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当人们满怀希望迎来2011年时,室外却是冰天雪地,气候变化了的地球寒冷异常,这无异又要增加更多的碳排放。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悲哀。《易经 复卦》里说:“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由此可见,在古代社会,每到冬至,从王臣到百姓全都闭门休息,商旅和游人都不再外出,关卡也都关闭。人类的活动随着自然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社会肯定是低碳社会。但是在今天,越是寒冷,人们活动越是频繁。反其道而行之。仗着科学技术,毫无忌惮地消耗资源能源。人类的欲望难道不能收敛一点吗?就这么个方法糟蹋下去,生态环境资源气候能不变化吗?还是吸取一点古人的智慧吧。欧阳君山写的《现代人为什么越来越忙碌》值得一看。

     近来网站越来越难办了,政府限制的敏感词太多,中国的词语都不能用了,有了敏感词就要关网,搞得人们战战兢兢。真不知这是扫黄还是扫网?从去年开始,本网被关闭好几次了。象这样一家严肃正统的网站都难以立足,这能表明我们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吗?在此我们不能不发出一些感叹。

     最近人们对山东曲阜建基督教大教堂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本期题目就叫“儒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吧!从现代科学来看,凡是形成宗教的东西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儒学和儒家文化本来就是一些民间思想,但今天学界的一群人硬要把它宗教化,有些人硬想当教主。象蒋庆,就是这种人物,硬要把儒学弄成儒教,并且还要成为国教。还有陈明,都是同样气质的人。打着儒教的旗号在从事个人的勾当。看着这些人的表演真为儒家先人惋惜。所以, 要警惕那些自称儒家的人,不要让儒家让这些人糟蹋了。本期文集的题目我们定为“儒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因为只有在形成宗教形态时,才会发生冲突。 真正的儒家不会与基督教发生冲突的。在这个时候还是看看仲大军先生的文章吧,看看当代中国什么是真正的儒家传承。

    最后,此文集中,什么观点的文章都有,有宋宝玲等“反腐败宣言”,有余治国对巴菲特的怒斥,也有罗荣炳“当今体制下公有制的危害性”,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值得一看。大军智库网是一个大课堂,希望读者广泛向朋友们介绍这个网站,把去年封网的损失补回来。]

儒教与基督教的冲突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1年1月6日

目录

彭培根:都来讨伐央视王八蛋评论员杨禹

彭培根等:关于央视大楼淫/秽构思设计的问题

仲大军:百度搜索展示的中国社会新生态

仲大军:仲由并非周人后裔----仲氏姓源新探

胡湘渝:对先秦诸子精神之总结的两点看法

秋风:儒家、基督教、自由主义:相互宽容或者冲突?

郝莉莉:2011年我国货币政策的发展方向

郎咸平:为什么我们的物价比发达国家高

传媒:中国人海外消费的金额数目惊人

伍草:通货膨胀率仍将继续上升----假定现在的CPI的编制方法不变

谭小芬:房地产市场复苏和美国经济增长前景

李众敏: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中国对欧盟投资

章立凡:土地制度的症结是体制问题

牛根生“裸捐”:全部海外资产用于慈善

十万云南边民移民越南说明了什么?

经济观察报:成都地票交易被国土部制止

曹军:《云汉月刊》第99期《导言》

卢映西:十日谈:每年圣诞后抬头望北斗

张斌:2011年最需要政治智慧

梁振英: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香港的启示

林洸耀:中国第一艘航母最早明年下水

香港明报:全国地铁多亏损 20多城市忙兴建

余治国:神化巴菲特是构建帝国软力量的需要

余治国:巴菲特是新时代金钱宗教的烈性鸦片

何新:朝鲜粮荒的原因和教训

刘伟:赶快引进国外高端私立学校

孙嘉业:中国将再增军费一倍?

杨芳洲:我国因转基因产业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

乔布斯:2010年十大科学新闻

欧阳君山:现代人为什么越来越忙碌

王进文:维权进展微博21条

张新光:中国乡村治理与基层民主政治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

张新光: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拓展性创新与实践检讨

易富贤:重庆人口新政将影响深远

罗荣炳:当今体制下公有制的危害性

廖雪梅:重庆市重点国企上缴“红利”全国最高

梅新育:密切关注朝鲜经济复兴的机会

 

千名海内外学子致信10位公共知识分子,怒斥民运份子乱搞!

汪晖:“代表性的断裂”:反思未来民主的进程

Jagdish Bhagwati:正确地理解腐败

宋宝玲等:反贪腐大同盟宣言

吕洪来:当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

毛继东:关于逮捕王张江姚行动的合法性

王小强: 秦晖批判

章立凡:铁生:自由飞翔的灵魂

王钧临:地坛之上----纪念史铁生先生

章立凡: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

钱学森:我在美国的时候

方强:张闻天的一次“临危受命”

朱永嘉:释革命

施晓渝:当今知识分子的毛病

资中筠:岁末杂感致友人

雪珥:被郑和舰队撞沉的商业文明

文章汇编:曲阜该不该建基督大教堂?

黄慕春: 儒家与自由主义者的冲突开始了吗?

男士:全球商业人士的普通西装有150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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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彭培根" <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  2010-12-25 01:03:28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263.net>, <j-zh-y@vip.sina.com>, <jinsanlin@sina.com>, <kankaili@gmail.com>, <kongqd@126.com>, <kqingshan@oa.gdufs.edu.cn>, <leiyi42@hotmail.com>, <liming1944@126.com>, <leojlq@gmail.com>, <lcp163cn@yahoo.com.cn>, <altoli@yahoo.cn>, <lxx62205058@263.net>, <tj3d@public.bta.net.cn>, <jiaguwenliu@126.com>, <hklhb@hotmail.com>, <abc21cus@yahoo.com>, <liangshuming@gmail.com>, <xihao82@163.com>, <liuxudun@yahoo.com>, <yingxilu@sina.com>, <qianw15408@163.com>, <maoysh@mail.ied.ac.cn>, <qianlq@pku.edu.cn>, <qhjy53@126.com>, <mrqiufeng@gmail.com>, <liulisanwei@gmail.com>, <minkebu@263.net>, <szws22c@126.com>, <shenmin@horizonkey.com>, <shenghong@unirule.org.cn>, <skt95@163.com>, <mr_slt@sina.com>, <tianshuhua@chinastock.com.cn>, <dingdingwang@pku.edu.cn>, <wangdongcheng49@163.com>, <wjianjunn@sina.com>, <lzy@drc.gov.cn>, <409534659@qq.com> 抄送:标题: 中央两个对20年来城市建设拨乱反正治理妖魔鬼怪建筑设计的文 《副本》抄送:仲大军兄、他的朋友们和我的朋友们 参考指教!

都来讨伐央视王八蛋评论员 杨禹

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 全国政协委员  彭培根

2011,1,

    北京昨天新闻发布会所提出来的每年出售小汽车的指标是24万辆。在12月23日以前北京市已经达到每天3987辆,这是北京城的急性自杀。只要三年北京城就会被堵死和毒死!

    我因为CCTV杨禹这种“万灵丹”的王八蛋评论员,公开胡说把道,与中央唱反调,写了《嚴重紧急情况反映》给国务院和北京市。结果,公布的《2011年起北京每年出售小汽车的指标》是24万辆,只比我建议的还少了一万两。

    我掌握的北京每年报废的车辆(包括军用车)是50万辆,我建议每年的买车指标应该是每年报废车辆数的50%。这样才能逐步减少小汽车的总数量。但是据说北京市交管委的数据是:北京市每年报废的小汽车是48万辆。50%就是24万辆。

    现在杨禹今天还在 CCTV新闻台 对这个限制买小车的政策在唱反调!我呼吁大家共同讨伐之。阿弥陀佛!

    彭培根 敬上

    20101224

   附件:

关于CCTV大楼淫/秽构思设计的问题

----2009年两院院士及专家学者上书徵求意见稿

彭培根 等

2009.10.29

锦涛总书记 主席并中常委:

    我们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听完了您最近几次的,包括在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上的内容深刻、意义深远的讲话;特别是讲到继续加强推动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和反贪腐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教育。几代的中央领导人都在不同时期的讲话中的精神:“在处理一些涉及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重大问题时,要听取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决策的依据和参考”。我们深感责任重大。由此,联想到当前国内外已曝光了;有极为严重不良影响的-基本建成的CCTV新大楼的设计;的确存在着许多严重的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国策的原则,还有淫/秽设计构思等问题(参见附件)。本着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赤诚的愛国心,敬向领导献议:

    一、荷兰建筑师KOOLHAS用淫/秽的构思设计CCTV大楼:

    荷兰建筑师KOOLHAS用淫/秽的构思设计CCTV大楼的这件事已经在国内外的(包括人民网新華网等官方媒体)几千万以上的荷兰建筑师KOOLHAS用淫/秽的构思设计CCTV大楼的这件事,已经在国内外的媒体上迅速传播。设计人在他自己出版的书中,刊印了铁证如山的图片(参见附件:设计人现在在媒体上否认也没有用)。国内外的(包括人民网新華网等官方媒体)几千万以上的读者都已经看清楚了事实的真相;成了国际上一大笑柄!

    二、这是对中華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共的公然侮辱

    CCTV大楼是属于中共中央的核心宣传机构。这种不堪入目的淫/秽设计构思,就是对中共中央的侮辱,因此也就是对中華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公然侮辱。浙江大学黄河清教授一年前,已经独自上书国务院,建议国家有关单位出面,起诉这个荷兰建筑师。我们支持黄河清的建议。我们另外还有几点建议(以下第三、第四点):

    三、不必追究对这个项目下决定的评委和部门领导的责任

    因为他们都被KOOLHAS 蒙骗了。他在参加设计竞赛时,隐瞒了他是用男女的性器官来做基本设计构思的。而评委中的日本建筑师矶崎新,在国际上就是以性器官来做设计的最有名的建筑师。所以他是大力鼓吹和坚决推荐这个设计的评委。但是矶崎新在评委时;也没把KOOLHAS 淫/秽构思说出来。

    四、建议党中央国务院成立调查CCTV大楼领导小组

    建议由中央政法委(因为我们建议要起诉设计人)、发改委、中宣部、住建部、文化部以及廣电局,组织成立联合专案调查小组;基本按以下两个国家的文件合法、合理地来处理。这两个文件都是为城市建设而制定的拨乱反正的文件,:

    (1)2007年元月 五部委联合颁布的 [建质 1号]文件.(2)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 《文件》中提到:“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通知》中发〔2008〕9号)的有关要求,规范工程建设领域市场交易行为和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反腐倡廉建设,………..” 我们一定要按文件精神,真正落实,打一两个大老虎(洋人把中国当成新武器试验场的重大建筑物)才能信服于民心!否则,又是雷声大雨点小。走过场就算啦!

    我们知道这个方案之所以被有关领导通过,是因为操办人片面地注重外型,用空洞、浮夸的辞藻代替科学的分析、回避了国家制度的经济估算,假借“大多数人赞赏“的名义,误导决策领导的。现在由于设计上出现了严重的淫/秽形象以及违反科学、结构原理和基本常识的状况。为应付来自社会和国际上的公正批评,便处处以这是前任领
导的决议作为挡箭牌。鉴于我们今天对设计的了解更为深入,我们深知此大楼虽已勉强建成,但是它带来的政治上的损失将更惨痛!尤其是严重损害了我国政府和领导的形象。思之再三,出于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我们恳请中央能重视并依法审议。同时,请考虑是否可以将CCTV大楼,悬挑出来的75米(在8级地震设防区的北京,是绝对的形式主义和违反科学、结构和常识的设计)部分,将之切除;这样就破除了大楼是“女性器官”的构图;留下两栋倾斜16度的办公楼还能继续使用;相对整栋拆除来说,将减少百亿人民币的浪费。

    以上建议可否 敬请支持及指正!

    两院院士 院士及专家学者 签名如下:

何祚庥 中国科学院 荣誉院士
吴良镛 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荣誉院士
周干峙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荣誉院士
陈难先 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委员
周 镜  国务院参事、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锦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建筑设计大师
关肇邺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傅熹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
李道增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彭培根 清華大学教授: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
钱 ? 总参科技委常委
葛修润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厚群 中国工程院院士
江欢成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高级工程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肇元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中如 中国工程院院士
容柏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
梁应展 交通部技术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秀敏 总参工程兵第四设计研究院、中国工程院士

.......

 

 

年终特稿

 [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下面是仲大军先生应百度邀请撰写的观察文章,对当今的网络世界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透视。]

百度搜索展示的中国社会新生态

——评百度2010网络沸点 上榜关键词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仲大军

2011年元旦

 

百度搜索聚焦中国

百度搜索频率最高的词汇,反映着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因此,关注百度热点词语搜索排行榜,便可以了解当今社会最新的动态情况。

今天,百度网上的“热搜关键词”、“沸点新闻关键词”、“移动热搜关键词”等搜索排行榜,正在成为观察当今中国社会最好的视窗。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由百度携手国内知名电视台江苏卫视在201117日共同打造的“百度2010年度网络沸点”晚会,一经登场便吸引了亿万人的目光,在现场发布的六大热点词语榜单更成为了中国4.2亿网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陌生而又新鲜的词语

在这些热点排行榜中,十大世说新词有“微博、团购、非主流、火星文、给力、人肉搜索、凡客体、cbd菜农、神马、秒杀”等这样热门的字眼。

在十大上升最快排行榜中,“围观,李刚是谁?蒙牛伊利事件,学历门,洛克王国,朱松花,360腾讯之争,后宫优雅,爱情买卖”等吸尽人们眼球。

在今日热门搜索排行榜中,“斗破苍穹、NBA、淘宝、QQ、让子弹飞、非诚勿扰2、优酷、酷6网、126、迅雷看看”等赫然跃居榜首。

在十大文化作品排行榜中,“非诚勿扰、爱情买卖、忐忑、黎明之前、老男孩、凡客体、日和系列漫画、旭日阳刚演绎版、春天里、阿凡达热、网络美女众生相”等被人们津津乐道。

在今日名家人物排行榜中,“史铁生、韩寒、姜文、吴兴旺、郭敬明、李小龙、冯小刚、郎咸平、乐嘉、宫崎骏……”,各种人物不断轮番登场。

每天都在变幻的这些热门词语,已成为中国社会脉搏跳动的气象标。看着这一片鲜活、陌生而又新颖的词语,你会感觉到中国社会变迁的律动,感觉到各种新奇、荒诞和迷茫。

这就是当下的中国,一个充满年轻气息的世界!

时代的烙印与见证

每段过往的时光都会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痕迹。因此尽管2010年的大门已经缓缓关闭,但发生在这一年当中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以及广为流传的语言和文化却逐渐沉淀并愈发清晰。在这其中,已经被无数网民视为工作、生活和娱乐阵地的互联网,则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大众意志和生活状态的最真实反映。

在网络沸点六个十大榜单中,众多的关键词中脱颖而出,一举成为了见证2010年度互联网文化趋势的最鲜明标记。然而,百度榜单上的新词沸点还可以给人们更多地思索。它们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它们反映的不仅仅是人们的记忆。

“围观”中隐含的社会关怀

世说新语中出现的一个最有意义的词是“围观”。201061118时,马鞍山市花山区旅游局长汪国庆开车打人,遭数千人围观,整个大街被堵得水泄不通,结果这位局长被市委书记就地免职。

其实整个互联网就是一场围观,微博成了成千上万人最大的围观场。围观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好奇、猎奇、欣赏、愉悦、同情、愤怒、发泄统统表现在围观中。围观既是个人的一种爱好,又是一种对公共事务的关怀。没有围观,这个社会将变得冷漠,无情。没有围观,很多人的生活将变得索然无味。

所以,上网,到公共论坛中去,到博克群中去,到QQ上聊天,与到大街上看热闹一样,都成为当代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网络上的围观,不仅是用眼看,更多地是诉诸于文字,口诛笔伐,把一件事情议论个一清二楚,甚至动用人肉搜索。

围观带给中国社会的是什么?是进步,是公平正义。中国社会的改造就是在亿万网民的围观中进行的。围观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围观抒发了人民大众发自肺腑的愿望。

蚁族的无奈、庸俗与颓唐

当然,也有一种肤浅的围观,庸俗的围观,盲从的围观,无奈的围观。

“蚁族”这个词在窜红之后,瞬间又退出人们的视线。其实在互联网世界,有何尝不聚集着大量的蚁族!当前这个世界,赫赫耸立着众多的大牌明星名流,达官豪富。与此同时,又何尝不存在着更多的虾米,微生物。在一个精英与大众截然分离的时代和社会,多少网民像蚂蚁一样在网络中隔岸观火!

在一个仍然存在着特权、歧视、贫富差距和残酷竞争的社会里,围观实际上也充满了辛酸。当人们厌烦了粉丝的身份,厌烦了对财富的迷恋,当话语权仍然被少数人把持着,蚁民的牢骚、不满、尖刻与辛辣也成了围观的一道风景线。

众多的生活在互联网中的蚁族啊,人们千万不要忘记!网络沸点反映的主要是他们的众生相。他们是最现实的一群,所有的网络热门点击,反映的不过是他们的渴求和人生内容。在一个精英与蚁族并立的世界里,我更关注的是蚁族的生存哲学。

那么透过这些网络沸点你能看到什么?仅仅是追风,追星?不是,是世俗,是实惠,是实用主义,是犬儒主义和黑色幽默。网络成了他们生存的重要工具。

 “速食化”激发真情渴望

虽然表面看来这些上榜作品风格迥异,但却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现实社会越来越巨大的压力下对情感的迷茫和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无力感和不可控。在这其中,“非诚勿扰”这档现代快生活节奏下婚恋交友节目的火爆,以及《爱情买卖》的流行尽管看似显示出社会情感观的速食化趋势,可同时也表现出人们对于真情的渴望和期待。

压力下的“草根情怀”回归

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根本,无疑是社会生存压力和竞争压力的日益加大,而这也因此使得《老男孩》和“旭日阳刚”演绎版《春天里》让无数年轻人潸然泪下。这些草根的情怀与普通大众的现实状态不谋而合,这也是入榜的文化作品能够引发亿万网民共鸣的原因所在。

乐观主义精神成为主旋律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迷失情绪的单纯蔓延,对梦想的追求其实依旧是互联网文化的主旋律。能够看到,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和自我审视精神的凡客体,反映了对我们生活的地球以及环境关注的《阿凡达》等文化现象的出现,充分体现出了人们并没有在这种浮躁的氛围下迷失自我,在他们内心的深处依旧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

与之类似,这种隐藏在娱乐精神下的主流价值观也同样是“2010网络沸点·十大世说新语”的主体色彩。在这份包括了“你懂的、穿越了、神马都是浮云、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勒个去、给力、鸭梨、闹太套、XX帝(预言帝/真相帝/细节帝……)、羡慕嫉妒恨”等在2010年度热门词汇的榜单中所反映的,是一种大众在楼市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剧烈以及就业压力加大的环境下依旧苦中作乐的乐观精神。

在迷茫与压力中奋起

有网友面对“世说新语”榜单这样诠释道,“将压力描绘为‘鸭梨’,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轻松化解为‘神马都是浮云’,把对未来的期待解说成‘羡慕妒忌恨’,透过这种有意思的词汇,我知道与我一样的这些社会新生代和年轻一代的互联网民并没有被生活所压垮,我们积极向上,从不放弃。”

百度的贡献

透过这些2010年中国社会缩影的最珍贵“网络胶片”可以发现,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大众言论的力量、聚焦的力量,还是爱心的力量、文化的力量,都在网络上得到了真实的体现,并推动着全体中国网民的成熟以及中国社会的成长。在这其中,作为网民触及互联网第一道窗口的百度更是因为承载了最多中国网民的网络生活,担负起了中国网民网络生活的见证者的角色。

百度作为互联网第一入口,网民的每一次搜索都代表了一次需求和意愿,这些搜索汇聚了网民的真实意志。因此可以说,百度不但最真实地记录下了网民一年来互联网生活的每个细微的轨迹,同时也凭借其强大的公信力、身后的互联网情怀和多彩的趣味性成为了记录中国互联网文化和精神最好的风向标。

 

 

 

   [北京大军智库网编者按:在中国一群学者愤愤地抗议曲阜建基督教大教堂的时候,仲大军先生这个儒家真正的后裔无动于衷,只是平静地写出了下面这篇极有深度的历史研究。通过文章,可以看出 仲子后人蔑视权贵、反对造神的传统精神。这种精神才是儒家真正的精神,仲由(子路)的真正传承。]

仲由并非周人后裔

----仲氏姓源新探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012

仲维畅大哥:您好,

寄来的《仲氏姓源》已拜读,对您下如此工夫探索祖宗渊源深感佩服。通过您,我看出了我们仲氏后代的智慧和精神。象您花费这么多的时间、物力和精力来从事先祖的研究,实在令人钦佩。

不过,我还是不能赞同仲由是仲山甫的后人。两年前我们见面时也曾经这样以为,并且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把仲由说成是仲山甫的后裔。但继续研究了两年后,我已改变这种观点。原因有这样几点,供您参考。

从鲁国公室记录看仲姓来源

在鲁国公室家族中,没有发现仲氏是宗室成员的迹象。鲁国的 公室家族一般都要持续几代,古语说贵族家庭一般“五世而斩”,而实际上鲁国的一些宗室家族要持续得长得多。譬如,孝公和惠公的儿子施家和臧家,都持续到鲁昭公时期。而桓公的三个儿子形成的三家贵族“三桓”:孟孙家、叔孙家和季孙家,从公元前660年到战国初期的公元前460年,祖祖辈辈轮流执政,架空鲁君,甚至还几次将国君驱逐出国。

 如此看,鲁国宗室的强大势力是春秋时期任何国家难以比拟的。这些家族历代都有人在朝做官,历代为鲁国大夫。从时间上看,至少延续了十几代,历时三百 多年。对比之下,齐国的姜姓公室到齐景公时便已衰亡殆尽,春秋末期便被陈氏篡权。而晋国的公室如同齐国,春秋末期也被韩赵魏三家异姓贵族将国家瓜分了。只有鲁国,大权始终掌握在姬姓之手。虽然公权衰落,但族权强大。这在当时的诸国之中,鲁国是个文化另类。儒家文化诞生在鲁国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但是,在鲁国公室人物的记录中,仲姓人物在《左传》中毫无踪影。按理说,仲山甫的后人,在鲁国无论如何也有一定的地位和势力。按你的说法,仲山甫乃献公之子,孝公之叔父,辅佐周天子宣王的周公,其后人在鲁国一定是显赫望族。但是,从《左传》开头的隐公到仲由时代的昭公,近二百年间,八九代人之间,左传中没出现一个仲姓人士 ,也就是说仲山甫的后人在鲁国史中毫无踪影。但是,在这些年里,其它公室的后人多有记载,数代相传,如施氏,臧氏,秦氏等。一部《左传》在两千多年里被后人研究得滚瓜烂熟,左传注疏把书中提到的各种人物都注释得透透的,唯独找不到仲氏人物。仲山甫的后裔全无踪影,怎么符合您所说的逻辑呢?

根据《史记》的描述,我也认为仲山甫是鲁真公的弟弟,是辅佐周室的周公。尽管有人完全否认这种说法,把仲山甫说成是一个与鲁国公室没关系的人,但是,越是肯定仲山甫是鲁国公室的公子,越难证明仲姓起自仲山甫,因为他的后人在鲁国史中完全没有记载。

现在有大量文章认为仲山甫与鲁国的公室无关,上网一查就可以看到好多这种说法。仲山甫被公认为是樊姓的祖先,樊姓的家谱都把先祖追溯到仲山甫。因此,把山乡僻野中的仲由说成是仲山甫的后裔,实在牵强附会。把仲由说成是庆父和襄仲的后人,更是无稽之谈。这是我在研究了鲁国公族史之后得出的结论。

从仲由见孔子时的装束来判断

第二,在深入阅读《左传》之后,你很难得出仲由是鲁国姬姓后人的结论。也就是说,仲由并非从西方坐着战车开来的周人的后裔,仲由只能是本地商族的后人。

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中描述得很清楚,当他初次见到孔子时,头上插着野公鸡的羽毛,脖子上挂着公野猪的牙齿。这一副装束是典型的殷人即商人的打扮。如果对先秦史有深入的了解,便知道周人与殷人在风俗习惯上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到了仲由时期,鲁国的商族仍然按着自己的风俗习惯生活。而姬姓的周人,在数量上是少数民族,就象清兵入关的满族一样,在东方是少数民族,他们与当地的商人仍然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

这一点,根据当代的地下考古便可以清晰地展示出来。周人墓里的陪葬品与商人很不一样。商人以猪的下颌骨为装饰物,所以凡是商人的墓里都有猪的下颌骨。周人就没有。

尽管周人与殷人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周人还是尊重殷人的风俗习惯,在曲阜城里有两个神社:周社和亳社。周人在周社搞活动,殷人在亳社搞活动。而亳社的活动是最盛大的。《孔子家语》中记载了子贡的一段感叹:当亳社搞庆祝活动时,满城人若疯若痴若狂。种种迹象都显示出了信鬼的商族与信天的周人的不同文化习惯。

从儒家成员身份判断仲由

第三,根据仲由个人的行为和活动判断,他也不象是周人的后裔。从他结交的一帮朋友看,大多是贫民子弟、平民子弟,特别是外国公子破落户。从儒家集团主要成员分析看,大多是外国人。孔子是宋国的破落贵族后裔,颜氏家族是小邾国的破落公子后裔,曾子是已经灭亡了的鄫国的太子曾玄孙,申怅是楚国的破落贵族后人,燕及是秦国人,任不齐是当地的古姓后裔,琴张是卫国人。儒家集团最早的一些成员多是这样一些人物。所以,孔子临死时说了一句重要的表明他身份的话:“吾,殷人也!”临死还要表明他与周人的不同,说明直到周人统治华夏500多年后,殷人和周人仍然有着很多文化上的差异。

儒家集团早期人物中少有的一个周人是秦商,秦商为什么能和孔子在一起呢?主要是父辈的交情关系。秦姓大约是鲁幽公或鲁魏公时期的宗室分支,历代都有在鲁国做官的。到了秦商的父亲秦堇父时,还是鲁国著名的武士,与孔子的父亲叔梁纥齐名,两人都在襄公十年的偪阳之战中一举成名(见《左传 襄公十年》)。

正是因为这层关系,秦家与孔家有着深厚的战友之情,两家的孩子后来也保持了这种友谊。秦商只比孔子小四岁,是孔子最早的一批伙伴。而孔秦两家又与当时鲁国的三桓之一孟家有着亲密的友情,因为叔梁纥与秦堇父都是孟献子的手下战将。正是这个原因,孟僖子才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孟孙何忌和南宫敬叔前去跟孔子学习。

孔子弟子中的闵子骞也是周人的后裔,闵姓出自早期的姬姓。到闵子骞的时候,其父亲也是鲁国的一个士一级的人物,闵子骞的家境也比仲由强得多。只有仲由,家中常吃野菜,破衣烂衫。如果是仲山甫的后人,不至于落魄到这个样子。所以,通过对鲁国当时多种人物的研究,通过对儒家倾向的研究,我判断仲由并非出身高贵,并非周人的后裔。

《仲里新志》的问题

在这里,我必须指出《仲里新志》里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仲里新志》中所列的先祖谱表(把仲咨上溯到仲山甫)完全是后人的一腔情愿。如果仲由是仲山甫的后人,仲氏族谱上完全可以把仲由的祖宗推到仲山甫,因为从年代看,只需在仲咨前面往上排两辈,就排到仲山甫这个大人物了,但早先的仲氏族谱没有这样记载。为什么没这么记?是简单的疏漏吗?不是。是因为与仲山甫没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即使族谱被烧毁,重新编写时也会写上。因为仲山甫这样的大人物在中国古代史上太知名了,《诗经 大雅 烝民》里对仲山甫的歌颂谁人不知?仲家族谱把这样重要的先祖人物遗漏,符合逻辑吗?可能吗?所以,到了今天,仲家的后人不要一腔情愿了,不要有非份之想,盲目地攀高枝。

在仲姓源流的研究上,仅看些家谱之类的东西远远不够,并且,有些东西根本就是错误的。您文章中引用了唐人权德舆为仲子陵写的墓志铭,他把卫国的仲叔圉也当成姓仲的了,其实仲叔圉根本就不姓仲。从这里可以看出权德舆的历史知识也有限,所以他说的话不能信以为真。

至于其他一些后代的家谱,根本不能相信,三代以后的书都是道听途说,从汉代就开始历史造伪,特别是对祖宗的研究,大多是望风捕影,人云亦云。如果不从十三经核心史料中去探索,仅凭家谱族谱是根本不可靠的。

譬如颜姓,直到今天才通过地下发掘,确认是来自小侏国的后裔,并非鲁国姬姓的后裔。以前一直有种说法,颜姓是鲁君的后人一支。现在,颜家基本上矫正了先前的说法。

仲姓应当是东部古老部族的后人

好了,让我们来谈谈仲姓来源吧。我基本将仲由排除在周人后人之外。仲由祖上大概是商朝时东部地区的东夷人,并且是一个很古老的姓,可以追溯到上古,但路线却不是通过姬姓的周人,而是东部的商人。仲由可能更多地与奚仲和仲虺有关,而不是与仲山甫有关。

江苏述阳与山东微山两支在历史上一直闹矛盾,各立山头,述阳方面一直对微山方面篡改族谱耿耿于怀,述阳的某某想认仲虺为先祖,自称为仲虺的第135代孙是有道理的,但可能是遭到了微山仲家的反对,最后作罢。这里的原由您要搞清楚。

我们决不能一腔情愿地去认祖追宗,也不能通过一些皮毛传说去判断,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两年里象您一样,下了一些工夫做研究的原因。

暂说这些,望我们多交流研究成果。也希望大哥您多保重身体。每当看到您拖着这样的身躯东奔西跑,靠着那么微弱的视力查阅资料时,我都生出许多心疼。您的精神值得我们仲家后人深深地敬佩,希望我的研究能给您一点参考和启示。

我本来想把子路设想成一个仲山甫的后人,但现在已经逐渐改变了这个念头。因为大量的历史研究使我感到他不是周人的后裔。而周室后人秦家、闵家、施家、臧家、展家、叔家、季家等在左传里都有记载,仲家毫无踪影,怎么能让我们认定我们是从姬氏演变出来的呢!一句话,《左传》才是最可靠的史料,只有把《左传》啃透,才能知道历史的真相。

最后,我要说的是您要多保重身体!千万不要累坏身体!

恭颂

大安!

愚弟 仲大军(维字辈),

20101230

(注:仲维畅:南京某研究所退休高级工程师,出身学者世家。著有《仲氏姓源》一文。)

   附录:

鲁国国君年表

周公旦 约公元前1050年      第一代
姬伯禽(在位约46年)前1043年  第二代
鲁考公(在位4年) 前998年    第三代
鲁殇公(在位6年) 前994年    第三代
鲁幽公(在位14年) 前988年   第四代
鲁魏公(在位50年) 前974年   第四代
鲁厉公(在位37年) 前924年   第五代
鲁献公(在位32年) 前887    第五代
鲁真公(在位30年) 前855    第六代
●仲山甫大约出生于870,卒于790年,841年共和行政,辅佐宣王约四十年,第六代
鲁武公(在位9年) 前825     第六代
鲁僖公(在位9年) 前815     第七代
鲁伯卿(在位11年) 前806年   第八代
鲁孝公(在位27年) 前796年,  第七代
鲁惠公(在位46年) 前768年,  第八代
隐公(在位11年) 前722年,   第九代
桓公(在位18年) 前711年    第九代
庄公(在位32年) 前693年    第十代
闵公(在位2年)  前661年   第十一代
僖公(在位33年) 前659年    第十一代
文公(在位18年) 前626年    第十二代
宣公(在位18年) 前608年    第十三代
成公(在位18年) 前590年    第十四代
襄公(在位31年) 前572年,   第十五代
昭公(在位32年) 前541年,19岁 第十六代
定公(在位15年) 前509年 昭公弟,第十六代
哀公(在位27年) 前494年 定公子,第十七代


悼公元年 公元前466年 第十八代, 加周公旦27位国君!
鲁悼公 姬宁 前467年-前437年 在位31年
鲁元公 姬嘉 前436年-前416年 在位21年
鲁穆公 姬显 前415年-前383年 在位33年
鲁共公 姬奋 前382年-前353年 在位30年
鲁康公 姬屯 前352年-前344年 在位9年
鲁景公 姬匽 前343年-前323年 在位21年
鲁平公 姬叔 前322年-前303年 在位20年
鲁文公 姬贾 前302年-前280年 在位23年
鲁顷公 姬雠 前279年-前256年 在位24年

不加周公35个国君!

 

 

 

发件人:"Xiangyu Hu" <xiangyu.hu@tum.de> 2011-01-02 04:42:25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对 先秦诸子精神之总结 的两点看法

对先秦诸子精神之总结的两点看法

胡湘渝

2011,1,

仲大军先生, 你好.

    我对贵网刚刊登的孙开泰先生的《先秦诸子精神》之总结有两点看法.

    1. 关于全盘西化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现代化方面远远落后西方发达国家,我认为一般而言西化实际指的是现代化(包括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业化),全盘西化就是指全面现代化,这是好事.
民主和法制, 实际上是社会科学的范畴, 这些,西方发达国家比我们先进得多,现代化当然是好事.

    另外, 中华文明不属于科学技术范畴,所以没有现代化的必要. 当然,有人借口全盘西化鼓吹文化的西化,甚至是基督教化. 这个我不同意.因为这些不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明显的反例是, 日本已经成为现代化国家,其日本独特文化并没有被替代, 也没有基督教化. 其实,我认为鼓吹这类西化也不是洪水猛兽.我的看法是, 这类的自发的(非殖民化的)西化无法让整个中国社会接受,因为中国太大了.就像日本脱亚入欧的口号喊了超过一百年了.日本仍然是日本,其民族独特性仍然在.

    这样的民族自信心还是要有的.要不然,中华文明早就在蒙古铁骑,满清和列强侵略时消失了.反过来,借口文化的反西化, 而反对全面现代化才是中国当前的最大危险. 没有全面现代化,中国是不能追上西方发达国家的.

    2. 关于儒家

    首先,我认为儒家是一个历史概念.虽然它影响的包括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儒家这个学派, 团体或者社会群体.因为儒家是历史上的学派, 也是个的大杂烩, 哲学, 政治, 社会学的内容都有. 但和现代的哲学, 政治, 社会学相比,儒家是很不成熟的.既然很不成熟, 我们不能给与其历史(当然包括世界史)地位以外的地位. 显然,它无法全面的指导现代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如果用其指导政治和经济, 就如同开历史的倒车, 和宗教没有太大差别了.

    谢谢.

    胡湘渝,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1-01-07 08:19:35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儒家邮报第144期(曲阜建耶教大教堂专辑之六) 秋风 儒家、基督教、自由主义:相互宽容或者冲突?——试析曲阜教堂事件的观念和政治意义

儒家、基督教、自由主义:相互宽容或者冲突?

——试析曲阜教堂事件的观念和政治意义

秋风

2011-1-3

(作者简介:秋风,男,真名姚中秋,西历一九六六年生,陕西人士。独立学者,现居北京。)

    曲阜官方批准官方基督教会在曲阜兴建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哥特式教堂,官方的儒家团体赞美这是文明对话的渠道,民间儒者对此强烈反弹,自由主义则对儒者提出批评。由此,形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思想和政治混战局面。这是一起具有重大思想和政治史意义的事件。它触及了中国精神秩序重建与现代国家构建之最核心问题。也许再过十年、百年,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才会完整地显现出来。下面我会先后扮演两个角色:首先,我作为一个学者,对与此事的思想与政治背景略作分析。最后我会作为一个儒者,站在儒家立场上,对于儒家事业、对于政教关系,提出一些看法。

基督教、儒家的现状

    曲阜教堂事件的表层所涉及者为宗教之冲突——这里姑且把儒家视为一种宗教——当下表示抗议的儒者也确实都具有宗教信徒的自我定位。而这样的定位,也正是冲突发生的根源。为此,首先需要观察一下当代中国国民宗教生活的图景。第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出现了一场伟大的宗教复兴运动。在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变化的时候,人们的眼光过多地盯着经济增长。有人地眼光略微宽广一些,看到了社会领域发生的变化。但其实,宗教复兴才使过去三十年最为重要的社会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宗教复兴运动的开端。

    各种类型的新兴宗教层出不穷,包括气功热,某某功,及伪装成科学、装点了宗教词汇的各种心灵炼丹术。本文要讨论的是,所有正统宗教都在复兴。比如,佛教在复兴,本来形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成熟于台湾的人间佛教理念,回流大陆,对大陆佛教界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发酵。

    基督教在复兴。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城市教会兴起,接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士进入教会。到最近十年,若干知名自由知识分子进入教会。儒家同样经历了一场复兴。其实,这一复兴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这就是具有儒家色彩的民间信仰的复兴,比如家族制度的复兴。可以说,儒家复兴确实走的“礼失求诸野”之路,最早是在以温州为中心的浙江、以潮汕为中心的广东复兴的。九十年代初,受到在台湾成熟之新儒家思想、李光耀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等影响,而有了儒学之复兴。最后是世纪之交,蒋庆提出政治儒学概念,进而提出儒教概念,推动了儒教意识之形成。

    第二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教会自身的分裂,以及艰难的生存。基督教会分裂为官方教会和非官方的家庭教会。过去十年间,后者发展极为迅速,但收到打压而无法正常生存。儒家同样分裂为官方儒家团体,学院儒学者,民间儒者。前者具有官方背景,得到官方支持。学院学者是一些不具有儒家信仰,而把儒家作为哲学、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民间儒者则大多把儒家之价值作为信仰,因而具有宗教气质,这一次有一些人宣称自己是儒教徒。当然,在自称“儒者”的人士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有些人是体制外的体制内学者,他们从威权主义的角度解读儒家,从而让儒家成为为现有统治体系辩护的工具。另一方面,这些他们的生存相当艰难,比如,他们就抱怨,政府不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

当局与基督教、儒家

    当代中国宗教内部分裂,深层次看,固然因为教义,直接的原因则是政治。当局本身是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是其正当性最为重要的源泉。这种意识形态是无神论的,也是反传统的。最为重要的是,它是独断的。因为这一点,在八十年代之前,它禁止一切正统宗教,包括儒教。

    八十年代之后,当局的这种宗教僵硬态度有所松动。正统宗教有所复活。尤其是自九十年代以来,当局对儒家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局试图寻找民族主义的正当性,因而强调中华民族、炎黄文明、中国文化等民族主义符号。同时,它也意识到,用中国符号表示的某些文本、艺术,可以成为在全球化时代竞争的“软实力”。但是,它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由于这一意识形态约束,当局对于儒家始终若即若离。当局始终不能正面接受传统中国的核心价值。于是,当局对儒家采取了一种工具主义态度,其具体操作策略是,有限度地扶持官方儒家组织,并指挥其从事各种官方活动。政府为儒家官方团体提供很多支持。比如,在全球化时代,儒家被当成文化交流的一个工具,并让他们作为代表,参与所谓“文明对话”。

    当局也支持学院化的儒学研究,比如,允许各地高校成立“国学院”。这种研究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社会价值与政治后果。但是,对于民间儒者,当局则采取一种隐秘的防范态度。因为这种民间儒者具有真正的儒家信仰,而任何一个真诚的非官方信仰在当局看来都是危险的。孔子学院最为经典地表现了当局对儒家的矛盾心态。政府支持在全球各地建立孔子学院。奇怪地是,这个孔子学院只是一个单纯的语言教学机构,并不准备传播孔子的任何实体性价值理念。在国内,也没有孔子学院。由此可以看出,在当局眼里,孔子只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文化符号,一个统战工具。

    对于基督教,当局采取大体相同的策略,有条件地利用官方教会,同时限制家庭教会。当然,当局对基督教的这种限制更为公开而严厉。就在政府批准建造这座宏伟教堂的时候,很多家庭教会的聚会遭到政府骚扰。

    如此看来,其实,从当局的角度看,正统基督教和儒家都是危险的。当然,很有可能,当局以为,儒家比基督教可利用得成分更多一些。而正是这一点,让儒家遭到了当代中国另外一个主流力量的敌视: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与基督教、儒家

    在当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语境中,自由主义与基督教、儒家之间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关系。首先需要说明,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是指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现代自由主义。这个自由主义传统的重要教条之一就是反传统、反宗教,尤其是反对儒家。今天,这样的自由主义仍然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经过新文化运动思想传统的训练,抨击儒家已经成为这些自由主义者的文化与知识本能。他们把中国未能实现现代转型的责任归咎于儒家,对于任何儒家活动给予不假思索的抨击。他们以理性自居,但在这个问题,本能支配着他们的话语。他们活跃在各种媒体中,包括重要的政论性网络论坛。

    九十年代以来儒家呈现出的复兴迹象,招来这些自由主义的强烈批评。这一次,在一些论坛上,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士也在强烈地批评儒家。自由主义持续了一百年的激进态度,激起了儒者的反弹。新一轮政治儒学和儒教思潮具有较为强烈的信仰,因而反弹也就更为强烈,他们对自由、民主这样的理念明确地表示了怀疑,甚至直率批评。而这样的批评让头脑简单的自由主义者更加确信自己对儒家的警惕地先见之间,他们抨击儒家的态度更为坚定。与对儒家态度的连续性相比,到了九十年代,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极大变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产物,二十年代,自由主义曾经参与、推动发了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非基运动”。这场运动把启蒙反宗教的清香与反帝的政治意识捆绑在一起,从而为未来中国从国家精神上走向彻底的无神论打开了通路。而这一工作的始作俑者正是启蒙自由主义者。

    有趣的是,九十年代后,自由主义的宗教立场逐渐发生了变化。基于对自由主义命运和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反思,很多自由主义者变成了基督徒。这固然基于个体对生命意义之追寻,但也有很多人是理性的皈依者。他们发现,现代自由宪政制度形成与欧美,欧美的主流宗教信仰是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基于这样的历史考察,他们从知识上相信,现代自由宪政制度与基督教之间,一定存在着直接关系。据此他们得出一个转型政策结论:中国要成为一个宪政国家,就必须经历一个基督教化过程。已故杨小凯教授曾经公开提出过这样的理论,他是知识分子皈依基督教的典范。

    还有一些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士,尽管没有信仰基督教,但是基于对西方制度的羡慕,相比于儒家,他们对基督教有更多肯定。在一般的知识性论辩过程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基督教当成宗教的真理,宗教的最高形态。他们也相信,如果一定要选择宗教,那基督教就是最好的。如果宪政一定需要宗教基础,那就只能是基督教。从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基督教的候补皈依者。

    这样,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就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上成为儒家的敌人。首先,这个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法国式启蒙主义,这种启蒙主义本身就是反传统的,因而也是反儒家的。其次,一些自由主义者直接成为基督徒,而基督教在儒家眼里是异教。于是,在当下的中国,形成了自由主义联合基督教为一方,而儒家孤独地作为一方的思想与宗教对抗阵营。当然,过去若干年来,也有若干自由主义者经过蜕变,放弃了现代自由主义教条,而成为宪政主义者,从而亲近或者接受儒家。笔者就是其中一员。但是,与自由主义者加入基督教阵营的宏大气势相比,自由主义之儒者化,显然不成气候。这样的儒者化已被指控为背叛。

本次事件将刺激儒教大发展

    总结上述观察,一幅全面宗教紧张的景象展现在人们面前——我们宁愿相信,这种紧张还没有演变到冲突的地步:第一,中国的宗教复兴,基本上体现为体制外教会的扩张。因此,宗教复兴引发了当局与教会的紧张。第二,体制外教会的扩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教会内部的紧张。第三,宗教复兴带来了更为纯洁的信仰,因而也就自然地引发了不同宗教之间的紧张。当教会都在权力控制之下时,宗教本身就趋向世俗化,而权力可以有效地抑制宗教之间的紧张。但信仰纯洁的信徒会具有更强的排他性。比如,新兴而规模不断扩大的儒教徒,就对基督教的扩张相当焦虑。第四,宗教、主要是儒教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紧张不见缓解,事实上,伴随着儒教意识的觉醒,这种紧张甚至可能演变为更为情绪化的冲突。

    综合起来看,儒者的被包围意识、被迫害意识必然最为强烈:它自认为,自己被官方儒学排斥,不被当局接受,又遭到基督教的挤压,遭到自由主义近乎本能的批判。另一方面,儒教目前正处于上升阶段,具有真诚信仰的儒者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这样,它所感受到的压力反而可能推动儒者更为地积极地团结、组织起来,抗击其它宗教、与自由主义者。

    本次曲阜教堂事件就发挥了动员儒者的作用。这次事件是一次信徒的自我拣选程序:过去二十年中,有很多人在谈论与“儒”相关的话题。但其中很多人,乃是把儒学当作饭碗的人。这一次站出来支持儒家的人,则具有明确的儒家信仰,他们不约而同地强调自己的这一身份。他们是为儒家而生的人。在这次事件中,人们也突然发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若干儒家组织。原来他们不为人知,相互间也不知晓彼此的存在,从而普遍地具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这次事件,则让他们相互发现了彼此。一个出人意料的事件让儒者动员起来。一个隐形的网络已经出现。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儒者的孤独感将不复存在,他们的无力感和恐惧感也会被部分地解除。也就处说,他们会更为大胆地活动。

