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专稿部分的文章主要想让大家看清一些问题。这期文集就以柳祥平的文章题目为大标题。如此不均衡的改革,已经明显地看出了它的弊端。因此,本网第一次将文章顺序做一调整,专稿部分全是财富分配和权贵贪腐的问题。如果三十年改革只是朝着贫富分化的道路迅跑,那么这种改革必然遭到人民大众反对,必然违背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必然出现各种社会危机。如果不校正改革中出现的偏差,不打击贪腐势力,不矫正错误的思想理论,人民群众也不会满意。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不能只为少数人分享,因此,调整肯定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方向。这种方向有两个,要么执政党向共产党的根本回归,重新获得群众基础,要么被新生政治力量所替代,出现更复杂的局面。何去何从,执政党要认真考虑和选择。】

改革为什么让人如此心寒

中国社会巨额的财富哪里去了?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2011年2月25日

目录

特稿

仲大军:中国海外投资遭受重大损失

德国之声:利比亚动荡直接涉及中国利益

专稿

新华网:万众炮轰“退休双轨制”!

人民网:被博导们专包的女博士

记者:中国社会巨额的财富哪里去了?

柳祥平:改革为什么总是让人心寒

冼岩:听说秦晓逃到香港

韩德强等:就秦晓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致两会的公开信

罗昌平:越南女难民李薇怎样炼成中国高官公共情妇?

香港苹果日报:十八大前战剑拔弩张 刘志军下台只是前奏

甄理:揭露国企“资产划拨”之后职工下岗之谜

李承友:一位已全家移民美国的国企老总自白

苏中杰:揭开伪自由主义的真面目----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种部队

安康:艰难世事教你静坐养生 越坐越健康

2011年网上最新最火的段子

上网必知的18个词汇

王杨慧:彭培根先生庐山之行纪实——世界上最具创意的大讲堂

彭培根:对余静赣创办江西美术专修学院的感想

经济与社会

曹军:中国宏观经济战略分析报告

田忠国: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及应对之策

华尔街日报:中国的天量货币是如何创生出来的?

张庭宾:CPI权重调整小技巧掩盖不了通胀真实

崔宇:利比亚骚乱、油价和中国的汇率选择

薛涌:下一次石油危机的来临?

法广:20国集团就衡量经济平衡指标达成共识

钟南山:广州负债2100亿元办亚运

水煮花生:见树不见林,房地产将受重创

经济参考报:北京人口规模超过环境承载极限

杨芳洲:GDP全球第二,利耶?害耶?

周子勋:中日GDP差距依然很大

王羚: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高引争议

华生:废掉国企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是骗人

杨晓陆:也谈买办刘志军被双规及高铁亏损问题

卫报:新一轮互联网泡沫乍现?

胡尧熙:中国为什么这么贵?

上海物价对比美国物价

星岛环球网:高铁出海下一站首登欧洲进入英国

杜峻晓:铁路工程师为何不愿坐高铁

路透社:中国水污染严重 未来治理将耗巨资

颜昌海:中国崛起为19世纪末的德式崛起?

陈一文:转基因大豆玉米发现怪异生物

加藤嘉一: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美东:评加藤嘉一《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张新光:研究小农经济理论的政策含义和现实关怀——回应丁长发博士的质疑

赵 跃:一个公式 二种危机 三项措施

政治历史文化

中国工人(共产)党:就目前局势发表的声明

叶继涛:纪念华国锋诞辰九十周年

习近平:我的从政之路

明镜月刊:习母能力超人,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王储”

万延海:给于建嵘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连线杂志:美国也怕骨牌效应 立法授予总统在必要时关闭互联网

齐泽克 等: 欧美左派看中东

马丁·沃尔夫:美国实质性的阻挠埃及走向民主

刘中民: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当代埃及社会历史发展

袁刚:改革阻力,利益集团还是意识形态

张洞生:推动社会进步和转型的是社会中间阶层

章立凡:辛亥百年:还在走向共和

金复新:我支持复兴帝制 家天下比民主好万倍

金复新:中华传统政治体制才是最成熟最民主的政治体制

张星水:学贯西中 恪守中庸

李明:什么才叫“扎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田忠国:蔡定创呼唤中国学派的本质是拯救资本主义

余英时:“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

王西麟:反思“东方红”

罗荣炳:炮弹“开后门”的战争

纪彭:吴新潮回忆父亲吴法宪

丁凯文:《邱会作回忆录》述评

司马亮:1950年林彪建言援朝:屯兵于朝鲜北部是上策

沈志华:毛泽东访苏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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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投资遭受重大损失

仲大军

2011年2月26日

     随着上万名中国工作人员从北非撤出,这意味着中国在此地上百亿美元的投资将毁于一旦。光是一个利比亚,中国的石油部门投资50多亿美元,铁路部门投资50多亿美元,其他企业投资几十亿美元,总投资折合人民币约上千亿元。

    如今,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遭到了巨大损失。北非的巨变,使中国的海外投资突然梦醒。中国从来没想到海外投资具有这样大的风险。

    然而,仅在2010年,中国投到非洲和南美的资金就高达上千亿美元。2010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超过了世界银行,达到1050亿美元,直接投资额也跃上了一千多亿美元。然而,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风云突变,中国的海外投资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这是国际间的一场政治预谋,还是突发的偶然性?中国方面从来没有预想过。北非的政治变动,应当使中国惊醒了!正当中国将希望转向发展中国家时,这些国家的突变完全打乱了中国的算盘。

    毫无疑问,一场巨大的围剿(政治的和经济的)已经开始了。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已经来临。中国如何应对这场经济的和政治的挑战,将是当前的最大热点。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2-26 16:02:40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德国之声: 利比亚动荡直接涉及中国利益 或分散投资重点

利比亚动荡直接涉及中国利益

德国之声

2011-02-25

    利比亚局势动荡不安,中国展开大规模撤侨行动。据媒体报道,至2月25日,已有大约12000人撤出利比亚,而当地中国人的总数约为36000人。此外,中国可能分散在非洲的投资重点地区。

    中国政府已经派出包括海军导弹护卫舰"徐州号"在内的运输工具实施撤离计划。这是北京方面首次派遣军舰参与类似行动。

    中国媒体曾采访了部分撤回人员,他们表示在利比亚东部城市图布鲁克一所大学的建筑工地工作,骚乱期间受到了武装暴徒的袭击。由于当地反对派力量与忠于卡扎菲的军队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地方官员劝告中国人撤离,并提供了相应的帮助。

    首批乘坐飞机撤回中国的224人中,大部分是在石油和铁路项目中工作的工程师、机械师及其家属。此外还有大约1000名中国公民跨越边境撤往突尼斯,或者乘坐轮船前往马耳他。希腊政府也在协助中国进行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撤离行动,大约有15000人将达成希腊客轮前往克利特岛,然后转机回国。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最近报道的数字,共有36000名中国人生活在利比亚,而其中三分之二的人目前仍在那里。中国商务部称,共有75家中国企业在利比亚开展业务,其中包括国企巨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该部发表声明称,利比亚局势导致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经济利益受到重创。中石油也表示属下的项目基地和运营场所遭到袭击,但并未透露损失的具体数字。在人身安全方面,商务部称有中国企业员工受伤,但迄今未有关于人员死亡的消息。

    利比亚危机是对中国在类似国家大举扩张投资的一次考验。近年来,中国在苏丹、利比亚等地进行巨额投资,主要项目是石油能源。但这些国家的政治形势会对投资带来潜在风险。2010年,中国与利比亚的贸易额达到66亿美元,比此前一年增长27%。

    《印度时报》报道称,中国正在努力加强与东部和中部非洲国家的关系,力求将投资重点从北非转移。2月23日,中国代表团与东非共同体代表进行了会谈。该报称,北京政府的政策转变一方面是由利比亚局势动荡所触动,另一方面,中国在非洲地区支持苏丹、利比亚等独裁政权的做法导致当地民众产生厌恶情绪。此前就有关于中国人员在安哥拉和苏丹遭到袭击的报道。而北京政府则力求防止北非地区民众对于中国的不满扩散到非洲其他地区。

    上周,中国外长杨洁篪刚刚对五个中非国家进行了访问,包括津巴布韦、加蓬、几内亚、多哥和乍得。根据官方数字,非洲作为一个整体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在2002年到2003年之间,中非贸易额迅速翻番,达到185亿美元。而在2008年,更是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510 亿,进口560亿。而中国从非洲的进口贸易几乎全部来自盛产石油国家,如安哥拉、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刚果共和国以及苏丹。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1-02-25 12:01:58 +0800 收件人: "huxingdou" <huxingdou@gmail.com> 抄送:"zdjun" <zdjun@263.net>,  标题: 感谢王荣均老师转来很好的文,

万众炮轰“退休双轨制”!

新华网

    当下,网络世界,民意沸腾,不平声起,万炮齐轰最具中国特色制度意义的官民“退休双轨制”。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对其进行愤怒声讨与批判。就在本届两会召开前夕,由官方网媒人民网发布的两会期间最受网友关注的十大话题中,“养老保险”,以 57956票位居第一,成为公众关注之首。其中超过八成以上的网友怒斥“退休双轨制”。由此可见,这一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优越性”,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必须率先打开的维权通道

    所谓“退休双轨制”,就是官方为维护自身利益,搞了两套官民等级差别的游戏规则:一种是官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国拨”退休制度;另一种是社会企业单位的“缴费型”统筹制度。“国拨”就是从国库里拿纳税人的血汗钱来高薪包养退休官员及其僚属;“缴费型”就是纳税人自己从工作时起就开始用自己微薄的活命钱预支缴费,才能晚年低薪苟活。这就是最经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本质。

     在“退休双轨制”的区别对待下,公务员不仅退休金拿得极高,而且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全部让纳税人为其缴纳养老保险。相对而言,企业职工只能拿公务员退休金的两三成,却要多缴纳十几万的养老保险。由此可见,“退休金双轨制”体现的是最典型的中国特权等级与贫富差距的不公平政策。这种“退休金双轨制” 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资料显示,从 2000~ 2005年,全国机关退休金年均增长13.07%,同期企业退休金只增长 6.92 %。尤其从2006年7月1 日,公务员实行新的工资制度后,退休金有了大幅增长,尽管企业退休人员“连涨三年”,但涨幅过小,不仅没有弥合与机关退休金差距,反而越拉越大。今天,养老“双轨制”正成为社会普遍诟病,公众追求公平、 正义的必须率先打开的维权通道。

     眼下,一首直击“双轨制”要害讽刺诗,风靡网络:“本是同根生,贡献也相同,收入差三倍,何以论公平?”。如此官员僚属退休金“高薪养老”,而百姓退休金“低薪活命”,两轨道差距达3—5倍之多!多年来,成了一个“众矢之的”的话题。网友认为退休金“双轨制”就是最典型的造成贫富差距的歪政策,导致众多企业退休职工长期生活在贫困底线,网友纷纷呼吁废除有悖社会公平的退休工资“双轨制”。讥讽“执政为民”的当政者如此操纵天平,才是当今中国的最大集体腐败,这叫做“在国际上是史无前例、独树一帜的腐败”。   如此制度腐败,导致5000万企业退休人员以及企业退休高级工程师们愤满不易,并已引发了全国性的怒吼。今年两会,民众在忍无可忍的10多年中,最终发出了海潮般的咆哮!

“少数人通吃”法则已成为制度本质

    有网友发帖呐喊道:“退休、医疗等等方面的双轨制伤透了几千万企业退休人员的心!我们同样有学历、有职称,甚至有职级,为国企贡献了一辈子,为什么退下来只有人家的几分之一的养老金呢?我们强烈要求取消双轨制,还公正、公平于民。”今天我们那些由“为人民服务”,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特色制度安排中,不仅仅是退休双轨制,更有医疗双轨制。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查报告》数据称: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疗养院,每年开支约为500亿元。这笔特权制度安排大大挤占百姓医疗资源,每年特供给“红色贵族”们养生、享受消耗掉的巨额资金,足可挽救那些因无钱就医而死去的无数贫困者的生命。

    如此以来,在这样一种中国特色的体制安排中,制度的本质究竟体现了谁的利益,又为谁服务,不是已经昭然若揭了吗?那些创造社会财富的劳苦大众,一面要被捧出来作为“社会的主人”;一面却又把他们排除在社会服务之外。那些“满嘴跑火车”,大谈“学雷锋”、“讲奉献”、“艰苦朴素”、“为人民服务”、 “三个代表”的红色贵族们,哪个不是以“公家”的名义,住豪华宾馆、豪华别墅,坐高档轿车,以级别、权力大小不同,身边分别配有秘书、保镖、司机、医生、保姆、厨师、勤务人员等等,不仅为他们个人,且为他们家庭无偿服务。他们用“人民公仆”的金字招牌为“免费证券”,在一切社会资源领域“通吃”免费大餐。社会保障“少数人通吃”法则已经成为了这个制度的本质。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还要“谆谆”教导人民,即使总统下野也不能享有特权的崇尚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剥削制度”,而他们才真正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平。这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多么巨大的一种嘲讽。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税收大幅度提高,不能说政府手里没有钱。但各级政府除了把钱用于保障红色贵族利益阶层的享受消耗,还花于大建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政治工程”,甚至贪污腐败,挥霍浪费,以至于对百姓“生老病死”的现实疾苦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如今城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楼堂馆所林立,各地政府机关大楼修得比欧美等发达国家还要豪华气派。各级官员不仅暗地权力寻租,而且工资一调再调。他们吃喝玩乐、公费疗养,公费旅游,出国观光、各地考察,即使调息、养病、养老都由国家统包,大把、大把花钱,从不受纳税人的制约。中国社会的问题,恰恰就在于,一些公共政策在制订出发点上,就不是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保护垄断权力、财富的特权阶层。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不允许民主监督,舆论公开,阳光法案出台?

人民对社会制度公正性的渴望

    中国除了退休、医疗等等方面的双轨制外还有教育、户籍等双轨制,以及产品、信息特供等等特权制。如今民众万炮齐轰的退休双轨制,仅仅是透视这种制度本质的一个窗口而已。美国学者萨托利在其《民主新论》中说,每一代人都应有平等的起点,也就是“为了平等地利用机会,从一开始就应具备平等的物质条件”,在社会保障“少数人通吃”法则成为制度本质的现实中,当摆脱贫穷的努力遭遇到不公正社会制度制约的时候,首先产生的是人民对社会制度公正性的渴望。然而,眼下红色权贵阶层利益却对民众利益不断挤压,这种挤压的结果就是社会始终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权贵阶层凭助公共权力挤占下层民众的权益,公正分配与调节社会资源的机制失衡,贪婪的权贵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形成强烈的官民对立、贫富对立格局,外部性的制约因素导致大量贫困人口处于生存难境。公众感觉和国家宣传的截然背离,反衬了官方“太平盛世说”的虚假。

     一个政府回避公民的民主权利,何谈“公共财政”会有阳光惠及全体人民?前些年为什么国家"医改"失败?就是因为在没有民主监督下"解决看病难"问题,结果只能让老百姓反受其害。事实充分印证,在没有舆论评判与民众监督权下解决民生难的方案,只能成为社会不公与腐败的牺牲品。当下民众借两会之际,万炮齐轰“退休双轨制”。体现的恰恰是人民对社会制度公正性的渴望。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2-23 09:20:0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北大副校长 :国内女博士都难逃潜规则

被博导们专包的女博士

----国内女博士都难逃潜规则

人民网

2011年2月16日

    一位前北大副校长昨日在参加一个招待会时向老友的一番表白无意中被坐在旁边的媒体工作人员用录音笔录下,在京城部分媒体从业人员中流传。这位北大副校长虽然有些口音,但对话异常清楚。

    这位北大副校长的老友是在饭局中咨询坐在身边的副校长有关他女儿想在北大读博的事,这位副校长立即表示了反对。在讨论了北京的学术水平却仍然无法说服要把女儿送进北京大学读博的老友后,这位副校长突然激动起来,提高声音说,我不是不想帮你的忙,你如果不想自己的女儿被你这样年纪的老头玩弄,就不要让她在国内读博士,送到国外去吧。

    这位前副校长说,就他从周围教授那里得到的消息,目前中国的博导,除了所有的著作都是男研究生们效劳完成的,基本上都会在适当的时候找一两个女博士生,而这些女博士生要想最后戴上博士帽,一定会把自己的身体献给博导们。他说,据他们北大教授圈内的统计,全国高校中高达70%以上的女博士被新中国的博导们传授“知识”的同时,也顺带被“潜规则”。

    这位副校长说,贪官污吏们可以玩弄女公务员,玩弄民女,知识分子们也不甘示弱,就地取材,开始玩弄有知识的女性。他说,一般的女大学生有风险,弄完之后很可能要帮他们弄研究生指标,帮她们擦屁股,但博士生就安全了,让你读几年就几年,这几年就可以随时泻欲,慢慢把玩。他甚至推断,很多女博士生读书期间无法结婚,部分原因也是被博导们专包的原因……

能不能认真地反腐败?

    今天的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已几乎绝迹,大多数是权贵资本家和利益集团代言人。也有少数有良心的人,但他们在体制内处境艰难,这个体制容不下他们。我们这个党早就不是共产党了,而是既得利益党,资本家党,牟利党。

    如果认真反腐败,搞体制改革,中国将会发生几件事,民选官员,法治社会,舆论自由。这三件事一落实,很快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反贪局审查,一批人要进监狱,有些人要被枪毙。

    并且,中国廉政公署的传票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刑警那里,通缉那些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休者和外逃者。美国加州的许多豪宅会因为屋主无法再缴纳房产税而被政府查收,荷兰的红灯区会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国香榭利大街的商店会一下子冷清一半,德国的奔驰和宝马工厂将会有大批工人失业,就连泰国的游乐区的生意也会突然间爆跌。如果说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国腐败,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腐败了。

    今天中国那么多的教授、博士,都有车有房,却不见中国的科技赶超欧美哪国。包起二奶,玩弄起女学生他们比公务员还厉害。这里的秘密谁都知道。他们要是再敢造反,都不用拿他们的政见和玩弄女生是问,随便找几篇他们的论文一查就可以让他们栽了。

    反腐败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却有可能断了他们的财源,丢了他们的红颜和小蜜,他们会同意吗?今天的中国已不是20年前的中国了,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是20年前的知识分子了。你去中国随便一所大学里打听一下五月四日是什么日子,恐怕不少人会回答是情人分手的哀悼日。至于陆月四日,他们会说网上找不到这一天。

    不要怪这是学术腐败。我们二十年来的经济成长哪里是靠这些搞学术的。你看那全国十大首富里有几个是科技创新者?我国的经济发展靠了两大利器:腐败和廉价劳动力。没有腐败这个第一动力,哪个领导干部会去发傻搞什么GDP? 都说我们成功的秘诀是摸着石子过河,那是赵紫阳搞过的一套东西,我们早就不用了。我们的干部是摸着自己的钱包过河。他们的钱包越鼓,过河的干劲就越大。所以我们的经济会这么繁荣。所以这一部分人就能富起来,所以就有一大批人富不起来。腐败吗?确实很腐败。可又能怎么办?

    二十年前邓公就看到了一个矛盾: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他想不出好办法。江总解了这个难题,这就是让全国可以腐败、敢于腐败的各阶层一起来腐败。大家都腐败了,谁也就别说谁了。你可以假公济私,我就可以勾兑地沟油;你可以贪污公款,我就可以掺三氯氰胺;你可以买卖官职,我就可以打磨假芯片。这就叫闷声发大财。到了最后,全国人民捞钱都捞疯了,人格都不要了,脸皮都丢尽了,良心都喂狗了,也就没有亡党亡国的忧虑了。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四篇文章,论述收入分配和贫富分化的问题,这些文章分别是2月1日的《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15日的《收入鸿沟需正视》,16日的《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以及17日的《行业收入不怕差距怕不公》。中国行业间工资差距已经成为世界最高的国家,而人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是世界最高国家之一。鉴于此,本网此期文集发出几篇有关文章,深入考察这个问题。】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2-21 09:01:0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人口规模失控局面无法挽回

中国社会巨额的财富哪里去了?

----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落马记

记者

    2月10日,经过最高检察院的批准,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以涉嫌职务犯罪对罗荫国采取强制措施,2月11日,罗荫国被该局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同时,被要求配合调查的还有罗荫国秘书及罗荫国的妻子。

    知情人士透露,罗荫国的被抓颇具戏剧性:罗荫国于2月10日被通知去广州开会,讨论紫金矿业溃坝案的处理问题,车子进入广东省委大院,有人上前叫:“罗书记请你下来一下。”罗下车后随即被扣下并直接押上囚车,随行的其他茂名官员随即返回。罗荫国的妻子则是在家中被带走调查的。据了解,罗荫国涉嫌职务犯罪是指受贿罪。罗荫国妻子也是以涉嫌受贿罪名义被拘留。据悉目前罗荫国被关在广州,其妻子被关在阳江。2月10日,茂名市检察院配合了此次行动,对罗荫国的办公室和家进行了长时间查抄。

    有消息称,目前有关方面初步掌握的罗荫国犯罪证据颇为惊人,在罗荫国的办公室和家中仅仅现金就被搜出近1000万元,其中办公室所存放的现金约6万元,这些现金被初步认定为罗荫国在春节前后所收受,尚未来得及转移处理。除大量现金以外,在罗荫国的办公室和家中还搜出近百幅名贵字画,十多块劳力士手表,以及罗荫国和其他女人的大量出国合影照,其中包括若干女公务员。

     罗荫国主政期间,茂名接连发生的多起重大腐败案件一直备受诟病。公开资料显示,最近一年多来,茂名出事的高级别官员分别包括茂名市原副市长陈亚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光亮,茂名市委原政法委书记兼市公安局局长倪俊雄,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队长程彬,茂名市茂港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区公安分局局长杨强,及茂名监狱监狱长成加增、政委康烈天、副监狱长李忠淦、纪委书记李土新等多人。多名高级别官员出现的腐败大案涉及受贿、买官卖官、涉黑、官商勾结等诸多问题。

    还有网络举报称,罗荫国任茂名市委书记期间,其妹妹、妹夫、妻弟分别在茂南区劳动局、茂名市刑警支队、信宜市检察院、茂名市中级法院、茂名市财政局等部门担任要职。

    无论是1000万还是上百亿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个天文数字,他们一路敛财,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构为什么长期视而不见?为什么非要等到他们捞足了赚够了民怨沸腾了才让他们匆匆下台?为什么不从源头上预防贪腐的泛滥和蔓延?毫无疑问,只要体制不改,刘志军、罗荫国之类的高官还会疯狂敛财,谁在这样的高位都会抑制不住敛财的冲动!好在!当今的反腐惩贪只是选择性的,因为体制造成的整体性溃烂,不是抓几个官员就可以高忱无忧了!

    年年增长的GDP给老百姓带来了多少好处?中国社会巨额的财富哪里去了?相信善良的人们己有所了解。因为有太多太多的刘志军罗荫国之类的窃国大盗,一个社会如果长期没有监督没有制衡没有约束没有良知,任何人无论通过什么卑劣肮脏的手段爬上了这样的高位,任何人都会无所顾忌地大行贪腐之道,这是体制决定的,在这样的体制下,谁倒台或被惩处都不值得惋惜也不值得喝彩!

 

贵阳原市长助理受贿款塞满5个柜,金银满地扔

来源:北方网

2011年02月17日

    他不抽烟,不打麻将,不滥酒,也没有情人二奶之类的事。这个贪官勤俭又节约,20年来他受贿的赃款塞满了整整五个保险柜。检察官对樊中黔提起公诉。

    第一个保险柜,藏匿地点:樊中黔家中,藏匿金额:人民币604万元、欧元13万元、美金10.3万元、港币46万元、18万元购物卡。

    第二个保险柜,藏匿地点:樊中黔以女儿名义所购一套空房中,藏匿金额:人民币52万元。

    第三个保险柜,藏匿地点:某房地产老板家,藏匿金额:人民币252万元。

    第四个保险柜,藏匿地点:樊中黔在司法厅的空房,藏匿金额:人民币252万元。

    第五个保险柜,藏匿地点:樊中黔母亲家,藏匿金额:人民币150万元、美元20万元。

     2010年7月29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终于对贵阳市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市长助理、金阳新区管委会主任樊中黔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樊中黔长期大肆收受王刚、崔全庆等50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005万余元,美元4万元、欧元0.8万元、港币24.8万元、金条50根(价值人民币18万多元)等。其尚有人民币246万余元、美元25万余元、欧元12万余元和港币36万余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判处樊中黔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樊中黔不服,口头提出上诉。2010年9月8日,贵阳市中级法院受贵州省高级法院委托,对该案作出终审宣判:核准贵阳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樊中黔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

    樊中黔倒了。有人说他豪爽仗义,有人说他霸气十足。但说他贪污受贿,谁都不信。樊中黔吃穿普普通通,手机修了若干次还在用,一双皮鞋换了三次底还要穿,哪像个贪官?

 

社会贪腐有多严重

    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股长李华波,将专项资金转出境外赌博高达9,850万元,现已携妻儿逃到境外。鄱阳县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4.1亿元。这么一个小小的股长竟然转移走了这么巨额的资金。

    体制内外两重天

    当前中国的不法黑色收入,大约占到了当年GDP的30%。不只是各级官员鲸吞巨额纳税人的血汗钱,是凡体制内的人,都能享受到莫大的利益,因此中国出现了“到体制内去”的现象。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最近有办法有能力的朋友们都在纷纷回流到体制内,变身为公家人 ”,去享受“党的恩情比海深”。

    房价涨上天的时候,体制内的红领只需用按市场价只能买一个厕所的钱在黄金地段买一套好房子。去年陕西山阳县,被爆光“经济适用房”申请者九成是公职人员。今年1月13号,福建省上杭县的“经济适用房”申请名单引发网民强烈关注,因为其中申购者87%是来自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

    物价飞涨的今天,南京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网站上的“每周菜谱”,共120道菜,最低的5角,最高2元5角,这个体制内食堂让网友感叹:“太便宜了,太丰富了。” 走进北京市政府各部门的食堂,早餐1元,中餐2元,晚餐3元。这样的福利非政府部门哪能享有!

    白领陨落 黑领升起

    郎咸平将就职于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的“体制内”群体称之为中国的黑领阶层。他说“相对于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白领,他们的衣服是黑色的,汽车是黑色的,脸色是黑色的。他们的收入是隐蔽的,生活是隐蔽的,工作是隐蔽的……所谓隐蔽,就是像站在黑夜里的黑衣人,你知道他在,他也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样,在做什么。”

     都市白领曾经是令中国人艳羡的对象。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在高级写字楼里上班,高学历、高收入。然而不断飞涨的房价和物价将白领们拖的脆弱不堪。

    黑领阶层的人却不受这些影响,照样开着大排量名牌汽车,出入高档酒楼,高级夜总会,乘坐头等舱,住星级宾馆,拥有黄金位置的几处豪宅,购全套红木家具,喝茅台五粮液,品天价普洱,抽极品中华,收藏古玩字画珠宝黄金,请佣人,养情人,养藏獒……他们拥有骇人听闻的财富,而且源源不断。因为黑领阶层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随意挥霍。据郎咸平的调查,中国有2千万黑领,依靠垄断资源和特权利益攫取财富。

    行业差距15倍 居世界之首

    由于黑领阶层垄断一切资源,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也就不足为奇了。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2月14日表示,2008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证券业是最低的畜牧业的15.93倍。而欧洲国家行业间收入差距则通常在3倍左右。

    去年3月独立学者刘植荣发表“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一文称,“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 3000%,世界平均为70%。

 

 

发件人:"王王成" <wc60731234@gmail.com> 2011-02-26 10:10:59 +0800 收件人: <wc60731234@gmail.com> 抄送:标题: 铮铮铁骨与贪官生死决斗 :绝食举报中纪委督查不动的徐州常务副市长

绝食举报中纪委查不动的徐州常务副市长

王天成

 电话:0516-83884475 E-mail:peirongwang@sina.com,

    李荣启现为江苏省徐州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因其房子多、超生子女多(三个)、钱多,而被称为“李三多”。

    仅在徐州市区,李荣启就拥有六套福利房,都是利用职权非法谋取私利。其中有市委大院内福利房二套、康居小区一套(138平方米)、泰山嘉园一套(200多平方米),徐州市建设局锦绣嘉园内高层星光大厦302和303二套福利房。

    星光大厦302、303是徐州市建设局的集资房,李荣启夫妇均不是徐州市建设局职工,李荣启夫妇从来没有在徐州市建设局工作过,没有资格买建设局的集资房。

    此前,李荣启已有三套福利房,市委家属院二套、康居小区一套,房屋面积超过238平方米。即李荣启使是建设局职工,也不能购买集资房星光大厦302、303。

    李荣启在任县委书记期间,涉嫌插手工程建设、买官卖官等;伙同现任江苏省副省长徐鸣强行掩盖证据确凿的投毒杀人案;个人生活糜烂,有嫖娼行为、有多名情妇。李荣启为了自保,利用权势和金钱建立了铜墙铁壁式的保护伞,导致中纪委督办的铁证如山的贪官徐州常务副市长李荣启仍逍遥法外,触目惊心的案例揭开惊心动魄的反腐暗战。

 



发件人:<lxpbk@sohu.com>  2011-02-23 11:17:2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改革

改革为什么总是让人如此心寒

柳祥平

2011年2月23日

    三十年前,改革曾一度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举国欢腾。这三十年,尽管我们党和政府的每次重大会议都在向人民向世界昭示着改革的伟大成果,昭示着改革的伟大胜利。但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人民对改革又是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呢?人民对改革从最初的热烈拥护到反映平淡,再到人民对改革噤若寒蝉。这样的改革算成功吗?我想,这千秋功罪,后人自有评说。

    正像民坊间所流传的那样:“房改让老百姓住不起房,医改让老百姓看不起病,教改让孩子上不起学”。其实,对于改革,它给人民带来的影响远不止这些。企业改革还让工人下了岗,变成了游民,工资改革让老百姓喝了汤,物价改革让老百姓瘪了口袋。可以说,三十年前时髦的“改革”口号,已经成为盘剥和掠夺老百姓的遮羞布。从某种意义上讲,如今的改革,不但已经变成专制的代名词,也已成为权贵盘剥和掠夺的工具,它使强取豪夺合法化,让人民有苦无处诉,有泪无处流。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的当政者没有很好地从政治制度上反思给人民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灾难,不是把人民的苦难归咎于自然灾害,就是将国家运行管理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归咎于某些领导者。在计划经济时代,当政者没有认识到自身在经济管理上的不成熟,甚至不能客观地承认自身在经济管理上的无能,更没有认识到经济管理上的规律性和科学性。各级执政者,在经济管理工作中过于迷信上一级的指示精神,把这些指示,简单地运用到经济管理工作中,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圣旨,坚决地服从和执行。这种由信奉到崇拜再到依靠依赖的工作理念,成为我们政府工作中的庸人信条。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在重大问题或困难时看到听到的:“只要坚定地跟着党,依靠党,就一定会取得伟大胜利……”表面上看来是党和政府在处理问题和困难时的决心,但实际上也使经济管理工作简单化,忽略了经济管理和经营中的地域所形成的自然差别和人际差别,把经济工作、经济管理仅仅是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在执行,唯上级指示精神是从,从而给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从而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我们常看到,上级领导到哪考察,看某种经济作物好,不管其它地方的自然条件是否允许,四处推广;看到某个企业的管理模式比较好,有效果有效益,也不管这种管理模式架构历史渊源等是否与其它企业的生产经营相适应,一律要求推而广之。久而久之,这种逆规律而作的行为,导致了各地经济和企业经营普遍地举步维艰,效益无从谈起,更别谈发展。从而产生了惰性,出现了人们所说的大锅饭。无疑,这种体制这种管理模式是难以为继的。问题出现了,又把责任归咎于个别的一些领导者身上,而后果则由广大的人民来承担。

改革是精英掠夺的工具和代名词

    我们的人民曾热情洋溢地欢迎着改革开放,但不久便发现,这些改革,都是利益的博弈。作为老百姓,因为没有话语权,所以这改革的种种板斧,永远都是砍到自己身上的,痛是需要自己承受的。没曾想到的,却是此没完没了。

    改革,使我们的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工作没有了。由于政制和体制性的原因,导致了我国大面积的工厂经营不善,更由于管理者的懒惰和无能、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等等,造成了产品质量不合格、产品积压等一系列问题都归咎于计划经济,归咎于工人,最终归咎于广大民众。于是改革开始了,什么兼并,什么重组,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原有的政府和工厂管理者们,干得好不好都是社会主义的“功臣”,或升或迁,一个个都养了起来。而工人,则纷纷下了岗,不但失去了生活保障,也失去了医疗保障,退养保障等,许多人甚至连一点微薄的破产补偿都得不到,都让那些官僚们以各种借口瓜分了。那些下岗工人们,也就只能如那那个短片中所描绘的那样,在风雨中悲情地唱着:“看人生豪迈”,然后一切“从头再来”。

    不可否认,在改革的初期,我们老百姓也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一些好处,比如说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方面的条件得到改善了。但很快成了过眼云烟,社会福利成了一部分人的福利,社会发展的成果成为一部分人专享的特权。

    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住不上房,或者说住不上好房子。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市场经济了,人们依然住不起好房子或者说住不起房。因为,现今的房子,早已失去了安居的功用,成为有钱人投机炒作的商品,成为空中楼阁。杜甫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多少年来一直成为天下所有寒士们梦寐以求的向往。今天,我们不得不对此重新注解。因为,今天我们才知道才懂得,即便有了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也未必住得起,只能望房兴叹。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看病还能报销或者能报销一部分,即便自费,医药费用也比较低。那时,我们虽然不富有,但少有因医而致穷的。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大部分人都进入了医保系统,但看病仍是件艰难的事,因为在琳琅满目的药品架上,能报销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药都成了自费药,且有些药品和用具不但是暴利,简直就是天价。再由于医疗系统经营的功利性,以及医生道德水平的普遍下降,医药之间相互勾结,让老百姓无法承受现今的医疗保障。

    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全在个人意愿,在个人对知识的需求。谁都知道,知识的学习也是需要天分的,尤其是对那些专业性很强的高精尖的知识,并不是谁都能掌握的。我们大部分人,也只能掌握或具备一些基础的专业知识,“术业有专攻”理也在此。一句科教兴国使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过去的一味地否认文化教育到现在一味的把文化教育当做兴国“万金油”,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悲哀。过去,即便我们当工人,虽然是辛苦一点,工作生活也还能过得去,也不会感觉低人一等。从许多资料上看,即便是现今发达的欧美,当个工人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当好了一样可以衣食无忧一样,一样可以和那些白领们平等地共享社会福利,共享社会进步成果。而现今的体制,现今的教育,一方面大学生们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用工单位找不到人,简直就是极大的浪费。不管哪个单位,许多在职职工,本来就不过初中小学文化程度,非要去弄个大专本科文凭,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将民众往疯里逼的体制。现在的社会,不管你有没有对知识认知的天赋,好的赖的都上学了,可结果又怎么样呢?我们花费了大量的钱财送孩子上大学,换回来的一纸文凭,却连当工人的资格都没有了。即便工作了,连个身份都没有,连个最起码的社会保障都没有!

    人们猛然发现,种种改革所带来的好处不仅与自己无缘,甚至成了权贵们掠夺的工具,使掠夺合法化。

改革难道只是喂饱了一群权贵?

    那些权贵,不但房子占据着一套又一套,就连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也不放过,而真正需要住的老百姓是很难住得上,大都被那些权贵们用来养情妇,或倒卖套利。报章、网络爆料的许多宝马奔驰在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住宅区进进出出还少吗?那些权贵们,一边成天介的泡在酒店舞厅等娱乐场所,一边又长期包住着干部病房保养着。而老百姓依旧是病不起,甚至是死不起!那些权贵,不学无术,却借着教改的春风,一个个泡在会议上,酒店里,却上了大学,变成了大学生,戴上了硕士、博士的帽子!
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化。这种分化,不只在于贫富,更在于权贵们对收入分配对社会福利和保障的种种特权。一些政府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都按照职位享受着不同层次的社会保障和退养保障,且享受着各种各样的特权。

    90年,我在银行前台,多年不见的原市委书记来到银行,拿出一沓子存折来,让我区分一下是哪个折子是什么单位发的工资折。我说怎么这么多折子,怎么不将不用的消掉。他说:都有用,这是不同单位发的工资奖金等折子。看我纳闷,他解释道:当年他从企业的党委书记调至市委担任市委书记,当时有个政策,为鼓励一些企业人员管理人员到政府或一些其它单位工作,凡副处级以上企业管理人员调至政府或其它单位后,仍可享受原单位的工资奖金及福利待遇。而当他调至省人大担任财经委副主任时,也按此政策享受了原企业和政府的各项工资奖金和津贴等福利待遇。也就是说,从企业到地方政府再到省政府,他同时享受着三份工资奖金和各种津贴。而据我知道,他当是所在的企业系中央直属钢铁企业,由于在位时,不顾高炉生产的疲劳状态,一味地促生产,导致轰动全国的死亡十九人的高炉坍塌事件。而他也因此责任升任市委书记,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等职务。

    这是厅局级领导的工资福利待遇,那么省部级,总理副总理级以上的呢?从一些资料上看,他们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简直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欧美国家的那些政府官员恐怕自愧不如。

    我们的权贵们,为了搞特权专享特权,操纵人大,胁迫政府,借助于改革,巧妙地经济生活中搞起了所谓的双轨制或多轨制。住房,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依旧享受着福利分房或以极低的价格买入,成为私产。哪些口口声声执政为民廉洁行政的官老爷们那个不占据着几套豪宅。而我们老百姓呢,只能到房产市场上让他们宰割的份了。收入,每次工资调整,那些权贵们一涨就是数百数千,而老百姓只是区区几十元而已,就这,还得看你所在的单位有没有能力给你,社会上所谓的“空调”一说也在此。即便涨上了,也很快就会被市场上的通货膨胀所淹没,甚至入不敷出。福利和特权的消费,则更是权贵特权阶层巧取豪夺的代名词了。

    欧美国家的政府官员们,社会是不能利用手中权力给自己涨工资涨福利的,我们的官老爷们想给自己涨就给自己涨了。无疑,他们就是当今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始作俑者。

    前几年,车改轰轰烈烈,自从数年前大庆的车改开了先河,各地的车改便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那些有单位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老百姓一月车改补助一二百元,那些县处级领导一月的车改补助则三五千元。对于县处级以上的领导们,那就更别说了。从一些资料上看,他们的福利待遇和特权消费,看了的,恐怕只恨青烟怎么只冒在他家祖坟上了!他们所享受的福利和特权,让欧美发达国家的官员们也汗颜!欧美国家官员享受的福利和特权只到他在位之时,而我们这些官员的福利和特权不仅可以享受到他死,有些甚至可以传给子孙。他们享受的福利和特权来自于哪?还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税收吗。这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这就是口口声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党?

    三十年的改革,我们老百姓的工资有多少呢,最低生活保障又是多少,最低工资又是多少呢?前些年,人们给改革的评价是分赃,现在则给改革的评价是抢!是掠夺!并且让你看起来合理又合法,让你无话可说!

    有说,那是你不幸,没呆到好单位,那些呆到一个好单位不就很好吗。前几年网传某地电力部门抄表员,年收入十多万,一些银行员工平均收入三十万,某地石油企业过年过节发奖数万等等,舆论哗然。于是,也由此兴起了一系列对电力、银行、石油、电讯、移动等行业收入过高,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的声讨。但不久就引起这些热门行业众多员工的晒工资行动,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工资收入远没有社会上传的那么高。事实上,网上流传的这些国有垄断或热门行业过高的平均工资,也绝不是空穴来风,也不会是杜撰,是一些“有心人”根据单位的总工资支出平均而得出的,员工们纷纷喊冤,那钱到哪去了呢。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最近,各大网站公布我国的行业收入差距达15倍。哪些被称为高收入行业的员工们再一次哗然。

    现今社会,大凡热门一点的单位,无不表现出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前几天一篇文章爆料,说现在的大学,整个一个官僚系统的翻版。校长一走廊,院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这,也就是当今社会许多政府部门热门行业官僚系统的写照。我们工行也无出其右。我所在的工行是一个二级市分行,许多部门,一个部门六个人,就会有五个是经理副经理,一个部门四个人,最起码有三个是经理副经理。什么经理,副经理,正经理级的副经理,副经理级的检查员、辅导员、巡视员、科员,凡此种种名目繁多。我所在的市分行(处级),员工不过二百来号人,行长副经理级管理人员达80来号人。而我们临近的一个市分行(处级),员工不过三十来号人,行长副经理级管理人员达二十来号人。前些日子到省分行学习,朋友说起省分行营业部(处级),说每次全行开大会,办公室主任都非常头疼,偌大的主席台,一排坐不下,两排又不知道把谁安排在第二排好。老说要干部能上能下,这,也就是当前社会这就是我们一次次精简机构的结果。

    07年的工资改革,从总行到基层员工分二十五个级次。工行的董事长年度总收入为130万元人民币;工行总行行长级的年度总收入为100万元左右,总行长长杨凯生的年薪为125万元人民币;工行各地省市的分行行长(相当于公务员的局长级)年度总收入为,70万左右; 工行一级支行行长年度总收入在40万元左右,(相当于公务员的处级);工行二级分行、一级支行行长年度总收入在40万元左右,(相当于公务员的处级);工行的2级支行行长原各分理处的主任(相当于公务员的科级)年度总收入在20万元左右; 工行的基层部门的小组长年度总收入在10万元左右;一般员工的工资年收入也就五到六万元左右;而许多处于银行一线的所谓的劳务派遣工年收入也就在一万五到两万元左右,极个别也只能在三万左右 。

    工资改革初期,由于将基层员工的级别档次定得过低,一些员工纷纷找领导们论理,但由于这种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加之这些基层管理者软硬兼施以及按人事部门给每个人出具的改革后工资绩效多少也涨了一点点,极个别老员工或连续几年先进工作者的工资加绩效在改革后也可以和副经理们拿得的差不多了,人们一看带头的人不吱声了,所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但没过多久就发现,员工们发现除了工资有了一点微小变化,总体还是没有增加多少,即便那些个别的老员工或连续几年先进工作者,原来想自己会拿得和副经理一样,后来发现者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你作为员工只能参加员工的绩效考核。原来他们在工资改革后,在省分行备案的是一套工资绩效分配方案,然而在下面仍然沿用工资改革以前的绩效考核办法。这样,工资改革后省分行给增加的部分全都落到了这些管理者身上!那些管理者的收入自然而然地成倍地增加了。一个经理副经理,比一般员工高出0.8-0.9的系数,发放的绩效尽然比员工高出2到3倍!那些管理者们,他们的考核永远是满分。而员工,不管是你的工作性质能不能反映出绩效,总能以这样那样的办法考核让你少一块。即便这样,许多员工到账的绩效仍不都是自己的,一些管理者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借口,让员工吐出一大块!

    一次,我听说某支行里各项任务指标完成情况不错,绩效发放也还不错。有一天,遇到该支行一同事,我开玩笑说:“听说你们的绩效发了不少,请客吧?”该同事不悦地说:“什么呀,忙死忙活,听起来不少,实际上发的要少得多,机关科室协作部门帮着完成任务的要扣去一大块,机关一些‘有脸面的’的任务,打个电话,我们就得给人开单子,帮人家完成任务,考核了还得把这一块扣掉。就这样,考核完的钱打到卡上,支行长还得扣一部分回去。不是说那个任务是他单独完成的,需要提出来,就是说为完成任务花了不少钱,要大家摊,或者说要为今后的任务完成提留经费。总之,名目很多。”银行系统的人都知道,现在的银行,为完成各种任务指标,每年给的各种名头的费用、礼品或纪念品等不少,可以说已成为当今社会腐败的黑洞之一。就这样,这些管理者还要在员工身上榨,基层员工的境遇可想而知!

管理人员与员工收入差距近100倍!

    这是工商银行公开的工资改革方案,也是工商银行07年工资改革实施的员工收入分配方案。从一些资料看,欧美企业的最高管理人员的工资与员工工资收入差距在5倍左右,我们达到了多少呢,近三十倍!这还是公开的收入,不算黑色收入。可笑的是,我们的工资改革方案恰恰来源于美国某人力资源公司的运作!而从一些资料看,我们有些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与员工收入差距近100倍!总有些不良的专家,一次次地抛出行业收入差距这个炸弹来混淆视听。从一些资料看,各行业一般员工的收入差距相差不多。当今社会的差距重要表现在哪?在企业管理人员与一般员工的差别!

    近期,市分行里因一些业务的上收下划,又一次进行机构改革,动员机关一些员工到基层担任支行副行长等职务,但报名者寥寥无几,我问一即将无岗位的同事:怎么不报名参加支行副行长竞聘?她说:去干什么?去加一层盘剥?你看那些支行长有几个“好东西”,既要给市分行领导们请吃请喝和送礼,还要给客户吃喝送礼,他们自己身上又多少沾染着吃喝嫖赌的恶习,钱不从你身上扣,从谁身上扣!这种现象,与社会上看好的石油、电力、电信、移动等热门行业的朋友们聊起来,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改革,不但使老百姓对社会生活和工作失去了信心,也毁掉了一代人。由于各行业为了加强成本控制,几乎扎紧了进人这个口袋,招工也成为了特权。80后的青年,可以说生不逢时,他(她)们除极个别因出类拔萃者或家庭背景因素有幸成为公务员,或成为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式在册员工,大多数人则学校毕业就遇上企业改制,就不再不招正式工,他(她)们起初被招为临时工,后来因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引发《劳动法》的修改。这样,我们的企事业单位又变着花样将他(她)们转为劳务派遣工了。

    他(她)们虽然也是各行业就业的职工,但由于身份原因,不能停止腰杆做人做事,稍有不慎便成为单位的替罪羊。近几年媒体曝光的一些诸如城管打人、钓鱼执法、非法羁押以及企业一些重大责任事故等等,种种不光彩事件,最后责任全都推到了这些所谓的临时工或劳务派遣工身上。事实上,他(她)们的境遇是非常可怜的,干一样的工作,甚至干最累最脏的活,有的还被当枪使着,拿的却是最少的钱,享受的是最低的福利保障,甚至有些干脆连没有保障(许多单位在缴纳三金是让员工自己交)。即便这样,一年到头兢兢业业地工作,别说连晋升的机会都没有,常常连先进工作者都轮不到自己头上。

女工被逼为娼,女性陪酒死亡

    年初,我行的一位劳务派遣工与我聊起来,说自己吃苦耐劳,完成的工作量和各项任务指标在市分行都是领先的,本以为今年的先进工作者是自己的,没想到支行领导为平衡关系,给了别人,心理面沮丧极了。许多在生产企业工作的80后女性,她们的境遇更是令人悲哀,缺乏了最起码的人生尊严。我市是一个以钢铁生产为主的新兴城市,企业内正式女职工都因为年龄或减员因素回家了,补充进去的都是一些80后女性,常听说一些工段长甚至班长要哪位女性“加班”就得“加班”,如果不听话不服从,小则马上更换到脏苦累的工作岗位上,大则要不了几天就会找借口让你走人。其实这种现象,各行各业普遍存在。近期媒体曝光的政府、事业等单位几起女性陪酒死亡事件,几乎也都是80后。

    我们行虽说是国有大型企业,在世界排名也居前,但在用工方面也和其它企业是一样的。总行出于成本考虑,十多年来所进正式在册员工屈指可数,基层行出于营运的需要,不得不自行从社会上招收一部分人,这些人,大部分为80后。她们虽为独生子女,但大多也还勤奋好学积极肯干进取心强。但她们又由于从小在独生子女优越的环境中长大,加之当今社会舆论导向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追求着享受型的生活。古人云:“无恒产者无恒心”、“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他(她)们别说没有恒产,连最起码的工作保障都没有,除个别靠关系在比较轻松的岗位,大多常年奋斗在一线柜台,干的事最累的活,拿的是最少的钱,三金自己交,福利时有时无。这种境遇,在现今的体制下,在现今的舆论导向下,怎么去知礼节、知荣辱!

女性为何贴近领导?

没有使女性挺直腰杆有尊严做人的社会环境

    常常感慨一些80后的女性,有家有室,有儿有女,怎么一见到领导就嗲,一见到老板就发酥,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喜欢交际,遍地“朋友”,一招就走,不招也赶着往上贴。经常跟着那些领导和老板们出入于各种酒店歌厅,喝酒唱歌泡桑拿,简直就像暗娼一样。全然不顾丈夫的感受,父母的脸面,儿女的呼唤。她们没责任心吗?我看不是,她们工作起来非常认真,可以说任劳任怨。她们没有爱心吗?我看也不是,她们对父母对孩子也在极尽人事,甚至一听哪又灾有难毫不吝啬地伸出自己的双手。我们还可以看到,每次扫黄打非所查的女性也多为80后女性,是她们天生不知耻吗?我看不是,是政府没有给她们挺直腰杆做人的社会环境 !没有给她们最起码的尊严!

    这种改革,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也逐步显现,近期媒体频频报道民工荒,招工难,报道我们的产品出口是贱卖,是欧美国家对我们的掠夺,还有报道黄赌现象屡禁不绝现象。如此等等,无不透视出改革带来的种种无奈。

    试想,如果企业给了那些“民工”一个合理的身份,他们还会像盲流一样到处找工作,企业还需要像流水的营盘一样到处招工找人吗?欧美国家,一件产品,在企业可以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潜心生产,他们的产品能不是精品吗?他们的商品能没贵的理由吗?我们知道,社会的安定源自人们在社会中的被认可,礼义廉耻源自于衣食足,也就是社会保障的完善,我们的政府给了吗?
我常想,那些一个个在电视媒体前表现出爱民怜民的父母官们难道对此一点不知晓?

    我看不尽然!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 2011-02-25 14:31:25 +0800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听说秦晓逃到香港

听说秦晓逃到香港

冼岩

    在网络的炮轰下一度无影无踪、传言已“仓惶出逃”的秦晓,近日终于现“声”。地点是香港,对象是《财经》记者。

    多日失踪的秦晓突然露迹香港,说明此前的“出逃”传闻并非空穴来风;选择香港,也显示了秦晓的智慧:地点不远不近,位置可进可退,随时可以再次“失踪”,安全系数较高。香港虽是中国领土,却另有一套法制,抓捕不易,须经相关程序,必然惊动不少人。以秦晓神通之广大,等有关程序走完,他早不知所踪了。

    由“失踪”而“现声”,说明秦晓已作了一定的风险评估:靠山依然靠得住,问题不大。但秦晓也知道,中国现在政出多门,这条线靠得住,不一定条条线无问题;现在安全,不代表下一刻安全。现在形势复杂,风波险恶,随便一个浪头,就可能把秦晓淹没,就像不久前淹没刘志军一样——这就是秦晓选择香港而非北京,只“现声”不“现身”的原因。秦晓说“两会”时他要上京提议案,对此,人们只可姑妄听之,不可姑妄信之——秦晓还须观风色,再说,提议案也未必本人到场。

    选择《财经》杂志接受采访,更加意味深长。胡舒立主政时的《财经》,曾在揭露鲁能案时立下汗马功劳。逼走胡舒立的《财经》老板,正是博源基金会的一员大将。可见,虽然价值立场相似,《财经》却已容不下一个胡舒立。对于“权钱共同体”来说,屁股高于脑袋,价值只是为利益服务的手段。没有了胡舒立的《财经》,从揭穿权贵私弊的急先锋,一变而为替权贵涂脂抹粉的道具;从新闻界之荣,变成新闻界之耻。

    当然,耻辱的并非只是《财经》,而是整个大陆的新闻界和知识界。那些原来一听到哪里有腐败就像苍蝇嗅到臭味般一拥而至的媒体,面对秦晓如白染皂、一目了然的腐败,却纷纷装着视而不见,避道而行;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义愤填膺的“公共知识分子”,面对自己“旗手”的丑闻,集体“失语”;甚至就连海外的中文媒体和网络,也不约而同对秦晓弊案讳莫如深,可见他们已经视秦晓为“改变中国”的关键人物,精心保护惟恐有所不及。

    温总理曾经告诫国人:“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其实不只社会主义,在现代社会的任何制度下,正义都是首要价值,除非政府甘愿与民为敌。缺少正义的制度,离分崩离析不远。曾经被视为铁桶江山的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之所以一朝突变,就是因为秩序没有建立在基本正义的基础上,貌似强大,实则脆弱。今天秦晓们所践踏的,正是普遍的社会正义;吞噬的,乃是全体国人的公共利益。有人喜欢说“共同底线”,这就是真正的“共同底线”;有人喜欢说“普世价值”,这才是最根本的“普世价值”。这样的“共同底线”如果任由秦晓们践踏,这样的“普世价值”如果被忘却和无视,大多数中国人不会有未来。

     与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不同,中国的现行体制还具有特殊的效率,还能为大多数人生活的改善带来希望。所以,中国不能乱,没有多少人希望中国乱成一团粥,那样大多数人的生活可能坠入地狱。因此,中国需要秩序和稳定,人们应该对代表了秩序和稳定的政府保持尊重。但是,这种秩序和稳定必须是建立在基本正义的基础上。在腐败已经严重损害政府的形象和声誉时,政府在要求民众保持理性的同时,自己首先必须做点什么,以反腐实绩取信于民,表达与“权钱共同体”彻底切割的决心。“两会”已迫在眉睫,如果说要揪出隐藏的腐败分子来不及的话,那么查处已经浮出水面的腐败分子应非难事。此时此刻,政府有关部门怎么能对民众的愿望和呼声无动于衷,坐视民意切齿的腐败分子逍遥法外?

    “两会”越来越近,阵营也日渐分明。一方面,网络的呼声终于引起学界的回响,由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三位教授发起了《就秦晓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致“两会”的公开信》;另一方面,秦晓也被迫露出踪迹,躲在香港,遥望北京,借道《财经》试探发声。博弈的结果,不但将关乎秦晓个人的祸福,更关乎“正义”二字在中国的命运,关乎国家的治乱兴衰与亿万中国人的命运。

     香港不是北京,但也不是纽约,对秦晓来说,此地也非绝对安全,他可能只是故露踪迹,作惊鸿一现,并不会真正停留。话说回来,即使在美国,现在也有因贪腐而被引渡回中国的了。对秦晓们来说,这确实是个问题。看来,代号“现代性”的行动,必须抓紧了。

 

 

发件人:"郭松民" <wyzx_mige@yahoo.com.cn>  2011-02-20 16:32:3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文章

就秦晓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致两会的公开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研究员 韩德强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左大培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 巩献田

尊敬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值此两会召开之际,基于对国家前途和公共利益的关注,我们旧事重提,就2002年招商局董事长秦晓涉嫌贱卖平安保险公司股权、2008年天价收购永隆股权,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案致此公开信。

     2002年,平安保险公司在香港上市前夕,汇丰银行收购了平安保险10%的股权,价格为6亿美元,约50亿人民币;与此同期,招商局却将自己持有的平安保险14.37%的股权(按汇丰收购价计算,该部分股权价值约72亿元人民币)悄悄转让给了北京源信行和北京宝华这两家由自然人控制的投资公司,转让价仅为18.55亿元人民币。转手之间,国有资产就损失约53亿人民币,这还没算上市后的增值收益。由于两次交易间不存在信息障碍,所以有理由认定,当时的招商局负责人是有意识地损害国家利益,中饱了某些人的私囊。《21世纪经济报道》曾经追踪这批低价平安保险股权的去向,发现这几十亿的好处居然落到了北京一位普通的出租汽车司机和他的女儿手里,真正的操纵者和受益人则躲在幕后。

    招商局贱卖平安保险的弊案,当时就遭到各界人士广泛质疑。招商局董事长秦晓解释说,之所以选择在平安业务前景大好、上市及资产增值已成定局的时候退出,仅仅是因为自己对平安的“掌控力下降”。这种说法显然无法自圆其说。即使要退出,也须卖个好价钱。怎么可能如此贱卖?即使打定主意损己利人,这样的好处为什么不给其他国企或国资委,而是给了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私人公司?

    当时,面对媒体的质疑,秦晓的理由是,“我们不是一家上市公司,我们转让一个股份不需要作那么多披露。关于价格、对象不会透露什么,没必要。就像你们家花多少钱买一个东西,你不希望别人去打听”。这个说法不是理直气壮,而是理屈词穷。诚然,招商局不是上市公司,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国有公司,不是秦晓的个人或家庭财产,它的所有者是全国人民,比上市公司具有更大的公众性。还有,即使是个人股权转让,如果因为涉及内幕信息,涉及利得税与赠与税,则许多信息仍需要披露。作为混迹资本市场多年的人物,秦晓的如此说法可谓荒谬绝伦。

    如此荒谬的说法显然难以服众。如果换成别人,比如顾雏军,早就受到有关部门的调查了。但是秦晓不同,他这样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行为,他这样侮辱公众智力、蔑视公共舆论的言论,居然一直没有被有关部门重视,更没有接受中纪委的“双规”。为什么?

    无独有偶,在秦晓担任招商银行董事长的2008年,又发生了招行天价收购永隆银行一案。2008年5月30日,招行宣布向香港伍氏家族购入永隆银行53.12%股权,总代价193.02亿港元,每股作价156.5港元,相当于永隆去年年底经审核资产净值的2.91倍。目标股份收购完成后,招商银行须就永隆银行全部已发行股份提出无条件强制性现金收购建议,招商银行获得永隆银行全部股权需要支付363亿港元的对价。此举创下了过去7年来香港银行业最昂贵的一次收购。从二级市场走势来看,永隆银行股价收购前半年的表现非常怪异,2007年一年,其股价基本都在70港元~90港元波动,而2006年的股价更在55港元~75港元波动。但2008年3月以来,其股价却从80港元下方飙升,最高突破150港元,成为表现最好的港股之一。而同期的恒生指数却呈现震荡走低,恒指围绕23500点波动,最终收于22102点,下跌1400点。永隆银行不仅没有随大盘下跌,反而上涨了近90%,这与招行的高价收购事件有很大的关系。招行156.5港元的收购价,比永隆银行的最高价还高出1.5港元。对于招商银行收购永隆银行,市场一直口诛笔伐,被广泛怀疑其中存在利益输送。

    在许多人看来,这两件事都已是旧事。为什么旧事重提?因此两事事关重大,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也一直没见到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此事的消息。随着时间的流逝,秦晓认为此事已经风平浪静,曾经昭著的劣迹已经被时间漂白,可以重新回到正人君子的行列,甚至可以充当“普世价值”的旗手了。

    为什么旧事重提?因为随着垄断定价优势的发挥,随着资产价格的膨胀,中国的国有资产数量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如果招商局贱卖国资的事情得不到有效查处,那么,中国的国有资产将随时可以大规模流失。

     为什么旧事重提?因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台前幕后的当事人还可能活跃在中国经济和金融决策圈,还会继续以我们不知道的方式损失国家利益,吸噬民脂民膏。这些蛀虫一日不得到法律制裁,人民一日不得安宁。

    为什么旧事重提?因为公正是社会的永恒主题。不公正的事情得不到解决,就会积累在老百姓心中,成为难以排解的社会情绪。总有一天,这情绪会像火山一样爆发,酿成类似埃及、突尼斯那样的社会动荡。

    “两会”是全国人民参政、议政的大会,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核心与象征。我们希望诸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能够共同关注此事,敦促中纪委、检察院、监察部、公安部、国安部、审计署等机构立即行动,彻查秦晓此案,摘除中国政治肌体中的毒瘤,消除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隐患,为老百姓讨回公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讨回声誉。

    秦晓一直在为贱卖平安保险和贵买永隆银行辩护。但是,公众需要的不是空泛的表白,而是切实的证据证明秦晓清白。必须注意,秦晓作为内幕交易人,适用有罪推定,也就是说,秦晓需要提出证据,证明自己在上述交易中没有问题,这是他的法律义务。这也符合国际惯例。我们认为,秦晓先生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也有道德上的义务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自证清白。

    如果上述部门的调查结论确认秦晓无罪,也可以还他一个清白。但是,这些部门应该给人民群众一个明白的解释。

    此致  敬礼!

    韩德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研究员

    左大培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巩献田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2-17 12:03:25 +0800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Fw: 越南女难民李薇怎样炼成中国高官公共情妇?

越南女难民李薇怎样炼成中国高官公共情妇?

罗昌平

《财经》杂志2011年第4期,2011-2-16

  中共青岛原市委书记杜世成、中国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等高官***案中同时牵涉到的一名“公共情妇李薇”,其发家、穿梭官场要员,运作钱权交易的全过程,最近在中国媒体披露下完整浮出水面。以深度报道闻名的《财经》杂志,在最新一期刊物中揭露原为越南难民的法裔女子李薇如何通过早期烟草官员夫婿的关系,慢慢接近云南、广东、北京、青岛的高官,最终编织成一张下联资本作手、上达官场显贵的伞状网络,打造个人的财富版图。

  由该刊副主编罗昌平操刀的这篇长文,将李薇及其联络网形容为“公共裙带”。根据该文,目前与杜世成同在北京秦城监狱服刑的多名落马高官,包括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都曾在李薇的人脉交际网内。

  文章介绍了李薇与他们各人结识的经过,交代各人给她帮助,还不具名引出两名曾提携过李薇的高官。按一般规律,中国国内媒体不具名报道往往意味着所指涉的人尚在高位。《财经》称,2001年李薇由于牵涉到李嘉廷案,曾与李的情妇徐福英一同被专案组调查,幸运的是她涉案不深,侥幸脱险。之后,李薇避居北京,一度销声匿迹,依托“建设部主要领导”藏身于该系统。同年,她随人远赴湖北,此人再将她介绍给同为高干子弟的陈同海,并且将她托付给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在首创集团获得一份闲职。李薇事后转向青岛,多次提携她的上述人士,也嘱咐老部下杜世成多加关照。

  打通官场脉络关联资产近百亿

  高官共享情妇,这个话题不是第一次在媒体上出现。在2008年至2009年间,当杜世成与陈同海先后落马时,舆论界已普遍非议这三者间的不伦关系与“******联盟”。地方报纸也曾援引网上消息说,陈同海将李薇介绍给杜世成,李薇再通过后者渗入房地产界。本期《财经》披露的其中一个情节是陈同海在2004年一手操纵中石化持股的泰山石油退出泰山房地产有限公司,将所有股份转让给李薇分别控制的两家供公司。

  一个半月后,由杜世成亲戚负责,有国资背景的青岛黄金海岸大酒店有限公司,再受让泰山地产的75%股权。就这样,在几个高官与国资背景部门间运作一个转手,李薇就净赚2亿元(人民币,下同,3892万新元)。凭借过人手段打通官场脉搏后,李薇顺利进入土地开发、石油等垄断性行业,例如借力持有北京城区183家加油站的股权;获得青岛1000亩地等。《财经》说,她最终在“在北京、青岛、深圳、香港及海外成立了近20家公司,涉足烟草、地产、广告、石油、证券等多个行业,关联资产近百亿元。”

  李薇脸庞修长、弯眉大眼、鼻梁端正、肤色白皙。然而更让具传奇性的是李薇的离奇出身。根据报道,李薇本为越南难民,其父有法国血统,因避战乱,七岁左右随父迁入云南省红河州。

  按照华人的习俗算法,肖兔的李薇今年48岁。她在青年时代就通过烟草转卖展示了善交际的本领与经商头脑。据报道,李薇早年也曾拎着箱包挤火车、住招待所,或顶着安全帽出入泥泞工地。她到33岁(1996年)才拿到了第一个合法的身份证件,之后很快与一名处于离异状态的时任红河州烟草局主要领导结婚,再通过丈夫引见,迅速接近本地高层。

  出身贫寒的李薇应该是很早就了解官场资源的重要性,大约1993年起,她就与偶有返乡的红河老乡李嘉廷相熟,当时她走的是“身边人路线”,即与李的情妇徐福英及李的儿子李勃亲近。此外,她在33岁获得深圳身份证前,也通过一名安全部门高官帮助,请托时为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长郑少东协助她先在广东惠来县落定户口。

  1998年,李薇利用香港回归的特殊政策期,在香港设立公司,成功办理投资移民。据《财经》报道,她又与郑少东的同乡兼密友——香港“公海赌王”连卓钊搭上线。《财经》形容,身高一米六五的李薇颇具混血之姿——脸庞修长、弯眉大眼、鼻梁端正、肤色白皙。她喜留直发,通过亮丽的色彩与飘逸的布料来表现身体曲线。在性别意识仍然森严的权力体系里,借衣着展现另一种优势。不过,这种运作也有风险。李薇在2006年10月因涉嫌逃避缴纳税款被警方控制,同年12月杜世成被立案审查,隔年6月陈同海被免职。

  杜世成被控受贿626万余元,按照法院认定的数据,杜世成向李薇输送利益“至少1亿元”,最终他因举报陈同海立功,被判无期徒刑。陈同海被认定受贿1亿9573万余元,创下中国官方处理并公布的******案件数额之最。杜、陈二者,与上述多名落马贪官仍在秦城监狱服刑,李薇则在2007年获释。据《财经》报道,她的多数资产仍然得以保全,尤其是在中国司法无法触及到的海外,甚至被调查的四年间,部分资产仍有增值。文章担忧,在信息不透明的大环境下,李薇卷土重来亦未可知。不过,在该刊大胆的封面故事长篇报道后,信息应该是透明了许多。

上篇::李薇前传

  别墅里的交易

  八大关位于青岛汇泉湾与太平湾交集处,因主要道路以八大著名关隘命名,故有此称。解放前,此处为官僚资本家云集之所,现为领导人重要的疗养区之一。这里有上百幢造型迥异的西式别墅,主人更迭,故事却在延续,每栋别墅以不同的装修风格彰显其财富态度。

  作为八大关首条开通的道路,位于其间的山海关路1号别墅可谓“天字一号”。这栋掩蔽在浓密树木背后的白色建筑,很难被一个镜头完整囊括。穿过临街拱门,拾阶入内,便见红瓦黄墙;袭袭花香与习习海风,浸入700余平方米的每个角落。举目百米,海景尽收。由此往东,不过五分钟车程,即抵湛山三路2号,亦是旧时官僚资本家的私邸。此楼侧海,主楼与花房近400平方米,空旷草坪可供百人聚会。李薇的数家公司,即在此办公。

  陈同海曾是这两处别墅的常客,他还带来一些权贵商贾;另一常客杜世成,不仅在此四次收受贿赂,还曾以哮喘病之名在此及厦门博士山庄33号别墅办公。李薇恭逢其会,录得“薇姐”之名。细心者注意到,若是晴日,李薇姐妹喜好酒会迎宾,吟咏作乐。据已生效的杜世成判决书,其被认定的626万余元贿赂主要牵涉两个女人,一是替他收钱的福建情妇梁巧云;二是给他送钱的李薇。

  李薇的证言称:“为感谢杜世成对自己在青岛经营活动给予的帮助,也为了杜世成能继续帮助自己在青岛发展,于2003年底至2006年春节前在湛山三路2号别墅、山海关路1号别墅,分别送给杜世成人民币30万元、20万元、20万元、100万元,共计170万元。”

  上述所送之钱款,均由李薇的弟弟妹妹李岑华、李兴昌、李云梅准备并打包。杜世成的儿子杜同原亦旁证,其父亲分四次交给他170万元,并说是李薇送的。李薇出入境记录证明,这四次给杜世成送钱都在境内。

  两栋文物别墅既是行贿之地,亦是李薇请托项目之一。早在2001年,刚任青岛市长的杜世成指示市政府秘书长姜俊山协调别墅转让一事,参考价是1993年青岛市东部指挥部出售八大关15幢别墅的平均价。

  东部指挥部成立于1992年,彼时青岛市委市政府东迁并开发崂山——这与杜世成主政期间往西发展相反。上述别墅1993年均价为1.1万元/平方米,八年无差价,这受到姜俊山的质疑。实际上,随着八大关风景区保护范围的圈定,这些文物别墅均不可做产权转让。

  杜世成随即指定时任城建副市长罗永明经办此事。罗的证言称,杜多次提出“可以比东部指挥部销售别墅的平均售价还低的价格”让他执行。

  两套别墅属于山东省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系青岛直管疗养用房屋,持有其产权的青岛房产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由青岛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姜岱积兼任总经理。杜世成的秘书李大良证言,姜岱积曾对交易价格存在异议,托其找杜世成当面汇报,被杜拒绝,并表示已要求罗永明取个中间价。

  2003年1月,杜世成升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威权之下,本地监督环节逐一脱落,莫未能挡。若以今日之市价,这两栋别墅资产或逾亿元,而2002年的最低测算价亦达人民币2470万元。在谈判过程中,李薇多次因为价格、交房等问题与姜岱积方面发生争执;负责将别墅腾空的李昌玉证言证实,他两次被杜世成叫到办公室责问、训斥工作效率慢,影响市委市政府的信誉。

  成交在即,李薇不肯按规定补办土地出让手续、缴纳土地出让金,杜世成向青岛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张敬吉批示:“那就办划拨吧,划拨好啊,没有年限。”最终,两栋别墅以人民币750万元卖给李薇,并以“划拨”方式为李薇办理了产权证。在威权治下,多数官员丧失独立性,唯上是从。不过,当年这些经办官员,仅罗永明紧随杜世成落马,并因受贿312万余元领刑14年。当年的那两栋文物别墅,现被注销产权。2011年元月的一天,它们的新租客分别向《财经》记者敞开了大门,此时树木凋零,光环褪尽。

  难民入华

  与用于办公的湛山三路别墅不同,2003年,在案发前三年,山海关路1号别墅被李薇改成家居。这里住着她年迈的父母,偶尔来往的弟妹李娴、李岑华、李兴昌、李云梅、李少林(别名朱诚)等。“老爷(指李薇父亲)很喜欢这套房子,近海,有法国风味。”一名亲属说,这源于他特殊的血统与爱好。

  李薇出身微寒,入世离奇。据其户籍档案,“李薇,汉族,身高165CM,户籍地为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路红围坊6号,出生地是广东省惠来县,籍贯为云南省昆明市,已婚,高中文化。待业。”司法材料显示,李薇至少拥有两个合法的身份证件,一是“440301”开头的身份证,籍地深圳罗湖区,出生日期是1963年9月24日;一是“P284”开头的香港居住证。

  据其亲属介绍,李薇本为越南居民,因避战乱,七岁左右随父迁入云南省红河州。在李薇入华六七年之后,越南大量难民因军事冲突涌入中国境内。国家民政部原部长李学举主编的《民政30年》一书称,仅1978年4月至1979年6月,通过云南河口、广西东兴及凭祥口岸涌入的越南难民即达25万多人。

  与中国西南边陲毗邻的越南,1884年起全面沦为法国殖民地,1945年9月独立,此后陷入长达34年的越南战争(1945年-1979年)。依时间推算,李薇入华应在1970年前后,彼时正是越南战争中后段,当地武装两次恐怖袭击美军均以失败告终。

  李薇的父亲系法裔越南人,其早年经商,因避战火,遂将家人与家产移至中国云南。一米六五的李薇颇具混血之姿——脸庞修长、弯眉大眼、鼻梁端正、肤色白皙。

  李姓本是越南一个大姓,与公元1010年李公蕴王朝有关;因法国殖民统治,越南无论从建筑、饮食还是人文传承,均有法式烙印,那些法裔血统的越南人尤其强烈认同这一身份。亦非巧合,法式风格的山海关路1号别墅应合了李薇及其父亲的乡愁,临街拱门有一对法式直立狮身浮雕;父女俩甚至专门改造地下储藏室以安放名贵的波尔多AOC级别的葡萄酒。

  与大多数沉于底层的难民不同,商人起家的李薇之父,自移居云南之初即先觉官道,为其子嗣疏通津要。1996年12月25日,33岁的李薇拿到了第一个合法的身份证件——不是在云南红河,而是广东深圳。“在云南必须受到严格的审查,但广东一些县市已有相对宽松的政策和户籍造假系统了。”有关调查人士说。她的胞妹李娴1967年9月22日生,出生地和籍贯均为广东省陆丰县,而身份证号在深圳罗湖区;李薇的另一表妹李云梅,身份证号与籍贯地址吻合,系云南省晋宁县。

  在旁人眼里,李薇长相标致,善于交际,其商业头脑在青年时代即有展现——在早年的“倒爷”大军中,李薇专做烟草转卖等,成为有名的“倒姐”。当竞争对手感叹她的呼风唤雨时,鲜有人想到,这个踩着高跟鞋在物质城池奔波的女子,早年也曾拎着箱包挤火车、住招待所,或顶着安全帽出入泥泞工地。只是到了后来,这些工作大都由她的妹妹李云梅等完成。

  她在拥有合法身份后,很快与一名处于离异状态的时任红河州烟草局主要领导结婚。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云南省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河口、金平、绿春三县与越南接壤,其中河口即是难民重点安置点。在“烟草王国”云南,作为烟草系统的官员,其在政商体系中自然有着较重位置。得益于丈夫的引见,以及烟草这一线性的人脉关系,李薇迅速接近本地高层,其中包括被其视为“家门”的时任云南省长李嘉廷。

  涉险李嘉廷案

  温润而亮丽的红河,将哀牢山脉切割成南北两部。这片以哈尼族彝族为主的滇南自治州是李嘉廷的故乡——他生于红河州石屏县龙朋镇一个叫鲁土格的村子。

  李嘉廷19岁迈入清华大学,在黑龙江结束约20年的任职后,于1995年出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并在三年后兼任省长。知情者介绍,大约自1993年起,李薇与偶有返乡的李嘉廷相熟。彼时她走的是身边人路线,即与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及李的儿子李勃亲近。

  早在1995年,徐福英耗资700万元在阳宗海建造“海王号”游船,从政要到大款,都乐于上船游玩,作为顾主之一的李嘉廷曾动用300万元公款助徐。那时的李薇,仅是“海王号”上不甚知名的小帮手。据与之接近的人士透露,李薇喜留直发,并通过亮丽的色彩与飘逸的布料来表现她的身体曲线。衣着于她更像是武器,在性别意识仍然森严的权力体系里,她借此展现另一种优势。

  据有关材料,曾行贿李嘉廷580万元的香港焕德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荣,经徐福英、李薇等人帮助,通过李嘉延获得香烟出品配额、与云南省石油总公司合资销售石油制品,斩获近4000万元。李薇日后供述,迎来送往间她掌握了两点:一是烟草、石油这等垄断资源的暴利;二是户籍办理的捷径——杨荣1994年向广东茂名警方捐款50万元,帮李嘉廷之子李勃办得一个假户籍,再以“李博”之名获得香港居住证。不同的是,李薇乃获得一名安全部门的高官帮助,托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长郑少东在广东惠来落定户口。得此两人帮助,李薇日后常以特殊身份往来港澳、内地之间。此外,李薇还与郑少东的同乡兼密友——香港“公海赌王”连卓钊搭上线。

  1996年,李薇拿下深圳的居民身份证,两年后利用香港回归的特殊政策期,成功办理投资移民——1998年在香港注册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公司总发行股本为1000股,OrientalUnionIndustrialCompanyLimited(QUICL)持750股;李薇持250股。随后,李薇又注册香港豪逸国际有限公司(HollyInternationalLimited),总发行股本10000股,其中李薇持9999股,杨晓燕持1股。这家公司在北京、青岛均有投资,同时也是上述两栋文物别墅的产权拥有者,其办公地址与东方联合实业地址一致。

  李嘉廷于2001年被查,两年后因受贿1810余万元终审判处死缓,其子李勃与情妇徐福英亦双双获刑。有关权威人士称,李薇曾与徐福英一起出现在专案组面前,幸运的是她涉案不深,侥幸脱险。此案提供的教训,如李薇日后对身边人所说:“不能将所有的资源与机会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要组成一个巨大的关系网,伞一样的网。”

  2003年李嘉廷服刑之际,李薇已获得陈同海专业财务团队的支持,她的“企业群”布点相当成熟——海外平台,如NC国际有限公司注册地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罗德镇,李薇自任董事局主席,成为内地核心资产的直接控制者;香港平台,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香港豪逸国际有限公司,李薇直接持股;深圳中转站,用于资金转移与内地其他企业控股,如方远信通技术有限公司、兴盛源实业有限公司、禾瑞祥投资有限公司等;青岛基地,多为实业公司,如华诚石化置业有限公司、毅创房地产开发公司、泰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首创投资(青岛)有限公司等;京、沪、鄂、闽等地,设有巴纳斯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等及上述公司的分公司。

  布局即成,一场李薇“自己也没想到的”大富贵正在等着她。

  李薇年谱

  1963年9月24日生,法裔越南人,1970年前后,随父移居云南红河,

  1993年起,李薇与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相熟,1996年12月,在广州惠来县落户,

  1996年12月25日,获深圳市身份证,1998年在香港注册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获香港居住证,

  2001年,卷入李嘉廷案,不久获自由,经人引见入京,2001年11月,在湖北短暂活动,

  2002年,依托首创集团,主要在北京、青岛活动,2003年,获青岛太平角61800平方米土地开发权,倒手获利8400万元,

  2004年3月5日,借力首创、中石化持有北京城区183家加油站的股权,

    2004年10月,促成首创获得青岛最大污水处理工程,获咨询费100.8万元,

  2004年6月,受让并转让泰山地产75%的股权,仅一个半月净赚2亿余元

  2004年8月31日,经杜世成主持青岛市委专题会议,获得青岛1000亩地,至案发尚欠1.3亿余元土地出让金及有关税费

  2006年10月,李薇因涉嫌逃避缴纳税款被警方控制,陈同海曾出面干扰调查

  2006年12月24日,杜世成被立案审查,因受贿626万余元获判无期徒刑,其举报陈同海立功

  2007年6月陈同海被免职,后因受贿1.9573亿余元判死缓。杜世成、陈同海现在秦城监狱服刑,李薇获释

中篇:青岛基地

  首创分子

  文物别墅入囊,李薇志不在此。据有关资料,2002年春节,杜世成前往湛山三路2号私邸,李薇指着远方一块绿地说:“给我开发吧!” 窗外是太平角,青岛最美的海岬之一。李薇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包装——以引进世界五百强名义由首创集团申办太平角房地产项目。

  李薇与首创的渊源始于李嘉廷案发前,后者曾将她介绍给一位在云南任职的京官。李薇在协助调查后避居北京,一度销声匿迹,彼时她依托建设部主要领导藏身于该系统。2001年曾随人远赴湖北,因受限颇多,斩获无几,此人将李薇介绍给同为高干子弟的陈同海,并同时托付给建设系统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在首创集团获得一份闲职。

  若非刘志华情妇王建瑞的阻扰与北京城建市场的复杂局面,李薇的财富轨迹或有另一番景象,事后她转向青岛,多次提携她的上述人士,也嘱咐老部下杜世成多加关照。

  太平角项目处于八大关保护区,青岛市人大并不同意将这块绿地调整为房地产开发。杜世成点名批评说:“人大也要考虑经济发展,要引进世界五百强,增加青岛市的税收。”

  2002年4月8日下午,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姜俊山受托与李薇洽谈,并于同年5月签订合作框架协议。项目原本以首创股份(600008.SH)之名义开发,但最终落到了李薇名下的毅创房地产有限公司,且未经过“招拍挂”取得用地。“首创、毅创无所谓,关键是要动起来。”杜世成批示说。

  “办事不力”的国土局长张敬吉,再次受到杜世成的责难和批评。2003年,李薇成功揽得太平角61800平方米的土地开发权,但她并未开发,而是转让给首创集团和青岛城建集团,从中获利人民币8400万元。举手之间,8400万元如探囊取物。

  同期运作的还有李村河污水处理厂项目。按照杜世成指示,这个总投资超过3亿元的青岛最大污水处理工程,最终采取TOT运作模式(Transfer-Operate-Transfer,即“移交-经营-移交”方式),由首创股份、青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等成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8400万元,其中首创股份持股40%。公司于2004年10月1日运营。

  首创股份有关人士证言,2002年李薇联系杜世成支持、帮助首创股份在青岛投资建成李村河污水处理厂,获得首创股份支付的咨询费100.8万元。该人士同时证言,2002年11月首创集团以引进世界五百强名义申办太平角项目的请示、以及2003年5月首创公司出具的证明青岛毅创公司系首创战略合作伙伴的函件,均是按照李薇、杜世成的意思办理的。

    杜世成并不忌讳公开表示与李薇的关系,2002年6月在一次登崂山的过程中,他把李介绍给崂山风景区管委会主任王玉华。不久,李薇的公司无资质且未经招投标,直接获得青岛风景区崂山的亮化工程等,至少获利439万元。这一时期的李薇,尚无资金实力亦无专业能力介入实业投资,而是依托权力获得稀缺资源并迅速变现,符合裙带资本的初始发迹模式。

  陈同海的大礼包

  李薇与首创的关系若即若离,而她的第二步,是“零成本”参股或控股优质资产以长期合法地坐享红利。

  自2002年起,李薇的核心关系网有一个明显的标签——要么出生、成长于山东,要么曾任职于山东。当陈同海、杜世成交汇于李薇这个利益通道时,他们的礼包石破天惊。据中国石化控股的泰山石油(000554.SZ)2004年年报,泰山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泰山地产)注册资本为8065万元,资产总额为3.48亿元。当年6月14日,泰山石油将所持泰山地产的75%股权以1.23亿元转让给首创投资(青岛)有限公司(下称首创青岛);NC国际有限公司另无偿获得余下的25%股权。接盘的两公司均由李薇实际控制。

  仅一个半月,7月29日,青岛黄金海岸大酒店有限公司以3.25亿元受让首创青岛所持泰山地产75%的股权,李薇净赚2亿余元。黄金海岸有国资背景,杜世成的亲属杜溪山是其主要负责人。2006年12月31日,也就是杜世成涉案免职第八天,杜溪山辞去了公司所有职务。

  泰山石油有关人士称,该公司退出泰山地产,实际由陈同海一手操纵。2004年3月,履新中国石化集团总经理才一年的陈同海,曾专程召集泰山石油高层开会,讨论泰山地产重组问题。另据泰山石油2005年年报,其转让泰山地产股份应得的1.23亿元,到2005年底仍未清收。直至今日,李薇通过NC国际有限公司仍坐享泰山地产25%的股权红利。

  在青岛地产界,泰山地产拿地的能力惊人,甚至奥运帆船赛事基地的商业开发,亦易如反掌。这个紧邻青岛市府行政大楼的奥运工程,位于市南区浮山湾畔,为原北海船厂旧址,占地45公顷,因老厂搬迁及新址建设达32.8亿元,青岛市政府决定拍卖其中15公顷土地以补充资金缺口。

  2005年10月17日,青岛市国土资源局对其三宗土地捆绑转让,在与海信、海尔等巨型国企同台竞价中,泰山地产仍是最大赢家,成功拿下了最好的两宗地块。其9360元/平方米的起拍价和13.5亿元总起拍价,双双创下纪录,成为“青岛地王”。

  基于31号地块修建的百丽商业广场,和基于28号和29号的柏丽澜庭住宅小区,目前均已销售完,每平方米外销均价为商铺6万元、住宅3.5万元。2010年4月16日,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百丽广场开业。这个占尽天时地利的项目,与相邻的五四广场成为青岛地标建筑。

  “大炼油”蛀虫

  获得陈同海帮助的李薇,在2004年迎来了大规模的扩张。这一年6月,青岛大炼油项目可行性报告获得国务院批复。奠基在即,李薇的寄生买卖也已开始。

  青岛大炼油项目乃中国石化的一个“巨无霸工程”,是中国批准的第一座一次建设规模达到1000万吨炼油能力的炼油企业,投产后年销售收入可达300多亿元。2001年2月,中国石化、山东省和青岛市三方签订“合作意向书”。自此长达六年间,负责此项目议谈的正是陈同海和杜世成。陈同海生于山东,与本地人杜世成的关系亦随着这一项目日渐密切。

  跟杜世成的草根出身不同,陈同海生于革命世家,父亲陈伟达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党委副书记等职。其早岁入仕,后掌国企,政企“两栖”路径令其出手阔绰、禁忌趋少,且人脉通达。有人士称,以杜世成、陈同海这等身份,并不缺美乏艳,有特殊标签且可利润共沾的特殊通道者更适当其会。司法材料称,2004年8月31日,杜世成主持青岛市委专题会议,达成中国石化高层专家、中等专家、职工住宅的建设用地分别采取协议用地、议标用地、挂牌用地不同方式出让的意见。经副市长罗永明协调,在青岛经济开发区、黄岛区、胶南市共落实1000亩地。经两公司“陪标”,李薇的青岛华诚石化置业公司(下称华诚石化)以人民币3.6亿元拍得上述土地。及至案发,尚欠1.3亿余元土地出让金及有关税费。

  判决书记载,“在办理土地出让过程中,杜世成多次打电话过问,要求抓紧办理,加快推进,做好服务。” 其中黄岛开发区的土地位于薛家岛石雀滩路侧、编号为HD2006-07,2006年3月30日挂牌的楼面起始价是2500元/平方米,总面积为22.57万平方米。当年4月24日,华诚石化竞得该地块,成交价2633元/平方米,土地出让金为1.18亿元。但是,该地块所在的南营村村委会负责人称,同一地段当时的土地市场价达3000元/平方米,成交价明显低于市场价。

  上述地产的开发,李薇还获得更保险的定向销售方案,包括中国石化在内的数家国企及政府部门,在项目启动之初即向华诚石化预付了巨额工程款。中国石化年报显示,截至2006年底,上市公司应收华诚石化往来款2.88亿元。但有关此笔资金的由来并无交代。除此,李薇借力于中国石化,在包括河南、福建等地都以“华诚”之名大肆发展房地产业。这些合资公司因高负债,已相继于2010年剥离中国石化,部分甚至以1元象征性价格转让。

下篇:石油梦想

  183座加油站

  李薇在李嘉廷时期种下的石油梦想,直到陈同海援手才获机会。2004年7月,李薇及其妹妹在京注册巴纳斯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独家获得中国石化的形象代理与全部加油站广告投放。

  在中国油气版图中,中国石油集团在上游开采业务占优势,中国石化集团的炼油业务占优势,后者又因对进口原油的过重依赖而受国际市场波动较大。而在销售环节,原来南北分治的格局,实已逐步打破。截至2006年底,中国石化拥有的加油站数量达到28801座,这比同期中国石油拥有的加油站多出上万座。巴纳斯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认为,近3万座加油站网络和2万余块标准广告灯箱、挂画等,是其公司核心竞争力。但与183家加油站的股权相比,这无疑是蝇头微利。

    同在2004年7月,中国石化北京分公司与北京首创石油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北京中石化首创石油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前者以北京七城区123家全资加油站实物资产7亿元投资;后者出现金3亿元,计划新建60座加油站。根据合资公司章程,这60座新建加油站必须在一年内完成:在北京五环、六环、京承、京开、京沈、第二京津塘、第二机场等高速路段新建;买断首都高速公路发展公司及公路联络线公司在京公路上的加油站股权;买断北京市新建路网、新建大型停车场、物流中心、新建小区规划加油站,等等。

  陈同海为这份协议的签署者,在之前的申报材料中,多份可见由陈批示的“加急”字样。需提及的是,北京首创石油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5日,首创集团与李薇名下深圳市方远信通技术有限公司各持股80%与20%。公司2007年财报显示,其总资产3.98亿元,税后利润4109万元,净资产亦达1.36亿元。而李薇方一直资金不到位。

  携垄断之势而强强联手的首创与中国石化这一“巨无霸”,不仅打破了中国石油在北方市场的独大局面,也进一步挤压了民营加油站的生存空间。中国自1992年放开石油市场,民营加油站迎来六年黄金期。1998年成品油实行特许经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借机大举收购,加之高速公路建设进入高峰期,加油站网点几乎被两巨头垄断。根据中国加入WTO承诺,外资在2004年12月11日后可进入中国成品油零售市场,2006年底全面开放成品油批发市场,上述公司的成立正逢其时。

  陈同海曾公开表示:“有人问我:如果成品油定价放开,由市场决定,会由谁决定?我回答说:由我来定!” 除了北京,李薇还以类似方式在广东、福建等地入股数众加油站。其所持股权折算,保守估值应在10亿元以上,这是一只无可比拟的现金奶牛。不过,重获自由的李薇,如今被迫签署了相关文件,将所持首创石油投资有限公司的20%股权转让给首创集团。目前中国石化、首创集团的合作亦已中止,相关公司注销。

  陪庄末路

  早在2002年,中国石化顺势一改集团管理模式,在总部决策中心下设采油、炼油、化工、销售四个事业部,从原料采购到产品销售统一调度。是年,其名下上市公司湖北兴化(600886.SH)重组,大股东由中国石化转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以解决母子公司同业竞争、关联交易金额大、比重高等问题。

  据有关调查,其实早在李薇去留湖北之际,即与湖北本地及石化领域的势力存在交集,并自此重仓中国石化旗下的多只股票。与同期的资本玩家们相比,李薇辅以证券之手,旨在曲线介入鲜向民营资本开放的采油、炼油、化工等领域。“一旦政策松动,可以先知先觉,占得先机。”一位知情人士说。

  继湖北兴化之后,陈同海主政的中国石化自2006年起推出了大规模的卖壳整合计划,其旗下七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四家拟定了初步卖壳对象。如S*ST化二(000728.SZ)、石炼化(000783.SZ)分别卖壳给两家证券公司,“隐庄”早已提前布局。

  其实自1999年开始,李薇即已通过李嘉廷结识云南老乡、时任证监会副主席王益,以备日后深度介入证券市场。通过关联信息提前埋伏获取暴利,即是利润之源。据有关方面调查,在得到陈同海帮助后,李薇调集数亿元资金,通过上百个资金账户提前布局上述股票。利益方所涉之深令人侧目,陈同海一位至交在银行贷款1000万元,用于投资上述两股票,其疯狂程度可见一斑。

