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在一个经济动荡、思想纷纭的时代,最好多看点明眼人的文章,仲大军先生已代我们拟好编者按,我们就不多说了。谁是谁非请大家判断。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仲大军先生的文章做了最好的纪念。大军网站永远赠你一只慧眼。]

自由与革命之魂永存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1年2月16日

目录

特稿

仲大军:自由与革命之魂永存

----中国自由、平等、革命的精神脊梁不能打断

李岚清:一首世界名曲失传歌词的再现

郑风田 周强:北方大旱的人祸因素:河塘填塞,森林砍光

乔续:从旱灾说2011的政治决战

经济与社会

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9%

央行拟编制公布社会融资总量

中国企业改写国际并购规则?

3月31日美国政府可能关闭 美国债务违约不再遥远

给英国经济敲警钟

突尼斯催化剂

大陆外交新战略 向西南出发

印中坦克不在一个档次

设审查新门槛 中国严究外资并购

叶檀:高铁加地铁建设狂潮可能让中国破产

张斌:中国对外金融战略的政策排序

张明: 新兴市场国家如何应对资本流入:中国案例

张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与隐忧

卢映西:十日谈:从总理躬亲到部长发飙

埃里克·肖尔:当15亿中国人膨胀之时

肯尼斯•罗格夫:不平等是全球发展最大未知数

胡鞍钢:中国如何追赶超越美国

崔之元:重庆地票交易的本质是“开发权转移制”的创新

许善达:房产税不符合当前国情

周刊:卖掉北京,买下美国?

罗伯特:房地产泡沫是忽悠中国人的伪概念

王晓明:外资绕开监管曲线并购 加速向我种业上游渗透

白益民:铁道部长刘志军落马,日本财团大惊失色!

白益民:京沪高铁与日资进入

毕业生:十多年来中国一流高校内就业史

David:全球幸福研究最新综述(节选)

余治国:《巴菲特阴谋》一书的采访稿‏

政治历史文化

马映红:穆巴拉克虽走 埃及前景仍是哀

法广:国际社会对穆巴拉克下台反应热烈

雅尼克:埃及世俗革命与政治伊斯兰

伟达: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

郑永年:司法衰败、信任危机和中国的社会暴力化

胡星斗:敬请各级人大履行职责、监督财政的公民建议书

胡星斗:建议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坐地自肥进行违宪违法审查

外媒:军方想更多地进入核心领导层

重庆毛泽东思想学会拜年词

金复新:恢复帝制,拯救地球

杨继绳:检讨今天的生活方式

重庆晚报:薄熙来回应外界对重庆卫视打造红色频道质疑

辛子陵:当前的形势与前途

 黄楠:黄克诚最可贵的是敢说真话

郭松民:天安门广场孔子铜像的政治寓意

苏晓康:评“孔子热”

刘源:父亲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

刘继兴:武昌起义纪实

 

-------------------------------------------------------------------------------------------------------------------------------------------

 

自由与革命之魂永存

----中国自由、平等、革命的精神脊梁不能打断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1年2月17日

     中国人民正在遭受一场财富掠夺,通货膨胀每天都在吞噬着小民百姓的微薄储蓄,多年辛辛苦苦的积攒每天都在 贬值。照这么一副涨价态势,用不了几年,多年的储蓄就要缩水没了。这就是我国重商主义发展的结果---辛辛苦苦,省吃俭用,到头来还是落得个精光。这时如其埋怨美国货币放水,不如检查自己太蠢。二十多年一成不变的创汇战略,最后落得个这种下场。

    百年不遇的大旱,又使通胀变得如虎添翼, 粮价上涨,生产资料出厂价格上涨,房租上涨,1月份通胀率4.9%......春节一过,各种令人紧张的消息接踵而来,生活压力变得如此沉重。为什么年年 经济高增长,人民生存却依然艰难?什么人在变富,什么人在变穷?在一个物价飞涨的时代,人们的生活何时得以轻松?美国和日本都在通缩,发展中国家却在高通胀 。为什么形成这种局面?穷国何时有出头之日?

     撇开通胀问题不谈,其他的问题也谬误重重。一些貌似博大精深的言论,实际上观点极度偏颇。譬如本文集中的许善达的《房产税不符合当前国情》,辛子陵的《当前的形势与前途 》,都存在着这些问题。许善达这位高官,其文章转来转去就是一个字:不能向富人收税。目前的中国,想从富人腰包掏出一分钱都难上加难,一批利益集团的辩护士找出种种理由在阻挠。

     改革这么多年,只许富人挣钱,不许为穷人收税。赵本山都开上专机了,私人游艇、豪宅和专机已经在中国比比皆是了,但就是不许平均社会财富。这是什么发展道理?只许少数人发财,不许多数人分享,这就是发展的硬道理吗?中国为什么出现了只发展精英不发展老百姓的现象?细究起来是有其理论背景的,是一批学者鼓吹的。

     像辛子陵先生,的确是个才华横溢的人,这么大年纪,思想如此敏锐,精力如此充沛,令人佩服。但他的思维方法 仍像小学生,照本宣科,循规蹈矩,除了批评毛泽东,再无一点创造性。譬如,他硬要寻根问底来论证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错了,模仿马克思模仿错了,不仅是中国 错了,俄国也错了,从一开始列宁便错了。

    辛先生以为这样一挖祖坟,问题就定论了。其实不然,即使没有马列主义,中国的底层大众也要造反,中国的近代革命不是受某个主义才煽动起来的,而是人民大众要求翻身解放的自发要求。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就是这样运行的,人民过上几百年便要造反一次,改朝换代。 这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不管有没有马克思主义,人民总是要造反的,要反抗压迫,追求自由和翻身解放的。辛先生怎么能连这么个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反对人民的自由解放?为什么要逆潮流而动?肯定是皮股坐在封建统治者一方,肯定代表的是官僚权贵的利益。最害怕人民革命的人是谁?是封建特权贵族,是官僚富贵集团。所以,反对人民起来造反和革命的人,除了 统治集团中人,就是其御用文人。他们总想让人民大众成为驯服听话的小绵羊。改革三十年间已经将工人农民踩在脚下了,现在还想再踏上一只脚。辛先生可能就属于这一群体中的人,他的立场感情当然不属于平民百姓。中国今天就有一大批站在封建权贵立场上说话的人。譬如那个金复新先生,就公开提倡恢复帝制,但人家的理由却是要拯救地球的生态环 境。

    革命永远都是必要的。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的经验告诉人们:封建专制你不打它不倒,不革命,没有武昌起义,就没有改朝换代,就不能结束大清帝国。革命是必须的,在任何时代,革命都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手段。今天北非国家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没有突尼斯人民的街头革命,没有埃及人民整整二十天的流血牺牲,以死亡365人、伤5500人为代价,统治者穆巴拉克不会下台,政治不会改革。所以,中国不管有没有马克思主义,人民都要反抗帝制,反抗封建特权,反抗不平等,反抗外侮和强豪压迫。

   人民自由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里的传统。从公元前841年西周都城里的人民赶跑周厉王起,甚至最早从商汤革命和周武王伐纣起,革命就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谁阻挠人民的自由幸福,谁制造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人民就要用革命的方法推翻他。中国历史并不仅仅是一部封建专制史,更是一部人民造反革命史。

   当然,革命永远都是暴烈的,残酷的。这种暴烈和残酷并非人民的不理智,而是对作威作福统治者的报复。刚刚在张北地下挖掘中发现的元中都,城门楼及宫殿都被焚之一炬,元末农民起义军所到之处,见城焚城,见宫烧宫。为什么穷人对富人总是这么仇恨,为什么他们对富丽堂皇的建筑甚至都怀有仇恨,就是因为封建统治者们的骄奢淫逸,就是因为社会拉开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就是因为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难道就允许你花天酒地,三妻四妾,一掷千金,就不许我发泄屈辱和怒火!

    看看梁王墓里发掘出来的如山一般的金银财宝,这是在穷人白骨堆里堆起的财宝。没有封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哪来的穷人们的造反和破坏怒火!所以,谁是历史大破坏的凶手?不是被斥为群氓的泼皮无赖,而是统治者极度自私自利的贪欲,填不满的欲壑,是人世间极度的贫富两极分化和贵贱差别。谁打造了不平等的两极社会,谁就给自己掘好了坟墓。

   追求自由平等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传统,谁要是制造新的不平等和新的贫富差距,谁就要受到惩罚。今天的中国不是正在走向一场新的惩罚吗?改革三十年来,不断打造新的不平等,不断制造新的贫富差距。当年革命的目标渐去渐远,老一代革命家建立的平等社会正在消失,封建特权专制日益复辟。在这个时候还想要人民忘掉革命的传统,忘掉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打造新一代循规蹈矩的顺民,贱民。这不是历史的反动又是什么!

    这就是辛子陵等最大的危险之处!他们想打断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支柱,湮灭中国人民的正义之魂。多少年来,一批权贵御用文人就在不遗余力地宣扬循规蹈矩,通过种种歪门学说,抽掉人民自由与革命的灵魂!三十年间,中国的年轻一代已经被这种说教熏陶得精神全无。富士康公司的青年工人一个接一个的跳楼,一个个悲惨地死去。至死他们也不会想到反抗和抗争。这就是新理论教导出来的中国新一代。

    人民不能再沉默了。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犯有不少错误,但自由革命的精神没有错!正确的东西我们永远要坚持。否则,人民将永远陷入沉默,成为被一任宰割的羔羊。改革不能只为少数人服务,改革不是少数精英们的天堂,大众的地狱。谁偏离了平等正义这个坐标轴,历史早晚会要进行惩罚的。改革三十年了,人民的权利制度仍然未能建立,今后要做的事情还太多。只有在人民自由平等和革命权利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完善权利制度。但不幸的是,这些年里,一些为权贵精英服务的伪权利说充斥横行,赖昌星都跑到外国十几年了,逍遥法外,却美其名曰人权。

    当今的中国,就像一个刚刚打开的魔瓶,各种奇谈怪论太多。譬如对革命党合法性 的抨击:没有在民政部注册,没有选票......按现代宪政来看这都属于不合法。但是这些先生却忘了历史变革中的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任何封建王朝之后政权的合法性都是 通过武装斗争取得的。中共的合法性早就经过了武装斗争的考核,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都没能阻止中共的合法性,难道中共还要到哪里去寻找个登记合法性吗?千千万万支前农民的小车就是中共最大的合法性,现政府的合法性是亿万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至于今天的政府腐败,这是另一回事,不能把今天和昨天相提并论。

    一个革命的政权会发生演变,这个政府如果走向它的反面,人民会重新选择。一个善于改正错误的政府如果及时吸取经验教训,改正了错误,人民也会继续拥护它。

    当然,革命的大潮中永远都会泥沙俱下,各种野心家、投机客都会奔涌而来。今天的中国社会也未尝不如此。面对那么多自吹自擂的人,那么多野心勃勃想称王、称帝、称家的人,我们不得不客观地评论几句,大家还是头脑清醒一点,别不知自己吃了几两干饭。人民有反抗和造反的权利,但学者们不要狂妄自大。

 

 

   健康知识:

只要少盐就相当于补钙

——谈骨质疏松症

  已经七十多岁的奶奶,平常非常注重身体的保养,每天清晨除了运动二小时外,饮食方面更力求均衡,尤其牛奶必定「不少于三大杯」,以摄取丰富的钙质,她心想,这样缜密的饮食习惯,骨质疏松症绝对与我无缘。可是,她到马来西亚旅游,第二天一个不小心踩空,左小腿断得碎碎的,返国住了二个月的院,医生证实:骨质非常脆弱,有「严重」疏松症。像这样的例子,社会上比比皆是。

    大家的观念总以为每天只要我多喝牛奶,吃小鱼干、炖排骨汤等含丰富钙质食物,就不会发生骨质疏松症,其实是一知半解。「乳品委员会」给国人的建议量是每日摄取含钙量一千毫克最适合。但奇怪的是,住在非洲仍过着几近原始生活的班图妇女,每日只摄取三百五十毫克钙质,竟不曾有骨质疏松症发生。

    反观世界上每日摄取含钙量最高的爱斯基摩土著,每天都吃鱼,含钙量达二千毫克,是正常值的二倍,却是世界上疏松症最严重的地方。而美国、英国乳品消耗量最多的国家,疏松症也最普遍,道理到底在那里?原来疏松症的发生不在于你摄取的钙够不够,钙质量的多少并不会影响你得疏松症,关键在你能不能「保持」钙质不被流失。

    那么钙质为什么会流失呢?因为国人嗜吃「肉、奶、蛋」等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物,身体内蛋白质太多会造成「酸性」体质,人体一旦酸质化, 身体为了维持平衡,自然而然它会自「骨骼」中提取钙质来中和酸性,成为微碱状态,试想,一个人经年累月被抽钙质来中和,骨骼中的钙质每天流失,怎么不造成疏松症呢?因此,元凶是「蛋白质过量」,流失了钙质,而非钙质吃得不够。

    那么检验一下,我们每日饮食蛋白质真的过量吗?根据国科会的建议,人体正常的蛋白质量,以体重 六十 公斤 的女人为例, 每天只需 四十五 公克就够了(男人约需五十公克),以纯素食的人而言, 轻易就可得到五十七 公克,何况肉食主义者,随便一块肉、一个蛋就过量了。牛奶的含钙量固然很高,可是蛋白质更高,所以牛奶喝越多的人钙质流失更多,加上「肉、蛋」是高蛋白质食物,骨质疏松症不发生才怪,所以不要怪钙质摄取够不够,正常饮食钙质一定够,钙质多或少不会造成疏松症,蛋白质过量才是元凶。

    愿大家有正确的认识,如此,骨质疏松症就永远不会找上您!补钙的方式多种多样,吃钙片、晒太阳、喝骨头汤,为了让体内钙质充足,人们想尽办法。但科学家教我们最经济有效的补钙方法,那就是「少吃盐就相当于补钙」。新华网引述英国科学家研究发现,盐的摄入量越多, 尿中排出钙的量越多,钙的吸收也就越差。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减少盐的摄入,就能增强钙质吸收。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2-13 21:23:5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记江泽民同志恢复失传的托塞利小夜曲英文歌词的经过, 恩里科·托塞利

一首世界名曲失传歌词的再现

----记江泽民同志恢复失传的托塞利小夜曲英文歌词的经过

原国务院副总理 李岚清

2011年1月12日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校中,曾经传唱流行过许多著名的中外歌曲,中国歌曲如《送别》、《毕业歌》、《梅娘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长城谣》、《渔光曲》、《嘉陵江上》、《秋水伊人》、《天涯歌女》、《夜半歌声》、《山那边呀好地方》、《玫瑰,玫瑰,我爱你》等;外国歌曲如《念故乡》、《我的家庭真可爱》、《老人河》、《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友谊地久天长》、托塞利的《小夜曲》、德尔德拉的《回忆》等。由于这些歌曲旋律流畅优美,内涵丰富,动听感人,富有魅力,且朗朗上口,易学易唱,深受师生们的喜爱,因此,演唱这些中外歌曲蔚然成为一种流行的校园文化。时至今日,尽管岁月流逝大半个世纪,有些歌曲仍然在一些老年知识分子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许多老同志能哼唱其旋律,有的还能完整地吟唱整个歌曲。记得多年前,在一次小型聚会中,江泽民同志要我弹奏钢琴,虽然我一再申明我不会弹琴,只是“乱弹琴”,也只好硬着头皮即兴弹奏了德尔德拉的《回忆》,弹着弹着一时忘记了下面的旋律,于是我就信手转到了托塞利的《小夜曲》。我的这一“转换”很快被江泽民同志发现了,他说:“你怎么弹《回忆》转到托塞利的《小夜曲》去了?”接着他便用英语唱起了这首歌曲。

  去年夏天的一天,我接到江泽民同志的电话,他问我有没有托塞利《小夜曲》的英文歌词,当时我手头没有,答应帮助找一下。我通过国内外各种渠道进行了认真的查找,找到两个版本的英文歌词,但都不是当年在国内流行的那个版本。江泽民同志也亲自请几位老音乐家帮助寻找,同样没有结果。

  说到小夜曲,人们不免会想起莫扎特歌剧《唐·璜》中放荡不羁的贵族青年唐·璜拿着曼陀林在艾尔薇拉小姐的窗下轻唱小夜曲的场景。男主人公唐·璜企图用歌声吸引艾尔薇拉小姐的女佣采琳娜,他演唱的是一首轻柔的情歌《打开你的窗,心爱的人》。这一幕真实地再现了行吟诗人演唱小夜曲的情景。这首又被后人称为《唐·璜小夜曲》的著名歌曲,曲调优美淳朴,情绪温存热烈,成为歌剧《唐·璜》中的经典唱段。

  托塞利的《小夜曲》也是一首世界名曲,它表达的却是凄美的爱情主题,哀婉悲伤,百转千回,感人至深。

  作曲家恩里科·托塞利(Enrico Toselli),1883年3月13日出生于意大利艺术名城佛罗伦萨,1926年1月15日逝世,年仅43岁。作曲家出身于富足优越的家庭环境,自幼受到母亲的艺术熏陶,音乐天赋得到很好的发展。他10岁首次登台公演时,其演奏才华就震惊乐坛,博得人们的广泛好评。随后,托塞利师从李斯特的门生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乔瓦尼·斯甘巴蒂(Giovanni Sgambati),以及作曲家朱瑟普·马图契(Giuseppe Martucci)继续深造,钢琴演奏艺术愈益精湛。托塞利的青年时期,一直从事钢琴演奏,在世界各地巡回举办音乐会。他的才华也得到了贵族阶层的赏识。1907年,24岁的托塞利与奥地利萨克森公主露易丝·安托瓦妮特·玛丽(Louise Antoinette Marie)相识相爱,不久就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露易丝公主十分热爱音乐和文学,并有着很高的艺术修养,她与托塞利还合作写过一部歌剧。可惜好景不长,由于种种矛盾,1912年托塞利与露易丝公主的这段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对于托塞利来说,失去心爱的人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积郁成疾的托塞利英年早逝,年仅43岁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托塞利一生创作了不少轻歌剧、管弦乐曲、室内乐曲和歌曲,但留传下来的作品寥寥可数,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小夜曲》。正是这一曲优美的《小夜曲》,让他永远活在世人的心中。这首动人心弦的《小夜曲》,不仅被广为传唱,而且常被改编为小提琴独奏曲和管弦乐曲。从作品中,人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作曲家那深沉的感情和凄婉的爱意。

  这样一首曾为人们广为传唱的名曲,其英文歌词的失传无疑是件憾事。所幸江泽民同志至今还能用英语基本完整地吟唱这首歌曲,他怀着对这首名曲的钟爱之情和保护高雅音乐艺术的责任感,亲自为恢复抢救这首名曲原来的英文歌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首先默写出当时的英文歌词,为慎重起见,又请几位同志共同推敲校核,不但再现了这首《小夜曲》的英文歌词的原貌,还将它翻译成中文。为此,江泽民同志又给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岚清同志:

  托塞利小夜曲乃世界名曲。我在大学期间,同学们经常吟唱,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绝大部分唱词我都能写得出来。但少数唱词只能哼其声而不能知其意。近几年我遍访京沪等地音乐学院、过去的老同学、老教授乃至九十几岁的周小燕同志,均未有结果。

  最近,在北戴河学习英文期间与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许晖、处长曾嵘及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教授共同追忆,再三推敲,几经修改,遂成此稿。托塞利小夜曲有意大利文、英文等唱本。但找不到我们唱的歌本。可以说这份唱词是最忠于我们说的唱词的。今晚与许晖、曾嵘同志一道又将其译为中文。现送上中英文本各一份,请查收。

  江泽民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五日

  读了江泽民同志这封信后,我深受感动,对他认真、严谨的精神更加钦佩。我将曲谱和歌词交给男高音歌唱家顾欣,请他试唱,以便填词。谁知最初唱出的旋律、节奏与当年的完全不一样。于是,江泽民同志又与我们一起研究推敲,由他示范吟唱全曲,并进行录音,又逐句指导顾欣反复模唱,作填词记录。这样经过多次反复终于模唱成功,并“找回”了一首失传的优美的英文歌词,还增添了一首新的中文版歌词。

  在模唱和填词的过程中,我们感到这首英文歌词及其中译本的价值,还在于它与作曲家的创作主题更加贴近。这首小夜曲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情绪明朗,充满幸福的回忆,歌词中唱道:“你的身影翩然而至,带着芬芳,让我无限憧憬。谁能举杯奉献给温柔的爱情……”第二段曲调低沉,明显地带有小调色彩,采用了模进的作曲手法,表现出一种惶惑不安的情绪。当歌词中唱道:“我的微笑藏在你深邃的双眸,我看到天堂在眼前升起”两个乐句之后,突然出现跳音:“请让我狂热的心再次安歇。哦,我为你祝福。我永远爱你!愿每一天都幸福欢乐直到永远。”这是感情的波澜。随着感情越来越激动,呈现歌曲的高潮,最后缓慢地停留在深沉的音调上。第三段是对乐曲第一段的再现,缓慢、轻柔的旋律中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哀伤,好似作曲家已陷入痛苦的回忆之中,歌词中唱道:“我心中你沉重的身影,我将在梦中把你永远怀念!”将人们带入无限的遐想之中,也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对美好爱情充满向往的和谐画面。音乐超越了时光,跨越了地域,将人与人的心灵和感情联系在一起。在悠扬的歌声中,你是否也感受到了朦胧的山间月色,树影婆娑?你是否也听到了琴声中诉说的凄婉爱情故事?你是否也看到了半空中一轮明月下相约的那对恋人,获得了一种美的享受?

  当教育、文化部门和音乐界的同志们知道这件事以后,都十分高兴。大家认为,江泽民同志这种对音乐艺术的热爱之情,对抢救音乐艺术财富的执著和严谨的精神,令人感动。大家都知道江泽民同志本来就会讲英、俄、罗等外语,即使这样还如此认真地坚持学习,这种精神更值得大家学习。江泽民同志不仅完成了一件重要的音乐考证、挖掘、抢救工作,也为广大音乐爱好者增添了更完整地欣赏和歌唱这首名曲美的享受。我相信,当人们听到这首乐曲熟悉的旋律和优美的歌词时,都会由衷地感谢江泽民同志所作的贡献。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所属的高等教育出版社,特别为这首名曲制作了精美的CD、DVD光碟,并赠送给许多高校、文艺团体和一些音乐工作者,相信这将是一份珍贵的新年贺礼。

 

 

 

发件人:"中华 第三共和国" <ghg3@Safe-mail.net> 2011-02-12 15:01:46 +0800 收件人: <21ccom.net@gmail.com> 抄送:标题: 反思北方大旱人祸 河塘填塞 砍光森林

北方大旱的人祸因素:河塘填塞,森林砍光

郑风田 周强

2011年2月13日

    华北地区近二十年来水利有一个乱象就是“降水少、蓄水更少”,近年来华北地区的水利基本上只靠打井,这是很短视的行为。这次抗旱对华北过去的治水模式—片面依赖打井, 是一个极大的嘲讽。估计再过一阵不下雨,井里就打不出水来。片面依赖打井不但井越打越深,成本越来越大,还导致整个华北平原呈现大大的漏斗状。那个最重要的东西:蓄水,储水于民的好法宝却给丢掉了。

    我们知道西北地区年降雨量仅200-300多毫米,为什么这些地区的百姓还能够生存?“水窑”就是一***宝,在夏天雨季时,用水窑把降雨都接住储存起来,以备冬春干旱时用。而华北地区的降雨量从600到800毫米不等,按道理讲还可以活命。遗憾的是,上世纪每个村庄都建好有好几个水塘,在夏季雨水多时可以储存不少水,多余的水潜透地下,地下水位也不是太深。而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村庄的水塘基本上都淤平了,夏天下雨也储存不了什么雨水,大量的降水就顺着江河东流而去。夏天老天给的水储藏不下来,等于春夏之交缺水之时就没有水用了。

    水利部门的同志在忙着要用最严格的水制度之前,也忙着要收水费之前,是否应该先算一笔帐:每年夏天华北地区降下来的雨水我们究竟储藏了多少?有多少雨水白白地流到大江大河大海里去了?如果我们能够把其中的十分之一储藏下来,储水在沟塘、村庄、小水库,而不是什么大江大河,也不至于一大旱就出现这么严重的乱子来。

    北京干旱有二个原因:1,大方向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水汽输送的上风处如河北,山东,也包括江苏的森林破坏严重(自己看森林绿色地图),导致大量水汽无法北上 。2,自身的原因:是因为北京自己的森林植被破坏严重和建筑的大面积化,没有森林产生的生物凝结核无法降水!所以要解决北京灾害,必须这些地方都要恢复森林!再说江苏的森林恢复也有助于对安徽和河南的森林恢复和解决干旱!因为森林植被有几个好处:

    一.没有森林几乎很难降雨! 森林会释放凝结核到空中产生云(空中有很多水汽,只有附在凝结核上的水汽才能成为我们看得见的水汽云)才能在重力(水汽附在凝结核越来越多)和遇冷就会降雨!没有森林几乎很难降雨(就是湿度达到400%也不会降雨,澡堂水汽很足但从没看过下雨就是没有凝结核的)只能依靠海洋生物释放凝结核的产生的水汽云(主要是海洋水汽,我们经常看的卫星云图就是这种可见的水汽云)以暴雨和台风形式带来降水!有兴趣可以看《降水和云》

    二.森林植被很容易输送水汽! 森林植被上空接近海洋上空的湿度,特别是当沿海森林植被很好(50%以上)及水汽输送沿途有足够的森林(30%以上)他很容易把海洋水汽大量输送到内陆深处等沙漠地带!有水沙漠自己都可以长植被,沙漠不缺种子!有兴趣可以看《森林是这样输送水汽的》

    三.森林植被可以减缓西北冷空气加速南下!(可以避免春旱和冻害) 森林植被可以减缓西北冷空气加速南下的速度!因为森林上空湿度大 ,冷空气遇湿会减缓他南下的速度!如果没有森林,冷空气就会加速南下,减弱东南风,从而造成春季南方的(东南)水汽不能北上而造成春旱和冬季的一路冻害和暴雪!有兴趣可以看《南方暴雪系失去森林的保护》

    四.只要有足够的区域面积,森林植被可以自身构成独立的小气候环境。森林植被自身可以成为一个生态系统(一个独立的小气候环境),如科尔沁沙漠中的大青沟,岷山的九赛沟,云南元阳梯田(哀牢山,不过那里的植被现在也在被过度开发)等等自然保护区,都是森林茂盛,气候逸人,风调雨顺!

    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自然保护区会跟没有森林联系在一起!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2011-02-13 22:12:49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 标题: 从旱灾说2011的政治决战

从旱灾说2011的政治决战

乔续

    今年以来气候异常,我的老家去年9月之后就没有有效降水,全国小麦主产区也受到旱灾,同时全世界也气候异常,粮食减产,这种种迹象表明一件事:粮价要上涨。那么粮价上涨与改革附庸派的2011决战有什么关系?去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说说改革附庸美国派的2011决战,现在看来好像还真有2011决战的苗头。不过我个人观察,政府腐败是真的,不过里面还有有能人的。

    去年下半年得到一个消息,具体在哪看见的忘了,大体意思是外资利用各种渠道在中国收购粮食。还有朱镕基时代曾经发现中国大批的国家粮库是空的,后来这个问题袁隆平也提出过,现在这个问题可能更重要了---中国的粮库如何?还有一个消息是美国SHARP实验室,据说具备控制气候,引发地震的能力,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一切是不是有联系的?

    为什么中国干旱的同时,埃及总统被赶下台,题目还是30年当政,坐拥700亿美元,美国还武装了他的军队,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出现类似问题?难道美国在搞演习?要知道弄一个自己人下台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唯一的好处就是练练手,熟悉一下步骤。

    还有最近突然美国宣布两房关了,中国的钱泡汤了,中国政府还宣布钱没问题,你说没问题,你让美国政府全部还回来,这才说明没问题,空口无凭,现在政府的公信力实在是太差了。美国突然宣布这样的消息又是为什么?是在惹怒某些人?羞辱某些人?还有加上美国去年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军演,现在却突然静悄悄的,静的可怕,既然现在没事了,以前搞的那么轰轰烈烈的目的又是什么?是在试探底牌?是在摸清虚实?是在给某些人打气?然而在静悄悄的同时,埃及总统却下台了,这里面是否有联系?

    去年中国歼20上天,美国国防部长说了一句话耐人寻味,中国的军人文官不知道一些机密,军队研发还是相对独立的,这是啥意思?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是不是说明中国军队里面有美国的间谍,告诉美国中国的四代战机的研发情况,而且肯定是高级官员。去年维基解密还说中国某某副总理充当美国间谍,被人抓住小辫子,泄露国家机密,这个人主掌外交部,我就纳闷了,怪不得中国的外交部看起来像是美国的外交部,外交部应该撤销,直接由国防部或者军事委员会担当。

    去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说说改革附庸美国派的2011决战,里面提到2011年改革附庸美国派会行动,而之前的2008决战,2009决战,08宪章仅仅是烟雾弹或者仅仅是铺垫,是战略试探。

    那么这个2011决战会从什么打起来呢?房价再高,老百姓能租,能贷款,能忍,仅仅是发发牢骚,其本身不会伤及国家的根基,这个可能也是国家允许房价暴涨,掠夺老百姓的原因,但是通过房价暴涨崛起的利益集团早晚会是共产党的掘墓人,因为这些人既有钱又有权,而且还心黑。自古以来中国天下大乱,大都是因为天旱,颗粒无收,然后老百姓揭竿而起,现在市场经济了,不会一点没有,但是会粮价暴涨。以前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农村集体化,粮食被收走了,结果农村饿死人,城市没事,现在会倒过来了,家庭联产承包的结果是,粮食在个人手里,国家要收粮食只能买,通过市场买,但是一旦粮食大幅减产,国际上也减产,国家的粮库好多又是空的,加上粮商囤积,最后粮价暴涨,并加上天量货币,最后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后果不堪设想,什么时候问题会开始出现呢?在6月,这个时候夏粮应该下来了,是否减产也很明确,而且巧合的是20多年前的6月也发生了一件事情。

    种种迹象表明,2011决战的确是存在的,一切阴谋都在秘密的进行,外资进入中国除了来赚钱外,他们还肩负着一些政治使命和国家战略,所谓的国际化公司只是中国某些人自己的一厢情愿。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出现这样的悲剧呢?

    第一现在开始一方面要采取措施争取夏粮丰收。这个问题国务院整天开会做样子,拨款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都几乎滥透了,他们关心卖地,关心圈农田盖楼,盖工厂,关心官商勾结,至于这个粮食增产问题,这个很少涉及他们的政绩,他们不会放在心上。而且国务院整天开会会不会仅仅是在做样子,是在蒙蔽一些人,他是否自己也有小算盘呢?所以需要发挥某些强力部门的作用来做到万无一失,毕竟涉及社稷安危,不可不查。

    第二加强粮食的收购,并彻查各地粮库,在国际市场上收购粮食早做准备,美国手里有中国的外汇储备,有两房债券5000亿美国,既然两房都没了,建议连本带息收回这5000亿美元,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以及粮食期货。

    第三需要彻底对军队进行整风,清除军队里的卧底,间谍。以前听一个当兵的说,现在的那些将军三分之二是在饭桌上女人堆里混的,这样贪欲的将军变节只是早晚问题。我以前曾经加过一个右派的经济探讨群,发现这里除了探讨经济之外探讨最多的还是女人,简直成了黄色群,最后怕被污染忍痛退了群,也许堕落的人天生就是右派吧,因为只有成为右派才能为其满足个人贪欲,色欲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基础,张维迎大教授不也被曝光嫖娼了,还因此病倒在床。

    第四需要提前做好主要大宗生活必需品的储备,并争取在一些关键消费品食用品领域都是国家能够直接领导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存在,这些企业不仅仅是作为市场主体,更是国家战略的实施者。

    第五彻底打压房价,特别是打击房租的上涨,这个是很关键的,我去年一直想不通房租上涨对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到底有什么好处,现在放在粮价上涨进而引发全面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思考就比较清楚了,去年谋划的房租上涨一个是为房价上涨合理性理由,另一个就是某些集团在为今年的大事大决战做准备,这里看出共产党的敌人就在共产党内部。人们买不起房子可以租,至少还能有地方住,有东西吃。如果出现了恶性通货问题,房租又涨的厉害,结果是没法在城市生存了,人被逼到了绝境。也许这背后还有一个在国外的密谋集团在操纵。

    1989年的时候,可以说事件的发展一切都在政府的控制中,国家的粮食是充足的,老百姓对改革还是充满期待的,人民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中国改革前积累的巨大能量还在释放中,还有大量供子孙后代使用的资源埋在地下,同时政府控制着国家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几乎所有企业,最主要的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还在,他们在为中国的发展把脉,他们具备很强的局势控制能力,那些跳梁小丑般的右右们在这些老同志面前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就直接被秒杀,然而现在局势都发生了相当大的逆转,以上的条件都反过来说就是现在的情况。

   历史又到了关键时刻,希望共产党系统内的健康力量能够做好准备,抓好军队,做好储备,控制网络(或者关键时候直接关闭网络),在关键的时候像89年那次一样,对那些自由派的卖国右派们以坚决的歼灭,并以此形成一个新的扭转中国政治局势的新时代的到来,一个高唱东方红的时代的到来。

    现在好多人吆喝要革命,中国现在根本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宪法尚在,国旗尚在,国家社稷的根基尚在,人民生活总体还是满意的。但是我们应当思考共产党内部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是哪的问题?为什么历史上需要一次次的整风才能维持党的机体的健康,30年不搞整风,不搞运动,就成了现在的样子,我个人觉得,现在共产党的思想信仰领域缺少灵魂层次的宗教层次这个上层建筑最高层次的东西,马列主义说到底是一个对社会模式的构建方式及其哲学方法论,是唯物主义的,也许就是纯粹的唯物主义种下了后来拜金主义,补课论的种子,里面没有社稷灵魂层次的救赎,灵魂层次的救赎也许不是人能够完成的,我们看看2012年到底会发生什么?会改变什么?

 

 

一组经济信息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辑

 

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9%

国家统计局 

2011-02-15

  2011年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4.9%。其中,城市上涨4.8%,农村上涨5.2%;食品价格上涨10.3%,非食品价格上涨2.6%;消费品价格上涨5.0%,服务项目价格上涨4.6%。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环比上涨1.0%。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8%,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14.4%、鲜蛋价格上涨2.3%。

  一、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0.3%。其中,粮食价格上涨15.1%,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10.9%,鲜蛋价格上涨20.2%,水产品价格上涨11.1%,鲜菜价格上涨2.0%,鲜果价格上涨34.8%。

  二、烟酒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烟草价格上涨0.4%,酒类价格上涨4.3%。

  三、衣着类价格同比下降0.2%。其中,服装价格上涨0.3%,鞋价格下降2.8%。

  四、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4%。其中,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0.7%,家庭服务及加工维修服务价格上涨11.4%。

  五、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价格同比上涨3.2%。其中,西药价格上涨0.6%,中药材及中成药价格上涨11.3%,医疗保健服务价格上涨0.8%。

  六、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价格下降1.3%,车用燃料及零配件价格上涨7.0%,车辆使用及维修价格上涨2.3%,城市间交通费价格上涨3.7%,市区公共交通费价格上涨0.7%;通信工具价格下降12.8%。

  七、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教育价格上涨1.7%,文娱费价格上涨1.5%,旅游价格上涨7.6%,文娱用耐用消费品及服务价格下降6.2%。

  八、居住类价格同比上涨6.8%。其中,水、电、燃料价格上涨3.9%,建房及装修材料价格上涨4.3%,住房租金价格上涨7.1%。


  说明:

  1、为提高基础数据的可比性,按照制度规定,从2011年1月起,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计算以2010年为对比基期的价格指数序列。这是自2001年计算定基价格指数以来,第二次进行例行基期更换,首轮基期为2000年,每五年更换一次,第二轮基期为2005年。

  2、根椐2010年全国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数据和有关部门调查数据,对权数构成进行了相应调整。其中,居住提高4.22个百分点,食品降低2.21个百分点,烟酒降低0.51个百分点,衣着降低0.49个百分点,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降低0.36个百分点,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降低0.36个百分点,交通和通信降低0.05个百分点,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降低0.25个百分点。

  3、根据各调查市县2010年最新的商业业态、农贸市场以及服务消费单位状况,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原则和方法,增加了1.3万个调查网点(包括食杂店、百货店、超市、便利店、专业市场、专卖店、购物中心以及农贸市场与服务消费单位等),目前调查网点为6.3万个。

  4、权数调整对本月CPI数据的影响是:同比数据增加0.024个百分点,环比数据减少0.049个百分点。

1月份工业生产者价格变动情况

国家统计局 2011-02-15

  2011年1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月上涨0.9%,比去年同月上涨6.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比上月上涨1.2%,比去年同月上涨9.7%,涨幅均有所扩大。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环比上涨1.0%。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2.3%、原料工业价格上涨1.3%、加工工业价格上涨0.7%。生活资料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5%。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1.0%、衣着类价格上涨0.5%、一般日用品类价格上涨0.5%、耐用消费品类价格略降0.1%。


  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7.5%。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13.7%、原料工业价格上涨10.0%、加工工业价格上涨5.8%。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8%。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6.6%、衣着类价格上涨3.8%、一般日用品类价格上涨4.2%、耐用消费品类价格下降0.8%。


  分品种看:原油出厂价格环比上涨5.4%。成品油中的汽油、柴油和煤油价格环比分别上涨3.2%、3.3%和4.0%。化工产品价格中,顺丁橡胶价格环比上涨3.9%,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价格上涨2.3%。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出厂价格环比上涨1.6%。其中,原煤出厂价格上涨1.4%。

 

央行拟编制公布社会融资总量

《财经网》 

2011年02月10日

    社会融资总量反映的是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部门(包括企业和个人)在金融市场上全部融资总额。据中国证券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央行已拟定一份征求意见稿,拟编制和公布社会融资总量以及更大口径货币供应量M3、M4。社会融资总量的统计口径将包括本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股票筹资、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债。这一更为宽泛的统计口径,将对流动性进行重新界定,可能影响到监管层对通胀态势的判断和货币政策选择。

  报道指出,接近央行的人士表示,社会融资总量这一指标反映的是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部门(包括企业和个人)在金融市场上全部融资总额。据央行初步统计,2010年,截至11月末社会融资总量增长14.58万亿元,同期人民币贷款增长7.47万亿元。社会融资总量增量将近同期贷款增量的两倍。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在1月15日曾表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不能只看贷款,2011年货币调控要关注社会融资总量。他指出,社会融资总量统计需要资金流量表,而资金流量表比较滞后,因此社会融资总量不可能像货币贷款那样及时公布。

  “社会融资总量”概念是央行副行长胡晓炼在2010年12月24日讲话时首次提出的。随后,央行在2011年工作会议上提出“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在2011年1月30日发布的《2010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对“社会融资总量”进行了进一步阐释:近年来,我国金融结构多元化趋势明显,金融市场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直接融资比例明显提高,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也对贷款表现出较大的替代作用。要更加重视从社会融资总量的角度来衡量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除人民币贷款外,还包括企业发行债券和股票筹资、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

  中国工商银行投行研究中心副处长史晨昱在年初曾撰文表示,社会融资总量指标若正式启用,或将弱化M2(现金+居民储蓄存款+企事业存款)指标在货币政策中的角色地位。他分析道,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和发展,企业对货币需求的满足过程已经离开了单纯的银行体系,部分地转向了直接融资市场。虽然企业的货币需求得到了满足,但M2却并没很好地反映,造成对货币供应量的低估。

  此外,报道还称消息人士透露,央行将扩大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至M3、M4。

  M3反映存款性公司向实体经济提供的流动性,将存款性公司概览中未纳入现行M2的各类存款,即其他金融性公司存款、住房公积金存款、委托存款、银行理财资金、外汇存款和地方财政存款计入M3。M4则反映全部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提供的流动性,包括流通中货币、本外币存款、理财、回购、实体经济部门持有的金融债券(含央行票据)、权证及资产支持证券、证券投资基金、银行承兑汇票、信托投资计划、保险技术准备金和金融公司发行的股票及股权。

 

中国企业改写国际并购规则?

英国《金融时报》 丽娜 塞格

2010年12月06日

    这非常离奇,就像与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坐在一起,观看龙虾如何用筷子吃东西。一家市值4亿欧元(合5.34亿美元)、没有任何收购记录、几乎不为人所知的中国公司,对一家荷兰电缆公司提出了10亿欧元的全现金收购出价,这一出价比一家意大利电缆公司高出近20%。

    这就是围绕欧洲第三大电缆制造商特雷卡(Draka)所发生的情形。就在特雷卡同意接受意大利普睿司曼(Prysmian)提出的价值8.4亿欧元的现金加股票收购报价几小时后,天津鑫茂科技(Xinma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Group)以一个令人心动的报价,突然加入竞购。

    该报价相当不合情理,一些银行家认为,这可能是市场骗子时常使用的骗术之一。例如,去年子虚乌有的阿拉伯半岛集团(Arabian Peninsula Group)提出虚假报价,称希望以百分之百的溢价,收购音频设备制造商哈曼国际集团(Harman International)。

    提出一个远高于竞争对手的报价——而无法获取任何协同效应,以证明其价格合理性——令人担心地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海外收购潮。

    当时,日本普利司通(Bridgestone)以高出意大利倍耐力(Pirelli)近40%的报价,收购美国轮胎制造商费尔斯通(Firestone Tire & Rubber)。1989年,Fujisawa收购美国一家生产廉价非专利药品的公司Lymphomed的时候,用光了自己的全部现金储备,结果却在三年后发现该项业务出现了亏损。

    与特雷卡收到来自意大利和中国买家出价之前三天的股价相比,鑫茂的报价有75%的溢价。自从当年的电信、媒体和科技行业收购狂潮——竞购人基于“战略”眼光、而非每股收益和协同效应,来证明自己的疯狂报价合理——以来,这样的溢价水平的确见所未见。即便在最近并购热的巅峰时期,平均收购溢价也只有22%。

    鑫茂等中国公司辩称,在其国际扩张计划的早期阶段,海外并购目标与实现投资回报无关。相反,它们的交易只是为了获得技术诀窍和进入分销网络——而不在乎花多少钱。当初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是从右到左,现在他们也在改写着国际并购规则。

 

3月31日美国政府可能关闭

美国债务违约不再遥远

英国《金融时报》 詹姆斯 波利提

2011年02月10日

    如果美国不理顺其财政状况,“我们就会重蹈欧洲的覆辙,甚至可能更糟,”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新任主席、共和党人保罗 瑞安(Paul Ryan)断言——这可谓是最骇人听闻的警告。

    瑞安1月初在华盛顿的一次集会上向与会预算专家和经济学家们表示,如果美国不能解决日渐沉重的债务负担,其后果将是严重的。“我们将遭遇街头骚乱、债务违约、以及所有那些丑陋的问题。”他暗指“法国年轻人朝汽车投掷燃烧弹,烧毁学校,因为法国政府将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至62岁”。目前,美国每支出一美元,就有大约40美分是借的。削减预算赤字作为共和党新星瑞安公开宣扬的使命已有数年时间。但最近几个月,华盛顿的此类呼声日益高涨,一些人表示,由此引发的财政及预算政策辩论是数十年来最激烈的一次。

    风险是巨大的。如果美国政府仓促采取紧缩措施,削减力度过大,步伐过快,就有可能妨碍经济复苏。但如果政界无法就美国赤字恢复至可持续水平的步骤方面达成某种共识,风险可能会更高: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有可能爆发一场主权债务危机。美国银行-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伊桑?哈里斯(Ethan Harris)表示:“美国经济目前处于疲弱期,因此我认为政府并不愿意大幅削减赤字,但我们是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我们将开始为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付出代价。”

    人们十分担心,如果不采取行动,投资者或许最终会因为其财政松懈而惩罚美国。这会推高企业和消费者的借债成本,迫使美国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并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不仅美国的AAA信用评级有下调风险,还有人认为,美国的外交事务及国防也会受到影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Mike Mullen)去年警告,债台高筑会限制美国为军队拨款的灵活性——在他看来,这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最重大威胁”。

    直至今年1月,资本市场一直未对黯淡的长期前景做出太大反应。例如,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尽管过去几个月出现上扬,但仍低于3.4%,接近历史最低水平。不过,越来越多的人正呼吁美国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缓解其紧张的财政状况,哪怕这意味着要向长期受到保护的老年人退休津贴和医保等政策开刀。但在未来几个月——直至2012年总统大选,这种反对赤字的言论能否促使政策切实转向紧缩仍很成问题,原因主要有两点:政治分歧严重,经济复苏持续疲弱。

    曾任小布什政府高级经济官员的菲利普?斯瓦格(Phillip Swagel)表示:“此事现在尚不急迫,但将来肯定会变得更紧要。显然,市场认为我们不是阿根廷,但我们应该发出信号,告诉他们这么想是对的,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

    去年12月通过的减税法案则未能传递出这个讯息——该法案延长了小布什时期的减税和失业津贴措施。此举将增加8580亿美元的长期赤字,却没有做出任何未来将削减赤字的承诺,尽管支持者宣称,如果这些措施能提振增长,美国的预算状况也将得以改善。但美国遵守财政纪律的承诺,即将迎来更多重大考验。1月25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国情咨文》中阐述了他在2011年的立法重点,并将削减长期赤字的措施纳入了议程。

    美国政府已出台了一些相应政策。去年12月,奥巴马宣布将公务员工资冻结两年,这是对未来某一时刻有必要开始削减预算的认可。五角大楼也一直设法取得先手:上月宣布将削减每年逾5000亿美元的预算,在未来5年内总计裁减预算780亿美元。这些措施及其它可能采取的步骤——削减政府部门的可自由支配开支、着手社保改革、设定税改框架等,都将纳入白宫将于2月中旬发布的年度预算草案。人们将重点关注这些提案的涉及范围和具体程度,并从中寻觅踪迹,了解政府对待削减赤字承诺的严肃程度。

    奥巴马新经济团队的人员组成,对于财政鹰派人士而言当然是个好消息——杰克?卢(Jack Lew)任预算办公室主任,吉恩?斯珀林(Gene Sperling)任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负责人。二人都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内中扮演的角色。当时,通过民主党控制的白宫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之间的协商,美国赤字得以削减。克林顿卸任时,美国已实现预算盈余。

    很少有人认为,奥巴马政府会像一些著名的民主党人(例如与其关系密切的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所希望的那样,采取激进的方式,包括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等大规模计划,随后迅速推进税改。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它可能会让白宫同时遭受两党的猛烈攻击。不过,卢仍然认为,奥巴马政府在削减赤字方面的决心是明确的。“我们需要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才能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财政挑战,同时推进将构建未来美国经济基础的议程。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即使我们削减其他领域的投资,也要继续投资于教育和创新,”他说道。

    共和党人却不这么认为。在去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凭借实施财政清廉的态度和反对政府开支,共和党获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他们设想的支出削减规模,远高于白宫和许多民主党议员认为的合理水平,而且奥巴马政府推进新刺激措施的任何尝试,都有可能遭到他们的反对。

    许多共和党人丝毫不愿考虑将增税纳入赤字削减计划之中,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增税是赤字削减计划的必要组成部分。其结果很容易变成僵局:两党和白宫互相指责,而投资者和企业越来越担心美国解决债务问题的能力。此外,两党将被迫就财政问题进行接触——很可能会彼此作对——的最后期限即将来临。据财政部估计,3月31日至5月16日之间,美国债务总额随时可能突破国会规定的近14.3万亿美元的上限。如果奥巴马政府和国会无法达成一致,提高上限,美国将不得不关闭政府,宣布对国际债务违约——由此可能触发目前看来仍很遥远的债务危机。许多共和党人一直坚称,提高债务上限应与他们更激进的支出削减目标相绑定。随着美国债务总额突破上限的日子日益临近,这为两党的一决胜负搭建了舞台。

    奥巴马政府认为不应该将提高债务上限当做获得让步的筹码。卢表示:“我们认为,不拖欠债务是唯一值得提倡的负责任之举——而我们显然必须让国会参与进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提高债务上限。而趁机引发一场会严重削弱美国经济及其世界地位的危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国会议员和分析人士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各方将达成一份有限的协议——可能只是提高债务上限,也有可能将奥巴马政府提议的部分赤字削减措施付诸实施,以及包括一些新措施。不过,尽管这样一项协定能暂时安抚美国债务的投资者,但这可能只会耽误美国解决其不可持续的公共财政,而不是拨正方向。

    在截至去年9月的一年内,美国的预算赤字总计约1.3万亿美元,为有史以来第二高水平。未来几年,随着经济复苏取得进展,衰退期间采取的应急支出措施的影响开始消退,预计美国的赤字会自然收窄。但缓和只是暂时的:因为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将于今年正式启动,政府的医保和退休金计划开支预计会大幅上升。由18位成员组成的两党财政责任委员会去年12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到2025年,美国的税收将只够支付利息——预计将从目前的每年2000亿美元飙升至逾1万亿美元——和福利计划,没有余力去做其它任何事情。

    报告警告称:“其它各项联邦政府活动——从国防和国土安全到运输和能源——都将不得不依靠借债。”到2035年,不断增加的债务造成的人均GDP降幅可能高达15%,意味着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将明显下降。

    这一黯淡前景最终有可能造成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正因为此,由克林顿白宫办公室主任厄斯金?鲍尔斯(Erskine Bowles)和前怀俄明州共和党参议员阿兰?辛普森(Alan Simpson)领导的财政责任委员会,才会试着去做一件华盛顿以前很少尝试过的事情:制作一个解决美国预算困境的详尽模板,让美国民众和国会议员对于解决问题需要付出何种代价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该计划建议到2020年共削减赤字3.9万亿美元,支出削减与增税的比率为三比一。该委员会提议调高法定退休年龄,削减政府医保,并限制一些深得人心的税收减免措施,例如减免抵押贷款利息的资格。

    一些可能的赤字削减手段——例如征收消费或增值税,或碳排放税——因为在政治上不可行而没有考虑。因此,上述建议在该委员会获得了令人惊讶的支持率,共有11位成员支持这项计划,其中包括6名在任国会议员。尽管如此,这仍不足以促成国会就这些措施投票表决,因为那样需要至少14位成员的多数票。

    辛普森与鲍尔斯领导的委员会未能获得必要的支持票数,将美国的财政命运交到了常规政治流程的手中,从白宫到参院预算委员会主席肯特?康拉德(Kent Conrad)及瑞安等国会领导人。回到欧洲债务困境的话题上,瑞安宣称:“我们和他们不一样,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命运。”不管怎样避免这种命运——并由此开创一个美国在财政上负责任的新时代——都要求一定程度的政治和谐。但现在,尽管人们日益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似乎仍看不见和谐的踪影。
 

 

给英国经济敲警钟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 沃尔夫

2011年01月31日

    英国去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初步数据令人震惊:产出比上季度下滑了0.5%。去年第四季度GDP比上一次的峰值——出现在2008年第一季度——下降了4.4%;与2006年第一季度持平;比最近20年的趋势值低8%。

    简而言之,目前英国经济的确非常疲弱。用于证明政府迅速推行财政紧缩有道理的强劲复苏而今何在?难觅踪影!

