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者按:快过年了,大家要以放松和愉快的心情迎接春节。因此,这期文集的话题尽量轻松点。但是还是要辨明是非,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也没把极左和极右的危害梳理清楚。本文集的首篇文章《关于官民矛盾的一场对话》就算是这场梳理的开端吧。中国今天必须排除极左和极右,社会才能稳步前进。希望有更多的仁人志士关注这些辩论。】

正确认识官民矛盾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1年1月19日

目录

特稿

仲大军:关于官民矛盾的一场对话

彭培根:评央视评论员杨禹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

彭培根:北京的城市交通根本问题出在哪里?

余杰: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那些不学无术的经济学家?

张立勤:武汉:贫困与沉默中的陷落

经济

国家统计局:2010年经济数据

北京大军智库:中国经济年会发言纪要

吴庆:不必在保增长和防通胀之间走钢丝

吴庆:通胀是如何导致两极分化的?

 中央银行:2010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贷款超过世界银行

黄彬华:中国“高铁外交”异军突起

王先飞:全球通胀:一场规模空前的财富大抢劫

境内企业可用人民币海外投资或并购

投资巴西:双向的高速路

新中国的五大买办集团

河北山东重旱 上千万人出现饮水困难

四十万亿美元的商机和市场----中国的绿色金融和绿色经济

发达国家的富裕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付出之上

巨型孔子像亮相北京天安门

胡星斗:既要尊孔更要尊墨

四川百余农民工在河北遵化市政府门口下跪讨薪

国防科技

超越:四川成都在国家国防科技及工业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首飞歼-20

全球航空力量格局走向三足鼎立

戴旭:中国将面临的最重大的战略威胁:美国隐形空军

王建伟:再思韬光养晦战略

白益民:隐蔽在美国企业背后的“影子”日立

包宇:Credit和市场经济

社会与政治

杨芳洲:转基因恶法将把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挤压殆尽

段子:盘点2010年中国的十大官话

法国《世界报》:突尼斯民主转型的希望

新华社:重庆酉阳30多名校长集体贪腐案件追踪

王荣利:2010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

王绍光:对“新自由主义”的重庆反思

杨继绳:中国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我看“中国模式”

宣昶玮:中国初步成熟的封建权贵集团

高寒:改革开放最大失误是理论失误

尹宏毅:依然是中国心

中国工人(共产)党:规范公安系统国保民警行为 保护干部群众切身利益

张小鼐:中国工人(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

包向宇:《功夫熊猫》让中国人尴尬

陈申申:评朱永嘉的“释革命”

柳祥平:在当今的体制下,强拆是永远的话题

朱健国:九常委关键词露玄机 高层辞邓归毛

李希光:在重庆看到延安精神

黎阳:从“郭亮洞”看“特别是”

 白纯:新主义的系统框架

《财经》:中美共建“太平洋共同体”——专访亨利·基辛格博士

历史文学

刘以顺:揭秘:陈独秀6个子女今何在?

横舟:神与民 读《春秋左传》笔记

刘伟:福泽谕吉与明治维新

新民晚报:日本最穷的内阁 官员待遇禁超国民

梁鸿:大国敝村

-------------------------------------------------------------------------------------------------------------

 

春节到了,特发此诗,以誌庆贺!

游山西村

(南宋)陆游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1-01-17 11:00:17 +0800 收件人: "文采 李" <xiaoliwencai1966@yahoo.com.cn> 抄送: "李宪源" <li9xianyuan@gmail.com>, "zdjun" <zdjun@263.net>, <mige1982@yahoo.com.cn>, <wantrue@hotmail.com>, <chfm9@hotmail.com>, <zhengyijian_5010@yahoo.cn>, <huxingdou@gmail.com>, <dammos0192@sina.com>, <maojidong126@126.com>, <real95@126.com>, "youle710" <youle710@sohu.com>, "zhengxianli"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陈永苗" <yongmiaochen@hotmail.com>, "zhouhongling71" <zhouhongling71@yahoo.com.cn>, "xihui12" <xihui12@163.com>, "苏中杰_szjyxr" <szjyxr@163.com>, "王炼利" <lianli1208@163.com>, "lcp163cn" <lcp163cn@yahoo.com.cn> 标题: Re:回复: 看来我应找准争论交流对象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网编者按:这是一组你来我往的通信记录,按时间排列,请大家倒着阅读,从后往前看

关于官民矛盾的一场对话

仲大军 等

2011年1月

一、阶级斗争是极左派的特点

    李宪源:请问仲大军:当年由"四人帮"完全彻底控制的上海地区农村,以及我所了解的其它广大农村,为何就没有把“各家的自留地都要收上来”呢?谅你又回答不了,只能用“冥顽不化”的指责,来代替始终不敢澄清的“官民”概念;用鸠山先生信奉的“人性”,邓小平的“不争论”招法,作为理屈词穷的循词。

    仲大军: 各位同仁, 我以前不愿参与左右两派的无谓争论,通过几天来大家的通信来往,特别是通过阅读李宪源先生的几封信,我才发现了他与时代的主要冲突特征,那就是在他心里始终保留着阶级斗争的情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他视野中的主要任务。

    这样下来我们跟李先生是说不通什么事情了,他生活在国外的世外桃园里,不食国内烟火,却还硬要坚持阶级斗争理论,重归公有制 。说真的,我也喜欢公有制,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公有,适当的公有制和适当的私有制,是人类最好的所有制。像极右派那样一味追求私有制,也会掉到自私自利的泥坑里。而盲目追求公有制也是有弊端的,那就是出现养懒人的现象。公有制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个不劳而获的机会。

    说实在的,我怀念公有制时代,我从6岁起1958年就在蓬莱老家范家村生产队里干活,虽然贫穷,我怀念那个时代,大伙一起在地里热热闹闹地干活。 我们那个地方从来没像小岗村那样穷得吃不上饭。1968年我初中毕业后,分配到济南456厂当工人(五机部的炸药厂),我也怀念这个时代,那是真正的平均主义 的高尚无私的时代。四年的工厂生活之后,我又幸运地参了军,在67军201师601团野战部队当步兵。我也怀念这个时代,虽然也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那是我个人的问题。我经过了痛苦的 锻炼和改造,回想起来也有好处,否则我这个从小调皮捣蛋的孩子不会懂事。

    80年代之后,中国的农村包产到户,我们家乡的农民迟迟不愿离开生产队,很不情愿地搞了分地单干。这些情景我都理解。单干之后,的确也显示出经济效益。所以,我也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适当地私有化是符合人类的基本本性的。本性难违,这是基本的人之常情。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相辅相成的,互相补充,既需要资本主义的创造财富精神,也需要社会主义的均富 和互助精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很多中国人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已经不像文革时那么片面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必须兼而有之,互相补充,否则一个社会便会畸形。

    但也有冥顽不化的人,如李宪源先生,仍然旗帜鲜明地反对私有化。而完全地公有化、一大二公又有什么意义呢?1976年,我当兵复员到青岛邮电局时,被局里派到崂山县赵家岭大队搞农业学大寨工作,当时正是四人帮搞倒邓小平的时候,极左思潮很厉害,社员家的自留地都要收上来,由生产队经营。很多社员们不愿意,我就去做工作。后来把自留地全部“公有化”了。其效果又能怎么样呢?只能造成农村生活品紧缺,物质匮乏。所以极左的危害是很清楚的。我们这一代历经过的人都很清楚。如果不是极左教育了人民,不会有后来的邓小平改革开放。

    但我也有我的底线,当中国私有化浪潮最汹涌的时候,我对瓜分国企的MBO做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为此,我还遭到格力集团老总的状告,并得罪了资本集团的一些人。中国今天保存了国有经济的半壁江山,是与一批学者的参与有关系的。到这个时候,我又明白了极右的危险。中国必须既防极左,又要防止极右。

    譬如,当年计划经济时,工资都拿得差不多,工人和干部一个样 。1982年我大学毕业来到新华社,这个单位是保留革命传统最多的地方,官兵一致同甘苦,编辑记者和干部工人都住一样的房子,拿同样多的钱。但现在, 社会上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高者成百上千万,低者几百元。人与人之间拉开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差距。这种改革方法也是极右路线的结果,也是需要反对的。因此,我在凤凰卫视与茅于轼展开过一场关于为穷人还是为富人说话的辩论,后来慢慢与新自由主义拉开了距离。

    市场万能论和私有化万能论之所以不能迷信,是中国的改革实践告诉人们的。譬如房地产业,如果一味市场化和私有化,非要把人民逼得造反不可。现实清清楚楚地教育了人民。这次西方经济危机后,全世界都在反思那些一度被奉为圣经一样的新自由主义。

    通过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可以看出,极左和极右都有问题,都需要矫正,人类社会必须在这两端中进行选择。但是,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大量的两极人物,各执一端,喋喋不休。由此看,邓小平不争论的做法是有道理的,跟有些人争论是争不清的。所以这几年里,对各派之间的激烈争斗,我基本不愿说话。但今天我说话了, 因为有很多青年同志在旁边听,我必须让大家明白这里面的道理,不要陷入无谓的浪费时间里。

    传给大家看看我最近要在一个论坛上的发言,我的基本思想可见一斑。大家还是接触一下现实吧。如果既不懂经济也不懂人情,连一些基本常识都不理解,那就无话可讲了。

    这个时代毕竟还有宗教自由,大家可以各信各的教,不必互相强求。孔老夫子两千五百年前就感叹“唯中庸不可能也”。不能相互理解,都各执一端,这个社会还有好吗?都像李先生这样,唯我独尊,惟我革命,别人都不对,在这个社会里肯定会被大家所抛弃的。

    总之,各种派别的人,各种走极端的人,都要先学学做人之道!不要什么都不清楚,却硬要出来当救世主。咬文嚼字,死抠字眼,这就是我与李宪源先生通过几封信的感觉。只有那些既没做过工又没务过农也没经过商的“臭知识分子”才会有这些毛病。中国社会毕竟进步了,文革时代那一套在这个时代已经行不通了。我建议那些只会在语言上打转转的所谓学者们,还是到社会中实实在在做点事吧。否则除了打口水仗,就是浪费时间。

    李宪源评答:亏你们还好意思打毛主席的旗号!在毛继续革命理论体系中,这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跟文革要阻止其产生的“新生资产阶级”,在“民派宣言”公开拥护之资本主义私有制卷土重来的今天,难道不是同一个阶级、而竟是所谓“官民矛盾”的两极?

    无须谈得更复杂,就从历史发展时序看,跟延亘数千年之恶贯满盈的私有制相比,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真因其“崭新”而不成熟,才遭受老奸巨猾之“腐旧”势力摧残扼杀的么?试问应该并不缺乏历史感和时序概念的仲大军,到底啥是“新”与“旧”? “民”与“官”?难道你真搞不清?

    如果在最基本的概念上,都有意混淆,刻意回避正面的澄清解释,单靠空洞无物地给批评追问者插上“过时、空想”标签,“作为“民派”理论基石却根本违背事实的“官民矛盾”这一伪概念,就能自动成立么?你是否想给曾组织专题讨论驳斥你那套“官民矛盾”伪论的《绿叶》主编, 也插上同类标签?

    对比自造一个“工农纯无产阶级”说法栽我头上来批驳的拙劣行径,以及“ 我对李某个人感觉不好……”之类搅和,我期待作为学者不搞胡乱类比、而能拿出一点更有技术含量的回应来,不算要求过分吧?

     李永生:太对了!秋石客我见过,就是仲大军老师说的那样,活在历史中的人!

    仲大军: 各位同仁,在北京大军网 www.dajunzk.com 上《反思四万亿》文集中,有秋石客先生的一篇文章。前面附了我们两人的对话,现发于下。我对秋石先生的评论也很适应李宪源先生。

     仲先生: 我们见过面,没深谈。发此文想听你高见。秋石客

     秋石 先生,您好,文章收到,谢谢。我知道您对一些问题分析十分深刻,但您主要的问题在于对历史、对过去沉陷太多,而现实活动不多,对现实世界接触不多。这可能会影响您的思考和见解。读了您的文章,整个感觉就像回到四十年前那个味道,没有新意。所以,您的思想注定了是上一代人的思想,而历史和人民却已更新,如果再过多地一腔情愿,就成空想主义了。恕我直言!仲大军

    施晓渝:仲老师说得对,李宪源在国外,说话颠三倒四的,我经常批评在国外的主人公论坛的站长胡大江说话是颠三倒四的,李宪源也是,社会这么复杂,哪来什么工农纯无产阶级?毛泽东也没说过全靠工农纯无产阶级吧?

    郭松民的问题是,继续革命是毛泽东有最高决策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产物,你现在上面星点人都没有,只有自下而上,哪去找什么继续革命?如硬要说则只有从头来的革命。郑现莉对重庆模式批得对,现吹捧一下薄熙来也是权宜之计,看能不能找出求变的药引子。

    郑现莉:我跟李宪源先生在郑州有过一面之缘,感觉不是太好。我当时说过这么一段话,像我这个年龄段,也就是现在30左右的人都未必有机会在未来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出个领袖人物,真正的领袖人物可能还要比我要小10岁的那个群体里出现。实际上我是在批评一些五六十岁的人不能正确地自我定位,还以为自己能主导未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只是不知道当时李先生是否听明白了我这番话的真实含义没有?

    梁启超当年曾经批评孙中山他们是“远距离革命家”,汪精卫就是受这句话的刺激才要执意参加刺杀活动的。他们当时还只是在日本,就已经够“远距离”了,今天李先生在加拿大,已在地球的另一边。李先生如果真有自己口头上那么革命的话,我还是建议老人家尽快回来,毕竟参加革命是不分年龄的,能不能成为领袖则是另一回事。不知李先生以为然否?

二、民派的观点与主张

    仲大军:各位同仁,恕我不一一回复,在李宪源先生的骨子眼里,有一种天然的反资本、反资产阶级的情结 。像他这样年纪并跑到国外生活的人,对国内新生官僚贪腐状况是感受不深的。所以,在他的脑子里,只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没有平民百姓与官僚集团的矛盾。在他的眼里,所有的罪恶都来自资产阶级,而不是腐败政治。所以,当有人提出官民矛盾时,他立即千方百计地维护官,质疑民。这样一种状态说明李先生对现政权是有感情的,但有感情就忽视政府的腐败、放任官员的胡作非为吗?如果真正爱一个政府,就要为矫正这个政府的现存问题想办法。

    但是,他不是这样,而是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批评官僚的人。譬如, 他在“民”字上大作文章,非要把民分出个三六九等,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凡是不是官的人就是民。李文采先生已经正确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他把民派人士看成是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我描画成资产阶级的一员。其实我本人,只是一个倍受歧视的民间穷学者而已,何来资产!尽管我是个穷学者,反对贫富拉开巨大差距的学者,但在今天的形势下,我认为官僚权贵的危害仍然比新兴资产阶级大得多。那种恶劣的根深蒂固的官气,与骄奢淫逸的资本气一样坏。我们批评时政,不是像一些敌对派一样把现政权搞倒,而是让这个政府这个体制得到改善,让民间群体得到公平的、平等的国民待遇。

    民与官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矛盾,几千年里,人类社会主要是在解决官民矛盾中生存的。用毛泽东的理论说,民与官是一个对立统一物,尽管有矛盾,但互相依存,谁都离不开谁。有矛盾没关系,解决冲突和矛盾就行了。人民必须永远监督政府,这有的政府才能更好地位人民服务。

    李先生置身国内事务之外,对此是难以了解的。在他的印象里,好像今天的政府仍然是以前的老革命的样子。他根本就不知道今天中国腐败变化的情况。现在的政府内还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吗?

     郑现莉:重庆模式就是新民主主义?是“反官僚买办”的?太扯淡一些了吧,从哪里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重庆模式有什么民主因素?

     施晓渝:我认为李文采是对的,李文采一直讲重来一次新民主主义,重庆模式就是新民主主义。根据新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和工农是同路人,都是反官僚买办的。

    李文采:各位好,我的理解,“民派宣言”的基调,就是毛泽东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民派宣言”中的“民”字的确切定义,应该是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失业游民。

    虽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存在着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失业游民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不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失业游民同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汉奸集团、官僚黑社会的矛盾。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失业游民是反对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汉奸集团、官僚黑社会的同盟军。

    李宪源认为“官民矛盾”是违背中国社会现实之虚假判断。我以为这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早在1962年,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就指出: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官僚资本主义。在1965年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再次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摘自《毛泽东: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 》在看当前实际,东民在狱中,一枝清荷、被辞退、黑监狱等等事件,难道不是官权泛滥而是资产阶级所为?请“李宪源”好好想一想吧!

   李宪源:大军,你这个说明,乃至整个所谓“民派宣言”,就没说清“民”的确切定义,没有回答我的相关质疑。仔细看,倒似地承认其实就指以私有制为其“通灵宝玉”的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却很荒谬地把受其祸害的对立阶级工农大众一起捎带上。而中国现行官方路线,就按你以前一些揭露分析中国现状的文章看,代表的就是这个所谓“民(资民商)”的利益。如果把这样的基本前提都搞错了,所言“官民矛盾”,就成子虚乌有的欺人之谈。

    你我观点可以不同,但在表述中确保概念精确和思维逻辑上的自洽,乃是基本底线。在这一点上,作为较有名声并受过必要学术训练的学者,我对你理应有所期待。如你既不能有力反证否定中国“官商一体”之基本格局,又不敢公开澄清所指之“民”包括中国工农大众及各界人士但并不包括跟官僚阶层“你中有我”的资产阶级,劝君今后不要再提这个很对“海外民运”及其美国主子胃口却根本违背中国社会现实的“官民矛盾”之虚假判断了。

    而对施某……之类,我都不该回的他信。你如觉得合适,可把这些通信发你网站上。

    李文采: 大家好,大军说:“关于官民矛盾,大家都谈了各自的看法。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不是我们创造的。这个观点基本的特色是左派的。” 我完全赞同。毛泽东早在1965年就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摘自《毛泽东: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 》大家可以去看。那么现在的中国为什么出了一批修正主义?

    我谈一谈我的看法: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通过持权抢劫,瓜分国有资产,成为官僚资产阶级。所谓的修正主义派,实质就是官僚资产阶级派。他们不仅骑在广大无产阶级的身上,也绑架了一般资产阶级,使其欲反不能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迟迟不能推进,绝非是由于无产阶级左派的反对,而是由于一般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两面性,更是由于官僚资产阶级派的顽固抵制。

     如何看待重庆式的“官”出现?如果出现了一批与民同命的官,官民矛盾也就消失了。但是,持久么?请问“重庆的社会性质是什么?重庆唱红打黑反腐,究竟是在捍卫官僚特权派的统治还是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重庆的恢复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究竟是加强官僚特权派的统治还是光复社会主义?重庆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是否与社会主义有直接的关系?重庆措施究竟是改良还是革命?

    还有, 重庆模式可以在全国其他地方复制么?包公模式可以在封建社会复制么?一个包公可以挽救得了大宋江山么?诚然,重庆模式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就目前来说,其进步意义远远不够。所以,重庆模式也决然不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为重庆模式不可复制。重庆模式要想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还有更长的路要走,那就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离开了这一点,重庆模式 自身不会长久,也绝不会扩散。当然,这并不排除我对于重庆、对于薄熙来仍然有所期许。

    大军说: “ 大家都是好同志,要相互切磋,相互宽容,不要无端地指责他人。” 我赞成这个态度。

    施晓渝:乌有之乡张宏良等只顾得上攀附和巴结有身份地位的人,引起了广大底层毛左的不满,于是出现大批的批张宏良的文 章。

官民矛盾是毛泽东的基本观点

    仲大军:各位同仁,施晓渝先生再次向大家贴出了这个《中国民间派建言、献言、宣言》,我对他的这种做法非常反感。

    这篇文章的前面大部分是我写的,本来是我写的一篇长达两万字的文章的一部分,是在内部传给大家看看的,结果施先生不经我同意擅自贴到网上,后面还加了一些自己的内容,搞的这个东西不伦不类。施先生的做法遭到了参与讨论者的一致谴责,而他今天仍那这个东西到处招摇。我先不管他的观点如何,就这种做人做事的方法,就不值得大家学习。

    关于官民矛盾,大家都谈了各自的看法。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不是我们创造的。这个观点基本的特色是左派的。那么现在的中国为什么出了一批“修正主义”?如崔之元,张宏良,是他们寄希望于重庆式的“官”出现。如果出现了一批与民同命的官,官民矛盾也就消失了,所以官民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今后的中国是否能出现官民一致的局面?还很难说。

    毛泽东时期,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颠覆常规的时期,除了这个时期,说官民矛盾是主要矛盾,基本上没有错,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

    大家都是好同志,要相互切磋,相互宽容,老施不要无端地指责他人。说这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李文采:我不赞同李宪源的这个观点:

    1、我在上一封信中已经提到了,在当今中国,当然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不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本阶级、官僚买办集团、官僚黑社会集团这“四体”和无产阶级以及一般资产阶级组成的人民大众的矛盾才是当前的主要矛盾。那种简单地用贫富矛盾来分析看待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实在是不妥当的。所谓的“官民一致”扫荡“先富人士”更是封建好官思想作祟,与民主精神相违背,坚决要不得。

    2、主要矛盾确定了当时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前途。官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官僚买办主义、官僚黑社会集团封建法西斯专政。这就是当前的社会性质。您只要看一看天安门前立起的孔老二雕像,就一切都明白了。没有哪一个资产阶级会供奉那个象征着封建专制的鬼东西的。当前的革命性质是反对“四体”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和一般资产阶级的大联合。其中以无产阶级为主导,辅之以资产阶级。由于这样的缘故,进一步决定了这场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前途是建立宪政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3、右派提出利用宪政“把总统关进笼子论”、“把权力关进笼子论”本没有错。

    4、至于“而中国人民所期盼的,恰恰是张麻子那样的“县官”出来掌握官权,发动革命,为民除害!”,这正是中国人的悲哀。奴性!实在不值得炫耀。

    李宪源:考究“官民矛盾”首发版权到底属谁不重要,反正如今海外民运网站上铺天盖地就是这个论调。去年《绿叶》对此有专题讨论,大军要是不同意驳斥这一论调的观点,可以继续给杨学军发争鸣稿。其实像王绍光、崔之元、李民祺等我们这些对所谓“西方民众运作”有切身观察体验和透彻了解的人,都知道所谓的“国民矛盾”论、“把总统关进笼子论”……之类,不过是掩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世界范围激烈利益较量和斗争实质的烟幕。

    这一点,还是姜文《让子弹飞》更明白无误地揭示了当今世界、无论东西,每任“县官”走马上任后,一定代表黄四郎等富人利益、听从黄四郎等指挥的社会矛盾本质!而中国人民所期盼的,恰恰是张麻子那样的“县官”出来掌握官权,发动革命,为民除害!

    难道浓缩在这部深受中国亿万电影观众欢迎和思想共鸣之电影里的,竟然是“海外民运”喋喋不休的“官民矛盾”?而不是“官民一致”扫荡“先富人士”的政治隐喻和时代要求?

    当然了,按中国自由派酷爱把中国“先富阶级”命名为“民(营企业家)”、“民间力量……”的鱼目混珠做法,非要把上述贫富矛盾说成“官民对立”,也未尝不可。但可以断言,如果这类“官民对立”真能在中国显现并形成气候,绝大多数真正的中国民众,必定为此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郭松民:仲老师好,我觉得把官民矛盾定位为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具有同一个逻辑起点的,不知仲老师以为如何?

    苏中杰:仲先生,郭松民不同意你的“官民主要矛盾说”,显然没有道理,而且用文革说事,更见其逻辑混乱。我是支持你的观点的,但是,又觉得你的提法欠准确。因为“官”有民主制度下的官,属公务员阶层,专制下的“官”,属官僚阶层。所以我以为,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统治权力同民众的矛盾。虽然说统治权力是通过官员来掌握的,但“官”和统治权力却不是一个社科概念。这是我97年提出来的,有关文章多次被删,98年才在凯迪网上免于一死。你觉得这样使用概念如何?

    仲大军:各位,官民矛盾是主要矛盾是我首次提出来的,在民派讨论会上。扬帆教授曾批判过这个观点,说是极右派的观点,错了,我不是极左也不是极右,我曾经对扬帆说过这件事。请大家正确理解。

    郭松民:很奇怪,如果把中国的主要矛盾定位为“官民矛盾”的话,那就不能否定文革的合理性、正确性了。毛主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的是官。林彪干脆就说,文革就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更指的是官了。要提官民矛盾是主要矛盾,就先为文革平反,如何?

    李宪源:姑且认定"官民矛盾"这个亲美宪政派竭力宣传的似是而非说法是正确的,"转基因“难道就不是官府危害小民食品安全的矛盾吗?打从网上看到你施晓渝的发言起,包括你卷入西整厂孙礼静等工人抗争过程中的那些言谈,就觉得你这个人老爱发表充满自相矛盾的高论。以你的年龄和社会阅历,不应该是思维方式不成熟或世界观尚未定型的问题吧?

    我对杨芳洲知之不多,但以你对文革的一贯敌视态度却很清楚,你即使混迹在穷人中间,也绝不可能会“是弱势穷人的同路人”。

反转基因是贵族运动

    施晓渝:反转基因是贵族运动。我想穷人没心情反转基因,反转基因肯定是不愁吃饭的人。我把有限的精神用在支持下岗工人孙礼静上,你们的反转基因是贵族运动,其险恶用心是转移大家对下岗工人和访民的关注!

    请大家特别注意杨芳洲这类人,这人一直就剑走偏锋,找些怪诞的话题,从来就否定官民矛盾,这下又和陈一文这贵族走在了一起,这人决不是弱势穷人的同路人。

    (事情起源是施晓渝抨击杨芳洲一味热衷反转基因。)
 

 

 

发件人:"彭培根" <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 2011-01-19 16:08:1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彭培根批判 CCTV 杨禹评论员有关发展小汽车的胡说八道

评中央电视台评论员杨禹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

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  彭培根

2010 10 09

    中秋节前两天北京出现100多条道路大堵车的情况。CCTV新闻台两位评论员进行评论,第一位是城市规划交通专家,对急速暴涨的情况提出警讯,他的观点以综合数据做基础的。另外一位“专家”杨禹就根本是胡说八道,他居然还说发展轻工业,促销小汽车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评论根本没有城市规划交通应有的基本知识。

    中央台让这种人出来胡说八道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有害于社会的言论,我们强烈建议贵台评论部,不要再把他这种“万灵丹”放在这个专业的“专家”名单内。他不是城市规划或交通专家,随口“评论”,就是不学无术!

    还有别的“专家”也提出北京有480万辆,比纽约的700万?辆还差得远呢!这更是不学无术!纽约地铁是1896年就开建,现在已有1333公里长。而北京到1965年才有地铁,到今天只有228公里长!而纽约和东京的80%以上的居民都以地铁为主要交通工具。

    要知道一个城市被评定为“国际大都会”(International Cosmopolitan) 还能符合宜居的条件,几个基本硬件的条件中就有:(1) 城市建设面积的容积率不得超过1:2.5。 北京现在大约是1:4以上。有关单位并没有公布过这个数据;这是国内外的资深的城市规划专家,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推算出来的,目前我们将这个数据当作内部参考资料。我今天是被逼急了;才用这个数据,作为理性论证的依据。

    (2) 城市道路覆盖面积要占城市面积25%以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知名城市,基本都达到这个指标。北京现在大约只有16%左右(这个数据没有官方公布过;这也是内部参考资料)。

    有关城市的总容积率;清華大学的校园建设自三十年代就沿袭着美国建筑师C. F. Murphy 定的规划原则,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有超过1: 2.5的容积率。如果大家想体会一下这种容积率下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城市空间,欢迎到我校来参观指导。

    北京的城市建设和道路,为什么会弄成到以上两个数据?这是有历史和社会原因的: 主要原因是- 五十年代我国全民学习苏联老大哥;我们的社会制度也是学习老大哥的计划经济。一个一个的社会大院:就海淀区来说就有中科院、北大、清華和五十多个学院路上的科研学术或政府单位的大院。五十年代的街街廓(Street Block国内称街区),大部分是500米x 500米。而欧美日乃至港澳台和东南亚的城市,都是40米、50米 x 50米、100米或120米,台北市的标准街区是40米x 120米。因此,我们建设了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和六环路;还是没有用。道路密度不够。就是这个原因不但影响城市的道路密度,同时还恶性促成了城市总容积率的不能与国际并轨。

    著名环保卫士,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1993年)的创办人,梁从戒教授(全国政协常委兼环境委员会委员)曾被“北京市奥申委”聘请为环境顾问。他有一句名言:“要解决北京市的交通拥挤有三个办法:第一是轨道交通!第二是轨道交通!第三还是轨道交通!”。

    我只举出梁先生五分之一的荣誉:2000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授予 “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称号;2002年任“北京奥组委环境顾问”。在2003年获中央电视台 “十大年度法治人物”之一。 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像这样曾经获得央视大奖的专家。央视为什么不去请梁先生来评论?如果梁先生因为健康原因不方便到电视台来,那也可以在公安部、国家环保局、两个科学院、“自然之友”的专家或者清華大学的钱易院士等,非常需要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真正的专家来评论这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啊!随便拉一个“新闻评论员”,张口不学无术地胡说八道;令内行人士们非常愤怒!

    杨禹评论员,您认为一天增加一千九百辆汽车是社会繁荣的必然现象?那您有没有考虑过“时间就是金钱”?我的同事十月四号去延庆看一块基地,结果去花了五个半小时,回来花了三个半小时。后面的两个会全都取消了。像这样的大堵车,还有中秋之前的一百条道路同时大堵车;您算过大约浪费了多少时间、汽油和增加了多少二氧化碳吗?您知道公安部已经奉命,设有专家和小组在制订如何限制汽车的病态销售的消息吗?如果知道,您还会这样不负责任地乱讲吗。发达国家的汽车制造公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的销售利润一般在2%到5%,但是他们在中国的“合资公司”的利润居然达到30% 甚至40%。这绝对是一种病态的轻工业发展!在城市总容积率1:4以上;城区道路密度只有16%左右的北京市,一天增加一千九百辆私家车,(面对这个数据,就听不到人们再说“低碳环保”了);不久的将来就会把这个城市“堵死”和“毒死”!那怎么办?采取哪些措施来是保护这个城市不要被夭折?

    近期的零时措施:

    (1) 今天起一刀切;一定的比例的购车人不准再买新车;只准买二手车。(2) 用每年报废的50万辆车(包括军牌车)的50%来发新车出售许可证;即限制在25万辆车。用摇号的办法。上海学了新加坡已经不用的办法:拍卖牌照。这个办法也不好;都是富人才能买车;还是摇号好!(3) 外地的车进京要办进京证;每天可进京的车的总数也应该有控制。否则大家都到外地买车再开进北京。在黄金周的期间,所有大货车进京必须要看它们运的货是什么,用来决定能不能发给他们进京证。

    长久之计,如何改进?首先,我国人口占世界1/5但人均石油资源只占世界11%。绝对不该发展小汽车!还是梁从戒先生的那句名言:“要解决北京市的交通拥挤有三个办法:第一是轨道交通!第二是轨道交通!第三还是轨道交通!我的理解是:城市之间用铁轨;城市之内用地铁和轻轨;东京80%的市民都用轨道交通。那么,就应该在买新车和旧车每年交养路费中,增加“轨道交通建设费”(就像机场建设费一样);放在燃油费内也可以。

    后记:10月11日中央4台报导:北京市交通委指出:北京的二、三、四环路加在一起,可以容纳22万汽车。但是北京已有480万辆车;只要100辆车中有8辆上路(480万的8&=38.4万辆)就会完全堵死。另北京台报导:一家为政府调研的咨询公司指出:目前由于堵车北京市民浪费的时间,如果用平均每月263元的话;1800万人每月损失约48亿元;每年损失576亿元人民币。这还没有计算堵车浪费的汽油以及因此造成的二氧化碳的严重的环境污染。

   (作者:彭培根 清華大学资深教授,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优秀外国专家获奖人之一,首都规划/建筑艺术委员会前外籍委员八年,回到祖国工作三十周年)

 

北京的城市交通根本问题出在哪里?

彭培根

2003 05 04

    城市交通好比是一个生命体的血脉,为什么北京修了上几千亿元的路,交通还这么差?

    (A)北京城市规划的道路系统,是在五十年代、苏联老大哥指导下的成果。那是五十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规划,人人都住在自己单位的“大院”之内。因此,The City Block Grid System(城市街廓/街区的道路网格系统)是500mx 500m。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一般不超过120m;极少也有180m的。国际级城市规划的基本硬件条件之一,是道路密度应在25%以上。而北京至今只有15%左右,还超不过大连和哈尔滨的16%以上,而他们是百年以前,日本人和俄罗斯人不惜重金聘欧洲一流的城市规划大师,制定的大城市规划的骨架。您了解了这个原因,遇到堵车就心理泰然了。1985年,本人受中央智力引进办及厦门市政府委托及经费,指挥来自六个国家11名中外专家,5个月完成厦门市153平方公里的总体规划及城市设计。该规划及设计得到实施至今。现仍任厦门顾问。我们做的厦门规划,到了2010年的道路密度可达18%,有可能全国第一。

    (B)北京有几百个像北大清華的这样的500m x 500m到2km x 2km的“小王国”似的大院。市民为了保护最高学府,都绕道而行。现在,村干部都会冠冕堂皇地说“以人为本”的大道理;而这些学府和大院,都是“以我为本”。例如,我校就不感激到市民的让道,反而外来车辆只能出入大西门,外来的人员一般都要绕道;往返四公里左右。把交通压力、污染和浪费的时间都推给社会城市。哈佛大学的城市干道是从他校地下穿过的。MIT等其它大学,城市道路基本和校园内道路,连通一体。如果不下决心开通大院(地面/地下/架空);增加道路密度,再建更多的路,都是白搭。

    2002年奥林匹克规划竞赛,参加“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与四国/地区的国际团队的美籍華人唐亢,他是美国最大 Dallas机场的首席交通顾问。他还参与过很多重大城市道路更新和重大体育场的交通规划。我建议请他来通盘地看看北京的交通体系,并提出咨询意见。

    (c)从清華大学五十年代的井盖,来谈北京的要人命的道路和井盖的质量

    自己开车的人都深深地有同感,除了近年国际招标或监理修建的封闭道路外,北京的一般道路的质量实在太差了。这使市民常年地受罪和简短了车子的寿命外。经常还能要人的命;我自己就亲身经历了要命的实例。03年2月春节之前,清華南大门外的城市快速干道上,有一道2.5m长x 0.8m宽x 0.5m深的施工沟。工人赶回家过年了,就这样扔在那、不管了。我的奔驰车,紧急刹车来不及,毁断了我的奔驰汽车的结构大架的前轴球接点。保险公司倒霉,赔了一万八千多元;他们和我都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法院起诉市政管委会。但海淀区政府和我本人都多次打电话给市政管委会; 同时,北京电视台的“第七日”也报导了。但是至今,他们连一个道歉的电话都没有。连我这种身份的人都得不到他们的“为人民服务”,其他市民就更别做梦了。这种杀人沟和质量差到令人难以相信比比皆是。可见,该管委会管理道路的这一条指挥系统的官僚麻木程度已经达到病入膏肓。

    我回到祖国工作已有21年,除了清華大学的一批五十年代的令人惊讶的有字井盖外,在一般城市道路上,没有见过一个可以打60分的井盖。别以为这是一件小事。这涉及到(1)这是对一个城市的重要的第一印象之一,(2)行车的稳定与安全,(3)井盖的自保设计不好,容易被偷,因而汽车、骑自行车的和行人容易掉入。(4)全市的汽车(尤其是公交巴士),除了行车受罪外,车子的避震框架和避震器都会短命。只有专家才能计算出每年给交通车辆带来多大的经济损失。

    如果市政府能够将这条线上无能的官僚彻底更换,北京的道路才有改善的希望。他们可以做的两件非常简单的机制:(1) 道路质量及事故的分区监督管理及责任包干制。(2) 成立一个对井盖本身以及和道路平稳性关系的科研小组。来研究一个没什么大学问但要有用心思考问题的科研题目。成功之后,就制定井盖的制造规格和检验标准。还有道路施工时的安装和检验标准。

    (彭培根,清華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优秀外国专家获奖人,第一位获得“国家一级建筑师” 的外籍建筑师,1985年创办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彭培根院士工作室 Tel: 6277-0305;6279-4631(秘书); 138012.51448(C);
8844-8439(大地建筑); Fax: 6277-0132; Email:marshallpeng@tsinghua.edu.cn; )


 

     (彭培根: 八道经济学家与北京的交通问题出在哪里?这是欧美同学会理事黄子键博士发来得一篇文章。)

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那些不学无术的经济学家?

余杰

    据说,经济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赫的学问,经济学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风光的学者。但是,老百姓们好像并不怎么相信那些在电视和报刊上侃侃而谈的经济学家们。是不是老百姓们太愚昧,理解不了这些经济学家们高深莫测的经济学理论呢?

     日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刘伟教授在政协会议上语出惊人——“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 刘伟教授用了一大堆数据和理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北京是世界上河流最少的大城市,但却是桥梁最多的城市。北京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可从道路的变化上看出一二。我们出国的人羡慕人家国外的井然有序,可是人家也羡慕我们的盎然生机。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也是发展最快的国家。刘伟认为,北京提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是基于已有成就、现有条件和可能。北京去年的人均GDP已突破三千美元,意味着已达到中上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面对口吐莲花的刘伟教授,见少识浅的我只有叹服的份儿。

    可是,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北京申奥成功之前,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多次来北京检查工作。每次视察,北京总是采取严格的交通管制措施,在特定时间内所 有车辆都不准在特定的街道上通行,这样就能让奥委会官员的座车风驰电掣在繁华的三环、四环路上。可是,正因为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才使得这些尊贵的外国朋友没有遭遇过一次堵车,也就无法深入体验刘大教授所说的北京的“城市繁荣”。这不是把北京最美妙的一面给遮掩起来了吗?如此看来,那些出了交通管制的馊点子、不让奥委会官员体验在北京堵车的幸福的人,一定是些企图破坏申奥工作的坏人,一定要对他们严惩不贷!想来刘伟教授也是有车一族,不必像数百万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样,每天都得挤在闷罐车似的公交车里上班,往返花费三四个小时而精疲力竭。所以,刘大教授能够出乎庐山之外看庐山,给北京的“马路停车场”投去充满诗情画意的一瞥。

    我不懂多少深奥的经济学理论,但我想,如果按照刘伟教授的这种理论去思考,既然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那么犯罪也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钱多的地方小偷盗贼才多;色情业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 志——饱暖才能够思淫欲嘛;瘟疫也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瘟疫总能促进制药和医疗行业的发展吧?这大概也算是一种“逆向思维”、“语不惊人死不休”吧? 像刘伟教授这样绝顶聪明、思想超前,让普通老百姓再过一百年也赶不上的大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林毅夫、张维迎、胡鞍钢、杨帆、樊纲……个个才华横溢、智力超群。

    他们的老师辈们也毫不示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就宣称,北京早就实现了现代化,其标志是大部分北京人都已经在郊外拥有了,“第二居所”。我不知道厉大教授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是他亲自调查出来的统计数据吗?还是援引权威部门的资料?反正,我只知道自己身边诸多收入还算不错的“白领”朋友,都还在为偿还“第一居所”的银行按揭而苦不堪言,何来“第二居所”呢?“白领”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国企普通职工乃至下岗工人了。

     大概在厉大教授的研究中,下岗工人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吧。另一位经济学权威萧灼基教授则更有一番妙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而今,确实有不少北大教授拥有了轿车和别墅,那么中国难道还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吗? 以上这些言论无不“掷地有声”,但大概没有几个老百姓会“拍手称快”。在我看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学在老百姓心目中声名狼藉,并非有人故意“妖魔化”经济学,而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将经济学变成了 一门最不讲道德的学问。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为最不讲道德的学者。在这些经济家眼中,谁有钱、谁有权,谁就代表人类进步的方向,谁就是他们应当为之服务的主人。至于那些穷人、民工、弱势群体、底层民众,根本就是 些经济学范畴内毫无价值的“草芥”。

    联系起经济学家张五常在美国被控告逃税和卖假古董的新闻来,我更是别有一番感慨。张五常据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也是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却涉嫌在美国少报七百一十万美元的巨额税收。这样的“大师”,你能够相信他具备了基本的学术良心吗?张大师也曾经持 “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妙论,如今他自己却因为坑蒙拐骗和偷税漏税而即将被送上法庭,这简直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在许多经济学家的口头和笔下,中国的经济状况在全球的不景气中一支独秀,即将与美国并肩而立。他们喜欢谈 论别墅、汽车、股票、美元乃至私人飞机、私人游艇之类无比美好的话题,这些话题也最容易引起大惊小怪的媒体们的注意。然而,这些经济学家们故意忽视的“另一个中国”,却每天都在发生着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

    最近,我读到了《南风窗》记者张立勤撰写的《武汉:贫困与沉默中的陷落》一文,其中有这样的几段非常值得推荐给诸位大经济学家们:

武汉:贫困与沉默中的陷落

张立勤

    陈玉萍的家在福建村南区的楼房深处。屋里很安静。一个小男孩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这是陈玉萍最近找到的一份活儿,帮人照看孩子,每月两百元。客厅的墙上,一个面目清秀的青年男子在相框里微笑。七个月前,这个男人用绳索在卧室的门上结束了自己。当时他刚满四十五岁。他结绳的方式很特别,女儿从另一间房里冲出去的时候,他的身子已经冰凉。前后不到十分钟。当时,陈玉萍正在里屋织毛衣。

    他以前做过水手。那种毁灭性的结绳方式据说是长期的水手生涯磨练出来的。这个细节在他死后被福建村人提起时,总免不了一番唏嘘。那种对生活纯净、彻底的绝望象迷雾一样笼罩着福建村好一阵子。类似的非常事件在城市的一些角落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人们在不安之后又继续着他们寻常的苦难日子。还有一年,他们的女儿倩倩——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即将高考,照老师的预言上大学应该极有希望。这个在晦暗中苦撑的家即将露出熹微的曙光。然而,他就这样放弃了。

    说到此,陈玉萍放声大哭。他们婚后十九年的日子也还算幸福。那时,她在武汉港务局做装卸工,拿四百元工资;他在船上做水手,每月有五百元的稳定收入。三口之家清贫却和乐。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的? 先是她下岗,办了内退后工资降到了两百二十元,她到处打零工,到饭店给人洗菜、送盒饭,什么都干;九九年他下岗,单位一次性买断工龄付给他三万元,从此一切脱钩。原本开朗的他一下子情绪低落起来。 单位房改,买公房花去了一万七千元。他和妻子约定,余下的钱再也不能动了,留给女儿上大学。为此,他们夫妇俩不吃早点,省下来给女儿;他常常饿着肚子喝空酒,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越来越瘦。

    不久他花了两千元买了“麻木”,没办上执照,只能偷偷开。警察搜得紧时,他只好窝在家里不出车。上次不小心被摩托车撞了,他在家躺了半年,动弹不得,不敢去医院。这样陆陆续续地开了两年“麻木”,一个月下来能挣个三、四百块。那段时间,陈玉萍又没了工作,连打零工人家都嫌年纪大了。找不到事做,他和她都心烦,口 角由此而起。苦闷中她出去打小牌,丈夫越发不满。家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出事的那天傍晚,她和丈夫商量出去摆地摊的事儿。他很烦躁地否决了,这个生性胆小、守规矩的男人不愿看到妻子过那种随时被驱逐的担惊受怕的日子。然而,不摆地摊又能做什么?面对妻子的诘问,他不再言语。默然喝下了一瓶酒,他就撒手走了。

    这种不祥的预感,陈玉萍不是没有体察到。很多次,她听见丈夫沉重的脚步在屋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活着真累!“他的叹息里充满了惶恐和无助。她现在肯定,自杀的幽灵一直在他脑际顽强地萦回,挥之不去。 也许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当生存成为人的全部世界时,赤贫、尤其是精神的赤贫必将逼近疲于应付种种沉重压力的人们。而在一个平等、公正原则并非主导财富分配的社会里,人们在备受物质贫困折磨之时,面临的将是令人更为忧虑的精神蛮荒化和道德底线的崩溃。而陈玉萍们依然得守着残缺的家,背负起女儿每年六千元的大学费用和拮据的贫民生活。将来怎么办?她茫然的发问在屋子里发出空洞的回响。 这样的家庭在武汉有很多很多,在中国有很多很多。他们的声音没有多少人倾听,因为在主流媒体上每天都是经济学家们的高谈阔论。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年度经济风云人物” 的颁奖典礼。典礼竭尽奢华亮丽之能事,获奖者大多是能够指挥数十万工人、能够调度数十亿资本的大企业家,也就是这个时代最崇尚的“资本英雄”。当然,其间还会点缀两三名著作等身乃至能够影响决策层的著名经济学家。金杯、美酒与鲜花同时堆到他们的面前。可是,在我看来,这些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风云人物”,大都仅仅是为自己而“风云”,他们的“风云”与黎民百姓毫无关系。

    因此,民众不接受他们的“风云”是理所当然的。 在世界银行编写的《谁倾听我们的声音》一书中,汇集了来自五十个国家的四万多名穷人的心声。这是世界银行主导的一项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报告,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指出:“穷人们给我们的启示是发人深省的。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和过去相比他们的境况有所恶化并且更加没有保障了。穷人们和我们关注同样的东西:幸福,家庭,孩子,生计,和平,保障,安全和尊严。穷人们对他们所面对的一系列制度的描述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政策。从穷人的视角来看,腐败、漠不关心和滥用职权经常会损害国家正式机构的形象。”这篇报告也涉及了不少中国的案例。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是中国的“大经济学家”们不屑于从事的。因为这既无助于他们问鼎辉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也无法让他们成为一代地位显赫的“帝王之师”。

     然而,在我看来,一个不敢面对中国的“真问题”的经济学家,一个不倾听穷人的声音的经济学家,一个不讲道德不要脸皮的经济学家,肯定是一个不被民众所信赖、不被历史所记忆的经济学家。他们所谓的“学问 ”都是昙花一现的学问,建筑得再高大、再辉煌,也只能是一座纸糊的房子,一戳就破我并不是对经济学这门学问有偏见,也并不是不相信所有的经济学家。我相信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这样的经济学家。这位印度学者一直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他把经济的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把发展的目标看作是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在他看来,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

    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 ——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经济学固然不应当仅仅是所谓“穷人的经济学”——那种完全否认富人的成就和贡献的经济学是危险的;同时,经济 学也不应当仅仅是所谓“富人的经济学”——那种完全蔑视穷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经济学则更加危险。

    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应当是某一社会阶层、尤其是强势阶层的“御用工具”,而应当致力于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推动整个社会全面的、和谐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他也应当对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贪污腐败和政府决策失误等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学术要接近真理,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不能违背良心。因此,没有良心的学术如同市场上的白菜萝卜,没有良心的学者就成了权力秩序中的“游刃有余者”。

    相反,只有那些坚守文化良知、张扬道德勇气的学者才可能创造出第一流的学问来。我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是这样评价阿马蒂亚.森的:“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马蒂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阿马蒂亚?森当之无愧。显然,这样的经济学就是我所信靠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家就是我所尊崇的经济学家。

Best Regards!
Jim Zijian Huang,
Program Management
China Design Center, Dell (China)
E-mail: Jimmy_Huang@dell.com
Tel: (86-21)6236 -2201Ext 1430
Cell Phone: (86)13916960332,

 

 

    【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今天2010年的经济数据出来了,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去年的通胀率才3.3%!老百姓每天花销最多的食品涨幅都在30-50%之间,可我们的通胀率却只有3.3%。统计数据真是玩弄民众视听的一个好办法。中国老百姓只有在这种“被不通胀”的糊弄下,日益陷入困窘。

2010年经济数据

国家统计局

2011年1月20日

    2010年GDP增长10.3% CPI同比上涨3.3%。

  国家统计局今日公布数据显示,初步测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3%,增速比上年增长1.1个百分点。

[12月] CPI上涨4.6% PPI上涨5.9% 四季度GDP增9.8%
[外贸] 去年顺差1831亿美元 12月顺差130.8亿美元
[FDI]  去年FDI首破1000亿美元 房地产吸金超二成
[税收] 去年全国税收收入7.7万亿 同比增长22.64%
[消费] 去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18.4%
[固投] 2010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8140亿元
[农业] 全年粮食总产量达54641万吨 比上年增长2.9%
[工业] 2010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7%
[收入] 2010年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增11.5%。

  初步测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3%,增速比上年加快1.1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11.9%,二季度增长10.3%,三季度增长9.6%,四季度增长9.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40497亿元,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186481亿元,增长12.2%;第三产业增加值171005亿元,增长9.5%。

  1.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粮食连续七年增产。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4641万吨,比上年增长2.9%,连续七年增产。其中,夏粮产量12310万吨,下降0.3%;早稻3132万吨,下降6.1%;秋粮39199万吨,增长4.8%。油料产量增长2.7%,糖料下降1.9%。肉类产量保持稳定增长,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7780万吨,增长3.6%。其中,猪肉产量5070万吨,增长3.7%。

  2.工业生产平稳增长,企业效益大幅提高。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5.7%,增速比上年加快4.7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19.6%,二季度增长15.9%,三季度增长13.5%,四季度增长13.3%。分登记注册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3.7%;集体企业增长9.4%;股份制企业增长16.8%;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4.5%。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16.5%,轻工业增长13.6%。分行业看,在39个大类行业中,38个行业实现比上年增长。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长14.9%,中部地区增长18.4%,西部地区增长15.5%。工业产销衔接状况良好,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97.9%,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8828亿元,同比增长49.4%,比上年同期加快41.6个百分点。在39个大类行业中,38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3.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投资结构继续改善。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8140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增速比上年回落6.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5%。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41415亿元,增长24.5%,回落5.9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36725亿元,增长19.7%,回落7.6个百分点。在城镇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8.2%,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3.2%,第三产业投资增长25.6%。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增长22.8%,中部地区增长26.9%,西部地区增长26.2%。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48267亿元,增长33.2%。

  4. 消费平稳较快增长,热点商品销售旺盛。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554亿元,比上年增长1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8%。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33689亿元,增长18.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0865亿元,增长16.1%。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17636亿元,增长18.0%;商品零售136918亿元,增长18.5%。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商品零售额58056亿元,增长29.9%。热点消费快速增长。其中,金银珠宝类增长46.0%,家具类增长37.2%,汽车类增长34.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7.7%。

  5.市场物价同比上涨,食品价格涨幅较大。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其中,城市上涨3.2%,农村上涨3.6%。分类别看,食品上涨7.2%,烟酒及用品上涨1.6%,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3.2%,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0.6%,居住上涨4.5%,衣着下降1.0%,交通和通信下降0.4%,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持平。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6%,环比上涨0.5%。全年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5%,12月份上涨5.9%,环比上涨0.7%。全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6%,12月份上涨9.5%,环比上涨1.1%。

  6.进出口总额较快增长,贸易顺差有所减少。全年进出口总额297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7%。其中,出口15779亿美元,增长31.3%;进口13948亿美元,增长38.7%。进出口相抵,顺差183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6.4%。

  7. 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1033元,比上年增长11.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增长11.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8%。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增长10.7%,转移性收入增长12.8%,经营净收入增长12.1%,财产性收入增长20.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增长1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17.9%,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12.1%,财产性收入增长21.0%,转移性收入增长13.8%。

  8.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人民币存贷款增量减少。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2.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9.7%,增幅同比回落8.0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26.7万亿元,增长21.2%,回落11.2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4.5万亿元,增长16.7%,加快4.9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47.9万亿元,比年初增加7.9万亿元,比上年少增1.6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71.8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2.0万亿元,少增1.1万亿元。

 

 

中国经济年会发言纪要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时间:2011年1月15日

地点:北京中国大饭店大都会厅

    仲大军(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2010年考验的是我国调控经济发展的技巧水平。事实证明,自2008年爆发西方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采取了过度的反应措施,结果刺激出经济畸形增长,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人民群众损失最大。这种结果需要认真检查思考。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戴相龙(原人民银行行长、现中国保险业基金会理事长):目前全球外汇储备8万多亿美元,比1997年翻了一番,中国的外汇储备近3万亿美元,占全部外汇储备的30%多。随着美元不断贬值,各国的外汇储备正在遭受贬值的损失。因此,要尽量使用人民币进行外贸和投资结算,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于世界金融体系。

    贺铿(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2011年我主要担心的是滞涨,我的观点是:紧财政,宽货币,不能在货币总量上过多控制。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产生内生动力。我一直不赞成人民币升值,要尽快出台房产税。过量追求投资时有风险的。

    刘遵义(原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从出口带动转向内需带动,出超并非好事,中国的大量顺差导致美国滥印钞票。中国也不要学美国大量地印制钞票。要通过大幅降低关税,增加进口。最重要的风险是汇价风险。要减少热钱的流入。

    张晓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我国的战略重任是培育发展新型产业,推动经济发展转入科技引领的轨道。2011年是开局之年,要着力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产业,以经济信息化为龙头。这些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8%,15%。

    汪同三(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我们现在对付的是成本型通货膨胀。(大军智库编者按:难道不是货币型通胀?美国钞票放水,导致大宗商品涨价,全球通胀。)

    张蕴岭(中国社科院东亚所所长):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去年增长40%多,3000多亿美元,接近与日本的贸易量。我国与美国的贸易额是4000亿美元。日本如果没有替代因素,就非常糟糕。

    樊纲:相比美国,欧元问题没那么严重。美国的财政赤字与GDP之比达到10%,债务率达到100%。美国调控金融的手段工具已经不多了,银行利率为零,唯一可实行的刺激经济政策就是数量宽松,在货币量上做文章。这种做法对我国的负面影响相当大。6000亿美元有多少流出美国是小事,真正影响的是大宗商品的涨价,外汇储备的贬值,以及别国货币的升值预期。

    目前中国5%的通胀还算轻的,俄国、拉美一些国家的通胀率都是10%。现在是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要考虑汇率政策了,我赞成人民币升值,是否一步到位,这样有利于应对外部变化,有利于国内调结构,保发展。要深入研究世界资本市场的规律问题。

    牛铁航:G20国家一致攻击美国的以邻为壑政策,可美国辩解说你们都搭了美国的车。世界问题的根源就是美国超发货币,希望中国企业走出去,利用国际资源。

    魏建国:一位外国朋友对我说,经济全球化受益最大的是中国。美元最多的是中国,不能再搞贸易自由主义了。

    樊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有估计说今年一月份通胀率要达到6-7%,十一五期间外国的通胀率是5-6%,中国过热的增长一定不是好增长。GDP增速超过10%就有问题,5-6%就通缩。具体多少合适,要看变化。

    谷源祥(原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这次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了近900万人的失业,使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10%,通过各种刺激经济方案也只解决了100万人的就业,所以美国计划在五年内实现出口倍增,但条件是美元必然贬值。在这种情况下,各国货币会相互贬值。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会造成大宗商品的涨价,会出现资产泡沫化。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否会常态化?