  通过控制主要领导身边的商人或情妇,进而牵出庞大贪腐网络,是近年来党内肃贪的方式之一,上海社保案等大抵如此。权威部门通报称,2006年10月,李薇因涉嫌逃避缴纳税款被警方控制。在情妇李薇被采取强制措施后,陈同海曾进行了一些干扰调查的活动。不久杜世成被立案审查,其因争取立功而举报陈同海。2007年3月,陈同海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线索被呈报高层。但在2007年2月26日,石炼化股东大会以96%的高票通过借壳方案;同年3月13日,化二的重组方案亦已成行。

  “头发真在一晚上白了。”一名目睹庄家失态的市场人士说。显然,若借壳化二、石炼化的方案因陈同海案中止,有关方面将血本无归。上述市场人士介绍,这个利益共同体动用了一切资源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游说,其中最成功之处在于陈同海案由2007年3月的初查拖至6月主动辞职,再到10月在中共十七大会上通过被“双规”。前后近八个月的时间差,为上述股票的腾挪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此后,腾壳、瘦身、注资、股改四步一气贯通,业内评价为“手法流畅,堪称经典”,但鲜有人体会庄家们的惊心动魄。

  以石炼化变身后为例,上市公司市盈率一度冲高到100倍,股东获得了超过13倍的市值回报;其后仍长期保持在30倍以上的市盈率水平。这样的高收益,得益于卖壳方的“慷慨大方”——让上市公司回购所持股份并注销。只可惜,李薇未能享受到这一暴利,她卷入的资产多数被扣押。其间的诸多细节亦成一笔糊涂账。

  洗线路径

  权威消息称,在2007年6月,陈同海首次接受组织谈话,被要求从经济、金融方面交代。此时的陈却大规模转移财产,自当年5月中旬到6月20日,通过北京、天津、深圳等地12个账户提取、转移并套购外币超过1.7亿余元。由于陈同海上述资金均在监视之内,对其源头的追溯及最终的定罪,都有直接影响。

  2009年7月15日,61岁的陈同海因受贿1.9573亿余元一审判处死缓。此时的陈氏头发斑白,神情落寞,难睹往昔之风采。实际上,陈同海转移资产的渠道与李薇由外入内的资金通道略有交集——资金来自于深圳关联公司的划拨,前端是香港中转站,再追查已方向不明。结合李薇的说明,这些资金大体由三块构成:一是其实业投资所得;二是项目介绍的佣金;三是他人的权力租金。

  案发之前的2006年,李薇大规模从境外调钱入境已有迹可循。彼时,她卷入的“广州第一烂尾楼”中诚广场案即是明证。作为当地地标,中诚广场位于广州最繁华的商业圈天河北路与体育西路交界处。高51层的A、B双塔,正面呈百度左右的钝角状,如同两扇翅膀张开。项目由钟华的广州鹏城房产有限公司与广州城建集团合作开发,1993年8月8日开工,引入当时流行香港的销售方式——卖“楼花”,一度炒出每平方米3万港元的天价,涉及购房业主90户左右。

  1996年封顶的中诚广场因债务问题突遭查封,此后执行过程被一个潮汕乡党操控——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黄松有、广东省高级法院执行局原局长杨贤才、律师许俊宏和陈卓伦,以及中诚广场的两个接盘者范骏业、郭成。

  “李薇想买中诚广场,价钱开得高,很诱人,但前提是要帮她将80亿元资金洗白。”钟华告诉《财经》记者。从时间上推算,这与其同期在内地的扩张相吻合。钟华介绍,其中一次北京谈判,李薇穿着睡袍在套房接见他,一再暗示自己在政界的关系,并称已成功打动黄松有。但由于身陷中诚广场多年,钟华以不愿承担洗钱风险而拒绝了李薇。

  尽管如此,李薇还是通过黄松有与杨贤才,绕开钟华,以中国石化的名义于2006年5月与郭成名下的公司签订协议,以13亿余元买下中诚广场北塔。蹊跷的是,郭成2004年获得中诚广场上述产权时,为9.24亿元收购款提供担保的实为中国石化广东分公司。

  据知情者介绍,范骏业、郭成与陈同海相识,全因李薇引荐。陈同海自述介入中城广场是中国石化在广州缺乏标志性建筑。似有先兆,案发前的李薇时常会跟身边人分享自己的艰辛与磨难。但她惟独不谈感情。时至今日,李薇多数资产仍然得以保全,尤其是在内地司法无法触及到的海外。甚至被调查的四年间,部分资产仍有增值。遍历显要,几番浮沉,青山尚在,虽然其间缺乏明晰的产权保护,但在信息不透明的大环境下,李薇卷土重来亦未可知。

  在北京朝阳区,李薇及其妹妹李娴在2005年6月、2009年8月两次办理暂住证,前一次购置资产,后一次变卖资产;在香港,李薇自2008年4月起已卸任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豪逸国际有限公司的董事职务,由陈丹霞接替;至于NC国际有限公司,其不仅仍是泰山地产25%股权的持有者,还在广东、福建留有大量实业投资。即使她们移民大洋彼岸,仍可继续“寄生”生活。

    法治不立,就会有更多才貌双全的女性,怀揣着梦想走上和李薇相同的路。当阳光仅是偶尔破门而入,暗室中的权贵与裙带,仍有可供生存与膨胀的时间与空间。

 

谁在行贿陈同海

《财经》记者 饶智

  这是陈同海失去人身自由的第五个年头,也是他戴罪服刑的第二个春节。2007年6月22日,陈同海因“个人原因”辞职。同年10月15日,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出席中共十七大时透露陈已被“双规”。

  2008年1月2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陈同海在担任中国石化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和兼任中国石化股份副董事长、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钱款数额巨大;利用职权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生活腐化。此处所述情妇正是李薇,在陈同海庭审中即有提及。

  2009年7月15日,陈同海一审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十天后,陈放弃上诉。秦城监狱又多了一名服刑者。陈同海被法院认定的1.9573亿余元贿赂,创下中国1949年以来官方处理并公布的贪腐案件数额之最,该案中的六名行贿人曾以证人现身,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时至今日,六人身份悉数解密。

  神秘人David An

  2009年3月6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对陈同海提起公诉。同年6月12日,此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低调一审。据已生效的判决书,陈同海犯罪事实共五项,卷入行贿人六名,其中九成贿款来自戴伟——汉思能源(00554.HK)董事局主席。在2010胡润百富榜地区排名榜单(香港)中,戴伟以11亿港元资产位列第33名。

  戴伟,男,1959年7月15日生,河北人,在北京读书,大学文化程度,自1997年起拥有加拿大国籍。在汉思能源的有关文件里,戴伟也以“DavidAn”的名字出现。戴伟与陈同海相识于1997年,通过陈同海的妹夫介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旁的萨拉伯尔餐厅初识。此后,两人交往逐渐增多,行贿事由主要集中于广州市南沙区(原属番禺区)小虎岛油库项目。这个广东最大的油库始建于1992年,投资方粤海(番禺)石油化工储运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粤海石化)注册资本5000万元,广东粤海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粤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一度持有其92%股权。

  1998年,粤海集团资产重组,其子公司所持粤海石化的股权亦悉数转让。陈同海带队亲赴广东,洽谈收购小虎岛油库事宜;家族背景深厚的戴伟随后介入,最终由中国石化广东分公司与戴伟组成联营公司,完成了对小虎岛油库的收购,获利四六开。初次合作,戴伟获利颇丰。此役之后的2005年八九月间,戴伟来到陈同海办公室,称其采购到一种价格低廉的高酸原油。陈同海提出,希望戴伟将其全部卖给中国石化。据介绍,陈同海在庭审中曾就此项目辩称,这种高酸原油系戴伟从苏丹进口,陈同海也曾安排中国石化有关人员亲赴苏丹洽谈而不得。

  尽管中国石化当时的冶炼技术与产能都跟不上,但仍与戴伟签订供货协议,陈就此批示:“价格不等人,加工不好,先储备起来。”检察机关指控,中国石化一共从戴伟手中购得达混油3160万桶。陈同海的辩护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高子程在庭审中辩称,中国石化因此获利6亿至10亿美元。

  戴伟与陈同海第三项勾连事实系合资投建东莞市东洲油库。据发改委2005年9月5日批文,项目计划占地700亩,建设100万立方米的特大型油库、码头。但项目未成,陈同海先已落马。法院认定,为感谢陈同海的帮助,戴伟于2005年12月30日至2007年5月23日先后七次向陈同海儿子陈磊在香港汇丰银行、欧洲金融集团、渣打银行开设的账户,汇入港币1.766亿元。其中一笔发生在陈同海案发前一个月。

  来者不拒

  据法院认定,除戴伟外,陈同海另外1813万元受贿款由四笔犯罪事实构成,卷入五名行贿人。行贿人中既有世交,如香港寰球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庄永健。2003年上半年至2004年下半年,中国石化新办公大楼基建工程选址中,庄永健受联合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托,在陈同海的批示之下,中国石化最终选定并购买该公司朝阳广场地块,庄永健获中介费1950万元;此后,该办公大楼承建方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也委托庄永健游说陈同海成功,中标后,庄又得中介费1500万元。

  有关人士介绍,戴伟及庄永健的交易及汇款,大都经李薇出面。如庄永健通过“香港赌王”连卓钊的地下钱庄将获利转入香港。为表感谢,于2004年9月、2005年3月两次给予陈同海150万美元和100万港元。李薇实际也是连卓钊长期的客户。另外三项受贿事实,数额相对较小,陈同海可谓来者不拒。

  如2003年下半年至2005年,得益于陈的帮助,安徽江淮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地区市场部经理阚勇志、阚丽君兄妹为公司承揽齐鲁分公司乙烯改造工程、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法制在线栏目承揽中国石化2005年下半年及2006年全年在该频道投放广告业务等,从中获提成款540余万元。阚氏兄妹六次向陈同海行贿人民币70万元和6万美元。

  2003年8月至2005年下半年,陈同海受中国远东海南国际贸易公司原总经理刘远程请托,在安徽防腐总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海南分公司承建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有限公司东辛采油厂自动化改造工程、海南炼化续建项目等事宜打招呼、下指示,刘远程从中获中介费170余万元,后者于2006年2月10日在香港给予陈磊港币50万元。

  2004年中国石化建设天津港油罐区期间,杭州嘉泰贸易公司总经理王华民受天津嘉菱联合实业有限公司之托,找到陈同海帮忙促使中国石化买下后者的南疆地块,王获中介费1500余万元。为此,王华民先后四次给陈同海奉上30万欧元。

  陈同海创下贿赂之最,其生效审判为死缓。盖因杜世成案发,情妇李薇将陈同海牵出,但上述受贿事实并不被调查部门掌握,系其案发后主动交代。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自首,从轻发落。

 

 

发送时间: 2011-02-13 13:34:00收件人: Chen Jiangfeng抄送: Cui Zhiyuan主题: Re: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十八大前战剑拔弩张 刘志军下台只是前奏

香港苹果日报

2011-02-14

     为期40天的全国春运刚刚过半,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说,中央已决定免去其党组书记职务。同时,中央已任命盛光祖,为铁道部党组书记。

    刘志军简历:1953年生,湖北鄂州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工程师。刘志军19岁到武汉铁路分局,从养路工干起,直至团委书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后被选拔到华东、西南交通大学培训三年,随后,此后又辗转郑州、广州、沈阳铁路局任职,2002年在沈铁局长任上调到铁道部任副部长。2003年3月,刘志军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2008年3月新一轮机构改革,铁道部继续保留。新一轮人事任命,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留任。是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

    盛光祖简历:男,汉族,1949年4月出生,江苏江宁人,中共党员。1968年参加工作,先后任上海铁路局南京分局、杭州分局分局长兼党委书记,济南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1994年任铁道部党组成员、总经济师,1996年任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兼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副部长级),1999年任铁道部副部长、党组成员,2000年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党组成员,2002年任海关总署党组副书记、副署长,2007年任海关总署党组书记、副署长(正部长级),2008年3月任海关总署署长、党组书记。是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

    担任八年铁道部长、五十八岁的刘志军,上周突被撤销铁道部党组书记,相信其部长之位也很快不保。国内传媒报道,刘志军下台与山西女富商丁书苗被当局带走调查有关,因她在高铁项目皆获巨额合同,而她出事的正是铁路投资。不过,这只是刘志军下台的导火线,背后必定关乎巨大政治及经济利益。

  事实上,从○六年开始,有关刘志军下台的消息不绝于耳。○六年,其胞弟刘志祥担任汉口火车站站长及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时,贪污受贿逾二千六百万元,并买凶杀死一名拒绝提前交还经营权的汉口火车站招待所承包商,结果刘志祥被判死缓。刘志祥一直被指是当地火车票「黄牛党」后台老闆。刘志祥犯下如此滔天大罪,又是其哥哥的主管领域,刘志军能置身事外吗?但在中国,一人做事一人当,不搞「株连」,因此刘志军安然无恙。

    据财经网披露,刘志军落马与山西女企业家丁书苗有关,以煤炭运输起家的丁书苗的集团公司旗下企业涉足高铁设备等多个领域,丁书苗因而被视为中国高铁及衍生项目重要既得利益者。知情者还透露,在中铁集装箱原董事长罗金保案发时就已经暴露出中国高铁项目违规招标,大肆收受贿赂的问题。关于高铁建设中的贪腐问题,之前媒体也有所报导,但都被压制。有消息指,刘志军受贿或涉数十亿元人民币,不仅涉及高铁承包工程腐败,另外还涉及长期包养18名情妇。

    2007年3月“两会”期间,就有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罢免刘志军的提案,但是有关方面多管齐下,分头“做工作”,将联名行动弹压下去。但他们递交的材料还是惊动了中央高层,才有了2007年6月何洪达等铁道部副部级、局级官员被调查。

    据初步估计,刘志军在位期间,铁道部系统在海外吃回扣、贪污腐败工程款、由铁道系统倒买倒卖火车票总数额高达六百亿人民币,其中和刘志军家族有关的有一百二十亿。中纪委官员透露,参与到国外采购高铁相关设备的28位铁道部官员,竟然有19位在海外有帐户,12位的帐户开在瑞士银行,所有28位都有亲属在海外,其中16位有直系亲属在海外。

  ○八年春节,华南大雪压毁部份铁道电缆,京九铁路因此而瘫痪,导致数百万民工滞留广东。事件暴露铁道系统应急无方,但刘志军在个多月后的全国人大会议竟可连任;又个多月后,山东发生近年最惨烈火车相撞事故,七十一死、逾四百人受伤。这次惨剧发生在北京奥运开幕前三个多月,无论伤亡人数,还是政治影响,都非常严重,但刘志军又奇蹟地仅被警告,毋须问责下台。

  相比其弟刘志祥贪污买凶杀人、华南雪灾应急不力、火车相撞死伤枕藉及多宗火车追尾相撞事件,丁书苗桉应属小菜一碟。因此,过去他不用下台,是因为有人保他;今天丢官,当然是后台离他而去了。

刘志军从武汉铁路局的养路工开始往上爬,五十岁当上部长。他既不属胡锦涛的「团派」,也非江泽民的「上海帮」或太子党,却能当上部长,据称他同时讨好胡江两家,因而得到两人眷顾。

  近年中央为应付金融海啸而推出的四万亿元救市措施,以及大量新宽贷款,刘志军的铁道系统都是最大得益者,因这些巨资大多落入「铁公鸡」,即铁路、公路和基建。而刘志军上台后力推的高铁,才得以进入「大跃进」时代,每年投资额达到七千亿元。因此,高铁已成为令人垂涎欲滴的大肥肉,如此「肥缺」又怎会落入刘志军这种与中央领导非亲非故的人手上呢?

  正是成也高铁、败也高铁。当年力主建设高铁的刘志军,最后因高铁能为当权者带来巨大利益,而他又不是当权者心腹,自然被踢走。还有不足两年就举行中央十八大,现在正要展开人事安排的卡位战,刘志军下台只是前奏而已!

 

温家宝失控,刘志军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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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5/2011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春运即将结束时突然被调查,引发外界强烈关注。虽然多年来网络上问责刘志军的呼吁,揭发刘志军的材料接连不断,关于刘志军要下台的消息也不绝于耳,但刘的突然倒台还是令很多人感到意外。相关消息人称,对刘的调查是由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直接批示,考虑到刘志军的复杂背景,以及多年来胡给外界的软弱印象,胡的直接批示政治意涵令人寻味。

  过去,刘志军通常被认为是江系人马。但一位铁道部的知情人称,刘的关系背景十分复杂。刘系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不高,在铁路基层工作时,领导见他写得一手好字,又能说会道,所以在上级下来视察时,安排他一起招待。如此有很多机会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被一步步提拔起来。这样无根无基的人能上到高位,完全是一路拍上来,早就练成了超强的马屁功夫。

  1994年11月刘任铁道部党组成员、运输总调度长后,对江泽民等中共高层的专列服务极为上心,江每次乘专列出巡,刘都亲自调度和陪同,赢得江的喜爱。唯一不喜欢他的可能就是朱镕基。朱担任总理后,刘志军以铁道部副部长身份兼任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1997年1月-2000年4月),负责中国铁通的改制事宜,一度远离铁道部的核心业务。直到2002年9月,中共十六大前才被扶正,任铁道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这一任命是江泽民离任前安排的,也算是对刘多年伺候的酬庸。

  十六大后胡温当政,刘仍然见人就拍。比如为了讨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太子党俞正声高兴,硬将原定的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从原来的沈阳-北京改为广州至武汉,为俞正声送上了不少于1000亿元的政绩大单。连俞正声刘都这样大手笔,他拿手中掌握的铁路建设资源向中共高层家属输送利益,就更不在话下了。

  2005年,刘志军的弟弟刘志祥案发后,刘志军深陷危机之中,随时处于被“双规”的状态。但正由于刘与很多高层的复杂关系,胡锦涛不好动他。加之上海社保案发,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卷入,胡及中共高层全力以赴对待陈案。胡担心再动刘志军,会进一步加深江泽民的误会,于是刘志军逃过一劫。

  江泽民没有保陈良宇,大出包括刘志军等中共高干的意外。刘明白,自己身上的所谓江系人马招牌的份量,远不如陈良宇。连陈都可以丢弃,说明为了十七大,江泽民这样的政治人物,已经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自己更是随时都可能被丢弃。更何况,江时代除了青藏线,铁路建设大投资不多,铁道不是大家看中的巨大利益所在。到了刘自己主管铁道部时,提出的高铁计划还没有正式获得高层认同,手里可以输送的利益有限,没有机会向江身边的人输送足以引起他们兴趣的利益。万一出事,江凭什么会保自己,刘心里根本没有底,他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靠山。

  “公共情妇案”的爆发,江系旧部,包括涉案的外交部长李肇星,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永跃都接连下台,使刘更加胆寒。而温家宝的人马金人庆却在温的力保下平安着陆。糜烂的文化部长于幼军,在中纪委已查实相关问题的情况下,却因温家宝的力保而只受个留党查看的处分。

  两相相较之下,刘明白,十七大前,江虽权势很大,但不在乎像他这样的贩夫走卒,且毕竟已属昨日黄花,来日无多;而温家宝虽表面势弱,却内敛坚忍,韬光养晦,暗中正收罗人马,蓄力以待,以图未来,十七大后必成中国政坛一派。于是,刘开始想法设法向温靠近。

  奥运和汶川地震,这些都需要一个稳定的铁道部来支撑,刘志军得以喘息。但期间中国铁路交通事故频发,温家宝大怒,给刘一个记过处分。刘更加害怕,加快了向温示好的步伐。无奈机会不多,刘整日惶惶。真正搭救刘志军,使他得到温的赏识并暂时逃过大劫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的应对计划。这一计划将本来处于争议的中国高铁建设推向前端,中国高铁建设得以摆脱争议,跃上前台。众所周知,在内需不足的前提下,要想提振经济,就只有靠政府投资。而跨度12年,总投资5万亿的中国铁路建设计划,无疑成为温家宝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绝对主力。事实上,仅2009年,铁道部上报国务院的报批项目就高达1万亿。

  也正是这一时期,刘志军得到了温家宝的赏识。铁道部的巨大投资,不仅可以有效地配合温家宝应对危机的计划,使温有政绩可依,也成为依附在中共高层周围的各大利益集团竞相争夺的肥肉。据称,温家宝原本打算不让自己的亲属介入其中。无奈刘通过温周围人马向温夫人展开攻势,趁机将一些重要项目输送给张蓓莉,温家宏,及侄子温新宇。就连温的儿子温云松的私募基金,也通过刘志军提前投入到与高铁建设有关的项目。

  因管不住老婆及家人而得江湖恶名,也需要刘的铁路建设充当门面的温家宝,只好被刘志军用巨额的高铁资金所裹胁。何况铁道部是中央部委中唯一一个准军事管理的部门,掌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动脉,刘能率部投靠,对温的政治影响力也有巨大助益。得到温家宝信任的刘志军,终于长喘一口气。

  知情人称,刘之所以长喘一口气,有一个外界不太注意的原因。中纪委主要负责人也是温家宝的亲信。有了温家宝这个靠山,中纪委就不会轻易动他。何洪达被“双规”后,交待了许多刘志军涉嫌腐败的重大线索,都被中纪委有关部门压了下来,正是刘志军努力投靠新主的结果。

  2010年5月23日,沪昆铁路K859次客车脱线重特大事故发生,温家宝在相关文件上率先批下“下不为例”的庇护批示,其实就是让刘志军得到了一个救命符。胡锦涛考虑到上海世博等因素,也随后批下“举一反三”的批示。比起2008年“4·28”胶济铁路列车脱轨事故,温家宝兴起问责,给予刘志军记过处分的往事,铁道部的人都看明白了:刘志军已经得到了温家宝的信任。刘志军多年的努力得到了更加具体的回报。

  但社会上越来越多对刘志军的揭发,还是让温家宝不堪其扰。尤其是山西女企业主丁书苗通过内部交易拿下高铁有关重大项目的事情,引起铁道部内部的强烈不满。相关揭发材料,指控丁书苗通过罗金保(原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北京铁路局临汾分局党委书记,已于今年1月被“双规”)行贿刘志军,不仅垄断中国高铁的声屏障项目,还成为中国唯一一家动车组轮对生产和维修基地。

  为保刘志军,温最后形成了一个解决方案:参照于幼军,来个留党查看。于幼军就是温家宝力保下来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名为解决,实为解套。在刘志军被“双规”之前,这个解决方案已经在坊间有所传闻。

  刘志军不知道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温家宝为保巨额家族利益,竭力树立自己的清廉和民主公众形象,几次大谈政改,将自己打扮的过于清高、孤傲和无奈。有意无意之间,将不改革的罪过推向胡锦涛和其他中央高层,而且将国务院的人事竭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严重影响了胡锦涛的十八大权力安排,逼迫退无可退的胡锦涛开始反击。

  人民日报发表郑青原的文章,就是胡在争取其他政治局常委意见之后,发动的反击攻势。温在蛰伏一段时间后,又开始借助“访民秀”来修补形象,意图争取十八大的话语权,使胡更为不满。中共当前的政治,一切以十八大为核心,所谓“悠悠万事
以此为大”。所以春节刚过,胡锦涛就亲自批示,“双规”刘志军。

  至于胡锦涛批示调查刘志军,温家宝此前是否知道,知情人说,这个尚不清楚。也许温家宝知道,但自身已处于是非漩涡,且家属深陷经济巨案之中,温已失去说话的主动权。温过于刻意树立自己的对外突出形象,结果树敌太多,一定程度上已经伤害了中共的对外整体利益,导致原本因各种不同原因反对他的人团结起来,反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若救刘志军,可能会进一步撕破脸,温有些投鼠忌器。

  其二,刘志军与金人庆、于幼军在温家宝心目中的位置并不相同。后二者完全是温引为亲信的人物。而刘是半道投诚,且身陷非议,投诚救自己的意图很明显。而且温也知道刘是一个马屁精,不光是江泽民、胡锦涛,凡是常委一级的人物,不管是在任还是退下去的,他都拼命巴结,大输利益。坊间都知道,温很在意家族利益,对于刘拿着国务院的批示,慷国务院之慨为自己邀买人心,广留后路的做法,有时温也很生气。政治上,往往是投靠的主子多了,反而没有了真主子。一旦出事,假主子是不保你的。反正拿刘志军好处的常委,又不止温家宝一个。这个原因,也可能导致温不愿意出全力施救。

  再有,事发突然,温可能并不完全知情。面对十八大的布局,原来温系人马看到风向不对,有的暗中已向其他中央高层投靠。这样,温在中纪委的人马,也不敢轻易向温通信,也一定程度上导致温对调查刘志军具体情况的不了解,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误判和失控。

  知情人称,此次“双规”刘志军,中纪委一反以前默不做声的做法,而是在第一时间就高调对外宣布消息,有明显的尽快处理成既成事实,使有关方面不好补救的意图。刘志军机关算尽太聪明,只记着拍高层的马屁,反而忘了,其实中纪委才是像他这样的问题官员的真正主子。

 



发件人:"www.huxingdou.com.cn" <c2726@163.com>  2011-02-18 11:15:50 +0800 收件人:"大军网"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如有钟祖康:《来生不做中国 人》的电子版资

揭露国企“资产划拨”之后职工下岗之谜

——反映工会职能缺失导致职工维权陷入困境的问题

甄理

    2000年,中央政府提出“政企分开”,将原来属于政府各个部门的企业与政府机关脱钩,目的在于打破垄断,但在实践中,各地方政府以资源整合、做大做强企业为名,以行政划拨的方式将脱钩后的企业强制性地无偿划拨给地方政府所属的企业集团(特别是国有控股公司),如此的行政划拨资产重组,实际上无偿兼并,加速垄断,欺行霸市、弱肉强食!而且,政府在所谓“资产重组”过程中基本上未经被划拨企业、以及广大职工同意,涉嫌违反《行政许可法》第24、83条,造成企业、职工利益受到侵害。

    政企分开“行政划拨”之前,尽管各个企业分别属于政府不同的工作部门,但都是享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企业,这些职工绝大部分都是国家正式职工,职工们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勤奋工作、经过几代人艰苦奋斗、勤俭持家,为企业积累了丰厚的基础。他们以企业为家,深信创造的积累会成为将来生老病死的保障。他们有权监督自己积累起来的资产如何处置,有权在政策范围内享受自己的劳动所得。但“政企分开”被地方政府以“资产重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为名、强制划拨给各地方政府所属的大型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公司(其实都是利益集团)。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24条、第83条的原则:政府的公有权利,无论如何委托、行政划拨,其接受委托、划拨的单位都必须是政府行政单位,但在“政企分开”之后、被委托、划拨的过程中,这些接受委托、划拨的企业集团都不是政府单位,仅是市场经济中的博奕者,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必然会利用非法获取的行政权力,为自身利益打压其它被划拨的企业】

    政府实质上将自身的公共权力交给利益集团!导致利益集团劫持社会、绑架政府!鉴于不同企业之间的经济规模、资产结构、经济效益、企业文化、发展前景等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利益集团都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如此的“行政划拨、资产重组”无异于将羊群送入虎口,必然导致被整合企业、职工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压缩,从此陷入灰暗的人生,广大职工几十年的奉献付诸东流,白白浪费宝贵的年华。这些利益集团欺行霸市,几乎都是按照“接收资产不要人”、“减员增效”等思路将原职工剔除出局,于是乎,原来的国家职工被迫转制、分流、下岗、轮岗、失业、退养,成为被利益集团随意宰割的羔羊,造成很多企业和职工失去保障,国企职工被折腾到失去主人翁的尊严,所谓资产整合实质上演变为无偿兼并,原来的企业基本丧失了独立法人的地位,资产被利益集团随意挥霍和挪用,甚至作为上市募股项目谋取利益,如果无法拓展业务就出租或变卖厂房、买卖地皮、合作搞房地产获取利润,职工被利益集团以“减员增效”等所谓“改革”措施为名辞退,党、政、工、人、财、物等资源全部被利益集团控制,这些利益集团从经营者变成一个合法的掠夺者,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不花任何代价,完全违反市场经济法规。党政官员好大喜功,成为不公正的制造者!

    中央政府提出“政企分开”目的在于打破垄断,但在实践中,如此的行政划拨、无偿兼并实际上加速垄断,而且带来一系列法律问题:

    1、根据中央和国务院2002年6月颁布的“公开条例”规定,未经职工大会同意的决定可视为无效决定!所以,政府未经被划拨企业的职工大会同意便强制“拉郎配”,将企业划拨给利益集团、无偿兼并,是否属于侵权?

    2、根据“行政许可法”第24条、第83条的原则:政府的公有权利,无论如何委托、行政划拨,其接受委托、划拨的单位都必须是政府行政单位,但在“政企分开”之后、被委托、划拨的过程中,这些接受委托、划拨的企业集团都不是政府单位,仅是市场经济中的博奕者,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必然会利用非法获取的行政权力,为自身利益打压其它被划拨的企业、或转嫁危机到被整合的企业身上,那么,对于被委托、划拨的企业来说,其上级主管充当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角色,比以前政府管理,更加荒唐!更加不公平!

    如此的政企分开、资产划拨实际上更加高度垄断!更加弱肉强食!利益集团(控股公司)掠夺下属企业的典型手段:

    1、控股集团涉嫌操控股价,用强制手段干扰属下被划拨企业的正常交易以及上市流通,通过左手转给右手的游戏,用行政权力强卖强买被划拨企业的项目到其控股的上市公司名下,导致其股价飙升、利用内幕交易谋取利益!

    2、以资产重组为名将各个企业的优质资产、优质物业整合到利益集团、或者上市公司名下,无偿剥夺被整合企业的优质资产,导致其职工面临减薪、留守、分流、下岗、甚至破产危险之中,或者被重组到劣质企业的危险之中,如此的整合实质上是损人利己的掠夺!

    3、强行抽调被划拨企业的资金,“支援”利益集团或其控股公司的项目;或者,以行政手段迫使上述 “借款”变成“投资”,难以回收。

    4、强迫将被划拨企业的优质业务委托给利益集团以及关联机构,排挤被划拨企业。导致被划拨企业职工面临减薪、留守、分流、下岗、甚至破产危险之中,或者被重组到劣质企业的危险之中。

    5、强迫被划拨企业向利益集团、或其所属的上市公司“投资”、“消费”,获取利益。

    6、利益集团集中辖内不劳而获的优质资产,强制注资到被划拨的优质企业,取得控制权后分拆被划拨的优质企业,遣散职工。

    7、利益集团强行将旗下的劣质资产注入被划拨的优质企业,加大被划拨企业的成本。

    8、以所谓工作需要、业务整合为名,调动(或撤职、降级)被划拨企业的负责人,以利于利益集团的控制。或者派出党、政、工等负责人到被整合的企业担任领导职务,使得被划拨企业无法维权。

    9、以规范管理为名,成立所谓“财务结算中心”,控制现金流,无条件地以政府名义、无偿抽调被整合企业的资金到利益集团,或者强制性以上级管理者名义征收各项管理费,又或者向下属企业分摊、报销利益集团的各项费用。而被整合的企业无法按照市场经济的商业原则享受“平等、合法、应得”的利益分配,广大职工多年创造的积累被随意掠夺,利益集团实际上以国家名义抢钱!给党和政府抹黑!

    10、完全不顾被重组企业的利益,违反商业原则居高临下自卖自买被整合企业的优质资产,或者强行将企业的优质资产变现,抽调现金供其利益集团挥霍;又或者强行转制(控股),遣散职工,最终掠夺资源,实现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

    这些利益集团几乎都是以改革为名,行掠夺之实,无异于欺行霸市!

    从实践效果分析,许多公司原来经过几代职工的努力以及几十年积累,是资产结构比较优良的企业,但被资产重组、资产划拨后,几乎无一例外,利益集团最终都是凭借摄取的公有权力,以代表政府管理的名义,大规模安排干部到被整合企业的核心部门,控制话语权,随意解释政策,以改革为借口,排挤职工,最后掠夺资源到利益集团、或上市公司圈钱谋取利益,劫持社会、绑架政府,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广大职工愤怒地说:政企分开之前,无非是企业向上级部门上交管理费而已,政府与下属企业关系较为融洽,但“行政划拨、资产重组”之后,导致了权力与资本的进一步结合,实质上弱肉强食、加速垄断,作为上级的利益集团对其不劳而获、政府划拨得来的下属企业的资产大肆排挤、掠夺,我们的经济秩序完全与市场经济规则背道而驰,我们的社会已经从个别部门、个人腐败陷入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体制性腐败!

    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推行的“减员增效”,实际上“减员”的都是普通劳动者、其中不乏默默地忠诚奉献的老实人,留下来“增效”的很多都是利益权贵、或其皇亲国戚!这些所谓“改革”从来不提“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各地区、各单位张口解放思想、闭口改变思路,几乎无一例外地以“改革”为名将异己推出单位大门、推卸包袱,以利于自己收入最大化,或者腾出岗位安排自己的皇亲国戚!如此的改革将巨大社会矛盾推给我们的社会!我们不禁要问:如此改革,我们减什么员?增谁的效?最终受到损害的是人们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损害的是我们社会的安宁!

    这些问题再次印证了政府违反《行政许可法》第24、83条的原则,反映了如此资产重组漏洞:

    目前的国有企业集团几乎都是控股公司,这些利益集团相当大部分不是自身发展起来的,而是依靠政府投资、或者违规的行政整合并凑起来的,它们一旦上市,就成为政府得到资本资源的通道,它们为政府圈钱,为地方政府争得荣耀、获取政绩,因此,为了争取有更多的企业上市,地方政府可谓是赤膊上阵,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这些利益集团,并将许多优秀企业强制性的与之合并,把本已稀缺的优质资产注入去填窟窿,消耗掉优秀资产后,又剥离出体外,然后破产。我们许多优质企业就是被政府强制拉郎配搞坏,导致社会失去公平。

    另外,这些利益集团的领导人都由政府任命,按政府相应行政级别套级,甚至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等等职务,控制了话语权,随意解释政策,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几乎所有的企业集团背后都有政府高官的背景,加上利用上市公司到股市圈钱,与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实际上官商混合!我们的社会已从原来的部门、个人腐败陷入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体制性腐败!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政企分开之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种“资产重组”行为在我国非常普遍,导致许多企业被政府打着资产重组、做大做强的旗号、在欠缺公平的情况下被非法兼并、职工被迫下岗(或者留守),企业亏损。从职工维权角度:政企分开、资产整合之后,我们国企职工在权益保障机制方面陷入体制性缺失。广大职工脱离政府管辖,被划拨到这些政企不分的利益集团,无异于将羊群送入虎口,更加难以维权,因为:利益集团都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政企分开资产重组之后,这些利益集团不劳而获地得到政府划拨的资产、凭借其摄取的公权力、堂而皇之取代政府行使政府的行政权力(涉嫌违反“行政许可法”第24、83条),荒唐地掌握了职工的命运。国企职工被这些利益集团随意宰割。

    政企分开之后,各级政府都以不能干预企业为名推卸责任!对利益集团的为非作歹放任了之!甚至,唯一能够震慑这些利益集团的国资委,其职能主要对国有资产负责,为了从“数量”上体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不惜以“减员”为手段实现所谓“增效”, 恰好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的根本原理! 甚至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说话,与利益集团同流合污,为利益集团损害职工合法权益“助纣为虐”;丝毫没有保障职工权益的意识。

    工会的作用更加缺失:1、各级总工会都不是直接行使行政职权的职能机构,更不能越权直接干预;2、各级总工会的工作人员都是参照当地党政公务员的待遇,本身就没有与职工打成一片,自然没有、更没有资格代表职工权益!也就是说:他们与企业职工根本上存在一条鸿沟。如何代表职工利益?

    最后,许多企业集团作为控股公司,是典型的党、政、经一体化,政企不分的翻牌公司,隶属于政府,其领导人由政府任命,按政府相应行政级别套级,甚至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职务,或者被授予劳动模范等等称号,捞取政治资本,控制了话语权,随意解释政策,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加上利用上市公司到股市圈钱,与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实际上官商混合,不是真正按市场经济规律操作。所以,政府如此将众多的企业以资产划拨名义委托给利益集团或者控股公司经营、管理,所谓政企分开成了空话,几乎所有的企业集团背后都有政府高官的背景,这些掌握了话语权的利益集团、控股公司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资源,实际上成为“二政府”! 工会的工作人员面对强大的利益集团,不仅力不从心,更没有行政权力,有些甚至被利益集团以利益收买!如:请客送礼、安排亲属工作、安排旅游、赞助工会活动等等等等!如此腐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叛徒,工贼!

    广大职工愤怒地说:政企分开之前,无非是企业向上级部门上交管理费而已,政府与下属企业关系较为融洽,不存在现在人剥削人、弱肉强食的现象,但“行政划拨、资产重组”之后,导致了权力与资本的进一步结合,实质上弱肉强食、加速垄断,作为上级的利益集团对其不劳而获、政府划拨得来的下属企业的资产大肆排挤、掠夺,我们的经济秩序完全与市场经济规则背道而驰,我们的社会已经从个别部门、个人腐败陷入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体制性腐败!

    所谓政府管辖的国有企业,由于其追求利润的功利性、排他性,国有企业属下的工会组织必然受制于利益集团。我们被整合到利益集团的职工如何伸张权益?!到哪里伸张自身权益?!

    其它被转制的原国企职工、民营企业、个体工商业的权益保障更是奢望! 众所周知,我国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个体工商业、尤其服务业等等,很多都是国家政策(尤其劳动法规、养老、医疗保险)等等照耀不到的角落!理论上说职工们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但他们在职期间的工资收入、退休后的养老、医疗保障、人格尊严等等方面与公务员、国企利益集团存在巨大的差距!2009年7月,国家统计局宣布:上半年中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九,但是,这个数字竟然不包括私营单位、个体工商户、各类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以及灵活就业人员!据报道:目前全国这类人员约三亿人,但统计的仅为一点三亿,也就是说这个统计覆盖到应统计的人数仅为百分之四十左右!不包括个体工商业、民营企业、自由职业者、乡镇企业、农民工等等,就很能说明问题。如此误导政府的荒诞统计有什么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我国的工会组织依旧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阴影,各级总工会作为官方性质的职能地位依旧没有改变;而企业工会组织依然作为资方的附庸而存在。一方面:不少工会组织,不但不能充当职工的组织者和利益代言人,反而代表资方利益说话,为资方损害职工的合法权益“助纣为虐”;另一方面:某些替职工权益奔走呼号的工会,反而成了资方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媒体上披露的一个个工会主席因热心为职工维权而被资方以各种理由“清理门户”的案例,就是非常生动的例证。

    与此同时,由于职工权益保障机制存在制度性缺失,职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存在制度性“失语”,使一些职工在忍无可忍之时,只好寻求体制外的非正常途径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必然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很多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体为职工合法权益而呐喊,也可以看到政府的紧急干预,唯独没有看到企业工会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挺身而出,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的关键时刻竟然“集体失踪”。此前,在东航“罢飞”、出租车“罢运”、在吉林“通钢”、“富士康N连跳””、“本田职工罢工”等等事件中,我们根本看不到劳动监察部门、工会的影子!

    鉴于这种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我想,这也许是国家政策性的失误,或者执行过程出现偏差,因此,我们提出解决方案:

    一、强化地方的劳动监察、社会保障部门的职能,强化各地方、各行业劳动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切实钉死游离于劳动法规之外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个体工商业、尤其服务业等等中小企业,切实保证我们共和国的法律法规照耀到每个角落!

    二、总工会的经费由人大拨款,独立于党政机关之外,取消其参照公务员的待遇。赋予总工会行政监察、直接纠错职能;

    三、在国资委职能中增加保障职工权益的条款;

    四、由国资委组织,重新理顺政企分开之后的国有企业的隶属关系。

    1、政企分开之后,对脱离原政府管理部门的企业,由国资委代表政府对企业板块、按资产规模的大小进行分类、归口,由国资委按照国家法规亲自管理;

    2、或者,由国资委主导,按照行业板块划分、抽调“被整合企业”的骨干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这些政企分离之后被重组的企业,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交通资产管理公司、建设资产管理公司、纺织资产管理公司、轻工资产管理公司、医药资产管理公司、文教卫资产管理公司、港澳台华侨外事资产管理公司等等,将政企分开之后被违规兼并的公司从利益集团剥离出去,由国资委下属的管理公司管理。“管理公司”负责这些被整合企业的监管、督导、政策性引导,不参与经营活动,由国资委直接领导;

    3、又或者,由国资委主导,根据企业属性,引导原属于不同部门的企业,以资本为纽带,通过企业之间谈判协商进行重组(前提:禁止利益集团参与重组,否则就演变成利益集团自卖自买的丑剧;所有协商必须有职工代表参与,最终必须经过职工大会表决通过)。

    彻底斩断利益集团的垄断、掠夺!将政企分开之后被违规兼并的企业从利益集团中解放出来。这个问题涉及到数千万职工的权益问题!更关系到改革的公平正义问题!希望引起国家权威部门、社会公众以及新闻媒体的重视,通过探讨如此职工维权制度缺失的问题,完善我们的改革措施,让国家和人民共同进步!

 

一位已全家移民美国的国企老总自白

李承友

    作为中国最大企业排名62位的国有企业老总,我去年全家移民美国。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要好的同学、朋友对我的举动都不理解,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要么是“捞够了”?要不然,怎么会放弃多少人打破脑袋都抢不到的位置,到美国从零开始呢?

    可不是嘛,深圳最年轻的享受“正局级待遇干部”,深圳六大国有集团公司之一的老总,统治一万多名员工,操控号称近百亿(约十多亿美元)的资产,同学、朋友,甚至上海交大、清华等母校都引以为荣的成功人物,国内活得那么滋润,到美国做一个入不了主流社会的二等公民”,做出这样的选择,如果没有什么深层原 因,谁信呢?

    这些想法我能理解,在没有干国企老总之前,我也只看到做国企老总比贩毒更来钱,更别提有多风光,但当上国企老总后,真切体会到,干这个工作比贩卖毒品风险更大,更难干!

    就拿我熟悉的深圳为例,1995至2000年间任职的大行企业(市属一级企业)老总的“入狱率”超过了50%――毒贩被抓的比例有这么高 吗?95年,深圳市政府搞了一个“百亿工程计划”,培植6个到2000年销售超百亿的集团(特发集团、建材集团、莱英达集团、赛格集团、能源集团、盐田港 集团)。5年后,这6个企业销售加起来还没有超百亿,倒是6个企业中,有5个企业的“一把手”,包括能源的劳德容、建材集团陈小雄、特发集团的陈宏明、盐田港集团的刘定桐等被拘捕了,更惨的是,跟随他们的私党,甚至一些家人也牵连被捕。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谁能不提心吊胆,专心工作或享受职务消费呢?

    国企老总的活儿不是人干的,它逼着你“要么贪污受贿,要么鞠躬尽瘁”。实际上,你“鞠躬尽瘁”也行不通――自己“不敢捞”,但堵了别人的财路,最终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当然,既不被抓,又能“捞钱”的国企老总也有,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贪得足够多,即便“有事”,也可以有足够的钱“消财免灾”。国内对贪官有一句顺口溜:百十万坐牢,千把万可跑,上亿元逍遥。贪了亿万就能逍遥法外,原因很简单,“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认识那么一位老总,住着上千万的别墅,从中央到地方立案查了不知多少次,不但没事,而且,纪检系统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成了他的“挚友”。

    其二,就是“联系领导,不吞独食”。深圳某集团的老总,企业改制时,给自己分了一点股份,员工到处举报,引起中纪委的重视。该老总“放话”,要是我“进去了”,谁也别想好过,结果,纪委到企业的工作组都在去企业的路上了,还是被领导叫停,他被调动一下工作了事。

    其三,有稳固的后台撑腰,比如上面所说的什么人的秘书、子女之类的,只要“后台老板”不倒,他们尽可放心伸手。就我管理的集团内,就有很多,如号称四平“黑老大”的林治国,自称是某现任国务委员的干儿子,在我们投资四平涂料公司时,明目张胆地将我们2000万资金卷走;某原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儿媳,在我们下属的深圳兴达,从事对外贸易,弄出1亿多元的窟窿;某..元老的儿子,在我们下属的中华自行车公司,弄出2亿多元的烂帐。对于这些事,谁追究,谁倒霉,明智的做法就是请他们到
其它地方再去发财。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国企的这块“没有主的肥肉”,谁能挡得住诱惑?这毫无疑问地给当老总的带来了巨大麻烦和风险。

    就我的体会说,黑社会的滋扰比“纪委”更烦人。老国有企业都欠了一屁股债,欠银行的一点用不着担心,债务到期他们还会求着公司“借新还旧”,麻烦的是欠私人的“说不清债”,债主请黑社会的“清债公司”要债是常事。我们集团下属的中国大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嘉年印刷公司,土地被黑社会霸占3年。

    嘉年公司位于深圳最繁华的商业街――华强北路上,1997年,公司考虑到级租地差,决定把工厂搬到深圳关外的龙华,原厂址改为商业用地。结果,被带有 黑社会背景的潮州人公司盯上,在这块不到3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上演了近500人的斗殴,十多人受伤。更冤的是,市里有一位心直口快的副市长,当着几十个官 员的面,一口咬定是我请了黑帮,挑起事端,连给我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气得我几天没有睡好。最后,只有息事宁人,让我们国有资产损失5000万了事。

    广东省高院院长(真是报应,他现在被抓起来了),伙同挂靠在广东四建的潮洲黑包工队,通过“法院判决”,黑了我们近5700万国有资产。关于这些涉黑事件,我想等有时间,好好把有关公司与黑帮恶斗的经过,以及不得已在政府压力下退步、如何
摆平记者、成功保密(连我们的副总到现在都不知内情)的情况写出 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国社会的另一面。

    让国企老总最心烦的要数下岗员工的问题了。所谓下岗,就是解雇,但企业给一段时间的最低生活费。实际上,对个人来说就是失业,这是官员们为减少 “失业率”和推卸责任搞出的把戏。因为下岗员工,还“挂在”企业,可以不用管,也不增加失业数字。我做总经理的3年,裁减了约7000人,把这么多人的饭 碗砸了,人家能让你好受吗?平时,家里的电话线是必须拔掉的,不然,肯定有几个过得不痛快的下岗员工来电“恶心”你一下,你还只有听的份。至于半夜来家敲门,也只能装听不见,所要做的是安抚一下还在上小学的、被吓醒的儿子,至于老婆的抱怨,那就对不起了,谁叫我是老总呢?

    实际上,国企老总即使捞到钱,多数也没好日子过,整天提心吊胆,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就算通过种种手段来到美国,也很难过得自在。上个月,我陪同国内一个老板去世界最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一间“贵宾赌室”,我意外地见到了深圳某上市公司董事长。这位仁兄在深圳就以好赌出名,把他把持的一家深圳 “老五家上市公司”之一输得停了牌,而且,还欠了大把赌债,去年不知去向。他是见过世面、经过大风浪的人,但见到我,显然有点意外。在这个赌室玩,最少要买5万美金的赌码,每次下注1000美元起。当然,这种档次的搏杀对他来说是小意思,据说,有一次在香港的赌船上,一天就输了1亿5千万之多。这次,显然仍然不走运,他面前的赌码已经空了,只是坐在那里干着急而已,不时地往豪华地毯上随意吐痰,显得和环境十分冲突。这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老外,可能是去洗手间,站起来,离开了。这位仁兄,像是对着我,又像是对着在场的所有人用普通话说:“我借他一下”,同时,手就迅速、老练地在刚离开的老外的赌码堆了拿了3个赌码(每个5000美元)放到他的赌位上。我突然感到就象自己偷了人家钱一样惊恐,担心他“还”不上如何是好?感谢上帝,给他赢了一把,他把刚才 “借”的还给人家,并见好就收了。我们互相留了联系电话就分手了。回来后,我一直不敢和他联系,听说他在美国语言不通,到处借钱,我的那点钱还要养家糊口,怕给他盯上。过了两个星期,我实在无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原来的那些担心是多余的,他给的电话都是空号。

    顺便解释一下,我是通过“有益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杰出人才”移民的途径来美国的,不是投资移民。我强调这点,不是要表明自己多“牛逼”,我昨天还见到一位连A、B、C都不认识的浙江老兄,也通过了移民局的“杰出人才”审核。中国人只要拿出
平时使用的万分之一的“小聪明”,就足以制造出任何通过美国 “一根筋”移民官的审核的材料。我解释的目的只是想避免大家产生对我“经济是否清白”方面的联想。

    当然,当老总遇到的不全是这些坏事,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抢着干呢?如果说做国企老总比“贩卖毒品”更赚钱,一点也不夸张,谁见过毒贩个人收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做老总是“无本万利”的生意,而且只赚不赔,还名利双收。上述深圳几个被抖出来的老总,在短短的几年中就把身价搞到数千万元。

    那么,企业老总的收入是哪里来的呢?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小说如由于竞争广告、保险、汽车修理,甚至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无序竞争,回扣往往高达费用的50%。据《深圳特区》报透露,仅深圳市政府部门维修车辆回扣损失为2000万元,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有关这个方面的关键秘密,我想另文专门介绍。

    国企老总还可以“身累、心不累”,拥有决策的权力,而又不必对决策后果担心、负责。就我所见的国企老总们“摆乌龙”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就我知道的略取几例:

    1、市国有外贸公司总经理,未经集体讨论,个人拍板决定贷款1837万美元在海外经营期货业务,并绕过总公司财务部,把这笔巨额外汇转到境外代理人手中,不到一年,这笔巨额外汇全部亏空流失。

    2、深华公司不经科学论证,举债2.2亿元投资重庆地铁工程。虽经制止,追回8000万元,尚有4000万人民币和1000万美元至今追不回来。

    3、根据深圳“三点一线”战略(指国外一点,深圳一点,沈阳一点,当时书记厉有为,市长李子彬老家都在沈阳)到沈阳等地盲目兼并阀门厂、四平建新涂料等企业,损失7000多万。

    4、深圳食品饮料公司与天津启士林公司联营并耗资千万美元从国外购置的食品加工设备,由于不适用、不配套,闲置3年后报废。深圳投资的许多公用 公司,如投资高达7亿的、门可罗雀的“海上田园”公园,每年要亏损5000万。当然,这件事和企业老总无关,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张高丽“拍脑袋”的结果。

    5、深圳外贸集团担保24亿,加利息近30亿元,而又不能控制这些被保企业的投资决策经营,其中约5亿元要该集团买单。

    6、中航科技集团通过莱英达集团借钱给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潮洲老太婆个人开发房地产,结果,拿比市场高5倍的房产抵债,造成2亿元的损失。

    7、企业银行存款余额最高时达到1.3亿元,而该企业只有一名正式员工,其余均为聘用人员。财务负责人是一退休人员,对资金的支出起不到监督作 用;三个副经理相互攀比,竞相花钱,短短的4年时间,花费6951万元。对于驻港企业、海外投资企业,损失几千万、甚至亿元的就太多了!

    国企老总这样干,难道没有监督、约束机制吗?有,而且,理论上讲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复杂的监督约束管理体制,其机构之臃肿是外人无法理解和不能 想象的。就拿我做总经理的集团为例,我把他叫做“六会七方,八层领导”制,也就是由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时会)、老三会(职代会、党委会、工会), 加上经营班子七套机构,再加上市里派来的财务总监,享受副总以上待遇的有14人之多。在管理层次上就更吓人,有国资委――投资管理公司――本集团――上市 公司――一级企业――二级企业――三级企业等等。上面层次主要是管理监督,不从事经营。这么多吃闲饭的,企业搞不好,是天经地义的。

    国企老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要担心企业效益或企业员工发不出工资。企业是政府的,政府当然要扛着。叫市长拿钱给企业没有关系,只要职工不闹事,不要影响了他们的仕途,反正钱又不是他们的。

    深圳90年代有一面全国闻名的旗帜――中华自行车公司。她号称拥有世界最大的自行车生产能力,91年曾经是国内排国内合资企业第一名,其“大名”(DIAMOND)品牌被评为92年世界最知名自行车十大品牌首位。96年,某某陪卡斯特罗参观公司时,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的黄丽满把5辆我们的自行车作为国礼送给卡斯特罗。但在国有资产与外方的资本融合与运作过程中,由于一些企业管理不当,使外商有机可乘,国有资产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中华自行车公司,企业和港商合作经营,数亿港元买卖业务的资金全部由该企业垫付,而采购、销售、提货等关键业务的资金全部由港商掌握,甚至另刻一套公司财务章和行政章 交给港商使用,使港商可以任意调运该企业的货物。

    结果,不法港商以市场变化、商品质量或其它借口,不仅应付的利润不兑现,而且,连高达成协31亿应收货款也没有了。仅2002年一年,就撇了21亿元的呆帐,创造了我国上市公司有史以来年度亏损最大的记录。公司净资产为负35亿多元,国家(主要
是银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当然,我是2000年兼任该公司董事长的,虽然说起来没有我的责任,但我也要面子的人哪!

    按市场规律来说,像中华自行车这样的无药可救的公司,破产算了,但政府不但没有放弃我们,还成立了由副市长王穗明、郭荣俊为正副组长的“挽救中华公司的领导重组小组”。新华社记者赵晓峰2001年5月写了一篇披露中华公司将引起深圳经济“雪崩”的“动态清样”(这是新华社给…委员以上高官看的紧急的、“报忧”的文章),当时,我和投资管理公司主席李黑虎在给市长于幼军及其他几位副市长汇报中华公司方案,在…人事调整的关键时侯,谁愿意因此减分?为了救“莱英达”和中华自行车,市政府通过给我们现金、注入资产、免地价等方式,仅在我任内3年里,一共给了近13亿元。后来,市长书记安全地都升了官, 而莱英达在今年以“MBO”方式卖给了经营者,作价还不到一亿元,而市财政历年通过包括优惠政策在内的投入超过50亿元。这样的结果,连我都想像不到!

    做国企老总有这么多的好处,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下,自然不是有能力就能当上的了。

    老总的位置是紧跟领导的奖赏,任人为亲――企业武大郎开店,是难免的啦。有些人,一天没有在企业呆过,也不知企业管理是什么东西,但只要领导服侍舒服了,就能给一个到国有企业捞好处的机会。例如,深圳前书记张高丽的秘书孙利平,坐上了深圳高新投公司老总的位置,原市长李子彬的秘书,当上了深圳机场公司的董事长。当然,也有“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式的公开招聘,深圳最近又面向国内外招聘几家国企总经理,其实内部早就有人选,千万不要天真,跟着劳民伤财。我虽然是过来人,可又犯傻了一回。

    去年来美后,看到新成立的国资委“第一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中央大型国有企业副总经理”,我报名参加一个“部级企业”副总的选拔。因为我在深圳 是“正局”级,又有交大、清华等国内名校的学历,在126位报名者中,顺利通过了初选,回国参加了由28人的笔试。尽管来美较长时间,但我在包括“时事政治”内容在内的笔试中名列前茅,又一次回国参加了面试。这次面试,在中组部招待所举行,因为有多位部级以上的“高干”出任考官,到处武警站岗,戒备森严。最后,我只得到一封参加“活动”的感谢信。

    从美国来回两次,自掏腰包花了3万多元,连报考公司的门往那里开的都不知道,你说搞笑吧?后来,我通过熟人,问了该企业的董事长没有被录取的原因。他给我了一句话:“你也是当过企业老总的,谁会选一位自己不熟悉的人管资产”?可不是嘛,我在这条道上混了这么些年,还那么书生气,连这点起码的“国情”都不知 道,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姓名:李承友,性别:男,出生日期:1947,学历:大学,国籍:中国。

    简历:1965年8月就读于北京石油学院炼制专业; 1970年7月任胜利炼油厂技术员、车间主任; 1981年3月任齐鲁石化公司乙烯指挥部副处长、乙烯厂副厂长、厂长;1987年8月任齐鲁石化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1995年3月任深圳南油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1996年4月任深圳南油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1998年10月,任深圳市莱英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承友先生具备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理论修养、接受过系统的工业专业知识教育。参加工作28年来,从内地工厂基层做起,积累了较丰富的工业生产实践经验,在齐鲁石化这样的大型企业和深圳南油集团这样的市属一类企业担任过主要领导,组织
领导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得到明显提高。李承友先生具有一定的改革思路和务实精神,注意开拓进取,有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和能力水平,曾当选为全国八届人大代表。
 

 

发件人:"www.huxingdou.com.cn" <c2726@163.com>  2011-02-21 20:09:34 +0800 收件人: "大军网"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山西杂文作家苏中杰先生的文章

揭开伪自由主义的真面目

----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种部队

苏中杰

    伪自由主义者,尤其是以一大批“精英经济学家”为主体的伪自由主义者,声称自己让当权者占有公产是为了搞市场经济,同时又把权贵掌控市场的经济格局说成市场经济,把贫富严重分化说成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把提高学费、水电费和春运火车票价说成是市场经济原则的需要,把大掏民众腰包说成是 “与国际接轨”。

    伪自由主义协助权贵对民众进行残酷掠夺,同时,又以“改革”和“市场经济”为权贵高唱颂歌,为掠夺之下的一切罪过开脱。这个时时犯罪并时时为其罪过开脱的过程,惯穿于整个的“改革”过程。

    自由主义思想,是完全独立于体制之外的,是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者。而伪自由主义,在现实的要害问题上,和体制内的声音是一致的,和传统意识形态在现实中的聚焦点是重合的,和官方话语和意志是亲密而又投机的。关于改革言说便是其例。

    其实,中国的社会改革(不是行政改革和“党内改革”)只有两个,一个是 1989年以前的那个虽然激动人心但还只是口头上和纸面上的改革,一个则是小岗村的分地到户。其他所谓的改革,主要内容是权力在经济领域里的扩张,是以权力为手段使社会财富朝极少数人手中转移。对这样的改革,人们就有必要,而且有理由进行质疑。

自由主义与伪自由主义的比较

    自由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即不是所谓的穷人和富人的矛盾,而是统治权力与民众的矛盾。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因,在于对统治权力的制约和囚禁,而不是贫与富斗争的结果。解决贫富矛盾的办法,是通过对统治权力的制约和囚禁,从而建立起点公正的发展平台,制定略倾向于穷人的政策。自由主义的伟大也就在这里:只拿权力是问,不以贫富论理。因为前者解决了,后者就好办了。

    而伪自由主义者不是这样,他们不敢抬起眼皮正视强权,要么对社会不公从不发言,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要么用阶级矛盾掩盖统治权力与民众的矛盾,说当下“穷人要打倒富人”,所以,“要保护富人”,“把富人打倒了,穷人要永远受穷”,所以,我们的口号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茅于轼语)。

    此论者一方面向富人(权贵资本主义下的富人主体必然是权贵)媚笑,一方面演戏,欺骗穷人。他们脑子中根本没有“政治防贼论”和“权力制约论”,而全是阶级斗争论,可是还说别人要搞阶级斗争——把民众的维权和民主要求,视为阶级斗争。特别是关于穷人要动乱之说,几乎等同于提醒权贵时时准备镇压维权力量、力图囚禁权力的社会正义力量,即民主力量。

    在大量的乱七八糟的鼓噪中,统治权力与民众的矛盾不见了,因而统治权力更强了,扩张性更大了,使中国一路狂奔,顺利步入权贵资本主义。如果查看他们这些人的实际身份,不难发现他们是高级官员的幕僚和顾问。这些声名显赫的家伙,从京城到地方的时候,一般都是当地党政要员陪同,警车开道、威风八面。这类人以善于敛财为荣,一场报告会开价数十万之巨,听众多是政府官员和富豪老板。(余杰:《追问知识分子的良知》)

    自由主义“人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和崇高追求,是通过起点平等和社会公正来实现的。如果在起点不平等、社会不公正的前提下,比如当下中国,让百分之四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九十的社会财富,那么百分之九十多的人,特别是穷人,发出的不满之声就是正义的了。可是当下伪自由主义眼中,“为穷人说话”就意味着保守,落后,可耻,甚至反动。他们认为中国的贫富之差,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为穷人说话就是否认市场经济,就是要回到“计划经济”和文革时期,就是开历史倒车。

    他们还认为,为穷人说话,就是“民粹主义”,就是煽动“义和团情绪”,就是助长“暴民行为”,什么又要“打土豪,分田地”了,什么“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维阴魂不散”,又想搞当年的“大锅饭”了。还值得一提的是,“左派”,他们的政治目标虽然是想恢复毛秩序,不能认可,但他们批判社会不公,不能说没有正义性。但是“左派”这个词,因为和文革与暴政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已几乎成了“恶人”的别称。伪自由主义在反攻时,便时常用这两个字诬蔑对手。

    在他们引导下,形成了一股打击正义、维护权贵资本主义的滔滔逆流。这些伪自由主义,口口声声反对文革语言,反对戴帽子,可是他们打压穷人维权时所用的上述语言,却是货真价实的文革语言和帽子。他们根本不会明白,自由主义的主张是,社会各阶层,无论贫与富,都可以对自己的利益进行表达,而在社会不公正的时候,弱势群体的表达更为重要;他们只明白一个关键:现实权贵的利益至高无上。

    歪曲自由主义各种概念的内涵,也是伪自由主义惯用的伎俩。比如宽容,本来是指各种不同意见都有表达自由权而言的,就是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保护反对者和异议者的权益。但在伪自由主义手中,宽容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武器:谁要对权贵和邪恶表示不满,谁就是不宽容,宽容成了对权势和罪恶的放纵。

    再如理性,本来是指符合逻辑的、科学的态度,这同一针见血的判断和基于正义的感情是不矛盾的。但在伪自由主义手里,理性也成了对付民众维护其合法权益和争取自由的大棍棒。社会批评说你们这样搞的改革,是权贵资本主义,他们就写大块文章:《要理性认识中国改革》,把批评者推到非理性一边。民众喊冤叫苦,泣血呼吁,要求司法公正,他们说,你们要理性嘛!在他们的理性大棒下,锐利的透析和正义的呼喊都成了愚众的盲动,反衬着伪自由主义的高贵智慧和圣人面孔。

    伪自由主义,还善于玩弄诡辩花样,制造逻辑陷阱。如中国何去何从,既然不能回到文革,那么,只有让权贵瓜分公产才是合理的、正确的、唯一出路。他们用这个招术,把反对者推入逻辑陷阱:你要反对他们名为市场经济的权贵资本主义,他们就说你要回到文革前,搞倒退。这个用白骨和血泪实践着的逻辑陷阱,为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也给中国当代哲学界带来奇耻大辱。

此外,他们还有两个常用的诡辩花样。一个是偷换概念,二是偷换论题背景。比如他们说,中国房价不算高,该涨!学费不高,该涨!水电价格,也该涨!春运火车票,更该涨!他们谈这些论题,自设的现实背景是市场经济,说一定要按市场规律办事,似乎这里没有权力介入,结果必然是公正的。但是,在廉房不建厕所问题上,他们就不说市场经济了,而是换一个背景:怕有钱人占有,只好让廉租房不建厕所。逻辑陷阱的歹毒和诡辩的花样,直接显现出以权贵利益为中心的可耻嘴脸。

    这批巫婆神汉借助官方提供的平台,经过一翻装神弄鬼的表演之后,很快成了“精英经济学家”,很快就在政协、人大等荣誉机构和各类学术机构中享有一般学者得不到的位置,并在诸多大型企业和公司中担任“战略策划”和“独立董事”,中央、地方的电视、广播、报纸(可悲的是,还有比较进步的报纸也参与其中),像请天下第一风水先生一样,把他们当成“求师问道”的最高神圣,对他们那套浅薄、无知、混乱、邪恶的东西,进行现代化的和智慧的包装,让全国人接受他们的愚弄。

     结果,这些家伙的名字一个个在社会上如雷贯耳,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成了当代中国不可逾越的高人,超人,智人和改革的中坚,谁要是对他们提出批评,不管如何有道理,首先遇到的责问是:你敢批评某某某,你读了多少书?好好学些年头再说吧?此种无知和迷信,加上既得利益者、成批黑心老板以及为其服务的小金领和大白领有目的的吹棒和声嘶力竭的维护,便形成了一股通过维护伪自由主义——“精英经济学家”来维护权贵资本主义的滚滚浊流。

    读完本文,有人也许要问,当代中国有没自由主义者?回答说,有,只是太少。如秦晖和何清涟们,贺卫方、李劲松、莫少平们。秦晖和何清涟们同上述伪自由主义有直接的对照性:秦晖的“低人权”论,具有正义和智慧的穿透力和爆破力,颠覆了“辉煌成就”。何清涟,是经济学界反击权贵资本主义最早的巾帼英雄!上述那些司法界人士,被民间舆论称之为社会的良心和民族的脊梁!

    我们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它知道鲜花应该献给谁;我们相信,历史也是无情的,它知道应该把谁推到历史审判台前,钉到历史耻辱柱上,而且一个也少不了!

 

君对臣、官对民、父对子、夫对妻的霸凌!

----儒家与霸凌

台大哲学系退休教授 李日章

19 Feb 2011

    儒家思想主要是君主专制的父权社会的一套意识形态,其核心则为一种用来维系该社会的道德,这种道德的主旨就在伸张绝对的君权、父权与夫权。

    儒者说这种道德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人性则是天所赋予的,或就是在人身上的天。而天,在孔、孟,是指至上神,在宋明理学,则指宇宙本体,儒者就藉此把这种道德神圣化、绝对化、永恒化。那么,这种道德更具体地讲,是指什么呢?

    讲到最后,这种道德主要就是孝与悌。而这孝与悌是无条件的。在孟子之前,国家是贵族的家产,家族中的父兄,就是 国家中的 君王,对父兄无条件地尽孝尽悌,也就是对君王无条件地尽忠。在孟子之后,帝王专制的大帝国成立,帝王未必是自己的父兄,于是儒者便主张「移孝做忠」,「以事父之道事君」,结果君臣关系就变成「君父—臣子」的关系,对帝王的效忠也变成无条件的效忠。后来官民、师生关系也比照这模式而成为「父母官—子民」、「师父—弟子」关系,规范该关系的道德自然也成为一面倒的道德。最后连男女关系、夫妻关系的道德也变成如此。

    儒家典籍可防止霸凌吗?刚好相反,它们表现的正是君对臣、官对民、父对子、夫对妻的霸凌!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2-17 15:21:30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转发:转发:教你静坐养生 越坐越健康

艰难世事教你静坐养生 越坐越健康

安康

    你知道现在最受追捧的健身方式是什么吗? YOGA、慢跑、拉丁舞,还是有氧搏击操? NO,是静坐!没错,就是盘腿坐下,或者双腿自然垂下端坐于椅子上。这股“静坐热”已经风靡了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希拉里、戈尔、NBA 湖人队教练杰克逊等都是静坐爱好者。

    虽然你的健身卡直到过期也难以动用那么几次,但你一直坚信生命在于运动,当然这话一点没错,而且相当正确。不过,除了挥汗如雨,心跳加速能提高身体机能以外,有时候静静地坐下也是一种非常利于身心健康的运动。

    在美国,静坐已然成为了一种十分fashion 的生活方式,无论是政府机构、公司,还是学校、机场和监狱,都开设了“静坐室”。据说,有的学校因为静坐的推广,校园暴力大幅降低。医院也开始提供静坐课程帮助病人舒缓疼痛。

     在英国,静坐的魅力也让很多人无法拒绝,大家纷纷在家里开辟出一片天地,每天静坐一段时间。他们认为,静坐运动在锻炼身体的同时,还能让自己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内心更加宁静。

    1、静坐吧,在宁静中获取健康

    我们都是在职场中打拼的杜拉拉,每天如同上足了弦的闹钟,在一个又一个会议,一封又一封邮件,一个又一个PPT中疲于奔命。腰酸背痛、紧张焦虑、面色晦暗,还有用再厚的粉底也盖不住的黑眼圈……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的亲密战友。通过静坐不仅能提高免疫力,缓解焦虑情绪,还能达到了美肤瘦身的目的。如果你没有时间每天在健身房泡上1小时,那么至少抽出10~20分钟的时间,练习静坐吧! 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教授称,习静坐能降低肌肉的紧张度,减少血清乳酸量的分。测试表明,每天练习静坐20分钟,持续一周后,专注力和情绪控制力都有所改进,焦虑、情绪低落、愤怒等负面情绪则大幅下降。不仅如此,静坐训练还可以疏通脑部的血液循环,使脑部反应从“对抗或逃避”转为“接受现实”,从而增进一个人的幸福感。

    2、保护肝脏

    午餐后你会选择小憩一会儿,还是马上出门散步?其实,最好是静坐休息半小时左右,再去做别的事情,这对肝脏保养很有必要。人们在吃完饭后,血液都集中到消化道内参与食物的消化,当身体由躺下到站立,流入肝脏的血流量会减少30%,如果再走动起来,流入肝脏的血液继续减少。如果肝脏处在供血不足的情况之中,它的正常新陈代谢活动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吃完饭后静静坐下,闭目养神10~30分钟,尽可能使血液多流向肝脏,供给肝细胞氧气和营养成分。

    3、沉淀食欲,控制体重

    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使得我们不仅行色匆匆,平时工作午餐也和打仗一样,速战速决,而一旦休息有了时间,又容易暴饮暴食,导致赘肉横生。其实,暴饮暴食正是压力导致的行为,当你迫切地需要通过食物释放压力的时候,不妨先“静坐”下来舒缓压力,放松身心,让“大快朵颐”的念头沉淀下来后再进食,这样有助于放慢进餐速度,在细嚼慢咽中品尝食物,食量就会逐渐减小,轻轻松松告别“水桶腰”。

    4、降低血压,远离心血管疾病

    美国曾经对一批高血压患者进行过静坐干涉疗法,结果发现,静坐训练让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降低了4.7毫米/汞柱和3.2毫米/汞柱。可见静坐对于降低血压十分有效,从而可以大大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不会产生药物副作用。

    5、缓解疼痛,告别止痛药

    好朋友造访的那几天,难以忍受的腹痛也相伴而来,止痛药成为不可或缺的救命稻草,虽然你也担心副作用的问题。这时不妨尝试一下静坐,对于缓解疼痛非常有效。研究发现,静坐虽然不会改变疼痛的程度,但是能减少因疼痛而产生的情绪反应。因为练习静坐能训练大脑聚焦现况,从而花费更少的时间去预测未来的负面事件。

    有人说“静坐像汽油,是能量来源”,在单位一天工作8 小时,午间休息就显得至关重要,不妨每天抽出10 分钟,静静坐下,也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 调节座椅到适当高度,臀部顶着椅背。
2. 双脚略为前伸,超过膝盖。
3. 手掌心向上,放在大腿上。
4. 头自然正直,忌僵硬。
5. 放松双肩,下垂勿耸起。
6. 闭上双眼,吐出浊气,合唇,舌抵上腭。
7. 慢慢吸气、吐气,保持呼吸的细长深远。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2-25 14:38:5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博您一笑 2011年年初在网上最 新最火的段子

2011年网上最新最火的段子

    今年最给力的春联: 活在中国

    上联:房价涨. 地价涨. 油价涨. 电价涨. 水价涨. 粮价涨. 肉价涨. 蛋价涨. 菜价涨. 药价涨. 这也涨. 那也涨,怎一个涨字了得,涨了还涨。

    下联:上学难. 参军难. 就业难. 买房难. 租房难. 择偶难. 结婚难. 育儿难. 就医难. 养老难. 男也难. 女也难. 看世间,难字当头,难上加难。

    这30年了都干些啥好事?少数掌权的和搞投机的富了,大多数人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被就业,被增长,被通胀,被贬值,被下岗,被低收,被物价,被房价,被学费,被就医,被剥削,被压迫,被强拆,被欺骗,被忽悠,被普世,被理性,被被被......
 

2010年度財務總結

    2007年,京沪高铁投资预算增至2200亿元。
  2008年,中央推出40000亿投资计划。
  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
  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2009年,中国对非援助累计760亿人民币。
  2009年, 中国累计对朝援助达8000亿元
  2009年,累计购买美国国债达到8100亿美元,累计购买外债达到到20000亿美元!
  2009年,中国公车消费每年达到9000亿人民币。
  2009年,中石油称:“加薪10亿是小钱。”

  2009年, 上海更换5000块路牌花费2亿, 平均每块路牌4万元!
  2009年,中国信贷总额近100000亿人民币
  2008年,北京奥运会共耗资3000亿人民币。
  2010年,上海世博会共耗资4000亿人民币
  2010年,省10分钟,沪杭磁悬浮耗资350亿。
  2010年,中国承诺对朝鲜700亿投资计划。
  2010年,湖北省曝光120000亿投资计划。
  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 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
  2010年, 人大指出: 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600亿元, 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

2010年年度总结

    2010,有一种美女叫“凤姐”,有一种帅哥叫“犀利哥”,有一种女朋友叫“小月月”,有一种爸爸叫“李刚”......

    2010,有一个新词叫“给力”,有一个群族叫“爱疯”,有一名中医喜欢绿豆和茄子,有一位道长会水下闭气......

    2010,有一种节能减排叫“拉闸限电”,有一种足球协会叫“足囚协会”,有一种慈善叫“裸捐”,有一种房地产调控叫“空调”......

    2010,有一种住宅叫“蛋屋”,有一种理财叫“群租”,有一种集装箱叫“蜗居”,有一种别墅叫“经适房”......

    2010,吃小龙虾可能肌溶解,送孩子上学时可能被拆房,盖被子可能会被闷死,赶不上火车可能白买票......

    2010,很多“大牌”都不淡定,郭德纲称徒弟“民族英雄”被反三俗,周立波嘲弄网络舆情获封“周自宫”,连腾讯都被360“逼”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2010,爱写日记的不光有雷锋,还有韩峰,大美女不光天上有,地上人间也有......

    他们的发现---2010,想买房的人发现,“国十条”猛烈的来了,却没有带走一片云彩。房产调控年年高高举起,年年轻轻放下,年年政策给力,年年执行不力。哎。不是狼来了,而是狼都来腻了。

    2010,剩男剩女们发现,其实找对象不用去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更不用去山东卫视的《爱情来敲门》,只要去上海世博会排几小时队就行,患难之中见真情。

    2010,创业者们发现,原来蒙牛董事长牛根生的“小胜靠智,大胜靠德”不靠谱,小胜是要靠智,但大胜得缺德。

    2010 ,唐骏发现,英雄也要问出处,一个人,不论多么辉煌过,? 桓霾恍⌒模?陀斜患?宓目谒?杆傺兔坏哪翘臁?/SPAN>

    2010,一些精英们发现,他们迷信的李一,其实不是神仙,只是很清楚他们的病根--他们已经成为权力、资本、色欲的奴隶,无法在欣赏到自然的美。

    2010,媒体发现,电影《山楂树》玩了把纯情,于是揶揄道:世道这么乱,装纯给谁看?其实在乱世,人们更需要纯情的东西。不管环境多么残酷,留给自己一个纯情的时间,一个纯情的对象,日子就过来了。

    2010大家的发现:

A:发现,以前该省钱的时候我一分钱没省下来;现在真的省下来了,钱又不值钱了。
B: 发现我找个合适的工作很难,但是,找个合适的对象比找个合适的工作还要难!
C:发现我女朋友开始催我抓紧时间买房子了,吃饺子也不给我拌蒜泥了。
D:发现100元越来越像10元了。
E:发现“国考”越来越热了,考上的概率越来越小了,发现考研的越来越多了但含金量越来越低了,发现学校毕业就业率越来越高了,但薪水“低破”一千了。还发现。我长白头发了......
F:发现懂了这句话:他不爱你,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无论怎样,都不好。
G:发现身边的楼房阳台都变成菜园了。

 2010的悲喜:
1.长得帅有什么用?考清华有什么用?学经济有什么用?将来还不是要娶罗玉凤!
2.新闻联播的牛叉之处在于就算你一直在换台,也能完整的看完一条新闻。
3.现在的人穿衣服不是为了保暖,而是为了关键时刻有衣服可脱;现在的人同居不是为了结婚,而是为了不用结婚。
4.人类社会发展有很多问题,但归根到底只有三个:长相问题、纯洁问题和人品问题。任何不解的事情,包括《十万个为什么》里面找不到答案的,都可以在这三大问题中找到答案。

    博您一笑 2011年年初在网上最新最火的段子

    1、在超市里,看见一只五花大绑着的螃蟹从18.9元的冰柜里往28.9元的柜子里爬,我泪流满面,你太TM有上进心了!

    2、有个人问他的朋友:“你为什么一抽烟就笑,是不是烟很香啊?”朋友回答:“哪里,我刚看到书上说,抽一支香烟减寿5秒,笑一笑则长寿10秒,所以每次抽烟我就要笑一笑,为生命赚回5秒钟。”

    3、别觉得你被世界抛弃了,世界根本就没空搭理你。

    4、北京摇号网址的域名bjhjyd是由“北京缓解拥堵”6个拼音的首字母组成的。猫扑上出现了多种版本的“解读”【预言版】北京还将拥堵;【绝望版】北京会巨拥堵;【乐观版】北京何惧拥堵;【破罐破摔版】别急回家也堵;【期待版】北京好久摇到;【怨天尤人版】不见号就怨爹。

    5、黑夜荒无人烟的公路上,一白衣女子路边挥手,司机停车载上了她。女子递给司机一颗苹果。司机不好拒绝,咬了一口。女子问:好吃吗?司机说:好吃!这时女子说:当然好吃了,我生前最爱吃苹果。司机吓的差点把车开到沟里去,那女子继续说:自从孩子出生以后,我就不爱吃了。

    6、我们常常看到的风景是:一个人总是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仰望和羡慕着。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只是,你的幸福,常常在别人眼里。

    7、某Mopper最给力的个人年终总结:存在问题:好吃饭、好泡妞、好打牌、好喝酒。 分析原因:饭好吃、妞好泡、牌好打、酒好喝。 总结经验:吃饭好、泡妞好、打牌好、喝酒好。 整改措施:饭吃好、妞泡好、牌打好、酒喝好。 努力方向:吃好饭、泡好妞、打好牌、喝好酒。

    8、元旦怎么过?领导――对老婆说:吃饭!睡觉! 对美女说:吃个饭,睡个觉。 对情人说:吃吃饭,睡睡觉。 对小蜜说:吃饭饭,睡觉觉。 对员工说:吃什么饭!睡什么觉!统统加班!

    9、某天深夜,偶起来上厕所,见一透明状东西左忽右闪, 吾问:你是鬼?鬼曰:恩那 吾:QQ号多少?鬼:……

     10、女友不解地问男友:“为什么男人有很多女朋友会被人羡慕,而女人有很多男友会被鄙视?!”男友语重心长地说:“ 就好像是一把钥匙可以开很多锁,会被人称作万能钥匙!而一把锁若是可以被很多钥匙开,那就说明锁有问题!”

    11、继《让子弹飞(专题-视频)》中国热演之际,朝韩将联合上演本年度重头大戏《让炮弹飞》,续集《让导弹飞》和终极版《让核弹飞》正在的筹备之中。而发改委前日已经紧急上映了《让油价飞》。至于何时证监会筹备《让股价飞》,目前暂无时间表。热播长篇史诗巨制《让房价飞》表示毫无压力,鸿篇巨制《让工资飞》暂无计划。

    12、能回忆从前,说明你在成长。回忆从前你笑了,说明你长大了;回忆从前你哭了,说明你成熟了;回忆从前你漠然了,说明你世故了;回忆从前你感慨了,说明你无奈了;回忆从前你淡定了,说明你开始老了。

     13、猫扑网评选出2010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最无耻】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最炫耀】我爸是李刚。【最主流】给力。【最佳美术】神马都是浮云。【最佳汉语语法】我勒个去。【最佳修辞】杯具。【最感同身受】蛋疼。【最文明】你妹。【最废话】你懂的。【最简洁有力】擦。

     14、2011年“幸福”指南:家里没病人, 牢里没亲人, 外头没仇人, 圈里没小人,身边没坏人, 看似没情人, 升官有贵人, 办事有熟人, 谈笑有哲人, 聚会有高人, 喝茶有贤人, 家务有佣人, 摄影有寮人, 闲聊有达人。

     15、【2011年,送个自己的几句话】 (1)、别和小人过不去,因为他本来就过不去;(2)、别和社会过不去,因为你会过不去;(3)、别和自己过不去,因为一切都会过去;(4)、别和亲人过不去,因为他们会不让你过去;(5)、别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6)、别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

    结语:做自己的事,活自己的命。因为,神马都是浮云。

 

网络文化扫盲

上网必知的18个词汇

童鞋(同学)、
鸡冻(激动)、
神马(什么)、
稀饭(喜欢)、
木有(没有)、
帅锅(帅哥)、
酱紫(这样子)、
银(人)、
小强(蟑螂)、
汗(惭愧)、
灰常(非常)、
汗(吃惊)、
表嘛(不要嘛)、
打酱油的(路过)、
给力(带劲)、
菌男(俊男)、
霉女(美女)、
灰机(飞机)、

瀑布汗(非常吃惊)、

 

 

发件人:"彭培根" <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 2011-02-19 01:45:01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Re: 有几篇有趣的、不是大块文章,但是有生命意义的文章

彭培根先生庐山之行纪实

——世界上最具创意的大讲堂

王杨慧

    庐山艺术特训营位于江西武宁县一个叫株林的偏远山区,由艺邦集团创始人余静赣先生投资兴建的一所艺术设计类培训地。从2005年开办的第一期到现在的12期,已经由当初的每期几百人跨越式发展到现在的每期4500多人同堂听课。他们来自全国五湖四海600多所高校,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了一起。

    在为期60天艰苦疯狂的军事化生活和学习当中,完成手绘疯狂的训练课程,在庐山西海自然山水的涵养与磨砺中,领悟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和自观,从而认知自我,认知艺术。他们练就的已经不仅是高超的手绘技巧和设计思维,更多学到的是在自己的人生中不断超越自己的勇气和动力……

    庐山艺术特训营万人大讲堂,大师点灯,成就一生。汇集了国内数十位建筑手绘,室内设计知名大师担纲任教,并特别邀请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广州美院、清华大学(以及该校美院)、同济大学等著名艺术类院校的教授和著名艺术哲学家、管理学家来营授课,浓缩时间精华,打牢扎实功底,磨练人生意志。

    2011年2月 10日著名建筑大师及评论家彭培根院士应邀亲来到庐山艺术特训营手绘大课堂,为在场的数千名师生“点灯”。大师零距离,受到现场师生的热烈欢迎。彭先生高瞻远瞩,以别样的视角讲解“什么是建筑”、现代建筑的死亡、后现代建筑理论及案例以敏锐的视角洞察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建筑行为,并从容地作出一系列的客观评价,言辞犀利风趣,展现了大师的个人魅力。

    通过对成立于1985年,中国第一家民间合资设计企业——大地建筑事务所经典建筑案例的解读,剖析建筑创作的理念与灵感来源;涵盖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建筑、城市、文化、哲学等,甚至细微至汉字(创作动画的神奇速度)、服装设计……

    授课期间还特别谈到大地乡村建筑发展基金会的项目规划,表达了他对中国城乡基本建设的深度关切。并以自己的多年游历与创作感悟亲身说教,风趣幽默,课堂气氛轻松活跃。期间还特意展示了自己家庭室内设计和服装的得意之作,同学和余工都穿上彭先生亲手设计的服装。

    在千人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彭先生的即兴表演了太极霹雳十八掌,引来了大家阵阵的喝彩。课余,彭先生特意和学生一起排队就餐,就着萝卜咸菜吃起了露天午餐,真正体验了一回特训营的疯狂,让在座的师生感动不已。

    “世界上最有创意的和最有教育意义的大讲堂”,这是彭先生一再重复的对庐山艺术特训营的高度评价,临行之前和现场师生合影留念,并为众多同学签名题词作为道别。结束了彭先生第一次的庐山之行。作者为了体验生活来到了这里,我选择,我无悔。

    作者:王杨慧,江西美术学院-庐山艺术特训营第12期建筑16班专业指导教师,武汉大学建筑学工程硕士,

 

对余静赣创办江西美术专修学院的感想

清華大学资深教授 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 彭培根

2011年2月

    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成立于1985年1月19日。她是中国自1949年来,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建筑设计企业。创办大地的四个宗旨是:为行业献例;为社会献艺;为农民献爱;为同仁献惠。

    我们是立志为行业献一改革之例;为社会设计一些优秀的建筑;将企业的部份利润回馈社会,为农民献出爱心(1986年成立了大地乡村建筑发展基金会)。而成立26年来做得较不理想的就是“为同仁献惠”,这是因为中国对现代“建筑师”的专业称呼,在1980年代才有,西方国家已有五百多年。中国的建筑师不但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而且设计费是全世界最低的标准,只有2%-4%,而欧洲国家是9%-17%。另外,大地的合伙人争取设计任务的商务机制,也一直跟不上社会的各种手法 。

    大地成立十周年的庆祝会上,中家两国的建设部长都莅临了大会。在我发言的部份,用中英文将画家刘汉的一首动人的诗歌朗读了一遍,作为结语:是用来给大地同仁们自勉的。这首诗的题目是《此生本是拓荒牛》 :

“分吹雨打不回头, 力尽骨摧无怨尤。

何必计较鞭加背, 此生本是拓荒牛” 。

    用古典英文来翻译这段诗歌:

In spite of wind and rain, I keep advancing, never coil;
Exhausted though I sometimes feel, my heart is always loyal;
Why should I care, if I am wiped on and on my back?
After all, I am a willing ox, busy turning virgin soil.

    大地的常务副董事长阎岩把他的大学同班同学余静赣介绍给我认识,他是是江西美术专修学院的创办人。2011年春节期间,我应邀到专修学院的庐山艺术特训营(我的理解是“综合素质培训营”),进行了一次规划与建筑学的系列讲座;在没去之前,我就有好奇心-为什么这个学校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让几千建筑和艺术的学生,在春节假日还在这上这么繁重的课程和做体力劳动?我到学校实际观察后,恍然大悟!也十分感动和受教育! “此生本是拓荒牛”这个描述对余静赣(师生们都称他为“余工”),绝对当之无愧!

    一、 余工是农民的孩子(我的爷爷也是湖南的农民),他是一位在黄土地上里有深根的教育家和艺术家。凭这个才能对学生身教。加上他本人的、还有学院里的很多老师们的手底下的绘图的功力,都很优秀。因此,对学生们才有“现身说法”的能力和说服力。

    二、 他将儒家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理念,加上以朱熹的《朱子家训》的“黎明即起,洒扫庭厨……”的教育理念,还有毛泽东要改造知识分子,要他们上山下乡,深入人民的理想;结合在一起。余工自己以身作则,亲自搬砖挖土,教书和劳动到深夜。太令我感动和惭愧了!我立志想当条“拓荒牛”。但他真正做到了“拓荒牛”那首诗中的境界。台湾的东海大学在六十年代创办时,第一任的校长是曾国藩的孫子曾约農先生,他也是用《朱子家训》的理念来办学。东海只雇用了少数工人,大部分的后勤工作都是靠学生们自己勤工俭学的体力劳动。但是,毕竟台湾从水泥地上成长的老师们孩子们,与余工的黄土地里的根和他对教育的激情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三、 余工的综合素质培训的方法,与五十年代“现代建筑运动”的启蒙学校-德国的BAUHOUSE 就是这样训练学生的,除了正规的建筑学理论课,还要他们学素描、做木工活、做模型还有做体力劳动。“现代建筑运动之父”有四位,其中Gropius 的学生王大闳大师是我的师父(与贝聿铭大师在哈佛大学同班同学)。Mies Van der Rohe 的学生 Helmut Jahn(现美国排名第一的大师) 也是我的美籍德裔师父。

    我已经看出江西美术专修学院的中西结合的,与国际并轨的、优秀的教育机制。将来一定会为中国和世界培训出很多世界一流的,具备毛泽东说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优秀的建筑师和艺术家。

    我在清華大学教一门选修课:“Rational Architecture”《理性建筑》是用英语上课的;已经教了24年。每学期选课的几乎是三年级全年级学生还有其它各院系的学生;经过第一堂课我介绍了课程的内容(包括课外的阅读、翻译等),第二堂课就退选了一半,我再预告一些上课的要求;结果第三堂课就只剩下四十多人了。这些学生基本都是“死猪不怕烫”的特别用功、特别好学的同学。每学期的期终考试是从晚上七点到写完为止,用英文答卷。现在在哈佛大学读研的殷霄保持的答卷纪录是十四半张(专用答卷)纸,二十七页。他写到晚上十二点二十分才交卷。二十四年来,经我写推荐信到美国加拿大的世界著名的大学,而被录取或有奖学金的学生,每年都有四、五位。2008年我应邀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来当听众加油的就有十几位。尽管如此,我自己反思,在对教育的激情和身体力行;与学生一起体力劳动改造自己方面,我还远远不如余工啊!

    最后,我想向余工,穆悦德副院长、学院的董事们和全体教师和同学们致以衷心的敬意!和诚挚的祝福!

  彭培根  敬上
  P.K.Alfred Peng 
  二零一一年二月九日于庐山,

 

 

 

 

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  2011-02-23 12:42:23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徐剑" <thxj2008@163.com>, "吴庆" <wuqing@drc.gov.cn> 抄 送:标题: 我们最新一期的宏观分析报告,请各位老师指点!

