高潮在这里蔓延到了73家企业,有大约七万名工人参加。 非官方的消息来源报道,在2010年,罢工的发生频率和参加人数都比此前大幅度增加,主要是要围绕工资问题。总的来说,劳资对抗在上升,特别是在多年来外商集中投资并由此吸引了大量廉价劳工的沿海地带。

    民众和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土地纠纷是造成这种紧张的最突出的原因之一。此类纠纷往往涉及当地干部的腐败 和滥用公权。从更为广阔的角度看,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是社会紧张的核心;公众普遍相信,富人致富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或辛勤劳动,而是因为他们不合法地利用 了公共权力。即使是像4月14日青海玉树地震和8月7日甘肃舟曲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普通百姓也相信它们很大程度上是严重的人祸,而不是单纯的天灾。这些想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有足够的证据显示,环境恶化、无知而又无力的政府管治,和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导致或促发了这类灾害的发生。根据中央政府权威部门的数据,2010年是过去十年中地质灾害发生频率最高的一年,头6个月发生的灾害数量比2009年同期增加了10倍。 就在舟曲泥石流发生之后,中央政府发现,全国至少有16,000个地方可能发生类似的灾害。 这两份报告都认为,无节制的经济发展和失序的城市化进程,是导致问题的重要因素。为促进经济繁荣,中国已经付出了物质、社会、环境和道德的巨大代价;现在她不得不开始偿还。显然,要清还这笔债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幻觉破灭的政治:精英分化、国家与社会对抗、及权力巩固

    随着社会矛盾上升、环境灾害频发、以及后面将要讨论的与国际趋势脱节,经过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兴奋和2009年的国庆六十周年庆典,2010年似乎昭示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感受到了幻想的破灭。这个国家出现了严重分裂的精神状态:一些人因为所谓“中国模式”的成就而眼花缭乱,另外一些人则聚焦在民族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上。2010年的一个新现象就是,在表层之下,人们的幻想破灭感日益强烈,自我崇拜开始招来轻蔑——我们后面的讨论中会提出这样说的证据。可以说,有一种不妨称之为“奥运后的郁闷”正在迅速蔓延开来。甚至对于受到欢呼的“中国的崛起”,质疑也开始出现。

    对于“中国模式”的一个新的批评声音,来自于意料之外的“不同政见者”,即所谓“太子党”的一些领军人物。“太子党”是一个松散定义的词汇,往往是 指那些老一辈共产党革命家的后代。这种声音现在公开赞扬“普世价值”,即冷战结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世界的西方主流价值。有些“太子党”人也在鼓吹 “民主改革”。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将军几年前的一个讲话被重新发表;他预测,十年之内中国将不得不面临“民主化转型”。 一个较少被注意但是同样重要的声音来自秦晓。他发表了一些著作,其中包括他在清华大学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严厉批评了“中国模式”并热情赞扬了工业 化民主国家所实行的“普世价值”。 秦晓刚刚从国企部门中国招商局的部长级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职位退休,他的诸多资历给他的观点增加了份量:六十年代中期,秦作为一名高中生,曾是反对毛泽东的 妻子江青的“太子党”的一位主要领袖;然后,当老革命家们重返毛之后的权力中心时,他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的秘书。秦还具有剑桥大学 经济学博士学位。目前,他已经在香港注册了一个智库性质的基金会,并不掩饰他退休后的事业计划。这个计划本身还相当模糊,就是以超越经济现代化的所谓“现 代性”来引导中国的社会转型。

    总理温家宝当然是当今中国领导层之中鼓吹政治改革最多的人。在他常常泪流满面地探访灾区、边远地区和贫困村庄的同时,温家宝通过公开赞扬前党总书记胡耀邦等途径,展示出对自由和民主的热情。我们知道,胡的去世引发了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抗议。在深圳经济特区庆祝三十周年时,温甚至宣称,不搞政治改革,死路一条。 在接受CCN主持人法瑞德扎卡瑞(Fareed Zakaria)的采访时,温家宝说他要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死而后已”。

    但是,中国的社会批评家们对此的反应非常不同:许多人赞赏温家宝的决心,或者至少是良好愿望,但更多的人把他说成“中国影帝”,认为他只是在为他的个人 声望和他的政府的国际形象表演公关游戏。无论是哪种情况,不管是从“太子党”那里还是从现任总理那里,都没有信号显示目前的领导层有进行政治改革的任何可 能性。他们所发出的信号,只是增加了一些证据,表明即使是精英和高级领导人也对中国下一步的选择抱持不同意见。

    党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没有显示出任何意思会支持温家宝关于政治改革的意见。胡锦涛主要忙于三条战线上的权力斗争,即:社会控制,权力基础的加强,和对外关系。关于第一个任务,他继续依赖意识形态控制和政治压制来对付自发的社会不安。在2010年,胡试图开展文化领域里的所谓“反三俗”运动,把意识形态控制的努力提升到了类似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邓小平的“反对精神污染”的高度。 然而,这项运动被证明是短命的;用党的那套价值观念来约束日益多元化的文化活动,这在今日已经是几乎不可能的了。

    更为有效的对于公民自由的强力限制,是在充足财政资源的支持下,使用高科技手段来实现的。比如说,前几年警方实现了对于主要城市的所有出租车的监听,而在2010年这项措施扩展到了二线和三线城市,类似合肥、南昌、包头、枣庄这类城市的出租车也都被要求装上电子监控系统,这样警察就能随时监听车内的谈话。根据媒体报道,在安徽省芜湖市,到十月中旬为止,所有3,024辆出租车,都要由政府财政出资来装上警方的监控设备,尽管一些司机抱怨隐私受到侵犯。 安装的借口当然是增加司机的安全,但是社会控制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大量证据显示,中国当局正在为大规模社会危机的出现预做准备,在把政府对付公民抗议的各种手段合法化。9月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布一项条令,可以在“社会突发事件”中切断电信通讯。之后一个月,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甚至提出一项法案,要赋予地方政府权力以“为了应对社会事件而没收私人财产”。

    对胡锦涛来说,最重要的工作,恐怕还是设法在党的权力阶层中扩展自己的权力基础。两年之内将要举行下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权力交替和人事改组的关键时刻到来之前,胡主席在竭力提高自己与其他领导人讨价还价的力量。在2009年的下半年和2010年,胡采取了一个战略行动,把自己的一些亲信提拔为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从而使他能够对再下一波的权力交接施加影响。他需要迅速行动,因为他的既定接班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已经在2010年10月进入中央军委,而这是习在2012年接替胡成为党魁的关键一步——胡锦涛当然不希望自己因此被看成一只跛脚鸭。

    外交关系恶化:自我毁灭的中国傲慢

    在外交阵线上,胡锦涛在四个月内两次会见北韩独裁者金正日。实行家族统治的北韩金氏父子,是来寻求北京的支持的。但是,除了跟朝鲜的关系保持热络之外,2010年可以说是中国近几年来外交表现最为糟糕的一年。总体来说,中国继续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能够和世界各国保持比较稳定的关系。但是,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比2009年多得多、性质也严重得多的麻烦事情。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中国与美国、日本等重要大国之间的关系;(2)北京与国际资本的无声同盟;(3)中国在各国合作以改善全球治理这一方面的国际形象。

    中国在2009年12月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充满争议的表现可以被视为一个转折点。主要工业国家似乎都开始意识到了中国在处理全球暖化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他们的领导人 开始重新评估中国的崛起对人类社会的生存条件所引起的复杂影响。接着发生了北京政权与谷歌公司之间围绕互联网审查的斗争,迫使这家网络搜索巨头撤出中国市 场。这件事情凸显了中国所取得的物质进步是以牺牲公民自由为代价的。谷歌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呼吁国际社会把对中国侵犯人权的关注作为“头等大事”, 这似乎显示北京赢得了一场战斗但却正在输掉整个战争。十月份,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把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异议领袖、“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刘晓波。“零八宪章”于2008年年底发布,呼吁以民主宪政来和平取代目前的中国政治制度。刘晓波因此在2009年12月被控以颠覆国家罪,被当局判处11年监禁。中国政府对于刘获得这个极具声望的认可而感到愤怒,但是,中国的异议人士和社会活动者们却受到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一个重大的信号,那就是:国际社会在长期忽视中国的恶劣人权纪录之后,现在准备增加对北京的政治压力了。

    当然,对很多人来说,还是金钱比道德更有力量。如同一则商业新闻报道所指出的,“虽然一家公司[谷歌]那样做了,一些美国政府官员也支持谷歌的做法,但是不大可能有很多公司都愿意向中国公开提出异议,毕竟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当时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谷歌的那些可能会淡化人权问题的商业竞争对手们,因为谷歌撤出中国而获得机遇。另一家网络搜索公司的编辑就说:“仅仅是形势对你[谷歌]不 好,并不意味着对其他人也都不好。” 然而,这些人没有认识到,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环境总体来说正在日益恶化,因为很多非经济的因素而变得对“其他人”也都“不好”了——这包括劳动力成本上 升,也包括中国公民的环境意识的觉醒。更主要的是,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对外国投资实行的那些优惠政策发生了变化。

    很多精明的商界人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他们的反应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中国经济学家在九月份警告说,由于跨国公司的不满,导致了国际政治环境对中国不利。然而这位经济学家比中国领导人还是慢了一步,后者已经在须采取动作以敦促外国资本家恢复对中国的信心了。 这些领导人之中,包括习近平,他呼吁外国投资者增加与中国的合作,并承诺国际资本这样做将会“获得更宽广的空间和更丰厚的回报”。 还有温家宝,他也在9月天津举办的2010夏季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和10月的欧洲之行中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中国官员抓住每一个机会,辩解说其实是外国投资者误解了中国的投资环境,中国还是依然青睐外国投资的。上述事态发展,当然不足以让中国与国际经济全球化相疏远,但是,支撑中国过去20多年发展的中国专制政权和国际商业之间的完美联盟,出现了裂缝。

    中国的宣传原来一直吹捧中国是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是,这在2010年 出现了变化,政府掌控的中国媒体转而严厉批评那些要求中国在国际上负责任的论调是“外国阴谋”。 在这些被看作是“阴谋”的东西中,突出的是外国对于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特别是美国,作为中国的主要国际贸易伙伴,要求提高人民币汇率,以改善其巨额贸 易逆差。中国政府则担心升值会对其出口能力产生负面影响,而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根据温家宝总理所述,许多中国出口企业只有2%-3%的利润,如果汇率上升,这些企业就会倒闭。“阴谋论”的看法在中国精英阶层中相当盛行,他们将国际压力解读为美国阻止中国崛起的一种战略。

    这总体上表明了北京在外交上的对抗态度正在回潮。这也许跟中国如此紧密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当中是相互矛盾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官员在与世界其 它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因为自己国家和个人的力量的上升而滋生傲慢。由于他们的傲慢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负面反应,反过来又激起中国更多的愤怒。结合许多其 他的重要因素,这种对抗态度和傲慢行为加剧了中国外交关系的诸多麻烦。这些麻烦,包括安全争端又回到了外交议程之中。2010年中国经历了很多和美国的纠纷,比如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以及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拗。但是,对于双方的互信最具破坏力的,还是在西太平洋地区潜在的地缘政治对抗。7月 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南中国海的海洋领土争端中表态支持东南亚国家,中国很不高兴。 同一个月,华盛顿声明有意派遣航空母舰参加美国和南韩在黄海的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强烈反对。 然而,这两件事情,比起十一月份的朝鲜半岛危机,又不算什么了。这次危机由北韩炮击韩国引起,中国原则上是支持平壤的。 类似的直接对抗也发生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强国之间。2010年9月,有关钓鱼岛的海上领土争端爆发。日本指控中国渔民策划了一起撞船事件。在日本方面释放这名中国渔民之前,两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一度升级到了一个危险的程度。

    结束语

    对于中国来说,2010年也许是一个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事件但却甚为重要的一年。在经过了兴高采烈的2008年和2009年之后,经过了北京奥运、国庆阅兵、和政府巨额投资的喧嚣大潮之后,具有深层麻烦的种种事实开始浮出水面。这些事情展示了一个分裂的国家,在崛起中让人看到 其肿胀的经济发展和弥漫的社会溃败。这个国家因其日益增长的外交力量而变得傲慢,同时又拒绝国际社会希望其承担更多责任的盛情。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在思考 层面,围绕所谓“中国模式”,这个民族都被撕裂为一边是欢喜,一边是幻灭。胡锦涛领导层只有两年的在任时间了,期望其新政策能够有效地克服来自既得利益的 阻力而求得更好质量的发展,那只能是幼稚的想法。当然,正如最近一次的中央全会在十月中旬所提出的,在中国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中,领导层总要做点儿什么,即 使不能减少各种社会紧张,至少也要努力缩小一点儿收入差距。但是,胡锦涛的所谓“科学发展观”,尽管将被载入下一个党章,其命运已经注定只是一个死亡了的口号。

    (何南初译,吴国光校)

    [作者校后记:本文原文为英文,原载《亚洲研究》第51卷第1期(2011年一至二月号),见Guoguang Wu, “China in 2010: Dilemmas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sian Survey 51:1 (January-February 2011), pp.18-32. 作者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和《亚洲研究》(Asian Survey), 并感谢译者。]


注释:

4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2/27/content_13062249.htm>, 2010年2月27日刊登,同年10月5日阅读。
5 同上,<http://news.xinhuanet.com/life/2010-08/04/c_12408521.htm>,2010年8月4日刊登,同日阅读。
6 中国评论新闻网,<http://www.chianreviewnews.com/doc/1014/3/8/5 /101438505.html>?Coluid=93&kindid=2783&docid=101438505&mdate=0908005646>, 2010年9月8日刊登,同年9月25日阅读。
7 关于香港,见<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hk.html>; 关于中国,见<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ch.html>, 皆于2010年9月28日阅读。
8 财讯,<http://content.caixun.com/NE/02/7f/NE027f38.shtm>, 2010年9月11日刊登,同年9月25日阅读。
9 同上。
10 新华网,<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gd.xinhuanet.com/fortune/2010-09/14/content_20900690.htm>,2010年9月14日刊登,同年9月25日阅读。
11 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网站, <http://www.sasac.gov.cn/n1180/n1566/n259760/n264802/7448929.html>, 2010年8月3日刊登,同年10月5日阅读。
12 例见,同上,<http://www.sasac.gov.cn/n1180/n6881559/n6987010/7234618.html>, 2010年4月19日刊登, 同年10月5日阅读。
13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10/15/c_12665106.htm>, 2010年10月15日刊登并阅读。
14 这个数字来自于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见财经网,<http://www.caijing.com.cn/2010-09-06/110514188.html> ,2010年9月6日刊登,同年10月15日阅读。
15 《法治新疆》,<http://www.fzxj.cn/view.asp?id=89121>, 2010年9月15日刊登,同年10月27日阅读。
16 部分得到报道的这类悲剧发生在以下地方:福建南平,见网 易新闻,<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492R/fjxyca.html>, 2010年3月25日刊登;广西合浦,搜狐新闻,<http://news.sohu.com/s2010/guangxixiongshaan />,2010年4月14日刊登;广东雷州,同上,<http://news.sohu.com/s2010/leicheng />,2010年4月30日刊登;江苏泰兴,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0/0429/12 /65EGGSED000146BC.html>, 2010年4月29日刊登;山 东潍坊,新文化网,<http://www.xwhb.com/news/system/2010/05/01 /010113351.shtml>, 2010年5月1日刊登;陕西南郑,幼教中国网, <http://www.yojochina.com/baodao/shanxisj.html>, 2010年5月13日刊登。皆于2010年10月5日阅读。
17 同上。
18 见环球网专题,<http://www.huanqiu.com/zhuanti/tech/fushikang/>, 2010年10月5日浏览。富士康是一家设在深圳的台资企业,生产高科技电子产品,在过去八年里一直是中国在这个领域最大的出口商(见富士康官方网站,<http://www.foxconn.com.cn/GroupProfile.html>)。
19 同上。
20 中国开发区网,<http://www.cadz.org.cn/Content.jsp?ItemID=754&ContentID=87607>,2010年9月19日刊登,同年9月25日阅读。
21 人民网,<http://env.people.com.cn/GB/12149340.html>, 2010年7月15日刊登,同年10月5日阅读。
22 同上,<http://env.people.com.cn/GB/12492073.html>, 2010年8月20日刊登,同年10月5日阅读。
23 《凤凰周刊》(深圳),2010年8月5日。
24 财经网,<http://www.caijing.com.cn/2010-08-18/110499526.html>, 2010年8月18日刊登并阅读。
25 网易新闻,<http://focus.news.163.com/10/0907/14/6G03U93E00011SM9.html>, 2010年9月7日刊登,同年9月10日阅读。2009年12月,秦晓出版了一本书,将“现代性”与“现代化”区分开来(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现代化”,作为毛后时代的官方政策,被理解为是物质改善,而“现代性”则被诠释为全面的进步。这个基金会也资助了一个批判性评估“中国模式”的研究项目。见<http://www.boyuan.hk/view_news.php?id=162>,2010年12月20日阅读。
26 温家宝关于胡耀邦的文章,见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1370461.html>, 2010年4月5日刊登并阅读;他的深圳讲话,见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8/21/c_12469709_2.htm>, 2010年8月21日刊登并阅读。
27 CNN Asia-Pacific,<http://www.cnnasiapacific.com/press/en/content/601/, 2010年9月27日刊登并阅读。
28 例见,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cul/2010/08-06/2452548.shtml>, 2010年8月6日刊登,同年8月30日阅读。
29 中国网(这是中央政府的官方网站),<http://news.china.com.cn/local/2010-09/21/content_20982593.htm>, 2010年9月21日刊登,同年9月25日阅读。
30 关于中央的决定,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9/06/c_13481181.htm>, 2010年9月6日刊登并阅读;关于四川立法议案,见《南方都市报》,2010年10月7日。
31 Douglas MacMillan, “Google’s Quixotic China Challenge” (谷歌的唐吉珂德式的中国挑战),
Bloomberg Business Week (布隆博格商业周刊),<http://www.businessweek.com/technology/content/mar2010/tc20100324_284005.htm>,2010年3月25日刊登,同年9月24日阅读。
32 同上。
33 同上。
34 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zgwbq2010/20100905/2588621.shtml>, 2010年9月5日刊登,同年10月6日阅读。
35 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2659604.html>,2010年9月7日刊登,同年9月25日阅读。
36 关于温的天津讲话,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9/13/c_12548535.htm>, 2010年9月13日刊登,同年10月5日阅读;关于他的欧洲讲话,例子之一,同上<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0/07/c_12633528.htm>, 2010年10月7日刊登并阅读。
37 例见,人民网对国家商务部一位政策专家的采访,这位专家将国际呼吁“中国担当经济责任”看成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新版本,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255590.html>, 2010年7月27日刊登并阅读。
38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0/07/c_12633528.htm>, 2010年10月7日刊登并阅读。
39 例见<http://www.2point6billion.com/news/2010/07/27/clinton%E2%80%99s-comments-on-south-china-sea-territorial-dispute-press-china-u-s-relations-6528.html>, 2010年10月11日阅读。
40 人民网,<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80/91342/7069743.html>, 2010年7月26日阅读。
41 见Ian Johnson和Martin Fackler, “China Addresses Rising Korean Tensions,” (中国处理上升的朝鲜紧张局势)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http://www.nytimes.com/2010/11/27/world/asia/27korea.html>, 2010年11月26日刊登,2010年11月27日阅读。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3-14 13:01:28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中国崛起是一种制度崛起

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制度崛起

---“中国崩溃”的预言为何无法兑现?

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 方绍伟

2011-3-14

  政权是制度,是形式,并赋予社会以特征。---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

  1,“崛起”与“被崛起”

  有没有“中国崛起”这回事?这是一个仍在争论的问题。

  反对的人偏向于看中国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中国不缺的还就是问题,例如: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物价房价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贪污腐败问题,教育医疗就业问题,社会管理及治安问题,暴力拆迁、违规征地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道德污染问题,等等。面对这么多严重的问题,很多人相信存在的只是“中国的被崛起”。

  低调一些的人认为,虽然中国的GDP已经从30年前的10名以外,变成了如今的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然“遥遥落后”,排在超过世界半数国家的120名之外。所以,“做人不要太高调”。

  肯定“中国崛起”的人则认为,象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时间长度,确实存在好几个国际先例,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有中国这样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

  所以,有没有“中国崛起”,就要看你是强调问题,还是强调人均,或是强调规模。但是,本文所说的“中国崛起”既不涉及问题,也不涉及人均或规模,而是强调“制度”。

  按照标准的“西方观点”,中国的崛起有三个“不可能”。一是市场化不可能离开法治宪政而成功,二是粗放外向型经济不可能持续,三是权威主义政治不可能稳定和长久。按照这种思维,西方的中国观察家不是年年在等中国出问题,而是天天在盼中国出问题。当然,他们不是出于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而主要是出于一种观念倾向的定势预期。

  当中国发展的车轮依然平稳向前时,他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自己的“崩溃预测”。同时,中国的一切被看成了表面的繁荣和稳定,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危机都被认为是“潜伏”在社会的深层,随时等待爆发;而且,一切可能发生的社会事件,都被当成了“即将爆发的总危机”的有力证据和迹象,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也都被认为是在拖延时间、苟延残喘。

  本文所说的“中国崛起”就是在这个层面上的,它指的是:中国那种非西方的“行政市场经济”,加上非西方法治意义的市场运行和政治集权,居然能够在没有与西方“并轨”的情况下“老不崩溃”而继续稳定发展。这难道不是奇迹么?

  中国人喜欢说“出鬼了”,那么,到底是“西方观点”出鬼了,还是“中国现实”出鬼了?到底是“西方理论”错了,还是“中国现实”错了?“现实错了”又是什么意思?难道中国人都变成了西方意义的“不合理”的“非理性人”?还是说中国存在着不同于西方的“理”?

  本文关心的不是西方的“理”好还是中国的“理”好,也不关心人们应该坚持“西方思维”还是坚持“中国思维”。本文关心的是:在所有“西方意义的不可能”的情况下的“中国意义的稳定发展”,这背后有没有什么依据?不管人们喜欢还是讨厌这些依据,这些依据是否符合现实的逻辑?下面让我用“冷酷实证法”来“列述存在的物景”。

  2,“诺斯悖论”与中国的“制度崛起”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稳定发展,如果“只要西方制度才能发展”是真的,而中国又没有采用“西方制度”,那中国肯定另有一套。有人说“市场制度”还是西方的,中国是用了西方的“市场制度”才发展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因为你不能两个道理都占:你不能一方面说“市场化不可能离开法治宪政而成功”,另一方面又说“中国是用了西方的市场制度才发展的”。

  中国的确借鉴了西方的市场制度,但这个市场制度在中国的实际运行却是非常“中国特色”的,它是一种“行政市场经济”,是一种“没有西方的法治宪政的成功”。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存在着不同于西方的那个“理”。中国的“另有一套”如果不是西方的制度,就必然是借鉴了别人之后中国自己发展出来的制度。

  所以,“中国崛起”是一种“制度崛起”。这是一个透过事物表象的结论,基本的道理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81年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提出的“诺斯悖论”。“诺斯悖论”说的是:作为“保护之手”的国家是所有经济增长的关键,作为“掠夺之手”的国家同时又是所有经济衰退的根源。

  “诺斯悖论”的关键含义是,从经济的起落、国家的强弱,到人民的富穷、社会的进退,再到文明的兴亡、文化的盛衰,国家政治制度是唯一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进一步的道理在于:古今中外的任何政权,在任何时候都不缺谋求“变革”的“好政策”和“好时机”,但是,如果它们的“变革”最终失败,它们缺的往往就是能够把“变革”持续下去的“制度保障”。就是说,“好政策”的要点并不是“好领导”或“好开始”,而是“适当的政治制度的持续保障”。

  有非常多的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因为有“好领导”或“好开始”,这是一种“正确得非常肤浅”的认识。中国能在新世纪的一开始就突然发力上升,这决不是偶然的,其背后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悄悄的革命”。

  本文的观点是,仅就中央制度而言,中国的确已经发展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政治制度”。要再次特别强调的是,本文不关心应该支持还是反对这个制度,也不关心要不要改善或如何改善这个制度,本文关心的是:所说的“中国政治制度”是否已经存在?这个“国家政治制度”具体又是指什么?

