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专稿部分的文章主要想让大家看清一些问题。这期文集就以柳祥平的文章题目为大标题。如此不均衡的改革,已经明显地看出了它的弊端。因此,本网第一次将文章顺序做一调整,专稿部分全是财富分配和权贵贪腐的问题。如果三十年改革只是朝着贫富分化的道路迅跑,那么这种改革必然遭到人民大众反对,必然违背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必然出现各种社会危机。如果不校正改革中出现的偏差,不打击贪腐势力,不矫正错误的思想理论,人民群众也不会满意。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不能只为少数人分享,因此,调整肯定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方向。这种方向有两个,要么执政党向共产党的根本回归,重新获得群众基础,要么被新生政治力量所替代,出现更复杂的局面。何去何从,执政党要认真考虑和选择。】

改革为什么让人如此心寒

中国社会巨额的财富哪里去了?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2011年2月25日

目录

特稿

仲大军:中国海外投资遭受重大损失

德国之声:利比亚动荡直接涉及中国利益

专稿

新华网:万众炮轰“退休双轨制”!

人民网:被博导们专包的女博士

记者:中国社会巨额的财富哪里去了?

柳祥平:改革为什么总是让人心寒

冼岩:听说秦晓逃到香港

韩德强等:就秦晓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致两会的公开信

罗昌平:越南女难民李薇怎样炼成中国高官公共情妇?

香港苹果日报:十八大前战剑拔弩张 刘志军下台只是前奏

甄理:揭露国企“资产划拨”之后职工下岗之谜

李承友:一位已全家移民美国的国企老总自白

苏中杰:揭开伪自由主义的真面目----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种部队

安康:艰难世事教你静坐养生 越坐越健康

2011年网上最新最火的段子

上网必知的18个词汇

王杨慧:彭培根先生庐山之行纪实——世界上最具创意的大讲堂

彭培根:对余静赣创办江西美术专修学院的感想

经济与社会

曹军:中国宏观经济战略分析报告

田忠国: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及应对之策

华尔街日报:中国的天量货币是如何创生出来的?

张庭宾:CPI权重调整小技巧掩盖不了通胀真实

崔宇:利比亚骚乱、油价和中国的汇率选择

薛涌:下一次石油危机的来临?

法广:20国集团就衡量经济平衡指标达成共识

钟南山:广州负债2100亿元办亚运

水煮花生:见树不见林,房地产将受重创

经济参考报:北京人口规模超过环境承载极限

杨芳洲:GDP全球第二,利耶?害耶?

周子勋:中日GDP差距依然很大

王羚: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高引争议

华生:废掉国企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是骗人

杨晓陆:也谈买办刘志军被双规及高铁亏损问题

卫报:新一轮互联网泡沫乍现?

胡尧熙:中国为什么这么贵?

上海物价对比美国物价

星岛环球网:高铁出海下一站首登欧洲进入英国

杜峻晓:铁路工程师为何不愿坐高铁

路透社:中国水污染严重 未来治理将耗巨资

颜昌海:中国崛起为19世纪末的德式崛起?

陈一文:转基因大豆玉米发现怪异生物

加藤嘉一: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美东:评加藤嘉一《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张新光:研究小农经济理论的政策含义和现实关怀——回应丁长发博士的质疑

赵 跃:一个公式 二种危机 三项措施

政治历史文化

中国工人(共产)党:就目前局势发表的声明

叶继涛:纪念华国锋诞辰九十周年

习近平:我的从政之路

明镜月刊:习母能力超人,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王储”

万延海:给于建嵘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连线杂志:美国也怕骨牌效应 立法授予总统在必要时关闭互联网

齐泽克 等: 欧美左派看中东

马丁·沃尔夫:美国实质性的阻挠埃及走向民主

刘中民: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当代埃及社会历史发展

袁刚:改革阻力,利益集团还是意识形态

张洞生:推动社会进步和转型的是社会中间阶层

章立凡:辛亥百年:还在走向共和

金复新:我支持复兴帝制 家天下比民主好万倍

金复新:中华传统政治体制才是最成熟最民主的政治体制

张星水:学贯西中 恪守中庸

李明:什么才叫“扎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田忠国:蔡定创呼唤中国学派的本质是拯救资本主义

余英时:“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

王西麟:反思“东方红”

罗荣炳:炮弹“开后门”的战争

纪彭:吴新潮回忆父亲吴法宪

丁凯文:《邱会作回忆录》述评

司马亮:1950年林彪建言援朝:屯兵于朝鲜北部是上策

沈志华:毛泽东访苏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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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投资遭受重大损失

仲大军

2011年2月26日

     随着上万名中国工作人员从北非撤出,这意味着中国在此地上百亿美元的投资将毁于一旦。光是一个利比亚,中国的石油部门投资50多亿美元,铁路部门投资50多亿美元,其他企业投资几十亿美元,总投资折合人民币约上千亿元。

    如今,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遭到了巨大损失。北非的巨变,使中国的海外投资突然梦醒。中国从来没想到海外投资具有这样大的风险。

    然而,仅在2010年,中国投到非洲和南美的资金就高达上千亿美元。2010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超过了世界银行,达到1050亿美元,直接投资额也跃上了一千多亿美元。然而,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风云突变,中国的海外投资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这是国际间的一场政治预谋,还是突发的偶然性?中国方面从来没有预想过。北非的政治变动,应当使中国惊醒了!正当中国将希望转向发展中国家时,这些国家的突变完全打乱了中国的算盘。

    毫无疑问,一场巨大的围剿(政治的和经济的)已经开始了。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已经来临。中国如何应对这场经济的和政治的挑战,将是当前的最大热点。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2-26 16:02:40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德国之声: 利比亚动荡直接涉及中国利益 或分散投资重点

利比亚动荡直接涉及中国利益

德国之声

2011-02-25

    利比亚局势动荡不安,中国展开大规模撤侨行动。据媒体报道,至2月25日,已有大约12000人撤出利比亚,而当地中国人的总数约为36000人。此外,中国可能分散在非洲的投资重点地区。

    中国政府已经派出包括海军导弹护卫舰"徐州号"在内的运输工具实施撤离计划。这是北京方面首次派遣军舰参与类似行动。

    中国媒体曾采访了部分撤回人员,他们表示在利比亚东部城市图布鲁克一所大学的建筑工地工作,骚乱期间受到了武装暴徒的袭击。由于当地反对派力量与忠于卡扎菲的军队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地方官员劝告中国人撤离,并提供了相应的帮助。

    首批乘坐飞机撤回中国的224人中,大部分是在石油和铁路项目中工作的工程师、机械师及其家属。此外还有大约1000名中国公民跨越边境撤往突尼斯,或者乘坐轮船前往马耳他。希腊政府也在协助中国进行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撤离行动,大约有15000人将达成希腊客轮前往克利特岛,然后转机回国。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最近报道的数字,共有36000名中国人生活在利比亚,而其中三分之二的人目前仍在那里。中国商务部称,共有75家中国企业在利比亚开展业务,其中包括国企巨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该部发表声明称,利比亚局势导致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经济利益受到重创。中石油也表示属下的项目基地和运营场所遭到袭击,但并未透露损失的具体数字。在人身安全方面,商务部称有中国企业员工受伤,但迄今未有关于人员死亡的消息。

    利比亚危机是对中国在类似国家大举扩张投资的一次考验。近年来,中国在苏丹、利比亚等地进行巨额投资,主要项目是石油能源。但这些国家的政治形势会对投资带来潜在风险。2010年,中国与利比亚的贸易额达到66亿美元,比此前一年增长27%。

    《印度时报》报道称,中国正在努力加强与东部和中部非洲国家的关系,力求将投资重点从北非转移。2月23日,中国代表团与东非共同体代表进行了会谈。该报称,北京政府的政策转变一方面是由利比亚局势动荡所触动,另一方面,中国在非洲地区支持苏丹、利比亚等独裁政权的做法导致当地民众产生厌恶情绪。此前就有关于中国人员在安哥拉和苏丹遭到袭击的报道。而北京政府则力求防止北非地区民众对于中国的不满扩散到非洲其他地区。

    上周,中国外长杨洁篪刚刚对五个中非国家进行了访问,包括津巴布韦、加蓬、几内亚、多哥和乍得。根据官方数字,非洲作为一个整体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在2002年到2003年之间,中非贸易额迅速翻番,达到185亿美元。而在2008年,更是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510 亿,进口560亿。而中国从非洲的进口贸易几乎全部来自盛产石油国家,如安哥拉、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刚果共和国以及苏丹。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1-02-25 12:01:58 +0800 收件人: "huxingdou" <huxingdou@gmail.com> 抄送:"zdjun" <zdjun@263.net>,  标题: 感谢王荣均老师转来很好的文,

万众炮轰“退休双轨制”!

新华网

    当下,网络世界,民意沸腾,不平声起,万炮齐轰最具中国特色制度意义的官民“退休双轨制”。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对其进行愤怒声讨与批判。就在本届两会召开前夕,由官方网媒人民网发布的两会期间最受网友关注的十大话题中,“养老保险”,以 57956票位居第一,成为公众关注之首。其中超过八成以上的网友怒斥“退休双轨制”。由此可见,这一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优越性”,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必须率先打开的维权通道

    所谓“退休双轨制”,就是官方为维护自身利益,搞了两套官民等级差别的游戏规则:一种是官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国拨”退休制度;另一种是社会企业单位的“缴费型”统筹制度。“国拨”就是从国库里拿纳税人的血汗钱来高薪包养退休官员及其僚属;“缴费型”就是纳税人自己从工作时起就开始用自己微薄的活命钱预支缴费,才能晚年低薪苟活。这就是最经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本质。

     在“退休双轨制”的区别对待下,公务员不仅退休金拿得极高,而且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全部让纳税人为其缴纳养老保险。相对而言,企业职工只能拿公务员退休金的两三成,却要多缴纳十几万的养老保险。由此可见,“退休金双轨制”体现的是最典型的中国特权等级与贫富差距的不公平政策。这种“退休金双轨制” 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资料显示,从 2000~ 2005年,全国机关退休金年均增长13.07%,同期企业退休金只增长 6.92 %。尤其从2006年7月1 日,公务员实行新的工资制度后,退休金有了大幅增长,尽管企业退休人员“连涨三年”,但涨幅过小,不仅没有弥合与机关退休金差距,反而越拉越大。今天,养老“双轨制”正成为社会普遍诟病,公众追求公平、 正义的必须率先打开的维权通道。

     眼下,一首直击“双轨制”要害讽刺诗,风靡网络:“本是同根生,贡献也相同,收入差三倍,何以论公平?”。如此官员僚属退休金“高薪养老”,而百姓退休金“低薪活命”,两轨道差距达3—5倍之多!多年来,成了一个“众矢之的”的话题。网友认为退休金“双轨制”就是最典型的造成贫富差距的歪政策,导致众多企业退休职工长期生活在贫困底线,网友纷纷呼吁废除有悖社会公平的退休工资“双轨制”。讥讽“执政为民”的当政者如此操纵天平,才是当今中国的最大集体腐败,这叫做“在国际上是史无前例、独树一帜的腐败”。   如此制度腐败,导致5000万企业退休人员以及企业退休高级工程师们愤满不易,并已引发了全国性的怒吼。今年两会,民众在忍无可忍的10多年中,最终发出了海潮般的咆哮!

“少数人通吃”法则已成为制度本质

    有网友发帖呐喊道:“退休、医疗等等方面的双轨制伤透了几千万企业退休人员的心!我们同样有学历、有职称,甚至有职级,为国企贡献了一辈子,为什么退下来只有人家的几分之一的养老金呢?我们强烈要求取消双轨制,还公正、公平于民。”今天我们那些由“为人民服务”,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特色制度安排中,不仅仅是退休双轨制,更有医疗双轨制。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查报告》数据称: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疗养院,每年开支约为500亿元。这笔特权制度安排大大挤占百姓医疗资源,每年特供给“红色贵族”们养生、享受消耗掉的巨额资金,足可挽救那些因无钱就医而死去的无数贫困者的生命。

    如此以来,在这样一种中国特色的体制安排中,制度的本质究竟体现了谁的利益,又为谁服务,不是已经昭然若揭了吗?那些创造社会财富的劳苦大众,一面要被捧出来作为“社会的主人”;一面却又把他们排除在社会服务之外。那些“满嘴跑火车”,大谈“学雷锋”、“讲奉献”、“艰苦朴素”、“为人民服务”、 “三个代表”的红色贵族们,哪个不是以“公家”的名义,住豪华宾馆、豪华别墅,坐高档轿车,以级别、权力大小不同,身边分别配有秘书、保镖、司机、医生、保姆、厨师、勤务人员等等,不仅为他们个人,且为他们家庭无偿服务。他们用“人民公仆”的金字招牌为“免费证券”,在一切社会资源领域“通吃”免费大餐。社会保障“少数人通吃”法则已经成为了这个制度的本质。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还要“谆谆”教导人民,即使总统下野也不能享有特权的崇尚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剥削制度”,而他们才真正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平。这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多么巨大的一种嘲讽。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税收大幅度提高,不能说政府手里没有钱。但各级政府除了把钱用于保障红色贵族利益阶层的享受消耗,还花于大建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政治工程”,甚至贪污腐败,挥霍浪费,以至于对百姓“生老病死”的现实疾苦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如今城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楼堂馆所林立,各地政府机关大楼修得比欧美等发达国家还要豪华气派。各级官员不仅暗地权力寻租,而且工资一调再调。他们吃喝玩乐、公费疗养,公费旅游,出国观光、各地考察,即使调息、养病、养老都由国家统包,大把、大把花钱,从不受纳税人的制约。中国社会的问题,恰恰就在于,一些公共政策在制订出发点上,就不是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保护垄断权力、财富的特权阶层。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不允许民主监督,舆论公开,阳光法案出台?

人民对社会制度公正性的渴望

    中国除了退休、医疗等等方面的双轨制外还有教育、户籍等双轨制,以及产品、信息特供等等特权制。如今民众万炮齐轰的退休双轨制,仅仅是透视这种制度本质的一个窗口而已。美国学者萨托利在其《民主新论》中说,每一代人都应有平等的起点,也就是“为了平等地利用机会,从一开始就应具备平等的物质条件”,在社会保障“少数人通吃”法则成为制度本质的现实中,当摆脱贫穷的努力遭遇到不公正社会制度制约的时候,首先产生的是人民对社会制度公正性的渴望。然而,眼下红色权贵阶层利益却对民众利益不断挤压,这种挤压的结果就是社会始终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权贵阶层凭助公共权力挤占下层民众的权益,公正分配与调节社会资源的机制失衡,贪婪的权贵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形成强烈的官民对立、贫富对立格局,外部性的制约因素导致大量贫困人口处于生存难境。公众感觉和国家宣传的截然背离,反衬了官方“太平盛世说”的虚假。

     一个政府回避公民的民主权利,何谈“公共财政”会有阳光惠及全体人民?前些年为什么国家"医改"失败?就是因为在没有民主监督下"解决看病难"问题,结果只能让老百姓反受其害。事实充分印证,在没有舆论评判与民众监督权下解决民生难的方案,只能成为社会不公与腐败的牺牲品。当下民众借两会之际,万炮齐轰“退休双轨制”。体现的恰恰是人民对社会制度公正性的渴望。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2-23 09:20:0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北大副校长 :国内女博士都难逃潜规则

被博导们专包的女博士

----国内女博士都难逃潜规则

人民网

2011年2月16日

    一位前北大副校长昨日在参加一个招待会时向老友的一番表白无意中被坐在旁边的媒体工作人员用录音笔录下,在京城部分媒体从业人员中流传。这位北大副校长虽然有些口音,但对话异常清楚。

    这位北大副校长的老友是在饭局中咨询坐在身边的副校长有关他女儿想在北大读博的事,这位副校长立即表示了反对。在讨论了北京的学术水平却仍然无法说服要把女儿送进北京大学读博的老友后,这位副校长突然激动起来,提高声音说,我不是不想帮你的忙,你如果不想自己的女儿被你这样年纪的老头玩弄,就不要让她在国内读博士,送到国外去吧。

    这位前副校长说,就他从周围教授那里得到的消息,目前中国的博导,除了所有的著作都是男研究生们效劳完成的,基本上都会在适当的时候找一两个女博士生,而这些女博士生要想最后戴上博士帽,一定会把自己的身体献给博导们。他说,据他们北大教授圈内的统计,全国高校中高达70%以上的女博士被新中国的博导们传授“知识”的同时,也顺带被“潜规则”。

    这位副校长说,贪官污吏们可以玩弄女公务员,玩弄民女,知识分子们也不甘示弱,就地取材,开始玩弄有知识的女性。他说,一般的女大学生有风险,弄完之后很可能要帮他们弄研究生指标,帮她们擦屁股,但博士生就安全了,让你读几年就几年,这几年就可以随时泻欲,慢慢把玩。他甚至推断,很多女博士生读书期间无法结婚,部分原因也是被博导们专包的原因……

能不能认真地反腐败?

    今天的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已几乎绝迹,大多数是权贵资本家和利益集团代言人。也有少数有良心的人,但他们在体制内处境艰难,这个体制容不下他们。我们这个党早就不是共产党了,而是既得利益党,资本家党,牟利党。

    如果认真反腐败,搞体制改革,中国将会发生几件事,民选官员,法治社会,舆论自由。这三件事一落实,很快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反贪局审查,一批人要进监狱,有些人要被枪毙。

    并且,中国廉政公署的传票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刑警那里,通缉那些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休者和外逃者。美国加州的许多豪宅会因为屋主无法再缴纳房产税而被政府查收,荷兰的红灯区会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国香榭利大街的商店会一下子冷清一半,德国的奔驰和宝马工厂将会有大批工人失业,就连泰国的游乐区的生意也会突然间爆跌。如果说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国腐败,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腐败了。

    今天中国那么多的教授、博士,都有车有房,却不见中国的科技赶超欧美哪国。包起二奶,玩弄起女学生他们比公务员还厉害。这里的秘密谁都知道。他们要是再敢造反,都不用拿他们的政见和玩弄女生是问,随便找几篇他们的论文一查就可以让他们栽了。

    反腐败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却有可能断了他们的财源,丢了他们的红颜和小蜜,他们会同意吗?今天的中国已不是20年前的中国了,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是20年前的知识分子了。你去中国随便一所大学里打听一下五月四日是什么日子,恐怕不少人会回答是情人分手的哀悼日。至于陆月四日,他们会说网上找不到这一天。

    不要怪这是学术腐败。我们二十年来的经济成长哪里是靠这些搞学术的。你看那全国十大首富里有几个是科技创新者?我国的经济发展靠了两大利器:腐败和廉价劳动力。没有腐败这个第一动力,哪个领导干部会去发傻搞什么GDP? 都说我们成功的秘诀是摸着石子过河,那是赵紫阳搞过的一套东西,我们早就不用了。我们的干部是摸着自己的钱包过河。他们的钱包越鼓,过河的干劲就越大。所以我们的经济会这么繁荣。所以这一部分人就能富起来,所以就有一大批人富不起来。腐败吗?确实很腐败。可又能怎么办?

    二十年前邓公就看到了一个矛盾: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他想不出好办法。江总解了这个难题,这就是让全国可以腐败、敢于腐败的各阶层一起来腐败。大家都腐败了,谁也就别说谁了。你可以假公济私,我就可以勾兑地沟油;你可以贪污公款,我就可以掺三氯氰胺;你可以买卖官职,我就可以打磨假芯片。这就叫闷声发大财。到了最后,全国人民捞钱都捞疯了,人格都不要了,脸皮都丢尽了,良心都喂狗了,也就没有亡党亡国的忧虑了。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四篇文章,论述收入分配和贫富分化的问题,这些文章分别是2月1日的《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15日的《收入鸿沟需正视》,16日的《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以及17日的《行业收入不怕差距怕不公》。中国行业间工资差距已经成为世界最高的国家,而人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是世界最高国家之一。鉴于此,本网此期文集发出几篇有关文章,深入考察这个问题。】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2-21 09:01:0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人口规模失控局面无法挽回

中国社会巨额的财富哪里去了?

----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落马记

记者

    2月10日,经过最高检察院的批准,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以涉嫌职务犯罪对罗荫国采取强制措施,2月11日,罗荫国被该局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同时,被要求配合调查的还有罗荫国秘书及罗荫国的妻子。

    知情人士透露,罗荫国的被抓颇具戏剧性:罗荫国于2月10日被通知去广州开会,讨论紫金矿业溃坝案的处理问题,车子进入广东省委大院,有人上前叫:“罗书记请你下来一下。”罗下车后随即被扣下并直接押上囚车,随行的其他茂名官员随即返回。罗荫国的妻子则是在家中被带走调查的。据了解,罗荫国涉嫌职务犯罪是指受贿罪。罗荫国妻子也是以涉嫌受贿罪名义被拘留。据悉目前罗荫国被关在广州,其妻子被关在阳江。2月10日,茂名市检察院配合了此次行动,对罗荫国的办公室和家进行了长时间查抄。

    有消息称,目前有关方面初步掌握的罗荫国犯罪证据颇为惊人,在罗荫国的办公室和家中仅仅现金就被搜出近1000万元,其中办公室所存放的现金约6万元,这些现金被初步认定为罗荫国在春节前后所收受,尚未来得及转移处理。除大量现金以外,在罗荫国的办公室和家中还搜出近百幅名贵字画,十多块劳力士手表,以及罗荫国和其他女人的大量出国合影照,其中包括若干女公务员。

     罗荫国主政期间,茂名接连发生的多起重大腐败案件一直备受诟病。公开资料显示,最近一年多来,茂名出事的高级别官员分别包括茂名市原副市长陈亚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光亮,茂名市委原政法委书记兼市公安局局长倪俊雄,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队长程彬,茂名市茂港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区公安分局局长杨强,及茂名监狱监狱长成加增、政委康烈天、副监狱长李忠淦、纪委书记李土新等多人。多名高级别官员出现的腐败大案涉及受贿、买官卖官、涉黑、官商勾结等诸多问题。

    还有网络举报称,罗荫国任茂名市委书记期间,其妹妹、妹夫、妻弟分别在茂南区劳动局、茂名市刑警支队、信宜市检察院、茂名市中级法院、茂名市财政局等部门担任要职。

    无论是1000万还是上百亿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个天文数字,他们一路敛财,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构为什么长期视而不见?为什么非要等到他们捞足了赚够了民怨沸腾了才让他们匆匆下台?为什么不从源头上预防贪腐的泛滥和蔓延?毫无疑问,只要体制不改,刘志军、罗荫国之类的高官还会疯狂敛财,谁在这样的高位都会抑制不住敛财的冲动!好在!当今的反腐惩贪只是选择性的,因为体制造成的整体性溃烂,不是抓几个官员就可以高忱无忧了!

    年年增长的GDP给老百姓带来了多少好处?中国社会巨额的财富哪里去了?相信善良的人们己有所了解。因为有太多太多的刘志军罗荫国之类的窃国大盗,一个社会如果长期没有监督没有制衡没有约束没有良知,任何人无论通过什么卑劣肮脏的手段爬上了这样的高位,任何人都会无所顾忌地大行贪腐之道,这是体制决定的,在这样的体制下,谁倒台或被惩处都不值得惋惜也不值得喝彩!

 

贵阳原市长助理受贿款塞满5个柜,金银满地扔

来源:北方网

2011年02月17日

    他不抽烟,不打麻将,不滥酒,也没有情人二奶之类的事。这个贪官勤俭又节约,20年来他受贿的赃款塞满了整整五个保险柜。检察官对樊中黔提起公诉。

    第一个保险柜,藏匿地点:樊中黔家中,藏匿金额:人民币604万元、欧元13万元、美金10.3万元、港币46万元、18万元购物卡。

    第二个保险柜,藏匿地点:樊中黔以女儿名义所购一套空房中,藏匿金额:人民币52万元。

    第三个保险柜,藏匿地点:某房地产老板家,藏匿金额:人民币252万元。

    第四个保险柜,藏匿地点:樊中黔在司法厅的空房,藏匿金额:人民币252万元。

    第五个保险柜,藏匿地点:樊中黔母亲家,藏匿金额:人民币150万元、美元20万元。

     2010年7月29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终于对贵阳市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市长助理、金阳新区管委会主任樊中黔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樊中黔长期大肆收受王刚、崔全庆等50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005万余元,美元4万元、欧元0.8万元、港币24.8万元、金条50根(价值人民币18万多元)等。其尚有人民币246万余元、美元25万余元、欧元12万余元和港币36万余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判处樊中黔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樊中黔不服,口头提出上诉。2010年9月8日,贵阳市中级法院受贵州省高级法院委托,对该案作出终审宣判:核准贵阳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樊中黔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

    樊中黔倒了。有人说他豪爽仗义,有人说他霸气十足。但说他贪污受贿,谁都不信。樊中黔吃穿普普通通,手机修了若干次还在用,一双皮鞋换了三次底还要穿,哪像个贪官?

 

社会贪腐有多严重

    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股长李华波,将专项资金转出境外赌博高达9,850万元,现已携妻儿逃到境外。鄱阳县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4.1亿元。这么一个小小的股长竟然转移走了这么巨额的资金。

    体制内外两重天

    当前中国的不法黑色收入,大约占到了当年GDP的30%。不只是各级官员鲸吞巨额纳税人的血汗钱,是凡体制内的人,都能享受到莫大的利益,因此中国出现了“到体制内去”的现象。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最近有办法有能力的朋友们都在纷纷回流到体制内,变身为公家人 ”,去享受“党的恩情比海深”。

    房价涨上天的时候,体制内的红领只需用按市场价只能买一个厕所的钱在黄金地段买一套好房子。去年陕西山阳县,被爆光“经济适用房”申请者九成是公职人员。今年1月13号,福建省上杭县的“经济适用房”申请名单引发网民强烈关注,因为其中申购者87%是来自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

    物价飞涨的今天,南京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网站上的“每周菜谱”,共120道菜,最低的5角,最高2元5角,这个体制内食堂让网友感叹:“太便宜了,太丰富了。” 走进北京市政府各部门的食堂,早餐1元,中餐2元,晚餐3元。这样的福利非政府部门哪能享有!

    白领陨落 黑领升起

    郎咸平将就职于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的“体制内”群体称之为中国的黑领阶层。他说“相对于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白领,他们的衣服是黑色的,汽车是黑色的,脸色是黑色的。他们的收入是隐蔽的,生活是隐蔽的,工作是隐蔽的……所谓隐蔽,就是像站在黑夜里的黑衣人,你知道他在,他也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样,在做什么。”

     都市白领曾经是令中国人艳羡的对象。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在高级写字楼里上班,高学历、高收入。然而不断飞涨的房价和物价将白领们拖的脆弱不堪。

    黑领阶层的人却不受这些影响,照样开着大排量名牌汽车,出入高档酒楼,高级夜总会,乘坐头等舱,住星级宾馆,拥有黄金位置的几处豪宅,购全套红木家具,喝茅台五粮液,品天价普洱,抽极品中华,收藏古玩字画珠宝黄金,请佣人,养情人,养藏獒……他们拥有骇人听闻的财富,而且源源不断。因为黑领阶层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随意挥霍。据郎咸平的调查,中国有2千万黑领,依靠垄断资源和特权利益攫取财富。

    行业差距15倍 居世界之首

    由于黑领阶层垄断一切资源,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也就不足为奇了。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2月14日表示,2008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证券业是最低的畜牧业的15.93倍。而欧洲国家行业间收入差距则通常在3倍左右。

    去年3月独立学者刘植荣发表“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一文称,“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 3000%,世界平均为70%。

 

 

发件人:"王王成" <wc60731234@gmail.com> 2011-02-26 10:10:59 +0800 收件人: <wc60731234@gmail.com> 抄送:标题: 铮铮铁骨与贪官生死决斗 :绝食举报中纪委督查不动的徐州常务副市长

绝食举报中纪委查不动的徐州常务副市长

王天成

 电话:0516-83884475 E-mail:peirongwang@sina.com,

    李荣启现为江苏省徐州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因其房子多、超生子女多(三个)、钱多,而被称为“李三多”。

    仅在徐州市区,李荣启就拥有六套福利房,都是利用职权非法谋取私利。其中有市委大院内福利房二套、康居小区一套(138平方米)、泰山嘉园一套(200多平方米),徐州市建设局锦绣嘉园内高层星光大厦302和303二套福利房。

    星光大厦302、303是徐州市建设局的集资房,李荣启夫妇均不是徐州市建设局职工,李荣启夫妇从来没有在徐州市建设局工作过,没有资格买建设局的集资房。

    此前,李荣启已有三套福利房,市委家属院二套、康居小区一套,房屋面积超过238平方米。即李荣启使是建设局职工,也不能购买集资房星光大厦302、303。

    李荣启在任县委书记期间,涉嫌插手工程建设、买官卖官等;伙同现任江苏省副省长徐鸣强行掩盖证据确凿的投毒杀人案;个人生活糜烂,有嫖娼行为、有多名情妇。李荣启为了自保,利用权势和金钱建立了铜墙铁壁式的保护伞,导致中纪委督办的铁证如山的贪官徐州常务副市长李荣启仍逍遥法外,触目惊心的案例揭开惊心动魄的反腐暗战。

 



发件人:<lxpbk@sohu.com>  2011-02-23 11:17:2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改革

改革为什么总是让人如此心寒

柳祥平

2011年2月23日

    三十年前,改革曾一度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举国欢腾。这三十年,尽管我们党和政府的每次重大会议都在向人民向世界昭示着改革的伟大成果,昭示着改革的伟大胜利。但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人民对改革又是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呢?人民对改革从最初的热烈拥护到反映平淡,再到人民对改革噤若寒蝉。这样的改革算成功吗?我想,这千秋功罪,后人自有评说。

    正像民坊间所流传的那样:“房改让老百姓住不起房,医改让老百姓看不起病,教改让孩子上不起学”。其实,对于改革,它给人民带来的影响远不止这些。企业改革还让工人下了岗,变成了游民,工资改革让老百姓喝了汤,物价改革让老百姓瘪了口袋。可以说,三十年前时髦的“改革”口号,已经成为盘剥和掠夺老百姓的遮羞布。从某种意义上讲,如今的改革,不但已经变成专制的代名词,也已成为权贵盘剥和掠夺的工具,它使强取豪夺合法化,让人民有苦无处诉,有泪无处流。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的当政者没有很好地从政治制度上反思给人民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灾难,不是把人民的苦难归咎于自然灾害,就是将国家运行管理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归咎于某些领导者。在计划经济时代,当政者没有认识到自身在经济管理上的不成熟,甚至不能客观地承认自身在经济管理上的无能,更没有认识到经济管理上的规律性和科学性。各级执政者,在经济管理工作中过于迷信上一级的指示精神,把这些指示,简单地运用到经济管理工作中,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圣旨,坚决地服从和执行。这种由信奉到崇拜再到依靠依赖的工作理念,成为我们政府工作中的庸人信条。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在重大问题或困难时看到听到的:“只要坚定地跟着党,依靠党,就一定会取得伟大胜利……”表面上看来是党和政府在处理问题和困难时的决心,但实际上也使经济管理工作简单化,忽略了经济管理和经营中的地域所形成的自然差别和人际差别,把经济工作、经济管理仅仅是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在执行,唯上级指示精神是从,从而给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从而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我们常看到,上级领导到哪考察,看某种经济作物好,不管其它地方的自然条件是否允许,四处推广;看到某个企业的管理模式比较好,有效果有效益,也不管这种管理模式架构历史渊源等是否与其它企业的生产经营相适应,一律要求推而广之。久而久之,这种逆规律而作的行为,导致了各地经济和企业经营普遍地举步维艰,效益无从谈起,更别谈发展。从而产生了惰性,出现了人们所说的大锅饭。无疑,这种体制这种管理模式是难以为继的。问题出现了,又把责任归咎于个别的一些领导者身上,而后果则由广大的人民来承担。

改革是精英掠夺的工具和代名词

    我们的人民曾热情洋溢地欢迎着改革开放,但不久便发现,这些改革,都是利益的博弈。作为老百姓,因为没有话语权,所以这改革的种种板斧,永远都是砍到自己身上的,痛是需要自己承受的。没曾想到的,却是此没完没了。

    改革,使我们的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工作没有了。由于政制和体制性的原因,导致了我国大面积的工厂经营不善,更由于管理者的懒惰和无能、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等等,造成了产品质量不合格、产品积压等一系列问题都归咎于计划经济,归咎于工人,最终归咎于广大民众。于是改革开始了,什么兼并,什么重组,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原有的政府和工厂管理者们,干得好不好都是社会主义的“功臣”,或升或迁,一个个都养了起来。而工人,则纷纷下了岗,不但失去了生活保障,也失去了医疗保障,退养保障等,许多人甚至连一点微薄的破产补偿都得不到,都让那些官僚们以各种借口瓜分了。那些下岗工人们,也就只能如那那个短片中所描绘的那样,在风雨中悲情地唱着:“看人生豪迈”,然后一切“从头再来”。

    不可否认,在改革的初期,我们老百姓也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一些好处,比如说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方面的条件得到改善了。但很快成了过眼云烟,社会福利成了一部分人的福利,社会发展的成果成为一部分人专享的特权。

    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住不上房,或者说住不上好房子。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市场经济了,人们依然住不起好房子或者说住不起房。因为,现今的房子,早已失去了安居的功用,成为有钱人投机炒作的商品,成为空中楼阁。杜甫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多少年来一直成为天下所有寒士们梦寐以求的向往。今天,我们不得不对此重新注解。因为,今天我们才知道才懂得,即便有了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也未必住得起,只能望房兴叹。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看病还能报销或者能报销一部分,即便自费,医药费用也比较低。那时,我们虽然不富有,但少有因医而致穷的。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大部分人都进入了医保系统,但看病仍是件艰难的事,因为在琳琅满目的药品架上,能报销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药都成了自费药,且有些药品和用具不但是暴利,简直就是天价。再由于医疗系统经营的功利性,以及医生道德水平的普遍下降,医药之间相互勾结,让老百姓无法承受现今的医疗保障。

    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全在个人意愿,在个人对知识的需求。谁都知道,知识的学习也是需要天分的,尤其是对那些专业性很强的高精尖的知识,并不是谁都能掌握的。我们大部分人,也只能掌握或具备一些基础的专业知识,“术业有专攻”理也在此。一句科教兴国使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过去的一味地否认文化教育到现在一味的把文化教育当做兴国“万金油”,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悲哀。过去,即便我们当工人,虽然是辛苦一点,工作生活也还能过得去,也不会感觉低人一等。从许多资料上看,即便是现今发达的欧美,当个工人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当好了一样可以衣食无忧一样,一样可以和那些白领们平等地共享社会福利,共享社会进步成果。而现今的体制,现今的教育,一方面大学生们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用工单位找不到人,简直就是极大的浪费。不管哪个单位,许多在职职工,本来就不过初中小学文化程度,非要去弄个大专本科文凭,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将民众往疯里逼的体制。现在的社会,不管你有没有对知识认知的天赋,好的赖的都上学了,可结果又怎么样呢?我们花费了大量的钱财送孩子上大学,换回来的一纸文凭,却连当工人的资格都没有了。即便工作了,连个身份都没有,连个最起码的社会保障都没有!

    人们猛然发现,种种改革所带来的好处不仅与自己无缘,甚至成了权贵们掠夺的工具,使掠夺合法化。

改革难道只是喂饱了一群权贵?

    那些权贵,不但房子占据着一套又一套,就连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也不放过,而真正需要住的老百姓是很难住得上,大都被那些权贵们用来养情妇,或倒卖套利。报章、网络爆料的许多宝马奔驰在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住宅区进进出出还少吗?那些权贵们,一边成天介的泡在酒店舞厅等娱乐场所,一边又长期包住着干部病房保养着。而老百姓依旧是病不起,甚至是死不起!那些权贵,不学无术,却借着教改的春风,一个个泡在会议上,酒店里,却上了大学,变成了大学生,戴上了硕士、博士的帽子!
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化。这种分化,不只在于贫富,更在于权贵们对收入分配对社会福利和保障的种种特权。一些政府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都按照职位享受着不同层次的社会保障和退养保障,且享受着各种各样的特权。

    90年,我在银行前台,多年不见的原市委书记来到银行,拿出一沓子存折来,让我区分一下是哪个折子是什么单位发的工资折。我说怎么这么多折子,怎么不将不用的消掉。他说:都有用,这是不同单位发的工资奖金等折子。看我纳闷,他解释道:当年他从企业的党委书记调至市委担任市委书记,当时有个政策,为鼓励一些企业人员管理人员到政府或一些其它单位工作,凡副处级以上企业管理人员调至政府或其它单位后,仍可享受原单位的工资奖金及福利待遇。而当他调至省人大担任财经委副主任时,也按此政策享受了原企业和政府的各项工资奖金和津贴等福利待遇。也就是说,从企业到地方政府再到省政府,他同时享受着三份工资奖金和各种津贴。而据我知道,他当是所在的企业系中央直属钢铁企业,由于在位时,不顾高炉生产的疲劳状态,一味地促生产,导致轰动全国的死亡十九人的高炉坍塌事件。而他也因此责任升任市委书记,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等职务。

    这是厅局级领导的工资福利待遇,那么省部级,总理副总理级以上的呢?从一些资料上看,他们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简直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欧美国家的那些政府官员恐怕自愧不如。

    我们的权贵们,为了搞特权专享特权,操纵人大,胁迫政府,借助于改革,巧妙地经济生活中搞起了所谓的双轨制或多轨制。住房,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依旧享受着福利分房或以极低的价格买入,成为私产。哪些口口声声执政为民廉洁行政的官老爷们那个不占据着几套豪宅。而我们老百姓呢,只能到房产市场上让他们宰割的份了。收入,每次工资调整,那些权贵们一涨就是数百数千,而老百姓只是区区几十元而已,就这,还得看你所在的单位有没有能力给你,社会上所谓的“空调”一说也在此。即便涨上了,也很快就会被市场上的通货膨胀所淹没,甚至入不敷出。福利和特权的消费,则更是权贵特权阶层巧取豪夺的代名词了。

    欧美国家的政府官员们,社会是不能利用手中权力给自己涨工资涨福利的,我们的官老爷们想给自己涨就给自己涨了。无疑,他们就是当今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始作俑者。

    前几年,车改轰轰烈烈,自从数年前大庆的车改开了先河,各地的车改便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那些有单位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老百姓一月车改补助一二百元,那些县处级领导一月的车改补助则三五千元。对于县处级以上的领导们,那就更别说了。从一些资料上看,他们的福利待遇和特权消费,看了的,恐怕只恨青烟怎么只冒在他家祖坟上了!他们所享受的福利和特权,让欧美发达国家的官员们也汗颜!欧美国家官员享受的福利和特权只到他在位之时,而我们这些官员的福利和特权不仅可以享受到他死,有些甚至可以传给子孙。他们享受的福利和特权来自于哪?还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税收吗。这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这就是口口声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党?

    三十年的改革,我们老百姓的工资有多少呢,最低生活保障又是多少,最低工资又是多少呢?前些年,人们给改革的评价是分赃,现在则给改革的评价是抢!是掠夺!并且让你看起来合理又合法,让你无话可说!

    有说,那是你不幸,没呆到好单位,那些呆到一个好单位不就很好吗。前几年网传某地电力部门抄表员,年收入十多万,一些银行员工平均收入三十万,某地石油企业过年过节发奖数万等等,舆论哗然。于是,也由此兴起了一系列对电力、银行、石油、电讯、移动等行业收入过高,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的声讨。但不久就引起这些热门行业众多员工的晒工资行动,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工资收入远没有社会上传的那么高。事实上,网上流传的这些国有垄断或热门行业过高的平均工资,也绝不是空穴来风,也不会是杜撰,是一些“有心人”根据单位的总工资支出平均而得出的,员工们纷纷喊冤,那钱到哪去了呢。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最近,各大网站公布我国的行业收入差距达15倍。哪些被称为高收入行业的员工们再一次哗然。

    现今社会,大凡热门一点的单位,无不表现出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前几天一篇文章爆料,说现在的大学,整个一个官僚系统的翻版。校长一走廊,院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这,也就是当今社会许多政府部门热门行业官僚系统的写照。我们工行也无出其右。我所在的工行是一个二级市分行,许多部门,一个部门六个人,就会有五个是经理副经理,一个部门四个人,最起码有三个是经理副经理。什么经理,副经理,正经理级的副经理,副经理级的检查员、辅导员、巡视员、科员,凡此种种名目繁多。我所在的市分行(处级),员工不过二百来号人,行长副经理级管理人员达80来号人。而我们临近的一个市分行(处级),员工不过三十来号人,行长副经理级管理人员达二十来号人。前些日子到省分行学习,朋友说起省分行营业部(处级),说每次全行开大会,办公室主任都非常头疼,偌大的主席台,一排坐不下,两排又不知道把谁安排在第二排好。老说要干部能上能下,这,也就是当前社会这就是我们一次次精简机构的结果。

    07年的工资改革,从总行到基层员工分二十五个级次。工行的董事长年度总收入为130万元人民币;工行总行行长级的年度总收入为100万元左右,总行长长杨凯生的年薪为125万元人民币;工行各地省市的分行行长(相当于公务员的局长级)年度总收入为,70万左右; 工行一级支行行长年度总收入在40万元左右,(相当于公务员的处级);工行二级分行、一级支行行长年度总收入在40万元左右,(相当于公务员的处级);工行的2级支行行长原各分理处的主任(相当于公务员的科级)年度总收入在20万元左右; 工行的基层部门的小组长年度总收入在10万元左右;一般员工的工资年收入也就五到六万元左右;而许多处于银行一线的所谓的劳务派遣工年收入也就在一万五到两万元左右,极个别也只能在三万左右 。

    工资改革初期,由于将基层员工的级别档次定得过低,一些员工纷纷找领导们论理,但由于这种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加之这些基层管理者软硬兼施以及按人事部门给每个人出具的改革后工资绩效多少也涨了一点点,极个别老员工或连续几年先进工作者的工资加绩效在改革后也可以和副经理们拿得的差不多了,人们一看带头的人不吱声了,所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但没过多久就发现,员工们发现除了工资有了一点微小变化,总体还是没有增加多少,即便那些个别的老员工或连续几年先进工作者,原来想自己会拿得和副经理一样,后来发现者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你作为员工只能参加员工的绩效考核。原来他们在工资改革后,在省分行备案的是一套工资绩效分配方案,然而在下面仍然沿用工资改革以前的绩效考核办法。这样,工资改革后省分行给增加的部分全都落到了这些管理者身上!那些管理者的收入自然而然地成倍地增加了。一个经理副经理,比一般员工高出0.8-0.9的系数,发放的绩效尽然比员工高出2到3倍!那些管理者们,他们的考核永远是满分。而员工,不管是你的工作性质能不能反映出绩效,总能以这样那样的办法考核让你少一块。即便这样,许多员工到账的绩效仍不都是自己的,一些管理者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借口,让员工吐出一大块!

    一次,我听说某支行里各项任务指标完成情况不错,绩效发放也还不错。有一天,遇到该支行一同事,我开玩笑说:“听说你们的绩效发了不少,请客吧?”该同事不悦地说:“什么呀,忙死忙活,听起来不少,实际上发的要少得多,机关科室协作部门帮着完成任务的要扣去一大块,机关一些‘有脸面的’的任务,打个电话,我们就得给人开单子,帮人家完成任务,考核了还得把这一块扣掉。就这样,考核完的钱打到卡上,支行长还得扣一部分回去。不是说那个任务是他单独完成的,需要提出来,就是说为完成任务花了不少钱,要大家摊,或者说要为今后的任务完成提留经费。总之,名目很多。”银行系统的人都知道,现在的银行,为完成各种任务指标,每年给的各种名头的费用、礼品或纪念品等不少,可以说已成为当今社会腐败的黑洞之一。就这样,这些管理者还要在员工身上榨,基层员工的境遇可想而知!

管理人员与员工收入差距近100倍!

    这是工商银行公开的工资改革方案,也是工商银行07年工资改革实施的员工收入分配方案。从一些资料看,欧美企业的最高管理人员的工资与员工工资收入差距在5倍左右,我们达到了多少呢,近三十倍!这还是公开的收入,不算黑色收入。可笑的是,我们的工资改革方案恰恰来源于美国某人力资源公司的运作!而从一些资料看,我们有些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与员工收入差距近100倍!总有些不良的专家,一次次地抛出行业收入差距这个炸弹来混淆视听。从一些资料看,各行业一般员工的收入差距相差不多。当今社会的差距重要表现在哪?在企业管理人员与一般员工的差别!

    近期,市分行里因一些业务的上收下划,又一次进行机构改革,动员机关一些员工到基层担任支行副行长等职务,但报名者寥寥无几,我问一即将无岗位的同事:怎么不报名参加支行副行长竞聘?她说:去干什么?去加一层盘剥?你看那些支行长有几个“好东西”,既要给市分行领导们请吃请喝和送礼,还要给客户吃喝送礼,他们自己身上又多少沾染着吃喝嫖赌的恶习,钱不从你身上扣,从谁身上扣!这种现象,与社会上看好的石油、电力、电信、移动等热门行业的朋友们聊起来,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改革,不但使老百姓对社会生活和工作失去了信心,也毁掉了一代人。由于各行业为了加强成本控制,几乎扎紧了进人这个口袋,招工也成为了特权。80后的青年,可以说生不逢时,他(她)们除极个别因出类拔萃者或家庭背景因素有幸成为公务员,或成为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式在册员工,大多数人则学校毕业就遇上企业改制,就不再不招正式工,他(她)们起初被招为临时工,后来因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引发《劳动法》的修改。这样,我们的企事业单位又变着花样将他(她)们转为劳务派遣工了。

    他(她)们虽然也是各行业就业的职工,但由于身份原因,不能停止腰杆做人做事,稍有不慎便成为单位的替罪羊。近几年媒体曝光的一些诸如城管打人、钓鱼执法、非法羁押以及企业一些重大责任事故等等,种种不光彩事件,最后责任全都推到了这些所谓的临时工或劳务派遣工身上。事实上,他(她)们的境遇是非常可怜的,干一样的工作,甚至干最累最脏的活,有的还被当枪使着,拿的却是最少的钱,享受的是最低的福利保障,甚至有些干脆连没有保障(许多单位在缴纳三金是让员工自己交)。即便这样,一年到头兢兢业业地工作,别说连晋升的机会都没有,常常连先进工作者都轮不到自己头上。

女工被逼为娼,女性陪酒死亡

    年初,我行的一位劳务派遣工与我聊起来,说自己吃苦耐劳,完成的工作量和各项任务指标在市分行都是领先的,本以为今年的先进工作者是自己的,没想到支行领导为平衡关系,给了别人,心理面沮丧极了。许多在生产企业工作的80后女性,她们的境遇更是令人悲哀,缺乏了最起码的人生尊严。我市是一个以钢铁生产为主的新兴城市,企业内正式女职工都因为年龄或减员因素回家了,补充进去的都是一些80后女性,常听说一些工段长甚至班长要哪位女性“加班”就得“加班”,如果不听话不服从,小则马上更换到脏苦累的工作岗位上,大则要不了几天就会找借口让你走人。其实这种现象,各行各业普遍存在。近期媒体曝光的政府、事业等单位几起女性陪酒死亡事件,几乎也都是80后。

    我们行虽说是国有大型企业,在世界排名也居前,但在用工方面也和其它企业是一样的。总行出于成本考虑,十多年来所进正式在册员工屈指可数,基层行出于营运的需要,不得不自行从社会上招收一部分人,这些人,大部分为80后。她们虽为独生子女,但大多也还勤奋好学积极肯干进取心强。但她们又由于从小在独生子女优越的环境中长大,加之当今社会舆论导向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追求着享受型的生活。古人云:“无恒产者无恒心”、“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他(她)们别说没有恒产,连最起码的工作保障都没有,除个别靠关系在比较轻松的岗位,大多常年奋斗在一线柜台,干的事最累的活,拿的是最少的钱,三金自己交,福利时有时无。这种境遇,在现今的体制下,在现今的舆论导向下,怎么去知礼节、知荣辱!

