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眼下正是十七大开后学习十七大精神的时刻,围绕这一主题发出这一期文章,供大家参考。]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考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11月3日

目录

刘国才:《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考》

徐景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座谈会的主讲发言》

何慧丽:《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和当代大学生的使命》

李志宁:《中国,别弄的在世界上像个怪物》

格林斯潘再次对中国股市发出警告

汤敏 :《美国经济会恶化到什么地步?》 

杜建明:《浅议仲大军先生的“揭开国学真面目”》

乔续:《改革开放的历史功过得失》

翟玉忠:《中国的全民监督与西方的民主监督----兼答王朗》

《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致胡温公开信——对策和谐社会》

何必:《全国各地都在欢迎代表归来》

蒙克:《对习近平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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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刘国才" <lgc8882005@163.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1-03 17:37:1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沟通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考

正师级退休高级工程师   刘国才

2007年11月3日

lgc8882005@163.com

     笔者按: 本文是证券市场中解决全流通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的一部分,文中提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问题,过去并没有人系统提出,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好多社会问题,都和这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有关。这个问题应该由理论界权威人士提出,而他们又没有提出,又是解决全流通问题不能不提到的问题,所以我斗胆、不知深浅的首先提出来,因为首先,享有版权。二零零五年五月三日首先在全流通研究论坛以“郎顾之争”的思考(之一)发表,二稿完成于五月二十五日尔后相继在新华网发展论坛,网易,搜狐等论坛发表。现在对原文做以充实和修改,并改成现在的标题,首先在本论坛重新发表,欢迎各种平面媒体转载,但要注明作者和出处,否则,作者有权追究其侵权行为。

    二零零四年夏秋之交,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先生,在复旦的一篇演讲引起的一场经济学界大辩论,已经划上一个句号,并且有了结论。但对于这场争论的性质,和由此所引起的思考,及其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作用的研讨,确还没有展开。因为文中提出的问题太重要了,不能再担搁了,所以笔者首先提出来。它们涉及到正确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怎样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现实结合起来,是创新理论中的核心问题,由于笔者的水平有限,存在这样那样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得到全国政治、经济和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和各级领导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批评指正。

第一、 关于这场争论的性质

    这场争论绝不仅仅是纯经济学领域的争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是改革之初就很重视的“姓资、姓社”之争的总爆发,实际上是一场路线斗争,是一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关系社会主义存亡的大论战。斗争的双方,一方是以中央政治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另一方,则是在改革开放中靠侵吞国有资产、偷税、走私、巧取豪夺、取得了爆富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通过剥削广大劳动者和寻租权利,腐蚀各级掌权者,在各级权利部门寻找代理人,尤以银行的掌权者为最,攫取巨额的财富。类似俄罗斯的尤科斯石油集团。斗争的表现形式是腐败和反腐败,侵占国有资产和捍卫国有资产。不管你认识不认识还是承认不承认,它都客观地存在着。

    令人们震惊的是这场争论的始作蛹者是出生在台湾、受教育在美国、任职在香港,即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爱国华人,善良、公正、严谨的郎咸平先生,他在斗争中站在了社会主义一边。而生在大陆,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拿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薪水,头上有共产党员称号,能影响经济改革政策取向的某些主流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却站在了斗争的另一边。他们高呼什么“要善待企业家!”。难道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党我国政府没有善待企业家吗?事实是受惠最大的是企业家集团,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由1978年的0.16上升到2000年的0.34,2004年已经达到0.458,到了出现社会紧张的边缘,这就是改革以后分配不公引起的贫富距离拉大。某些人一餐饭就可以花几千元甚至超过万元,而某些国企的退休职工一年的退休费还不及他们一顿饭钱。有哪一个主流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站出来说“要善待工人农民和劳动者”了呢(最近倒是听到有人说“不应忘记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的声音,但是,他们又拿出什么实际行动呢?)?

    令我们欣喜的是,郎咸平教授捍卫国有资产的斗争已经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已经影响了制定有关政策的取向,如叫停MBO,规范中小国企的改革等,国资委主任李融荣也曾提出对侵吞国家资产的事件要予以追究。实际证明,这场斗争是以党和人民的胜利、以郎咸平教授及其支持者(如左大培们)的胜出而暂时告一段的。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斗争还远没有结束。例如,“国企产权改革”的提法就是错误的,提出者的明确含义是通过改革改变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从法理上讲,财产所有者的权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产权不需改革,只需要清楚界定,准确评估。至于改变产权所有者,明晰的产权通过相互公平交易流转不就完成了吗?“国企产权改革”是某些经营者企图通过“保姆赶走主人”式的掠夺,侵吞国有资产的一块遮羞布。

    中国共产党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的2002年11月14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明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就是路线斗争。不管你认识不认识,还是承认不承认,它都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着。。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但剥削阶级的思想还残留在人们的脑子里。改革开放以后,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容许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正确的,他们在提供GDP促进经济发展、解决人口就业,上缴国家税收中起了很大作用。企业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一部分,吸收他们入党是完全应该的。私有制和剥削是一对孪生兄弟,剥削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随着它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它的发展而发展,当然,此剥削而非彼剥削,必须有重新的认识和严格的界定。随着社会的发展,代表各阶层、集团利益需求的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这就是党内的路线斗争。当前,路线斗争突出地表现在,经济领域捍卫还是散失由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积累的国有资产,在分配原则上是向国家和人民倾斜,还是向既得利益集团倾斜,在政权建设上的腐败和反腐败这三个原则问题上。其实质还是是否定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问题。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除了国家有巨大的控制经济的国有资产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及由此而派生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外,在国家管理、经济发展、运行规则、规律方面,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同。一个国家究竟采取什么社会制度是这个国家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改变这种制度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按照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后都要归一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不是共产党的专利,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共和党或保守党等等一切国家的政党,都在带领本国人民奔向共产主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条达到共产主义的路线,各自虽然对那个社会的叫法不同,但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没有什么不同。世界的发展已经显露出这种苗头,改革开放了,人们眼界宽广了,西欧,北欧和一些发达国家和我们比较,恐怕他们比我们离共产主义更近。因为他们有二三百年三四百年的发展历史,比我们走的远是应该的。我们国家的发展,如果从辛亥革命算起,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和历史的选择,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并且构建了相当的基础,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历史将证明,我们有以人民根本利益为自己唯一追求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比资本主义道路有更多的优越性。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三大理论体系激烈碰撞的时期

    一九七九年,我国开始改革发展的进程,我党首先提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对这一思想有更明确的阐述,这标志着我党对建国以来走过的路的反思,从社会形态上看,好象是退步了,但是实际上离马克思主义更近了。就社会发展阶段来讲,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随后几十年,在左的路线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活动为中心,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当时,党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还很不成熟,甚至连资本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把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内外封杀。结果,建国三十年,国家生产水平排在世界后列,人民生活提高不大。所有这些,使党逐渐认识到,必须进行工作中心的转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党的十三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三个理论体系激烈碰撞时期。它们是我国经典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9年)形成的理论体系,它深深的地滞留在人们的头脑里;另一个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它一直是经典社会主义时期的批判对象;再一个就是指导我们改革的,需要对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发展、完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创新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调动一切发展生产的因素,努力发展生产力,为各种所有制经济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经济的多元化必然带来多元的利益要求,理论上就是三个理论体系的激烈碰撞。实际的表现就是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郎顾之争的大辩论,反映的就是各个理论体系的大碰撞。我们必须对大量的现象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才能看到问题的本质。指导改革的理论,必须在实践中发展完善。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

    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大革命,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是必然的,需要在摸索中前进和前进中探索。进入九十年代初,人们害怕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姓资,姓社争论不休,改革处于徘徊。针对这种情况,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才推进了改革的进程,使改革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没有正确的改革理论,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改革。但是,理论来源于实践,没有改革的实践,也不可能产生正确的改革理论,这就是小平同志当时讲不争论为什么是正确的原因。现在改革已经二十八年了,小平同志讲话已经过去十五年了,已经有了大量的、丰富的改革实践,出现了各种丰富多彩的经济现象和取得了极大和发展经济的成果,如果还满足于摸着石头过河,还振振有词的说什么改革成本等等,这就不仅仅是不负责任的问题了。小平同志早在一九八五年就指出,“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总结经验,就是要把实践上升为理论。也就是通过实践而发现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用这些理论分析指导改革实践并验证和修正对真理的认识,这就是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地深化提高,最后形成正确理论的辩证运动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一国夺取政权的突破产生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必须走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建立政权的突破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判断是非的“三个有利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发展是硬道理”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重大突破产生了邓小平理论。

    进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党改革实践理论发展的新高度。正确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又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理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不断对实践进行总结,再实践再总结,这样无数反复才能完成。这个总结,必须尊重历史、批判历史、衔接历史、发展历史,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实践中来,能够说明解释实际,并能指导实践,由实践检验是否能够取得预想的效果。“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理论研究指出了研究方向和对研究结果是否正确提供了判断标准。这就是一切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吸收和包容人类社会一切先进思想,用它们去指导改革实践,最后达到发展生产力,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对资本和资本主义认识的突破将是这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概括的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体系,就是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将精彩地解读这一科学理论体系。

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两个重要的原则问题。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这就是政治上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太重要了,不能再耽搁了,我斗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引起国内政治经济学界的讨论。对这两个基本问题,我们先给出结论,进一步的阐述将在以后发表。

    首先,什么是社会主义?在国民经济中,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说,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为全国人民谋利益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叫人民资本主义。在现有概念中,应摈弃公有经济的概念,用国有经济代替公有经济。在经济形态中只有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而非国有经济包括外资经济,集体、法人经济和私有(个体)经济,就本质来讲,它们都是私有的。在过去的概念中,用公有和私有来界定所有制的性质是不严密的,是延袭苏联而照搬过来的,和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内涵是不一样的。把集体或法人所有界定为公有亦是含糊的,实际的情况是,集体或法人所有的人数是有限的,和十三亿相比,应划入私有范围,马克思所说的公有,本来就指社会全体成员所有,即全国人民所有,而我们往往把有限数量人员所有说成是公有,显然是不合适的。一些实际上是自然人控制的企业,享受公有经济的待遇,成为一夜爆富的典型,是政策的失误。废除公有的提法,代之以国有更为合适。国家经济成份中以国有经济占主导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私有经济占主导的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同志在论述社会主义时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和处理一切事物的最高标准。而共同富裕的基础,就是国家和人民拥有的巨大的国有资本。有人说,国有资本出资人缺位,这是没有道理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干什么的,他们的责任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其次,分配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极其重要的原则问题。现在改革中产生的好多问题都和这个基本原则认识不请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它既要承接经典社会主义时期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又要衔接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既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又要有生产力水平的保证;既要能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又要不使贫富差距拉的过大;既要坚持效益优先,又要兼顾社会公平。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既要能够构建一个温暖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把十三亿人民团结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奔小康,又要加快建设繁荣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强化中国经济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保证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以为,我国现在应该采取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和按生产力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这里所指的需,是人们生活不可少,并不是每个人每天都需消耗的那部份,即医疗、教育、养老、和最低生活保障。有病需要医疗,青少年需要接受义务教育和在校教育,年老需要养老,生活没有经济来源需要最低生活保障。只因需要才享受供给,这就是按需分配,也就是由国家承办的社会保障事业。生活在中华大地的每个中国公民都享有这一待遇,可以根据每个人对社会贡献的不同制定不同的标准,不同标准的差距到生产力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时代就自然消失了。

    在生产经营领域按生产力要素分配,生产力要素包括资本、劳动、科学技术和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延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又充分调动生产力诸因素的积极性,最大限度的发展生产力。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是最大的资本持有者,国家按资本得到的分配,用来解决社会保障事业。可以说,按需分配的社会保障事业是国有资本得到的分配的再分配。社会主义国家兴办社会保障事业的基础,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除了国家财政税收以外,还有巨额的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比他们有更雄厚的基础,社会有更快的发展进程,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在《创建中国新文化》 座谈会的主讲发言

徐景安

2007.11.3

     注:2007年11月3日上午,《创建中国新文化》座谈会如期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朱厚泽、茅于轼 、刘军宁、章立凡、胡星斗、华生、刘序盾、卢周来、徐景安、仲大军、李明章、雷颐、林永青、胡泳、孙伟林、王学会、韩丰泽、褚武军、于今、叶子、朱中原、马国川、李春林、欧阳君山等专家、学者、媒体负责人。会议由价值中国网林永青总裁林永青主持,主讲人徐景安是原中国体改所副所长、深圳市体改委主任,现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他发言后,由特邀嘉宾茅于轼、胡星斗发表了评论,朱厚泽、刘军宁、章立凡、华生、仲大军、雷颐、胡泳、褚武军、李春林、欧阳君山等先后发表了意见,一致认为搭建一个平台,就创建中国新文化交流意见很有必要,也十分有意义,希望这个会持续开下去。现将徐景安的发言发表如下:

    今天,举行《创建中国新文化》座谈会第一次会议。首先对大家的到来,我表示深深的感谢,向大家一躹躬。第二,我要向茅于轼老师一躹躬。我敬重茅老师的学术,更敬重茅老师的为人。他既坚守自己的信念,又支持、接受、兼容其他有价值的思想,是一位现代的人文学者,又具有传统的儒学风范。第三向会议的主办方价值中国网的林永青总裁,以及协办方北京古今出版策划公司的扬冠三董事长表示感谢,我也躹一躬。

    我的论文《如何重建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告中国文化人:构建中国新文化的八大标准和三项建议》已发给大家。今天我想就为什么发起召开《创建中国新文化》座谈会,以及如何创建谈几点意见,向大家请教。

当今中国最缺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提的很可笑,绝大多数会回答:最缺的是钱!政府以发展为第一,民众以挣钱为首位。这可以说是30年改革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已上下达成共识。与前30年阶级斗争为纲相比,这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改革前进到今天,当下的中国最缺的是什么呢?我国思想界中不少人认为,是制度。追求物质利益没有错,但必须建立制衡权力、维护人权的制度,否则就会违反正义和平等。我是赞成这种意见的。但是制度建立的前提,需要理念的指引。这就引起了文化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文化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现在谈什么都没有用,最重要的是把制度建立起来。然而,究竟要建什么制度认识不统一,怎么能推进制度建设呢?

    所以,我认为,当今中国最缺的是正确的价值理念。发展很重要,金钱也很可爱,但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家庭、一个个人來说,都把物质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和尺度,除了金钱和财富以外,而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那就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我国呈现的资源短缺、环境恶化、腐败泛滥、犯罪增加、贫富拉大、道德下降、自杀率趋高、精神障碍严重等种种问题,无不都是这种后果的反映。于是,提出要制定规范行为的法律、制度。可是,法律制定出来后效果不佳,真正有效的制度又建立不起来。原因是什么呢?存在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这是一切制度改革都面临的问题。要冲破阻力,需要力量,而力量要靠神圣、正义的理念来集聚,越来越多的人在价值理念上达成共识就成为关键。所以,我发起召开《创建中国新文化》座谈会,讨论我国需要达成共识的价值理念究竟是什么?

就价值理念达成共识是违反多元吗?

    有人说,现代社会价值理念应该是多元的,有必要就价值理念达成共识吗?这不是很可怕,又要回到一元化的时代。在价值理念一元与多元的问题上存在许多误解和混乱。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主流的价值理念,正是在主流价值理念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社会的文化,表现为道德、制度、规范。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达成共识的价值理念,那是不可想象的。一个理想的社会,或者文明程度高的社会,不是没有主流的价值理念,而是对非主流的价值理念的容忍。反对一元化,是指对非主流的价值理念的强迫和压制,而不是反对就价值理念达成必要的共识。

    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形式上是多元的,实际上也是一元的。有钱就是成功,有钱就是幸福,有钱就是一切,金钱、财富成为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逼着所有人在金钱、财富上拼比,使本不应该、也不愿意以追求财富为目标的人也不得不卷入追逐金钱的行列。正如马克思所言:金钱“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一大批官员、医生、教授、学者、校长都拜倒在金钱脚下。由于人的秉赋、愛好、兴趣的不同,金钱不应该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在价值追求上,应该打破一元,倡导多元。我所讲的就价值理念达成共识,正是为了打破金钱、财富的一元,而倡导价值追求的多元。

自由主义的主张与缺陷

    自由主义从维护人的权利出发,对于人追求物质利益的动机与行为是肯定的。自由主义的鼻祖亚当。斯密则把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解释为人的理性,人人追求物质利益必然带来社会的繁荣,经济人假设成为西方文明的前提。我国自由主义学派对经济改革是肯定的,因为改革释放了人追求利益的权利,并使中国人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人身自由。自由主义要求推进经济改革,启动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实现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和思想自由。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维护人的权利,我概括为人要爱自己。

    爱自己,这本来是个常识问题。人不爱自己,就不能生存。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一条真理。但是,传统社会主义是不允许爱自己的,私是资本主义尾巴、修正主义温床。改革开放以来,追求物质利益,不仅行为合法,而且在舆论上受到鼓励,但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得不到承认,要求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集体主义的原则。自由主义关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的主张,往往被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上纲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颠覆中国的内应。

    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旧社会主义理念,不允许人爱自己,是对人性的蔑视,造成了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专制、思想的僵化。自由主义学者呼吁对个人的尊重,是有道理的,这是现代文明的基石。所有忽视个人的主张,不管罩上多么神圣的光环,最终将酿成对人的压制和摧残。但是,我国的现实是一方面表现为自由主义精神的缺乏,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泛滥。自由主义开出的药方是法治,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不是克服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良药。面对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自由主义无能为力,这本是自由主义的思想组成。自由主义存在着缺陷,人仅仅爱自己是不够的。

传统儒学的兴起与争议

    针对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泛滥,传统儒学抬头,并形成了一股热潮。对它赞尝有之,反对有之,几乎水火不容。传统儒学倡导孝悌忠恕,从孝敬父母出发,扩展为爱兄弟、爱老师、爱邻里、爱朋友、爱众生,我概括为爱他人。现代文明与这种情感是冲突的,还是兼容的?现代化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已经为此提供了实证,但是在我国还在争论之中。

    人爱自己,这没有错。社会应该为人提供选择的自由和不被干涉的权利。但是,自由并不体现人的终极价值,一个在荒岛上自由自在的人并不觉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人的价值怎么衡量?所谓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满足度,或是客体对主体的需求度。一个人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只是主体的自我满足,可以给人带来感官的享受和快乐,也可以引来别人羡慕的目光,但并不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只有当一个人,满足了他人的需要,或者为他人所需要时,就有了价值。价值量的多少,取决于供对于求的数量稀缺和时间的长短。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的贡献对于人类的需求来说,既是稀缺的,又是永恒的,所以是最有价值的。对于一个平凡人来说,只要你的生命存在,给人帮助,使人受益,就有价值。帮助的人越多、受益的人越多,就越有价值。所以,一个人要爱自己,更要爱他人。一个爱他人的人,就不会沉湎于物的享受,就会有精神的追求。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是克服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一付良药。

    但是,我国传统文化倡导的爱他人,曾被封建统治利用成为专制的工具。自由主义人士对传统文化的这一段历史持深恶痛绝的态度,将传统文化同等于专制,视为民主、自由、平等的死敌。而倡导传统文化中的极端派,全盘否定现代文明,提出了十分荒唐的全面复古的主张,引起自由民主人士强烈的反感,大多数人也难以接受。

    不愿区分精华与糟粕,脏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这是思想界各种流派达不成共识和形成对立的重要原因 。反自由主义就拿血腥掠夺的历史说事,反传统文化就以封建的专政工具作证。说仁义是吃人,讲自由就是掠夺。人类历史还有什么文化可继承?比如一讲孝,就有人反对。人与人平等,凭什么对父母孝。人与人民主,对父母讲什么敬?孝是专制的根源、封建的遗毒。传统的孝与顺连在一起,孝就是服从。推演开来,就变成了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这样,中华传统美德的孝也就成了有毒的历史垃圾。我想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世界上对自已最爱的是父母,从生命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养育你、关心你、爱护你,对父母的这份爱、这种情感,不应该回报吗?对父母的惦记、爱戴、敬重超过一般常人,这种情感不正常吗?父母年老体弱,给予物质的照顾、精神的抚慰有违自由、民主的原则吗?孝是启蒙人爱心的起点。对于中国年轻的一代,除了爱自己以外,谁都不爱。孝敬父母是启发爱心的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安徽庐江教育中心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社会主义的反省与探索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口号、新概念:“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等,这是对旧社会主义的反省、新社会主义的探索。但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需要得到清晰明了的解释。

    今天对社会主义存在各种解读,那什么才是正确?我认为,最容易判别的是,能否为中国最广大的群众,包括港澳台同胞以及世界上大多数人认同。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一个起码的前提是社会主义理念为中国同胞、世界民众所接受,把别人吓跑了,怎么解放全人类?我提出一个简明的衡量标准和奋斗自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取决了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的认同,社会主义的优越体现于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向往。

    社会主义的原意就是维护、照看公共利益。发展生产力是为保障公共利益提供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无疑要重视经济的发展,这与资本主义没有区别。社会主义是体现在利益分配的公平、社会保障的健全、公共决策的民主、思想表达的自由、保护环境的重视。我将社会主义对公共利益的维护,通俗地表达为爱大家。

    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出发点是维护、照看公共利益,但手段和途径错了,传统社会主义惨遭失败。有些人把此归罪于个别人的背叛,希望再退回去。但这已经不可能了,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赞成。什么原因造成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至今没有形成共识。我认为,根本原因是传统社会主义既不允许爱自己,蔑视个人的权利;也不允许爱他人,压制人的情感,以民众的物质贫困、真情丧失、思想压抑,换来经济的畸型发展。抛弃自由主义的精髓,丢弃传统文化的精华,在空白的基地上怎么能建立起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承认人可以追求物质利益,但并没有从理念上认识、制度上保障爱自己的权利;承认继承传统文化,但并没有真正倡导爱他人,而是用政治说教代替道德教育。