  3,“五位一体”的“新共和制”

  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中国的“制度崛起”:在刚刚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人把西方现代政党的“法人永久性”、西方法制传统中的“限任制”、西方古典共和传统中的“集体领导”、苏联列宁式的“先锋党”、以及中国传统的“太上皇制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民主、又不同于传统专制的“五位一体”的全新政治制度。

  西方现代政党的“法人永久性”保证了当今中国执政党的生命延续和开放性,这是传统家族制度所缺乏的。家族制度在生命活力上的自然性和狭隘性,决定了它在政治遗传上的短暂性和不确定性。在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史上,每一次朝代的衰落,都是因为“统治能力”无法跟上“统治成本”的上升,而家族制度正是限制中央“统治能力”的致命因素。“统治能力”的问题不是出在“统治能力”本身,而是出在生产和再生产“统治能力”的政治制度上。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循环”悲剧,可以说是一种家族制度的“基因悲剧”,是一种“统治能力”再生产制度的悲剧。

  西方法治传统中的“限任制”进一步确保了当今中国执政党的“统治能力”,因为传统专制主义的“终身制”是“统治能力”衰竭的一个根本原因。“限任制”有利于“统治能力”的与时俱进,有利于防止“老迈昏庸”,有利于新鲜血液的更替,有利于政治权力继承的稳定和可预测。“限任制”是使“统治能力”超越和驾驭“统治成本”的关键制度。

  西方古典共和传统中的“集体领导”,是一种政治精英集中政治智慧和统一决策意志的制度安排。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和主义,往往有蜕变为“僭主制”或“独裁制”的困扰,因为“集体领导”的安排缺乏“限任制”和“选择-选举制”的有力保障。当今中国执政党的“集体领导”有明显的“条块代表式”和“梯队接班制”的政治均衡基础,其“限任制”又有明确的“年龄、任期、时间限制”,社会的进一步多元化也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已经没有市场。

  苏联列宁式的“先锋党”是不同于西方议会党的执政模式,西方议会党以政治非垄断化和军队中立化为支撑,“先锋党”模式则突出执政的连续性和“党指挥枪”的安排(注意,传统家族制度不能防止“兵变”)。这种执政模式有更大的“政权责任感”和“政治稳定性”,但在中央以下的治理上则容易出现“责任与问责的不对称”,“利出一孔”也带来了“气出一孔”之弊。

  中国传统的“太上皇制度”主要体现在首脑继承上,“军委主席”的特殊安排保证了新旧首脑的衔接和稳定。现实中的“梯队接班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太上皇制度”,因为,当代中国政治中的“梯队升迁”,表现在中共“中常委”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的“老带新”的双层结构上;同时,新首脑一上任,上任首脑仍在最高军职上“留守兼带”,下任首脑的挑选工作也随之开始;新首脑一进入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下任首脑即进入副职进行“在职培训”。“梯队接班制”巧妙地强化了高层集体领导和相互制约,是“贤能体制”的根本保障,更是防止出现“戈尔巴乔夫灾变”的有效方式。

  事实表明,“西方思维”对中国政治的观察,已经跟不上中国政治现实的发展。中国执政党的“首脑限任化、党权集体化、入党开放化、高层制度化”,正在成为所有关注中国政治的人仍然“模不着头脑”的人类政治史上的一大制度创新,中国正在出现和实践着一种“新共和制”的政体模式(将另文专述)。

  4,结论:中国对西方的挑战是一种全新的“制度挑战”

  自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始分析人类政治以来,人类的国家政权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种怪圈式的轮回:从君主制、共和制,到僭主制、独裁制,再到民主制、暴民制,再回到君主制、共和制。中国的政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乱与治”的循环,一些人期待着西方民主能够打破中国的“乱治循环”,中国却在21世纪之初走上了一条谁也不曾料想的新道路,并且以其政治经济的活力震撼了整个世界。

  “中国崛起”不是一种经济崛起或军事崛起,而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崛起”,中国对西方的挑战不是一种经济挑战或军事挑战,而是一种全新的“制度挑战”。只看中国缺陷的“西方思维”也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体会到这一点。理解“中国崛起”和中国政治,需要的并不是什么高超的智慧和高深的理论,需要的只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和立场情绪”的新的世界观。

  摆在中国问题研究者面前的最大“实证问题”是(注意,这里不讨论“愿望问题”):中国现有的“社会问题”是“制度发展中的问题”还是“只有西化才能解决的问题”(特别与印度和台湾相比)?中国“五位一体”的“新共和制”为什么仍能以其“制度稳定”而持续发展?西方“中国问题专家”的“中国崩溃预言”为什么老是无法兑现?

 

 



发件人:"陈申申" <chensssh@gmail.com>  2011-03-14 09:04:53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

    大军网编者按:申申先生推荐来一篇文章,说“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还说什么要“给国家给民族寻找文明话语权”,真是荒谬之极!现在不少人把一个暴秦当成中华文明的内涵了,实在是太离谱。赢姓的秦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最野蛮的文化,多少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当时在周文化中早已没有了用人殉葬这一习俗,唯独秦国仍然保留着。大家看看《诗经》里的“黄鸟”一篇,就知道殉葬是件多么令人恐怖的事情了。公元前629年,秦穆公死后,竟然让上百个秦国勇士为他殉葬,也只有秦国能做得出这种事,也只有秦国能将整城整城的人屠杀,也只有秦国能干出焚书坑儒这种事。这种国家还被奉为圭臬,还津津乐道地进行歌颂,真是愚昧到了极点。中国现在一些文化人为了迎合时政真是无耻到了家。

关于大秦帝国的创作理念

孙皓晖 [1]

一﹑《大秦帝国》是精神本位

     关于《大秦帝国》的具体创作历程﹐我历来不愿说得太细。一切的艰难曲折﹐都是个人的自觉选择﹐反复地咀嚼这些东西﹐我没有多大兴趣。有一个记者﹐对我的特点有一个概括(整理者注﹕是《中国图书商务周报》总编欧红女士)。那年﹐她写过一篇报道﹐中间有一句话﹕不管记者从哪个角度问孙皓晖问题﹐他都像传教士一样﹐很执着地叙说他的理念。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好。包括《海南日报》曾给我画了一个漫画﹐大体也是一种顽固意向﹐也很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抓得很准。因为﹐不管媒体怎么希望我像《百家讲坛》那样从一个通俗的故事开始讲起﹐从一个情节开始讲起﹐讲自己写作中的具体难点﹐讲得引人入胜﹐我对这些一点兴趣也没有。不管他们如何问﹐我都是两三句话之后就回到精神理念上去了﹐就回到文明根基上去了。所以﹐他们觉得我像一个布道者﹑像一个传教士﹐很顽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始终觉得﹐《大秦帝国》的写作﹐本身就是靠精神品格立起来的。我认为﹐说“主题先行”有点太简单。我愿意把《大秦帝国》说成这样一个东西﹐它是精神本位﹗就是说﹐《大秦帝国》这个作品﹐是一个精神本位的作品。就《大秦帝国》的可读性而言﹐故事的丰富性而言﹐我自己有非常强烈的自信。所以﹐我既不愿意把已经达成的东西﹐反复地当作评书一样在现场给大家讲一通故事﹔我也不愿意叙说那些具体的艰难曲折﹐包括写作中的乐趣。有些东西永远地属于个人精神﹐说出来反倒苍白了。

    我愿意说的﹐是作品体现的精神理念。这种理念﹐是作品的根基﹐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而作为创作精神与作品力图传播的内涵﹐我们恰恰又需要这些东西被社会理解。所以﹐经常地﹐我就会很顽固地重复这些东西。即或别人听来有些抽象甚或简单化﹐我仍然觉得﹐这是《大秦帝国》的核心的根基。

二﹑《大秦帝国》的三重境界

    对于《大秦帝国》﹐我想它有三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历史风云的境界﹐也就是历史故事的境界。从通常的读者眼光去看﹐《大秦帝国》肯定首先是历史故事。从历史风云变幻﹑历史矛盾冲突这个意义上去看《大秦帝国》﹐这是第一重境界。

    第二重境界﹐从古典文明法治的意义上去看《大秦帝国》。《大秦帝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写起﹐直写到秦始皇统一大变法﹐这个古典国家在几代的历史上一直坚持法治﹐一直到最后统一中国法治。应该说﹐这是中国古典时代最为伟大而持久的变法运动。如果能从变革法治的意义上﹐领略了﹑看透了这个根基﹐对《大秦帝国》的理解就会大为深化。我觉得﹐这是第二重境界。

    第三重境界﹐也是最高境界﹐就是从文明史的意义上看《大秦帝国》。不管从作品本身说﹐还是从创作理念说﹐《大秦帝国》最着力的﹑最上心的﹐就是理清我们的文明根基﹐再现我们的文明正源﹐再现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所以﹐《大秦帝国》最高境界﹐就是文明史的境界。从文明史的意义看《大秦帝国》﹐这部作品的精神品格就算真正地被人理解了。

    关于《大秦帝国》的精神品格﹐我在开始创作文学剧本的时候﹐就是想清楚的。否则﹐我不会舍弃理论研究去做如此一件马拉松的文学项目。也就说﹐如果我不能判定这件事的文明价值﹐我就不会舍弃大学的法学研究工作。

    《大秦帝国》落笔之初﹐我最先写得是序言。我认为﹐如果没有清楚明确的思想根基﹐理不清自己的想法﹐这个作品便不能成功。这个序言﹐最早只写了两千多字﹐后来在历史小说出版的时候﹐我又把后来的一些思索补了进去﹐但基本思想始终如初。序言的第一句话﹐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动过。这就是﹐《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这是全部创作思想的一个基点﹐也是《大秦帝国》一开始便确定的精神品格。正是如此一个精神品格﹐激励我舍弃了诸多现实利益﹐义无反顾地走向了自由职业道路。假如没有如此一个精神根基﹐我肯定会早早放弃这一长途跋涉。

三﹑创作技巧与作品的精神品格

    《大秦帝国》的成功 — 如果说它成功的话﹐我觉得至少说明了一个强烈的现象﹕社会精神需求对文学艺术的呼唤﹐基本面不是在呼唤它技巧的革新﹐而是在呼唤文学艺术真正的精神力量。

    当然﹐文学形式上的变化革新﹐也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就社会实践来讲﹐就这几十年的文学历史来讲﹐或者就当下的社会观念讲﹐整个民众﹑整个读者﹑整个社会对文学艺术的期待与呼唤﹐其基本点不是对创作方式的更新需求﹐而是社会对文学艺术的精神需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的痛切感受﹐是文学精神力量的贫瘠。我们的民众和社会迫切期待的﹐是文学艺术的精神﹑文学艺术的良心。许多作家对此深有误解﹐不惜变革种种花式去满足所谓市场﹐其结果如何﹐反倒使文学品格大大降低﹐还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认可。我想﹐对于任何从事过文学艺术创作的人来说﹐应该都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对于任何一个重大作品﹐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方法上的怎么写﹐而是精神上的写什么﹗也就是说﹐不是作者的技巧选择起决定作用﹐而是作者立定的精神品格起决定作用。

    对如此一个精神理念极其鲜明的作品﹐经过多年来的社会选择﹐基本立定了根基。这足以引起我们诸多的反思。就读者群的反映而言﹐有批评的﹐甚至有嘲讽咒骂的。但是﹐就主流的评价和激起的反响说 — 因为任何一部作品﹐无论如何争论纷纭﹐它总是有主流的和基本的声音 — 读者群对《大秦帝国》的最重要的认同﹐恰恰是它的精神品格之强大﹗这是很鲜明的。

    至少﹐就我的观察﹐在中国的历史小说中﹐没有任何一部历史小说有如此多的网评出现﹐有如此多的网友愿意花费大力气去评点去翻新。我自己也因为浏览网络﹐由一个不熟悉网络的人﹐成为一个相对熟悉网络的人。当然﹐我不是发烧友﹐技术也不熟练。但为此﹐我愿意到网上经常遛一遛。网友们发表的评论﹐往往很真切﹐他们或者在自己的博客上﹐或者在哪一个网站上上去说几句﹐这种零零碎碎的评点极多。在搜狗搜索“大秦帝国”字样﹐呈现条目大体是250多万条﹐其中大概有五分之四是关于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信息﹔在《百度》搜索“读大秦帝国”字样﹐呈现条目是58万多条。有一种网友﹐真下工夫﹐写东西又没有任何报酬﹐但是一写就是几万字几十万字﹐不乏连篇累牍的大作。

    这样的现象﹐惟独在《大秦帝国》出现了。因为﹐我也有时看其它历史小说的评论﹐以往也是历史小说的爱好者。就网评信息的数字说﹐《大秦帝国》只是最多之一。但就网民大型评论与翻新形式说﹐无疑是最多的。

    第三部出来以后﹐有一个网友﹐后来得知此人叫黄光锐﹐他在世界地理网上发表了长篇文章﹐正题是〈以博弈论的观念看长平大战〉﹐副题是“读《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有感”﹐分析《大秦帝国》的长平大战给我们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什么。后来得知﹐此人写了很多国际军事评论﹐属于专业军事发烧友﹐是网络军事评论员。这篇评论在网上的影响很大﹐被转载很多。

    还有一个大型作品﹐是〈大秦帝国江湖版〉。我认为他不是恶搞﹐我认为这种形式也很好。他完全用社会熟悉的江湖套路语言﹐来改编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情景和故事。第一章是天下大势﹐说天下分为老魏家﹑老楚家﹑老秦家等等七个大团伙﹐每一个大团伙都在为争场子而不断的大争不休﹐老秦家苦哈哈被老魏家摁着暴打了50多次。就这种语言﹐连写了30多章﹐大概字数至少有20多万字﹐在春秋小区﹐在很多军事小区里面都有连载﹐搜寻起来很容易。他的笔名﹐大概叫“马甲的马甲”。

    后来﹐《大秦帝国》专门网站建立﹐又涌现出了很多大型的﹑长篇的评论。一个是〈谷子日记〉﹐是一个网友写的〈读《大秦帝国》的日记〉﹐大约写了三四十篇。一个是〈大秦帝国管理学的解读〉﹐也是二三十篇。一个是〈一剑霜寒40州 — 大秦帝国之武打解析〉﹐显然是一个学过武术的网友。2011年以来﹐一个叫“阳明弟子”的网友﹐写了叫〈在丧失信仰的门口重读《大秦帝国》〉的系列文章。他一开始的序言就说﹕为了纪念《大秦帝国》第六部最终的完成﹐今天起我认真开始写我读《大秦帝国》的感受。现在﹐他已经写了60多篇了﹐每篇至少有三千字﹐每天发一帖。还有一个是〈塔罗牌中的大秦群星 — 大秦帝国人物分析〉﹐连同预告的〈塔罗副牌中的大秦群星〉﹐最后大体也得五六十篇﹐目前还在连发。

    这些肯定都是年青网友。这些年青人﹐天天努力写﹐天天发一帖﹐还要上班还要工作。所以我觉得﹐他们是真正地喜欢这个时代﹐真正地喜欢《大秦帝国》的精神品格。这是《大秦帝国》的真实的吸引力所在。这些都充分说明﹐文学艺术的根基是作品传达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其它任何东西。

四﹑纠错﹕读者群对《大秦帝国》的独特关注

    作为大型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中难免诸多具体错误。读者群对此书的强烈关注﹐其表现之一就是认真纠错。这种纠错﹐根本点是读者们对我们民族文明圣地的景仰与热爱﹐他们容不得写这个时代的作品有知识错讹。说到底﹐这是真诚的善意的给你指出错误。这些方面﹐读者中的网友们表现得尤其令我感动。三年前﹐自从有纠错出现﹐我在网站上便开辟了“砖头集散地 — 大秦帝国纠错专栏”﹐专门供网友读者提出错误之处。

    这个现象﹐我很有感触。我也知道﹐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历史小说中﹐出现各种各样的具体的错误者﹐绝对不是我一个。但是﹐读者们认真揪住不放的﹐大体只有我一个。在网上大规模地揪住不放的﹐尤其少﹐至少我没有见到。这足以说明﹐读者们喜欢这个时代﹐中国文明的正源对读者有感召力﹐所以对《大秦帝国》出现这样的瑕疵﹐他们就感觉非常不舒服﹐就觉得《大秦帝国》应该是没有瑕疵的。我给网友们说过﹐出版社的国家职业标准是允许万分之一的差错率﹐《大秦帝国》五百多万字﹐至少允许出五百个差错﹐欢迎大家找差错。历经三年多﹐大家找找找﹐找到了大约五七十个。后来经过网友们组织的评委会认真公开地评议﹐否定了一批﹐真实有效的纠错﹐总共不到40个。

    对这种批评与纠错﹐我没有理由以任何形式去回绝﹐去抗拒。当然﹐我也不能违背艺术创作规律﹐这个我在网上也曾经做过一些说明﹐有一些东西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权力﹐你不能让它任何细节都不许虚构﹐对任何事件人物都不许调整﹐那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给大家讲﹐《大秦帝国》就主干而言﹐就基本事件而言﹐就所有的历史基本元素而言﹐它是真实的历史。已经过世的大历史学家史念海这样评价过﹕在他读到的历史文学作品里面(他当时读到的还是文学剧本)﹐《大秦帝国》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

    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三个大时期联系的这么紧密﹐社会矛盾冲突这么剧烈连绵﹐根本不需要你去虚构重大事件﹐惟一需要的虚构﹐就是增强它的血肉性﹐让它丰满起来。再就是体现历史逻辑的连接点﹐推演断点的内在逻辑﹐体现历史精神所必要的艺术结构调整﹐以及分析﹑考据一些东西。除了这些以外﹐基本的历史元素﹐譬如人物结局﹑重大事件等等﹐这些都是真实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大秦帝国》是对得起读者和社会的。我曾声明﹐要给有效纠错的网友每人赠送一套全本《大秦帝国》。书展之后﹐我将立即实施这件事(整理者按﹕纠错赠书﹐孙先生已经兑现)。

五﹑《大秦帝国》的精神价值目标

    有朋友私下经常问﹐《大秦帝国》究竟想干什么﹖许多网友也经常发问﹐认为《大秦帝国》一定是有目标价值的﹐究竟是什么﹖今天大家都是同人﹐我可以坦率的说﹕《大秦帝国》的价值目标﹐就是要为国家和民族寻找文明话语权。

    戴高乐曾说﹐中国是个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这是事实﹐这是真实的历史。我们的文明﹐具有最悠久﹑最辉煌的传统。可是﹐我们在世界上没有文明话语权。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文明不清楚﹐中国既往有关文明的问题﹐都让外国人说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魏得迈的《东方专制主义》提出的大河治水成就了中国文明的发端﹐英国《剑桥中国史》的文明史编纂理念﹐以及一些海外华人在远程回过头来看中国﹐所写出的具有文明考察视野的著作﹐譬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等﹐还有当代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等﹐都是关于文明历史的审视。在文学方面﹐法国的《93年》﹑美国的《飘》﹑南美洲的《百年孤独》﹑意大利的《斯巴达克思》﹑俄罗斯的《战争与和平》﹑日本的《德川家康》等等﹐都是以文学的形式发掘展现文明史的作品。

    而在我们的历史学界﹐在我们的文学艺术界﹐却没有这样的作品﹐至少没有相应的大型作品。我们的历史小说少吗﹖确实不少﹐倒很可能是世界最多。但是﹐我们的文明历史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如何变形的﹖我们的历史理论与历史文学﹐都不去涉及这样的问题。当然﹐严格意义上说﹐这是历史学界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可是﹐我们的历史学界没有做好这件事。我在大学历史系的朋友很多﹐而且大家也都明白﹐中国历史学界的学科划分﹐大体都是断代史的划分。先秦史﹑秦汉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元明清史等等﹐以这些断代研究取代了﹑淹没了整体文明史的研究。本来﹐我们中国人文有一个最优秀的历史传统﹐就是大学科综合性。我们听说过﹐古典学问家历史家谁是搞断代研究的吗﹖这种人文合一的传统本来是很优秀的﹐可是我们没有保留。我们在1950年代重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体系的时候﹐向苏联学了这种“专业学科”体制。基于当时的条件﹐学了也就学了﹐我们无由指责。但是直到现在﹐我们的历史学界﹑人文学界仍然停留在这种框框下对待中国的历史研究﹐这怎么能把中国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文明形态去研究呢﹖所以﹐我们中国的历史研究成果中﹐没有关于文明研究的专门理论﹐也没有关于文明研究的重大理论成果。

    与此同时﹐在中国民众的历史情结下﹐在国人对历史演绎的特殊爱好下﹐中国的历史小说对民众所能起到的影响作用﹐某种程度上确实大于历史理论。关羽成为武圣人﹐有哪个历史学家赞成了﹖可是﹐他就成了。根源何在﹖一大半在《三国演义》。所以﹐在中国要传播文明历史理念﹐文学艺术大有用武之地。甚至﹐比历史理论与任何理论的作用都要大。

    所以说﹐只要我们有清醒的文明理念﹐无论是历史研究成果﹐还是文学艺术作品﹐都会对中国社会起到积极健康的作用。从民族文明发展的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的历史使命﹐就是要重建工业科学时代与商品经济时代的新的民族文明。果真如此﹐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文明历史如何扬弃﹐继承什么﹑否定什么﹐都应该有相对清醒地评判。如果没有自觉审视文明历史的意识﹐我们就不可能达成合理的继承与发展。但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意识﹐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做到的﹐只是从具象的文化意义上的研究民族传统。譬如作家冯骥才等大力从事的民族文化遗产抢救﹐意义确实很大。但是﹐它无法取代﹐也无法满足我们对文明史的研究需要。也就是说﹐用文化去说文明﹐是远远不够的。文化是具体表现形式﹐而文明则是整个社会形态的综合表现。在我们中国文化界﹑理论界﹐没有文明发展史这个意识。

    所以﹐《大秦帝国》﹐我现在可以说﹐我们就是为了给国家﹑给民族寻找文明话语权﹗我们就是要对我们的文明历史﹐有一个基本的﹑清醒的解析﹗
    我们就是要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让人们知道﹐哦﹐那个时代的先祖族群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文明形态下生活的﹔他们的生命状态是那么的朝气蓬勃﹐他们的竞争状态是那么的昂扬奋发﹐他们的功业意识是那么的强烈进取﹐他们做事方式是那么的坦荡磊落﹐他们是阳谋的﹐不是阴谋的。后世笼罩社会的扭曲我们精神的那些陈腐的﹑衰颓的东西﹐在那个时代不是说绝对没有﹐但绝对不是主流。那个时代的主流精神﹐是阳刚的﹑健康的﹑光明的﹑向上的。当我们通过艺术的方式﹐告诉读者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不能说所有人都读得懂﹐或者说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懂。但是﹐我坚信﹐绝大多数读者会有一种领悟﹐会认识到﹕我们中国的文明根基中原来有如此一种更有强势底蕴的传统精神﹐而绝不仅仅是落后于西方文明的腐朽与衰颓﹐绝不仅仅是儒家一家的风貌。
    具体而言﹐《大秦帝国》给国家﹑民族寻找文明话语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至少有两点是写作时期的具体目标﹕第一个﹐在民间理念上﹐超越并肃清《河殇》的影响。我们都知道﹐从政策意义上和政治意义上﹐《河殇》后来被禁了。但是在民间理念的意义上﹐它的影响仍然非常大﹐这就是黄色文明落后论﹐中国封建王朝超稳定论等等。这种理论﹐事实上都没有抓住中国文明的根基。《大秦帝国》理清了我们的根基文明以后﹐至少在文明理念上告诉我们的民众﹐或者展现给我们民众一幅远古的历史图画﹕我们的文明根基是这样的﹐绝不是那样的。这个“这样”﹐就是强势生存﹐就是变革图强。
    第二个实际标志﹐就是取代台湾柏杨先生的“酱缸论”。严格意义上说﹐酱缸论不是一种文明理论﹐而是一种很形象的﹑很概括的﹑已经形成既定影响的说法。但是在当代中国人的理念里面﹐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冲击。至少﹐现在一般的社会意识﹐是认为这个东西说得是对的。很多人到海外以后﹐甚至我们的很多华人科学家﹐都是非常肯定柏杨的酱缸论的。
    总体上说﹐无论是酱缸论也好﹐无论是“黄色文明落后论”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太合乎实际的根基﹕都把中国文明的主流精神和文明历史说成是混乱不堪的﹐说成软弱的﹑苍白的﹑单调的﹐甚至是神秘的﹑丑陋的等等。从这种根基去评判中国文明﹐就不能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世界上出现了那么多的文明形态﹐为什么惟独中国这个文明形态﹑这个庞大的族群就能在五千多年来在自己的土地上完完整整地延续下来﹖当然﹐客观的说﹐我们的文明在汉以后有了很多变性﹑扭曲﹑污染﹐这都是事实。但是﹐《河殇》和《丑陋的中国人》﹐其所以站不住脚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文明历史发展的观念。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认真审视文明根基时代与其后演变之间的区别﹐仅仅将其后的“流”当作了“源”﹐甚至将最末端的腐朽文化当作了中国文明的根基﹐而后大加挞伐。
    任何一部涉及中国文明的著作也罢﹑理论体系也罢﹑学问流派也罢﹐只要不接触中国的春秋战国秦帝国文明﹐不接触中国文明的正源﹐而要企图说清中国文明问题﹐或者企图给中国文明下一个综合定义﹐肯定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谁不说清春秋战国秦帝国﹐而企图说清中国传统文明﹐那根本是不可能的﹗现在许多人经常强调国学﹐中国的国学到底是什么﹖还不是得在中国的强大深厚的原生文明中去发掘。无论是孔子的儒家﹐还是那个时代的诸子百家所形成的整个的健康的文明生态﹐总之﹐都得到我们民族的文明圣地去发掘。所以﹐我们任何历史著作与文学著作﹑政论专题节目等等﹐如果不从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个原生文明时代去说中国文明的话﹐肯定会走向偏路。

    《大秦帝国》在这个方面﹐应该说意识很自觉。我们这种文学艺术形式给读者展现出来的﹐正好就是那个时代原生的﹑本色的东西。所以﹐这部书在社会上的流行﹐读者对它的认可﹐本身也说明了一种现象﹕读者认可我们的文明理念。只要《大秦帝国》像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种形式流传下去﹐我相信﹐关于中国基本文明的这些理念﹐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很感性的﹑形象的形式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历史意识中呈现出来。《大秦帝国》的这个精神本位﹐就体现在这儿。读者读完《大秦帝国》﹐所记住的决不仅仅是故事。这是无数读者的反馈﹐一再证明了的。
    只要这种文明根基理念在社会普遍传播开来﹑矗立起来﹐我们的社会文明理念就与我们民族的文明历史真实地吻合了﹐我们的文明话语权也就站住根基了。对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六﹑关于最后两部的创作方法革新