    曹远征(投行首席经济学家):各国的复苏表现不一样,金融市场的动荡各国也不一样。西班牙的问题较大,能否再融资都是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各国都会关门加强管制,世界上会出现“去全球化”现象,贸易摩擦会增多,汇率变化也难以预测。不过全球化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要负责任。

    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贸部部长):全球的危机还没有过去。

    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外经室主任):全球经济失衡的衡量标准是顺差和逆差的状况。1992年起,美国的贸易逆差一路飙升,2006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8000亿美元,2005-2007年之间,美国的顺差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这就意味着危机的爆发。2006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2000多亿美元,德国1800亿,日本1700亿。这就是全球失衡中的各国角色。不过中国的一般贸易是逆差,加工贸易是顺差。

    徐洪才:这些年来,中国依靠的是特殊的竞争优势,比如二元结构,城乡差别,低价劳动要素资源......这种状况导致了外部的需要和利用。但这种状况也难以持续,今后要实现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转型,推动人民币国家化。用人民币直接投资。

    李向阳(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亚洲合作属于功能性的合作,亚洲货币合作的前景取决于人民币的国家化,作为结算工具。第二,以人民币计价,但人民币国家化的基础是国内经济状态好坏。

    张祥(原外贸部副部长):最近两年,樊全球化的声音大了,南非元首原来支持,现在反对。20个国家中有17个反对放弃保护措施。不保护不行了。美国利益才是最大的。世界上第一原意投资的还是中国。要准备服务贸易的全球化。加快经济方式的转变,新一轮全球化的高潮在服务业领域。外国的人才培养不够,要加强研究和宣传,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新一轮的全球化。

    刘克崮: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表现是,中石油拿人民币去委内瑞拉买石油,他再拿人民币到中国来买修铁路的工程设备,中国要帮助委内瑞拉建造一条500公里的铁路。人民币的国家化,必须有银行走出去,现在出国很少看到中国的银行,要有草根金融。解决通货膨胀,既要有堵还要有疏。把美元还出去。

    陈文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的经济布局和区域布局是,东中西北四大块,还要有5条线,几个带。沿海战略布局,产业带,新兴产业带,图们江,黄渤海,曹妃甸重化工业区,关中到天水经济带,六条线,共分几种:主题功能规划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规划开发区。

    王志乐(商务部研究院跨国中心主任):十一五引进外资4500亿美元,占改革开放以来引资总量的45%。这五年里,中国对外投资2000亿美元,占70%。引进外资有促进经济转型的作用,外资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跨国公司帮中国营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目前,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业务超过了本国,它们在国际关系发生矛盾时,充当了缓和的作用,发挥了同盟军的作用。中国的海外投资也有这种作用。如中联重科收购GFA,意大利总统授予奖章。这几年里,我国出现了对跨国公司排斥的现象,说它们影响国家安全。十二五规划制定了和平、发展、合作的基调,坚持全球化的思维,跨国公司也要调整自己的理念,把对全球的责任推到中国,在政治纠结中发挥作用。

    黄海(原国家经贸委司长):十一五期间消费增长11.8%,比十五高,外国消费量已跃居世界第二,超过日本。

    何建坤:十二五期间,如果将能源消耗量定在40亿吨标准煤,那么GDP增长就要限制在8%以内。十二五期间,我国的能源强度将下降19%,增速下降21%。难度很大。十二五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投资高耗能产业,适当降低GDP的速度,控制过快增长,建立低碳特征产业,发展新兴产业,信息产业,新材料。到了2020年,能源消耗要比2015年下降45%,真正实现节能降耗。

    李书福(吉利汽车公司董事长):吉利汽车原来没有出生证,而今天成长成国际化的大企业。只要有了人才,才能发展。第一要学习邓小平理论,认清道路,预先知道历史的机遇,抓住历史的机遇才是最大的机遇。企业如何紧跟潮流?只有弄清国家的发展战略,才有企业的发展战略。

    创新不是仅仅生产几个新产品,核心是对资源的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竞争力和新价值。这才是创新。全球资源的利用就是创新。我们创办吉利大学,为的是培养人才。收购瑞典沃尔沃后磨合得很好,当然也有不同声音,我们要鼓励不同声音的出现,然后选择正确意见。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中国企业要发展,还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

    贾康(财政部研究所所长):要降低营业税,扩大增值税。

    郑伟铭(天津滨海新区区长):十一五时期,天津滨海新区的增长速度是22.5%,十二五目标是17%。战略性新兴产业占45%以上。

    任洪斌(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总公司总裁):我到美国GE通用电气公司看过,一百年来企业不断调整发展策略,我们企业连续十年以30%的速度增长,走的是科技驱动型道路。现在做的三件事:加大创新科技投入,产业升级,更新换代,建立新兴产业。我们共有28个科研院所,改制之后,更加有活力。

    蔡惟慈(中国工程机械协会会长):目前我国低端产品供应过剩,高端产品相对不足。2010年我国进口了2100亿美元机械制造方面的产品,同比增长40%多,而出口同比增长仅33%。在机械进出口方面,我国几乎是逆差,顺差减小。这说明了什么?机械制造品方面的差距仍然相当大。不夯实基础,一些高端产品难以发展。什么是基础?那就是像齿轮、轴承、液压等一系列的组件。这是机械制造业的基础。今后我们要集中行业内专家,解决难点,现在最大的难点是基础不能支撑。

    陶星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副总经理):我集团近年来最大的特色是走出去,原来只在国内搞工程承包,现在我们在非洲建立了三个经济贸易合作区。海外投资必须把过硬的东西拿出去,不是简单的技术转移。光在国内打转转不行。

    中兴通讯在非洲默默耕耘已经十年了。海外市场已经逐渐成形。

 

 

发件人:"Qing WU" <wuqingdrc@gmail.com> 2011-01-19 16:57:2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Re: 北京大军网文章

不必在保增长和防通胀之间走钢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庆

2011年1月17日

    人民银行刚刚公布的《2010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10年全年商业银行的人民币贷款规模增加了7.95万亿元,超过了年初制订的新增贷款目标7.5万亿元。其实早在11月底,新增贷款规模已经非常接近全年目标。因此有不少研究者预期:为了达到年初制定的新增贷款目标,人民银行将从严控制12月份的新增贷款规模。然而现实情况却是:12月份贷款仍然新增了4.8千亿元。同期货币供应量的增幅变化也比较温和。

    银行资金运用超预期的同时,银行间市场上却出现了资金短缺的信号:同业拆借利率水平在12月份显著地上升了。12月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达到2.92%,比上月同期提高了1.16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3.12%,比上月同期提高了1.31个百分点。

    这个变化似乎暗示:人民银行多次采用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发行央行票据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开始显示出效果,商业银行的放款能力开始制约新增信贷规模。12月份超预期的资金运用使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降低幅度超过预期,迫使商业银行从同业拆借市场获得资金补充放款能力。微观层面的信号也显示银行资金偏紧:为了吸收储蓄存款,一些地方的商业银行开始通过向储户送礼变相提高存款利率。那么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首先是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降低。由于在存贷款业务上,商业银行是充分竞争的,因此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银行资金成本的上升还不会很快传递到银行的资金运用。这个结果犹如“非对称加息”,必然导致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息差收窄,从而压缩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

    监管机构如果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将在短期内进一步降低。周小川行长最近公开提到利率市场化,认为“利率市场化将在‘十二五’取得明显进展”。果真如此,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息差有望进一步收窄,从而进一步压缩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金融市场对人民币存贷款息差收窄其实早有预期,以至于商业银行的股票价格已经降低到了很低的水平。

    其次是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如果监管机构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维护存贷款利差,那么企业的经营状况会因为财务费用上升而恶化。如果商业银行由于可用资金不足而减少放贷,贷款利率可能上升得更快一些,对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也是一个打击。中外经济的历史经验表明:对付通胀的紧缩措施总是率先降低经济增长率,然后才能降低通胀率。

    这样,通胀和增长的矛盾即将暴露无遗。“保增长”容易,“控通胀”也行,但是既“保增长”又“控通胀”在未来几个季度里将越来越不容易。因此,央行会花多大力气“控通胀”的问题,已经转化为另一个问题:中国能够容忍的最低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

    货币政策决策者如果不寻求一点大智慧而只在“保增长”和“控通胀”的关系上寻求平衡,那么短期经济政策的空间将越来越小,未来的政策选择将越走越少,最后中国经济不是“滞”就是“胀”,或者既“滞”又“胀”。这是凯恩斯主义无法摆脱的悲剧:无论决策者多么努力,用短期工具摆脱不了“滞”或者“胀”的命运。

    这不是工具的错。错在选择工具的人。凯恩斯主义原本就只能解决短期失衡问题,而中国经济的失衡不是一个短期问题。因此,用凯恩斯主义开出的“药方”对治中国经济的“毛病”,显然是吃错了药、难免不治病。

    有一些学者早就看到中国经济失衡的真正原因不是在短期、而是在基本面。最近,余永定老师在《中国日报》上说:如果不及时改变增长方式,中国经济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候突然“失速”。吴敬琏老师也在《中国改革》上说:唯有改革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败在此一举”。也就是说,现在赶紧拿起改革这个“药方”试一试,也许还能避免危机。如果放弃这个试一试的机会,中国经济可能会不战而败。

通胀是如何导致两极分化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庆

    许多学者认为,在穷人的全部资产当中,现金和银行存款占的比例比较高,因此在通胀中受到的损失比例也比较大;富人持有各种类型的资产,分布在现金和银行存款上的比例比较低,因此在通胀当中受到的损失比例较小。

    上述分析有两个缺陷。其一是只考虑了居民的财产和财产性收入的变化,没有考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变化。对于中低收入者而言,劳动报酬在收入中占大头。忽略了工资变化,就无法准确判断中低收入阶层经济状况的变化。其二是上述分析没有联系通胀发生的过程,因而自相矛盾。如果把通胀发生的过程忽略不计,只对比通胀发生之前和通胀完成之后的两个状态,那么经济学家认为:货币超发造成的结果是让所有以“元”计价的价格上涨相同的比例,任何两个价格之间的比率(真实价格)并不变化。

    本文分析通胀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首先,让我们关注社会上三个阶层的经济状况变化。我们暂且称最下层为“农民工”:他们家里有一块农地,到城里来打工,大多从事非技术性工种。有些农民工随时准备回家务农,因此城市中的农民工供给具有弹性;中间是“白领阶层”:他们文化程度较高,在城市从事技术性工种。白领们即使来自农村,也不可能重新务农,因此这个阶层的劳动力供给是刚性的;最上层是“富裕阶层”,主要依靠财产和企业家精神获得收入。

    其次,让我们把通胀的过程分为前中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货币超发导致通胀预期形成;第二阶段是通胀预期推动资源品和资产价格上涨;第三阶段是价格上涨以成本推动的方式沿着产业链从上游向下游逐渐传递,直到100%地传递到消费价格。这是这一轮通胀的真实状况。

    通胀对各阶层经济状况的影响如下:首先,富裕阶层的经济状况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发生变化。在第二个阶段,资源品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导致富裕阶层的财产升值、财产性收入增加,导致富裕阶层的经济状况改善;在第三阶段,消费价格上涨导致富裕阶层的经济状况恶化。尽管“改善”和“恶化”的程度一样,但是由于“改善”比“恶化”来得更早。因此在第三阶段结束之前,“改善”的程度比“恶化”的程度更大。这样,富裕阶层的经济状况暂时改善了。

    其次,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在第三个阶段、消费物价开始上涨的时候开始恶化。由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接近维持城市最低生活标准的水平,因此,有些农民工不愿意接受经济状况的恶化,选择回家务农。他们的选择减少了城市里的农民工供给,推动了农民工工资上涨。在过去几年里,市场力量推动农民工工资加速上涨。但是,一旦农民工的真实工资有所提高,一定会吸引新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因此,农民工工资水平还会在城市最低生活标准附近波动。换言之,农民工的真实工资以及他们的经济状况已经低得不能再低。最近几年农民工的名义工资之所以上涨较快,是因为价格上涨导致城市最低生活成本上升较快。

    最后,白领阶层的经济状况也是从第三个阶段开始“恶化”。与农民工不同的是,白领阶层的劳动力供给没有显示出足够高的弹性。不仅如此,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暂时推迟了就业压力的释放,但也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文凭通胀”。更糟糕的是,这些得到文凭的高校毕业生即使来自农村,毕业之后也就失去了农民的身份、土地和务农的机会,别无选择地成为城市里的“产业白领”。由于这个阶层的劳动力供给快速增加而且缺乏弹性,从业者不得不接受越来越低的工资水平。据报道,目前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接近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综上所述,在这一轮通胀中,富裕阶层的经济状况暂时改善;城市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基本维持,但这个维持以一部分农民工回家务农为代价;城市白领的经济状况还在恶化。通胀以压缩中间阶层的方式造成两极分化。

低利润出口企业能够承受人民币升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庆

    中国决策者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可能仍然顾虑对低利润出口部门的打击。这个顾虑其实是多余的。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经济沿着出口导向型的道路快速前进,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的出口部门。这个部门既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又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直觉看来,这个部门最有可能受到人民币升值的打击。

    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组织过多次专题调研,走访了大量出口加工企业,目的是了解出口部门对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很多企业主表达了自己对人民币升值的担心:企业的出口利润率只有3-5%,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超过5%,他们将无利可图,可能不得不歇业。

    这些企业主的担心引起了政府更大的担心:如果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批量歇业,那么不仅经济增长将下一个台阶,而且还会减少大量就业机会;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办法“保增长”或者“保就业”。这曾经是、也许还是决策者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最大顾虑。然而企业主和政府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3-5%的利润率抵挡不住5%以上的升值”的判断,是竞争领域的小企业主“只见树木(自己的企业)不见森林(自己所处的行业)”、在本企业静态财务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如果对人民币升值的冲击进行经济分析,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

    实际上,“3-5%的利润率”是所有充分竞争行业的共同特点,与汇率、工资水平无关。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首先,由于产业聚集效应,每一个出口企业几乎都是在与自己的“邻居”竞争;其次,由于相互学习和模仿,每一个出口企业的产品及其生产成本几乎与自己“邻居”安全一样;再次,由于供给大于需求(产能过剩),出口数量取决于海外需求而不是国内生产能力;最后,由于国内厂商之间价格充分竞争,出口价格取决于国内生产成本而不是海外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对于海外消费者来说,“中国制造”的价格不是问题,他们的需求是刚性的。

    既然出口价格取决于国内的生产成本而不是海外消费者的支付能力,那么,如同“水涨船高”一样,全行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将100%地转嫁给海外的消费者来承担。目前导致全行业生产成本上升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人民币升值,另一个是劳动力成本(工资)上升。按照上述经济分析,担心这两个因素的不应该是中国企业主和决策者,而应该是海外的消费者。过去几年里,有两个证据支持上述经济分析。

    其一,在2005年到2007年底,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接近20%,国际清算银行按照中国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份额计算的人民币有效汇率同期也上升了大约10%。二者升幅都远远超过了2005年出口企业3-5%的利润率,但是无论对美国还是对世界,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在这一阶段几乎没有改变。

    如果说上一个案例是“水涨船高”,那么第二个案例就是“水降船低”。为了鼓励出口,中国政府2008年底再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以降低出口成本。然而,在随后进行的广交会上,出口企业刚刚降低的出口成本立即全部转化为出口价格的降低。报道这一事件的外国媒体不免感叹:在这世界经济低迷的时期,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发送了一份礼品。

    低技术、低利润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能够承受人民币升值。这个经济分析的结论多少有些出乎我们的直觉之外。为什么看似毫无核心竞争力可言的企业能够承受人民币升值(和工资上涨)?原因有二:其一,与自己的“邻居”相比,任何中国出口企业都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但是,相对于海外的同行,国内竞争性的出口行业拥有明显的价格竞争力。市场化和学习曲线降低了生产和流通成本。其二,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难免会有一些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作为具有市场势力的制造业大国,适当提高出口价格于中国有利,即使不得不以降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为代价。

越保增长,越需要保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庆

     201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绝不可以轻视通货膨胀。即使不考虑新增加的涨价因素,消费价格指数(CPI)在上半年甚至前三季度都会维持高位,全年平均很可能超过5%。如果再增加一些新的涨价因素,通胀会更严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低温、洪水等极端天气导致全球性的粮食、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内个别城市开始清理地下出租屋、控制流动人口规模,这势必提高城市最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成本,并且通过最低阶层的工资上涨传递到城市服务和商品的价格。

    抑制通胀的最大障碍是“保增长”。从决策者的角度来说,决定动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并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在抑制通胀的同时兼顾经济增长(以及就业和外部平衡)。由于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在短期无法改变,较高的增长和较低的通胀仿佛“鱼与熊掌”,通常不可以兼得。事实上,这一轮通胀就是两年前经济刺激政策力度过大、过度保增长之后必须付出的代价。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会用多大的力气抑制通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能够容忍多么低的经济增长。

    对于决策者来说,经济增长只是一个中间目标,而非终极目标。例如,不少学者认为:政府保增长是为了保就业,保就业是为了保民生,保民生是为了保稳定。在这个传导路径上,稳定才是终极目标,其它都是中间目标。如果政府的思路果真是这样,那么过去两年中国的经济政策实践说不上多么成功:基础设施投资并没有为国人提供太多就业机会,却对国内外资本品产生了巨大需求,让一些周边地区和国家获得巨大好处。新加坡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4.7%,刷新该国维持了40年的历史记录13.8%。

    实现了保增长却没有实现保就业,原因在于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决定的技术路线选择。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建议:中国要解决失业问题,就要动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路线,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路线。以修路为例,“1000把铲子就可以替代一台大型筑路设备”。然而,参与筑路的设计院、承包商、监理方和交通厅,大概都向发达国家学习筑路技术,压根儿不会采用“人海战术”。

     既然保增长与保就业脱节,那就不必继续为了保就业(以及保民生和保稳定)而保增长,而应该寻求其它的政策传导路径来实现保稳定(或者保民生)的终极目标。例如用财政资金增加国民福利,或者按人头分配购物券。如同奥巴马的医疗改革一样,这些政策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扩张。

    然而,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与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有一个差别: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不是增加财政支出就是减少财政收入,都不图未来的回报;中国的经济刺激项目大多从银行大量贷款,因此财政刺激的力度放大了很多倍,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追求每一个项目的回报。可怕的是:不少项目获得足够回报的前提条件是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下去。一旦经济减速,就会有大量项目“烂尾”,让过度保增长的害处暴露无遗。这样,保增长的经济政策不得不“自我强化”:越保增长、就越需要保增长。

    当前的经济体制倾向于“一而再、再而三”地保增长。在出口导向的增长道路上,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许还能维持两三年,但不可持续。新进入市场的民间资本和跨国资本都不会豪赌中国经济继续维持高增长。因此,市场化的程度越高,保增长的动力就越小。然而对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来说,中国经济减速是无法回避的系统风险,可以忽略不计。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选项上押上更大的赌注,只能让他们赢的时候赢得更多、却不会让他们输的时候输得更惨,那么何乐而不为?于是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把经济刺激计划逐级放大:某西部省份计划5年投资5万亿元,还有多个在建的金融中心均计划投资数千亿元。别忘了,不收手的“豪赌”一定会以“豪输”收场。
 

 

 

 

 

 

一组经济信息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辑

2011年1月

 

2010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中央银行

2011-01-11

    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强流动性管理,着力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维护金融体系健康稳定运行。

    一、广义货币增长19.7%

    2010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7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增幅比上月末高0.2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8.0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6.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增幅比上月和上年末分别低0.9和11.2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4.46万亿元,同比增长16.7%。全年净投放现金6381亿元,同比多投放2354亿元。

    二、全年本外币贷款增加8.36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7.95万亿元,外币贷款增加740亿美元

    2010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50.92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全年本外币贷款增加8.36万亿元,同比少增2.16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47.92万亿元,同比增长19.9%,比上月末高0.1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11.8个百分点。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95万亿元,同比少增1.65万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2.87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9068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96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5.07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56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4.20万亿元,票据融资减少9051亿元。12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4807亿元,同比多增1007亿元。外币贷款余额4534亿美元,同比增长19.5%,全年外币贷款增加740亿美元。

    三、全年本外币存款增加12.14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存款增加12.05万亿元,外币存款增加200亿美元

    2010年末,本外币存款余额73.34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全年本外币存款增加12.14万亿元,同比少增1.10万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71.82万亿元,同比增长20.2%,比上月末高0.6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8个百分点。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2.05万亿元,同比少增1.08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4.37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5.31万亿元,财政存款增加3045亿元。12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9449亿元,同比多增4428亿元。外币存款余额2287亿美元,同比增长9.5%,全年外币存款增加200亿美元。

    四、银行间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上升

    2010年全年,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累计成交179.50万亿元,日均成交7180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31.1%。12月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2.92%,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分别高1.16和1.67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3.12%,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分别高1.31和1.86个百分点。

    五、国家外汇储备增长18.7%

    2010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8473亿美元,同比增长18.7%。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6227元人民币。

    据统计,2009年底,我国33.54万亿元的GDP规模,是1978年3645.2亿元GDP规模的92倍。但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广义货币=流通中现金+银行活定期存款+储蓄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却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60.62万亿元,为705倍。

  吴晓灵直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根据官方数据,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倍,多出了4.6万亿元,而到了2009年,我国GDP总量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60.6万亿元是GDP的1.8倍,比差多出了27.1万亿元。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贷款超过世界银行

英国《金融时报》

2011年01月18日

    过去两年,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超过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凸显北京方面经济影响的广度及其获取自然资源的努力。

    英国《金融时报》的研究表明,2009年和2010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及中国进出口银行(China Export-Import Bank)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公司至少发放了1100亿美元的贷款。而从2008年中至2010年中,世界银行相应机构作出了1003亿美元的贷款承诺——为应对金融危机,这一贷款规模本身已经达到创纪录水平。

    两家中资银行的海外贷款规模体现出,作为减轻对西方出口市场经济依赖努力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是如何打造由中国引导的全球化新模式的。金融危机造成融资困难,这使中国政府得以通过向能源生产国提供贷款,来推进其能源企业的商业利益。

    中方达成的相关协议包括:与俄罗斯、委内瑞拉和巴西达成的大规模贷款换石油交易;向一家印度公司提供贷款,使其能够购买电力设备;在加纳达成的基础设施贷款项目;以及在阿根廷达成的铁路协议。

     世界银行一直在想办法与中国政府合作,以避免贷款交易竞争升级。对于某些得到中国政府大力支持的交易,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条款比世界银行及其他贷款机构都要优惠,而对于政治敏感性较低的交易,它们提供的贷款条款则更接近国际标准。它们要求的透明度条款往往也不那么繁琐。

    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不公布海外贷款数据。它们拒绝置评。世界银行表示,它正在与中国密切合作,欢迎与中国结成“重要的、不断发展的伙伴关系”。

 

中国超过美国?

英国《金融时报》 兰吉特•拉尔

2011年01月18日

    最近的佩尤民调(Pew poll)显示,有47%的美国人相信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而仅有31%的人认为是美国。难道这又是一个证明美国人无知的尴尬例子?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不这么看。萨勃拉曼尼亚声称,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最新搜集的经济数据,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的确大于美国。

    在上周四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萨勃拉曼尼亚计算出,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计算——即对两国的生活成本差异做出调整后——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为14.8万亿美元,高于美国的14.6万亿美元。

    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进行的估算结果大相径庭。根据IMF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0年中国GDP仅为10.1万亿美元(美国的结果不变,仍为14.6万亿美元)。

    人均GDP的计算结果也类似。萨勃拉曼尼亚计算出,美国人均GDP大约相当于中国人均GDP的5倍,但根据IMF的数据,这一倍数接近于7。

    为何两者的估算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萨勃拉曼尼亚认为,IMF在计算中只关注城镇地区,因而夸大了中国的物价水平。其结果就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有所降低。如果将物价下调至更精确的水平,中国的GDP将大幅提高。人们可能感到疑惑,若事实果真如此,为何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压根没有试图去纠正IMF的统计学家呢?

    萨勃拉曼尼亚在报告中引用了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教授T.N.斯里尼瓦桑(T. N. Srinivasan)提出的一个解释,即中国乐于看到其GDP水平被低估,因为“看起来贫穷些,可能会在国际上获取一些好处,例如不必为全球性机构或全球公益事业提供资助。”

    萨勃拉曼尼亚自己的假设同样阴谋论味儿十足。他称,中国对IMF的物价数据毫不在意,是因为向下修正将会提高外界对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低估幅度的估算,中国政府由此将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无论萨勃拉曼尼亚的怀疑是否准确——可能很难得到证实——它们都不太可能得到IMF的认同。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访美之际,这些怀疑也只会让中国感到不悦。

 

中国“高铁外交”异军突起

黄彬华

2011-01-13

    去年的国际新闻中,有不少有关中国“高速铁路”的消息,其中包括新路线完成铺设、顺利验收、成功提速,甚至实现了铁路全面创新的报道。

  铁路的铺设不仅工程艰巨,耗资又耗时,而中国却在开创青藏高原铁路铺设历史之后,又在全国规模重新部署新的铁路网络,这个宏图大略并不比扩展现代航空交通网络更为逊色。建设快捷交通系统,改良陆路交通状况,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消除人们对经济高速成长已到达瓶颈的反应,开拓了更为宽广的经济持续发展道路,甚至可媲美同期经济规模GDP已超越日本的意义。

  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发展潮流的改变,中国的高速铁路不仅伸延到了国外,甚至越过海洋开始打造世界规模的高速铁路网,一个崭新的新闻名词“高铁外交”因此应运而生,异军突起。

  去年底,笔者有缘乘搭刚开通的上海杭州高速铁路列车。当时的第一印象是,确是似曾相识,跟日本的新干线子弹火车没有重大差别,甚至感觉更宽敞、平稳。心想也难怪日本羡慕和嫉妒。一是中国有后发的优势,有集大成的空间;二是中国有如此广袤的大地,可让子弹火车尽情奔驰;三是高速火车赶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相得益彰。

  中国参与世界飞机制造工业的竞争是必然趋势,但对当今中国来说,制造天上飞的,不如先地上“飞”的。一、是国民经济的紧迫性、民众的需求有别;二是经济能力和技术累积也不同;三是高铁不仅商机无限,还可改变世界对中国抱持的偏见:首先它不是赤裸裸的战争武器;其次它能直接造福全人类;第三还能将它转化为外交工具,消除国家偏见,拉近国与国和人民间的距离。

  日本在航空制造业方面,不论是军用还是民用,至今还是一筹莫展。显然,一是受到“美日同盟”关系的制约,手脚被绑;二是日本虽有资本和技术,却无大市场的支持,因而不敢贸然行动。中国虽然拥有市场,却缺乏技术和经验,某种程度上也就是高铁工业的翻版。中国从发展高铁着手,一是另辟蹊径,二是借风使船,既可提高技术,又能累积经验,特别是通过引进世界一流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开发出一套崭新的生产和管理技术,既不是“山寨版”的应用,也不是“剽窃”技术的行为。

    日本的妒嫉和醋意

  但中国高铁技术的突飞猛进,甚至在世界高铁企业中异军突起,确实引起巨大的反响。一是本能的怀疑,二是竞争者的妒嫉,三是失败者的醋意,顿然使中国的“高铁外交”又蒙上一层“中国威胁”的阴影。日本自称就是其受害者,使原本已陷入谷底的日中关系再添一层浓浓的迷雾。

  日本是当今世界最早发展高速铁路成功的国家。1964年诞生的新干线子弹火车,最高运行时速达到210公里。日本高铁专家说,“新干线最直接的效益,就是缩短旅客出行时间,提高旅行的舒适度,从而刺激了客流,拉动了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在欧洲,法国也是一个最早拥有高速铁路的国家,其TVG高速列车于2007年创造了时速578.4公里的纪录,它拥有的高速铁路技术至今还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中国高速铁路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仅用5年时间便完成了发达国家使用30年才走完的高铁研发之路,主要就是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最新技术,再融合、创新出一套新的系统。包括法国的阿尔斯通、日本的川崎重工、加拿大的庞巴迪、德国的西门子等世界最先进的高速铁路技术,都成了中国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对象,因此中国高铁技术不仅是世界的集大成,也是大一统的产物,更是智慧的结晶。中国不仅付了高昂的知识版权费,还作出加倍努力研发才有今天成就的,它不仅已转化为中国的软实力,还具备了中国制造的特点,就是达到价廉物美的境界,因此才能具备技术再出口的条件,让世界对中国出口的高铁刮目相看。

    高铁外交波涛汹涌

  第七届世界高速铁路大会去年12月7日至9日在中国首都北京召开,这不仅是该大会的首次离开欧洲举行,也是默认中国已经是当今世界高铁发展最快、运营里程最长、运营时速最高、在建规模最大、拥有系统技术最全的国家证明。

  高速铁路大会从欧洲移师中国,不仅说明是世界已看好中国,它是今后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更因为中国高铁已经具备出国并引领世界新一轮铁路建设高潮的缘故。

    大会期间,泰国和寮国官员透露,中、泰、寮三国已签署合作协议,将修建一条连接三国的高速铁路,计划在2015年建成。这意味着,酝酿多年的泛亚铁路的东南亚走廊部分已经定型,而且是中国高速铁路伸延出国的第一条具体事例。

  围绕泛亚铁路的兴建,一场波涛汹涌的“高铁外交”战仍在进行之中。事缘,日本曾经承诺,将协助东南亚国家修建新的铁路网,但一个个国家已婉拒日本的“好意”,其中最使日本尴尬的是,越南国会去年6月已否决了耗资560亿美元修建高铁的计划。计划不仅动用日本援助资金,还使用日本昂贵的高铁技术,而且将脱离新亚洲的发展主流,使越南陷入孤立状态。越南今后何去何从,从高铁外交已经显现端倪。

  高铁外交似乎是一面倒倾向中国,因为在大会前后,中国铁道部已经跟多个与会国,特别是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等4国政府签订高铁建设合作意向书。而世界顶尖的高铁企业,如法国的阿尔斯通、加拿大的庞巴迪等,也跟中国签署了发展高铁的战略合作协定。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则与中国南车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定,在美国成立合资公司,在美国本土制造高速列车、中速动力组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等。合资公司极可能成为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两个高铁项目提供高铁技术的美国制造商。

  高铁外交不仅是国与国的外交活动,还是商业利益的分割与先进科技的争霸战争。现在铺设铁路已不像殖民主义横行的时代,国家可能因此丧失主权,政治命脉有被控制的危险。但选择是否精明,一影响铺设的成本,二决定科技和运营能否顺畅,三铁路运营后国家增值还是减值,这些都看现在的选择。

 

全球通胀:一场规模空前的财富大抢劫

王先飞

    中国的通胀近日进入了快车道。这既是中国政府对本国国民大规模掠夺的必然结果,也是这种大规模掠夺开始失控的标志,更预示着一场空前规模的财富大抢劫的到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开放经济的政府能够像中国政府那样同时垄断信贷资源、土地资源和其它自然资源。因此,中国政府比任何政府都有更大的能力操纵各种经济杠杆系统地抢劫本国的国民。

    通货膨胀抢劫本国国民的能力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得到证明:近年来,中国政府成功地维持着一种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奇特格局。这种格局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中国的多数国民完全不能从本国货币升值中获得任何好处,而那些享有特权利用这种格局套利的人则可以大发横财。人民币外升内贬的格局最近终于越过了一个重要关口,国内基本日用品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与香港比邻的深圳人最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不公平。虽然香港工资比深圳高许多,但深圳不少日用品却贵过香港,以致深圳的主妇们连柴米油盐都要到香港采购。

    中国政府当然知道,这种格局是危险的,因此,他们一直试图控制住国内的通胀率,同时尽量减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但由于温家宝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犯了方向性错误,“美国生病中国吃药”,他甩出4万亿投资救全球经济,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失衡。再加上地方政府趁中共最高权力过渡,纷纷大肆扩张投资,中国的货币发行已呈泛滥之势。

    任何严重的通胀都是对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者的抢劫,而中国的这次恶性通胀,将不仅仅是对中国低收入者的抢劫,而且是对中国国民财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抢劫。我赞同谢国忠的判断,人民币实际上不是被低估,而是被高估了。按照西方的教科书,仅看贸易和资本帐户,人民币是被低估的,但西方教科书中的政府,绝没有中国政府那样大的权力,也没有掌控那么多的资源,因此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对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进行如此严重的扭曲。一旦纠正了这些扭曲,人民币应该贬值,而不是升值,否则不能实现中国内外经济的平衡和世界经济的平衡。

    谢国忠说,“过去10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呈爆炸性增长,从12万亿元上升到70万亿元。在这样一场大增长之后,没有货币能不经历贬值。”目前中国通胀加剧,反映了人民币贬值的真实趋势。但在国际上,由于中国严重扭曲的经济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却越来越大。于是,中国经济表现为两大泡沫,一个是国内高估的地产市场,一个是国际上高估的实际汇率。通胀加剧一方面继续吹大这两个泡沫,同时也加速两大泡沫的破灭。所有投机者都看明了这个形势,问题只在于什么时候出手。理想的策略是先进入中国的地产市场,等人民币升到最高点,就转向购买美元资产。那时候两个泡沫就同时破灭。谢国忠估计,通胀的恶化将使我们在两年内看到这个过程。这意味着数以十万亿计的银行存款的价值将无形蒸发,许多中国人多年的积蓄将被抢劫一空。

    与此同时,通胀的恶化,有利于加速政府和权贵对土地、矿产、山林、水面等资源的瓜分和掠夺。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大批农民的资产权利被迅速贬值的货币置换,沦为彻底的无产者。

    这个国际资本抢劫中国人、中国权贵抢劫中国老百姓的规模加在一起的总量将是惊人的,经历这样一场大抢劫之后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能不能稳定下来,或者将以一种什么方式稳定下来?这是全世界和中国朝野的精英都在高度关注的问题。

 

 境内企业可用人民币海外投资或并购

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2011-01-14

  中国央行昨天宣布,境内企业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或并购时,将获准使用人民币。 在便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这个试点项目也标志着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又迈出一大步。

  路透社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刊登公告称,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包括通过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在境外设立或取得企业或项目全部或部分权益。境内机构是指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内登记注册的非金融企业。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中信银行国际中国业务首席经济师廖群认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一步。“现在的贸易结算已经可以使用人民币了,但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不仅要可以用以贸易结算,也应该可以作为投资工具。”

  央行公布的试点管理办法明确,境内机构可以将其所得的境外直接投资利润以人民币汇回境内,银行可向境内机构在境外投资的企业或项目发放人民币贷款。 此外,境内机构因境外投资企业增资、减资、转股、清算等人民币收支,可以凭境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的核准文件到银行直接办理人民币资金汇出入手续。

  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北一人士评价道,这个办法象征性的意义大些,表明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同时对人民币已可贸易结算的一些东南亚地区,便利了企业投资,比如说越南、泰国等地,同时减少审批环节,节省政策梗阻成本。

  广发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崔永认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化的货币之后,才能够起到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作用,因为无论是以贸易方式,还是以对外投资方式,都是让其他国家在持有人民币的时候,可能会进口更多的中国商品,从而缩减中国的贸易顺差,并在外汇市场上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中国外管局山西分局的官员表示,短期看,鼓励人民币进行直接对外投资,是减少了相应的外汇需求,造成该降的外汇储备没有降下来,但放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大盘子下看,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了。“先流出去,再流回来了,不仅在贸易项下,在资本项下都能实现双向流动,对加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上述官员称。

 

投资巴西:双向的高速路

汤姆.菲利普斯

2011-01-10

    里约沿岸一个新的大型港口标明了中国向南美的挺进,汤姆?菲利普斯指出,投资将保证中国对大豆、石油和其它资源的获取。

    螺旋桨划破清晨的炎热,直升机从停机坪上拉起,升上钴蓝色的天空,下面就是里约热内卢的瓜纳巴拉湾。直升飞机飞向东北方,掠过了荒凉的海滩、茂密的大西洋雨林和懒洋洋漂浮在海上的渔船。80分钟后,目的地终于进入视野:一个足足有两英里长的巨大混泥土码头直插入大西洋中,而且被赋予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爱称:通向中国的高速路。

    码头由几十根重达38吨的大柱子支撑,身穿桔色服装的工人正在上面作业。这个巨大的水泥结构是阿苏超级港口的一部分,这个即将矗立在里约海岸边的巨型港口和工业区耗资将近25亿美元,面积足有1.2万个足球场那么大。阿苏港以全世界同类最大的港口工业区而闻名,同时它也是中国加快向巴西和南美挺进最显眼的象征,因为它的目的就是确保中国获取急需的自然资源,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基地。等2012年阿苏港启用后,它10个泊位的码头将可以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货轮,其中将包括宽度超过380米的ChinaMax巨轮,这是同类中最大的货轮,载重量为40万吨。届时,每年都将有千百万吨的铁矿石、谷物、大豆和千百万桶的石油通过这条“高速路”踏上东去的旅程,它们将缓解中国对自然资源似乎永无止境的饥渴。

    “这个项目标志着巴中关系的一个新阶段,”里约的经济发展局长朱里奥?布埃诺最近在接待约100位来此考察的中国企业家时说。这个港口工业区将由巴西的物流企业LLX承建,并将吸引来自中国数十亿美元的投资。

    这个与巴西和南美接触的新阶段,是中国的“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从经济上(也有一些人说丛外交上)推动中国企业(许多是国营的)到国外投资,把该国巨大的外汇储备投入到海外的企业和项目中,以此抢购矿产、能源和粮食。

    中国有望于今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可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现在它正在力争成为巴西最大的外资来源,中国企业今年前六个月已经向巴西投资200亿美元,而2009年还仅有8300万。最近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作的一项研究预测说,从现在到2014年,中国在巴西的投资平均每年将达到400亿美元,而企业投资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电信、基础设施和农业,到石油、生物燃料、天然气、采矿和钢铁制造。

    “(中国)和巴西在所有领域的关系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驻巴西大使邱小琪最近在接受新华社的采访时说。

    中国在南美的投资高潮并不仅仅出现在巴西。厄尔多瓦已经和中国签订了合同金额约50亿美元的双边协议,其中包括一座造价17亿美元的水电大坝和用于石油开发和基础设施项目的10亿美元投资。而中国2009年在该国的投资仅有5600万美元。

    今年中国企业已经向秘鲁的采矿业投入了14亿美元,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4月宣布,业已成为该国石油开发主要赞助者的中国同意向“玻利瓦尔革命”开放20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

    《强国崛起,地球枯竭》一书(这本书是关于日益加剧的全球资源斗争的)的作者迈克尔.克雷尔把今天的中国描述为“全球购物狂”。他说:“中国政府非常清楚,要保持国家的继续发展,就必须确保为产业提供充足的能源、金属和其它基础原材料供应。”但他又补充说,“走出去战略”的意义远不止商业交易那么简单。

    “他们希望出现一个没有单一强国(指的是美国)占有压倒性支配地位的多极化世界,为此,他们力图与巴西和南非等地区性大国建立联系。”圣约翰达巴拉是一个位于阿苏东北边的城镇,也是里约热内卢州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而早在巴西“通向中国的高速路”完工之前,这里就已经能感觉到中国的存在。

    为了给前来考察的中国要人们留下良好的印象,在阿苏港的LLX公司工作人员为他们提供了热水和中文翻译。与此同时,圣约翰达巴拉市政府也已经开始为当地人提供免费的中文课程,这些人很乐意与他们热切期盼的大量中国来客一起工作。“你可以看到一个十岁的男孩说:‘我懂的……中国人就要来了,当中国企业来的时候,我希望能为他们工作,而如果我会说中文,就会比别人更有竞争优势’,” 埃克.巴蒂斯塔眉开眼笑地说,“这实在太棒了。”这位身家数十亿的企业家正是超级港口的幕后老板,也是中国投资进入巴西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

    LLX公司的首席财务官莱昂纳多.加德尔赫最近在视察港口时说:“这是中国越来越深入巴西市场战略的一部分,他们在非洲已经有了很大的力量,现在我们巴西也将经历同这个时刻。”这座“通向中国的高速路”位于蓬勃发展的中巴关系的“正中间”,他又说:“我们都在打赌说……这个关系还将持续发展下去。”但并非所有的巴西人都拥有这份热情,西方各国政府就更没有了。

    “华盛顿有很多人担心中国在非洲和拉美日益强化的存在,声称这给美国的长期战略利益造成威胁,”克雷尔说。但他也指出,美国在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上的“固着”状态意味着它无法对此作出任何反应。

    与此同时,中国的到来也在巴西引发了所谓“新殖民主义”的说法。“中国人已经买下了非洲,现在他们又打算买下巴西,”著名经济学家安东尼奥 奈托最近在接受《圣保罗州报》的采访时抱怨道。他警告说,允许一个外国来另一个主权大国购买“土地、矿产和自然资源”,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但巴西首富巴蒂斯塔驳斥了这样的批评,他说:“巴西和中国的合作是一条双向的高速路。”武钢等中国企业承诺在港口工业区帮助巴西建设一座投资达50亿美元的钢铁厂,并不总是把资源运回本国加工。“你想要得到三吨铁矿石的话,那么就在巴西生产一吨钢。这个哲学正在被人们理解,而且对双方都非常有利。”巴蒂斯塔说。

    LLX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加德尔赫也表示,巴西也不会允许中国企业像在非洲那样把大群外国工人引进来。“如果由着他们去干,他们还会像过去那样带大量中国工人过来,”他承认说,“但巴西法律在这一点上可是非常严格的。”巴蒂斯塔认为,西方大国们与其抱怨中国对巴西的热烈“追求”,不如敦促它们的企业更加重视这个地区。“在过去大约15年中,欧美的CEO们已经不再来巴西,这正是他们为什么稍稍落后的原因。”巴蒂斯坦说:“我们一直在推着欧洲公司说:‘你们并不真的了解巴西的现状’”“不要把巴西和我们的邻居相提并论,”他又说,“我们不是中美洲,不是委内瑞拉,也不是阿根廷。”

    北京和南美的“交易”

    巴西:2009年11月,巴西能源巨头巴西石油公司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100亿美元的贷款合同。作为合同的一部分,巴西石油公司将确保未来10年内每天向中国供应20万桶石油。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和国有银行已经向巴西注资200亿美元。

    委内瑞拉:四月份,查韦斯总统透露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为“玻利瓦尔革命”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

    厄瓜多尔:该国已经和中国签订了合同金额约50亿美元的双边协议,其中包括一座造价17亿美元的水电大坝和用于石油开发和基础设施项目的10亿美元投资。而中国2009年在该国的投资仅有5600万美元。

    秘鲁:中国企业在今年头四个月中就向该国投资14亿美元用于采矿,中国由此成为该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这个与巴西和南美接触的新阶段,是中国的‘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从经济上(也有一些人说丛外交上)推动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抢购矿产、能源和粮食……(图片来自巴西LLX公司)

 

加州公务员归还48万部手机 卖13万辆公车

侨报网讯 2011年01月11日

    加州州长布朗11日下令,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归还48万台政府付费(总计96万台)的手机,以弥补250亿美元赤字危机。此举将给政府每年节省2000万美元。布朗办公室说,大多的手机合同运营商为Verizon Wireless和Sprint Nextel。

  10日,布朗提交了一分预算,准备削减开始125亿美元,包括32亿美元的健康与福利项目,14亿美元的公共大学开支。他还准备增加税收,5年内暂时增加90亿美元。布朗在声明中说:“很难相信,40%的政府工作人员必须配有用税收支付的手机。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包括部门和机构执行人员,它们必须24小时保持联系,七天不断工作,这些人可能需要配手机,但现在的手机数让人震惊。” 
 
  据布朗账务部估计,平均每台国家支付的手机每月话费36美元。一些手机是与运营商签订长年合同的。布朗10日还说,准备在加州减少13.6万辆汽车,他正敦促机构人员确定每辆车的用途,那些不必要的车将卖掉。

 

新中国的五大买办集团

猫娜丽莎

2011-01-18

    一,中国移动(国有完全垄断企业)作为全球最赚钱的电信公司,中国移动绝对不是国人的骄傲,因为移动的钱不是赚的,他是从国人身上一刀一刀割的。从北美的洛杉矶打倒中国的上海,每60秒钟大约三美分,  而从中国的北京打倒50公里外的廊坊,每60秒钟需要九毛钱。

    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国有完全垄断企业)中国石油终于超过了丰田汽车,荣赝亚洲最赚钱公司的桂冠。可是恐怕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认为中石油可以和丰田相提并论。当丰田制造的汽车跑遍了中国大街小巷的时候,中石油在日本连一滴汽油也卖不出去。但是这并不妨碍中石油成为捞钱高手。

    三,中国工商银行(国有垄断企业)服务是中国特色,收费和国际接轨。贷款利率是中国特色,存款利率和国际接轨。赔钱的时候告诉国人说,自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财政部就手忙脚乱拿着纳税人的银子,给工商银行动辄几千亿的坏帐买单。赚钱的时候告诉国人说我们是……?

    四,一汽集团(国有垄断企业)五十年前,一汽制造出第一辆解放卡车的时候,韩国人连手扶拖拉机也造不出来。五十年后,当韩国人的现代占领了整个首都机场的时候,一汽的红旗还在顶着奥迪几十年前那个老壳招摇撞骗。

    五,中国人保集团(国有垄断企业)人保公司一部普通五座汽车的强制险成本不到200元,一年的保费征收大约要1000元,人保交强险的毛利可以达到400% 人保公司一份航空意外险的成本不到一元,但是旅客的购买成本是20元,考虑到一些发行费用,人保的意外险净利可以达到700亿。

   简单一句话,他们吃了我们碗里的饭,所以我们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们吃着山珍海味,还要忙着减肥。这五大公司全部在国外股票市场上市,当初在国外股票发行价大都是1元人民币左右,这么能大赚中国人民血汗的公司都把股票便宜送给美国人,以大把的给人家分红送股!!这样的公司还有中石化、中海油等!

    中石油、中石化等这些所谓的外资买办垄断企业,打着国有企业和中国字号,干着为外国人民赚钱的勾当,在国内想方设法不断提高油价和液化气等这些影响国计民生的垄断产品价格,以盘剥国内人民,用赚来的巨额的中国人民的血汗大力的回报国外股东!!现在为什么猪肉涨价,为什么我们的实际收入下降,这都是因为油价上涨导致运输及猪肉生产成本上升,猪肉等产品价格卖低了根本不赚钱!!

    现在“中”石化和“中”石油又准备向国家申请提高油价,如果得逞,不但肉价还要涨,我们的出行和其它生活成本将会再次大幅上涨,我们的实际收入将更加低!!

 


发件人:<datongmac@mac.hush.com> 2011-01-11 18:23:22 +0800 收件人: <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 抄送:标题: 水循环崩溃 大旱涝中国

河北重旱 377万人出现饮水困难

新华网

    新华网石家庄1月10日电 记者10日从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近期降雨偏少影响,河北省旱情严重,并迅速扩展。据介绍,全省旱情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降水偏少。去年11月份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仅有2毫米,比历史同期偏少80%。二是土壤墒情差。据去年11月21 日监测,河北大部白地土壤相对湿度在40%以下;未灌麦田土壤相对湿度在40%-60%之间,不能满足作物正常生长需要。据统计,目前全省受旱面积已达 1615万亩,其中冬小麦受旱面积为515万亩。

    同时,蓄水不足致使抗旱水资源紧张。截至今年1月1日,全省大中型水库共蓄水26.90亿立方米,比常年多2.14亿立方米,但是其分布很不均匀,仅仅集中在岗南、黄壁庄、西大洋等少数大型水库,大部分灌区供水不足甚至无水可供。另外,省内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全省浅层地下水位较上年同期下降0.52米,深层地下水位较上年同期下降7.4 米,全省有近10万眼机井出水不足或者抽不上水。

    此外,人畜饮水困难突出。据调查,全省目前有377万人、12.95万头(只)大牲畜因旱出现饮水困难。为此,河北省水利厅结合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增加投入,加强应急水源工程建设。

海洋水汽只占陆地降水所需三分之一

    水是地球生物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之一。以整个地球系统而言,水所占的质量相当的少。其中约有97%留在海洋中,其余的3%(如图6-1图6-1所示)大部份储存于冰河与冰层之中( 75% ),地下水约占24%,其余的1%则分别存在于湖泊( 20% ),河流( 20% ),土壤( 38% ),大气( 22% )。若扣除冰层中的含水量,可供使用的最大淡水量不到总量的0.8%。整体而言,大气所含水量只占了可用水量的0.35%。但是这微小的量,却是大气中形成云及降水的主要来源,而且对气候变化有相当显著的影响。

    全球平均降水量为857公厘,如果将大气中的所有水份平均分散在地球表面,也不过相当于25公厘的降水量。如此少量的水,如何能影响气候﹖这是因为如此少量的水不断的被循环利用。水的三相(固、液、气)在水循环过程中,透过凝结、蒸发、升华、凝华、融化等相变化,交替出现,进行能量交换,进一步驱动水循环及大气环流,使之生生不息,成为可重覆利用的资源。水的三相皆可存在地球表面大气之中,是其他物质所欠缺的特性,水循环也因此比其他物质的循环更多变,更有趣。

    水在海洋、大气、陆地三大「储存槽」之间移动,其循环过程可以大略用图6-2图6-2解释。大气中水汽的主要来源是地表土壤、水体的蒸发及植物的蒸散作用。在大气中,水汽被大气环流所传送,凝结成液态或固态水形成云,在适当状况下,降至地面,成为降水,是大气水汽含量的汇(sink)。在降水过程中,大部分的水滴或冰晶,再度蒸发成为气态水,只有少数较大的水滴或冰晶,降至地面。因此,许多水汽仍留在大气中未被利用。降水则贮于湖泊、高山积雪、土壤之中,部份成为地下水,部份为生物吸收利用,剩余则径流入海。水之所以可以被永续利用, 完全拜水循环之赐。如果水循环中的任一环结有所变化,势必影响整体水循环的运作。

    平均而言,水循环每年输送的总水量,如果平均分布于地表相当于1公尺深的水体,是大气所含水量的40倍。据此大略估计,全球水循环每年大约完成40 次,亦即每9天完成一个循环。海洋正是水循环的主要驱动者。如果以年平均降水量( 85.7cm )为一百个单位,海洋藉由蒸发提供了84个单位的水汽量,其中77个单位形成海上降水,另7个单位则被传送至陆地形成降水。此传送量看似不大,事实上它相当于形成陆地降水所需水汽量的三分之一。如果没有海洋提供水汽,地球的水循环也不会如此活跃,许多陆地也将处于干旱状态。

    以上讨论的水循环只考虑表层海水,因此时间尺度相当短。如果考虑深层海水(如,6.5节的温盐环流),则水循环的时间尺度将以百年甚至千年为时间单位来计算。

 

十字路口的中国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

德国哥廷根大学助理教授 于晓华

2011-01-18

    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说过:影响人类制度变化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动力是:1,人口变动,2,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我们对后者的了解已经比较透彻,但是对前者的了解还非常肤浅。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她的经济崛起也伴随着人口变动的动力。现有的学术研究表明,改革开放30年,她享受了大量的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的腾飞。但是好日子快要结束了,人口负债就要开始了。此时的中国人口政策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中国经济起飞的动力:计划生育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据研究,计划生育使得我们少生4亿人口。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迅速的降低人口出生率,减少出生人口数量。这从两个方面促进中国经济腾飞。

  一方面,出生人口的急剧减少,会减少被抚养人口的数量,而劳动力的人口却在短时间内保持不变,直到计划生育的人口变为劳动力人口,以及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退休。如果第一代计划生育的父母平均生育年龄为25岁,人口红利的过程大概有30-35年左右。由于被抚养人口的减少,从全社会来说,劳动人口就相对增加,这必然会全社会资本的积累,促进经济的腾飞。这也是现在房地产泡沫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父母会在子女身上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这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经济腾飞。

  这就是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所说的“人口红利”,这是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同时下降的一种经济现象。很多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都离不开人口红利的因素。哈佛大学的教授 Bloom和Williamson在1998年就计算出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中有1/3应该归功于人口红利。中国社科院的蔡昉教授经测算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中有27%属于人口红利。但笔者认为这个数据可能低估了,中国应该超过东亚地区的平均水平的1/3。中国经济的30年持续增长,计划生育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也。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

  经济学的第一条铁律就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通俗点讲“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永久。当人口红利用完时,就变成人口负债。人口的动力非常强大,有时强大的难以想象。一旦,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退休,而那时独生子女成为劳动力市场主力。那社会被抚养人口和抚养人口的比率就要和人口红利时代颠倒,人口负债难以想象。而中国这个时代正在飞速到来。

  比如,日本现在的经济衰退背后就是有人口老龄化,人口出生率下降,也就是“人口负债”在作祟。因为人人都知道被抚养人口比率急剧上升,国家的养老金入不敷出,都在担心养老金破产,无人敢消费,更导致经济不振。台湾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不过是依靠大陆的人口红利支撑而以。

  证据显示,中国的人口负债时代正在加速到来。比如这几年大学报考人数下降;劳动者工资急剧上升:过去5年工资上升了2-3倍;某些城市的社保资金入不敷出。比如,在上海这样一个不断扩展的大城市,2008年财政需要弥补的社保缺口高达170亿,占本级财政的18%,所以到现在不得不实行弹性退休制度。这些数字随着老龄化的扩展,还会不断地增大。可以想象,不远的将来,城市的养老负担会怎样?

  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年预测中国劳动力人口会在2016年到达巅峰,之后会逐步下降。美国人的预测对于中国来说存在一个问题,美国人指的劳动人口是15-64岁。中国现在的退休制度是男60岁,女55岁,所以中国的劳动力巅峰应该减至少5年,应该是2011年。我们已经到该负债的拐点了。

  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自然调节的结果,所以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的过渡还不是那么剧烈。尽管如此,他们已经尝到了人口负债的苦果。各国纷纷削减养老金,延长退休年龄。德国已经把退休年龄延长到67岁,还在探讨70岁的可能性。

  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加入了很强的人为调整因素,其人口红利所以来的也剧烈,同样,人口负债也必然很剧烈。其后果很可能是让中国进入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他国经验表明,这种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经济衰退很可能是一个不可逆的长期的陷阱,如现在的日本那样。他国之经验,不得不让我们警醒。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1-01-11 11:33:14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GLOBAL信息简报145期

四十万亿美元的商机和市场

----中国的绿色金融和绿色经济

美中伙伴关系研究中心和美中合作基金会主席 约翰 米勒-怀特

美中伙伴关系研究中心和美中合作基金会总裁 戴敏 

翻译:顾鹏程

中国日报 2011-01-06

    美国的公司和政府决策者们认识到,绿色技术将会成长为一个40万亿美元的全球市场和商业机遇。但在推动国内和国际经济环保、可持续发展方面,美国日益落后于中国。2010到2013年,中国在绿色金融(G-Financing)方面的投资金额将达到1万亿美元,以促进污染治理和提高能源效率。中国的大手笔投资反映了绿色金融将成为全球绿色经济的重要市场。

    中国的决策者们认识到,认真促进污染治理和提高能源效率将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增加商业利润,提高GDP增长速度。而美国的决策层却因为一些相反的假设而焦虑,他们认为改变现状去治理污染或提高能源效率的举动会导致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商业利润的下降、交易笔数的减少、GDP增长的放缓。因而,中国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开创全新的国际商业模式,发挥经济优势,以成功应对迅速变暖的全球气候。中国必须把国外在污染治理和提高能源效率方面的尖端技术和中国的庞大市场,城市化进程一起基础设施的投资结合起来。中国应加大绿色金融投资,并与那些充分利用最先进技术和全球规模经济的崭新合资公司携手合作。这将是中国为亟需的新技术筹措资金唯一途径,也是中国降低使用这些技术的费用的仅有手段,这样也就提高了所有国家在推动污染治理和能源效率方面的参与度。这些措施都亟待实施,因为由全球气候变暖而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正迅速蔓延。如果外资企业想在中国市场赚钱,却不为中国企业提供合作,发展全球性机遇,也不愿降低尖端技术的使用价格,那它们注定会让位于那些愿意提供合作机会、降低技术价格的公司。

    麦肯锡大中华地区业务领导华强森在2009 年8月的《麦肯锡季刊》中发表评论:“只有(中美)两国紧密合作,才能创造利于清洁能源成长的环境。两国能否阻止全球变暖的危险,关键在于它们能否合作创建一个目标一致的市场。除非两国协作一致,为那些少量有前途但昂贵的清洁能源技术制定标准、规模和技术转让规则,那么阻止全球变暖的努力将会付诸东流,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工作机会、新兴公司、能源安全等方面获益。电动车,碳的捕获和储存,集光型太阳能发电以及其它逐渐产生的绿色技术,将需要大量投资、基础设施、科学研究才能真正得以实施。尽管美中两国都在各自和私人投资者合作,努力获取上述这些技术,但它们永远无法单独达成那些两国合作所能做到的事情。”

    如果美国想在迅猛发展的全球绿色经济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奥巴马总统必须在两方面改变美国政策。首先,奥巴马必须开始改变美国那些建立在“冲突原则”上的对华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和军事政策。奥巴马总统必须接受由美国首席气候谈判专家提倡并推动的方法和路径。

    由于在对华贸易、军事政策和污染治理等方面,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意见不一,美国工商界和媒体界的主张也不尽相同,奥巴马政府正陷入政治僵局。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这一僵局已成为一个根本问题,且必须被解决,以保证美中两国能够在环境治理方面出台协调一致的成功政策。另外,中美两国的携手对于其它192个国家来说也十分重要。

    2009年5月24日,奥巴马总统宣布,他已邀资深共和党人洪博培出任新一届驻华大使。奥巴马同时还表示他将开创中美之间的新型伙伴关系。新关系需要新政策,但奥巴马政府却依然在重复那些遏制中国的旧政策。这些政策进一步加深了中美两国在经济、外交、军事以及其它许多问题上合作的疏远。而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冲击,将要求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协调一致,做出回应。

    关于气候变化的对话有望成为奥巴马总统这一任命的亮点,因为洪博培作为犹他州州长时就因该领域的权威而著名,而气候变化是奥巴马政府的核心任务之一。如果能在美国对华政策和污染治理的问题上使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成功达成一致,洪博培担任驻华大使将会成为一个宝贵契机。

    中国比美国更早意识到并成功应对了绿色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和商业机遇。奥巴马政府2009年宣布实施新的气候目标,但它远逊于中国的目标和已经取得的进步。举例来说,根据美国进步中心2008年的资料,“美国政府决心到2050年为止,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0%,并宣布支持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以限定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中国已经打算截止2010,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GDP单位能耗20%。中国最大的1000家高能耗公司排放了占中国43%的二氧化碳,通过限制这些公司的碳排放,至2010年,中国有望减排3亿吨到4.5亿吨碳。”

    如果美国都达不到中国承诺的减排目标,怎么能够在2050年实现减排80%的承诺呢?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释放出的信号更多是象征性的,而非本质的。奥巴马政府的举动包括任命托德?斯特恩为高级气候谈判专家,参议员克里在哥们哈根气候峰会前访问中,并且宣称“美中两国能源对话富有成效”。同时,美中两国成立清洁能源的共同研究中心,但是初期启动资金只有1500万美元。另外,美中两国同意在未来加强能源合作,并签订了能源和环境谅解备忘录。

    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释放的信号更加严肃且更有雄心。中国呼吁富裕国家采取具体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而非整天乱开空头支票。中国提议发到国家在2020年时将本国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40%。

    美国政府应对气候谈判的方法是基于冲突原则的,这在它传统的贸易政策中可觅踪影,但这些导致了美国对华提议的屡屡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提议不能让中国获得足够的收益。美国的政策总是想着让中国受损,而使美国受益。举例来说,奥巴马政府的能源和商业部长在2009年多次访华,希望能够发展美中在清洁能源上的合作。这对于奥巴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在竞选时就承诺美国同胞,通过发展清洁能源来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创造工作岗位。但是,不管是能源部长朱棣文还是商务部长骆家辉,他们都没有给中国带来互惠的经济全球化提议。因此他们最后的失败也就不言而喻了。

    美国其它的一些贸易伙伴也对美国的反对贸易主义的言论和事实上贸易主义的政策感到担忧,他们表达了对美国的关税计划的严重不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表示:“税收的意义,在于它有望引导消费者购买在符合政府要求下生产的本国产品,而不是中国制造的商品。中国并没有照着美国希望的那样子去行事。老实说,这样很容易导致贸易战。”

    如果美国的奥巴马政府之内和之外的决策者们继续坚持零和游戏的思维,认为美国必须赢而中国必须输,并且他们将这种思维带入到处理经济复苏、环境治理以及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务中,那么美国将在经济和商务中落败。

    气候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绿色金融、绿色经济并非一场零和游戏。迅速彰显的气候变化向我们证明,地球环境的微小变化都会使得人类生存成为不可能之事。扭转气候变化这项工程不是零和游戏,不是说如果其它国家输了,就有一些国家会赢。除非奥巴马能够肩负起美国总统的领袖责任,让互惠的经济全球化成为美国21世纪对华政策的核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美中两国就气候变化展开谈判势在必行。除了奥巴马没有别人有能力改变美国在21世纪的政策方向。而中国的决策者和他们的制定的政策应当要求奥巴马总统和美国决策者们做出上述改变。

 

发达国家的富裕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付出之上

----现代瑞典社会的特征

编译

    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后,瑞典的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获得高度发展,使瑞典从西欧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迅速变成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9-2010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竞争力排行榜中瑞典居于全球第四位。在2009年11月10日公布的世界人道援助国综合指数排行榜中,端典居第二名,上一次的排行榜中端典更居于第一名。

    在生產资料所有制方面,瑞典的私人资本占90﹪以上,生產资料的95﹪掌握在100个大家族手中,国民经济命脉由17个财团所支配,国有经济很少。

    但1989年,瑞典税收收入占国内总產值的56﹪,公共支出占GDP的60﹪强,如此高比例的收入再分配,使其收入平均化程度在当今世界处于领先行列。通过国家立法和收入调节政策,让收入多的富人多交税,同时建立全面而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使瑞典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逐步缩小。

    当今世界正处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瑞典等发达国家正是当今世界中最富的那一极。这些国家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7﹪,但它们却拥有全球GDP的79﹪。

    2000年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GNI已达27800美元。同年瑞典的人均GDP更是高达33772美元,是当今世界最富那一极中顶尖的那一极。与此同时,世界上的28亿穷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12亿穷人甚至不足1美元。

     瑞典等发达国家的整体富裕尤其是这些国家垄断财团的高度富裕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从贫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取的高额利润,因而这种富裕既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广大发展中国家劳苦大众创造的剩余价值,又是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劳苦大众贫困化的基础之上的。

    据1981年统计,仅在全世界500家大工业企业中,只有830万人的瑞典就占了22家,可见其获取垄高额断利润的垄断资本之发达。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时代,瑞典这类少数发达国家的资產阶级已经联合成一个国际垄断资產阶级,形成全球化的「中心」,不断从「外围」大多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其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利用其优势地位,通过高、低附加值產品交换的剪刀差这类不等价交换获取高额利润。以1950年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价格总指数之比為100,到1972年已下降到80以下。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仍在继续恶化。发达国家一方面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倾销高附加值產品,另一方面又在国内设置种种贸易璧垒,在反倾销的旗号下,不时向发展中国家征收「惩罸」性关税。

    第二、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利用穷国的廉价劳动力,获取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高额利润。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利润率普遍大幅度高于其在本国和发达国家投资的利润率。

    第三、发达国家还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困难实施重利贷款。如墨酉哥1980年~1986年偿还本息1500亿后,外债总额还增加了2.1倍,从580亿美元增加到1800亿美元。全球著名信用评级公司标准普尔2002年10月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债务总额巳达2.5万亿美元,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34﹪。

    第四、发达国家还利用技术转让,变废为宝。它们转让给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多数是在本国已经落后、淘汰的技术,但它们从发展中国家收取的技术转让费却相当高。1975年收入110亿美元,80年代初增加到160亿美元,1985年增加到500亿美元。

    第五、挖走人才,损人利已。 发达国家还吸引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去留学,然后选留其尖子,实际上是让发展中国家出钱,替发达国家支付其青少年时期的养育费和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费,为它们培养高级人才。它们还利用工资优势,吸引发展中国家本已十分短缺的科技人才到发达国家去工作,使发展中国家遭受很大损失,而发达国家则利用这些人才去获取高额利润。

    因此,瑞典式的“共富”只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富裕的那一极,瑞典这类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它具有更多的广义社会主义成分,是典型的以社会主义为主以资本主义为辅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巨型孔子像亮相北京天安门

长安街又添文化新标

京华时报

    为弘扬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月十一日上午,一座总高9.5米的“孔子”塑像在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落成,天安门地区又添文化新地标。

    据《京华时报》一月十二日报道,由青铜制成的“孔子”塑像为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创作。塑像以孔子立姿为造型,表情“温而厉,面对东长安街,威而不猛,恭而安”,目视远方,与庄严的国家博物馆建筑交相辉映,展示出中华文化的悠久灿烂与正大气象。据悉,国家博物馆历经三年半改扩建之后已全面竣工,将于三月开馆迎客。

    孔子雕像双手合于胸前,目视远方,身体左侧佩戴有一把宝剑。雕像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介绍,雕像从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的整体建筑环境与周围空间环境出发,以简朴、概括的手法,将人体的结构融入自然的山石形态当中,似巨石,似高山,气势磅礴,与庄严的国家博物馆建筑交相辉映,展示出中华文化的悠久灿烂与正大气象。

    另据了解,历时三年半、投资二十五亿元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已全面竣工,今年三月开馆。作为“十一五”期间中国重大文化建设工程项目,改扩建后的国博建筑面积由过去的六万五千平方米增加到近二十万平方米。八百到二千平方米展厅达到四十九个,藏品数量超过一百○五万件。

     不过,孔子像落成国家博物馆的消息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有的网友说:“孔子和马列,牛唇和马嘴,怪怪的。”也有网友称:“一对死对头在一个广场,天下奇观。死人是不会打起来的,打起来的是下边的活人,有得好看了。”还有的说,纪念堂在那里,他们可是死敌啊,一面唱红,一面唱黑(当初孔老二就是黑的典型)。这帮红卫兵治国的理念真的是毫无章法。

    另外,塑孔子巨像无疑是为了弘扬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然而最近,社会上却正在为《三字经》《弟子规》等中国国学经典部分内容的取舍问题争论不休。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出通知,严禁中小学校向学生“不加选择地”全文推荐《弟子规》《三字经》《神童诗》等,他们担心“带有糟粕性的内容”会“扭曲了学生的价值观念”。

    湖北省一些学校给学生推荐的是删节过的“洁本”国学内容,例如,《劝学诗》中删掉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名句;《三字经》中的“昔孟母,择邻处”,也因有宣扬“环境决定一切”之意而被删除。可是相反,从二○○七年起在东城开始试点的北京市第一本国学地方教材《〈弟子规〉新解》已通过北京市中小学地方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初审,对原文没有删节,今年3月终审确定后,有望于九月新学年到来之际在全市小学推广。

    对此,有些人表示,当前轰轰烈烈的中小学生“读经热”有盲目跟风和利益驱动的弊端,应该加以规范和引导。也有些认为,传统文化教育不能断章取义,营造“世外桃源”,而是要积极引导孩子形成独立判断是非的能力。看来,巨型孔子像在国家博物馆的落成估计又将会引发人们更多的议论。
 

 

  【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胡教授说墨子是弱势群体的代表,但必须指明的是,墨家后来可能发生了质变,变成了强势群体的代表,墨家后来成了秦国君王的座上客,帮助秦王攻伐诸国,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这一点胡教授或许还不知道。可上大军网查找有关的文章。

发件人:"haoranzhengqi1" <haoranzhengqi1@gmail.com>  2011-01-19 01:35:37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既要尊孔更要尊墨,墨子是弱势群体的代表

既要尊孔更要尊墨

墨子是弱势群体的代表

——在中华慈善总会德源希望基金答谢大会上的讲话

胡星斗

2011-1-18 人民大会堂

    几天前,天安门广场旁竖立了孔子的雕像,其象征意义是强烈的,表明中国正在复兴传统、拯救道德、重塑价值,也说明我们试图从古代文化资源也就是国学中寻找精神的家园。

    如今人们谈国学,似乎国学就只有儒家,但我认为墨家也是国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国学固然离不开儒家、孔子,但也不能没有墨家、墨子。虽然儒家曾经定于一尊,孔子成为万世师表;而墨家曾经湮没无闻,在汉朝以后就中断了,尊儒贬墨、崇儒抑墨成为两千年思想史、文化史的一部分,那是因为孔子的思想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而墨子的思想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所以才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被罢黜的实际上只有墨家。道家没有被罢黜,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的;法家没有被罢黜,中国古代政治是阳儒阴法的;兵家没有被罢黜,兵书也没有被烧尽,所谓“人间犹有未烧书”。只有喜欢佩剑、游走四方、仗义而为、自由结社(墨子成为墨家组织的第一位首领——“钜子”) 、处处为百姓考虑、时时批评统治者的墨家子弟被秦始皇追杀、墨家被汉武帝废黜。

    如今谈国学,既要尊孔子,也要尊墨子。孔子是贵族思想家,其繁文缛节、奢靡厚葬、礼乐等级思想符合统治者的要求;但在以民为本、崇尚民主、民生、科学、和平的今天,我认为还应当大力宣传墨家思想,国学也应当以墨学为核心之一,儒墨并重。我不主张独尊墨家,而是以墨学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之一,广收博汇,海纳百川,融通中西,将墨家、儒家、道家等优秀的传统与现代普世价值观结合起来,共同溶铸民本、宪政的中华新文明。

    墨子是“人民思想家”,墨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民生思想家、平民哲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科学家、著名的军事防御专家,是世界上最早的和平主义领袖,是修养最全面的学者。《墨子》一书涵盖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教育学、科学、军事学等领域,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无出其右者,也只有墨子最有资格成为中华民族劳动人民和弱势群体的代表。

    墨子的政治学说尤为先进,主张公推公选各级官员,能者上不能者下,废除官员终身制,提出“虽在农与工肆(手工业和经商)之人,有能则举之”;“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没有能力就下台)”;“选天下之贤可(贤能)者,立以为天子”;“立以为三公”、“正长”、“乡长”、“里长”;根据能力大小,“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统帅官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治理小城镇)者使治邑”。

    墨子经济学说关注的是民生,至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墨子的核心思想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民兴利除害”;施政是否得当,判断的准则是“观其中‘国’‘家’‘人民’之利”——类似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他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因此主张改善民生,使“人给家足”,“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为此,必须“兼相爱,交相利”——爱所有的人,通过爱使所有的人获得好处;而且他指出“宫室不可不节;衣服不可不节;食饮不可不节;舟车不可不节”——墨子强烈谴责官员建豪华办公楼、公款吃喝、公款买车用车以及官员包二奶(多嫔婢)等腐化行为;他谴责“民力尽于无用”,横征暴敛——“当今之主,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

    墨家哲学主张“兼爱”(平等地爱所有的人)、“天志”(顺应上天让人民安宁富裕的意志)、“明鬼”(类似于西方之上帝对于世人、官员的监督,墨子相信鬼神的监督作用可以让人们不敢为所欲为)。

    墨家科学有几何学、物理学、光学、论辩学,类于欧几里德、亚里斯多德,采用逻辑的、实验的、精确定义的、分析的研究方法,迥异于中国主流的感性的、象征的、模糊的、方术的思维方式,所以,墨子被后人成为“科圣”。

    墨家军事学是立足于弱国小国的防御军事学,是考虑政治、经济、后勤、民心所向、军事器械、综合国力的全民皆兵式的立体防御战术。特别是,墨子军事学以正义为先:“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有义征不义”——以正义征服非正义;抨击“攻无罪”(侵略无罪的国家)的不义战争,支持“诛无道”(讨伐无道昏君的国家)的正义战争。墨子是世界最早的和平主义领袖,他止楚攻宋,设法罢免率兵侵略的弟子。他指出:“诸侯攻战,天诛地灭”;“当若繁为攻伐(频繁地发动战争),此实天下之巨害也”。

    墨子思想在后世几乎成为绝唱,只有明末清初的颜元、清朝的曾国藩等人留有墨家的精神。

    颜元反对无用的宋明理学,认为 “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以空言乱天下”;“五百年学术成一大谎”;他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实才实德之士”, “真学”、“实学”;专设了“艺能斋”,教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弟子王源曾说,其师“颜元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梁启超称誉颜元是“清初思想解放的炸弹”,“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

    曾国藩是所谓的 “古今完人”,他的思想大部分来源于墨家,主张劳动,吃苦,节俭,平民化。他要求子女“勤理家事”,“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在家要种菜、养鱼、养猪、做饭,“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以做官发财为可耻”,“家事忌奢毕,尚俭”。他本人在卸任两江总督时,薪俸尚结余二万两银。他说“余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子孙)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即使为官,也要“守寒素家风”。“读书乃寒士本色,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做事“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老道,又要精明”,“寸心兢兢,且愧且慎”,“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唯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扎硬寨,打死仗”。

    墨家在秦汉时受到血洗、失传,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然而今天,复兴国学人们只注重儒家,则是中华民族的又一不幸。国学只有以儒学、墨学为共同的核心,学习《墨子》重视民主选举,发展经济,关注民生,维护弱势群体权益,建立能者上不能者下的贤能政治和亲士(重视知识分子)政治,弘扬科学精神与和平主义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够得以振兴,国学才能够发扬光大。

 

四川百余农民工在河北遵化市政府门口下跪讨薪

四川在线

2011年01月13日

    四川农民工在气温零下几度的寒冷中,长跪遵化市政府大楼前,市政府视若无睹。

    从元旦放假前几天一直到目前,上访的农民工兄弟们每天都要来遵化市信访办打听处理意见和进展情况。

    百余四川农民工在河北遵化陷入“讨薪难”!春节快到了,工钱在哪里?