女性为何贴近领导?

没有使女性挺直腰杆有尊严做人的社会环境

    常常感慨一些80后的女性,有家有室,有儿有女,怎么一见到领导就嗲,一见到老板就发酥,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喜欢交际,遍地“朋友”,一招就走,不招也赶着往上贴。经常跟着那些领导和老板们出入于各种酒店歌厅,喝酒唱歌泡桑拿,简直就像暗娼一样。全然不顾丈夫的感受,父母的脸面,儿女的呼唤。她们没责任心吗?我看不是,她们工作起来非常认真,可以说任劳任怨。她们没有爱心吗?我看也不是,她们对父母对孩子也在极尽人事,甚至一听哪又灾有难毫不吝啬地伸出自己的双手。我们还可以看到,每次扫黄打非所查的女性也多为80后女性,是她们天生不知耻吗?我看不是,是政府没有给她们挺直腰杆做人的社会环境 !没有给她们最起码的尊严!

    这种改革,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也逐步显现,近期媒体频频报道民工荒,招工难,报道我们的产品出口是贱卖,是欧美国家对我们的掠夺,还有报道黄赌现象屡禁不绝现象。如此等等,无不透视出改革带来的种种无奈。

    试想,如果企业给了那些“民工”一个合理的身份,他们还会像盲流一样到处找工作,企业还需要像流水的营盘一样到处招工找人吗?欧美国家,一件产品,在企业可以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潜心生产,他们的产品能不是精品吗?他们的商品能没贵的理由吗?我们知道,社会的安定源自人们在社会中的被认可,礼义廉耻源自于衣食足,也就是社会保障的完善,我们的政府给了吗?
我常想,那些一个个在电视媒体前表现出爱民怜民的父母官们难道对此一点不知晓?

    我看不尽然!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 2011-02-25 14:31:25 +0800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听说秦晓逃到香港

听说秦晓逃到香港

冼岩

    在网络的炮轰下一度无影无踪、传言已“仓惶出逃”的秦晓,近日终于现“声”。地点是香港,对象是《财经》记者。

    多日失踪的秦晓突然露迹香港,说明此前的“出逃”传闻并非空穴来风;选择香港,也显示了秦晓的智慧:地点不远不近,位置可进可退,随时可以再次“失踪”,安全系数较高。香港虽是中国领土,却另有一套法制,抓捕不易,须经相关程序,必然惊动不少人。以秦晓神通之广大,等有关程序走完,他早不知所踪了。

    由“失踪”而“现声”,说明秦晓已作了一定的风险评估:靠山依然靠得住,问题不大。但秦晓也知道,中国现在政出多门,这条线靠得住,不一定条条线无问题;现在安全,不代表下一刻安全。现在形势复杂,风波险恶,随便一个浪头,就可能把秦晓淹没,就像不久前淹没刘志军一样——这就是秦晓选择香港而非北京,只“现声”不“现身”的原因。秦晓说“两会”时他要上京提议案,对此,人们只可姑妄听之,不可姑妄信之——秦晓还须观风色,再说,提议案也未必本人到场。

    选择《财经》杂志接受采访,更加意味深长。胡舒立主政时的《财经》,曾在揭露鲁能案时立下汗马功劳。逼走胡舒立的《财经》老板,正是博源基金会的一员大将。可见,虽然价值立场相似,《财经》却已容不下一个胡舒立。对于“权钱共同体”来说,屁股高于脑袋,价值只是为利益服务的手段。没有了胡舒立的《财经》,从揭穿权贵私弊的急先锋,一变而为替权贵涂脂抹粉的道具;从新闻界之荣,变成新闻界之耻。

    当然,耻辱的并非只是《财经》,而是整个大陆的新闻界和知识界。那些原来一听到哪里有腐败就像苍蝇嗅到臭味般一拥而至的媒体,面对秦晓如白染皂、一目了然的腐败,却纷纷装着视而不见,避道而行;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义愤填膺的“公共知识分子”,面对自己“旗手”的丑闻,集体“失语”;甚至就连海外的中文媒体和网络,也不约而同对秦晓弊案讳莫如深,可见他们已经视秦晓为“改变中国”的关键人物,精心保护惟恐有所不及。

    温总理曾经告诫国人:“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其实不只社会主义,在现代社会的任何制度下,正义都是首要价值,除非政府甘愿与民为敌。缺少正义的制度,离分崩离析不远。曾经被视为铁桶江山的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之所以一朝突变,就是因为秩序没有建立在基本正义的基础上,貌似强大,实则脆弱。今天秦晓们所践踏的,正是普遍的社会正义;吞噬的,乃是全体国人的公共利益。有人喜欢说“共同底线”,这就是真正的“共同底线”;有人喜欢说“普世价值”,这才是最根本的“普世价值”。这样的“共同底线”如果任由秦晓们践踏,这样的“普世价值”如果被忘却和无视,大多数中国人不会有未来。

     与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不同,中国的现行体制还具有特殊的效率,还能为大多数人生活的改善带来希望。所以,中国不能乱,没有多少人希望中国乱成一团粥,那样大多数人的生活可能坠入地狱。因此,中国需要秩序和稳定,人们应该对代表了秩序和稳定的政府保持尊重。但是,这种秩序和稳定必须是建立在基本正义的基础上。在腐败已经严重损害政府的形象和声誉时,政府在要求民众保持理性的同时,自己首先必须做点什么,以反腐实绩取信于民,表达与“权钱共同体”彻底切割的决心。“两会”已迫在眉睫,如果说要揪出隐藏的腐败分子来不及的话,那么查处已经浮出水面的腐败分子应非难事。此时此刻,政府有关部门怎么能对民众的愿望和呼声无动于衷,坐视民意切齿的腐败分子逍遥法外?

    “两会”越来越近,阵营也日渐分明。一方面,网络的呼声终于引起学界的回响,由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三位教授发起了《就秦晓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致“两会”的公开信》;另一方面,秦晓也被迫露出踪迹,躲在香港,遥望北京,借道《财经》试探发声。博弈的结果,不但将关乎秦晓个人的祸福,更关乎“正义”二字在中国的命运,关乎国家的治乱兴衰与亿万中国人的命运。

     香港不是北京,但也不是纽约,对秦晓来说,此地也非绝对安全,他可能只是故露踪迹,作惊鸿一现,并不会真正停留。话说回来,即使在美国,现在也有因贪腐而被引渡回中国的了。对秦晓们来说,这确实是个问题。看来,代号“现代性”的行动,必须抓紧了。

 

 

发件人:"郭松民" <wyzx_mige@yahoo.com.cn>  2011-02-20 16:32:3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文章

就秦晓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致两会的公开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研究员 韩德强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左大培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 巩献田

尊敬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值此两会召开之际,基于对国家前途和公共利益的关注,我们旧事重提,就2002年招商局董事长秦晓涉嫌贱卖平安保险公司股权、2008年天价收购永隆股权,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案致此公开信。

     2002年,平安保险公司在香港上市前夕,汇丰银行收购了平安保险10%的股权,价格为6亿美元,约50亿人民币;与此同期,招商局却将自己持有的平安保险14.37%的股权(按汇丰收购价计算,该部分股权价值约72亿元人民币)悄悄转让给了北京源信行和北京宝华这两家由自然人控制的投资公司,转让价仅为18.55亿元人民币。转手之间,国有资产就损失约53亿人民币,这还没算上市后的增值收益。由于两次交易间不存在信息障碍,所以有理由认定,当时的招商局负责人是有意识地损害国家利益,中饱了某些人的私囊。《21世纪经济报道》曾经追踪这批低价平安保险股权的去向,发现这几十亿的好处居然落到了北京一位普通的出租汽车司机和他的女儿手里,真正的操纵者和受益人则躲在幕后。

    招商局贱卖平安保险的弊案,当时就遭到各界人士广泛质疑。招商局董事长秦晓解释说,之所以选择在平安业务前景大好、上市及资产增值已成定局的时候退出,仅仅是因为自己对平安的“掌控力下降”。这种说法显然无法自圆其说。即使要退出,也须卖个好价钱。怎么可能如此贱卖?即使打定主意损己利人,这样的好处为什么不给其他国企或国资委,而是给了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私人公司?

    当时,面对媒体的质疑,秦晓的理由是,“我们不是一家上市公司,我们转让一个股份不需要作那么多披露。关于价格、对象不会透露什么,没必要。就像你们家花多少钱买一个东西,你不希望别人去打听”。这个说法不是理直气壮,而是理屈词穷。诚然,招商局不是上市公司,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国有公司,不是秦晓的个人或家庭财产,它的所有者是全国人民,比上市公司具有更大的公众性。还有,即使是个人股权转让,如果因为涉及内幕信息,涉及利得税与赠与税,则许多信息仍需要披露。作为混迹资本市场多年的人物,秦晓的如此说法可谓荒谬绝伦。

    如此荒谬的说法显然难以服众。如果换成别人,比如顾雏军,早就受到有关部门的调查了。但是秦晓不同,他这样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行为,他这样侮辱公众智力、蔑视公共舆论的言论,居然一直没有被有关部门重视,更没有接受中纪委的“双规”。为什么?

    无独有偶,在秦晓担任招商银行董事长的2008年,又发生了招行天价收购永隆银行一案。2008年5月30日,招行宣布向香港伍氏家族购入永隆银行53.12%股权,总代价193.02亿港元,每股作价156.5港元,相当于永隆去年年底经审核资产净值的2.91倍。目标股份收购完成后,招商银行须就永隆银行全部已发行股份提出无条件强制性现金收购建议,招商银行获得永隆银行全部股权需要支付363亿港元的对价。此举创下了过去7年来香港银行业最昂贵的一次收购。从二级市场走势来看,永隆银行股价收购前半年的表现非常怪异,2007年一年,其股价基本都在70港元~90港元波动,而2006年的股价更在55港元~75港元波动。但2008年3月以来,其股价却从80港元下方飙升,最高突破150港元,成为表现最好的港股之一。而同期的恒生指数却呈现震荡走低,恒指围绕23500点波动,最终收于22102点,下跌1400点。永隆银行不仅没有随大盘下跌,反而上涨了近90%,这与招行的高价收购事件有很大的关系。招行156.5港元的收购价,比永隆银行的最高价还高出1.5港元。对于招商银行收购永隆银行,市场一直口诛笔伐,被广泛怀疑其中存在利益输送。

    在许多人看来,这两件事都已是旧事。为什么旧事重提?因此两事事关重大,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也一直没见到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此事的消息。随着时间的流逝,秦晓认为此事已经风平浪静,曾经昭著的劣迹已经被时间漂白,可以重新回到正人君子的行列,甚至可以充当“普世价值”的旗手了。

    为什么旧事重提?因为随着垄断定价优势的发挥,随着资产价格的膨胀,中国的国有资产数量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如果招商局贱卖国资的事情得不到有效查处,那么,中国的国有资产将随时可以大规模流失。

     为什么旧事重提?因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台前幕后的当事人还可能活跃在中国经济和金融决策圈,还会继续以我们不知道的方式损失国家利益,吸噬民脂民膏。这些蛀虫一日不得到法律制裁,人民一日不得安宁。

    为什么旧事重提?因为公正是社会的永恒主题。不公正的事情得不到解决,就会积累在老百姓心中,成为难以排解的社会情绪。总有一天,这情绪会像火山一样爆发,酿成类似埃及、突尼斯那样的社会动荡。

    “两会”是全国人民参政、议政的大会,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核心与象征。我们希望诸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能够共同关注此事,敦促中纪委、检察院、监察部、公安部、国安部、审计署等机构立即行动,彻查秦晓此案,摘除中国政治肌体中的毒瘤,消除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隐患,为老百姓讨回公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讨回声誉。

    秦晓一直在为贱卖平安保险和贵买永隆银行辩护。但是,公众需要的不是空泛的表白,而是切实的证据证明秦晓清白。必须注意,秦晓作为内幕交易人,适用有罪推定,也就是说,秦晓需要提出证据,证明自己在上述交易中没有问题,这是他的法律义务。这也符合国际惯例。我们认为,秦晓先生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也有道德上的义务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自证清白。

    如果上述部门的调查结论确认秦晓无罪,也可以还他一个清白。但是,这些部门应该给人民群众一个明白的解释。

    此致  敬礼!

    韩德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研究员

    左大培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巩献田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2-17 12:03:25 +0800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Fw: 越南女难民李薇怎样炼成中国高官公共情妇?

越南女难民李薇怎样炼成中国高官公共情妇?

罗昌平

《财经》杂志2011年第4期,2011-2-16

  中共青岛原市委书记杜世成、中国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等高官***案中同时牵涉到的一名“公共情妇李薇”,其发家、穿梭官场要员,运作钱权交易的全过程,最近在中国媒体披露下完整浮出水面。以深度报道闻名的《财经》杂志,在最新一期刊物中揭露原为越南难民的法裔女子李薇如何通过早期烟草官员夫婿的关系,慢慢接近云南、广东、北京、青岛的高官,最终编织成一张下联资本作手、上达官场显贵的伞状网络,打造个人的财富版图。

  由该刊副主编罗昌平操刀的这篇长文,将李薇及其联络网形容为“公共裙带”。根据该文,目前与杜世成同在北京秦城监狱服刑的多名落马高官,包括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都曾在李薇的人脉交际网内。

  文章介绍了李薇与他们各人结识的经过,交代各人给她帮助,还不具名引出两名曾提携过李薇的高官。按一般规律,中国国内媒体不具名报道往往意味着所指涉的人尚在高位。《财经》称,2001年李薇由于牵涉到李嘉廷案,曾与李的情妇徐福英一同被专案组调查,幸运的是她涉案不深,侥幸脱险。之后,李薇避居北京,一度销声匿迹,依托“建设部主要领导”藏身于该系统。同年,她随人远赴湖北,此人再将她介绍给同为高干子弟的陈同海,并且将她托付给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在首创集团获得一份闲职。李薇事后转向青岛,多次提携她的上述人士,也嘱咐老部下杜世成多加关照。

  打通官场脉络关联资产近百亿

  高官共享情妇,这个话题不是第一次在媒体上出现。在2008年至2009年间,当杜世成与陈同海先后落马时,舆论界已普遍非议这三者间的不伦关系与“******联盟”。地方报纸也曾援引网上消息说,陈同海将李薇介绍给杜世成,李薇再通过后者渗入房地产界。本期《财经》披露的其中一个情节是陈同海在2004年一手操纵中石化持股的泰山石油退出泰山房地产有限公司,将所有股份转让给李薇分别控制的两家供公司。

  一个半月后,由杜世成亲戚负责,有国资背景的青岛黄金海岸大酒店有限公司,再受让泰山地产的75%股权。就这样,在几个高官与国资背景部门间运作一个转手,李薇就净赚2亿元(人民币,下同,3892万新元)。凭借过人手段打通官场脉搏后,李薇顺利进入土地开发、石油等垄断性行业,例如借力持有北京城区183家加油站的股权;获得青岛1000亩地等。《财经》说,她最终在“在北京、青岛、深圳、香港及海外成立了近20家公司,涉足烟草、地产、广告、石油、证券等多个行业,关联资产近百亿元。”

  李薇脸庞修长、弯眉大眼、鼻梁端正、肤色白皙。然而更让具传奇性的是李薇的离奇出身。根据报道,李薇本为越南难民,其父有法国血统,因避战乱,七岁左右随父迁入云南省红河州。

  按照华人的习俗算法,肖兔的李薇今年48岁。她在青年时代就通过烟草转卖展示了善交际的本领与经商头脑。据报道,李薇早年也曾拎着箱包挤火车、住招待所,或顶着安全帽出入泥泞工地。她到33岁(1996年)才拿到了第一个合法的身份证件,之后很快与一名处于离异状态的时任红河州烟草局主要领导结婚,再通过丈夫引见,迅速接近本地高层。

  出身贫寒的李薇应该是很早就了解官场资源的重要性,大约1993年起,她就与偶有返乡的红河老乡李嘉廷相熟,当时她走的是“身边人路线”,即与李的情妇徐福英及李的儿子李勃亲近。此外,她在33岁获得深圳身份证前,也通过一名安全部门高官帮助,请托时为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长郑少东协助她先在广东惠来县落定户口。

  1998年,李薇利用香港回归的特殊政策期,在香港设立公司,成功办理投资移民。据《财经》报道,她又与郑少东的同乡兼密友——香港“公海赌王”连卓钊搭上线。《财经》形容,身高一米六五的李薇颇具混血之姿——脸庞修长、弯眉大眼、鼻梁端正、肤色白皙。她喜留直发,通过亮丽的色彩与飘逸的布料来表现身体曲线。在性别意识仍然森严的权力体系里,借衣着展现另一种优势。不过,这种运作也有风险。李薇在2006年10月因涉嫌逃避缴纳税款被警方控制,同年12月杜世成被立案审查,隔年6月陈同海被免职。

  杜世成被控受贿626万余元,按照法院认定的数据,杜世成向李薇输送利益“至少1亿元”,最终他因举报陈同海立功,被判无期徒刑。陈同海被认定受贿1亿9573万余元,创下中国官方处理并公布的******案件数额之最。杜、陈二者,与上述多名落马贪官仍在秦城监狱服刑,李薇则在2007年获释。据《财经》报道,她的多数资产仍然得以保全,尤其是在中国司法无法触及到的海外,甚至被调查的四年间,部分资产仍有增值。文章担忧,在信息不透明的大环境下,李薇卷土重来亦未可知。不过,在该刊大胆的封面故事长篇报道后,信息应该是透明了许多。

上篇::李薇前传

  别墅里的交易

  八大关位于青岛汇泉湾与太平湾交集处,因主要道路以八大著名关隘命名,故有此称。解放前,此处为官僚资本家云集之所,现为领导人重要的疗养区之一。这里有上百幢造型迥异的西式别墅,主人更迭,故事却在延续,每栋别墅以不同的装修风格彰显其财富态度。

  作为八大关首条开通的道路,位于其间的山海关路1号别墅可谓“天字一号”。这栋掩蔽在浓密树木背后的白色建筑,很难被一个镜头完整囊括。穿过临街拱门,拾阶入内,便见红瓦黄墙;袭袭花香与习习海风,浸入700余平方米的每个角落。举目百米,海景尽收。由此往东,不过五分钟车程,即抵湛山三路2号,亦是旧时官僚资本家的私邸。此楼侧海,主楼与花房近400平方米,空旷草坪可供百人聚会。李薇的数家公司,即在此办公。

  陈同海曾是这两处别墅的常客,他还带来一些权贵商贾;另一常客杜世成,不仅在此四次收受贿赂,还曾以哮喘病之名在此及厦门博士山庄33号别墅办公。李薇恭逢其会,录得“薇姐”之名。细心者注意到,若是晴日,李薇姐妹喜好酒会迎宾,吟咏作乐。据已生效的杜世成判决书,其被认定的626万余元贿赂主要牵涉两个女人,一是替他收钱的福建情妇梁巧云;二是给他送钱的李薇。

  李薇的证言称:“为感谢杜世成对自己在青岛经营活动给予的帮助,也为了杜世成能继续帮助自己在青岛发展,于2003年底至2006年春节前在湛山三路2号别墅、山海关路1号别墅,分别送给杜世成人民币30万元、20万元、20万元、100万元,共计170万元。”

  上述所送之钱款,均由李薇的弟弟妹妹李岑华、李兴昌、李云梅准备并打包。杜世成的儿子杜同原亦旁证,其父亲分四次交给他170万元,并说是李薇送的。李薇出入境记录证明,这四次给杜世成送钱都在境内。

  两栋文物别墅既是行贿之地,亦是李薇请托项目之一。早在2001年,刚任青岛市长的杜世成指示市政府秘书长姜俊山协调别墅转让一事,参考价是1993年青岛市东部指挥部出售八大关15幢别墅的平均价。

  东部指挥部成立于1992年,彼时青岛市委市政府东迁并开发崂山——这与杜世成主政期间往西发展相反。上述别墅1993年均价为1.1万元/平方米,八年无差价,这受到姜俊山的质疑。实际上,随着八大关风景区保护范围的圈定,这些文物别墅均不可做产权转让。

  杜世成随即指定时任城建副市长罗永明经办此事。罗的证言称,杜多次提出“可以比东部指挥部销售别墅的平均售价还低的价格”让他执行。

  两套别墅属于山东省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系青岛直管疗养用房屋,持有其产权的青岛房产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由青岛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姜岱积兼任总经理。杜世成的秘书李大良证言,姜岱积曾对交易价格存在异议,托其找杜世成当面汇报,被杜拒绝,并表示已要求罗永明取个中间价。

  2003年1月,杜世成升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威权之下,本地监督环节逐一脱落,莫未能挡。若以今日之市价,这两栋别墅资产或逾亿元,而2002年的最低测算价亦达人民币2470万元。在谈判过程中,李薇多次因为价格、交房等问题与姜岱积方面发生争执;负责将别墅腾空的李昌玉证言证实,他两次被杜世成叫到办公室责问、训斥工作效率慢,影响市委市政府的信誉。

  成交在即,李薇不肯按规定补办土地出让手续、缴纳土地出让金,杜世成向青岛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张敬吉批示:“那就办划拨吧,划拨好啊,没有年限。”最终,两栋别墅以人民币750万元卖给李薇,并以“划拨”方式为李薇办理了产权证。在威权治下,多数官员丧失独立性,唯上是从。不过,当年这些经办官员,仅罗永明紧随杜世成落马,并因受贿312万余元领刑14年。当年的那两栋文物别墅,现被注销产权。2011年元月的一天,它们的新租客分别向《财经》记者敞开了大门,此时树木凋零,光环褪尽。

  难民入华

  与用于办公的湛山三路别墅不同,2003年,在案发前三年,山海关路1号别墅被李薇改成家居。这里住着她年迈的父母,偶尔来往的弟妹李娴、李岑华、李兴昌、李云梅、李少林(别名朱诚)等。“老爷(指李薇父亲)很喜欢这套房子,近海,有法国风味。”一名亲属说,这源于他特殊的血统与爱好。

  李薇出身微寒,入世离奇。据其户籍档案,“李薇,汉族,身高165CM,户籍地为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路红围坊6号,出生地是广东省惠来县,籍贯为云南省昆明市,已婚,高中文化。待业。”司法材料显示,李薇至少拥有两个合法的身份证件,一是“440301”开头的身份证,籍地深圳罗湖区,出生日期是1963年9月24日;一是“P284”开头的香港居住证。

  据其亲属介绍,李薇本为越南居民,因避战乱,七岁左右随父迁入云南省红河州。在李薇入华六七年之后,越南大量难民因军事冲突涌入中国境内。国家民政部原部长李学举主编的《民政30年》一书称,仅1978年4月至1979年6月,通过云南河口、广西东兴及凭祥口岸涌入的越南难民即达25万多人。

  与中国西南边陲毗邻的越南,1884年起全面沦为法国殖民地,1945年9月独立,此后陷入长达34年的越南战争(1945年-1979年)。依时间推算,李薇入华应在1970年前后,彼时正是越南战争中后段,当地武装两次恐怖袭击美军均以失败告终。

  李薇的父亲系法裔越南人,其早年经商,因避战火,遂将家人与家产移至中国云南。一米六五的李薇颇具混血之姿——脸庞修长、弯眉大眼、鼻梁端正、肤色白皙。

  李姓本是越南一个大姓,与公元1010年李公蕴王朝有关;因法国殖民统治,越南无论从建筑、饮食还是人文传承,均有法式烙印,那些法裔血统的越南人尤其强烈认同这一身份。亦非巧合,法式风格的山海关路1号别墅应合了李薇及其父亲的乡愁,临街拱门有一对法式直立狮身浮雕;父女俩甚至专门改造地下储藏室以安放名贵的波尔多AOC级别的葡萄酒。

  与大多数沉于底层的难民不同,商人起家的李薇之父,自移居云南之初即先觉官道,为其子嗣疏通津要。1996年12月25日,33岁的李薇拿到了第一个合法的身份证件——不是在云南红河,而是广东深圳。“在云南必须受到严格的审查,但广东一些县市已有相对宽松的政策和户籍造假系统了。”有关调查人士说。她的胞妹李娴1967年9月22日生,出生地和籍贯均为广东省陆丰县,而身份证号在深圳罗湖区;李薇的另一表妹李云梅,身份证号与籍贯地址吻合,系云南省晋宁县。

  在旁人眼里,李薇长相标致,善于交际,其商业头脑在青年时代即有展现——在早年的“倒爷”大军中,李薇专做烟草转卖等,成为有名的“倒姐”。当竞争对手感叹她的呼风唤雨时,鲜有人想到,这个踩着高跟鞋在物质城池奔波的女子,早年也曾拎着箱包挤火车、住招待所,或顶着安全帽出入泥泞工地。只是到了后来,这些工作大都由她的妹妹李云梅等完成。

  她在拥有合法身份后,很快与一名处于离异状态的时任红河州烟草局主要领导结婚。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云南省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河口、金平、绿春三县与越南接壤,其中河口即是难民重点安置点。在“烟草王国”云南,作为烟草系统的官员,其在政商体系中自然有着较重位置。得益于丈夫的引见,以及烟草这一线性的人脉关系,李薇迅速接近本地高层,其中包括被其视为“家门”的时任云南省长李嘉廷。

  涉险李嘉廷案

  温润而亮丽的红河,将哀牢山脉切割成南北两部。这片以哈尼族彝族为主的滇南自治州是李嘉廷的故乡——他生于红河州石屏县龙朋镇一个叫鲁土格的村子。

  李嘉廷19岁迈入清华大学,在黑龙江结束约20年的任职后,于1995年出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并在三年后兼任省长。知情者介绍,大约自1993年起,李薇与偶有返乡的李嘉廷相熟。彼时她走的是身边人路线,即与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及李的儿子李勃亲近。

  早在1995年,徐福英耗资700万元在阳宗海建造“海王号”游船,从政要到大款,都乐于上船游玩,作为顾主之一的李嘉廷曾动用300万元公款助徐。那时的李薇,仅是“海王号”上不甚知名的小帮手。据与之接近的人士透露,李薇喜留直发,并通过亮丽的色彩与飘逸的布料来表现她的身体曲线。衣着于她更像是武器,在性别意识仍然森严的权力体系里,她借此展现另一种优势。

  据有关材料,曾行贿李嘉廷580万元的香港焕德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荣,经徐福英、李薇等人帮助,通过李嘉延获得香烟出品配额、与云南省石油总公司合资销售石油制品,斩获近4000万元。李薇日后供述,迎来送往间她掌握了两点:一是烟草、石油这等垄断资源的暴利;二是户籍办理的捷径——杨荣1994年向广东茂名警方捐款50万元,帮李嘉廷之子李勃办得一个假户籍,再以“李博”之名获得香港居住证。不同的是,李薇乃获得一名安全部门的高官帮助,托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长郑少东在广东惠来落定户口。得此两人帮助,李薇日后常以特殊身份往来港澳、内地之间。此外,李薇还与郑少东的同乡兼密友——香港“公海赌王”连卓钊搭上线。

  1996年,李薇拿下深圳的居民身份证,两年后利用香港回归的特殊政策期,成功办理投资移民——1998年在香港注册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公司总发行股本为1000股,OrientalUnionIndustrialCompanyLimited(QUICL)持750股;李薇持250股。随后,李薇又注册香港豪逸国际有限公司(HollyInternationalLimited),总发行股本10000股,其中李薇持9999股,杨晓燕持1股。这家公司在北京、青岛均有投资,同时也是上述两栋文物别墅的产权拥有者,其办公地址与东方联合实业地址一致。

  李嘉廷于2001年被查,两年后因受贿1810余万元终审判处死缓,其子李勃与情妇徐福英亦双双获刑。有关权威人士称,李薇曾与徐福英一起出现在专案组面前,幸运的是她涉案不深,侥幸脱险。此案提供的教训,如李薇日后对身边人所说:“不能将所有的资源与机会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要组成一个巨大的关系网,伞一样的网。”

  2003年李嘉廷服刑之际,李薇已获得陈同海专业财务团队的支持,她的“企业群”布点相当成熟——海外平台,如NC国际有限公司注册地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罗德镇,李薇自任董事局主席,成为内地核心资产的直接控制者;香港平台,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香港豪逸国际有限公司,李薇直接持股;深圳中转站,用于资金转移与内地其他企业控股,如方远信通技术有限公司、兴盛源实业有限公司、禾瑞祥投资有限公司等;青岛基地,多为实业公司,如华诚石化置业有限公司、毅创房地产开发公司、泰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首创投资(青岛)有限公司等;京、沪、鄂、闽等地,设有巴纳斯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等及上述公司的分公司。

  布局即成,一场李薇“自己也没想到的”大富贵正在等着她。

  李薇年谱

  1963年9月24日生,法裔越南人,1970年前后,随父移居云南红河,

  1993年起,李薇与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相熟,1996年12月,在广州惠来县落户,

  1996年12月25日,获深圳市身份证,1998年在香港注册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获香港居住证,

  2001年,卷入李嘉廷案,不久获自由,经人引见入京,2001年11月,在湖北短暂活动,

  2002年,依托首创集团,主要在北京、青岛活动,2003年,获青岛太平角61800平方米土地开发权,倒手获利8400万元,

  2004年3月5日,借力首创、中石化持有北京城区183家加油站的股权,

    2004年10月,促成首创获得青岛最大污水处理工程,获咨询费100.8万元,

  2004年6月,受让并转让泰山地产75%的股权,仅一个半月净赚2亿余元

  2004年8月31日,经杜世成主持青岛市委专题会议,获得青岛1000亩地,至案发尚欠1.3亿余元土地出让金及有关税费

  2006年10月,李薇因涉嫌逃避缴纳税款被警方控制,陈同海曾出面干扰调查

  2006年12月24日,杜世成被立案审查,因受贿626万余元获判无期徒刑,其举报陈同海立功

  2007年6月陈同海被免职,后因受贿1.9573亿余元判死缓。杜世成、陈同海现在秦城监狱服刑,李薇获释

中篇:青岛基地

  首创分子

  文物别墅入囊,李薇志不在此。据有关资料,2002年春节,杜世成前往湛山三路2号私邸,李薇指着远方一块绿地说:“给我开发吧!” 窗外是太平角,青岛最美的海岬之一。李薇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包装——以引进世界五百强名义由首创集团申办太平角房地产项目。

  李薇与首创的渊源始于李嘉廷案发前,后者曾将她介绍给一位在云南任职的京官。李薇在协助调查后避居北京,一度销声匿迹,彼时她依托建设部主要领导藏身于该系统。2001年曾随人远赴湖北,因受限颇多,斩获无几,此人将李薇介绍给同为高干子弟的陈同海,并同时托付给建设系统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在首创集团获得一份闲职。

  若非刘志华情妇王建瑞的阻扰与北京城建市场的复杂局面,李薇的财富轨迹或有另一番景象,事后她转向青岛,多次提携她的上述人士,也嘱咐老部下杜世成多加关照。

  太平角项目处于八大关保护区,青岛市人大并不同意将这块绿地调整为房地产开发。杜世成点名批评说:“人大也要考虑经济发展,要引进世界五百强,增加青岛市的税收。”

  2002年4月8日下午,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姜俊山受托与李薇洽谈,并于同年5月签订合作框架协议。项目原本以首创股份(600008.SH)之名义开发,但最终落到了李薇名下的毅创房地产有限公司,且未经过“招拍挂”取得用地。“首创、毅创无所谓,关键是要动起来。”杜世成批示说。

  “办事不力”的国土局长张敬吉,再次受到杜世成的责难和批评。2003年,李薇成功揽得太平角61800平方米的土地开发权,但她并未开发,而是转让给首创集团和青岛城建集团,从中获利人民币8400万元。举手之间,8400万元如探囊取物。

  同期运作的还有李村河污水处理厂项目。按照杜世成指示,这个总投资超过3亿元的青岛最大污水处理工程,最终采取TOT运作模式(Transfer-Operate-Transfer,即“移交-经营-移交”方式),由首创股份、青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等成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8400万元,其中首创股份持股40%。公司于2004年10月1日运营。

  首创股份有关人士证言,2002年李薇联系杜世成支持、帮助首创股份在青岛投资建成李村河污水处理厂,获得首创股份支付的咨询费100.8万元。该人士同时证言,2002年11月首创集团以引进世界五百强名义申办太平角项目的请示、以及2003年5月首创公司出具的证明青岛毅创公司系首创战略合作伙伴的函件,均是按照李薇、杜世成的意思办理的。

    杜世成并不忌讳公开表示与李薇的关系,2002年6月在一次登崂山的过程中,他把李介绍给崂山风景区管委会主任王玉华。不久,李薇的公司无资质且未经招投标,直接获得青岛风景区崂山的亮化工程等,至少获利439万元。这一时期的李薇,尚无资金实力亦无专业能力介入实业投资,而是依托权力获得稀缺资源并迅速变现,符合裙带资本的初始发迹模式。

  陈同海的大礼包

  李薇与首创的关系若即若离,而她的第二步,是“零成本”参股或控股优质资产以长期合法地坐享红利。

  自2002年起,李薇的核心关系网有一个明显的标签——要么出生、成长于山东,要么曾任职于山东。当陈同海、杜世成交汇于李薇这个利益通道时,他们的礼包石破天惊。据中国石化控股的泰山石油(000554.SZ)2004年年报,泰山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泰山地产)注册资本为8065万元,资产总额为3.48亿元。当年6月14日,泰山石油将所持泰山地产的75%股权以1.23亿元转让给首创投资(青岛)有限公司(下称首创青岛);NC国际有限公司另无偿获得余下的25%股权。接盘的两公司均由李薇实际控制。

  仅一个半月,7月29日,青岛黄金海岸大酒店有限公司以3.25亿元受让首创青岛所持泰山地产75%的股权,李薇净赚2亿余元。黄金海岸有国资背景,杜世成的亲属杜溪山是其主要负责人。2006年12月31日,也就是杜世成涉案免职第八天,杜溪山辞去了公司所有职务。

  泰山石油有关人士称,该公司退出泰山地产,实际由陈同海一手操纵。2004年3月,履新中国石化集团总经理才一年的陈同海,曾专程召集泰山石油高层开会,讨论泰山地产重组问题。另据泰山石油2005年年报,其转让泰山地产股份应得的1.23亿元,到2005年底仍未清收。直至今日,李薇通过NC国际有限公司仍坐享泰山地产25%的股权红利。

  在青岛地产界,泰山地产拿地的能力惊人,甚至奥运帆船赛事基地的商业开发,亦易如反掌。这个紧邻青岛市府行政大楼的奥运工程,位于市南区浮山湾畔,为原北海船厂旧址,占地45公顷,因老厂搬迁及新址建设达32.8亿元,青岛市政府决定拍卖其中15公顷土地以补充资金缺口。

  2005年10月17日,青岛市国土资源局对其三宗土地捆绑转让,在与海信、海尔等巨型国企同台竞价中,泰山地产仍是最大赢家,成功拿下了最好的两宗地块。其9360元/平方米的起拍价和13.5亿元总起拍价,双双创下纪录,成为“青岛地王”。

  基于31号地块修建的百丽商业广场,和基于28号和29号的柏丽澜庭住宅小区,目前均已销售完,每平方米外销均价为商铺6万元、住宅3.5万元。2010年4月16日,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百丽广场开业。这个占尽天时地利的项目,与相邻的五四广场成为青岛地标建筑。

  “大炼油”蛀虫

  获得陈同海帮助的李薇,在2004年迎来了大规模的扩张。这一年6月,青岛大炼油项目可行性报告获得国务院批复。奠基在即,李薇的寄生买卖也已开始。

  青岛大炼油项目乃中国石化的一个“巨无霸工程”,是中国批准的第一座一次建设规模达到1000万吨炼油能力的炼油企业,投产后年销售收入可达300多亿元。2001年2月,中国石化、山东省和青岛市三方签订“合作意向书”。自此长达六年间,负责此项目议谈的正是陈同海和杜世成。陈同海生于山东,与本地人杜世成的关系亦随着这一项目日渐密切。

  跟杜世成的草根出身不同,陈同海生于革命世家,父亲陈伟达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党委副书记等职。其早岁入仕,后掌国企,政企“两栖”路径令其出手阔绰、禁忌趋少,且人脉通达。有人士称,以杜世成、陈同海这等身份,并不缺美乏艳,有特殊标签且可利润共沾的特殊通道者更适当其会。司法材料称,2004年8月31日,杜世成主持青岛市委专题会议,达成中国石化高层专家、中等专家、职工住宅的建设用地分别采取协议用地、议标用地、挂牌用地不同方式出让的意见。经副市长罗永明协调,在青岛经济开发区、黄岛区、胶南市共落实1000亩地。经两公司“陪标”,李薇的青岛华诚石化置业公司(下称华诚石化)以人民币3.6亿元拍得上述土地。及至案发,尚欠1.3亿余元土地出让金及有关税费。

  判决书记载,“在办理土地出让过程中,杜世成多次打电话过问,要求抓紧办理,加快推进,做好服务。” 其中黄岛开发区的土地位于薛家岛石雀滩路侧、编号为HD2006-07,2006年3月30日挂牌的楼面起始价是2500元/平方米,总面积为22.57万平方米。当年4月24日,华诚石化竞得该地块,成交价2633元/平方米,土地出让金为1.18亿元。但是,该地块所在的南营村村委会负责人称,同一地段当时的土地市场价达3000元/平方米,成交价明显低于市场价。

  上述地产的开发,李薇还获得更保险的定向销售方案,包括中国石化在内的数家国企及政府部门,在项目启动之初即向华诚石化预付了巨额工程款。中国石化年报显示,截至2006年底,上市公司应收华诚石化往来款2.88亿元。但有关此笔资金的由来并无交代。除此,李薇借力于中国石化,在包括河南、福建等地都以“华诚”之名大肆发展房地产业。这些合资公司因高负债,已相继于2010年剥离中国石化,部分甚至以1元象征性价格转让。

下篇:石油梦想

  183座加油站

  李薇在李嘉廷时期种下的石油梦想,直到陈同海援手才获机会。2004年7月,李薇及其妹妹在京注册巴纳斯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独家获得中国石化的形象代理与全部加油站广告投放。

  在中国油气版图中,中国石油集团在上游开采业务占优势,中国石化集团的炼油业务占优势,后者又因对进口原油的过重依赖而受国际市场波动较大。而在销售环节,原来南北分治的格局,实已逐步打破。截至2006年底,中国石化拥有的加油站数量达到28801座,这比同期中国石油拥有的加油站多出上万座。巴纳斯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认为,近3万座加油站网络和2万余块标准广告灯箱、挂画等,是其公司核心竞争力。但与183家加油站的股权相比,这无疑是蝇头微利。

    同在2004年7月,中国石化北京分公司与北京首创石油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北京中石化首创石油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前者以北京七城区123家全资加油站实物资产7亿元投资;后者出现金3亿元,计划新建60座加油站。根据合资公司章程,这60座新建加油站必须在一年内完成:在北京五环、六环、京承、京开、京沈、第二京津塘、第二机场等高速路段新建;买断首都高速公路发展公司及公路联络线公司在京公路上的加油站股权;买断北京市新建路网、新建大型停车场、物流中心、新建小区规划加油站,等等。

  陈同海为这份协议的签署者,在之前的申报材料中,多份可见由陈批示的“加急”字样。需提及的是,北京首创石油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5日,首创集团与李薇名下深圳市方远信通技术有限公司各持股80%与20%。公司2007年财报显示,其总资产3.98亿元,税后利润4109万元,净资产亦达1.36亿元。而李薇方一直资金不到位。

  携垄断之势而强强联手的首创与中国石化这一“巨无霸”,不仅打破了中国石油在北方市场的独大局面,也进一步挤压了民营加油站的生存空间。中国自1992年放开石油市场,民营加油站迎来六年黄金期。1998年成品油实行特许经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借机大举收购,加之高速公路建设进入高峰期,加油站网点几乎被两巨头垄断。根据中国加入WTO承诺,外资在2004年12月11日后可进入中国成品油零售市场,2006年底全面开放成品油批发市场,上述公司的成立正逢其时。

  陈同海曾公开表示:“有人问我:如果成品油定价放开,由市场决定,会由谁决定?我回答说:由我来定!” 除了北京,李薇还以类似方式在广东、福建等地入股数众加油站。其所持股权折算,保守估值应在10亿元以上,这是一只无可比拟的现金奶牛。不过,重获自由的李薇,如今被迫签署了相关文件,将所持首创石油投资有限公司的20%股权转让给首创集团。目前中国石化、首创集团的合作亦已中止,相关公司注销。

  陪庄末路

  早在2002年,中国石化顺势一改集团管理模式,在总部决策中心下设采油、炼油、化工、销售四个事业部,从原料采购到产品销售统一调度。是年,其名下上市公司湖北兴化(600886.SH)重组,大股东由中国石化转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以解决母子公司同业竞争、关联交易金额大、比重高等问题。

  据有关调查,其实早在李薇去留湖北之际,即与湖北本地及石化领域的势力存在交集,并自此重仓中国石化旗下的多只股票。与同期的资本玩家们相比,李薇辅以证券之手,旨在曲线介入鲜向民营资本开放的采油、炼油、化工等领域。“一旦政策松动,可以先知先觉,占得先机。”一位知情人士说。

  继湖北兴化之后,陈同海主政的中国石化自2006年起推出了大规模的卖壳整合计划,其旗下七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四家拟定了初步卖壳对象。如S*ST化二(000728.SZ)、石炼化(000783.SZ)分别卖壳给两家证券公司,“隐庄”早已提前布局。

  其实自1999年开始,李薇即已通过李嘉廷结识云南老乡、时任证监会副主席王益,以备日后深度介入证券市场。通过关联信息提前埋伏获取暴利,即是利润之源。据有关方面调查,在得到陈同海帮助后,李薇调集数亿元资金,通过上百个资金账户提前布局上述股票。利益方所涉之深令人侧目,陈同海一位至交在银行贷款1000万元,用于投资上述两股票,其疯狂程度可见一斑。

  通过控制主要领导身边的商人或情妇,进而牵出庞大贪腐网络,是近年来党内肃贪的方式之一,上海社保案等大抵如此。权威部门通报称,2006年10月,李薇因涉嫌逃避缴纳税款被警方控制。在情妇李薇被采取强制措施后,陈同海曾进行了一些干扰调查的活动。不久杜世成被立案审查,其因争取立功而举报陈同海。2007年3月,陈同海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线索被呈报高层。但在2007年2月26日,石炼化股东大会以96%的高票通过借壳方案;同年3月13日,化二的重组方案亦已成行。

  “头发真在一晚上白了。”一名目睹庄家失态的市场人士说。显然,若借壳化二、石炼化的方案因陈同海案中止,有关方面将血本无归。上述市场人士介绍,这个利益共同体动用了一切资源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游说,其中最成功之处在于陈同海案由2007年3月的初查拖至6月主动辞职,再到10月在中共十七大会上通过被“双规”。前后近八个月的时间差,为上述股票的腾挪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此后,腾壳、瘦身、注资、股改四步一气贯通,业内评价为“手法流畅,堪称经典”,但鲜有人体会庄家们的惊心动魄。

  以石炼化变身后为例,上市公司市盈率一度冲高到100倍,股东获得了超过13倍的市值回报;其后仍长期保持在30倍以上的市盈率水平。这样的高收益,得益于卖壳方的“慷慨大方”——让上市公司回购所持股份并注销。只可惜,李薇未能享受到这一暴利,她卷入的资产多数被扣押。其间的诸多细节亦成一笔糊涂账。

  洗线路径

  权威消息称,在2007年6月,陈同海首次接受组织谈话,被要求从经济、金融方面交代。此时的陈却大规模转移财产,自当年5月中旬到6月20日,通过北京、天津、深圳等地12个账户提取、转移并套购外币超过1.7亿余元。由于陈同海上述资金均在监视之内,对其源头的追溯及最终的定罪,都有直接影响。

  2009年7月15日,61岁的陈同海因受贿1.9573亿余元一审判处死缓。此时的陈氏头发斑白,神情落寞,难睹往昔之风采。实际上,陈同海转移资产的渠道与李薇由外入内的资金通道略有交集——资金来自于深圳关联公司的划拨,前端是香港中转站,再追查已方向不明。结合李薇的说明,这些资金大体由三块构成:一是其实业投资所得;二是项目介绍的佣金;三是他人的权力租金。

  案发之前的2006年,李薇大规模从境外调钱入境已有迹可循。彼时,她卷入的“广州第一烂尾楼”中诚广场案即是明证。作为当地地标,中诚广场位于广州最繁华的商业圈天河北路与体育西路交界处。高51层的A、B双塔,正面呈百度左右的钝角状,如同两扇翅膀张开。项目由钟华的广州鹏城房产有限公司与广州城建集团合作开发,1993年8月8日开工,引入当时流行香港的销售方式——卖“楼花”,一度炒出每平方米3万港元的天价,涉及购房业主90户左右。