    今天的中国迫切需要正确的价值理念的指引,这就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既可以用来治党、治国,也可以修身、齐家。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它具有普适性、现实性、实践性、正义性、神圣性、终极性,可以为我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用以指导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改革,推进我国融入现代文明,并创造人类的新文明。

 

 

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和当代大学生的使命

----在大学生三农文化节开幕式上的发言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何慧丽

2007年10月28日上午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其他领域大家都尝试着做过了。第二届首都大学生三农文化节的主题是“青春·三农·奥运”,这里面本身就包含着绿色的、生命的意思。我看到教室里的墙上张贴的丰富多彩的社标或者会标,刚才也看了你们印制的关于社团活动介绍的小册子,许多事情大学生们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很丰富。当代大学生有理想,有朝气,愿意献身于三农的事业,我总结了一下,觉得大家在为三农服务方面有三个层次的贡献:

    第一层面,就是技术层面的支农支教活动。比如大家的特长在于给农村的小孩子上课,给农民带去科学技术信息,对贫困户嘘寒问暖,为贫困生募捐学费,和当地农民以及农民子弟进行文艺联欢,等等,主要是在一些具体的、单项的事务上下功夫。

第二层面,就是制度层面的支农支教活动。大家知道,随着三农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日益突显,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由知识分子发起和带动的新乡村建设行动。全国几十个高校的三农社团的大学生们就在第一层面的基础上,进入了更为有效的制度层面的建设性行动之中。新时期乡村建设行动的特征是“以人民生计为本,合作组织为纲,多元文化为根”,其中,发育乡村建设的主体“合作组织”——包括各种各样的文化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社会合作组织,进行相关合作组织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是非常重要的。这几年间,在发育农民这些合作体的事业之中,大学生朝气蓬勃的身影贯穿于始终。大学生们在帮助农民成立文艺队、合作社、老年人协会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展现了当代大学生抓住缓解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而贡献智慧的风采。

第三层面,文化理念型支农。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提出一种更高、更新层面或者领域的支农法。她能够包容前两种,但有新质的特性。刚才大家的宣誓词我听了很感动,里面有“追求新知,勤奋学习;走出小我,关注社会;服务三农,实践成长;勇担先锋,共建和谐”的字句。大家是要走出小我的,勇担先锋的,我希望今天把生态文明型的支农法提出来,通过各位的行动努力,使得生态文明的思潮和行动成为社会的一种趋势。所谓的文化理念型支农,是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为日常表现的,反映着一种特定的文化导向和生活理念的,当前要践行的是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它以注重生活质量、提倡文明消费、推动城乡互助等为表现,我希望大家以后在这方面多做工作。

任何一个前行者,大都有一种幸福的痛苦,因其践行的是一种新生事物的生成、成长期,同伴少,理解者少,经验少而有小我的痛苦,但因其践行的是一种融入小我或者超出小我的社会大道乃至自然大道,亲身经验了小我与大道结合的通融而有大我的幸福。三更叫的鸡是孤独的,被众鸡们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前行者正如三更叫的鸡,前行者会被当时的人们不理解,嘲笑,但他们的经验或者教训会推动一种思潮或行动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

在当代中国有关生态文明的思潮和行动,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着现代化发展、工业化、城市化推进而衍生的三农问题的出现,就出现了。只是因为那个时候主张的人太少,行动的人也少,而只能被人称为另类。本世纪刚开始,有香港朋友携印度、台湾朋友来京,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师们一道,经常利用多种机会对我们进行思想启蒙,他们的观点和行动与当前中国一些少许的在地化行动基本相同,于是这种另类的主张和行动遂艰难而又顽强地生根发芽成长着。这些前行者的主张,用我自己的话来总结,就是面对当前全球化潮流中所出现的三大问题——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肉体与精神之间的问题,可以通过一些有形的东西为载体,来三位一体地进行解决。

以从2003年开始的兰考乡村建设试验为例。我们持续四年的乡村建设试验,不只是要解决农民经济增长和增收问题的,而是就理论上来看,是为试着解决人与自然的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分化、人的内心与生理之间的张力而努力的。比如,我们所发育的农民秧歌队、腰鼓队、盘鼓队,就是试图解决人的内心与外在的冲突的,而我们所发育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里面孕含着生态文明的因子的。我们只是以让农民赚钱为唯一目标,我们做合作社大概也不会有这么辛苦。我们的产品,有尽量减少浪费资源不污染环境的生态建筑,我们还进行以可再生资源为材料加工而成的原木画,我们农民合作社经过六个统一而生产加工出来的生态大米,都是我们期望通过农民互帮互助的合作组织为社会提供能够缓解生态问题,或者至少少污染环境的产品。

现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首次写入党的报告,说明生态文明的提法和行动,已经从当初的少数人的另类的实践质变为政府的主流主张和实践。

这让我们这几年的实践者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大家可以看到社会变革的规律,那就是先由少数的先行者去说,去做,有了一定的量的经验和教训,再由政府去总结、去形成可以推行的制度安排。我们终于可以继续扬眉吐气地做了,在政府的倡导下,支持下,我们几年前就搞的生态建筑以及类似的行业会成为生态文明所提倡的产业,而合作社的生态原木画也会成为节约资源的一种农村经济增长方式,至于类似于“购米包地”这样的“社区支持农业”,也将会成为一种文明的可持续地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模式。

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城市空气污染严重,水资源紧缺和污染,土壤退化和土壤污染,此外还有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变暖,环境不公平与由此引起的社会不稳定,等等。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实证型知识很多。关于生态方面的问题,这里有一段文字——

“农民应付农作物的疾病常用毒素农药,因为农药快,马上见效;而采用生物多样性混栽费劲,用生物虫吃虫的方法太慢,用农家肥培养健康土壤太费劲,就因此破坏五行的土水,没有基础的发展进步就会导致自灭。

“由于像水土流失、盐碱化、污染这样的原因,全国40%的耕地正在退化。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侵占农田。

“留下来的农田遭受着农业化学制品造成的污染、采矿、工业污染等的影响。化学杀虫剂已经污染了大约1300万公顷到1600万公顷的农田。2000万公顷的农田(大约是五分之一的耕地)遭受了重金属的污染(镉、砷、铅、铬等)。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农田正大面积遭受着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污染。从1999年到2002年,广东省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10000平方公里的农田进行了一项地理戡测,他们发现只有10。61%的土地可以被定级为无污染的,35。9%受到中等或严重污染,其余的是轻微污染。46%的土地受到镉的污染,12。56%受到汞的污染。”

现在是石油农业,化学农业,它浪费资源污染环境,造成土壤板结,土壤里生命系统遭受重创,里面的重金属残留超标后会对地下水的清洁、对植物的健康起到严重威胁作用。现在,由于城乡差距太大,城里人太忙,由资本主导的过度的市场化机制很难惠及处于两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小农经济状态里的农民,为了增产、增收,打农药,增上化肥,从源头上就为消费者的食品生成了不安全的因子。现在,有句俗话:“农民用有毒食品毒害城里人,城里人用假冒伪劣坑害农村人”。

社会上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假问题和不着痛痒的次要问题,但是上述的这些问题应该是全社会的生产者、消费者、各阶层都要大力关注的真问题,紧迫问题,主要问题。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其实是有很多事要做的:第一个,这套话语得建立起来吧。形成一些学说和思想来反映生态文明的概念,还有一些问题,如我们的土地是否是健康的?我们每天吃的东西是否是安全的?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是否是洁净的?我们的饮用水是否是有污染的?这些问题是很普遍很本质的一些问题。结合这些本质问题,我们能否把“生产者的安全生产和消费者的文明消费”的一套话语构建起来;另一方面,我们以行动或者实践投身到构建生态文明的各种模式之中,以行动形成理论,拉动理论的发展。在前两种支农型态——事务性或技术性支农、制度性支农的基础上,我们以行动再发展出一种支农型态——以建设生态文明为目标的文化理念型支农。

以建设生态文明为目标的文化理念型支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以解决广大的生产者和广大的消费者的互助问题为切入口;一是以普遍性卷入为阶段性任务。在技术性支农、制度性支农的阶段,基本上是少数的大学生社团和各阶层的少数人士带头的,而在文化理念型支农阶段,最好是动员普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也参加进来,我们将高尚的理想和日常的惯常性事务结合起来,在平常人的日常经济性、文化性、社会性生活中激扬起推动生态文明社会的大潮。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我们的行动探索,总结出了两个16字方针:第一个是“健康农业,文明消费,公平贸易,城乡互助”;第二个是“生产效率,生活质量,生命和谐,生态文明”。去年,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成立了国仁绿色联盟,就是在这几年形成的农民合作社的基础上,挑出一些优秀的农民合作组织,他们结成绿色联盟,向城里的消费者示好,表示我们一定要生产出健康的产品送给消费者。我们前几天在此基础上还成立了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就是把有机小农和合作社与城里的愿意文明消费的自觉自愿的消费者结合起来,为安全的生产者和健康的消费者搭建一个公平交换的平台。我们试图通过这样的促进城乡和谐的经济、文化、社会交流机制缓和当前存在的生态、心态和社会态方面的问题,以城乡经济、文化、社会和谐方面的探索性努力缓解生态危机,形成生态文明。

这套逻辑是这样的:解决三农问题,其实不只是需要我们的身体从城里移到乡下,它其实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三农问题的解决不只是政府主导下的大学生的事,知识分子的事,也需要住在城里的普通居民行动起来。城里的普通居民,只要关心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关心自己每天的吃喝等生理方面的需求,就可以关注三农,就可以为建立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的宏大目标结合起来。只有我们这一社会上的少数人天天往农村跑,没劲,咱们有本事让城里的普通人从关心自己身边的事开始就能参与到关心三农和关心生态文明之中去,那才叫提劲的事呢。大学生可以到城里的社区去,做城乡互动方面的事情去。生态文明的构建涉及到所有人的身家利益,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本质问题。如果说大学生是社会思潮的晴雨表,而生态文明的话语构建和行动实践就是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实践趋势,那么,大学生们,勇敢地投入到这一潮流中去吧,在构建生态文明时代的大潮中,大学生英雄定有用武之地。

我今天带来一个装着有机红薯的布袋子。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这个在资本文明、产业文明里看似粗糙的难看的布袋子,拿生态文明时代的眼光来看,它有一种自然的、朴实的美,不污染环境、不浪费资源的、文明的美。这个袋子上印着“国仁”两个字,意思是城乡互助合作,人人信任合作;下面有个小芽芽,表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内在与外表和谐将会实现的希望。大家是否赞同我的说法:一个东西美不美,其实大多数时候是在一种视角熏染下的主观感觉而已。这里面装着什么呢?是我前几天刚从兰考背回来的有机红薯。

大家看这表皮深红、内里纯白、形状硕大匀称的健康的生命体吧。它在向大家问好呢。它说:“大家好,我是兰考胡寨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王继伟托何县长给你们带来的礼物。我本是河南农业科学研究院一科研专家研制出来的优秀品种,王继伟成立了合作社,我就很高兴地来到了胡寨,因为合作社的技术服务可以保证我和我的同伴们舒服地在大田里愉快地成长,我们不必忍受被催生的苦恼,也不必担心被病虫害所侵害,这生存的土壤环境好着呢。我现在健健康康地长成了,我希望您们也因吃了我而健健康康地活着。”

这有机红薯我是一百个放心的,不是因为认证不认证,而是因为我与种红薯的主人有着多种社会关联,还因为它是可追溯的,它作为一个项目由农民合作社在统筹经营着,这个合作社因其具有教育功能而使种植红薯的主人有生态种植的技术和理念。如果不是我们多年经营的合作社在起作用,那么农民才不管有机不有机呢,他们会怎么方便怎么来。农民知道这红薯是何县长拿着让不会亏待他们的大学生们、市民朋友们吃的,所以他们不会投机,做假;而我们又是怎么地不亏待他们的呢,我们会通过价格听证算一个高于市场价格的生态成本给农民报酬,让他们有信心地可持续地有机种植下去。这简单的红薯一事,其实里面包含着一个大的道理,就是种红薯的人和吃红薯的人之间良性的社会关联、信任关联和经济关联,保证了二者各自的利益,也保证了种红薯的土地的可持续养护。

有人说我以前是一个学者,后来变成了一个实践者。我说,我不是一个完全的实践者,完全的实践者是基层干部和劳动人民,我不过是一个行动中的学习者,或者说是一个实践中的研究者。北京研究农村的专家学者,有名的多了去了,你们翱翔支农社的社长仇双武同学请我来讲,我想他的意思可能是希望我这一个有点行动性的研究者,为大家的支农行动出出招。我不想出旧招,旧招别人已经出过了,而且大家都试过了,经验又都相当丰富,我想我就出出新招吧。这新招就是探索城乡种种良性互助机制的文化理念型支农,以包括、超越以前的技术型支农、制度型支农,从范围、领域和方式上都有新的突破。

我去年帮南马庄合作社卖大米,这件事情,从资本文明的角度去理解,无论如何都是很荒唐的事情,典型地,你不是按市场逻辑在运作嘛。但是,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去理解,无论如何都不为过。农民通过合作自助的方式生产出了对土地的可持续养护、对我们的健康有保证的优质大米,这是农民率先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表现,这种可贵的行动在实现过程中出现了困难,难道我们不应该帮到哪儿就是哪儿吗?我们在去年一年内,经历了书店卖米、社区煮粥、半步桥开业、进驻华联、购米包地等事情,再后来到国仁城乡中心成立、北京社区文明消费行动计划农大站行动、奥林匹克社区站行动,再到如今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林大店开业,整个过程其实是一个符合生态文明的城乡互助机制摸索的过程。这一路摸着走过来,是愈挫愈勇,收获颇多:我们从以前的只卖健康大米这一个品种到现在卖50多个品种;我们从以前的只为南马庄一个合作社卖东西到现在为十余个有机小农和合作社卖东西;我们从以前间歇性的搞活动,到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经常性的组织严格按照一整套城乡合作社的制度来做事。这条路还远远没有走到头,其实是为了解决生产者和消费者双向可怜和双向改造的问题,许多国家都有现成的经验,比如一些发达国家在城里都有为本地农民和农民合作社提供减免税收和提供优惠条件的超市,但我们还离这一步比较远,还需要我们这些前行者继续努力,为将来政府以制度保证的推广性提供鲜活的经验和教训。也就是说需要一些前行者做“三更叫的鸡”。我所要强调的是:我们做的这么些事,是双向可怜和双向改造的事,许多事,恰恰首先为了市民、为了大学生、为了善待自己。

在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一个新生事物的时候,它的实践注定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它必然是21世纪的应有趋势。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就要紧跟形势,将有限的小我的努力融入到这个大道的事业中去。大学生是社会思潮的晴雨表,说大学生在生态文明时代的使命,就是希望大学生能够成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大潮中的晴雨表,发挥你们应有的作用。它不是一个主体的作用,主体的作用应是政府主导下的广大劳动者的作用,它是一个晴雨表的作用,换句话说,大学生可以用力所能及的行动彰显生态文明的种种符号作用,象征性作用,协助性作用,一句话,在以“生态文明”为宗旨的文化理念型支农中找准自己的定位。

比如我们可以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身体力行生态文明。我们可以首先从观念上进行改变,我们说什么是文明人,只有自己的生活、消费行为不是以损害别人利益、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的,就是个文明人,否则,不管形式上、外表上多么容光,不见得是个文明人。

鲁迅曾说过一句话:“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如果大家不想在既有的成绩上沾沾自喜,而是想再开拓出新的领域,那么,大家就可以套用鲁迅的这句话,寻找愿意探索城乡互助机制的朋友们,联合起来,以文化理念型支农为特征,向着生态文明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综合地缓解甚至解决我们的三大严重问题: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人与人的不和谐、人的肉体与精神的不和谐。

我们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就是在加入的朋友多了的情况下而成立起来的。无偿供给我们店位的徐总,原来是做茶叶生意的,他也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茶叶也应该向生态生产的方向发展。他愿意帮助我们,其实是各自以己之长共同合作,一起探索中国的生态文明与城乡一体发展的和谐之路。我们在店子里摆上了各种农副产品,这些农副产品是贯穿城乡、农民和市民的桥梁,我们要定期在店子里开有关生态文明的各种讲座,这样,我们的讲台就从讲堂、高校延伸到了店铺、社会,我们以店子为平台达到知行合一,以经营店子为实践,以总结实践得理论。我们讲课的人不只是专家,还有善待土地的农民、合作社带头人,有普通市民,这是一个面向大众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启蒙事业。我们今天下午就开始了第二讲,是我们请了一个坚持有机耕作7年的农民安金磊给市民朋友们讲农夫与土地与生命的故事。大家可以去听听,以后也多多以行动进行参与。

 

发件人:"xiedep123" <xiedep123@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26 23:40:49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中国,别弄的在世界上像个怪物 

中国,别弄的在世界上像个怪物 

大军老师,您好!

    我非常非常高兴,因为我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十七大胡总书记的报告,我就感觉到中国一定会变得民主,会走民主的光明大道,但我又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在网上找到您的网站后,让我真的相信这是真的了。衷心感谢您和您的伙伴们长期的努力!你们是人民的功臣、是国家的功臣。

    一名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2007年10月26日

    另:我推荐一篇文章:李志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78级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一直供职于该院经济研究所,无任何变动,直至2004.12.退休。

【网友zhiaih.发来邮件 2007.9.20.】

尊敬的李老师

  你好:好开心在网上看到你的网站,说实才的现在的社会实在是太多赞美的声音,让人迷惑但又实才感觉不到是那样好。所谓忠言逆耳,人要多做自我检讨,社会也是一样,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样才可以有进步做得更好。所以好难得遇到李老师你这样敢于忠言的人。希望有机会和李老师请教一些学问和社会问题。让我们这些后辈有更多机会去了解和学习。祝:身体健康 中秋快乐

  读者:××× 2007年9月20日中午广东

【李志宁回复 2007.9.21.】

先生,您好!

  谢谢您的邮件,谢谢您的肯定。对于批评中国,我一直很努力。但,我是真心希望中国能变得好些,起码应当变得“正常”些。这样,我们中国人民的生活,就会舒心些。

  目前的中国,与世界上主要的一些国家比较起来,简直太古怪了。我们中国,偌大一个国家,不应当在世界上像一个“怪胎”。我们中国人,绝不要以为目前的中国是正常的,当代中国是不正常的,很不正常。尽管得意洋洋的官家很能自吹,好像不管什么事情,中国“总是有理”,尽管一股盲目“爱国狂热”,蒙蔽了许多青年看清真理的眼睛,但现实的中国,社会政治制度是很落后的,经济制度是很不合理的,文化和思想专制也是很过分的。不仅如此,目前中国“人与人的关系”,也达到了空前的坏度。拜金主义和自私自利观念的弥漫,使中国的社会空前冷漠,现在,中国人之间“交个知心朋友”都变成了一件难事。人们常常不能真心相待,不能互相帮助,不能舍己为人,更不能舍己为“公”了,否则,那就会让人们觉得此人“很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中国盖起了很多高楼大厦,也从中产生了很多贪污分子和富翁,但是,人民并不会因此就感到幸福。而且,官家也应当明白,人们并不会因此而“感谢政府”,因为多数人享受不到这些华贵大厦。如果咱们中国仍然不思改变,依然得过且过,人民还会“憎恨政府”的。因为,人们只能认为,正是官员们使中国变成了目前这副样子。

  中国“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全方位的。例如:政治上,中国没有民选,人民不能选择官员,政治人物们也不能“竞选”。我实在不明白,战争年代已经结束近60年,不管当年没有“还政于民”是多么糟糕,那当年因战争胜利而获得某种“合法性”的政府,由于战争一代官员目前已经完全消失,那一点点“合法性”也没有了。为什么一直到今天,“组织部”就可以选择和决定各地各级主政官员,而中国人民不可以!这究竟是什么道理!中国人民当了什么家?做了什么主?说“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完全成了虚伪的欺骗。还说要建立“法制国家”,依我看,人民选举政府各层、各地主要官员,就是最大的法制。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中国就不能这样?中国官员面对外国人,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民没有“民选”的权利;其实,“对内”也无法解释。于是,可笑的“中国特色”就成了挡箭牌。但是这么一来,人们不免要问,为什么中国特色就是不能“民选”?难道我们中国人民就是天生贱种,就需要天生的精英 —— 官员们来修理?这样的政治制度,在当今的全球,实在是太落后,太无理了。

  政治上,还有一点。全世界无产者,都可以成立独立的工会,只有中国不准!当然,还有朝越古等极少数专制国家。在中国,如果工人发生请愿,“工人代表”还会被判刑坐牢,实在令人不解:中国到底算什么工人阶级国家!其实,在中国,无产者不允许联合,资产者却可以联合起来,可以成立各种商会和工商联组织,以保护资产者的阶级利益。不惟如此,资产者还获得了“新阶层人士”的美名,进入了所谓“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带。

  经济上,就说贪污,世上哪个正常的国家,会像中国这样容易和普遍?贪污,已经成了中国官员们的灵魂。整党保鲜,感化不了贪污分子;杀头枪毙,也吓不倒贪污分子。贪污,成了中国一切有权力的人们最主要的一项活动,成了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有权者念念不忘的,就是钱,就是贪,还有美女。而且,现在,贪污还有了新形式,就是国企高管给自己定“高工资”,数百万、上千万的“年薪”,若不是狂贪成癖的、不惜冒绞首危险的疯子,怎么会发生这种“抢钱司令”干的事?比资产者大亨还要猖狂!