    川籍农民工代表称被欠薪近250万元;总承包商项目负责人承认拖欠100多万元。

    当地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表示多个部门正合力解决此事。

    1月6日,四川在线的论坛上出现一篇题为《河北遵化无良开发商恶意欠薪百名四川农民工求政府做主》的帖子,发帖者名叫“巴蜀妹子”。帖子除叙述部分四川籍农民工在河北省遵化市遭遇工资被拖欠,农民工多方维权无果的情况外,还贴出几张照片。

    这些讨薪者是否如帖子中所说,真是“百名四川农民工”?目前此事进展如何?本报记者辗转联系上在河北遵化的四川籍农民工代表、包工头、开发商、工程总承包商项目负责人、遵化市有关部门等各方——

    四川农民工说:被拖欠的工资总额近250万元。总承包商的项目负责人承认:拖欠了100多万元。据农民工代表何东平介绍:2009年11月,一批来自四川巴中、三台、仪陇等地及河北、河南等省份的农民工,在巴中市包工头邓强的带领下,组织成立邓强劳务队,作为乙方进驻遵化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甲方)名下的宏伟帝景花园项目,开始前期施工。2010年3月,工程进入主体施工阶段。2010年8月,主体工程完工后,部分农民工离开了工地。

    劳务队与该工程的总承包商、河北唐山市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甲方)协议约定,自进入施工场所开始,总承包商按所完成工程量的95%每月支付农民工工资。“截至目前,整个工程施工前后涉及290余名农民工,其中四川籍农民工约200人,涉及拖欠的工资总额近250万元。”何东平说,“因工资拖欠问题,我们走上了维权路。”

    1月10日,记者致电遵化市政府信访局,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称,他们之前确实收到过一批农民工关于工资拖欠问题的反映,但已经转给遵化市劳动监察大队具体处理。“总承包商的项目负责人杨德森说,开发商只给了他50%的工资。”包工头邓强介绍。随后,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杨德森。杨德森表示,农民工工资的已支付部分数据正确,但所欠部分只有100多万元。“目前,这100多万元开发商也没有拨付给我。”杨德森说。

    1月10日,元旦假期已过去7天。离大年三十还有24天。部分离开工地的农民工又回到遵化市,讨薪的农民工人数有所增加。据程明帝介绍,此前,由于主体工程完工,工地上临时工棚已经拆除,留下来维权的50名农民工租住在当地一家旅馆内,每人每天住宿费及生活费要花50元。“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程明帝说。

 

 

 

四川成都在国家国防科技及工业中的重要地位

超越

    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是成渝铁路,第一条电气化铁路是宝成铁路,难度最大的一条铁路是成昆铁路。另外两条公认的极高难度铁路是青藏铁路和最近竣工的宜万铁路,也是在大西南地区,都是围绕成都修建的。这些都不那么符合经济逻辑,但有战略眼光。

   08年地震期间,猪在另一个帖子里做地震直播时,曾经谈到以成都为中心的地区在中国国防中的重要地位,最近因为隐身战斗机,成都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今天就来说
说成都在中国国防研究技术体系中,到底有多大的分量——非地域贴,猪并非狭隘之人,勿砸,呵,仅作国情科普:)
  
  毫无疑问,以成都为中心半径400公里内的圆形地带,是中国尖端国防技术研发体系中,地位最重要、分布最集中、门类最齐全、涉及领域最广阔、科研机构数量最多、技术研发装备最好、技术力量最强、国家长期不惜重金投资最大的地区。这一带集中的国防研发机构中,很多都是中国唯一、或者亚洲唯一,技术水平目前而言至少是亚洲顶尖的,在猪长期认为的未来10年(已经过去了2年)中国国防工业爆炸式快速崛起期中,这些机构必将从亚洲顶尖成长为世界顶尖,例如最近诸位耳熟能详的成飞——其实这样的机构还有很多,只是不像成飞,曝光程度暂时还不够:)

  成都方圆这几百公里的地区,之所以被国家长期作为中国国防技术研发体系的重镇长期不间断的巨资投入建设,与成都所在地区的自然优势密切相关。四川长期被作为中
国的战略大后方建设,这是因为在全国省份中,没有任何一个省份具备四川这样各方面均衡的自然条件,最适宜作为战略大后方建设,而且在当今的现代战争条件下,这些优势比以前更突出:

  1、非常利于建设在战时有很强生存能力的国防设施。四川基本地处中国版图中心位置,距离东南西北的任何方向的边境都有上千公里的距离,全省周围完全被高山环抱
,易守难攻;省内的地理环境复杂,除了没有大海,四川境内拥有几乎所有的复杂地理环境和复杂地貌,包括平原、丘陵、高山、峡谷、草原、冰川、湿地、湖泊....等等不一而足,这种齐全的复杂地貌,对国防设施的隐蔽性、抗打击能力、生存力非常重要。

  2、非常利于在战时成为不依赖外界供应、不受外界干扰、能自我封闭运转、从原料供应到成品输出自成一体的战争物资生产供应基地。四川自然资源丰富,尤其体现在其资源品种是全国各省中最齐全的,在全国已探明的136种矿产资源中,四川省就有123种,至少在战时都具备开采价值,这对保证战时的工业生产意义重大;石油、天然气、水能发电、煤等能源储量丰富,品种齐全,利于战时的能源自给;生物资源多种多样,植物和动物资源种类均占全国一半,其中50%具有经济价值;农林牧业资源丰富,拥有国内三大林区之一和五大牧区之一,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近10%,肉类产量占全国1/6;气候条件优越,且多样化,横跨多个不同的气候区,非常利于生产需要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生长的、品种齐全的各种农、林、牧产品,保证战时粮食供应。

  以上两个最突出的自然条件优势,使得四川长期被作为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建设,几十年苦心经营,逐渐形成今天堆积如山的国防设施(主要是直接用于作战的军事设施和国防技术研发机构,而大量的国防生产设施已经属于已经划出四川直辖的重庆)。作为配套,国家长期有计划的依托四川丰富的自然资源,建设起可能是各省份中最齐全的工业生产部门——40个最主要的工业部门,四川“被建设”的就有39个,除了因为没有海而没有造船工业,其他工业部门均建立起来,是全国三大机械工业基地、四大电子工业基地、特种钢铁工业基地、化学工业基地,同时配套建设了大量高校等教育机构(部分已经划归今天的重庆),这当然是着墨于战时所需,目标是战时的“封闭运转”。

  上述就是以成都为中心方圆400公里的地区成为中国国防技术研究重镇最重要的背景。现在,这个大圆圈内,分布着中国最重要尖端国防技术研究设施,已知的包括:最重要的制空战斗机研发机构、最好的战斗机生产机构、唯一的战略核武器研发机构、军用核动力装置研发机构、核聚变研究机构、大量武器级核材料浓缩生产机构、核燃料生产机构、航天发射场、航天和火箭研究机构、陆基反卫星武器研究机构和发射基地、尖端的定向能武器研发机构、亚洲唯一的全球四大风洞群(没有它几十年的积累,我们不可能有今天的隐身战机)、多如牛毛的大量军用电子设备研究机构、以及深山中永远也不知所踪的隐蔽二炮基地.......

  未来10年,成都的出镜率将继续很高,这是必然的,直到这些机构在这一过程中最终成长为世界顶尖一级,就像已然王者之气的成飞:

  我们的隐身战机,最突出的是超音速性能和超高机动性,完全的独创设计,是目前气动设计最复杂、飞行操控设计也最复杂的隐身战斗机——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大流氓国家的四种隐身战斗机,以后也不会超出这三个国家,仅仅空气动力这一项,就能把其他国家全部拦在门槛之外,再次感谢我们强大的风洞群和尖端的空气动力研究。我们的隐身一定是机动性最高的,站在他的正面,很科幻、很邪气、很暴力美,也很压抑:

  比起我们的隐身战机和美国的F-22,俄罗斯的T-50是相对最差的,绝对在我们之下,拭目以待。继陆战兵器之王坦克之后,在空战兵器之王制空战斗机上,我们已经完成了对没落俄罗斯的超越!

 



发件人:"时代与思想网 信息快递" <shidaiyusixiang@sina.com> 2011-01-18 15:49:52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时代与思想网 信息快递

让歼20飞!

美防长称胡锦涛向其证实中国歼-20首飞

2011-01-11

    今天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中国的歼-20首飞成功!之前就一直在关注这款第五代战斗机的信息,但没有想到她会选择在美国的所谓鹰派国防部长访华的时候首飞,选择由胡锦涛亲口告诉他。这款飞机的首飞成功,就显得不但有军工技术综合实力提高的指标意义,更有丰富的政治蕴含。

    具有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1月11日引述成都网友的消息称,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已于2011年1月11日中午12时50分左右进行首次升空飞行测试,13时11分成功着地。报道称,整个首飞过程是在歼10S战斗教练机陪伴下完成的,历时大约18分钟,取得成功。在歼-20成功完成首飞落地后,试飞现场内外欢呼声一片,机场外的围观群众也接连放起鞭炮。

    1、全世界迄今为止,仅仅只有美国、苏联和中国三个国家研制成功这种第五代隐形战斗机(美国是F22和技术水平打折扣的F35,苏联是T50),苏联是2009年才首飞的。第五代战斗机和第三、四代的区别可看一些技术分析的文章,一个例子是F22曾经创造出的对F16战斗机1:108的纪录,因为这两代战斗机更本不在一个技术水平上。所以,如果没有研制成功J20,中国在空战方面绝对处于劣势;而研制成功后,则大大改变了东亚的军事格局,因为歼20可以安全的攻击对方的航母、基地。值得一提的是,中国2005年歼10首飞,由于歼10研制时间将近20年,大家普遍认为歼20需要15年的时间也就是2020年才能研制成功,这也是美国军方之前的估计。所以,盖茨访华前听闻歼20信息后承认他们大大低估歼20的研制速度。

    2、歼20是中国军工技术和制造在最近十几年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我们未来10年还可以看到一次次爆发性突破,使得中国的军事技术和装备能力迅速走到前沿,标志性武器还包括2-4艘航空母舰,能够攻击2000公里范围航空母舰的东风21D导弹,以及据说已经研制成功的空天飞机(美国X-37刚刚试飞成功;号称可以两小时攻击全世界任何目标)。这次军工技术的井喷是多方面因素的一个综合体现:政治重视、资源投入、技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前苏联国家的军事技术扩散等等。其结果则是将会迅速改变整个东亚、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加速美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衰落——不管外交辞令如何。

    3、熟悉现代历史的人们不会否认,西方诸国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McNeil所谓的“军事-工业综合体”(military-industry complex)的运作,这不仅仅是当代美国的特征,也是英国、德国等国的历史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6的英国成年劳动力在军工部门工作;而美国现在的军费开支依然是将近世界所有国家军费开支的一半。现代各国交通史远不仅仅是一部所谓的自由贸易扩展史,而更多的是军事史、征服史。牢记这些历史教训是要改变改革开放初期富国而不强兵的问题。正如一位欧盟的政治家所言,第五代隐形战斗机歼20的研制成功,是中国几百年来第一次先于欧洲国家研制成功一项重要的武器。当然,我们知道未来10-20年会有更多的这种例子如东风21D导弹(这可能是全世界第一款能够攻击航母的路基导弹)以及空天飞机。但歼20的成功研制和首飞依然意义巨大,从短期内来看也使得美国主导的欧盟紧跟的军事禁售变得更加脆弱——由于我们的自主突破,欧洲的军事禁售变得可笑。正如欧盟的另一位有志之士所言,10-20年后,还不知道谁对谁禁运呢?当然,中国应该加大自主创新,而不应该依赖于进口军事技术,否则用于不能摆脱被他人控制的命运。

   4、与航母、反航母导弹一起,歼20会在未来10年大大改变东亚、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由于歼20对F16等战斗机的不对称优势,美国在东亚基地的优势荡然无存。由于美国之前低估歼20研制速度,加之美国F22的成本极高(2亿美金以上),美国已经停止生产F22,同时不愿意向任何国家出口F22。歼20的研制成功有可能刺激美国重启生产线,也有可能导致其向日本、韩国等出口F22。但由于F22、歼20等第五代隐形战斗机对航空母舰有极大的杀伤力,第五代隐形战斗机技术和产品的扩散已经意味着美国航母威慑能力的大大减弱——这也是之前美国不愿意这项技术扩散的原因。但如果美国不出口F22,则出口其他战斗机在东亚已经意义甚微,包括最近可能会出售给台湾的F16战斗机。

    5、中国选择在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由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亲自告诉他歼20首飞成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更有意义。这当然不是外交辞令里面所讲的“时间早已安排,与盖茨访华没有关系”,也不是“为了回应美国要求中国军事透明化的要求”,虽然这两个理由都可以用来缓和一下气氛。如果是后者,不必选择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告诉的方式。这是对美国在东亚三艘航空母舰的回应,这是对美国向台湾出售F16的回应,这是在最近朝鲜半岛危机之后对美日韩军事演习和愈加紧密的军事联盟的回应,这是对美国所谓重返亚洲试图直接军事介入东亚、东南亚、南亚等的回应,这是中国要求重构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声音。

    6、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超速增长和军事技术能力的提高,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可能会很快的发生变化,中国也必须在国际政治上做好准备。既要顺理成章的重塑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结构,也要尽可能的避免战争的发生——未来的10年特别关键,因为这一阶段美国尚有余威,不能排除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决策者铤而走险,用代理人战争等方式阻止中国的经济、军事崛起。行笔至此,特别希望看到的是,在2012年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里,能够出现一位兼具政治家和外交家能力的领导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来主管外交,中国太需要大外交!联想起韦伯对德皇威廉二世统治下德国过于官僚化和死板的外交部门的批评,中国需要一位具有政治视野、战略眼光和外交手腕的政治家来统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顺利迎接未来10年的挑战和风险。中国的领导集体里面不缺乏这样的人才,不缺乏这样的手笔,但未必在专业的官僚系统产生。举例而言,薄熙来2006年举办的中非论坛,以及中国在过去10年的非洲外交就是具有战略眼光和政治家气魄的。未来10年,中国需要这样的政治家而不是党务系统或者外交系统技术官僚出身的政治家来统领大外交战线。也许这个人不能进政治局常委会,但他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部分中央常委的岗位。

    最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研制歼20的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曾经以“成发集团”的化名出现在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这部电影里。这部电影里,贾樟柯刻画了成发集团几代人的工作、生活、爱情、奋斗、挫折的故事,特别是1980年代企业改制时期的艰难历史。高兴的看到,以成飞、沈飞、西飞为代表的航空军工企业,在90年代后期以来终于重新焕发生机,在歼10、歼20的研制以及国产大飞机的研制方面居功厥伟。我有一位大学同学、室友在清华念完力学系硕士以后,就选择到了成飞工作——那位湖北同学家境不好,但是我们班最聪明的学生。有了这样的大量的技术人才的默默无闻的贡献,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奇迹。

    相关资料:

    第五代战斗机具备4S能力, 第五代战斗机以美制F-22“猛禽”为典型,具备4S能力——隐形、超音速巡航、超机动、超级信息优势。

    第五代战斗机对第四代、改进后的四代半战斗机(如F-16、苏27、歼10)具有压倒性技术优势,是前所未有的代差。目前,其它国家已服役或处于研制过程中的第五代战斗机有美国F-22、F-35和俄罗斯的T-50。第一款五代机F-22的原型机YF-22首飞是在1990年9月,F-22正式服役的时间则是2005年12月。

    在此前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将F-22、F-35、T-50这一代战斗机定义为二战后第五代战斗机,美国则定义为第四代。但从去年开始,为了在宣传上更加有力,美国人已将F-22、F-35改称为第五代战斗机。

 

歼20让美国担忧的真正原因

2011年1月15日

    澳大利亚防务专家一语道破:歼20让美国担忧的真正原因。澳大利亚防务专家卡罗·库珀9日在空中力量杂志发表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国J-20战机的性能及其所可能带来的战略性影响。文章称,J-20战机的设计特点使其可以安装不同的电子设备和武器组件,执行一系列战略性任务:远程/持续拦截任务、远程空战和护航任务、战区攻击任务、远程战区监视任务、电子攻击任务以及作为反卫星武器发射平台。

  目前亚洲尚无可成功阻止成熟远程超巡航隐形战机(如F-22A猛禽或出口型T-50或歼-20战机)的防空系统,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也不具备这种能力。

  目前,西方国家研制的陆基和舰载综合防空系统主要依靠S波段雷达,还有一小部分依靠L波段和UHF波段雷达。机载预警能力同样受限,E-3/E- 767/APY-2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美国空军、日本)为S波段,E-737“楔尾”/MESA(美国海军、日本、新加坡)和E-2D/APY-9(美国海军)为UHF波段。

  然而,与APY-2或SPY-1“宙斯盾”等S波段雷达相比,L波段MESA和EL/M-2075以及UHF-波段APY-9雷达,在探测歼-20方面,表现会更加出色,但与捕捉歼-20战机相比,捕捉非隐形常规空中目标的难度要低的多。

  中国引入强大的隐形能力后,美国及其西太平洋盟国的综合防空系统的覆盖范围将会大幅度削减,与1985年F-117A“夜鹰”战机出现时华沙条约综合防空系统的遭遇一般无二。

  地空导弹防御系统所用交战雷达,例如“爱国者”MPQ-53/65和“宙斯盾”SPG-62,以及多数多用途雷达,都属于C/X波段雷达,一些属于Ku波段雷达。半主动和TVM制导导弹寻的器主要采用C/X波段,而主动雷达寻的器主要属Ku或以上波段。

  在面对成都的歼-20战机时,这些系统的效力就会被严重削弱。对于F-22A“猛禽”战机而言,从搜索雷达、导弹制导飞机或导弹动能截杀等方面而言,拦截歼-20战机都非常具有挑战性。

 

全球航空力量格局走向三足鼎立

2011年1月05日

    【时代与思想网综述】2010年12月25日以来,国内一些互联网论坛纷纷转载滑跑测试中的中国第四代(美俄称第五代)战斗机的图片,这在中国网民中引起极大反响,中国军迷更是欣喜若狂,同时这也引起国际舆论特别是军事情报界的轩然大波,紧张不安的西方分析家们虽然仍将美军的F-22和F-35视为全球一流,但最让他们担忧的情况正在迅速成为事实:俄罗斯最新型战机T-50在2010年1月的首飞成功和中国第四代战机的出现,将正式宣告美国世界航空领域霸主地位开始走向终结,美国空军在空战中的所向披靡、不可一世的景象也将不复存在。

“泄密”事件可能是有意为之 就是要给美国看

     美国《航空周刊》2010年12月30日文章对中国歼-20的性能和发展状态进行了比较详细分析,并称这种战机的出现使得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对中国不可能在2020年前拥有可以作战的隐身战机的语言遭到了质疑,而歼-20的曝光方式也反映了中国使用和控制信息来宣示其国家利益的方式……文章称,中国首架隐身战机刚刚从秘密发展的状态中走出,到上周,这种编号为歼-20的战机已经进入到了高速滑跑试验阶段,它的尺寸比预想的要大,所以大家猜测这是一种具有更大航程和载弹量的飞机。

    这种战机的出现使得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2009年的预言开始遭受质疑,盖茨宣称中国不可能在2020年前拥有可以作战的隐身战机,基于这个判断,盖茨关闭了F-22战机的生产线。

     歼-20的首次披露是在2009年,当时中国空军副司令何为荣空军中将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中国第一种四代战机将在2010到2011年间首飞,并且将在2017到2019年服役。

    文章认为,歼-20是一种单座,双发的重型战机,比苏霍伊的T-50和美国的F-22要更大更重。通过与地面保障车的尺寸对比,这架飞机长约75英尺(22.86米),翼展超过45英尺(13.72米),在无外部挂载的情况下起飞重量约为75000磅到80000磅(34吨到36.3吨),这意味着歼-20具有可观的内部载油量。

     文章称,歼-20采用于歼-10类似的鸭翼加三角翼布局,有两个类似T-50的全动垂尾及两个小面积的腹鳍。隐身机体外形与F-22类似。沿着机体两侧是倾斜的双垂尾,机翼与机身平滑过渡,前部机身包围着尖锐的边缘,机身表面的倾斜角度要比F-35还大,无边框整体式的座舱与F-22类似。发动机可能属于的AL-31F家族的型号,最终生产型将采用尚在开发中的国产发动机。进气道采用无附面层隔板超音速进气道(DSI)技术,最先被F-35采用并也被用于成都的J-10系类最新型号J-10B和中巴联合研制的JF-17雷电战机。在发动机舱前是类似F-22的内置武器舱,机身与地面的距离比F-22高,这意味着在机腹下可以挂载更大型的空对地弹药。在2010年11月的珠海航展上,中国的工程师也表示空对地武器要满足歼-20的挂载要求。

    俄《真理报》30日报道称,中国军队亟需此类战机来抗衡在其周边空域巡航的美军五代战机。更有俄军事专家认为,不排除中国会先于俄罗斯列装第五代战机。

    报道称,中国军队急需五代机勿庸讳言。最近几次局部战争表明,掌握制空权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而一旦拥有第五代先进战机,便可大大提高战斗的胜率。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崛起中的世界强国而言,拥有五代机也关乎自己的威望。除此之外,美国第五代战机已经开始在中国周边空域巡航,这早已让中国领导人感到不安。美军的先进战机不仅可为日韩等盟国提供空中掩护,必要时也能驰援台湾。

     报道指出,中国的五代机由成飞和沈飞负责研制,除此之外,外界对该项目知之甚少。众所周知,中国一直对自己的军事机密讳莫如深。据此可以推断,此次的“泄密”事件可能是有意为之。报道回顾说,2009年11月22日,中国空军司令许诺称,第五代战机样机将很快试飞,有望于2017年列装。该声明一度引发五角大楼的担忧:难道自己的情报部门一直被蒙在了鼓里?

    中国告别战斗机仿制时代

    美国防务新闻网29日文章称,美国早在1990年就已秘密试飞了F-22及其竞争机型F-23的原型机。目前在五代空优战机方面中国是否已经赶上了美国呢?近来中国网站到处都在流传解放军最新型喷气式战机J-20(歼20)模糊不清的图片。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些图片是伪造的;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图片是真实的,而且J-20项目已在顺利进行之中。一些分析人士则认为这些图片可能是中国政府发动信息战的产物。

    文章称,中国国内一些互联网论坛纷纷转载这些J-20图片,图片中展示的这架飞机有着许多五代机外形的典型特征,包括轮廓鲜明的前部机鼻、不规则三角形机翼和具有提升机动性的尾翼。从飞机外形判断,中国J-20看起来更像是美国空军F-22的前部机身和俄罗斯T-50后半部分机身的组合。

    J-20的出现震撼了已经十多年对中国航空业界不抱有期望的媒体,J-20似乎成为中国空军向前迈进一大步的信号,它的出现这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已经成熟起来,已不再需要依靠过时的俄罗斯或者以色列设计的战斗机。五角大楼推迟了F-35的生产,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已经明显加快了本国秘密研发五代战机的进展速度。

    截止到目前,J-20还尚未进行过试飞。F-22从首次试飞到进入美军服役用了15年的时间,考虑到中国对于高科技技术的质量控制问题,J-20大批量服役可能需要花费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届时会对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产生一定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罗伯特·盖茨防长对中国空军的判断和评估可能产生了一点偏差,但却并不是很大的偏差。

    《简氏防务周刊》记者曾罗布·休森报道称,俄罗斯为歼-20提供了32000磅推力的117s发动机,这种发动机足以在8万磅级的飞机上安装--也许超音速巡航性和灵活性比F-22低,但武器舱更大,燃料更多。

 

T-50、J-20和F-22三种重型四代战斗机对比

国际航空史上的创举:试验机使用了国产的新发动机

    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月刊创办人平可夫2日表示,中国于2010年12月亮相的四代机是真实的。他表示,这一次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文化宣传部门并未对这种飞机的亮相做出严格限制。

    平可夫认为,这是相当成熟、有创造力的设计,相关研制企业是成功者,具备了真正的实力,“胜利者是不应该受到批评的”(斯大林语)。

     平可夫认为中国四代机的出现,彻底结束了中国战斗机工业的仿制时代,使中国航空工业开始成为世界航空工业的重要一极。平可夫同时在文章中再次严厉批判了沈阳飞机公司克隆Su-33、Su-27UBK的做法,认为沈飞需要向成飞学习。他表示,“前者的做法,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国际影响,葬送了已经脆弱的俄中军事合作关系,而且没有必要”。

     平可夫表示,“中国四代机的全动式垂直尾翼、切面全动式三角翼、边条的设计,促使中国四代机具备了空前的机动性,尤其是横向机动性、低速机动性、低空机动性,这为弥补缺乏矢量推进发动机技术的不足做的补偿。但是三角翼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隐形性,尽管如此,四代机研制企业也是务实的,在隐形材料技术达不到F-22的标准的情况下,以高机动性获得某种补偿,这样的设计是合理的”。

     文章称,平可夫认为高度值得注意的是J-20试验机使用了国产的发动机,没有加装矢量喷管,证明WS10得到了认可,也是国际航空史上的创举,新飞机在试飞阶段使用新发动机。

    平可夫还表示说,大型化的机身设计,主要是加长内置式弹仓的需要,这样J-20实际上是多用途战斗机的类型,在加装空中加油管之后,有能力以远程巡航导弹攻击关岛的目标。同时未来换装大推力发动机时候,后部机身还需要适当扩大,以容纳更大的风扇,因此这一设计也拥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平可夫也认为无论是隐形性、还是巡航速度上,四代试验机无法达到美俄四代机的标准,是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四代机。依照J-20的空重和中国国产发动机的加力推力,目前的J-20要达到超音速巡航能力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没有矢量推进技术,仅此一项,就不是美国和俄罗斯四代机的标准。此外早已立项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的研制时间尚需要至少7、8年以上,这也大大迟延了J-20战斗机的服役时间。

    尽管如此,平可夫在文中认为中国将通过大约10-15年的努力,在15000公斤加力推力的大型涡扇发动机(关键是材料)、有源相控阵雷达装备J-20之后,J-20完全就有能力达到俄美四代机的标准,而且在机动性方面甚至更好。

新的期待:国产大型军用运输机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日前提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最新的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战力进行了介绍。报告称,解放军空军目前的战斗机总量已经超过了1383架。其中,中国的国产五代战机歼-xx有望于2018年列装。而且,中国轰-6轰炸机的最新变型版将具备攻击远至关岛的目标的能力,其中包括美国在关岛的军事基地。

    报告称,近年来,解放军空军大幅增加了其现代化战斗机的数量。据美国国防部透露,2000年时,中国战斗机中仅有2%被视为现代化的第四代战机与改良后的第三代战机。而时至今日,这一比率已攀升至25%。正如美国太平洋司令威拉德向国会证实的那样:“中国正在部署越来越多的精密、多用途战斗机,其中包括从俄罗斯购买的苏-27、苏-30战机以及中国国产第四代战机。”中国国产现代化战机包括歼-10、歼-11(俄罗斯苏-27的授权复制版)以及歼-11b(苏-27的非授权复制版)。除购买新型战机外,解放军空军也在继续升级较旧的机身。

    目前,解放军空军的战斗机总量已经超过了1383架。其中,旧式战斗机有:552架歼-7、312架歼-8、120架q-5(对地攻击战斗机)以及72架Jh-7a(对地攻击战斗机)。此外,空军还拥有一些第四代战斗机,其中包括73架苏-30mkk(俄罗斯的对地攻击战斗机)、116架歼-11、18架以上歼-11b(对地攻击战斗机)以及120多架歼-10多用途战斗机。

    此外,中国也在研制首批国产第五代战机——歼-xx,该机有望于2018年列装。不过,关于歼-xx能否像美国空军的F–22(目前世界上唯一已部署的第五代战机)一样强大的问题,军事专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报告称,除战斗机外,解放军空军也在改进其现有轰-6远程轰炸机编队。相关措施包括增加其现有轰炸机的射程、为这些轰炸机配备远程巡航导弹、为解放军空军提供初期远距离攻击能力。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中国事务主任韦恩·乌尔曼透露,等轰-6的最新变型版投入使用后,中国将具备攻击远至关岛的目标的能力,其中包括美国在关岛的军事基地。目前,解放军空军共拥有82架轰-6轰炸机(包括变型版)。

    不过,与战斗机、轰炸机的情况不同,自20世纪90年代初购买18架俄罗斯制造的伊尔-76以来,中国空中运输机编队的现代化并未取得多大进展。不过,中国目前正在设计一款200吨的运输机,该机完工后可与美国空军的c–130运输机相媲美。当前,解放军空军拥有18架伊尔-76大型军用运输机,而且又订购了30架该型运输机,此外中国还在研发一款y-9运输机。

 

歼20让美国担忧的真正原因:隐形能力

2011年1月15日

    中国引入强大的隐形能力后,美国及其西太平洋盟国的综合防空系统的覆盖范围将会大幅度削减,与1985年F-117A“夜鹰”战机出现时华沙条约综合防空系统的遭遇一般无二。

     澳大利亚防务专家卡罗·库珀9日在空中力量杂志发表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国J-20战机的性能及其所可能带来的战略性影响。文章称,J-20战机的设计特点使其可以安装不同的电子设备和武器组件,执行一系列战略性任务:远程/持续拦截任务、远程空战和护航任务、战区攻击任务、远程战区监视任务、电子攻击任务以及作为反卫星武器发射平台。

    目前亚洲尚无可成功阻止成熟远程超巡航隐形战机(如F-22A猛禽或出口型T-50或歼-20战机)的防空系统,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也不具备这种能力。目前,西方国家研制的陆基和舰载综合防空系统主要依靠S波段雷达,还有一小部分依靠L波段和UHF波段雷达。机载预警能力同样受限,E-3/E- 767/APY-2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美国空军、日本)为S波段,E-737“楔尾”/MESA(美国海军、日本、新加坡)和E-2D/APY-9(美国海军)为UHF波段。然而,与APY-2或SPY-1“宙斯盾”等S波段雷达相比,L波段MESA和EL/M-2075以及UHF-波段APY-9雷达,在探测歼-20方面,表现会更加出色,但与捕捉歼-20战机相比,捕捉非隐形常规空中目标的难度要低的多。

    中国引入强大的隐形能力后,美国及其西太平洋盟国的综合防空系统的覆盖范围将会大幅度削减,与1985年F-117A“夜鹰”战机出现时华沙条约综合防空系统的遭遇一般无二。地空导弹防御系统所用交战雷达,例如“爱国者”MPQ-53/65和“宙斯盾”SPG-62,以及多数多用途雷达,都属于C/X波段雷达,一些属于Ku波段雷达。半主动和TVM制导导弹寻的器主要采用C/X波段,而主动雷达寻的器主要属Ku或以上波段。

    在面对成都的歼-20战机时,这些系统的效力就会被严重削弱。对于F-22A“猛禽”战机而言,从搜索雷达、导弹制导飞机或导弹动能截杀等方面而言,拦截歼-20战机都非常具有挑战性。

 歼20战机能执行六大战略任务 研制始于上世纪末

    澳大利亚防务专家卡罗·库珀9日在空中力量杂志发表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国J-20战机的性能及其所可能带来的战略性影响。文章称,J-20战机的设计特点使其可以安装不同的电子设备和武器组件,执行一系列战略性任务:远程/持续拦截任务、远程空战和护航任务、战区攻击任务、远程战区监视任务、电子攻击任务以及作为反卫星武器发射平台。

  中国J-20战机能够执行六大战略任务

  文章称,无论歼-XX(歼-20)战机是概念验证机,还是量产战机原型机,它都证明了中国工程师掌握了先进隐形设计技术。该机设计采用了美国此前应用在 F-22“猛禽”战机上的外形设计,而且还具有一些F-35联合攻击机的外形特点。不熟悉歼-20战机背景的观察员,或许会误以为这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作品。

  文章指出,成都飞机公司工程师之所以能够精确复制美国战机外形特点,可能是因为其对美国战机高精度图片进行了逆向分析。然而,这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问题,例如在这种逆向研究方面,中国是否得到了直接或间接非公开帮助。

  在隐形设计方面,机身外形设计非常关键,是战机雷达截面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机身外形设计不佳——F-35战机的机尾和机身下部设计就是实例——无论使用多少雷达吸收材料或涂层,都无法弥补由战机设计所需重量和体积产生的性能问题。相反,如果机身外形设计优秀——例如B-2A“幽灵”战机——那么在使用寿命中,雷达吸收材料或涂层的书逐步改进,就会改良战机的隐身性能。

  通过巧妙借鉴同时代美制隐形战机的外形设计,成都飞机公司的工程师就能够以最低的风险和代价,开发出优秀的基本机身外形设计,而且,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雷达吸收材料或涂层、选频雷达天线罩、低信号天线和发动机喷嘴技术的日益成熟,中国的隐形设计还有进一步提高的潜力。这就意味着,在2025年生产的歼-20战机派生机型,与2015年同款机型的机身相比,隐身性能更强。

  对于中国国产战机而言,具备强大隐身性能的外形设计的引入,是一个空前进步。而且,该战机还开创了中国国产战机的另外一个新例:该机机身设计明显意在使之可有效在高空进行超音速巡航。另外,歼-20战机采用的三角翼鸭式部局并不同于俄罗斯在其“胎死腹中”的米格MFI设计。超音速巡航意味着该机速度较遗产战机和地对空导弹快,还相当于增加了空空导弹和智能导弹的射程,而且在近战时还可提供能源优势。

  就体积而言,歼-20战机与美国的 FB-22A型战区轰炸机建议规格相似,后者为专用轰炸机,机构具备情报/监视/侦察能力,设计用于在超过1千海里的作战半径内,以超音速打击目标。把歼-20战机设计称为中国版F-22A战机是毫无意义的,很明显,歼-20战机设计用于空战,三角翼鸭式布局设计可提供足够的超音速飞行和超音速巡航能力,而且如果配备足够推力的发动机,还可提供近音速机动性能。

  在技术战略方面,隐身性能和超巡航能力的结合,提供了高致命性和高生存能力,超巡航能力可提高出动架次,而其战机作战半径则可提供一种能够有效扮演冷战时代F/FB-111战机和未来美制FB-22家族战机的角色的战机。如果可充分利用三角翼鸭式布局,该战机就能够有效扮演F-15C和F-22A战机的角色。因此,J-20战机可执行执行一系列六大战略性任务:

  远程/持续拦截任务:就这个任务而言,歼-20战机会负责封锁进入第二岛链的空中路径,攻击来袭攻击机及其护航战机;

  远程空战和护航任务:就这个任务而言,歼-20战机会通过破坏防御战机、巡逻机、预警机等资产,在敌军空中防御中打开缺口,并为空中加油作业提供支持。

  战区攻击任务:就这个任务而言,歼-20战机会像F/FB-111、F-15E和未来FB-22一样,利用制导常规弹药或自由落体核弹,攻击攻击水面目标;战机体积使之足可携带重达3000磅的弹药;

  远程战区监视任务:就这个任务而言,歼-20战机会像RF-111C/D、RA-5C和F-14/TARPS战机一样,收集雷达、图像和电子情报,但歼-20战机具备遗产战区侦察机所不具备的隐身性能;

  电子攻击任务:就这个任务而言,歼-20战机会用来反制敌军雷达和通讯,利用机上武器仓携带干扰设备,像EF-111ARaven(乌鸦)一样;

  反卫星武器发射平台:就这个任务而言,歼-20战机会被用于运载并发射反卫星导弹,与上世纪80年代美国空军利用F-15战机发射由路特公司研制的ASM-135A相同。

  很明显,歼-20战机可在以上各种情况下使用,尽管其中部分任务目前由专用或亚型机执行。该机多用途变型机可毫不困难的执行前三种任务。战机的体积使之多样化发展的不二机型。

  文章称,解放军空军和解放军海军航空军会把该战机或其衍生机型的潜能发挥到什么程度,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战略分析家不可轻信“不耗费相当多的国家财富,解放军空军和解放军海军航空兵不可能会完全发挥战机潜能”的说法。

  歼-20隐形战机具备跨过第二岛链攻击美军基地能力

  目前亚洲尚无可成功阻止成熟远程超巡航隐形战机——如F-22A猛禽或出口型T-50或歼-20战机——的防空系统,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也不具备这种能力。目前,西方国家研制的陆基和舰载综合防空系统主要依靠S波段雷达,还有一小部分依靠L波段和UHF波段雷达。机载预警能力同样受限,E-3/E-767 /APY-2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美国空军、日本)为S波段,E-737“楔尾”/MESA(美国海军、日本、新加坡)和E-2D/APY-9(美国海军)为UHF波段。

  然而,与APY-2或SPY-1“宙斯盾”等S波段雷达相比,L波段MESA和EL/M-2075以及UHF-波段APY-9雷达,在探测歼-20方面,表现会更加出色,但与捕捉歼-20战机相比,捕捉非隐形常规空中目标的难度要低的多。

  中国引入强大的隐形能力后,美国及其西太平洋盟国的综合防空系统的覆盖范围将会大幅度削减,与1985年F-117A“夜鹰”战机出现时华沙条约综合防空系统的遭遇一般无二。

  地空导弹防御系统所用交战雷达,例如“爱国者”MPQ-53/65和“宙斯盾”SPG-62,以及多数多用途雷达,都属于C/X波段雷达,一些属于Ku 波段雷达。半主动和TVM制导导弹寻的器主要采用C/X波段,而主动雷达寻的器主要属Ku或以上波段。在面对成都的歼-20战机时,这些系统的效力就会被严重削弱。对于F-22A“猛禽”战机而言,从搜索雷达、导弹制导飞机或导弹动能截杀等方面而言,拦截歼-20战机都非常具有挑战性。

  在西方国家,自1991年以来,防空雷达和导弹研发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特别是提供上端战区弹道导弹防御(TMD)能力和终端反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C-RAM)能力,而拦截并摧毁高性能低观测度飞机和制导弹药方面却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注意。相反,自1991年以来,在防空雷达与导弹的发展中,俄罗斯就在两个不同的领域,投入了大量财力和智力资产。在上端,利用VHF波段技术开发并出口反隐形雷达,而在终端则集中发展打击西方智能弹药的C-PGM能力。中国跟随俄罗斯的脚步,不断利用国内和进口俄罗斯技术发展综合防空系统能力。

  从战略角度来看,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成熟的歼-20有效淘汰了美国及其环太平洋地区盟友所部署并运行的近乎所有综合防空基础设施和体系、防空战斗机编队和武器库存,而这种方式与F-117A、B-2A和F-22A直接废弃全球范围内部署的苏联时期的综合防空系统、战斗机以及其他武器系统的方式如出一辙。

  在任何涉及中国的冲突中,一个大小适中的先进歼-20编队,能够在攻击并破坏第二岛链地理范围内的任何空中及水面目标的过程拥有很大的自由。在先前的冲突中,美国空军的B-2A和F-117A隐身战机曾先发制人发动攻击,旨在削弱并瘫痪对方的综合防御系统和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C3I)系统,像这样先发制人的攻击会在任何对峙或逐渐升级的意外事件中,引发真正且严重的危险。

  此外,拥有卫星/惯性制导炸弹这样强力的负载后,多用途或攻击派生型的歼-20将具备跨过第二岛链,瘫痪美国及其盟国机场的强大能力,其效果无异于美国空军所设想的安装在F-22A猛禽战机以及计划安装在FB- 22战机上的GUB-39/53小直径炸弹所充当的主要角色。同样地,美国海军的航母战斗群也面临着极大风险,并使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对其所构成的危险变得更大。

  与终端阶段会对精确性构成挑战且弹头质量存在限制的弹道导弹不同,由战机发射的制导炸弹非常精确并且能够携带大型弹头,它具备穿透钢筋混泥土或战舰舰体的强大能力,能够携带多达数百公斤的高爆炸装药载荷。

  由于解放军空军和海军已经拥有超过200个机场——多数属于半硬化型,一些属于完全硬化型,还有少数则属于超硬化和深埋地下型——因此歼-20战机编队的分散和持续再安置是切实可行的部署战略,而且这为应对先发制人空中或巡航导弹攻击造成了真正困难。

  歼-20战机的超音速巡航能力以及燃料容量大的特性,将使该机其能够使用中国更深内陆地区的基地,所以同旧式的战机相比,瘫痪或破坏歼-20可能使用的机场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而要大幅渗透中国日益密集且精密的综合防空系统,必须要攻击这样的地方。由于歼-20的产量将近翻了一番,而且在出动架次上与常规非超音速巡航战机不相上下,因此让歼-20战机驻扎综合空防系统深处的基地不会削弱亚音速巡航战机的生产力。

  在中国生产和部署大量歼 -20的能力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充足资金的保证下,中国国防工业已经超过美国的国防工业。中美国防预算的经常性比较,使人们对投资的相对规模产生了误解,特别是在设备资本重整方面。中国国防总预算正如所引用的那样,主要反映了资本设备购置和维持费用,尽管许多基础设施和人员成本都是由地方政府支付的。而美国国防预算大部分涉及的都是行动成本:在与伊斯兰极端分子叛乱运动有关的持续全球冲突的影响,过去十年间美国的国防预算高得异常。

  目前,美国表现不佳的单引擎F-35战机是证明美国国防工业很多领域的效率都低得可怜,并且存在采购官僚主义问题的最佳实例:从单位采购成本来看,F- 35战机现在比其更大且性能更强的双引擎F-22“猛禽”战机还要贵。此外,美国许多其他项目也表现出了类似的症状,以及价格过高、产品性能不佳的产品。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制造业要健康得多,而且在人员成本受到严格控制的人才市场上,中国拥有更多高技能人员。过去十年间,中国迅速研发复杂的歼-20与空警-2000机载预警系统的能力,体现出了有效的研发环境以及支持生产的基地。

  因此,歼-20代表着中国提出的一个科技难题,一旦该机在拥有成熟配备后实现大量部署,便会成为美国及其环太平洋地区盟友的真正的战略难题。歼-20的研制是在针对美国隐身战斗机发展进行非对称科技战略反应的杰出实例,就像美国在冷战末期以及冷战结束后所做的那样,在装备发展方面做出非对称反应以便进行有效地应对。

  美国方面能够在运动性能、隐身特性、传感器能力方面与歼-20对抗,并且拥有可行战斗杀伤力和存活力的武器只有美国的F-22A“猛禽”战机。更确切的说,是在F-22A现有配置基础上进化并增强的变型版。

  美国海军的F/A-18E/F“超级大黄蜂”在各个方面都很优秀,但F/A-18E/F与成熟的歼-20相比则相形见绌,正如F/A-18E/F和F-22A相比较一样。

  不过,假如失败的F-35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能够发展到实际生产阶段,那么该款战机的所有变型版同样也会变得很出色。

  以同样的方式来看,所有美国空军、海军及其盟友的遗产战机都很多出色,但在遭遇这一级别的危险武器系统时,它们的机动性和传感器能力仍然很无力。此外,以美国陆军、海军以及环太平洋地区盟国陆军及空军部队为基础的现存综合防空系统,也将出现大体上无效的情况;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美国需要用甚高频(VHF)段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替换绝大多数的搜索雷达,以便击败S/X/Ku段的隐身能力。

  无论是从技术战略还军事战略上看,歼-20的出现都宣告了盖茨为美国及其盟友的战术战机编队制定的资本重整计划的彻底失败。不过,盖茨战机重整计划的辩护者无疑会编造大量为什么应该忽视歼-20的理由,就像一年前俄罗斯公布其T-50PAK-FA隐形战机时所作的那样。然而,如果美国不改变战术空中编队以及防空重整计划所走的路线,那么它便会将环太平洋地区让给中国,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所有实际及战略后果。

 

中国将面临的最重大的战略威胁:美国隐形空军

戴旭  

    只有一个人看到了“隐形”技术在军事上大规模应用的巨大后果,这个人就是有“中国战略导弹之父”之称的钱学森。几年前他就高瞻远瞩地说:“隐形技术的出现,与当年的原子弹具有类似的意义。”

    世界舆论之所以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震惊”,主要是此前F-117、B-2型等“隐形”战机的威力和威胁,仅以单个空中平台与现有小威力弹药相结合的形式,出现在常规战争中,并未担当战争主力也未取得惊人的战果所致。让我们想想“一战”中刚刚出现在战场上,只能突破几道战壕的那几辆丑陋而笨拙的坦克,只能用机枪进行简单空战的飞机;再想想二战中几乎荡平整个欧洲的由坦克和飞机组成的德军突击集群就会明白,一旦隐形空军形成体系并整体投入战争,新型军事力量将是怎样的电闪雷鸣、摧枯拉朽。一些国家当时只看到了两种新型兵器,而希特勒却看到了两种新型机械化力量的组合,将产生排山倒海的闪电战效果。

    隐形空军的出现,意味着世界80年来空中力量基本平衡的时代结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双方阵营发生的战争中,美制战机和苏制战机杀得难解难分。中国对这一页历史的理解,来自越南战争期间直接的国土防空心得。可以说,美国飞机之所以不越过17度线,即使屡屡吃亏也不进行军事报复,主要是中国装备着以歼—6为主、性能毫不落后的庞大防空机群。

    但从1989年F—117参战,标志着半个多世纪以来,美、苏的空中均势开始被打破,当2005年底F-22A“猛禽”来到,实际上标志着双方的差距已经拉大到一代以上─俄罗斯其实没有一种能够与F—117抗衡的隐形战机问世。在可以预料的时间内,甚至世界在研制的战斗机中,也没有一种可以与F—22A的全面性能相媲美,不对称的态势还在急剧倾斜着。

    美国不仅赢得了政治层面上的冷战,还赢得了一场发生在实验室里的世界级的“太空战”。由于这一空中军事态势的“失衡”,原有的总体安全与和平效应将化为乌有。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树立起来的军事信心,将空前膨胀为技术迷信,一些右翼鹰派政客,将更加倾向于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如果说以前美国是延续大英帝国的“炮舰外交”,以后它将推行自己升级版的“空袭外交”。美国近20年来从亚洲到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再到亚洲,轻率发动一系列战争并取得精彩的军事胜利,已经为21世纪的强力外交手段进行了成功的实践。随着隐形空军让美军的实力再上新台阶,美国鹰的翅膀更加强劲,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外交将更趋霸权化,一如它在现代史上曾经有过的那样。如此一来,那些处于空中力量弱势一端的国家,将要生活在倾斜或垂直的军事威胁下,一如当年没有核武器的大国生活在核垄断的乌云下。

    美国除了“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高悬在头顶的常规军事威慑之外,还有隐形战机等“黑”武器和核武器结合成最锋利“手术刀”的威胁。随着技术的进步,干净型核武器和小当量核武器的问世,使核门槛越来越低,而这一趋势又使隐形战机和核武器的结合越来越成为可能、甚至是必然。由于这种合乎政治和军事逻辑的推理,即使是现在拥有核武器但只有常规投送力量的大国,也将再次处于由隐形空军带来的核威胁之下。2006年初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中国、俄罗斯、印度列为走到“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警惕、戒备之情溢于言表;2002年3月 9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表防务政策分析家威廉?阿尔肯的文章,说美国国防部1月8日递交给国会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已认定新世纪的潜在核打击对象名单,布什政府已下令美国军队准备紧急方案,以便在必要情况下对至少7个国家准备采取核攻击。这7个国家是俄罗斯、伊拉克、朝鲜、伊朗、利比亚、叙利亚和中国。文章还说,美国核战略的重点已经由防范大规模核大战转移到防范地区冲突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军事行动所带来的挑战和威胁。

    现在,人们不能再把美国总统的话当作戏言了。由于隐形战机和隐形空军的进攻性,其与核武器的结合构成的新型“核危险”,远比美国大肆宣扬的NMD、TMD和CMD对一个大国核力量体系的威胁要大得多。因此,率先拥有隐形空军的美国,实际上等于握有一张独有的“隐形讹诈”的政治和外交“黑”王牌。

    东亚将首先面临美国隐形空军的战略压力。20年前“猛禽”设计时,原是为了清除欧洲上空的苏联战机的。但当它还在“孵化”阶段时苏联便已解体。美国随之将战略重点转向亚洲,之后更具体和明目张胆地指定中国为下一个挑战者。在一系列扫荡苏联势力范围,收获冷战成果的局部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开始了全球军事部署大调整,从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开始构筑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

    不知是不是巧合,在美国空军2005年12月15 日宣布F—22A“猛禽”正式服役,2006年2月3日,仅仅50天之后,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正式公布,其中将中国列为“最大潜在对手”。此前美国政府高官已不止一次表示,不能让F-15面对中国苏—27的威胁。世界著名的《简氏防务周刊》预测,F-22A“猛禽”可能将部署于关岛这个东亚的战略制高点。现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已经部署有4架B-2型隐形战略轰炸机,随后将要部署另外的6架。下一步计划中,还要部署“全球鹰”无人驾驶侦察机、12架KC-135空中加油机和48架战斗机——这个数目正好是“全球隐形打击先遣部队”所需的F-22A的数量。美国自2004年以来对全球美军进行重新部署,战略重点东移,从欧洲转向亚洲。在关岛部署最新式的“猛禽”是符合美军的战略安排的。

    如果“全球隐形打击先遣部队”进驻关岛,算上那里已经进驻的美国战略核潜艇和准备进驻的核航母,关岛将成为举世无双的“核基地”和“战略岛”。中国面临的巨大威胁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1993年,刚在海湾战争中抖搂一身征尘的“夜鹰”F-117首次飞赴韩国,参加韩美“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

    1996年和2003年,美国空军又两次抽调 F—117战机赴韩国参加联合军事演习。2004年6月29日至30日,10架“夜鹰”突然飞抵朝鲜半岛,分批降落在韩国的群山空军基地,开展为期4个月的“特别训练”。据称,美国空军已拟定了F—117战机在韩国的长期部署计划。这也是过去十几年中中国与美国隐形战机的“最亲密接触”。其间,另一种美国隐形战机——B—2型“幽灵”曾经在1999年让中国痛苦地第一次为3个公民举行国葬。

    在F—22A宣布正式服役不久,美国国防部又计划从2008年开始,提前退役F—117隐形战斗机。其原有作战任务,将由F-22A和F—35担负。即使美国不做出“全球隐形打击先遣部队”进驻关岛这样极富挑衅性的战略举措,东亚和中国也将无法避免隐形空军的威胁。首先,美国驻亚太地区的空军主力战机,最迟在2010年前将全面换装F—22A,这样,美国在韩国、日本和极有可能新开辟的空军基地自然而然地将落满“猛禽”。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说,将在太平洋部署和展开6艘航空母舰,而按计划,这6艘航母将在2010年后全面换装隐形联合攻击战斗机F—35。所以,5年以后10年之内,一支美国隐形空军——空中力量,将无可置疑地出现在东亚地区。

    美国现在亚太地区有8个空军基地,驻有空军各类战机300余架,其中战斗攻击机种200余架,算上每艘航母上的80-100架,美国将在亚太地区经常性地保有隐形战机800余架。美国口口声声渲染朝鲜的军事威胁,但朝鲜到底能对美国构成什么样的威胁,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美国不过是项庄舞剑。

    关岛,美国空军驻韩国、日本和其他基地以及6艘航空母舰的隐形飞机组成的隐形空中力量。和这一实实在在悄无声息却真真切切的威胁比起来,美国不断炮制的中国威胁论,根本就是贼喊捉贼的战略阴谋。除此以外,澳大利亚已明确表示将购买100余架隐形战机,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空军也表示将换装F—35。