中美比较之下的

中国宏观经济战略分析报告

云汉经略季刊 总第九期

报告日期:2011 年 01月

主任编辑:刘丽娜、刘潇峰

010-84899529

www.skylink2001.com

    郑重声明:本研究报告以中美政府公开信息与数据为参考,本着客观公正的视角进行分析与评论。本研究报告仅代表云汉经略的研究观点,仅限于云汉经略内部参考和与相关客户进行信息交流之目的,不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

    2010年,世界经济终于开始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对整体经济的全面冲击,转而有精力开始面对并解决经济恢复过程中以及自身隐藏的深层次内部问题。由于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使世界经济体打乱了之前各自及相互的经济发展进程,转而全力应对危机对整体经济的冲击;也由于危机,部分激化了世界经济体自身潜在的发展不均衡,使经济及贸易往来中的矛盾集中显现出来,有机会去重新梳理调整。虽然梳理调整的过程必然是复杂且漫长的过程,但对于世界经济体的长期平衡健康发展创造了机会。

序 言

    由2010年度年终情况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终于摆脱08年和09年的大起大落,逐渐趋于平稳,虽然表象放缓,但基本保持了良好的恢复态势。同样,在步入后危机时代后,中国在各世界经济体表现大不相同的境况之下,“受累”于各种国际经济矛盾中;同样,在所谓“祸起”美国的二次宽松政策下带来的爆涨性通涨预期促进下,中国经济“受累”于输入性通胀及内生性通胀的内外夹攻,再加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老问题,中国经济承担的压力及令市场的担忧乃至实质性影响并未减轻;同样,随着2010年度的结束,中国政府持续二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告罄”,成绩如何?效果如何?“十二五规划”预期如何?将在本期报告中展开论述,供兴趣读者参考并探讨。

    本期报告在延续前几期报告叙述框架的基础上,将视点集中于中美两国当前集中暴露的经济问题,加以详细阐述;进而分析经济表象背后代表的更深层次的内涵。最后综合对比分析中美两国的复杂经济现状及其深层次的核心问题和发展战略及其政策导向,,进而分析和预期以上作为结果对策的原因以及它们将对对各自经济发展产生的趋势性影响。

    (请点击题目查看!)

 

 


发件人:"tian" <xtos@live.cn> 2011-02-20 10:13:48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Date: Sun, 20 Feb 2011 10:13:48 +0800

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及应对之策

田忠国

2011年2月19日

    今天在新华网读到一篇文章,其中厉以宁说,通货膨胀是提高普通百姓的收入水平造成的。其言下之意,中国只有降低普通民众的劳动收入水平才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事实上真的如此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写过的文章。当时我们就断言,中国采取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是错误的,因为,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占有率膨胀导致的流通涌堵,所谓占有率膨胀导致的流通涌堵,是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必然现象。什么是占有率膨胀导致的流通涌堵现象呢?

    劳动阶级收入水平降低,而资本家占有率不断膨胀、不断挤占劳动阶级的收入空间,东西生产出来卖不出去,经济危机就发生了。有人可能认为,只有在货币发行过量,物质短缺的情况下才会发生通货膨胀,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下,资本集团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完全有能力操控经济运行状态,从中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下,物质短缺可以导致通货膨胀,占有率膨胀导致的流通涌堵也可以导致通货膨胀,财富大量外流无限度的增加纸币同样可以导致通货膨胀。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2007年就撰文警告,警惕中国发生二次经济危机。当时我们就断言,在中国采取拯救经济的措施中,一是投资,二是出口退税,支持贱卖国内产品和资源,三是抢劫穷人,资助富人。三大措施,个个措施都助推中国经济出现更大的危机,而二次危机主要体现在通货膨胀上。因为,经济是个不等式动态均衡发展的过程。在这个不等式动态均衡发展过程中,相对均等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是为不等式动态均衡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保障的。人类历史证明,有计划不等式动态均衡经济发展模式,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发展模式。当然,有计划不等式动态均衡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剥削压迫阶级而言是无法容忍的,因为,它堵塞了剥削压迫阶级一切剥削压迫的机会。

    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投资四万亿,仅高铁一个项目就拿走了两万亿。在大把撒票子的同时,出口要退税(所谓出口退税就是拿国内老百姓的钱补贴外国),买轿车子国家要补贴,买卖土地(所谓土地流转)国家每亩每年还要补贴1500元(土地租金每年每亩只有700元),疯狂鼓励资本家和外国资本鲸吞国家土地。试问,这是辛子陵们热情拥抱的资本主义吗?否,因为,这是在卖国,而且拿全国劳动人民的钱在卖国。

    有网友如此描述中美国的贸易关系:“美国人用100美元从中国购买货物,美国人得到货物,我们得到100美元。然后按照法律规定,中国厂商得到的这一百美元货款必须去商业银行按照汇率兑换成人民币,然后商业银行则必须再把这一百美元交给中央银行,换回同样的人民币。那么央行哪里的钱支付给商业银行呢?是印钱,央行每收到一笔外汇,就会按照汇率印刷等额的人民币支付给对方。这样央行形成了外汇储备,下一步,央行会把很大一部分的外汇储备用来购买流动性高、安全性好的金融产品,主要就是美国国债。结果是我们得到的美元又回到了美国,美国卖给中国国债,他们得到美元继续借贷给美国的老百姓,老百姓再玩命地刷信用卡买中国货。如此循环往复,我们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我们的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如果我们得到的外汇仅仅是去维持这个循环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什么也没得到,我们得到的就是废纸而已。更为吊诡的是,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范围内的产品每流出去一部分,中国境内的人民币就会凭空增加相应的部分(因为央行印钱买外汇),也就是说货物减少了而货币却增加了。”

    以上种种现象说明,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在于卖国集团一方面疯狂压榨国内劳动大众,扶助国内富人的同时,扶助国内外资本疯狂圈地,另一方面,卖国集团疯狂向外输出财富,也就是说,卖国集团一方面压榨劳动大众资助富人剥削,另一方面压榨劳动大众资助西方国家,特别是资助美国。由是观之,抑制通货膨胀而不清除卖国集团,通货膨胀不仅得不到有效的抑制,相反,卖国集团继经济殖民化、媒体殖民化之后,还会推行土地殖民化。

    所以,当劳动大众无法承受通货膨胀之重,奋起反抗时,他们肢解中国的机会就来了。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人称高铁投资为大跃进,如果是这样,最多也就是决策失误,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就多次撰文分析,如此拉动经济增长,必将给中国经济包括中国社会带来更大的危机,甚至是致命的危机,所以必须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我们的呼吁得到的回报却是,政府对我的话一一记录在案,时机成熟时必将殂杀之。试想,如果仅仅是决策失误而不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因此,我们认为,清除卖国集团是抑制通货膨胀的第一步。第一步走通了,恢复公有制,堵塞财富外流的通道,坚持有计划不等式动态均衡经济发展模式,严控物价,中国才能走出通货膨胀引发的致命危机。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2-18 08:35:1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hongyingpang@gmail.com>, <dipstudynk@yahoo.com.cn>, "Pang Z. Y." <zhongying@yahoo.com> 抄送:标题: 阻挠埃及走向民主

中国的天量货币是如何创生出来的?

华尔街日报

2011/02/17

    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面对CPI上涨的势头,中国央行开始实施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到目前已经七次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三次加息了。尽管国家统计局2月15日公布的1月份的CPI涨幅低于预期,同比增加4.9个百分点,使人们好像松了一口气,但目前看来,中国政府可能还会继续收紧货币政策。

    中国政府显然是怕2011年中国通货膨胀失控。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体内的广义货币已达73万亿元,已是中国GDP总量的1.82倍。在许多人眼中,这巨量的货币流动性,好像是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市场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一个巨大"堰塞湖",并相信它正悬在中国经济的上游,迟早会把下游的大小河道溢满,并把PPI和CPI不断推高,因而管住这巨量流动性,不让它从银行储蓄的坝中溢流出来,是央行的当务之急。这一逻辑是否成立?这一宏观经济管理思路是否对头?

    弄清这些问题,显然是非常复杂的任务,需要深入的理论和现实思考,甚至需要用新的理论视角来观察中国经济与社会。笔者仅根据自己最近所关注的一些文献,谈点粗浅的直观认识,以抛砖引玉。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近两三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演变动态,理清这巨量货币流动性是如何积累起来的。

     从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第二季度,为了遏制当时已抬头的CPI,央行就采取过类似最近这样一紧再紧的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面对当时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外贸出口急剧下滑的严峻形势,决策层来了一个180度的宏观政策大转向,推出了所谓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同时又促使央行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8年第三季度之后,银行信贷就开始超常增长。随之,中国的M1和M2都有快速增长。2009年全年M1增幅高达32.25%,到2010年12月底,M1存量已达到26.66万亿,在2009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1.19%,两年净增了10万亿。同一时期,M2也快速增加,2009年全年增幅也高达27.58%。

    到2010年12月底,M2存量达到72.58万亿,两年净增了25.1万亿。有点令人不解的是,在2009年全年银行信贷极其宽松的情况下,中国的基础货币并没有增加多少,M0也没有增加多少,只是从2008年底的3.42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12月底的3.82万元,全年仅增长了4000亿元。近两年的中国政府为应付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最多只是推出了一个所谓的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怎么一下子就从一个叫"央行"的魔瓶中释放出了25亿的广义货币?

    按照凯恩斯主义流派的观点,货币主要不是央行外生供给的,而是"产生于为投资而融资和资本资产头寸融资的过程之中"(见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中译本第106页)。按照这种内生货币说,在现代的信用货币体系中,不是央行增发了货币而导致商品的物价上涨,而是资本资产头寸的增加,以及名义工资和其他收入的增加,导致广义货币在经济体内部"内生地"创生出来,即是从PY→M,而不是像经典的货币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从M→PY(见John Smithin《货币经济学的争论》第3和第5章)。

    依照这一理论来审视近两年中国广义货币的迅速膨胀现象,笔者的初步判断是,这一巨量货币的创生,主要是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为巨额投资融资和以房地产行业为龙头的资本资产头寸融资的结果,同样各行各业收入增加(尤其是一部分人的灰色收入大幅度增加)亦是其中原因之一。从这一"内生货币"的理论视角来判断中国的经济运行,可以认为,近两年新增的25万亿广义货币,本身就创生自2008年下半年决策层所发动的"4万亿刺激计划"的实施过程,而不是央行在执意超发货币的结果。换句话说,这并不完全是央行的错。因为,决定货币供应量的除了央行所能控制的基础货币外,还有货币乘数,而后者则不是央行所能完全控制得了的。

    现在,面对近73万亿的广义货币,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担心2011年中国的CPI上涨控制不住,故货币政策一再收紧。现在的问题是:既然这73万亿的巨量货币流动性"堰塞湖"已经在中国经济体内形成,应该如何处理?是通过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和加息从而用"卡"和"堵"的办法管住这巨量的流动性,不让它从各银行的储蓄账户中流出?还是采取"疏"的办法让它流向某个地方,并且在让其安全流出时"发电",而不是让其任意泛滥?这好像又要来考验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智慧和治国哲学了。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2-26 17:21:5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美国金融危机,我国跟着吃药,可吃错了,搞了个4万亿,导致现在的物价飞。现在再想吃什么药都不行了,

    草根简介:1970年6月生,安徽灵璧人。1992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先后任《工人日报》驻安徽、《南方周末》驻上海记者。2001年初,《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时加盟,先后领衔创办了管理、财富、商业和商业评论版块,历任评论管理部主任、商业管理财富部主任,编委等职。2004年10月至今,任《第一财经日报》财经新闻中心编委、副总编。联系邮箱:ZTB6666@TOM.COM。

CPI权重调整小技巧掩盖不了通胀真实

中国经济社会更大挑战期将来临

张庭宾

2011-02-25

    2011金价将进入主涨期 目标1700美... 中国的通货膨胀会失控吗?“科索沃战争”会在东亚重演吗?

  这是一种宣誓决心的方式。仅仅在加息10天之后,中国央行2月18日宣布,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但市场一再令调控难堪,无论是房地产还是农产品。

  2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1月份70个城市的数据表明,房价同比上涨68个,环比方面有67个城市持平或上涨,这再次挑战了调控能力。

  农产品价格更是令人焦虑。当热钱转向炒作农产品时,这种冒犯将引来中国政府更严厉的反击。如今,这种假如真的变成了事实。

    此次CPI权重调整意味深长——将居住比例提高了4.22%,将食品烟酒降低了2.72%,这会将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的CPI上涨修饰的更温和一些。

  另外一个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动是,CPI中的房地产权重也有可能将由房租价改为销售价,因为楼市调控严厉,交易清淡,刚性需求改购为租,租金上涨而楼价下跌,将租价改售价,有利于缓和名义CPI的上涨。

  坦率地说,这种CPI的权重调整都是些小技巧,解决不了粮食焦虑的根本问题。但此调整隐含的信号是,调控者不仅铁了心要把房价打下来,而且很有信心把房价打下来。即表现了充分的决战决胜的信念。

  笔者也相信此次楼市调控成功在望,楼价下跌保守估计将在20-30%,不排除某些特别条件下跌幅超过40%的可能性。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2-25 08:23:4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hongyingpang@gmail.com>, <glongzy@live.cn>, "Pang Z. Y." <zhongying@yahoo.com> 抄送: 标题: 中国不可能再延续美国式的粗放型能源消费模式/富人去国外买更便宜的奢侈品,而让穷人却在国内承受出口下滑带来的失业痛苦

利比亚骚乱、油价和中国的汇率选择

崔宇

    被美国前总统里根称作“疯狗”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让北非和中东最近的革命浪潮充满了血腥,也让全球金融和商品市场充满了虚幻的恐惧。时隔两年多,美国纽约原油期货再次突破100美元/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甚至一度逼近120美元/桶。与此同时,金银等贵金属也涨势强劲,而全球股市纷纷下挫,资金避险情绪展露无疑,只是美元指数意外下行。

    在全球经济不均衡复苏的当口,战争或骚乱引发的油价暴涨,既会让复苏乏力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蒙上阴影,也会让复苏强劲的新兴国家的通胀压力雪上加霜。当然,这个悲剧性结果隐藏着诸多前提:北非和中东革命是否会进一步向产油大国蔓延?是否会引发更多的骚乱甚至战争?骚乱或战争是否会引发油价持续上涨?也许现在没有人知道答案,就像本•阿里没想到自己会逃亡、穆巴拉克没想到自己会辞职、卡扎菲没想到自己会众叛亲离一样。对于投资者来说,与其预测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如回顾和分析相对确定的历史和现在。

    国际油价的决定因素非常复杂,包括实际供求、地缘政治、货币体系和投机因素等,地缘政治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即使战争或骚乱初期会推高油价,但能推多高是一个未知数,甚至随着战争事实的确认,也不排除油价下降的可能,因为市场已经提前做出了反应。比如,2003年3月下旬,美国正式入侵伊拉克,但国际油价当年3月和4月分别下跌了17%和14%左右,而此前三个月累计上涨了30%左右,随着战争的爆发,国际油价大致是一个终点又回到起点的过程。

    今年1月以来,突尼斯和埃及等非石油国家的骚乱已经提前给市场打了预防针,国际油价也顺势突破了维持了一年多的70-90美元/桶的震荡区间,并在最终波及了石油国家利比亚后,快速向100美元/桶挺进。但利比亚还不算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石油大国,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利比亚原油产量在12个欧佩克成员国中仅列第9位,在全球列第15位,占全球总产量的2%左右。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利比亚东部地区已经脱离卡扎菲的统治,而东部恰是其最重要的产油区。根据国际能源署2月21日发布的报告“Facts on Libya: oil and gas”,利比亚的六个主要原油出口地区有五个在东部,过去四个月东部地区原油出口占比在60%左右。因此,国际油价在最近五个交易日暴涨10%,或许已经将骚乱会波及到伊朗这个石油超级大国的预期包含其中。

    尽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伊朗革命曾造成国际油价直线上涨,如果按照不变价计算的话,当时的记录直到2008年国际油价达到147美元/桶期间才被打破,但从最近10年国际油价的上涨逻辑来看,美元汇率和投机因素应该是长期主导因素,地缘政治只会造成短期波动。而且,无论是石油生产国还是国际能源署,都不会纵容国际油价非理性上涨,毕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有油价上涨导致实体经济衰退的因素,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已经表目前完全不存在供给短缺的问题,并时刻准备增加原油供给。而国际能源署也表示会密切关注利比亚局势进展,并时刻准备向市场抛出其原油储备,但目前还不必要。这意味着石油生产国和国际能源署都将此次油价暴涨归结为过度忧虑带来的短期市场波动,而且他们也做好了平抑波动的准备。

    当然,随着美元的贬值预期、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复苏以及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央行释放出的货币的投机性流动,中长期国际油价或许仍将在震荡中保持高位。但是,油价到达多高的水平才会影响经济增长或带来不可接受的通胀压力?美国经济学家在《华尔街日报》上周发布的一项调查中表示,油价到达127美元/桶时才会损害经济增长,而中国发改委在2009年发布的成品油管理办法中,也划定了130美元//桶的红线,“当国际油价高于每桶130美元时,采取适当财税政策保证成品油生产和供应,汽、柴油价格原则上不提或少提”。

    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了55%,而15年前中国还是石油净出口国,再加上“一价定律”的作用,中国不得不和国际油价接轨。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尽管石油行业存在行政垄断,但客观地说,中国的(含税)油价水平只处在世界中下游水平,低于日本和欧洲的水平,作为在全球资源稀缺背景下崛起的大国,中国不可能再延续美国式的粗放型能源消费模式,因此,国际油价的上涨对中国不见得全是坏事。

    当然,值得担忧的是通胀形势。亚洲的印度和越南等国正受到通胀的困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度已有数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通货膨胀是社会不稳定的温床,中国政府当然也要提防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所谓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其逻辑是进口油价上涨,企业成本压力上升,先传到PPI,再传到CPI,历时大概在6个月左右。

    面对油价上涨,中国政府最直接也最可能的选择是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以降低原油进口的国内价格,从而减轻中下游的价格上升压力,但这个做法更多的是从成本推动的逻辑出发的,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另一个传导路径是资本流动。如果人民币升值短期没有带来贸易顺差的缩减,反而加剧了热钱的流入,那么以人民币升值应对输入型通胀的结果就是不确定的。如果我们承认通胀最终是货币现象,那么考察输入型通货膨胀时就要通过资本流动的角度来分析。

    目前,由于货币超发,中国国内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不断累积,不少中国民众也感觉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相对较高,这意味着至少从局部商品(比如房地产)来看,人民币或许存在贬值压力。因此,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必须要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必须要从渐进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和价格机制入手,而油价上涨、货币紧缩再加上减税和财政补贴就是一个较好的组合拳。否则,人民币快速升值可能会加速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会让富人去国外买更便宜的奢侈品,而让穷人却在国内承受出口下滑带来的失业痛苦。当然,任何政策调整都具有分配含义,孰轻孰重需要中国政府仔细考量。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其撰写的“财经点评”专栏曾获亚洲出版业协会2010年度“最佳评论奖”。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或通过新浪微博与作者联系。)
 





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  2011-02-25 08:46:45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徐剑" <thxj2008@163.com>, "吴庆" <wuqing@drc.gov.cn> 抄送:标题: 转发: 薛涌:下一次石油危机的来临?

下一次石油危机的来临?

薛涌

    从突尼斯到埃及,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革命如风卷残云。谁也无法预料这场革命到哪里才会止步,对世界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穆巴拉克后的埃及,已经让美国心惊胆颤。但是,更大的麻烦也许还在后面。众所周知,美国和阿拉伯世界关系的一块最重要的基石就是石油。整个世界的工业体系,仍然建筑在石油之上。如果阿拉伯世界的革命直接威胁到石油工业,世界就将陷入另一次石油危机。

  2011年2月15日,长年报道沙特阿拉伯、并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贺开宇(Karen Elliot House)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警告:沙特政权可能是阿拉伯民主革命的下一个受害者!她指出,在沙特掌权的三位亲王,平均年龄高达83岁,而沙特 60%的人口在18岁以下。这些年轻人对于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相当沉迷,使他们有了塑造集体意识的武器。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沙特统治集团无所不在的腐败。在这样一个黑金横流的国家,居然有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70%的人口承担不起住房费用。大部分沙特人所拥有的是第三世界的生活水平,接受的是糟糕的教育,在私营企业中难以找到工作。结果,沙特的私营企业雇员90%是外国人。当开罗爆发革命时,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Jeddah),在14个月内第二次浸泡在下水道的污水和雨水之中。政府的无能已经使居民忍无可忍。

  沙特王室有700多位亲王,统治着国家的各个角落。王室之间的团结,依赖长老兄弟来维持。但是,这个统治集团内部正在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国王阿卜杜拉最近三个月在美国和摩洛哥接受治疗,恐怕并不能亲理政事。预定继任的苏丹亲王已经85岁,身患癌症等重病,并且因为腐败被称为“小偷的苏丹”。目前出任代理总理的纳伊夫亲王77岁,也是重病缠身。在他们之后,继任危机可能爆发。一直在兄弟间相传的王位,也许要传给下一代。这可能会导致王族的35个支系中有34个将被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恶毒的内斗很难避免。

  这一政权的重要支柱,就是逊尼穆斯林中的瓦哈比(Wahhabi)教派。沙特王室一直以“两大神圣清真寺的守护者”自居,以政教合一式的体制统治。但是,越来越多的沙特人意识到,这一宗教既得利益集团几乎会满足王室的所有要求,早已不能体现他们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王室既不尊敬又不害怕。他们已经开始吸毒、偷车、毁坏政府财产。甚至监视交通的摄像镜头,也被认为是王室搜刮民财的武器,遭到反复破坏。

  这样一个中世纪式的王权,能在互联网时代的世界立足,本身就是个奇迹。现在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其生存能力本身,更在于在其倾覆之后,沙特是否能够生成一个稳定的秩序。应该说,政教合一的统治,使现在的王室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源。滋养另样秩序的民间社会异常薄弱。动乱之后形成稳定秩序,在沙特恐怕要比在埃及要困难得多。

  沙特拥有世界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的五分之一,且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沙特一旦秩序失控,世界恐怕很难逃过石油危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进口的石油,有五分之一以上来自沙特。美国的石油进口,则主要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沙特仅排第三位。事实上,沙特出口到中国的石油,已经超过了出口到美国的数量。可见,中国对沙特石油的倚重,比美国要厉害得多。更不用说,中国经济发展强劲,一直走的是资源密集型的道路,石油需求的增长比美国快得多。所以,沙特一旦出现混乱,中国在经济上会是最大的受害者。中国在向汽车社会迈进的路上,已经是到了该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2-20 18:26:0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既然逆历史潮流而动要失败,就不要逆历史潮流:20国集团就失衡界定指标达成共识

20国集团就衡量经济平衡指标达成共识

法广

2011年 2月 19日

    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月18日和19日在巴黎举行。20国集团代表85%的全球经济。会议周六就衡量经济平衡指标的清单范围达成一致,其中包括经常项目、实际汇率、外汇储备、预算赤字和私人储蓄率等,二十国将在今年四月华盛顿部长会议上将各项指标数字化。

    二十国代表连续两天对指标清单的内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法新社说,昨天一夜的讨价还价没有什么结果,20国集团中的发达国家和新崛起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分歧。今天清晨会议继续召开之前,一位外交界人士告诉法新社,讨论有些进展,但没有达成共识。参加谈判的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向法新社表示,谈判是中国对抗全世界。出席会议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谢旭人表示,中国反对将汇率和外汇储备列入经济失衡评估指标,尤其反对制订具有约束力的指标。

    作为轮值主席国,法国希望昨晚的会议能就平衡世界经济的一些基本指标达成初步共识,制订一份全球经济失衡评估指标清单。全球经贸失衡被认为加剧了世界危机,造成货币大战。

    经常帐目、实际汇率、外汇储备、预算赤字和私人储蓄率,作为判断一个国家贸易顺、逆差是否过度失衡的标准,以期望未来可以通过调节这些指标来恢复世界的经济平衡。

    20个最重要的工业和新兴工业国首次就经济失衡的界定指标达成共识。20国集团的财长们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制定出一份由5项指标构成的界定标准,用以“及早并精确”确认“危险的失衡”。这5项指标分别涉及一个国家的债务状况和贸易赤字,实际汇率、私人储蓄以及货币储备。法国财长拉加德对会议所取得的这一结果表示满意。德国财长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为这些界定标准的量化付出了极大努力。

    这5项指标涉及汇率、国家财政赤字、私人储蓄、货币储备以及尤其引起争议的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差额。中国方面曾长期在该争议点上持强硬立场。本次巴黎20国集团财长会议最终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妥协。根据这一妥协,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成为衡量的内容,但一国的货币储蓄利息收入不计入在内。

    朔伊布勒与中方进行了谈判

    对此次20国集团财长会议的东道主法国来说,该协议是第一阶段的一个胜利。德国联邦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在巴黎与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为取得这一胜利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在减少贸易不平衡问题上,德国因担心对其贸易盈余受到限制,因而长期以来始终采取消极态度。制定五项指标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将是制定20国集团不可逾越的上限。

    20国集团面临的危险

    在法国首次主持召开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呼吁采取行动。 她说,"如果迄今的经济失衡继续扩大,将直接导致我们处于下一个债务危机的边缘。" 法国总统萨科齐警告说:人们都试图优先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但这将意味着20国集团的灭亡。"

    除了遏制不平衡的议题之外,出席会议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也在讨论遏制原料和食品价格暴涨的问题。萨科奇总统说,原料和粮食价格上涨将会导致通货膨胀。除此之外,减少汇率压力,为贫困国家的气候保护提供资助也是此次会议的议题之一。

    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峰会 上,20国集团曾承诺在2020年之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千亿美元的资金,用以遏制气候变化。但是鉴于目前各国国库资金匮乏,只能寻求新的资金来源。为此,萨科奇总统委托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11月20国集团峰会在嘎纳召开前,为气候保护提出融资建议。

    来源 德新社 译者 李京惠

 

中国通胀加剧对美国有利

美国华尔街日报

2011-02-17

    美国财长盖特纳周三告诉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中国日益增长的通胀压力有助于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因为企业和投资者在做出业务决策时必须将中国不断上升的成本纳入考虑范围。

    美国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盖特纳说:表面上看,人民币对美元月均升值只有约0.5%,但由于中国的通胀率比美国高很多,如果你看实际的竞争性平衡,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远远高过0.5%。这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当企业考虑在哪里建下一座厂房,在哪里锁定长期合同时,他们必须考虑到一个现实,即竞争环境正朝著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我们必须确保这种情况发生。

    在随后回答问题时,盖特纳给出了计入通胀因素的人民币升值幅度:如果持续通胀,这一幅度一年会超过10%。

    盖特纳说,因为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比美国高很多,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那么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升值幅度一年约为10%,可能还会略高。如果这种涨势能延续,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性平衡会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生重大转变。这对美国和中国所有的贸易伙伴来说,不仅必须,而且重要。我认为中国政府内部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即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让人民币升值,他们别无选择。因为如果不升值,要面对的风险是通胀率更高,中国发生我们经历过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更大,中国政府必须确保这种后果不会发生。

 

全球货币体系需要“三足鼎立”

美国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 弗雷德 伯格斯滕

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11-02-18

     长期以来,许多国家认为,美元占据主导性的国际地位赋予了美国一种“嚣张的特权”。但如今,这种特权已变成了一种负担。美国是时候准备迎接、并开始构建一个多种全球性货币与美元分庭抗礼的时代。

    在其它国家看来,美元的地位为美国的外部失衡提供了自动融资,使其能够进行超出自身收入的消费。在美国国内,由于政治家们考虑的时间范围较短,他们欢迎这种能够规避必要约束的机会,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来自海外的压力,在推进必要调整方面能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元的大幅贬值,迫使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并着手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开始修正两位数的通胀率。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美元的急剧贬值,引发了美国第一次削减财政赤字行动。最重要的是,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对外失衡达到了创纪录水平,大量资金流入美国,导致了宽松的货币环境和低利率。

    当前的货币体系还存在其它重大缺陷。近年来,流入美国的大部分资金,都源自于外国(特别是中国)货币当局累积巨额美元储备的行为。这是美元储备货币地位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而如果没有这种由货币地位内在特性所决定的依赖性资金流入,美国的境况显然会好很多。这种情况也使得其它国家来决定美元汇率——因为中国通过直接干预美元汇率,维持人民币汇率的严重低估,同时美元被明显高估。

    历史上,基于美元的货币体系逐渐演变成一项宏大的交易,在这项交易中,其他国家可以将本币汇率与美元挂钩,而无论美国因此出现多高的赤字,都可以从这些国家获得融资。包括德国、日本和中国在内的盈余国家,会经常性地抱怨自己对美元资产的“过度”累积,但一般来说都一直忠实履行着自己在此项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

    当美国决定进行调整,不再寻求资金,并分别于上世纪70年代(《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和80年代(《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要求就美元大规模贬值展开磋商时,这种体系便承担了巨大压力。如今,类似的情形再次出现。

    美国现在要想摆脱对由债务支撑的消费需求的依赖、并实现经济的持续复苏,只能通过明显改善贸易收支状况和支持性的投资。这要求美元大幅贬值,特别是对人民币以及其它一些被低估的亚洲货币。但美元目前的储备货币身份对此构成了阻碍。

    从更笼统的角度来说,美元之所以能够担纲世界主导货币达一个世纪之久,仅仅是因为它没有敌手。欧元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欧元区采取了“协作性财政紧缩措施”,还有可能发行真正意义上的欧元债券,这些都表明欧盟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恢复欧元的吸引力——特别是如果美国未能削减其庞大的预算赤字的话。

    过去十年间,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所占比重已降至60%左右,欧元的比重升至25%以上。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一旦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中国政府取消保护性的资本管控措施,人民币也将有资格成为全球性货币。简言之,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在朝着两极化转变,并有可能很快实现三极化。

     美国应该接受这一事实,甚至加速这个过程。其粗略目标应该是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美元与欧元国际地位的等同,随后让人民币也参与进来,同时稳步创建特别提款权(SDR)。美国应鼓励中国和其它国家在干涉美元汇率的同时,也干涉欧元汇率。在美元兑欧元汇率失调时,美国自己也可以对欧元汇率进行干涉。美国还可以通过采取抵消性货币干预措施、对持有美元资产获得的收益征税,来公开劝阻外国货币当局累积美元资产。美国可以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立一种替代性账户——就像1979年至80年的情形——通过该账户,外国政府能够将部分美元资产兑换为SDR。

    这些改革措施不可能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所有问题。它们无疑无法让美国躲过恢复财政秩序这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但它们将加速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并降低未来危机爆发的风险——而这正是我们所亟需的。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1-02-22 05:25:0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从中国小地方人力工资看恶性通胀即将大爆发的信号

从人力工资看恶性通胀

李华

    木工分粗细,做家具的叫细木工,做建筑浇模的叫粗木工。元宵过后工地该开工了,很多却开不了。小地方的粗木工工资由节前的120-150一天涨到150-200,如果加上加班,木工月收入可达6000-10000元。反正楼市不大妙,也就不忙着赶工期,索性再等等,兴许外来打工的人会慢慢多起来,老板不着急。

    一般人家就不那么从容了。不但物价强烈上涨,服务价格也大涨。节前钟点工是12元一小时,现在是15元。上星期大型劳务市场,招聘数和应聘数是6:1。不是没有人,而是不论什么工,低于1500就没人干。企业又没能力把工资再往高了提。于是大家不欢而散。

    据说恶性通胀的信号时工资大涨,不知目前这样的僵持局面还能维持多久。报上出售转让出租店面饭馆厂房的广告,节后大增2倍。一句话,现在的气氛不对劲。现在,除了少数特别竞争激烈的东西,中国绝大部分的产品和服务是在持续涨价的,人力资源是最后被迫涨价的,因为基本的生存成本大幅上升了。消化不了成本上升的企业要倒霉了,中国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好像开始了。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2-24 09:38:3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钟南山称广州负债2100亿元办亚运

钟南山称广州负债2100亿元办亚运

《广州日报》

2011-02-23

    广州市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称,据他查资料发现,广州亚运的直接投入和间接投入很大。“总投资2577亿元,其中广州投资1950多亿元,带来债务2100多亿元。”

    钟南山称“一次分配中百姓收入占GDP比重过低,贫富悬殊很危险”,“过去几年,广州在治理城市、治水、治空气、商业、城市规划等方面都是历史的跨越,但是在改善老百姓的收入这方面没有多少跨越。”昨天,广州市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一次分配中百姓收入占GDP比重过低,贫富悬殊很危险。他还说,亚运广州投入巨大,希望中央能给广州一些政策扶持。

    百姓收入增速落后GDP

    “过去几年,广州在治理城市、治水、治空气、商业、城市规划等方面都实现了历史跨越,但是在改善老百姓的收入这方面没有多少跨越。”钟南山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说,2010年广州的GDP达到1万亿元,比2005年翻了一番,人均产值10万元,比2005年增加了74%。而城镇居民收入是30658亿元,比2005年增加了67.6%,农村居民12676亿元,比2005年增加了79%。

    “也就是说老百姓的收入增速与人均产值差不多,但落后于GDP的增速。再加上五年来还有通货膨胀,特别是去年通货膨胀增加比较多。如果刨除通胀,总的来说老百姓的收入没增加多少。”

    钟南山说,出现这种局面跟国家的一次分配有关,而一次分配涉及到政府、百姓和生产单位三方。“在一次分配中,我国百姓收入占GDP比重为15%,西方国家接近30%。”他说,虽然现在很多人能买车,但这并不是收入明显增加后出现的,而是因为科技进步,车便宜了。

    钟南山说,不仅一次分配不合理,全国的二次分配也不合理。他查资料发现,全国教育、科技、社保总的加起来,占比不到15%,而香港则在30%以上。

    仇富仇官也很危险

    钟南山说:“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大家实现共同富裕。我看现在只实现了前面一句,后面那句啊,还差得很远。”

    “为什么河北保定会出现‘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钟南山说,一次分配造成的贫富悬殊非常危险。百姓收入低,往往一件事情就引发网民共鸣,只要菜、鱼涨点价,百姓就不能承受。同时,一些老百姓中,仇富仇官的思想也很危险。

    钟南山认为,要重视民生问题,需要改变现在的考核方式。“GDP增长多少不重要,多做一点民生实事,应该作为衡量政府是不是好的政府的主要指标。”他主张,不要把GDP的增长值作为一个地方的最主要指标。“用不着跟西北一些省份比,比如一个区长,GDP没那么高,但是解决了很多民生问题,那就是好区长。”

    去年开支多民生怎么办

    解决民生问题需要钱,但钟南山担心地说:“广州去年开支了那么多,民生怎么办啊?”

    钟南山说他查资料发现,广州亚运的直接投入和间接投入很大。“总投资2577亿元,其中广州投资1950多亿元,带来债务2100多亿元。”他很担心,背着这么大的债务,广州搞民生的钱不知从哪里来。

    钟南山说,北京办奥运、上海办世博会都是全国出钱,而广州办亚运主要是广州出钱。广州是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其他四个都是直辖市,直辖市的很多政策广州享受不到,而广州还要向中央和省贡献的税。钟南山说,他算了一下,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广州真正的收入是最后一位,而且也远远比不上非国家中心城市的深圳、苏州。

    “你没有钱,又要干这么多事,我都唔知得唔得。我在想,亚运会的投资中央是不是要给一些政策扶持。要不然的话,市长也不好当,书记也不好当。”钟南山说,“没有中央的政策和省里的政策,我看实现不了。这些领导不好讲,我来讲。”

 

 

见树不见林:房地产将受重创

水煮花生

2011-02-22

    不少人看房地产,只是看看某些关注的楼盘近期喊价来判断房地产是否升降。这也许对个体地产管用,但对整体房地产趋势和拐点的判断,就只能说是只见树不见林了。那么,林在那里?

    继上篇黄金金冠论后,黄金继续调整,即使近期原油因中东革命而飙升,国际金融危机四伏时,金价仍然未能突破其金顶,足见此顶之沉重。更有趣的是,一个错误的CPI对黄金进行了火力侦察。上周美国发布CPI数字,因电脑失误发布的CPI高达16%,一时间,操盘手们惊慌失措。猜猜黄金的反应是什么?大跌。至于为什么金价在CPI大幅度上升时会下跌,就请您参看我以前的专栏文章了。

    我想用此文闲聊一下房地产。不少人看房地产,只是看看某些关注的楼盘近期喊价来判断房地产是否升降。这也许对个体地产管用,但对整体房地产趋势和拐点的判断,就只能说是只见树不见林了。那么,林在那里?

    前几天我在微博上发信,说央行提高存款类金融机构储备金50个基准点,显然是意在沛公――即,要杀基层银行滥贷。此乃林之一。

    为什么?央行此前数次提高储备金率,均是针对大型金融机构。以央行当初的想法,提高这些机构的储备金率,就意味着下游的金融机构就少了钱,对资产价格就会有影响。连续数次后,央行发现此招效果不理想。央行最新的一招,表明央行对问题症结所在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对问题解决之速度有了相当程度之不满。房地产节点正式到来。

    下一步,就是等待什么时候央行矫枉过正,让房地产走向深渊了。

    储备金上涨后的直接结果就是银行的钱少了。银行从您手里收了存款后,只能用少量钱来做贷款以补利差。这只是新存款。在储备金率低时贷出的款,都得以新的储备金率来结算,因此若新存款不够,就得撤回原贷款。这样,您就发现两件事,一是银行会拼命地吸纳新存款,以高利息为诱饵。二是新开发的地产项目进展越来越慢,甚至出现烂尾楼。

    这里展示一张图,是人民币资产7天回购率图。什么是资产回购率?说白了,你有了一些资产可是急需现金,怎么办?把资产当掉,借钱用,过两天手头宽裕了,再把资产赎回了。这回购率,就是“当铺”收您的利率。利率的高低取决于当铺手头资金是否充足,也取决于所当物品贬值速度和供求平衡等。

利率增高,表明当铺手里资金不够,许多人都想当导致资产供大于求。当然,这里的当铺不是一般的机构,而是大型金融机构。不管怎样,高利息说明,银行在资金链上除了相当大的问题,刚刚打完上述文字,便看到广州日报报道。这里摘述一点:

    近日有消息称,上海等地部分银行将首套房贷利率调高至基准利率1.1倍,本报记者走访广州地区银行暂未发现这种情况,不过不少银行都已取消首套房贷利率优惠,优惠越大的客户,等放款的时间就越长。业内人士称,在信贷供求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房贷利率可能继续上行。

    日前,有报道称上海等地首套房贷不仅没有利率优惠,而且还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10%。昨日,记者对广州地区的房贷利率调查了解到,广州不少银行虽然取消了首套房贷的利率优惠,但再上浮10%的情况则仍未出现,二套房贷利率也仍然是基准利率的1.1倍。

    上周末上海有媒体报道,2月份开始,上海首套房贷款利率基本已提至央行基准利率。目前,上海多家银行首套房贷放款标准已上浮10%;同时审批流程放缓,首套房贷利率上浮10%获贷排队时间大约为1个月,若是基准利率的房贷,放款时间则难以确定。“

    行了,不用再赘述了,请读者注意,从图上看,上一次出现同一问题时,正是上证指数开始历史性狂跌时。若历史简单重复的话,这一次,该轮到谁狂跌了?

    林之二是央行在人民币上的立场。

     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将自行决定人民币升值步伐,不会屈从于外部压力。周小川称,中国多是依靠自己的判断来自主调整人民币估值,从未特别关注外部压力。他还表示,中国将运用所有的政策工具对抗通货膨胀,包括利率和汇率。

    用白话说,人民币不会升值。央行不理睬西方强加于中国的做法。换句话说,升值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既然不升值,为什么汇率会是对抗通胀的工具?从逻辑上讲,也是流行的观点,人民币升值导致进口成本下降,因此通胀得以控制。显然,央行不这么认为。而这正是央行判断准确的地方。中国的通胀,是资产型通胀,房地产开发过度导致财富效应,土地缺乏。人民币升值预期使得大量热钱涌入,进了短平快领域。要阻止热钱涌入,必须切断升值预期。不幸的是,储备金率增加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进一步增加,因此才有了上一番讲话。

    为了疏散人民币升值压力,央行让出口企业自行保留出口创汇,不必像从前一样必须将钱拿回来。若所作的一切均不管用,那么必要时进行人民币贬值来将升值预期扼杀掉。贬值后,出口业得以收益,进口成本虽然增加,但需求会下降,介于国际上大宗商品需求均来自中国,商品价格会自行调整。热钱逃离后,房地产受重创,食品价格自行下降。

    还有林之三、之四、之五,介于此文篇幅,就不罗嗦了。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1-02-22 18:53:06 +0800 收件人: "editor" <editor@qstheory.com>, "dxxuebao" <dxxuebao@126.com>,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问题的本质

北京人口规模超过环境承载极限

城市运转压力空前

经济参考报

2011-02-22

    北京人口快速膨胀,2009年底实际常住人口达1972万人的数字,不只突破了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所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更大大突破了北京“十一五”规划常住人口1625万人的控制目标。这个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

    2月17日,从下午五点四十开始,北京地铁前门站的客流量达到每十五分钟7500人,已达到该站最高通行能力。 

  2010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北京市政协常委会相继组织专题调研组调研北京人口规模问题,并就此提出专题报告。 报告指出,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具有四大表现,

    一是常住总人口突破2020年的控制目标;二是流动人口总量估算也已超过1000万。

    从登记就业情况看,北京流动人口登记为“已就业”的占57.4%,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建筑、制造、住宿餐饮、批发零售以及居民服务等行业。其中从事第三产业的有305万人,占已就业总数的69.7%。流动人口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有726.4万人,占95.1%;居住时间超过五年的有123.2万人,占16.1%;举家迁移的比例逐年提高,达到41.2%。

    三是户籍人口快速增长;近年来,首都户籍人口平均每年增长约16万人。2004年-2020年规划提出,2020年北京户籍人口控制目标为1350万人,但到2009年底,北京户籍人口为1246万人。如果继续按这个速度增长,预计到2016年将达到2020年的户籍人口控制目标。

    四是人口加速增长的趋势十分明显,流动人口增长最快。如果不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势必达到2300万人,2020年势必突破2500万人。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正挑战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

  报告指出,北京的水、电、气、热、煤的供应常年紧张,特别是水资源短缺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粮、油、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绝大部分靠从外埠调入,稳定保障供给的难度很大。

  以水资源为例,北京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以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由于人口快速增长,生活用水已占用水总量的44%,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

    此外,人口多也造成北京道路拥堵日益严重、公共交通不堪重负;生活垃圾处理困难。在义务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就业服务诸多方面,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滞后,带来许多社会矛盾。

    以垃圾处理为例,人口快速膨胀使生活垃圾大增。2009年,全市生活垃圾产生量669万吨,日产生量1.83万吨,但全市垃圾处理能力仅1.27万吨/日,缺口较大。北京目前的垃圾处理结构不尽合理,主要以填埋为主,焚烧和生化处理比例很低。按照现在垃圾产生量和填埋速度,全市大部分垃圾填埋场将在4-5年内填满封场,由于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缓慢,北京目前深陷“垃圾围城”窘境。专家分析,单就解决垃圾填埋问题,从2011年到2020年,北京将需要3200亩土地。

  外地人购房需求旺盛成为助推北京房价猛涨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统计,2005年-2009年全市成交商品住宅中,外埠个人购买的26.6万套,占32.3%。

  流动人口子女在京入托入学加剧了北京的“入托难”“入学难”,北京的教育资源被大量占用。2008年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人口子女有41.8万人,占北京学生总数的40%。部分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流动人口的子女。

  三是给社会稳定带来压力。在一些流动人口聚居的地方,居住环境恶劣,安全缺乏保障,无照经营、“黑车”营运、制贩假冒伪劣商品、非法行医问题多发。北京流动人口登记状态为已就业的只约57.4%,一部分流动人口因工作不稳定、生活没保障而成为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北京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治安隐患严重。2007年全市共打掉以地缘纠合的流动人口犯罪团伙870个,同比上升33%。全市流动人口涉案数由2001年的35314件增加到2008年的56098件,占全市案件的比重由71.4%上升到89.5%。

    报道说,从交通到人口,从属地问责到加强规划,一场为城市发展减负的大战役已经揭幕,北京开始向大城市病全面宣战。

  相关调研报告分析,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首先是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是大势所趋;其次,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本地新增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流动人口来京就业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再次,北京集中了全国优质的经济、教育、医疗、文化、行政资源,就像一条巨大的吸水龙把全国各地各种需求的人吸引过来。

  此外,相关人士表示,北京人口快速增长还有一些自身的深层原因。比如认识问题。其次是协调问题。以户籍人口为例,中央、军队和北京市三大系统进京户口审批机制缺乏制约。单位、部门之间彼此独立,进京准入条件不统一,且进京户口均自行决定,造成审批进京人数规模较大,造成户籍人口规模调控困难。

  此外,调控方法也存在一些局限。专门研究人口问题的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陆杰华表示,北京调控人口最难的是对增长最快的流动人口缺乏调控手段。北京人口规划与管理的对象应从户籍人口为主转为以常住人口为主,调控管理手段也需要从以行政手段为主转为行政、经济、法律、社会等手段综合运用,提高调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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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Pang Zhongying (庞中英) is a Beijing-based scholar and analyst in global and regional affairs. He is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Renmin) and directs a centre on global governance. He can be reached at ZhongyingPang@gmail.com. His office phone is (86 10) 82500701 and mobile phone is (86) 13651375227 or 15201229192. His Chinese blog is at http://blog.sina.com.cn/zhongyingpang.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1-02-22 21:49:12 +0800 收件人: <mazhijiang@sina.com>, 抄送:标题: 杨晓陆传文:GDP全球第二,利耶?害耶?

GDP全球第二,利耶?害耶?

杨芳洲

2011年2月22日

    2011年2月14日,日本公布了2010年第四季度以及全年的经济数据,“2010年日本GDP为5.474万亿美元。与中国5.879万亿美元的GDP相比,相差约4050亿美元。中国全年GDP由此首次超越日本,并取代后者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注1]

    我国主流媒体也纷纷于第二天(2月15日)报道了这条消息,虽有很多媒体指出我国人均GDP仅及日本十分之一,对这第二把交椅表示了一定谨慎。但总的舆论氛围仍透着沾沾自喜的得意。其中商务部的官方表态最为典型。

    商务部发言人姚坚在该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软实力的进一步提高,中国会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仅有效的造福广大人民,也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数据显示,我国人均GDP由2006年的1700美元,提高到现在超过4000美元。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在‘十一五’期间五年内,我国GDP平均增速超过10%,这说明中国经济在全球发生经济危机时仍能够自主发展,坚持科学发展取得的新的进展。从商务部的角度分析,我国对外贸易也在过去五年中取得了快速发展,占全球的份额从2006年的7.3%提高到现在的10%左右,这是一个新的发展,体现了‘中国道路’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也体现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在2009年和201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经济增长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了50%,这都是承担国际责任的表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软实力的进一步提高,中国会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注2] 显然,商务部将GDP全球第二,当作自己的巨大政绩可着劲地炫耀。

     那位在美国金融危机后仍主张我们的外汇储备只应买美债交学费的李稻葵先生,也煞有介事地说,“经济总量当了老二更应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应该成为未来三十年间中国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大战略,成为我们大国心态下的文化基石。”[注3] 听李稻葵的意思,好像我们真的发了大财,该夹起尾巴作人了。

    《羊城晚报》等则以“中日经济总量位置更替”这样的错误结论作为标题,但该文最后也报道了中山大学林江教授等人的不同观点。林江说,“其实我们的GDP里面很多都是外国人创造的,产生的价值和利润最终会回流到他们的国家。”关于日本的经济总量,林江认为,GNP才真正体现日本实力。“近20年来,人人都说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本也基本不提自己的GNP是多少,每年只公布GDP,而日本GDP连年不见增长甚至倒退。为什么要这样做?……这种刻意的低调其实是一种策略。日本的海外进账极其巨大,包括我们身边这些中国制造的日本产品在内,这些都不算在日本的GDP里面,但其庞大的利润却最终回流到日本的钱袋里。”[注4]

    林江教授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GDP里的钱很大部分并不是我们的钱,只是计算在我们这里,这些GDP中国人是享受不到的。而日本的经济总量则远不止其GDP那点,日本拥有并不小于其国内财富及生产能力的庞大的海外资产及生产能力。所以《羊城晚报》“中日经济总量位置更替”的结论是错的。日本一贯低调不愿露富,归根结底还是怕遭美国人妒忌算计。此番可算找到中国这块挡箭牌,迫不及待将老二的帽子甩给我们而自己甘居小三。

     然而国内舆论(包括林江教授的观点)都还只是谈及GDP等经济总量外在的数量形式,它所代表的真正实质内容却无人论及。似乎人们都已将其认作经济利益,一种国际通行的可与他国进行同质比较的经济利益,只有大、小、多、少的数量差别。而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GDP在他国或许大部分代表经济和社会利益,而在当今中国却是民族苦难的象征。

    先不说咱们的GDP一人均便少得可怜(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就是这人均少得可怜的GDP,也未必就主要是社会利益。

     GDP、GNP等经济总量,作为社会一般财富的统计,其实质不过是被满足的欲望,准确点说,是被满足的有能力(能拿出钱来)满足的(在物上等起来的)社会一般现实欲望。(欲望能支配的物,也必然是以物表现出的欲望。)这些欲望可以是高级的,也可以是低级的,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害的,甚至可以是罪恶的卖国欲望、谋财害命的欲望。买办权奸支配着大量经济资源,他们卖国造成的巨额财富外流无疑也都被统计进了GDP。此外,大量资源错配造成的巨额财富浪费也是被统计进GDP的,巨额的腐败收入(或支出),压迫人民的巨额维稳费用显然也是被统计在GDP中的,另外还有大量毒害人民(比比皆是)的精神毒品及黄赌毒等也都算在GDP中,就是真正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GDP,也因我国法纪败坏而大部分(超过90%)都是假冒伪劣。因此,当今中国大量的GDP并非主要代表社会利益,而恰恰是民族灾难。

    因为我们的经济是为外国资本的利益及国内买办权奸贪官污吏服务的。除去GDP中属于外国人的那部分,我们的财富大部分(至少70%)也都流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去了,剩下的又大部分被官僚买办贪腐黑恶掠夺了,还有很多浪费掉了,还有很多用来压迫人民,留给老百姓的这点残汤剩饭还净是假冒伪劣,精神毒品,甚至断子绝孙的转基因食品。这样的GDP即使再多,利耶?害耶?福耶?祸耶?

    在法纪严肃的国度,GDP等经济总量才可比较近似的代表经济利益(与真正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仍有相当差别),而在当今中国法纪废弛的社会,堆积的GDP却正是民族和人民苦难的标识。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巨额的GDP与民族和人民苦难同步扩展的根本原因。

     当今中国,关键不是看GDP的数量,而是其内容。但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这些经济总量就无一例外地都是物化的劳动时间,根本无从区别其利、害、祸、福。因此,只有正确理解了GDP、GNP等的实质——被满足的现实欲望(请参见我的《价值论》),才能看清GDP中千差万别的内容。

    也难怪日本人对中国GDP的增长那么高兴,如此高调将世界第二的宝座拱手奉送,他们完全清楚我们的GDP并非意味着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更多的是他们及西方的利益。“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日本政府表示将利用这一机会,使日本经济受益。经济财政大臣与谢野馨说:‘作为邻国,我们欢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我们希望深化与中国间友善的经济关系。’”[注5]

    中日之间,乃至中美、中国和西方之间,更重要的不是GDP\GNP这些经济总量的数量形式差别,而是其内容的天壤之别!如果我们的同样数量的GDP,全都是有益和健康的内容,中国人民该多么幸福!

    一切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其严肃的法制环境,必须将那些靠损害社会利益挣钱的路都堵上,使人们只能在为社会提供(有益的)使用价值的同时通过等价交换得到自己的利益,这样的商品经济才是有益的,健康的。法纪废弛的市场经济终将是一场灾难。而受外国操控的买办殖民地经济则更是如此。

注1:新浪财经《中日经济总量位置更替》金羊网-羊城晚报
http://finance.sina.com.cn/j/20110215/15369377484.shtml
注2:新浪财经 《商务部谈GDP超日:中国将扮演更重要角色》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10217/13499390326.shtml
注3:新浪财经《李稻葵:经济总量当了老二更应韬光养晦》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100817/11588495958.shtml
注4:同注1。
注5:新浪财经《中国正式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南方日报
http://finance.sina.com.cn/g/20110215/11189376423.shtml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2-17 09:51:0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大量的收益以及利润都被国际跨国公司所享有,中国获得的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人力加工费。根据海关的数据显示,2010年,在出口贸易中外商一直占到50%以上

中日GDP差距依然很大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员 周子勋

2011-02-17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超过日本终于得到了权威确认,日本内阁府2月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兆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三。

  自去年第二季度以来,关于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的消息就一直被外界关注,尤其是西方媒体更是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大书特书,当然中国也有不少的GDP粉丝,他们也对这个全球第二抱有很深的情结。然而,如果仅停留在总量的表面上,那无疑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实际上,这个世界第二并没有多大惊喜,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世界第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民众需要思考的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从这个世界第二中获得什么?其实,随着世界第二的到来,中国的发展问题并不轻松,还有很长的一段发展距离。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出,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就以高工作效率变得富裕起来,在经济上压过了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然而在最近的30年里,中国经济却快速增长。尽管其人均GDP仍然不尽人意,但13亿庞大的人口数量让中国迅速位居世界前列。

  中国拥有11倍于日本的人口,因此人均GDP只要超过日本的十一分之一,即可在经济总量上超越日本。如果中国想要击败美国,其人均GDP就要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因为目前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然而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十一分之一。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在14日上午的记者会上也坦言,人均GDP方面日本仍然是中国的10倍多。

  毫无疑问,中国虽然在总量上已经超日,但人均年收入是相距甚远。从数据上来,中国人均GDP为3800美元,在全球排105位,确实差得很远。但是我们疑惑的是,中国的人均年收入有这么高吗?事实上,中国一直就没有覆盖全国人口的人均年收入数据,而只有两个以城乡户籍区分的人均数,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人均GDP不等于人均收入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万9109元(人民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接近50%;也就是说,城镇居民数量与农村居民数量基本相等。依此计算,去年中国总体上的人均年收入,应该为1万2500元左右,约合2000美元。那么这个人均年收入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把人均GDP当成人均年收入了,或者把北京、上海等地人均年收入,当成全国人均数据了。

  透过数字,我们可以看到,资源生态环境的压力渐趋增大,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远未完成,转变发展方式也是征途漫漫,工业化还处于中后期阶段,城镇化在逐步推进过程中同样存在很多问题。此外,从居民收入差距来看,除城乡差距外,地区差距也很明显。据统计,2009年,上海市农民人均收入为1万2324元,北京为1万1986元。而甘肃则为3134元,青海为3346元,云南为3369元,均不及上海市水平的三分之一。

    还有,2009年上海市人均GDP为1万1320.41美元,而贵州省不及上海的九分之一,仅为1350.98美元。至于看病难、看病贵,社会保障水平低等老问题,还没有从根源上得到整治,在教育、住房和医疗等民生领域尚有诸多欠账。中国经济总量很大,可本质上还是发展中国家。要真正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得到2049年,人均GDP达到2万5000-3万美元的水平,这还需要较长时间。

  再从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看,效益以及利润都还有很大差距。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10.3%,看增速,可观也很乐观,一旦透过增速看效益,难免平添一份忧思。从去年年底的节能减排就可以看到,中国的资源环境成本透支问题短期内都难以扭转。事实上,GDP所能反映的只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对于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刻画则差强人意。从整体来看,在三大产业中,第一产业的经济效益亟待提高,第二产业产能过剩形势严峻,节能减排降耗任务艰巨,第三产业的发展仍然严重不足,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走在粗放、低效的通道上。

  而从经济发展的收益来看,大量的收益以及利润都被国际跨国公司所享有,中国获得的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人力加工费。根据海关的数据显示,2010年,在出口贸易中外商一直占到50%以上。可见,不仅经济发展方式还需要持续转变,效益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因此,不管是人均,还是经济增长结构,或是经济发展的收益,中国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第二只是总量的超越,并不值得中国人惊喜。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2-17 12:20:3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华生:说废掉国企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是骗人

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高引争议

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华生

第一财经日报 王羚

2010年10月25日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是否偏低?

    “所谓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低,其实是统计口径和认识偏差的一个误导,是收入分配领域一个重大的误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华生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

  正是华生的两篇收入分配报告引发了此次争论。华生在其中一份报告提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并非像社会公认的偏低,而是偏高的。

  这份报告将农户的农林牧渔收入从劳动者报酬中剔出来,这样调整的结果是,虽然中国纯粹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所降低,但据华生介绍,按照国际通用的统计口径(农户收入不记作劳动者报酬,而计入混合收入),由于中国农村经济的纯收入占GDP连续下降,因此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并未下降,反而在稳定攀升,由1992年的40.12%增加到2007年的43.79%。

  该研究结果刚一公布,立刻在业内引起众多质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收入分配专家表示,这个结论与事实相去甚远。他分析,华生得出结论的原因之一在于将农户收入中的农林牧渔收入剔除,这本身是不合理的。而且从其数据统计中看,混合收入并没有被计入其中。

  对此,华生的解释是,在国际通行的统计口径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确实不包括混合收入这一项。“基于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可以说比原来统计口径存在的问题还要大,对于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极大的干扰。”上述专家表示。

  城乡收入差距加大还是缩小?

  华生另一个引起质疑的结论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华生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加大依然是个基于统计口径的认识误区。

  他认为,国家统计局将外出半年以上的农民工计入城市常住人口,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2亿多农民工的特殊国情下,会对分配关系产生巨大的扭曲。在将进城半年以上的农民工计入农村人口后,调整后的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开始,小幅波动和缓慢下降到2009年的2.4倍。华生告诉本报记者,预计2010年的城乡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缩小。

  同样有多位学者对此研究结果表示难以认同。一位长期研究收入分配差距的专家表示,将外出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在收入统计中回拨到农村也是不合理的。事实上,统计局将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记作城市常住人口只是用于统计外出劳动力数量。而在进行城乡住户调查时,抽样样本已经包括家里有外出打工的住户,农民工的收入也已经计算在内。

  这位专家分析,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属于举家外迁,这些人按照居住地原则,应该算作城市居民。他们跟农村的经济联系已经非常少,因此在计算城乡收入差距时不应计入农村人口。

  尽管质疑尖锐,但对于华生的另一个观点,多位专家表示认可。在指出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华生提出,由房地产泡沫造成的城乡居民财产差距急剧扩大是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并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转型的主要障碍。

  据华生介绍,截止到本轮城镇房地产价格大涨之前的2008年,仅城镇居民人均拥有的房产价值已经是农村人均房产价值的10倍以上。

  “要解决城乡的财产差距问题,单纯地逐年增加农民的一部分收入已经远远不够,关键是要从农民唯一潜在的主要财产——土地入手,以土地制度的变革来为大部分农民的市民化提供可靠的转化阶梯。”华生表示。


 

废掉国企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是骗人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华生

第一财经日报

2011年02月17日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国民财富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急剧增加。同时,由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我国社会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也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收入分配问题引起了各方面关注,也摆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

    不过,贫富差距扩大的关键何在?收入分配改革的着力点在哪里?现在的认识并不明晰。许多现在似乎已经形成甚至写进“十二五”规划文件的共识,还可能是偏离问题症结的误导,因此大有澄清之必要。下面我们就来逐一剖析目前流行的若干主要观点。

    1,收入分配不公和不均是贫富分化的主因。因此,当前抓住收入分配改革就抓住了问题的症结。

    答:错。研究公平分配问题的老祖宗马克思强调,收入分配只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因此他从来反对离开财产的分配而只绕着收入的分配兜圈子。其实所谓富人穷人本来也就是有产者和无产者、多产者和少产者的区别。所以现在国际上统计贫富差距一般公布的是居民的存量财产而不是即时收入。我国目前财产的分布状态比人们表面上的收入要不均等得多。财产分布不均和公共服务分配不均是我国贫富不均的两大主要原因。因此,离开财富积累和公共服务的分配,只就收入的分配做文章,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解决不了我国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2,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的主要推动力,因此应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主攻方向。

    答:错。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从2003年以来就基本稳定,并在2007年碰到3.3倍的峰值后开始收敛,不再扩大。因此,即便从统计数字看,城乡收入差距就不可能是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推手。

    有人说,统计局的数字没有考虑到城乡之间福利保障水平的差异,如果算进去,实际收入差距将扩大到5至6倍。这个说法多少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改革开放前城市居民的福利保障更加全面,食品计划低价供给,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免费。如果把这块算进去,只能说当初的差距更大,而今天城市居民的免费低价福利大幅减少,相反,农民的福利保障尽管还很低,却是从无到了有,因此,城乡收入的绝对差距应该在历史上更大,而今天的相对比例和趋势只会缩小了。

    其实,国家统计局数字的真正问题是严重低估了农民的务工收入。改革开放之前,农民只能在集体经济中出勤务农,其全年出勤工分收入一般只有六七十元人民币,只相当于当时同等素质的城镇职工不足两个月的工资。今天全国有2.5亿名在本地和外地就业的农民工,平均每个农民家庭至少有一个农民工。他们现在的工薪收入和城镇同等素质的劳动力收入在市场化的领域已经基本相同。仅他们的工薪收入一项就可以使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统计局公布的5153元(2009年)的水平。实际上,国际上许多中立的观察和研究都已指出,如果中国这些年来可称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就业都不缩小反而扩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这就打破了历史上所有国家在这个发展转变中表现出来的共同规律。

    统计数字对农民务工收入的低估,不仅表现在统计遗漏上,还表现为计量标准。按现行统计抽样,农民工2009年月薪为1417元,而每年只工作9个月左右,因此这个收入还要打7.5折。而实际情况是,农民工加班加点工作是常态,他们在维持基本生存以外的收入提高主要靠加班获得,农民工平均的年标准工作时间应为15~18个月。他们基本工资确实不高,通常只略高于最低工资即1000多元的门槛,但依靠自己刻苦耐劳和长年加班,实际工资远高于底薪或起薪。

    那么,既然城乡收入差距已缩小,或者按统计局的公布数字,从2003年或至少2007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不再扩大,为什么人们仍然感到城乡差距在显著扩大呢?这主要是缘于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城乡居民的财产差距在急剧扩大。

    改革开放之前,城镇居民基本不拥有住房,都是租公房,而且人均面积只有几平方米。主要家庭财产就是价值一二百元的老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而当时的农民家庭一般拥有自己的住房,同时还占有一块宅基地和自留地。因此,当时城乡财产差别不大。但是今天,绝大部分非城郊农民的全部财产一般在10万元以下,而城镇居民通常为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这成为城市化即农民变为市民的最大鸿沟,也是城乡贫富差距拉大的主因。看不到这个主因,仅仅在给农民增加一点收入上绕圈子,显然就会偏离解决问题的主攻方向。

    3,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直线下降,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扭转下降趋势,并力促其迅速上升,使劳动者报酬的增长赶上或超过GDP的增长。

    答:错。国际上只有劳动(工薪)报酬而无劳动者报酬的统计范畴。现在使用的劳动者报酬是中国人自己生造出来的混乱概念。它包括工薪收入即雇员报酬、个体工商户和农户收入的总和。2004年,国家统计局自己觉得将个体工商户的全部纯收入算作劳动者报酬不妥,于是主观地对城乡个体工商户的纯收入人为划出一部分算为劳动收入计入劳动者报酬,而将剩余部分从劳动者报酬中剔除。这导致我国当时公布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急剧下降了五六个百分点。同理,农户收入显然也不全是劳动者报酬 ,但统计局认为其非劳动成分不大,因此将农户纯收入全部记为劳动者报酬。

    不过,这种中国人自己定义的“劳动者报酬”无法统计,只能主观加工。因为今天包括私营企业家在内,可以说人人都是劳动者。大家族企业也好,个体工商户和农户也好,所有自主经营的业主收入中既有自己的劳动部分,也有资本、土地、技术等回报部分,还有业主的经营利润部分,不用说外人,就是当事人自己也是无从区分的。因此在私营企业的纯收入中,多少是业主作为企业家的劳动和管理能力报酬,多少是其他要素的贡献,是区分不了的。国际上通用的劳动报酬的统计口径只是工薪收入或直译为“雇员报酬”(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中国的相关统计年鉴中错误地将其翻译为劳动者报酬,从而引起了自己的各种误读和歧义。国际统计标准中农业和非农业的业主收入一概归为混合收入。应当说,这才是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统计分类。

    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正确统计口径,即工薪收入或雇员报酬占GDP的比重去计算,我国工薪收入占GDP的比重近年来并未下降,而是一直在稳定上升(见表一)。实际上,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改革的推进,我国劳动工薪近年来已进入加速通道,并正在引起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的深刻变化。

    4, 政府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是收入和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是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改善民生的主要途径之一。

    答:错。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提高与缩小和贫富差距表面上似乎是一件事,其实二者并不是一码事,而且其方向可以完全相反。

    首先,是否提高居民收入比重、降低政府收入比重,是小政府和大政府之别,并不是居民最终净所得的高低之别,更不是扩大还是缩小收入差距之别。因为居民真正的生活水平,不仅取决于收入,还取决于自己要负担多少支出。小政府是让国家拿少些、少干预,居民收入表面上比重高,但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公用事业等方面的开支也大。大政府是国家多拿些,同时政府承担较多的社会工程和公共民生事务的支出责任。

    小政府和大政府的边界和优势,西方国家中也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全民医保的改革就被共和党认为是大政府之举而全力阻击。但应当说从整体上看,随着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政府承担的保险、保障、教育、医疗和社会公用事业的责任增多,政府开支的规模呈现变大的趋势,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反而下降了。不过由于居民原先需要的许多开支已由政府承担,这样居民实际生活水平是上升的。以收入差距小、福利制度好著称的北欧国家,现在不仅国家竞争力排名在全球居首,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也是全球最高,往往超过50%。这样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表现得并不高。因此,降低政府开支比重可以减小政府规模,但未必提高居民实际净所得。同时,由于一般说来,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的再分配往往更倾向于削富济贫,所以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再分配比重大的,一般会缩小而不是扩大收入和贫富差距。因此,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与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并不是相同的问题。

    其次,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真如一些人所说的国富民穷,蛋糕太小,因而居民普遍贫困?还是尽管蛋糕越来越大,但分配不均,居民之间贫富严重分化?答案显然是后者。

    最后,把贫富差距问题转换到政府或居民在国民收入中占比问题,主要是依据数据资料,显示我国政府财政收入近十来年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直线上升,而居民收入占比一直下降。公平地说,这种对数据有选择性的处理方式并不客观。其实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在1978年就占31%,其后在改革30多年中先大幅下降后逐步回升,到200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19%。按一些人计算的全社会最宽口径也还是30%多,与30年前比总体上看变化不大。况且这还仅仅是就财政收入的宽口径。如果同样用宽口径考察一下居民收入,没有被统计进来遍及全国特别是具有各种优势居民的隐形收入,到底是多少万亿可以讨论,但其数额巨大恐怕没有争论。考虑到这个因素,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宽口径比重又会显著下降。

    5,行业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收入畸高,是导致收入分配失调的重要原因。因此,缩小行业和地区差距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

    答:并不尽然。行业和地区差距阶段性扩大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因为计划经济人为地否认和拉平行业及地区差别,相同资历和学历的人无论在什么行业工作,贡献大小,经济效益如何,收入基本相同。落后、边远地区因为有各种特殊补助、津贴,收入反而高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而市场经济是波浪式不平衡发展,行业和地区差距自然会有拉开的过程。因此,所谓行业及地区差异的大小,不是和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去比,而是要看现阶段中国的差异是否显著超越了世界上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正常行业差距水平。

    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略大于世界发达国家,而小于发展中国家,属于市场经济的正常状况。因而这种差距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或重要因素。忽略人力资本的差异,简单地用粗工的收入去和社会平均报酬乃至高端行业报酬去比,强调所谓差距,应当说是误导性的。从人们广泛引用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7个细分行业的劳动报酬看(国外难以找到对应的细分行业数据),位居前列的行业与其说是与垄断有关,不如说更与人力资本构成和在市场经济中所处价值链的位置相关。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与一般流行的认识相反,在几乎所有包括被认为是垄断性的行业中,国有企业的工薪报酬除个别例外全部低于在同行业中的非公企业单位。那么,垄断行业难道不需要特别的管制吗?当然绝对需要。包括垄断性行业职工的收入也都需要不分所有制而进行专门的监管和调节,而绝不应像今天这样放任自流。但严格地说,把怒火引向垄断性行业的职工收入并不是解决贫富差距的准确方向。

    地区收入差异也有类似的情况。正如市场经济中行业收入差异会或迟或早导致劳动供求关系改变,以至于到一定阶段低端劳动也会因供给不足而持续上涨。地区性发展程度和收入差异更明显地表现出周期性波浪发展的特点。随着地区成本差异的扩大,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必然吸引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入,从而使收入差距收敛。我国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趋势。同时,正如一些国际分析人士指出的,不考虑地区生活成本差异,简单地把大都市的高工资与欠发达地区中小城镇的低工资收入相比计算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误导性的。

    6,国有企业的发展与民争利。特别是央企扩张迅速,导致“国进民退”。垄断性央企已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加剧了收入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国企应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

    答:错。国有企业目前在管理体制特别是干部、决策、激励和约束机制上确实问题成堆,亟待改革。但要说国企的问题是收入差距大,造成或推动了贫富两极分化,却正好把问题说反了。

    首先,有人说,国企赚的钱都是从作为消费者的民众身上来的。这个自然不错。问题是所有企业赚钱,都是从消费者那里来的。不让企业赚钱,除非不搞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并不被认为比别人更会赚钱,或更敢违法违规坑害消费者赚黑钱。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无法说国企比其他类企业更会与民争利。

    其二,有人说,国企不分红或很少分红,难道不是特殊利益集团吗?问题是任何类型企业,分不分红、分多分少,从来都不是企业自己,而是老板说了算。国企的问题恰恰在于,其赢利和积累与企业高管没什么关系。因此,说国企效率不高、关系裙带、约束不严,都有一定道理,但要说国企基层职工待遇高会拉大社会收入差距,或者非说国企高管相对于其国内外同行的低收入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这肯定离事实真相太远。

    其三,国企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小,确实并不等于国企的收入分配公平。民企老板身家数亿乃至百亿,只要没有违法违规,人们不能说分配不公。民企高管为老板赚钱,拿几千万工薪奖金,老板愿意给,别人眼红也没用。而打工仔一个月只挣一两千元工薪,不干可以走人,也没人能够埋怨上千倍的差距不公平。国企就不同了:基层正式职工待遇已经不低,还可以怒骂高管层10倍以上的收入太高;同样级别的官员,从政府部门调到国企,收入马上就飙升10倍,政府官员说起来也是愤愤不平,这自然也是巨大的不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公,用在国企身上再适合没有。因而国企搞不好挨骂,搞好了也挨骂,原因就在全民资产,众口难调。

    最后,既然国企这样难办,时至今日又特别不招人待见,为何不像许多打着市场主义旗帜的人建议的,干脆物归原主,全国人民一分了之?问题在于如俄罗斯与我国世纪之交的私有化改制经验已充分证明,无论财产开头如何号称公平均分,产权很快就会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企业会迅速落到原高管或与企业关联的权势人物手中。况且现代市场经济都是寡头经济,国企包括央企的产权可以很容易分掉,但在全球化竞争中中石油、中移动这样中国的行业巨头必然要存在,只不过是换了东家。中央国企消失了,但我们仍然必须长期与各经济领域的寡头企业为邻。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家族型的寡头企业取央企而代之,身家千亿的人自然暴增。企业高管们的薪酬肯定也会10倍、百倍地上升。这或许会提高效率,但就收入和财富分配而言,则一定是大大地恶化了。

    因此,简单废掉国企,也许有助于实现其他目标,但说可以缩小贫富差距,肯定是骗人的。

    7,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导致地方收入不足被迫去搞土地财政,是收入分配关系失调的重要环节。收入分配改革必须重塑分税制以后形成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失衡的状况。

答:错。财政收入更多地集中于中央政府是所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相同的收入结构安排,它有助于强化国家统一、调剂和缩小地区差异。入不敷出的地方政府要靠中央政府的税收返还或财政拨款,并不奇怪。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目前中国中央政府收入占政府总收入属于正常偏低,并不存在财力过度向中央集中的问题(见表二),相反,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财力不正常的低比例作为标杆来说明今天中央财力集中过度,反而是搞错了基准。

    那么,地方政府不是确实因收入严重不足,而被逼迫靠卖地为生,以致土地出让收入现已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了吗?稍微观察一下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就可知道,卖地收入最多的一般是最富的地方政府,如京、沪、穗、杭等大都市。

    相反,真正缺钱的县级政府和中西部落后地区,并没有多少土地收入。现在的情况是越发达越富裕的地方,地方政府的雄心越大,要上的大工程越多,钱也越不够用,因此就越依赖土地政策。如2009年,北京、上海、杭州等市土地出让收入都在1000亿元左右,而大部分中西部的省会城市也在50亿元以下。显然,这里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机制设计上出了偏差。你有一个卖别人的地,赚自己的钱的机制,当然越富裕从而土地越值钱的地方,就越有搞土地财政的动力。

    综上可见,目前流行的多数关于收入分配的意见都并不正确,那么,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贫富分化加剧的真正原因何在?行政垄断的制度歧视、权力垄断的巧取豪夺、资源和市场垄断的马太效应、严重扭曲的税收体制,以及灰色收入的幌子下隐形违法收入的全面泛滥,是中国社会贫富急剧分化的真正主因。要真想遏制贫富分化的势头,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抓住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大格局的主要因素,进行重大制度变革和调整。如果搞错了改革的方向,不仅无助于缩小贫富差距,还会自乱方寸,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1-02-19 03:20:01 +0800收件人: <yunhuaw99@yahoo.com>, 抄送: 标题:也谈买办刘志军被双规及高铁亏损问题

也谈买办刘志军被双规及高铁亏损问题

杨晓陆

    大买办刘志军终于被双规,全国人民总算看到点正义。这正义虽来得太迟,但毕竟还是来了,仍不失为一个让百姓拍手称快而令买办贪官兔死狐悲的好事。刘志军勾结外帮扼杀民族产业,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媚上欺下横行霸道,包庇其弟买凶杀人贪赃枉法,国人痛恨千夫所指,总之是恶贯满盈罄竹难书。若此恶贼再不遭报应,天理何在?正是此等卖国巨孽吃里扒外,遂使我万亿巨财外流,高铁严重亏损,拖累宏观经济恶化,恶性通胀难免。

    5年前的2006年1月,鄙人曾发表文章《建议全国人大对投资万亿风险巨大的高铁项目严格审议》(见附一),指出刘志军搞买办化高铁必严重亏损。现不幸言中,凡建成运营之高铁线路,无一不是如此,不仅巨额投资无法收回,而且必将成为拖累国民经济的无底洞。

    现据《中国评论新闻网》报道,“铁道部相关文件显示,截至2009年底,铁道部总资产为2.46万亿元,负债规模达1.3万亿元,其中长期负债达到8500亿元,流动负债4500亿元。大举上马高铁项目是造成债务急剧攀升的主要原因。按上述数据推算,2010年上半年铁道部资产负债率已上升到54.3%,全年负债率或突破56%,而铁道部可以融资的空间已愈来愈小,目前唯有上市融资一条途径才能化解高铁的资金难题。”[注1] 高铁严重亏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刘志军等对外输送利益并从中攫取买办利益。

    2008年11月,国务院又出台四万亿元紧急投资拉动内需计划,其中近2万亿元用于高铁投资。这实际上是借金融危机拉动内需之机绕过重大项目须经人大审议的关键环节,避开两年前强烈的社会质疑和反对声浪,将三年前未如愿的投资上万亿元的5457公里高铁规划,扩展到8000公里高铁,其投资也扩充到近2万亿元(2万亿铁路投资中还有一小部分非高铁投资)。高铁总长度增加了近50%,而投资却增加了近一倍。平均每公里高铁投资由1.8亿元增加到2.4亿元。(足见刘志军与其国务院上司配合多么默契,也难怪他能有恃无恐长期逍遥法外。)

    于是,我又于2008年12月的文章《当前宏观调控的方向和效率问题》(见附二)中对其予以批驳揭露。再次指出在铁道部严重崇洋媚外扼杀民族技术的情况下,近两万亿高铁投资其实是以我巨大的投资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为代价拉动外国经济。高铁造成的巨额财富外流及严重亏损将对我宏观经济产生极为恶劣的负面影响,成为最终引发我恶性通胀的因素之一。

    这些年来,人民群众不断在网络各论坛揭批刘志军的各种卖国、贪腐罪行,有关纪检部门也对其调查,但刘志军在其买办上司、权贵的庇护下一直逍遥法外恣意妄为,连主要官媒喉舌都在为其卖国行径歌功颂德。明明是为了大量进口洋设备而枪毙了中华之星等八种先进机车,扼杀自己的民族产业,完全依赖昂贵的外国技术设备,以实现其买办利益和外国资本的经济利益,却被官方媒体颠倒黑白说成自主创新的楷模。致使刘志军卖国贪心日益膨胀,买办贪官因此都受到鼓舞,卖国成风,国家民族财富外流也越来越多,若几年前我高层对其不予姑息(一时查不清楚至少也要将其从铁道部长这个关键岗位调离),国家民族利益当不至有如此巨大损失,买办卖国之风也不至如今日之盛,刘志军本人罪责也会小一些。刘志军案时隔数年方才双规,足见买办汉奸势力强大。也足见纪检部门办案顶住压力之巨大及数年不懈之艰辛。

    现今买办卖国如刘志军者,早已数不胜数;如银监会刘明康,中投楼继伟、高西庆,央行周小川,金融界还有朱云来等,还有帮美国人以转基因和疫苗毒害天下的农业部、卫生部、科技部的买办汉奸,及意识形态传媒领域为买办卖国摇旗呐喊及宣传买办汉奸文化和腐朽文化的买办汉奸……等等,以及这些人身后的保护伞——更大的买办寡头巨孽等等……。望高层能及时吸取刘志军一案教训,尽快对重大卖国事项立案调查,只要存在国家利益受损之事实,即使一时难以查明是否故意卖国,都应以国家安全利益为重将主要责任人调离关键岗位进行审查,以收及时惩前毖后之功,奏阻止财富外流之效;刹卖国群起之风,稳危若累卵乱局。否则即使投入再多的资源和人力物力维稳也无济于事。当然,在当前买办汉奸势力异常强大的形势下能将所有重大卖国罪犯都及时依法查处似乎不大可能。但只要每年有几个像刘志军这样的重量级买办被双规,百姓就真要烧高香了。但可能连这也不过是民众的一厢情愿。中国要彻底解决买办汉奸的问题,恐怕还需要有一个大的政治变化,以改变人民和买办汉奸的力量对比。

    下面即我2008年在《当前宏观调控的方向和效率问题》一文中关于高铁的论述:

投巨资拉动内需关键在于效率

    投资效率是任何宏观经济理论所追求的首要管理目标。效率低下的投资,虽也能拉动需求,但因其缺少相应的商品和服务产出,则必导致通货膨胀。而投资中的财富外流,则不仅无效,而且连拉动内需的作用也没有,因而是国民经济的净损失,是负效率。因此,投资应尽量用于瓶颈部门和产业,以保证效率,取得最大利益。

    而我四万亿投资中占一半的两万亿铁路投资,却绝大部分是高速铁路,即总长8900公里的23条客运专线(包括城际铁路)。这实际上是将三年前投资上万亿元的5457公里高铁规划,扩展到目前的8000公里高铁,其投资也扩充到近2万亿元(2万亿铁路投资中还有一小部分非高铁投资)。高铁总长度增加了近50%,而投资却增加了近一倍。平均每公里高铁投资由1.8亿元增加到2.4亿元。

    两三年前,关于高铁超大规模巨额投资就曾引起很多争议。主要原因是铁道部长是著名的媚外哈洋派,2004年上任伊始,就扼杀了我国自主研发且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华之星等八种高速列车机车,为大量进口日本等国的高速列车和高铁技术扫清道路。(我中华之星最高时速超过320公里/小时,并早已成功完成了50万公里试运行。)

    2006年1月9日《中华工商时报》曾刊登记者李富永关于大规模高铁建设的文章:“根据已有案例,在大约10000亿元的总投资中,上述两类设备和技术(指中国的基础工程和外国的技术设备)所占的订单价值,大致各有一半份额。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至少可以获得约5000亿元;……虽然外方垄断了技术,但中方企业也能从老虎嘴里抢一点零头:……只是中方只能干粗活,外国厂商则以技术赚钱。”

    如此严重依赖昂贵的外国技术,规模空前地建造“远远超过法国、日本和德国现有高速铁路规模”的5457公里的高速铁路网络,其所产生的巨大经济风险和国家安全利益的风险曾引起当时广泛的舆论质疑。而现在近三年过去了,在高铁投资建设风险及国家安全利益危险仍未解决,每公里造价又大幅上涨,从而使投资风险更大的情况下,高铁长度又在未经必要试点的情况下盲目扩大50%,投资总额扩大近一倍,如此双重巨大经济风险叠加(单位造价和建造规模均大大增加)的超大规模投资项目,又不经充分论证试验和人大讨论审批把关,以此无以伦比巨大风险究竟又能带来什么利益呢?

     长距离的高速铁路系统竞争不过航空,高速列车再快也快不过飞机,但所需要的投资却大大超过航空。而短距离的高速铁路因发挥不了列车的速度优势而投资却太大,又竞争不过高速公路和还可再提速的现有铁路系统。因此,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都不搞高速铁路系统,不是因技术上做不到,而是由于它不经济。日、法、德等国的高速铁路系统若想靠日常运营实现真正赢利,其实也很困难;他们主要是靠对外输出,卖他们的高铁系统来收回投资。

    高铁只适用于200—400公里距离客运,在此距离内它比飞机和高速公路确实要快,但其几倍于普通铁路和高速公路客运的票价,仅节省0.5—1小时旅行时间是否能有竞争力?或许在人们收入已经很高,不在乎这两钱儿的时候,高铁能真正显示出其优势。但以我现在的国情,高铁只能是奢侈品,远非瓶颈。为发展国产技术搞一点试验可以,但目前绝不宜大面积推广。尤其是在技术上严重依赖外国,对我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巨大,弊多利少,而对外国却有巨大利益而毫无风险的情况下,更不应搞此超大规模低效率负效率投资。

    我国台湾生活水平按说不低,其岛屿大小也适合高铁,但因技术上依赖受控于日本,其高铁系统很难盈利。高铁比较成功的是韩国,因其国土面积及人民生活水平均适合高铁,又自主创新消化吸收外国技术,形成真正的民族技术产业,因此能有较好的投资效益。我国高铁只有走韩国那样的真正自主创新道路,并稳妥地逐渐推广,形成自己的技术体系和管理经验,才有可能实现盈利。

    如果还是严重依赖外国技术,仍如两三年前中国企业只获得略多于一半的订单金额,“中方只能干粗活,外国厂商则以技术赚钱。”则近两万亿高铁投资外方份额近半,即有近1万亿元投资形成财富外流(负效率),剩下一万亿也将是难以盈利的无效低效投资。

    众所周知,现铁道部长的所谓国产化,不过是将外方都变成仍沿用中方大国企原厂名的合资公司而已,我们购买外国技术专利和设备都通过这些合资公司。这种形式上的国产化是在重走汽车工业引进整机→进口零部件组装→再逐渐提高国产化率的老路,其结果只能是扼杀自己科技研发能力,技术上永远依附受制于外国。我国的机车和铁路设备工业将因此而永远向外国支付昂贵的技术专利和零部件费用,并永远受其控制。

    外国高铁技术系统价格昂贵,因此我国铁路运输部门必将又重新陷入亏损的尴尬局面。并因此而形成我财富外流的又一重要失血口。更严重的是,铁路及其车辆制造产业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核心技术由外国人掌握存在重大隐患。当国外敌对势力需要时,就可能使我国高速列车、机车和铁路网整个系统陷于瘫痪。

    “按照平均理论值计算,平原地区修建铁路的成本为400万元/公里上下。”而每公里高铁造价2亿多元,高出普通铁路50倍,而对内需的拉动效果,每公里高铁并不比每公里普通铁路强多少。反之,一定的铁路投资金额,因可建比高铁长50倍的普通铁路,因此,投资普通铁路对内需的拉动效果,要强于高铁至少一、二十倍以上。

    可见,以大建高铁来拉动内需纯属瞎掰,不过是借着国家大规模投资拉动内需的机会,恢复并大大扩张原已被搁置的大规模高铁建造计划而已。借此紧急拉动内需之借口仓促铺开全面大上,就可绕过重大项目须经全国人大充分讨论审批的必要程序,避开两年前强烈的社会质疑和反对声浪。

    在目前铁道部严重崇洋媚外扼杀民族技术的情况下,近两万亿高铁投资更多的是拉动日本等外国需求,而且是以我巨大的投资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为代价拉动外国经济。以投资拉动内需,铁路建设无疑是一重要方面。但当前铁路建设的方针应是多建成为瓶颈的效益好的一般铁路或电气化铁路,尽量少建对我害多利少而对外国却有重大利益的高铁。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2-23 09:20:0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卫报》:新一轮互联网泡沫乍现? 主题: 《卫报》:新一轮互联网泡沫乍现?

新一轮互联网泡沫乍现?

卫报

2011-02-22

    亏损的Twitter公司价值100亿美元,而Facebook的估值超过福特公司。这一切,已经为互联网热敲响了警钟。新一轮的互联网泡沫已经形成?

    两年前,哥伦比亚大学给人类学家塞凯?法莱(Sekai Farai)提供一笔资金,供她研究科技创业公司这一群体。法莱着手研究的时机恰到好处,一轮新的“淘金热”正在形成:一群来自纽约,伦敦和旧金山的,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纷纷创立新一代的网络公司,实现自己的财富梦。

    曼哈顿的艾斯酒店(Ace Hotel)是这些新派技术人员最爱光顾的地方之一。坐在酒店的大堂,法莱对我预言,新一轮的互联网繁荣才刚刚开始。“因为找不到工作,那些不久前开始自己创业的人,现在也不会去想着再找工作了。”她告诉我,“很多资金涌向这一行业,你的创意很有可能会变成现实,到处洋溢着兴奋之情。”这股互联网热潮会不会以悲剧收场?“当然会,这行一直就是这样。”

    此时此刻,谁能不为之感到兴奋呢?每个星期,都有一家新一代的互联网公司被极高地估价。Zynga是一家社交游戏公司,它吸引了数以百万的用户,在其虚拟的庄园里种植蔬菜。这家公司的估值高达90亿美元。毫无盈利的推特(Twitter)据说值100亿美元。团购网(Groupon)是一家从事打折网购业务的公司,拒绝了谷歌60亿美元的收购要求。有人认为团购网一旦上市,潜在市值会达到150亿美元。技术观察者网站(Tech-watchers)称这仅仅是开始,当这一大堆新一代互联网公司的领头企业,脸谱网(Facebook)上市时,真正的繁荣也将到来。脸谱网可能在明年上市。

    本月,脸谱网的员工还计划以1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自己持有的公司股份。照此推算,这家私企估值将达到600亿美元。比一月份的估值高了100亿美元。相比2009年,俄罗斯投资公司Digital Sky Technologies收购脸谱网员工股票时的价格,暴涨了近十倍。

    这些公司估值的变化令人眩目。按脸谱网目前的纸面估值,已经超过市值550亿美元的福特公司(Ford),而低于630亿美元的维萨公司(Visa)。但和抢占互联网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谷歌公司相比,脸谱网还不及谷歌市值的三分之一。

    艾伦?帕特里克(Alan Patrick)是名为“远见”(Broadsight)科技咨询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他说,一个泡沫已被吹起。“所谓泡沫,就是太多的资金追逐某些资产,然后大量制造出那些资产,再需要找一个更大的傻瓜去买下它们。”

    帕特里克说,目前为止,资金还正在追逐少数几家公司,如脸谱网,团购网等。结果也证明都是不错的投资。他在公司的博客上也表达了这个观点。其他行业的泡沫在形成之初也是如此:例如,在美国房地产泡沫形成之初,也是最好地段中最好的房子受到资金的追捧。而后,人们才开始投机于佛罗里达肮脏不堪的公寓房的。

    帕特里克说,以下十个信号可以判断泡沫的形成:

    1. 某科技“新事物”已无法用现有的方法估值。“傻钱”公司们(Dumb-money)开始为那些科技“新事物”间并购的可能性买单。

    2. 聪明人已经看出泡沫开始形成。而那些科技“新事物”的倡导者们,比以前更卖力地进行鼓吹。

    3. 任何新成立的公司,只要其创始人具有引领新事物“血统”的,(例如,他们之前在其他科技“新事物”公司工作过。)就会毫无缘由地得到大把资金的投入。

    4. 为了满足这些新创建的公司,会有大量投资基金公司涌现。

     5. 很多公司不需要拿出任何产品,凭借着公司的PPT介绍,空手套白狼,就可以获得投资。

    6. MBA们从银行离职,自己创业。

    7. 出现“大市值”公司上市

    8. 银行开始炒热科技“新事物”市场,然后将养老金的资金投入其中。

    9. 出租司机开始向你推荐股票。

    10. 那些所谓的新科技公司,开始用疯狂的价格收购传统公司。这时,好日子快到头了。

    这次,社会传媒成了“新事物”。狂热的人们鼓吹,社会传媒就是类似Twitter和Facebook这样的网站,这是自古滕堡采用活版印刷《圣经》以来,人类交流方式的一场革命。这些公司不赚钱,却值钱。两位精明的家伙: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的创始人,阿丽亚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科技博客公司TechCrunch的创始人迈克尔?阿灵顿(Michael Arrington)则已把自己的传媒公司卖给了AOL,这家近来在公司决策中昏招迭出的公司。上面提到的泡沫第1阶段就完成了。

     泡沫的第二阶段也已出现。福瑞德?威尔森(Fred Wilson)是联合广场投资公司(Union Square Venture)的投资人。也是一位经历过1999年-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投资老手。他已经对业界不断发出提醒。在最近对TechCrunch公司的采访中,威尔森说,那些两三个人创建的新兴科技公司,竟然会被估价5000万到1亿美元。对此,他忧心忡忡。“我认为这种估值毫无道理。”

    他甚至还对这些公司指名道姓。尤其是Quora,这是一个百科问答网站。由脸谱网创始人扎克伯格的男校友,亚当?安格洛(Adam D'Angelo)和查理?契佛(Charlie Cheever)创建。去年,他们拿到了1100万美元的投资,按此推算,公司估值为8600万美元。据报道,Quora拒绝了出价3.3亿美元的收购要求。请看上面指出的泡沫第3阶段。

    投资人马克?库班(Mark Cuban)在上一波互联网热潮中发过大财。他把目前的投资狂热比作传销骗局(pyramid scheme)。在近期的另一次采访中,硅谷知名的创业风投公司,TechStars公司的执行董事戴维?科恩(David Cohen)说,若干取得风投的创业公司中,确有泡沫存在。上面提到的泡沫第4阶段也出现了。

    上一次互联网的繁荣,确实始于1995年美国网络软件公司,网景公司(Netscape)的上市。帕德里克说,这次则可能在脸谱网上市后,互联网将迎来新一轮繁荣。目前为止,私人投资者仍被这些新公司拒之门外。但摩根大通正组建一个投资基金,而最近高盛正试图把客户的资金投入脸谱网。这会让我们步入泡沫的第8个阶段。而后,一路冲向泡沫的第9和第10阶段。那时,出租车司机也会加入进来,这场游戏就到头了。

    并非人人都同意上面的说法。苏门?萨杜(Sumon Sadhu)是硅谷一家名为Quid的咨询公司的情报主任。他认为有很多资金进入,但没有泡沫发生。据他统计,2010年第四季度,消费类的网络公司吸引了25亿美元的新资金进入。而第三季度为9.49亿美元。但获得资金的互联网公司的数量,也从第三季度的226家增加到第四季度的252家。

    “金钱会闻风而动。”萨杜说。新生事物正在出现,他反驳道,社会媒体现在已成为互联网用户获取资讯的新来源,并且数量巨大。诸如脸谱网这样的网站,正为每个用户打造从未有过的,全面的个人形象。因此,这就是公司价值所在。

    “互联网公司的第一场浪潮,让我们感受了信息爆炸。现在,我们需要有所取舍:我们需要可信赖的信息来源。”萨杜说。“这就是此次互联网热潮的特点。任何商业行为都会不断演化,但没有一个行业是建立在空中楼阁的基础上的。”

    人类学家法莱的观点却没有那么肯定。“在当前的互联网热中,有些基本的东西像是直销骗局,庞氏骗局,或许是恶梦一场。”她说。“让人感到虚幻。长远来讲,不可能是好事。”也许,只有当泡沫破裂时,才会领悟这个残酷的真相。

 

中国为什么这么贵?