  经济上,居然规定国家机关可以“创收”!可以疯狂地收费,以肥自己。垄断行业的官家头头们,也可以猛肥自己。中国的一群坏蛋们,实在是太幸福了。这样的“官员幸福”,在世界上那些重要的国家里,也是没有的。

  文化上,歌颂领袖、歌颂党、歌颂政府的文章满天下,这种事情,在任何民主国家里都是不可想象的。就是在中国台湾,歌颂领袖歌颂党的文化,现在也是没有的了。因此,这是大陆特色,不是华人特色。

  这样的一些事情,写都写不完,就不说了。我只是希望中国能够真的“正常”起来,不要在世界上像个“怪物”。也许很多中国人觉得自己并不怪。我也接触过一些外国人,我也发现,其实大家判断是非曲直、判断高尚低贱,都是差不多的。现在,就是由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太过落后,使得不少中国人、特别是官员们及其子弟,在世界上很有点古怪。

  我这两天在外面,回家时间较少,一打开电脑,又写得这么罗嗦,对不起。祝好!

  李志宁2007.9.21.

 

主题: Fw: GDP和GNP的迷雾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温铁军" <wentj@ruc.edu.cn> To: <tjnrenet@mx.cei.gov.cn> Sent: Friday, October 26, 2007 2:49 PM Subject: GDP和GNP的迷雾

GDP和GNP的迷雾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中国名称叫“国内生产总值”,指的是在一年内一国国境之内所有最终产品的产值和所有劳务产值。要注意的是:这里指的是一国国境内的产值,不管是国内企业的产值还是国外企业的产值,都算在内,外资的产值也算在内。

   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中国名称叫“国民生产总值”,指的是在一年内一国国民所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的产值和所有劳务产值。要注意的是:这里指的是一国国民的产值,这个国家在外国的产值也算在内。

 GDP和GNP,无论是外国名还是中国名,都只差一字,所以很容易让一般人混淆。我在刚开始接触GDP的时候,也误以为它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正是因为很容易让一般人混淆,所以有人才利用它们制造了重重迷雾,常用GDP偷偷代替GNP。

 为了让大家更容易区分它们,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假如有一家子,妻子在家里种苹果,一年的产值是5000圆,丈夫在外地卖馄钝,一年的产值是10000圆。他们还有一间房屋出租给一个公司搞软件开发,一年的产值是10万圆。那么,这个家庭的“家民生产总值”(GNP)就是丈夫和妻子的生产总值,就应该是15000圆;这个家庭的“家内生产总值”(GDP)就是这个妻子和那个公司的生产总值,就是105000圆。

 GDP和GNP的关系是:GDP = GNP + (外资生产总值 — 本国国民在外国的生产总值)……#。

 在上例中,那个家庭的GDP = 15000+10万—10000 = 105000圆。

从#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假如一个国家,外资在这个国家内的生产总值和它在外国的生产总值相等,即( )内的值为0,那么这个国家的GDP就等于它的GNP。如果这两个值相差不大,那么这个国家的GDP也就约等于GNP。如果一个国家,外资在这个国家内的生产总值远远大于它在外国的生产总值,那么这个国家的GDP就远远大于它的GNP。如果一个国家,外资在这个国家内的生产总值远远小于它在外国的生产总值,那么这个国家的GDP就远远小于它的GNP。

 GDP和GNP,究竟哪个能比较真实地反映一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呢?当然是GNP。GNP是本国国民生产的总产值,当然比GDP反映地要真实一些。外资在该国的产值再大,也不是该国的。外资在该国内,就象在一个人肚子里的用塑料膜严密封好的一个蛋糕,这个蛋糕虽然在这个人肚子里,但是不属于这个人。还拿上例来说,真正能反映那个家庭生活水平的数据,是15000,而不是105000,那个软件开发公司的产值再高,也和这个家庭无关。

 所以说,在GDP和GNP这两个核算方法中,要想选择一个能比较真实反映国民生活水平的方法,应该选GNP。(注意,我说的是从这两个中选一个,GNP比GDP要好,而它并不是最好的,还有比GNP更好的,这里没说。)

 以前,在资本主义国家,都普遍使用GNP。中国从85年起,用的也是GNP。80年代末,我正在读书,那个时候,书本里出现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所以国民生产总值我很眼熟,不过那个时候我没见过GNP这个缩写。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就开始用GDP了。所以,开始接触GDP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误认为它是国民生产总值。后来,一次看电视,看一个知识竞答,我才知道GDP是国内生产总值。
> >> 那么,为什么中国要偷偷把GNP换成GDP呢?很简单。中国的外资太多了,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外国的企业又很多,在本国内的企业相对很少,一用GDP来算,那么中国的数据就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小多了。说明如下:

在#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GDP = 美国的GNP + 外资在美国的生产总值 — 美国国民在外国的生产总值;中国的GDP = 中国的GNP + 外资在中国的生产总值 — 中国国民在外国的生产总值,因为美国国民在外国的生产总值很大,外资在美国的生产总值不是很大,而外资在中国的生产总值很大,中国在外国的生产总值很小,所以两下一凑合,中国的GDP就和美国的GDP很接近了。

再拿上面那个例子来说事吧。那个家庭的家长,当他要和其他家庭比数据时,他就喜欢用105000的GDP,而不喜欢用15000的GNP。这就是把GNP换成GDP的原因。现在,中国已彻底没有GNP数据。如果你在网上或其他地方看到了中国现在的GNP数据,那其实是GDP数据,是用GDP冒充GNP,因为,我们看到两个数据是一样的。而实际上,是不可能一样的,要相差很大。现在,发达国家是GNP和GDP两个都用。他们用GDP是为了迎合中国的需要,他们是要让中国在这个数据上尽量和他们接近,以帮助证明中国这若干年的发展是正确的,应该继续,并发扬广大。

虽然发达国家是GNP和GDP都用,可是,中国在这方面和常常把这些国家的GDP和GNP搞混。例如,你可以查一查,中国搞出来的美国的GDP和GNP是一样的。能这么巧吗?在#公式中,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只有外资在这个国家内的生产总值和它在外国的生产总值相等,那么这个国家的GDP才等于它的GNP,难道这么巧,外资在美国的生产总值和它在外国的生产总值相等?显然是把GDP和GNP搞混了。听说吹牛皮也得交税,这话不错。联合国的会费是按照GDP的比例来交的,不知道,中国30多万亿的GDP,每年要交多少会费?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Zhou Jianjun Sent: Friday, November 02, 2007 1:33 PMSubject: 格林斯潘再次对中国股市发出警告:泡沫必定会在无法预期的时候破灭。

格林斯潘再次对中国股市发出警告:

泡沫必定会在无法预期的时候破灭

本报驻纽约特派记者 金起勋 (2007.11.01 12:5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前主席格林斯潘再次公开对中国股市充满的泡沫发出了警告。据美国彭博社报道说,10月30日(当地时间)在波士顿召开的保险业首席执行官座谈会上,格林斯潘表示,中国股市充满了投机泡沫,这些泡沫迟早会破灭。当被问及中国是否正处于"非理性的繁荣",他表示:"我是这么想的。泡沫必定会在无法预期的时候破灭。" "非理性的繁荣"一词是格林斯潘在1996年警告美国的技术类股投资热潮时使用的词语。 

 

美国经济会恶化到什么地步? 

和讯网  核心访谈第11期

2007-10-26 

  如果美国经济放缓了,从这种意义上来减少中国的部分出口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增长过快能够起到一点抑制的作用,或者起码来说起到平衡的作用。 

    编者按:时间临近年底,社会各界都需要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做出下一年的决策、发展战略。但是现在全球的经济形势比较复杂,各界的争议和分歧也比较大,这让人们的分析和决策变的困难起来。这一期的访谈,试图通过对美国目前经济局势的深入剖析,以了解美国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势,供社会各界参考。

嘉宾:汤敏: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兼职教授。

李向阳: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社科院《世界经济黄皮书》主编

美国十次经济衰退,八次都以房地产危机为信号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和讯网核心访谈节目。今天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老师,另外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老师。李老师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黄皮书》的主编。欢迎两位老师的到来。如果想清楚地判断全球大的经济局势,我想我们还是应该从美国经济入手,现在包括IMF在内的各方研究报告已经预言:美国经济增长即将放缓。

李向阳:正向主持人所说的,这一轮美国的经济周期正处在拐点。从今年下半年年中开始,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减速,虽然我们看到公布的数据说,美国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仍然维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全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大幅的放缓,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衰退,还有由此引发的次级债问题。

主持人:汤老师,李老师的结论是现在是大幅放缓,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呢?

汤敏:我基本上同意,美国现在面临着一个比较严峻的前景。前段时间大家谈的比较多是次级债问题,但是往往对引起次级债后面的原因大家关注不够,实际上更根本的是美国房地产的问题。美国房地产差不多在过去的十年里面一直在上扬,而且上扬的程度非常大,在美国历史上来说都是很大的。但是正如古话所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现在美国房地产的宴席可能要告一段落了。

美国从战后几十年的情况来看,美国有将近十次经济衰退,或者说经济危机。这里面其中有八次实际上它的信号都先是从房地产开始下调,然后引起整个经济下调。其实两次例外是什么原因呢,一次是朝鲜战争,一次是越南战争,除了这两个特殊的情况之外,任何一次房地产的下调很快就会引起一次经济危机,或者是经济衰退。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房地产在美国经济里面起着支柱的作用,房地产对整个经济的拉动是非常大的,这次房地产快速的下滑,而且现在情况还愈演愈烈,这个都会造成美国下一步经济走势非常悲观的判断。

美国暂时还不会出现两个季度以上的负增长

主持人:那么美国的经济增长变缓会达到什么程度呢?

李向阳:现在美国房地产的下降对美国经济的冲击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但是我们看到各个国际组织对经济的下调幅度已经很明显了。从IMF今年年初对美国经济全年增长率从2.2%下调到1.9%,甚至其他国际组织还做出了更悲观的预测。同时我们还必须要看到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个涉及到究竟这一次次级债危机能不能给美国带来一次研究的经济衰退,现在还有很大的争议。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美国的实物经济运行到现在位置还是表现出比较良好的状态,无论是劳动力市场还是公司利润都处在相对健康的状态。其中对经济增长拉动最大的就是私人消费,私人消费的贡献度虽然从第一季度的2.6下降到1.0,但是私人消费仍然是起很大作用的。另外一个支撑力就是股票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对房地产市场的下调有一种抵消的作用。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支撑美国个人消费的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持续攀升的房地产市场,另外一块就是证券市场。虽然次级债在不断的恶化,但是美国的证券市场仍然非常强劲。还有一点我们要关注,美国进入2007年以后进出口贸易的状况有所改善,这个是跟经济减速连在一起的。由于国内的需求减少,进口的增长速度开始放慢,相对应的就是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拉动了美国的出口,这对房地产所研发的经济下滑起到了一种缓解的作用。

主持人:我体会您的意思是说美国经济总体还是健康的,而且有很多正面的因素在抵消负面因素,因此我看您对美国经济放缓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汤老师好象不是这个意思,汤老师认为十次经济衰退八次是因为房地产,好象汤老师判断这次经济衰退,就是说水平线以下经济衰退的信号。

汤敏:我完全同意李老师所说的,就是其他的因素会抵消一部分。但是,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专家有不同的意见,就是说大家对未来有不同的判断。从美国过去房地产放缓的过程,这个就像一个人生病一样,叫做病来如山倒。房地产的下滑往往是一个比较长的阶段,按照美国过去的资料来看,一般要经过两年左右时间才到谷底。这两年时间如果慢慢下滑的话,预计今年下滑3%到4%,明年年底会下滑8%到9%左右,明年还会继续下滑,如果还是重复过去历史倾向的话,可能还要一年多的时间。有人预计如果美国房地产价格下滑20%左右,20%就是说下滑到2003、2004年的水平,一般来说这个对消费的影响就会非常大,对GDP影响也会非常大,大概在1%左右,这只是指房地产的影响。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的排除由于房地产下滑造成了其他一些金融领域的振荡。比如说在两三年前谁都不会预料到出现次级债的问题,次级债目前只使冰山的一角,如果房地产继续这样大幅下滑的话,不仅会有次级债,包括跟次级债有关的很多金融工具就会出现大问题。如果房地产下滑引起金融系统比较大的振荡的话,那么GDP还要降低。这是实质上是政府、货币当局,市场和消费者博弈的过程,这个博弈过程最后的结果如何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有很多的,包括前两天国际货币金融组织都给了一个严峻的估计。

真正定义一个国家的衰退是指什么呢,就是要有两个季度以上的负增长,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定义。美国经济会不会有两个季度以上的负增长呢,目前看来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就是从目前的信息来看。所以说严峻不严峻大家用了不同的词,实际上我们得看到背后的定义是怎么样的。如果完全说衰退要两个季度以上的负增长,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还不这么严峻,当然这个要看未来发展的情况会不会引起一些特殊的振荡,特别是股市资本市场。现在看来股市还在涨,但是股市这个东西的反映非常敏感,变化非常快,没准下星期又会大跌。总的趋势是一个坏的趋势。

主持人:但是还不会很快速的滑向谷底。

汤敏:是的,这个跟9.11和纳斯达克崩盘还不太一样。房地产一般都需要过程,如果房子抵押不出去了,个人出现了问题还要撑一段时间,房地产商也撑一段时间,这个现象在我们国家也是有的,房地产的价格既使下调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花旗等银行即将成立的基金只能解决一点信心问题

主持人:现在花旗和几家银行成立基金,数字为800亿美元,还宣称如果需要还会有很大力度的投入。李老师您觉得假如成立这么一个基金,它会给美国经济的放缓和次级债带来多大程度上的改善呢?

李向阳:毫无疑问这个做法对缓解目前金融市场对次级债引发的信心危机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回顾一下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是美联储注入流动性,这是一种很短期的应急措施,随着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做出类似的举措。第二阶段可以说美联储以降息为手段,对整个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提供信心。现在进入了第三阶段,就是由民间,由华尔街自己出面解决危机问题。这一轮房地产所引发的次级债不确定性非常强,他跟1987年的金融危机是不太一样的。由于太多衍生工具的出现,很多金融家都弄不清楚最后次级债危机损失的承担者是谁,由此对信心的打击就特别大。现在从政府的短期应急到现在金融实业界直接建立类似这样的基金,对于缓解次级债危机的程度至少对恢复金融市场的信心是有积极作用的。

汤敏:我想补充一点。我们还不能高估了这些措施,包括美联储的措施。这些措施在一些小的危机,小问题出现的时候会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当市场问题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手段的作用是有限。原因是对于一个庞大的市场来说,对于很严重的问题来说,这些资金在关键时刻应该说都是杯水车薪,短时间内可能会稳定人的信心,但是当问题真正出现的时候,虽然800亿看起来比较多,但实际上还是小钱,所以它不一定会起作用。实际上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政府,当国家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这些政府并不是说袖手旁观,不做什么事情,实际上政府都是竭尽全力的帮助市场往里注资。但是当大问题出现的时候,政府这些钱还是顶不住的。我们回顾一下,日本政府这十几年也做了很多事情,投了几十万亿日元,或者是更多。但是起没有起作用呢,就是讲在洪水到来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螳臂当车。我们中国人作为旁观者还是应该把它估计的稍微保守一点比较好,否则一下出大问题的话可能就会措手不及。

李向阳:我同意汤老师的看法,因为现在这些基金是维护和缓解人民对次级债不断恶化树立信心。次级债背后真正是房地产问题,如果房地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恶化,那么次级债问题可能就会更严重。所以,相应基金的作用就会大大折扣。

汤敏:次级债的问题是房地产的问题,实际上它的核心问题还是在金融机构,还是在市场非常向好的时候没有防止风险,就是让本来不应该能够得到贷款的,以非常优越的条件,非常优惠的条件硬是把这些贷款放到这些人手里,明知道很有这些人出现问题以后可能换不起钱,但是他们都是短期行为,我先贷了再说。还有就是市场的忽悠,我们有这个产品,可以规避风险等等。还有就是房地产泡沫在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金融机构不够谨慎,或者可以说相当部分的金融机构不够谨慎,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风险给化解掉,其实不是这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说不管是不是危机,不管是不是衰退,总有一部分的金融机构要承担这样的责任,要承担这样的成本。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些金融机构有多大,这些人能否承受了,然后就是他是否会把无辜的金融机构,或者把无辜的市场全部拉进来。因为美国经济某种意义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就会把那些本来跟你没有次级债关系的,本来没有犯什么大错误的国家机构拉进去,这个就是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总体来说我们现在要非常密切的关注美国经济的变化,特别是作为外国来说要防止这种危机转嫁到我们头上,这样的话成本就会落在我们头上。随着金融产品非常复杂的联系,搞不好成本就能转嫁出去。

大部分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周期,使衰退的影响没那么大

主持人:因为现在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第一消费大国,美国家庭70%的收入都要靠房子的财产增值,这一部分财产是房地产资产。因为这几年不断的增值,所以使他们的消费能力有很多的提升。李老师您能不能先说一下,美国经济的这种放缓和金融危机的出现对中国经济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李向阳:毫无疑问美国经济减速,更糟糕的结局就是衰退,这个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美国是全球经济,尤其是消费来拉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如果这一轮的金融危机诱发的直接结果是让美国消费者多年负债消费习惯改变的话,那么影响就会非常的深远,就不仅仅是短期经济衰退所能涵盖的。正像汤老师所说的一方面要关注短期的,另一方面就是长期的行为。原来美国家庭债务占个人所支配的比例就是一条线,几十年就没有改变。很多人认为这种现象可持续。但是这次次级债问题给人们敲响了警钟,长期以来美国靠举债来消费,进而支撑经济增长会不会随着这次的金融危机而发生变化,这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谈到美国经济的减速或者说衰退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也是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就是主要大国经济体的经济周期有所错位。如果经济和欧元区经济现在反而走的相对比较好,虽然都受到美国经济减速的影响,但是他们现在的状况要比美国好很多。因为从2005年开始,日本经济的复苏和金融市场的改善使多数人认为日本这一轮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从2006年开始,我们看到欧元区经济的复苏背后有一个变化,就是长期困扰欧元区经济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出现了改善,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失业率在下降,这个和过去将近30年欧洲经济增长的情况不太一样。

因此我们认为次级债所引发的美国经济减速对全球经济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跟以往相比这影响程度不会有以往那么大。还有一个就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发展中大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共存的,据统计2006年的时候,中国、印度、俄罗斯三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差不多占到一半,这样无形中就会缓解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美国经济放缓对中国来说存在机会

汤敏:常言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既然决定要加入世界市场,加入市场的竞争,那么我们就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会得到这种全球化的好处。比如说在过去的若干年里面,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美国消费者的需求也拉动了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美国对外贸易和对中国产品需求肯定是有所贡献的。反过来当美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它理所当然也会对中国有负面影响。有人做过一个集散,大概的情况就是如果美国GDP掉1%,中国的出口就要减少大概6%到7%,按照这种经验数据来看,如果美国近来掉了1%到2%,那么我们的出口可能就要掉上7%、8%到百分之十几。因为出口工业出现问题,出口工业是跟整个经济紧密联系起来的,如果出口出现问题的话,那么其他的就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个就刚才李老师所说的,这个影响可能不是仅仅美国一个国家出现问题就可以把我们全部覆盖了,因为还有其他各洲和其他国家。

对中国来说也是有利有弊的。利在什么地方呢?中国现在正处在经济增长较快的阶段,我们现在在防止经济过热,我们觉得现在出口太强劲了,我们的贸易顺差太大,以至于我们人民币的升值各方面压力很大。如果美国经济放缓了,从这种意义上来减少中国的部分出口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增长过快能够起到一点抑制的作用,或者起码来说起到平衡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完全有坏处,当然这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当然对那些个别的出口商,和在出口企业工作的人员来说可能会受到一些损失,但是从国家整个宏观的角度来说不一定是坏事。但是美国经济是要放缓,而不是严重的放缓。

第二个就是看我们怎么利用这个机会。实际上美国经济放缓的时候很多资产和财产正是比较便宜的时候。中国现在外汇储备这么高,我们正准备走出去的时候,正在准备投资的时候,如果美国这时候资产比较便宜,如果做好的话正是我们去拣便货的时候。30年代美国经济大衰退,当时苏联就赚了一个大便宜,买了很多的财产和机器。当然这个东西我们只能说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抓准就说不定了。如果我们上去就想买的话,最后反而会买错,也可能会吃亏,日本就有一个很大的教训。80年代末它日元升值的时候,外汇储备高的时候就开始大举的对外投资,买了美国很多的财产,但是这些到最后都折戟沉沙,吃了一个大亏。我们说美国经济放缓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机会,但是这个机会能不能把握住,真正在这里面使我们对外投资上一层楼,这个还要看我们的投资技巧,和选择的时间、对象,还有我们最后的管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现在正是美国经济放缓,前景还看不太清楚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现在不要急于大量的对外投资,我们可能要稍微缓一下,先做一个试点,先熟悉一下市场,等更多机会来临的时候才逐渐的扩大投资。在全世界范围内,机会永远是存在的,就跟我们很多人买股票一样,任何时候都会有它的机会所在,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还是谨慎为好。

不必担心美国资金撤出中国

主持人:就是说美国经济放缓您觉得是一个机会。但是现在有两种不同的判定,您刚才说美国资产价格就便宜了,所以可以去购买,这是一个流入美国资本市场的动力。现在也有的说我们要警惕外资从中国突然的抽走,因为美国很多的金融机构出现了流动性的缺乏,尤其是一些大银行和大的金融机构,所以他们会突然把资金从中国市场上抽走。还有一个声音反映,美国经济放缓会加大外资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冲击力度,现在就是有这两种不同的担心,不知道您两位是怎么判定资本流向问题的。

李向阳:资本流向我们要做一个区分,就是短期资本流动和IMF直接投资。因为现在目前直接进入的还是直接投资,从投机上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发布2007年尽管全球经济会衰退,但是全球的直接投资规模将会继续创出新高,这就表明经济衰退对直接投资的影响至少不会像短期资金流动受到的影响那么大。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的证券市场没有开放,我们的资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管制的。因此,我感觉由于美国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国际资本大幅从中国撤走的可能性不大。至于你刚才说的美国近来对中国其他的影响,我们还必须要关注到美国经济衰退有可能会引发贸易保护的抬头。我们从历史来看每一次经济衰退都会贸易保护抬头的时候,还有现在WTO多摸一谈判受阻,还有明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历来美国的大选年都是拿中国说事,所以这个对贸易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积极的一面,由于美国经济的减速、放慢,使得贸易收支状况改善,美元走弱对我们人民币的压力会有所减轻。

汤敏:你刚才说的两个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在一个市场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跟股票市场是一样的。同样一个事情有人买,也有人卖,都是大家对市场的判断和自己独立的决定。如果美国经济发生问题会不会有一部分外资抽回去呢,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公司可能就要破产了,这里有一部分财产得赶紧回去救火,所以他要把一部分资金抽回去。

还有就是当美国经济发生问题的时候,另外一笔资金认为美国机会不多了,中国现在情况挺好的,他会把中国当一个避风港,而且还可以赚到钱,所以也会有一部分资金到中国来,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但是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看哪种资金对我们国家来说更大。我个人判断流入的可能会更大一些,当然要在一个前提下,如果中国的市场还保持目前的情况。因为从现在整个情况来看,各国中央银行为了解救次级债危机都在市场大量的注资,所以流动性还是存在的,金融机构手里有大量的钱。这笔钱放在它们手里就是赔钱,因为他把钱放到银行还要付利息,所以一定要投资。目前来说投到中国应该说是比较好的。现在中国有保护,它投不进来了,道理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为什么每年都有几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个解释不清楚,说这个钱哪来的,我们的顺差也没有那么大,外资资本也没有进那么多,但是每年多出好几百亿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种所谓的热线,它从各种各样的渠道进来的。这笔钱可能会继续进来,甚至进来的更多。当然我们也不否定,就是如果中国的市场发生比较大变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房地产调控效果非常好,房地产大幅回落,如果我们的股市认为出现问题的时候,那时候不管什么资金都要回来,真正对中国的危险一个就是大量的热线在全世界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或者美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会流到中国当避风港。我们本来的外汇储备就比较多,这样就会冲击到我们的外汇储备,冲击到我们的货币供应,这么多钱进来以后压力可能就会更大。另外一个更大的危险就是一有风吹草动,这种热钱一定是第一个跑出去的。甚至先比我们跑出去,因为这个热钱是很有经验的,它往往比我们一般的投资者,特别是国内的投资者更了解资本市场变化的情况,所以它可能会提前跑出去,这样我们的损失就会更大。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可能要更注意怎么样防止外资,特别是热钱的大进大出,我们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要采取更好的政策来组织热钱进入,在紧急的时候一定要有行之有效的方式组织热钱大量出去,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经济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会形成危机。

中国会不会也发生房地产危机?