    修正之后,这种下跌或许会消失。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初步数据在3年后被向上修正0.5个百分点或以上的情况,在1993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四季度期间只出现过6次。平均而言,修正幅度仅为0.1个百分点。因此,GDP下滑被证明属实的可能性很大。

    此外,本已极其疲弱的经济出现的这种萎缩,不仅是在财政紧缩真正开始实施之前,而且是在长短期利率本已处于极低水平的情况下。鉴于目前的通胀水平远远超出了目标范围,货币政策委员会敢于采取进一步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首相戴维 卡梅伦(David Cameron)站到了担忧通胀趋势的阵营之中。这很愚蠢。但这只会加大货币政策委员会面临的压力。

    不过,金在讲话中指出,通胀超标有三点原因:进口价格持续走高,这是2007至2008年间英镑贬值的结果,而当时的贬值是必要而可取的;按美元计算的能源价格持续飙涨;增值税大幅上调。他表示:“4年来,这三大因素总共把物价水平抬高了12%。”另一方面,国内成本处于可控范围:在截至2010年11月的一年里,工资的3个月平均值仅上升了2.1%;从去年初以来,单位劳动力成本持续下滑。

    为了抵消输入型及政府所导致的通胀、而考虑施行货币紧缩,是一种愚蠢的想法,将导致工资增长进一步放缓。目前,正如金所言,“上述三个因素——进口价格和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税收增加——使税后实际工资缩水了12%左右。正常情况下,当生产率提高时,平均税后实际工资都会上升——货币工资的增幅通常高于物价。但去年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因此实际工资出现了大幅下降。而且,考虑到今年增值税上调以及其它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工资可能还会再次下降。因此,2011年实际工资可能不会高于2005年的水平。”家庭环节受到了无情挤压。在这种形势下收紧货币政策就更没有意义。

    在这种背景下,我很难理解政府为什么如此确信经济能够经受得住即将实施的大规模财政紧缩。这种自信源自于一种超常乐观的观点:净出口和企业投资的增长,将抵消多层因素的紧缩效应,这些因素包括严格限制公共开支、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持续下滑、房价很可能进一步下跌、数额庞大的家庭债务以及广义货币和信贷的微弱增长。我们正在谈论的不是寻常的“逆风”,而是一场正面袭来的“飓风”。

    如果说这种过度自信出现在上述最新数据出炉之前,那么现在这种心态应该已荡然无存。出口确实像金所说的那样,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好转:2009年5月至2010年11月期间,不包括石油和易波动项目,出口额大幅增长25%。但是,同期内进口额也增长了22%。因而,进出口对需求的净影响并不大。此外,投资应当增强。但在经济疲弱的形势下,非金融企业为什么要快速用掉自己手中富余的资金(这将抵消财政紧缩的影响)呢?2010年第三季度,非金融企业的盈余资金总额占GDP比例接近5%。

    政府如今受到了警告。有关长期支出占GDP比例的决策,本质上是一件关乎政治价值的事情。但以何种速度削减财政赤字,则是另一码事。假如政府决意坚持推行其在当前支出上的计划,尽可为之。但是,正如我此前多次提到的那样,我们没有理由不完成那些宝贵的拟议中的投资。同样,我们也没有充足的理由,不推迟拟议中的增税计划——甚至现在应当减税,直至经济出现明显的起色。

    财政大臣乔治 奥斯本(George Osborne)的古板,是给在野的工党及工党新任影子大臣埃德 鲍尔斯(Ed Balls)的一件政治馈赠。只盼着事情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是不理性的。眼下,奥斯本应该为可能出现的最糟糕局面作好准备。

 

 

突尼斯催化剂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2011年02月14日

   突尼斯的新体制将由突尼斯人民自己创造,并且很可能成为21世纪民主的标杆。全世界都在为突尼斯欢呼雀跃。这一事件已经在北非,特别是埃及,引发了一连串后续事件,最后如何收场还不得而知。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只有1000万人口的小国,观察推翻了腐败独裁者的年轻人,能否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民主国家。

  政府只给出给力的经济增长率是不够的。过去20年,突尼斯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5%,通常被称为是出类拔萃的经济体。跟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指令亦步亦趋也是不够的,虽然这样可以获得较高的债券评级、取悦国际投资者,但并不能增加就业机会,也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008年的危机表明,债券市场和评级机构是靠不住的。如今,它们并不看好突尼斯从独裁向民主的转型,这并不能挽回它们的信誉,而且这一举动应该永远被记住。甚至提供优质教育也是不够的。放眼全球,每个国家都在竭尽全力地为新就业大军创造工作岗位。但高失业和腐败横行一起,形成了一个火药桶。研究表明,决定一个国家表现好坏真正重要的因素是公正与公平感。

  如果就业机会极其有限,并且都被有政治关系者所占据;如果财富极其有限,大笔金钱却被政府官员囤积,这样的体制将催生人们对不公正现象的愤怒。

  西方人民对银行家就很愤怒——温和版本的愤怒,其本质与突尼斯(现在是整个北非)对经济正义的基本要求一致。民主是美好的,但宣扬民主而失败者大有人在,而真正的民主也绝不仅是定期选举。比如,美国的民主就伴随着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将近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进了最高端的1%人口的腰包,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更加严重。

  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今天的境况还比不上十年前,因为经济增长的成果几乎全部被收入和财富分配顶端的人群攫取了。而美国特色的腐败也屡见不鲜:制药公司所获得的万亿美元大礼、用金钱堆出来的大规模选战,以及在削减穷人医保的同时给百万富翁阶层减税。不仅如此,在许多国家,民主还伴随着内乱、党政和政府功能失调。从这个角度讲,突尼斯倒是开了个好头:推翻被广泛唾弃的独裁者,提高了民族凝聚力。突尼斯必须维持这种凝聚力,这就要求在政治和经济上做出更透明、宽容、包容的承诺。

  要人民感到公平,就要赋予人民发言权,而发言权只有通过公开对话才能实现。所有人都要求法治,但什么样的法治同样重要。法律可以被用于保证机会平等和宽容,也可以被用于维持不平等和精英的权利。

  突尼斯可能无法阻止特殊利益绑架政府,但如果动用政府的钱来为选举活动埋单的行为得不到制止、游说活动得不到限制、公私部门之间不能设置一道旋转门,那么特殊利益绑架政府就成了必然之事。承诺进行透明的私有化拍卖和采购竞标能抑制寻租行为。

  需要权衡的方面很多:政府权力过大可能侵犯公民权利,但政府权力不足又无法有效组织建设繁荣的包容性社会所必须的群体行动,也无法保护弱者不受权势私人部门的鱼肉。因此,宪法需要灵活性。将经济政策奉若神明是错误的——比如欧盟央行一根筋地只知道限制通胀,但某些政治(宗教、言论、出版自由)和经济权利必须得到完全保障。在关于突尼斯的争论中,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在新宪法中,除了《世界人权宣言》,还应该写进哪些权利?

  突尼斯是一个极好的开端。在建立过渡政府的过程中,突尼斯人民的行为目的鲜明,深思熟虑,突尼斯才俊和成功人士当机立断,自愿在关键时刻为国效力。突尼斯的新体制将由突尼斯人民自己创造,并且很可能成为21世纪民主的标杆。而国际社会显然有责任在未来数月和数年内向突尼斯提供任何所需要的支持。

 

 

大陆外交新战略 向西南出发

香港明报

2011-02-15

    埃及风暴吸引全球关注的同时,两条重要的新闻似被忽略,一则是伊朗宣布与中国签署总额高达130亿美元(约1014亿港元)的铁路建设合约,由中国为伊朗承建总长度超过5300公里的铁路网;另一则是新疆宣布下月开工兴建通往中亚和西亚的首条高速公路,由喀什至与吉尔吉斯交界的伊尔克什坦口岸,全程200多公里,2013年9月竣工。

  新疆建公路通往西亚

  昨天,官方新华社报道的标题为上述两则新闻作了最好的注释:“中国经济战略纵深渐成活力空间”。报道指出,“战略纵深”军事上本是指地域空间上的回旋空间。现在则被经济学家用来描述中国经济发展重心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推进。报道以内地农历新年后东部地区与中部及西部地区争夺劳动力的“抢人大战”为例,说明东西部的差距扩大的趋势已获遏制,中西部不仅有人力资源的战略纵深;还有消费的战略纵深;以及在金融、资本市场、基础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发展空间。

  东西部抢民工见端倪

  这不仅是观察即将于下月出笼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第12个5年规划,2011至2015年)的一个重要眼点,更反映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变,有人将这种转变总结为“东守西攻、北稳南进”8个字。

  中国在东北亚方向明显处于守势,美日韩3国结盟,两岸关系迄无突破。但胡锦涛访美后,形势已大体缓和,朝鲜半岛危机已过,日俄交锋取代了中日对峙。西边中国则处于攻势,从上述新闻看,难怪有分析指“中东波”后,中美有可能在伊朗核问题面临直接交锋。

  对俄总统总理两头下注

  中国与“北极熊”俄罗斯一直保持良好关系,对总理普京(Vladimir Putin)和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两头下注,就是为了稳住北方。至于南方,中国将会加强东盟的关系,缅甸“大选”后似已平稳过渡,越南又由亲华派上台,大打出手的泰柬两国都与中方关系密切,这些都给了北京南进的可乘之机。
 

 

德国专家的观察

德国专家语出惊人:印中坦克不在一个档次

德国MTU机械动力联合企业公司发动机整体部原设计工程师 艾伦纽曼

2011-02-13

    在我的工作经历中,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国家,并不是我的祖国,而是印度与中国。这两个国家,我都曾经在那里工作过。早期,我负责协助中国引进MTU公司的坦克系统柴油机动力。在那里时期,我与我的当时的中国同事。一起为中国引进生产线工作,而每日忙碌着。我并不是一个军事战略学家,但是,我是一名技术设计工程师。我知道也很清楚我的职责。中国人的发动机工厂,制造与生产模式,甚至他们的起居生活,都具有十分的严格地军事化色彩。我们在生产或者研制过程中,速度并不是很快。我们需要在几乎每一道关键部位时期停止下来,等待1名佩戴上校军衔的解放军监督人员的审核与验收他的话可以说"是最终的命令"。但是,他并非一名普通的军人,他与我一样,是一位坦克柴油动力系统专家。

    总体上,中国军工给我的印象是,客观,严谨,正规。这十分复合我们这些被欧洲其他国家称作:"呆板的德国佬"的德国人的工作习惯。这是我最大印象。另外,落后对于中国人来说仅仅是一个名词,而不是动词。因此,中国制造的首批MTU885A柴油机,经过双方检验试验,是完全合格的优良产品。 但是,我们达到那里以后,我看到的几乎是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场面。印度人做事情,太过于张扬与表面化。他们没有中国人那种严谨的谦虚的工作习惯,他们习惯于赶超,而且没有任何实际的能力。他们委派的技术人员,实际上技术能力低下,这与中国人给我的印象简直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对比。

    印度人管理模式是照搬欧美形式,但是混乱与失误已经成为了这里的代名词。他们没有严格地保障,管理体系。似乎根本没有人去关心零部件的研制。而且最大的不同是,印度人与我似乎难以沟通他们对我们的戒心比合作的心态要大很多。我们被安排在高档住宅区,这里根本不再场内。我们只是被命令低头去生产某个部件或者研制某个产品,而我们不知道他会用于"坦克"的那个部位。一些都是猜测。我的以往工作经验几乎,都在荒废。工作对于我来说,就像执行指令DB语言。 但是,中国人是依托自己建造T54/T55的成功经验走出来的。他们的基础设备,远比印度要完善,体系更加接近我们,更加优越。技术人员的特点,是精明而且忍受力很强。接受与融会很好。他们可以随意塑造自己的战车。自由度很大。这与中国人性格与印度人性格是一定关系。

    中印两国在战车研制上,一个是迈着稳健,沉重的脚步,缓慢而又不失步伐的前进。另一个则是,盲目的胡乱的向前奔跑,结局自然很清楚。中国目前研制的99型战车,总体性能上,可以攀比欧洲战车。而印度的自主战车,却在今年终止了。这就是稳健与乱跑的根本区别!

 

 


发件人:"nora liu" <noraliu_us@yahoo.com> 2011-02-13 21:21:15 +0800 收件人: "dajun zhong"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Re: Thanks!

设审查新门槛 中国严究外资并购

华盛顿美国之音记者 雨舟

 2011年 2月 13日

    有分析说,中国这一评审机构可能相当于“澳大利亚投资评审委员会”(FIRB)。后者以国家利益为理由向该国财长提出建议,已经阻止或修正了几十笔中国对澳大利亚资源板块的投资。中国宣布,将启动一个国家级投资审查机构,实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评估外国公司对中国公司的合并和收购是否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封杀举措 外港澳台资一视同仁

    名为“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三月初开始生效。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通知说,安全审查的范围包括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以及取得境内企业实际控制权;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台湾地区的投资者进行并购,也参照该规定执行;审查内容包括并购交易对国防安全的影响、对国家经济稳定运行的影响、对社会基本生活秩序的影响,以及对涉及国家安全关键技术研发能力的影响等。

中海油为鉴 外资遇门槛

    路透社说,这是中国政府对外资在中国经商设立的新“门槛”。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增长,仅去年一年就吸引到1,05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新成立的审查机构将让中国能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封杀海外公司对中国企业进行收购的企图。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2005年欲以185亿美元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被美国国会以国家利益为由封杀,这是中资收购外资遭到的最大挫败;此后,中国08年推出反垄断法,拒绝了数家美国公司对中国公司的收购,包括可口可乐收购果汁生产商汇源的努力。

政治、经济双轨走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仲大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外企在中国的并购进行限制不仅仅出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也至关重要。

    仲大军说:“从国际背景看,美元不断贬值,包括欧元在内的许多国外货币在贬值;拿着正在贬值的钱到中国收购企业,这对外商来说是合算的买卖。 这也是导致近一两年间西方大量资金到中国收购的重要经济因素。”

    仲大军表示,中国在这类买卖中属于经济上“不合算”的一方;不过在外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并购行为中,中国引进的不仅仅是资金,更多是外企的经营理念、价值观和现代化管理模式等“软件”。

国际投资兴致受挫

    涉及并购安全审查的企业包括境内军工及军工配套企业,重点、敏感军事设施周边企业,以及关系国防安全的其他单位;境内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农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运输服务、关键技术、重大装备制造等企业,而且实际控制权可能被外国投资者取得等情况将被严格审查。

    总部位于上海的中国邦信阳律师事务所(Boss & Young)的谢鸿铭(Hubert Tse)对彭博新闻社说:“中国的外资并购成为国家级别的投资监管机构的主要审查对象,有一些有可能会因为有损中国的国家安全而受阻,国际投资者可能不大欢迎。”

    中国国务院将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具体承担并购安全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受国务院领导,由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牵头,根据外资并购所涉及的行业和领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并购安全审查。

澳洲先行 金砖国并购激增

    有分析说,中国这一评审机构可能相当于“澳大利亚投资评审委员会”(FIRB)。后者以国家利益为理由向该国财长提出建议,已经阻止或修正了几十笔中国对澳大利亚资源板块的投资。根据“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拟进行并购交易的外国投资者首先向中国商务部提出申请;后者对属于安全审查范围内的并购交易应在5个工作日内提请联席会议进行审查。

    彭博新闻社收集的数据显示,对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公司的收购去年猛增了80%,占全球2万2千3百亿美元总成交额的22%;金砖四国的收购者宣布的收购总额为4,020亿美元,比2009年增加74%。

 

 


发件人:庞中英"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2-15 12:56:4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glongzy@live.cn>, <zhongyingpang@gmail.com> 抄送:标题: 高铁加地铁建设狂潮可能让中国破产

高铁加地铁建设狂潮可能让中国破产

叶檀

2011年02月14日

  盛宴疯狂时得撤下酒杯,这句话适用于所有的经济领域。举起的酒杯不会自动撤下,监管才能让醉酒者恢复清醒。备受关注的中国高铁建设正在受到市场全方位的质疑。我国高铁建设虽然是势所必然,但规划过于激进,突破了市场与资金的承受能力,有行政性拔苗助长之嫌,新官上任的政绩工程与应对危机扩张政府投资难辞其咎。

  2003年时任铁道部长上任之后力推铁路跨越式发展,2004年1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规划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0万公里。金融危机为我国的高铁建设添了一把火,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下,《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顺势调整,规划的目标里程数被大幅上调,如快速客运网络总规模调整为5万公里以上,较原规划增加2万公里投资额度加大,部分项目提前实施,有42条高铁建设工程预期要在2012年前完成。

  高铁建设的核心弊端在于,公益与市场不分,行政色彩浓厚,缺乏财务边界。

  从国防以及缩小中西部贫富差距等角度考虑的公益性铁路建设,主要由政府出资,由政府的财政、筹资、还款能力决定建设规模,纳入政府的审计体系;而市场化的高铁建设从融资到监管应该走市场之路,由社会资金参与高铁建设、持有高铁股份、进行市场监管。目前各地政府已经成为高铁合资公司的一员,成为高铁建设狂热的吹鼓手。高铁债券则有政府信用背书,不必担心收益率上升,也就是说,市场定价对高铁债券不起作用,只要大规模印钱,想怎么建就怎么建。

  风险不远,2014年偿债高峰期到来。高铁建设负债率高速增长,未来足以让铁道部彻底破产。

  不要指望中央财政大规模增加投入,按照《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在“十二五”期间,我国铁路建设将维持大规模投入,投资额将保持在每年7000亿元左右,共计约3.5万亿元,相比“十一五”期间的2.2万亿元投资,增加了1万多亿元。这相当于2010年8万亿全国财政收入的43%,已经到了财政能够承担的极限。中央政府的支出加上地方投融资平台10万亿元债务,隐性债务不容小视。

  铁道部的定心丸无法让人安心。1月15日,中国铁道部总经济师余邦利在铁道部春运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大规模的高铁建设资金完全有保障,不会导致债务危机。

  铁道部的债务真的那么安全性吗?未必。铁道部负债呈几何级数上升。按照余先生自己的数据,“2009年铁路资产负债率52%,远低于许多国外铁路公司的水平”,“2010年底铁路企业资产负债率预计在56%左右”,据铁道部相关数据显示,2006年底,铁道部的负债总额为6400.77亿,2007年底,负债额略有上升,达6587.06亿。2008年,负债迅速增加至8683.95亿,2009年末已达13033.86亿元,两年间增幅达97.9%。这还不是结束,2010年7月底民生银行发布《2010年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报告》,指出快速增长的债务融资规模,使得铁道部的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预计2012年有可能超过70%。

  并且,余先生的数据语焉不详恐怕难以尽信。所谓铁路是指高铁运营企业还是所有铁路企业?资产负债是否计入了铁道部的所有借贷?余先生所指的资本金是铁路企业自己的运营资金还是银行代付?余先生的支付能力是指铁路营收能力,还是因为高铁可以高价变卖资产后的偿付能力?

  2010年国家审计署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服务中心出具的关于铁道部2009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下称《审计报告》),铁道部约1.3万亿人民币负债的具体构成中,长期负债(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约8548亿元,流动负债为4486亿元(包括短期负债约882亿元,应付款约3604亿元)。根据《审计报告》,从2007年到2009年,铁道部每年还本付息的资金分别约为386亿元、418亿元和733亿元,同期税后铁路建设基金分别是533.5亿元、550亿元和549亿元,不敷支出。

  另据12月2日时任铁道部长公布的数据,2010年1—11月份,铁道部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6067亿元,同比增长35%,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同期运输总收入完成4120亿元,同比增长19.6%——还是入不敷出。

  没有一家企业能够经受得住债务跳涨,更不用说铁道部还是一家人员冗杂、效率不高的带有企业色彩的政府部门。看看上市公司中铁建吧,沙特项目亏损41亿元人民币,其母公司中国铁建总公司出资20.77亿元接下包袱,慷慨承担之后的运营风险,亏损的中铁建还戴上了大红花获得表彰,视几十亿的亏损如粪土,指望这样的公司以真正的市场原则行事难上加难。

  当偿债高峰期到来时,铁道部的办法就是三板斧,借新还旧、资本运作寻求溢价、不断变卖资产。铁道路将成为资本市场的忽悠高手。媒体披露,管理铁道部高铁投资债务与股权的高铁资产管理公司正在酝酿中,铁路沿线的资产运作提上议事日程。

    在新兴的工业大国,基础建设十分必要,但没有监管的狂热基建惊人地耗散社会整体财富,GDP中必须公开被推倒的房产、闲置路线的成本,让纳税人清楚消耗的财富。中国在大力发展汽车业后才发展轨道交通,在建成了高速公路网后再建高速铁路网,造成了上万亿存量财富的损失

  高铁每年投资7000亿,根据较新的统计,预计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年均达2700亿元,高铁地铁两者相加,每年需要1万亿,财政存在巨大的破产风险。对于高铁建设狂潮必须亡羊补牢,设定财政与市场的资金边界,否则,银行将以坏帐掠夺投资者、政府将以通胀消灭财务黑洞。

  没有监酒官的酒宴狂欢结局只有疯狂,没有市场与监管的边界,基建会成为政绩与支出的盛会。

    Dr. Pang Zhongying (庞中英) is a Beijing-based scholar and analyst in global and regional affairs. He is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Renmin) and directs a centre on global governance. He can be reached at ZhongyingPang@gmail.com. His office phone is (86 10) 82500701 and mobile phone is (86) 13651375227 or 15201229192. His Chinese blog is at http://blog.sina.com.cn/zhongyingpang.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2011-02-15 09:58:49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1.007中国对外金融战略的政策排序——基于国家对外资产负债表的分析

中国对外金融战略的政策排序

——基于国家对外资产负债表的分析

张斌

Feb. 15, 2011

bjzhangbin@gmail.com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体系改革、扩展海外直接投资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1是当前中国对外金融战略当中的重点内容。总的来看,改革的方向是政府给市场松绑,让私人部门在交易、定价环节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效率的根本保障。历史上诸多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政府不应该在所有方向同时松绑,这可能导致秩序的混乱和丧失,背离了改革的初衷。不推进改革会牺牲效率,短期内全方位地推进改革可能牺牲稳定,需要学术界回答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恰当的改革政策排序,循序渐进地推进对外金融领域的改革?

    上述每一项对外金融政策改革不仅自身牵涉面广,影响大,而且相互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针对某个局部改革政策的分析很容易以偏概全,忽视了其他重要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借助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帮助我们全面认识分析问题,找到恰当的政策改革排序。下文中我们以中国的国际投资头寸表(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简称IIP)为起点展开分析。国际投资头寸完整地反映了中国对外资产和负债的存量状况,从金融层面抽象并总结了各种涉外经济活动带来的后果。这张表当中的基本事实和特征很好地反映了中国涉外经济活动中最突出的金融问题和矛盾,也为推进金融政策改革指明了方向。

    1,这里所指的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指国外私人部门增持人民币计价资产,不包括人民币作为交易和结算货币职能的国际化。

中国国际收支头寸表的现状与问题

    截至2009 年底,中国的对外资产3.46 万亿美元,其中主体部分是2.45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全部对外资产中占比70.9%;对外负债1.64 万亿美元,其中主体部分是9.97 千亿美元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在全部对外负债中占比60.9%;对外净资产1.82 万亿美元2。国际收支头寸表更详细的数据参见表1。

                  表1 2009 年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的基本情况

         金额(十亿美元)   占比(%)       金额(十亿美元)   占比(%)        金额(十亿美元)

    对外总负债   1638            对外总资产  3460           对外净资产  1822
    来华直接投资  997       60.9    国外直接投资 230      6.6
    证券投资    190       11.6    证券投资   243      7.0
    其他投资    451       27.5    其他投资   535      15.4 

                          储备资产  2453      70.9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对外发布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但仅截止到2007 年,难以反映近期的情况。因此,这里使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报告(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IFS)提供的数据,经对比发现IFS 提供的数据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的数据不完全一致,但仅是细小差别。

    国际投资头寸表中最突出的总量问题是对外资产远大于对外负债。2004 年到2009 年,中国对外净资产从2.8 千亿美元增长到1.8 万亿美元,5 年间增加了接近5.5倍,对外净资产的主要来源是经常项目顺差。对于中国这样人均资本存量低、人均收入不足4000 美元的中低收入国家,保持庞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并积累对外净资产,好比是穷人送饭给富人吃。改革开放初期,适当积累对外净资产尽管代价不菲,但有利于保持货币价值稳定,树立国家信心,有利的一面居多。时至今日,如此庞大规模的对外净资产则是美国和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是中美双方经济资源配置扭曲的结果,也是福利的重大损失。

    国际投资头寸表中最突出的结构问题是对外负债的回报率远高于对外资产的收益率。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缺少完整统计,但来自各方机构的报告显示,外商在华投资收益颇丰。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美国在华企业白皮书》的调查发现,美国在华企业2000 年的投资收益率是10.9%,2004 年收益率达19.2%。倪权生、潘英丽(2010)的研究中发现,1999-2009 年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经营性净收益率为15%,加上资产升值和人民币升值因素,收益率为18%。

    韩国进出口银行《2001 年海外总投资统计》的调查发现,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平均收益率1999 年和2000 年分别达到了34.1%和19.9%。中国对外资产的收益率远低于外商在华投资收益率。2002-2009 年期间,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平均名义收益率5.72%,如果考虑到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进一步大幅缩水,2002-2009 年期间,以进口商品和服务篮子衡量的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平均真实收益率只有1.25%。

    高额的负债成本和低廉的投资收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因此蒙受巨大损失。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1-02-14 09:01:53 +0800 收件人: 抄送: 标题L_C_subject: RCIF Working Paper No.2011W04 新兴市场国家如何应对资本流入:中国案例

新兴市场国家如何应对资本流入:中国案例

张明

Feb. 14, 2011

zhangyuxuan@gmail.com

一、引言

    过去20 年内新兴市场国家经历了两次大规模资本流入。第一次发端于1990 年代初期,终结于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第二次发端于2003 年,终结于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1 如图1 所示,新兴市场国家在2000 年代经历的资本流入规模(峰值为2007年的1.33 万亿美元)远高于1990 年代(峰值为1997 年的3725 亿美元),且私人资本流入规模远高于官方资本流入。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央行首先将基准利率降至零利率水平附近,然后开始集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加剧了全球流动性过剩。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后的经济增长率显著超过发达国家,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很可能会迎来第三次大规模资本流入。根据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IIF)的估计,2010 年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资本流入达到8783 亿美元,系仅低于2007 年的历史次高水平。而2011 年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资本流入规模可能继续上升。

    (请点击标题阅读!)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1-02-11 10:40:22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1.006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与隐忧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与隐忧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Feb. 11, 2011

zhangyuxuan@gmail.com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中过度依赖美元的风险,从而开始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迄今为止,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在跨境贸易结算、离岸市场融资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人民币国际化有望在对外直接投资、在岸金融市场开放等方面继续推进。

    跨境贸易结算

    2009 年7 月,国务院批准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五个城市的365 家企业开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2010 年6 月,试点地区由五个城市扩大至20 个省、市、自治区,境外区域则由香港、澳门、东盟扩展至全球,试点业务范围进一步明确为跨境货物与服务贸易以及其他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2009 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额仅为35.8 亿元。截止2010 年12 月底,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由试点初期的365 家扩展至67724 家。2010 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额攀升至5063.4 亿元,为2009 年的141倍。

    为支持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中国先后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阿根廷、新加坡与冰岛签署了八份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合计8035亿人民币。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与上述经济体签署双边本币互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进在双边贸易中更多地使用本国货币计价。鉴于人民币尚未完全自由兑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签署可以为外国贸易商提供额外的人民币资金来源。

    离岸市场融资

    随着2004 年CEPA 协议的正式实施,香港境内的人民币流通规模不断扩大。2004年2 月底,香港银行的人民币存款仅为9 亿元;2009 年12 月底,该规模上升至627亿元。随着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的推进,截止2010 年11 月底,香港银行的人民币存款规模攀升至2796 亿元,同比上涨3.6 倍。由于香港实施联系汇率制,香港银行各类货币存款利率均参照美元存款利率制定,导致目前香港半年期人民币存款利率仅为0.79%(年率),远低于中国大陆目前2.50%的水平。为降低融资成本,中国大陆金融机构与企业有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动机。

    为充分利用香港人民币资金存量,并为境外人民币持有者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投资选择,中国政府从2007 年7 月起开始批准国内金融机构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即所谓点心债券),包括政策性银行(国开行与进出口银行)、国内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的中国法人(汇丰银行与东亚银行)。此后发债主体逐渐扩展至港澳公司(合和基建与银河娱乐)、红筹股(中国重汽)、跨国公司(麦当劳与卡特彼勒)、外国银行(澳新银行与俄罗斯外贸银行)与国际机构(亚洲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与世行)。中国财政部也先后于2009 年9 月与2010 年11 月在香港发行了总额140 亿元的国债。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统计,截止2010 年底,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为43 只,规模达到590 亿元。仅在2010 年,香港的人民币债券发行额就高达300 亿元。2011 年1 月,世界银行在香港发行了5 亿元两年期债券,这是世界银行首次发行人民币债券,具有标志性意义。

    除人民币债券外,目前香港市场获准发行的人民币离岸产品还包括保险产品(2009 年底推出)、定期存单(2010 年7 月推出)、结构性存款(2010 年7 月推出)与投资基金(2010 年8 月推出)等。未来还有望推出以人民币购买的中国大陆A 股股票的存托凭证与ETF 基金。香港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产品结构将会继续丰富、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除通过经常项目(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口)输出人民币外,中国政府也开始试图通过资本项目(对外直接投资)输出人民币。2010 年10 月,新疆率先开展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2011 年初,温州宣布实施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2011 年1 月13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新年1 号文件《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凡获准开展境外直接投资的境内企业均可以人民币进行境外直接投资。这意味着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岸金融市场开放

    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实施,持有人民币的境外机构逐渐增多,客观上存在购买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为拓宽人民币资金回流渠道,2010 年8 月16 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开展三类境外机构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投资的试点工作。相关境外机构包括港澳地区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外参加银行与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上述机构经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后,获准在核定的额度内,以其开展央行货币合作、跨境贸易与投资人民币业务中获得的人民币资金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除此之外,在岸金融市场开放还包括三个潜在领域:一是推出在香港募集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证券市场的试点,即市场热议的小QFII;二是在中国A 股市场推出国际版,允许外国企业与金融机构到中国境内发行A 股;三是扩大熊猫债券的发行规模,允许外国企业与金融机构(甚至包括外国政府)到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

    综上所述,自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在跨境贸易结算、跨境投融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预计在未来5-10 年,人民币国际化将会继续推进,人民币将成长为重要的区域性货币以及有一定影响的国际性货币。然而在中国政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也存在以下问题与隐忧。

    隐忧之一在于,尽管2010 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发展很快,但这种国际化是“跛足”的。如下图所示,在2010 年各月的人民币跨境结算额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企业在进口中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而中国企业在出口中收到人民币的规模要小得多。目前境外人民币存量不足固然是一个原因,但这可以通过双边本币互换以及人民币贸易信贷来解决。这种人民币主要用于支付进口的格局,归根结底是由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在持续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境外企业都愿意成为人民币的资产方,而不愿意成为人民币的负债方。在双方以美元计价同时以人民币结算的背景下,用人民币支付进口,意味着中国进口商承担了人民币升值的汇率风险。如果这种局面没得到改变,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将会加速上升(出口收美元,而进口用人民币支付),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初衷非但没有实现,中国经济承担的汇率风险反而继续上升。

    图 2010 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分布

     资料来源:引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0 年第4 季度。

    只要存在着持续的人民币升值预期,这种“跛足”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格局仍将持续。而要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则需要中国政府降低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弹性,让人民币汇率水平更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隐忧之二在于,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政府需要不断开放资本项目。然而随着发达国家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将会继续面临大规模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在这一背景下,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而进行的资本项目开放,可能为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打开方便之门,从而使得中国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稳定面临更严重的负面冲击。根据我们的估算,2010 年中国面临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接近2000 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而2011 年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很可能超过2010 年。拉美国家应对短期国际资本冲击的经验显示,如果放松对资本流出的限制,那么无论怎样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制,效果都非常有限。“开门揖盗”的效果难以尽如人意。

    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宏观环境下,中国政府应该把握好资本项目管制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微妙平衡。一方面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另一方面要对开放资本项目慎之又慎。我们应该格外警惕以下这种危险的逻辑,即为了抑制人民币升值压力,我们需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时鼓励资本流出。汇率固然会发生超调,但资本流动的放大与逆转,对一国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的冲击却更具破坏性。

 

 

 


发件人:"x8b8x8" <x8b8x8@163.com> 2011-02-15 15:11:0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卢映西投稿

十日谈:从总理躬亲到部长发飙

南京财经学院教授  卢映西

2011年2月15日

  2011-01-17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了,书中仍然坚持彻底否定“文革”,认为“文革”没有任何进步意义。这大概是现阶段人们的主流认识,但将来的人们未必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后人回顾历史时可能会看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在为人类探索通往新社会道路的过程中,尽管许多尝试(包括“文革”和“改革开放”)都曾遭遇失败,但只要资本主义确实没有前途,这些对新社会实现形式的尝试都有进步意义。

  2011-01-26

  历史学家袁伟时先生说:“中国的崛起,完全是接受市场经济的结果。”继而预言:“我对今后10年经济发展是乐观的,如果不犯大错误,经济仍会比较快速发展。”问题是怎么可能不犯大错误?市场经济本身就包含着大错误啊。纵观世界经济史,哪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能逃脱先甜后苦的规律?历史学家如果能读懂马克思,或许还不至于如此缺乏历史眼光。但袁先生显然是自以为比马克思高明的,那就只好立此存照,等10年后再来看笑话。

  2011-01-29

  2003年,温总理为一位农民工讨回工资,轰动一时。可是总理躬亲并未使问题缓解,以致前不久人保部长尹蔚民不得不在会议上“发飙”:“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良心何在?!”雷霆万钧的声音尚在空中缭绕,已有消息说河北某农民工因讨薪喝农药自杀。日前又见温总理破天荒地亲临国家信访局听取上访群众诉说冤情。只要是智商正常的人,都会知道接下来的事情毫无悬念。难为总理如此敬业。

  2011-02-06

  新年假期未完,意见领袖们就耐不住寂寞了。这边肖雪慧女士说,燃放烟花爆竹有百害而无一利。那边秋风先生说,禁放烟花爆竹是理性(或权力)的僭越。这边的说法好像有点绝对,记得去年中国远洋货轮曾用钛雷成功击退海盗,这钛雷就是一种烟花爆竹啊。那边的逻辑似乎也能把禁随地吐痰、禁烟、禁毒、禁赌、扫黄、打黑统统都推导成理性的僭越。但不管怎么说,这新年的小PK正好与央视春晚的《专家指导》相映成趣,为节日添了喜气。

  2011-02-07

  顶一下黄卫东先生的精彩网文《我国十大荒谬经济现象》。嘲笑历史上的荒谬是很容易的,例如放亩产卫星、土高炉炼钢、大跳忠字舞等等。困难的事情在于识别当下的荒谬。黄文好就好在比较集中地揭示了当下经济运行的荒谬内核。有此文垫底,你再遇到夸夸其谈的经济学家时就会警惕:这家伙是不是卖假药的?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他自己也未必清楚,就如迷途羔羊,怪可怜的。当然啦,如果你一定要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我也不反对。

  2011-02-09

  乞丐现象源远流长,早在《荷马史诗》中就有相关描述。人们容易把这种现象归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其实并非如此。我们看到,当一个社会只注重发展生产力时,乞丐现象反而会表现得愈加惨烈,比如在当今中国,竟有人驱使被拐儿童乞讨!实在看不下去的于建嵘先生愤而倡议“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结果应者云集,说明有丑恶就有良知。然而真正挑战人类智慧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找准乞丐现象的症结,一举治愈这绵延几千年的痼疾?

  2011-02-10

  有消息说,我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年底前将全面免费开放。这当然是好事,但还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进步。我们从鲁迅的《伤逝》中就可得知,当年的失业青年,在寒冷的冬天生计无着,尚可到图书馆打发时间,那里无须买票,且有火炉供暖。只有在免费之外,还向进馆读书的失业者发放生活费,我们才能说现在确实比过去进步了。所谓进步,不过是人类某种打破常规的奇思妙想终于开花结果了。破不了常规,就只能永远周而复始地原地转圈。

  2011-02-13

  最近在突尼斯、埃及等国家发生的事情,如果解读为民主战胜专制,那就浅了。与其说事件的结局标志着民主的胜利,不如说事件的起因标志着市场的失败。市场失败的突出表现就是失业,这是放在任何政治体制下都令人头痛的顽疾。所以真正的出路在于彻底反思流行的经济理论,重新从马克思那里寻找启示,对市场经济模式动大手术。以为通过街头闹事更换领导人就万事大吉的人们,最终将会看到:你闹,或者不闹,失业仍在那里,只增不减。

  2011-02-14

  章立凡先生说:“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最终实现人的解放,也是启动改革的朝野共识。当今主流媒体上,充斥着对经济成就的自大宣传,鲜见提及改革的初衷。……当改革逐渐被利益集团劫持,异化为食人怪兽;当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基尼指数达到0.5危险指标,‘改革’一词在公众心中已经变味。‘虎兔相逢大梦归’,若改革共识彻底破裂,另一场剧变就为时不远了。”虽未能透过表象看到市场经济本身的内在缺陷,但也算难得清醒了。

  2011-02-15

  湖南永州又爆“吃空饷”,当地有些学校的教师停薪留职,财政上照发工资,只是这钱并非全被教师“吃”了。这些年,同类事件不断曝光,我们早已多见不怪,甚至能摸出一点规律:但凡坏事一经出现,大多总要演变成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大的如矿难,小的如欠薪,总理躬亲也罢,部长发飙也罢,最终还是搞不定。远看,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年年好起来,GDP超日赶美。近看,我们置身的社会一天天烂下去,似乎无可救药。13亿看客干瞪眼。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法国《世界报》: 当15亿中国人膨胀之时

当15亿中国人膨胀之时

埃里克·肖尔

法国《世界报》 2月4日文章

    原文提要:从达沃斯到大连,从非洲国家的首都到美国的大都市,整个地球越来越按照北京的时间来运行。在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看来,这样一种胜利让中国滋生出傲慢情绪。中国醒来了。人们几年前就已经知道了,况且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其《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中曾概述了中原帝国的种种新发动机。那是在2005 年,从这个亚洲大国悠久的历史上来看,就相当于昨 天。

    然而,如果从中国崛起的闪电般速度来看,这又可以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从那时起,国家眼看着自己的收入增长了一倍。在这期间,中国还成功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夺得51枚金牌,而美国则为36枚。去年,上海通过举办史上规模最大的世博会和多这7300万的门票而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橱窗。中国再次创下了纪录。不过,伊兹拉莱维奇在其新著《中国的傲慢》中预言,由于想要模仿美国牛,中国蛙终于开始自我膨胀。

    北京凭借着自己的经济成功,如今显示出一种无法替代的自信。邓小平在30年前着手经济改革时曾提出,要保持头脑冷静和低调……永远不称霸但要做大事。作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如今前去救援因危杌而受损的经济体,因此它确实有理由显示其已重新找回的自豪。预言家们无数次预测政权垮台、房地产崩溃近在眼前或社会突发事件。然而,曾避开过1997年至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破裂、还有次贷危机等种种暗礁的中国已能够把握住方向,并保持常常为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有理由让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意气风发:在西方统治摇摇欲坠时,中国显示出自己的经济模式。这就是伊兹拉莱维奇明确指出的、中国的“非自由主义”,这种“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和时常是笨拙的、却可见的国家之手的奇特结合”已经有了回报:新的“北京共识”现在取代了华盛顿共识。在这种情况下,难以躲避这突如其来的傲慢,日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有过这样的傲慢,那个时候,来自东京的资本家武士在美国收购摩天大楼和电影制片厂。众所周知日本经济后来的结果:数月后,它陷入深度萧条,至今没有真正地从中摆脱出来。

    中国人将会遭到同样的惩罚吗?伊兹拉莱维奇认为不会,相反,他从广袤的中国那里看到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受到损害的经济增长的潜力。但是,经过30年依靠一种建立在流大汗和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模式的经济起飞之后,中国必须改变其逻辑。而且确切地说,面对已成为必然的变化.正是这种极端不安现在促使中国傲慢。因为近年来的社会契约日益瓦解。人口很快将呈现老龄化。“全力出口”发动机达到了极限。北京必须让其消费者恢复活力。建立社会保障,制定新的自主权,发挥创造性。总之,用中国之笔描绘出明日的经济增长。伊兹拉莱维奇还提醒说,对于西方来说,它也应该学会与这头笨重的大象相处。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2-13 13:16:14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罗格夫:不平等是全球发展最大未知数

不平等是全球发展最大未知数

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  前IMF首席经济学家  肯尼斯•罗格夫

2011年02月10日

    认为严重的不平等只要发生在创新和经济增长时期就没什么大不了也是大错特错的。——达沃斯

  北非闹剧正在发酵,许多阿拉伯世界之外的观察者不无得意地对自己说,这都是腐败和政治压迫闹的。然而,失业高企、触目惊心的不平等,以及一飞冲天的基础商品价格也都是重要因素。因此,观察者们除了研究北非还有多少类似的动荡还在酝酿之外,不妨扪心自问,自己国家能做点什么改变与北非地区相似(虽然没有那么极端)的经济现状。

  许多国家在收入、财富和机会方面的不平等都要显著高于上个世纪。遍览欧洲、亚洲和美洲,对效率的不懈追求使得公司不断产生着巨额利润,手握着大把现金。但由于失业高企、工时缩短和工资增长停滞,工人所分得的蛋糕却在不断缩水。

  有意思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却在下降,这是因为新兴市场保持了强劲经济增长的缘故。但大多数人更关心自己是否比邻居做得更好,而不是是否比千里之外的外国人做得更好。

  大多数富人做得不错。全球股市正在重振雄风。许多国家的住房和商业地产恢复了强劲增长。商品价格复苏给矿山和油田的所有者带来了巨额收入,尽管基础作物价格飙升正在发展中世界中引发食品动荡(如果不是大规模革命的话)。因特网和金融部门又开始出产新的百万甚至亿万富翁。然而低技能工人却在继续遭受失业折磨。比如,在财政状况疲软的西班牙,当前失业率超过了20%。与此同时,政府为了对付危险的债务情况,不得不采取新的紧缩措施,这对失业人群来说可不是好消息。

  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公债水平正处于历史高位,这导致绝大多数政府缺少进一步推动收入再分配从而改变不平等的现状的政策空间。一些国家,比如巴西,政府向富人征税补贴穷人的转移支付是如此之高,以至于要想更进一步就有可能危及财政稳定和反通胀信誉了。

  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不平等问题同样严重,也拥有较大的收入再分配空间。但中俄领导人不愿意采取大手笔措施,担忧这样做会影响经济增长。而德国不仅要担心经不起折腾的本国公民,还要为南欧邻居们张罗救援。

  国内不平等增加的原因早已被研究得相当透彻,我在这里就不再浪费笔墨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尖端人才来说机会无穷,但普通打工者的收入却受到了压制。而各国也需要相互竞争高技能人才和高利润产业,这使得政府向富人课重税的能力受到了束缚。富人的孩子可以享受私人教育和课后小灶,而穷人的孩子甚至连学校都进不起,这进一步阻碍了社会流动。

  19世纪,卡尔•马克思英明地观察到当时的不平等趋势,预测资本主义的政治生命不可能无限地维持下去。最终,工人会奋起推翻现有体制。如今,除了古巴、朝鲜和少数左翼大学,已经没人把马克思的话当回事儿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并没有如他预言般轰然倒塌,反而在不断创造更高的生活水平,倒是推行与资本主义迥异体制的尝试大多命不长久。但是,如今,不平等再一次达到了100年前的水平,资本主义似乎又走到了危机端口。社会动荡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爆发。上一次发达国家的城市骚乱和大规模游行示威最终催化了影响深远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屈指算来距今也不过40来年。

  没错,埃及和突尼斯所面临的问题比其他大多数国家要严重得多。腐败和没能推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是最要命的缺陷。然而认为严重的不平等只要发生在创新和经济增长时期就没什么大不了也是大错特错的。那么,变革会如何展开呢?新的社会契约又将会是怎样一副模样?这很难预测,但在大多数国家,变革过程会是和平而民主的。显而易见,不平等并非只是长期问题。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忧虑已经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大受约束——这些国家正在设法从金融危机时期的巨型刺激政策中脱身。

  更重要的是,一国是否能在面临严重不平等所造成的社会动荡时游刃有余,很可能决定了该国在下一轮全球化中成为赢家还是输家。不平等不仅是北非、亦将是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最大未知数。

 


 

发件人: Yang Zhang发送时间: 2011-01-05 03:54:22收件人: 抄送: 主题: 胡鞍钢:中国如何追赶超越美国

中国如何追赶超越美国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胡鞍钢

2011年01月04日

   无论是回首历史,还是展望未来,在世界200多个国家或地区中,真正有资格能够追赶并超越美国的国家,只有中国。

  “赶超美国”一直是毛泽东为我们提出的“中国梦”或“强国梦”。50年前他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首次提出用五十年、六十年的时间赶上并超过美国的战略设想:“中国要赶上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指2006年)、六十年(指2016年)就完全应该超过它。”

  为什么中国要赶超美国?中国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条件可以赶超美国?对此毛泽东作了解释:“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赶超美国”的“强国梦”

  当时毛泽东并不晓得GDP等经济指标,也不晓得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实际差距,他采用了当时普遍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钢产量指标,1955年中国只有400多万吨钢,而美国已经达到了1亿吨,相当于中国的20多倍。毛泽东介绍,美国在60多年前钢产量也只有400万吨,因此他设想中国花五十年、六十年赶上并超过美国的钢产量目标,而不是经济总量指标和其他指标。

  当时(指1955年),中国总人口已经突破6亿人,美国只有1.9亿人,中国比美国多出4亿多人,而美国的GDP相当于中国的5.8倍。但是很可惜的是,一年之后(指1957年)毛泽东去苏联访问,受到了赫鲁晓夫提出用15年超过美国主要工业产品总产量的影响,将原定五十、六十年的设想改为十五年“超英赶美”的设想。为此,毛泽东回国之后发动了“大跃进”,很快就惨遭失败。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强国之梦仍然是伟大的,还是可以提前实现的。到了1993年中国钢产量超过美国,但居日本之后,为世界第二位。

  我把毛泽东的 “强国梦”称之为中国的大战略,由此将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的人口大国的追赶目标和超越对象。这里毛泽东暗含了一个很重要的假定:在世界上众多的大国中,真正有资格、有能力超过美国的唯一国家就是中国。

  这里,毛泽东有三条重要理由:一是国土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这就意味着主要资源总量与美国比较接近,如果能够高效率地开发利用,就会成为追赶和超越美国的自然资源基础;二是中国比美国人口多得多,这就意味着一旦中国人民人力资本水平大幅度上升,就会成为追赶和超越美国的人力资源基础;三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最优越的制度,而中国的制度又比美国更优越,如果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就会成为追赶和超越美国的制度基础。

  从历史上看,1957年苏联的赫鲁晓夫曾提出这一目标,但是它并不具备人力资源优势,1991年苏联解体,也随之丧失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追赶美国,但始终无法超越美国,因为它并不具备这三个优势;从未来看,即使2030年之后的印度,其总人口超过了中国,但是它仍然不具备其他两个优势,它同样无法超越美国。无论是回首历史还是展望未来,的确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或地区中,真正有资格能够追赶并超越美国的只有中国。“赶超美国”是毛泽东的强国之梦,又是后来人逐渐付诸实践不断实现的。

  从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角度看,毛泽东时代是这一生命周期的第一个阶段,即初步成长期和工业化初期,他还不可能实现这一梦想,但是却为中国建立了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入了世界前十位经济大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这一生命周期第二阶段,即迅速崛起期和工业化加速期,明显地加快了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和技术追赶,但是直到苏联解体的90年代初,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差距仍相当悬殊,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霸权;进入21世纪,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准确的重要判断:“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
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这一战略机遇期的核心目标就是“富民”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由于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比美国多出10亿人口,即使人均收入增长到相当于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1/5~1/4,经济总量自然也会超过美国。这是一个多种主要总量指标连续加速赶超美国的过程,它早已开始,而采用汇率法的GDP指标超过美国只是这个过程的最终标志,还不是唯一的标志。

  这一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前十年(2001-2010年)的加速追赶,局部超越;后十年(2011-2020年)的全面追赶、主体超越。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一赶超过程的中间点,为此就有必要从国际视角特别是中美比较作一简要的回顾和未来的展望,可以说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根本性变化,这也意味着打破了自长期以来美国独家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也引起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局部超越”的前十年

  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依然保持了经济高增长,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又出现了对外贸易,加速了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和一体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实现“中国新政”、率先经济复苏、率先贸易复苏,加速缩小了与美国各方面的差距,中国充分利用了这一战略机遇期,拥有了更加有利的国际地位,获得了更加广大的国际空间。这是中国加速追赶、局部超越美国的十年。

  第一,中国主要的指标居世界位次不断跃升。经济总量(指按汇率法的GDP计算)由2000年的世界第六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二位,占世界总量比重从 3.75%上升至超过9%(2009年为8.56%);中国与美国GDP的相对差距由8.26倍缩小至2009年的2.83倍;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按1990年国际美元值计算,2008年美国GDP(PPP)为中国的1.065倍,2009年美国经济负增长,中国正增长,则超过美国;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中国与美国GDP(PPP)的相对差距由2000年的3.34倍缩小为2009年的1.55倍。

  第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制造业生产国。全世界约有500种工业产品,其中220种产品我国产量世界第一。其中,2010年中国钢产量是美国的3.6倍;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二。

  第三,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由世界的第八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一位,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3.86%提高至突破10%;外商直接投资由第九位上升至第三位;外汇储备由第七位上升至第一位。

  第四,中国从事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科学家和工程师由世界第四位先后超过日本、欧盟(27国)、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研发人才国家;2008年居美国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论文发表数国家;2009年居日本和美国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专利与基础专利申请国家。

  第五,从基础设施的角度看,中国主要通讯基础设施拥有量已经超过美国;中国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能力已居世界首位;2010年中国高速公路里程已达7.4万公里,接近美国7.5万公里;中国高速铁路里程达到7531公里,是全世界高铁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第六,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中国与美国的相对差距明显缩小,由2000年的2.55倍缩小至2008 年的1.50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强国。

  总之,中国每隔五年上一个台阶(指五年计划),即经济总量、贸易总量,以及综合国力再上一个新台阶;每两个五年(指两个五年计划)迈出一大步,即经济总量、贸易总量,以及综合国力在世界的位次明显跃迁。中国花了10年时间,在主要总量指标方面大大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相对差距,其中有相当部分的指标已经超过了美国。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治理的格局。在中国等国的压力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得不增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使中国上升至第三位,居美国、日本之后,这是发展中国家首次参与并成为世界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领导者。

  “主体超越”的后十年

  从今后十年来看,仍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还是中国再上大台阶的重要时期。

  首先,将如期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即“民富”目标:到2020年,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等因素,我们保守地估计人均GDP可能会超过1万美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接近77岁,接近发达国家水平(2008年美国为78.5岁);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年以上;人类发展指标进入世界较高水平,基本消除绝对贫困,
社会保障全面覆盖城乡居民人口;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进入更加富裕阶段,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乡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进入富裕阶段,处在发展中国家前列水平。

  其次,将成为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即“国强”目标。从2010年到 2020年,中国所有的指标全面赶超美国,其中大部分指标先后超越美国。根据作者保守估计:

  第一,中国GDP总量与美国的差距迅速缩小。按照市场汇率法计算,在考虑到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三大因素,到2020年之前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将接近 1/5,并超过美国;按照安格斯·麦迪森所提供的数据,用购买力平价(PPP)法的1990年国际美元值计算,中国GDP将在2010年超过美国;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购买力平价(PPP)法的国际美元值计算,中国与美国GDP(PPP)的相对差距由2009年的1.55倍,到2015年前后超过美国。

  第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将在2011年超过美国;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第三,中国进口贸易额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中国与美国服务贸易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海外直接投资国。

  第四,中国从事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相当于美国的两倍;中国专利与基础专利将先后超过美国和日本;中国科技论文发表数超过美国,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创新强国。

  第五,从基础设施的角度看,2015年中国高速公路里程将达11万公里,大大超过美国;中国高速铁路里程达到1.2万公里;中国特高压、智能电网规模居世界首位;中国非化石能源生产量和消费量居世界首位。

  第六,到2020年,中国与美国的综合国力相当接近,但军事实力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分析是相当保守的估计。这是因为按汇率法计算的GDP或其他指标与实际的实物指标相比差异甚大,不仅反映了中美两国之间的要素价格差异甚远,而且反映了他们之间的要素产出率差异较大。实际结果可能是主要实物指标超越美国在前,价值指标超越在后。

  真正全面超越美国还在于2020年之后的十年或者再长一点的时间。当然,无论是从发展水平还是人均水平,即使到那时中国也仍然与美国有很大的相对差距,中国还需要不断地追赶,但是最重要的是不断超越,即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总之,进入21世纪的头20年,对中国而言,的确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一个中国全面追赶美国的过程,也是在局部超越美国,进而主体超越美国的过程,这对于打破长期以来美国独霸世界、西方主导全球的政治经济贸易格局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对于促进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具有十分积极的国际意义。

  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更需要对人类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既包括减少贫困的贡献、经济增长的贡献、贸易增长的贡献,还包括知识的贡献、文化的贡献、绿色发展的贡献。中国已经具备了实现富民强国大战略的历史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我相信,一旦中国能够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话,无论在什么样的国际竞争环境下,中国都会像我们的先哲孟子所言“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2-10 13:45:33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重庆地票交易的本质是“开发权转移制”的创新

重庆地票交易的本质是“开发权转移制”的创新

清华大学教授  崔之元 

重庆时报 “两江观察”专栏  2011.2.10

    2008年12月4日,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成立,成为全国首个城乡统一土地交易平台。目前为止,它也是全国唯一的土地交易所。

    重庆的土地指标交易(简称“地票”)制度与我国的两项基本国策有关。一是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进程,在必然要求一部分耕地转换成建设用地;二是从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我国又必须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突破。如何协调这两个有冲突的目标呢?2005年10月,国土资源部发布了“关于规范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巧妙地要求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必须用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来平衡,从而保证耕地总量不变。重庆在各省的挂钩试点工作的创新亮点,在于发明了“地票交易”。

    “地票”是指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益公共设施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而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在土地交易所交易,转让给有建设用地需求的对象。在城市化进程中,往往是近郊农村才能更多地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而偏远农村的农民则难以享受到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地票交易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能够远距离、大范围地转换,大幅度提升偏远地区的农村土地价值,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发展。例如,距重庆主城区600公里的城口县,一宗61.86亩复垦土地,本县当地出让起始价仅为1.13万元/亩,而到解放碑的土地交易所“地票”成交的均价就达到11.57万元/亩。

    地票还有两大好处。一是保护耕地。2009年,重庆耕地面积为223.76万公顷,在城市的快速扩张过程中,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比2008年增加了0.17万公顷。为什么能做到呢?黄奇帆市长以江津区孔目村为例做了解释:“该村32户113人由小村落集中到农民新村,退出了47.5亩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户均安置面积175平方米,加上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安置总面积为10亩,共节约建设用地37.5亩。原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复垦为耕地后,经验收折算,并扣除农民新村安置面积,形成了36.2亩“地票”。按孔目村人均水平的80%保守计算,每人能节约建设用地指标0.26亩。未来2至3年,全市约有45万户农民由小村落集中到大村落居住,将节约出建设用地41.3万亩。到2020年,随着重庆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将节约出建设用地指标260万亩“。

    地票的第二大好处是助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重庆政策给农民工自愿退地的补偿中,除了全国各地都有青苗费等补偿外,还有重庆特有的将宅基地复耕为耕地所产生的地票交易中的85%的收益。目前一亩地票的市场价值在15万元左右。

    地票交易的本质是土地的开发权转移。美国一些州实行土地“开发权转移制”(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TDRs):在一个社区内,按照规划进行开发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从按照规划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足够“份额”的土地开发权,方可进行土地开发。重庆的地票对农民在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上所作贡献的一种创新性的补偿方式,实际上是对农民土地开发权的隐含认可和开发权市场价值的实现。西方也没有出现土地开发权的交易所,只有在美国的一些州,有一些局部的交易。因此,重庆的土地交易所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1-01-05 08:55:24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房产税不符合当前国情 ,

房产税不符合当前国情

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对高档住宅在销售环节开征“消费税”

2011年01月31日

许善达

  中国是否应该尽快推行房产税,房产税究竟效果如何?虽然重庆等地有关房产税试点的消息不断,但政界、学界对此问题并无定论。就此,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许善达撰文分析认为,在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不具备对住宅征收房产税的条件。 ——编者

  对住宅开征房产税(物业税)已经是多年的话题了。前两届政府对房地产业实施宏观调控时,在税收工具的选择上主要使用的是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契税等。调控的依据是住宅的保有时间(指购买至销售的时间间隔),保有时间长就被视为消费,保有时间短则被视为投资,保有时间特短的就被视为投机。政策虽有多次变动,总体上是对住宅消费实行低税(大幅度降低法定税率),对住宅投机实行高税(不降低法定税率)。这些政策的实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短期买卖住宅的交易量减少,保有时间明显延长。但是,这些政策和地方政府筹集资金发展地方经济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执政理念有不协调之处,实施一段时间以后,很多地方政府就开始变通。地方政府无权改变政策,就从操作上变通,比如,纳税申报不要求提供原始凭证,不审核纳税人申报中住宅保有时间,在办理房产证书时不要求提供交纳个人所得税的完税凭证,等等。

  “征管也是政策”,地方政府对地方税务局的征管指示,使得对高税率住宅销售的调控目标难以全部落实到位。政府几轮调控都呈现出同样的趋势:政策出台发挥了一定效果,过了一段时间,政策在执行中被实际上变通,效果下降,以致房地产,特别是住宅业,又会呈现居民不满、舆论批评、政府被动的局面。回顾历史,当时中央政府所出台的调控政策是有缺陷的,而即使是有缺陷的调控政策在地方政府的执行中还落实不到位,调控效果必然不能令人满意。在这种形势下,有人提出了对住宅在保有环节开征物业税的建议,认为只要在住宅保有环节开征物业税就可以实现中央政府调控房地产业特别是住宅业的目标。

  这种建议当时也不是唯一的。在讨论中,另一种主张是在住宅销售环节开征“消费税”。同意在保有环节开征物业税的人并不多,而同意在销售环节开征消费税的人多一些。由于主张消费税的意见较少见诸于媒体,而主张物业税的人一直在各种场合公开发表意见,在舆论上似乎形成了只有物业税这一种意见了。两种主张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由于主张物业税的意见非常坚定而且强硬,在社会上、媒体上和学术界的声音越来越响,而主张消费税的意见不够强硬,在社会上、媒体上和学术界声音越来越弱。但是,最近在人们认为房产税(物业税)很快就要出台的气氛中,媒体发表的各方面专家质疑、不赞成甚至反对房产税(物业税)的意见多了起来。

  事实上,中央几年前已经对房地产业、特别是住宅业的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制定了只能提前超额完成的保障性住房计划。这个决策恰恰是对若干年来中央政府房地产业调控政策缺陷的纠正。可以肯定,没有供给方面的政策,而且主要是对低收入群体住宅的供给方面的政策,仅仅使用税收政策抑制住房需求从而抑制房价是不可能成功的。目前,中央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战略性决策,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衷心拥护,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已经在努力投入中央和地方的资源,形势发展比人们预期的要好得多。

  政府在为低收入群体投入大量资源解决他们的住房以后,必然还要继续或同时投入大量资源解决普通居民的住房需求问题,当然,普通居民的住房需求要由政府和市场共同解决。而这项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今后普通住房建设的重大战略性决策,就是房地产业步入正轨的前提。中国的住宅业已经进入正轨,曙光就在眼前。目前,是否对住宅在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物业税)似乎成为房地产业政策中唯一被关注的问题。有的专家已经以月为单位计算房产税(物业税)出台时间。

  地方政府方面的消息更是扑朔迷离。深圳地方税务局正式声明没有获得国家税务总局和市政府在深圳进行房产税(物业税)试点的指示;北京市副市长宣布北京市没有房产税试点计划;而上海市去年底住房成交量因房产税传闻大增;重庆则在市“两会”上明确在“十二五”期间开征高档住宅房产税,据非正式渠道透露,重庆市拟试点的税叫“特别住房消费税”。

  本来对房产税(物业税)的种种不同意见,就使各方面对政府房地产业的政策导向产生了认识混乱,传言中的出台信息更是加剧了混乱。时至今日,有必要对这种不可行的意见进行系统的论证和评论,以澄清误解和误传。

  房产税确实要出台了吗?