胡尧熙

    中国人在2011年的愿望很朴素——面对普通的生活,他能有足够的购买力。

    中国贵吗?深圳200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245元,名列全国第一,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划分,深圳人的购买力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不贵吗?产自东莞的里维斯牛仔裤在中国柜台里的身价是899元人民币,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气焰锐减,标价24.42美元,合人民币166元。贝佐斯动用了什么样的谈判技巧,才可以让同一款商品在穿越半个地球后,价格悄然缩水5.4倍?中国贵不贵,是现实世界中的最大的哥德巴赫猜想,满世界都是推论和答案,你可以亲历和感受,但仍旧不知道其中缘由。

    贵中国的焦虑症

    好的时代,人期盼未来;坏的时代,人怀念过去。2011年的人动辄寻找2003年的记忆,那时候CPI是生僻的名词,收入仿佛有可持续增长的动力,物价平衡在喜闻乐见的水平,月收入3000元者可以自称白领,月收入5000者梦想跨入中产,有恒产者自有恒心,有恒心者自信能够拥有恒产。步入新十年的起点,你失望地发现,中产者也不是橄榄形社会中最厚实坚韧的那一部分,而是身处金字塔的夹层中,进退维谷,上下不能,收入未必是牛车,但物价绝对是高铁,一路绝尘而去,不给半点追赶的机会。中国人的收入在过去7年间上涨12.76%,2010年的物价只需一个季度就可以不动声色地超越这一数字,让7年勤奋化为乌有。

    中国贵不贵,和CPI无关,和基尼系数无关,所有统计数据都抵不过冷酷直白的收支明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贵是一种焦虑,是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欲吐不能,欲咽不得,只能艰难消化。富士康的员工焦虑,经历两次涨薪后的流水线工人月薪冲破2000元,只能购买半部自己亲手组装的iPhone4,全国收入最高的深圳人也焦虑,29245元的人均年收入在19755元/平方米的房产均价前自惭形秽,不够购买一个卫生间。“蒜你狠”和“豆你玩”刷新了中国人对食品价格的敏感度,它们置身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体系之外,由看不见的资本之手操控。有人已经丧失了焦虑的权利,联合国统计,仍有1.5亿中国人依靠每天不足1美元的收入勉力生活。在高高在上的物价之前,所有关于拉动内需的愿景都是浮云,生活的权利也在一分一毫的支出中大伤元气。

    2009年年初,金融危机肆虐之时尚有昙花一现的消费券供人饮鸩止渴,进入2010年后的物价飞涨时代,饮鸩止渴也变成奢求。我们给力奥运、给力亚运,却无法给力春运,有力IPO,有力外贸,却无力抑平物价,一切看似吊诡,却是写照。怎样解答焦虑中的疑问,让2011年的经济生活重回正轨,这关乎生活的权利,更关乎生活的尊严。

    中国有多贵

    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已达GDP的30%,这一数字不经意间已经和北欧的丹麦、挪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同之处在于,北欧诸国是全球福利最好的国家,国民均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社会保障。在经济总量迅速膨胀,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仍是世界上福利最低的国家之一,在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后,连带医疗、养老等大部分社会保障均要国民自己负担。物价之所以贵,在于从产品生产到销售等各个链条的利益环环相扣,生活成本之所以居高不下,在于社会保障无力,付出大于所得,造就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现状。

    环比世界,中国之贵,外国人也感同身受。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在调查中惊异地发现,从中国内地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广州运货到北京还便宜,前者价格是后者的一半。普通人的生活成本总是在利益之手的操控下环环上涨——由于中国铁路货运超负荷,物流公司要想申请一个车皮的指标,运费之外的额外费用竟然高达5000到5万元之间,这些费用流向何处不得而知,但来源却再清楚不过——你和我这样的普通人。

    物价飞升是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事情,但经济学却无法解释一切,正如它无法解释在一个急需振兴国内消费的国家,居民为什么宁愿把钱存在银行里。中国人自己明白这道选择题的答案,在微薄的利息和狂飙的物价之间,消费或是存储其实都无关紧要,两种选择都不是好选择,那么不如选让自己觉得有安全感的那个。

    世界上90%的打火机由中国制造,75%的DVD播放机由中国制造,60%的牛仔裤由中国制造,在中国制造蔓延全球的大背景下,催生出另一个吊诡——同款商品,国内价格高过国外。人民币和美元的博弈每每都在外贸交易中展开,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比增发相应数量的人民币以平衡国内市场,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普通人身上,造成货币购买力大幅度贬值,物价相应大幅度上涨。中国工人生产商品,美国人收获商品;中国政府得到美元,中国公民收获贬值的人民币——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国外,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不断稀释着人们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外贸和内需本应是经济发展中并行的两只脚,内需不振,经济必定偏瘫。偏瘫式的经济最终造就不可理喻的物价,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有房地产依赖症,还有外贸依赖症。这是不是中国这么贵的理由——因为不依赖国内需求,所以放任让物价飞?

    让生活有购买力

    阶梯电价、水费上涨,公共服务的价格也在2010年启动了上扬的发条。中石油2010年全年纯利润为1676亿元,换算成天,这家巨无霸垄断企业每天尽赚4.59亿元,但它仍旧孜孜不倦地申请财政补贴,甚至谋求天然气涨价。

    公共服务不全然是商品,却比商品更能左右你的生活,但对于这些生活必备资源,我们没有定价权。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对于公共服务的涨价,中国开始实行听证会制度,和其余制度一样,它很快显露出难以言喻的中国特色,只可意会,无法言传。十多年来,中国的每一次听证会都以通过涨价方案作为最终定论,参加听证会的市民代表似乎都是那20%掌握了80%社会财富的高端人士,而非你我身边平凡的升斗小民。或许正因为平凡,所以被遗忘。

    贵中国当然不是这个国家应有的面目,它是中国在强国进程中遇到的一个坎坷。这个因物价而焦虑的时代称不上坏,只是让人不安。有安方能乐,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皆因它能尊重并实现每个公民渺小而又简单的愿望。中国人在2011年的愿望很朴素,不奢求创业和彩票致富,只求凭工作所得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或者,至少让他看到这种可能性——面对普通的生活,他拥有足够的购买力。奥运让世界欢腾,亚运让近邻赞叹,中国的毅力、韧力、执行力、创造力不应该只在举世盛会的时候才呈现出来。

 

上海物价对比美国物价

    一. 收入

    1. 美国的收入,美国的低收入群一般是2000-3000美元左右,但是这档的个人所得税少,所以到手也就1700-2300左右,那我用一个最低值 1700美元。

    2. 上海的收入,上海的低收入群一般是1000-2000人民币,但是税收很少,一般到手也有1500左右。 结论: 美元和RMB差不多数量。

    二. 生活

    1.大米 美国大米0.8美元/公斤,1700美元=2125公斤=4250斤(进口)。

    上海大米5人民币/公斤,1500=300公斤=600斤(国产)。结论,上海的大米价格相当于美国的7倍 美国胜出。

    2.地铁 美国2美元一张票,1700=850次地铁。

    上海实行分站票价,最低票价3元,1500=500次地铁。

    3. 汽车 美国一辆车(Toyota Carolla)价格大概在14000美元之间,大约相当于8个月收入。上海一辆车价格大概在120000人民币之间(购置税,牌照不算),大约相当于80个月收入。 结论: 上海汽车价格高于美国10倍。

    4. 汽油 美国0。7美元/升,1700美元=2428升。

    上海6元/升,1500元=250升。 结论: 美国胜近10倍。

     5. 鸡蛋 美国鸡蛋一盒12只,1-1.2元,品牌不同的关系,按1.2美元算,1700美元=17000只鸡蛋。 上海鸡蛋4元一斤,一斤大概8-10只,按10只计算,1500=3750只鸡蛋。 结论: 上海鸡蛋价格高于美国4倍。

     6. 可乐 美国2.5升装可乐(2升/美元),1.25美元,1700美元=1360瓶可乐。上海2.5升装可乐5.5人民币,1500人民币=273瓶可乐。 结论: 美国胜。

    7. 电话费宽带费 美国25美元电话包月(全球免费,ITalkBB),1700美元=68个月电话费。 上海电话费31元电话月租,一个电话0.1元,宽带2M 150元,也就是至少181元一月,1500=8.2个月电话月租费,宽带费。 结论: 美国胜。

    8. 猪肉 美国一公斤猪肉2-3美元,部位不同,按2.5美元计算,1700=340公斤=680斤猪肉。 上海一斤猪肉10-15人民币,部位不同按10元计算,1500=75公斤=150斤猪肉。 结论: 还是美国胜。

    9. 房子 美国没有小户型,150平米的精装公寓(含洗碗机,烤箱,微波炉等)约十万美元(NJ) 100000/1700=59个月收入。上海同样户型,质量和装修的大约350万,3500000/1500=2300个月收入。

    结论:美国胜出39倍。

 

高铁出海下一站:首登欧洲进入英国

星岛环球网

 2011-02-17

    中国制造的高速列车即将开进蒸汽机的老家——英国。《21世纪经济报道》2月16日从权威渠道获悉,英国将从中国租赁或购买高速列车,这些高速列车将由中国南车生产。“英国方面已考虑采用中国的高铁技术。”一位高速列车制造集团的高层表示。

  今年1月12日,随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英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也在伦敦透露,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愿意在英国基础设施领域,包括高速铁路的建设与中国进行合作,中方对此持积极的态度。权威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南车将以租赁方式为英国高铁线路改造提供一批列车设备,并探讨新列车设计方案。随着双方业务合作的深入,双方有可能成立合资公司。

  首次打入英国市场

  继中国南车在美国市场破冰后,中国高铁技术将首次打入英国市场,这也意味着,英国正在逐步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的进口限制。据本报记者了解,英国政府计划未来15年内在全国建造新型高速铁路,并推广时速最高可达225英里(约362公里)的列车。

  英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哈默德上周在利物浦召开的全国铁路会议上指出,法国、日本和中国在高铁技术上都有强大的实力,英国绝对不能落后,发展高铁对英国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想再次重申政府对高铁的重视,这是我们交通政策的核心部分。”

  英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哈默德曾公开表示,法国、日本和中国在高铁技术上都有强大的实力,英国绝对不能落后,发展高铁对英国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将发展高铁视为“英国未来交通政策的核心部分”。实际上,中国一直希望打入欧洲市场,英国的列车运营商也曾与中国列车制造商洽谈合作,但苦于欧盟国家一直对从中国进口高科技产品实施严格的限制政策。经过中国政府多方努力,欧盟对从中国进口高科技产品政策有宽松迹象。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愿意在英国高速铁路的建设与中国合作,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不过,中国高铁将面临来自德国、法国公司的竞争。

  南车“租车”

  此次中国向英国输出的高速列车,将由中国南车制造。2010年年底,中国南车与英国交通局洽谈合作,双方商讨了高铁设备方面的合作。南车将以租赁方式为英国铁道线路改造提供部分列车设备。
  以租赁方式合作可以减少成本,待双方合作关系成熟,英国将从中国购买高速列车。英国目前正在规划的高铁项目,大约需要120辆列车。如果从德国、日本等国的制造商购买,将耗资40亿英镑。而租赁的价格还不到购买价格的1/3。双方合作将可能借鉴南车之前与美国GE公司的合作模式,不过具体方案将根据实际情况定夺。

  今年1月19日,中国铁道部与GE公司签署了高速铁路动车组技术转让备忘录,双方达成一致,支持中国南车与GE公司在美成立合资公司,将中国的高速铁路技术带到美国。合资公司的产品范围不仅包括高速电动车组,还包括中速电动车组、地铁、轻轨车辆及内燃动车组。

    中国按照欧洲标准制造的列车,价格仅是西方和日本公司的一半,而且技术已非常成熟。向英国输出高铁技术也符合南车的发展目标。中国南车集团董事长赵小刚曾表示,向国外输出时速350公里及以上高铁技术,中国的技术是最成熟的,也是南车未来的发展目标。

媒体称中国公司将建设吉隆坡至新加坡高铁

人民网 2011-02-17

  据2月17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马来西亚华文报纸《南洋商报》16日报道称,从吉隆坡至新加坡的高铁预计将在今年内交中国公司建设。该报引述可靠消息说,有关承包工程和细节的商谈已进入最后阶段,如无意外,签约仪式会在今年中期举行。不过,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隆新高铁是个敏感项目,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官方目前都未明确表态。

  去年底,马来西亚宣布推出总值4440亿美元的经济转型计划,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建造从吉隆坡至新加坡的高速铁路。这一计划引起中国及日本等国的关注,多家公司都提出竞标。消息认为,中国公司之所以能在竞标中脱颖而出,主要是中国在高铁研发、发展与建设方面,不论是技术与基础,都是属于世界第一流的最先进者。此外,成本因素也在考虑范围。据报道,计划修建的隆新高铁时速将达250至280公里,届时从吉隆坡到新加坡近400公里的路程,可从现有的5小时缩减至2小时24分。

  《环球时报》记者长期生活在马来西亚,深感往返新马间的不便。现阶段,从吉隆坡到新加坡可选择公路或飞行,公路耗时较长,而坐飞机又贵。有分析人士指出,马来西亚提出修建隆新高铁主要是出于新加坡的经济吸引力。新加坡曾经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1965年才脱离马建国,现在,新加坡的经济总量远超过马来西亚。近年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经贸关系不断加强,马来西亚又设立了南部经济特区,和中国深圳经济特区最早依附香港发展一样,马来西亚南部的经济特区也想依靠新加坡发展,修建高铁将大大加强这一地区和新加坡的经济往来密切度。

  《南洋商报》称,这意味着继槟城第二大桥计划后,政府把另一项重要基建工程也交由中国公司建设。报道还称,未来若有需要,尤其是首个隆新高铁计划取得预期成果后,马来西亚政府可能会考虑延长高铁路段。但是在新加坡,隆新高铁一直是个敏感话题,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不断提醒国民警惕马来西亚“时刻存在的军事威胁”。新加坡政府的态度还不明朗。

 

 

铁路工程师为何不愿坐高铁

杜峻晓

中国经济周刊 2011年02月22日

    年前,与中铁某局一位朋友聊天,我问他,现在的高铁到底有无隐患?朋友婉转地说,我们公司有个工程师,去年退休了。他在离开工作岗位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出门坚决不坐高铁。我这朋友所在的单位是专门修铁路的。修铁路的不乐意坐高铁,这里头大有文章。

    我坐过一次高铁,是2010年8月份的事。西安至郑州高铁开通后,西安铁路局邀请我体验一把高铁出行。高铁车体漂亮,车厢里也漂亮,与我早年间坐过的慢车相比,一个天,一个地。高铁车厢内有一个速度显示牌,清晰无误地表明着行车速度。在某一区域,最高时速达到350多公里。这一速度足以使波音737从地面起飞。

    高铁运行了大约40分钟,我们被“破例”允许到驾驶室参观。驾驶室不大,我在司机右边的位子坐下来,前方铁路一览无余地纳入视线。在司机身后,是一个副驾驶,他用部队喊操的声音向驾驶员报告速度,以及前方的情况。驾驶员则要高声重复副驾驶的喊话。西安铁路局宣传部同志说,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司机犯困,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某个路段,机车减速后再提速,时速约在250公里左右。就在此时,一只飞鸟撞在驾驶室玻璃上,只听“嘭”的一声闷响,玻璃上出现一片血迹和一团在风中抖动的羽毛。驾驶员启动雨刷器,把血迹刷净。这场景让我想起幼时读过的《趣味物理学》,书中说,如果一辆汽车以每小时80公里速度前行,迎面扔去一个西瓜,二者相撞产生的能量相当于引爆一颗手榴弹。

    乘高铁归来,我脑子里始终转着一个念头,那就是高铁会不会出事,如果出事会怎样?必须说明的是,我并非盼望高铁出事,但不出事不等于不可能出事,必须预防出事。飞机号称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尚且屡屡有空难发生,何况高铁乎?

    有报道说,京沪高铁创出了最高时速486.1公里,再次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

    乖乖,时速486公里,据说这是喷气式飞机低速巡航的速度。如果高铁可以确保永远安全,不要说时速486公里了,即使是846公里,我也举双手赞成,但如果要以血的代价换取高铁的速度,那还是不要吧。可能有铁路专家会说我给高铁泼污水,高铁已经运行这么长时间,你听说哪里出事了?没有,确实没有。我不就是给你提个醒嘛,难道非要等出事再善后?

    这几年,中国高铁发展很快,不是一般的快,是那种“大干快上”的快。有些事做得过快,就容易萝卜快了不洗泥,就不容易出细活,就容易留下隐患。这个隐患不是无关痛痒的隐患,而是人命关天的隐患。朋友说,在发达国家,修一条高铁运行的路线要花费较长时间,铁轨铺好后,要让其自然沉降,再沉降,还要通过各种检验,确保铁路不会出问题。我们的工程质量真的不敢打保票,有些工程就是典型的“三边”工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还有些工程连“三边”工程都够不上。

    铁路工程师不坐高铁应该不仅仅是胆子小吧!

    Dr. Pang Zhongying (庞中英) is a Beijing-based scholar and analyst in global and regional affairs. He is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Renmin) and directs a centre on global governance. He can be reached at ZhongyingPang@gmail.com. His office phone is (86 10) 82500701 and mobile phone is (86) 13651375227 or 15201229192. His Chinese blog is at http://blog.sina.com.cn/zhongyingpang.
 

 

 

中国水污染严重 未来治理将耗巨资

路透社

2011年 2月 16日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大二经济体,但仍有不计其数中国人的生活依靠污染水源,对污水的清洁费用可能会达数百亿美元。

    城市不断发展、肥料过度使用、工厂毫无顾忌地乱倒废水等等问题,导致中国水质已严重恶化,国内半数河流与湖泊都已被污染。根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每年需要投资200亿美元才有望实现城市供水达到标准。

    富裕的大城市已经开始投入资金,但小城市以及农村地区的水供应仍然短缺,大约有8亿人口饮用水源缺少清洁饮用水。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尤其重视今年的水利建设,文件计划未来十年向水污染治理与农村水利工程建设拨付4万亿元人民币(6,064亿美元)。

    中国开发并运营中国水污染地图的非营利组织----公共环境研究中心的马军称:“中国面临水污染的严峻挑战。沿着人口众多的沿海地区走,很难找出多少干净水……在中国北方,你会发现很多河流不是干涸就是成了公共排水沟。”

    政策制定者担忧重度污染会影响农作物产量、污染食物链,逐渐富裕的城镇人口希则期望干净的自来水与洗澡水。

    外资企业自2004-2009年间共计向中国水资源行业投资17亿美元,仅2009年一年就超5亿美元。相关工程涵盖污水处理、城市水供应、工业水供应及对中国水企业的直接投资等等。但宏伟的计划却掩盖不了这样一个突出的事实:中国水价过低,居民与企业没有节水动力。

    澳大利亚咨询机构Urandaline Investments负责人Michael Komesaroff称:“现在直接倒掉废水的成本依然很低,水价上升更多是会推动居民节水,而不是企业。工业水用户很清楚他们可以和当地政府讨价还价,避开高价水。”

    据国际水务情报局(Global Water Intelligence)数据,虽然近年来中国平均水价已经翻番至每立方米39美分,但目前价格水平在各主要经济体中仍然非常低。在全球19大主要经济体中,仅有印度水价低于中国。

    中国多年的投资开始初现效果。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的自来水目前已可以饮用,不过很少人会饮用没有煮沸的自来水。但是即使是在这些大城市,水价也是个问题。法国水务企业苏伊士环境集团(Suez Environnement)与威立雅集团(Veolia)是中国城市用水市场的两大重要企业,各自握有的水务合同都超过17项。但城市居民用水价格太低,水务部门又不上调水价,微薄的利润导致苏伊士环境与威立雅把目标放在了工业用水合同上。

    苏伊士为中国1,400万人口提供服务,占到其服务对象的20%,但中国贡献的收入仅占公司总收入的7%。世界银行城市发展分行驻北京的行业协调官Paul Kriss称:“我想(外国水务公司)发现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挣钱很难。”

    “中国的水价受到控制,你要确保能挣到钱。这不是一个利润空间很大的行业。这不是iPad。”

 

 

勒紧裤带奉献他国 为什么还缺少朋友

强国网 白岩松

2010/12/16

    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在国力并不雄厚,人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宁可自己受穷,倾尽国力去支援一些国家,却并没有得到友谊。中国人勒紧裤带,把最好的物质奉献给我们的朋友,结果往往是反目为仇。当年在我们国家粮食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粮食支援阿尔巴尼亚,但最后两国反目为仇;我们无偿支援越南,最后却兵戎相见;我们支援朝鲜石油、粮食,却发现那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我们支援外蒙古建设,他们却把中国工人关进监狱;我们支持非洲国家建立工厂,他们却责怪中国设备落后。这些受援国家的政府和平民并没有对中国有好感,中国的牺牲和奉献得不到友谊,难道中国人是天底下最大最大的傻瓜?

    白岩松告诉了我们为什么。白岩松说,他到美国参观了一家报纸博物馆,这里珍藏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报纸。美国9.11恐怖袭击后,世界几乎所有9月12号的报纸头条都是关于9.11的报道,唯一只有中国的报纸头条是领导人的接见活动。白岩松感慨道,中国与世界脱节最大的是普世价值,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得不到朋友。

  9月22号,温家宝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会议讲话时说,2009年底,中国免除了50个穷国的256亿元人民币债务。温家宝还说:2008年6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47亿元;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对42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736-1115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98%。

    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15000名各类人才,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30所医院、100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2007年底中国为增强非洲的自我发展能力,决定提供23.77亿元的无偿援助和7亿元的无息贷款……

  最近几年来,中国灾难频发,汶川地震、冰雪灾害、西南旱灾、玉树地震、泥石流……灾害不断。根据相关数据,玉树地震,国家财政拨款5亿元。西南大旱灾,国家拨款1.26亿元……

  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首次宣布在两年内减免32个非洲国家总额达100亿人民币的债务。截至05年底,减免44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98笔价值约166亿元人民币债务。2008年6月,向朝鲜捐赠了5000吨航空油和1亿元人民币,共计1500万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万美元贷款全部转为无偿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个国家的400多亿元债务。2010年2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了减免伊拉克欠华债务的80%,约为68亿美元。当月,由于朝鲜货币改革失败,传中国将向朝鲜提供100亿美元援助。2010年4月,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200亿美元贷款。

  2010年8月,央视新闻联播同时出现两条新闻:一、为支持俄罗斯抗灾,中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二、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方便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

  评论家夏小强在《如此国际主义为哪般?》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针对初、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学费的大国,而其他大国都免费向她的国民提供;中国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世界第一。而XX却不顾民众的生活在用大把金钱买他国的欢心。

   有不少网友指问:我国是发达国家了吗?中国有钱吗?有没有钱老百姓说了算。什么时候也可以减免一下自己国内穷人的债务呢?还有网友表示,看来政府还是不缺钱,以后捐款要审慎考虑了。
 

 

 

中国崛起为19世纪末的德式崛起?

凤凰播报 颜昌海

2011-02-08

    诚然,中国已不再是那个昔日的发展中国家。过去30年里,中国的经济规模扩大了3倍,有人预测,在未来几十年里,这个数字还会翻一番。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重要的贸易国家。中国不仅在经济方面成长迅速,军事领域的发展步伐也在加紧。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调查,2008年中国的军费支出已跃至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由此,中国越来越被视为唯一的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对美国构成挑战的竞争者,这使得全球力量和影响力的重心发生了根本的转移。布鲁塞尔现代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古斯塔夫 格拉茨在德国之声专稿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和综合实力提高有目共睹,但问题是能否实现持续发展。

    古斯塔夫.格拉茨认为,中国在提高自己的整体实力方面的确很成功,但也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在军事方面,尽管中国在加速现代化进程,但仍与美国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战力投放能力方面。尽管政府在采取一切措施刺激国内市场消费,但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过于依赖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中国的人均GDP产值刚刚超过3000美元,列全球第104位。因此发展仍是首要问题之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显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发展水平,大量的农村和偏远地区仍然十分贫困。1.35亿中国人每天的生活支出不到1美元,1000万人的住房还没有通电。

    难以预见的是,中国目前的成功道路能否在今后几十年里带来持续的发展。中国国内权威的批评声音也在质疑目前的发展模式能否应对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环境污染、社会福利不足等问题。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收入分配向富有阶层倾斜,贫富差距在扩大。此外,中国经济在结构上过于依赖出口。中国的贸易和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已分别超过60%和30%。北京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让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向国内市场主导型转变。但问题是,出口行业涉及成千上百万工人的就业,就是说减少对贸易的依赖和顺差不仅仅是宏观经济的纸上谈兵。

    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不发生根本性的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面临危险。能否成功完成从出口依赖型向内需型经济的转型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中国经济必须走出重工业领域过渡投资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就业的误区。中小型产业、服务业和私营经济领域需要得到进一步加强。在中国能创造大量高薪就业机会的企业是那些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私营中小型企业。它们也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

    古斯塔夫格拉茨认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被证明适合推动现代化进程,但它是否能成功地让中国完成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并实现可持续的实力增长,还是个未知数。

    关于“中国崛起”,一直困扰西方学界和决策界的问题是,中国能够在现有的国际框架下和平发展吗?中国会威胁到其他超级大国的利益吗?中国会变成19世纪末期的德国或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吗?4年前,美国《时代周刊》在2007年1月22日出版的刊物中,引用了不少著名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观点,最后以谨慎乐观的调子肯定了中国的和平崛起。然而这种乐观的调子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几乎已不复存在。

    一些有识之士是这样表达他们的忧虑的:《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崛起为19世纪末的德式崛起”的文章。作者查理斯 柯翰默认为,中国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表明,现代中国就是19世纪末的德国;它正在崛起和扩张,寻求自己的世界地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薛理泰在《领导者》刊登的“美中关系或面临拐点”一文中指出,美中关系今年以来趋于紧张,呈现全面化、长期化的迹像,而两国交恶的依据是国际政治中“老大”和“老二”之间关系的惯性逻辑,就像两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和德国的关系一样。

    薛理泰还特意引用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一段警告。基辛格于2010年9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指出,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建立一种持续合作的模式,那么未来这两国就有可能像一百年前崛起的德国和英国一样,最终走向对抗。基辛格还强调指出,中美两国的DNA中都有对抗因子,让两国关系陷入不断对抗,除非两国领导层有能力扭转这一趋势。不幸的是,中美两国的对抗DNA,在2010年一系列的争端中,使两国在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中国在对台军售、会见达赖、天安舰事件、钓鱼岛风波、南海争端、黄海军演和刘晓波获诺贝尔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强硬和霸道的表现,说中国在德式崛起的路上越滑越远,似不过分。

    中国今天的崛起和一战和二战前的德国崛起相比,的确有几分神似。20世纪初,德国以国家的名义,全力发展经济,在世界强国中跃居“老二”,国力直逼英国。二次大战前,希特勒迅猛崛起;他挟持民意,对外扩张,对英法两国操纵的世界秩序提出了强劲挑战。

    今日的中国在经济上也跃居世界第二,军力快速增长,综合国力直逼美国。像当年的德国一样,中国也在鼓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制造民意,搞大规模扩张。其扩张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物流中心、能源、银行、矿山等。而中国军方强硬派则公开提出,中国必须谋求“军事崛起”,以便在新世纪跃居世界头号强国。

    这一切不仅对美国的“老大”地位形成直接挑战,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也形成直接威胁。面对中国的咄咄逼人,美国自然要从大战略著眼,予以反制。对一战和二战至今仍然保留鲜明记忆的欧洲各国,也不会听之任之。事实上,西方与中国对抗的统一战线已经隐然成型。在刘晓波获诺奖问题上,整个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外交威胁集体说“不”,就印证了其捍卫普世价值的统一战线的存在。

    当然,说中国的崛起就是德式崛起,还需要更多的佐证。不过无需证明的是,中国权贵高层绝不是希特勒而更像汉娜.阿伦特笔下的那个平庸的艾希曼。换言之,任何高层人物都是中国权贵阶级这架无所不能的政治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绝没有希特勒那样的驾驭政治机器的能力。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权贵阶级像一战二战前德国那样的崛起。这要归功于中国权贵阶级的统治团队,其中既有中国的戈培尔,也有中国的希姆莱。

    西方评论认为,若中国崛起被更多的事实证明是德式崛起,鉴于世界大战西方对德国绥靖政策的历史教训,今天在中国法西斯羽毛尚未丰满之际,便先发制人,无疑是明智之举。

    英国《卫报》亚洲环境特派员华衷则提供另一个看中国的角度。这位资深记者写下过去七年在中国看到的环境超载问题,出版“当十亿中国人一起跳”。他对中国的发展现况相当担心:从外汇存底到最快的铁路,崛起的中国快速发展,但同时带来的环境灾难、消费者的毫无节制,也使中国可能成为全球环境灾难的引爆中心。“中国平均每30秒生下一个畸形儿,环境的痛苦已直接反映在人们的健康上,令人非常不安!”

    驻北京之前,华衷派驻日本,“我两、三个月才写一次环境新闻,2003年到了北京,每周不自觉地写了一堆环境污染和用科技创新解决公害问题的报导。”这让他惊觉,原来中国的环境问题远超乎外界的想象。

    华衷住在北京,刚到的那天清晨,正是北京如火如荼赶工准备奥运的时期。他看到天空浓厚的霾雾,摩天大楼犹如30层楼高的幽灵,遗世独立,这一幕至今没有改变。霾雾包含了人们烧煤的煤灰、车辆排放的废气,以及不定期造访的北方沙尘,“空气质量很糟,有30几年慢跑习惯的我,竟然只跑一小段路就开始气喘吁吁。”特别是冬天烧煤取暖的日子,华衷经常剧烈干咳,甚至咳到直不起身子,因此两度得了肺炎,生平第一次要用类固醇治疗,“这个城市濒临窒息,我也一样!”

    华衷表示,中国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猛暴性”经济发展,每个城市都在建设,复制、追求西方城市所有的一切。过去七年,每年超过7000万人移居城市,国民生产毛额(GDP)、工业产出、汽车销量都以倍数成长,水电等能源消耗也跳跃式增加,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排放国家。

    “急速工业化和都市化,制造可怕且难以收拾的环境灾难。”华衷说,中国人口逼近14亿,加上官僚拙劣的治理,工业污染导致长江、黄河、淮河等主要河川呈半死状态,水资源逐渐吃紧,重要生物灭绝,造成生物多样性危机等生态劫难。像四川、云南等地的大水坝工程,除了助长生态劫难,也带来诸多后遗症,许多专家认为,四川汶川大地震可能与紫坪铺水库触动断层带有关。

    华衷还看到另一个问题:中国人的炫耀性消费。他说,在毛泽东时代,节俭是必要的,也是美德;但近年来,消费精品的炫耀性消费已变成上海等城市潮流的一部分。华衷说,大陆官员到处盖购物中心,许多市中心的购物中心装满奢侈品,但门可罗雀,台湾人用“蚊子馆”形容,当地人则刻薄地讥讽为“鬼购物中心”。它们并非因为需要而建,而是为了面子,“每个中国官员都想建购物商场,好让他们的城市出现在国际地图上。”文化评论家南方朔呼应华衷的观察表示,中国富起来了,但污染、公害、排碳量大增、资源日渐匮乏…都是用环境付出的“黑色GDP”,谁知中国的成长不是“赚到今天、输掉明天”呢?!

    偶然间读到一篇描述大唐盛世繁荣景象的文章,文章中表述说在当时的长安城活跃着非常多的外国人,其中有外交使节、商人还有非常多的留学生,他们来中国赚钱、学习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理念,这些老外都觉得能来到中国是一种荣耀。文中还说在唐宋年间很少有中国人去国外经商、求学的记载。这篇文章不免让人想起了中国目前的现状。中国各大媒体鼓吹什么所谓“中华盛世”,令人冷齿。什么叫盛世,其实并不复杂,即一个国家处于盛世,其必然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家,本国国民优越感十足,外国国民又十分向往,同时必然是友邦宾朋遍天下的。试问今天的中国是这样吗?!

    近年来中国人的出国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高官、新富、学者、平民,出国人员多种多样,移民、留学、避难、偷渡,出国方式五花八门。记得国内某网站进行过一次社会问卷调查: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你会再次选择出生在中国吗?当时几乎没有人给出肯定的回答,同时很多人还在网络上热议中国权贵阶级的诸多弊病。

    人们知道,世界上很少有人会选择移民中国,来中国留学的老外也几乎仅限于学习中文或者是学习中国的历史以及文化的外国人,即便是申请政治避难也没有外国人会选择中国。一想起中国的自然环境、食品安全,想起“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权贵阶级,外国人就不免心生疑虑,进而对中国望而却步。

    谈到中国的宾朋友邦,权贵阶级除了结交了一些见钱眼开的非洲小兄弟以及朝鲜、古巴等几个想绑着中国权贵阶级的大腿搞独裁的无赖国家外就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了。即便是这些国家,也是和中国权贵阶级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给钱多了,他们就在联合国大会上投你一票,有一天中国权贵阶级不行了,他们走得可能比谁都快。

    中国权贵阶级鼓吹盛世的根据,无非就是那几座高楼,那几颗卫星,还有那个虚而不实的GDP罢了。人们都觉得美国很有魅力,并不是因为美国有超级航母、登月飞船,有高楼大厦,有跨国集团,而是因为美国让人感觉安全,让人感觉活得有尊严,美国的自由气息能让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施展自己的才能。美国的立国之本自由、民主、人权对人们有着无限的感召力。真正的盛世和崛起,是源于社会的公正,源于民众道德层面的升华。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1-02-23 21:29:56 +0800 收件人: <yunhuaw99@yahoo.com>, 抄送:标题:转发: 陈一文:转基因大豆玉米发现怪异生物建议立即禁止进口销售

    美国高级土壤学科学家、农业部国家植物疾病恢复系统(NPDES)、美国普渡大学名誉教授、退休上校顿·胡伯博士,过去40年一直在专业的和军事机构担任科学家,帮助对防备包括细菌战和疾病暴发在内的自然和人为生物威胁进行评估。胡伯博士写信给美国农业部长提出严重警告,提出在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与转基因玉米中新近发现普遍大量聚集的一种不知名的病原体生物具有造成农业动物不育与自然流产的潜在可能,为此对人类健康可能造成的影响。胡伯博士非常清楚,这封信的内容“是高度敏感的信息,可能导致美国大豆和玉米出口市场的崩溃,并造成国内食品和饲料供应重大混乱”。这封信写于美国农业部 2011年2月11日批准不加限制可以种植抗草甘磷转基因苜蓿之前;鉴于美国农业部对“这种新的生物体可能是已经造成的重大损害的罪魁祸首”的警告置若罔闻,不得不将它公布出来。

转基因大豆玉米发现怪异生物 建议立即禁止进口销售

陈一文对中国政府的建议

陈一文

    (1)应当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已经预算的300亿人民币中至少50%用于对转基因生物已经与可能对环境、生态、生物多样性、动物与人类健康可能造成的一系列无法克服危害的基础研究,以及对已经造成的这些危害的治理,对全球人类坚持走可持续有机生态农业道路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2)紧急拨款组织跨学科团队研究胡伯博士的信中揭示的美国科学家新近发现的这种病原体,以及草甘膦除草剂使用的副作用是否可能促进了病原体的生长,或允许它们对植物和动物宿主造成更大的削弱性伤害?参与转基因生物开发与审批的所有单位与学者应当避嫌,而且与他们的专长无关,应排除在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团队之外。

    (4)在上述研究确认草甘膦除草剂与美国科学家新近发现的这种病原体的发生、成长及其对植物、动物、人类健康造成的影响确实没有任何关系之前:

    A、禁止继续进口任何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抗草甘膦玉米!

    B、禁止继续使用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抗草甘膦玉米继续加工任何转基因饲料与转基因饲料原料!

    C、禁止向任何动物继续喂食含有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抗草甘膦玉米的饲料!

    D、禁止用抗草甘膦转基因玉米,或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加工任何转基因大豆食品,包括转基因大豆油、豆奶与豆奶粉、豆腐与豆浆以及任何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食品原料!

    E、禁止继续销售用抗草甘膦转基因玉米,或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加工任何转基因大豆食品,包括转基因大豆油、豆奶与豆奶粉、豆腐与豆浆以及任何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食品原料!

    F、所有尚未消耗、加工、卖出的抗草甘膦转基因玉米,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以及它们加工的所有转基因饲料与原料、转基因食品与原料,必须向当年对待“三聚氰胺“奶粉那样立即封存,研究适当的销毁或处理方式。

    G、禁止任何单位与个人继续开发任何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

    H、禁止草甘膦基除草剂在农业中的使用,所有尚未消耗、加工、卖出的草甘膦基除草剂以及草甘膦原料,一律封存,实施对“毒品”实行的同样严控措施!

    I、禁止草甘膦原料与草甘膦基除草剂的继续生产、销售与出口,一律封存,实施对“毒品”实行的同样严控措施!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2-23 12:58:2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英《金融时报》: 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2011,2,

    我初到中国的时候,刘志军刚刚当上中国铁道部长。八年来,我无数次乘坐中国火车到各地旅行,既坐过又脏又乱的普通列车,也坐过现代化的“和谐号”,将来肯定还会坐世界领先的京沪高铁。不过,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却没有机会以铁道部长的身份看到京沪高铁的开通了。

    根据报道,他因在铁路建设中的“严重违纪行为”而落马下台,有永远出不来的可能。一直对中国高铁寄予高度关注,也确实没少加以表扬的世界媒体,在这个爆炸性的消息面前多少有些震惊。不过,作为新干线旁边长大的日本人,我倒觉得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历史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国际歌》的第四段歌词,“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中国和日本都一样。

    1955年,曾参加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十河信二被任命为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相当于铁道部长。当时日本的铁路和火车全是战前留下来的旧货,其水平连印度的都远远不如。国际上,铁路界因为受到汽车和飞机的竞争而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典型的夕阳产业。但是71岁的十河信二从一上台就决定建造一条新的高速铁路,把东京和大阪之间的路程从8小时减少到3小时。这条铁路将采用电力作为动力,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也与之前的标准完全不同,因此被称为“新干线”。此前日本不但没有建设过这样的铁路,连试验都没搞过。再加上根本没有人投资,从总工程师以下的日本国铁所有职员都不相信新干线的可行性。

    但十河还是决定一意孤行,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跑了铁路总工程师,任命自己的亲信岛秀雄接任。面对国会议员的质疑,十河一面辩护说“只是在进行原有铁路的改造工作”,一面利用媒体大作广告,最终争取到了新干线项目。后面的事情更为惊人,根据岛秀雄的设计方案,会计师计算出新干线需要3800亿当时的日元才能建成,远远超过日本的承受力,国会不可能通过预算。

    十河则命令会计师做一份假账交上去,欺骗国会说只需要1900亿,而且有办法借到世界银行的贷款。世界银行本来明确禁止投资新干线这种试验性项目,但十河把国铁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挪用过来秘密用于新干线项目,让世行相信新干线的修建异常顺利,于是贷款顺利到手。新线于1959年开工建设,建到一半时资金就用完了。正好此时十河信二的任期已满,他对首相池田勇人说:好了,世界银行的钱都借了,你看着办吧。

    十河的行为有严重违法嫌疑,池田当然知道。不过由于借了世行的巨款,日本的面子问题让他别无选择,于是只好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新干线。在进行了 3800亿日元的投资后,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线”于1964年10月1日通车。已经79岁的十河没有出席通车仪式,因为他已于此前被赶下了台。他的新干线和特有的“光”号列车却从此成了与富士山并提的国家象征,70年代从日本寄往欧洲的圣诞贺卡上,有一半都印着新干线的照片。

    1978年,邓小平坐上了“光”号列车,他评论说:“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但他并没有在中国引进这种技术,因为日本铁路正在亏本运营。1987年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国铁负债已经高达2270亿美元,负责铁路建设的国企“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也欠了410亿美元,两个公司的总负债超过全国GDP的7%。不过,政府未必为此感到后悔,因为便捷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建设一条采用更先进的磁悬浮技术的“新新干线”,它将把东京到大阪的时间缩短到仅一个小时多一点。当然,5年建成新干线的奇迹是不会再有了,新新干线最早也要到2027年才能建成。

    刘志军堪称中国的十河信二。2003年我第一次坐中国火车的时候,感到火车又脏又乱,十分落后,而且真正要坐车的时候总是买不到票,与新干线有几十年的差距。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媒体上不断展开宣传,我才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变化。2007年发生了中日关系中的大事,日本川崎重工的E2高速列车克服中国 “愤青”施加的强大压力,落户中国铁道,成为“和谐号”动车组CRH2型。按照媒体的宣传,“和谐号”都是由中国自行生产的,日方合作伙伴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我登上CRH2列车一看,发现洗脸盆上贴着塑胶纸,纸上写着“水”和“洗手液”。偷偷揭开,洗脸盆上原来的日文说明漏了出来,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洗脸盆毕竟是一个简单的部件,从这个细节可以猜测,这列火车的国产化率不会很高。这个情况显然不是我一个人发现的,左派也把刘志军当做“汉奸”“买办”,把 CRH叫做“耻辱号”,指责刘不买中国研制的“中华之星”等高速列车而买日本货。现在刘倒台了,“乌有之乡”的左派们非常高兴。

    川崎和西门子的股东们也有理由感到高兴。2004年中国引进第一批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之前,刘志军把全国铁路装备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铁道部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人全是他的下属——并告诉他们,这次的谈判由我领导,你们谁敢跟外国人接触就不要干了。在谈判中,刘志军成功使供应商相信,自己手里将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金,能决定每一个的前途。

    为了取得更多的订单,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加拿大人在夏天的北京互相批斗,把几十年来互相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了铁道部,价格越降越低。最后,西门子公司的代表成了唯一不能与中方达成共识的人,而最终结果是——日法加三国各得一部分订单,德国人一点没有,于是西门子的代表回国后就遭到了解雇。三年后铁道部招标购买时速350公里的真正高速列车,西门子报出的价格竟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车还便宜,还承诺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全车制造技术,这样刘志军就可以向媒体宣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了。刘志军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买了川崎的车,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

     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这种车又分ABCD四种型号,其中A型来自川崎,B型和C型出自西门子的技术。与前面两代,这种车理论上是中国自行研制出来的,川崎和西门子除了出售中国还不能自制的一些零件之外,不能获取任何收入。高铁的技术转让世界上有很多先例,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却是从来没有过的。FT中文网已经发表了7篇分析和12篇专栏文章来讨论这一现象。

    出人意料的是,川崎和西门子不但放弃了在中国起诉铁道部的努力,甚至当中国向国外销售CRH380的时候他们也不准备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已经签署过了技术转让协议,还因为中国对许多关键的技术进行了改造,比如说日本列车的车头是用许多块钢板拼起来的,中国则依靠上海郊区的一台世界最大的水压机直接压出来;中国还利用秦岭的风洞测试了车头受到的空气阻力,并对其形状进行了修改。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修改后的设计允许山寨的列车比原型车运行的更快,因此即使告到美国、英国的法庭去,法庭也未必判中国侵权。

    光是列车速度提高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中国高铁受到太多关注,高铁的精髓还在路本身。其实中国早就决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修建高铁,只是在是否采用磁悬浮技术的问题上争论了二十年而已。刘志军绕开了问题,他既不建“高铁”也不提京沪线,而是利用每年春运人们抱怨买票难的时机,在其他地方开工修建所谓“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第二双线”,建造完了之后再宣布其为高铁。北京到广州的“客专”几乎建在一座从北京延伸到广州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需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

    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刘氏“客专”的一半多一点。刘的手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为数众多的反高铁派很少注意到客专和城际铁路的开工,只有在“高铁”二字出来的时候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时高铁已经接近通车,说什么都晚了。

    “客专”本身才是中国优于日本和欧洲的地方,但它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刘氏客专在最便宜的地方也要7000万元才能造1公里,到了山区和地价高的地方,造价达到每公里1.3亿元以上。为了建设规划的1.8万公里客专,刘至少要两三万亿元的投资,而2004年的铁路投资仅有可怜的516亿。刘可能不太擅长作假帐,所以他把手头的所有项目集中起来,用老办法威胁银行——要么多借给我点,要么我就从别处借。2007年,刘在银行的支持下把投资增加到 2000亿元,但好戏还没开始。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刘的高铁蓝图获得中央认可,得到了1.5万亿额外支持。于是从 2009年开始,铁路投资超过了7000亿元,超过了军费,超过了刘上台前十五年的总和,刘终于实现了自己“控制世界上一半铁路投资”的预言。此时刘志军的谈判艺术又有了进步,他把钢铁公司和水泥公司的代表叫来投标,失败者不仅一份钱拿不到,还将无法再用火车运输自己的产品。

    刘在8年里一共修建了1.8万公里铁路,相当于原有线路的四分之一,其中客专有7000公里。现在正在建设的铁路长度为3万公里,其中客专1.3万公里,大部分将在2011年通车。以后,从北京出发,8小时就能到除了海口、拉萨和乌鲁木齐之外的任何一个省会。由于已经开工,这些铁路没办法停下来,今年的铁路投资仍将达到历史最高的8500亿元。刘志军唯一没能开工建设的高铁是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兰新第二双线”。但就在昨天,哈萨克斯塔总统在北京签署了协议,由中方负责修建阿拉木图到阿斯塔纳的高铁。据说这条铁路将采用中国的标准,可以连新疆却不能连俄罗斯,这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很大,可能促使中方再花钱把兰新第二双线也修起来。未来,越南、蒙古和巴基斯坦也都有可能通过改造自己的铁路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中国肯定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铁道部还将得到更多的投资。

    可惜的是,铁道部并没有像石油企业一样,把巨额投资用在改善员工的收入上。我做了这么多年火车,没见一个列车员说过领导的好话,大家都对低水平的工资非常不满。一位列车长对我说,他原来是首钢的职工,首钢搬走时为了离家近而调到了北京铁路局,现在的工资只有原来同事的四分之一。他认为,刘“跨越”——刘志军因为经常说铁路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得的外号——眼里只有铁路,从不考虑职工的感受。在刘的领导下,铁路职工的生活水平降到了1923年二七大罢工以来的最低点,经常连续一两个月在列车上度过,连饭都吃不好。更糟糕的是,刘志军在人事上也是雄心壮志,说撤铁路分局就撤铁路分局,谁要是对领导不满意,就会马上失去体制内的铁饭碗。

    “刘跨越”的政治生命结束了,铁路的难题却刚刚开始。铁道部和铁路网如何处理?在日本,新干线修建完成之后一直亏损,直到日本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才开始盈利,于是政府就在1987年对国有铁道实施了民营化改革。按经济规律说,中国铁路迟早也应该民营化。但刘志军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高铁网太超前,对经济规律缺乏尊重,难以实现盈利。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铁道部改制的话,改造出来的新铁道公司可以破产吗?如果它被禁止破产,那它就还是铁道部;如果可以破产,这个负债率为 70%的公司离破产就没多远了;如果把“坏的”资产拿走,只让“好的”资产上市,那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给铁道部的2万亿元资金就收不回来了。此外,铁道部还凭借着自己的“永远不会破产”的形象获得了大量商业银行投资,如果这个条件消失,投资的资金链也将断裂,政府可能需要花更多的钱来救市。在中国,欠人家两万元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欠两个亿就要轻松得多,欠两万亿根本就等于绑架了债主。接替刘志军的新部长,其实一点压力都不用有。

    撤销铁道部还将面临政治上的挑战。日本国铁民营化运动的裁员人数是44万人,而且国铁本来就是企业,中国的铁道部则是政企合一的“铁道省”,拥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检察院,其职员们普遍认为自己不但不应该被裁员,反而应该为八年来的辛苦获得补偿。民营化,这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将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可能发生那位列车长所想象的“全路大罢工”,或局部的混乱。中国准备好了走过这个痛苦的过程吗?

    或许,解除铁道部对中国的“绑架”,要比铁道部“绑架”中国困难十倍。

 

 

发件人: mak zhou 发送时间: 2011-02-25 01:49:57收件人: cui-zy; 老爸; jmzhou0276; 顾光青; min yan; lu kida_ology; PORNOBLEU; Stanley Xu; dan wang; Lin Xiaoxi抄送: 主题: fwd: szbd评加藤嘉一《刘志军的高铁遗产》,还是要在细节里面出真知啊。

评加藤嘉一《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美东

    这篇文章被很多人认为是肯定刘志军贡献的,实际上有很多的偏颇和错误。

    这篇文章主要的观点有,1。高铁是刘志军独断专行搞出来的,包括象十河信二一样欺骗政府。2。高铁能够成功的关键甚至唯一的关键技术环节是引进动车组技术。3。高铁的代价非常大,而且资金无法回收,这其实是这篇文章的主题。这些都是错的。此外还有很多细节错误。

    作者先详细描述了一番十河信二建设新干线的做法,然后暗示刘志军也是同样的做法来建高铁。这是完全不对的。中国的建设由发改委审批,在发改委网站可以看到哪些项目批准了。而在铁道工程交易中心可以看到详细的项目招标情况,每个招标文件都附有发改委的批准文件名称,以及工程的详细技术指标。

    此外,铁路项目都是铁道部和地方政府共同申报,还有中咨公司对设计和计划进行评估,之后才能拿给发改委审批。铁道部只有审批100公里以下,不跨省的铁路的权力。而且还有地方政府,中咨公司,环保部,国土资源部,有时还有交通部参与可行性研究和设计规划,然后才会上报发改委。发改委拿到的是详细的设计方案和投资规模。所以刘志军象十河信二欺上瞒下建铁路是不可能的。再说十河信二只建了一条515公里的项目,这条快速铁路在战前日本已经开始研究规划。

     文章说“刘可能不太擅长作假帐,所以他把手头的所有项目集中起来,用老办法威胁银行——要么多借给我点,要么我就从别处借。”这就不用说了,了解必经发改委的审批流程,就知道银行的钱不是这么来的,就是国家批的。

    “铁路的难题却刚刚开始。铁道部和铁路网如何处理?在日本,新干线修建完成之后一直亏损,直到日本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才开始盈利,于是政府就在1987年对国有铁道实施了民营化改革。按经济规律说,中国铁路迟早也应该民营化。但刘志军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高铁网太超前,对经济规律缺乏尊重,难以实现盈利。”

    这完全是主观臆断。第一,中国铁路的投资不算大。一年8000多亿投资相当于一年卷烟销售额。第二,高铁盈亏平衡只需要一个不算太大的客流量,不管说高铁亏还是赚,多少应该算一下。按现在的造价和票价,一般平均每公里年客流4000万人就肯定盈利了。这是很容易达到的数字。第三,铁路投资不光高铁,还有很多普铁,加上高铁转移客流增加货运。增加的货运量还能增加收入。第四,中国铁路提供的货运能力远不能满足需求。现在中国铁路货运周转量为27000多亿吨公里,每吨公里收费平均1毛多点。如果现在的铁路优先满足货运,只要有货运需求,就减少客运,那周转量很快就能翻倍。如果货运价提高至2毛多点,仍然有非常强的竞争力,因为公路运价太高了。这样新增的利润足以支付铁路建设的资金。也就是说,目前的铁路运营是在用国家管制的低价补贴社会,尤其是铁路客运。如果铁路建设资金确实不够完全可以放开对经营的管制。但国家的选择是保持补贴,依靠发展生产力来提高盈利能力,偿还融资。铁路的发展水平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才是刘志军领导的整个铁路产业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关于引进动车组技术,这部分铁道部确实干的不错。不过相对于这些年铁路整个产业链的进步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为要引进消化的技术远不止动车组这一点。这几个型号的动车组,对于那些外国厂商来说,都是成熟产品,但历史销售纪录只有各几十列。中国给每家的第一批订单(2007年开始上线运行的那些)基本都相当于各型车历史总销售量。中国的订单很快就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以在竞争的条件下,拿到比较理想的价格和技术转让的难度,相对于解决高铁建设运营那么多技术问题的难度来说,是非常渺小的。

    “刘志军把全国铁路装备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铁道部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人全是他的下属——并告诉他们,这次的谈判由我领导,你们谁敢跟外国人接触就不要干了。”这也不全对。铁路装备制造商不是铁道部的下属,但他们都只有铁道部这一个客户,效果差不多。

    “刘志军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买了川崎的车,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这也不大对。首先CRH2,也就是日本E2系基础开发的车,日方投标是个联合体,车不是一家公司就能造出来的。联合体内各家在04年拿到合同后就开始按约定向中国的各厂商转让相应的生产技术。比如车的总装是青岛四方,电机是株洲电机生产,牵引逆变器由株洲时代电器生产等。而且各部件除国内厂家提供,在国外还有不止一家厂家能够提供,所以中国的车辆总装厂家还可以自己选择合适的产品。

    “比如说日本列车的车头是用许多块钢板拼起来的,中国则依靠上海郊区的一台世界最大的水压机直接压出来;中国还利用秦岭的风洞测试了车头受到的空气阻力,并对其形状进行了修改。”这段话也很容易误导。国外列车的批量小,如果没有很大的锻压机,就用小锻压件拼,但也没有“许多块钢板”,何况还是铝板,不是钢板。另外日本铁路也有风洞。

    http://www.rtri.or.jp/rd/maibara-wt/index.html


 



发件人:"张新光" <zhangxg482@163.com> 2011-02-20 10:35:11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研究小农经济理论的政策含义和现实关怀——回应丁长发博士的质疑(河南张新光稿件)

研究小农经济理论的政策含义和现实关怀

——回应丁长发博士的质疑

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张新光

    内容提要:研究小农经济理论事关我国新时期的小农生产方式是否需要改造以及如何改造的问题,直接涉及到下一步农村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选择问题。丁长发的《百年小农经济理论逻辑与现实发展——与张新光商榷》一文从抽象概念出发重弹“小农经济稳固论”的老调,试图肢解和淡化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对我国农村改革的现实指导作用。目前,我国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超小型“自给自足式农户经济”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超大规模经营的“盈利型家庭自营农场”并非是同一个概念,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从生产→加工→销售的“纵向一体化”一般都是以农场规模扩大的“横向一体化”作为基础条件,二者相伴而行、交融互补,根本不存在“孰优孰劣、互相排斥”的问题。在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硬约束下,我国单靠改变土地所有制性质和农业组织形式去改造小农经济的作用是有限的,但继续维持“人人分地、户户种田”这种小农村社制永远也不能达到彻底改造传统小农经济的目标。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9亿多农民与土地分离的速度和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实现的程度和水平。

    关键词:小农经济理论;农业现代化;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政策含义

    丁长发博士在《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1期发表《百年小农经济理论逻辑与现实发展——与张新光商榷》(以下简称丁文),认为笔者发表在《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4期上的《关于小农经济的理论争论与现实发展》一文“误解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小农经济的论述,有不顾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和现实发展之嫌,忽视了小农经济消亡的前提和逻辑,也不符合小农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对于这种批判性的讨论,笔者是乐意接受并希望从中汲取有价值的营养。但令人感到遗憾和失望的是,丁文避而不谈“小农”概念的“量的规定性” ,只是从抽象概念出发重弹“小农经济稳固论”的老调,试图肢解和淡化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对我国农村改革的现实指导作用。通览丁文毫无新意可言,本来也不值得继续写文章与之争论,但考虑到当下学术界关于小农经济理论争论的实质和核心直接涉及到我国下一步农村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选择问题,尤其是“人人分地、户户种田”这种小农村社制与发展现代农业如何实现有效衔接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觉得还是有必要再作补充说明并加以澄清。

一、对我国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的实践困惑与理论求解

    上世纪九十年代,笔者在河南大别山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担任镇党委书记长达10年之久,在农村基层工作实践中切身体验到小岗式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神奇功效”已经耗尽枯竭,日益显现出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的穷途末路。然而在1998年9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安徽“大包干”发源地——小岗村考察时,却提出了“家庭承包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既适应传统农业,也适应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不存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就要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的问题。”(江泽民,1998)这个讲话实际是为稍后召开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定下的总基调。因此在《决定》中出现的最抢眼一段文字就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符合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这种经营方式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长期坚持。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根据参与《决定》起草的权威人士事后作出的解释,我国农业现代化之所以选择走“农业产业化”(就是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的道路,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人均占有耕地只有一亩多一点,即使把100个人的耕地集中起来给一个人种也只有100多亩地,这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规模经营’。即使这么做了,要解决好另外99个人的就业和吃饭问题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其他手段可替代土地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时,稳定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就是稳定农村社会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措施。在农业中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是一种最合理、最有效的生产方式,完全符合农民群众的意愿。”(中共中央组织部,1999)为此,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全国各地农村必须在1999年年底前完成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决定》关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的政策,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但是,上面讲的“大道理”并没有把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说服,全国不少地方对开展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并不像改革初期搞土地“大包干”那样具有强烈的愿望和热情。笔者当时所在的河南省新县17个乡镇和198个行政村基本没有把农户承包地“打乱平分”,而是采取拖延时间或“变通手法”临时编造虚假的土地延包合同以应付上级检查验收。这是因为新县人均只有七分耕地,农民单靠摆弄这“几斗瘦田”就是把土地“绣出花”也难以富裕起来。何况当时附加在农民“人头上”和“地头上”的农业税费和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项目多如牛毛,压得他们“种不起庄稼,做不起农民”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全县80%以上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另谋出路(其中涉外劳务人员有四五千人),留守在家的大多是妇女、儿童、老人(俗称“386199部队”),单靠这些人务农甚至连维持简单的小农生产方式都显得非常吃力,更不要说发展现代农业和“科学种田”了。因此,笔者在农村基层工作16年经常发现一些乡镇为完成上级下达粮食播种面积搞“百牛大战”的壮观场面 ,而农民却把自己花高价从县种子公司购买的杂交水稻良种当作家禽饲料白白扔掉,长年外出打工的农户则把自己的几亩责任田“撂荒”,让乡村基层干部“登门收税找不到人,委托邻居代耕搭不上腔”。面对这种尴尬场面,笔者在工作之余经常反思和诘问:我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政策漏洞”究竟出在哪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笔者通过对我国20多年来农村改革发展历程的长期观察和系统反思,于2001年9月撰写出长达3万字的调研报告即《坚持农地制度、分配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三位一体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了“统筹城乡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十条政策建议,被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批转到党的十六大报告起草小组和200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筹备组参考 。当年12月底,笔者从农村工作第一线直接调入河南省地方高校工作以后,继续跟踪观察和研究农业税费改革、乡镇机构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等热点难点问题,于2006年4月出版了《“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一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下一步农村改革的方向、重点和和政策架构。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越来越感到单纯从实际操作层面提出政策建议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必须从理论上彻底清除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因为这是影响和制约当前我国农村改革迈不开步伐的最大思想障碍。于是从2007年开始,笔者把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向对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的系统梳理和深度挖掘,撰写并发表了《关于小农经济的理论争论与现实发展》一文(详见《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4期)。最近二三年笔者又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英、法、德、美四种“古典模式”和当代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及其规律作了专题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小农经济必然走向消亡的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张新光,2008/2009)。可以说,笔者的研究目的完全是出于对我国农村改革发展中遭遇“实践困境”而进行理论求解,“这种需要可能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1972);而丁文不遗余力地收集一大堆毫无用处的反证材料重复着“小农经济仍富有生命力”的陈词滥调,无非是为了炫耀自己学问的穷极无聊的“文字游戏”罢了!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小农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及政策含义

    (一)科学界定“小农”的概念是解开整个问题的关键

    “小农”一词,学术界常用,但很少有人真正弄懂了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内外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更是无所顾忌的漫无边际的给“小农”冠以各种称谓,诸如“宗法式小农”、“传统型小农”、“现代型小农”、“过渡型小农”、“共同体小农”、“集体化小农”、“原子化小农”、“社会化小农”、“理性化小农”、“非理性小农”、“有限理性小农”、“道义型小农”、“维生型小农”、“无产化小农”、“内卷化小农”、“后工业化小农”、“效率改进型小农”、“动态开放型小农”、“小康型小农”等等不一类举,让人感到真假难辨、眼花缭乱。正是由于人们对“小农”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极其混乱,结果导致国内外学术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的认识歧见迭出、争论难分高下,以至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扑灭者”(列宁,1986)。

    其实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小农”概念的主体和边界划分是相当清晰的。按照恩格斯晚年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给“小农”所下的定义,“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恩格斯,1995)前者是指“小农”的社会经济性质(即生产关系的“质的规定性”),后者是指“小农”的最低经营边界(即生产力水平的“量的规定性”),二者共同构成小农生产方式的有机统一。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小农”概念的各种不同解释中表述最完整、最严密、最准确的一个科学定义,具有较强的历史包容性和弹性解释力(张新光,2008)。然而,恩格斯在这里并没有对“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给出一个十分精确的“固定值”或可供参照的“近似值”。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曾经解释说:“这是一个只能用统计来判断的问题,就我们研究的目的来说,对此也没有必要进行详细的探讨。”(马克思,1998)并且“我们从来也不把经济范畴看作是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而是把它看作是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马克思,1995)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小农经济形态”的认识是抽象的或不可测度的。事实上,马克思早年就曾根据1840年的统计资料对法国“小农”家庭收支情况算过一笔细账,即法国农业的总产品价值合计为52.37亿法郎,从这个总数中除去耕作费用35.52亿法郎(这里包括从事农业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在内),余下来的纯产品收入为16.85亿法郎,其中扣去5.5亿法郎用来支付押地借款利息,1亿法郎付给法官,3.5亿法郎用于交纳赋税,1.07亿法郎用以支付公证费、印花税、典当税等。最后,原产品剩下的收入只有1/3,仅为5.78亿法郎,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个农民还分不到价值25法郎的纯产品。这项统计资料自然并没有把小块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贷利息或律师费等估计在内。“这样,法国农民就以押地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以向高利贷者的非抵押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不仅把地租,而且把营业利润,总之不仅把全部纯收入交给资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这样他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保护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马克思,1995)在19世纪60年代,占法国农户总数74%的小农,平均每户占地还不足2公顷,其中有92%的极小农户占地不足1公顷。这样在大革命爆发后不到70年的时间里,法国农民手中的土地就仅剩下1/4了(王健,1990)。路易?波拿巴统治时期,法国2700万人口中就有1600万农民(包括家庭妇女和儿童)变成了“穴居人”,其中除了官方统计的400万名乞丐、游民、罪犯和妓女之外,还有500万人濒于死亡。总之,“法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初曾让农民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现在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帐薄中了。”(马克思,1995)

    如果说马克思在这里只是以土地面积和家庭收支状况为尺度来衡量“小农”基本生存状态的话,那么“他在分析地租的整个过程中则始终指出农业的条件千差万别,这不仅由于土地的质量和位置不同,还由于对土地的投资量不同。……单靠统计土地的数量不能表示出所有这些复杂的、形形色色的过程,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过程正是由这些过程构成的。”(列宁,1990)这说明马克思对如何比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大小农户或大小农场分类方法已经做过深入细致的思考。这个难题最终是由列宁完成的。他根据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新情况、新特征,提出了“在现代农业经济这样一个各种趋势错综复杂、形形色色、互相交织而又互相矛盾的领域,仅仅按照土地面积对农场进行分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对整个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对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得出过于简单粗浅的概念。欧美国家通常按照土地面积的大小来划分农户类别的方法是死板的、肤浅的,应当考虑这些国家在这一个时期现有的经济、技术、文化等条件,根据资本主义渗入农业的不同形式采取不同的分类方法(如按土地面积、按主要收入来源、按货币总收入等),并把这三种分类方法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和综合运用。”(列宁,1990)为此,列宁根据美国1900年和1910年的人口和农业普查资料,提出了比较大小农场的更精准的分类方法,即“按土地面积我们把它分为:(1)小农场(不满100英亩的);(2)中等农场(100-175英亩的);(3)大农场(175英亩以上的)。按产品产值我们把它分为:(1)非资本主义农场(不满500美元的);中等农场(500-1000美元的);(3)资本主义农场(1000美元以上的)。按主要收入来源我们把它分为:(1)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农场(如经营畜牧或棉花);(2)中等农场(如经营谷物和干草);(3)高度资本主义的农场(主要经营那些特种商业性作物)。”(列宁,1990)至于说到极小的农户,“按照美国一般的惯例,对于占地不到3英亩(=1.2公顷)的农户,只有总收入达到500美元的才作统计。也就是说,大量的占有土地不到3英亩的农户根本没有登记注册。这是它同欧洲大陆国家一个最大的区别。”(列宁,1989)而对于像俄国和欧洲大陆国家来说,“这些地方的大部分农民现在仍以经营小块土地为生,土地无疑是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所以根据土地的数量可以最正确地判定农户的规模,自然也可以判定农户的类型。通常占地2公顷以下的农户叫作小农户(有时候叫作所谓小块土地的农户或极小的农户),占地2~20(有时为2~100)公顷的叫作农民农户,占地100公顷以上的叫作大农户,也就是资本主义农户。”(列宁,1989)比如在对奥?苏雄《农民地产》一书的批注中,列宁认为“欧洲大陆的‘农民农户’=5~20公顷土地,少于5公顷就不能养家活口。”(列宁,1990)而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中,他提出“俄国一半以上的农户平均只有8俄亩(1俄亩≈1.09公顷,约合16.35市亩)以下的土地,一般来说这是绝对不够维持全家生活的。而全国4/5以上的农户占有土地在15俄亩以下,在目前的农业耕作技术水平下,他们只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列宁,1988)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在欧洲大陆“小农”的最低经营边界应少于5公顷耕地,在俄国应少于15俄亩。当然,这只是一种简便易行的粗略计量方法。因为,“迄今为止,关于‘农业形态学’问题还几乎没有人研究过。”(列宁,1990)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科学对待“小农”的严谨态度相比,后来的“小农业崇拜者常犯的错误,就是只根据土地面积的大小来作出判断。……通常关于‘小’农业的言论,十之八九就是以上述这种混同和类似的材料作为根据的。”(列宁,1990)比如,“吉姆美尔先生根据美国191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一再重复着最流行的、在理论上和政治意义上都是十足资产阶级的论断,说什么‘美国大多数农场都是劳动农场’;‘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小农业正在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即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大农业正在解体并被劳动农业所代替’;等等”(列宁,1990)列宁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错误,就是把各种大大小小的个别事实和数字同政治经济关系的总联系割裂开来。”(列宁,1990)时隔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丁文虽然以“美国2008年98%的农场都是家庭经营,并且销售收入小于25万美元的小农场占了91.4%,面积在1~49英亩的小农场从1974年的507797家增加到2007年的853132家”为例来证明小农家庭自耕农场比大农场更富有效率(丁长发,2010),但其出发点和立足点几乎与那位俄国民粹派代表人物吉姆美尔先生的观点如出一辙。事实上,二战结束之后几十年来美国农场在数量、规模、结构和农场主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恰恰验证了列宁当时提出的结论和预言是正确的,即“美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现在所处的阶段比较接近于工场手工业阶段,而不是大机器工业阶段,在农业中手工劳动还占优势,机器的使用相对来说还很不广泛,但是美国的例子向我们表明了近10年来资本主义大农场增长和小农场被排挤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主要路线,就是小农经济变成大农场经济。……谁掌握着银行,谁就直接掌握着美国1/3的农场,并且间接统治着所有农场。”(列宁,1990)比如在1935年,美国农场数量达到最高峰为681.4万个,1978年下降到267万个,2006年下降到209万个,减少了2/3以上。特别是在1939年至1978年的40年间,美国年销售额2万美元以下的小农场从575.2万个减少到177.2万个,下降了70%;而年销售额在2万美元以上的大农场从9.5万个增到90万个,却增加了9倍。全美农场平均规模从1935年的155英亩增加到2006年的446英亩,扩大了2倍多,其中在5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上升了43.3%。

     目前美国从事初级农业生产人数已不足200万人,仅占全部就业人口的0.7%。尽管小农场在数量上仍占绝大多数(2005年占83.6%),但其农业产值只占34.2%,大中型农场数量所占比例仅为16.4%,农业产值却高达65.8%。1900年,在美国平均每个农场物质装备水平只有2.58美元(新英格兰)和3.88美元(大西洋岸中部),2002年增加至53.8 万美元(土地与建筑市场价值)和6.66万美元(机械设备市场价值)。1940年,在美国开办一个农场仅需要6200美元,1972年猛增到10万美元。1950年代,美国平均每个农场主所欠债务仅为2205美元,1983年猛增到9万美元,所占农场固定资产总值的20.6%。从1950年到1982年,美国农场主现金收入增长了3.9倍,但生产费用却上涨了6倍。1975年,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拥有固定资本仅为5.5万美元,而农业部门却高达9.8万美元。2008年,全美农场纯收入为966亿美元,生产成本竟然达到创纪录的2792亿美元,占到农场毛收入75%以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场主家庭收入水平开始高于全国平均数,2002年全美农场主家庭平均收入达到65757美元,城市其他家庭平均收入仅为57852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14%。如今美国农场主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在农场以外兼职领取的薪水,而不是靠农场本身的经营收入。1999 年,全美农场主家庭来自场外就业所得工薪收入占到 53%,来自场外经营性收入占到 18%,来自利息和红利收入占 7%,来自其他收入占 12%,而来自农场收入仅占10%。2005年,美国全部农场净收入为832亿美元,其中来自政府补贴高达227亿美元,平均每个农场补贴金额为 9251 美元(张新光,2008)。总的来看,“欧美农业雇佣工人的现在处境往往比小农更好一些”(考茨基,1955)。然而,“‘现代的小农’或‘现时的农民’和现代无产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占有自己的劳动资料,但他已经丧失了自己过去的生产工作的一半。如果说马尔克土地使用权是农民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工业副业则是另一个条件。”(恩格斯,1995)因此,“从根本上对整个农业实行资本主义改造的过程,必须把农民变成雇佣工人,并且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阻止这个过程的企图是反动的和有害的,在现代社会中无论这个过程的后果多么严重,然而阻止这个过程的后果就更严重,会使劳动人民陷入更加无望的绝境。”(列宁,1984)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对待“小农”的态度始终抱有幻想,他们期望21世纪的中国9亿农民仍然能够“用自己的双手耕种自己的田地并满足于小康生活”。有的学者甚至把中国历史上的“男耕女织型小农经济”等同于现时代的“家庭承包经营”,并把这种超小型的“自给自足式农户经济”类同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超大规模经营的“盈利型家庭自营农场”。这样经过一系列的偷换概念、移花接木、逻辑演义等“文字游戏”,竟然把早已过了时的小农生产方式装扮成“讨人喜欢的灰姑娘”,却看不到当下的“小农经济”究竟是何物?事实上,自进入清中叶以后,我国北方的人地比率不足4亩,南方的人地比率则不足2亩,普遍低于清代人口学家洪亮吉提出“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的维生型小农经济临界点,标志着传统小农经济已经走向衰败和破产。如在1776年,国人地比率为3.7亩/人,1893年下降到3.23亩/人,1933年下降到2.94亩/人,1949年下降到2.71亩/人,可以说“正是这个半无产化了的小农经济成为明清以后五六百年间大规模社会动荡的结构性基础”(黄宗智,1986)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全国人地比率一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1952年最高为2.81亩/人,1978年下降到2.23亩/人,2006年下降到1.39亩/人。目前,全国有14个省份的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0个县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已经低于联合国确定0.8亩/人的最低生存标准。但时至今日,我国仍坚持“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土地”的土地制度,造成“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几亿农民在高劳动投入和过密化种植模式下出现了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甚至为负数的极端现象(张新光,2003)。总之,我国在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硬约束下单靠改变土地所有制性质和农业组织形式去改造小农经济的作用是有限的,但继续维持“人人分地、户户种田”的小农村社制永远也不能达到改造传统小农经济的目标。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9亿多农民与土地分离的速度和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实现的程度和水平(张新光,2009)。

    (二)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小农经济的历史地位和前途命运

    马克思对小农经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他指出:“在英国,尤其是十五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当时在国民中所占的部分比现在重要得多。……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画。”(马克思,1998)总之,“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权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各国,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马克思,1998)但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以后,这种小块土地所有权形式只是作为“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它灭亡的原因表明了它的限度。”(马克思,1998)因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马克思,1998)

    然而,丁文却武断地认为“马克思以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英国为例证得出的上述结论,并不符合于当代世界各国尤其是一些小农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因为马克思所说的小农趋于灭亡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如‘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对小农的盘剥……等等。这些都在二战后得到巨大改善,所以就不再出现资本主义大农业排挤小农业、小农必然灭亡的现象。”(丁长发,2010)这种极其荒诞的迂腐的奇谈怪论,不仅暴露了丁文作者的浅薄和无知,同时也把马克思的科学理论降低到“社会现象学”的一般水平。时下,包括丁文在内的不少学者仍马克思提出由地主大地产—租佃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组成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即“英国模式”)的典型性提出质疑,主要是由于他们根本不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推断始终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基础上的,即“一个不容置疑并早已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农业本身的进步总是表现在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部分的相对增加上。”(马克思,1998)因此,“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马克思,1998)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因此我们假定: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这样一个假定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统治生产的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部门,因此它的下列条件,如资本的自由竞争、资本由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可能性、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润等等,都已经十分成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用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马克思,1998)但在事实上,“资本在农业上作为一个独立的和主导的力量,并不是一下子普遍出现的,而是逐渐在各个特殊生产部门内出现的。它首先占领的不是真正的农业,而是畜牧业特别是牧羊业之类的生产部门。”(马克思,1998)所以在当时,“惟独英国是大地产和大农业占支配地位。地主把自已的土地按照大田庄而且常常是非常大的田庄的形式租给租地农场主,租地农场主以充裕的资本来经营土地,并作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利用雇农和短工的劳动。”(恩格斯,1995)而在大不列颠本土以外,“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恩格斯,1995)这种情况的存在恰恰从一个反面验证了马克思根据英国经验得出的结论,即“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马克思,1998)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就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马克思,1998)也就是说,马克思虽然对英国早期的资产阶级利用“公有地圈围法”为资本主义夺得了地盘,促使农民与土地分离、资本与土地联姻的血腥暴力手段给予了严厉的道德批判,但是他始终认为英国农业革命爆发的纯经济原因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马克思,1998)“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英国的大规模耕作比起法国的小块土地的分散耕作远为优越。因为一切现代手段和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处理等等,如果不实行大规模的耕作,就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马克思,1995)因此,“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对农业问题进行探讨,其要点就在于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们必须研究资本是否掌握农业,是怎样掌握的,农业是否会发生一种变革,是否要摧毁旧的生产形态,是否会引出新的生产形态。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判断马克思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农业,是否注定要使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过程恰好就在一切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之前停止下来。”(考茨基,1955)

    (三)改造传统小农经济的路径选择:“纵向一体化”抑或“横向一体化”

    研究小农经济理论的落脚点,避不开对小农经济如何改造的问题。丁文既然没有弄明白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的精神实质之所在,自然也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丁文作者认为“我国小农现代化之路应在农业外部规模经济和配套服务”,其实这一见解是借用别人的观点 。追根溯源,最早提出这个理论的是俄国民粹派代表人物尼?苏汉诺夫(真名叫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吉姆美尔,汉译名叫恰亚诺夫或蔡雅诺夫),也就是在“十月革命”前后极力宣扬“俄国生产力还没有成长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的反动家伙!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列宁,1987)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位曾被列宁称为“怯弱的改良主义者”却被西方学界从故纸堆中扒出来冠以“一般性的古典的小农理论家”、“合作制的大理论家”和“农民的新马克思”等美誉(黄宗智,1986;秦晖,1997)。国内学界对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中提出“关于农民家庭农场生命力、稳定性和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相对‘优越性’的见解;关于未来农业的主体仍将是小农农场而不是‘农业工厂’的先见之明;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化主要靠‘纵向一体化’而不是横向的‘农民分化’的论点;关于‘非资本主义’的未来新农村应走产前、产后服务社会化与乡村工业化之路的预言;等等”(秦晖,2006)更是深信不疑。丁文认为“恰亚诺夫把劳动和消费的均衡作为分析农民经济理性的基础是该领域的一场革命,他的解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实这一说法也是借用别人的观点 。

    那么,恰亚诺夫以“劳动-消费均衡论”和“家庭生命周期说”作为微观理论基础所提出的“农民自我剥削”和“小农经济的独特规律”究竟有何用意呢?说白了,“就是试图把俄国农业容纳在1俄亩土地上,让小农在自己田地上毫不懈怠的甚至近乎浪费的劳动。农民在最忙的时候总是想:‘唉,要是一天能再多两小时就好了!’小农户具有最大的稳定性和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他们可以使用家庭劳动力耕作,并把劳动力价格估得很低,小农也能比大农和地主更多地压缩企业管理费用和企业主的利润,但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节俭,常常把许多可以说是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东西拿出去出售,这种缩减开支的办法势必会造成某些消费不足的现象。”(列宁,1990)总之,恰亚诺夫的理论假设是小农农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隔绝,“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一旦遇到社会生产关系的现实矛盾,他们就像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列宁,1990)比如说,一贯推崇和追随恰亚诺夫理论的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在“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一文中提出:“中国农业今天正处于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所赋予的契机之中,持续上升的大规模非农就业、持续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以及持续转型的食物消费和农业结构,将会导致长时期以来务农人数第一次显著下降。这样的结果将是在10年以后劳均播种面积从今天的七八亩提高到10亩左右,在25年之后将达到十五六亩,每个农民单靠务农一年就能挣得10000块钱的现金收入。为此建议,国家应抓住眼前的契机,通过法律规定和市场机制来促进土地使用权进一步流转,包括定期转租和带有回赎权的出典,借以扩大适度规模农场的比例,发展农民充分就业的适度规模、多种经营的农业。”(黄宗智、彭玉生,2007)然而,黄先生在近期抛出的另一篇新作“中国新时代的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中,却提出“今天中国农业正面临一个十字路口,其将来的纵向一体化将以什么样的组织模式为主尚是个未知数。现在比较能够确定的结论是,中国的‘纵向一体化’不会像西方经验那样附带‘横向一体化’,它将会主要依靠小规模的菜-果种植模式和兽-禽-鱼饲养模式。这是一个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产业,而不是像一般城市工业那样以‘资本家和工人’为主的产业。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新时代农业将主要是‘小农农场’的天下。”(黄宗智,2010)黄宗智对中国未来农业组织形式的先见之明左右摇摆不定、前后自相矛盾、却又不能自圆其说,这种研究风格和价值取向恰恰反映出“这是用民主主义精心润色过的、用貌似社会主义的词句精心粉饰过的一般小资产阶级观点。”(列宁,1990)

    其实,不管是“纵向一体化”(也叫“垂直一体化”,主要包括沿产业链占据若干环节的生产布局“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抑或是“横向一体化”(也叫“水平一体化”,主要是指在同一产业和同一部门内部的生产要素集中和经营规模扩张),作为纯粹经济学上的一组概念从本义上讲都不附带任何的“阶级局限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它们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运营策略和技术手段都是为了将外部市场活动内部化或规模化,以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经济性,进而实现用最小投入获取最大收益的目标,但同时也都存在着一定的投资风险、商业风险、技术风险和组织上的障碍等诸多局限性。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从生产→加工→销售的“纵向一体化”一般都是伴随着农场规模扩大的“横向一体化”得以完成的,最终实现了从田野到餐桌全程自动化控制的“工厂式大农业”(也叫“农工商综合体”)。在这个演进过程中,资本作为发动整个社会再生产“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的作用日益凸显,“它作为最发达的生产要素已成为推动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马克思,1972)。随着农业资本化、企业化经营水平的不断提升,“过去靠自己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户的农业劳动将变为多余”(马克思,1998),势必将引发农业领域里一场新的社会生产力革命。总的来看,当代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征就是高度的商业化、资本化、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工厂化、知识化、社会化、国际化交织在一起,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农产品商品率和国际市场竞争力(张新光,2008/2009)。

    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纵向一体化”一般都是以土地经营规模扩大的“横向一体化”作为基础条件的,二者相伴而行、交融互补,根本不存在“孰优孰劣、非此即被、互相排斥”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在我国13多亿人口中仍有9.49亿农民(按农业户籍计算)和2.5亿多个小农户分散居住在380万个自然村,其中包括了全国63%的农业人口、60%的劳动年龄人口、66%的老年人口和70%的少儿人口。特别是我国目前实行“人人分地、户户种田”这种小农村社制度天然是最保守、最落后的东西,它难以摆脱分散经营小块土地、使用粗笨工具、利用落后技术而与其他产业关联度低、组织化程度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抵抗市场风险能力弱、劳动生产率低、提供商品率低、比较收益低等特征。因此,长期困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三大难题就是“货往哪里卖,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习近平,2001)。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彻底打破小农经济所固有的孤立、分散、规模狭小、排斥资本聚集和现代科技应用的内生机制,积极培育农业资本的生成机制,归结起来就是小农制与发展现代农业如何实现有效衔接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我国围绕上述问题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就总体而言至今尚处于仍未破题的被动状态。比如在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横向一体化”方面,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为此,要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而不受地区限制,要鼓励技术、劳力、资金、资源多种形式的结合,使农民能够在商品生产中发挥各自的专长,逐步形成适当的经营规模。”之后,尽管我国在政策上一直提倡和鼓励“农民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允许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甚至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但是由于国家在是否放开对“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限制”和“农村金融市场管制”等敏感问题上显得过于保守,以至造成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就像一棵“小老树”总也长不大,农民总是抱怨说“人家的地是一块几十亩,咱们的地却是一亩几十块”(主要是指“承包地流转量小”或“根本流不动”)。究其根源就在于我国长期实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隐含着“平分机制”,这与国家政策允许农民承包地使用权流转的政策是互相背离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把改造小农生产方式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放在“农业产业化”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试图通过发展产-加-销和贸-工-农的“纵向一体化”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但由于这种单靠行政化推动和企业化运作的“拉郎配”缺乏“横向一体化”的微观基础支撑,实际进展和效果都不够明显。根据农业部门发布的数据,“截止2005年底,全国已有大约一半多的耕地(共计10亿亩)和0.87亿个农户被‘纵向一体化’了。”(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08)这种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只会扰乱和延误我国对小农经济改造的时机把握和目标选择。

    丁文作者认为:“我国在资源刚性约束下的小农现代化之路应该在农业外部规模经济和配套服务上下功夫”,同时国家应提供各项关于小农经济制度供给的“普照之光”(丁长发,2010)。据不完全的统计,从2003年到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累计已达到2.87万亿元(若加上2010年的数字将接近4万亿元),年均增长22.7%。但是,国家投下的巨资对于9亿多农民来说只是下了一场“毛毛雨”。据有关专家估计,“即使到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的‘拐点’仍不明朗”(陈锡文,2009)。而按现在的经济发展进度,“到2030年,全国建设占用耕地至少在5450万亩以上,失地和部分失地农民将超过7800万人,人地矛盾只会加剧而不可能得到缓解。”(韩俊,2004)由此可见,我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必须消化和吸收以往工业化超前发展、城镇化严重滞后长期积压下来的“农业人口负担”,只有大幅度地减少农民、转移农民并建立农民与土地分离的退出机制,才能为实现“农业内部的规模经济”创造有利的前提条件。当然,大幅度地减少农民数量进而实现土地经营规模的“横向一体化”,需要有稳定可靠的非农就业机会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机制,还需要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否则即使土地完全私有化,大多数农民也不会自愿放弃土地使用权。但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我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只是一项没有完成的土地制度改革,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生产劳动效率的问题,甚至成为制约发展现代农业的“绊脚石”,已经到了对其进行深刻反思和非改不可的的地步。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遗留问题,早解决、早主动。

    参考文献

    1.丁长发.百年小农经济理论逻辑与现实发展——与张新光商榷.农业经济问题,2010(1)
2.张新光.关于小农经济的理论争论与现实发展.农业经济问题,2008(4)
3.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212
4.中共中央组织部主编.农村基层干部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64
5.张新光.“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6.张新光.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英国式道路”及其新发展.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8(4)
7.张新光.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鲁士式道路”及其新发展.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8(4)
8.张新光.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及其新发展.新疆大学学报,2008(4)
9.张新光.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法国式道路及其新发展.学海,2009(2)
10.张新光.近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缓慢演进的深层原因:基于一个长时段的宏观历史解释.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9(2)
1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2:198
12.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177
13.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484-505
14.张新光.小农理论范畴的动态历史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08(1)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8:857、693-698
1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616
1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455-456、784-785、681-683
18.王健.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法国范式与普鲁士范式.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2)
19.列宁.列宁全集(第56卷).人民出版社,1986:28-179、555-560
20.列宁.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146-238
21.列宁.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191
22.列宁.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8:315-337
23.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83
24.【美】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11、317
25.张新光.论农地平分机制向市场机制的整体性转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3(5)
2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8:584、784-817、857、903-917
2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569
28.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55:12
29.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4:369-372
30.秦晖.当代农民研究中的“恰亚诺夫主义”——评A?B?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博览群书,1997(12)
31.黄宗智、彭玉生.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2007(4)
34.黄宗智.中国新时代的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原载《中国乡村研究》第8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1-44
3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173
36.张新光.20世纪以来世界农业发展中几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西藏大学学报,2008(2)
37.习近平.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1
38.张新光.中国小农制的变态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背离.兰州学刊,2008(7)
39.张新光.关于发展现代农业与小农制衔接的两个理论问题.攀登,2009(2)
40.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报告.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309
41.张新光.资本农业引领中国农业现代化走向光明前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小农制趋于衰亡”的回顾性阐释. 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2)
42.陈锡文.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形势和总体思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3)
43.韩 俊.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与政策走向.中国发展研究,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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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式 二种危机 三项措施

赵 跃

    凡事都有规律,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也不例外。市场中所谓“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如果没有掌握这一基本规律,那么在调节市场运行状态的过程中就会被“两难”矛盾所限制,就会被“看不见的手”所操纵。如果掌握了这一基本规律,那么“看不见的手”也就自然可以由人来随心所欲地进行控制了。其实,市场的基本运行规律非常简单,它就包含在一个最基本的企业利润计算公式之中。掌握了这一基本公式以及它的内在含义,也就掌握了商品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就可以对商品经济进行良好的双向调节和控制。

一个公式:产值-成本=利润

这里所说的“一个公式”,就是生产企业在计算利润过程中所使用的公式。

产值-成本=利润

虽然这一公式是用于生产企业的,但是它适用于非生产企业、事业单位和整个国家。

商业实质:商业产值(0)-商业成本=商业利润(-利润)

商业实际:销售收入-成本支出=商业利润(吞吃生产企业利润)

事业实质:产值(0)-成本=事业利润(-利润)

事业实际: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消耗生产企业利润)=事业利润(0利润)

服务行业实质:产值(0)-成本=服务利润(来源于个人消费)

服务行业实际:服务收入-服务支出=服务利润

国家:全国产值(生产行业)-全国成本(生产和非生产行业)=全国利润

     商业和事业单位都不生产产品,因此它们的一切费用都要从生产企业那里进行获取。商业从生产企业那里购进产品,之后加价在市场上销售,并从中获得利润。服务行业从服务对象(民众)那里获得收入,并从中获得利润。事业单位的收入来源于政府,政府收入来源于税收(企业支出),它们都将吃掉企业利润。商品经济的运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而不是以收入和支出为目的的。但是,非生产行业都是社会中的负担行业,这种行业的规模越大费用越大,它吃掉的企业利润就越多,国家的整体利润就越少。因此,要保证国家有较高的利润收入,就应该最大限度地压缩非生产行业的规模和它们费用支出。