主持人:我想现在中国不管是政府还是百姓都比较担心美国的次级债会是中国的前车之鉴,中国的房地产现在这么热,还有这么多热钱在这里涌动,我们会不会步入美国的后尘,我想这可能是大家普遍的担心。那么请汤老师先说一下中国房地产的状况和美国的状况有什么比较?

汤敏:不能简单的类比,因为是不同形态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类比。但是我们可以从里面吸收一些教训,这个教训就在任何一个市场里头,不管你有多少新的产品,有多少眼花缭乱或者是忽悠的因素在里头,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管投资者还是政策制定者一定要居安思危,我们要有一种忧患意识,这个也是胡总书记在报告里专门提出来的,我们要有忧患意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房地产市场太高了,从老百姓的购买能力来说,从我们的发展水平来说,我们确实是过高了。而这种过高不可能长期的走下去,尽管我们有一些学者,有一些企业家在说一些原因,但是你回去看日本当年的说话也很像。当时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我在菲律宾,当时也是这么说的,就是房地产不会掉的,我们的土地这么少,交通这么拥挤,所以它不会掉的,但是最后照样会掉。我们高到一个天价,然后再让他大掉,还是说我们越早进行一些控制、调控不让它涨的太高,那么它也就不会跌的太惨。现在已经相当高了,所以我觉得中央出台这些政策应该来说是完全必要的,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些出来以后能不能切实的执行。过去几年也出了不少政策,但是往往到了下面以后都走样了。这一次中央对房地产,包括对第二套房贷款的问题上就要能够切实的执行。因为所有的危机里面最危险的危机就是银行大规模卷入的危机,如果是某一个产业,某一些个人,哪怕是某些机构出现了问题,它垮台了,那它只是一个局部的影响。但是一旦把银行这个行业卷进来了,那它就是全局性的东西了。日本的危机为什么十年才平息,就是因为银行进来了。很多国家如果银行没有被卷进来,它往往就会是短暂和局部的危机。所以我们银行不要参与股市的泡沫,不能让银行进行房地产、股市过热的时候参与,万一出现了问题我们也不会发生全局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歌舞升平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请二位老师聊到这里,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深入探讨,希望以后还可以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做深入的剖析。再次感谢汤敏老师和李向阳老师到我们和讯网来做客。

2007-10-26 10:27:48

 

发件人:"建明 杜" <coolmoondu@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28 21:18:53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浅议仲大军先生的国学真面目 

浅议仲大军先生的“揭开中国国学真面目”

杜建明 

    9月22日下午在北京三味书屋茶座有幸听仲大军先生讲演《揭开中国国学的真面目》一文,收益很大。以前我对墨家,管学等中国的一些非主流学派了解很少。听到仲先生的讲演,我才知道了我们中华文化还有这么好的思想文化,我们应该传承下去。不过在我的思维中,我一直认为儒家孔孟学说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主流。因此,愿斗胆与仲先生探讨。

    首先,我认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创立,发展、传承乃至没落,都有一定的因缘,条件和社会环境。当时代需要一种制度,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种理论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的时候,这些外部条件具备的时候,或张三,或李四就会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宠儿,天之骄子,来总结民族发展的经验,去粗取精,著书立说,并身体力行来教化民众。在我们中国的春秋时代,孔子,墨子和管仲等诸子百家先贤们,无疑都是发愿这样来做的。

     其次,我认为任何一种学说能够流传下来,都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绝不是某个皇帝或专制独裁者想禁止就禁止的了的。或许一些皇帝可以修改或曲解一些先贤的理论文字,但是基本的教义和主体的思想,是无法抹杀和修改的。正如儒家思想理论,作为帝王他可以竭尽全力去夸大忠君爱国,三纲五常等一些他需要的东西,但是孔孟之道的根本“仁义礼智信”他是篡改不掉的。宗教也好,学说也好,有的时候统治者的镇压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基督教、佛教的发展,还有现代的民主共和政治制度,都曾经被统治者镇压过,无一不是失败。仲先生所钟的墨家思想,尽管皇帝非常不喜欢,经过几千年了,今天还是或多或少的流传下来了。

    任何一种学说思想都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我们不能对古人要求过高,即不能拿现在的社会背景去衡量古人的理论。反之,任何一种理论思想都不应僵化不前,随着时代的发展,要推陈出新。一位朋友曾经对我戏说过“如果中国的儒家思想能够去掉封建君主等级专制的内容,融入西方现代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思想,一定是一种最优秀的学说”。这说明儒家思想理论有很多东西已经不适应现代中国和现代的世界了,但是我们绝不能就此而埋怨孔老先生,因为他老人家没有在21世纪生活过。

    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我认为应该是主次分明的。就向一棵大树,主干,支脉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如果春秋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们的所有学说都齐头并进的话,那么我想中国绝对不会有现在这样广袤的国土,一种思想理论学说,代表一种生活方式,往往也是一个国家立国的基础。既然有诸子百家,那么有“诸君百国”也就很正常了,中国也就四分五裂了。所以我们古代的政治家们从诸子百家的学说中选择一种学说,能够照顾各个阶层利益,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作为全国上下奉行的圣典,而抑制其他学派的发展,是正确的。

    诸子百家真的是有一百种思想,一百种互不相干的学说吗?未必吧!看看仲先生所说的管学。“譬如儒家所宣扬的仁义道德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管学影响。管子是最早宣扬“礼义廉耻”的人,齐国是最早讲究礼义廉耻的国家。《管子》开篇的第二段这样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这里的“四维”就是礼义廉耻,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管子认为有了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了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了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了耻,就不会趋从坏人。有了“四维”,国家就有了秩序,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也就是说,儒家思想体系中包括了齐国管仲丞相的礼义廉耻。同理,如果我们熟读了诸子百家的书之后,或许会发现,诸位先贤的见解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个共同目标指引下,很多道理往往大同小异,或者是说法不同而已。例如,孔子身体力行的,“有教无类”也应该和墨家所提倡的尚贤和平等观念差不多吧!所谓百家之说,真正追究起来,或许不过一,二十数左右。

    我并没有仔细读过各家各派的经典,但是就以仲先生的所赞扬的墨家选天子学说来讲,我认为并不适合历史上的古代中国的。首先,墨子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民主理念,即“选天子”不适合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仲先生也承认,墨子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天子应该如何选法,在那种农耕时代,信息传播不畅的环境,任何一条未经证实的流言都会引发骚乱。而民主选举,是一件复杂具体的工作,需要各个方面的协调配合,需要人们有一定的思维,文化水平。在那个时代,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选举,也只限于贵族内部,平民的投票权和选举权形同虚设。罗马共和国虽然环绕地中海,土地广袤,具有公民权的也只限于罗马城中的居民。即使这样,作为民主共和制源头的罗马共和国后期,仍然被专制独裁所困扰。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也不敢轻言立即实行宪政。 在春秋时代的中国搞所谓的选天子,无疑于挑拨内乱,诱发战争。所以,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墨子的初步“选天子”思想,具有难得可贵的民主理念思想萌芽。但是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无异于大逆不道,是一种危险的异端学说。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并不单单是维护了封建帝王的统治利益,最重要的是仁义礼智信,强调长幼尊卑有序。在诸侯纷争的年代力图给予社会一种安定,“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通过《春秋》一书的著述,孔夫子告诉人们那些是对的,那些行为不对,而对与不对,老先生并没有直接说明,而是记述事情的本来面目和结果,让人们自己得出结论。这一点,是其它学派的创始人所不及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提倡恢复的周礼,并强调礼仪的作用,正是一个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开始。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礼仪规范的民族,是不可能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化的。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中,儒家思想讲究孝弟,长幼尊卑,伦理道德。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已经被这种思想深深的打入烙印。即使在偏僻的农村中,大字不识的农夫,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能看到孔夫子的影子。这些,不能说是封建帝王推崇提倡的结果,应该是人民群众自己的选择。儒家思想提倡长幼尊卑等级有序,并不等于在竭力维护封建专制,而是希望这个国家政局稳定,社会安宁,人民安居乐业,对于一个国土广大,国民众多的封建农耕国家来说,中央集权制是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如果一些学者非要拿现代民主共和制度,甚至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批驳儒家思想的话,是不是要求太高了,对于平民中的贤达人才,孔夫子也没有表示过蔑视。同管仲一样,儒家思想中同样有对君主权利的限制,和对“不仁不义”的君主的批评。《孟子》中有“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言论。

    司马迁是一位历史学家,记述的是帝王将相和有深刻历史影响的事件和人物。从他的职业特点来看,墨家学派讲究生活节俭,应该更适合做一个国家的财政官员。墨子和他的很多弟子发明的一些精巧的器具机械。不过等同于市井间的能工巧匠而已。除非墨子发明了类似蒸汽机等一些足以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东西。墨子的遏制帝王思想、反专制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美好目标,是不适合当时的时代的。不可能实现的。或许,正是因为司马迁了解历史,通过对比孔子生前的时代,和孔子身后的时代,和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才得出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的赞叹。发出了“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可谓至圣矣”!整部《史记》中成了“至圣”的恐怕只有孔子一人,司马迁把他推上了圣人的地位。

    因此,我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思想,绝对是中华文化的主干,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多少志士仁人,帝王将相都是在儒家的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也是主要以儒家的理念来成就事业的,如果我们想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必须认真对待儒家思想。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道德沦丧,儒家思想所提倡的礼义廉耻,忠孝仁义,更是应该大力发扬宣传的。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27 18:39:5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仲老师您好 

   仲老师您好: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有点大,论证的过于单一,论坛上不给发,可能是开头言辞过于激进.发给钟老师看一下,希望能给晚辈指点以下注意的思想以及方向.此致敬礼, 乔续,

改革开放的历史功过得失

乔续

最近召开了十七大了,”举国欢庆””九州同乐”,官方的报道上充斥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社会保障,民生,全面小康社会…..等等的一系列不太陌生的词汇,只要看新闻,每天都会听到N遍,还有某某代表的发展,谈谈对这个什么什么的体会等等.可是再回到电视镜头前,中国的老百姓还是照常的喜欢看新闻,不管心理认为这些东西是否是编撰的,是否是提前设计好的,是否是某些公仆的违心的话,老百姓仍然关心国家的政策,关心中央的重大决策,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虽然偶而很不耐烦的说几句:就会忽悠,骂几句难听的话.
以上的镜头是真实的情况,我们的百姓虽然被忽悠了,可是因为现在我们正处在改革阶段,百姓对国家还是爱的,他们也感谢改革后生活的好转,也思念毛主席当年为人民服务的教导,我们的人民还是对党和国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现在正在吃以前共产党人的老本,如果不及时纠正,等老本吃完了,人民完全失望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将轰然倒塌.
以前我曾经问过一些农民,问他们现在共产党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他们回答基本上没有一个跟我们的党章上说的一致,基本都是,有钱人,当官的,他们自己等等,不过当我再看到我们中央还有那么多的真心为老百姓找想,真心为国家利益找想的人时,我发现在基层,在地方我们的党已经腐蚀,被权力,资本,美色,物欲所征服,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糖衣炮弹,但是在中央,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仍然在寻找适合中国的改革道路,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鞠躬尽瘁,他们是改革的设计者的继承人,他们在审视着改革的每一步,他们是我们中国的共产党的希望所在,每当想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为我们的国家填乱,应该尽自己的能力为中国的发展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当我们自己回顾以下多年以来的看到的,听到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词语出现的几率很高,似乎我们改革前是黑暗的旧中国,改革后我们的国家获得了新生一样,这个其实是对我们新中国的建设者们最大的不敬,对那些冬天里跳进水中的王进喜式的英雄的大不敬,对那些为祖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的大不敬,对那些为中国安全牺牲的战士们的大不敬,对那些为共和国发展奠定基石的先辈们的大不敬,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而且举国上下包括政府都是这个观点?也许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就是欲乱其国者,必先乱其史,还有看看这几年网络上对历史的篡改,民族英雄成了被人利用者,汉奸成了英雄,也许这里面的头绪更加清楚了,原来我们的确已经在认识上陷入了误区,如果无法正确的认识我们的历史,如果不尊敬为自己民族做出贡献的英雄,如果认贼作父,我们就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勾画未来发展蓝图应该首先从正视历史开始.当我们无法建立扎根于中国实际的自主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的时候,按照西方人为我们设计好的思路去思考问题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低回自己的国家,维护西方利益,而成为了客观的汉奸,得到的永远不会是持久战.

改革开放以来,整天的盛世言论把我们自己吹的也似乎飘飘然了,什么都是大发展,什么都是大进步,也许我们的盛世情节也太根深蒂固了,清朝时期具某些当时外国人记载,当时人民穿做很破,思想委靡,完全和之前明朝的景象不同,而这个时期就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康乾盛世时期,经济凋敝,文化低迷,文字狱让读书人大受其害,这样的社会就是领导人自己吹嘘出来的千古盛世.现在的景象呢?我们国家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我们几千万下岗职工生活艰难,我们的领导干部作风腐败,我们的经济形势在恶化,我们的几千万妇女靠出卖肉体生活,社会局势越来越危险,这样的社会也是盛世?当我们满足于这样的盛世的时候,就以为着我们的国家不再有前途.

也许对于现在的好多认识我们也需要重新反思,是否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社会发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经济运行又是如何进行的?我们在这些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就盲目的实行一些所谓的伟大的改革开放政策,结果就是把我们国家拉入危机的深渊,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对国家民族的不负责任.让我们把历史从新拉回到1949年开始评说吧,只有更好的认识我们建国后的发展里程,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形式,并负责任的作出自我检讨,我们才会找到自己的路,才会不被某些国际阴谋势力愚弄,我们的国家才会有前途.

经济发展的动力根本在我们认识自然界以及我们人类社会自身的规律,并将这种认识转化为我们改造自然和我们自身社会的能力,提高我们的整体文明程度,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认识经历了火,石器,青铜,铁,有色金属,力学定律,原子领域,机械,电子,能量等等的形式,每一次对自然认识水平的提升加上对这种认识的利用都极大的提高了我们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财富的创造能力以及生活水平文明程度的提升,对人类自身社会的认识产生了各种的社会科学,这些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大大提升财富创造的组织性,持续性,合理性.这里说明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基础科研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就是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的认识的提升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们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为什么一直在徘徊,甚至倒退?因为我们儒家文化的单一性发展,导致了认识能力的萎缩,既而科举制度的也大大的约束了知识分子在探索人类社会,自然科学领域的积极性,使得我们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不足,直接导致了我们封建社会的徘徊,如果不是西方科学的传入,我无法想象我们现在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多元化文明发展的好处就是不会使我们的社会发展进入死胡同.

既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进步作用如此大,那么是不是我们主要组织一大批的尖端人才搞这些研究就可以了?这样也是有局限性的,可以讲苏联的发展就是有这种趋向的,我们改革前的发展也是有这种趋向的,这种发展的结果就是形成一部分社会特殊阶层,社会的发展缺少全面的互动,缺少多元性,研究的成果无法找到足够多而好的渠道传递到人民群众中去,实现成果社会效应的最大化.单纯的这种发展模式因为缺少社会互动,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就是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也会因为缺少研究的素材而萎缩.如果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进步的成果是种子的话,那么广大的人民群众就是土壤,只有进步的种子融入到人民群众的土壤中,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才有可能生长出来,只有种子长成了树,种子才有价值,也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才会产生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例如古代我们发现了蚕能吐丝作茧还不能为我们提供丝绸,只有我们的人民行动起来,在先知者们的教导下开始养蚕,抽丝,纺织的时候,我们的文明才会进步,我们的生活水平才会提高.

但是我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进步成果(知识)与群众运动想结合,产生社会进步的过程在古代社会极其缓慢,在现在因为我们社会的落后,认识的不足,也无法在国民中形成共识,西方社会对知识的重视与尊重,这个可能与宗教有一定关系,在欧洲中世纪,神权是高于王权的,而神权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当时人类对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认识,后来随认识水准的提高以及对知识的重视,逐渐产生了人类发展原动力的提升,逐渐西方超越东方.而我们国家现在仍然有点政治高于真理的味道,这个对我们长远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西方社会大学办学是独立的,社会中教授的地位是很高的,也正是对知识重视的良性的发展之下,西方社会才会率先进入知识经济,知识经济,本质来讲就是人的知识素质的极大提升,人们可以充分发挥对自然以及人类社会认识的能力来发展社会经济,而且这种能力在经济贡献中占的比重很大,表现就是社会的专业化程度高,人们专心的用自己所学的所认识的对自然以及人类社会的认识成果来从事自己的专长的工作,在社会精细化分工中,社会发展因为知识的提升而进步,知识转化为文明成果的速度越来越短.

要实现对自然科学与人类社会认识成果及时转化为人类社会文明的成果,需要众多的渠道,需要社会运行的各个链条环节的密切配合.需要建立良好的机制来保证这个转化过程的实现,其实这个转化过程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生产力是知识在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最直白的表现.在科技成果已经产生的前提下,一方面需要有人将部分人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力的实现,并创造出一些具备使用价值的产品,另一方面又需要有人能够购买并需要这些产品,这样一个部分的经济链条实现了,而这个过程的进行需要一种机制,一种是计划的方式,这个生产力转化过程是在国家的组织下进行,然后国家在分配给公民使用,而且公民要使用的数量受到限制,对产品的性能也无法提出具体的要求,这种方式属于粗放型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浪费多,效率低,因为生产者也是垄断者,没有产品卖不出去的压力.另一种是通过构建一个大的包括多种产品的交易平台进行,在这里买者是自由人,买者是自由人,所以双方选择余地都比较大,买者对产品性能有要求,并且可以从不同的卖者那里买,所以要求卖者要尽可能的提高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避免浪费,所以这种组织生产与交易方式属于集约型的,因为生产者直接的面对购买者,注意研究购买者新的需求,因而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广度与深度得到了最大的提升.

另外因为知识的多样性,每一种的知识都转化成了不同的生产力与生产过程,不同的生产者之间需要对方的产品,这样交换交叉性的产生了,形成一种马克思称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这种商品为货币,来充当不同的生产者之间的交易媒介,因为货币能够兑换成实际的财富,所以人类对财富的追求逐渐演变成了对货币的追求,对货币追求的本质就是追求对财富的占有,对资源的占有,有时候,货币还能够购买社会科学领域的权力.这样市场在知识的多样性的前提下不断的发展起来,特别是文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因为文明发展程度高,知识的数量多,产生的生产力多,因而产品也多,社会分工程度高,市场化的程度也高.以上我们分析了对自然科学以及人类自身社会的认识如何催生了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下面我们分析以下中国的情况.

在解放前,中国的自然科学薄弱,社会科学也薄弱,而且社会经济发展的土壤人民群众处在相对的无组织状态,或者成了列强的产品的购买者,生产力方面不是获得新的知识的前提下进行被迫的低效率的生产,充当列强廉价的劳动力,而自己无法因为自己的劳动获得合理的价值来购买更多的用来提高自己生活品质的产品,而且国家也无法将获得的自然科学的与社会科学的知识来转化为捍卫国家安全的能力,整个国家一盘散沙,上面提到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认识的提升无法顺利的进行,无法顺利的与群众实现互动,促进社会的进步,所以现在某些人开始歌颂买办,说解放前怎么怎么好,不是认识的误区,就是别有用心.
解放之后,中国人民终于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共和国,可是我们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础不够,也缺少研究成果与老百姓形成互动并促进文明程度提升的基础,也就是人员流动的障碍,信息交流的障碍,以及保证这个互动过程的其他的基础设施,中国寻求苏联的帮助,通过直接借用别人的知识成果,并让别人帮助我们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而且还学习了苏联的计划型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并交换产品的模式,应该讲在我们整体文明程度低的情况下,计划型的这种体制是一种比较高的发展模式,因为老百姓普遍的知识水平低,如果国家放开市场,自由竞争,我们会长时间的在低层次徘徊.实行计划的方式,通过外部的援助,提升整体的知识水平,生产水平,以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水平.这里要提一个问题,就是某些所谓的精英,说改革前都是穷人,抱怨改革前生活苦,这种人,只能说他缺少教养,忘本,只有前人的受苦建立的各个领域的基础,他今天能坐在房间里舒服的喝茶?