  2010年9月29日,多部委联合出台新一轮楼市调控措施,其中提出“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并逐步扩大到全国”。国务院文件又提出要“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工作”,最近重庆市和上海市的消息更是说今年第一季度就要出台了。这是否意味着房产税确实要出台了吗?

  现在人们所说的房产税,就是几年前一些人所说的物业税,从提出至今已有六七年时间。物业税的概念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用语,内涵存在歧义。而现在物业税的概念基本上被废弃,正式文件里统一称为房产税。当然,仍有人认为物业税的概念很好,甚至还有人认为在房产税之外还有一个物业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项大的税收政策调整有三个必经程序:首先,得到基本形成共识的研究结论;其次,起草好税法和实施细则的草案;最后,准备好处理相关问题的配套文件。

  “十二五”规划建议是最近一次重要文件中提及这个问题。而文件最新的提法是“研究推进房地产税”。不仅前面有“研究”二字,税种的名称改成“房地产税”,有“地”字和没有“地”字会使研究的内容增加很多。

  中国城镇土地是国有的,我们有土地使用税而没有土地税,只对国有土地使用者征收使用国有土地的使用行为税而不是对土地所有者征收的财产税。一座房产的建筑物的产权和土地产权不是一个所有者,对分别拥有房屋产权和土地产权的两个所有者如何征收一座房屋的财产税?就房产税(物业税)而言,这不是一个短期可以完成的任务。

  此前若干文件里已经写进了有关房产税(物业税)的内容,应该说提出这种意见并写进正式文件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提出对住宅在保有环节征收房产税(物业税)是一个全新的政策,是一个新的税收领域,所以正式文件中都有“研究”二字,并未明确说要在某一个时点出台房产税(物业税)。特别是今年初国家领导人视察搬进保障性住房的居民家庭时并没有提到、更没有指示对住宅在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物业税)。

  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材料中已经发现,对住宅在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物业税)的提法悄悄消失了。国务院领导在最近的指示中只是强调,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房供给,鼓励住房消费,抑制住房投资和投机。

  在中央决策层如此重大而清晰的信号面前,由于一些官员和学者最近发表了一些关于房产税相当肯定的意见,很多人,包括部分媒体,仍然以为房产税(物业税)在近期会出台,这种判断和中央决策层的信号并不协调。

  中央要求任何一级政府,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在决策前都要进行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风险“双评估”。目前尚未获得试点方案已经通过这两方面评估的信息。

  特别要说明的是,一些媒体上说,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和一些地方税务局在试点房产税了。这种传说不准确。我没有看到国家税务总局宣布进行房产税试点。目前正在进行研究的是房产的市场价值评估体系,试点的是房产评估办法。

  现在很多房子是没有市场价格的,还只是计算过去的建房成本,这跟现在的资产价值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那时候土地是政府审批,是不计成本的。账面上只有建筑物的建筑成本而无法估算其真实的市场价值。

  现行税制中的房产税是对商业性房产征税的,而目前按照建筑物的建筑成本的原值征税与市场经济原则完全相悖。即使是已经市场化的房产,其市场价值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会随经济形势变化而变化。

  总之,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房产的市场价值还没有充分的体现出来。通过多年对国外的学习和探索,确实形成了一个共识:税务机关需要一个房产评估体系以及相应的评估办法。

  不管什么房产,都要有一个公式,评估出具体市场价值是多少。这是一个很多年以前就开始试点的工作。这作为一项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要把它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特别是住宅价值的计算,那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

  评估办法的试点进展很快,但距离全面推行,作为现行征收商业房产的房产税的计税依据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成熟,何况作为征收非商业性住宅的房产税的计税依据了。将来评估办法试点成功以后首先投入运行的必然是针对商业房产税。这和马上要出台住宅保有环节的房产税也不是一回事。

  曾经有人建议把房产估值办法试点叫房产税估值办法试点,没有被接受。因此,现在没有房产税试点,只有房产估值办法试点。到目前为止,在政府文件中,没有说过这是房产税的试点,误传会引起各方面对政府房地产政策的误解。

   为什么要征收房产税

  对住宅在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物业税)的建议已经提出近十年了。出台房产税(物业税)的目的也和最早提出的目的大不一样。概括来说,主张出台房产税的人提出了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在最早提出房产税(物业税)主张时,出台的理由是,在保有环节对住宅开征房产税(物业税)可以抑制需求,降低房价。

  第二个目的:随着讨论房产税的热度升高,主张对住宅在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的意见中有了新的内容,提出了新的目的。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是关于中央地方财政分税制的。

  目前对于运行了十多年的分税制已经有不少批评意见,认为中央财政比重已经超过当年推行分税制的目标过多,建议中央调整比例,扩大地方份额。这种呼声非常强烈。

  有一种意见给开征房产税赋予了新的内涵。这种意见认为,房产税是地方税体系的一部分,对住宅开征房产税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一个较大的收入来源,不必减少中央现有份额,从而缓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矛盾。

  这个建议是要为地方开辟一个新税源,以减轻中央财政的压力。这种主张主要想解决地方财政的收入来源问题,而不仅仅是、甚至不是解决住宅市场调控的问题。

  第三个目的:在启动了“十二五”规划的起草工作以后,调节收入分配不公,缩小居民群体收入差距的问题逐渐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之一。这时又有一种新的意见提出对住宅在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可以对高收入群体加税并用这部分税收收入来建设保障性住房,把房产税作为缩小贫富差距的举措。

  提到开征房产税(物业税)的目标,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也就是说,几年以前,中央的决定是“税费改革”的思路,今天一些专家提出为地方政府开辟新税源的思路,与中央这个思路完全相悖。

  这三个目的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精神是一致的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首先要明确,“费改税”和开征新税的两个方向的选择问题。这几年成功的费改税的两个实例是车购费改为车购税和养路费等六项收费改为消费税。特别是上两届政府提出而没有完成的养路费等六项收费改为燃油税的任务,由本届政府以消费税的形式完成了。它作为成功案例必将载入中国税收史册。

  1998年启动的这项燃油税(费改税)改革,方向和原则早已确定,但工作层始终没有形成有关方面认可的方案。直到本届政府任期内,工作层提出的消费税(费改税)方案才获得有关方面的认可和决策层的批准。

  “费改税”和“开征新税”是两个方向,两个思路,完全不能兼容。这段小小的历史说明,费改税尚且如此艰难,开征新税,谈何容易。

  即使不考虑五年以前中央文件中确定的“费改税”思路,按照开征新税的思路来分析三个目的,即:“抑制需求、降低房价”、“为地方政府开辟新税源”和“调节社会分配不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三个目的在方向和思路上不完全协调。

  最早提出在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物业税)的意见认为,房产税(物业税)的开征能够抑制需求,降低房价。虽然认为房产税是地方税,但并未强调房产税的税收收入规模的问题,反而强调房产税征收范围会很小。

  如果把解决中央和地方收入比重差距过大的问题作为对住宅开征房产税的目的之一,征收范围必须具有一定规模。这两个目的相互之间是不协调的,任何地方政府要试点,即使不考虑“费改税”,也首先要在收入规模上做选择。

  如果考虑“调节社会分配不公”的目的,就不仅是收入规模问题,还要考虑住房差别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关系,住房面积是否就反映实际的社会分配差距?投资性、投机性和消费性的差别还要不要区分?如何区分?

  可以肯定,这三个目的之间是不能自洽的,无法兼容。各方面要取得共识,起草税法和实施细则,准备配套文件,决不是短期内可以轻松完成的。

   不能照搬他国经验

  主张房产税所提出的依据,无一例外都是仿效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这个主张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发达国家的实践上,或是从政策的目标上,应该说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提出这个主张的人们对税收以及与税收有关的财政都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这种在中国对住宅在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物业税)的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这种房产税(物业税)不应该出台,即使出台也不可能成功。

   第一个原因是,从建立地方税体系的角度讲,中国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不可能使房产税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以平衡中央地方财政分配比例失衡问题。世界各国税收大体分三部分,流转税(间接税)、所得税(直接税)和财产税。这三部分的构成比例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强的相关性。发展水平越低的经济体,间接税比重越大,所得税比重越小,财产税比重就更小;而随着经济发展,间接税的比重下降,所得税的比重上升;再发展到一定阶段,财产税的比重才会上升。这个全世界普遍的税制发展路径不是偶然形成的,中国不可能例外。仅仅凭良好的愿望是不可能使中国走出一条新路径的,简单地依靠复制某些发达国家目前的税制来改革中国的税制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国的税制改革对此有深刻的历史经验。1994年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设计的并上报国务院得到批准的新税制的框架,是模仿发达国家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的,但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根本不可能实行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税制。虽然方案的指导原则明确新税制为“双主体”,但实际执行的结果却是70%多的流转税和略高于15%的所得税这种“单主体”的税制。

  所幸的是,对这样一个单主体的税制,企业、学术界、财税部门和决策层都没有提出异议,没有人说必须把所得税的规模做到和流转税相匹配的水平。而经过十几年的演变,目前流转税的比重降低到60%多,所得税的比重超过25%。这十几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这么快,税收收入和法治水平提高这么多,才有10%的税收比重从流转税转移到所得税,平均每年不到一个百分点。这个比例也只能说更接近“双主体”,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双主体”。估计真正达到流转税和所得税收入规模基本相同的“双主体”,至少还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时间。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税制结构不是国家立法机构可以随意决定的。虽然国家立法机构可以实施税制改革,但改革方案必须顺应这个税收历史发展的趋势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严重背离这个趋势,仅仅凭国家立法机构的意愿和决心是不行的。

  在中国税制这个发展趋势里,让财产税成为一个重要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税种以实现三大目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二个原因是,主张开征房产税的意见用美国、日本、香港的房产税作为理由。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初期并没有房产税,而是发展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以后才设立的。中国现在人均收入4000美元,如果考虑美元贬值的因素,我们现在只相当于美国历史上人均几百美元的水平,处于发达国家当年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阶段。在当时,发达国家也没有征收房产税。直到现在,并不是所有发达国家都有房产税。比如英国,现在就没有所谓的房产税。

  历史上英国曾经有房产税(英国称之为“Rates”)。因为这个税种引发社会矛盾太多,对英国房地产业以致整个经济发展有较大负面影响,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保守党执政期间把它取消了。为了保证收入规模不减少,先出台人头税(俗称Poll Tax,正式称Community Charge),又遇到社会强烈反对,最后换成了间接税,把增值税税率提高了几个百分点。无论用什么税替代,英国是一定要废除房产税的。

  像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把类似的财产税取消了,这还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吗?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资金和财产伴随着人员在世界范围内更加自由流动,而这些资金、财产和人员落实到那个国家,这个国家就大大受益。许多国家开始反思自己国家的各种制度是否有利于吸引这些资金、财产和人员。从许多国家和地区降低和取消遗产和赠与税(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的情况来看,目前,虽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使用税收手段来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但世界各国争夺富人的斗争已经开始,而降低乃至取消对吸引富人最不利的财产税类就是主要手段之一。

  奥巴马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强烈反对布什政府保护富人利益的政策,但在最近已经得到国会两院和民主共和两党同意的总额900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中,也继承了前任总统布什逐步废除遗产税的政策。在世界各国取消或降低财产税的浪潮中,如果中国要反其道而行之,作为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反而大幅度增加财产税,这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现在想把房产税搞成一个中国地方税体系里的主要税种,这完全脱离中国实际,完全不符合世界税制发展的规律,有点食洋不化。

  “房产税”难助地产调控

  虽然房产税可以通过中央政府授权地方政府立法产生,但它需要有客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治条件作为基础,不具备这些条件,即使经过立法程序,结果也不会成功。房产税不能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主张对住宅在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的人认为,这个政策措施可以抑制需求、降低房价。他们认为,这个税出台以后,如果消费者想到以后持有房产要缴纳很多税,就会打消购买意愿,或是选择购买一个小房子。对高档房的需求就会受到抑制,房价自然就会降低。这个目的是没有意义也是没有必要的。

  首先,现行“房价”统计指标非常不科学。它是一个地区一个时期(比如一个月)内销售的总收入与销售总面积之比。如果这个时期销售的住宅档次发生变化,现行“房价”指标可能表现出与实际完全不同的信息。比如实际“房价”上升了,但这个时期销售的高档房少而低档房多,则现行“房价”表现为下降;如果实际“房价”下降了,而这个时期销售的低档房少而高档房多,则现行“房价”表现为上升了。

  如果学者根据这样的指标提出政策建议,各政府部门根据这样的指标提出调控政策方案,而决策层根据这样的指标做决策,其实施结果就不可能实现预期目标。各级政府都表示要控制房价或者更强硬一点要降低房价。因为房价指标存在的上述缺陷,不少人以为政府这种态度是对高档房而言,出台房产税是要控制和降低高档房价格,这实在是个相当大的误解。不少人至今未理解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设保障性住房这一战略的深刻含义。

  这一战略表明:政府对不同居民群体的住房需求有不同的职责。中央政府把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视为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换句话说,各级政府要共同努力,通过投入免费土地、免除税收、控制开发商利润率、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学校、医院等等)建设等措施加以限定,确保低收入群体能够居住在价格(广义的价格,包括租金)低廉的而又能具备基本生活条件的住房中。这类住房的价格是政府要控制和压低的。

  目前国务院制定的在2012年完成154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计划正在顺利进行之中,2012年完成计划之后,中央政府一定还会制定第二个保障性住房计划,今后还会有第三个、第四个。让低收入群体“住有所居”是政府主要职责之一,当然价格要严格限定。事实上,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在第一期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尚未完成之时就开始制定第二期建设计划了。广州市和上海市政府准备提高享受保障性住房家庭的收入标准,实际上这就是降低享受保障性住房家庭的门槛,也就是启动了第二期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

  随着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的逐步实施,政府对普通住房也必将从供给方面制订与保障性住房类似的规划,或者说,将保障型住房规划扩展成普通住房规划。比如对普通居民所需要的100平方米以下的单元房,政府一方面要投入资源,比如财政补助或者减税,一方面要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城市规划扩大普通住房建设规模,从而让普通居民能够用10年(如果政府有较多的资源投入)、15年或20年(如果政府只有不多的资源投入)的工资水平买到一个普通的单元住房。这类住房的价格是政府要控制和降低的。

  各级政府表示要控制和降低房价,应该指的是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房。对于高档住房,则完全相反,政府不但没有义务去控制,而且还应该通过各种资源的控制来抬高这类住房的价格。比如高档住宅规划的制订,土地的供给和土地的价格,配套设施的建设,等等,都可以成为政府提高高档住宅价格的措施。

  从某种角度说,只要能为低收入群体提供足够的价格低廉的保障性住房,只要能为普通居民提供足够的价格被政府控制在一定水平的普通住房,政府应该为高档住房的价格高企感到高兴才对。有人担心,政府对此类高档住房开征消费税会推高房价,这种担心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低收入群体与普通居民所需要的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房的价格在政府的限定和控制下不会因高档住宅的消费税而被推高。

  只要我们把房价分成几个类型,各种类型的房价分别统计和公布,就不会出现消费税推高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房价格的问题。这类高档住房完全不影响低收入群体和普通居民的居住要求,政府能从这类住房的高价格中多筹集一些财政资源,何乐而不为呢?实际上,对高档住宅征收消费税必然推高高档住宅价格,而这部分房价本应该被推高。可以说高档住宅的价格越高,政府能从高档住宅的消费税中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房的建设,这个地方的经济越健康,社会越和谐。所以,出台房产税以抑制需求来控制和降低高档房价格,是完全没有意义也是没有必要的。

   “房产税”难成地方税收主要来源

  房产税不能成功的第四个原因是,主张对住宅在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的人期望通过这个新税为地方政府创造一个新的较大的税源,以平衡中央和地方失衡的财政分配关系。这个愿望很好,但是,不可能实现。

  房地产业对地方政府来说,已经是而且将来仍然是地方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因为开发商缴纳的营业税是地方税,企业所得税也有地方分成,契税和土地增值税虽然并未十分严格的征收,也算一笔可观的地方政府收入,再加上远比上述税收收入多的卖地的收入,实际上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行业里取得的各种形式的收入是很多的。而这些收入从某种角度说都取决于房价。

  如果开征房产税抑制了需求使房价下跌,虽然房产税多收了一些钱,但是房价下跌会使营业税减少、所得税减少、契税减少、土地增值税减少,如果从地方收入的角度算总账,可以肯定,地方政府的总收入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出台房产税为地方政府提供新税源的愿望一定会落空。

  很多人不了解,一个国家的税制中各个税种的收入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一个税种收入的增加会导致其他税种的增加或减少。比如人们已经都知道的,流转税的增加(或减少)会减少(或增加)企业所得税。其实,各个税种之间收入的相关性远比这种流转税和所得税之间收入的影响复杂得多。比如对住宅所有者个人征收的房产税,表面上看与对开发商征收的营业税、所得税毫无关系。

  但是,房产税抑制了需求压低了房价,就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开发商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契税和政府出售土地的收入也必然因房价降低而减少。只要是充分了解各税种之间收入相关性的人,就不会期望对高档房在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会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

  第五个原因是,如果某个或某些地方政府出台了房产税,其结果必然是自生自灭。

  前面已经说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大了争夺资金、财产和人员的力度,各种措施中最明确、最直接的就是降低财产税负担。实际上,同样的争夺在国内各地方政府之间同样存在,措施很多,税收当然是主要的手段,比如个人所得税。

  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把自己分享的那部分个人所得税税率超过25%的部分返还给纳税人,目的就是要吸引高端人才,这些高端人才从某个角度说就是富人。因为这部分人能够刺激当地的经济发展,扩大消费需求。

  最近的一些信息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深圳市和杭州市政府对“人才”的住房提供相当数量的补贴。一些人对此提出批评说深圳市和杭州市政府应该为低收入的人提供住房补贴(保障性住房),而不应该为这些“富人”提供住房补贴。但深圳市和杭州市政府解释说,为这些“人才”提供住房补贴对深圳市和杭州市发展经济非常重要,而且并不影响保障性住房建设。

  深圳市和杭州市政府的这个决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吸引富人(或者说人才)是政府的重要战略之一,对这些人的住宅开征旨在抑制需求的房产税,岂不是南辕北辙?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开征此税,而相邻地区不开征(就像一些建议所说的“先在一些地方试点”),对这些试点地区来说岂不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可以肯定,如果把住宅房产税作为地方税,无论从抑制需求的角度还是给地方政府提供税源的角度,税负水平不会低,否则无法实现立法意图。但地方政府,特别是富裕地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施吸引人才的战略,一定会像返还个人所得税的地方收入部分一样返还高额的房产税。

  一个地方政府降低了房产税的实际负担(无论是减税还是财政补贴),使自己处于吸引人才的有利地位,相邻的地方政府就会处于不利地位;处于不利地位的地方政府为了贯彻吸引人才的战略就会比邻居降低更多的负担;如此循环,最后的结果就是各个地方政府都把房产税负担降低到不能再低的零,然后就会象深圳市和杭州市一样实行“负税率”,即对人才在本地买房实行补贴制度。

  为了让学术界的研究人员能更准确地理解这个观点,再用一点理论术语来说明:无论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的授权有多大,无论地方政府制订的实施细则如何完美,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一定首先使经济富裕地区的地方政府返还房产税,然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不得不加入返还的队伍,最后事实上废止房产税,实现“纳什均衡”的结果。

  这个结论不仅是理论分析,而是有历史经验佐证的。几年以前,国家调控房地产价格的政策中,出售住宅的个人应该按照溢价部分缴纳个人所得税,然后在办理过户手续时除缴纳契税应该由销售方提供个人所得税的完税证明。政策出台以后,一些地方严格执行规定,要求销售方提供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这些地方的住宅交易量大幅度下降,房价也呈现出下降趋势。

  那些不改变这些政策(地方政府知道他们无权改变政策)而在执行中不严格的地方政府,责令税务机关在收缴契税时,不得要求销售方提供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理由是,过户归过户,只要缴纳了契税即可,个人所得税是否缴纳不要在缴纳契税和房产过户环节管理。

  事实上,只要房产过户手续办完,销售方是否缴纳个人所得税就无人问津了。经过一段时间,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先后责令地方税务局在办理收缴契税的手续时,不得要求销售方提供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实现了“纳什均衡”,这项政策只能自生自灭。

  我们废除农业税的过程也为此提供了另外一个历史经验。在刚刚开始农村税费改革的时候,对于要不要废除农业税是有不同意见的,虽然中央领导倾向于废除,但当时有一种的意见是要保留若干百分点的农业税,理由是“皇粮国税”,农民必须缴纳,即使很少,也不能全部取消。

  直到2003年,新一届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对农村税费改革目标的提法仍然是保留两个百分点的农业税,而不是全部废除。但是,当时主张全部废除农业税的意见说服有关方面同意在文件中在规定把税率降低到5%的条件下,同时规定“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率”。这个规定相当于允许地方政府对农业税的税率在零税率和5%之间选择决定。

  文件下发以后,一些地方政府降低了农业税率,同时很多地方政府很快率先自行决定实行零税率。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率先实行了零税率从而得到该地区农民的拥护和全国媒体一致的赞同,于是,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先后实行了零税率。

  2006年废止农业税之前,实际上绝大多数地方已经实现了“纳什均衡”的零税率状态。虽然农业税废除的最后一个程序是中央政府的决定,但从理论上说就是一个“纳什均衡”的实现过程。

  如果说农业税的“纳什均衡”与房产税的“纳什均衡”有区别的话,只能说前者是各个地方政府在合法而公开的环境里实现的。所谓“合法”是指中央文件允许,所谓“公开”是指决定实行零税率之后要广为宣传;而后者必然是地方政府在合法而半公开的环境里实现的。

  所谓“合法”是指中央允许各地自行制订具体试点方案,所谓“半公开”是指地方政府开征了房产税又用补贴或退税的方式降低房产税率乃至事实上取消房产税的做法既不能暗箱操作又不会大张旗鼓的宣传。

  假如某个地方政府误以为对住宅在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对当地有利,在其他地方都不开征的形势下自己单独试点开征,可以预期,房产税出台以后必然很快就出现一方面本地高档住宅需求减弱,价格下降,营业税和所得税等房地产业提供的税收收入下降的局面;另一方面人才外流,富人到外地而不是在本地买房子。

  一旦出现这种局面,这个地方政府必然会采取各种办法挽救住宅市场,最方便的措施就是“返还”房产税,或者干脆“取消”房产税。现在各地最重要的动力是吸引人才,吸引投资。如果因为房产税把富人赶走,对当地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那就是因小失大了。了解了这样一个出台的后果,地方政府还会坚持征收房产税吗?

   农业税之鉴

  房产税不能成功的第六个原因是,对高档住宅在保有环节征收房产税可能会引发难以估量的负面效果。

  前面所分析的,如果房产税出台,地方政府之间对人才的争夺战略必定会以各自竞相返还房产税的方式,使房产税自生自灭。可能一些不富裕的基层地方政府会指望用这个税收来解决政府开支缺口问题。那么,不管税基如何确定,肯定要使一批人进入征收的范围,否则就不会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主要税源。

  这个房产税是一种存量税收。居民在购买高档房的时候并不支付这笔税款,在购买并成为住房所有者以后,这些居民要在居住期内(可能是永久性的)分月、或者分季、或者分年缴纳一笔不菲的税款。而且,这笔税款需要住房所有者用他们从其他途径所取得的税后收入中支付。这笔税款政府收到手,政府就可以用于政府开支;政府收不到手,住房所有者就用于自己的开支。这样,这些地方政府就会和这些住房所有者长期或者说永远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总会有一部分住房所有者不缴纳房产税,可能因为住房所有者的收入在某一个时间段不足以缴纳,也可能有纳税能力但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缴纳。

  面对这样一个必然出现的局面,如果地方政府放任不缴纳者,很快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必然是越来越多的人不纳税,也就是说,有能力愿意缴纳的住房所有者也会加入不缴纳的行列。如果地方政府必须依赖这项收入维持支出需要,一些不富裕的基层地方政府必然会动用税法赋予他们的强制手段。可这一批人中如果有10%的人不缴纳,政府怎么办?甚至只有1%的人不缴纳,政府怎么办?有的住房所有者这个纳税期交了而下个纳税期不交,政府怎么办?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住房所有者如果无力缴纳税款,他会把房子卖掉,完成纳税义务后,再继续生活。可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总会有一部分住房所有者不纳税又不肯搬家。

  如果地方政府动用强制手段,比如没收住房所有者的其他财产、查封住房、直至没收房产把居民驱赶到马路上,等等,这就必然会和其中一部分住房所有者发生冲突。从概率上说,政府永远处于和一批住房所有者(虽然比例不会高,但绝对数量不少)可能发生冲突的状态。

  对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处于“零和博弈”的税种,我们曾经有过深刻的历史经验。农业税就是这样一个基层政府和农民长期处于“零和博弈”状态的税种。

  农业税的总收入只占税收收入很小比重,但是,在一些地方,对乡村两级来说,收不到农业税连工资都发不出去了。而对相当一部分农户来说,这个总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很小的农业税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了。

  农业税在历史上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上个世纪末期和本世纪初期,每年为占税收收入很小比重的农业税而发生很多起恶性冲突,社会代价之大实在令人痛心。这种状态直到2006年农业税废止以后才彻底消除。

  为什么农业税总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很小还会发生恶性冲突呢?原因很简单,农业税分摊到每个农民家庭虽然数量不大,但如此大量的农民家庭,其中必有一些农民家庭因为种种原因无力缴纳。基层乡村两级总要面临两难选择:听之任之,其他人就都不再缴纳;强制征收,必有恶性事件发生。

  目前,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是什么?拆迁。拆迁引发的恶性事件数量不少,许多地方为此付出很大社会成本,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人身伤害。这类恶性事件数量虽然不多,占拆迁的比例也很小,但影响很坏,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稳定最难解决的一类恶性事件。为什么拆迁会引发恶性事件?我们从理论上抽象掉具体的内容,可以发现,其本质和农业税是一样的。即:政府和居民之间的“零和博弈”关系。对住宅在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就相当于中央政府设计而地方政府出台一个制度,把地方政府和住房所有者永久性置于“零和博弈”的关系中。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历经数年,排除了那么多反对意见,好不容易才废除了农业税,从而消除了每年基层乡村两级和农民之间的恶性冲突,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农村的和谐。现在拆迁引发的基层政府和拆迁户之间的恶性冲突还时有发生。中央政府已经并且还要继续采取措施以从根本上消除此类恶性冲突。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政府再设计一个新的地方政府和住房所有者之间的“零和博弈”的房产税?让地方政府(通过地方税务局)长期处于对一些住房所有者不得不强制实施没收住房所有者的其他财产、查封房产、没收房产的工作状态?用“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效果”来描述已经是相当留有余地的提法,用“必然”也不过分。宣布对住宅开征房产税就相当于宣布恢复征收农业税一样,必定会严重损害社会的和谐。如果寄希望于税务机关良好的征收水平来解决房产税征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那也必然会落空。

  现行税制中的房产税已经规定,居民出租房屋(无论是商业用房还是住宅)都必须缴纳房产税。虽然税款是从住房所有者所取得的租金收入中支付的,不属于“零和博弈”,但由于目前地方税务局没有能力掌握个人出租房产信息,不知道某个房产是否在出租。实际上出租房屋的人有多少依法缴纳了房产税?

  因为租金都是按月、按季、按年支付的,除了税款来源与房产税有所不同,出租房屋的房产税从征收方式上很类似在保有环节的房产税。如果从租金(可以被视为“增量”)中支付的房产税都难以征收,从其他收入(可以被视为“存量”)中支付的房产税岂不更难以征收?

唯一可行的方案

  我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对高档住宅在销售环节开征“消费税”。有这样几个理由:首先,实际上,任何具有一定数学知识的学者,很容易算出,因为每年都有一批高档住宅要卖出,对一部分销售的高档住宅征收消费税和对所有高档住宅收取房产税是等价的,即:消费税从收入角度考虑就相当于按平均贴现率计算而一次性征收的房产税。

  其次,消费税可以实现鼓励消费需求、抑制投资和投机需求的战略。所谓房产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不区分消费和投资——只要保有这个房子,就要收税。而且无论消费或投资、投机,其税收负担并没有区别。在我国居民消费率连续多年下降,而政府已经制订了提高居民消费率这样一个目标的重大战略调整时刻,对住宅的消费开征重税是现在最不应该采用的税收政策措施。我们应该鼓励消费,抑制投资,特别是抑制投机。

  消费税在住宅销售的环节征收,就是说把“保有”视为消费,不征消费税。凡投资性或投机性住宅只有在销售变现后才能实现投资和投机目的。投机性越强,买卖越频繁,税收负担越重。对于某一定档次的高档住房,在销售环节加征一个消费税。就可以发挥鼓励消费,同时又抑制投资和投机的政策目标。

  第三,对高档住宅在销售环节征收消费税,可以使政府和住房所有者之间处于“增量分享”的关系,而不再是“零和博弈”的关系。如果住宅在销售时比购买时增值了,增值部分由住房所有者和政府分享,双方之间的冲突会大大减少;如果减值了,政府可以不征,对住房所有者来说也不会“雪上加霜”。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恶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可以维持政府和住房所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

  第四,把住宅消费税的收入划归地方政府的收入,这也能起到健全地方政府税收体系的作用。

  第五,征收消费税的环节是在商业行为发生的时候,即卖出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产权转让进行控制,监管相对容易,可以大大降低征收成本。可以说,对住宅在销售环节开征消费税可以实现所有房产税要实现而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目标同时都能够实现,既可以使地方政府增加收入,又可以提高高档住房的价格,抑制高档住宅需求。而且征收的效率很高,在产权变更的时候收取,容易控制。同时,最重要的,又消除了可能发生的社会冲突。

  一位学者型官员曾主持搞过一项课题研究,主张对住宅开征房产税,当他了解了上述观点以后表示,只要对高档住宅在销售环节征收的消费税收入能给地方,他就同意用消费税替代房产税的意见。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只要把对高档住宅在销售环节开征消费税和在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的两种方案进行比较研究,绝大多数人必然会赞成消费税而不赞成房产税。如果关注近期媒体的话,最近一段时间的报道中质疑或反对房产税的意见越来越多了,而主张开征房产税的学者对这些质疑或反对意见很少回应。反正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把具体方案的设计责任委托给地方政府了,各种实际操作困难都由地方去克服,出了问题也只能由地方政府去解决。房产税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所影响的各类社会主体也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可能引发的矛盾更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尖锐得多。一定要慎之又慎。

  正确而可行的选择是: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实施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房建设规划的同时,尽早宣布至少在十年内不对住宅在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同时宣布对高档住宅在销售环节开征消费税;此项消费税收入划归地方。当然,如果把这里所谓的在销售环节征收的消费税称为房产税,只不过不是一些专家主张的在保有环节征收的房产税,也不失为一种追求实质而不拘泥于形式的可行的选择。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1-02-12 18:52:5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卖掉北京,买下美国?

卖掉北京,买下美国?

周刊

    最近,《中国经济周刊》经认真调研,得出了一个令人无比振奋的结论:按目前地价测算,北京总值130万亿元人民币,而据中国官方学者估算,2010年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14.5万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为95万亿元,这意味着用北京的地价,“买下美国”可谓绰绰有余。而要加上上海,两地的土地市场之和则高达199万亿元,能一下超越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五国。

    2010年全年GDP 189万亿,一起都买了。中华民族复兴就此毕其功于一役,成为了世界霸主。(北京地价超美国GDP)

    最近从中文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对几位美国夫妇讲这个事情,大部份人都认为我疯了。问我是不是要打个电话与医生约个时间检查一下大脑和神经。只有一位白人对我说,二十年前,一个东京就可以把美国和欧洲全买下,现在中国需要北京上海两个城市才能买下美国和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这不算什么。比早年的日本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当我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一些当年响应主席号召,积极投身大炼钢铁事业试图短期超英赶美的老人时,他们都差点激动得背过气去,一位原来清华大学毕业的老人悲愤地回忆道:我们那时候家家砸锅卖铁的结果很惨──全国后来饿死了几千万同胞,人数与8年抗战失去的数量相当。

    很多中国百姓看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的兴奋,很多网友说,本来认为整个美国都不如北京值钱,但监于这些年随着城市大开发的浪潮,能承载历史的建筑被灭得差不多了,还由于规划不科学,公交发展滞后,混成了首堵,空气也很差,春天定期有沙尘暴,觉得这笔买卖目前还算划算,大家一致同意用北京和上海换美国日本等国家。但网友们非常担忧的是,国际贸易遵循平等自愿原则,咱愿意换,人家美国答应吗?

    买下美国无疑是一个具有较高娱乐价值的黑色幽默。但北京地价能富可敌美国却在验证一个令人忧虑的现实:真实反映了中国房产泡沫的危机程度,且随时可能爆裂。靠地价能买下美国,中国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是日本。

    从1955年到1990年这35年──和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时间相当,日本实际平均GDP的增长率是12.1%。从1991年,从泡沫经济崩溃到2009年,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在这20年里面,日本名义GDP增长的平均值才达到0.4%。总的来说就是以19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为分水岭,日本经济开始进入滞胀的状态。

    前日本央行副行长武藤敏郎对媒体分析说: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滞胀的第一个因素,是生产设备过剩。在泡沫经济最鼎盛的时候,有很多企业为了将来扩大再生产大量地投资,购买新的设备。到了经济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生产设备出现大量的过剩。第二,还是过剩--雇佣的过剩。在泡沫经济的时候,这些企业势头很猛,雇了很多的员工。到了泡沫经济破灭,就显得人满为患。第三个仍然是过剩,泡沫经济在巅峰状态的时候,企业向银行借了很多钱。

    借来的钱一是搞设备投资,一是雇人。到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就出现了大量的债务,对银行来讲,就是过多的贷款。在日本贷款的形式主要是以房地产做担保,而房地产经过泡沫经济以后价格大幅下跌。这导致金融机构手里有大量坏债,不良债权。所有这些,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

    表面上何其相像。不同的是:日本还推行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保障基本民生,为扩大内需打下良好基础,而中国在此方面欠账太多;从产业层面,日本制造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中上游,中国总体处于最末端。但是,从经济泡沫的趋势来看,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轨道,特别是房地产行业,已愈发呈现出与日本泡沫经济周期的一致性。

    在日本经济泡沫崩溃之前,全国城市地价总量相当于GDP的5.5倍;东京中央区商务中心的土地价格,达到每平方米22万美元。反观中国,北京CBD核心区的地价高达近35万元/平方米,尚未超过东京的最高地价。但是,按照媒体的计算方法,京沪两地的土地总市值已高达190万亿元人民币,而2010年的全国GDP总量大约为40万亿元。可见,仅京沪地价就已相当于GDP的5倍,若将全国城市地价加总起来,更远远超过日本经济泡沫崩溃之前的情况。

    显然,通过地价与GDP的横向比较发现,中国目前的经济泡沫形势非常严峻,甚至比当年的日本更为严重。而且,无论是经济体质量和生产效率,中国都无法与当年的日本相比,差距非常之大。而中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性,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也是远超日本。因此,能否摆脱房地产的桎梏,能否步入环保高效的发展模式道路,实际上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大局。否则,任由房地产泡沫持续吹大,一旦出现崩溃之时,将会面临比日本还要残酷的厄运。

    避免重蹈日本覆辙的方案其实很清晰:通过体制变革,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使泡沫化的中国经济在更高层次回归实业。

    目前最大的阻力在于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靠泡沫经济狂敛国财富、玩命制造金融风险的既得利益集团。颇有些朕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意思。这又集中表现为暗中对抗宏观调控的各级地方政府──叫地方CEO更准确,主要牟利渠道是卖地,手段是行政强拆,背后一个复杂诱因是:扭曲的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关系,结局是部份城市管理者在民不聊生尤其是买不起房的前提下富可敌国。

    在这个背景下,即使开征房产税,最大的可能也是在帮地方创造一个敛财新途径,而非平抑房价。地方政府土地抵押收入的增长,加大了金融风险。审计署公布的情况表明,审计调查的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截至2009年底,政府性债务余额合计2.79万亿元。土地财政加大了银行风险,还透支了未来收益。

    地方政府虽然短时间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实质上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收益,势必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相当于“寅吃卯粮”。而且,“土地财政”也是不可持续的。一个城市的建设用地总量是有限的,一旦卖完,后续的财政开支就得不到保证。土地卖完了,自然就会考虑到征收房地产税。

    在中国的中文论坛上,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后,纷纷留言,强烈要求把北京上海卖掉换美国和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这些网友说,我们不要首都了,快点卖吧,更幸福。还有网友说,用一个首都北京换一个民主自由,太值得了,我们都不要移民美国了,我们马上就成为美国公民。也有网友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卖北京和上海时,我们百姓还是中国人,结果北京上海的官员都成了美国人。

    网友的评论很有趣,这也反映了中国百姓的心声。看似一个黑色幽默,但实际反映了百姓的心声。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1-02-13 22:54:25 +0800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标题: 什么叫水平?下面才是有水平的文!像辛子陵,杜光,铁流,黎鸣等老视角死也鼓捣不出像样的文。

房地产泡沫是忽悠中国人的伪概念

罗伯特卡帕

2010/4/29

    中国大陆大家目前最为关心,讨论最为热烈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从政府到民间,从经济专家到普通百姓,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以前,我也觉得中国存在一个叫“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所谓概念,但今天我忽然感悟,原来多少年来包括我在内的几亿中国人都被蒙骗了,中国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房地产泡沫”的问题,“房地产泡沫”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

    如同市场经济一样,房地产泡沫也是一个外来事物,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但问题是,中国是市场经济吗?显然不是,否则为什么大多数西方国家都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市场,更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个怪物,政府操纵着房地产行业,政府对房地产有着绝对的掌控能力。

    房地产泡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既然是泡沫,那么这个泡沫也会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即当泡沫足够大的时候,会破裂。因为日本与美国的经济是市场经济,所以当日本与美国的房地产产生泡沫的时候,就会破裂。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世界经济学家都以为,当年日本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日美大几倍,当然也会破裂。事实却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在几年年前的膨胀程度就超过了当年日本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中国的泡沫几年来虽然翻倍,但却没有破裂,这是何故?显然,经济学家们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把中国的房地产乃至中国经济当成了市场经济来看待,而事实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根本不是市场经济。所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所有的房地产泡沫,在中国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房地产泡沫”根本就是一个伪概念。

    当然,我说到这里时,肯定有很多人不服气,中国的房地产明明几年之内翻了很多倍,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的收入水平,这不是泡沫这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中国的房地产价格确实虚高,远远超过普通人的收入水平,这是事实,但这不是“房地产泡沫”,因为泡沫会破,而中国的这个被大家称为“泡沫”的东西却不会破,因为它的真实名字其实不叫泡沫,应该叫“变相的税收”或者“房地产垄断价格”。

    中国的房地产业本质上已经不是一种行业,像中国大陆的税收与垄断行业的垄断价格一样,成了少数人剥夺多数人财富的一种工具。在这个工具上,寄生着很多食利者。这个食物链的最上层为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通过卖地与房地产税收,养着一大批高薪的公务员及满足他们的奢侈需求。食物链的第二层为与官员勾结的房地产商以及受贿吃回扣的官员,第三层是炒房者,炒房者相当部分为拥有大量现金的官员及家属。

    市场经济的泡沫会破裂的,但中国的房地产不是市场经济,房地产价格也不是“泡沫”,所以它也不会破裂。中国的房地产价格被政府严格操控着,不说是操控自如,也是有绝对的控制力。因为政府掌控着土地银行汇率等房地产的关键要素。中国的高税收是泡沫吗?中国的垄断行业的高垄断价格如水价电价油价是泡沫吗?当然不是,他们是转移财富的手段。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也是一种变相的“税收与垄断价格”,其“税率”与“垄断价格”是政府控制的。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几年来房价如此之高,却不下跌,所谓“泡沫”却不破裂的原因。

    中国房地产的所谓“泡沫”会“破裂”吗?会,只要政府愿意。中国的房地产的“泡沫”会不破裂吗?会,只要政府愿意。其实,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离开政治谈经济,永远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本文的观点算是自己的首创,申请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奖。呵呵

 

 




发件人:"CEI Chen I-wan" <cheniwan@mx.cei.gov.cn>  2011-02-09 10:10:14 +0800 收件人:"'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请大家搜索搜集更多情况及其出处

外资绕开监管曲线并购 加速向我种业上游渗透

经济参考报记者 王晓明

2011年01月17日

  在沈阳种子市场,一些农民正在研究到底国内种子好还是国外的好。

  种子是农业之母,种业主权事关国家粮食安全。近年来外资在我国种业市场的不断渗透,挤压了我种子企业的经营空间,一些企业生存艰难,甚至沦为外资操控的“棋子”。而据《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了解,很多外资种业巨头拥有深厚的国外政治背景,业内人士称,一旦这些外资企业完成对我种业的垄断,可能以此为砝码,不仅要求巨额的垄断利润,甚至可能威胁我粮食安全、国家安全。

  根据我国现行对外商投资有关规定,外商投资我粮食(包括马铃薯)、棉花、油料种子开发生产时,要求中方控股。当前国内企业与外资合作时,大多采取中方控股51%,外资49%的比例。《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近两年来以新加坡益海嘉里为代表的一些跨国企业集团,正试图通过一种“代理人”方式,曲线并购国内种子企业并达到实质性控股,绕开监管加速向产业上游全面渗透。

  现象: 表面看是内资,实际被外资控制

  一些企业表面上是内资种子公司,但种种迹象均显示其与外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实际控制关系。外资公司以此达到绕过国家《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农作物种子企业审批和登记管理的规定》,开展种业投资的目的。益海嘉里投资有限公司(又称益海嘉里集团),是新加坡丰益国际有限公司在华投资的以粮油加工、油脂化工、仓储物流、内外贸易为主,集煤炭经营、清洁能源开发、房地产于一体的集团公司,也是中国国内最大的粮油加工集团之一,属新加坡独资企业。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中国种业信息网查询到:目前与益海嘉里有关的持经营许可证种子企业共5家,包括佳木斯益海种业有限公司、江苏益海嘉里种业有限公司、安徽益海嘉里种业有限公司、新疆益海昌农种业有限公司以及北京嘉农种业有限公司。据业内有关人士透露,佳木斯、安徽两个企业及北京嘉农之前的法人代表都是穆彦魁,而此人正是益海嘉里投资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此外,益海嘉里公司还利用投资地方粮油加工业的契机,加快了对地方大型种业公司的并购重组。已先后介入对新疆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和辽宁铁研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并购。其中,参与新疆塔河公司增资扩股的行为已见诸官方正式文件。

  辽宁省铁岭农科院院长杨德忠说,2010年下半年院办铁研种业正式与北京嘉农公司合作,院里持有股份46%,嘉农的投资方上海阔海投资有限公司控股54%。“双方签订了10年合同,院里10年内拿出20个品种供铁研公司推广转化,对方承诺每年投入科研经费130万元。”他说:“转化经营每一斤种子,院里提取0.1元的成果转让费,每年也有近100万元的提成,可以大大缓解院里科研推广和生存困局。”

  北京嘉农的单一股东上海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0年7月更名为上海阔海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的营业执照显示为内资企业,但法人代表是穆彦魁。从北京嘉农的情况看,2009年2月设立时的法人代表是穆彦魁,2009年7月变更为班彦芳,2009年10月又变更为王巍。工商部门存档资料显示:穆彦魁同时是秦皇岛市金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班彦芳是该公司储运部经理,王巍是秦皇岛金海特种食用油工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根据秦皇岛金海工业公司官方网站,两家公司均为益海嘉里在中国投资的企业。

  业内人士透露,这些企业表面上是内资,但与益海嘉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实际控制关系。

  动向: 跨国巨头加速向我产业上游逼近

  种业巨头纷纷抢滩中国市场的同时,国际粮商也向产业上游逼近,A D M、嘉吉等外资粮商已将触角伸向中国山东、河南等产粮大省的“基层粮库”。

  2007年5月,世界排名第三的瑞士先正达种业公司通过收购河北省三北种业49%的股份,拥有了三北种业丰富的玉米种质资源和一系列优良的玉米品种,并可直接使用三北公司覆盖全国20多个省市的营销网络;2007年9月,世界排名第四的法国利马格兰种子公司通过旗下V H K公司,与湖南隆平高科第一大股东长沙新大新集团合作,间接实现对隆平高科的实质性控制;2007年9月,拜尔以项目合作形式与四川绿丹种业有限公司、江西农科种业有限公司展开合作……

  专家认为,进入21世纪,跨国种业巨头进入中国的速度明显加快,虽然国家通过立法限制外资控股主要农作物种子经营领域,但外资正以各种手段积极参与中国市场的抢夺。种业巨头纷纷抢滩中国市场的同时,国际粮商也向产业上游逼近,丰益国际、A D M、嘉吉等国际粮商开始涉猎国内种子行业。2009年,丰益国际在黑龙江建立了大米加工厂,并与当地农户签订水稻种植合同,尝试订单农业,直接将势力范围渗透到种植领域。A D M、嘉吉等外资粮商也已经将触角伸向中国山东、河南等产粮大省的“基层粮库”。

  杜邦先锋在中国种业市场谋划布局、抢滩登陆步伐尤为引人注目,继1998年在中国成立独资育种机构之后,又先后与2家中国的上市种子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并于2009年2月在其本公司的网站上披露“将在中国云南筹建第3家玉米种子公司”,如按照其规划顺利实施,先锋公司基本完成了在中国玉米主产区黄淮海、东北、西北、西南四个主要市场的布局。据青岛农业大学硕士生导师程斐介绍,2002年末,先锋公司与我国最大玉米制种企业———山东登海种业成立了合资公司,拉开了外资并购我民族种业的序幕。2006年,先锋公司与甘肃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敦煌种业———先锋海外有限公司。

  专家认为,一些企业与国外企业合资后,名义上是中方控股,但核心技术、高层管理人员等都掌握在外资手中,合资企业实际由外资操控。外资在完成并购“排头兵”企业后,我种子产业中小企业在外资挤压下面临严重生存危机,几乎没有能力与外资抗衡,而目前利马格兰、益海嘉里等跨国企业已开始不满于幕后操控,加速渗透我国种业的步伐已逐步走到了台前。

  警惕: 曲线进入的三种方式

  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外资曲线进入我国种业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代理人”注册公司进行并购;二是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共建实验室,外资出钱获取我研究成果和种质资源;三是外资花钱买断中方成果在国际上的专利权。

  北大荒种业集团董事长姜占卿介绍说,目前世界上几大种业巨头都已经进驻到中国,比如孟山都已经有3家企业进入,他们很多都通过科研、育种的渠道介入,而国家在相关方面却没有政策限制。

  他举例说,比如杜邦先锋、先正达这样,以共建或参股实验室、研发中心的方式进入中国农业生物研究领域,并不需要像进入生产经营领域一样接受行政许可审批,但其对生物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却不可小觑。以国家作物分子设计中心为例,这样的科研实体是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的承建单位,站在我国转基因领域研究的最前沿,保障对这样高端研发领域外资合作的引导和控制迫在眉睫。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益海嘉里一方面曲线并购我国种子企业,另一方面还在积极尝试购买一些国审品种,日前正在与贵州省农科院洽谈“黔单24”的相关事宜,对我国种业已展开全面介入。

  专家认为,益海嘉里公司绕过我国法律监管,进入我国限制外商投资种业领域的行为,如不尽早加以制止而放任自流的话,一方面将对如国际四大粮商等全球粮油企业以及孟山都、先正达等全球种子企业形成不良示范,效仿之下将逐渐侵占国内种业市场、大大削弱我国对自主粮食安全和种业安全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能出于局部利益支持或默许此类投资行为,将形成对国内种业企业投资获取该地区优势种业资源的实质性障碍,与国家希望国内种子育繁推一体化大企业整合重组全国地方种业资源、迅速做大做强的导向背道而驰,会导致我国民族种业迅速提升国际竞争实力成为一句空话。

  研发与推广脱节 缺乏核心竞争力

  业内慨叹“没有好品种,只能沦为人家的生产车间!”

  ■“我们拿不到人家的技术,人家把我们的技术、成果不断拿走,回过头来再从我们身上赚大钱。”

  ■“我们的研发与推广相脱节,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有一些成果,但经常被外资以各种方式买走,我们的企业自身又缺乏研发投入能力,最终导致真正做市场的人没有好品种,只能跟着国外企业走,沦为人家的生产车间!”