目前是用GDP(全国产值)来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其实应该以全国利润来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状况。想想看,如果生产的东西都消耗掉了,没有获得较好的赢利,那么生产的越多社会消耗就越大,资源消耗就越大,浪费就越大,人们未来的财富来源就越少。这是违背人类社会持续发展要求的。利润是积累,成本是消耗,而GDP不但可以扩大利润空间,以可以扩大消耗空间。如果将GDP利用于扩大利润空间,那么它就会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如果将GDP利用于扩大成本空间,那么对经济发展将起到负面作用。经济发展要看社会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积累了多少财富,而不是消耗了多少财富。GDP的快速增看起来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但是利用不好到头来将导致资源耗尽、消费品用光,两手空空坐以待毙。

    二种危机:生产过剩、通货膨胀

    生产企业的利润公式有两种内在含义,它们分别体现两种不同的不良经济现象,即生产过剩和通货膨胀。由于这两种经济现象来源于同一公式,因此它们彼此也就形成正比关系,即在不加入外界因素的情况下有生产过剩的存在就有通货膨胀的存在。当然,这一观点在现有的经济理论中似乎不曾见到。一般认为,生产过剩和通货膨胀是两种相互矛盾的经济现象。其实不然。生产过剩指的是商品供给过多,与它相对的是商品供给不足,而通货膨胀指的是货币贬值,与它相对存在的是货币升值,它们之间不存在相互矛盾的关系。通货膨胀与生产过剩是现实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就形成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对商品经济形成毁灭性的打击,使其难也维持正常的运行,无论给企业还是劳动者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严重的经济危机还将引起社会动乱,使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并造成人员和财产的更大损失。为解决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问题,世界各国采用了多种不同的措施,但所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即使使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市场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仍然没有逃脱危机的厄运。

    1、生产过剩

    市场经济是围绕“产值-成本=利润”这一公式来运行的。如果把一个国家看成是一个企业,那么该公式就会体现另一种含义。这种含义是:公式中的产值构成市场供给,成本构成市场需求,利润构成供求差额。见公式:

    产值(供给)-成本(需求)=利润(供求差额,正值为生产过剩)

    从以上公式中可以看出,在利润为正值的情况下市场形成供大于求,在利润为负值的情况下市场形成供于求,只有在利润为零的情况下市场才会形成供求平衡。由于商品经济的运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因此在有利润的情况下产值大于成本,即市场商品供给大于市场购买力需求。这样在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过程中出现生产过剩是必然的。有了利润市场经济将能够得以发展,但是同时也导致了生产过剩。没有利润可以实现供求平衡,但是市场经济将不能得到发展。利润越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越迅速,但同时生产过剩也越严重。这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在生产过剩状态下,企业产品销售量大幅度减少,生产受到严重限制。这样,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将大幅度下降,于是也就出现了劳动力的过剩现象。另外,商品生产企业为降低成本,减少亏损,自然要将大量的劳动者进行辞退,这就必然导致大量的劳动者失业。在市场经济中,大部分劳动者都是靠工资收入来维持家庭生活的,一旦失业,他们也就失去基本的生活来源,失去了在社会中继续生存的基本条件。在商品经济中,市场竞争同时也体现为压缩企业劳动者数量和降低劳动者工资收入的竞争。在激烈的压缩劳动者工资收入的竞争中,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逐渐减少,劳动强度逐渐增加,生存难度逐渐增大。在此激烈的劳动岗位竞争的情况下,有职业的劳动者都很难生活,失业者的生活就更加难以维持。

    劳动力是智慧和力量结合体,是一种具备高度智慧的可再生能源,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特殊财富。如果能够对它进行充分利用,那么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劳动力,造成劳动力的巨大浪费,那么也将是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失业就是对劳动力的浪费,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一项重大损失。不仅如此,大批劳动者的失业必然造成劳动力的大量浪费,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另外,由于大批劳动者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必然要以任何可能的手段来求生存,这必然导致社会中犯罪现象的增加,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进而导致政治危机和引起严重内乱事件的爆发。

    有人认为,失业之后可以去自谋职业。其实“自谋职业”并不能解决失业的问题。想想看,大量的失业者谁不想“自谋职业”?如果“自谋职业”可以解决失业问题,那么大量的失业现象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想想看,以政府和企业有如此之大的权利和财力都不能为劳动者提供基本的就业机会,那么一个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什么都没有的普通劳动者怎么能自己解决就业问题呢?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讲,劳动岗位是由企业和政府提供,劳动者所能提供的只有劳动力,而不能提供劳动岗位。因此说,大量失业现象的存在是政府和企业的责任,而不是劳动者的责任。

    有人认为,社会中不是没有工作,而是有些工作比较艰苦,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实际情况是,虽然工作艰苦,但是收入微薄,难以维持一个正常人的一般生活支出,因此很多劳动者都不愿意去做这种工作。为什么辛苦的工作反而工资收入较低呢?其原因就是市场竞争机制对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的极限压制。对于企业来讲,它是希望存在失业现象的,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对于劳动者来讲,只要有口饭吃就可以活命,就可以低价出售自己的劳动,因为他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于是,市场竞争实际上也就具体表现为使用廉价劳动力的竞争。谁使用的劳动力便宜,谁就具有了竞争的优势,谁对广大劳动者心狠,谁就具备了竞争的优势,谁强迫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多,谁就具备了竞争的优势。这样,广大劳动者自然也就成为市场竞争的牺牲品。

    在生产过剩状态下,市场上商品大量积压,销售时间大幅度延长。由于很多商品都具有一定保质期,不能在市场上积压过长时间,因此过长的市场停留时间必然使很多商品失去使用价值。这就造成了商品在市场销售过程中的大量浪费。过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过剩危机中,就曾经有过牛奶经营企业将大量超过保质期的牛奶倒入大海之中的事情。市场中的任何商品的生产都要消耗掉大量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因此商品的大量损失同时也是资源和劳动力的巨大浪费。这对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是极其有害的。

    在生产过剩状态下,科学技术的利用空间将被大幅度压缩。科学技术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新产品开发,它将增加市场中的商品品种,同时也增加市场中的商品数量;二是提高现有商品的生产效率,它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也增加市场中的商品供给数量。在生产过剩状态下,提高生产能力只会造成更多的积压,导致企业更严重的亏损,因此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必然受到极大的限制。由于企业对市场需求的激烈竞争,所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竞争的基本手段,一旦某种技术开发出来,它必然成为开发者的所有财产,不会在社会中普遍推广使用。这就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广泛推广应用。另外,在变化无常的市场中形成大规模的生产企业是非常困难的,而企业生产规模与科学技术的应用规模及企业生产效率又是成正比的关系,因此这就限制了高效率科学技术的使用和发展。

    2、通货膨胀

    在“产值-成本=利润”这一公式中,“产值”是价格,“成本”是价值(虽然理论界对价值概念有争议,但是这里的价值概念指的是成本,与理论界的争议不发生关系),它们之间的差额就是利润。见公式:

    价格(产值)-价值(成本)=利润(正值为通货膨胀)

    一般认为,通货膨胀的起点是市场原有的商品价格。其实,通货膨胀的起点是商品的生产成本,而不是市场原有商品的价格。由于商品生产成本是由劳动力和生产过程中的商品消耗所构成的,因此在产值大于成本和劳动力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商品价格就被提高了。这就形成了隐蔽的通货膨胀,即成本通货膨胀或价值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包括两种:一是商品价格上涨,即价格通货膨胀;二是商品成本下降,即价值通货膨胀(成本通货膨胀)。价值通货膨胀包括价格通货膨胀,大于价格通货膨胀;价格通货膨胀小于价值通货膨胀,不包括价值通货膨胀。我们一般所讲的通货膨胀单指商品价格上涨,而不包括成本的降低。比如,提高商品价格与降低工资都可以使利润增加,都可以使工资获得者购买商品的数量相应下降,因此它们都是通货膨胀。

    商品交换的实质就是劳动于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由于在劳动与劳动产品的交换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利润,因此也就存在不公平的交换方式。当然,如果利润属于社会公共财富,那么它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积累部分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如果利润被个人所占有,那么就导致了侵犯他人财产的经济犯罪现象。社会资本是劳动者创造的,但是它被资本家通过不合理的分配方式所占有着,并用它来进一步侵犯劳动者的财富,使他们变的越来越富有,劳动人民越来越贫穷。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资本的拥有者——资本家就应该获得全部的企业利润,而劳动者只能获得勉强维持生活的微薄收入。其实,资本家的资本并不是由资本家所创造的,而是由于不合理的分配方式使资本家占有了大量的资本,并利用这些资本进一步剥削劳动者,使其获得更多的不合理收入。其实,资本家只是占有了资本,而并没有创造资本,资本完全是由劳动者所创造的。劳动者创造了资本,并利用资本和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自从政府发行信用货币以来,通货膨胀就随之出现了。尤其在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这一现象更为普遍和严重。传统市场理论认为,物价波动可以平衡市场供求关系,并且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可以使物价趋于稳定。这样将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物价自由波动不但没有使市场供求关系达到平衡,而且还导致了物价的持续上涨,导致了严重通货膨胀的产生。为什么现实中的物价波动趋势与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呢?因为只有一个,就是依靠物价的自由波动不能解决市场供求平衡和通货膨胀问题。这也说明传统市场市场经济理论与实际的物价波动情况相违背。

    虽然在物价放开的情况下物价波动会受到市场商品供求状况的影响,但是在政策锁定物价的情况下小比例的市场供求差距并不会造成物价的波动,这就说明市场供求状况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并非是绝对的。在供求差异不大的情况下,政策放开物价就会导致通货膨胀,政策锁定物价就会保持物价稳定。但是,在供求差别巨大的情况下政策对物价的控制将失去效果,物价将随着市场商品供求比例同方向而不同比例地进行波动。

    在物价自由波动的情况下,其波动幅度与商品供求比例并非等量关系,既在供大于求50%的情况下物价不一定会下降50%,在供小于求50%的情况下物价也不一定只上涨50%。为什么物价波动不能与市场供求比例的变化同步进行呢?因为物价波动不仅要受到市场供求状况的限制,而且还要受到商品经营利润的限制。这就使物价波动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商品供求状况来进行。因为物价波动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追求市场供求平衡,所以物价的波动与市场供求比例之间不能保持同步的运行状态。物价按照利润最大化波动是实质,按照供求平衡波动是假象。企业经营追求的是最大化的利润,而不是市场供求平衡。在利润与供求平衡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利润就会对物价波动起着绝对的控制作用,市场供求状况将不能控制物价的波动方向,这就是在生产过剩的姿态下仍然会出现通货膨胀现象的原因。物价自由波动不但不会促进市场供求平衡,反而会破坏市场供求平衡,因为在生产过剩状态下的危机上涨将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生产过剩。

    从收益角度讲,物价上涨可以使商品经营者获得更高的利润,而物价下跌将减少商品经营者的利润,而且跌至成本以下就会导致亏损,使商品经营失去意义,这必然限制了物价下跌的幅度。从时间角度讲,在市场上畅销商品可以得到及时的确定,物价会及时随之上涨,而在市场上确定滞销商品却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这就使物价上涨和下跌不能在相同时间内进行。从空间角度讲,物价上涨具有无限空间,而物价下跌的最低点为“0”,这同样不能保证物价上涨与下跌在同等条件下进行。从资源角度讲,供给不足是必然的趋势,这也是导致物价单方向波动的一项重要原因。

    市场经济学派认为,通货膨胀是市场经济规律的体现,是一种正常合理的现象,它可以有效调节市场商品供求关系,进而实现市场供求平衡、物价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应该对其进行充分的放开,不应该对其进行过分的限制。30年改革开放也是从放开物价为起点的。但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通货膨胀始终商品经济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无论是新生商品经济还是成熟的商品经济都是如此,这就使事实与理论发生了矛盾。另外,促进经济发展的是市场购买力,而通货膨胀将导致购买力的相应减少,对经济发展反而会起到阻碍作用。如果通货膨胀是一种合理现象,那么也就没必要对它进行人为的控制了。但是从实际情况看,何一个国家、企业和个人都不希望发生通货膨胀,更从来就见过有哪个国家利用通货膨胀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只是为促进经济发展不得不违心地将其放开而已。

    市场经济学派认为,大自然中物质资源是稀缺的,所以物价必须持续上涨。其实这种观点是极其片面的。即使按照市场供求状况来确定物价,那么稀缺的物质也不一定就是市场供给不足的商品,因为稀缺物质的价格在市场上本来就是非常高的,它已经通过市场确定了本身的价格地位,再涨价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按照稀缺物质就要涨价的说法,那么地球上的物质都是有限的,都可以说它们是稀缺的,因此物价应该是永远上涨的,根本就不存在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控制物价的问题。这即使与市场经济关于供求状况决定商品价格的理论也是相违背的。

    通货膨胀不是商品供求状况的问题,而是货币信用的问题,它是由于商品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所造成的。货币是政府发行的赎回商品的信用凭证。如果这种赎回不能按照原来的数量进行,那么就说明政府发行的货币丧失了一定的信用。如果政府带头不讲守信用,那么企业和个人信用又从何谈起呢?欠债还钱,这是常理,无论借钱者是否有钱都是如此。不能说借债者有钱就多欠、多还,没钱就少欠、少还。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同样如此。货币是商品负债,不能说商品少了就少给,商品多了就多给。货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是债权与债务之间的借贷关系,而不是货币持有人的货币数量与商品持有人的商品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也不是债务数量与债务人的经济状况不发生关系。由此可见,通货膨胀不是市场经济规律的体现,而是货币发行者债务信用的丧失,是商品经营者对劳动力出卖者财产的侵犯,是一种违反私有制财产保护法的经济犯罪行为。

    三项措施:锁定物价、发行货币、储备商品

    既然在现有市场经济的运行下难以解决双重危机的问题,那么就应该考虑通过改变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和运行方式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首先,市场经济是通过物价自由波动来调节商品供求状况的,那么就可以考虑通过固定物价,通过调整商品供求量的方法看实现市场供求平衡。其次,企业的大部分经营资金来源与银行贷款,那么就可以考虑以正常的商品销售作为企业经营的主要资金来源。这样,债务经济就变成了债权经济,双重危机才能得到彻底根治。

    1、锁定物价

    稳定物价是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手段。如果没有稳定的物价,那么在扩大市场购买力需求的时候不但会引起通货膨胀。有人认为通货膨胀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其实并非如此。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市场购买力将被大大削弱,企业产品将大量积压,其效益也难以实现,因此说通货膨胀只是起到了限制经济发展的作用。事实上是货币投放在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通货膨胀在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扩大货币投放的同时会引起通货膨胀,所以使人们误认为是通货膨胀在促进经济发展。通货膨胀受到法律的控制之后,物价也就摆脱市场供求状况的影响,这样在扩大货币发行时候市场购买力就会获得同比的增长,社会经济效益也将获得同比的增长。

    目前主要是通过压缩市场购买力的方法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是在压缩市场购买力的同时也就扩大了生产过剩,扩大了失业队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这并不是控制物价的理想方法。过去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大多是通过行政手段控制物价。虽然这种方法非常有效,但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得以实行——因为政府没有权利给别人的商品制定具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种方法是通过法律来稳定物价。虽然这种方法很少使用或不曾使用,但它的确是一种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方法。之所以说它合理,是因为通货膨胀本身就是一种侵占广大劳动者财产的犯罪行为;之所以说它有效,是因为政府通过法律对这种犯罪行为进行了最严格的禁止。

其实,通货膨胀并非市场经济运行的合理行为,也不是平衡市场商品供求关系的正确有效的方法,而是商品经营者非法投机的结果,是投机者侵犯他人财产的犯罪行为。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付出劳动,领取的是工资,之后再用工资去市场上购买商品。市场上商品的价格是劳动者工资购买力的信用保证。如果物价上涨,那么就说明代表劳动者财富收入的部分工资被抬高物价者所剥夺,进而使劳动者受到一定的财产损失。因此,允许物价上涨就等于是允许侵犯他人财产,等于允许犯罪。想想看,在一个国家中允许和纵容犯罪将会得到怎样的结果?

    另外,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需要劳动者为创造利润,同时还需要他们向市场提供购买力。但是,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劳动者的购买力将相应下降,这必然给企业的商品销售造成困难,使企业效益难以实现。由此可见,通货膨胀即使对企业也同样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即使用私有制的法律来进行衡量,通货膨胀也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私有制规定私有者之间不能侵犯对方的私有财产。既然要禁止犯罪行为,那么就不能通过调整市场供求关系这种和善的经济手段来进行引导,只能通过严格的法律来强行禁止,否则将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虽然私有制的法律保护私有者的经济利益,但是它对因通货膨胀而受到严重财产损失的广大劳动者却不给予任何的法律保护。这就是私有制法律的一种严重缺陷。建立新的物价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弥补它的这种严重缺陷。新“物价法”规定: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有国家物价部门进行统一制定,任何企业或个人都无权制定商品价格;一旦价格确定,将作为商品的“法定价格”,没有特殊情况不再对其进行更改;所有私自制定和更改商品价格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并根据消费者的损失情况给以相应的法律制裁。这样,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就可以长期保持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水平,广大劳动者的财产就可以得到应有的保护。既然商品价格摆脱了市场商品供求状况的控制,那么就可以将市场商品供求状况调整到接近社会实际商品供求状况——供小于求的水平。这样,社会的商品生产就具备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

    2、发行货币

    发行企业专用交易现金(1万—100万),减少社会货币债务;

    根据什么发行货币和应该发行多少货币,这一直是理论界没有统一答案的问题。过去曾经根据国家金银储备的多少来发行货币,后来通过实践证明这并不能满足市场商品流通的需求。再后来根据市场商品流通的需求来发行货币,但是,由于大量货币债务的发生加快了商品流通速度,掩盖了市场真实的货币需求量, 因此,货币发行始终不能与市场真实的货币需求相匹配。从表面看货币供给十分充足,而实际上货币供给却存在着的巨大缺口。目前市场经济中存在巨大货币债务就是存在巨大货币发行缺口的有力证明,比如庞大数量的国债、企债、银行贷款等等。既然存在巨大的货币供给缺口,那么就应该通过货币发行来进行弥补,就应该通过货币发行来偿还国债、企债、银行贷款。除此之外,货币发行要根据社会整体“商品效益”的多少来进行。所谓商品效益,就是产值与成本之间的差额。见公式:

    商品效益=产值-成本

    产值是市场商品供给总值,成本是市场需求总值,商品效益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因此该公式还包含着市场商品的供求关系。见公式:

    商品效益(供求差额)= 产值(商品供给)- 成本(商品需求).

    当产值(商品供给)大于成本(商品需求)时,企业将获得商品效益,但此时商品供给也大于商品需求,这就必然造成与商品效益相等数量的商品积压。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向市场补充同等数量的购买力,即创造“货币效益”。所谓货币效益,就是新增加的货币投放。见公式:

    货币效益=市场货币收入-市场货币支出

    在不增减货币数量的情况下,市场货币收入与市场货币支出是完全相等的。增加货币投放之后,市场本期的货币收入大于货币支出,因此也就产生了本期货币效益。如果在后期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不投放新的货币,那么后期的市场货币收入与市场货币支出仍然是完全相等的,但是后期的市场货币收支数量要大于前期。其实,创造商品效益和货币效益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经济效益。所谓经济效益,就是销售收入与成本支出之间的差额。见公式:

    经济效益=销售收入-成本支出

社会经济效益是通过两个途径来进行实现的:一是创造商品效益,即创造大于商品消耗的商品产出;二是创造货币效益,即扩大的货币投放量。创造商品效益是企业的职能,企业只负责生产商品,不负责发行货币;创造货币效益确是政府的职能,政府只负责发行货币,不负责生产商品,这就需要企业和政府在创造经济的过程中进行紧密的配合。否则将阻碍社会的经济发展。如果商品效益大于货币效益,那么就会引起生产过剩;如果商品效益小于货币效益,那么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只有在商品效益等于货币效益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供求平衡。经济效益的增长取决于商品效益和货币效益的双向增长。见表

货币发行参照表 单位:亿元

生产周期 供给(产值) 需求(成本) 利润率(%) 商品效益 货币发行 发行合计
一 12000 10000 20 2000 2000 2000
二 14400 12000 20 2400 400 2400
三 17280 14400 20 2880 480 2880
四 20736 17280 20 3456 576 3456
五 24883 20736 20 4147 691 4147
六 29860 24883 20 4977 830 4977
七 35832 29860 20 5972 995 5972
八 42998 35832 20 7166 1194 7166

    第一生产周期的货币发行量=第一生产周期的国民经济总效益(商品效益).
    第二生产周期的货币发行量=第二生产周期的国民经济总效益-第一生产周期的货币发行量.
    第三生产周期的货币发行量=第三生产周期的国民经济总效益-前两个生产周期的货币发行量.

    从该表中可以看出,随着社会商品效益的不断增加,货币投放也在同比增加。这样才能达到市场供求平衡,才能使企业生产的商品全部销售出去,才能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以全部实现。另外,新发行的货币不是用于社会消费,而是用于购买商品,并将其作为商品储备。当企业进行下一周期生产时,它的购买力也将同比扩大,因此市场上必须保证等量的商品供应。表中显示第一生产周期的货币发行量是2000亿,而第二生产周期的货币发行量反而减少为400亿呢?原因是,第二生产周期销售第一生产周期购买的商品,回收货币2000亿。出货币发行合计看,第二生产周期的“商品效益”额(2400亿)与第二生产周期的货币合计发行量(2400亿)是完全相等的。

    在市场经济中,所有生产企业、服务行业和管理部门的运行都是依靠货币来进行的,因此也就都存在一个货币收入和支出的问题。没有货币收入,就没有货币支出,没有运行费用和运行结果。因此货币收入是决定它们的运行和运行效果的关键因素。当然,凡是独立的经济体都希望以较小的货币支出换取较大的货币收入,都希望在其本身的运行过程中获得一定的货币效益。但是,如果大家都想扩大货币收入,那么这部分扩大的货币量又来源于何处呢?它只有一个来源,就是管理机构的货币发行。

    以往发行货币的目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这就使货币发行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为弥补财政“赤字”发行货币只能起到扩大国民经济总成本、降低国民经济总效益和降低政府未来税收的作用,因此这种被动的货币发行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而主动的货币发行情况就不同了,它一方面可以扩大市场购买力,增加商品销量和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还可以为市场提供充足的商品,以保证市场的商品供应和充分满足生产、生活的正常消费需求。同样是货币发行,但其效果却存在着天壤之别。

    以往的货币发行只局限于小面值现金货币。由于这种货币的面值较小,不适用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大额经济往来,所以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大部分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来进行。由于银行转账省略了现金交易环节,因此对现金的需求量也就大大地降低了。由于在货币资产方面存在巨大的缺口,因此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大部分依靠债务的方式来进行。货币债务与货币在使用上有很大的区别不同,货币债务在使用上有额度、期限和利息的限制,而货币在使用上则不存在这些限制。扩大货币债务一方面不能满企事业单位巨大的和永久性的货币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增加了它们的经济负担,导致其经济效益的大幅度下降。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发行一种大面值的企事业单位专用货币,或者叫做转账货币,一方面保证企事业单位在彼此之间大额经济往来方面的资金供给,另一方面化解企事业单位巨大的债务危机。企事业单位的转账货币是一种大面值的专用货币,除面值和流通范围之外,它与现有的小面值现金货币完全相同。见图

中央银行                                       

1万元—10万元

企事业单位资金往来专用

 

    在生产过剩状态下,市场经济需要通过不断扩大债务的方式来扩大购买力。目前用于扩大市场需求的方法是五花八门的,但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种类:一是真实的扩大需求,即货币债权的发行,它可以起到增加货币供给总量的作用;二是虚假的扩大需求,即扩大货币债务(比如国债及企债发行和银行贷款等),它可以起到提高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货币债权是发行者的商品负债,货币发行是商品负债的发行,商品负债必须用商品来进行偿还。货币发行之后将永久地流通于市场。只要市场中有商品存在,其商品负债就可以不断地得到偿还,货币信用就会得到保护。货币债务是负债人向债权人的货币借款,它需要负债人用货币来进行偿还,而不是用商品来进行偿还,否则将违反原来签署的货币借贷合同。这就是货币与货币债务之间的本质区别。

    虽然通过发现货币债务可以提高现有货币的流通速度,可以扩大动态的市场需求,但是货币负债需要偿还。一旦偿还,由它所创造的市场需求也就会随之消失,市场需求将出现更大的缺口。比如银行贷款是一种货币负债,偿还银行贷款必须用货币来进行偿还,而不能利用商品来进行偿还,否则将造成金融风险。另外,货币债务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减少利润,造成企业经营上的巨大负担,阻碍企业生产发展。因此,扩大需求应该采用扩大货币发行这种真实的需求扩大方式,而不易于采用扩大货币债务这种虚假的需求扩大方式。

    3、储备商品

    转账货币发行之后,政府可以通过它来收购企业生产的质量良好和用于维持人们基本消费需求的产品。一旦政府就掌握了大量的生活必须品,那么它的货币信用也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了。不仅如此,政府收购商品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好处。对于企业来讲,政府收购它的产品可以商品销售难的问题,将生产企业从烦琐的销售工作中解脱出来,全力进行商品生产,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另外,企业还可以节省大量的广告宣传费用、商品销售费用和借贷费用,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对于劳动者来讲,企业产品产量的增加将使其对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加,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企业效益的增加还将使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大幅度增加,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讲、企业商品产量和经济效益的普遍增加必然使社会经济得到大幅度的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对于宏观调控经济来讲,政府通过对企业产品的定向定量收购来控制整个市场经济的商品生产种类、数量和质量,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有力的控制,将社会经济发展的发现和进度牢牢控制在自己的受中。对于金融机构来讲,由于企业资金周转顺畅,贷款额度极少,存款额度较大,因此金融风险自然就不存在了。政府定向定量收购企业产品之后,那么企业的商品积压变成了政府和社会的商品积累。这样既解决了企业产品积压的问题,又解决了基本生活用品积累不足的问题,进而弥补了市场经济缺少积累环节的缺陷,保障人们基本生活用品的供给。

    货币是政府发行的赎回商品的信用凭证,因此它的信用必须由政府来进行承担。但是,由于在市场经济中大部分商品都是由私人来进行生产的,属于私有商品,因此就出现政府发行货币让私人来兑现商品和承担货币信用的弊端。一旦私人拒绝用自己的商品兑换政府发行的货币或兑换原来约定的兑换数量,那么政府的货币信用也就要大幅度地丧失,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存在也就是政府货币信用丧失的体现,这就说明商品所有者,即商品生产和经营者没有履行承担政府货币信用的职责。政府用保证自己发行的货币具有良好或完整的信用,它自己就必须掌握足够数量的商品。这样,在其他商品所有者不履行承担政府货币信用的情况下,政府就可以通过自己掌握的商品来维护货币信用。这样,通货膨胀问题就不存在了。

2011年2月21日星期一
邮箱:shyszy@sohu.com
电话:13079202008

 

 

 



发件人:"中工(共)中央" <zggrgcd@163.com>  2011-02-25 22:42:24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目前局势发表声明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目前局势发表的声明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去年年底以来,因突尼斯城管打小贩引其自焚导致的“茉莉花革命”席卷北非、中东地区,一些国家接二连三地发生动乱,部分国家政权被瓦解,领导人被迫下野,国家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

    受此影响,本月二十日前后,我国大陆地区北京、上海、广州等众多城市在流亡在海外的某些民运组织的策动下,集中出现了事先规定时间的所谓“茉莉花集会”,在闹市中心聚集了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海外某些民运组织为了达到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的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仍在继续煽动、蛊惑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企图扰乱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即现代化建设大业。

     为了保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为了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治久安,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现代化建设大业,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发表如下声明:

    北非、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政权更迭的发生是其他国家的内政,中国人民从来不随便干涉。对于那些国家人民的民主诉求有了圆满的结局,我们感到高兴;对于那些国家仍在动乱之中的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失,我们深表担忧。我们坚决反对在海外的某些民运组织企图利用北非、中东地区动乱的政治影响来破坏我们国家的安定团结和稳定。

    同时,我们呼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认真倾听民间的正义声音,抓紧改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积极疏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恢复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认真做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好国家公务员注意维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不以执政参政为目的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两党依法有序监督机制,把部分失去的民心真心实意地找回来。

    为了具体落实中国工人(共产)党与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了配合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稳定大局,我们党决定在目前情况下,暂缓公民宋宝铃对国家主席胡锦涛涉嫌违宪、违法犯罪的控诉,以待局势稳定后继续履行法定程序。同时,我们再次提醒胡锦涛本人,深刻反省自己的严重错误,积极争取主动,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中国共产党党章,与时俱进,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公民意识,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目,纲举目张,综合平衡,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主席:齐志平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人民网强国论坛登载中工(共)中央《关于组建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或称办公室)的重要建议》,

    点击网址: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107558825&bid=1,

 

 

发件人:"yjt66" <yjt66@163.com> 2011-02-25 10:09:42+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纪念华诞辰

梅花精神是华国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生的真实写照

——纪念华国锋诞辰九十周年

叶继涛

    今年2月16日,是华国锋诞辰九十周年的日子。尽管华主席已经离开我们两年多了,很多人还是以各种方式来纪念他,尤其是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有志之士开始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史,逐步还原华主席的历史本来面目。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阻挡不住,一些不重要的历史事件已化为浮云被人们淡忘,但华主席对人民、对历史所作出的贡献将逐步沉淀下来,永载史册,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怀念华国锋,就是要学习华主席忠诚于党、热爱人民的精神,学习华主席努力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毛泽东、陆游各自所做的《卜算子?咏梅》中描述的梅花精神,这也是华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生的真实写照。

    ——《卜算子?咏梅(现代,毛泽东)》:“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卜算子?咏梅(南宋,陆游)》:“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一、“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抗战到“文革”期间华国锋的写照

    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国锋目睹日本侵略者占领家乡的暴行,立志抗日救国。1938年6月,他参加了山西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他受组织委派回家乡交城县开展工作,先后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群众组织,领导群众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抗日武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为发展壮大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和开展党的工作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国锋同志历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绥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带领当地军民同阎锡山反动政权进行了顽强斗争,先后参加了汾孝战役、开栅保卫战、黄崖战斗、古交战斗等。他在指挥战斗中,采取武装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消灭、瓦解敌军,取得显著成绩,被中共晋绥分局作为经验推广。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领导了交城、阳曲等地的土地改革,纠正了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差。他深入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清匪反霸斗争,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9年初,华国锋同志任晋中南下支队一地委宣传部部长,随军南下。同年2月至1956年3月,历任中共湖南省湘阴县委书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地委书记。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总结基层经验,运用典型示范和逐步推广的方法,积极领导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同时抓好粮食收购、销售和管理工作,使当地农业较大幅度增产增收。1956年3月,调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文教部部长。1957年8月,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其间,他在贯彻“双百”方针、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扩大统一战线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58年7月,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主管农村工作。1959年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任省政协副主席。他参与领导了全省农村工作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强调贵在鼓劲和科学精神,做出了显著成绩。

    这不正是华国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经过革命的血雨腥风,迎接到建立新中国的春天,建设社会主席新中国春天的真实写照吗?

二、“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文革十年华国锋的写照

    “文化大革命”初期,华国锋同志受到冲击并被批斗。1967年7月以后,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11月,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并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20余年,对湖南各族人民怀有深厚感情,致力于新湖南建设,为改变湖南面貌、造福三湘人民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他以身作则,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细致认真,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艰辛创业,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他重视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生活,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致力于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积极支持发展地方工业,支持发展杂交水稻,对湖南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为维护全省的稳定和维持生产秩序做了大量工作。

    1971年1月,华国锋同志调国务院工作,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中,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参与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同年10月,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1973年7月,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同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使全国粮食生产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他还在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输油输气管道建设,保证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在主管政法和科学等方面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在分管的部门解放了大批干部。他注重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和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并领导和支持高端国防项目的研制攻关工作。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2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烈地震,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研究实施了一系列抗震救灾措施。8月4日,他亲临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慰问灾区群众,转达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鼓励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文革十年,中国经历了“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干扰,思想混乱,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极不正常,这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中央高层来讲,前面不正是面临着“悬崖百丈冰”吗?同时,在这一时期,华国锋不顾干扰,全力以赴地领导和突进社会主义建设,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经得起“悬崖百丈冰”的历史考验,一枝独秀,花枝犹俏,成为领导当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流砥柱。

三、“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1976年-1978年华国锋的写照和评价

    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后,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应该说,在1976年那个特殊年代,华国锋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隔离了“四人帮”,顺利结束了文革乱象。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认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功不可没,一致推荐华国锋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成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依然保持着他那种宽厚、质朴的本色,深得人民的爱戴。虽然叶剑英等人为了帮助提高华国锋的影响力,大搞抬轿子和吹喇叭,甚至有点过头,但他本人并没有刻意要追求个人崇拜,而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的期间,华国锋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作风民主,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能听取不同意见,支持真理大讨论,重新建立了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在他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他认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他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促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为新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四、“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1978年-1982年华国锋的写照和评价

    1978年11月召开的十一届三种全会期间,党内民主空前高涨,许多老同志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华国锋心胸坦荡,正视问题和批评,并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在此期间,华国锋虽然党内名义的一把手,但他不再掌握实权,也不再左右中国这条巨轮。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至1982年9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应该说华国锋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无意苦争春”。试想,如果华国锋真的是那么在意权力,而不考虑人民的利益,他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与叶剑英或者其他人联合,孤注一掷,那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是国破就是人亡。尽管华国锋本意是“无意苦争春”,但还是“一任群芳妒”,新华社1981年6月27播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华国锋的评价为“一正四负”,“一正”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四负”为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五、“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1982年-2008年华国锋的写照

    1982年6月,华国锋黯然的走出了中南海,走出了金水桥,一些达官贵人恐怕对他避而不及,可谓是门庭冷落鞍马稀。尽管在1982年—2002年华国锋一直高票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广大党员对他过去工作的肯定,但他不再过问政事,而是象“驿外断桥边”的梅花,寂寞无主的开着,勤练书法,修身养性,刻意与历史绝缘。“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经历了1987年和1989年中国政治风波的风风雨雨,黄昏独自愁,他渐渐地老了。在此期间,外界对华国锋的评价是模棱两可,甚至新闻报道他的内容是少之又少,所有关于改革开放的事情都与他无关,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镜头,都刻意抹去华国锋的音容。

六、“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华国锋逝世后国人的反应

    2008年8月22日,华国锋与世长辞。同月31日,党中央和国务院给华国锋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而参与告别仪式更多的是来自基层的民众。在网络上,很多网民自己发贴悼念华国锋。网易和新浪发出华国锋追悼会的专题后,2个小时内网民的回帖就达到5千多条,可见华国锋在人民心中地位和印象。新华社在华国锋生平介绍也给予他较高的评价:“华国锋同志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勤于学习,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善于总结经验。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他作风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集思广益,注意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品格和风范,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华国锋虽然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安息地下,但他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梅花精神依旧“香如故”,他的历史贡献将万古长青,流芳百世。

七、“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人们期待对华国锋客观的评价

    斯人已逝,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华国锋盖未棺论定,2008年中央一套播出的伟大历程,并没有宣传华国锋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而是提出他的两个凡是,看样子高层还是没有决心还原华国锋的真实历史地位。人民期待历史的真相,也期待将来能够正确对待华国锋,发扬华国锋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和民主精神,还原他的本来面目,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公平正义,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高,贫富两极分化缩小到科学合理的范围,到了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如果华国锋在天有灵,他一定“在丛中笑”。

    华国锋同志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梅花精神永垂不朽!
 

 

 

我的从政之路

国家副主席 习近平

杨筱怀采访

2010-10-28

  习近平(以下简称“习”):欢迎你们来。从我个人来说,这么多年来,对我个人的采访,我拒绝了有100次以上。我不愿意宣传个人,因为我们都在工作岗位上,你不宣传大家都在注意你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应尽的职责;我们有了成长进步,也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个人没有什么好宣传的,所以有关宣传个人的采访我都推掉了。还有人要写传记,我也都全部推掉。

  杨:我们想也是这样的。因为这种宣传弄不好会引起副作用。
  习:特别是现在流行的写法总要把这个人放进一个背景:这是谁的孩子啊,谁的先生啊,你要写的是这个人,写这些有什么用再说,这个背景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大家都知道,再炒来炒去真没意思。
  杨:这种宣传确实没有意思,也没有必要。但是,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你们是群众和舆论关注的焦点,通过新闻和出版媒介让人民群众了解你们的工作,我认为这种宣传还是有必要的。
  习:领导干部不是不可以宣传,但是不能多,并要把握好分寸。现在有一种倾向,一写领导干部就要将你写得多么完美,多么高大,要知道,世界上是没有至善至美的东西的,你把一个人写得完美了,人们就不相信了。同时,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离开人民群众,离开领导集体,你将一事无成。所以,我认为还是多宣传人民群众、多宣传领导班子集体为好。

  杨:我听说,您在宁德的时候,不像有些干部那样,到一个新的地方先要烧“三把火”,要轰轰烈烈干几件“大事”。您没有豪言壮语,只是体现出一种滴水穿石的精神。
  习:我当时去的背景是这样的,我在厦门任了3年副市长,其中后一段时间负责常务工作,在改革开放和推动特区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省委看到我在厦门有一些开拓精神,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省委决定调我任宁德地委书记。贾庆林同志那时是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找我谈话,说:“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冲一下,改变那里的面貌。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开什么会议都坐最后一排,因为总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个地市,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你去之后,要采取一些超常措施,把这个状况改变一下。”当时的省委书记陈光毅和省长王兆国同志都非常支持和鼓励我。
  我去了以后,马上就遇到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治理整顿,大气候不利于采取超常措施。看到大家的心情是希望变,希望我来了以后带着大家变,没有看到我来了也是“光棍”一条,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奇迹。所以,我只能讲,治理整顿也是一种机遇,把大家心气提一提。我当时主要的思想是:这时候不能炒热。一般讲,刚来的时候,说一些让大家热血沸腾的话很容易,趁大家的劲“踢三脚”也容易,但是这个劲一挑起来,接着将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这种事情。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给添点冷水,而不是烧三把火。他们给我讲闽东要干三件大事:开发三都澳港口、修建主温铁路、撤地区建市。我说,这些事要慢点来,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薄弱,不可好高鹜远,还是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多做一些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
  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少走弯路,就像龟兔赛跑,你还是可以取胜的。当然,这些都要有长期打算,我并没有打算很早离开闽东。在闽东我主要抓了四件事:一是解放思想,理清发展思路;二是培养一支好的干部队伍;三是实实在在地抓扶贫;四是从闽东山海兼而有之的特点出发,念好“山海经”,抓好山海综合开发。在闽东干了两年,省委又调我到福州来工作。在闽东时间虽短,但是工作体会很深,跟大家感情很好。离开这么多年了,闽东还是我最感亲切的地方。

  杨:听说您原来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岗位可以说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求的,当初您为何要做出下到地方基层工作的选择

  习:我是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放到河北正定县的。到河北后,地委书记谢峰同志找我谈话,那是一位非常朴实的地委书记,解放初,20多岁就当了张家口地区专员,后来任河北省省长。我说,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他说,“既然你能下来走这步路,我想我就不必嘱咐了,你也不是那种草率从事的人。我就嘱咐你一条,就是你当年在农村之所以干起来,那是因为你置于死地而后生。我听了你的经历,你当时被打成‘反动学生’,最后像‘四类分子’一样下到那里,举目无亲,你是华山一条路,必须走下去,也可能这样你就成功了。但现在你不同了,你是本人选择下来的,人家可能不会理解。”

  当时,确实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他说,想下基层可以到野战部队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层。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和我。他是北师大毕业,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几年,我也要下去,我们俩是不谋而合。刘源当时去了河南。走之前也参加了好几个聚会。许多人对我们的选择不理解,问我怎么现在还下去当时在我们这一批人中有一种从红土地、黑土地、黄土地、绿草原上终于回来了的感觉,有些人认为“文革”吃够了苦头,现在不能再亏了;还有一些人存在着要求“补偿”的心理,寻求及时行乐,我对他们的不解感到悲哀。古时候“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中个进士,谋个外放,千里万里他都去。像古时写《三言》的那个冯梦龙,到福建寿宁任知县时都快50岁了。那时候怎么去的寿宁万重山盃我们现在还不如古时候的士大夫。更可怜的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半径不过50公里,离不开北京,不愿意出去把北京的户口丢了。我说,我们要出来当年老一辈出去,是慷慨激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但在这种不得已里头,使我们学到、体会到了很多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好了,那些禁锢我们的“左”的东西都解除了,我们更要去奋斗、努力,好好干一番事业。

  杨:从我了解的情况看,20多年来您无论在乡里、县里,还是在地、市,包括福州您所在的地方团结搞得都很好。在团结合作方面,您是不是从您自己的角度讲讲,有没有一套完整的做法

  习: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家庭的影响。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都以自己为主,这是不行的。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很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我再考虑回不回去最后见到我姨父,他解放前是太行山根据地的。当年是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参加革命的,他们都是我们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
  听了他们的话之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回去了。回去以后,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来,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见我转变了,对我也好了,到我这儿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

  杨:听说您是在下乡插队期间入团、入党和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这在当时对你这样家庭背景的人是很不容易的。能不能谈一谈这一段的经历。

  习:大概到了1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学,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我已先后写过10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不批准我。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得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经过许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居然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习”和刘澜涛、赵守一等,“彭、高、习”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了,也无所谓了。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所在。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杨:您曾讲过,7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您获益匪浅,请您谈谈最大收获是什么
  习: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7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杨:您是怎样从农村上大学的
  习: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我还是想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确实读得太少了,这与我理想的目标并不违背。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3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我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清华。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当时,我父亲下放到洛阳的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识青年都特别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学,还都是前几名。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地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杨:我们注意到在今年1月召开的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期间,省内新闻媒介报道说您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必须使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都牢牢记住,人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必须为人民谋福利,切不可忘记了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还报道在大会结束时,您以高票当选为省长。请问您对此有何感想
?

  习: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说得过去吗?

 

 

习近平母亲能力超人

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王储”

明镜月刊

2011-02-14

    1997年10月15日,习仲勋和夫人齐心、妹妹习冬英与子女合影。后排左起:近平、安安、正宁、桥桥、远平。

  习仲勋早年和刘志丹一起遭遇党内左倾路线的迫害。 1952年奉毛泽东之命赴新疆,纠正王震左倾路线、暴力镇压引发的严重民族纠纷,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调入中央之后,担任中宣部部长,1958年升为国务院副总理。 1962年,因为小说《刘志丹》案的牵连,遭到长达16年的整肃。文革后复出,主政广东,开辟深圳特区;调入中央后进入政治局、任书记处书记,协助胡耀邦改革开放。在1987年年初那次着名的“生活会”上,他是唯一拍案而起,反对“老人帮”对胡耀邦“逼宫”的元老。十三大之后,习仲勋担任副委员长,“六四”之后,在1990年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指名批评对促民主、反腐败的学生运动诉诸武力的邓小平和杨尚昆,此后开始赋闲,常住深圳。习仲勋曾自谓:““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这是习近平被遴选为中共第五代接班人的“正资产”。但是“正资产”并不能成为他接棒的全部依靠。

  母亲齐心超人的能力

  习近平母亲齐心今年86岁高龄,一口标准北京音,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动作俐落潇洒,是高层夫人中难得的人才。她13岁从北京女一中的初中小女生,被姐姐齐云带到延安,15岁入党。 1939年由姐姐亲自送到抗大一分校(当时在太行山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女生队学习。 1940年冬经抗大总校教育长何长工批准到延安学习。 1941年春进入中央党校,1942年春又被派到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 1943年4月,19岁的齐心被西北局抽调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邂逅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齐心慧眼识金,展开攻势。当时习仲勋已有三个子女,夫人郝明珠也是老革命,没有文化,他们结婚,还是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高岗批准的。

  一年之后,习仲勋收到何长工的一封信,向他介绍齐心。说他认识齐心的姐姐,而且见过齐心的父亲,说齐心是到延安后才长大的。习仲勋终于被攻陷城池,向齐心要了一份简历。 1944年4月28日,31岁习仲勋和20岁的齐心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婚礼。习仲勋对新婚妻子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齐心学习结束,下了农村基层,1945年“七大”,习仲勋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又调任中组部副部长,两人聚少离多,1949年才有第一个女儿。

  如今国内多种书籍报刊,对习仲勋家庭子女的介绍,只有齐心生育的二女二子,不见习仲勋前妻的三个子女。这一点不同王光美,甚至不同江青,可见齐心在家庭的强势地位。 《刘志丹》案发生之后,习仲勋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但是并没有受到明文处分,“文革”中正在洛阳矿山机械厂(苏联援助的国家项目之一,部级单位)担任副厂长,遭到过红卫兵批斗,后来被安排在北京卫戍区受监护,一直保留党籍和公职。这里边有齐心的智慧。齐心在文革之中自己在干校,还顺利安排了子女的学业,也能见其超人的能力。

  习仲勋前妻郝明珠建国后就是副省级干部,一直单身。习近平同父异母的哥哥习富平,1941年生,后来用名习正宁,“文革”前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曾是习仲勋重点培养的长子。很年轻就在陕西省委进入仕途,担任过陕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后调任海南省司法厅长,1998年,57岁,在担任省律师协会会长时不幸病逝。习富平有两个姐姐,大姐习和平也已经去世,二姐习干平生于1939年,退休前是北京国际商报编审。

  习近平当然是习家重点培养进入仕途的第二个儿子。 1979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从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毕业之后,依靠家庭的荫庇,刚进国务院办公厅,又调入中央军委办公厅,给军委秘书长,后来的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部长耿飙当秘书,具有了现役军籍。 1982年耿飙退二线,改任国务委员,习近平如果要保留军籍就得重新安排,他索性放弃在军内发展,转业到河北正定县担任副书记。这一点很像曾庆红,仕途几次以退为进。 1979年曾庆红到国家计委给余秋里当秘书,随余到石油战线。 82年余秋里到总政治部当主任,曾庆红却没有随着去穿军装,留在石油部外事局,一直干到副局长。 1984年又宁可从局级降为处级,到其父曾山人脉广泛的上海发展。

  柯小明要求习近平出国聚会

  习近平在河北省也待了三年,这三年与在耿飙叔叔身边的三年有天壤之别,既是他仕途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人生遭遇挫折的磨难时期。正因为父母为其把舵,他做出的选择使他25年之后能够一步登天。

  到了正定县,遭遇的第一个困境,是妻子柯小明当时已经在英国,准备在国外发展,不打算回来了,要求习近平也尽快出国聚会,否则离婚。柯小明是中国当时驻英大使柯华的女儿,其母张明也是陕西人。习近平当时还不到30岁,正在奋力提升为县委书记,要“土仕途”,还是去“洋插队”?想来如此人生决断,不是他个人能做出的,大主意当然是英明的母亲齐心拿出,最后是“孔雀东南飞”。

  据说,习近平到厦门担任副市长,当时在高干子弟中十分耀眼,前岳父母柯华、张明就后悔了,感到女儿选择离婚是选错了。柯小明经过商,在香港有房产,已经多年不工作,长期在北京父母家居住。

  柯华夫妇如今都九十多岁了,身体很好。近年有传,柯前大使到青岛疗养,在专职护士们的照顾下,下水游泳,因为年纪大了,入水和进浴池一样,一丝不挂。出水之后,自己才发现不妥,径直走到护士小姐们跟前问:“看见了吗?”护士们连声说:“没看见,没看见。”他才踏实地去穿衣服了。

    (《明镜月刊》第8期)

 

 

 


发件人:"szjyxr" <szjyxr@163.com> 2011-02-22 22:20:05 +0800 收件人:L_C_colon <yangfanking@vip.sina.com>, <ving8394@yahoo.com.cn>, <gymn@vip.163.com>, "'huangjs'" <huangjs@cass.org.cn>, <huangwd@ustc.edu.cn>, <zuodapei@sina.com>, <tianyang001@sina.com>, <zdjun@263.net>, <jpm1245@126.com>, <dansiny@126.com>, <zhangyz@126.com>, <qhntjg@163.com>, "'x8b8x8'" <x8b8x8@163.com>, <houyu3372@sina.com>, "'???'" <wukuang_1108@163.com>, <xz7793@yahoo.com>, "'szjyxr'" <szjyxr@163.com>, <wyzxsx@163.com>, "'???????'" <wxr3565@126.com>, <gbf168@yahoo.com.cn>, <tzg59388@163.com>, <xiaoliwencai1966@yahoo.com.cn>, <13910426398@139.com>, <jianminghe@sina.com> 抄送:标题: 这是被新浪枪杀了的文章,其中一篇是转贴的万延海给于建嵘的公开信。

给于建嵘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万延海

2011年2月8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先生:

    最近,网络社会在下列问题上对你个人出现重大争议:

    1、2010年12月31日下午你来到浙江乐清县赛桥村后通过你自己的微博发布的下列消息:

    15时56分:到了钱云会家。见到了他的父亲、儿子和女儿,与他们进行了谈话。但由于前天公布事件定性之后,村民群情激愤。凭着我这些年研究群体性事件所获得经验,感觉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会发生较大的事件。建议所有观察者迅速离开现场,也希望乐清相关部门能重视民众的情绪和合理诉求。

    16时14分:附近近百名村民,跪在道路两边和钱云会家门前,哭喊冤屈。现场极有感染能力,很难获得冷静理智的判断,非常容易引发较大的冲突性事件。我在现场观察过数起群体性事件,知道如何使用拍照器材及介绍自己的身份。而许多现场观察者没有应对这种事件的经验。

    16时36分:建议乐清警方要重视现在村民的情绪。可以考虑先释放被拘村民,与村庄有影响的人进行座谈,公布相关证据,并考虑由本地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及社会人事参加。而有关政府部门,迅速启动有关土地案件的查处工作。

    2、你近年主持的社科院北京上访人员调查报告的下列言论:

    社科院的调查报告认为,进京上访人员长期聚集在一起,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上访人员的相互影响,对各自的案件传递一些错误信息,造成各种传言流行,在这里容易形成自发组织上访的“集体行动”。(转自《乌有之乡》网站)

    3、你有机会给中国政府写内参报告,但大家不知道你在敏感社会问题上的内参报告内容。

    鉴于上述情况,人们对你的身份(是否为政府安全人员?)和是否伤害你自己的研究对象等问题,产生重大疑惑。

    鉴于此,今致信于建嵘先生并请回答下列问题:

    1、你如何解释你自己的这段话“凭着我这些年研究群体性事件所获得经验,感觉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会发生较大的事件”?这是否暗示你在内心帮助政府做出“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会发生较大的事件”的判断?是否暗示你会通过电话、短信、微博或身边同行人员向政府反映上述信息和意见?你当时有无通过电话、短信、微博或身边同行人员向政府反映上述信息和意见?希望听取于建嵘先生的解释,帮助大家理解,并消除不必要的误会。

    2、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遵循基本的研究伦理: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和对研究对象无害或尽可能有益。

    1)知情同意:你研究上访人员或其他社会敏感议题时,是否全面告知你的其他社会身份?你的调查报告或内参报告或给特定部门的报告,基本信息,比如目的、调查方法、主要发现和给政府或各界的意见,是否充分告知你的调查对象们?

    据悉,为调查上访问题,你和上访群众吃住在一起。碰到有人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于建嵘自己就说“我是上访的”。”我希望知道,你自己如何评价你的这个回答?你是出于怎么样的想法来作出这样的回答的?这个回答符合“知情同意”原则吗?

    2)无害或有益原则:在你写内参或可能给特定部门递交调查报告时,你如何可以保护你的调查对象作为个人或群体不受到伤害?在你可以公开的调查报告或对媒体采访时,你的意见符合对调查对象无害或有益原则吗?你如何保证被你研究的人们不受到你的伤害?于建嵘先生可以对这个问题有个公开的说明吗?

    3、于建嵘的身份:你可以对你于建嵘的社会身份做出更加符合真实情况的说明吗?除了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大学里公开的学者身份,你有其他社会身份或使命吗?方便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最后,我对于建嵘先生参与过的一系列维权工作和对底层人民的同情立场表示欣赏。为消除我本人或其他人的疑惑,也有助于于建嵘先生的公信力,我请求于建嵘先生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复。

    特此致函!

    万延海

 

 

美国也怕骨牌效应 立法授予总统在必要时关闭互联网

连线杂志

2011-02-22

    周五,立法授予总统关闭互联网的权力的提案在参议院重新提交,该提案的主要提交人告诉连线杂志 在这个所谓的“总开关”法案复活的同一天,埃及人正面临互联网管制,此管制旨在打击该国的大规模示威行走。

    这项有两党支持的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的资深成员重新提交,这项法案埃及总统胡尼斯穆巴拉克正在用于镇压异议者,柯林斯解释说不会给予总统同样的权力,国土安全部12月顺利通过此法案,但此届国会任期已满将由新国会在稍后的几星期讨论。

    柯林斯说,此法案的目的是防范有计划的来自网络的重大威胁,并在损害前保护他们。 “我的提案将会提供一种机制,政府与网络经营商一起工作应对真正的网络突发事件”,柯林斯在周五的电子邮件中说“它会成为我国迅速应对重大威胁的最佳工具”

    这项矛盾纠结的法令何时推出尚不清楚,因为它正在制订中。 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助手称该法案不针对整个互联网,而是它将授权在必要情况下总统有权力关闭进入所谓的美国“基础设施”的网络路径。举个例子,这个助手说,如果政府发现控制胡佛水坝阀门的系统即将遭到网络攻击,政府会断开它与互联网之间的连接。 尚不清楚政府怎会有这样的主意,无论如何,如果检测到网络攻击迫在眉睫,网络运营商自己不会关闭系统?

    大约有12个,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美国图书馆协会,电子边境基金会和民主与技术中心的团体对此法令提出质疑,并发出反对此提案的公开信,他们担心,如果此议案成为法律,会被用于监控互联网。 在上届国会听证会上这些团体(PDF)说“重要的是网络安全的立法不会损害我们的权利” 此议案的国会白皮书(PDF)说,此议案 “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下” 禁止政府有针对性的审查某些网站, 奇怪的是,“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下”,在爱国者法案中有同样的话,此法案是政府窃听或调查持不同信仰或政见的人民所依据的法案。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2-24 15:33:5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齐泽克:天下大乱,形势大好,齐泽克等欧洲左派如何看待中东?

为何惧怕阿拉伯的革命精神?

Why fear the Arab revolutionary spirit?

齐泽克

译者:铃兰台

    译者按:齐泽克2月1日在英国卫报撰文,标题是”为何惧怕阿拉伯的革命精神?”各大媒体竞相转载,更有人把原标题改成: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与他四年前在《纽约时报》发表的”How China Got Religion”一样,文章开头都是以”The Western liberal”(西方自由派)这三个词起笔,一气呵成。前一篇文章驳斥西方自由派攻击中公的宗教政策,揭露了自由派支持非民选的政教合一政权的真面目,现在的这篇文章则是以埃及动乱为背景,进一步扯去自由派维护穆巴拉克政权的不自由的面纱,呼吁警惕伊斯兰原教旨势力得势,呼吁中东的激进左派们团结起来,来一场”质变”。 我在1月28日读到了加里?莱普(Gary Leupp,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的”突尼斯的星火”,文章在结尾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当他们还是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常说天下大乱、形势大好”。齐泽克和加里莱普都自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看来,他们都从毛泽东思想中找到了相关的世界观、灵感。好了不多说了,看齐大师的高论。

    西方自由主义者对于埃及和突尼斯起义的反应,屡屡表现出虚伪和犬儒主义。在突尼斯和埃及的起义中,再没有什么比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明显缺位,更引人注目了。按照西方自由主义者那点愤世嫉俗的智慧,他们认为即使是在拥有最佳的世俗民主传统的社会里,人们通常只反抗由专制政权带来的腐败与贫困,要求自由和改善民生。因此,在阿拉伯国家里,真正拥有民主意识的只是少部分自由精英,而绝大多数人群只能靠宗教原教旨主义或民族主义才可以动员起来,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接下来将发生什么?谁会成为政治赢家?

    突尼斯在提名组成新的临时政府时,把伊斯兰主义和更为激进的左派统统排除在外。自由派对此自鸣得意的反应是:很好;那两个基本上是一路货,都是极权主义的极端势力。事情真这么简单吗?难道长期根本的对立、不正是发生在伊斯兰分子与左派之间吗?这两者即便得以短暂地联合起来反对现政权,可这种联合一旦接近胜利就会破解,代之以玩命的争斗,这种争斗往往比他们对抗共同的敌人还要残忍。

    此前的伊朗大选引发的斗争,不正是一个证明吗?成千上万的穆萨维支持者所主张的,是支撑了霍梅尼革命的大众梦想,即自由和社会正义。也许这是乌托邦,但它确实引致了政治和社会的创造力的激动人心的爆发、导致了有组织的实验和学生与普通百姓间激烈的政治辩论。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开放,让人们释放出空前的变革社会的活力。人们感到一切似乎都有了可能,可是,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接管了政权,这种开放的活力被渐渐地扼杀了。

    即便是一场明确无误的原教旨主义运动,这种场合也要小心,不要漏过了社会成分。塔利班常常作为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集团、以实行恐怖统治的面目出现。然而,《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说,塔利班2009年春在接管了巴基斯坦的史瓦特河谷后,曾”利用一小撮富裕地主与当地无地的佃农之间的深刻矛盾,发起了一场阶级抗争”。如果说塔利班”利用”农民的困境是个创意,用《纽约时报》的话说,乃是对”封建性质仍然大量残存的巴基斯坦发出的危险警报”,那么,是什么妨碍了巴基斯坦的自由民主人士和美国也去类似地”利用”困境以解救无地的农民呢?难道说,巴基斯坦的封建势力是自由民主势力的天然盟友?

    这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这就是激进的伊斯兰势力的兴起,总是伴随着穆斯林国家中世俗左翼的缺位。当阿富汗被描绘成最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时侯,谁还记得40年前,这曾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世俗传统的国家,其中曾经有过一个独立于苏联的强大的共产党(指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铃注)呢?这种世俗的传统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这一点是正是解读最近连续发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事件(还有也门……以及有望波及到沙特阿拉伯)的关键。如果局势最后朝着让旧政权存活的方向被稳定了下来,仅仅施加一些自由主义的整容手术,那么就必定会产生出来自原教旨主义的不好对付的反弹来。自由主义者如果想让自由主义的核心遗产能够存活下去,就必需获得来自激进左派的友好帮助。回到埃及的问题来,现在一个最可耻最危险的机会主义式的反应,就是CNN报道的托尼?布莱尔的话:变革是必要的,但必须是一个稳妥的变化。

    今天,想要在埃及进行稳妥的变化,无异于和穆巴拉克势力妥协,办法就是稍稍扩大统治圈子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谈论所谓和平过渡只是一种猥亵,因其实质不过是没有了穆巴拉克、但依然镇压反对派。从穆巴拉克派出军队弹压示威的那一刻开始,人们就面临明确的选择:是要一个保全整体修正局部的整容式改变呢,还是要一个真正的质变?接下来这里会是最关键的时刻,就像十年前的阿尔及利亚那样,人们竟无法理直气壮地宣布,所谓真正的自由选举,不过等同于把权力奉送给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

    自由派的另一个担心是,穆巴拉克如果下台,还有没有组织好了的政治力量出来接管政权?这当然是没有的。所有的反对力量都已经被穆巴拉克减少到了临界状态,成了花瓶。他小心翼翼地以此来维持统治,结果就如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著名小说的标题那样:”无人生还”(And Then There Were None)

    对于要穆巴拉克还是要动乱的的争论,不过是针对他本人的争论。西方自由主义者的虚伪令人惊艳不已:他们纠缠于要穆巴拉克这个人、还是要动乱的的争论。他们过去公开支持民主,而现在呢,当着人民以世俗自由和正义的名义、而不是宗教的名义来反抗暴君的时候,他们又个个陷入了深忧。你们忧虑什么?为什么不乐见自由到来了新的机会?今天,毛泽东的老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切题:”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穆巴拉克何去何从?答案十分明确:到海牙去。最值得坐到那里受审的领袖,非他莫属。

 

阿拉伯世界失火了

----论埃及危机

乔姆斯基

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译

    2011年1月27日半岛电视台称,”阿拉伯世界失火了,”此时,在这整个区域,西方力量”正在迅速失去影响力。”

    这场浪潮的发源地是突尼斯,那里的一次戏剧性暴动赶跑了西方支持的独裁者,它在埃及的号召力尤其强大,那里的示威者们威慑了一个独裁者的残暴警察力量。观察者们把这个事件与1989年俄罗斯政权更替相提并论,但两者间其实有重大差异。一个关键问题是,在支持阿拉伯独裁者们的各种强大力量中,不存在一个戈尔巴乔夫。华盛顿和它的同盟奉行着一个源远流长的原则–民主只有在符合策略与经济追求时才是可行的:在敌人的领地,某种程度的民主一点没问题,不过在自家后院,那还是先让民主乖乖听话再说。

     有一个把1989年与当下相比的例子更有效:当时在罗马尼亚,一直到美国与罗马尼亚的联盟崩溃前,美国都支持着东欧地区最凶残的独裁者齐奥赛斯库。两国闹翻后,华盛顿对推翻齐奥赛斯库表示庆祝,并把历史一笔勾销。这是一个标准的模式:包括马科斯,杜瓦利埃,全斗焕,苏哈托和其他有用的黑道大哥们。穆巴拉克也许也要成为其中一员,同时美国也会照旧试图保证继承者不会偏离轨道太远。

    目前看来希望被寄托在忠实于穆巴拉克的奥玛?苏莱曼(Omar Suleiman)将军,他刚成为埃及副总统。示威群众对这个有史以来在情报总局任职最久的局长的敌视几乎跟穆巴拉克差不多。权威们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论调:在实际的层面上,对激进伊斯兰主义的防备需要对民主勉为其难的反对。虽然这说法不是一无可取,但这种表达方式是误导性的。普遍存在的威胁事实上是独立。在阿拉伯世界,美国及其联盟一直在支持激进伊斯兰分子,有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世俗民族主义的威胁。

    沙特阿拉伯–激进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中心,是一个熟悉的例子。一个冗长名单中的另一例是巴基斯坦独裁者中最残忍的齐亚?哈克,他也是里根总统的最爱,用沙特阿拉伯提供的资金开展了一系列激进伊斯兰化运动。

    “阿拉伯世界内外的一个传统论调是天下太平,万事皆在掌握之中,”前约旦官员、现任卡耐基基金会中东研究主任的马尔旺?姆阿舍说,”延续这种观点,渗透很深的力量辩称那些呼唤改革的对手和外部力量是在夸大事态。”因此大众可以被忽略。这个教条历史悠久,普适整个世界,在美国领土也是这样。如果发生动乱,策略变动可能是必须的,不过总是需要保证控制力。

    突尼斯的活跃民主运动针对一个”缺乏言论和集会自由、人权问题严重的警察国家”,统治者家族贪腐,为人民憎恶。这是维基泄密中一份2009年7月美国大使罗伯特?戈代克所发电报中的评价。因此对有些观察者来说维基泄密的”文件应该让美国人民能舒心地感到官员们没有玩忽职守”–确实,那些电报支持美国政策的程度让人觉得好像奥巴马本人泄露了它们(雅各布?海尔布鲁恩在《国家利益》中这样说)。

    《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标题为”美国应给阿桑吉颁发奖章”。首席外交政策分析人吉迪恩?拉赫曼写到:”美国的外交政策看来是有原则的、智慧的、实际的–美国在任何状况中采用的公开姿态通常和私下态度吻合。”按这种观点,维基泄密削弱了”合谋论”的可信度,合谋论质疑的是华盛顿一贯宣布的高贵动机。

    戈代克的电报也支持这些判断–如果我们不深究的话。假如深究,就像外交政策分析者斯蒂芬?祖恩斯在《聚焦外交政策》中的报道,我们会发现华盛顿得到戈代克的信息之后,向突尼斯提供了1千2百万美元军事援助。突尼斯恰恰是仅有的五个得到军事援金的国家之一:还有以色列(常规提供),两个中东独裁国家–埃及和约旦,加上哥伦比亚–全世界人权状况最糟糕、南半球接受美国军援最多的国家。

    海尔布鲁恩的第一条证据是维基泄密电报中提到阿拉伯世界对美国的伊朗政策的支持。拉赫曼和很多媒体也用了这个例子,赞美这些鼓舞人心的发现。这些反应说明了在有教养的文化中,对民主的蔑视多么根深蒂固。被忽略的是广大人民怎么想–这是很容易发现的。布鲁金斯八月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有些阿拉伯人同意华盛顿和西方评论员的观点,认为伊朗是一个威胁:这些人数量为10%。相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是主要威胁的:各为77%和88%。

    阿拉伯人对美国政策的敌视之深已到了大部分(55%)认为如果伊朗有核武器地区安全能增强的地步。可是,”天下太平,万事皆在掌握之中”(马尔旺?姆阿舍就是这样描写这种盛行的幻想)。独裁者们支持我们。他们的臣民可以被忽略–除非他们挣脱了锁链,那时政策就不得不调整。

     维基泄密的其他内容看来也支持对华盛顿之高贵的热情赞颂。2009年7月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雨果?罗伦斯通知华盛顿”对6月28日塞拉亚总统被迫离职的法律和宪法问题”的使馆调查结果。使馆的结论是:”军队、最高法院、国会无疑在六月28日合谋进行了一次针对行政部门的不合法和违宪的政变。”非常令人敬佩的调查。不过奥巴马总统马上与南美和欧洲差不多全部国家逆道而行,支持政变政府,无视其后的暴行。维基泄密中最了不得的发现也许是与巴基斯坦有关的那些文件,外交政策分析家弗雷德?布兰夫曼在Truthdig(时政网站)评论了相关内容。

    电报显示美国使馆非常了解华盛顿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不但强化了泛滥的反美主义而且”有动摇巴基斯坦国家的危险”,甚至引发了最终噩梦的威胁:核武器有可能落入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手中。再说一遍,这些文件”应该让美国人民能舒心地感到官员们没有玩忽职守”(海尔布鲁恩语)–同时,华盛顿正坚定地向着灾难前进。

 

埃及的运动

----对话萨米尔 阿明(Samir Amin)

时间:2011年2月9日,13日,地点:世界社会论坛, 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

汪晖、刘健芝采访

    说明:《环球时报》今天刊登了对话的节选,这里是对话的全文,供参考。2011年2月9日至13日,世界社会论坛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这也正是埃及社会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我们也就此与出身埃及的著名理论家和社会运动的组织者萨米尔?阿明和其他埃及知识分子进行了多次交谈和讨论。这里发表的文字是根据与阿明先生的两次谈话记录整理而成。

    阿明:埃及人,依附理论的最重要理论家之一,长期致力于第三世界的社会运动,是The Third World Forum和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的创始人和主席。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读书》杂志前主编。

    刘健芝:香港岭南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亚洲和第三世界的社会运动,是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的副主席。

    汪晖:萨米尔,谢谢您关于埃及运动的短文。我们都非常关心埃及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许多地区的媒体将突尼斯、埃及发生的运动与先前的中亚颜色革命相提并论,但这种论调混淆了这些运动之间的重要差别。我的直观的印象是:这是一场不同于1989年以来的那些亲西方的、肯定资本主义体制的颜色革命的革命。这场大规模民主运动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于美国全球霸权的抗议。在网络上已经刊载的那篇文章的开头,您指出埃及是美国控制全球的计划的一块基石,正由于此,美国不会容忍埃及的任何越出其全球战略的行动,这个行动也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行殖民统治所需要的。这也是美国要求穆巴拉克立即实行和平过渡的唯一目的。他们希望穆巴拉克任命的情报头子苏力曼来接任,以维系这一全球战略的基石。您能否谈谈你对运动本身的看法?

    阿明:我的短文谈的是对立方,即美国和埃及统治阶级的战略。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情况。现在我想谈一下群众运动的成分与战略。反对力量有四个组成部分。第一,是年青人。他们政治化,有很强的组织,组织的数目超过百万,这绝对不是个小数目。他们反对现有的社会与经济制度,至于是否反对资本主义,对他们来说可能太概念化了,但是他们反对的是社会的非正义和不平等。

    他们的民族主义是爱国的,是反帝国主义的。他们痛恨埃及向美国霸权屈服,因此他们也反对所谓的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拒绝容忍以色列继续实行对巴勒斯坦的殖民主义占领。他们追求民主,完全反对军队和警察的独裁。他们有分散的领导班子。当他们给出示威的指令时,能动员一百万人,但是几个小时之内,全国有一千五百万人响应,连小镇和村落都动员起来。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可以即时地引起强大的正面的回响。

    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激进左派,来自共产主义的传统。年轻人并不反对共产党人,但是他们不想被置于有领袖和指挥的政党的框架里。他们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不错,完全没有问题。幸亏有大规模的示威,两者走在一起,不是谁领导谁,而是互相的配合。

    汪晖:也就是说,无论是青年运动还是左翼共产主义者,他们对现政权的批判、他们对民主的诉求,不仅包含着对美国霸权的抵抗,也包含着对于现行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批判。在传统左翼与青年运动之间有着相近的倾向,不同的地方在于运动的形态,即当代运动并不希望将自身组织在政党等高度组织化的框架内。这从运动拒绝各种组织试图代表他们的努力中也可以看到。那么,巴拉迪代表着怎样的力量?

    阿明:他代表的是运动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现制度是那么充满警察与黑社会的暴力,不少中产阶级,包括小商人,不断被欺凌。他们不属于左派,他们接受资本主义、市场与商业,甚至并不完全反美;他们不拥护以色列,但是接受以色列的存在。然而,他们是民主派,反对军队、警察和黑社会的权力集中。巴拉迪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信奉”真正的选举”和尊重法制。他完全不懂经济制度的问题,只知道正在运行的市场,却不理解这正是社会崩溃的根源。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可他是民主派。他在国外比在埃及更有名,但可以快速地改变这一局面。他有可能成为转轨过程的一个参与者。但问题是如果军队和情报机构不放弃对于社会的高压统治,巴拉迪是否接受?

    汪晖:巴拉迪要求的是通常所说的政治民主,而对这种政治民主到底与怎样的社会形式相配合没有看法,因为他基本接受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在伊拉克战争前夕,围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核查问题,他曾经与美国有矛盾,但并没有另类的思想。那么,穆斯林兄弟会的态度怎样?西方媒体非常重视他们。

    阿明:穆斯林兄弟会是第四个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在公开的政治领域有群众的支持,但他们是极端反动的。他们不仅是宗教意识形态,而且在社会倾向上是反动的。他们公开反对工人的罢工,明确站在政权一边。他们认为工人应该接受现行的市场。
他们也采取反对农民运动的立场。埃及有强大的中农运动,他们受到市场和富农的侵害,他们要为保留他们的财产而斗争。穆斯林兄弟会的立场是反对中农的,说土地所有权是私有权,说可兰经支持市场是神圣的。

    穆斯林兄弟会事实上是与政权合谋的。表面上,政权与穆斯林兄弟会是矛盾斗争的,但事实上他们是联合的。国家政权给了穆斯林兄弟会三个主要的体系:教育、司法、国家电视广播。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国家机构。通过教育,他们先是迫使学校的女孩然后是全社会戴上头巾;通过司法,他们引入了穆斯林的律令;通过传媒,他们影响着舆论。

    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层从来是腐败的、非常富有的政治领导层,他们一直接受沙特阿拉伯的金钱资助,也就是说美国的资助。他们在两个社会阶层中有重大影响,一个是亲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害怕民众的中产阶级,他们认为穆斯林的统治不是坏事。这个阶层自发地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他们在教师、医生、律师等专业阶层中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同时,穆斯林兄弟会从一个流氓阶层招收他们的雇佣民兵。埃及有大规模的贫困人口,在开罗,一千五百万人口里面有五百万极贫人口。穆斯林兄弟会在其中很低政治水平的穷人中找到他们能够动员的民兵队伍。如果运动”成功”,”选举”进行,穆斯林兄弟会将成为议会的主要力量。美国对此是欢迎的,并认为他们是”温和的”。其实不过是易于驾驭而已,他们可以接受美国的战略,让以色列继续占领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完全认同现行的”市场”体制,对外是依附的。他们事实上是统治阶级中的”买办”的同伙。

    汪晖: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着宗教性的政治力量,但按照您的分析,这种宗教性的政治力量并没有提供关于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另类选择,恰恰相反,宗教的政治化与市场体制的巩固之间并没有冲突关系。上述四个方面各有不同的取向、特征和背景,那这几个运动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阿明: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运动由年青人发起,激进左派立即加入,第二天资产阶级民主派加入。穆斯林兄弟会在头四天是抵制这个群众运动的,因为他们以为警察会很快镇压平乱;当他们看到运动并没有被压下去的时候,领导层觉得不能留在外面,才参加进去。大家必须知道这个事实。

    汪晖:让我们再谈谈美国的战略。您在短文中曾经提到,美国对埃及的战略与巴基斯坦模式非常相似,就是”政治的伊斯兰”与军事情报系统的结合。如果再加上一句,就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这样一种体制能够产生出民主吗?

    阿明:群众要推翻的是整个制度,不仅是穆巴拉克,但穆巴拉克是制度的象征。穆巴拉克任命苏力曼为副总统之后,不到几个小时,群众喊的口号是”不要穆巴拉克,不要苏力曼,他们两个都是美国人。”奥巴马说我们需要软过渡,就像菲律宾当年那样。群众说,我们要推翻的不是一个罪犯,而是所有罪犯,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过渡,不要假的。群众的政治意识很高。可是,美国的目的是软过渡,怎么做?就是公开地与右派、中间派、穆斯林兄弟会以至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协商,同时孤立年青人和左派,这就是他们的战略。不论他们是否达成正式的协议,穆巴拉克是要出局的。副总统苏力曼发起所谓的协商邀请,穆斯林兄弟会很聪明,拒绝了邀请,但是他们原则上是接受与制度协商的。

    汪晖:但目前运动的主要力量是青年运动和更为广泛的社会运动。工人罢工了,那是传统左翼长期活动的区域。那么,面对美国和埃及统治阶层的这种所谓”软过渡”策略,群众如何反应?

阿明:群众运动的大会每天都在讨论真正的过渡的规则:
第一: 立即解散假民主的议会;
第二: 立即取消戒严令,容许自由的集会权;
第三: 开始制订新宪法;
第四: 选举立宪议会;
第五: 不要立即或者很快的选举,而是容许一段长的自由时期。如果是立即选举,很多人会投票给穆斯林兄弟会,因为他们有组织力,有传媒,等等。可是,如果有一年的真正自由,那么,左派和年青人便可以自我组织。

    这是一场漫长斗争的开端。埃及是革命长期进行的地方。1920年到1952年的长革命时期,有进有退。长远来说, 左派和年青人占了多数,有行动能力。可是,一个可能的坏前景是,穆斯林兄弟会和政权会用力打击左派和年青人,政权已经这样做了。这个制度是非常恶毒的。在示威期间,政权打开了监狱,释放了一万七千名罪犯,给他们支持穆巴拉克的徽章、武器、金钱,并保证他们不会重返监狱,让他们去袭击示威者。示威的群众并没有冲击监狱,是警察把他们释放的。

    汪晖: 社会运动提出的口号之一是要求建立一个文人政府(civil government),即这个政府既不能是军人的政府,也不能是宗教政府。这也正是civil这一语词的真正含义。从策略上说,运动需要一定的准备时期,在广泛动员和参与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的纲领和代表人物,以便直接介入大规模运动之后的政治进程。穆巴拉克的警察专制使得埃及社会缺乏政治空间,除了转入地下的共产党和穆斯林兄弟会之外,社会处于一种”去政治化”的状态。现在的任务是”重新政治化”,也正处于”重新政治化”的过程之中。”去政治化”既是穆巴拉克体制垮台的原因,也是今天社会运动面临的困难。如果”软过渡”策略部分奏效,即穆巴拉克下台,由军方和警察力量支撑,群众运动能否持续并形成更为清晰的目标,就成了一个最重要的挑战。您认为年青人是支持左派的,但可能右派和穆斯林兄弟会也会试图分化年青人。最重要的是年青人和民主派不支持美国。民主派会怎样,他们能够提出什么目标吗?

    阿明: 很多民主派是中立的,并不反美。巴拉迪很天真,以为美国支持民主。我们不断强调的是,美国的目的并不是民主。

    刘健芝:传统左派运动与工人之间有密切关系。工人起了什么作用?

    阿明: 三年前,一个罢工浪潮橫扫埃及,那是五十年以来非洲大陆(包括南非)最强大的工人运动.从纳赛尔时期开始,官方的工会完全被国家政权控制,就像苏联的国家控制工会的模式.。因此,罢工不是由工会领导层发动的,而是由基层发起的。在这个意义上,罢工是自发的,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三年前,政权想调动警察镇压,但是资方觉得不行,怕把工厂都毁了。于是他们进行协商,罢工工人赢得的工资增长并不多,只有10%或多或少5%,连通货膨胀吃掉的都追不上,可是,他们赢得了很重要的成果,就是尊严和工会权利,譬如说,解雇工人要有工会认可。他们接着成立了新的独立工会。他们这次也参加了运动。

    刘健芝:农民在运动中的角色如何?

    阿明:相对而言,农民运动很难串联。农民运动从1920年以来一直很激进,他们要反对的既有大地主,也有富农。富农在农村社会里势力很强,他们不象地主那样不在地,他们跟政府、律师、医生都有密切的关系。另外的是中农、贫农、赤贫农和无地农民。无地农民的状况在过去三十年并没有恶化,因为他们出去海湾国家打工,赚了一点小钱,回来不够买地,但够他们在灰色经济里面做些小生意。赤贫的农民最受剥夺,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让他们给富农、新资产阶级地主和现代的埃及农业企业剥夺。他们最为激进,他们并不反对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他们就是不知道。

    汪晖:传统左翼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工人中影响很大。但对于农民,埃及的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如何?

    阿明:共产主义者的不足是一直没有去团结他们。其实,唯一去跟他们讨论的只有共产主义者,没有穆斯林,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派。可是,没有人对他们有影响,他们却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

    汪晖: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农民的动员和角色始终是重要的一环。农民有没有参加近期的动员?

    阿明: 农民在农村有动员,但是没有跟大运动连接。他们没有参与讨论过渡的民众大会。

    汪晖: 运动是否主要是城市的?

    阿明:是的,也有在小城镇。

    汪晖:埃及的运动带有强烈的自发性,不同的力量突然地加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这个运动与二十世纪以政党政治为动员机制的大众运动十分不同,也不同于单纯的阶级运动,尽管工人阶级和传统左翼也是这场运动的重要的参与者。运动开始之后,许多政治组织和机会主义者试图代表运动出来与政府谈判,但大众运动拒绝他们的代表性。您怎么解释运动的自发性?

    阿明: 民众对现制度、对警察都极为厌倦了。如果你只因很小的问题(例如闯红灯)被逮捕,你会被毒打,被折磨。警察施加日常的镇压欺凌,完全无法无天,丑恶无比。民众也厌倦了黑社会制度。世界银行所说的代表未来的银行家,是强盗流氓。他们是怎么累积财富的?是通过国家无偿给他们土地,他们转卖给地产商。这是巧取豪夺来累积的财富。他们把真正的企业家挤压走了。

    民众也厌倦了美国的霸权。埃及人是民族主义爱国者。我们问,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卑微,每天每个事情都由美国领事和美国总统来独裁决定?另外,还有社会的衰败,大多数人面对的是不断恶化的失业和贫苦,社会不平等极为严重。所有这些加起来的不满,让政府彻底失去合法性。民众说,够了!忽然就爆炸了。有人因此牺牲了,但是他们知道,如果你参加斗争,你是可能牺牲的。

    汪晖:萨达特在美国支持下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过去三十年,阿拉伯世界是分裂的。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对于阿拉伯世界有过重大影响。尽管穆巴拉克在巴以和谈中扮演特殊角色,但埃及的国际影响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影响实际上下降了。昨天跟以为埃及朋友聊天,他对目前运动感到兴奋-世界终于重新认识到埃及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国家!阿拉伯世界的格局十分复杂和微妙,其中最有影响的国家是那些亲美的、接受现行资本主义体制的专制国家。那么,埃及这场运动对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对于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社会运动会有什么影响?

    阿明: 会引起回响,但每个国家是不同的。突尼斯亚国家小,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比较高,但是因为它小,在全球经济里面,它很脆弱。

    汪晖: 好像突尼斯的民众组织更好,埃及群众更为自发。对巴勒斯坦肯定会有影响吧?

    阿明: 肯定是的。对叙利亚也有冲击,那儿的情况很复杂。我们很难知道对伊拉克的影响是怎么样。南也门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左派,带有马克思主义的修辞,有某种激进左派的思想。但他也像南北朝鲜,北方落后南方发达。也门有可能再分裂,因为南方不能接受统一。

(以下是2月13日穆巴拉克下台后通过电话所做的补充访谈):

    刘键芝:穆巴拉克下台了,您对最新的发展有什么评论?

    阿明: 首先,穆巴拉克没有辞职,他是给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政变赶走的。他跟他的副总统苏力曼都被赶走了。新的军队领导层声称它会执政,一直到新选举举行之后,然后,军队会返回军营。军队说在这个期间,它会处理过渡。但是,群众运动大会继续工作,推进要求新民主,要求所有公民的自由权利,例如组织自由、传媒权利。

    第二,群众运动大会将寻找新宪法的理念,以使选举的是立宪议会而不是立法议会,尽管政府想做的是部分修改现宪法。现在要知道新政府会怎么样处理情况,还言之尚早。再多等几天,情况就会明朗。群众运动还没有完成它的工作。军队领导层希望有一个强过渡,推进选举,穆斯林兄弟会将会取得多数。我们希望选举前有一个缓过渡,以让新的政治、民主力量可以组织起来,可以发展它们的纲领和工作,并能跟社会公众有交流。

 

美国实质性的阻挠埃及走向民主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2011-02-18

    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推翻了雅典的暴君,建立起民主政体。在其存续的186年间,雅典民主政体在一个小范围内让人类精神绽放出前所未有的绚烂之花。然而,如果说民主政体有2519年的历史,那么埃及的历史则要长得多。从5000年前首次统一算起,埃及可谓我们星球上最古老的国家。

    也就是说,国家的历史要远远超过民主政体。国家的诞生带来了一个问题:谁来掌控它?纵观历史长河,答案几乎不外乎是神王、僧侣王、军事独裁者等等。政府可能在名义上代表人民的利益,但它却几乎从未掌握在人民手里。雅典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尽管政府对人民负责的理想状态也存在于古罗马以及意大利城邦国家。然而,当时直选无法在大范围内进行。13世纪英格兰的议会选举解决了这个问题。行政长官对由选举产生的议会负责的模式,目前已传播至全球大部分地区。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系统和平中心(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的“政体IV”(Polity IV)项目,分析了从1800年至2009年的政治体制。在该项目考察的162个国家中,2009年,有92个是民主政体,仅有23个国家是独裁政体(1977年时则有89个国家)。唉,还有47个国家是“有限民主政体”——兼具民主和独裁成分的脆弱国家。然而,民主政体已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见图表)。

     值得注意的是,前苏联帝国解体和拉美转型之后,民主政体数量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激增。然而中东是个例外:尽管独裁政体数量有所下降,但它目前仍是世界上唯一独裁政体数量超过民主政体数量的地区。或许很快连中东也不是这样了。

    民主政体为何取得了如此迅速的进展?毕竟,在1900年,代议制政府还很罕见,普选权(妇女亦享有选举权)几乎闻所未闻(新西兰除外)。根本的答案必定是经济方面的——社会发生了变化。在原有的社会中,由武士、官僚和神父组成的少数阶级或特权阶级,统治着由目不识丁的农民组成的广大百姓。这些依靠武力和欺骗垄断权力的阶级认为没有理由与那些被他们看不起的人分享权力。自耕农武士(yeoman warrior)所扮演的角色使得城邦国家成为例外。罗马共和国变成了帝国,它的武士们也变成了职业军人。

    经济发展彻底改变了上述古老的社会结构:初等教育变得越来越普及,高等教育越来越普通;经济开始依赖于个人的创造性;知识传播开来;交流变得更加活跃。我们变得对子承父权尤其感到不满。这使得大多数独裁政体摇摇欲坠。然而,相信民主政体之未来的最有力理由是,它回应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正如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写的那样:人们渴望在管理他们事务的体制中“发出声音”,此外还渴望拥有“退出”这些体制的可能性。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告诉我们,“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作为从日常生存压力中解放出来的人类,我们希望拥有对我们自己负责的政府。

    我相信,这些是人类的普遍愿望。那种认为人们会永远抵触某些特定文化的观点,早就显得不可信了。可叹,西方强国常常对这种愿望横加阻挠。某些西方人士仍认为,阻挠这种愿望正是西方目前应该设法在埃及做的事情。此举不仅有违道义,还致命地短视:民主政府可能令我们难以把握;但我们支持的专制政府给我们招来了持久的怨恨。

    但无论全球民主浪潮多么强劲、民主愿望多么普遍,埃及到底能否建立民主政体?