    曲阜教堂事件从两个方面将极大地推动儒家事业的成长:第一,它让儒者强化了自己的危机感。基督教堂进入孔庙视野,这被儒者解读为最为严重而紧迫的危机,儒者相信,这是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主体性丧失的结果,在当下的中国,儒家面临最严重危机,中国文化也面临最为严重的危机。第二,鉴于危机如此严重,他们觉得自己再也不能沉默和后退了。他们具有了行动的意识。第三,经过这一次的动员,儒者的恐惧感大大减轻。可以预料,其组织的发育将会加速。因而,可以说,曲阜教堂事件,由此引起的十学者意见书及随后的签名活动,其意义差可比拟于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先生在新文化运动的狂澜中标举中国文化,相当于1958年新儒家四大贤发表《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宣言》。

    因而,这次事件将是当代儒家事业发展史的转折点。从目前的事态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了。比如,黄玉顺、干春松都没有在意见书上签名,但前者要求儒者反求诸己,后者对儒者提问,除了签名之外儒者还可以做些什么。更有人大胆地呼吁,儒教协会的组织该加快了。可以预料,在未来岁月中,儒者将会趋向活跃,儒者的进攻意识将会逐渐增强。而这可能搅动目前中国的宗教场域。在诸多宗教中,儒者很有可能成为宗教紧张的引发者,面对基督教、面对自由主义者,面对当局,它会更有勇气。

宗教宽容与儒家使命

    这样一种前景,是相关各方都不能不审慎面对的,包括儒家事业的领袖们。否则,可能会出大问题。

    我早就不再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我对自由的追求毫无松懈。也正因为此,我还有自由主义朋友。我也有一些朋友是基督教徒。我理解这两群朋友的价值和信仰,并与他们在很多事情上密切合作。而我坦率地承认,我是儒者。这样一个特殊身份,让我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价值、信仰紧张局面,心怀忧惧。但当然,我也相信,只要相关各方足够审慎,那么,紧张是可以避免的。

我之所以把宗教复兴视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现象,乃是因为,我认为,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精神、文化毁灭之后,中国需要精神、文化重建,而精神、文化之根在宗教信仰。这样的破坏者,在过去一个世纪来,层出不穷。从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到同样边缘化的革命者。这些支配了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边缘人,对于构造秩序的科学是无知的,又鄙视传统智慧。因而,他们从事了最为大胆的破坏行动。当局最初坚持无神论的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在这一努力失灵后,则有意无意地鼓励物质主义。当代中国社会之物质主义,纵向地看是史无前例的,也许只有商末、明末可以类比;横向地看,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物质主义与它之前的意识形态一样,已经让中国人跌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中国的社会秩序因此而处于逐渐解体过程中。只有精神、文化重建能够阻止这一秩序解体趋势。只有正统宗教信仰,或者像儒家这样的准宗教信仰,可以治疗人们的心灵,进而重建健全的精神和人格,而唯有这样的人,才意愿、有能力重建社会,重建秩序。

    我对于所有正统宗教的复兴,持乐观其成的态度。当然,作为儒者,我相信,作为中国之主流传统,儒家的复兴对于中国人的精神重建,以及中国文化、社会秩序的重建,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自由主义者坚持逻辑的连贯性,那么,他们就应当对儒家德复兴持一种宽容态度。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总是批评儒家,因为他们把儒家与专制捆绑在一起。但是,稍微认真地梳理历史就会发现,其实,儒家与皇权专制具有不同的源头,双方的诉求也完全不同。尽管双方有合作的时候,但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向来是被迫害者。

    今天,自由主义者担心儒家成为当局利用的工具。然而,当自由主义在这样抨击儒家的时候,政府也在提防甚至打压具有真正儒家信仰的儒者。儒家与当局的关系是高度复杂的,简单化地处理只会为自己树立敌人。而对于瞄准宪政目标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多一个敌人就多了一份阻力,多一个朋友则多一份力量。

    对自由主义来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在当代语境中,儒家也是公民社会的构造主体之一。举例来说,那些民间举办的读经班甚至私塾,难道不是对官方教育垄断的一种冲击?在我看来,自由主义者应当关心自由秩序,而自由主要关乎法律、制度。纠缠于貌似深刻的文化批判,其实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心态,而与自由背道而驰。为此,在宗教复兴的过程中,每一个宗教都应当思考治理的技艺。宗教首先是一种实体性价值,信仰者投身于其中。但是,一旦一群人聚集到一起,成立教会,就具有了公共治理的性质,就不得不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思考自身,思考其他宗教,思考宪法安排。

    对于这个问题,儒者似应予以高度重视。受到基督教和自由主义的双重刺激,当代儒教复兴似乎表现出制造和强化与他者对立的倾向。弱者必须强调自己的独特性,但这样的倾向可能让儒家偏离自己的本性。其实,儒家公共治理方面具有某些先天优势。传统上,儒家并无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一神教教会组织,如基督教会。它没有在一般社会治理体系之外另行建立一个自足的信仰体系,它没有排他性的神。它发展出了一套信仰系统,但终究,它内嵌于社会治理体系之中。毋宁说,它是秀才教,君子教。也正因为此,儒家虽然曾经享受“独尊”地位,但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相当流行,对于庶民来说,民间宗教也是宗教生活之本。实际上,大量儒生也同时信奉佛教或者民间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具有宗教宽容的传统,宽容内在于儒家的义理结构中。对于基督教,儒者也大体持一种宽容态度。

    当代儒者应当秉承这一传统。儒者的真正理想是按照儒家的信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儒者就需要训练治理的技艺,包括教育、社会自治、政治参与的技艺。透过这类活动,扩展儒家事业,构造合理社会秩序,其中包括安顿各种有神的宗教。也正是基于这一理由,我一直对儒教概念持保留态度,而主张“儒家事业”概念。儒家不是要让人们信某个神,而是要让人们生活在一种健全的状态中,成为君子,成为真正的人。

    (写作于2010年岁末)

 

 

 


发件人:<haolili841010@sina.com>2011-01-01 15:11:32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节日问候及论文

2011年我国货币政策的发展方向

郝莉莉

2011,1,

    一、2011年宏观政策已明朗

    2011年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来调整经济结构。那么相应的政策指标是: GDP 8%, CPI 4%, 货币供应量M2 16%,贷款7万亿以上。

M1:现金+活期存款;  M2:M1+定期存款(某一时点人民币的总合)

    目标定出,但在经济生活中,还要理解流动性的概念和广义的流动性。不是说现实的经济生活就能与目标相一致,这里还要考虑经济金融化的趋势。现在全球经济金融化,与金融相关联的是影子银行。在正规的金融系统之外,依附于银行之上的金融产品就是影子银行。如我们现实生活中常见的证券业、保险业等等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品。经济金融化的一大特点是流动性外延在扩大 。据估算,因各种金融衍生品创造的流动性占世界GDP的964%,(即是全球GDP的9.64倍。)占全球广义流动性的78%。而银行发行的高能货币(金银、现金)占世界GDP的9%,占全球广义流动性的1%。 广义货币M2占世界GDP的122%,仅占全球广义流动性的10%。这些数据很好地说明,实际上中央银行传统的经济调控手段是远远不够的,经济金融化的时代要求我们更加冷静的面对经济的发展和变化。

    二、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新趋势

    零利率,量化宽松和信贷宽松政策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新趋势。

    众所周知,2010年11月3日,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宣布推出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到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以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同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水平不变。为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美联储于2008年12月将联邦基金的利率降至当前的历史最低位,并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这一政策带来全球流动性更加充裕,令其他各国承受更大的通胀压力,同时也令我国面临国际资本涌入的压力加大,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出口竞争力下滑,经济增速放缓等一系列问题也会随之而来。流动性过剩将带来通胀压力,再次加息的可能性有所增大。其实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2月26日起,央行再次调息,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2.75%,一年期贷款利率为5.81%,是央行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以来的首次加息。据最新消息,明年1月20日央行还有可能再次加息,这也是对明年一段时期可能加剧的通胀压力而做的前瞻性应对。那么老百姓该如何看待加息的利与弊呢?

    零利率条件下的日元套利交易。

    让我们来看一下日本人是如何利用零利率来进行套利交易的吧!首先,日本的中央银行提供低成本的资金,贷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以低成本的资金贷给投资家,投资家们再买入人民币,从中赚取人民币的利率收益,然后把人民币卖掉,再把本金还给中央银行。这种模式最有名的代表是:“渡边太太效应”。

    所谓“渡边太太”,即拆入低息日元投资境外高收益品种及外汇投资的日本家庭主妇们。由于“渡边”是日本常见姓氏,这些家庭主妇们便拥有一个好听的名称:渡边太太。

    在全球外汇市场,渡边太太却是不可忽视的力量。粗略估算,她们约占东京现货外汇市场成交量20%-30%,绝大多数渡边太太是通过能放大数百倍杠杆率的外汇保证金交易(FX)进行外汇投资与利差套利交易。“每月都能听说某个渡边太太一个月做外汇保证金交易,用数万日元本金赚进数百万,甚至一些专业投资机构有针对性地跟踪渡边太太们投资思路,作为买卖日元的参考依据。”一位日系银行外汇交易员透露。

    试想一下,我们的利率再提高,日本等这样的游资再来炒,我们该怎么办?

    与此同时,美国又实行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更涉及汇率,美国中央银行将低本金贷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将低本金贷给投资者,投资者再将低本金拿到海外市场进行套汇交易。在全球经济日益开放的情况下,我们该怎样应对国际资本的影响?

    三、我国可能的货币政策及运行环境

    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运行环境受四方面的影响:1、经济持续发展;2、通胀的预期;3、外汇压力,资本流入加大;4、货币政策难度加大。

    在当前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如何才能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全球金融市场24小时不停运转,套利资本时刻在寻找机会,很多资本项目容易进入经常项目进行跨境套利。

    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应证了货币政策调整的难度。

   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又称三元悖论,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开放经济下的政策选择问题所提出的,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 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利率的作用和明年的方向:

    利率是最基本的市场化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工具是通过资金成本起作用,大幅调整才起作用,例如,2001-2003年,美联储13次下调利率,就是要通过利率的作用来刺激经济的发展。2008年11月、12月,我国两次下调利率,累计下调135个基点,刺激经济作用达到了明显的效果,老百姓贷得起款,房贷利率打了七折。而现在随着利率的提高,我国企业和政府以及部分居民就会承担高负债,会使他们难以承受高利率的压力,所以,针对今后利率上升的趋势,建议采取的利率政策是“拖”。 启动低利率,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股市,低利率有利于投资。

    汇率的作用和明年的方向:

   人民币在走强,表现在:一是人民币贸易结算在增强;二是人民币境外流通加大;三是铸币税收益加大;四是增强了我国货币政策的软实力;五是最优货币区理论(人民币成为东亚货币区的重要货币);六是汇率升值是否在财务上有损失;七是在亚洲金融稳定机制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是:实际汇率走贬值趋向。

    综合对出口和国内销售的影响,我们模拟了人民币升值5%情况下各行业利润将会发生的变化后得出若干结论:人民币升值的赢家是依赖大宗商品进口的重工业。人民币升值5%将使石油加工和天然气生产行业、金属加工行业、交通运输设备和金属采矿行业的成本分别降低2%、1.3%和1%。

    办公设备行业和纺织服装行业将受损。人民币升值5%将使办公设备行业和纺织服装行业的成本分别上升1%和0.8%,主要由于这些行业更依赖于出口和/或其供应链主要在国内。

    令人惊讶的是,电子产品制造业、电气设备行业和通用、特种设备行业小幅受益于人民币升值,这是由于它们使用的原材料中较大部分来自进口,因此国内销售受益程度大于出口受损程度。

    实际上,受益于人民币升值的行业多于受损的行业。这一结论并不符合人民币升值令中国企业普遍受损的传统观点,这是因为升值对中国出口的不良影响在争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有利的贸易条件所带来的益处却受到低估。

    因此央行也正在考虑人民币一定程度升值的可接受性。

 

 

世银首发5亿人债 巩固本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

香港信报

2011/01/06

    随着本港人民币存量继续攀升,加上市场预期人民币年内再升值5%,投资者期待更多元化的人民币产品,有认股证(俗称窝轮)发行商承认,正研究以人民币计价的窝轮,并希望成为首批相关产品发行商,但人民币交易所买卖基金(ET F),短期内较难实现。世界银行将首次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也将进一步巩固本港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

    今年首宗不设零售继亚洲开发银行后,世界银行昨天宣布发行5 亿元两年期的人民币债券,不但是2011 年本港首笔人债,更是世银有史以来首次发行人债。 然而,该笔人债息率仅0.95 厘,是历来在港发行同年期人债当中最低,并只售予机构投资者。

    世银资本市场全球主管多丽丝表示,是次发行是个里程碑,标志该行对支持开发人民币市场抱有巨大兴趣。世银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曾于2005 年在内地发行人债,去年8 月亦传出发行3 年至5 年期人债,惟至今只闻楼梯响。 世银表示,这次发行正值中国在世银持有的股份,将随2010 4 月宣布的投票权重组而增加,如果拟议的重组最终获得正式批准和签署,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银第三大股东国。

    金管局表示,欢迎世界银行在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债券,显示国际金融机构对香港发展离岸人民币中心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对于在港筹集人民币资金的兴趣。由于发行的规模较小,市场估计这可能是世银一系列人债的序幕。该行没有交代有关详情,新华社引述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人民币集资额度受制于其国际化程度。世银也没有透露集资是用于哪些项目。

    2007 7 月至今在港发行人债的总额达771.6 亿元(人民币.下同),其中约150 亿元已经赎回。2008 年交通银行(3328)发行的两年期人债票面息率高达3.25 厘,此后同年期的人债持续供不应求,令票面息率一直下跌。截至去年11 月底,本港人民币存款达2800 亿元。

 

 

 

    [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郎咸平说我们的物价比发达国家高,这是指某一类商品,大部分商品中国还是便宜的。比如说北京市的公交车票。地铁不管多远仅2元。公交汽车刷卡仅4毛钱。而德国的地铁和轻轨车票就昂贵得多了。仲大军先生前几天在汉堡坐轻轨,大约15分钟的车程,票价3个欧元,折合人民币近30元。要是每天坐几趟地铁,就要花上不少钱。但德国的巧克力却出奇地便宜,一块在中国卖十几元的巧克力在汉堡超市里仅0.4欧元,折合人民币三元多。地铁票是北京的十几倍,巧克力却是北京的1/4。所以,到欧洲出差的中国人要多买巧克力带回来,少坐地铁。]

为什么我们的物价比发达国家高

郎咸平

2010-12-19

  这个章节我想谈一个比较有趣的题目,一个和每个人的生活都相关的题目,叫做泡沫经济。最近你们看到了吧,到处都是泡沫,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如今大蒜也泡沫了,中国的物价存在太多的泡沫。

  我给读者举个例子吧,1982年,我们去看电影《少林寺》的时候,票价是1毛钱,2007年《变形金刚》在北京上映时的票价是80元,25年翻了800倍。而在美国,一线的电影院《变形金刚》的票价折合人民币后是54块钱。其实很多香港人到了大陆去看电影,看到票价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香港的票价最贵也才50港元而已。如果在非尖峰时间去看,还有20港元到40港元的票价,我们大陆这边的收入这么低,电影票的价格怎么可能这么高?简直无法想象。在中国,像男学生要陪女朋友看个电影,那都是很奢侈的。这就叫什么?物价泡沫。以麦当劳为例,美国麦当劳价格跟中国差不多。天然气呢?我们差不多一立方3.5元,跟美国也差不多。你发现没有,这种低档餐馆的价格差不多,天然气价格也差不多,可是电影这种东西就差很多。也就是说,吃的跟用的,这种大众都要消费的东西,价钱都和美国差不多,但是只要不属于大众消费品的,中国的就一定比较贵。比如说长途电话费,如果从美国打过来的话,是一分钟1毛钱,我们打过去的话,一分钟就得8块钱了,你看差多少?还有松下54寸等离子电视,相同款式,在中国卖40 939元,而在美国的价格就只有我们的四分之一,折合人民币只有10 239元,你能想象得到吗?这个数据我们都已经上网再三查验过的,保证正确。

  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三至六倍,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在人均收入不及日本东京十分之一的情况下,房价已和东京不相上下,有些地区的房价收入比已超过30倍。蔬菜、肉蛋、粮食及食用油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物价问题成为了百姓关注的焦点。那么,物价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所谓物价泡沫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有些人就喜欢穿大牌的衣服,比如阿玛尼,阿玛尼的西服在我们中国差不多要3万块人民币,但是在美国买的话,折算成人民币却只有15 000块。汽油在中国是6.83元每升,在美国4.56元每升,也差了很多。宝马z4型的车子在中国要58.9万元人民币,在美国折换成人民币才20万元而已。另外诺基亚1661型的手机,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全世界都一样吧,其实也不一样,在中国买大概需要300美金,在美国买就只要85美金,差了近4倍。笔记本电脑呢?中国买一个笔记本6 000块,在美国换算成人民币只有3 406元,还不止这些呢。我再举几个例子,有个叫samsonite的旅行包,翻译成中文,我们叫它新秀丽,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新秀丽,这种包在美国买的话,一个大概是27美元,才是中国价格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我们买一个包都要比人家多花那么多钱。在美国,一件polo的秋天穿的大衣29美元,clark的凉鞋,美国牌子,23美元,看到这些数字,你是不是还以为美国经济破产了、崩溃了?还是大甩卖?我也有这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到美国洛杉矶一家叫小台北的中餐馆去吃饭,4个人点了很多菜,都是鱼虾螃蟹这些海鲜,一结账,4个人才49美金,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300多块,每一道菜平均价格才7美金,像这种鱼虾蟹之类的海鲜,在我们中国吃的话,这点钱顶多算个零头。当然如果去那些特别小的店,就另当别论了,但在一般餐馆我们的就肯定比美国的贵多了。还有我们经常喝的咖啡,在美国是1美元,也就是不到7块钱人民币。我们这边,就是去一般的咖啡馆、咖啡厅,一杯也大概要二三十块人民币对不对?似乎只有麦当劳这种一般社会大众都吃的快餐,天然气这种一般社会大众都要用的产品,我们和美国的价格差不多之外,其他稍微上点档次的东西,我们都比人家贵。为什么?

   一切皆因没有藏富于民。

 

中国人海外消费的金额数目惊人

2010年12月31日

    我国公民每年在海外消费的金额数目惊人。据不完全统计数据,去年中国人购买的奢侈品中有56%是在海外消费,消费额达到130亿美元。由于中国顾客消费能力很强,英国媒体基于“英镑”的概念甚至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北京镑”,即为中国人所花的英镑。另外,境外赌场也把中国人视为主要客户。

  英国 “北京镑”买走10亿奢侈品

  据英国《每日邮报》28日报道,富有的中国游客在英国今年的打折促销季中消费的奢侈品预计会达10亿英磅。由于中国顾客消费能力很强,英国媒体基于“英镑”的概念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北京镑”,即为中国人所花的英镑。“北京镑”所消费的Burberry、LV、Gucci等大牌奢侈品预计将会占整个奢侈品行业销售额的三分之一。

  百货公司像“中国大市场”

  为了迎接中国顾客,伦敦的不少商店已经雇佣了会说普通话的店员,帮助顾客挑选商品、付款。伦敦最著名的百货公司之一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开通使用中国银联卡,更是促进了中国游客的消费。由于中国顾客太多,有目击者称,现场就像是个“中国大市场”零售业分析师乔纳森·德梅洛说,中国人已经取代了俄罗斯人和阿拉伯人,成为英国奢侈品消费市场的最大买家。

    占英国奢侈品市场30%份额

  德梅洛表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让奢侈品行业看到了一个新的巨大市场,但是由于进口商品的税率较高,奢侈品在中国国内的售价比在英国贵了20%至30%。在过去2年中,英镑对人民币的汇率跌30%左右,这更让中国顾客消费欲望大涨。
  德梅洛说,中国顾客的消费额占到了英国奢侈品消费市场30%的份额,紧随其后的是俄罗斯人、阿拉伯人和日本人,而英国本土消费者的消费额只占15%。
  据旅游经济咨询公司和全球最大的旅游服务金融机构环球蓝联集团统计,今年造访西欧的中国游客约为250万人次,比2009年增长了20%,而他们所消费的金额则翻了一番。

  美国 中国人一年消费70亿美金

  LV、CUCCI、爱马仕这些奢侈品牌,是很多到发达国家旅游的中国游客最爱购买的商品。中国人带着消费目的去海外旅游,已经成了人尽皆知的事实。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仅仅就我国游客在美国的消费情况算了一笔账,就让人吃惊:“根据国家旅游局长跟我说的,今年到美国去的大概有100万人,平均每个人退税购买的商品在7000美金以上,就是70亿呀。”这只是在美国一个国家,中国游客购买高档商品就要消费460多亿人民币。如果算上国人在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购买商品的金额,数目将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日本 大陆游客去年花了54.6亿元

  因受到2010年7月份日本政府放宽中国个人旅行签证政策的影响,本年度中国赴日观光的游客急速增加,可以说中国游客已成为了日本观光业的“顶梁柱”。
  近日,日本观光厅以7至9月份赴日观光的海外游客为对象,实施了一项有关“消费动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赴日旅行的亚洲主要国家中,中国大陆游客平均每人的消费高达14.39万日元(11500人民币),位居“海外游客消费排名”首位,紧接着,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并列第二位。
  2010年海外游客的消费总额为2929.8亿日元(240亿人民币),其中中国游客的消费总额就占了682亿日元(54.6亿人民币),远超排名第二的韩国。

  为何高端消费流失在境外

  作为全球奢侈品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国人的奢侈品大都是在境外购买的。上海百联集团董事长马新生认为原因很清楚:“总体来说,由于税收和价格因素,进口国外高端产品,还是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主任门晓伟分析,大量的高端消费流失在境外,与国内高档商品代理制度有关,形成渠道垄断造成奢侈产品居高不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高档消费品的代理体制,有没有弊病?它形没形成一种渠道的垄断?那怎么打破这种垄断?这些问题我觉得可以研究,而且都是我们商务系统的事情。”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0-12-30 23:31:4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失去控制的中国通货膨胀, 2010年12月28日,不改变通胀的统计方法,会出现恶性通胀

通货膨胀率仍将继续上升

----假定现在的CPI的编制方法不变

伍草

2011,1,

    伍凡:最近中国政府的11月份CPI揭晓:5.1%!这是又一个出乎市场意料的数字,上一个是10月份的4.4%。接下来的问题是,5.1%会是此轮CPI的峰顶吗?中国的通货膨胀会不会失控呢?这是一个所有市场人士都关心的问题,也是所有市场观察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今天我们今天我们就谈一谈这个问题。

    草庵:现在CPI的快速上涨并未出乎我们的意料。对于未来中国的通货膨胀的趋势,我的看法是:假定现在的CPI的编制方法不变,通货膨胀率仍将继续上升,并不能排除失控(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除非中国找到正确的应对方法,并解决自身的痼疾。这一判断是源自于如下五个逻辑分析。

    伍凡:美国金融危机的逻辑。2006年美国的GDP是13.2万亿美元,其资产证券化约90万亿美元,其金融衍生品约518万亿美元。资产证券和金融衍生品总计高达GDP的46倍。这意味着美国的金融虚拟资产价格被极大地高估,而真实的物质财富价格被严重低估,当美国虚拟金融泡沫破灭,金融虚拟资产价格将向真实物质财富价格回归——即金融虚拟资产价格下跌,而物质财富价格上涨。当美联储发行纸币的速度低于金融泡沫收缩的速度,则美国会出现通货紧缩。与此同时,金融虚拟泡沫较小,真实物质财富含量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其资产价格会被向上高估。即美国紧缩,中国通胀。

    草庵:主权债务危机(纸币危机)的逻辑。金融危机是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黑洞,進而破产倒闭的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是美联储和美国政府的主权信用危机,两者并不相同但有密切关联。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拯救中,美联储印刷了大量纸币,美国政府发行了大量国债,去拯救金融机构,本质是将金融机构的债务危机转嫁到了美国政府肩上,目前美国国债占GDP之比已逼近100%,而2011年和2012年美国国债到期压力更大。如果美国政府无力偿还,或者市场不愿接手更多的国债,甚至抛出国债,美国国债泡沫将雪崩,美元将急剧贬值,黄金和大宗商品价格将急剧上涨,美国将会由通缩转变为恶性通货膨胀,一旦这一现象发生,中国无法置身事外,人民币将被迫跟随美元贬值,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伍凡:人民币升值的逻辑。9月以来,随着美国对中国人民币施压加大,人民币快速升值,最近又加息,使得热钱在中国套利空间加大,热钱重新涌入中国,9月份外汇储备新增1005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加大了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货币增速远超过商品增速,则通货膨胀不可避免。除非热钱大量外逃,人民币贬值,此一因素方可消失或者逆转。

    草庵:农产品涨价背后的博弈逻辑。在中国CPI结构中,食品权重占到33%。国际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对中国CPI的上涨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国际农产品价格暴涨,其背后有双重博弈:一是中美大国之间的博弈,美国是农业第一强国,农产品涨价对美国有益无害,中国则是农产品涨价的受损者。因而从国家利益角度,美国会乐意看到农产品涨价;二,在农产品金融投机者和消费者之间,投机者更愿意看到农产品价格上涨,而主要的农产品期货市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是在美国,主要的市场投机者也以美国金融机构为主,而中国是消费大国,不愿意看到农产品的涨价,但在中国自身粮食供需平衡越来越困难,有些领域(比如大豆、玉米等)已经失去了控制权,这给了投机者炒作的空间。

    伍凡:政府低效投资和既得利益扩张的逻辑。近年,中国政府自身消费约占到财政支出的18%,而政府投资约占到财政支出的25%,这些投资和消费效率低下,对货币流动性出现了不小的损耗。为了弥补这种损耗,会有更多的货币、信贷被发出,这使得人民币通货膨胀又新增了一个源头。而由于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扩张需求,房价大涨造成了中国实际通胀更高,但房价并不在中国CPI权重篮子中,中国使用的是房租。

    草庵:在以上的五种逻辑中,中国可控制的要素并不多。对于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中国是被动承受者;农产品涨价后的两重博弈主导权也不在中国;中国在拒绝人民币升值上有一定的控制力,但这意味着能够承受美国的各种压力;政府低效投资和既得利益扩张的改变权当然在国内,但这意味着“全能管制投资型政府”向“有限责任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也是难中之难。

    伍凡:未来外部能够导致中国通胀压力下降,甚至紧缩有两种可能:一、美联储突然加息升值,美元快速升值,热钱大规模外流,人民币進入贬值周期,但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相当低;二、房地产泡沫崩溃,国际热钱大规模出逃,通货膨胀也可能逆转。

    草庵:中国还有一个迄今未被重视的反通胀方法——鼓励央行、金融机构和民间在国内购买实物黄金,这可以收缩相当程度的流动性。如果中国人购买1000吨实物黄金,相当于收缩11748亿元[445亿美元(1000吨黄金以每盎司1386美元换算)×6.6(美元兑人民币汇率)×4(货币乘数)]人民币的流动性。其效果相当于提高1.8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而大力增加实物黄金储备,更可以增加中国对冲美元主权债务危机的筹码。然而,这个副作用最少的方法,一直处于有关部门决策盲点之中。

    伍凡:因此,在中国政府未能实现大规模增加黄金储备,在未能抵制人民币升值,在未能有效抑制既得利益扩张,乃至在中国人未能扭转越来越大的吃肉胃口——这是改变中国粮食供需失衡的关键——的情况下,价格管制不能釜底抽薪,只是压紧锅盖,指望通货膨胀下来是一厢情愿,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概率正在增加。

    草庵:目前,中国的货币总量已经超过美国货币总量20%多,直逼30%!以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来计算,中国的货币增发实在太严重了。再看一组数据:2000年时,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例为1.5:1,2009年为1.8:1,超过同期美国的两倍(美国仅为0.6)。2009年底,中国GDP为33.54万亿元,是1978年3645.2亿元的92倍。但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却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60.62万亿元,为705倍。705÷92=8倍。这是什么意思?其含义就是:中国现在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比1978年下降了8倍,其表面的GDP数字都是发钞票发出来的!

    伍凡: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606200亿元,为705倍,换句话说,1976年的工资28.87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28.87×705=17,403元。换言之,1978时月薪28.87元的人应该至少现在月薪都涨704倍达到17,403元才与1978年的工资28.87相等值保持生活水平不下降,而事实上那些人的工资都长了704倍吗?很多经济问题需要看到本质才能知道真相。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12-29 08:43:14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RCIF Working Paper No.2010W24 房地产市场复苏和美国经济增长前景

房地产市场复苏和美国经济增长前景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谭小芬

Dec. 29, 2010

xiaofent@163.com

(请点击察看)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1-01-07 08:27:41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RCIF Policy Brief No.2011.002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中国对欧盟投资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中国对欧盟投资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李众敏

Jan. 7, 2011

lizhm@cass.org.cn

(请点击查看)

 

 

 

发件人:"frank zhang风雨读书楼主人" <plato2nd@hotmail.com>  2011-01-02 00:02:4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FW: 立凡贺年并附文稿

土地制度的症结是体制问题

----在土地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章立凡

2011,1,

    我觉得胡德平同志关于《确保农村开发用地的所有者的权益》的提案,撬动了一个特别大的话题,可能涉及我们的根本制度。

    提案引发的思考,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对体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思考。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曾经讨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中国这个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国家的根本体制,所谓“土地公有”,从“井田制”就开始了,有部分土地是村社公有,相当于“集体所有”。但从根本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历来就是皇家的,百姓只不过是“食毛践土”。远的不说,政府60 年来基本上也还是这个思路。其实从根本上讲,所有的矛盾都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后果。60 年来把土地问题搞成这样,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多问题相互牵制着解决不了。所以这个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

    远的不说,就说分税制问题,现在就变成这么一种僵局,中央不让利给地方,地方不让利给百姓。分税制以后,中央拿走了最肥最大的一块,逼着地方搞土地财政来增加收入,成为又管理又经营这么一种角色。然后这个食物链延续下来,地方通过征地,甭管是野蛮的方式,或是非法的方式,反正把地弄到手就有得吃。从这食物链再往下吃,吃开发商、吃建筑商、吃各种中介,最后吃到买房人头上,真正的消费者是在这个食物链的末端生存,上面的都比我们生猛,变成这种生态。

    这种生态不改变不行,但我也有一种担心,李昌平主张的这个方案一旦实施,中央政府实力突然又增强了,因为它的钱更多了,但是又没有相应的配套体制。这些钱的使用,既没有对政府廉政的监督,也没有民众参与这种公认的监督。其实我们有很多好的构想,也有很多好的政策,最后都走偏了,就是因为没有配套的体制。这一说起来又远了,就说到了宪政、说到民主了,这个话题就大了,但是确实也存在这个问题。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以前就有过,虽然那时候没多少社会财富,但是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到官府手里。因此我有我的担心,就是如果中央的权力和财富过大以后会怎么样?我一直是趋向于按各区域经济、文化的自身特点发展,即便不搞联邦制,但还是应该有区域发展的概念进来,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发展。

    上次在某市考察,我向他们提过,你们一方面要发展地方工业,而且是有相当污染的工业;但是另一方面又说要建成宜居城市,这个矛盾怎么解决?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太有为,所有的事都要政府来包办。

    现在地方政府变成一个尾大不掉的角色。应该说,李昌平的方案,中央政府肯定是欢迎的。为什么呢?这些年来,中央政府调动、使用权力的能力越来越萎缩了,地方诸侯越来越强势,我想你的方案,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是欢迎的。我们现在是只顾眼前之事,但是必须思考这个国家未来。除了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制度的改革,还要有政治、文化的建设上的整体考虑。究竟是集中权力和集中财富好,还是有适当的分权好,现在我国的政治结构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几千年来都以为是大一统好,一旦提出分权,就会被认为是划分势力范围。但历史上思想文化的辉煌年代,都不是大一统的局面下能出现的。那么,有没有一种既有一定的集中,又有各自发展的自由空间的一种制度建设?

    其实我有时挺悲观的,最近开一些会,经常有悲观的观点,人类这么干下去是自取灭亡。霍金说,人类再有两百年就灭亡了。现在就不是一个好好的活法,预支资源就是预支未来,现在的政府五年一届,一般来讲,在任的根本就不管下一任怎么过日子。土地财政就是个预支,根本就不管下一任,更不管下一代怎么活。所以不仅是土地问题,同时是生态问题,没有可持续性,都是短期行为。而且是地方不对中央负责,官员不对老百姓负责,百姓也不对政府负责,互不负责的状态。互不负责的状态,是不是毛的遗产?我觉得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包括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规则全都破坏了。30 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个建立规则的过程。可是现在也出现另外一种思潮,又想要再来次文革,再把一切规则都破坏掉,我觉得这样是很危险的,如果这样的人物再出现一个,我觉得这个民族真的没希望了。

    我再说一个具体的先例。不知道大家对住房合作社这种模式怎么看?前几年到上海档案馆去查我父亲(章乃器)的档案,发现了一个案例。30 年代他在上海,与志同道合的一群朋友,自己搞了一个住房合作社,一起在江湾买了一块地,一起请设计师出设计图纸,一起成片盖房,然后一起入住。后来为了抗日救国,他又把房子卖了,贴了救国会的经费。这种合作模式,从经济、社会成本上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我知道前几年又有人提倡,后来那个人自己也放弃了。

    《确保农村开发用地的所有者的权益》的提案实际上引出一个发展模式的大话题,潘朵拉盒子被你打开了,这不仅是一个提案的问题,而是涉及今后几十年这个国家怎么走的问题。

 

一组经济信息

 


牛根生“裸捐”:全部海外资产用于慈善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年12月30日

  12月28日,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在香港宣布,蒙牛创始人牛根生将其拥有的海外资产主要包括持有的蒙牛股份全数转让给Hengxin信托,以贡献公益慈善事业。牛根生在境外设立了慈善信托机构“Hengxin”来运作牛根生在境外的资产,该捐献已经捐出不可撤销。

  这次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第二次明确宣布其所拥有的资产做慈善。2005年1月,牛根生及其家人宣布全部捐赠持有的蒙牛乳业股份做慈善公益事业,为此,作为主要发起人,牛根生成立了老牛基金会,并随后将其在国内的资产全部捐给老牛基金会。截至目前,牛根生实际拥有和视为拥有的蒙牛股份为2.635亿股份,市值总额54.55亿港元。牛根生此时再次要捐献所拥有的境外资产,让外界心生疑惑。

  12月29日,蒙牛集团新闻发言人姚海涛告诉记者,“这个事情,我也是刚知道,牛根生捐款主要是个人行为,不需要跟公司沟通。”不过,当日蒙牛集团董事会办公室张振华则称,老牛基金会是国内注册设立的机构,牛根生国内的资产已经全部捐给老牛基金会;由于牛根生持有的蒙牛股票在香港上市,牛根生持有的资产捐献,需要在境外设立机构来运作这些资产做慈善。

  牛根生完成资产捐献

  张振华告诉记者,“Hengxin信托是在境外设立的一个公益性慈善机构,受牛根生委托全面负责运作牛根生所持有境外资产收益”。姚海涛称,牛根生自从宣布捐出个人所持有资产做慈善后,这几年他一直在专心做慈善。这次资产捐献后, Hengxin信托的受益方包括老牛基金会及与其合作过的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大自然保护协会、内蒙古慈善总会等公益慈善组织。

  张振华称,牛根生希望学习比尔.盖茨和李嘉诚,将所拥有的资产用来做慈善。在这次捐献给Hengxin信托的资产中,主要有牛根生持有的蒙牛乳业3.96%股份,根据蒙牛乳业公开资料,这部分股份总额为6878万股。另外,牛根生个人以及老牛基金会通过金牛、银牛等基金持有蒙牛乳业的股份。2010年4月27日,在蒙牛乳业宣布公司执行董事牛根生转任公司非执行董事的公告中透露:截至本公告发出之日,牛根生实际拥有和视为拥有本公司2.635亿股份的权益(按《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所界定的涵义)。

  截至12月29日收盘,蒙牛乳业股价为20.70港元/股,这意味着,如果以其直接持有的3.96%股份来计算,牛根生直接捐出的资产价值为3.756亿港元;如果以其实际拥有和视为拥有的蒙牛2.635亿股计算,此次牛根生捐出的蒙牛乳业资产市值总额为54.55亿港元。 张振华表示,2005年牛根生承诺捐出所有资产做慈善,但是当时《公司法》有规定,公司法人捐献持有的股份每年不能超过25%,因此都是每年捐赠一部分。目前,牛根生持有的蒙牛境内资产,通过逐年捐献,已经全部捐献给老牛基金会。

 

十万云南边民移民越南说明了什么?

2010-10-31

    中国边民冒充越南人的儿子享受免费医疗。越南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在边疆农村实施免费医疗政策。具体做法是:国家每3年对边疆农村群众进行一次统计,对登记造册的农村群众每人发一个免费医疗证书,村民持该证到越南所有国家医院都可以享受免费医疗。

    河口县桥头乡下湾子村老刘寨村民杨春云介绍:1998年,他的孙子杨丽山因患肾结石,到马关县人民医院治疗,需要5 000多元钱才能治好。家境贫穷的他只好把孩子带回家。后来一位越南朋友来到家里,得知孩子的病情后,建议带到越南去接受免费医治。后来,他把孩子送到越南猛康县从中国嫁去的苗族妇女项小双家中,由项小双以其子的名义带去医院进行了免费治疗,挽回了孩子的生命。而同村马朝云的孩子也患肾结石,却因缺钱治病而失去了生命。

《模糊的边界云南10万边民移居海外》

    越南的惠边政策

    2005年,巴达撤乡,并入西定。由于外出打工人员太多,人口出现负增长,两乡人口均不到两万。一些边民埋怨道:“国家这么大,也比越南富得多,可是对边民的照顾为什么还不如越南?”水头寨党支部书记杨春福说:“越南的政策太好了,深得人心。”在边境一线居住的边民,越南政府给予财力和物资上的扶持,全面消除茅草房。凡是进行易地搬迁的边民,每户给予8 000元人民币的补助。而公路建设、人畜饮水、边民的公共设施建设全是国家投资。对于有水力资源的村寨,国家无偿为农户安装微型水电发动机。此外,越南政府还每年为每个劳力无偿提供一把锄头,一把砍刀,他们为边民每年无偿提供种籽、耕牛,每年每人补助化肥15公斤,供应每户边民每月1千克煤油、2千克盐巴、还有收音机。对吃粮困难的边民,越南政府则每户给300~800公斤粮食,遇到自然灾害,他们还会给边民每人每月发放10~15公斤的救济粮和25元救济款。

    令杨春福心动的是,越南对中越边境沿线的民族山区,一律实行免费医疗,免费防疫。“仅凭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不少村民搬过去。”他说,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根本没法比,村民看病都要去镇上,县上的医院才能报销,而且报销部分不足一半,村民还得自掏路费。“那边的村民小组长待遇也比这边高,他们一个月18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90元,而我们一年才给120元。”……他说,越南计划生育政策也宽松,这边却采取强制措施,强拉人去结扎,罚款没钱就拉牛,拉马,没有牲口就拆房瓦。

    现在,越南对边民子女全部采取免费教育,并且对贫困学生、少数民族学生还给予生活补助,同时采用民族语言教学,吸引不少中国边民送小孩到境外读书。

     边界模糊与邻国惠边政策

    除了文化、地理、经济上的接近性,本刊记者通过调查发现,真正使边界“模糊”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越南日益加快的革新力度和优惠的边民政策。据调查,目前越南确实加快边境地区建设,鼓励群众到边境定居,越南政府对搬迁到边境定居的越南边民补助石棉瓦,搬迁户可以贷不超过3000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据文山州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庆福介绍,由于越南人才十分缺乏,特别是边境一线农民文化水平极为低下,文盲人口较多,目前越南对边民实行所谓的“第一到第十二”的学生免交学费、书费等,并且免费发放校服,每月补助少数民族学生一定的生活费;在就业上,只要能读到“第十二”的一律包分配。目前我国边境贫困地区实行“两免一补”政策,但高中、中专以上就要付学费、书费、杂费等,加上毕业后实行“就业双向选择”,相当一部分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困难。

    河口县县委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唐万蓉近期曾去越南调查,她在越南边民、村干部、老街市委民族干部中了解到,越南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在边疆农村实施免费医疗政策。具体做法是:国家每3年对边疆农村群众进行一次统计,对登记造册的农村群众每人发一个免费医疗证书,村民持该证到越南所有国家医院都可以享受免费医疗。

    调查中唐万蓉发现,河口县桥头乡下湾子村老刘寨村民杨春云的一段经历,能够比较典型地反映两国政策差异在边民中的影响。据杨春云介绍:1998年,他的孙子杨丽山因患肾结石,到马关县人民医院治疗,需要5 000多元钱才能治好。家境贫穷的他只好把孩子带回家。后来一位越南朋友来到家里,得知孩子的病情后,建议带到越南去接受免费医治。后来,他把孩子送到越南猛康县从中国嫁去的苗族妇女项小双家中,由项小双以其子的名义带去医院进行了免费治疗,挽回了孩子的生命。而同村马朝云的孩子也患肾结石,却因缺钱治病而失去了生命。

 

 

成都地票交易被国土部制止

重庆政府文件明确农民必须得到地票收益的85%

农地流转政策意见不一

经济观察报  2011-01-08

   2010年12月24日,国土资源部调控和监测司巡视员张婉丽等7人调研组抵达成都,就当地“地票”交易及农村土地整治情况对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进行问询。四天后,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就发布公告,暂停第二场面向开发商的“地票”拍卖会。此时距离成都首轮“地票”交易尚不足半个月,当时推出的2000亩国有建设用地指标,成交均价高达每亩72.89万元。

    本报从国土资源部获悉,成都“地票”暂停的根本原因是违反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参与国土资源部12月24日问询的成都社科院一位负责人告诉本报,当时“7个人分别来自国土部三个司,每个人提的问题都很尖锐”,但成都方面也显得很有准备,“通过摆事实、阐述理论依据和改革逻辑,详细汇报了改革的决心和目标”。

“持证准入”惹的祸

    2010年12月16日,成都市国土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持证准入”制度的公告》称,自2011年1月1日起,凡是想在成都市拿地的开发商,必须先持有同等面积的“地票”。而开发商要获得 “地票”只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参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再有就是在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购买。在此基础上,成都市于公告发布的第二天举行了首次“地票”竞卖会。

    事实上,早在2010年8月5日,成都市国土局就首次提出“持证准入”制度,按照当时政策规定,开发商拿地只有两条途径,购买“地票”之外,还有缴纳建设用地指标保证金的路子可走。但后来开发商都选择缴纳保证金的办法,并没有去购买“地票”。但保证金并不能满足成都市进行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资金需求。

    近两年,成都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整理出来的成本一路高涨。“现在整理流转的农民宅基地至少每亩需要十几万元,有的每亩成本则高达五六十万元。”前述成都社科院的负责人表示。按照成都市国土局的规划,到2015年,将对全市500多万亩农用地和50多万亩建设用地进行整理,这样总共至少需要投入资金866亿元,实现61.5万户农民的集中居住。

    “由于农村拆建的投入成本太高,成都市事实上已经没钱搞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了。”该人士表示。为了进一步开发“地票”的价值,成都市出台了上述新 “持证准入”制度,对“地票”和“拿地”资格的捆绑,直接带来了“地票”价格的飙升。据了解,2010年12月17日的竞卖会上,包括保利、万科等国内地产巨头和中石油等非地产大国企共计179家开发商参与竞拍。尽管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规定的起拍价是每亩15万元,但最后成交结果是最低每亩46.5万元,最高达到每亩92万元,2000亩土地指标共拍出14.578亿元。首次“地票”竞卖会的火爆让成都市政府尝到了甜头。然而,就在成都市国土局正筹划将第二次“地票”供应提高至3000亩时,国土资源部调研组突然而至的“考察”,将“地票”竞卖的“旺火”给浇灭了。

    “仿佛坐上了‘过山车’,刚刚还是高潮,转眼就沉入谷底了。”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的一位负责人这样描述他的心情。

“被叫停”的秘密

    目前国内的“地票”制度仅在重庆、成都两地试行。经国务院批准,2008年12月4日,重庆设立了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推出了“地票”交易制度。
据了解,从成立至今,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一共进行了11次地票交易,总计1.8万亩,成交金额18.65亿,成交均价10.36万元/亩,最高成交单价达到14.33万元/亩。但同样是“地票”交易,成都与重庆有很大差异。

    知情人士认为,关键之处在于,成都《公告》限定的“持证准入”制度,不仅将所有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都纳入其中,而且同时将农村建设用地的指标从国土部门之间扩展到了房地产企业。即使在《公告》之前,成都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和“地票”交易也完全突破了相关政策规限的县域之内置换的原则。

    成都在地震期间享有的全国独一无二的土地优惠政策一直延续到去年底。成都国土部门也积极向国土资源部争取,希望这种特殊政策能再延续。但在特殊政策结束之前,成都先后打出了“地票”结合“持证准入”的连环牌,在带来较快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招惹来很大的麻烦。“除了被指责拍卖推高地价房价,在国内掀起不良示范效应之外,农地整治所产生的‘地票’升值收益大部分都归政府掌控,农民从土地增值收益中获益很少。”一位土地专家指出。

看不见的“交锋”

    事实上,2011年1月初,就在成都“地票”交易被叫停之后不久,国务院《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开始下达至全国各省、区、直辖市。更早的公开信息显示,在去年11月10日,温家宝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的重点内容就是“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会议还强调,对违规者将追责“一把手”。

    本报获悉,国土资源部叫停成都“地票”的根本原因在于,后者违反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而高层一直着重强调贯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在农地流转、增减挂钩指标等方面,相关决策层面的部分人士仍存在分歧。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博客)、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窻等业内很有声望的专家代表,以及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的一些官员,一直明确支持成都城乡统筹。其中国土资源部方面甚至在土地流转中给予了成都特殊的土地增减“自主权”。但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国土资源部给予成都的年度用地指标,“最多也就四五万亩”。而根据成都国土局的数据,2010年成都方面仅整理出来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就是5万多亩,远远超过了国土资源部下达给成都市的年度用地指标。

    2010年11月17日,成都“地票”交易被叫停一个月前,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的率领下,由国家各部委联合组成的调研组还对成都做了为期3天的调研考察工作,调研组“认为成都实践在全国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但与此同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就目前而言,除了城镇规划区范围内,除了东部少数发达地区,真正具备拆并村庄条件的地方相当有限。

    一位接近陈锡文的专家这样解释,陈锡文本人是坚决反对“农民上楼”、“宅基地换楼房”等集中居住的做法,对于成都城乡统筹实践中所推行的村民集中居住,陈锡文同样持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包括成都在内,所有“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试点”,对农民的拆迁补偿都太低,造成对农民的严重损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也坚持相同的看法。除了以维护农民利益为由,在陈锡文看来,全国很多地方盛行的居民住宅拆迁、村舍搬迁等治理过程中所带来的农地减少,对保护18亿亩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都已造成危害。

 

 

谷歌事件重演SKYPE 可能被迫离开中国

德国之声

2011年1月01日

    数月前,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商谷歌宣布不再屈服于中国网络审查制度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类似这样的事情现在又有可能在中国境内掀起一场狂风怒潮。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但是这庞大的4亿5千万网民所能享有的自由确是有限的。中国政府现在表明要限制网络电话业务。中国工信部在本月早些时候发布通告说,目前,该部正会同有关部门集中开展打击非法互联网电话相关工作。虽然这一新闻的具体细节还有待考证,但这意味着Skype等网络通讯服务商将停止其在中国的运作吗?