新中国刚建立,当务之急就是提升国家的国民的整体的知识水平,也就是提升对自然科学以及人类社会自身的认识水平,当时重点是对自然科学.在农村办识字班,消灭传染病,逐步普及教育,国家建立了众多的科研院所从事对知识的提升,建立了众多的国有企业实现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并且国家积极提升知识并将知识转化为国家的防卫能力的提升,建立了完备的国防工业体系,在当时民间市场与财富创造能力土壤不肥沃需要逐步提升的情况下,在面对外部威胁的情况下,我们的先辈们艰苦奋斗,建立了我们国家的完备的国防工业体系,装备性的重工业体系,建立了国家主导的以国有银行,国有科研院所,国有企业为核心链条的国家经济组织模式,而且没有一点外债,内债,人民虽然受了苦,遭了罪,可是我们国家的核心骨架建立起来的,据说70年代末期,中国在技术上直逼世界领先水平,某些领域开始领先,我们的集成电路当时在技术上已经达到与美国同步,我们的宇宙飞船已经设计好了,我们的大飞机也开始了,也就是说按照上面提到的人类社会经济进步模式,我们国家当时已经具备了众多的文明提升的种子,缺少的是将这些种子播种到土壤中,也就是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全面提升人民的文明程度以及财富创造能力,毛在70年代开始与美国建交,并重新提拔重用邓小平,可能就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可是他老人家已经老了,不能再继续为国家为人民工作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而他的继任者却不能够理解他老人家为中国规划的宏伟蓝图,结果改革改过了头就成了现在的表面盛世下的危机四伏.

如果按照毛为中国规划的思路发展下去,现在的中国会接近北欧模式,科技领先,军事超强,国民的精神追求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80年代后同样会因为适当的放开民间市场,培育释放民间财富创造能力的规划而得到提升,中国将在2000年左右提前完成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的有控制的崛起,前人高积累,低消费时代受的苦会得到加倍的补偿,而不是现在某些人一直为前人生活不好耿耿与怀.缺点就是中国的文化发展会相对之后,制约中国能量的因素会缺乏,中国会变的具备进攻性,不过中国都被西方人剥削了100多年,剥削以下西方人也未尝不可.

我们改革之后,走的道路本质上是毛时代积累的知识能力的无规则,不受控制的释放.家庭联产承包看起来是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提高了积极性,可是无组织的生产的结果就是农业发展的后劲不足,论为工业的附庸或者在农村产生新贫富分化.改革后粮食产量的提高得益于毛后期开始把国家的精力放在提高农业产量的化肥工业,也是在后期自然发展的结果之下,农民生活得到了提升,其本质是改革前能量的释放.还有毛时代在农村地区都建设了技术推广站,显然毛是深切领会到了提升农业技术的必要性,有组织的农业生产的必要性,只是改革后农村又一次开始论为改革的奶牛,现在基本变成了工业的附庸,大批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父母为改革作出了贡献,子孙却要用父母财富建设的城市里打工,而且权利得不到保证.因为当初在农村推广技术的原因,使得改革之后乡镇企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邓感到意外,称为异军突起.在80年代的官倒时代,就是毛时代积累的能量财富被无规则的释放,被私人窃取的过程,一方面之前积累的能量财富被窃取了,另一方面创造知识的组织也因为人心浮动造血功能大减,科研院所的人不再安心搞知识的创造,而开始舍本逐末,追求知识产生的财富,从这一点讲,改革的80年代是全民哄抢毛时代积累的知识能量财富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权力也参与了分配,而且是最大的得益者.当然在这个过程的副产品,中国的民族工业的组成部分私营经济得到了发展,民间市场得到了启动,这个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因为国家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在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性领域,国有经济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90年代开始,因为之前的能量释放完了,没有别的途径来促进经济发展了,所以就开始通过优惠的吸引外资的政策来促进经济的发展,通过教育产业化,医疗改革还有住房商品化来打动内需来如今经济的发展,同时为了哄抢经济成果,军队也参与进来了,整个国家被钱冲昏了头脑.而同时我们经济的持续发展的能力基础却被严重的腐蚀破坏,一至于9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发展集约性经济发展模式,到了现在还是效果很少,根本原因是集约性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强大的知识储备基础以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并与群众充分结合的机制,现在我们两个都不具备,谈集约生产,谈何容易.现在我们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了,一方面是因为外向性经济产生的大量的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是科技知识的匮乏,使得资金缺少投资的渠道来配制资源,创造新的价值财富,因为银行利率的较低,大量资金追逐有限的财富产生了通货膨胀,人民为保持自己的财富,加上某些势力的煽风点火,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了股市,放地产,使得资产价格大副提升,恶化了投资环境,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如果我们看看台湾80年代末的经济表现以及90年的股市暴跌,发现现在的中国更那个时候是多么的相似,而且美国对台湾采取的政策表现竟然也类似.

而且改革之后,我们之前在微观经济领域形成的结构被逐步打破了,新的结构又没有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了我们的民族工业各自为战,面对国外强势财团帝国式企业,要么被收购,要么被收买,要么被纳入了跨国公司的产业链,要么在苦苦的挣扎(除了一些垄断性行业).我们经济安全形式恶化,现在在实体经济恶化的同时,虚拟经济领域也开始被西方强使资本逐步蚕食,我们经济的战略空军也开始被腐蚀.

之前分析了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动力所在,也就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规律的认识和提升,并将这种提升的成果转化为人类改造自然以及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组织形式,并将成果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相融合,产生生产力的量的提升,如果人民的积极性得到发挥,人民就会将这些成果与自己的需求完全融合起来,设计出具有新的使用价值的产品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因为知识的普及,部门优秀的知识分子也会从民间脱颖而出,成为新的知识探索者,丰富我们社会文明发展的动力之源.

西方经济学十分注重供给和需求,注重这两者交易的地方—市场.也是我们的社会真是供给者是供给者,市场是市场,消费者是消费者吗?就如此的分明?如果消费者手中无价值,他用什么去购买供给者的具备使用价值的产品呢?在实际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社会人,每一个人都有多种的社会角色,把各种社会角色分裂开来进行研究的西方思维方式无法解决人类社会发展本来面目和动力的认识,结果就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横行以及误导中国的发展.我们需要将市场,消费者,供给者集中起来进行研究,就某种知识产生的生产力的产品而言,这三者是分开的,但是如果综合多种知识产生的生产力来看,每一个人都有多种社会角色,一个人在是某种产品的消费者的同时,又是另一种产品的生产者,不管生产是通过个人单独完成还是通过多人分工协作完成,只有这种知识的多样性产生的产品的多样性,才造就了生产者(供给者),消费者,市场.如果某个人只是消费者,那么他就无法通过公平的方式来获得价值,并用这些价值来换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产品.这个人就或者通过暴力的方式来获取别人的产品,或者通过别人的施舍来获得别人的产品,要么通过服务业,就是不直接创造价值,为那些具备产品生产能力并因为交换获得了大量财富剩余的人进行服务的方式,来获得产品.例如人类社会曾经长期存在的性服务就是这种形式的财富产品分配,也是人类最早的服务业形式,这里说明服务业发展的前提是社会公民知识极大丰富,并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极大丰富,只有这样,社会公民产生了财富的剩余,才会寻求满足自己其他方面不是必须的需求,古人讲的饱暖死淫欲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西方经济学对中国发展的误导主要是没有看清历史发展的动力之源所在,在不谋求社会总体创造财富能力的前提下,过分的强调市场的作用,强调分配,强调财富的追求,其结果就是在民间创富能力开拓到一定程度之后,增长就受到了限制,经济结构因为知识转为的科技能力的匮乏而无法提升,看看拉美国家,东南亚那些国家,为什么经济发展到已经程度之后停滞了,金融危机之后,难以迅速恢复,为什么日本反而在遭受美国金融打击之后,他的工业竞争力仍然是一流的,他的国家经济仍然很强大?原因就在于此,日本完成了经济结构的提升,完成了创造知识,将知识转化为科技,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整个链条的提升,完善了维护这个链条不可缺少的资源配置的机制的构建.日本经济形成了内生性的经济,而不是发展动力之源依赖西方.因此,我们改革之后形成的对知识创造能力的腐蚀,产生的国民经济部分开始依赖世界市场以及技术的形式是及其危险的,为什么我们的产品主要用来出口?因为我们的老百姓购买不起,为什么老百姓购买不起?因为老百姓手中没有可以购买那些产品的价值财富?为什么老百姓手中没有那些财富呢?因为老百姓的财富创造能力低,为什么创造能力低呢?因为他们不具备知识技术水平,因为缺少知识技术造成的不公平的财富分配,这样我们的经济的链条的两端是被西方人控制的,我们只充当了他们看来浪费他们劳动资源和劳动时间的加工组装阶段,并获得一点可怜的财富来购买他们高昂的高科技产品,一些人因为中国融入世界而仅仅乐道,可是中国这样的融入世界的结果就是向着殖民地的方向发展,之前有人在讨论富士康和华宝那个厉害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讨论他们哪个牛比就象是在讨论殖民地经济时代哪个殖民地有主权独立一样,没有讨论的价值.

现在我们国家融入世界市场,是主动的放权式的融入,是以牺牲民族工业,国家科技,基础科研的方式融入,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逐渐提高,企业运营成本逐渐提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提高我们的知识探索水平,提高知识转化为科技生产力的水平时,因为财富创造力的委琐,大量的流动性过程,大批的外资的撤离,大批的国内加工业的对外转移,我们国家势必会陷入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甚至印发政治危机,社会灾难.

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高我们的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知识的创造力,并将知识转化为科技生产力,并与人民群众充分的结合起来,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如何才能突破中国发展的瓶径,并实现良性的互动发展呢?需要解决好重大的基础科学研究,重大的尖端应用技术研究,民间财富创造能力提高,以及这些方面的相互联系,互动.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应该采取国家主导的方式,国家需要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些不直接创造财富却在创造财富之源的知识分子的待遇,让他们享受自己的工作,享受自己的生活,全社会要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风尚,并重视教育,在全社会形成知识改变命运的共识,完善基础教育,发展素质教育,提升国民整体的文化素质水平,可以发展文化产业,重用优良之才来发展我们的基础科学,完善大学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保持大学办学的独立性,保证真正的有价值的知识的产生.

在重大的尖端技术领域,也需要发挥国家主导的方式,可以讲,搞这个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最有效的方式,改革之前,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就是这样做的,建立了自主的工业体系,先进的科技实力.因为重大的尖端应用技术领域的发展需要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需要动用大批的资源,其价值也不能用市场的方式来衡量,所以这个必须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进行,中国目前的企业还不具备进行大的尖端技术研究的实力,需要在国家的主导下逐步的提高企业的实力.国家主导有很多好处,首先国家具备集中力量做大事的实力,具有配置使用全国资源的能力,能够避免在某些公司主导而产生的部门利益的捆饶,能够保证研究成果在国家范围内的深化实施,保证新技术投入的良好回报.当然国家不计成本的研究出国出来之后,在民间市场领域需要结合实际的民用市场,进行设计的再改良,进一步的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这个就是下面要讨论的民间财富创造能力的提升的问题.

改革之前,我们虽然创造了大量的科技成果,可是这些成果并没有充分的与民间市场结合,主要停留在军工和实验室里面.所以这样的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知识产生的科技生产力有限,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高,没有充分的享受到科技发展的成果.再改革之后,对这个体制的改革,释放了民间财富创造能力,提高了民众的知识水平,开阔了国民的视野,这个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可是因为过分的开发民间市场,并把外资企业拉进来帮助我们一起开发民用工业和民间市场,造成了改革前科学技术积累的浪费,造成了国家发展后劲的不足,而且因为权力也参与了这个过程,造成了严重的官商勾结,内外勾结,腐败,知识的生产能力被腐蚀,扭曲,产生了大量对国家发展没有好处的垃圾知识(例如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知识理论),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从官商合作,内外合作开始的,后来发展成了官商勾结,内外勾结,并形成即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应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他们以及背后的海外资本集团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我们转变经济模式,提高经济结构,完善社会公平首先就需要打击破坏这些人的财富,他们不会坐以待毙的.这些算是我们改革产生的负面的东西.再一点就是我们改革在起步阶段就存在某些只能政策性的失误,缺少长远的规划,是走一步看一步,用邓的话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可是如果摸不好就会有掉进河里的危险,所以先在部分地区试点改革,然后推广,可是一个政策是好坏对错不是短时间能看出来的,而且日本的重商主义的重经济轻政治军事的路线,东南亚的吸引外资的外向型经济也都不适合中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而我们改革也就是邓公出国转了一圈回来之后发了一顿感慨之后做出的,他对国家之心可以理解,但是如此就草率的剧烈的打破了之前的经济社会运行组织方式,而去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一摸就是近30年,现在还没有建立适应我们国情经济社会组织运行的方式,造成了经济安全建国以来空前的恶化,社会局势动乱的能量和因素在急剧增长.

在放开民间市场,启动民间财富增长方面,改革开放有不可否认的历史成就,虽然某些人说不改革也能作到,但是历史不能假设,我们需要继承发展的是改革近30年的中国,而不是文革后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民间的市场得到了历史性的开发,民间的财富创造能力得到了历史性的提高,我们的民族工业的成员私营经济也得到了历史性的壮大,丰富了经济运行的组织结构,对我们国家长远的发展是有好处的,而且我们开放了国门,大量的海外的思想文化,管理技巧,技术,人员进入,丰富了我们的社会,开阔的我们民众的国际视野,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虽然这些因素现在对我们的本土产生了冲击,但是只要我们的政府能够适当的加强中央集权,进行适当的好的方向的引导,对我们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是有好处的.毕竟文明需要不断的补充新鲜的养分.

在经济组织领域,最近我们国家在3G领域的集中力量的发展模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就是说,我们改革之后,我们自己的新的在经济技术领域的一种组织模式开始清晰,在民间市场领域由民族工业(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去开拓,并动员全民参与,这样可以保证技术成果更加的面向市场,面向消费者,让老百姓共同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形成技术成果的财富最大化.在重大的技术科研领域,实施国家主导的方式,国家进行财力,资源,技术,人员,设备的支持,保证重大设计国计民生的科研在市场不成熟,民间企业实力薄弱的情况下不至于受制于西方国家.在适当的技术成熟之后,让企业参与进来,开发民间市场,开拓国际市场.总结一句话就是:系统工程,国家主导,企业参与,全民动员,技术为本(到了一定阶段需要改成以人为本),引领全球.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跨越发展,跨越发展就是在不计成本的,不考虑市场因素的,在国家集中主要资源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象目前让企业去各自为战是不可能实现的.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2@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31 16:48:0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中国的全民监督与西方的民主监督(兼答王朗) 

    编者按:谈到美国民主,长年定居旧金山的陆寿筠老先生今天(10月31日)来信说:"对于工作场所的'专制',我在美国也是深有体会的。王朗先生所说的'歧视'、'报复'在美国也不能幸免,也不是例外。"陆老先生不辞劳苦,带病整理中国新法家思想,对我们所有重要文章皆作摘要宣传( http://www.chinavalue.net/authorindex.aspx?id=3421),可钦可敬!陆先生说:"为了中国和世界的未来,让我们共勉",只有像陆寿筠老先生这样的人才能最先看到中国新法家的世界史意义!

中国的全民监督与西方的民主监督

----兼答王朗

翟玉忠

最近《新法家传真》收到一位高校老师王朗来信,抨击新法家主张独裁专制,认为民主宪政才是中国目前最为需要云云,他写道:

"无论如何,你先把中国目前的官僚主义先解决掉再说,老子现在受到单位歧视,你说民主不重要,有了民主自由,至少我敢找领导说理啊。现在权力说明一切,找领导说了,领导报复,你说有什么好办法。

"什么狗屁法家,不要再拿中国的奴隶思想来奴役人民的思想了。法家注定了是专制主义的思想,是专制主义的根源之一。"

新法家从来没有反对过民主。民主是一种制度,与政党和股票一样,也与常平仓和功勋制一样,说到底是中性的。就算民主是个好东西,也可以先看看她内在的缺点,她的制度生成背景(如民主与自治、与西欧特色封建制的关系),这样才是对民主理性的态度,哪能将民主吹捧成政治灵丹妙药,然后让全国人民顶礼膜拜呢?我不下跪,就到处说我反民主,这本身就不民主!

这封信言语尖刻,却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西方民主宪政能不能带来王朗先生梦想的自由——单位里没有专制了,歧视没有了,找领导说理的人理直气壮、不怕报复了。二是法家是不是专制主义思想,国人失去了监督的权力,成了一介草民、奴隶,任官僚宰割。

西方民主监督体制的局限性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西方民主宪政不包括经济层面上的民主,也不是基层民主,和"单位"没有多少关系。举个例子说吧,我的合作伙伴中有一位刚刚从一家著名跨国公司退休的美国女科学家,近来她不断向我报怨,公司随意修改了她的退休计划,在公司中没有一点民主可言。

当代民主宪政的标杆国家美国的政治经济理论家们很早就注意到,不平等经济秩序与全民民主平等这一政治理念之间是互相矛盾的。用两位美国经济学教授的话说:"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民主机制常常只是一些摆设,用来炫耀于人,供人赞赏,但运用得很吝啬。在诸如家庭、军队、工厂、机关等真正把事情办成的机构中,却决不存在民主。代议制政府、公民自由权、以及相关的程序,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节制一下那些较为明显的、不负责任的权力滥用,同时往往掩盖着和加强着深藏其底的各种特权和霸道。"(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roperty, 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P.5,Basic Books, New York, 1986 )

民主在"单位"里的作用如此微不足道,就算明天美国民主宪政空运到了中国,王朗先生在单位可能还是照样受歧视,这是以三权分立,部门机构间互相监督为特色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局限性。王朗先生有向相关机构申诉抗议的权力,问题是民主宪政难以保证"领导"不运用强大的官僚机器进行报复。因为民主女神永远神秘高居政治的殿堂里,而不是老百姓的现实生活。

法家的全民监督理论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法家政治问题。从王朗先生的信中能看出,他并不理解法家,甚至他曾来信要求我们将法家的主要思想介绍一下。所以我认为王朗先生骂法家是没有理由的,当然法家被骂了两千年了,再骂几年也没有什么关系。等国人慢慢意识到中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学术传统、知识体系和概念术语,骂声就会慢慢小下来,对自己文明的尊重也不会再是叶公好龙了。那时候赞成民主的王朗先生没准也会给中国本土学术一点民主阳光呢! 