  1996年封顶的中诚广场因债务问题突遭查封,此后执行过程被一个潮汕乡党操控——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黄松有、广东省高级法院执行局原局长杨贤才、律师许俊宏和陈卓伦,以及中诚广场的两个接盘者范骏业、郭成。

  “李薇想买中诚广场,价钱开得高,很诱人,但前提是要帮她将80亿元资金洗白。”钟华告诉《财经》记者。从时间上推算,这与其同期在内地的扩张相吻合。钟华介绍,其中一次北京谈判,李薇穿着睡袍在套房接见他,一再暗示自己在政界的关系,并称已成功打动黄松有。但由于身陷中诚广场多年,钟华以不愿承担洗钱风险而拒绝了李薇。

  尽管如此,李薇还是通过黄松有与杨贤才,绕开钟华,以中国石化的名义于2006年5月与郭成名下的公司签订协议,以13亿余元买下中诚广场北塔。蹊跷的是,郭成2004年获得中诚广场上述产权时,为9.24亿元收购款提供担保的实为中国石化广东分公司。

  据知情者介绍,范骏业、郭成与陈同海相识,全因李薇引荐。陈同海自述介入中城广场是中国石化在广州缺乏标志性建筑。似有先兆,案发前的李薇时常会跟身边人分享自己的艰辛与磨难。但她惟独不谈感情。时至今日,李薇多数资产仍然得以保全,尤其是在内地司法无法触及到的海外。甚至被调查的四年间,部分资产仍有增值。遍历显要,几番浮沉,青山尚在,虽然其间缺乏明晰的产权保护,但在信息不透明的大环境下,李薇卷土重来亦未可知。

  在北京朝阳区,李薇及其妹妹李娴在2005年6月、2009年8月两次办理暂住证,前一次购置资产,后一次变卖资产;在香港,李薇自2008年4月起已卸任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豪逸国际有限公司的董事职务,由陈丹霞接替;至于NC国际有限公司,其不仅仍是泰山地产25%股权的持有者,还在广东、福建留有大量实业投资。即使她们移民大洋彼岸,仍可继续“寄生”生活。

    法治不立,就会有更多才貌双全的女性,怀揣着梦想走上和李薇相同的路。当阳光仅是偶尔破门而入,暗室中的权贵与裙带,仍有可供生存与膨胀的时间与空间。

 

谁在行贿陈同海

《财经》记者 饶智

  这是陈同海失去人身自由的第五个年头,也是他戴罪服刑的第二个春节。2007年6月22日,陈同海因“个人原因”辞职。同年10月15日,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出席中共十七大时透露陈已被“双规”。

  2008年1月2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陈同海在担任中国石化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和兼任中国石化股份副董事长、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钱款数额巨大;利用职权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生活腐化。此处所述情妇正是李薇,在陈同海庭审中即有提及。

  2009年7月15日,陈同海一审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十天后,陈放弃上诉。秦城监狱又多了一名服刑者。陈同海被法院认定的1.9573亿余元贿赂,创下中国1949年以来官方处理并公布的贪腐案件数额之最,该案中的六名行贿人曾以证人现身,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时至今日,六人身份悉数解密。

  神秘人David An

  2009年3月6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对陈同海提起公诉。同年6月12日,此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低调一审。据已生效的判决书,陈同海犯罪事实共五项,卷入行贿人六名,其中九成贿款来自戴伟——汉思能源(00554.HK)董事局主席。在2010胡润百富榜地区排名榜单(香港)中,戴伟以11亿港元资产位列第33名。

  戴伟,男,1959年7月15日生,河北人,在北京读书,大学文化程度,自1997年起拥有加拿大国籍。在汉思能源的有关文件里,戴伟也以“DavidAn”的名字出现。戴伟与陈同海相识于1997年,通过陈同海的妹夫介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旁的萨拉伯尔餐厅初识。此后,两人交往逐渐增多,行贿事由主要集中于广州市南沙区(原属番禺区)小虎岛油库项目。这个广东最大的油库始建于1992年,投资方粤海(番禺)石油化工储运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粤海石化)注册资本5000万元,广东粤海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粤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一度持有其92%股权。

  1998年,粤海集团资产重组,其子公司所持粤海石化的股权亦悉数转让。陈同海带队亲赴广东,洽谈收购小虎岛油库事宜;家族背景深厚的戴伟随后介入,最终由中国石化广东分公司与戴伟组成联营公司,完成了对小虎岛油库的收购,获利四六开。初次合作,戴伟获利颇丰。此役之后的2005年八九月间,戴伟来到陈同海办公室,称其采购到一种价格低廉的高酸原油。陈同海提出,希望戴伟将其全部卖给中国石化。据介绍,陈同海在庭审中曾就此项目辩称,这种高酸原油系戴伟从苏丹进口,陈同海也曾安排中国石化有关人员亲赴苏丹洽谈而不得。

  尽管中国石化当时的冶炼技术与产能都跟不上,但仍与戴伟签订供货协议,陈就此批示:“价格不等人,加工不好,先储备起来。”检察机关指控,中国石化一共从戴伟手中购得达混油3160万桶。陈同海的辩护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高子程在庭审中辩称,中国石化因此获利6亿至10亿美元。

  戴伟与陈同海第三项勾连事实系合资投建东莞市东洲油库。据发改委2005年9月5日批文,项目计划占地700亩,建设100万立方米的特大型油库、码头。但项目未成,陈同海先已落马。法院认定,为感谢陈同海的帮助,戴伟于2005年12月30日至2007年5月23日先后七次向陈同海儿子陈磊在香港汇丰银行、欧洲金融集团、渣打银行开设的账户,汇入港币1.766亿元。其中一笔发生在陈同海案发前一个月。

  来者不拒

  据法院认定,除戴伟外,陈同海另外1813万元受贿款由四笔犯罪事实构成,卷入五名行贿人。行贿人中既有世交,如香港寰球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庄永健。2003年上半年至2004年下半年,中国石化新办公大楼基建工程选址中,庄永健受联合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托,在陈同海的批示之下,中国石化最终选定并购买该公司朝阳广场地块,庄永健获中介费1950万元;此后,该办公大楼承建方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也委托庄永健游说陈同海成功,中标后,庄又得中介费1500万元。

  有关人士介绍,戴伟及庄永健的交易及汇款,大都经李薇出面。如庄永健通过“香港赌王”连卓钊的地下钱庄将获利转入香港。为表感谢,于2004年9月、2005年3月两次给予陈同海150万美元和100万港元。李薇实际也是连卓钊长期的客户。另外三项受贿事实,数额相对较小,陈同海可谓来者不拒。

  如2003年下半年至2005年,得益于陈的帮助,安徽江淮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地区市场部经理阚勇志、阚丽君兄妹为公司承揽齐鲁分公司乙烯改造工程、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法制在线栏目承揽中国石化2005年下半年及2006年全年在该频道投放广告业务等,从中获提成款540余万元。阚氏兄妹六次向陈同海行贿人民币70万元和6万美元。

  2003年8月至2005年下半年,陈同海受中国远东海南国际贸易公司原总经理刘远程请托,在安徽防腐总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海南分公司承建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有限公司东辛采油厂自动化改造工程、海南炼化续建项目等事宜打招呼、下指示,刘远程从中获中介费170余万元,后者于2006年2月10日在香港给予陈磊港币50万元。

  2004年中国石化建设天津港油罐区期间,杭州嘉泰贸易公司总经理王华民受天津嘉菱联合实业有限公司之托,找到陈同海帮忙促使中国石化买下后者的南疆地块,王获中介费1500余万元。为此,王华民先后四次给陈同海奉上30万欧元。

  陈同海创下贿赂之最,其生效审判为死缓。盖因杜世成案发,情妇李薇将陈同海牵出,但上述受贿事实并不被调查部门掌握,系其案发后主动交代。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自首,从轻发落。

 

 

发送时间: 2011-02-13 13:34:00收件人: Chen Jiangfeng抄送: Cui Zhiyuan主题: Re: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十八大前战剑拔弩张 刘志军下台只是前奏

香港苹果日报

2011-02-14

     为期40天的全国春运刚刚过半,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说,中央已决定免去其党组书记职务。同时,中央已任命盛光祖,为铁道部党组书记。

    刘志军简历:1953年生,湖北鄂州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工程师。刘志军19岁到武汉铁路分局,从养路工干起,直至团委书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后被选拔到华东、西南交通大学培训三年,随后,此后又辗转郑州、广州、沈阳铁路局任职,2002年在沈铁局长任上调到铁道部任副部长。2003年3月,刘志军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2008年3月新一轮机构改革,铁道部继续保留。新一轮人事任命,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留任。是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

    盛光祖简历:男,汉族,1949年4月出生,江苏江宁人,中共党员。1968年参加工作,先后任上海铁路局南京分局、杭州分局分局长兼党委书记,济南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1994年任铁道部党组成员、总经济师,1996年任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兼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副部长级),1999年任铁道部副部长、党组成员,2000年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党组成员,2002年任海关总署党组副书记、副署长,2007年任海关总署党组书记、副署长(正部长级),2008年3月任海关总署署长、党组书记。是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

    担任八年铁道部长、五十八岁的刘志军,上周突被撤销铁道部党组书记,相信其部长之位也很快不保。国内传媒报道,刘志军下台与山西女富商丁书苗被当局带走调查有关,因她在高铁项目皆获巨额合同,而她出事的正是铁路投资。不过,这只是刘志军下台的导火线,背后必定关乎巨大政治及经济利益。

  事实上,从○六年开始,有关刘志军下台的消息不绝于耳。○六年,其胞弟刘志祥担任汉口火车站站长及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时,贪污受贿逾二千六百万元,并买凶杀死一名拒绝提前交还经营权的汉口火车站招待所承包商,结果刘志祥被判死缓。刘志祥一直被指是当地火车票「黄牛党」后台老闆。刘志祥犯下如此滔天大罪,又是其哥哥的主管领域,刘志军能置身事外吗?但在中国,一人做事一人当,不搞「株连」,因此刘志军安然无恙。

    据财经网披露,刘志军落马与山西女企业家丁书苗有关,以煤炭运输起家的丁书苗的集团公司旗下企业涉足高铁设备等多个领域,丁书苗因而被视为中国高铁及衍生项目重要既得利益者。知情者还透露,在中铁集装箱原董事长罗金保案发时就已经暴露出中国高铁项目违规招标,大肆收受贿赂的问题。关于高铁建设中的贪腐问题,之前媒体也有所报导,但都被压制。有消息指,刘志军受贿或涉数十亿元人民币,不仅涉及高铁承包工程腐败,另外还涉及长期包养18名情妇。

    2007年3月“两会”期间,就有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罢免刘志军的提案,但是有关方面多管齐下,分头“做工作”,将联名行动弹压下去。但他们递交的材料还是惊动了中央高层,才有了2007年6月何洪达等铁道部副部级、局级官员被调查。

    据初步估计,刘志军在位期间,铁道部系统在海外吃回扣、贪污腐败工程款、由铁道系统倒买倒卖火车票总数额高达六百亿人民币,其中和刘志军家族有关的有一百二十亿。中纪委官员透露,参与到国外采购高铁相关设备的28位铁道部官员,竟然有19位在海外有帐户,12位的帐户开在瑞士银行,所有28位都有亲属在海外,其中16位有直系亲属在海外。

  ○八年春节,华南大雪压毁部份铁道电缆,京九铁路因此而瘫痪,导致数百万民工滞留广东。事件暴露铁道系统应急无方,但刘志军在个多月后的全国人大会议竟可连任;又个多月后,山东发生近年最惨烈火车相撞事故,七十一死、逾四百人受伤。这次惨剧发生在北京奥运开幕前三个多月,无论伤亡人数,还是政治影响,都非常严重,但刘志军又奇蹟地仅被警告,毋须问责下台。

  相比其弟刘志祥贪污买凶杀人、华南雪灾应急不力、火车相撞死伤枕藉及多宗火车追尾相撞事件,丁书苗桉应属小菜一碟。因此,过去他不用下台,是因为有人保他;今天丢官,当然是后台离他而去了。

刘志军从武汉铁路局的养路工开始往上爬,五十岁当上部长。他既不属胡锦涛的「团派」,也非江泽民的「上海帮」或太子党,却能当上部长,据称他同时讨好胡江两家,因而得到两人眷顾。

  近年中央为应付金融海啸而推出的四万亿元救市措施,以及大量新宽贷款,刘志军的铁道系统都是最大得益者,因这些巨资大多落入「铁公鸡」,即铁路、公路和基建。而刘志军上台后力推的高铁,才得以进入「大跃进」时代,每年投资额达到七千亿元。因此,高铁已成为令人垂涎欲滴的大肥肉,如此「肥缺」又怎会落入刘志军这种与中央领导非亲非故的人手上呢?

  正是成也高铁、败也高铁。当年力主建设高铁的刘志军,最后因高铁能为当权者带来巨大利益,而他又不是当权者心腹,自然被踢走。还有不足两年就举行中央十八大,现在正要展开人事安排的卡位战,刘志军下台只是前奏而已!

 

温家宝失控,刘志军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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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5/2011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春运即将结束时突然被调查,引发外界强烈关注。虽然多年来网络上问责刘志军的呼吁,揭发刘志军的材料接连不断,关于刘志军要下台的消息也不绝于耳,但刘的突然倒台还是令很多人感到意外。相关消息人称,对刘的调查是由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直接批示,考虑到刘志军的复杂背景,以及多年来胡给外界的软弱印象,胡的直接批示政治意涵令人寻味。

  过去,刘志军通常被认为是江系人马。但一位铁道部的知情人称,刘的关系背景十分复杂。刘系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不高,在铁路基层工作时,领导见他写得一手好字,又能说会道,所以在上级下来视察时,安排他一起招待。如此有很多机会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被一步步提拔起来。这样无根无基的人能上到高位,完全是一路拍上来,早就练成了超强的马屁功夫。

  1994年11月刘任铁道部党组成员、运输总调度长后,对江泽民等中共高层的专列服务极为上心,江每次乘专列出巡,刘都亲自调度和陪同,赢得江的喜爱。唯一不喜欢他的可能就是朱镕基。朱担任总理后,刘志军以铁道部副部长身份兼任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1997年1月-2000年4月),负责中国铁通的改制事宜,一度远离铁道部的核心业务。直到2002年9月,中共十六大前才被扶正,任铁道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这一任命是江泽民离任前安排的,也算是对刘多年伺候的酬庸。

  十六大后胡温当政,刘仍然见人就拍。比如为了讨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太子党俞正声高兴,硬将原定的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从原来的沈阳-北京改为广州至武汉,为俞正声送上了不少于1000亿元的政绩大单。连俞正声刘都这样大手笔,他拿手中掌握的铁路建设资源向中共高层家属输送利益,就更不在话下了。

  2005年,刘志军的弟弟刘志祥案发后,刘志军深陷危机之中,随时处于被“双规”的状态。但正由于刘与很多高层的复杂关系,胡锦涛不好动他。加之上海社保案发,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卷入,胡及中共高层全力以赴对待陈案。胡担心再动刘志军,会进一步加深江泽民的误会,于是刘志军逃过一劫。

  江泽民没有保陈良宇,大出包括刘志军等中共高干的意外。刘明白,自己身上的所谓江系人马招牌的份量,远不如陈良宇。连陈都可以丢弃,说明为了十七大,江泽民这样的政治人物,已经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自己更是随时都可能被丢弃。更何况,江时代除了青藏线,铁路建设大投资不多,铁道不是大家看中的巨大利益所在。到了刘自己主管铁道部时,提出的高铁计划还没有正式获得高层认同,手里可以输送的利益有限,没有机会向江身边的人输送足以引起他们兴趣的利益。万一出事,江凭什么会保自己,刘心里根本没有底,他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靠山。

  “公共情妇案”的爆发,江系旧部,包括涉案的外交部长李肇星,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永跃都接连下台,使刘更加胆寒。而温家宝的人马金人庆却在温的力保下平安着陆。糜烂的文化部长于幼军,在中纪委已查实相关问题的情况下,却因温家宝的力保而只受个留党查看的处分。

  两相相较之下,刘明白,十七大前,江虽权势很大,但不在乎像他这样的贩夫走卒,且毕竟已属昨日黄花,来日无多;而温家宝虽表面势弱,却内敛坚忍,韬光养晦,暗中正收罗人马,蓄力以待,以图未来,十七大后必成中国政坛一派。于是,刘开始想法设法向温靠近。

  奥运和汶川地震,这些都需要一个稳定的铁道部来支撑,刘志军得以喘息。但期间中国铁路交通事故频发,温家宝大怒,给刘一个记过处分。刘更加害怕,加快了向温示好的步伐。无奈机会不多,刘整日惶惶。真正搭救刘志军,使他得到温的赏识并暂时逃过大劫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的应对计划。这一计划将本来处于争议的中国高铁建设推向前端,中国高铁建设得以摆脱争议,跃上前台。众所周知,在内需不足的前提下,要想提振经济,就只有靠政府投资。而跨度12年,总投资5万亿的中国铁路建设计划,无疑成为温家宝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绝对主力。事实上,仅2009年,铁道部上报国务院的报批项目就高达1万亿。

  也正是这一时期,刘志军得到了温家宝的赏识。铁道部的巨大投资,不仅可以有效地配合温家宝应对危机的计划,使温有政绩可依,也成为依附在中共高层周围的各大利益集团竞相争夺的肥肉。据称,温家宝原本打算不让自己的亲属介入其中。无奈刘通过温周围人马向温夫人展开攻势,趁机将一些重要项目输送给张蓓莉,温家宏,及侄子温新宇。就连温的儿子温云松的私募基金,也通过刘志军提前投入到与高铁建设有关的项目。

  因管不住老婆及家人而得江湖恶名,也需要刘的铁路建设充当门面的温家宝,只好被刘志军用巨额的高铁资金所裹胁。何况铁道部是中央部委中唯一一个准军事管理的部门,掌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动脉,刘能率部投靠,对温的政治影响力也有巨大助益。得到温家宝信任的刘志军,终于长喘一口气。

  知情人称,刘之所以长喘一口气,有一个外界不太注意的原因。中纪委主要负责人也是温家宝的亲信。有了温家宝这个靠山,中纪委就不会轻易动他。何洪达被“双规”后,交待了许多刘志军涉嫌腐败的重大线索,都被中纪委有关部门压了下来,正是刘志军努力投靠新主的结果。

  2010年5月23日,沪昆铁路K859次客车脱线重特大事故发生,温家宝在相关文件上率先批下“下不为例”的庇护批示,其实就是让刘志军得到了一个救命符。胡锦涛考虑到上海世博等因素,也随后批下“举一反三”的批示。比起2008年“4·28”胶济铁路列车脱轨事故,温家宝兴起问责,给予刘志军记过处分的往事,铁道部的人都看明白了:刘志军已经得到了温家宝的信任。刘志军多年的努力得到了更加具体的回报。

  但社会上越来越多对刘志军的揭发,还是让温家宝不堪其扰。尤其是山西女企业主丁书苗通过内部交易拿下高铁有关重大项目的事情,引起铁道部内部的强烈不满。相关揭发材料,指控丁书苗通过罗金保(原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北京铁路局临汾分局党委书记,已于今年1月被“双规”)行贿刘志军,不仅垄断中国高铁的声屏障项目,还成为中国唯一一家动车组轮对生产和维修基地。

  为保刘志军,温最后形成了一个解决方案:参照于幼军,来个留党查看。于幼军就是温家宝力保下来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名为解决,实为解套。在刘志军被“双规”之前,这个解决方案已经在坊间有所传闻。

  刘志军不知道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温家宝为保巨额家族利益,竭力树立自己的清廉和民主公众形象,几次大谈政改,将自己打扮的过于清高、孤傲和无奈。有意无意之间,将不改革的罪过推向胡锦涛和其他中央高层,而且将国务院的人事竭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严重影响了胡锦涛的十八大权力安排,逼迫退无可退的胡锦涛开始反击。

  人民日报发表郑青原的文章,就是胡在争取其他政治局常委意见之后,发动的反击攻势。温在蛰伏一段时间后,又开始借助“访民秀”来修补形象,意图争取十八大的话语权,使胡更为不满。中共当前的政治,一切以十八大为核心,所谓“悠悠万事
以此为大”。所以春节刚过,胡锦涛就亲自批示,“双规”刘志军。

  至于胡锦涛批示调查刘志军,温家宝此前是否知道,知情人说,这个尚不清楚。也许温家宝知道,但自身已处于是非漩涡,且家属深陷经济巨案之中,温已失去说话的主动权。温过于刻意树立自己的对外突出形象,结果树敌太多,一定程度上已经伤害了中共的对外整体利益,导致原本因各种不同原因反对他的人团结起来,反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若救刘志军,可能会进一步撕破脸,温有些投鼠忌器。

  其二,刘志军与金人庆、于幼军在温家宝心目中的位置并不相同。后二者完全是温引为亲信的人物。而刘是半道投诚,且身陷非议,投诚救自己的意图很明显。而且温也知道刘是一个马屁精,不光是江泽民、胡锦涛,凡是常委一级的人物,不管是在任还是退下去的,他都拼命巴结,大输利益。坊间都知道,温很在意家族利益,对于刘拿着国务院的批示,慷国务院之慨为自己邀买人心,广留后路的做法,有时温也很生气。政治上,往往是投靠的主子多了,反而没有了真主子。一旦出事,假主子是不保你的。反正拿刘志军好处的常委,又不止温家宝一个。这个原因,也可能导致温不愿意出全力施救。

  再有,事发突然,温可能并不完全知情。面对十八大的布局,原来温系人马看到风向不对,有的暗中已向其他中央高层投靠。这样,温在中纪委的人马,也不敢轻易向温通信,也一定程度上导致温对调查刘志军具体情况的不了解,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误判和失控。

  知情人称,此次“双规”刘志军,中纪委一反以前默不做声的做法,而是在第一时间就高调对外宣布消息,有明显的尽快处理成既成事实,使有关方面不好补救的意图。刘志军机关算尽太聪明,只记着拍高层的马屁,反而忘了,其实中纪委才是像他这样的问题官员的真正主子。

 



发件人:"www.huxingdou.com.cn" <c2726@163.com>  2011-02-18 11:15:50 +0800 收件人:"大军网"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如有钟祖康:《来生不做中国 人》的电子版资

揭露国企“资产划拨”之后职工下岗之谜

——反映工会职能缺失导致职工维权陷入困境的问题

甄理

    2000年,中央政府提出“政企分开”,将原来属于政府各个部门的企业与政府机关脱钩,目的在于打破垄断,但在实践中,各地方政府以资源整合、做大做强企业为名,以行政划拨的方式将脱钩后的企业强制性地无偿划拨给地方政府所属的企业集团(特别是国有控股公司),如此的行政划拨资产重组,实际上无偿兼并,加速垄断,欺行霸市、弱肉强食!而且,政府在所谓“资产重组”过程中基本上未经被划拨企业、以及广大职工同意,涉嫌违反《行政许可法》第24、83条,造成企业、职工利益受到侵害。

    政企分开“行政划拨”之前,尽管各个企业分别属于政府不同的工作部门,但都是享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企业,这些职工绝大部分都是国家正式职工,职工们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勤奋工作、经过几代人艰苦奋斗、勤俭持家,为企业积累了丰厚的基础。他们以企业为家,深信创造的积累会成为将来生老病死的保障。他们有权监督自己积累起来的资产如何处置,有权在政策范围内享受自己的劳动所得。但“政企分开”被地方政府以“资产重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为名、强制划拨给各地方政府所属的大型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公司(其实都是利益集团)。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24条、第83条的原则:政府的公有权利,无论如何委托、行政划拨,其接受委托、划拨的单位都必须是政府行政单位,但在“政企分开”之后、被委托、划拨的过程中,这些接受委托、划拨的企业集团都不是政府单位,仅是市场经济中的博奕者,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必然会利用非法获取的行政权力,为自身利益打压其它被划拨的企业】

    政府实质上将自身的公共权力交给利益集团!导致利益集团劫持社会、绑架政府!鉴于不同企业之间的经济规模、资产结构、经济效益、企业文化、发展前景等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利益集团都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如此的“行政划拨、资产重组”无异于将羊群送入虎口,必然导致被整合企业、职工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压缩,从此陷入灰暗的人生,广大职工几十年的奉献付诸东流,白白浪费宝贵的年华。这些利益集团欺行霸市,几乎都是按照“接收资产不要人”、“减员增效”等思路将原职工剔除出局,于是乎,原来的国家职工被迫转制、分流、下岗、轮岗、失业、退养,成为被利益集团随意宰割的羔羊,造成很多企业和职工失去保障,国企职工被折腾到失去主人翁的尊严,所谓资产整合实质上演变为无偿兼并,原来的企业基本丧失了独立法人的地位,资产被利益集团随意挥霍和挪用,甚至作为上市募股项目谋取利益,如果无法拓展业务就出租或变卖厂房、买卖地皮、合作搞房地产获取利润,职工被利益集团以“减员增效”等所谓“改革”措施为名辞退,党、政、工、人、财、物等资源全部被利益集团控制,这些利益集团从经营者变成一个合法的掠夺者,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不花任何代价,完全违反市场经济法规。党政官员好大喜功,成为不公正的制造者!

    中央政府提出“政企分开”目的在于打破垄断,但在实践中,如此的行政划拨、无偿兼并实际上加速垄断,而且带来一系列法律问题:

    1、根据中央和国务院2002年6月颁布的“公开条例”规定,未经职工大会同意的决定可视为无效决定!所以,政府未经被划拨企业的职工大会同意便强制“拉郎配”,将企业划拨给利益集团、无偿兼并,是否属于侵权?

    2、根据“行政许可法”第24条、第83条的原则:政府的公有权利,无论如何委托、行政划拨,其接受委托、划拨的单位都必须是政府行政单位,但在“政企分开”之后、被委托、划拨的过程中,这些接受委托、划拨的企业集团都不是政府单位,仅是市场经济中的博奕者,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必然会利用非法获取的行政权力,为自身利益打压其它被划拨的企业、或转嫁危机到被整合的企业身上,那么,对于被委托、划拨的企业来说,其上级主管充当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角色,比以前政府管理,更加荒唐!更加不公平!

    如此的政企分开、资产划拨实际上更加高度垄断!更加弱肉强食!利益集团(控股公司)掠夺下属企业的典型手段:

    1、控股集团涉嫌操控股价,用强制手段干扰属下被划拨企业的正常交易以及上市流通,通过左手转给右手的游戏,用行政权力强卖强买被划拨企业的项目到其控股的上市公司名下,导致其股价飙升、利用内幕交易谋取利益!

    2、以资产重组为名将各个企业的优质资产、优质物业整合到利益集团、或者上市公司名下,无偿剥夺被整合企业的优质资产,导致其职工面临减薪、留守、分流、下岗、甚至破产危险之中,或者被重组到劣质企业的危险之中,如此的整合实质上是损人利己的掠夺!

    3、强行抽调被划拨企业的资金,“支援”利益集团或其控股公司的项目;或者,以行政手段迫使上述 “借款”变成“投资”,难以回收。

    4、强迫将被划拨企业的优质业务委托给利益集团以及关联机构,排挤被划拨企业。导致被划拨企业职工面临减薪、留守、分流、下岗、甚至破产危险之中,或者被重组到劣质企业的危险之中。

    5、强迫被划拨企业向利益集团、或其所属的上市公司“投资”、“消费”,获取利益。

    6、利益集团集中辖内不劳而获的优质资产,强制注资到被划拨的优质企业,取得控制权后分拆被划拨的优质企业,遣散职工。

    7、利益集团强行将旗下的劣质资产注入被划拨的优质企业,加大被划拨企业的成本。

    8、以所谓工作需要、业务整合为名,调动(或撤职、降级)被划拨企业的负责人,以利于利益集团的控制。或者派出党、政、工等负责人到被整合的企业担任领导职务,使得被划拨企业无法维权。

    9、以规范管理为名,成立所谓“财务结算中心”,控制现金流,无条件地以政府名义、无偿抽调被整合企业的资金到利益集团,或者强制性以上级管理者名义征收各项管理费,又或者向下属企业分摊、报销利益集团的各项费用。而被整合的企业无法按照市场经济的商业原则享受“平等、合法、应得”的利益分配,广大职工多年创造的积累被随意掠夺,利益集团实际上以国家名义抢钱!给党和政府抹黑!

    10、完全不顾被重组企业的利益,违反商业原则居高临下自卖自买被整合企业的优质资产,或者强行将企业的优质资产变现,抽调现金供其利益集团挥霍;又或者强行转制(控股),遣散职工,最终掠夺资源,实现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

    这些利益集团几乎都是以改革为名,行掠夺之实,无异于欺行霸市!

    从实践效果分析,许多公司原来经过几代职工的努力以及几十年积累,是资产结构比较优良的企业,但被资产重组、资产划拨后,几乎无一例外,利益集团最终都是凭借摄取的公有权力,以代表政府管理的名义,大规模安排干部到被整合企业的核心部门,控制话语权,随意解释政策,以改革为借口,排挤职工,最后掠夺资源到利益集团、或上市公司圈钱谋取利益,劫持社会、绑架政府,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广大职工愤怒地说:政企分开之前,无非是企业向上级部门上交管理费而已,政府与下属企业关系较为融洽,但“行政划拨、资产重组”之后,导致了权力与资本的进一步结合,实质上弱肉强食、加速垄断,作为上级的利益集团对其不劳而获、政府划拨得来的下属企业的资产大肆排挤、掠夺,我们的经济秩序完全与市场经济规则背道而驰,我们的社会已经从个别部门、个人腐败陷入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体制性腐败!

    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推行的“减员增效”,实际上“减员”的都是普通劳动者、其中不乏默默地忠诚奉献的老实人,留下来“增效”的很多都是利益权贵、或其皇亲国戚!这些所谓“改革”从来不提“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各地区、各单位张口解放思想、闭口改变思路,几乎无一例外地以“改革”为名将异己推出单位大门、推卸包袱,以利于自己收入最大化,或者腾出岗位安排自己的皇亲国戚!如此的改革将巨大社会矛盾推给我们的社会!我们不禁要问:如此改革,我们减什么员?增谁的效?最终受到损害的是人们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损害的是我们社会的安宁!

    这些问题再次印证了政府违反《行政许可法》第24、83条的原则,反映了如此资产重组漏洞:

    目前的国有企业集团几乎都是控股公司,这些利益集团相当大部分不是自身发展起来的,而是依靠政府投资、或者违规的行政整合并凑起来的,它们一旦上市,就成为政府得到资本资源的通道,它们为政府圈钱,为地方政府争得荣耀、获取政绩,因此,为了争取有更多的企业上市,地方政府可谓是赤膊上阵,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这些利益集团,并将许多优秀企业强制性的与之合并,把本已稀缺的优质资产注入去填窟窿,消耗掉优秀资产后,又剥离出体外,然后破产。我们许多优质企业就是被政府强制拉郎配搞坏,导致社会失去公平。

    另外,这些利益集团的领导人都由政府任命,按政府相应行政级别套级,甚至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等等职务,控制了话语权,随意解释政策,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几乎所有的企业集团背后都有政府高官的背景,加上利用上市公司到股市圈钱,与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实际上官商混合!我们的社会已从原来的部门、个人腐败陷入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体制性腐败!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政企分开之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种“资产重组”行为在我国非常普遍,导致许多企业被政府打着资产重组、做大做强的旗号、在欠缺公平的情况下被非法兼并、职工被迫下岗(或者留守),企业亏损。从职工维权角度:政企分开、资产整合之后,我们国企职工在权益保障机制方面陷入体制性缺失。广大职工脱离政府管辖,被划拨到这些政企不分的利益集团,无异于将羊群送入虎口,更加难以维权,因为:利益集团都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政企分开资产重组之后,这些利益集团不劳而获地得到政府划拨的资产、凭借其摄取的公权力、堂而皇之取代政府行使政府的行政权力(涉嫌违反“行政许可法”第24、83条),荒唐地掌握了职工的命运。国企职工被这些利益集团随意宰割。

    政企分开之后,各级政府都以不能干预企业为名推卸责任!对利益集团的为非作歹放任了之!甚至,唯一能够震慑这些利益集团的国资委,其职能主要对国有资产负责,为了从“数量”上体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不惜以“减员”为手段实现所谓“增效”, 恰好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的根本原理! 甚至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说话,与利益集团同流合污,为利益集团损害职工合法权益“助纣为虐”;丝毫没有保障职工权益的意识。

    工会的作用更加缺失:1、各级总工会都不是直接行使行政职权的职能机构,更不能越权直接干预;2、各级总工会的工作人员都是参照当地党政公务员的待遇,本身就没有与职工打成一片,自然没有、更没有资格代表职工权益!也就是说:他们与企业职工根本上存在一条鸿沟。如何代表职工利益?

    最后,许多企业集团作为控股公司,是典型的党、政、经一体化,政企不分的翻牌公司,隶属于政府,其领导人由政府任命,按政府相应行政级别套级,甚至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职务,或者被授予劳动模范等等称号,捞取政治资本,控制了话语权,随意解释政策,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加上利用上市公司到股市圈钱,与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实际上官商混合,不是真正按市场经济规律操作。所以,政府如此将众多的企业以资产划拨名义委托给利益集团或者控股公司经营、管理,所谓政企分开成了空话,几乎所有的企业集团背后都有政府高官的背景,这些掌握了话语权的利益集团、控股公司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资源,实际上成为“二政府”! 工会的工作人员面对强大的利益集团,不仅力不从心,更没有行政权力,有些甚至被利益集团以利益收买!如:请客送礼、安排亲属工作、安排旅游、赞助工会活动等等等等!如此腐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叛徒,工贼!

    广大职工愤怒地说:政企分开之前,无非是企业向上级部门上交管理费而已,政府与下属企业关系较为融洽,不存在现在人剥削人、弱肉强食的现象,但“行政划拨、资产重组”之后,导致了权力与资本的进一步结合,实质上弱肉强食、加速垄断,作为上级的利益集团对其不劳而获、政府划拨得来的下属企业的资产大肆排挤、掠夺,我们的经济秩序完全与市场经济规则背道而驰,我们的社会已经从个别部门、个人腐败陷入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体制性腐败!

    所谓政府管辖的国有企业,由于其追求利润的功利性、排他性,国有企业属下的工会组织必然受制于利益集团。我们被整合到利益集团的职工如何伸张权益?!到哪里伸张自身权益?!

    其它被转制的原国企职工、民营企业、个体工商业的权益保障更是奢望! 众所周知,我国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个体工商业、尤其服务业等等,很多都是国家政策(尤其劳动法规、养老、医疗保险)等等照耀不到的角落!理论上说职工们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但他们在职期间的工资收入、退休后的养老、医疗保障、人格尊严等等方面与公务员、国企利益集团存在巨大的差距!2009年7月,国家统计局宣布:上半年中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九,但是,这个数字竟然不包括私营单位、个体工商户、各类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以及灵活就业人员!据报道:目前全国这类人员约三亿人,但统计的仅为一点三亿,也就是说这个统计覆盖到应统计的人数仅为百分之四十左右!不包括个体工商业、民营企业、自由职业者、乡镇企业、农民工等等,就很能说明问题。如此误导政府的荒诞统计有什么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我国的工会组织依旧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阴影,各级总工会作为官方性质的职能地位依旧没有改变;而企业工会组织依然作为资方的附庸而存在。一方面:不少工会组织,不但不能充当职工的组织者和利益代言人,反而代表资方利益说话,为资方损害职工的合法权益“助纣为虐”;另一方面:某些替职工权益奔走呼号的工会,反而成了资方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媒体上披露的一个个工会主席因热心为职工维权而被资方以各种理由“清理门户”的案例,就是非常生动的例证。

    与此同时,由于职工权益保障机制存在制度性缺失,职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存在制度性“失语”,使一些职工在忍无可忍之时,只好寻求体制外的非正常途径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必然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很多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体为职工合法权益而呐喊,也可以看到政府的紧急干预,唯独没有看到企业工会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挺身而出,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的关键时刻竟然“集体失踪”。此前,在东航“罢飞”、出租车“罢运”、在吉林“通钢”、“富士康N连跳””、“本田职工罢工”等等事件中,我们根本看不到劳动监察部门、工会的影子!

    鉴于这种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我想,这也许是国家政策性的失误,或者执行过程出现偏差,因此,我们提出解决方案:

    一、强化地方的劳动监察、社会保障部门的职能,强化各地方、各行业劳动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切实钉死游离于劳动法规之外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个体工商业、尤其服务业等等中小企业,切实保证我们共和国的法律法规照耀到每个角落!

    二、总工会的经费由人大拨款,独立于党政机关之外,取消其参照公务员的待遇。赋予总工会行政监察、直接纠错职能;

    三、在国资委职能中增加保障职工权益的条款;

    四、由国资委组织,重新理顺政企分开之后的国有企业的隶属关系。

    1、政企分开之后,对脱离原政府管理部门的企业,由国资委代表政府对企业板块、按资产规模的大小进行分类、归口,由国资委按照国家法规亲自管理;

    2、或者,由国资委主导,按照行业板块划分、抽调“被整合企业”的骨干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这些政企分离之后被重组的企业,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交通资产管理公司、建设资产管理公司、纺织资产管理公司、轻工资产管理公司、医药资产管理公司、文教卫资产管理公司、港澳台华侨外事资产管理公司等等,将政企分开之后被违规兼并的公司从利益集团剥离出去,由国资委下属的管理公司管理。“管理公司”负责这些被整合企业的监管、督导、政策性引导,不参与经营活动,由国资委直接领导;

    3、又或者,由国资委主导,根据企业属性,引导原属于不同部门的企业,以资本为纽带,通过企业之间谈判协商进行重组(前提:禁止利益集团参与重组,否则就演变成利益集团自卖自买的丑剧;所有协商必须有职工代表参与,最终必须经过职工大会表决通过)。

    彻底斩断利益集团的垄断、掠夺!将政企分开之后被违规兼并的企业从利益集团中解放出来。这个问题涉及到数千万职工的权益问题!更关系到改革的公平正义问题!希望引起国家权威部门、社会公众以及新闻媒体的重视,通过探讨如此职工维权制度缺失的问题,完善我们的改革措施,让国家和人民共同进步!

 

一位已全家移民美国的国企老总自白

李承友

    作为中国最大企业排名62位的国有企业老总,我去年全家移民美国。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要好的同学、朋友对我的举动都不理解,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要么是“捞够了”?要不然,怎么会放弃多少人打破脑袋都抢不到的位置,到美国从零开始呢?

    可不是嘛,深圳最年轻的享受“正局级待遇干部”,深圳六大国有集团公司之一的老总,统治一万多名员工,操控号称近百亿(约十多亿美元)的资产,同学、朋友,甚至上海交大、清华等母校都引以为荣的成功人物,国内活得那么滋润,到美国做一个入不了主流社会的二等公民”,做出这样的选择,如果没有什么深层原 因,谁信呢?

    这些想法我能理解,在没有干国企老总之前,我也只看到做国企老总比贩毒更来钱,更别提有多风光,但当上国企老总后,真切体会到,干这个工作比贩卖毒品风险更大,更难干!

    就拿我熟悉的深圳为例,1995至2000年间任职的大行企业(市属一级企业)老总的“入狱率”超过了50%――毒贩被抓的比例有这么高 吗?95年,深圳市政府搞了一个“百亿工程计划”,培植6个到2000年销售超百亿的集团(特发集团、建材集团、莱英达集团、赛格集团、能源集团、盐田港 集团)。5年后,这6个企业销售加起来还没有超百亿,倒是6个企业中,有5个企业的“一把手”,包括能源的劳德容、建材集团陈小雄、特发集团的陈宏明、盐田港集团的刘定桐等被拘捕了,更惨的是,跟随他们的私党,甚至一些家人也牵连被捕。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谁能不提心吊胆,专心工作或享受职务消费呢?

    国企老总的活儿不是人干的,它逼着你“要么贪污受贿,要么鞠躬尽瘁”。实际上,你“鞠躬尽瘁”也行不通――自己“不敢捞”,但堵了别人的财路,最终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当然,既不被抓,又能“捞钱”的国企老总也有,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贪得足够多,即便“有事”,也可以有足够的钱“消财免灾”。国内对贪官有一句顺口溜:百十万坐牢,千把万可跑,上亿元逍遥。贪了亿万就能逍遥法外,原因很简单,“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认识那么一位老总,住着上千万的别墅,从中央到地方立案查了不知多少次,不但没事,而且,纪检系统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成了他的“挚友”。

    其二,就是“联系领导,不吞独食”。深圳某集团的老总,企业改制时,给自己分了一点股份,员工到处举报,引起中纪委的重视。该老总“放话”,要是我“进去了”,谁也别想好过,结果,纪委到企业的工作组都在去企业的路上了,还是被领导叫停,他被调动一下工作了事。

    其三,有稳固的后台撑腰,比如上面所说的什么人的秘书、子女之类的,只要“后台老板”不倒,他们尽可放心伸手。就我管理的集团内,就有很多,如号称四平“黑老大”的林治国,自称是某现任国务委员的干儿子,在我们投资四平涂料公司时,明目张胆地将我们2000万资金卷走;某原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儿媳,在我们下属的深圳兴达,从事对外贸易,弄出1亿多元的窟窿;某..元老的儿子,在我们下属的中华自行车公司,弄出2亿多元的烂帐。对于这些事,谁追究,谁倒霉,明智的做法就是请他们到
其它地方再去发财。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国企的这块“没有主的肥肉”,谁能挡得住诱惑?这毫无疑问地给当老总的带来了巨大麻烦和风险。

    就我的体会说,黑社会的滋扰比“纪委”更烦人。老国有企业都欠了一屁股债,欠银行的一点用不着担心,债务到期他们还会求着公司“借新还旧”,麻烦的是欠私人的“说不清债”,债主请黑社会的“清债公司”要债是常事。我们集团下属的中国大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嘉年印刷公司,土地被黑社会霸占3年。

    嘉年公司位于深圳最繁华的商业街――华强北路上,1997年,公司考虑到级租地差,决定把工厂搬到深圳关外的龙华,原厂址改为商业用地。结果,被带有 黑社会背景的潮州人公司盯上,在这块不到3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上演了近500人的斗殴,十多人受伤。更冤的是,市里有一位心直口快的副市长,当着几十个官 员的面,一口咬定是我请了黑帮,挑起事端,连给我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气得我几天没有睡好。最后,只有息事宁人,让我们国有资产损失5000万了事。

    广东省高院院长(真是报应,他现在被抓起来了),伙同挂靠在广东四建的潮洲黑包工队,通过“法院判决”,黑了我们近5700万国有资产。关于这些涉黑事件,我想等有时间,好好把有关公司与黑帮恶斗的经过,以及不得已在政府压力下退步、如何
摆平记者、成功保密(连我们的副总到现在都不知内情)的情况写出 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国社会的另一面。

    让国企老总最心烦的要数下岗员工的问题了。所谓下岗,就是解雇,但企业给一段时间的最低生活费。实际上,对个人来说就是失业,这是官员们为减少 “失业率”和推卸责任搞出的把戏。因为下岗员工,还“挂在”企业,可以不用管,也不增加失业数字。我做总经理的3年,裁减了约7000人,把这么多人的饭 碗砸了,人家能让你好受吗?平时,家里的电话线是必须拔掉的,不然,肯定有几个过得不痛快的下岗员工来电“恶心”你一下,你还只有听的份。至于半夜来家敲门,也只能装听不见,所要做的是安抚一下还在上小学的、被吓醒的儿子,至于老婆的抱怨,那就对不起了,谁叫我是老总呢?

    实际上,国企老总即使捞到钱,多数也没好日子过,整天提心吊胆,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就算通过种种手段来到美国,也很难过得自在。上个月,我陪同国内一个老板去世界最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一间“贵宾赌室”,我意外地见到了深圳某上市公司董事长。这位仁兄在深圳就以好赌出名,把他把持的一家深圳 “老五家上市公司”之一输得停了牌,而且,还欠了大把赌债,去年不知去向。他是见过世面、经过大风浪的人,但见到我,显然有点意外。在这个赌室玩,最少要买5万美金的赌码,每次下注1000美元起。当然,这种档次的搏杀对他来说是小意思,据说,有一次在香港的赌船上,一天就输了1亿5千万之多。这次,显然仍然不走运,他面前的赌码已经空了,只是坐在那里干着急而已,不时地往豪华地毯上随意吐痰,显得和环境十分冲突。这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老外,可能是去洗手间,站起来,离开了。这位仁兄,像是对着我,又像是对着在场的所有人用普通话说:“我借他一下”,同时,手就迅速、老练地在刚离开的老外的赌码堆了拿了3个赌码(每个5000美元)放到他的赌位上。我突然感到就象自己偷了人家钱一样惊恐,担心他“还”不上如何是好?感谢上帝,给他赢了一把,他把刚才 “借”的还给人家,并见好就收了。我们互相留了联系电话就分手了。回来后,我一直不敢和他联系,听说他在美国语言不通,到处借钱,我的那点钱还要养家糊口,怕给他盯上。过了两个星期,我实在无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原来的那些担心是多余的,他给的电话都是空号。

    顺便解释一下,我是通过“有益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杰出人才”移民的途径来美国的,不是投资移民。我强调这点,不是要表明自己多“牛逼”,我昨天还见到一位连A、B、C都不认识的浙江老兄,也通过了移民局的“杰出人才”审核。中国人只要拿出
平时使用的万分之一的“小聪明”,就足以制造出任何通过美国 “一根筋”移民官的审核的材料。我解释的目的只是想避免大家产生对我“经济是否清白”方面的联想。

    当然,当老总遇到的不全是这些坏事,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抢着干呢?如果说做国企老总比“贩卖毒品”更赚钱,一点也不夸张,谁见过毒贩个人收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做老总是“无本万利”的生意,而且只赚不赔,还名利双收。上述深圳几个被抖出来的老总,在短短的几年中就把身价搞到数千万元。

    那么,企业老总的收入是哪里来的呢?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小说如由于竞争广告、保险、汽车修理,甚至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无序竞争,回扣往往高达费用的50%。据《深圳特区》报透露,仅深圳市政府部门维修车辆回扣损失为2000万元,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有关这个方面的关键秘密,我想另文专门介绍。

    国企老总还可以“身累、心不累”,拥有决策的权力,而又不必对决策后果担心、负责。就我所见的国企老总们“摆乌龙”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就我知道的略取几例:

    1、市国有外贸公司总经理,未经集体讨论,个人拍板决定贷款1837万美元在海外经营期货业务,并绕过总公司财务部,把这笔巨额外汇转到境外代理人手中,不到一年,这笔巨额外汇全部亏空流失。

    2、深华公司不经科学论证,举债2.2亿元投资重庆地铁工程。虽经制止,追回8000万元,尚有4000万人民币和1000万美元至今追不回来。

    3、根据深圳“三点一线”战略(指国外一点,深圳一点,沈阳一点,当时书记厉有为,市长李子彬老家都在沈阳)到沈阳等地盲目兼并阀门厂、四平建新涂料等企业,损失7000多万。

    4、深圳食品饮料公司与天津启士林公司联营并耗资千万美元从国外购置的食品加工设备,由于不适用、不配套,闲置3年后报废。深圳投资的许多公用 公司,如投资高达7亿的、门可罗雀的“海上田园”公园,每年要亏损5000万。当然,这件事和企业老总无关,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张高丽“拍脑袋”的结果。

    5、深圳外贸集团担保24亿,加利息近30亿元,而又不能控制这些被保企业的投资决策经营,其中约5亿元要该集团买单。

    6、中航科技集团通过莱英达集团借钱给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潮洲老太婆个人开发房地产,结果,拿比市场高5倍的房产抵债,造成2亿元的损失。

    7、企业银行存款余额最高时达到1.3亿元,而该企业只有一名正式员工,其余均为聘用人员。财务负责人是一退休人员,对资金的支出起不到监督作 用;三个副经理相互攀比,竞相花钱,短短的4年时间,花费6951万元。对于驻港企业、海外投资企业,损失几千万、甚至亿元的就太多了!