    美澳早有军事同盟关系,有日本媒体报道,日澳双方正在向战略结盟方向迅速前进。在美、日、台军事同盟早已浮出水面的情形下,在朝鲜核问题持续悬而未决的不稳定态势下,一支很快就将出现的隐形空军和联合隐形空中力量,绝不是一声“狼来了”就能够喻示它的严重性的。

    目前非常类似于核武器最初问世时美国“核垄断”的情形。不同的是,当时苏联的核武器很快问世,世界达成了恐怖的平衡;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仅在东亚、亚洲甚至整个世界,都看不到平衡隐形空军的军事技术力量。中国对“核讹诈”的威胁刻骨铭心,那是一种比刚刚推翻的三座大山更现实更沉重的压力。

    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美国的一个战区司令,竟然两次威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1955年1月18日,我军解放江山岛。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说: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又一次举起“核大棒”。当时,美参联会曾计划由驻关岛的B-47轰炸机,“向大陆沿岸地区的5个机场先各投一枚当量为7000.l万吨的小型原子弹”,同时决定在台湾部署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和航空炸弹。参联会主席还向美国总统建议,授权第七舰队司令,“必要时可下令向中国投掷原子弹”。直到中国核试验前夕,美国的核大棒还在中国的头上晃动。

    苏联则更进一步。珍宝岛军事冲突时,中国的氢弹已经试验成功,苏军元帅居然仍在叫嚣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核讹诈直接导致中国“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进行三线建设;同时整个军事战略也因此发生重大改变。

    今天隐形空军的出现,从军事威胁的分量和其中包含的战略寓意上说,绝不亚于当年的核武器和核垄断时代,只是因为今天中国奉行和平发展外交政策,与各大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国际环境不像当年“高天滚滚寒流急”;国家远离战争日久,国人没有危机意识,没有察觉这种巨大的危险而已。

    但我不能不说,太平洋的政治天空虽然没有崩塌,但军事意义上的天空的确已呈现出摇摇欲坠的迹象。那些以俄罗斯战机米格-29、苏-27-30系列和S-300等地空导弹系统为主战空军装备的国家,其空防体系从技术上说相对于隐形空军已整体失效。对于东亚和平和世界和平肩负重任的国家,必须要从战略的高度思考重新支撑这一地区空中军事态势失衡的办法。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战术上必须重视敌人。不能再把宝贵的国防经费浪费在过时的体系上,继续加固那道己被突破的“长城”了,要以全新的思路迎接这一全新的挑战;也不能再在新军事变革的口号中无的放矢无所作为了。最重要的,不能再对已经逼到眼前的威胁视而不见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学术界“战国策派”的何永佶,曾形象地将当时中国比做一条金鱼,别国早已对它垂涎三尺,日本更张开血盆大口欲以吞噬。国家民族危在旦夕,然而,国人尤浑噩如梦。他说:“譬之一条金鱼:当其在金鱼缸时,‘优哉游哉’,以为天下是一个‘信义和平’的世界,那里面没有鲨鲸鼋鳖而只有青草白石金鱼缸,也的确是这样的世界。那条金鱼在这安乐窝的金鱼缸里住了几千年,忽然被抛入大海,那里有海虎、海豹、海狮、……海蛇、海蝎,各个垂涎它金色的美,……这条金鱼也许就因自己的美丽而遭不测。把‘中国’二字代替‘金鱼’,就可知我们的处境之危。国人犹以为现在仍是‘金鱼缸’的政治,而不知早已变为‘大海洋’的政治了。”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有没有、有多少这种“金鱼”似的人们。但我想说,猛禽不仅已经凌空,而且已到门前,必须立即行动,全力应对,形势刻不容缓!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1-13 14:24:59 +0800收件人: <zhongyingpang@gmail.com>, <glongzy@live.cn>, "Pang Z. Y." <zhongying@yahoo.com> 抄送: <zdjun@263.net>标题: 英国《金融时报》上的两篇文章,所谓全球失衡等

“中国下一站”研讨会纪要(二)

再思韬光养晦战略

澳门大学教授 王建伟

2011-01-13

    韬光养晦这个外交战略指导思想,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六四”风波之后提出来的,当时中国面临着国内动乱、国际孤立的严峻局面。这是邓小平根据当时特殊的国内外环境提出的。就当时的环境来讲,这个战略有巨大的历史功绩,使得中国避开了西方国家的锋芒,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可以聚精会神于国内的经济建设,而且使中国比较顺利地融入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也得到了“冷战”结束之后的和平红利。总的来讲这个方针为中国过去20年里的迅猛崛起铺平了道路。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在崛起已基本成为不争现实的今天,这一方针是否依然适用,已经引起国内外国际关系学术与政策界的热烈讨论。尤其是去年以来中国外交遇到了种种新挑战,使这样的讨论有了更大的紧迫性。

    我认为在中国全面崛起的大背景下,韬光养晦已经不适应中国外交的当今现实和长远需要,中国外交需要新的战略指导思想和理论框架。有几点理由。第一,韬光养晦从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就是说给国内听的,并不是中国对外宣示的外交战略。在中国正式的外交文件中,从来没有公开用过这四个字。但这个话一旦传到西方世界,就造成了一定的误解。美国等国家的一些人认为,这个说法意味着中国有隐藏的野心,暂时隐忍不露,等到国力强大后就要称霸世界。所以对于国际话语权的掌控来说,这四个字并没有起到什么积极作用。如果说在中国羸弱的时候,提韬光养晦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当中国已经强大到一定程度,再这么讲,可信度就不怎么高了,因为中国的光芒已经遮不住了。

    第二,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受其国力影响与制约。虽然这些年中国的外交提法多年不变,但中国国力增长的现实,已经逐渐反映在了中国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不断提高,从去年初对美国对台军售的强硬反应,到对美国黄海军演的强烈反弹,再到中日钓鱼岛争议,都表明了中国外交趋向强势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把外交理念概括为韬光养晦,就显得不够真诚。正因为这个原因,胡锦涛去年已经将这一战略稍加调整,提出“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加上“积极”二字,意义非同小可。

    第三,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界定,必然会有一个扩大化的趋势。过去中国可以认为自己是个地区性国家,没有全球性利益,不用管世界上的很多事。但现在,中国的经贸利益、海洋利益、在非洲拉美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外层空间的利益等,都在增长。中国的经济发展,要靠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自己的利益。例如去年中国将南海界定为国家利益,也在西方引起了一定的反弹。中国的新外交战略和理念需要像美国外交那样,把这些不断增长的利益讲清楚、道明白。戴秉国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说成是中国的对外战略,把中国的战略意图归纳为“和平发展”,有流于空泛之嫌,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公然把战争作为自己的对外战略。

    第四,中国的崛起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这也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责任论”的呼声越来越强,也是必然的。有时中国不想当头,但是形势比人强,在G20、朝鲜、伊朗等问题上,你不想当头也得当。中国要像过去那样保持低调,作壁上观,搭别国的便车,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与其那样,还不如因势利导,变被动为主动,在新形势下规划新外交战略,要做贡献,也要回报。

   总之,韬光养晦的一些具体做法可以延续,但这个概念已经到了修正的时候。最近几年胡锦涛强调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也要体现在外交思想上。我一直关注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对外发言,比如温家宝去年在联大的讲话,谈到国内问题时,讲的是声情并茂,谈到外交时,基本还是过去的那一套话语,使其他国家认为中国在外交上没有新意。韬光养晦作为一种对外宣示的外交战略,已不合时宜。在外交理念上,中国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与外交实践一致的新指导思想。

 

别拿全球失衡吓唬人

原题:Look behind the myth of global imbalances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塞缪尔 布里坦  

 译者 陈云飞 2011-01-13

    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内阁大臣中,尼格尔.劳森是任期最长、最有争议的一位。从他的首次“亚当斯密演讲”中可以看出,他还是老样子。演讲题为《五个谎言和一个威胁》 ,《立场》杂志 1月刊对全文进行了转载。他所讲的威胁是他所有主张中争议性最小的——对英国《金融时报》的读者而言应该是这样。这种威胁指的是“有可能再现上世纪30年代灾难的保护主义情绪重新抬头”。我想重点探讨的“谎言”是他列出的第五个:庞大的经常账户失衡是有违规律且危险的。他基本上说的不错,但应进一步进行论证。

    关键点在于,经常账户失衡是国际投资流的映照。这些流动不总是从富国流向穷国,而是从中国等储蓄率高的经济体流向美国等消费倾向高的国家。劳森爵士举了古老的哈利法克斯建房互助社的例子。在鼎盛时期,该协会将储蓄从英国北部地区导向花费更随意的南方。这种类比的问题在于,数百年来,英国处于一个政权的统治下,采用的是同一种货币。在国际上,一切都取决于盈余国家如何对待盈余。

    许多评论人士猜测,随着中国等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并培养出一种消费文化,它们的储蓄盈余会收窄。但这需要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10年经常账户盈余总额仅略高于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比一般想象的水平要低。近1个百分点来自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还有0.5个百分点来自德国和日本。其余大部分来自石油出口国。

    这些估计还暗示,“亚洲”国家持有的官方储备约为5万亿美元,超过全球总额的60%。几乎所有这些储备都以这样或那样的美元证券形式持有。人们常常质疑,如此高度依赖一种可能很容易受到冲击的货币是否明智。在财政上“同归于尽”(MAD)的威慑,获得了某种不稳定的平衡。如果中国恣意甩卖美元资产,就会让自己的储备贬值,还可能促成美元利率急剧攀升。了解中国的财力,反过来也会消除美国的保护主义威胁。

    但这些都不会阻止中国政府将新增储备多样化。实际上,中国2010年可能已经彻底停止购买官方美元资产。那么,盈余都流向了何方?答案是世界各地的生产性资产,有时是以直接投资的形式,但越来越多的是以主权财富基金的形式。据麦肯锡称,2008年,这些基金(全球范围的,不仅是中国的)总资产高达12万亿美元,远高于官方储备额。海湾国家起步比中国早得多,而中国正快速赶上。但成立最早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却是在石油丰富的挪威。

    美国记者艾瑞克.魏纳在其著作《影子市场》中披露了大量有关主权财富基金的零散资料——本书已在美国出版,下月将在英国再版。魏纳帮读者回忆起一些人们熟悉的事实,例如在伦敦计划打造为西欧最高建筑的摩天大楼中,就看得见海湾国家的身影。还有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事实,比方说,中东估计占去伦敦高端房地产交易的70%。

    魏纳指出,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基金不愿合作,但这正是它们的可取之处,因为这让它们不太可能在全球金融战中拉帮结伙——两年前,美国官方用计算机模拟了这样一场战争,美国“注定会失败”。当然,期待威权政府拥有的基金遵守公平规则是徒劳的。中国的当务之急显然是确保获得能源;而多数此类基金对于西方商政分离的伪装也毫无用处。可这些基金的大量投资都具有商业意义,促进了世界发展,例如中国在东南亚出资承建基础设施,或为非洲私人部门提供资助。中国政府救助欧洲外围经济体的努力,可能商业投机的成分不亚于政治投机。

    尽管挪威是个例外,但主权财富基金的崛起是政经实力从老牌西方工业国家转移的一部分,人们对这种转移进行了大量分析。将国家当作人来对待,有碍当前的辩论。中国和印度有望终有一天会“超过”美国,这主要是一个相对人口的问题。我们应该为两国公民变得更加富裕而感到高兴。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11-01-10 18:53:50 +0800 收件人: "baiyimin001" <baiyimin001@sina.com> 抄送:标题: 中国信息安全身处险境,警惕日本暗中布局与操控!

隐蔽在美国企业背后的“影子”日立

中国信息安全身处险境,警惕日本暗中布局与操控!

白益民

2011年01月04日

    《环球财经》2010年12月刊发了《日立公司打造中国“白金暗道”》一文,披露了日本日立公司通过其白金级代理人石锋(北京长远智扬科技公司法人代表)的关系网,悄悄打通了一条“暗道”,搬起了中国金融信息安全的基石(数据存储)。资料显示,石锋的北京长远智扬公司主要从事IBM、HP、Sun服务器,HDS日立、HP存储设备代理服务。然而,几乎无人察觉的是,IBM、HP、Sun、HDS这几家公司的幕后都有日本日立公司的身影。

    笔者通过梳理10年来上述日本和美国的企业巨头在信息存储领域的一件件并购与合作案例,揭示出日本日立公司在全球数据存储技术与设备领域的暗中布局,其无孔不入的产业和市场渗透能力令人吃惊不已。

日立、IBM在华商业贿赂案

    2006年11月3日,中国法庭宣判,中国建设银行前董事长张恩照在批准信息技术(IT)合同时收受贿赂,判处有期徒刑15年。在法庭文件中,出现了计算机服务企业IBM的名字。IBM并非惟一一家卷入涉嫌对张恩照行贿的跨国公司,在法院宣判中,安讯、日立等跨国IT巨头的名字也都在列。 

    判决书显示:2002年到2003年之间,IBM的高管曾通过中间人邹建华的安排,多次违反建设银行外事活动工作原则和程序跟张恩照会面。作为报酬,此后的两个月内,IBM公司通过北京一家公司将22.5万美元以服务费的名义汇入邹建华所属公司在香港的账户。同时,判决书中还特别提到了藏在幕后的日本日立公司香港子公司。

    此前,由于张恩照在美国被起诉,中国对其进行调查的事实才为人所知。一家名为Grace &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公司,在美国起诉保险及IT管理企业Fidelity National Financial,称该公司通过行贿而获得了建行的IT合同。Fidelity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张恩照2005年3月从建行辞职,6月份被正式逮捕。

    近年来,外国企业对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合同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些银行已支出巨额资金用于升级其IT系统。然而,日立、IBM公司的商业贿赂危害极大,不仅仅体现在对金融等服务行业的形象、信用的负面影响,专家们更注意到,一些跨国公司更是利用商业贿赂直接打压了国内产品的自主创新。 

    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如果任其泛滥,将直接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阻碍中国的自主创新。要遏制“洋贿赂”,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需要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完善有关法规,加大监管力度。 

    张恩照的落马与IBM、日立的涉嫌,在国内并非跨国公司行贿案的孤例。从“沃尔玛礼品”、“朗讯风波”,到“德普回扣门”,再到“张恩照事件”,几乎每年都有曾经光辉的人物倒在“洋鬼子”们的糖衣炮弹下面。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行贿行为,似已司空见惯。

    在中国境内从事经营的跨国公司行贿,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破坏了中国的市场秩序,受伤害最大的还是国内企业。有数字统计显示,中国在最近10年,至少调查了约50万起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或外商有关。世界银行估计每年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金额的5%——500亿至800亿美元都流向了当地的腐败官员。

IBM姓“日”,不姓“美”

    2002年4月17日,IBM宣布同日立将形成新的存储战略联盟以推动存储互操作性及开放标准的发展,同时通过双方已建立多年的联盟关系,共同研究和开发新的基于开放存储标准的先进技术,以推进新一代网络存储系统及解决方案在市场的普及和应用。由此,“IBM-日立存储技术标准联盟”横空出世。

    让人吃惊的是,随后不过一年,日立公司花巨资将IBM的数据存储的硬件业务收入囊中。2003年新年伊始,日立社长庄山悦彦突然在东京宣布,日立以20.5亿美元收购IBM硬盘业务。日立不仅借助收购提高了自己的存储业务实力,而且还同IBM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合力在世界存储市场上建立战略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并购后的日立是世界上惟一一家经营全系列硬盘产品的公司。对待日立的并购,IBM选择的是积极配合。在正式并购之前,IBM和日立合资成立了“日立全球存储技术公司”(简称“日立存储”,英文:HitachiGST)将合资企业的经营全权交给了日立。之后,经过三年的过渡期,日立就能够得到合资公司的全部股份。

    与日立存储一起为实现这个身份努力的另一家下属子公司是日立数据系统有限公司(简称“日立数据”,英文HDS,)。HDS公司副总裁及首席技术官Hubert Yoshida是美籍日本人,从1997年就开始在日立数据工作,之前一直在IBM开发及业务部门担任重要职务。在日立公司对日立存储和HDS两家公司的介绍中,都用到了“核心业务”一词。

    其实,东芝、富士通等其它日本财团企业此时正在隐身幕后,通过分工与协作,将IBM的其他产品线牢牢地捆绑起来。2001年开始,同为三井财团的东芝和索尼与IBM开始合作开发名为CELL的新一代多核心处理器,公布的研发计划为5年,研发费用高达4亿美元,抢占未来IT技术的制高点。

    与此同时,在基于CELL处理器的软件开发和应用领域,三方也是不遗余力。2005年7月,东芝、索尼和IBM宣布将面向全球开放Cell处理器的技术标准,谋求在未来的IT核心领域占有相当大的垄断地位。东芝和索尼与IBM三方的实质性合作发展非常迅速:到2006年初时,东芝、索尼和IBM三方共同宣布将冲击32纳米的新高度。

    作为与IBM进行战略捆绑的一部分,日本富士财团的日立公司一直在积极与美国IBM合作研究新一代存储网络,以求在和存储市场老大EMC的竞争中抢占技术制高点。早在2002年1月,日本的日立、富士通和NEC联合美国IBM公布了在强化Linux企业功能方面的合作成果。在Linux应用领域,IBM一贯表现得十分积极。

    为了对抗处于垄断地位的微软视窗系统,IBM和富士财团的日立、三井财团的索尼、住友财团的NEC、以及第一劝银财团的富士通积极合作,共同扩展Linux的影响力。开放创新网络公司(OIN)是国际最著名的Linux开发和推广企业,IBM和索尼、NEC都是这个公司的投资人和专利被许可人。

被日本掏空的“联想-IBM”

    2004年12月8日,联想集团[5.02 -0.40%]在北京正式宣布,以总价12.5亿美元收购IBM的全球PC业务。具体而言,联想集团付出的12.5亿美元包括6.5亿美元现金和6亿美元的联想股票构成,中方股东、联想控股将拥有联想集团45%左右的股份,IBM公司拥有18.5%左右的股份,因此,这次收购实际上是中美两家IT厂商的战略合作行为。

    这次联想的收购行为,是中国IT行业在海外投资最大的一次,由此,联想集团成为年收入超过百亿美元的世界第三大PC厂商。联想管理集团的管理层在两间国际顾问公司(指高盛和美林)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近13个月的谈判和工作量极大的业务梳理工作,最终走到了一起。根据彭博社预估,美林与高盛分别赚进约900万美元顾问费。

    事实上,中国联想集团2004年底以总价12.5亿美元收购IBM的全球PC业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冲着IBM的ThinkPad品牌和技术而来的。然而,谁会想到第一款以ThinkPad命名的笔记本电脑却诞生于日本大和实验室(原称“IBM 日本大和事业所”),而不是美国。

    日本是ThinkPad的诞生地。当时IBM PC的总经理无法忍受美国漫长的开发周期,从1991年开始将移动计算的开发工作转移到了日本,所有ThinkPad笔记本电脑机型的设计全部由日本大和实验室负责,可以说这里是历史上全部ThinkPad的家。

    当2005年5 月1 日联想宣布收购IBM PC正式完成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说,IBM 笔记本电脑最重要的火车头“日本大和实验室”才是联想12.5亿美元买下的最重要的资产。日本大和实验室是IBM笔记本电脑的设计开发中心,全球笔记本电脑产业许多设计、规格、用料和概念的创新,经常由大和实验室领衔。

    事实上,大和实验室的部分核心技术和人才早已经被转移出去了。2001年7月4日,日本IBM与台湾奇美电子公司合资成立一家名为“IDTech”的新公司,并决定将日本大和实验室的大部分开发骨干划入新公司。

    就在联想宣布收购IBM的PC业务后的第4个月,即2005年3月底,IDTech公司把液晶面板制造业务作为一家新公司独立出来,而三井财团的索尼公司则采取以185亿日元的价格收购该公司全部股票。其实,IDTech公司就是从三井财团东芝公司与IBM合资的DTI公司分离出来的,经过台湾奇美之手又转回到三井财团索尼公司的手上。

    与此同时,2005年3月初,日立存储(HGST)完成对IBM的并购和消化后,宣布在全球开设5间新的设计中心,以协助客户将硬盘装配到各项消费电子产品中。5间中心分别设在中国的深圳和台北、日本的藤市、英国的哈凡特市以及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市,名为日立设计中心。

日美同盟攻陷中国市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类IT用户对存储设备和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越来越专业。早在2002年,全世界用户在服务器和存储产品上的花费就已经接近1:1。在此基础上, 2003年这一比例将扩大至1:3,世界存储市场的总值超过460亿美元。而到了2005年,全球外部磁盘存储容量以每年66.7%的速度逐年递增。

这样的市场发展速度,没有哪个IT企业会不动心,联想自然也不会例外。然而,国际存储市场早已为HDS(日立数据系统)、IBM、SUN(台湾希捷)和HP(惠普)、EMC等巨头所把持。对于没有核心技术的联想来说,要想在这个领域分一块蛋糕,不和外国巨头们保持一致是不可能的。

日本富士财团的日立公司在国际存储市场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对联想这样的大客户和潜在的竞争对手自然不会掉以轻心。2004年中期,日立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为其将来在存储领域以及中国市场的绝对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4年5月26日, HDS与联想集团[5.02 -0.40%]宣布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根据协议,联想成为HDS在中国惟一的联合品牌合作伙伴和全球战略合作伙伴之一。也就是说,联想集团成为了日立数据系统公司占领中国市场的“伙伴”。

日立与联想双方的合作内容具体包括:一,共同推出联合品牌的磁盘阵列,合力开拓以分布式或部门级存储应用为主的广阔市场;二,在全国发展50家存储领域专业渠道,在各大城市建立技术支持网络,并计划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建立存储实验室;三,培训超过200个存储方面的专业人才。

此时,在事关存储行业未来发展的领域,日立公司更是不遗余力地增强业已取得的巨大优势。在多年的交往中,IBM和它的日本同行们从竞争对手逐渐转化为合作伙伴,它们在世界电子信息市场上形成了垄断性质的产业联盟。

在中国,日立全球存储技术公司继承了IBM在深圳的两个厂子,一个完全为IBM所有,另一个是与中国长城电脑公司的合资企业。除此之外,日立全球存储技术公司投资五亿美元开设了一个新的硬盘工厂。显然,日立公司对IBM的收购有对中国市场的战略意图。

2004年7月30日,IBM与日立合资的日立储存(HGST)表示,其在2004年的微硬盘市场上的占有率将达到80%。这句话的背景是:日立在微硬盘研发领域已经拥有超过5年的经验,以及3000余项全球专利,参与研发的博士达370多人。

仅仅一个月后,2004年8月27日,日立存储(HGST)宣布计划斥资数亿美元,将其全球硬盘生产基地迁往深圳,而HGST(深圳)有限公司的内地客户主要是联想、方正和同方,台湾地区客户则是广达、仁宝和华宇,以及惠普和戴尔。

与此同时,HGST公司的业务发展及策略副总裁Dirk Thomas表示,未来三年内将会把美国和日本的硬盘生产基地全部迁往深圳。托马斯说:“我们在中国南方有一个经过验证的技术基地,我们正在以较快的速度扩张。”日立全球存储技术公司在中国的生产能力去年占其全球生产能力的15%,估计到2008年前将占到50%。

此时,为了消灭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微硬盘产业,2004年12月日立就开始积极推动对中国微硬盘企业的专利诉讼。经过长达两年的努力,日立终于赢得了最终的胜利。2006年6 月2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法院依据美国法律下达判决,判令中国惟一的微硬盘生产企业——南方汇通微硬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犯了日立公司的5 个美国专利, 判令被告赔偿日立公司2360万美元。这场判决使还在成长中的中国微硬盘产业遭受了灭顶之灾。

对于联想来说,中国微硬盘产业的沦陷,意味着联想将不得不面对来自拥有垄断地位的供应商——日立的巨大压力。2005年3月29日,IBM存储系统部宣称将启动“存储先锋扶植计划”,计划的内容是选择30家合作伙伴和推出50个高端存储打包方案。

事实上,IBM存储部门和日立之间的关系早就十分紧密。在这个时间,由IBM存储来提出这样的计划,不论其目的是什么,客观效果就是让联想更积极地依附于日立。此时,在深圳龙岗总投资金额高达5亿美元的日立硬盘机生产中心已于2004年11月破土动工。日立和IBM将中国市场牢牢地掌控在了双掌之中。

日立数据:挟HP与SUN以自重

    日立数据(HDS)是EMC最主要,也最为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2002年以20.5亿美元收购了IBM的硬盘业务之后,信心十足的日立公司董事长庄山悦彦立刻放话出来说,日立的目标就是要做到存储器领域的全球老大。

HDS后来居上的秘密在于,有效地利用营销联盟,切入EMC的核心市场。据美国媒体报道,几年前,HP(惠普)就与EMC有一场非常激烈的公开争吵。EMC与HP的决裂,无形中放弃了一大块的市场,让HDS立刻乘势而上。

虽然HDS没有企业级的服务器产品,但是HP与SUN却是服务器市场上的霸主。于是,HDS通过与HP、SUN以及MICROSYSTEMS的战略联盟,透过联盟伙伴庞大的分销渠道,HDS非常快速地拉动了自己的产品销售。

早在1999年5月,惠普公司宣布它将停产自己的高端存储器产品,这样日立公司就成为了惠普高端存储器产品的OEM厂商。此后,惠普公司自己生产的存储器产品有低端的MSA 1000和中端的EVA等系列产品。2003年8月13日,美国惠普公司(HP)宣布,它与日立公司加强在存储器产品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此前两家公司之间已经达成的合作协议再延长至2008年。

美国希捷公司(SUN)和日立的合作始于2001年8月,最初定于2004年底终止合作,随后的协议规定双方的合作将延长至2006年。同样在2003年8月, SUN和日立延长了两者在高端存储系统的合作,允许SUN转售由日立数据系统公司设计的数据中心级存储系统,并贴上Sun StorEdge的品牌。Sun StorEdge产品大多由诸如银行和政府组织等大型机构购买。

时至2007年6月26日,日立数据(HDS)宣布与惠普扩大全球OEM协议,将存储资源管理软件纳入其中。此后,日立通过将惠普的旗舰存储资源管理(SRM)软件套件Storage Essentials与其自身开发的功能丰富的软件产品相结合,占据了新的竞争优势。

与此同时,惠普公司与日本日立公司有原始设备设计和制造的长期合作关系,于2007年7月面市的XP24000是这一合作关系的代表性成果。惠普之前发布的XP系列磁盘阵列,包括XP12000和XP10000,都将继续出售并配以相关支持。

在与HP结盟的同时,日立还携手SUN、西部数据这两家美国公司,共谋机械硬盘出路。2010年8月,面对来势汹汹的SSD固态硬盘,HDD机械硬盘领域曾经针锋相对的三大厂商如今却走到了一起。日立、希捷和西部数据公司共同宣布成立技术联盟,合作研发下一代HDD硬盘技术。

紧接着,2010年9月,日立数据系统(HDS)和惠普(HP)两家厂商都推出了采用OEM合作伙伴日立公司技术的企业级SAN阵列。而且,惠普推出了StorageWorks P9500阵列,它实际上是基于与HDS VSP相同的日立平台。同时,惠普还推出了两款新的软件套装APEX和采用日立技术的P9000 Smart Tiers。

总之,HDS、HP和SUN三家的高端存储系统都来自于日立,即所谓“日立系”。不过,SUN和HP的做法有所不同:前者采取“拿来主义”,直接将HDS的系统“贴牌”出售;后者则坚持宣称自己与日立公司合作,“是惟一一家与日立公司在XP技术上同时签署了OEM协议和工程协议的公司,是日立公司的合作伙伴,双方进行合作来不断改进核心技术”。

    (作者白益民,系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著有《三井帝国在行动》、《瞄准日本财团》等)

 

 



发件人:"Yu Bao" <leeca2008@gmail.com> 2011-01-13 01:24:15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标题: 工作之余写的一篇博客,供朋友们一乐。

Credit和市场经济

中兴通讯  包宇

2011,1,

    Credit,中文翻译为"信用",Credit Card,中国称信用卡,但总感觉这个翻译比较勉强。举例说,眼下老百姓都听说过,“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即货币发的多了,物价都会上涨,而且是普遍的上涨。其实这个说法很不准确,严格的说应该是“进入流动领域的货币多了”,那是什么驱使着货币流动不息呢?

    在欧洲城邦国家时代,人们接受贵金属作为通货,“金融服务”就从贵金属保管服务开始。而保管者,即早期的银行家基于收集到的贵金属通货,就开始了“资本运作”,前面说到了,驱使钱流动的是“Credit”,那个时代,最有潜在“Credit”莫非城堡的主人,各个大大小小的国王贵族了。他们既有领土,财宝,军队,又有挥霍享受,发动战争的需求,即使他们当期无法支付负债,也可以通过税收延拓到未来,或者通过战利品支付。

    马克思考证,发源于欧洲的现代银行,最初的大宗贷款,就是为国王们融资,其后才是成为工业革命的投资者,欧洲中世纪是一个及其黑暗的时代,草民犹如蝼蚁,除了国王贵族们,恐怕社会上没有几个真正有完全尊严生活的人。从历史进步意义来说,银行家把国王拥有的“Credit”,通过金融服务置换出来,形成了最初的金融资本,然后投入到了社会的工业化进程。

    银行家们和国王签署了协议,第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央银行诞生于英国,即英格兰“特许”银行,即“Charted Bank”。银行家利用了国王的“Credit”,国王获得了不用偿还的“国债”。银行家用国债Credit信用发行法定货币,币值和贵金属挂钩,特许银行数量永远是有限的。银行家同时推出了合法的“不完全准备金”制度,永远告别了贵金属保管服务的角色,即他们可以合法的只留一部分货币存底以备提取,可以把大部分货币放贷出去。这样,100元货币,在20%的准备金率上,理论上,可以实现80+64+48.xx+。。。。的货币流动量。

    这时,银行家们已经准备好了,除了国王们的“Credit”已经得到开发,新兴的航海,工厂,地产。。。。凡是这些既能提供投资回报,又对货币投资有需求的地方,都是银行家乐于投资的对象。但用不了多久,这就造成了问题。例如亚当斯密早就发现,用分工配合的办法,一个制作缝衣针的工厂,可以高效率的生产数额巨大的缝衣针,相对于手工作坊,成本大大降低,单位时间产出大大提高。但问题是,一个这样的十人的工厂,很容易就可以满足整个伦敦一年需要的缝衣针了。这肯定是让他倒吸一口凉气的逻辑,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好的办法,好在英国是当时全球殖民的霸主,他提出了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办法,反正当时“以开发”(developed)国家是少数,整个世界都是待开发(developing)的对象。

    其后就是一战,二战的历史。既然新生的“Credit”在于贸易,工业生产也随着贸易很快扩散。生产过剩危机和市场,原材料资源危机此起彼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同时诞生了。他认为“Credit”驱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走向自我毁灭。只有为人人平等,为真实的需求而生产的,工业和社会才是可持续的,而这必然要求颠覆私有制才能实现。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机制本身,是私有制的保障。马克思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种理论及其对应的计划经济,在其后的苏联和东欧得到了部分的实践。

    1913年,银行家在美国成立了美联储,它的模式和英格兰银行几乎类同。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这是货币历史的一个大转折,纯粹的信用货币终于诞生了,它本身不再以贵金属为背书,而是以美国的国力为Credit来源。这种更为纯粹,更为虚拟的Credit,配合美元国际贮备货币的地位,事实上给予了美国社会根据自我想象创造现实的能力,只有这样的货币金融体系,才能孵化互联网经济这样的新事物,即让开始没有实质Credit,只有预期Credit的生意可以先做起来。但到了2003年,这个体系走的过头了。格林斯潘试验了用这种体系,无中生有的创造Credit本身,即次级贷款制度,银行居然尝试给无力还债的人贷款,这些流出的资金,犹如无源之水,继续在社会上创造新的Credit,以使得美国的国内生产,消费和就业保持稳定。当然,后来的结果很糟糕。

    回到现实的中国国内的生活中来,本文的目的是试图给一个分析经济金融的一个清晰的视角,即市场经济,或者说货币商品自由流动的经济中,驱动经济发展的,并不是货币,财富,科技,权力本身,而是Credit,及可被信任的创造财富的来源。

    中国过去30年的市场经济实践,即是给予社会成员越来越多的创造和利用Credit的空间,使得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但目前中国经济正在面临一个很尖锐的转折期。即国家和个人之间,又面临各自在市场经济中调整定位的问题。

    目前当下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使得国家,或者说官家,渐有垄断Credit来源之势,君不见,政府是土地的提供者,又是油,煤,电,气的控制者,还拥有银行,公路,港口。。。。。,无怪乎,银行哭喊着要贷款给政府。而老百姓,只有工作的权利,而且主要是国内工作,虽然宪法规定财富属于全民,但实际中属于官家,显然老百姓个人就没有Credit获得去的投资的资金。这使得房子们成为中国国内Credit主要的来源之一,当然看上去比较荒谬。

    官家占用Credit并非不可,也许比房子好一点。但如工信部李毅中部长所言,中国使用了世界上40%的钢铁,50%的水泥,20%的能源,只创造了9%不到的全球GDP,这个模式无论怎样都难以为继。究其原来,在中国的GDP创造和增长中,主要是通过加米加水加柴实现的,而人力资本,即脑力的贡献很少。如果让读者猜中国2009年,进口花费外汇第一大科目是什么,可能十有八九会认为是石油,要不就是大豆,LV,其实是芯片,中国2009年,用掉1200亿美元进口芯片,居世界之最,也是所有进口品种耗费之最。虽然生产芯片的材料,是世界上最丰富的非金属硅和最常见的金属铝和铜,但中国还是不能自己在国内生产大部分所需的芯片,因此进口芯片,相当于进口外国人的脑力劳动。但想想设计和生产芯片(其实也是软件)的这种脑力劳动是多么的美妙,而且简直是享受,只需在优美的办公环境中动动脑子,就可以获得真金白银的财富。

    为何中国人不能也多进行下这样的劳动?回到现实中,看看中国的大学的素质,科研的官家体制,可知因为还是资本还是认为中国没有支撑芯片这样的Credit。回答李毅中部长的问题,官家不妨想想,在下一个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如何让中国也有这样的Credit可供资本投资,不论在官家和民间都行。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1-01-13 11:53:11 +0800 收件人: <mazhijiang@sina.com>, 抄送L_C_cc:标题: 杨芳洲:转基因恶法将把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挤压殆尽

转基因恶法将把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挤压殆尽

杨芳洲

2011年1月13日

    惊闻我有关政府部门正准备对转基因立恶法,据中广网北京1月7日消息,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专家称,我国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方面,将主要借鉴美国的做法,美国的做法是坚持实质等同原则,认为除非能够证明转基因食品存在风险性,否则就认定其与传统食品在实质上是等同的,不存在风险性。”[注1] 显然,这些专家颠倒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正常的逻辑应是:除非能证明转基因食品绝对安全,否则就不能产业化!这个逻辑是建立在对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吃天然食品的权利最起码的尊重基础上,只要承认人民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就一定是这个逻辑!

     然而专家们不承认人民有不吃转基因的权利,要立恶法剥夺天下苍生这个天赋之权。消费者要证明转基因有风险才可以对其拒绝,专家们把自己的转基因既得利益看得神圣无比,超越一切,高高的凌驾于人民的生存权之上,这是什么逻辑?!

    迄今为止,能证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证据根本就没有,不仅中国没有,全世界都找不到。相反,转基因食品对人畜有害的证据全世界却比比皆是。即转基因食品的不安全性并非不确定性,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可转基因专家们却无视这些事实,一方面煞有介事“除非能够证明转基因食品存在风险性……”,另一方面却也不得不对众多转基因有害的证据作些回应,其手法无非是对这些证据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百般诋毁。[注2]

    是这些转基因专家们强行向亿万人民推广那些在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怪胎当作主粮,而不是老百姓非要他们不吃转基因,因此举证责任全在转基因推手一方。这个严肃重大的举证责任是因其涉及巨大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的身份而产生,且不能回避的。

    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用足够严谨而充分的科学实验数据去驳倒全球大量证实转基因食品危害健康的确凿事实和研究报告,及所有对转基因食品的质疑。以对事实视而不见、污蔑诋毁来否认事实是没用的,需要拿出真正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去证明这些事实是假的,错的。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充分严谨的实验数据无懈可击的去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绝对安全,并且这种安全是永久性的而非一时的。以缺乏充分有效的事实证据的‘权威’认证当作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证据是悖理的,与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绝对长久安全所必须的足够充分而有效的证据要求相去甚远。这是对十几亿消费者生命健康的极端蔑视。

    正如顾秀林老师所说:“在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安全性,只允许转基因主流大腕们从他们自己的学科中去找。别的学科一找就是造谣,其他就更不用说了。”转基因专家们之所以能公然指鹿为马,将转基因食品千真万确的危害性颠倒为“实质相同”,无非是靠行政权力垄断了“科学”,虚幻的“科学”中裹着坚硬的官印,“科学”不过是官权意志的委婉说法。

    正是凭此穿着“科学”外衣的官权,转基因专家们面对着俄罗斯生物学家证明转基因食物严重摧残动物生殖能力确凿无误的实验证据,面对着我国北方先玉335种植区大老鼠灭绝及母猪爱生死胎等无法否认的事实。面对着美国人自己都已全面否定我们正在推广的第一代转基因的尴尬情形,竟还能继续厚着脸皮重弹美国人“实质相同”的老调,甚至要用法律将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无耻的谎言定为真理,“真理”居然要靠披上法律的外衣强人接受,足见其心虚理亏。

    其实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本不复杂,谁喜欢转基因觉得它安全尽可自己随意享用,自己吃它几年几十年吃出健康来,事实自然胜于雄辩。如果有谁不让转基因推手们自食其钟爱的转基因,转基因们方可理直气壮地说“除非能够证明转基因食品存在风险性,否则就认定其与传统食品在实质上是等同的”,并将举证责任推给他人。因为这是以其自己的安全利益换取自己的转基因食品嗜好。

    但问题恰恰是喜欢转基因的自己不吃转基因,而是让别人吃。是损害他人的安全利益换取自己的转基因私利。美国人说“实质相同”是为了卖转基因给第三世界吃。我们那些强迫人民接受转基因的权贵吃的是成本高昂的特供食品,孟山都员工食堂吃的是有机食品,就连最热衷让全国人民吃转基因的农业部,其机关幼儿园也禁止转基因。其它还有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等,都禁食转基因。显然,转基因推手们都知道所谓“实质相同”是怎么回事。果然“实质相同”,为何自己不吃忽悠别人吃?连最内在的基因都变了,变成不能繁殖后代的劣种,还“实质相同”吗?

    生物是最复杂的自然系统,转基因作物通过移入或修改物种基因的确可以改变其某些性状,但这些血缘关系较远的外来基因在改变物种某些性状时,也破坏了物种保持生命活力内在的系统性要求。所以其于自然界是必被淘汰的怪胎而难以繁衍后代。转基因作物因此而付出的代价显然大大超过因此而得到的利益。大自然留给生命的有机食物全部都是其活力足以繁衍后代的物种,不能繁衍后代的全部自然淘汰,这也是大自然维护生物活力的一种天然秩序。(转基因作物则打破了这个自然秩序,使一系列生物链条由此失去了这道自然的保护屏障。从而必引起一系列生物灾难,包括人类的灾难。)吃天然食品因而也是大自然赋予天下生灵(不仅是人)不可剥夺的权力。

    转基因作物作为不能自行繁衍后代的劣种,却能极大地损害人和动物的生育能力,这其中的必然联系就是对中医“同气相求”之说的印证。先玉335玉米地里大老鼠的命运,及俄罗斯科学家转基因食品动物实验中小白鼠的命运,预示着吃转基因粮的人类命运。

    现在转基因推手们利欲熏心天良丧尽,竟要以法律手段剥夺人民不吃转基因的选择权来谋取其转基因私利。为此目的,转基因推手们此前已将几乎所有食物种类和主要林木,及一些中草药都转了基因,“涉及动物、植物、微生物基因200多个,若干作物品种已具备了产业化条件。”[注3] “‘十二五’期间,国家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支持是300个亿,而常规育种只有1.8个亿。”[注4] 相差竟达166倍。(仅此即可见以转基因全面取代天然物种之意图。)这一切不过都是为了让十几亿人民没有选择地只能吃转基因。

     加之从转基因大米、稻种、玉米、蔬菜、瓜果等流通情况看,所有转基因食品、种子进入市场的过程都是偷偷摸摸,除一些食用油外皆无转基因标识。而农业部等又失职渎职,自弃其转基因管理职责。因此,正如我在前几天一篇短文中所说,一旦转基因食品确立其(与传统食品)“实质等同”不容质疑的法律地位而公然产业化,我们腐败混乱的流通秩序(包括转基因管理机制),必将使转基因管理成为根本不能实际操作的事情!从而使十几亿消费者永远失去不吃转基因的选择权。转基因恶法若立,十几亿人民的生存权即被挤压殆尽!

    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本民族)统治者敢挑战天下苍生的生存权,我们的利益集团竟如此利令智昏胆大妄为,堪称史无前例。转基因利益集团的狂妄,说明了其势力的强大,不仅是买办集团势力强大,而且还有其身后强大的美国资本。美国反动势力不仅要以转基因骗中国人的财,而且还欲以转基因要中国人的命,以实现洛克菲勒基金会和费尔蒙特饭店会议“种族优生”消灭第三世界人口的目标。[注5] 而买办权奸答应美国人的事,也是绝对不敢改变的。因为他们执政合法性不是来自人民的认可,而是来自国际资本的承认。

    中国人民正面临着与互相勾结起来的国内大买办阶级与国际反动资本的生死存亡之争,用句国际歌词说,“这是最后的斗争,”实在无路可退了,只能以斗争求生存!
从古至今,统治者和被统治的人民都处在同一个矛盾统一体中,统治者依赖人民而存在,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天下芸芸众生一下子就全被当局推到濒临灭绝边缘的先例,也还从未有一次统治集团与其被统治的民众象这次转基因产业化事件呈现如此严重的生死对抗。我们本不希望转基因问题变成非要经过一场彻底的政治革命才能解决的问题。但现在看来,此方向的发展已难以逆转。

    一边是已经无路可退,为存亡而斗争的十几亿中国人民。一边是转基因利益集团——美国孟山都等大公司及其背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与美国大资本利益绑在一起的生物专家官员及大买办权奸。中国人民的敌人空前强大,但转基因武器既是灭绝生命的死神,也是动员激励天下生灵抗争求生的最佳催化剂。凡人民大众为生存而奋起的斗争,最终失败的都不是人民,因为历史上人民没有一次被消灭,人民是永存的。

    反转基因斗争的成败,关乎民族存亡!反转基因斗争本质上就是爱国斗争,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不管参与反转基因的个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人民之所以如此弱势,乃至面临被互相勾结的内外敌人剥夺生存权之绝境,皆因一盘散沙,未能凝聚成政治力量。转基因产业化问题必将把千千万万孤立的人民维权斗争拧聚为一个统一的民族生存维权运动,使分散的人民成为联合的人民,进而发展为一场彻底的政治革命。只要人民群众在斗争中能真正形成超越思想信仰及左右之争的反转基因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就必将成为更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从而使中国人民争取生存权的斗争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斗争成败的关键正在于此!

    注1:2011年01月07日 中广网《我国将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 或借鉴美国做法》http://news.qq.com/a/20110107/000740.htm
    注2:【科学时报】《转基因农作物安全性典型争议事件溯源》华中农业大学 王功伟 金安江 彭光芒 林拥军
    http://paper.sciencenet.cn/htmlnews/2011/1/242311.shtm
    注3:《中国正研发转基因生物逾百种专家呼吁推进产业化》2010-02-26
    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cj/news/2010/02-26/2141926.shtml
    注4:《种子产业:“狼”真的来了!》科技日报2010-03-07 作者:钱炜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kjrb/content/2010-03/07/content_162746.htm
    注5:新华网新闻《环视中国安全--形势分析 力量对比 战略运筹》来源:《瞭望周刊》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5-01/19/content_2479549.htm

 

 

 

发件人:"jackDence" <jack1998168@hotmail.com>  2011-01-18 09:44:0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盘点2010年中国的十大官话

盘点2010年中国的十大官话

段子

    【语重心长奖】

  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批判冬奥会冠军周洋在夺冠后没有首先感谢国家)

  【掷地有声奖】

   你知道重庆为什么打击黑势力不? 你知道什么叫恶不? 跟政府作对就是恶! ——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

  【耐人寻味奖】

  我们不是不懂政治,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但他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 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  ——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称,凡是媒体歪曲涉警报道,将起诉报社和记者

  【说一不二奖】

  在中国,你说不拆,肯定把你拆了。我就这一句话,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全世界牛逼。

  ——天津市宁河县一名小学老师因拒绝拆迁自家楼房被停课,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对其如此劝说

  【振聋发聩奖】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江西宜黄县政府一位官员投书媒体,对强拆自焚事件进行分析和梳理,得出这样结论

    【言之有理奖】

  为了稳定干部队伍,才发文招录领导子女。

  ——媒体披露了温州市龙湾区2003年科级干部子女公开考录的情况,面对质疑,龙湾区人事局如是回应

  【高瞻远瞩奖】

  如果没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三个石油企业,中国经济早乱了。

  ——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在2010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某些行业出现垄断是正常的

  【理直气壮奖】

  你现在就是我板针刀(温州话“砧板”)上的肉,我想怎么剁就怎么剁。

  ——温州市鹿城区计生局戴副局长催某超生者交罚款,“你现在不拿钱的话,明天就是160万”。 面对当事人的质疑“那86万、160万都是你们说了算的啰”,副局长如是回答

  【心直口快奖】

  出了人命,最多网上热闹十几天就过去了,对我们没什么影响,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广西北海官员如是“忠告”被拆迁户珍爱生命,配合拆迁

  【循循善诱奖】

  应该报道老百姓是如何为难政府、刁难和敲诈政府。

  ——一名记者采访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辉村水田队村民庞海宾家被强拆事件,高新区拆迁办调研员这样指导。

 

 

重庆酉阳30多名校长集体贪腐案件追踪

新华社

2010年11月30日

  重庆市酉阳县12名中小学校长日前因贪污腐败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迄今已有11人被判刑,另有20多人也受到相应处分。酉阳县检察院查明,校长们通过统一采购教师西服、学生校服、基础设施建设、教职工职务调动、办理保险等各种手段集体贪污受贿,总金额上百万元。这一案件为何发生在众多中小学校长身上?

  触目惊心的集体贪腐窝案

  此次案件缘自一次采购西服,几十所学校在订购西服过程中,每一套花费980元,其中有450元被这些校长吃了回扣,只有一名校长坚决拒绝贿赂,让对方“把钱拿去资助贫困学生”。

  经酉阳县检察院调查,酉阳龚滩中学校长罗群峰以报销瓷砖费、水电项目费、网络教室费、作业本费用等名目,贪污受贿近5万元;麻旺中学副校长冉波利用运动场土石方回填和平整工程承包,受贿4.4万元;龙潭镇教育管理中心主任黎昌国靠塑胶草坪工程和采购小学生服装受贿3.5万元;酉阳三中校长冉全光靠给学生买保险、修建桥梁、鱼塘回填等工程,收取贿赂4万元;实验中学校长冉光军靠承建宿舍楼、教学楼、买校服等,收取贿赂13万元,连学校建座公共厕所机会也不放过,收取好处费1万元……

  酉阳县检察院职务犯罪侦察局局长粟刚说,今年1月,百度“酉阳贴吧”出现反映当地学校西服采购问题的帖子,引起了检方注意。

  根据当地纪委提供的线索,检察机关对多名校长进行立案侦查,发现成都某服装公司推销员朱红梅、朱新生等,以每套980元的价格,向酉阳实验中学校长冉光军、第三中学校长冉全光、麻旺中学校长冉文范、大溪中学校长田茂芹、第四中学校长彭承辉等超过30名中小学校长和乡镇教育管理中心主任推销西服,每套回扣一般高达400元,最高的达到450元。

  在巨额回扣刺激下,各学校大批购买西服,以福利待遇名义发给教师。酉阳三中买了200套,实验中学买了224套,麻旺中学买了148套,龙潭镇希望小学、渤海小学、龙东小学、南翔小学共计买了324套,大溪中学买了86套……记者实地看了这套藏青色的西服,发现其中面料、做工皆难称优质,和商店里两三百元一套的服装没有明显区别。

  此案牵涉面广,涉案人员多。今年6月至9月,酉阳县检察院分别对案情较大的12名校长提起公诉,目前已有11人被判刑,另外1人将于近日宣判;其余20多名校长也分别受到了处分。

  权力不受监督的结果

  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校长收入并不算低。在实行阳光工资后,课时费等一些补贴项目被取消,但校长收入水平仍有保障。一名涉案落马的乡镇中心小学校长算账说,自己年收入是3.6万元,而2009年酉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8680元,农民是2778元。校长们集体贪腐主要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作祟。

  记者了解到,这些涉案校长在本校范围内,从工程发包到采购到职务调动,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有的从2007年甚至更早就开始贪污受贿,龚滩中学校长罗群峰到票贩子手里买两张空白发票,就能以各种理由大肆报账贪污,几乎没人能管。一名学校负责人说,学校纪检部门去监督校长,是副职监督正职,效果可想而知。

  被行贿人员登门拜访多次且坚决拒绝贿赂的酉阳一中校长孙沿红告诉记者,商定买西服一事时,自己没有独自拍板,而是工会充分参与,全校开大会表决,结果全过程没有出现问题。如果不搞民主决策,全凭校长说了算,难免要出问题。

  记者在酉阳采访了解到,检察机关将这些贪腐校长“一锅端”,许多人表示解气。在部分涉案学校,当校长们以改善教师待遇为名大批采购980元一套的西服时,一些教师还住在过渡性质的活动板房里。在龚滩中学,操场上的活动板房刚刚拆除,学校道路尚未硬化,大门也没修好,师生还在使用临时校门出入。

  一名负责人介绍,教师住宅正在加紧建设,不能马上投入使用,连校长罗群峰本人案发时也住在移民过渡板房里。一名教师说,自己每天来上课要爬约400级梯坎,为了县里发展建设大局,就当是锻炼身体,自己能想通;但个别校长在这个时候还搞贪污腐败,让人感到愤怒。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1-18 20:04:11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中国个明天。。。

突尼斯民主转型的希望

法国《世界报》社评

2011,1,

    以宽容和智慧著称的突尼斯能否完成一次和平民主转型?这个问题在总统出逃第二天就摆在人们面前。突尼斯的街头抗议轰走了一个独裁、腐败、不称职的当权者,这在阿拉伯世界还是首例。一月十四日,总统本·阿里的“警察专制”政权像纸牌叠起来的城堡那样垮塌下来,而未来几天局势的演变将超越突尼斯本身。

    突尼斯全国各城市二十三天的街头反抗,终结了本·阿里二十三年的统治。在二十三天的抗议活动中,当局用真枪实弹镇压民众,数十人被警察开枪打死。随后示威抗议在一月十四日达到顶峰,首都突尼斯市陷入混乱、抢劫和武装冲突之中,总统本·阿里随即逃往沙特阿拉伯。

    ·长期集权民怨太深

    突尼斯总理加努希邀请反对派组建联合政府,但突尼斯是否能以和平方式民主转型,一切都还不能保证。原因是突尼斯的愤怒太深。愤怒来自民众多年默默承受了太多的屈辱和恐惧。《世界报》说,本·阿里政权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成绩不可忽视,但他将一切控制在集权之下,牵制言论自由,封锁一切政治诉求和社会表达。控制着极少数被允许存在的政治团体、工会、司法、社团、媒体、出版社甚至经济。

    ·总统家族窃国大盗

    本·阿里统治下的突尼斯不仅是一个粗暴的警察国家,还是一个总统家族大肆侵吞财富的国度。特别是第一夫人家族的成员,通过劫匪流氓手段,巧取豪夺,掌控着突尼斯的银行业、旅游业、和房地产等重要经济领域。

    《世界报》说,这样的政权一般都不会有好结果。而拒绝正视这群窃国大盗的本相,比盲人还不如。多年来,突尼斯反对派不顾折磨、殴打和其他暴行,屡屡向巴黎发出警告,但法国总统,从密特朗到希拉克,再到萨科齐,都听不进去。他们以“实用主义政治”为名,讨好本·阿里,借口本·阿里政权可使突尼斯逃过伊斯兰主义。

    《世界报》的社评最后说,未来会证实,巴黎的实用主义不仅是一个道德错误,更是一个政治错误。

突尼斯前第一夫人家族欺行霸市惹众怒

    北非国家突尼斯的局势仍旧在动荡之中。尽管本·阿里已经逃亡,他的亲属和支持者们大多也已逃出突尼斯,但是仍旧有一些残余势力留在突尼斯。

    昨天(一月十六日),突尼斯军队进攻了卡尔塔奇宫(Palaisde Carthage)。据悉,本·阿里的总统府卫队曾在此防守。居住在附近的一位居民对记者说,他听到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此外,突尼斯全国的混乱局面仍在继续。周日,突尼斯总理加诺奇警告指出,突尼斯过渡政府绝对不会对趁机制造动乱的坏分子手软。他说那些企图危及国家安全的人将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据报道,一些本阿里阵营的人在首都以外的地方伺机制造动乱,过渡政府已经派出军队警察前往当地平乱。

    被当地人成为“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政权更迭目前还不能清晰看出未来的走向,但对本·阿里的下台多数突尼斯人都拍手称快。本·阿里执政二十三年来,突尼斯深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特别是官员的独裁和腐败令民众忍无可忍。在维基密网站透露了本·阿里家族奢侈糜烂的生活后,民众的怒火被彻底点燃了。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称,维基揭秘网站曝光的电文是突尼斯革命的催化剂,并提出突尼斯革命是世界上首场“维基革命”。据法新社报道,本·阿里家族,主要是他夫人莱拉·特拉贝尔西(Leila Trabelsi)的家族的腐败和专断是令突尼斯民众最为愤怒的。

    据维基解密爆料,突尼斯全国一半的商业活动都同特拉贝尔西家族有关系,无论是大型超市还是贸易进出口,无论是房地产还是金融银行业,无论是电话通讯还是新闻媒体,海关还是电脑服务器,没有一个领域能够逃出莱拉特拉贝尔西家族的手掌心。他们家族的各个成员以及亲友的亲友均通过莱拉的关系,掌握最有油水的经济和商业部门,也就等于掌握突尼斯的经济命脉。一名突尼斯问题专家易博在书中写道,莱拉家庭成员就是这样把他们庞大的触角伸向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其他人只能服从,否则将遭到灭顶之灾。

    莱拉·特拉贝尔西是一九九二年同本·阿里结婚的。她出生于一个普通中产家庭,共有十个兄弟和姐妹,十多个侄子和外甥。而本·阿里自己的兄弟姐妹如果不能服从莱拉也会被排除在外。如本·阿里的女婿和本·阿里的兄弟姐妹不少遭莱拉踢出局。莱拉从九十年代开始就在突尼斯横行霸道,当时突尼斯正在展开企业私有化改革,莱拉家族便用很少的钱,象征性的购买了很多企业,然后再将这些企业高价卖给真正的企业家和商人。如果是一家效益好的企业,莱拉家族就把它留在首都,他们的掌控之下,如果是效益差的企业,他们就转给其他商人。

     突尼斯也像其他国家一样鼓励外资到突尼斯投资,每进来一家外资,莱拉家族就会收取可观的佣金或者占有一定的股份。莱拉家族还控制海关,谁要想进货都要贿赂他们。为了掌控全国的经济命脉,莱拉还使用联姻为手段,她的侄子和外甥们都同突尼斯大老板的女儿联姻。莱拉还勾结警察,谁要是胆敢和他们家族开办的公司竞争,警察就出来摆平。

    一名新闻网站的负责人对记者说,本·阿里最宠爱的一个侄子,易麦德(Imed)是一个十足的流氓,经常为一点小事就喊来警察威胁同他有分歧的人。此人脑满肥肠,大腹便便,心术不正,为所欲为。突尼斯所有的人包括普通民众也包括企业界和中产阶级都将他恨之入骨。本·阿里这次逃亡后,易麦德已被人打死,这也许是他应有的下场。

突尼斯:维基解密促成的第一起革命

    维基解密曝光的一份美国大使馆机密电文题为“突尼斯的腐败:你的就是我的”,文中称,在突尼斯,只要是总统家族成员看上的,无论现金、土地、房屋甚至游艇,最终都得落入他们手中。另一份电文将本·阿里的家族称为"准黑手党",称其是突尼斯"腐败的核心"。许多突尼斯人对总统家族的奢华生活以及这些人对普通民众困苦的漠视感到不满。一份二○○九年的电文描述了在本·阿里女婿的豪宅里举办的一次宴会。罗马时期的文物随处可见;客人们享用着用私人飞机从法国南部小镇空运来的酸奶;一只宠物老虎在花园里漫游。

    【附录】

    一个月前,一个水果摊被抄,竟导致铁腕统治突尼斯二十三年的总统本·阿里仓皇流亡海外。这堪称是阿拉伯世界近代第一场人民革命,称为"茉莉花(国花)革命",也可说是爆料网站维基解密促成的第一起革命。年轻人透过社群网站和手机串连上街示威,突破政府钳制的媒体,让邻近的阿拉伯专制政权都心惊。

    据外电报道,这场人民革命的起因是一名水果摊贩的自杀事件。一名受过教育的二十六岁失业青年去年十二月中在路旁摆水果摊,警察以无照摆摊为由,没收他的蔬菜和水果,他愤而自焚,并引发模仿他的自杀潮。水果摊贩自焚的消息透过FACEBOOK等社交网站和手机快速传播,让原已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粮价不满的民怨更深。

    这时维基解密网站扮演关键角色,该网站去年十二月揭露二○○九年六月的美国外交电文,指本·阿里家族与一名黑道老大连手掌控突尼斯经济,并指第一夫人兴建贵族学校获得巨额利益。这些电文揭开突国统治菁英贪腐的面纱。另一封电文详述第一家庭如何被人民厌恶。美国驻突国大使葛戴克写道:“掌权小圈圈内的贪腐日益严重,连一般老百姓都注意到,民怨四起。“

    在几周内,这些电文内容经口耳相传和社群网站传播,最终让民众走上街头,演变为人民革命。突尼斯大学地质系教授马奈表示:“一个月前,我们压根儿不相信革命会成功,但是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尽管本·阿里在最后关头承诺改革、解散内阁、半年内改选国会,并不再连任,但愤怒的群众仍在首都突尼斯暴动,要他下台。政府表示至少二十三人在三周的暴动中丧生,但反对阵营估计死亡人数是三倍多。本·阿里仓皇出走,长期盟友法国表示不欢迎,后来是沙特阿拉伯同意收留本·阿里全家。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1-01-11 11:33:14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GLOBAL信息简报145期

2010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

《法人》 王荣利

2011-01-06

    又有至少155位商人的创富故事在2010年戛然而止。他们因为与法律的龃龉而深陷囹圄的悲剧,不仅注定为当代中国商业史留下令人扼腕的灰色段落,还将警醒更多的人避免在谋取财富、权力和声望的道路上误入歧途——这正是本刊每年定期推出《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的意义所在。

    2010年,前“首富”黄光裕夫妻的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已经尘埃落定。而作为黄光裕兄长的黄俊钦,虽然与黄光裕同时涉案,却还要继续等待下一个年头,才有可能见分晓。

    2010年,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培英因为贪污、受贿而被执行死刑不满一年,又一位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张志忠涉嫌经济问题被拘。

    为了持续追踪和研究中国企业家犯罪问题,笔者收集了2010年度广受媒体关注的155例涉嫌刑事犯罪或者与刑事犯罪有关的企业家(包括部分企业主要经营管理人员或者利用企业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企业负责人在内,以下统称企业家)的相关资料,并对2010年度中国企业家涉嫌犯罪状况予以总结和归纳,作出 2010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

国企人均贪近千万

民企资产或涉案金额过亿者约50人

    2010年收集的企业家案件共155件,除5件为企业家遇害案件以外,其余150件均为企业家犯罪案件。150件企业家犯罪案件中,除了两名通缉在逃以外,其余都被抓获或在押。该150例案件,都是2010年度媒体聚焦的焦点,基本上反映了2010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案件的概况。在150例2010年度涉案的企业家中,国企企业家64位。