    如果是这样,像张宇凡(音)这样的用户就会受到影响。他表示:“很大一部分,比如说一些做外贸的人,他们非常需要Skype。再加上很多的一些出国留学的家长家属,朋友什么的,也会使用这样的一个付费功能。现在我不怎么使用了,可是以前的话一天会有两个小时以上。如果这一天到来的话,因为我对电脑比较懂一点,所以我会想尝试用一些代理软件来接听,来继续使用Skype。如果这也不行的话,那实在不行就只好被垄断了。”

    到目前为止,仍有大约一至两千万的中国人通过电脑打电话。这样做非常省钱:他们如果用普通电话直接拨打美国的话要花费大约80欧分一分钟,而用Skype只需要两欧分。对于中国的几大电信公司来说,凭借这些传统意义上的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占据了其营业收入的70%。他们到现在为止只在中国4个城市试验性的推出了网络电话服务。这对于Skype,谷歌,微软MSN以及其它成百上千个小型中国公司来说都是一种商机。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认为禁止网络电话服务的做法是可笑而错误的。他指出:“也有可能是工信部处于其它方面的一些压力,比如安全部或者是公安部,或者是比如说共产党的中宣部,这些方面的一些压力,然后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

    如果这一禁令得以实施,中国就会变成世界上第一个禁止网络电话的国家。但是阚凯力确信,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一地步。他说:“零,绝无可能,政府的这种做法肯定是落空。这个严厉打击他可以说是把整个公司或者运营都关掉,封掉,这是一种可能。甚至还可能去抓人,这都有可能。也有可能因为网络电话在中国的经营者非常多,几百上千,而且随时还有新的经营者可以出来。所以也有可能抓也抓不过来,就抓几个比较有名的,大的,然后其它的就顾不过来了。甚至也有可能用通知来威胁一下,但是不采取什么太多的实际措施。”

 

 

 



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 2010-12-30 12:13:08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敬请查收云汉经略最新月刊和导言,并祝愿大家新年愉快、安康!曹军

《云汉月刊》第99期《导言》


北京云汉经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曹军

2010年12月30号

    接近年关,《导言》的思绪很难仅限于当下的一月;从本月的北京“车辆新政”到一个月内的又提高储备金率又加息来之货币政策举措来看,宏观调控的难度确实越来越大了;“手心手背”都是“肉”,调控什么和被调控的什么都是很难啊!央行行长的“池子论”经市场“热炒”以后,波澜不惊地被他解释为;其实就是外汇池子本身嘛。去年还是拉动内需的主力之一,至少在国内最大的汽车市场 – 北京 –“治堵新政”还是以本来没在之《征求意见稿》中的“直接限号从而限购”的方式“轰然出台”了(13号征求意见,23号实施,“效率”真高啊!)。一个宏观一个微观,都彰显了对经济未来的某种预判和担忧:从本月A股的走势不难看出些端倪(云汉经略评选的2010年“十大国内外财经新闻”中,就有A股市场IPO“为王”而股指“垫底”这一条)。

    至于被宏观调控的对象,尤其是消费者而言,也有很多同样富有中国特色的应对办法、过程与不难预见的上下“后招”:1)结果和“谣言”总是很像,果然是每月限购了 - 所以“谣言”已经让车店脱销;2)“井喷”带来的各种“拥堵”实为难堪 - 据报道,北京赶在24日之前上牌的司机们带着干粮、饮料排队等候上牌,犹如“难民”争赶“避难”的最后一条船!3)一旦限号,先不论公车是否在此之列,估计“井喷”与随之而来的“干枯”,将会让作为“支柱产业”的汽车制造商们很难发挥“中国制造”的优势了 - 当然只要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厂家们估计将在有限的配额中施展无限的能耐。或许出口依然还是一根稻草?!到时候,在“结构调整”的“主旋律”之下,发改委的领导们(或许现在正忙于“煤电之争”吧)又可以大谈特谈了:正中了中国的一句古话 – “解铃尚需系铃人”!

    本月美国的重磅事件无过于奥巴马总统于17日签署生效的、总额为8580亿美元的税改以及失业补助等的一揽子方案了:这个“个头”与之前的金融拯救、经济刺激等计划旗鼓相当、甚至更大的、力挽美国经济的计划,辅之以上个月美联储启动的2Q计划,将对美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前奏之一就是上个月底奥巴马总统宣布的、对联邦政府公务员的薪酬冻结方案,虽然只有区区20亿美元的降低财政赤字之贡献,可以肯定的是控制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看看欧盟体系内一个又一个身陷国家破产风波的主权,过度的财政赤字(与积累下来的巨量绝对额)也无形中酝酿着巨大的风险 – 好在,国家的承受能力总是强于普通百姓。债券市场也维持了自上月2Q宣布以来的价跌、收益率上升的趋势,随着更多一些经济好转的宏观数据的显现,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市场暗流涌动----大宗基础原材料价格纷纷创下各自历史、或者自危机爆发以来的新高,道指也创下了两年来的新高。

    年底了,我谨代表云汉经略的全体同仁们向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四海之内的客户、朋友、兄弟姐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预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有成、身心健康!

    手机:13901318815,直线:01084899579,总机:01084899529,MSN:skylink2001@hotmail.com

 

 



发件人:"x8b8x8" <x8b8x8@163.com> 2010-12-30 13:27:48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卢映西投稿

十日谈:每年圣诞后抬头望北斗

南京财经学院教授  卢映西

2010-11-30

  1982年,在古城西安,年轻的大三学生张华为救一位老农而牺牲,引发了一场关于“值不值”的大讨论,向社会释放出一个不祥的“?”。28年后,仍在西安,仍是大三学生,药家鑫驾驶私家车撞倒女服务员,他下车见伤者试图记下车牌号,就拔刀将她捅死。杨涛先生在评论此事时,已经直斥我们这个“是非颠倒,乾坤扭转的时代”对人的深远影响。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只知道当年那个不祥的“?”已经变成了恐怖的“!”。

  2010-12-01: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王进文老家的房屋被强拆了,他就给当地市长写了一封控诉野蛮拆迁的公开信。一位名校的法学博士不通过法律途径而采取类似“大字报”的方式为自己维权,说明人们对法律的信心已经荡然无存。不过,更深一层的问题还在于为什么都搞市场经济,美国有危机中国却没有?一个非标准答案是:美国用借钱给穷人的办法维持虚假繁荣,泡沫很快就破了;中国搞的是野蛮拆迁,野蛮往往比文明管用,所以泡沫能够多撑几天。

  2010-12-08: 蠢更有只,蠢最有没:理真了出道就神留不一是真这,呵呵。了思意没更就里牢在关人某刘把但,思意没最奖平和尔贝诺:应回的访采者记对生先苏纪黄自来却,论评的当精最事此对,而然。慰自可堪也但,比相况盛的国合联进”抬“国中把家国多众代时东泽毛与能不虽势阵一这。式仪席出绝拒,列行国中入加家国个81有已,道报电外据另。场立方中持支确明织组际国和家国个多001有已球全称部交外国中。演上将即式仪奖颁奖平和尔贝诺。

  2010-12-13:据说张维迎先生在北大光华的院长职务被免,这也许是件好事,因为张先生太有才了。我对张先生才华横溢的深刻印象来自他与同样有才的马云先生的一场PK。当时马云建议“商学院里面最好不要谈钱,谈钱太俗气”,张维迎则反唇相讥“我从来不谈那个字,只是你一个人在谈那个字。”一下把对方“将死”。在如此给力的一刻,张先生肯定忘了自己当初是以《为钱正名》一文成名的。有道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只可惜歪才太多栋梁太少。

  2010-12-19: 在市场经济几乎一统天下的当今社会中,王梆先生观察到:“户籍制度也好,签证制度也好,这个世界,门内门外,都是锁。真正能够自由出入的,都是商品,而不是人。”这个发现当然卑之无甚高论,常识而已。不过,“当整个社会智障的时候”(五岳散人语),竭力推崇市场经济的专家学者们无一例外地自封为自由主义者,却不敢正视市场带来的究竟是资本的自由还是人的自由。这时大声说出常识的,就像“黄帝新装”闹剧中的那个小孩。

  2010-12-24:今年国内大蒜市场价格经历了过山车般起伏,让众多蒜商领略了“市场如赌场”这一冰冷而朴素的真理。如果从宏观角度看,市场经济就更不是东西了。目前,各国政府在宏观调控中都面临一大堆所谓“两难”选择,说白了就是,无论把赌注押在哪一头,结局都是输。经济基础不稳,即便是让那些西化精英五体投地的美式民主也无力回天,因为不管白总统黑总统,一进必输死局都不可能成为好总统。这正是:市场陷阱大,“政改”要当心。

  2010-12-26:记得小时候初学象棋,对大人们开局总是当头炮、屏风马地“瞎折腾”十分不解。我就喜欢一炮打到敌后,先吃掉那匹肥马再说——这才是我能理解的“不管黑炮红炮,能够杀敌的才是好炮”的硬道理。一个古老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可能跟一个人的成长类似,虽然有时理解不了先知大哲貌似“折腾”的高瞻远瞩,但不可能永远都理解不了。所以每年紧接着西方圣诞,东方总有人抬头望望北斗星,心中想想毛泽东,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2010-12-27:唱红打黑的重庆市当选为最具幸福感城市,也许标志着“事情正在起变化”。多年来,国内的主流舆论很大程度上被一批西化精英把持着,到处充斥着私有化、市场化的喧嚣,好像非把好端端的人类社会退化成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不可。实践已经一再证明,食洋不化的精英就如小顽童一样,有本事捅破天却没本事补。谓予不信,可请他们组成“国际纵队”驰援美国,为奥巴马先生排忧解难,把从美国学来的本事用回美国。如此,则成色立见。

  2010-12-28:欧阳健先生20年前就撰文挑战“主流红学”,如果他的观点成立,则以脂批为依据写成的文章将会成为一堆废纸。我虽喜读《红楼梦》,于“红学”却是外行,不敢对此事作出判断。但我知道,伪学问确实是存在的,比如风靡世界、近年在我国学界也占主流地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判断这种经济学是否伪学问,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只需拿现实中俯拾即是的经济问题考问一下主流经济学家即可。例如,愈演愈烈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

  2010-12-30:政府发布《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援引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结果,说明近年来中国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我早已习惯“被代表”,但这次感觉不同,觉得这样的民意就像月亮,真能代表我的心。不过,这种感觉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古语有言: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这话用现代汉语朝政治正确的方向解读,不就是满意度平稳上升嘛!看来,只要保持这样良好的上升态势,到了2012,中国真能拯救世界。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1-01-04 11:38:47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15 2011年最需要政治智慧

2011 年最需要政治智慧

中国社科院政治与经济所 张斌

bjzhangbin@gmail.com

2011.1,

    金融危机是一场严重的发烧,暴露了日积月累的疾病;刺激政策是一剂退烧药,不仅退烧而且减少并发症,但终究不能根除疾病,服多了还会带来新的麻烦;再平衡政策是根除疾病的良药,无奈良药苦口,谁也不愿多服。

    IMF 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er Blanchard)在2010 年10 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无论外部不平衡还是内部不平衡,目前的进展都过于缓慢。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更糟糕的是,世界经济各国已经度过了联合对抗金融危机的蜜月期,再也找不到让多数国家满意的解决问题方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愈发凸显,国际层面的合作更加困难。

    2011 年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无论是欧洲、美国还是中国经济,都面临着根本性的矛盾和问题,即便不能根除这些问题,至少也要朝着好的方向迈出大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最终解决问题的可能是谁也不愿看到的极端方式。

    欧洲

    欧洲债务危机可能是2011 年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危机国家面临的不是流动性问题,而是资不抵债问题。市场对目前的各种救助方案并不买账,因为大家知道
救助方案不是注资,不是解除债务,而是附带着利息条件的贷款,这些贷款缓解了眼
下的问题,但贷款利息可能让资不抵债的局面在未来更加糟糕。

    无论是对于一个家庭还是对于一个国家,大致有三个办法解决资不抵债问题:其一,宣布破产,赖掉债务;其二,要求债务减免;其三,对于家庭是多干活,少吃饭,攒钱还债;对于国家是大幅货币贬值或者严重国内经济紧缩,这样可以扩大出口、减少进口,贸易盈余可以用来还债。糟糕的是,三个办法至少目前都很难行得通。宣布破产和要求债务减免,且不论债权人愿不愿意,新一轮的金融市场动荡在所难免;身在欧元区,无法做到单独的货币贬值;国内经济紧缩,已经有国家遭遇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游行示威。

    未来解决问题的,必将是一种三管齐下的方案。债权人不得不做出牺牲,债务人也要让债权人相信自己将艰难度日、奋发图强的还账决心。能够解决欧债危机的,不是流动性,而是谅解和对未来的信心。经济智慧远不足以解决当前的问题,欧洲迫切需要的是伟大的政治人物和政治智慧。

    美国

    高企的失业率,低于2%的通胀水平,美联储在这种情况下能做些什么呢?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扩张政策的合理性似乎毋庸置疑。但是,正如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这些政策的合理性仅限于美国国内,仅限于强者。

    危机之后,我们没有听到美国对于那些遭受金融危机破坏的国家道歉,美国官方甚至把金融危机源头的帽子带给其他国家。无可否认,这场危机中各国都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美国毫无疑问地是最主要的责任人,因为只有美国有这个能力,因为美国是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出了大问题,当头的说自己没责任,这很难让人接受。世界没有向美国抱怨,等来的却是数量宽松政策,这等价于美国利用汇率手段增强竞争力,虽然这并不一定是美国货币当局的初衷。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并不在乎美国竞争力提高,毕竟他们的产品之间的竞争程度不高。欧洲和日本应该更加担心,数量宽松政策在抢夺他们当前迫切需要的出口份额。

    让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担忧的,是美国在实施数量宽松政策的同时,实质上也在向其他国家输出宽松货币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不再是需求短缺,而是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美国的输出的数量宽松货币政策是在火上浇油。

    美国还能不能继续输出值得信赖的全球公共产品,输出正确的经济治理理念,输出领先科技?美国在其位,还能不能谋其政?这对美国的政治家是一场考验。

    中国

    通胀和经济结构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通胀只是个暂时问题,中国货币当局已经定制了恰当的管理通胀政策,通胀会逐渐下来。真正的难题是结构失衡。

    中国结构性问题的突出表现是消费比例太低,问题的主要源头不是出在需求方,而是供给方。过度的行政力量的干预下,资源配置的方向不是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而是投资和出口,资源大量流向工业部门并带来了普遍的产能过剩和贸易顺差,服务业供给却严重不足。如果不让供给和需求对接,提高消费比例无望,发展服务业和实现贸易平衡也难以实现。

    持续、强有力的行政力量干预不仅造就了资源向投资和出口的集中,也造就了一批垄断势力。市场化改革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劳动者的贸易条件在垄断势力面前不断恶化,最终是垄断势力获得了生产率提高的大部分好处。收入分配状况更加糟糕,社会矛盾增加。

    重新平衡消费、投资和出口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经济的出路,中国的决策者和学术界其实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很难落在实处。路上的艰险,是挑战GDP 和出口导向背后的发展思维,是挑战现有的政府构架下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是破产企业家和失业人群的质疑和不满,是如何在增长和转型之间取得微妙平衡。所有这些挑战和问题,有担当的政治人物才抗得住。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1-01-07 21:28:09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禹信: 密切关注朝鲜经济复兴的机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香港的启示

行政会议召集人 梁振英

明报 2011/01/07

    每年接近年底,北京都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并为下一年宏观经济定调。会议也是每年全国级别最高的经济工作会议,有国家领导人、中央部委和各地方,以及中央各直属企业的领导都参加。每次会议召开前的一段时期,中央主要领导仔细和深入全国各地调研。

    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了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其中包括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加大改革力度和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空间等。当中有好几项内容,对香港有直接和重要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上,会议提出2011 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过去相比,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正由以往相对单一变为逐渐多元。

    2011 年中国一方面要维持一定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应对物价上升的压力,同时还面临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因此宏观调控政策需要更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取向由过去两年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适度宽松」转为「稳健」,但又与2007 年底针对当时经济过热的「从紧」有所差别。从3 年来的定调,可以看出中央在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和节奏的针对性和准绳。

    上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并增强经济发展协调性和竞争力,当中涉及3 个层面的结构调整。

    3个层面的结构调整孕育机会

    第一是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由于当前西方市场不景,未来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倾向性必然加强。中国经济增长要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改善继续扩大国内需求拉动。前两年为了应对金融海啸,国家对部分购买汽车、家用电器的消费直接补贴。目前政策重点不再是短期刺激消费,而是要通过调整工资等方式,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体分配中的比重,以及通过加快城镇化,改善居民消费条件,和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这个调整对港商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在大陆的港资企业必须认识到,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以提高竞争力的时代已经结束。不论是大陆各地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资,还是市场工资,未来都将持续上升。上周,报章报道,北京市的最低工资调高20%。日后,港商必须通过提升技术、创立品牌和开拓大陆内需市场等手段,继续保持竞争力。

    另一方面,随居民收入提高和城市居民的比例加大,新的消费习惯和热点不断出现,也为香港带来新的机遇。

    出境旅游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香港工商界对大陆居民的消费心理、行为和能力的理解,有一定的基础。当然,要打入大陆市场,不少港商就要重新学习和适应,而这些调整,长远来说,无可避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第二个结构调整,是区域发展布局的调整。国家的区域发展部署,从沿海地区先富起来,发展为全国的均衡发展,进一步要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尤其是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放在区域发展总体策略的优先位置。同时,在全国的东、中、西部都形成若干个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增长极。

    过去港商在大陆的布点大多集中在珠三角和其它沿海地区,但沿海大城市的市场已经比较成熟和挤迫,而中、西部的二三线城市现在发展得很快,有不少新的市场机会。最近曾经有开办婚纱摄影店的港商到内陆二三线城市考察,发现在沿海城市已经非常饱和的婚纱摄影市场,在内陆不少城市还处在起步阶段。港商不愁资金、不愁技术,需要的是30 年前北上深圳开垦的精神,要与时并进,不断开拓新市场和新产业。第三个层面的结构调整,是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把产业结构调整放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中论述,认为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时机,结合世界正在孕育一些新兴产业的特点,努力使中国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取得全球领先地位。这些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以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对国家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特点。其中,节能环保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 7 个产业,已被国家确立为发展重点, 相关的产业规划即将出台。

香港应善用国家发展带来的机会

    香港近年也提出积极发展创新科技产业,但香港市场小,土地和工资成本昂贵,都不利于创新科技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大陆现在对新兴科技产业在资金和政策上的扶持力度,连欧美也叹为观止,加上大陆具有市场规模大和人才汇聚的优势,香港要在创新科技产业上取得一席位,一定要多了解大陆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动态,互相配合,发挥香港人善于把握市场的特点,争取两地协同效应,对双方来说,都可以事半功倍。

    过去,香港经济的结构、走势和周期,受欧美影响较大,近年,国家经济崛起,香港与大陆经济关系日益密切,最近一两年,无论是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的走向,两地融合和同步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因此,随了中期的「十二.五」规划外,香港社会也应该通过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认识,配合国家大势,考虑香港产业的未来发展。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2-25 18:32:5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路透综述:中国第一艘航母最早明年下水

中国第一艘航母最早明年下水

路透社中国首席记者 林洸耀

2010年12月23日

    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欲在其卸任前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下水”为自己的执政生涯留下光辉的一笔。中国航母的亮相将激发民众爱国热情,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消息人士对称,中国在前苏联航母“瓦良格号”基础上建造完成的第一艘航母可能于明年下水,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这将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正式成为一支“蓝海舰队”。中国将成为亚洲继印度和泰国之後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

    今年68岁的胡锦涛将于2012年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在他的任期内,中国GDP规模由世界第六跃升至世界第二,2003年实现载人航天,2008年举办了奥运会,并在改善台海两岸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胡的前任江泽民曾否决航母项目,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为避免引起美国和周边国家的不安。胡锦涛则在任上对航母项目给予支持。美国海军情报局估计,瓦良格号将于2012年形成训练平台能力,而中国国产航母将在2015年後形成作战能力。美国海军作战学院的安德鲁 埃里克森和安德鲁 威尔逊在一篇论文中写道,中国的航母研究、开发和建造速度可能令西方吃惊。

    中国军方一位消息人士称:“瓦良格号能让我们熟悉航母战术。”“有了航母,我们就能保卫南海主权。我们没有称霸野心。”这位消息人士对路透说,中国建造航母不是为了与美国竞争。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

    台湾前防务高官林仲斌说,中国可能首先使用航母确保其在印度洋上的石油供给线的安全,解开中国领导人的“马六甲海峡心结”,并能增加对南沙群岛的控制力。

    中国于1998年以2,000万美元从乌克兰购买未完工的前苏联6.75万吨级航母“瓦良格号”,原计划改建为海上赌场。瓦良格号几经周折,于2002年运抵中国,现停泊在大连造船厂继续建造。

    美国海军作战学院的李南(音)和克里斯多佛·韦弗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在领导层的支持、财政能力、海军战略和获取必要技术方面,中国正在一步步实现自己的航母梦想。”

    中国国家海洋局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0》披露,中国于2009年正式提出建设航母计划。但建成一艘航母只是走出第一步。下一步,中国需要在配套硬件、软件和培训飞行员方面下大力气。

    加拿大防务分析师Robert Karniol说:“取得航母不等同于取得有效使用航母的战斗力——後者的过程可能长达数十年。”

    解放军消息人士对路透说,瓦良格号将搭载常规起降的喷气战斗机,而不是垂直起降战机。中国尚未完全掌握战机在航母上起降的技术。中国空军飞行员已经低调训练了数年,但与美军飞行员的起降经验仍相差甚远。

    “他们必须认识到,(要掌握这一技术)将付出巨大的生命和财力代价。”美国海军作战学院的埃里克森和威尔逊写道。美国海军为学习航母起降技术,仅在1954年就损失了近800架战机。

    消息和分析人士称,中国正试图从俄罗斯进口舰载苏-33战斗机。成都飞机工业公司也在开发国产歼-10战机的舰载改型版。

    解放军消息人士称,中国以瓦良格号为蓝本,正在世界最大的造船厂——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两艘纯国产航母。瓦良格号形成战斗力後可能驻扎在海南。

    中国于2010年3月宣布当年军费预算增长7.5%至786亿美元。美国军方一位高官估计中国全部与军事相关的开支在2009年已达1,500亿美元。

    中国不大可能对航母项目倾注过多资源,海军发展重点仍将是扩充潜艇舰队。

    美国海军作战学院的埃里克森在回复路透邮件采访中写道:“中国军方在逐渐增强反航母作战能力的同时,也日益深刻认识到航母的弱点,因而不会在发展航母方面投入太多资源。”

背景资料:“瓦良格号”的前世今生

 2010年12月23日

    路透12月23日电--以下是有关中国可能在明年下水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前苏联“瓦良格号”坎坷身世的基本资料。

    1980年代-苏联开始建造300米长,满载排水量6.75万吨的“库兹涅佐夫”级航母“瓦良格号”。“库兹涅佐夫”级被认为是苏联海军的骄傲。瓦良格号为该级别二号舰,姊妹舰“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已在其之前完工下水。

    1991年-苏联解体後,独立後的乌克兰取得了瓦良格号,当时船体80%完工,尚未安装引擎和舵。

    1998年-乌克兰数次欲出售瓦良格号都未成功,最终以2,000万美元价格卖给中国澳门创律旅游娱乐公司,後者称将把瓦良格号改装为海上赌场。

    2000年-中方欲通过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将瓦良格号拖回中国。土耳其政府以海峡狭窄拥挤,瓦良格号过大,对航道和岸边居民、建筑构成危险为由,拒绝其通过。

    2001年年中--中国拒绝了土耳其海事部长提出的将瓦良格号分割运回的建议。瓦良格号已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口环绕航行了15个月。最後,在中国政府同意开放国民到土耳其旅游,并承诺进口更多土耳其商品後,土耳其同意放行瓦良格号,两国外交对峙结束。

    2001年底--中方聘请荷兰ITC公司将瓦良格号拖回中国,但行经爱琴海时遭遇风浪,拖船缆绳断裂,一位葡萄牙籍水手在试图重系缆绳时坠落身亡。希腊海岸警卫队直升机救起其馀7位水手。瓦良格号失控12小时,一度漂向希腊Evia岛,最终被拖回。

    2002年-瓦良格号抵达大连港。随後数年,中国将其仔细分析研究,并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获得工程和技术方面的支持。

    2009年-中国正式启动建造航母计划。

    2011-2012年-瓦良格号经过多年改装、建造後将在大连港下水,但形成战斗力尚需数年。

 

背景资料:中国航母发展史

2010年12月23日

    路透12月23日电--作为自己2012年任满前的收官之作,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可能在明年向世界公布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中国航母一旦公开亮相,将激发中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以下是中国航空母舰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

    中共历届领导人的态度

-毛泽东曾在1958年中央军委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建设“公海上的铁路”——即由航空母舰护航的远洋商船舰队。由于资金不足,这一计划未能实施。

-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曾在1970年代後期支持进口或与外国合建1.8万吨轻型航母的计划,但由于英国供货方开价过高,计划再度作罢。

-邓小平就任最高领导人後,削减了国防预算,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曾任海军司令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刘华清上将在1982-1997年间主持了发展航母计划。

-接替邓小平担任最高领导人的江泽民否决了航母计划,认为这将刺激美国和中国邻国。

-江泽民的继任者胡锦涛对航母计划给予支持。

    成本

-解放军海军每年购买武器的开支估计为数十亿美元,未来很可能继续增长。

-建造一艘类似俄罗斯“库茨涅佐夫级”的6万吨级中型常规动力航母的成本估计超过20亿美元。

-航母需要配备舰载飞机和护航舰艇,包括舰载战斗机、预警机、反潜直升机、搜救直升机、制导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和补给舰等。

-一个航母战斗群的总体成本估计为100亿美元左右,建造周期近10年。中国估计将至少建造两个航母战斗群。

-两个航母战斗群的训练、维护、维修、燃料开支估计为航母建造费用的10%,即共4亿美元左右。

    中国购买航母历史

-中国于1985年购买报废的澳大利亚航母“墨尔本号”,作为废铁拆卸。

-1998年购买前苏联退役航母“明斯克号”,现停泊于深圳沙头角,被改建为军事主题公园。

-2000年购买前苏联退役航母“基辅号”,现停泊于天津国际游乐港,成为主题公园。

-1998年从以2,000万美元从乌克兰购买无动力装置的前苏联航母“瓦良格号”,原计划改建为海上赌场。瓦良格号2002年运抵中国,现停泊在大连造船厂,正在继续建造。

    中国航母未来的战斗与非战斗任务

-中国远洋航运规模不断扩大,通过马六甲海峡和其他关键海域的商船和油船队需要保护。中国海军舰队已经在亚丁湾参加国际反海盗护航行动。

-中国不断扩大的海外投资和遍布全球的侨民需要保护。

-中国富庶的沿海地区、资源丰富的领海、专属经济区,以及南沙群岛等与其他国家存在争议的地区,也需要保护。

-中国航母可参加人道救援或救灾行动。

 

 

全国地铁多亏损 20多城市忙兴建

香港 明报

2011,1,

    除高铁外,内地城市也出现“地铁大跃进”。除仍在扩建的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南京地铁外,还有20多个城市正在兴建地铁,但调查显示,全国地铁几乎都处于亏损状态。有学者认为,香港地铁盈利模式难以在内地复制。

    营运不善 纳税人埋单。目前正在兴建地铁的城市还有沈阳、青岛、杭州、无锡、成都、昆明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称,除大城市外,一些中型城市也纷纷申建地铁,但报道引述一项调查显示,除上海地铁1号线在开通9年后才实现真正盈利外,其它地铁都处于亏损状态。

    对于内地的「地铁大跃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认为,如果地铁建成后客流量不大或营运不善,最终埋单的还是纳税人。但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则认为,修建地铁确能够缓解日益严重的城市交通堵塞问题。

    港铁模式难复制。内地时政评论员江德斌指出,香港地铁是依靠沿线物业开创出「地铁+房地产」的模式,而且香港人多地窄、市民收入高、地铁客量稳定,票价亦是亚洲之最,这些是香港地铁成功的因素,内地具备的城市非常之少。

 

 

我国研制成“二氧化碳拉曼激光雷达”

新华社

2010年12月24日 

    12 月24日,中科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于海利在介绍“二氧化碳拉曼激光雷达”实验设备。中科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承担的中科院重点装备“二氧化碳拉曼激光雷达”日前研制成功,并顺利通过了中科院相关专家组验收。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研究员胡顺星介绍,“二氧化碳拉曼激光雷达系统”是我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方位探测大气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时空分布的激光雷达系统。该系统探测范围水平方向大于2km,垂直方向大于3km,探测精度1km范围内测量误差小于1%,3km范围内测量误差小于3%。这套系统在国际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水平。

  验收专家组对激光雷达系统进行了现场测试,测试显示系统各项指标均符合或部分超过实施方案的设计指标。它的研制成功填补了中国大气二氧化碳空间分布探测技术的空白。二氧化碳拉曼激光雷达可以用于大气二氧化碳垂直分布的探测,大面积的近地面大气二氧化碳水平分布,用于二氧化碳排放源的监测等研究。目前,该二氧化碳拉曼激光雷达系统已经投入合肥地区大气二氧化碳垂直分布的常规测量。

  近几十年来,人类活动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和污染气体的浓度急剧增加,对全球气候的改变产生重要影响。二氧化碳是气候变化预测中非常重要的大气温室气体,但人们对它的了解远远不够。目前国际上二氧化碳垂直分布探测的方法非常少,至今,中国还没有二氧化碳空间分布的数据。

    专家介绍说,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工业二氧化碳减排的计划和工作,还把“监测气候变化的过程和要素”等气候变化监测预测预警作为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行动的重点任务之一,二氧化碳空间分布的精确探测对气候预测有重要作用。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 <yuweiyuwei4@hotmail.com> 2011-01-08 23:32:34 +0800 收件人: "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神化巴菲特是构建帝国软力量的需要

神化巴菲特是构建帝国软力量的需要

摘自《巴菲特阴谋》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余治国 余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华尔街金融精英与军工集团为统治核心的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国际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主导者。当代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体制本质上是金融寡头的统治。美国金融寡头构成了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核心,这个体系能够允许边缘地区有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但却仍然企图通过外汇、金融、技术、通信、战略性自然资源和军事力量的垄断来维持对边缘区的支配权。这种硬力量与古罗马帝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极为相似。
  
  从历史上来看,无论是大英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还是中华帝国,这些寿命较长的霸权帝国都选择了一个世界历史任务作为自己存续的意义和理由,这一任务是一种自称要在普天之下救世济民的使命。这是一种软力量。

  中国历代王朝都强调自己的正统性。所谓正统,即华夏正统,《左传?定公十年》中解释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朝称南朝为“岛夷”,意即偏安的蛮夷之地的地方政权,南朝称北朝为“索虜”,意即留? 疟枳拥奈闭ǎ腔ハ嘀冈鸲苑蕉际欠钦车摹奥摹薄5搅怂谓鸲灾胖保幢闶桥婊实鄣慕鸪橐沧猿啤胺怨艺卦烨模恼鞲ネァ保扒摹敝复持钕闹兀恼鞲ネィ湟獯持性醭拇φ鞣ツ切└矣诓焕闯钡摹奥摹薄U馑得鞯笔钡慕鹜醭丫灾性醭跃樱曰恼匙悦?BR> 

  华夏正统观展现了我们先人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大智慧。其实,所谓华夏正统观正是一种帝国与霸权存续的世界历史任务。华夏正统观又衍生出具有霸权色彩的著名的“尊王攘夷”思想。从中国传统正统观来讲,不是华夏即是蛮夷,蛮夷不算人,只是天生的奴隶,华夏对蛮夷的历史任务是教化或华夏化(同化),只有华夏化的蛮夷才拥有做人的权利,华夏化代表了人类社会的一种最高存在。因此,从古典中国的视角来看,华夏在道义上能以任何理由,在任何时候对任何蛮夷进行征伐。古代中国人认为,这是与春花秋月、冬雪夏日一样的天经地义的自然规律。
  
  古罗马帝国亦然。罗马帝国诞生伊始,就是一个野蛮地以掠夺他族财富来供养自己为目的的军事化的霸权帝国。罗马帝国将地中海沿岸地区看成自己理所当然的统治区域,同时又将罗马公民权赋予自己所统治的核 心地区。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认为:罗马帝国庇护领土内的子民享受以谦恕、虔敬和公正为核心价值观的文明生活,而帝国外的以荒淫、贪婪和欺骗为核心价值观的蛮夷则野蛮无理、战争肆虐,因此,帝国对外部进行的掠夺性战争是正义的,帝国理所应当享有教化蛮夷的责任与历史使命。

  当代美国早已从华盛顿时代的民主共和国蜕变成了新的帝国。美国的统治集团也毫不讳言地以新罗马帝国与古罗马继承人自居。美国像罗马人那样依靠世界其他国家的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输血而独霸天下。只有理解了华尔街,才能理解这种输血体制的本质,也才能理解目前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与美国的帝国本质的关键所在。华尔街不仅是世界金融的中心,也是全球经济的心脏,它本质上是金融资本剥削、恶性竞争、肆意欺诈、非理性投机、金融腐败、会计假账、市场操纵、战争与灾难的代名词。很多人都不知道,纳粹帝国崛起的背后,就有华尔街金融贩子们的身影在穿梭。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爆发更是华尔街的贪婪、欺诈和无知直接引起的。

  但是,强权与掠夺从来就不能登大雅之堂,名不正则言不顺。与历史上的其他帝国一样,美帝国必然也要创造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 庖宓男碌囊馐缎翁次ぷ约旱酃匀ǖ恼承杂牒侠硇浴C拦谇咳诤送獍吧弦徊憧此莆氯岬难蚱ぃ此阶杂墒谐 ⒚裰骱腿巳ā?夏岬献芡车奶乇鹬怼⒅费Ъ野⑸?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高调鼓吹说:“美国不仅要成为优于并为其他民族所仿效的国内民主生活的灯塔,而且还要成为在道德上优于他人的国际行为的楷模。”这既是美帝国存在的历史意义与使命所在,又是美帝国的软力量所在。

  当帝国的普世价值观可以影响其他国家时,帝国就拥有了一种如虎添翼的软力量。软力量可以引导人们形成一种既定的思维定势 只要是美国的就是优秀的,只要是巴菲特所作所说的就是没错的。美国软力量对他国的影响不可小觑。试看今日中国,上至部分学术精英,下至一些民间小民,言必称美国。此即明证。

  巴菲特在2010年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宣称,中国房产价格虚高,房市交易就是在赌博,而且还赌得很大。在巴菲特的崇拜者看来,像他这样神一般的预言家肯定不会错,有房的赶快抛房,无房的千万别买房。如果大家都轻信巴菲特的谎言,最终的受害者不仅是癫狂的中国崇拜者,还会是全体中国人。

  这些年来,中国房产价 格节节攀升的直接原因是国际短期流动资本即热钱的涌入。美国胡佛研究所估算,目前中国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一半以上是热钱形成的。即便在中国处于升息通道时,楼市仍然上涨,这表明大量热钱涌入房市进行投机套利。并且,中国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很大一个原因也是为了对冲热钱所致,就是讲当人民币和外币的比价不变时,如1美元兑换7元人民币时,每进入1亿美元的热钱,中国人民银行就要发行7亿元人民币来维持汇率,中国国内无形中就多发行了7亿元人民币。更多的货币追逐不变的商品,物价必然会上涨。

  在进入中国的热钱中有很高的比例则是源自日元抵补套利交易,此项交易高达3万~6万亿美元的规模。由于日本长期以来基准利率只有0.1%上下浮动,与中国利率之间差距在2%~3%。这就带给了投机者巨大的套利空间。投机者可以利用中日两国利率的差异,借出一笔日元,再立刻抛出日元,换成人民币投资在中国的房市上,同时签订一个在未来卖出人民币买进日元的远期合约从而锁定利率和汇率风险,这就是所谓的日元抵补套利交易。然而,日元一旦崩溃,市场对中国房市的预期将会逆转,促使日元抵补套利的热钱在短期内汹涌地撤离中国,将引起房产泡沫破裂,后果非常? 现亍?BR>  

  同时,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都以中国为出口平台,对欧美等地间接出口,亚洲有70%的地区内部贸易由中间货物构成,最终产品的61.3%都由欧美日消化。这是因为中国国内最终需求只占亚洲地区的6.4%,为日本的1/2。如果将马来西亚总消费能力规定为1,美国为84,日本为37,德国为22,中国的消费能力则严重不足,仅为6左右。一旦房产崩溃,日元对人民币急剧贬值,在中国设厂的成本将大幅提高,大量在华的外国投资(FDI)将回撤本土或转移到其他国家,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局面可能会在中国重现。
  
  最近美国一直在鼓噪着美元升值、日元贬值的论调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国房产崩溃,经济硬着陆,从而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以达到遏制中国并维护美国霸权的目的。

  在这个时候,美帝国之核心的大资本利益集团精心打造的公正、公平和商业良心形象的巴菲特就要派上用场了。他大谈中国房产是赌场的司马昭之心,无非是利用自己“股神”光环的软力量配合美帝国核心利益集团来影响那些他的崇拜者,起到软硬兼施的作用。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 <yuweiyuwei4@hotmail.com>  2010-12-29 10:40:00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偶像化的巴菲特--新时代金钱宗教的烈性鸦片!

偶像化的巴菲特,新时代金钱宗教的烈性鸦片!