    国企老总这样干,难道没有监督、约束机制吗?有,而且,理论上讲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复杂的监督约束管理体制,其机构之臃肿是外人无法理解和不能 想象的。就拿我做总经理的集团为例,我把他叫做“六会七方,八层领导”制,也就是由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时会)、老三会(职代会、党委会、工会), 加上经营班子七套机构,再加上市里派来的财务总监,享受副总以上待遇的有14人之多。在管理层次上就更吓人,有国资委――投资管理公司――本集团――上市 公司――一级企业――二级企业――三级企业等等。上面层次主要是管理监督,不从事经营。这么多吃闲饭的,企业搞不好,是天经地义的。

    国企老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要担心企业效益或企业员工发不出工资。企业是政府的,政府当然要扛着。叫市长拿钱给企业没有关系,只要职工不闹事,不要影响了他们的仕途,反正钱又不是他们的。

    深圳90年代有一面全国闻名的旗帜――中华自行车公司。她号称拥有世界最大的自行车生产能力,91年曾经是国内排国内合资企业第一名,其“大名”(DIAMOND)品牌被评为92年世界最知名自行车十大品牌首位。96年,某某陪卡斯特罗参观公司时,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的黄丽满把5辆我们的自行车作为国礼送给卡斯特罗。但在国有资产与外方的资本融合与运作过程中,由于一些企业管理不当,使外商有机可乘,国有资产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中华自行车公司,企业和港商合作经营,数亿港元买卖业务的资金全部由该企业垫付,而采购、销售、提货等关键业务的资金全部由港商掌握,甚至另刻一套公司财务章和行政章 交给港商使用,使港商可以任意调运该企业的货物。

    结果,不法港商以市场变化、商品质量或其它借口,不仅应付的利润不兑现,而且,连高达成协31亿应收货款也没有了。仅2002年一年,就撇了21亿元的呆帐,创造了我国上市公司有史以来年度亏损最大的记录。公司净资产为负35亿多元,国家(主要
是银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当然,我是2000年兼任该公司董事长的,虽然说起来没有我的责任,但我也要面子的人哪!

    按市场规律来说,像中华自行车这样的无药可救的公司,破产算了,但政府不但没有放弃我们,还成立了由副市长王穗明、郭荣俊为正副组长的“挽救中华公司的领导重组小组”。新华社记者赵晓峰2001年5月写了一篇披露中华公司将引起深圳经济“雪崩”的“动态清样”(这是新华社给…委员以上高官看的紧急的、“报忧”的文章),当时,我和投资管理公司主席李黑虎在给市长于幼军及其他几位副市长汇报中华公司方案,在…人事调整的关键时侯,谁愿意因此减分?为了救“莱英达”和中华自行车,市政府通过给我们现金、注入资产、免地价等方式,仅在我任内3年里,一共给了近13亿元。后来,市长书记安全地都升了官, 而莱英达在今年以“MBO”方式卖给了经营者,作价还不到一亿元,而市财政历年通过包括优惠政策在内的投入超过50亿元。这样的结果,连我都想像不到!

    做国企老总有这么多的好处,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下,自然不是有能力就能当上的了。

    老总的位置是紧跟领导的奖赏,任人为亲――企业武大郎开店,是难免的啦。有些人,一天没有在企业呆过,也不知企业管理是什么东西,但只要领导服侍舒服了,就能给一个到国有企业捞好处的机会。例如,深圳前书记张高丽的秘书孙利平,坐上了深圳高新投公司老总的位置,原市长李子彬的秘书,当上了深圳机场公司的董事长。当然,也有“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式的公开招聘,深圳最近又面向国内外招聘几家国企总经理,其实内部早就有人选,千万不要天真,跟着劳民伤财。我虽然是过来人,可又犯傻了一回。

    去年来美后,看到新成立的国资委“第一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中央大型国有企业副总经理”,我报名参加一个“部级企业”副总的选拔。因为我在深圳 是“正局”级,又有交大、清华等国内名校的学历,在126位报名者中,顺利通过了初选,回国参加了由28人的笔试。尽管来美较长时间,但我在包括“时事政治”内容在内的笔试中名列前茅,又一次回国参加了面试。这次面试,在中组部招待所举行,因为有多位部级以上的“高干”出任考官,到处武警站岗,戒备森严。最后,我只得到一封参加“活动”的感谢信。

    从美国来回两次,自掏腰包花了3万多元,连报考公司的门往那里开的都不知道,你说搞笑吧?后来,我通过熟人,问了该企业的董事长没有被录取的原因。他给我了一句话:“你也是当过企业老总的,谁会选一位自己不熟悉的人管资产”?可不是嘛,我在这条道上混了这么些年,还那么书生气,连这点起码的“国情”都不知 道,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姓名:李承友,性别:男,出生日期:1947,学历:大学,国籍:中国。

    简历:1965年8月就读于北京石油学院炼制专业; 1970年7月任胜利炼油厂技术员、车间主任; 1981年3月任齐鲁石化公司乙烯指挥部副处长、乙烯厂副厂长、厂长;1987年8月任齐鲁石化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1995年3月任深圳南油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1996年4月任深圳南油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1998年10月,任深圳市莱英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承友先生具备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理论修养、接受过系统的工业专业知识教育。参加工作28年来,从内地工厂基层做起,积累了较丰富的工业生产实践经验,在齐鲁石化这样的大型企业和深圳南油集团这样的市属一类企业担任过主要领导,组织
领导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得到明显提高。李承友先生具有一定的改革思路和务实精神,注意开拓进取,有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和能力水平,曾当选为全国八届人大代表。
 

 

发件人:"www.huxingdou.com.cn" <c2726@163.com>  2011-02-21 20:09:34 +0800 收件人: "大军网"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山西杂文作家苏中杰先生的文章

揭开伪自由主义的真面目

----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种部队

苏中杰

    伪自由主义者,尤其是以一大批“精英经济学家”为主体的伪自由主义者,声称自己让当权者占有公产是为了搞市场经济,同时又把权贵掌控市场的经济格局说成市场经济,把贫富严重分化说成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把提高学费、水电费和春运火车票价说成是市场经济原则的需要,把大掏民众腰包说成是 “与国际接轨”。

    伪自由主义协助权贵对民众进行残酷掠夺,同时,又以“改革”和“市场经济”为权贵高唱颂歌,为掠夺之下的一切罪过开脱。这个时时犯罪并时时为其罪过开脱的过程,惯穿于整个的“改革”过程。

    自由主义思想,是完全独立于体制之外的,是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者。而伪自由主义,在现实的要害问题上,和体制内的声音是一致的,和传统意识形态在现实中的聚焦点是重合的,和官方话语和意志是亲密而又投机的。关于改革言说便是其例。

    其实,中国的社会改革(不是行政改革和“党内改革”)只有两个,一个是 1989年以前的那个虽然激动人心但还只是口头上和纸面上的改革,一个则是小岗村的分地到户。其他所谓的改革,主要内容是权力在经济领域里的扩张,是以权力为手段使社会财富朝极少数人手中转移。对这样的改革,人们就有必要,而且有理由进行质疑。

自由主义与伪自由主义的比较

    自由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即不是所谓的穷人和富人的矛盾,而是统治权力与民众的矛盾。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因,在于对统治权力的制约和囚禁,而不是贫与富斗争的结果。解决贫富矛盾的办法,是通过对统治权力的制约和囚禁,从而建立起点公正的发展平台,制定略倾向于穷人的政策。自由主义的伟大也就在这里:只拿权力是问,不以贫富论理。因为前者解决了,后者就好办了。

    而伪自由主义者不是这样,他们不敢抬起眼皮正视强权,要么对社会不公从不发言,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要么用阶级矛盾掩盖统治权力与民众的矛盾,说当下“穷人要打倒富人”,所以,“要保护富人”,“把富人打倒了,穷人要永远受穷”,所以,我们的口号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茅于轼语)。

    此论者一方面向富人(权贵资本主义下的富人主体必然是权贵)媚笑,一方面演戏,欺骗穷人。他们脑子中根本没有“政治防贼论”和“权力制约论”,而全是阶级斗争论,可是还说别人要搞阶级斗争——把民众的维权和民主要求,视为阶级斗争。特别是关于穷人要动乱之说,几乎等同于提醒权贵时时准备镇压维权力量、力图囚禁权力的社会正义力量,即民主力量。

    在大量的乱七八糟的鼓噪中,统治权力与民众的矛盾不见了,因而统治权力更强了,扩张性更大了,使中国一路狂奔,顺利步入权贵资本主义。如果查看他们这些人的实际身份,不难发现他们是高级官员的幕僚和顾问。这些声名显赫的家伙,从京城到地方的时候,一般都是当地党政要员陪同,警车开道、威风八面。这类人以善于敛财为荣,一场报告会开价数十万之巨,听众多是政府官员和富豪老板。(余杰:《追问知识分子的良知》)

    自由主义“人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和崇高追求,是通过起点平等和社会公正来实现的。如果在起点不平等、社会不公正的前提下,比如当下中国,让百分之四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九十的社会财富,那么百分之九十多的人,特别是穷人,发出的不满之声就是正义的了。可是当下伪自由主义眼中,“为穷人说话”就意味着保守,落后,可耻,甚至反动。他们认为中国的贫富之差,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为穷人说话就是否认市场经济,就是要回到“计划经济”和文革时期,就是开历史倒车。

    他们还认为,为穷人说话,就是“民粹主义”,就是煽动“义和团情绪”,就是助长“暴民行为”,什么又要“打土豪,分田地”了,什么“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维阴魂不散”,又想搞当年的“大锅饭”了。还值得一提的是,“左派”,他们的政治目标虽然是想恢复毛秩序,不能认可,但他们批判社会不公,不能说没有正义性。但是“左派”这个词,因为和文革与暴政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已几乎成了“恶人”的别称。伪自由主义在反攻时,便时常用这两个字诬蔑对手。

    在他们引导下,形成了一股打击正义、维护权贵资本主义的滔滔逆流。这些伪自由主义,口口声声反对文革语言,反对戴帽子,可是他们打压穷人维权时所用的上述语言,却是货真价实的文革语言和帽子。他们根本不会明白,自由主义的主张是,社会各阶层,无论贫与富,都可以对自己的利益进行表达,而在社会不公正的时候,弱势群体的表达更为重要;他们只明白一个关键:现实权贵的利益至高无上。

    歪曲自由主义各种概念的内涵,也是伪自由主义惯用的伎俩。比如宽容,本来是指各种不同意见都有表达自由权而言的,就是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保护反对者和异议者的权益。但在伪自由主义手中,宽容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武器:谁要对权贵和邪恶表示不满,谁就是不宽容,宽容成了对权势和罪恶的放纵。

    再如理性,本来是指符合逻辑的、科学的态度,这同一针见血的判断和基于正义的感情是不矛盾的。但在伪自由主义手里,理性也成了对付民众维护其合法权益和争取自由的大棍棒。社会批评说你们这样搞的改革,是权贵资本主义,他们就写大块文章:《要理性认识中国改革》,把批评者推到非理性一边。民众喊冤叫苦,泣血呼吁,要求司法公正,他们说,你们要理性嘛!在他们的理性大棒下,锐利的透析和正义的呼喊都成了愚众的盲动,反衬着伪自由主义的高贵智慧和圣人面孔。

    伪自由主义,还善于玩弄诡辩花样,制造逻辑陷阱。如中国何去何从,既然不能回到文革,那么,只有让权贵瓜分公产才是合理的、正确的、唯一出路。他们用这个招术,把反对者推入逻辑陷阱:你要反对他们名为市场经济的权贵资本主义,他们就说你要回到文革前,搞倒退。这个用白骨和血泪实践着的逻辑陷阱,为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也给中国当代哲学界带来奇耻大辱。

此外,他们还有两个常用的诡辩花样。一个是偷换概念,二是偷换论题背景。比如他们说,中国房价不算高,该涨!学费不高,该涨!水电价格,也该涨!春运火车票,更该涨!他们谈这些论题,自设的现实背景是市场经济,说一定要按市场规律办事,似乎这里没有权力介入,结果必然是公正的。但是,在廉房不建厕所问题上,他们就不说市场经济了,而是换一个背景:怕有钱人占有,只好让廉租房不建厕所。逻辑陷阱的歹毒和诡辩的花样,直接显现出以权贵利益为中心的可耻嘴脸。

    这批巫婆神汉借助官方提供的平台,经过一翻装神弄鬼的表演之后,很快成了“精英经济学家”,很快就在政协、人大等荣誉机构和各类学术机构中享有一般学者得不到的位置,并在诸多大型企业和公司中担任“战略策划”和“独立董事”,中央、地方的电视、广播、报纸(可悲的是,还有比较进步的报纸也参与其中),像请天下第一风水先生一样,把他们当成“求师问道”的最高神圣,对他们那套浅薄、无知、混乱、邪恶的东西,进行现代化的和智慧的包装,让全国人接受他们的愚弄。

     结果,这些家伙的名字一个个在社会上如雷贯耳,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成了当代中国不可逾越的高人,超人,智人和改革的中坚,谁要是对他们提出批评,不管如何有道理,首先遇到的责问是:你敢批评某某某,你读了多少书?好好学些年头再说吧?此种无知和迷信,加上既得利益者、成批黑心老板以及为其服务的小金领和大白领有目的的吹棒和声嘶力竭的维护,便形成了一股通过维护伪自由主义——“精英经济学家”来维护权贵资本主义的滚滚浊流。

    读完本文,有人也许要问,当代中国有没自由主义者?回答说,有,只是太少。如秦晖和何清涟们,贺卫方、李劲松、莫少平们。秦晖和何清涟们同上述伪自由主义有直接的对照性:秦晖的“低人权”论,具有正义和智慧的穿透力和爆破力,颠覆了“辉煌成就”。何清涟,是经济学界反击权贵资本主义最早的巾帼英雄!上述那些司法界人士,被民间舆论称之为社会的良心和民族的脊梁!

    我们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它知道鲜花应该献给谁;我们相信,历史也是无情的,它知道应该把谁推到历史审判台前,钉到历史耻辱柱上,而且一个也少不了!

 

君对臣、官对民、父对子、夫对妻的霸凌!

----儒家与霸凌

台大哲学系退休教授 李日章

19 Feb 2011

    儒家思想主要是君主专制的父权社会的一套意识形态,其核心则为一种用来维系该社会的道德,这种道德的主旨就在伸张绝对的君权、父权与夫权。

    儒者说这种道德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人性则是天所赋予的,或就是在人身上的天。而天,在孔、孟,是指至上神,在宋明理学,则指宇宙本体,儒者就藉此把这种道德神圣化、绝对化、永恒化。那么,这种道德更具体地讲,是指什么呢?

    讲到最后,这种道德主要就是孝与悌。而这孝与悌是无条件的。在孟子之前,国家是贵族的家产,家族中的父兄,就是 国家中的 君王,对父兄无条件地尽孝尽悌,也就是对君王无条件地尽忠。在孟子之后,帝王专制的大帝国成立,帝王未必是自己的父兄,于是儒者便主张「移孝做忠」,「以事父之道事君」,结果君臣关系就变成「君父—臣子」的关系,对帝王的效忠也变成无条件的效忠。后来官民、师生关系也比照这模式而成为「父母官—子民」、「师父—弟子」关系,规范该关系的道德自然也成为一面倒的道德。最后连男女关系、夫妻关系的道德也变成如此。

    儒家典籍可防止霸凌吗?刚好相反,它们表现的正是君对臣、官对民、父对子、夫对妻的霸凌!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2-17 15:21:30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转发:转发:教你静坐养生 越坐越健康

艰难世事教你静坐养生 越坐越健康

安康

    你知道现在最受追捧的健身方式是什么吗? YOGA、慢跑、拉丁舞,还是有氧搏击操? NO,是静坐!没错,就是盘腿坐下,或者双腿自然垂下端坐于椅子上。这股“静坐热”已经风靡了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希拉里、戈尔、NBA 湖人队教练杰克逊等都是静坐爱好者。

    虽然你的健身卡直到过期也难以动用那么几次,但你一直坚信生命在于运动,当然这话一点没错,而且相当正确。不过,除了挥汗如雨,心跳加速能提高身体机能以外,有时候静静地坐下也是一种非常利于身心健康的运动。

    在美国,静坐已然成为了一种十分fashion 的生活方式,无论是政府机构、公司,还是学校、机场和监狱,都开设了“静坐室”。据说,有的学校因为静坐的推广,校园暴力大幅降低。医院也开始提供静坐课程帮助病人舒缓疼痛。

     在英国,静坐的魅力也让很多人无法拒绝,大家纷纷在家里开辟出一片天地,每天静坐一段时间。他们认为,静坐运动在锻炼身体的同时,还能让自己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内心更加宁静。

    1、静坐吧,在宁静中获取健康

    我们都是在职场中打拼的杜拉拉,每天如同上足了弦的闹钟,在一个又一个会议,一封又一封邮件,一个又一个PPT中疲于奔命。腰酸背痛、紧张焦虑、面色晦暗,还有用再厚的粉底也盖不住的黑眼圈……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的亲密战友。通过静坐不仅能提高免疫力,缓解焦虑情绪,还能达到了美肤瘦身的目的。如果你没有时间每天在健身房泡上1小时,那么至少抽出10~20分钟的时间,练习静坐吧! 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教授称,习静坐能降低肌肉的紧张度,减少血清乳酸量的分。测试表明,每天练习静坐20分钟,持续一周后,专注力和情绪控制力都有所改进,焦虑、情绪低落、愤怒等负面情绪则大幅下降。不仅如此,静坐训练还可以疏通脑部的血液循环,使脑部反应从“对抗或逃避”转为“接受现实”,从而增进一个人的幸福感。

    2、保护肝脏

    午餐后你会选择小憩一会儿,还是马上出门散步?其实,最好是静坐休息半小时左右,再去做别的事情,这对肝脏保养很有必要。人们在吃完饭后,血液都集中到消化道内参与食物的消化,当身体由躺下到站立,流入肝脏的血流量会减少30%,如果再走动起来,流入肝脏的血液继续减少。如果肝脏处在供血不足的情况之中,它的正常新陈代谢活动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吃完饭后静静坐下,闭目养神10~30分钟,尽可能使血液多流向肝脏,供给肝细胞氧气和营养成分。

    3、沉淀食欲,控制体重

    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使得我们不仅行色匆匆,平时工作午餐也和打仗一样,速战速决,而一旦休息有了时间,又容易暴饮暴食,导致赘肉横生。其实,暴饮暴食正是压力导致的行为,当你迫切地需要通过食物释放压力的时候,不妨先“静坐”下来舒缓压力,放松身心,让“大快朵颐”的念头沉淀下来后再进食,这样有助于放慢进餐速度,在细嚼慢咽中品尝食物,食量就会逐渐减小,轻轻松松告别“水桶腰”。

    4、降低血压,远离心血管疾病

    美国曾经对一批高血压患者进行过静坐干涉疗法,结果发现,静坐训练让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降低了4.7毫米/汞柱和3.2毫米/汞柱。可见静坐对于降低血压十分有效,从而可以大大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不会产生药物副作用。

    5、缓解疼痛,告别止痛药

    好朋友造访的那几天,难以忍受的腹痛也相伴而来,止痛药成为不可或缺的救命稻草,虽然你也担心副作用的问题。这时不妨尝试一下静坐,对于缓解疼痛非常有效。研究发现,静坐虽然不会改变疼痛的程度,但是能减少因疼痛而产生的情绪反应。因为练习静坐能训练大脑聚焦现况,从而花费更少的时间去预测未来的负面事件。

    有人说“静坐像汽油,是能量来源”,在单位一天工作8 小时,午间休息就显得至关重要,不妨每天抽出10 分钟,静静坐下,也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 调节座椅到适当高度,臀部顶着椅背。
2. 双脚略为前伸,超过膝盖。
3. 手掌心向上,放在大腿上。
4. 头自然正直,忌僵硬。
5. 放松双肩,下垂勿耸起。
6. 闭上双眼,吐出浊气,合唇,舌抵上腭。
7. 慢慢吸气、吐气,保持呼吸的细长深远。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2-25 14:38:5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博您一笑 2011年年初在网上最 新最火的段子

2011年网上最新最火的段子

    今年最给力的春联: 活在中国

    上联:房价涨. 地价涨. 油价涨. 电价涨. 水价涨. 粮价涨. 肉价涨. 蛋价涨. 菜价涨. 药价涨. 这也涨. 那也涨,怎一个涨字了得,涨了还涨。

    下联:上学难. 参军难. 就业难. 买房难. 租房难. 择偶难. 结婚难. 育儿难. 就医难. 养老难. 男也难. 女也难. 看世间,难字当头,难上加难。

    这30年了都干些啥好事?少数掌权的和搞投机的富了,大多数人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被就业,被增长,被通胀,被贬值,被下岗,被低收,被物价,被房价,被学费,被就医,被剥削,被压迫,被强拆,被欺骗,被忽悠,被普世,被理性,被被被......
 

2010年度財務總結

    2007年,京沪高铁投资预算增至2200亿元。
  2008年,中央推出40000亿投资计划。
  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
  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2009年,中国对非援助累计760亿人民币。
  2009年, 中国累计对朝援助达8000亿元
  2009年,累计购买美国国债达到8100亿美元,累计购买外债达到到20000亿美元!
  2009年,中国公车消费每年达到9000亿人民币。
  2009年,中石油称:“加薪10亿是小钱。”

  2009年, 上海更换5000块路牌花费2亿, 平均每块路牌4万元!
  2009年,中国信贷总额近100000亿人民币
  2008年,北京奥运会共耗资3000亿人民币。
  2010年,上海世博会共耗资4000亿人民币
  2010年,省10分钟,沪杭磁悬浮耗资350亿。
  2010年,中国承诺对朝鲜700亿投资计划。
  2010年,湖北省曝光120000亿投资计划。
  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 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
  2010年, 人大指出: 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600亿元, 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

2010年年度总结

    2010,有一种美女叫“凤姐”,有一种帅哥叫“犀利哥”,有一种女朋友叫“小月月”,有一种爸爸叫“李刚”......

    2010,有一个新词叫“给力”,有一个群族叫“爱疯”,有一名中医喜欢绿豆和茄子,有一位道长会水下闭气......

    2010,有一种节能减排叫“拉闸限电”,有一种足球协会叫“足囚协会”,有一种慈善叫“裸捐”,有一种房地产调控叫“空调”......

    2010,有一种住宅叫“蛋屋”,有一种理财叫“群租”,有一种集装箱叫“蜗居”,有一种别墅叫“经适房”......

    2010,吃小龙虾可能肌溶解,送孩子上学时可能被拆房,盖被子可能会被闷死,赶不上火车可能白买票......

    2010,很多“大牌”都不淡定,郭德纲称徒弟“民族英雄”被反三俗,周立波嘲弄网络舆情获封“周自宫”,连腾讯都被360“逼”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2010,爱写日记的不光有雷锋,还有韩峰,大美女不光天上有,地上人间也有......

    他们的发现---2010,想买房的人发现,“国十条”猛烈的来了,却没有带走一片云彩。房产调控年年高高举起,年年轻轻放下,年年政策给力,年年执行不力。哎。不是狼来了,而是狼都来腻了。

    2010,剩男剩女们发现,其实找对象不用去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更不用去山东卫视的《爱情来敲门》,只要去上海世博会排几小时队就行,患难之中见真情。

    2010,创业者们发现,原来蒙牛董事长牛根生的“小胜靠智,大胜靠德”不靠谱,小胜是要靠智,但大胜得缺德。

    2010 ,唐骏发现,英雄也要问出处,一个人,不论多么辉煌过,? 桓霾恍⌒模?陀斜患?宓目谒?杆傺兔坏哪翘臁?/SPAN>

    2010,一些精英们发现,他们迷信的李一,其实不是神仙,只是很清楚他们的病根--他们已经成为权力、资本、色欲的奴隶,无法在欣赏到自然的美。

    2010,媒体发现,电影《山楂树》玩了把纯情,于是揶揄道:世道这么乱,装纯给谁看?其实在乱世,人们更需要纯情的东西。不管环境多么残酷,留给自己一个纯情的时间,一个纯情的对象,日子就过来了。

    2010大家的发现:

A:发现,以前该省钱的时候我一分钱没省下来;现在真的省下来了,钱又不值钱了。
B: 发现我找个合适的工作很难,但是,找个合适的对象比找个合适的工作还要难!
C:发现我女朋友开始催我抓紧时间买房子了,吃饺子也不给我拌蒜泥了。
D:发现100元越来越像10元了。
E:发现“国考”越来越热了,考上的概率越来越小了,发现考研的越来越多了但含金量越来越低了,发现学校毕业就业率越来越高了,但薪水“低破”一千了。还发现。我长白头发了......
F:发现懂了这句话:他不爱你,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无论怎样,都不好。
G:发现身边的楼房阳台都变成菜园了。

 2010的悲喜:
1.长得帅有什么用?考清华有什么用?学经济有什么用?将来还不是要娶罗玉凤!
2.新闻联播的牛叉之处在于就算你一直在换台,也能完整的看完一条新闻。
3.现在的人穿衣服不是为了保暖,而是为了关键时刻有衣服可脱;现在的人同居不是为了结婚,而是为了不用结婚。
4.人类社会发展有很多问题,但归根到底只有三个:长相问题、纯洁问题和人品问题。任何不解的事情,包括《十万个为什么》里面找不到答案的,都可以在这三大问题中找到答案。

    博您一笑 2011年年初在网上最新最火的段子

    1、在超市里,看见一只五花大绑着的螃蟹从18.9元的冰柜里往28.9元的柜子里爬,我泪流满面,你太TM有上进心了!

    2、有个人问他的朋友:“你为什么一抽烟就笑,是不是烟很香啊?”朋友回答:“哪里,我刚看到书上说,抽一支香烟减寿5秒,笑一笑则长寿10秒,所以每次抽烟我就要笑一笑,为生命赚回5秒钟。”

    3、别觉得你被世界抛弃了,世界根本就没空搭理你。

    4、北京摇号网址的域名bjhjyd是由“北京缓解拥堵”6个拼音的首字母组成的。猫扑上出现了多种版本的“解读”【预言版】北京还将拥堵;【绝望版】北京会巨拥堵;【乐观版】北京何惧拥堵;【破罐破摔版】别急回家也堵;【期待版】北京好久摇到;【怨天尤人版】不见号就怨爹。

    5、黑夜荒无人烟的公路上,一白衣女子路边挥手,司机停车载上了她。女子递给司机一颗苹果。司机不好拒绝,咬了一口。女子问:好吃吗?司机说:好吃!这时女子说:当然好吃了,我生前最爱吃苹果。司机吓的差点把车开到沟里去,那女子继续说:自从孩子出生以后,我就不爱吃了。

    6、我们常常看到的风景是:一个人总是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仰望和羡慕着。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只是,你的幸福,常常在别人眼里。

    7、某Mopper最给力的个人年终总结:存在问题:好吃饭、好泡妞、好打牌、好喝酒。 分析原因:饭好吃、妞好泡、牌好打、酒好喝。 总结经验:吃饭好、泡妞好、打牌好、喝酒好。 整改措施:饭吃好、妞泡好、牌打好、酒喝好。 努力方向:吃好饭、泡好妞、打好牌、喝好酒。

    8、元旦怎么过?领导――对老婆说:吃饭!睡觉! 对美女说:吃个饭,睡个觉。 对情人说:吃吃饭,睡睡觉。 对小蜜说:吃饭饭,睡觉觉。 对员工说:吃什么饭!睡什么觉!统统加班!

    9、某天深夜,偶起来上厕所,见一透明状东西左忽右闪, 吾问:你是鬼?鬼曰:恩那 吾:QQ号多少?鬼:……

     10、女友不解地问男友:“为什么男人有很多女朋友会被人羡慕,而女人有很多男友会被鄙视?!”男友语重心长地说:“ 就好像是一把钥匙可以开很多锁,会被人称作万能钥匙!而一把锁若是可以被很多钥匙开,那就说明锁有问题!”

    11、继《让子弹飞(专题-视频)》中国热演之际,朝韩将联合上演本年度重头大戏《让炮弹飞》,续集《让导弹飞》和终极版《让核弹飞》正在的筹备之中。而发改委前日已经紧急上映了《让油价飞》。至于何时证监会筹备《让股价飞》,目前暂无时间表。热播长篇史诗巨制《让房价飞》表示毫无压力,鸿篇巨制《让工资飞》暂无计划。

    12、能回忆从前,说明你在成长。回忆从前你笑了,说明你长大了;回忆从前你哭了,说明你成熟了;回忆从前你漠然了,说明你世故了;回忆从前你感慨了,说明你无奈了;回忆从前你淡定了,说明你开始老了。

     13、猫扑网评选出2010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最无耻】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最炫耀】我爸是李刚。【最主流】给力。【最佳美术】神马都是浮云。【最佳汉语语法】我勒个去。【最佳修辞】杯具。【最感同身受】蛋疼。【最文明】你妹。【最废话】你懂的。【最简洁有力】擦。

     14、2011年“幸福”指南:家里没病人, 牢里没亲人, 外头没仇人, 圈里没小人,身边没坏人, 看似没情人, 升官有贵人, 办事有熟人, 谈笑有哲人, 聚会有高人, 喝茶有贤人, 家务有佣人, 摄影有寮人, 闲聊有达人。

     15、【2011年,送个自己的几句话】 (1)、别和小人过不去,因为他本来就过不去;(2)、别和社会过不去,因为你会过不去;(3)、别和自己过不去,因为一切都会过去;(4)、别和亲人过不去,因为他们会不让你过去;(5)、别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6)、别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

    结语:做自己的事,活自己的命。因为,神马都是浮云。

 

网络文化扫盲

上网必知的18个词汇

童鞋(同学)、
鸡冻(激动)、
神马(什么)、
稀饭(喜欢)、
木有(没有)、
帅锅(帅哥)、
酱紫(这样子)、
银(人)、
小强(蟑螂)、
汗(惭愧)、
灰常(非常)、
汗(吃惊)、
表嘛(不要嘛)、
打酱油的(路过)、
给力(带劲)、
菌男(俊男)、
霉女(美女)、
灰机(飞机)、

瀑布汗(非常吃惊)、

 

 

发件人:"彭培根" <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 2011-02-19 01:45:01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Re: 有几篇有趣的、不是大块文章,但是有生命意义的文章

彭培根先生庐山之行纪实

——世界上最具创意的大讲堂

王杨慧

    庐山艺术特训营位于江西武宁县一个叫株林的偏远山区,由艺邦集团创始人余静赣先生投资兴建的一所艺术设计类培训地。从2005年开办的第一期到现在的12期,已经由当初的每期几百人跨越式发展到现在的每期4500多人同堂听课。他们来自全国五湖四海600多所高校,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了一起。

    在为期60天艰苦疯狂的军事化生活和学习当中,完成手绘疯狂的训练课程,在庐山西海自然山水的涵养与磨砺中,领悟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和自观,从而认知自我,认知艺术。他们练就的已经不仅是高超的手绘技巧和设计思维,更多学到的是在自己的人生中不断超越自己的勇气和动力……

    庐山艺术特训营万人大讲堂,大师点灯,成就一生。汇集了国内数十位建筑手绘,室内设计知名大师担纲任教,并特别邀请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广州美院、清华大学(以及该校美院)、同济大学等著名艺术类院校的教授和著名艺术哲学家、管理学家来营授课,浓缩时间精华,打牢扎实功底,磨练人生意志。

    2011年2月 10日著名建筑大师及评论家彭培根院士应邀亲来到庐山艺术特训营手绘大课堂,为在场的数千名师生“点灯”。大师零距离,受到现场师生的热烈欢迎。彭先生高瞻远瞩,以别样的视角讲解“什么是建筑”、现代建筑的死亡、后现代建筑理论及案例以敏锐的视角洞察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建筑行为,并从容地作出一系列的客观评价,言辞犀利风趣,展现了大师的个人魅力。

    通过对成立于1985年,中国第一家民间合资设计企业——大地建筑事务所经典建筑案例的解读,剖析建筑创作的理念与灵感来源;涵盖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建筑、城市、文化、哲学等,甚至细微至汉字(创作动画的神奇速度)、服装设计……

    授课期间还特别谈到大地乡村建筑发展基金会的项目规划,表达了他对中国城乡基本建设的深度关切。并以自己的多年游历与创作感悟亲身说教,风趣幽默,课堂气氛轻松活跃。期间还特意展示了自己家庭室内设计和服装的得意之作,同学和余工都穿上彭先生亲手设计的服装。

    在千人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彭先生的即兴表演了太极霹雳十八掌,引来了大家阵阵的喝彩。课余,彭先生特意和学生一起排队就餐,就着萝卜咸菜吃起了露天午餐,真正体验了一回特训营的疯狂,让在座的师生感动不已。

    “世界上最有创意的和最有教育意义的大讲堂”,这是彭先生一再重复的对庐山艺术特训营的高度评价,临行之前和现场师生合影留念,并为众多同学签名题词作为道别。结束了彭先生第一次的庐山之行。作者为了体验生活来到了这里,我选择,我无悔。

    作者:王杨慧,江西美术学院-庐山艺术特训营第12期建筑16班专业指导教师,武汉大学建筑学工程硕士,

 

对余静赣创办江西美术专修学院的感想

清華大学资深教授 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 彭培根

2011年2月

    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成立于1985年1月19日。她是中国自1949年来,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建筑设计企业。创办大地的四个宗旨是:为行业献例;为社会献艺;为农民献爱;为同仁献惠。

    我们是立志为行业献一改革之例;为社会设计一些优秀的建筑;将企业的部份利润回馈社会,为农民献出爱心(1986年成立了大地乡村建筑发展基金会)。而成立26年来做得较不理想的就是“为同仁献惠”,这是因为中国对现代“建筑师”的专业称呼,在1980年代才有,西方国家已有五百多年。中国的建筑师不但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而且设计费是全世界最低的标准,只有2%-4%,而欧洲国家是9%-17%。另外,大地的合伙人争取设计任务的商务机制,也一直跟不上社会的各种手法 。

    大地成立十周年的庆祝会上,中家两国的建设部长都莅临了大会。在我发言的部份,用中英文将画家刘汉的一首动人的诗歌朗读了一遍,作为结语:是用来给大地同仁们自勉的。这首诗的题目是《此生本是拓荒牛》 :

“分吹雨打不回头, 力尽骨摧无怨尤。

何必计较鞭加背, 此生本是拓荒牛” 。

    用古典英文来翻译这段诗歌:

In spite of wind and rain, I keep advancing, never coil;
Exhausted though I sometimes feel, my heart is always loyal;
Why should I care, if I am wiped on and on my back?
After all, I am a willing ox, busy turning virgin soil.

    大地的常务副董事长阎岩把他的大学同班同学余静赣介绍给我认识,他是是江西美术专修学院的创办人。2011年春节期间,我应邀到专修学院的庐山艺术特训营(我的理解是“综合素质培训营”),进行了一次规划与建筑学的系列讲座;在没去之前,我就有好奇心-为什么这个学校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让几千建筑和艺术的学生,在春节假日还在这上这么繁重的课程和做体力劳动?我到学校实际观察后,恍然大悟!也十分感动和受教育! “此生本是拓荒牛”这个描述对余静赣(师生们都称他为“余工”),绝对当之无愧!

    一、 余工是农民的孩子(我的爷爷也是湖南的农民),他是一位在黄土地上里有深根的教育家和艺术家。凭这个才能对学生身教。加上他本人的、还有学院里的很多老师们的手底下的绘图的功力,都很优秀。因此,对学生们才有“现身说法”的能力和说服力。

    二、 他将儒家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理念,加上以朱熹的《朱子家训》的“黎明即起,洒扫庭厨……”的教育理念,还有毛泽东要改造知识分子,要他们上山下乡,深入人民的理想;结合在一起。余工自己以身作则,亲自搬砖挖土,教书和劳动到深夜。太令我感动和惭愧了!我立志想当条“拓荒牛”。但他真正做到了“拓荒牛”那首诗中的境界。台湾的东海大学在六十年代创办时,第一任的校长是曾国藩的孫子曾约農先生,他也是用《朱子家训》的理念来办学。东海只雇用了少数工人,大部分的后勤工作都是靠学生们自己勤工俭学的体力劳动。但是,毕竟台湾从水泥地上成长的老师们孩子们,与余工的黄土地里的根和他对教育的激情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三、 余工的综合素质培训的方法,与五十年代“现代建筑运动”的启蒙学校-德国的BAUHOUSE 就是这样训练学生的,除了正规的建筑学理论课,还要他们学素描、做木工活、做模型还有做体力劳动。“现代建筑运动之父”有四位,其中Gropius 的学生王大闳大师是我的师父(与贝聿铭大师在哈佛大学同班同学)。Mies Van der Rohe 的学生 Helmut Jahn(现美国排名第一的大师) 也是我的美籍德裔师父。

    我已经看出江西美术专修学院的中西结合的,与国际并轨的、优秀的教育机制。将来一定会为中国和世界培训出很多世界一流的,具备毛泽东说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优秀的建筑师和艺术家。

    我在清華大学教一门选修课:“Rational Architecture”《理性建筑》是用英语上课的;已经教了24年。每学期选课的几乎是三年级全年级学生还有其它各院系的学生;经过第一堂课我介绍了课程的内容(包括课外的阅读、翻译等),第二堂课就退选了一半,我再预告一些上课的要求;结果第三堂课就只剩下四十多人了。这些学生基本都是“死猪不怕烫”的特别用功、特别好学的同学。每学期的期终考试是从晚上七点到写完为止,用英文答卷。现在在哈佛大学读研的殷霄保持的答卷纪录是十四半张(专用答卷)纸,二十七页。他写到晚上十二点二十分才交卷。二十四年来,经我写推荐信到美国加拿大的世界著名的大学,而被录取或有奖学金的学生,每年都有四、五位。2008年我应邀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来当听众加油的就有十几位。尽管如此,我自己反思,在对教育的激情和身体力行;与学生一起体力劳动改造自己方面,我还远远不如余工啊!

    最后,我想向余工,穆悦德副院长、学院的董事们和全体教师和同学们致以衷心的敬意!和诚挚的祝福!

  彭培根  敬上
  P.K.Alfred Peng 
  二零一一年二月九日于庐山,

 

 

 

 

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  2011-02-23 12:42:23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徐剑" <thxj2008@163.com>, "吴庆" <wuqing@drc.gov.cn> 抄 送:标题: 我们最新一期的宏观分析报告,请各位老师指点!

中美比较之下的

中国宏观经济战略分析报告

云汉经略季刊 总第九期

报告日期:2011 年 01月

主任编辑:刘丽娜、刘潇峰

010-84899529

www.skylink2001.com

    郑重声明:本研究报告以中美政府公开信息与数据为参考,本着客观公正的视角进行分析与评论。本研究报告仅代表云汉经略的研究观点,仅限于云汉经略内部参考和与相关客户进行信息交流之目的,不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

    2010年,世界经济终于开始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对整体经济的全面冲击,转而有精力开始面对并解决经济恢复过程中以及自身隐藏的深层次内部问题。由于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使世界经济体打乱了之前各自及相互的经济发展进程,转而全力应对危机对整体经济的冲击;也由于危机,部分激化了世界经济体自身潜在的发展不均衡,使经济及贸易往来中的矛盾集中显现出来,有机会去重新梳理调整。虽然梳理调整的过程必然是复杂且漫长的过程,但对于世界经济体的长期平衡健康发展创造了机会。

序 言

    由2010年度年终情况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终于摆脱08年和09年的大起大落,逐渐趋于平稳,虽然表象放缓,但基本保持了良好的恢复态势。同样,在步入后危机时代后,中国在各世界经济体表现大不相同的境况之下,“受累”于各种国际经济矛盾中;同样,在所谓“祸起”美国的二次宽松政策下带来的爆涨性通涨预期促进下,中国经济“受累”于输入性通胀及内生性通胀的内外夹攻,再加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老问题,中国经济承担的压力及令市场的担忧乃至实质性影响并未减轻;同样,随着2010年度的结束,中国政府持续二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告罄”,成绩如何?效果如何?“十二五规划”预期如何?将在本期报告中展开论述,供兴趣读者参考并探讨。

    本期报告在延续前几期报告叙述框架的基础上,将视点集中于中美两国当前集中暴露的经济问题,加以详细阐述;进而分析经济表象背后代表的更深层次的内涵。最后综合对比分析中美两国的复杂经济现状及其深层次的核心问题和发展战略及其政策导向,,进而分析和预期以上作为结果对策的原因以及它们将对对各自经济发展产生的趋势性影响。

    (请点击题目查看!)

 

 


发件人:"tian" <xtos@live.cn> 2011-02-20 10:13:48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Date: Sun, 20 Feb 2011 10:13:48 +0800

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及应对之策

田忠国

2011年2月19日

    今天在新华网读到一篇文章,其中厉以宁说,通货膨胀是提高普通百姓的收入水平造成的。其言下之意,中国只有降低普通民众的劳动收入水平才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事实上真的如此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写过的文章。当时我们就断言,中国采取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是错误的,因为,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占有率膨胀导致的流通涌堵,所谓占有率膨胀导致的流通涌堵,是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必然现象。什么是占有率膨胀导致的流通涌堵现象呢?

    劳动阶级收入水平降低,而资本家占有率不断膨胀、不断挤占劳动阶级的收入空间,东西生产出来卖不出去,经济危机就发生了。有人可能认为,只有在货币发行过量,物质短缺的情况下才会发生通货膨胀,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下,资本集团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完全有能力操控经济运行状态,从中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下,物质短缺可以导致通货膨胀,占有率膨胀导致的流通涌堵也可以导致通货膨胀,财富大量外流无限度的增加纸币同样可以导致通货膨胀。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2007年就撰文警告,警惕中国发生二次经济危机。当时我们就断言,在中国采取拯救经济的措施中,一是投资,二是出口退税,支持贱卖国内产品和资源,三是抢劫穷人,资助富人。三大措施,个个措施都助推中国经济出现更大的危机,而二次危机主要体现在通货膨胀上。因为,经济是个不等式动态均衡发展的过程。在这个不等式动态均衡发展过程中,相对均等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是为不等式动态均衡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保障的。人类历史证明,有计划不等式动态均衡经济发展模式,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发展模式。当然,有计划不等式动态均衡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剥削压迫阶级而言是无法容忍的,因为,它堵塞了剥削压迫阶级一切剥削压迫的机会。

    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投资四万亿,仅高铁一个项目就拿走了两万亿。在大把撒票子的同时,出口要退税(所谓出口退税就是拿国内老百姓的钱补贴外国),买轿车子国家要补贴,买卖土地(所谓土地流转)国家每亩每年还要补贴1500元(土地租金每年每亩只有700元),疯狂鼓励资本家和外国资本鲸吞国家土地。试问,这是辛子陵们热情拥抱的资本主义吗?否,因为,这是在卖国,而且拿全国劳动人民的钱在卖国。

    有网友如此描述中美国的贸易关系:“美国人用100美元从中国购买货物,美国人得到货物,我们得到100美元。然后按照法律规定,中国厂商得到的这一百美元货款必须去商业银行按照汇率兑换成人民币,然后商业银行则必须再把这一百美元交给中央银行,换回同样的人民币。那么央行哪里的钱支付给商业银行呢?是印钱,央行每收到一笔外汇,就会按照汇率印刷等额的人民币支付给对方。这样央行形成了外汇储备,下一步,央行会把很大一部分的外汇储备用来购买流动性高、安全性好的金融产品,主要就是美国国债。结果是我们得到的美元又回到了美国,美国卖给中国国债,他们得到美元继续借贷给美国的老百姓,老百姓再玩命地刷信用卡买中国货。如此循环往复,我们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我们的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如果我们得到的外汇仅仅是去维持这个循环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什么也没得到,我们得到的就是废纸而已。更为吊诡的是,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范围内的产品每流出去一部分,中国境内的人民币就会凭空增加相应的部分(因为央行印钱买外汇),也就是说货物减少了而货币却增加了。”

    以上种种现象说明,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在于卖国集团一方面疯狂压榨国内劳动大众,扶助国内富人的同时,扶助国内外资本疯狂圈地,另一方面,卖国集团疯狂向外输出财富,也就是说,卖国集团一方面压榨劳动大众资助富人剥削,另一方面压榨劳动大众资助西方国家,特别是资助美国。由是观之,抑制通货膨胀而不清除卖国集团,通货膨胀不仅得不到有效的抑制,相反,卖国集团继经济殖民化、媒体殖民化之后,还会推行土地殖民化。

    所以,当劳动大众无法承受通货膨胀之重,奋起反抗时,他们肢解中国的机会就来了。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人称高铁投资为大跃进,如果是这样,最多也就是决策失误,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就多次撰文分析,如此拉动经济增长,必将给中国经济包括中国社会带来更大的危机,甚至是致命的危机,所以必须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我们的呼吁得到的回报却是,政府对我的话一一记录在案,时机成熟时必将殂杀之。试想,如果仅仅是决策失误而不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因此,我们认为,清除卖国集团是抑制通货膨胀的第一步。第一步走通了,恢复公有制,堵塞财富外流的通道,坚持有计划不等式动态均衡经济发展模式,严控物价,中国才能走出通货膨胀引发的致命危机。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2-18 08:35:1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hongyingpang@gmail.com>, <dipstudynk@yahoo.com.cn>, "Pang Z. Y." <zhongying@yahoo.com> 抄送:标题: 阻挠埃及走向民主

中国的天量货币是如何创生出来的?