    怀疑论者并非没有道理。正如我的同事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所指出的那样,民主政体的稳定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一个国家越富裕,该国民众受教育程度就越高——除了那些财富主要来自资源租金的国家。同理,一个国家赤贫的人口比例越高,最终会导致灾难的民粹主义者就越有可能成功实现自己的选举诉求。最后,一个国家越贫穷,民主政府可支配的、用于保护自己免受反对势力攻击的资源就越少。

    此外,民主在实践中就是一场温和的内战。为了发挥出效力,它必须受到法规的限制并建立在相关准则的基础上。后者包括言论自由和承认反对派的合法性。

    没错,埃及是一个相对较穷的国家,文盲在总人口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但以购买力平价衡量,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几乎是印度的两倍,比印尼也高出50%。这并不是在暗示,在埃及建立民主政体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想象的。埃及的确拥有组织严密的伊斯兰运动。但这就肯定与民主严重冲突吗?这一点必须接受检验。要知道,天主教也曾被广泛认为不能与成功的民主政府相容。

    最重要的是,想想在这个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建立一个还算成功的民主政体的好处吧。西方已经在阿拉伯世界犯了无数的错误、以及比错误更严重的过失。随着埃及走向民主的未来,目前正是一个为埃及提供其所需帮助的机会。最起码,西方领导人可对埃及军方重启军事独裁恶性循环的任何倾向加以劝阻,同时还可以鼓励它对埃及民主加以保护、使之不会受到埃及政治新格局参与者的压制。

    我希望,我这不是离谱的天真。我并不相信民主政体在世界或在埃及会不可避免地取得胜利。现代经济确实为政治开放创造了机会,但它也让国家掌握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镇压工具。民主政体的确取得了进展,但它的胜利还不是那么板上钉钉。与此同时,我想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否相信他们古老的国家依然会成为例外。人民可能暂时会接受独裁,以换取稳定和繁荣。但人类希望活得有尊严。我希望,埃及的革命不是人类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2-17 15:21:30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转发:转发:毛泽东访苏轶闻(QGS)

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当代埃及社会历史发展

刘中民

2011年1月30日

    本文以埃及为典型个案,力图揭示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东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伊斯兰社会思潮和运动由主张改革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向复归传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历史嬗变及其对埃及社会的影响;埃及向现代社会转型中伊斯兰传统文化及其势力与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埃及伊斯兰复兴运动所呈现的世俗化倾向是伊斯兰传统与现代化在长期碰撞过程后出现的一个积极信号,而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最终完成也只有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互相调适才能实现。

    在广袤的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埃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70年代以来波及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埃及作为在伊斯兰世界世俗化、现代化和西方化程度较深的中东国家,同样受到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强劲冲击,萨达特总统遭伊斯兰激进组织刺杀身亡更是构成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要标志,并引起了世界的强烈震惊和广泛关注。实质上早在本世纪前半叶埃及就由于哈桑?班纳创立的穆斯林兄弟会而成为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源地。伴随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涨,伊斯兰作为影响埃及社会发展重要变数的作用再度凸现,这诚如美国著名伊斯兰和中东问题专家埃斯波西托所言,埃及"曾为以西方的和世俗的为主导方向的现代化提供了一张晴雨表",但"战斗的伊斯兰看似突然的爆发,与现代的希望和价值构成强烈反差。今天埃及提供了一个关于伊斯兰教对社会经济发展多种不同的复杂的冲击的突出例证。"[1]因此,选择埃及作为透视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东社会历史发展的典型个案,尤其是揭示中东现代化进程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互动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伊斯兰与近现代埃及的社会变革

     埃及是自641年阿拉伯帝国占领后通过逐步伊斯兰化而成为伊斯兰国家的。阿拉伯人进入埃及后,先是接受了拜占庭帝国统治埃及时的全部政权形式和统治制度,尔后进行了伊斯兰化改革,实现了统治思想、社会等级、税务制度和社会法律的伊斯兰化,基本上形成了一套伊斯兰的统治形式和制度,从而使伊斯兰的统治在埃及落地生根。[2]在中世纪埃及曾取代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并一度充当抵御西方十字军东征的大本营,到奥斯曼帝国的阿里王朝时,埃及又成为伊斯兰国家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典范。从641年阿拉伯人进入埃及到1798年拿破仑征服埃及的长达11个半世纪的岁月中,埃及的封建王朝虽几经更迭,但伊斯兰教的统治地位一直没有动摇。因此经验老道的拿破仑在远征埃及时,都把自己扮演成伊斯兰教的拯救者,并自称是穆斯林,甚至故作姿态地身着穆斯林的服装进入伊斯兰的最高学府爱资哈尔,[3]伊斯兰文化传统在埃及的根深蒂固由此可见一斑。

     拿破仑的入侵使当时在名义上属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感到了来自西方的沉重压力,在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启动了在经济、军事和文化上效仿和学习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即历史上著名的"阿里改革",[4]阿里统治下的埃及也因此被马克思称为"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的部分"。[5]" 阿里改革"推动了埃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埃及科学文化的复兴,并播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掀开了埃及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序幕。但是"阿里改革"由于触动了埃及以伊斯兰为统治根基的传统社会结构,尤其是在1841年以后,埃及由于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失利,被迫接受英国与奥斯曼帝国 1838年缔结的商务协定,使得欧洲资本大量涌入,严重伤害了埃及的民族经济,在穆斯林民众乃至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敌视西方和反对效仿西方的情绪,保守势力逐渐抬头,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第一次凸显于积贫积弱并陷于内忧外患的埃及社会。

     19世纪后期在殖民主义的直接干预下,埃及完成了政权世俗化的进程,伊斯兰统治就此告终。但是在伊斯兰传统根深蒂固的埃及,与宗教同在的伊斯兰政治思想的影响依然深刻地存在,穆斯林民众的宗教感情更是根深蒂固。伴随西方殖民侵略和掠夺的加深,穆斯林世界的有为之士开始寻找伊斯兰社会的未来出路。一些伊斯兰传统主义者认为穆斯林社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信仰淡薄,异端泛滥,道德沦丧,而解决的方法则是坚持伊斯兰原旨教义,纯洁宗教、强化信仰,排除包括西方现代文明在内的各种异端,重建古老的伊斯兰制度。而西化主义则强调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完全采用西方的模式,强调完全照搬西方,才能求得民族和国家的真正振兴。在传统主义与西化主义进行思想交恶的同时,在埃及社会出现了将二者进行折衷的伊斯兰改革主义,并对当时的埃及社会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流亡到埃及的著名伊斯兰思想家阿富汗尼及其弟子阿卜杜就是伊斯兰改革主义的杰出代表,其思想的核心是主张协调伊斯兰教与民主、科学合理性的关系,试图在不危及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伊斯兰教的改革,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以增强伊斯兰教的活力,并通过宗教改革迎接西方的威胁与挑战,促进业已启动而又历经磨难的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进程。[6]伊斯兰改革主义对伊斯兰社会的影响也诚如美国学者埃斯波西托所言"伊斯兰改革主义者的确为现代化改革提供了扎根于伊斯兰的理论基础"。[7]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受各种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制约,伊斯兰改革主义并没有使埃及能够实现对伊斯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顺利协调,现代与传统的深刻矛盾依然深刻困扰着埃及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埃及作为北非地中海国家,所受到的来自西方的冲击和影响要强于处于中东腹地的其他伊斯兰国家,而伊斯兰文化传统又同样深厚,因此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碰撞也就更为剧烈,这或许是埃及成为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先驱并诞生了穆斯林兄弟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卜杜逝世之后,在埃及的伊斯兰改革浪潮中出现了以拉?里达为代表的"明灯派",尽管里达也承认伊斯兰与理性进行协调的重要性,但与此前的阿富汗尼和阿卜杜相比较,其思想已明显趋于保守,他否定了除《古兰经》以外所有的伊斯兰立法渊源,尽管他也承认理性的重要性,反对盲从中世纪的伊斯兰学者,主张依据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对教义原则做出新的解释,但它的出发点是强调遵循《古兰经》、先知和四大哈里发时的传统。里达的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已经发生了趋于保守复古的蜕变,并对后来作为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的哈桑?班纳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8]

     进入本世纪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殖民占领、1919年反英起义的失败,各政党为自身利益的相互倾轧,凯末尔革命后世俗民族主义的高涨,外国对埃及经济的控制,西化思想的不断高涨,基督教传教士对基督教的传播,里达为首的伊斯兰改革派面对世俗化和西方化的软弱无力,都唤醒了穆斯林民众的宗教意识和宗教热情,这一切都构成了穆斯林兄弟会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9]伊斯兰及其作为其代表的政治势力面对埃及社会内部的衰微和外部的压力而将解救埃及的出路寄托于具有不谬真理性的伊斯兰,穆斯林兄弟会作为现代伊斯兰运动的先驱应运而生,并与本世纪埃及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变革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8 年班纳创立了对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穆斯林兄弟会,宣告了现代伊斯兰运动的诞生,班纳本人也同库特布、毛杜迪等人一起成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的理论奠基人。"当代伊斯兰行动主义尤其要归咎于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促进会的思想和组织类型。""他们的确是当代伊斯兰复兴思潮的先锋和缔造者:其思想和方法都被从苏丹到印尼的穆斯林们所研究和模仿"。[10]班纳的理论主要表现为神学核心和改革方针两个方面。在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之初,班纳缺乏系统的思想,其思想是伴随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和从1939年开始参政而逐渐成熟的。班纳首先针对当时盛行于埃及的世俗思想提出了如下主张:强调伊斯兰教的包容性,反对西方文化和世俗教育特别是妇女解放;主张建立名副其实、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崇尚暴力,倡导圣战,提出圣战是穆斯林兄弟会最神圣的事业,是每个穆斯林必须遵循的基本宗教功课之一;抨击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号召伊斯兰民族和伊斯兰祖国大团结,倡导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和统一。但班纳同时也强调了伊斯兰教的入世性,主张伊斯兰教应该随时代的变化不断调节,主要表现为:主张调和玄学和科学,在反对西方精神文化的同时主张吸取西方的物质文明;主张忠于国王,拥护宪制,力图修宪,但拒绝成文法,反对多党制;立足圣战,但不拒绝参加议会竞选,不拒绝和昔日的敌人结盟;反对埃及民族主义,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倡导伊斯兰民族主义。[11]

     伴随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其对埃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不断增强。1932年穆斯林兄弟会的总部迁往开罗,1933年召开了两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机构日趋成熟,1935年召开三大,确定了组织原则和会员条件,1939年召开五大并创办了《警告》周刊。在法鲁克王朝时期,穆斯林兄弟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其成员在1947年达到75,000人,并参加了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此后开始卷入埃及的政党斗争,并多次进行恐怖暗杀活动和爆炸事件。1948年12月埃及内阁总理诺克拉西宣布解散穆斯林兄弟会,此后不久诺克拉西被兄弟会暗杀。1949年2月班纳被埃及当局的情报机构暗杀,穆斯林兄弟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1949年华夫脱党执政后,为稳定政局,释放了穆斯林兄弟会的被捕者,归还被没收的财产,并允许其进行合法活动,但穆斯林兄弟会已经分裂为三派:即以萨利哈?阿什马维为首的激进派,以班纳弟弟拉赫曼?班纳为首的保守派和以艾哈迈德?巴古尔为首的温和派。[12]

      通过对从"阿里改革"到1952年纳赛尔"自由军官革命"前伊斯兰与埃及社会变革关系的回顾可以看到,伊斯兰思想及其运动突出表现为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及其实践对埃及政治生活的影响,其历史发展趋势是面对埃及社会的内忧外患,伊斯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其价值取向日趋实现了从以改革为主向保守复古和重建伊斯兰传统社会转变的历史路程,穆斯林兄弟会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的存在和穆斯林民众的深厚宗教意识,无论是作为一份政治遗产,还是作为一种文化积淀,都将是留给埃及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一个沉重历史包袱。

二、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当代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复杂关系

     1952 年纳赛尔领导了"自由军官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并在此后的几年间完成了收复苏伊士运河,赶走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国家独立的历史使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然而,埃及在寻求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始终面临着宗教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协调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以及更加激进的伊斯兰组织之间的关系。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最有影响的宗教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活动也是反映埃及世俗与宗教,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矛盾斗争的晴雨表。"[13]以下本文分别就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执政的三个时期就伊斯兰复兴运动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对埃及社会发展尤其是对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评述。

     1、纳赛尔时期: 世俗民族主义挤压和抑制伊斯兰的时期

    在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革命"前的1951年,伊斯梅尔?胡岱比当选为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由于他在王室和华夫脱党之间走中间路线,使兄弟会和华夫脱党再次分道扬镳,并重新恢复了与法鲁克国王的关系,并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问题上主张采取谈判、反对暴力的妥协立场,因此引起了穆斯林兄弟会大部分成员与埃及民众的不满,于是一部分领导人主张同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集团"合作,共同进行反对国王和英国的斗争,并支持"自由军官集团"准备发动的政变,其原因在于兄弟会认为这有利于它借此发动它所追求的"伊斯兰革命"。但是在革命胜利后,它与自由军官组织的思想分歧和权力的斗争很快导致了双方的冲突。其根本原因在于兄弟会的目标是恢复传统的伊斯兰社会,而纳赛尔在意识形态上奉行的是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其目标是在推翻封建制度后建立一个民主、公正和富裕的现代社会,世俗的政治观念与神权的政治观念必然发生冲突。在纳赛尔执政后,埃及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现代化政策及其措施都遭到了兄弟会的反对:在纳赛尔进行的土地改革中,兄弟会坚决反对纳赛尔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政策;在组织新政府时,纳赛尔一方面想控制兄弟会要它参加内阁,但又在名额上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导致兄弟会与自由军官组织公开决裂。

    随着纳赛尔政权的不断巩固,双方的矛盾也不断扩大:首先,纳赛尔反对兄弟会向军队和警察部门的渗透,要求兄弟会解散秘密组织,遭到拒绝。此后兄弟会策划了与纳吉布将军一起推翻纳赛尔政权的政变计划,在计划曝光并流产后,兄弟会已经成为与纳赛尔政权对抗的一支强大的威胁性力量,并促使纳赛尔产生了彻底消灭兄弟会的决心。其次,纳赛尔与英国签订的妥协性军事协议被兄弟会视为"卖国行径",双方的矛盾再度加深;第三,1954年10月26日,兄弟会借纳赛尔在满西广场发表演讲之际,进行了刺杀纳赛尔的活动,纳赛尔借此事件开始了彻底铲除兄弟会的计划,并免去了作为兄弟会后台的纳吉布的一切职务,穆斯林兄弟会在某种程度上陷于瓦解。

     纳赛尔之所以能够抑制穆斯林兄弟会,主要原因在于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及其在埃及民族和民主革命中形成的个人政治魅力。苏伊士运河的收回、经济国有化政策的推行、土改后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国际地位的提高,都使埃及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纳赛尔也因此成为享誉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1956-1967年这一段时间,埃及如同它的过去一样,再度成为阿拉伯世界智力和意识形态的中心,其思想这时围绕着阿拉伯主义-纳赛尔主义转动",这"主要是纳赛尔感人的超凡魅力、这个国家组织的较好的政府、内部的凝聚力和完整性的结果"。[14]1962 年包括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在内的兄弟会领袖纷纷获释,但出狱后他们继续进行传播伊斯兰复兴思想和反对政府的活动,1964年库特卜等人再次被指控暗杀纳赛尔并推翻政府而被捕入狱,并于次年被处死。兄弟会虽然遭到了打击并被解散,但"穆斯林兄弟会的顽强精神和持久战斗力,远远超过纳赛尔的估计。在埃及这样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斯兰就是大多数人所崇奉的信仰,任何追求伊斯兰化的事业都比较容易获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绝不是镇压所能解决的问题"。[15]

     2、萨达特时期:现代化的挫折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崛起的时期

    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所提供的意识形态的相对统一由于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在1967年战争中遭受的惨败和领土的丧失而破坏。"左派激进主义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这两种思想潮流作为取代纳赛尔牌号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对手出现"。而"安瓦尔?萨达特在埃及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引起的阶级分化的加剧,加速了阿拉伯世界在意识形态上包括伊斯兰教和非宗教主义围绕伊斯兰主义的两极分化"。[16]

    1970 年萨达特在纳赛尔去世后就任埃及总统,为消除纳赛尔后期暴露出的社会问题和弊端,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调整,虽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并为伊斯兰复兴主义的重新崛起创造了肥沃的社会土壤。

    在经济领域,萨达特逐步放弃了纳赛尔的计划经济,实施经济开放政策,试图通过吸引外国投资和鼓励私有企业实现埃及经济的发展,但他没有做好经济外向化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调整,进出口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的比例也严重失调,而且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个借经济开放贪污受贿的"肥猫阶层",而人民群众的生活却因物价飞涨和失业率居高不下而日趋贫困,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在政治上,萨达特主张实行民主,倡导言论自由,取消了新闻检查;陆续释放了在押政治犯;取消一党制,代以形式上的多党制。但另一方面,他始终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特别是在执政后期加强了对反对派的控制和镇压。"萨达特的政治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求生'战略,面对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各种政治势力的压力,他激活了受到压制和排斥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并允许他们在一定的范围内展开活动,以图在这种互相矛盾的力量冲突中,确保对权力的控制。"[17]但是,一旦他们的言论及其活动超出其允许的范围时,萨达特政府又要对其进行残酷的镇压。在宗教政策上,萨达特为了填补因"非纳赛尔化"而造成的政治与思想真空并巩固政权,转而采取了依靠和利用伊斯兰教的政策,推行了一系列伊斯兰化的措施,强调国家的伊斯兰色彩。穆斯林兄弟会等曾遭到的纳赛尔镇压的宗教组织,被允许公开活动,但当其不断批评和反对政府的经济与对外政策时,萨达特又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搜捕和镇压。萨达特一方面倡导民主自由,并在宗教上以"信徒总统"自居,另一方面又对政治和宗教反对派大肆镇压,这种摇摆政策从两个方面激活了伊斯兰势力,一方面其自由化政策和伊斯兰化措施开放了伊斯兰势力重新崛起的渠道,另一方面,其镇压政策又从反面激起了伊斯兰势力不满和仇恨,尤其是使许多伊斯兰组织走向更加激进。

    伊斯兰势力在萨达特执政时期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埃及政府的外交政策,萨达特政府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尤其是1977年访问耶路撒冷和1978年签订与以色列媾和的戴维营协议直至1980年埃以建交,这一切都被国内反对派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视为对伊斯兰的背叛,埃及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陷于孤立,这一切无疑刺激了埃及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崛起。

    萨达特的政治、经济、宗教和外交政策导致了埃及社会矛盾的不断恶化,并导致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埃及的高涨,正如西方学者所言,"他的亲西方的方向和政策,他的经济改革、戴维营协议和对伊朗国王的支持,毁坏了他在许多埃及人中间的信誉,异化了伊斯兰团体"。[18]70-80 年代,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主体的形形色色的宗教政治反对派组织风起云涌,反政府活动不断高涨,萨达特在重申"政治里没有宗教,宗教里没有政治"的口号后,开始了对反对派的镇压。面对政府的高压政策,"赎罪与迁徙"组织在1981年的国庆阅兵典礼上刺杀了萨达特,萨达特自己成了其现代化改革与伊斯兰复兴矛盾冲突的殉葬品,"它揭示出在一个奉行开放政策的阿拉伯共和国中社会经济转轨和政治演进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以及阿拉伯民族在处理阿以冲突中面临的艰难选择和民族与宗教情感错综交织的情况","是困顿的穆斯林对埃及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的一种非理性的激烈反应"[19]

    3、穆巴拉克时期:迟缓的现代化与伊斯兰复兴高涨的时期

    穆巴拉克执政后,吸取了萨达特的经验教训,在政治上进行了调整,恢复了民主化进程,保障言论自由,继续推行多党制,大赦政治犯;在外交上,积极调整外交政策,接近阿拉伯国家,改变因戴维营协议造成的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不利地位。在经济上,穆巴拉克总结了埃及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针对纳赛尔时代的"封闭型经济"和萨达特时期的"大开放型经济"的利弊,采取了综合治理、循序渐进的经济政策,其要点是:鼓励私人资本向生产部门的投资;调整出口政策,使进出口合理化;鼓励垦荒,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紧缩国家机关开支,消减物价补贴,打击非法投机商;反对铺张浪费和营私舞弊运动,惩治经济犯罪活动。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埃及的国家和国内环境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面对国内日趋高涨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穆巴拉克在国内外政策上都持谨慎态度,特别是对宗教反对派,则视不同情况,有区别地交替使用宽容与分化瓦解、安抚与镇压的斗争策略,以便逐步削弱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穆巴拉克不允许任何伊斯兰组织直接参加政治活动,但允许主张非暴力的伊斯兰"温和派"以间接的方式参加政治活动,目的在于使"温和派"和"激进派"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有利于政府全力对付伊斯兰激进势力。但是穆巴拉克政府现代化政策及其对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策调整都没有消除埃及社会发展与宗教势力的矛盾与冲突。进入90年代以来,埃及的宗教反对派势力又呈上升趋势,而且屡屡发生宗教极端分子绑架、袭击外国游客,制造爆炸事件等,致使作为埃及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旅游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干扰。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温和势力对埃及政府所形成的威胁更是致命的,他们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揭露与批判、建立更加公正伊斯兰社会的主张,引起了穆斯林民众的广泛共鸣;以清真寺和各种社会救助与慈善机构为主体所形成的遍及全国的基层网络,使其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建立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在大学校园、各种专业团体和知识分子中的渗透,使其具有了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以现代民主尤其是参与议会和社会组织选举的方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更具有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因此,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找到适合埃及国情的社会发展模式,将是埃及政府长期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埃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世俗化倾向

    交织于埃及社会发展中的现代化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即现代与传统的矛盾焦点的核心之一在于宗教的神学诉求与作为现代化重要层面的世俗化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也构成了许多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所要经历社会与文化阵痛,现代化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一矛盾化解和消融的过程。因此,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包括埃及在内的伊斯兰社会所出现的形态各异的宗教复兴并对现代化加以抗拒,都植根于这一矛盾。但是,正如西方著名的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所指出,现代性和传统性并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极端状态,相反,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每个社会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性,因此现代化是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20]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埃及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主体的伊斯兰复兴的思想和运动中,所包含的世俗的内容在不断增多,那末这是否意味着在埃及这个有着古老传统的东方社会,其伊斯兰传统是否在与现代化和世俗化经过了长期痛苦的对立与冲突后而出现了协调与磨合的征兆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和深思的问题。

    应当值得肯定的是,我国中东史学者杨灏城先生近年来一直在研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关系,并以兄弟会创始人班纳的思想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变化为个案进行了较细致的研究与思考。[21]他指出,从哈桑?班纳的思想来看,尽管班纳主张建立纯净的伊斯兰社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从各种世俗思想包括他所厌恶和憎恨的伊斯兰现代主义乃至西方世俗思潮中采撷有益的成份,并引经据典,通过"创制"和独立判断,加以伊斯兰化,以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例如,班纳认为西方的物质文明诸如应用科学、宣传手段、医疗设施、发展轻、重工业等都应加以学习,对学习外语也不反对;在政治体制上,他也并不反对议会制和埃及1923年实行的君主立宪制,甚至夸赞"宪政是世上最接近伊斯兰的制度";对于议会斗争,班纳也并不反对,声称议会不是政治鼓动家的私产,而是民族论坛,主张通过议会斗争扩大影响,自己还于1942和1944年两次参加竞选;等等。

    总的说来,在班纳时期穆斯林兄弟会的指导思想和活动没有脱离建立纯净伊斯兰社会的原教旨教义,但是自战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穆斯林兄弟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重要表现在于:首先,主张放弃暴力,选择和平合法斗争道路的"温和派" 成为穆斯林兄弟会的主导。其次,穆斯林兄弟会关于伊斯兰政治体制的诸多概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民主自由,改变了过去全盘否定的态度,指出民主的最高含义是让人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其思想家加扎利甚至认为"依我所见,伊斯兰民主思想在诸如英国这样的国家已经实现。在那里,自由臻至完善,内容广泛。"[22]此外,对于"主权在民"思想和现代政党制度都有了新的接近世俗化的认识。

    埃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世俗化倾向与发端于西方的世俗化即提倡科学合理性,强调教会与国家分离、教会与司法分离、教会与大众教育分离还相去甚远,但是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所呈现出的日益适合社会发展需要,不断调整自身,并出现了具有伊斯兰特色的"世俗化"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人类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是不可逆转的发展大势,但是以西方文化和模式为蓝本的现代化的全球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多是在西方的挑战和压力下开始其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无疑将对本土文化产生强烈的压力与冲击,本土文化的抗争、适应、协调并完成具有自身文化特征的现代化创新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此间现代化的挫折和失误都会导致具有文化民族主义特征的本土化运动,伊斯兰复兴运动从本质而言,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笔者认为,可以说,包括埃及在内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近年来所呈现出的世俗化倾向应该是这一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一个积极的信号,对于伊斯兰社会而言,在经过现代与传统矛盾的激烈碰撞后,必将找到自己的现代化模式。

[1] [美] 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1
页。
[2] 参见杨鲁平《埃及伊斯兰政治势力与政权的关系》,载《西亚非洲》1990年第2期。
[3] 参见韩小兴《近现代埃及伊斯兰改革思潮的社会历史根源》,载《西亚非洲》1983年第5期.
[4] 关于阿里改革的具体内容可参见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31页。
[6] 参见刘靖华《伊斯兰改革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载《世界历史》1990年第3期。
[7] 埃斯波西托《伊斯兰教与现代化》,载《世界宗教文化》1997年春季号,第17页。
[8] N.Safran, 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 Oxford 1961, PP.77-78.
[9] 参见陈嘉厚主编《现代伊斯兰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242页。
[10] [美] 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11] 关于班纳的上述思想可参见杨灏城《从哈桑?班纳的思想和实践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6期。
[12] 参见钟山《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产生和发展》,载《西亚非洲》1982年第2期。
[13] 王铁铮《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及其发展前景》,载肖宪主编《世纪之交看中东》,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14] [美]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15] 陈嘉厚主编《现代伊斯兰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页。
[16] [美]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59页。
[17] 东方晓主编《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
[18] [美]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125页。
[19] 彭树智《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98、291页。
[20] C?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21] 参见杨灏城《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关系》、《从哈桑?班纳的思想和实践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载《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世界历史》1997年第6期。
[22] 转引自《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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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阻力,利益集团还是意识形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袁刚

2010-12-23

    最近有一种说法,认为三十年改革阻力先是来自意识形态,现在主要是利益之争,是权贵利益集团在拼命阻止政治体制改革,连改革吹鼓手周瑞金和原体改委调研员陈小鲁也表达过这种意见。

    这种说法乍一看似乎颇合当前的改革现实,然而,所论不仅是表面化,而且对意识形态的危害性也大大的看轻了。的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对姓“社”姓“资”“不争论”,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改革之初从胡耀邦发起“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论争表面停息。但是,执政党既没有就此放弃意识形态主导权,而且死抱马列毛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对垄断真理的作法更是摆出一幅没有商量余地的架式。而意识形态没有松动,由意识形态全面论证并紧抱成一团的政治体制要作改革,我看是一点门儿也没有。

一、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前东欧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是全面移植于苏联,这套政经体制由马列主义论说,被吹嘘为无比先进,即将取代西方资本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东风压倒西风”。然而,经过不足百年的实践,不但西风没有被压倒,反而是“东风不与周郎便”,其始作俑者苏联反倒混不下去先自我崩溃。苏联模式的那一套经实践检验,证明其不是真理,不但不先进,反而相当封闭落后。不但经济上效率低下无活力,政治上也专制官僚臃肿腐化,其用强力进行无数次灌输宣传的意识形态,更是“假、大、空”充满偏见,成为愚民工具,现已被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世界人民唾弃。苏联模式的全面失败表明,“走俄国人的路”,是一条死路,世界范围的历史经验表明,这条路再怎么变换花样也走不下去了,“是没有出路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说穿了就是摆脱封闭落后的苏联模式,另找出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间曾进行过意识形态论战,比谁的列宁主义旗帜举得高,争论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藉此毛泽东得以操弄意识形态,发动以反修防修为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亿万愚公被伟大导师愚弄得团团转,战天斗地瞎折腾。然而,建国来向私有制全面宣战一大二公纯之又纯的高调意识形态实践,却让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同时,兴无灭资极端形式的文革及其破产也让人“大彻大悟”。毛死后荒唐的革命得以结束,因为此路不通,改革亦可谓是悬崖勒马!渡尽劫波的党国上下对改革开放另寻出路,形成了高度的共识。

    改革首先从经济上突破并获得巨大成功,由于突破了僵化的苏联计划经济摸式,搞市场经济,到今年我国GTP已跃居世界第二。但这显然也与马列主义相去遥远,似乎就是文革中毛泽东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复辟”。为此,邓小平对意识形态作淡化处理,勇敢地摆脱教条束缚,从而“杀开一条血路来”。

    然苏联模式不光光是计划经济体制,还包括封闭落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苏联垮台后新任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反思苏联模式是:“ 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三项垄断形成一整套的极权体系,其中意识形态部门发挥着极其恶劣的祭司功能,不仅搞书报检查钳制思想,为维护统治还编造谎言指鹿为马。三项垄断都是社会进步的拦路虎,是需要改革抛弃的对象。

    经济垄断已抛弃,另外两项垄断也应该抛弃。改革如何改,其实已很明确,就是开放,改革一开始就与开放分不开,叫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就是开放的结果,放开私有经济,引进外资和西式管理,中国政府并主动争取加入国际资本主导的WTO,与国际接轨,使被教条束缚的生产力一下子迸发出来。

    经济开放之后下一步就是政治开放,胡赵改革路线图也是先经济后政治。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开放,说穿了就是逐步开放政权,抛弃苏联模式集权于党的那一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叫“还政于民”。不开放政权的行政改革,对苏式党国体制的修修补补,仍然垄断政治,都不叫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牵涉到相当多人的既得利益,政改具有一定难度和风险,搞不好有天下大乱之虞,所以要谨慎。明白人都同意有步骤渐进改革的方式,但又不能制造借口老拖延不改。中共“十三大”曾作出“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准备放权,但阻力重重改不下去,反而是强化党政体制,并出现与金钱的结盟,形成权贵利益集团,使腐败丛生。官僚既得利益者唯恐大权旁落,竭力阻止政改,于是危言耸听打意识形态牌,有开历史倒车的动向。

二、索尔仁尼琴说把主义留给中国

    苏联党政模式用意识形态刻意包装,理论上吹得好听,实践上已经全面失败,其特点是:以党代政,党管干部,党政不分,党在国上,议行合一,由党统管一切,即一党专政。这个极权政体的行政作为,从苏联斯大林到中国毛泽东,再到朝鲜金氏父子,不仅乏善可陈,而且教训相当惨痛!但是,意识形态说教却颠倒黑白,硬说其具有“先进性”,“规律性”,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建立宗教式的盲目信仰,采取了封闭性强制灌输和铺天盖地宣传的办法,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反复宣讲并要死记硬背考试这一套。

    垄断性宣传灌输不仅霸道,而且愚蠢,是早已过时的法家愚民之术,在当今信息时代显得相当落伍,是政权脆弱的表现。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向秘书林克承认搞的是愚民,文革时连“偷听敌台”都要被打成反革命,封闭得犹如铁桶,被称为“竹幕”。现在也有人认为当今是“训政”时期,要强化意识形态灌输,于是又有了“唱红歌”的做法。由于害怕群众探寻历史真相,不敢公开档案,连文革真相都设置“禁区”不准研究。

    我国从中小学的辅导员,大学的学工部,到军队中的指导员、政委、政治部,及各单位普遍存在的政工干部,其数约在千万,相当多的大官甚至将军都是搞政工出身。搞政工是干什么,就是搞意识形态,相当于祭司神职人员,他们不事生产不做业务也不搞真学术,光靠耍嘴皮子,却要纳税人去供养,可谓是吃冤枉的一族。

     而我国党政合一庞大的干部官僚体系,早已呈现苏联灭亡前勃烈日涅夫时代的那种臃肿衰败症状。据统计,我国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在52%以上,即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三公消费”等,吃冤枉的人超过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为“维稳”不敢触动官僚特权阶级利益,干部再人浮于事也不下岗。而对不满者异见人士,则采用各种手段封堵,据报道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5140亿元,超过当年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世界多数国家通行的铲除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办法,在中国却行不通,反倒宣称共产党员有“先进性”。越是腐败丛生的危机时刻,越更抓紧意识形态宣传,不惜血本耗费巨资大搞马列毛邓工程,最高层甚至提出抓意识形态要向朝鲜学习。

    其实,朝鲜就是腐朽没落“三垄断”的苏联模式的活样板。金氏政权死抱斯大林体制,垄断一切权力竟搞三代世袭,意识形态方面也提出了朝鲜特色的“主体思想”,封闭落后造谣生事,其邪行鬼道丑态让世界侧目。这个活样板昭示的就是苏式马列主义的破产,向他们学习,还能有什么出路?

    那么出路何在呢?就在改革开放!放弃苏联模式,与世界接轨。经济开放之后是政治开放,但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政教合一,增加了改革开放的难度,陈小鲁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还有个意识形态的开放松绑问题,即解放思想。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干扰被邓小平一锤止音,其成功就在于剥离马克思主义,去意识形态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问题更加严重,在苏联垮台的情势下,中共出现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但当局不是顺应世界潮流放弃空洞的主义,对高举马列大旗仍死死不肯松手。被勃烈日涅夫放逐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后回到祖国时曾说:“把马列主义留给中国,领土一寸也不放!”那一声“炮响”送来而又被人遗弃的主义,现在除了一点点“维稳”功能外,已是一文不值!维稳也主要是维护统治者的特权,为既得利益集团耍耍花腔打打圆场而已。

    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改革,其拿手好戏就是操弄意识形态,将明明白白的改革路径搅乱,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中国要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去意识形态化,解放思想。思想解放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求当局切实放弃“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政教分开。

三、邓小平说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

     在政教合一的中国,不解放思想,任何方面的改革都改不动。有人会说政教分开就是颜色革命,开放政权就是颠覆政权。其实,当年邓小平南巡时就说过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还政于民”, 就是开放政权,只不过有个五十年的过渡期。

    邓小平在莫斯科留学时的老同学蒋经国临死前,毅然在台湾放弃列宁式的一党专政,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永远执政,于是开创了台湾的宪政民主。大陆有十三亿人口,情况较台湾复杂,邓小平提出五十年的过渡期,先把经济搞上去,意识形态作淡化处理,虽然过渡期略嫌过长,但应该说是饱含睿智。过渡期有如清末“预备立宪”,国民党的“训政”,最后要“普选”,终归要立宪。这就不是颠覆不颠覆的问题,而是政权开放时间早与晚的问题。

    我国改革要突破苏联“三垄断”的极权体制,现在经济上已经开放,不再是极权,被称为“威权政体”,确切说应是“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的“开明”就体现在淡化意识形态上,不搞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和文革时的“全面专政”,取消思想言论罪,反党反社也不为过,在开放政权之前先开放思想,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

    开明专制可暂不开放政权,反而加强中央权力,推行市政经济,集中资源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同时,也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向自身官僚弊病开刀,清除吃冤枉耍嘴皮的祭司冗散官员,大刀阔斧地革除弊政,以政绩获得民众拥护,换取执政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既不能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在放弃对真理垄断的同时,执政党搞区别于马列毛的“邓小平理论”,提出“三个代表”,与时俱进搞意识形态创新,使自身社会民主党化,这值得欢迎。但放弃对真理的垄断,解放思想,就不能禁止非党民众还有权探索选择其它出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执政当局要做到足够开明,容纳反对的声音。开明专制不但要求经济开放,也要求思想开放,最后是开放政权,由开明专制走向民主自由。而政权开明不开明,人民的言论自由是最主要标尺。

    我国宪法明载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从来都只停留在纸上,虽然言论尺度也在逐渐放宽,但仍有因言入罪,距开明专制尚有差距。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在拼命阻止开放,当局也明显强化了意识形态管制,这是极不自信的表现。对于政改,官方反复强调不照搬西方,不搞三权分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也是西方的马列主义,苏联模式党在国上、议行合一那一套,又为什么要照搬,且死抱不放呢?臃肿腐败的党国政体,连批评反对都不允许,又如何谈得上开明?

    从开明专制到开放政权似乎遥远,邓小平说的五十年后可普选竟还要等三十年,清朝“预备立宪”所定预备期不过九年,且邓所说“普选”后的政体又如何?不搞三权分立,还坚持议行合一吗?对此应解放思想,允许民众探讨。既不照搬西方,也要突破苏联模式,到底怎样的政体好,也不是一个政党说了算,更非少数既得利益权贵说了算。1957年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提出搞一个“政治设计院”,选拔一些专家来精心设计,我看是一个忠心体国的好主意。清末立宪时也设立了“宪政编查馆”,并派员出洋考察,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也提出“开制度局,以统筹全局”。政权早晚要开放,为避免乱局,开放前先统筹设计,全民讨论全民公决,是对历史对人民负责。如此,流落民间的陈毅元帅之子、赵紫阳在任时的体改委调研员陈小鲁就可重操旧业,参加政治设计院搞政体设计工作了。

    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年,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明专制也要求放弃对意识形态的垄断,除掉守旧权贵官僚势力的华丽包装,澄清改革的思想障碍。

    对于中共来讲,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如何在大局不乱的情势下尽快开放政权,并考虑如何在普选中仍能当选执政。然而,既得利益权贵集团企图死抱政权永不开放,面对经济开放后日益活跃的思想界,惊恐万状,封堵打压要向朝鲜看齐。改革三十年后能不能继续前进,在于敢不敢进一步开放,眼下最要紧的则是意识形态的全面开放。垄断真理的祸害在前苏联和中国都教训深刻,要再以操弄意识形态愚弄百姓,以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来当法老,只能从开明专制倒退回斯大林式极权统治,最后是全面专政开历史倒车。如此,就必然要再搞反右,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这样的机会对于原教旨顽固派来说,实际上已没有了。

 

北大学者炮轰政治体制改革阻力

    针对近期媒体热议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刚认为,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唯恐大权旁落,竭力阻止政治体制改革,其拿手好戏就是操弄意识形态,将明明白白的改革路径搅乱,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有开历史倒车的动向。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12月24日发表袁刚的文章《改革阻力,利益集团还是意识形态》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对姓“社”姓“资”“不争论”, 使意识形态论争表面停息。但是,执政党既没有就此放弃意识形态主导权,而且死抱马列毛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而意识形态没有松动,由意识形态全面论证并紧抱成一团的政治体制要作改革,一点门儿也没有。

    文章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开放,逐步开放政权,抛弃苏联模式集权于党的那一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叫“还政于民”。不开放政权的行政改革,对苏式党国体制的修修补补,仍然垄断政治,都不叫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三大”曾作出“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准备放权,但阻力重重改不下去,反而是强化党政体制,并出现与金钱的结盟,形成权贵利益集团,使腐败丛生。

    文章说,中国党政合一庞大的干部官僚体系,早已呈现苏联灭亡前勃烈日涅夫时代的那种臃肿衰败症状。据统计,中国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在52%以上,超过一半财政收入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三公消费”等。为“维稳”不敢触动官僚特权阶级利益,干部再人浮于事也不下岗。而对不满者异见人士,则采用各种手段封堵,据报道,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5140亿元,超过当年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世界多数国家通行的铲除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办法,在中国却行不通,反倒宣称共产党员有“先进性”。越是腐败丛生的危机时刻,越更抓紧意识形态宣传,不惜血本耗费巨资大搞马列毛邓工程,最高层甚至提出抓意识形态要向朝鲜学习。

 

 

 

 

发件人:"ZhangDongSheng" <zhangds12@hotmail.com> 2011-02-19 00:45:05 +0800收件人:"军张洞" <zdjun@263.net>抄送:标题:稿件。请审阅。

推动社会进步和转型的是社会中间阶层

张洞生

2010.10.

Email:zhangds12@hotmail.com

    【前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看,任何时候,推动社会进步和转型的先进力量和主力都来自各个社会的中间(产)阶层,它才是积极地发明、利用、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力。在资本主义社会,推动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先进力量不是工人阶级或者资本家,而是中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技工和管理人员等。

    1,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从奴隶社会发展转变到封建社会,不是奴隶主和奴隶这对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主要是中间阶层中的自由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结 果。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地主阶级的财富大量增加,社会生产力大大的提高,地主—贫雇农的生产关系大大的扩张,而奴隶主—奴隶的生产关系因生产力低下而逐渐萎 缩,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也相对的和绝对的减少。当地主--贫雇农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财富扩大到成为社会的主力时,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王朝于是建立起来,从而使上升的地主--贫雇农的生产关系取代落后的奴隶主—奴隶生产关系。社会于是从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转型完全是先 进的、高生产率的生产方式发展壮大而取代落后的、低生产率的生产方式的结果。而先进的生产方式是从旧生产方式的社会中“和平长入”的,是从中间阶层发展出 来的。在奴隶社会,奴隶的暴动改变不了奴隶制,他带来不了新的生产关系,它是保持原有的旧的生产关系的保守、落后的力量。只有处于奴隶社会中的中间阶层中 的地主—农民才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转变的先进的、主要的力量。

    2,再来看封建社会是如何发展转变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据作者新的社会发展观和新的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律)观点[1][3][4][5],比如,以 封建专制社会为例,其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组成是地主阶级与贫雇农,这一对“反质型”矛盾[1][3]是不弃不离、同生共死的存在的,它们共同的依附在庞大的 中间阶层(手工业,商人,小生产者和职员雇工,贩夫走卒,三教九流等)上,才能“三位一体” 的组成一个橄榄形的稳定的封建社会。农民不可能打倒地主阶级而组成一个稳定的只有农民没有地主的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是在封建社会中“和平长入”的, 是由中间阶层(工商业)的发展来进行的,他们才是发展生产力和推动封建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先进的主要的力量。待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里发展到足够强大后, 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这对矛盾体就会取代封建王朝政权成立资产阶级政府。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壮大发展到统治地位,使落后的地主—农民的生产方式逐渐萎缩缩小, 最终退出社会历史的舞台。同样,在封建社会,农民反抗封建王朝的无数次暴动,并不能改变地主—农民的生产方式,而带来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他们是 旧生产方式的维护者和保守力量。当农民暴动成功推翻旧王朝之后,暴动成功的领袖就会迫不及待地建立新式封建王朝。于是历史在封建社会里开始一个新的轮回。 因为农民暴动后,农业生产还是原来的牲畜配合人力的耕作方式和耕作工具。生产力既不能因农民暴动而改变,生产方式也只能维持原样。暴动后的新 王朝只可能暂时减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

    3,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有庞大的中间阶层(小业主,广大的管理和科学技术人员,各种职员等)。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只有与这庞大的中间阶层上相结合, 才能形成“三位一体”的橄榄形的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列宁说:“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是由纯粹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两 极”所组成。因此,实际上,每一种社会都存在着3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和3种不同的生产关系(即过去残存的,现在为主的,正萌芽发展的),其中有一种是现在的 主要生产关系。比如,在封建社会,主要经济产业是农业,主要生产关系就是地主和贫雇农,但是也存在有奴隶社会的残余,比如地主贵族家庭中的家奴等。也有正 在进化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小手工业和工商业。因此,每一种社会在其纵向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三位一体”的生产关系—过去的残余体、现在的主体、和未来 社会的萌芽,主体生产关系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当弱小的先进的新生的生产关系发展壮大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关系时,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就会逐渐被取代,萎缩 退化成为次要的生产关系,而逐渐缩小并最终消失,退出社会历史舞台。这就是社会发展和继承的规律。正如人的家庭中的父、子、孙的“三代同堂”。这不是儿子 消灭父母后才能存在的过程,而是儿子壮大以取代衰老的父辈的过程。

    4,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的主要产业是工商业。因此,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本家与工人阶级。除了军事工业外,大资本家与垄断资本家所最关心的 是超额利润和扩张市场,他们较少关心发展新技术,在政治上厌恶民主法治。于是自由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逐渐在20世纪初走向了垄断资本主义。但是同时,由于 社会财富的增加、教育的普及和水平的提高、社会文明的进步,推动经济政治发展和转型的主要力量来源于广大的中产阶层,即中小资本家、科学技术人员、知识分 子、自由职业者、中层管理人员等。他们为了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只能以提高生产率和改善经营管理,才能与垄断资本竞争,在政治上争取民主法治以维护自己 的正当权益。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发展,消除了城乡、工农、地区3大差别后,建立和逐步完善了社会福利保障体制。这就是社会主义成分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萌芽(和平长入)。前资本主义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后转变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即信息网络社会时代的发达国家。在这些发达国家的后 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农业的产值一般都占其国民总产值的25%以下,而服务业、知识经济、金融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这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变成为管理阶 层与雇员和投资者的矛盾。在这次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经济危机中,美国的最大骗子麦道夫(Medoff)骗取了几百亿美元,而他没有投资1美元,他不是 资本家,而是经纪人CEO。

    5,社会和生产力是如何进步和发展的呢?不是社会中所有的矛盾双方互相激烈斗争或 者社会中主要矛盾双方激烈斗争的结果。而是社会中‖小矛盾(小不平衡)? 小统一(小平衡)‖, 这种多次的量变而最后达到质变的结果。矛盾双方激烈无休止的斗争只会使社会衰弱、分裂、甚至崩溃解体,而不可能使社会和生产力进步和发展。矛盾双方最激烈 的斗争形式莫过于战争,在人类社会历史上,那一次战争让社会和生产力进步和发展了呢?战争本身就是破坏、毁灭、死亡。有人胡乱鼓吹,不破不立,多难兴邦, 乱而后能治。把破后之立、乱后之治归功于之前的破和乱,这是完全错误的。破后能否立、乱后能否治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中国在1958年大跃进失败后,59 年庐山会议应该纠左,却变成继续反右。文化大革命乱了3年之后,69年中共9大就应该停止文革内乱而恢复生产,然而文革动乱却继续搞到76.10月毛泽东 逝世之后才停止。可见,从破到立、从乱到治之间,如果没有某种机制、力量去推动、纠偏和改正错误,这个进步的“立”的过程是不会自动、必然实现的。更荒谬 的是所谓“不断革命论”的提法和理论,说文化大革命要每7~8年搞一次。果如此,“不断革命论”就是不断破坏、动乱直到社会崩溃为止的谬论。

    那么,社会和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是如何实现的呢?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中间(产)阶层中的矛盾某方面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或发展,然后带动社会各个 方面在不破坏社会基本稳定的条件下平衡协调的发展。于是社会在 [不平衡?平衡]的微小震荡中发展前进。任何社会的既得利益者的统治阶级总是懒得化力气发展生产力的,而被剥削压迫的阶级又无力发展生产力。所以,只有社 会的中间(产)阶层才是改进、发明、利用、推广生产力的先进的、主要的力量。

    6,革命、战争、农民暴动等对社会历史的发展究 竟起到什么作用呢?总地来说,就可能是起一种减压阀的作用。有人鼓吹说,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这是错误的。无论是战争,或者广泛的农民暴动本身,有时 是社会矛盾激化到对抗性的结果,有时是民众为战争发动者的信仰、口号所煽动的结果。所以战争本身就是破坏生产和减少人口。在农业社会,战争的一个重要起因 就是人口大发展后在大天灾时引起的饥荒。如果某次战争后的统治者能够缓和社会矛盾和发展生产,该次战争就起到了发展生产的一些辅助作用。

    7,结论:可见,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里,推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主要成分和先进积极的力量是该社会的中间(产)阶层。中间阶层在人数上占社 会总人数中的多数,在经济上也是全社会经济中的主体。这就是人们在思想行为上实行“中庸之道”的社会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 观念和结论之所以产生偏激和错误,是因为将社会两极的次要力量当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和主体。可见,马克思提出的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等观点都是错误的,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

    1。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任何一种旧的生产关系都不可能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消灭,而只能逐渐被顶替。所以,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不可能的。

   2。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力量也是错误的观点。而由此推论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错误更大。所以掌权后的共产党并不是推进生产力进步发展的先进力量,最终会成为阻力。这就是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倒台,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

    3。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拙墓人,这结论更为谬误。作者在《“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论)的科学依据和结构类型 》[1]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是一对反质型矛盾,同生共死,谁也离不开谁。正如奴隶不能成为奴隶主的拙墓人、农民不能成为地主阶级的拙墓人,其 道理是同样的。.[5][6] 所以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其上层就变成新统治阶级。

   4。社会历史上还没有阶级整体被直接消灭的现象发生,而只能逐渐被取代而衰亡。因为旧的生产关系是被新的生产关系逐渐取代而衰亡的。但是,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地位在特定的条件下是可能转变的。

    5。任何统治集团和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只会用最简单而易行的办法,即利用手中的权势,疯狂的对国家、社会和民众的财富的掠夺,他们才懒得而不愿意采用麻烦的、耗时的、无成功把握地去为发展生产力而耗费精力和时间。他们绝大多数只会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用于获取暴利和骄奢淫逸上。

    6。2002年,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在16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即中共“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 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在于,共产党作为一个长期的“专政党”或者说“执政党”,如果不将“经济 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合乎“中庸之道”;即经济上发展壮大中产阶层的经济,使其成为主体;政治体制不能代表、保护、壮大中产阶层的利益;那就没有什 么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可被代表,就只能代表少数落后的买办、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为他们服务。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1-02-18 20:24:4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辛亥百年:还在走向共和

辛亥百年:还在走向共和

章立凡

    2011年将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结束封建帝制走向共和,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贡献。一个世纪过去,共和仍在“走向”中。中国人到底学到了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社会进步了多少?需要在纪念中反思并展望。

一、专制与宪政,改良与革命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文明遭遇西方工业文明前所未有的冲击,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之下,思想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改良与革命两大社会思潮相继应运而生。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和号召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都是实现宪政。改良或革命都是手段上的选项,两者互为表里,都是要以自己的方式建立西方式宪政民主。

     改良派主张“虚君共和”,康有为以墨西哥、法国革命的造成的长期动荡为例,认为“我国民智未开,骤行共和,必致内争……国已凋敝,如再割据内讧,其如民生何?当今急务,不在政体之君宪抑共和,而在救亡图存,避免内争,休养生息,徐致富强,以防列强之瓜分耳。”

    在宪政框架下的改良(或曰改革),社会成本低于革命,对经济的破坏较小,宪政民主中“妥协共存”的政治智慧,可令博弈各方均获得可持续的权利。但中国历史牌局中贯穿着“成王败寇”的斗争哲学,追求一方全盘通吃的终极权利。清王朝原可通过政治妥协达成社会契约,最大限度地保持其长久利益;因其患得患失、改良滞后,导致革命思潮的勃起,最终全盘皆输。

     满清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实行的是“族天下”(余英时先生语)的部族集团统治,灭亡前的最后一任内阁,更是靠血缘维系的“皇族内阁”,这就使“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口号更便于煽情。在改良与革命的赛跑中,革命跑到了前头,但康有为预言的割据、内争、外患等,随后则一一出现。改良的理念未必差,革命的后果未必好。

二、问题与主义,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

    三民主义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1949年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流意识形态。两者同为是西方政治学说的本土化产物,对近代中国影响至巨。两种主义旗下的两大政党,历史上曾是“以俄为师”的孪生兄弟,有数度的合作与纷争。

    十九世纪末,社会主义思潮已开始在国际上流行,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多种流派。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可视为社会主义的一种中国本土化流派。孙中山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等诸多弊病,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毛泽东也是个不断革命论者,执政后各种政治运动与经济结构改造交错互动。社会革命(或曰社会变革)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质变,若操切为之。则不仅社会无法承受,政治革命本身也会变质。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误区,恰恰在于将两种革命同步进行,且以为“革命”二字能解决一切问题。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平均地权”的承诺没有兑现(50年代才在台湾成功实现),“节制资本”变成了官僚资本吞噬民间资本。靠土地承诺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农民未能真正拥有土地,至今仍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二等公民”;前30年全民“均贫”,后30年权贵“先富”;前者“以革命的名义”集中于政府,后者“以改革的名义”集中于权贵。百年两场革命和一场改革的共同特点,是社会财富由分散走向集中。

    “均贫富”的造反基因,深植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当统治到达民不堪命的临界点,就会诉诸丛林法则,从顺民变为暴民,成为王朝更迭的原始动力。政治革命未建立完善的宪政体制,社会革命(改革)未确立公平的经济体制,外来的主义不断产生中国式的“山寨版”,内生的问题依旧层出不穷。主义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各种新老问题仍在考问着主义。

三、“西化”与“苏化”,一元与多元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分封立郡县,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由此底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特色的文化专制逐渐确立。政治上的大一统,终结了先秦以来的百家争鸣,进入了一元意识形态下的思想国家化时代。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多元竞争的局面,与先秦的百家争鸣时代相比,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

    “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一直是鸦片战争以来文化论争的焦点。西方学说教义进入中国,不是打成异端,就是奉为偶像。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中西价值观的冲突演变成两场内乱,一场是摧毁传统的悲剧,一场是捍卫传统的闹剧,主角都是中国农民。严复、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思想先驱,都将“改造国民性”作为重大文化任务。

    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精神,既是对封建文化的反抗,也催生了一个造反的革命党。造反成功江山底定,意识形态再度定于一尊,“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的斯大林主义模式,贯穿于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洗劫之后,封建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几乎同时摧毁殆尽,出现了文化断层和信仰危机。

    威权时代结束后,改革开放带来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文化建设迄今未能与经济发展同步。“国民性”积弊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水涨船高,封建糟粕借助民族主义的回潮沉渣泛起,国民素质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相匹配,社会分配不公导致民粹主义情绪泛滥。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信息传播的多元化催生了网络民主,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上高度“一元化”的治理模式已难以为继,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反封建和“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责任依然任重道远。

四、政府与社会,党治与法治

    中国历来不是一个海洋文明国家。半封闭的地缘环境,决定了在航海、殖民、贸易领域不及西方,缺乏外在张力。内向细分型的农业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没有形成与商品交换配套的法律体系。几千年来固有的家族主义社会细胞组织,只是“家天下”的缩微克隆版,未能产生市民社会和地方自治,也未形成可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利益团体。历史上统治者习惯于扮演“全能政府“的角色。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政府大社会小。

    清末革命兴起的民族主义狂潮,唤醒了蛰伏两百多年民族压迫记忆,明亡以来知识分子与秘密社会结合形成的反清会党,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但家长制、黑箱政治等会党特色也一并继承下来,20年代又与暴力革命的列宁式政党模式嫁接,长期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态。

    近代以来,中国有会党政治而无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期间“以党治国”,“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是会党政治的延续。当统治集团成为“集体君主”,纳税人须同时供养党、政系统及其衍生物的庞大支出,负担比封建时代还重,这在现代法制国家是无法想象的事。

    1949年后的社会一体化整合,打破了封建时代“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将自然经济下的宗族社会细胞,全部置换为党化组织,强化了政权基础,却未能有效地发展生产力。高度组织化形成的社会动员能力,足以令高层决策错误迅速演化为“大跃进”、“文革”式的巨大社会灾难。

    当今迷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盲目追求GDP的各种“政绩工程”,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从草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演变,至今仍有待完成。

  五、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契约精神与公民社会

    将现代化解读为工业化,有意无意地忽略现代性,是从清末洋务派到当代主流政治家的一个习惯误区。现代性作为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从清末的“中体西用”到当今的“中国模式”,对现代化的解读仍十分粗陋,对现代性的认识则更为肤浅。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使西方人较早懂得了用社会契约的形式保护财产权利,英国的宪章运动,是大贵族和君主谈判纳税问题,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美国独立运动提出“不出代议士不纳税”,其理论依据也是社会契约。

    在“家天下”的中国则没有这样的传统,天下是打出来的,而不是选出来的。梁启超说中国“无公法、私法之别。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而无权利。”历代统治者从来不尊重私有财产,习惯于将国家视为战利品,有权世世代代吮吸“血酬”。

    从清末“铁路干线国有”到民国的“国营为中心”,再到共和国的“对资改造”,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三度“国进民退”的轮回。政府的急功近利,先后导致了清王朝和国民党政权的倾覆,毛泽东在野时曾提出“经济民主”的口号,但执政后很快弃置了《共同纲领》。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破坏社会契约,令“天下为公”、“一大二公”成为垄断权力及资源的口实,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同出一辙。

    “走向共和”是中国崛起的政治前提。百年来历经《临时约法》、《共同纲领》到32年前的改革开放,已多次订立成文或不成文的社会契约,承诺者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一旦自毁,政权倾覆的危机如影随形。如果经济上走不出“国进民退”的循环,政治上走不出“以暴易暴”的周期律,中华民族将永远在历史怪圈中徘徊。

六、百年后的展望

    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成就之一,是人民普遍有了权利意识,开始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改革共识破裂,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建国《共同纲领》的宪政民主及直接普选的承诺长期不兑现,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则爆发社会危机的风险巨大。走向无序化的内乱型社会,必将使32年间的经济建设成就毁于一旦;无论对于平民百姓或是富裕阶层,都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反思辛亥以来悲怆的百年史,深感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仍需接受普世价值,彻底告别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共和即妥协,对当前利益博弈的各方而言,妥协是避免社会撕裂的最后机会,但需要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为避免再度陷入周期性动乱,中国需要订立新的社会契约,并有长期稳定的政治、法律制度作为保障,确立宪政下的游戏规则,彻底走向公民社会。 2010年12月16日 风雨读书楼
 

 

 

发件人:"金复新" <jin.f.xin@gmail.com>发送日期:2011-02-18 08:19:42 收件人:1052831531@qq.com,主题:金复新先生在2011年广州市政协党外人士迎春茶话会上的讲话(摘要)

我支持复兴帝制 家天下比民主好万倍

----在2011年广州市政协党外人士迎春茶话会上的讲话(摘要)

金复新


各位尊敬的领导,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春节好!同志们辛苦了!我们党外人士向各位在座的老同志拜年啦!

    大家或许已经从网上看到,自从我《恢复帝制》的八篇系列文章在网络发表以来,舆论哗然,引发了社会各层对中国之路的深层次思考。有的同志表示理解和支持,但更多的人是对我语无伦次的谩骂和人身攻击。但我觉得无论是谩骂还是支持,对于中国都是有益的。何以故?谩骂者,反华势力气急败坏也,对中国以后不再有机会推行西方民主的绝望之情的表露也。相信你们看了我的文章后,对帝制的优越性也深有感触,即使你们鉴于当前民众不易于突然接受帝制,或你们内部权力尚不平衡,还没产生政治强人,不能贸然推翻“八王议政”式的委员会制而推行帝制,但也终究看清了西方民主、工业革命和腐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本质,使奸人们妄图游说温相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梦想彻底破灭。

    以前你们只是从感性上觉得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本能地认为在中国推行西方民主将损害你们的利益。但无法在理论高度阐述出让人民接受,甚至让你们自己都能信服的思想。那是因为你们已经先入为主地信仰什么“德先生”“赛先生”,当然在此基础上只能得出“民主一定是高尚的,独裁一定是罪恶的”这一错误结论。洋人说民主好,奸民们也在闹民主好,连你们迷信的那些学者也在喋喋不休地在你们耳边旁敲侧击,妄图用“赛先生”这狼论证“德先生”这狈是不吃人的,忽悠你们说推行了西方民主和“选举游戏”,不仅好玩,还对国家有利,更对你们私利有利。你们一看普天之下都在说民主好,开始怀疑其自己来,私下也开始承认“一党独裁是灾”,以为真的只有民 主才对中国有利。在和敌对势力辩论时,缺少思想武器,显得底气不足。

    敌对势力经常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以组建“咨询公司”、“研究中心”为幌子,公开散布对党不利的言论。它们还会冒充普通网民,把社会一切不如意之事全部煞有介事故弄玄虚地归结为:“这都是体制问题”,企图把水搅浑。2010年末,我看见有运运的帖子盘点中国当年的不幸事件,居然把男女求爱不成跳楼自杀、学生考试不及格服毒自尽都说成是“体制问题”。很明显,就是想把民间一切仇恨都引向你们,仿佛你们这几个人就是中国一切不幸的罪魁祸首,以后等你们垮台,要把你们下油锅千刀万剐。这样给你们制造心理压力,逼迫你们改弦更张,把中国引向它们想要的体制。似乎以后中国实行了它们要的那种制度,男女求爱都会一见钟情,学生考试再也不会不及格似的。

    而类似这样的帖子居然在“猫眼看人”这种大型论坛大行其道,没有谁敢公开质疑其荒唐,仿佛国内新闻管制已经解除,任由暴民在里面借口“邓玉娇”、“李刚”、“静安火灾”事件搞网络暴动,这在十年前简直不可想象。从中可以看得出你们中央这几位领导早已人心涣散,完全否认了自己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默认了运运们搞的西方民主是“高尚的”、“正义的”、“必胜的”,从而对维护自己的统治失去了信心,革命意志产生了动摇,常委们没有谁再把这国当自己的家而对其负责,都把责任推给其它常委,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已经没有人管了,大小官员正忙于考虑如何收拾行装,准备把聚敛来财产安全地转移出去。

    在敌我双方的权力争夺战中,绝没有真空地带,毛主席教导我们:“舆论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只要领导人的思想一向它们妥协,一对敌人有所同情,有所可怜,中了它们的苦肉计,心一软产生了“妇人之仁”,听信它们什么“言论自由”、“普世价值”的鬼话,害怕它们说我们什么“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线稍有松动,哪怕放松一点点舆论管制,它们就会象洪水猛兽一样扑进来,奸民们就会放肆地造谣生事,煽动仇恨的奸帖就会铺天盖地,以至于现在有些媒体记者造谣后,都敢公然抗拒中宣部要求它们更正并道歉的命令了,长此下去,再难收拾,得不偿失。

    你们要清楚你们和运运和反华势力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不存在妥协的可能性,不要幻想你们今后向民运投降,它们会善待俘虏,那样想“太傻太天真”。你们铁腕统治可保你们这辈子荣华富贵,儿女无虞,而一旦有了“妇人之仁”,对奸民慈悲,就会亡党亡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它们是不会反过来慈悲你们的,连你们子女都会被西方反华势力以经济犯的名义从美国引渡回来枪毙的。可怕不可怕?

    你们要好好学学毛和蒋,蒋主张“宁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走一个”。毛做到的是“冤假错案免不了,漏网之鱼绝没有”。你们也应该这样治理网络,也这样对付国内那些对你们权力虎视眈眈的异己分子,“文字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手段,是中华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喜欢乱说乱动的奸民只配“文字狱”来收拾,别怕美国说三道四,他们敢怎么样?这些奸人不是已经背引蛇出洞了吗?该跨省就跨省,该枪毙就枪毙,从重从快,保持足够威慑力,“文字狱”用不了几天,社会就和谐了。

    你们还要警惕一些人,就是你们的战友,那些体制内混的中下层官员和御用文人,它们贪污的未必比你们少,混得已经很不错了,却仍不满足,反而怨气冲天,牢骚满腹。竟也说自己是弱势群体,吃里爬外,勾结反华势力,宣扬民主言论,伙同姜文之流的野心家通过拍电影的方式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要知道,他们的利益并不和你们完全一致,就像曹操打孙权,孙权不能投降,投降了一切就都完了,而张昭等奴才力主投降,因为投降对他来说无非是换个新主子,自己何必去冒险去和曹操打仗呢。

    同样,你们的宝贝战友巴不得你们垮台,它们机灵得很,等你们倒了台,保证摇身一变,以民主斗士的形象出现,说当年自己如何如何在网上发表过民主言论,说当年自己当中共的官是“人在曹营心在汉”。然后投靠反华势力,去和洋人把酒言欢,组建新政府,当洋人在中国的代理人,不仅没受到惩罚,反而说自己是民运、中情局、美联邦特工安插在中共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在新政府当了官,做得比以前还大。

    这种情况在历史曾多次出现,明朝灭亡,投靠到清朝的官员就都比以前做得官还大。辛亥革命的获利者并不是参与暴动的那些人,而是黎元洪和袁世凯等反对革命的那些人,封疆大吏不仅没几个被杀,反而见势不妙纷纷通电全国闹独立,然后个个当上了各省的督军,成了独霸一方的大军阀,砍掉脑袋的却是鲁迅笔下阿Q这样的草民。抗战胜利后,大多数汉奸也以各种各样的名义逃避了惩罚,有的说是“奉命投降”,有的说自己是“曲线救国”,枪毙的也是极少数。所以你们绝不能完全相信你们手下的人,它们也是喂不饱的白眼狼,你们老给这些公务员涨工资就能笼络住它们吗?就能高薪养廉了吗?别太天真了,对它们这些白眼狼也该留一手,要挑动它们自己斗自己,要制造它们和愚民对立,而不能让它们和愚民联合起来,别让它们活得太潇洒了,要收集它们贪污的证据当把柄控制它们,不必可怜,不要包庇,要做出一副大公无私、大义灭亲、真正反腐的青天样子,继承“延安整风”时期的优良传统,隔一段时间清一次党,找个理由杀一批,让它们这些喜欢调皮捣蛋的人人自危,一方面杀人立威,让它们这些犯上作乱的想法都不敢有,另一方面还可以做给愚民看,仿佛自己是向着愚民利益的。

    看到这里,那些跟着运运瞎咋呼的狂热分子该醒醒了,别等到头来,即使中共倒台了,砍掉的不是党员的脑袋,而把您给找个理由砍了脑袋以谢天下,您莫名其妙做了革命的对象,何苦来哉?

    我告诉大家,这天下终究是机灵人的天下,无论哪个党执政,天依旧是这些会钻营人的天,地依旧是这些会投机人的地。它们到哪朝都吃香,共产党当政,它马上入党,中共要完蛋,它马上满口英语和洋人搂搂抱抱,我敢打赌,在新政权就职的高官依旧是中共现在体制内的那些红人。你们在网上混的准运运,不妨自己做个自我评估,要是觉得自己是死心眼的,趁早别参与政治,别在网上一天到晚讲什么“民煮柿油”的了,免得以后真的当阿Q被砍了脑袋祭旗。

    好在毛邓是伟大导师,江胡是英明领袖,没那么容易被奸人忽悠,制定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的总方针,使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至今没有完全得逞。但是敌对势力的希望还在,它们还在幻想你们总有一天会上它们的当,还在寄希望于换届之后的新一代领导人会有“妇人之仁”而加以利用。可是在看了我写的“恢复帝制”系列文章后,它们已经彻底绝望了,因为连它们自己看了我的文章后,都知道为什么西方民主在中国行不通,为什么中国只能搞帝制搞独裁了,只是它们现在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几十年一直坚信的真理原来是谬误罢了。

    它们相信你们看了我的文章后,再也不可能上它们的当去搞西方民主了,从而会坚定搞“社会主义民主”的决心,甚至会走一条相反的道路,从党天下走到家天下,所以才在论坛上对我破口大骂泄愤,绝望之情溢于言表,再也无法用往日温情脉脉的假面具掩盖其狰狞面目了。

    要从根上和西方流毒划清界限,就要首先把五四运动中无法无天的暴民们带进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礼送出境,而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树坚持“君君臣臣”思想的孔子塑像,西侧树治国能臣韩非子先生的塑像。内法而外儒,外儒以哄刁民,内法以固皇权。对于网络刁民,放任不行,会被敌人利用,杀戮也不是长期的办法,霹雳手段,伤筋动骨,副作用大。最高境界就是哄(官方用语为“引导”),就像哄婊子一样哄,婊子就会把自己以前卖身存的压箱底的钱主动倒贴给你用。刁民乐于被哄。Actually,被人哄着真是种享受,哄人的才叫累,让它们爽了不算对不起它们。我们要看事物具有两面性,别看奸民现在很奸,可一旦被哄住,痴情起来简直不得了,会心甘情愿被你们利用的,又会像当年推着小车去支援前线一样去发痴。你们的毛主席就是这方面的高手。

    “党天下”确实问题多多,“家天下”要比“党天下”好百倍,但比民主要好万倍。虽然推行“家天下”的帝制目前还有困难,但我相信,通过阅读我的系列“恢复 帝制”的文章,足以让你们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魔爪中解放出来,从而认清中华传统体制和文化的价值之所在。中国只有今后实行了家天下,才真正有可能清除腐败,社会清明,这是西方民主和党天下在中国都做不到的。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中央诸位领导同志宜认清身边那些智库学者的真面目,凡愿师从西方体制的,凡劝说领袖应有妇人之仁的,凡推销西方文明的,凡口口声声什么普世价值的,皆可杀。任凭运运们死乞白赖在你们面前推销洋人哲学,哭哭啼啼要什么人权自由,要做到不听不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任它巧舌如簧,我都不为所动,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看反华势力怎么办。地球上要没有洋人,地球就不转了吗?中国人就没法活了吗?就只能永远处于原始社会了吗?我愿义务担任你们的总顾问,帮助你们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路。

    为答谢广大新老朋友对我帝制复兴运动的支持和关注,我特地注册了两个博客登载这些博文,而且每篇博文均配有三至五幅美图以缓解朋友们在观看我长篇大论后的视觉疲劳。现在这些插图正在不断添加中,欢迎大家访问这两博客:

    http://jinfuxin.wordpress.com,和http://jinfuxinchina.blogspot.com。
 

 




发件人:"宋宝铃" <aiqun365@126.com> 2011-02-18 12:17:39 +0800 收件人: "Jin Fuxin" <jinfuxin@yahoo.com> 抄送: "中工(共)中央" <zggrgcd@163.com>, <zggzxb@yeah.net> 标题: Re:论“中华传统政治体制才是最成熟最民主的政治体制”

中华传统政治体制才是最成熟最民主的政治体制

金复新

    御座前,群臣正在为一件国事脸红脖子粗地争论着,皇上则坐在上面一言不发,他静静地听着。他知道这些个大臣分了多少派,他知道这些个大臣来自于何地,他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出身都了然于心,他知道他们中哪些出身显贵,哪些出身书香门第,哪些出身贫寒,哪些人家里祖上三代都是文盲。他还知道,他们除了皇亲国戚以外,无一不是通过严格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武精英,精英中的精英。

    圣天子知道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代表着国家哪个地区和社会哪个阶层的利益,他知道他们中每一个人的见解与其所受教育和经历的关系,他在听取这些顾问的争论后,能更好地理解他们所阐述的问题的实质,能猜出某大臣赞成或反对的背后真正原因。于是他根据他的理解作出的判断,并不根据正方和反方人数的多少而做出取舍,而是根据他综合各方的意见后,从整个大局出发,从维护江山社稷繁荣昌盛的长远目的出发而最终作出裁决。或许十个大臣里正方有九个,反方只有一个,可圣天子觉得这一个大臣说得有理,就采取他的意见。理清这些思路其实并不需要多大的能力,这种圣天子只要中等以上智力的人就能完全胜任,精力过于旺盛、业余爱好太多、过于多心眼的宋徽宗明武宗明思宗们反而容易坏事。

    这不就是最好的民主吗?大臣虽然不是百姓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但百姓绝对愿意这个大臣代表行使自己的权力,这已经得到了整个社会整个文化的共识。举个例子,今年广东有一百个人上京赶考,其中一人得中进士做了大官,你可以去采访广东全省的父老,问问他们服气不服气?能不能让他代表行使自己的权力?也就是说“愿意不愿意投他一票?”可能所有的人都认为:“不管咱广东哪个举人,能考取这功名,他就是我们广东人的骄傲,就代表他有这学识有这能力有这道德做这么大的官,我当然愿意。”这进士也一定忠于广东人的,大家知道,中国人乡梓之情甚重,讲究落叶归根,死后一定葬故土,最怕进不了祖坟,所以绝对不用担心他会背叛故乡。同时这进士可能产生于任何社会阶层,又代表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因为中国古代科举取士不拘出身,除了有犯罪记录或道德败坏以外,都可以参加,几乎是穷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捷径,走上仕途的贫寒家庭人士占有很大比例,据资料显示,中国古代近三分之一的进士祖上三代不识字!西方民主社会的政客靠油嘴滑舌骗取民众的信任而获得官位,中国的奸人靠入党、喊口号、拍马屁、阿谀奉承、行贿送礼、出卖别人而获得官位,唯有在帝制下,官员是凭本事获得的。

    这不就相当于美国参众两院进行了选举了吗?既考虑了各选区,又照顾了社会各阶层,而且选出来的必定是精英,必定道德过得去,而且群众没意见,个个服气。不同的是,美国根据各州的人数计算众议员人数,又统一各州参议员的人数,然后两党竞争这些数额。竞争的方式是拉选票,大作广告,宣传自己的本事,推销自己的主张。然后投票决定胜负。这种方式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不说,效果还不见得好,被选中的议员可能还有相当部分的民众原本不支持他。而科举就没有这种问题,若是广东没有人考上进士,广东人只能怨自己不争气,觉得这是自己的羞耻,在朝廷中争不下席位,自认倒霉。没有美国大选那种相互攻讦,相互指责,相互拆台,全凭真本事,比美国这种按州按人头计算席位的貌似公平的方式不知道要公平到哪里去。而这种公平,美式民主做不到,中国的封建帝制却能做到。

    美国人笨的地方不止上面这些,他们美式民主的效率极低,往往议而不决。两党相持不下时,就无计可施,黔驴技穷,at their wit’send,会采取最愚蠢的方式—“投票”来作出最终裁决,并不是看在理不在理,这可不比小孩的“抓阄”多多少科学性和合理性。就看哪派嗓门大、嘴大、人数多就算有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越是难以达成共识。比如移民法和医疗体制的改革,每个美国人都知道这些法律早已跟不上形势,早已千疮百孔,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可是民主党要往右改,共和党就一定按另一垄断财团的意思唱反调往左改,双方都要在引人注目的关键问题上标新立异显示自己和对方的区别,在国会上就芝麻绿豆大的事情双方一争论就多少年,最后不相上下,没有一个仲裁者来拍板,只好两党投票,却都达不到必需的法定最低票数。这事就算黄了,政府还得按照原来不切实际的法律执行,等过了几年再投票,形势又变化了,再吵闹一番。就算众议院勉强能通过,参议院还是通不过,就算参议院通过了,总统未必然签字。这时国家已经在错误的路线上走了不知道多少年了,损失不知道有多大了,就算总统签字了,可改革后的新法律还是未见得正确,因为新法律是通过人多势众、嗓门大、嘴大换来的,只是代表各大垄断财团利益的议员们制订的,并不是从大局出发从理性角度得出的,也不一定反映了最下层人民的呼声。

    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要摆平各方利益的游戏。可时至今日,美国医疗改革和移民法改革依旧困难重重,横竖都摆不平,横竖都是反对声,满足了一群人的利益,另一群人就要吵起来。民众所能做的,顶多到白宫前面举举牌子抗议两声,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这就是你们津津乐道的美式民主,极蠢极笨,倒霉的是美国人自己的利益,这美国的政治是失败到家了,现在连他们自己都走进民主的死胡同而不可自拔,而某些自以为聪明的中国洋奴却死搂着“自由女神”不放,只要看见外国议会开会吵架打架,就羡慕得不行,激动地鼻涕泡都流出来了,虔诚地指着电视机,激动地对别人说:“你看人家多民主啊!中国要能这样打架吵架就好了。”还在叫嚣要把美式民主全盘照抄照搬到中国来害人呢!

    再来看看在帝制下的中国怎么解决问题,皇帝召集内阁大臣和相关部门官员来开会,听取各大臣的意见,允许大家争辩。在争辩中了解事实真相,在争辩中发现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只要皇帝自己的思路被大臣说通了,理出了头绪,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知道如何去解决而不会有副作用了,就可以拍板了。大臣只是其到了调查、顾问、设计和执行的作用,拍板的只有皇帝一人,他是最终的裁决者,不需要谁的嗓门大,不需要看哪派人数多,而只看哪派占理,哪派能说动皇上。

    美奴倭奴们把中国留给世界最伟大的政治遗产——封建帝制扔进历史垃圾堆后,就只认洋人当亲爹了。土包子们看了我上面说的,必定还是不服气,还是念念不忘它们的洋气和时髦,还是不想承认自己是脑残,几十岁的年纪活狗身上算白活了。它们会搜肠刮肚地再找出理由来说:“还是美式民主好,人家三权分立,讲相互制衡相互监督。”

    可是我要问了,分了权就会相互监督了吗?监督的部门多了,就有效了吗?明明只要一套班子就能解决的事情,美国的纳税人却要养三套班子才能运行,人浮于事,要分什么立法、司法、行政来“过家家”玩,这样相互监督还嫌不够,政府还要对人民个人像贼一样地防,要设立美国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局等等机构监控人民,监控到小到银行账户一丝一毫的变动。如果嫌三权分立相互掣肘就有效,不如分立三十个权,多设立十倍的衙门,再多养十倍的公务员不更好玩更有效吗?

    我国不就是这么搞的吗?对于政府,也学美国的样,有公检法分了司法的权,有人大分了立法的权,上有人大、政协的监督,同级有监察部的监督,下有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络等媒体的监督,党内有纪委的监督,司法有检察院的监督,财政有审计局的监督,进出境有海关的监督,军队有总参总政有关部门的监督,还有公安局国安局的监督,光养的这些管“监督”的公务员就数以千万计,为养活这些不生产半粒粮食的公务员,每年花掉的财政上万亿。但都是光领工资不干活的,没一个部门是有效的。大大小小的公务员还不是照样从从容容地在它们眼皮下敛财,然后大大方方地让老婆孩子把财产转移到海外,再一逃了之,如入无人之境。设置这些部门和不设置这些部门有什么两样?可有的人还嫌“反腐力度”不够,打着反腐的旗号,鼓吹还应再多增加几倍这些职能交叉权力平行的部门,哄骗愚民交更多地税去养活更多的公务员寄生虫,可愚民们居然还满怀希望地呢。

    而在帝制时期,监督机构的就只有御史台,御史也称言官,仅中央一级有,人数不会多,也就几十个,不知道比现在的“民主社会”的监督要节约多少成本,他们可以风闻奏事,即只要听到社会上有什么对某官员风吹草动的议论都可以向皇帝汇报,只要皇帝觉得有理由相信,就可以立案侦查,大臣之间也有权相互监督相互弹劾,弹劾案在明清两朝司空见惯,远比现在所谓的“民主社会”一切都要等有了证据才立案侦查有效得多,否则等你有了证据,贪官早逃美国去了。没有谁来分权,却有了有效的监督机制。

    除了这明的一面,还有暗的一面,就是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锦衣卫东厂,到处刺探官员的优劣,连官员晚上和老婆枕边说了什么,第二天皇帝就知道了。如此看来,在帝制时期要想当个贪官那和现在比起来简直太难了,外有御史在到处打听,内有同行在虎视眈眈,晚上还有锦衣卫来偷听壁角,还有哪种监督方式比这更有效的呢?

    由于当时交通和通讯方面的限制,山高皇帝远,皇帝很难对地方官员进行准确的了解。康熙雍正年间,又产生了“密折奏事”的制度,皇帝私下委托地方下级官员,甚至跟班随从熟人等等秘密监督某位外派高官的品行,允许他们直接向皇帝上密折,由皇帝亲自拆封。这样一来,全国的官员都人人自危,唯恐身边有人是皇帝秘密派来的,就是想为非作歹也得担十二万分的小心,哪里像现在的官员可以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欺男霸女后还敢叫嚣“我爸是李刚”的呢?帝制时期官员就没法活得这么自在了,处于百姓和皇帝两面监视之中,这话要传皇帝耳里,等于威胁了皇权,等于李刚比皇帝还牛了,这李刚父子早死一百回了。

    只有现在的“民主社会”才是贪官庸才做“过家家”游戏欺骗愚民的乐园,它们的利益受到它们给自己制定的各种各样法律和政策的庇护,它们才如此满足。帝则是通过把皇帝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乃至人民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的制度,让这个国家真正有人去尽心尽力地经营,使各方利益都尽可能地去摆平,这才能达到真正的民主。

 

 

 

 



发件人:"skt95" <skt95@163.com>  2011-02-24 16:57:32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转发: 参加《律师文摘》暨“张思之读书奖”启动仪式的发言

学贯西中 恪守中庸

----在《律师文摘》暨“张思之读书奖”启动仪式上的发言

张星水

时间:2011年2月19日,

地点:北京海淀区清华园宾馆,主题:律师与读书,

    主办方:《律师文摘》杂志社,协办方: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主持人:孙国栋、刘桂明、赵国君,

    主要嘉宾:张思之、王工、方流芳、展江、梁治平、张耀杰、毛喻原、郭世佑、丁东、陈夏红、莫少平、赵虹、李轩、王才良、柳经纬、舒国滢、王人博、姚泽金、张建伟、赵哲伟、周大伟、许志永、朱伟一、唐建、许兰亭、贺宝健、斯伟江、刘彤海、陈惠忠、浦志强、阎如玉、王学会、谢晖、王俊秀、王振宇、郭宇宽、刘耀堂、计伟民、蒲建安、马霄雷、陈宝成、林晓东、王令、夏楠、蒋浩、赵中鹏、谢中华、黄秀丽、陈秋兰、王亦君、罗琼、张文静、赵宇红等。(还遗漏了不少嘉宾!)

    我非常荣幸接受《律师文摘》杂志社孙国栋主编的邀请,参加这次关于律师读书的学术座谈会,与会嘉宾有许多都是我国法律界的知名学者、资深专家和律师同仁,其中不少人与我具有共事之交和袍泽之谊。与他们相比较,本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平日里读书甚少,惭愧之至。但是,主持人赵国君先生刚才也点名让我发言,我在这里只能硬着头皮勉为其难,滥竽充数,随便唠叨几句,浅薄无知之处和疏漏不当之处敬请与会专家学者、法律同仁批评斧正,包容海涵。

    首先,会议发言的专家学者的演讲内容都很精彩,也很有启发性和建设性,尤其是张思之大律师激情澎湃的慷慨陈词之演讲非常的精彩,可以讲:张思之老师就是我们律师界勤奋读书的楷模和代表,也是我们律师界中尊重知识的模范标兵,我们全体后辈律师都应该向张老学习和看齐,学习他这种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治学精神。其次,刚才律师界的另外一位资深前辈王工老师阐述的他最近通过阅读《沉浮与枯荣》所领悟的“江平精神”也生动感人,认识的非常深刻到位,再就是方流芳教授、展江教授、梁治平教授和毛喻原老师等学者的发言都很精彩,给我们以智慧的启迪,尤其是毛喻原老师从他翻译的一部意大利女作家的反映人性、反思人性和批判人性的文学作品所折射出来的人类社会生存哲学意义的发言非常深刻犀利,独具匠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仅从这一点上看,我认为毛喻原老师在2003年荣膺“当代汉语贡献奖”绝非浪得虚名,乃属名至实归,当之无愧。

    我觉得律师的读书应该分为三种类型,或称为三种境界,也是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描述古人做学问的三种境界(这三句话太有名了,这儿就省略写了吧)。第一种读书类型是法律专业书籍,譬如:《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案例选编》,这是律师的分内之事,责无旁贷,也是读书人独上高楼的第一种境界。第二种读书类型是社会类型的各类书籍,包括散文、杂文、游记、传记、诗歌、小说,譬如:鲁迅的小说、李敖的杂文,余秋雨的散文,这也是陶冶情操,增长见识的一种知识储备和涵养积累,也是读书人衣带渐宽的第二种境界。

    第三种读书类型是指阅读一些思想哲理深奥的宗教、哲学和信仰类型的经典著作,这是律师读书的灵魂,也是读书人蓦然回首的第三种境界,或称之为读书人的最高境界。这方面,我很赞同刚才林晓东律师的发言,他说他正在读《金刚经》、《道德经》和《传习录》,我非常赞赏,因为,我也是这方面的同道中人。我近些年来时常在闲暇之余翻阅佛教经卷和儒家经典,最近,我正在断断续续地阅读老子《道德经》,儒家《论语》、《孟子》和《中庸》,慧能《六祖坛经》,王阳明《传习录》,王夫之《读通鉴论》,谭嗣同《仁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朱伯昆《易学哲学史》,释印顺法师的《学佛三要》,余樟法《大良知学》,周舵《渐进民主文集》,周月亮《大儒王阳明》等书籍,尤其是王守仁龙场悟道、天泉论道的“阳明心学四诀”的致良知精神和“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船山风骨给我这个一度处于事业低谷逆境的抑郁之人以很大的精神磨砺和意志加持。

     虽然由于我自身的懒惰习性与碌碌无为,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浅尝辄止,但是已觉受益匪浅,甚至有时候掩卷长思,兀然感觉到眼前一亮,佛光普照,放大光明,格物致知,灵光乍现,脑颅开窍,茅塞顿开,好书令我这样的天资愚钝之辈陡增修养和觉悟,秉持“信愿、慈悲、智慧”的禅定之心,抛弃偏激固执的“我执”之欲,减少对于世俗间“贪嗔痴”的功利纠葛,阿弥陀佛,今后若得有缘高僧大德指点迷津,亦于身后跻身于士林智者,乃至禅林悟道之行列,倘若侥幸百年之后竟能与王阳明、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康有为、梁任公、谭嗣同、王闿运、杨仁山、熊十力这样的一流人物为伍,当殊不胜荣幸之至,亦给后世留下一点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过阅读和研习古人思想经典和今人哲理文存,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之中确实存在着博大精深的精髓内涵和智慧结晶,值得我们这些后人好好学习并发扬光大。在对待中西文化方面,我恪守中庸之道,而不走极端路线。代表东方文明的孔子、老子、佛陀和代表西方文明的耶稣基督,都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圣人,东方的儒释道文明体系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体系可谓人类文明历史上顶天立地的两座高峰,不存在孰优孰略的高下之分,只是各有其所长而已。对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合的问题,洋务运动时期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劝学篇》中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辩证观念就很经世致用和客观公允。这涵盖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对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接轨时候的一种健康、理性、开明的包容心态,而不是全盘否定本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极端做法。

    我们应该警惕两种不太成熟的学术价值观,一种唯西方文明马首是瞻的全盘西化的盲目态度,认为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这是一种食洋不化的崇洋媚外心理在作祟,也是一种妄自菲薄的洋奴自贱与挥刀自宫,譬如“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所奉行的激进政治路线和激进文化路线所导致的中华传统文化坍塌大悲剧至今令人痛心疾首、不堪回首。另外一种则是盲目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天朝心态,唯我独尊,妄自尊大,这也是一种不理智的东方傲慢主义陈腐观念,不懂得变通之术和变法之道。最好的文化态度应该是:中外杂糅,中西合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简言之:构建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普适价值体系,作为泱泱中华的炎黄子孙,我们矢志不渝地培植海纳百川的大国风范,把儒家文化、佛教文化推广到全世界,使之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共同反对军备竞赛和霸权主义,促进世界和谐与繁荣,缔造人类文明的福祉。

    总之,我认为今天《律师文摘》主办的“张思之读书会”这项学术活动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将会带动一大批像我这样平时几乎无暇读书,或是缺乏阅读习惯的职业法律人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今后在工作闲暇之余,养成一种勤奋阅读的良好习惯,把自己逐渐培养成为一个嗜好书籍、喜欢阅读的好学分子和知道分子,以进一步提升律师群体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这是一件利人利己的好事情,何乐而不为之?返璞归真中华文明的正宗源头: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的“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的谦虚笃学的君子风范令士人如沐春风,亲切备至。呜呼,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复兴中华文明的历史担当,恢复古典士大夫的君子遗风和高风亮节,修行内圣外王的功夫,实践知行合一的理念,培育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之心,仁义道德,礼仪廉耻,温良恭俭,修齐治平,家国天下,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就托付在吾辈同道的肩头,任重而道远。

    张星水 2011年2月22日 追记于 京西海淀紫竹院(注:本文系会后整理成稿)

    张星水自述:自由思想者,职业法律人,历史爱好者,散文习作者,佛学研习者,武术习练者。喜欢天文地理,爱好登山看海。崇拜高僧大德,向往隐士生活。希冀替天行道,崇尚匡扶正义。联系电话:010 - 88554800,13901302739。

 




发件人:"曦朗" <kailuzhe2010@vip.163.com>  2011-02-23 19:27:14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什么才叫“扎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什么才叫“扎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评胡锦涛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讲话

李 明

2011-02-23

    胡锦涛在19日发表了一篇名为“扎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讲话,这一讲话对国际上一些变化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在网易刊登的这篇文章还搞了一个核心提示:“强调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与诉求表达机制,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

    笔者认为整篇讲话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社会管理科学化”,二是“科学有效的机制”。科学而有效的管理机制对于一个国家十分重要,但它却来源和取决于前者,没有前者就不可能有科学而有效的管理机制,最终也不可能从科学的角度解决现实中的问题。逻辑如此,现实中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胡总在这里反复强调了一个词——“科学”,我们就对“科学”做一个分析。国家的管理要想做到科学,首先需要一种“系统而科学”的思维,没有“系统而科学”的思维,仅就事论事,凭借经验和想象,即使是再精明的执政群体也无法做到对国家管理的科学。

一、先谈一下“系统”。

     按系统理念,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整体,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应纳入系统,对问题的原因进行层层追溯,并找到每一问题的根源,即系统分析,然后是在这个基础上的系统决策,系统管理和系统控制。从胡总这篇讲话的内容看,仅局限在问题的表面,而且仅限于社会管理这一个领域,远没有系统思维。

    社会管理只是国家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问题的出现须追根溯源,所有问题都由系统造成,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管理等各个方面。我们从阿拉伯国家近期出现的状况可以看出,原因众多,且很多原因在很深的层面。以系统思维,对问题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胡锦涛提出的8点意见均很必要,但都属浅表性思考,缺少系统分析,甚至没有提示,因而所谓“扎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只能是一种愿望。

    以系统思维,扎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就不能局限在问题的浅表层,必须对问题追根溯源,否则一切最多只能起一种“灭火”的功能,而危机终要出现。事实证明,在缺乏系统而科学思维的情况下,包括最先进国家,都免不了要不断遭遇各种厄运。

二、再谈一下“科学”。

    一个国家能否适应时代的发展,有二个基石,一是道德;二是科学。道德讲的是一国政府是否真的是为全体国民的利益而存在,对此我们不做过多叙述。假设现在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而存在的,还有一条就是科学。科学十分重要,戈尔巴乔夫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但整个苏东地区的政府在瞬间却全部垮塌了,包括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各种动乱,都与科学有重大关联。

     科学是什么呢?前面讲的系统思维和系统管理属于科学,但远不是科学的全部。对于国家管理,科学意味着对国家管理的研究其研究本身就有严格的要求,不但强调思想和方法的科学,而且强调思维链条。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国对“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已提出多年,但对人的本性,人的需要等却始终没有人去进行研究,连在对“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都无法说清的情况下,如何做到“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这岂不完全是一种空谈?

    对于国家管理科学,具体讲应以行为科学、系统科学、领导科学、管理科学为指导,研究过程讲究“实战”,强调基础研究和与国家管理的具体问题相结合,其中容不得一点空想。对此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将它称为人类的“第101条道路”。

    除此之外,结合我国情况再举一例。纵观8点意见,虽然都直指一些需要应对的问题,但在强调“扎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主题下,却没有讲到对社情民意的调查。社会调查是一种利用社会学的方法对社会的了解,是先进国家深入民众听取和了解情况的一种手段,在管理上属常规办法,对先进国家面对这样的问题可理解为毋需说明,而对于我国却不然,因我国一直没有这种习惯,以此状况还谈什么科学?更勿说社会管理的科学化了!

三、并非对中国政府的指责

    话讲到这一程度,并非对中国政府的水平进行指责,写这篇文章只是想借以上内容向大家讲一下什么是科学。西方国家重视民意,重视社会调查,他们是否就懂得科学?说到底,社会调查只是对社会浅表状况进行了解的一种手段,属工作的一个基础,现实中多用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层面,方法比诸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先进,但仅此离科学还十分遥远。我们做了一个第101条道路与目前世界最先进国家的情况比较,见www.xlglzx.org曦朗国家管理科学研究网。这是一种系统分析,从这一比较可以看出,整个人类目前都缺乏对国家管理科学的认识,更谈不上科学管理。

    对国家的科学管理,从基础科学的研究开始,到基本理论,沿一条科学的思维链条直到国家的各种政策、制度,包括体现系统而科学的思维可供具体操作的方法和手段,须有一个全套体系,唯有此才能在实践中做到对国家管理的科学,也唯有此才能有所谓的“扎实”,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扎实,也无法扎实!

    从中国政府近些年执政的情况看,有“科学执政”,“科学发展观”和目前“社会管理科学化”的提出,包括“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等,这些都属于相对科学的理念,但在实践中却都只是一些漂亮的词藻,与科学毫无干系。不过通过我们观察,以上言语并非仅是为了装潢,确有科学的萌芽,只是在实践中不知道如何去做,不懂得如何去进行科学思维。一方面执政党内部有一种科学意识,另一方面原有的体制和意识又制约和阻碍着国家管理科学的前进与发展。

四、该评论的真实意义。

    此文没有就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应采取何种应对措施随胡总的讲话发表看法,但却属深度思考,虽很少谈问题的表象,却紧扣主题,若略有科学头脑,就会意识到我们所谈问题的意义。中国在国家管理上不断提到“科学”,而如何科学则必须按我们的提示进行思量,切早就应当对科学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否则危机不可避免,一切都只能成为一种悲哀后的笑谈。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人们多了解一下“第101条道路”,尤其是《第101条道路与目前世界最先进国家的情况比较》,该比较列表分为三个部分,共有30项情况对比,通过这一比较可看出究竟什么是国家管理科学和国家管理的科学化。希望我国能走在世界的前列,率先踏上科学管理的旅程。

    作者:曦朗,上海曦朗管理咨询公司执行董事,首席研究员,地址:中国 上海 浦东 航头 下沙新街109号F栋,

    www.xlglzx.org kailuzhe2010@hotmail.com ,电话:021-58140358 13918393262,2011-2-22

 

 


 

 

发件人:"tian" <xtos@live.cn> 2011-02-23 11:54:3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Date: Wed, 23 Feb 2011 11:54:38 +0800

蔡定创呼唤中国学派的本质是拯救资本主义

田忠国

2011年2月22日

    蔡定创先生在“瞭望”上发文说,“经济理论呼唤中国学派”。初看之下,令人振奋,因为,现在终于有拥抱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也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出现问题了。但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中国真的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吗?我们在以前,也对此寄予幻想,但残酷的事实证明,寄予的幻想越大,失望也越大。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剥削与占有。幻想资本主义制度大发仁慈就等于引颈待铡。但蔡先生为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正确,首先分析了中国两次引进经济理论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两个重要的经济学引进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引进了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后,又引进了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

    蔡先生虽然说“两次经济理论的引进,均有其特定的时代合理性”,但是,蔡先生又如是说:“其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亦不容忽视。以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例,它以命令式的计划调配资源与动员式的基层激励为基本特征,有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只有管理层的积极性,直接生产者缺乏持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以至于在个别时期一线生产者的消极怠工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二是计划调配在多数情况下成为主观的“想当然”,这一现象,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表现得尤为极端。多年过去,这一经济理论的余毒犹在。”由此看来,蔡先生肯定中国引进马克思经济学是假,否定是真。其后蔡先生对自由经济的批判是真,但死死的拥抱资本主义就更是真了。

    或许有人说,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经济发展就行了。你看,中国的gdp是世界老二,多厉害。事实上,GDP即有流量问题,也有流向问题,所以,只谈流量不说流向的GDP,或许只是掏空中国蒙人的说法。因为,美元流进中国,中国的实体财富(产品和资源)流向世界各国,而流进中国的美元最终又回到美国。当然,蔡先生并非没有看到这一事实,只是,他认为,美国只是把中国锁定在打工仔的位置上。但事实上果真如此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因为,当美元由流通(信用)凭证转变为掠夺工具时,美元再不是简单的货币,而是让人乐意接受的软枪炮。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蔡先生呼唤建立新的分配机制,消除贫富差距。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分配机制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对于造成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蔡先生只是轻描淡写的捎带了几句,最终还是落脚到如何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来。对于消除贫富差距问题,蔡先生也为中国开出了药方,即,学美国,印票子分配。在此我们不得不提醒蔡先生的问题是,美国印票子分配之所以可以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有个免费生产国,中国有吗?