谢天谢地!多年以来,笔者都坚信,像现在这样,学了中文就不会写诗了,学了中国哲学史就不懂中国哲学了,学了中国经济史就不懂轻重之术了,学了中国政治史法家就成了专制,是不会长久的——无论唯"洋"是从的先生们怎么骂,中国人几千年的实践经验仍是炎黄子孙无比宝贵的思想资源。

言归正传。按笔者的理解,王朗先生关注的核心点是法家制度设计能不能起到监督的功能。在儒家没有独尊并渗入中国法律系统以前,法家讲全民监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监督,这里监督不仅是一种权力,同时也是一种必须尽到的义务。一个人不监督,就是犯法,要承担连带责任(一个"可怕"的词是"连坐",直到秦汉律在上个世纪末出土,我们才知道这个词的真正内涵并不可怕),不仅普通老百姓间互相监督,老百姓也要监督官员,官员之间也要互相监督,《商君书》中有个术语叫"周官相监"。 

在今天我们看到的秦汉律中,全民监督精神贯穿整部法律。这里举两条秦律说明,皆出自《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甲盗窃不满一钱,前往乙家,乙没有察觉,问乙方如何论处?不应论罪。如系知情而不加捕拿,应罚一盾。(原文:甲盗不盈一錢,行乙室,乙弗覺,問乙論可[ 何]论也?毋論。其見智 [知 ]之而弗捕,當貲一盾。)

夜间行盗,赃值一百一十钱,其妻、子知情,与他一起用钱买肉吃,其妻、子应同样论罪 。(原文:削 [宵 ],臧直[ 值]百一十,其妻、子智 [知 ],與食肉,當同罪。)

后来儒家讲亲亲相隐,"领导们"就可以官官相护了。假如你王朗生活在大秦,真的在单位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领导违背了法律,你不告发,就是包庇单位领导;你当然要申诉抗议,你申诉抗议了还有奖励——这就是中国的全民监督比西方的民主监督好的地方,王朗先生此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他梦想的"民主宪政之梦"。

王朗先生说过:"法家的思想即使再好,也需要在法治、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醒醒吧,玉忠同志!我再三强调,包括儒道佛法等等中国古董诸子百家的思想,只要当中国真正出现了民主、宪政、法治、自由、人权之后才可能实现,西方这些东东绝对不是什么终极幸福的东西,但是它们却是社会主义、幸福生活最为基础的制度架构。"我们的观点是:西方民主监督体制要借鉴,但中国的监督体制也不能弃如敝履。 

建立在西方性恶论传统上的民主监督体制已经有太多的学者们论述,这里就没有在重述的必要。我只想强调,性恶论与西方宗教中原罪概念是高度相关,中国社会中没有西方的宗教观念,他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人情论基础上,即人皆趋利避害——后来儒家有了性善论和性恶论,成为以德治国人治社会的理论核心,中华文明也逐步跌落入停滞的状态。

《商君书》对全民监督理论的全面论述

这里需要论述的是中国特色的全民监督理论,它集中在《商君书·禁使第二十四》中。在这篇晋法家论述监督理论的经典文献中,作者首先指出西方那种部门机构分权的监督形式难以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达不到"别其势,难其道"的效果,最多只是不符合治世之道的"仅存之治"。上面说:

   "凡是懂得法度的都懂依仗势统治的方法。所以古代帝王不仗恃他的强力而是仗恃他的势;不仗恃忠信而是他的统治方法。如今飞蓬遇旋风而行程千里,是凭借风势啊;测量深潭的人能够知道八千尺的深度是运用了悬绳测量法。所以凭借外部力量即使道路遥远也一定能到达。掌握了测量方法即使水非常深也一定能测出来。就像离娄在黑夜中连高大的山也看不见,而清晨的阳光明亮,他能够辨别天上的飞鸟,地上秋天的毫毛。所以眼睛能看见东西是靠太阳的光明。善于掌握势的君主不需多设官吏而有实现廉政的效果,是因为运用了合适的方法。现在治国的人,依靠官多吏众,官吏下又设辅佐和监察人员。设立辅佐和监察人员是为了禁止官员们谋私利。但辅佐和监察人员也想谋私利,那么怎么去禁止呢?因此依靠辅佐和监察人员治理国家是暂时的。通晓治国方法的国君不会这样。分离官员们的权势,阻碍他们的谋私之道,势达到难以隐瞒私利之时,即使像盗跖那样凶恶的人也不敢做坏事。所以古代帝王重视势的运用。"

(原文:凡知道者,势、数也。故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今,夫飞蓬遇瓢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探渊者知千仞之深,县绳之数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守其数者,虽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离娄不见;清朝日撽,则上别飞鸟,下察秋豪。故目之见也,托日之势也。得势之至,不参官而洁,陈数而物当。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通数者不然也。别其势,难其道,故曰: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故先王贵势。) 

对于国家最高领袖的督察,《商君书》的作者更是持反对态度,因为靠一个人凭绝对权力去监督本身就极不现实:

"有人说:'君主持虚静的态度对待一切就能使事物得到相应的查验,经过查验就能发现奸邪。'我认为不是这样。官吏在远离国君千里之外的地方决断政务,十二月按时将决断的事登在簿书上。一年一计,而君主听一次,即使有所怀疑也不能断定,因为物证不足。"

(原文:或曰"人主执虚、后以应,则物应稽验;稽验,则奸得。"君以为不然。夫吏专制决事于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计书以定,事以一岁别计,而主以一听,见所疑焉,不可蔽,员不足。) 

接下来,《商君书·禁使第二十四》的作者论证了全民监督的理论基础:利异而害不同。假如官员之间利害相关,那么所有的监督形式都会大打折扣。作者形象而雄辩地论述说:

"东西出现在眼皮底下眼睛就不能看不到,声音在耳边响起就不能听不见。所以东西在眼前就能辨别,言论响起就能论定。所以治理清明国家的法制,人民不能隐藏他们的罪恶,就像眼睛不能使见到的一切逃出心的审视一般。政治昏乱的国家不是这样,只凭官吏众多。官吏虽众,利益一致。利益一致不可能互相监督。利害不同,才是古代君主使人民互相担保的基础。所以好的政治,夫妻、朋友都不能互相包庇罪恶,这不是不顾念亲情,而是人民不容他们隐瞒。君主与官吏,事务相关而利益不同。让马夫和马夫互相监督就不行,因为他们事务相关而利益一致。假如马会说话,马夫的罪恶就不能隐藏了,因为马和马夫的利益是相矛盾的。利益一致,罪恶相同的人,父亲不能追究儿子,君主不能追究臣下。官吏与官吏就是利益相同而罪恶也相同。只有事务相关而利益不同的人们,才是帝王建立互相监督机制的根据。人民蒙蔽君主而无妨碍,这样的制度只会使贤者不能增加,不贤的人不能减少。所以,治国可以不要贤人,不要智者,是由于运用了正确的统治方法。"

(原文:夫物至,则目不得不见;言薄,则耳不得不闻。故物至则变,言至则论。故治国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见遁心。今乱国不然,恃多官众吏。吏虽众,同体一也。夫同体一者相不可。且夫利异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合而利同者也。若使马焉能言,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之所以为端也。民之蔽主,而不害于盖。贤者不能益,不肖者不能损。故遗贤去知,治之数也。) 

对于"驺虞相监"之喻,晚清大学者俞樾(1821~1906 )在《诸子平议·商子》中解释说:" 商君之意,盖以驺虞两职事合利同,不可使之相监,恐其互相容隐也。故必马能言,始无所逃恶。"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全民监督体制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开始似乎只是民众间互相监督、而到商鞅变法以后,全民监督已经上升到官僚体制中("周官相间"),中国新法家主张这一体制也能应用到国家最高政治层次——从秦二世随意更法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的退化,我们看到单纯依靠政治领袖的守道守法自觉是不够的,强迫最高领袖守法,这也是民主宪政的优点之所在!

所以我们认为西方民主监督的形式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中国人的全民监督在理论上更加完善,因为她更为彻底地解决了"驺虞相监"这一难题。这种政治理论的框架是由道、法、势、数等概念构筑的,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之类。但不能因为东西方文明的学术范式不同就开口骂人,或只用"专制主义"之类词语概括中国古典政治思想。 

王朗先生,中国新法家挖掘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制度的目的就是让包括国家领袖在内的每个人都在法律框架内行事——如果在西方制度之外,还能借鉴中华文明固有的东西,我们认为这更有利于解决太多像您这样的人所处的困境。 

就写到这里,祝好!

翟玉忠

注:由于读者可以理解的原因,"王朗先生"不愿意在本文中出现自己的真名。

 

发件人:<scnchcm_998@sina.com>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27 00:09:13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的公开信 

   大军网站:这是一篇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值得一读。全文请见附件。请政协安徽省委员会呈递

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致胡温公开信(1)

——对策和谐社会

汪兆钧 

尊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二位领袖,您们好! 

   我是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 党的十七大会议已经结束,进一步确定了领导地位的您们二位,应当有精力和能力贯彻您们的施政方针了,故本人写此信:对策和谐社会。锦涛主席上任后即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这确实切中了当前中国社会的要害,深得海内外的好评。但是,时间过去良久,中国的情况并没有往好的方向,往您们的执政理念上改变,恰恰不少地方变得更糟糕了!

   固然,社会上人们有所议论:您们的权力还受到制约,“政令不出中南海”,云云。然而不管怎么说,十七大开过了,您们的施政目标应当实际地展开了,您们的色彩、旗帜应当逐步地亮出来了!有人说:已经亮出来了,就是十七大会议公报,决议,文件!但是,根据国际共运史,特别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文件,均是妥协的产物。代表大会之后的内容多多,多多!我国人民在期待中度过了您们二位的第一个任期,您们的第二个任期,决不能再如此度过!因为中国的现实,无法让您们再如此度过! 

一、横在中国社会的一对子母弹 

中国社会已经预埋了众多的炸弹,并非言过其实。如果说有的可以拖到您们第二个任期结束以后再说,那么有的则是无法绕过去的,即当前必须面对的炸弹! 

(一)横在中国社会的第一颗炸弹 —— 股市 

当前中国的股市已是“皇帝的新装”,几乎谁都意识到它已蕴含了巨大的泡沫,但它还在疯涨!因为媒体都在鼓噪:“这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是百年不遇的大牛市!”当然,主要是您们希望它是大牛市,作为普通老百姓也都希望它是大牛市。但是,现实情况会对我们所有的人开个大玩笑!

今天中国的股市已经不是两年前,股改以前的中国股市了!如果说创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的一手操作下,为当时的国营企业改制募集资金所为。那时候还是小试牛刀,跌宕频起,黑幕重重,多年熊市即使跌到谷底对我国的社会和政局不会有大的震荡,那么如今情况已经变了!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股市一路狂升,A股市值截至到2007年“5.30”,由3万3千亿元,飙升至18万亿元人民币。中国股民已超过一个亿!而就在我收笔此信的前夕,不到半年时间,中国股市又往前冲了1/2!这样,中国股市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中国股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其能量已经可以撼动中国社会了!然而,中国的股市却并不是大牛市,而是一场大赌局!原因如下: 

1、中国股市先天不足: 

中国的“股改”事实上截止到目前还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充其量只是将腐朽的“非流通股”逐步转化为市场的“流通股”,却并没有触及上市公司内部的改革。因此这些政企不分,党政不分的上市公司还如国营企业一样,普遍地上演着一出出太平天国的宫廷剧:董事长洪秀全深居简出,贪图享受;实权人物杨秀清、韦昌辉们各图所需,争权夺利,当这些“王”们相互矛盾达到顶点,即进行一次内讧,周而复始! 

这些上市公司甚至比国营企业更糟糕,因为他们除了有“非流通股”使其稳坐太师椅,“流通股”还在进贡!——这是他们的特封资源!而证监会呢?政府的特命全权大臣,经过它的审查,会将溢价几十倍的股票抛向二级市场,在人为制造泡沫!垄断、腐朽、治理不当,这是从上到下,一连串,系统性的中国股市存在的问题! 

2、中国经济先天有病: 

为什么中国“股改”这一概念刚刚飘上蓝天,就会出现银行资金大搬家呢?本来证监会担心股改因缺少资金难以为继,有关方面向外国投行贱卖国有股,却想不到一下子变得资金泛滥!他们确实没有看到中国银行业已如爆炒的锅,资金已按耐不住要往外跳!——因为中国的经济投资无益,负利率过高所致。所以并非中国的经济好得钱多得过剩,而是中国的资金找不到增值的出路,中国的经济先天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3、一场大赌局: 

股市,本是以其可知与不可知的金融博弈去化解、平衡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类难以预测的风险。但尚若它能被人一眼看透,那么被看透的目标就是股市积聚能量的爆破点!中国股市一向被人认为是政策市,政府市,这已是国内外的共识。然而,因为中国共产党一贯伟大、光荣、正确!一贯突出政治!因此,为了保证党的十七大的顺利召开,以及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体面、隆重地……,这样一来,中国政府目前起码在形式上承担着中国股市的全部风险!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愿意把自己身陷股市。而中国政府却紧紧地攥住股市,这样就把一颗炸弹牢牢地绑在自己身上,这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当然,您们可以掩盖股市的危机,寄希望于一系列措施,“渡过”这一危机。如已在进行中的:香港红筹股回归;将国资委属下大型央企重组上市;加快民营高科技企业催生入市;开通QDII;央行加息、减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等等等等。且不说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您们不能改变一个规律—— 经济规律! 

(二)横在中国社会的第二颗炸弹 ——物价 

当中国股市继续维持赌局式的“大牛市”,中国的物价将不能遏制地非正常上涨,一直上涨到人民不堪忍受的地步! 

“股市——物价”,形成横在中国社会的两颗炸弹!是您们,我们,大家都无法绕过去的一对子母弹! 当然,物价上涨除股市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而这一切所带来的灾难,将不亚于股市崩盘的后果! 

对策:十七大已经结束,您们的政治目标基本达到。本人建议从现在起政府逐步脱离股市,中国股市的脆弱性,泡沫随时会破裂。这比拖下去要好,拖下去,尽管股民还会尝到点甜头,但损失将更惨,失败的股民将更多,积怨也将更深、更大!为此全国人民买单将更加痛苦!应当让中国股市的泡沫尽早捅破,但尽可能和缓地、有控制地捅破。 

而这是很难的,实在难以避免股市和社会的震荡,但此责任不在本届政府,是历史原因所造成,应当向全国人民解释清楚,明确地说:这是一件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因此,以此为契机,全方位推进中国的股市、金融、乃至经济和政治的改革! 

您们向人民说清楚,并推出一系列改革的主张和措施,人民是会理解的,是会谅解的。 而这次股市泡沫的破裂,将为您们提供对中国的全方位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以最佳的契机和资源,这实在是对二位领袖政治魄力和才干的绝佳考验! 但是,如果股市泡沫破裂了,而您们却不改革,文过饰非,可以想像将酝酿中国社会怎样的危机! 

二、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 

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十分必要。这样就使我们正视现实,实事求是。而不会拒绝进步,一味“坚持”,误国误民! 

2003年,安徽省政协在开常委会期间,考察了省内几个城市。在省会合肥,考察了新兴工业和开发区。这个城市至少有3个“汽车制造厂”。在庞大的生产线和隆鸣的机器声中,我走到市长旁边不无恭维地:“您是这个城市的总经理啊!”市长自在地点点头。 

可是事后我一想:这个城市的3个“汽车制造厂”,与其制造相同车型的制造厂,在全国都最少不下于3个,即这个城市的汽车工业只在国内最少有9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天啊,这上百亿元的投资风险太大了! 

参观开发区,一个规划中的科技城已经报批,正在兴建,面积30平方公里!即42个北京故宫的面积!而我明明知道,这个城市10年前就已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一半的厂房在晒太阳,那么何故又来一个“科技城”呢?我是安徽省唯一的“科技实业家协会”的一名副理事长,我们的办公地点就在合肥,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位市长或哪一位省长,跨入我们协会大门的一步!就凭合肥有个中国科技大学,就建这一“科技城”吗?那么,在中国科技大学里有哪些科技项目有应用价值?这些项目还有多长时间才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实验室后实现产业化还需多长时间?需多少投资?而那时市场情况怎样?国内和国际有哪些竞争者?竞争者大致情况怎样?……我可以说,这些问题,无论市长,还是省长,他们几乎一概不知! 

当然,我们不能过分要求他们一概都知。但是中国的问题就在这里!这个“科技城”是政府经营的,“科技城”的长官是政府任命的,投融资和土地批租都是以政府的名义进行的!我们的政府官员本来就不该直接去搞经济!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集中在两点:党政分离;政企分离。这是当时的中国领导层和知识精英们总结了建国以来多方面的经验,准备对中国进行改革,起步的大计方针。然而“六四”以后终结了。因此,今天无论“主流经济学家”们设计多少“改革”的方案,无论洋博士还是土博士,这些“精英”们搬出多少理论和名词,只要回避“党政分离,政企分离”这一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点,都是空谈! 

对42个北京故宫的面积进行开发建设,其投资规模是可以想像的。而10年前始建的那个开发区,除了地皮涨价了,另一半厂房还在“招商引资”,可见如今这个“科技城”的命运和将走什么路,就一清二楚了! 所以,今天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动力不是市场的行为,而是政府的行为,具体地说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地方政府某些官员的行为!于是:有目标,无市场;有冲动,无计划;有眼前,无将来。那么,它就类同于1958年的“大跃进”! 

它与1958年“大跃进”的不同点是:金钱代替了口号,个人主义代替了集体主义。而相同点是:都不讲科学,都是“坚持党的领导”!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在官僚们的兴趣点上会突飞猛进;在他们的兴趣之外,则艰难求生,如众多的民营企业;而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则是破坏和倒退! 

我曾经到我家小保姆的家乡去拜望,这个离省会城市合肥距离不到50公里,离这个“科技城”不到45公里的村庄,天啊,《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如果在这里拍摄,简直不用布景,躺几具尸体就可以了!我潸然泪下:原来中国的农村还这么穷!农民还这么苦!如此相近的距离,而如此巨大的反差,这经济的发展能“可持续”吗? 

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今天的“新晋商”挖煤,把个花果城变成了污染城,逃难城,廉价的煤卖给日本人,日本人把煤倒入海里埋起来,曰:“留给后代们”!——听了这一真实的故事,不知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感受? 

今天,我们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情况是:八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飞机;一台DVD出口仅1美元利润,而要给外国公司缴纳4美元以上的专利费!我国一些所谓“高科技”的机电产品其利润率也只有百分之几,如果人民币升值,不少出口企业面临倒闭!……我们中国的劳动力就这么不值钱!我们中国人就这么笨!这种外贸“顺差”有什么可自豪的?这种外汇积累有什么可炫耀的!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因为中国经济基础的薄弱,父母官们靠着手握的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是十分必要的话,那么今天,依然在低端产品上徘徊,就十分明显:懒惰、迂腐和腐败!政绩也就变成了败绩! 

中国有市场经济吗?有。这些“政府经济”,官僚经济,都已经市场化了,没有金钱的动力,它是不会突飞猛进的!但中国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吗?不!“政府”,它不是一只“无形的手”,而是一只有形的手!它直接插手经济,它可以调动所在范围和地方的一切资源,却可以不为这一切所付出的成本、代价、风险和损失负责!正因此,在中国,尤其在当前,必须有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否则,局部的“有计划”,而全局的无计划,它比任何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来得更快、更猛烈的崩溃! 

不管怎么说,中国终究是在巨大的艰辛中,在“政府”经济,在官僚经济的主导下,积累了庞大的资本。这是透支了资源、环境、和劳动者的健康和幸福为代价,来之不易的积累。但是,这积累又回过头,去给处于内亏内虚的资源、环境、和劳动者们补血了吗?去为可持续发展,去为全球化国际分工中,中国地位的提高而投资于科技、教育和医疗卫生,使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了吗?—— 

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貌似中国富裕了,中国强大了,却造成巨大的流动性过剩!中国真的资金多得“过剩”了吗?这完全是个假象!而这个假象很快就会被捅破! 这些“过剩”的人民币,因为中国金融的垄断和僵滞,无法到达它应去的地方:民营企业除了行贿取得贷款,就是嗷嗷待哺艰难挣扎;科技产业化在民营高科技企业里几乎不可能,而在国营企业里呢?除了在官僚们的兴趣点上,否则均无所作为!至于需要大笔资金的农业和环保,不要说农业现代化,就连农业水平的提高都蹒跚前行,环保则一塌糊涂! 

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和腐败,长期负利率,使储户忍无可忍,终于“股改”这一契机,大笔资金涌向股市!通过股市,又流向了中央政府无法控制的广阔领域,特别是流向了中央政府最忌讳的房地产行业!当前,宏观调控客观上已经失灵。 

那些地方政府的官吏们,以更加的激情在继续创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如果说,透支资源和环境是可以掩盖的,资源离大众很远,环境造成的癌症20年后才爆发,到那时,谁之罪?鬼知道!那么股市泡沫的破裂,物价使人无法忍受的上涨,都将在不长的时间里把这“高速增长”的神话吹得烟消云散,“大国崛起”的梦也将随之破灭!那时,留在中国大地上的是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质量不高的高速公路、铁路、桥梁、电讯网路,高能耗的发电厂、重化工企业和低水平的加工厂,以及短缺的资源和污染的环境。而我们的软件:真正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运作模式,几乎都要从头开始!至于现代文明国家的精神财富,则因为社会性的普遍腐败,而要从负数开始! 

事实上,冷静下来,中国经济的所谓“高速增长”,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犯罪的!它不仅仅是因为糟蹋资源,破坏环境,使少数人赚钱,多数人受害。更形象地说:是父亲把儿子、孙子、和曾孙子的钱包打开,不顾一切地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留给儿孙们的是灾难和惩罚! 

三、泡沫“永不破”的中国房地产 

如果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是靠“政府”经济,特别是地方官吏的激情所创造的话,那么,中国的房地产业就是这一经济模式的集大成表现! 事实上,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早已形成,尽管中国具有房地产消费的巨大市场,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房价上涨最快的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其成品房的空置率却相当惊人。而且令人奇怪的是:即便如此,房价不降,反而上涨!这显然违背了市场规律! 原因何在呢? 

原因是:政府掌握土地,将土地开发,拆迁,对外“招挂拍”。掌握土地的政府即“大老板”,是不会叫房地产跳水掉价的。因为这关系到大金库,小金库,政绩和个人的钱包。 正是因为“大老板”坚定这一不叫房地产跳水掉价的“基本点”,追逐风险最小利润最大的资本就会涌入,就会把地价和房价统统炒起来。在土地资源短缺,资金难以找到增值出路的中国,经济萧条反而表现在房地产的红火! 那么房价越炒越高,房屋空置率越来越大,泡沫是否会破裂呢? 

回答:不会的。即使“宏观调控”一屡屡“新政”面世,随即短时间抛售房屋,房价下跌,而根本不会动摇大老板的“基本点”,所以房价还会回弹,除非中国金融整体崩溃!而这正是中央政府所最担忧的! 因为“大老板”的钱袋是国家银行,房地产泡沫在中国不是表现在房价跳水下跌,而是表现在国家银行的烂账。因为国家银行的支持,“大老板”就能站稳“基本点”,只要站稳“基本点”,各路资金,包括海外资金就会蜂拥而入,“大老板”就转危为安,欣喜若狂,敞开大门…… 显然,这“繁荣昌盛”,这“高速增长”,给中央政府带来的是整体的全局性的灾难! 

对策:土地私有化。 

无论城市的土地,还是农村的土地,都应当私有化。 当今,我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只要遇到征地,遇到拆迁,就会官民对峙,警民对立。官吏振振有词:“土地国家所有”!他代表国家,而掩盖官商勾结的黑幕。在和平年代,经常出现类似战争的场面,这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的政府成了卖地者,成了与民争利的商人!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国的土地制度存在根本性的不合理!土地所有权存在法律上的错误! 先说说农村的土地所有权:目前中国农村的土地说到底,仍然还是30年前,甚至40多年前的“包产到户”,也即是上世纪60年代初,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抵制毛主席的人民公社给中国农村带来摧毁性的破坏,在当时所采取的补救性措施!而即使这一补救措施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所以,客观地说,在刚刚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梦魇,在改革开放之初能提出“包产到户”已经算是一个大胆的创举了! 

但是我们不能在此基础上踏步!如今30年过去了,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我们还仍然沿用着上世纪60年代初刘、邓应对毛泽东的临时性措施,竟一用30年,不敢往前迈一步,中国农村怎么能富裕起来呢?! 

改革开放之初的“包产到户”,事实上已经否定了我国农村从土改以后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差的只是再往前迈一步!—— 当今我国的决策者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往前迈一步!——把土地所有权归还给农民!不是把土地使用权“承包”给农民,而是把土地所有权移交给农民,农民才会对土地心贴着心,中国农村的贫困面貌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否则农村的一切“改革”都只是细枝末节或隔靴搔痒! 