  种业安全事关我国粮食安全命脉,针对外资绕开政策监管控股国内种子企业、加速向国内种业全面渗透的苗头,有关专家认为,既要合理利用外资加速我国种业的发展,又要避免外资对种子产业形成实际控制的局面,建议一方面切实加强对外资进入种业的监管,消除监管真空,另一方面从多角度探索建立产业安全审查机制,避免技术、资源流失。

  只负责生产根本拿不到核心科研成果

  敦煌先锋每年销售额超过亿元,公司还对外宣称曾投资6000万当年就收回成本,但2008年敦煌先锋在酒泉市的纳税额只有100多万元,还不如几家大的饭店,对地方财政贡献十分有限。

  我国引进外资的重要目的,是要提升国内种子产业水平,但当前外资在这方面的贡献十分有限。美国先锋公司与敦煌种业合资的企业位于甘肃省酒泉市,酒泉市相关种子管理人员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敦煌种业只是先锋公司的生产车间,只负责生产,根本拿不到先锋公司的核心科研成果。先锋公司通常不允许参观,如果没有先锋公司的人带领,外人连厂区都进不去,更别说要学习外企的管理经验。敦煌先锋每年销售额超过亿元,公司还对外宣称曾投资6000万当年就收回成本,但2008年敦煌先锋在酒泉市的纳税额只有100多万元,还不如几家大的饭店,对地方财政贡献十分有限。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大和说,敦煌种业之所以与美国先锋公司合作,就是因为仅靠敦煌种业自身,根本研发不出能走向全国的品种。他认为,种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但由于我国科研和生产经营脱节,我国90%以上的企业没有研发能力,即使有研发能力企业也投入不足。张世煌说,跨国公司用于科研的投入一般占销售额的10%左右,而我国大多数企业的研发投入仅占销售额的2%左右,很多企业主要靠购买品种经营,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

  “我们拿不到人家的技术,人家把我们的技术、成果不断拿走,回过头来再从我们身上赚大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玉米中心主任、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世煌说,实质上就是我国的种业研发、推广体制造成的。研发与推广脱节,一旦核心技术被国外掌控,种子企业只能跟着国外企业走,我国在种子行业上将彻底失去话语权,届时沦丧的将不止是种子一个产业,而是与之相关的下游无数个产业,粮食安全、国家安全将操控在国外手中。

  外资种业采取小规模进入以点带面

  外资种业采取小规模进入、各个击破、再形成合力的方式对国内种业展开包围。而这种方式对我国种业的杀伤力是显而易见的,不加以遏止就会为外资种业以点带面、形成大规模优势提供机会。

  专家认为,外资进入国内种业已经成为事实,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要避免外资对国内种子产业形成实际控制的局面,就要把握住种业的两端,一端是种子的研发资源,一端是种子的市场经营资源。

  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站长丁万志建议,首先,外资合作对象必须有国家力量。单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企业,在与外资结合的时候,基本都是抱着“乘大船捕鱼,收获丰且风险小”的心态,关注点主要在合资能否带来利润,而对于是否控制研发、生产、营销这些重要环节,是否确实将国际种业巨头的一流研发成果引入国内,是否控制优秀资源的倒流这些事项并不关心。他建议说:“国内种子企业可以与外资合作,但必须让外资拿品种、拿育种材料入股,品种必须归合资企业所有,否则这些企业很 容 易 沦 为 外 资 控 制 国 内 种 业 的 工具。”

  其次,限制外资开展多头合作。由于种业的资本敏感度较高,较大规模的外资流入容易引起政府监管部门的注意,造成审批困难,因此以杜邦先锋为首的外资种业采取小规模进入、各个击破、再形成合力的方式对国内种业展开包围。而这种方式对国内种业的杀伤力是显而易见的,不加以遏止就会为外资种业以点带面、形成大规模优势提供机会。

  同时,控制科研院所与外资的结合。国家以拨付科研经费来支持运转的科研机构,不仅具有公益性研究的功能,也通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重大专项具备了向高端研发领域进军的能力,研究并形成了一部分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国际种业巨头以非常低廉的成本———投资共建实验室、合作开发、支持课题研发经费等方式攫取了我国一流的研究成果,并将其触角延伸到省级甚至市级的研究机构。

  最后,还应切实加强外资进入种业的资格审查,避免曲线进驻绕开监管。以利马格兰进入隆平高科为例,通过控股种业公司的股东方来进入种业领域,同时进一步派驻董事等高管人员来影响并控制其经营管理,这类外资进入轻而易举地规避了审查,顺利达到了控制的目的。

  建议建立“安全审查机制”

  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里面,有一个种业类是限制投资的,但是具体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审查方法,尤其是涉及到并购重组的时候应该怎样审查,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外资无论是幕后操控还是曲线控股国内种子企业,最终都是要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控制我国农业源头的目的。专家建议,国家下一步对外资在种业领域的并购重组,知识产权的获取、购买要建立产业安全审查机制,明确相关的具体的政策,规范与外资的合作模式,各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共同维护种业安全。

  中国种子集团有关人士认为,目前国内企业与外资的合作,没有一个具体怎样审定的方法,相关部门并没有一个类似外商投资的管理办法或者审查办法,发改委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里面,有一个种业类是限制投资的,但是具体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审查方法,尤其是涉及到并购重组的时候应该怎样审查,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他们认为,对于外资的审查应该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而不是形式上的审查,以利马格兰进入隆平高科为例,就没有经过农业主管部门的审批,只有当地商务部门的批准,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隆平高科间接地被利马格兰所掌控。

  包括利马格兰、益海嘉里,实际上都是通过“代理人”方式很简单地避开了中国的监管。丁万志分析认为,跨国企业与国内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关键要看这种合作是否建立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之上,如果合作的同时国外企业也输入技术、资源,把他们的品种也拿来,这种合作与交流有助于促进共同进步,但目前都是国外把我们的技术、成果拿走,研究成熟后回过头来再控制我们的市场。

   他举例说,先锋公司的先玉335就是例证,短短几年时间如今已经占吉林省玉米播种面积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既垄断了技术又垄断了市场,同时还攫取了暴利,所以今后科研单位在与外资的合作中应建立一种安全审查机制,确保我国种业的技术、种质资源安全。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我国种业的管理涉及到农业部、发改委、商务部,要在真正意义上建立起安全审查机制,必须各部门通力合作。业内人士建议在对外资进行安全审查的同时,应大力扶持国内民族种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与国外企业对抗的能力,最终掌控市场话语权。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11-02-14 16:51:42 +0800 收件人: "baiyimin001" <baiyimin001@sina.com> 抄送:标题: 白益民:铁道部长刘志军落马,日本财团大惊失色!

铁道部长刘志军落马,日本财团大惊失色!

白益民

    2011年2月12日,新华网发布消息称,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中央已决定免去其党组书记职务。资料显示,2003年3月,刘志军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2008年3月新一轮机构改革,铁道部新一轮人事任命,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留任。

    在刘志军任职期间,我国高速铁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3年10月12日,长春开往北京的T60次列车经由沈阳北站驶入秦沈客运专线,这预示着中国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客运铁路线——“秦沈客运专线”正式开通。

    有媒体消息称,刘志军被免职是受累于一个高铁项目的建设材料招标。当年京沪高铁项目设备招标,刘志军从中为山西某高铁设备供货商周旋,使价值数亿元的项目最终为该供货商所获得,而刘志军从中也获得了不菲的回报,数额在千万元以上。

    此消息发出两天后,即2011年2月14日,日本媒体对于中国政府公开宣布铁道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并免除其官职表示惊讶。NHK电视台指出,中国政府因为违纪问题而公开免除大臣级官员的职务是比较罕见的事。

    NHK电视台在当天12时的午间新闻节目中说,刘志军是一位很受关注的高官,因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加快建设高速铁路,并正在筹划将自己的高铁技术出口到国外去。中国政府如此高调处理刘志军,相信刘志军劣迹已经难以让中国高层容忍。

    从以上日本媒体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刘志军落马带有一种失落的情绪,这一点也不奇怪!此时,日本财团的心情恐怕非常绝望了!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八章 “商人幕府”的真经

白益民 著

    (这本书中关于中日高铁秘密交易的内容吧,网上有电子版下载。以下节选书中部分内容,供网友参阅。)

    日本财团代表的财界势力对整个东亚经济早在10多年前就做好了设想。为此,日本政府1994年出台了《东亚新干线铁路网》的建设计划书:以东京为起点,通过对马海峡的海底隧道连接韩国,然后穿过朝鲜半岛连接中国,从中国大陆一路南下直抵香港。由于韩国的抵制,以及中国大陆的不积极,日本财团首先将台湾作为其新干线铁路计划的实验田。从1996年开始,三井物产凭借在台湾的事业基础,积极推动台湾高速铁路项目的进程,并在日本成立了“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TSC)。

    日本财团是两岸通吃,哪里有钱赚就去哪里。1997年,为争夺京沪高速铁路项目,日方组建了“中国高速铁路日本企业联合”,就算不是“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的原班人马,但绝大多数都是老面孔。有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大陆出面领头的是三菱商事。与台湾“市场换政治”不同,中国大陆的高速铁路工程的基调是“市场换技术”。近两年,由三菱商事牵头的6家日本财团企业成立了“光基铁道系统公司”,采取与中国南方机车集团联合竞标的方式,成功取得中国铁路提速项目的大批订单。

    从某种程度上讲,三井、三菱等大财团既是日本经济的支柱,也是日本社会的幕后政府(幕府)。此时,对比国产高铁机车的夭折和韩国高铁技术自立的过程,不难看到国家工程中组建包括经济、产业、政界以及民间力量在内的“联合军团”的重要性。

第一节 政治挂帅显神通 (略)

日本与台湾的财团外交

    “三井物产”充当总协调人,以政治博弈收获经济利益。

第二节 “三位一体”的攻势

“京沪高铁”牵动日本政界要员

    国家大型采购案作“政治运用”是世界各国都会用的,只是程度深浅的差异,中国和日本也不例外。针对中国大陆的高铁项目,日本采用‘三位一体’的营销策略,即综合商社为核心的相关财团企业与日本政界、日本经团联为首的产业组织机构互相配合的全方位营销。相对于政府和经团联为了争取中国高铁建设的努力而言,日本财团企业的准备和努力则更为实际。

    拟建中的“京沪高铁”全长1300公里,被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的重点项目。从公布立项开始,就成为日、法、德这三个国家的争夺目标,三方两派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歇过。拿到这个项目,将会给承建方带来100亿美元的市场效益。日本和法国以轮轨见长,而德国则是磁悬浮的代表。为了向中国推销日本新干线技术,日本政府和民间在1995年成立了“北京-上海高速铁路计划合作推进委员会”。

    日本产业界为了拿下中国大陆的京沪高速铁路的生意,1997年即由三菱商事(综合商社)、川崎重工、日立制作所、东日本旅客铁道(简称:JR东日本)等14个企业团体发起“日中铁道友好推进协议会”,聘请前首相竹下登(已故)担任会长,总共有70家厂商会员,其中的44家企业组成“中国高速铁路日本企业联合”。该会虽然仅有5名职员,但每年预算竟达3亿日元,这在日本极为罕见。

   中国领导人每次访日,双方必定谈到新干线,日方必定安排乘坐和参观新干线。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乘坐了新干线,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访问日本时都乘坐了新干线。新干线固然是日本国内移动时安全便捷的交通工具,但日方如此安排也有展示新干线的先进技术以向中国推销的意图。1998年11月,访日的江泽民主席乘坐新干线时,小渊惠三首相(已故)对江泽民说:“对中国的高速铁路项目,日本将官民并举,倾力协作。”

    此后,日本通过各种场合一再表示希望参与中国的高速铁路建设项目。1999年7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赴大陆访问,向中方递交了一份“日本援建中国高速铁路意见书”,明确表示日本愿意提供最先进的新干线技术和建设资金。2000年4月,日本运输省官员曾表示,中国建设北京-上海高速铁路项目时,日本不仅可以向中国出口车辆,而且要向中国转移新干线系统的最新技术。

    和日本政界要员一样,以日本经团联为首的日本产业组织对争取中国高铁订单也不遗余力。2000年10月14日,朱镕基总理访日,当时的日本经团联会长今井敬在欢迎宴会上郑重的表示“日本没有美国的波音客机,也没也法国的空中巴士,只有一条新干线,希望中国能够在建设北京至上海的高速铁路问题上,认真考虑采用日本技术”。但中方并未因此随之起舞,日本的几番努力,朱镕基总理回答的总是一句外交辞令“欢迎投标参与国际竞争”。

    经团联会长(“财界总理”)披挂上阵

   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较热衷采用磁悬浮技术,日方一度沉寂下来。为了争取中国内地第一条高铁的生意,法国和德国的政治领袖们开始频繁活动。2002年底德国总理施洛德去上海,与中国领导人共乘磁浮列车,然后续访北京,表示德国政府愿给予全面的支持。法国也积极表示愿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然而,“中国工作”着力最深、动作最频繁还是非日本莫属。

    2002年8月13日,日本《每日新闻》报道:作为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宋健表示与日方商讨有关新干线合资事宜。2002年9月,宋健访问日本期间,日本许多媒体纷纷报道说:“中国政府在京沪线1300公里的计划中对日本型新干线重新表示兴趣”。随宋健到日本访问的,还有铁道部高速铁路办公室副主任华德洪。日本媒体报道说:“华德洪谈到京沪高速铁路,并说新干线是最好的模式。”由此,日本各界又掀起一波出口新干线的热情。

    作为一个坚定的新干线支持者,经团联新会长奥田硕在2002年多次表示,无论从地理环境还是从技术造价上,新干线技术是最有竞争力的。他建议,成立一个“日中高速铁路联合委员会”,用来推动进程,甚至说“只要建立了这个委员会就表明日本已经获取了京沪高速铁路的建设权”。在日本经团联的建议下,日本甚至把承建京沪高铁提高到“两国友好”的高度。

    奥田硕既作为有“财界总理”之称的经团联会长,自身又是三井财团丰田公司的会长。当时,丰田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了美国汽车业界三巨头(通用、福特和戴姆勒·克莱斯勒)的总和。奥田硕担任会长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新经团联),前身是经济团体联合会(原经团联)和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这两个团体在二战后50多年来一直被称为“财界大本营”和“财界劳务部”,2002年5月28日宣布合并,统称“经团联”。

    原经团联成立于战后初期的1946年8月,主要由日本制造、贸易、流通、金融等行业团体和主要大企业组成,会员总数达1207家,是这些大企业的利益代表。它在宏观经济政策、税制等国家重要经济问题上向国会、政府、政党提供重要的政策建议,具有政府经济智囊库功能。经团联的会长又被成为“财界总理”。特别是1994年之前,经团联一直负责协调各企业向政党提供的政治资金规模,对政党支持影响力巨大。

    2003年5月,奥田硕曾计划率领经团联访华,主要推销新干线技术,但“非典”扰乱了行程。3个月后,《中日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奥田硕重燃访华念头,当然还是为了兜售日本新干线。但恰好此时“齐齐哈尔毒气泄漏事件”发生,中国对日敌对情绪高涨,中国方面难以安排高层晤见,行程再次推延。此时,奥田硕告诫日本人,京沪高铁建设权的竞争是长期的,并且希望日本厂商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进行投标的准备工作。

    发动另一波推销攻势

    2003年7月1日 ,许多国内媒体都报道了秦沈铁路客运专线开通运营的消息,引起了各方重视。这是因为秦沈铁路客运专线是当时中国速度最高的铁路,它设计时速200公里,并预留了今后升级为时速250公里的条件。中国自主研发的“中华之星”列车在这里曾创造了时速321公里的试验记录。虽然秦沈铁路客运专线还不是高速铁路,但是一旦中国铁路熟练地掌握了时速200公里的技术,势必将缩小今后引进的范围。

    随后,日本从2003年夏天起发动另一波推销攻势。2003年8月3~6日国土交通大臣扇千景带着大礼──低利日圆借款(即ODA,日本政府经济援助)到北京拜见国家领导和铁道部负责人。原本从2001年起,日本对中国援助已逐年锐减,而如果大陆肯采用新干线,日方愿意再提供巨额资金援助。然而,中国政府方面一贯明确表示“采用哪种技术,正由中国专家做论证”,无论日方如何“利诱”,中方都没松口、偏向日本。

    在日本国土交通相扇千景2003年8月的努力失败后,针对中国当时强烈的反日情绪,经团联会长奥田硕甚至向外界保证,即便获得了建设权,拥有“日本军方背景”的三菱重工,将不会参加京沪高速铁路的建设。奥田硕显然认为,自己同中国的良好关系将有助于为日本拉到选票。2001年中日贸易摩擦时,奥田硕也是日本企业界中第一个站出来指责本国政府的人士。2002年胡锦涛当选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时,他就特地发来贺电。

    从2003年11月23日开始,以奥田硕为首的代表团开始了中国之行。这被日本看作是对华民间经济外交的“处女行”而被寄予厚望。这也是中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首次面晤日本经济界领导人。出发前,奥田硕曾反驳日本国内不赞成新干线出口给中国的人士说,这是一个绝对应该争取的事业,“中国的高速铁路计划不单是京沪之间,是涉及将来中国全国多条建设路线的计划,况且日本透过展示先进技术,可促进企业向中国出口”。

    2003年11月24日,中国总理温家宝会见了奥田硕。会谈中,中方一直回避新干线这个话题。于是,在会谈即将结束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幕:一向颇有绅士风度的奥田硕,被迫向温家宝总理直截了当地提出:“关于新干线的事情,是有进展还是为时过早,我们希望能从温总理这里得到信息。”温家宝总理的回应是:“我们有必要听取广泛的意见”,以此希望日方能够理解这件事情需要时间。这使得日本方面依然无法摸清中国方面的态度。

    “三菱商事”担任主干事

    日本综合商社拥有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产业组织能力和复杂的关系网,在当地的商权争夺战中拥有巨大的优势。在综合商社的组织下,日本财团企业的综合实力要明显强于德国和法国公司。2003年11月9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题为“冀望京沪高速铁路:三菱商事全面合作联想”中报道说:“三月份(2003年3月),三菱商事赢得了中国方面6亿美元的燃气轮机的投标。对京沪高速项目,三菱商事非常积极。”

    在谈到“决定京沪高速最后谁胜出的因素有哪些?”时,三菱商事常务执行董事、中国总代表武田胜年说:“在中国方面,有三层结构。第一层,是做最实务性工作的铁道部或者是铁路经营公司,他们更多地考虑例如价格、技术、软件硬件、交货及时等方面的问题;第二方面是政府,以发改委为主的国产化问题,即技术引进问题;第三方面,可能就是外交或者是政治方面的问题。”武田胜年很有信心地表示,上述的第一方面可以解决。

    三菱商事作为高速铁路日本联合会的主干事,一直扮演着产业组织者的作用。武田胜年认为:“在未来几年的中国铁路建设中,日本企业有很大优势。在产业合作方面,日本铁路建设和欧洲不大一样。欧洲的铁路技术,掌握在西门子等公司手里,而日本的基本技术掌握在日本铁路公司。根据日本铁路公司的要求,厂商进行生产。因此在日本铁路公司的支持下,中国企业可以按设计要求进行生产,有利于铁路设施和设备的国产化,以及技术转移。”

    当然,三菱商事中国总代表的话仅仅是日方推销中用的技巧,这场关系到以后中国铁路建设发展的方向和上千亿巨额订单的巨大博弈中,无论是中方还是外方都不得不站在企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上考虑,日本的无所不用其极也无可厚非,因为巨额订单不仅直接可以给日本铁路公司带来盈利,也可以拉动相关制造业的全面发展,甚至可以通过中国高铁项目实现技术上的创新和突破。    

    中国大陆的京沪高速铁路项目和台湾高铁跌宕起伏的争夺战似乎有类似的地方。同样是日、法、德为首的三国争夺,在竞争的初期日本企业也并不占上峰,但是随着日本“三位一体”的营销策略展开和推进,优势逐渐被日本企业掌握。中国大陆要比中国台湾在主动权上要好一些。比较不同的是,中国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市场换技术”,而中国台湾当局选择的是“市场换政治”。

第三节 进军中国“大提速”

日资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中国

    2007年4月13日,人民网消息:行驶在铁路上海南站至杭州之间的动车组列车喷上了“和谐号”名称,这也是中国铁路第六次全面大提速的标志。“和谐号”CRH动车组成为了我国既有线时速200公里及以上旅客运输的主力车型。“和谐号”CRH动车组主要产自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的青岛四方客车股份公司(简称:南车四方机车公司)和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的长春轨道客车股份公司,其中上海铁路局的车辆采购自南车四方机车公司。

    早在2004年5月18日,《日本经济新闻》刊出一条消息:日本川崎重工、三菱商事、日立制作所、东日本旅客铁路等6家公司将参与中国现有铁路提速项目的招标,近期已联合成立“光基铁道系统公司”,该公司将通过川崎重工向中国出口相关技术,中国的“南车四方”将成为本次招标的窗口,如果日本企业竞标成功,将成为日本高速铁路技术向中国转让的首例,并成为日本企业介入中国新干线铁路市场的突破口。

    为实现计划于2005年启动的中国国内现有铁路提速项目,铁道部于2004年7月28日就京沈、济青等5条铁路欲引进的新型列车实行招标。作为中国第6次铁路大提速,此次高速化的路线有北京至沈阳、济南至青岛等5条现有线路,总长约2000公里。日本财团企业决定改良日本东日本旅客铁路(简称:JR东日本,新干线的运营公司之一)的东北新干线“疾风号”车型(即新干线“隼”型的派生型)参加此次竞标。

    至今,很多人仍对2004年7月28日那场“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招标记忆深刻,因为这场招标会曾一度由于日本方面的参与竞标而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对。在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后,引进日本新干线高速铁路技术对中国而言成为了政治问题。许多中国人通过网上签名等活动反对引进日本新干线。正在着力推进铁路高速化的中国政府部门(铁道部),也不得不对引进新干线采取谨慎态度。

    对与日本川崎重工的合作,南车四方机车公司董事长江靖曾作过解释:一是川崎重工的机车车辆制造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二是四方与日本川崎重工有近20年的合作历史,四方机车公司既接受过川崎的宽轨转向架技术转让、不锈钢车体设计和生产的技术转让,也与川崎合作生产过向日本JR公司出口的转向架。随后,日方向中国提供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JR-EAST)生产的最新‘疾风’型新干线车辆在中国组装,机车生产则由川崎重工来做。

    包括川崎重工在内的6家日本公司联合体的新闻发言人是三菱商事的神原先生。但是,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电话釆访他时,神原先生回避谈论这个话题。最终事实证明,6家日本公司成立的“光基铁道系统公司”与南车四方机车公司联合中标了铁道部60列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订单。日中联合体这次中标成功,对中国政府就长达1300公里的京沪高速铁路选用日本新干线技术产生了非常大的正面影响,发出了日资将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中国铁路建设的信号。

    秘而不宣的第二次招标

    铁道部第一次招标的“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签字仪式是在2004年10月20日下午举行的,地点是北京中国通用技术大厦。当天气氛相当热烈,参加签字仪式的有铁道部运输局以及发展计划司的官员、中国南车集团和中技国际招标公司高层以及川崎重工株式会社社长,日本联合招标体的其它公司也都到场。当天签署了《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技术转让协议》和《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国内制造合同》等重要文件。

按照技术转让协议,作为技术转让方川崎重工应负责对南车四方机车公司包括设计、工艺、生产、管理等岗位的300人左右进行培训。2005年,南车四方机车公司的一个培训团队在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许韵武带领下到日本川崎车辆厂接受培训,学习和消化日方的管理经验和制造技术。回国后,他们承担了对其它技术人员的培训。2005年8月17-19日,南车四方机车公司举办了首期专题培训班。到2005年8月,公司已经派出采购、设计等4个团组出国接受培训。

    铁道部2004年的这次“时速200公里高速列车的招标”是第一次,被外界还是多少捕捉到一些信息。但第二次招标则是完全封锁了,事后《商务周刊》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第二次招标从2005年初开始组织筹备,6月份开始招标,9月份基本结束,目的是采购运营速度为300公里/小时的新型列车。这次招标是在2004年140列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技术引进和招标采购的基础上进行的,继续采用“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

    这第二次“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招标未公开发公告,采用了小范围内展开报价和谈判的“竞争性谈判”方式。2005年11月22日,日本几大主流报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经新闻》均在靠前版面以头条方式报道了这一消息,新加坡中文媒体《联合早报》也对此事进行了初步报道。2006年初,铁道部运输局有关官员透露,动车组第二次招标采购已经取得成功。在此次招标中,中技国际招标公司仍然作为铁道部的代理方。

    2006年1月23日,一则消息引起了业内的关注。当天,南车四方机车公司的母公司——中国南车集团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国家开发银行在今后的三年时间里,将为中国南车集团公司时速200—300公里高速列车研制等国家重点项目提供开发性金融贷款150亿元人民币。此时,南车集团已经获得了铁道部60列时速300公里高速列车的订单,并已开始组织生产。

    至今,南车集团对第二次招标仍讳莫如深,因为南车集团的高层承担了很大压力。由于历史原因,中日关系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触动那条敏感神经。事实上,第二次竞标中,川崎重工仍然是与三菱商事、日立制作所、三菱电机、丸红商事、伊藤忠商事等5家大企业出资,通过共同成立的“光基铁路公司”来竞标。作为6家日本公司联合体统一的新闻发言人,三菱商事始终没有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

    在这个“6家日本公司联合体”中有3个成员是综合商社:三菱商事、丸红商事、伊藤忠商事。有内部人士透露,实际上这6个公司仅是主要参与者,还有其他的日本综合商社(是三井物产、住友商事的可能性很大)也参与了高速铁路竞标项目。综合商社在联合体中主要执行贸易和公关事务。这些综合商社公关能力非常强大,正是这些综合商社在操作竞标的主要工作。同时,他们也在对各相关机构进行游说公关活动。

    其实,一直在中国大陆高铁项目中没有公开路面的三井物产与南车集团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在巴西淡水河谷(CVRD)扩大巴西国内铁路网的过程中,三井物产动员了交通项目第一部、第二部、物流推进部、北京办事处、巴西和美国分公司的人员和物力,促成南车集团及其所属的株洲车辆厂、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与巴西淡水河谷于2003年7月达成了提供900辆铁矿石铁路货车的协议,合同金额达3600万美元。据巴西当地媒体报道,三井物产还准备与南车集团在巴西共同建造货车生产工厂。

    “和谐号”,异乡的新干线?

    在国务院2006年2月批准的京沪高铁立项方案中,正式确定采用轮轨技术。这意味着曾争论了将近10年、一度呼声甚高的磁悬浮技术最终出局。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司也证实了,京沪高速铁路采用高速轮轨技术建设,这在某种意义上确认了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可能性。京沪高铁项目全线按最高时速350公里、运行时速300公里设计,一次建成高速铁路线路1320公里,预计总投资将达1300亿元左右。

    2006年3月8日,中国订购的日本新干线列车运抵青岛码头,这是日本川崎重工抢夺中国高铁投资盛宴努力的一部分。同一天,《经济观察报》刊出报道: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表示,投资超过1000亿人民币的京沪高铁正式批准立项,力争年内开工,并且有意强调其修建技术将完全依靠自主研发。至此,在经过16年之久的论证之后,以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北京和上海为起点和终点的京沪高速铁路终于获准正式立项。

    2006年12月2日-3日,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冬柴铁三访问了中国,期间除拜会国务委员唐家璇之外,还与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进行了会谈。在3日下午,冬柴铁三访华的媒体吹风会上,一位日本NHK记者抛出的问题,引起了在座记者的关注:“和刘部长见面时,是否谈到了日本新干线与中国未来高速铁路的合作问题?”冬柴铁三回答:“刘部长对日本新干线技术给予了高度评价,希望与日方展开合作,但我们没有就此进行实质性的探讨。”

    而在日本,每一次日本外交官员亦或民间组织就此事访问中国,主流媒体都会及时曝料个中进展。2007年1月28日,中国第一列子弹头高速列车正式投入商业运行,从杭州开往上海。日本媒体甚至将这趟从上海到杭州的标有“CRH”(和谐号)的动车组称为“异乡的新干线”,或“日本新干线中国版”。日本记者随车进行采访,日本国家电视台NHK在当天傍晚以《中国新干线》为题播出了这一专题节目。

在这个节目中,特别播放了记者采访一位中国乘客的镜头,那位乘客对这辆国产品牌列车赞叹不已,骄傲的神情溢于言表:“中国能够生产这么好的列车,说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非常强。” 然而,随着日本媒体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攻势,CRH遭遇到中国的民族情绪,甚至于被网民译成“耻辱号”。此时,随着日本“疾风”E2-1000新干线车型基础上加以改进的中国品牌(“CRH2型”)列车投入运营,日本企业迎来了新的曙光。

    任何一个国家的铁路系统在对外合作中都会慎之又慎,具体到京沪高速铁路项目,除了价格因素之外,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包括:是否有技术转让、转让的百分比、所使用车辆等设备是否部分在中国生产,以及国与国政治和外交关系的好坏等等。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冬柴铁三访华期间,一位日本驻京记者对《世界新闻报》记者说:“如果明年能够实现温家宝总理或胡锦涛主席访日,我相信对中日在铁路领域的合作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2007年4月4日,在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前夕,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了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共同社、日本广播协会等16家日本新闻媒体驻京记者的联合采访,并称这次访问是 “融冰之旅”。引人瞩目的是,温家宝总理此次访日过程中从东京前往京都时,没有循例乘坐新干线,而是选择了乘飞机。日本媒体猜测认为,温家宝总理刻意避开了乘坐新干线,表明不把 “引进新干线技术”作为政治交换。

    时至2007年12月22日,南车四方机车公司董事长江靖宣布:中国首列国产化时速300公里“和谐号”动车组列车(CRH2-300)竣工下线。当天,中央电视台报道了这一消息,并且强调:时速300公里“和谐号”动车组是由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是中国铁路全面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取得的重大成果,标志着中国铁路客运装备的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自主研制时速300公里动车组的国家。

    躲在喧哗背后的三井财团

    正当中国人为国产“和谐号”高速列车而无比自豪的时候,一直在台湾高速铁路项目上奔忙,而未曾在中国高速铁路争夺战上公开露面的三井财团,其实并没有闲着。早在2003年8月18日,三井物产通信交通部本部部长长尾寿彦率东急车辆株式会社访问了北车集团的“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随后,三井物产中国总代表副岛利宏在2006年的“中国循环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到“三井物产和日本另一家公司和长春客车厂三家公司合作正在重庆建单轨项目”。

    此时,作为三井财团的产业组织者,三井物产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开始发力。重庆市轻轨二号线是由三井物产控股的朝阳贸易株式会社(简称:朝阳贸易)通过长春客车厂引进日立公司的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于2005年6月18日正式开通。随后,三井物产、朝阳贸易、日立与重庆轨道交通总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等中国企业共同以股东和发起人身份于2007年9月组建了“重庆单轨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希望推动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日本,三井物产、三井物产交通系统、东芝、东急车辆制造、日本电设工业、大铁工业于2001年从法国Rollindustry公司引进技术,开始积极联合开发“橡胶轮胎式单轨双向导向的轻轨交通系统”,并租用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简称:新日铁)的部分用地,建设了总长度400米的试验线路,使用3节车编组的列车从2005年5月开始至2008年进行约3年的实车试验。这个交通系统已经被中国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引进,在2007年正式运营。

    借助北车集团的长春轨道客车公司这个平台,三井物产的关系企业还顺利介入到了北京的地铁建设之中。北京地铁五号线工程电动客车招标项目、十号线工程电动客车招标项目的中标人是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而北京地铁五号线工程电动客车电气牵引系统、空气制动系统及空调系统招标项目的中标人是住友商事、日立和永济电机厂的联合体,北京地铁十号线工程电动客车电气牵引系统及空气制动系统招标项目的中标人是三井物产、东洋电机和湘潭电机的联合体。

    与此同时,三井物产又从南车集团的南车四方机车公司成功切入到北京地铁项目中。2006年5月25日,北京地铁车辆更新项目——北京地铁一号线消隐工程电动客车及牵引制动系统采购合同,在京隆重举行签字仪式。在欢快的乐曲和热烈的掌声中,南车集团董事长江靖分别与北京地铁运营公司董事长王德兴和北京国际贸易公司、湘电股份、东洋电机、湘电东洋、三井物产代表在电动客车整车采购合同和牵引制动系统采购合同上签了字。

    事隔一年之后,2007年10月12日,成都地铁1号线17列102辆地铁车辆及牵引制动系统采购合同签字仪式在蓉城隆重举行,南车四方机车公司为整车的制造集成商,由三井物产、三井物产成套设备系统、东洋电机、湖南湘电东洋电气、湘潭电机组成的联合体作为车辆电气牵引系统和空气制动系统(列车的“中枢系统”)的供货商。此时,三井物产还在组织财团的关联厂商积极参与天津地铁的投标工作,不断将触角延伸到更多中国城市中。

    在中国大陆,东芝公司实际上部分替代了三井物产的综合商社角色,发挥着三井财团在电气制造领域的产业组织者作用,早已吞下了中国铁路电气装备这样一块现成的肥肉。2002年8月28日,东芝与中国大连机车车辆共同出资在大连保税区成立了“大连东芝机车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生产、销售和维修保养铁路机车(电力机车和内燃机车)及城市、城际交通车辆用电气产品为主。该合资公司成为东芝公司在海外成立的第一个铁道车辆电气产品制造基地。

    大连机车车辆厂是中国著名的大型国有内燃及电力机车生产企业,是中国最大的铁路机车厂家,而 “大连东芝机车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的产品包括:铁路机车、城市及城际轨道交通车辆牵引用主变流器、辅助电源装置、监控系统、车辆信息系统及其相关设备。可见,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通过在大连的这家合资企业可以非常便利的介入到中国铁路大提速、京沪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所有重大铁路电气化项目中。事实上,东芝已为中国的铁路和大连、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城市交通提供了许多电气产品,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曾经在2007年6月12日采访了东芝公司总裁西田厚聪,然后这样写道:“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个“巨贾大亨”(指西田厚聪),竟是学政治出身的——早年他在大名鼎鼎的东京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喜欢德国政治哲学的西田厚聪,经常爱说这样的话:经济学关心人与物,政治学却告诉你人和人怎么打交道,所以政治和经济,都是关心人的利益”。这篇采访文章中还特别提到“在交通领域特别是最近的第六次铁路大提速中,东芝已确定了180台的铁路机车订单目标。”

第四节 陨落的“中华之星”

    中国高速铁路的民族梦想

    如果中国自己企业的竞争力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持续提高,而只是单纯地依靠比较成本优势,甚至只是向跨国公司提供我们的比较优势资源,那么,即使中国的制造业规模有很大的扩张,也将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世界工场”,而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在中国铁路设备技术竞争中,外资顽强地驻留着自己的身影,各国在中国高铁建设中的博弈仍然存在,各种技术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有目的性,谁是最后的赢家,是中国、日本、德国还是法国?

    由于“京沪高铁项目”投资巨大,技术难度高,并且与中国未来铁路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从提出建设到2006年3月的正式立项,经过了16年的研究论证,几乎耗费整整一代人的心血,也浓缩了中国铁路迈向高速时代的民族梦想。如何实现技术引进与国产化的最佳结合,是中国高铁建设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在这一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如何用事业凝聚人才、造就人才,尤其是以中青年为主体的创新型领军人才。

    上届铁道部曾对研制高速列车和机车有明确的战略战术和步骤,1993年就开始了基础研究,后来租赁一列欧洲X2000高速列车在广深线示范运行,使中国国内对高速列车有了一致的认识。对中国来说,不仅要最大限度地消化国外技术和避免不同技术之间的不兼容,也需要注意外国企业在中国的长远布局损害了国家的最高利益,更重要的是努力培养和发展自主技术,让“经济爱国主义”不是一句空谈。

    从1999年与国外合作研制“蓝箭”高速列车开始,“自主+合作”的研制模式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1999至2003年,中国企业先后成功研制出“蓝箭”、“先锋”、“中华之星”、“长白山”等型号的高速列车,“奥星”、“天梭”等高速电力机车,“西部之光”、“DF8CJ”等内燃机车。但是,这些机车都在国内市场化过程中受阻,基本全军覆灭。“中华之星”高速列车项目最为惋惜,该项目是由国家计委安排的重点产业化项目。

    “中华之星”的前身是现在广深线运行的“蓝箭”号,都是以欧洲高速铁路技术模式为基础,属于动力集中型动车组。2000年,中国通过技贸结合和国际合作,引进国外核心技术部件——牵引变流器,完成了200公里/小时速度级的“蓝箭”电动车组,并在随后的正线试验中达到了236公里的时速,于2001年完成了8列动车组的生产,并正式投入广深线商业运营。这说明中国已掌握和具备了200公里/小时级电动车组产业化的能力和条件。

    2000年初,经过专家的多次论证,铁道部拿出270公里/小时高速列车产业化项目报告,并提交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当年下半年,国家计委以2458号文件正式批准立项,同时列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项目。该文件明确这是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列车,并命名为“中华之星”。2001年4月,铁道部下达“270公里/小时高速列车设计任务书”,确定了列车的总参数,由此拉开了“中华之星”自主研发的序幕。

    此时,“中华之星”面临着巨大的商机。2003年初,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宣布,“十一五”(2006~2010年)期间,中国将投资12500亿元人民币,建设17000公里铁路新线,其中客运专线7000公里,这些线路的列车时速都要达到200~300公里。根据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10万公里,主要繁忙干线均实现客货分线,复线率和电气化率均达到50%,客运专线达到1.2万公里以上,估计铁路建设的资金为2万亿~2.5万亿元。

    “中华之星”与“日本之星”的不同命运

    在铁道部下达的设计任务书中,对“中华之星”的用途有很明确的说明:京沈快速客运通道主型列车,未来高速铁路的中短途高速列车和跨线快速列车。“中华之星”的立项明确是以“产业化”为目标,预计用两年左右时间,达到年生产15列“中华之星”的能力。“中华之星”项目集中了当时国内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和研发的最核心力量进行联合攻关,集合了南、北车集团旗下的四大铁路机车车辆企业、四大科研院所和两个高等院校。

    从2003年1月起,“中华之星”开始在秦沈客运专线上进行线路运行考核。截止到2004年12月,“中华之星”在秦沈客运专线累计运行53.6万公里,创造了目前中国铁路新型机车车辆试验运行考核里程最长、运行考核速度最高的纪录。然而,在2004年铁道部200公里/小时动车组项目采购招标中,对象仅仅限于4家外国财团。由于实验中的故障记录,且缺少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中华之星”高速车组的国内制造企业被这次招标拒之门外。

    2005年初,“中华之星”在经历了秦沈客运专线上53.6万公里的线路运行考核,两节动力车和9节拖车分别返回四大主机厂进行“解体拆检”,拆检后没有发现任何重大问题,可以确认整车和零部件状态良好。然而,“中华之星”在通过了全面型式试验和50多万公里的运行考核后,只是因为一次实验中的技术故障而被迫叫停。之后,52名中科院院士联名向党中央、国务院上书力推“中华之星”,2005年8月又投入试运营。

    对比日本新干线(“日本之星”)的发展历程,尽管有媒体报道说日本新干线40年无事故,其实并不然。日本新干线一位抢修队队长在他的《新干线的安全神话是这样创造的》一书中回忆:新干线开通不久,多次出现半路抛锚,列车在半路断电,没有照明没有暖气,乘客在寒风中忍耐,几小时后他们才抵达现场。还有脱轨事故、车轴断裂、车厢漏水、厕所和车门被吹飞,等等。此外,新干线还有线路方面的故障,铁路不均匀沉降,信号系统故障。

    但是,日本没有像中国对待“中华之星”一样对待最初老“掉链子”的新干线。在初期,日本把新干线的持续性研制甚至上升至法律层面,任何有决策权力的人都不得中断。事实上,学习外国技术不在于将中国高速铁路机车(CRH)的轮子制造得有多圆,不在于外形多流线,而在于控制系统,尤其是其中一些“软”内容,包含设计思想的关键技术,外方教不教先不说,中方能不能学会就更难。

    由于主导 “中华之星”项目的都是技术出身的专家学者,没有像日本综合商社那样在资金运作、产业协调和政府公关方面的经验和能力,难以产生真正的商业竞争力。虽然“中华之星”投资1.3亿,由12个企业、科研院所和大学共同完成,掌握了全部核心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其动力集中技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也很适合我国国情。但是,2006年8月,“中华之星”在完成了29万多公里载客考核后,最终还是被取消运营资格。

    耐人寻味的是,“中华之星”动力车的前身,即同样为200公里/小时的电力机车“奥星”号,2004年出口到哈萨克斯坦,至今已经运行了100多万公里,经历了摄氏零下50℃严寒考验,虽然也暴露出一些技术问题,但都很快得到解决。2006年,中方又新获得两台订单(连前共买五台),定于2007年1月交付哈萨克斯坦方面。而且,中国这种高速机车成为哈方国家铁路百年纪念邮票的形象代表。最令人遗憾的是“中华之星”部分机车科技人才,看到在国内事业无望,纷纷跳槽到外企或干脆移民国外。

   “外国芯”使国家战略安全存在隐患

    “中华之星”的退出,意味着为包括日本财团在内的外国企业让出了巨大的市场。目前为止,中国共购买了日本、法国、德国的高速列车一共280列(其中160列为200公里/小时,120列为300公里/小时),每列8辆,定员只有600多人,共计人民币553亿。加上购买 1098台机车(电力机车420台和内燃机车678台)的人民币305亿和技术转让费5亿美元,这几次引进共花了人民币900亿(折合110亿美元)。

    这样高的代价,买来的是近60%为200公里/小时的列车和以组装为主的制造技术。而所谓的“技术转让”,只不过是外方将其部分技术转移到其控制下的合资企业,中方人员并不掌握核心的程序和电路。在中国向日本订购的60辆列车中,3列在日本完成,并完整交付予中国;另有6组以散件形式付运,由中方负责组装;最后提供中国国内制造剩余的51列列车所需要的设备等知识产权,但是一些高技术部件仍然会采用从日本进口的产品。

    英国《金融时报》曾指出,中国CRH2型“子弹头列车”只是在日本E2-1000新干线车型基础上略加改进,并且,中国南车集团(南车四方机车公司的母公司)对该技术使用权仅限于当前这个合同。相关资料显示,供中国使用的CRH2与日本E2-1000使用相同的电动机,但其编组方式与日本不同,动力较小,因此在营运速度上低于日本本土的E2,最高时速为200公里。

    中国从日本、法国、德国这三个国家买回的列车,其技术、规格不相同,难以通用,在以后的维修和运用方面将给我国带来巨大的困难。而且,购买外国车也没有与我国自主开发的高速列车的工作相结合。2007 年4月21日,《新京报》报道高速列车D12次列车连续三次晚点,工作人员称制动不灵,但却修理不好,原因是法国阿尔斯通公司掌握着核心技术,只他们才知道设计背景和故障原因。

    虽然考虑到中国目前并没有成熟的高铁技术,引进外国技术在所难免。但是,铁路是国家交通运输的大动脉,高速列车和机车既是国家的重要产业,也事关国家安全的大局。此次引进高速列车的牵引、网络控制、制动、辅助系统和ATP/ATO/ATC的关键技术,无线网络接入和GPS等远程控制和监测等手段,都由国外企业掌控,使技术供应商具有主导优势。高速铁路这种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项目,“外国芯”使国家战略安全存在隐患。

    日本财团等外国企业早已在中国悄悄的布局他们的合资或独资企业,迎合中国国产化政策的需要,实现“made-in-China,but made by Japan”(在中国组装,由日企制造)的战略步骤。“Made-in-China”决定的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而“Made-by-Japan”决定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也就是说,日本财团投资在中国的产出计入了中国的GDP,却不是中国的GNP,而是日本的GNP。因此,日本财团进入中国,得到了更大的市场占有率和更多的利润,增强了日本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无论怎样,面对中国铁路跨越式发展的需求与中国铁路技术与国外依然存在一定差距的现实状况,为节省时间和资金,利用国产化替代自主化也是无可厚非的选择。台湾高铁撇开政治利益不谈,它最大的问题在于日本技术和欧洲技术无法兼容,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制约了新技术的运用和发展。而韩国人对自主技术的执着,在短期内造成了对法国技术的“水土不服”,但这种牺牲眼前利益,争取长远利益的策略,也可能是最高明的策略。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2011-01-05 17:59:50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FW: 朝韩局势背后的大棋局

十多年来中国一流高校内就业史

----大学生的心理出了什么问题?以北京大学的情况为例

毕业生

2011-1-5

    2008年下半年以来,大陆舆情在一些人利用一些事件的操作下,急剧恶化。2010年,中国大陆的媒体人控制的舆情进入“末世时代”,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包括经济地位、高科技产业地位和政治地位以日剧升形成了完全不相称的对比。主流舆论一边刻意掩盖广大内陆底层居民的收入在迅速提高的事实,一边全力影响社会心理,试图弄假成真。当然,社会具有基本面的阶层,含企业阶层和广大真正的普通工人农民阶层,是不会被这些人忽悠的。这些人比较有效的影响,且有所呼应的阶层,主要是一线城市的一些已经获得利益但前景未必有以前混得超然的群体,和在校的缺乏社会经验,容易受到师兄师姐和网络传媒影响的高校学生群体。为什么这些人会受到影响加以响应?除了一线城市存在的新移民的住房矛盾以外,高校大学生,尤其是一二流高校的大学生的心理设定和期望与发生剧变的现实之间的脱轨有很大的因素,本文将结合北京大学为案例,通过回顾大学生毕业生的流向史、收入史和收入期望概念史,对此做一解读,并提出响应的解决设想方向。

    今天(2010年下半年),不少媒体在疯狂炒作物价(不是房价,而是普通物品)上涨。我经常看到这样的说法:我们的收入只是美国的1/10,但却要支付比美国还要昂贵的物价(通常指食品、以及燃油等遵从一价性的世界通用性大宗商品)。且不去说这里面的比较使用了种种没有意义的手法(例如将美国处理期的大众场所和中国较为高端昂贵的超市进行对比),也不去说美国在食品、燃料上历来是全世界国家中最为廉价的国家,仅仅“我们的收入‘只是’美国的1/10”就让我哑然失笑。今天的高校学生大部分是85后和90后,我比他们年长5岁,在我开始了解世界经济和各地生活的时候——也就是1992-1995年,中国的普通人(城市职工)的收入是美国的1/40-1/50。(当时美国的普通人月收入2000-2500美元,中国的职工收入在300-600元人民币不等,汇率1美元=9人民币。同理,那时台湾的普通月薪大约折合4000元人民币,香港为15000人民币)90年代的中国,农民工的工资(300-600元)比二线城市的干部更高,这才是为什么从90年代初起,中国沿海能够有那么多农民工的原因。如果再具体化一些,1988年,北京国企服务业薪资45元人民币,1993年,北京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干部收入是每月140元固定薪资,整个中央政府已经难以发出工资,大批人才流失,这才有了王绍光先生的“增强中央政府财政”的重要论文,并从此逆转了80年代起干弱支强的格局,并为21世纪初起中国经济的全面起飞奠定了基础。经过1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2003年、2005年之后的发展,中国的一线城市的月薪达到3000人民币以上,略有工作年限的达到8000人民币以上,二三线城市达到2000-5000人民币,农民工收入达到2000-5000人民币(高的如经验建筑工5000以上,低的如保安1000-1500),从绝对增长额来说的确是一个奇迹。同期,以本币计量,美国的收入略有增长,日本的收入倒退20-30%,香港的收入下降30-40%。世界各地的薪资水平正在收敛。中国继续增长并反超,是可以期待的。

    话说远了,我们把镜头拉近,放到高校。那么高校这些年来的薪资史、学生心目中就业的好坏史是怎么演变的呢?现在亟需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90年代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刻。我倒认为真正中国的起飞力量在此时并未崛起。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的兴起的各种制造业主要是给人组装、加工——按照当时那种方式发展下去,中国大概也就能达到泰国、马来西亚的水平。像联想这样的走捷径公司被捧为中国科技的期望,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借着90年代末国企改革、电信事业改革等重大社会议题而成为显学。一个社会顶尖精英(以及社会舆论)的去向要看一流高校的就业风气氛围,而中国的一流高校正是清华北大。正是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80年代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其中一个80年代早期的理想主义是发挥中国当时已经积累的科技实力建设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的高校就业去向氛围开始发生变化,外企成为首选。

    外企进入中国起源于80年代,但当时至多只到代表处(在北京或者上海开个联络办公室而已)的层次,或者通过合资企业的隐蔽方式在中国设厂(例如电视机显像管厂)。这个层次上,外企本身吸纳不了多少人,至少吸纳不了多少大学生(生产线工人可以吸纳一些)。到90年代,才有外企开始在形象上大规模进入中国一线城市,并在大学生中留下印象。最早吃螃蟹的外企,当属龙安志牵线搭桥的联合利华——它吃掉了沙市日化,后来又吃掉了中华牙膏等日用品牌。90年代末的朱执政时期,名牌高校如果走本专业道路,要么出国,要么国内的研究所、企业都在改制,新兴的民营、地方国有企业都还在酝酿中,如果要走就业的道路,谁最好?当然是外企。

    那么什么外企在当时的北大清华响当当呢?从90年代后期到2002年左右,在这一流高校校园里流传为神话的那家企业叫做——宝洁。宝洁是一家终端快速消费品企业,它的生产是完全成熟而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它的全球战略就是在当地设立生产工厂,或兼并当地的日化工厂,然后贴上宝洁的标签,用美国软实力的品牌影响力,通过远远超出当地原有品牌能力的精密感人的营销手段进行市场覆盖,排挤原有品牌,从而获得利润。宝洁最需要的就是大量的营销人员、销售代表。而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恰好提供了素质极高的人才库。那个时候宝洁的宣讲会,设立幸运儿选择机制,挑中者赠送宝洁护理套装一副,放点人参啊芦荟啊什么的,把北大清华学子(含男生)感动的热泪盈眶。那么宝洁给的薪资是多少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2001年前后大概是5000元左右或者更高一些。从就业角度,那时的“舒服职位”,就是拿着这样的薪资,派到像石家庄啊、郑州啊、武汉啊或者保定啊这样的二线都市作为销售代表,既消费不高,又比较清闲(凭借宝洁的品牌威力攻城掠池),岂不爽哉?宝洁作为先锋,奠定了北大清华毕业生——尤其是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标准基准线,这是有历史意义的。

    让我们再看一下同期的其他热门行业,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主要的热门行业集中在通信行业和IT、互联网行业。通信产业方面,无线通信在欧洲、美国正是一路挺进3G的时候,在中国刚刚开始打开2G,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以及加拿大北电如同耀眼的太阳。当时中国有一些技术的,比如中电科这个庞大的军工科技集团军奉中央政府之命执行科技产业化策略,设立的企业就是给摩托罗拉在天津的组装厂提供零部件!(天津力神就是生产摩托罗拉配套的锂电池)。那么,进入诺基亚、摩托罗拉这样的外企,当然钱途无量。一直到2006年——也就是摩托罗拉和诺基亚即将遭遇苹果的迎头痛击走向深渊的前夜,进入摩托罗拉的本科毕业生起薪仍然在9000元人民币。另一个热门的方向则是新设立的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有的演变成了系统软件公司(如中国最早的风投设立的企业亚信),有的则变成了门户网站(比如新浪)。一方面,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从中央政府和中央企业起开始进行世界罕见的大规模全面信息化改造,带来大量订单,另一方面,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人多钱傻,在那个时代就开始渲染的中国概念已经能让美国投资人疯狂(2010年冬的第四波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美上市潮又启动了新一轮疯狂),十年回眸,翻开1999年的新浪第一份财报,里面的业务描述和财务数字可以让你捏一把汗。就是这两个原因,让亚信、新浪、中华网或者中关村的软件公司给本科毕业生开出的价码轻轻松松达到8000——相比于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移动(1999年中国移动刚成立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去,包括电信部门内部人员选择也愿意留任中国电信)每个月给新毕业大学生千元出头的薪资(生动的例子可参见网络小说《再见理想》),难道不动心吗?