    初步查明年龄的35位企业家的平均年龄为52.65岁。在47例基本确定犯罪罪名的国企企业家中,受贿罪占30例,贪污罪占15例,挪用公款罪占4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占3例,滥用职权罪占3例,故意杀人罪占2例,私分国有资产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等各1例。

    在36例查明涉案金额的案件中,36人共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共涉及金额34449万,人均957万元左右;而挪用公款罪,现已查明2人,一人涉案5.8亿,一人涉案5792万。另外,冯永明据称一人便贪污达8亿多元,因该案尚未判决,未予计算在内。

    在已作出判决的37案42人当中,判决死刑的有2人,二人均有命案在身;判决死刑缓期的有7人;判决无期徒刑的有8人;判决有期徒刑15年以上的(包括15年)有8人;判决有期徒刑10以上不足15年的有13人;有期徒刑不满10年的仅5人。

    64位涉案的国企企业家中,党和国家曾给予许多人很高的政治地位或荣誉。其中有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的光明集团实际控制人冯永明;有现任全国人大代表的重庆市广播电视集团总裁李晓枫和重庆移动党委书记、原总经理沈长富;有任全国政协委员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有任省人大代表的四川移动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李华和京广铁路客运专线河南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陈伯羽;有任市政协委员的长江计算机集团原董事长焦自纯;有任市人大代表的长春建工集团董事长、总经理谭历;有任省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的甘肃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人志;有曾获得“2005中国保险业年度人物”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首任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唐若昕;有获得“陕西省优秀青年实业家”的陕西子长县药材医药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郭红安;有头戴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等8顶官帽的“青年才俊”董黎明……

    144例企业家犯罪中,民营企业家犯罪占86例,其中约50个都是资产或涉案金额超过亿元的企业家或老板。在确定年龄的47位民营企业家中,平均年龄为43.85岁。

    在已确定罪名的60例案件中,其中“涉黑”案件21件;集资诈骗7件,合同诈骗罪4件,贷款诈骗罪3件,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和诈骗罪各1件,以上合计各种形式的诈骗罪共17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4件;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共计6件;行贿、介绍贿赂罪3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2 件;非法经营罪2件,走私普通货物罪1件,其它罪名若干。

    在已经判决的47例案件中,除去执行死刑的7案9人外,判处死刑有7人,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有10人,判处无期徒刑的有3人,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以上(包括15年)的有6案7人,判处10年以上不满15年的有8人;判处有期徒刑10年内的13人。

    86位涉案的民营企业家中,许多人曾获得极高的政治地位,或者曾获得过各种各样的荣誉称号,有着这样那样的“头衔”。其中至少有13人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如原全国人大代表朱思宜;第十届贵州省政协委员、第十二届贵阳市人大代表的黎庆洪;原全国政协委员谢荣根;重庆市人大代表王能;湖南省人大代表李湘铭;廉江市人大代表、政协常委吴亚贤;西安市人大代表李思强……有曾经获得“河南省十大杰出青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河南省劳动模范的华二军;有获得“中国十大经济新闻人物”的郜银河;有号称“民间股神”的韩劲松;有曾为“湖北首富”的兰世力……

    2010年企业家犯罪现象有三个显着特点:

    一是“前腐后继”的多,如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前后落马;又如天津市地铁总公司党委书记与总经理前后入狱;再如徐州区生产资料市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大田6年前曾举报他的上司腐败,而自己又被群众举报入狱。二是夫妻“荣辱与共”双双坐在被告席上或者同入牢房,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首任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唐若昕自己坐牢14年,其再婚的妻子也跟着坐牢11年;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人志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妻也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民营企业除了黄光裕夫妻俩外,还有浙江郜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郜银河和他的妻子柴凌英;北京东方舵手信息公司程惠根夫妇等。三是集团或团伙犯罪多,如发生矿难的相关企业多人被追究责任;又如大量的 “涉黑”案件、集资诈骗案件、传销案件等,其中17件“涉黑”案件平均每案25余人。

7宗案件9名被告人被执行死刑

    2010年,共有7宗案件的9名被告人执行死刑。其一是安徽省“万物春”集资诈骗案首犯唐亚南,1月7日被执行死刑。其二是重庆“打黑”过程中打掉的 “黑老大”,共5案7人,包括陈明亮、樊奇杭、岳村、银志伟、刘钟永、陈知益、杨全。其三是辽宁省葫芦岛市李庆泉、李庆友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二号人物李庆友。

    其中李庆友曾花500万予以“保命”,其亲友委托一个自吹“有能量”的个体户王某,王某拿了500万辗转联系上了承办该案的法官金某,王某送给金某价值20余万元的马自达轿车一台和一部手机,分给曾经帮助他承揽这个“大活儿”的两个介绍人各100万元,余款归己。案发后,王某和金某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0年。

    上述执行死刑的7宗案件9名被告人均为民营企业老板,而且均为涉案数十人的首犯。其中6宗“涉黑”案件均涉多项罪名,1宗集资诈骗罪涉案金额近10亿元。

    上列案件虽非2010年所发,但都在2010年宣告尘埃落定。

至少80例案件有了结果

    2010年,至少有72例企业家案件有了结果,这其中包括38例国企企业家和42例民营企业家案例。其中,有数起2009年一审的案件进行了二审。影响重大的有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开发商”的重庆黑龙集团原董事长向世全故意伤害罪,二审得到受害人的谅解,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黑龙江省政协常委、亿万富翁王文襄因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二审予以维持原判。另外,有上海土地富豪周小弟、“阳江黑帮案”林国钦、许建强、重庆“黑社会”组织首犯黎强、王天伦等,都进行了二审,但均以维持原判告终。

    在38例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例中,下列案件为2010年度十大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件:

    1.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康日新受贿案,一审判决康日新无期徒刑;

    2.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总经理乔洪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判决乔洪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二审维持原判;

    3.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唐若昕受贿、滥用职权案,一审判决唐若昕有期徒刑14年;

    4.上海中祥集团总裁、原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秦金龙贪污案,一审判决秦金龙无期徒刑;

    5.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人志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判决李人志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6.广州市外轮供应有限公司、广州市外轮物资公司、广州碧源净水设备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肖先敏挪用公款案,一审判决肖先敏有期徒刑15年;

    7.长春建工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谭历受贿、贪污案,一审判决谭历无期徒刑;

    8.天津市地铁总公司党委书记王春清受贿案与天津市地铁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高怀志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王春清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3年,高怀志一审被判20年;

    9.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四矿5名矿长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强令违章冒险作业案,一审判决2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人无期徒刑,1人有期徒刑15年,1人有期徒刑13年。二审予以维持原判;

    10.上海轮胎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范宪贪污、受贿案,一审判决范宪无期徒刑。

    在42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下列案件为2010年度十大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

    1.国美集团董事局主席、前“首富”黄光裕案,黄光裕被以内幕交易罪、非法经营罪、单位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4年;

    2.中国东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兰世力案,兰世力被以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3.河南未来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振海案,吴振海被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4.北京燕山华尔森实业集团法定代表人、“京城第一烂尾楼”——东华金座的开发商谢荣根案,谢荣根被以贷款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

    5.北京中大恒基投资顾问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益良案,刘益良被以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判有期徒刑8年;

    6.上海金源国际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周跃进案,周跃进被以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

    7.湖南“法国蝴蝶夫人”涉嫌非法传销案,何跃兰被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

    8.浙江省台州市经济开发区兰鑫商务酒店法定代表人王菊凤案,王菊凤被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

    9.贵州腾龙宏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黎庆洪案,黎庆洪被以“黑社会”等6罪合并判处有期徒刑19年;

    10.重庆“打黑”活动中落马的众多企业老板,分别被判以重刑。

    此外,约有21例案件已经开庭,判决结果尚未出来或者尚未公布。包括被称为“兰州最大国企案”的原万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等人贪污、挪用公款等案,巨化集团公司董事长、衢州市委常委叶志翔受贿案,京广铁路客运专线河南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陈伯羽受贿、巨额财产呢来源不明案,伊春光明集团实际控制人冯永明贪污案,山木教育集团前总裁宋山木强奸案,四川省建国以来最大的涉黑组织犯罪系列案件雷晓伟涉“黑社会”案,上海富豪颜立燕合同诈骗、挪用资金案……

2010年至少有37名企业家落马

    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至少有37名企业家翻身落马。其中,2010年十大落马国企企业家有下列:

     1.首都机场集团前董事长张志忠;

2.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宝山;

3.四川移动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李华;

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谭庆中,与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郑旭龄;

5.上海医药集团原总裁吴建文;

6.重庆移动党委书记、原总经理沈长富;

7.黑龙江省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岳超胜等12人;

8.重庆市广播电视集团总裁李晓枫;

9.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原紫金山金铜矿矿长陈家洪;

10.长江计算机集团原董事长焦自纯。

     从十大落马国企企业家中不难看出,国企企业家除了涉嫌受贿等经济犯罪以外,还涉嫌涉泄露内幕信息罪、内幕交易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

    2010年十大落马民营企业家有下列:

    1,山木教育集团前总裁宋山木;

2,湖南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

3,重庆市庆隆屋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彭治民;

4,重庆渝西半岛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能;

5,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后两任董事长、总经理陈俭、彭小军;

6,云南省泸西县煤老板王建福、郑春云;

7,萧山国际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俞坚中;

8,云南君信投资有限公司老板、昆明“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开发商杨庆荣等人;

9,重庆市宇昌海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海波;

10,浙江郜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郜银河夫妻。

    从十大落马民营企业家中可以看出,“涉黑”犯罪比较突出,其次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及诈骗罪,再就是暴力、违背妇女意志等犯罪。

    2老板遭通缉  5老板遇害

    2010年,有两老板遭通缉,他们是山西金业煤焦集团董事长张新明,2005年曾排名山西首富,因伪造护照非法出境等被被公安部门通缉。

    另一个是北大资源集团原总裁叶某,因涉嫌私分国有资产被海淀检察院立案侦查,并遭通缉。遇害的包括新加坡挂牌上市的中资企业永鑫国际集团主席兼总裁濮德兴,一该公司员工因工作调动等方面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心怀不满,3月4日于江苏无锡厂内办公室袭击濮德兴,濮德兴不幸身亡;北京达龙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赫全根,11月25日被“拜把子哥们”枪击在办公室,郝全根不治身亡;一个是湖北洪湖市一千万富翁,与一19岁的姑娘保持了两年的情人关系之后,该女欲摆脱掉这种关系,遂与男友一起雇请初中同学于元月8日将千万富翁杀死在宾馆客房内;再就是12月17日才发现的湖南省株洲市一千万富翁与一年轻幼师双双死于出租屋里;还有就是12月8日被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副区长章宏斌掐死的情妇梅某,传说她是某担保公司的负责人,也算是个小老板。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还有几例特殊的情况。

    一是原来就有刑案在身,成老板后仍被追究。如河南省濮阳县一农民徐俊起,10年前殴打他人致死,逃亡到山西运城闻喜县,过起埋名隐性生活,10年后他开办了一家钢铁公司,成为千万富翁,却因暴露出行迹终于去了他该去的地方。又如重庆市南岸区某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张某,六年前是一名小学老师,却丧失师德于酒后奸淫了一名小学生,随后潜逃并当上了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2月公司因有人闹事而报警,却意外发现张某的踪迹。2010年张某被判有期徒刑 12年6个月。

    再如原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东长安街分理处职员郭群锁,10年前诈骗存款6050万元,案发后潜逃。2009年6月被民警意外发觉,遂于2010年被判构成金融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二是近年来房地产猛涨,竟出现了“假房地产项目”的“假老板”。如云南的杨庆荣等人,本系出狱不久的人员,根本没有开发房地产的能力,他们却以君信投资公司的名义,与官渡区六甲街道办事处和永胜村签订了《永胜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开始编造“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房地产项目,以低价、低碳等为名引诱消费者购买,承诺购房者能以每平方米低于市场价2000元的价格买到满意的房屋,轻易将百姓的2.4亿余元血汗钱收入囊中。该项目因未取得任何证件,涉嫌合同诈骗,杨庆荣等11名诈骗集团成员,已被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检察院以合同诈骗罪、虚报注册资本罪批准逮捕。

    三是金钱不是万能的,无论再有钱,有些事还是要付出非金钱代价的。如山木教育集团前总裁宋山木涉嫌强奸一案,广受关注,法院已经开庭,等待判决。宋山木涉嫌强奸一案,虽未宣判,但合肥一服装经营户李仁贵,在招聘员工过程中,强奸两名应聘女生,并强行拍裸照、对强奸过程进行摄像。2010年12月,李仁贵被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李仁贵被媒体称为“合肥版‘山木’”。

    总之,作为国企企业家,应努力“戒贪”,才是平安之道。作为民营企业家应努力戒掉滥施暴力,否则有钱又有势,很可能距离“涉黑”就不远了。

 

 

 

对“新自由主义”的重庆反思

王绍光

2011-1-14

  跟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完全靠市场和私有化来解决,会带来巨大灾难。重庆此时提出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正当其时。

  记者:过去许多年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甚嚣尘上,认为只要将财产权交给私人,将决策权交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业主,将政府干预减至最低程度,市场就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无尽的财富,“下溢效应”最终会让所有人受益。果真如此吗?

  王绍光:卡尔 波兰尼说,“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20世纪末,在“华盛顿共识”蔓延的同时,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致使贫富差距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纷纷向左转。到21世纪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变得更明显。

  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自称写了30多年政经评论,在2007年10月16日的专栏里,他开始对于自己“年轻时是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一切讲求经济效益,认为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牟取最大利润”反省。

  2008年4月28日,他又发表专栏文章,重申“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颇生悔意”,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

  记者:林行止转向不久,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全世界,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大型企业一个接一个破产倒闭。

  王绍光:是的。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迫不得已,冰岛、爱尔兰、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美国等政府纷纷出手将银行、保险公司、汽车业国有化。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也惊呼:“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

  虽然世界经济危机也拖累了中国经济,但现在全世界都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将维持正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之一。

  记者:在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之下,重新审视中国坚守的方向和走过的道路,意义非同寻常。如何评价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社会主义实践?

  王绍光:在过去30年中,中国不可避免地走过弯路。尤其是在1990年代,中国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下溢理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牺牲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这时,决策者开始认真反思邓小平的警告:“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2002年底召开的十六大,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2005年底,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到十七大,标准提法已变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从2002年起,中国政府还开始致力于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包括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等),其进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大大充实了邓小平有关“共同富裕”的理念。

  这几年,重庆把很多新自由主义的僵化思维———比如私有跟公有一定是矛盾的,计划跟市场是矛盾的———给打破了。重庆的国资在过去这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重庆经济总量中占的份额也是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还有,重庆把地价的升值握在政府手里,地价的升值没让少数地产商全部拿走,这是重庆房价较低的原因。

  记者:现在重庆提出要分好蛋糕,缩小三大差距。这是否也可以看做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王绍光: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中国还有其它地方也做了很多探索,但层级要低一些,比如像华西村,或者一些县级市、地级市等。重庆是在省一级里比较好的一个例子。重庆的探索,放在整个国家层面来看都很有价值。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最严重的时候,许多跟民生相关的东西都交给市场了,包括教育、医疗等等。众所周知,医疗、教育跟人的发展有巨大关系。一个小孩子长大,能不能得到全面发展,跟他能否得到良好的教育有巨大关系。如果完全让家长的购买力来决定,穷人的孩子永远也不可能改变命运。跟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完全靠市场和私有化来解决,会带来巨大灾难。重庆提出解决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可谓正当其时。

  群体之间的平等应该比个人之间的平等更受关注。群体往往被内部成员和旁观者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认同感。认同感一旦成形,群体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变成它们相互冲突的根源

  记者:我们讨论分蛋糕和做蛋糕,实质上是讨论公平和效率的问题。那么,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否公平?

  王绍光:回顾战后60年,在头30年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民族解放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连西方国家也在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其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造,引入社会主义因素。后30年,风向陡转,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全世界大行其道的是新自由主义。30年过后,人们才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十分不平等了。

  这种不平等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和国家内部。以中国为例,改革初期,不管是城市内部还是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差异都不大。而到本世纪初,农村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35,城市的基尼系数也超过了0.3。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其它转型国家相比,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速度实在有点太快。在131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排在第90位。

  记者: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不平等程度有所扩大不一定是坏事,反而有利于调动人们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王绍光:改革初期曾对“平均主义”进行过批判,后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着眼于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此,改革导致收入和其它方面的差距扩大,在所难免。问题是在纠正“平均主义”倾向方面中国是否走过了头?

  记者:要研究不平等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平等。那么,究竟什么是平等?

  王绍光:自从18世纪末法国革命以来,平等一直是世界上很多人追求的理想之一。“平等”看似一个简单的概念,实际上,不同人所说的“平等”意思可能千差万别、甚至完全不同。平等是个复杂的多面体,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观察它,难免失真。

  谈平等,首先涉及到平等的主体问题。平等的主体既可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人的群体。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社会的同质性和信息的可获取性很高,平等的主体应该是单个的人。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群体之间的平等也许比个人之间的平等更受关注。这是因为,群体往往被内部成员和旁观者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认同感。认同感一旦成形,群体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变成它们相互冲突的根源。例如,在卢旺达,比利时殖民者曾对胡图族与图西族分而治之,并故意造成两族之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对中国整体而言,最重要的群体差别恐怕是地区差别、民族差别、城乡差别、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差别、性别差别以及阶级阶层差别。收入分配,在现阶段可以实行罗尔斯原则,即能平等分配则尽量平等分配;如果某种不平等分配对最底层民众更为有利,也可以接受这种不平等。在这方面,重庆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记者:关于平等的主体,并没有太大分歧。分析和评估平等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什么东西的平等”。

  王绍光:平等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尊严的平等,人应该享受同样的关怀和尊严。二,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要求所有的社会地位对所有人开放,反对任何基于种族、民族、性别、出身地、宗教信仰的歧视,信奉什么人得到什么地位应看他们的能耐和努力程度。与僵硬的身份等级制相比,机会平等思想的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即使消除了限制机会平等的所有法律障碍,结果方面不平等也不会消失。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的美国如此,1990年代消除种族隔离后的南非亦如此。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比欧洲国家大,也就是说,美国机会的分布比欧洲国家更平等,但与此同时,美国又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更不平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般所说的“机会平等”只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家庭背景和自然禀赋方面的差异使孩童并不是处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开始人生的道路;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和自己积累的人力资本(教育和训练)、文化资本(品味与谈吐)和社会资本(关系网络的宽度、厚度和密度)又会影响自己追逐人生目标的历程。

  在过去几十年里,学者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实质机会平等理论。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大前提,即在某些关键领域,结果必须平等,只有这些领域的结果平等了,人们在机会上才真正平等。

  三,收入的平等。绝大多数关于不平等的研究都聚焦在货币收入的分配上。认为钱越多,预算许可的范围越宽,人们的自由度越大。现在网民谈的都是“让工资飞”。这种言论存在有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它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税前收入上,忽略了税收的影响。另一方面,多数对收入分配的研究没有考虑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支出对最终分配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包括诸如退休金、失业救济金、伤残救济金等种种收益。

  仅仅盯在工资上是不够的,应该让公共消费飞起来。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仅仅靠提高私人的收入和私人的消费水平,不利于改善社会的福利。在这个阶段,政府应该拿出钱来,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领域,促进公共消费增长。公共消费起来了,老百姓花钱的地方少了,钱包自然就会鼓起来。此外,理论界还有资产的平等、权利的平等、资源的平等、福利的平等、能力的平等、参与的平等,等等。

  记者:在讨论平等分配的准则时,政治理论家们往往针锋相对。对政策制订者来说,如何把握这些准则?

  王绍光:政策制订者没有必要拘泥一家之言,相反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博采各家之精华。我认为,在基本权利的领域,应实行绝对平等原则。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管是男是女、出生在乡下还是城里、居住在东部还是西部,他们都应享受同样的权利、履行同样的义务。

  此外,政府有责任保障每位公民形成基本能力和得到基本保障。基本能力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基本保健,一是九年义务教育。没有基本保健,孩子可能夭折,活下来也缺乏必要的体能和体力;没有基础教育,在日益依赖知识的今天就等于丧失了市场竞争能力。基本保障包括失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为最底层的民众提供最起码的经济安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04年的各国经济安全状况的评估,中国排在四级中的最低一级。提高普通民众的经济安全感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在现阶段,中国可以实行罗尔斯原则,即能平等分配则尽量平等分配;如果某种不平等分配对最底层民众更为有利,也可以接受这种不平等。罗尔斯没有明确说“最底层”有多大范围。我认为,这个范围不能过窄或过宽,以底层20%为准。

  在这方面,重庆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譬如,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建设、微型企业扶持政策,都是采用了“罗尔斯原则”,更关注于最底层民众的利益。

  我国目前的再分配机制问题很多。无论是救济性再分配、补偿性再分配、还是保险性再分配,着眼点都放在城镇居民身上,基本上忽略了农村居民。为了实现长治久安,中国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再分配机制,为大多数人提供收入保障,使之不会因失业、患病、年迈而陷入贫困。

 

 

 

发件人:"继绳 杨" <y13651018000@yahoo.com.cn>  2011-01-12 18:31:3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回复: 杨继绳问候 大军:看到了你不少文章,很好。很难见面了,发上一篇近作,请批评。杨继绳,

中国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我看“中国模式”

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 杨继绳

2011,1,

    内容提要:现在流行的“中国模式”论包括几个要点: 一,肯定和赞扬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二,肯定和赞扬改革前的三十年;三,主张中央集权和“大政府”,肯定“威权体制”;四,排斥现代民主制度,否定普世价值;五,否定“五四运动”以来对皇权专制的批判,掀起了最新一轮尊孔高潮。

    “中国模式”全面肯定了中国的现状。而中国的现状就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这种模式已经蜕变为“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已经走入了困境。建立“宪政治民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走出困境之路。

    关键词:中国模式 权力市场经济 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模式”,这是当今的一个热门话题。什么是“中国模式”?提出“中国模式”的目的何在?它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试着对这些问题作一探求。

什么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最早来自外国,来自经济学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持续30年以9.8%的速度增长。中国从改革前的人均国民总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人均突破2000美元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入门的门槛,排名由第175位上升到第129位。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估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和美国的经济差距也在逐年缩小。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商品十分匮乏的国家。而现在,中国的钢铁、汽车、造船、水泥、发电装机容量、原煤、化肥、棉布、洗衣机、电冰箱、空调、彩电等21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 改革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员,现在货物进出口量世界排名第三位,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也是最受欢迎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令国外经济学家刮目相看。“中国模式”由此而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那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以如此强劲的步调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模式”具有启示性。在最近一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反而得到了快速发展。因此,“中国模式”的说法传播更广。不过,在经济学家的眼中,“模式”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案例。如最近风行“印度模式”,因为印度近十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为7%-9%,今后几年可能要超过中国。“印度模式”不同于“中国模式”:中国以加工业为主,是“世界工厂”,印度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50%,是“世界办公室”;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大,印度内需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政府主导,印度经济由市场主导。 我们很熟悉外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称赞。其实,称赞印度经济的评论也不少。

    然而,到政治评论家那里,它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他的新著《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中对“中国模式”作出了解释。他认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不太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于是也就不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收益。”

    1980年代以《大趋势》一书而闻名中国的奈斯比特,在他的新作《中国大趋势》中认为“中国模式”是“纵向民主”。即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这与西方的“横向民主”截然不同。“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

    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政府的理念和对西方式民主理念的回避”。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狄忠蒲(Bruce Dickson)在一篇文章里也认为“为了保证这些增长政策的实施并限制对平等和社会福利的需求,威权统治是必要的。”

    这些外国人不可能在短期内了解中国。读他们的著作会发现,他们回避了中国的现实矛盾,只看到中国光鲜的表面,离中国现实有很大的距离。库恩是中国的上宾,官方为他的采访和写作创造了优越条件。他这本书的致谢名单有300多位,其中省部级官员100位以上。他访问的基本是中国政府开列的体制内人物。他没有到底层采访,从采访到写作,只用一年时间。我们不能期待从他这本匆忙写就的著作中了解真正的中国。在江泽民的提议下,奈斯比特选择“中国大趋势”这个题目。他为此组织了一个项目团队,这个团队由天津财经大学和南开大学的三位老师和20多名学生组成。学生负责资料收集。项目组搜集和摘编报纸的信息,译成英文提供给奈斯比特。项目组选择了100多个城市的报纸,大多是各地的日报。奈斯比特不要中央报纸,他认为地方报纸能够真实地反映民间情况。他认为有倾向性的《南方周末》一类的报刊没有选。他不知道,地方报纸也是官方报纸。我们当然不会期待,这种拼接、提炼官方报纸而成的《中国大趋势》能反映中国的未来趋势。

    这里还不能不介绍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看法。福山在1989年发表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然而,2009年8月底新华网发表了一篇编译过来的文章,题为《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这篇文章强调,福山肯定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福山把中国模式归结为: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是西方难以企及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二是高度的行政管理体制;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在这以后,一些研究者核对福山那篇文章的原文,发现那篇在网上流传的报道,对福山的某些言论做了脱离语境的“选择性”编译。比如,在那篇报道中有这么一段:“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在印度‘民主’模式与中国‘权威’模式之间,更多国家钟情中国,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后者代表集中和高效。”而东京大学的王前翻译的福山相关的原话是:“看到这些国家和印度那样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决策过程,很多人赞赏中国的那种权威主义所具备的比较迅速的决策能力。不过,那种权威主义的政体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为没有法治,也没有选举进行监督,所以其问责,只是面向上面即共产党和党中央,而非面向政府应该为之服务的人民。” 与福山本人有过接触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擎认为 ,福山重视中国30年来的发展经验,也发现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传统及其对亚洲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深远影响,认为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一个核心理念: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难以长期维系。

    外国人热烈讨论中国模式,中国人自己不会落后。

    2009年12月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出版。此书一问世就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作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著作。潘维也到中国设在国外的孔子学院和英国下院等地宣讲“中国模式”。潘维以《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一文为该书的总论。总论认为,“中国模式”由三个子模式构成——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潘维认为民本政治有四大支柱:一,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潘维认为,民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就已成熟,到今天则体现为“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二,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承袭于古代文官制的中国官员遴选机制是一种“绩优选拔制”。这种制度就选官标准而言,较之擅长“得民意”的竞争型选举制有更广阔的与时俱进的弹性空间。三,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潘维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领导核心”,具备这三大特性。四,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潘维认为,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中国是分工而不分权。

    “分工不分权”,在权力集中的情况下分权。那么怎样分工呢?潘维将分工体系列为十个方面:民本思想对执掌行政权力的软制衡;党政分工所形成的精致的“双行政”体系;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形成“条条”和“块块”之间的相互弹性约束;任期与年龄规定构成执政者定期交替的硬制衡;集体讨论,集体决策,但“班长”负主要责任,民主与集中相制衡;纪检、检察、法院、反贪体系等专业检察机构规范官员行为;干部异地交流和异地任职制度;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舆论监督;各政府官僚机构的不同利益视角导致均衡和决策谨慎。潘维着重谈到对司法独立的看法:“就中国的社会条件而言,党对司法的统一政治领导极为重要。无条件地讲司法独立,便有食洋不化之嫌。”
研究中国问题,中国学者比外国学者更有条件。潘维先生如果真诚地面对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凭他学贯中西的功力和建立“中国学派”的雄心,一定会取得相当高的成就。但是,细看他们的主张,不仅和库恩、奈斯比特一样,对中国现行体制全盘肯定和歌颂,还全面肯定了改革以前的30年。他说:“模式是对‘成功’之路的‘归纳’。成功在于我国以六十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偏离这个‘法宝’。”他的有些看法不无道理,但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悖中国历史和现实。他说“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价没有剥夺农民,反而比市场价更有利于农民。”中国农民同意这个结论吗?他为前三十年的多次大规模的镇压辩解,说:“共产党虽然强调‘阶级斗争’。但与西方社会不同,斗争对象并非中国社会的某个实体‘阶级’,而是局限于某类‘思想’和极少数代表这思想的‘分子’,目的是统一思想,稳固政权,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数以千万计的受害者能接受这个看法吗?他强调,“权利和责任两分。西方强调权利,中国强调责任。‘责任本位’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思想基础。”请问:一个没有权利的主体怎能承担责任?他批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说”是拿西方教条来判断中国的结论。请问:邓小平在1980年代就提出政治改革滞后,也是西方教条吗?

    潘维否定“民主与专制两分”,把皇权专制条件下的一些概念,不顾语境地搬过来,作为抵制今天民主潮流的武器。作为学者的潘维应当知道,民主和专制的对立,中外学界用汗牛充栋的著作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潘维先生怎么能不加论证,轻轻的一句话就给否定了?如果否定了“民主与专制两分”,也就否定了中外一切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潘维否定“计划和市场两分”,30年的改革不就是把计划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吗?按潘维的说法,这场改革也就没有必要了。

    综上所述,一些中外学者近年宣扬的“中国模式”包括几个要点:一,肯定和赞扬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二,肯定和赞扬改革前的30年;三,主张中央集权和“大政府”,肯定“威权体制”;四,排斥现代民主制度,否定普世价值;五,否定“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皇权专制的批判,掀起了最新一轮尊孔读经高潮。

    既然肯定和赞扬现行的政治体制,就没有必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然肯定和赞扬改革前的30年,30年的改革也就多此一举。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传统的否定,在某些个别问题上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但“五四运动”对皇权专制的批判是真正的、必不可少的启蒙。否定“五四”以来的启蒙是历史的倒退。“中国模式”论者把中国近30年的经济成就归功于权威政府,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政府更有权威,为什么经济没有出现奇迹?而近30年经济奇迹恰恰是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多年被压抑的社会活力得到了空前的迸发。“中国模式”论者主张集权政治。集权政治的成败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远见和品德。柏拉图“理想国”的国王是全智的哲学家,但人性的弱点不可能保证每一位执政者都是“哲王”。所以,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国家具有不确定性。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否定了他老师的意见。柏拉图晚年也走出了“理想国”。在亚里士多德以后,在某些国度曾多次出现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但随着时代的演进,这样的政治制度逐渐式微,选择民主制度的国家越来越多,选择专制的国家越来越少。现代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虽然它有不少缺点,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中国模式”完全否定了现代民主制度,而拿出的替代品却是集权政治制度,显然是不高明的。

    从今天对“中国模式”的歌颂,我想起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些西方著名学者对前苏联的歌颂。那时的背景是西方面临经济危机,而前苏联却“一枝独秀”。今天,西方又面临经济危机,中国又是“一枝独秀”。历史已经证明,当年歌颂前苏联的那些学者犯了历史短视症,但愿今天的学者,不要步他们的后尘。

权力市场经济不可持续

    改革三十年来,不仅经济飞速发展,政治上也有明显的进步。政治进步表现在以下方面: 1,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政治上一律平等;3,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4,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数”到集体负责制;5,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6,抛弃了、搁置了乌托邦式的理想,追求现实利益;7,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8,对世界局势的评估发生了变化,用“和平发展的时代”取代“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过去紧张的国际关系也大有改善。

    但是,中国的现状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民众对国事的参与程度很低;民意表达渠道很不通畅;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力量微弱;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司法不能独立;新闻没有自由。中国目前还是威权政治体制。

    “中国模式”全面肯定了中国的现状。而中国的现状就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这种模式已经蜕变为“权力市场经济”。在“权力市场经济”模式里,国家行政权力控制市场运行、参与市场交易。权力可以变成商品,进而变成资本;资本也可以收买公共权力为其谋利。权力和资本共同垄断和霸占重要社会资源。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很难通过勤劳和智慧来获得财富和提高社会地位。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当今一切罪恶的渊薮。今日中国公共权力的腐败已经超过社会能够忍受的限度,成为全民感到剧痛的社会癌症。

    有人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概括上述社会现象。我认为这个说法不确切。第一,“资本主义”这个说法早期在学界对它没有定论,直到20世纪之初才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也没有定论。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权贵资本主义”回避了公共权力的责任。而造成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公共权力参与市场和控制市场。所以,我认为用“权力市场经济”比较贴切。

    权力市场经济必然产生“寻租”(rent seeking)。“寻租”就是寻求“租金”的活动。什么是“租金”?现代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租金”是指由于缺乏供给弹性的差价收入。供给弹性的缺乏是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抑制了竞争,从而扩大了供求差额。通俗地说,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增加官员的干预权力,使得接近权力的人很够得到或占有“租金”的特权。经营者为了寻求租金,向官员行贿;从租金中得到利益的官员,又力求保持原有租金制度和设立新的租金制度。这样由“寻租”到“设租”,就产生了一个贪污腐败蔓延、因果相关的恶性循环。

    垄断是权力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垄断不仅扭曲了市场,也产生特权。当今的垄断主体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中央直属国有大型企业代替原有的政府工业部门进行垄断。它们获得优质资源的垄断权,如石油、电信、烟草、煤炭、航空、铁路、电力、金融、保险等。它们利用廉价的资源、资金和政府优惠政策,取得垄断利润,可以决定企业的利润分配和员工工资。他们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个高利润领域。而对民营企业却是排斥、控制和吞并。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的企业出于自身利益,通过种种形式迫使国家出台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国有企业的高管和政府官员是可以互换的,今天是政府的部长,明天可能是某大企业的董事长。而这些可以互换的高管,相当一部分是高干子弟或者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所以,今日的国有企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权贵阶层的俱乐部,是权贵者的分利集团。

    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公平交易。在这种制度下,权力至上,权力崇拜,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权力等级上。权力中心就像黑洞一样吸收社会财富。在不同权力等级上的人,不可能平等交易。有权的人和没权的人交易,权大的和权小的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甚至前者任意宰割后者。

    寻租,垄断,不公平交易,必然扩大贫富差距。一边是拥有数亿、数十亿甚至上百亿财产的超级富豪,一边是大量的贫困人口。2009年中国政府将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合二为一,贫困线定为年收入1067元,约为150美元,2009年,提高到每人每年1196元,约170美元,平均每天0.46美元。按这个标准,2009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597.1万人。 按联合国每人每日1.25美元(38美元每个月)贫困标准计算有多少贫困人口呢?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 。专家们计算的结果高于温家宝总理的这个数字。因为联合国这1.25美元指的是每天的食品消费量,而中国的贫困线是日收入。

    权力市场经济使社会不公正。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基本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权力市场经济使阶层固化。社会流动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上升的希望,可以缓和社会矛盾;社会固化,底层没有希望,社会矛盾就会尖锐。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中国社会流动很快,其中,后致性因素(主要是个人努力)的作用大于先致性因素(家庭的社会地位)。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来越大,后致性因素的作用减弱,社会阶层开始固化。过去通过上学来改变社会地位,现在没有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阶层固化不仅仅是上等阶层的阻止,还形成了一种利益机制: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干部子弟,让干部子弟升官发财→让干部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接近权力中心的干部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坐在家里,也会有人把“乌纱帽”送到手上。这种利益机制造成了社会地位的世袭。

    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势群体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从而使社会更不公平。那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很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出台就相当快。最典型的是住房改革和公车改革。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在这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和中央部委盖了大量的豪宅,以“经济适用房”(低收入家庭才有资格买)的价格卖给公务员。这种变相福利分房的情况在全国有些地方比北京更为严重。 1990年代后期有350万辆公务用车,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科研、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1998年国家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十多年没有丝毫进展。2007年全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221755辆,一辆公务用车一年费用需要20万元(购置费折旧、维修费、油费、司机工资福利等),全国为此消耗超万亿元,全国13亿人,每人平均承担公车费用798.7元。 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权力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的现状是: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当今中国面临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官民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被驾驭的资本。“仇官”和“仇富”的社会心理也由此而生。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1990年代中期以来,群体事件逐年增多。1993年8700起,1999年32000起,2000年5万起,2003年58000起,2004年骤升到74000起,2005年86000起,2006年达到90000起。2008年超过10万起。最近两年没有公布统计数据,但贵州瓮安事件、陕西陇南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安徽马鞍山事件等规模大影响广的事件都是最近两年发生的。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事件约占全部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75%以上。社会出现了不稳定,政府就致力于“维稳”。2009年中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总金额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超过国防开支,相当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的2.6倍,和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相接近。 政府花这么多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和打击老百姓到北京上访。控制上访是中央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项指标,“截访”就成了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地方政府没有这么大的精力,私人办的“保安公司”就应运而生。北京的安元鼎保安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安元鼎保安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签订合同,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他们对访民施以暴力,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恶名昭著安元鼎,却得到了官方的高度认可。2007年,他们获得了由12家单位联合授予的中国保安服务“十大影响力品牌”;2008年又被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评选为“A级安保企业”。

    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被国家吞噬。权力市场经济,继续扩大政府的权威,社会继续被压缩在政府权力之下。一个没有“社会”只有政府的国度,政府直接面对百姓,是一个刚性而脆弱的国度,也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度。不进行政治改革,用政府的力量来“维稳”是舍本逐末之举,其效果当然适得其反。

    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持续。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直接原因一是劳动者的权利得不到保证,因而劳动力价格低下;二是政府控制下的资源价格过低;三是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四是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

    由于劳动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太低 ,低劳动力价格不可持续。由于资源过度开采,资源低价格也不可持续。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指出,全世界空气最污浊的二十个城市,中国占十六个;中国河流的污染已到了可怕的程度,有70%以上的江河湖泊和90%以上的城市地下水遭到污染。中国九大湖泊有七个严重污染。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刚性约束。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不可持续。目前人民币币值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结果是出口企业利润下降;对内贬值的后果是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里外夹攻,出口企业无法生存。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变增长方式是很难的。增长方式不变,增长速度就要下降。一旦增长速度下降,失业率就会提高,企业亏损面就会扩大。目前又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通货膨胀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货币太多,二是工资上涨。1992年后,中国每年以超过23%的增长速度印刷货币。2008-2009年,全球五大货币M2同比增长了8.38%,而人民币M2增幅却高达27.59%。2009年放出了9.6万亿的天量贷款,同比几乎增长一倍。 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的趋势难以避免。
和“土地财政”相关的房地产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一次又一次反抗“暴力拆迁”的弱者自焚表明,权力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少数人靠权力致富和多数无权者被剥夺的基础上的,这种增长方式已经把老百姓逼到以死相抗的地步,再持续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和“中国模式”对现状的全面肯定相反,我在这里揭示了当前的种种危机。这些危机说明,所谓“中国模式”(即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称为权力市场经济)已经走入了困境。合乎逻辑的出路就是建立“宪政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是中国的仁人志士百余年的追求,它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能够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由于当今的资本是附庸权力的,在驾驭资本和制衡权力两个方面,制衡权力当然是主要的一面。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

新一轮反“西化”之争

    “中国模式”是最新一轮的对“西化”的批判抵制。潘维反对“迷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拆掉故宫建白宫”。其实,对“西化”的批判由来已久。

    为了挽救晚清危局,一些有眼光的人提出向西方学习,并且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为了防止西方文化解构晚清的专制制度,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坚持“体”(即专制政治制度)的不变,是当时的一项基本政治原则。“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更加激烈地批判中国皇权专制的政治传统,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同时也出现了以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名义反对“西化”的力量。此后,学习西方和反对“西化”的争论持续不断。反对“西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其共同点都是为了维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从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在体制层面和文化层面上坚持中国的传统。这对于全面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来说是个进步。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这条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和“中体西用”相对立的是“西化”(包括“欧化”、“新化”的提法),他们批评洋务派仅仅是“变事而已,非变法也”,主张在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上也学习西方。长期以来,“西化”和反对“西化”各执一端的争论不休。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又出现了“中国本位论”和“全盘西化”之争。“中国本位论”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授意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写的一篇文章中提的。其本意是维护蒋介石政权及其思想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保住清朝的“体”,“中国本位论”也没有保住蒋介石的“本位”。为什么在“西化”和反对“西化”的一轮又一轮的争论中,保守的一方总是失败呢?这是因为,反对“西化”的种种理论常常被执政当局作为维护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工具,特别是用来反对民主、维护专政的理论工具。著名哲学家艾思奇1940年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一个特殊传统。它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杀人类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走自己的路。”

    从清末到“五四”,反对“西化”的一方实际是要坚持“孔化”。那时的争论是“西化”和“孔化”之争。西方文化早就分裂出马克思主义,并且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苏联政治体制。所以,“西化”有“苏联式西化”和“欧美式西化”;“孔化”近代也分裂为传统儒学和现代儒学等多种派别。到20世纪中期,“苏联式西化”在中国占了统治地位。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一种西方文化(马列主义)打倒了,另一种西方文化(欧美式)被推到了对立面。在“苏联式西化”的过程中,倒真有一点“全盘西化”的味道。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当成封建糟粕,不停地批判孔孟之道,批判“道德继承论”,提倡“厚今薄古”(即厚马列主义之今,薄中国传统文化之古),照搬苏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苏联的教材搬进了中国的学校,连苏联的一些名词也不加翻译地拿过来了,“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等等。在大陆真正搞“全盘苏化”的时候,台湾反其道而行之,大力保持中国的传文化。直到今天,台湾比大陆更有“中国特色”。

    邓小平曾经对波兰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苏联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 1980年代中期,出现了新一轮“西化”和反对“西化”之争。这时反对“西化”的一方实际是坚持“苏联式西化”。在跨世纪年代,不是用西方文明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而是用现代民主制度代替“苏联式西化”的问题。改革3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上已经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体制还坚持苏联模式,从而使中国陷入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困境。俄国已经抛弃了苏联模式,“中国模式”论者,还珍惜人家已经抛弃的“弊帚”,再一次弹起反“西化”的高调,极力维护现存的政治体制,真是有点荒唐。今天的“中国模式”论既保卫“苏联式西化”,又保卫历次反“西化”论者坚持“孔化”。“中国模式”论者所掀起的反“西化”,只不过是近百年来反“西化”的一波新浪花。在尖锐的社会矛盾强烈呼唤政治改革的时候,在中国人十分渴望民主的时候,这一朵小浪花,能够阻挡中国民主化的巨浪吗?

 

 

发件人:"www.huxingdou.com.cn" <c2726@163.com> 2011-01-15 13:29:37 +0800 收件人: "大军网"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权贵们的核心利益

中国初步成熟的封建权贵集团

宣昶玮

2011,1

    改革三十多年后,中国终于形成了一个初步成熟的封建权贵集团。中国是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强烈对比下大大落后了的情况下进行的社会改革。这场改良运动现在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现在总结起来有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改革是想改良已有的社会的体制,努力的结果是形成了市场与权力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

    第二阶段的改革其实是在走回头路,经济是在朝逆私有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权贵经济和市场化经济相混合,权贵集团初步成熟,并有了自己的集体封建意识,他们所追求的不再是中国社会制度的改良,而是追求自身特权怎样能稳固与世袭。 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国近年来实际上已基本停止了改革,在国际场合和各种国家大型会议上,不再提“政治”这个字眼,相反却大讲特讲远景经济规划。

    第三阶段是中国的权贵集团不断遭到社会的群体反抗,近年来民间突发事件和各种维权事件风起云涌,在国际上和国内都闹得沸沸扬扬,使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

    未来的调整阶段权贵们选择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向人民让权,实行部分民主的策略;一条是以极左的方式造成民众的暂时认可,达到某种暂时的地位稳固。可是从这个集团的本性来看,改革全部停止的可能性很大。

    最近的消息,在新的一届国家权力层里,将有近二十个原来属于高官家族的子弟进入国家核心权力中心。前不久河南固始县公开选拔乡镇长,结果选出的12人中,多数是官员的子弟和亲戚;而各个地方的大大小小权力,甚至各个好的有些权利和好处的公务员岗位,都已经被官二代甚至官三代占据位置了。这些事情已经引起大学生们的关注。

   在筆者的研究报告中,笔者总结了中国的权贵集团阻挡社会进步的事实:拒绝民主进步,拒绝法制公平,阻碍人民的聪明与智慧发展,拒绝公平和平等,遏止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思想创造力。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改革阶段的权贵垄断一切的体制:这是一个集体世袭的封建政治体制,“我爸是李刚”正是很经典也很精辟的表述,只是这个封建集体世袭做得不像朝鲜那么公开和张扬。

 

 

 

发件人:"Han Gao" <gaohan2005@gmail.com> 2011-01-12 13:35:0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交流并请批评】改革开放最大失误是理论失误——论特定时空下的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实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最大失误是理论失误

——论特定时空下的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实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题中应有之义

高寒

2011,1,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已在晨钟暮鼓中完成了更替,但中国共产党曾多次信誓旦旦的“政治体制改革”,却仍在原地踏步、踯躅不前。行动的踌躇来源于思想的迷茫,思想的迷茫来源于理论的禁锢,而理论的禁锢则归根结底来源于利益的羁绊。似乎,中国共产党已完成了它的世代交替,红旗下诞生的一代,已全面接班上位了。然而,他们究竟是“红二代”,还是“封二代”?习近平、李克强、薄熙来们,究竟是要站在毛邓的肩上,采两端之长,继承毛邓而又超越毛邓;还是要新瓶旧酒,重蹈覆辙,取两造之短,让左、右倾路线的恶果相叠加?人们在拭目以待,历史在拭目以待。

    (一)用左反右,反不了右;用右批左,批不倒左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大体上可分为毛泽东路线的前三十年和邓小平路线的后三十年。今天无论站在何种立场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出来的这样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在其最终形成的初始阶段,都曾分别在相当程度上,是激发起了国人新的希望的。

    毋庸讳言,邓路线是在毛路线的长期压抑中酝酿、挣扎、抗争、成型,并最后终于以“外科手术”那样一种突变的形式而迸发出来的。邓路线登台后,毛路线得以终止。自此,邓路线便在中国大地上扬眉吐气、任意挥洒,就像前三十年,毛路线曾在中国大地上意气风发、尽情挥洒一样。

    如果说,在中共十二大时,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治国参照系,还仅有着毛路线的话,那么到了十八大时,在中国共产党的“红二代”面前,就同时摆放着毛路线和邓路线这样两个比较完备的一左一右参照系了:它们分别的发生、发展、鼎盛与衰败;他们分别的成功、徘徊、经验和教训。

    毛路线以反右见长,邓路线以反左起步。但仔细比较一下这两条路线,却不难发现,其实二者往往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互相惩罚,又互相补充的。当年好高骛远的毛路线一路反右下来,恰好为低调务实的邓路线奠定了党内外民意基础;同样,今天实用主义的邓路线发展到极致,也正在为理想挂帅的毛路线重新崛起创造着前提。

    由此可见,用左反右,反不了右;用右批左,也批不倒左。历史已经证明、并还在继续证明:无论从毛泽东当年火药味十足的反右,还是从邓小平后来刀光剑影的剿左,统统都解决不了问题。不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来彻底解决夺取政权后,一直困扰着中国共产党多年的“不左就右,不右就左”这个大难题,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直面回应那个至今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中国共产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便无从疏解体制内外的压力和危机了。

    (二)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理论的失误

    事实上,今天邓小平路线的继任者,无论是面对自由派“普世价值”、“人权高于主权”的挑战,还是面对左派“修正主义篡权”、“资本主义复辟”的问罪,均处于穷于应付的被动守势。现实与理论的严重脱节、扭曲、对立、乃至颠倒,使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尽管物质文明这一块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精神文明这一块上,则可说是一败涂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全民无基本共识、国家无核心价值,……。而这一切,均出于中共至今无以对自己的经济、政治行为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无以在这种理论说明的基础上构建起国家的凝聚力。由薄熙来发起的“唱读讲传”,尽管有此良苦用心,但这种东施效颦的回光返照,因其号错了脉、找错了病根,故不仅治不了本,甚至连治标也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改革派的最大失误,是理论的失误。即它没能把改革开放的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坚实基础之上,没能用唯物史观之历史必然性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大踏步地向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作战略性“撤退”做出理直气壮的解释或辩护。如此一来,他们就只好迫于惯性,被拖入了某种似乎“说不清、理还乱”的传统理论陷阱。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就是两个典型。

    邓小平为了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来救东方完全不够格的、打引号的“社会主义”,就硬要将资本主义给打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这样一来,他既亵渎了真资格的资本主义,也亵渎了真资格的社会主义——前一个亵渎,误导出幼稚的中国左派猛批“资本主义”,尽管是无的放矢;后一个亵渎,又误导出同样幼稚的中国右派猛批“社会主义”,尽管同样是无的放矢。

    当中共改革派一再表白、反复强调自己是在干“社会主义”时,其申辩的大前提就是:你已事先无条件地接受和认可了挑战者所预设的价值准则——“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坏”——之不言而喻。然而,这个价值准则,难道不正是我们前三十年全部行为的圭臬吗?如果它真是那么“不言而喻”,那这后三十年不就是白干了吗?于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是“白干”或没有“白干”,一班官方秀才便都卯足劲头去证明这改革开放就是符合那个准则、遵循那个准则的。即使理论与现实完全扭曲,书本与实际完全颠倒,仍百折不挠、前仆后继。

    迄今为止,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没见有任何一个人公开站出来,对中国官方所必需循规蹈矩的这个“社好资坏”大前提、对这个或隐或显的价值禁忌、尤其是对它的“不言而喻”、“不容争辩”本身,作出过任何怀疑、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质疑。

    然而试问,难道这“社会主义好”与“资本主义坏”,是没有时空限制的吗?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吗?难道这世界上还真有着超越时空的价值标准吗?从而,难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究竟是干社会主义还是干资本主义,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吗?是可以根据自己心目中的既定“善恶好坏”价值准则而自如地去作出选择、自如地去加以设计的吗?总之,难道这“社会主义”就是无条件、超时空的“善”,而那“资本主义”就是无条件、超时空的 “恶”吗?难道当有人用超越时空的“人权”价值观向你发起挑战,那你就只会用另一种超越时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去回应吗?最后,当社会主义“优越性”都已经超越时空了,那它还是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吗?

    然而,这样的发问,却只有基于历史唯物论才可能提出来,只有基于科学社会主义才可能提出来。一句话,只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可能提出来。设想一下吧:如果当年邓小平麾下的秀才们能如此这般地向胡乔木、邓力群们发问,邓小平还需要“不争论”吗?同理,倘若今天的中共改革派能如此这般地向“左派”们发问,中共还会惧怕所谓的“变修”、“复辟”的问罪之师吗?

    (三)实用主义的理论路线,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线

    应该说,邓小平当年还是多少已感觉到那个有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超历史、超时空的“善”“恶”、“好”“坏”观,是大有问题的。这大约与他和他的战友们长期以来,曾受到左倾路线的强力压制,从而对唱“社会主义”高调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有关。但是,他似乎又一时无法厘清这种超时空的“社好资坏”价值观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于是,才有对“姓社姓资”的“不争论”;才有他多次劝诫来访的非洲国宾“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才有他从80年到91年间竟不下 20次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才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几乎成了中共党内改革派高层的一句无奈加自嘲的口头禅。

    于是,这中共改革派除了在实践中,不断地突破那个“社好资坏”的价值禁忌之外,但却从无人在理论上直接挑战这个价值禁忌本身。相反,他们还在一切场合,忙不迭地为自己的所有行为都打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标签,从而用自己的手又去更加强化了这个对自己动辄问罪的紧箍咒。这也难怪,所谓 “社会主义好”和“资本主义坏”,作为一种基本价值观,对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它早已深入骨髓,它早已一代传一代;它的兴起已经年代久远,它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而送来。

    但是另一方面,用“只干不说”、“不争论”的方式引进资本主义,用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的方式引进资本主义,也自有其实用主义的功效。它既可将左派的理论声讨消声于无形,还可随心所欲地垄断姓“社”姓“资”的命名权。如此一来,凡是对自己有用的资本主义,譬如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等等,当然还包括所有的“中国特色”,就统统给戴上“社会主义”的高帽(只差没说出口的“社会主义的二奶……”云云);而凡是对自己的既得权力和利益构成威胁的资本主义,譬如宪政民主之类,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等等,甚至连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均统统给冠以“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加以排拒。总之,万物皆备与我,凡我之所欲,皆姓“社”,凡我之所恶,皆姓“资”。

    由此可见,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改革派,要真正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正视那个统治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价值准则:“社会主义——超时空、无条件地——好”、“资本主义——超时空、无条件地——坏”;就必须弄清,那在西方思想史上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怎样在东方的革命实践中,从科学又重新沦为了空想。因为,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空想社会主义一旦同国家政权相结合,它与封建社会主义就仅有一步之遥。如此,也才能让人痛切地醒悟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因此,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改革开放理论,正面临着一个更高层次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即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回到科学社会主义。这么一来,便再没有什么理论禁区,再没有什么历史和学说、再没有什么权威的结论,是不可以重新检阅和重新审视的了。譬如,当年列宁和考茨基、伯恩斯坦、普列汉诺夫的争论;整个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关系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执政与下野经验,今天中国共产党与各国社会党的关系,以及北欧、尤其是瑞典模式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借鉴意义,甚至,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建国以来若干问题的决议》,……,等等,等等。

    (四)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历史唯物论

    如果说,一事物与它事物的区别恰在于其质的规定性,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其他任何学说相区别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是的,“马克思主义有着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多年来,人们一直这么说,也一直这么写;导师这么讲,学生也这么背。诚然,它导源于列宁1813年的一篇短文。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关系是板块式的并列吗?如果是,那么,你就或者得承认: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学或政治学的任何一个结论过时了,那马克思主义也就过时了;或者得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结论都万古不变、形同教条。二者必居其一。

    我们知道,在任何门类的学科中,都有其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分。而在应用科学中,还可以分出诸如设计学、工程学、工艺学,……等等操作门类来。同时我们还知道,修改工艺不等于否定工程;修改工程不等于否定设计。而设计上出了错误,并不能直接就等同于设计学本身出了问题,更何况,即使设计学乃至整个应用科学都出了毛病,那也不见得就要推翻其赖以存在的基础科学。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就不在于他的应用科学部分,而在于它的基础科学部分,在于它的质的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历史唯物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历史唯物论在政治学中的应用。而作为应用科学,它们的任何论断和结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以特定的时间、空间为转移的。而唯有历史唯物论,才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其它形形色色的学说区分开来,也只有历史唯物论被证伪了,马克思主义才谈得上被证伪。由此可见,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唯物论,也只有历史唯物论,才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因此,任何号称要打倒马克思主义的英雄豪杰,你要打倒马克思主义,你就必须得打倒这个历史唯物论!你要证伪马克思主义,你就必须得证伪这个历史唯物论。同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首先得坚持这个历史唯物论,要捍卫马克思主义,就首先得捍卫这个历史唯物论。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又称唯物史观,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块巨大丰碑。它在人文社科领域,迄今仍是一座无人超越的巅峰。正因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基石,故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原理,都惟有用唯物史观才可能给予正确的阐明;也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有关政治学或经济学的任何结论,才可能获得正确的理解。因此,从这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这么说,凡是离开唯物史观而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理论、任何结论、乃至任何提法与字眼,包括诸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诸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诸如剩余价值、资产阶级法权、私有制或公有制,……,就统统与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无缘了。

    于是,只要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峰巅上去俯瞰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去审视那个纠缠了中国共产党大半辈子的“两条道路斗争”,去回顾国际共运中的风风雨雨,你就会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解放感:谁说共产党人就不能干资本主义?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共产党人还就不能不去干资本主义;从而在今天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应当理直气壮地、甩开膀子地大干资本主义:不仅引进资本主义的市场,而且引进资本主义的宪政!

    或问:“不干社会主义还是共产党人吗?”答曰:“不讲唯物史观能是共产党人吗?”

    在这里,问者的的提问中隐含着这样的前提:“共产党是在任何时空都干社会主义的党”;“凡共产党必须在任何时空都得干社会主义”。而答者的前提则是:“共产党在任何时空都必须遵循历史唯物论、顺应历史必然性,引领历史潮流”;“共产党人必须首先立足于现实的历史发展阶段,才谈得上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推进”。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无产阶级性是寓于其严整的科学世界观之中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着一个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截然不同的历史任务:只有今天发展资本主义,才可能明天建设社会主义;只有首先支持资产阶级革命,才谈得上未来干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明,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更不可能在一个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的传统自然经济基础上,平地一声春雷地蹦出来。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明只能在充分发育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借助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可能孕育和发生。因此,任何拒绝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事实上,就统统是封建社会主义,即一种低于历史发展阶段的过时的人类文明。

    如果说,毛路线的前三十年,是全面抵制资本主义文明的三十年,那么,邓路线的后三十年,则是抵制资本主义宪政文明的三十年。前者,造就出一个贫穷、落伍的中国,而后者,则产生出一个畸形、腐败的中国。尽管两条路线曾斗得你死我活,但二者却在共产党一旦掌权,就绝不分权、绝不让权这一点上,是息息相通、同气相求的。由此可见,要正视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那就不仅要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还必须得搞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而要搞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就一定得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而要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共产党就得首先分权和让权,甚至准备面对民选而下台。而中国共产党也只有在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制的环境中,才可能割掉自己那根深蒂固的小农-封建社会主义的尾巴,才可能与封建世袭专制利益集团切割,才可能重新代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阶级的利益、获得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而重新赢得政权,也才可能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地告别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情怀,回归为一个真正的、合格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五)第二次思想解放,回到马克思主义

    其实,这个“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的论断,决非新论。请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 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封建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再请看十月革命之前,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的论述吧:“请那些因为人们抱定自觉的 ‘目的’,以一定的理想为指南,而主张把社会进化从自然史进化中划分出来的主观主义先生们注意:……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进化看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经过其它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梦呓之谈的。……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因此……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列宁《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觉悟的工人……知道,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它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列宁《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像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 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 ” (列宁《国家与革命》)

    ……

    习近平、薄熙来们:你们应当清楚,你们之登上权位或富可敌国,不是因为你们自己的奋斗而是因为你们父辈的奋斗,尽管老一代共产党人几乎无一人是为了自己个人及家庭的升官发财而投身革命的。然而,革命异化了,革命政权异化了,革命的家庭也异化了。这种异化就发生在“打江山、坐江山”这种被中国造反农民数千年视为天经地义的逻辑上。尽管你们的接班较之金正日有着五十步笑百步的宽慰,但这种政治文明之鲜明的封建印记,却是有目共睹的。

    不过,如果你们有自知之明又审时度势,世界当代史中有两个人却可以成为你们的榜样:一个是西班牙大独裁者弗朗哥为自己的挑选的接班人卡洛斯王子,一个则是被你们打败、但却先于你们而成功转型的国民党官二代蒋经国。

    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你们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有着亲历和感受,甚至也曾与中共残酷的党内斗争共同着命运而被抛到过社会的底层。加之,知识、信息、视野、阅历,也大不同于打天下的上一代,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红二代”,是有可能站在毛邓既成功又失败的双肩上,继承毛邓,又超越毛邓,从而成为让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的新一代。

    当年中共打天下时,由苏维埃革命退回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即由那种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主义革命,退回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次大飞跃。可这是以红区损失80%,白区损失100%这种几乎灭顶之灾的惨痛代价换来的。此后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成功,就是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完成的。

    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已经吃过左倾的苦头,也开始尝到右倾的苦头了。大面积的病入膏肓的腐败,已经和正在动摇国本。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新时代的“红区损失80%,白区损失100%”。中共的新一代领导人,若再不临危思变、弃旧图新,改弦易辙,中共的江山,恐将要在你们的手上,上演“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了。而习近平所说的“权为民所赋”,如果不最终落实到国家政治制度上,即使你有着100%善良的动机,那也不过是一句漂亮的空话加残酷的讽刺而已。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拨巨款设立的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中国数百个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院系,竟无一个课题去研究如何将改革开放的基础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基点上,竟无一个科系去研究“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这一重大战略性课题,竟然无人得出“特定时空下的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实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突破性的结论。更有甚者,整个中国的理论界,均没有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分权、放权中继续执政、如何在民主转型中通过选举而继续保有政权,作为一个重要的、前瞻的重大战略课题来研究。如此下去,没有远虑,必有近忧。这种国家战略理论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的万马齐喑、投上所好、言不及义与粉饰现状,实无异于作茧自缚。它将使中国共产党在日后被迫面临的制度转型危机中,穷于应付、进退失据、临渴掘井、甚至惊惶失措。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毛的三十年,还是邓的三十年,都是我中华民族在探索建立一种理想社会的艰难跋涉中,所难以避免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必经之路。中国共产党当年能打下天下,是靠彻底清理和排除了左、右倾的干扰之后,才最终走上坦途的。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已经有了六十年执政史的中国共产党,从而中共的新一代领导人,今天要治理天下,也惟有找到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才可能真正吸取左倾和右倾的经验教训;也才可能在历经了“正、反”两个历史阶段之后,于更高的认识层次和实践层次,去升华并矫正毛的理想主义与邓的实用主义政治遗产中那些积极和闪光的成分,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去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合”的新时期。

    完成于2011年1月1日,

    (注:此文为作者为民主社会主义论坛撰写的2011年元旦社论:http://www.dscn8.info/thread-2168-1-1.html)

 

 



发件人:"yhytrans" <yhytrans@163.com> 2011-01-13 22:07:0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尹宏毅文章

依然是中国心

尹宏毅

    各位网友,大家好!又是一年过去了,今天看到老前辈资中筠阿姨在大军网站发表的文章,很想说几句。

    我和阿姨的不同意见,正如我们伟大的诗人杜甫所写:“国破山河在……”。虽然我并不赞同中国目前的种种现象,但我并不那么惧怕发生动乱的可能性。美国人就说,他们的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一定的混乱(chaos)。”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好处之一就是,人人都受金钱驱动,结果就是,一条街道上发生激烈枪战,而邻近一条街上商家照常营业,工厂照样运转。这就不同于文革时期,人人都在“斗私批修”,打派仗。

    西方人喜欢说:“The brave new world…”(美丽的新世界),暗含一种对现代社会的讽刺。讽刺归讽刺,这个“brave”我想也暗含了这个世界“勇往直前”的意思。它就是在加速度。你越觉得它不行了,它越有活力,尽管它确切地讲正在走向何方无人知晓。它就是在创造着自己未知的奇迹。前些年不是有小说叫做《过把瘾就死》吗?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

    1988年,美国电视就说:“Red stands for weapons.”(红色代表武器。)我问问大家,我们中国的问题症结何在?我看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共产党和民运、法轮功、台独、美国分得太清。你看现在大家都搞红色,中国有红色宣传窜、红色旅游、红歌会,美国有红色州。小布什的红色情结不必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差。我们以往的问题就是,你是你,我是我,结果你越骂,我越死硬。我越骂,你越疯狂。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机会:搞一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对于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难道不是大有裨益吗?