    中国有吗?我们的回答是没有。

    再请教一个问题,世界上有哪个会像中国一样,愿意为中国免费生产,让中国印票子购买资源或产品,印票子消费?我们的回答同样是没有。

    没有就不能靠印票子分配。因为,印票子分配之基础是免费生产。换言之,没有免费生产国,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实行印票子分配。再进一步说,印票子分配如果在没有免费生产国的情况下,或许暂时可行,缓解一下生产过盛的压力,但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永远是一个不等式结构动态均衡机制,也即生产结构不等式动态均衡和生产、消费结构不等式动态均衡。而不等式结构动态衡机制的形成,一是要有经济制度提供保障,二是要有劳动大众对国家管理、企业管理等等各方面的参与权、表决权、任免权和监督权。文革时期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就是劳动大众行使表决权和任免权的一种形式。简言之,没有建立在经济制度上的、劳动大众的管理权、表决权和任免权,官僚阶级就会形成独立的权力剥削阶级,所以,政治和经济永远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经济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而政治制度是为经济分配提供保障的。从这个角度说,劳动大众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就等于拱手请人宰割。或许有人说,我们想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但卖国集团不让,没办法,只有接受被剥削压迫的事实。毛主席早就说过,劳动大众的权利是通过斗争争取过来的,而不是他人赐与的。

    由是观之,毛主席建立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和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所形成的价值标准、价值秩序、价值机制,其意义不仅是保护全国劳动人民,也保护世界各国劳动人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二规律,因为,反抗剥削压迫是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共同目标、共同追求。

    另外,蔡先生热爱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热爱美国的美元霸权和自由掠夺,精神固然可佳,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复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当然,我们也发现,蔡先生津津乐道的是,社会主义灭亡了,资本主义兴盛了,所以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中国的不二选择。蔡先生与张维迎等自由主义唯一不同的是,蔡先生渴望中国构建一个好的资本主义,也即美国式资本主义,对外搞掠夺,对内搞印票子消费。其实,世界人民觉醒之日,就是美帝国主义灭亡之时,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为,哪里有剥削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说,剥削压迫的社会机制是埋葬剥削压迫的最大力量,因为,剥削压迫越残酷,人民大众反抗的就越剧烈。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2-17 15:17:29 +08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转发:转发:转发:中国

“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

余英时

    我写《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主要是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检讨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反智成分。在这样的限制之下,我所勾画出来的一些现象自不能不有所偏。这是由于历史分析的体裁使然,而不是我有意地深文周纳。不用说,如果换一个角度和题旨,则我们观察所得的景象必将与此有异。所以该文既不是对中国的政治传统作全面性的论断,更不是对儒、道、法三家思想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下任何“定评”。读者千万不要误会我轻率地用“反智”两个字来概括了一部中国的政治史和思想史(尤其是儒、道两家)。

     以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在全国范围内的遭际来说,反智的政治实已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不但智性已普遍而公开地遭受唾弃,知识分子更是在绝对权力的支配下受尽了屈辱。现代中国的反智政治当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近代极权主义的世界潮流,并不能尽归咎于本土的传统。但是潜存在传统中的反智根源也决不容忽视。如果没有传统根源的接引,我们很难想像中国反智政治的狂潮会在短短二三十年之中泛滥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才特别感到有在观念上清理中国反智传统的必要。

    为了免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我愿意略略说一说我自己对于所谓“传统”的看法。自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Max Waber)以来,在一般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用法中“传统”(tradition)和“现代”(modernity)久已成为互相排斥的对立性的东西,韦伯在社会学上影响之大、贡献之卓越,自不待言。但他在观念上尚未能尽脱18世纪启蒙思潮(Enlightenment)的窠臼,即以理性和科学为近代的新兴事物,而传统的权威则主要是建筑在非理性的信仰甚至迷信的基础之上。如所谓“长老统治”(Gerontocracy)、“家长统治”(Patriarchalism)都是属于传统的权威。这样把“传统”和“现代”在概念上加以对立带来了一种甚不可喜的后果,使人认为“传统”与“现代”势不两立,非彻底摧毁“传统”便不能有所谓“现代化”。这个看法已在世界上所有要求现代化的地区中辗转而广泛地传播了开来,并不限于中国,但在中国则似乎更趋极端而已。目前流行的一些政治口号如“不破不立”、“破旧立新”便是最明显的例证,虽则制造这类口号的人未必直接地接触过韦伯的理论。

     但是韦伯的二分法近年来已受到社会科学家的挑战。鲁道夫夫妇(Lloyd I. Rudolph and Suzanne Hoeber Rudolph)研究印度的传统及其现代化的过程便对此二分法提出了有力的驳正。照他们的分析,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具有非常复杂,甚至可以称为“辩证的”(dialectic)关系。不仅传统之中含有近代性的因子,而且现代化本身亦绝非全属现代,其中也有脱胎于传统的成分。甘地便最善于运用印度传统中的旧因子来诱发近代化的变革。 事实上,任何传统都不是静止的,也不是单纯的;传统本身便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而足以导致改变。就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来说,传统内部自有其合理的成分,并能继续吸收合理性(rationality),因而可以与现代化接榫。 我个人颇倾向于接受这一对韦伯的传统观的重要修正。根据这个新的看法,我们便不可能对传统采取任何笼统的论断,无论是全面赞美或一笔抹杀都同样是不符合实际的。相反地,我们必须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传统加以分解,然后再分别地衡量其得失。传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无法毁之于顷刻。激烈的革命派在主观愿望上总想“速变”、“全变”。但若一察其思想及作风,则他们攻击传统的凭借主要仍是传统的力量,而且由于要求速效往往不惜充分地运用传统中非理性的力量。今天中国反智政治的空前发展正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作深一层的体认。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中国政治传统的本题。我在前文中曾强调,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反智成分在思想上渊源于法家,与法家汇了流的黄老道家以及法家化了的儒家也都曾在不同的程度上给反智政治提供了理论的基础,而反智论的政治内核则可以归结到“尊君卑臣”这一最高的原则。我在前文中仅说明了这一原则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发展,而完全没有涉及它在政治制度方面所表现的形态。这虽不是该文的主旨所在,但终不能不略作交待。

     谈到“君尊臣卑”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我们立刻就碰到了中国历史上所谓“君权”(或“皇权”)的问题,特别是“君权”和“相权”之间的关系。照传统的说法,理想的政治格局是所谓“圣君贤相”。圣君垂拱而治,贤相则负责处理一切实际的政务。这样,皇帝虽然世袭却不妨害政府领袖——宰相——可以永远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出最贤能的人来担任。这对于广土众民的古代中国而言,诚不失为一种良好而合理的办法。但可惜这只是传统儒生的一种理想和期待,历史的实际却不是如此。必须指出,在“君尊臣卑”的原则之下,君权与相权从来就不是平行的,其间也缺乏一种明确的界限。君权是绝对的(absolute)、最后的(ultimate);相权则是孳生的(derivative),它直接来自皇帝。换言之,与君尊臣卑相应,君权与相权是有上下之别的。

    我们说君权是绝对的、最后的,是否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可以完全不受拘束而随心所欲呢?那当然不是。事实上,自秦、汉以下,大一统的皇帝中也没有像传说中所渲染的桀、纣一类的暴君,至少我们可以说是昏君远多于暴君。这是因为君权虽无形式化、制度化的限制,但仍有一些无形的、精神上的限制。首先是儒家一直想抬出一个更高的力量来约束君权,汉儒的“天”和宋儒的“理”都显然具有这样的含义。同时儒家又不断企图用教育的方式来塑皇帝于一定的模型之中。这些努力虽然都不曾发生决定性的效果,但多少也起了一些弱化权势的作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家通过文化教育所发挥的对政治的影响力远大于它在政治方面的直接成就。

    其次是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以后,君权本身逐渐凝成一个独特的传统,因而对后世的君主多少有些拘束力。前代帝王之失固当引以为戒,但以往在治道方面有建树的君主则亦须奉以为师。故唐太宗撰“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并说:“汝当要求古之哲王以为师。” 至于在一代之内,由于开国之君始能立法垂统,因此所谓“祖法”对本朝的君权自然有更大的示范意义。张居正上明神宗奏说:窃以为远稽古训,不若近事之可征;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唐宪宗读贞观政要,竦慕不能终卷;宋仁宗命侍臣读三朝宝训及祖宗圣政录。前史书之,皆为盛事。……仰惟我二祖(按:明太祖及成祖)开创洪业,列圣纂绍丕图,奎章睿谟,则载之宝训;神功骏烈,则记之实录。其意义精深,规模宏远,枢机周慎,品式详明,足以迈三五之登闳,垂万亿之统绪。此正近事之可征、家法之易守者也。

    可见“家法”对君权的约束性确在“古训”之上。但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变法的阻力也往往由此而来。所以张居正初为首辅对(1572年)即语明神宗云: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而王安石行新政之际,文彦博更是义正词严地对宋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最后我们更应该指出,君权的行使在事实上所遭到最大的阻力则来自传统的官僚制度(bureaucracy),我这里用“官僚制度”一词绝无贬义,也与传统所谓相权有别。相权如仅指宰相(无论为独相或并相)所拥有的权力而言,则它既直接出于君授,自不足以成为君权之限制。但宰相为“百官之长”、“群僚之首”,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整个官僚系统的领袖,因此当官僚制度对任意挥洒的君权发生一定程度的抗拒力时,相权往往首当其冲。在唐代三省制之下,皇帝的诏令、制敕必须经过中书门下副署。后来刘祎之得罪了武则天,则天借故下敕惩治他。祎之见敕文未经中书门下副署,遂说:“不经凤阁(中书)鸾台(门下),何名为敕?” 这个有名的故事从表面上看似是君权侵犯了相权,但深一层看则是君权的行使干扰了官僚制度的正常运作,因而受到这个制度的反弹之力。君权可以随时削弱(如汉武帝)以至废除(如明太祖)相权,但它不可能毁灭整个官僚制度。官僚制度是治治帝国所必不可少的一套行政机器,没有这套机器君权本身即无法发挥。所以明代可以废掉中书省(相权),但不能并六部而去之,而且在废相之后仍得代之以四辅官以至内阁。官僚制度最初虽然也是在君主授权之下建立起来的,但它既产生之后,本身即成一客观的存在,有它自己的发展和运行的轨道,不再完全随君主的主观愿望而转移了。韦伯是近代研究官僚制度的开山大师,他指出: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absolute monarch)面对着官僚制度也是一筹莫展。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下了许多废除农奴的诏令,都因受阻于官僚制度而终归无效;俄国的沙皇如得不到官僚制度的支持也不能有何作为。 所以官僚制度有点像Mary Shelley 在1818年发表的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里面的怪物(monster):弗兰肯斯坦创造了一个怪物,但怪物获得了生命以后便不再是主人所能控制的了。

    在以上所说的君权的三种限制之中,前两种的力量都相当微弱,只有最后一种限制——官僚制度——比较真实。但是我们知道,官僚制度毕竟只是传统政治体系中的一部机器,它本身在很大的程度上仍是受君权操纵的。它只能要求操纵者遵守机器运行的合理轨道,但是却无力阻止操纵者运用这部机器去达成甚至是相当不合理的任务。从反智论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这样说:尽管官僚制度的运作必须预设一定程度的智性与知识,但官僚制度所隶属的政治传统仍然可以具有反智的倾向。这两个不同的层次至少在概念上应该加以区别。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君权和官僚制度的关系更是一部不断摩擦、不断调整的历史。当官僚制度的机器发展不得不符合“君尊臣卑”的要求时,君主便要对这部机器作一次基本的调整。由于相权是处在这部机器运转的枢纽地位,因此每一次重大的调整便导致宰相制度的变更。自秦汉以下,中国宰相制度一共经历了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即秦汉的三公九卿制,隋唐的三省制和明清的内阁制(清代又加上军机处)。“君尊臣卑”的原则正是每一阶段发展的最后动力。章太炎先生是近代最先揭出此一历史真相的学者,他曾从官名的变迁上对古今相制演进作过一番分析。兹将其中论及秦汉以下的部分摘录如下:

    相者,宾赞之官,在人主左右。舜举十六相宾于四门,明其所任传导威仪之事。……七国以下定箸相国、丞相诸名,于是故名始替。仆射者,周时侍御之臣也。记称:仆人师扶右,射人师扶左。秦时加于谒者博士之流,取其领事。……名位尚微也。尚书、中书者,汉时赞作诏版之官。尚书犹主书;中书乃以宦者为之。 侍中者、汉时所以奉唾壶、执虎子,出则从法驾,入则应对,与中常侍齐体耳。自后汉以降,尚书渐重;魏世中书监令始参大政;讫晋之东,侍中始优矣。下逮宋、齐,三者皆为辅臣,而唐以三省分治,仆射既为尚书专官,其下亦不敢轶上犯名。本有三微,至是乃极贵。翰林者,唐时冗从杂技之官也。其后稍置翰林学士承旨,与人主周亲而掌内制。宋世或私名内相,其重乃与中书等夷。

    明太祖嬖胡、汪(英时按:即胡惟庸与汪广洋),不欲以大臣光辅;成祖入,始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其后阁职渐崇,所加或至保、傅、尚书,而其文移关白犹曰翰林院也。 以翰林名公辅又自此始也。略此数者皆以走使圉隶之臣、倡优之伍,渐积其资而为执政,大名通于四海。然自威权既亢,又迁其名以奉黄发祝哽,而新名代之。是故太保、太宰诸名,承闲置于魏晋;丞相、江左不以处异姓,独有王导,而三贵实秉国钧。唐、宋三省至尊,渐更屏置;置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摄焉。比明、更省中书不用,始以翰林直阁。清世内阁至第一品,即复与寄禄同流,令军机处而居上。亦见人主之狎近幸,而憎尊望者之逼己也。

    太炎这一番观察极为敏锐,近数十年来关于中国官制的研究大体上都倾向于支持他的断案。李俊所撰《中国宰相制度》一书,其结论即引太炎此文以解释“中国宰相制度变迁之法则”。李氏自己更对相权的发展作了一个简明而相当扼要的总结。他说: 中国宰相制度,代不相同,然相因而变,有其趋势,亦有其法则。趋势维何?时代愈前,相权愈重;时代愈后,相权愈轻。法则维何?君主近臣,代起执政,品位既高,退居闲曹是也。

    1942年日本学者和田清主编了一部由各朝代专家分章撰写的中国官制发展史。该书仅出版了上册,写到元代为止。但和田清本人则写了一篇很有见解的《序说》,综论中国官制的三种特色,第一个特色便叫作“波纹式的循环发生”。所谓“波纹式的循环发生”者意即天子个人左右的微臣逐渐获得权力,压倒了政府的大臣,终于取而代之。但取代之后,其中又别有私臣变成实权者,再来取代现有的政府大臣。如此后浪推前浪式的往复不已。例如汉代的丞相初为尚书所取代,及曹魏时尚书省已正式成为丞相府,它复为中书长官所取代;再发展下去,门下侍中又渐握实权了。唐代三省长官的权力后来为拥有“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天子亲信所取去。下逮晚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正式成为朝廷重臣,其实权遂又转入翰林学士及枢密使(宦官)之手。 和田清此文是通论性质,并未注明参考文献,不知道他有没有受太炎的影响,但无论如何,他的结论大体上是和章氏相合的。

    从上述宰相制度变迁的大势看,相权实在说不上有什么独立性,因为每当它发展到具有某种程度的客观形式的时候,君权便要出来摧毁这种形式,使之重回到“君尊臣卑”的格局。“圣君贤相”互相制衡的局面在历史上实在少见,也许只有史家艳称的贞观之治勉强可以接近这种理想。据我所知,君权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明确的限制,但唐初三省制初行时却居然对君权的范围有所划定。李华(玄宗时人)的《中书政事堂记》说: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即以议事之所谓政事堂。……至高宗光宅元年(684年)裴炎自侍中除中书令,执事宰相笔,乃迁政事堂于中书省。记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人,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臣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仁,黩道于货,乱道于刑,克一方之命,变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

    此记明白规定君主有四“不可”,真是中国制度史上一项极可珍贵的文献。更重要的是最后一项,即君不可以对人民无道。(按:“黎元”当是避太宗之讳。)此记绝非李华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唐初(特别是贞观)以来的政治传统。照这个传统。宰相(政事堂)至少有制度化的“议”君的权力。(此处须指出者,即政事堂对臣的制裁力更大,可以“易”之,此记下段尚列举了“诛”、“杀”之权,因文长未引。)当然,与古代宗法制度下的贵卿比,政事堂的权力并不算太大。因为齐宣王问孟子“贵戚之卿”,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而政事堂却并不能“易君”。但就秦统一后的情势言,“议”君之权见诸明文,已极为难得。因此,从这个文献看,唐初三省制度下的集体相权不但非宋以下可比,而且也超过了汉代。唐初君权之所以自动地做如此重大的让步当然与太宗个人关系极大。李世民的政治智慧和自制力都是古今少见的。但另一方面,历史的背景也不容忽视。

    东晋南北朝是中国史上君权最低落的一个时代,社会上最有势力的世族高门把持着政治上的权位。北朝的君权须与胡、汉贵族妥协;南朝则君权益弱,所谓“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唐承其后,社会上高门世族的声势犹凌驾于帝族之上,所以贞观初太宗诏高士廉定氏族志,而博陵崔氏仍居第一。 李唐的社会政治基础本在陈寅恪先生所谓“关陇胡汉集团”,故对山东旧族如崔氏者初欲加以压抑。但唐太宗毕竟是懂得政治艺术的人,他大体上仍主张平衡、调和各种社会势力。唐初门下省政事堂议政的大权正当从南北朝以来的门阀政治的历史背景中去求了解。(或谓门下省乃代表门阀贵族的意志的机构,而政事堂议政乃是一种天子与贵族的合议政治,则其说殊嫌过当,与唐统一后的情势不合。)

    《旧唐书》卷七十八《张行成传》云: 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太宗善其言……自是每有大政,常预议焉。

    显然地,太宗一定是在谈话中偏袒关中集团而贬抑山东旧族,所以才引出张行成的谏言,太宗立即明白了张行成的论点的政治含义,因此让他参加政事堂会议。张行成当时只是御史台中的一个小官(殿中侍御史,唐制从七品下),太宗之所以破格要他加入最高层的议政机构,很可能因为他是定州(即博陵)人,比较了解山东旧族的观点。我们举此一例,以见唐初政事堂议权之重多少在制度上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区社会势力的峙立。事实上,政事堂的光辉为时极暂。李华撰《中书政事堂记》时,相权已暗中由门下转移至中书,“君尊臣卑”的原则又在发挥制度化的效用了。自宋代以降,社会上更无足以威胁帝王的势力,君权的绝对化遂愈演愈烈。相形之下,相权则愈来愈微弱。传统相权的衰落,宋代是一关键时代。宋代宰相不仅失去了兵权和财权,而且连用人之权也被剥夺了。故宋代的中央集权已可谓是集于帝王之一身。 据司马光说: 淳化中……太宗患中书权太重,且事众宰相不能悉领理,向敏中时为谏官,上言请分中书吏房置审官院,刑房置审刑院。

    可见宋太宗确是有意要削掉宰相的用人与司法之权。从这种发展的趋势看,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相之举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

    前面已指出,相权问题必须当作整个官僚制度的一个枢纽部分来处理,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和田清诸人所指出的相权演变的法则却可以使我们对中国政治传统获得另一方面的体认。单从相权的角度看,我们所见到的是君权压抑相权,是君主不让宰相拥有客观化、制度化的地位和权力。但是从君权一方面着眼,相权托身所在的官僚制度也始终构成君主贯彻他个人意志的一重阻碍。在历史上君主必须一再重复地起用私臣、近臣来取代品位既高的相权,这正说明官僚制度本身具有相当强韧的客观化倾向。因为任何原属君主私臣的职位(如尚书、中书)在长期移置于“百官之长、群僚之首”的地位之后,这种私臣的性质便逐渐发生变化,终于转成官僚制度中的“公职”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威权。所以明太祖废相而直接总揽政务才是最彻底的解决之道。但即使如此,明宣宗(1426~1435)以后内阁之权渐重,当时的人便说阁臣虽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了。

    由私臣转化为公职是历史上官僚制度发展的形态之一。中国自战国以来即有此转化,至秦汉大一统而益为显著。上引章太炎《官统》之文已足说明此点,不需多赘。英国官僚制度的出现也循着类似的途径。在英国官制史上,财政大臣(exchequer)首先从王室中独立出来,成为政府机构之一支,其事在12世纪。英王的财臣也有称为“chamberlain”的,这种名号即显示其职初为国王私室中的执事。到了13世纪,英国的首相(chancellor)又逐渐由国王的私臣转化为政府的公职。Chancellor最初是为英王起草文书和保管王印的人,很像中国的“尚书”、“中书”之类。因为他是国王的秘书长,最得信任,因此久而久之便无形中成为大臣之首,即是首相(prime minister)。既成首相,职务日渐繁剧,便不能没有自己的办公处。于是相府终于从宫廷中分化了出来,而chancellor也不复能经常追随在国王的左在了。到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一朝(1327--1377)首相府已正式成为独立自足的政府机构,有它自己的人员、传统和处理政务的方法,英王决不能再视首相为私臣。与中国不同的是英国的相权独立之后便没有受王权的干扰。这是由于英国的王权遭到封建贵族(barons)的对抗,封建贵族要求与英王有同样控制政府的权力。英国相权的发展及其客观化与这种特殊的政治情势有相当的关系。

    中国的官僚制度虽经常受到“君尊臣卑”的原则的干扰,但由于统一帝国的规模庞大,组织复杂,与此一规模与组织相应的官僚制度也具有抗拒干扰的巨大潜力。这一点或可以解释何以君权一再打击相权,而终不能完全禁绝相权的潜滋暗长。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虽与近代工业社会的官僚制度有别,但确已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autonomy)。艾森斯达(S.N.Eisenstadt)研究历史上的各种官僚社会,对官僚制度的自主性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第一,官僚制度通常都建立并维持若干普遍性的法度,这些法度多少是照顾到人民的一般利益的。对于要破坏此种法度的外来压力(如君主或特殊阶级),官僚制度则尽可能地加以抗拒。第二,官僚制度中的分子(即官吏)往往把自己看作是国家或社会的公仆[即使“国家”是一王朝(dynasty)的形式,也不例外],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只是统治者的私臣。艾氏当然也承认官僚制度维持其自主性之不易,尤其在君主压力过于强大的情况下,整个官僚机构并非不可能仅成专制君主的统治工具。 艾氏的观察包括了中国传统在内,他所指出的两项特征,一般来说,在中国官僚制度史上是可以得到印证的,虽则印证的深浅在中国各历史阶段中颇有差异。其第二项所谓“公仆”意识,尤有助于说明中国史上相权反复浮沉的独特现象。君主近臣从宫廷走向外朝,取代相位之后,就立刻会接触到这种意识。这时他究竟是君主的“私臣”呢,还是国家的“公仆”呢?他遇到了一个无可避免的认同问题。这个问题在平时也许可以拖延不决,但一旦碰到君主的私利和国家(或社会)的公益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时,他就不能不有所抉择了。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2-23 06:47:09 +0800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精彩!

反思“东方红”

----在《人民音乐》编辑部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曲家 王西麟

    之前我曾经跟身边的一些朋友说过,我们的生命精力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可能的话,1949年之后大陆出品的文艺作品能不看的就尽量不看。我们今天泛政治化的八股文风以及凶神恶煞的语言暴力大都都源于那些东西,很多人曾经以为这30年来中国人的文艺审美已经找回了一些,事实远非如此,因为没有真正深入的反思,很多人并不知道一些冠冕堂皇或习惯成自然的东西其实都是些唯政治宣传的、唯意识形态的、以集体扼杀个性的东西。近年所谓对“红色经典”的怀旧,其实只是一部分人因为他们经历过那个时代,在那些东西上能找到自己相应的生命印记,所以有着相当的留恋和陶醉。但作为“传世”的艺术品而言,那些东西其实是让人有疑问的,尤其是当我们发现一整个时代的所有艺术品竟然会用那么整齐划一的规格批量生产,它们作为一段特殊历史的佐证价值显然要比艺术价值更耐人寻味。王西麟虽然只是说他的音乐,但所指的又何止只是音乐呢?

    无论在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在由歌颂个人崇拜而掀起的通向专制独裁的造神运动的狂澜巨涛中,文化艺术都被驱使而成为最大的“真诚的帮凶”而发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作用。在前苏联的30—50年代,大量的个人崇拜的文学、戏剧、诗歌、电影、交响乐、大合唱、大歌剧、芭蕾、美术、雕塑等等,其数量之大、质量之高,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巨大的现象,我和成长在五十年代的同代人正是太熟悉这些艺术了!而且其中绝不乏大量的感情真诚、艺术高超之作而令人感叹!我现在还保存有一些作品的总谱,其中有阿力山大洛夫的合唱“斯大林颂”,1953年斯大林死时,15岁的我听这个唱片曾感动落泪;1963年我听苏联阿塞拜疆作曲家加芝也夫的“第二交响乐—追忆列宁”,水平很高,深刻感人。五十年来我国所有的的同类作品根本差之千里而难望其颈背。但是苏联、东欧顷刻之间的崩溃解体使这些大量的歌功颂德的作品突忽之间全成了过眼烟云而荡然无存,证明了它们绝对没有保护、捍卫、挽救那个制度及其统治者的失败和灭亡的功效和能量。而留下来的恰恰是当时被批判的又被后人称为“斯大林时代的见证”的萧斯塔可维奇交响乐作品,而不是他的在高压下创作的歌功颂德的应景之作“森林之歌”。

    在世界音乐史中,除了歌颂上帝的音乐之外,从来还没有歌颂某一个国王或皇帝个人的交响乐或音乐作品,而不论该国王或该总统多么伟大。在欧洲,英国从来没有过“维多利亚女王颂”大合唱或“丘吉尔颂”的交响乐;在罗马、希腊没有过“亚力山大大帝颂”交响乐;在法国没有过“路易十三/十四/十五颂” 或“戴高乐颂”大合唱;路易十六是在法国大革命中被人民送上断头台的。在德国也没有“威廉国王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在1917年前的俄国,也没有“彼德大帝颂”、“尼古拉二世颂”等沙皇本人的大合唱或交响乐。为政党领袖和国家领导人写歌曲、写交响乐、写电影、写小说进行歌颂这一个人崇拜的文化现象,乃是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产物而在前苏联发生、发展、兴旺并成为“党的文化”的强大主流的。但是在1917年苏联成立的初期也还没有,只是到了30年代斯大林的大肃反大清洗、要确立个人的独裁统治时才建立起来,并在40-50年代特殊兴旺的。但是奇怪的是,号称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却并没有作为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颂“、“恩格斯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而自称是他们的继承者和学生的列宁尤其是斯大林却拥有不少的歌剧、交响乐和多得数不清的歌曲、合唱。自斯大林 1953年死后,赫鲁晓夫在1956年批判否定了个人崇拜,自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歌颂他的艺术作品了!不久之后连歌颂列宁的作品也没有了!而且自斯大林死后的六、七届前苏联国家领导人,任何一位也再没有他们的颂歌了!没有“赫鲁晓夫大合唱”,没有“勃列日涅夫进行曲”,没有“戈尔巴乔夫颂”和“叶利钦颂”的歌曲和交响乐。可见这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斯大林独裁建立的歌颂他个人的文化现象。

    在封建毒害最为深久的古代中国虽然有大量的御用文化,而无论古代和起自1919年的“五四“后的现代中国,并没有“孙中山颂”交响乐,也没有“蒋介石颂”大合唱。唯有“东方红”作为毛泽东的个人颂歌,却实实在在是对前苏联的个人崇拜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模仿和政治模仿,这大概是所有人都不争的事实吧!

    “东方红”的原始面貌,今天早已不为人知了!它本来是一首活泼轻快的陕北农村民歌小调,而且被民俗学家划入情歌之内,它的歌词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还有更早的少为人知的原装歌词《芝麻油》: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我们曾看到的最早的新的歌词,是被署名为当地的农民歌手李有源填上的新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他是人民大救星”。它被当时延安根据地的新文艺工作者采集民歌发现以来,这歌词是否又被修改拔高过,我们已不得而知了,但是它的命运就被提升和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而绝不同于任何其它普通的民歌了,它是正好适应了1942年延安整风后毛主席全面的登上领袖地位并要求扩大和加固其个人地位的政治要求而被发现、提高、加工、推广的;它也的确曾在根据地作为领袖和人民亲切的新型关系而流传。但是它从诞生之初就浸泡了特殊深久的封建的文化母体的的毒汁腐液而不被发现,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三中全会前后,在“实践是捡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才被提出反思,人们把它的歌词“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和 “国际歌”的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打碎身上的枷锁,只有自己救自己” 的诗句相比,对它的个人崇拜和封建感恩的造神意义提出过质疑和批评。目睹这支歌从小曲到神颂的全过程的刘炽后来说:“文革中《东方红》和《国际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后边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不是矛盾的吗?”

     但是当时的讨论还尚未深入而又有待深入,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发现和讨论这首歌的音乐方面是如何被神化——异化的,实际上歌词和音乐的被不断加工和不断异化是同步进行的:自1949年后,“根据地文化”被确立为全国的主流文化,这首歌就被作为领袖个人的颂歌而传遍全国,并具有了某种和“国歌”相同并超过“国歌“的典礼性和仪式性的庄严神圣意义,其实早在文革前,很多大会和典礼的仪式就有“唱国歌、唱东方红”这道程序。50/60年代以后,尤其文革前夕,在步步增涨的个人崇拜、践踏民主、强化集权的过程中,一批一批的音乐家们,怀着虔诚的愚忠,为了达到造神的须要,就要在音乐方面把这首乡村的情歌小调,拔高和改造成伟大领袖的庄严颂歌。但是这是有极大难度的,从哪里才能找到这样的音乐技术呢?那办法也只能是向苏联学。

    但是前苏联和中国有极大的不同,同为个人崇拜歌功颂德的作品的艺术水平,中国的无论形形色色的歌曲、合唱、交响乐,其技术水准和专业水平与前苏联相比,则相差悬殊而无法比拟耳!盖因前苏联早已经建成了工业文明而有了强大的的俄罗斯乐派,那些“斯大林颂”、“列宁颂”的交响乐、大合唱,艺术水准之高,世界少见,是今天的中国人想不到的。而我国的“党的文化”的正式提出和建立是在 1942年毛主席发表“讲话”的延安,那时的延安和根据地还只有农业文明的大秧歌而没有工业文明的交响乐,所以中国的“党的文化”的建立只能由农业文明的 “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起步,“东方红”自不例外。起自“东方红”的我国的造神之作,经过1949年建国后的全国规范化,再到1958年的大跃进文化和浩如烟海的歌颂毛主席歌颂三面红旗的新民歌,再由文革文化达到顶峰,这些音乐作品,都是用农业文明的简陋的技术包装的“政治文化”(即后文将论述的 “主旋律”)的产品。

    由于1949年后的中国是完全向苏联一边倒,而我国的音乐家们学习和掌握这些主要来自苏联的音乐技术的时间还很短,水平还很幼稚,所以要把这首简朴而轻快的情歌小调改变成伟大的颂歌还很困难而吃力,那一次又一次人为地强行改造的技术手法,就是把这首歌的速度数倍的拉慢、时值数倍的放大、力度大大的加强、声部大大的加多,再用管弦乐队配器色彩和大合唱的厚度浓涂厚抹,力求拔高改变其面貌;不论这首小小的乡村情歌小调能否承担此种功能,毕竟经过历久的多人多次的逐渐加工,最后终于将其强行变成肃穆、雄伟、巨大、厚重,但也威严、阴沉、呆滞、沉重的音乐形象,好象脱离了人间的芸芸众生远远的升腾到高不可攀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九天云雾中的至尊大神,而这首民歌也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原始清新的亲切感,它的音乐审美意义也就枯竭而僵化,活泼生动的生命力已丧失尽净,成了个强行拔高改造的音乐“四不象”,完全没有“斯大林颂”那样的真挚亲切和艺术的高水准。我在文革中被关押的每天早晨都听到高音喇叭播放它时,都感到我又要挨打挨批斗了而恐惧不已。它的从情歌到颂歌的这个加工过程就是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的过程,就是宣扬封建愚忠、毁灭个性解放、扼杀独立思想、强化独裁专制、背离民主自由、也背离“国际歌“思想的过程。在前苏联,正是在响彻云霄的斯大林的颂歌声中,千百万人被杀害或冤死在大清洗的古拉格;而在我国,也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大跃进“的饿殍千里哀鸿遍野,文革的打砸抢疯狂武斗,无数人无辜被害,冤假错案遍布全国,经济崩溃,国家命运频临绝境而没有任何批评和反对。所以,个人崇拜扼杀民主使苏东崩溃;在中国,也不但毒害了毛泽东自己,也毒害了共产党本身,还毒害了我们每个人啊!

    文革过去已30年了,对于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的危害,也在1978年的“三中全会“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和1981年的“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后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中都被彻底否定推翻了。如今,世界已进入21世纪,三中全会也开过26年了,六中全会也开过23年了,苏联东欧也解体16年了,人们都在对百年的共产主义史的苏联和东欧的解体的教训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中国正在努力开放向国际接近,本应当越来越远离封建而走向民主自由、人格独立、思想解放,对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本应进行深刻、反复的反思和批判以求尽可能彻底的铲除这罪恶的封建的毒瘤。改革开放迄今近30年后的今天,难道我们每个人不都在“打碎精神枷锁,让思想冲破牢笼”吗?难道谁还相信有救世主吗?在中国,人们已认识到, 1949年后的中国文艺,由“一切为政治服务”到“文革文化”而毁灭人类文化,其个人崇拜的疯狂性愚昧性和技术水平的落后,都是远远超过了前苏联的,堪称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之最耳!但是这些80年代曾有过的反思还没有继续坚持深入,就被人为地中断了!

    文革结束30年后的今天,请看当今世界各国,有过“布什总统进行曲”、“撒切尔夫人之歌”大合唱吗?即令在落后的非洲、阿拉伯等第三世界各国,曾有过“X国王交响乐”、“Y大帝颂歌”吗?即使是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木,有过如“东方红”式的颂歌吗?就是历史上最最极权的法西斯的纳粹德国,有过“希特勒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吗?

     但是独独在我国却还抱住个人崇拜的封建阴魂不放,努力地仍然在造神!人们都还记得:四人帮刚刚打倒,马上就有了歌颂华国峰的”交城的山交城的水“并又唱遍全国,如这样的已成过眼烟云而且滑稽可笑的事,却好象已成无限光荣的传统,又竟然变本加厉地扩充到为每一届领导人搞一首质量低劣的简谱颂歌,从“春天的故事”到“走进新时代”均为此类产品。而且这些歌曲的艺术品质和灵魂的真诚,由于历史的根本改变而再也做不到昔日苏联的同类作品的艺术水准和真诚感人于百分之一了!鲁迅早就说过的“吧儿狗的种子绵绵不绝”,近来又有了歌颂籍贯安徽的领导人的“黄山颂”!

    历史错误在不断反复,使我感到深深的压抑、羞愧和无边的悲凉!无论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如何,我们何时才能剪掉脑袋后面的为每届国家领导人各献一歌这根可耻而丑陋的封建的大辫子呢!?

质疑“主旋律”

    不知何时,也不知来自何处,“主旋律“这个指导全国艺术创作的方针,或口号,或行政指示,或理论指导,已经在全国文艺界不胫而走流动多年了!自这个口号被提出以来,几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没有人严肃的思考,久而久之已经好象司空见惯而没人追究它的正误了!不论它来自何处,这个口号可以被讨论和质疑吗?

    首先,它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是对立的。无庸多说了。同时,它和多元化的艺术创作规律更是冲突的。也无庸多说了。它提倡的“主流文化”和作家艺术家应该寻找自我、发现自我、个性鲜明、独立思考、独具匠心、独辟蹊径、独立开创的艺术创作规律是相反的。

    这个口号的理论依据是甚么?它的文化界定是甚么?它的思想内涵是甚么?它的美学界定是甚么?它的技术标准是甚么?谁能回答?应由谁来回答?它是法规、法典吗?还只是某种创作提倡?难道艺术创作和管理市场一样也要建立一个类似公安局那样的机构而且也要立法吗?如是法规法典,何处制定的?在制定过程中经过那些讨论和审核?又是何处批准的?如不是法规,又是谁提倡的?从那里传达播送出来的?这些追问和质疑,谁能回答?又由谁来回答?

    它既然不是法规,文学艺术创作也没有“法典”,难道我们今天不能加以讨论和质疑吗?我认为它是禁不起检验和追究的、没有理论根据的、逻辑不严谨的、概念混乱的和禁不起推敲和拷问的,它不能做为一个科学的创作指导口号而成立,我们应该破除对它的盲目性而科学的检验之。

    首先,“主旋律”这个名词当然是来自音乐,大概是指一条旋律的赤膊调子,即单声部的群众歌曲,或者充其量也是指在一条旋律加伴奏的简单的音乐写法。但是这并不叫“主旋律”,在欧洲音乐史中,这种作曲法的学术名称被称为“主调音乐”,和“复调音乐”相区别。前者是比较简单的旋律加伴奏,后者是比较复杂的多声部严密编织交错起伏的立体结构。而不论如何,在音乐作品的创作中,尤其是交响乐作品中,都是多种手法、多样技术共用的,从来不能提出只能用那一种手法或主要用那一种技术,何况无论“主调音乐”或“复条音乐”,大都是多声部立体思维,而不是极少用的单线条的平面思维。所以提出“主旋律”的口号和音乐艺术的本身规律完全不付合,也不懂得音乐的初步知识。如果作为外行的称呼,随便说说,也就算了,而如果作为指导创作的理论或学术的口号向全国提出,就不但不严谨,而且是不伦不类不通的外行话了。提这话的人,大概不知道欧洲早在公元13世纪已成型了基督教的复调音乐——卡农;16世纪意大利作曲家罗马诺ROMANO( 1552-1636)就有九个合唱队演唱36个声部的卡农(余苏贤:20世纪复调音乐史)。17世纪以巴赫为代表达到了复调音乐的伟大高峰,他的赋格作品是每个音乐家必弹的音乐圣经。而交响乐是工业文明的智慧和艺术的高度结晶,它并不是以主调音乐而是以多声部的立体结构的音乐思维为著称的。更不用说现在是电子信息文明时代,交响乐在西方早已更加大大复杂化,把大型乐队一分为三或为四,而且上来就50-60多个声部,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提出“主旋律”这口号的,恐怕根本想不到上述这些音乐知识上来。这个名词大概是从流行音乐的录音棚里流出来的,其文化水准也只有流行音乐的程度。充其量这只是个游民文化、江湖文化或马路文化的顺口溜水平的词汇,却要冒充高雅拿来作为最高的文化方针来指导全国的文艺创作,在改革开放走向国际的今天,是多么贻笑大方啊!

    说穿了,“主旋律”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变相,就是仍然把艺术看成御用的宣传和图解工具,就是仍然用功利主义的指挥棒来支配艺术和艺术家,也就是前苏联所建立的“党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历史作用,在前苏联,我们已看到了它的由建立到强大而又消亡的全过程,何况其水准远高于中国。同一模式在中国,其艺术水准可低多了,这就使我想起我的少、青年时代,党和政府的每个运动、每个事件、每个政策、每个指示,几乎都有唱不完的歌曲加以配合宣传,1952/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有“贪污分子你睁开眼”;抗美援朝运动就有“打倒美帝野心狼”“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王大妈要和平”;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有“社会主义好”;1958年的大跃进的就有“三面红旗万岁”“跃进的歌儿唱不完”;再到1966/76就有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和语录歌“造反有理”。用于上述这些每一个运动的全部艺术宣传的歌曲,每次都是浩如翰海、扑天盖地、多不胜数,不知浪费了多末巨大的纸张和精力,谁能算得清啊!它们的作用和意义,也早随着这些运动的失败而消亡了!难道今天还不清楚而温故知新吗?而更荒诞的是如果政治方针改变了,文艺宣传也立马就变:和苏联友好时,就唱“团结紧,中苏人民一条心”,和苏联闹蹦了,就唱“反对苏修反对美帝”;今天援越抗美就演“椰林怒火大歌舞”,明天要对越作战了,就唱“再见吧妈妈”“血染的风彩”;今天要“批刘批邓”,明天又“拥刘拥邓”;今天唱“打倒邓小平”,明天又唱“|春天的故事”——艺术成了滑稽的游戏、荒诞的魔术和可耻的变色龙,艺术家的真诚和人格被抛弃、践踏或唾弃,这是多么羞耻啊!从前苏联的“党文化”到我们的“文革文化“,难道”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教训还不惨痛吗?如今,只因“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已经罪行累累、声名狼藉、臭不可闻,今天却又把它乔装打扮,拿来故伎重演,仍然要作家艺术家们为当前的新形势歌功颂德,而同时又更加赤裸裸地诱以名利,君不见高酬金、高奖杯已泛滥成灾了!这样做的后果,不就又是扼杀和剥夺了艺术的批判功能,鼓励大家“拍御马”(魏明伦语)吗?作家的良知被收买和出卖,我们还不引以为耻吗?难道这还不是取消了包括文艺在内的任何形式的监督和揭露黑暗的声音而使社会加速走向腐败吗?

    关于文艺的歌颂和暴露,鲁迅说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是批判,而“讲话”却说对党和政府只能歌颂而不能暴露黑暗不能批判,这是在鲁迅刚刚故世六年后的1942年的“讲话”中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是用来否定了鲁迅的杂文精神即批判精神,并以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而大开批判之风来反对暴露黑暗的,而王实味的被迫害至死就成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史的祭旗者。以后,又用同样的棍子和刀斧在1955年打杀胡风们,在 1957年打杀右派们,在1966-1976的十年文革中打杀了无数的受害者。1942,1955,1957,1966/76,可以说这就是“主旋律”的四部曲啊!“主旋律“的历史难道不是血淋淋的历史啊吗?如今,四部曲的受害者们,这些人虽然都平反或改正了,但是打他们的那根棍子,即“为政治服务”、 “只能歌颂不能暴露”、今天又叫“主旋律”,它们的思想公式和精神武器,却不但没有死去而且还变相的、阴暗而顽固的活着,甚至实际上已因不得人心而名存实亡而苟延残喘但表面上仍然强大威严的活着。如今的”主旋律“及越来越多的“红色经典”的大事张扬就是其翻版。按说对任何好人好事,包括党和政府的好人好事即光明面,当然应当歌颂;但是对坏人坏事,当然也包括党和政府的坏人坏事即黑暗面,也都应批判揭露。这本是最低水平的道理,否则就违背了最基本的辩证法而必致失败。只能歌颂不能批评,“你批评政府,抓你去座监”(阿Q正传),就难免要使1942、1955、1957、1966/76的四部曲再度重演,其后果是多么令人担忧啊!
所以,要真正实现“双百方针“,就不要再重蹈覆辙了!就要深刻地总结历史的惨痛的经验教训,不要再把“为政治服务”和“主旋律”翻来覆去地“翻烙饼”了!

    对“主旋律”的口号,有各种不同态度:有人一听就懂,洞如观火,一笑了之;有人不屑一顾,“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有人急于成名,权宜之计,投其所好,巧加利用;有人利欲熏心,出卖良知,极力制作,垃圾成堆。鲁迅先生多次深刻地指出过:中国的最大悲剧之一是对黑暗和错误的清除不彻底而不断反复,如他对辛亥革命的深刻批判。近来大家都在悼念巴金,纷纷都说到巴金先生是中国作家艺术家的良知。但是,难道“主旋律“不是在收买良知吗?我们如此之多的国家级艺术家,如此之多的蜚声国际的著名人士,难道对“主旋律”这样的江湖口号的危害性,不能察觉、警惕、深思、揭露而抵制吗?难道能继续任其流通、人芸亦芸而昏昏噩噩继续盲从下去吗?

    艺术如不能走出被规定的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式及阴影,就永是奴隶或奴才,就永不能解放,就永不能获得独立,也就永无真正的生命力。近年来的许多大型汇演的许多作品都不能成功,跳不出“主旋律“的思维定式和阴影是最根本的原因。

 

 

 

发件人:"罗荣炳" <lrbbb1@hotmail.com> 2011-02-17 07:48:3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民主宪政

炮弹“开后门”的战争

罗荣炳

    笔者78年到西安某高校上学。校园后门马路斜对面有一家陆军医院。79年中越交战时,该院派出一支战地医疗队到前线救治伤员。因为就在战场上,队员们对战事的具体情况非常了解。战争结束医疗队返院,校方就请率队之长给全校师生作报告。由于当时的大学生毕业后都是国家干部,故此报告也可算作“内部报告”。报告人叮嘱听众千万不要把他所说的话随意告诉社会上的其他人。笔者有意无意地居然也真的为党国“保密”至今。不过按照国际惯例,即便是顶级绝密的国家机密超过30年也该解密。所以现在就可以在网上公开了。

    越军摆的是地雷阵。我军没有足够先进的扫雷技术。最简单快速有效的办法是用炮火直接将其引爆。我军的优势就在于火炮的射程比对方远,精确度比对方高。炮弹落点的误差不会超过直径一米的范围。实战时可以炮弹开路。先清除20米一段阵地的地雷。再向前推进20米炮轰。步兵则紧随其后。平地上和炮弹落点保持50米的距离。较陡的坡面上则相距80米,以防被炮弹炸裂崩飞的石块滚落伤人。如此,炮弹20米一段20米一段地向前清除地雷。步兵则20米一停20米一停地随之跟进。直到把地雷阵全部引爆,结束炮击,步兵就立即发起冲锋。我军炮击时,敌军必然躲进坑洞。炮击停止时,他们还必须有一个判断滞后的过程。这个时间差足够我军跑完50米到80米的距离。所以,当他们一个个从坑洞里钻出来? 氖焙颍揖绞康拇痰兑丫滔蛩堑男乜凇U庵终绞跏肿嘈В灰诘愎欢啵飧稣叹秃苋菀状颉?SPAN lang=EN-US>

    问题在于,打仗其实打的是经济。当时人民币的最高面额是10元。因为票面的图案是各族人民大团结,所以俗称“大团结”。一发炮弹的价值恰巧等于一张“大团结”。炮弹雨点般地落到敌军阵地上,无异于把“大团结”一捆捆地扔过去花掉。我国的经济实力实在不能如此潇洒地狂抛猛扔人民币。每一支部队前进都需要人民币开路,实战需要的炮弹远远供不应求。于是就有一个如何供应或供应给谁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背景情况是,70年代军队里的高干子弟大多乐意“开后门”当兵。一则逃避上山下乡。二则容易入党提干。原以为和平年代当兵不过是去镀一镀金。未料到一个命令下来就被剃光头发真的上了战场。不过无论如何,他们的生命总归要比平民百姓的子弟贵重得多。所以炮弹的供应自然就优先照顾他们所在的部队。在参战部队里所有的高干子弟中,其老爸级别最高的是成都大军区的司令员。其子所在的部队,炮弹有求必应。该部队自然所向披靡。其次是省军区司令员、军长一级。他们的儿子所在的部队得到的炮弹就要打一点折扣,仗就会难打一点。再次是师长一级的子弟所在的部队。其炮弹供应的折扣更多,仗更难打。至于团长一级的子弟,每个连队都有一、二名,就无法照顾了。这种情况在我军指战员中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没有炮火支援的部队如何破解地雷阵?我军的“光荣”传统是不顾一切地向前冲,用人的双脚去踩出一条血路。连长首先命令某一个排:“冲!”不幸的战士们有的冲出二、三十米就会被地雷炸倒在地。最远者能够冲到七、八十米。一个排的战士就全都“报销”了。连长再命令另一个排接着冲。这个排就在下一个七、八十米“报销”。同时打开了一百多米长的地雷阵中的通道,为其余两个排取得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如此,你成为烈士还是英雄取决于你是属于先冲的那两个排还是后冲的那两个排。这当然全凭命运的安排。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何况后面还有督战队,绝不允许抗拒军令。不过,一个人人心知肚明的潜规则是团长的儿子总是在最后冲锋的那两个排里面。

    最难受的恐怕还是那些被炸得半死不活者。缺胳膊少腿的下半辈子怎么过?加上不平等的潜规则令其感到无比的冤屈和愤慨。于是就有不少人把枪口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因为子弹刚离开枪管时温度极高,必然会在皮肤表面留下焦疤。所以清理战场时很容易辨认,此人系自杀。不过,一般不再追究,全都授予烈士的称号。而报纸上电台电视里冠冕堂皇的宣传则是残废军人娶了漂亮的护士小姐,最终获得了幸福的归宿。

    几年后,笔者曾在杭州的陆军医院的家属院里住过一年半载。听院内人士讲,当时从前线回来收治的伤员火气极大怨气冲天,很难侍侯。他们天天大吵大闹,拍桌子摔凳子地大发脾气。有一天,一位被截去一条腿的伤员拄着拐杖来到医院门口。见有附近农民挑一担自家生产的梨儿在那里摆摊出售,就过去抓了两个转身就走。农民拦住他索取价款。伤员不悦,说:“老子在前方卖命,丢了一条腿。你在后方享福,难道两只梨儿都要斤斤计较不肯奉献?”农民坚持要其付款,却也振振有词:“你们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岂能白吃梨儿不付钱?”伤员自知理屈,一气之下,索性提起拐杖把两筐梨儿全都掀翻倒了一地。此事不大不小,不仅惊动了医院领导,而且惊动了省市领导。于是,省里市里,总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了许多慰问团,轮番提着水果到医院慰问伤员。于是,病房里的床头柜上柜里,病床底下,角角落落,到处都是吃不完的水果。终于把这些伤员的火气压下去了。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和越南人民“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中长大的。对于这场战争的发生始终觉得蹊跷。60年代还在援越抗美。70年代怎么就互相残杀了呢?和美国人打仗,据说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是侵略和反侵略的关系。难道无比美好的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之间也有侵略和反侵略?这种社会主义及其共产党国家岂不是也不怎么样,好不到那里去?

    多年以后,在地摊上看到一本回忆记述援越抗美的二手书,读完之后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原来中越双方彼此之间的私人关系即可基本确定国家之间的关系。胡志明算得上是半个中国人。他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广东话,而且还能说几句上海话。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的私交极深。所以他们在世时,两国关系亲密得异乎寻常。中国对越南的无偿援助超过一定的限度也会变味。完全由我方出人出钱设计施工在越南建筑铁路公路,这和在自己国内的云南、广西等省建筑铁路公路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客观上已经差不多把越南当作中国的一个省来对待。这让武元甲、范文同等人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胡志明死后,说翻脸就翻脸。他们宁可和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结盟,也不愿意和反帝反修的社会主义中国友好。这在战略上或许就叫远交近攻呗。

    十年以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解放军干脆就对本国民众开了戒。二十年以后,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互联网上说,对此事最为震惊和愤怒的是美国的克林顿。因为前线指挥官先斩后奏,事先并未征得白宫的同意。具体的真相离解密的时间还很久远,就不必深究了。

     值得一提的倒是中国地图上国界线内的诸多南海岛屿竟然都在外国人的手里。除了越南之外,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来切西瓜。甚至文莱这样芝麻大一点的小国家也能打老远地到南沙群岛的中央切去一块最甜的瓜瓤。这个事实被人讥为“中国只有海南没有南海”。然而,在蒋介石时代还是有的,那时已经从日本占领军的手里回归。到了毛泽东时代的晚期就开始悄悄地丢了。毛泽东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王朝由谁来继承,这些鸟粪之地自然是不屑一顾的。后来到了邓小平时代,丢的多了,干脆搁置争议幻想共同开发。再后来中国崛起了,什么岛屿也罢,礁滩也罢,沙洲也罢,也就基本上被别人瓜分完了。强大的共产党军队尽管没有本事到南海去把南沙群岛拿几个回来,却有兴趣到天安门前长安街上去耀武扬威地正步走。而张召忠之类的军事专家更有劲头到中央电视台做节目,为伊拉克的萨达姆出谋划策,高谈阔论如何在巴格达的街头巷尾同美国军队展开人民战争。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专家,你不服气还真不行,真让人欲哭无泪啼笑皆非。

 

 


发件人:"xianlaiguanqi" <xianlaiguanqi@126.com> 2011-02-20 00:02:44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Fw:Fw:仅供参阅

吴新潮回忆父亲吴法宪

纪彭

  吴法宪,前空军司令,开国中将。在通常人眼中,他是 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对文化大革命负有责任,甚至纵容林立果在空军为所欲为,间接造成了林立果有机会进行谋害毛主席的阴谋。说实话,从前我对“黄吴李邱”也是这个看法。在和吴法宪的大儿子吴新潮约定了采访时间后,我仔细阅读了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对吴法宪多少有了一些不同的认识。

  2010年9月的一个下午,吴新潮在国家会议中心大酒店的咖啡厅里接受了本人专访。他的身材和他父亲一样都是有些发胖,因此也就显得很随和。对于这次采访,吴新潮多少有些顾虑。

  “父亲是一个历史人物,作为一般历史人物的子女,很难客观地公正的评价父亲。因为在子女的眼中,父亲都是完美的。实际上,大多父亲都并不完美。我的父亲也是如此。但是世间应该说对他有太多的误解。这些误解反而给我们一些比较容易澄清的机会。”

  ◇ 关于“ 草包司令”

  我的父亲吴法宪是开国将领,但是与其他开国将领不同的是,父亲头上戴了两顶帽子,一个是林彪反党集团的帽子。这不是我们评价的范畴。今天我想说到的是另一顶帽子,也就是公众所传说的“草包司令”,甚至说父亲和戏剧里的胡传魁一样。草包司令是一个政治概念,把历史上的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善人和恶人。其实用简单的好坏以及道德观念去评价历史人物是很苍白的。历史上的“坏人”就是一切都坏,包括长相、吃饭的模样、生活上的一举一动啊,都是反面的。好人就是一切都好,一切都是光环。失败者就是垃圾箱,什么坏事都往里装。

    所谓“草包”一是说父亲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不会打仗。这不是事实。共产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军政工作是分工不分家的,所有的政委都参与军事指挥和打仗。有很多政委都担任军政一把手。以政治元帅罗荣桓和一直从事政治工作的肖华将军为代表的政委们都不会打仗吗。1935年3月,在四渡赤 水前夕,父亲被调往红1师3团担任总支书记,团长是黄永胜。父亲报到的当天下午4点,红3团突然接到师部的紧急命令,火速向乌江前进,准备强渡乌江。晚上8、9点钟,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来到红3团,代表红1军团命令红3团今晚必须强渡乌江,消灭对岸敌人,占领渡口,为全体红军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在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年轻的政委在雨中训话,那就是父亲。他亲自带领部队一举夺取渡口,消灭敌人两个连,确保了红军得以突破乌江天险。战斗胜利后,红1军团政治部油印的《战士报》表扬了红3团的功绩,第1个名字就是吴法宪,那一年父亲只有20岁。建国后,肖华曾把这次战斗经过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一书上。

  长征中的父亲所在红1军团是红军的先锋,著名战斗父亲没有一次落下。父亲对我们说过身经百战是一点都不少啊。1936年5月18日,1军团奉命西征。6月1日到达曲子镇附近。马鸿逵部骑兵进了曲子镇,被红2团包围。2团在团长梁兴初和政委吴法宪的带领下,在镇东南角打开突破口攻城,马部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带人光着膀子举着马刀反击过来,父亲在城墙上指挥战斗被子弹击中掉下去,父亲说当时数一数身上的棉大衣穿了七个窟窿。这一仗全歼马鸿逵骑兵300人,毛主席亲自检阅了2团的队伍。红2团在红军中以能打硬仗而著称,每次有要紧战斗任务,林彪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2团。

  父亲所在红2师改编为八路军115师685团,黄永胜和杨得志先后任团长;邓华和父亲先后任政委,这是在红军中打硬仗的部队,是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号称铁军的54集团军127师的前身。127师实际原隶属第43军,系林彪原任职起家的部队,可追溯到北伐叶挺独立团,系林彪嫡系中的嫡系,解放海南岛之主力。可惜,因与林彪渊源太深,屡建殊勋的43军被裁掉了。令人扼腕叹息!
苏鲁豫支队,父亲是军政委员会书记,是一把手。到山东的时候只有2000人,部队扩编很快,仅一年多的时间到1939年,苏鲁豫支队就发展到13000人,共设4个大队,也就是团的编制,每个大队设4个营,此时苏鲁支队就是一个整编师的规模了。而同一时期和115师师部一起来到鲁西北和祈蒙山区的686团还是3000多人。

  以当年的苏鲁支队为基础诞生了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王牌部队 一、以副支队长梁兴初率领四大队也就是原挺进支队,再加上几个连的兵力,由留在湖西坚持斗争,后来该部队发展到7000多人成为山东1师,开赴东北,组建东北野战军一纵,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8集团军。二、苏鲁豫主力部队1、2、3大队向豫东、皖北发展。整编为新4军3师7旅,到东北后改编为东北野战军6纵16师,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54集团军127师。三、1940年父亲调任新4军3师政治部主任,军政委员会成员,1946年3师35000人开赴东北组建东北野战军2纵父亲任政委和党委书记也是一把手。从苏北到东北这只部队成为东北战场林彪手下的头等主力‘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9集团军。这些王牌军都留下了父亲的心血与足迹,特别是担任这些王牌部队的主官能有几人。这么多的精锐之师,虎狼之师是一个草包能率领的吗。

  另一个方面说“草包”指不同的性格、个性。如父亲的老上级刘亚楼将军个性强,刚烈,锋芒毕露,而父亲的个性比较随和、婉转。但是刘亚楼是对工作、对部队要求及其严格的人,号称雷公,是一位眼里不揉沙子的人。无论在还是四野还是在空军,广大指战员都知道,刘亚楼是一位用草包的司令吗。父亲与刘亚楼将军搭档十五年,组建和奠定了现代空军的基础。这样的搭档党内军内还有许多。这些不一而举。这样的性格都是草包吗。

  ◇ 在东北发了洋财

  2纵初到东北面临及其艰难的处境,并不是象有些人所说背靠苏联,遍地白面,洋枪洋炮。按照黄克诚给中央的电报说是七无队伍,即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干部战士冰天雪地一身单衣。2纵在刘震和父亲的率领下,在林彪和东总的直接指挥下第一次打冒进的国民党13军89师的四个营,全歼国民党部队3000多人,缴获新式武器无数这就是著名的秀水河战斗,第二仗是4月15日大洼战斗,打冒进的国民党71军87师的两个团,歼灭4300多人。两年的时间,经四平保卫战、伏龙泉,靠山屯、怀德、以及三下江南,夏秋以及冬季攻势、2纵打了一系列漂亮的翻身仗,做为党委书记的父亲直接参与作战指挥。2纵从初期的3万人壮大到了7万人。真是兵强马壮。东北战场是东野各纵队能力与实力的大比拼,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合格的。打胜仗就是硬道理。由于2纵的业绩,林彪一直把2纵放在最关键的位置上。成为林彪喜爱的部 队。最辽沈战役中,2纵是打锦州主力,仗打得太艰苦,就没赶上打廖耀湘兵团。正因为如此,歼灭了廖耀湘之后,2纵就成了距离沈阳最近主力,林彪就直接命令父亲带2纵攻打沈阳,此时,赵东寰率一兵团前锋独立10师受阻浑河,临机决断,深夜一举攻克抚顺,全歼敌守备师,生擒敌师长周福成,命令拉闸切断对沈阳的电力供应,敌重兵集团机械化部队一片混乱,卫立煌感到大势已去跑掉了,未经大的战斗就进了沈阳。

    沈阳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后勤补给基地,储备有大量的战略物资。这些“洋财”基本都被2纵划拉走了。父亲坐着小吉普,到处巡视,口口声声说“要给兄弟部队留一点”。可2纵70000多人,全都换了美式装备,一身的皮靴皮帽,人人发睡袋什么的,这些美式装备,当时,2纵上下是“上顿吃烙饼,下顿吃饺子”我有一件风衣、还有一件美国的毛衣都是那时的缴获。将近30年的时间扣子都拽不掉,当时产品的质量真好。一直用到“文革”。

  父亲也知道这件事迟早会被追究的,于是在1949年1月,2纵内部开会,专门就此事商 讨对策。会上,纵队领导一致认为,早认错早好。东总司令部后来在九王庙开会,强调部队纪律。父亲就把沈阳抢仓库的事抖了出来,并做了自我批评。其他纵队司令员政委们全砸了锅,羡慕的有,嫉妒的有,大家都说:“你这个吴胖子,怎么能这样啊?”还有的说“吴法宪又当婊子又立牌坊”,林彪在会上什么也没说,最后给了父亲一个处分。父亲也发了狠说:“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当时部队进城后,确实有点兴奋,也体现了军队骄横的一面。有一个叫刘银夏的团政委,因为抢医院,把1纵的人打死了。要交“东总”军事法庭,在押 ,父亲 “听了事情原委之后,就发话:“我们2纵的人,我们自己处理,不用“东总”费心了。我宣布撤销政委,变为马夫。”这种处罚也是暂时的,战争岁月,一个月之后便起用,官复原职。这个刘政委后来当了宁夏政法委书记。

     90年代,父亲落难之后,受人之托打电话找他办一件事。当时,刘银夏已经重病在身,此人很念旧,十分正派,不是势力小人。听说是吴政委来的电话,坚持站起身来,左手拿着电话,右手敬军礼,说:“报告,刘银夏听候吴政委指示”,父亲说“我已经不是政委了’’!他就改口:“听候老妈妈指示,照办不误”。老妈妈是父亲在2纵的别称,当时2纵官兵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困难找老妈妈,没饭吃找老妈妈”,2纵的人都知道他关心战士。可以说,父亲慈母之心,在2纵里的威望使大家都服气的。

  ◇ 父亲与林彪

  父亲是林彪的人,这是一定的,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更重要的是“山头”,一直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父亲是第一次反围剿就在红1军团,受到林彪直接领导,如果说1方面军就是毛泽东的中央军,红1军团就是“黄埔军校”。解放军中很多高级将领都是这支部队走出来的,例如:杨成武、刘亚楼、黄永胜、李天佑、李聚奎、肖劲光、杨得志等。

  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有12个纵队,父亲指挥的2纵是林彪最得意的一支部队。都知道林彪喜欢钟伟,钟伟就是2纵主力师的师长。2纵司令刘震对吴法宪有意见,说父亲纵容钟伟,是钟伟后台。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一些故事就是以钟伟为原型的。比如,“挖沟”战法(通过土工作业,接近地方阵地,减少攻击部队伤亡的战法)就是钟伟最先发明的。

  打锦州的时候,1纵是总预备队,由2、3纵攻坚。当时林彪拿着望远镜,看着战士们往前冲,2纵的战士们前赴后继,死伤非常大,久经战阵的林彪都为之动容,竟把望远镜掉了,还连说了3句:“好部队……”

  还有一件事情,更能体现父亲和林彪的关系。林彪的两个子女,都安排在空军,豆豆是刘亚楼安排的,老虎(林立果)是父亲安排的。1965年,刘亚楼病重期间特意把父亲叫到上海去交代把豆豆安排到空军报社,叫父亲给与照顾。林立果则更是叶群直接找到父亲安排在空军党办的。不仅如此,林彪身边的很多人都是从空军调去的。

  林立果到空军之后,父亲曾经说过,“林立果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话确实说得不妥,但是要分清,这个话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林立果找父亲汇报要在空军成立一个调研小组,父亲说:多了解空军的情况,多向林总汇报,你代表林总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话是私下里说的。当然这话不对,说过了头,父亲肯定是有私心,但充其量就是吹捧。其实,即使说了“可以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林立果也不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毛主席调兵,有严格的章法, 要不然“九一三”的时候,为什么林立果只能偷偷调了一架飞机,弄了党办几个人?

  不过,说父亲是林彪死党不冤枉。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父亲作了检讨。毛泽东想要撤换父亲,征求林彪的意见,“用空军的曹里怀成不成?”林彪回答:“还是得用吴法宪”,把主席顶了。

  ◇ 恩师和兄长刘亚楼

  在空军工作的时候,父亲和刘亚楼,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司令。刘亚楼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父亲的老上级,为人又比较强硬,所以外间就觉得刘亚楼在空军一言九鼎,父亲就是个受气包,两个人不太和睦。其实不然,刘亚楼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融洽的。父亲一直把刘亚楼当作恩师兄长

  辽沈战役刚结束,部队要南下,父亲就去找刘亚楼商量,能不能叫2纵驻在沈阳,多休整一下。刘亚楼同意了。后来又去找他,说2纵能不能最后走,刘亚楼也说可以。为什么那么多部队就照顾2纵呢?很大程度上是父亲和刘亚楼的私交好,百战之师,的确需要短暂休整。后来打天津,刘亚楼也是在2纵指挥部所在地杨柳青指挥战斗的。

  组建空军的时候,刘亚楼亲自挑的父亲当政委,就是因为刘亚楼脾气比较暴躁,没有一个人能给他当政委,他才点名把我父亲从调过来坐阵。在空军,父亲是刘亚楼的副手。空军流传“刘司令,无政委”的笑话,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原来的空军政委是肖华,肖华不久就到了总政,空军没了政委,刘就把吴调过来,虽然是副政委,但他的职务是空军党委第二书记,实际上就是二把手,肖华走之后,刘亚楼就给总政打报告,要求转正,肖华说了一句这回在空军是“无政委了。

  到空军之后,父亲跟刘亚楼配合的比较好,他不跟刘亚楼闹矛盾,空军干部被骂了就来找吴政委,政委就劝说一下。对司令不满意的,政委帮忙转达转达。到了1965年,刘亚楼去世之后,父亲就接替了司令,他挑了个政委,是余立金。大家又说现在是“余政委”,多余的政委。这些都部队里的笑话。

  其实,父亲和刘亚楼的私交很好,每次父亲休养都是刘亚楼亲自安排,我母亲在民航工作,刘亚楼都是亲自给民航领导打电话,给我母亲请假。刘亚楼无论到哪里休养,如果父亲不去,他都会带上我,把我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刘亚楼出国访问,回国带的各种玩具,只要是他的孩子有的,肯定也有我一份。父亲不喝酒,刘亚楼喝的厉害,所以家里的酒叫我给刘伯伯送去,我就经常抱着酒到刘亚楼家。不过,我们孩子还是很害怕的刘伯伯,他那种威严叫我们孩子见了他都躲着走。

  ◇ 文革期间和周恩来并肩作战

  “文革”时期,政府机构都没了,就剩下军队的机构还可以运转,所以从三支两军,到全国山河一片红都是“黄吴李邱”们在工作,都说周恩来在文革期间苦撑大局才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可是周恩来总不能一个人干所有的事情的吧,具体的工作还要靠军队系统的人执行,也就是“黄吴李邱”们去执行。所有的部长都倒了,“黄吴李邱”们兼任了国务院各部的工作,直到“九大”之后才慢慢正常化。当时支撑周总理工作的就是“黄吴李邱” 们,周总理在当时手头也只有“黄吴李邱”们,周总理和“黄吴李邱”是一回事。那个时候,不仅是周总理,大家都很艰难。

  自从“文革”开始后,我们就基本上见不到父亲,他早上天不亮就走了,晚上天黑才会来,我记忆中就没几次在一起吃过饭。那时候,大家都跟着毛泽东的作息时间转,他喜欢半夜十二点开会,大家都得过去开会。父亲既要负责空军的工作,又要参与军委的工作,还要参与全国的工作,每天下午2、3点到军委办事组开会,之后有中央碰头会或者中央常委办公会,又开会开到凌晨,回来就抓紧时间睡觉。早上9点起床,抓紧时间搞一点点空军工作的“自留地”,赶紧又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空军的工作才逐渐混乱起来,才有了周宇驰、林立果他们的“小舰队”。

  ◇ 庐山会议上的国家主席问题

  “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能用的人,一边是林彪和“黄吴李邱”们,一边是中央文革小组,也就是“四人帮”。庐山会议就是斗争的一个爆发。从深层的背景看,这个斗争是对“文革”的不同看法。设不设国家主席只是由头而已。林彪是希望恢复国家的秩序,结束“文革”,所以有必要设国家主 席,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林彪、陈伯达3个常委都是支持的。汪东兴传出话来,也是这个意思。80年代,我问过父亲:“你反对江青,她是毛主席夫人啊,你这不是犯错误么?”,父亲说:“傻孩子,没有毛主席撑腰,我敢么?”父亲还特意问过汪东兴,“江青的这些东西,代表不代表毛主席?’’汪东兴说:“两回事,毛主席不喜欢他们”。实际上林彪战争重伤,身体羸弱,无意当国家主席,大家都在揣测毛主席想不想当国家主席,汪东兴误导了父亲,父亲误导了林彪。作为九届二中全会罪证的“华北组六号简报”,80%登载的是汪东兴讲话,而不是陈伯达发言。毛主席曾训斥汪:“我还没死呢,你想改换门庭吗?!”据说江青曾建议撤换汪,毛主席说:“他反对你,并不反对我”。

  父亲在得到了这些信息之后,便和张春桥“吵架”,这个事情当时就报到北戴河,我当时在北戴河林彪家里,叶群把我叫到卧室,说你爸爸来电话了,说和那个“眼镜”(指张春桥)干仗了,你林伯伯说:“你爸爸放了一炮,放的好”。之后就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讲话内容也是事先和毛泽东通了气的,毛泽东只是说“就不要点张春桥的名了”。讲话之后,周恩来提出放两遍录音(本来是准备只放一遍),还提出学习林彪的讲话。这样所有的人就都跟着林彪走了,而毛主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一边倒,他感觉林彪势力太大了。所谓“功高震主身危,名盖天下不赏”。

  庐山会议之后,父亲的压力很大。从1970年8月,下了庐山,到1971年9月13日这段时间,父亲一直都在检讨。那时,他对毛泽东还抱有幻想,认为“自己是毛主席的人,毛主席是保他们的”,毛泽东也跟他说过“你们和陈伯达的性质有根本的区别,你们要好好学习、好好检讨一定能过关”这样的话。< /SPAN>

  ◇ “九一三”那天

  “九一三”当天,父亲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就在9月12日晚上,按照父亲的工作计划,他接见空政文工团的6个指导员,解决13航校校长和政委不和的问题。到了晚上11点就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问是不是“有一架飞机飞到了山海关”,父亲回答“没调过飞机”,不久周恩来就接到了林豆豆的电话,便在第一时间第二次打电话严厉的问父亲,“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父亲也知道了问题很严重,回答:“说不清楚,需要查”,调查的结果是,果然有一飞机飞去山海关。这架飞机是林立果直接打电话给空军34师师长胡萍调的,没有经过父亲。父亲就打电话问胡萍情况,胡萍回答:“飞机是训练。”父亲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这时候父亲已经知道,这架飞机和林彪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坚持到西郊机场查,周恩来也派了杨德忠一直跟着我父亲。从这时开始,父亲就在周恩来的直接监视下,也是直接领导下了。

  到了西郊机场,父亲立刻打电话给空军34师师长胡萍和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命令飞机立刻飞回北京,并且不带任何人。胡萍和潘景寅之间通气,说飞机的发动机有问题,要修好之后才能回北京。最后一次父亲打电话给潘景寅说:“这架飞机绝对不能起飞”,还说“你要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听周总理的命令”,在飞机没有起飞前,父亲还提出在跑道上放障碍物,周恩来没有采纳,他不能表态,只能选择沉默。

  在那种紧张的时候,父亲和周恩来之间的电话就没有挂断过,飞机起飞的第一时间父亲就知道了,也是在第一时间汇报给了周恩来。飞机飞了,父亲就知道,他完了……当时,父亲的想法还比较简单,无非是政治上的淘汰,离开政治局到地方当个军区司令啥的,安度晚年。没有想到结局如此,是现在的下场。

  ◇ 写在最后

  采访结束后,吴新潮对我说,“只说吴法宪的事情,是说不清楚那段复杂的历史的,吴法宪就是一个小角色”,关于“文革”、关于林彪,我们又聊了好久。

  吴新潮说,“九一三”事件,实际上是料事如神的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他万万没有预料到林彪会走这样一步棋。但实际上,不是林彪,而是林立果代其父走了这步棋。没有林立果的参与林彪也不会走。林豆豆一直坚持叶群林立果企图“劫持”父亲,不是今天这样说,当初,当年,就是这样向中央报告的,有中央文件可查可证。
我说过,红1方面军是毛泽东的中央军,红1军团就是“黄埔军校”。当然还有1方面军的红3军团,以及4方面军、新4军、白区党、2方面军。但红1军团无疑是毛的近卫军。直到文革到了最后把自己最核心的红1军团也搞掉了,自断手足,毛泽东也明白林彪事件痛彻心脾,在吊诡的历史面前,再伟大的人也很无奈。
  之后,他身边就真的无人可用了,最后只剩下“四人帮”,几个书生,棋下到这儿已经很险了,翻盘的可能性很大。政治斗争,不但是斗理论,也是斗实力。最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惨淡失败了。然而《走资派》这个理论,却石破天惊,警世骇俗,长久地回荡在历史的天空。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2-24 16:53:57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丁凯文的述评

《邱会作回忆录》述评

----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

丁凯文

  邱会作将军去世9年后,他的回忆录终于在今年1月底在香港问世。这部书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上下册,共998页,约80万字,包含前言、正文、照片、附录、生平简历等(下文引用时仅注释页码)。这是自2006年《吴法宪回忆录》出版之后,被毛泽东与中共打倒的所谓"林彪集团"中又一位重量级人物发表的回忆录,有重要的代表性,更具史料之价值。它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读该书,感慨良多,现将读后之感想随笔如下。

  一、史料珍贵

  《邱会作回忆录》之史料珍贵表现在很多地方。举例来说,该书上册的第十五章,题目为"林彪对我军建设的贡献"。以往官方出版的书籍或文章,在谈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林彪在中共政坛上的作用时,都简单地将林彪提倡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作为一个重点,意在说明林彪投毛泽东之所好,将个人崇拜等一系列极左的思想灌输进军队的政治工作当中,对中国军队的建设起了负面的作用。读了邱会作的回忆,我们知悉,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只是其建军思想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林彪真正下功夫花心思在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上面。
  1960年1、2月间,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 林彪代表军委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针对中国国防的现实状况,林彪提出了"南顶北放"的战略方针,即"北边以长江为界,对从鸭绿江到象山湾沿海一线的来犯之敌要顶住,要死守,寸土不让。对南方来犯之敌,可以考虑放进来打,因为南方来犯之敌是从海上来,敌人没有后方,放进来切断退路,围而歼之。"关于部队的建设,林彪提出"作战方针是部队建设的总纲,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是部队建设的中心。政治觉悟、军事技术、指挥灵敏、保障能力是部队战斗力的四大要素。我们还必须建设能干的统帅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都是战略指挥部,管战略是重要任务。"针对国防工程,林彪提出"要立即着手搞国防工程,部队自己要担负起这项繁重的任务。要在全国实行坑道化、要塞化、地下化。"与此同时,"要根据作战计划在全国建立战略、战役供应基地,后勤保障实行基地化,像'开旅馆'一样建立基地。基地工程要上山、靠山、分散,多打洞子,能够经得起敌人空袭。"关于边防的问题,林彪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不逞英雄,二是不打第一枪,三是建立边防"真空"。(页251-253)林彪在讲话中明确了中国国防战略的方针和基本政策,解决了中国军队建设的主要问题,形成了日后中国国防战略的整体思维和体系,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针对中国军队的编制,林彪深入部队基层, 从42军调来一个整编连队,作为研究军队编制的对象,邱会作回忆说:"现场会议在广州军区的广场举行,林总、罗瑞卿和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同连队指战员一起,席地而坐,展开了细致认真的研究。""经反复座谈,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对连队的编制就定下来了。连队新的编制是:恢复以连为单位组织伙食的传统,按每十二个人编一个炊事员,除司务长、上士外,每个连队编一个理发员、一个司号员。对连队的编制花了上下午各三小时,最后定下来了,大家对这个新编制十分满意,在元帅们离场的时候,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鼓掌声。林总这么鞠躬尽瘁,令大家十分感动,散会的时候,罗总长亲自去扶他起来。据我所知,元帅们和各级干部、战士一起讨论、决定编制问题,在我军的历史上是没有的。"(页262)连队编制问题解决后,又开始研究军、师、团三级的编制。林彪决定,军长、师长、团长、政委和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等都参加会议。林彪特别指出"师是重点,军和团的机关都要力求精干,师则要充实一点"(页263)正是因为用了上下结合的工作方式,军委拟定的编制草案才较为符合实际,野战部队三级机关的编制方案很快就确定下来。不仅如此,林彪也十分重视军队的后勤装备。在编制装备会议期间解放军后勤学院专门办了一个后勤装备展览,林彪亲赴展览,就后勤装备拍板定案,如战士用品,包括日用品和衣服、鞋袜、被子等;炊事用品,如行军锅、水桶、大小菜盆子等;连队公用品,如马灯、手电筒、担架、理发用具等,还有后勤装备工程车等。林彪事无巨细,事必躬亲。邱会作说:"林总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是经常下部队的,而且常常下到最基层,调查研究,组织连长、指导员开座谈会,取得第一手的材料,指导全军工作。现在不少部队的老同志都公认,从林总一九五九年上台领导军委日常工作,到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是我军的鼎盛时期。只要我们看一看林总的工作作风,他呕心沥血地扑在部队的工作上,就很容易找到答案。"(页266-267)

  林彪在大讲"突出政治"的同时更强调军事工作,特别是军事训练, 在林彪眼里,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并不对立。邱会作深有体会地说:"林总历来是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的,林总多次讲过(大意):我强调政治挂帅,这是不能动摇的,但是,不要以为讲政治挂帅就不要军事,那也是不对的。部队建设要全面考虑,缺了一样就不行的。现在我们应该这样想,军事和政治比较哪个重要?没有话说,政治第一。可是讲时间安排,那个应该多占一点,那个应该少占一点?政治应该少占一点,学文化也应少占一点,军事应该占多些。我看时间比例,军事应该占60%、70%以至80%。但政治还是主要的,这是我们的基础,什么工作都要政治挂帅。"(页271)
  林彪如此关注军队的工作,且亲历亲为地参与、指导, 这在官史的记载中是看不到的。官史的记载只能得出一个林彪只搞了"个人崇拜"一件事,对军队事业的发展起了障碍作用。读了邱会作回忆这段珍贵的史料,我们对林彪或许会有新的认识。

  二、揭示罗瑞卿、"杨余傅"事件的真相

  读《邱会作回忆录》最大的感受就是,该回忆秉笔直书,揭示了许多仍被当今大陆官方掩盖了的事实真相。军队涉及文革运动的几件大事,一个是文革初起时的罗瑞卿事件,一个是文革当中的"杨余傅事件"。邱会作回忆对此都作了较为具体而详实的揭示。读来令人感慨。

  1、罗瑞卿事件

  以往的官史和许多文革史的著述,都将罗瑞卿归结于林彪对罗瑞卿的不满和迫害,毛泽东当年主导的批判罗瑞卿也是受到林彪影响,偏听偏信,错整了罗瑞卿。这个众口一词的说法却掩盖了一个重要史实,即倒罗事件本身就是军队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而这场斗争恰恰被毛泽东所利用,成为文革运动中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前哨战,而真正发挥倒罗作用的人恰恰是那些身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刘志坚等人。
  自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主管军队工作后,林彪推荐已经远离军队工作的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代表林彪主持军队日常工作。林彪在1963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脱离工作,休养为主,毛泽东遂指定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这以后,罗瑞卿对林彪的态度逐渐开始有了变化,军委内部两个阵营逐渐形成。这里贺龙、罗瑞卿为一派,背后有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另一派则是林彪、叶剑英、杨成武等人,军委内部的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是支持林彪的。贺龙成为军委内部的孤家寡人。(页370)
  由于罗瑞卿与其他元帅之间的紧张关系,叶剑英、聂荣臻、 杨成武等人成为倒罗的核心人物。据邱会作回忆:"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了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1965年6月叶剑英还专门把邱会作找去家中谈话说:"对长子的问题,我告诉林总,已按照主席的意图同聂帅、刘帅、陈老总、杨成武都谈过,还要很快同有关同志打招呼,以免他们陷进去,有的会越陷越深。我们共同商定了一个打招呼的名单。第一步有你一个,然后视情况的变化,打招呼的人还要扩大。要尽量多争取一些人,不要陷到长子和他同盟的圈子里去。不过胡子(贺龙)的问题不要对外人提起。"(页377-379)显而易见,叶剑英才是倒罗事件中最积极的人物之一。
  邱会作说:1965年12月召开的上海会议前,"叶剑英、 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毛主席听了汇报之后说:"霸道,我是可以想得到的,并同林彪同志说过,这个人浑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长子'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邱还说,上海会议期间"叶帅当着我们这些去看他的干部大声说:'搬掉凶神,解放元帅!'他说;'你们受压当然不好受,但你们到底还有工作,他对你们还是要客气一点的,否则对工作不利。对我他就不客气了。他根本不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的!'"(页393-395)1966年3月军委在北京继续开会,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会议上冲锋陷阵的还是去杭州给主席汇报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以及总政的一帮人,如李曼村、唐平铸等人。"会议结束时,叶剑英代表军委作了长篇发言痛批罗瑞卿。罗跳楼自杀未遂,叶剑英在总结中说:"'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页409-410)
  林彪对倒罗时什么态度呢?邱会作说:"毛对罗究竟是什么打算, 当时林并不知底。林只知道罗给他丢了人,他提名的总长有那么多人不感冒,因此,林也有尴尬之处。上海会议,林彪没出面,回到北京开会,林既无参加,也无指示,更无主持会议,整个会议没有听到林的任何指示,林连面都没有露。这和开彭德怀的会完全是两个样子。"(页399)
  罗瑞卿事件的实质何在?邱会作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席六二年开始就想扳倒刘少奇,并在准备条件,等待时机到六五年时,毛倒刘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刘要依靠军队,但军队在贺、罗手上,你罗瑞卿把军队搞成这个局面,能依靠得上吗?!再说,老帅的"状"都告到主席那去了,毛主席再重用罗等于他自己也支持纵容了罗,这样会得罪一大批老资格,毛主席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拿掉罗,这是主席的决定,这是主席端掉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战略部署。要端掉刘、邓司令部,首先要把中央书记处中的干将拿掉,拿住军权又是首当其冲的,因而,罗瑞卿的倒台也是首当其冲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底牌。"(页380)
  以上这些真实而具体的内容,我们从官史中是看不到的, 因而罗瑞卿事件也就成为官方的一家之言,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也就这样被掩盖起来,一切罪责都归结到林彪一个人身上。
  2、"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事件"是文革中期军队发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身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突然下台,出乎所有人们的意料之外。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将杨成武倒台归结到林彪身上,声称毛本人偏听误信了林彪的馋言云云。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也将他的倒台归于林彪的迫害。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邱会作的会议让我们再一次看清了个中之原委。其大致过程如下(页549-566):
  (1)杨成武自做主张,提出由吴法宪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协助杨主持军委工作,而吴的空军司令一职由空军政委余立金接任。
 (2)杨成武的主张并未事先征得军委副主席林彪的同意,而杨却一意孤行。
 (3)杨成武、吴法宪就杨的女儿婚姻问题产生了矛盾。
 (4)林彪为了息事宁人,要求军委办事组的其他同仁看望病中的杨成武,并设法做好思想工作。但杨成武却不领情,甚至要求将他的主张交由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去讨论,以此作为要挟。
 (5)杨成武此时与江青关系甚为密切,杨成武提出将空军的问题交由中央碰头会讨论,实际上就是要把军队的事务交予江青干预。林彪对此很反感也十分警惕。
 (6)杨成武是军队中仅次于林彪的重量级人物,杨当时不仅曾是毛泽东身边的红人,也一直是林彪锐意提拔重用之人。然而,林彪与杨成武之间产生了某种隔阂,林彪却说服不了杨成武,林只好亲自向毛泽东报告。
 (7)毛曾就杨成武"大树特树"一文表示了不满,尤其不满杨喜好突出其个人,但碍于林彪对杨的宠爱而未有所表示。此时毛适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与会的人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他们决定:对杨成武的问题,事情要说清楚,结论不要做,暂时停止工作。
 (8)余立金的所谓"叛徒"问题是南京军区从国民党旧档案之中找出来的,由司令员许世友派人送到北京。毛泽东亲自批准对余立金实行逮捕。
 (9)傅崇碧因所谓"冲击钓鱼台"事件得罪了江青,江青坚决要求就此机会打倒傅崇碧。傅崇碧由此无辜受到牵连。
 (10)杨成武临行前林彪特意见了杨,林对杨说:"你现在到外地去住一个时期,对自己的错误,要认真反省;还保留你副总参谋长的职务;你现在就走,可以带家属孩子一起走,同你住在一起。"林彪还送杨到门口,与杨握手道别。杨被安置在洛阳附近原蒋介石的一处行宫隐居。杨以后的生活安排均由邱会作负责从优安排。
 (11)杨成武虽然下台了,但林彪也不是如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专案组那样把杨成武往死里整,而是让杨在外地闲居,坚持给杨副总参谋长的待遇,并不许专案组搞杨的专案,江青三番五次提出要整杨均被林彪拒绝。所以,杨成武可以安居洛阳,这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是极为少有的特例。
  杨成武自己说:"整个关押期间,始终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一次话,没有核查过一次问题……"(《杨成武将军自述》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页349)。杨成武自己的回忆与邱回忆相吻合。
  事实上,林彪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将杨保护起来, 不被江青等人抓去手中。杨成武实际上是因祸得福,否则"913事件"后被打倒的就不是黄吴李邱,而是杨吴李邱了。
  那么林彪为何会"弃杨留吴"呢?邱会作以自己亲身的观察认为,是"杨成武自己把自己搬倒了"。此说何解?
 (1)杨成武在文革初期跟随毛泽东巡视南方各省,耳闻目睹毛对江青的信任和纵容,看出毛在政治上刻意扶植江青,杨对江青的态度有了重大变化,杨江关系甚为密切,江青的很多事,尤其是私事或见不得人的事都是交代杨成武去办。
 (2)杨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与林彪关系极为密切, 杨认为林彪绝不会改变对杨的信任态度。但是杨出于多种考虑又与江青过从甚密,杨以为可以用江青来影响林彪对军队重大的事务的决策,犯了林的大忌。林彪坚决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言人,所以只好忍痛让杨靠边站了。
 (3)杨成武与吴法宪在林彪与江青的关系当中都扮演了"政治红娘"的角色,但是吴法宪是不折不扣地按照林彪的授意与江青打交道,而杨成武则想自做主张,两边牵线。杨明知林彪厌恶江青,却想借用江青来影响林彪,脚踩两只船。这样一来,杨就无法继续成为林彪的副手了。邱说:"林总对杨成武的处理,完全是无奈的。'弃杨留吴'也不是简单不要杨的问题,而是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作法。"(页565)
  邱会作最后说:"可是'九一三'之后,毛主席说'杨余傅' 搞错了,是林彪搞的。实事求是地说,'杨余傅'是毛主席和江青搞的,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高级干部,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陶铸后又一次联手搞掉自己阵营的重要高级干部。"(页565-566)
  邱会作的回忆是迄今为止笔者所看到的对"杨余傅事件"最详尽、具体的描述和分析,非亲身经历者是写不出来的。它回答了为什么杨成武这位曾经是毛泽东、林彪身边的红人倒台的前因后果。绝非是杨成武自己所言是林彪拉他上船他拒绝才导致这一事件的发生,更非目前国内党史教材所言林彪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而恶意陷害、打倒杨成武。通读邱会作的回忆,相信人们对这一事件应有较为明确、清晰的了解。