华尔街日报

2011/02/17

    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面对CPI上涨的势头,中国央行开始实施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到目前已经七次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三次加息了。尽管国家统计局2月15日公布的1月份的CPI涨幅低于预期,同比增加4.9个百分点,使人们好像松了一口气,但目前看来,中国政府可能还会继续收紧货币政策。

    中国政府显然是怕2011年中国通货膨胀失控。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体内的广义货币已达73万亿元,已是中国GDP总量的1.82倍。在许多人眼中,这巨量的货币流动性,好像是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市场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一个巨大"堰塞湖",并相信它正悬在中国经济的上游,迟早会把下游的大小河道溢满,并把PPI和CPI不断推高,因而管住这巨量流动性,不让它从银行储蓄的坝中溢流出来,是央行的当务之急。这一逻辑是否成立?这一宏观经济管理思路是否对头?

    弄清这些问题,显然是非常复杂的任务,需要深入的理论和现实思考,甚至需要用新的理论视角来观察中国经济与社会。笔者仅根据自己最近所关注的一些文献,谈点粗浅的直观认识,以抛砖引玉。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近两三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演变动态,理清这巨量货币流动性是如何积累起来的。

     从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第二季度,为了遏制当时已抬头的CPI,央行就采取过类似最近这样一紧再紧的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面对当时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外贸出口急剧下滑的严峻形势,决策层来了一个180度的宏观政策大转向,推出了所谓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同时又促使央行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8年第三季度之后,银行信贷就开始超常增长。随之,中国的M1和M2都有快速增长。2009年全年M1增幅高达32.25%,到2010年12月底,M1存量已达到26.66万亿,在2009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1.19%,两年净增了10万亿。同一时期,M2也快速增加,2009年全年增幅也高达27.58%。

    到2010年12月底,M2存量达到72.58万亿,两年净增了25.1万亿。有点令人不解的是,在2009年全年银行信贷极其宽松的情况下,中国的基础货币并没有增加多少,M0也没有增加多少,只是从2008年底的3.42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12月底的3.82万元,全年仅增长了4000亿元。近两年的中国政府为应付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最多只是推出了一个所谓的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怎么一下子就从一个叫"央行"的魔瓶中释放出了25亿的广义货币?

    按照凯恩斯主义流派的观点,货币主要不是央行外生供给的,而是"产生于为投资而融资和资本资产头寸融资的过程之中"(见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中译本第106页)。按照这种内生货币说,在现代的信用货币体系中,不是央行增发了货币而导致商品的物价上涨,而是资本资产头寸的增加,以及名义工资和其他收入的增加,导致广义货币在经济体内部"内生地"创生出来,即是从PY→M,而不是像经典的货币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从M→PY(见John Smithin《货币经济学的争论》第3和第5章)。

    依照这一理论来审视近两年中国广义货币的迅速膨胀现象,笔者的初步判断是,这一巨量货币的创生,主要是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为巨额投资融资和以房地产行业为龙头的资本资产头寸融资的结果,同样各行各业收入增加(尤其是一部分人的灰色收入大幅度增加)亦是其中原因之一。从这一"内生货币"的理论视角来判断中国的经济运行,可以认为,近两年新增的25万亿广义货币,本身就创生自2008年下半年决策层所发动的"4万亿刺激计划"的实施过程,而不是央行在执意超发货币的结果。换句话说,这并不完全是央行的错。因为,决定货币供应量的除了央行所能控制的基础货币外,还有货币乘数,而后者则不是央行所能完全控制得了的。

    现在,面对近73万亿的广义货币,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担心2011年中国的CPI上涨控制不住,故货币政策一再收紧。现在的问题是:既然这73万亿的巨量货币流动性"堰塞湖"已经在中国经济体内形成,应该如何处理?是通过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和加息从而用"卡"和"堵"的办法管住这巨量的流动性,不让它从各银行的储蓄账户中流出?还是采取"疏"的办法让它流向某个地方,并且在让其安全流出时"发电",而不是让其任意泛滥?这好像又要来考验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智慧和治国哲学了。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2-26 17:21:5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美国金融危机,我国跟着吃药,可吃错了,搞了个4万亿,导致现在的物价飞。现在再想吃什么药都不行了,

    草根简介:1970年6月生,安徽灵璧人。1992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先后任《工人日报》驻安徽、《南方周末》驻上海记者。2001年初,《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时加盟,先后领衔创办了管理、财富、商业和商业评论版块,历任评论管理部主任、商业管理财富部主任,编委等职。2004年10月至今,任《第一财经日报》财经新闻中心编委、副总编。联系邮箱:ZTB6666@TOM.COM。

CPI权重调整小技巧掩盖不了通胀真实

中国经济社会更大挑战期将来临

张庭宾

2011-02-25

    2011金价将进入主涨期 目标1700美... 中国的通货膨胀会失控吗?“科索沃战争”会在东亚重演吗?

  这是一种宣誓决心的方式。仅仅在加息10天之后,中国央行2月18日宣布,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但市场一再令调控难堪,无论是房地产还是农产品。

  2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1月份70个城市的数据表明,房价同比上涨68个,环比方面有67个城市持平或上涨,这再次挑战了调控能力。

  农产品价格更是令人焦虑。当热钱转向炒作农产品时,这种冒犯将引来中国政府更严厉的反击。如今,这种假如真的变成了事实。

    此次CPI权重调整意味深长——将居住比例提高了4.22%,将食品烟酒降低了2.72%,这会将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的CPI上涨修饰的更温和一些。

  另外一个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动是,CPI中的房地产权重也有可能将由房租价改为销售价,因为楼市调控严厉,交易清淡,刚性需求改购为租,租金上涨而楼价下跌,将租价改售价,有利于缓和名义CPI的上涨。

  坦率地说,这种CPI的权重调整都是些小技巧,解决不了粮食焦虑的根本问题。但此调整隐含的信号是,调控者不仅铁了心要把房价打下来,而且很有信心把房价打下来。即表现了充分的决战决胜的信念。

  笔者也相信此次楼市调控成功在望,楼价下跌保守估计将在20-30%,不排除某些特别条件下跌幅超过40%的可能性。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2-25 08:23:4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hongyingpang@gmail.com>, <glongzy@live.cn>, "Pang Z. Y." <zhongying@yahoo.com> 抄送: 标题: 中国不可能再延续美国式的粗放型能源消费模式/富人去国外买更便宜的奢侈品,而让穷人却在国内承受出口下滑带来的失业痛苦

利比亚骚乱、油价和中国的汇率选择

崔宇

    被美国前总统里根称作“疯狗”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让北非和中东最近的革命浪潮充满了血腥,也让全球金融和商品市场充满了虚幻的恐惧。时隔两年多,美国纽约原油期货再次突破100美元/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甚至一度逼近120美元/桶。与此同时,金银等贵金属也涨势强劲,而全球股市纷纷下挫,资金避险情绪展露无疑,只是美元指数意外下行。

    在全球经济不均衡复苏的当口,战争或骚乱引发的油价暴涨,既会让复苏乏力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蒙上阴影,也会让复苏强劲的新兴国家的通胀压力雪上加霜。当然,这个悲剧性结果隐藏着诸多前提:北非和中东革命是否会进一步向产油大国蔓延?是否会引发更多的骚乱甚至战争?骚乱或战争是否会引发油价持续上涨?也许现在没有人知道答案,就像本•阿里没想到自己会逃亡、穆巴拉克没想到自己会辞职、卡扎菲没想到自己会众叛亲离一样。对于投资者来说,与其预测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如回顾和分析相对确定的历史和现在。

    国际油价的决定因素非常复杂,包括实际供求、地缘政治、货币体系和投机因素等,地缘政治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即使战争或骚乱初期会推高油价,但能推多高是一个未知数,甚至随着战争事实的确认,也不排除油价下降的可能,因为市场已经提前做出了反应。比如,2003年3月下旬,美国正式入侵伊拉克,但国际油价当年3月和4月分别下跌了17%和14%左右,而此前三个月累计上涨了30%左右,随着战争的爆发,国际油价大致是一个终点又回到起点的过程。

    今年1月以来,突尼斯和埃及等非石油国家的骚乱已经提前给市场打了预防针,国际油价也顺势突破了维持了一年多的70-90美元/桶的震荡区间,并在最终波及了石油国家利比亚后,快速向100美元/桶挺进。但利比亚还不算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石油大国,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利比亚原油产量在12个欧佩克成员国中仅列第9位,在全球列第15位,占全球总产量的2%左右。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利比亚东部地区已经脱离卡扎菲的统治,而东部恰是其最重要的产油区。根据国际能源署2月21日发布的报告“Facts on Libya: oil and gas”,利比亚的六个主要原油出口地区有五个在东部,过去四个月东部地区原油出口占比在60%左右。因此,国际油价在最近五个交易日暴涨10%,或许已经将骚乱会波及到伊朗这个石油超级大国的预期包含其中。

    尽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伊朗革命曾造成国际油价直线上涨,如果按照不变价计算的话,当时的记录直到2008年国际油价达到147美元/桶期间才被打破,但从最近10年国际油价的上涨逻辑来看,美元汇率和投机因素应该是长期主导因素,地缘政治只会造成短期波动。而且,无论是石油生产国还是国际能源署,都不会纵容国际油价非理性上涨,毕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有油价上涨导致实体经济衰退的因素,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已经表目前完全不存在供给短缺的问题,并时刻准备增加原油供给。而国际能源署也表示会密切关注利比亚局势进展,并时刻准备向市场抛出其原油储备,但目前还不必要。这意味着石油生产国和国际能源署都将此次油价暴涨归结为过度忧虑带来的短期市场波动,而且他们也做好了平抑波动的准备。

    当然,随着美元的贬值预期、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复苏以及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央行释放出的货币的投机性流动,中长期国际油价或许仍将在震荡中保持高位。但是,油价到达多高的水平才会影响经济增长或带来不可接受的通胀压力?美国经济学家在《华尔街日报》上周发布的一项调查中表示,油价到达127美元/桶时才会损害经济增长,而中国发改委在2009年发布的成品油管理办法中,也划定了130美元//桶的红线,“当国际油价高于每桶130美元时,采取适当财税政策保证成品油生产和供应,汽、柴油价格原则上不提或少提”。

    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了55%,而15年前中国还是石油净出口国,再加上“一价定律”的作用,中国不得不和国际油价接轨。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尽管石油行业存在行政垄断,但客观地说,中国的(含税)油价水平只处在世界中下游水平,低于日本和欧洲的水平,作为在全球资源稀缺背景下崛起的大国,中国不可能再延续美国式的粗放型能源消费模式,因此,国际油价的上涨对中国不见得全是坏事。

    当然,值得担忧的是通胀形势。亚洲的印度和越南等国正受到通胀的困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度已有数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通货膨胀是社会不稳定的温床,中国政府当然也要提防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所谓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其逻辑是进口油价上涨,企业成本压力上升,先传到PPI,再传到CPI,历时大概在6个月左右。

    面对油价上涨,中国政府最直接也最可能的选择是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以降低原油进口的国内价格,从而减轻中下游的价格上升压力,但这个做法更多的是从成本推动的逻辑出发的,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另一个传导路径是资本流动。如果人民币升值短期没有带来贸易顺差的缩减,反而加剧了热钱的流入,那么以人民币升值应对输入型通胀的结果就是不确定的。如果我们承认通胀最终是货币现象,那么考察输入型通货膨胀时就要通过资本流动的角度来分析。

    目前,由于货币超发,中国国内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不断累积,不少中国民众也感觉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相对较高,这意味着至少从局部商品(比如房地产)来看,人民币或许存在贬值压力。因此,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必须要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必须要从渐进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和价格机制入手,而油价上涨、货币紧缩再加上减税和财政补贴就是一个较好的组合拳。否则,人民币快速升值可能会加速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会让富人去国外买更便宜的奢侈品,而让穷人却在国内承受出口下滑带来的失业痛苦。当然,任何政策调整都具有分配含义,孰轻孰重需要中国政府仔细考量。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其撰写的“财经点评”专栏曾获亚洲出版业协会2010年度“最佳评论奖”。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或通过新浪微博与作者联系。)
 





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  2011-02-25 08:46:45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徐剑" <thxj2008@163.com>, "吴庆" <wuqing@drc.gov.cn> 抄送:标题: 转发: 薛涌:下一次石油危机的来临?

下一次石油危机的来临?

薛涌

    从突尼斯到埃及,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革命如风卷残云。谁也无法预料这场革命到哪里才会止步,对世界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穆巴拉克后的埃及,已经让美国心惊胆颤。但是,更大的麻烦也许还在后面。众所周知,美国和阿拉伯世界关系的一块最重要的基石就是石油。整个世界的工业体系,仍然建筑在石油之上。如果阿拉伯世界的革命直接威胁到石油工业,世界就将陷入另一次石油危机。

  2011年2月15日,长年报道沙特阿拉伯、并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贺开宇(Karen Elliot House)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警告:沙特政权可能是阿拉伯民主革命的下一个受害者!她指出,在沙特掌权的三位亲王,平均年龄高达83岁,而沙特 60%的人口在18岁以下。这些年轻人对于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相当沉迷,使他们有了塑造集体意识的武器。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沙特统治集团无所不在的腐败。在这样一个黑金横流的国家,居然有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70%的人口承担不起住房费用。大部分沙特人所拥有的是第三世界的生活水平,接受的是糟糕的教育,在私营企业中难以找到工作。结果,沙特的私营企业雇员90%是外国人。当开罗爆发革命时,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Jeddah),在14个月内第二次浸泡在下水道的污水和雨水之中。政府的无能已经使居民忍无可忍。

  沙特王室有700多位亲王,统治着国家的各个角落。王室之间的团结,依赖长老兄弟来维持。但是,这个统治集团内部正在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国王阿卜杜拉最近三个月在美国和摩洛哥接受治疗,恐怕并不能亲理政事。预定继任的苏丹亲王已经85岁,身患癌症等重病,并且因为腐败被称为“小偷的苏丹”。目前出任代理总理的纳伊夫亲王77岁,也是重病缠身。在他们之后,继任危机可能爆发。一直在兄弟间相传的王位,也许要传给下一代。这可能会导致王族的35个支系中有34个将被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恶毒的内斗很难避免。

  这一政权的重要支柱,就是逊尼穆斯林中的瓦哈比(Wahhabi)教派。沙特王室一直以“两大神圣清真寺的守护者”自居,以政教合一式的体制统治。但是,越来越多的沙特人意识到,这一宗教既得利益集团几乎会满足王室的所有要求,早已不能体现他们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王室既不尊敬又不害怕。他们已经开始吸毒、偷车、毁坏政府财产。甚至监视交通的摄像镜头,也被认为是王室搜刮民财的武器,遭到反复破坏。

  这样一个中世纪式的王权,能在互联网时代的世界立足,本身就是个奇迹。现在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其生存能力本身,更在于在其倾覆之后,沙特是否能够生成一个稳定的秩序。应该说,政教合一的统治,使现在的王室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源。滋养另样秩序的民间社会异常薄弱。动乱之后形成稳定秩序,在沙特恐怕要比在埃及要困难得多。

  沙特拥有世界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的五分之一,且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沙特一旦秩序失控,世界恐怕很难逃过石油危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进口的石油,有五分之一以上来自沙特。美国的石油进口,则主要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沙特仅排第三位。事实上,沙特出口到中国的石油,已经超过了出口到美国的数量。可见,中国对沙特石油的倚重,比美国要厉害得多。更不用说,中国经济发展强劲,一直走的是资源密集型的道路,石油需求的增长比美国快得多。所以,沙特一旦出现混乱,中国在经济上会是最大的受害者。中国在向汽车社会迈进的路上,已经是到了该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2-20 18:26:0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既然逆历史潮流而动要失败,就不要逆历史潮流:20国集团就失衡界定指标达成共识

20国集团就衡量经济平衡指标达成共识

法广

2011年 2月 19日

    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月18日和19日在巴黎举行。20国集团代表85%的全球经济。会议周六就衡量经济平衡指标的清单范围达成一致,其中包括经常项目、实际汇率、外汇储备、预算赤字和私人储蓄率等,二十国将在今年四月华盛顿部长会议上将各项指标数字化。

    二十国代表连续两天对指标清单的内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法新社说,昨天一夜的讨价还价没有什么结果,20国集团中的发达国家和新崛起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分歧。今天清晨会议继续召开之前,一位外交界人士告诉法新社,讨论有些进展,但没有达成共识。参加谈判的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向法新社表示,谈判是中国对抗全世界。出席会议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谢旭人表示,中国反对将汇率和外汇储备列入经济失衡评估指标,尤其反对制订具有约束力的指标。

    作为轮值主席国,法国希望昨晚的会议能就平衡世界经济的一些基本指标达成初步共识,制订一份全球经济失衡评估指标清单。全球经贸失衡被认为加剧了世界危机,造成货币大战。

    经常帐目、实际汇率、外汇储备、预算赤字和私人储蓄率,作为判断一个国家贸易顺、逆差是否过度失衡的标准,以期望未来可以通过调节这些指标来恢复世界的经济平衡。

    20个最重要的工业和新兴工业国首次就经济失衡的界定指标达成共识。20国集团的财长们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制定出一份由5项指标构成的界定标准,用以“及早并精确”确认“危险的失衡”。这5项指标分别涉及一个国家的债务状况和贸易赤字,实际汇率、私人储蓄以及货币储备。法国财长拉加德对会议所取得的这一结果表示满意。德国财长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为这些界定标准的量化付出了极大努力。

    这5项指标涉及汇率、国家财政赤字、私人储蓄、货币储备以及尤其引起争议的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差额。中国方面曾长期在该争议点上持强硬立场。本次巴黎20国集团财长会议最终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妥协。根据这一妥协,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成为衡量的内容,但一国的货币储蓄利息收入不计入在内。

    朔伊布勒与中方进行了谈判

    对此次20国集团财长会议的东道主法国来说,该协议是第一阶段的一个胜利。德国联邦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在巴黎与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为取得这一胜利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在减少贸易不平衡问题上,德国因担心对其贸易盈余受到限制,因而长期以来始终采取消极态度。制定五项指标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将是制定20国集团不可逾越的上限。

    20国集团面临的危险

    在法国首次主持召开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呼吁采取行动。 她说,"如果迄今的经济失衡继续扩大,将直接导致我们处于下一个债务危机的边缘。" 法国总统萨科齐警告说:人们都试图优先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但这将意味着20国集团的灭亡。"

    除了遏制不平衡的议题之外,出席会议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也在讨论遏制原料和食品价格暴涨的问题。萨科奇总统说,原料和粮食价格上涨将会导致通货膨胀。除此之外,减少汇率压力,为贫困国家的气候保护提供资助也是此次会议的议题之一。

    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峰会 上,20国集团曾承诺在2020年之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千亿美元的资金,用以遏制气候变化。但是鉴于目前各国国库资金匮乏,只能寻求新的资金来源。为此,萨科奇总统委托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11月20国集团峰会在嘎纳召开前,为气候保护提出融资建议。

    来源 德新社 译者 李京惠

 

中国通胀加剧对美国有利

美国华尔街日报

2011-02-17

    美国财长盖特纳周三告诉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中国日益增长的通胀压力有助于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因为企业和投资者在做出业务决策时必须将中国不断上升的成本纳入考虑范围。

    美国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盖特纳说:表面上看,人民币对美元月均升值只有约0.5%,但由于中国的通胀率比美国高很多,如果你看实际的竞争性平衡,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远远高过0.5%。这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当企业考虑在哪里建下一座厂房,在哪里锁定长期合同时,他们必须考虑到一个现实,即竞争环境正朝著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我们必须确保这种情况发生。

    在随后回答问题时,盖特纳给出了计入通胀因素的人民币升值幅度:如果持续通胀,这一幅度一年会超过10%。

    盖特纳说,因为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比美国高很多,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那么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升值幅度一年约为10%,可能还会略高。如果这种涨势能延续,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性平衡会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生重大转变。这对美国和中国所有的贸易伙伴来说,不仅必须,而且重要。我认为中国政府内部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即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让人民币升值,他们别无选择。因为如果不升值,要面对的风险是通胀率更高,中国发生我们经历过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更大,中国政府必须确保这种后果不会发生。

 

全球货币体系需要“三足鼎立”

美国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 弗雷德 伯格斯滕

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11-02-18

     长期以来,许多国家认为,美元占据主导性的国际地位赋予了美国一种“嚣张的特权”。但如今,这种特权已变成了一种负担。美国是时候准备迎接、并开始构建一个多种全球性货币与美元分庭抗礼的时代。

    在其它国家看来,美元的地位为美国的外部失衡提供了自动融资,使其能够进行超出自身收入的消费。在美国国内,由于政治家们考虑的时间范围较短,他们欢迎这种能够规避必要约束的机会,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来自海外的压力,在推进必要调整方面能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元的大幅贬值,迫使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并着手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开始修正两位数的通胀率。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美元的急剧贬值,引发了美国第一次削减财政赤字行动。最重要的是,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对外失衡达到了创纪录水平,大量资金流入美国,导致了宽松的货币环境和低利率。

    当前的货币体系还存在其它重大缺陷。近年来,流入美国的大部分资金,都源自于外国(特别是中国)货币当局累积巨额美元储备的行为。这是美元储备货币地位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而如果没有这种由货币地位内在特性所决定的依赖性资金流入,美国的境况显然会好很多。这种情况也使得其它国家来决定美元汇率——因为中国通过直接干预美元汇率,维持人民币汇率的严重低估,同时美元被明显高估。

    历史上,基于美元的货币体系逐渐演变成一项宏大的交易,在这项交易中,其他国家可以将本币汇率与美元挂钩,而无论美国因此出现多高的赤字,都可以从这些国家获得融资。包括德国、日本和中国在内的盈余国家,会经常性地抱怨自己对美元资产的“过度”累积,但一般来说都一直忠实履行着自己在此项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

    当美国决定进行调整,不再寻求资金,并分别于上世纪70年代(《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和80年代(《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要求就美元大规模贬值展开磋商时,这种体系便承担了巨大压力。如今,类似的情形再次出现。

    美国现在要想摆脱对由债务支撑的消费需求的依赖、并实现经济的持续复苏,只能通过明显改善贸易收支状况和支持性的投资。这要求美元大幅贬值,特别是对人民币以及其它一些被低估的亚洲货币。但美元目前的储备货币身份对此构成了阻碍。

    从更笼统的角度来说,美元之所以能够担纲世界主导货币达一个世纪之久,仅仅是因为它没有敌手。欧元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欧元区采取了“协作性财政紧缩措施”,还有可能发行真正意义上的欧元债券,这些都表明欧盟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恢复欧元的吸引力——特别是如果美国未能削减其庞大的预算赤字的话。

    过去十年间,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所占比重已降至60%左右,欧元的比重升至25%以上。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一旦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中国政府取消保护性的资本管控措施,人民币也将有资格成为全球性货币。简言之,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在朝着两极化转变,并有可能很快实现三极化。

     美国应该接受这一事实,甚至加速这个过程。其粗略目标应该是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美元与欧元国际地位的等同,随后让人民币也参与进来,同时稳步创建特别提款权(SDR)。美国应鼓励中国和其它国家在干涉美元汇率的同时,也干涉欧元汇率。在美元兑欧元汇率失调时,美国自己也可以对欧元汇率进行干涉。美国还可以通过采取抵消性货币干预措施、对持有美元资产获得的收益征税,来公开劝阻外国货币当局累积美元资产。美国可以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立一种替代性账户——就像1979年至80年的情形——通过该账户,外国政府能够将部分美元资产兑换为SDR。

    这些改革措施不可能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所有问题。它们无疑无法让美国躲过恢复财政秩序这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但它们将加速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并降低未来危机爆发的风险——而这正是我们所亟需的。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1-02-22 05:25:0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从中国小地方人力工资看恶性通胀即将大爆发的信号

从人力工资看恶性通胀

李华

    木工分粗细,做家具的叫细木工,做建筑浇模的叫粗木工。元宵过后工地该开工了,很多却开不了。小地方的粗木工工资由节前的120-150一天涨到150-200,如果加上加班,木工月收入可达6000-10000元。反正楼市不大妙,也就不忙着赶工期,索性再等等,兴许外来打工的人会慢慢多起来,老板不着急。

    一般人家就不那么从容了。不但物价强烈上涨,服务价格也大涨。节前钟点工是12元一小时,现在是15元。上星期大型劳务市场,招聘数和应聘数是6:1。不是没有人,而是不论什么工,低于1500就没人干。企业又没能力把工资再往高了提。于是大家不欢而散。

    据说恶性通胀的信号时工资大涨,不知目前这样的僵持局面还能维持多久。报上出售转让出租店面饭馆厂房的广告,节后大增2倍。一句话,现在的气氛不对劲。现在,除了少数特别竞争激烈的东西,中国绝大部分的产品和服务是在持续涨价的,人力资源是最后被迫涨价的,因为基本的生存成本大幅上升了。消化不了成本上升的企业要倒霉了,中国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好像开始了。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2-24 09:38:3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钟南山称广州负债2100亿元办亚运

钟南山称广州负债2100亿元办亚运

《广州日报》

2011-02-23

    广州市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称,据他查资料发现,广州亚运的直接投入和间接投入很大。“总投资2577亿元,其中广州投资1950多亿元,带来债务2100多亿元。”

    钟南山称“一次分配中百姓收入占GDP比重过低,贫富悬殊很危险”,“过去几年,广州在治理城市、治水、治空气、商业、城市规划等方面都是历史的跨越,但是在改善老百姓的收入这方面没有多少跨越。”昨天,广州市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一次分配中百姓收入占GDP比重过低,贫富悬殊很危险。他还说,亚运广州投入巨大,希望中央能给广州一些政策扶持。

    百姓收入增速落后GDP

    “过去几年,广州在治理城市、治水、治空气、商业、城市规划等方面都实现了历史跨越,但是在改善老百姓的收入这方面没有多少跨越。”钟南山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说,2010年广州的GDP达到1万亿元,比2005年翻了一番,人均产值10万元,比2005年增加了74%。而城镇居民收入是30658亿元,比2005年增加了67.6%,农村居民12676亿元,比2005年增加了79%。

    “也就是说老百姓的收入增速与人均产值差不多,但落后于GDP的增速。再加上五年来还有通货膨胀,特别是去年通货膨胀增加比较多。如果刨除通胀,总的来说老百姓的收入没增加多少。”

    钟南山说,出现这种局面跟国家的一次分配有关,而一次分配涉及到政府、百姓和生产单位三方。“在一次分配中,我国百姓收入占GDP比重为15%,西方国家接近30%。”他说,虽然现在很多人能买车,但这并不是收入明显增加后出现的,而是因为科技进步,车便宜了。

    钟南山说,不仅一次分配不合理,全国的二次分配也不合理。他查资料发现,全国教育、科技、社保总的加起来,占比不到15%,而香港则在30%以上。

    仇富仇官也很危险

    钟南山说:“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大家实现共同富裕。我看现在只实现了前面一句,后面那句啊,还差得很远。”

    “为什么河北保定会出现‘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钟南山说,一次分配造成的贫富悬殊非常危险。百姓收入低,往往一件事情就引发网民共鸣,只要菜、鱼涨点价,百姓就不能承受。同时,一些老百姓中,仇富仇官的思想也很危险。

    钟南山认为,要重视民生问题,需要改变现在的考核方式。“GDP增长多少不重要,多做一点民生实事,应该作为衡量政府是不是好的政府的主要指标。”他主张,不要把GDP的增长值作为一个地方的最主要指标。“用不着跟西北一些省份比,比如一个区长,GDP没那么高,但是解决了很多民生问题,那就是好区长。”

    去年开支多民生怎么办

    解决民生问题需要钱,但钟南山担心地说:“广州去年开支了那么多,民生怎么办啊?”

    钟南山说他查资料发现,广州亚运的直接投入和间接投入很大。“总投资2577亿元,其中广州投资1950多亿元,带来债务2100多亿元。”他很担心,背着这么大的债务,广州搞民生的钱不知从哪里来。

    钟南山说,北京办奥运、上海办世博会都是全国出钱,而广州办亚运主要是广州出钱。广州是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其他四个都是直辖市,直辖市的很多政策广州享受不到,而广州还要向中央和省贡献的税。钟南山说,他算了一下,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广州真正的收入是最后一位,而且也远远比不上非国家中心城市的深圳、苏州。

    “你没有钱,又要干这么多事,我都唔知得唔得。我在想,亚运会的投资中央是不是要给一些政策扶持。要不然的话,市长也不好当,书记也不好当。”钟南山说,“没有中央的政策和省里的政策,我看实现不了。这些领导不好讲,我来讲。”

 

 

见树不见林:房地产将受重创

水煮花生

2011-02-22

    不少人看房地产,只是看看某些关注的楼盘近期喊价来判断房地产是否升降。这也许对个体地产管用,但对整体房地产趋势和拐点的判断,就只能说是只见树不见林了。那么,林在那里?

    继上篇黄金金冠论后,黄金继续调整,即使近期原油因中东革命而飙升,国际金融危机四伏时,金价仍然未能突破其金顶,足见此顶之沉重。更有趣的是,一个错误的CPI对黄金进行了火力侦察。上周美国发布CPI数字,因电脑失误发布的CPI高达16%,一时间,操盘手们惊慌失措。猜猜黄金的反应是什么?大跌。至于为什么金价在CPI大幅度上升时会下跌,就请您参看我以前的专栏文章了。

    我想用此文闲聊一下房地产。不少人看房地产,只是看看某些关注的楼盘近期喊价来判断房地产是否升降。这也许对个体地产管用,但对整体房地产趋势和拐点的判断,就只能说是只见树不见林了。那么,林在那里?

    前几天我在微博上发信,说央行提高存款类金融机构储备金50个基准点,显然是意在沛公――即,要杀基层银行滥贷。此乃林之一。

    为什么?央行此前数次提高储备金率,均是针对大型金融机构。以央行当初的想法,提高这些机构的储备金率,就意味着下游的金融机构就少了钱,对资产价格就会有影响。连续数次后,央行发现此招效果不理想。央行最新的一招,表明央行对问题症结所在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对问题解决之速度有了相当程度之不满。房地产节点正式到来。

    下一步,就是等待什么时候央行矫枉过正,让房地产走向深渊了。

    储备金上涨后的直接结果就是银行的钱少了。银行从您手里收了存款后,只能用少量钱来做贷款以补利差。这只是新存款。在储备金率低时贷出的款,都得以新的储备金率来结算,因此若新存款不够,就得撤回原贷款。这样,您就发现两件事,一是银行会拼命地吸纳新存款,以高利息为诱饵。二是新开发的地产项目进展越来越慢,甚至出现烂尾楼。

    这里展示一张图,是人民币资产7天回购率图。什么是资产回购率?说白了,你有了一些资产可是急需现金,怎么办?把资产当掉,借钱用,过两天手头宽裕了,再把资产赎回了。这回购率,就是“当铺”收您的利率。利率的高低取决于当铺手头资金是否充足,也取决于所当物品贬值速度和供求平衡等。

利率增高,表明当铺手里资金不够,许多人都想当导致资产供大于求。当然,这里的当铺不是一般的机构,而是大型金融机构。不管怎样,高利息说明,银行在资金链上除了相当大的问题,刚刚打完上述文字,便看到广州日报报道。这里摘述一点:

    近日有消息称,上海等地部分银行将首套房贷利率调高至基准利率1.1倍,本报记者走访广州地区银行暂未发现这种情况,不过不少银行都已取消首套房贷利率优惠,优惠越大的客户,等放款的时间就越长。业内人士称,在信贷供求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房贷利率可能继续上行。

    日前,有报道称上海等地首套房贷不仅没有利率优惠,而且还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10%。昨日,记者对广州地区的房贷利率调查了解到,广州不少银行虽然取消了首套房贷的利率优惠,但再上浮10%的情况则仍未出现,二套房贷利率也仍然是基准利率的1.1倍。

    上周末上海有媒体报道,2月份开始,上海首套房贷款利率基本已提至央行基准利率。目前,上海多家银行首套房贷放款标准已上浮10%;同时审批流程放缓,首套房贷利率上浮10%获贷排队时间大约为1个月,若是基准利率的房贷,放款时间则难以确定。“

    行了,不用再赘述了,请读者注意,从图上看,上一次出现同一问题时,正是上证指数开始历史性狂跌时。若历史简单重复的话,这一次,该轮到谁狂跌了?

    林之二是央行在人民币上的立场。

     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将自行决定人民币升值步伐,不会屈从于外部压力。周小川称,中国多是依靠自己的判断来自主调整人民币估值,从未特别关注外部压力。他还表示,中国将运用所有的政策工具对抗通货膨胀,包括利率和汇率。

    用白话说,人民币不会升值。央行不理睬西方强加于中国的做法。换句话说,升值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既然不升值,为什么汇率会是对抗通胀的工具?从逻辑上讲,也是流行的观点,人民币升值导致进口成本下降,因此通胀得以控制。显然,央行不这么认为。而这正是央行判断准确的地方。中国的通胀,是资产型通胀,房地产开发过度导致财富效应,土地缺乏。人民币升值预期使得大量热钱涌入,进了短平快领域。要阻止热钱涌入,必须切断升值预期。不幸的是,储备金率增加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进一步增加,因此才有了上一番讲话。

    为了疏散人民币升值压力,央行让出口企业自行保留出口创汇,不必像从前一样必须将钱拿回来。若所作的一切均不管用,那么必要时进行人民币贬值来将升值预期扼杀掉。贬值后,出口业得以收益,进口成本虽然增加,但需求会下降,介于国际上大宗商品需求均来自中国,商品价格会自行调整。热钱逃离后,房地产受重创,食品价格自行下降。

    还有林之三、之四、之五,介于此文篇幅,就不罗嗦了。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1-02-22 18:53:06 +0800 收件人: "editor" <editor@qstheory.com>, "dxxuebao" <dxxuebao@126.com>,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问题的本质

北京人口规模超过环境承载极限

城市运转压力空前

经济参考报

2011-02-22

    北京人口快速膨胀,2009年底实际常住人口达1972万人的数字,不只突破了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所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更大大突破了北京“十一五”规划常住人口1625万人的控制目标。这个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

    2月17日,从下午五点四十开始,北京地铁前门站的客流量达到每十五分钟7500人,已达到该站最高通行能力。 

  2010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北京市政协常委会相继组织专题调研组调研北京人口规模问题,并就此提出专题报告。 报告指出,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具有四大表现,

    一是常住总人口突破2020年的控制目标;二是流动人口总量估算也已超过1000万。

    从登记就业情况看,北京流动人口登记为“已就业”的占57.4%,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建筑、制造、住宿餐饮、批发零售以及居民服务等行业。其中从事第三产业的有305万人,占已就业总数的69.7%。流动人口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有726.4万人,占95.1%;居住时间超过五年的有123.2万人,占16.1%;举家迁移的比例逐年提高,达到41.2%。

    三是户籍人口快速增长;近年来,首都户籍人口平均每年增长约16万人。2004年-2020年规划提出,2020年北京户籍人口控制目标为1350万人,但到2009年底,北京户籍人口为1246万人。如果继续按这个速度增长,预计到2016年将达到2020年的户籍人口控制目标。

    四是人口加速增长的趋势十分明显,流动人口增长最快。如果不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势必达到2300万人,2020年势必突破2500万人。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正挑战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

  报告指出,北京的水、电、气、热、煤的供应常年紧张,特别是水资源短缺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粮、油、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绝大部分靠从外埠调入,稳定保障供给的难度很大。

  以水资源为例,北京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以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由于人口快速增长,生活用水已占用水总量的44%,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

    此外,人口多也造成北京道路拥堵日益严重、公共交通不堪重负;生活垃圾处理困难。在义务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就业服务诸多方面,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滞后,带来许多社会矛盾。

    以垃圾处理为例,人口快速膨胀使生活垃圾大增。2009年,全市生活垃圾产生量669万吨,日产生量1.83万吨,但全市垃圾处理能力仅1.27万吨/日,缺口较大。北京目前的垃圾处理结构不尽合理,主要以填埋为主,焚烧和生化处理比例很低。按照现在垃圾产生量和填埋速度,全市大部分垃圾填埋场将在4-5年内填满封场,由于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缓慢,北京目前深陷“垃圾围城”窘境。专家分析,单就解决垃圾填埋问题,从2011年到2020年,北京将需要3200亩土地。

  外地人购房需求旺盛成为助推北京房价猛涨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统计,2005年-2009年全市成交商品住宅中,外埠个人购买的26.6万套,占32.3%。

  流动人口子女在京入托入学加剧了北京的“入托难”“入学难”,北京的教育资源被大量占用。2008年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人口子女有41.8万人,占北京学生总数的40%。部分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流动人口的子女。

  三是给社会稳定带来压力。在一些流动人口聚居的地方,居住环境恶劣,安全缺乏保障,无照经营、“黑车”营运、制贩假冒伪劣商品、非法行医问题多发。北京流动人口登记状态为已就业的只约57.4%,一部分流动人口因工作不稳定、生活没保障而成为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北京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治安隐患严重。2007年全市共打掉以地缘纠合的流动人口犯罪团伙870个,同比上升33%。全市流动人口涉案数由2001年的35314件增加到2008年的56098件,占全市案件的比重由71.4%上升到89.5%。

    报道说,从交通到人口,从属地问责到加强规划,一场为城市发展减负的大战役已经揭幕,北京开始向大城市病全面宣战。

  相关调研报告分析,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首先是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是大势所趋;其次,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本地新增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流动人口来京就业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再次,北京集中了全国优质的经济、教育、医疗、文化、行政资源,就像一条巨大的吸水龙把全国各地各种需求的人吸引过来。

  此外,相关人士表示,北京人口快速增长还有一些自身的深层原因。比如认识问题。其次是协调问题。以户籍人口为例,中央、军队和北京市三大系统进京户口审批机制缺乏制约。单位、部门之间彼此独立,进京准入条件不统一,且进京户口均自行决定,造成审批进京人数规模较大,造成户籍人口规模调控困难。

  此外,调控方法也存在一些局限。专门研究人口问题的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陆杰华表示,北京调控人口最难的是对增长最快的流动人口缺乏调控手段。北京人口规划与管理的对象应从户籍人口为主转为以常住人口为主,调控管理手段也需要从以行政手段为主转为行政、经济、法律、社会等手段综合运用,提高调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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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Pang Zhongying (庞中英) is a Beijing-based scholar and analyst in global and regional affairs. He is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Renmin) and directs a centre on global governance. He can be reached at ZhongyingPang@gmail.com. His office phone is (86 10) 82500701 and mobile phone is (86) 13651375227 or 15201229192. His Chinese blog is at http://blog.sina.com.cn/zhongyingpang.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1-02-22 21:49:12 +0800 收件人: <mazhijiang@sina.com>, 抄送:标题: 杨晓陆传文:GDP全球第二,利耶?害耶?

GDP全球第二,利耶?害耶?

杨芳洲

2011年2月22日

    2011年2月14日,日本公布了2010年第四季度以及全年的经济数据,“2010年日本GDP为5.474万亿美元。与中国5.879万亿美元的GDP相比,相差约4050亿美元。中国全年GDP由此首次超越日本,并取代后者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注1]

    我国主流媒体也纷纷于第二天(2月15日)报道了这条消息,虽有很多媒体指出我国人均GDP仅及日本十分之一,对这第二把交椅表示了一定谨慎。但总的舆论氛围仍透着沾沾自喜的得意。其中商务部的官方表态最为典型。

    商务部发言人姚坚在该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软实力的进一步提高,中国会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仅有效的造福广大人民,也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数据显示,我国人均GDP由2006年的1700美元,提高到现在超过4000美元。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在‘十一五’期间五年内,我国GDP平均增速超过10%,这说明中国经济在全球发生经济危机时仍能够自主发展,坚持科学发展取得的新的进展。从商务部的角度分析,我国对外贸易也在过去五年中取得了快速发展,占全球的份额从2006年的7.3%提高到现在的10%左右,这是一个新的发展,体现了‘中国道路’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也体现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在2009年和201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经济增长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了50%,这都是承担国际责任的表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软实力的进一步提高,中国会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注2] 显然,商务部将GDP全球第二,当作自己的巨大政绩可着劲地炫耀。

     那位在美国金融危机后仍主张我们的外汇储备只应买美债交学费的李稻葵先生,也煞有介事地说,“经济总量当了老二更应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应该成为未来三十年间中国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大战略,成为我们大国心态下的文化基石。”[注3] 听李稻葵的意思,好像我们真的发了大财,该夹起尾巴作人了。

    《羊城晚报》等则以“中日经济总量位置更替”这样的错误结论作为标题,但该文最后也报道了中山大学林江教授等人的不同观点。林江说,“其实我们的GDP里面很多都是外国人创造的,产生的价值和利润最终会回流到他们的国家。”关于日本的经济总量,林江认为,GNP才真正体现日本实力。“近20年来,人人都说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本也基本不提自己的GNP是多少,每年只公布GDP,而日本GDP连年不见增长甚至倒退。为什么要这样做?……这种刻意的低调其实是一种策略。日本的海外进账极其巨大,包括我们身边这些中国制造的日本产品在内,这些都不算在日本的GDP里面,但其庞大的利润却最终回流到日本的钱袋里。”[注4]

    林江教授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GDP里的钱很大部分并不是我们的钱,只是计算在我们这里,这些GDP中国人是享受不到的。而日本的经济总量则远不止其GDP那点,日本拥有并不小于其国内财富及生产能力的庞大的海外资产及生产能力。所以《羊城晚报》“中日经济总量位置更替”的结论是错的。日本一贯低调不愿露富,归根结底还是怕遭美国人妒忌算计。此番可算找到中国这块挡箭牌,迫不及待将老二的帽子甩给我们而自己甘居小三。

     然而国内舆论(包括林江教授的观点)都还只是谈及GDP等经济总量外在的数量形式,它所代表的真正实质内容却无人论及。似乎人们都已将其认作经济利益,一种国际通行的可与他国进行同质比较的经济利益,只有大、小、多、少的数量差别。而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GDP在他国或许大部分代表经济和社会利益,而在当今中国却是民族苦难的象征。

    先不说咱们的GDP一人均便少得可怜(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就是这人均少得可怜的GDP,也未必就主要是社会利益。

     GDP、GNP等经济总量,作为社会一般财富的统计,其实质不过是被满足的欲望,准确点说,是被满足的有能力(能拿出钱来)满足的(在物上等起来的)社会一般现实欲望。(欲望能支配的物,也必然是以物表现出的欲望。)这些欲望可以是高级的,也可以是低级的,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害的,甚至可以是罪恶的卖国欲望、谋财害命的欲望。买办权奸支配着大量经济资源,他们卖国造成的巨额财富外流无疑也都被统计进了GDP。此外,大量资源错配造成的巨额财富浪费也是被统计进GDP的,巨额的腐败收入(或支出),压迫人民的巨额维稳费用显然也是被统计在GDP中的,另外还有大量毒害人民(比比皆是)的精神毒品及黄赌毒等也都算在GDP中,就是真正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GDP,也因我国法纪败坏而大部分(超过90%)都是假冒伪劣。因此,当今中国大量的GDP并非主要代表社会利益,而恰恰是民族灾难。

    因为我们的经济是为外国资本的利益及国内买办权奸贪官污吏服务的。除去GDP中属于外国人的那部分,我们的财富大部分(至少70%)也都流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去了,剩下的又大部分被官僚买办贪腐黑恶掠夺了,还有很多浪费掉了,还有很多用来压迫人民,留给老百姓的这点残汤剩饭还净是假冒伪劣,精神毒品,甚至断子绝孙的转基因食品。这样的GDP即使再多,利耶?害耶?福耶?祸耶?

    在法纪严肃的国度,GDP等经济总量才可比较近似的代表经济利益(与真正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仍有相当差别),而在当今中国法纪废弛的社会,堆积的GDP却正是民族和人民苦难的标识。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巨额的GDP与民族和人民苦难同步扩展的根本原因。

     当今中国,关键不是看GDP的数量,而是其内容。但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这些经济总量就无一例外地都是物化的劳动时间,根本无从区别其利、害、祸、福。因此,只有正确理解了GDP、GNP等的实质——被满足的现实欲望(请参见我的《价值论》),才能看清GDP中千差万别的内容。

    也难怪日本人对中国GDP的增长那么高兴,如此高调将世界第二的宝座拱手奉送,他们完全清楚我们的GDP并非意味着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更多的是他们及西方的利益。“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日本政府表示将利用这一机会,使日本经济受益。经济财政大臣与谢野馨说:‘作为邻国,我们欢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我们希望深化与中国间友善的经济关系。’”[注5]

    中日之间,乃至中美、中国和西方之间,更重要的不是GDP\GNP这些经济总量的数量形式差别,而是其内容的天壤之别!如果我们的同样数量的GDP,全都是有益和健康的内容,中国人民该多么幸福!