    其实,1988年我去美国。他们在中英两种文字上搞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道说我们中国人的智慧真的不如美国人,或者不如他们的“超级电脑”吗?所以我说,大家想开一点,相互多交流,多沟通。我们的民族一定会和人类共享美好的未来。

 

 



发件人:"中工(共)北京市委" <zggrgcdbj@163.com> 2011-01-12 14:49:11 +0800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建言献策函【建字第22号】规范国保民警行为的建议

规范公安系统国保民警行为 保护干部群众切身利益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建言献策函【中工建字第22号】

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暨胡锦涛总书记,

亲爱的同志们:

    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同志1月6日在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大走访”开门评警活动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要进一步提升执法理念,树立公安机关既是执法部门,也是群众工作部门的理念;公安民警既是执法工作者,也是群众工作者的理念,敞开大门访民意,敞开心扉听民声,主动征求群众意见、自觉接受群众评议与监督,努力提高公安机关服务群众的水平,树立公安队伍良好形象,推动公安事业长远发展进步。

    与孟建柱同志的要求相比,我们发现一些国保民警的言行却难以让人恭维。根据群众强烈反映:某些国保民警的个人素质低下,行为涉嫌违宪、违法,工作作风粗暴野蛮,目无法纪,无法无天,动辄威胁恐吓,甚至不惜挑拨公民夫妻关系,威胁亲属,蓄意制造家庭分裂,严重干扰了干部群众的正常生活。这些人明明不懂法律,却到处打着“政府”的旗号,穿着便衣开着无牌的旧车,唬人恫吓,滥用公共资源,浪费国家维安资金,甚至公开扬言:“国保就是不受法律限制,可以随便抓人捕人的。”他们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严重破坏了各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不齿,老百姓纷纷斥责这些人的行为像国民党反动派特务。

    举例: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同志因参加纪念毛主席的会议,其子女就受到国保民警的无端骚扰,他们扬言要把老人在深圳当公司老总的儿子免职调离,严重影响了老人家的身心健康和家人的安全。《还清白于毛泽东》作者、离休老干部、著名学者张宏志也经常受到当地国保民警骚扰盯梢。中共天津市委党校退休研究员李振城因宣传毛泽东思想,常被国保民警骚扰跟踪,并对其亲属进行恫吓、威胁,在他到北京出席纪念《鞍钢宪法》诞生50周年纪念活动的前一晚半夜,竟从宾馆被“请”到派出所待了一个晚上。陕西省西安市法律工作者赵东民因替工人群众维权,被当地国保民警诱捕超期羁押,不让探监;在其妻因此抑郁而亡前后,国保民警竟然残忍地不让其探视见妻子最后一面。纪录片《保卫钓鱼岛》摄制组拍摄人员曾受到一些国保民警的监视、跟踪和拷打。此类例子繁若晨星,无需一一枚举。

    这些人打着“政府”的旗号,肆意践踏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无端被剥夺,败坏的是国家的声誉,失去的是民间的信任,丢掉的是中国共产党曾经充足拥有的人心啊!这些精神损失是无法用金钱和物质来弥补的,长此以往其后果必然是要由国家来埋单的;这甚至是将来可能发生社会动乱的直接诱因之一。一切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志士仁人都为此而担忧。

    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安定团结,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受侵害,我们党郑重地向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重要建议:责成有关部门裁撤声名欠佳的国保民警编制,坚决辞退临时工,选择那些政治素养较好、文化水平较高、工作能力较强的“马天明”式的民警重新组建“群众工作部”。至于涉谍、涉特案件,国家保密局和国家安全局等部门力量已经足够,在公安部门重叠设置国保机构既是公共资源的浪费,又起不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反而有损国家形象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特别是运用现代刑侦的一些手段对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大部分爱国人士进行跟踪、窃听、威胁、拷打等,造成的是国家的资源滥用和浪费,直接伤害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情。历史上,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残酷镇压激起民变的殷鉴不远,亟需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认真汲取;国民党反动派不让人民监督,最终被人民抛弃的历史教训刻骨铭心,应该认真借鉴。毛泽东主席曾明确指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

    对于那些民愤确实很大、证据确凿的害群之马应该鼓励和奖赏人民群众运用法律武器向公安局纪委和人民检察机关举报、控告,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违纪、刑事和民事责任,问责当事人,以维护我们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的光辉形象,以支持人民群众实施公民监督。

    此议妥否?请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郑重考虑。

    今天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去世35周年的日子。周总理是人民公仆的典范、共产党人的楷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标本。他为雷锋同志的题词概括了人民公务员的基本要求:“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是激励共产党人永远保持先进性,不做背叛者的座右铭。

    让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目,纲举目张,综合平衡;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努力区分和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依法治国方略,坚决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积极宣传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紧密团结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围,万众一心,进一步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无产阶级两党依法有序监督体制,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谨致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敬礼!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主席:齐志平

    二〇一一年一月八日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1-01-20 11:17:5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editor@qstheory.com>, <dxxuebao@126.com> 标题: Re:回复: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执行主体是谁?

中国工人(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

张小鼐

2010年1月19日

    大军网上有一个中国工人党的文章,是什么党?最近也收到什么中共工人党之类的东西,还与中共执政党称兄弟党,我希望社会关注此事!记得张全景先生任职中共组织部领导时,曾代表中共就中国是否可自由成立政党问题答记者问时就指出过,中国的宪法规定,没有反对党的合法权力(利);即是如此,这些所谓的党派并不合法,他们虽有言论自由,但如以非法组织名义,就违法而不是言论自由之事,所以大军网对此要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法治态度,中国没有这个自由,这些党派也不为社会所能接受,不具政党条件,并不为全社会所承认,我们要有法律意识。

    中国曾经有过200多个政党,后来为什么会消失?在历史上又有什么影响?解决什么问题?难道还不清楚吗!当然,现今中国社会要有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及合理合法的平台(大军网就被社会所认同之一吧);所谓环境是法治的法制化环境,全国人大面临着适用社会发展要求的法制重任,同时还有一个中国社会法治基础的大事,这即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相适用,但中国国体和政治体制是成功的,只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需要,使政治体制以适用法治的法制化要求,这就要相应改变过去权力政治下造成不相适应的情况,如党权与法权的一致性,权力与权利的一致性,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正确领导其一致性等。

    我提出过政治改革势在必行;中共作为执政党要有先发制人之举,先声夺人,不给权谋者以机会,防止坏人和个人野心家篡位。换句话说,也是中共自身的革命,或自我革命,革自己的命。有人认为不可能,非也!要生存就必须变革,这是一次新的长征。使党权走向法权去,改变历史传统,中共一定会要完成的,但必须是以稳定求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这将是一个逐步提高、完善,不断推进地历史过程。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决非一蹴而就之事,其中包括在中国重建个人所有制,肯定的是中国还有一个民众和社会参与的修宪。这是我的看法。

    不知张全景先生近况如何?我们看到他退休后仍活跃于一些政治论坛上;却不知大家是否有此感觉:现在那些公开以什么党什么党自称者,几乎都是高举派,正是打着马列毛为旗号,自称代表毛派马派等,他们代表了吗?能代表吗?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到很想张老等人能出来说话,我很想知道如张全景先生等人对此的看法。有人在向社会发难!向共和国发难!向中共党发难!向人民发难!他们就代表他们自己。决不能让他们得逞!问题在思想理论上!我们一定要有正确地思想理论,克服过去革命斗争时期思想理论的缺陷,在政治上以正确地思想理论根本上解决问题。老百姓是要中共党的领导的!没有中共党的领导作用,国家就会分裂,天下大乱!老百姓就会民不聊生,民众是决不会答应的!

    中国不搞多党制,因为中国本来就是多党制;中国不搞反对党,因为中国民众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反对党并不代表任何民众;同时中共党和民主党派始终都是开放的,欢迎所有接受其政治纲领者参加,中国是走向于民主,走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西法必须中国化!中国化即事实求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成功地进行改革开放,改变着历史,改变着社会,把中国推向胜利,推向全球事业。所以我们要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总结中共党90年的基本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在理论上站住脚;大军网与很多仁人志士亦在作出贡献。

    对于极左与极右,我认为要历史地认识,首先从思想根基上着手,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里我个人想借此机会指出的是,我们的国家是经过革命战争的急风暴雨下成立的,所以对历史的认识上是根本所在。过去的公有制造成现在的困境,亦只有从对过去历史的正确认识上来对完成极左与极右的非理性纠正。历史具体而言就是人的直接活动——为历史记录的创造着历史的人——他们又是都被历史大写过的人。我曾写过几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反对高举派,同时认为毛已为历史,必须有深刻地清醒认识,一些中共党史专家想避讳于毛而谈中共党史,这不是事实求是,对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社会主义等,我看如果说改革开放进入新的30年的话,这就是我们必须认识地理论根本课题了。

    说来话长,就此打住,此致敬礼!张小鼐即日。
 

 


发件人:"包律师" <5itax@163.com>  2011-01-14 16:31:38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先生"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中国文化的另一个侧面

    仲先生:前几天看了一部美国产的动画片《功夫熊猫》,看完后很是尴尬,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很令人深思,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该放在博物馆,提供了一个视点。

《功夫熊猫》让中国人尴尬

包向宇

    中国元素,美国的故事。

    一只丑陋的好做梦的熊猫阿宝让中国人好尴尬。梦工厂的《功夫熊猫》用动画片的形式,和中国人开了一个美国式的玩笑。熊猫一直被中国政府当作美好的象征送给这个,送给那个做为政治礼物。乐观的美国人把熊猫阿宝送到了它的故乡,而且以一个拯救家乡、与邪恶英勇作战的民族英雄形象出现。它的靓丽的色彩、轻松的剧情让很多中国的孩子喜爱,中国元素,美国的故事。这些普通的中国原材料加工成视觉盛宴,并能让中国人喜爱,这就是轻松的美国人的玩笑,让那些民族主义者们倍感尴尬。

    “我们是做面条的,血管里流的是面汤”

    熊猫阿宝是一个普通人,一个面条店的老板的儿子,他的头戴线团的爸爸给他设计了一条完美、安稳的中国式的人生之路。接管祖传小店,保守祖传仙汤秘方,继续祖辈密秘传下来的手艺和名声,过好自己的生活。可是阿宝与别的孩子一样,有着童年的幻想,对虚幻传说的故事着迷,在梦里,把自己幻想成一位替天行道、仗义疏财的中国式的侠客。窗前摆着偶像,墙上挂着传说中的画像,手里有着传说中的飞镖,每天起床要练一练将来可以无敌的技术,争当天下第一。

    可是在廉价的梦想也要付出成本的,虽然贵为熊猫也要自谋其力,要帮爸爸打点面条店,和爸爸一起卖面条来维持着自己的梦想。爸爸的教导是:“我们是做面条的,我们的血管里流的是面汤”。可是,这些不能泯灭阿宝的构想,怀着童年的梦想的它,还是想看看神龙大侠的模样。可是大腹便便的阿宝没能赶上比武大赛的前半场,幸好中国历史上有最原始的火箭---飞天神鸦可以派上用场了,阿宝并没有被炸得粉碎,首次完成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虽然着陆的姿势不太雅观,但时间和地点都很正确。中国传说中的飞龙大侠就是这样从天而降,并得到了德高望重的老龟的认可。老龟力排众议、专断地任命这样一个要挽救众生的英雄。这样的结果令一直办辅导班的师傅无法接受,那些一直接受传统的教育的成员更无法接受,人家都正正宗门派练了多年了,又得名师指导,花了那么多钱和时间,怎么还不如这个卖面条的肥肥的熊猫吗?所谓的盖世5侠也只是京剧武生的水平,只能舞台上摆摆姿势,这个教育体制真是中看不中用!!

    教育内生的邪恶

    而反面人物--“官二代”大龙,恰恰是正统教育体制产生的一个怪物。他和师傅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是全国武术总教头--师傅收养的弃儿,他不仅仅是师傅的得意的门生,他们有着父子的养育之情。师傅倾注了全部的对功夫的热情和个人的全部感情。而在师傅的期待中,不懈追求着成为神龙大侠的幻想,成就养父/师傅的期待,也是练武者的最高境界。在这也残酷竞争社会中,要得到的个人名利的最高境界。谁还在乎代价呢?不计后果的追求最高的境界,掌握那空白的秘笈,他不择手段,将亲情、别人的生命置于脑后,所有的人和物都是垫脚石,两眼只有自己的目标。它正是中国皇位的象征。神龙秘笈如同上天的任命诏书,皇帝的玉玺一样,是极端的权力,也是一种极端暴力的象征。掌握这种暴力的人,除了毁灭还能干什么呢?到了战斗的最后阶段,他仍然相信是神龙秘笈给了肥肥的熊猫功力,他的信心就此动摇,他的斗志就此失去了,就这样被一只卖面条的熊猫阿宝打败了。而做为始作俑者---师傅,他的智慧的双眼被愚蠢的情感所蒙蔽,看不到大龙的阴暗的内心,独断专行的师傅亲手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而无法自拨。中国人的个人感情与正义无关,往往导致最自私的结果,最后毁了自己也毁了别人,毁了社会。

    0 level

    阿宝只是来过的,打酱油的,他只想来看看他的梦中偶像,只是一个无辜的看热闹的普通中国人,不想承担救民水火的重任。而在中国社会,意外的收获比梦想的要大,怎么能让一个低调的、患得患失的、卖面条的、0 level的中国熊猫得到信心呢?而老龟自有他的道理:耐心的引导,精心的培育,真心的信任。他最后叮嘱师傅的是:相信别人。一个0水平的人,会成为顶级高手,那么中国的教育水平有多高呢?有多少是无用的?有多少是有益的?有多少真本事,有多少是花架势?那个传说中靠露珠和天地之气生存的神龙大侠有什么用呢?他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幻想,一种自卑,一种无知,一种依恋,一种神圣,一种崇拜,一种障碍,一种盲目,一种无知,一种停滞,一种界限,一种无奈,一种尴尬。而打败邪恶大龙的使命落在了肥肥的、行为低调的阿宝的身上,而不是盖世5侠的身上。睿智的师傅还是采纳了乌龟大师的意见,必须做点什么。传统的教育方法是来不及了,现在需要速成了,中国的师傅必竟不是斯大林式的暴君,没有把熊猫驱赶到战场上去白白送死。他在有限的时间内还是因此施教,从学生的兴趣出发,---吃。这是中国人最擅长的,很多中国人甚至将“吃”命名为一种文化而沾沾自喜。实在没有文化了,吃文化也能拿来当遮羞布。卖面条的熊猫并不愚钝,一切皆有可能,为了得到食物,由着天性自由发展的熊猫阿宝无师自通,很快从速成班毕业了,并且在实战中完美应用了所有的技能。

    nothing,普通的就是特别的

    那个引诱盖世5侠、师傅、邪恶大龙追求一世的神龙秘笈究竟是什么呢?它和面条店老板的祖传秘方一样,中国式的幽默---nothing。谁愿意相信呢?那些追求了一生的人,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师傅、盖世5侠、支撑了童年的梦想的熊猫阿宝,还有因此蹲了多年大牢的---邪恶大龙。而深知其中奥秘的老龟却得以享尽天年,像传说中的高僧一样坐化而去。留下了一堆烂摊子等着师傅去处理,四处都是无知的中国人民,在美丽如画的中国大地上逃难。师傅也不相信一身肥肉的熊猫能够胜任,但总要做点什么,多一个人来收拾烂摊子总好过自己一个人来承担责任。战前培训还是有点作用,大家都希望神龙秘笈能够帮助大熊猫完成最后的升华。真是令人绝望,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老龟和中国祖先一样给了他的虔诚的子孙们的传统玩笑--无字天书,nothing,。总想控制一切的师傅彻底绝望了,他一直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教育过程中加一些调料,如同面条店老板,神龙大侠的父亲、鸭子老板所做的一样,扭曲了自然的味道,自己和徒弟们迷失在追求完美的路上,最后自己的左脚绊住了自己的右脚。师傅不相信科班出身的的盖世5侠能够与邪恶大龙决战,保护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生存的社会,师傅自己也只好以死来表达自己的悔过之意。逃难路上的熊猫阿宝终于从祖传仙汤秘方中悟得了真谛--nothing。神龙秘笈是nothing,祖传仙汤是nothing,熊猫大侠是nothing,邪恶大龙同样是nothing,肥肥的、卖面条的熊猫阿宝不在患得患失,他有信心战胜nothing,“昨天是段历史,明天是个谜团,今天是天赐的礼物”。熊猫阿宝坚信“不要放弃”,他终究会战胜nothing,而那神勇的邪恶大龙却正是被nothing击败。

    有时间向前翻一翻中国历史,你会看到China=Nothing的例子真是不少。

 

 

 


发件人:"陈申申" <chensssh@gmail.com> 2011-01-14 09:31:27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评朱永嘉的“释革命”

    大军网编者按:朱永嘉的《释革命》一文发在本网上一期文集中。

评朱永嘉的“释革命”

上海 陈申申

2011年1月13日

   朱永嘉论革命,论来论去,还是脱不了当年四人帮写作班子的气味。说来说去就是他们那一小伙人最正确,别人都是错的。他们嘴里的革命,就是革别人的命。唯我独尊。这样的革命也只能革出文革的后果。文革的结果不应该被大家忘记吧!

    辛亥革命百年了。我们应该想一想这一百年来的问题是什么。这一百年,是革命的一百年。当年革命最彻底的党获得了政权。然后,再继续革命。就连这三十年的经济成长也是以革命党领导革命的方式在进行的。可是现在谁都能看出来,这样的做法“不可持续”。

    为什么不可持续?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原因。这种革命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准革命”,是只准自己革命,不准别人革命。只准领袖革命,不准老百姓革命。只准少数人革命,不准大多数人革命。谁一旦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就来镇压别的革命者。不让别人革命的理由是别人都是反革命,至少也是不革命的。其实,在骂别人是反革命的时候,他们自己就在做反对别人革命的事情。

    更为糟糕的是,反对他们这样做的人,也是唯我独尊的革命者。

    一批又一批这样的革命者斗来斗去,斗了一百多年了。辛亥革命一百年,就是这样的革命者相互斗争了一百年的历史。这就是中国革命这一百年来的主要问题。

    清朝政府就是这个毛病。你说他真的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吗?不是的。废科举,办新学,炼钢铁,造大船。清政府的五位大臣出洋,写出来的考察报告水准之高,今天的党政 高官有几个能达到?但是,清政府只允许自己革命,不准老百姓革命。不愿意走共和的道路,就证明了这样的执政者没有领导革命的能力。所以,被推翻了。

    其后的袁世凯还是这个毛病。你能说袁世凯不革命吗?不能。没有袁世凯,清朝皇室会退位吗?他领导的军队干别的不行,当时要镇压革命还是能做到的。辛亥革命会胜利, 连孙中山都不相信。可是真的胜利了。为什么?因为有了袁世凯的支持。可是才共和了几年,袁世凯就要自己当皇帝了。所以,又被推翻了。

    蒋介石也是如此。抗战胜利以后,“蒋委员长”的威望如日中天。可是,他要独裁。召开国大,不仅没有共产党,连民主党派也不容。这证明他也没有能力领导革命。从四五 年抗战胜利,到四九年蒋家王朝覆灭,短短几年,全中国人心大变。蒋介石,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共产党执政以后,老问题又来了。这个政权被全国人民拥护,是因为有了四九年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后来还有了宪法。当时共和的大路就在眼前了。可是,反右,庐山会议,文革,执政者都干了些什么肮脏事?一句话,还是唯我独尊。这样唯我独尊能证明你正确吗?不能。只能证明你没有领导革命的能力。当今中国的革命大业不是靠哪个神仙皇帝能够完成的。先是压制社会上的不意见,然后压制党内的不同意见。这样反对别人革命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分裂。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都和他分裂了。刘少奇,彭德怀,林彪,邓小平,几十年共同奋斗的老战友,在他的眼里都应该打倒,就不用说其他人了。毛泽东去世时,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这样分崩离析下去,革命事业的前途在哪里?

    现在的问题还是一样。反对共和,唯我独尊,已经闹到了贪官污吏满视野,权贵集团胡作非为的地步。可是,就是不愿意走上共和的道路。如此顽固下去,会有什么结果?领导革命的能力就是团结人民,实现共和的能力,而不是唯我独尊,打击异己的能力。共产党当年能够获得人民的支持,夺取政权的原因在这里,后来有那么多的失败,原因也在这里。

    我们支持革命,也要看看在支持什么样的革命。走向共和,中国才有出路。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应该醒一醒了。

 

 


发件人:L_C_colon<lxpbk@sohu.com> 2011-01-11 12:06:30 +0800收件人:L_C_colon "zdjun" <zdjun@263.net>抄送L_C_cc:标题: 在当今的体制下

在当今的体制下,强拆是永远的话题

柳祥平

    这几年,强拆几乎成了茶余饭后重要的话题。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拧开广播,都能听到有关强拆的话题。强拆,在当今中国的大江南北到处都有,什么都拆,也不管是公房还是民房;也不管是危旧房还是有历史价值古建筑、古遗址都在拆;就是近些年新建的民居或公用设施也都在拆,换一届领导换一种想法也换一种规划,都希望在这拆中干出一番新天地。

    前一阵子有报道说浙江杭州强拆国民革命遗址,江苏镇江强拆宋代粮仓遗址,一件件一桩桩,都让许许多多的民众听了痛心不已。其实在当今的体制下,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共产党人一向就有“破旧立新”、“大义灭亲”的传统,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政治信仰,父子反目,夫妻反目,砸毁一切自己认为反动腐朽的东西。现在,为了经济的“发展”,为了GDP,又有什么不敢毁的。你没见一些地方政府不顾烈士遗属反对将烈士陵园卖给开发商开发吗?你想,他们连自己“祖坟”都不在乎,都敢挖的,你这“国民革命遗址”又算什么!宋代粮仓遗址又算什么!当今的政府官员,都有着豪迈的革命精神,都想在自己领导的一方天地留下“丰功伟绩”。当今的拆迁公司、拆迁队,都有着“遇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战斗精神。可以说,除了天安门不敢拆,恐怕他们没有不敢拆的。

    要说这强拆,恐怕由来已久,但近十多年来也愈演愈烈。强拆的由头也越来越让人匪夷所思,强拆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强拆的手段也越来越恶劣。从中可看到的,不但是一些开发商的为所欲为,也可以看到一些社会黑恶势力参与其中。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明明是一些房地产开发商的商业开发,我们却也都能看到一些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的身影。他们既借助了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司法机关,及政府治下的能源行业等,也动用了警察武警城管等国家机器。他们都打着危旧房或棚户区改造的名目,擎着“造福于民”、“提升城市形象”、 “提高城市功能”或“加快城镇化建设”等等的大旗,干着的是危害于民攫取暴利的勾当。

    他们打着提升城市形象的幌子,极尽破坏之能事,眼看着数千万甚至是数亿国家财产毁于一旦丝毫没有一点心痛。许多原来地方标志性建筑在他们眼里毫不心疼,毁于一旦。如2006年10月,青岛市著名地标青岛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20年;2009年2月,曾经是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沈阳夏宫被整体爆破,只有15岁的夏宫建时投资两亿,两秒钟内变成一堆瓦砾;1999年还被评为南昌市优秀建筑,担任该爆破工程的指挥员薛峰松认为:“房子修得相当牢固,离设计寿命至少还有37年” 。如此事例,不胜枚举。而新建起来的,所谓能表现出现代城市形象的,不过是一些极尽豪华奢侈而又雷同的建筑而已。这民众看了心疼不已。

    他们打着提升城市功能的幌子,圈地卖地,获取暴利。改革开放初期的官倒,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空手套白狼,倒的是物资。现今的官倒,已不满足与倒腾物资了,房地产暴利的诱惑使他们利用权力空手套白狼,倒腾起是土地和房产了。一些地块,明明是用作商业开发,却打着公共设施改造的旗号,打着提升城市功能的旗号,用一点微薄的补偿费把原商户原居民通过威逼利诱赶到偏远的地方。而他们一倒手,即可获利数百万数千万,乃至数亿。也难怪一些地方官员一旦被曝光,那个不是身价几千万、几个亿!干着偷梁换柱的勾当。

    也有一些商户住户,敏锐地洞察了他们的伎俩而坚决不肯搬的;还有一些干脆是由于补偿不足以购买新房搬不起的,都被视作钉子户。钉子户,这个词,好 ! 妙 ! 不但能表现出这些被拆迁户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开发商的眼中钉,同时也向社会民众表示,他们是一些“不识相的”、“不讲理的”,让民众看看他们的下场,必须拔之而后快。你敢不听使唤,不拆?好!那就“对不起了!”给你停电停水,让你没法生活。白天,白道上的来软硬兼施,晚上,黑道上的恐吓胁迫。有的,干脆将你四周挖开,让你的房子成为孤岛,使你无法进出生活。数年前的那座插着国旗的孤岛大家还记忆犹新吧。

    15世纪,英国纺织业和运输业的兴起,让羊毛飞涨,一些权贵为获取暴利,圈地养羊,迫使一些农民失去了土地流离失所,史称“羊吃人”。而今中国的这些权贵们,为获取暴利,利用手中的权力圈地建房,其手段之恶劣,不亚于“羊吃人”,可以称之为“房吃人”了。

    在四川某地,房主的铺面因与开发商协商不通,晚上不敢安心锁门回家,生怕人不在把店铺毁了,便找了仲华维和李大随两个民工看店。谁曾想,晚上来了几个蒙面人,将俩看店人从被窝里拽起,将匕首架在脖子上,用胶带封住嘴后,塞入车内,拉到荒郊野外的坟滩。当两人凌晨在惊恐中几乎是赤条条地赶回店铺时,早已已成了一片废墟(四川在线2010年10月24日)。9月14日凌晨,邢台78岁的尹高诣老人和老伴刘喜梅在家睡觉,突然在十余声炮响之后,来了一帮手持棍棒光着膀子的年轻人将他们强行拉出屋,老两口光着脚丫子别摁到在地,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房屋变成废墟,而家里的冰箱电视洗衣机等家用物品都被埋在瓦砾中(2010年10月12日《燕赵都市报》)。10月15日凌晨两点,家住新乐市育才街一处临街住宅的张素英夫妇遭遇了惊险一幕:一伙不明身份的人驾驶一辆铲车,铲倒其一间房屋后扬长而去(2010年12月16日《燕赵都市报》)。

    前一阵子网上有报道说某地,一老人要做饭,发现没了酱油,便出去打酱油,回来发现房子没了。乍听以为是笑话,现在看来不是,知道了这强拆有么肆无忌惮,多么恶劣。许多建筑说他们是违章建筑,那么,他在征地建设时我们的监管单位都干什么去了?仅仅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却偏偏等他们建好了以后却成了违章建筑。而有些违章建筑不但有土地证、房产证和当地政府的规划文件。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采访报道云南昆明某区城中村花了几个亿新建的新村,一些居民刚刚装修好搬了进去,一些居民装修好还没来得及搬进去,政府部门却又要重新规划进行强拆。江苏扬州渡江西苑小区一些老百姓新买的房,许多人也是刚装修还没有住,就接到了拆迁通知。还有北京的小产权房,据说不符合房地产开发政策,也都被强拆。这些事例,我们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我每看着那些官僚执法者们指挥着轰轰隆隆的拆除设备,对着那一座座崭新的房屋痛下黑手时一脸 的“浩然正气”,深切感到这些执法者的“正气”后面暗藏着的巨大的利益驱动。由此可见,在利益面前,他们的心是何等的麻木!我不禁要问:你们的内心还有没有一点愧疚和自责!难道就一点儿不感觉心疼么?如果说违章,恐怕也是你们这些官僚执法者们违章违法在前吧。房子推到了,资财在惊人地被破坏、被浪费,你们就这样的有恃无恐,心安理得!就不怕有人来追究你们的渎职!

    我没有“物崇拜”的心里,但我认为,人应当对自然也好,对物产也好,当有一种尊敬的心情,让他们也像人一样有生命,让它能正常的“寿终正寝”。既然有了就让它合理合法地生存下去,让它合法地融入到这片土地中。只要让那些违法者无所得,追究他们的违法责任,让其他的人不再效仿,这又何尝不可呢?

    记得02年江苏常州铁本违反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违规征地,致使一部分农民无家可归露宿桥涵洞,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从那时起,强拆,也就开始进入了人们的眼睑。如果说那时的圈地还有个缘由,那么现在,许多地方圈地征地已经说不出什么缘由了,许多地方仅仅只为完成土地增减指标圈地征地,说穿了是为了土地的“待价而沽”。江苏泗洪县当地政府为完成土地增减指标,突击强拆农民住房、征用农民宅基地。由于拆迁安置补贴不够买房、建房,很多农民露宿村头,甚至住进猪圈过冬。由此可见,许多官老爷们,为了一方利益,、个人利益,疯狂的拆迁,连最起码的做人的良知恐怕都没有了,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了。

    有人说,这些执政者,这些强拆者,比强盗还坏,强盗只抢你身上的,他们不满足与你身上的,让你倾家荡产。看来,这比喻一点都不为过。有人感言,不知今昔是何年?是啊,日本人的“三光政策”也不过如此!

    自成都金牛区的唐福珍自焚事件后,国家督促各地出台了《拆迁条例》,但这并不能阻挡各地强拆事件的屡屡发生。江西宜黄的钟如田三兄弟自焚事件,还有许多诸如云南的昆明,江苏的东海,安徽的芜湖等一系列强拆事件,此起彼伏。其实网络等媒体曝光的只是当今社会的冰山一角,只是他们的强拆遇到了个别的犟人,出了人命,所以才曝了光。而各地各种形式的强拆对抗事件都不鲜见,并且与强拆形成的对抗势头越来越大。从一两人到几十人,甚至到上百人有组织的对抗都有,都被当地政府已维稳的名义压下去了。

    我们的民众那么不懂情理吗?我看不是。虽然我们也看到一些地方的公用设施改造拆迁引起纠纷的,但我们不难看到里面也包含着一些商业开发。在林林总总的征地拆迁中,我们很少看到国家大的公用设施比如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征地纠纷的。这都充分说明我们的民众是何等的通情达理!

    强拆,总是有着这样和那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是城市功能改造,就是不符合规划是违章建筑。是的,我们许多城市建筑群的功能是提升了,但我们又不难看到,它充满了趋利性,充满了铜臭味。更为可悲的是,地方人文特点在着城市功能提升中被毁得荡然无存,好像原来的人文景观就是脏乱差的标志。一个好的建筑群,讲究的是“天地人和”,讲究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建筑,讲究的就是与水土与人的和谐。

    十多年前,冯骥才等一些著名作家,看到各地兴起的热火朝天的疯狂强拆,痛心疾首,呼吁停止这种对传统文化建筑破坏性的强拆,可惜,在经济利益面前,他们的呼声太脆弱了。这种对传统文化建筑的功利性,把能眼前换钱的圈起来换钱,不能眼前换钱的毫不留情地扒掉,实在是一种短视,令人痛心疾首!如果文化大革命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次摧毁,那么,今天的房地产开发热潮,更是一次对我国历史人文空前的灭绝!

    08年我带女儿去苏州游玩。我的祖籍在江苏苏南人,但自小便随父来到西北生活,在西北长大成人。去之前,我曾多次在书中看到《观前街》的文章,心里面免不了对南方水乡街景街情有些神往,也有一丝说不出的情感。女儿也由于常在电视媒体上看到一些江南水乡的介绍,感觉美轮美奂,一听说要去苏州,更是心里直发痒。朋友们也建议,当到《观前街》看看。

    去了以后,便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千篇一律的步行街,好像全国的步行街都是按一张图纸造出来的,看不到一点儿地方人文特色,除了豪华气派的装饰,再有的就是喧嚣和噪杂,没有一点水乡的宁静和优雅,没有一点文化气息,更别谈文化底蕴了。这时,女儿也直叫:上当啦,这是什么水乡啊。

    我们一些官老爷们,一方面试图靠拆、靠破坏来抹掉上一届政府或领导人的政绩,昭彰自己的“丰功伟绩”。从另一方面,也为了获取上一级政府对自己GDP的考核,既获取个人政绩。但更多的也是为了自己在位期间穷奢极欲地享受特权带来的福利。各地不断有报道说,我们一些县镇的政府大楼就堪比美国的白宫,地市级政府大楼、官员的住宅,他们的豪奢就更难以想象了。也难怪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官员、人士到中国来,也感慨自愧不如了。而这强拆给官员们带来的个人利益,也是众人皆知的。

    一些地方政府,打着提升城市形象,提搞人民人居环境的旗号,不顾人民的承受能力,肆意对旧城旧房拆迁改造,倒使一些民众的生活陷入困境。不切合实际地对旧城旧房改造,能使人民过上好了日子了吗,我看是不能的。人在房屋消费水平方面的需求,是与他的经济收入水平相适应的。作为执政者,要想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做的是引导当地企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科学管理能力,使企业赢利能力稳步提高,从而促使企业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使民众对住房消费水平的需求,成为一种自愿自发的需求。而不顾民众的承受能力,靠执政者的主观臆想和揠苗助长式的推进,即便人们都住上了好房子,人们也无法承受这种超前的消费,人们也不会感到幸福,这无疑是一种杀鸡取卵。

    可以说。这强拆,已成为与腐败问题并列的民众最为痛恨的突出的社会问题,也成为官民之间最为突出的矛盾。这强拆,表面上看是由于国家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战略步伐与国家《物权法》出台后老百姓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的矛盾,实质上是政府人员与房地产开发商利益纠集后的必然结果。更深层地说,当今的专制当政者仍继续着沿用着封建社会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的执政理念。

    自秦皇汉武以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土地,即为皇家所有,一级又一级政府官员豪绅,也与天下苍生一样,都为皇家子民。土地的占有,除了皇家分封,都得通过交易获得。而在现代社会的土地所有体制下,这一级又一级的官员们,在当今卖官鬻爵盛行的氛围中,通过投机钻营,通过强取豪夺,不但可以得到官位爵位,得到特权,也成为一方领主,成为土地的实际占有人。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天下哪有这般好事!一级一级地方政府官员,身为一方的“封疆大吏”,不仅掌握着一方水土,也就掌握着这一方民众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一方天地民生都已成为他的个人私产,你的房子又算什么!什么古迹不古迹,遗址不遗址的!所以,在有些地方,将地方政府官员称之为一方霸主,也就一点都不为过!

    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在当政者诸如GDPD的政绩考核和加快城镇化建设等错误的的施政方略指导下,这种执政理念与无所制约个人私欲纠集到一起,也就呈现出一种无所顾忌的疯狂的掠夺态势。一级又一级的执政者之所以热衷于大兴土木,热衷于拆迁改造。也折射出我们一级又级执政者在经济管理能力上的不足,只能靠卖地来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只能靠反反复复的拆建来完成GDP的考核。更折射出执政者在“以人为本”执政理念下法律意识的淡薄和在利益面前人性的丑恶。

    当今社会,当所有的房产因一系列的政策失误而导致房价节节攀升,不管是买房子用来住的,还是用来炒作的,都在享受着房地产带来的看不见红利的快意。强拆,还只是作为一些官僚和开发商们的贪婪表现出来,人们痛恨的也只是这些官僚和开发商们。而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绑架着当今社会的经济,把持着当今社会的政治体制,左右着当今社会的法律体系,因而他们不可能放弃房地产带来的暴利。这也就是,我们谴责了张书记李市长王县长,又出现了陈书记赵市长刘县长的原因。事实上,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真正能享受的房地产带来红利的恐怕只是极个别站在权力巅峰的几个人。而当房地产泡沫破裂时,人们也才会发现房价上涨带来的原来都是一场梦。这时,社会各种矛盾也就会因此不断涌现出来,它甚至可能成为当今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体制的变革的导火索,成为民主政治的开端。我想,也只有到那时,我们的土地政策、房产政策也才会有根本的改变,强拆也才会因此消失。正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它出现了“羊吃人”,但最后也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苏联的特权阶层,依靠特权贪腐盛行而又一味地攫取暴利丧失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导致政权的解体,使俄罗斯等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有了根本的改变。在中国,我拭目以待!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1-01-17 10:26:44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王安石《虔州学记》论“群众”: 九常委的关键词露玄机:有人欢喜有人愁

九常委关键词露玄机 高层辞邓归毛

深圳 朱健国

2010年 1月11日

    12月23日,新华网置顶发表“本网年终特稿”:《2010年中央高层的“民生语录”》,独家发表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九常委在2010年关于民生问题的重要语录30条,其中胡锦涛5条,温家宝4条,其余七人各3条。仔细研读,人们发现其中透露出许多重要信息,特别显示九常委在2010年的思想已辞邓归毛。2011年,中国将大步还政于毛(毛泽东思想)。

    九常委不爱公民爱“群众”

    统计显示,约五千字的“九常委民生语录”,让毛时代的老词“群众”成为热门,达51次,其中胡锦涛6,吴邦国1,温家宝2,贾庆林1,李长春5,习近平8,李克强4,贺国强20,周永康4,九常委人人不离嘴。相比之下,邓时代的“改革”新词大受冷落,仅出现5次:只有李克强说3次,温家宝和李长春各说1次,其余胡、习六人一次也没提。

    查词典,“群众”乃儒家用语,意为“需要有人领导的一群乌合之众”,历代为专制帝王所喜爱贬称愚民。《史记 礼书》有“宰制万物,役使群众”,王安石《虔州学记》有“尚可以鼓舞群众”。《毛泽东选集》堪称集“群众”之大成,曾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专文阐述“党的群众路线”,创造了“深入发动群众”、“紧密联系群众”、“不要脱离群众”等许多“群众词汇”。

    据研究,毛泽东一生最喜欢“群众”一词,用以代称“人民大众”或“居民的大多数”,是因“群众”不是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不是加入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人,而这种官下之人、党外之人的乌合之众,特别依赖“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导师、伟大统帅”,绝对服从领袖指引和党的领导。“群众”只会希望“党作主”,“我把党来比母亲”,而不会有自己作主的民主妄想。五千年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只有“群众”无公民的社会。

“群众”显示习与李的异同

    “九常委民生语录”中,习近平与李克强皆只有三段语录,但习近平8次运用“群众”,比只有4次的李克强多一倍。而对于“改革”一词,李克强说了3次,习近平则一次也不提。据此,相对而言,李克强心中的邓氏“改革”多一点,而习近平则全力借 “群众”向毛派靠拢。

    这一节,从二人语录的内容上也可感觉。 习近平三条语录的内容分别涉及:1、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切实改进工作方法。2、真正把政治坚定、实绩突出、作风过硬、群众信任的干部选拔上来。3、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到地方和基层一线工作,同基层干部和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加快政治成熟----这全是毛泽东时代的语言。

     而李克强的三条语录内容是:1、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推进廉租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等,解决好低收入家庭和困难职工基本住房问题。2、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加大五项重点改革力度,建立和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加快公立医院改革试点。3、对食品生产经营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处置,决不手软,并加大曝光力度。 相比之下,李克强所说,既务实一些,也接近公民社会的公共建设。

“胡中庸”与“吴缺位”

    总书记胡锦涛在“九常委民生语录”中,6次提到“群众”,正好在九常委平均5.6次提到“群众”的平均线上,这一信息显示,胡锦涛似乎在以儒家中庸之道为行事准则,既不当党内右派,也无意为左派亲毛先锋,尽力在常委和元老的各种思潮里执其中,以求平衡与安全。所以其5条语录的内容多为中性:1、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要深刻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3、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合理配置教育资源。4、医药卫生事业关系亿万人民健康,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民生问题。5、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认真解决广大劳动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相形之下,胡比习近平的党文化和毛思想似乎稍稍淡薄一丁点。如此“九斤老太”规律的出现,与“吴缺位”的存在关系极大。吴邦国表面上排名常委第二,身兼号称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的委员长,但实际上在常委中权势最虚,网民皆讽其为“吴缺位”。吴既没有循名求实争取“老二”的权威,在“九常委民生语录”中,语录比“老三”温家宝还少一条,又没有体现人大的最高权力象征。其三条语录中不仅只字不提民主改革,且内容皆离其本职陷入工科范围:1、工程质量是百年大计,把每个项目都建成安全工程、放心工程。2、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3、要通过监督检查,督促有关方面高度重视清洁生产。没有一句说到人大的政治民主监督与落实民主选举。难道民生没有民权和民主可以得到保障?!

    汪洋立即转身大谈“群众” 。或许一些百姓还没有感到“九常委已在弃改革谈群众”,但敏感的官迷已纷纷闻风而动,连夜效法。12月24日,广东媒体皆显要报道:就在新华网置顶发表“九常委大谈群众”的当天(23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读书会,组织学习《解放战争》一书,会议大谈“群众”。汪洋一连五次强调重视“群众”:“思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求,着力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切实为民谋利,赢得群众的信赖与支持。”2011年1月9日,汪洋又在广东省委全会上高呼“像解放战争那样发动群众”。

    仅仅几个月前,汪洋的“中心组读书会”,强调的是内学明代《张居正》,外学美国《世界是平的》,大有一副“不知有毛,无论马恩”的真解放派头,但一听“高层集体大谈群众”,也就明白风向急转了,立马要通过学习《解放战争》一书表态向毛泽东思想回归,要通过五论“群众”表明紧跟九常委。

    此时百姓方醒悟,何以深圳市委11月27日关于将深圳建设成公民社会写入“十二五规划”的报告,虽经媒体欢呼报道,却在几天后遭到汪洋严厉批判:不讲政治!糊涂!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1-01-16 15:02:22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美国《纽约时报》前总编在重庆看到延安精神

在重庆看到延安精神

《瞭望》新闻周刊特约撰稿 李希光

  “在我看来,重庆的做法正是中国几代领导人所坚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重庆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这样引人注目?”90岁的美国《纽约时报》前总编辑西默·托平带着“要弄清楚”的想法,2010年12月9日来到了重庆。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刚刚离开这里。

  “64年前在延安,最让自己感动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今天在重庆,我看到这种精神依然在闪光。”西默·托平在完成他的重庆采访后感慨道。

  见证从延安出发的梦想

  托平在美国新闻界享有崇高威望,至今仍是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在西方世界,托平是少有的能够用“亲历”大跨度比较着中国发展变化的媒体人之一。
  在中国解放战争期间,他曾赴延安,采访过朱德、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他不仅是赴人民解放军前线阵地采访、报道淮海战役的唯一的西方记者,更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西方记者。
  1971年托平以《纽约时报》副总编辑身份访问中国,这次经历,也使他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采访周总理的第一位美国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共进晚餐时,周恩来对全体在座者说:“托平是我们进驻南京城的见证人。他在1949年4月亲眼目睹了新旧中国的改朝换代。”
  托平的夫人奥瑞·朗宁·托平,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摄影记者。她是加拿大著名外交家切斯特·朗宁大使的女儿。她也是上世纪60年代屈指可数的能进入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另一位是埃德加·斯诺。
  托平夫妇对中国许多领导人如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进行过采访。周总理曾为托平夫人的著作《东方欲晓》签名,并且说:“感谢你为中国所做的一切。”经周总理同意,她独家向全世界披露了西安兵马俑大发现,该报道成为《国家地理杂志》封面文章。
  在重庆访问期间,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送给托平夫妇两尊铜像,分别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伟人的铜像,看上去神采奕奕。瞪大了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周恩来的铜像,托平夫人惊喜地叫出声来。原来这尊铜像,正是以39年前她给周总理拍摄的那张照片为原型创作的。
  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晚宴招待朗宁(托平的岳父)和他的女儿奥瑞。当时正值“文革”期间,经济发展受阻,国际关系紧张,这些一直烦扰着周总理。而这天的晚上,见到老朋友,周总理特别放松,心情特别好,似乎那些忧虑在脑子里瞬间停顿下来了。
  周总理斜身靠在沙发上,跟朗宁大使回忆他们当年在重庆和南京的时光,时而两人还开心地笑起来。周总理的英俊神态被奥瑞抓拍到了,她一口气拍了几十张。后来,这些照片冲印出来后,奥瑞拿给周总理看,周总理笑了,奥瑞再次抓拍。在这两次拍摄的照片中,一张成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像,另一张被中国政府选为周总理的遗像。

  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少震撼世界的大事件,托平都是亲历者和记录者。1946年11月,作为国际新闻社驻京的首席记者,托平在时任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的秘书、新闻处长黄华的安排下,赴延安采访。当时,延安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在山谷里。到延安后,托平被安排住进一个窑洞里,睡在一张木凳和木板支起来的草垫床上。
  “延安跟北平完全不一样,在延安的街头,我看不到一个乞丐。”托平回忆说,“在沿街的小店铺前,我遇到的都是来自中国各地的热血沸腾的大学生。每到晚上,在星空下,大概2万多名住在窑洞里的大学生们拎着闪烁的煤油灯,满腔热情地走出窑洞,走到宝塔山下那些整洁的教室,参加政治会议,或是参加晚会,演唱革命歌曲。”
  “我在延安采访了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我在杨家岭窑洞前的一棵大枣树下,坐在一个长木凳前,对刘少奇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采访。”托平说,“尽管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人民解放军,但是,延安让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即将诞生。”
  “我从延安回到北京后,乘坐一辆吉普车来到郊区的清华大学,采访了那里的师生。当时,清华的师生刚从昆明迁校回京。清华师生们的谈话让我更加坚信人民解放军不久将会解放整个大陆,为一个新中国奠定基础。”
  2008年10月,已经88岁高龄的托平,为了真实地再现新中国诞生前夕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返淮海战役战场所在地,专程赴江苏徐州采访。结合他过去战地采访的经历,一年后,他出版了《站在冷战的前线》一书。书中的开头写道:“一整夜炮声像打雷似的响个不停。天亮时分,炮声突然停了下来。我在一个农民的窝棚里,睡在粮垛上,身上盖着一个棉被单。在猜想,这段沉寂意味着什么。我摸着黑走到门口,门口的解放军战士用卡宾枪拦住了我。我当时是进入解放军阵地采访的记者,但是被解放军禁闭在这个农村的窝棚里。”
  托平接着写道:“很快我发现,炮声的停止,是国民党投降了,淮海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的结束意味着亚洲出现了一个新曙光,出现了新纪元。”

  时隔64年,托平再次回到中国,到了北京,也去了重庆,“我看到我的梦想已经成真!”一天的傍晚,在北京乘车路过“鸟巢”。托平说:“1946年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到处都是人力车和自行车,还有满身尘土的骆驼商队和毛驴商队。当时,无法想象北京的街头会出现富丽堂皇的摩天大厦、数不清的高层公寓和时尚的购物中心。”
  在重庆,薄熙来送给托平夫妇一本《重庆》画册,并在画册扉页上题下:“愿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托平夫妇健康长寿”。
  “1946年我第一次到中国时,见到的是满目疮痍的大地和随处可见的逃荒的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后,这里的一切都在变。”托平夫人一边翻看画册一边说:“今天看到重庆,更发觉中国的变化就是一本科幻小说,速度令人难以置信。”

  在重庆看到了延安精神

  2010年,90岁的托平,身背沉重的相机包,走进重庆市委大院。
  大院位于重庆市中心,郁郁葱葱的庭院里一处高坡上,坐落着一幢独立的西式小楼。沿着一条小径,托平登了105级台阶。坡顶的这座西式小楼,国民政府时期称为“美龄楼”,是1945年国共谈判旧址,一生较量的毛泽东与蒋介石,在这里留下了唯一的合影。
  托平夫人说:“我跟宋美龄在南京、庐山、昆明经常见面。后来她住在纽约长岛,我们也见过。”
  在小楼一层的拐角处,有一间敞开门供人参观的房子——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初,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时的办公室。“邓小平的记忆力非常好。1979年,我们在华盛顿应邀参加欢迎邓小平的宴会。在宴会厅里,邓小平看见我俩,老远就走过来跟我们握手打招呼。”托平回忆说。
  “重庆不仅把过去有价值的传统继承了下来,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重庆在创造新的价值。”托平在参观了重庆的历史遗址后说。
  重庆是一个独特的直辖市,地处中国西部,既有世界级的大都市,也有连绵成片的山区和库区,被称为中国国情的“缩影”。这片土地的建设发展,绝非易事。
  但年轻的直辖市,让托平夫妇感到时尚而充满活力,他们用镜头记录下这座城市的鲜活瞬间:两江新区建设工地,机器轰鸣,丘陵低谷平整成一块块平坝,规划出一个个厂区;城市广场,草木葱茏,市民跳坝坝舞,唱红歌,其乐融融;街角路边,整齐划一的交巡警平台,24小时保障安全
  破旧的危旧房成片拆除了,一栋栋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他们听说,今后3年重庆要建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加上危旧房改造,300万中低收入群众将住上新房。一位机关干部还告诉托平夫妇:“我结了一户‘穷亲戚’,平时经常走动。现在,全市机关干部一共结了53万户‘穷亲戚’,20万名机关干部还‘大下访’,解决矛盾纠纷11万多件。”
  虽年事已高,但托平不愿放过任何一个近距离了解重庆的机会。白天参观采访,晚上他就看资料、读报。
  托平的笔记本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今后5年,重庆定了一个很有勇气的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比要缩小到2.5:1左右;保证130万留守儿童每人每天喝上一杯牛奶,吃上一个鸡蛋,有营养午餐,还要下更大功夫,照顾好他们的日常生活,落实好医疗、教育等问题;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让500多万城乡老年人老有所养”
  “从历史视角看重庆,今天的重庆意义重大。”托平感慨地说,“1946年我在延安宝塔山下,看到中央党校的学员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高唱革命歌曲,高举着为人民服务的大旗。前天在报纸上,我读到,习近平副主席在重庆调研中,赞扬重庆党和政府坚持为人民服务,大力培养爱民、亲民、为民的感情,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突出位置。目前,重庆还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民生幸福指数的执政理念,而不是GDP为导向的执政理念。重庆继承和发扬了为人民服务的延安传统!”
  几天采访下来,托平说,“看到了自己64年前看到的延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重庆,托平夫妇与市委书记薄熙来有过一次会面。
  一见到托平夫妇,薄熙来便高兴地说:“今天见到托平夫妇非常高兴。特别是你们熟悉中国的历史和国情,跟中国老一辈革命家情谊深厚,还曾见到并多次采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对中国革命作了大量真实客观的报道,中国人民非常尊重你们。今天在重庆见到你们,仿佛回到了很多年前,深感荣幸。跟你们这样有高尚情怀的老人交谈,会沾上福气的!”
  “刚才在这个院子里,我们对身体进行了测试,爬了105级台阶呢。”托平夫人笑答。
  托平夫妇向薄熙来提问:“我们在重庆看到了为人民服务的延安传统,能不能听听您的想法?”
  薄熙来说:“重庆地处西南,山高沟深,基础比较薄弱,要抓好发展首先必须改善民生,也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并不是重庆市委、市政府的独创。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最早的誓言就是‘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胡锦涛总书记说,‘一定要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重庆还有14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60多万城镇居民吃低保,一定要把共同富裕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
  “我们刚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决心通过5年努力,让重庆的老百姓有更便宜敞亮的住房,更优质的教育,更充分的就业和全面的社会保障,要使市民有充分的幸福感,这其中的关键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众的幸福感。”薄熙来告诉托平夫妇。

  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1971年周总理就曾对我说,中国未来最大的问题是环境污染问题。1995年9月,我的妻子在重庆采访后,在美国《外交事务》发表了长达15页的文章《生态大赌注:扬子江上建大坝》。今天的重庆如何应对环境问题?”几天的重庆之旅,托平夫妇试图寻找答案。
  当车辆在重庆穿梭,托平夫妇看到最多的颜色是“绿”,山坡上,道路旁,楼宇间,到处是新栽的大树,而且多是银杏、香樟和桂花。在过去2年,这座山水映衬的城市,仿佛一下子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植树热情。2009年,投入178亿元,完成造林面积798万亩,一年种出十年树。2010年,以同样的力度推进。
  重庆正在努力建设国家森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环保模范城市。在这场脱胎换骨的城市发展中,老百姓也获得更多的实惠:一万多所中小学、幼儿园配备了5500多名校警,确保了518万名学生的人身安全;中小学塑胶跑道从过去的260多条增至1000多条,一周体育课从2节增加到4节;修建了70多条登山步道;外出务工的农民留在农村的老人和孩子,得到政府悉心照顾;对广大低收入群众实行基本医疗药品零利润
  托平夫妇告诉陪伴的人,在他们的采访本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五个重庆’”。按照重庆市政府的规划,重庆主城未来将成为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型城市,而“五个重庆”的设计,将保证“新重庆”一百年不落后,二三百年后看更有味道。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目标,从一个方面即可见证。重庆正加紧建设“畅通重庆”。城市规划建设者的日程表里,罗列出一系列目标: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提高到3000公里,达到欧洲发达国家水平;铁路运营里程提高到2300公里,基本实现“8小时出海”;市内轨道交通通车里程提高到200公里,贯通主城9区,要用轻轨将新建的主要公租房片区连接起来,减少拥堵,成为不塞车的城市。
  薄熙来也给托平夫妇作了“解读”:“五个重庆”都是民生工程,都是为人民服务。“森林重庆”是要改善环境,让老百姓多吸氧;“畅通重庆”是要改善交通条件,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平安重庆”要增强老百姓的安全感;“健康重庆”要让孩子长得壮,老人活得长,全民活得健康;“宜居重庆”则要着力改善百姓的居住条件和环境。这“五个重庆”是为后代造福,让我们的子孙100年后都受益。
  “香樟树能驱蚊子;银杏树能活一两千年,长得又高又直,都是难得的好树种。现在让我犯愁的是如何让重庆孩子长个儿。最近,著名田径教练马俊仁给我支了个招儿——跳绳,不仅增加韧带弹性,还能帮助长个儿。”薄熙来的幽默话语,让托平夫妇开怀地笑了起来。
  要让女儿来渝工作
  在重庆,托平夫妇看到了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层公寓,其中“民心佳园”公租房项目引起了他们很大的兴趣:楼宇间是花园绿地,周边规划有轻轨、学校、医院和超市,生活方便。托平夫妇了解到,重庆在中国率先建设公租房,租给中低收入居民、进城农民工和刚毕业的大学生,租金比市场价格至少低40%。
  “公租房的确可以解决农民工住房难、进城落户难的问题。但是,这些正在建的住房和小区等待人民来居住,人民只有在城市找到了工作,才会搬进这些城市公寓。重庆如何解决这些中低收入群众的就业问题?”托平夫妇有了新的疑问。
  随后的采访中,托平夫妇发现,中国中央政府批准重庆设立的国家级开发开放区——两江新区,拥有甚至优于上海浦东新区的政策,给重庆带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过去一年间,重庆成功引进了惠普、宏碁、英业达、富士康等一批国际IT企业,2015年将形成8000万台产能、7000亿元产值、1000亿美元进出口的笔记本电脑产业基地。同时,市政府每年将投入3亿元,扶持微型企业发展。作为西部开放高地,重庆的加工业、服务业、商业也蕴含着巨大的就业容量。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才正涌入重庆寻找机会。
  良好的前景,也吸引了托平夫妇。“我个人对重庆高新技术和软件业的发展有浓厚兴趣。我女儿现在担任微软全球财务总裁,我回去要让她来重庆帮助建设两江新区。”托平向薄熙来表示。
  在重庆访问期间,托平夫妇还发现了一件新事——农村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他们认为,这件事很有意义。在重庆,一方面是城市建设提速,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渝东南、渝东北偏远地区,守着土地却无法充分“发现价值”。托平发现,重庆首创的农村土地交易所,巧妙地实现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占补平衡,并增加了农民收入。挂牌一年多,农村土地交易所形成了各方受益的运作模式:政府鼓励农村将闲置的宅基地复垦,形成“地票”,拿到农村土地交易所交易,这样既能确保农村耕地不减少,又能使城市有发展空间,还能让农民通过级差地租获得合理的收入,一举三得。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便进行了土地革命,为他们的人民谋到了最大的福利。重庆的这个改革,也是一种新的还利于民的做法啊。”托平说。
  “从延安到重庆,

  我作为一个记者整整走了64年”

  “你问我为什么对我来讲中国这样难舍难分?有三个原因:首先,我在中国遇见了奥瑞;二是中国是我当记者的起点;三是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我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极深的感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我的夫人,专门从纽约飞到重庆来庆祝我90岁的生日。”
  西南政法大学近300名学生挤满了图书馆报告厅,过道里也站满了人。托平一路小跑似的登上了主席台,站在演讲台的麦克风前,一口气讲了近一个小时。
  “我是在高中时,读到了埃德加·斯诺的史诗般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我那时的梦想就是到中国当记者。”托平说,“从1946年我来中国当记者算起,我报道中国已经长达64个年头了。”
  “美国的新闻理念是否适合中国照搬?”学生问这位美国新闻界的长者。
  “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普世的新闻标准。任何一种新闻标准必须适应当地的国情。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中国必须发展一套适合自己的新闻标准。”
  在座的学生分享着他的感悟:“我认为,作为记者最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为你的国家效劳。”他对台下的学生说,“除此之外,你必须具备新闻报道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新闻报道中。否则,你永远当不好记者。”
  “实践是新闻专业学生必需的。”托平说,“你要观察和记录你要写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如果你不亲自采访,你就没有资格去写作。”
  在重庆期间,90岁的托平,不断乘车穿越长江、嘉陵江大桥,四处观察访谈。
  “我们家族六代人都在中国生活过。”托平夫人说,他们在中国有做牧师的,有当老师的,有当记者的,也有经商的。看着报告厅里多数大学生是女孩子,她说:“1891年,我爷爷在湖北襄樊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女子中学。那个时候,中国的女子都裹着小脚。我奶奶经常在河边看到被溺死的女婴。而今天,中国学新闻的多半是女生。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
  “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我们的家人不断离开中国,又不断回到中国。1891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爷爷奶奶为逃命离开中国;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军阀混战,我全家再次逃命离开中国;上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我全家再次逃离中国;上世纪40年代,中国解放战争,我全家再次离开中国;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我全家再次逃离中国;1966年,我正在中国采访,‘文革’动乱,我又一次逃离中国。我们应该看到今天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这么多年来,中国再也没有战乱了。这是要十分珍惜的。”
  “事实上,我们一家不断逃离中国,事后又回到这个国家,更加深了我们对中国的热爱。”托平夫人说。
  “毛泽东对中国的最大贡献是,结束了中国的内乱,把中国大陆又重新统一起来,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今天一些人,包括记者,不了解整个中国的历史。这些人不知道他们是在直接与间接地干涉中国内政,如诺贝尔和平奖问题。由于他们不理解中国的历史,就很难接受中国的情绪化反应。”托平说。
  “我完全同意这样一个中心观点,那就是中国在充满活力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会不断进步,中国人民的各项权利会进一步得到加强。”托平说,“在我看来,重庆的做法正是中国几代领导人所坚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从延安到重庆,我作为一个记者整整走了64年。我发现,中国越来越成长和成熟了。”结束在重庆采访后,托平如此作结。

 




发件人:"<thc@thc.cn> 2011-01-15 03:01:51 +0800 收件人: "" <thc@thc.cn> 抄送:标题: 黎阳:从“郭亮洞”看“特别是”

从“郭亮洞”看“特别是”

黎阳

2011.1.11.