    虽然﹐《大秦帝国》的创作是一种精神本位的创作。但是﹐我没有忽视在创作方法上寻求突破。当然﹐在实际创作中﹐这种寻求突破毋宁说是寻找一种更能体现历史神韵的方式。就基本点而言﹐《大秦帝国》的写作中﹐我从来没有刻意寻求过创作方式的革新﹐从来没有过“贾岛式”的方法推敲之苦。
    我的基本原则是﹕这个事件怎么叙述顺当﹐怎么叙述更能给人印象深刻﹐更能揭示出历史的本质﹐就怎么结构怎么叙述﹐从不刻意追求打破常规。《大秦帝国》前四部的故事叙述方式﹐基本是一致的﹐而第五六部﹐则出现了比较大的不同。有网友说﹕“第五六两部﹐表现出作者控制欲的增强。”但他也同时认为﹐这种“控制欲增强”的部分﹐恰恰是全书最精华的部分。实际说﹐最大的革新﹐就是在秦始皇每统一一国﹐我都在后面有一篇类似于读史札记那样的东西﹐探讨该国灭亡的原因﹐系统回顾这个国家从建立诸侯开始的国家性格﹑政治传统﹑族群精神以及民风民俗所蕴含的社会根基等等﹐系统揭示它为什么衰落﹐为什么最终灭亡了。为什么这样﹖因为﹐中国历史上对六国灭亡有过太多的言论﹐且大多都是文化名人写的﹐大家相对熟悉。像苏东坡父子三人﹐都写过“六国论”。
    到帝国灭亡的第六部最后﹐我仍然有一个将近六万字的大回顾文章﹐叫〈祭秦论中国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这个东西写什么﹖就是系统地澄清历史上的“暴秦论”。我从战国当时的社会舆论对秦的评价开始﹐系统梳理二十五史中对秦的种种评判﹐归纳性的给予澄清批驳﹐尤其是历史上主要攻讦秦帝国的三大基本说法﹕暴政论﹑专制论﹑落后文明论﹐做了具体的分析澄清。某种意义上﹐带有一些考据色彩。

    为什么这样﹖不是简单的为了寻求方法革新﹐而是为了更好的实现作品的精神价值目标。如果我始终隐藏在背后﹐就会违背《大秦帝国》要澄清历史迷雾的根本宗旨。因为﹐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一个被历史烟雾大大扭曲了的时期﹐如果在历史的烟雾中不能矗立起一座灯塔﹐我觉得有负于那个时代﹐有负于我们的文明良心。
    凡是这些形式革新﹐都不是事先想好的要怎么样怎么样﹐而是当笔下的历史河流汹涌到此时﹐自觉不得不如此做﹐不得不如此写﹐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把帝国文明说清。现在﹐书已经出完了。这种形式﹐如果被实践证明效果良好﹐就是说﹐读者对这样的方式已经很好的接受了。如果这样﹐它也许更能说明一种深刻的创作上的规律﹕社会和读者呼唤的和需要的﹐不是一种单纯的脱离内容的技巧﹐而首先是作品的内容与精神﹔如果在读者需要的内容中出现了读者眼中所不熟悉的创作方式﹐他们宁可欣然接受﹔而脱离内容与精神的那种纯粹的形式革新﹐则很可能被读者迅速的遗忘。
    《大秦帝国》写作这么多年﹐今天我们走到这一步﹐就现在的现状来讲﹐比我预想的好。所以﹐我对河南文艺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所有的员工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本文根据作者于图书博览会期间在河南文艺出版社的一次“讲学”的录音整理。整理者﹐是河南文艺出版社文宣负责人杨莉女士﹐特此致谢 — 作者注。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3-08 15:06:08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L_C_cc:标题: 转发: 赵晓力: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

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

赵晓力

2011-03-08

    也许最高人民法院会后悔他们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公开征求意见的决策。如果像以往颁布“解释一”(2001年)和“解释二”(2003年)那样,采取“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的做法,“解释三”或许会像他们2010年初预计的那样,到12月底怎么也通过了;而全中国的夫妻,除了少数上法庭闹离婚的,恐怕永远不会关心,甚至不用知道这个“司法解释三”。

    公开征求意见让一份还没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发挥了许多法律法规梦寐以求也达不到的效力。笔者一位亲戚本来正准备花钱给女儿、女婿买房结婚,看到“解释三”条文后感到事态严重,反复斟酌拟出一份《合作购房协议书》,让我这个学法律的给把把关。这份《协议书》共18条,涉及甲(准女婿)、乙(女儿)和丙(准岳父母)三方,看来是吃透了“解释三”的精神,充满了法言法语,满纸的数字、比例、公式,以及各种假设情形下那“婚房”的归宿。我看着不由哑然失笑,又悲从中来:这哪里是结婚,明明是合伙做生意嘛,而且还没合伙就想着散伙。于是给亲戚回话:不看,也不建议这样做,对自己有点信心,老百姓用不着跟着最高法院的指挥棒过日子。

资本主义对中国家庭的侵入

    “司法解释三”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自然不仅仅是公开征求意见所致。细究1950年、1980年、2001年新中国三部《婚姻法》,以及2001年《婚姻法》颁布以来最高法院三个解释的条文,“司法解释三”的实质无非是:把2001年《婚姻法》开始侵入家庭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引入了家庭房产领域,而无论是在广大农村,还是在城市中产阶级中,房产目前都是最大的一笔家庭财产,在房产上按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立个人所有制,基本就等于在家庭中建立资本主义式的个人财产制。

    新中国婚姻法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化滥觞于2001年《婚姻法》。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中使用的是“家庭财产”的概念。其第10条规定:“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1980年《婚姻法》提出了“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其第13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但显而易见,夫妻共同财产不过是“家庭财产制”的一种(蹩脚的)法律表述,因为紧接着第14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第15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夫妻共同财产”不能只用于夫妻两人的消费,也要用于赡养老人、抚养子女这样的法律义务;扶养、抚养、赡养的经济基础就是家庭财产制或曰家产制;甚至,在夫妻双亡、“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已不存在的情况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未成年的孙辈,兄姐对未成年的弟妹,都有抚养的义务(1980年《婚姻法》第22、23条),这义务的基础是什么?当然是家庭伦理和与之相应的家产制。

    2001年《婚姻法》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是,尽管在字面上保留了“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表述,但却苦心孤诣地对“夫妻共有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采取了列举式的规定方式。“夫妻共有财产”的目录有着鲜明的阶级特征,因为第1条是“工资、奖金”,第2条是“生产、经营的收益”,第3条是“知识产权的收益”,立法者对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工薪阶层、资本家及其经理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的“夫妻共有财产”的来源了如指掌,却对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夫妻最大共有财产——比如房屋、家庭承包土地——不着一字。本文不拟对2001年《婚姻法》进行更深入的阶级分析,只想指出,新中国《婚姻法》的价值转向和阶级转向实际上始于2001年。

    2001年《婚姻法》对于夫妻共有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列举式规定都有一个兜底条款:“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这两个兜底条款成为最高人民法院肆意扩大解释的依据。2003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9个条文中,有16个条文都在往这两个条款里装东西。其中涉及在上市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独资企业投资的有4条,总的原则是:夫妻离婚分割财产不能因此影响到企业的运作和资本的效率。比如下面这一条:“夫妻以一方名义投资设立独资企业的,人民法院分割夫妻在该独资企业中的共同财产时,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一方主张经营该企业的,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后,由取得企业一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二)双方均主张经营该企业的,在双方竞价基础上,由取得企业的一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

市场:隐藏在“个人财产”之后

    比较来看,“解释二”对资本逻辑的贯彻还只限于家庭之外的企业,“解释三”则将资本的逻辑贯彻到家庭之内的房产。当后者把中国人置房结婚过日子看作办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合伙企业的时候,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也就不再是《婚姻法》的一部分,而是《物权法》或者《合伙企业法》的一部分了。

    2003年的“解释二”涉及房屋的有三条,其中第22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由于放弃了1950年《婚姻法》“家庭财产”的概念,1980年以来《婚姻法》中采用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蹩脚概念,把中国家庭历来选择在子女结婚的当口,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转移和分割财产的“分家”实践,表述成别扭的父母对子女的“赠与”——但别扭只是在法律上别扭,感情上还过得去:究竟是父母把我们共同的东西“分”给我,还是他们把自己的东西“赠”给我,在后果上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而“解释三”共21条,其中涉及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有14条,涉及房产或不动产的有5条,其中第8条特别值得玩味。其第1款是:“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视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应认定该不动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有人认为,这一款改变了“解释二”第22条的规定,将婚后父母出资购买的房产,由原先的夫妻共同财产变更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实质上是对2001年《婚姻法》的越权解释。

    事实上,由于1980年以后《婚姻法》不采“家庭财产”的概念,父母名下向子女名下的财产转移,在法律上只能被视为“赠与”,在2001年《婚姻法》中,“赠与”所得的财产,既可以按照第17条归于“夫妻共有财产”,也可以按18条归于“夫妻个人财产”,“解释二”认为是前者,“解释三”认为是后者,说它朝令夕改可以,但说它是对2001年《婚姻法》的越权解释,理由未必充足。

    笔者认为,“解释三”第8条第1款的真正意义,是确定了《物权法》上的不动产登记的效力要高于《婚姻法》上结婚的效力。“解释二”认为,婚前婚后的区别是重要的,父母同样为子女购置房屋,在子女婚前是对他或她个人的“赠与”,在婚后则是对“他们”的“赠与”。“解释三”则确定,产权登记的效力是最高的,它不随子女是否结婚而改变,登记在谁名下就是谁的。

    当然,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产权登记的最高效力,并不是为了强调父母对于子女的爱。稍稍有点头脑的中国父母都知道,真的爱子女,就是要千方百计成全那个小家庭的和睦,把房子登记在谁名下看得那样重,在小两口中间制造隔阂,不是明智的父母所为。

    “解释三”第12条透露了第8条第1款的秘密。“登记于一方名下的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将该房屋出售,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除外。”第8条第1款要照顾的最大利益终于出场了,它既不是男方及其父母,也不是女方及其父母,它就是那个人格化为“善意第三人”的市场。严格登记主义,“谁名下就是谁的”,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交易安全”,最大限度降低“交易费用”,最大限度地实现物的“市场价值”。而此物——这里是房屋——的伦理价值,是在所不论的。

    据说,原来的第12条连那个“但该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除外”的排除条款都没有,一位参与讨论的婚姻法学者想起来,中国的宪法中还有一条“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不能为了二手房市场的繁荣而让“母亲和儿童”没有地方住,才匆匆忙忙加上了这一条。即便如此,第12条反映的仍然不过是“炒房者”的价值观:房子主要是用来炒来炒去的,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是“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所以司法解释背后隐含的逻辑是:在从别人手中买房子的时候,假定对方也是一个炒房者就足够了,而无需问他或她一句:房子是不是供全家人住的?

从人身关系法到投资促进法

    “解释三”第8条第2款是真正的神来之笔,它把“解释二”开始引入婚姻法的“谁投资,谁收益”的资本主义原则,从家庭之外的企业注入了家庭之内的房产;这一条用语大胆、明确、理直气壮,具有摧毁性的力量:“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可以认定该不动产为按照双方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有证据证明赠与一方的除外。”

    笔者有时候不禁会想,是什么样的巨大力量,促使起草“解释三”的那支笔写下了如此气壮山河的文字。想来想去,还是《共产党宣言》里的那些话最准确:“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

    可以说,从这一款开始,2001年以来的婚姻法的进化史将完成它的涅,那就是从人身关系法,变成投资促进法。无数中国父母含辛茹苦,为下一代筑巢安家的伦理实践,被规范为一次次冷静理性的投资活动。我们的眼前仿佛出现了四位白发苍苍的投资者的形象,他们草拟了一份《投资购房协议书》,一遍遍计算着各自的份额和投资回报率。与此同时,1980年后中国婚姻法所臆想的那个慷慨的、把自己的财产在子女结婚的当口“赠与”子女的父母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将子女的婚事视为一次投资机会的精明的父母—资本家。

从家产制到个人财产制的下行路线

    其实事情本不如此。也不应如此。无须引用太多的研究。读者只要稍微想想自己家里的情况,就会同意如下的判断:中国人自古至今一直实行的是“同居共财”的家庭财产制,这一点,1950年《婚姻法》的表述是正确的。1980年《婚姻法》采用“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表述,并不能涵盖家庭财产制的全部内容。

    法律史学者俞江运用徽州文书证明,日人滋贺秀三的《中国家族法原理》在关于中国古代分家、遗嘱、赠与等财产习惯方面存在着不少误解,这导致他形成了中国家父享有家产所有权的观点。实际上,中国家长从属于作为整体性的“家”。家长可以管理和增益家产,却不能随意处分。在另一篇文章中,俞江还写道:理解家产制的性质,还须理解家产归属于家。如果非要给家产找一个归属,那么只能说,家产归属于家,而不是任何个人。“家”是不可分割的概念,不能贸然把任何家人包括家长、家属,从“家”这个概念中分裂出去……“家产究竟是哪个人的”这个问题纯属今人的思考方式……在古代中国的家中,祖先从未离开,无子必须立嗣。祖先要祭祀,后代要抚育,都需要财产,故财产制度无不围绕“家”而安排。在世的家人,无论父族还是子孙,不过是整体的、延续性的家的一部分。父祖在子孙未成年时掌管家产,在子孙成年后移交家产。哪一辈人都只是这个延续性的家的一部分,无所谓哪个人是家产的主体。(俞江:《家产制视野下的遗嘱》)

    这种“同居共财”的家产制一直延续到今天。和实行个人财产制的社会,如12世纪以后的英格兰不同,在中国家庭中,从每一个子女的诞生之日起,他/她就已经是“业主”了,无需等待父母的死亡就能成为家产的主人。而子女结婚,则是家庭上下两代传递家业的一个契机,农村的父母为儿子盖房娶媳妇,为女儿置办嫁妆;城市的父母为儿子买房安家,同样为女儿置办嫁妆,这都是太常见的传递家业的做法。将这种做法误解为父母对子女的“赠与”,是用个人财产制的逻辑硬套中国的实际。而将此想象为父母作为资本家利用儿女婚事投资,则更属丧心病狂。

    与中国家产制利用子女结婚的契机传递家业相比,个人财产制下,利用被继承人的死亡传递个人财产容易制造更多的悲剧。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被继承人死亡才发生财产向继承人的转移,在这种制度下,即使儿子不希望父亲早死,也会被认为内心里盼父亲早死。这样一种制度下怎可能有父慈子孝之说!而更大的愚蠢,是像“解释三”这样,通过将家庭大宗财产(尤其是房产)界定为出资者所有的方式,彻底抛弃“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家产制仅存的法律概念,从而彻底告别家产制,驱赶中国人集体走向鲁滨逊那个孤家寡人的荒岛世界。

    这种自我放逐,才是中国家庭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3-14 13:03:3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天下兴衰事,江河万古流

天下兴衰事,江河万古流

——韩毓海教授访谈录

韩毓海

  官无封建 吏有封建 

  问:您在新著《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谈到了近世中国历史关键点的问题,您认为中国历史的关键点都有哪些? 

  韩毓海:历史的实质就在于变化,而只有抓住历史变化的关键点,方能透悉历史规律——即变化之所以然。 

  考察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整个汉代乃至古代中国的基本矛盾,就在于上层贵族与基层豪族之间的争斗,而国家只有抓住了盐和铁这两个最大的社会财富,才能调停贵族与豪族两大集团之间的纷争,如此也才有能力保持社会的稳定。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前进的目标,就是摧毁贵族制,并代之以国家官僚制,因此,从九品官人制到科举制的发展,就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关键点。唐代最大的问题已不再是贵族作乱的问题,而是“军阀”和“兵乱”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个多民族帝国中,边疆握有兵权的少数民族节度使与中原地区的文官官僚制之间的矛盾问题,唐玄宗以佣兵制代替府兵制,这是造成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宋代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期,是中国史从中古进入到近世的转折期。其关节有二:其一,长期威胁中国社会稳定、造成中国内部战乱不休的文贵族和武贵族势力基本被荡平了,社会精英力量一变而成为通过科举而依附于皇权国家的士大夫阶级;其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国内、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力量、商业的力量、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有了根本性的上升,从而形成了一个皇权国家直接面对市民社会的近世结构。 

  那么,中国近世的问题何在呢?一,相对于古代和中古时代的文贵族和武贵族而言,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阶级的政治能力、行政能力是大为受限的,其作为更是与旧贵族阶级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就是说,他们固然没有造反和篡夺的能力,但是,治国理政的能力相对也比较差。同时,宋以后,无论文官还是武将,都有频繁的调任和调防,从而形成了所谓“官无封建”的制度,说白了也就是士大夫阶级、官僚阶级无能。二,由于官员的治理能力差,并受到许多的限制,所以就不得不将基层财政、司法、税收等事务交由吏代为处理。胥吏并不是国家正式官员(宋代称为“流外”),其收入只能从承包基层事务中的强取豪夺获得,这就形成了“吏有封建”的制度。所谓“吏有封建”,也就是胥吏盘踞地方,土豪劣绅是社会腐败的总根子。而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实质就是:一方面是士大夫阶级的官僚集团“无能”,而另一方面吏则是“腐败”的渊薮,这是近世中国政治的最大痼疾。 

  因此,无论宋代王安石变法的“市易”、“青苗”之法,还是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其核心都在于“考官治吏”。所谓“考(核)官(员)”当然旨在提高官员的执政能力,而治吏的核心,则在于动用国家财政手段,来改革和取缔“役法”,同时力图动用国家财政资源削弱土豪放高利贷的能力,节制资本掠夺。为什么如此?一方面当然因为吏是从役法中产生出来的,从基层事务由民间事务员轮流担任的“役法”中,方才产生了吏这个阶层。而另一方面,则在于进入近世,经济的、市场的和资本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吏这个阶层不必“掌握武装”,只要“掌握钱粮”、掌握资本就可以支配社会,因此,治吏仅仅依靠行政手段不能奏效,必须依靠国家财政手段才能与吏对抗。 

  进入近世以来,“理财”就是最大的“理政”,国家信用乃是国家能力的最根本体现。王安石、张居正,包括晚清的康有为都看到了中国近世政治的痼疾,而他们的改革方案之所以最终不能成功,乃是因为近世以士大夫为官这种制度本身,决定了它没有深入和组织基层的能力,因为士大夫这个阶级本身就是脱离基层的。其次,更在于国家没有形成统一的财政制度,建立基层组织和建立统一的财政制度,这是在毛泽东、共产党的手里最终完成的。这就是现代以来中国革命的最大成就。 

  问:请您具体谈一下中国向近世转变这个问题。这种转变有些什么具体的表现? 

  韩毓海:从中古到近世的转变,发生在公元10世纪左右,即唐宋之间,这也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唐宋之变”。观察这一转变,有这么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交通,因为交通与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或者说,与通货和商品的流通关系最为密切。其次,它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密切,交通的要害往往是文化交往和行政权力集中的地方。 

  中古中国交通的要害在西部,核心是长安,长安除了具有关中之富,更重要的是有七条大路通向世界。而由中古向近世变化,首先表现为交通更依赖于运河,北宋把首都建立在运河与黄河交汇的城市开封(只是在元代取直之后,运河才不再经过开封),南宋依然把首都定在运河南端的杭州,而元、明、清都把首都定在运河北端的北京。可以说,中国的近世,是一个以运河交通为核心的时代。 

  第二,从经济上说,从唐代中期开始,民避徭役,逃亡渐多,而田移豪户,官不收授,如此,国家就不能再依赖于土地税了,于是,国家主要只能是靠盐的专卖来支持税收。到了宋代,田赋还占不到国家税收的一半,另外一多半来自盐利、工商税和关税,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当然就不能说是农业经济占主体了。明代开始了田赋纳银,正统元年(1436)江南官田折纳“金花银”,这意味着国有土地第一次变成了货币资本,皇家也由大地主变成了大土地资本家,如此货币经济就很普及了。而随着工商业和交通的发展,大的都市开封、扬州、杭州在运河边形成,分工扩大,技术发展。 

  第三,从政治上说,中古时代的社会精英是贵族郡望,即所谓的“旧时王谢”。五代十国的战乱消灭了中国的贵族士族,宋代的社会精英主要是从都市的土地资本家和商人中产生的,他们不是靠门第和郡望,而是靠经济实力支持的读书考试获得地位的,这种地位是不能世袭的,这就是所谓的士大夫阶级代替了贵族士族成为社会的精英。 

  第四,从文化上说,中古(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是一个佛教鼎盛的时代,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儒家的主要工作是注经,中古时代儒家文化是以《五经》为核心的,因此,中古时代有经师、经生,无文人。宋代士大夫的主体性增加,他们不重经书,而是重发表自己对于经书的议论,近世所重视的儒家经典,是以议论性的《四书》为核心,王夫之的《宋论》,就批评宋代是一个太重议论的时代,结果是大敌当前,朝中却久议不决。 

  “漫长的16世纪”模式的终结 

  问:您认为明清衰亡可以作为中国历史的拐点。为什么? 

  韩毓海:我认为:明清的衰亡,不仅仅是两个王朝的衰亡,而是一种发展道路的衰亡。这种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失败,不但对于中国,而且对于整个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历史学界所谓的漫长的16世纪的终结,漫长的19世纪的开始。 

  什么是“漫长的16世纪”的发展模式呢?简单地说,它把社会理解为为自然秩序所支配的,国家和政府的目标就是顺应自然秩序,而不去干预它,国家不应该干涉市场和自由贸易,甚至不应以财政和货币的手段去调控社会,而是把维持社会安定、避免战乱、把“无为”当作政治和治理的根本目标,同时主张通过贸易和商业的方式来化解战争和冲突。这种学说的代表,在西方就是“重农主义”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在中国就是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货殖论。 

  在漫长的16世纪(1368-1850,约500年),中国就代表着上述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例如,明代对蒙古,清代对俄国,都采用的是以大规模的跨国、国际贸易代替战争的交往模式。总起来说,明清经济不但不落后于当时的世界,而且是当时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据研究,乾隆时代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超过今天美国的比例。因此,中国近世的发展模式,曾经对整个世界都有示范作用。 

  例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指出,中国比整个欧洲的生产能力都强,比整个欧洲都富,他把当时中国、也就是宋明清的治理经验视为西方学习的楷模。斯密的学说是法国财政大臣杜尔阁政策的理论化,而杜尔阁的政策,则来自于法国社会对于中国宋明王朝“无为”的治国理念的理想化。所以,如果把斯密那一套拿来描述中国近世王朝,恰恰是合拍的。 

  但是,随后的世界历史、特别是19世纪以降的欧洲历史,完全没有按照亚当·斯密所设想的那样发展,而是按照他讨厌的那个人——马尔萨斯所主张的方向发展。马尔萨斯反对以贸易代替战争,相反,他主张用战争消灭人口。与斯密不同,马尔萨斯认为生产、贸易和市场都不是决定性的,因为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所以不打仗,不消灭人口,供给就永远赶不上需求。在19世纪,欧洲经济学的真正核心问题并不是生产、贸易和市场,而是由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所决定的供需关系,其经济学的真正代表是马尔萨斯,并不是斯密。 

  问:您在书中说:“明清两朝败亡的教训自然很多,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在国家发行信用的努力失败之后,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从此彻底丧失国家货币主权。”怎么理解? 

  韩毓海:第一,一个惯常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即中国自1434年完成最后一次发现世界的大航海之后,从此就陷入到闭关自守的自我封闭之中,直到1840年被西方的枪炮打开了大门,才被迫开放。应该说这种说法彻头彻尾的错误,必须得到纠正。1434年后中国不但没有退出世界舞台,而且恰恰是自宋明以来中国对于白银的日益强大的需求,把西方卷入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西班牙发现美洲,且不说他们的航海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根本的问题在于,如果不是在美洲误打误撞地发现了白银(主要在墨西哥和秘鲁),如果没有中国对于白银的渴求,美洲的发现几乎毫无意义,更不可能组织起一个“世界经济”。 

  第二,明朝中期放弃了洪武八年(1375)发行的法定货币“大明宝钞”,而改用白银为货币,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的前人顾炎武、王夫之早就指出过这一点,黄仁宇、滨下武志分析得更为清楚。滨下武志指出:中国是银十分缺乏的国家,却选择了白银做货币,竟然还自明延续到清乃至民国初期,这多么荒谬。 

  第三,用银做货币,银又要从西班牙美洲进口,等于说货币主权在外头。而最主要的问题是银的产量会影响中国经济。搞世界史的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从1630年开始美洲白银的出口量减低了一半,但却不太追究这种白银出口的锐减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具体说就是对于1644年明朝的瓦解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而1832年英国尝试金本位后,首先导致各种成色的白银都拥到中国。又因为中国纹银(也就是质地最好的银)被投机到印度去套利,劣质的银跟着进来,两者夹攻,中国的货币体制在1840年之后逐步被攻垮了。这才是更细部、更真实的历史过程。 

  因此,近世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资本缺乏、生产无力和贸易不畅,根本问题是国家没有信用,国家也没有发行信用的机制,国家连法定货币都自我废除了——这就是我所谓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没有能力”。 

  新中国成立伊始,最彪炳千秋的一项伟业,就是一举确立了人民币的国家货币地位。人民币是1948年12月31日开始发行的,但在当时,人民币在城市里几乎是没有人认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因此,确立人民币的权威、制止通货膨胀,这是新中国能否站得住的关键所在。1949年5月31日,党中央、毛主席责成成立的以陈云、薄一波为首的中央财经委员会汇报说:为了解决目前空前的财政经济困难,必须一方面努力恢复生产、适当加强税收,并辅之以发行公债,同时更重要的是要严格财权、统一财经、迅速制止财政的多头管理,如此才能防止乱花钱、乱调拨。一句话:只有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严格的财经纪律,才能节约开支、实现收支平衡,在根本上抑止通货膨胀,维持人民币的国家法定货币地位。而对整个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严格的财政管理——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登天还难,历朝历代,包括国民党政权都没有做到,凭什么共产党就能够做到?中财委说:就凭我们是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党,就凭我们是一个从中国最基层组织起来的党,就凭我们是一个“一心救中国”的党,中共能够做到“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把支出降下来”。可以说,人民币权威的确立,是500年来最伟大的奇迹,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真正基石。 

  中国的复兴在于基层 

  问:从世界史的视野看,1500年以降,是世界史的大转折时期,其标志,就是资本主义以及民族国家体制在西方的兴起。这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韩毓海: 1500年之后,被后来的斯密和康德所深恶痛绝的战争国债制度就在地中海地区发生出来了。按照布罗代尔的解释,向国家间战争所放债务而获得的巨额利息,是资本积累——也是资本主义的起源。 

  具体说,伊斯兰教与天主教之间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催生了地中海地区现代银行家阶级的发生与国家战争债券的诞生,这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在欧洲兴起的标志。于是资本主义体制在欧洲滥觞于地中海地区,崛起于荷兰,成熟于英国。而现代民族国家,则是通过漫长而血腥的宗教战争,从宗教帝国中演化而来。用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著名的说法:国家是从宗教黑暗的王国,逐步走向现实的金钱王国,从天上走向了人间,而其核心,则是围绕着战争动员而建立起来的全民征税制度,随之赋予纳税人以相应权力的制度,国家以税收为抵押发行信用、借贷的制度,这三者可以说是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创制。 

  尽管10世纪的宋代中国的贸易活动就是世界性的,尽管元代和明代进一步从陆地、海洋方向扩大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市场,尽管利用煤炭冶炼的技术早在汉代的冶铁、宋代的磁州窑中已经成熟,一句话——尽管自公元10世纪以来中国就是世界生产、贸易和市场的核心,但是,中国所代表的16世纪的发展道路,不会产生出全面征税、纳税人权利均等,特别是战争国债制度。因为这样的制度只有在持续的危机和战争状态中才能产生,在持续的和平时期它就不太可能产生。而明清中国没有实现真正的财政税收统一,没有实现国家货币的发行,没有产生发行货币和信用的金融体制。可见,中国并不是一般地没有财富,而是没有以国家财政金融机制把全社会凝聚起来的手段,这是清王朝终于被英国击败的基本原因。 

  问:一般认为,500年来中国国家能力衰败的直接原因固然在于“吏治”,但根源则在“官制”,即士大夫阶层。所谓“变仕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世风难”。您怎么看? 