    不过,这一批进入外企的中国精英,往往进的是后台运营、支持和财务部门。因此,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往往大部分才华其实没有得到很多的锻炼,而是纳入了外企的巨大官僚机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跨国企业的中国战略的演变,在90年代,跨国企业主要是“极上”和“极下”两个触角伸入中国,一个是代表处——谋求在中国做生意(无论是获取前端的市场还是得到后端的生产合作)的合法资格,一个是生产基地——主要采取了收购中国既有企业或通过订单带动中国小企业为其进行非核心部件;接下来在中国的生产基地或外包伙伴多了,就需要在一线城市设立运营中心和地方管理部门——这就是北大清华毕业生们去的地方。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一些科技公司开始在中国设立研究院,但最开始并没有放太多希望在上面,主要定位还是储备力量和辅助力量——例如微软亚洲研究院(1998年,学术研究储备)和微软亚洲工程院(2003年,应用,主要目的是开发中国市场),到2006年之后,这类企业才开始出现陆续将核心重点放在亚洲,充分挖掘中国智力资源的趋势,微软在2006年将属下诸院整合成微软亚太研发中心。谷歌中国也是在2006年才成立的。这暗示了一个重大性质上的转变。到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上半年,大量的跨国公司——半导体(如半导体之母应用材料公司)、制药、高级机械(GE)开始真正争先恐后的将真正具有核心实力的研发基地搬到中国(尤其是西安、成都等城市),而且需要和中国同等企业进行合资合作(如和南车合作)。事情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彻底性质变化。而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没有外在压力跨国企业绝对不会把真金白银落户到外国的土地上)推动这一点实现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正是中国技术型企业(国有和民营)的步步紧逼,压得外国踹不过气来,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坚持“自主创新”的催命符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时间继续往前演进,从21世纪初起,中国本土的形形色色,从轻到重的制造业快速崛起,科技中的硬件部分在东北、上海张江、北京、深圳、西安等地陆续发力后也开始抬头,到2005年之后本土新型品牌(除去较早就已经兴起的家电品牌)、本土渠道商(超市、家电卖场)也日益繁荣。那么宝洁这样的企业在自己的市场营销领域也将遭遇本土品牌的竞争,所以宝洁大概到2004年以后就慢慢的不怎么火了。而诺基亚、西门子、朗讯、摩托罗拉这些通信方面的企业在通信设备上则被泡沫后的漫长冬天所笼罩(手机部门靠着在2005年打败中国本土手机相对好一些),中国分部的待遇自然也停滞不前——等待他们的是2008年之后手机领域的苹果革命、设备领域华为中兴的群殴和金融危机的严冬,中关村软件公司竞争加剧,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也不可能给出21世纪初的高薪资了。但是从北大清华的就业热来说,外企热仍然在延续,什么样的外企在中国活得不错呢?制造业领域主要是中国还无从置喙或者有中国国有部门大单的企业,或本身在全球就属于后来赶超者的企业,前者以德国企业尤其是德国汽车企业(大众、宝马……)为代表(中国人越有钱买好车的越多),后者以韩国三星为代表(它干掉的是日本企业);然而最重要,名声如日中天的,则是服务型企业——从21世纪初起,服务型外企,从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管理咨询公司、投资银行直到最后的外资大型私募股权公司、基金公司依次亮相,为北大清华学子所追捧,直到2007-2008年在高潮中戛然而止。

    最早进入中国一流高校学子耳朵的名字是四大会计事务所(在2001年安然破产之前加上安达信,是“五大”),这不是偶然的。90年代末,中国的国家基础——先是电信、然后是能源(石油石化)、最后金融一个一个面临改制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资金问题——朱老板确定方向是到境外圈一笔钱回来,自然就需要“国际认可”的证书——会计、法律,最后是证券的承销,中间的改制包装还需要请“专业”咨询团队出出主意(早期是真心实意相信咨询公司能给药方的),由于中国这几个领域的部门要么缺失(咨询公司)要么混乱(比如律所),要么自己都还在改革(会计、券商),这里面哪一个离不得开外国人?会计的审计等活都是劳动密集型的“数字体力活”,而那几个从部委分割出来的巨型央企千头万绪,正好提供了大量的业务需求,所以从北大清华招一批点货的人,算账的人当然是最合适的。大概从90年代末到2003年,“四大”会计事务所是北大的经济院系(光华、经院)的最重要的就业去向,而从2002年到2006年,是其他文科院系,如政管、社会、法学、中文、新闻……的学生的去向。四大的本科起薪当时是4500以上,研究生再加数百,还算可以,但总是流传了很多超额工作、生理紊乱的恐怖传说(的确是真的);接下来是法律事务所,大约在21世纪初,中国一线城市出现了一批由海归或有经验的土鳖法律人建立的,最早目标在于服务外企进入中国的律所,我所了解的少量情况来看,似乎其中最著名的是方达所,这类所的公司氛围和外企毫无二致,简单的说就是两句话要加个英文词的假洋鬼子满天飞;大概同期名声远扬的是管理咨询公司——最著名的是麦肯锡、BCG、贝恩、罗兰贝格等,在后面是从专业公司转型的如毕博咨询、埃森哲、IBM等,他们在北大清华扬名的时间大概从21世纪初延续到2005-2006年左右,本土入行职员(consultant)薪资大概在10-15万元上下;再下来端出来的是外资或准外资券商(投资银行)——主要是美资和欧皮美骨的十大券商和中金公司,他们进的最晚,给的薪酬最高,从90年代末起的国企改制上市发家的中金大概在2002年左右大规模进入北大经济院系学生的视野——因为它不可能老是靠招“经验型香港人才”来干活,得有些大陆子弟跑腿,那时流传的“惊人高薪”是起步8000元,再加上种种“不可变成现金的福利”可达到2万元,相伴随的则是某新入行的兄弟“天天复印材料生了病耳朵差点聋了”的传说(朱老板为什么要请北大毕业生来干复印店伙计的活呢?浪费人才可见一斑),至于其他外资投行,他们进入中国其实是比较晚的,大约在2003年下半年才逐渐显露头角,到2004-2006年,高盛和瑞银曲线进入中国后才打开了大门,但因为长期以来奉行高门槛“精英原则”(拿名牌高校生干数字体力活甚至文字体力活),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到香港的亚洲分部或者北京办事处工作,所以招人极少(每家公司按个位数计算),可是因为薪资极高(按那时汇率折合近50万人民币),再加上光华等院系的长期舆论导向,所以他们的宣讲会都变成人头攒动的盛会(当然,在美国也是如此),形成了中国一流高校内就业宣讲营销市场高度的不对称。

    既然证券业是2003-2004年以后最热门的就业方向,直到最近仍然是最热门的方向(尽管中资机构已经相当程度上取代了外资),我就岔开一笔,略微对于中国证券方面的发展历程做个粗勒但力求完整的介绍。证券行业大概分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香港的资本市场,两地债券市场至少在前几年都不发达,因此基本可以认同为股票市场。中国大陆的股票市场按照时间可以分为散户时代、大户时代(90年代早中期)、庄家时代(90年代中后期)、券商时代(1999-2001年)、基金时代(2003-2008年)、私募与基金共存时代(2008年下半年到今),不同的时代决定了哪个机构热门。值得书写的历史大概从庄家时代起,庄家时代兴起于90年代早中期各地放手财政一搏,套着“省国投”名目的官方庄家和草莽民间庄家相互厮杀,亡于《财经》系的打黑行动(财经系的兴起与南方系的兴起都是打黑,只不过一个打经济黑,一个打贪污和黑社会);券商时代兴起于99年股市复苏,在股市高涨下为了引资而搞的代客理财业务,亡于在2001-2005年的漫漫熊市中代客理财带来的巨额亏蚀;基金时代兴起于《财经》和官方鼓吹的“机构投资者比个人投资者更理性更专业”,“向美国模式看齐”,到现在为止没有收到过打击,只是人员因为巨额暴利的吸引流向私募基金行业;而私募基金行业的兴起一方面缘于中国法律在信托业务和合伙制企业方面的放开,一方面缘于数年经济发展累积的充盈资本的快速牟利需求,如何遭遇挫折?——也许创业板的大调整是一个节点。

    那么外资券商在这十几年的发展史中什么时候吃的饱什么时候开始饿肚子呢?外资券商进入中国揽业务的兴盛时期大约在90年代末延续到2007年,2009年之后又进入了一个自己吃的还可以但是得开始分羹给中资机构的新时期。90年代末到2007年这个兴盛期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是90年代末到2002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还在调整的相对低谷中徘徊,社会关注热点是原有国有机构的“转型”,而外资券商的机会就在于巨型央企海外上市融资的机遇。于是他们和咨询公司、会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香港物业评估机构等小伙伴们一起杀进来,中国饭吃的相当不错,此时他们进一步的期望是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让中国像香港那样变成他们垄断的天下;2003年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方向立即从90年代末的“引进国外先进经验”的“中求外”,变成“外资赶快抓住中国基本面带来的生意机会”的“外求中”,这时的“外求中”主要有上下两个层面,第一层是中国的草根拼搏起来的中型乃至小型民营企业的融资,典型的如2002年上市的比亚迪,为什么外资能够吃到这口饭?因为2002-2005年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正好是中国股市被“股权分置改革”、国内券商破产、“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强”等话题困扰的焦头烂额的时候,证监会因为历史原因先天缺乏解决能力的素质,一个《财经》系就能搅得国内舆论纷纷扬扬,中小企业没有办法,只能去香港乃至美国和英国融资,一个个都把业务送到了外资手上,另一层则是中国的金融企业的改革和上市,也就是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快速发展使得原来挣扎的银行的资产迅速好转而且高速增长,另一件事情是外资纷纷入股银行成为“战略投资者”,当然,事实证明是中国的经济基本面把中国的银行推成了全世界最大,且质量还可以的银行阵容,而外资的“战略投资者”的唯一作用就是在金融危机后套现成了自身的救命稻草。我们一旦把这近十年的历史梳理下来,马上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外资券商在2003年之后开始大举进入北大清华招聘并在那几年形成那么巨大的声势——因为中国创造了真正的机会(非90年代那种单纯的国企改制机会),同时国内的券商却自身难保;同样,我们一样可以理解为什么2008年之后外资券商以及中金都在中国业务上至少是相对的走下坡路:因为中金和外资最有垄断力,获利最丰的央企改制上市随着大型银行上市的完成,大单机会少了,另一方面,外资券商在2004-2006年进入中国的努力费了半天周折,在总算有了一两个突破后却因为带着傲慢的惯性而在业务上成果寥寥,同时,2006年起的活跃的中国股市给大批中国企业特别是券商企业补充了弹药,而获得了居民大量储蓄资金的中国基金们更认中资券商的服务。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外国金融势力除了再忽悠忽悠中投这样的机构,很难有基本面再牛下去。但是,他们在北大延续制造的崇拜文化却还要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存留下去。

    外资氛围在北大清华高潮的最后一个小浪花是国外的私募股权基金(不是上文中国股票市场的“私募”股票基金),即Private Equity,这个浪潮很短,大约兴起于2006年年底,结束于2008年年中即金融危机大爆发之前。这个浪潮虽然时间极短,而且基本没有中国学生刚毕业就入行的例子,但是通过国内校园传播、高校人物、社会舆论和财经媒体的放大,影响却比较大。这股浪潮的背景是2005-2007年的私募股权基金借巨型收购再次在世界上的兴起,比如对于First Data等信息服务商、克莱斯勒等陷入困境的公司的巨额杠杆并购,在亚洲,则不是欧美式的存量资产的兼并收购,而是入股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成长型企业,做“战略投资者”或“财务投资者”,借发展继续资金吃一笔。著名的这类公司包括凯雷、KKR、德州太平洋、欧洲的3i等,当然最出名的还是那个忽悠了中投公司的黑石,另外美国的券商里面也纷纷发展类似性质的部门,在2005-2007年俨然变身为基金的高盛就是如此。此外,还有美国的共同基金公司如Citadel, Fidelity跑到国内招人。但是2008年上半年之后,仿佛一阵风一样,再也没有消息了?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前一阵最近的并购消息可以提供一些踪迹:黑石希望上海光明食品集团买下他在2005-2007年的大并购期间收购的英国联合饼干公司(United Biscuit),原来,2008年金融危机大爆发之后,这些强烈依靠贷款(杠杆)的私募股权公司们发现自己的债务很难滚动延续下去了,而原来收购的资产在欧美经济整体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消化不良,到2010年处境比较尴尬,一个方向就是让中国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管理局来接盘。在这方面的造势上,有一个叫做Michael Pettis的北大光华教授起了特殊的作用,此人靠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重组和94年之后一度复兴的拉美资本市场起家,在阿根廷危机之后跑到中国清华和北大任教,2007年之后在中国媒体上积极露面,对于中国高校学子的影响也日渐明显。这个人的态度,基本可以概括为借着中国2003年兴起的总体趋势拿了一把,但还要继续占据教父的位置,在时不时的训斥调教里维持自己的优势,并进一步控制中国的下一代。

    上述外资券商的方向转变:从90年代末的“中求外”,转变成21世纪头一个十年结束时的“外求中”,适用于所有的会计、法律、咨询、券商等服务行业。当然,这里面不同行业的命运也因此有了差别。中国企业在90年代末,以当时分离出来的央企为首,以洋至上,非得先通过咨询公司量下身,再通过会计审一边,再由国际律所查一通,最后再由国外券商送一程,或者让国外的券商、银行、基金作为财务投资者投一把,然后去上市,每过一个阶段缴一大笔款,出资人拿出的生产资料数量级(对应几千几万人)的资金作为报酬,这笔款又由人数不多的专业型公司内部按生活资料(对应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来瓜分,当然那边待遇很好。而21世纪后兴起的中国公司,无论国有还是民营,一般是到真要花钱,估计能收获效果的时候才请洋人,否则一个子都不给,这一下业务当然不好过了。同时,国内也有本土的服务企业开始萌芽,在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冲击外资的市场,外资只能靠境外的习惯法律保护来保证垄断市场份额(例如,到香港上市规定必须要有一中一外两个会计事务所,两个法律事务所才可通过)。

    未来外资怎么办?从整体上来看,除了一些个例如韩国三星(这家公司反复强调自己是中国三星)以外,应该会继续往下走。2010年新形成了一批中外合资技术型企业,这批企业与90年代的中外合资企业不同,90年代是外资吃中国,借中国之力为它所用,现在是中国吃外国,将外国的技术加速转移吸收进来。外资企业从整体上来看只能服从。除此之外,只能在中国国内因为历史原因尚不能提供支持的领域,例如互联网产业领域分享一些机会(例如2005年之后兴起的为web2.0及更后面的移动互联网浪潮提供中介服务的华兴资本、汉坤律所等)。而两边都不靠的企业,比如管理咨询行业,日子就很难过了,这也是稍弱一些的咨询公司比如BCG在中国显得比较狼狈的原因。

    上面谈的主要是就业。另外一条国内一流高校学生经常走的道路——出国留学,在此略作补充。出国留学热始于80年代,中美蜜月期,机会最多,89年-91年众所周知之原因,大批学子从此扎根海外,人才损失;90年代这股热潮一直延续了下来,原因是因为从生物到电子工程、计算机,国外机会不错(最不济的生物也能提供博士后岗位养着你,要是信息产业还能参与创业发财)。一般从出国到最后寻找人生事业的落脚点,有一个时滞,这个时滞基本上是5年上下(短的就是辍学了,长的就是久攻不下);5年,对于个人来说,乍一看好像还没什么,对于时局把握来说,那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90年代末出国的人,到毕业的时候(2003年之后)选择硅谷创业的人已经不多(web2.0能吸收一点),更多的跑到了华尔街里面,干了几年,就是金融风暴,而90年代末正是本系列文章刚刚起笔的时刻,而到2005年选择出国的人,毕业的时候已经是当下(2010年),选择机会就更窄了——即便是学术职位也非常难找,自然就会有抱怨的意思。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在2010年以后还选择出国,那就得问问他有没有基本的观察能力了。那么为什么现在出国留学还有很多人如此积极呢?媒体的氛围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结果是信息梗阻,统领全国风气的一流高校里的氛围转变的不是特别大。

    中国媒体搞末世论调,最先响应的人是谁?首先是外企里面的人,然后是最近几年跑到政府里面的人(骂政府最凶的一些人也是考公务员最积极的人),影响的是一大批比较有文采天赋的一流高校的学生。反过来继续制造一大批谣言、讽刺词句、通过web2.0的手段散布到中国各个角落。这样违反基本面的趋势,的确可能在未来的时刻反过来作用于基本面,造成不利的影响。为什么?这就要看另一面:中国企业、政府和事业单位发生了什么?

    首先是中国的政府公务员,这几年公务员考试很热(氛围大概从2004年底发生了转折),原因是什么?是做公务员有多高的收入吗?确切的说是相比90年代薪资提上去了,的确比较稳定,比如说实行阳光工资的省份,刚进去的大学生拿个2500-3000元,比较普遍。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相比地方公务员,国家公务员可不好当,像发改委、工信部、农业部这样的管理真正经济事务的机构,任务极重(基本都是重大实事),基本上没有假期,再加上还带有一些遗留下来的集中式管理的风格,一般人可能无法经历里面的考验,最重要的是,待遇一般,可能会让你觉得委屈(这也是我一直积极支持大幅度提高中央基层公务员薪资的原因——国内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财政部不通货币原理,还守着90年代铁公鸡量入为出的那一套,竟然在生活资料资金上克扣中央部委的薪水),当然,公务员里面也有任务极轻的部门,这些部门多半都是有问题的,比如计生委、汇金公司等,你在里面得不到锻炼,虚度光阴的感觉十分强烈。

    从央企来说,需要分情况,有的上升,有的下降。90年代末21世纪初,几大央企还没有起来,当时待遇最好的应该是航空公司及相关服务部门,其中有些垄断部门在2001年月薪8000是比较常见的。后来竞争加剧,特别是有了铁道部掺活进来以后火上浇油,薪资十年来倒着长。薪资得到真实反映的主要还是如电网、设备、机床等部门,随着原有的中央和地方企业的起死回生,部分老产业地区的复兴,下游行业的复苏和高端出口的飞速发展而得到了快速壮大,另外有一批原来的部委所属的研究所进行改制设立企业,体制总体还不太行,但开始慢慢出现较良性的发展势头。

    剩下的私营企业,他们招收的是那么几类人,一类是生产线人员,基本属于打工阶层,薪资从90年代中后期到2004年上涨比较缓慢,从2005年特别是2008年起加速成长,主要受控于供需因素,这部分人的薪资将继续快速上升;第二类是科研人员、销售人员,大中型企业主要吸收的是二线高校的本科、硕士毕业生,小企业可能吸收二三流高校乃至专科学校的毕业生。这批人本来就没有北大清华校园里灌输的那种期望,反而容易满足,擦把脸就上了战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他们都不会是抱怨的主力,从历史上来看,21世纪初前往华为的大批学生(北科大、华中科大……)的个人成长收获比选择了摩托罗拉、诺基亚的北大清华学生要强,从现实上来看,三流高校的北漂蚁族毕业生们反而比北大清华学生要自信的多,这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但中国企业走到下一步,就必然面对着一个新的障碍。这个障碍有两方面构成,一个方面是舆论氛围的制造,这个氛围可能使得企业经营者自信心受到影响,或者影响下游客户对于中国的看法,自我摧毁发展动力,一个方面是人才的供应,虽然说人才要靠实践中成长锻炼,但是在中国企业发展的下一阶段,营销、形象塑造、策略规划等软实力的东西必须提上日程,才能进一步打开局面,在这方面,一流高校的毕业生是比较好的人才库,如果这些人才不能为中国力量所启用,而是加入反中国的自怨自艾的唱衰群体,那么中国的确会面临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你必须解决。

    回顾这十多年来中国一流高校内的就业史,“外资企业热”横亘十年,余波未了,究其原因,学生相对脱离社会,不能在一线迅速观察、体会到大环境的变化,容易受媒体影响是主要原因。要打掉这股媒体-高校-中国未来人才的联动恶性循环,一个要在基本面上下功夫,另一个就是要打破链条。我曾经说过,中国高校年轻人之所以最近两年怨气被煽动的很大,归根结底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毕业后的住房问题,一个是就业问题,前者走公租房道路,提供稳定的(租房被当地地头房东随意赶这是租房人最不能忍受的一点,我深有感触)、质量较好的、可以在住所里放心改良生活质量(如装修装饰等)的居住条件,是化解矛盾的直接办法,后者要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最可行的方式是出现一批桥梁平台,沟通中国企业和一流高校的毕业生,打通信息,同时必须逐渐化掉中国一流高校里已经蔓延了十几年的外企就业热潮和出国热潮。简而言之,解决“人才的出口”问题。在解决过程中,诞生一批中国本土,有中国立场和自信的服务性企业,是完全有可能的。

 

 

 

发件人: goldson 发送时间: 2011-02-10 09:14:09 收件人: Cui Zhiyuan 抄送: 主题: Re:张翔 值得找人翻译 全球幸福研究最新综述

全球幸福研究最新综述(节选)

International Happiness

David G. Blanchflower, Andrew J. Oswald

Issued in January 2011

    ABSTRACT 摘要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findings from a new, and intrinsically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ture on happinessand human well-being. The paper focuses o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We report the patterns in moderndata; we discuss what has been persuasively established and what has not; we suggest paths for futureresearch. Looking ahead, our instinct is that this social-science research avenue will gradually merge with a related literature -- from the medical, epidemiolog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 on biomarkersand health. Nevertheless, we expect that intellectual convergence to happen slowly.

    本文阐述了一个新的、各学科间本质的发现,即文学上所说的幸福与人类福祉。本文侧重于国际上的证据,我们用了最新的数据来报告,我们讨论了什么是有说服力的和没有说服力的,我们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路径。展望未来,我们的本质就是社会科学的研究途径——从医学、流行病学和生物科学——论生物链健康将逐步与相关文学的融合。不过,我们认为智力的收敛将慢慢发生。

    “Measures of both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rovide key information about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Statistical offices should incorporate questions to capture people’s life evaluations, hedonic experiences and priorities ...”Stiglitz et al,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2009.“这种对客观和主观福祉的测量能提供有关人们生活质量的关键信息。统计局应纳入考虑追踪人们的生活评价、享乐经验和优先事项……”斯蒂格利茨等人在2009年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委员会上如是说。

    1. Introduction 引言

    Standard indices of a country’s prosperity -- such as longevity, human height, the incidence of disease, the suicide rate, and the level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 are well-known and widely collected. Governments throughout the developed nations, and in many developing nations, regularly publish such numbers. Yet if they are to do their job effectively, politicians and policy-makers arguably have to go beyond this. They have to try to understand, and measure, the happiness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ir country’s citizens. The reason is that it is overall human well-being (not simply a collection of its constituent elements) that is ultimately of interest.

    一个国家繁荣的基准指标,如长寿、人类身高、疾病的发病率、自杀率,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是众所周知的被广泛收集。所有发达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会定期公布这些数字。然而,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可以说是必须超越这一点,如果他们是有效率地去做。他们必须试着去了解、衡量本国公民的幸福和心理健康。原因是,它是人类最终利益的全部福祉(而不仅仅是其组成元素的收集)。

    The last few decades have seen a body of researchers attempt to rise to the difficult challenge of how to study ‘happiness’ in a systematic, empirical way. These scholars come from a range of disciplines -- including psychology, economics, epidemiology, medicine, statistics,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science. Although their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differ in detail (moreover, researchers in one discipline are not always good at citing related work in the journals of the other disciplines, so different sub-fields sometimes lay claim to having discovered results first), a common methodology has begun to emerge.

    近几十年中所看到的一个研究机构用一个系统的、实证的方式研究“幸福” ,以试图提升对困难的挑战。这些学者来自不同的学科——包括心理学、经济学、流行病学、医学、统计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管理科学。尽管他们的方式方法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此外,一门学科研究人员在引用在其他相关学科的期刊并不总是做得好,因此不同的分领域有时宣称是自己首先发现的结果),但是一个共同的方法论已经开始出现。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ore findings from the new ‘happiness’ literature. One approach for a paper of this kind would be to go through in the manner of a survey article -- listing which researcher said what, and the year they said it. Here we take a different pedagogical approach. We hope it will be helpful for a starting reader who knows little about the field. In this paper, we take the latest international data and, using the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from the literature, build up from first principles to try to show readers how conclusions are reached in this field.

    本文介绍了这个新的“幸福”文献的核心结果,这类文章的一个途径是通过采用一项调查——列出每个研究员说了什么,一年中他们说了。在这里,我们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我们希望这有助于读者对这个领域有一点点的了解。在本文中,我们采用国际上的最新数据,并利用文献中的方法的见解,建立起最初的原则,试图告诉读者如何达到这一领域的结论的。

    Most researchers begin from the idea that inside a human being there is some ‘happiness’or utility function of general form:
Happiness = f(age, gender, income, education, marital status, diet, other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region characteristics,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It then draws upon quantitative methods that are formally similar to those employed in medical statistics, econometrics, and quantitative management science. Authors typically take a random sample of the population; they use multiple-regression techniques; some form of well-being measure is taken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n these equations; researchers calculate the size of the coefficients within so-called ‘happiness equations’ (Powdthavee 2010 is a valuable nontechnical guide to this). At a formal level, this method is like the approach of an epidemiologist who wishes to understand the myriad influences on a person’s chance of good or bad life outcomes such as getting cancer. In both literatures -- epidemiology research and happiness research -- the outcome of such research is a linear or logistic equation in which factors like a person’s age, gender, diet and smoking are shown statistically to matter.

    大多数研究人员开始于这样一个构想,即一个人里有一些“幸福”或效用函数的一般形式:幸福=f*(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程度,婚姻状况,饮食,其他个人特征,区域特点,国家的特性)然后,利用类似于在医学统计、计量经济学、量化管理科学采用的定量方法。作者通常采取随机抽样的人口,他们使用多回归分析技术,有些福祉的衡量形式是作为这些方程的因变量,研究人员计算所谓的“幸福方程式”的系数的大小( Powdthavee2010年是一个宝贵的非技术指导)。在正式的层面上,这种方法就像一个流行病学家希望了解,如患上癌症对一个人或好或坏的生活结果的影响。在这两个文献中——流行病学研究和幸福感研究——这种研究的结果是线性或逻辑方程,其因子,如一个人的年龄、性别、饮食和吸烟,统计显示其实质。

    Is happiness actually measurable? It is likely that debates about the right interpretation of subjective measures will continue throughout the 21st century and beyond. But in social science they currently do so in a less strident way than decades earlier. Frey and Stutzer (2002) summarize ways to validate ‘happiness’ data. Krueger and Schkade (2008) show that people’s reported well-being numbers are reasonably stable through time. Oswald and Wu (2010) demonstrate that across the states of the USA there is a strong match betwee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well-being.2

    幸福实际上是可测量的吗?很可能对这种主观测量合理解释的争论将继续在整个21世纪及以后。但在社会科学方面他们目前这样做相比数十年前更少了刺耳的方式。弗雷和斯塔则(2002)总结的方法来验证“幸福”的数据。克鲁格和施卡德(2008年)表明,人们的报告福祉号码在长时间里相当稳定。奥斯瓦德和吴(2010)表明,在美国各州之间福祉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强匹配。

    What is noticeable about this line of modern social-science research is not merely the discoveries that have been made but the attention that such work has garnered outside academia. People seem to be attracted to the topic. Hundreds of recent newspaper articles have appeared discussing ‘happiness research’. There are a number of popular science-of-happiness books and the Christmas edition of the latest (December 2010) issue of The Economist magazine features this research area on its cover. Politicians of left and right have shown interest, and a recent Commission led by Joseph Stiglitz and Amartya Sen produced a long report making recommendations on how, looking to the future of the industrialized nations, we might move away from simple GDP measurement.

    这个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路线引人注目的不仅是已经取得的发现,而且这项工作已经获得学术界以外的重视。人们似乎被吸引到这个话题,最近报纸上出现了数百篇文章讨论“幸福研究”。有许多流行的科学的幸福书籍和最新发行在经济家杂志上的圣诞版本(2010年12月),在封面上特写该研究领域。左翼和右翼政治家都表示有兴趣,而最近由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领导的委员会编写了一份长的关于如何看待工业化国家的未来,我们可能摆脱单纯的GDP的测量建议的报告。

    Our own work in this field began in the early 1990s. We then had a connection with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 third member there, Andrew E. Clark, also did early (and important) work within the same broad grouping. At that time, there was no interest from our colleagues in economics departments around the world, and at one infamous open conference in 1993 in London the three of us made up a fair proportion of the inhabitants of a large room of empty chairs. At that juncture, virtually all economists viewed such work as misguided. One long paper, on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took a decade to get published. There was precedent for all this: the seminal work of Richard Easterlin (1974, and later) had, years before, met with even less success.

    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然后,我们曾与伦敦经济学院有过联系, 有三分之一的成员,如安德鲁E.克拉克,在同样广泛的分组内也做了早期(重要的)工作。当时,我们在世界各地经济部门的同事并没有利益,在伦敦于1993年召开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开会议上,我们三人弥补了一个空主席位的居民的公平比例。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错误地看待这个工作。在英国和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福祉的一纸长文,花了十年终于得以出版。有这一切的先例:几年前,理查德.伊斯特林的开创性工作(1974年及以后)更是举步维艰。

    Easterlin, whom we were later to meet in the late 1990s, had in the 1970s demonstrated that U.S. happiness did not seem to be rising through time with GDP growth. He had argued -- and still does -- that the likely reason was that humans are fundamentally creatures of comparison; so that when they see everyone around them becoming richer at the same time as they themselves do the net result is a kind of generalized neutrality. We go from having one Ford to having three Lexuses, and nobody is happier. Many researchers believe in some version of this idea – that utility depends on relative factors. Such an approach goes back to, for example, Duesenberry's relative-income hypothesis (1949). Recent writings on comparisons includes Hagerty (2000), Luttmer (2005), Fliessbach (2007), Clark and Senik (2010), Daly et al (2010), and Layard (2010). In its latest incarnation, some authors have begun to argue empirically that ordinal rank may be what matters to humans (Brown et al 2008 review the evidence).

    我们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末遇到的伊斯特林,70年代已表明,美国人的幸福并不像是随着GDP的增长而提高。他曾声称——也确实如此——极可能的原因是,人类是从根本上比较的动物,所以当他们看到身边的每个人都象他们自己那样同一时间变得更加富有,所做的最终结果是一种广义的中立性。我们从拥有一辆福特到有三辆雷克萨斯,没有人更快乐。许多研究者对这种想法相信某些版本,即效用依赖与相关因素,这种做法可追溯到尤森贝瑞的相对收入假说(1949年),近期的著作包括哈格蒂(2000年)、鲁迪孟尔(2005年)、弗兰斯布什(2007年)、克拉克和森尼克(2010年)、达利等人(2010年)和莱亚德(2010年)。在其最新的化身,一些作者已开始争论经验秩序的事项可能是什么人(2008年回顾布朗等人的证据)。

    Despite economists’ slowness to follow in Easterlin’s footsteps, today -- at the time of writing late in 2010 -- this field within economics and social scienc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quickly growing. Clark et al (2008)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尽管经济学家跟随伊斯特林的脚步缓慢,但是今天——在2010年年底写作的时间,这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已经成为最迅速成长的领域之一。克拉克等(2008年)提供了介绍。

    In this essay we touch on four themes: (i) we review the literature about what has been found in happiness research that seems true in almost all countries and i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social scientists and management scholars; (ii) this includes issues such as which countries come out high, and which low, in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iii) what is wrong with existing approaches and why the use of national happiness is an improvement over GDP; (iv) how can the field do better, and where will research go?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接触四个主题:(一)我们回顾已经发现的关于幸福感研究的文献,那些在几乎所有国家看起来真实的和社会科学家和管理学者特别感兴趣的著作;(二)包括的结果,例如,对幸福和福祉,哪些国家高,哪些国家低?(三)现有的方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国家幸福的使用是一种对GDP的改善?(四)如何在这个领域做得更好,研究将走向何方?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and is motivated in part by, the recent Stiglitz Commission’s report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a modern economy. This report, which may not yet be known to many management scholars or social scientists, was published in 2009 and can be downloaded from www.stiglitz-sen-fitoussi.fr. The Commission was set up by Nicholas Sarkozy of France.

    本文还讨论,近期斯蒂格利茨委员会关于经济和社会进步在现代经济中的测量报告的部分动机。可能还不为许多管理学者或社会科学家知道,这份报告发表于2009年,可从www.stiglitz-sen-fitoussi.fr下载。该委员会成立于法国的尼古拉.萨尔科齐。

    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mpirical Findings 研究结论简介

    To get a feel for some of the discoveries in the happiness literature, consider Table 1, which uses the most up-to-date data available to us. It takes data on 48,000 individuals from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ince 1972 has been asking an annual random sample of Americans the question: Taken all together, how would you say things are these days: would you say that you are very happy (approximately 32% give this answer), pretty happy (56%), or not too happy (12%)? So the vast majority of respondents are quite happy or very happy, and this is a consistent finding in the literature.

    为了从幸福文献的发现中得到一个线索,考虑表1,其中使用我们可利用的最新数据。它来自美国一般社会调查中的48,000样本,这些样本是从1972年以来每年美国人随机抽样的个人数据。随机抽样的问题是:合起来,你会怎么表达这些天的事情:你会说你非常快乐(约32%给出这个答案),相当快乐(56%),还是不怎么快乐(12%)?因此,绝大多数受访者都非常快乐或相当快乐,这与在文献中的发现是一致的。

    Table 1 presents a regression equation that is typical of the kind estimated in the happiness literature. It has as its dependent variable a cardinal version of people’s answers, where ‘very happy’ is coded 3, ‘pretty happy’ is coded 2, and ‘not too happy’ is coded 1. The mean level of American happiness -- given this elementary cardinal numbering -- is 2.2 with standard deviation 0.6. Statistically, this approach is not ideal (an ordinal estimator, such as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is preferable); the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not good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people’s happiness answers obey the rules of a cardinal scale. However, a long line of research papers has found that it makes little difference whether a cardinal or ordinal estimator is used, and the former method has the attractive feature that it is straightforward for readers to read off the size of effects in a regression equation. For ease of exposition in a review paper such as this, we use cardinal dependent variables throughout.

    表1给出了回归方程,它是在幸福文献中评估的那种典型。人们的答案作为其最重要的因变量,其中“非常快乐”是编码3,“相当快乐”是编码2,“不是太快乐的”是编码1。美国幸福的平均水平作为初始基数是2.2,标准差0.6。据统计,这种方法并不理想(序估计,如有序回归为首选),原因是有充分理由不相信,人们的幸福答案服从基数规模的规则。然而,一长排的研究论文发现,是否基数或序估计是二手的并没有太多差别,前一种方法有吸引力,它是直接为读者读出了一个回归方程中的效用大小。为了便于在这样的回顾文献中论述,我们贯穿使用基数因变量。

    In Table 1, we find that American happiness:
 Is U-shaped through a person’s lifespan (because Age enters, at the top of Table 1, with a quadratic shape)
 Is higher among those who are women (because Male enters with a negative coefficient of -0.0497)
 Is higher among whites, the highly educated, full-time workers, married people, and those on a high income.
 Is lower among those not in these categories or who are unemployed or temporarily not working, those who work at home, people who are widowed, divorced and separated, and those who had parents who divorced before they as children were 16 years old.
These judgments are from pooled cross-section analysis, so they describe associations in the data. We should be cautious before imputing causality into such patterns, but perhaps not so cautious that we turn a Nelson-like eye away from all such inferences. The famous and vital finding that smoking causes cancer was first observed as an elementary pattern in cross-sectional data. Moreover, those (often non-quantitative) researchers who are keen to remind us all that correlation is not causation should, in turn, occasionally be reminded that the discovery of a correlation is typically one necessary part of a proof of causation. Causation first needs correlation.

    在表1中,我们发现美国幸福:一个人的寿命型是U型(因为年龄进入,在表1上带有二次形状),女性更高(因为男性为-0.0497,进入负系数),白人、高学历、全职工人、已婚的人和高收入的人更高。这些人更低:失业者或暂时没有工作的人,在家工作的人,丧偶、离婚或分居的人,以及那些在16岁之前父母就离婚的人。

    这些判断是从汇集的横截面分析,因此他们所描述的数据关联。在归于这种因果关系的模式之前,我们应该谨慎,但也许不必那么谨慎,我们将纳尔逊般的眼睛转向,远离这种推论。癌吸烟会致症是著名的和重要的发现,它第一次被作为一个跨部门数据的基本模式。此外,那些(通常非量化的)研究人员热衷于提醒我们,所有的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应该反过来,偶尔提醒的是,相关的发现是一个典型因果关系的证明,发生因果关系首先需要相关性。

    Table 1 allows the size of different influences to be seen. The age and age squared coefficients reveal that Americans’ happiness reaches its low point at, on average, around 40 years old. The coefficient of -0.0497 on Male means that on average a woman reports a happiness level approximately 0.05 points higher than a man (on a scale that runs from 1.0 to 3.0). Similarly, reading down the first column of Table 1, black Americans report lower happiness than whites by approximately 0.13 points. A time trend enters negatively but, in this first column, in a way that is in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zero. Years of schooling (i.e. the amount of education) enters strongly positively. The more educated that people are, the more they report a high score on a happiness scale.

    表1允许不同大小的影响有待观察。年龄和年龄平方系数显示,美国人的平均幸福在约40岁达到其最低点。关于男人-0.0497的系数意味着,女人的平均幸福水平会比男人高大约0.05百分点(在1.0至3.0的运行规模里)。同样,看表1的第一列,美国黑人的幸福比白人低约0.13点。时间趋势进入负,某种程度在这第一列与零没什么差别。受教育年限(是教育的数额)进入强阳性。人们所受教育越多,他们的幸福水平的分数就越高。

    According to the first column of Table 1, each extra year of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ssociated with 0.017 extra happiness points, so that the difference, for example, between completing high school and completing a college degree is slightly greater than 0.06 happiness points. One of the (strikingly) large effects can be seen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unemployment for happiness. Joblessness is associated here with a huge amount of unhappiness. Here, in Table 1’s first column, there is a coefficient of -0.2343 (with a t-statistic of 14.1), which is almost twice that associated with the black dummy variable or five times that associated with being male. The other particularly large coefficient is on marriage, of 0.2322. Hence married Americans are happier, ceteris paribus, by approximately one quarter of a happiness point on the 1-3 scale. ‘Separated’ is large and negative; it has a coefficient slightly exceeding -0.14. A parental-divorce variable, which measures whether the respondent at the age of sixteen lived with only one parent because they parents who were divorced, also enters negatively and with a tightly-defined standard error; its coefficient in the first column of Table 1 is -0.0436. It seems that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American adults -- filling up their happiness forms many years after the event -- may carry a small psychological scar from parental divorce that occurred decades earlier. Again, this pattern may or may not be one of cause-and-effect.

    根据表1第一列,美国教育特别的一年每次都与0.017这个额外快乐点相关联,因此这样的差异,例如,在完成高中学业和完成大学学位之间,略大于0.06幸福点。一个(惊人的)大影响可以从失业的幸福看到其后果,失业是与巨大数量的不幸相联系的。这里,在表1的第一列,有一个-0.2343系数(T-14.1统计),几乎两次与黑色的虚拟变量相关,或五次与身为男性有关。其他特别大的系数在婚姻,是0.2322。因此,其他条件不变,已婚的美国人会更幸福,在1-3规模上约高四分之一的幸福点。 “分隔”是大负的,它有一个系数略高于-0.14。父母离婚变量,由答辩人是否十六岁与单亲父母住在一起测量,因为他们的父母离婚,也进入负且紧密定义的标准误,其在表1第一列的系数是-0.0436。似乎可以说,美国的成年人——在事件发生后许多年填满了他们的幸福形式——可能随身携带一个几十年前发生父母离婚的小的心理创伤影响,从。再次,这种模式可能或可能不是原因和结果之一。

    Are richer Americans happier than poorer ones? Most economists, and many ordinary citizens, would think the answer is obvious: people strive after money so it must make them happier. Historically, there has been a huge debate on this topic in psychology journals.

    美国富人比穷人更幸福?大多数经济学家和许多普通公民,会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努力追逐金钱,因此必须使他们更幸福。历史上,关于这个主题在心理学杂志出现了巨大的争论。

    Some textbooks -- we deliberately omit citations on this -- have wrongly told generations of psychology undergraduates that money is not a source of happiness. In so far as regression equations can settle the question, the answer is unambiguous: yes, money buys happiness. Every extra thousand dollars of income is associated, according to column 2 of Table 1, with 0.00246 extra units of happiness. Hence $100,000 a year, for example, is the equivalent of 0.246 happiness points on the standardized GSS scale, which is slightly greater in size than the positive happiness value of marriage or the (negative) value of unemployment.

    有些教科书——我们故意忽略这个引用——错误地告诉几代心理学的大学生,钱不是幸福的源泉。在迄今为止的回归方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答案是明确的:是的,金钱可以买到幸福。根据表1的第2列,每多一千美元收入,相关联0.00246的额外幸福单位。因此,例如,10万美元是标准化安全总局的0.246幸福点,这稍大于结婚正幸福值或失业(负)幸福值。

    Recent work by Kahneman and Deaton (2010) has raised doubts about whether all measures of well-being are strictly increasing in income. A great deal of future research can be expected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卡尼曼和迪顿(2010)在近期工作中提出质疑,是否福祉的一切测量都严格按收入提高。可以预期,对这一重要问题未来会有大量研究。

    Although it looks strange at first sight, in principle these statistical methods allow researchers to work out in an exact way the deep determinants of human well-being: they allow us to put a price tag on the happiness value of a host of life’s influences. This is what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has done. Much remains to be learned. But such valuations are now entering use in the ecological economics literature for the stud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may be close to being tested in the courts (where for a long time the value of emotional damages has been assigned, by judges and juries, by using intuition rather than formal techniques). We return to this later in the essay.

    虽然乍看起来很奇怪,但在原则上这些统计方法使研究人员工作在一个确切的深层决定人类福祉出路:他们让我们把受生活影响主体的幸福价值贴上价格标签,这就是研究文献所做的。仍然有许多要学的,但是这样的估值已经进入了生态经济环境的研究文献使用,并可能接近被法院检验(其中很长时间的精神损害价值已分配,由法官和陪审团用直觉而不是正式的技术),我们在文章后面将回到这点。

It might be believed, on the basis of Table 1, that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happiness equations is low. First, the R-squared values in Table 1 are below 0.1, which implies that less than ten percent of the variance of reported happiness has been explained by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Second, when compared to the size of one standard deviation of Americans’ reported happiness (which is 0.635), the coefficients on most of these variables look small. But such an attitude may the wrong one. A more appropriate test is on the size an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efficients on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gain an epidemiological example may be appropriate: the R-squared on equations predicting who gets any disease is very small, but since the 1950s it has been usefully realized that diet and smoking enter with substantial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efficients.

    可能相信,在表1的基础上,这对幸福方程的解释能力低。首先,在表1中的R平方值低于0.1,这意味着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幸福感差异已由独立变量解释。其次,相比一个标准差的美国幸福感(即0.635),这对大多数变量系数看起来很小。但是,这种态度可能是错误的。一个比较合适的测试是对独立变量系数大小和统计有意义。另一个流行病例子可能恰当:对谁得到任何疾病的预测方程R平方是非常小,但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它已被有效地认识到,饮食和吸烟成为重大和显著性系数。

    A fundamental question, for both soci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is whether the quality of life in a country like the United States is improving through the years. What do the data say? They do not paint a particularly encouraging picture.

    对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而言,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生活质量是经过多年的改善。数据说明什么?他们没有画一个特别令人鼓舞的图画。
Table 2 describes the mean level of happiness in the USA in approximately every year between 1972 and 2008 (the most recent year for which data are available). As can be seen, just by inspection from Table 2 and without the need for statistical methods, Americans’ happiness is not rising. In the early to mid 1970s, one third of people said they were very happy with life; by the mid to late 2000s, that level of reported happiness was the same as, or, if anything, a little lower than, three decades earlier.

    表2描述了从1972至2008年(最近一年的数据)间大约每年美国幸福的平均水平。正如可以看到的只是由表2检查而不需要统计方法,美国人的幸福是没有上升。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至中期,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非常快乐;到2000年中后期,所报告的幸福水平与三十年前一样,或者稍微低点,如果有的话。

    It might be thought that this is open to a killer objection. Perhaps humans will always renorm their answers as the years pass, which would make trends impossible. But the evidence does not greatly support such a view. For example, it is known that American women have become steadily less happy through time (Blanchflower and Oswald 2004, Stevenson and Wolfers 2009).

    这可能被认为是公开对一个杀手的反对。随着岁月的过去,或许人类总是重新规范他们的答案,这种趋势是不可能的。但证据并不十分支持这种看法。例如,众所周知,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妇女变得越来越没那么开心(布兰奇福劳和奥斯瓦尔德,2004年;史蒂文森和沃尔弗斯,2009年)。

    A more detailed kind of well-being equation is given in Table 3. In this case, the sample size is larger, at approximately one third of a million Americans in year 2009 (using the Behavioral Response Factor Surveillance System, organized by the CDC, the America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Two well-being variables are available in BRFSS data: life satisfaction and reported days of bad mental health. The questions’ wordings are, respectively, “In general, how satisfied are you with your life?” Here people are able to answer one of the following: Very Satisfied, Satisfied, Dissatisfied, or Very Dissatisfied. “Thinking about your mental health, which includes stress, depression, and problems with emotions, for how many days during the past 30 days was your mental health not good?” The means (SDs) for these are 3.37 (0.63) and 3.35 (7.68).

    表3给出了更详细的一种福祉方程。在这种情况下,样本较大,2009年大约是一百万美国人的三分之一(使用行为反应的因素监测系统,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举办)。两个福祉变量在BRFSS数据中是可用的:生活满意度以及所申报的不良心理健康日。这些问题字眼分别是“一般情况下,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这里的人们能够回答下列之一: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关于你的心理健康,其中包括与情绪压力、抑郁和精神问题,在过去的30天中,有多少天你的心理健康不好?”对这些的方法(SDS)是3.37(0.63)和3.35( 7.68)。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 <yuweiyuwei4@hotmail.com>  2011-02-14 17:38:52 +0800 收件人: "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L_C_subject: 天津日报经济新观察栏目对《巴菲特阴谋》作者余治国的采访文稿

我对巴菲特的印象

---天津日报新金融观察对《巴菲特阴谋》的采访稿‏

余治国

    1.您最初对巴菲特是怎样的一种印象?您又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开始对巴菲特产生质疑的?从最初的质疑到几近全盘的否定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我对巴菲特最初的印象是在90年代,当时岁数小,没有兴趣去研究这个人,所以没有细究过,也就认为他是一个美国超级富翁而已。其实,当时就有很多人将巴菲特、李嘉诚这些人当成发家致富的偶像来崇拜来学习。6、7年以前,由于社会与舆论环境的外界影响,我比较偏向于自由主义的理念,深受上世纪80年代所谓启蒙运动的熏陶,比如当时的走向现代丛书、河殇等等。“典型的中国人”、“民族劣根性”之类的口头禅,那简直是法器,见谁灭谁。言必称美国那更不必说了。2006年,在与中国社科院余斌教授的交流过程中读完了《资本论》之后,开始对一切媒体所塑造的金钱偶像产生质疑。以前的很多同学、同事都留美了,定居美国、日本也不少,交流也有些,因此思想上又有些转变。有次有个同学回国聚餐,酒桌上就侃到了美国有名的大忽悠麦肯锡,做管理咨询行业的人肯定都知道那个麦肯锡咨询师帮别人数羊的故事,以及华尔街和军工利益体的一些事情,由此萌发了对巴菲特的质疑。当然,这不仅仅是对其个人质疑,还是对这个超级富豪群体的质疑。巴菲特无非是这个群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至于全盘否定,那是为了矫枉过正。现在这世界,金钱与权力的力量太强大。当年比尔•盖茨来中国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是前呼后拥,大伙都带着一种羡慕加崇拜的心情去看他以及他的演讲。那些什么娱乐明星与之相比,气场差远了。满世界都是对这些超级富豪的一片吹捧之声,不需要多我这么一个帮闲。我只好做个恶人,来全盘否定了。

    2.您曾说过:“《巴菲特阴谋》这本书不是简单的传记,也谈到了我对一些国际政治、经济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的理解。”您是怎样发掘隐藏在表象背后这些更深层的东西的呢?

    我看了你们这个栏目的一些其他人访谈,大多是文人骚客。文人的特点是爱咋呼,一点小事可以上纲上线。你看古代的文人士大夫见到下雨下雪都要吟几首诗,以抒情怀,或者坐以论道,饱食终日。碰到大事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这无论在东方或西方的历史上都太常见了。所以,可以名曰: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不过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事,我想他们大多不会太糊涂。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也是常态,无论中国人、美国人都一样,美国人到中国来参加春晚或什么节目,也会说你们中国怎么怎么好,对不对,生存之道而已。我的出身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理工科出身的人好谈系统,讲系统论、系统工程,讲逻辑与实用性,喜好形而下,即便是形而上,也得是形而下基础之上的形而上。不能学习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只要事实检验对了,无论我理论有多么无理或谬误百出都算是真理。到底事实的检验如何才算对,如何才算错,标准是什么?又由谁来定?即便是统计数据,也不一定没问题。马克•吐温有句名言,叫“世界上的谎言有:谎言、无耻的谎言和统计数字。”我想,我们现代人的认知水平总比马克•吐温要高些吧!因此,对于巴菲特这种人物的分析与研究不能局限在某个狭窄的区间。一定要从系统与历史的角度去看他。这个系统与历史,无非是政治、经济与文化,是软的角度,软的后面其实是硬的东西,是科技,是军事。硬的东西,我这本书谈得不多。谈多了就不是谈巴菲特了。另外一个原因是,巴菲特的材料,就像我刚才讲的,基本都是鲜花与掌声,反面素材极少。这是一种信息不对称。为什么现代史比古代史难写,因为现代史的大量档案与材料都是保密的,美国的很多档案材料上面标注的解密时间都是100年以上,很少有哪个国家会傻到像当年苏联解体一样,什么档案都敢拿出来公开。是不是?巴菲特也是一样的道理,他的很多东西,我们是根本不知道的,只能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去推断,去分析。巴尔扎克讲过,巨大财富的背后有一笔肮脏的交易。金钱与权力之类的东西,必然有肮脏的交易。换句话讲,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明争暗斗,就有明争暗斗就有肮脏的东西。就连办公室,也有办公室政治吗?对不对。你一定要否定它的客观存在,那不是太天真就是太圆滑。

    3. “巴菲特与盖茨从之前成功的商人,转型为现在受人尊敬的慈善家,这个漂亮的转身,实际上也是美国公民社会成熟的表现。”您能分析一下他们的转型与美国公民社会成熟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吗?

    我书中明确讲了,巴菲特与盖茨不是什么慈善家,慈善基金只是美国超级富豪的一种避税工具。内容见第130页,我这里就不多讲了。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其实是有语境的,这个语境就是自由主义与宪政。这个东西有一套理论。人都会犯错误,理论是人创造的,因此不存在什么完善的理论。自由主义与宪政也一样。其他不多讲。公民社会最基本的一个理论假设是社会系统都可以被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的个体。其实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完全错误。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100只羔羊与1头狼能否组成公民社会?按照这套理论,1头狼与1只羊是平等的,是一样的。事实是,如果这头狼想吃这100只羊的话,1只羊都逃不掉。我个人认为,他们不存在什么转型。无非是美国精英忽悠社会中下层的水平与技巧比其他国家更成熟而已。米尔斯1956年的《权力精英》是这方面研究的经典之作。这个也有数据支持的,华盛顿大学有个教授写了本书,叫《资产与穷人》,里面的数据完全推翻了美国公民社会的论断。加州大学有个教授也写了本书,叫《谁统治美国》,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深刻,书中还特别谈到巴菲特出身三代富豪之家。

    4. 书中反复提到“神化巴菲特是构建帝国软力量的需要。”您认为帝国软力量包含哪些内容?

    软力量是哈佛一个教授提出来的。到底应该包含哪些内容,这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架构搭建的问题。我没有这个水平去搭建软力量的理论。只能用别人的理论,当然是我认为对我分析问题有用的理论,为我所用。所以,我没有办法形而上地去谈这个问题,一定要谈,我只能去翻教科书。从形而下的角度来看,软力量充斥在我们所接受的所有信息中,比如好莱坞的电影。2008年南奥塞梯之战后,俄罗斯拍了一部电影,叫《奥林匹斯地狱》,讲述的是格鲁吉亚人是美国人支持的法西斯,大肆屠杀南奥塞梯人,俄罗斯人是反抗法西斯维护正义的大救星。后来美国人把这部电影翻拍成了另一部电影,叫《格鲁吉亚》,情节几乎相同,只是把正面角色与反面角色的国籍换一下就可以了。我想,美国的电影怎么也比俄罗斯电影好卖些吧。而这就是软力量。再比如,美国从建国开始就以新罗马自居,现在美国国内很多人在搞罗马与美国的比较研究,罗马一直是个很热门的话题。罗马人将罗马人之外的人都看成蛮族人,需要罗马的教化,中国古代是这样,当代美国也是这样。看似是简单的文明与落后的问题,其实是一个话语权的争夺。古人讲,得民心者得天下。软力量可以让你得到话语权,得到民心。任何武力都敌不过人心,就连古龙的武侠小说都经常冒出这种名言。美国人现在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很注重战略的民族,也是一个注重所有细节的民族。美国人现在对人思维,对操控大脑的研究到令人恐怖的程度。纽约大学心理系已经研究出来,什么样的词语在什么样的环境产出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情绪通过刺激大脑的什么部位产生。这叫精神控制,美国中央情报局从1950年代就开始这样的研究了。大家现在常见的广告,又是从哪来的呢?是从一战的征兵广告来的。当时美国人都是孤立主义者,只要把我美国搞好,别管其他国家什么事情。为了刺激美国人,美国进行了丑化德国人的宣传。这个东西提炼出来一套理论与方法,也是当代传媒与广告的鼻祖。美国人在这方面的研究达到了极致。当然,软力量还是需要硬力量支持,比如经济、军事等。没钱怎么做研究,怎么办电视办报纸办杂志,还有拍电影拍广告,报纸也需要经费来源嘛,是不是?没有科技技术与强大的军事力量,光靠忽悠别人给别人洗脑的方法也是不靠谱的。你衣衫褴褛却忽悠别人怎么发财致富,谁相信你呀?就连宗教也得显现出几个神通或超自然现象,才能让人家信服嘛!