当然,有人会说:“这样,农村会两极分化,贫困的农民会出卖土地,……从生产力的发展,合作化、机械化,……”等等等等! 

这些都不是问题!学学世界各国的经验好了!远的不说,看看邻国日本土改的经验,再看看我国台湾省土改的经验,他们结合本国本地的实际情况,使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不是个别农民富裕了,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整个农业跨入了现代化! 

再说说城市的土地所有权:“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我国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以及1978年宪法,均未如此提到,直到1982年宪法才有如此文字。对此当时的彭真委员长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解释如下:“关于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宪法草案从我国的现实状况出发,作出了明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那么当时是什么“现实状况”呢? 

当时的现实状况就是:1949年建国以后,在我国的城市,除没收“三座大山”和所有“坏分子”的房屋后,还有50%以上的城市房屋属于一般老百姓所有。50年代后期,这些房屋均由政府出面统一管理对外出租,屋主就拿租金。这就是所谓“经租房”问题。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一片革命声浪中,屋主的租金被停止了,房屋就相当于被没收了。既然房屋被没收了,那么房屋下面的土地也就被没收了!正是基于这一“现实状况”,所以1982年宪法就开天辟地:“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样一来,所有城市居民,包括自己居住,不对外出租房屋的居民,房屋下面的土地也就都属于国家所有了! ——不知彭真委员长是被文化大革命斗怕了,所以宁左勿右,还是这老一代革命家疏忽了,既没有认真审视眼前,更没有展望未来,总之,这实在是欠考虑的几个字写入了宪法,给中国社会埋下了隐患! 

试想:如果中国的城市建设总要伴随着因此官民争地的冲突和“战争”,中国社会谈何稳定?怎样和谐?目前新建的房子均在改革开放以后,有的已快30年了,20年后土地使用权结束,而那时中国几乎所有城市人口都是屋主,这类“战争”还能进行下去吗? 显然,改革是必然的,改革是必须的! 

尤其当前,我国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如何使它挤掉泡沫,回归市场?那么,将土地回归自然,回归私人所有则是必由之路!必须之路! 

试想,土地归私人所有,随行就市,哪儿来那么多“战争”?国家每年征收较高土地税,谁还囤积土地?对多余的房产加征财产税,谁还去炒房产?要想使我国的房价真正地、实实在在地降下来,就必须从根本上铲除土地和房产,这两方面的炒作源!从根本上切断不正当利益的渠道!从而客观上消除不正当利益的所得者! 

土地私有化将使我国农民整体脱贫。因为土地具有价值。土地私有化将使我国农民具有主人意识,公民意识,土地利用率提高,社会稳定。土地私有化使土地增值和流通,这两者均增加国家的税源。这比一次性“招挂拍”的卖地收入即丰厚又便于管理,切断寻租源,显然对国家有利! 

四、社会不公,后患无穷 

一个社会如果连稳定都无法维持,和谐就成了侈谈。社会不公,就无法稳定和安宁。 我国从上世纪末开始的国企改制,使很多下岗(失业)职工在维权、抗议,2005年的又一波改制,抗议面进一步扩大,今后的大国企和央企将如何改制?这不能不作认真的考虑! 我国的国企改制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目前已是全社会的共识。 

我查阅了国资委有关国企改革的两个文件:《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2005年4月)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2006年1月)。为什么国有企业产权只向管理层转让?为什么不以股份形式向全体职工转让?全体职工可以作为股东,投票聘任管理人员,这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职工又是企业主人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而国资委的文件恰恰与他们自己所宣传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背道而驰! 

无论这个企业富有,还是要破产,企业职工每人一票,一切透明,什么问题都好办,否则一切问题都难办!这么简单的道理,国资委会不知道?回答只有一个:他们的思维模式已定格,利益明显偏向了一边! 尽管国资委文件中指出:管理层要“提供受让资金来源相关证明”,但是中国的国情,规规矩矩的管理层哪儿来这“受让资金”?国资委文件中类似这种文字都是做秀文字!是眼开眼闭叫管理层去钻营,方法多多! 

中国的国企改革是无法同撒切尔的国企改革同日而语的!英国的国营企业无论蓝领白领的工资和待遇都不比私企差,他们都是国家的雇员。而中国的蓝白领都是国家即企业的主人,他们几十年的低工资都是因为有住房,医疗保险和退休养老保险,哪怕这些待遇和保险水平很低,但是他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所以英国是可以用MBO,即管理层用本企业作抵押从银行融资,收购企业股权,而中国如果这样做,或变相这样做,就等于管理层剥夺了广大职工的权利!即使一些有背景、有“实力”的所谓“民企”,去“国退民进”,也几乎是用同样的伎俩完成对企业的收购。这种“国企改革”、改制,能公平吗?能公正吗? 

于是,已被“收购”的企业,有的拆卖设备,搞房地产开发;有的又将企业转手倒卖从中渔利。这种同为“国家主人”、“企业主人”的人与人地位的悬殊,利益的反差,所造成人们心理的不平衡,也就同时造成了行为的失衡!就在物权法通过不久,辽宁一家国营转制后的钢铁厂,30吨钢水包脱落,使30多人在钢水里化为乌有,这一莫名其妙,建国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故就此发生了!等等,等等。 从起点就不公正!过程到结果都不公平,不公正!被牺牲利益的下岗职工,以及昨天还是企业的“主人”,今天就成了企业奴工的在岗工人,你能捆住他们不维权吗? 

这样,一股愤怒抗议的流,将长期起伏涤荡着中国。 对策: 

1、应当以国家的名义进行一次重新审查。审查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是否有违法行为。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改制,一律推倒重来。 

2、国家应立法允许并保护成立企业的独立工会,独立工会由企业的在职职工和退休、下岗职工民主选举产生。以保证全体职工,特别是下岗和退休职工的合法权益。建立这种企业主与职工的对话沟通和制约机制,将矛盾在基层化解,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这已是世界上所有先进国家的通例! 

3、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我国的央企和各省的大国企,拥有我们国家最好最优的资源,然而它们的资产利润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大企业资产利润率的1/10~1/100。这种高成本、低效益,极大地损害了我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对这些大国企、央企的改革,改制是必然的,是必须的! 

本人建议:将这些企业中的国有资产和股份,分配给全国人民。即分配给全中国具有选举权的全体公民,包括工人、农民、下岗和退休职工,也包括农民工、个体户和各类自由职业者等,全体公民。以全国目前13亿人口,合格公民大体为其2/3计算,根据2004年国家统计,央企总资产超过9万亿元人民币,每人正好1万元有余。加之各省的大国企,每个中国公民尚能分到一定数额的资产。这些资产作为股份,设立多家股份公司,股份可以转让,可以买卖。股份公司代表股东监督管理企业,等等。这方面东欧有的国家有很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学习,可以借鉴。 

这样,不仅达到企业增效的目的,尤其是消灭了中国的赤贫人群,大大缓解中国当前贫富差距之大这一突出的社会矛盾,极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五、失缺的政府,失缺的社会 

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众多问题,实在不是通过念经可以解决的,必须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用科学的态度分析、探讨,加以解决。举例如下: 

(一)、SARS事件:2003年震撼全国的非典流行,至今全国人民还记忆犹新。一个本来可以控制的流行病,因为我们政府的封锁和媒体职能的失缺,而大范围扩散,震动全国,惊动世界,使全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SARS事件后,要求深刻吸取教训,此类错误不再重演重犯的舆论沸腾。然而,时隔不过三、四年,如果不是国外媒体报导,如果不是因为猪肉价格大涨,中国老百姓还被蒙在鼓里:原来猪蓝耳病已经在全国25个省份蔓延了! 灾难在重复,教训却没有!难道这还不应当使我们警醒吗? 

(二)、党的执政能力: 胡主席上任后即抓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那么我们看看今天,党的执政能力又如何呢?我们就看一件小事吧! 

本人在北京,在天子脚下,即经常看到城管执法队来到一个街区,就上演一幕我们只有在电影电视中上看到的日本兵进村的活报剧:一条热闹的街道一刹那间煞然的静,片刻,鸡飞狗跳,所有商贩以夺命的速度收起自己的商品,四散奔逃。来不及逃窜者即被城管掀锅踢盖,扣押抢夺…… 

孰知这些摊贩不仅是农民,更有下岗职工,待业农民工,和刚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很多人只是想在创业的道路上试一试水,他们有必要牺牲时间、精力和金钱去申请一个专门的摊位,去办理一个专门的执照吗?难道作个简单的登记不行吗?即使收不上税,他们是社会的底层,不能网开一面吗? 

问题是这种“皇军进村”的场面在同一地点屡屡发生,同时受到惊吓的还有当地的居民、业主、消费者,客观上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是当地的主人。这条街道可不可以摆摊?影响交通的程度?应当由涉及利益的主人们协商决定,政府可以组织这类协商,推动形成决议。然而,现实情况是所有主人均敢怒不敢言!此时他们既不是业主,也不是居民,更不是公民,而是“良民”了! 

在“四人帮”时期,打杀市场叫“割资本主义尾巴”。改革开放以后,这类情况叫“城管”。可管了近三十年,就管成这个样子!因此,在首都北京就由此发生人命案!令人拍案惊奇的是:在互联网上,杀人的小贩受到普遍同情,而被杀的“执法”者,却被骂:“活该”!又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某地一名女大学生因为摆摊与城管纠纷,竟然发展成上千大学生与警察的冲突! 
呜呼!这就是党的执政能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不应当检讨一下吗? 

(三)、产品质量问题: 近一个时期,世界各媒体纷纷报料我国产品的质量问题。于是引起了包括国家最高层的关注,一个抓质量的大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效果会如何呢? 

本人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激奋的豪言,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可以把他自己拎起来! 他越是如此豪言壮语,有理性的人就越对他不相信!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他几个月就能解决? 客观地说,中国人给外国人奉献的产品比“出口转内销”在质量和安全保证上要使人放心得多!但是,没有一个对本国消费者担负起产品质量和安全保障的体系,就很难对出口产品有相应可靠的保证。如今,外国只是死了几条狗,而中国却因产品质量死了多少人!人们不会忘记几年前阜阳假奶粉事件,使多少可爱的小生命在婴儿期就离开了人世。奶粉质量不知最后解决如何? 

粉丝粉条质量问题又曝光了!中国的制假售假屡屡曝光,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拔刀断水水照流! 这难道不应当引起我们全社会的警醒吗? 媒体将这类丑恶事件曝光本来就很不容易,媒体认为:“我曝光了!”于是老百姓就认为:“那政府该管了!”事实是政府并没有管!并不是政府不想管,而是它管不了,起码是管不好!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失缺的政府!面对管不了和管不好,它除了应付,就是不管! 

(四)、政府官员普遍作秀: 

我们的政府高官几乎都成了演员,人走到哪里,电视镜头跟到哪里,溢美之词赞到哪里,至于做了多少事?只有天知道!这种风气普遍泛滥,即使最高领导也不能幸免。比如温总理,媒体报导他关心两位北京拆迁户的不辛遭遇,他随即指示下面官员调查纠正办理。然而两位老人除了继续委屈,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这并不能说温总理故意作秀,而是我们的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失缺!试想:要让一国总理去落实两位拆迁户的房子,这国家还能前进吗? 

我们的政府失缺什么?它失缺的是:人民对它的支持,人民对它的监督,社会对它制衡的力量!因此它缺少内在的机能,它懒惰、腐朽、表面文章!所以它经常表现为:“领袖口号惊一阵,舆论媒体哄一阵,手忙脚乱过一阵,表现表现就一阵!” 

我们的社会失缺什么?她失缺的是:人权,和公民社会的人权意识! 正因此,山西“黑砖窑事件”才得以发生。而且人们普遍认为,这类事件还有不少,甚至可能更严重! 因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失缺,才会在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藏污纳垢!才会在我们大家众目睽睽的视野中出现众多的不公平和荒谬论绝!才会使我们的社会一个灾难又一个灾难重复发生! 

同样,黑社会势力猖獗,因为老百姓处于无权地位。中国没有选票,所以官员的政治权斗经常需要黑社会帮忙;政府低能,所以“执法”需要黑社会鼎力相助!这样黑社会就有了社会基础,它受到官员的保护,又被官员所利用,黑白两道勾结,共同欺压百姓。 

目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类似战争式的维权抗争,就因为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失缺所至。 一个完整的社会,应当有各个人群和社会各个层面对话沟通的渠道;应当有各个阶层、集团、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制衡的机制;作为社会的公器——政府,它服务于全社会,它应当在社会各种智慧和力量的博弈中,由老百姓通过选票,授权某一派别,某一政党掌握公器,组织政府。所以,由哪党哪派用哪种思想或哪种主义执政是老百姓的选择。这样,执政者是可以转换轮替的,择优录取。录取者会总结前一届政府的施政得失,从而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使本届政府做得更好。 

这样的政府是有群众基础的,是受拥护的,是合法的,是服众的!这样,社会的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在相互理解和妥协的基础上,在共同契约的一段时间里,团结一致推动社会向前迈进。否则,政府被自称为“永远正确”的一方所把持,甚至“永远正确”的一方还高高地站在政府之上,要坚持永远把持!那么这“永远正确”的一方必然与社会的大多数对立,久而久之,则造成对抗。而且,那“永远正确”的一方因其非理性而变得越来越劣质,就如同我们常言:“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一样! 

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已近60年,无论它摆出多大的成绩,无论它怎样论证自己的正确,无论它封住所有人的嘴,用掌握的宣传机器对自己大唱赞歌,以及它变着方给老百姓多少美妙的承诺,但是中国社会对抗性的矛盾已普遍发生,而且越来越烈。 

中国不安定,更不合谐! 

对策: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已非常简洁、明确、科学地阐述了人权的意义和内涵,即使小学生都能够理解。尽管我国早已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但问题是:不能将它束之高阁,以种种理由拒绝执行! 
一个掌握社会公器的政党,一个诚实的政府就应当执行和捍卫《世界人权宣言》。《宣言》告诉我们: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 

也就是说:对当前的中国,解决她所存在的众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必须进行必要的、必须的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改革,使人民的意志能够表达,能够通过选票选择多数人所拥护的、为全社会所接受所公认的、合法的、有行为能力的、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通过改革,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健康的、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 

六、政治改革,势在必行 

胡主席,温总理,二位领袖:当前我国社会众多的不公平、不公正,所积压的众多的社会矛盾,离胡主席提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去甚远。十七大前,党内外向您们建言献策众多,除了歌功颂德的之外,所有人对当前中国的严峻形势空前一致:股市泡沫,物价上涨,贪污腐败,房价飙升,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两极分化,矿难频发,国有资产流失,黑恶势力猖獗,卖淫卖血艾滋泛滥,黑砖窑事件公愤难平……等等。这一切,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决心,立即改变的紧要关头!然而,如何改变,怎样改变,方法却大相迳庭。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十七位老部长、老同志建言十七大》,针对以上的问题,该文指出:“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20多年以来,我们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路线。”接着又有《170名老干部对党的十七大的建言》,以及还有其它《建言》等,更直接点名邓小平。 

他们指斥邓小平:“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对此我不辩护,但是他们把当今中国的乱象都归之于邓小平开始,我作为一介平民,实在要为邓小平鸣不平了! 

他们呼吁共产党中央:“猛然醒悟,真正回到马列毛的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我作为一名无党派人士,没有资格,也没有兴趣参与共产党内的路线争论。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公民,我无法逃避中国的现实而被迫必须关心政治,那么我不得不对这些老部长、老干部、老将军们深深地叹一口气,直吐胸臆:您们比我们年长,比我们位高权重,应当说您们对邓小平和毛主席的了解,比我们多,比我们深。当然,因为您们多年深受党的教育,所以被培养成党的驯服工具,缺少了独立的思想。今天,您们终于有了独立的见解,敢于挣脱束缚,向您们的最高领导直陈主见,我应当向您们表示祝贺,因为您们终于有了独立的人格,敢于讲话了。讲真心话是人的尊严!但是,我又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中。固然,人类的历史一直是在曲曲折折中前进,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总是在灾难中踏步,总是在付出牺牲后又回到原地重新开始,即使悲壮,但也是悲哀和绝望!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重来不做祷告,也不懂祷告,今天第一次学着,或者准确地说,是对话。是我憋在肚子里10年,20年要与邓小平的对话,但因为我们中国的国情,我没能与他生前对话,而只能在他去世以后的10年,在今天,在我悲哀中与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他对话。 

一个静静的夜晚,我独自望着星空,望着轮椅上坐着的熟悉的而又有些模糊的老人,我先开口:“您好,小平同志。您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这10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出现了众多的问题,因此,对您也有众多的非议。而令我惊讶的是:您当初从牛棚里把众多的老干部解放出来,替他们恢复名誉,使他们重又体面地登上高位,而今天恰恰是他们对您的非议最多。当初,您取缔西单民主墙我就很愤慨:这座墙,作为基层群众揭露批判四人帮、凡是派,您默许了。后面,它的目标就是毛主席和他的路线了,您不允许了!其实,对毛主席和他的路线,您比所有的人都更了解、更清楚!因为您是他周围密切的战友,他又把您看成是他的政治对手:‘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人民都知道,您是在发誓‘永不翻案’后,才从毛主席的胯下钻出来的。 

为了您的政治信誉,您必须捍卫毛主席,起码您不愿意看到在您生前对毛主席和他的路线的透视而因此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以尽管您当时已经成了政治强人,却压制了中国社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压制了全社会对大事大非的识辨能力。一个刚刚走出10年浩劫的民族,竟然叫她忘却疼痛,模糊记忆,去“摸着石头过河”?! 

您没有胆量为自己彻底翻案!您没有为您自己曾有过的罪名‘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名,却又以此罪名罢免了您亲自培养的接班人胡耀邦,由此引发震惊中外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本来历史已将您身上所有的污点洗去,展示您中华民族儿子的光辉形象,但是您却又把一个时代的污水泼向了自己!您去世以后,您的自私自利庸庸碌碌的接班人没有善策重塑您的形象,他只高举您的牌子“邓小平理论”,沿着您的“道路”,似乎很忠实地一个劲儿地“摸”下去,所以政治改革毫无建树,经济改革步入歧途,压制所有异己,包括对信仰自由进行警察式的镇压,这就使共产党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可以不听任何声音,我行我素的政党。于是中国社会乱相丛生,乃至您当初恩泽于党内的众多老干部、老同志们,也已体察到了严峻的形势,而开始对您否定,要求退回到您在江西痛定思痛,必须‘拨乱反正’,后来确实被‘拨乱反正’的那条老路、乱路、死路上去!我认为这一切不能不归之于您的一个重大失误!即:您已全身而退,就不应当再插手您亲自培养的两位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工作,并武断地结束他们的政治生命。原本他们有应对变化的中国的能力,而因为您的主观和武断,使他们蒙冤离世。 

所以,我想给您的隔代接班人胡锦涛主席写一封信,请求他按照《宪法》,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下令撤销对所有报刊媒体的控制和审查制度,撤销对网络的封锁。我想不用很长时间,我们这些老部长、老干部、老将军们就知道毛主席和他的路线是怎么回事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又应当如何定位了!以及,应当给您一个正确的、对人民和后代负责的历史评价!” 

夜,静悄悄,天上的老人寞然,我继续说下去:“小平同志,10年前,我在屏幕上看到您坐在轮椅上,望着电视里人们对您的赞颂,您侧过脸,像是问:‘我有这么好吗?’周围的人向您点点头,我看您脸上现出了本已很深的皱纹,您双目低垂,嗫嚅,像是说:‘我这一代人能做的,只能如此了!’您在悲哀中。几天以后,您离开了这个世界。” 

夜,静悄悄,晴朗的夜空,轮椅上的老人像是离我越近了,我似乎看到老人动了容,我也哽咽,难以把话再说下去。星星闪闪烁烁,在泪眼模糊中,我看到那轮椅慢慢地转过去,在离开我,在浩瀚的夜空中,轮椅载着老人慢慢地,慢慢地,远去,远去…… 当我沉静下来,我感到我需要做什么?需要写什么?是的。我需要给胡主席,温总理写一封信,一封公开信!一切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在变化。 

今天的共产党,在政府里和国企里的绝对领导,是以他们出色的政绩,获得群众的拥护取得高位的吗?不!我们可以作一个调查,以其掌权的一、二、三把手,70%以上均是由裙带关系,私下授受者;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者;好大喜功,假造政绩者;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者所组成。而就是这样一些不检点却道貌岸然的人,一本正经地教训群众:“我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坚持我们的领导!”而且振振有词:“因为我们坚持马列主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代表了……” 

如果这是在舞台上说相声,会把台下的人笑得支不起腰来。然而,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现实! 这并非言过其实!我们可以请中纪委或中组部,或请某个民间团体作一个抽样调查!如果拒绝调查,又不愿意承认这一现实,这就是悲剧! 

我提出以上论断,并提出应当对共产党领导干部进行一次社会调查。这如果在40年前,或者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么,会有众多的“工农兵”对我怒不可遏,他们会把我揪住,并振臂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谁反对共产党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而如今,还有哪个“工农兵”去喊这类口号?去作这种表演?如此,那么他周围的人,甚至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此人神经病!”——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时间把一切争论的东西都沉淀了,中国人回到了地球上,与世界人民有了比较相同的思维方式! 

当我们那17位和170位老干部《建言》:“恢复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那么,当前无论下岗职工,还是在岗国企工人,更包括民企和外企职工,他们不领情于这伟大的空话,他们会实实在在地发自内心地对着这些老干部们高呼:“实际一点,还我人权!我们要维权!维护我们的基本人权!”—— 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

对策:政治改革,势在必行! 