  韩毓海: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可能有违世俗或者“士风”。我常常想起柳宗元《封建论》中的一个说法,他说自秦以来,中国政治之缺失,在“政”而不在“制”,意思是说,缺失并不在郡县大一统“制度”,而在“行政”和“理政”能力。包括秦始皇在内,他的错误也不在完成国家统一和实行郡县制度,而在于他的“苛政”和劳役“政策”失当。中国在唐宋之间削平了文武贵族势力,从而在根本上避免了内部的分裂和战乱,这种消灭文武贵族当然是历史的进步,应该说没有贵族特权的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对照来看,1500年以降的欧洲之所以战乱不止,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推翻了教士和教皇,但没有真正推翻贵族,相反,贵族和商人的结合,才产生了军商合一的军国主义体制。不过,话说回来,唐宋以降的中国制度,其长处虽然在于维持长期的和平统一,而代贵族和豪族而起的近世士大夫官僚阶级却是一个在军事、财政、司法上充分无能的阶级。中国不像欧洲那样500年来充满战乱,由200个国家打成今天的二十几个国家,而是实现了数百年长期的和平,这当然是一种进步。而反过来与欧洲相比,近世王朝行政效率低下、官僚无能,行政上的“无为”——这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失在于政而不在于制”。 

  就今天来说,我们也不能说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最好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在于利润最大化,而根本上说并不是鼓励生产和市场的发展。相反,为了实现和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特定时期必须破坏生产和市场,这对一切资本家而言都是常识,这使得资本主义无法避免危机。因此,我们既不能说所有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更不能说资本主义是最好的制度。同样的,中国也不是没有民主、没有监督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当然就是民主监督制度,而关键在于如何有效、有力地实施和实行,关键在于建国初期那种“全党饿肚子也要治住通货膨胀”的能力,所以说,今天的问题恐怕也是在政而不在制。 

  漫长的500年(1350-1850)之间,所谓中国之先进,是和平发展、重视生产与贸易,而西方之先进,是平等税收体制和国家信用制度之先进,是战争动员机制之先进。19世纪中叶,中国由最先进变成最落后,根源并不在市场、生产和贸易,而是财政金融体制的落后,以及治理能力和行政效率的缺乏,而后者不过是前者在政治上的表现。中国的治理能力低下问题是长期历史造成的,汉唐以来,中国一直追求最小的治理成本,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这特别表现为中国的“官无封建,吏有封建”。于是税收和财政一片混乱,国家也就很穷而没有能力,吏反而很阔气,官的腐败来源也是吏。一盘散沙、腐败,就是这么造成的。 

  隋唐科举以来,国家选拔官员采用考试制度,讲究起点平等,但是关键还在于考什么。正如王安石、张居正都指出过的,士大夫所学者,科举制所考者,其实都是与治国理政的本领毫无关系的内容。而且,宋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精英是士大夫阶级,他们主要来自运河沿线特别是南方城市的土地资本家、豪商集聚的地区,中国所谓的舆论,主要是被他们掌握着。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反对一切国家税收政策,反对国家以发行法定货币取代白银的政策,因为那样一来就等于申报财产,而白银相对于纸币尽管不利于流通,但有利于窖藏,便于成为其读书上进的资本。既然中国的学术制度、教育制度、考试(科举)制度所学者,无非记诵课试文章,与“天下国家之用”无涉,而一旦这种“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的“人才”被任用为官(“猝然责之以天下国家之用”),其必然就是无能之官,这样的官也就必然要将行政司法财政付诸“能折腾”的胥吏,而所谓胥吏者,如王安石所说——“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招募者也。”吏其实也就是黑社会。 

  可见,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所描述的“职业政治家”、“有机的知识分子”不同,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既不以君主和贵族为服务对象,也不以国家和人民为服务对象,而且——他们也没有服务于上述四种力量的能力和职业操守,他们只是附着于各个势力之上的“皮毛”,实质仅仅为自身谋利益而已。——于是(也正如马基雅维利所指出)一旦这样一个不以君主和国家为服务对象、又如此缺乏职业精神和职业操守的阶级垄断权力,那么,所谓国家能力、国家效率非但完全谈不上,甚至国家实行什么好的制度也都不能持续。——用今天的话来说,不讲政治、缺乏治理能力,即使制度再好也没有用。 

  因此,中国的复兴,中国国家能力和国家信用的提升,归根结底,需要重建一支以国家和人民为服务对象,具备严格的政治伦理、专业的服务技能的职业政治家队伍,即一支具有明确服务对象和具备高效服务能力的国家公务员队伍。而要造成这样的力量、这样的队伍,就非要从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做起不可,又非要彻底改革中国固有的学术制度、教育制度、考试制度不可。而这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等一系列文献,作为政治学经典的意义所在。同时,这也就是张思德、雷锋、白求恩、焦裕禄身上所具备、所代表的政治理性精神。因为正是500年的历史兴亡,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非有这样“政治的自觉”、非有如此政治的伦理,就不能提升国家能力,亦不能建立国家之信用,更无从完成中国的现代复兴大业。

 



发件人:"www.huxingdou.com.cn" <c2726@163.com>  2011-03-11 14:49:49 +0800 收件人:"大军网"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 - [IT业界]一邊是赤贫;一邊是暴富

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

长平:专栏作家,为《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撰稿

程绮瑾:香港大学社工系在读博士,研究传媒报导与自杀的关系

邓志新:《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编辑

胡力汉:香港有线新闻中国组首席记者

胡泳:研究互联网问题学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黄煜:浸会大学新闻系主任。

令狐补充:专栏作家,为《南方周末》、《时代周报》等媒体撰稿。

闾丘露薇:凤凰卫视新闻总监

毛向辉:网络专家,关注互联网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麦燕庭:香港记者协会主席

潘毅:研究劳工问题学者,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

王冠绪:西语作家,为西班牙媒体撰写中国问题专栏

汪永晨:环保学者

主持:杜婷:Co-China论坛负责人

第五节: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上)

    杜婷:我们进行下一个话题,突发事件报道中微博和网络的运用以及在突发事件中网络的负效应,先请闾丘来做综述。

    ● 微博对突发新闻报道的作用不可小觑

    闾丘露薇:今早我已经提过突发新闻的信息来源非常重要,因为网络的关系现在信息来源可以非常广泛。以往我们是依赖通讯社,然后记者在现场采访报道,但是记者在现场的采访是非常有限的,拿这次曼谷红衫军的事来说,我一天可能只能去两三个地点,同时要不停地做直播,不断发稿,实际在现场采访的时间是比较少的,而且局势不断变化,而记者在现场了解的大多是微观的东西,不知道宏观的东西,比如说突然政府宣布宵禁,其实在现场是根本不会知道的。另外,如果在国外采访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语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翻译,当地的电视台有24小时的滚动新闻,但都是泰语的,我们要依赖翻译,会受到很大限制。但是自从有了Twitter之后,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我可以在上面找到一些熟悉当地局势的人,比方说外媒驻当地的记者,这对我了解当时的状况,包括帮助我判断我要不要去那个地方,我要不要留在那个地方,都带来很大的帮助。有一个叫 @georgebk,当时召开记者会,他每相隔一两分钟就会将记者会内容翻译成英文,而且他做了很多搜集的工作,我就是从他retweet的信息找到当地记者的Twitter,然后就可以follow他们,这个对于我来说实在是起了太大的作用。

    玉树地震的时候我主要在后台负责前线记者的采访安排,我发现新浪微博在这些事件上面确实是起到了一些不错的作用。我自己跟了几位在现场的记者,还有在现场的非政府组织成员,这样在同一时间就可以收到不同人告诉你他们在玉树遇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但是因为新浪微博的审查,包括它的主体用户的使用习惯,所以他的信息不是很全,会缺少一些东西,这时候Twitter是可以起到补充作用。使用Twitter的中文用户大概也就8万多,这些用户跟新浪的用户虽然有重合但还是会有明显区别,同样一个话题在Twitter会成为热点的在微博上就不会成为热点,相反也是一样,两边使用者的爱好、价值判断等都不太一样,虽然最初twitter用户很看不起新浪微博,但现在有越来越多习惯用twitter的人会在微博上开户口,有的会把Twitter的内容复制到微博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信息相互交流融合的尝试

     ● 微博等自媒体可以提供多种声音,降低我们对主流媒体的依赖

    其实不单单做突发新闻,有了网络以后在很多新闻当中都可以利用这个工具。我有次google我的名字和曼谷之后发现一个人对我的批评,后来我就去搜索他是做什么的,发现他是一个在当地的华人,对政治非常有兴趣,那后来从他的博客我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泰国媒体的生态等等,很高兴的是他也意识到新浪微博对中国受众的影响力,所以在新浪微博也开了户口“曼谷观察”。其实对于中国受众来说因为媒体的报道所以对泰国的印象就是一个乱字,但是背后的原因,它的政治背景、诉求、历史原因,就没有什么人愿意去关心。冲突对于媒体来说是一个吸引收视和吸引读者的机会,有些记者,特别是电视记者会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戴上头盔,穿上防弹服。这次泰国事件中央电视台有个非常著名的趴在地上的现场报道,那段视频在网络上很好,我跟我的摄影师很认真地把那个出境研究了一遍,我们发现声音是后期合上去的,整个出境的镜头是经过三个机位剪辑的,当然观众不会考虑这么多,但是我们作为电视这一行的人就会觉得不太合适。另外之前我对她在镜头前的尖叫声有些批评,那很多人说我没有同情心,不够宽容,我说若当时没有摆拍,情况属实的话有尖叫是太正常了,但我不能接受中央电视台后期编辑的时候依然保留这段尖叫,因为编辑可以控制不让尖叫声出境,我们不需要听记者的尖叫声,我们需要知道现场到底是怎样的。其实包括我自己的同事在报道中也有夸大的情况,渲染现场的混乱感,渲染很容易的,昨天我还在跟我们摄影师聊这个,他说他很喜欢去泰国拍片,我就问为什么,他说好玩啊,又安全,因为我们可以把20个人拍成200个人的感觉,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没有什么危险,如果现在让我去加沙,去那些地方真的是不知道子弹什么时候会打过来,但是泰国相对来说会轻松很多。其实很多的紧张就是在那么一瞬间,而一瞬间被媒体放大了,所以我觉得透过一些个人媒体,微博、twitter其实可以帮助每个人对局势有更清楚的认识,不要过分依赖于主流媒体,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信息来进行判断。

    ● 媒体在采用未经核实的消息源时仅标明“来自网络”是不负责任的

    当然从网络获取讯息良莠不齐,我举两个例子。这次泰国事件星期五开枪那一天,有一张他信的在LV店购物的照片在网上流传,我是比较早看到这张照片的,但我不敢在节目中用,因为没有办法确认,虽然网络上说这张照片是他在巴黎香榭丽大街LV店购物,但是没有其他任何信息来确认,在没有经过确认的情况下把它播出来是有一点不太负责。后来我之所以用它是因为第二天泰国的一份英文报纸,他们有采访到拍到这张照片的人,他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时装杂志的编辑,他已经是确认了这张照片的来源,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使用了。另外一个例子是红杉军baby,这个流传很广,在Youtube上还有一段视频,是军方拿来作为批评红衫军某些人缺乏人道主义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在这张照片流传出来后的第二天我去红衫军总部采访,跟一些泰国的媒体聊,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张照片都是在国外的媒体发布,但是泰国本地却没有一家媒体用,他们就说当时的情景是有一个记者跟红衫军的某一个人说,你不如把小孩子放上去吧我们来拍一张照,结果那个人就把小孩子放上去,然后就有了这个照片和录像,所以泰国本地的媒体就都没用这张照片。我们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图片是不是就代表真相?图片后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小心处理的事情。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都追求快,在网络上可以快,但是我觉得对传统媒体来说是不是也要追求快?现在有一个流行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媒体在拿出来一件未核实的消息时说这是来自网络或其他媒体的,不是我的,所以真假和我无关。但其实这种转载和引用是增加了原消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如果在没有确认的情况下这么做会误导公众对事件的判断。另外还有一点,对香港媒体来说因为没有涉及到当事人的直接利益,所以大家会觉得即使出现一些小错误的话也是可以接受的,这种心态常发生在做国际新闻的时候。反正那么远我错一点也没有关系,当事人也不会来投诉我,但是现在还真不一定。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菲戈起诉体坛周报,因为体坛周报登了一个新闻说访问菲戈如何如何,菲戈说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中国媒体的采访。这些就是我自己在做新闻的时候的一些例子,和大家分享。

    杜婷:钱钢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在今天网络媒体如此发达的情况下,我们传统媒体的优势在哪里?其实就是要有对讯息的核实和确认,这是专业媒体和记者该做的。胡泳你对媒体和网络都非常熟悉,你怎么看网络,尤其是微博对传统媒体的影响?

    ● 先开枪后瞄准还是先瞄准后开枪?

    胡泳:刚才闾丘谈到微博对于新闻记者的作用,那我想说微博对于媒体的新闻周期的压迫也是很厉害的,以前CNN第一次搞24小时的新闻模式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震惊,就是24*7这样一个新闻模式,而微博时代的到来,导致24*7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完全变成所谓的real time,恨不得上面出来一个东西,下面一秒钟就有反应,这个对于新闻周期有非常大的压迫,而这种压迫我觉得最终会导致新闻界自己的价值界定,比如说你还有那么多时间来过滤吗?你还有那么多时间来编辑吗?有没有时间来把关?一个经典的例子,当年德拉吉的报道,本来是传统媒体先拿到的消息,但是传统媒体不敢报,传统媒体要经过很多关,但他在网上不用核实就先报了,结果他就成了第一个报莱温斯基事件的人。所以后来有人提出来我们的传播模式是不是可以颠倒过来,先发布,后过滤,就跟我们在互联网上说,都是先开枪后瞄准,先瞄准后开枪是过时的。理想状态是很多人相信有所谓的信息的自由市场,自然会有人出来给你纠正,最终总能获得正确的信息,这个其实对新闻的价值观产生很大的冲击。

    ● 网络对传统媒体的形式和功能产生影响,而最终这会是价值观的影响

    所有做媒体的人都知道,过去有种东西叫新闻洞,所谓的news hole,就是一个封闭系统,你版面就那么多,我如果要上令狐补充的评论,我就不能发闾丘的报道,因为它就那么大地方,而现在在网络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版面是无限的,这种空间限制被打破以后对于新闻界的冲击是很大的。我曾经和一些国内网站的编辑聊过,他们大多都是从传统媒体过去的,过去以后有一个最不习惯的地方就是没有版面限制了,没有版面限制以后,其实你自己的思维方式都要改变,就像微博为什么一定要卡定140字,140字最初是因为手机的限制,但是现在手机已经没有这个限制,完全可以发280字,但是为什么要保证140字呢?保证140字有可能对表达能力是一种提升,你把它变成更多了,它的质量反而下降了,这就说到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媒体的形式可能比内容更重要,所谓的媒介即信息就是这回事。所以这些都会给新闻媒体造成形式和功能的影响,最终是价值观的影响。

    ● 微博是典型的渠道革命

    微博是很典型的渠道革命,换句话讲,过去我们大概都在干的是生产革命,现在在做的是传播的革命,一旦传播的革命和生产的革命,或者叫制造内容的革命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媒介的影响会是翻天覆地的。所以就包括我们的政府部门,现在他怎么来对这样一种新兴事物进行管理是很头痛的,因为这打破他以前所有的方式和方法。

    ● 微博在创造讯息不断修订和完善的微循环

    毛向辉:我现在研究两个事情,一个是在Twitter或者中国国内一些微博客上,人们之间是怎么形成一个社会性的social media的,也就是他的媒体效应是如何产生的。像刚才胡泳讲的从24*7,变成24*7*3600,这个以秒为单位去计算的这种媒体方式,究竟是在内容呈现上有革命,还是在空间的弥漫性方面有革命,还是说可能从事件真相来讲是一个革命。新闻学最重要的就是为了追求真相,但是这个过程在过去的传统媒体上是有缺陷的,而微博这种方式是分享和信息相互求证的过程,所以在做新闻的时候如果有传统专业媒体能够利用好微博就会有新的天地。草根媒体不断贡献信息和求证信息,专业媒体利用专业的加工能力,可以让真实的东西表现得更加充分,或者说可以得到更完整的事实。很多事实是这样,当我们得到一个所谓的事实的时候,忽然来一个新的信息,你会发现可能前面所得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信息是不断完善不断修订的过程,那么微博其实就是在创造这样的微循环,这个微循环其实对新闻学是很大的贡献。

    ● 每个人都是媒体的一部分

    刚才讲的那个传播的问题,我想做的补充是网络最终把媒体变成人人都只是媒体的一部分,我在创造和分享我所看到的,听到的以及想到的东西,同时又和大家在一个媒体空间中,我是其中一分子。这和传统媒体的定义完全不一样,因为传统媒体是别人做好之后呈给你吃的一盘菜,那现在我们来烹饪,甚至我们自己都是菜的一部分,这个是很大的差别。传播学中不光是一个团体,我们都知道retweet的求证,retweet的质疑改进,到最后可能逐渐接近真相和精华,从大家所有人的传播过程中获取讯息和灵感,最后那个人,他可能是胡泳,也可能是长平,或者是连岳,他就说了一句非常extract的话,把大家的传播过程总结为一句名言,其实这个过程就是社会的继续创造,当我们大家都是媒体一部分时候,实际上每个人都在不停创造和分享真理。

    ● 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参与信息的制造?

    王冠绪:这大概类似于一个放大的对话现场,比如说是有几万人、十几万人参与的一个对话,所有的人都是参与者。这跟媒体传送信息,作为受众是被动接受信息不同,受众接受到的信息是已经完全包装好的。只是究竟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参加这个信息的制造过程?可能很多人就是想我只接受包装好的信息就好了。

    ● 新浪微博并不是草根媒体

    邓志新:很多人都说微博是草根媒体,但是拿大陆最火的新浪微博来说,它根本就不草根,新浪本身采用一些手段,比如微博排行,加V字等,它里面活跃的人很多也都是精英,比如潘石屹、任志强,他们有什么观点,有什么信息会选择第一时间发布在微博上,供媒体去截取,而媒体要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通常就说你去看我的微博就知道我什么观点,你就直接引用吧。新浪因为没有采访权,所以它很努力地要把微博打造成一个媒体的角色,它用V认证的方式鼓励这些人发布信息,如果粉丝达到一百万你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都市报,如果你的粉丝有上千万你就是一个电视台,它就鼓励你成为一个媒体,但这不是草根媒体了。

    ● 讨论受众是否愿意主动参与信息制造的问题不可忽视中国言论审查的语境

    而twitter就像刚才王冠绪讲的,是成千上万参与者的对话,是比较琐碎的。王冠绪刚才提出的问题很有趣,我想这个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和在中国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信息审查和封锁,所以传统媒体作用有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依靠其它的更多元的信息渠道来获得信息。

   ● 社会化媒体无需官方认证,信息自身就可以完成证实或证伪的过程

    毛向辉:刚才提到新浪的认证,我插一句关于信息信任度的问题。在信息理论中有两个概念特别重要,一个叫identity trust,就是身份信任,还有一个叫social trust,就是群体之间的信任,新浪微博没有identity trust的问题,因为名人都获得认证,但是它在social trust上其实相对是较少的,因为名人可能follow的人很少,有些基本上不会去转发别人的讯息,再加上审查的问题,所以它的信息价值量在信息信任度方面偏低。而twitter的用户虽然没有新浪微博多,但它的social trust的程度是高于新浪微博的,这个可以从技术上分析出来。所以在twitter上哪怕没有认证,但其实social trust是非常容易verify的,如果没有恰当的消息源,无论你是长平、胡泳还是余秋雨,你讲出的话一定会有人去挑战,可能不出20分钟错误的消息就会被证伪,马上会回到真实状态中去。

    ● 身份认证增加了被认证者获取有效信息的可能性

    闾丘露薇:我想起一个例子,玉树地震的时候传说有一个记者死了,我看到央视的张泉灵在微博上讲了一堆很感性的东西,以我的判断央视的人是不该乱讲话的,而那时她又在玉树,而且白岩松在节目上引述了这个消息,当然他没有确认,只是说听说,那我想这是应该比较靠铺就转发了这条消息,之后有人又说死的这个记者是山西日报的谁谁谁,这时我就去搜这个记者的名字,后来发现这个记者第一天发了一个稿,第二天就没再发稿,然后我就在微博发了一条,结果没过5分钟我就接到山西日报总编辑的电话,他就对我说,“闾丘,这个人没死,他真的在,你要不要给他打电话?我可以给你他的电话,你自己确认一下,我不骗你的,他没死。”那我就赶紧在微博上更新了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作为一个没有V字的人,他的信息获取的过程有没有像我这么有效,因为很多人觉得我是媒体人,因为我的身份,所以会主动来给我纠错,但是如果是没有V字的,或者你根本就不是媒体圈的人,你转一些消息,公众可当真,可不当真,他不会特别认真,但如果是像我们发的消息,较真的人会比较多,他会很主动地透过各种方式,包括在后面留言,打电话等方式主动来跟你确认。

    ● 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的优势是深度和整合

    另外一点,我之前做的那个网络节目,其实设计的时候主要是因为有了微博,尤其是新浪和twitter,我才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觉得渠道多了你不用是很浪费的。那我们媒体的作用在哪里?我觉得是怎么把它横向和纵向地串起来,而不是说只是告诉你发生什么,我希望有一个背景的东西,而这个背景的东西可以透过网络,透过事件的串起来。拿富士康来说,你可以把它串成后面很深的东西,打横打纵都可以,国内国外都可以,这就是媒体的作用。网络媒体出现之后,我觉得传统媒体就是进入深度报道和整合的时代,如果要跟网络争快肯定是没戏的,但是深度报道我觉得还是有它的优势。

第五节: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下)

    ● 传统媒体提供成品,但这是经过权力筛选之后的

    长平:传统媒体的报道是一个经过加工、筛选、总结的过程,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结论,可能有的人觉得直接看那些现成的结论就好了,但是这个的确是面临着权力的问题,结论有可能是不可靠的。

    ● 无论是微博还是深度报道都只是过程的记录,某程度上我们的一生也不过就是一条微博

    其实我们如果把时间线拉长来看,每一篇媒体报道,不管它有多长,它也不过是一条微博,每一本书在学术的长河中也只是一条微博,所有的都是过程,就算深度报道,无论记者跟了多久也只是一个过程。闾丘刚才谈到对传统媒体的看法,如果我们站远一点,其实都差不多,真的像大家所认为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有那么大的差别吗?我当然很认同新媒体,它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带来了很多革命性的东西,但是我又不完全同意说新媒体带来的紧迫感,我觉得社会对信息的需求永远都是一种多元的状态,也许报纸明天会没有了,就像当初从羊皮卷转到纸上来,也有可能有一天计算机也没了,是另外的终端,但是一定还是会有人写长一些的文章,一定还是有人写得比140个字更短。我们刚开始面对新媒体确实有一个困惑,像我们在10多年前做南方周末的时候,其实做的事情是放大放长,我们运用了很多社会学的方法去做调查,像派一个记者去卧底二十几天这是很小的事情,我在南方周末的时候做的最长的一个策划是做10年,我们在中国选了3个地方,一个镇,一个村,一条街,四川一个,浙江一个,福建一个,记录10年,每年做一篇报道,从98年到08年,最终是做完了,但跟我最开始设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是想说当初我们是要做深做慢,但网络时代来了之后一下子发现方向是反的,一开始很困惑,但是我现在想通了,其实我们的一生也不外乎就是一条微博。

    闾丘露薇: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比方说10年之后我们再来做你策划的这个报道,因为有了微博它会更容易了,因为这些记录都在。

    ● 新闻存在的理由是记录社会中非常态的事件

    胡泳:关于记者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是他们是历史第一稿的起草者,只不过在微博时代草稿更短了,起草者也未必见得是记者,这个东西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其实有大量的东西本身不是新闻,换句话讲新闻如果完全是报道我们周围正常的社会的话,没有人愿意订报纸和看电视,因为正常社会中各种悲惨的事件和奇特的东西是异态,不是常态,常态的东西就是大家吃喝拉撒睡,就是上班工作,回家睡觉这些东西,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新闻本身存在的理由就是记录这个社会的一些非常态的东西。作为记者来讲我们会给这些非常态的东西赋予意义,我们会说记录这个东西本身可能会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遇到重大事件记者都以在现场为傲,因为他觉得他见证了历史在眼前发生,但其实仔细想我觉得这都是记者为了给自己的职业寻找一种正当性,或者是我们都不想把自己说得是一个等同于其它行业很普通的生存理由,所以会给这个行当加上很多附加的东西。