    几年前看过一个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滑稽片《举起手来》。看完后印象最深的是一条在悬崖绝壁上硬凿出来的绝壁长廊公路。(见附图)

    当时我就很纳闷:这是条什么路?在哪儿?什么时候开凿的?谁开凿的?如果是古人所为,那么是哪朝哪代的人这么有远见,远见得超越了时代,当年就能开凿出如此先进宽阔的绝壁长廊公路,居然能满足今天的现代交通需要?在悬崖绝壁上开凿出这样的绝壁长廊公路得花多大工夫、多少劳力呀?如此了不起的工程即便不能跟长城、大运河、灵渠、都江堰齐名,那也应该在中国家喻户晓,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的名胜古迹。但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中国古代曾有这样了不起的工程?如果是现代人的杰作,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任何相关的新闻报道?难道是我闭目塞听,对如此重大的新闻居然视而不见?

     最近我才知道,这条绝壁长廊公路叫“郭亮洞”,位于河南省新乡市辉县沙窑乡郭亮村,早已是闻名中外的旅游景点,大受中外旅游者、电影导演和艺术家的青睐,被许多外国旅游者誉为“世界第九奇观”,据说正在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 ...

     奇怪的是我在官方新闻网站上查不到有关“郭亮洞”的新闻,旅游指南和自驾旅游指南等有关网站虽然都推荐介绍“郭亮洞”,却只集中于描绘山川风景之类,对“郭亮洞”的来历很有点一语带过语焉不详,不象通常的旅游资料那样对每个名胜古迹要不厌其烦地详细介绍来龙去脉、种种趣闻秘史等等。

    越是如此越使我好奇,越促使我追根刨底收集资料,尤其是收集分析去过那里的旅游者在个人见闻中透露出来的信息。经过仔细琢磨,总算明白了“郭亮洞”背后的种种弯弯绕。

    郭亮村是太行山中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自古以来村里唯一的对外通道是一条绝壁上的古道。这条古道由一块块参差不齐的岩石垒起,或直接在90度角的垂直岩壁上凿出石坑,上下垂直落差200米左右,又陡又险,一不小心便会摔下山去(注:想象一下“自古华山一条路”,想象一下通过光溜溜没有任何保险装置的露天梯子爬上爬下摩天大楼的感觉)。当地人给这条路取了名字叫天梯。上下天梯要“贴三贴”、“靠三靠”,只有青壯年才能出村。天梯最要命的是不能运大或重的东西。山里的猪想往外卖,不能超过100斤。村中有人生病,根本就没法运到外面去看病。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郭亮村的农民世世代代被圈在山村里,祖祖辈辈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

    1972年,郭亮村的村民在村党支部书记申明信的带领下,决心打出一条通道。全村人卖掉山羊、山药,集资买来器材,选出十三个青年做为开山修路的主力,号称十三壮士。十三壮士每天只有0.12元的伙食费,一日三餐是玉米粥、玉米饼和窝头野菜。郭亮人卖光了牲畜和成材的林木。全村的老老少少,无论男女都利用农闲外出打工,用所挣到的全部收入购买雷管、炸药等材料。十三壮士腰系大绳凌空作业,钢钎凿赤岩、铁锤破岩壁、抡锤打钎放炮,炸出的岩渣全村人都来清理,上至70岁的老人,下至8岁的娃娃,人人上工地,大岩块用力搬、挪、抬、翻、推至到崖下,小块装进筐、篓、篮子里,倾倒到崖下。人人肩头成茧,手上十指出血。

     郭亮村周围的绝壁与太行山断层一样,属砂质沉积岩,硬度达8.3级,一支钢钎打10公分深就得重淬火,10公分炮眼8镑重的铁锤要打几千次。在整个开凿过程中共打坏了4000多个铁锤,消耗了12吨钢钎。郭亮村人民就这样在无电力、无机械的状况下全凭人力手工,历时五年,在绝壁中硬是凿出一条高5米、宽4米,全长1200余米的石洞,名曰“郭亮洞”。 ...

     1977年5月1日,“郭亮洞”建成通车。

    只要对中国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知道了“郭亮洞”的来龙去脉,尤其是想一想“郭亮洞”的开工时间和竣工日期,立刻就能明白“郭亮洞”的事迹为什么不见诸于新闻报道: “郭亮洞”什么时候开工的?1972年。1972年中国是什么时代?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时代。兴的是什么?“农业学大寨”。“学习大寨要大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苦干实干”。“愚公移山”。“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战争”。“群策群力”——由此可知,“郭亮洞”是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精神变物质”的产物。

    “郭亮洞”什么时候竣工的?1977年。1977年中国是什么时代?“特别是”的前夕。紧接着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小人得志,小岗得势,大道荒芜,大寨废黜,贬低人民,崇尚“精英”,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毛泽东…… ...

    难怪“郭亮洞”建成的新闻会被打入冷宫——如此工程只要往那里一亮,不用说会引起人们的赞叹,不用说会举世公认这是人间奇迹,不用说会令人联想到奇迹的源泉,联想到毛泽东,联想到毛泽东时代的种种正气:农业学大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苦干实干、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这还得了?这岂能不让以反毛为唯一真正职业的“精英”们发狂?“精英”们岂能容忍“郭亮洞”家喻户晓?怎么办?封锁新闻。抹杀历史。好象世界上根本就没这回事——难怪“郭亮洞”虽然1975年就已经建成,普通老百姓对此竟然几十年来都一无所知。

    可惜“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靠耍笔杆子尽管能掩人耳目,却不能抹杀客观事实;尽管能瞒得了一时,却瞒不了一世。如此人间奇迹尽管新闻报道只字不提,却仍然渐为人知,终于变成了旅游名地。 这让“特别是”的“精英”吹鼓手们左右为难:既无法否认“郭亮洞”是个人间奇迹,又不肯承认这人间奇迹来自毛泽东;既想利用“郭亮洞”吸引游客发财,又不想让人们知道“郭亮洞”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所以顾头不顾腚——只说有儿子,不说有老子;只羞答答容忍旅游指南承认有“郭亮洞”这么个客观存在,却对“郭亮洞”的来龙去脉含含糊糊,对“郭亮洞”背后的种种感人事迹更是大力封杀,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让人们只知“郭亮洞”,不知毛泽东。 ...

    这一切不仅重复了那个古老的成语——“掩耳盗铃”,而且说明了更多的东西:

    1.“普世价值”的“新闻自由”虚伪透顶——“精英”把持的媒体可以为“毛泽东亿元存款”、“饿死X千万”、“杀人如麻”之类子虚乌有和“明星露点”、“美女走光”、“二奶三奶”之类下流无聊津津有味连篇累牍;却对“郭亮洞”这人间奇迹的来龙去脉只字不提置若罔闻。古往今来有关破鞋烂袜子的种种不堪入目赤条条可以说要多少有多少,随便一抓就是一大把,而“郭亮洞”就这么一个。用一文不值的东西封锁无比可贵的东西——这就是“精英”的惯用伎俩。这就是“精英”整天口口声声的“实事求是”、“尊重事实”。

    2.“特别是”的“精英”无耻透顶——常言道:“吃水不忘挖井人”,而“特别是”的“精英”却“吃水偏忘挖井人”、“吃水还骂挖井人”、“骂着挖井人还要吃水”——又要把“郭亮洞”变成旅游景点,又要向人们隐瞒“郭亮洞”的底细;又要利用“郭亮洞”发财,又不准人们知道“郭亮洞”与毛泽东时代的关系;吃着毛泽东的遗产还骂毛泽东,骂着毛泽东还要吃毛泽东的遗产——真是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

    3.把持了话语权的“精英”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精英”凭话语权竟然能一手遮天几十年:“郭亮洞”如此了不起的人间奇迹,如此明明白白的客观存在,竟然被封锁埋没了几十年,竟然使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对此一无所知——青年一代只知偷懒散伙的小岗村,不知艰苦创业的“红旗渠”和“郭亮洞”;只知小岗村的“十八个血手印”,不知“郭亮洞”的“十三壮士”。可想而知,“精英”利用话语权不知伪造了多少历史,歪曲了多少事实,封锁了多少消息,给多少人灌了一脑袋浆糊,不知不觉害了多少人,实实在在“软刀子杀人不觉死”。从这个角度讲,把持了话语权的“精英”是真老虎,杀人于无形,吃人不吐骨头。

     然而“精英”的话语权再嚣张也改变不了“存在决定意识”这条客观规律——客观存在就是客观存在,决不会因某人的一番天花乱坠便不存在了。“郭亮洞”“红旗渠”这些客观存在决不因“精英”的一番花言巧语便烟消云散了。而客观存在只要存在,就总有决定人们主观意识的一天。“郭亮洞”“红旗渠”这些客观存在只要存在,就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只要真相大白,“精英”用谎言建造的摩天大楼立刻就会土崩瓦解。从这个角度讲,靠把持话语权用谎言混日子的“精英”是纸老虎,脆弱得很:谎言一被戳穿,全部理论体系立刻分崩离析一垮到底。 ...

    4.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特别是”的“精英”不如狗屎——“郭亮洞”是人间奇迹。创造这人间奇迹的是郭亮村十三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特别是”的“精英”们与这人间奇迹半点关系没有,半点功劳没有——可以肯定,如果当年有哪怕一个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之类搅屎棍来胡搅蛮缠,中国就决不会有“郭亮洞”,当然更不会有“红旗渠”。

     敢问那些“特别是”的“精英”:你们承认不承认“郭亮洞”和“红旗渠”是有益人民的人间奇迹?如果不承认,敢不敢亲自当面去告诉当地老百姓说这些工程是劳民伤财、有害无益的东西、应该炸掉?敢,就去试试;不敢,就不打自招承认了这些工程是有益人民的奇迹。承认是人间奇迹,那就要再问一句:如此人间奇迹,尔等“特别是”的“精英”们创造得出来否?如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之类有没有本事也带领十三个农民在无电力、无机械的状况下全凭人力手工用五年时间凿出“郭亮洞”这样的奇迹工程?(更不用说领导老百姓建设“红旗渠”那样的大工程了。)如果嫌这要求太苛刻,那不妨退一步:不要求身体力行,只问问他们有没有本事动员、凝聚某地老百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齐心协力地再创造出这样的人间奇迹?如果有这本事,亮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如果没这本事,那就足以证明历史奇迹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创造的,不是“精英”创造的。同时还要更进一步再问一句:为什么这些人间奇迹毛泽东时代之前出不来、毛泽东时代之后出不来,偏偏毛泽东时代那几年才出来?就凭这,能说毛泽东时代不搞经济建设、是“崩溃的边缘”吗? ...

    5.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远见卓识——自古以来,在悬崖绝壁修路的传统方式是栈道而不是山洞。郭亮村的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的选择却是难度最大的“郭亮洞”而不是相对而言省时省力的传统古栈道,而且标准相当高——能通汽车。这才是真正的长远打算,真正的大气概大手笔——正因有此基础,如今才可能把“郭亮洞”改造成能够双向通行的山洞公路,使“郭亮洞”成为旅游景点,为郭亮村持久发展奠定了牢固根基——这一切岂是小肚鸡肠鼠目寸光之辈做得到的?几十年前就规划出这一切、实现了这一切的不是什么“精英”、“专家”,而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这足以让那些趾高气扬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有学问的“精英”、“专家”们羞死:人家农民做出的奇迹,你们何曾做过?何曾想过?

    6.当年的粗糙简陋与如今的漂亮整齐——不用问,“郭亮洞”刚完工时肯定显得粗糙简陋,决不会如今天的旅游通道那样漂亮整齐。但没有当初那原始的粗糙简陋,就没有如今这现代的漂亮整齐。也就是说,如今这漂亮整齐的基础是当初的粗糙简陋——没有当年郭亮村老百姓开凿出的粗糙简陋的“郭亮洞”,如今上哪儿、给谁锦上添花去?毛泽东时代和如今的关系也如此——毛泽东时代的种种虽然可能“粗糙简陋”,却是如今一切“漂亮整齐”的基础。没有毛泽东时代艰苦奋斗出来的“粗糙简陋”,如今想搞“漂亮整齐”也没地方。

    7.真正的致富——“郭亮洞”成为旅游胜地,为郭亮村老百姓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这就是说,郭亮村老百姓的共同富裕,在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修建“郭亮洞”时就已经决定了。真正给郭亮村老百姓带来富裕的,是毛泽东时代修的“郭亮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修建了“郭亮洞”的村党支部书记申明信等“十三壮士”,而不是满嘴里跑舌头的狗屁“精英”和他们的“特别是”。 ...

    8.毛泽东时代的河南与“特别是”时代的河南——河南在毛泽东时代的“特产”是什么?“红旗渠”,“郭亮洞”,为“最可爱的人”捐献了飞机的常香玉……而在“特别是”时代的“特产”呢?艾滋病,“河南人都是大骗子”……

    见过“红旗渠”和“郭亮洞”的人都知道,全部工程都是不折不扣硬梆梆响当当货真价实,半点虚的没有,半点假的没有,半点豆腐渣没有——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能如此保质保量,可见当时河南人的素质有多高。 而如今呢?泛滥艾滋病,遍地豆腐渣,到处传言“河南人招摇撞骗”。 同样是炎黄子孙,同样是中国,同样是河南,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河南净是正面的东西,“特别是”时代的河南净是反面的东西?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与“特别是”时代的“特产”竟会如此不同?是谁“把人变成鬼”,是谁“把鬼变成人”? ...

    9.“郭亮洞”使人联想到几条鲁迅语录:“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发件人:"mingyang031" <mingyang031@tom.com>  2011-01-15 14:55:3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新主义

尊敬的仲大军先生、大军智库的工作人员:

    你们好!至此新年之际,先向你们问好!在大军智库深邃而广泛的内容中,我感受到你们热切的爱国之心,我可以不看新闻,不研读历史,但不能不读大军先生的文章。大军先生就是当代的国士无双。

    大军经济观察中心,请允许我使用这个老名字,以其独到的穿透力给当代中国的现实给予了本质的揭露,经济上的问题,离不开政治的干预,所以言者无罪,闻着足戒。在这里读到的文章并没有反动宣言,却因为涉及敏感问题而屡屡被封杀。我是可以理解的。思想的力量太强大,万一形成共识,是包括权利在内的一切东西都不能制约的了的。因此我就以此为引子引出我今天的新思想:新主义。

新主义的系统框架

 白纯

  2011.1.16

    一、权力源自哪里?

    时间上溯到中国的秦朝,它的灭亡显示出中央政权权力是源自于人民。自此以后的中国人民不断的推翻王朝,又不断的建立新王朝,一直没有找到更好制约权力的办法,直到清朝末年,孙大炮(当时大家都这样叫,我还是沿用民间称呼吧)放眼世界,找出总统制这个比皇帝(君主专制制度)更好的方式来运作最高权力,蒋总统在向封建势力妥协后,是毛主席带领人民推翻了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蒋家王朝。把权力安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管这个人大实际上究竟是个摆设还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我相信没人敢废除这个制度吧!权力源自人民这个结论是确信不疑的。人民可以接受一个政权,亦可以推翻一个政权,在地球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一样的,不论他说的怎样,只要脱离、背离了人民,推翻它是早晚的事情。

    二、权力运用的三个著名方法。

    权力源自人民,但权力的运用则是归于中央政权的。这个权力一旦合法就具备了运用的条件,我简单说一下这三个著名的方法。

    1、奖励。就像刚刚召开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励大会一样,当权者让你弄出一个苹果,你不仅完成了任务,还多弄出一个苹果,那么你将得到奖赏。这就是权力的第一个运用方法奖励。奖励是必须的,没有奖励权力必将失活。2、惩罚。当权者让你弄出一个苹果,你花费了巨额时间、资金,没有弄出来,当权者就必须惩罚你。惩罚是必须的,没有惩罚的权力必将沦丧。3、思想同化。这是最隐秘的统治方法,也是权力的极致运用。当权者不给你命令,下级甚至全国人民自己干去了,甚至不需要奖励、惩罚的办法。

     这三个方法是经常使用的。以至于中国人民到现在思想中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两千年的思想同化,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中国人的思想、工作、生活、无形中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努力地、不停地干着,不断发展完善这一思想。当今提到的“和谐”难道没有儒家思想的影子吗?

    三、儒家思想精华

     儒家,不得不把时间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孟之道,及后来的朱熹、王阳明、最后的曾剃头,自春秋的孔子开创儒家以来,数千年间,儒家精英们完善了这一学说,弄得现在海外的汉学院名字都以孔子学院命名。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这个儒家思想曾被列为孔家店被打倒过,但真正被打倒了吗?没有。它日趋强大,它自完善的力量使中华文明屡遭劫难而逢凶化吉,使中国人民受尽磨难而自强不息。它的功劳不能因为它作为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而抹杀,也正是它包罗万象,在今天的社会,在统治思想地位上离开了,让位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换句话说,它让位于马克思主义,因为不论是列宁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一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邓小平理论。以至于现在的文件不论哪一级党委政府都不再提那么长的指导思想,就单从邓小平理论开始讲起。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信号,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袁世凯被清朝解除一切官职,离开了那个位置,最后还不照样又坐回来,不仅坐回来,还把满清赶下台。儒家思想就如同袁世凯,虽身不在其位,却深藏于每一个中国人心中。

    儒家在人格修养方面的理论是马克思理论中没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稍微有点文化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指导,它虽源自个人,但终结于政治。八荣八耻有几人能作为自己的指导?恐怕能完全背诵下来的人都不多吧!仁义礼智信,孝顺父母、忠君爱国,太多太多关于个人修养的儒家思想。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半部论语治天下,过去封建时代治国和治家融为一体,高妙的地方就在于此。它以个人、家庭为根本,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的致命缺陷也在于此。有人会说,这对,这很好。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更加明白这个缺陷究竟好还是不好。公交车上,小张看见小王被小偷偷了钱包,事实上,小张选择了沉默,等小偷走了,小张会告诉小王,你钱包呢?小王发现钱包被偷,当然小王也不会怪罪小张,小张不是小王的亲属,凭什么怪人家?正是这种非亲非故的人,我们没必要在思想深处去拷问我们值不值得帮助他,就形成了中国人儒家思想的致命缺陷。我想设问的是全国十三亿人,跟你是直系亲属的,能占到多少?当然儒家是可以自完善的,结拜兄弟、连襟、一担挑、情妇、领导、跟班... ...编制一个关系网。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儒家带领中国人走入一个黑洞,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吃喝成风,为什么到处拉关系,为什么贪污腐败横行而苦无良策,为什么中国人爱围观,为什么... ...不用太多的问为什么,是中国人,这是必然的结果。儒家必须被新主义取代,否则这些问题是如同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总在困扰中国政局。

    四、儒家思想的弱点

    在儒家思想的精华里尚且包含了致命缺陷,那么儒家思想的弱点又是什么?能够孕育新的希望吗?儒家把目光锁定在人际关系里面,甚至还出现了“厚黑学”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发展,被某些人奉为神明。它的缺陷恰恰就在科技思想。中庸之道不是科技领域的指导思想,这里得引用另外一种思想,道家经典太极图诠释乾卦的思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科技要有怀疑和探索精神,关于自然的思想,中国人拥有了道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论,在新主义中,我们不仅要填补儒家的空白,还要全力完善。这里孕育了新的希望,如果新主义能够大行其道,那么我们中国人最尊重的人不是官员,二是教授。

    五、新主义的内涵

    新主义就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道家思想,形成全新的一套理论体系。为什么 不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呢?我是学农学的,在新品种的选育时候,母本必须是本地生长多年的,父本是具备优良性状的,要不这个新品种是难以在本地存活的。儒家是我们中国人的根,你不论嫁接什么思想,首先这个根基你不能否定,否定根基你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1、儒家思想的被改造。儒家思想的改造,就是人民的慈善观念。善良的人民具备同情心理,只是在大灾大难面前才显出,未免有点悲剧。我们把社会交给良心和法律,任何权力都在法律的约束下,网络监督就是载体,而人民的新观念就是共建美好社会。大力倡导社会公德。而代替儒家家庭观念内核则是最难的,为此我思考长达数年之久,最后终于感受到了,那就是幸福与自由。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与自由,而不是奔波于拉关系,幸福就是夫妻之间的爱,家庭子女的自由成长,家庭温暖。

    2、马克思主义的完美嫁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美的,我们要坚持将这个哲学思想贯穿到中国人的脑海中,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生活的指导。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都是正确的理论,在生活、工作中予以充分使用。在新主义中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根本,就有了与时具进,自我完善的基础。对此,我以无比公正的决心,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揭露一个问题,请你们审核:剩余价值理论是错误的理论。《资本论》的原著我在大学里认真研读过,它关于剩余价值的表述大致是这样的,机器设备是不会产生剩余价值的,只有使用机器的工人通过劳动,创造出价值,这个价值的多少完全是工人劳动效率和劳动时间决定的。工人由此创造出了剩余价值,而这个价值却被资本家无偿剥夺了,而给予工人基本的工资,由此导致了生产大于消费,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如要解除社会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则必须要消灭私有制,解决经济危机。

    这个详细的论证就是马克思花了四十多年作出的。并预言了无产阶级将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这个问题也许在中国是被禁止提问的,但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看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等实践的之后,仔细反思这里的论断,没有资本购买机器设备,工人能创造价值吗?起码价值的创造是有必要条件的吧!举个例子而言,有一个蜂巢,经过无数工蜂的采集酿造,出产了10斤蜂蜜,工蜂的寿命只有6个月,他们酿造了这么多的蜂蜜最后都被这个蜂巢“剥夺”了,甚至最后被蜂农二次剥夺,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咱别拿人类社会来实践,拿蜂巢开个刀吧,蜂也是社会昆虫,自然法则使得它们的工蜂是被剥夺的对象,我们改变这个法则,让蜂蜜归工蜂所有,工蜂是不会繁殖的,这些资源归它们所有,蜂王会被饿死,幼蜂会没有食物而饿死,整个蜂群都因为6个月工蜂的寿命而灭绝。对应到人类社会,“剩余价值”都给工人,资本家被饿死,机器不能更换,科技不能发展,社会停滞不前,税收也没地方征收,军队解体,政权倒闭,让别的政权来殖民吧!蜂蜜这个“剩余价值”仔细分析,会发现,它只是由工蜂酿造的,工蜂只是“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者,而非所有者,这个蜂巢的主人(蜂王)是名义上的所有者,它组织建造了这个蜂巢,孕育了工蜂群和这个群体延续下去的繁殖。蜂蜜更多地承载了这个蜂群延续下去的功能。

    鉴于此,工人只是“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者,而非所有者,“剩余价值”承载了更多的是税收、工人的生活、下游商业的利润、技术改造、等等。这么分析下去,剩余价值确实存在,但工人最多算成它的直接生产者,而非所有者,企业主才是所有者,并且承担着企业本身的延续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因此关于经济发展的学说不能是政治经济学,而是经过改造后的宏观、微观经济学。现实社会上正是这样,我们不能掩耳盗铃,还给经济发展的本来面目和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正确的,但是经济学说是有漏洞和错误的。这个新主义的核心就是关于经济发展的。没有人说资本家生来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给予最好的回答就是,股份制改革,工人自己也可以入股分红,人人皆可成为股东,在生产和消费不平衡时发生的经济危机,是一种正常存在,我们恐惧死亡,死亡是自然现象,我们恐惧黑夜,黑夜是自然现象,经济危机也不必恐惧,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产物。没有死亡就没有新生,没有黑夜就没有白天,没有经济危机就没有新技术革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通过不断地完善,股份制克服了单一股东的限制,就是目前最好的所有制方式。

    3、道家理念的全新诠释

    社会人不论怎么挣扎,都无法摆脱自然规律对人的控制,没有人可以长生不死,关于个人的发展学说,是必须得到完整的、真理地建立起来。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和平共处才能延续人类的发展时间。古代刀耕火种时代,我相信那时候的人们一样会为获得了食物而快乐,为了部落的发展而团结努力。人类社会本来面貌就是个人幸福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在解决了国际之间的正确发展方向不是互相侵略的目的,而是互相吸收优秀文明,互利共赢的目的,在本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快乐、幸福地工作,人性的完美释放,为吃一顿美餐而欢呼,为爱情、亲情、有情、社会正义所努力。

    4、新主义的系统框架。

    它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吸收儒家思想合理成分,以个人和家庭幸福自由为支撑点,而个人财富的积累和增加靠法律的约束和科技的发展。以经济发展为理论核心,作为国家权力运作重心,以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处理国际关系和个人发展的终极思想。

    新主义是很多人都感受到的,只是没人提出来,就是有鉴于国家统治意志,新主义依然具备中央政权思想同化的能力,可以说是实现中国人解除千年儒家魔咒束缚,实现个人幸福和 国家繁荣的良药,让权力在法律的阳光下运行,让利益在人性的阳光的合理分配,让国与国之间免除战争的威胁,和平共处。

    题外话:要么是我无知,一个无名之辈居然想创造新主义,要么是因为新思想缺乏系统论证,恳请仲大军先生不吝赐教!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1-01-18 10:21:59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中美共建“太平洋共同体”——专访亨利·基辛格博士

中美共建“太平洋共同体”

——专访亨利·基辛格博士

《财经》杂志

2011年01月17日

    “世界正处于巨大变革之中。当剧变发生时,人们以为是冲突,其实这需要国家间做出相应的调整。美国和中国可能存在一些冲突,但不能基于冲突意识来制定政策。40年后,当我们回顾往昔,会为今天没有基于冲突理念做出的共同努力而感到骄傲。” 2011年1月4日,亨利·基辛格博士在其纽约曼哈顿公园大道51-52街的事务所接受《财经》特派记者的专访时如是说。

    这位在1971年对中美关系产生转折性影响的政治家,其外交生涯历经中国四代领导人、美国八任总统。 40年间,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从“敌视对抗”到“战略联手”,从“中美蜜月”到“危机四起”,从“暗礁丛生”到“经济相互依存”,乃至走上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而现阶段的中美关系,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历史性崛起与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纵横交错的浓缩和集中体现,也是经济全球化后中美两国在急剧变化的国际体系中寻求本国利益位置,并相应调整外交政策和战略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88岁的基辛格对《财经》记者表示,全球经济秩序的最终形成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后几年美中两国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 “这一代领导人有机会塑造涉及各国共同命运的跨太平洋关系体系,就如‘二战’结束后塑造跨大西洋体系一样。” 基辛格说。

  脆弱的中美战略基础?

   40年前访问中国时,我并没有预料到会有怎样的结果。直到访问中国的前几个月,我们都没有任何接触与交往,我本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事务也不熟悉,因为以往主要研究欧洲问题。临行前,我只是想着中国方面我会见到谁,我们会谈论怎样的议题并产生怎样的对话。说真的,飞机一落地,我并没有对自己说:“我们正在改变历史,而且是终身难忘的历史。” 此外,我当年也没有想到中国会发展成像今天这样的国家,我由衷地为中国人民在过去40年里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而感到高兴。

  40年前,我们主要考虑苏联因素,因为我们担心苏联成为一个霸权国家。同时,我们还身陷越南战争的困境。1971年至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恢复美中两国外交接触不是因为美国和中国的意识形态有共同点,而是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美中两国之所以交往,是因为两国领导人认识到他们面临的共同威胁。同时,中国当时的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远远小于美国与中美洲国家的贸易,彼时的中国还不构成一个经济要素。

  上世纪80年代末,老布什和克林顿两届行政当局期间,发展战略性中美关系的政治和心理基础逐渐减弱。尽管克林顿政府巩固了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恢复美中正常贸易关系,但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一种令人信服的地缘政治理由。

  确实,克林顿第二任期间,“接触”这一概念提升为“建设性战略伙伴”,隐含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某种合作关系,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伙伴关系”内容显得较为空洞。

  小布什行政当局期间,美国对华政策仍然受到国内政治的左右。贸易或其他时代性问题,如环境等问题不足以产生一种方向性的定位,也就难以理顺处于世纪之交的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但我们相信,目前美中两国领导人正努力将21世纪的美中关系推向一种积极的发展方向。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都有积极的愿望促进美中两国的合作关系。现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参与世界事务,中美双边关系的领域和范围也在日益增大。在我首次访华时,当时的问题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对手。现在,我们没有任何对手,但我们拥有共同的机会。目前世界面临的一系列时代性问题,如环境、气候变化、核扩散等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相互影响和依赖等,都是40年前所不存在的。在这些领域的众多方面,美中之间的合作,将是建设性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

  就目前来说,美中之间需要同步建立起共识,一是关于全球金融和经济框架与体系的共识;二是在这些问题上建立可能的共同理念。这十分重要,因为如果国际上需要缔结一个协约,则不能缺少美国与中国对问题的共识,而在这些问题上美中双方不能达成共识,那双方的误解就会加深。

  其实,问题不在于美中关系的标签,而在于美中关系的内涵。两国发展合作关系不是一方施予另一方的恩惠,而是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美中两国的诚意将在诸多问题上受到考验。

  在一些中国人看来,中国与美国的经济联系越紧密,美国越会在军事上包围中国。也有人认为,美国为了延缓中国的发展进程,在军事上实行围堵中国的“C-包围圈”。我不明白“包围中国”是什么意思。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有14个邻国的大国,它一直被其他国家所包围着。对美国而言,实质性问题是,阻止中国发展或尽可能延缓中国崛起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我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绝对不符合美国利益。

  中美战略竞争是否不可避免。与当时的苏联完全不同。中国不是一个对手,我将中国视为伙伴。在美苏对抗的那个年代,美国将苏联视为军事威胁。同时,当时的苏联在中国边界陈兵百万,对中国也形成威胁。但是,现在我们将中国视为一个友好国家,美国并不希望中美之间发生冲突。中美冲突,不仅对中美两国人民,而且对世界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有人将中国的崛起与19世纪的德国做比较,它类似于德国当年上升时期与英国在国际体系的强权关系。不,这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德国花大力气壮大军事力量,而中国却致力于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力量的强大,同时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

  确实有人常常把崛起的中国视为19世纪崛起的德国。德国的崛起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一战”首先是政治家的失败。如果你去研究当时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冲突,就会发现这对英德两国人民来说都是巨大的灾难。1914年选择战争的政治家们战后几年回首这场战争,看到给本国社会、欧洲文明乃至整个世界长远前景带来的灾难时,有谁不希望有个改变其决定的机会呢?

  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若美中两国发生冲突,不仅对美中两国人民不利,而且对全球也是灾难。中美冲突,我们想都不要想,想都不应该想。

  美国重返亚洲?

  当奥巴马提及“重返亚洲”,实际上是指一个更为积极主动的美国外交政策。不应从“包围中国”的角度来看待“重返亚洲”。美中双方应该共同缔结一个“太平洋共同体”,而不是美国和中国各执一方。

    “重返亚洲”的这个说法,用在演讲中会听起来很好,但是,你必须了解,当时奥巴马在选举中就批评布什行政当局对外交事务关注不够的背景。而且,奥巴马觉得中国也可能这么认为。但是,我认为中国对布什政府还是满意的。因此,一个对美国来说有意义的说法,却对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当奥巴马提及“重返亚洲”,实际上是指一个更为积极主动的美国外交政策,其实我们一直奉行一种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所以,不应该从“包围中国”的角度来看待“重返亚洲”。“重返亚洲”的提出有其美国国内政治的因素。

  一个不满的中国可能会重新用排外的眼光审视亚洲的地区格局。如果保护主义在美国抬头,如果中国被视为长期的敌人,那么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魔咒将变成现实,即中国将转向重商主义,政治上会更趋保守,而这将导致19世纪的外交格局,即世界长久地陷入互相竞争的分裂格局。

  美中关系需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能源、环境等问题都需要两国之间的合作。当然,其愿景的实现也必须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参与,无论它们是作为跨太平洋结构的一部分,还是区域安排,都应该参与处理人类面临的这些共同问题。

  在我看来,这一代领导人有机会塑造涉及各国共同命运的跨太平洋关系体系,就如“二战”结束后塑造跨大西洋体系一样。但是,区别于“二战”后的国际格局,现在面临的挑战更多地来自于政治和经济领域,而非军事领域。

  我记得毛泽东主席曾经对我说过,关注日本很重要。对美国而言,我们在亚洲有一些传统上的朋友,我们与它们的关系亦早于中国,而保持与它们的良好关系,并非针对中国。建立一种与所有国家合作的亚洲机制,也是美国的利益。我所倡导的是,美中两国共同致力于太平洋的合作,并缔结一个“太平洋共同体”。

  创造一个新世界

  中美两国都必须学习如何参与世界事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它已不再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它必须运用其“领袖”智慧,不是作为唯一的主导国家而是作为一个杰出的领袖体现在复杂的世界舞台上

  中国正走在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上,我相信中国正在朝着一个积极的方向发展。当然,两国都有人强调冲突的因素。我刚刚完成的新书里也用很大的篇幅强调了我的观念,我认为双方应该往积极的方向看。这本书的英文叫“On China”,中文名还没有起好。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今年5月将在美国出版。书中主要分析了中国和美国交往的历史以及中国在历史上如何处理外交和战略的问题,同时也谈到了中国对21世纪全球力量平衡的影响。我主要想通过对一些关键时期中国外交事件的分析,来揭示中国的两个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如何塑造和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命运。

  我在我的新书里又强调了这个观点,但我并没有说中国仰视其他国家。在19世纪之前,中国强盛时,它主导亚洲。几百年来,中国很少遇到像自己一样大而复杂的国家,它是“中央大国”,用朝贡体系的概念来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把周边国家视为自己的附庸。而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它又受到西方强权的凌辱。中国在过去的经验上,现代国家主权平等的外交理念并不存在。1648年以前,欧洲也没有这个理念。这就是历史。

  中国确实存在民族主义情绪。但从我与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学者的交往经验来看,我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需要系统而理性的方式对此加以解读并相应控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美需要进一步了解和合作,并将合作视为基石。同时,在我看来,中国在与西方交往或相互影响过程中,自我发展的特点仍然会继续塑造或影响其政策和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我始终都在敦促美国不要威胁中国。我想中国也不要威胁美国,当然,这不是你们的基本政策。

  美国的经历非常特殊。当我们逐渐成为大国时,我们是唯一一个重要的工业国家,但现在却有许多重要的工业国家。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背景。我是一个为数不多见过所有中国领导人的人。我对中国领导人印象深刻,他们会对当下的棘手问题找到解决之道。毛泽东完成了革命,建立了政体;而胡锦涛正在继续建设由毛创立的政体,尽管他们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我似乎不能给中国出什么好主意了,中国领导人有足够的能力解决自身问题。

 

 

揭秘:陈独秀6个子女今何在?

安徽 刘以顺

2010年11月

  陈独秀共有6个子女,即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三子陈松年、四子陈鹤年(后改名陈哲民)、长女陈玉莹、次女陈子美(其中,延年、乔年、松年、玉莹为陈独秀和结发妻子高晓岚所生,鹤年、子美为陈独秀与高曼君所生)。这6个子女,大都走上了献身革命、自立自强的道路,其中,陈延年和陈乔年,同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之所以能够献身革命、自立自强,是与陈独秀的教子有方分不开的。

  疼爱而不溺爱,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死于国民党手中。

  长子陈延年

  同天下所有父母一样,陈独秀对自己的子女非常疼爱。但是,陈独秀常年为革命奔走,公而忘私,无暇顾及家庭子女,不仅未能在家庭生活上给子女带来幸福,反而还曾因他从事革命活动而连累了家人,危及子女的生命安全。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安徽都督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被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通缉。由于柏文蔚、陈独秀迅速逃往上海,倪嗣冲没有抓到他们,便对陈独秀在安庆的家人进行迫害。他们将魔爪伸向陈独秀的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延年和乔年,并扬言要斩草除根。幸好陈家事先得到了消息,让延年和乔年去乡间躲避,倪嗣冲才未能得逞。延年和乔年在乡间躲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安庆。随着年龄的增长,兄弟俩越来越感到,在安庆这个小地方,已经学不到更多的知识了,他们渴望外出求学。他们的这一愿望和志向得到了祖母和母亲的默许。

  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返回上海,开始筹办《新青年》杂志之事。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安庆老家的来信,得知延年、乔年兄弟俩想出来读书的消息。陈独秀感到儿子已经长大,应当让他们出来闯一闯。因此,他对延年、乔年兄弟俩的想法表示赞成,并回信让他们立即到上海来。

  于是,兄弟俩辞别母亲和祖母,乘舟东下,于1915年冬天抵达上海。那时延年17岁,而乔年才13岁。兄弟俩初到上海时,一度与父亲住在一起。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从父亲住处搬出,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晚上则去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学习法文,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当时,陈独秀虽然已闻名全国,但收入却不多,每月给兄弟俩的钱为数很少,只能维持他们最低的生活水平,剩下的开支全由兄弟俩自己谋取。平时,延年兄弟俩只能“食则侉饼,饮则自来水”。由于生活艰苦,“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

  对延年兄弟俩的生活状况,旁人都以为太苦,常表怜悯之意,但他们自己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有意识地要在艰苦环境中磨炼自己。作为父亲,陈独秀也支持孩子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自创前程,让他们更好地成长起来,将来成为有用之材。这让既是姨母又是继母的高君曼十分心疼。她曾数次苦劝陈独秀让孩子们回家食住,还通过陈独秀的老友潘赞化代为恳求陈独秀,但陈独秀总不以为然,说那样姑息养奸,不可!他以为高君曼“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没有辜负陈独秀的良苦用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勤奋学习,自立自强,后来一起考进了震旦大学。1920年2月初,他们又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对于延年、乔年出国留学的愿望,陈独秀完全赞成,并劝过兄弟俩去苏俄留学。可是延年、乔年当时由于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对苏俄有些反感,坚持要去法国。他们在法国期间,逐渐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一度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怀疑,最终同无政府主义决裂,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此后,延年和乔年先后参加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1922年冬,兄弟俩又一起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初,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延年、乔年兄弟俩及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离开法国到苏联学习。4月中旬,他们抵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在莫斯科期间,兄弟俩更加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了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终于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4年夏天,由于国内革命工作需要,陈延年奉调回国。两个月后,他返回阔别了4年多的上海,并与当时在上海的父亲陈独秀团聚。陈延年回国后,中共中央立即讨论了他的工作问题。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并没有将自己的儿子留在中央机关,留在自己身边。而同过去一样,他希望延年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因此,陈延年很快被派往当时革命的中心和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广东去工作。

  到广东之初,陈延年负责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4年底、1925年初,他接替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直到1927年3月奉命离开广东。在此期间,他和周恩来、彭湃、毛泽东等人一起,领导了广东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统战工作,并将起初只有几百名党员的广东党组织发展成为拥有数千名党员、领导数百万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他在广东最突出的功绩是成功地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毛泽东当时就称赞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还有人称他是“共产党中的两广王”。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陈延年对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坚持独立思考,从实际出发,决不盲从。他曾多次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说:“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的鲜明态度和坚持原则的精神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称赞。

  1927年3月,陈延年率中共五大广东代表团离开广州,北上武汉,准备出席党的五大。可是刚到武汉不久,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决定派他和李立三、聂荣臻等人火速赶往上海,传达中央关于开展反蒋斗争的指示。他们刚到南京,便获悉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上海后,陈延年接替罗亦农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他虽因工作需要未能出席中共五大,但仍被大会选为党的第五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陈延年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时,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四一二政变后,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惨遭杀害。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陈延年毫不畏惧,勇敢地承担起重整党组织的重任。他与担任区委组织部长的赵世炎一起,开始为恢复被摧残的党和工会组织日夜奔忙。陈延年在上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1927年6月下旬,他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了。反共头目吴稚晖听说陈延年被捕,欣喜若狂地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指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他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立即给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了一封所谓的“贺函”。杨虎立即下令严加审讯。面对凶残的敌人,陈延年毫不畏惧。敌人用尽酷刑,也没能从他嘴里掏出任何需要的东西,只好将他杀害来泄愤。1927年7月4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将陈延年秘密处死。陈延年在牺牲的时候非常壮烈,当敌人要他下跪时,他直立不屈,并高呼口号,虽然几个执刑的士兵用力将他按住,但当刽子手松手挥刀时,他突然一跃而起,遂被按在地上用乱刀砍死。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面对死亡,他仍如此坚强,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和气概,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当陈独秀得知自己的长子被害的消息之后,一连好几天不说一句话,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里,默默承受着丧子之痛。

    次子陈乔年

  陈乔年于1925年春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国工作。他一到北京,就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与担任区委书记的李大钊一起工作。在这一时期,他积极参与中共北方区委的重大决策,并同李大钊、赵世炎等人一起,为发动各界群众与北洋军阀政府斗争作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使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离京南下,并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在1927年4月召开的五大上,陈乔年和他的父亲陈独秀、胞兄陈延年一起当选为中央委员。父子三人同时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党的五大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陈乔年留在武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并代理部长李维汉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作为中央委员,陈乔年出席了党的八七会议,并表示完全拥护会议对自己父亲的错误所作的批评,拥护党确定的新的方针政策。八七会议后,陈乔年改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又回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2月16日,由于叛徒告密,陈乔年在开会时被捕。从被捕的第一天起,陈乔年就清楚地知道,由于他担任了党的重要职务,又是陈独秀的儿子,必死无疑。他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丝毫畏惧,也没有任何懊丧。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继续同敌人作斗争。当他的身份暴露后,他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请求党不要再为营救他费心和花钱,同时继续在狱中同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龙华的枫林桥畔,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仅26岁。

  陈独秀得知自己的又一个儿子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后,极其悲痛。这个性格刚强的硬汉子,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陈延年、陈乔年牺牲的消息,远在安庆老家的高晓岚并不知道。她一直为他们两个的安危担忧。为了打听他们的消息,她让长女陈玉莹来到上海。不料,陈玉莹到上海得知哥哥延年和弟弟乔年都已牺牲的消息后,由于伤心过度,一病不起。就在乔年牺牲的同一年,玉莹也病死在上海宝龙医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三个亲生骨肉接二连三地惨死,作为父亲的陈独秀,其万分悲伤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三子陈松年窑厂工作30年,1980年退休

  陈独秀一生中,曾于1919年6月11日、1921年10月4日、1922年8月9日、1932年10月15日四次被捕,先后坐过北洋军阀政府、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政府的监狱。陈独秀不畏惧坐牢,在狱中,始终保持着昂扬正气,铮铮铁骨,不向敌人屈膝投降。陈独秀言语不多,不善辞令,但他的一身正气和硬骨头精神却深深影响了自己的子女。

  陈独秀第四次被捕后,国民党最高法院于1933年6月底以所谓“进行叛国的文字宣传”之罪名,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随即,陈独秀被关进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又名老虎桥监狱)。之后,他的三子陈松年、四子陈鹤年、女儿陈子美都曾去监狱探望。

  陈松年第一次去南京探监时,由于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父亲,悲喜交加,激动得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唯有伤心落泪。这时,陈独秀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严厉训斥他。陈独秀对这个多年不见的儿子所讲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

  在一般人看来,陈独秀这样做似乎不近人情,其实,这正是他与众不同之处。自献身革命以来,他虽犯过不少错误,走过不少弯路,但有一点却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从不向恶势力低头,从不因处境艰难而悲观失望。自身如此,他当然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表现得过于懦弱,看到儿子伤心落泪,便免不了加以训斥。以前,陈松年虽然多次听祖母、母亲及其他人说过父亲的倔强脾气、坚强性格,却从未直接感受过。这一次,他总算亲自领教了父亲的厉害,而且印象至深,永世难忘。后来,陈松年同父亲接触多了,耳濡目染,学到不少东西。他虽然没有像父亲那样经历过大风大浪,但在自己的一生中,也遇到了不少艰难曲折,每次他都能像父亲一样,刚正不阿,泰然处之。陈松年常对自己的子女说,人要知足常乐,遇事要想得开。还说,人生在世,一定要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陈松年曾做过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在抗战时期,又随父亲到达武汉、重庆、四川江津,饱经战乱之苦。1942年5月陈独秀病逝江津后,他妥善地料理了父亲的后事。1947年又将父亲的灵柩由四川移至安庆市郊安葬。1949年春天安庆解放后,陈松年起初在街道义务帮助做行政工作。后来,街道办了工厂,他就选择到又脏又累的窑厂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从未调动过,直到1980年退休。

   四子陈鹤年 在香港创办进步杂志

  陈独秀的四子陈鹤年第一次到南京监狱去看父亲时,天真地提出要想办法帮助陈独秀越狱逃跑。陈独秀不但不赞成,反而将他骂了一顿,说他“胡闹”。

  不过,骂归骂,陈独秀对儿子的这片孝心还是感到满意的。陈鹤年也没有因为挨骂而对父亲不满,以后仍经常去看父亲,并尽力帮助父亲。陈独秀在狱中写的《自撰辩诉状》,就是由陈鹤年拿到《民声报》去秘密印刷后,在社会上散发的。

  陈鹤年在父亲的影响下,后来也走上了自立自强的道路。他于1934年考进了扬州中学高中班,未毕业又转到北平,进入北平致诚中学,在这里完成了高中学业。之后,他考进了北平法商学院。一二九运动之后,陈鹤年加入了“民先队”和中国共产党,经常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抗日宣传,是北平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卢沟桥事变后,陈鹤年留在北平,继续进行秘密斗争。1938年秋天,他的身份暴露,不得不立即转移。于是他经天津、上海去香港,想再从香港设法去延安。但是,离开北平后,陈鹤年就同党组织断了联系,而且以后再也没有接上,关系一断,要去延安就很困难了。在港期间,陈鹤年先后在香港《立报》、《时代评论》、《星岛日报》等报刊社工作过。后来,他自己创办了一个杂志,最初叫《少年文艺》,主要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这个杂志受到反共的港英当局的查禁,陈鹤年遂将刊名改为《新少年》,继续出版,名称虽变,宗旨未改。他办杂志,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对社会做出贡献,为了教育和培养青少年。为将杂志坚持办下去,他不但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还把自己收入的一大部分贴了进去。

  女儿陈子美 定居加拿大

  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生于1912年。由于陈独秀投身革命,东奔西走,终日生活在动荡不定之中,陈子美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这种经历对她的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子美的性格也像陈独秀一样倔强独立,敢作敢为。她在抗战爆发前学习过收发电报的技术,在杭州电信局工作过。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子美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失了业,在泰州、上海、南京之间靠“跑单帮”维持生活,还学习过妇产科的接生技术。上海解放后,她当上了里弄的“接生员”。第二次结婚后,又随丈夫由上海定居广州。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子美受到残酷迫害,吃尽了苦头。她不甘屈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便同两个儿子一起由广州逃到香港,后来又去了加拿大定居。

 

 

2010年的哲学困兽与理论的迷茫

中国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教授 方蔚林

2011-01-18

    2010年的哲学走过了寂寞而纷乱的一年。这既像是步入中年的行者在冬日里的孤独的行走,更像是一群匆匆忙忙的过客在广场上茫然地寻找着出口。2010年的哲学没有新出简帛文献的惊喜,没有一个引起大家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在丧失了勇气之后,大家似乎不自觉地在等待权威层面能指引一个突破性的出口。

  然而,一种开创性的理论的推进,需要横空出世的伟人般的气魄,而这种具有奇伟人格的排空一切的卡里斯马式的人物,我们尚在等待。如果硬要让我们对2010年的哲学进行盘点,这就像是雪地中的群盲寻找光亮,在外界白茫茫的一片光亮之中,我们的双眼却蒙着沉沉的黑暗。我们感叹好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我们为这干净而欣喜,又被这光亮所刺伤。然而,我们这被光亮刺伤的双眼,全然无法顾及雪盲症的疼痛,我们的目光东奔西走,依然在寻找着让我们兴奋的光点。

  2010年的中国的哲学,就像是被困在网中的巨兽,它在四处行走,为的是甩开身上的绳索,获得一个更加舒适的姿势,而网住这冬日里饥兽的布网者,是我们一路走来的历史和传统。然而,这巨兽毕竟在保持着一个姿势,甚至还在行走,它还不时地回头观望,不时地给我们摆一个pose,展现一下它的坚强和不屈,尽管这个姿势不是那么舒适和自在。

  2010年哲学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种碰撞中的眩惑。历史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我们再也无法关起门来,也不能闭目不见,更不能固步自封。这一扇门,是炮舰打开的,这炮舰如今看起来还更加庞大,在2010年看起来,还更加真切。改革和开放,这是我们无法回避无法回头的道路。中体西用也好,西体中用也罢,我们已经不再讨论这些问题,而是要回到实事,面对问题,求得实是,去实践价值。

  这样,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价值。有一些问题被提了出来,其中之一,便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之观念,其实早已植根于中国古代“道通为一”、“天下大同”的思想之中,而在西学东渐之时,普世价值之观念亦早已随风而入。普世价值之说,在世纪之交的端口,则多有论说,2010年的中国哲学,出现了不少探讨普世价值的文章,而这些探讨普世价值的文章,颇多对普世价值的诘难。对普世价值的诘难,与现代性的危机有关,也与文化殖民主义的后殖民输出有关,但是,国内哲学界对普世价值的探讨,它虽然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有意或无意,它有着某种与权力合谋的倾向。我们擅长于对公知价值的视而不见,也擅长于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我们对普遍价值的诘难,是对漠视公知价值的掩饰,虽然普世价值与公知价值也非万能,但对普遍价值与公知价值的疑却的态度,是不符合边际效用的价值理论的。这就好比对一个饥饿垂死的人大讲饼子不能多吃,多少让我们觉得有点学术的虚伪和无聊。

  2010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延续了前几年的轨迹。在这一领域的探讨,可以用官方媒体上的一个词来描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时代毕竟在发展,我们也学会了用“与时俱进”来安慰我们自己。2010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沿着前几年的轨迹前行,但也表现出那么一点随性而为的优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几年前表现出了某种过人的勇气,那就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提出。这多少让我们看到了上层领导人在重大理论推进上的勇气,并且让我们想起了当年王若水的一本书:《为人道主义辩护》。应该说,这一思路延续的是某种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路,某种将“唯物主义”和“唯人主义”熔于一体的价值取向。2010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优雅与纠结并存的。它是优雅的,甚至带着那么一点矫情。因为这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少是既得利益者,甚至是当权者,他们端坐高位,优雅地研究着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享受着意识形态控制松动带来的便利。西方马克思学、东方马克思学、中国马克思学、日本马克思学等学术思想的引介,廓开了这些人的视野,早期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等等说法,也开阔了研究的思路,而国际上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重新整理出版,也提供了方法论的便利,使得这几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表现出了某种自我表达的冲动。东方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等说法的提出,即展示了某种中国特色的自信。但是,2010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还是表现出了某种纠结,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不迈出他们的小小的步子,甚至完全裹足不前。他们对权力的想象和依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充斥着投机者,他们不得不抹煞他们年少时候的真诚,一心等待领导临幸自己一把,使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为天子所用,至于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县市长直选等民生的议题,完全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以至于有人这样评价那些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学者:“西马也是马,还是一只中国马。”

  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王庆节和张再林等人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观关注,开辟了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新的领域和角度。事实上,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维度——价值的维度,正在迎来新的拓展。2010年的儒学研究还是那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曲阜世界儒学大会、人大国际儒学论坛、北大“儒学与人权”国际研讨会、衢州国际儒学论坛等几个儒学大会依然如往年那样热闹召开,尽管没有出现新的论说主张,但是,对“民惟邦本”、“为政以德”等思想的弘扬,对儒学的世界价值的探讨,还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

  2010年的哲学也出现了几篇对道德理想主义和美德神话的质疑的文章。正如在《不道德的伦理学》中所指出的,价值将成为伦理学的基础,这一价值的伦理学将成为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础。好的哲学就像是一个伟大的容器,它可以包容一切。人生是不自由的,我们只是在不自由的世界中寻找一点生存的权利。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说教,不再需要冠冕堂皇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以及我们的那一点点可怜的权利。我们需要的是最低限度的约束以及最大限度的宽敞空间:一种管制最少的政府,以及规范最少的道德——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和最低限度的法律管制。

  2010年的美学研究,在继主观论美学、客观论美学、实践论美学、人类学美学、生命美学等若干理论主张之后,价值论美学在2010年走进我们的视野。虽然蔡元培、朱光潜等人都曾提到美是一种特殊的价值,但它并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价值论美学主张,而在2010年,价值论美学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2010年美学学科的一件盛事,便是世界美学大会在中国的召开。2010年,世界美学大会首次在中国举行,世界美学大会是国际美学界规模最大的学术会议, 此次美学大会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美学大会,有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的400 多位国外美学学者和600多位国内学者出席会议,中国美学第一次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美学的特殊的价值与意义,学者们对美学与艺术领域的多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价值论美学对美学理论的崭新的阐释和建构,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思考和关注。

  此外,2010年逻辑学和语言哲学对语境逻辑的关注,对于多年前提出的“语境真理”的观点提供了支撑。对心脑同一论的结构性难题的探讨,也引发了我们对新技术时代的新型智慧的兴趣。

  尽管如此,当我们再次回望2010年哲学的大地,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词:“浮云”。面对2010年哲学的这一片浮云,我们看到的是2010年哲学的纠结和茫然。如果实在要让我们翻寻出一点什么,那就是:除了纷乱还是纷乱。这让我们寄望一种处乱不惊的治乱哲学:不为乱所乱——不因小乱而方寸大乱,不因可以控制的小乱畏首不前不知变法和政改。

  我们在这岁末年终的端口仰望,我们看到的是一片浮云。我们的哲学将回到大地、自然和生命。大地的哲学是一个伟大的容器,它寻找来自大地的依托和力量,它不把自己想象成天空的超人,而是回到朴素的真实的生命。大地,这是一片包容一切的空间,可以允许我们开始一切新的行动和创造。

 

 

是谁让毛泽东了解到什么是社会主义?

凤凰网 2011年01月11日

    何亮亮:上周的《腾飞中国》,我们说到了满清王朝的统治者迫于压力,终于搞出了一个责任内阁,但是这个内阁因为被皇室成员所垄断,而被人们嘲讽为是亲贵内阁。时为1911年5月,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再也没有人相信靠着这些统治者能够主动让权,人心思变,但是如何变,还是有很大的争论。最主流的两大思潮,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和支持孙中山、黄兴的共和派。共和派号召民众排满兴汉,以暴动以流血以革命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立宪派则认为民智尚未开,革命则必将流血和动荡,有给列强趁虚而入瓜分中国的危险。因此应当以和缓的虚君立宪开始,一步步改良社会。

    在当时,两派的纷争相当激烈,但在长远的目标上其实还是一致的,就是都是为国家求民主、求富强。当时的社会更激进的思潮已经若隐若现了,只不过其能量还十分的微弱。几十年之后写下《西行漫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记者斯诺,就曾经说过,毛泽东在和他的一次谈话里,曾经提到过一个人,正是这个人让毛泽东慢慢了解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这个人的名字现在已经很少提到了,不过在中国的思想史里是不能回避的,他就是江亢虎。1883年出生,江西弋阳人,21就开始留学日本,到欧洲各国去考察,1911年六七月间,江亢虎在中国最先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概念。1911年7月,社会主义研究会开张4个月之后,改组为中国社会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政党。江亢虎的社会党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低产归公为初级目标;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和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为阶段目标;以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最终目标。

    社会党在当时社会影响力很有限,但是最早的一批党员里,后来却成为中国的精英人物,如李大钊、叶圣陶、顾颉刚等,但是这个从草创开始,就已经超越了时代的政治产物,最终并没有得到时代的眷顾。中国社会党在那个群雄并立的政治格局中,始终找不到根基,结果是郁郁而终,江亢虎本人也在抗战时担任了汪伪政府的考试院长,抗战胜利后作为汉奸被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死于上海的监狱。在清末明初的政治舞台上,各种思潮和各派政治人物纷纷登台,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思想活跃时期,这是中国发生剧变的思想酝酿时期,千年的专制帝国和皇权,开始受到空前的挑战。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11-01-10 14:22:48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稿件

神与民

----读《春秋左传》笔记(之一)

横舟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这是晋惠公的大臣狐突,到曲沃祭奠晋国王子申生时,对申生的魂灵讲的话。其意为:神不接受异族人的朝奉,民众也不朝奉异族的神灵。

    本人不信神,但也不干涉别人信神。但有一点要说明,就是如果要信神的话,要信属于自己种族的神。这样才能有有理由,才能使别人看了信服。人们在选择信仰的时候,要选择属于自己族群的神,只有这样才能有得到神明的保护的理由。

    反过来,从神明的角度大概也存在这样的道理,就是保护那些属于自己种群的朝奉者。这也是在人情世故当中能够说的过去的道理。否则的话就要出笑话了。当然,你可以说神明是属于全人类的,但你如果信神的话,你连自己种族的神都不贡奉,别族之神能庇佑你吗?

    我们生长的是黄皮肤,黑头发,我们如果信神的话,应该信什么样的神呢?也应该是黄皮肤黑头发的神明。这样,才不枉为信神,才不会浪费钱财,才能有理由说自己信神,而会得到神明的庇佑。别人也会相信你是在信神。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去信仰黄头发蓝眼睛的神明,先以我们的自身,背叛自己的种族,去取悦于异族神明,你想这能是真正的诚心吗?那个异族的神明真的会保护你吗?作为不信神的我来看:未必。

    蒋介石在民国时期,是中国人的领袖。可是,这个黄种人的领袖,放弃了自己黄种人的身份,转身去贡奉什么洋人的神明。不管他是否真的衷心,但是,那个异族的神明如果真的保护他了吗?结果怎么样,蒋介石丢了江山。

    从神明角度来讲也是如此,一个能够庇护异族朝奉者的神明,在神明群中也是不明智的,起码他不是什么高层次的神明。时事证明,西方的神明没有能够庇护蒋介石,从而给了他失败的结局。

    在人类世界上,一个背叛了自己种族的人,本身就已经放弃了这个世界上任何神明的保护。因为异族神明如果保护你的话,那个神明岂不是让你当白痴耍了吗?而如果这个神明能够对你提供庇佑的话,这样的神明又有什么理由值得朝奉呢?

 

 

 


发件人:"伟 刘" <liuky_szb@yahoo.com.cn>  2011-01-20 15:34:4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深圳刘伟投稿

福泽谕吉与明治维新

——读《明治维新(附福泽谕吉传)》

深圳 刘伟

    某年,我去日本旅游,看到一万日元钞票上印着一个人的头像,问导游才知道,那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他在日本家喻户晓,被称为“明治维新之父”。我一直对明治维新非常感兴趣,却对这位福泽谕吉知之甚少。

明治维新之迷

    1868年,日本开始了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明治维新,只经过短短二十多年便大见成效。1895年,日本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清朝北洋水师,使中国割让台湾又赔巨款。十年后的1905年,日本又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罗斯,一跃成为世界列强之一,震撼了全世界。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快速的成功?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由一个落后锁国的封建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为什么别的亚洲国家做不到?