  三、还原林彪文革中的真实面目

  邱会作回忆重点谈论了军队与文革,这就无法绕开林彪。邱会作以其亲身的经历,为世人还原了文革中一个更加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林彪。
  (1)林彪对于军队的文革运动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
  邱会作回忆说:"六六年五月间,叶剑英元帅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总提出的军队文化革命总方针是:军队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战斗力,加强战备。这是完全正确的方针。从元帅到军委常委及参加会议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院校负责人,都完全拥护这条方针。"(页451)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一)毛主席说,军队的文化革命由军队自行决定,不照地方的办法。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会场上热烈鼓掌)。(二)军队高级干部,不要怕别人革自己的命,就怕自己不革命。(三)军队要特别警惕企图搞乱军队的人。对这种人,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严肃对待。上面三点就是军队文化革命的方针,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页452-453)当时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心里也很紧张,担心受到冲击。但是林彪一句话点明了关键之处:"不介入就不紧张",可见林彪如何对待突然而至的运动的高明之处。邱会作说:"六六年六月以前,机关的文化革命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七月到十月开始,在内部出大字报和小字报,机关的业务工作照常进行。"(页454)这说明林彪针对文革运动的对策是有效的、成功的。
  (2)从"不介入"到"军委八条命令"
  林彪的"不介入"方针在1966年10月初被打破。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告御状,声称他们的革命行动受到军委总后领导人的打压。林彪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于10月5日发布了"军委紧急指示",开放了军队的"四大"。由此军队院校的造反势力蓬勃发展,一发不可收拾。邱说:"这道命令改变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文化革命的总方针,允许院校搞"四大",成了军队大乱的突破口。这样一来,原来按中央军委的方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领导,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军队领导干部被揪斗得很厉害,军队的工作全面陷入被动,大家怨声载道。叶帅、聂帅、林总很生气又很无奈。"(页455)面对混乱的局面,林彪于1967年1月28日亲自起草了《军委八条命令》,而《军委八条命令》的核心思想就是保持军队的稳定,不许随意冲击、武斗军队干部,军队实行正面教育,而非造反夺权。3月份又召开全军高干会议。这对军队的稳定起了决定性作用。邱说:"虽然《军委八条命令》是毛主席同意签发的,但《军委八条命令》执行后,中央文革又是不满的,生怕压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也说过说:仗着八条,抓人太多。叶帅听到后气得不能自己。听叶群说,有一次在毛家湾,叶帅坐在会客室不说话也不走,林总一直陪叶帅坐着,谁也不说话。《军委八条命令》出台以后,军队各级党委、各级领导的确当成了法宝,打击了'造反派',有的甚至开了枪,如赵永夫。因为元帅们有气,《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又使他们发火有了本钱,这样'二月逆流'的发生势在必然,《军委八条命令》本身对毛主席的路线就是最大的'逆流'。"(页456)
  (3)林彪对军队干部的保护
  为了保护军队的干部不受冲击,林彪发明了"躲反"。邱回忆说:"在动乱中,林总、叶帅对军队干部是爱护的。军委通知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都到北京京西宾馆来'躲反'、'避难',宣布京西宾馆不许冲击,并由卫戍区严加把守,在形势稳定下来才陆续回去。这和地方干部相比是天壤之别了。"(页459)经林彪、叶剑英批准到军委西山"躲反"的就有赵尔陆、李天焕、王秉璋、杜义德、邱会作等人。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经不住压力回到原单位"经受群众运动的洗礼",结果丧命,如赵尔陆。邱回忆说:叶群曾对邱说"很多事我都不敢给首长讲,一讲他就发火。前几年,首长知道赵尔陆死了,气得他不吃饭,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一边走一边骂。叫我把郭子瑞(赵尔陆的夫人)接来好几次。他知道王秉璋经常遭武斗,他骂造反派是法西斯,他非要见王秉璋。我说王秉璋在七机部,是国务院管,你见他不好,他说为什么见不好?你懂个屁,我们是战友,是战友!我负伤从马上掉下来,是他和苏静把我搞回去的。"(页593)邱会作的遭遇也颇有典型性,邱当时奉林彪、叶剑英命令住在西山,实是"躲反",但是却被时任军委副主席、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直接下令回总后参加群众运动(实则接受群众批判、批斗),惨遭造反派武斗毒打,几乎死在武斗场上。林彪知道此事后大为震怒,甚至提出要立即出面救回邱会作,后在叶剑英、叶群的劝阻下,找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林彪对陈伯达说:"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后来叶群持林彪、陈伯达手令救出邱会作。(页508-509)
  (4)搞垮军内造反派的"五一三事件"
  空政文工团的刘素媛为了庆祝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想联合在京各部队文工团联合演出。此事得到毛的首肯,并嘱咐刘素媛找叶群谈谈。此时的林彪抓住了这一机会,通过支持军队中的"革命派"(保皇派)演出,打压了军队中的造反派。(此事吴法宪回忆录也有较为详尽的描述)。通过"五一三事件",军内造反派从此一蹶不振,军内的造反势力被清除出军队和北京,从此军队进入较为稳定的时期。邱说:"林总和军委不是通过发指示的方式,而是通过支持谁搞文艺演出的方式表明林总和军委的态度,支持革命派,打击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领率机关迅速稳定下来,从而使各大军区及全军部队迅速稳定下来。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事后,叶群跟我们说过:'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林总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势,为党、国家、军队立了大功。这也是'五一三'能够取胜的主客观条件。"(页527)
  (5)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抵制
  邱说:"在林总的支持下,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是坚决反对江青的,也就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这是保卫人民解放军决定性的斗争,在文革中保卫解放军不被江青插手就是保卫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林彪在1968年3月25日与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谈话时明确表态说:"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页577)军委办事组在林彪的领导下,实则起到了文革初期叶剑英、聂荣臻所起的作用,延续了林彪和老帅们稳定军队的方针和政策,功不可没。邱回忆说:"林彪对江青一伙的基本态度之一,就是不许他们插手军队。林彪说:'如果他们在军队有市场,是亡党亡国的开始。'九大之后,防止上海帮插手军队真如同防止盗贼一样的严格。军队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也同总理商量好了,凡是重要的事都先送周总理,由他转送主席之后,再在政治局传阅。看起来这是小事情,其实是大事,这样可以减少江青一伙的干扰。"(页610)中共九大之后,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们都成为政治局委员,更成为军队抵制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坚实力量。事实上,江青等希望渗透进军队并掌握军权一直不甚成功,这与林彪在一开始就予以防范和抵制有直接的关系,军队更成为日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力量。
  (6)林彪对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
  一件小事反映出林彪对文革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邱会作长子邱路光与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的女儿是大学同学,也是一对恋人。但是由于张霖之是被毛泽东、江青点名打倒的干部,并死于造反派的毒刑拷打之下,两个人的恋情此时也遇到险阻。邱会作请自己的夫人胡敏出面找周恩来求情,周恩来说:"你去找叶群,叶群同意了,我就批准他们结婚。这是好事情。"(页593)周恩来明说叶群同意即可,实是暗喻叶群背后的林彪。在叶群的支持下,周恩来在国务院给张霖之作了内部结论,并批准了两个人的婚姻。林彪还在家里接待张霖之的夫人李蕴华,说"张霖之是好同志,他为什么被打死了?他被打死都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林彪向在场的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说"军队的干部能解放的尽快解放,能解脱的尽快解脱。"当时已经解放的和解脱的干部有张震、王必成、林维先、谢胜坤、江文、张宗逊……已经安排走上日程的有杨勇、梁必业、吴克华、张贤约、李雪三等人。更令人叫绝的是,林彪与李蕴华合影时,坚持请李坐在中间,林彪和黄永胜坐在两边。(页594-596)林彪这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竟然与被毛泽东、江青点名打倒的走资派张霖之的夫人合影,并称张霖之为"好同志",林彪以自己的行为表示出对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和对张霖之一家的关怀和支持。

  四、披露文革中老干部医疗待遇问题的真相

  文革期间,一批老干部受到冲击和迫害,医疗待遇问题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引发了众怒。文革之后官方将这些责任统统归结到林彪和江青的头上。那么事实到底如何?邱会作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事实的真相。
  关于老帅们的医疗问题,邱说:"老帅的治病问题,都是由总理专管,我没管,我也没资格、没权力管。在贺龙、罗瑞卿等人治病的问题上都是中央专案组报总理直接管,总后是不能管的,甚至是不能打听的。三○一的领导也不向我汇报,这是党的工作纪律。"(页877)1967年5月,周恩来召集邱会作、汪东兴、吴阶平等人开会,规定了几条。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对中央原政治局委员,书记记处书记、副总理以上的领导干部,正在受审查的人员,涉外事项的医疗保健工作,一律归周总理批准,由三○一总医院,北京医院、首都医院、公安医院,按照总理批示执行任务。对上述人员的医疗保健.没有总理的批示各医院不得自行办理。"(页878)三O一医院上至院领导,下至普通工作人员都严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行事,对送进医院的病人全心全意地予以治疗。邱会作说:"贺老总的治病问题,及罗瑞卿,陈老总,陶铸的治病问题,三○一医院都尽了全力,他们的不幸是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政治情况造成的,不是三○一的医疗造成的。"(页879)
  关于罗瑞卿的腿伤问题,邱说:" 罗瑞卿自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做截肢手术。同时三○一医院非常负责地组织专家会诊后,给中央写了报告,周总理看了三○一医院的报告,看了X光片和特别画的手术示意图,周总理批准了这个手术报告。六九年初,给罗瑞卿做了手术,手术前三○一医院又给周总理打了报告,总理批示要保证治疗的效果和安全。主管医疗保健的曹根慧副院长主持手术,由骨科副主任党广博和主治医生王一德主刀,主治医生宋运琴负责麻醉,著名专家外科主任陆惟善在手术室指导,虽然罗瑞卿患有心脏病,由于组织周密,认真负责,手术很成功。若干年后他到世界上最先进的西德去做手术,却死在那里。"(页880-881)
  关于贺龙的抢救问题,邱回忆说:" 贺老总的专案问题我是一点不知道的,中央专案组是极其严格和保密的。在杨成武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只听到杨成武说过一句话,'总理叫把胡子放到象鼻子沟去了'。象鼻子沟和西山是一个山坡之隔,是国务院系统的战时指挥部所在地。在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也只听到黄永胜说过一句'彭德怀和贺龙的案子杨成武的时候就基本定下来了'。六九年六月九日凌晨,三○一医院副院长曹根慧接到中央二办打来的电话说:'贺龙得了重病,以前他看病都在卫戍区的医院,这次黄总长因你们条件好,技术力量强,指示你们立即派医生出诊治疗'。曹副院长立即进行了安排,他找到了曾给贺老总看过病的主治医生黄秀琴和南楼(高干病房)护士姜辉永带着抢救器械和药品赶到了贺龙的住处。黄秀琴诊病时,薛明和专案人员都在场。黄医生经过诊断立即向曹副院长汇报,因为曹副院长根本不知道贺老总的住处,他说:'如路途近,道路平坦就速回医院抢救;如路途远,道路颠簸就增派医护人员去现场抢救。'黄医生认为贺老总的住处不具备抢救条件,这里去三○一的路途不远路况又好,请示送三○一抢救,曹副院长立即决定'把病人接回来,路上不间断地抢救治疗,注意安全,防止意外。'曹副院长又立即向靳来川院长汇报,靳说:'关键是确诊,然后进行抢救!'贺老总到三○一时,楼里楼外已经是戒备森严,显然是中央布置的。南楼(高干病房)主任李晋率医生进行抢救,确诊贺老总是糖尿病酸中毒。曹副院长立即组织专家会诊,大内科曾诚富主任,放射科高育�主任,心肾科黄大显主任等赶到病房,当时比较先进的移动式光机也由肖志达医生推来给贺老总拍片,发现贺老总肺部感染。再经过验血后,决定输液。输液的药剂是5%的葡萄糖和胰岛素,胰岛素适用糖尿病酸中毒和伴有并发症的病人;对昏迷的糖尿病患者要打一定剂量葡萄糖,直到醒过来为止。这个用药方案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三○一从领导到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贺老总没有抢救过来,于六月九日下午三点去世。"(页885-886)
  关于傅连璋问题,邱回忆说:"一次,总理、杨成武、 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璋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璋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生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璋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璋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璋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页580)"过了几天(那时我不在碰头会,不是天天见总理)我见到总理,问为什么抓傅连璋?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不久傅连璋就死在秦城。"日后的中纪委审查小组对邱说:傅连璋之死与你无关,你对傅连璋在文革中说过的一些批评的话,不能和专案混为一谈。(页888-889)
  从以上几件事情来看,中央专案直接掌握在周恩来的手上, 具体的医疗事务也都由周恩来负责,别人不得插手。可以说,解放军三○一医院对于罗瑞卿、贺龙的治疗是认真负责的,不存在人为的故意疏忽和官方所称的"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这个问题,当时的三○一医院从上至下都尽到了医务工作者的职责。至于傅连璋惨死于秦城监狱也与林彪没有直接的关系。

  五、深刻反思"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迄今为止仍被官方定位于"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但是官方却列不出林彪"阴谋政变"的证据。邱会作直接了当地写出了自己的看法:"林彪真正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
  第一,武装政变是特殊战斗,古今中外都一样,这种战斗来不得半点差错。我们所看到林彪搞武装政变的"证据",就是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小舰队',这根本不能说明林彪有什么问题,这些材料不仅不能说明问题,更不能证明任何问题。我们不要忘记林彪是大军事家,也是最有实战经验的,林彪要真的搞了什么武装政变,就没有不成功的。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还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只有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要搞武装政变,还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水到渠成吗?因此,假的东西要说成真的不可能的。    
  第二,武装政变要有最有力的指挥。林彪搞武装政变怎么好象是小孩做游戏一样的?
  林彪要搞武装政变,他没有动用统帅部的任何指挥机构,没有动用各军种各大军区,也没有动用任何作战部队。这样象搞武装政变吗?林彪搞政变都不依靠我们,"林彪死党"的帽子白给我们戴上了!同样不要忘记,当时林彪不仅可以通过指挥系统指挥全军部队,而且也可以指挥任何作战部队。林彪没有动用任何部队,这也是搞武装政变吗?
  第三,全国平静。事实证明,'九一三'之后,党内、军内秩序良好,社会平静稳定。没有发现一个排、连、营、团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说一个师、一个军了;同样没有发现一辆坦克、一架战斗机、轰炸机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政变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死的儿戏。那么,为什么都说林彪是搞武装政变失败而外逃的?这是借用'九一三'事件来处理'林彪问题'的手段,只有把林彪先定为反革命集团搞政变的头目,才有处理的根据。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时, 当确悉林彪出走的飞机在外蒙温都尔汗机场机毁人亡,机上九人全部丧生。接着,汪东兴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毛主席的心情很好,并要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对'林彪问题'可以随心所欲放手处理了。说'九一三'是林彪搞政变,对毛主席是饮鸩止渴,并为邓小平否定毛主席准备了炮弹。"(页787-788)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邱会作以自己独到的视角审视这个所谓的"林彪政变"事宜,邱的见解可谓真知灼见。事实证明,官方版本的"林彪阴谋政变"一说不过就是一个天方夜潭、欲加之罪而已。
  六、披露"两案审判"的内幕
  1980年的"两案审判"长期以来一直是官方津津乐道的内容,声称这是中国走向法制的开始,身为两案审理知道委员会主任的彭真甚至说,要把两案办成铁案,传到子孙后代也推翻不了。一些御用文人们也不遗余力地为这场审判涂脂抹粉,如图们、肖思科的《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王文正、沈国凡《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等。那么事实真相如何?邱会作回忆为人们重新认识这场审判提供了新的视角。
  1、官方利用当年的造反派充当审案者
  1980年9月官方成立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在秦城监狱开始对两案相关人员进行了连续十多天的预审。负责邱会作的预审组组长竟然是原来总后的造反派王瀑声。邱会作回忆说:"预审组由三个组员、一个记录,共四个人组成。我一见到组长王瀑声,即大吃一惊。王瀑声原是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王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几易其主的人,文革开始的时候曾经多次表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远学林副主席,近学邱部长,坚决跟着邱部长一起闹革命。但后勤学院造反派"星火燎原"成立之后,他又投降了造反派,当毛主席、林总、周总理派叶群把我从武斗场上抢救出去之后,王瀑声又痛哭流涕地要求回到革命派中来。'九一三'之后,王瀑声又转回造反派一边去了,这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组长王瀑声的本来面目。"(页901)总后当年的造反派在江青的支持下一度非常得势,把总后搅得天下大乱,他们在总后机关大抓"保皇派",一共抓了四百多人,将总后的办公楼变成了临时监狱。(页492)后来又对邱会作实行惨无人道的武斗,几乎置邱于死地。邱会作在林彪、周恩来的支持下重回总后工作后,曾经处理过一批这样的造反派。现在官方为了搞好审理工作,竟然起用这些当年被打压下去的造反派充当审案者,如此审理毫无公正、客观可言。

  2、背离历史事实,强加罪名

  两案预审小组先定罪名,然后再寻找证据。在预审之时,先将邱会作划入林彪反革命集团。将邱定位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其理由是"你是林彪的亲信,当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还有什么疑问吗?""亲信就是结帮、重用、安插位置。林彪不正是这样对你的吗!""你是政治局委员就决定了你的问题的性质!这点你总不能否定吧!"(页902)预审组对此却提不出任何像样的"证据",他们罗织出来的罪行主要又三条:一是指责黄吴李邱等人与林彪搞了政变,二是在党的会议上攻击了老帅,主要是指邱会作对徐向前的批评,还有用医疗手段整老帅的问题,三是邱在台上时总后迫害了一些干部群众,乃至一些人不幸死亡。第一个问题,不仅黄吴李邱没有涉入所谓的"政变"事宜,连林彪本人的涉入的证据都没有,唯一的一个叶群、吴法宪、邱会作于1971年8月8日在毛家湾策划过政变的证据也被当事人吴法宪所否认。第二个问题则是邱等人在党委会上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的部署批评一些老帅,如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徐向前。如果这可以当成罪行的话,那么首先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至于涉及老帅们的医疗治病问题,都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中央专案组一手操办,根本不经过总后,与邱本人无关。第三个问题较为复杂,文革运动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自上而下,全国人民都被卷入,无数的人受到迫害,而作为发动运动的首要人物的毛泽东却不在两案审查小组的追究之列,而将罪责推给几个被打倒的人身上,毫无公正可言。邱会作说:"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革命,一直是在左的思想下进行的。全党、全国都乱了,幸亏军队相对保持了稳定,为了部队的稳定,必须清理整治反对党委,搞造反夺权,搞打砸抢的造反派,和后来清理三种人是一样的。当然,在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整过的、整错的肯定会有的,如果我们仍在工作,我们也会在运动后期进行甄别。在这里我也坦率地说,我是部长、党委第一书记,这个帐记在我头上,我承担责任,我向整错的人道歉。"(页908)
  3、邱会作的自我辩护和对"两案"审判的认识
  关于林彪与江青的关系,邱会作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林彪反党集团"。邱说:"根据历史事实,林彪、江青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维护毛主席,有过工作的关系,但主要是斗争。这里,我不讲林彪同江青斗争的全部问题,只简要说四点。
  "第一点,不准造反派夺权。林彪对六七年一月上海'一月革命'是没有表过态的。正是因为如此,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还有人指责林彪是后台,这点你们可能不清楚。
  "第二点,不准中央文革插手军队。 林彪防止中央文革插手军队是像防贼一样的。不准他们进来;也不准军队有中央文革的代理人。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就是为了挡住中央文革的张春桥进军队的。
  "第三点,不准军队搞四大。六六年五月间,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之后,中央军委立即决定,军队不搞'四大',只搞正面教育。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中央军委发布了八条命令,三月间,中央军委又召开了全军军级干部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对稳定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四点,不准江青一伙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 江青一伙没有夺去军队更多的权力和军队没有乱,林彪是有功的,军委办事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九一三'之后,江青一伙大发横财的主要'资本'就是他们抓住了'林彪反党集团'反江青一伙的事实。"(页902)
  邱会作总结说:"在将近十年时间里,我经过了江青一伙在位时的中央专案组的审查,中纪委审查小组的审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这三种审查,出现了两种鲜明的对照。中纪委审查小组(包括侦察预审)的审查基本上是执行党的政策的,真正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了。江青一伙在位时期的中央专案组和高检预审组的审查,是一样的,其目的都是要把我审成反革命。高检预审组的审查手段,搞的是讹诈,并且是挂着中央牌子和穿着法律外衣的讹诈。""对邓小平来说,反对他们的人是'三种人',的确也是'三种人'。可邓小平却借着公审的牌子,利用反对我们的'三种人'为自己服务。他们为了打击我们,说我们跟着林彪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为了打击毛主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说我们跟着毛主席干文化大革命。"(页908-909)邱会作的见解可谓一针见血,将"两案"审判的实质一语道破。

  七、回忆录存在的部分瑕疵

  书中说:"陈伯达到毛家湾后,林对陈说:'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陈可能是第一次见到林彪下命令的样子,有些紧张,马上用红蓝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立即放出邱会作,陈伯达。'叶群拿着陈伯达的手令,火速赶往总后大院的武斗现场。"(页509)下命令救邱会作的是林彪还是陈伯达?根据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晚上九点前后,叶群来到秘书办公室,一进门就拿出一张白纸条放在办公桌子上。'首长决心要保邱会作。'叶群情绪激昂地说。她指了指那张纸条:"这是首长和老夫子亲笔写的。老夫子今晚来见首长,我把他也抓住了。你们都来看看。几个秘书都上前看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几个鸡蛋般大的草体字:'立即放出邱会作 林彪 陈伯达'。前面几个字都是林彪的字体,在林彪签字后面,是陈伯达的亲笔签名。"(张云生《毛家湾纪实》 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 页69)笔者认为,陈伯达本人并非强势之人,以其性格恐怕不会写如此直接了当的"命令",林彪对军队的干部尤其是自己的老部下极有感情,为邱的遭难而愤怒,由此而写下这样一道命令,事实上也只有林彪有此魄力敢下这个命令。

  书中说:"一九六八年十月,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文化革命的大风浪之后召开的,江青、康生把持的中央文革想要独霸对大会的领导。为此以林彪、周恩来为首,以军委办事组为骨干,以及当时在前台工作的同志们和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斗争的中心问题,就转为在九大为保卫党的领导权和江青一伙夺取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了。"(页613)此一说法似有不确。笔者认为,中共九大的召开,实为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集团后,要在理论上予以论证并在组织上予以完成必要的手续,也就是要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合理化、理论化。那个时候军队与文人两派都在毛泽东的大旗下行动,都要听从毛泽东的指示,双方还谈不上"保卫"或"夺取"党的领导权的问题,双方的权力都来自毛泽东。可以说林彪等军队领导人对江青极左派有抵制,如"二月逆流",但在毛的强势压力下一触即溃,江青势力如日中天。但是九大前,毛泽东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刘少奇已被打倒,毛泽东另有考虑如何将剩余的老干部势力与造反派势力结合起来,即将九大开成"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所以,无论是林彪还是江青都在毛的旨意下活动,党的领导权就在毛泽东的手中,毛想让谁上台谁就上台,毛想让谁下台谁就下台,林、江都处于从属地位,说林彪保卫了党的领导权实在拔高了林的作用,林最多也就是保存了军队干部的实力,在党内有一席之地,是制约江青的一支力量。

  书中说:"在九大,林总同江青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斗争的结果是林总胜利了,江青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页658)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似乎并不成立。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理论上,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毛泽东极左路线占了上风,九大通过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通篇论述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林彪支持的陈伯达撰写的稿子《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被毛泽东所否定,因为陈伯达要讲的是发展生产力,搞好生产等,不符毛泽东的口味。毛对陈伯达起草报告的否定说明林彪主张的政治路线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林彪居于下风。然而在组织上,江青等人并未得到实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虽然进入了政治局,但是中央文革却寿终正寝,对于江青来说这不啻是一个重大损失。但是不让中央文革继续存在还是出自毛泽东的政治盘算,难以说明就是林彪抵制的结果。毛泽东如果让中央文革继续存在,无论是林彪还是周恩来都只有恭敬从命,不敢稍有违逆。毛泽东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让江青等人发挥新的作用,它并不代表毛打算改弦更张。所以不宜说林彪在九大上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只能说林彪为首的老干部在政治局内保存了相当的实力,是当初军队代表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离开政治舞台后的继续。

  笔者还认为《回忆录》的第三篇的题目似有不妥,该题目是" 人民军队忠于党"。笔者认为这个题目的含义应该是说解放军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从党中央的命令,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听毛泽东的命令。可是,这一篇的主要内容都是林彪、叶剑英、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造反派,遏制军内造反派的行为,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不喜的。毛泽东要求军队支左,支持造反派夺权,军队内部虽然也有一些极左分子积极响应,但是后来都被林彪打压了下去,特别是军委八条命令之后,各地军人镇压造反派,如"青海二二三事件"等,大开杀戒。林彪还利用"五一三事件"打垮了军内的造反势力。武汉发生的"720事件"也是军人起来反毛的倒行逆施,等等。这显然不能说军队完完全全听了毛泽东的。换句话说,解放军的行为在文革之中并非"忠于党、忠于毛",而是根据各地的情况而有所不同,有些干脆就是抵制造反派,乃至毛一度认为军队75%不支持造反派,毛甚至提出要武装左派,发枪给他们等等。连林彪本人都厌恶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在庐山上出手打击张春桥,最后林彪还以出走的方式与毛泽东和平分手。这怎么都不能说"人民军队忠于党"。事实上,正是军队的主导力量在毛泽东死后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充分证明军队并非忠于毛泽东,而是与毛泽东分道扬镳,最终唾弃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笔者相信如果林彪学会邓小平那般隐忍,也许就不会发生"九一三事件",那么在毛泽东死后也一定能够采取措施搞掉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从而改弦更张,至少不会再走毛泽东的文革老路。

  总而言之,《邱会作回忆录》的出版是当前中共党史研究、 军史研究和文革史研究的一件大事,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重新认识文革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全书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都有独到的见解,有些问题的看法现在看来虽然未必正确,但是仍能启迪人们的思考。笔者认为,邱会作回忆录最难能可贵之处就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示了官方掩盖了历史,秉笔直书,还原了那段峥嵘岁月的本来面目。在此,笔者愿向邱会作将军表达由衷的敬意,愿邱将军英灵永生。

 

1950年林彪建言援朝:屯兵于朝鲜北部是上策

司马亮

2011-02-11

    核心提示:在出兵援朝的问题上,林彪主张慎重、反对参战的态度广为人知,但他同时提出了另一个非常高明的出兵方略,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第12期,编撰:司马亮,原题:《中国出兵援朝决策始末——林彪的“出而不战”,或许是抗美援朝最佳方略》

    主张慎重,不同意出兵朝鲜,是林彪深思熟虑的结果。朝战爆发后,林彪一直在关注朝鲜战事,最晚在1950年9月就形成了不同意出兵朝鲜的意见。据柴成文回忆,1950年9月初,他从平壤回到北京后,林彪约见他,了解朝鲜方面的情况。柴成文马上去林彪住处汇报。林彪听了柴成文对朝鲜战事新情况的汇报后,问道:“他们(朝鲜人民军)有无上山打游击的准备?”柴成文回答说:“我不能确切地讲有,但根据和金日成相处的了解,如果形势需要,他是能够上山打游击的。”林彪又问:“我们不出兵,让他们上山打游击行不行?”

    但是,作为军人,林彪并没有一味避战。曾担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雷英夫回忆说,林彪在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出而不战”,确实是志愿军在不利情况下,出兵援朝的上上策。毛泽东虽然否决了林彪不赞成出兵的意见,却对“出而不战”这一条心领神会。从志愿军入朝后的兵力部署来看,毛泽东几乎全盘采纳了林彪的意见。

     10月14日,毛泽东给在苏联的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志愿军入朝后先取守势,构筑防御线,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

    60年后,我们回头再看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时间跨度远远不止一个星期。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9月15日仁川登陆,再到10月19日志愿军兵发鸭绿江,战局瞬息万变,敌我友各怀心思,杀机四伏,凶险莫测,整个决策过程远非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事实上,志愿军本来有多次出兵良机,因同盟内部的互相猜疑而屡失战机;最后在战局不利被迫出兵时,林彪提出“出而不战”,本来可以最小代价挽救危局,也因战场形势突变而未能付诸实施。

    应朝鲜的请求和保卫中国安全的需要,1950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不期而至的朝鲜战争,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就是一次生死存亡的危机考验。出兵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艰难决策,以至于他整整一个星期都无心刮胡子。胡耀邦回忆当时情景说,“他不作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

    60年后,我们回头再看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时间跨度远远不止一个星期。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9月15日仁川登陆,再到10月19日志愿军兵发鸭绿江,战局瞬息万变,敌我友各怀心思,杀机四伏,凶险莫测,整个决策过程远非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事实上,志愿军本来有多次出兵良机,因同盟内部的互相猜疑而屡失战机;最后在战局不利被迫出兵时,林彪提出“出而不战”,本来可以最小代价挽救危局,也因战场形势突变而未能付诸实施。

谁错过了出兵朝鲜的最佳时机

    1950年9月15日至16日,麦克阿瑟乘朝鲜人民军主力胶着于洛东江,后方空虚之际,指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重大变化。

     当人民军进攻洛东江一线受阻时,一直在关注朝鲜战局的中国领导人,分别于7月中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三次提醒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的后路。中国领导人这时已很清楚地意识到,金日成若要取得胜利,必须要靠中国军队的援助。9月初,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东北边防军的兵力计划增加到70万人,另有补充兵员20万人,同时加强了武器装备,为出兵援朝做好了准备。

    8月26日,金日成在中国的提醒下,将美国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区实施登陆的情报通知苏联,拟采取必要措施加强上述地区的防务,并“提出请中国同志派军队援助朝鲜的想法,因为人民军目前的前线状况太困难了”。

    斯大林否决了金日成请求提供国际援助的要求。他答应金日成,“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向朝鲜空军提供强击机和歼击机。”完全领会了斯大林的主张后,金日成便不再考虑请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莫斯科身上。中国出兵援朝的最佳时机,就这样错过了。

    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逆转。中国领导人立即做出了反应。9月18日,周恩来召见苏联大使罗申和军事顾问科托夫、孔诺夫,不满地指出,朝鲜很少在军事问题上向中国提供情报,中国曾尝试派一些军事技术干部去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不了解战场的真实情况。周恩来建议,如果朝鲜缺少足够的预备队(10万人),就应该将主力北撤,建立突击集团,等待决战时使用。

    最后,周恩来不无用意地指出,由于没有做长时间、大规模战争的准备,现在西方国家非常担心苏联和中国可能参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应当利用这种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从这方面讲,中国军队由南方向东北调动,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

    在向莫斯科提出援朝问题时,周恩来也询问了朝鲜的意见。9月19日,周恩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询问朝鲜政府在仁川登陆以后,下一步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要求。

    第二天,金日成向苏联大使什特科夫汇报了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并解释说,中朝之间有过一个约定,即如果敌人在后方登陆,中国人将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则明确表示“希望能让中国参与在朝鲜的战争”。因为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对这一问题避而未答”。

     此时,毛泽东确有立即出兵援助朝鲜的意图。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驻朝鲜武官柴成文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时,柴成文将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

    但是,平壤的态度使得中国很难主动地、明确地提出参战的要求。9月21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是否请中国出兵的问题。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朴宪永、最高人民议会议长金枓奉和内务相朴一禹都认为,“情况危急,靠自身的力量已很难与美军对抗,应当向中国政府提出部队援助的请求”。金日成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中国参战可能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况且中国出兵也解决不了问题,应寄希望于重新创建的人民军部队。他还强调,在苏联军事顾问团和武器援助的情况下,请中国人帮助,会使莫斯科产生“侮辱感”,因此,应暂缓向中国政府求援,而是先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决议。金日成完全看斯大林的脸色行事,再次贻误战机,而不到最后关头,即敌军没有突破三八线,斯大林是尽量不让中国参战的。

    事情耽搁了几天以后,战场形势急转直下。9月30日,汉城陷落,人民军主力部队北撤退路被切断,失去了联系。金日成担心敌军会越过三八线,而朝鲜已无法组建新的部队进行有效抵抗了。金日成向斯大林致信求援,恳求斯大林给予“直接军事援助”,如果不行,就“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

    10月1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方式入朝参战,在三八线以北地区组织防御。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盟主,斯大林在选择中国参战时机时,不是从两大阵营的对抗全局出发,而处处顾及苏联在朝鲜的利益、地位和影响,一再错失战机。现在,迫于战场形势的需要,莫斯科终于为中国军队开放了绿灯,但局面对志愿军已经非常不利了。麦克阿瑟甚至放言,中国此时出兵,“对他们来说,那将是一次最大的屠杀”。

    关于中国出兵的时机,历史学家沈志华在多年后有过精辟的分析:“如果在仁川登陆前中国军队可以协防后方,从而保障人民军主力在前线取胜;仁川登陆后中国军队可以在三八线建立一道防御线,从而阻止敌军继续北进的话,那么到10月初人民军主力丧失殆尽、三八线已被突破的时候,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良机已不复存在。”

林彪慎战意见曾占上风

    10月1日,毛泽东接到斯大林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国使馆也在同一天收到了金日成的求援信,请求中国派兵入朝作战。次日,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出兵问题,会上出现了不同意见,多数领导人主张对出兵的问题应慎重考虑。会议决定10月4日、5日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10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商讨出兵援朝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李富春、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杨尚昆、胡乔木列席了会议。

    彭德怀于会议开始的当天下午乘坐一架银灰色的里-2型专机从西安奔赴北京,下午4时在北京西郊机场一落地,即被轿车接进中南海,停在丰泽园门前。彭快步来到颐年堂,周恩来首先迎出来与他握手,解释说:“彭总,会议在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

    步入会议厅,毛泽东站起来和他握手,说:“彭老总,你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已开始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看法。”

     彭德怀入座,会场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毛泽东见许多人并不积极发言,知道他们坚持不出兵的意见,遂说:“关于出兵援朝问题,大家还可以摆出不利和有利条件。各抒己见嘛。”

    林彪不紧不慢发言:“主席让我们摆摆出兵的不利条件,我赞成。我认为,我国已经打了20多年仗,国内战争创伤亟待医治,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元气没有恢复。我们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力很弱,没有能力再打大仗。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同美军较量过。我们出兵参战,仗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倘没有把握把美军顶住,反而把战火引到我国东北那就糟了。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

    林彪接着说:“我军打蒋介石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美军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空海军优势,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他接着做出结论:“朝鲜只有几百万人口,而中国近5亿人口,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是不划算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林彪的发言得到不少与会者的共鸣。聂荣臻事后回忆说:“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建国才一年,困难重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薄一波后来也回忆说:“当时下决心出兵打这场战争,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并不是没有风险的。百废待兴,困难很大。”会上还有的同志认为:“等到苏联红军直接参战或同我们共同出兵,比现在我们单独出兵好。”

    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讲了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

    彭德怀当天没有发言。第二天下午会议继续讨论出兵援朝问题。彭德怀发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否则,等美国占领了整个朝鲜,将来的问题会更复杂。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摆在我们家门口,它想发动侵略,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再建设。”

    彭话音刚落,毛泽东紧接着发言:“这几天,不少同志讲了很多不能出兵的理由,但是不能忘了,朝鲜人民和朝鲜党的同志在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是为中国革命的事业流过血的。现在他们的民族处在危机时刻,有一百条理由一千条理由驳不倒一条理由,那就是我们应该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友邻有难,就要挺身支援。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不错,美国的大炮比我们多,但历史不是大炮写的。我们横下一条心,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总之一句话,当今世界,任何人想随意欺压、宰割别人,都是不允许的!到头来都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喝了一口茶,毛泽东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不错,我们可以写出百条千条理由不出兵,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即使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3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3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允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一锤定音,出兵援朝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下来了。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由彭德怀率部入朝,协助人民军抗击敌人。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出而不战,善之善者也

    在出兵援朝的问题上,林彪主张慎重、反对参战的态度广为人知,但他同时提出了另一个非常高明的出兵方略,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主张慎重,不同意出兵朝鲜,是林彪深思熟虑的结果。朝战爆发后,林彪一直在关注朝鲜战事,最晚在1950年9月就形成了不同意出兵朝鲜的意见。据柴成文回忆,1950年9月初,他从平壤回到北京后,林彪约见他,了解朝鲜方面的情况。柴成文马上去林彪住处汇报。林彪听了柴成文对朝鲜战事新情况的汇报后,问道:“他们(朝鲜人民军)有无上山打游击的准备?”柴成文回答说:“我不能确切地讲有,但根据和金日成相处的了解,如果形势需要,他是能够上山打游击的。”林彪又问:“我们不出兵,让他们上山打游击行不行?”

    但是,作为军人,林彪并没有一味避战。曾担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雷英夫回忆说,林彪在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出而不战”,确实是志愿军在不利情况下,出兵援朝的上上策。毛泽东虽然否决了林彪不赞成出兵的意见,却对“出而不战”这一条心领神会。从志愿军入朝后的兵力部署来看,毛泽东几乎全盘采纳了林彪的意见。
10月14日,毛泽东给在苏联的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志愿军入朝后先取守势,构筑防御线,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电文说:
“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
志愿军秘密入朝后,由于敌人向中朝边境迅速推进,志愿军过早接敌,被迫改变原定先建立防御线的计划,仓促发起第一次战役。10月21日、22日,彭德怀给毛泽东连续发了两封电报,计划以一个军钳制敌人,集中三个军寻机歼灭伪军两三个师,争取扩大巩固元山至平壤线以北山区,发展南朝鲜游击战争。林彪设想的公开出兵,先声夺人,“出而不战”的战略意图遂告落空。

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没有可能

    从美军方面的动向来看,志愿军出而不战,先声夺人,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预期效果,并非没有可能。

    美国早在1950年7月10日制订的第76号文,就规定如果“发生了中国或苏联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联合国军总司令在向华盛顿报告之前,不得下令继续前进”。

    9月11日批准的81号文件,为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确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或苏联军队没有卷入朝鲜战争,如果中国或苏联军队介入,美国军队应防守在三八线一带。

    9月27日第92801号命令,确定以粉碎北朝鲜的武装部队为军事目标,授权麦克阿瑟在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包括两栖和空降或地面作战,但前提条件是“在采取这种行动时没有主要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北朝鲜,没有准备进入的声明,也没有在北朝鲜对抗我们行动的威胁。”“假使苏联或中国共产党事先声明他们要重占北朝鲜,并公开地或含蓄地发出他们的军队不应受到攻击的警告,你应把这事提交给华盛顿。”

    10月9日,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命令麦克阿瑟:今后中国共产党要是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要对中国境内的目标进行任何军事活动,都必须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

    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越过三八线问题讨论的历次文件看,影响美国决策的制约力量始终是苏联或中国军队是否会出兵参战。而杜鲁门本人在麦克阿瑟开始“烙铁行动”,登陆仁川时甚至考虑,一旦中国出兵朝鲜,美军便撤出战斗。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雷德利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一旦中国干涉,我们将从朝鲜撤军,准备实施非橄榄球作战计划。”

    林彪的“出而不战”,充分考虑了敌方这种忌惮心理。可以设想,如果让林彪领兵出征,公开派出东北边防军,屯兵于朝鲜北部,就地构筑阵地,先为不可败之势,再结合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努力,威慑美国,使其知难而退,即使不能收“最好不打这一仗”之全效,也能保证在中国边境形成一个稳定的缓冲地带。而目前北朝鲜这个安全缓冲带,是以志愿军血战三年、伤亡数十万人的代价换来的。两相比较,“出而不战”的用兵策略,虽然未能付诸实施,但从战局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来看,军史学家实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参考资料:《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沈志华著,《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中苏朝:一场战争与三角同盟》,沈志华著,《同舟共进》,2009年第9期;《抗美援朝纪实》,柴成文、赵勇田著,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雷英夫著,人民出版社;《朝鲜战争备忘录》,胡海波编著,黄河出版社

 

毛泽东访苏轶闻

沈志华

2011年1月7日

  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由《文史参考》杂志社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第三期今天下午在国图正式开始,我是《文史参考》杂志的总编辑王翔宇,欢迎大家。我们《文史参考》杂志社是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一本高端历史杂志,我们的宗旨是真相、趣味与良知,也就是通过时事挖掘背后的历史故事,体会历史人物跌荡的命运,以及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未来。我们搞的文史大讲堂活动是公益活动,目的是搭建起专家学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使专家学者的声音、学术成果能够通俗易懂地走进更多普通读者心田。

  今天下午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老师为我们讲授毛泽东访苏轶闻。这个讲题也是几经反复才确定下来。沈老师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有很多著作,比如《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等,他是研究中苏关系以及朝鲜战争方面的国内的权威专家。沈老师为人也很风趣,既睿智,又幽默。今天下午我们期待着他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演讲。

  沈志华:这个题目好像不像是学术讲座,其实也挺符合这个历史的,所谓轶闻是什么呢? 就是散失了后来又找回来的东西,叫做轶事轶闻。我们对毛泽东出国访问的很多历史的史实都是重新找回来的,原来报纸上登的没多少,包括毛年谱和毛泽东传里,很多东西都在中国的档案或者在俄国的档案中,因为有档案的解密期,30年以后才披露出来。

   毛泽东一共出过两次国,一次是1949年12月到莫斯科,第二次是1957年11月,还是到莫斯科,其实这两次访问非常有意思,有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第一次访苏就是为了建立中苏同盟,他去了就是为了签这个条约,第二次访苏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但是从他访苏以后,中苏关系江河日下,差不多一、两年以后,中苏同盟就走向分裂了。中苏同盟的建立和中苏同盟的分裂,与毛泽东这两次访苏究竟有什么关系?我讲的内容主要围绕这个主题,它们当中有很多情况都反复出现,虽然表现不太一样。

  比如,第一次毛泽东访苏是毛泽东特别想去,从1947年就开始想去莫斯科,斯大林就是不让他去。第二次是赫鲁晓夫特别想让毛泽东去,毛泽东就是不答应,一直到9月份最后他才答应去,这里面就藏了很多故事。第一次访苏毛泽东特别憋屈,非常沉闷,心情特别不好。第二次访苏毛泽东心情好得不了,包括他睡床垫什么的,第一次访苏给他一个软床,第二次访苏也是这样,但是结果完全不一样。其实这两次访苏特别能反映中苏关系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下面先讲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毛泽东在1947年的春天第一次提出他想去莫斯科,但是那时候斯大林比较担心,因为他不知道中国内战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如果最后共产党打败了,这时候把毛泽东接到莫斯科去,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对苏联非常不利,所以他几次婉言拒绝了毛泽东。刚开始他答应了让毛泽东来,当时毛泽东非常激动,就在山西一个打谷的场子修建了简易机场,等着飞机接他,后来斯大林说你别来了,你挺忙的,先忙你的事,等战争差不多结束以后你再来。到了1948年,大局基本上已定,国民党已经是兵败如山倒,这时候毛泽东又提出说要去莫斯科,说要向他汇报将来中共的一些方针、政策等等。

  开始斯大林也答应,但是犹豫了一下,就说你开始准备吧。毛泽东买了新帽子、新衣服、新皮鞋,准备了四大箱子向斯大林汇报,结果毛泽东临走的时候斯大林又来电话,说你现在来不是时候,我们委员都下去收麦子了,莫斯科没人,当时毛泽东非常气愤,但是也没办法,斯大林不让他去他就去不了。

  到1949年初,因为他们俩之间发生了一个矛盾,就是关于和谈的问题,斯大林让中共和国民党和谈,苏联作为中间人调停,毛泽东坚决拒绝了,所以两人弄得很不愉快。1949年的时候,斯大林告诉毛泽东,莫斯科你就不要来了,我派人去,他就派了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访问西柏坡以后,中苏关系迅速升温。

  通过西柏坡的访问,斯大林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将来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所有政策跟苏联都保持一致,所以他非常高兴,加大了对中共援助的力度。6 月份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两党关系更加密切,斯大林几乎答应了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了一个问题。原来中苏之间有一个同盟条约,1945年蒋介石和斯大林签的条约,按照那个条约,中国同意让外蒙古公投后分离出去,同意把旅顺港租给苏联,还牵扯到大连港的行政权,等等。中国共产党马上夺取政权了,苏联很担心一个问题,怕中国共产党否认这个条约,所以他很想知道中共在这方面的态度。其实毛泽东心里也很清楚,他要向苏联一边倒,要采取跟苏联一致的政策,而且他要在党内,在全国人民当中宣传这点,要确立这个政策,有一点是他必须要迈过的障碍,就是把1945年这个条约否掉,重新签一个条约。

  其实双方内心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谁也不好讲,因为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双方要合作,苏联要拉住中国,当时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他希望新中国能够加入这个阵营,毛泽东也希望共产党刚夺取的政权能够得到苏联的帮助,这方面是一致的。但是涉及到国家利益,确实是处在非常矛盾的状态。所以一开始双方都在试探对方,比如斯大林派米高扬跟毛泽东讲,旅顺港我们当时租用对你们是不公平的,但是当时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说是为了革命我们租用了,等你们夺取政权以后,我们就把旅顺港给你们,当时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在那儿听着愣了,旅顺港是一个军港,我们也没有海军,你还给我们干什么,你还是先占着,等我们有了海军以后再收回来。

  同时毛泽东也提出来,旅顺港不能马上收回来,但是外蒙古想收回来,所以毛泽东跟米高扬讲,当时也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赞成外蒙古分离出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但现在革命成功了,政权回到人民手中了,我们考虑到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是不是请斯大林同志考虑让外蒙古回到祖国的怀抱。米高扬一听,马上给斯大林发了一个电报,说毛泽东现在惦记外蒙古了。

  第二天他就给毛泽东宣读了斯大林的电报,斯大林讲“外蒙古独立是人民的选择,是通过公投的,是已经确定的事实,不容改变。现在有人要把内蒙古合并到外蒙古去我们坚决反对,为了中国的利益,我们希望还是不要谈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他们经历了这样一轮事态以后,到刘少奇去莫斯科的时候,刘少奇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有一段专门讲中苏关系,其中就涉及到1945年条约的问题,刘少奇报告当中说,中共中央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们有三个方案:第一,新政权承认1945年的条约;第二,宣布废除1945年的条约;第三,暂时继承,日后修改。这三点苏共中央认为哪一点比较合适?

  我看俄国档案上斯大林在这个地方画了一个大圈,写上“这个问题等毛泽东来了再谈”,他没有跟刘少奇谈这个事,所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考虑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要跟斯大林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到底是继承1945年的条约,还是重新签一个条约。

  这个时候毛泽东来一个干脆的,把以前说的这些都不管了,11月他给斯大林发了一个电报,说我现在有时间了,我可以去莫斯科,我去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签订一个新的同盟条约,讲得非常明确。过去档案没解密,在这个问题上说什么的都有,说毛泽东主要是治病去了,我看俄国人写,说毛泽东是来治病,不是谈条约,斯大林没有准备。

  其实不是,现在档案出来了,而且不止这一封,后来斯大林没有回电,毛通过周恩来又跟苏联外交部提出说主席要访问苏联,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谈签订条约的问题,但是斯大林还是没有答复。他们名义上是给斯大林祝寿去了,那年斯大林70大寿,生日马上就要到了,怎么去呢?后来毛泽东又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说你要是同意签订新的条约,我和周恩来一块儿去,你要是不同意,我一个人去,你就告诉我,是我一个人去,还是我和周恩来一块儿去。斯大林还是没有答复,没办法了,后来他就一个人去。

  毛泽东那个人的性格是非常执着的,他见到斯大林第一面,12月16号,两人寒喧了几句,马上他就提出来,说我来之前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会议,关于1945年的条约我们是这样……话没说完,斯大林说,打住,你来之前苏共中央也召开一次会议,我们认为1945年的条约不能改变,必须保留,就把毛泽东的话给堵回去了,再谈就没意思了。

  转圈转了半天,到最后毛泽东还是不甘心,说斯大林同志,周恩来同志要到莫斯科来,是不是让他来一趟。斯大林一想,又来了,你让周恩来来干嘛?反正我找他没事,你要找他你就让他来,俩人就谈不下去了。从公开的材料、照片、报纸看,斯大林对毛泽东非常尊敬,在斯大林祝寿的会上,站在最前排的就是毛泽东,其他所有人都在后面,在照片上一般看不到外国领导人,就只有毛泽东和斯大林站在一块,然后是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对毛泽东还是非常关照的,但就是不跟他谈正事,毛泽东非常气愤。他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说我跟斯大林同志谈了一次,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强硬,他不同意谈条约的问题,请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商量一下怎么办。

  过两天刘少奇回电,说既然斯大林同志态度这么强硬,祝寿完了你就回来吧,再谈也无意。再后来我就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回电,但是我知道毛泽东没有按照政治局考虑的这个方案,他就不走了,他就呆在莫斯科了。

  等到祝寿完了,各国领导人都走了,就剩毛泽东一人,他呆在宾馆里,也不出来,在那里发脾气,毛泽东有什么脾气呢?毛泽东不睡沙发床,只睡硬板床,他就把宾馆里的沙发垫拉出来,扔在地上,说“非要让我睡这个,我就是不睡”。他还有一个毛病,不会用马桶,他上厕所必须蹲着,不坐着,一个人在厕所里发牢骚,非让我坐在这儿,有什么办法。这都是他的警卫写回忆的时候写的。他也不出门了,本来给他安排去列宁格勒访问,去参观地铁,去集体农庄,都不去了,说头疼,一天到晚不出门。这弄得斯大林非常尴尬,说毛泽东怎么这样,人家祝寿完了都回去了,你也不回去,你不回去也应该参加活动啊。

  没几天外电传开了,谣言四起,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中苏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现在我们查到了,这个谣言是美国人造的,我看了美国国务卿给美国驻英国和驻苏联大使的电报,让他们造几个谣言,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还有一个谣言说朱德和刘少奇发生政变,毛泽东回不了国了。到处乱造谣,这样弄得斯大林非常被动,他就找了王稼祥,说你们能不能跟毛泽东说说,好歹出来露个面,这样我们受不了。

  后来他们怎么商量的现在没有材料,但是后来毛泽东就发表了一个书面的接见塔斯社记者的声明,那个声明怎么写的呢?记者问:毛先生你到莫斯科干嘛来了?毛说我来莫斯科除了给斯大林同志祝寿以外,我还要谈关于中苏同盟条约、商品贸易等一系列问题。这是第一次把这个事给挑出来。记者问:那您什么时候走?毛答:那就要看谈判的情况如何了。那意思就是你不签我就不走了。到12月底的时候,毛泽东跟斯大林就僵在那儿了,最后谁让步了呢?还是斯大林。

  斯大林1月2号晚上让莫洛托夫去找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同意按照中国的条件签订新的同盟条约。那天晚上毛泽东非常高兴,一脸的乌云散去了,立刻给周恩来写封信说,斯大林终于同意我的条件了,你马上做好准备,五天之后出发,十天以后到达莫斯科,你跟他谈判。然后毛就去冬宫、地铁、看电影,因为他不管这些细节。

  周恩来是20号到的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以后,中国人不太知道,苏联人其实很有心机,斯大林虽然答应跟你签新条约,他们做了新的准备,从1月5号成立了一个庞大的条约起草小组,外交部、交通部等几个部委联合,把所有条约文本进行了修改,基本内容还是1945年那个条约,就是换了个名字,但是毛并不知道。这里其实很复杂,其实有两个内容,一个是条约,还有一个是关于中长路、旅顺港、大连港的协定。

  我说的主要是协定,我们一般都是用条约这个名词,实际上是那个协定,那个协定基本上维持了1945年的条款,但是中国人不知道,毛泽东不知道,等到20号周恩来到了,22号他跟斯大林、周恩来、米高扬、莫洛托夫所有人进行会谈,会谈的时候只谈了个原则,也没有给他们看具体条文,所以他们都不知道。直到23号,苏联把这个条文交了以后,毛一看就火了,说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你弄了个新条约,中长路还是中苏共同占领、经营,旅顺港是等到对日合约签订以后再还给中国,另外还没有提大连港的事,毛很不高兴,跟周恩来说,你重新搞一个。

  周恩来他们就重新搞了一个条款,这个条款要求:第一,旅顺港的归还不能等到对日合约,对日合约不知道什么时候签订,所以加了一个条件,就是 1952年底以前必须归还;第二,关于大连港,大连港的行政权立即收回,所有租给苏联的物资全部无偿还给中国。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中长路,中国提出立即收回中长路,而且是无偿收回中长路(中国长春铁路),26号把这个方案给了苏联。

  他们内部怎么讨论的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看到了四份关于中国这个方案俄文的修改稿,其中有一份改动的是最厉害的,一共四页纸的条文,除了画杠杠就是叉子,不是叹号就是问号,最后签了一个名字——斯大林。从这个文件能看出来斯大林非常愤怒。但是,28号苏联把中国起草的草案退还回来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修改,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

  也就是说,斯大林再次做出了让步,为什么?从我看到的材料来说,有两个原因,主要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苏联人,是美国人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因为毛泽东到了苏联以后非常轰动,因为中国刚建国,中国元首就去了莫斯科,而且一呆就呆一、两个月不回来了,在那儿干吗呢?美国人就开始琢磨这个事,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从内战打起来以后,美国人就在犹豫,到底支持不支持国民党政府,一派说应该支持,另一派说不支持,国民党很腐败,你支持它干嘛,看将来的结果。讨论来,讨论去,最后他们确定一个方针,等尘埃落定,我们看清楚以后再决定到底支持谁。

  到1949年12月,尘埃已经落定,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了,而且毛泽东到了莫斯科了,美国人就面临一个选择,现在必须表态,到底是承认新的政府,还是继续和国民政府保持这种外交关系。12月29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次政策研讨会,双方不同的意见,激烈的争论。军方、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坚决支持蒋介石,说内战过程中我们一退再退,一让再让,共产党打到哪儿我们就撤到哪,我们再撤就没地方撤了,现在就剩台湾了,我们如果把台湾给了中共,整个美国在远东的防线会受到威胁,所以现在国家必须明确表示,要支持蒋介石,不能给中国共产党可乘之机,这是军方主要观点。

  但是国务院不同意,艾奇逊说,你们从军事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应该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什么叫政治?首先你要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中国共产党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苏联人,如果把精力、钱财都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而放弃主要敌人,在战略上就失策了,所以他说美国人应该采取的政策是亲近中共,分裂中苏,不能让中苏结成联盟,这样在战略上我们就成功了。那怎么才能亲近中共?很容易,你把蒋介石卖了就完了,把台湾让给中共,他必定感激你。不是现在中共要解放台湾吗,你就让他来,我们绝对不管。

  这样毛泽东就不会跟苏联结成同盟,这样在战略利益上美国就取胜了。杜鲁门一听,说,对,还是艾奇逊这招高。30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起草了文件,但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去了莫斯科,中美之间又没有信息渠道,怎么才能让中国共产党知道这个?原来还有一个司徒雷登在南京,后来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也给弄走了,双方没有渠道,杜鲁门说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那是中国的内战,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意思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打就尽管打,解放台湾尽管解放。杜鲁门讲完了没听到什么反映,艾奇逊有点着急,不行,你传递的信息不够强烈,16号他又发表公开讲演,那就长了,讲了半天讲的都是中美之间有传统的历史的友谊,美国对中国多好,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美国也没有参与,美国在中国也没有租借地,说我们美国人对中国最好了,中国同胞们想想,你们外蒙古是谁分出去的,东北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哪去了?这就是挑拨离间,所以斯大林看完以后非常生气,立刻把毛泽东叫过来,说艾奇逊这个讲话你看没看?毛泽东说我还没来得及看,斯大林说我都翻译好了,你看看,这人太坏了。我们立刻要发表声明,要反驳他。这里边他们俩还闹了点矛盾,为什么毛泽东后来不愿意,因为他们说好了要用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来驳斥美国人的谣言。

  毛泽东也非常清楚,因为他回来以后在路上问了莫洛托夫,他说刚才斯大林同志说要以政府的名义正式发表声明是什么意思?莫洛托夫说,就是要用外交部的名义发表声明。毛泽东回去就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让胡用新闻出版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为什么这样我们也不太清楚。师哲回忆,说毛泽东没听明白斯大林的话,其实我找的这个档案证明得非常明白,而且他专门问了一句,人家告诉他,就是用外交部的名义,毛泽东特意嘱咐胡乔木用新闻出版署的名义,斯大林非常生气,新闻那个东西在西方不是代表政府的吗,说你这是破坏我们达成的计划。

  但是毛为什么这样,我也说不大清楚,没有找到更进一步的材料。总而言之,他们在这些问题上都是不大愉快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也是这样表示了意见。这个事给斯大林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苏联内部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让毛泽东空手而回,如果毛泽东空手而回,中苏同盟不能得以建立的话,美国人的计谋就成功了。所以,斯大林不得不让步。

  还有一个原因,斯大林让步得有个台阶下,原来两边争得这么厉害,就这么同意了,这时候就显示出周恩来的智慧,周恩来确实非常聪明。他28号的时候找斯大林,他说我要找斯大林同志谈个问题,斯大林说谈什么问题?周恩来说我谈谈外蒙古的问题,斯大林当时一听脸就变了,说毛泽东说你们中国共产党不再提外蒙古的问题了,你怎么又提。

  他说,不是,斯大林同志你想想,我们已经废除了1945年的条约,外蒙古独立是1945年条约签订的结果,是让外蒙古进行公投,隔了一年才宣布独立。现在我们废除了1945年的条约,外蒙古独立是不是失去了法律依据。斯大林一想真是这么回事,然后问应该怎么办?周恩来说,我们商量了一下,新政府发表一个声明,承认外蒙古独立。斯大林说这样很好。周恩来说,我起草了一个声明,您看看,斯大林一看,周恩来太狡猾了。

  声明这么写的,中苏经过谈判,把原来中苏条约作为正本,以下两个文件作为附件同时发生效力,这两个附件,第一个是中国关于中长路、旅顺港和大连港的协定;第二个是关于外蒙古的声明。意思就很清楚了,因为你如果同意的话就一块儿同意,要不同意的话,那我们就打道回府。所以斯大林也没有办法,也只能这样了。2月14号《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签订了,毛泽东就回国了。

  当然后面有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我讲到这儿你可能就会有这个疑问,毛泽东走的时候该轮到斯大林非常憋气,他原来冷漠毛,让毛觉得没趣就走了,结果还是让他同意中国的方案。

  从斯大林来讲,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对手,所以斯大林非常气愤。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后来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研究都很少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朝鲜战争,你知道斯大林什么时候决定发动朝鲜战争的?1月30号,1月28号他把中国的协定草案交回给毛泽东以后,两天以后他给金日成写了一封信,因为金日成想发动朝鲜战争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从1946年开始就有这个想法,但是斯大林一直反对,包括1949年,1948年底苏联红军都撤走了,1949年3月份金日成到了莫斯科找的斯大林,私下里就跟他谈,说我要统一,如果和平统一无法成功我可不可以采用武力的手段?斯大林说不行,说除非南朝鲜发动进攻,你才能反击,你不能主动进攻。

  等到1949年的6月份,美国兵也撤了,美国军队是1949年6月全部撤离的朝鲜半岛,7月份金日成又策划了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计划,交给苏联大使转到莫斯科,后来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了会议,答复也是不行,你不能在朝鲜采取武力行动,还是要和平统一。当然他也找了毛泽东,4月份派人到北平找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讲,武装夺取政权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条道路,你这做得很对,但是你这不能着急,我还没有统一呢,等我统一完了,我把部队调到北方,帮着你打南朝鲜。

  等到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金日成就着急了,又给毛泽东发了电报,你说的,你统一完了,就帮着我统一,你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你看我这儿还不行呢。这样毛泽东就很难办,原来毛泽东不想那么快宣布新中国成立,是苏联一个劲儿地催,说你整个大陆半壁江山拿下来了,你赶快成立,你不成立政府我们很难办。

  因为苏联原来跟国民政府有外交关系,现在国民政府也没有宣布垮台,你这新政府不成立,让我怎么办? 我是继续跟国民政府发生关系,还是跟你们。所以你们要赶快成立。那会儿毛不着急,后来没办法,苏联催了几次,就在10月1日成立。那时候西南共产党都还没有控制,更别说西藏,毛就没有答应(金日成)这个要求,他也没有办法跟金日成说,他就找斯大林去了,他给斯大林发电报,说金日成要打南朝鲜,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11月5号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电,说关于朝鲜的问题,我和你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金日成还很年轻,不懂事,这个工作我来做,你就不要操心。

  我们看这个电报来来往往,一直到12月底,苏联都是反对金日成在朝鲜半岛采取武装行动,突然的,也就是1个月,到了1月底,斯大林给了一个电报给苏联大使,说请转告金日成,我同意他的计划,但这件事情要做得非常缜密,不能冒任何风险,让金日成到莫斯科来,我亲自跟他谈。后来第三天,2月1号他又发了电报,说昨天说的事非常秘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中国人),毛泽东现在还在这儿,金日成不要来,等毛泽东走了再来。

  后来毛泽东走了,金日成就来了。这个事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事,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得苏联整个在远东的战略基地不复存在,什么战略基地?就是出海口和不冻港。从俄国开始,苏联在亚洲地区、远东地区就是为了争取出海口和不冻港,修中长路也好,租用旅顺港也好,都是为了这个。所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签订,苏联整个在亚洲的战略意义就没了,只有依靠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采取了新的战略方针,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现在没有时间特别讲。

  从毛泽东这段访苏的情况看,他和斯大林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他逼迫着斯大林做了很多让步,但是斯大林决定发动朝鲜战争就是对中国的报复,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的结果。但是后来毛泽东决定要出兵朝鲜,为什么一定要出兵朝鲜?大家都反对,就他一定要出兵朝鲜,主要是挽救《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因为别人心里可能不知道,但是毛泽东心里非常明白,他访苏是得罪了斯大林,当然开始斯大林是得罪了他的。所以能够挽回中苏关系,把中苏同盟重新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只有中国参战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实践证明后来也是达到了这个目的。

  1957年第二次访苏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斯大林去世以后,从1954年10月份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开始,到1957年底,三年时间,中苏两党的地位发生了非常大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化,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是当然的领导人、老大哥,不可动摇,但是斯大林死了以后,特别是苏联经历了宫廷内部的斗争,因为赫鲁晓夫上台也是很曲折的,再加上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1957年6月反党集团事件,经过这三件事,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上升,三件事非常明显。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是揭开了盖子,捅了篓子,说批斯大林是对的,但是你这个批法不行,第一,不和我商量,你没有跟我们商量,自己就想批。第二,你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斯大林从一个神一下变成一个罪犯,谁都接受不了,当时在苏联党内造成多大的混乱。

  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时候,会议大厅里鸦雀无声,报告没做完,两个人当场休克,波兰共产党总书记贝鲁特心脏病复发,就死在莫斯科了,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所以苏联党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东欧各国,包括中国,整个思想一片混乱。后来是中国共产党出来,政治局写了两篇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这个文章发表以后,确实对稳定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情绪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篇文章出了以后,苏共中央印了20万册,全党学习。第二篇文章出来更不得了了,印了100万册。原来都是全世界共产党学苏联共产党的文件,现在是苏联共产党学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地位发生了变化。而且到 1957年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哲学博士考试,前提条件是你有没有读过毛泽东的实践论,如果没有读过,就没有考试资格。现在我们外交部档案,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

  那时候东欧各国的思想非常活跃,批斯大林以后,双方在争论什么问题,最后争论不下去的时候,就一句话结束,就是我们等等,看看中国共产党怎么说,看看毛泽东同志怎么讲。再有,波匈事件的实质是什么?实质问题是赫鲁晓夫处理不了东欧的事,请中国帮着处理。1949年斯大林和刘少奇在莫斯科会谈的时候,曾经有个君子协定,说以后苏联共产党管欧洲革命,中国共产党管亚洲革命,毛泽东当然很高兴,好歹也管着十几个共产党。后来真的是,到1955年的时候,越南给苏联写信,说以后是不是就不要再通过中国,越南想跟苏联发生直接的联系,苏联都拒绝,说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不是我们的事。

  但是到了1956年就出了这个问题,欧洲的事苏联管不了,波兰出事你管得了吗?匈牙利出事你管得了吗?管不了,赫鲁晓夫没有经验,办事又莽撞,请中国共产党。波匈事件的时候,刘少奇坐镇莫斯科,当然刘少奇也得请示毛泽东,1957年1月份波匈事件过去了,东欧的反弹情绪非常大,赫鲁晓夫没有办法,治不住这个,求毛泽东,你能不能到苏联和东欧来一趟,毛泽东回电,说就不用我去了,周恩来去就行了,把周恩来派去了,周恩来一会儿布达佩斯,一会儿华沙,一会儿莫斯科来回跑,最后就平息了。

  后来赫鲁晓夫非常佩服,他们觉得还是中国共产党厉害。这事过去不到半年,苏联发生宫廷政变,因为赫鲁晓夫把那些人打下去,他提拔了很多年轻干部、中央委员,直接威胁到这些老辈的地位,像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塔卡洛维奇等等这些人,而且他们在方针政策上跟赫鲁晓夫也有分歧,他们趋于保守,赫鲁晓夫老想改革这、改革那。到8月份苏共中央政治局就要改选,所以保守派非常担心,6月份在一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突然宣布说罢免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都蒙了,本来这个位子是总书记坐的,赫鲁晓夫说你怎么坐在这儿了,这是我的位置,说你先坐在这儿,坐下以后,今天会议议程是讨论罢免赫鲁晓夫总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这人有小聪明,你不是罢免我吗,你得容我检讨,我有错误,我要求检查,你不能不让他发言。赫鲁晓夫检查特别长,没完没了,下班了还没完,说我明天接着检查,人家也没有办法,那你明天接着检查。

  半夜他给国防部长朱可夫打电话,说你立刻派直升飞机,把所有的中央委员连夜调到莫斯科。第二天清晨政治局正开会,200多中央委员把克里姆林宫给包围了,要求召开中央全会,罢免总书记只有中央全会才有权力,政治局没有这个权力。朱可夫往克里姆林宫门口一站说,没有我的命令,我看谁敢出去,没办法,就召开了中央全会。

  一召开中央全会,这些元老都成了反党集团分子,出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第二天就公布,这一公布又像一颗炸弹投在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都不能理解,像莫洛托夫跟列宁一块参加十月革命一块起来的,怎么就成反党集团了呢?马林科夫原来是斯大林的秘书,斯大林去世以后是名义上的接班人,后来被赫鲁晓夫玩点阴谋弄下来了,怎么都成反党集团了,大家都不能理解。过去做法是,一见事,苏联只要一登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见报,这次就不一样了,苏联登了报,苏联揭出了新的反党集团,各国都没有反应,大概只有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吧,其他国家都没登,等着中国,说中国不说话,我们也不能说话。赫鲁晓夫一看这事麻烦了,马上派米高扬,说你赶快到北京去一趟,无论如何毛要支持一下,他不支持,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乱了。

  后来米高扬就来了,毛还没在北京,坐飞机又到杭州去见毛,谈得非常好,谈了8个小时,谈完了毛说,我支持赫鲁晓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做得对,我们不能允许这种非组织活动等等,讲了一通,米高扬说,你不能光这么说,得见报,要不然我们也受不了。毛跟刘少奇讲,通知明天见报。米高扬非常高兴,坐飞机就回去了,当时阎明复陪着他去的杭州,米高扬是连夜回去的,天气还不好,米高扬在飞机上说,我总算完成任务,就算飞机摔下来我也认了。中共一登报,其它各党都跟着登报,这个风波就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中共的地位在1957年的时候已经越来越高,这时候发生了这么多事,很需要共产党开一个大会进行总结。

  赫鲁晓夫很想利用11月7号十月革命节的时候,各国共产党都去莫斯科,然后开一个世界共产党领导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在这个会议筹备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几次让苏联大使派人来,想听毛泽东去不去这个会,因为这次率团如果不是毛泽东的话,他就觉得这次这个会开的就没有意思了。他几次问,毛泽东一直没有答复,开始说看情况吧,又是11月,毛泽东说天太冷,我怕感冒,不去。

  赫鲁晓夫非常担心,一直到9月份,9月份发生了一个事,我不知道这俩有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很可能有直接联系,就是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技术。原来苏联一直不同意,从斯大林开始,刘少奇去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炫耀地给他看了一场电影,后来毛去了以后,说原子弹很厉害,斯大林说那看场电影吧,毛泽东在火车上就讲,原子弹太厉害了,我们一定得搞。后来派人联系,苏联就捂着盖着,说这个不能看、那个不能看。赫鲁晓夫改了,但是也是给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援助技术。

  一直到9月份,赫鲁晓夫突然通知中国,说你们可以派代表团来谈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中国提了好几次,苏联婉言拒绝,也可能毛一下高兴了,行,我去吧。赫鲁晓夫一听毛泽东来,非常高兴,开始做精心准备。外交部档案馆来来往往的电报,讲原来苏联设计好了,在莫斯科的机场毛要发表机场讲演,然后夹道欢迎,从机场一直到克里姆林宫,毛去了以后,说不行,你们那儿天太冷,我坐不了敞篷车,我直接坐车到住处。

  那时候飞机不能直接飞到莫斯科,到伊尔库茨克,人家到国境来接,毛连飞机都不下,说外头天冷,我就不下去,你们谁要看我就上来,人家都登着上飞机了。他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有些生活细节没有搞好,毛泽东很不高兴,这次赫鲁晓夫特别注意,专门请汪东兴打前站去了一趟,说我知道主席怕冷,所有共产党代表团都住在列宁山,那是别墅区,但只有把主席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沙皇的寝宫,到会场不用经过露天,里面有一条走廊直接通到礼堂,免得主席感冒,带着参观。汪东兴讲,赫鲁晓夫同志你得把沙发床换掉,主席不睡沙发床,主席只睡木板床,然后就改成了木板床。然后汪东兴看厕所,说这马桶也不行,要改成蹲坑,赫鲁晓夫说,我们没见过蹲坑。后来我问阎明复,苏联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苏联人有智慧,弄了一堆砖头、沙子,把马桶周围盖起来了,搭了个台阶,就留了一个窟窿,说主席蹲在这儿就行,照顾得无微不至。而且非常特殊。

  莫斯科会议,所有人的发言都要提前交稿,按照苏联开会的程序,得提前交俄文稿,因为你发完言,当天晚上莫斯科电台就广播,第二天见报,只有毛泽东即兴发言,而且一口湖南话,很难听懂。我是看的一个苏联秘书的回忆录,他说我们最头疼的就是毛主席讲话,他又没稿子,当时信口开河就那么讲,这么边记,记完了翻译,翻译完了还得送电台,第二天就要见报,又怕出错。而且毛开会,人家都在台上,他讲话就坐在后头,说今天我这腿不太好,就不上去了,大家都得回头看他。毛这次访苏确实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包括对政治文件的准备,苏联也是几次来找中共,毛也是几次说,不着急,这个会推迟开。

  最后毛讲,这个会要先搞好文件,要达到都能通得过,你们去准备吧。苏共就准备文件,准备完了以后,还得专程送到北京来,让毛看,同意不同意,毛把邓小平和胡乔木叫过来,说你们先拿去改改。我看他召见苏联大使的记录讲的也很有意思,说文件起草的还很不错,总的来讲没有大问题,就是太长了,砍掉一半,然后再增加几条,回去改去吧。

  你看所有这些,虽然表面上还是苏联,当时提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实际上苏联办什么事都是听毛的,毛要是不发话,赫鲁晓夫什么事都办不成。包括他到了莫斯科以后,当时处理跟南斯拉夫的关系,这也是比较复杂的事,1955年苏南和解了,但是波匈事件以后,苏联出兵以后,纳吉躲到南斯拉夫使馆了,这样苏联就不能抓这个人,然后就找铁托,说要让他出来,铁托说,你要保证不能伤害纳吉,要不然我的威信就没了。

  后来苏联说我们保证,给他送到第三国,不伤害他。结果纳吉一帮人刚从南斯拉夫使馆出来,苏联就把他塞到坦克车里拉走了。铁托非常气愤,说苏联人说话不算话,跟赫鲁晓夫就掰了,掰了以后,莫斯科会议就不来。赫鲁晓夫非常生气,毛泽东出面来安抚南斯拉夫,当时卡德尔和德热拉斯去的,还有波兰人,因为波匈事件以后,波兰人哥穆尔卡对苏联也很不满,也是毛出面做工作,所以很多事情赫鲁晓夫解决不了,就得靠中国共产党,靠毛泽东出面解决。在整个开会的前前后后,赫鲁晓夫就像个跟班似的,跟着毛泽东到处跑。表面上这个会议是在莫斯科开,苏联是主人,我看背后的导演就是毛泽东。

  有一个现象让大家很不理解,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坚持一个口号,叫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在这之前苏联跟中国人商量,说以后不要提这个口号,我们以后不能为首了,中国不同意。后来苏联说,要不然以中国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也不同意,说不行,就是以苏联为首,赫鲁晓夫说这样不妥,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毛泽东说就这样。把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别人也不接受,像哥穆尔卡也不接受,苏联还有什么资格领导,毛就跟他解释,从整个毛的解释来看,其实毛讲的是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以谁为首谁就要负责,有什么事都要找他。谁有实力谁才能为首,毛泽东讲了,美国人不怕我们,怕苏联,因为苏联有原子弹。给各国援助,要是以我为首,得我援助,还是苏联为首,他有钱。中国是不能为首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个政治大国、人口大国,但是在经济上还不行,意思就是中国实力不行,所以中国不能为首。

  毛后面还有一句话,以苏联为首是以苏联为首,但是中国还有一句话,叫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赫鲁晓夫这个红花再好,也得靠我这个绿叶扶持啊。给我产生这样一个感觉,毛泽东是不要以中国共产党为首,但是他要垂帘听政,什么事你先在外面支应着,你负责,但是最后决定权是我的,实际上也是这样,1957年底之前,双方大体上就形成了这样的关系,包括毛和赫鲁晓夫本人,还有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

  这次毛泽东访苏实际上起了两方面的作用,刚才我讲的这些大家可以感觉出来,中苏关系已经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了,提前一个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协定,再加上莫斯科宣言,就算中苏政治上的合作,中苏关系达到了一个顶点,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重大的问题,这个重大的问题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他们的政策开始发生分歧,莫斯科会议的前提大家都认为是一致的,整个国际形势非常好,社会主义阵营蒸蒸日上,那会儿报纸上天天登的就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苏联是1957年人造卫星上天,那会儿美国还没有,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兴奋,觉得这个形势太好了。

  这么好的形势,下一步政策是什么呢?中苏开始发生分歧了,赫鲁晓夫认为,既然我们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我们更应该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我们不通过战争就能战胜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你看我发展这么快,我们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靠力量就能够战胜他,并且在谈判桌上我们也有实力。
  所以他要继续坚持和平竞赛的外交方针。但是毛泽东的想法恰恰相反,毛泽东说,既然我们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还跟他谈什么,打就完了,说敌人不打是不倒的,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必须要打,通过革命的手段,通过武装打败他,既然你的力量这么强大,还谈什么,所以什么“绞索政策”都是在这样的观念下提出来的。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

  这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没听懂,说毛主席怎么了,死3亿人不算什么,下面喝茶的时候都议论纷纷,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拿着咖啡直哆嗦,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 000万啊,都不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毛的这次发言,我说的是11月18号即席演说,关于核武器这个吓倒了一片人。后来很多东欧国家不再跟着中国走这是一个最主要原因,毛泽东提出的政策他们认为太具冒险性,太具战斗性,而东欧的很多国家不愿意打仗,这个跟苏联是比较一致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明显地干预别国的党内事务,这个是原来中共坚决反对,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反对苏联的老子党,实际上1957年毛泽东最典型的体现出他是领导人了。举个例子,原来他让苏联人写报告,实际上就是《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宣言》里有这么一段话,讲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前前后后怎么回事。

  毛看完以后不高兴,说这个话以后就不要提了,这是你们党内的问题,不要在国际会议上讲这些,特别是不要再批评那些老同志了。后来人家回去就给删了,这段就没了。18号毛泽东讲话,讲着讲着突然来了一段:同志们,下面我谈谈团结的问题。最近苏联共产党发生一件事,出现了一个反党集团……,就开始讲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他讲的是我们是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的,赫鲁晓夫同志做的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懂得团结,你看我们,王明反党,我们照样把他留作中央委员,他说这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呢?米高扬7月5号到杭州找毛的时候,开始中国的意见是不要把这些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但是米高扬说我们已经开除了,没法变了,后来主席说那就算了吧。所以毛在这个会上又重提,说中国保留了王明的中央委员的职务。这让苏联人非常反感,你不让我们讲,你到会上讲,我们不能讲我们党内的事,你可以讲我们党内的事,成何体统。毛泽东话没讲完,赫鲁晓夫一下站起来了,直视毛泽东,瞪了毛泽东一分钟,全场就这么看的,一扭脸他就在走廊上来回走,也不坐回去了。

  这时候卡德尔写了一个纸条给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另外一个,写的是,中苏两党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了,卡德尔这个话说得很对,看得很准,因为这个事不是简单的关于团结的问题,也不是反党集团的事情说不说的问题,而是你在一个国际的会议上,来随意的评判另一个党内的事务,而事先你又让这个党不要讲了,什么意思?所以苏联人非常不满,这样也造成了中苏两党,特别是领导人之间一种内在的冲突和矛盾。虽然表面上非常好,毛泽东也非常高兴,后来坐飞机回来,在中共政治局党内开会,毛也是非常满意,除了个别的问题,就是关于和平过渡,搞了个备忘录以外,其他的他觉得都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在这背后就隐藏着中苏之间一种内在的分歧,特别是中苏两党地位发生变化以后,直接威胁到同盟是否能够持续下去,除非苏联认了,原来我老大,你老二,现在你当老大,我当老二,这个同盟还能继续下去。到了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膨胀了,赫鲁晓夫地位也稳了,连续三年农业丰收,再加上人造卫星、核潜艇,苏联那会儿不得了,赫鲁晓夫还得当老大,这样中苏两党必有一战,从莫斯科会议以后,中苏关系开始走下坡路。

  这就是我讲这两次毛泽东访苏大体上的过程和结果,大概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论:第一次访苏为了结成中苏同盟,后来也签订了条约;第二次访苏是中苏同盟走向破裂的一个开端、一个起点。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沈老师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他讲到了中苏同盟,以及毛泽东两次访苏,与苏联的关系,实际上毛泽东的访苏以及与苏联的关系是中国现当代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毛泽东访苏之后中苏结成了同盟,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就是苏联模式,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到今天我们还可以找到当年中苏同盟苏联的一些影子。沈志华老师讲课非常精彩,也很生动,披露了很多毛泽东访苏鲜为人知的一些内幕,以及两个大国背后的一些较量。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沈老师的讲课表示感谢!下面用一点时间可以给现场的听众提问。

  提问:很高兴今天听到沈老师的精彩讲演,我有一个问题请教沈老师,毛泽东赴莫斯科的途中保卫十分严密,听说是北京到满洲里边境的铁路线站的都是解放军,国民党也曾经刺杀毛泽东,我想请教沈老师,确实有此事吗?

  沈志华:毛泽东去莫斯科的保卫非常严密在档案文献中是有记载,你说国民党刺杀,我没有看到文件,而且我到台湾去看国民党的档案也没有看到,是不是有,我现在也不能确定。

  提问:沈老师今天说到第二次去苏联,毛主席还有一句在我们青年人中流传很广的一句话,他和苏联留学生见面的时候说,世界终归是你们的。我希望您从更多史料的角度讲一下,这句话他为什么会提出来,为什么会流传很广。像我在20年前读初一的时候,我们中学的老师也用这句话来激励年轻人。第二个问题,刚才主持人也说到,这种苏联模式如果从大学来说,原来那种专业教育的模式有很大缺陷,现在要往通才教育改,我们怎么看这两者的关系,您也是华东师大的老师,非常感谢。

  沈志华: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那个时代也是非常受毛泽东这段话的感召,因为他主要是对年轻人讲的,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他为什么要这么讲,有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吗?他见的是当时一批中苏的留学生,期待着他们回国,因为当时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共产党自己能够信任的知识分子是没有的,不是国民党留下的就是日本人留下的,这个都不能信任,他只有马上派人出去学习,就是这批人,差不多到1957年学成要回国了,指望着他们将来参与中国的建设,所以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是很正常的。至于你说学苏联的教育,这个当然是了,我们从1952年院系调整,然后就开始贯彻苏联的学制体制,一直到现在。但是我觉得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苏联那套东西,从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教育可能是最失败的,不但没有把原来苏联的那些弊病、措施修正过来,反正增加了很多新的问题,现在在我看来是一塌糊涂。

  提问:沈老师您好,关于毛泽东的第一次访苏,当时美国《时代》杂志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细节,说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随行带了很多礼品,据说有15车之多,里面包括一些从北京故宫博物馆收集来的历史文物,但是我还看到一些资料说,这些礼物中还包括像白菜、大葱这些在现在看来很不可思议的礼物,关于这些礼品您有没有一些有趣的历史细节给我们讲述一下呢?
  沈志华:毛泽东的礼单是有档案文献,我没有发现有故宫的文物,有很多象牙雕刻的东西,刺绣,中国的工艺品,景泰蓝,细节在档案里都有,我觉得都是一般的,至少我在档案当中看到的是这样。你说白菜、萝卜,那个是有,毛文稿里就有,毛泽东命令山东省准备几车白菜、萝卜,他为什么要带白菜、萝卜去,我也挺纳闷,而且从北京一直开车开到莫斯科去,我想很可能跟米高扬访西柏坡的一段细节有关系,因为米高扬访西柏坡的时候要吃鲜鱼,当时没有,他讲苏联冬天特别冷,什么新鲜的蔬菜、鱼肉都没有,我想是不是毛泽东听了这句话,就给他带去了白菜、萝卜。

  但是苏联给中国代表团的礼单也很珍贵,我也看了那个礼单,给毛泽东吉姆牌小轿车一辆,给周恩来一辆,还有金烟斗、金烟盒,都是金的,就连司机、秘书都有份。我看了看,还是苏联的礼物比较值钱。

  提问:当年对于朝鲜战争,斯大林最初是不支持金日成打到南朝鲜的计划,但是后来苏联变成支持金日成,因为当时中国是要求苏联支持解放台湾,而金日成要求苏联支持解放南朝鲜,在这中间斯大林变过来,后来变成支持金日成解放南朝鲜,而不支持中国解放台湾。苏联本来从不支持,到后来支持金日成,这里的因素是为了对付美国,因为美国当时想让中国对付苏联,而斯大林为了打破美国的企图,是不是支持金日成解放南朝鲜来离间中美之间的关系。您能否把这当中的关系再详细说一下。
  沈志华:这个事说起来非常复杂,可能没有时间全面的讲。我把结论说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材料我先纠正一下,不是斯大林跟金日成提供说美国不会出兵的这个消息,苏联是截获了美国一些情报,而且美国确实有这个预案,一旦在朝鲜半岛发生了战争,美国就撤离朝鲜半岛,守住日本海,这是二战以后美国国防部就做过这个决定。但是后来美国人变了,新的情报苏联人没有得到,所以导致了斯大林和金日成都陷入到一个误区,他们认为发动战争以后美国不会干预,实际上美国干预了。

  斯大林为什么要改变,背景很复杂,在一个月之内发生的这种变化,主要是针对中苏同盟条约来的,中苏同盟条约的结果是苏联要失去中长路和旅顺港,这就表明从沙皇俄国人开始,俄国人一直努力在亚洲和太平洋有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就没了,怎么办?他想用朝鲜半岛的港口来替代旅顺港,来解决它在太平洋的不冻港和出海口的问题。
  所以这场战争不管胜败,斯大林都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他在跟毛泽东签订关于长春铁路和旅顺港条约的时候,其中有这么一条,一旦远东发生战争,或者有战争危机的情况下,苏联还是可以使用旅顺港,后来真的是这样,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僵局,苏联应该从旅顺港撤军了,周恩来到莫斯科去,说你们不能撤,你们一撤我们就没有力量来防守。斯大林当时就说,不是我不撤,是中国人不让我撤,就再签个协定。

  这个协定签了就惨了,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没有时间限制,实际上斯大林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后来是因为赫鲁晓夫要跟毛泽东拉关系,是苏联主动交回了旅顺港。所以我判断主要目标是这样,为了出海口和不冻港发动这场战争,而他的判断是这个战争没有大的风险,他得到情报是美国人不会干预,他把答应给中国所有的军舰和飞机给了金日成,这就是4、5、6三个月周恩来屡次跟苏联打报告,而且周恩来已经说了这个话,我们6月份占领舟山,8月份占领金门,来年春天打台湾,所以你必须把答应我们的飞机、军舰提前两个月送达,结果苏联一件都没有给,为什么?都给了金日成,我想这也是斯大林报复毛泽东的一个手段。

  所有这些事其实毛泽东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他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得罪了斯大林,其实他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我想他跟斯大林心里都清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一张纸,如果双方没有战略性调整,这真的就是一张废纸。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大家都分析了很多原因,我觉得都站不住脚,比如毛泽东派兵打朝鲜是为了国家安全。不对,为了国家安全有一个前提:出战必胜,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的安全。但是恰恰那会儿所有人不愿意出兵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胜利的把握,出战不一定能胜利,如果你打败了,反而引狼入室,本来人家美国没想打你,你出去打人一下,被人打回来了,人家跟着就追到沈阳了,怎么办?

  所以中国出兵,毛泽东不是为了国家安全,如果他是为了国家安全,他就不动了,不动是最安全的了,所以他不是为了国家安全,你说是为了帮助朝鲜,当然结果肯定是为了帮助朝鲜,但动机不一定就为了朝鲜,为了朝鲜,至于这样吗?其实就是为了苏联,为了苏联潜在的背后还是为了自己,因为当时能够帮助中共,能够稳定这个政权,能够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同时搞经济建设只有苏联,所以毛那会儿就是为了要挽回跟苏联的关系,他当然知道现在出兵对中国非常不利,中国没有这么准备,武器又不如人,这些材料都非常详细。但是他不这样做就彻底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中苏同盟条约就形同一张废纸,没有人再来帮你,所以他只能出兵。

  出兵的结果,我认为毛泽东的目的也达到了,几个重大的问题,第一,苏联的空军,当时金日成、斯大林,我看了很多苏联国防部的档案,当时军队的调度,飞机什么时候开到哪,准备多少炮弹非常详细,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他就是跟周恩来说,我还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他不信任你,他不知道你是真的出兵还是假出兵,中苏在黑海谈判的时候,双方都是在猜对方,斯大林说,空军准备技术性非常难,说你们陆军先去,两个月以后我们空军上。周恩来说,这哪行,我们出去了,两个月以后你们不来怎么办。说这样吧,我们加强准备,我们等你们两个月,咱们一块儿去。斯大林想,这不是玩儿我们吗,我们一块儿去,你出去了可以回来,我们出去了怎么办?双方最后达成协议,放弃北朝鲜。毛想了一夜才想通了这个扣,所以他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也出兵,结果中国出兵,10月 25号打了以后,三天后斯大林下令,苏联空军立刻出动,而且越过鸭绿江,你说毛的目的是不是达到了。而且后来在朝鲜战争当中的重大问题,比如志愿军谁指挥的问题,铁路谁管理的问题,越过三八线以后是否南下的问题,都是中朝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分歧,斯大林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派专家给中国经济援助。毛泽东出兵朝鲜就是一个赌,他赌着了,斯大林答应了他所有要求。这就是我对毛泽东访苏,中苏同盟,到朝鲜战争整个关系的理解。

  主持人:沈老师的解答也很精彩。刚才提问的这位老先生是原来新华社副总编辑。看来大家对朝鲜战争的兴趣还是比较大,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请沈老师专场给我们做这方面的讲座。由于时间关系,下面请最后一位提问。

  提问:因为我知道,毛主席第一次访苏的时候进入东北,高岗给斯大林带去了很多礼物,毛主席一进入东北境内,看到很多关于高岗的语录和高岗的照片,毛泽东很反感,结果就把高岗给斯大林送的礼品全给卸下去了,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细节。第二,我想知道毛泽东在第二次访苏的时候,和苏联领导人讨论原子弹的问题,我记得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个人吵起来了,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就会拿人多讲事,为什么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听到这个很害怕呢,人家才两、三千万人口,所以有些专家讲,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个都是民族主义者。

  沈志华:毛讲的这段话,我们不能从死多少人他不在乎这个角度去看,因为当时这个讲演并没有公布。当时双方都给压下来,一直到1963年的时候苏联才把这个讲话在报纸上登出来了,当时赫鲁晓夫指责毛泽东是个战争狂人,后来中国也把这个文件在外交部文选上登出来了。我看过原来俄文的记录和中文的记录,其实意思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也问过李越然,因为当时这段话是李越然翻译的,我就问李越然是不是翻译错了,为什么导致人家这么理解,说死多少人没有关系。他说没有,我就是按照毛泽东说一句我翻一句,其实我们看毛泽东的话多了以后就能知道,他不是讲中国人死多少人没关系,他讲的意思是,革命就要有牺牲,就要有死亡,要斗争就要死人,核战争就是人死的多一点罢了,但是不死人,不斗争怎么能打败帝国主义,他是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理解这个人首先要确定他不是说死不死人没关系,否则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说你们国家死一半人都没事,这恐怕也很难符合他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内心。

  但是,这种观点现在看起来是站不住脚的,就是要通过战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别是达到他设想的革命的目标,在6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能接受,但是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可以理解赫鲁晓夫的想法是比较现实的,为什么赫鲁晓夫讲没有核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就是因为长崎和广岛那两颗原子弹的后果是在十年以后人们才知道,日本死了很多人,出现很多怪病,人们才发现原来是十年前那颗原子弹爆炸造成的结果,还有日本海死了很多鱼。那时候我看了一个文件,苏联科学家专门给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以后不能发生核战争,核战争就是毁灭人类,他们陆续才有这样的想法,而当时中国领导人不懂这个,在毛泽东的脑子里,核武器就是爆炸量大一点而已,挖个山洞就可以躲过去。现在我看没有人再干这种傻事,说打原子弹没事,这有一个时代的问题。

  主持人:今天的大讲堂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热心的听众,也再次感谢沈老师的精彩演讲。

    来源:《文史大讲堂》系列讲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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