    ● 在信息流的包围中新闻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这种分野会越来越麻烦,说到底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记者?越往后的人,他每天生活在信息流当中,他会觉得新闻对他来讲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要时刻处于信息的流动当中,换句话讲,他一旦想知道某件事情,那个水流总在那,他总可以跳到水里去把那个东西抓出来,他如果目前对这个东西不敢兴趣也没关系,因为那个流始终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新闻的需求在未来有多大,我对此非常不清楚,如果说新闻本身的需求都变成一个不确定因素,那新闻记者的生存理由在哪里?说到记者,究竟什么是记者?在我们国家,有记者证的就是记者,我们新闻出版总署对记者证控制是很严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国家制度的认定,所以公民记者在中国如果从法理上来讲都是假记者。但是如果抛开制度的因素有什么东西能构成你是记者?除了说你为一个新闻机构打工,这个可能是界定记者的因素,还有一个因素是记者多年以来培养出来的职业尊严和专业性,包括记者和记者之间的共同体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如果都坍塌的话,到底什么东西能界定你是记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将来记者和新闻的定义都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 微博节约了社会成本却提高了使用者个人的时间成本

    令狐补充:我写过很多文章夸twitter、新浪微博,但现在我发现其实这些工具也还是有些问题,比方说信息超载,不方便讨论问题,还有就是在微博上的格言式写作我也觉得很厌倦。我上个月去云南看旱灾,一共就发了三条微博,不知道要发什么,有点失语,所以这段时间只是简单分享一下信息,自己所观所思所想就没有写上去,我感觉要调整一下,要重新看看怎么用这个东西,它节约了大量社会成本,但是会把个人成本提到很高。

 

 

 

 

 


发件人:"holyyeast" <holyyeast@qq.com> 2011-03-05 22:33:57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集草为巢》影评: 印度农民工的苦难

印度农民工的苦难

----《集草为巢》影评

黑夜里的牛

纪录片《集草为巢》在线观看地址:http://v.ku6.com/show/FvDoEOMU08-nVh4K.html

2011-03-05

    《集草为巢——印度农民工的新型反抗和阶级形成》(Many Staws Make a Nest - Proletarian Unrest in Delhi’s Industrial Rust Belt )是一部述说印度古尔冈劳工状况的纪录片。该片于2010年发布,由几个德国人在《古尔冈工人新闻》的帮助下深入当地,与劳工们进行了大量访谈的基础上制作完成的。全片以异常平实的方式展示了印度工人阶级的状况:贫困、劳累、毫无尊严的生活以及在对现状忍无可忍之后的艰难抗争。没有宏大叙事,也没有莫名感伤,只有那些从遥远农村走向城市的打工青年们的诉说,还有无法掩盖的印度统治阶级的罪恶。

    对于正在构建中华崛起伟大宏图,编织幸福温馨的“小资”美梦的当代青年来说,影片中发生的一切也许太过遥远了。印度是什么呢?它是常常出现在中国时政报刊杂志上的名词,与这个名词相伴的,是诸如“金砖四国”、“新型市场”、“民主”这样一些让人充满了期待的术语。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使得这个古老的国度成为继崛起的中国之后,又一个有可能成功实现工业的非西方大国。欧美的政客学者预言了印度的美好未来,印度政客们自然随声附和,而中国的许多精英因为“民主”的缘故也对其加以赞扬。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印度政府的腐败与低效、市政建设的落后又让这个崛起的巨人成为许多中国人取笑的对象。印度的情况到底怎样呢?朋友们,这部片子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印度。你将从中发现所谓的印度经济奇迹的秘密。那就是,印度经济增长不是靠占GDP不到10%的软件外包业推动,而是用印度普通农民工的血汗铸就的。

    印度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如何呢?从影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信息。在制衣厂上班的女孩说她一个月的工资是4200卢比,按照1 印度卢比(INR) = 0.146 人民币(CNY)计算,差不多六七百人民币。她还算幸运的,据说每天只干八小时,而另一个受访的小伙子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也在制衣厂工作,但每天要从9点干到凌晨1点,而且没有休息日,拿到的工资也只有5500卢比,差不多800人民币。还有一个工人说自己每天干16个小时,回到住处倒头便睡,生活与奴隶无异。实际上,也许比奴隶更不如。因为资本家不像奴隶主那样还关心劳动力的长期使用,他们的想法是工人用完了就换,所以连干净水都省了,给工人喝的水常常导致工人感冒发烧。尽管工资低,许多农民工都只给自己留5百到8百卢比做生活费,其他的钱都寄回给家乡的父母或者供养弟弟上学。他们必须拼命工作,才不至于被淘汰。印度工作少而需要工作的人很多,大量涌入城市的贫困农民,怀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却难以寻得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由于巨大的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在岗工人在跟资方的关系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动不动就会被管理方开除。一位工人甚至提到,他们进厂的时候,要签好辞职书才能工作。因为这样公司就可以随时让他们走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农村也没有出路,在城市里还有摆脱赤贫的机会。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到90年代第一批出去打工的叔叔阿姨,他们不就跟这些印度工人一样吗?自己辛苦工作,把钱寄回老家,供孩子读书,赡养父母。不同的是,中国人更幸运,能够在建立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之后,才加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于是有后来的工业高涨,使得工人不愁工作,甚至闹起了民工荒,从而导致工人工资的上涨。另一方面,中国农村的状况,也远不如印度农村那样恶劣,毕竟经过了土地革命,不再像印度那样,还有大量黄世仁把喜儿逼成白毛女。在新中国成立已经六十年的今天,我们应该感谢谁呢?是“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还是“保守封闭”的前三十年?我想答案并不像官方说的那样清晰判然。

    影片也谈到了印度的政治。但这里的政治跟国内的自由派精英夸夸其谈的“印度民主”没有任何关系,在工人眼里,没有一个台上的政客倾听穷人的呼声,遇到工人抗议,就使用暴力镇压,而保护公民权益的法制,却演变为资产者统治无产者的工具。工人们根本不谈选举,根本不谈代表,因为统治者太会操纵选举,收买代表了。所以工人们更青睐联合,平等的联合,至少在目前的经济斗争中,这一方法是适用的。影片中谈到了法里达巴德大罢工,左派领导的这一总罢工最终以100多名工人被杀害而归于沉寂。民主的印度政府处理“群众性事件”的残暴,比起专制的中国政府,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不仅政府黑暗,连声称捍卫工人权益的工会也是黑色的。工人眼里的工会完全就是一个商业机构,依靠帮助资产阶级治理工人获利。所以,迷信工会的人们要注意了,资产阶级远比无产阶级更有实力去塑造工会的性质,使其变成奴役劳动者的工具。在崇拜金钱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政治解放远不是社会解放,要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深入到经济生活中,让群众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只是几年玩一次在两个流氓二选一的游戏。这一点,中国的无产阶级现在还不明白,但终究会明白的,因为事实会教育所有人。

    印度工人在剥削压迫面前,并没有屈服,而是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这些斗争有的失败有的成功,但无论成功失败都是阶级斗争的宝贵经验。通过这一系列罢工(或停工)斗争,工人们明白了单打独斗是没有意义的,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益。就像片子里的那个裁缝所说的,“我们想知道工人联合起来了会怎样。这是由五千年历史的文明社会,需要花时间摆脱这个传统。否则政治领导将决定我们是获益还是被枪杀。”而连工会不知道,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小姑娘也神气活现地谈到了联合斗争,“谁要压迫我们,那大家都会抗议,而不是某一个人”。可见,联合斗争的思想已经在印度年轻农民工的心里扎下了根。

    影片中讲的很多东西,在这里难以一一表述。我想,受压迫最深的人们必然要站起来反抗极其不合理的制度,伟大的变革也许会从印度的贫民窟开始吧!希望大家都能看看这部极有价值的纪录片,关注印度的工人兄弟的命运,同时也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命运,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

 

 

 

 

发件人:"陈申申" <chensssh@gmail.com> 2011-03-05 09:08:00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坚强的周恩来

坚强的周恩来

上海 陈申申

    周恩来在文革中软弱吗?不软弱,而且从来都没有过软弱。十年文革是以谁的胜利来结束的?是以周恩来的政治上的胜利来结束的。虽然,周恩来在毛泽东之前就去世了,虽然毛泽东去世以后文革才结束,可是,从政治力量的较量来说,周恩来还是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周恩来赢了,毛泽东输了。毛泽东是什么样的人物?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输给过谁?但是他最后输给了周恩来。

    毛泽东一去世,四人帮问题就解决了,文革也就结束了。这显然不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那么是什么人在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准备呢?是无比坚强的周恩来。软弱的人是没有可能获得这样的胜利的。

    文革初期,周恩来对红卫兵讲时话就说到,做事情要“水到渠成”。这就是周恩来的风格。他的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事业的成功辛辛苦苦的创造条件。文革十年,周恩来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在他去世以后,他的名字反而更有感召力,他的队伍反而更团结。世界上成功的政治家不少,可是能做到象周恩来这样的,能有几人?周恩来汇集了人心。千千万万这样的人心就是“水”,这样的水慢慢地汇集在一起,就成了渠,成了粉碎四人帮的力量。

    文革中打到过刘少奇邓小平,还打倒过林彪,最后粉碎了四人帮。可是这些都是文革中的片段。真正贯穿文革始终的站在毛泽东对面的不是这些被打倒的各方,更不存在毛泽东说的那些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文革中,贯穿始终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对立。这种对立,不是周恩来想要的,而是毛泽东耿耿于怀的。在周恩来的眼中,毛泽东是上级,是领袖,是同志,是战友。可是,在毛泽东的眼里,周恩来既是他的同志战友,是国家的栋梁,是他的分分秒秒都离不开的助手,同时,又是他权力斗争的对手,是阻碍着他的革命事业的保守派,是他革命道路上需要排除的障碍。

    在打倒了刘邓,文革取得了第一个胜利后,毛泽东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台上,毛泽东坐在中间。他的左边从林彪开始,都是左派依次而坐,他的右边从周恩来开始,都是右派依次而坐。毛泽东这样别有用意的安排,不说是一种羞辱,也至少是不怀好意。周恩来欣然接受,因为这是他的上级毛泽东的决定。可是,毛泽东却用自己的行为告诉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他有一个对手。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周恩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对立就这样展现在了众人面前。

    这样的事例在文革中一再出现。毛泽东不仅自己羞辱周恩来,还让他的喽罗门一起起哄。到了文革后期,四人帮和四人帮的小喽罗们都在争先恐后地羞辱周恩来。这就是毛泽东的风格,是毛泽东喜闻乐见的。周恩来受尽了的屈辱。他从来不隐瞒这些屈辱。忍受屈辱并不是软弱,而是坚强。周恩来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想用羞辱来打倒周恩来,根本不可能。

    正是周恩来的坚强,让他的同志和战友们学会了坚韧。需要水到渠成的大事业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完成的。在这个无声的战场上,没有口号,更没有枪声,只有人心和人心之间的默契。此时无声胜有声。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对立

    文革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对立是一种什么样的对立?是两种治国方向的对立。毛泽东无法无天。他是极具洞察能力的不愿意接受任何党纪国法约束的政治家。他是一个彻底的无拘无束的革命者。周恩来遵纪守法,是党纪国法的维护者,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

    毛泽东有个性,无党性,为所欲为。在毛泽东眼里,他个人的权威是高于党纪国法的。党纪国法对他有用时,是他实现革命目标的工具。在约束他时,那就是一堆废纸。他的一生都是一个不受约束的反叛者。周恩来坚持党性,坚守党纪,服从组织决定,捍卫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把党的纪律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是人民的勤务员。

    在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呼风唤雨,势不可挡。可是他的内心是软弱的。因为他不相信在党纪国法的规范下通过政治协商就可以带来社会进步,他不相信真理可以在协商中得到承认,他不相信理想最终可以在党纪国法的规范下得到实现。他总是把现存的制度都看成妨碍他前进的障碍。他害怕按照党纪国法的程序产生出的结论会否决他的个人意见。他害怕失败,害怕不同意见,害怕丧失权力,害怕自己的事业没有接班人。内心的害怕越多,表面的勇敢就越张狂。周恩来谦卑忍让,逆来顺受,但是永不放弃。周恩来的内心是坚强的。他的对手太强大了。失败的阴影每天都伴随着他。身败名裂的命运每分钟都可能突然降临。但是他还是不放弃自己的原则,遵纪守法,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经常,他不是以必胜的信心,而是以必败的决心,在争取着应该属于他和他的人民的胜利。屈辱的外表掩盖的是无比坚强的内心。

    对立的结果是什么?文革十年中,毛泽东曾经拥有的亲密战友和亿万人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离开了他。毛泽东沦为了孤家寡人。周恩来的声望越来越高,成了真正的人民领袖,成了党的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旗帜。

毛泽东的足智多谋和周恩来的遵纪守法

    以计谋来战胜毛泽东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政治家,什么样的阴谋诡计没有见过?想要以针锋相对的计谋与毛泽东争雄而取胜,有这种能力的人在中国找不到。可是,最大的计谋就是没有计谋。周恩来是以他的光明正大,遵纪守法,正直谦卑,战胜了毛泽东。周恩来创造的是一个以光明正大和遵纪守法来战胜阴谋诡计的范例。

    在这个范例中,周恩来与毛泽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只有周恩来才能把他和毛泽东的对比显现得如此鲜明。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仅仅凭直觉就能感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不一样的。在这样的对比中,人们逐渐看到了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是么是进步,什么是倒退,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民主的主流,什么是反民主的反动的逆流,什么是法纪的力量,什么是阴谋诡计的下场。周恩来的胜利是一点一点到来的。在有可能选择的时候,人们开始逐步站到了周恩来一边。文革十年,周恩来的努力终于为最后粉碎四人帮做好了人心的准备,组织起了浩浩荡荡的队伍。
    周恩来坚持党性,坚持法纪,让我们在文革的大乱和黑暗中还能见到一线光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不可能有任何直接否定文革的言论和行动。可是,周恩来用自己的行为告诉了人民走出黑暗的道路就是坚持党性,反对派性,坚持法纪,反对违法乱纪。

    历史的发展只能在已经有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如果只有毛泽东的胡作非为,如果所有的人都像毛泽东那样胡作非为,中国就要落入分裂动乱和万劫不复的深渊。连毛泽东临终前都说,“要在血雨腥风中交班了”。的确,当年的中国如果沿着毛泽东的路线继续走下去,就会四分五裂,就会陷入内战。可是,由于周恩来的努力给了陷入文革泥潭的中国创造了另一种可能性,避免了毛泽东预言的分裂,避免了血雨腥风。

周恩来的失败

    遵守法纪,意味着要承认失败。任何社会,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在法纪的权威下都不可能保证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你要维护法纪,首先自己就要遵守法纪。遵守法纪就要承认在法纪面前你可能的失败。法纪有好有坏,可是如果你没有能力改变它,就必须服从它。如果人人都不愿意承认和接受在法纪面前的失败,国家就不会有法纪了。哪个社会能够培育出遵守法纪的执政者,政府和人民,哪个社会才有资格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行列。

    在文革的动乱之中,周恩来就是中国社会遵守法纪的典范。在当时的情况下,党纪国法都失去了最起码的约束力,能看到的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遍布全国的派性斗争。拉帮结派既为牟利,也为自保。

    一个社会,法纪越是成熟,遵守法纪的人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小,在法纪面前失败的人也就越是能够保持尊严。相反,在法纪越不成熟的社会里,遵守法纪的人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失败的人就越是难以保持尊严。在文革中,遵纪守法的人常常会处于任凭别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周恩来始终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法纪。他的失败接踵而来。他一贯坚持以党纪来维护党的统一。可是,毛泽东要炮打司令部,公然宣称了党内有两个司令部,有无产阶级的司令部,还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没有人能够阻止毛泽东的这种分裂党和国家的行为,周恩来也做不到。周恩来失败了。

    他一身都在为国家的统一而奋斗。可是,文革中的遍地派性很快就发展成了全面内战。周恩来又失败了。他一身都在保护人民。可是,在毛泽东掀起的“打倒一切”的歪风下,他的战友都成了走资派。他的战友,他的同志,甚至就连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他最亲密最心疼的孩子们都得不到有效的的保护了。周恩来还是失败了。

    他的遵纪守法给他带来的是失败,失败,还是失败,是看不见尽头的失败。可是他还是在坚持。这种坚持在现实中四面碰壁,终于退却到了最后的阵地。这最后的阵地就是他自己了。周恩来没有放弃。他在最后的阵地坚持下来了。他的坚持法纪是从自己开始做起的。他自己绝对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可是这意味着他个人要准备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他的荣誉和生命。
    毛泽东是上级,周恩来是下级。毛泽东以党的名义要周恩来做的事情,周恩来即使不愿意也必须去做。周恩来的失败太多了。周恩来在文革中做了很多违背自己心愿的事情。他不赞成那些事,他只是做了。而且他必须义无反顾的去做。因为党有党纪,他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周恩来的上级就是毛泽东。为了顾全大局,他没有别的选择。什么是大局?就是维护法纪,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周恩来看着同辈的战友和晚辈的亲人一批又一批的倒在了身边而不能去相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哀?他甚至被人误解为毛泽东无法无天倒行逆施的帮凶,又怎么去解释?可是为了完成人民事业的大业,需要有人为法纪的权威做出牺牲,以此来建立法纪的典范。有了典范才可能让全社会都去效仿。古今中外的法纪文明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这种遵纪守法是不是“愚忠”?不是。法纪不能保证正确。法纪只是给纠正错误提供了机会。只要还有人遵守党纪国法,只要还有人对党纪国法抱有信心,这个党就还有希望,这个国家就还有希望。周恩来就是以自己的行动给党和人民带来希望的人。如果周恩来也不遵守法纪,那就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了。如果中国有两个毛泽东,内战就打不完了。在文革那样造反有理的时代,周恩来以他的严守法纪来显示了那个时代他所特有的大义凌然。周恩来是在拯救这个国家,是在拯救这个党。周恩来的违心行为是他对法纪的坚持和信念,是他对人民的觉醒的等待,而不是对毛泽东的淫威的屈服,更不是在做什么人的帮凶。

周恩来的反抗和人心的凝聚

    文革的政治格局,就是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这两种治国方向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较量的格局。在逆流横行的时候,周恩来不是没有反抗,而是始终在反抗。但是,绝对不是以毛泽东拉帮结派无法无天的方式在反抗。

    文革初期,造反派在江青的直接指挥下斗争掏粪工人时传祥。周恩来愤怒至极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煤炭部长张霖之被毒打致死,周恩来愤怒的喊出了“还我部长!”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周恩来在据理力争。可是,回应周恩来的是什么?展现在周恩来面前的是什么?是一片红色的海洋。是毛主席挥巨手,人民群众向前进,是一阵比一阵更强烈的革命浪潮。从造反,夺权,发展到全面内战。人民要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毛泽东掀起的革命浪潮势不可挡。干部和群众都在站在毛泽东这一边。周恩来如果还想继续发挥作用,领导人民走向正确的方向,就只能跟着这个队伍走,而不是脱离这个队伍。如果站在这个队伍的前面阻挡这个队伍,只能被被这个队伍抛弃。凭周恩来的智慧和坚强,他是不会去做这种让亲者痛,仇者快的傻瓜的。

    从文革的开始到结束想除掉周恩来的阴谋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阴谋的支持者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可是,周恩来始终没有给毛泽东提供理由和机会来除去自己。忍辱负重的周恩来根本不可能也从来没有要以牙还牙的来赢得和毛泽东斗争的胜利。周恩来的作用就是他的伟大的人格,他的遵纪守法。文革天下大乱,但是周恩来的内心却是平静的。他还是他。他在年轻时就确立起的救国救民的理想的鼓舞下,以最大的努力在争取最大多数的人对他的认可和支持,其中包括争取那些反对他的人,还包括争取毛泽东。

    长期以来,周恩来就是毛泽东心中真正的对手。可是他却时常能在最关键的时候获得毛泽东的支持。这是一个特例。毛泽东对自己的对手从来都不心慈手软。可是毛泽东一次次地放过了周恩来。周恩来也总是有能力让毛泽东相信,他们应该合作,而不是分道扬镳。

    文革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在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下,高举着永远正确的大旗,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假装着团结大多数人的模样,无视党纪国法的最起码的原则,今天打击一小撮,明天打击一小撮,十年里不中断的表演,终于让全国的老百姓几乎人人都都遍体鳞伤,吃尽了苦头,看清了真相。毛泽东一直强调反面教员的重要性。过去的反面教员都是毛泽东的敌人,可是这一次,他自己做了整整十年的反面教员。

    周恩来的存在,就像黑夜里的明灯,让濒临绝望的人们还有一线希望。只要周恩来的形象还存在着,人们的希望就还存在着。对周恩来的这种最后的希望,就是对党和国家的法纪的最后的希望。在那个时代,除了这些,人们还能有什么别的希望呢?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全体人民的心就是用这样的希望凝聚在一起的。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是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可是在执政以后,他的治国方向的错误和对现代社会的无知就越来越明显了。文革十年,他想打倒谁就能达到谁,他想提拔谁就能提拔谁,他想怎样改造党组织和政府机构,所有的人都只有执行,不可能反对。可是他做成了什么?他除了竭尽全力扶植了几个不成器的造反傀儡以外竟然一事无成。文革中举行了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都不得不依靠周恩来来完成会议的组织工作。到了文革结束的前一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时,毛泽东也知道他在文革中培植起来的造反派队伍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国家。周恩来又一次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来来组建政府。周恩来很快就组建成功了新一届政府。这届政府的任命,为粉碎四人帮做好了最后的组织准备。

毛泽东和周恩来不能分裂

    毛泽东和周恩来不能分裂。这中间的道理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

    周恩来不是刘少奇。周恩来有自己坚定的治国方向。刘少奇虽然也有自己的主张,可是他与其说是毛泽东的合作者,不如说是追随者。刘少奇从来不反对毛泽东的治国方向。他总是放弃自己的想法,盲目的确信毛泽东总是正确。他总是在毛泽东指出的方向上做得比毛泽东还要更快更多更坚决。毛泽东无法无天,他也就更无法无天。这些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行为在他的“桃源经验”中显露无余。刘少奇不知道的是他的出尔反尔让毛泽东更加不信任他,更加会把他看成是野心家阴谋家。所以,他成了毛泽东实现反修防修的战略目标时必须除掉的一个障碍。

    周恩来也不是邓小平。邓小平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人,周恩来却曾经是领导毛泽东干革命的人。邓小平从来都是毛泽东最亲信的人。邓小平怎么冒犯毛泽东,在毛泽东的心里也是自己人。七五年邓小平做的那些“右倾翻案”的事情,周恩来是不能做的。邓小平做了,了不起就是扣上一顶“右倾翻案风”的帽子,赶下台了事,还能保留党籍。如果周恩来那样做,那就不仅是自己要遭灭顶之灾,还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因为周恩来是党和军队里最老资格最有威望的领导者。他要象邓小平那样做,就等于是在向毛泽东公开宣战了。

    毛泽东虽是第一次党代会的代表。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东都不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只是“毛委员”,是众多红色根据地中某一个根据地的领袖之一。朱毛红军,朱德的名字还在毛泽东之前。毛泽东所在的江西根据地虽然被称为“中央苏区”,可是并不一直都是当时最大的红色根据地。周恩来始终是名副其实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不仅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军队和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是党和军队情报系统的最高领导人,同时还是内战时期国共双方军队高级将领中最有人望的军事领袖。

    以周恩来的资历和才干,他既是毛泽东最需要依靠的人,又必然成为生性多疑的毛泽东的心头大患。不要认为毛泽东不敢对周恩来下手。毛泽东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情?毛泽东来不来就说要上井冈山打游击,那可不是玩笑。毛泽东要和谁打游击?他心中的敌人是谁?谁有资格做毛泽东的敌人?如果周恩来和毛泽东破裂,那就不是象打倒刘少奇那样喊喊口号就能过去的事情了,也不会象邓小平那样赶下台了事,那将带来国家的分裂。全国就要血雨腥风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伟大的政治家,都知道他们不能分裂。他们都是出生在清朝末年的人,不仅熟悉历史,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和战乱会给人民带来怎样的灾难,而且都亲眼目睹过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惨状。他们早年投身革命,就是为了结束强盗当政的政治黑暗。

    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面对着要避免国家分裂的同样的问题,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毛泽东知道周恩来的心思,所以就为所欲为。你敢和我分手,是什么结果?毛泽东以国家分裂为赌注,周恩来只有认输。周恩来为了维护全局,对毛泽东一再忍让,也不能不让。国家分裂是最坏的结局。只要能避免最坏的结局,其他的损失就都是小损失。这种博弈,周恩来从一开始就站在极为不利的地位。任凭对方如何不讲理,他只能退让。

两种思想倾向的历史选择

    一个组织必须有纪律,一个国家必须有法律,这应该是常识。可是,党纪国法不一定能保证正确。这也应该是常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法纪和正确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坚持法纪而放弃正确,还是应该坚持正确而违法乱纪?这里显然会有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要想获得成功,不可没有法纪,也不可没有正确。他们两个人都在自己的一生中为实现法纪和追求正确而努力。可是他们的思想倾向显然不同。毛泽东总是为了坚持正确而挑战法纪,周恩来则总是为了维护法纪而暂时容忍不正确。他们的思想倾向有着显著的差别。以普通人的普通的事情来打比方。就像有两个人都是即相信中医,又相信西医。可是一个人有了病总是先看中医。实在不行了才去看西医。另一个人则相反,总是先看西医,在西医解决不了问题时才看中医。这就叫做思想倾向不同。他们之间的对立就是思想倾向的对立。这种思想倾向的对立明确的存在着,可是常常不是完全黑白分明的,你死我活的,非此即彼的。这种对立是能够互相理解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既可能分道扬镳,也可能长期共存的,甚至是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受益的。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对立,就是这样的思想倾向的对立。