    一切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其严肃的法制环境,必须将那些靠损害社会利益挣钱的路都堵上,使人们只能在为社会提供(有益的)使用价值的同时通过等价交换得到自己的利益,这样的商品经济才是有益的,健康的。法纪废弛的市场经济终将是一场灾难。而受外国操控的买办殖民地经济则更是如此。

注1:新浪财经《中日经济总量位置更替》金羊网-羊城晚报
http://finance.sina.com.cn/j/20110215/15369377484.shtml
注2:新浪财经 《商务部谈GDP超日:中国将扮演更重要角色》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10217/13499390326.shtml
注3:新浪财经《李稻葵:经济总量当了老二更应韬光养晦》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100817/11588495958.shtml
注4:同注1。
注5:新浪财经《中国正式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南方日报
http://finance.sina.com.cn/g/20110215/11189376423.shtml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2-17 09:51:0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大量的收益以及利润都被国际跨国公司所享有,中国获得的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人力加工费。根据海关的数据显示,2010年,在出口贸易中外商一直占到50%以上

中日GDP差距依然很大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员 周子勋

2011-02-17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超过日本终于得到了权威确认,日本内阁府2月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兆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三。

  自去年第二季度以来,关于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的消息就一直被外界关注,尤其是西方媒体更是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大书特书,当然中国也有不少的GDP粉丝,他们也对这个全球第二抱有很深的情结。然而,如果仅停留在总量的表面上,那无疑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实际上,这个世界第二并没有多大惊喜,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世界第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民众需要思考的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从这个世界第二中获得什么?其实,随着世界第二的到来,中国的发展问题并不轻松,还有很长的一段发展距离。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出,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就以高工作效率变得富裕起来,在经济上压过了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然而在最近的30年里,中国经济却快速增长。尽管其人均GDP仍然不尽人意,但13亿庞大的人口数量让中国迅速位居世界前列。

  中国拥有11倍于日本的人口,因此人均GDP只要超过日本的十一分之一,即可在经济总量上超越日本。如果中国想要击败美国,其人均GDP就要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因为目前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然而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十一分之一。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在14日上午的记者会上也坦言,人均GDP方面日本仍然是中国的10倍多。

  毫无疑问,中国虽然在总量上已经超日,但人均年收入是相距甚远。从数据上来,中国人均GDP为3800美元,在全球排105位,确实差得很远。但是我们疑惑的是,中国的人均年收入有这么高吗?事实上,中国一直就没有覆盖全国人口的人均年收入数据,而只有两个以城乡户籍区分的人均数,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人均GDP不等于人均收入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万9109元(人民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接近50%;也就是说,城镇居民数量与农村居民数量基本相等。依此计算,去年中国总体上的人均年收入,应该为1万2500元左右,约合2000美元。那么这个人均年收入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把人均GDP当成人均年收入了,或者把北京、上海等地人均年收入,当成全国人均数据了。

  透过数字,我们可以看到,资源生态环境的压力渐趋增大,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远未完成,转变发展方式也是征途漫漫,工业化还处于中后期阶段,城镇化在逐步推进过程中同样存在很多问题。此外,从居民收入差距来看,除城乡差距外,地区差距也很明显。据统计,2009年,上海市农民人均收入为1万2324元,北京为1万1986元。而甘肃则为3134元,青海为3346元,云南为3369元,均不及上海市水平的三分之一。

    还有,2009年上海市人均GDP为1万1320.41美元,而贵州省不及上海的九分之一,仅为1350.98美元。至于看病难、看病贵,社会保障水平低等老问题,还没有从根源上得到整治,在教育、住房和医疗等民生领域尚有诸多欠账。中国经济总量很大,可本质上还是发展中国家。要真正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得到2049年,人均GDP达到2万5000-3万美元的水平,这还需要较长时间。

  再从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看,效益以及利润都还有很大差距。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10.3%,看增速,可观也很乐观,一旦透过增速看效益,难免平添一份忧思。从去年年底的节能减排就可以看到,中国的资源环境成本透支问题短期内都难以扭转。事实上,GDP所能反映的只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对于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刻画则差强人意。从整体来看,在三大产业中,第一产业的经济效益亟待提高,第二产业产能过剩形势严峻,节能减排降耗任务艰巨,第三产业的发展仍然严重不足,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走在粗放、低效的通道上。

  而从经济发展的收益来看,大量的收益以及利润都被国际跨国公司所享有,中国获得的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人力加工费。根据海关的数据显示,2010年,在出口贸易中外商一直占到50%以上。可见,不仅经济发展方式还需要持续转变,效益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因此,不管是人均,还是经济增长结构,或是经济发展的收益,中国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第二只是总量的超越,并不值得中国人惊喜。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2-17 12:20:3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华生:说废掉国企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是骗人

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高引争议

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华生

第一财经日报 王羚

2010年10月25日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是否偏低?

    “所谓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低,其实是统计口径和认识偏差的一个误导,是收入分配领域一个重大的误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华生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

  正是华生的两篇收入分配报告引发了此次争论。华生在其中一份报告提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并非像社会公认的偏低,而是偏高的。

  这份报告将农户的农林牧渔收入从劳动者报酬中剔出来,这样调整的结果是,虽然中国纯粹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所降低,但据华生介绍,按照国际通用的统计口径(农户收入不记作劳动者报酬,而计入混合收入),由于中国农村经济的纯收入占GDP连续下降,因此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并未下降,反而在稳定攀升,由1992年的40.12%增加到2007年的43.79%。

  该研究结果刚一公布,立刻在业内引起众多质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收入分配专家表示,这个结论与事实相去甚远。他分析,华生得出结论的原因之一在于将农户收入中的农林牧渔收入剔除,这本身是不合理的。而且从其数据统计中看,混合收入并没有被计入其中。

  对此,华生的解释是,在国际通行的统计口径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确实不包括混合收入这一项。“基于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可以说比原来统计口径存在的问题还要大,对于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极大的干扰。”上述专家表示。

  城乡收入差距加大还是缩小?

  华生另一个引起质疑的结论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华生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加大依然是个基于统计口径的认识误区。

  他认为,国家统计局将外出半年以上的农民工计入城市常住人口,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2亿多农民工的特殊国情下,会对分配关系产生巨大的扭曲。在将进城半年以上的农民工计入农村人口后,调整后的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开始,小幅波动和缓慢下降到2009年的2.4倍。华生告诉本报记者,预计2010年的城乡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缩小。

  同样有多位学者对此研究结果表示难以认同。一位长期研究收入分配差距的专家表示,将外出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在收入统计中回拨到农村也是不合理的。事实上,统计局将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记作城市常住人口只是用于统计外出劳动力数量。而在进行城乡住户调查时,抽样样本已经包括家里有外出打工的住户,农民工的收入也已经计算在内。

  这位专家分析,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属于举家外迁,这些人按照居住地原则,应该算作城市居民。他们跟农村的经济联系已经非常少,因此在计算城乡收入差距时不应计入农村人口。

  尽管质疑尖锐,但对于华生的另一个观点,多位专家表示认可。在指出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华生提出,由房地产泡沫造成的城乡居民财产差距急剧扩大是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并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转型的主要障碍。

  据华生介绍,截止到本轮城镇房地产价格大涨之前的2008年,仅城镇居民人均拥有的房产价值已经是农村人均房产价值的10倍以上。

  “要解决城乡的财产差距问题,单纯地逐年增加农民的一部分收入已经远远不够,关键是要从农民唯一潜在的主要财产——土地入手,以土地制度的变革来为大部分农民的市民化提供可靠的转化阶梯。”华生表示。


 

废掉国企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是骗人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华生

第一财经日报

2011年02月17日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国民财富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急剧增加。同时,由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我国社会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也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收入分配问题引起了各方面关注,也摆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

    不过,贫富差距扩大的关键何在?收入分配改革的着力点在哪里?现在的认识并不明晰。许多现在似乎已经形成甚至写进“十二五”规划文件的共识,还可能是偏离问题症结的误导,因此大有澄清之必要。下面我们就来逐一剖析目前流行的若干主要观点。

    1,收入分配不公和不均是贫富分化的主因。因此,当前抓住收入分配改革就抓住了问题的症结。

    答:错。研究公平分配问题的老祖宗马克思强调,收入分配只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因此他从来反对离开财产的分配而只绕着收入的分配兜圈子。其实所谓富人穷人本来也就是有产者和无产者、多产者和少产者的区别。所以现在国际上统计贫富差距一般公布的是居民的存量财产而不是即时收入。我国目前财产的分布状态比人们表面上的收入要不均等得多。财产分布不均和公共服务分配不均是我国贫富不均的两大主要原因。因此,离开财富积累和公共服务的分配,只就收入的分配做文章,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解决不了我国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2,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的主要推动力,因此应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主攻方向。

    答:错。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从2003年以来就基本稳定,并在2007年碰到3.3倍的峰值后开始收敛,不再扩大。因此,即便从统计数字看,城乡收入差距就不可能是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推手。

    有人说,统计局的数字没有考虑到城乡之间福利保障水平的差异,如果算进去,实际收入差距将扩大到5至6倍。这个说法多少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改革开放前城市居民的福利保障更加全面,食品计划低价供给,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免费。如果把这块算进去,只能说当初的差距更大,而今天城市居民的免费低价福利大幅减少,相反,农民的福利保障尽管还很低,却是从无到了有,因此,城乡收入的绝对差距应该在历史上更大,而今天的相对比例和趋势只会缩小了。

    其实,国家统计局数字的真正问题是严重低估了农民的务工收入。改革开放之前,农民只能在集体经济中出勤务农,其全年出勤工分收入一般只有六七十元人民币,只相当于当时同等素质的城镇职工不足两个月的工资。今天全国有2.5亿名在本地和外地就业的农民工,平均每个农民家庭至少有一个农民工。他们现在的工薪收入和城镇同等素质的劳动力收入在市场化的领域已经基本相同。仅他们的工薪收入一项就可以使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统计局公布的5153元(2009年)的水平。实际上,国际上许多中立的观察和研究都已指出,如果中国这些年来可称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就业都不缩小反而扩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这就打破了历史上所有国家在这个发展转变中表现出来的共同规律。

    统计数字对农民务工收入的低估,不仅表现在统计遗漏上,还表现为计量标准。按现行统计抽样,农民工2009年月薪为1417元,而每年只工作9个月左右,因此这个收入还要打7.5折。而实际情况是,农民工加班加点工作是常态,他们在维持基本生存以外的收入提高主要靠加班获得,农民工平均的年标准工作时间应为15~18个月。他们基本工资确实不高,通常只略高于最低工资即1000多元的门槛,但依靠自己刻苦耐劳和长年加班,实际工资远高于底薪或起薪。

    那么,既然城乡收入差距已缩小,或者按统计局的公布数字,从2003年或至少2007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不再扩大,为什么人们仍然感到城乡差距在显著扩大呢?这主要是缘于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城乡居民的财产差距在急剧扩大。

    改革开放之前,城镇居民基本不拥有住房,都是租公房,而且人均面积只有几平方米。主要家庭财产就是价值一二百元的老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而当时的农民家庭一般拥有自己的住房,同时还占有一块宅基地和自留地。因此,当时城乡财产差别不大。但是今天,绝大部分非城郊农民的全部财产一般在10万元以下,而城镇居民通常为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这成为城市化即农民变为市民的最大鸿沟,也是城乡贫富差距拉大的主因。看不到这个主因,仅仅在给农民增加一点收入上绕圈子,显然就会偏离解决问题的主攻方向。

    3,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直线下降,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扭转下降趋势,并力促其迅速上升,使劳动者报酬的增长赶上或超过GDP的增长。

    答:错。国际上只有劳动(工薪)报酬而无劳动者报酬的统计范畴。现在使用的劳动者报酬是中国人自己生造出来的混乱概念。它包括工薪收入即雇员报酬、个体工商户和农户收入的总和。2004年,国家统计局自己觉得将个体工商户的全部纯收入算作劳动者报酬不妥,于是主观地对城乡个体工商户的纯收入人为划出一部分算为劳动收入计入劳动者报酬,而将剩余部分从劳动者报酬中剔除。这导致我国当时公布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急剧下降了五六个百分点。同理,农户收入显然也不全是劳动者报酬 ,但统计局认为其非劳动成分不大,因此将农户纯收入全部记为劳动者报酬。

    不过,这种中国人自己定义的“劳动者报酬”无法统计,只能主观加工。因为今天包括私营企业家在内,可以说人人都是劳动者。大家族企业也好,个体工商户和农户也好,所有自主经营的业主收入中既有自己的劳动部分,也有资本、土地、技术等回报部分,还有业主的经营利润部分,不用说外人,就是当事人自己也是无从区分的。因此在私营企业的纯收入中,多少是业主作为企业家的劳动和管理能力报酬,多少是其他要素的贡献,是区分不了的。国际上通用的劳动报酬的统计口径只是工薪收入或直译为“雇员报酬”(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中国的相关统计年鉴中错误地将其翻译为劳动者报酬,从而引起了自己的各种误读和歧义。国际统计标准中农业和非农业的业主收入一概归为混合收入。应当说,这才是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统计分类。

    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正确统计口径,即工薪收入或雇员报酬占GDP的比重去计算,我国工薪收入占GDP的比重近年来并未下降,而是一直在稳定上升(见表一)。实际上,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改革的推进,我国劳动工薪近年来已进入加速通道,并正在引起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的深刻变化。

    4, 政府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是收入和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是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改善民生的主要途径之一。

    答:错。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提高与缩小和贫富差距表面上似乎是一件事,其实二者并不是一码事,而且其方向可以完全相反。

    首先,是否提高居民收入比重、降低政府收入比重,是小政府和大政府之别,并不是居民最终净所得的高低之别,更不是扩大还是缩小收入差距之别。因为居民真正的生活水平,不仅取决于收入,还取决于自己要负担多少支出。小政府是让国家拿少些、少干预,居民收入表面上比重高,但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公用事业等方面的开支也大。大政府是国家多拿些,同时政府承担较多的社会工程和公共民生事务的支出责任。

    小政府和大政府的边界和优势,西方国家中也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全民医保的改革就被共和党认为是大政府之举而全力阻击。但应当说从整体上看,随着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政府承担的保险、保障、教育、医疗和社会公用事业的责任增多,政府开支的规模呈现变大的趋势,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反而下降了。不过由于居民原先需要的许多开支已由政府承担,这样居民实际生活水平是上升的。以收入差距小、福利制度好著称的北欧国家,现在不仅国家竞争力排名在全球居首,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也是全球最高,往往超过50%。这样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表现得并不高。因此,降低政府开支比重可以减小政府规模,但未必提高居民实际净所得。同时,由于一般说来,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的再分配往往更倾向于削富济贫,所以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再分配比重大的,一般会缩小而不是扩大收入和贫富差距。因此,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与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并不是相同的问题。

    其次,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真如一些人所说的国富民穷,蛋糕太小,因而居民普遍贫困?还是尽管蛋糕越来越大,但分配不均,居民之间贫富严重分化?答案显然是后者。

    最后,把贫富差距问题转换到政府或居民在国民收入中占比问题,主要是依据数据资料,显示我国政府财政收入近十来年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直线上升,而居民收入占比一直下降。公平地说,这种对数据有选择性的处理方式并不客观。其实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在1978年就占31%,其后在改革30多年中先大幅下降后逐步回升,到200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19%。按一些人计算的全社会最宽口径也还是30%多,与30年前比总体上看变化不大。况且这还仅仅是就财政收入的宽口径。如果同样用宽口径考察一下居民收入,没有被统计进来遍及全国特别是具有各种优势居民的隐形收入,到底是多少万亿可以讨论,但其数额巨大恐怕没有争论。考虑到这个因素,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宽口径比重又会显著下降。

    5,行业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收入畸高,是导致收入分配失调的重要原因。因此,缩小行业和地区差距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

    答:并不尽然。行业和地区差距阶段性扩大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因为计划经济人为地否认和拉平行业及地区差别,相同资历和学历的人无论在什么行业工作,贡献大小,经济效益如何,收入基本相同。落后、边远地区因为有各种特殊补助、津贴,收入反而高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而市场经济是波浪式不平衡发展,行业和地区差距自然会有拉开的过程。因此,所谓行业及地区差异的大小,不是和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去比,而是要看现阶段中国的差异是否显著超越了世界上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正常行业差距水平。

    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略大于世界发达国家,而小于发展中国家,属于市场经济的正常状况。因而这种差距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或重要因素。忽略人力资本的差异,简单地用粗工的收入去和社会平均报酬乃至高端行业报酬去比,强调所谓差距,应当说是误导性的。从人们广泛引用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7个细分行业的劳动报酬看(国外难以找到对应的细分行业数据),位居前列的行业与其说是与垄断有关,不如说更与人力资本构成和在市场经济中所处价值链的位置相关。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与一般流行的认识相反,在几乎所有包括被认为是垄断性的行业中,国有企业的工薪报酬除个别例外全部低于在同行业中的非公企业单位。那么,垄断行业难道不需要特别的管制吗?当然绝对需要。包括垄断性行业职工的收入也都需要不分所有制而进行专门的监管和调节,而绝不应像今天这样放任自流。但严格地说,把怒火引向垄断性行业的职工收入并不是解决贫富差距的准确方向。

    地区收入差异也有类似的情况。正如市场经济中行业收入差异会或迟或早导致劳动供求关系改变,以至于到一定阶段低端劳动也会因供给不足而持续上涨。地区性发展程度和收入差异更明显地表现出周期性波浪发展的特点。随着地区成本差异的扩大,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必然吸引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入,从而使收入差距收敛。我国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趋势。同时,正如一些国际分析人士指出的,不考虑地区生活成本差异,简单地把大都市的高工资与欠发达地区中小城镇的低工资收入相比计算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误导性的。

    6,国有企业的发展与民争利。特别是央企扩张迅速,导致“国进民退”。垄断性央企已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加剧了收入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国企应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

    答:错。国有企业目前在管理体制特别是干部、决策、激励和约束机制上确实问题成堆,亟待改革。但要说国企的问题是收入差距大,造成或推动了贫富两极分化,却正好把问题说反了。

    首先,有人说,国企赚的钱都是从作为消费者的民众身上来的。这个自然不错。问题是所有企业赚钱,都是从消费者那里来的。不让企业赚钱,除非不搞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并不被认为比别人更会赚钱,或更敢违法违规坑害消费者赚黑钱。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无法说国企比其他类企业更会与民争利。

    其二,有人说,国企不分红或很少分红,难道不是特殊利益集团吗?问题是任何类型企业,分不分红、分多分少,从来都不是企业自己,而是老板说了算。国企的问题恰恰在于,其赢利和积累与企业高管没什么关系。因此,说国企效率不高、关系裙带、约束不严,都有一定道理,但要说国企基层职工待遇高会拉大社会收入差距,或者非说国企高管相对于其国内外同行的低收入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这肯定离事实真相太远。

    其三,国企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小,确实并不等于国企的收入分配公平。民企老板身家数亿乃至百亿,只要没有违法违规,人们不能说分配不公。民企高管为老板赚钱,拿几千万工薪奖金,老板愿意给,别人眼红也没用。而打工仔一个月只挣一两千元工薪,不干可以走人,也没人能够埋怨上千倍的差距不公平。国企就不同了:基层正式职工待遇已经不低,还可以怒骂高管层10倍以上的收入太高;同样级别的官员,从政府部门调到国企,收入马上就飙升10倍,政府官员说起来也是愤愤不平,这自然也是巨大的不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公,用在国企身上再适合没有。因而国企搞不好挨骂,搞好了也挨骂,原因就在全民资产,众口难调。

    最后,既然国企这样难办,时至今日又特别不招人待见,为何不像许多打着市场主义旗帜的人建议的,干脆物归原主,全国人民一分了之?问题在于如俄罗斯与我国世纪之交的私有化改制经验已充分证明,无论财产开头如何号称公平均分,产权很快就会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企业会迅速落到原高管或与企业关联的权势人物手中。况且现代市场经济都是寡头经济,国企包括央企的产权可以很容易分掉,但在全球化竞争中中石油、中移动这样中国的行业巨头必然要存在,只不过是换了东家。中央国企消失了,但我们仍然必须长期与各经济领域的寡头企业为邻。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家族型的寡头企业取央企而代之,身家千亿的人自然暴增。企业高管们的薪酬肯定也会10倍、百倍地上升。这或许会提高效率,但就收入和财富分配而言,则一定是大大地恶化了。

    因此,简单废掉国企,也许有助于实现其他目标,但说可以缩小贫富差距,肯定是骗人的。

    7,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导致地方收入不足被迫去搞土地财政,是收入分配关系失调的重要环节。收入分配改革必须重塑分税制以后形成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失衡的状况。

答:错。财政收入更多地集中于中央政府是所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相同的收入结构安排,它有助于强化国家统一、调剂和缩小地区差异。入不敷出的地方政府要靠中央政府的税收返还或财政拨款,并不奇怪。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目前中国中央政府收入占政府总收入属于正常偏低,并不存在财力过度向中央集中的问题(见表二),相反,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财力不正常的低比例作为标杆来说明今天中央财力集中过度,反而是搞错了基准。

    那么,地方政府不是确实因收入严重不足,而被逼迫靠卖地为生,以致土地出让收入现已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了吗?稍微观察一下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就可知道,卖地收入最多的一般是最富的地方政府,如京、沪、穗、杭等大都市。

    相反,真正缺钱的县级政府和中西部落后地区,并没有多少土地收入。现在的情况是越发达越富裕的地方,地方政府的雄心越大,要上的大工程越多,钱也越不够用,因此就越依赖土地政策。如2009年,北京、上海、杭州等市土地出让收入都在1000亿元左右,而大部分中西部的省会城市也在50亿元以下。显然,这里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机制设计上出了偏差。你有一个卖别人的地,赚自己的钱的机制,当然越富裕从而土地越值钱的地方,就越有搞土地财政的动力。

    综上可见,目前流行的多数关于收入分配的意见都并不正确,那么,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贫富分化加剧的真正原因何在?行政垄断的制度歧视、权力垄断的巧取豪夺、资源和市场垄断的马太效应、严重扭曲的税收体制,以及灰色收入的幌子下隐形违法收入的全面泛滥,是中国社会贫富急剧分化的真正主因。要真想遏制贫富分化的势头,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抓住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大格局的主要因素,进行重大制度变革和调整。如果搞错了改革的方向,不仅无助于缩小贫富差距,还会自乱方寸,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1-02-19 03:20:01 +0800收件人: <yunhuaw99@yahoo.com>, 抄送: 标题:也谈买办刘志军被双规及高铁亏损问题

也谈买办刘志军被双规及高铁亏损问题

杨晓陆

    大买办刘志军终于被双规,全国人民总算看到点正义。这正义虽来得太迟,但毕竟还是来了,仍不失为一个让百姓拍手称快而令买办贪官兔死狐悲的好事。刘志军勾结外帮扼杀民族产业,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媚上欺下横行霸道,包庇其弟买凶杀人贪赃枉法,国人痛恨千夫所指,总之是恶贯满盈罄竹难书。若此恶贼再不遭报应,天理何在?正是此等卖国巨孽吃里扒外,遂使我万亿巨财外流,高铁严重亏损,拖累宏观经济恶化,恶性通胀难免。

    5年前的2006年1月,鄙人曾发表文章《建议全国人大对投资万亿风险巨大的高铁项目严格审议》(见附一),指出刘志军搞买办化高铁必严重亏损。现不幸言中,凡建成运营之高铁线路,无一不是如此,不仅巨额投资无法收回,而且必将成为拖累国民经济的无底洞。

    现据《中国评论新闻网》报道,“铁道部相关文件显示,截至2009年底,铁道部总资产为2.46万亿元,负债规模达1.3万亿元,其中长期负债达到8500亿元,流动负债4500亿元。大举上马高铁项目是造成债务急剧攀升的主要原因。按上述数据推算,2010年上半年铁道部资产负债率已上升到54.3%,全年负债率或突破56%,而铁道部可以融资的空间已愈来愈小,目前唯有上市融资一条途径才能化解高铁的资金难题。”[注1] 高铁严重亏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刘志军等对外输送利益并从中攫取买办利益。

    2008年11月,国务院又出台四万亿元紧急投资拉动内需计划,其中近2万亿元用于高铁投资。这实际上是借金融危机拉动内需之机绕过重大项目须经人大审议的关键环节,避开两年前强烈的社会质疑和反对声浪,将三年前未如愿的投资上万亿元的5457公里高铁规划,扩展到8000公里高铁,其投资也扩充到近2万亿元(2万亿铁路投资中还有一小部分非高铁投资)。高铁总长度增加了近50%,而投资却增加了近一倍。平均每公里高铁投资由1.8亿元增加到2.4亿元。(足见刘志军与其国务院上司配合多么默契,也难怪他能有恃无恐长期逍遥法外。)

    于是,我又于2008年12月的文章《当前宏观调控的方向和效率问题》(见附二)中对其予以批驳揭露。再次指出在铁道部严重崇洋媚外扼杀民族技术的情况下,近两万亿高铁投资其实是以我巨大的投资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为代价拉动外国经济。高铁造成的巨额财富外流及严重亏损将对我宏观经济产生极为恶劣的负面影响,成为最终引发我恶性通胀的因素之一。

    这些年来,人民群众不断在网络各论坛揭批刘志军的各种卖国、贪腐罪行,有关纪检部门也对其调查,但刘志军在其买办上司、权贵的庇护下一直逍遥法外恣意妄为,连主要官媒喉舌都在为其卖国行径歌功颂德。明明是为了大量进口洋设备而枪毙了中华之星等八种先进机车,扼杀自己的民族产业,完全依赖昂贵的外国技术设备,以实现其买办利益和外国资本的经济利益,却被官方媒体颠倒黑白说成自主创新的楷模。致使刘志军卖国贪心日益膨胀,买办贪官因此都受到鼓舞,卖国成风,国家民族财富外流也越来越多,若几年前我高层对其不予姑息(一时查不清楚至少也要将其从铁道部长这个关键岗位调离),国家民族利益当不至有如此巨大损失,买办卖国之风也不至如今日之盛,刘志军本人罪责也会小一些。刘志军案时隔数年方才双规,足见买办汉奸势力强大。也足见纪检部门办案顶住压力之巨大及数年不懈之艰辛。

    现今买办卖国如刘志军者,早已数不胜数;如银监会刘明康,中投楼继伟、高西庆,央行周小川,金融界还有朱云来等,还有帮美国人以转基因和疫苗毒害天下的农业部、卫生部、科技部的买办汉奸,及意识形态传媒领域为买办卖国摇旗呐喊及宣传买办汉奸文化和腐朽文化的买办汉奸……等等,以及这些人身后的保护伞——更大的买办寡头巨孽等等……。望高层能及时吸取刘志军一案教训,尽快对重大卖国事项立案调查,只要存在国家利益受损之事实,即使一时难以查明是否故意卖国,都应以国家安全利益为重将主要责任人调离关键岗位进行审查,以收及时惩前毖后之功,奏阻止财富外流之效;刹卖国群起之风,稳危若累卵乱局。否则即使投入再多的资源和人力物力维稳也无济于事。当然,在当前买办汉奸势力异常强大的形势下能将所有重大卖国罪犯都及时依法查处似乎不大可能。但只要每年有几个像刘志军这样的重量级买办被双规,百姓就真要烧高香了。但可能连这也不过是民众的一厢情愿。中国要彻底解决买办汉奸的问题,恐怕还需要有一个大的政治变化,以改变人民和买办汉奸的力量对比。

    下面即我2008年在《当前宏观调控的方向和效率问题》一文中关于高铁的论述:

投巨资拉动内需关键在于效率

    投资效率是任何宏观经济理论所追求的首要管理目标。效率低下的投资,虽也能拉动需求,但因其缺少相应的商品和服务产出,则必导致通货膨胀。而投资中的财富外流,则不仅无效,而且连拉动内需的作用也没有,因而是国民经济的净损失,是负效率。因此,投资应尽量用于瓶颈部门和产业,以保证效率,取得最大利益。

    而我四万亿投资中占一半的两万亿铁路投资,却绝大部分是高速铁路,即总长8900公里的23条客运专线(包括城际铁路)。这实际上是将三年前投资上万亿元的5457公里高铁规划,扩展到目前的8000公里高铁,其投资也扩充到近2万亿元(2万亿铁路投资中还有一小部分非高铁投资)。高铁总长度增加了近50%,而投资却增加了近一倍。平均每公里高铁投资由1.8亿元增加到2.4亿元。

    两三年前,关于高铁超大规模巨额投资就曾引起很多争议。主要原因是铁道部长是著名的媚外哈洋派,2004年上任伊始,就扼杀了我国自主研发且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华之星等八种高速列车机车,为大量进口日本等国的高速列车和高铁技术扫清道路。(我中华之星最高时速超过320公里/小时,并早已成功完成了50万公里试运行。)

    2006年1月9日《中华工商时报》曾刊登记者李富永关于大规模高铁建设的文章:“根据已有案例,在大约10000亿元的总投资中,上述两类设备和技术(指中国的基础工程和外国的技术设备)所占的订单价值,大致各有一半份额。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至少可以获得约5000亿元;……虽然外方垄断了技术,但中方企业也能从老虎嘴里抢一点零头:……只是中方只能干粗活,外国厂商则以技术赚钱。”

    如此严重依赖昂贵的外国技术,规模空前地建造“远远超过法国、日本和德国现有高速铁路规模”的5457公里的高速铁路网络,其所产生的巨大经济风险和国家安全利益的风险曾引起当时广泛的舆论质疑。而现在近三年过去了,在高铁投资建设风险及国家安全利益危险仍未解决,每公里造价又大幅上涨,从而使投资风险更大的情况下,高铁长度又在未经必要试点的情况下盲目扩大50%,投资总额扩大近一倍,如此双重巨大经济风险叠加(单位造价和建造规模均大大增加)的超大规模投资项目,又不经充分论证试验和人大讨论审批把关,以此无以伦比巨大风险究竟又能带来什么利益呢?

     长距离的高速铁路系统竞争不过航空,高速列车再快也快不过飞机,但所需要的投资却大大超过航空。而短距离的高速铁路因发挥不了列车的速度优势而投资却太大,又竞争不过高速公路和还可再提速的现有铁路系统。因此,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都不搞高速铁路系统,不是因技术上做不到,而是由于它不经济。日、法、德等国的高速铁路系统若想靠日常运营实现真正赢利,其实也很困难;他们主要是靠对外输出,卖他们的高铁系统来收回投资。

    高铁只适用于200—400公里距离客运,在此距离内它比飞机和高速公路确实要快,但其几倍于普通铁路和高速公路客运的票价,仅节省0.5—1小时旅行时间是否能有竞争力?或许在人们收入已经很高,不在乎这两钱儿的时候,高铁能真正显示出其优势。但以我现在的国情,高铁只能是奢侈品,远非瓶颈。为发展国产技术搞一点试验可以,但目前绝不宜大面积推广。尤其是在技术上严重依赖外国,对我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巨大,弊多利少,而对外国却有巨大利益而毫无风险的情况下,更不应搞此超大规模低效率负效率投资。

    我国台湾生活水平按说不低,其岛屿大小也适合高铁,但因技术上依赖受控于日本,其高铁系统很难盈利。高铁比较成功的是韩国,因其国土面积及人民生活水平均适合高铁,又自主创新消化吸收外国技术,形成真正的民族技术产业,因此能有较好的投资效益。我国高铁只有走韩国那样的真正自主创新道路,并稳妥地逐渐推广,形成自己的技术体系和管理经验,才有可能实现盈利。

    如果还是严重依赖外国技术,仍如两三年前中国企业只获得略多于一半的订单金额,“中方只能干粗活,外国厂商则以技术赚钱。”则近两万亿高铁投资外方份额近半,即有近1万亿元投资形成财富外流(负效率),剩下一万亿也将是难以盈利的无效低效投资。

    众所周知,现铁道部长的所谓国产化,不过是将外方都变成仍沿用中方大国企原厂名的合资公司而已,我们购买外国技术专利和设备都通过这些合资公司。这种形式上的国产化是在重走汽车工业引进整机→进口零部件组装→再逐渐提高国产化率的老路,其结果只能是扼杀自己科技研发能力,技术上永远依附受制于外国。我国的机车和铁路设备工业将因此而永远向外国支付昂贵的技术专利和零部件费用,并永远受其控制。

    外国高铁技术系统价格昂贵,因此我国铁路运输部门必将又重新陷入亏损的尴尬局面。并因此而形成我财富外流的又一重要失血口。更严重的是,铁路及其车辆制造产业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核心技术由外国人掌握存在重大隐患。当国外敌对势力需要时,就可能使我国高速列车、机车和铁路网整个系统陷于瘫痪。

    “按照平均理论值计算,平原地区修建铁路的成本为400万元/公里上下。”而每公里高铁造价2亿多元,高出普通铁路50倍,而对内需的拉动效果,每公里高铁并不比每公里普通铁路强多少。反之,一定的铁路投资金额,因可建比高铁长50倍的普通铁路,因此,投资普通铁路对内需的拉动效果,要强于高铁至少一、二十倍以上。

    可见,以大建高铁来拉动内需纯属瞎掰,不过是借着国家大规模投资拉动内需的机会,恢复并大大扩张原已被搁置的大规模高铁建造计划而已。借此紧急拉动内需之借口仓促铺开全面大上,就可绕过重大项目须经全国人大充分讨论审批的必要程序,避开两年前强烈的社会质疑和反对声浪。

    在目前铁道部严重崇洋媚外扼杀民族技术的情况下,近两万亿高铁投资更多的是拉动日本等外国需求,而且是以我巨大的投资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为代价拉动外国经济。以投资拉动内需,铁路建设无疑是一重要方面。但当前铁路建设的方针应是多建成为瓶颈的效益好的一般铁路或电气化铁路,尽量少建对我害多利少而对外国却有重大利益的高铁。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2-23 09:20:0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卫报》:新一轮互联网泡沫乍现? 主题: 《卫报》:新一轮互联网泡沫乍现?

新一轮互联网泡沫乍现?

卫报

2011-02-22

    亏损的Twitter公司价值100亿美元,而Facebook的估值超过福特公司。这一切,已经为互联网热敲响了警钟。新一轮的互联网泡沫已经形成?

    两年前,哥伦比亚大学给人类学家塞凯?法莱(Sekai Farai)提供一笔资金,供她研究科技创业公司这一群体。法莱着手研究的时机恰到好处,一轮新的“淘金热”正在形成:一群来自纽约,伦敦和旧金山的,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纷纷创立新一代的网络公司,实现自己的财富梦。

    曼哈顿的艾斯酒店(Ace Hotel)是这些新派技术人员最爱光顾的地方之一。坐在酒店的大堂,法莱对我预言,新一轮的互联网繁荣才刚刚开始。“因为找不到工作,那些不久前开始自己创业的人,现在也不会去想着再找工作了。”她告诉我,“很多资金涌向这一行业,你的创意很有可能会变成现实,到处洋溢着兴奋之情。”这股互联网热潮会不会以悲剧收场?“当然会,这行一直就是这样。”

    此时此刻,谁能不为之感到兴奋呢?每个星期,都有一家新一代的互联网公司被极高地估价。Zynga是一家社交游戏公司,它吸引了数以百万的用户,在其虚拟的庄园里种植蔬菜。这家公司的估值高达90亿美元。毫无盈利的推特(Twitter)据说值100亿美元。团购网(Groupon)是一家从事打折网购业务的公司,拒绝了谷歌60亿美元的收购要求。有人认为团购网一旦上市,潜在市值会达到150亿美元。技术观察者网站(Tech-watchers)称这仅仅是开始,当这一大堆新一代互联网公司的领头企业,脸谱网(Facebook)上市时,真正的繁荣也将到来。脸谱网可能在明年上市。

    本月,脸谱网的员工还计划以1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自己持有的公司股份。照此推算,这家私企估值将达到600亿美元。比一月份的估值高了100亿美元。相比2009年,俄罗斯投资公司Digital Sky Technologies收购脸谱网员工股票时的价格,暴涨了近十倍。

    这些公司估值的变化令人眩目。按脸谱网目前的纸面估值,已经超过市值550亿美元的福特公司(Ford),而低于630亿美元的维萨公司(Visa)。但和抢占互联网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谷歌公司相比,脸谱网还不及谷歌市值的三分之一。

    艾伦?帕特里克(Alan Patrick)是名为“远见”(Broadsight)科技咨询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他说,一个泡沫已被吹起。“所谓泡沫,就是太多的资金追逐某些资产,然后大量制造出那些资产,再需要找一个更大的傻瓜去买下它们。”

    帕特里克说,目前为止,资金还正在追逐少数几家公司,如脸谱网,团购网等。结果也证明都是不错的投资。他在公司的博客上也表达了这个观点。其他行业的泡沫在形成之初也是如此:例如,在美国房地产泡沫形成之初,也是最好地段中最好的房子受到资金的追捧。而后,人们才开始投机于佛罗里达肮脏不堪的公寓房的。

    帕特里克说,以下十个信号可以判断泡沫的形成:

    1. 某科技“新事物”已无法用现有的方法估值。“傻钱”公司们(Dumb-money)开始为那些科技“新事物”间并购的可能性买单。

    2. 聪明人已经看出泡沫开始形成。而那些科技“新事物”的倡导者们,比以前更卖力地进行鼓吹。

    3. 任何新成立的公司,只要其创始人具有引领新事物“血统”的,(例如,他们之前在其他科技“新事物”公司工作过。)就会毫无缘由地得到大把资金的投入。

    4. 为了满足这些新创建的公司,会有大量投资基金公司涌现。

     5. 很多公司不需要拿出任何产品,凭借着公司的PPT介绍,空手套白狼,就可以获得投资。

    6. MBA们从银行离职,自己创业。

    7. 出现“大市值”公司上市

    8. 银行开始炒热科技“新事物”市场,然后将养老金的资金投入其中。

    9. 出租司机开始向你推荐股票。

    10. 那些所谓的新科技公司,开始用疯狂的价格收购传统公司。这时,好日子快到头了。

    这次,社会传媒成了“新事物”。狂热的人们鼓吹,社会传媒就是类似Twitter和Facebook这样的网站,这是自古滕堡采用活版印刷《圣经》以来,人类交流方式的一场革命。这些公司不赚钱,却值钱。两位精明的家伙: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的创始人,阿丽亚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科技博客公司TechCrunch的创始人迈克尔?阿灵顿(Michael Arrington)则已把自己的传媒公司卖给了AOL,这家近来在公司决策中昏招迭出的公司。上面提到的泡沫第1阶段就完成了。

     泡沫的第二阶段也已出现。福瑞德?威尔森(Fred Wilson)是联合广场投资公司(Union Square Venture)的投资人。也是一位经历过1999年-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投资老手。他已经对业界不断发出提醒。在最近对TechCrunch公司的采访中,威尔森说,那些两三个人创建的新兴科技公司,竟然会被估价5000万到1亿美元。对此,他忧心忡忡。“我认为这种估值毫无道理。”

    他甚至还对这些公司指名道姓。尤其是Quora,这是一个百科问答网站。由脸谱网创始人扎克伯格的男校友,亚当?安格洛(Adam D'Angelo)和查理?契佛(Charlie Cheever)创建。去年,他们拿到了1100万美元的投资,按此推算,公司估值为8600万美元。据报道,Quora拒绝了出价3.3亿美元的收购要求。请看上面指出的泡沫第3阶段。

    投资人马克?库班(Mark Cuban)在上一波互联网热潮中发过大财。他把目前的投资狂热比作传销骗局(pyramid scheme)。在近期的另一次采访中,硅谷知名的创业风投公司,TechStars公司的执行董事戴维?科恩(David Cohen)说,若干取得风投的创业公司中,确有泡沫存在。上面提到的泡沫第4阶段也出现了。

    上一次互联网的繁荣,确实始于1995年美国网络软件公司,网景公司(Netscape)的上市。帕德里克说,这次则可能在脸谱网上市后,互联网将迎来新一轮繁荣。目前为止,私人投资者仍被这些新公司拒之门外。但摩根大通正组建一个投资基金,而最近高盛正试图把客户的资金投入脸谱网。这会让我们步入泡沫的第8个阶段。而后,一路冲向泡沫的第9和第10阶段。那时,出租车司机也会加入进来,这场游戏就到头了。

    并非人人都同意上面的说法。苏门?萨杜(Sumon Sadhu)是硅谷一家名为Quid的咨询公司的情报主任。他认为有很多资金进入,但没有泡沫发生。据他统计,2010年第四季度,消费类的网络公司吸引了25亿美元的新资金进入。而第三季度为9.49亿美元。但获得资金的互联网公司的数量,也从第三季度的226家增加到第四季度的252家。

    “金钱会闻风而动。”萨杜说。新生事物正在出现,他反驳道,社会媒体现在已成为互联网用户获取资讯的新来源,并且数量巨大。诸如脸谱网这样的网站,正为每个用户打造从未有过的,全面的个人形象。因此,这就是公司价值所在。

    “互联网公司的第一场浪潮,让我们感受了信息爆炸。现在,我们需要有所取舍:我们需要可信赖的信息来源。”萨杜说。“这就是此次互联网热潮的特点。任何商业行为都会不断演化,但没有一个行业是建立在空中楼阁的基础上的。”

    人类学家法莱的观点却没有那么肯定。“在当前的互联网热中,有些基本的东西像是直销骗局,庞氏骗局,或许是恶梦一场。”她说。“让人感到虚幻。长远来讲,不可能是好事。”也许,只有当泡沫破裂时,才会领悟这个残酷的真相。

 

中国为什么这么贵?

胡尧熙

    中国人在2011年的愿望很朴素——面对普通的生活,他能有足够的购买力。

    中国贵吗?深圳200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245元,名列全国第一,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划分,深圳人的购买力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不贵吗?产自东莞的里维斯牛仔裤在中国柜台里的身价是899元人民币,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气焰锐减,标价24.42美元,合人民币166元。贝佐斯动用了什么样的谈判技巧,才可以让同一款商品在穿越半个地球后,价格悄然缩水5.4倍?中国贵不贵,是现实世界中的最大的哥德巴赫猜想,满世界都是推论和答案,你可以亲历和感受,但仍旧不知道其中缘由。

    贵中国的焦虑症

    好的时代,人期盼未来;坏的时代,人怀念过去。2011年的人动辄寻找2003年的记忆,那时候CPI是生僻的名词,收入仿佛有可持续增长的动力,物价平衡在喜闻乐见的水平,月收入3000元者可以自称白领,月收入5000者梦想跨入中产,有恒产者自有恒心,有恒心者自信能够拥有恒产。步入新十年的起点,你失望地发现,中产者也不是橄榄形社会中最厚实坚韧的那一部分,而是身处金字塔的夹层中,进退维谷,上下不能,收入未必是牛车,但物价绝对是高铁,一路绝尘而去,不给半点追赶的机会。中国人的收入在过去7年间上涨12.76%,2010年的物价只需一个季度就可以不动声色地超越这一数字,让7年勤奋化为乌有。

    中国贵不贵,和CPI无关,和基尼系数无关,所有统计数据都抵不过冷酷直白的收支明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贵是一种焦虑,是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欲吐不能,欲咽不得,只能艰难消化。富士康的员工焦虑,经历两次涨薪后的流水线工人月薪冲破2000元,只能购买半部自己亲手组装的iPhone4,全国收入最高的深圳人也焦虑,29245元的人均年收入在19755元/平方米的房产均价前自惭形秽,不够购买一个卫生间。“蒜你狠”和“豆你玩”刷新了中国人对食品价格的敏感度,它们置身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体系之外,由看不见的资本之手操控。有人已经丧失了焦虑的权利,联合国统计,仍有1.5亿中国人依靠每天不足1美元的收入勉力生活。在高高在上的物价之前,所有关于拉动内需的愿景都是浮云,生活的权利也在一分一毫的支出中大伤元气。

    2009年年初,金融危机肆虐之时尚有昙花一现的消费券供人饮鸩止渴,进入2010年后的物价飞涨时代,饮鸩止渴也变成奢求。我们给力奥运、给力亚运,却无法给力春运,有力IPO,有力外贸,却无力抑平物价,一切看似吊诡,却是写照。怎样解答焦虑中的疑问,让2011年的经济生活重回正轨,这关乎生活的权利,更关乎生活的尊严。

    中国有多贵

    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已达GDP的30%,这一数字不经意间已经和北欧的丹麦、挪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同之处在于,北欧诸国是全球福利最好的国家,国民均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社会保障。在经济总量迅速膨胀,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仍是世界上福利最低的国家之一,在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后,连带医疗、养老等大部分社会保障均要国民自己负担。物价之所以贵,在于从产品生产到销售等各个链条的利益环环相扣,生活成本之所以居高不下,在于社会保障无力,付出大于所得,造就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现状。

    环比世界,中国之贵,外国人也感同身受。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在调查中惊异地发现,从中国内地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广州运货到北京还便宜,前者价格是后者的一半。普通人的生活成本总是在利益之手的操控下环环上涨——由于中国铁路货运超负荷,物流公司要想申请一个车皮的指标,运费之外的额外费用竟然高达5000到5万元之间,这些费用流向何处不得而知,但来源却再清楚不过——你和我这样的普通人。

    物价飞升是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事情,但经济学却无法解释一切,正如它无法解释在一个急需振兴国内消费的国家,居民为什么宁愿把钱存在银行里。中国人自己明白这道选择题的答案,在微薄的利息和狂飙的物价之间,消费或是存储其实都无关紧要,两种选择都不是好选择,那么不如选让自己觉得有安全感的那个。

    世界上90%的打火机由中国制造,75%的DVD播放机由中国制造,60%的牛仔裤由中国制造,在中国制造蔓延全球的大背景下,催生出另一个吊诡——同款商品,国内价格高过国外。人民币和美元的博弈每每都在外贸交易中展开,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比增发相应数量的人民币以平衡国内市场,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普通人身上,造成货币购买力大幅度贬值,物价相应大幅度上涨。中国工人生产商品,美国人收获商品;中国政府得到美元,中国公民收获贬值的人民币——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国外,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不断稀释着人们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外贸和内需本应是经济发展中并行的两只脚,内需不振,经济必定偏瘫。偏瘫式的经济最终造就不可理喻的物价,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有房地产依赖症,还有外贸依赖症。这是不是中国这么贵的理由——因为不依赖国内需求,所以放任让物价飞?