----为什么要对巴菲特的出身欲盖弥彰

余治国 余伟

本文摘自《巴菲特阴谋》,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

    要了解巴菲特的出身与发达,让我们先从诸葛亮讲起。有人可能会问,这个扯得也太远了吧,巴菲特和诸葛亮有啥关系?且让我们徐徐道来。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给出自己的自画像:“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意思是说诸葛亮他就是一介平民,靠种田为生,不想出人头地。但事实并非如此。翻开诸葛亮家族史,他的先祖诸葛丰是西汉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是什么官?司隶校尉有权监察京师及其周边地区的文武百官,有权劾奏公卿贵戚,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书记兼监察部部长。他的父亲诸葛珪是泰山郡丞,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城市的副市长兼市委副书记。他的叔叔诸葛玄是豫章太守,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城市的市长兼市委书记。他的岳父黄承彦是地方豪族。他的岳母是刘表妻子的姐姐,刘表是荆州牧,统辖着几省的土地。他的兄弟诸葛瑾是豫州牧。

    诸葛亮父母早死,一直由叔父诸葛玄抚养。诸葛玄做豫章太守时,诸葛亮随之到了荆州。当时荆州的地方豪强是庞、习、黄、蒯、蔡五大家族。庞家以庞德公为首,蒯家是蒯良,黄家是黄承彦,习家是习祯,蔡家是蔡讽。诸葛亮大姐嫁给了蒯良之子蒯祺,二姐嫁给了庞德公之子庞山民为妻。《三国演义》中被曹操误斩的蔡瑁的亲姐妹,一个嫁给了诸葛亮的岳父,另一个则嫁给了刘表。三国诸侯之间打来打去,其实原来都是一家人。逐鹿天下只是门阀豪族内部的纷争而已。

    然而,在汉代门阀豪族看来,他们之所以可以统治平民,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丰富,具有远见卓识,能规划天下大事,才能远胜过平民。于是,我们所见到的士族出身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却看不到诸葛亮背后那个复杂的家族关系网。这与巴菲特难道不是一样吗?公众心目中的巴菲特是“股神”,是天才,是自由市场中的英雄,我们却很难看到巴菲特背后那个错综复杂的政府与商界的关系网。

    巴菲特的父亲是美国国会议员,我们再来看看国会议员在美国是个什么情况。最近很多人鼓吹美国制宪会议中的建国国父们如何伟大,如何具有民主思想与长远目光。是的,当年华盛顿领导的美国大陆军打败英国贵族之后,确实以彻底消灭旧欧洲等级社会为目标。但历史并未这样发展下去。不仅当时许多富人希望把权力集中在少数家族手中,而且出身中下层的政治人物也希望能以开国功臣的身份跻身上层社会。美国建国时的制宪会议不给各州代表们提供任何薪水与吃住,但却花了4个多月来进行讨论,可以想见,普通的中下阶层是不可能腾出这么久的时间为各自利益吵得面红耳赤的。最终,所制定的美国宪法不外乎是维护富人的利益,同时缓解不同地区富人之间的冲突,如未能废除南部地区的奴隶制。

    美国建国初期,除了少数富人,绝大多数白人都是贫穷的自耕农、工匠、佃户和家庭仆人。参与制定美国宪法的美国国父之一詹姆斯?麦迪逊告诉我们:“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保护有能力变富的人,而不是那些没能力跻身上流却满腹牢骚的人。”另一个大名鼎鼎的美国国父之一富兰克林则赤裸裸地宣称:“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有优秀和不优秀之分,优秀者永远是少数。占人口绝大部分的普通民众只能被归为底层,从事政治是上层人士义不容辞的责任。民众的政治判断能力永远是愚钝和错误的,没有方向性和前瞻性。”

    按照美国建国国父们的设想,他们所创立的新国家是一个近似于罗马共和国的贵族统治政体。美国的政治体制与宪法几乎照搬罗马共和国。创建美国的国父们几乎都通晓古罗马的经典著作,如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沉思录》。开国第一元勋华盛顿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但古罗马文化对他的影响却根深蒂固。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曾被人们比作“美利坚的费边(the American Fabius)”,费边在西方是一位地位与中国古代卫青霍去病类似的著名古罗马元帅,他打败了世界顶尖的军事统帅汉尼拔。
罗马共和国三权分立,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两名执政官由百人议会中选出,相当于现在的总统。百人议会代表贵族或富人阶层的利益,所提议案要经元老院批准。元老院是实权部门,300名终身职的元老代表着门阀豪族的贵族势力,他们掌管着国家的一切权力。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罗马豪族像东汉门阀豪强似的阡陌纵横,而平民不仅无立锥之地,而且连与贵族通婚的权利都没有。

    与罗马共和国类似,美国政治权力主要由国会议员掌握,而不是州长市长这样的行政官员。美国国会分为众议院和参议院。众议员有435名议员,任期2年,是按人口比例把名额分配给各州的。参议员共有100名,任期6年,每州2名。美国政府行政职务都有任期限制,只有议员没有任期限制。参议员的地位高于众议员,甚至要高于各部部长,巴菲特父亲曾竭力追求获选参议员但最终失败。美国政治经济中的一切权力都由议会决定,行政官员只不过是在执行议会的决定。这种权力分配的制度使议员成为美国最有权势的公职。

    举一个例子来看看议员的力量有多大。2004年,一个首次吸毒的25岁年轻人被法庭判处55年有期徒刑,基本上他的一生都被毁了。按理讲,有组织的贩毒者对社会的危害比吸毒者要大得多。然而,美国国会众议员丹?伯顿的儿子在路易斯安那州偷运毒品仅被判做社区服务的义工。可见在美国是“刑不上议员”。

    在国会中,有20多个主管各个方面的委员会,如果一个议员能爬到其中任何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位置,那他实际掌握的资源与权力不会比总统小。巴菲特父亲就曾经参加过国会金融委员会,可以说,他接触的人都是美国政治界商业界的最高层,由此编织的人脉关系网可想有多雄厚。

    意大利政治学家莫斯卡说过:“所有的统治阶级如果不能在法律上成为世袭的,也会试图在事实上变成世袭的。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拥有一种特征,它在物理上曾经被叫做惰性力量。这些政治力量具有一种倾向,也就是要维持他们自己所处的那一点或者那种状态。通过道德传统和继承,财富和军事上的勇气非常容易维系下去。担任重要职位的资格 也就是处理重要事务的习惯,和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能力 对于那些幼年时就对这些职位有所了解的人更容易获得。即使被考试和竞赛所检验的学术等级、科学训练和特殊技能打开了通往官位的大门,也不排除某些人具有特殊的优势,法国人把这种优势叫做已经被占据的职位。在实际情况中,尽管考试和竞赛在理论上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但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财力来负担常年准备的花销,而且其他的许多人没有一定联系和血族关系,可以把个人立刻送上正确道路,使他能够避免摸索和过失,而这些人在没有指导和支持下进入陌生的环境一定会遇到这种摸索和错误。”

    虽然国会议员号称代表的是全体美国人,有些甚至打着为穷人说话的旗号,但实际上不过是美国资本精英统治阶层控制美国的代表。更进一步地讲,与罗马和汉朝类似,美国权势最高的议员们代表的是美国各个地区性的地方世家豪强的利益,他们一代又一代地控制着地方上的财富与权力。比如,在美国历史上,出身贫寒白手起家当上总统、内阁成员和大法官的极少,基本上都是来自地方上声名显赫的豪强家族。美国国会议员中一半是律师出身,其次是银行家、投资商、企业家等商界领导人,几乎没有什么蓝领阶层。比如,1983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国会议员中的50%是由当地富豪世家子弟充任,如果考虑到世家之间的复杂关系网,这个比例就更高。因此,国会议员代表着该州各个门阀豪族的势力。此外,美国司法系统也被这些世家豪族控制。1789~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一共产生了91位大法官,其中60%来自各地世家,另有6个大法官是世家外戚。其实,很多美国人都看出美国统治阶层的实质,而很多中国人却将美国当成自由、民主、平等的天堂。《纽约时报》1985年9月24日一位评论者指出:“国民代表的议政厅变成了地主家的后院。”《纽约时报》1984年11月25日报道,一位国会参 议员说:“参议院一半以上的参议员是富豪 我们已经形成了寡头统治政治格局 参议院本应是代表各州的利益与联邦进行协调,可现在却代表了整个富人阶层。”

    当然,地方豪强与世家并不都是铁板一块,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一些变化。罗马共和国早年的一部分平民阶层随着罗马对周边地区的军事扩张与领土拓展,逐渐获取外省的大量土地与廉价奴隶,加入到罗马贵族中。与当年的罗马共和国相似,美国建国初期的地方豪强主要聚集在最初的13个殖民地,随着西进运动的展开和美国领土的拓展,新并入的领土上逐渐形成了新贵,也加入到美国统治精英集团中。巴菲特家族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崛起恰好就是抓住了这一历史特殊时期的机会。

    无论是汉朝、罗马或美国,都存在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而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不平等,从长远看来,都是金钱上的不平等。在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下,有钱有组织的豪强家族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将其意志施加于如一盘散沙的社会中下层。尽管名义上的普选是全体公民的权利,但是有限的候选人必然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势力,或者能够被有一定政治经济势力的大资本集团看中并推荐。因此,普通大众不可能执掌国家权柄。

    从来没有哪一个抢劫犯会对受害人承认自己有罪,也没有哪一个独裁者敢公开宣称对人民犯有暴虐、专制与欺压的罪行。他们总能给自己的行为找到冠冕堂皇的适当理由。与此雷同,所有社会中的豪族精英统治集团也会试图为自己的统治寻找一个抽象的能被社会中下层所接受的道德与法律基础或曰合法性。汉代门阀豪强的统治地位被美化成了士人的高尚品质、文学才能和聪明才智对人民的感化与教导。罗马门阀豪强的统治地位被美化成高尚、勇敢和果毅的罗马贵族对罗马人民生命财产的保护。这种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欺骗伎俩在美国亦然。众所周知,美国的主流舆论是被如默多克之流的极少数大资本集团控制,他们只让公众知道他们想让公众知道的事情。

    在资本的控制下,西方的大众只知道美国的工厂开足马力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而提供海量的物资支持,却完全不知道美国大资本集团对德国纳粹的资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美国杜邦、福特汽车、通用电气、波音公司等一大批企业的德国分厂,秘密为纳粹生产了许多坦克、战斗机、轰炸机,而这些军工产品大都被纳粹用来杀害在诺曼底登陆的美军士兵。福特汽车公司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由于与纳粹合作还得到了希特勒奖励的十字鹰徽勋章。而中国的大众只知道美国飞虎队开通驼峰航线对中国进行无偿的物资援助,却完全不知道我们中国抗战牺牲的2000多万亡灵有多少是间接死在美国资本的利刃下。在日本侵华时期,美国大量向日本倾销钢材、棉布等战略物资。1937年9月14日,罗斯福总统下令禁止属于美国政府的商船运送武器及军事器材去中国和日本。但是,日本仍然能够从英美等国输入石油、钢铁、废铁、汽车、飞机等军需物资。即便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仍然保持中立,向日本大量倾销战略物资。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才彻底失去了美国大资本集团的后援。

    二战胜利对纳粹进行纽伦堡审判时,苏联代表愤愤不平地指责欧美国家的“资本家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可这与美国公开推崇的社会价值观完全矛盾。众所周知,美国价值观一是提倡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政教分离、私产不可侵犯,二是提倡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基督教价值观。美国人都以出身贫寒白手起家为骄傲,推崇个人奋斗。美国社会具有民主化和寡头统治两种倾向,民主化是为了使社会中下层积极参与到国家政治与社会活动中来,而寡头统治则为了稳固他们及他们的后代对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控制。美国实际上是资本寡头家族统治的国度。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已经沦为少数人的民主,受有限的寡头家族控制而成为谋求私利的工具。

    因此,为了自圆其说,蒙蔽大众,资本控制的媒体总会指责社会中下层是不值得尊重的懒汉和失败者而应该受到鄙视,却赞颂成功富人的高尚品质和独特魅力,并且绝口不提社会等级与寡头集团对社会资源与财富的垄断。在美国,大部分媒体竭力将社会舆论引导到有利于大资本集团中的富人赚钱发财而社会中下层任由其摆布的方向。主流媒体将美国公开宣扬的价值观与社会不平等相结合,编造出穷小子依靠个人奋斗变得家财万贯的神话来对富人进行粉饰。这不仅可以遮掩富人们的无边罪恶与见不得光的勾当,还可以带给穷人们一丝生活的希望,防止穷人对现行社会体制的唾弃与激烈反抗。

    作为世界首富的巴菲特,当然是舆论宣传的最佳对象。如果你也是出身富豪阶层的媒体控制者,不去掩盖巴菲特的家庭出身来尽力包装他,难道要大张旗鼓地鼓吹巴菲特出身地方世家豪门吗?难道要大肆宣传巴菲特是依靠其父在美国商业界尤其金融界的人脉关系网才发家的吗?难道要鼓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吗?难道要富豪们戳破穷人最后一点希望的泡沫来让他们激烈反抗自己吗?

    如果宣传的谎言不能被揭穿,事实的真相永远不能被发掘出来的话,无论是东汉末年的诸葛亮,还是当代美国首富巴菲特,都将被主流舆论打造成神话一般的人物,而一代又一代的普通大众都只能被统治精英们所愚弄并被迫接受不公的社会待遇。一位美国法官曾这样说过:“所谓无产者,我指的是一个没有财产,不懂以勤俭节约和自我克制来积储财产的人,这种人只知道生男育女,厚颜无耻地依靠社会救济。” 当社会中下层普遍接受了这个观点后,穷人就会无法看透社会的本质,而资本寡头统治集团对社会的掌控将会异常稳固,就像印度极端恶劣的种姓制度一样千年不变。

    偶像化的巴菲特,不过是一种新时代金钱宗教的烈性鸦片!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12-26 00:50:52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L_C_cc:L_C_colon 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何新免忧。。。

朝鲜粮荒的原因和教训

何新

    朝鲜一九八○年粮食产量950万吨,一九九五年跌落到仅为350万吨,减少65%以上。二○○五年粮食生产水平有所恢复也仅为470万吨左右,不到八十年代的一半。二十年来朝鲜成为全球着名的饥荒国家,饿殍满地哀鸿遍野───原因究竟何在?原因之一是这个山地小国的农业在七十年代过度现代化。一九八○年代,苏联给朝鲜装备了六万台拖拉机,农田普遍应用电力排灌,化肥随便用。70% 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粮食人均达到800斤,年收入一度达到人均900美元,日子过得相当好。农业现代化程度比当时的中国高得多。(看过八十年代中国拍摄的朝鲜农业记录片,田里到处都是拖拉机,到处都是抽水灌溉站)但后果是农民把传统的农耕技术都丢掉了,后来的农民已经不会在低耗能情况下从事种植和生活了。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朝鲜的外部石油供应断绝了,电力化肥都没有了,农田缺水缺肥缺药,粮食连年急剧减产,于是出现了大饥荒。加之金正日穷兵黩武搞先军经济,把主要资源都投入到军事上,农业遂倒退到刀耕火种的时代,人民苦不堪言。

    中国现在也是石油农业,人口也高度城市化了。九十后的新农民已经几乎无人会种田。现在中国粮食依靠化肥农药电力程度极高,粮食缺口依靠进口。中国农业现在仍是国民经济中最为脆弱的部门之一。

    如果哪一天,世界形势突然有变,海外对华石油供应出现问题,或者中国失去国际分工中的主要出口市场——外汇来源匮乏了,那么靠中国的现在农业还能养活中国人么?
 

 

 

 

发件人:"伟 刘" <liuky_szb@yahoo.com.cn> 2010-12-31 12:30:37 +0800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深圳刘伟投稿

赶快引进国外高端私立学校

深圳 刘 伟

2011,1,

    国务院刚刚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中国将掀起新一轮教育改革高潮,深圳能否在教育改革中也领风骚,必将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全新的办学理念,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但人们把目光几乎都集中在去行政化上,其实,更应当关注的是南方科技大学不遗余力地引进的国外先进办学理念、优质师资、先进的管理方法。大学高度行政化其实是封建官本位的集中体现,指望国内教育行政系统来主导去行政化,犹如让人自砍手臂,基本没什么希望。最快最有效的改革方法是全方位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名校的办学理念、师资、管理方法,这些先进的东西引进来了,行政化自然就没市场了。不立不破,立字当头,破也就在其中了。深圳的经济体制改革,关键就是引进了市场机制,并大规模从国外招商引资而成功的。近代中国的任何改革几乎都是在外来冲击下推进的,开放本身就能推进改革,教育改革应当借鉴这个成功经验。

    其实,在关注南方科技大学改革的同时,国人更应当关注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大学要去行政化,基础教育更要去应试化。应试化对孩子的摧残更为根本,影响更为长远,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在大学的学习和他们的终身发展。中国基础教育的应试化倾向已经走到了极端,中国孩子的书包是全世界最重的,作业也是最多的,大量学校成为应试集中营。许多孩子把升学看作是“从一座监狱到另一座监狱”,学习已经成了他们最为痛恨的事情。如今有些城市的奥数训练已经渗透到了幼儿园,孩子三岁多就开始了做偏题怪题。在高考、中考压力下的中小学表面上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其实许多学校(甚至名校)骨子里还是应试教育的老一套,不过把粉笔黑板换成了用电脑来搞应试教育,换汤不换药。许多老师也是长期在应试教育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只会应试教育的教学方法。那种在中高考压力下的、体制内的教育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难以有大的突破了。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许多人收入越来越高,他们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中国家长最舍得給孩子教育投资,这在深圳表现得尤为突出。但中国公立中小学的优质学位极为紧缺,而民办学校又大多竞争不过公立学校,这正是引进国外高端私立学校的绝佳良机。

   问题是什么样的私立学校才叫“高端”的?

    如今我国富裕地区越来越多的学生出国留学,而且有年龄越来越小的趋势。近代史上,留学生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清末容闳发起的“留美幼童计划”曾经涌现出了一批以詹天佑为代表的杰出人才,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功臣科学家,大多有留学经历。新东方的徐小平先生呼吁发起第二次“留美幼童计划”。那么为什么不能将视野越出国门,从国外引进一些直接面向留学的高端私立学校呢?这种学校应当开宗明义告诉大众,学校的目标是将来送学生直接去国外大学留学或考中外合作的大学,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学校一旦这样定位,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将豁然开朗,完全不再受国内中高考指挥棒的指挥,就可以放开胸怀,全方位地引进国内外最先进的办学理念、办学体制、管理方式、教学方法、教材、评价方法,引进国外的校长和教师,逐渐形成一批国际化的高质量名校,从小培养全球化的人才,成为全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示范,必然会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这样即解决了部分孩子将来出国留学问题,还可以为低收入家庭腾出更多的公立学校优质学位,用市场化方法部分地缓解教育公平问题。

    这种高端私立学校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可以请国外名牌私立学校直接来中国办分校,可以聘请国外校长和老师来办学,可以办以基金会为依托的股份制学校,可以办中外合作的学校。建立社会中介组织监督学校办学过程,并把每年办学情况在媒体上公布,优质优价,鼓励良性竞争。政府主管部门制定办学准入标准进行审批,像营造良好的招商环境一样营造良好的办学环境。这种高端私立学校必须“三高”:办学硬件水平高;教师工资至少要比公立学校高三倍以上,否则难以吸引国内外优质师资;教育理念先进和管理水平高,教育质量要达到国外名校水平。

    我国过去已经制定过《民办教育促进法》,可以进一步完善,鼓励民间从国外引进高端私立学校。我国目前有一些面向留学的民办学校,但大多达不到“高端”的要求,还难以和公立名校竞争。许多公立中学目前也开办了高收费的、面向留学的国际班,但一校两制,相互制肘,管理起来太牵扯校长精力,学生在两套体制下也无所适从,不如集中到高端私立学校中去更好。当然,这种高端私立学校管理起来可能更难,对政府的管理水平和社会的公民化水平要求更高,但不这样做,基础教育改革就永无希望。
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基础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是:政府管公平,市场管效率。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大量兴办公立学校,重点保障低收入家庭孩子的上学问题。如果富裕家庭想让孩子上条件更好、质量更高的学校,则送孩子去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政府发给这些家庭教育券,以冲抵部分学费,等于享受了义务教育的权利,教育优质优价,富人也无话可说,穷人也会觉得较为公平。引进国外高端私立学校,还可以把大批打算出国留学的低龄孩子先留在国内,为家庭节约一大笔开支,为国家留下一大笔财富,也减少了留学风险。如果中国人从改革开放中获得的财富,最后通过孩子留学的方式又送給了发达国家,这能算成功的改革吗?

    目前我国的高考也在加速改革,总的趋势是和发达国家是一致的,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高考必定会逐渐由各高校单独招生,考试方法必定会与国外的大学不断接近,录取方法日益多样,这是知识经济的内在要求,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南方科技大学的招生方法就与国外大学相近。私立中小学与其盯着国内高考,不如直接面向国外的大学办学,国外的大学更适应知识经济。“取法乎上,得乎中”,将来就是参加国内的高考,学生也不会吃亏到哪里去,说不定还更有优势。中国的高考改革,必定会越来越快,因为知识经济是个高速经济,它不会容忍教育长期慢腾腾地不思进取。

    引进国外高端私立学校更长远的意义是推进基础教育的整体改革。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快速发展成了我国第一流的名牌大学。如果中小学不避开中高考、不从学校体制上整体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资源,只做一些技术性的枝节改良,将难以有根本性的突破,很容易走回应试教育的老路,中国急需国外名校的就地示范。中国教育部宣布今后将派几万名中小学校长去国外培训,其实,整体引进一批国外名校,比校长去国外培训更有示范意义,校长们直接在国内去这样的学校参观或培训就够了,效果又好还能省下大量出国经费。

    引进国外高端私立学校,如果说过去时机不成熟,现在《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中大力鼓励教育创新,鼓励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鼓励中外合作办学,社会又有强烈需求,这是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绝佳良机,就看各地政府有没有这个胸怀和气魄了,深圳更应当拿出当年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像招商引资一样,率先引进一批高端私立名校。日本明治维新时,政府气魄更大,直接邀请了许多外国专家参与教育体制的整体设计,而我国当今只是请了一些教师参与具体的外语教学。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全面引进发达国家的教育体制和办学方法,中国已经晚了一百多年,现在应当急起直追了!

    电子邮箱:Liuky_szb@yahoo.com.cn。

 

 

 

中国将再增军费一倍?

香港明报 孙嘉业

2011,1,

    解放军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姜鲁鸣昨日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根据中国国情,军费占GDP的比重应当保持在2.6%至2.8%之间比较合适。

    中国2009年的GDP是34万亿,官方公布的2010年军费预算是5321.15亿元,仅占1.5%多些。若以09年GDP为基数,2.8%就意味军费应为9534多亿元,较去年至少还要增加近一倍。这意味今后中国军费将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姜鲁鸣指出,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军费占GDP的的平均比重为2.6%左右,但大国国防投入水平通常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加以中国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现国家利益拓展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非军事联盟国家的3类特殊安全需求,因此,军费占GDP比重应保持2.6%至2.8%为宜。

    西方售武解禁 担心影响军工

    姜鲁鸣还特别在文中驳斥西方国防经济学家指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必要保留完整的军工能力,从国际军火市场采购是最经济、最方便的论调。称「在这方面,我们千万不能被西方国防经济学家和西方政治家所『忽悠』(误导)」。

    最近,欧盟一再放风要解除「六四」后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售令,胡总访美前,美国也传出要放松对华的高科技出口管制。此时此刻,中国的国防军工界为保持独立的军工体系吶喊也不足为奇。但若中国的军费真按此幅度增长,恐怕又要引起一轮新的世界恐慌了。

 

 

 

 

Sent from my iPad Begin forwarded message:From:Date: December 28, 2010 12:07:10 PM PSTSubject: Fwd: 惊人预测 1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中国人真是这样吗!

   惊人预测 1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中国人真像兰德公司预测的这样吗 ? 不指个别是说带有普遍性 ,不管老外预测带有什么目的 , 我们中国人自己对号入座对比一下我们自己和日常所看到的 , 电媒体所报导的有无类似状况 ,不要回避想想作为个中国人该怎么办 ? 是大动干戈指责对方丑化我们,还是静静的反思一下 ! 美国的兰德公司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或闻所未闻的。而正是这个公司,在 60 年前,由于准确预测 " 一旦美国参与朝鲜战争,中国必将出兵朝鲜 " ,一炮走红,从此确立了兰德公司世界第一智库的显赫地位。它可以说是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

1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兰德公司报告

2010-9-20

    (一)   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 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二)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

    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这导致自我泛滥,缺少约束,缺少统一的精神支柱,他们没有通一规范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每个人只相信他自己,每个人按自己的意志确立行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行为的道理,这导致中国人在各个行业和生活领域中没有统一意识。

    中国是无神论国度,大多数人接受的是无神论者教育,蔑视宗教信仰,把宗教信仰当做迷信,精神领域没有共同的凝聚和约束。大部分人,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其实质行为上却是泛神论者,在中国,拜鬼现象非常普遍。 由于缺乏信仰,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和内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无罪,这导致中国人在内部矛盾分歧时,在人性中的残忍和冷漠,纵观中国整个历史,最残忍的争斗和屠杀都来自于他们内部自己。

    (三)中国人所说的政治除了欺骗和背叛没有其它东西。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 中国人老想走快捷方式。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努力工作和牺牲。在中国,人情高于法律,导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贪赃受贿的社会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徇私枉法成为中国人的传统。在中国,政治斗争是罕见残酷而无情的,政治斗争让中国一代一代人失去人性。

    (四)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 " 保有面子 " 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 " 面子 " 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 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 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 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为了掩饰中国目前的失业,贫穷,惊人的资源浪费等现实,中国政府编造出一串数字来把中国打扮成 一个经济上欣欣向荣的国家。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来填补中国的这个无底洞。

    所以当人们下次听到中国政府所宣布的经济高增长率等数字时应该想想这些臆想出来的数字是否正常。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不得不为这个中国政府粉饰的表面上繁荣的伪资本主义国家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五)中国人的价值观建立在私欲之中。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它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和无止境的利益纷争。  

    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质量漠不关心。有人曾经做过的一个精彩的比喻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奇怪   的被称为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的现实,即没有法律约束的资本主义就像不存在地狱这一概念的基督教,最终每个人都堕落,无一幸免。事实上,现在的中国制造已经,成为质量低劣,价格便宜,仿制,侵犯知识产权的代名词。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质量,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六)中国人的生活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 " 精神灵性 " " 自由信仰 " 以及" 心智健康 " 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  

    中国人追求腐化堕落的生活,满足于自我生理感官需求,他们的文化建立在声色犬马之中: 麻将、赌博、色情、吃欲、贪欲、色欲无不渗透在他们生活和文化中。

    (七)失败的中国式教育成为世界的笑柄。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社会改善总体水平,而是为统制阶层和少数富有阶层服务的。中国的政府部门总是引以为豪的标榜自己是人民的这个,人民的那个,但没有一个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唯一服务的对象就是他们自身集团的利益。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阿瑟 . 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 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者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2010大盘点----你懂的

幽默

    1.发改委成立至今只做过两件事:1.涨价,2.替涨价辩护!

    2.目前中国有效的反腐手段有:1.夫妻反目;2.家中被盗;3.意外事故;4.情人举报;5.网民诅咒!

    3.《台湾保钓人士成功出海,官方派军舰全程护航》妈的!这么多年 了,国军还是正面战场。

    4.外国蓝领的工资跟白领的一般高,这件事传到国内让工人知道了, 工人就集体到中南海门口抗议工资太低,领导出来拍胸脯保证以后工 人的工资能和白领一样高。经过十年努力,现在大学生的工资的确和 民工一样高了~

    5.人体肠道内的面积超过200平方米,而我们住的还不到20平方米,所以我们还不如一坨屎!

    6.敏感词屏蔽的社会,路遇熟人:“你懂的!”熟人:“你也懂的~ ”互相点点头,继续散步……

    7.国外奶粉热销中国的原因:1.没有三聚氰胺;2.如果有可以索赔巨款;3.如果索赔不成不会进监狱。

    8.上海对北京说:“盛会过后烧栋楼也算是我们的老传统了~”北京 点点头,然后和上海一起默默地看着广州……

    9.感冒了,怕去医院太破费,于是对老婆说:“熬点姜汤喝吧。”老 婆说:“姜太贵,咱们还是去医院吧……”

    10.问英语老师“山寨”怎么说,老师一下愣住了,过了会儿,一字一 顿地说道:made in China…

 

 

山裏男人與酒店小姐的對話

搞笑

山裏人 : 喂. 小姐, 饃多少錢?

小姐 : 摸,100 !

山裏人 : 下麵 呢?

小姐 : 下面 200!

山裏人 : 我暈!不是吧!? 那水餃呢 ?

小姐 : 睡覺, 400.

山裏人 : 一碗 400 ?!

小姐 : 不,一晚 800.

山裏人 : 我倒!這麼貴!為什麼一碗要 800 ?

小姐 : 整晚的,都這價, 大哥.

山裏人 : 要是不在這裏帶走呢?

小姐 : 帶出去要 1000。

山裏人 : 我 X!深圳消費也他媽太貴了吧?水餃帶出去的更貴。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0-12-30 11:34:56 +0800 收件人: <yunhuaw99@yahoo.com>,  抄送:标题: 杨晓陆:我国因转基因产业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

我国因转基因产业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

杨芳洲

2010年12月10日

    自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批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后,转基因食物、作物对人民生命健康和环境安全的影响已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文章和调查研究报告揭示出转基因食物、作物的产业化对人类和环境的严重威胁。其中就包括美国科学、医学界及政府部门对转基因食品和作物的否定和反省,及我主流媒体关于我国北方大规模种植美国玉米先玉335造成严重生态灾难的报导。

美国已彻底否定了我们正在推广的第一代转基因技术

    2009年5月,美国环境医学科学研究院推出的报告引起了轰动。报告强烈建议:转基因食品对病人有严重的安全威胁,号召成员医生不要让他们的病人食用转基因食品,并教育所在社区民众尽量避免食用转基因。“一些动物实验表明,食用转基因食品有严重损害健康的风险,包括不育,免疫问题,加速老化,胰岛素的调节和主要脏腑及胃肠系统的改变,”美国科学院环境医学研究院得出的结论是,“转基因食品和健康的不利影响之间不是了无关系的,而是存在着因果的关系。”世界著名生物学家普什帕米巴尔加在审查了600多个科学期刊后得出结论:转基因生物是令美国人健康急剧恶化的一大因素。(尽管美国人从未将转基因食品当作主食,只是少部分食物添加剂内混有转基因成分。)

    对于转基因的的侵害原理,研究院指出:插入到转基因大豆里的基因会转移到生活在我们肠道里的细菌的DNA里面去,并继续发挥作用。报告发布后,美国卫生部2009年底也发表科学论文,指明转基因食品可对内脏造成伤害。[注1]

    美国政府防疫中心和美国卫生部于2008年10月、2010年01月和2010年05月“食品国民周”发布报告说,从1997年到2006年,少儿食品过敏案例显著增加;而1996年正是转基因食品商业化上市开始之年。报告统计还显示,自转基因食品上市后,原本是“天然健康食品”的大豆转变为官方规定的过敏原食品。美国最近又加强了食品监管检测,其中就明确有DNA检测。

    转基因作物给农业造成的麻烦也引起了美国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

    今年4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中,针对让农民苦恼的杂草问题指出,种植转基因作物并没有消除杂草,反而使除草剂用量持续上升,给环境安全造成威胁。除了超级杂草,转基因农田里还出现了超级虫。由于转基因作物并不针对次生害虫,这使得一些次生虫渐渐成为作物的主要害虫。而除虫剂让这些害虫有了抗药性,变成超级虫,农民虽然投入更多的药物治理虫害,却仍无济于事。

    美国国家科学院说:长期实践证明,所谓防虫害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需要拿出农田的20%套种同类天然作物,以便让害虫“有饭吃”,避免它们成为抗体“超级害虫”。就是说,转基因作物不但没能防虫害、反而促使原本是小虫害的害虫变成“超级害虫”。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用16年的实践事实和统计数据明确说明,长期种植转基因作物会给农业经济带来无法纠正弥补的副作用。一直坚持认为美国农民从种植转基因作物中获益的美国农业部也终于改口,美国农业部的最新统计承认了:种植转基因后,农田作业的燃料成本提高了一倍多、农药的用量超过了天然作物种植、种子成本也大幅度上升。[注2]

    最近,在美国反转基因强大民意的推动下,为孟山都公司转基因农作物颁发许可证的美国农业部已两次被美国联邦法院裁定“允许种植转基因作物违法”。[注3]

已公之于众的世界各国证明转基因食物严重危害健康的大量实验报告

    早在十年前,全球828位科学家(其中181位美国科学家,115位英国科学家)就曾致信世界各国政府,鉴于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及动物健康无可置疑的严重危害,及减低产量、提高除草剂用量,加强粮食公司垄断,导致农民贫困,阻止农业朝可持续方向转变等恶果,呼吁立即暂停向环境释放一切转基因作物及产品,包括商业化种植和露天大田试验,至少暂停5年;呼吁撤销和禁止对生命过程、生物体、种子、细胞株系和基因颁发专利;对关系到一切人未来的农业和食品安全的问题,呼吁进行公众大讨论。(此公开信英文原文及所有的签名都登载在英国开放大学的“社会中的科学”网站上www.i-sis.org.uk 。)[注4]

    自转基因产业化问题引起我国社会强烈关注后,已有越来越多国外转基因食物喂养动物试验,甚至人类志愿者的转基因食物试验结果披露出来。其中英国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2004年出版了为食物标准局完成的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影响试验报告。食品安全局组织英国志愿者进行了食用转基因大豆食品的试验,科学家发现转基因大豆中含有的整个被改造过基因的基因通过胃和小肠的过程中继续生存,而且,一部分从转基因食品“横向”迁移移进入某些志愿者肠道细菌。[注5]

    俄罗斯自2005年叶尔马科娃博士所做转基因大豆喂食怀孕母鼠实验(在该实验中一半以上小白鼠刚出生后就很快死亡,幸存的40%也萎靡不振,其中有些也丧失了生育能力 [注6]),从而证明转基因食物严重摧残动物生殖能力后,俄罗斯科学家又于2010年4月16日公布了新的独立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仓鼠食用转基因大豆三代就会绝种。[注7]

    美国人杰弗里史密斯(Jeffrey M. Smith)在2009年7月的文章《医生警告避开转基因食品》中披露了大量转基因食物危害人畜的事实,如“印度在哈里亚纳邦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吃了转基因棉籽的水牛有并发症,如早产,流产,不育,并子宫脱垂。许多小牛死亡。在美国,大约24个农民报告说数千只猪吃了转基因玉米品种后成了不能生殖的,一些服用后出现假怀孕,有的生下袋水。奶牛和公牛进食了相同的玉米也成为不育。”[注8] “当雄性老鼠喂食转基因大豆后,其睾丸实际上改变了颜色:从粉红色的正常色转至深蓝色。老鼠喂食转基因大豆就已经改变了年轻的精子。甚至是用转基因食物喂养的母鼠体内的胚胎的基因(DNA)亦有重大的改变。”[注9]
“在印度,当有牧羊人让其羊群吃转基因棉花植株(内有Bt),数以千计的羊死亡。在德干发展协会的一个小的后续跟进的喂养试验行动中,所有喂过Bt转基棉植物的羊30天内全部死亡,而那些吃天然棉花植物的羊保持健康。

    在安得拉邦一个小村庄,2008年1月3日,水牛首次吃了含有Bt棉花的植物后,所有13只水牛第二天便生病了,跟着3天内全部死亡。 Bt玉米也牵涉在德国母牛的死亡,和菲律宾的马,水牛,和鸡的死亡中。 在实验室研究中,很多鸡喂了『自由链接』(Liberty Link)玉米死亡,20个中有7只喂食转基因西红柿的大鼠发展出胃出血,另外40只中有 7只两个星期内死亡。根据法国毒物学家G.E.Seralini,『孟山都』自已的研究亦证明,Bt玉米喂养的大鼠,其主要内脏有中毒的现象。”[注10]”

    此外还有全球大量揭露转基因危害动物与人类健康恶果研究报告公之于众,不胜枚举。(仅英国土壤协会的研究报告就引用了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等国研究者的48篇参考文献,包括受美国、欧盟、英国等国政府部门委托研究项目的论文、非政府环保组织研究项目的论文,也包括孟山都等转基因农作物公司自己进行的研究项目论文。[注11])(国外有关学术研究报告祥见附件。)

转基因食品/作物泛滥肆虐使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和人民生存危机

    2010年最令人震惊的转基因灾难当属美国玉米品种先玉335在我北方迅猛扩展(已超过我国北方玉米种植面积一半)造成的大范围严重动物异常,在先玉335种植区,“大老鼠消失、母猪爱生死胎、狗肚子里都是水,此外,羊也出现异常情况。全国闻名的生猪集散地,很多村子的养猪业已经变得萧条。而这些出现异常的动物,几乎都吃过同一种玉米——先玉335。”[注12]

    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山西、吉林进行大量实地调查后于2010年9月对此进行了报导。之后山西农业厅立即“辟谣”,但此“辟谣”声明却进一步证明了先玉335种植区大老鼠绝迹和羊仅生一胎等事实,只是否认这些与先玉335有关。对于大老鼠绝迹,山西农业厅解释为农民房屋都是水泥地老鼠无法打洞(玉米地里也是水泥的吗?),羊只生一胎被解释为“羊是单胎动物”(前所未闻)。此后,又有很多媒体及国家环保部的实地考察相继证实了新华社记者关于先玉335种植区动物异常报导的真实性。(只是由于某些原因这些媒体的调查一直无法发表。)不仅山西、吉林,山东、河南先玉335种植区也同样出现类似的动物异常。

    “美国的专利记录显示,中国大量种植的玉米种子‘先玉335’的父本PH4CV的类别编号指示为转基因农作物,”[注13] 但农业部和美国杜邦先锋公司否认先玉335是转基因。而我国种子行业内却公认迪卡007(升级版迪卡008)和先玉335是转基因品种,不然它为何能抗虫?又为何在先玉335种植区普遍出现动物异常?而同样在山西、吉林,种植我国天然玉米的地方却无动物异常。

    先玉335种植区普遍动物异常是连转基因推手们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仅此就足以证明这种美国玉米严重威胁生命安全。老鼠繁殖快,两三年已繁殖数代,其灭绝也预示着这块土地上人类几代之后的命运,不管先玉335是否转基因,它造成如此严重的生态灾难是确凿无误的!这是迄今范围最大最冷酷无情的生物“实验”,上百万平方公里几亿人不知不觉中已置身于可怕的实验之中……如此大范围高代价确凿无误的生物“实验”足以抵消任何小规模实验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事实胜于雄辩!先玉335与生态灾难的关系是无可置疑的必然性,应立即禁种!并对其进行多学科全面调查、检测,及严格的生物对照试验!

    可是由于农业部积极为杜邦先锋公司辟谣宣传,先玉335仍继续大面积种植…… (抛开玉米本身的安全问题,我国北方一半的玉米种植控制在一个美国公司手中,这本身已对农业安全构成威胁,可见农业部在美国公司利益和国家粮食安全之间的倾向性。)

    转基因玉米在我国已形成南北夹攻之势,种质都来自美国,北有先玉、南有迪卡,广西大学生精子抽样检查竟有一半以上不合格,很难说这与该省种植孟山都迪卡玉米无关。农业部确实如其所说未批准过任何转基因玉米种植,但对打着杂交招牌的隐蔽外来转基因品种却不仅任其泛滥,而且为其宣传辟谣。因此而造成的恶果比批准种植转基因小吗?

    除转基因玉米大肆种植泛滥外,转基因稻种和大米的泛滥趋势仍在继续,不断有我国出口欧洲的大米米粉制品因含转基因成分被打回,也不断有转基因大米和稻种非法流通被绿色和平举报查获,甚至国家储备粮库也被转基因大米污染。[注14]

    我国去年进口了4000多万吨转基因大豆,今年又大幅增长至5000多万吨,平均每个城市人口一年要消费100多公斤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油菜籽和菜籽油的进口也大量增加。今年中粮集团还首次大量进口转基因玉米。现我西北几省区已大量种植美国转基因葵花籽,山东去年就与外资成立转基因花生中心,转基因葵花籽和花生油必将充斥市场,加之大量进口(或国内加工)的转基因大豆和菜籽油,及徒有虚名的“非转基因”玉米油,我国人民丧失不吃转基因食用油的选择权,已是近在咫尺的前景。此外,相当一些转基因蔬菜、水果等也早已在市场非法流通,绝大部分都没有转基因标识。

    大量转基因大豆加工的豆粕、先玉、迪卡、及农业部批准进口的11种美国转基因玉米,已构成目前我国饲料的主要来源,转基因饲料不仅严重危害动物健康,而且严重危害人类!(英国)土壤协会2008年公布的该研究报告证明:基因工程确实对健康造成了真实的风险,转基因农作物是不安全的,不应该作为动物与人类的食品,而且,用转基因农作物饲料喂养的鸡生的蛋、用转基因农作物饲料喂养的牛的牛奶与肉类检测出含有转基因物质,也不应该作为人类的食品![注15]

    一些养鸡农户说,鸡饲料中转基因豆粕含量超过一定比例,产蛋率就会明显下降。有养鱼农户则反映,鱼饲料中转基因豆粕如超过20%,鱼就烂肠子。用含转基因成分的饲料喂养生猪,因存栏期仅3-5个月,问题尚不及暴露;但以这些饲料喂食母猪、种猪,就会出现生育率显著下降,患病增加等异常情况。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是食用油、玉米、大米、稻种、豆制品、及一些蔬菜、水果、饲料等转基因泛滥,“目前,中国正在研究和开发的各种转基因生物物种已超过100种,涉及动物、植物、微生物基因200多个,若干作物品种已具备了产业化条件。” [注16] 这些转基因项目几乎上涵盖了人们的所有食物和主要林木,还包括一些中草药材。据悉“‘十二五’期间,国家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支持是300个亿,而常规育种只有1.8个亿。”[注17] 相差竟达166倍。可见我国不仅是全球唯一将转基因当作主粮的国家,而且也是唯一将转基因当作农业和林业发展方向的国家。此方向意味着我国天然物种将被转基因全面取代,中国人民也将因此陷入转基因的汪洋大海,从而彻底丧失不吃转基因的选择权。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

    由于农业部对其转基因管理职能失职渎职,以致转基因种子和食品在我国流通几乎都无转基因标记违法泛滥,加之国务院又取消了农民种植、养殖转基因动植物的行政审批程序,转基因项目的产业化已无太大阻碍。因此,这100多个转基因物种及境外转基因物种中到底有多少已在我国市场流通,人们根本无从知晓,我国人民彻底丧失不吃转基因的选择权已为期不远。这已经不只是在推广转基因了,而是为了国内外某些人的转基因既得利益而剥夺天下苍生吃天然食品的权利——这一最基本的生存权。

    对于生态环境来说,转基因污染是永远不可能清除的,它一旦释放到环境,就永远不再能被人类控制。长期大量释放转基因之后,我国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将被彻底毁灭,万劫不复。(在对环境的破坏方面,转基因林业更甚于转基因农业。)目前我国失去理智的转基因狂热不仅正殃及食物和环境,卫生部门也在莫名其妙搞中草药转基因,这不仅将更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种族繁衍,而且将彻底摧毁中医中药,摧毁我们以中医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精华!

    总之,我国因转基因产业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和人民生存危机!除非国家严格禁止转基因产业化,并严肃执法,才有可能阻止这场毁灭性的灾难!但目前我政府机构却并未重视此有史以来此最严重之生存危机!转基因管理形同虚设。农业部虽负有对中国境内进行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和进出口等活动进行管理的责任,[注18] 但其现在所起的作用就相当于美国孟山都等生物农业公司,成为转基因产业化主要推手。

    现我国种子行业已完全放开,孟山都、杜邦先锋等转基因大鳄扩展市场如入无人之境,种子流通已经失控,农民种植养殖转基因动植物也已不再须经行政审批。因将转基因定为农、林业发展方向,及国家种子研发资金都拨给转基因而产生的利益导向,使农、林科研人员只有搞转基因才能得到资金,反之则喝西北风。因此,利益攸关之科研人员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可靠”,“与非转基因实质相同”等论点更像王婆卖瓜的商家宣传,而不具备科学见解的客观公正性。(“实质相同”之说不过是逃避安全检测和监管的借口。)但目前这些所谓“科学见解”却还在严重影响着高层的决策。

    农业部、林业部及其所属科研院所大学既是与转基因产业化利益攸关的推动者,又负有对转基因产业约束管理及安全检测评估的职责,自身角色严重对立,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因此我国目前真正公正中立的科学评价及检测监管体系根本就没有,这恰恰是严重的制度缺陷。因此,国家最高当局须对这场最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予以足够重视!当务之急应立即采取如下紧急措施:

    1.立即否定转基因商业化的合法性!在有足够充分而有效的证据能够证明转基因食物/作物绝对安全以前,在法律上必须一直保持对其产业化的严格禁止状态!

    2.立即建立健全国家对转基因产业化问题的严格监控制度。若农业部不能摆脱转基因推手的角色而认真履行其监管职责,则应成立新的农、林业安全监管机构对转基因事物进行安全监管(包括评估、检测、实验、检查、奖惩等等)。

    3.必须彻底扭转农业和林业的转基因方向,保护我国天然物种不受转基因劣种侵害污染,国家的种子研发资金应主要拨给天然物种。转基因项目必须仅限于研究。
(由植物学家蒋高明博士等领导的生态农业实验已取得巨大成功,顺应自然的生态农业在产量、质量、经济效益、环保、安全性等各方面都远远优于悖逆自然规律的转基因农业。因此,回到党中央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才是我国农业的出路!)

    4.立即实行国家种子专营,成立专门的种子专营管理机构及其各地分支机构,杜绝转基因种子商业流通。

注1:《国际先驱导报》2010-07-06《美国全面反思转基因技术》
注2:同注1。
注3:陈一文译:美法院发现农业部允许种植转基因甜菜违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194e6a0100mh9a.html
注4:顾秀林《十年前世界科学家致各国政府的公开信 2000-9-1》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008/172462.html
注5:《陈一文译:英国志愿者食用转基因大豆试验令人震惊结果》“评估人体胃肠道中的转基因植物基因的生存”,自然生物技术杂志,第22卷,第204-209页,作者:Netherwood T., Martin-Orúe S.M., O’Donnell A.G.O., Gockling S., Graham J., Mathers J.C. and Gilbert H.J.,2004
“人类肠道中转基因的命运”,自然生物技术杂志,第22卷,第170 – 172页,作者:Heritage J.,2004
注6:《科技日报》2006年11月14日《俄著名反转基因专家走马上任》记者张浩)
注7:《俄罗斯科学家最新研究结果:转基因食品有害》2010-05-17
http://www.jsciq.gov.cn/pages/2300/00100408255/00100408255.html
注8:《医生警告避开转基因食品》杰弗里史密斯(Jeffrey M. Smith)2009-07-22
原文查看:http://www.rense.com/general86/doct.htm
注9:同注8。
注10:同注8。
注11:(英国)土壤协会揭露转基因危害动物与人类健康研究报告(参考文献)[1-48]
(英国)土壤协会公布的研究报告:转基因农作物对健康的影响(18-20)
GM crops -- the health effects, A report by the Soil Association, UK(18-20)
陈一文译 原文pdf文件网址
http://www.soilassociation.org/LinkClick.aspx?fileticket=SqDvBO1pyEU=&tabid=390
注12:《国际先驱导报》2010-09-21《谁动了它们的基因?》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0-09/21/c_13522940.htm
注13:同注12。
注14:【经济观察网】记者 降蕴彰《绿色和平:违法转基因稻米疑已污染湖北国家粮库》
http://www.eeo.com.cn/Politics/beijing_news/2010/07/20/175991.shtml
注15:《陈一文译:转基因农作物对健康造成的影响--引言》
GM crops -- the health effects, A report by the Soil Association, UK
注16:《中国正研发转基因生物逾百种专家呼吁推进产业化》2010-02-26
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cj/news/2010/02-26/2141926.shtml
注17:《种子产业:“狼”真的来了!》科技日报2010-03-07 作者:钱炜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kjrb/content/2010-03/07/content_162746.htm
注18:见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转基因产业化不可能通过管理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杨芳洲

2011年1月8日

    读了顾秀林老师《转基因农作物在中国不可能被管理》深有感触,岂止转基因作物在中国不可能被农业管理,转基因食品也不可能被市场管理,即转基因农林产品一旦产业化便不可能通过管理手段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是转基因产业化在中国不可能被管理的市场方面的问题。

    美国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法制国家,因此或许可以作到转基因被标识化管理(虽然美国目前还未能这样做),并且通过这类管理手段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而我国是一个法纪废弛,腐败横行的社会,我国市场假冒伪劣产品多年来一直高达90%以上。除中央首长的特供外,我们众多的食品种类始终存在着严重且难以解决的安全问题。如转基因食品可以商业流通,标着“非转基因”字样的食品必有很多是假冒伪劣,为安全起见,民众只能在自己的餐桌上撤下该种食品。有多少种食品转了基因,民众就丧失多少种食品的选择权。

    如所有的食品种类都有转基因,则民众彻底丧失不吃转基因的选择权!况且,数以亿计吃食堂的大、中、小学学生和民工根本就无从选择,不论怎样的标识化管理他们都躲不掉转基因食品的伤害。即使转基因被执法部门认真标识化管理,我们混乱的市场秩序也将使此类转基因管理形同虚设,更何况现在肩负转基因管理职责的农业部作为转基因推手自弃管理职责失职渎职?