    历史一直在对这两位巨人进行选择。选择的结果表明,历史并不总是站在谁的一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不同的倾向来源于他们不同的个人经历。他们都在自己的道路上有过辉煌的胜利。周恩来始终坚持党纪,维护党的团结。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历史选择了他。他一直处在的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大革命时期,他就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里经常需要直接和蒋介石打交道论长短的人。他还是那个时期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人。后来他又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是真正的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创始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唯一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各大主要战场上进行过实地考察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由于延安的信息闭塞,他所在的重庆办事处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最高参谋总部。解放战争时期,他和毛泽东是各大战役的最高指挥员。他还是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的直接领导人。站在他的地位,他必须坚持党纪,维护党的团结。如果他也不坚持党纪和维护党的团结,党就会分裂成许多各行其是的小团体,也就没有党了。没有了党,也就没有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的胜利了。

    毛泽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是处在党的最高领导者的地位。他是那个时代众多革命领袖中的一个领袖。虽然他的无可比拟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一直超凡出众。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意见只是众多意见中来自某个局部的一种意见。他对于自己正确意见的坚持,只有局部的影响力,而常常不能在全局意义上影响党的方针政策。他可以为了坚持正确意见而违反党纪。他即使违法乱纪也不会立刻造成全党的分裂。

    毛泽东的正确是在和斯大林的错误比较中逐步被全党认识和接受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列主义送到了中国,也把斯大林的错误送到了中国。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精神寄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一开始就接受了苏联的经济支持。因此,斯大林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着直接的指挥权。在斯大林的眼里,中共就是他领导的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斯大林对中国的认识越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所遭受的损失就会有越多。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因为执行了斯大林的错误路线而遭受到了巨大损失。损失有多大?简单的说,红军损失了近百分之九十,白区的地下党损失了百分之一百。
很显然,毛泽东敢于抗命坚持正确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战争年代,红军生存的机会并不多,没有时间等着当时的党中央慢慢的改正错误。如果一切都按照党章的规定来做,一切都要等待斯大林改变想法,要等待斯大林任命的中共政治局来讨论通过,恐怕红军早就被敌人消灭了。
毛泽东的正确,不仅是在战略指导方针方面,还是在党内的组织生活方面。

    在斯大林的直接控制下,中共党内的组织生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了没有人能够忍受的地步。在斯大林的眼中,党内的反对派都是反革命分子,都是必须要从肉体上消灭的。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知道,有多少中共的党和军队的干部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下。有人估算过,十年内战期间,虽然国民党反动派杀共产党杀得血流成河,可是,共产党里死在自己人手下的人数更多。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不难想象当年的中共党员处于一种怎样危险的境地。走到街上,到处是杀共产党的布告。回到党内,要面对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同志一批一批的被自己人杀害,很可能一觉睡醒,噩运就会降临在自己头上。一句话,真正是走投无路了。在当年,对一个普通党员来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什么?就是党内斗争不杀人。这就是毛泽东的党内生活原则。与斯大林相比,这就是天壤之别了。在和斯大林的路线的比较中,全党都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这种正确路线虽然在理论上的定义始终不清晰。可是,在实际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却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能打胜仗,和自己人不杀自己人。

    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这就是正确,这就是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在党内的无可争议的地位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毛泽东的正确是在和斯大林领导的错误的比较中被广大党员接受的。在遵纪守法还是坚持正确的较量中,毛泽东以坚持正确战胜了党内的对手。他因为正确而获得了党内同志包括周恩来的支持。他的违法乱纪没有人去追究了。因为他正确。

    逐渐的,毛泽东就成为了正确的代表。全党都要遵守党纪,只有毛泽东是例外。还是因为他正确。

    在那个时期,周恩来的努力对党的团结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在尖锐的党内斗争中,不论谁上台,周恩来作为原来的最高领导人都要做检讨。可是,周恩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他用他的忍让保证了党的团结,保证了共产党不分裂,也就为改正错误创造了条件,为毛泽东当年的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创造了条件。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让毛泽东成了名副其实的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这次会议是按照党章规定的程序来完成的。周恩来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以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就开始占了统治地位。

    在以后的延安整风中,以及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党纪国法遭到破坏,很多人受到了冤枉。可是,为什么当年和毛泽东一起经历过革命失败,经历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老同志还是对毛泽东抱有希望呢?原因很清楚,党内斗争不杀人的原则还在。如果象斯大林那样杀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在文革一开始就不是被斗争,而是通通被枪毙了。只要不开杀戒的原则还能坚持下来,就能给人希望。

    三十年代那一段历史上的周恩来虽然为确立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周恩来本人还是被看成了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他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错了,党的路线错了,他岂能没有责任?在毛泽东的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以后,周恩来谈到当年的党内斗争和革命事业遭受到的损失,还沉痛不已地说自己是罪人。虽然他一直都是中国革命事业的最高领导人,可是,他的内心,自己还是革命事业的罪人。

    那时,历史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两种年代和两种伟人

    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是两种年代。

    毛泽东的雄才大略足智多谋和周恩来的遵纪守法,严律己宽待人,是两种伟人。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针锋相对,以谋略对谋略,以暴力对暴力。他要的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史无前例,要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的是卑贱者造反翻身当家作主人,要的是高贵者颜面扫地,不仅被打倒,还要斗倒斗臭,还要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毛泽东是山中的高山,是王中的大王,雄伟屹立,众人敬畏。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的胜利。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胜利以后怎么办?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才是能够维护人民利益的?毛泽东根本就厌恶从这样的角度来提出问题,更不愿意去思考这种问题。毛泽东关心的不是制度,只是人。他不喜欢交际,看不上社会上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物,懒得与这些人打交道,更不要说和他们去讨论大政方针。实在推脱不掉,就让周恩来去应付。毛泽东的心思在于精心组织他的革命队伍,培养他的接班人。只要有革命的队伍,还有什么做不成的事情?

    在战争时代,在以鲜血和生命来换取胜利的时代,毛泽东是英雄。革命过去了,在和平建设时期,要以汗水来浇灌文明的田野,要用现代科学知识来支撑事业的大厦,要各种各样的人们各尽所能都有施展才能的空间。人们开始各展所长,建设新世界了。这时的毛泽东看谁都不顺眼了。毛泽东的眼里,只有一种有价值的人,就是革命者,只有一种有意义的工作,就是革命工作,只有一种有益的事业,就是革命事业。以他的革命的标准,眼里看到了太多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的帮凶,即使是革命者,也有革命不坚定的嫌疑。他要去发动文革,要在轰轰烈烈中重建他的革命队伍。可是,他一直到死也没有找到愿意像他那样愿意永远轰轰烈烈的接班人,更没有建立起能让他满意的革命队伍。他的革命队伍越来越小,他和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远。时代不同了。能让他如鱼得水的时代过去了。他失败了。

    周恩来是伟大的政治家和组织者。他惯常于慎密的思考和建立精巧的组织。他象工程师构建自动化生产线那样的在构建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不仅如此,他心细如丝,时时刻刻都在体会着社会情绪的细微的变化。他把社会上的一切变化都看成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水”引向他所需要的方向,来成功他要建造的“渠”。他天性喜欢交际,人缘极好,人望极高。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物都是周恩来的朋友,也都是他要实现的伟大理想之“渠”的不可或缺的各种各样的“水”。周恩来没有敌人。即使有敌人,也是暂时的。他有着化敌为友的天赋。他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几乎能把所有的人都组织到他的伟大事业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把每个人都安排在能够发挥特长的位置上。每个人和他在一起的时光都会成为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有价值的时光,从内心深处把他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

    与毛泽东相比,周恩来是低谷,是深渊,可纳百川,容万物。他从不展现象毛泽东那样的雷霆万钧之力,更不去做照到哪里哪里亮的太阳,而是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流入心田的丝丝暖流,是漫漫寒夜里的照亮道路的路灯和温暖身体的炉火。

    战争结束,百业待兴的时代,周恩来更能显示自己的才华了。周恩来不是会被时代抛弃的人,而是永远都有能力引领时代走向辉煌的人。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政治家。历史开始悄悄的改变了选择,不再选择毛泽东,而是选择了周恩来。周恩来胜利了。

    毛泽东的一生中,不断的从胜利走向胜利。延安整风,反右,庐山会议,还有文革中的每一次亲自领导和指挥,都是胜利。可是,每一次的胜利中都孕育着失败的种子。最后失败了。而且完全失败了。败得无可挽回。

    周恩来的一生,不断的失败。特别是文革中,毛泽东的每一次胜利几乎都是周恩来的失败。可是,每一次失败中都孕育着胜利的种子。最后胜利了。完全胜利了。胜利到了永远。

胜利是悄悄到来的

    文革中,毛泽东得意洋洋的向友人介绍了他自己的个性,那就是既属虎,又属猴。他有老虎的凶猛残忍,还有猴子的狡猾灵活。同时两者兼备,真可天下无敌了。毛泽东站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却从来不维护法律的尊严。他无法无天,同时又可以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发号施令。谁反对他,想给你什么罪名都可以。你周恩来还不得乖乖的听我的?

    可是,周恩来就是在毛泽东的眼皮底下完成了粉碎四人帮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的。这些准备都是以“水到渠成”的方式静悄悄的完成的。

    在与毛泽东的较量中,周恩来没有施展任何计谋,所以当年没有人能看到周恩来针锋相对和毛泽东作斗争的故事,以后也不会找到这种故事。如果有这样的故事,那周恩来早就失败了。甚至,直到今天人们也还是没有能想清楚周恩来是怎样完成粉碎四人帮的政治部署的。其实很简单,没有任何计谋,就是光明正大,坚持法纪,一切从自己开始做起,以榜样的力量来感召人心,组织队伍,改变世界。

    在黑暗中的人们最后可以指望的就是党纪国法了。文革中和文革前后遭受过逆境折磨的人们也都有这样的体验。周恩来的遵纪守法就是人民的希望,就是人们心中最后的依靠。周恩来赢得民心,不需要做任何宣传,所有的努力就是他的身体力行。毛泽东越是不讲理,周恩来就越是得人心。人心是一点一点赢得的。十年,整整十年,涓涓溪水终于汇集成了滚滚的大江大河。人心全部都倒向了周恩来。不费一枪一弹,周恩来就在人心上收编了毛泽东的全部队伍。

    就这样,周恩来不费一兵一卒战胜了毛泽东,为中国避免了一场可能旷日持久的内乱。任凭你毛泽东既是老虎,又是猴子,你看不到周恩来派过来的一兵一卒,连对手都找不到,克敌制胜又从何谈起?

    在周恩来去世以后,黑纱,白花,人们的悲愤终于爆发。七六年的请明,小白花悄悄的盖满了天安门广场。周恩来没有看到他十年艰辛赢得的人心可以有如此悲壮力量。六六年红色的海洋,变成了七六年白色的春雪。这迟来的春雪为那一段历史做了结论。毛泽东也知道他失败了。他再也不说上井冈山打游击的事了。他还能和谁打游击?谁还会跟着他去打游击?

    到了七六年,在国际和国内的政治舞台上,毛泽东仍然是当然的中国的领袖,军队的最高统帅。可是在人心的对峙中,毛泽东已经输得精光。他的队伍只剩下四人帮了。没有了毛泽东,剩下的四人帮是什么?一个曾经狐假虎威的老婆,再加上从上海滩捡来的两个文痞和一个小混混。这已经谈不上是对手,只是一堆垃圾而已。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要做的功课已经很少。抓捕四人帮,只要几个警卫战士就足以胜任。那些难做的功课,人心的准备和干部队伍的组织,周恩来已经全部完成了。

    中国是很容易内乱的国家。当年袁世凯的去世,就直接导致了全国的军阀混战。文革中的动乱也曾导致了全面内战。虽然时间不长,可是战争的全部暴行都在重现。文革动乱十年,毛泽东去世后,没有内战,没有血流成河。没有了毛泽东,共和国依然屹立。一个崭新的时代的开始了。周恩来的努力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

    不管人们内心怎样评价文革,历史事实谁也否认不了。毛泽东失败了。几十年宣传机器制造出来的“一贯正确”的毛泽东失败了。文革“被”结束了。周恩来胜利了。正直,谦卑,从不争名争利的周恩来,老老实实遵纪守法的周恩来,老是在做检讨的周恩来,胜利了!是他,和他的战友“结束”了文革。这就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抓捕,文革也就此结束。难道毛泽东就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想到了,他对江青说过“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可是,一生叱咤风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泽东,一心要把文革进行到底的伟大领袖的毛泽东,绞尽了脑汁也没有想出办法来拯救他的文革。
为什么?因为他逆着历史潮流行动。还有,他的对手是周恩来: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的组织者。
我们应该记住这段历史。在这里向我们昭示的是中国的未来。

人民领袖周恩来

    坚持遵纪守法的周恩来,是怎样成为真正的人民领袖的?

    我们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个变革的特征是什么?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政治领袖?这个变革的特征是这是一场需要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们共同参与的变革。各种民族,各种信仰,各种理想,各种文明程度,各种利益诉求的人们都会加入到这场大变革中来。这场大变革,不是少数革命家的事业,不是哪个阶级,哪个政党的少数人的事业,不是为了实现少数人的理想的事业,而是需要各种人们为着自身的利益去奋斗来共同完成的伟大事业。

    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什么样的政治领袖?需要有能力倾听各种声音的,有能力协调各种矛盾,有能力得到各种人们拥护的政治家。一句话,就是需要有能力实现共和的政治家。这个时代的政治家必须遵守法纪,维护法纪的尊严,做法纪的维护者。因为法纪是社会共同的契约,法纪维护的是社会起码的道德和最低的行为准则。目无法纪的人,就是在藐视社会共同的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这样的人不要说成为政治领袖,就是做个普通老百姓,也是众人眼里的坏邻居。即使是拥护变革的领导者,如果没有能力协调社会矛盾,获得人民的信任,实现共和,就一定会被赶下台。

    清朝政府,变法维新和洋务运动,不就是今天的改革开放吗?清朝政府并不反对变革。废科举,办新学,炼钢铁,造大船,贡献着实不小。但是,清政府死死抱住皇家的私利不愿松手,反对共和。所以倒台了。

    袁世凯,也是变革的积极分子。在当年的军人中,要说接受新思想,很少有人比袁世凯更积极。袁世凯不仅心里拥护革命,实际成果也很显著。辛亥革命能够胜利,事前连孙中山都不相信。因为有了袁世凯的努力,清政府才很快就退位了。可是,民国才建立不几年,袁世凯就要自己做皇帝了。他反对共和,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袁世凯又倒台了。

    蒋介石年轻时就投身革命,积极,勇敢。否则,他不可能成为当年北伐军的领导人。可是,他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候,却在大谈“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连共和的影子都没有。他在抗战胜利后召开的国大,不仅排斥了共产党,还排斥了民主党派。抗日战争胜利时,蒋介石的威望如日中天,可是仅仅几年,就因为他的倒行逆施,成了人民公敌。蒋介石倒台了。

    毛泽东也走了相同的道路。毛泽东曾经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可是,他要延安整风抓特务统一思想,他要反右整肃社会上的不同意见,他要在庐山会议上罢免彭德怀,把党内的有不同意见的人硬说成是反党集团,他要发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什么是牛鬼蛇神?就是曾经支持他打天下的人民群众。他的内心虽然从来没有放弃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可是他唯我独尊,无法无天,翻云覆雨,毫无诚信,践踏宪法,无视人民。他身为执政党的主席,可是他完全丧失了对党纪国法的信心,完全不相信通过正常的政治生活就可以解决党和国家的各种问题。他只热心于在党内和社会上组织忠于他个人的小团体。他要求人们放弃自身的利益诉求,“一心为公”的跟着他个人“闹革命”。在他的晚年,他已经完全没有能力与各种各样的人和睦相处,更不要说得到人民的拥护和领导人民。他不仅丧失了领导党和人民的能力,甚至走上了分裂党和压迫人民的道路。

    在这样的比较中,周恩来成了真正的人民领袖。虽然很少有人这样说,可是实际上他就是人们心中的领袖。

    同样是共产党执政,毛泽东和周恩来,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产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执政方向。哪一种执政方向更能引导国家走向繁荣?中国是不是应该走向共和?文革十年的历史已经做出了选择,得出了结论。周恩来的个人品格和政治才华为中国政治生活走向文明做出了人人可以见证的榜样。
周恩来这样的人民领袖,是这个时代造就的,也是未来的时代所需要的。

    他不是从天而降的大救星。他是一个循循善诱的导师,是一个与你与我时时刻刻在一起的最可靠的朋友和同事。他可靠,因为他是坚强的。

2011年1月17日
2011年2月8日
2011年2月28日,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2-26 23:30:19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老同学眼中的薄熙来--《山西农民报》

老同学眼中的薄熙来

山西农民报

  苏轼在《贺欧阳少师致仕启》中曰:“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老子》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事上之悟,事事悟,时时醒,持守如一,乃一大智者。大智者,愚之极至也。大愚者,智之其反也。外智而内愚,实愚也;外愚而内智,大智也。薄熙来可属后者。

  五音不全参加补考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们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就读。这个学校高干、高知子弟很多,工人子弟也占了三分之一。但当时孩子们心中丝毫没有等级观念,同学老师之间关系融洽。

  我们知道刘平平、邓蓉、薄熙来等同学的父亲是中央首长。每一个同学对革命老前辈都是非常敬仰的。一天下午放学,一位工友急匆匆走进教室,对班主任、全国优秀教师关敏卿说,薄熙来的父亲来了,在校门口等着呢。关老师赶紧让薄熙来去迎接爸爸,我们也好奇地跟在后面。只见一位身材高大的伯伯站在校门口。薄熙来的哥哥薄熙永、妹妹薄小莹、弟弟薄熙成都在这所学校就读 (姐姐薄洁莹刚从这所小学上了师大女附中)。薄老是特地来看望老师并了解孩子们在校的学习和表现的。他走过来热情地和关老师握手交谈。关老师说:“薄副总理,您怎么不进去啊?”天气很热,穿着短袖衬衫的薄老手摇折扇,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笑着说:“值班的老师说学校有规定,孩子没有放学,家长不能进去,我要遵守啊。”

  学生时期的薄熙来,高挑个子,寡言少语,通常身着一件咖啡色灯芯绒夹克或一件蓝制服,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室后排,六年中只担任过小队长。每天中午他家的警卫员给几个孩子前来送饭,他们集中在学校的一个单间里用餐,所以薄家孩子在校吃什么我们并未见过。

  犹记薄熙来不爱参加文艺体育活动,且五音不全、唱歌走调,并曾参加了某期末的唱歌补考。一年,适逢新年联欢会,关老师让每个同学事先准备一份礼物,然后在教室里抽签,抽到的礼物归抽签者。为了准备这份礼物,王文畅跑到东单的“精美文具用品店”,花2元钱买了一盒15色水彩和毛笔,把它们包装起来,上写:“祝我亲爱的同学画画进步! ”

  记得一个男生抽到了一个女生家长买的一大包奶油糖,这在当时十分贵重。轮到王文畅了,她到教室前面顺手一抽,是薄熙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家的礼物一定不轻!打开一看,乃是6张糖纸,她失望之至,是否薄熙来根本不重视给同学的礼物?32年之后,这问题才有了答案。

  薄熙来的家长可不小气。有一天,望着明亮整洁的教室,关老师若有所思,半晌说道:“可惜缺一盆植物,你们谁能从家里拿一盆来?”第二天,薄熙来家就送来一大盆常青植物。

  关老师生日,薄熙来的母亲胡明嘱薄熙来带给关老师一件非常漂亮的手工刺绣白丝绸短袖衬衫。老师在课堂上打开玻璃纸口袋,抖出这件令我们惊叹不已的上衣,笑着对大家说:“薄熙来,替我谢谢你妈妈,等你结婚的时候我穿上它参加你的婚礼吧!”把薄熙来说得面红耳赤。

  “文革”中的薄家

  1961年的一个周末,下午放学后,薄熙来邀请同学牛二林和刘刚到他家去玩,他家住在西城区按院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玩了一会儿之后,薄熙来提议到后面去看他们喂养的鸡。当他们穿过会客室旁的一个套间时,薄熙来朝同学喊了一声“快跑”,原来这里是薄老的办公室,薄熙来说,爸爸从来不允许小孩子进他的办公室,所以千万别让他撞见,不然就要挨训。

  1967年1月,薄一波被红卫兵揪回北京不到半个月,胡明随即被造反派从广州押上开往北京的16次特别快车。在火车上,胡明被迫害致死。薄老的三个儿子也被关进了“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

  1972年,23岁的薄熙来出了“学习班”之后,很少对人表露自己的沉痛心情,逢小学同学和老师聚会必参加,并与关老师及几位同学交往较密。关老师赠送给他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的英雄保尔?柯察金一直激励着困境中的他。

  薄老在“文革”中被关押和监禁长达11年之久。重回党和国家领导人位置之后,有人劝薄老续弦,他断然谢绝,沉痛地说:“我再也找不回一个胡明了。”怀着对胡明的深深怀念,他晚年独自走过了将近40年!

  可能是由于与薄老曾经有过谋面的机缘吧,在以后的日子里,同学们始终注视着薄老愈老弥坚的战斗脚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薄老在耄耋之年又以很大精力亲自组织撰写回忆和研究党史的著作,把自己亲身经历的许多重要史实和经验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不忘恩师

  我们的小学同学和关敏卿老师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年正月初五都去看望关老师,薄熙来也参加,每年的正月初五也是薄老的生日。薄熙来和关老师感情非常深,几十年来不管工作多忙也要抽出时间去看望老师。

  薄熙来十分念旧,1997年夏天把76岁高龄的关老师和七八位小学同学请到大连参观,并给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经济困难的女同学解敏买了几身衣服。在实验二小执教一生的北京市特级教师关敏卿只有一套很小的旧单元,厕所是蹲坑,关老师患中风后很不方便。薄熙来想办法找到北京市教育局,帮助关老师解决了两套新单元,我们则给关老师买了一架钢琴及其它用品。

  2006年正月初五,薄熙来上午刚刚和商务部以及北京市的领导同志一起视察完百货大楼和王府井,下午又抽空去看望关老师了。他和老同学一一握手,准确地叫出有些多年未见的同学的名字,并提议大家唱起40多年前一起唱的《少年先锋队队歌》和当今的《同一首歌》,还和全班同学合影留念。傍晚,薄熙来才去北京饭店参加薄老的98岁大寿宴会。

  这次聚会,王文畅对薄熙来的爱妻、为了丈夫的工作完全放弃了自己事业的谷开来说起小学时6张糖纸的往事,谷开来哑然失笑,说:“这个山西老抠儿!”薄熙来则笑着反驳说:“我那时候得把自己的凤头牌自行车借给哥哥和弟弟,然后他们才给我一张糖纸。为了攒6张糖纸,我得把自行车借出去6次呐。”

  打黑绝非“作秀”

  2007年1月15日,薄老逝世的噩耗传来,关老师在两个女同学的搀扶下到305医院参加了追悼会,悲痛中的薄熙来还关切地询问关老师的健康。

  薄熙来继承了薄老拼命三郎的工作作风。在金县和大连工作了近20年,薄熙来不但从未休过一个周末,而且每天工作到深夜。有一次,几个同志晚上有急事去家里找他,他的儿子薄瓜瓜说:“你们到市政府大楼去找他吧,那个永远有亮灯的办公室就是我爸爸的!”

  据说薄熙来在商务部的几年,常常是晚上9点10点了还在组织局长们开会,每天工作16个小时是常事,回到家里还要继续读文件。他烟酒不沾,实在累了,就靠喝点绿茶提精神。

  一个熟人想托薄熙来把自己商业硕士毕业并且会法语的儿子调到商务部工作,薄熙来回答说:“现在的规定是要通过统一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我个人并没有权力把熟人的孩子调进商务部。”他还说:“我就是想多为人民做点事。”

  薄熙来调到重庆之后,年事已高的关老师和同学们都非常关注重庆新闻。近两年,得知薄熙来在重庆大反贪腐、大抓黑道头目,同学们都为他叫好,因为打击黑道历朝历代都是清官们大为棘手的一个问题,甚至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险。

  近来,见某些网站攻击薄熙来此举为“图谋再回北京之把戏”,遂令人想到鲁迅所言:“此地之文氓所为”,“此辈心凶笔弱,不能交战,便大施诬陷与中伤,又无效,于是就诅咒,真如三姑六婆,可鄙亦可恶也。”“心凶笔弱,不能交战”,攻不破堂堂之阵,砍不倒正正之旗,实为别有用心之人之悲哀矣。薄熙来于辽宁省曾“身先士卒”打击黑帮,未敢稍歇,未曾手软。重庆之举,绝非薄熙来心血来潮一时之“作秀”。

  不知薄熙来打击黑道能否圆满成功,但无论如何,当年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似可幽默一用也。

 

 

 

 


发件人:L_C_colon"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3-10 10:46:11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L_C_cc:标题: 贺国强:“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动国企脱困”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3-10 10:40:10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L_C_cc:标题:L_C_colon 小蒙,可信吗?“遇罗克之死恐怕与《出身论》并没什么关系?”

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往事

——昨夜星辰昨夜风

刘辉宣

    刘辉宣,笔名礼平,北京四中六八届高一(五)班学生。一九四八年九月生于张家口,一九五一年随部队进驻北京。一九六五年考入北京四中。一九六九年入伍,当过炮手、侦察兵、炊事员、报道员,历任班长、排长、宣传干事。一九八零年在北海舰队某部任职期间发表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争议与批评,翌年因之转业。回到北京,先后在市政府、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工作,当过教员、编辑、主编,获副编审职称。二零零八年从鲁迅文学院退休。


文化大革命中曾狂热流行过一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一首关于这“血统论”口号的歌曲,唱遍了全国。这首著名的红卫兵 “战歌”就是我谱写的。

    人们普遍认为《出身论》导致遇罗克被枪毙的悲剧。据我所知,遇罗克之死恐怕与《出身论》并没什么关系。这倒不是在推托责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我与遇罗克当年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教研室小院。我有个同班同学叫史康成,也是他们一伙的。当年我们为这口号打得不可开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九六八年遇罗克被捕,史康成受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工宣队关进学校,正好与史康成为邻。我们俩,一个是因为鼓吹“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血统论”,殊途同归。

    “出身”这玩意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时候,却是我们头顶上的天空。“血统论”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反对——它本来就很烂。遇罗克的悲剧是他对文化革命的质疑,作为思想者和殉道者,他提出的问题远比我们深刻得多。后来才知道他的死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在“文革”前不久发表的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批判的文章,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他比我们站得高,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远远高于《出身论》。这绝非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他是出类拔萃的人,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那口号流行不到半年就臭街了,连我们自己也知道错了,甚至一开始就知道那是错的。他的被捕让我不解:是我们错了,怎么却把他抓起来了?一九七零年他被枪毙时,我在江苏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震惊得无以名状:这到底是想干什么?