    让生活有购买力

    阶梯电价、水费上涨,公共服务的价格也在2010年启动了上扬的发条。中石油2010年全年纯利润为1676亿元,换算成天,这家巨无霸垄断企业每天尽赚4.59亿元,但它仍旧孜孜不倦地申请财政补贴,甚至谋求天然气涨价。

    公共服务不全然是商品,却比商品更能左右你的生活,但对于这些生活必备资源,我们没有定价权。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对于公共服务的涨价,中国开始实行听证会制度,和其余制度一样,它很快显露出难以言喻的中国特色,只可意会,无法言传。十多年来,中国的每一次听证会都以通过涨价方案作为最终定论,参加听证会的市民代表似乎都是那20%掌握了80%社会财富的高端人士,而非你我身边平凡的升斗小民。或许正因为平凡,所以被遗忘。

    贵中国当然不是这个国家应有的面目,它是中国在强国进程中遇到的一个坎坷。这个因物价而焦虑的时代称不上坏,只是让人不安。有安方能乐,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皆因它能尊重并实现每个公民渺小而又简单的愿望。中国人在2011年的愿望很朴素,不奢求创业和彩票致富,只求凭工作所得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或者,至少让他看到这种可能性——面对普通的生活,他拥有足够的购买力。奥运让世界欢腾,亚运让近邻赞叹,中国的毅力、韧力、执行力、创造力不应该只在举世盛会的时候才呈现出来。

 

上海物价对比美国物价

    一. 收入

    1. 美国的收入,美国的低收入群一般是2000-3000美元左右,但是这档的个人所得税少,所以到手也就1700-2300左右,那我用一个最低值 1700美元。

    2. 上海的收入,上海的低收入群一般是1000-2000人民币,但是税收很少,一般到手也有1500左右。 结论: 美元和RMB差不多数量。

    二. 生活

    1.大米 美国大米0.8美元/公斤,1700美元=2125公斤=4250斤(进口)。

    上海大米5人民币/公斤,1500=300公斤=600斤(国产)。结论,上海的大米价格相当于美国的7倍 美国胜出。

    2.地铁 美国2美元一张票,1700=850次地铁。

    上海实行分站票价,最低票价3元,1500=500次地铁。

    3. 汽车 美国一辆车(Toyota Carolla)价格大概在14000美元之间,大约相当于8个月收入。上海一辆车价格大概在120000人民币之间(购置税,牌照不算),大约相当于80个月收入。 结论: 上海汽车价格高于美国10倍。

    4. 汽油 美国0。7美元/升,1700美元=2428升。

    上海6元/升,1500元=250升。 结论: 美国胜近10倍。

     5. 鸡蛋 美国鸡蛋一盒12只,1-1.2元,品牌不同的关系,按1.2美元算,1700美元=17000只鸡蛋。 上海鸡蛋4元一斤,一斤大概8-10只,按10只计算,1500=3750只鸡蛋。 结论: 上海鸡蛋价格高于美国4倍。

     6. 可乐 美国2.5升装可乐(2升/美元),1.25美元,1700美元=1360瓶可乐。上海2.5升装可乐5.5人民币,1500人民币=273瓶可乐。 结论: 美国胜。

    7. 电话费宽带费 美国25美元电话包月(全球免费,ITalkBB),1700美元=68个月电话费。 上海电话费31元电话月租,一个电话0.1元,宽带2M 150元,也就是至少181元一月,1500=8.2个月电话月租费,宽带费。 结论: 美国胜。

    8. 猪肉 美国一公斤猪肉2-3美元,部位不同,按2.5美元计算,1700=340公斤=680斤猪肉。 上海一斤猪肉10-15人民币,部位不同按10元计算,1500=75公斤=150斤猪肉。 结论: 还是美国胜。

    9. 房子 美国没有小户型,150平米的精装公寓(含洗碗机,烤箱,微波炉等)约十万美元(NJ) 100000/1700=59个月收入。上海同样户型,质量和装修的大约350万,3500000/1500=2300个月收入。

    结论:美国胜出39倍。

 

高铁出海下一站:首登欧洲进入英国

星岛环球网

 2011-02-17

    中国制造的高速列车即将开进蒸汽机的老家——英国。《21世纪经济报道》2月16日从权威渠道获悉,英国将从中国租赁或购买高速列车,这些高速列车将由中国南车生产。“英国方面已考虑采用中国的高铁技术。”一位高速列车制造集团的高层表示。

  今年1月12日,随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英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也在伦敦透露,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愿意在英国基础设施领域,包括高速铁路的建设与中国进行合作,中方对此持积极的态度。权威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南车将以租赁方式为英国高铁线路改造提供一批列车设备,并探讨新列车设计方案。随着双方业务合作的深入,双方有可能成立合资公司。

  首次打入英国市场

  继中国南车在美国市场破冰后,中国高铁技术将首次打入英国市场,这也意味着,英国正在逐步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的进口限制。据本报记者了解,英国政府计划未来15年内在全国建造新型高速铁路,并推广时速最高可达225英里(约362公里)的列车。

  英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哈默德上周在利物浦召开的全国铁路会议上指出,法国、日本和中国在高铁技术上都有强大的实力,英国绝对不能落后,发展高铁对英国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想再次重申政府对高铁的重视,这是我们交通政策的核心部分。”

  英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哈默德曾公开表示,法国、日本和中国在高铁技术上都有强大的实力,英国绝对不能落后,发展高铁对英国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将发展高铁视为“英国未来交通政策的核心部分”。实际上,中国一直希望打入欧洲市场,英国的列车运营商也曾与中国列车制造商洽谈合作,但苦于欧盟国家一直对从中国进口高科技产品实施严格的限制政策。经过中国政府多方努力,欧盟对从中国进口高科技产品政策有宽松迹象。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愿意在英国高速铁路的建设与中国合作,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不过,中国高铁将面临来自德国、法国公司的竞争。

  南车“租车”

  此次中国向英国输出的高速列车,将由中国南车制造。2010年年底,中国南车与英国交通局洽谈合作,双方商讨了高铁设备方面的合作。南车将以租赁方式为英国铁道线路改造提供部分列车设备。
  以租赁方式合作可以减少成本,待双方合作关系成熟,英国将从中国购买高速列车。英国目前正在规划的高铁项目,大约需要120辆列车。如果从德国、日本等国的制造商购买,将耗资40亿英镑。而租赁的价格还不到购买价格的1/3。双方合作将可能借鉴南车之前与美国GE公司的合作模式,不过具体方案将根据实际情况定夺。

  今年1月19日,中国铁道部与GE公司签署了高速铁路动车组技术转让备忘录,双方达成一致,支持中国南车与GE公司在美成立合资公司,将中国的高速铁路技术带到美国。合资公司的产品范围不仅包括高速电动车组,还包括中速电动车组、地铁、轻轨车辆及内燃动车组。

    中国按照欧洲标准制造的列车,价格仅是西方和日本公司的一半,而且技术已非常成熟。向英国输出高铁技术也符合南车的发展目标。中国南车集团董事长赵小刚曾表示,向国外输出时速350公里及以上高铁技术,中国的技术是最成熟的,也是南车未来的发展目标。

媒体称中国公司将建设吉隆坡至新加坡高铁

人民网 2011-02-17

  据2月17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马来西亚华文报纸《南洋商报》16日报道称,从吉隆坡至新加坡的高铁预计将在今年内交中国公司建设。该报引述可靠消息说,有关承包工程和细节的商谈已进入最后阶段,如无意外,签约仪式会在今年中期举行。不过,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隆新高铁是个敏感项目,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官方目前都未明确表态。

  去年底,马来西亚宣布推出总值4440亿美元的经济转型计划,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建造从吉隆坡至新加坡的高速铁路。这一计划引起中国及日本等国的关注,多家公司都提出竞标。消息认为,中国公司之所以能在竞标中脱颖而出,主要是中国在高铁研发、发展与建设方面,不论是技术与基础,都是属于世界第一流的最先进者。此外,成本因素也在考虑范围。据报道,计划修建的隆新高铁时速将达250至280公里,届时从吉隆坡到新加坡近400公里的路程,可从现有的5小时缩减至2小时24分。

  《环球时报》记者长期生活在马来西亚,深感往返新马间的不便。现阶段,从吉隆坡到新加坡可选择公路或飞行,公路耗时较长,而坐飞机又贵。有分析人士指出,马来西亚提出修建隆新高铁主要是出于新加坡的经济吸引力。新加坡曾经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1965年才脱离马建国,现在,新加坡的经济总量远超过马来西亚。近年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经贸关系不断加强,马来西亚又设立了南部经济特区,和中国深圳经济特区最早依附香港发展一样,马来西亚南部的经济特区也想依靠新加坡发展,修建高铁将大大加强这一地区和新加坡的经济往来密切度。

  《南洋商报》称,这意味着继槟城第二大桥计划后,政府把另一项重要基建工程也交由中国公司建设。报道还称,未来若有需要,尤其是首个隆新高铁计划取得预期成果后,马来西亚政府可能会考虑延长高铁路段。但是在新加坡,隆新高铁一直是个敏感话题,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不断提醒国民警惕马来西亚“时刻存在的军事威胁”。新加坡政府的态度还不明朗。

 

 

铁路工程师为何不愿坐高铁

杜峻晓

中国经济周刊 2011年02月22日

    年前,与中铁某局一位朋友聊天,我问他,现在的高铁到底有无隐患?朋友婉转地说,我们公司有个工程师,去年退休了。他在离开工作岗位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出门坚决不坐高铁。我这朋友所在的单位是专门修铁路的。修铁路的不乐意坐高铁,这里头大有文章。

    我坐过一次高铁,是2010年8月份的事。西安至郑州高铁开通后,西安铁路局邀请我体验一把高铁出行。高铁车体漂亮,车厢里也漂亮,与我早年间坐过的慢车相比,一个天,一个地。高铁车厢内有一个速度显示牌,清晰无误地表明着行车速度。在某一区域,最高时速达到350多公里。这一速度足以使波音737从地面起飞。

    高铁运行了大约40分钟,我们被“破例”允许到驾驶室参观。驾驶室不大,我在司机右边的位子坐下来,前方铁路一览无余地纳入视线。在司机身后,是一个副驾驶,他用部队喊操的声音向驾驶员报告速度,以及前方的情况。驾驶员则要高声重复副驾驶的喊话。西安铁路局宣传部同志说,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司机犯困,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某个路段,机车减速后再提速,时速约在250公里左右。就在此时,一只飞鸟撞在驾驶室玻璃上,只听“嘭”的一声闷响,玻璃上出现一片血迹和一团在风中抖动的羽毛。驾驶员启动雨刷器,把血迹刷净。这场景让我想起幼时读过的《趣味物理学》,书中说,如果一辆汽车以每小时80公里速度前行,迎面扔去一个西瓜,二者相撞产生的能量相当于引爆一颗手榴弹。

    乘高铁归来,我脑子里始终转着一个念头,那就是高铁会不会出事,如果出事会怎样?必须说明的是,我并非盼望高铁出事,但不出事不等于不可能出事,必须预防出事。飞机号称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尚且屡屡有空难发生,何况高铁乎?

    有报道说,京沪高铁创出了最高时速486.1公里,再次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

    乖乖,时速486公里,据说这是喷气式飞机低速巡航的速度。如果高铁可以确保永远安全,不要说时速486公里了,即使是846公里,我也举双手赞成,但如果要以血的代价换取高铁的速度,那还是不要吧。可能有铁路专家会说我给高铁泼污水,高铁已经运行这么长时间,你听说哪里出事了?没有,确实没有。我不就是给你提个醒嘛,难道非要等出事再善后?

    这几年,中国高铁发展很快,不是一般的快,是那种“大干快上”的快。有些事做得过快,就容易萝卜快了不洗泥,就不容易出细活,就容易留下隐患。这个隐患不是无关痛痒的隐患,而是人命关天的隐患。朋友说,在发达国家,修一条高铁运行的路线要花费较长时间,铁轨铺好后,要让其自然沉降,再沉降,还要通过各种检验,确保铁路不会出问题。我们的工程质量真的不敢打保票,有些工程就是典型的“三边”工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还有些工程连“三边”工程都够不上。

    铁路工程师不坐高铁应该不仅仅是胆子小吧!

    Dr. Pang Zhongying (庞中英) is a Beijing-based scholar and analyst in global and regional affairs. He is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Renmin) and directs a centre on global governance. He can be reached at ZhongyingPang@gmail.com. His office phone is (86 10) 82500701 and mobile phone is (86) 13651375227 or 15201229192. His Chinese blog is at http://blog.sina.com.cn/zhongyingpang.
 

 

 

中国水污染严重 未来治理将耗巨资

路透社

2011年 2月 16日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大二经济体,但仍有不计其数中国人的生活依靠污染水源,对污水的清洁费用可能会达数百亿美元。

    城市不断发展、肥料过度使用、工厂毫无顾忌地乱倒废水等等问题,导致中国水质已严重恶化,国内半数河流与湖泊都已被污染。根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每年需要投资200亿美元才有望实现城市供水达到标准。

    富裕的大城市已经开始投入资金,但小城市以及农村地区的水供应仍然短缺,大约有8亿人口饮用水源缺少清洁饮用水。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尤其重视今年的水利建设,文件计划未来十年向水污染治理与农村水利工程建设拨付4万亿元人民币(6,064亿美元)。

    中国开发并运营中国水污染地图的非营利组织----公共环境研究中心的马军称:“中国面临水污染的严峻挑战。沿着人口众多的沿海地区走,很难找出多少干净水……在中国北方,你会发现很多河流不是干涸就是成了公共排水沟。”

    政策制定者担忧重度污染会影响农作物产量、污染食物链,逐渐富裕的城镇人口希则期望干净的自来水与洗澡水。

    外资企业自2004-2009年间共计向中国水资源行业投资17亿美元,仅2009年一年就超5亿美元。相关工程涵盖污水处理、城市水供应、工业水供应及对中国水企业的直接投资等等。但宏伟的计划却掩盖不了这样一个突出的事实:中国水价过低,居民与企业没有节水动力。

    澳大利亚咨询机构Urandaline Investments负责人Michael Komesaroff称:“现在直接倒掉废水的成本依然很低,水价上升更多是会推动居民节水,而不是企业。工业水用户很清楚他们可以和当地政府讨价还价,避开高价水。”

    据国际水务情报局(Global Water Intelligence)数据,虽然近年来中国平均水价已经翻番至每立方米39美分,但目前价格水平在各主要经济体中仍然非常低。在全球19大主要经济体中,仅有印度水价低于中国。

    中国多年的投资开始初现效果。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的自来水目前已可以饮用,不过很少人会饮用没有煮沸的自来水。但是即使是在这些大城市,水价也是个问题。法国水务企业苏伊士环境集团(Suez Environnement)与威立雅集团(Veolia)是中国城市用水市场的两大重要企业,各自握有的水务合同都超过17项。但城市居民用水价格太低,水务部门又不上调水价,微薄的利润导致苏伊士环境与威立雅把目标放在了工业用水合同上。

    苏伊士为中国1,400万人口提供服务,占到其服务对象的20%,但中国贡献的收入仅占公司总收入的7%。世界银行城市发展分行驻北京的行业协调官Paul Kriss称:“我想(外国水务公司)发现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挣钱很难。”

    “中国的水价受到控制,你要确保能挣到钱。这不是一个利润空间很大的行业。这不是iPad。”

 

 

勒紧裤带奉献他国 为什么还缺少朋友

强国网 白岩松

2010/12/16

    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在国力并不雄厚,人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宁可自己受穷,倾尽国力去支援一些国家,却并没有得到友谊。中国人勒紧裤带,把最好的物质奉献给我们的朋友,结果往往是反目为仇。当年在我们国家粮食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粮食支援阿尔巴尼亚,但最后两国反目为仇;我们无偿支援越南,最后却兵戎相见;我们支援朝鲜石油、粮食,却发现那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我们支援外蒙古建设,他们却把中国工人关进监狱;我们支持非洲国家建立工厂,他们却责怪中国设备落后。这些受援国家的政府和平民并没有对中国有好感,中国的牺牲和奉献得不到友谊,难道中国人是天底下最大最大的傻瓜?

    白岩松告诉了我们为什么。白岩松说,他到美国参观了一家报纸博物馆,这里珍藏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报纸。美国9.11恐怖袭击后,世界几乎所有9月12号的报纸头条都是关于9.11的报道,唯一只有中国的报纸头条是领导人的接见活动。白岩松感慨道,中国与世界脱节最大的是普世价值,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得不到朋友。

  9月22号,温家宝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会议讲话时说,2009年底,中国免除了50个穷国的256亿元人民币债务。温家宝还说:2008年6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47亿元;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对42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736-1115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98%。

    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15000名各类人才,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30所医院、100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2007年底中国为增强非洲的自我发展能力,决定提供23.77亿元的无偿援助和7亿元的无息贷款……

  最近几年来,中国灾难频发,汶川地震、冰雪灾害、西南旱灾、玉树地震、泥石流……灾害不断。根据相关数据,玉树地震,国家财政拨款5亿元。西南大旱灾,国家拨款1.26亿元……

  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首次宣布在两年内减免32个非洲国家总额达100亿人民币的债务。截至05年底,减免44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98笔价值约166亿元人民币债务。2008年6月,向朝鲜捐赠了5000吨航空油和1亿元人民币,共计1500万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万美元贷款全部转为无偿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个国家的400多亿元债务。2010年2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了减免伊拉克欠华债务的80%,约为68亿美元。当月,由于朝鲜货币改革失败,传中国将向朝鲜提供100亿美元援助。2010年4月,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200亿美元贷款。

  2010年8月,央视新闻联播同时出现两条新闻:一、为支持俄罗斯抗灾,中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二、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方便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

  评论家夏小强在《如此国际主义为哪般?》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针对初、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学费的大国,而其他大国都免费向她的国民提供;中国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世界第一。而XX却不顾民众的生活在用大把金钱买他国的欢心。

   有不少网友指问:我国是发达国家了吗?中国有钱吗?有没有钱老百姓说了算。什么时候也可以减免一下自己国内穷人的债务呢?还有网友表示,看来政府还是不缺钱,以后捐款要审慎考虑了。
 

 

 

中国崛起为19世纪末的德式崛起?

凤凰播报 颜昌海

2011-02-08

    诚然,中国已不再是那个昔日的发展中国家。过去30年里,中国的经济规模扩大了3倍,有人预测,在未来几十年里,这个数字还会翻一番。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重要的贸易国家。中国不仅在经济方面成长迅速,军事领域的发展步伐也在加紧。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调查,2008年中国的军费支出已跃至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由此,中国越来越被视为唯一的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对美国构成挑战的竞争者,这使得全球力量和影响力的重心发生了根本的转移。布鲁塞尔现代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古斯塔夫 格拉茨在德国之声专稿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和综合实力提高有目共睹,但问题是能否实现持续发展。

    古斯塔夫.格拉茨认为,中国在提高自己的整体实力方面的确很成功,但也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在军事方面,尽管中国在加速现代化进程,但仍与美国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战力投放能力方面。尽管政府在采取一切措施刺激国内市场消费,但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过于依赖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中国的人均GDP产值刚刚超过3000美元,列全球第104位。因此发展仍是首要问题之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显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发展水平,大量的农村和偏远地区仍然十分贫困。1.35亿中国人每天的生活支出不到1美元,1000万人的住房还没有通电。

    难以预见的是,中国目前的成功道路能否在今后几十年里带来持续的发展。中国国内权威的批评声音也在质疑目前的发展模式能否应对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环境污染、社会福利不足等问题。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收入分配向富有阶层倾斜,贫富差距在扩大。此外,中国经济在结构上过于依赖出口。中国的贸易和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已分别超过60%和30%。北京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让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向国内市场主导型转变。但问题是,出口行业涉及成千上百万工人的就业,就是说减少对贸易的依赖和顺差不仅仅是宏观经济的纸上谈兵。

    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不发生根本性的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面临危险。能否成功完成从出口依赖型向内需型经济的转型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中国经济必须走出重工业领域过渡投资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就业的误区。中小型产业、服务业和私营经济领域需要得到进一步加强。在中国能创造大量高薪就业机会的企业是那些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私营中小型企业。它们也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

    古斯塔夫格拉茨认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被证明适合推动现代化进程,但它是否能成功地让中国完成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并实现可持续的实力增长,还是个未知数。

    关于“中国崛起”,一直困扰西方学界和决策界的问题是,中国能够在现有的国际框架下和平发展吗?中国会威胁到其他超级大国的利益吗?中国会变成19世纪末期的德国或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吗?4年前,美国《时代周刊》在2007年1月22日出版的刊物中,引用了不少著名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观点,最后以谨慎乐观的调子肯定了中国的和平崛起。然而这种乐观的调子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几乎已不复存在。

    一些有识之士是这样表达他们的忧虑的:《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崛起为19世纪末的德式崛起”的文章。作者查理斯 柯翰默认为,中国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表明,现代中国就是19世纪末的德国;它正在崛起和扩张,寻求自己的世界地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薛理泰在《领导者》刊登的“美中关系或面临拐点”一文中指出,美中关系今年以来趋于紧张,呈现全面化、长期化的迹像,而两国交恶的依据是国际政治中“老大”和“老二”之间关系的惯性逻辑,就像两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和德国的关系一样。

    薛理泰还特意引用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一段警告。基辛格于2010年9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指出,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建立一种持续合作的模式,那么未来这两国就有可能像一百年前崛起的德国和英国一样,最终走向对抗。基辛格还强调指出,中美两国的DNA中都有对抗因子,让两国关系陷入不断对抗,除非两国领导层有能力扭转这一趋势。不幸的是,中美两国的对抗DNA,在2010年一系列的争端中,使两国在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中国在对台军售、会见达赖、天安舰事件、钓鱼岛风波、南海争端、黄海军演和刘晓波获诺贝尔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强硬和霸道的表现,说中国在德式崛起的路上越滑越远,似不过分。

    中国今天的崛起和一战和二战前的德国崛起相比,的确有几分神似。20世纪初,德国以国家的名义,全力发展经济,在世界强国中跃居“老二”,国力直逼英国。二次大战前,希特勒迅猛崛起;他挟持民意,对外扩张,对英法两国操纵的世界秩序提出了强劲挑战。

    今日的中国在经济上也跃居世界第二,军力快速增长,综合国力直逼美国。像当年的德国一样,中国也在鼓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制造民意,搞大规模扩张。其扩张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物流中心、能源、银行、矿山等。而中国军方强硬派则公开提出,中国必须谋求“军事崛起”,以便在新世纪跃居世界头号强国。

    这一切不仅对美国的“老大”地位形成直接挑战,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也形成直接威胁。面对中国的咄咄逼人,美国自然要从大战略著眼,予以反制。对一战和二战至今仍然保留鲜明记忆的欧洲各国,也不会听之任之。事实上,西方与中国对抗的统一战线已经隐然成型。在刘晓波获诺奖问题上,整个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外交威胁集体说“不”,就印证了其捍卫普世价值的统一战线的存在。

    当然,说中国的崛起就是德式崛起,还需要更多的佐证。不过无需证明的是,中国权贵高层绝不是希特勒而更像汉娜.阿伦特笔下的那个平庸的艾希曼。换言之,任何高层人物都是中国权贵阶级这架无所不能的政治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绝没有希特勒那样的驾驭政治机器的能力。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权贵阶级像一战二战前德国那样的崛起。这要归功于中国权贵阶级的统治团队,其中既有中国的戈培尔,也有中国的希姆莱。

    西方评论认为,若中国崛起被更多的事实证明是德式崛起,鉴于世界大战西方对德国绥靖政策的历史教训,今天在中国法西斯羽毛尚未丰满之际,便先发制人,无疑是明智之举。

    英国《卫报》亚洲环境特派员华衷则提供另一个看中国的角度。这位资深记者写下过去七年在中国看到的环境超载问题,出版“当十亿中国人一起跳”。他对中国的发展现况相当担心:从外汇存底到最快的铁路,崛起的中国快速发展,但同时带来的环境灾难、消费者的毫无节制,也使中国可能成为全球环境灾难的引爆中心。“中国平均每30秒生下一个畸形儿,环境的痛苦已直接反映在人们的健康上,令人非常不安!”

    驻北京之前,华衷派驻日本,“我两、三个月才写一次环境新闻,2003年到了北京,每周不自觉地写了一堆环境污染和用科技创新解决公害问题的报导。”这让他惊觉,原来中国的环境问题远超乎外界的想象。

    华衷住在北京,刚到的那天清晨,正是北京如火如荼赶工准备奥运的时期。他看到天空浓厚的霾雾,摩天大楼犹如30层楼高的幽灵,遗世独立,这一幕至今没有改变。霾雾包含了人们烧煤的煤灰、车辆排放的废气,以及不定期造访的北方沙尘,“空气质量很糟,有30几年慢跑习惯的我,竟然只跑一小段路就开始气喘吁吁。”特别是冬天烧煤取暖的日子,华衷经常剧烈干咳,甚至咳到直不起身子,因此两度得了肺炎,生平第一次要用类固醇治疗,“这个城市濒临窒息,我也一样!”

    华衷表示,中国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猛暴性”经济发展,每个城市都在建设,复制、追求西方城市所有的一切。过去七年,每年超过7000万人移居城市,国民生产毛额(GDP)、工业产出、汽车销量都以倍数成长,水电等能源消耗也跳跃式增加,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排放国家。

    “急速工业化和都市化,制造可怕且难以收拾的环境灾难。”华衷说,中国人口逼近14亿,加上官僚拙劣的治理,工业污染导致长江、黄河、淮河等主要河川呈半死状态,水资源逐渐吃紧,重要生物灭绝,造成生物多样性危机等生态劫难。像四川、云南等地的大水坝工程,除了助长生态劫难,也带来诸多后遗症,许多专家认为,四川汶川大地震可能与紫坪铺水库触动断层带有关。

    华衷还看到另一个问题:中国人的炫耀性消费。他说,在毛泽东时代,节俭是必要的,也是美德;但近年来,消费精品的炫耀性消费已变成上海等城市潮流的一部分。华衷说,大陆官员到处盖购物中心,许多市中心的购物中心装满奢侈品,但门可罗雀,台湾人用“蚊子馆”形容,当地人则刻薄地讥讽为“鬼购物中心”。它们并非因为需要而建,而是为了面子,“每个中国官员都想建购物商场,好让他们的城市出现在国际地图上。”文化评论家南方朔呼应华衷的观察表示,中国富起来了,但污染、公害、排碳量大增、资源日渐匮乏…都是用环境付出的“黑色GDP”,谁知中国的成长不是“赚到今天、输掉明天”呢?!

    偶然间读到一篇描述大唐盛世繁荣景象的文章,文章中表述说在当时的长安城活跃着非常多的外国人,其中有外交使节、商人还有非常多的留学生,他们来中国赚钱、学习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理念,这些老外都觉得能来到中国是一种荣耀。文中还说在唐宋年间很少有中国人去国外经商、求学的记载。这篇文章不免让人想起了中国目前的现状。中国各大媒体鼓吹什么所谓“中华盛世”,令人冷齿。什么叫盛世,其实并不复杂,即一个国家处于盛世,其必然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家,本国国民优越感十足,外国国民又十分向往,同时必然是友邦宾朋遍天下的。试问今天的中国是这样吗?!

    近年来中国人的出国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高官、新富、学者、平民,出国人员多种多样,移民、留学、避难、偷渡,出国方式五花八门。记得国内某网站进行过一次社会问卷调查: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你会再次选择出生在中国吗?当时几乎没有人给出肯定的回答,同时很多人还在网络上热议中国权贵阶级的诸多弊病。

    人们知道,世界上很少有人会选择移民中国,来中国留学的老外也几乎仅限于学习中文或者是学习中国的历史以及文化的外国人,即便是申请政治避难也没有外国人会选择中国。一想起中国的自然环境、食品安全,想起“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权贵阶级,外国人就不免心生疑虑,进而对中国望而却步。

    谈到中国的宾朋友邦,权贵阶级除了结交了一些见钱眼开的非洲小兄弟以及朝鲜、古巴等几个想绑着中国权贵阶级的大腿搞独裁的无赖国家外就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了。即便是这些国家,也是和中国权贵阶级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给钱多了,他们就在联合国大会上投你一票,有一天中国权贵阶级不行了,他们走得可能比谁都快。

    中国权贵阶级鼓吹盛世的根据,无非就是那几座高楼,那几颗卫星,还有那个虚而不实的GDP罢了。人们都觉得美国很有魅力,并不是因为美国有超级航母、登月飞船,有高楼大厦,有跨国集团,而是因为美国让人感觉安全,让人感觉活得有尊严,美国的自由气息能让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施展自己的才能。美国的立国之本自由、民主、人权对人们有着无限的感召力。真正的盛世和崛起,是源于社会的公正,源于民众道德层面的升华。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1-02-23 21:29:56 +0800 收件人: <yunhuaw99@yahoo.com>, 抄送:标题:转发: 陈一文:转基因大豆玉米发现怪异生物建议立即禁止进口销售

    美国高级土壤学科学家、农业部国家植物疾病恢复系统(NPDES)、美国普渡大学名誉教授、退休上校顿·胡伯博士,过去40年一直在专业的和军事机构担任科学家,帮助对防备包括细菌战和疾病暴发在内的自然和人为生物威胁进行评估。胡伯博士写信给美国农业部长提出严重警告,提出在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与转基因玉米中新近发现普遍大量聚集的一种不知名的病原体生物具有造成农业动物不育与自然流产的潜在可能,为此对人类健康可能造成的影响。胡伯博士非常清楚,这封信的内容“是高度敏感的信息,可能导致美国大豆和玉米出口市场的崩溃,并造成国内食品和饲料供应重大混乱”。这封信写于美国农业部 2011年2月11日批准不加限制可以种植抗草甘磷转基因苜蓿之前;鉴于美国农业部对“这种新的生物体可能是已经造成的重大损害的罪魁祸首”的警告置若罔闻,不得不将它公布出来。

转基因大豆玉米发现怪异生物 建议立即禁止进口销售

陈一文对中国政府的建议

陈一文

    (1)应当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已经预算的300亿人民币中至少50%用于对转基因生物已经与可能对环境、生态、生物多样性、动物与人类健康可能造成的一系列无法克服危害的基础研究,以及对已经造成的这些危害的治理,对全球人类坚持走可持续有机生态农业道路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2)紧急拨款组织跨学科团队研究胡伯博士的信中揭示的美国科学家新近发现的这种病原体,以及草甘膦除草剂使用的副作用是否可能促进了病原体的生长,或允许它们对植物和动物宿主造成更大的削弱性伤害?参与转基因生物开发与审批的所有单位与学者应当避嫌,而且与他们的专长无关,应排除在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团队之外。

    (4)在上述研究确认草甘膦除草剂与美国科学家新近发现的这种病原体的发生、成长及其对植物、动物、人类健康造成的影响确实没有任何关系之前:

    A、禁止继续进口任何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抗草甘膦玉米!

    B、禁止继续使用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抗草甘膦玉米继续加工任何转基因饲料与转基因饲料原料!

    C、禁止向任何动物继续喂食含有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抗草甘膦玉米的饲料!

    D、禁止用抗草甘膦转基因玉米,或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加工任何转基因大豆食品,包括转基因大豆油、豆奶与豆奶粉、豆腐与豆浆以及任何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食品原料!

    E、禁止继续销售用抗草甘膦转基因玉米,或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加工任何转基因大豆食品,包括转基因大豆油、豆奶与豆奶粉、豆腐与豆浆以及任何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食品原料!

    F、所有尚未消耗、加工、卖出的抗草甘膦转基因玉米,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以及它们加工的所有转基因饲料与原料、转基因食品与原料,必须向当年对待“三聚氰胺“奶粉那样立即封存,研究适当的销毁或处理方式。

    G、禁止任何单位与个人继续开发任何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

    H、禁止草甘膦基除草剂在农业中的使用,所有尚未消耗、加工、卖出的草甘膦基除草剂以及草甘膦原料,一律封存,实施对“毒品”实行的同样严控措施!

    I、禁止草甘膦原料与草甘膦基除草剂的继续生产、销售与出口,一律封存,实施对“毒品”实行的同样严控措施!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2-23 12:58:2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英《金融时报》: 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2011,2,

    我初到中国的时候,刘志军刚刚当上中国铁道部长。八年来,我无数次乘坐中国火车到各地旅行,既坐过又脏又乱的普通列车,也坐过现代化的“和谐号”,将来肯定还会坐世界领先的京沪高铁。不过,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却没有机会以铁道部长的身份看到京沪高铁的开通了。

    根据报道,他因在铁路建设中的“严重违纪行为”而落马下台,有永远出不来的可能。一直对中国高铁寄予高度关注,也确实没少加以表扬的世界媒体,在这个爆炸性的消息面前多少有些震惊。不过,作为新干线旁边长大的日本人,我倒觉得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历史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国际歌》的第四段歌词,“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中国和日本都一样。

    1955年,曾参加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十河信二被任命为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相当于铁道部长。当时日本的铁路和火车全是战前留下来的旧货,其水平连印度的都远远不如。国际上,铁路界因为受到汽车和飞机的竞争而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典型的夕阳产业。但是71岁的十河信二从一上台就决定建造一条新的高速铁路,把东京和大阪之间的路程从8小时减少到3小时。这条铁路将采用电力作为动力,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也与之前的标准完全不同,因此被称为“新干线”。此前日本不但没有建设过这样的铁路,连试验都没搞过。再加上根本没有人投资,从总工程师以下的日本国铁所有职员都不相信新干线的可行性。

    但十河还是决定一意孤行,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跑了铁路总工程师,任命自己的亲信岛秀雄接任。面对国会议员的质疑,十河一面辩护说“只是在进行原有铁路的改造工作”,一面利用媒体大作广告,最终争取到了新干线项目。后面的事情更为惊人,根据岛秀雄的设计方案,会计师计算出新干线需要3800亿当时的日元才能建成,远远超过日本的承受力,国会不可能通过预算。

    十河则命令会计师做一份假账交上去,欺骗国会说只需要1900亿,而且有办法借到世界银行的贷款。世界银行本来明确禁止投资新干线这种试验性项目,但十河把国铁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挪用过来秘密用于新干线项目,让世行相信新干线的修建异常顺利,于是贷款顺利到手。新线于1959年开工建设,建到一半时资金就用完了。正好此时十河信二的任期已满,他对首相池田勇人说:好了,世界银行的钱都借了,你看着办吧。

    十河的行为有严重违法嫌疑,池田当然知道。不过由于借了世行的巨款,日本的面子问题让他别无选择,于是只好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新干线。在进行了 3800亿日元的投资后,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线”于1964年10月1日通车。已经79岁的十河没有出席通车仪式,因为他已于此前被赶下了台。他的新干线和特有的“光”号列车却从此成了与富士山并提的国家象征,70年代从日本寄往欧洲的圣诞贺卡上,有一半都印着新干线的照片。

    1978年,邓小平坐上了“光”号列车,他评论说:“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但他并没有在中国引进这种技术,因为日本铁路正在亏本运营。1987年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国铁负债已经高达2270亿美元,负责铁路建设的国企“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也欠了410亿美元,两个公司的总负债超过全国GDP的7%。不过,政府未必为此感到后悔,因为便捷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建设一条采用更先进的磁悬浮技术的“新新干线”,它将把东京到大阪的时间缩短到仅一个小时多一点。当然,5年建成新干线的奇迹是不会再有了,新新干线最早也要到2027年才能建成。

    刘志军堪称中国的十河信二。2003年我第一次坐中国火车的时候,感到火车又脏又乱,十分落后,而且真正要坐车的时候总是买不到票,与新干线有几十年的差距。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媒体上不断展开宣传,我才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变化。2007年发生了中日关系中的大事,日本川崎重工的E2高速列车克服中国 “愤青”施加的强大压力,落户中国铁道,成为“和谐号”动车组CRH2型。按照媒体的宣传,“和谐号”都是由中国自行生产的,日方合作伙伴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我登上CRH2列车一看,发现洗脸盆上贴着塑胶纸,纸上写着“水”和“洗手液”。偷偷揭开,洗脸盆上原来的日文说明漏了出来,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洗脸盆毕竟是一个简单的部件,从这个细节可以猜测,这列火车的国产化率不会很高。这个情况显然不是我一个人发现的,左派也把刘志军当做“汉奸”“买办”,把 CRH叫做“耻辱号”,指责刘不买中国研制的“中华之星”等高速列车而买日本货。现在刘倒台了,“乌有之乡”的左派们非常高兴。

    川崎和西门子的股东们也有理由感到高兴。2004年中国引进第一批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之前,刘志军把全国铁路装备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铁道部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人全是他的下属——并告诉他们,这次的谈判由我领导,你们谁敢跟外国人接触就不要干了。在谈判中,刘志军成功使供应商相信,自己手里将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金,能决定每一个的前途。

    为了取得更多的订单,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加拿大人在夏天的北京互相批斗,把几十年来互相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了铁道部,价格越降越低。最后,西门子公司的代表成了唯一不能与中方达成共识的人,而最终结果是——日法加三国各得一部分订单,德国人一点没有,于是西门子的代表回国后就遭到了解雇。三年后铁道部招标购买时速350公里的真正高速列车,西门子报出的价格竟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车还便宜,还承诺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全车制造技术,这样刘志军就可以向媒体宣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了。刘志军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买了川崎的车,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

     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这种车又分ABCD四种型号,其中A型来自川崎,B型和C型出自西门子的技术。与前面两代,这种车理论上是中国自行研制出来的,川崎和西门子除了出售中国还不能自制的一些零件之外,不能获取任何收入。高铁的技术转让世界上有很多先例,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却是从来没有过的。FT中文网已经发表了7篇分析和12篇专栏文章来讨论这一现象。

    出人意料的是,川崎和西门子不但放弃了在中国起诉铁道部的努力,甚至当中国向国外销售CRH380的时候他们也不准备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已经签署过了技术转让协议,还因为中国对许多关键的技术进行了改造,比如说日本列车的车头是用许多块钢板拼起来的,中国则依靠上海郊区的一台世界最大的水压机直接压出来;中国还利用秦岭的风洞测试了车头受到的空气阻力,并对其形状进行了修改。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修改后的设计允许山寨的列车比原型车运行的更快,因此即使告到美国、英国的法庭去,法庭也未必判中国侵权。

    光是列车速度提高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中国高铁受到太多关注,高铁的精髓还在路本身。其实中国早就决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修建高铁,只是在是否采用磁悬浮技术的问题上争论了二十年而已。刘志军绕开了问题,他既不建“高铁”也不提京沪线,而是利用每年春运人们抱怨买票难的时机,在其他地方开工修建所谓“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第二双线”,建造完了之后再宣布其为高铁。北京到广州的“客专”几乎建在一座从北京延伸到广州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需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

    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刘氏“客专”的一半多一点。刘的手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为数众多的反高铁派很少注意到客专和城际铁路的开工,只有在“高铁”二字出来的时候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时高铁已经接近通车,说什么都晚了。

    “客专”本身才是中国优于日本和欧洲的地方,但它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刘氏客专在最便宜的地方也要7000万元才能造1公里,到了山区和地价高的地方,造价达到每公里1.3亿元以上。为了建设规划的1.8万公里客专,刘至少要两三万亿元的投资,而2004年的铁路投资仅有可怜的516亿。刘可能不太擅长作假帐,所以他把手头的所有项目集中起来,用老办法威胁银行——要么多借给我点,要么我就从别处借。2007年,刘在银行的支持下把投资增加到 2000亿元,但好戏还没开始。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刘的高铁蓝图获得中央认可,得到了1.5万亿额外支持。于是从 2009年开始,铁路投资超过了7000亿元,超过了军费,超过了刘上台前十五年的总和,刘终于实现了自己“控制世界上一半铁路投资”的预言。此时刘志军的谈判艺术又有了进步,他把钢铁公司和水泥公司的代表叫来投标,失败者不仅一份钱拿不到,还将无法再用火车运输自己的产品。

    刘在8年里一共修建了1.8万公里铁路,相当于原有线路的四分之一,其中客专有7000公里。现在正在建设的铁路长度为3万公里,其中客专1.3万公里,大部分将在2011年通车。以后,从北京出发,8小时就能到除了海口、拉萨和乌鲁木齐之外的任何一个省会。由于已经开工,这些铁路没办法停下来,今年的铁路投资仍将达到历史最高的8500亿元。刘志军唯一没能开工建设的高铁是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兰新第二双线”。但就在昨天,哈萨克斯塔总统在北京签署了协议,由中方负责修建阿拉木图到阿斯塔纳的高铁。据说这条铁路将采用中国的标准,可以连新疆却不能连俄罗斯,这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很大,可能促使中方再花钱把兰新第二双线也修起来。未来,越南、蒙古和巴基斯坦也都有可能通过改造自己的铁路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中国肯定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铁道部还将得到更多的投资。

    可惜的是,铁道部并没有像石油企业一样,把巨额投资用在改善员工的收入上。我做了这么多年火车,没见一个列车员说过领导的好话,大家都对低水平的工资非常不满。一位列车长对我说,他原来是首钢的职工,首钢搬走时为了离家近而调到了北京铁路局,现在的工资只有原来同事的四分之一。他认为,刘“跨越”——刘志军因为经常说铁路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得的外号——眼里只有铁路,从不考虑职工的感受。在刘的领导下,铁路职工的生活水平降到了1923年二七大罢工以来的最低点,经常连续一两个月在列车上度过,连饭都吃不好。更糟糕的是,刘志军在人事上也是雄心壮志,说撤铁路分局就撤铁路分局,谁要是对领导不满意,就会马上失去体制内的铁饭碗。

    “刘跨越”的政治生命结束了,铁路的难题却刚刚开始。铁道部和铁路网如何处理?在日本,新干线修建完成之后一直亏损,直到日本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才开始盈利,于是政府就在1987年对国有铁道实施了民营化改革。按经济规律说,中国铁路迟早也应该民营化。但刘志军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高铁网太超前,对经济规律缺乏尊重,难以实现盈利。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铁道部改制的话,改造出来的新铁道公司可以破产吗?如果它被禁止破产,那它就还是铁道部;如果可以破产,这个负债率为 70%的公司离破产就没多远了;如果把“坏的”资产拿走,只让“好的”资产上市,那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给铁道部的2万亿元资金就收不回来了。此外,铁道部还凭借着自己的“永远不会破产”的形象获得了大量商业银行投资,如果这个条件消失,投资的资金链也将断裂,政府可能需要花更多的钱来救市。在中国,欠人家两万元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欠两个亿就要轻松得多,欠两万亿根本就等于绑架了债主。接替刘志军的新部长,其实一点压力都不用有。

    撤销铁道部还将面临政治上的挑战。日本国铁民营化运动的裁员人数是44万人,而且国铁本来就是企业,中国的铁道部则是政企合一的“铁道省”,拥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检察院,其职员们普遍认为自己不但不应该被裁员,反而应该为八年来的辛苦获得补偿。民营化,这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将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可能发生那位列车长所想象的“全路大罢工”,或局部的混乱。中国准备好了走过这个痛苦的过程吗?