    5.巴菲特每年拍卖一次与其共进晚餐(或午餐)的机会,拍卖价被越炒越高,2008年赵丹阳以高达211万美元的价格中标。您认为吸引这么多人如此高价竞拍这个机会的缘由有哪些?

    赵丹阳不是傻子,巴菲特更不傻。相互利用关系。在我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谈了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多讲了。

    6.凡看来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偶然性本身又始终服从于内部的隐藏着的必然性。巴菲特的成功不会是偶然的,不能一棒子否定他,您认为他身上值得肯定是什么?换句话说,为什么被神化的人是巴菲特而不是其他金融大鳄呢?

    我不赞同偶然中有必然的观点。系统论中有一个混沌学,简单地讲,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也没有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如果有,那是宗教。巴菲特的父亲是美国国会金融委员会成员,但为什么只有巴菲特成功了,当然一些值得人们学习的东西。这是肯定的。还是打个比方,古代很多皇帝,按照传统的观念,有明君,有昏君。但即便是明君,如果他不出身皇室,肯定不会成为明君。现在的问题是,明君大家吹捧太多了,我就只谈谈明君的阴暗面。巴菲特一样的道理。他的很多成功要素,有些是我们无法学习的,有些是我们可以学习。但是,如何学习巴菲特的文章与书太多了,我就不需要多重复了。被神化的人很多,不止巴菲特一个人,盖茨、李嘉诚,索罗斯、罗杰斯,乃至于更久远一些的洛克菲勒、摩根,都被神化了。20世纪初美国有本书叫《美国财富史》谈了很多当年美国超级富豪的另一面。比如说,巴菲特很多操作都是资本运作,你一个小股民无非炒炒股,资本运作的技巧与方法与你何干?根本不在一个层面的东西,如何去学习他?至于他值得肯定的地方,书店里面汗牛充栋的成功学书籍太多了。不过讲到这点,想到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有些人对巴菲特崇拜到连巴菲特如何教养子女的方法都要学习一下。确实太盲目了。

    7.一个巴菲特倒下去,是不是还会有下一个“巴菲特”被打造出来呢?而具有哪些特质的人才会成为下一个“巴菲特”呢?

    只要我们这个社会仍然是一个金钱社会,就一定会的。哲学大师席梅尔在100多年前的《货币哲学》中就分析得很清楚了,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读读。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衣冠楚楚、拥有私人飞机的富豪与衣衫褴褛的农民同时站在大众面前发言,谁更有说服力?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下一个巴菲特的特质与现在这个巴菲特所具有的共性,只能有三点:有钱,很有钱,有很多的钱。而肮脏的东西可以被漂白,大众的思想可以被引导。

    8.您在书中提到:“巴菲特是新帝国主义集团殖民控制中国的一枚棋子”。那么对巴菲特顶礼膜拜的人们应该怎样脱离他的“统治”呢?您对国内巴菲特的拥趸有什么建议呢?

    我书中所谈的巴菲特与新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最近通过欧债危机来攻击欧元的过程中,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表现让我这个观点更具有说服力,巴菲特与华尔街、美联储、美国财政部那些精英就是一伙的。我把人分为3种,一种是独立思考的,一种是自以为独立思考的,另一种是根本就不思考的。最后一种人最多。单凭我个人的力量很难扭转整个社会的思潮。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观点告诉大家,信不信在于各人。前几天有个朋友问了关于Nasdaq中DYER这支股票的一些问题,我的建议是多搜集信息,多独立分析。有些沉迷巴菲特价值投资的信徒认为我的书在胡说八道。我想,任何说教都比不上现实更教育人。我的建议仍然是,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尽可能地多搜集信息,多独立分析。

    9.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对于美国来说,华尔街的金融势力通过美元霸权与金融创新等手段控制住其他国家的金融命脉与产业命脉,给其他国家的中上层尝到甜头却让整个国家变成自己的附庸。”1月24日,美国金融服务论坛总裁Robert Nichols率领的“接触中国联盟代表团”再次访华。代表团将“会见中国政商领袖,发表演讲,举办新闻圆桌”,寻求中国进一步对外国金融服务公司开放市场。中国在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过程中要注意些什么呢?

    如果中国完全开放金融市场,结局就是我书中所下的判断。这是全方位的控制。控制的不仅是金融与产业,还会有媒体、基金会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大财团资助的NGO非官方组织,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在拉丁美洲、非洲、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都有活生生的例子。我们总是很羡慕美国和西欧,却不喜欢把目光放在什么智利、巴西、罗马尼亚、菲律宾这些国家身上。这是没有全面的看问题。再拿美国来说,几年前就通过了《外资收购法》,对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经济活动坚决予于禁止。其实在立法之前,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失败就能看得出来美国人的国家保护主义有多强烈。有幸的是,我们国家决策层最近也出台了类似的法律。原本我们说,资本是没有国籍的,但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资本开始有个国籍,各国都在保护本国的经济与产业,前些年高唱的全球化现在正在走向反面。当然,那些彻底失败的国家不存在这些问题。俄罗斯人更为凶悍,普京直接就拒绝加入WTO,外债直接就赖掉,很直接,不像美国人赖外债比较迂回,美国人占领道德制高点的水平与能力,实在不是俄罗斯人能比的,这是软力量的因素。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俄罗斯有丰富的资源,有强大军事力量与一流的军事科技,它有拿石油与天然气掐西方国家脖子的能力。中国在这一点上很难办。就拿石油来讲,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很高,而全球石油运输的要道都被美国控制,比如马六甲海峡。再如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铁矿石巨头淡河谷和力拓联合起来掐中国钢铁企业的脖子,实在拿它没办法。中国曾想收购力拓,人家澳大利亚人的国家与民族观念很强,结果是失败。既要让我们的民族产业崛起,又不能过分得罪西方人。这需要决策者具有大智慧、大策略和大勇气,还要有对历史的担当与责任,但这已超出我的分析能力。这里要提到一点,20世纪初控制全球金融的大家族现在仍然权势巨大,俄罗斯有位数学家写了本书,搜集了很多材料,里面就谈到这些大家族仍然控制着美国的政治与经济,比如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和犹太人的库恩-希夫家族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世界级企业无非是这些家族的一个分店或联合控制的分店而已,比如通用电气、波音、埃克森美孚、IBM、AT&T、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

    10. 书中说, “在中美的民间社会流传着一句话,犹太人被称为美国的钱袋,中国人被认为是美国的智慧。”您能解释一下这句话吗?

    美联储、美国财政部与华尔街是美国的钱袋,主要由犹太人与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基督教徒、男性)掌控。比如摩根就是WASP的代表,高盛就是犹太的代表。目前,犹太人的势力要强于WASP。因此说,犹太人被称为美国的钱袋。后面一句话还不够准确。准确地讲是美国吸收了全世界的智慧,包括了华人、欧洲人、印度人和波斯人等很多民族的智慧。比如,欧洲在数学领域其实是远强于美国的。俄国包括前苏联时代,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获得的数量遥遥领先其它国家。航天航空、石油化工不懂俄文就很难研究。再如,ebay的创始人是波斯人。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人应有的开放心态。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2-13 21:23:20 +0800 收件人: <zhongyingpang@gmail.com>, <glongzy@live.cn>, <zdjun@263.net>, "zslong2008" <zslong2008@163.com>, "中" <zppang@yahoo.com.cn> 抄送:标题: 专译:穆巴拉克虽走 埃及前景仍是哀

穆巴拉克虽走 埃及前景仍是哀

中评社记者 马映红 编译

2011-02-13

    穆巴拉克的辞职不能为埃及带来什么转变。

    经过了18日的艰苦抗争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终于宣布辞职。在革命大本营、首都开罗的解放广场,埃及人都热烈欢呼,认为抗争终于获得胜利。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东问题专家奥特曼(Jon B. Alterman)却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穆巴拉克的离任并不能为埃及带来什么大转变。

  奥特曼表示,虽然穆巴拉克已经辞去总统一职,但这并没有改变引发这历时18日民众抗争的根本问题。事实上,埃及人要推翻的不只是穆巴拉克,而是埃及整个僵化的政治制度,以及充斥着贪腐和用人唯亲的经济制度。

  穆巴拉克虽然有份助长这些腐败制度,但在背后支撑着穆巴拉克的始终是埃及军方。穆巴拉克是军人出身,所以他和军方基本上是狼狈为奸。自1952年埃及革命成功后,埃及这么多年来其实一直都是由军方管治,这堆发起革命的军人只不过是脱掉军服,换上西装而已。

  作者认为,埃及军方这次明正言顺重新掌权,不表示埃及的未来就会变得乐观。不过,如果从表面来看,这仍代表了抗争民众的胜利,亦宣示了阿拉伯世界人民力量的强大。始终,没有埃及人会料到,两星期前才信誓旦旦坚拒辞职的穆巴拉克,最终会自愿下台。而埃及政府最后都愿意作出让步,回应人民的诉求。 有意见认为,埃及正在向前迈进,奥特曼却认为,军方的回归其实象征着埃及一大倒退。因为在军队执政下,埃及政治的发展进程将遭到更严格的管理控制,将来很难做出改变。不过,对埃及的邻国领袖来讲,他们绝对乐见军队重新掌政的局面。因为埃及人的示威可能引发连环效应,驱使他们国家的人民仿效。而埃及军方执政则意味着现状得以维持。

  面对着埃及局势的改变,西方国家可谓百感交集,尤其是美国。长久以来,美国和埃及领导高层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如今军队的地位得以提高,代表了美国将见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执政。但美国认为,埃及将成为先驱,促使中东作出转变。不过,埃及的情况其实就像回到1952年一样。 穆巴拉克处事谨慎,而且非常着重维持国家稳定。近期发生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正正就是他一直设法避免的事。从这个角度来看,穆巴拉克的离职,并不是示威人民的胜利,而只是穆巴拉克在维持国家稳定上的失败。

  为了向埃及民众及世界展示其“正常”的一面,穆巴拉克很少穿上军服。但是,埃及却从来未正常过。40年来,穆巴拉克从未打算取消埃及长期实施的紧急法,他从未想过建立文明管治来取代军队管治,他亲手将埃及变成一个墨守成规的国家。 现在,穆巴拉克交出的不是一个有自信的埃及,而是一个几乎陷入混乱的埃及。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2-12 22:19:58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 埃及梦。。。

    学渊前评:东欧板块崩溃二十年了,阿拉伯强人板块也行将崩灭,剩下的将是孤独的“亚细亚板块”。

国际社会对穆巴拉克下台反应热烈

法广

    在得知穆巴拉克交出政权之后,好几百名生活在巴黎的埃及年轻人聚集在“荣誉军人院”前欢声雀跃。法国总统萨科齐十一日表示:“穆巴拉克作出了一个需要勇气、同时也是必要的决定。”法国总统希望即将举行的大选是自由的、透明的。埃及军队在最新的公报中指出:“军队不会取代埃及人民所期待的合法性!”埃及军队誓言将确保举行自由的选举。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民众强大压力下黯然下台之后,瑞士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瑞士银行已经冻结了可能属于穆巴拉克和他家人的存款。”

    在得知穆巴拉克交出政权之后,好几百名生活在巴黎的埃及年轻人聚集在“荣誉军人院”前欢声雀跃。当法新社记者问及年轻人怎么看这场街头革命的时候,二十三岁的马玛德(Ezzat Mamade)回答说:“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生在穆巴拉克掌权的时代,这么多年来,穆巴拉克一手遮天。民众积攒了三十年的怨气都集中在了这两个星期。”另一位埃及年轻人对记者说:“埃及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巴黎“荣军院”庆贺穆巴拉克下台的埃及年轻人举着埃及国旗,又唱又跳。成千上万生活在多哈、也门的埃及人也走上街头欢庆胜利。他们高喊“我的祖国。埃及万岁!”埃及驻也门大使馆前特别加强了警戒。

    法国总统萨科齐十一日表示:“穆巴拉克作出了一个需要勇气、同时也是必要的决定。”法国总统希望即将举行的大选是自由的、透明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埃及人民追求的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埃及不会同过去一样了!奥巴马希望希望军队确保民主过渡。

    穆巴拉克辞职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人们听到了埃及人民发出的声音。”潘基文希望将来是文官掌权。欧盟外交事务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说:“穆巴拉克听到了埃及人民的声音。”她希望埃及尽快成立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德国总理默克尔说:“穆巴拉克辞职,是极为快乐的日子,是历史的转折。”德国总统默克尔还希望埃及不要因为政治变动而搁置了和以色列签署的和平协议。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祝贺埃及人民获胜的同时说:“埃及不能重返军政权的老路。埃及需要一个代表民主的政权。”西班牙外长希望埃及快速、平稳过渡到一个民主进程中。瑞典外交大臣提醒说:“埃及正处在走向民主最关键的时期。”

    巴西在公报中说:希望埃及和平过渡,民众开始平静的生活。以色列对穆巴拉克下台反应十分谨慎。以色列仅仅希望埃及在政权交接时刻不要再大起大落。而哈马斯说“穆巴拉克下台是革命胜利的开始。”伊朗也赞扬埃及人民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埃及政治势力不断上升的穆斯林兄弟和约旦都认为:“阿拉伯政权应从中吸取教训。”卡塔尔和苏丹均表示:他们尊重埃及人民的选择。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在一份公报中说:埃及军队有能力实现民众的夙愿。印度外长说:埃及政权作出的决定符合人们的期望,印度希望该国和平过渡到民主政权。

    突尼斯民众在得知穆巴拉克被街头民众赶下台之后,举国沸腾。大家高兴地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街头民众赶走了两位独裁者。”

    就像埃及一九五二年以来的四位总统,苏莱曼也出身军方,但他从穆巴拉克接过总统职权,显示军队希望在宪法架构下完成权力过渡。此外,军方稍早表示将介入保卫国家,暗示已经做好了把穆巴拉克撇在一边的准备。

 

埃及世俗革命与政治伊斯兰

法广 雅尼克

    随着突尼斯革命冲击波在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推进,舆论对这一事件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从目前西方有关突尼斯、埃及民主革命进程的评估角度看,越来越多的观察者将问题集中于革命之后中东与北非社会转型。其中最受人关注的则是极端伊斯兰会否窃取革命果实的问题。

    如果说,激进伊斯兰在突尼斯的力量不大,一个极端的伊斯兰政党主导革命后的政治转型的可能十分微小的话,但在埃及,这一可能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本周末,埃及穆巴拉克政权作出退让,同部分反对派人士进行了对话。从国外返回祖国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巴拉迪没有被邀请与会,反对派的主要对话者是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兄弟会创立于一九二八年,属于政治伊斯兰一派组织。

    伊朗革命历史难以在埃及重演

    所谓政治伊斯兰,即是一种企图将宗教意义上的伊斯兰扩展至政治、经济等社会的各个领域,建立一种神权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如果穆斯林兄弟会单独建立政权,埃及可能出现同伊朗伊斯兰革命相似的局面。面对这样一种政治前景,毫无疑问发动埃及革命的世俗反对派是心存疑惧的。而这也是整个西方舆论忧心忡忡的原因所在。

    不过,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伊朗革命的历史难以在埃及重演。其中原因不仅是穆斯林兄弟会远不能同当年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声望相比,也不仅因为埃及革命并非由穆斯林兄弟会主导的宗教革命。从阿拉伯社会近代尤其是二战后历史演绎出发,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以及埃及革命均以其革命的世俗性开创了阿拉伯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而此次革命的世俗性特点正是观察今后革命进程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我们可以从整个阿拉伯世界二战之后发展的历史框架下进行观察。二战之后,中东、非洲国家渐次走出殖民时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非洲与中东去殖民化的历史大潮完成,与这一潮流相平行的是,一部分阿拉伯国家如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建立了世俗专制政权,但是宗教力量并没有在该地区有所退隐。历史的悖论是,这些以压制宗教势力、剥夺基本自由为代价建立起来的世俗专制不仅没有能够有效地削弱伊斯兰的力量,反而激起了宗教的反弹。面对世俗专制,部分民众将希望寄托于宗教,企图从伊斯兰教义的道德理念中获得既能够抵御西方入侵,又能够拯救阿拉伯民族的思想武器。七十年代末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九十年代塔利班在阿富汗执政是这种企图以伊斯兰拯救阿拉伯民族的理念在政治上的实践,也即是所谓“政治伊斯兰”正式登台执政。

    【伊朗和阿富汗属于伊斯兰世界,但不是阿拉伯国家,阿富汗之落后无异于中世纪,不应该把阿富汗现象视为伊斯兰教国家的普遍特征,学渊按】

    埃及革命的暧昧不明之处

    同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相比,埃及革命的世俗性存在着暧昧不明之处,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在民众抗议游行的后期开始积极介入。但是埃及革命的世俗性特点仍然是不可否认的:革命的动力不来源于宗教,革命的对象也非宗教。革命要求推翻的是世俗专制,反对的是一党独裁。如果我们承认埃及革命的世俗性,那就意味着追求神权极权主义而无所不包的“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并没有足够的空间。

    早在九十年代,已有学者指出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之后政治压倒宗教的事实与神权国家无法主导社会的“再伊斯兰化”过程已经表明了“政治伊斯兰”的失败。其实,最为关键的是二○○九年六月发生的伊朗民众围绕第十届总统选举作弊而发起的抗争。那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对伊斯兰宗教专制的抗争。这一抗争虽然暂时被镇压,但却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伊斯兰共和革命的乌托邦幻象已经破灭。换句话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与随之而来的埃及革命以其世俗革命性质,不仅推翻了世俗专制,给世俗专制阻挡激进伊斯兰的历史时代划上了句号,也超越了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出路是“政治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幻象。

    【埃及是最世俗的阿拉伯国家,政教合一已无可能,美国如果过分忧虑这种可能,继续支持世俗专制,将会犯下致命的错误,学渊按】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1-02-15 12:58:00 +0800 收件人: "editor" <editor@qstheory.com>, "dxxuebao" <dxxuebao@126.com>,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专家称中国穷国现实未改变 需从国富走向民富

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

伟达

2011-02-15

    在刚刚过去的“震撼世界的18天”,埃及人民通过和平非暴力抗议手段,终结了长达30多年的专制独裁统治,为古老的埃及文明迎来了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第一缕曙光。

  透过突尼斯和埃及等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群情激奋和风起云涌,我们不难感受到历史规律与时代潮流所迸发出的巨大方向感和推动力。笔者以为,其对人类廓清现代社会的有效发展路径尤具启发。现在看来,一个国家民族的政治与社会发展,包括三大历程:权力阶层变革、意识形态变革、治理方式变革。

  在古典时期,政治社会改革的认知基本局限在人事方面,即如果政治出现腐败退化,胡作非为,社会到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那么人们就判断,一定是包括国王皇帝在内的整个国家统治阶层坏死了。怎么办呢?揭竿而起,改朝换代。

  夺权执政的新兴势力可能在早期还比较注意廉政、效率及革新,官民关系也算温和融洽。但随着时间推移,王权及封建官僚体系的专制取向又逐渐占得上风,国家权力又重新步入腐败堕落失效的轨道,新的一轮改朝换代也就又在酝酿之中了。这就是历史学家们所称的“古典治乱循环怪圈”,即指反复做无用功,打打杀杀,粉墨登场一遍又一遍,但社会的整体政治及文化状态,却基本原地踏步。

  世界进入近现代以后,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产生了资本阶层和劳工阶层两大阵营,双方不断激烈对立斗争的结果,还导致了各自的意识形态。于是人类在政治社会改革中又开始加入意识形态考虑,并以为其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反复证明,所谓意识形态的最大特点就是其排它性,即认为自己所拥戴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方向乃是完全正确的,其它思潮、信仰及主义皆为谬误甚至敌人。

  于是两大派别及阵营为意识形态争斗了约一个世纪,直到20世纪70年代,首先是资本主义阵营发现其实资本方乃离不开劳工方,否则会导致生产停滞社会动乱,最后对谁也没好处;还不如以法制为基础对劳工权利契约化,产生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和平的劳资利益协调与纠纷解决机制。

  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也发现其发展离不开资本、资本家及其有关管理方式,否则就无法提升社会生产力,革新生产方式,和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至于资本的产权、股权、分配、运作方式等,可以通过加强国家监管和市场规范等来加以控制。 由此,意识形态之争的神圣光环逐步褪色并丧失哲学基础,取而代之的是欧美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东欧“柏林墙”的倒塌,及苏联解体等一系列崭新变化。

  然而意识形态之争的式微也引发一大新问题,即世界各国是否靠一系列的新式排列组合,譬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或者经济市场化,政治集权化,文化娱乐化等等,就可以比较合理持续地发展了?

  正值这场争论方兴未艾,难解难分之际,此轮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浪潮和革命爆发了,而且是星星之火有成漫卷燎原之势。我们不难注意到,这场变革与意识形态应没有多大关系,而且表面上似乎关系人事的诉求——驱逐独裁者,但真正的动力却来自另一变革要求——民众对“国家治理方式”根本转变的强烈期盼:即从一个专制独裁、贪污腐败、压制自由的传统治理方式,转变向民主选举、法治公正、公民自由的现代国家运作。

  从由上至下的家长式专制,到上下结合的民主化共治,是国家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转型必须。历史郑重告诫我们:只有不断推动“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才是走出“治乱循环怪圈”的正确有效途径,才可以真正实现国家人民的繁荣富强。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1-02-15 12:58:00 +0800 收件人: "editor" <editor@qstheory.com>, "dxxuebao" <dxxuebao@126.com>,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专家称中国穷国现实未改变 需从国富走向民富

司法衰败、信任危机和中国的社会暴力化

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2011-02-15

    最近在中国发生的很多事件表明,中国社会正在面临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信任危机,有人已经把此称之为中国社会的“全民不信任运动”。就在浙江的“钱运会”案刚刚向人们昭示,老百姓对政府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的不信任,已经到了何等程度的时候,春节前夕上海又闹出“医闹伤人”事件,而很多人对此前发生的“杨佳”事件仍然记忆犹新。这些事件从表面上看,好像都是个别事件,而中国官方和媒体也总是乐意把它们称之为“突发事件”,但实际上,从这些年来所发生的那么多、每每被定义为“突发恶性”的事件来看,每一个事件发生的背后都是具有必然性的。如果继续把这样的事件简单地视为是“突发事件”,只会是自欺欺人。
  把它们说成是“突发事件”,也就是说它们的发生是偶然的,没有必然性。这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政治说辞,官方可以推卸责任,也同时可以掩盖制度层面的一些严重缺陷。不过,这种认知或者误知非常有害。如果看不到这些事件发生的必然性,最终只会导向不可收拾的局面。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预感到这类事件的必然性。人们知道会发生这类事情,可以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可以发生在他人身上,不知道的只是,什么时刻会发生,以及事件会以什么形式发生,是个体暴力、集体暴力还是其他形式。

缺乏安全感导致人人“自卫”

  正是对这种情形的高度不确定性,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一个“自卫”社会。体现在各个层面。在个体层面,人人自卫,谁也不信任谁,互相欺诈,社会的交易成本在急速提高。集体层面,一个村子不信任另一个村子,一个组织不信任另一个组织,一个社会群体不信任另一个社会群体,一个地区的人不信任另一个区域的人。一些地方甚至已经出现依靠筑城墙来求得自我保护。国家层面,政府本来是社会秩序的提供者,但政府本身也在自卫。很多党政官员整天呆在坚固的“城墙”里面,与社会隔绝,但同时恐惧于社会暴力,因此只能依靠暴力机器(例如维稳)来控制社会局面,以免伤害到自己。

  各个社会角色的“自卫”是理性的,因为它是人们针对“不安全”环境恐惧的产物。不过,这种理性只能导向最终的不理性,即越来越甚的不安全。

  中国社会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是如何产生的?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社会不公”。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社会正义和公正,也就不会有社会信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高速经济成长、使数亿人摆脱贫穷的辉煌成就的同时,却彻底失败于提供基本社会公平和公正。尤其在新世纪初以来,各级政府在GDP主义主导下以破坏社会的方式,来取得继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政府本身,不但没有起到维系社会和整合社会的作用,反而加速着社会的解体。针对这些方面,笔者已经在本栏多次论说。本文主要想从司法的角度,来看看社会的信任危机甚至暴力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在任何社会,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说得简单一些,司法关乎人民的财产与生命。一旦司法失守,社会公正和正义就会荡然无存。同时,司法也是日常社会生活,不同社会角色之间互动的中间或者缓冲地带。社会个体成员之间、社会群体之间、雇主与被雇佣者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等等,都需要司法这个中间地带。一旦社会角色之间产生矛盾或者冲突,而双方不能自行解决的时候,司法就可以作为公正的第三者介入,来保证基本的公正。这个宝贵的中间地带一旦失去,而各个角色之间的矛盾不能通过直接的沟通得到解决,就很容易演变成对抗关系,甚至是暴力关系。这种对抗和暴力关系尤其容易发生在弱势社会群体和强势社会群体之间,例如人民对政府官员、雇员对雇主、个人对集体等等。

  也就是说,司法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信任的基础制度。在这个中间地带,发生矛盾或者冲突的社会角色,可以进行协商、谈判、和解,并且得到第三者(司法)公正的保障。在传统规模很小的地方共同体里面,人们可以通过日常经常性的互动建立社会信任。但在比较大的共同体,尤其是在现代流动性社会,社会角色之间信任的建立和保障都必须依赖于法律,尤其是司法。

司法在中国成为廉价品

  对执政者来说,司法更是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根本。法就是秩序,这是中国传统法家学说的核心。对任何统治者来说,对司法的信任是一个社会的最基本面,也是最后一根“稻草”。道理很简单,一旦社会失去对司法的信任,怀疑司法,这个社会就必然出现暴力横行的局面。所以,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会动用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不惜成本来保障司法的公正和司法的尊严。不难观察到,在法治社会,统治者本身受到批评甚至攻击是小事,但帮助统治者统治国家的司法则是不可以遭到批评和攻击的。“藐视法庭”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

  但很荒唐的是,司法在中国往往成为最便宜的东西,似乎可有可无。无论是党政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藐视司法,把司法当儿戏。这里主要是司法的政治化问题。法的特性是一致性和普遍性,即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政治化的特性就是多样化和特殊性,不同的人在法律面前有不一样的待遇。如果有钱者可以通过钱、有权者可以通过权来把司法过程政治化,无权无势者则可以通过花样繁多的形式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包括自杀)来求助问题的解决。这正是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形。

  司法不公正必然产生对司法的不信任。中国社会对司法公正的担忧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最近因为“两会”将近,《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和人民网就老百姓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联合推出大型网络调查,截至2月11日,在给出的十大问题中,“社会保障”“司法公正”和“个人收入”分别居于第一、二、三位。这和往年人们最关切腐败、改革等问题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倒不是因为腐败和改革这些方面有了进步,而是因为近来社会公正每况愈下。可以说,这三个领域都和社会公正有关。“司法公正”位居第二更是说明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因为多年来的司法衰败,中国社会已经濒临无政府状态的边缘。实际上,在很多地方,无政府状态已经成形:政府依靠“维稳”来维持秩序,而社会则依靠暴力甚至自己的生命,来争取他们所认同的社会正义。

司法政治化的恶果

    司法衰败是司法政治化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对暴力的诉求,只是对党政官员藐视司法的反应。也就是说,执政者要对司法衰败负责。尽管改革开放一开始,执政党就马上强调法制和法治,但很多官员至今对此还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法治意识。无论从积极面还是消极面来看,都在促使司法的政治化。可以举两个性质不同的例子来看。第一是“严打运动”。在一些阶段,一些犯罪行为多了起来,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在这个时候,从秩序建设的角度来看,严打成为必要。很多国家也会这么做。但在中国,严打不再是司法的动员,而是政治的动员,政治替代了司法,破坏了司法。历次严打因此产生了很多的司法不公。另一个例子是司法领域的先进人物评审。这样的评审也不是不可,但主要的目标应当是增进和强化司法人员的专业精神。不过,这个过程往往牺牲的恰恰是专业精神。评审的过程使得司法的过程演变成为政治的过程。司法领域的GDP主义(即要求司法人员的办案“效率”)更是糟蹋了司法精神。

  而促使党政官员藐视司法的根本制度因素,就是执政党本身不是司法制度的一部分。每一个组织(包括政党)都会有自己的纪律和行为规范,任何成员违反了这些纪律和行为规范,就要受到惩罚。这是最正常不过了。不过,无论是纪律、行为规范还是惩罚,都不能和国家的法律相悖。法律具有普遍性,而组织的纪律和行为规范则具有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必须从属于普遍性。很简单,任何社会成员,不管其属于哪个组织,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但在中国则相反。“党纪国法”中“党纪”先于“国法”。尽管从理论上说,这是因为执政党对自己的党员有更严格的要求,但在行为领域这种排列次序,阻碍着法制的有效性和法治社会的建立。

  司法衰败和社会不信任已经使得各种社会互动(人与人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司法的衰败导致人们谁也不信任司法,都想用政治手段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司法的信任危机、司法的政治化反过来加剧司法的继续衰败。如果继续下去,可以确定的就是大面积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是人人都没有安全感的“自然”状态。

  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除了容许司法相对独立,没有其它任何办法。实际上,从政治上看,司法独立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对老百姓来说,诉诸暴力是没有其它任何选择之后的最差选择。很简单,诉诸暴力的代价非常高,甚至是生命。只要司法能够保障基本的公正,司法还是老百姓的最佳选择,以及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对统治者来说,如果没有司法这一中间地带,就要直接面对人民。任何政权不管其暴力机器有多么强大,光靠暴力来统治,最终都会被人民所推到。司法独立,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

 

 

 

 


发件人:"huhanzhulu" <huhanzhulu@gmail.com>  2011-02-13 23:12:37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敬请各级人大履行职责、监督财政的公民建议书;建议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坐地自肥进行违宪违法审查

敬请各级人大履行职责、监督财政的公民建议书

胡星斗

全国人大、各级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九十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第九十九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的执行情况的报告”;第六十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等;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本级政府的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县长、副县长、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等。同时,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二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行使监督职权”;第十八条规定:常务委员会对决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进行审查。

    目前,中国经济和民生的最大问题是财政支出不公开、不透明、财政预算不详细、预算没有受到各级人大的有效审查和监督、财政支出结构极其不合理、不科学。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我在此敬请各级人大履行上述宪法和监督法条款赋予的职责、对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情况进行详细的审查和有力的监督,罢免那些在财政预算、财政公开、财政收支方面失职渎职、弄虚作假、浪费公款、贪污腐化的官员。

    按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和公共财政的理念,财政预算必须详细到每一项采购或支出的明细清单,说明开支的理由和轻重缓急;政府所有部门的预算统一到一个政府预算之中,通过网络或者其他大众媒体向社会公开;预算没有列入的项目不能开支,列支的资金不得挪作他用;未经纳税人或其代表同意,不得征税,无代表,不纳税;钱袋子掌握在议会或纳税人代表的手中,财政预算及支出经由纳税人代表的审查、批准,并且接受纳税人或其代表的监督。

    而目前在中国,各级政府的预算编制十分粗糙、笼统,没有细化到每一项采购或支出;预算的执行十分随意,没有强制性;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预算、决算的审查流于形式;财政预算不公开,拒绝公民的监督;没有建立现代公共预算和公共财政制度,科教文卫、社会保障、救济、福利等的支出极其薄弱;政府的预算外、制度外收入比重庞大,乱收费、乱征税等现象十分突出;缺乏有效的问责、监督制度,内部监督、事后监督、审计监督皆不独立于政府,治表不治本;纳税只是公民的义务,纳税人缺乏了解税款用途和去向的权利,纳税人诉讼制度没有建立起来;钱袋子掌握在官员的手中,沦为官员财政,“三公”消费惊人,财政腐败严重,政府的行政成本极其高昂。

    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成本高达预算内财政收入的52%。[1]而2000年左右,其他国家的公务支出或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德国2.7%,日本为2.8%,英国4.2%,韩国5.1%,印度6.3%,加拿大7.1%,俄罗斯7.5%,美国9.9%,他们仅相当于中国的1/5~1/20。

   另外,中国的“三公”消费每年超过一万亿元(2004年的数据,中国大陆公车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还有公费出国及旅游3000亿元)。根据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监察部的调研报告,全国党政、国家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税收),吃喝、公款休假旅游、公款出境出国读书、公款送礼、公车私用、公款滥发奖金和福利,2006年高达二万亿元。[2]

    由于政府的高成本、财政资金的大浪费大腐败占去了大部分财政收入,使得中国的民生支出捉襟见肘,譬如用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比例,印度是中国的2~3倍,美国是中国的5倍以上。美国、德国、俄罗斯的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均占财政支出的55%~60%左右,而中国仅为15%。另有报道称:中国的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中国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居世界倒数第一。

    正因为作为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履行宪法和监督法赋予的监督职责、中国没有建立起严格的预算制度、公民没有监督的渠道,致使各级政府及部门成为财政支出的大黑洞。为了建立公共财政、民生财政,我建议在各级人大努力履行其监督职责的同时,国家进行以下的修订或改革:

一、将宪法第五十六条“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修改为“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并且享有纳税人的监督权利”。

二、通过普选产生人民代表,使其代表民意;杜绝官员代表、荣誉代表,避免自我监督或不作为、不监督;实现人大代表的精简化或常委会、分委员会的专职化、专业化,使其有时间、有能力审议政府财政。

三、制定财政预算的编制规范,严格监督税收、预算、决算、支出;追究超预算开支、非预算开支、改变预算开支项目的责任。

四、让审计、监察、检察、反贪、司法等监督机构在财政上、人事上独立于被监督者——地方政府,或者让审计部门隶属于人大。

五、鼓励公民作为纳税人对“三公”消费、贪污腐败等情况提起公益诉讼,将追回资金的一部分用于奖励起诉者。

六、支持公民通过其代表行使宪法第六十三条中赋予的罢免权。对罢免的条款具体立法。

七、充分发挥第四权即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八、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实行阳光财政,即财政决策公开、财务公开。

九、政府新增税种或者提高税率必须征得纳税人或其代表机构的同意。

十、逐步取消预算外、制度外的收费。向社会公布预算外、制度外的收入与支出情况,接受民众的监督。

    以上建议,敬请全国人大、各级人大研究、实行为盼!

    胡星斗

    2011-2-6

    [1]中国的高成本触目惊心:行政开支超财政收入的一半,http://www.huxingdou.com.cn/governmentcost.htm

      [2]中国官员公款挥霍年超二万亿,动向杂志,2007-1-31。

 

 

 

建议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坐地自肥进行违宪违法审查

胡星斗

    我建议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坐地自肥的状况进行违宪违法审查。

    垄断性国有企业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第八条规定:“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物权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

    目前在中国,官员们控制了70~80%的社会资源。特别是垄断的国有企业坐地分赃,极大地损害了全体国民的利益。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2007年~2009年,国家总共收取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所谓国企分红)1572.2亿元,而同时资本经营支出高达1553.3亿元,3年累计的收支结余即真正交给国家的利润仅为约19亿元。而这期间央企利润共为24772.6亿元,表面上央企3年来上缴红利比例为6.3%,但由于99.9%的上缴红利是从左手给右手,回到了国企,实际上央企上缴红利的比例仅为0.077%,还不到0.1%。也就是说,央企几乎百分之百地霸占了本应属于全体人民的利益。

    央企不仅独占了利润,内部分红,而且像中石油、中石化每年还从国家财政获得上百亿的炼油部门“亏损补贴”,如2008年中石油在年报中披露,当年获得国家财政补贴157亿元。而2010年中石油实现利润1676亿元,相当于每天狂赚4.59亿元。

    国际上原油资源从价税率为10%,而中国长期以来仅为1.5%,目前仅新疆提高到了5%。中石油、中石化不仅少交税,而且成品油出口退税,仅此一项,每年又有上百亿元进账。

    中国的石油天然气富了极少数人。而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委内瑞拉从2004年起实行石油国有化政策,如今其财政收入的70%来自石油,近几年投入到了教育、医疗等民生项目中的财政收入高达3300亿美元。

    俄罗斯的石油收入也大多进了国库。根据阿尔法银行的测算,俄罗斯乌拉尔油价在高于每桶25美元时,油价每提高1美元,需支付的出口关税就占其中的65%,加上其他税收,留给石油公司的收入增加部分只有11%。

    依靠石油的巨额收入,如今俄罗斯拥有高达3560亿美元的世界第三大外汇和黄金储备,还拥有1080亿美元的“稳定基金”。俄罗斯进而计划在“稳定基金”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未来基金”。

    石油给俄罗斯全体国民带来了财富和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如今的俄罗斯除了完全免费或者几乎免费的医疗、教育、住房、水、电、暖气之外,政府的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在俄罗斯,石油早已从为寡头赚钱转变到为全体国民增进福祉。

    在中国,不仅石油巨头坐地分赃,滋生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金融、保险、电力、电信、烟草、食盐、有色金属、矿藏、航空、铁路、高速公路等领域。

    国企垄断给中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

    一、国企效率仅为国外同类企业的1/10至1/30。如中石油、中石化的效率仅为美孚公司的1/23。

    二、给广大消费者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失,如中国的汽油价格高于发达国家,电话费用远远高于美国;如盐业公司从生产商手中购买食盐的平均价格为400-500元/吨,其中加碘的成本只有20-25元/吨,但盐业公司平均批发价格为1500-2000元/吨,整个批发销售环节的价差高达4倍(东方早报,2009年12月18日)。

    三、国家遭受巨大的损失,如10多家国有银行股份低价贱卖给外资的损失就超过17000亿元;三座世界级金矿——贵州烂泥沟金矿、辽宁猫岭金矿、云南播卡金矿低价贱卖给外资,损失数百亿美元。

    四、贪污腐败极其严重,如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刘金宝,在担任上海分行行长时,一年的交际费就达1个亿,其车队由10辆奔驰车组成,经他批出的贷款坏账高达960多亿元;又如中石化一盏灯156万(网民称2000万),装修大楼4亿多,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受贿近两亿,他平均每天消费公款4万多元。

    五、垄断国企对私营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垄断银行只给权贵融资,民营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恶化的经营环境,普通老百姓创业无望。

    六、催生了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垄断国企大多由高干子弟所把持,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国家被“分利集团化”,正如奥尔逊所指出的:分利集团成为国家衰败的根源。

    七、加剧了分配不公,扩大了贫富差距,形成了庞大的弱势群体。垄断国企的职工占全国职工的8%,但其工资总额占全国的55%,如果包括福利待遇,至少占全国的60~70%。由于赚钱的行业皆被国有垄断而且内部分配,导致民生艰难,医疗、教育、环保等成为无米之炊。中国的卫生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四;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称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80%是用于党政官员(中科院报告);在中西部地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死在家里的人有六到八成;从1991年至2000年,政府拨付的合作医疗经费全国农民分摊下来每人每年仅1分钱(《当代中国研究》2003.No.4)。

    八、国企支撑了人治,破坏了法治。凡是国企成堆的地方,必然是不讲法治的地方。

    九、扼杀了民族创新能力。垄断的国企没有必要、没有动力创新,弱小的民营企业没有资金、没有能力创新,由此形成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观——中国虽然经济规模庞大,但无非是国际打工崽,产业结构低级化,产品低端化。

    那么,造成如此巨大损害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其垄断地位、坐地自肥有没有法律依据?

    大多数的国有垄断仅凭部委或国务院一纸文件就把属于全体人民的资源交由极少数官员垄断经营,如中石油、中石化的垄断依据是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意见的通知》的38号文件;电信垄断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盐业垄断依据的是1990年盐业管理条例,1996年食盐专营办法。

    我认为,只有民选的人大有权决定把资源交给谁经营以及利润如何分配,而目前大多数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垄断资格没有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即使有的垄断如烟草专卖获得了人大的认可,但由于人大代表缺乏民选基础、人大只是橡皮图章,因此烟草专卖仍然难说体现了大多数国民的意愿。曾经日本、韩国实行烟草专卖,但是现在都改变为企业自由竞争、政府规范管理的体制,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少的国家(1991年70多个国家,2003年20多个国家,现在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实行烟草专卖这样的落后制度。

    总之,我强烈建议有关部门对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以及坐地自肥的状况进行违宪违法审查。

    2011-2-8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2-14 04:30:55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 战无不败。。。

军方想更多地进入核心领导层

外媒

     军队升迁靠钱、靠关系

    一位近日便装访问香港的国防部大校向记者透露了一些独家消息。他说,现在如果没有关系,或者舍不得花费一百多万元,要想从大校到少将,是难于上青天的。他说,少将的头衔基本都被内部高干子弟与亲戚朋友们瓜分了,是有指标的,例如所有的高干家庭都至少分到一个,哪怕你家在军中服役的那位是个毛新宇那样的傻子,一样会当将军。他并且指出,别看刘亚洲,当初也是分配的指标,因为是高干子弟。靠这种方式,枪杆子就可以牢牢掌握在红色家庭手里。他说,苦就苦在他们这种把一辈子都献给军队的人,到头来才知道内幕,可惜人生不能重来。

    歼-20并未研发成功,到“成军”,习近平都下台了

    他透露的消息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军队内部部分将军躁动不安,要求在党内决策与媒体上都扩大话语权。他说,上次胡锦涛访问美国时,军方匆匆推出歼-20,其实,那个飞机根本没有研发成功,还有两个关键性的技术不过关,离投入试验性的生产至少还需要一年半,可他们就积极推出了,并且糊弄胡锦涛说,美国也是这样的,都是要用很久的时间来完善。他们完全混淆了,美国是研发成功到大批量生产以及成军的时间比较久,而不是根本没有成功就开始计算时间。他说,军队之所以有这个胆子欺骗胡锦涛,是因为这个飞机正式投入使用(成军)上至少需要十几二十多年,到那时别说胡锦涛,就是习近平也下台了,谁还管这飞机是否能够成军?

    他说,解放军的武器因为没有竞争,都是闭门造车,申请和使用经费没有任何监督(军方自己监督),浪费极其惊人,很多武器根本没有过关,有些瑕疵还比较大,就匆匆投入使用。不过,他们当然都知道,反正按照中国目前的样子,肯定是打不起仗的。所以,也就没有了后患。他说,中央军委高层也曾经想借鉴美国的竞争机制,让双方竞拍为国防部武器提供制造方案,价优物美者得,但最终不了了之。现在因为所有的军工都被垄断,你看到满街跑的军队高级轿车,都是军品供应商们贡献的。

     北非动荡,军方要更多地进入核心领导层

    他说,军队有人要用武器说话,胡锦涛与习近平根本无力抵挡,这次埃及事件后,军方所谓智库竟然提交了政治局一份文件,建议军队进一步政治化,加强党指挥枪的教育,并建议军队的领导干部更多地进入核心领导层,加深对中央决策与各地方政府的了解(实则是想控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多要政治局名额,但很显然,目前人大和政协两会中,军队的代表已经不成比例的占据了绿丫丫的一片,他们要求进一步权力,显然是盯住了政治局。军队有人放话,谁支持军队,军队就支持谁。军中部分将军的叫嚣给十八大添了变数。

    据他透露,这个报告已经引起政治局部分成员的重视,虽然最近没有开会讨论这一问题,但委员中大多认为,要加强对军队的管理,不能出现突尼斯或者埃及那样的情况,但并主张军人掌握更大的权力。有一位政治委员认为,恰恰是军队的权力太大,才在危机的时候可以摆脱执政党而自说自话、自作主张。这位政治委员说,如果突尼斯的总统本身与军队更加密切关系,就不会被示威民众赶走了。大多看过此报告的政治领导认为,今后的一段时间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做好军队的工作。工作时维护稳定的最后的工具。党指挥枪,核心领导对军队的绝对权威与领导不能丢。否则就会出乱子,就会步突尼斯与埃及的后尘。

    解放军也是不稳定的火药桶

    据报道,解放军内买官卖官严重,野战军县团级以上的职务几乎都被高干子弟、军人子弟和关系户子女垄断,平民出身的军人,不管你有多优秀,要想升至野战军的县团级是很难的,而在解放军正师级大校以上军官中,高干和军人子弟几乎占了百分之八十四,这个比例里还不包括无法统计的将军的女婿们。

 

 

 



发件人:黎卫东 <62402495@163.com> 时 间:2011年2月2日(星期三) 晚上6:26 收件人: 李成瑞 <li_chengruicr@sina.com>; 163zhongyuan <163zhongyuan@163.com> 向全国红色网友和全国人民拜年,

重庆毛泽东思想学会拜年词

2011年2月

尊敬的全国红色网友和全国人民: 您们好!

    金虎谢幕,玉兔迎春:新的2011年已拉开了序幕!在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際,我“重庆毛泽东思想学会”的全体同志,向您们拜年了!在万家团员的日子里,我们最衷心而又诚挚的祝福您们,新春佳节快乐,身体安康,万事胜意!

    对已逝去的日子,我们间都有着太多太多的感慨和回顾,对新的一年的到来,也同样有着更多的期待和展望!回顾过去的一年,的确是极不平静的一年,国內多省市的北方冰雪灾,南方旱灾的折腾(南方旱灾实质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深层透视出的问题,主要在于将毛泽东时代所兴修的各种水利设施,遭其严重破坏所致。);靑海玉树地区的强烈地震;“钓鱼岛”事件领土的争端;南海地区的资源遭其抢劫瓜分;美帝国主义公然在我近海地区一次次不断升级的“军演”,从而对打压中国,可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美帝国主义“转基因”种子和食品对伟大中华民族的侵袭和毒害;各地因强折强占导致而出的接连不断民怨纠纷;频繁不断的矿难;严重的低廉待遇嚷成的“富土康”年轻工人的十三跳;高价房地产市埸的任其泛滥和冲击;官僚资产阶级利用和通过手中掌控的“游钱”,顿集物资,人为地造成的物价暴涨;贫富悬殊差距的不断拉大,而且已超越底线......

    这一切,无不让人在惊心动魄中,度过了终身都难以忘怀的一年。唯有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去年12月26日,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17周年的日子里,全国各地人民自发组织的各种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规模之壮观,场面之热烈,气氛之浓溢,参加的人代表性之广泛,(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的各种不同的“纪念活动”有248场次之多)。是自1976年10月6日中国经历一场“政治突变”后的30多年来,任何一年也难以比拟的。更让人惊赞的是部分地区的党政领导也别具匠心,很有理性地将一些活动有意识地安排在“纪念活动”当天进行,重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除全市有几个区县将有意义的“红歌比赛”极巧妙地提前和延后在当天举行外,重庆市委还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进行了一场尤为别开生面的,命题为“毛主席和他战友的诗文”的“唱.读.讲.传”为一体的演唱会。当然,还有被人们称之为最感人的具权威型的“纪念活动”,那就是由河南省审计厅党组书记.葛梦彬厅长亲自组织,并亲自主讲,花了近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从回顾毛主席带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所创建的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接着又祥解了毛主席的革命精神,伟大品格和科学思想。他还着重指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早已经正式写进了“宪法”和“党章”,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毎一个公民,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作为一名党员,都必须遵守党章,回顾党的历史,每一个人都会为毛主席带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所创造的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而感到骄傲自豪!最后,他还指出,在今后全厅上下开展的“创优活动”中,要把学习毛主席的理论作为一个重要教育的考核课题,我们有责任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史诗篇章继续谱写下去。......

    同时,还有中央一台在“纪念活动”的当晚,现场所直播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合唱团”包览全场所演出的节目,那的确也是让人观看后,有动人心弦.激情奔放之感!从演唱歌曲中的“南湖的船,党的摇篮”.“忆秦娥-娄山关”.“延安颂”.“南泥湾”.“人民军队忠于党”.“听妈妈讲故事”.“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槳”.“江山”.“妈妈教我一支歌”.“八一军旗红”.“没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直至最后的“歌唱祖国”,只要稍为留意,并熟悉整个歌词者,一旦将所有歌词串联起来,便是自然成为了在毛主席亲手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光荣斗争史!尤其是“江山”歌中的“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掛念。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更是将伟大领袖毛主席终身“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史观”贯穿于始终,充分表达出了党和人民之间相互依靠的密切关系,一语点破,那就是共产党必须践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另外,“中红网”所精心组织的“东方红演唱”纪念活动,能获准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并让戴诚同志一手组建的江苏近100人的“常州毛泽东思想合唱团”为主体登台,进行声情并茂的演唱,若是在前几年,那可以说是比登天还难!从全国各地的整体“纪念活动”而言,的确让人们有一种“大地微微暧风吹”的感受,这暧风当然首先是来自,全国红色网友和全国人民多年蕴藏在心中,不可估量的毛泽东热,也更来自于,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改革”30多年来,所呈现出的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的反思和觉醒!或者,也是因为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会上讲话“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必然。

    不过,我们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就我们感受到的这微微暖风,也决不是某个执政者的什么良知发现,所施予的恩赐,而还主要在于全面开展“网络革命”的这些年来,遍佈于全国各地的,始终不渝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忠实的信仰者们等一大批能文能武,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擅长运用手中的鋭利筆刃,直捣资产阶级巢穴的勇土们)忠实信仰,不畏强权,坚持不懈,努力斗争的结果。在此,请括号內的所有有着知名度的红色网友们,接受我“重庆毛泽东思想学会”的全体同志们向您们致以的,最崇高的革命敬礼!(当然,在此也作一个声明,由于文章的篇幅和我们所不可能尽其全面了解的局限性,因此,未能将更多的网友名,列入其中。务必请谅!在此,也同样向所有在各个层面,都相应做出了各种卓越贡献的无名英雄网友们,致以最崇高的革命敬礼!)

    尊敬的全国红色网友和全国人民:昨天已过去,今天已来临,昨天大家为坚持对毛主席的忠诚,坚定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所作的一切,人民都不但有目共睹,而且也深深地铬记在心中。但也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教导我们所言:“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为了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我们子孙万代的幸福,我们脚下的路还很长很长,或许更是荆棘丛生,崎岖坎坷,或许更多艰难险阻,险象环生,但无论怎样,只要我们永远记住伟大领袖毛主席“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教导,就沒有趆不过去的坎,翻不过去的岭,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勤劳.善良.勇敢.敢于战天斗地,具有优良革命传统,有着自我牺牲精神,勇于造反的,具有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美誉的,英雄的中国人民!

    新年伊始,我“重庆毛泽东思想学会”即針对,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的,让人极不可思议的臭不可闻的复辟狂“孔尸像”的重塑,“党史”二卷所沿袭其“错误”决议的孽生问世,“转基因”种子对广西.湖北.东北耕地农作物造成大量破坏的恶耗,“重庆毛泽东思想学会”最坚决反对“转基因种子和食品”对中华民族的毒害。

    中美会谈刚结朿,美帝国主义就又迫不急待地向台湾售武等几件极不寻常,而又深受世人关注之事。在紧紧结合总结“学会”2010年工作的同时,便及时地召开了几次不同类型的大大小小的座谈会,并就“学会”今年上半年的工作,作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决定。现趁向大家拜年之際,以告事之形式向大家作一汇报,以便求得全国各地红色网友和全国人民的了解和支持。

    一. 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教导,首先应抓好对于“学会”内部全体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用正确的思想不断武装头脑,提高自已,指导行动,检验作为。就其目前,要着重结合工作实際,重点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两著作中的重点章节经典。以“学会”成员为骨干,组成数个“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按统一佈置,每月至少不低于四次十六小时的学习,月末一次学习,主要重点是畅谈通过学习后的心徳体会,写出学习的书面收获资料,毎两月进行一次总结检评,并适时组织,进行大会宣讲。不但达到武装自身,而且要起到宣传群众,鼓动和发动群众的目的,让周边的更多群众,自覚自愿地从“迷魂陣”式的“垒长城”.“斗地主”的“战埸”上走下来,身体力行地投入到争取民生.民权.民主的火热斗争中去。

    二. 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的教导,我们不但要搞好“学会”内部的团结工作,也要搞好对各方面力量的精诚团结工作,作为“学会”而言,就应是一个具有极強凝聚力的,真正和睦的大家庭,作为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首先必须以身作则,从自已模范帶头作起,为人民的利益,克服私心,消除盲动,尤其是要吸取在“文革”中所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错误的沉痛教训,更不能动辄就给与自已有不同认识,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同志扣帽子,结死结。要以伟大导师毛主席为光辉榜样,胸怀宽广,即是对犯过严重路线错误的同志,毛主席历来都是主张让其自己教育自已,给以出路的政策,就连对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揪出的党內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之类,毛主席明知道邓的“永不翻案”是靠不住的,但仍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又重新再次启用了邓,1976年10月6日后,邓的所作所为,也只能说明是邓他自已走上了一条死不改悔的,全面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归之路。所以,凡是对那些有着共同信仰,共同追求,共同奋斗目标的同志,我们都要本着团结更多同志,增強革命队伍力量为目的,自已带头“斗私批修”,通过会内会外,以各种形式交心谈心,达其统一认识,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友和同志。力戒敌友不分,将自已的同志推向敌人一方,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

    三. 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的教导,对于在天安门广场南侧所塑“孔尸像”的劣迹昭彰之行为,极感愤怒!这本身就是官僚资产阶级.汉奷卖国贼同国內外帝修反,相互紧锣密鼓的配合,公开向国人发出的一个背离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朝着“复辟倒退”滑行的信号,这不只是單将它们一伙倒行逆施者们的险恶实质暴露无遗,更是再一次向无产阶级挑起的宣战。对于那些尊孔者,诸如窃国大盗袁世凯,国民党军阀张宗昌.孙传芳.何健,乃至独夫民贼蒋介石,谁又有好下场,不都是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嘛!“乌有之乡”的同志在河南焦作地区,组织网友对孔孟之道进行深揭猛批,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看清丧家之犬孔老二真实面目的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会”决定在节后的适当时候,专门召开批孔,并联系批邓的“四个坚持”及“猫论”.“摸论”的座谈会和批判会。同时,还准备继2009年6月下旬召开的“重庆网友联谊会”,召开一次规模.范围大于第一次“联谊会”的“重庆第二次红色网友联谊会”,主要以讲事实,摆道理的理智方法,用不可辯驳的铁的事实,给予那些只知拿国家和人民奉禄,而从不食人间烟火,四体不全,五谷不分,对错倒置的,仍只沿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毛主席的功过评价的错误决议而孽生问世的,党史“二卷”中,不但继续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史提出和领导的“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泼脏水,而且还任其诬蔑,造谣诽谤的“中央党史办”副主任张启华之流及其追隨吹捧者,给以重拳迎头痛击!