    红卫兵喊出那口号带有很大的胡闹成分,却导致了这样的后果,这是我始料未及的。那首该死的歌,让我对不住周围的很多人。我们班主任叫田佣,是个青年教师,只比我们大七八岁。后来当了四中的副校长。田老师六十岁退休时,点名要见我这个班长。徐金波他们和我一合计,说干脆给老师祝寿吧。寿宴中拉起家常,当我知道田老师的孩子与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大时,十分惊奇,于是问:“您什么时候结婚的啊?”田老师用筷子点点我鼻子,说:“你还问呢,都是你的那个破歌,害得老师好久找不着老婆!”

    “文革”中我们一指头也没动过田佣老师。他很有威信,同学们都喜欢他。但政治上的魔咒比什么都厉害。

    “血统论”还是有它的复杂性。按理说“血统论”不符合党的政策,当然就是错的。而事实上却有另一套潜规则:“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学问再大也发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强也担任不了重要职务。在这个意义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过是用糙话概括了这潜规则罢了。历来就有用糙话阐释政治甚至哲学原理的传统,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这类山沟版的马克思主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句式,“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这套话语的滥觞。

    这口号难道真的要欺负那些“反动派”的子女吗?不。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老实着呢,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历练,他们早就学得乖乖了。刨根问底,这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们管人家叫作“小职员”、“小市民”。他们历来从未在政治上被欺负过,却在红卫兵手下遭了殃。就此而言,“血统论”选错了对象,为我们自己在“文革”中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人家可什么都不怕。正是这一强大对手,最后把我们从“文革”的戏场上扫地出门。

    红卫兵运动有其复杂性——怀疑过,思考过、反抗过,其中包括不少当年的学生领袖。我称他们为红卫兵中的理智派。相对而言,红卫兵中另有一帮疯狂派。这两派的能量都不小,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冲突碰撞,就土崩瓦解了。当时四中有一个学生领袖群体,都是高三的学生,为首的是孔丹。他“文革”前就是北京市的学习标兵,“文革”中写文章、办报、组织团队,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精英,像马凯、薄希永、秦晓和李三友等。我们这些校友直到现在还团聚在他们身边,可见其威信和影响了。这是四中。另外还有八中的陈晓鲁,六中的董良翮,都是“文革”初起的理智派。陈晓鲁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到处泼冷水,老是说:“这是干什么啊?你们瞎闹什么啊?有什么意思?”对“文革”充满无奈和不屑。我校有个徐小岩,徐向前元帅的儿子,还有杨东明,杨成武上将的儿子,都是高材生,在同学中也很有影响,但凡事不卷入,不闻不问。

    孔丹他们热情洋溢,本想在“文革”中有所作为,结果差点儿送了命。孔丹和董良翮都被“中央文革”抓了起来,一九六七年判决书都拟好了,要不是周总理干预,他们肯定死在遇罗克前头。红卫兵运动爆发后一个多月了,四中就一直顶着,全校都顶着,就是不成立红卫兵,一直到“八一八”前夕,听说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才匆匆成立了。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际那三四个月中,形势变化莫测,令人目不暇接。红卫兵是从海淀区的几个重点中学,主要是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起家的。一些学生对教育体制有意见,“文革”一起,率先罢了课。不久工作组进校,他们就跟工作组顶了牛。工作组在共产党政治传统中从来就是钦差大臣的角色,谁敢惹?可学生中有不少干部子女,天不怕地不怕,在圆明园的野地里开了个会,写了篇《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署名“红卫兵”,造工作组的反。这就是红卫兵的由来。

    毛主席见他们敢反对工作组,就想通过他们打倒刘少奇。因为工作组是刘少奇派下来的。除了工作组全数撤回,毛主席还亲自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于是这把火烧遍全中国,刘少奇遭到重挫。乱天下者红卫兵也。

    那一阵,江青对红卫兵那股亲热劲儿,让人肉麻,今天抱着这个掉眼泪,明天搂着那个擦鼻涕,反复暗示这些红卫兵:你们要挖出“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才算数啊!当然指的是刘少奇。可那帮红卫兵就是按兵不动,心里明镜儿似的——坚定地站在刘少奇一边。最早揭竿而起的海淀区的红卫兵,已经跟江青暗顶了起来。城区的红卫兵就是在这时候走上“文革”舞台的。

    “文革”初起时的气氛,在很多方面暗合了人们的普遍情绪。但“中央文革”那帮人,包括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特别是江青,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看不过去。城区的红卫兵做事的风格与海淀区的红卫兵很不相同。如果说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我们只能算第二拨,而第二拨对开创者很有些看不上眼。首先对“红卫兵”三个字就瞧不上——太嫩,太小儿科;再就是那一身行头,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红卫兵式军装。不就是人家没有你们有,显摆什么?还戴上袖章,红红绿绿,盛装游行似的。所以我们四中就是不成立红卫兵,还照旧打着共青团的旗帜,尽管那时连团中央都不存在了。

    四中校领导不是被学生打倒的,而是随运动的到来自动瘫痪,工作组进驻就交了权。不久工作组被撤回,学校出现权力真空,于是由几个高年级学生站出来,召集各班的学生代表开了个会,宣布成立联合团支部,以团代党,领导运动。完全是另一路。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群龙无首,其中的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皖平,洛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张承志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红卫兵”就是他命名的。可他们中间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城区的红卫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小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翮为首,四中则产生了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成员有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这三个学校成为城区红卫兵的主力。

    红卫兵运动有很多过激的行动,比如抄家,“破四旧”,开批斗会,而在红卫兵高层,却有过非常理智的核心。群众造反,有两件事是必不可少的,一是斗领导,二是抄档案,因为档案中提供了可攻击他人的材料,这是各地档案大量失散的主要原因。而接管四中档案的是马凯,他看管得很紧。四中档案完整保存下来,马凯功不可没。后来李敖从台湾访母校,还找出当年的成绩单给他看。在一个疯狂的时代,简直是奇迹。

    理智是人生最有价值的财富之一,属于那些最优秀的人。而我在“文革”中不是理智派,凭冲动凭本能干事,犯了不少错误。要说那年头人人都犯错误,但人家错得不丑不混不烂,这就是品格。在“文革”中无论是谁,无论做什么,只要有品格,就令我深怀敬意。四中有个群众组织叫“新四中公社”,取巴黎公社之义,是我们对立面。其中有个同学叫杨小青,与我们积怨甚深,见面总是怒目而视。有一次外校武斗打进四中,我在混战中陷入重围,杨小青拼着性命把我救出来。但事后我们见了面还是怒目而视,而我心里一直都很敬重他,倒不是因为他救了我。

    城区的红卫兵兴起后,势头一下子就盖过了海淀,“中央文革”整天催原创“红卫兵”去打倒刘少奇,他们磨磨蹭蹭,躲着闪着,死活也不上套儿。城区红卫兵却是一番气象,由四,六,八三个中学联合起来,成立了“西城纠察队”,是专管红卫兵的。李三友号称“李铁笔”,两个月中连写了十三道“通令”,口气大得不行,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抢文件,不许斗干部,不许这不许那,声动海内,各地批斗浪潮一时有所收敛。而中心思想就是要保住刘少奇。在这一两个月中,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西纠”建立了联系,拨出专门的办公地点作“西纠”总部。董良翮和陈晓鲁成了“西纠”和总理之间的联系人。在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北京最混乱的期间,周总理通过“西纠”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第一个被打死的部长是煤碳部长张霖之,打手主要是煤炭学院学生,事发仓猝,令总理措手不及。不久冶金部长吕东又要被带到冶金学院批斗,一旦落到学生手里肯定没命。“西纠”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冶金部的干部随后赶到“西纠”。董良翮集结了一批队员待命,我校的袁塞路和国少庄也去了。后来他们跟我讲述了那天的情况,惊心动魄。“纠察队”只有十几个,面对数千群众,居然挡住那股洪流,对峙了整整一夜,群众才散去。

    还有一件事很离奇。宗教学院的学生将香山碧云寺的佛牙掘了出来,扬言要砸碎,先开大会“批斗”佛牙。接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纠察队”正缺人手,于是值班的赵胜利只身前往。他赶到现场说明身份,群众与和尚居然让他将佛牙取走了。我问过赵胜利佛牙什么样,他说他也没看,装在一个纸盒子里,塞进书包带了回来,交给西城公安局。

    更重要的是,陈晓鲁受周总理之托,前往海南岛筹办红卫兵农场,准备将北京红卫兵都送到那里种橡胶,这实际上也是文革的结束方式之一。我们都手舞足蹈,跃跃欲试,而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一些人就到越南和缅甸打仗去了。“西纠”的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揣摩分析,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对四面楚歌的总理,手边有这么一股可左右形势的力量又是多么宝贵!

    但后来“西纠”却在群众中留下恶劣的印象。除了以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妖魔化外,我们自己也有严重的问题。先是唐双津他们的那些抄家,后是我编的那首烂歌,再有某些纠察队员不不仅不管红卫兵,反而跟着一起折腾,直到纠察队员打死了人,事儿就闹大了。

    先说说我的朋友唐双津,他为人大度豪爽,一身侠气。“文革”初期,他带着一帮同学把他邻居的家抄了。唐的父亲是共产党中将,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那邻居是旧将领世家,从前清到北洋到国民党杂牌军,三四代军人,最高军阶也是中将。这两个中将之家来自不同的阵营,但同为军人,多少总会有些英雄相惜吧。“文革”爆发不久,唐和谁都没打招呼,就把人家抄了。四中“革委会”挺着急,我忘了是孔丹还是秦晓,要不就是周坚,赶紧叫人去现场了解情况,于是我就去了。当时校革委会刚通过决议,绝对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武斗。

    我赶到时,抄家已近尾声,唐双津谁的话都不听。他们正在审问那个老军人。十几个中学生把老军人绑起来,蒙了眼,让人家跪在地上。问着问着,老人的讲述把我们全都俘虏了,抄家的也不抄了,劝阻的也不劝了,全都挤在屋里听。老将军说起的往事,展现了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那是一个不眠之夜。老将军从跪着改为站着,从站着改为坐着,后来还有人端给他一杯茶。唐双津后来当了兵,在一九七五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我可不想夸大我的作用,但那歌还是难辞其咎的。说起来还是有点儿偶然。我校一个同学的哥哥在轻工学院被对立派围攻,我们赶去支援。当时这类争论很多,支持谁反对谁没什么理由,完全是瞎起哄。当时到底辩论什么连我们也没搞清,似乎并没有涉及出身问题,对立的两边不是以“红五类”和“黑五类”划分的。为了造声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对方扣个帽子,骂他们出身不好,混淆视听,先声夺人,这一招往往很奏效,让对方一下乱了阵脚。战略方针定下来,大家想找个歌到会场上造声势,一时找不到,就撺掇我瞎编一个。我连词带曲,一挥而就,大家还七改八改,有意弄得更难听些。谁也没料到,在会场上一唱就轰动了。各路红卫兵不听辩论了,纷纷过来抄谱。那年头和现在一样,出洋相的玩意儿说不定就成了流行艺术。这首歌唱遍了全国。我到贵州“串联”,甚至还听过铜管乐队演奏。

    这恶作剧的意外效果,让我既错愕又得意,到后来就不可笑了。批判“血统论”时,各路红卫兵追着我屁股后面打,把我从家里拎出来批斗。有一阵,连我也做好被枪毙的准备。据说江青说过着这样的话:“他们不是有一个歌子吗?血统论,血统论啊!那个人坏透了,应该枪毙。”我听了吓得腿都软了。我甚至像阿Q那样想象自己上刑场时的表现,以免死得很没面子。后来没找到江青此话的出处,显然是人家吓唬我的。

    一九六六年年底,我从外地“串联”回来,在“革委会”遇见秦晓,他满脸无奈地说:“你们搞的那个破玩意儿尽添乱,现在红卫兵彻底完了。”我惊问怎么回事,他说:“血统论呗,中央文革要批红卫兵了,现在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不久就开始了对红卫兵的清算,把“血统论”归罪于刘少奇。“血统论”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对红卫兵特别是“西纠”的清算,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种种劣迹而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先把打死人的那几个纠察队员抓起来,紧接着是对“血统论”的公开批判,最后与刘少奇挂上钩,称之为“刘少奇的反动血统论”。

    我们的丧钟就是这样敲响的。

    红卫兵在溃散前完全失控了,他们呼啸成群,惹事生非,特别是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展示优越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他们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一边和普通群众叫板,丧失了最起码的纪律性。红卫兵的行头也是从那时开始变味的。当初穿军装是为了表示向解放军学习,可到了后来,帽子要呢子的,军装要料子的,鞋子要皮子的,什么三接头,将校呢,将军帽,成了时装秀。风气就这样败坏了。更甚的是,红卫兵和“西纠”中的很多人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理智派还想力挽狂澜,但已经没有人再听他们的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选在毛主席生日那天举行成立大会。我去了,那是一个狂热的誓师大会。我校的李三友,戴小明和张小刚代表“西纠”发言,主张不管运动如何发展,都要首先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而大部分人作了相反的选择。北大附中有个我的初中同学叫项东平,原来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却成了“联动”的首领。“联动”的核心成员有“三平一刚”四人,他是“三平”之一。他指着正在发言的戴小明对我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江青连刘主席都要打倒了,还检讨我们的错误?我们没有错误,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我们要彻底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我吓坏了,这是我在“文革”中听到的最放肆也是最勇敢的言论,其实也正是“联动”的内部口号之一。我知道红卫兵在劫难逃,那天开完大会我就溜号了。接着几千个“联动分子”去冲击公安部,被干警打得屁滚尿流,他们重新纠集,前后六次冲击公安部。

    听说正是这事让老人家震怒了。于是从海淀的红卫兵到城区的“纠察队”,所有首领一网打尽,孔丹、董良翮、宫小吉等被抓了三百多。第二年,公安机关似乎又想起“血统论”,把我也抓进去。那时监狱已人满为患。

    四中的政治氛围很奇特,总体来说,大家都很友善。四中的“黑帮子弟”太多了,副总理薄一波的儿子薄希永、薄希来、薄希成三兄弟,北京市长彭真的儿子付洋、付亮两兄弟,国家科委主任张劲夫的儿子张渤海,还有刘少奇主席的儿子刘源源。父辈被打成“黑帮”、“走资派”,甚至“叛徒”、“特务”,但大家还是朋友,没人歧视他们。刘少奇被打倒,清华的刘涛,师大一附中的刘平平都受到迫害,只有刘源源在四中平安无事,不但我们待他好,对立派的同学,还有“革委会”、工作组、“军宣队”、“工宣队”,都没对他怎么样。

    马凯在四中的身份有点儿特殊。他应在前一届毕业,保送北大,但因生病休学一年,留在四中做团的工作,正好赶上文化革命。在我们这些刚考进四中的新同学看来,他是老师,当然也就是造反对象,但在老同学眼中,他还是学生。他处在这么一个尴尬的位置。我们贴过他的大字报——谁让他是校团委的工作人员呢?后来他被高年级同学选进革委会,让我们莫名其妙:这老师怎么也成了红卫兵?马凯不善言辞,性格内向,偏偏又坚持原则,一急满鼻子的雀斑就会红起来。

    马凯常常被我们捉弄。一些同学去查抄档案室,马凯挡在门口不让进,我们就贴了他的大字报。后来在“血统论”的辩论会上,我们就故意臭他,要他表态,他先是不肯,后来逼急了,涨红脸说:“同学们,我坚决不能同意你们这个口号!”我们哄堂大笑。其实早就知道他的立场,其实孔丹、秦晓和周坚这些头头们也都不赞成“血统论”,不想招惹他们,但马凯就不一样了,他有教师背景。

    从一九六六年的七月到十月,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我们就辩论了整整三个月。一开大会人头攒动,风起云涌,几乎一边倒拥护“血统论”。蛮不讲理,拳头加叫骂,就是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开辩论会表面上还挺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上了台你得先自报“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贫农!”“我出身工人!”就会赢得一片掌声。如果你说:“对不起,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就甭想再说下去,“在“狗崽子”的叫骂声中被轰下台。还有一种情况,你自报好出身获得掌声,要是接着说:“但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声照样会把你轰下去。

    我初中上八一学校,高中考进四中。这两所学校毫无可比性,四中号称天下第一中,八一学校现在只是个三流中学。其实就教学方面讲,四中的资源并不比八一强多少,也不比其他学校强多少。四中的老师也一直告诉我们,四中无论师资还是设置并无特别之处,关键是高质量的生源。八一学校是干部子弟学校,固定单一的生源,决定了一般化的教学质量。我在八一学校是优等生,但考进四中就吃不消了。四中的学生个个全都聪明得成了精,老师讲课不用费劲,课本内容往往简略带过,高兴了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我哪儿见过这阵势?眼见着就跟不上了。第一学期我是团支书,班长是曲明光,第二学期曲明光离任,我当上班长,王来强担任团支书——原因很简单,曲明光的成绩掉下来。其实我的成绩更不灵,但田佣老师似乎很看重我干事的那股劲头,舍不得罢免我,但我相信,到了高二,就是他不罢免我,我也得自己请辞——成绩一落千丈,根本顾不上班里的工作。我们班同学你追我赶,成绩最好的都不是班干部。在我印象中,最拔尖的似乎是李大成和季如迅。李大成平时不哼不哈,每到测验和考试必定是满分;季如迅是个大活宝,整天嘻嘻哈哈,尽说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再就是朱之鑫,此人做事极有章法,风格洗练。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在一次化学试验中,我们配制一种叫乐果的农药,要心灵手巧,用滴管滴得极均匀才能完全溶解,稍有差错就会有沉淀物,最后全班只有三四个人做了出来。老师举起朱之鑫的试管对大家说:“多漂亮,香槟酒一般!”我才头一次知道香槟酒的颜色。我自信是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可那天我的试管里一片浓雾,让我丧气透了。

    班上还有一些知识型的同学,也是我在八一学校从未见过的。曹一凡最有意思,他满嘴讲得都是一些知识含量极高的笑话,在我眼中,这家伙简直就是个狡猾的教授,有些笑话,答案得到大学课本去找。“文革”中,他告诉过我一个对联:“曲率半径处处相等,磨擦系数点点为零”,谜底是“又圆又滑”。那是他从大学里的大字报上看来的。

    这一切让我得出结论:我在这里和人家根本无法相比。我还怎么当班干部呢?这纯粹是靠天份,而不是靠努力。我看出四中教育的症结就是竞争,这是应试教育的根本,优胜劣汰,天经地义。这是我在八一学校体会不到的。

    那时在共产党干部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远远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由谁“接班”呢?这在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接班人”的问题。《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唱起来的,一直唱到今天。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为了让我们这些干部子弟将来“接班”,八一学校想出个办法,组织同学互相帮助,让优秀生带动落后生,提出的口号是“像在战场上抢救负伤的战友一样抢救学习落后的同学”,掀起一股学习热潮,那年八一学校几乎全数考上高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考进重点高中。但考进去的往往都感到巨大的压力,自然包括我在内。

    四中的学生成份结构中,有很多干部子弟,但严格说,这里主要集中了干部子弟中的精英;另一方面,也集中另一类精英,就是曾被我们认为是“异己”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包括朱之鑫在内。党要求我们把他们比下去,我们按党的要求努力了——可见我们当时的思想有多么狭隘、扭曲。

    四中的学生成份确实很复杂。我们在“文革”中曾认真统计过同学的家庭出身。奇怪的是,同学们都争着往坏里报。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高干子弟,不报“高干”报“革干”;“知识分子”子弟报“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知”),因为“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知识分子的名声要“坏”。象陈凯歌他们就要报“高知”,只报“知识分子”似乎有隐瞒之嫌。当时四中的学生成分中号称五“高”,即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和高级资本家,外加高级民主人士。“民主人士”的地位很特别,很多人都受到冲击,他们的孩子也就往“坏”里报。四中有个出身统计表,同学们“踊跃登记”,五花八门,什么名目都有——有填“军阀”的,大概是起义将领。还有一个填“奴隶主”的,简直就象是从数千年的坟墓里蹦出来的,后来才知道是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阿沛阿旺·晋美当时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过去是西藏的领主,这么填也没错。

    按理说,四中应该是个“阶级斗争”很激烈的地方,但情况恰好相反。“文革”中,四中的同学基本上分成了两派,而北京别的中学往往分成三派——“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老兵派”就是我们这帮人,以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为主。“四四派”以所谓出身好的学生为主,多是工人和普通干部的子弟。“四三派”则是以所谓出身不太好的学生为主,尤其是以“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为主,并非“黑五类”。而“黑五类”相当于“贱民”或“不可接触者”,无论哪一派都不想沾他们,不然就会被对立派抓住把柄。四中几乎没有“四四派”,只有“四三派”和我们“老兵派”互相争斗。但奇怪的是,高干子弟也有参加“四三派”的。有个高干子弟叫高中,是我们学校“四三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四中也有势不两立的派系争斗,但绝无你死我活,绝无往死里整人。四中的理性是全面性,最初体现在孔丹秦晓这些“老兵派”的首领身上,后来则被对立面接了过去,体现在“新四中公社”的核心成员身上。

    后来四中校庆我们纷纷回到母校,校长和老师们见到同学们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在“文革”中都表现得不错,对老师很好,从来也没批斗过老师,更没打过老师。杨滨校长已去世,原副校长刘铁岭当了校长,他见一个同学这么说一句。其他老师也跟约好了似的,一见面也是这句话。原教导主任赵济敏老师,和我根本不熟,见到我紧紧紧握手说:你表现得也不错,你还保护了老师。

    我保护了老师?这才见鬼呢。四中开批斗大会,我虽不在现场,但我谁也没保护过,连班主任田佣老师我没有保护过,我只是没顾得上批斗他而已。赵济敏老师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统一口径——那些往事谁也不许再提了,老师们都忘了,你们还记着干什么,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干嘛这样编假话说给大家听呢?看来文化革命实在是说不清楚,那就干脆什么都别说了。

    其实四中和所有学校一样,也有过大规模的批斗,杨滨和刘铁岭两位校长就都给泼了满头满脸的墨汁,赵济敏那时还是年轻教师,算是他们的“黑干将”,跟在后面。有人做了个大木枷,套在他们头上。周坚快气疯了,黑着脸叫人拿下来。那次批斗会打得杨滨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是赵胜利扶她下的台。我们怎么没有批斗过他们呢?但四中的老师,不仅没修后算账,反而设法把学生保护起来。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也有报应。我参军后,我们部队接到一封外调函,说我在“文革”中带着众多红卫兵抄了李莲英的孙子的家,有一批珠宝和字画下落不明。

    这就是那个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他有过继儿子,自然也就有孙子。我在“文革”中从未抄过家,那外调函上的地址刘兰塑胡同就在四中旁边,我隐约记得去过那地方。这下可把我难住了。人们对“打砸抢”的红卫兵印象极坏,尤其是在部队。可我百口莫辩,只好自认倒霉。和所有年轻人一样,我当兵后雄心勃勃,入伍不到一年就入了党。可外调函差不多把我的前程全给毁了。当时我在北海舰队航空兵报道组,组长刘桂枫是个很有思想也很有性格的人。他观察了我一阵,似乎看出我的困惑,于是给了我一次出差机会,让我“顺便”核实一下。他说:“是你的你就认错,不是你的就说清楚。”

    我回到北京,找到刘兰塑胡同的那个小院,一眼就认出来,说明我确实来过。我敲开门,主人是中学教师。我向他说明来意,他顿时眼中充满敌意,说他手里有证据。我请他拿出证据来。他取出一张纸,上面的确是我的笔迹,但看过后我快炸了。那上面分明写着:各路红卫兵,这家虽出身不好,但某某是人民教师,并得到过政府奖励,请不要查抄。下面是四中红卫兵的大印和我的签字。

    我这才想起前因后果。六六年“红八月”,此人拿着他的奖状到四中请求保护。当时掌管大印的徐东熙正接待来访者,就让我去看一下,于是我陪着他转了一圈,给他开了这张证明。这是以我的名义保护他的证明,并不是抄家的收据,反倒恩将仇报。现在回忆起来他也有他的道理:在他看来,所有红卫兵都是一回事。他是红卫兵的受害者,红卫兵就都是他的仇人。这就是历史的报应,凡报应总得有人来承受。

    在“文革”中,学生保护老师的例子也不少,但往往需要某些条件,比如当时冲击较小的军界干部子弟,象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徐小岩,张爱萍上将的儿子张品,杨成武上将的儿子杨东明,张国华上将的儿子张小军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四中的薄希来和薄希成,身在困境中帮助过老师。他们的父亲薄一波被打倒,他们从中南海搬到一个小地方。在那里他们保护过老师,特别是他们在实验二小的老师霍懋征,这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曾是他们的班主任。我在杂志社工作时拜访过霍懋征,当我提起认识薄家兄弟时,她动情地说,在“文革”最混乱的时期,他们兄弟曾把她藏在自己家里。

    我要为中国的红卫兵说句公道话。红卫兵有过非常过激的暴力行径,这是错的。但是我们看看当今的世界,看看那些群众性暴行,相比之下,当年红卫兵的“暴行”可以说是够克制、够文明的。红卫兵打人有很多因素,毛主席以及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纵容甚至怂恿起了很大作用。什么“造反有理”,“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什么“要武”,什么“红色恐怖”,都有过“最高指示”。六六年的八九月武斗成风时,军事院校群众代表就该不该打人问林彪,林彪还说:“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坏人活该”。虽然“十六条”也有不许打人,不许武斗的条文。这在最高层本身就是一笔糊涂帐。这么说不是在推卸我们红卫兵的责任,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看看红卫兵的武斗给世界革命带来的影响,象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拉美的“光辉道路”,还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缅甸根据地的文化革命等,就知道这意义是多么不同寻常了。红卫兵的武斗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暴行,它在上个世纪中期,特别是整个六十年代,在全世界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离开世界革命的背景,特别是离开世界暴力革命的背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允许红卫兵的暴力是很难解释的。