    总之,我们腐败混乱的流通秩序必将使转基因管理的各种成本昂贵无比!假作真来真亦假,“非转基因”食品也将彻底丧失信誉,直至任何一个食品都需要检测,从而使标识化等转基因管理的落实成为根本不能实际操作的事情!因此,对转基因最有效的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就是绝对禁止其产业化!

 



发件人:"tiaranlia9635" <tiaranlia9635@tom.com> 2011-01-03 12:15:4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乔布斯狂言:对手7英吋电脑“一出就死”

2010年十大科学新闻 宇宙周期不断循环

乔布斯

    1、宇宙周期不断循环

    今年11月,亚美尼亚埃里温物理研究院的瓦赫?古萨德扬(Vahe Gurzadyan)和英国牛津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发表的研究论文称,美国航空航天局的WMAP探测卫星发现的证据显示,微波背景辐射中存在一种同心圆环结构。彭罗斯解释说,CMB中的同心圆环结构意味着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永劫循环。一个宇宙周期终结时,会引发新的大爆炸,产生新的“一世”,也就是一个新的宇宙周期,这样不断循环。此次发现的圆环结构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世”宇宙以前的旧“一世”遗留下来的痕迹。

    彭罗斯懧为,宇宙不是产生于大爆炸而是经过一个连续的永劫循环。137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并非是一切的开始,它只是一系列大爆炸中最近的一次。而每当宇宙变得疲劳时,就会以大爆炸来重建世界。

    2、每一个黑洞内存在一个宇宙

    每一个黑洞内存在一个宇宙?(NASA/CXC/CfA/R.Kraft et al., MPIfR/ESO/APEX/A.Weiss et al. and ESO/WFI)

    美国科学家今年4月提出一种新的黑洞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我们的宇宙就像是“俄罗斯套娃”的一部份,可能栖身于一个黑洞内,而这个黑洞本身又是一个更大宇宙的一部份。而迄今在宇宙中发现的所有黑洞──从微小黑洞到超大质量黑洞,可能都是通向其它宇宙世界的通道,并称之为“虫洞”,它能扭曲空间,可以让原本相距遥远的不同天体近在咫尺。

    3、宇宙之外存在未知结构

    今年3月的一项研究指出,“暗流”(星系团的流动)是存在于宇宙之外的物质结构拖拽所致。2008年,天文学家发现数百个星系团朝同一方向流动,速度超过每小时360万英里。当前有关宇宙内质量分布的科学模型无法解释这种神秘的移动现象。因此,科学家懧为这些星系团是受到宇宙外的物质引力拖拽而移动。在2010年的研究中,同一研究小组发现“暗流”延伸到宇宙更深处,与地球之间的距离至少达到25亿光年,超过此前的发现。

    4、死海古卷现身网路 证实对神的预言

    《死海古卷》是目前世界已知最古老的文献,用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写成,对《圣经》经文的可信度提供了震撼证据。(维基百科)

    以色列文物管理局和谷歌于10月19日在耶路撒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推出“死海古卷”互联网版本,世界网民可通过网路免费阅览死海古卷。谷歌以色列研发分部负责本次死海古卷数字化工程。死海古卷是目前世界已知最古老的文献,用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写成,对《圣经》经文的可信度提供了震撼证据。“死海古卷”于1947年到1956年间在死海西北岸的11个山洞昆兰洞穴(Qumran caves)里发现。使用碳-14、古文字学和书写研究等手段,人们发现死海古卷写于约公元前200年到公元68年。

    5、土耳其发现诺亚方舟遗迹

    土耳其东部白雪皑皑的亚拉拉特山——圣经上描述的诺亚方舟(图片来源:NASA)

    一个基督教福音派的探险小组声称,他们今年4月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拉特山附近发现了传说中的诺亚方舟的船身残骸,测试发现这些残骸的年代可以追溯至 4800年前,大约是圣经《创世纪》中所描述的诺亚方舟的存在时期。不过,一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懧为,这一发现同过去的其它发现一样,可信度不高。

    6、“遗失”的亚马逊世界

    一项1月公布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了数百个曾经被森林覆盖着的圆形、方形和其它几何形状结构,这表明在亚马逊地区曾存在一个未知的古老而繁荣的社会。自1999年以来拍摄的卫星照片显示,亚马逊流域有200多个几何图形的土木工程,横跨155英里(约合250公里)的区域。根据研究人员最新的估计,有近十倍于已发现土木结构的建筑或许被亚马逊森林植被所覆盖。

    7、科学家首次探测到中微子振荡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发射μ子中微子束试验。(CERN网站截图)

    中微子是宇宙中非常重要的基本粒子,它独有的物理特性一直深深吸引着科学家。中微子总共有三种类型:τ(陶)子中微子、μ(缪)子中微子和电子中微子。理论推测,它们会随着周围环境或由自身触发在这三种类型间不断转化,这也被称为“中微子震荡”。

    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懧为,中微子的质量为零,在相互作用中轻子数守恒,中微子不会从一种类型变成另一种类型。然而科学家在不同地点、采用不同技术,都测量到太阳中微子丢失,其最直观的解释是中微子有质量,且存在中微子振荡。2006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开始向位于意大利境内的格兰—萨索实验室发射μ子中微子束。经过3年多的监测,他们终于观测到了μ子中微子中的1个已经变成了τ子中微子。

    8、智利地震改变地轴、改变时间

    图为智利的圣安东尼奥沿岸,遭到地震引发的海啸侵袭,呈现遍地残破景况。(AFP)

    美国航天局(NASA)的科学家表示,智利大地震可能已经把地轴偏移了,导致每天的时间缩短。尽管改变微乎其微,但这个改变是永久性的。根据初步计算,每天时间缩短了1.26微秒,1微秒相当百万分之一秒。科学家表示,由于大型地震导致地球重量分布改变了,地球的转速由此改变。科学家拿滑冰运动员做比喻,当运动员手臂缩回来时,他就转得快,因为手臂缩回导致体重分布改变,因此转速改变。

    9、科学家称首次探测到暗物质粒子

    可见物质和暗物质在宇宙中的分布。(NASA)

    暗物质是物理学中最神秘的事物之一,这种看不见的物质占宇宙质量的大约四分之三。今年2月,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科学家宣称,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北部的索丹铁矿中,位于地面之下2000英尺(约合610米)的高灵敏度探测仪捕捉到两个“暗物质粒子”的踪迹。

    10、科学家首次拍摄到电子运动

    由于电子运动速度太快,一直以来,观测电子始终遭遇技术瓶颈。今年,德国慕尼黑加尔欣马普量子光学研究所下属的一个由多国成员组成研究小组在阿秒激光脉冲的帮助下攻克了这一难题。

    科学家藉助飞秒激光的帮助研究分子和原子(1飞秒=10-15秒),飞秒激光可以追踪到原子和分子的运动,却跟不上电子的运动。而1阿秒是10-18秒,在1阿秒内光只走不到百万分之一毫米,也只有阿秒级激光才能“赶上”分子内的电子。

 

 





发件人:"天地一君山" <tdyjs999@gmail.com>  2011-01-02 18:33:38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标题: 欧阳君山:回归“注目礼”或是拯救人类唯一之途——现代人为什么越来越忙碌 回归“注目礼”或是拯救人类唯一之途

现代人为什么越来越忙碌

欧阳君山

2011,1,

    汽车减少多少交通的时间,电脑减少多少案牍的时间,洗衣机减少多少家务的时间,电话及电邮提供了何等的交流便利……如此一算被节省的时间,我们不仅应轻松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上午打猎,下午钓鱼,傍晚牧牛,晚餐后从事批判活动”,甚至可成天躺在床上睡大觉。可放眼红尘,从国家元首到贩夫走卒,哪一个不忙得一塌糊涂?至深夜十二点,床上几乎都见不到人!——题记

    可能由于极端天气及自然灾害的频发,也可能是受科幻电影“末世情结”的感染,不少人似乎都感觉人类前途叵测。最近有朋友聊到这一点,我的意见一贯而鲜明:不是刘伯温等辈,也不信“推背图”之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类思想上需要新的启蒙,行为上需要大的调整!某种意义上讲,大灾大难也是必要的,因为整个人类实际上也就像一个人一样,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撞南墙不回头,唯有灾难能够让人类真正反省自己。

    人类已经作出调整和修正,这就是低碳转型。尽管联合国气候谈判步履艰难,但国际社会各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比如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低碳经济就实现了逆风飞扬。据汇丰银行全球研究所2009年下半年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2008年全球气候变化行业中的上市企业的营业总额达到5340亿美元,超过5300亿美元的航天与国防业的营业总额,增长幅度达75%。

    但低碳经济是否真就是救赎之道呢?应该承认,低碳转型是人类当下的现实选择,但如果谈救赎之道,可能还需要更深刻的思考。事实上,低碳转型是个明显的治标方案:既然是温室气体引发气候变化,那咱们就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吧,如此而已。可人类为什么与自然走上一条冲突的道理呢?似乎没有谁细想!

    即便就低碳经济本身而言,也的确需要深思,最明显的:什么才是低呢?自工业革命以来,高碳经济把CO2浓度推进到变化气候的程度,2005年达379ppm,远高于工业革命之前相当稳定的280ppm。现在要扭过头,那是不是也存在一个下限呢?实质也就是:对人类和整个生物圈而言,大气中的CO2浓度是不是存在最佳点位呢?如存在,最佳点位在多少呢?是280ppm,还是230ppm,或是350ppm,抑或在某一个区间?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而且就目前的情势而言,不论从哪方面讲,都显得十分奢侈。

    高科技亦是不少人心目中的救赎之道,毫无疑问的是,科技的发展帮人类化解了一个接一个的难题,但如果论救赎之道,可能也需要更深刻的思考。人类发明科技,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劳动时间。汽车为我们减少多少交通的时间,电脑为我们减少多少案牍的时间,燃气灶、高压锅和洗衣机为我们减少多少家务的时间,电话及电邮为我们提供了何等的交流便利……如此一算被节省的时间,我们不仅应轻松实现马克思在设想人类美好社会时曾提到的“上午打猎,下午钓鱼,傍晚牧牛,晚餐后从事批判活动”,甚至可成天躺在床上睡大觉。可放眼红尘,从国家元首到贩夫走卒,哪一个不忙得一塌糊涂?至深夜十二点,床上几乎都见不到人!

    更关键的可能不是减少碳含量,也可能不在高科技,而是要降低人类的活动强度!很早就在讲节能,经历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人类更是发明和使用了大量节能技术,但世界的总能耗真的节了么?即便按眼下的低碳技术迅猛发展态势,有专家估计,到2050年,全世界的能耗也将达到今天的两倍——为什么节能和低碳仍然导致能耗的增长呢?有识之士当深思!

    “注目礼”思想鲜明指出:人真正的需要是人,人真正的享受在人!当务之急就是改变风靡全球的主流“注目礼游戏”——金钱竞赛,作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核心,金钱竞赛不仅缺乏均衡点,导致外在放逐,从而极大提高人类活动强度;而且使大自然无辜卷入人与人的注目礼争夺战,再次极大提高人类活动强度,破坏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不回归注目礼对金钱竞赛作修改,一切就都流于治标不治本,包括低碳转型和高科技在内,都是使人类社会南辕北辙,原本想驶向天堂,最后却堕落地狱。

    这也正是现代人为什么越来越忙碌,一者人根本就不追求悠闲,而是追求注目礼;一者现代社会的金钱竞赛已成为越来越沉冗的注目礼游戏,人类作茧自缚,甚至都有可能,地球还有一丝残喘,人类自己先忙死了。对忙碌的现代人而言,诗是奢侈的,但还是愿借花献佛,题目就叫《悠闲》,作者是一个叫戴维斯的英国诗人,也给心情放个假吧:

     悠 闲

    这还叫什么生活,光是忙忙碌碌,没有停一停、看一看的时间。

    没有时间站在树荫下,像牛羊那样尽情瞻望。

    没有时间看到,在走过树林时,松鼠把壳果往草丛里收藏。

    没有时间看到,在大好阳光下,溪流像夜空星群点点闪闪。

    没有时间注意到少女的流盼,观赏他双足起舞蹁跹。没有时间等待他眉间的柔情,展开成唇边的微笑。

    这生活就一定贫乏,倘若光是忙碌,没有停一停、看一看的时间。

    诸君在忙碌之余,能不能也抬头看看头上的天空,闻闻身边的空气,眺望一下周围的山河大地,同时真诚地问自己一声:我们究竟是越来越富呢,还是愈来愈乏了?
 

 

 


发件人:"颜谢" <baiyelu@gmail.com>  2011-01-08 06:48:53 +0800 收件人: <icslaw@139.com> 抄送: <wyhzero@yahoo.com.cn>, 标题: 维权进展微博21条(续一)王进文-20100108

    [北京大军智库网编者按:王进文这位清华大学的年轻法学博士,为了捍卫自己家的房子不被野蛮拆迁,与当地的政府部门进行了勇敢的维权斗争,公民能否胜利,请关注他的命运。]

维权进展微博21条

(续一)

王进文

    谢谢各位对我强拆维权的关注。这段时间因忙于整理诉讼材料,更兼两地奔波,未能及时汇报进展,劳各位师友挂念。现将进展事项罗列如下,接续《维权进展微博21条》,以期持续记录,直至尘埃落地,良法生根。谢谢关注,并请提出您的建议与意见。

    1.12 月25日。上午通过邮局向潍坊当地法院提交行政起诉状,诉市发改委立项存在问题。现已收到受理通知书。下午坐火车去青岛,给王国栋兄送复议文件。彻夜长谈。车在潍坊停留一分钟,给父母送烤鸭两只,白酒一瓶,糖果一袋,衣服一套,收音机一个,电池一板,略尽孝道。

    2.12 月26日。与国栋兄同回北京见律师。下午有四位从潍坊来的人见我,面临拆迁,寻求帮助。四人身份较特殊,一位城管大队副队长,一位丈夫是区建设局科员,一位教师,颇有地方势力,均属以前只拆别人房子的人。现自己房子面临被拆。报应?我本想冷嘲热讽几句,念及对方也弱势,忍住了。

    3.12 月27日。四位潍坊朋友来告辞,告知家中已开始强拆。我只能告诉他们法律程序如何,帮不上更多的忙。他们走后短信告诉在同学处给我留了2000元现金,以作酬劳。我坚决退回,告知他们并非我不尽人情,而是局势非常,时期非常,当局若以非法集资加罪,百口莫辩,对他们也不利。

    4.12 月28日。经朋友告知,我的微博上出现了假冒用我的名义,以“王进文2010Y”“王进文2010V”等名发布混淆视听的虚假言论,并以私信形式骚扰我的关注者的事件。我在微博中已经此事原委说明——此行为令人发中指。

    5.12月29日。上午通过邮局向山东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提交行政复议补正说明书。下午做火车回潍坊。晚上收到周旭亮律师从镇江发来的三拆迁维权律师被打的求救消息,立即在微博上发布,并联系媒体。此时已获得相当关注,聊以自慰。律师被打,法治蒙羞。

    6.12 月30日。上午去潍城区法院交诉讼费。法官问房屋估价,我答曰20-50万。她要我交1万余元费用。我郑重告知,此为恢复原状之诉,并非损害赔偿之诉,依法不应按诉讼标的收费,应按件收费100元。若您坚持己见,则视为贵院拒绝受理,将向上级法院起诉。后经请示领导,收费100元。

    7.12 月31日。周四晚回北京。周五通过邮局提交行政案件受理通知书回执,并汇寄两个行政诉讼案件诉讼费计100元。元旦与朋友聚餐,美酒入肠微微醉,美人轻擦狗熊泪,调整情绪,保持乐观,理性维权,来日方长,照样过新年。

    8.1月2日。收到山东省住建厅挂号信,告知提交的对市建设局行政复议已经受理。市规划局和市建设局书面回复也同时收到,不出所料,两者均推脱责任;市国土局书面回复下午也收到,告知城中村改造已履行招拍挂,属于国有土地,呵呵。白纸黑字红印章,送上门来的证据,起诉之。

    9.1月3日。收到省国土资源厅书面回复,拒绝公开城中村改造信息,理由是属于“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求无关的政府信息,如公开可能危及国家、公共、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这是什么理由?想不通,呵呵,维稳吗?与律师交换意见,多一个被告不算多,诉之,50元诉讼费还出得起。

    10.1月5日。接到省发改委电话,因提起对市发改委的复议,法院受理在先,将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完全合法,我赞同。他们也懂并尊重法律程序,值得肯定。下午去邮局寄诉讼费50元,16点47分从邮局出来,目睹一起跳楼事件,一中年男子生命逝去,愿君解脱烦恼。人间造化,世事无常,珍惜生命。

    11.1月7日。接到国栋兄电话,告知问题解决,为他高兴,虽妥协仍为胜利。下午通过邮局提交对市规划局、省国土资源厅、省政府的行政诉讼。我可能创了一个拆迁维权记录,从村长到省长,涉及拆迁部门,民事行政全诉。除非全败诉,否则只要一个胜诉就全胜诉。当然,随时欢迎谈判,前提是对方认错道歉。

    12.我始终认为,法律蕴含共识,回归法治是强势者与弱势者的共同救赎,这对于弱势者而言,尤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因为它是维护自己权益的最终凭藉,正如同我的一位前辈告诉我的,现代社会已不是瓦岗寨、红巾军的时代,梁山虽在,水泊已干,以暴易暴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协商民主才是不二法门。

    13.我时刻告诫自己,强拆遍地,维权艰难,选择法律途径是一个人在承担全社会的成本,在与一个体制抗争,尚无成功先例,而委屈、攻击、污蔑与威胁时刻存在。但法律的真理即认死理,法律人的天真即本真。愿个案实现公正,促成良法落地,法律从纸面到地面,人间尽量减少强拆悲剧。

 

 



发件人:"张新光" <zhangxg482@163.com> 2010-12-30 11:32:2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乡村治理与基层民主政治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河南张新光稿件)

中国乡村治理与基层民主政治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中国乡村治理与民主政治建设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提纲

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张新光

2011,1,

各位领导、专家和同仁:大家上午好!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治理”,一个是“民主”。对于这两个来自西方译语非常庞大且颇具争议性的命题,单纯从学理的角度去讨论,在短短2天时间内恐怕也讨论不出个什么结果。为此,我提两个与中国农村现实政治生活比较贴近的实践命题,特向与会的各位专家请教。

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转型是否有一个“过渡期”?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强国家、弱社会”类型,国家通过“计口授田”、“编户齐民”、“赋税征收”、“劳役摊派”和在县以下建立什伍编制的保甲系统,使“地籍—户籍—赋役”始终保持着一种黏合状态,这三者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发生故障就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支状况、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宁。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政权兴衰、朝代更迭,都跟统治者“汲取资源”与“整合社会”的能力强弱相关联。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特征是所谓“皇权不下县,乡村皆自治”,这完全是一种历史虚构和学术想象(详见张新光发表的《质疑中国古代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之说——基于一种长时段的宏观的动态历史考证》,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7年第7期全文转载)。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这个历史总特征决定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转型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之路极其漫长而艰难。

    进入20世纪以后,不管是晚清政府仿效西方推行“地方自治”,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推行“新县制”,都没有完成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整合,结果使整个国家陷入了“总体性危机”(郑自俭,李丽《近代以来中国乡村基层政权的三次转型》,《河北学刊》2007年第4期),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最屈辱、最黯淡的一页。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了现代国家的基层组织,最终把“一盘散沙”的几亿农民组织起来(申端锋《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通过“土改”、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等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变革和剧烈的政治运动,使得国家行政权力向乡村基层社会的渗透和延伸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特别是“在1958—1978年的20年里,中国农村人口的70%~80%被紧扣在与新政府的脐带式关系之中。这样完整的农村组织形式是中国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美】费正清,戈德曼《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台北正中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总的来说,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多亿人口和9亿多农民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如果政府连第一项职能尚不能行使,何谈第二项任务。”(【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普遍实行土地“大包干”式的经济基础变动,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在顷刻之间突然坍塌,原有的政治资源大量流失,导致广大农村地区出现公共事务无人管理、社会治安状况不断恶化的“权力真空”和“治理危机”困局。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理论学术界提出了我国新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多种理想模式和制度设计路径,如从“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王荣德《从“政治国家”转向“市民社会”》,《探索》2008年6期);从“文化国家—→权利国家”(陈毅《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出路:从“文化国家”到“权利国家”》,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2009年);从“统治—→治理”(王长安《转型期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从“管理—→治理”(尹冬华《从管理到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现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年);从“治理—→善治”(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新华文摘》2001年第12期);从“敢治—→能治—→善治”(姚宏志《从“敢治、“能治”到“善治”——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念的跃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从“党治—→政治—→民治”(燕继荣《治民?治政?治党——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解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从“管治—→服务”(吴理财《从“管治”到“服务”——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吴理财《治理转型中的乡镇政府——乡镇改革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吴克伟《社会转型视野中的乡村治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张传玉《从“管治”到“服务”:乡村关系的转型——以免除农业税前后S镇乡镇干部“包村”为例》,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从“全能政府—→有限政府”(毛寿龙《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从“政府本位—→民间本位”(李昌平《乡镇体制改革和乡村社会发展:由“政府本位”向“民间本位”转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6期);从“单中心权威治理—→多元化民主治理”(谢庆奎《中国政府体制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美】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治道与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从“压力型体制—→民主合作制”(荣敬本等著《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从“权威性自治—→代表性自治”(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等。概括起来,所谓“治道变革”就是从“无限政府、人治政府、专制政府、集权政府、封闭政府”向“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分权政府、开放政府”转换(毛寿龙《现代治道与治道变革》,《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这些都属于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从“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转换的空想民主政治理念,而缺乏中间过渡形态的“过程—事件”分析(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2000年),大大降低了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应用价值。

    正像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总结的,“如果说在1980年代政治学的视野中是‘有国家无社会’的话,那么1990年代政治学界最为流行的是‘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旨在发现‘市民社会’(或叫‘公民社会’)在中国的萌生。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另一维度——国家。进入21世纪以后,政治学界对国家的论述逐步增多,大有‘回归国家’之势。”(徐勇《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特别是最近几年,以徐勇教授和项继权教授为领军人物的“华中学派”一直致力于“现代国家的建构”研究,相继推出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理论成果。这其中,徐勇教授亲自撰写的专题学术文章就有:《“政权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行政下乡”:动员、任务与命令——现代国家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行政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政策下乡”及对乡土社会的政策整合》(《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法律下乡”:乡土社会的双重法律制度整合》(《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服务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兼论乡镇体制改革的走向》(《东南学术》2009年第1期)、《“宣传下乡”:中国共产党对乡土社会的动员与整合》(《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0期)。他们的学生也围绕这个主题撰写出不少专业学位论文,比如任宝玉的博士论文《“财政下乡”:农村基层政府财政合法性问题研究》(2007年)、戴礼荣的博士论文《“金融下乡”:构建国家与农民间的信用》(2008年)、李海金的博士论文《“符号下乡”: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1946-2006》(2008年)、姚锐敏的博士论文《“行政下乡”与依法行政研究》(2008年)、吴素雄的博士论文《“政党下乡”的行为逻辑》(2009年)、黄晓龙的硕士论文《“支部下乡”:建国初期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整合》(2008年)、李红喜的硕士论文《“干部下乡”:国家向乡村渗透的组织路径》(2008年)。此外,还有黄辉祥发表的《“民主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再整合-村民自治生成的历史与制度背景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杨翠萍发表的《“组织下乡”:现代国家中的妇女组织建构——以华北黄县的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1期)、付建军发表的《“精英下乡”: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路径回归——以大学生村官为例》(《青研究》2010年第3期)、刘灵敏发表的《“家电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等等不一列举。这种研究拉近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间距,使我们能够从各种现代的政治实体要素和文化要素“输入—退出”的新旧轮换和调适过程中,沿着“实践演化的逻辑”去探寻中国新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奥秘所在。

二、如何评价我国新时期的乡村管理体制改革成效?

    我国新时期的乡村治理结构变化,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2年):这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大规模变革的时期,“地随人走”导致原来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失去了经济基础,少数地方出现乘机巧取、强占、哄抢、私分、破坏集体土地上的公共建筑、生产设施、树木及其他财产的现象,甚至出现“土地分到户,不要党支部”的失控状态。1982年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特别强调指出“最近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农村一部分社队基层组织涣散,甚至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致使许多事情无人负责,不良现象滋长蔓延。这种情况应当引起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在总结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同时,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切实解决好。”据有关资料显示,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我国刑事案件及恶性案件累计数都不及1980~1983年这3个年头的多, 1981年的刑事案件发案率更是接近万分之九的历史新高,而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全国刑事案件发案率一般在万分之三左右。另据公安部的统计资料显示,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万多起;1981年,全国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万多起;1982年,全国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万多起;1983年,全国立案达61万多起,其中大案6.5万多起。(刘复之《“严打”就是专政——记小平同志对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战略决策》,《法制日报》1992年1月13日)为此,1982年12月由五届全国人大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5条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乡镇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第110条规定“农村按居住地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此确立了“乡政”与“村治”二元分立的乡村治理新体制模式。

    第二阶段(1983~1987年):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乡镇人民政府,重新塑造党和国家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权威。1983年1月,中央下发“一号文件”中提出:“人民公社的体制,要从两方面进行改革。这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1983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全国共摧毁犯罪团伙7万多个,逮捕流氓犯罪分子10万余人,缴获枪支1.8万多支、子弹42万多发,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案件150多万件,抓获犯罪分子4.7万多人,主动投案自首10万多起,严厉打击了社会犯罪活动的嚣张气焰。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提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同时按乡建立乡党委,并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群众的意愿逐步建立经济组织。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要与选举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结合进行,大体上在1984年底以前完成。”1983年底,全国共有12702个人民公社解体,1984年底又有39838个人民公社摘掉牌子。截止1985年,全国剩下的249个人民公社也自动解体,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立79306个乡、3144个民族乡和9140个镇, 948628个村民委员会和588多万个村民组。至此,在我国延续了26年的人民公社体制终于退出乡村政治舞台。1983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整党的决定》,经过为期3年半的集中整治运动,全国共开除党籍33896人,不予登记的90069人,缓期登记的145456人,留党察看、撤销党内职务和向党外组织建议撤销党外职务、严重警告、警告等党纪处分的共有184071人(薄一波“关于整党的基本结束和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报告”,原载《人民日报》1987年5月26日第一版)。这样,通过采取“严打、建政、整党”三管齐下的强有力措施,基本恢复了农村基层社会的正常秩序。

    第三阶段(1988~1998年):这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起步的十年探索阶段。1987年1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要求该法自1988年6月1日起试行。但由于当时正处于经济领域“治理整顿”和政治领域爆发“六四风波”的特殊敏感时期,全国上下出现了一股“政治回潮”和“重返集体”的逆流,该法赋予村民自治的权利实际上被推迟和拖延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这部法律的试行才重新列入议事日程,但也仅限于“民主选举”和“两公开”的内容。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农村基层党群干群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要想让“村民自治”有大的作为也不现实。

    第四阶段(1999~2005年):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农业税费改革,由此带动乡镇机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和农村义务教育体制等上层领域的大变革。

    第五阶段(2006年至今):自2006年1月1日起,全国一律废除农业税和其他收费项目,乡村治理结构转型步伐加快,但也面临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关于乡镇“党、政、经”三驾马车的建构与分离过程

    ● 改革开放以来的乡镇改革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1980年至1985年的“社改乡”和“乡政村治”体制建立;1986年至1989年的“撤并乡镇”和推行“村民自治”;1990年至1997年的县乡综合改革试点和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998年至今的农村税费改革和乡镇管理体制创新。
    ● 乡镇体制改革的动力来源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实行“村民自治”的巨大进步,尤其是近年来开展农村税费改革强有力的推动。
    ● 我国下一步的乡镇改革方向和目标是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提高整个社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并按“撤地、强县、精乡、实村”的总体思路去推动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拓展性创新与实践检讨

——河南邓州农村首创的“4+2”工作法调研报告

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张新光

2011,1,

   【核心提示】河南邓州农村首创“4+2”工作法(又称“四议两公开”),将村民自治由过去注重民主选举环节进一步拓展到让村民直接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全过程,这是完善党领导的村级民主治理机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已被写进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第26条之中,但在具体操作中却存在“无人议事,无事可议,议而无用,用则违规”的实践难题。特别值得检讨的突出问题是:邓州市委为解决“两委”长期存在的矛盾与冲突,把全市597个行政村的民选主任一律拿下改任“主持村委工作的副主任”,让村党支部书记一人“唱独角戏”,这种做法严重地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邓州市委书记为发展所谓“杨树经济”,竟然挤占农民承包地60万亩用来种植杨树,占到全市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这种做法严重地破坏了国家在平原地区建立产粮核心区的战略部署;邓州市委、市政府以推行“4+2”工作法作为幌子,强行让农民群众集资或义务投工搞“新村”改造,累计投入资金4.6亿元,按全市农业人口134万人计算平均每年一个农民负担大约200元左右,这种“一事一议”实质是农业税费取消后的“新世纪钓鱼工程”。从上述意义上说,“邓州样本”对中国9亿农民而言是福是祸尚待历史评说。

    2007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1]根据这一重要论述,近年来全国不少地方针对村民“选举时有民主,选举完没民主”的突出问题,将村民自治由过去注重民主选举环节进一步拓展到村民直接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全过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涌现出了一大批的村庄民主治理创新模式,诸如广东蕉岭县实行村民议行合一制度的“广育模式”、河北青县实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青县模式”、贵州省湄潭县实行村民集中诉求会议制度的“湄潭模式”、河南中牟县实行家庭联户代表制度的“中牟模式”等。相对于上述这些单项的创新实践,河南邓州农村首创的“4+2”工作法(现在叫“四议两公开”制度)更加引人注目,不仅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而且被正式写进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第26条,目前正在向全国各地农村全面推广和应用。最近,作者利用回乡探亲访友的机会接触到一些乡镇机关干部、村支部书记、离退职村干部、无职农民党员和众多乡亲,在与他们拉家常闲聊中详细了解邓州市推行“4+2”工作法的具体操作步骤和取得的实际效果。通过这次直接进入现场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群众反应,与当地官方推介并经中央各大新闻媒体宣传报道的典型案例存在很大的出入,现整理汇总如下,以正视听。

一、邓州农村“4+2”工作法的来龙去脉

    所谓“4+2”工作法是指,凡村一级的重大事项决策,先由村党支部提议,再提交村“两委”干部会议商议,然后提交全村党员大会审议,最后由村民代表会议或全体村民大会作出决议,这叫“四道会议”;决议形成后,公示表决结果,公示实施效果,接受群众监督,这叫“两次公示”。为便于让文化程度不高且上了年纪的农村基层干部都能记住这“六道程序”,邓州市委书记刘朝瑞给它起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名字叫“4+2”工作法。当地宣传部门则把它编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在社会上广泛传诵,比如“支部提议好,体现党领导;‘两委’商议到,决策科学了;党员审议清,完善要补充;代表决议行,公正又透明;事事公布到,群众不会闹;‘四议两公开’,和谐真法宝!”再如“领头雁,导航向;群英会,共磋商;先锋队,细把关;主力军,拿主张;人人心中亮堂堂,件件办到心坎上。”2009年4月16日,中共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河南农村考察期间,听取了邓州市委书记刘朝瑞关于农村推行“4+2”工作法的具体做法和好处,认为“这是把党的领导、村民自治、党内基层民主和农民主人翁地位融为一体,是基层组织建设的制度创新之举,是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的有效实践形式,要在总结中推广,在推广中完善,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200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专程赶到邓州农村考察“4+2”工作法,认为“这是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的创造性实践”,并将其规范称为“四议两公开”制度。2009年11月10日,由中组部、中央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民政部、农业部等单位联合在郑州召开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工作经验交流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行“四议两公开”制度。2009年12月31日,“邓州模式”被正式写进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第26条,原文表述是“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因地制宜推广本村重大事项由村党支部提议、支委会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商议、全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以及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等做法。”至此,河南邓州农村首创的“4+2”工作法已经唱响全国。

    然而,这一制度创新模式是如何在邓州农村基层孕育和萌芽的?它的最早发源地出自何处?它的实际运行状态和效果怎样?目前还存在哪些突出问题?下一步应当如何改进和完善?“邓州模式”的普适性和生命力到底有多大?今后它还能走多远?等等。目前,理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于上述诸多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细致,甚至还存在严重的误解或误导。

    据当地一些乡镇干部介绍,邓州农村首创“4+2”工作法的真正发源地是燕店村。该村位于邓州市区以东9公里,紧挨二广高速公路入口处,是连接邓州市和新野县(省道公路)、腰店乡和桑庄乡(县级公路)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独特,公路交通四通八达,商品经济发展活跃,是当地一个古老的乡村集市,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人缘环境。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燕店村通过“高人指点”(该村走出去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有上百人,其中一人曾担任过中牟县委书记和郑州市副市长)、能人带动、招商引资等多种途径,主要依托当地盛产小麦、棉花、芝麻、生猪、黄牛等丰富的农业资源,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到2003年,这里已建成南阳市惟一的村级工业园,规划面积1000亩,入驻企业26家,工业年产值1.6亿元,企业实现利税2860万元,吸纳当地农民工1100多名进厂就业,走出了一条农区工业化的新路子,成为豫西南边陲上的小康建设示范村。美中不足的是,燕店工业小区几十家工厂都属于个体私营企业,村集体经济依然是个“空白村”,这让当了25年村支书的牛正科感到脸上无光。于是在2005年一开春,他事先不经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就张罗着投资120万元筹建一个占地60亩的粘土砖场。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提议在村支部会议、村“两委”干部会议和全体党员大会上都顺利通过了,却在村民代表会议表决时“卡了壳”,当时参会村民代表65名就投了40多张反对票。事后,村支书牛正科了解到:“群众认为村里建砖场‘吃地’,耕地一旦被毁就很难复耕,“吃了子孙饭,断了子孙路”。同时,村里筹建黏土砖场也不符合国家政策,弄不好砖厂还没盖起来就将被迫关闭,集体背上一身债务,最终还得落到群众头上偿还。”他逐渐认识到“群众说的话在理”,而对于像燕店这样一个拥有2184人和2650亩耕地的大村来说,村里组织机构多(党总支下属农业党支部1个,企业党支部3个)、农民党员多(全村共有51名党员,其中13名在企业工作,34名务农,4名外出做工)、干部多(村支部委员5人,村委委员7人,其中交叉任职3人)、企业多(拥有个体私营企业几十家)、职工多(本村和外村进厂务工人员上千人),在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组织系统里“光靠一人拍板咋行呢?村里的事情还是让大伙儿都来说道说道再作决定好一些。”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以后,牛正科凡遇到村里重大事项的决策,事前都要先去街道“文化茶馆”透透风声,试探一下群众反应。然后,在广泛征求全村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基础上,先由村党总支会议提议,再经村“两委”干部会议商议、全体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决议,决议形成后及时向村民公开表决结果和实施进展情况。他按照“四议两公开”这六道程序进行民主决策,使村里各项工作的开展都显得顺手,很快又赢得了党员、干部、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于是,一个带着乡土气息的“4+2”工作法在燕店村正式诞生了!到2008年,燕店工业聚集小区入驻企业增加到38家,涉及粮食加工、油脂加工、棉花加工、板材制造、服装生产、建材制造等6大行业,实现工业年产值3.4亿元,企业利税4260万元,吸纳本村及周边村民2700余人进厂就业。同时,燕店村还建成了“四纵四横”15条街道,美化绿化街道路面800米,铺设彩砖2400平方米,修建下水管道3800米,安装路灯78盏,村里建起了卫生室、幼儿园、小公园、救助站、文化茶馆等公共服务设施,家家户户安装了有线电视,并开通了燕店街至邓州市区的公交车。目前,燕店街区面积达到2.25平方公里,常驻人口8000余人,成为辐射方圆80平方公里的一座新型中心小城镇,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6830元,比周边其他村民高出2000元左右。2009年10月,在河南省召开第三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经验交流会上,燕店村支书牛正科代表邓州市作了典型发言,成为“全市最牛的村支书”。

    据邓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有印介绍,该市推行“4十2”工作法的真正策源地在组织部,而市委书记刘朝瑞则是“总设计师”、“首创者”和直接推手。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的,2004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随后,邓州市委组织部在全市范围内选择了39个行政村进行试点。但在试点过程中发现:“村级民主单纯停留在公开的层面上,根本满足不了村里工作的需要。村务公开是事后公开,群众对前期的决策过程并不了解,万一弄错了怎么办?”比如,当时一些试点村把每月财务收支帐目清单刚刚张榜公布出来,不少老百姓就提出质问:“写出来的都清楚,但没有写出来的谁知道?这些钱都被几个村干部花光了,现在公布出来顶个屁用!”这些情况很快反映到了市委书记刘朝瑞那里,他认为:“要从体制机制上改变农村的议事程序,必须首先从程序上加强公开公正,让群众自始至终成为村级事务决策的参与者和管理主体。”于是在2004年下半年,邓州市委首次提出了“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重点要抓程序,创新工作方法”。经过一年多的大胆探索,我们有当地基层组织的具体实践,再借鉴外省的典型经验,这个工作法就被市委组织部总结出来了。我们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于2005年9月1日正式下发了《邓州市委、市政府关于在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中推行“4+2”工作法的决定》,要求在全市579个行政村逐步推行这个工作法。随后几年,市里又相继出台了《“4+2”工作法实施细则》等10余个文件,对其适用范围、程序、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同时还建立健全了“党员联系群众制度”、“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民主监督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使之成为一整套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的村庄民主治理制度体系和工作运行机制。总的来看,“邓州市推行‘4+2’工作法源于近年来开始‘三级联创’活动的全面深化,这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创新实践,在内容上明确了‘四议两公开’的议事决策程序,在范围上涵盖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上体现了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要求,在效果上达到了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的有机统一,从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上破解了基层党组织在推动改革发展中遇到的新课题,探索出了一条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新路子。”[2]

二、邓州市推行“4+2”工作法的真实用意何在

    自2004年下半年以来,邓州市在基层民主管理工作中推行“4+2”工作法,既是一项制度创新,又是一种基本工作方法,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明显成效。比如在2005年,全市579个村级组织中就有“后进村”37个,占总数的6.4%;“两委”班子存在严重分歧的有87个,占总数的15%;工作勉强运转的有76个,占13. 1%;个别村级组织甚至线断人散,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的状态。近几年经过全面推行“4+2”工作法的洗礼,全市先后有46个“瘫、散、软”的村党支部走到了前列,目前一类支部达到95%,二类支部降至5%,全市79%的村党支部书记和65%的农民党员干部已成为“双强”(自己带头致富能力强、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带头人。自2006年以来,全市农村信访总量下降了74%,其中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量下降了95%,村干部和党员违纪违法案件总量下降了95%,农村党群干群关系密切程度达到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好水平[2]。特别是最近2年,邓州市共投资3.91亿元(其中群众自筹1. 6亿元),修筑乡村公路2300公里,使全市579个行政村全部实现了村村通通油路或水泥路的目标。此外,全市还组织群众自愿捐资和投劳折合现金约3亿元,使 61%的自然村开展了修路架桥、整治坑塘、修建游园、发展沼气、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等村庄治理活动,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的改善。2008年,邓州市在河南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序中位居第41名,比2005年上升了3个位次。如今,全市578名村党支部书记、13126名村组干部和30021名村民代表以及6900多名监督理财小组成员接受了分批培训和实战磨砺,他们运用“4+2”工作法得心应手,从根本上转变了农村基层干部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3]。

    当然,任何一种制度创新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特别是在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结构不合理和基层权力制约机制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河南邓州市首创的“4+2”工作法至今仍是“一锅夹生饭”,即使在当地农村推行过程中也遭遇到了“水土不服”,可谓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其主要表现可以归纳概括为16个字,即“无人议事,无事可议,议而无用,用则违规。”

    首先是“无人议事”。邓州市作为一个内陆欠发达的平原农业大市,2008年外出务工人员达到48.35万人,占全市农村劳动力总数的60%以上,于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巢家庭”和“空心村庄”, 结果是真正能够直接参与“四议两公开”这六道程序的中坚力量几乎断档,绝大多数的村民代表都是“被推荐”的挂名参与者。笔者在当地农村调查时发现,不少纯农耕型的村支书反映:“燕店村实行‘四议两公开’的做法确实很好,但我们这些穷村根本学不来。”比如说,村里的青壮年劳力过罢正月初五全部溜出去打工了,留下来的大多都是妇女、小孩和老弱病残者,整个村庄内“没有一点人气”,市里要求我们每个月至少召开一至二次群众大会,到哪里找人来开会呀?特别是农业税费取消后,乡村两级基层组织欠下的陈账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每天登门要账的人一拨接一拨,谁还有心思想着干事。说白了,现在的乡村基层干部长年就抓三件事:对超生户罚款,对违章建房户罚款,对偷埋死人户罚款,整天就是围绕“活人”和“死人”转圈,哪有闲工夫去过那个“六道程序”。事实上,村里的事情十分琐碎和复杂,俗话说“寡妇怕有喜,万事怕具体”,村干部经常会碰到一些“刺棱事”,光靠开“四道会议”搞“两次公示”根本不管用,最终还得靠村支书的“脸皮子”、“嘴皮子”、“酒瓶子”才能摆平。特别是农业税费取消后,乡村基层组织逐渐演化成了“一座孤岛”,他们与农民群众基本变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大多数农户平时不愿意和乡村干部“打交道”,村干部“好事争着干、难事推着办、麻烦事都不揽”,致使村里大量的公共事务“无人过问、无人参与、无人商议、无人管理”。对此,邓州市委“4+2”工作法办公室的专员王海舟也坦承,“由于目前大多数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还有待加强,至少在现阶段,在村一级推行民主自治还得靠那些‘一呼百应’的老村支书。村干部,特别是村支书,要是素质低,‘四议两公开’这个事就没得法子进行下去。”[4]

    其次是“无事可议”。我国已经进入“后农业税”时代,乡镇基层政府、村级集体组织与农民群众之间的利益链条突然断裂,彼此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约束、自动调节的均衡机制失灵,而新的体制机制究竟是什么,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现在的乡村干部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一方面乡镇干部的工资和办公经费全部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供给后,不少乡镇的主要领导产生了“旱涝保收”和“无事可管”的思想,他们长年往来于县城和乡镇之间成了“候鸟型”走读干部,乡镇政府机关一到周末和节假日经常上演“空城计”,出现了“乡镇空巢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村“两委”干部的经济补贴和办公经费全部纳入县级地方财政供给后,不少村干部也产生了“准政府官员”的思想,他们平时不愿意接触农民群众,在工作上只听从乡镇主要领导的使唤,出现了“村官行政化”和“端谁的饭碗,给谁做事”的怪现象[5]。因此,现在的村一级组织是“无人管事、无心干事、无钱办事”,即使走“四议两公开”这六道程序,也是“无事可议、议了难决、定了难行”。

    再次是“议而无用”。当前我国仍实行自上而下的“科层制”压力型体制,这样就使村庄内部的“草根民主”很难逃避外部因素的干扰和制约,当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推行“4+2”工作法往往会被乡村干部异化为向农民群众解释说明并将最终说服上级政府所作出的决定是如何符合百姓长远利益的一种手段和借口。比如在2004年和2005年,林扒镇马营村为落实邓州市要求在3年内发展60万亩“杨树经济”的目标,全村3229名农民人均拿出七八分小麦地换栽杨树。2009年,该村为落实国家实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置淅川县大石桥乡郭家渠村整体搬迁的1176人,又一次从全村剩下的不到5000亩耕地中人均抽取1.5亩匀给移民使用。马营村群众气愤地质问村支书高发仓说:“你这个‘高大炮’每一次都逞能带头完成上级布置的硬性工作任务,结果把全村7000多亩耕地中的一大半弄没了,你让别人种好地,本村人却要跑几公里以外去种地,老百姓心里能好受吗?国家搞大工程也好,市里发展‘杨树经济’也罢,为什么每一次都得我们马营村群众作出牺牲呢?照此继续折腾下去,马营村老百姓只得外出逃荒要饭。”[4]对此,他只好无奈地说:“村级组织运用‘4+2’工作法的前提就是不能违反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更不能违背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旨意,上级领导交办的事情,我一个小小的村支书怎敢不带头完成?也就是说,当上级组织要求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做出牺牲和让步时,你就得有这样高的政治思想觉悟来一个‘舍小家,顾大家’。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论是马营村还是其他的村子,实行基层民主自治往往都是‘说易行难’啊!”[4]邓州市委书记刘朝瑞却不以为然地说:“尽管在实践中时常出现违背群众当下意愿的情况,但是和从前乡村干部只会依照惯例办事、往往依靠蛮力一意孤行地执行上级政策的年月相比,市里推行‘4+2’工作法已经带来了巨大的进步。有程序的决策一定比没有程序决策更民主,有民主程序不一定最正确,但一定比没有民主程序的决策更科学。”[4]不管怎样辩解,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当上级给村级组织下达硬性指标任务时“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村民自治赋予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否决权、管理权、监督权等等都将化为泡影。可以说,村民“议而无用”是近年来邓州农村实行“四议两公开”制度的最大败笔。

    最后是“用则违规”。村庄内部的底层民主说到底是一种“廉价民主”,由于“内部信息”与“外部信息”的不对称,即使经过“四议两公开”这六道程序作出的重大决策也不一定科学合理,有时甚至会出现“合谋违法”的严重问题。比如在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然而,邓州市委、市政府却要求各乡镇把农民承包地的20%拿出来发展“杨树经济”,逼迫村村户户只得把原有承包的地块全部“推倒重来”,以便于预留“机动地”而为换栽杨树让路。这难道不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瞎折腾吗?