(一)、为了使中国社会公平、公正,使改革在和谐的环境中推进,需要构建一个全社会的对话机制,为此很多人作出了牺牲,“六四”的青年即是如此。如今,“六四”这一代都已是40岁上下的人了,正是国家的栋梁一代。想一想,当时天安门广场聚集的人数最多时有200万人,而在全国,参加游行聚会的最少有2000万人!如果把表态支持的群众也算上,则有1亿人以上!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无法回避“六四”,应当明确为“六四”天安门事件平反! 

基于小平同志和那些老一代决策人均已故去,目前健在人世的均是执行者,建议作为政治问题,对于目前健在人世的执行者均免于法律追究,以达到顺利平反“六四”的目的。 

(二)、信仰自由,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我国宪法均有规定。但是“六四”以后,邓小平的继任者为了继续一党独裁的统治,对于任何非共产党系统的组织都列为“不稳定因素”,要“消灭在萌芽中”,即把“法轮功”一个群众炼功组织作为目标,杀鸡儆猴。人家不服,要“说清楚”,更是大不敬,施以种种迫害。这显然不是针对“法轮功”,而是对全国人民的镇压!所以应当立即对“法轮功”停止镇压。对受害人给予国家赔偿。 

当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建议中共可派出代表,与“法轮功”谈判,对当时决定镇压的决策者追究刑事责任。本人只是建议,而建议的目的:使对“法轮功”的镇压尽快得以停止,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尽快得以推进。 

(三)、释放所有政治犯,欢迎海外民运人士回国,共建民主中国。 

中国民主化进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需要集各方民主力量和智慧。海外民运人士很多原本就是中国知识界和民主运动的精英,如今他们已经为中国的民主化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他们是中国民主化建设的宝贵财富。他们会把世界各国民主建设的精粹搬回祖国,将使我们少走很多弯路,使我国56个民族具有更强的向心力,就像美国50个州,没有一个州愿意从美国分离出去。即使夏威夷想独立,最后由选票说话!那时的民主中国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天的中国:如此悲惨的偷渡客,女人愿意卖身,男人愿意做奴隶,享有特权的高官拚命把钱往外搬!……那时的国人就会感慨:“这一切都是时代的产物!没有民主的中国,就没有光明的今天,阿门!噩梦已经过去!” 

(四)、按照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开放言论自由。 

应当免去当前中国法律中所有姓“社”,姓“资”的条文,它可以写入某个党的党纲中,但不能写入国家法律,不能对人民故设禁区。世界历史都是由当代人自己创造的,不可能,也不应当在前人划出的框框里行走!事实上,中共领导人自己早已打破了“社”与“资”的界限,他们自己早已积极主动地跨入了资本主义,而只用“社会主义”来圈住老百姓这群羊而已!这层虚伪的面纱应当揭开了!——中共,早已将,如今已具有壹万多亿美元的中国国家外汇存放在“资本主义”的美国。 

我们按照正常人的正常逻辑思维来分析一下—— 

命题一:很少有父母把自己的钱币存放在自己的儿女处。
命题二:很少有儿女把自己的钱币存放在自己的父母处。
命题三:他们都愿意把自己的钱币存放在银行里。 
原因:钱币存放在银行里,哪怕是贬值,在中国就是贬值!也要存放在银行里,因为银行的公信力!全世界的储户都有一个共识:银行的公信力是银行的第一要务! 
命题四:中共将壹万多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存放在美国。而这笔钱币的动用权仅仅是,也只是中共最高领导人。 

结论:中共最高领导人对“资本主义”的美国,对美国社会和美国社会制度的信任度,要超过对自己父母亲的信任度,要超过对自己儿女的信任度!否则会把如此之多的钱存放在自己不信任的,对自己称霸的人和国家的手里吗?这是任何一个头脑冷静、能独立思考的人都会得出的结论! 

当然,把钱存在美国,有众多的目的,如:堵住美国的嘴,减轻美国对中国即对中共的政治攻击,对中共人权政策的批评!又如:抑制台独,只有倚仗美国最有力量!等等。既然如此,中共又为什么雇佣文人和网络特务不断涂鸦美国,煽动无知的青年盲目的民族主义,制造民间反美舆论?目的何在呢? 

目的十分简单:制造民间隔阂,省得美国的民主思想俘虏了中国的老百姓,颠覆了中共的独裁统治!所以,开放言论自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使中国人在地球上站稳脚根,与世界人民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和思维方式,以使改革顺利进行。这样,那17位和170位老部长、老同志,以及与他们观点相同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会知道:当今中国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什么才是中国的真正改革之路!是中国的希望之路! 

胡、温二位领袖,凭着您们所受的教育,凭着您们的理性和知识,凭着您们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的良心,您们扪心自问:在当今科学技术发达的时代,一个靠对舆论和大众媒体的封锁,靠对现代通讯和网络的封锁,靠对人民言论的封锁、压制、打击和控制,才能维持的政权,且不要说这个政权有何合法性可言,其虚弱性和非理性,有什么值得去对它维护的?难道不应当对它进行改造吗?!开放言论自由,开放党禁,老百姓愿意姓什么就姓什么,由选票说话! 

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这是当今中国的必由之路!谁为此做出了贡献,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反之,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只有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才能真正创建中国的和谐社会,也才能应对当前中国的社会危机和即将到来的民族危机! 

七、台湾问题与大陆政改 

中国经济整体水平的提升,必须依靠中国的政治改革。同时,只有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才能应对台海形势从2008年开始的严峻挑战! 胡、温二位领袖,这是您们无法摆脱,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台湾,是大陆政改的楷模:

大陆政治体制的改革,改什么?如何改?为什么要改?回答很简单。改什么?概括地说:言论自由,开放党禁,民主选举。如何改?台湾为大陆的民主化改革树立了榜样,也提供了经验。为什么要改?因为改的好处太多太多了!不改的坏处太多太多了!本人现在对台湾的了解,90%的信息都通过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获得。然而即便如此,本人得出结论:即使台湾的政坛乱哄哄,也比大陆的政坛静悄悄要好100倍! 
理由如下: 

1、台湾没有政治犯!我们大陆有多少政治犯?胡、温二位领袖您们心里清楚!即便我写这封信,都会因此而被关入囚笼,或遭遇不测。 

2、台湾老百姓想说什么说什么,媒体照登!而我们大陆,不要说老百姓,就是你胡主席,温总理,你们能很轻松地说话吗?连说话都不轻松,谈何创造性?当你们在主席台上念经,下面的人瞌睡连绵,你们会不有所感觉?你们不痛苦?想一想:一个国家的元首,在阐述国家的大计方针,国家的精英们都抑制不住打瞌睡,这航船怎么开?这国家怎么走? 

3、是的,您们也很亲民。但是,台湾的选民会捏他们所拥护的领导人的脸蛋,这是爱!我想,在平等的相处中,人们对您们发自内心的拥戴和爱,会使您们感到更自在和幸福!…… 民主政治,好处举不胜举! 是的,台湾的立法机构,这个院,那个院,经常大打出手,但它的乱是在明处,总比宫闱里的阴谋诡计、磨刀霍霍要好得多。何况从民进党上台执政,台湾真正实践民主政治还不到8年的时间,她怎么能与200多年的美国民主政治相比美? 

“阿门!我们祝愿台湾的明天会更好!台湾的民主政治是一盏明灯,她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一百多年来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的英烈们在上天为我们神州大地的祝福!” 

(二)、台海形势将逼迫大陆政改:台海形势从2008年开始,将逼迫中共政改,否则中共的命运凶险叵测!原因如下: 

1、假设国民党上台: 从当前的情况看,如果不出现变局,2008年,台湾将是国民党上台。国民党上台,两岸领导人和国共两党将拉近距离,直接面对面。历史上有前两次国共合作的经历,今天,中国老百姓将会用客观冷静的目光来判定是非。这是前两次国共合作所不具备的条件!这是时代的氛围和现代的科学技术条件所决定!两岸同宗同根又近距离的接触,任何挑拨离间失去了作用! 

如果国民党上台,她完全可以落落大方,因而处处主动。她不仅应当欢迎接受大陆“三通”的主张,而且应当向大陆全开放,同时也要求大陆对台湾全开放,有这个基础才能谈统一么!那么大陆可以到台湾办报,台湾也可以到大陆办报。双方都开放各自的网站、电视和各路媒体,双方都不准封锁!这是平等交流,这是公理!那么,当大陆解除了它当前对舆论媒体的严密封锁,开放了人民的言论自由,一个新的中国就很快诞生了! 所以,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其迟,不如早;与其被动,不如主动。大陆对言论、媒体和网络的开放,更是与其迟,不如早;与其被动,不如主动!主动对中共有利,主动对国家有利! 

2、 假设民进党上台:那么情况对中共会更加糟糕! 2008年,如果民进党不玩弄政治伎俩,是不可能上台的!假若民进党再一次偷取民意,执掌了台湾政权,那么,新上台的民进党执政者一定是一位“政治专家”!出于政治的需要,他肯定会比陈水扁走得更远,而此时的国民党已经没有力量拖住这位“政治专家”了! 那么,中共必须更加乞求美国对台湾“施压”,只有靠美国去抑制台独! 而美国呢?可能压不住这位“政治专家”,甚至新的美国总统根本就不想压制这位“政治专家”! 

这样,就把中共逼到了不能不使用武力的墙角!武力攻台已是中共不得不发的一箭!那么情况会如何呢?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使用核武器?谁也没有这个胆量和魄力,那就等着全世界的公审吧! 对准台湾岛发射几颗甚至几百颗导弹?不解决问题,而且会遭至世界的谴责、嘲笑,和国内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群从不同角度的激烈攻击,直至引发大陆政局动荡!飞机轰炸?情况同上。 

武力解决只有一种选择:解放军登陆台湾岛!因为这是一个重大战争决定,政治考虑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战略战术的考虑,中共会大造舆论,甚至召开特别人大,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分散中共高层的政治风险。 

那么我们来进一步分析将会出现的情况:自从中美建交以来,这近三十年里,中共始终没能使美国放弃在台湾被诉诸武力时对台湾保护的承诺。根据美国参众两院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美国介入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我们以最好的情况,解放军登陆台湾岛成功! 

胡、温二位领袖,如果您们能在改造中共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的道路,使台湾回归祖国,那么您们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您们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儿子!(待续)

 

 

 

 

发件人:"大侠" <panyi@vip.sohu.net>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relay.mail.sohu.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30 08:29:0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潘祎的稿子 

全国各地都在欢迎代表归来

令人捧腹的土皇帝

何必

     据一位研究中国网络媒体的专家发现,大陆网站上此类”十七大代表载誉归来“的报道已经有4240之多;而关于各地各行业”十七大代表胜利归来“的文章居然已经有30600之多。简直是一出中国国内一个个土皇帝及其手下佞臣们的活生生现代版官场闹剧。

    这几个网址当中,我只能打开一个,另一个怎么着也总是让我寻找回20多天前我在欧洲时访问国内网站所通常能够见到的那个该死的“该页无法显示”的白花花。能够打开的那个网址,是一个图片集。如果列为有空,建议大家可以点击看看。那种景象,实在让人浮想联翩。

    和谐美图:李书记参加十七大载誉归来!reader 2007-10-25 21:46:39 八卦,据说,不去欢迎,扣钱一百。转自:http://sanernanxun.yculblog.com/post.1800196.html 

    这当中,工农兵学商、男女老少、连带警察官员医护人员等等,尽皆涌上街头,彩旗招展,人声鼎沸,各式各样的大幅标语上写满了肉麻的词句。而那个李书记则太有皇帝的范儿了,频频向道路两旁的欢迎人群挥手致意。

    这种局面,真是非常淋漓尽致地让咱们看到,到了基层,同胞们到底活在什么样的氛围当中。而其中提到的“据说,不去欢迎,扣钱一百”的说辞,如果是真,显而易见是违法乱纪之举。但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当下,出现这种情况在所难免。

    实际上,当团系统的成员们粉墨登场后,“人民又输啦,喝杯凉水吧”就已经成为铁定的事实,从而让比如老潘我这等看空唱衰者再一次不幸言中;而这种乌鸦嘴的胜利,却让俺自己怎么着也没有半点兴高采烈,却是痛不欲生。

    这种选择意味着太多太多。多到什么程度?或许,根本让咱们来不及体味其中的七七八八方方面面,就已经销声匿迹啦。而按照其中提供的网址,看到了李书记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的豪言壮语。

   李书记开完十七大凯旋归来!李书记您辛苦了

(转自中华网)朱子一 @ 2007-10-25 15:57

    十七大召开期间,徐州市副市长、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在连续接受新华社、《农民日报》、《新华日报》等多家媒体的专访后,再次接受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经济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专访。10月19号,人民日报在头版《十七大特别报道》专栏《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报道了党代表的讨论,文章以李连玉书记的讲话作为点晴之笔收尾。

   李连玉书记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已经并将继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局面,早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10月18号,新华社在通稿《不能有“特殊人”“特殊事”》文章中,刊发了十七大代表提出惩治腐败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号召,文章引用李连玉的话说:“我国在抓紧抓好反腐败工作的同时,更致力于长效性的根本制度建设,在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上下力气解决腐败问题。要靠制度来规范行为、约束行动。”

    10月19号,中国经济网在《县市长访谈》栏目专访了李连玉书记,文章介绍了邳州在短短几年时间,创造了“依靠内生动力,实现洼地崛起”的“邳州现象”,使“南有昆山,北有邳州”的赞誉盛传四方。说起这些变化,李连玉书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邳州的又好又快发展,源于坚持科学发展,关注和改善民生,注重调整产业产品结构,从传统资源中拓宽致富路。”李连玉说,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未来经济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从实际出发,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步伐。

    10月17号,《中国产经新闻》以2000多字的文章刊登了李连玉访谈实录,大篇幅、多层面报道了“邳州现象”。这篇题为《邳州现象:科学发展中实现洼地崛起》的文章,以十七大代表、徐州市副市长、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的一句话开篇,李连玉在总结邳州跨越式发展的经验时说,“邳州现象,关键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抢抓苏北振兴历史机遇,激发内生动力,实现洼地崛起。”李连玉书记指出,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一直是经济发展中的难题。邳州通过依靠和培育传统资源,加大并延伸产业链的模式破解了这一难题,成为洼地崛起的示范模板。民生总问题是大会讨论的热点,李连玉书记说,邳州从农民要求最紧迫、受益最直接的实事做起,今年进一步完善各村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两个规划,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加速实现行政村“村村通公交”;加快推进国家“万村千乡”市场建设,实现“村村有超市”;农村改厕、改水受益人口分别新增10万人;在31个试点村完成改造的基础上,集中财力实施村庄改造,全面推进镇区环境综合整治,打造新农村建设风景线。

    李连玉书记还就群众关心的“环境发展模式”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这个帖子最早是在邳州论坛上发布的,后来转载到凯迪等处。我现在担心的是,一旦事件发酵,这位首先发帖的朋友,会不会又以造谣的罪名被抓。邳州论坛有人留言说:“大家看看就行了,千万别在这里顶。想顶的,请去:http://military.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111/12/06/7_8.html”,

    可见,恐怖情绪已经在发酵。还有人在邳州论坛发言说,深有体会 不去欢迎扣一百块工资。没时间去欢迎还不行 啊 要扣钱的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李书记动身前往北京前当地媒体的报道:“人民的好书记 我们感谢您”党的十七大召开在即,作为党的十七大代表的徐州市副市长、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近日即将离邳赴京参会,与全国2000多名党代表共同描绘中国未来发展蓝图。

    10月10号,全国拥军模范、十大杰出母亲庄印芳和部分基层群众怀着对李连玉书记的满腔深情,敲锣打鼓将一块绣有“李连玉——人民的好书记”的双面绣送给李连玉书记,感他为邳州人民作出的贡献。10月的邳州,秋高气爽,阳光灿烂。80岁高龄的庄印芳,精神抖擞。从长江路口开始,她一路步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身后的大红横幅格外醒目——“人民的好书记,我们感谢您”,表达了163万人民心声。喧天的锣鼓、喜庆的唢呐传送着军民对李连玉书记的拥护和感激。

    正在会议室召开新区调度会的李连玉书记闻讯后,快步迎上前来,同热情的群众一一握手。庄印芳拉着李书记,说出了压在心中的话语,庄印芳说:“人民群众拥护你,认可你,你是人民的好书记,你给邳州出大力、流大汗,作了大贡献。你马上要到北京开会了,我们来欢送你。”我市近年来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让每一位邳州人都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全国拥军模范、十大杰出母亲庄印芳更是被李连玉书记为了邳州的发展、为了让邳州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所付出的辛劳而深深感动。从得知李连玉书记光荣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那天开始,庄印芳便在心中盘算着用什么样的方式欢送李书记晋京、用什么方式表达邳州人民对这位为了邳州发展而呕心沥血的好书记的感激之情。今年6月,她远赴苏州,精心挑选了一家刺绣厂,定做了一块“李连玉——人民的好书记”的双面绣,他要在李书记赴京前,亲手将这块寄托着邳州人民无限深情的匾送给李书记。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人民群众的深情厚谊让李连玉书记激动不已。

    李连玉说:“我和四套班子给老百姓做了应该办的事情,邳州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也很感激。这几个字“人民的好书记”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鞭策。”为人民出力流汗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李连玉书记用他的汗水和心血赢得了邳州人民的褒奖。庄印芳把绣有“李连玉,人民的好书记”的匾送给了李连玉书记:庄印芳:“你去开党代会,是邳州人民的光荣。你给邳州出力了,贡献了,你是邳州的好书记!”面对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赞颂,李连玉书记感到肩上的责任和压力,李连玉说:“不仅感谢庄大妈,也感谢邳州人民。我会牢记在心,不负众望。”在匾前合张影,把责任记心间。同庄印芳合影留念后,面对着依依惜别的群众,李连玉书记饱含深情地说:“一块匾是最大的激励,更不能懈怠,把老百姓交给的任务完成好。十七大马上就要召开了,一定把老百姓的心声带到北京。祝愿邳州人民生活更好,邳州发展更快,请全市人民放心。” ……

   呵呵。恐怕这种景象,只有在文革期间才能出现吧。人们对地方书记的拥戴,被当地媒体记者用如此恬不知耻的文笔描摹并公之于众,大概就是中国社会走向的真实写照。

    从声势浩大举市无一例外都要前往欢迎凯旋归来的与会书记的壮观景象里,我们就能够知道,新三民主义在基层已经变成了什么模样,执政为民到底是个什么涵义。其实,这种情况注定还会继续,并且无法无天下去。现如今的制度选择,已经使如此行径获得了路径方面的规定性。这已经是无法更改的了。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在十七大被提升到法定接班人的位置,有人说这下中国进入了“太子党”时代。但“太子党”这一概念本身形容今天的中国政治并不恰当。稍微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太子党在古代是指围绕太子周围形成的政治力量,它是与其他亲王政治势力相对而言的。但今天的中国,早已失去太子这样的人物,因此,用太子党这样的词语形容高干子弟并不恰当。再说,高干子弟在目前的情况下,也难以结成什么党。

    值得分析的是政治职业继承的问题,在艺术界或某些行业,子承父业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政治领域也不例外,政治家的子女子承父业不独中国有,其它国家也有。台湾有,香港也有,只不过香港的子承父业现象都在商界和娱乐业。日本的家族世袭现象也很严重,日本许多政治人物都有显赫的家族背景,而且日本政坛的政治联姻现象也很普遍。美国作家专门写过美国精英阶层的裙带关系,列举了肯尼迪、布什和戈尔等政治家族经久不衰的政治影响力。英国资深报人也写过英国的贵族阶层如何在英国民主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此再来看中国,高干子弟继承父业的并不算太多,关键是要看这些人到底怎么样。下面发出一篇网友传来的文章,看看一些新进入领导高层的人物如何。

 

发件人:"李宪源" <li9xianyuan@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30 07:46:5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新动态,供各位参考,李宪源。

对习近平的看法

蒙克

2007年10月29日

   他这个“太子党”和其它的还不太一样。所谓不太一样是讲60年代初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刘志丹》那本小说被撤了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小说是刘志丹弟媳李建彤写的。由于康生的挑拨,毛主席犯了疑心,“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顿时习仲勋被一撸到底。有关小说《刘志丹》的冤案值得一读,这里先不说了。

  习近平有个姐姐叫桥桥,曾和我哥哥是同班同学。现在回忆一下那是1965年的事情。家兄在北京河北北京中学念高一。这是个北京的二流学校,家兄成绩一般,能进这个学校就不错了。当时班上的同学就有桥桥。那会儿习仲勋已经被罢官,"下放"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去了。所以桥桥并没有进类似101中学那样的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而是上了河北北京中学(估计学习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家兄和桥桥关系不错,所以时而去她家串门。当然有关习仲勋当时的情况,家兄并不清楚,只知道桥桥家是“老革命”。

  我们家出身特糟糕,父亲右派,母亲“有变节行为”(文革中成了“叛徒”),但家兄特积极要求进步,努力争取入团。桥桥是班上的团员,也积极帮助家兄入团。通过家兄的“思想汇报”,她对我们家的情况有所了解,但她并没有因此看不起家兄。我想这和她家的处境有关吧?

  有一次,家兄和桥桥一起去她家,进门就看见她的弟弟习近平在沙发上坐着。当姐姐的马上不高兴了,“你怎幺这样没礼貌?你应该起来打个招呼。” 桥桥说,“他(指家兄)母亲是38年的老党员,也是老革命了。” 习近平听到这话立刻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打招呼。我哥哥就这件事很受感动,回到家中再三和我说。

  我举这个例子是说,习近平这个“太子党”在1960年代初就尝到世态炎凉,和平民接触较多。这使他没有其它“太子党”的狂傲心态。

  在习近平的简历中我们知道,习近平在1969-1975年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当"知青",后来还干了党支部书记。这实属不易。一般干部子弟"上山下乡"很快就离开农村了。我舅舅是个副军级干部,"文革"中也遭"审查",甚至入狱。可我的两个表姐一个在陕西插队,一个在山西插队,很快都做为"工农兵学员"返城。我想习近平在陕西农村很长时间,并不是没机会离开,而是想有点作为。看来他确实比较注重实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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