    另外对于红卫兵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演出脚本的问题。我们这代人都是看革命电影长大的,和上一代人的革命比起来,我们这代人的“革命”有着很强的模仿性。在我们最熟悉的镜头中,当黄世仁、南霸天、胡汉三等反动角色被押出来,群众不都是涌上前去挥动拳头么?这就是群众运动的仪式。而在这些电影中,当群众纷纷挥动拳头,有红军、八路军或者民兵在维持秩序,但在“文革”中,这一角色却缺席了。武斗的失控由此而来,直到打一个死一个,中央还不控制,这就不那么简单了。红卫兵成立“纠察队”,最初就是想扮演红军、八路军的角色,但又存在着悖论:归根结底,红军和八路军是更加暴力的武装力量,战绩使他们拥有维持秩序的权力,那么“纠察队”的战绩在哪儿?普通红卫兵又凭什么要服从他们呢?在这个意义上,孔丹他们成立“纠察队”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四中的红卫兵,连同三个中学甚至西城的红卫兵就跟着他们走了,当然是只走了一段路。但这把火炬还是被上面无情扑灭了,孔丹的母亲甚至为此招来杀身之祸。

    在四中,我可能是打人最凶的一个,但做为四中的学生,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有一次,我们押送一批“牛鬼蛇神”去批斗。其中有个老叛徒,好象是因彭真作保才没被枪毙,也是作为彭真的罪证拉去批斗的。这些人一上车,我们就开打。那个叛徒够老的,跪在卡车上,屁股撅得老高,露着裆。就怕有人往那里踢一脚,要了老家伙的命,我一脚插在他两腿中间,护住他的命根子,这样我离他最近,气不打一处来,拳打脚踢,把他们打得够呛,进会场时,一个个东倒西歪,群众中有人高喊:不许武斗!要说我们确实不像话。押解犯人应维持秩序才对,自己倒先动手打起人来,触犯众怒。

    离开会场后,因受到群众的指责,那几个红卫兵心里窝着邪火。那是下半夜,街上空无一人,卡车在红灯前停下。有个过路人推着自行车凑过来往车上看,还问这问那,被这帮红卫兵叫上了车,一顿臭揍。那人被打蒙了,索性扬起脸,让他们打,直到满脸是血还那么挺着。那几个家伙毫无恻隐之心,直到打累了,才把他踢下车,又把自行车砸在他身上。在他们的叫骂声中,那人一瘸一拐推着车走了。那是一个普通过路人,很天真也很善良,我直到现在还能记起他的眼神——困惑、绝望、听天由命。

    这几个红卫兵都是外校的高干子弟,心肠之冷,下手之狠,操控他人生命于股掌之间。这完全是禽兽行径。而我也深感羞愧——我和其他在场的人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我甚至生出一丝恐惧,怕他们掉过头来把我们也暴打一顿。这件事一直让我很窝火,后来我和某些军队高干子弟之间也发生了激烈冲突,打得天昏地暗。

    还有一种人就是鬼魅,这才是群众中最可怕的角色。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栗钧,平时不太爱说话,老实本份。当时校内满是串联的学生,不知他说了句什么话,被团团围住。我们班的李惠敏跑过来说:“栗钧出事了!”因为我是我们班红卫兵头头。待我赶了过去,栗钧已满脸是血,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这事的原委我一直没搞清楚。我根本不懂抢救知识,和大家一起把他拖到水管前擦洗,先看伤在哪里。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人群又围了上来,我们只好再把他拖到宿舍。这时有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挤过来,手握尖利石头,朝着栗钧的眼睛戳下去。当时根本腾不出手来制止,我只是瞪了他一眼,他收回手,转眼消失在人群中。这样的男孩就是鬼魅——势单力薄,来无影去无踪,得手便走,倏忽即逝,在混乱中甚至很难发现他们的身影,但历史中最深的创伤却往往就是他们留下的:钢琴家刘诗昆的手指被折断,新凤霞差点儿被破相,与其说是群众,不如说是混在群众中的鬼魅造成的。杨丽坤的精神病主要来自幻听,那是受到恶言恶语的刺激。能讲出如此恶毒语言的,这就只能是鬼魅了。

    如今我们这些“老红卫兵”说起往事,大事就那么五六件:一九六六年五六月,反教育体制反工作组,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就是这时写的,这是我们的躁动期:七月,停课“大批判”,主要由学校组织跟着报纸批“三家村”和“海瑞罢官”,让我们很不耐烦;八月上旬,毛主席的信透露出来,纷纷成立红卫兵,在社会上“破四旧”;八月下旬,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造反规模扩大并失控,开始抄家,批斗中出现打人现象,“纠察队”为整顿秩序应运而生;九月,似乎折腾够了,红卫兵运动突然沉寂下来,却与社会上的流氓发生冲突。火力全部集中在流氓身上,这才是真正血肉横飞的时刻。这些流氓是由当地派出所协助抓获的,有案可稽。各学校一时人满为患。四中抓了二三十个,关在一个小院里。我自然也参与了。这恐怕在人类社会史上前所未有。在大约半个月内,北京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倾泄我们无情的暴力。北京城里究竟打死多少龌龊之辈,谁也不知道。红卫兵的暴力主要是为人熟知的皮带,这是唯一的刑具,从未使用其他手段。在这方面,中国红卫兵是很缺乏想象力的。

    如果记忆准确的话,我只打过一个流氓,那是我对他母亲的承诺。这个流氓从家中被抓时,他的父母追出来,又打又骂又踢又啐,央求我们狠狠打,好将这个逆子教育过来。尤其是那父亲咬牙切齿,恨不得有人把这个儿子打死。但临押上车时,他母亲悄悄拉住我的手央求说:“别打坏就成!”我的心一下子就碎了:我没有从我母亲那里得到过这样的母爱。我打人时手很重,特别是听到那些罪行时。我履行了对那母亲的承诺。我每天都要打一顿那个流氓,不让别人染指,每次都转述他母亲的央求。我心存幻想——为一个母亲让浪子回头,但除了虚伪的告饶和对父母的怨恨,一无所获。我抽他抽到连手都抬不起来了。假设给你一根皮带,让你每天抽同一棵树,没几天你就会累趴下。当时四中也打死了个流氓,死因不明。其余的均无重伤,只是皮开肉绽而已。中国毕竟不培养职业打手。

    十月,红卫兵陆续离开北京去“串联”;十一月,由于对打倒刘少奇的极力抵制,被毛主席一脚踢开。 “造反”、“破四旧”、“抄家”和“打流氓”这四件大事,构成红卫兵运动的高潮,贯穿始终的是“鼓吹血统论”和“死保刘少奇”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主题。红卫兵运动以“冲击公安部”事件告终,此后一直处在被历史清算的地位上。这构成了北京红卫兵历史的基本脉络。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3-13 07:53:43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附件网络文摘

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在香港出版

----林彪“死党”眼里的毛泽东

颜昌海

2011-03-11

     在3年国共内战后,有926名国军高级将领被关押,其中大多数人在“战犯管理所”苟延残喘、逆来顺受。然而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有些人却在无畏无惧之下说出了心里话。例如有个在1947年泰蒙战役中被俘的国军整编72师中将师长杨文瑔,弥留时毅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中共高级将领也未尝不是如此。例如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在临死前撰写了一部《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洋洋洒洒两巨册近千页,从头至尾都在愤怒控诉毛泽东。

    吴法宪在林彪的9.13事件发生后两周被捕,1981年1月以“反革命集团主犯”罪被“特别法庭”判刑17年。据看守人员反应,吴法宪是林彪死党中态度最为谦卑者,凡见人必呼“首长”,进门必喊“报告”,在庭审中有问必答。然而他口服心不服,郁结在胸中的怨气全部倾注入74万字的回忆录中。他说:“我15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

     吴法宪说,出庭前,特别法庭的审判员警告他:在庭上可以发言,但不准推翻起诉书上的罪名,否则要判重刑,所以他“下了决心,不申辩,反正申辩也没有用。”然而,判决后,他对所列“反革命罪行”耿耿于怀,认为“说我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真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强加于人的不实之辞。这20多年来,从来没有任何人向我出示过任何这样的证据……正是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盲目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才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第二,判决书中说他“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也根本不是事实。“林彪地位的上升,同毛主席的赏识和一手提拔分不开的。毛主席亲自提名,使林彪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还决定在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一切都不是林彪夺权得来的,而是毛主席亲自选择和安排的”;“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党章上法定的接班人,他还有必要冒着和毛泽东对抗的风险,拿着实权去争国家主席这个排名远远在后面的虚权吗?就算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通过正当的竞争、竞选来争取,这应该是一个党员、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绝不是什么犯罪行为。”

    吴法宪说,“从9.13以来,我一直没看到有直接的或者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林彪直接策划了政变和谋害毛主席的行动。在文革中,只有毛主席自己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号召过在全国的夺权。相反,由于林彪、老帅们和我们的反对,在军队中,除了一些文艺团体和部队院校以外,任何军事机关和部队都没有夺过权。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夺权的”;“在文革中,我所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军委办事组和空军党委,都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组织领导的机构,不是什么反革命集团”;“我是林彪的老部下,党的组织原则规定下级服从上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超越这个框框的。事实上,在我同林彪多年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听他说过有关反对毛主席的只言词组,更不要说是有关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搞政变这样的事情。”

     关于“诬陷贺龙和罗瑞卿”,吴法宪说:“贺龙的材料是根据成钧、傅传作、黄立清和廖冠贤4个人的揭发整理的,不是我个人编造的。罗瑞卿的这顶帽子是中央戴上的,并不是黄永胜和我给他戴上的。如果说,在文革中的报告中或言论中对当时受迫害的领导同志有过类似的不敬语言就是‘反革命罪’的话,难逃法网的应该不止是我们几个,大概是不计其数。关于贺龙和罗瑞卿受迫害的问题,我认为主要责任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因为这些问题是他们决策的,主要安排是他们决定的,两个项目组基本上都是由周恩来全面负责的……在几十年的党内残酷斗争过程中,很难找出几个从没整过别人的党内干部。据我回忆,由毛、周亲自批示、审阅、划过圈的贺龙、罗瑞卿和其它人的项目组报告为数不少。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罪’,牵连到毛主席的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为什么在这里就不讲‘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呢?”;他愤怒地说,“在刘邓等中央相当一部份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它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就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

    关于“在空军关押迫害干部174人,致使南空参谋长顾前和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刘善本被迫害致死”问题,他认为“这是全国全党搞运动的结果,当时全军共有8万人受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空军只占其中0.2%,其余99.8%受迫害的人又应由谁来负责,各该单位的主要领导是否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全国共有73万人遭到迫害,是不是毛泽东、中共中央都要承担刑责?在审查林彪集团过程中,军以上干部8百多人被整,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中将(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在学习班中被整死,是否也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呢?”;他认为“在打击迫害干部的问题上,从毛主席、党中央到下面基层领导都有错误,都应承担责任,不能只是把我们几个人推出来做替罪羊了事!”

    吴法宪说,全国各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其背后黑手都是毛泽东。例如1967年8月,上海柴油机厂武斗,王洪文率10万人猛攻,双方伤亡惨重,毛泽东赞曰:“打得好!”他听到各地武斗的汇报时还说:“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他在上海看到电视直播批斗大会中造反派强迫陈丕显、曹荻秋低头弯腰,竟说:“这算不了什么嘛!”

    对于指责林彪“反军乱军”,吴法宪极为反感。他说:“林彪是军委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大量事实已证明,在文革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吴法宪还揭露,“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这句话是1970年8月19日汪东兴在庐山对江西省革委主任程世清讲的,绝不可栽赃到叶群身上。《程世清访谈录》与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所撰《林彪事件与我》都提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

    1972年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我们国内有人反对和你们谈判,这个人现在见上帝去了”,这是指林彪,然而吴法宪说,在整个中美关系转变的过程中,林除了同意毛泽东意见外,并未说过其它的话。早在1950年,林彪反对出兵朝鲜与美国直接对抗,因为当时中国并未受到直接威胁;相反,在苏联向中苏、中蒙边境调兵时,林首先向党中央提出建设三线、把重点战略目标从南方转移到北方对付苏联。所以,说林彪反对中美关系改善,是恶意栽赃!现在御用文人说“林彪的一号命令是反革命改变的总预演”,吴法宪认为“九大”后林彪名正言顺成了接班人,他根本没有必要搞政变。防止苏联突然袭击是毛、周的三令五申,战备疏散是预防苏联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伤害聚集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毛周以政治局名义下达疏散令后,才有林彪的一号命令——疏散华北东北西北的坦克、飞机、大炮,当时毛泽东并无异议,不能因为林彪死了,就把他的功劳变成罪行。

    9.13后,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梁璞在受审查期间,为了“立功赎罪”,便检举林彪要以广州为基地,拟定了作战计划。吴法宪说,那是1971年5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走向改善时,为了防止国军突袭沿海地区宣示对大陆的主权从而破坏中共与美国的谈判,毛周指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了一星期的会,空军按总参指示加强了东南沿海的防御力量,这个作战部署是毛周亲自批准的,何“政变”之有?那个年代许多问题都被煊染、被歪曲了。

    对于林彪的遭遇,作为一名忠心的老部下,吴法宪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他不相信林彪反毛,不相信林彪搞政变。他在书中回忆,1971年9月13日凌晨两点,他在北京西郊机场报告周恩来,林彪叶群所乘三叉戟飞机飞出中蒙国界,周恩来遂下令:“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吴法宪乃下令北空司令李际泰:不准任何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它打掉!这些年来许多资料显示,林彪座机在外蒙境内没有直飞苏联,而是在苏蒙边境处调头飞返中国方向,这一举动是由于林彪不想叛国,他强令飞机返回北京,但飞机着陆前就在空中爆炸起火。既然吴法宪知道“不准任何飞机飞向北京”的“中央命令”,那么林彪坠机的真相不是呼之欲出了吗?空军司令吴法宪知道内幕太多,所以有必要让他长期与外界隔绝,直到9.13事件后29年、他刑满13年之后,吴法宪离开居住地济南到北京探亲还需要有关部门批准,可见当局多么不希望这位9.13事件目击者向外界吐露事件的真相。吴法宪在70多万字回忆录中没有说穿这一点,但他对别人的冤案是看得很清楚的。对毛泽东的“四大秘书”首席——陈伯达被打倒一案,他写道:“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刘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四清中的《23条》、文革的《5.16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但一有了不同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4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算老账,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18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吴法宪的长子吴新潮在本书末之《附录》中也发了一通牢骚。他说,对于他这南征北战、浴血疆场19年的父亲,“有些人出于某种政治目的,30多年来一直在进行蓄意抹杀、歪曲和颠倒黑白,企图让人民群众对父亲另眼看待”。

    吴法宪临终前唯一感到快慰的是“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奉命批斗、审查他的上级、同事、下属,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如吴法宪被拘押在北京卫戍区时,5次提审他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本是他一手提拔的,居然摆出了“中央首长”的臭架子,动辄训斥他“态度不好”,然而就是这个李震,1973年横死于公安部的地下室,此案至今未水落石出,但原因显露:他知道的机密太多。空司的王辉球、曹里怀和梁璞,9.13后都主持过空军的清洗工作,且下令关押吴法宪夫妻儿女,但不久就被审查,空军参谋长梁璞还被送去农场劳改。由此吴法宪悟出:“毛泽东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一批一批地打倒。看见那些审讯我的人很神气。我就在心里想: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只是还没有轮到你们的缘故……事情不要做得太绝太过!”

    吴法宪回忆录解开了某些历史谜团。例如中央文革的三根笔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由于锋芒太露、功高震主,在决策层滥竽年余就去了秦城监狱。毛泽东原来指示先拿掉王力和关锋,争取比较年轻的戚本禹转过来,无奈戚本禹恃宠生骄,乐极生悲。事缘江青器重戚本禹,常把戚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骑马、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成自己的母亲,如此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江青的女儿李讷,以至于江青怀疑有妇之夫戚本禹对李讷存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告了御状,说戚本禹此人改造不了,结果戚也去了秦城。另一条花边新闻是:叶群为了拉拢总参谋长杨成武,特地安插杨成武长女杨毅到《空军报》社工作。空军政委余立金为了巴结杨总长,便叫自己的英俊秘书单世充多多关照杨毅。此时杨毅因参加“写作班子”住入京西宾馆,单世充几乎天天往京西跑,还常给杨毅送吃的,接着便向发妻纵素梅提出离婚。纵氏从单世充日记本里发现单与杨毅的合影与诗句,有“春风已度玉门关”一句,于是纵氏到空军司令部告状。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把单世充软禁起来,杨毅则下调四川一个航校当了干事,她到四川不久就含羞自杀,正好杨成武被打倒,发配河南龙门县。

    吴法宪回忆录同其他人回忆录不同的是,他透露了一些军事机密。诸如:

    (一)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上报击落美机的数字有假;

    (据大陆官方宣称,抗美援朝共击落美机5729架;然而美国方面宣布,美军空、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损失飞机共两千架;1992年俄国总统叶利钦致函美国参议院,承认美机在朝鲜上空被击落的,只有1309架。)

    (二)自大陆空军建军以来,空中、地面事故涨色,每年都要摔掉二、三十架飞机;

     (三)1950年代厦门有个高射炮兵师的师长叛逃去了台湾,并在那儿升了官。公安部长罗瑞卿利用一名被捕的台湾特务,向台方发了一个假情报,称那个师长是假投降,结果对岸就把那个师长枪毙了;

    (四)有关1967年10月北京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吴法宪与公安部长谢富治、总理周恩来组成了项目组。案件由天津市公安局破获,但陈伯达不相信一个煤球厂工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认为只有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如邓小平的秘书才写得出来。

    事隔近40年,从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心理作战处退役的粟明德先生才公开了他起草这张传单的详细情况。粟明德的父母都在镇反时被杀害,1957年他在北大农学院肄业时,因反右运动深入而偷渡经港赴台。粟明德起草的这张传单由短波电台传到大陆,一位与中共也有杀父之仇的工人抄录油印了80份,这是全案的来龙去脉。把一个北大学生当作邓小平的秘书,这是书呆子陈伯达的误判。

    从吴法宪回忆录可以断定,吴法宪讲了许多真话,所以这部书不能在他为之奋斗了41年的中国大陆出版,而只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香港印行。然而,就连有“左王”之称的邓力群,其回忆录也要在香港出版,这对中国大陆,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发件人:"qhntjg" <qhntjg@163.com> 2011-03-02 16:54:50 +0800收件人: "大军网"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清室遗孑金复新》

清室遗孑金复新

天雷

  前不久,信箱接连收到金复新来信,长篇大论都是“恢复帝制,再造中华”之类。不感兴趣,遂回复四字“请勿打扰”了之。近来又读到他的另外文章,却与最初感觉有所不同。

  金复新是清室后裔,爱新觉罗家族。现在大概在广州市政协低就一个虚职。假如大清王朝延续至今,他就是“皇室成员”,电视上展现的那种,风度卓绝,仪态万方。惜乎中国早已废除了帝制,连“先皇帝”傅仪都自觉接受改造,甘为普通劳动者。这也是金先生耿耿于怀之处。

  这些年来,金先生四处奔呼恢复帝制救中国,一度上书中央政府“献计献策”。甚至自报奋勇入住故宫,当然不是去称帝,而是为了有了纯正血统的“清室后裔”入住故宫后,能更好地展现宫庭文化,促进故宫旅游业的发展。这当然不尽合理,须知故宫本来是人家明朝朱元璋后代建的,要住也得人家朱家在先呀。

  其实,金先生所思所想并非刻意搞笑,是经过严肃思考的。他不但提出这种理念,而且身体力行,上访呼吁,演讲签名。并且不但对圣贤马克思不感兴趣,还要将“五?四”运动中请来的“德”“赛”二先生请出国门。闻者皆哗然。犹嫌不够,竟于某日登高一呼“中华帝*制复兴*党今天成立啦!”。引得最高层发怒,随手将老金投入北京秦城监狱进行思想改造。

  金先生有时用“在下鄙人兄弟我”自谦。“在下鄙人兄弟我”这样回忆自己的秦城生活的。他说:秦城对管理人犯很有一套,比如说对那些民*运人物,不打你不骂你(免得被美国人找借口),住单人间一扔就行了。没有了嘈杂声,万籁俱静,除了你自己和周围的墙壁,什么也没有——没有文字、没有信息、没有聊天、没有报纸网络电视广播、没有被粉丝包围口若悬河高谈阔论,当然,更没有外国记者采访大骂当局独*裁专*制,甚至不知道有没有白天与黑夜。总之,不属于社会了。用不了几天,人物们就开始烦躁起来,因为他们太离不开社会了,他们有社会对他们承认的渴望,他们有在社会显摆夸夸其谈的习惯,他们有在社会吃香喝辣男盗女娼的欲望,这会儿无处发泄,却交织在一起涌上心头。精神就开始崩溃了。甚至连看守也不理他。每当听见看守送饭来的脚步声,就嚷着要和看守说两句,看守一言不发,隔着门透过小窗扔下饭盒就走。任你吵、你闹、你抗议、你声讨,统统化为无形,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对象在哪里。于是精神继续崩溃,乃至不可忍受。这时上面就来人了:怎么样?认识错误了吧?写个忏悔吧?于是痛哭流涕,一把鼻涕一把泪……

  但是,秦城那一套碰到这位“在下鄙人兄弟我”就完全失灵了。金先生进秦城后所做的事就是“入定”,打坐修炼。心无旁骛,甚至可以不吃不喝。你不和我说话?我还不想理你呢。这一下,轮到“上面”傻眼了。碰上这样的主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有当年江姐式的共产党员才能做到。再后来,最高层得知金的“复辟”只是他个人理念,咋乎咋乎罢了,并无什么组织之类,更与外国无瓜葛。于是一纸赦免令下来。金先生重归自由。据说出去的那天,狱卒们对老金竖大姆哥,说这位仁兄是条真汉子。
  金先生对网络中铺天盖地的“独立宪章、三权分立、议会宪法”之类嗤之以鼻。他认为,现在鼓吹民*主的,不是奸民,就是被奸民骗来的愚民。因为既然人们都说私有制好,那么为什么对权力反而要推崇公有制呢?(老金问的多好啊!)这就是人性自私使然,不仅对财产贪得无厌,对权力的摄取也是没有止境的。于是就被西方及民*运们忽悠着“共产”中共手中的权,于是就忽悠着搞民*主。老金直言当今民*运们的“民*主”就是政治上的大锅饭,是政客们故意隐瞒人类自私本性搞出来糊弄愚民的的东西,老金主张的是儒家孔子加法家韩非子,内法而外儒。(金复新:《民*主原本只是权力公有制的一桌大锅饭而已》)

  如今网络上,运运们把社会一切不如意之事都煞有介事地归结为“这就是体制问题”,把男女求爱不成跳楼自杀说成是“体制问题”,学生考试不及格服毒自尽也说成是“体制问题”,似乎一举把体制“做掉”就万事大吉了。体制内也有滑头们跟着起哄,为将来留一手。想当年三国赤壁大战时曹操打孙权,孙权不能投降,一投降就什么都完了,而手下的中郎将张昭等却力主投降。投降对奴才来说无非是换个新主子,自己何必去冒险去和曹操打仗呢?明朝灭亡时,投靠到清朝的官员就都比以前做得官还大;辛亥革命的获利者并不是参与暴动的那些人,而是黎元洪、袁世凯这样反对革命的人,封疆大吏不仅没几个被杀,反而见势不妙纷纷通电全国闹独立,当上了各省的督军,成了独霸一方的大军阀,砍掉脑袋的大都是鲁迅笔下阿Q这样的草民。

  体制内鼓吹普世价值的就是这种人,时不时也去偷偷摸摸搅和两下“民主”,等体制完了蛋,就说自己当年如何如何在网上发表过民主言论,就说自己当年如何如何“人在曹营心在汉”,就是潜伏在中共内部的地下工作者。然后与洋人把酒言欢,做代理人,在新朝中当更大的官。(金复新:《在2011年广州市政协党外人士迎春茶话会上的讲话》)

  金先生将话说得太直白,太损,对民主的解读也着实片面,但是却将皇帝的新衣扒得精光。他从人性自私角度出发解读社会,与西方政治学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霍布斯在其代表作《利维坦》一书中就是从人性自私这点出发展开他的理论[注1],成为西方政治学奠基之作,金先生实质上都一样,只不过霍布斯用利维坦(强有力的管理机构)解决问题,而金先生用的是帝制。

  复兴帝制当然是不可能的。现实中“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顺着“性本恶”展开就行。但是复辟帝制在近代百多年来却从没有成功过,比如说中国的袁世凯,张勋;比如说外国的波旁王朝。都不得善终。也不是说帝制就是邪恶,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是在帝制条件下获得的,只是现在社会已不需要帝制了,没有帝制存在的环境条件了。就是这样。

  金先生仍将此做为崇高理想,还专门开个人博客[注2]以“答谢广大新老朋友对我帝制复兴运动的支持和关注”,每篇博文均配有美眉们的美腿丝袜“以缓解朋友们在观看我长篇大论后的视觉疲劳”。假如将来真的“帝制”了,或许这些美眉中的一位(或全部)就是那时的皇妃。

    注释:

    [注1]百度百科关于霍布斯的词条中,将霍布斯的理念有意曲解。霍的本意是因为人的自私,所以需要权威(利维坦)。而词条中却强调为限制权威(利维坦),就是增强民*主之意。《利维坦》一书在北京王府井商务印书馆售书店有售。
    [注2]金复新博客网址: http://jinfuxin.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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