     这些谜团曾经吸引了世界各国众多的学者专家去研究明治维新,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和专著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仅仅在知识界的小圈子里流传,对广大民众没有多大的影响。中国知道明治维新的人很多,但了解其来龙去脉的人却很少,知道福泽谕吉及其思想的人就更少了。

     《明治维新(附福泽谕吉传)》(吕理州著)一反传统学术专著的写法,用浅显流畅的文笔和讲故事的方法,生动地介绍了明治维新的来龙去脉和福泽谕吉的经历和思想。读后让人感到,原来学术研究成果也可以这样表达,也可以这样深入浅出,也可以这样引人入胜!福泽谕吉写文章一贯流畅易懂,吕理州看来在研究福泽谕吉时得到了他的真传。读了这本书,最让人感到惊叹是:福泽谕吉这样的思想家竟然对明治维新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福泽谕吉认为:一个国家的时势,亦即那个国家人民当时拥有的习气和智德状态,才是推动历史影响文明的主要动力,而不是少数贤君的出现。文明的进步或落后,不是操之于少数一二人之手,而是取决于人民的素质,统治者只是起到不妨碍的作用。统治者能不妨碍文明进步就已经尽到职责了,不可能直接去加快文明的进步,那是民间的事。这接近“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但他更强调人民精神状态的根本性作用。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福泽谕吉一生坚持在民间做启蒙大众的工作,数次拒绝了政府给他的官职和各种头衔。他长期坚持写书、办学、办报纸,在日本人民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福泽谕吉长期又艰苦的思想启蒙工作,催生了明治维新的发生,称他为“明治维新之父”可以说当之无愧。

惊人的学习精神

     福泽谕吉出生在日本封建幕府统治的末期(1834年),封建锁国的日本当时也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日本与中国一样,有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危险。

    1853年,日本国门被美国军舰强行撞开后,福泽谕吉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日本人。他很早就认识到,真正值得追求的是西方的学问——兰学(通过荷兰文而学得的西方学问)。他想方设法进入了日本兰学大师绪方洪庵所办的“适塾”学习,他从绪方洪庵那里得到的最宝贵教训是:写文章必须简单明白,尽量不用艰涩的字眼。他后来成为影响千千万万日本人的启蒙思想家,一手流畅易懂的文笔是重要原因。

    当时适塾没有毕业证书,更谈不上就业保证,但福泽谕吉认为:“我们虽然粗衣淡食,表面上看起来是落魄的穷书生,可是思想智力却活泼高尚,觉得连王公贵人也比不上自己。”“读书的时候,如果一味儿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考虑将来如何赚大钱、住华丽的房子、吃山珍海味、穿体面的衣服,把心全摆在这上头,那么书一定读不好。”他这种为学问而学问的非功利的学习精神,很像当年爱因斯坦在瑞士伯尔尼当小职员时与朋友业余组织的“奥林匹亚学院”, 爱因斯坦也认为“欢乐的贫困是最美好的事情”。这与中国书生为了当官发财而苦读四书五经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后来福泽谕吉发现,会英语更容易直接学到西方文明的精华,他毅然从头开始学英文,采取主动拜师、自学、找同样兴趣的学习伙伴的方法,迅速学会了英文。他还不惜以仆人的身份挤进日本赴美考察团,到美国实地考察西方文明。他在美国期间,拼命找机会与美国人聊天,以增强英语会话能力。别人都忙着买各种新奇物品时,他却买了两本英语学习工具书《韦氏辞典》和《华英通语》。《韦氏辞典》是当时美国最权威的词典,全日本还没有人买过。9年后,福泽谕吉回忆说:“那时候,我实在高兴极了,好象获得了天地间无上的至宝。”回国后,他立即翻译了《华英通语》,在当年出版。这是当时日本唯一的英语入门书,极为畅销,连出了数版。福泽谕吉还由荷兰文改教英文,他开的私塾,成了江户(现东京)唯一教英文的私塾。

    1862年,27岁的福泽谕吉又以翻译的身份随日本使节团出访欧洲,前后用一年时间考察了六个欧洲强国。与其他团员不一样,他不光注意先进事物的表面,还进一步追根究底,想探明背后的原理。比如他看到铁路,便问清铁路运输是谁在经营?政府或民间?铺设铁路所需的巨额资金从哪里筹措?利润如何分配?等等。他想弄明白,西方文明这朵花开得如此美丽的土壤环境是什么样的结构?他打定主意,要把这朵花连根带土移植到日本去。当别人买了钟表、望远镜、音乐盒等西方珍奇物品时,他却花光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大堆英文书,其中大都是百科事典和初等教育的教科书,准备从开阔日本人的眼界和基础教育做起。

    当时日本出现了类似中国义和团的“尊王攘夷”运动,全国充满了排外情绪,许多崇尚西方文明的洋学者被暗杀。福泽谕吉不畏艰险,决定扩大私塾,努力培养掌握西方文明的人才。他回乡挑选学生,不让他们参加内战,而接到私塾加紧培养。1866年(明治维新前二年),福泽谕吉写出了介绍欧美见闻的书《西洋事情》,目的是让绝大部分没有出过国的日本人也能够大致明白西方文明的摸样,使他们认清:西方文明无论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方面,都遥遥领先日本,而不仅仅是船坚炮利而已。

    《西洋事情》一出版,立刻成了空前的畅销书,包括各种盗版书在内,总共卖出了25万套,福泽谕吉成了全日本最知名的作家,当时日本各阶层各派的人议论国事和争辩日本向何处去,都必须先把《西洋事情》读一遍,可见这本书影响之大。

    后来福泽谕吉又争取到第二次赴美的机会,他筹集到一笔巨款,在美国买了八大箱的英文书,包括辞典、历史、地理、经济、法律、数学等各方面的内容,他简直想把西方文明知识全买回日本去。回到日本后,他又写了《西洋事情》续集和《西洋旅行指导》两本书,都成了畅销书。甚至当时的封建幕府将军也读过《西洋事情》,而且还读了不止一遍,可见福泽谕吉影响之大。

思想的力量

    1872年,37岁的福泽谕吉写出了他一生最大的杰作《劝学》。书一上市,立刻造成轰动。他接着写续集,仍然很畅销,他便一直写下去,坚持写了四年,一直写到17集。每集的销量都超过20万册,17集的总销量达到340万册。当时日本只有三千五百万人,其中许多人还不识字,却卖出去了这么多册书,真可说是惊人的畅销,那影响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在《劝学》中,福泽谕吉说了这样一句在日本影响极大的名言:“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在人之下也不造人。”意思是说,神在造人的时候,授予每个人同等的权利,没有一出生就注定了贵贱不同的道理。谁也不需惧怕谁,谁也不妨害谁,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智慧,利用天下的物质,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快乐地度过一生,这是神的意旨。智者与愚者和身份贵贱的区别,是由有没有学问来决定的。努力求知的人就可获得富贵,没学问的人就贫贱。

    福泽谕吉所说的“学问”并不是指认识艰深的字、能读难懂的古文、诵咏和歌、作诗等对社会没有实际用处的学问。他认为这些学问虽然能够抚慰人的心灵,有其价值,但绝没有汉学者所说的那么重要。自古以来,很少有善于赚钱的汉学者,也没有擅长作和歌又擅长做生意的商人。因此,我们必须暂时放下这种用来打发时间的“虚学”,改学与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实学”。例如日本拼音字母的读写法、信的写法、记帐法、算盘的打法、天秤的称法等,学完这些之后,再进一步学地理学、物理学、历史学、经济学与修身学。这些学问无法从中国的古书中获得,必须读西洋书的翻译,最好能读原文书。只要是人,无论什么样的身份地位,都必须拥有实学的教养。有了这种教养之后,每个人才能尽到自己的本分,使个人和家庭获得独立,进而使整个国家成为真正的独立社会。

     福泽谕吉特别强调,读书人必须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人的权利是有限度的。上天授予每个人权利,这样的权利不受任何其他人的束缚。但我们如果只是一味地主张自由,而不知道“自由的限度”,那么就会沦于任性、放荡。自由与任性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是否妨害到他人。

    福泽谕吉不但主张人与人平等,更主张人民和政府平等。人民如果对政府有什么不满,不必压抑在心里,大可堂堂正正地透过有关机构,心平气和地、毫无保留地向政府诉说自己的主张。如果这个主张合乎天理、顺乎人情,那么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必须和政府争到底,这样才算尽到了国民的本分。个人也好,国家也好,都是基于天理而拥有独立与自由。因此,如果我国的独立遭受到侵害时,即使与世界万国为敌也无须惧怕。如果我们个人的自由被人妨害,即使对方是政府官员,也不必客气。政府之所以残暴,都是由于人民的无知造成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水准,就有与其相称的政府和政治。法律之严厉或宽大,完全随着人民的品行高低而定。如果人民想避免暴政,就得赶紧读书求学,充实自己才能品德,把自己的地位提高到与政府同等。

     福泽谕吉认为人民对政府不应有感恩的心态。设定法律、保护人民本来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怎能说是“恩”呢?如果说政府保护人民是“恩”,那么人民缴税给政府何尝不是“恩”?因此,身为人者,应该时时刻刻记得权利平等的精神,这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件事。可以说,这种现代公民意识,直到今天仍有重大意义。

    福泽谕吉对当时媒体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给予了尖锐的抨击:“现行的出版条令并不是很严苛,然而报纸不仅从未刊登批评政府的文字,政府稍微做点好事,便言过其实地歌功颂德,简直就像是娼妓在取悦客人一样。再来看看写给政府的建议书。这些建议书可说是极尽卑屈之能事,尊崇政府仿佛把政府当成了神,卑贱自己则像罪人一般。官吏和人民都同样是人,可是这些建议书却故意践踏自己,真是恬不知耻。”

    福泽谕吉认为学问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种,无论何种学问,目的都在于增广自己的知识与见闻,并借此养成判断事物的能力,以及明白身为人所应背负的使命。如果只是识字,而不知道事物的道理,便称不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明白处世的方法是学问,调查金钱的出入是学问,了解时代的动向也是学问,而且这些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学问。只会读汉洋书籍则不算是学问。这种把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能力和以活学问为社会服务的使命感作为学习目的的主张,与爱因斯坦的观点不谋而合,对当今教育仍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福泽谕吉指出:所谓人权,是指每个人的生命都很贵重,每个人的财产都不得被侵犯,每个人的尊严与名誉都不得被损伤。只要不妨害他人,每个人都有权利满足欲望。福泽谕吉如此超前地具有了现代人权意识,真是难能可贵。

    除了平等,福泽谕吉还特别强调独立的重要性。他深刻地指出:“我们不能以外观来衡量一国是否文明。学校也好、工业也好、陆军也好、海军也好,这些都只是文明的外观。拥有这些外观并非难事,只要用钱买就行了。可是另有一种无形的东西,这个无形的东西,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不能买卖,也不能贷借,可是它却能够普遍存在于国人之间,发挥很大的作用。没有这样东西,学校、工业、陆军、海军等外观都无法发挥真正的功能。这可说是文明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一个国家真正的崛起,是其人民独立精神的普及,而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强大。

    福泽谕吉认为,所谓独立,是指自己能够支配自己,没有依赖心。自己能够判断事物的是非,而采取正确处理方式的人,便可以不依赖别人的智慧而独立,独立首先要做到经济独立。没有独立精神和能力的人,往往把自己当作国家的客人,把保卫国家的责任完全交给主人,国事与自己无关。人数很少的主人无法维持一国的独立。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会怕别人,怕别人的人一定会阿谀别人。经常怕别人、阿谀别人的人,日子久了,就会习惯这套模式。他们的脸皮厚如铁甲,该羞耻的不以为耻,该主张的不敢主张,一看到人就反射性地弯腰。这种没骨气的小人,一碰到目中无人的外国人,自然胆战心惊,不敢为国家争权益。在国内没有独立地位的人,对外也无法独立。所以,个人的独立决定了国家的独立,越是有独立精神的国民就越爱国,越是没有独立精神的国民越不爱国。爱国之士不论朝野,应先谋求自己的独立,倘若还有余力,便帮助他人独立。父兄帮子弟独立,教师劝学生独立,士农工商全民都独立之后,自然可以保卫国家。总之,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自己忧劳国事,倒不如解放人民,与人民同甘共苦,才是明智之举。

    独立精神如此重要,那么怎样才能具备独立精神呢?福泽谕吉告诉人们首先要学会怀疑:“在相信的世界里,有很多伪诈;在怀疑的世界里,反而有很多真理。……文明进步的原因,在于人类不断地研究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运作本质,而挖掘出其真理。西洋各国为什么会达到今日文明的境界呢?追本溯源,应归功于‘怀疑’两字。伽利略因怀疑传统的天文学说,而发现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现象;加尔瓦尼看到死青蛙的腿微微抽动,起了疑惑,而发现动物体内的感电现象;牛顿看到苹果掉落地面,也起了疑惑,而发现引力的法则;瓦特对水壶的热气感兴趣,怀疑是水蒸汽的作用,而发明了蒸汽机。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先经过怀疑的过程,最后才抵达真理。不只是自然科学的领域如此,社会的进步也有赖于怀疑精神。托马斯.克拉森因为怀疑贩卖奴隶的不合理,四处奔波,终于断绝了这个天底下最大的毒害;马丁.路德因为怀疑罗马旧教的荒诞,起而倡导宗教改革;法国人民因怀疑贵族的跋扈,而引发大革命;美国十三个州的人民因为怀疑英国法令的正当性,而独立成功.……在西方,某个学说出现之后,立即有另一个学说出来反驳,异说源源不断,争论绵延不断。相反,亚洲各国的人民,轻信虚诞妄说,沉溺于巫蛊神佛,或者深信孔孟圣贤的话,直到万世之后还无法摆脱这些圣贤的思想框框。西方与东方,两者在见识的优劣上,或志气的勇怯上,差距大得无法相提并论。”

    福泽谕吉对在日本影响巨大的儒家学说给予了严厉批判,他指出:“后世研读孔子思想的人,必须把时代的因素考虑在内,善加取舍。如果到了现在,还有人全盘接受孔子的思想,那就是不懂事物的价值会随时代而改变的道理。跟这种食古不化的人没什么好谈的。”“清国是个拙于改革的国家,一千年来,两千年来,始终守着古人说的话,丝毫不懂临机应变。他们患了自大症,以为自己的国家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国家,因此从不向他国虚心学习,也不力图改革。”这种“与时俱进”地对待传统学问的态度,是非常值得我国当今那些仍把“国学”奉若神明的人学习。在福泽谕吉看来,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东方道德,其目的在于形成人的奴性,而西方文明精神则让人独立自尊,日本必须扬弃前者,追求后者。

     福泽谕吉深知启蒙之难,他特别强调洋学者在民间身体力行的模范带头作用:“如今,为了促进我国的文明,必须先把深植人心的旧习一扫而尽才行。可是,要怎么个扫法呢?这很难靠政府下令,也很难靠个人的说教,一定要有一批人站在民众的前头,身体力行,做民众的模范。这批能够成为民众模范的人在哪里呢?他们不在农民之中,不在商人之中,也不在国学者或汉学者之中,只有洋学者才能担当这项大任……。可是他们读了洋书之后,不是不了解洋书中的真正含义,就是了解其含义后,却不身体力行,这些学者君子只知做大官,而不知做大事,他们只想在政府中谋求一官半职,却不愿在民间做事……。民间的事业中,十有八七都与政府扯上关系。于是,世上人心越来越被这股风潮所影响,他们由崇拜官方而依赖官方,由惧怕官方而献媚官方,没有一点发挥独立心的勇气。这样的丑态实在令人不忍卒睹。”

    福泽谕吉认为:“创造文明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于上面的政府,也不是来自于下面的小民,而是来自于夹在两者之间的中间层。从西洋各国的历史可知,商业和工业,没有一样是政府创造出来的,而是位于中间层的知识分子竭尽心智所促成。蒸汽机为瓦特所发明,铁路的出现是史蒂文森的功劳,首先论述经济原理而改变商业手法的则是亚当.斯密。这些人都是所谓的中产阶级,非政府官吏,也非劳工小民……。政府的工作应该只是在于不妨碍他们,让他们自由创造,并且体察人心之所向,而给予保护。因此,创造文明是民间的事,保护文明则是政府的事。”这种思想,放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指导意义。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男尊女卑观念极为强烈的日本,福泽谕吉大力提倡女权:“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以对社会的用处而言,天下没有一日可以不要男性,也没有一日可以不要女性。二者的用处都是一样大,不同的只是男人力气大,女人力气小罢了。”对孔孟之道主张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福泽谕吉的回答是:“不管孔子也好,孟子也罢,只要其主张违反天理,我们就不必理会。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可说是人类的罪人。……所谓不孝,应该是指为人子者做出不合情理的事,让父母的身体或精神感到痛苦。……孝顺父母是理所当然的事,只要是老人,即使对方与自己非亲非故,也应该好好对待,何况是自己的父母。”他还认为:“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为什么惟独女人与下层人民很难应付呢?因为儒家思想要他们卑屈,束缚他们,不给他们丝毫的行动自由,久而久之,他们心中自然积累成一股怨气,性情也变得很难应付。”

     福泽谕吉认为:“日本是女性的地狱”。他指出,在古代的日本,女性地位其实与男性平等,后来因为受到儒家思想和封建家长制的影响,女性的地位才一落千丈。他大力主张用教育来提高女性的地位:“女子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女性获得知识,了解事物的道理,并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他对丈夫提出这样的要求:“身为丈夫者,应该分担妻子的辛劳,即使外面工作繁忙,也必须抽空帮助妻子养育子女,让妻子偶尔可获得休息。”他认为:“洗衣煮饭维持一家的清洁卫生,以及养育子女等等,都是人生居家的重要事情,这与男人在外面的工作相比,没有难易轻重之别。”他还认为婚姻是一种男女间的契约,如果夫妻有一方淫乱不德,冷落对方,就是毁约行为,被害的一方可堂堂正正地向对方问罪。他还极为超前地主张男女结婚后,可从双方的姓氏中各取一字,作为夫妻的共同姓。

    福泽谕吉写的《劝学》在日本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873年7月,日本政府公布了今后的教育方针:

    1、 过去的学问只属于武士阶级,与庶民和女性无缘。今后必须普及教育,让全国没有一位文盲。

    2、 过去的学问只偏重于文字的记忆暗诵,与实际生活脱节。今后的学问必须对日常生活有直接用处才行。

    3、 过去的学问是为了国家,今后的学问则必须为个人,让每个人都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这三点教育方针全是抄自福泽谕吉的《劝学》,可见《劝学》影响之大。

中国为什么引进西方文明总是不成功?

    1875年8月,福泽谕吉又出版了另一本代表作《文明论之概略》。在书中,福泽谕吉对“截长补短论”进行了批判。日本和中国一样,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也出现了一批折中人物,他们认为东西文明各有优点,西方优点在物质(或科技),东方优点在精神(或道德)。因此引进西方文明时,只需选择对方的优点——物质即可,这就是“截长补短论”。这与中国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一些日本思想家主张的“东方的道德,西方的技术”是一致的。

    福泽谕吉根本否定这种论调,他指出:

    1、 文明可分为外观和精神两个部分。外观是指食、衣、住、行,以及法律、政令等。精神指人民的习气或人心风俗。

    2、 无论是文明的外观也好,文明的精神也好,东方(亚洲)都远逊于西方(欧美)。

    3、 引进文明的外观较容易,有钱就可办到。引进文明的精神则难得多。同样是文明的外观,引进食、衣、住、行较容易,引进法律政令较难。

     4、 在引进的先后顺序上,必须先从难的着手,即先引进文明的精神,其次是法律政令,最后才是食、衣、住、行。因为只要大多数人民都拥有文明的精神,文明的外观就不请自来。相反,如果一开头就汲汲于追求文明的外观,而忽略掉文明的精神的话,文明化的工作一定会窒碍难行,或者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情况。

    这些观点简直是在批判中国以“中体西用”论为号召的一大批读书人的糊涂思想。特别是福泽谕吉主张的引进西方文明必须“先难后易”的观点,尤为击中了中国人的要害,中国对外开放的许多弊端,都是因为反着来,总是“先易后难”,重外观不重精神。

    为什么中国引进西方文明总是不那么成功呢?福泽谕吉深刻地指出:“西洋文明流入中日两国的途径大不相同。中国是通过商人流入,日本是通过知识分子流入。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满脑子儒家思想,对西洋文明不感兴趣,他们即使看到了西洋的船舶器械等科技产品,也不为所动,觉得那只是夷狄的奇技淫巧,没什么大不了。

    可是这些商人文化水平较低,他们对西洋文明并没什么兴趣,只是想与洋人贸易赚钱罢了。因此,他们即使学会洋话,也只是学会简单的日常用语。他们虽进口洋货,可这些洋货中却很少有西洋书籍,尤其是科学方面的书更是几近于无。因此,通过中国商人流入的西洋文明,只停留在外观的层次,只是让市面上多了一些舶来品,以及让一部分商人学会日常会话用的洋文罢了。换言之,西洋文明的流入并没有对中国人产生思想上的根本变化。

     日本则与此相反,在二百多年的锁国时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兰学者)努力研究西洋学问(兰学),并且借着开班授徒与著书立说,把吸收来的西洋学问传授给其他日本人。因此,西洋文明可说是通过知识分子流入日本。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文化水平较高,所吸收的都是西洋文明中最深层的部分,因此西洋文明通过他们流入后,便在日本产生思想上的根本变化。

    中国引进了西洋文明的肤浅外观,日本则引进了西洋文明的深层内涵,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文明化脚步如此迟缓,而日本的文明化脚步那么快捷的原因。”

    这种观点真可说是振聋发聩!当今中国主导社会风气的仍然不是代表先进文明的知识分子,而是急功近利的商人,再加上格调日益低下的媒体助阵,所以社会上弥漫着不择一切手段发财的流氓无赖风气,大众学不来西方文明最优秀的精神内核,而把那些肤浅甚至堕落的外观迅速学了来。

    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担当不了文明传播的大任呢?原因是科举制度造成的。当时中国的读书人只关心金榜题名以便做官发财,而科举的出题范围却只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四书五经。中国的读书人十年寒窗所学的,正是福泽谕吉眼中“与实际生活脱节的学问”。他们不会去读洋学,因为科举不考。何况他们认为洋学是夷狄的学问,有什么值得学的呢?

    相反,日本没有科举制度,历史上几乎样样向中国学习的日本人,偏偏没有学长期束缚中国读书人思想的科举制度,日本人真有慧眼,也是日本的大幸。即使在锁国时代,日本的知识界也相当多元化,有人学汉学,有人学国学,有人学兰学,这必然带来思想上的活跃,而且产生了许多洋学人才,这就是日本现代化步伐比中国快得多的主要原因。当今中国的高考制度,日益异化为新式科举,厦门大学居然还设立了“科举学”专业,一本正经地招研究生。不去为改革新式科举动脑筋,却去为科举这个祸害中国上千年的奴化工具招魂,中国一些所谓知识分子的糊涂真是不可救药!

明治维新之父

    福泽谕吉深刻地认识到:现代文明的核心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普及,他最被人称道的是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极大尊重。1893年,他在题为“人生的乐事”的演讲中,吐露了一个长久的梦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设立一个研究所,挑选五至十名学者,让他们衣食无忧,能够终生在研究所里专心研究学问。他们想研究什么学问,则完全不干涉,任凭他们自己自由决定。他说到做到,后来他两次自己出钱,为日本著名的细菌学大师北里柴三郎建立研究所和医院,还怕北里柴三郎因杂务缠身无法专心于研究,特地派了一名门生去负责医院的经营管理。福泽谕吉的这些做法,和他一贯推进日本的文明进步思想是一致的。

    在福泽谕吉影响下,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出现了大批的启蒙思想家和洋学者,他们从思想深处影响了日本大众,也影响了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促使全社会和政府官员全面向西方学习。1871年,明治新政府做了一件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没做过的事:派遣了一支由46名政府官员组成的使节团到欧美各国考察。这个使节团包含了新政府近一半的决策官员,其中包括“维新三杰”中的两杰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可以说是政府精锐尽出。这个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团长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的考察团,用了一年零九个月,先后考察了12个欧美国家,全面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了西方文明的精华,回来后极大地推进了明治维新的进程,加快了日本全面进入工业文明的步伐。

    1901年2月3日,这位日本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与世长辞了,享年66岁。出殡当日,有15000人参加送葬,很多群众站在道路两旁目送。福泽谕吉的一位门生捧着他的牌位,牌上的法名是“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独立自尊正是福泽谕吉一生的写照,也是他启蒙大众的思想核心。

    当然,福泽谕吉的思想中也有一些反动霸权的内容,比如他主张日本要“脱亚入欧”,与亚洲落后国家划清界限;在国家危急情况下国权应当暂时压抑民权;主张用武力逼迫中国和朝鲜开放进步等等。他以传播文明的名义公然主张侵略亚洲落后国家,这为后来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了思想依据。他对西方文明也过于深信不疑,缺乏对其弊端的深刻思考和批判,这多少违背了他自己倡导的怀疑精神。

    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吕理州在《明治维新》一书中,分析了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而中国清末改良却难以成功的五条原因:

     第一, 日本有兰学,而中国没有。

    17世纪以来,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但仍旧准许荷兰人和中国人到长崎贸易。经过多年来往,在一部分日本人中逐渐形成了兰学——通过荷兰语学到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经过几位日本兰学大师多年的努力和各地兰学私塾的培养,到1853年日本学习兰学的人有2000多人,他们在西方冲击来临之前,便对西方文明有了一定的了解。日本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和积极推动明治维新的政府官员早年都学过兰学。同时期的中国却没有任何的西式教育机构,兰学人口为零,致使中国读书人和朝廷官员对西方文明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咸丰皇帝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第二, 中国有科举制度,而日本没有。

    中国读书人把毕生精力花费在四书五经里,对其它学问漠不关心,一心想通过科举升官发财。即使他们考场失意,而不得不开设私塾谋生时,所教的仍然是四书五经,因为社会上没有人愿意学考试范围以外的学问。其实早在明朝末年,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就将西方学术介绍给了徐光启、李之藻等知识分子,但洋学却始终没有在中国形成气候,因为洋学是既没有“黄金屋”也没有“颜如玉”的夷狄学问。直到鸦片战争过了65年(1905年),科举制度才被废除,中国读书人的思想力和创造力才开始解放,而这时日本明治维新早已成功,并成了世界一流强国。

     日本却没有科举制度。令人赞叹的是,虽然日本人长期学中国,但科举和宦官制度却不学。看来日本人只学外国的精华,而糟粕从来不学。儒学虽然是日本知识分子必修的教养科目,但也仅仅是“教养”而已,与当官发财没有直接关系。儒学在日本并不像在中国那样有压倒一切学问的绝对权威,因而才有兰学和其他学问发展的空间,形成了多元化的思想格局,其应变能力就灵活敏捷得多。

    第三, 日本有武士阶层,中国没有。

     日本在江户时代的社会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的士(武士)是统治阶层,也是社会的精英,负责统治与打仗,其它阶层负责生产。这些从小在尚武环境中长大的武士,基于捍卫国家的使命感,对外患的动向非常关心,会设法先收集更多的情报,以便了解敌人的情况。

     虽然中国也有士、农、工、商之分,其中的士也是社会精英。可中国的士却是只懂之乎者也的文士,他们不需修习武术也看不起武人,吟风弄月还行,却根本不会打仗。因此外患出现时,他们关心的程度不如日本武士,他们的心全在科举上,打仗是朝廷的事。

    第四、 中国遭西方冲击在先,日本在后。

    中国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后,消息通过荷兰和中国商人迅速传到日本,这个亚洲自古最强大的帝国竟然被来自万里之外的夷狄打败,不得不割地赔款,这给近在咫尺的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日本的有识之士因此产生了危机意识。鸦片战争之后13年,美国舰队才来到日本,日本比中国遭受冲击晚了13年,使日本朝野上下能冷静思考,接受中国的教训,不一味儿与强大的西方国家相对抗,而是不断采取妥协政策,少走了许多弯路。

    第五、 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比日本人强烈得多。

    中国读书人历来把儒家思想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自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文明上国,周遭国家都是夷狄蛮貊,从来只有夷狄蛮貊向中国求教,而没有中国向它们求教的道理。虽然中国被西方来的夷狄不断击败,但绝大多数读书人仍不承认西方文明在许多方面比中国文明优越。

    日本知识分子历来在中国文化面前有文化自卑感,早在唐代,日本就派了大批留学生到中国虚心求教,到了近代也能真诚地向西方求教,爱学习,也善学习,早就是日本的民族传统。吕理州归纳的五条原因极有道理,但他没有特别指出日本有福泽谕吉,而中国没有,其实这是更重要的一条原因。

    我国的胡适先生有许多思想与福泽谕吉的思想惊人地一致,但胡适在中国大众中的影响远远不如福泽谕吉在日本大众中的影响。解放后,胡适思想还遭到大规模的批判,背后主导者正是主张“抢秆子里面出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

    中国古人说过:“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孔子思想曾经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可见思想家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多么重要。郁达夫说过:“一个民族没有杰出人物固然不幸,但有了杰出人物而不知爱戴更为不幸。”福泽谕吉与胡适的不同遭遇,让人感慨系之!

    直到今天,中国仍然落在日本后面,其中的首要责任应当由自大自满、眼光短浅、不思进取、不善学习、热心追求科举名利和升官发财的中国读书人来负吧?

    在上述五大原因中,科举制度起到了最为根本性的恶劣作用,它在精神上绞杀独立自尊,思想趋于一元,把读书做学问引向做官发财的功利道路,培养读书人对权和利的双重奴性。在当今13亿人的中国,竟然还做不到集中全民族的智慧尽快改革误人误国的现代科举——高考,中国之未来,仍然让人担忧!

     什么时候,中国也出现一批福泽谕吉式的启蒙思想家,出现一批新式的学校,出现一批有启蒙精神的媒体,并给大众和后代以广泛影响,可能中国就有希望了吧?当今世界,信息文明正飞速取代工业文明,一个新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又一次到来,中国还会落在日本后面吗?

    电邮:liuky_szb@yahoo.com.cn。
 

 

日本“最穷内阁”背后

日本菅直人内阁被称最穷内阁 官员待遇禁超国民

新民晚报

2010-07-21

  菅直人内阁夺下了两个“最穷”帽子:一是“最穷的首相”,二是“最穷的内阁”。一个人均外汇储备高达7783美元、民间流动性外汇资产超过3万亿美元、人均GDP为42480美元的富国,其内阁官员的资产又如何?近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公布了政府内阁官员的个人财产,结果却“出乎意外”。

  寒酸的内阁

  在近日公布的日本菅直人内阁个人财产状况表中,首相菅直人的报表颇为简单,不持股票,也没有高尔夫会员卡,只有一笔395万日元的定期存款,以及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公寓的官方估价是518万日元。菅直人继承了其父留下的山林,但基本上都被他捐出去作公共用途,官方估价近乎零。

  首相夫人也有笔定期存款,金额为1000万日元,持有50万日万的国债,购有一辆价值100多万日元的汽车。这样,加上配偶资产,菅直人报上的资产有224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70万,美元25.6万。

  菅直人出身工人之家,有人戏称其属于“贫下中农”,这实在不算过分。

  防卫大臣北泽俊美的家庭财产不到50万人民币,按现行东京平均房价算,这点“零碎钱”还不够一家子买下一室一厅30平方米的微型公寓。厚生劳动大臣长妻昭报了约合50多万人民币的资产,但大都是其3个孩子的保险储蓄,自己基本上算是“穷光蛋”。

  日本史上首位华裔大臣莲舫,名下仅有价值378万日元(约合29.5万人民币)的养老金保险和一家上市公司的300股股票,没有住房,属于“租房族”。好在其配偶拥有659万日元定期存款,不然这位看起来神采飞扬的华裔女大臣,铁定会成为本届内阁中“最寒酸”的阁员。

  这样一算,首相加上17名阁员,没有一人的资产超过1亿日元,成立于6月8日的这届内阁官员的平均家庭财产仅为3286万日元,约合37万美元。这样的“财富水平”,放在第三世界背景下,估计还勉强过得去;但如果放在世界第二强经济体的日本,真的算不上“富”。

  史上最穷内阁

  日本内阁是不是总那么“穷”呢?也不尽然。我们先看一下历届首相的财产状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鸠山2009年9月上任后申报的家庭财产为14.43亿日元,约合1649万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就是“亿元户”。他在东京大田区的私宅和长野县轻井泽町的别墅等房产的市值约4亿日元。如果算上所持的350万股普利司通股票等,鸠山的资产接近
90亿日元。值得一提的是,鸠山由纪夫还有一个“富妈妈”。

  鸠山之前的麻生首相,其资产为4.5亿日元,安倍晋三为1.47亿日元,福田康夫是7211万日元。而身家仅为2240万日元的菅直人可算是 “最穷的首相”。从内阁成员平均资产来看,鸠山内阁的平均财产为160万美元,内阁中按日元计属于“亿元户”的有4人,而菅直人内阁中“最富”的阁员——邮政和金融事务担当大臣自见庄三郎的家庭财产仅为7203万日元,约合82.35万美元,由此可见,菅直人内阁中的“最富”尚不及鸠山内阁财产平均数的一半。而在鸠山之前的麻生内阁,其平均资产达1.4128亿日元。麻生之前的安倍晋三内阁就职时,他们平均每人拥有9136万日元。安倍内阁中“最穷”的阁员的资产,相当于现在菅直人的财产。

  通过这样的比较,菅直人内阁夺下了两个“最穷”帽子:一是“最穷的首相”,二是“最穷的内阁”。不过,也有人认为,开创型的内阁要比继承型的内阁富裕。开创型的内阁是指通过打全民选举战夺得议会选举胜利,成为执政党。选战要消耗大量资金,除非像美国奥巴马一样筹款有术,穷小子很难率领一班党内人马闯世界。而对于“继承型内阁”而言,由于不需要背负政党竞争的包袱,只需在执政党内部通过党领的更替就能顺利走上首相之位。菅直人吃的是鸠山的老本,他是“富”是“穷”已经不重要了。

  最累人的政府

  据旅日作家萨苏描绘,日本官员也爱搞“形象工程”,凡是老百姓能看到的地方都要“示穷”,越寒酸越好,能凑合就凑合。比如办公楼的装修及设施等等,有的基层课长坐的椅子甚至都磨开了花。总之,“工程”都要保持一种看上去比民间公司差一档次的样子。这样,“可以让纳税的老百姓看了感到政府没有乱花自己的税金,还觉得政府穷得可怜”。让老百姓从对比中感到有“优越感”,“自己怎么也比政府混得好”,从而缴点税也不会产生怨言了。

  日本公务员的待遇严禁“超国民化”,其待遇与民营企业职工差不多,政府官员又经常加班,工作到深夜,误掉了火车或地铁,政府就出台一项规定,加班到深夜的公务员可以公费打车。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出租车司机借鉴航空公司的旅客航程积分制,以送啤酒、送小额现金等方式招徕像公务员这样的固定客源。政府严查下来发现,17个政府部门共计1402人涉案。日本政府按照《日本国家公务员法》处罚了33人,其中1人停职、11人减薪、21人受到公开谴责,并对另外118人予以内部训告或严重警告处分,处分总人数为151人。由于卷入此丑闻的职员中大部分来自财务省,财务大臣作出自我处罚,决定退还两成月薪,还有多位未卷入此丑闻的财务省高官也表示效仿财务大臣,退还部分薪金以示惩戒。

  就连打个的士、收点出租车司机的小礼,也会闹出这么大的阵仗,这种事恐只有日本才有。2009年,在经济低迷、就业不乐观的背景下,本以为日本大学毕业生报考公务员会更踊跃,结果呢,2009年报考I类公务员考试的人数只有2.2万人,远不及危机前2005年的3.1万人。日本“公考冷”的最大原因在于,日本一直致力于把“公务员”向“事务公务员”转型,避免官僚权力化,要打破明治时代以来100多年的“官僚政治”,实行由“政治家主导”的政治。

  亚洲最透明的政府

  日本的官员财产公示启动较晚,申报制倒是早就开始进行。但光是秘密向内部部门申报,没什么大的作用,1984年发生了田中角荣首相因“洛克希德事件”而“被判有罪”后,日本才下决心抛弃旧有的申报制,最终推出了公示制。

  1992年,日本通过了《为确立政治伦理的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规定需要公开的资产项目包括:既包含拥有所有权的也包含拥有使用权的土地、房产、存款、有价证券、车船飞机及工艺品、高尔夫会员证、债权债务等诸多项目。

  日本是议会制国家,日本首相、大臣都是国会议员,自然受议员财产公开法的约束。议员当选后要在100天内向所属议院议长提交《资产报告》,在任期间,每年4月份还要提交《资产补充报告》、《所得报告》、《相关公司报告》等。报告书将被保留7年,平时在议会阅览室对外公开,可以自由抄录。

  菅直人内阁成立于6月8日,到7月17日就快速公布财产,为其快速转入政府管理正道创造了有利的舆论条件。1989年执政的宇野宗佑任首相,规定内阁成员资产公开的对象扩大到配偶及子女。2001年1月,内阁会议通过了“大臣规范”,规定首相、正副大臣、政务官在就任和离任时,要公布包括配偶和子女在内所有家庭成员的资产状况。“大臣规范”还规定,在职期间不能交易有价证券、不动产及高尔夫会员证,持有的股票要交由信托银行,且不能解约和变更股票。

  由于这样一个时间差,在比较菅直人内阁是否是“史上最穷”时,时间跨度只能追溯到1989年。在此之前,公布的财产不包括配偶和子女名下的资 产。财产申报和公开,在反腐中占据重要位置。日本这样的制度建构,在裙带关系和腐败横生的亚洲,算是“最透明的政府”。

 

 

 

发件人:"channelzero" <channelzero@bjdoc.com>  2011-01-16 15:06:0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大国敝村”纪录片剪报第101期(20110110)

大国敝村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郭建光

2011年01月05日

    照片:梁庄一角,村中坑塘。老人带着小孩是村中常见景象 一座新房紧锁大门。

    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学者梁鸿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一劲儿给她说“谢谢”。这是一个农民,现在天津开出租车。为了找到梁鸿,他一连往北京打了10多个电话,一上午连活儿都没好好拉。“谢谢你,你说出了我们农村人的心声。”陌生人对她说,“你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村的事,太真实了。”梁鸿隐隐约约听到,对方的激动里带着一丝哽咽。

    这个电话之前一个月,《中国在梁庄》一书出版。这是梁鸿为自己故乡立的小传。她把自己生长的位于中原腹地的小村子命名为“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的名字,频频出现在2010年年末的各类好书榜单上。《中国在梁庄》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非虚构作品奖。该杂志主编李敬泽评价道:“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

    梁鸿自己完全没预料到这些关于故乡的文字所激起的反响。“我不认为这部书的内容有多深刻,文学性有多高,它的价值可能更多在于启发性。”她说。梁庄之外,还有赵庄、钱庄、孙庄、李庄……梁鸿在前言中写道:“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回到梁庄

    梁鸿在梁庄生活了20年。1993年,她离开河南邓州的这个小村子,到外地求学。博士毕业后,她留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工作“无非是上课写文章”。

    日子一天一天过,她开始怀疑:“每次在课堂上高谈阔论,可是你相信你说的话吗?每次费劲查资料写文章,写完自己都不想看。这么做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生活离我的心灵、离我的故乡越来越远。这不是我真实的生活。”

    故乡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村里的坑塘、大槐树、青石桥,时常在她的梦中出现。她几乎每周都要和家人通几次电话,听他们说说家里的事、村里的事。几乎每次通完电话后,她都要感叹一番,偶尔也会产生写作的冲动。她的丈夫是一名记者,常鼓励她把故乡的故事写下来。

    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梁鸿师从王富仁教授。王富仁是著名的鲁迅专家,梁鸿也经常读鲁迅的著作。鲁迅的“批判精神”时时激励她走出书斋,成为一名“行动者”。

    2008年,丈夫到外地驻站,梁鸿和家人的联系更加密切,写作的冲动也越来越强烈。当年暑假,她决定回老家住一段时间,走进乡亲们的生活。

    当年7月3日,她带着3岁的儿子登上返乡的列车。之前,她为儿子准备了一大堆东西,唯恐老家的东西“不卫生”。踏上火车那一刻,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不要说怎么做。“农村出现了问题,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回去再说。”她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理。

    家乡越来越近,她和儿子早早就站在车门口。车门打开后,儿子突然哭起来,不愿下车。他用稚嫩的小手指着地面说:“脏。”

    前一夜刚下过一场雨,地面上满是瓜果皮、纸屑等垃圾,苍蝇绕着垃圾嗡嗡地飞。在梁鸿看来,这没什么,可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儿子却接受不了。来接他们的家人,听到小孩子的话后哈哈大笑。梁鸿则若有所思。父亲已经随大女儿到邓州城里居住。梁鸿提出,第二天就要住到仍在村子里的哥哥家去。

    最初的一个月内,她没有理出任何头绪。她在父亲的陪同下,“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里的土地、树木、水塘和河流,随意地寻访村里的人,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晚上回到哥哥家的住处,就记录下来。慢慢地,她有了方向,开始有目的地寻访一些人。

    “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使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慢慢地浮出来。”梁鸿说。她还希望寻找到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

    调查越深入,她发现自己越不了解这个她曾经生活过20年的村庄。“当我以审视的目光来看故乡时,故乡是那么的陌生。”这一次,她在梁庄住了近两个月。2009年寒假,她再次深入这个村子。

    这两次调查催生出了一本书。先是在《人民文学》发表节录,标题就叫《梁庄》。出版时,梁鸿改名为《中国在梁庄》。曾有记者问她,只考察了一个村庄,怎么就敢断言“中国在梁庄”?她回答说:“哪怕中国只有一个梁庄,它也是中国的梁庄,它也值得、也应该被我们关注。更何况,中国绝不仅仅只有一个梁庄。”

    萧条村庄

    梁庄距邓州市区将近30公里。村子就在公路边,新房沿路而建,逐渐与镇子相接。宽阔的柏油路上,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但它们大都和梁庄没有关系。

    梁庄只是中国上百万个村庄中普通的一个。在这个总人口近2000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 元的村子里,到处是新房,不过大都紧锁着门。有的新房门前甚至摇曳着枯黄的杂草,显然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村里有一家正在盖新房。一问才知道,这家人有两个女儿,都已经嫁人。但是房子还是要盖,不然“没面子”。“盖这么多房子干什么?又不是没地方住。”梁鸿的父亲梁光正嘟囔道,“就知道好面子,一点也不实际。”

    坑塘随处可见。一些坑塘的水墨绿近黑,漂着塑料瓶、易拉罐、废纸等垃圾。梁鸿把这称为“黑色淤流”。她小的时候,坑塘里种满了莲藕。一到夏天,青青的荷叶铺满整个坑塘,间或有粉红色的花冒出来,随风摇曳。莲子成熟后,她和小伙伴们经常偷偷地手拉手,连成一串,蹚到水中采莲子。“咬一口,满嘴清香。”她回忆得笑出声来。

    芝婶家的新房就在公路边,面朝一个坑塘。3层楼房,共16间。2008 年夏天梁鸿带着儿子回村时,那个坑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当时,芝婶的小孙子在家,年纪与梁鸿的儿子相仿。两个小孩子很快熟稔,一起玩起来。玩着玩着,他们来到坑塘边上。梁鸿跑过去一把拉住儿子,说“脏”,不让他下去。孩子哭了。芝婶看梁鸿一眼,什么也没说。

    “至今我还记得芝婶那诧异的眼神。”梁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到后来,梁鸿不再阻拦,任由孩子疯玩。儿子真还喜欢上了泥土。盛夏的中午,他在太阳下晒着玩土,说什么都不愿意进屋。两个月下来,他变得黝黑结实。这着实让梁鸿高兴了一阵。梁鸿曾问过芝婶,坑塘这么脏,为什么没人治理?芝婶回答说:“村里都是这样。人都不在家,谁还管坑塘?”

    芝婶算是村里的“贵族”。他的丈夫是村会计,丈夫的哥哥曾在一个县城做过正处级干部。她有一儿一女,儿子两口子在外地干活,女儿在镇上上班。大孙子跟着他的姑姑在镇上读小学。平时,16 间房子只有老两口住。家里摆着一排硬木沙发,但除了常坐的两三个位置外,其余的都蒙着灰尘,用手一抹,就能留下一道指印。

    孙子很小就由芝婶养着。儿子又有了小孩,想把小的留给她,把大的带走。但是孙子坚决不走,芝婶腰老疼,也不想带更小的孩子。“有时候孙子也想妈妈。可是他们在外不容易,那有啥门子?”

    2008年,梁鸿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人,很少有壮劳力。出外打工的人,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人。这像是一种交换,父母帮着儿子看孩子,儿子给父母养老。“不给人家看孩子,走不动了,谁管我?”有好多老人曾向梁鸿说过类似的话。尽管早在1992年,民政部就通过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 》,可问过村里几个老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养老保险是什么。养老还得靠儿女。

    最近几年,村里的“留守儿童”频频出事。五奶奶的大儿子在青岛打工,将11岁的孩子托付给她。可是这个孩子“猴头儿日脑(非常调皮)”,60 多岁的老人根本管不住。一天,她在屋里做饭时,孙子跑到河里玩水,淹死了。从此,这个老人就从儿子的家中搬出来,住到河边一个茅草屋中,一住就是5年。还有一个老人照看4个孙子,一年夏天他们全部在河里淹死了,最后老人服毒自杀。“这就是村子的现状。壮劳力出门打工,剩下老人孩子和新房子。村子里遍地垃圾,一片萧条。”梁鸿总结道。

    种地与打工

    梁鸿曾问过很多人,为什么出去打工?答案几乎一致:挣钱。

    “小孩上学要钱,孩子长大娶媳妇要钱,娶媳妇就要修房子,修房子又要钱,看病要钱,养老人要钱。活人要钱,死人还要钱。不挣钱咋整?”一个村民曾对梁鸿说。

    有村干部算过一笔账,梁庄的庄稼一年两季,轮种小麦和玉米。现在一年下来,一亩地也就收入七八百元钱,这还得赶上风调雨顺。另外,每亩地一年还有80多元补贴。而梁庄人均耕地不足8 分。

    “种地就这点收入,不出去打工咋活?连孩子的费用都挣不来。”这名村干部说,“国家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可化肥种子等全部涨价,有的都翻了一番,就粮食价格没见涨过。”

    和别的村庄一样,梁庄也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1953年开始,粮食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大部分卖给国家,农民忙活一年,肚子还未必能填饱。 1960年,梁姓家族中“饿死六七十人”。

    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的日子好过一点,但是“税负很重”。老支书梁兴隆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税负数字。上世纪80年代,梁庄的税负平均为一亩地一年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强。到了90 年代,农民除交农业税外,还要上交“三提五统”,税负达到亩产值的“一半左右”。

    梁庄的耕地曾在1995年前后进行过大调整,因为“税负太重”,很多人不要耕地,不少地撂荒。镇政府逼着要钱,村里只好将应缴纳的税负平摊到每一个人头上,“一亩地折合200 块钱”。

    “收税的时候,村子里人心惶惶。谁家交不了钱,乡干部就和村干部一起去要,有时还带上警察。有的人家全家跑了,有的人家只好东凑西凑交钱。听说有的地方逼死过人命。”梁兴隆说。

    90年代初期,村子里的人纷纷开始外出打工。早先,他们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大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者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后来,他们又分散到广州、深圳一带,干的仍是又脏又累的“低等活”。

    梁鸿知道,梁庄出去的这些乡亲,只是中国两亿多农民工中的沧海一粟。她的哥哥梁毅志早在1991 年就到北京打工,在火车站倒过票,在苗圃干过活。忙活了几年,也没挣下钱。后来他回到当地学医,学成后在镇子里开了一间诊所。近来,他在镇上买了一栋大房子,正张罗着开旅馆。“在外面打工,吃不好睡不好,还得处处提防被遣送回去。”梁毅志说。

    打工期间,他“受尽歧视”。有一次,他想寄信,就问一个老人邮局怎么走。那个人告诉他:“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我当时气得真想揍他一顿。”回想起这一段故事,梁毅志仍然忿忿不平。还有一次,他被关到一个黑砖窑,凭着自己的“机灵劲儿”才偷跑出来。

     “城市不接受我们,大部分人要回老家。我们的根在农村。农村人没有理想,能填饱肚子就行。农村人也不敢生大病,一有大病,这辈子全完了。”这个曾经的文艺青年说。在镇上买房子后,他还为自己专门设了一个书房,不过现在很少进去。

    柱子的故事,是梁鸿听到的打工者故事中最为悲伤的一个。柱子个子很高,长得很洋气,16岁就出去打工,后来到青岛一家首饰厂干活。10 多年后他生病回到老家。他的病很奇怪,经常会吐血,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血一直没止住。最后几个月,很多器官功能衰竭,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刚开始,家里的兄弟姐妹还积极凑钱给他治疗,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他们又为钱生出不少矛盾。没挨到柱子死,大家就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 梁鸿还了解到,最后厂里也没赔柱子一分钱。

    村子里有几个年轻女人在一个气味非常难闻的工厂打工。梁鸿问她们为什么不离开,听到的回答是,活不好找。全然没有提及到污染对她们身体的影响。

    村里有一个人,在和妻子结婚不到一个月后就出门打工,一年多没回家。年轻媳妇想念丈夫,人变得狂躁不安,逮谁和谁吵。婆婆当众骂她“花痴”,说她想男人想疯了。一天,她把化肥撒到别人地里,回家后喝敌敌畏自杀。

    这样的故事,让梁鸿很揪心。“外出打工的,留在家里的,都没有自己的生活。大家都在讲社会转型,难道在社会转型中,他们就是天然的牺牲品?”她说。

    学校与猪场

    芝婶在厨房忙活着,刚上学的孙子一个人在院子里玩玻璃珠。院子里没有阳光,他却玩得满头大汗。梁鸿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轻抚着他的头问:“你想不想爸爸妈妈?”

    “不想。”孩子干脆地回答。他努力地挣脱梁鸿的手,继续玩他的玻璃珠。芝婶看一眼,叹息道:“这孩子可怜,连个伴都没有。现在的孩子都可怜,没爹没妈的。”这让梁鸿想到了自己的儿子,“要是我的儿子也放在这样的环境,谁知道以后他会变成什么样?”

    2008 年暑期,她带儿子给母亲上过坟后,就让儿子长住在城里的妹妹家中,自己则住在村里的哥哥家。有一天,她早早回到妹妹家。儿子仍在睡觉,她就躺在儿子身边。儿子醒来后,叫了声“妈妈”,眼里一下子满是泪水。梁鸿紧紧搂住孩子,感觉很心酸。

     芝婶每天早晨7点钟出发,骑电动车把孙子送到近3公里外的镇上小学读书。下午6 点钟又得去接回来。有时路上车多,她害怕有个闪失,就推着孙子走。不到3公里的路,她得走将近一小时。芝婶腰常常疼,3 个月后,她实在坚持不住,就让在镇上上班的女儿照看孙子,平日里吃住在女儿的宿舍,星期天回家住两天。

    “农村谁家不指望孩子能出人头地。孩子有出息,大人出去脸上也有光。你看你爸,有你们姊妹给他长脸,活得多风光。”芝婶对梁鸿说。

    梁鸿的记忆中,少年时代的求学并不像现在这么辛苦。早晨6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结伴上学去。那时,学校就在村里,老师都“很负责任”。

    “80年代那会儿,哪怕是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会把他叫到学校。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一点都不含糊。镇上年年评比,梁庄小学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时的民办教师梁万明说。而现在,有的孩子因为爷爷奶奶管不了,逃学打游戏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一些孩子早早便辍学,跟着父母外出打工。

    学校是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建筑,每层有10 间房。现在,教室的门已朽烂,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一些房间里堆着破旧的桌椅、床、沙发等,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有的房间还养着猪。推开门,猪就嗷嗷地叫起来。前几年,这里做过猪场。教学楼前的空旷处已被开垦成一片菜地,现在种着大葱。

    1984 年,这所小学刚完工时,立过一块碑。后来,纪念碑被猪场的承包人垫在猪槽下面。猪场撤了后,看门人兴哥把它移到自己的院子里当石桌用。一听梁鸿要看纪念碑,他赶紧找来一块抹布,用水蘸湿,擦拭起来。初冬寒气逼人,但他坚持擦了两遍。

    这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上写着:“为了开发智力,振兴中华,梁庄村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集资办学,修建校舍,添置设备,改善办学条件,先后投资三万一千元,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对梁庄村为四化培育人才,造福后代的兴学义举,特树碑表彰,永讠志纪念。”后来,生源逐渐减少,学校开始萎缩,只保留了3个年级。民办老师大都清退,公办老师也纷纷想办法调走。最后,只剩下一个校长。

     没人能准确地记得小学是什么时候关门的。大家只记得,学校关门的时候,校长把旗杆放倒卖掉了。再后来,学校就承包给人养猪。

     学校大门口外的标语原是“振兴文化,教书育人”。养猪的来了后,在旁边写了“梁庄猪场”4个字。村里人常解嘲地读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梁庄很早就注重小孩教育,现在都成啥样了?看着就让人生气。”梁光正忿忿地说。在“文革”武斗刚开始时,梁光正曾被批斗过。一天上午,村里组织人批斗他。找到他时,他正在学校的工地上干活。

    “梁光正,该批斗你了,跟我回去吧。”来人喊道。“没看到我正在修学校?下午再说吧。”梁光正回答。来人说了声“好吧”,转身离开。直到下午,梁光正才去接受群众批斗。

    “政治挂帅的年代,教育都不敢放松。现在经济这么好,学校却关门了。以后的孩子们该怎么办?”老人叹息道。

    土葬与火葬

    梁鸿2008 年夏天初回村的时候,芝婶的丈夫曾邀请她到家里吃饭。那天,在会计家帮忙的人很多。大家在觥筹交错中说说笑笑,甚是热闹。饭后,有的人洗碗,有的人擦桌子,剩下的一部分就张罗着“斗地主”。那样的热闹场景,不仅梁鸿,甚至是芝婶,近几年也很少看到了。

    外出打工的人,多半会在过年的时候回家。那时,村里会热闹一阵子。他们会互相串门,喝酒,打麻将,“斗地主”。通常元宵节一过,他们就锁上新房的门,把孩子留给父母,各奔东西。不过,即使是过年,也不是梁鸿儿时的场景了。在古老的传统中,大年初一各家都要做一大锅菜,做好后,按照辈分依次送一碗,让大家品尝。因此,每家吃到的菜,都有各家的。这个传统,随着大家搬迁新居,渐渐消失了。

    村头有棵大槐树。树下曾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要是夏天,吃饭时分,不少人会端着碗,在大槐树下随意找一块石头坐下,讨论村子里发生的新鲜事。当然,他们也会品评各家的饭菜。

    “这里就像新闻发布会。鸡毛蒜皮的事,都会被大家议论来议论去。”梁光正回忆说。可是现在,通往大槐树的路上,长满杂草。一阵风刮过来,落叶漫天飞舞。

    村子里消失的东西很多,甚至是哭声。

    为节约土地,河南农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要求火葬。而在当地文化中,土葬才是最理想的选择。因此,一些家庭想方设法逃避火化。梁鸿的舅爷去世时,老人要求土葬。家人不知道怎么办,商量着用水泥把棺材砌起来,“谁要扒坟就和谁拼命”。最后还是托关系,交了一笔罚款,土葬了。

    她的另一个亲戚去世后,家属在一个夜晚偷偷将死者埋在地里。家人没敢穿孝衣,没敢设灵堂,更没人敢哭,“一点悲伤的气氛都没有”。但不久后还是被发现了。镇上来了几个人,要将死者的尸体挖出来烧掉。家属一再阻拦。最后在当地一个头面人物的交涉下,交了一笔钱了事。

    在推行火葬前几年,挖坟烧尸的事曾发生过。后来管得越来越松。前任支书梁清道说,现在大都找关系塞上一两千块钱,偷偷埋掉,“就看你关系硬不硬了”。他还算了一笔账。尸体拉到县城火化,一来一往得300多元,火化费及骨灰盒也得400 多元。火化后,农民还是要买棺材埋到地里。之前土葬,村里规划有公墓,火葬开始后,公墓没有了,大家就只能埋在自己的地里,“反而浪费了不少耕地”。

    村外的田间地头,有不少坟墓。一个村民说,这些坟墓,大都是近几年修的。

    没关系的也在想方设法满足老人土葬的愿望。梁鸿的本家大伯,2004 年去世时,留话非要土葬。家人无奈,请了一个阴阳先生指点,按指点把死者手上的指甲、脚上的趾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家里人将死者的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中,将指甲和趾甲放在应该在的位置。

    “实际上棺材一抬,骨灰的形状肯定会改变。”梁鸿说。即使花钱买关系土葬,死者家属也不敢哭,不敢大张旗鼓地祭奠,但“要是火化就没事”。 梁鸿实在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哭是人类表达感情最原始的方式,现在连哭都不敢了,人该有多压抑?”

    每次回到故乡,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母亲上坟。2008年那次回村,全家20多口人,一起到母亲的坟地烧纸。鞭炮声中,梁鸿和家人都跪下磕头。她3 岁的儿子也“很乖巧”地跟着。烧完纸后,全家人就坐在坟地边上,唠着家常话,吃着随身带的食品,直到太阳西下才离开。这是他们家的习惯。

    磕完头后,儿子问梁鸿,坟里躺的是谁。

    “外婆。她是妈妈的妈妈,是妈妈最亲的人。”梁鸿说。

    “妈妈没有妈妈了,妈妈好可怜。”儿子说。接着他又问妈妈为什么要给外婆磕头。梁鸿告诉他,这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就像妈妈抱你一样”。

    梁庄与中国

    两次调查后,梁鸿深感疑惑。直到这本书完成,她也无法评判这个村庄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从一个农民家庭的总收入来看,乡村经济的确是在发展。但是,无论是从传承意义上的道德和习俗,还是求知方面的文化,却处在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她在书中写道。

     她曾把了解到的各种现象与邓州市一名官员交流过,这名官员“深有同感”。但他随即向梁鸿宣传道,政府一直在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支持,农村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一些村庄已经进行了整治,一些村民甚至住上了别墅。更进一步,这名官员还专门强调了基层民主。不过,农民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他们甚至不关注自己手中的选票。在上一届的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中,参与投票的村民只有100多个,不到应到选民的十分之一。

    “大家都不关心到底谁当村主任。谁当都一个样。农村现在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名村干部告诉她。有不少村民跟梁鸿说,不要说什么选票,村里人想见到村主任一面都很难。梁鸿也是在回去一个月后,才通过镇长帮着邀请,见到了村主任。见到他时,主任显然刚喝过酒。村主任还兼任村支书,这在当地是一个普遍现象。

    梁鸿甚至有点怀念梁庄的老支书。她在少年时代,经常能碰见总穿中山装和黄胶鞋的老支书,拿着一根旱烟杆在村里转悠。在梁庄调查时,她总能听到乡亲们说诸如“那有什办法呢”之类的话。最近这次回去,又有几个老人向她抱怨,没资格吃低保的人吃上了低保,该吃的反而吃不上。“那有什办法?老百姓管不了当官的。”一个老人说。当然,这些老人也会对政府给的好处念念不忘。有一次,梁鸿和几个老人聊天,说起农村的医疗合作、免税、补贴等。老人们都很兴奋,连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过的事。

    梁鸿在书里评价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那些都是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国家给一点,当然好,不给也是自然。”一个搞文艺批评的朋友看完书稿后,对梁鸿说:“我真想象不到,农村现在会变成这样。”第二天,他就背上行李,回到自己的故乡住了半个月。回来后,他告诉梁鸿:“农村真就像你写的一样,很凋敝。”

    一个读者给她发短信说:“原来村庄如此相似,从情感到生活,从苦难到境遇……今年我一定要回去过年!”这就是梁庄的故事,数亿农民中极少一部分人的故事。在书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段话:“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z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