    四. 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的教导,对于某些別有居心,以“中国人口多,是用粮大国”为借口,擅自偷偷摸摸地不顾及中华民族的危亡,私下从美帝国主义手中引进的毒害中国人民子孙万代的“转基因种子和食品”,虽然已遭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严厉谴责和揭露批判,但如今仍在中国大地上到处流转和泛滥。1月29日,行走天涯网友在网上传出的“十万火急!湖北.广西.东北耕地,已因‘转基因’农作物全部报废”的恶耗,更引起了所有国人的高度重视!该文中用大量的事实,列举出了正是因为“转基因种子”所导致而出的寸草不生,老鼠.虫子等小生命的灭绝,正可说明,所产出的食品,对于人体危害的极其严重性,再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我们决不能继续成为美帝国主义作其实验的,无辜的小白鼠!要号召全国人民上下立即行动起来,为了保护人民利益和确保千秋万代子孙的生命安全,打一场“彻底将‘转基因种子和食品’驱除国门”的人民战争!

    五. 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的教导,对于前一度时期全国上下都极为关注,也有着不同争议的“重庆模式”问题,自部分专家.学者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的“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的讲话,在“上海论坛”传开来后,成渝两地部分学者也对“重庆模式”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全国各网站也先后陆续刋登了许多有研讨价值的文章,尤其是张宏良老师就“重庆模式”而精心草拟的文章几乎是受到了全国网友的顶荐和热宠,当然,也不免有一些刺耳的杂音。按理讲,我“重庆毛泽东思想学会”本身地处重庆,“学会”的全体同志也都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无论从感性和理性而言,亦应是最有发言权。就其“重庆模式”中的,模式两个字而言,从广义上讲,说白了,就是一个地区主要领导的新思维.新理念,通过工作的实践而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成效,尤其是在人民群众中所产生出的因果反应。因此,这就不至于让“模式”两个字有什么神秘感而言。近两年来,无论是外来客人,或老重庆,一下飞机或火车,仿佛对重庆的巨变,无不都有着一种惊奇和赞叹之感!当然,如用现在的再和国民党陪都时的重庆相比,那更是有着天壤之别。不过,重庆的巨变,真正的也就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主政后,提出建设“五个重庆”(宜居重庆.健康重庆.平安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的新理念后的这两年多时间的亊。为实施建设“五个重庆”的新理念,首先就是以“唱.读.讲.传”(唱红歌,读马列毛经典,讲革命故事,传播箴言)不断提高人民精.气.神!实质就是为建设“五个重庆”作其思想和精神上的准备。紧接着的挑选精兵强将,以泰山压顶似的“打黑除恶”战役,一鼓作气地端掉了45个黑社会团伙,抓捕黑恶嫌疑犯1219人,同时,打掉市以司法局局长文强为首的47把黑保护伞,起诉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嫌疑人犯17228人。从而为建设“五个重庆”扫清和排除了障碍。

    伴之而行的是为保障社会治安,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重庆全市范围內先后设立了500多个“交巡警平台”(重庆也就成为了“交巡警平台”全国首个试点成功的城市,为保护学生和儿童的安全,各学校.幼儿园都增派了校警,單就增派出的校警,一年就需要花掉的资金为21亿多)如今警民间的关系,几乎是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警民一家亲,治安秩序彰显出的就是“平安重庆”也正如薄熙来同志对干警们所提出的就是要“要镇得住坏人,帮得了百姓,管得住自己”。为改变城市环境,营造“森林重庆”,两年多来,仅计算8厘米以上直径的树就是120多万株,花掉资金约70多个亿。(还不包括为主城街道两旁的“穿衣换帽”)。在市委第三届五次全委上提出的“民生十大措施”更是深得民心!当然,其中还有“干部轮批下去同百姓实行三同”,“75万大学生深入工农中去体验”等等,或许就是经验.方法.成效吧!重庆能出现这么多良好的开端,作为重庆市民的我们,又为什么不为这样的“改良”而同95%以上的人民群众一道欢呼雀跃呢!薄熙来同志接任时,占企业总数为75%的民营企业已降到今天51%,这难道不是好现象吗?有人提出,为什么薄熙来同志不把私营企业都变为国有企业呢?听是有理,但也不能不考慮上面“宏观”的卡和限啊!都换把椅子试试,应多一些理解!

    我们“重庆毛泽东思想学会”为发展重庆的大好形势,不但先后在网上发表文章,从表明了我们的态度,而且还通过多方收集整理,将薄熙来同志在全市近30次会议上,如何运用毛主席各个时期的讲话,贯穿于会议始终的一些资料印发给群众,给大专院校的学生学习。同时还适时地将薄熙来同志“十二五规划要在‘积德’中实现大发展”.“要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等讲话精神,也编写成各种资料下发,目的也就是为“重庆模式”的推出和完善,起到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学会”所做的一切,也请各地红色网友们和全国人民能以理解!如有机会,也诚挚地欢迎各地同志们能亲临重庆走走看看,并敬望光临指导!

    六. 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把它自已放在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使它自已趆来趆孤立。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挡的。全世界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的教导,我们一定要头脑淸醒地认识到,美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决不能就因为有了一次胡锦涛总書记同奥巴马的一次“高规格”.“高价位”的会谈,纸老虎就能一夜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从中美高层会谈刚结束,此时,或许飯茶都还未凉,就又迫不及待地向台湾售武,这不正让全世界人民更清楚的看清了美帝国主义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侵略本性了嘛!美帝国主义这条疯狗,它是永远也难改其吃屎和咬人的本性的。中国人民只有高度提高警惕,“对来犯者,只有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意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就是为孙悟空掀翻五指山的神的力量!最后彻底打败帝修反及其官僚资产阶级和汉奸卖国贼,铲除滋生腐败和资产阶级的土圵,才能让“日全食”后的太阳更加灿烂有光!

    最后,再一次向全国红色网友们和全国人民拜年!祝合家欢乐,福体安康,万事胜意!并让我们一起共同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敬致:崇高的革命敬礼!

    “ 重庆毛泽东思想学会”全体同志

    二0一一年一月卅一日敬筆

 

 


发件人:"Jin Fuxin" <jinfuxin@yahoo.com>  2011-02-13 02:14:2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杨继绳的观点竟然和我这篇文章不谋而合大致相同(附杨文于后)

恢复帝制,拯救地球

金复新

2011年2月

    说到古代的中国,留在我们印象中的就是那种男耕女织的农耕文化,农业社会。不错,这才是正常的人类社会,而现在所谓民主共和的社会制度,及其配套的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变异的社会形态。和现代科学一样,是强加在人类的身上的,给人类尝点甜头,却让人类毁灭。本文谨从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比入手,来阐明这个问题。

    在帝制下的农业社会中,“务本”就是指种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种田读书是最正常不过的人类生活方式,佛道是高尚的,做官是荣耀的,耕地劳作是最正常的,除此以外,几乎都被称为不务正业,商业被视为猥琐,戏子属于下九流。直到近上世纪解放初期,我国很多地方的农业机械依旧还是处于宋代的水平,原始而实用,相对于现代农业来说,虽然效率比较低下,但能基本能够维持整个社会的各种需求,使绝大多数的人口摆脱不了土地。直到现代工业加入到农业生产之中,才使大量人口从土地里“解放”了出来,充实到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各种职业之中。越到后来,人们越耻于象种田那样的诚实劳动,反以从事炒股、炒楼、倒卖车票、操纵市场,这种投机取巧的行当为荣,靠给别人制造麻烦而不是靠给人以方便赚钱,反觉得这是自己聪明才赚到的钱,实际是离“道”日远,以前被人们看不起的商人成了最受捧的行业,商人一有地位,饱暖思淫欲,地里不需要那么多人劳动了,只好充斥到各种“服务业”中去,社会上戏子、婊子这种职业最吃香,青年人热衷于各种选秀活动,考电影学院,农民则成了最受人看不起的职业,仅比乞丐好一些,当官靠的不是读圣贤书出来的读书郎,而是靠入某“组织”靠走门子。

    除此以外,在古代,读书做官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辅助性的职业有医、卜、星、相等等,商业不发达,金融典当等行业更是幼稚,而且普遍被人看不起,认为这些不是正行,听起来多少有点“歪门邪道”的意思。农耕文化中没有工业,只有小手工业,社会结构较简单。直到明朝,这一切方发展成熟,社会政治制度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日臻完善,相得益彰,中华帝制文明达到最完善的境界,不仅物质文明完全能适应人们有尊严的生活需求,而且普遍崇尚高雅的精神生活,各种宗教学说盛行,让人们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人人讲礼仪,个个崇诗文,从中获得快乐,这才是正常的成熟的人类社会形态,我相信那时的人远比现在的人内涵丰富许多,也幸福许多。

    我不知道现在的人有多少是每天是硬着头皮去上不喜欢的那种班的,又有几个人是喜欢自己那份工作的。现在的人却认为那种在都市里的白领生活才是最正常的生活,而却我一直向往那时农家的生活,有几块地,种一些树,平时养鸡养鸭养牛,早出晚归,闲时读读书,坐坐禅,访访道,逛逛集,觉得这才是人正常的生活方式。

    工业是不该在人类社会出现的,它虽然带来了更大的物质文明,也让人们从中得到了快乐,而这种快乐不仅多余,而且是有害甚至是致命的,它仅仅带给人们一些便利和舒坦,其代价却让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为之走上灭亡的道路。相比之下,人类从工业中得到的是芝麻,丢掉的是西瓜。因为什么事情都不能走极端,社会有小手工业就足以服务人们的需求了,人类一味追求工业化程度越高,满足其不断增加的无止境的各种需求欲望。以为科技越发达就越好,实际离人类毁灭就越近,离地球毁灭就越快。就象体育锻炼一样,适当的体育运动有利于身体健康,而为了得冠军去参加专业竞技体育训练,则反而会对身体带来伤病,反而老得快,反而对身体不利,看看姚明刘翔,你就知道了。关于这些,我在后文中还会就此详细展开阐述。

    要是我们离开现代工业,回到明朝,我们会发现那时人类的生活质量并不必现在差。从吃的方面来说,描述明朝社会的小说《儒林外史》中就出现了这么一些我们现在还在食用的菜肴,低档的有豆腐乳、大头菜、笋干等早餐佐菜,到了酒家,上的是黄闷鱼、醉白鱼、白切肚子、京炒肉、煎肉元、闷青鱼、煮鲢头,这只还是些家常菜,我看比现在还吃的好,现在人吃得还不如几十年前好呢,许多老师傅死了,把绝技都带棺材里去了,很多有名的菜你根本就吃不上了,还怎么和明朝时的比?我们可能会想象,在更远的宋朝,人们不知道会比现在吃得差多少,其实那时的蔡京太师就能经常吃“蟹粉包子”,据说好吃得很。这么看来,农耕社会的人们一点也不必现在吃得差,要说现代人超过古人的地方,就是象广东人那样,什么动物都敢吃,不管有没有毒,连婴儿也要炖来吃。

    在穿的方面,农耕社会的人也不比现在的人差,棉花在明朝的时候已经传到了中国,那时的人们除了经济原因穿不起棉制品而只能穿葛麻布料的以外,富人穿得普遍比现在人好,大多数人已经可以穿上吸汗透气的棉内衣了。夏季有丝绸外套,冬季穿皮裘大衣,一点也不次于现在人。而现在人呢?大多穿的是从石油里提取的化纤织品,象晴纶、的确良,虽然产量大,但和很多皮肤病的出现有关。现在的人要再想穿绸裹缎,冬天拥有水獭皮大衣,估计不是大富翁还买不起呢。

    说住的方面,是不是一定住现在工业社会的房子就比明朝农业社会的房子好呢?大家知道,即使在日本二战时期,乃至现在,很多都是唐朝式的建筑,冬暖夏凉,是从唐朝学过去的,洗澡还保留那时的习惯,喜欢在大木桶里洗,从未听说有什么不便。明朝有点钱人家的建筑,更多的是象《红楼梦》大观园一样,或者就象苏州园林那种拙政园、留园、狮子林那样雕梁画栋,小楼亭台,假山水景,住那里心情不知道要比住现在的筒子楼、多层、小高层舒服哪里去。现在人,住的地方一点点小,同样也就四个墙壁,能和古代比的就是能加个空调,有个抽水马桶,喝自来水,你想再住明朝那样的房子,恐怕没十亿,连地皮都买不起,只能当公园来看看解馋。空调用多了,得空调病不说,那氟利昂排放太多,造成了臭氧层空洞,地球的保护都被破坏了,很多人被太阳紫外线照射而生了奇怪的病。你权衡下利弊,空调究竟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呢?工业化之后,人类比农业化时候究竟快乐多少?

    要说行的方面,老子的道德经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就是说人们生活在一个个小国“部落”里,靠得很近,鸡犬声相闻,但老死都不来往,有舟车都用不着。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古代除了长途贩运、官员调迁、进京赶考、僧道化缘、观光旅游外,人们的生活范围一般在几百里之内,大多数人一辈子在就在附近几个县转悠,根本不需要现在汽车飞机这样飞快的交通工具,一般不是骑马骑驴,就是坐轿坐船,但生活并未受到多大影响。也不会产生任何污染,更不需要开发什么能源,马只要吃点草就行,驴拉的屎还可以当肥料。而正是由于现代工业才使得交通工具变得尤其发达,老板才可以命令你得长期出差到很远的地方,使你疲于奔命,正因为有了先进的战船,才使得西方野蛮殖民者能够乘坐它绕过沙漠用武力侵犯东方的文明,正因为有了先进的交通工具,病毒可以更方便地全球传播,正因为有了先进的交通工具,地域的文化被相互影响而扭曲而没有了特色,正因为有了便利的交通,加上电影电视,才让西方那些符合人们饱暖思淫欲的秉性的魔鬼一般邪恶的价值体系,在全世界快速扩展开来。

    人心趋恶,学好很难,要学坏只一瞬间,你会发现长期生活在交通不便相对闭塞地区的人比较纯朴,连中南海找服务员都知道找那些小地方的女孩,觉得老实可靠,就不敢找大城市的见多识广的女孩,知道她们心地早坏了,连中G都懂这个。怕就怕交通便利了,改革开放让这么多原本朴实的农民进城,一进城,马上就会变本加厉的学坏。你说交通便利了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人类愚蠢,喜欢偷懒,喜欢享受,喜欢争斗,喜欢攀比,又贪小,又没有眼光,只顾眼前,不计后果,让人们接受去接受工业,让人类贪图工业带来的所谓“便利,舒服”的假现实而接受了它,就象贪图自己能参与政 治而选择民 主丢弃帝制一样。有的人说:“这有什么不好?我不是切切实实舒服了吗?工业化虽然使得生活节奏加快,但我辛苦工作,为的就是享受这些工业文明的成果,多赚了钱,我可以寻找快乐。”可是我要说了。你的付出和你的快乐成正比吗?用和以前农业社会相等的辛苦,能换来相等的幸福吗?你认为你现在活得幸福?还是几百年前明朝的人幸福呢?幸福不仅比以前少,烦恼还比以前的古人多得多。

    在工业社会里讲究竞争,各种压力逼得人透不过气,哪里还可能有农耕文化中陶渊明那种悠哉游哉的生活呢?为了竞争,得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才可能不被淘汰,除了工作时间,除了无休止的加班,还剩得下多少时间去享受所谓的“快乐”?还得不时“充电”,稍微懈怠几天就被时代遗弃了。我很奇怪为什么人类会热衷于过这种生活?自己在为谁当“奴隶”呢?丢弃了幸福,自己去找罪受。一晃这一辈子就这么忙过去了,转眼就到退休年龄了,还没过上几天快乐的日子,多年的紧张生活,已经给自己带来一身病,不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就是高血压,颈锥病,还怎么享受快乐?现在的人起码都是亚健康,这不就是人类整体都在干一件傻事吗? 为了维持这种“舒适”的生活,花掉的代价却是巨大的,人人都得去做那种竞争力极强,紧张而有劳累的工作,为了那份工作,占用了绝大多数的时间,最后你还有多少时间享受了“现代文明”带来的“舒适生活”呢? 恰恰过着得是不怎么“舒适”的生活。

    人觉得凡是能有助于满足自己的欲望的都是对的。所以一味地提高科技,一味追求享受,一味追求竞争,无限制地想从工业和科学中追求“舒服和便利”,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就象我刚才举的体育运动和竞技体育的关系一样,追求名利搞了几年竞技体育,不仅伤了身体,还会少活几年。因为什么事情都不能由着性子一味地去满足欲望,什么事情都得讲中庸,都得讲节制,比如吃好点确实有益健康,可是你要由着性子大鱼大肉大吃大喝,一味地满足自己的食欲,不用几年,保证心血管疾病来了,高血压来了,糖尿病来了。性交是必须的,否则就没了后代,适当地性交有益身体机能的调和,可是人若不顾一切地去满足性欲,不几年就会腰酸背痛,迎风流泪,离下世的光景也就不远了。

    人人赞美这种追求,说是应该“发展”,说这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是必然的趋势。所以一味地“向前发展”,以满足自己无止境的欲望,从没有知足的时候,看不到这会给自己带来灾祸,老子早就讲:“祸莫大于不知足”。“发展”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正因为年龄有“发展”,人才会变老,人才会死,正因为“发展”,地球才会毁灭。佛家讲不生,道家讲不死,都是不想再发展什么了,只想让时间停留在一个美好的节点上。天上的神仙,看上去永远那么年轻,男的永远二十来岁,女的永远是最美丽的十七八岁,就是因为不“发展”了。我们中国人讲中庸,什么事情都不由着性子乱来,都有节制,所以发展农耕文化到明朝就不想再发展下去了,觉得已经完全能满足人类的所有需要了。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对地球没有破坏,没有污染,再多追求就是贪心,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如果一直保持明朝清朝这种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地球不知道能保持到什么时候。可惜的是,西方的国家利用武力,利用人类的愚昧破坏了这一切,加上此后的中国都是那些最坏最愚昧的坏人当道,带领着愚昧的民众,完全抛弃帝制,视农耕文化为落后和愚昧,就九牛拉不回地随着西方而去了。

    这还不是主要的,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损失远不止这些,正因为有了工业化,地球才会被毁灭,人类才会被灭亡,地球上要一直是“缓、慢、圆”农耕文化的话,就一直不会灭亡。就象埋在土里的瑜伽修行者一样,细胞分裂的时间越来越长,使生命也顺带延长,这和现代讲究高节奏的生活正好相反。

    地球从远古到现代工业产生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没有受到致命的威胁,可自从发生了工业革命,从其产生到现在仅仅一百多年,地球就已经不堪重负,而极端恶化,濒临绝境了,你说工业毁灭的速度有多快?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轻重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制造毒水排进江河,每天人类排放大量生活垃圾,很多都是无法分解又带毒的塑料袋、塑料饭盒等等,扔进河里,埋入地下,或随风飘零,大自然又没有能力解这些毒。太湖等鱼米之乡从此成了绿藻之地,江河断流,鱼虾绝迹,都是在工业化后不久造成的,电力工业制造毒气形成酸雨,煤炭工业挖得山崩地裂,还不包括核工业的威胁,世界上的核武器已经足以销毁地球无数次了,这都是现代工业带来的结果。据说上一次地球毁灭也是这个原因。而人们从中获得的好处,仅仅是为了“便利了一点,舒服了一点”,只给人类带来一个虚幻的“先进”的感觉而已。

    地球只适合农耕文化,工业文化本不该地球上所有,工业是摧毁地球的快速毒药,不用两百年就能把地球给毁了。大自然,或者称“神”,已经巧妙地给人类安排好了一切,不需人特别去钻研,人只需用小手工也粗加工大自然的赐予,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你会感觉到这一切似乎都是浑然天成的。夏天天热了,地上就会在这个时候成熟西瓜给人解暑,水里就会长出鲜荷给人清热。你想洗发,根本用不着现在那种化工制造的洗发水,天然就有皂角这种植物供你洗发,粗加工一下就制成了很好的洗发液,可以想象,古代人的发质一定比现在的好。每一种病,总能在大自然中找到一种或者几种东西来治愈,有的是草,有的是根,有的动物的角,有的甚至是金属,这就是中医。找个树根,随便修理一下就可以制作成一个杯子泡茶喝,古色古香,别有情趣,大自然给予的一切才是最好的,这才是返朴归真。不需你费尽心机自作聪明地造作地去专门制造,凡是刻意造出来的东西,多少都会给这个地球给人类带来不利的因素。

    脏水经过蒸发,成了雨雪,山顶永远能流下纯净的泉水,大自然是一个最好的新陈代谢循环机器,一切废物、排泄物、尸体,腐烂后都会被大自然吸收后变为养份,都会象这样又循环成新的一切。 而工业的排放废气废水,工业的成品,可不是小手工业初加工生成的,而是经过极其复杂的化学反应产生,都是大自然无力腐烂无力净化的物质,不仅对人体有害,而且对环境有害,对气候有害,刚开始时不觉得,时间一长,人类就永远喝不上纯净的水了。这样,人类喝的是毒性极大的工业废水,吃的是转基因食品,吃的是用抗生素喂食过的鱼肉,用激素催生的猪、牛、鸡、鸭,打过农药抗虫害的蔬菜。就是菜谱作料里都有很多工业品,那白砂糖与其说是糖不如说是一种化工品,你贪那味道,一吃多了,就得糖尿病。那味精谁知道是什么东西?谁清楚可乐里是什么成分?谁清楚女士化妆品是什么化工品?搽进皮肤,人体能否把这些物质良性循环?农业社会根本没这东西,吃的鲜味是食物本身的鲜味,哪里用得着这些?

    这些激素、农药、糖份、抗生素,无论是在人体里,还是被排泄掉,或者散布在空气、土壤、河海里,大自然无法将其还原成有益无害的物质,永远带毒。人死了埋土里,或者烧了,这些物质并不随之分解,又会被植物吸收,然后又被别的动物和人再吃进去。结果人类身体里面什么东西都有,越积越多,现在连远在南极的企鹅身体里都有了农药的成分,产生恶性循环,人能不生各种各样的怪病吗?都是农耕文化中闻所未闻的新病种,各种各样的肿瘤。等这种物质一代代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来个总爆发,不仅人类的怪病越来越多,而且气候也象现在这样越来越反常,越来越走极端,下的雨都是酸雨,会因为环境污染而灭亡。而这一切,就是为了急功近利,为了一点点的“方便”,为了一时的“舒服”,发展了工业而造成的。 你说是弊大利大?利是长久的还是弊是长久的?

    现在的西药也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给人类的生活规律和环境带来巨变,使人生出各种各样的怪病,又不得不去吃各种各样古怪的西药,这些药实际也是经过复杂程序生产出来的化工品,也是无法经过人体和大自然还原成无毒物质的,使人毒上加毒。不象中药,即使有毒,即使这药把人毒死,尸体里那毒药还能分解转化,而西药即使没把人毒死,人排泄掉或者死后,那物质多数也不会被分解和转化,就永远象埋在地下的一次性泡沫塑料饭盒那样,几百年都降解不掉,给土地带来危害,把恶果留给子孙。

    破坏大自然给人类安排好的一切,必定会遭到惩罚。而破坏大自然的主要就是工业,人类为了增加产量而用了生物科技搞出来的激素甚至去转变基因、为了杀虫而用了农药、为了方便而使用化学工业搞出来的化肥、为了获得各种金属而发展了产生大量毒水,等等等等,都暂时解决了一点小问题,反而给自己带来永远解决不了的大问题。所做的事情等于是为自己挖坟墓,为自己酿毒药。

    大自然公平地对待着人,人要是善良,不这么愚昧,就不会粮食不够吃,就不必用化肥来增产,也就不会出现使用化肥后的土地,几十年后硬结成块再也长不出庄稼的局面。人要是心地善良,就不会有那么多病虫害吃田地的庄稼,和人类抢饭吃,就不必去发明农药杀虫,就不会发生杀了虫后,同时把残留在蔬菜瓜果上的毒药也给吃了中毒的事情。人的贪心要不大,杀心要不大,乐于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农耕社会中,就不会去发展工业,就不会乐于钻研坦克、机枪、战斗机、轰炸机、原子弹这种毁灭世界的自杀武器。归根到底,是因为人类心态不平,心术不正造成的。

    再说下去就有点迷信了,会使别人更不相信了。大家知道,敬神敬佛要用水果鲜花,得点香蜡。把香蜡燃烧后,神佛把从看得见的烟散开形成看不见的烟尘,也就是净化后的物质给吸收了。而现在所有的水,所有的泥土都带有工业化后遗留的化工毒素,水果鲜花在土里靠水长熟里面带有,香蜡也有,燃烧后不可能净化得了,就象那塑料袋燃烧后形成更毒更难闻的黑烟一样。那么拿这些敬神佛,等于在毒害神佛,神佛吃了,那在他那个世界里也不能纯净了。连天国也因此有了问题带了毒。你说这是件小事吗?如何不叫神佛惩罚人类呢?

    如解此忧,必须立即恢复帝制,刻不容缓,让全世界都回归到适应地球和人类生活的农耕社会,取缔工业,无论是电子工业、电力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核工业、军工业、航天工业、造船工业、信息工业、生物工业还是石油工业、煤炭工业,通通都要取缔。并取缔建筑在工业革命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 义、民 主共 和制度,以及配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唯有如此,才能救中国,唯有如此,才能救世界。中国在实行帝制后应该用王道向蛮夷宣传帝制思想,实在不肯听的,就必须用武力强迫其改制,消灭工业,甚至可以灭绝这个种族,因为这个种族要连累真个地球,是来毁灭地球的。否则只要有一个国家还在搞工业,地球被败坏被污染被毁灭的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

    下面这篇著名记者杨继绳先生写的文章竟然和我这篇三年前写的文章观点基本保持一致。附给大家比较比较:

 

检讨今天的生活方式

新华社退休记者 杨继绳

2011,2,

    1507年(嘉佑二年)4月14日,二十岁的苏东坡中进士,因母丧在家服孝一年多,1059年(嘉佑四年)10月举家迁往京师。他们从四川眉山出发,一路饮酒吟诗,饱览湖光山色,第二年2月才到达京师(开封),行程四个月。1071年7月,苏东坡离开京师(开封)到杭州任职,路经淮阳(陈州)在弟弟苏辙处住了70多天,11月才到达杭州。行程又是四个多月。那时人们是多么悠闲啊!在以往的年代,人们悠然自得,享受着田园诗的生活。

    科学技术发展提高了人们的出行速度。从1519年9月到1522年9月,麦哲伦和他的船员们,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完成人类的第一次环球航行。今天,环球一周只需20多个小时。科学技术还为人类获取生存资料节省了大量时间。100年前,人们为了制造一件衣服,仅织布就得花一个月时间,今天不到一小时就可以织好一个人一年需要的布料。

    科学技术为人们节省了那么多时间,今天的人们却是忙忙碌碌,步履匆匆。1960年代,从清华大学学生宿舍到公共汽车站(32 路或31路),步行三四十分钟,没有人焦急。今天,出租汽车进入了清华园,还嫌车速太慢。今天的人们,像被置于高速传送带上,成天跌跌闯闯,昏头转向。

    人类能不能生活得从容一点?2009年4月,英国人举办了为期10天的伦敦慢下来的运动。活动的组织者称:“节奏紧张的伦敦人每天忙得像兔子一样蹦来蹦去,稍微走慢点就会引来人们的不耐烦,进地铁站的时候如果掏票动作慢了点,后面的人就恨不得把他直接扔过去。......压力太大、节奏太快,实在无益于都市人的身心健康。”

    科学技术为人类节省了这么多时间,为什么时间更加紧迫?根本问题在于,人类的欲望没有止境,人类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失去理性。

    过去一个人出行,迈开两条腿就行了,慢是慢些,但不要很多人为他服务。现在一个人出行要坐在一架两千斤重的复杂机器上。快是快了,造这架机器要花多少时间(钢铁冶炼、各种车用材料的生产、机械设计和制造等)?用这架机器要花多少时间(能源开采、炼制,各种辅料的生产、遍布全球的汽车维修服务网点和道路网的建设与维护)?过去穿衣,只要保暖、大方就行了,大家穿同样形式的衣服觉得很自然。现在追求多样化,服装的设计、生产、销售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过去离家外出,一个月给家里写一封信,家里就放心;现在外出,下飞机后不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家里会担心飞机出事了。为了保证人们能及时通讯,建立庞大的通讯行业和与通讯相关的行业需要多少时间?

    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欲望,新的行业不断出现,每一个行业又需要其它行业为它服务。各个行业相互依赖、相互交织,社会生活也比过去复杂了。而这些繁多的社会需求,复杂的社会生活,其中有些不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但是,一旦这些行业建立起来了,社会关系建立起来了,就是新的就业机会,就是利益关系,再也退不回去了。

    忙,本来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结果呢?生活质量反而下降了:空气肮脏了,水源污染了,食品中的添加剂多了,汽车堵在路上开不动了。而更为沉重的代价是:环境污染,矿山枯竭,二氧化碳和其它有害气体的积累已经危及大气层,地球变暖。据科学分析,在18世纪中期以前的65万年里,地球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始终维持在280ppm左右,而之后的250多年,人类活动使得这个纪录不断刷新。要避免全球变暖带来严重的灾难,必须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既18世纪中期)以前的增幅控制在摄氏2度以内。但仅1906年到2005年间,已经升高了,0.74度,此后的一个世纪,升温幅度将达到1.1度至6.4度。

    我们可以从热力学的角度来评价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用“熵论”来评价我们的生活方式。“熵”,就是自然界中有用能量变成无用能量的程度。爱因斯坦认为“熵定律是所有科学定律的第一定律。”英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把熵称为“整个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哲学定律。” 我们的衣、食、住、行、用,最终都是把有用能变成无用能,都会给环境增加混乱。因此,人类的生活是以环境中熵的增加为代价的。今天,在经济统计中,用消费量作为衡量生活是否“幸福”的指标。高消费,成了人们的追求目标。从熵的观点看,高消费就是高增熵,就是加速恶化人类的生存环境。

    一个全靠体力进行劳动的农民,每消耗一卡能量可以生产出10卡左右能量的产品,现在一个美国农民,用一卡人力的能量,可以生产出6000卡能量的农产品。但是,如果把农机、化肥、农药等相关的能量计算进去,一个现代化的美国农民,用10卡能量才能生产出一卡能量的农产品。可见,技术进步也是以环境的增熵为价的。

    现在又回到本文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效率,人们的闲暇时间为什么比过去更少?用熵的理论来回答:现代社会每个成员所耗费的能量比300年前高出上百倍、上千倍。人们创造的这种高能耗的生活条件所花费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机器所节约的时间。人类想得到轻松,反而招来了繁忙。

    人们的忙碌是在加速制造熵。著名的美国哲学家里夫金大声惊呼:“极目四望,世界的熵已经增到惊人的地步!”科学家们认为:熵污染是人类的头号灾难,随着熵的增加,这种灾难日易深重。而熵值达到一定的限度,地球就会进入“热寂”状态,也就是地球的死亡。

    今天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有三个动力:内需,投资,出口。内需是国内的消费,投资是未来的消费,出口是外国人的消费。也就是说,消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就千方百计地扩大消费。信用制度又鼓励人们超前消费,用未来的收入支付今天的消费。高增长是靠高消费推动的,而高增长又是为了满足高消费。人类被市场裹胁着强迫消费。消费不是生活的必需,而是为了经济增长。高消费并不一定带来真正的幸福生活。不仅人类本身被高消费所累,还破坏了自然环境。哥本哈根的世界环境大会的失败,其罪魁祸首是高消费的生活方式。高消费?高增长,互为因果。这样的恶性循环是人类自掘坟墓之路。走出高消费高增长之路,是人类摆脱危机之路。

    我不是提倡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不是提倡从汽车回到步行;而是警告人们,对经济增长要保持理性的态度,要以理性的态度来检讨今天的生活方式。理性的生活方式应当是,以最少的消费,获取最大限度的幸福。幸福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觉。现代人们认为过去的生活方式不幸福,其实,处在当时环境的人们并不感到不幸福。不感到不幸福就是幸福。简单就是幸福。要改变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就得改变人们的幸福观、审美观,就得在各个领域刷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也将改变社会活动规则。人类必须具有高度的理智,才能够实现这一重大转变。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1-02-03 21:51:33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薄熙来:唱红包括苏格拉底,蒙田

    外界误解重庆唱红是恢复文革的“早请示,晚汇报”,但前几天随便打开重庆卫视的黄金时段“信念”节目,看到的是对“蒙田随笔集”中的“信念”的分析。薄熙来下文明确:唱红包括苏格拉底!“信念”有一个苏格拉底专辑。 大家可以从http://ikan.pptv.com/living/ 上看到重庆卫视的“信念”和“记忆”两大节目,请自行判断重庆是否“极左回潮”,还是真正多元化的文化繁荣。

薄熙来回应外界对重庆卫视打造红色频道质疑

重庆晚报

2011年01月29日

  27日,我市召开宣传文化工作会,研究部署今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市委书记薄熙来指出,要继续搞好“唱读讲传”活动,为市民提供优等的精神食粮,旗帜鲜明地唱响主旋律,形成重庆人民崭新的精神风貌。市领导何事忠、陈雅棠、谭栖伟、杨天怡参加会议。

  “唱读讲传”一浪高过一浪,社会各界普遍响应

  薄熙来说,近年来,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同志们兢兢业业,扎实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唱读讲传”在主城有声有色,在区县也轰轰烈烈,一浪高过一浪;年轻人喜欢,老同志欢迎,机关干部高兴,人民群众普遍接受,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普遍响应。李长春、习近平、周永康等中央领导充分肯定,鼓励我们深入开展。不少兄弟省市也来山城观看,贵州省、河北邯郸、河南郑州、西藏拉萨都因地制宜,开展了“唱红歌”、“读经典”活动。有的退休干部说,“唱读讲传”把大家拧成了一股绳;社区居民说,通过“唱读讲传”,大家的精气神足了,打牌的少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总结:“重庆的‘唱读讲传’,是巩固我国意识形态阵地、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伟大创举。唱红歌,唱出了光荣历史,唱出了浩然正气,唱出了团结和谐;读经典,读出了人类文明,读出了民族智慧,读出了理想信念;讲故事,讲出了感人事迹,讲出了光辉业绩,讲出了英雄楷模;传箴言,传出了时代真理,传出了创新格言,传出了人生警句。”

  薄熙来说,一个地方要有凝聚力,不仅要靠经济发展,人心齐也是重要因素。重庆之所以感动人、有吸引力,除了经济发展,还在于重拳“打黑”,对全社会进行了一次大清理,老百姓安全感大大增强;也在于“唱读讲传”激发了大家的精气神,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唱读讲传”传诵的是几千年来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成果,是几十年中国革命斗争中提炼凝聚的先进文化,一定要代代相传。

  要为年轻一代提供优等的精神食粮,使有限的生命能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薄熙来说,现在一些家长正为他们的子女担忧,因为有些孩子看起来很忙碌,成天看电视、上网、聊天,也浏览了不少信息,但很多是无用、无聊甚至有害的信息,经典、精华、精品并不多,能让人增长见识、丰富头脑、唤起激情、培育情操、鼓舞斗志的文化产品十分有限,不少人因此不知不觉地浪费了青春年华,令人痛心。我们的国家正日渐富强,大多数老百姓已经吃穿不愁,但如何使精神生活也富足起来则是个远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我们提倡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就是要为年轻一代及所有市民提供优等的精神食粮,让他们能更多地欣赏古今中外灿烂的文化遗产,从而使有限的生命能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应尽的责任。

  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也可以变物质

  薄熙来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健康发展,现在总量已超过了日本。但经济搞上去了,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了。当今世界的较量,不仅是经济的较量,还有精神文化领域的较量。我们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但国家建设起来以后向何处去?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我们的国民相信谁,他们的思想到底受谁影响?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需要冷静地想一想。调查显示,不少青少年热衷于西方文化,而对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却知之甚少,这就值得深思。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代党的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工作,始终强调理想信念教育,字字千钧,深刻务实。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把13亿人民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良好道德风尚,更好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从哲学上讲,“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也可以变物质。”过去我们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就是“精神变物质”的结果。那时候,物质条件极其匮乏,但我们党有穷且益坚的志气,有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有百折不挠的骨气,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内外反动派就压不垮、打不倒,我们党就能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现在的物质条件比过去强几十倍、几百倍,但如果不思进取,不讲奋斗,人心涣散,精神不振,物质再强大也不行。

  共产党人就是要坚持真理,而坚持真理必须旗帜鲜明

  薄熙来说,对“唱读讲传”活动,网上有些人说风凉话:“怎么老讲过去的东西”,“应该往前看嘛”。重庆卫视改版,黄金时段不播电视剧,又有人说:“这样能行吗?”“搞那些东西干什么?”其实,这恰恰说明我们所做的是有价值的。正因为有意义,才会招致一些人的反对;如果做的事无关痛痒,他不会搭理你。我们所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三个代表”,符合科学发展观,所以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薄熙来说,我们所传唱的,都是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是抗战时期万众一心、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歌曲,为什么不能唱呢?《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等影片,非常朴实传神,都是经典之作,出自艺术大家之手,脍炙人口,百看不厌,为什么不能演呢?现在欧美人不还在欣赏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吗?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创作的这些不朽之作才几十年,就不能再拿出来欣赏呢?况且,我们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内容非常广泛,并不限于我们党的光辉历程,也海涵了古今中外的名家之言、传世经典,重庆电视台的《记忆》、《信念》,就在讲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伽利略、爱迪生、苏格拉底的故事,可以说是博采世界文化之众长,催人奋进,感人至深。难道只能去传播“黄段子”、“灰段子”,耍贫嘴,讲低俗的故事,读快餐文化,去迎合某些人的无聊心理吗?在这方面,我们重庆人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共产党人就是要坚持真理,而坚持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就是要有这个勇气。鲁迅先生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人民大众,要俯首甘当“孺子牛”,而对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就是要横眉冷对,这是我们党的宣传干部应有的政治品格。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薄熙来还与大家一起重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刻内涵。他说,邓小平同志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强调,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并已载入中国共产党党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其都一脉相承。这些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现在有些人做工作往往概念化,实际工作不够具体。我们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做工作、研究问题也必须具体,一具体就深刻,一具体就生动。我们建设“五个重庆”,设计“民生十条”,组织“唱红打黑”,就是结合重庆的实际,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

  薄熙来说,对主旋律和核心价值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同志们要牢记于心,并且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要通过大家的辛勤工作,传播到全社会,让广大群众普遍了解和接受,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从而使“精神变物质”。重庆正处在发展的关键阶段,机遇难得。我们不仅要出物质成果,还要出精神成果,努力实现精神和物质的双丰收,既要实现重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又要培育和形成崭新的精神风貌,培养出一代有理想、有道德的社会主义新人。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2-12 06:31:19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 形势和前途。。。

当前的形势与前途

----2011年2月10日在科技部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国防大学 辛子陵

    今天是老同志座谈会,我们年龄相近,都在七十以上,都是老干部,老党员,“老员外”,对国事仍然很关心。京戏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角色是“员外”,所谓“员外”就是定员以外的人员,不在编,但还拿朝廷的俸禄,就是告老还家的官员。我们就都是“老员外”。头上没有乌纱帽,不求升迁了,可以讲真话,讲心里话,不需要跟风,不戴假面具讲话。现在科技发展了,到处有摄像头,有监听设备,我们吃饭的这个地方,可能也有。但我们不怕。我希望我们的一些意见,一些见解,传到中央去。我们对时政的一些评论,实际上是给中央当“编外参谋”,刘帅晚年就经常说给中央当“编外参谋”。我们出于善意,出于好心,该说的要说,听不听在他们,在当权的领导人。大家希望听我讲讲形势和前途。我就讲讲我的观察和理解。分八个问题来讲。有些问题可能和大家想的一样,有些问题可能不同,大家可以补充纠正。

一、我们的经济形势很好

    说形势好,主要是我们经济发展起来了。中国二○一○年GDP总量是397983亿元, 约合六万亿美元。按国际汇率计算的GDP已经超过日本名列第二,相当于美国的39.3%。中国二○一○年人均GDP大约在4283美元,排名全球第95位,二○○九年是第106位。

    这是个宏观的概念。我们再看一个单项指标:钢铁生产。这是个具体的概念。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我们想钢都想疯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放出豪言两年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英国一九五七年钢产量是2000万吨,中国是535万吨。一九五八年他下命令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命令9000万人“土法炼钢”,巨大的资源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不算,还赔了(贴补)四十亿人民币,占一九五八年财政支出的1/10,[1] 年终发表公报,说胜利完成了1070万吨。实际上包括400万吨无法利用的铁垃圾,上演了一出劳民伤财的大闹剧。而真正在钢铁产量上实现超英赶美,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六年,那一年的钢产量,不仅超过了英国,超过了美国,而且超过了他们两家的总和。二○○六年中国钢产量41750万吨(四亿一千七百五十万吨),包括英国的欧盟二十五国钢产量是19890万吨(一亿九千八百九十万吨),包括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钢产量13350万吨(一亿三千三百五十万吨)[2]。英国加美国,欧盟加北美,总共产钢33240万吨(三亿三千二百四十万吨)。中国一国的钢产量,超过了英美加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二十八个国家。这要在毛时代得乐疯了,尾巴要翘到天上去。毛泽东那是就想赶超英国,再进一步赶超美国,他老人家那个思想解放的程度,没敢想过钢产量超过整个欧洲二十五个国家,更没想过超过欧洲还加上北美三国。

二、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经济才能发展起来

    当需要走出空想社会主义误区实行新资本主义政策的时候,要像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那样,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光明正大地发展资本主义。

    2003年年轻创业者陆煜章创办“上海资本家竞争力顾问有限公司”,因为违背了“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把“资本家”三个字上了企业名称,注册时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驳回。陆煜章不服,向徐汇区人民法院状告工商局,工商局官员拿着《辞海》对簿公堂,说“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家是工人阶级的对立面,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相悖。”[3] 当时上海的资本家起码有几十万。工商局官员可以和张总、李总在大饭店里喝酒,没感到有什么“相悖”,一扭脸到了庄严的法庭,就“相悖”了,不承认中国有资本家。法院一审判决工商局胜诉。这个惶遽、尴尬的镜头是我们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个缩影。

    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改弦易辙,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是新资本主义。

    新资本主义这个词是毛泽东发明的。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就有了新资本主义和老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说:“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完备形态,理所当然地包括更多的资本主义。我们要套用毛泽东的话坦然告诉毛派:“现在我们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苏式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是新资本主义。” 要区分新资本主义和老资本主义,不要一提资本主义就腰杆子不硬,新资本主义是个富民兴邦的好东西,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脱离苏联模式,创立新社会主义,这个新社会主义也可以叫做新资本主义,因为两者的经济基础是相同的。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就夺取了宣传工作的完全的主动权。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把问题讲透彻,讲明白,毛派就没什么好攻的了,有利于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心明力定,共创美好的未来。

    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这样一种实践。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说:“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放宽自由,而社会主义的恐惧也迫使资本主义增加平等,东方是西方而西方也是东方,不久,两者就要碰头。”[5] 历史正在这样发展。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三、记住恩格斯说的九十三个字

    大家都是中高级干部,在位的时候学了一辈子马列,对改革开放的事情,脑子里也有很多疑问。例如我们是不是背离了马列主义,是不是搞了修正主义,改革开放这一套到底对不对?因此我想提纲挈领地谈谈马列主义这个思想体系,那些东西过时了,那些东西从根本上就错了。

    研究马克思主义,要研究它的全本,研究它几十年发展变化的过程,既要研究他们的出发点,也要研究它们得落脚点。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是宣传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于一八八三年去世。到了一八八六年,恩格斯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中写下了一段令他的追随者们目瞪口呆的话:“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6]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一切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实践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轻视或忽略这九十三个字,没读过或没读懂这九十三个字,就是没弄通马克思主义。上了西天,没取到真经。如果在这以前你读过许多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读过《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些名篇,你就更要记牢这九十三个字,因为这九十三个字把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而载入史册的。说他们晚年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主张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许多人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是事实,是有历史文献可考的事实。

    在时间和空间上离马克思恩格斯最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有人激烈反对他们这一转变。一八九○年三月底,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一个“青年派” [7] ,核心人物有保·恩斯特、保·康善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 坚持马克思早年提出的暴力革命的观点,号召“五一”总罢工,打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旗号,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恩格斯认为这是“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如果照他们的意见办,党就会在敌人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 [8] 一八九一年十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恩格斯一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致拉法格的信中说:

    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9]

    马克思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用这种方式表示对自己前期学说的否定。这个前期,恩格斯划的线是十年前,即一八八○年以前,这就包括了《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法兰西内战》(一八七一年)和《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三大名篇。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从科学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探讨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化。西方社会从血汗资本主义进化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标志。

    马克思主义是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半个世纪的与时俱进,从前期到中期和后期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一八八三年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单独从事革命和理论活动的十二年,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民主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是从《共产党宣言》开篇到《<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终篇;从暴力革命开篇,在和平改良终篇;从消灭私有制开篇到重建个人所有制终篇。恩格斯的理论遗嘱是: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10]

    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如同中国的大同理想一样,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但它只“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千万不要付诸实践,它不是治国安民的现实政策,真要这样办,一定坏事,一定天下大乱。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不是“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这就是告诉工人政党不要把共产主义写进党章,党章是要实行的,如果写上势必把工人运动引错了方向。这是欧洲工人运动脱离共产主义,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中共党章中仍载有“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条文是不符合恩格斯教导的。明年十八大,我估计会修改这一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德国“青年派”的水平,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思想变化,把共产主义理想在六亿人口的中国大规模地实践了一下,结果比恩格斯预料的“更坏”还要坏得多。这个更坏的结果就是饿死了37 558 000人。

    据专家统计,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二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2万多人。[11] 而毛泽东三年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口还多764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是根本路线的错误。所谓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论、路线和道路,是空想社会主义,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是造成大灾大难的总根源,应予彻底否定。

四、列宁是德皇威廉二世的间谍

    下面说说列宁和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2] 毛泽东这句话,老同志都耳熟能详。对于十月革命,以前我们充满了崇敬,把苏联看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榜样。苏联解体后,历史档案公开了,今天我们才知道了十月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场革命。

    十月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在德国威廉皇帝的支持下发动的一场政变。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沙皇就退位了。十月革命不是推翻帝制,而是布尔什维克向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武装“夺权”,向立宪会议夺权,是一场武装政变。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回忆说:“我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他,全面帮助他,从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来。”

    列宁到了欧洲,没有在第二国际那些著名活动家中找到朋友。他与德国皇帝的情报人员建立了联系。列宁走到这一步,是有思想基础的。他哥哥是个民粹派。民粹派认为:“目标是正确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计”。从涅恰耶夫(民粹派推崇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开始,“革命策略中就允许使用最不道德手段。”[13] 我引用下面这些材料,不是要贬低列宁的人格。不能把列宁当做一个普通间谍看待。他不是一个小特务,而是一个大策略家。诚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14]

列宁真的和魔鬼结盟了。

    二○○七年底,德国《明镜周刊》第五十期以列宁和德皇威廉二世、德文密档和十月革命旗帜为刊头图,以十一页文字和照片的篇幅刊登了该期的标题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 (Revolutionaers einer Majestaet), 封面副题则是《被收买的革命》,并附赠有关的录像光盘。

    二○○七年是俄国十月革命九十周年。过去都以为共产主义革命跟马克思恩格斯两位革命导师有关系,现在才知道还有第三位重要的德国人物,就是德皇威廉二世。没有他出钱出枪,扩大革命喉舌《真理报》的发行量,列宁的武装政变绝无成功的可能。《明镜周刊》组织了六位专业作者撰写这篇文章,披露了历史的真相,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与德皇陛下的密使联系,获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资助,成功地制造了十月革命。文章说,列宁想要颠覆沙皇,而威廉二世皇帝则要取得在东线的胜利。解密的档案证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合作的规模。德意志帝国接连数年以千万计的马克和后勤援助支持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德国的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无法维持执政最关键的第一年(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很可能也就没有苏联的出现,没有共产主义的崛起。柏林用马克、武器弹药支持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德国外交部直到一九一七年年底至少给了列宁2600万德国马克,相当于今天7500万欧元。

    文章详尽地描述了一个爱沙尼亚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名字叫赫尔方特Helphand,他是德国情报人员。从解密的档案来看,是他向德国情报机构介绍列宁,建议给予资助,是他与列宁保持秘密联系。《明镜周刊》发掘了欧洲多国的档案资料,瑞典、瑞士和英国的安全机关档案,普鲁士警察机关的文献,德国外交部和俄国档案中的备忘录,以及瑞士银行的流水帐单。还有当时驻节俄国的欧洲外交人员留下的日记和笔录材料。这些密档和历史文献证据确凿,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列宁与德国政府之间的真实关系。

    “列宁间谍案”十月革命前曾被揭露,由于证据不足未成立。一九一七年七月四日,曾与列宁一起在国外工作的社会革命党人班克拉托夫在媒体上指责列宁与德国“达成某种秘密协议”,并宣称列宁、加米涅夫、科兹洛夫斯基都是“德国派往俄国的间谍”。临时政府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打击列宁。彼得格勒法院引用俄军准尉伊尔莫列科“自首”后交代的材料。伊尔莫列科宣称,他是受德军总参谋部直接指派负责与布尔什维克联系的。伊尔莫列科还公开指责列宁是一名德国间谍,他曾奉命与列宁进行过接触。

    一九一七年七月,俄国法院下达了逮捕列宁的命令,列宁逃往芬兰。由于赫尔方特没有出现,列宁知道,彼得格勒法院没有掌握过硬的人证和物证,推出的证人俄军准尉伊尔莫列科是假的,就在芬兰公布了一系列材料证明伊尔莫列科准尉的证词没有任何可信的成分,一向以严谨高效著称的德国总参谋部是不会找一个随时可能叛变的准尉来与他这样的人物联系的。列宁的自我辩护很有效果,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是清白的。遵守法制和尊重证据的临时政府就把列宁放过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以德国对俄国正式宣战而爆发的,并且形成了以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为一方,俄国、英国、法国为另一方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世界性战争。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三十三号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反战宣言,在列宁起草的这篇宣言中提出了“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并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策略口号。[15] 列宁是靠这个重要表态赢得德皇的青睐的,这是他们合作的政治基础。

    在列宁鼓动军队反战,农民要求土地的时候,德国情报机构从各国发回的密电都报告说,列宁正在按计划进行。布尔什维克夺权列宁上台以后,立刻与德方和谈,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割让给德方。按照和约的内容,这些土地是永久割让的。只是后来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德军在一战后期全线崩溃,德国成为战败国,俄国意外地重新收回了这些土地。

    以上事实已为俄国最新出版的官方历史《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九九四—二○○七)》所证实。二○○六年俄国总统普京提出了为十一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确定由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是由四十余名专家共同完成的。出版前,索尔仁尼琴审阅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二○○九年阿斯特(ACT)出版社将其印行。出版后引起轰动,不到一年再版数次。二○一○年六月十七至二十七日俄国史学者潘佐夫(他参与了编写工作)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学者李玉贞、陈铁健等,与他就 《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进行了座谈,进一步证实了德国《明镜周刊》公布的史料已为俄国官方所确认,并写进了这部新史书中。

    《二十世纪俄国史》从根本上否定了十月革命,认为这是一场政变。对于政变前后,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活动这一关键问题,该书的回答是肯定的。书中引用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支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一九一五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二月革命后,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顺利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16]

    这些材料一披露,就把“伟大的十月革命”和革命导师列宁彻底颠覆了。这就是为什么俄国人彻底抛弃了列宁和列宁主义,当我们中国人继续缅怀列宁的时候,他们要把列宁的遗体送到中国来。

五、列宁继承和发展了空想社会主义

    列宁是超一流的革命家,超一流的理论家,同时还是一个超一流的阴谋家。他野心极其广大,要当世界革命领袖。他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利用。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他进一步提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口號。他要把全世界的穷人发动组织起来,夺取政权,打倒和剥夺富人。这件事情历史上没人做过,俄国的彼得大帝,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威廉皇帝,都是在列强之间争雄,这在列宁看来是“小儿科”,他要在全世界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建立以俄国为中心的世界苏维埃,把红旗插遍世界。这就是列宁的世界观和使命观。了解这一点才能了解列宁这个“超人”。后来的斯大林、毛泽东,都是继承列宁的衣钵,要当世界革命领袖。

    把政权拿到手,列宁背弃了自己的正确的理论,把社会主义革命简化为穷人造反,不要物质基础,一个社会只要有穷人和富人,就能挑起阶级矛盾,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就是剥夺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曲解,大合了毛泽东的心意。这和毛泽东的农民造反的理论对上口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挑起阶级矛盾可以制造一场革命,但这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农民革命,是朱元璋、李自成式的革命。这是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不是改变生产方式的社会革命。

    十月革命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吵翻。两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抓住《共产党宣言》不放,普列汉诺夫抓住《<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不放。当然,普列汉诺夫是正确的,恩格斯逝世前他见过恩格斯,可以说,他是代表恩格斯对十月革命做出评价的。我们今天否定列宁主义,不是因为列宁拿了德皇威廉二世的马克,不是个道德品质的标准,是因为他的理论确实错了。侥幸的胜利是不能成为历史普遍规律的。

    在当时,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阐释者。他说的和马克思恩格斯不一样了,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个新的革命和建设的模式确立起来:在亚洲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先夺取政权,把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建立起来,再发展生产力,赶超经济发达的国家。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走的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中共八大有“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大跃进中又有“穷过渡”的指导思想,政治上批判“唯生产力论”等,都是列宁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反映。

    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列宁说:能。列宁主义的基础就是这个“能”字。过去认为这是他的主要贡献,现在应该说这是他的主要错误。毛泽东学的是列宁,不是马克思。中国搞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列宁版的。我们说中国要从共产主义误区中走出来,是要从列宁版的共产主义误区中走出来。

    俄国十月革命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分裂。第二国际之外,列宁建立了第三国际。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了两条。一条是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苏联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一个世纪人类的选择,当苏联版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由于固有的理论阙失以及在传播中扭曲变形,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造成国家权力异化,专制独裁,官员腐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彻底失败,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十月革命的灯塔熄灭,主流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消退之后,原是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支流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以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卑不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条道路不是宏篇巨著的经典文献,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理想,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市民社会。他们凭借议会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宝,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在西欧和北欧建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六、马克思主义硕果仅存的遗产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科学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二○○三年九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1500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10),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1000至1200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1800至2000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收入更高些,有的月薪达8000千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

    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这里有一个故事: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二○○三年八月访华时接受《环球》杂志专访,谈到罗马尼亚与西欧的差距时讲了一个“痛苦的事实”:“在罗马尼亚当总统不如在德国当失业者,因为一个德国失业者每月的救济金是2300马克,罗马尼亚总统每月的工资是1250马克。” 德国能给失业工人发放高于罗马尼亚总统工资的救济金,是因为没有按《共产党宣言》的办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工人阶级在失业的情况下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解放的新的含义和新的道路。

    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我们一直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偏见:说是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实又如何呢?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的二十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于制度性的经营不善,连年亏损,职工工资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5.7%。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一九五七年的582元下降到一九七八年的549元。[22] 日本是被我们视为“制度落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剥夺资产阶级,保留了私有制。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日本三十人以上的企业职工工资提高了将近三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九倍。结果,剩余价值率从一九五五年的314%提高到一九七○年的443%,是一个劳资双赢的结局。[23] 所以,目前的工人贫困化的问题,不能折腾回去,用消灭私有制的办法解决,要用政府二次分配和工人持股的办法解决。

    我们这个国家政权,说是代表绝大多是人民的利益,实际上情况发生了变化。前些日子,我跟两报一刊辩论过这个问题。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五百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五百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五千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24]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25]现在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经济改革,从单纯经济观点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谈付出了过多的环境、资源和劳力的沉重代价),但从政治上看,是失败了。要承认这个失败,挽救这个失败,经济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这个失败,将是历史的大倒退。我们政治上的失败,主要表现在共产党由穷人党向富人党的蜕变;政权由建国初期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经过了毛泽东独裁统治,向官僚资产阶级政权的蜕变。

    在高干子弟中出了2932个亿万富翁,平均每人财产6.7亿元人民币,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政权的性质。前国家副主席的儿子曾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买了一幢豪宅,花了2.5亿人民币,轰动世界。一般来说,300万美元以下的算是一般豪宅;300-500万的算是中等豪宅;1000万左右的算是高档豪宅;2000万以上的应该是豪华庄园了,自家配有养马场、小型跑马场和高尔夫球场。一九九八年蒋宋美龄生前以280万美元卖掉了纽约长岛蝗虫谷豪宅,据行家估算现在应该价值一千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七千万元。曾伟的豪宅价值是蒋宋美龄纽约别墅价值的3.5倍。我党曾经义愤填膺地号召和领导人民打倒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如今我党领导人的家族,在经济地位上取代了四大家族的位置,在巧取豪夺的财富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他们,还硬说是人民在当家作主,这样的瞒和骗能够长久吗?