    或许,解除铁道部对中国的“绑架”,要比铁道部“绑架”中国困难十倍。

 

 

发件人: mak zhou 发送时间: 2011-02-25 01:49:57收件人: cui-zy; 老爸; jmzhou0276; 顾光青; min yan; lu kida_ology; PORNOBLEU; Stanley Xu; dan wang; Lin Xiaoxi抄送: 主题: fwd: szbd评加藤嘉一《刘志军的高铁遗产》,还是要在细节里面出真知啊。

评加藤嘉一《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美东

    这篇文章被很多人认为是肯定刘志军贡献的,实际上有很多的偏颇和错误。

    这篇文章主要的观点有,1。高铁是刘志军独断专行搞出来的,包括象十河信二一样欺骗政府。2。高铁能够成功的关键甚至唯一的关键技术环节是引进动车组技术。3。高铁的代价非常大,而且资金无法回收,这其实是这篇文章的主题。这些都是错的。此外还有很多细节错误。

    作者先详细描述了一番十河信二建设新干线的做法,然后暗示刘志军也是同样的做法来建高铁。这是完全不对的。中国的建设由发改委审批,在发改委网站可以看到哪些项目批准了。而在铁道工程交易中心可以看到详细的项目招标情况,每个招标文件都附有发改委的批准文件名称,以及工程的详细技术指标。

    此外,铁路项目都是铁道部和地方政府共同申报,还有中咨公司对设计和计划进行评估,之后才能拿给发改委审批。铁道部只有审批100公里以下,不跨省的铁路的权力。而且还有地方政府,中咨公司,环保部,国土资源部,有时还有交通部参与可行性研究和设计规划,然后才会上报发改委。发改委拿到的是详细的设计方案和投资规模。所以刘志军象十河信二欺上瞒下建铁路是不可能的。再说十河信二只建了一条515公里的项目,这条快速铁路在战前日本已经开始研究规划。

     文章说“刘可能不太擅长作假帐,所以他把手头的所有项目集中起来,用老办法威胁银行——要么多借给我点,要么我就从别处借。”这就不用说了,了解必经发改委的审批流程,就知道银行的钱不是这么来的,就是国家批的。

    “铁路的难题却刚刚开始。铁道部和铁路网如何处理?在日本,新干线修建完成之后一直亏损,直到日本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才开始盈利,于是政府就在1987年对国有铁道实施了民营化改革。按经济规律说,中国铁路迟早也应该民营化。但刘志军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高铁网太超前,对经济规律缺乏尊重,难以实现盈利。”

    这完全是主观臆断。第一,中国铁路的投资不算大。一年8000多亿投资相当于一年卷烟销售额。第二,高铁盈亏平衡只需要一个不算太大的客流量,不管说高铁亏还是赚,多少应该算一下。按现在的造价和票价,一般平均每公里年客流4000万人就肯定盈利了。这是很容易达到的数字。第三,铁路投资不光高铁,还有很多普铁,加上高铁转移客流增加货运。增加的货运量还能增加收入。第四,中国铁路提供的货运能力远不能满足需求。现在中国铁路货运周转量为27000多亿吨公里,每吨公里收费平均1毛多点。如果现在的铁路优先满足货运,只要有货运需求,就减少客运,那周转量很快就能翻倍。如果货运价提高至2毛多点,仍然有非常强的竞争力,因为公路运价太高了。这样新增的利润足以支付铁路建设的资金。也就是说,目前的铁路运营是在用国家管制的低价补贴社会,尤其是铁路客运。如果铁路建设资金确实不够完全可以放开对经营的管制。但国家的选择是保持补贴,依靠发展生产力来提高盈利能力,偿还融资。铁路的发展水平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才是刘志军领导的整个铁路产业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关于引进动车组技术,这部分铁道部确实干的不错。不过相对于这些年铁路整个产业链的进步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为要引进消化的技术远不止动车组这一点。这几个型号的动车组,对于那些外国厂商来说,都是成熟产品,但历史销售纪录只有各几十列。中国给每家的第一批订单(2007年开始上线运行的那些)基本都相当于各型车历史总销售量。中国的订单很快就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以在竞争的条件下,拿到比较理想的价格和技术转让的难度,相对于解决高铁建设运营那么多技术问题的难度来说,是非常渺小的。

    “刘志军把全国铁路装备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铁道部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人全是他的下属——并告诉他们,这次的谈判由我领导,你们谁敢跟外国人接触就不要干了。”这也不全对。铁路装备制造商不是铁道部的下属,但他们都只有铁道部这一个客户,效果差不多。

    “刘志军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买了川崎的车,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这也不大对。首先CRH2,也就是日本E2系基础开发的车,日方投标是个联合体,车不是一家公司就能造出来的。联合体内各家在04年拿到合同后就开始按约定向中国的各厂商转让相应的生产技术。比如车的总装是青岛四方,电机是株洲电机生产,牵引逆变器由株洲时代电器生产等。而且各部件除国内厂家提供,在国外还有不止一家厂家能够提供,所以中国的车辆总装厂家还可以自己选择合适的产品。

    “比如说日本列车的车头是用许多块钢板拼起来的,中国则依靠上海郊区的一台世界最大的水压机直接压出来;中国还利用秦岭的风洞测试了车头受到的空气阻力,并对其形状进行了修改。”这段话也很容易误导。国外列车的批量小,如果没有很大的锻压机,就用小锻压件拼,但也没有“许多块钢板”,何况还是铝板,不是钢板。另外日本铁路也有风洞。

    http://www.rtri.or.jp/rd/maibara-wt/index.html


 



发件人:"张新光" <zhangxg482@163.com> 2011-02-20 10:35:11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研究小农经济理论的政策含义和现实关怀——回应丁长发博士的质疑(河南张新光稿件)

研究小农经济理论的政策含义和现实关怀

——回应丁长发博士的质疑

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张新光

    内容提要:研究小农经济理论事关我国新时期的小农生产方式是否需要改造以及如何改造的问题,直接涉及到下一步农村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选择问题。丁长发的《百年小农经济理论逻辑与现实发展——与张新光商榷》一文从抽象概念出发重弹“小农经济稳固论”的老调,试图肢解和淡化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对我国农村改革的现实指导作用。目前,我国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超小型“自给自足式农户经济”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超大规模经营的“盈利型家庭自营农场”并非是同一个概念,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从生产→加工→销售的“纵向一体化”一般都是以农场规模扩大的“横向一体化”作为基础条件,二者相伴而行、交融互补,根本不存在“孰优孰劣、互相排斥”的问题。在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硬约束下,我国单靠改变土地所有制性质和农业组织形式去改造小农经济的作用是有限的,但继续维持“人人分地、户户种田”这种小农村社制永远也不能达到彻底改造传统小农经济的目标。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9亿多农民与土地分离的速度和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实现的程度和水平。

    关键词:小农经济理论;农业现代化;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政策含义

    丁长发博士在《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1期发表《百年小农经济理论逻辑与现实发展——与张新光商榷》(以下简称丁文),认为笔者发表在《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4期上的《关于小农经济的理论争论与现实发展》一文“误解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小农经济的论述,有不顾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和现实发展之嫌,忽视了小农经济消亡的前提和逻辑,也不符合小农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对于这种批判性的讨论,笔者是乐意接受并希望从中汲取有价值的营养。但令人感到遗憾和失望的是,丁文避而不谈“小农”概念的“量的规定性” ,只是从抽象概念出发重弹“小农经济稳固论”的老调,试图肢解和淡化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对我国农村改革的现实指导作用。通览丁文毫无新意可言,本来也不值得继续写文章与之争论,但考虑到当下学术界关于小农经济理论争论的实质和核心直接涉及到我国下一步农村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选择问题,尤其是“人人分地、户户种田”这种小农村社制与发展现代农业如何实现有效衔接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觉得还是有必要再作补充说明并加以澄清。

一、对我国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的实践困惑与理论求解

    上世纪九十年代,笔者在河南大别山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担任镇党委书记长达10年之久,在农村基层工作实践中切身体验到小岗式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神奇功效”已经耗尽枯竭,日益显现出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的穷途末路。然而在1998年9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安徽“大包干”发源地——小岗村考察时,却提出了“家庭承包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既适应传统农业,也适应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不存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就要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的问题。”(江泽民,1998)这个讲话实际是为稍后召开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定下的总基调。因此在《决定》中出现的最抢眼一段文字就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符合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这种经营方式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长期坚持。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根据参与《决定》起草的权威人士事后作出的解释,我国农业现代化之所以选择走“农业产业化”(就是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的道路,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人均占有耕地只有一亩多一点,即使把100个人的耕地集中起来给一个人种也只有100多亩地,这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规模经营’。即使这么做了,要解决好另外99个人的就业和吃饭问题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其他手段可替代土地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时,稳定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就是稳定农村社会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措施。在农业中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是一种最合理、最有效的生产方式,完全符合农民群众的意愿。”(中共中央组织部,1999)为此,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全国各地农村必须在1999年年底前完成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决定》关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的政策,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但是,上面讲的“大道理”并没有把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说服,全国不少地方对开展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并不像改革初期搞土地“大包干”那样具有强烈的愿望和热情。笔者当时所在的河南省新县17个乡镇和198个行政村基本没有把农户承包地“打乱平分”,而是采取拖延时间或“变通手法”临时编造虚假的土地延包合同以应付上级检查验收。这是因为新县人均只有七分耕地,农民单靠摆弄这“几斗瘦田”就是把土地“绣出花”也难以富裕起来。何况当时附加在农民“人头上”和“地头上”的农业税费和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项目多如牛毛,压得他们“种不起庄稼,做不起农民”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全县80%以上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另谋出路(其中涉外劳务人员有四五千人),留守在家的大多是妇女、儿童、老人(俗称“386199部队”),单靠这些人务农甚至连维持简单的小农生产方式都显得非常吃力,更不要说发展现代农业和“科学种田”了。因此,笔者在农村基层工作16年经常发现一些乡镇为完成上级下达粮食播种面积搞“百牛大战”的壮观场面 ,而农民却把自己花高价从县种子公司购买的杂交水稻良种当作家禽饲料白白扔掉,长年外出打工的农户则把自己的几亩责任田“撂荒”,让乡村基层干部“登门收税找不到人,委托邻居代耕搭不上腔”。面对这种尴尬场面,笔者在工作之余经常反思和诘问:我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政策漏洞”究竟出在哪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笔者通过对我国20多年来农村改革发展历程的长期观察和系统反思,于2001年9月撰写出长达3万字的调研报告即《坚持农地制度、分配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三位一体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了“统筹城乡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十条政策建议,被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批转到党的十六大报告起草小组和200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筹备组参考 。当年12月底,笔者从农村工作第一线直接调入河南省地方高校工作以后,继续跟踪观察和研究农业税费改革、乡镇机构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等热点难点问题,于2006年4月出版了《“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一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下一步农村改革的方向、重点和和政策架构。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越来越感到单纯从实际操作层面提出政策建议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必须从理论上彻底清除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因为这是影响和制约当前我国农村改革迈不开步伐的最大思想障碍。于是从2007年开始,笔者把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向对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的系统梳理和深度挖掘,撰写并发表了《关于小农经济的理论争论与现实发展》一文(详见《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4期)。最近二三年笔者又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英、法、德、美四种“古典模式”和当代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及其规律作了专题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小农经济必然走向消亡的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张新光,2008/2009)。可以说,笔者的研究目的完全是出于对我国农村改革发展中遭遇“实践困境”而进行理论求解,“这种需要可能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1972);而丁文不遗余力地收集一大堆毫无用处的反证材料重复着“小农经济仍富有生命力”的陈词滥调,无非是为了炫耀自己学问的穷极无聊的“文字游戏”罢了!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小农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及政策含义

    (一)科学界定“小农”的概念是解开整个问题的关键

    “小农”一词,学术界常用,但很少有人真正弄懂了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内外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更是无所顾忌的漫无边际的给“小农”冠以各种称谓,诸如“宗法式小农”、“传统型小农”、“现代型小农”、“过渡型小农”、“共同体小农”、“集体化小农”、“原子化小农”、“社会化小农”、“理性化小农”、“非理性小农”、“有限理性小农”、“道义型小农”、“维生型小农”、“无产化小农”、“内卷化小农”、“后工业化小农”、“效率改进型小农”、“动态开放型小农”、“小康型小农”等等不一类举,让人感到真假难辨、眼花缭乱。正是由于人们对“小农”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极其混乱,结果导致国内外学术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的认识歧见迭出、争论难分高下,以至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扑灭者”(列宁,1986)。

    其实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小农”概念的主体和边界划分是相当清晰的。按照恩格斯晚年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给“小农”所下的定义,“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恩格斯,1995)前者是指“小农”的社会经济性质(即生产关系的“质的规定性”),后者是指“小农”的最低经营边界(即生产力水平的“量的规定性”),二者共同构成小农生产方式的有机统一。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小农”概念的各种不同解释中表述最完整、最严密、最准确的一个科学定义,具有较强的历史包容性和弹性解释力(张新光,2008)。然而,恩格斯在这里并没有对“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给出一个十分精确的“固定值”或可供参照的“近似值”。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曾经解释说:“这是一个只能用统计来判断的问题,就我们研究的目的来说,对此也没有必要进行详细的探讨。”(马克思,1998)并且“我们从来也不把经济范畴看作是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而是把它看作是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马克思,1995)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小农经济形态”的认识是抽象的或不可测度的。事实上,马克思早年就曾根据1840年的统计资料对法国“小农”家庭收支情况算过一笔细账,即法国农业的总产品价值合计为52.37亿法郎,从这个总数中除去耕作费用35.52亿法郎(这里包括从事农业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在内),余下来的纯产品收入为16.85亿法郎,其中扣去5.5亿法郎用来支付押地借款利息,1亿法郎付给法官,3.5亿法郎用于交纳赋税,1.07亿法郎用以支付公证费、印花税、典当税等。最后,原产品剩下的收入只有1/3,仅为5.78亿法郎,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个农民还分不到价值25法郎的纯产品。这项统计资料自然并没有把小块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贷利息或律师费等估计在内。“这样,法国农民就以押地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以向高利贷者的非抵押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不仅把地租,而且把营业利润,总之不仅把全部纯收入交给资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这样他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保护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马克思,1995)在19世纪60年代,占法国农户总数74%的小农,平均每户占地还不足2公顷,其中有92%的极小农户占地不足1公顷。这样在大革命爆发后不到70年的时间里,法国农民手中的土地就仅剩下1/4了(王健,1990)。路易?波拿巴统治时期,法国2700万人口中就有1600万农民(包括家庭妇女和儿童)变成了“穴居人”,其中除了官方统计的400万名乞丐、游民、罪犯和妓女之外,还有500万人濒于死亡。总之,“法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初曾让农民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现在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帐薄中了。”(马克思,1995)

    如果说马克思在这里只是以土地面积和家庭收支状况为尺度来衡量“小农”基本生存状态的话,那么“他在分析地租的整个过程中则始终指出农业的条件千差万别,这不仅由于土地的质量和位置不同,还由于对土地的投资量不同。……单靠统计土地的数量不能表示出所有这些复杂的、形形色色的过程,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过程正是由这些过程构成的。”(列宁,1990)这说明马克思对如何比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大小农户或大小农场分类方法已经做过深入细致的思考。这个难题最终是由列宁完成的。他根据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新情况、新特征,提出了“在现代农业经济这样一个各种趋势错综复杂、形形色色、互相交织而又互相矛盾的领域,仅仅按照土地面积对农场进行分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对整个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对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得出过于简单粗浅的概念。欧美国家通常按照土地面积的大小来划分农户类别的方法是死板的、肤浅的,应当考虑这些国家在这一个时期现有的经济、技术、文化等条件,根据资本主义渗入农业的不同形式采取不同的分类方法(如按土地面积、按主要收入来源、按货币总收入等),并把这三种分类方法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和综合运用。”(列宁,1990)为此,列宁根据美国1900年和1910年的人口和农业普查资料,提出了比较大小农场的更精准的分类方法,即“按土地面积我们把它分为:(1)小农场(不满100英亩的);(2)中等农场(100-175英亩的);(3)大农场(175英亩以上的)。按产品产值我们把它分为:(1)非资本主义农场(不满500美元的);中等农场(500-1000美元的);(3)资本主义农场(1000美元以上的)。按主要收入来源我们把它分为:(1)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农场(如经营畜牧或棉花);(2)中等农场(如经营谷物和干草);(3)高度资本主义的农场(主要经营那些特种商业性作物)。”(列宁,1990)至于说到极小的农户,“按照美国一般的惯例,对于占地不到3英亩(=1.2公顷)的农户,只有总收入达到500美元的才作统计。也就是说,大量的占有土地不到3英亩的农户根本没有登记注册。这是它同欧洲大陆国家一个最大的区别。”(列宁,1989)而对于像俄国和欧洲大陆国家来说,“这些地方的大部分农民现在仍以经营小块土地为生,土地无疑是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所以根据土地的数量可以最正确地判定农户的规模,自然也可以判定农户的类型。通常占地2公顷以下的农户叫作小农户(有时候叫作所谓小块土地的农户或极小的农户),占地2~20(有时为2~100)公顷的叫作农民农户,占地100公顷以上的叫作大农户,也就是资本主义农户。”(列宁,1989)比如在对奥?苏雄《农民地产》一书的批注中,列宁认为“欧洲大陆的‘农民农户’=5~20公顷土地,少于5公顷就不能养家活口。”(列宁,1990)而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中,他提出“俄国一半以上的农户平均只有8俄亩(1俄亩≈1.09公顷,约合16.35市亩)以下的土地,一般来说这是绝对不够维持全家生活的。而全国4/5以上的农户占有土地在15俄亩以下,在目前的农业耕作技术水平下,他们只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列宁,1988)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在欧洲大陆“小农”的最低经营边界应少于5公顷耕地,在俄国应少于15俄亩。当然,这只是一种简便易行的粗略计量方法。因为,“迄今为止,关于‘农业形态学’问题还几乎没有人研究过。”(列宁,1990)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科学对待“小农”的严谨态度相比,后来的“小农业崇拜者常犯的错误,就是只根据土地面积的大小来作出判断。……通常关于‘小’农业的言论,十之八九就是以上述这种混同和类似的材料作为根据的。”(列宁,1990)比如,“吉姆美尔先生根据美国191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一再重复着最流行的、在理论上和政治意义上都是十足资产阶级的论断,说什么‘美国大多数农场都是劳动农场’;‘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小农业正在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即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大农业正在解体并被劳动农业所代替’;等等”(列宁,1990)列宁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错误,就是把各种大大小小的个别事实和数字同政治经济关系的总联系割裂开来。”(列宁,1990)时隔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丁文虽然以“美国2008年98%的农场都是家庭经营,并且销售收入小于25万美元的小农场占了91.4%,面积在1~49英亩的小农场从1974年的507797家增加到2007年的853132家”为例来证明小农家庭自耕农场比大农场更富有效率(丁长发,2010),但其出发点和立足点几乎与那位俄国民粹派代表人物吉姆美尔先生的观点如出一辙。事实上,二战结束之后几十年来美国农场在数量、规模、结构和农场主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恰恰验证了列宁当时提出的结论和预言是正确的,即“美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现在所处的阶段比较接近于工场手工业阶段,而不是大机器工业阶段,在农业中手工劳动还占优势,机器的使用相对来说还很不广泛,但是美国的例子向我们表明了近10年来资本主义大农场增长和小农场被排挤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主要路线,就是小农经济变成大农场经济。……谁掌握着银行,谁就直接掌握着美国1/3的农场,并且间接统治着所有农场。”(列宁,1990)比如在1935年,美国农场数量达到最高峰为681.4万个,1978年下降到267万个,2006年下降到209万个,减少了2/3以上。特别是在1939年至1978年的40年间,美国年销售额2万美元以下的小农场从575.2万个减少到177.2万个,下降了70%;而年销售额在2万美元以上的大农场从9.5万个增到90万个,却增加了9倍。全美农场平均规模从1935年的155英亩增加到2006年的446英亩,扩大了2倍多,其中在5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上升了43.3%。

     目前美国从事初级农业生产人数已不足200万人,仅占全部就业人口的0.7%。尽管小农场在数量上仍占绝大多数(2005年占83.6%),但其农业产值只占34.2%,大中型农场数量所占比例仅为16.4%,农业产值却高达65.8%。1900年,在美国平均每个农场物质装备水平只有2.58美元(新英格兰)和3.88美元(大西洋岸中部),2002年增加至53.8 万美元(土地与建筑市场价值)和6.66万美元(机械设备市场价值)。1940年,在美国开办一个农场仅需要6200美元,1972年猛增到10万美元。1950年代,美国平均每个农场主所欠债务仅为2205美元,1983年猛增到9万美元,所占农场固定资产总值的20.6%。从1950年到1982年,美国农场主现金收入增长了3.9倍,但生产费用却上涨了6倍。1975年,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拥有固定资本仅为5.5万美元,而农业部门却高达9.8万美元。2008年,全美农场纯收入为966亿美元,生产成本竟然达到创纪录的2792亿美元,占到农场毛收入75%以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场主家庭收入水平开始高于全国平均数,2002年全美农场主家庭平均收入达到65757美元,城市其他家庭平均收入仅为57852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14%。如今美国农场主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在农场以外兼职领取的薪水,而不是靠农场本身的经营收入。1999 年,全美农场主家庭来自场外就业所得工薪收入占到 53%,来自场外经营性收入占到 18%,来自利息和红利收入占 7%,来自其他收入占 12%,而来自农场收入仅占10%。2005年,美国全部农场净收入为832亿美元,其中来自政府补贴高达227亿美元,平均每个农场补贴金额为 9251 美元(张新光,2008)。总的来看,“欧美农业雇佣工人的现在处境往往比小农更好一些”(考茨基,1955)。然而,“‘现代的小农’或‘现时的农民’和现代无产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占有自己的劳动资料,但他已经丧失了自己过去的生产工作的一半。如果说马尔克土地使用权是农民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工业副业则是另一个条件。”(恩格斯,1995)因此,“从根本上对整个农业实行资本主义改造的过程,必须把农民变成雇佣工人,并且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阻止这个过程的企图是反动的和有害的,在现代社会中无论这个过程的后果多么严重,然而阻止这个过程的后果就更严重,会使劳动人民陷入更加无望的绝境。”(列宁,1984)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对待“小农”的态度始终抱有幻想,他们期望21世纪的中国9亿农民仍然能够“用自己的双手耕种自己的田地并满足于小康生活”。有的学者甚至把中国历史上的“男耕女织型小农经济”等同于现时代的“家庭承包经营”,并把这种超小型的“自给自足式农户经济”类同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超大规模经营的“盈利型家庭自营农场”。这样经过一系列的偷换概念、移花接木、逻辑演义等“文字游戏”,竟然把早已过了时的小农生产方式装扮成“讨人喜欢的灰姑娘”,却看不到当下的“小农经济”究竟是何物?事实上,自进入清中叶以后,我国北方的人地比率不足4亩,南方的人地比率则不足2亩,普遍低于清代人口学家洪亮吉提出“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的维生型小农经济临界点,标志着传统小农经济已经走向衰败和破产。如在1776年,国人地比率为3.7亩/人,1893年下降到3.23亩/人,1933年下降到2.94亩/人,1949年下降到2.71亩/人,可以说“正是这个半无产化了的小农经济成为明清以后五六百年间大规模社会动荡的结构性基础”(黄宗智,1986)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全国人地比率一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1952年最高为2.81亩/人,1978年下降到2.23亩/人,2006年下降到1.39亩/人。目前,全国有14个省份的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0个县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已经低于联合国确定0.8亩/人的最低生存标准。但时至今日,我国仍坚持“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土地”的土地制度,造成“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几亿农民在高劳动投入和过密化种植模式下出现了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甚至为负数的极端现象(张新光,2003)。总之,我国在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硬约束下单靠改变土地所有制性质和农业组织形式去改造小农经济的作用是有限的,但继续维持“人人分地、户户种田”的小农村社制永远也不能达到改造传统小农经济的目标。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9亿多农民与土地分离的速度和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实现的程度和水平(张新光,2009)。

    (二)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小农经济的历史地位和前途命运

    马克思对小农经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他指出:“在英国,尤其是十五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当时在国民中所占的部分比现在重要得多。……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画。”(马克思,1998)总之,“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权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各国,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马克思,1998)但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以后,这种小块土地所有权形式只是作为“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它灭亡的原因表明了它的限度。”(马克思,1998)因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马克思,1998)

    然而,丁文却武断地认为“马克思以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英国为例证得出的上述结论,并不符合于当代世界各国尤其是一些小农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因为马克思所说的小农趋于灭亡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如‘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对小农的盘剥……等等。这些都在二战后得到巨大改善,所以就不再出现资本主义大农业排挤小农业、小农必然灭亡的现象。”(丁长发,2010)这种极其荒诞的迂腐的奇谈怪论,不仅暴露了丁文作者的浅薄和无知,同时也把马克思的科学理论降低到“社会现象学”的一般水平。时下,包括丁文在内的不少学者仍马克思提出由地主大地产—租佃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组成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即“英国模式”)的典型性提出质疑,主要是由于他们根本不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推断始终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基础上的,即“一个不容置疑并早已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农业本身的进步总是表现在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部分的相对增加上。”(马克思,1998)因此,“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马克思,1998)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因此我们假定: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这样一个假定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统治生产的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部门,因此它的下列条件,如资本的自由竞争、资本由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可能性、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润等等,都已经十分成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用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马克思,1998)但在事实上,“资本在农业上作为一个独立的和主导的力量,并不是一下子普遍出现的,而是逐渐在各个特殊生产部门内出现的。它首先占领的不是真正的农业,而是畜牧业特别是牧羊业之类的生产部门。”(马克思,1998)所以在当时,“惟独英国是大地产和大农业占支配地位。地主把自已的土地按照大田庄而且常常是非常大的田庄的形式租给租地农场主,租地农场主以充裕的资本来经营土地,并作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利用雇农和短工的劳动。”(恩格斯,1995)而在大不列颠本土以外,“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恩格斯,1995)这种情况的存在恰恰从一个反面验证了马克思根据英国经验得出的结论,即“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马克思,1998)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就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马克思,1998)也就是说,马克思虽然对英国早期的资产阶级利用“公有地圈围法”为资本主义夺得了地盘,促使农民与土地分离、资本与土地联姻的血腥暴力手段给予了严厉的道德批判,但是他始终认为英国农业革命爆发的纯经济原因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马克思,1998)“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英国的大规模耕作比起法国的小块土地的分散耕作远为优越。因为一切现代手段和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处理等等,如果不实行大规模的耕作,就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马克思,1995)因此,“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对农业问题进行探讨,其要点就在于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们必须研究资本是否掌握农业,是怎样掌握的,农业是否会发生一种变革,是否要摧毁旧的生产形态,是否会引出新的生产形态。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判断马克思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农业,是否注定要使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过程恰好就在一切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之前停止下来。”(考茨基,1955)

    (三)改造传统小农经济的路径选择:“纵向一体化”抑或“横向一体化”

    研究小农经济理论的落脚点,避不开对小农经济如何改造的问题。丁文既然没有弄明白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的精神实质之所在,自然也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丁文作者认为“我国小农现代化之路应在农业外部规模经济和配套服务”,其实这一见解是借用别人的观点 。追根溯源,最早提出这个理论的是俄国民粹派代表人物尼?苏汉诺夫(真名叫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吉姆美尔,汉译名叫恰亚诺夫或蔡雅诺夫),也就是在“十月革命”前后极力宣扬“俄国生产力还没有成长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的反动家伙!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列宁,1987)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位曾被列宁称为“怯弱的改良主义者”却被西方学界从故纸堆中扒出来冠以“一般性的古典的小农理论家”、“合作制的大理论家”和“农民的新马克思”等美誉(黄宗智,1986;秦晖,1997)。国内学界对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中提出“关于农民家庭农场生命力、稳定性和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相对‘优越性’的见解;关于未来农业的主体仍将是小农农场而不是‘农业工厂’的先见之明;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化主要靠‘纵向一体化’而不是横向的‘农民分化’的论点;关于‘非资本主义’的未来新农村应走产前、产后服务社会化与乡村工业化之路的预言;等等”(秦晖,2006)更是深信不疑。丁文认为“恰亚诺夫把劳动和消费的均衡作为分析农民经济理性的基础是该领域的一场革命,他的解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实这一说法也是借用别人的观点 。

    那么,恰亚诺夫以“劳动-消费均衡论”和“家庭生命周期说”作为微观理论基础所提出的“农民自我剥削”和“小农经济的独特规律”究竟有何用意呢?说白了,“就是试图把俄国农业容纳在1俄亩土地上,让小农在自己田地上毫不懈怠的甚至近乎浪费的劳动。农民在最忙的时候总是想:‘唉,要是一天能再多两小时就好了!’小农户具有最大的稳定性和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他们可以使用家庭劳动力耕作,并把劳动力价格估得很低,小农也能比大农和地主更多地压缩企业管理费用和企业主的利润,但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节俭,常常把许多可以说是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东西拿出去出售,这种缩减开支的办法势必会造成某些消费不足的现象。”(列宁,1990)总之,恰亚诺夫的理论假设是小农农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隔绝,“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一旦遇到社会生产关系的现实矛盾,他们就像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列宁,1990)比如说,一贯推崇和追随恰亚诺夫理论的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在“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一文中提出:“中国农业今天正处于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所赋予的契机之中,持续上升的大规模非农就业、持续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以及持续转型的食物消费和农业结构,将会导致长时期以来务农人数第一次显著下降。这样的结果将是在10年以后劳均播种面积从今天的七八亩提高到10亩左右,在25年之后将达到十五六亩,每个农民单靠务农一年就能挣得10000块钱的现金收入。为此建议,国家应抓住眼前的契机,通过法律规定和市场机制来促进土地使用权进一步流转,包括定期转租和带有回赎权的出典,借以扩大适度规模农场的比例,发展农民充分就业的适度规模、多种经营的农业。”(黄宗智、彭玉生,2007)然而,黄先生在近期抛出的另一篇新作“中国新时代的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中,却提出“今天中国农业正面临一个十字路口,其将来的纵向一体化将以什么样的组织模式为主尚是个未知数。现在比较能够确定的结论是,中国的‘纵向一体化’不会像西方经验那样附带‘横向一体化’,它将会主要依靠小规模的菜-果种植模式和兽-禽-鱼饲养模式。这是一个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产业,而不是像一般城市工业那样以‘资本家和工人’为主的产业。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新时代农业将主要是‘小农农场’的天下。”(黄宗智,2010)黄宗智对中国未来农业组织形式的先见之明左右摇摆不定、前后自相矛盾、却又不能自圆其说,这种研究风格和价值取向恰恰反映出“这是用民主主义精心润色过的、用貌似社会主义的词句精心粉饰过的一般小资产阶级观点。”(列宁,1990)

    其实,不管是“纵向一体化”(也叫“垂直一体化”,主要包括沿产业链占据若干环节的生产布局“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抑或是“横向一体化”(也叫“水平一体化”,主要是指在同一产业和同一部门内部的生产要素集中和经营规模扩张),作为纯粹经济学上的一组概念从本义上讲都不附带任何的“阶级局限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它们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运营策略和技术手段都是为了将外部市场活动内部化或规模化,以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经济性,进而实现用最小投入获取最大收益的目标,但同时也都存在着一定的投资风险、商业风险、技术风险和组织上的障碍等诸多局限性。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从生产→加工→销售的“纵向一体化”一般都是伴随着农场规模扩大的“横向一体化”得以完成的,最终实现了从田野到餐桌全程自动化控制的“工厂式大农业”(也叫“农工商综合体”)。在这个演进过程中,资本作为发动整个社会再生产“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的作用日益凸显,“它作为最发达的生产要素已成为推动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马克思,1972)。随着农业资本化、企业化经营水平的不断提升,“过去靠自己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户的农业劳动将变为多余”(马克思,1998),势必将引发农业领域里一场新的社会生产力革命。总的来看,当代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征就是高度的商业化、资本化、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工厂化、知识化、社会化、国际化交织在一起,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农产品商品率和国际市场竞争力(张新光,2008/2009)。

    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纵向一体化”一般都是以土地经营规模扩大的“横向一体化”作为基础条件的,二者相伴而行、交融互补,根本不存在“孰优孰劣、非此即被、互相排斥”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在我国13多亿人口中仍有9.49亿农民(按农业户籍计算)和2.5亿多个小农户分散居住在380万个自然村,其中包括了全国63%的农业人口、60%的劳动年龄人口、66%的老年人口和70%的少儿人口。特别是我国目前实行“人人分地、户户种田”这种小农村社制度天然是最保守、最落后的东西,它难以摆脱分散经营小块土地、使用粗笨工具、利用落后技术而与其他产业关联度低、组织化程度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抵抗市场风险能力弱、劳动生产率低、提供商品率低、比较收益低等特征。因此,长期困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三大难题就是“货往哪里卖,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习近平,2001)。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彻底打破小农经济所固有的孤立、分散、规模狭小、排斥资本聚集和现代科技应用的内生机制,积极培育农业资本的生成机制,归结起来就是小农制与发展现代农业如何实现有效衔接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我国围绕上述问题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就总体而言至今尚处于仍未破题的被动状态。比如在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横向一体化”方面,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为此,要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而不受地区限制,要鼓励技术、劳力、资金、资源多种形式的结合,使农民能够在商品生产中发挥各自的专长,逐步形成适当的经营规模。”之后,尽管我国在政策上一直提倡和鼓励“农民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允许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甚至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但是由于国家在是否放开对“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限制”和“农村金融市场管制”等敏感问题上显得过于保守,以至造成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就像一棵“小老树”总也长不大,农民总是抱怨说“人家的地是一块几十亩,咱们的地却是一亩几十块”(主要是指“承包地流转量小”或“根本流不动”)。究其根源就在于我国长期实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隐含着“平分机制”,这与国家政策允许农民承包地使用权流转的政策是互相背离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把改造小农生产方式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放在“农业产业化”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试图通过发展产-加-销和贸-工-农的“纵向一体化”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但由于这种单靠行政化推动和企业化运作的“拉郎配”缺乏“横向一体化”的微观基础支撑,实际进展和效果都不够明显。根据农业部门发布的数据,“截止2005年底,全国已有大约一半多的耕地(共计10亿亩)和0.87亿个农户被‘纵向一体化’了。”(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08)这种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只会扰乱和延误我国对小农经济改造的时机把握和目标选择。

    丁文作者认为:“我国在资源刚性约束下的小农现代化之路应该在农业外部规模经济和配套服务上下功夫”,同时国家应提供各项关于小农经济制度供给的“普照之光”(丁长发,2010)。据不完全的统计,从2003年到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累计已达到2.87万亿元(若加上2010年的数字将接近4万亿元),年均增长22.7%。但是,国家投下的巨资对于9亿多农民来说只是下了一场“毛毛雨”。据有关专家估计,“即使到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的‘拐点’仍不明朗”(陈锡文,2009)。而按现在的经济发展进度,“到2030年,全国建设占用耕地至少在5450万亩以上,失地和部分失地农民将超过7800万人,人地矛盾只会加剧而不可能得到缓解。”(韩俊,2004)由此可见,我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必须消化和吸收以往工业化超前发展、城镇化严重滞后长期积压下来的“农业人口负担”,只有大幅度地减少农民、转移农民并建立农民与土地分离的退出机制,才能为实现“农业内部的规模经济”创造有利的前提条件。当然,大幅度地减少农民数量进而实现土地经营规模的“横向一体化”,需要有稳定可靠的非农就业机会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机制,还需要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否则即使土地完全私有化,大多数农民也不会自愿放弃土地使用权。但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我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只是一项没有完成的土地制度改革,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生产劳动效率的问题,甚至成为制约发展现代农业的“绊脚石”,已经到了对其进行深刻反思和非改不可的的地步。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遗留问题,早解决、早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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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式 二种危机 三项措施

赵 跃

    凡事都有规律,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也不例外。市场中所谓“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如果没有掌握这一基本规律,那么在调节市场运行状态的过程中就会被“两难”矛盾所限制,就会被“看不见的手”所操纵。如果掌握了这一基本规律,那么“看不见的手”也就自然可以由人来随心所欲地进行控制了。其实,市场的基本运行规律非常简单,它就包含在一个最基本的企业利润计算公式之中。掌握了这一基本公式以及它的内在含义,也就掌握了商品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就可以对商品经济进行良好的双向调节和控制。

一个公式:产值-成本=利润

这里所说的“一个公式”,就是生产企业在计算利润过程中所使用的公式。

产值-成本=利润

虽然这一公式是用于生产企业的,但是它适用于非生产企业、事业单位和整个国家。

商业实质:商业产值(0)-商业成本=商业利润(-利润)

商业实际:销售收入-成本支出=商业利润(吞吃生产企业利润)

事业实质:产值(0)-成本=事业利润(-利润)

事业实际: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消耗生产企业利润)=事业利润(0利润)

服务行业实质:产值(0)-成本=服务利润(来源于个人消费)

服务行业实际:服务收入-服务支出=服务利润

国家:全国产值(生产行业)-全国成本(生产和非生产行业)=全国利润

     商业和事业单位都不生产产品,因此它们的一切费用都要从生产企业那里进行获取。商业从生产企业那里购进产品,之后加价在市场上销售,并从中获得利润。服务行业从服务对象(民众)那里获得收入,并从中获得利润。事业单位的收入来源于政府,政府收入来源于税收(企业支出),它们都将吃掉企业利润。商品经济的运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而不是以收入和支出为目的的。但是,非生产行业都是社会中的负担行业,这种行业的规模越大费用越大,它吃掉的企业利润就越多,国家的整体利润就越少。因此,要保证国家有较高的利润收入,就应该最大限度地压缩非生产行业的规模和它们费用支出。

目前是用GDP(全国产值)来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其实应该以全国利润来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状况。想想看,如果生产的东西都消耗掉了,没有获得较好的赢利,那么生产的越多社会消耗就越大,资源消耗就越大,浪费就越大,人们未来的财富来源就越少。这是违背人类社会持续发展要求的。利润是积累,成本是消耗,而GDP不但可以扩大利润空间,以可以扩大消耗空间。如果将GDP利用于扩大利润空间,那么它就会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如果将GDP利用于扩大成本空间,那么对经济发展将起到负面作用。经济发展要看社会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积累了多少财富,而不是消耗了多少财富。GDP的快速增看起来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但是利用不好到头来将导致资源耗尽、消费品用光,两手空空坐以待毙。

    二种危机:生产过剩、通货膨胀

    生产企业的利润公式有两种内在含义,它们分别体现两种不同的不良经济现象,即生产过剩和通货膨胀。由于这两种经济现象来源于同一公式,因此它们彼此也就形成正比关系,即在不加入外界因素的情况下有生产过剩的存在就有通货膨胀的存在。当然,这一观点在现有的经济理论中似乎不曾见到。一般认为,生产过剩和通货膨胀是两种相互矛盾的经济现象。其实不然。生产过剩指的是商品供给过多,与它相对的是商品供给不足,而通货膨胀指的是货币贬值,与它相对存在的是货币升值,它们之间不存在相互矛盾的关系。通货膨胀与生产过剩是现实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就形成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对商品经济形成毁灭性的打击,使其难也维持正常的运行,无论给企业还是劳动者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严重的经济危机还将引起社会动乱,使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并造成人员和财产的更大损失。为解决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问题,世界各国采用了多种不同的措施,但所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即使使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市场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仍然没有逃脱危机的厄运。

    1、生产过剩

    市场经济是围绕“产值-成本=利润”这一公式来运行的。如果把一个国家看成是一个企业,那么该公式就会体现另一种含义。这种含义是:公式中的产值构成市场供给,成本构成市场需求,利润构成供求差额。见公式:

    产值(供给)-成本(需求)=利润(供求差额,正值为生产过剩)

    从以上公式中可以看出,在利润为正值的情况下市场形成供大于求,在利润为负值的情况下市场形成供于求,只有在利润为零的情况下市场才会形成供求平衡。由于商品经济的运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因此在有利润的情况下产值大于成本,即市场商品供给大于市场购买力需求。这样在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过程中出现生产过剩是必然的。有了利润市场经济将能够得以发展,但是同时也导致了生产过剩。没有利润可以实现供求平衡,但是市场经济将不能得到发展。利润越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越迅速,但同时生产过剩也越严重。这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在生产过剩状态下,企业产品销售量大幅度减少,生产受到严重限制。这样,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将大幅度下降,于是也就出现了劳动力的过剩现象。另外,商品生产企业为降低成本,减少亏损,自然要将大量的劳动者进行辞退,这就必然导致大量的劳动者失业。在市场经济中,大部分劳动者都是靠工资收入来维持家庭生活的,一旦失业,他们也就失去基本的生活来源,失去了在社会中继续生存的基本条件。在商品经济中,市场竞争同时也体现为压缩企业劳动者数量和降低劳动者工资收入的竞争。在激烈的压缩劳动者工资收入的竞争中,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逐渐减少,劳动强度逐渐增加,生存难度逐渐增大。在此激烈的劳动岗位竞争的情况下,有职业的劳动者都很难生活,失业者的生活就更加难以维持。

    劳动力是智慧和力量结合体,是一种具备高度智慧的可再生能源,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特殊财富。如果能够对它进行充分利用,那么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劳动力,造成劳动力的巨大浪费,那么也将是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失业就是对劳动力的浪费,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一项重大损失。不仅如此,大批劳动者的失业必然造成劳动力的大量浪费,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另外,由于大批劳动者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必然要以任何可能的手段来求生存,这必然导致社会中犯罪现象的增加,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进而导致政治危机和引起严重内乱事件的爆发。

    有人认为,失业之后可以去自谋职业。其实“自谋职业”并不能解决失业的问题。想想看,大量的失业者谁不想“自谋职业”?如果“自谋职业”可以解决失业问题,那么大量的失业现象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想想看,以政府和企业有如此之大的权利和财力都不能为劳动者提供基本的就业机会,那么一个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什么都没有的普通劳动者怎么能自己解决就业问题呢?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讲,劳动岗位是由企业和政府提供,劳动者所能提供的只有劳动力,而不能提供劳动岗位。因此说,大量失业现象的存在是政府和企业的责任,而不是劳动者的责任。

    有人认为,社会中不是没有工作,而是有些工作比较艰苦,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实际情况是,虽然工作艰苦,但是收入微薄,难以维持一个正常人的一般生活支出,因此很多劳动者都不愿意去做这种工作。为什么辛苦的工作反而工资收入较低呢?其原因就是市场竞争机制对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的极限压制。对于企业来讲,它是希望存在失业现象的,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对于劳动者来讲,只要有口饭吃就可以活命,就可以低价出售自己的劳动,因为他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于是,市场竞争实际上也就具体表现为使用廉价劳动力的竞争。谁使用的劳动力便宜,谁就具有了竞争的优势,谁对广大劳动者心狠,谁就具备了竞争的优势,谁强迫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多,谁就具备了竞争的优势。这样,广大劳动者自然也就成为市场竞争的牺牲品。

    在生产过剩状态下,市场上商品大量积压,销售时间大幅度延长。由于很多商品都具有一定保质期,不能在市场上积压过长时间,因此过长的市场停留时间必然使很多商品失去使用价值。这就造成了商品在市场销售过程中的大量浪费。过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过剩危机中,就曾经有过牛奶经营企业将大量超过保质期的牛奶倒入大海之中的事情。市场中的任何商品的生产都要消耗掉大量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因此商品的大量损失同时也是资源和劳动力的巨大浪费。这对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是极其有害的。

    在生产过剩状态下,科学技术的利用空间将被大幅度压缩。科学技术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新产品开发,它将增加市场中的商品品种,同时也增加市场中的商品数量;二是提高现有商品的生产效率,它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也增加市场中的商品供给数量。在生产过剩状态下,提高生产能力只会造成更多的积压,导致企业更严重的亏损,因此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必然受到极大的限制。由于企业对市场需求的激烈竞争,所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竞争的基本手段,一旦某种技术开发出来,它必然成为开发者的所有财产,不会在社会中普遍推广使用。这就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广泛推广应用。另外,在变化无常的市场中形成大规模的生产企业是非常困难的,而企业生产规模与科学技术的应用规模及企业生产效率又是成正比的关系,因此这就限制了高效率科学技术的使用和发展。

    2、通货膨胀

    在“产值-成本=利润”这一公式中,“产值”是价格,“成本”是价值(虽然理论界对价值概念有争议,但是这里的价值概念指的是成本,与理论界的争议不发生关系),它们之间的差额就是利润。见公式:

    价格(产值)-价值(成本)=利润(正值为通货膨胀)

    一般认为,通货膨胀的起点是市场原有的商品价格。其实,通货膨胀的起点是商品的生产成本,而不是市场原有商品的价格。由于商品生产成本是由劳动力和生产过程中的商品消耗所构成的,因此在产值大于成本和劳动力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商品价格就被提高了。这就形成了隐蔽的通货膨胀,即成本通货膨胀或价值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包括两种:一是商品价格上涨,即价格通货膨胀;二是商品成本下降,即价值通货膨胀(成本通货膨胀)。价值通货膨胀包括价格通货膨胀,大于价格通货膨胀;价格通货膨胀小于价值通货膨胀,不包括价值通货膨胀。我们一般所讲的通货膨胀单指商品价格上涨,而不包括成本的降低。比如,提高商品价格与降低工资都可以使利润增加,都可以使工资获得者购买商品的数量相应下降,因此它们都是通货膨胀。

    商品交换的实质就是劳动于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由于在劳动与劳动产品的交换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利润,因此也就存在不公平的交换方式。当然,如果利润属于社会公共财富,那么它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积累部分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如果利润被个人所占有,那么就导致了侵犯他人财产的经济犯罪现象。社会资本是劳动者创造的,但是它被资本家通过不合理的分配方式所占有着,并用它来进一步侵犯劳动者的财富,使他们变的越来越富有,劳动人民越来越贫穷。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资本的拥有者——资本家就应该获得全部的企业利润,而劳动者只能获得勉强维持生活的微薄收入。其实,资本家的资本并不是由资本家所创造的,而是由于不合理的分配方式使资本家占有了大量的资本,并利用这些资本进一步剥削劳动者,使其获得更多的不合理收入。其实,资本家只是占有了资本,而并没有创造资本,资本完全是由劳动者所创造的。劳动者创造了资本,并利用资本和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自从政府发行信用货币以来,通货膨胀就随之出现了。尤其在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这一现象更为普遍和严重。传统市场理论认为,物价波动可以平衡市场供求关系,并且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可以使物价趋于稳定。这样将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物价自由波动不但没有使市场供求关系达到平衡,而且还导致了物价的持续上涨,导致了严重通货膨胀的产生。为什么现实中的物价波动趋势与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呢?因为只有一个,就是依靠物价的自由波动不能解决市场供求平衡和通货膨胀问题。这也说明传统市场市场经济理论与实际的物价波动情况相违背。

    虽然在物价放开的情况下物价波动会受到市场商品供求状况的影响,但是在政策锁定物价的情况下小比例的市场供求差距并不会造成物价的波动,这就说明市场供求状况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并非是绝对的。在供求差异不大的情况下,政策放开物价就会导致通货膨胀,政策锁定物价就会保持物价稳定。但是,在供求差别巨大的情况下政策对物价的控制将失去效果,物价将随着市场商品供求比例同方向而不同比例地进行波动。

    在物价自由波动的情况下,其波动幅度与商品供求比例并非等量关系,既在供大于求50%的情况下物价不一定会下降50%,在供小于求50%的情况下物价也不一定只上涨50%。为什么物价波动不能与市场供求比例的变化同步进行呢?因为物价波动不仅要受到市场供求状况的限制,而且还要受到商品经营利润的限制。这就使物价波动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商品供求状况来进行。因为物价波动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追求市场供求平衡,所以物价的波动与市场供求比例之间不能保持同步的运行状态。物价按照利润最大化波动是实质,按照供求平衡波动是假象。企业经营追求的是最大化的利润,而不是市场供求平衡。在利润与供求平衡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利润就会对物价波动起着绝对的控制作用,市场供求状况将不能控制物价的波动方向,这就是在生产过剩的姿态下仍然会出现通货膨胀现象的原因。物价自由波动不但不会促进市场供求平衡,反而会破坏市场供求平衡,因为在生产过剩状态下的危机上涨将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生产过剩。

    从收益角度讲,物价上涨可以使商品经营者获得更高的利润,而物价下跌将减少商品经营者的利润,而且跌至成本以下就会导致亏损,使商品经营失去意义,这必然限制了物价下跌的幅度。从时间角度讲,在市场上畅销商品可以得到及时的确定,物价会及时随之上涨,而在市场上确定滞销商品却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这就使物价上涨和下跌不能在相同时间内进行。从空间角度讲,物价上涨具有无限空间,而物价下跌的最低点为“0”,这同样不能保证物价上涨与下跌在同等条件下进行。从资源角度讲,供给不足是必然的趋势,这也是导致物价单方向波动的一项重要原因。

    市场经济学派认为,通货膨胀是市场经济规律的体现,是一种正常合理的现象,它可以有效调节市场商品供求关系,进而实现市场供求平衡、物价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应该对其进行充分的放开,不应该对其进行过分的限制。30年改革开放也是从放开物价为起点的。但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通货膨胀始终商品经济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无论是新生商品经济还是成熟的商品经济都是如此,这就使事实与理论发生了矛盾。另外,促进经济发展的是市场购买力,而通货膨胀将导致购买力的相应减少,对经济发展反而会起到阻碍作用。如果通货膨胀是一种合理现象,那么也就没必要对它进行人为的控制了。但是从实际情况看,何一个国家、企业和个人都不希望发生通货膨胀,更从来就见过有哪个国家利用通货膨胀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只是为促进经济发展不得不违心地将其放开而已。

    市场经济学派认为,大自然中物质资源是稀缺的,所以物价必须持续上涨。其实这种观点是极其片面的。即使按照市场供求状况来确定物价,那么稀缺的物质也不一定就是市场供给不足的商品,因为稀缺物质的价格在市场上本来就是非常高的,它已经通过市场确定了本身的价格地位,再涨价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按照稀缺物质就要涨价的说法,那么地球上的物质都是有限的,都可以说它们是稀缺的,因此物价应该是永远上涨的,根本就不存在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控制物价的问题。这即使与市场经济关于供求状况决定商品价格的理论也是相违背的。

    通货膨胀不是商品供求状况的问题,而是货币信用的问题,它是由于商品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所造成的。货币是政府发行的赎回商品的信用凭证。如果这种赎回不能按照原来的数量进行,那么就说明政府发行的货币丧失了一定的信用。如果政府带头不讲守信用,那么企业和个人信用又从何谈起呢?欠债还钱,这是常理,无论借钱者是否有钱都是如此。不能说借债者有钱就多欠、多还,没钱就少欠、少还。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同样如此。货币是商品负债,不能说商品少了就少给,商品多了就多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