 三、中国乡村民主治理的实践思考与理论探讨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2.5亿多个农户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农民群众以前所未有的极大热情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要求用政治上的民主权力来保障和维护经济上的物质利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首次提出了“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必须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6](p831)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方针,试图通过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再造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亿万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通过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再造农村基层社会的民主权威,使亿万农民真正当家作主。为此,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5条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乡镇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第110条规定:“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产生,负责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由此正式确立了“乡政”与“村治”二元分立的乡村治理新体制模式。从1987年1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到1998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国9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涉及人数之多,在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农民承担的农业税费、“三提五统”和“两工”(劳动义务工和积累工)日益沉重,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村级重大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和政治热情。就整体而言,我国在这一时期实行村民自治的重点是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而村民直接参与民主议事、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诸多环节显得十分薄弱。尤为突出的问题是,一方面基层党组织不尊重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村民自治的权利,时常出现“乡政”直接干预或包办代替“村治”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上下组织之间仍习惯于采取行政措施处理关系,直接指挥和控制下级组织,而不善于运用各种杠杆和利益机制引导农民群众实行间接的或富有弹性的管理与控制”[7](p637),结果使村民自治工作放任自流;另一方面个别地方以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为名来否定党的领导,时常出现村党支部书记与村民委员会主任“谁说了算”的现象,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争夺“核心地位”和“主体地位”的矛盾分歧越来越大,结果使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步履艰难。总之,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和实行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已成为推进村民自治深入开展遇到的最大瓶颈和实践难题。

     近年来,河南邓州农村全面推行“4+2”工作法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可以把党支部、村委会、党员和村民代表等不同层面的意见诉求纳入到一个统一运作的框架中,从而使村级重大事务决策过程更加民主、决策内容更加科学、决策执行更加顺畅。仔细分析“四议两公开”这六道程序,其中的“四道会议”体现着基层民主治理环境中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均衡,即村一级凡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决策,先由村党支部集体提议,体现了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然后由村“两委”干部会议商议,从而使党的意图转化为农民群众的意志;再由全体党员会议审议,充分发挥了党内基层民主、保障了农民党员的主体地位和在管理村级事务的中流砥柱作用;最后提交村民代表大会或全体村民大会决议,遵循了宪法和法律赋予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法定程序。而“两次公开”则使基层权力运行更加透明,让村民有了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充分尊重了农民在村民自治中的主体地位,进而让基层干部逐渐学会协商和妥协,自觉接受群众的民主监督和权利约束,让大家认同并共同遵守民主决策程序和少数服从多数的“游戏规则”。这样就把坚持党的领导、村民依法办事、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在基层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村党组织既是“4+2”工作法决策管理事项的发起者,也是整个流程的组织者,还是决策实施的推动者,始终发挥最关键的核心领导地位和指导协调作用,成为衔接党和政府与村民自治的桥梁和纽带,以防止基层社会管理混乱与失控。正因为这样,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贺国强、刘云山、李源潮、回良玉等多次作出批示,要求研究和推广河南邓州农村推行“4+2”工作法的宝贵经验,充分肯定了这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创新之举,是把党的领导机制、村“两委”协商机制、农民党员在党内的民主权利保障机制和村民自治机制四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上破解了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中遇到的新课题,探索出了一条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路子。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也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包括建立健全既保证党的领导又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8]可以说,综观近年来全国各地在积极探索基层民主治理的创新实践模式中,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地方像河南邓州农村推行“四议两公开”制度这样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和重视。正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解释为何把这一做法写进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时,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和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推出了新机制。比如河南邓州农村实行‘四议两公开’制度也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探索。重大事项由村党支部提议、支委会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商议、全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以及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等类似做法,很多地方都在搞,效果不错。这一制度的实质是怎么更好地发挥党员和群众两方面的积极性,正确处理好村支委和村民委员会两委的关系。过去我们要求建立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四议两公开’等做法就是实现这一机制的具体形式。”[9]

    然而,笔者根据这次回乡直接深入现场调查了解的真实情况和社会反映,这个原本发端于邓州市腰店乡燕店村的“4+2”工作法,经过官方、学界和国内各大新闻媒体在理论层面上的“无限提升”,在制度层面上的“无限拔高”,在内涵层面上的“不断拓展”,在实践层面的“不断演绎”,目前正在失去其原有“带着泥土的芳香”,将很有可能让“邓州模式”逐渐退化或异化成为一种“孤本”。其主要依据和理由是:

    (一)邓州市以实行“四议两公开”制度为核心内容的村庄民主治理模式,尚未从根本上破解村“两委”关系矛盾、工作不协调的理论和实践难题。

    据邓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有印介绍,“说实话作为组织部门,当时我们在为市委起草‘4+2’工作法的实施方案时,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一旦把村级重大事务交给农民自己议、自己定、自己干,会不会削弱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地位?”[4]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全市推行“4+2”工作法以后,为加强党对农村基层工作的绝对领导,全市98%以上的行政村都实行村支书和村主任“一肩挑”。同时,村“两委”班子成员实行交叉任职,这样做既可以减少‘内耗’和摩擦,又提高了农村基层工作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州市实行“四议两公开”的最大亮点是有力地保证了党对农村基层工作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战斗堡垒作用。如果简单地从“四议两公开”这六道决策程序的逻辑上分析似乎是相当严密的——即村级重大事务决策先由党支部提议,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在整个决策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和组织协调作用;然后由村“两委”商议,又把党的意志转入到村民自治程序中去;再由全村党员大会审议,保障了党员的民主权利和中坚力量;最后由村民代表会议或全体村民大会表决,使村级事务决策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群众手中这样既体现了党的领导,又尊重了村民的意志;但是在实际运作上,基层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还是“两条平行线”,要么是完全按照上级组织的指示办事“以党代政”, 要么是按照村民自治的体制机制运作以保障村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自治的权利。特别是邓州市在强力推行“4+2”工作法的过程中,把98%以上的行政村经过全体村民依法民主选举产生且在任期内的村委会主任“打倒”重来,一概实行村支书和村主任“一肩挑”和村“两委”班子成员实行交叉任职,让合法的村主任变成名义上主持村民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使其在村级权力结构中难以与村支书“平起平坐”而发挥权利治衡和互相监督的作用。这一做法不仅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合法权利和工作职责,而且也与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基层群众主体性地位是相互矛盾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的一次全面倒退”。再如,邓州市推行“4+2”工作法的第一个步骤是村党支部首先提出决策的议题,现在村级组织中至多就是保留三五名干部,而由村支部提议、“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这三道程序还不是村支书“一锤定音”,所谓的“四议两公开”这六道决策程序是否启用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搞清楚“村支书在想什么、干什么?”这样的提议能够代表广大村民的意见吗?因此从政治系统论的角度看,邓州市从选举机制(实行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和村“两委”班子成员实行交叉任职)—→培训机制(村干部尤其是村支书每年至少集中培训两次)—→决策机制(实行“四议两公开”六道程序)—→激励机制(全市评选红旗村支部、功勋村支书、一些优秀村支书可提拔副科级干部)—→监督机制(设立举报电话和人民监督员)入手,似乎形成了一套环环相扣的完整的村庄民主治理模式。但在作者直接进入现场调查过程中,不少村支部书记直言不讳地说:“运用‘4+2’工作法要开四道会、搞两次公示,程序太繁琐,如果村里每一件事情都要经过提议、商议、审议、决议、公示、再公示这六道程序,那么岂不是黄花菜都凉了吗?其实,农村的事情有两个秩序就足够了:一是提议,二是决议。”对此,邓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有印也不得不承认:“去年腊月间,我应邀赴山西太原传授‘4+2’工作法,结果发现下面听众普遍不接受,一些村支书担心用了这个工作法将削弱他们的权力,还增加工作量,这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得不偿失,根本划不来。”[4]也正是因为如此,邓州市在2006年下半年申报“4+2”工作法作为村民自治创新成果奖时,国家民政部并没有给予任何答复,而中组部却将其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先进典型进行宣传和推广。据笔者调查了解,邓州市其实是从2008年才开始大面积推广“4+2”工作法,至今全市下辖的579个行政村中还有100来个对这一工作方法运用一般,有的是由于村“两委”班子闹矛盾搞摩擦,有的则是由于村里“空巢家庭”和“空心庄子”太多。由此可见,在中国整个大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如何既坚持党的领导,又让我们党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把党的领导、村民依法办事、人民当家作主这三方面统一有机结合起来,仍是一个无法破解的理论和实践难题。
(二)邓州市推行“4+2”工作法是导致农民负担反弹的“新世纪钓鱼工程”。

    据邓州市官方介绍的情况,该市推行“4+2”工作法的主要载体和落脚点是所谓的“一事一议”,而其实质内容则是运用它有效地解决了事关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行路难、上学难、吃水难、看病难、用电和通讯难、就业难、社会保障难等“一保六难”的问题。现在外地人一进入邓州市境沿着大小公路两侧、农家小院围墙四面用五颜六色的油漆刷写最抢眼的宣传标语口号就是“六把朝天的金钥匙开启一把锁”,其寓意在于说明“要破解农村基层工作难题这一把锁,必须得运用‘4+2’工作法这六把钥匙去打开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4]但据笔者推算,最近两年该市通过推行“4+2”工作法,让农民群众集资和投劳折合现金共计4.6亿元用来搞新农村建设,按邓州农村人口134万人计算平均每年一个农民承担大约200元左右,这与农业税费改革前的农民负担水平相比究竟减轻了多少呢?另据汲滩、腰店、白牛三个乡镇的群众反映,该市在2009年冬季还向农民群众人均摊派15元的社会治安管理费,名义上是用这些钱给乡镇公安派出所加强夜间巡逻添置设备和补充经费,但在实际上这种“玩敲山震虎”的小把戏并不起什么大作用,市里强迫农民群众缴纳这笔“冤枉钱”的法律依据和政策条款又在哪里呢?然而有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决策层正在试图把“邓州样本”逐渐推向全国各地农村模仿,而让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的附加在土地上和户籍上的“劳役地租”死灰复燃。比如在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第8条赫然写着这样一段文字:“要坚持政府引导、分级负责、农民自愿、上限控制、财政补助的原则,探索建立新形势下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有效机制,认真总结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经验,加大财政奖补力度,扩大试点范围。”其实细心人稍加留意就会明白,国家自2008年开始已经启动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的财政奖补政策试点工作,试点范围将从目前的17个省份进一步扩大到27个省份,其主要用意就在于试图通过这一创新机制使逐步摆脱目前农村面临的“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困境,因为国家现在只管大江大河治理而许多村庄周边的水利浇灌设施却变成了“没娘管的孩子”和“无水之源”。因此,我国今后讲坚持政府引导、分级负责、农民自愿、上限控制、财政补助的原则,探索建立新形势下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有效机制和实现路径。据国家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共投入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184.68亿元,带动农民筹资筹劳和社会资助村级公益事业投入628亿元,建成了一批农民急需的村级公益项目,使2.6亿农民受益,有力地拉动农村需求,促进了新农村建设步伐[10]。这种干就补,不干就不补,干多干好多补,干少干坏少补或取消补助的“新世纪钓鱼工程”,在不少地方创造出了1元中央财政奖补资金能带动农民群众5元或者更多一些自筹资金投入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奇迹。邓州市推行“4+2”工作法,为我国以财政补助和“一事一议”办法来解决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难题提供了最佳注解。由此看来,“邓州样本”对中国9亿农民而言是福是祸尚待历史评说。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
[2]刘朝瑞.积极探索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新机制——河南省邓州市推行“4+2”工作法的调查与思考[J].中州学刊,2009,(06):17~20.
[3]曹树林.和谐“大合唱”——村级民主自治机制建设的邓州样本[N].人民日报,2009-12-11.
[4]胡亦南.基层民主实践虽有进步但仍任重道远[N].中国日报(英文版),2010-03-02.
[5]张新光.关注乡村基层干部生存状态[N].中国社会报(第3版整版),2010-01-18.
[6]21世纪乡镇工作全书编委会.21世纪乡镇工作全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7]陈吉元.中国农村社会变迁(1949~1989)[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8]罗盘,董宏君.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进一步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N].人民日报,2009-11-11.
[9]万武义,车玉明,董峻. 陈锡文解读一号文件三大亮点 惠农政策惊天动地[N].法制日报,2010-02-01.
[10]韩洁,李惊亚.综述:“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成效显著[R].http://www.gov.cn/jrzg,2010-02-09.
 

 

 

 


发件人:"Fu-Xian Yi" <yifuxian@gmail.com> 2011-01-04 05:52:08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祝仲老师新年快乐!

易富贤给仲大军的信

仲老师:

    新年好!祝仲老师新年万事胜意!

    由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300多位专家(国家计生委官员和主流人口学家)的阻拦(他们认为中国生育率仍然有1.8,近年每年增加1200万左右人口,总人口在2010年达到13.7亿,在2033年达到15亿),国家在十一五规划没有调整人口政策。当时您曾写过一篇文章送交中央,认为十一五规划最大失误是没有调整人口政策。现在看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当初的所有预测全部落空,国家统计局认为近年每年只增加600多万人口;我当年的预测不幸言中。

    1980年《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但同时也明确提出只能实行30年。但现在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界还在忽悠,以退为进,比如国家计生委提出逐渐允许单独生二胎;所谓开明派人口学家则建议,“精心组织,平稳过渡”,“选择若干生育水平长期偏低、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较好的大城市如上海,和较发达的省份如江苏、浙江的部分县市先行试点,先易后难、先点后面,逐步推开”,然后“认真总结和吸取这些地区在努力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上,放开二孩、防止多孩”。

    我认为现在应该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在《公开信》发表30周年之际,《经济观察报》2010年国庆合刊请我组稿了五篇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的文章。我的文章的结论是:“2011年将开始 “十二五”规划,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可以一举扭转被动局面,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为今后的人口发展赢得宝贵的时间。”2010年10月13的《中国青年报》和10月21日的《南方周末》也都介绍了我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的观点。凤凰卫视也介绍了我呼吁十二五停止计划生育的观点: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年终专题“中国策”也介绍我的观点:“不但需要有生育自由,而且需要出台措施保障这种自由,也就是改革整个经济制度和城市规划模式,提高分配率,降低民生成本,重建生育文化,让主流家庭愿意生、也养得起三个孩子。”

    十二五规划对于经济来说是五年规划,但对人口来说却是千年规划。我想征集一些社会贤达(姓名、单位、头衔)对于人口政策看法,每人几句话,不超过200字。每个人只为自己的话负责。比如:

    经济学家茅于轼:“无论从个人,国家,全世界的立场看,都应该废除计划生育。”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三十年严控人口政策的得失,历史自有公论。当务之急是政府信守三十年为期的承诺,并审时度势,认清国情和世界大势的变化,及时鼓励生育。”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刚:“强制性计划生育不值得张扬,作为“必要的恶”本应低调,谈不上是对世界的“贡献”。恶政不能没完没了,30年时限一过应如期废止,再搞下去等于民族自杀。”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苏剑教授:“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祸国殃民,贻害无穷,应予立即停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韩德强教授:“当世界各国还在无限制生育时, 中国长时间的强制计划生育就意味着是自我种族灭绝. 警惕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消灭人口阴谋!”

    湖南大学经济学教授廖进中:“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的孪生姊妹,也是专制思维的最后堡垒。”

    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李建新:“停止计划生育,天塌不下来。不彻底废除,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废除一胎制,民族万年福!”

    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主任张宏良教授:“30年独生子女政策,已经给中华民族造成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继续下去将会造成越来越大的灾难。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尽早结束这一灾难性政策。”

    北京师大管理学院李红刚教授:“计划要适应变化,人口政策应审时度势;生育关乎个人、家庭、国家命运,主事者要有敬畏之心。面对目前人口的新局面,现在人口政策调整应该已是迫在眉睫!”

    不知您能否写几句? 如果方便,也请您的朋友们写几句。

    希望2010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人口政策也春暖花开!

    祝好!

    易富贤 上

仲大军的回信

富贤,你好!

    我就不说什么话了,矫枉过正,我这人不愿说过头的话。

    书法已经给你写好,可让朋友来拿,并把照片传给你看看,这是高适的一首唐诗,只有写这样长的诗才能得到书写的快乐!也希望你能欣赏。

仲大军, 2011年元月4日,
 

    附文:

重庆人口新政将影响深远

易富贤

2011-1-1

  重庆市全面启动户籍制度改革,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却褒贬不一。其实,从长远看,重庆此举意义非常深远,远远超越很多学者目前的认识。

  中国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今后城市化率将超过70%,这是不可抗拒的经济发展规律。但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了中国的“伪城镇化”或“不完全城市化”,出现了中国独有的“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现象,不但阻碍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而且也有悖人伦。

  日本、韩国、欧盟目前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分别为4.4%、7.2%、5.6%。中国目前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还占总劳动力的39%左右,但主力已经是五六十岁的劳动力了,靠他们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精耕细作,保障了中国的粮食安全。但是当他们丧失劳动能力后,如果不能推广机械化,那么将出现大量抛荒(事实上现在已经出现大量抛荒了,很多以前种植双季稻的地区只种单季稻了)。现在城市出现用工荒,农村劳动力已经开始枯竭,农业成本将大增,农产品价格即将全面上涨。

  等到中国城市化完成之后,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将只占总劳动力的10%左右。但中国目前的过于分散的土地不适合于机械化、集约化经营。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中国今后将出现粮食危机。

  朝鲜就是一个例子。朝鲜在苏联的支持下,经济发展曾相当不错,城市化水平在1979年就达到了56.8%(中国目前还不到50%),已经成为一个准现代化的国家,粮食自给有余。但是苏联解体后,朝鲜原来依靠苏联建立的一整套现代化农业模式几乎全部瘫痪,出现了饥荒。但是不可能走回头路了,温铁军教授的调查发现,朝鲜已有两代人没有人力和畜力农作的经验。中国1975年以后出生的人也基本没有务农经验,他们不可能回农村种地了。

  就是说,今后中国粮食生产面临两个瓶颈:农村劳动力不足;土地分散不适合于机械化、集约化经营。人口城市化、耕地集约化经营是未来的方向,户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当然在解决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利益。“雷区”总得有人去趟。重庆勇敢地走出了第一步,即便还不是很完美,但对全国来说也是一次很有价值的探索。不应该一味地戴着有色眼镜加以指责,而应该鼓励这种探索,并提出合理化建议,完善和提高重庆的经验,然后在其他一些地区推广(各地也不一定完全雷同,可保持一定的多样性)。

  重庆的改革还有更深层的人口学意义。笔者从世界人口结构分析,中国经济中心即将西移。发达国家占全球比例在不断下降,从1950年的32.1%下降到2010年的17.9%,出生人口更是只占全球9.8%了,总劳动力从2010年开始减少,总抚养比从2010年开始快速增加,意味着经济即将衰退,占全球经济份额即将下降。也意味着中国沿海贸易规模将收缩。在发达国家人口占全球比例不断降低的同时,印度、巴基斯坦等中南亚国家人口占全球比例却在不断增加,印度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950年的14.7%上升到2005年的17.4%,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近年印度每年出生人口占全球的20%了。印度的人口规模和市场规模将远超过发达国家地区的总和。2010年10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预测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印度的增长速度将超过中国。“高盛全球研究”等多家机构均预测印度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德华也认为印度将超过中国,而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而永远赶不上美国。今后中印、中巴之间陆地铁路贸易将不断加强。印度、巴基斯坦的崛起不仅给中国西部带来了经济发展机遇,也给中国西部国防带来空前的压力。

  中国城市化正在加速过程,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全国。西部地区在今后20年时间内还有1亿多农村人口需要进城。而除了四川盆地外,其他西部地区因为水资源短缺、生态恶劣而无法留住本省人口。比如陕西省总人口3800万,陕北缺水严重,无法保证本地人口城市化;而安康等陕南地区由于地质灾害,有240万人口需要转移到外地;西安水资源也短缺,城市规模无法扩大。那么陕西人口将大量外移。云贵地区8500万人口,但一方面由于水资源短缺,一方面由于处于山区,缺乏城市建设用地,云贵地区无法完成本地城市化,大量人口也将外移。新疆、西藏、甘肃、青海、宁夏的人口外流的势能更大。有人说,中国西部发展条件比以色列要好,地质灾难比日本要轻,有能力完成城市化。但中国西部并不是独立国家,在中国大家庭内人口是流动的。现在城市化在加速,还等不到西部建成以色列那种循环经济的城市,人口早就流到东部去了。比如西安因为缺水,不但生活受限,而且使得在产业结构布局上缩手缩脚,临近的重庆却水资源充沛,那么人口会流到哪里去?美国也一样,美国威斯康星、爱荷华、北达科达州、南达科达州等中西部州如果作为独立国家,承载人口的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因为相对比较寒冷等原因,区域内又没有建成大型中心城市以留住人口,这几十年来这些地区人口占全美比例是不断下降的;而佛罗里达州由于气候比较好,人口不断增加,选举人票(根据人口多少确定的)从1930年的5票增加到2010年的27票。

  从全国看,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年轻劳动力已经开始全面短缺。2012年之后,15-64岁总劳动力也将快速下降。今后劳动力资源将是最稀缺资源,抢夺劳动力资源已经拉开了序幕。由于东部的先发优势,在城市化的滚雪球效应驱动下,大量西部人口将涌往上海、广州等东部地区,如果任凭人口东移,那么西部人口将越来越稀。而中国的广袤的资源腹地又在西部,在邻国的虎视眈眈之下。1996年以来,印度每年出生人口是中国的2倍。巴基斯坦目前总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14%,但近年每年出生人口却相当于中国的36%了。中国人口东稠西稀,中国不但在整体人口上相对于印度处于劣势;而且就中巴边界区域来说,中国在人口上相对于巴基斯坦也处于劣势。

  国防归根结底是人防。明朝的时候,北方蒙古部落仍然强盛,中国当时国防压力主要来自北方,明成祖迁都北京,就是为了应对北方的国防压力。

  如果中国人口过度东移,人口与资源配置错位,对中国的未来的经济和国防布局极为不利。今后想开发西部、想应付来自西部的国防压力,已经无“人”为力了!

  因此,当务之急是在西部建立一座国家级中心城市,与西部其他城市一起形成都市圈,遏止人口东流。整个西部,只有四川盆地聚集人口的条件最好,其中长江边的重庆不但气候很好,而且水资源充沛,具有建成国际大都市的条件。但重庆起步比较晚,城市建设基础差,底子薄,如果依照常规发展模式,将只是跟着东部走,在人口和经济竞争中将永远处于劣势。在薄熙来书记、黄奇帆市长等领导下,创造出超常规的“重庆模式”,重庆近年经济快速发展,城市规模在不断壮大,2010年8月16日美国《外交杂志》将重庆列入65个全球大都市之中,称之为“长江上的芝加哥。

  现在重庆率先启动户籍改革,必将加速城市化进程。有人认为重庆户籍改革是看上了农民的土地,笔者认为这是太小看了重庆了。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人口远比土地更为重要,重庆看中的是“人”,是在实践中坚持了十七大提出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走向“生产为消费服务”内需型经济的良性发展之路。重庆提出“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薄熙来书记认为“要使市民有充分的幸福感,关键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众的幸福感。”重庆市委三届八次全会提出,“到2015年,我市的基尼系数要从0.42降到0.35,城乡收入差距从3.4:1缩小到2.5:1。而且这个‘缩小’的着力点主要不是压低高收入,而是提高低收入;不是压低城市,而是提高农村。”孔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在重庆市的“礼”、“义”、“信”的感召之下,重庆人口必将不断增加:

  1、户籍改革使得大量农民工将享受市民待遇,此举将吸引大量农民工进城,加速城市化进程。

  2、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后,收入提高,农民福利改善,消费能力增强,以前留守在农村的妇女和儿童可以进城生活,结束了以前“在城市挣钱、在农村消费”的畸形城市化模式,城市内需增加。

  3、城市内需增加后又将增加城市就业机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引外地劳动力进入重庆。

  4、重庆内需市场增加,又吸引了大量劳动力,这两个关键要素必然吸引企业蜂拥而至。

  5、大量企业进入重庆,将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引人口涌入重庆。

  形成了增加城市人口的良性循环,重庆必将快速崛起为人口众多的国际大都市,成为中国真正的西部中心城市。但聚集人口还只是城市发展的第一步,城市要长盛不衰,还必须发展人口。城市人口是动态的,从美国人口普查就可见一斑。1920年的时候,纽约和宾州选举人票分别为43、36票,但由于人口占全美比例不断下降,2010年的时候这两州选举人票分别只有27、18票了。而加州和德州由于人口不断增加,选举人票分别从1920年的11、18票增加到2010年的53、36票。可见,人口决定城市的政治、经济地位。与2000年相比,2010年纽约选举人票下降2票,而德州增加4票,主要是因为纽约生育率低于全国,而德州高于全国。

  中国城市化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而且影响今后的人口再生产。现代最严重的城市病不是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而是超低生育率。我上次走访重庆的时候,建议重庆要注重人口发展。重庆要防止走东京、汉城、香港、台北那种民不聊“生”(老百姓生不起孩子,生育率低于1.0)的城市发展道路(上海等地其实已经在走东京、香港的老路了,只有人口投入,没有人口产出,人口涌往上海等于是挥霍人口资源),要给城市以足够的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土地空间,要通过改善民生让老百姓养得起孩子。希望重庆不但能够吸引人口,而且能够生产人口。

  在重庆的带领下,四川盆地将建成人口盆地,进而建成经济盆地和国防盆地,并且还将辐射整个西部地区,遏止人口东流。一方面可以消化印度崛起给中国西部的机遇,一方面应对西部国防压力。可见,重庆的发展对中国今后的人口布局、经济布局和国防布局意义非常深远,不仅将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版图,而且将改变世界政治格局。民间有句俗语: 锯匠怕木匠,木匠怕漆匠,漆匠怕谈匠。重庆在取得可喜的成绩的同时,也经受着舆论的监督。有人批评重庆想走回威权时代。但哪有允许这么多批评的威权政治?这难道是专制而不是民主?

  有人批评重庆在作秀。但作秀并非坏事,与光打雷不下雨的单纯作秀不同,重庆不仅响雷,并且下大雨。很多人喜欢低调做人,但雷都没有,真的能下雨吗?但凡“做人”的人当然被捧,“做事”的人当然挨批(因为总会有一些失误),但改变历史的也当然靠“做事”的人。挨批也并非坏事,接受各界的批评,吸收各界的意见,可以将今后的事情做的更好。不能因为怕挨批就缩手缩脚,诚如曹操所说:“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重庆高调做事,说明是自信的,敢于将政策端上台面接受舆论的监督。重庆一路走好!

 





发件人:"罗荣炳" <lrbbb1@hotmail.com> 2011-01-09 14:10:4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当今体制下公有制的危害性

----再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罗荣炳

一、神圣的荒谬

    暂且把时钟倒拨到1999年12月31日的深夜。这本来是一个并非非常的时刻。然而,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大楼的对面,正在举行一个非常愚蠢的典礼。“中华世纪坛”——顾名思义是新世纪的纪念坛——开坛了!元旦过后,当时所谓的“核心”江三又十一民宣称“人类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纪”。直到1月下旬才改说“人类很快就要进入新的世纪”。终于明白还没有进入新的世纪。元旦是1月1日,不是0月0日。元年也是1年,不是0年。新的一年和新的世纪及新的千年都是从1开始,不是从0开始。这本来是一个简单得不能更简单的问题。可是摆到中国人民的面前,却会显得如此混乱不堪。我们不能因此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糊里糊? 扛悴磺宄拿褡濉薄5侵辽倏梢运担骸爸谢褡迦肥凳且桓鲇Ω枚冶匦肴险娣词〉拿褡濉!?SPAN lang=EN-US>

    这种原始的错误一旦戴上权威的王冠,就会发出神圣的光芒。再经过几代人的传承,最后就会像海洛因和摇头丸一样作用于人们的大脑,让人们不得不服从它依赖它。我们不妨扪心自问:何谓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究竟好不好?

    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文选”,共产主义的目标都被说成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都认为只要物质产品足够丰富之后,就一定能够按需分配。思维的漏洞在于,这些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从来都只想到产品数量的多少,却都没有想到还有一个质量差别的问题。以电视机为例:当第一批黑白电视机问世时,当然不可能马上就按需分配。但是,就在黑白电视机还远远没有普及之时,彩色电视机又出世了。接下来,平面直角、大屏幕、多功能、等离子、液晶、数字、3D电视机等等,日新月异。而无论科学技术多么发达,任何新产品都必不可免地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不可能一个晚上就走进家家户户。假如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坚持只生产黑白电视机,不要任何发明和创新的话。那么今天黑白电视机肯定可以按需分配了。可惜,一个无可奈何的前提是我们将迟迟看不上彩色电视,更用不上电脑。所以实现这种共产主义的前提是人类社会停止发展。

    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物质产品的质量品种趋向于无限丰富。但同一品质的产品的数量却总是有限的,尤其是住房之类的不动产,永远都不可能按需分配或各取所需。如果任何人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岂不天下大乱?试想:如果有百分之一的中国人都争着要入住中南海,将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局面和情景?如此愚昧荒谬的主义怎么能够当作人类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呢?它的客观作用反倒是为等级制、优先权和官僚特权提供了绝妙的借口。因为当权者可以说他需要,你不需要。

    人类社会的发展远比马克思的想象要复杂得多。而人们的思想认识也总是要受到历史的局限。当长征中的红军战士们在煮皮带吃草根的时候,共产主义的最大诱惑不过是“每人每月2斤肉”。他们绝对想象不到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民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实现之后,还会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对于工业化初期的马克思来说,他大概连汽车都没有坐过,莫说飞机地铁。当然也没有看过电视用过电脑打过手机。他的头脑里既没有负反馈自动化信息化之类的现代科学概念,也没有第三产业服务业旅游业之类的经济学词汇。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很容易让他否定市场经济,从而否定整个私有制度。如果他也像中国共产党那样习惯于把自己国家的经济危机看成是正常的经济调整的话,就不会得出资产阶级社会必然要灭亡的结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先有《共产党宣言》后有《资本论》。也就是先下武断的结论,后作详细的分析。而《资本论》也是先完成第三卷,后再继续写时断时续的第二卷。第? 聿攀锹砜怂嫉淖詈笠徊恐鳎渲泻泻偷谌淼氖谐±砺巯嗟执サ纳缁嶙时驹偕谋硎健R残硎瞧渖丫搅司⊥罚诙淼姆治霾⒚挥凶詈笸瓿伞>荻砉醚Ъ叶鸥?SPAN lang=EN-US>-巴拉诺夫斯基说,如果再继续进一步分析的话,合孚逻辑的结论将是“资本可以自己为自己开辟市场”。怎么可能是“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哪里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毛泽东读没读过《资本论》,不知道。为数稀少的读过《资本论》的各类学者、理论家和政治家也不可能都像魁奈的《经济表》一样地分析经济现象。更多的人也许是因为相信毛泽东而相信马克思。而毛泽东这代革命家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管它什么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都被革命的洪水裹挟了。实际上,许多事情许多时候许多人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地独立思考,只能是人云亦云糊里糊涂地随波逐流。

    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病理家。尽管他主观上希望这个有病的社会制度灭亡。但是他对资本主义带有挑战性巨大威胁的批判,客观上分析了这个社会制度的病因,对其内部自发的改革具有激励的功效。再经过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等高明的医生的治疗。结果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反而更加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倒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最终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土崩瓦解了。中国的原教旨的社会主义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变得不伦不类了。

    曾经流行一时的“猫论”——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只要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其合孚逻辑的内涵就是,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能够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好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当然有它自己的特点。毛泽东的猫收买了资本家的私有企业,消灭了一切小商小贩小匠铺小作坊。在农村里则成立了人民公社。而邓小平的猫废除了人民公社。在城市里则让私有资本死灰复燃。同时还从海外引进大量的外资企业和股份。加上那些官倒官商官办官营,名义上公有实际上私人经营的根本搞不清楚究竟属于谁所有的形形色色的公司。与其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毋宁说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据说,这两只中国猫都是同一只19世纪的西洋老猫生出来的。它们都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显然,它们身上的颜色很不一样。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一只白猫的话,那么所谓的邓小平理论就可以说是一只黑猫。或者说是一只又黑又白黑白相间的花猫。

   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结果是GDP增长的目标达到了。但是贫富之间的差距却急剧地扩大了。世界银行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指出,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的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竟然越来越贫困。各级政权贪官肆虐,官场民间腐败遍地。大陆上空妖雾弥漫,华夏大地污水横流。如此现状自然令人大失所望。尽管马克思能够把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抨击得无以复加,却没有预见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样严重甚至更为严重的疾病。于是,马克思主义的曾经是无比神圣的光芒就像落日的余辉在人们的心目中渐渐地消失了。

二、漫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是用得最滥的烂名词。打开《共产党宣言》的后半部分,反动的社会主义赫然入目。什么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等,应有尽有。没有一个是好主义,但都被称为社会主义。甚至臭名昭著的纳粹法西斯主义也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如此这般,社会主义命里注定要和混乱、糟糕、虚伪、罪恶结下不解之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里说:“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这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要的是共产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这大概也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叫“中国社会党”的根本原因。

    问题在于共产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信仰。它更主要的是一种实践和运动。在战争年代,它曾经表现为战时共产主义。在和平年代的大跃进时期,不少地方一度出现吃饭不要钱的公社共产主义。作为单纯生产关系意义上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也早就在“文革”时期的整个中国大陆已经实现过了。不过是当时仅仅被称为社会主义而没有叫共产主义而已。但无论如何,实践都已经证明这是一种十分糟糕的主义和伤天害理的运动。公社的社员们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咬破手指按血印,冒着生命的危险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这场改革,实际上改的就是社会主义,革的就是共产主义。然而,没有理论家能够提供系统的明确的理论。当政者其实是在老一套实在玩不下去才不得不顺势而为。于是,邓小平就被吹捧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猫论”、“摸论”和“不争论”则被吹捧为邓小平理论。

    虔诚而又顽固的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不会相信和承认共产主义的破产。但是实用主义的执政者却已经吃够了共产主义的苦头。既然在实践中已经被共产主义碰得头破血流,自然就会把它束之高阁。于是就冒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其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仅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且社会主义本身也可以任意捏造一个初级阶段。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再捏造一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的次初级阶段。这种无中生有的“理论创新”不过是为了延长自己的专制权力的使用期,以便于自己和子孙后代多捞几把。至于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以后的确切情况如何?就不管它了,哪怕洪水滔天!因为谁也看不到遥远的将来。执政者大可放心大胆地把未来说得天花乱坠,继续向人们从孩童起就灌输共产主义的海洛因。

    马克思原本是从人文关怀的目的出发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幸,却误入了生产关系的歧途。他的那个时代,“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于是,他就断言“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后来社会发展的事实是财富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工人并非必然会贫困。工人不可能仅仅为养活资本家而工作。他们有足够多的和平的手段和办法来限制资本家的剥削。终于,资本主义国家发达了。其人民的生活普遍比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幸福。而列宁的那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名言也成了无稽之谈。现在已经不再把发达国家称为帝国主义国家了。美国军队开进巴格达时并不悬挂美国国旗。更不像当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时火烧圆明园那样胡作非为。相反,当伊拉克的歹徒们趁火打劫博物馆时,他们还千方百计地去追缴文物,维护人类文明的成果。倒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却因为堕落成为帝国主 义而最终灭亡。所以,假如列宁还活着的话,很可能会改说:“社会主义的最后阶段是帝国主义。”

    政治阴谋家是最善于将错就错的。对于邓小平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搞什么、如何搞,而是谁来搞。对于搞什么,大可不必计较姓社姓资。也不必扔掉社会主义的大旗。这种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里的初级阶段的理论,尽管难于自圆其说,却也足以自欺欺人。其奥妙在于“打左灯向右转”。既可以蒙骗那些反对资本的执迷不悟的共产党内的左派。又可以糊弄那些听惯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这首歌的平民百姓。至于如何搞,当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石头人人会摸,但肯定不会让不听他的话的人来摸。只要听他的话,摸错了可以重新再摸。根本不必担心过得了河过不了河。反正一切严重的灾难罪孽,最终都会由人民大众来承担。当权者即使在文革中遭受那么大的浩劫,一旦官复原职也都会获得加倍的报偿。说到底,这政权原本就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不是人民选举的,更没有和老百姓订过什么契约。用得着诚信二字吗?何须向人民负责?令人悲哀的仅仅是人民大众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下,始终像绵羊一样地被这些牧羊 人牧过来又牧过去

 三、再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欲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孰优孰劣?必须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文字词汇的错误使用经过多次重复之后,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例如:人非吃饭不可。如果大家都把这句话说成“人非要吃饭”,这个非字和它的本义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名词也同样如此。经过许多人许多次的重复以后,它们的本义就很难说清楚了。

    不过,有一点却可以肯定。仅就名词出现的时间而言,是先有社会主义后有资本主义。据说,马克思在1867年还不知道有capitalism这个名词。当然,他的所有的著作里都没有出现这个名词。由于词义含糊不清,当时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拒绝使用这个名词。直到20世纪初,才在政治论坛的争辩中轰轰烈烈地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的反面而大量地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则简直就把资本主义当作罪恶的同义词。

    通常人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好主义,主要是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角度出发,认为公有就是大家都有,私有则意味着少数人有而多数人没有,似乎公有制比私有制公平。其实,这种官方的意识形态纯粹是无数的二传手们抄来抄去的结果。对于马克思的一句“私有制无法解决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根本矛盾”的无稽之谈,他们也许未加认真地思考,也许是照搬照抄更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反正都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作为公有制优越性的重要依据。我们只要还有起码的经济头脑和正常的思维能力,就会看到想到公有制的虚伪和荒谬。

    国有企业在上市之前名义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人人皆有13亿分之一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其盈也好,亏也罢,与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有何相干?某国有垄断企业的一个抄表工年收入十万元。这对于一个在亏损企业里下岗失业的职工来说,其优越性又体现在谁的身上?这种名义上的公有究竟能够让多少人受惠?让什么人得利?

    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没有搞清楚所有权不等于使用权和经营权。生产资料无论如何公有,其经营和使用最终都必然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所以,公有制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及使用权是相互分离的,其本质是公有私营和公有私用。而私有制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及使用权却相对比较一致。所以,和私有私营、私有私用的正儿八经的私有制相比,公有私营和公有私用的公有制的基因里存在着一种先天性的缺陷。它天然具有不合理、不公平和非正义的原罪。今天中国大陆普遍的公款吃喝玩乐、公款出国旅游和公车私用等等的腐败情景,无疑都是这种基因发酵作的孽。

    这种基因的漏洞给贪污寻租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创造了许多的机会。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及使用权的分离,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公家财产落到经营者使用者手里就很容易变成经营者所有和使用者所有。许多国有资产已经被变着法儿进入了个人的帐户,许多黑钱已经洗白。由于13亿分之一的所有差不多就等于没有,所以全民所有很容易变成全民没有。于是,中国大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这样悄悄地演变成为当权者的“官有制”。官场内部一度流行把党委书记一把手称为老板。表面上看似孚有点开玩笑。其实决非戏言,恰恰是深刻地击中了公有制荒谬的要害。共产党的各级党委书记心照不宣地做起了各级“共产主义老板”。于是,阳光下他们冠冕堂皇地“讲政治”,黑暗中他们恬不知耻地搞腐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仍然是他们的老规矩。

    因为公有制意味着官有民没有,所以就十分方便地勒紧全国人民的裤带。什么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什么低工资低消费,都是以革命的名义高积累高剥夺。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不是哪一个资本家作的孽,你和谁去算帐?总不能和整个国家对抗吧?但是私有制的剥削就没有那么容易。被雇佣的工人们闭着眼睛也不会搞错是吃了谁的亏。他们可以通过罢工等和平的手段与老板讨价还价。而政府也往往会站在工人这边为工人说话。因为工人手里的选票比资本家多得多,得罪不起。毫无疑问,社会的公平正义并非单纯地取决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不过是社会的经济制度,还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与其配套,才能建成一个健康发展的和谐社会。

    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从不同的侧面观察社会。于是,就冒出了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例如:人本社会主义几孚等于福利资本主义。有人把北欧等国家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但这些国家的人民或许更愿意称自己的国家为资本主义。也有美国人把自己的国家看成是一种自由社会主义。官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有不少人认为是一种初级资本主义阶段,并且被称为权贵资本主义。实在莫衷一是。著名的海外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资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不过是一种数目字管理。“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无非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修正。亦即在私人财产权已在原则上固定之后,针对其原则上的罅隙和不及之处,加以补助和加强。”并且认为只有凯恩斯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样就又多了一种私有社会主义。显而易见,这种私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大陆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

    现在看来,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无论是由私人资本出面主持,还是以公家的名义出面主持,最终都将是同一种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各尽所能,各换所需。”也许可以说是一种“交换主义”。其理想的目标不可能是共有共产,而只能是共通共和——和衷共济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当然无须赘言,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相互交换的。天赋之人权和政府之政权显然都不能参与交易。贩卖妇女儿童和权钱交易总归是伤天害理犯法的。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不是私有制无法解决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而是公有制无法克服其和一个个的私人之间的根本矛盾。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而言,最好的形式是上市公司。它实际上是属于市场所有的“市有制”。由于其股份属于无数大大少少的股东,显然不是只有少数几个人所有的私有制。当然也不是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由于其股份天天都在交易,具体的股东随时都在变动,所以是一种动态的集体所有制。它是一种动态的部分公有和实实在在的私有相结合的“市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算得上是一种资本社会主义或社会资本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的改革已经为必要时逐步稳妥地稀释国有股权创造了条件。而《物权法》的制订颁布也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未经许可不能进”的私人财产权提供了初步的法律保障。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报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赋予社会主义更多的人文关怀的色彩。这一切似孚都在向人们显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在向社会资本主义迈进。而美国因为金融危机,政府设想把某些将要倒闭的银行收购国有。这似孚也在向人们显示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正在向资本社会主义演变。

    也许最好是只要正义不要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名词都令人尴尬地被堆压着多重的含义,既然已经过度滥用,当然最好弃之不用。但是如果真的抛弃不用,又会感到帐然若失。所以我们只能希望正义战胜主义。必须抛弃的是“资本主义最坏,共产主义最好,社会主义是过渡”之类的糊涂荒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

    总而言之,只有相对于以官为本的国家主义而言,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才是一种好主义。如果相对于私有私营和私有私用的资本主义来说,公有私营和公有私用的社会主义肯定是一种坏主义。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人权高于主权、以法律规范治国、奉行公平正义自由民主才能成为好的社会主义。否则,藐视人权、草菅人命、践踏法律、颠倒是非、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只能堕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分支,变成“中国黑色的社会主义”。

    实践已经证明,曾经十分流行的“大河有水小河满”的国家主义的说法是多么的荒谬。如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每年都远远超过GDP的增长幅度。“大河里的水”足够满了吧?但“小河里的水”却依然不够治病上学。当然更买不起住房咯。国家的税收就像戈壁滩上的塔里木河,老百姓的钱包好比罗布泊。无论塔里木河上游的水多么满,罗布泊最终还是干涸了。中南海里的高端人士如果良心未泯,就应该主动放弃国家主义,奉行结社自由的社会主义。那种共产企业的经理们“赚了是自己的,亏了是国家的”的社会主义应该寿终正寝了。

 

 

重庆市重点国企上缴“红利”全国最高

重庆日报 记者 廖雪梅

2011年01月05日

    上个月,财政部下发通知要求,2011年起央企上缴红利的比例将统一提高5%,垄断行业最高上缴比例达到年红利的15%。据市国资委主任崔坚介绍,早在2009年,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上缴比例,已创全国最高,达到15%。

重庆国资跻身万亿俱乐部

    如果把重庆国企的发展比作一本书,翻开“十一五”这一页,最为靓丽的两个词汇,当属万亿国资和千亿集团。

    2010年1月,重庆38家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突破万亿元大关。同年9月,重庆国企首个资产总额达到千亿的集团———高速集团诞生。12月底,化医集团财务公司隆重开业。按照国际惯例,资产过千亿的国企集团,就需要成立财务公司来管理资金。如今,重庆国企已经进入需要财务公司专业“管家”的阶段。

    回首2005年,重庆国资的“身家”不过3686亿元。短短5年间,重庆国有经济实现了由千亿级国资向万亿国资、由百亿集团向千亿集团的跨越。“十一五”发展,重庆国企交出一份赏心悦目的答卷。

资产总额5年净增8367亿元

    2009年,对于任何企业和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年份。重庆国企也不例外。当金融风暴席卷全球,重钢集团、机电集团等昔日销售收入过百亿的“航母”收入骤然下滑,国有企业面临一场实力和信心的考验。

如何化“危”为“机”?