     共产党要想保住政权,保持执政地位,就要继续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要有决心、有勇气进行一场自我革命,用改革的手段,用党内斗争的手段,用和平转型的手段,解决权贵资产阶级的问题。

七、“唱读讲传”会不会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

    现在权贵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搞早了,现在搞正是时机。所以毛泽东的幽灵回来了。我认为这件事情有积极意义。对权贵资产阶级是个震撼。我在阳光卫视谈政治体制改革,曾提出用高额累进税的办法,在民主法制轨道上解决他们的问题。税率是80%。你贪污受贿和其它非法收入一个亿,交出八千万来。给你留二千万,你还是个富翁,免去一切处分。你不接受这个办法,就等着没收全部非法财产,戴高帽子游街,进秦城监狱吧。

    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活动,简称“唱读讲传”,是否真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真要搞文化大革命?我的回答是,完全不是。真要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是薄熙来他们领导。他们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把毛泽东当作钟馗了。想借毛泽东这面大旗,增加他们接班的合法性,想把毛泽东当门神,保护他们的财产。但他们进错了庙,请错了神。毛在世时,对刘少奇、薄一波等不放心,先把他们打倒,关起来,如今,毛的徒子徒孙、文革的遗老遗少会拥戴刘、薄等人的儿子接班吗?这可是世仇。文革这把火一点起来,先烧高干子弟,因为当年被打入地狱的造反派们知道,是谁断了他们的前程,把他们打入地狱的。至于把老毛当门神爷用,更是想入非非。老造反派们,“四人帮”的战友们,现在缺的就是一面合法的能打得出去的旗帜,合法的“红卫兵”、“战斗队”的组织形式,你把这两件“法器”发给他们,拿来对付谁就由不得你了。第一批被抄家的可能还是原来的高干子弟,现在的高干们。老实讲,我们这些“员外”不怕文化大革命。一个单元,几件电器,你怕什么呀。你老为国家担忧,他们认为你怕,老拿这个吓唬你。你就让他们试试。真要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很可能又是薄熙来第一个出来灭火。毛泽东主义共产党要推举薄熙来当总书记,说重庆是延安,去年要到重庆开第十一次党代大会,三十多人打前站,去搞筹备工作,到了重庆就被薄熙来抓起来了。“唱读讲传”,是小玩闹,哗众取宠,不要当真,也成不了气候。

    国家的最终出路和前途可能是民主社会主义。现在内外压力还不够,当权的人觉得还能维持下去,一旦出现突尼斯、埃及那样的形势,就把民主社会主义旗帜打出来了,答应政治体制改革,开放报禁党禁,实行民主宪政。现在最关键的是火候和时机的选择,当局是能拖一年是一年,宁晚勿早。拖一年,官僚资产阶级就是几千亿、上万亿的收入。他有这个算计,所以就尽量拖着。但晚了,就是丢江山的问题了,就由不得共产党了。一旦民众起来,你执政党就不再是推动改革的力量,成了革命的阻力和革命的对象了。像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群众一起来,什么改革条件都答应了,但群众不干了,这时候的条件是叫你走人。所以,我老是提醒当局,宁早勿晚,不要因小失大。

  八、对内不可批温家宝,对外不可发动第二次抗美援朝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班子,剩下不到两年的任期了。只求平安交班,平安下车,不会有大的作为了。舆论空前收紧也是怕出事,保平安。顺着中央的思路,我对锦涛同志有两点谏言:对内不可批温家宝,对外不可发动第二次抗美援朝。

    有了温家宝,才有胡温新政。汶川地震以后,温家宝深得民心。取消农业税,遏止国进民退的势头,在财政支出上较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是胡温新政的三大亮点。去年八月以来,温家宝七谈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没有给以支持,这是很大的失着。但千万不要和权贵集团联手整温家宝。最近,一个中宣部副部长,敢说温家宝是“麻烦制造者”,这是个整人的信号。整温家宝,作为一把手的胡锦涛,你不是后台也是后台。民众会把你当做权贵资产阶级的代表,逼出一个挺温反胡的高潮来。现在,金融危机日深,稳定物价,改善民生,必须要有一个能掌控局面的总理,你才能平安着陆。毛泽东晚年整周恩来,党心民心都离开了他,逼出个“四五运动”来,差一点翻车不得善终。这个教训要记取。

    现在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全面紧张,和美国也严重对立,是由于两韩平安舰纠纷引起的,后来朝鲜又向韩国延坪岛开炮,打死了和平居民。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无原则偏袒北韩。奥巴马总统就来了电话,说你们中国是否管得住北韩,如果管不住,你胡锦涛主席就不要来访问了。

    我们赶紧表示:管得住,管得住。果然,去年十二月中旬南韩把军舰开到黄海敏感的海域,朝着延坪岛方向打了一百多发炮弹,朝鲜说不值得搭理,没有还击。这才有今年一月胡主席高规格出访美国。胡主席是带着四百多亿美元的采购团去的,这个见面礼不薄。在最高级别的国宴上,中国钢琴家朗朗演奏了《我的祖国》,就是郭兰英唱的那首“一条大河波浪宽”,那是抗美援朝的经典影片《英雄儿女》主题歌。演奏完了,胡主席和朗朗拥抱,表示嘉许。美国人顾全大局,不露声色,没提抗议,没把桌子掀翻,保全了我们的面子。回来我们还津津乐道,好像外交上取得了多大胜利似的。搞这些小动作能成大事吗!真不知道智囊团是怎么设计的,出这么个馊点子。美国人至今气愤难平。那四百多亿的友好费就算白花了。

    在两韩问题上,我劝中央别再介入了,越陷越深。最近看到消息,我们往朝鲜派部队了。准备在朝鲜发生内乱时,为金氏父子保驾护航。我不知道锦涛同志根据什么说朝鲜政治上正确。起码金氏父子有五大错误:

    第一个大错误是金日成杀了以金枓奉为首的延安派;第二个大错误是他杀了为他打天下的方虎山和一大批从中国回去的鲜族将领和军官。朝战前夕,毛泽东答应金日成的要求,决定从解放军中抽调朝鲜人及朝鲜族官兵组成的一五六、一六四、一六六三个师另两个朝鲜团,编入朝鲜人民军。当年先后共为北朝鲜提供兵力约六万九千人,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的一半,成为人民军的主力。方虎山原来是四野一六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入朝后,出任人民军第六师师长、第五军团军团长,是南下作战的主力部队。因作战有功,方虎山两次被授予一级国旗勋章。一九五九年被杀害。

    第三个大错误一九六六年砸了志愿军烈士陵园,连毛岸英烈士的墓碑也被砸了。第四个大错误是二○○九年八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朝时,金正日表示:“朝鲜之所以退出六方会谈,旨在摆脱北京的羁绊而已,并非针对美国。希望直接与美国会谈,双方建立对话关系;一旦美国改变对朝鲜的政策,平壤将随时调整外交政策。如果美国对朝鲜施以援手,朝鲜将成为对抗中国的最坚强堡垒。”金正日的副手则说:“我们的核导弹打不到美国,却可以往西边打,我们在西边的国土也需要保护。”西边就是中国东北地区。[26]

    第五个大错误是父传子,家天下,如今已是第三代。马克思主义那一条写了搞封建世袭家天下还“一贯正确”。

    朝鲜问题到了自己解决的前夜。金正日偏瘫,金正云正在动手杀高级干部,为自己掌权扫清障碍。一旦发生内乱,韩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统一的机会。中国要出兵帮助金正云,美国就要出兵帮助李明博,最后演变成为中美之战。我们一定不要被拉下水,一定要避免在朝鲜第二次跟美国作战。青年将领激昂慷慨可以理解,为将者必须是鹰派,国家有事不能当缩头乌龟。但统帅部不能被将领的请缨所左右,决策要冷静。谁也负不起这个历史责任。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1-02-10 08:47:32 +0800 收件人: "editor" <editor@qstheory.com>, "dxxuebao" <dxxuebao@126.com>,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周慧来:中国软实力建设须改变思路

 父亲最可贵的是敢说真话

父亲在庐山上逐条反驳毛泽东

黄克诚女儿 黄楠

《南方都市报》记者 葛倩

2011年02月10日

     人都有局限性,一个人的意见也许不正确,但形成了想法不在讨论中提出来,恐怕就更不对。 ——— 黄克诚

     核心提示:在这个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时刻,一贯敬重毛主席的父亲仍然实事求是地一条一条地反驳毛主席对他的批评。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到了“四平保卫战”,毛主席说:“保卫四平,是我决定的。”我父亲说“即使是你决定的,也不对。”

    黄克诚简介: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永兴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年关暴动,并率部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等职。 抗战期间,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第三四四旅政委,第二、四纵队政委,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苏北区党委书记。

    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领导创建西满根据地,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代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委,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天津解放后,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建国初期,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1954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副省长,中央军委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庐山会议上同彭德怀等一起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1978年12月平反昭雪。 1986年12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放弃“养家与革命兼顾”想法投身共产党

    我父亲出生在湖南永兴县油麻圩下青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5岁就拾粪下田干活,9岁时靠族人资助上了几年私塾;到19岁父亲都没穿过棉衣。听说师范上学不要钱,1922年父亲想办法冒名考入了衡阳第三师范。这是一所有革命传统的学校,1923年春,学校闹学潮,父亲也被卷入其中,开始去探索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政治问题。他开始跳出个人小圈子,由为家庭找出路变为要为国家、民族、社会找出路。

    1924年父亲加入国民党,开始参加有组织的革命活动。这使他思想上有了寄托,一改苦闷消沉的精神状态,主动发起组织进步学生团体,学习革命理论。父亲在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认识到:人类社会问题的解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决心去找共产党,并于1925年加入共产党。从此我父亲的一生与党的命运紧紧相连。

    1926年父亲由党组织派送到广州东山“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政治军事课。学习期间,发生了“三一八惨案”、“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事件,使他震惊,开始认识到革命的复杂性。

    1927年风云突变,“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举起屠刀。接着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他们喊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血流成河的大屠杀考验着千万个像父亲一样被高涨的革命洪流带入斗争漩涡的人,每个共产党人都需用鲜血和头颅来再一次认识自己的理想。

    前不久还随北伐军拔关破城,一路北进,打过郑州,直指天津的父亲,觉得革命成功似已可待,此时却四面腥风血雨,一身孑然,立卧不安。他随军回头南下,驻军孝感,收到家信得知,与他同时加入共产党的好友黄庭芳已被杀。党组织关系断了,报纸上天天都是杀人和共产党人退党的消息,时局严峻。

    那时我父亲有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双重身份,在北伐军中已任团政治教官,与团长关系良好,月收入百大洋有余。一边是坚持革命随时会掉脑袋和一个看不见胜利的理想,一边是倒向反革命可能的升官发财和舒适生活。但作为一个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生长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从小饱受欺凌压迫的贫农的儿子,父亲丢弃了报名参军时养家与革命兼顾的想法,像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一样,选择了全心全意为中国求独立富强,为穷苦人求解放的革命道路。

    父亲谢绝了团长的挽留,1927年10月毅然离开国民党军队,冒着生命危险到武汉找到共产党组织。找到党组织后,他被派回家乡永兴工作。途中听到给他接上组织关系的刘镇一、朱国中同志被抓被杀的消息,父亲悲痛万分。他强忍悲愤回乡,在家乡永兴积极组织发动群众,后来他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不久受命带队下山,途中队伍被打散,父亲流落上海找党,转辗白区工作,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30年初回到了红军部队,从此开始了南征北战的革命军旅生涯。

     敢说真话的大将

    父亲最可贵的品质就在于他是一个善于用自己大脑思索问题的人,工作实事求是,从不盲从,从不见风使舵。从湘南暴动反对大杀大烧起,他不断地在工作中提出自己的意见,毛主席说他“上至中央,下至支部,没有不提意见的”,而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父亲提意见的出发点和归宿。

    从到三军团后,他反对打中心城市的路线,反对乱杀“A B团”,中间被批判撤职差点丢了命。到长征时因提意见又被撤职,在苏北新四军他抵制“抢救运动”,在东北辽沈战役中,他反对死守四平与毛泽东的决策相悖。他说:“人都有局限性,一个人的意见也许不正确,但形成了想法不在讨论中提出来,恐怕就更不对。”这就是他一贯的风骨秉性。

    1959年7月2日庐山会议召开。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被称为万言书)。我父亲开始没有参加,7月17日才被通知前往庐山参加会议。父亲看过彭德怀的信后,认为彭德怀的基本意见是对的,虽然有些地方写得不妥,但提出的问题事关党和国家命运和人民的利益,他决定仍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父亲还是器重的,认为父亲是能“独当一面的好干部”,否则不会让他当总参谋长。在庐山会议中毛主席特别找他和周小舟、李锐、周惠几个人谈话,想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希望他们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在这个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时刻,一贯敬重毛主席的父亲仍然实事求是地一条一条地反驳毛主席对他的批评。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到了“四平保卫战”,毛主席说:“保卫四平,是我决定的。”我父亲说“即使是你决定的,也不对。”

    我父亲于是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分子,撤销职务,后来身陷囹圄,蒙冤近20年。

    会上因为彭德怀和我父亲他们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承认右倾、反党,就不断有人对他们进行劝说。于是我父亲被迫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事后他心中耿耿,无日得安,他说“违心地做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这使我后来一想起来就非常痛苦。因为这件事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从此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有鉴于庐山会议的教训,我父亲在“文革”中无论处境多恶劣,都不肯再做任何违心的检讨、认错。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的父亲一辈子秉持不变的做人做事的原则。

 

 





发件人:"郭松民" <wyzx_mige@yahoo.com.cn> 2011-02-13 21:46:0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郭松民:天安门广场孔子像的政治寓意

天安门广场孔子铜像的政治寓意

郭松民

    天安门广场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历史,甚至从公元1420年明成祖迁都北京的时候就开始了。近代以来,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四五运动等等,近、现、当代中国的几乎所有的重大政治事件,都发生在这里,说广场上的每一块地砖都浸透着政治,是毫不过分的。

    就广场上的设施而言,无论是中轴线上的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巨幅画像、五星红旗、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还是东西两侧的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原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无不具有鲜明的政治象征意义。每逢重大节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还会树立起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画像。至于广场上的标语,则无论是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还是中南海大门两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无不直抒胸臆,表达了鲜明的政治倾向。

    正因为如此,天安门广场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的变化,都会被外界视为政治变化的风向标。改革开放以来,从人民大会堂正门上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被拆除,到重大节日不再摆放马恩列斯等革命导师和领袖的画像,从意大利女记者当面追问邓小平是不是要把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也取下来,到一些自由派/新右派人士鼓噪拆毁毛主席纪念堂,迁葬毛主席遗体等,无不反映了广场设施的这种特殊功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天安门广场上树立起高达9.5米(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高度仅6米),寓意“九五至尊”的孔子青铜像的时候,其含义就绝不可能仅仅是文化上的,而必然是政治上的。天安门广场没有马克思的铜像,却立起了孔子的铜像,这一差别是意味深长的。

    那么,天安门广场孔子铜像的政治寓意究竟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换祖宗——执政党把祖宗从马克思换成孔子。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祖宗,主要指的是政治祖宗。

    为什么要换祖宗?

    中华民族只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而存在,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否则必将重归一盘散沙!

    “换祖宗”意味着什么?

    “换祖宗”意味着承认自己投错了胎。如果这意味着放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追求,意味着回归“中国的正统思想”,“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那即便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后果也是可怕的——历史已经证明过一次了,殷鉴不远,当国者应三思!

 

 



发件人:"金煊" <ta997@hotmail.com>  2011-02-15 10:14:1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八份参考

评“孔子热”

苏晓康

2011年2月

    孔子像在天安门广场揭幕后,人民网网络民意调查:「你支持在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像吗?」赞成方有455票,反对方则有10375 票,总访量25403人次。这么多人反对,如何处置孔子像?多数意见搬走,也有意见就地砸掉,送到冶炼厂去。中国最后一次「尊孔」闹剧,在北洋时代,连国民党都没弄这一套。

  但更浅显的是,把孔子铸成青铜,展示到曾是「革命妖魔狂舞」的那个广场,不是一尊「图腾」又是甚么?孔毛这种对峙,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文化,只是某种政治僵硬造成的图腾错乱。广场上的第三个人孙中山,却与这种对峙不大相干,有个第三人是邓小平,他铺垫了孔毛相遇的大环境,但还没资格当「图腾」,不能在此竖像。

  每天箍得铁桶一般的天安门广场竖起一块「孔圣人」的千年牌位,但两个图腾的身后,却毫无历史,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幅景象,竟十分契合佛洛伊德描述的前文明的澳洲土著部落:「图腾崇拜(totemism)制度,取代了他们所缺少的所有宗教和社会制度的地位。」一个对历史没有信心的政权,只会下意识地去拥抱残留在民族记忆中的图腾幻象,居然到二十一世纪还会产生这么一个实例,也真是难得。

打碎偶像:现代中国的「巫术」

  要说历史也是用的,不过是一部近代以来铲除一切「封资修」的历史,共产党成为百年历史的最后大赢家。「打碎偶像」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追溯很远,不妨只拣近点的说,比如「太平天国」,起事前洪秀全就捆绑、审判、鞭笞孔子像,太平军所到之处捣毁孔庙、焚烧「妖书」,也禁止民间藏读儒家经典,所以曾国藩《讨粤匪檄》惊呼「名教之大变」才有号召力,这些历史都跟「图腾」紧密相连。

  后来「五四」巨子们顺势「打倒孔家店」,产下夭折的「德赛先生」,同时也产生了共产党。不肯去巴黎「勤工俭学」的毛泽东,「熟读历史,但是完全不相信历史上有什么光明磊落的一面。毛在文革晚期,把「大规模群众运动」操弄成「评《水浒》」、「批林批孔」──仅仅凭林彪日记里一句「克己复礼」,八亿中国人日日夜夜攻击「孔老二」这个图腾达数年之久,也算世界奇观了。

  「图腾崇拜」研究的大家,是英国人类学家佛雷泽,他的定义是,氏族「每一个成员都认为自己与共同尊崇的某种自然现象,通常是动物或植物,存在血缘亲属关系。这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被称为氏族的图腾,每一个氏族成员都以不危害图腾的方式来表示对图腾的尊敬。」

  这就产生了巫术、禁忌这些东西,又被佛洛伊德接过去,颇开掘了精神分析研究,如他的《图腾与禁忌》一书,其中指出,巫术不是「对精灵施加影响的技艺」,而是「保护社会个体免受其敌人及危险的伤害」、「赋予人们力量去伤害敌人」,所以在不同文明里,「一种广为流传的伤害敌人的巫术方法就是用任何合适的材料做一个敌人的模拟像,然后对它的损坏也会延及被诅咒对象」。

我的图腾侵犯经历

  我辈都是「五四传人」,多少都有「打碎偶像」的先天灵感,又经受过文革「破坏」训练(大字报、批斗会),所以对图腾没有亲热感,比如八十年代初国门打开,对香港传来的那一曲「龙的传人」,便觉得有点滑稽可笑──我们这一代的「没文化」,首先还不在讨厌孔老二,而在不认识祖先图腾居然是那条「龙」。后来我跟朋友拍《河殇》,由于电视的元素是镜头、音乐、台词,我们刻意要找具像而又鲜明突出的象征物,那就非奚落「图腾」不可了,并期盼那撩拨天下情绪的效果。我们找到的图腾,包括龙、黄河、长城等等。

  中央电视台连播了两遍,果然神州大哗,也「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引来「图腾捍卫者」,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杨振宁在南开大学演讲说:「这个电视剧里特别提出三个象征,都是中国传统的象征,是中国历史的象征,是中国民族的象征:一个是龙传统或龙的神话;一个是长城;一个是黄河。我想全世界都承认这三者是中国传统的象征。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把这三个传统都批评得一无是处。」李政道发了一篇短文,末尾叹道「盼能启新自兴,望弗河殇自丧」。当时王震也跑到宁夏去捍卫黄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奇怪的是,并无几人出来捍卫「长城」,而它恰好是现政权的图腾。

  接下来就捅大漏子了。一九八九年春学生运动起于天安门广场,有意思的是,学生们塑造了自己的一个图腾──「民主女神像」,其造型模仿美国纽约港入口处的「自由女神像」,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八所院校的二十多位学生,在四天内赶制而成,高约十米,五月三十日凌晨运抵广场,次日拼装并耸立在面对主席像三百米处,遥相对望。《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发表文章抨击这是「对国家尊严与民族形象的污辱与践踏」。后来的日日夜夜,广场上静坐学生和北京市民们,曾在这个图腾的俯视下,经历了从狂欢到撤离的大起大落,全世界也都从电视里看到她被撞倒的历史镜头。这部《中国图腾史》还没有人来书写。为了保存史料的方便,我愿在这里引述雕塑家陈维明的一段话:

  「艺术创作不仅仅是一出拷贝的活动,就像当年法国把自由女神像送到了美国,然后在八九时,把自由的精神通过民主女神像的塑造传到了中国。原来的那种『民主女神像』是两手高擎着火炬,而我创作的民主女神像,在形象上是采用了中国青年女学生,一手高举着火炬,一手拿着代表着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宝典。新近,我又有新的想法和再创作的打算,想把六米四高的民主女神像放大到六十四米,并准备经过五至十年再创作后,将未来的民主女神像运回北京,作为海外追求民主自由的华人,对未来新诞生的民主中国的献礼。这座象征着『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制与科学、知识与艺术』的女神像有朝一日可以竖立在天安门广场最核心的位置......。」(《赵岩陈维明对话》)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天安门出现图腾的顺序是:孙毛──民主女神──孔子,这个社会究竟是新是旧,是进是退,已不可辨认;不过孔子终于被抬到这里来,还是有迹可寻的。

  也许该回顾一下天安门图腾变迁史。毛时代平时只有城楼正中挂毛像,每逢「五一」「十一」,广场东侧竖马恩像,西侧竖列斯像,挂像一周时间,但只有「十一」在纪念碑北侧增设孙中山像。邓时代改规矩了,中央指示「少宣传个人」,只留天安门城楼毛像,邓亦曾对法拉奇表示要「永远挂下去」;节日也只竖孙像,撤去马恩列斯,中央说因为各国都只挂「本国民族英雄像」。这里已经透露出「民族主义」信息,实则马列意识形态已然破产,图腾自然跟进这个变局。那时邓力群有句名言:你可以不爱这个党,但不能不爱国。

  二十年跑马圈地,血汗工厂,一时也顾不上图腾何者,只要毛像不摘就好。但民间「尊孔」「读经」渐次死灰复燃,文化帮闲自然也不甘寂寞,二○○四年有季羡林、杨振宁、王蒙等人发起的《甲申文化宣言》,后来又出了个「十博士反圣诞倡议书」,但无论江泽民、胡锦涛,在中共的讲话、文件、宣传里,绝对不会提《论语》的任何一个字。史学家余英时特别指出《论语》的一句话「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而孔子写《春秋》就是批评时政。这样一位孔老夫子,难道要拿来做图腾的吗?

  那么他的实用价值究竟何在?那跟「崛起」有关。前面那个《甲申文化宣言》的精髓是「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说浅白了就是拒绝普世价值,但它还是防守型。中国既然已经「崛起」,不能老是输出「廉价产品」,总要来点文化上的东西,才好看。现在让西方人看到最多的,便是「孔子学院」,从二○○四年第一个孔院成立,到目前已在九十六个国家开设了三百二十多家。让我们读读余英时教授的评价:

  「因为共产党自己还没有造出来一个甚么精神上的东西,可以提供世界老百姓欣赏的,所以能够拿出来的还是孔子。它这个孔子学院一方面是教学语言,另一方面是传播中国的思想。可是这个文化力量主要是它政权的,是要给予它政权合法性,这政权好像是代表中国、代表中国文化的。也就是希望影响全世界在政治上对中国发生好感,也可以说它要展示所谓的软实力、就是文化的力量。」

  这种需要,就让政府把孔老夫子搬到天安门广场上来了。马恩列斯肯定非常委屈,孙中山可能也在冷笑。毛泽东远远瞅着历史博物馆前面的孔子:莫非要拿他来替换我?

    大军网编后感:难倒当代的诸子们不能并存吗?为什么总要对立?这就是苏先生思想的局限性。总要把世界上的事物搞得势不两立。人不与人合,谁与你和?)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1-02-13 09:34:21 +0800 收件人: "editor" <editor@qstheory.com>, "dxxuebao" <dxxuebao@126.com>,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标题: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刘源上将:父亲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

欧阳海燕

2011年02月12日 《中华文摘》

    中央军委7月20日在北京举行了晋升上将军衔仪式。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高级军官中,有刘少奇之子、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刘源。

     中南海里的小列兵

    刘源出生于1951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中南海度过的。彼时中南海,他傻憨憨的样子很惹人喜爱。

    13岁那年暑假,刘源如愿以偿,进入中南海警卫部队当了一名列兵。刘源在部队里锻炼了三个暑假,由列兵晋升为上等兵,还获得了“特等射手”和“五好战士”的光荣称号。1966年“文革”开始那年,刘源还被选进国旗护卫队,参加国庆阅兵仪式。当他把这些成绩说给父亲刘少奇听时,父亲由衷地高兴。

    下乡知青

    1967年9月,刘源和刘平平、刘亭亭被赶出了中南海。1968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刘源报了名。他后来回忆:“当时,我脑中既无响应号召的狂热,也无走向充满艰辛困苦的未知世界的恐惧。可以说,当时我处于一种半麻痹状态,周围的一切对我都无所谓,说不定偏远的乡村倒能让我躲开喧嚣狂暴的环境与无法忍受的压力。”就这样,刘源到了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开始了7年的农村劳作生活。

   这是刘源第一次来到农村,但是他不怕苦。白天卖力干活,晚上只要不开批判会,他就学习到深夜,从马恩列毛著作,到各种文化知识。他自学了针灸,给农民看病,还帮农民盖房,上梁扣瓦。“刘源身上就是有这么一股倔劲儿,不管再苦再累,他不自暴自弃,他能挺过来。”和刘源相识20多年的刘少奇研究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峥研究员如是评价。

    1972年,刘源他们给毛主席写信,希望见爸爸妈妈。8月16日、17日,中央专案组传达了毛主席的两条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多少年来,我们找爸爸,怀着一线希望拼命找,没料想爸爸已死去3年了。我们没有眼泪,只有切齿的仇恨。”这,是当时刘少奇孩子们的心境。

    从“黑帮子女”变成高干子弟

    1975年秋,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刘源作为最后一名北京知识青年离开了白坊村。回到北京后,被安排到北京起重机厂当了一名铆工。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刘源的报名以“超龄”为由被退回。“实际上就是出身问题,只是不便说。”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当时,邓复出不久,主抓科技和教育。刘源在信中表达了他参加高考的愿望。十余天后,来了回音:应准予参加考试。1978年初的一天,刘源收到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

    随着父亲的平反,刘源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从“黑帮子女”变成了高干子弟。后来,刘源在接受采访时说,从上头跌下来的时候,很痛苦,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从下头翻上去的时候,也很痛苦,那种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他说,比如我刚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还没平反,同学们对我都很好。但是父亲平反后,情况就变了,人们对我的看法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只好自己调整了。大学毕业后,刘源决心重新回到农村去。“我在农村待过7年,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我,才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生存态度,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欠农民的,回农村是我的一个愿望。”

    从公社第十七把手做起

    1982年,刘源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乡)报到。从公社的第十七把手做起,做到副乡长、副县长、县长,然后当选郑州市副市长。又在36岁那年,在不是候选人的情况下,被人大代表联名推举为副省长。这在全国是首例。他说,只有尽力去干。事实上,刘源干得不错。在他任内,将河南省的工业交通带上了一个新台阶。

    1992年,刘源接到中央命令,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这个工作变动也似与邓小平有关。刘源在纪念杨尚昆一文中提到,“1991年,杨爸爸主动对我说,小平叔叔几次讲过军队与地方的干部要互相交流。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久,中央调我到武警水电部队。”

    走之前,刘源完成了两件心事:一是在他父亲逝世的地方——开封市北土街10号的一所旧银行宅院,立上一块大理石纪念碑,由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亲笔题写了“刘少奇主席逝世处”的碑铭;二是联络当年和他一起在山西插队的20多名知青和部分企业家,捐资80万,在村里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学,王光美亲笔题写了富有深意的“雁杰小学”的校名。

    刘源在军界发展顺畅。1992年被授予少将警衔,八年后晋升中将警衔。200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中将军衔。2005年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是非后人断

    去年9月,刘源在军事科学院党委会议上与大家谈心,讲了这样一件往事:“四人帮”被判刑后,王光美听说了李讷身患重病、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的消息,不知被一种什么力量驱使,身体仍很虚弱的她却又带着老保姆,经常去李讷家中帮助料理,并把李讷七八岁的儿子小芝芝带出去玩。黄峥说,刘源很注意使刘家与毛家保持很好的关系。几年前有报道说,王光美主动把毛家的人,和刘家的几个子女召集在一起,吃饭、聊天。“其实,这个事情的主导是刘源。”

    2008年刘少奇诞辰110周年,各地都有一些纪念活动,其中一些活动刘源邀请了李讷的儿子王效芝和朱德的孙子朱和平一起参加。“他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保持了很好的关系。”黄峥说。

    多年来,刘源写了大量关于父亲的文章,很多都是试图解答少年时代的困惑:这些难以置信的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中,刘源说,在中国现代史中,有说不尽的毛泽东,就有说不完的刘少奇。他将两人共同演出的历史大戏归结为三幕:第一幕是“政治大革命”,即共产党夺取政权,改造社会,毛刘亲密无间。第二幕是“经济大革命”,即大跃进,毛刘分歧。第三幕是“文化大革命”,毛刘分裂,革命一败涂地。

    刘源说,毛泽东的悲剧,缘于不能纠正错误;刘少奇的悲剧,来自不怕坚持真理。这一幕,随毛刘共同的大悲剧而告终。

    文中,刘源也整理了父亲的错误:我认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都是经长期逐渐积累造成的。第一件,就是“大跃进”,以及之后三年的调整不力。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快又开始抵制,但收效甚微。刘源说,刘少奇为他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自己塑造的神坛轧死,其痛苦远远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为此,人民和历史可以原谅他了。”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武昌起义纪实

袁世凯的南北两面逼宫术

刘继兴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核心阶层的震惊和愤怒可想而知。清廷决定出兵讨伐,但是派什么军,遣什么将却叫他们左右为难。清廷皇族内阁成员、协理大臣徐世昌(仅有的四名汉人内阁成员之一)建议,由袁世凯挂帅出征。朝廷却命令湖北总督瑞澂带领部队收复武汉,同时命令陆军大臣荫昌派遣两个镇的兵力、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长江水师立即开往武汉。

派兵讨伐

    陆军大臣荫昌是满人,曾经做过北洋武备学堂的总办,跟北洋诸将既有师生之谊,又有荐举之恩。似乎唯有他才可以取代袁世凯统驭北洋军。同时决定从北洋军第二、第四、第六,三镇中各抽调一协组成混合军,以冯国璋为军统。开赴武汉前线,镇压革命军。载沣任命冯国璋为军统,颇费了一番踌躇。因为在他看来,冯国璋是北洋诸将中最为可靠的将领,此人不仅一再表示忠心皇室,而且跟宗室大臣良弼交情很深。

    令载沣如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对冯国璋发布任命的当天,冯国璋就悄悄窜进彰德城外的洹上村袁府,向袁世凯作了详尽的汇报。此时的袁世凯早已成竹在胸,他决定利用武昌乱党肇事这件事,实现自己不可告人之政治目的。于是他讳莫如深地赠给了冯国璋六个字:“慢慢走,等着瞧。”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嫡系,自然领命而去。

    率领大军南下平叛的荫昌,在湖北孝感扎下了南征大营,原想一鼓荡平革命军,抢个头功。不料北洋军先头部队开到汉口郊区刘家庙后,借口兵力尚未集中,不肯展开攻势;后续部队走一站停一站,在京汉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前头的军车开不动,后头的军车过不去。

    这些北洋军,是袁世凯的嫡系,只听袁世凯的。荫昌空有一腔壮志,却无可奈何,根本指挥不动这支军队。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仅使荫昌成为了光杆司令,而去还及时发起了国际舆论攻势。这时,袁世凯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大造舆论,必须起用袁世凯才能指挥得动,否则夜长梦多,前途堪虞。

    庆亲王奕劻过去一直与袁世凯沆瀣一气,收受过袁世凯大量贿赂,当即出头唱和。载沣优柔寡断,志大才疏,面对如此危局,也不敢作主,于是向隆裕太后请旨定夺。

    隆裕太后是光绪皇帝的遗孀,但她政治上毫无见识,手段上也远远不像慈禧太后那样杀伐果断。她思忖无计,不得已只好召集御前会议,请满族王公公议,以赖群谋。庆亲王奕劻在会议上力排众议,极口称赞袁世凯“忠心耿耿”,“才足勘乱”。

    庆亲王奕劻资历很深,他的话自然很有分量。10月14日,清王室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会同” 荫昌节制前方军事。

    袁世凯再次被起用的圣旨到达洹上村袁府养寿堂,袁世凯却并不领情。他听说叫他当荫昌的副手,不禁连连冷笑。他貌似恭谨,叩谢天恩,口中却说:“足疾未痊,尚难启程。”载沣曾以“足疾”为由,轰他下台;现在他便以“足疾”为由,拒绝效命了。其实,他根本没什么“足疾”,此刻却成了一个很好的托词。

    袁世凯“足疾未痊,尚难启程”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满朝文武都傻了,这个袁世凯,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赋闲多日后东山再起,多好的事情啊,他居然拒绝了!力挺袁世凯的庆亲王奕劻更是大感意外,好不容易保奏他出山,他却端起架子不肯出来,这是怎么回事?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奕劻只得请徐世昌到彰德去,嘱其力劝袁世凯出山,有啥难处可以提啊。

    徐世昌连忙动身去见袁世凯。10月20日,徐世昌从彰德回来,满脸怒气,忿忿地向奕劻说道:“不要再找他了,难道少了他就不成?”奕劻忙问:“怎么回事?”徐世昌气愤地回答:“袁世凯太过份了:他提出了六个条件,他说,如不依他六个条件,前方的仗没法打。与其丧师败绩,不如在家 ‘养疴’。”

    奕劻忙问道:“哪六个条件?”徐世昌把六个条件说了出来: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武昌起事人员;五宽筹军费;六授与指挥前方军事之全权。

    徐世昌的气愤都是装出来的,他的这番表演,实际上是与袁世凯串通好了演出的双簧戏。他们是想借奕劻之口把条件摊到清廷面前,向清廷要权要钱。而且时机把握得极好,就在徐世昌回京的前一天——10月19日,清军在汉口前方与革命军发生接触,北洋军没放几枪就败下阵来,荫昌指挥不灵,弹压不住,只得退守滠口;萨镇冰所率长江水师也吃了败仗,向下游撤退。”

    现在摆在清廷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答应袁世凯的条件,要么任由局势日危,大厦倾塌,走向覆灭。一直反袁最卖力的那些满族王公大臣气急败坏,表示决不答应袁世凯“趁火打劫”的条件。

    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作为清廷的主事人,自然不能和那些王公贵族一样去意气用事,不得不反复权衡利弊了。但是,历史却没有留给他们太多的迟疑余地,形势日益恶化,武昌起义的影响迅速在全国扩大,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纷纷宣告独立,清廷上下一片惊慌,隆裕太后、载沣只得饮鸩止渴,答应袁世凯的条件。10月27日降旨将荫昌调回,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全权节制前方各军。

    这是袁世凯小试牛刀,借用革命力量胁迫清廷屈服让步,抬高自己身价的一次尝试。他成功了,一切尽在他之掌握。从此,他就在清廷和革命军之间,两面其手,以北制南,以南压北,玩弄起呼风唤雨的南北逼宫术来。袁世凯成为了大权在握的钦差大臣,就决定真正出山,给南方的革命军一点颜色看看,促使南方的力量为己所用。

    冯国璋秉承他的旨意,向部队发布了总攻击令。10月28日,北洋军沿铁路线向刘家庙反攻,经过一天激战占领刘家庙、大智门。

    10月28日,就在革命军已经无法抵挡清军的猛烈进攻,将要放弃汉口的危机时刻,在激烈战斗的前沿阵地上,革命军官兵突然看见一匹快马在他们眼前飞驰而来,马背上的士兵高举着一面大旗,上书三个大字:黄兴到。对于革命军官兵来讲,黄兴这个领袖的名字如雷贯耳,阵地上顿时响彻欢呼之声。

    原来,在这紧急关头,同盟会重要领导人黄兴于28日到达武昌,被推为武汉革命军总司令。革命军方面不知道的是,几乎与黄兴到达武汉的同时,他们阵地对面的清军官兵中也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一个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局面有着几乎决定性作用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也在这一天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汉口失陷

    10月29日,冯国璋下令猛攻汉口。同一天,黄兴设司令部于汉口满春茶园,并立即到前线视察部队,组织反击。但北洋军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不断向前推进。30日,冯国璋下令炮兵轰击市区,人烟稠密的汉口市陷于熊熊火海之中。革命军战士在大火中坚持了3天3夜,于11月1日退守汉阳。11月2日,汉口完全落入北洋军之手。此次争夺汉口之战,双方各死伤2000余人。

    11月3日,湖北军政府以都督黎元洪名义,在阅马厂高筑将台,举行隆重的“拜帅大典”,正式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黄兴当即率领参谋长李书城、秘书长田桐等于汉阳城西昭忠祠设司令部,全面部署汉阳防务。

    革命军由于在汉口战斗中大量减员,加上来援湘军,也不过1.3万余人。黄兴将防线布置在南岸嘴、汉水沿岸至三眼桥一线,在武昌蛇山、汉阳龟山、汤家山安设了炮阵地,但对西侧蔡甸、宽沟一线则未部署重兵。

    北洋军占领汉口后,将战线设在硚口至龙王庙一线,准备渡汉作战。11月中旬,黄兴作出反攻汉口的决定。11月16日晚,担任主攻的湘鄂军在琴断口通过浮桥,到达汉水北岸。27日晨,在黄兴指挥下,湘鄂军分左右两翼向博学书院、既济水电厂敌阵地攻击,前锋到达玉带门。

    北洋军增援部队赶到,革命军左翼发生动摇,首先退却,牵动全线。黄兴严令停止退却,部队皆不听命,不得不率军返回汉阳,反攻失败。此次反攻作战,革命军伤亡800余人,士气大受影响。

    北洋军在前线打了胜仗的消息传来后,袁世凯踌躇满志离开了他“息隐归田”的洹上村,启程南下,于孝感萧家港扎下前线指挥所。袁世凯住下来的第二天,冯国璋就攻下了汉口。

    袁世凯出山之前,早就想好一套“两面三刀”之计。他既为“督师”,前方将士不打胜仗,清廷能看重他吗?革命军能把他放在眼里吗?所以,他必须封官悬赏鼓励冯国璋等北洋将上为他卖命,给革命军一个下马威,显示他的威风,显示他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并不想击溃革命军,消灭革命军,这叫做“养敌自重”。试想,如果不是武昌起义,他还会出山吗?如果迅速消灭了革命军,他还能在朝廷立足吗?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到时候说不定“回籍养疴”犹不可得,枉抛一条老命。上上之策,莫过于一方面利用清廷对付革命军;另一方面利用革命军对付清廷,从而火中取粟,乱中取胜。于是,打下汉口后,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

    汉口之役,袁世凯捞足了政治资本。3天之后,11月5日清廷御前大会,决定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10天之后,袁世凯组成了清政府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责任内阁”。载沣解除了摄政王职务,退归藩邸;毓朗解除了满族军谘大臣职务,交出了禁卫军的指挥权,由徐世昌接任。民政部大臣由号称袁府“师爷”的赵秉钧升任;军部大臣由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担任。至此,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大部分落到了袁世凯手里,甚至紫禁城的警卫权也落到了袁党手里。

    11月11日,袁世凯在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支持下,派人过江与革命军“议和”。袁世凯的代表被革命军一些将士轰走,但把袁世凯的信留下了。信上写道:朝廷已经实行“君主立宪”,何必还大动干戈。如果起义将士“悔罪投诚”,朝庭将“不究既往”。

    武昌革命军首脑人物黎元洪、黄兴各写了一封回信。黎元洪劝他“倒戈反正”,推翻清廷,革命军将推举他为“汴冀大都督”。黄兴劝诱他做“新中国的华盛顿”。

汉阳失守

    袁世凯诱降不成,认为革命军还没受到足够的“教训”,又玩弄起军事手段,下令冯国璋进攻汉阳。于是,北洋军在革命军反攻汉口受挫后,又于11月20日按既定部署向汉阳发起进攻。北洋军一部从新沟渡过汉水,占领汉阳门户蔡甸,并迅速推进到汉阳以西的三眼桥附近。11月21日,两军在三眼桥展开激战。同日,另一部分北洋军抢渡舵落口成功,突破美娘山防线。11月23日,北洋军占领美娘山,革命军趁其立足未稳,实施反击,美娘山失而复得。11月24日,北洋军增兵美娘山方向,在炮兵支援下,很快攻占美娘山、仙女山。

    黄兴鉴于仙女山之敌对汉阳威胁甚大,遂令预备队投入战斗,进行反击。因有的部队不听指挥,反击未能成功。北洋军一部乘势进攻三眼桥。革命军被迫退守锅底山、扁担山。经反复争夺,终因力量悬殊,锅底山、扁担山及磨子山相继失守,25日,革命军再次夺回磨子山、扁担山,北洋军以炮火向革命军猛烈轰击,两山复被北洋军夺占。至此,汉阳周围制高点尽失。

    革命军因伤亡过大,无力再组织反攻。11月27日,汉阳终于失守。

    汉阳保卫战,革命军伤亡3300余人,清军亦付出了沉重代价。袁世凯面对各省纷纷独立和起义的局势,加上没有海军支援(海军已在九江附近江面宣布站在革命军方面),同时也为了给“和谈”留些余地,因此没有马上进攻武昌,只是隔江与革命军对峙。

    汉口、汉阳保卫战,虽然均已革命家失败而告终,但为各省组织起义、完成独立赢得了极可宝贵的时间。 北洋军占领汉阳后,袁世凯不但没有乘胜进攻武昌,反而请英国领事出面,建议停战3天,再次发动“和平攻势”。

南北调停

    袁世凯的和平攻势,是他窃权之后进而窃国阴谋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上海、苏州、浙江相继光复,先后宣告独立,革命军在南京又开辟了一个战场。北洋军即使拿下武昌,也不能扑灭革命烈火。何况北洋军未必有这个能力。所以,袁世凯认为:“角力不如斗智。”更重要的是,他的和平姿态是向革命军表明,他并非死心塌地作清廷鹰犬。只要满足他的要求,凡事都可商量。

    这一信息,首先是满族王公大臣替他“义务”发出,迅速传遍天下。他们疯狂反对议和,大肆攻击袁世凯,甚至有人主张推翻“奸细内阁”,另组“战时内阁”,继续对南用兵,把革命军斩尽杀绝。另外,袁世凯利用汪精卫把信息传给同盟会。汪精卫于1910年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入狱,曾作绝命诗一首:“慷慨歌幽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

    1911年11月6日,汪精卫获释,“袁府师爷”赵秉钧见他很有利用价值,把他留在北京。11月12日,袁世凯从孝感前敌指挥所回到北京,召见了汪精卫,见他英俊潇洒,谈吐不俗,大为赞赏,便叫他的长子袁克定与他结拜为异姓兄弟。汪精卫出入袁府,很快了解了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和两面手法。他用密函报告给上海同盟会。汪精卫说:袁世凯并不是清朝的“忠臣”,不可把他视为敌人,如果能够推举他为民国总统,袁氏“举手之劳”即可推翻清廷,革命大业可以“兵不刃血”而“大功告成”。

    汪精卫还与袁世凯的亲信杨度组成“国事共济会”,以“同舟共济,调停南北,促进和平”为宗旨。杨度公开说:“现在南北和议,不是革命党与清朝皇帝议和,而是革命党与袁项城 (袁世凯的敬称)议和。袁不想做曾国藩李鸿章,你们切莫把他逼上梁山。袁的问题解决了,你们的革命也就成功了。”他的话十分露骨:袁世凯也是汉人,不像曾国藩、李鸿章甘做满人的奴才。你们革命的目的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吗?只要袁世凯倒戈反正,革命就成功了。关键在于解决“袁的问题”。

    11月30日,革命军11省代表齐集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12月2日,作出决议:“虚临时总统主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对袁世凯发出的信息作出了反应。

    12月5日,袁世凯通知11省革命军代表大会,他已任命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前往进行和议。南方革命军代表伍廷芳提出以上海为和议地点。12月18日,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双方谈判的实质内容就是,袁世凯倒戈反正,推翻清廷,革命军保证推举他为总统。

    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到达上海,12月29日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孙中山就职,对于革命军各省代表来说,不过是个“激将法”。这些代表大多属于同盟会和立宪派。他们早把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借以刺激他早日动手,逼迫清帝退位,以免夜长梦多,再生枝节。就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决议:“如袁君世凯反正来归,则临时总统当选人即当让位于袁,以符本会议之诺言。”孙中山本人也在就职之后打电报给袁世凯:“暂时承立,以待贤者。”

清帝退位

    逼迫清帝退位,不得不提到日程上来了。袁世凯建议南京临时政府,制订一项优待清室的条例,让清帝“光荣退位”。

    1912年1月11日,北洋军全体将领,由直隶提督、淮军老将姜桂题领衔通电清政府:“现值军情紧急,请求皇帝命令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这是袁世凯压制满族主战派的一条妙计。满族王公大臣气势汹汹,大话炎炎,天天叫嚷南征勘乱,但是要他们出钱筹饷,一个个就噤若寒蝉了。主战高调一下子就压了下去。同时,袁世凯派人四处散布谣言,把革命党人说成三头六臂,凶神恶煞,“他们已经派人钻进北京城里来,布下天罗地网,一旦发生爆动,主战派谁也休想活命”。更加把那些主战派吓得不敢开口了。

    1月12日,袁世凯终于把牌摊了出来。他指使奕劻在宫廷会议上提出了皇帝退位和民国政府优待清室条例。大多数王公哑口无言,但以良弼为首的少年亲贵坚决反对。会议意见分歧,不欢而散。

    1月16日,袁世凯终于粉墨登场,亲自出马了。他上朝向隆裕太后奏道:“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身受杀戮,古今中外,班班可考。”他先把隆裕太后吓了一通,接着劝诱道:“今天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尊号,享受岁费,这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创举啊。”隆裕太后听了这番话,吓得心惊肉颤,只得往后推延,说道:“从长计议吧。”

    谁知当天上午,袁世凯退朝回家,路过丁家街三义茶馆门口,猛可间一颗炸弹从茶馆楼上扔了下来,马车慌忙疾驶而过,刚刚走到祥宜坊酒楼门口,义一颗炸弹从酒楼飞了出来。一声巨响,卫队营管带袁金标及排长1人,亲兵、马巡各2人,顿时倒在血泊之中。袁世凯所乘马车安然无恙。他的卫队一面开枪还击,一面拥送他逃离现场。

    行刺的人是同盟会员和其它革命团体成员。他们认为袁世凯一日不除,民主共和一日不能实现。他们的行动是自发的行动,同盟会并不知情。结果10人被捕,3人判处死刑,袁世凯却毛发未损,安然无恙。

    从这天起,袁世凯称病不朝,却让他的亲信赵秉钧、胡惟德、梁士诒代他逼宫,胁迫清帝退位。

    满族王公大臣载沣、奕劻等人主张或者被迫同意退位,但是以溥伟、良弼为首的青年亲贵结成了一个以保全皇位为宗旨的“宗社党”。他们坚决反对退位,主张继续用兵,并且派人警告载沣、奕劻,如果再言退位,他们将采取“激烈行动”。载沣、奕劻吓得不敢吭声,宗社党人气焰更加嚣张。

    清帝退位是袁世凯当总统的先决条件,不意受到宗社党的阻挠,袁世凯不禁忧心如焚。他一直避免采取强硬手段逼宫篡位,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背上千秋万世骂名。于是想出了一条借刀杀人之计,除掉良弼,威吓宗社党。他让他的长子袁克定去请汪精卫帮忙。袁克定把宗社党阻挠清帝退位的内幕告诉了汪精卫,指出,“杀一人而全局可定”。汪精卫心领神会,满口答应。

    汪精卫经过一番策划,刺杀任务落到老同盟会员彭家珍头上。1月26日,彭家珍在良弼家大门口碰见良弼,扔出一颗炸弹。良弼中弹倒地,彭家珍也被弹片击碎头骨,当场身亡。良弼伤在腿部,送进日本医院抢救,于次日死去。

    良弼一死,宗社党以及满族王公大臣吓得魂飞魄散。隆裕太后哭哭啼啼对赵秉钧、胡惟德说:“你们快去对袁世凯说,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要紧。”

    1912年2月12日,清室以清帝名义奉太后懿旨下诏,宣布退位,由此结束了清朝260余年的统治。

    2月14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2月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参议院电文中称袁世凯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原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z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