    市国资委主任崔坚提出,实施组织结构、资本结构、产业结构、运管结构和监管体制“五大结构调整”,夯实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重钢加快建设船板用钢基地、开投集团正式成立、商社集团有计划推进整体上市、四联集团进军LED产业……2009底,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达到7437亿元,同比增长24.5%,规模升至全国第五位。

    乘着蓬勃的发展后劲,国有企业实现新的飞跃。去年,高速集团、农商行、重庆银行成为千亿集团,23户企业跻身百亿集团。以1000亿级为第一梯次、500亿级为第二梯次的集团梯次构架群基本形成。

    5年间,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净增8367亿元,规模由“十五”末全国排名第十位升至“十一五”末第四位。国有企业竞争力得到提升。“十一五”末,市属国有重点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较“十五”末提高6个百分点,达到33%。

    国企改革的最终目标———整体上市取得突破。去年,重庆水务成功IPO,商社集团、港务物流集团整体上市获批,农商行登陆港交所……全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全部完成股改,国企整体上市工作全面铺开。截至2010年,重庆国有经济总市值达到1530亿元,比“十五”期间增长近10倍。

一年引进外资近40亿美元

    “十一五”期间,国企虽然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也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金融危机导致国际资产价格下降,产业转移过程加速,重庆国企抓住“危”中之“机”,主动出击。

    重庆国企并购项目创造新纪录———重钢收购澳矿,解决了制约重钢百年发展的资源瓶颈;机电集团收购英国PTG,使重庆机床相关技术提升15年以上;粮食集团在巴西、阿根廷、加拿大等国购地520万亩,规模相当于重庆现有油料耕种面积的总和……以万亿国资为平台,重庆国资系统2010年引进外资近40亿美元,约占全市引进外资的2/3。世界的目光更加关注重庆。以市属国有重点企业为纽带,我市新引入35户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是“十五”期间的2.5倍。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认为,重庆国有企业开创了“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共进”的“重庆模式”。重庆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进民也进。数据显示,截至“十一五”末,非公经济在市属国有重点企业中的占比,由“十五”末的12%提高到40%。

 

 

密切关注朝鲜经济复兴的机会

商务部研究院 梅新育

2011,1,

    毫无疑问﹐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对中国的四天非正式访问是2010年8月末东北亚区域内最大的国际新闻﹐在区域之外﹑大洋彼岸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自从3月26日天安号事件以来﹐东北亚区域风云跌宕﹐当今世界对峙双方兵力兵器最密集的朝鲜半岛和周边海域剑拔弩张﹐从密集军演到高调部署射程1500公里﹑覆盖中国京沪等数十个大城市的玄武~3C远程巡航导弹﹐到李明博提议开征“统一税”﹐再到8月16~26日美韩联合军演首次加入假设韩国统一部官员接管平壤政权内容﹐……美韩方面的一系列不理智行为将危机推向激化﹐也让中朝人民再次深切感受到何谓唇亡齿寒﹐户破堂危﹔尽管有西方及亲西方势力持续大规模开展妖魔化朝鲜宣传灌输﹐中国民间对维护和发展中朝特殊关系的支持率仍直线上升。1 从2000年5月首次以朝鲜最高领导人身份访华至今﹐金正日十年访华六次﹐2010年时隔三个月便两度访华﹐频度空前﹔访华时间是在朝鲜劳动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前夕﹔金正日为访华而撇下了去平壤“捞人”的美国前总统卡特﹔我国最高领导人罕见地在外省城市会见来访外国领导人﹐令人联想起“郊迎”的中国古典礼仪﹔……这一切都表明了这次访问何其不同寻常。金正日访华刚刚回国﹐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中将就率团访朝﹐被视为朝鲜政坛二号人物的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接见了他们﹐并就中朝关系和中朝两军交往作出了积极的表态。那么﹐从这一切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推论﹖

    1 在环球网所作网上投票中﹐82%的投票网民选择支持中朝特殊关系﹐只有18%认为中朝关系应该是普通国家间关系 — 作者注。

    首要的推论是中朝关系的稳固性再次得到了确认﹐而且必将传承下去﹐中国将继续是朝鲜最可靠的友邦﹐中国东北边境乃至整个环渤海区域都不会面临国际局势剧变的压力﹐更不会因此而打乱该区域的重大经济建设计划。东北和环渤海区域的国内外投资者们﹐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实施你们的投资经营计划﹐和平和秩序是有保证的。至迟从隋唐以来﹐半岛局势就开始纳入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地缘政治基本原理和千百年来的历史教训无时不在告诫中国人﹐中国必须在朝鲜半岛拥有一个毗邻友邦。国内外普遍认为﹐即将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决定朝鲜权力交接的基本布局﹔而在2010年5月﹑8月金正日两次访华中﹐根据中朝双方官方媒体报道﹐双方领导人都提到了中朝传统友谊世代相传。

    金正日2010年5月访华时﹐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加强中朝合作五点建议﹐其中第四点是“扩大人文交流。双方要深化文化﹑教育﹑体育等各领域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往﹐使中朝传统友谊世代相传”。金正日总书记则表示﹐“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和精心培育的朝中传统友谊经受了时代风雨的考验﹐不会因时间推移和世代交替而发生变化﹔……朝鲜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朝中关系﹐决心把一个不断巩固和发展的朝中关系传承下去”。 2

    在这一次访华时﹐金正日和朝鲜方面再一次强调了中朝友谊的历史渊源和传承。根据新华社报道﹐在两国领导人会谈中﹐金正日表示﹐“中国东北地区是朝中友谊的发源地。通过这次访问我们再次深刻感受到﹐两国老一辈革命家亲手缔造的朝中传统友谊弥足珍贵。当前要加强双方各领域各部门以及边境省道友好交流合作﹐重视两国青少年交流学习﹐推动朝中传统友谊不断向前发展”。而在访问结束后﹐朝中社公布的朝方感谢信息也明确表示﹐“朝中友谊……深深珍藏在两国人民心间﹐经受住了历史的所有考验”。

    更引起外界关注的是﹐金永南在接见张又侠中将率领的沈阳军区代表团时﹐表示﹕“今后朝方将为巩固和发展朝中两国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加强两军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不懈努力。”􀿃

    第二个推论是中朝经贸将迎来进一步深化扩大的机遇。这一机遇首先表现在双方最高领导层对此的强调。胡锦涛主席在金正日2010年5月访华时提出的加强中朝合作五点建议中﹐第三点是“深化经贸合作。双方政府有关部门要就深化经贸合作进行认真探讨”。金正日的响应是﹕“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朝方欢迎中国企业到朝鲜投资﹐积极提升朝中务实合作层次和水平。”

    这一次访华时﹐根据官方媒体公布的信息﹐双方最高领导人都比上一次更加强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经济合作。胡锦涛提出的第二点建议是“推进经贸合作。扩大和深化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中方愿同朝方本着政府主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努力发展经贸合作”。并强调﹐坚定不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一条基本经验。发展经济既要靠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对外合作。这是顺应时代潮流﹑加快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中方尊重和支持朝方为维护稳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采取的积极举措。金正日则对胡锦涛主席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表示﹐朝鲜当前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希望加强同中方的交流合作。再考虑到金正日此行参观考察的一系列工农业和交通项目﹐考虑到此次有多名朝鲜地方党政领导随行﹐我们不难从中看到两国领导人深化扩大双边经贸合作的意愿。

    中朝经贸之所以将迎来进一步深化扩大的机遇﹐还因为朝鲜已经走出了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可望迎来经济复兴。由于面临重重封锁和强大军事压力的朝鲜难以如同和平环境国家那样无所顾忌全面公开统计信息﹐也由于统计体系不同﹐外界缺乏可比的朝鲜经济统计数据﹐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尚难直接得知朝鲜宏观经济走势的具体情况﹐但根据某些侧面迹象﹐我们可以得出上述判断。

    一般说来﹐一国经济增长提速也意味着进口提速﹐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为此时该国对进口技术装备﹑原料﹑能源的需求都会增多﹔而在困难时期﹐由于国际支付手段短缺﹐一国会尽可能压缩进口﹐抛售黄金储备﹐万不得已之时还会被迫倒账﹐如同我国1981年1月公开宣布无力执行1978年已签约的一批大型成套设备引进项目那样﹐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在国际市场信用蒙受重创。而作为朝鲜最大﹑最可靠﹑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朝贸易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代表朝鲜对外贸易的总体形势。考察中朝贸易﹐可以发现﹐2002~2009年间﹐中朝贸易额和中国对朝鲜出口(即朝鲜从中国进口)增速高于我国贸易总额和出口总额增速。2002~2009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从6207.66亿美元上升至22075.35亿美元﹐增长256%﹐同期中朝贸易额从7.3851亿美元上升至26.8077亿美元﹐增长263%﹔中国出口总额从3255.96亿美元上升至12016.12亿美元﹐增长269%﹐同期中国对朝出口从4.6771亿美元上升至18.8774亿美元﹐增长304%。特别是2007年以来﹐中国对朝鲜出口(即朝鲜从中国进口)和从朝鲜进口增长均快于全球贸易额增幅﹐在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时期﹐降幅也小于中国外贸和全球贸易总额降幅﹐根据这些迹象﹐可以判断朝鲜经济正在提速﹕

    2007年﹐中国对朝出口增长13.0%﹐进口增长24.7%﹔
    2008年﹐中国对朝出口增长46.0%(当年中国出口总额增长17.2%)﹐进口增长30.2%(当年中国进口总额增长18.5%)﹔
    2009年﹐中国对朝出口下降7.1%(当年中国出口总额下降16.0%)﹐进口增长4.3%(当年中国进口总额下降11.2%)﹔
    2010年1~6月﹐中国对朝出口增长24.9%﹐进口下降4.8%﹔1~7月﹐对朝出口增长29.6%﹐进口增长7.7%。7月份以来﹐无论是对朝出口还是自朝进口均呈提速态势。

    在某些政府管理废弛﹑地下经济份额巨大的国家﹐走私可以发展到极其巨大的规模﹐以至于官方贸易数据丧失反映真实贸易状况的功能。但显然中国和朝鲜均不在此列﹐两国之间的走私贸易尽管存在﹐但还不至于发展到显著影响官方贸易数据准确性的程度。

    在理论上﹐大规模援助和捐赠会扭曲贸易数据反映一国宏观经济走势的能力﹐因为如果进口猛增不过是因为经济困难而接受了更多的援助和捐赠的话﹐那么这种进口猛增就不是经济增长提速的反映﹐而是相反。根据《海关统计》﹐我国无偿援助和捐赠总额相当小﹐2010年1~6月无偿援助和捐赠物资出口合计1.58亿美元﹐前七个月合计1.81亿美元﹐对朝鲜的援助和捐赠又是其中一部分﹐还不至于根本扭曲中朝贸易数据﹐根据朝鲜从中国进口判断其国内自主需求和宏观经济走势的方法大体上还是可靠的。如表~1所示﹐

    即使将2002年以来每年中国对外援助﹑捐赠出口全部算到朝鲜名下﹐在这种假设的极端情况下﹐以下结论依然成立﹕2007年以来中国对朝鲜出口增长快于全球贸易额增幅﹐在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时期﹐降幅也小于中国外贸和全球贸易总额降幅。

 

    ~12000年至20101~7月中朝貿易 (單位﹕億美元)

年份

中朝貿易

對朝出口

自朝進口

假設援助出口全部

給予朝鮮的極端情況

中朝貿易總額

增幅

(%)

對朝出口額

增幅

(%)

自朝進口額

增幅

(%)

當年援助出口總額

假設對朝出口額

增幅

(%)

 

2000

             0.9385

2001

            2.0467

2002

7.3851

– 0.2

4.6771

– 18.4

2.7080

62.4

1.6014

3.0757

2003

10.2293

38.6

6.2758

34.2

3.9535

46.1

0.8656

5.4102

75.9

2004

13.8521

35.4

7.9950

27.4

5.8570

48.1

1.8659

6.1291

13.3

2005

15.8034

14.1

10.8118

35.2

4.9916

– 14.8

2006

17.0015

7.6

12.3237

14.0

4.6778

– 6.3

2.1126

10.2111

2007

19.7592

16.2

13.9259

13.0

5.8333

24.7

2.0091

11.9168

16.7

2008

27.9255

41.3

20.3247

46.0

7.6008

30.2

2.3252

17.9995

51.0

2009

26.8077

– 4.0

18.8771

– 7.1

7.9303

4.3

2.9844

15.8931

– 11.7

2010.1~7

16.4765

22.3

11.6179

29.6

4.8585

7.7

1.8122

9.8057

 

    注释﹕1﹑在《海关统计》中“进出口商品贸易方式总值表”上﹐援助和捐赠表现在以下两个项目﹕“国家间﹑国际组织无偿援助和赠送的物资”﹐以及“其它捐赠物资”﹐其中后者截至2007年为“其它境外捐赠物资”项目﹐且进口为零。这两个项目下的出口即一国对外援助和捐赠﹐进口即接受外部援助和捐赠。本表中“当年援助出口总额”即上述两项目之和﹐“假设对朝出口额”指的是在假设当年我国对外援助出口全部是援助朝鲜的极端情况下﹐从出口总额中剔除援助额后的中国对朝正常贸易出口额。2﹑本表计算采用了四舍五入。

    数据来源﹕《海关统计》历年来有关数据。

    进一步考察朝鲜居民生活。2010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朝鲜首都平壤并未看到营养不良问题的明显迹象﹔而且﹐与以前不同﹐这一年多以来﹐我们从国内外媒体上陆续看到了一系列关于朝鲜普通居民如何追赶时尚之类的报道。由于这是一个高度平均主义的国家﹐既然出现了相当大面积的追赶时尚现象﹐那么﹐可以判断﹐这个国家经济已经走出了最困难阶段﹐即使还没有完全步入快速增长轨道﹐至少也应该是接近经济复兴起点了。尽管当前的水灾给朝鲜带来了不少损失﹐但不至于动摇一个以工业为主国家的经济全局。

    中朝经贸深化扩大的机遇还表现在朝鲜2009年下半年以来在经济体制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且表现出了进一步改革的意愿。如金正日2009年12月视察罗先市后表示“应以进攻的态度开展对外活动﹐继续拓展对外市场领域”﹐2 随后﹐罗先特区开放步伐明显提速﹐且升级为特别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开展对朝经贸的体制障碍可望明显减少。

    朝鲜在经济体制方面采取的改革措施当属其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调整的表现。包括笔者在内﹐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喜欢看到邻国开发核武器﹔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先军政治﹑航天技术和核开发本身并不是朝鲜决策者的目的﹐而是藉以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放弃武力颠覆和吞并﹑转而同朝鲜开展正常和平互利的经济政治交往的手段。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在外部军事政治安全保障提高之后﹐朝鲜党和政府工作重心必然逐渐转向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尽管这个渐进过程会一波三折。

    尽管目前对朝贸易在中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但地缘和战略决定了我们不能将朝鲜与那些对华贸易额相当的国家等量齐观。同时﹐我们也不要因为朝鲜这些年遭遇的经济困难而低估这个国家的经济潜力﹐特别是不要低估这个国家发展开放经济的潜力。朝鲜这些年的经济困难并非主动闭关锁国所致﹐而是暴露了开放经济和石油农业的风险。朝鲜原来相当深入地参与了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分工﹐也因此而受益不浅﹐多年保持着比中国更高的生活水平﹐某些工业比中国更先进﹐农业比中国更现代化。

     在工业方面﹐朝鲜著名的咸兴二八维尼纶厂于1961年投产﹐到1970年化纤就占纺织品70%以上﹔而中国直到1963年才与日本仓敷人造丝株式会社签约引进维尼纶成套设备﹐1967年北京维尼纶厂投产﹐但产量规模长期比不过朝鲜同行。1984年5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参观咸兴二八维尼纶联合企业时﹐就很赞赏朝鲜化纤工业取得的成就﹐表示在化纤工业方面中国要向朝鲜学习。3 直到1980年代末﹐笔者的同学中还有人被派往朝鲜留学﹐学习轻工专业。

    在农业方面﹐根据中国学者温铁军(曾被联合国请到朝鲜担任农业顾问)提供的数据﹐到1980年代﹐朝鲜已经装备了六万台拖拉机﹐从而全面实现了农业机械化﹐70%的人口城市化﹐粮食人均八百斤﹐年收入人均九百美元。与此相对应的是﹐2009年我国总人口13.3474亿人中﹐城镇人口6.2186亿人﹐城市化人口比重46.6%﹐4 尚未达到朝鲜30年前的水平。正是基于较高的发展水平﹐1945年朝鲜半岛南北分裂以来第一次正式物资交往就是1984年朝鲜援助韩国﹐当时朝鲜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遭受水灾的韩国提供了五万石大米(一石大米=59.2公斤)﹑50万米布匹﹑十万吨水泥和一些药品等救灾物资。由于苏联东欧剧变﹐朝鲜原来参与的国际分工体系崩溃﹐这个国家才陷入如此经济危机。特别是建立在石油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使得朝鲜人丢掉了传统的农业技术﹐一旦苏联东欧剧变导致其外部石油来源大部分断绝﹐朝鲜农业顿时陷入全面困境﹐饥荒蔓延。

    尽管如此﹐在严峻军事威胁下经历了近20年经济冲击和封锁而仍未发生大规模动乱﹐反而在航天和核技术开发方面取得了相当进展﹐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朝鲜社会的凝聚力﹐也显示了这个国家在度过难关﹑实现与西方大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具有经济复兴的潜力。更重要的是﹐朝鲜的人力资源基础相当不错﹐这是一个继承了上千年儒家文化和社会主义国家重视普及教育和医疗卫生保障双重传统的国家﹐一贯重视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制度。与世界其它主要共产主义政党党旗不同﹐朝鲜劳动党党旗除了有象征工人和农民的锤子镰刀之外﹐中间还多了一支毛笔﹐充分显示了朝鲜劳动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的重视。即使在严重经济困难之际﹐朝鲜仍然尽力在教育和医疗保障两个方面维护其人力资源﹐以至于2010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访问朝鲜后称朝鲜医疗部门人力资源充沛﹐卫生体系可让很多发展中国家羡慕﹐国民可以得到全面的医疗保健服务﹐其免疫接种及妇幼服务工作尤受称赞。与此同时﹐南非世界杯足球赛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朝鲜人民顽强拼搏的精神﹐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灵魂﹐也是目前西方大吹大擂的某些热门新兴市场国民所缺乏的质量。加上朝鲜政府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待到朝鲜彻底度过经济危机﹑国际环境正常化之后﹐这个教育普及﹑人民勤奋守纪﹑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完全有可能成为外向型制造业领域的一支强劲新军。

    事实上﹐中国和韩国企业向朝鲜企业分包加工业务已有数年﹐朝鲜政府方面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这项潜在优势并力图发扬﹐在2010年9月2日的长春第四届东北亚经贸合作高层论坛上﹐朝方代表﹑贸易省副相具本泰表示将把罗先经济贸易区建设成为世界性加工贸易区和转口贸易区﹐就表明了这一点。是与这支潜在的外向型制造业新军携手共进实现互利﹐还是坐视其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取决于我们自己。

    有鉴于此﹐我们如能早日介入朝鲜经济复兴﹐虽然要承担较多不确定性﹐但可望得到较多机会﹐否则就会噬脐莫及了。开辟新市场是经济学大师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笔下“创新”的重要形式之一﹐又从来就是高收益的源泉﹔无论是改革开放早期进入大陆的港商﹐还是苏联东欧剧变后最早闯荡俄罗斯的中国“倒爷”﹐他们的经历莫不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制造”已经覆盖几乎整个地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寄希望于引进中国投资之际﹐朝鲜正是一个潜力较强而尚待开发的新市场。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在规划发展策略时需要前瞻﹐而不是被动地随大流﹐须知任何人更信任的都是与其“共苦”者而不是“同甘”之辈。

    我们不要以为美国政府和主流舆论每天对朝鲜恶语相向美国企业就不会探索门路打开朝鲜市场﹐美国政府就不会试探与朝鲜改善关系。实际上﹐从美国前总统卡特1994年﹑2010年两度访朝﹐到2010年3月天安号事件发生后美国一些专家试图访问朝鲜﹐美国内部始终存在主张与朝鲜开展接触﹑交流而不是对峙的势力﹐朝鲜也一直对西方游客开放﹐某些做法还显得相当“体贴”。中国学者熊蕾2010年访朝时﹐她所乘高丽航空公司北京至平壤航班满员﹐除了她那一团中国人和个别朝鲜人﹐都是西方游客﹐其中不少美国人。而且﹐为了让这些通过正常途径到朝鲜旅游的美国人回国后免于麻烦﹐朝鲜方面特地给他们另纸签证﹐以免在他们的护照上留下前往“敌对国家”的痕迹。5 中国与朝鲜关系进一步紧密﹐中朝经贸进一步深化扩大﹐朝鲜经济基本面继续改善﹐将促使美国等西方大国迈出对朝扩大接触﹑交流的步伐﹐从而进一步改善朝鲜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提高开发朝鲜市场未来成功的概率。天安号事件后美国政府阻止了美国专家的访朝要求﹐金正日2010年8月访华后却批准一个由美国专家组成的代表团从9月18日起访问朝鲜六天﹐与朝鲜官员讨论两国“民间”经济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代表团成员包括朝鲜问题全国委员会负责人卡琳‧李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主任苏珊‧舍克等人。与此同时﹐也只有不断给中朝友谊充实新的内容﹐中朝友谊才能不断巩固发展。

    如果我们及早介入朝鲜经济复兴打下坚实基础﹐未来西方认识到无法武力颠覆朝鲜而不得不承认现实与朝鲜关系正常化时﹐他们的企业也需要依托中国才能开拓朝鲜市场。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和自己的地缘﹑人缘优势﹐当年美国和整个西方阵营对新中国实施全面贸易封锁﹐结果造就了霍英东等一批香港大亨﹐希望现在是中国企业家而不是别国企业家成为朝鲜的霍英东。早在战争年代﹐达能就与共产党根据地建立了商业往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对中国实施全面贸易禁运时﹐达能已故老板老里布就不止一次访华﹐并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身为法国知名摄影师的老里布之弟马克‧里布所摄毛主席照片还成为西方名作﹔……有了提前几十年布局建立网络的这一切﹐才有了后来达能在中国食品饮料行业的强大势力﹐中国企业界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

    目前已经进入朝鲜寻找商机的投资者可能有80%是中国人﹔通钢以70亿元拿下朝鲜茂山铁矿50年开采权已经令日本商界眼红﹔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向朝鲜分包加工合同﹐以至于天安号事件后韩国政府通过禁止韩国企业向朝鲜发放分包加工合同来给朝鲜制造经济困难的企图落空﹔……这一切都表明了中朝经贸的良好基础和中国企业的开拓精神﹐我们要做的是为这种开拓精神创造更好环境。

    根据我国和朝鲜的经济规划布局﹐在参与朝鲜经济复兴时﹐我国企业宜优先选择东北为基地﹐此次党委领导与金正日随行访华的黄海北道﹑平安北道﹑慈江道可能会有较多商业机会﹐天然良港罗津~先锋更有望成为未来吉林﹑乃至整个东北东部的出海口和加工贸易基地而大放光芒。由于清末丧失了乌苏里江以东领土和出海口﹐朝鲜的港口对东北经济社会未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尽管我们也可以开发利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港口﹐但只有同时开发利用朝鲜港口﹐才能打消俄罗斯某些势力拒中国投资于门外或漫天要价的心态。

   注释:

     1 在环球网所作网上投票中﹐82%的投票网民选择支持中朝特殊关系﹐只有18%认为中朝关系应该是普通国家间关系 — 作者注。

    2《环球时报》2010年9月3日第2版。

    3《人民日报》1984年5月8日。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8


  5 熊蕾﹕〈我们不知道的朝鲜之二 — 在制裁中生存发展〉﹐中国网专家博客2010年9月18日(http://blog.china.com.cn/xionglei/art/4767573.html)。 11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1-01-08 08:57:2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huxingdou" <huxingdou@gmail.com>, "heroicway" <heroicway@163.com>, "cctvt" <cctvt@263.net>, "zhouhongling71" <zhouhongling71@yahoo.com.cn>, "心 汉" <hanxin65911@yahoo.com.cn> 标题: 千名海内外学子公开信怒斥民运份子乱搞!

    千名海内外学子公开信怒斥民运份子乱搞! 他们说:"是你们这一代人曾经的疯狂让我们的成长与教育蒙上了太多的阴影,是你们这一代人当下的整体失败让我们的生存与未来变得举步维艰!"

千名海内外学子致信张思之等10位公共知识分子

怒斥民运份子乱搞! 请解答我们的迷茫与困惑

孔灵犀 等

2011,1,

敬爱的张思之、钱理群老先生,

尊敬的胡舒立、崔卫平女士,

尊敬的于建嵘、刘军宁、易中天、萧瀚、陈子明和敏感词先生:

    我们是一千名海内外关注李刚父子案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正在就读的大学生、研究生(全体名单附后)。我们讨论并选定了10位心目中最尊敬、最信任的公共知识分子,并恳请你们关注我们的成长环境,恳请你们从各自的专业和视角,为民族下一代人的安全、公正和权益表达你们的关切与分析,提供智慧和建议!

   二十世纪已过去了十年,我们目睹着国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体验着网络时代快速传递的信息与资讯。漫步在都市的灯红酒绿与歌舞升平下,我们聊着星座、娱乐八卦,追捧着日剧、韩剧,手中发着短信,查看着人人网的留言……。每天清晨的广播,电视、报纸与新闻,这一切都让很多人怀疑世界上是否还存在着比我们的生活更美好的地方。

    然而在我们懵懂的年龄,在我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和出路时,各种践踏国家法律和文明准则的残酷现实却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的理想和希望。我们被迫用逃避现实的空虚来装载教育失败后我们尚待坚强的灵魂,或试图用加倍的勤勉去减弱社会不公带给我们的绝望。我们接受零薪实习,毕业后也难以保证一份千元的月薪。在迷雾中挣扎,我们却被社会认定为“冷漠、自私、不负责任的一代”。可是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恐惧、迷惑与不解……

    回顾我们思想和世界观形成的这数十年,深深印记在我们集体记忆中的,不仅仅是大地震的废墟下被极力掩埋的幼小生命,或黑砖窑中无数童奴的血与泪,也不仅仅是校园凶杀、南京爆炸、上海大火或乐清老村长的冤屈,更让我们感到恐惧和绝望的是这些事件背后一个接一个的疑问:

    张思之、钱理群老先生,为什么大大小小的“李刚门”可以多次、悍然地违法违宪,为什么丧尽天良的毒奶粉和假疫苗可以让媒体视而不见?刘军宁、于建嵘先生,是谁的冷血刺激着结石宝宝们撕心裂肺的恸哭,又是谁的野蛮迫使人民用生命来祭奠对财产与尊严的救赎?陈子明、敏感词先生,何时我们才能期盼法治的光辉荣耀中华大地,何处我们可以携手踏寻先贤们共和的足迹?易中天、萧瀚老师,我们怎么行动才能平衡好生活的窘迫与理想的光辉,又该如何思考才可以不让愤怒遮掩住人性的慈悲?胡舒立、崔卫平女士,什么样的智慧能引导我们面对现实的仿偟,什么样的努力可以重铸国家与民族的富强,又是什么样的希望能让我们在苟且中迎接诗与远方?

    当一个月的青春被压榨后的工资只能换来富人一个钥匙扣时,我们对国家发展和巨变的朦胧思考早已本能地让位于过多的生存压力以及各种现实的挣扎。尽管没有话语权,但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深切地关注机会的平等与自身成长环境的安全。当只占人口一成的权贵精英阶层独享了改革开放的经济果实,当他们制度化地让我们挣扎在富士康般的生活监牢中,并且可以违法违宪地剥夺我们任何人的财产、贞操、尊严甚至生命时,你们每一个人都有道义与良知的责任直面并公开回答我们的问题,因为是你们这一代人曾经的疯狂让我们的成长与教育蒙上了太多的阴影,是你们这一代人当下的整体失败让我们的生存与未来变得举步维艰!

    今天,我们一千名海内外学子因“李刚门”站在一起——相信还有更多、更多认可我们的想法,却出于惧怕而不敢表达的同学们,为了自己更好的理解现实,为了未来更好的人生规划,也为了心中最根源的对人类公平、正义、良知与尊严的认可,我们恳请你们从各自专业视角出发,表达对“李刚门”的关注,解答我们的迷茫与困惑,并给予我们全局的视角来认识现在和未来。同时,我们也希望同学们和年轻人们和我们站在一起,共同关注我们自身的安全和公正。

    发送评论、来信或询问请致:socialjusticeinchina@gmail.com 或 ligangletter@gmail.com

    公开信目前已有1157人签名,因不便全部刊登,这里仅公布发起人“‘李刚门’公开信工作小组”名单:

    孔灵犀(哥伦比亚大学)、李坤力(普林斯顿大学)、徐诗嘉(哥伦比亚大学)、陈圳(康奈尔大学)、李瑾穗(纽约皇后大学)、李晓依(纽约皇后大学)、付富强(弗朗西斯刘易斯高中)、施毅......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1-01-03 19:13:54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汪晖:反思未来民主

“代表性的断裂”:反思未来民主的进程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汪晖

2011-01-01

    过去三十年,围绕民主问题的辩论和分歧从未停止。“历史终结论”将民主作为最后一种政治形式,普遍历史到来的标志。这一有关民主的叙述是通过将“人民民主”置于“政治专制”范畴才得以完成的。然而,接着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而来的,是反恐战争、宗教冲突、生态破坏、高风险社会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也引发了“社会民主”的危机。西方民主的空洞化、新兴民主的内在矛盾,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困境,与上述危机密切相关,成为讨论当代民主问题不能忽略的课题。为什么二十世纪形成的两种社会体制先后陷入了危机?讨论民主的危机并不等于否定或反对民主,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这是两个截然不同但在中国语境中常被混为一谈的问题。如果不能对当代语境中的民主危机进行分析,就不可能恰当地探讨民主问题。由于十月革命的冲击,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它的对立面,在冷战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也产生了一种思想上的二分法。但如同霍布斯邦所说,这种二分法是一种武断的思考构造,只能置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下才能被理解。这个二分法无法把握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体制差异,也难以解释美国、日本、英国、西德、巴西、北欧、韩国或印度之间的不同模式和道路,当然更不能解释对立的社会体制在竞争中通过对对手的观察、模仿和汲取而形成的制度安排。

社会平等的遗产作为民主的前提

    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缺少平等的社会遗产,如南亚和拉丁美洲就从未完成过土地改革,而没有这个平等的社会遗产,就难以产生民主的两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就会形成新的社会冲突。

    围绕着民主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谨慎的民主理论家因而也都强调他们谈论的是某种民主实践和民主理论。不过,在当代语境中,人们谈论民主,大致包含两个不同的面向,即作为政治体制的民主与作为社会形式的民主,前者包括普选权、个人权利的保护、言论自由、多元主义等等,而后者的核心是平等,主要体现为社会保障,公共物品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开放,再分配等等。这两者的结合就是所谓社会民主。法国政治理论家皮埃尔·罗森瓦龙在分析民主的上述两种形式时说,在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民主的这两个方面是完全重叠的,因为那时的平等概念并不涉及再分配的内容,而只涉及人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即平等的还是等级的。那个时代的平等政治直接地体现为打破各种身份和等级制,以国家-公民的关系形成民主的社会模式。

    但是,在19-20世纪,作为民主的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发生了持续的分化。一方面有普选、有新闻自由、有法律保护下的产权,即所谓宪政民主,但另一方面,社会分化严重,贫富不均、不同形式的垄断、阶级对立等等最终导致了剧烈的社会冲突。新的社会等级制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根源,也是民族国家间冲突的根源之一。从19世纪晚期,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对革命的恐惧和战争的反思,以及冷战时期两种社会体制的竞争,如何实现社会妥协和阶级调和成为民主实践的重要内容,这对促进民主的社会形式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社会理论上,人们对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权利体系进行反思,这一反思集中地体现在有关权利与义务、福利与责任、自主与团结等关系的重新解释上。今天谈到社会民主模式,基本上都离不开税制、社会保障机制、合法化的公会及最低工资、劳动合同法等机制。社会民主的观念吸纳了许多社会主义运动的成果,通过制度设计,将这些成果转化为民主的社会形式。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

    民主的社会形式集中地体现在三个层面的平等概念之上。第一个平等是所谓机会的平等,这是一种建立在形式主义的权利观之上的平等概念。机会均等的概念与结果平等的概念是对立的。这一概念只是考虑所谓起点的平等,但缺少有关不平等的社会条件对于所谓机会均等的限制,也没有讨论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竞争也会产生垄断和不平等。如果说机会均等或起点平等的概念在法国大革命或美国革命时期还可以称之为一种平等的社会形式,那么,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这一概念也常常成为掩饰社会不平等的说辞。正由于此,战后的社会民主特别重视分配意义上的平等。分配的平等和分配的正义不但涉及资源的分配,而且也照顾到了结果平等的重要性。阿玛蒂亚·森在“什么的平等”一文中沿着这一路径又进一步提出了“能力的平等”的概念。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在三层意义上讨论平等,即机会的平等、分配的平等和能力的平等。如果一个人由于贫穷或其他因素,无法通过教育或其他条件获得能力及相应的社会位置,他或她就不具备竞争的能力。因此,没有能力的平等,机会平等就等同于空洞的许诺;没有相应的社会体制(包括再分配体制)的保障,机会平等也正是不平等的合法表述。

民主应当包含能力平等

    能力的平等事实上也涉及劳动者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即他或她是从属者还是社会的主人的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许多问题,比如官僚制的问题,特权的萌芽,以及经济决策中的一些失误,需要认真反思,改革是必要的。但以此否定这一时代的平等成就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即便在欧洲社会民主模式中,分配的正义也是与结果的平等密切相关的——税制与再分配、社会福利和保障体制等都是分配的正义在制度上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义务教育体制,以及农民夜校或其他平民教育形式,为普通劳动者和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教育的机会,从而也为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前提。那个时期的大学生中来自工农家庭背景的学生比例也很高。更为重要的是:能力的平等不仅表现在教育、技能等方面,而且也体现在能动性、自主性等方面。能力的平等事实上也涉及劳动者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即他或她是从属者还是社会的主人的问题。从这些方面看,即便按照经典的社会民主的尺度,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不但为改革时期的成就奠定了前提,而且也为一种民主的社会形式提供了基础。

    阿玛蒂亚·森对于分配正义和能力平等的讨论也可以放置在中国与印度的对比中考虑。印度曾是英国殖民地,独立之后选择了民主政体,有议会、多党制、普选权、新闻自由,但仍然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种姓制度意味着只有极少数的人拥有进入政治领域的能力,即便以法国大革命时代有关民主政体与社会形式高度合一的观点看,这一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的分离也是引人瞩目的。印度的通用语言是英语,但说英语的人口只占约10%;无论在印度的全国性政治空间里,还是在高度流动的经济活动中,会讲英语是基本条件。这也意味着能力平等的严重的匮乏,而这种能力平等的匮乏最终导致机会均等的空洞化。由于未经深入和彻底的土地改革,印度(以及整个南亚)的土地关系是高度不平等的,这也构成了中印之间改革前提上的巨大差别。由于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脱节,多党政治、普选权和新闻自由的功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并不是说政治民主不重要,事实上印度对于自己的民主体制是肯定的,这个体制也为印度的进步提供了前提。但是,一个民主政体如果缺少社会平等的基本形式,我们可否将这个社会称之为“民主的”其实是一个问题。我最近去印度参加第十届英迪拉·甘地会议,讨论的主题就是“社会民主”,而中心问题是社会正义、公平分配、国家的角色等等。换句话说,讨论所谓“民生”问题与民主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模仿西方政治民主,却未能形成一个民主的社会,等级性、专制和垄断常常与民主政体并行不悖,这也说明不能限于某一方面讨论民主问题。

    民主政体与社会形式的分离也是许多转型国家的社会特征。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从一党制变成了多党议会制,媒体的自由程度大幅度提高了,但在这些社会,政治民主化与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全面否定纠缠在一起,结果是将包括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平等的社会形式也一并否定了。在这一条件下,政治民主化成为不平等分配和新的垄断形式合法化的过程,从而损害了政治民主的声誉。由于民主政体,尤其是政党政治和媒体高度依赖资本和金钱,垄断集团——无论其占有形式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往往能够顺利地将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的和媒体的势力。这就使得社会形式上的寡头化与民主政体结盟,造成了极大的平等灾难和社会分化。由于不同社会体制的竞争不复存在,社会主义遗产已经在民主/专制的二元区分中彻底丧失合法性和合理性,我们很难看到在选票政治之外寻找解决方法的可能性。这些经验同样证明:离开社会形式的探讨,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民主社会。

    在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持续发展的状态下,民主问题不仅牵涉政治体制,而且也涉及社会形式。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中形成的平等遗产理应作为民主的前提来对待。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缺少平等的社会遗产,如南亚和拉丁美洲就从未完成过土地改革,而没有这个平等的社会遗产,就难以产生民主的两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就会形成新的社会冲突。没有实质上的公平,没有公民之间的相互平等关系,政治民主的公民权就变成了空洞的形式主义观念。因此,重要的并不是要不要政治民主,而在于怎样才能够使得政治民主拥有社会平等的内涵。如果否定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遗产,那就会使不平等分配持续化。市场社会不会自发地导致均衡,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合理的调节、制度保障和为争取平等和正义的社会斗争,民主的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的分离和断裂将是常态。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没有经济民主化,就没有社会民主

    经济民主化必须通过提高劳动大众的地位来实现”。战后社会民主和企业民主的尝试都是围绕着所有者、管
理者和劳动者的共同管理、共同所有等方面展开的。

    民主的社会形式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没有经济结构的民主化,不要说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社会民主也是不可能的。最近的一些工人抗议运动,尤其是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的惨剧,说明企业制度的改革对于保障工人的基本人权是多么重要。经济形式的平等包含了不同的模式。除了通过国家税收实行分配的正义之外,公司管理层面的民主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里可以提及两本曾经影响很大,但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也逐渐被人遗忘的著作。一部是米歇尔·阿尔贝尔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即以莱茵模式为主要对象所做的对“社会市场经济”的研究。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即将市场看做是一个繁荣经济的工具,要求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公平分配这种繁荣。“从这个角度看,莱茵模式中最先进的机制是大公司的共同管理制度,这种共决制在德国是强制实施的。

    按照共决制,公司监事会的组成,一半是股东,另一半是雇员代表。”在很长的时期内,这种制度不仅从公司层面提供了一种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更为公平的分配制度,而且在效率上也更加优越。另一本书是罗纳德·多尔的《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英美模式VS.日德模式)》,以研究日本企业模式为中心,强调“企业的效率不仅仅看它给予资本所有者的回报,而且还要看它给予消费者、地方和国家,还有雇员(包括经理和工人)的回报。”“促使经理人发挥功效的外部控制更多地来自于生产市场消费者的反馈,而不是金融市场,同时来自于组织内部的控制,……”

     多尔特别提到了日本产业中的一些独特的组织形式,如终身雇员体制及超越垂直的公司领导形式的“毛细血管式”管理,由高级决策人组成的大董事会(大公司达到50人),公司的公会组织,以及相应的会计制度。最近读到宋磊先生赐阅的一篇文章,文中引述了大塚万丈发表于1947年的《企业民主化试案:修正资本主义的构想》的序言,其核心思想也可以视为上述著作的前驱:“简单地说,经济民主化的目的在于使与企业运营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所有人无一例外地参与企业的管理,并将其意志反映在管理之中。换言之,一国产业的运营应该基于所有相关者的共识和创意进行,而且这种管理只能通过相关者的责任与合作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民主化必须通过提高劳动大众的地位来实现”。战后社会民主和企业民主的尝试都是围绕着所有者、管理者和劳动者的共同管理、共同所有等方面展开的。这些尝试产生于前面谈到的双重恐惧,即右翼对于革命的恐惧和民主派或自由派对于共产主义及民族主义的恐惧。企业的民主,再加上国家调节下的分配正义,大致构成了经济民主的内涵。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华尔街受控于金融投机,一些企业所有者和管理层共同瓜分投机所得,却让社会和国家承担后果。这也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社会模式的反民主特征。

    改革应同民主的社会形式配合诸如选举权、多党制等等政治体制问题如果不能与民主的社会形式相互配合,就必然会产生一个断裂的社会。

    中国有社会主义国有化的历史,也有工人参与管理的实践。在市场条件下,国有资本在社会分配体制中如何成为一个促进社会平等的机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通过税收和社会分红,使得国有大企业成为真正的全民企业,形成新型的劳资关系,即让劳动者同时成为所有者并参与企业的管理,就是这一探索的基本方向。如果国有企业朝着私人寡头化、投机性管理和新官僚制的方向发展,就意味着经济民主的失败。资本主义的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其基础性矛盾,即公共财富的私人占有,并没有改变。公有制是社会主义遗产,但在实践上没有真正解决资本-国家垄断的问题。几年前,我参与过一个纺织工厂改制的调查,工人们提出的问题就是工厂到底是公共的还是地方政府的;工人是否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等理论问题。我认为这就是工人们提出的民主问题。在私人的或跨国的资本中,劳动权利也是民主的核心问题。本田汽车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提出的不仅是经济利益问题,而且也是企业民主的问题:劳动者是否是企业的主人?企业制度是否提供了实现民主管理和共同责任的框架和条件?劳动者能否同时成为所有者,劳动者能否以特定的组织形式介入企业的管理?在不同所有形式的企业中,能否通过股份合作制等制度安排提供一个超越传统劳资模式的产业模式?富士康员工的自杀不是一般工作条件的问题,而是工人在企业中的基本地位问题,是企业制度和社会体制的问题。

    土地所有制和土地流转问题同样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民主的社会形式的问题。在市场条件下,如何让这种占有关系一方面适应市场的条件,另一方面又不致让土地关系的变迁威胁土地的社会占有,这是中国的国有土地所有制和集体土地所有权面临的重要挑战。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有些地方提出了“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的组织构想,根据一些研究者的描述,“农协”通过引入集体、个人资产和政府补助,由专业团队进行经营,但不同于一般的公司,“农协”的治理结构建立在村民的积极参与自由选举的自治理事会的基础上,也就是经营与社会组织相互结合。中国的小农经济有漫长的传统,如今正面临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挑战。我们能否找到一种能够容纳不同形式的农业经营方式的社会形式,让家庭的、社区的或农协的经营模式同时发展?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如何通过保存和创新来形成平等的城乡关系,是当代社会的关键问题之一。上个世纪初期,康有为曾经设想以乡为单位的公民自治的构想,这是一种在非想象的共同体基础上设想的社会自治,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思考。

    总之,用民主的社会形式这一范畴来描述这些领域的探索和实践比经济民主这一范畴更为恰当,理由是企业民主和土地关系并不只属于“经济”范畴,它涉及劳动者的社会地位问题,涉及城乡之间的交互而非从属的关系问题。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政治民主与民主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没有必然性,但民主的社会形式的衰落最终必然导致政治民主的危机。诸如选举权、多党制等等政治体制问题如果不能与民主的社会形式相互配合,就必然会产生一个断裂的社会。从根本上说,经历过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它的民主实践必须克服阶级分化,并创造一种不同于那种将剥削关系合法化的社会-政治形式。所谓以人为本,不是在克服一切奴役和附庸关系之后才能实现吗?

代表性断裂是当代政治危机的核心

    代表性断裂直接体现为民主政治的三重危机,即政党政治的危机,公共领域(媒体)的危机,以及法律体制的危机。

    对于民主的社会形式的探索并不是要取代或取消关于民主的政治体制的讨论。民主化必须是普遍参与的民主进程;如果作为公民的大众被排除在民主化进程之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问题,一是需要分析它的形式与结构,一是需要讨论它的有效性,不能保障公民参与和共享的政治形式—不管它采用何种形式—都说不上是真正的民主。冷战结束以后,民主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形式上的重要变化,但社会民主却出现了普遍危机。究竟是哪些力量导致了民主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异?我大致归纳出如下几点:

    第一,冷战结束之后,大规模战争和阶级革命的威胁消除了;由于冷战是伴随一种社会体制的胜利而结束的,两种社会体制之间的竞争也不复存在。这一宏观条件的变化导致民主的自我更新的外部动力减弱了。

    第二,伴随着全球化和全球产业转移,英美等工业强国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结果是工人阶级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工人阶级是追求社会平等的重要力量,它的变化也意味着从内部促使国家采用妥协和调和形式的治理策略的动因衰落了。(如果比较德国与美国,追问为什么德国的社会民主要比美国的情况略好一些,原因之一就与德国在发展金融资本主义的同时,保留了较大的工业体系有关——工业体系的存在保障了工人力量相对稳固。)与此形成对比,西方社会的产业转移也带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大规模工业化,工人阶级的数量快速增长,产业转移也意味着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的转移,但也恰恰在这个时刻,无产阶级政党快速地“中性化”了。新的工人阶级在政治领域没有自己的代理人。

    第三,作为工业资本主义伴生物的金融资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高的投机性,它拒绝对任一社会承担责任;金融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随波逐流,兴风作浪。政治民主,作为一种建立在公民权基础上的政治体系,很难对这一全球化的新局面做出全面的回应。这意味着全球化与建立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前提下的政治民主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

    第四,与金融资本介入各个领域相互伴随的,是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及其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断裂。(例如,根据房宁等人的“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的报告,在泰国,他信所代表的是高新产业,这个利益集团跟旧有的工业垄断集团之间有冲突,他转而诉诸乡村农民,结果是城乡之间的对立,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持续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冲突。)在工业化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妥协和调和不能覆盖这种新的利益关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安排,社会民主面临着利益重组。

    第五,后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与国有福利体制的衰落相伴而行。这一双重过程导致政治民主化与民主的社会形式之间的脱节。如果民主化变成对原有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和平等遗产的彻底否定,议会多党制也就随之变成了新的寡头关系的政治框架,多党民主与寡头性的财产分配制度相互连接。在这类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无数的政党,其中能够在议会政治中占据席位的多半是在财富再分配中获得垄断利益的政党。结果很清楚:普通大众被排除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之外。贫富分化、寡头化与政治民主化结伴而行,政治民主化从一个社会解放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排斥性的和寡头化的过程。这是“颜色革命”迅速变色的主要原因。

    上述这些要素是民主危机的外部动因。就民主实践本身的危机而言,我认为“代表性的断裂”可能是最合适的概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及其利益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断裂是这一代表性断裂的社会基础,而政党、媒体和法律体系——无论其使用多么普遍的宣称——无法代表相应的社会利益和公共意见则是这一代表性断裂的直接表现。代表性断裂直接体现为民主政治的三重危机,即政党政治的危机,公共领域(媒体)的危机,以及法律体制的危机。

 

 

正确地理解腐败

英文原题:Getting Corruption Right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与法学教授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  Jagdish Bhagwati

2011,1,

    我刚从印度回来。在印度期间,我站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发表演讲的讲台上给国会议员们讲课。这个国家最近丑闻缠身,手机行业一个涉及部长级官员的巨大骗局,让一个政客敛财高达数十亿美元。但一些议员们也惊讶地发现,原来奥巴马向他们发表演讲时使用了一台“隐形”提词机(“invisible” teleprompter)。这让听众误以为他是即席演讲的,这在印度可是一项备受推崇的技巧。

    评价腐败的跨文化差异

  以上两个事件都被视为某种形式的腐败:前者跟金钱有关,后者则是一种骗术。两者在道德堕落的程度上明显是不同的。但奥巴马的事件却反映了在评价一个社会腐败程度的重要跨文化差异。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经常对各国的腐败程度进行排名,世界银行偶尔也会这样做,媒体则会不断引用这些数据来说明国家间的相对排名。但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影响了排名的合理性——毕竟这些排名都是根据对公众意见的调查。奥巴马的行为在美国可以说是司空见惯(虽然人们可能认为以他的滔滔雄辨,他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但印度的情况不同,使用这种技巧,在印度是认为应该受到批判的。

  印度无疑也跟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存在腐败。但在印度文化中,人们会假设每个人在公共生活中都有腐败行为,除非他能证明自己是清廉的。即便是个盲人也会告诉“透明国际”的调查员:“我亲眼看见他接受了贿赂。”一位品德无可挑剔的杰出印度官员告诉我,他母亲曾对他说:“我相信你是廉洁的,但这只是因为你是我儿子。”因此,如果你问印度人他们的政府是否充斥着贪污腐败,他们会大声地回答:“是的!”同其他比较注重实际证据的国家相比,这种反应扭曲了印度的全球排名。

    谁是“权贵”?谁为“朋友”

  另外一种类似的偏差,是出自偶尔会产生的一种倾向,即认为其他国家的政治庇荫情况比自己国内的更为严重。比如,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把矛头一致指向受影响国家的情况:认为“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拖垮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换句话说,东亚领导人身边的人和捐助者都是“权贵”,美国领导人身边的却都是“朋友”。

  事实上,真正导致危机的很明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它们推动朝资本账户开放的转变,却不理解自由资本流动和自由贸易是两码事,两者的情况是不能对比的。但在那些腐败大量明显存在的地方,人们也不能因此而认为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与此相反,这通常都是政策结下的恶果。

    政策与制度如何催生腐败

  印度在1950年代有一个为世界所称道的文官制度以及政治阶层。如果这在今天让人感到难以置信,这种道德沦丧可以追溯到无孔不入的“许可证统治”(permit raj)——任何进口、生产及投资行为都需要许可证,而且这个制度的规模越来越大。高级官员们很快就发现可以利用许可证来要求回报,而政客们则利用这个制度来帮助资助自己的大财主。

  这个制度一生根,腐败行为也往下渗透。高级官员和政客们接受贿赂去做不该做的事,而下级官员则索取贿赂才愿意做本该做的事。除非你给他们甜头,否则政府办事处的文员就不会为你提供相关文件,或者让你获取所要的出生证或地契。如果政策可以催生腐败的话,腐败的代价明显的也会随着特定政策而有所不同。腐败的代价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地方尤其高昂,当地的政策制造了可以赚取稀缺性租金(scarcity rents)的垄断权力,这些钱之后又分配给官员的亲属。

  这种“制造租金”型的腐败代价极高,并会侵蚀经济增长。相比之下,中国的腐败通常都是“利益分享”型,家庭成员都获得企业的股份,他们的收益也随着企业盈利的上升而增加——这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腐败。当然,长远来说,这两种腐败都会腐蚀良好管制所需的尊重和信任,并因此损害经济增长。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没有责任去正确的定义腐败——并认识到在理解腐败时需要注意的明显及重要文化差异。

 

 

 

发件人:"张跃奎"<hzzyk2158@163.com>;发送时间:2010年12月24日(星期五) 下午5:25收件人:"zggrgcd"<zggrgcd@163.com>;"宋宝铃"<aiqun365@126.com>;"吴强:求是杂志"<qiangwuu@sohu.com>;"吴树青"<sqw@pku.edu.cn>;"吴宣恭"<xgwu@xmu.edu.cn>;"吴易风"<wyf1932@163.com>;"吴薇"<vivianwubj@gmail.com>;"伍装"<wuzhuang1998@sina.com>;"仙桃市"<suckowwgog@yahoo.de>;"徐惠平"<huipingxu@tom.com>;"徐则荣"<xuze rong2001@sina.com>;"许建康:马列所"<binghamton66@hotmail.com>;"许兴亚"<lljjx8067@sina.com>;"严法善"<yanfashan@fudan.edu.cn>;"颜鹏飞"<yanpengfei1023@163.com>;"杨承训"<yangchengxun@126.com>;"杨帆"<yangfanking@vip.sina.com>;"杨其五"<yqiwu@mail.shufe.edu.cn>;"杨晓青:人大法学院"<yxqhc@163.com>;"叶正欣"<5254580@vip.sina.com>;"一清"<yftyyhw@163.com>;"尹栾玉"<luanyu7489@hotmail.com>;"英辉"<wyhui_24@163.com>;"邮件"<aoyun8@gmail.com>;"于金富"<yjfhenu@126.com>;"于良春"<lcyu@sdu.edu.cn>;"余斌"<bjbyu@sohu.com>;"余 卒"<yuzu0082@qq.com>;"雨后彩虹"<xrzmjz10@163.com>;"袁塞风"<gxiaohong@hotmail.com>;"原正军:中国财经报"<yellowsh@126.com>;"远方"<565414741@qq.com>;"章"<zhaoruiying1304@163.com>;"张保华"<cccc543212345@sina.com>;"张朝刚"<001wending@163.com>;"张飞岸"<zaofanyouli218@sohu.com>;"张剑荆"<zjj@cet.com.cn>;"张耀祖"<zhangyz65@126.com>;主题:反贪腐大同盟宣言

反贪腐大同盟宣言

2010年12月24日

    我们是人数最多的,我们曾经包受过苦难,我们正在承受着苦难。我们中的先烈们,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再承受苦难,前赴后继热血洒干。人们一定都想知道给我们造成苦难的是什么?是各种各样的贪污腐败。

    从古至今,从中到外,统治阶级或者是说当官的,从争取政权到得到政权,他们中间的贪腐要少得多,我们的苦难也少得多;慢慢的贪腐多了,我们的苦难也多了。不管什么社会什么主义,贪腐永远是我们的大敌其后才是统治者的大敌。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就是某一个统治阶级的贪腐轮回,换句话说,没有贪污腐败就没有改朝换代。

    最后;所有意识到这个道理的人们,让我们团结在一起,高举反贪腐之大旗,不惜继续抛头颅洒热血,为消除和减轻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的苦难而奋斗吧!

 

 

 


发件人:"吕洪来" <lvhonglai@gmail.com> 2010-12-29 06:29:07 +0800收件人: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zdjun@263.net>, 抄送:标题:当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

当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

——自由资产阶级在中国如何才能形成

吕洪来

2010-12-25

    《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与方向》一文发表后,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同时一些网友也提出了一些很有针对性的问题:

    如有的网友认为:虽然如今中国民营企业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但是,作为中国自由资产阶级,它还很弱小,尤其是它的成长空间受到官僚资产阶级的严重压迫,而自由资产阶级的上层又常常依附官僚资产阶级,难有作为。自由资产阶级成熟的标志是其独立政党的成立,而在一党专政的政治生态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岂非中国的民主化遥遥无期?

    也有网友认为:吕先生说现在要实现民主政治条件尚不具备,要等到自由资本主义不断壮大,等资阶级成熟之后走上历史舞台才能担当此重任。共产党能让你不断壮大吗?…………所以问题又颠倒过来了。只有先实现民主政治才能促进自由资产阶级的发展。这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了。

    还有网友认为:目前自由资产阶级如何才能形成?看看现在中国的国进民退现状, 就知道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了,所有民营企业都在步履维艰的维持生存, 所有官僚资本,国有企业垄断了整个中国经济命脉。

    笔者大致的归纳一下,网友们的关注点集中在自由资产阶级在中国如何才能形成这个问题上,因为目前国内的环境严重抑制自由资产阶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特别是目前的政治环境不可能让自由资产阶级形成政治主导力量。

    笔者认为: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民争取民主的过程,就是自由资产阶级成长、壮大的过程。我们不是常说: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赐予的吗?同样的道理:自由资产阶级的形成也是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而发展起来的,不能指望官僚统治者的恩赐。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讲,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与自由资产阶级的成长是同步的,中国民主化过程本身也是自由资产阶级发展的过程。中外历史一再证明,人民民主权利的扩大,是人民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争取而获得的,民主不是天上掉下来得,也不是统治者自觉自愿的给你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成长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说: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化事业的政治旗手,是中国民主事业的主导力量,不是说要等自由资本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自由资产阶级成为中国社会精英的主体之后,再去争取中国的民主化。而是说: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本质上就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变革,是资本主义时代所特有的,是中国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必然要求,因此这样的一场政治变革的政治旗手只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事实上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中国的官僚资本统治集团同以自由资本为代表的广大民众的矛盾。中国的民主化就是在自由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反抗官僚资本的统治过程中实现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随着官僚资本的扩张,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国力,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官僚资本在权力庇护下疯狂的扩张和掠夺,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严重侵害弱势群体利益,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导致了自由资本的严重萎缩,引发和加剧了同自由资本及社会弱势群体的矛盾。

    官僚资本的最大弊端是:资本与特权相勾结,对内进行权力寻租,资本在权力的庇护下疯狂的扩张和掠夺,践踏市场秩序与法制,抑制自由资本的发展。官僚资本的这些弊端,必然会激起社会的不满与反抗,使各种维权运动和群体事件此起彼伏,随着各种维权运动的不断深入,会迫使官僚统治集团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政策,不断的做出妥协和让步,以缓解社会矛盾和压力,维持自己的统治和根本利益。

    而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社会逐步进步的过程,就是中国社会不断走向公平与正义的过程;是中国社会逐步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是官僚资本逐步得到抑制的过程;是法制不断健全的过程;是自由资本不断扩大生存空间获得增长的过程,也是中国社会走向民主的过程。

    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包括自由市场经济、民间言论的开放、建立和谐社会、对人权的承认、哪一件不是统治集团在人民压力下做出的让步?倒退40年,谁能想象得到中国会进入到官僚资本社会?中国的历史在前进,中国的社会在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不可阻挡,当中国自由资产阶级成熟的时候,中国民主化的时代必将到来!

    吕洪来:完成于 2010-12-25圣诞节,电话:66-800587168。

    《中国资产阶级网》首发,

 

 



发件人:"m5222" <m5222@126.com> 2011-01-03 15:47:34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历史问题

关于1976年10月6日逮捕王张江姚的行动的合法性问题

毛继东

2011,1,

    王张江姚四人当时都是全国人大代代表,按宪法规定,对他们进行逮捕,必须经过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可。张春桥是国务院副总理,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任命的,张春桥而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没有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非法使用武力手段抓捕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副总理,这是超越全国人大职权,这是严重违反宪法的行为,是一种武力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王张江姚四人当时都是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中央常委。王洪文、张春桥都是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张春桥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们都是经过党代会选举的,按党章规定,对他们进行处分,必须经过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批准。但是两名副主席常委(华国锋、叶剑英)和几名政治局委员,没有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授权,擅自动用专政工具逮捕另一位中央副主席、另两位常委、另四位政治局委员、另四位中央委员,这是严重违反党章党纪的极端错误行为。这是用专政方式解决党内问题,非法使用武力手段分裂中央,破坏中央,篡夺中央委员会权力,直接推翻了毛泽东领导建立的合法的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是张国焘式的篡党行为,也是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宫廷政变阴谋行为,也是类似法国“热月政变”式的行为。

    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华国锋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但并没有决定在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自然必然就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后由谁来担任党中央主席,要由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来决定。后来事实证明,王张江姚是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党中央主席人选。而华国锋私心严重野心勃勃自认为应该担任党中央主席,担心江青(或张春桥)担任党中央主席,所以他在毛泽东逝世后,不去主动联系王张江姚,反而主动投靠右倾翻案势力,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秘密串联阴谋策划,终于走上非法动用专政工具反革命宫廷政变篡权的道路。华、叶、汪并且将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 歪曲篡改为毛泽东确定华国锋为接班人,欺骗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欺骗全党和全国人民,这实际上是矫毛泽东指示而篡权。据江青在法庭上说,在“你办事,我放心”后面还有“有事情,找江青”。

    毛泽东确实严厉批评过王张江姚四人,说他们是“四人帮”、“上海帮”、“四人小宗派”,但是毛泽东也说过 “对江青当然可以一分为二”, “对她要一分为二”。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张江姚,应该说是对“四人帮”问题结论性的指示。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王张江姚的批评是从爱护教育的角度。毛泽东明确地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又说“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也就是说,他们的错误的性质是“要讲明白问题”的性质,是党内矛盾问题,而不是敌我矛盾的问题。十届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就王张江姚四人的错误作出政治的和组织的处理决定,只是进行政治局会议上的批评,而且会后王张江姚都做了自我批评。但是,华、叶、汪等人严重歪曲毛泽东对王张江姚批评的本意,将毛泽东说的“解决”故意歪曲成“武力解决”、“逮捕”、“粉碎”、“判处死刑”,却在后来的中央文件中说逮捕“四人帮”是执行毛主席生前的安排,这是强加于毛泽东。

    毛泽东病重时间,就有人鼓动叶剑英对王张江姚四人采取行动“先斩后奏”,叶剑英慑于毛泽东的威望,以“投鼠忌器”为借口韬光养晦,不敢造次。但就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治丧期间,华、汪、叶等人就开始秘密串联,在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在没有掌握王张江姚四人进行“反革命政变”任何犯罪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动用专政工具秘密逮捕经过合法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秘密逮捕经过合法选举的党代会代表、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然后在既成事实后完全可能被抓捕的威压下要求没有参与阴谋活动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赞同他们的犯罪活动,强奸政治局,强奸中央委员会,然后再寻找被抓起来的人的所谓的犯罪证据,这是严重亵渎宪法和党章的恶劣先例。此例一开,任何掌握了军权和专政工具的人,都可以依此效尤,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去抓捕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随意抓捕任何人。党内就会人人自危,还有什么党内民主空气?

    综上所述,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1976年10月6日抓捕王张江姚四人的行为是非法使用武力手段分裂中央破坏中央篡夺中央的行为,也是篡夺全国人大的行为,这是党纪国法不能允许的,用“下不为例”是不能解脱的,这种行为连一例也不能允许,必须对他们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法律和党纪处治。

    由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的行为严重违反党章党纪,分裂了中央,破坏了中央,颠覆了毛泽东领导下建立的合法的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所以在他们主持下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是非法的,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各项决定都是无效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产生的中央是非法中央,由他们领导的非法中央撤销毛泽东领导的第十届中央对邓小平的处分决定也是无效的。由此,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邓小平主持的第十一次党代会在组织上也是不合法的,所产生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也是不合法的,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一切决定都是无效的。在此之后的党代会没有从组织上纠正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的错误,却秉承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进行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复辟的改革开放,因此自第十一大至十七大共计七次党代会及其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在组织上都是非法中央的继承者,是不合法的,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一切决定也都是无效的。华国锋主持的十届三中全会应该定为非法的十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一大至十七大应该定为修正主义党代会,所产生的中央应该定为修正主义中央,均为不合法。

    因此,我们建议现在的十七届中共中央审查自己的合法性,立即停止行使权力,由现在还在世的第七次、第八次、第九次、第十次党代会的代表(包括这四届中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赴京召开特别党代会,接管中央权力,选举非常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然后选举新的党代会代表,召开正式的第十一次党代会。在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对1976年10月6日抓捕王张江姚四人的行为进行严肃审查,再由全国人大审查“1976年10月6日行动”的违宪问题。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2-31 11:07:00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 标题: 王小强:"秦晖批判”

秦晖批判

(香港)桑尼研究公司研究员 王小强

2011年1月

(请点击察看)

 

 

 


发件人:"frank zhang风雨读书楼主人" <plato2nd@hotmail.com>  2011-01-02 00:02:4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FW: 立凡贺年并附文稿

铁生:自由飞翔的灵魂

章立凡

2011年1月1日

    早上打开微博,陡然跳出一条噩耗——老同学史铁生走了。

    他的离去,我其实有预感,但此时此刻,还是像遭遇了雷击。不敢给铁生夫人希米打电话,对于哀毁中的亲人,轮番吊唁更像一种折磨。我自问无力抚平她的创痛,踌躇再三,致电一位密友转达慰问,她当时正在现场,说我的选项很正确。

    有人说,中学同学的友谊是最长久的;还有人说,真正的知交无须终日厮磨。这两句话,足以概括铁生与我的关系。每年有数的几次老友聚会,只要一开口,观点总是惊人地一致。

    回想中学时代,我俩在班里是高个儿,总是被安排坐在后两排;那是个成长发育的阶段,有时他的个子高,坐在我身后;有时我的个子长高了,又坐到他身后;还有时,我俩排排坐。这种距离,一举一动都在邻桌眼皮底下。我上课小动作最多:看闲书、画画儿、刻图章……都不瞒他,知道他做人靠谱,从不告密。我俩的爱好也相似,铁生喜书法,尤擅隶书;班上展示美术作品时,我俩的墨宝常有一拼,但他从不较劲儿,很有惺惺相惜的气度。

    “文革”来了,大家都狂热,我也癫狂了一阵。铁生默默地保持中立,不表态、不卷入。我俩都属于“出身不好”的学生,但他更懂得保护自己。多年后同学聚会,聊起当年学堂掌故,他一一细述如数家珍,还总结道:“立凡那时光画画儿不做功课,大家都感到不解。等到‘上山下乡’方才明白,人家早有先见之明,知道用功也白搭,根本没有上大学的命。”一番话直指人心,足证见微知著是其所长,长大不成作家才怪。

    铁生的残疾,起因是先天性脊椎裂,随身体发育而发展。“上山下乡”运动一来,不由分说都得走,他插队去了陕西,在那里发病,回京后致残,从此在轮椅上度过了大半辈子。天各一方多年后在北京重聚,他已从交道口搬到了水碓子,家有老父贤妻。对“阶级路线”下的上学记忆,我有种本能的排斥,长时间没跟校友联系,倒是铁生一直惦记着我,托同学召我“归队”。

    铁生好社交,家中常有高朋满座,不乏文人高士、怪杰隐逸,同学聚会只是其中一种。身为残疾人士,社交当然有益身心;作为残疾作家,他更需要通过社交来了解社会。关心他的朋友足够多,遇有需要出行的聚会,鞍前马后张罗的朋友随时都有;而他对朋友的关心,不仅润物无声,且常在关键处。

    我们这代人共同经历过的痛史,至今一言难尽。我曾长时间不愿触动伤疤,直至97年左右,才开始隔三岔五地整理一点。但铁生一直鼓励我写出真相,并与我一道找回记忆。我最早编成的两本集子(《章乃器文集》和《记忆:往事未付红尘》),都是在他和希米的推动下问世的。此后的日子里,铁生一如既往地发掘人性之善,而我则“记丑而博”,掉进了他设下的怪圈。

    多年来,铁生忍受着每周一次透析治疗,他说自己的双肾,透视只有核桃大小,已完全作废,自喻“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对于告别人世,他一年前已预感到。有次聚会,大家品尝着希米自制的面包,无意中聊到“找后老伴”的话题,一贯妙语连珠的他,笑着对希米说:“你该物色一个了”,立时被大家制止。此后几次聚会及今年清华附中95周年校庆,他都缺席了。

    铁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需我来评价,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到近年的《妄想电影》、《扶轮问路》,对生命价值的领悟,以“乐观”二字形容已嫌肤浅。他坐在轮椅上,早已参透人生、了断生死,俨然化境。惟其不幸,是以幸甚,与其说他是作家,不如说他是哲学家。

    铁生不多的诗作中,有一首《遗物》,其中有这样的预告:

如果清点我的遗物
请别忘记这片天空
那时我恒久的眺望
我的祈祷
我的痴迷、我的忧伤
我的精神在那儿羽翼丰满
我的鸽子在那儿折断翅膀
我的生命
从那儿来又回那儿去
天上、地下都是我的飞翔

    他的肉身,坐守轮椅三十八年;他的灵魂,从来都在自由飞翔。

    铁生逝世即日 风雨读书楼,

 

 

发件人:"Iwantrue" <wantrue@hotmail.com> 2011-01-02 11:34:38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地坛之上

地坛之上----纪念史铁生先生

王钧临

2011/1/2

    不知道史铁生先生是否听过神秘园的Adagio。我正是在这舒缓悠扬的曲声中,仿佛已置身于所熟识的地坛花草树木中,仿佛已看到史先生高贵的灵魂,正高浮于地坛之上。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如果没有那个每次去园中寻找儿子,找到后又“悄悄转身回去,只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的伟大母亲,如果没有那个“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的平凡女人,就没有人世间最能触动灵魂深处的上述文字。

    我相信,史先生是为母亲而活着的,而地坛正是他和母亲上演人生乐章的舞台。

    这个舞台,“虽然荒芜,但并不衰败”,在平凡的岁月中默默演绎着灵魂的华彩,并能“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个永恒已经附着于地坛的一草一木,在春天时朱华春荣,在秋天时天高云淡。

乱发飞舞,腊月的寒风,
野鸽子掠过晴空。
可怜我此生,命中已注定,
不能与你同行。
没有理由,没有理由,
只有借口,只有借口,
就剩下苍天在上,
就剩下苍天在上,
他竟是如此无常,
他竟也如此无常 ……

    我相信在苍天在上,更在地坛之上,史先生已母子重逢。这或许是令人感到些许快慰的事。
 

 

 

发件人:"frank zhang风雨读书楼主人" <plato2nd@hotmail.com>  2011-01-02 00:02:4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FW: 立凡贺年并附文稿

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

时间:2010年11月14日上午

地点:深圳市少儿图书馆多功能厅

主讲人:章立凡(近代史学者)

   【提要】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比较引人瞩目的有两段:一段是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另一段即与中国近代史同期之晚清至民国时期。两者的共同背景特点,是处于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各种学术思想得以在竞争的生态中异彩纷呈。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极一时之盛;时过境迁,中国思想界至今仍未企及先贤们的思想高度。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一个威权时代,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令思想界再度呈现活跃的气象,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气候乍暖还寒,风潮时涨时落。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 梳理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的脉络症结,仍不离“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大主题,而一个半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的诸多疑问,依然挥之不去,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章立凡:我注意到广东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从这几次来广东我发现一个特点,广东的讲学风气特别兴盛,不但在深圳,在广州以及广州周边地区,每个周末都有很多这样的讲座、沙龙活动。这个风气是清末以来的讲学风气的延续,从当年康有为先生创立万木草堂讲学那个时代起,广东实际上成为中国近代新思潮的策源地,而且近代改良和革命两次重大思潮的先驱都是从广东产生的。这得益于广州是一个口岸,毗邻香港,各种新思潮容易进入;而且商业也比较发达,较早形成了市民社会的雏形。我想这些都是广东在思想先行方面便利的地方。

百年两大主题:“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

    我今天讲思想界的历史高度,也不局限于民国,会追溯得稍微远一点,然后集中讲民国。我注意到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引人瞩目的有两次,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次是在近代,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民国这一段,这两段是学术界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当然可能有人会说魏晋时代算是一个,但是总体来讲,魏晋的精神是比较偏于消极的,而春秋时期和民国时期的思想上的争鸣是相当活跃的,是很有进取性的,但是这两次又有所区别,它们有共同特点,也有区别。共同特点就是都处于这种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这种状况下,各种学术思想可以在竞争的生态里各自表现。但是两者也有不同,后者处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有东西文明的对撞和交汇的历史环境。我把它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撞的结果。从秦汉以来,由于高度的封建专制制度,再加上独尊儒术的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长期的文化专制,这种文化专制导致没有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出现,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以儒家为主导的,当然有人会提出有佛家、道家等等,但它们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直到19世纪中叶,从1840年开始,由于西方文明的进入,形成了东西文化的对撞,中国就面临一个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样的变局不仅是经济上的,经济上是西方带来了自由贸易,政治上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从文化上讲,西方的文明也进入中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多元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9年,然后又重新定于一尊。对这段历史应该有所梳理,我认为各种思想的争鸣,大体上还是围绕在当年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和后来学人们主张的“全盘西化”这两大主题。但是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改良与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不易同时并行

    首先是政治上的主义之争,清末的君主立宪主义(也可以叫改良主义)和实行排满的民族主义的交锋。这种交锋是20世纪思想交锋的第一波,主题上也就是到底是立宪还是共和,到底是改良还是革命,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一个是要解决体制问题,一个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解决体制问题。从改良和革命来比较,实际上改良的社会成本比较低,但不幸的是改良走得太慢,因为所有的改良,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改革,都是被迫的,统治者一般不愿意让出原有的利益,所以就造成改良或改革的滞后,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发生。革命走到了改良的前面以后,从这100年的实践来看,革命的后果未必好。

    改良的理论,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叫做“总开关理论”。在1911年的时候,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有一个年轻人叫王眉五,跑到日本见康有为,他问康有为,为什么别人都主张革命,你还是主张改良?康有为讲了一番道理,他说:君主制像一个大楼,我们要让这个大楼亮起来的话,就需要安很多电灯,但是我们不需要拆掉了这栋大楼重建,再安电线和电灯,我们只需要把原有的建筑布上线、安上电灯,然后有一个总开关,这样大楼就全都亮了。他比较了各国的革命,认为法国革命、墨西哥革命在历史上都流了很多血,而且持续长达八十年到一百年,对社会的破坏太大,主张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他认为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搞“虚君共和”,利用君主制原有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把这个体制改革,然后达到社会的进步。他认为如果骤行革命的话,列强就会趁机进来,实际上就把国家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这预言果然应验了,后来有了日本的入侵。从1927年到1936年这10年,我们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后来突然中断了,就是因为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而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阻击中国的现代化。

    孙中山先生的观点和康有为是不一样的,他看到了欧美社会的很多问题,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下半叶在全世界开始流行了,孙先生看到了另一方面,就是资本主义的很多弊病,所以他主张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要一次完成。用他的话说叫“毕其功于一役”。这个观点后来被证明是没法实现的,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土地改革就没有实现,这跟它本身的政权结构及土地改革的成本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它后来到台湾以后实现得很成功,比大陆还成功。中共毛泽东搞的这一套,也是要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所以他在掌握政权以后的这28年间,就不断地搞社会革命,最后搞文化大革命等等,但是越搞越乱。搞得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和经济的危机都十分深重。

    在30年代的时候,吕思勉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就有这么一个观察,他说“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很准确的。中国历代的王朝更迭,无不以“均贫富”为一种动力,实际上“均贫富”只是暂时的,不是一个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共和国前30年也是搞“均贫富”,结果是“均贫”,后30年又搞了另一种,就是“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又导致两极分化。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分配制度。

五四的背景:社会主义思潮与新文化运动

    下面再说说其他的主义,民国初年,各种外来思潮都进入中国。像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多人早年都是信仰的,毛泽东早年也是信仰进化论的,其他信仰进化论的思想界的人物也有很多,过了一段之后才逐步转向社会主义。还有君宪主义,还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等等。这些主义也出现本土化的变种,像三民主义、国家主义,这些都是一些变种。当年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像今天这样非常地政治化,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国际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还有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等等,它们都算是社会主义。这个现象到20世纪初的时候还不是很明确,不像我们今天说的“姓社姓资”,那时候没有太明确的概念,也没有把它与资本主义对立到什么程度,都是在探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其实也是一种社会主义。

    多元化的主义的出现和中西文化的交汇,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追溯起来,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初年就任教育总长的时候废止了读经,出任北大校长以后提倡“兼容并包”,而且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及后来的五四运动做了一个思想上的铺垫。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以来启蒙思潮的继续,追溯起来,梁启超提出“新民说”,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再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解放,在这之前,中国人写的文章和平常说的话是两种东西,是不一致的。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讲,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很多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可能没法接受这些东西,或者没法理解这些东西。胡适提倡白话文以后,把文化普及的手段变得非常的尖利,可以很快地让更多的人接受思想文化。从白话文运动以后,思想文化就不再是文化人的专利,开始向平民百姓普及。

政治还是学术: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

    关于五四的反封建的意义,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也不再多说。我想观察一下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一部分人走向了党派政治,另一部分人趋向于学术文化,但是界限也不是很明确。走向政治的这部分人后来很失落。我以前也谈到过,中国近代没有什么真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大多是一种会党政治的延续,我把他称之为会党化现象。当时五四的先驱,除了李大钊是为主义牺牲了,其他的人,像陈独秀后来被排除出共产党,又坐了国民党的牢,最后又搞学术,但是他没有完全脱离政治。蔡元培先生担任政府要职,胡适也是,他们还是参政的,但是他们的主要贡献应该说还是在思想学术方面。还有像鲁迅、周作人兄弟是搞文学的,最后彻底投身政治的人都不是大知识分子。

    1957年的时候,领袖对有一句话很反感,某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不了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对这句话是很有情绪的,他当然是读过很多书的,但还是很有自卑感。此外,胡适晚年有一件事挺后悔,他说:当初我没有把陈独秀留住,结果他去搞政治了。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呢?陈独秀是一个不拘细行的人,他去了北京的八大胡同,然后就出事了,北大就逼他辞职了。离开北大以后,他没有地方去,就到了上海,那时候正好苏俄又给钱,所以他就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胡适后来想起这件事,他说那时候我要是想办法把陈先生留住,后来的很多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历史也没法假设,可能有些事该发生还是要发生,也不是说一个偶然的事就能改变历史。但是这也说明一个情况,当时在社会上有很多共产主义的小团体,不止一个,而每个小团体的组织方式就是开会,然后办一个杂志,或者办一个书店,以此来传播共产主义。但是搞政治还是要花钱的,有的就是一笔经费花完了以后,影响没有起来,这个团体无形中就消散了。那时候苏俄是有想法的,它要在全世界推行他们的这一套,所以苏俄也在选择中国可以跟他们合作的人选,一起来推动苏联模式和影响的团体。当时也考察过很多人,比如吴佩孚、冯玉祥等等,还包括孙中山。最终选了陈独秀、李大钊他们这批人,那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搞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俄提供了很充足的经费。而其他的很多就没搞起来,最后就剩下这一个。

    当然另外还扶植了一个,就是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孙中山曾经提出过,我们国民党也想加入共产国际,这个问题提了以后,共产国际很尴尬,因为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不够格的,共产党是可以的。后来提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国民党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

问题与主义:主义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有点扯远了,再回到主题上来。现在胡适提出的“问题与主义”这个概念,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现在有主义,但是社会问题还是越来越多,而且单从主义的教义上,我们解决不了很多现实问题,主义与现实脱节,而且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

    下面再聊聊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从西方来的,它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它有两条线,一条是思想的线,这条线严复是一个先驱,后来就是胡适;另一条是宪政这个角度的,应该是从梁启超开始,后来的继承者像张君劢、张东荪这些人,后来成为宪政运动的主要推手,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活动的“第三势力”,主要是这些人。张君劢在30年代起草了一个“五五宪草”,那是一个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在1946年经过修改,就变成了一部正式的《中华民国宪法》。现在台湾提到张先生,称他是“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到国共内战爆发的时候,“第三势力”就分化瓦解了,分成两派,一派到台湾,一派在大陆。台湾的代表人物就是像雷震,殷海光等等,留在大陆的是张东荪、罗隆基等一批人,但是这两批人最后都在政治高压下烟消云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再度兴起,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出现的,领军人物是李慎之先生。

    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有多种,在中国也有多种,现在看三民主义,应该也算是一种社会主义流派,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色彩是非常浓厚的。国共两党在很多社会改造的观点上实际上也是一致的。国共两党基本上都是西方学说的本土化产物,而且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曾经“以俄为师”。历史上分了合,合了分,现在仍然在中国的两片土地上(一块很大,一块比较小)行使治权。所以,研究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解读西方政治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需要研究这两种主义和这两党。

    还有一派人是强调中国本位文化的,这一派的传承直到今天都可以看到。当年康先生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后来章太炎也提倡读经,说明无论改良派和革命派,相当一部分人在尊孔上是有共识的。虽然政治主张不一样,对传统的儒家文化都比较认同,但是共同的文化认同。不排除对儒教各取所需。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梁启超就不是这样主张的,他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是从更高的思想文化角度来认识尊孔的问题。

大师的背影:没有多元文化就没有大师

    五四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当年非常激进的一部分人,后来也有了变化。30年代张申府先生就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要把儒教和孔子的思想做切割,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什么是意识形态。这就涉及到怎么理清传统文化的手段和方法,就需要沉下心来研究,不是光喊口号去打倒就完了,而是要研究其所以然。胡适提出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个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他给相互对立的“打倒”和“继承”两派,各自指出了一块空间,就是提倡新文化和整理传统文化可以并行不悖。我们还注意到,同样是研究传统文化,但胡适一派是引入了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治学已经有所不同。

    胡适倡导研究问题,提出整理国故之后,文化探索显得非常多元。在五四以后有很多的文化论争,比如像“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乡村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新理学等等都开始兴起,文化上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的现象。这种现象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冲击,把原来的秩序框架打乱了,大家混沌了一段时期以后再重新组合,这样就分成了很多板块,变成多元的,按自己的思想脉络和主题去研究发挥。像冯友兰先生就是阐发“旧邦新命”,把中国的本土价值观重新诠释,点燃并赋予新的使命。

    公民社会的雏形在民国时期已经出现,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已经形成了市民社会的形态,开始有地方自治的功能出现。从清末到民国阶段的广州、上海,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出现了有一定现代性的地方自治,这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的经济、社会基础。

    为什么这60年出不来大师?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出大师要有出大师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我们分析像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这一代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和现在我们(至少我这一代人和我往后的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一是他们都有非常坚实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根基,又受过比较完备的西式的教育。二是这些人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样,像胡适提倡的是西式的研究方法,蔡先生提倡兼容并包,他在北大造成的这种学术氛围,才能产生出像梁漱溟、钱穆、冯友兰这样一批学术大师。现在没有这种环境了,初级教育中没有这种环境,到了高等院校也没有这种环境,我们这60年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全盘西化”变成“全盘苏化”,把社会当作一部大机器,教育变成一条流水线,按一定的模式生产标准件。这种教育模式不需要思考,只要生产出大机器上的标准配件甚至是螺丝钉,它是相当工具化的,这就是苏式教育的特点,它不需要通才,不需要天才,不需要真正的有独立思想的人才,只需要你为这个体制服务就可以了。这样的教育是产生不了大师的。传统文化也是这样的,我们注意到,后来大师没有在中国大陆产生,但是在大陆以外的地区还能产生,像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这些人就是在海外治学,国内的土法治学的就达不到他们这个高度。

百年悲喜剧:半盘“西化”与半盘“苏化”

    从新儒学的兴起到近年“国学热”的现象,也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当然这种回潮也有它的依据。1949年以后,特别是历次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整肃非常厉害,五四所产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被摧残殆尽,传统文化也好,西方的文化也好,经过历次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文化断层。我上次讲到知识分子的去留问题,1949年的时候,出走的这批知识分子,把中国文化的文脉也带走了,而且他们还能够在台湾、香港等地延续这种文脉,在大陆,文化的传承就被斩断了。近年“国学热”的回潮,一是经济发展以后,对本民族文化的追求、推崇,随着经济的强大逐渐的成长。人总是需要一些自信心,有时候就会把老祖宗的东西放大很多倍。二是主义的教义已经脱离现实了,出现了信仰危机和思想真空。大家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精神支柱了,国学的兴起就填补了这部分空间。填补这部分空间是不是就应该充分肯定呢?我觉得既不应该过分否定,也不应该把它提到一个太高的位置上。因为中国文化确实有很多的缺陷,导致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留滞,市民社会成长缓慢,近代工业文明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些都跟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既要承认传统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对过分夸大传统的论调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1935年的时候,有一群文化人搞过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2004年的时候,又有一批文化人搞了一个《甲申文化宣言》。这两个宣言,一个是要提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另一个俨然是中国时代将至的自负感。这两次宣言实际上都是趋同或附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

    刚才所讲实际上是理一个脉络,从中可以看到各种流派的传承关系。很多流派是从清末开始,断断续续传承到今天,各自有各自的源流。唐德刚先生讲“五四以来大半世纪中国的悲喜剧,即为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斗争的结果”。我觉得说得更透彻一点,就是“西化”和“苏化”这两种观念冲撞的结果。这种情况真正发生变化,是在苏东剧变以后。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坚持讲“中国特色”,在这个背景下,新左派兴起并与自由主义展开论战。近年谢韬先生发表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也是国际上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而且比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要更为激进一些。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上次在广州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位听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都完了,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屹立不倒。我回答说:我治学这么多年一直很困惑,就是搞不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看来,社会主义的解读也是很多元的,有很多种的社会主义可供选择。近年还有一些现象,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民族主义的回潮,一是因为中国经济财富的积累,觉得在国际上可以伸一伸懒腰了,再就是国内矛盾的尖锐化,需要民族主义来煽情,引导大家一致对外。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思潮,没有很明确的政治目标,但往往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所最容易接受的东西,他们的利益被忽视了,能够分享的社会财富非常少,有一种被抛弃感。

百年轮回:体制一再更迭,文化进步有限

    下面讲一讲体制与文化的关系,体制与文化像是“鸡生蛋”或“蛋生鸡”的关系,谁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体制优先”还是“文化优先”,因为各种各样的主张都有。我感觉这两个东西是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或者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又涉及到我们的”国民性”问题。我们现在所争论的一些问题,现在看来,确实是很讽刺的,有好多在20世纪讨论过的问题,现在又重新讨论,但是没有什么新的进步。比如谈到现代化,现代化是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挂在嘴边的东西,从毛以来就存在这样的误区:将现代化解读为工业化,把现代性忽略掉了。这也不仅仅是毛,清末的洋务派就认为,学到了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国家就可以强盛,这是一种很技术的观点。“现代性”实际上是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它包括的范围是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它有共同的特征,包括民主化、法治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等。

    我们再看看另一个概念,“公例”和“公理”,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进化论讲弱肉强食,讲丛林法则,这是公例;而有道德者生存这种人类伦理,是讲公理的,这两种法则的冲突到现在都有,中国近代一直出愤青,就是这个原因。公例和公理总是有冲突,五四运动的爆发,就是公理这个东西没有在中国得到实现,列强还是不把你当成一个一流国家,他们要分配你的利益。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西方一切东西都是好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有它利己的一面。现在说到美国逼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老不升值,美国就来了一个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对策,这种对策也有它相当利己的一面,所以在国家利益冲突上,有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公理可言。五四以来,公例与公理的纠结就导致了一种后果,首先是爆发了五四运动,然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门。“庶民的胜利”这套东西就变得非常激动人心,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主义一直影响中国,从20年代到现在这90多年的时间里,它的影响还在持续。

    刚才提到唐德刚先生的判断,实际上还是“西化”和“苏化”的矛盾。当时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冲动,就把制度抉择推到优先地位,文化的重建不是很迫切,因为先要生存,这一点也是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分歧所在。再观察20世纪中国三个政权的更迭,从民国取代大清,到共和国取代民国,一次是仿效欧美的道路,一次是学习苏联的经验,而这两次实际上都是体制上的变化,从文化建设上来讲没有多少进步。

宪政怪圈:中国需要新的社会契约

    从民国历史上看,建立民国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宪政,民国的几部宪法基本上是搬用美国的宪政体制,而且有浓厚的联邦制色彩,但是这套东西在中国没有成功。我一直认为中国错过了君主立宪这样一个历史机会,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在民国袁世凯也曾经想搞君主立宪,但是他想做也做不成。为什么做不成?他在道义上是站不住的:从孤儿寡母的手里拿了天下,做了民国的大总统,又想背叛民国,从政治伦理上是行不通的。袁世凯之后大家又诉诸丛林法则,先是北洋军阀互相打,接着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然后是国共十年内战,后来发生外患,外患去掉以后又是国共内战,基本上就是靠丛林法则。最终民主宪政没有实现,靠武力建立的正统地位逐渐丧失合法性。应该说辛亥革命是以公理开端,但是最后循公例出局。

    我们再看历史周期律。历史周期律到底能不能走出?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没有走出。为什么说没有走出呢?还是封建主义的问题,还是东方专制主义的问题,所以走一走就回去了。应该说辛亥革命是要实现民主的,国民党长期实行军政、训政,有其历史上的背景,没有办法,最后就变成丛林法则,它被推倒了;但是换上来一位,还是按原有的统治模式进行统治,这就是没有走出历史周期律。今后能不能走出?我觉得我们需要新的社会契约。民国元年有一个社会契约叫做《临时约法》,应该说是结束封建社会以后达成的第一个社会契约,第二个社会契约就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但是这两个社会契约后来都被废弃了。第三个社会契约是一个不成文的契约,叫“改革开放”,这个契约到现在实行了30年,它的很多承诺实际上也没有兑现,很多问题现在又重新产生。今后中国怎么走?我觉得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国民性”改造:思想启蒙仍未完成

    下面观察一下“西化”的“山寨版”问题,最早的 “山寨版”就是太平天国,它把基督教进行改造,成为一个“山寨版”。中国农民在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这两次运动之间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第一次是摧毁传统,第二次是捍卫传统。中国这个文化酱缸可以把很多外来的龙种变成蛆虫,总是不断发生异化。

    追溯一些思想家的观点,严复介绍了西方社会“公域”跟“私域”的区分,公域;讲权力,私域;讲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讲自由。梁启超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而不能享自由。提出“新民说”来改造,倡导政治、宗教、民族、生计四大自由。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倡导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还有鲁迅的观点,这就不详述了,大家都很熟悉。

    还有一场“国民性”改造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新生活运动”。蒋介石这个人很复杂,既有传统儒家文化的根基,又信了基督教,他很有一种圣徒的情怀,他很想把中国人的“国民性”改造一下,把西方文化的优点和中国的儒家文化结合一下。新生活运动有很多讲生活的内容,有很多文明习惯的提倡。他那套东西有的比较琐碎的,比如说要刷牙、洗冷水脸等等。共和国80年代也搞过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有点类似。但“新生活运动”还有一个特点,当时面临外患入侵,所以“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是要“生活军事化”,希望全国人民像军队一样,这就跟蒋在日本受的教育有关。他有想法,但是在做法上层次不是很高。他不是不想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他很想,只不过后来政权垮台了,这套东西没有做起来。

    后来,我们看到伟大领袖把这些东西做到了,从思想改造运动到学雷锋,到“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等。国共两党的招数很类似,就是让大家统一思想,在党的领导下步调一致。它是强调共性的,不是强调个性的。改造“国民性”一直在持续,但是越改越糟。毛发动“文革”要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结果是社会道德体系彻底崩溃。现在变成一个无信仰的、急功近利的社会,实际上继承的是“文革”遗产。

走出周期律:仍需科学与民主

    现在来看,虽然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把我们重新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救出来,但是并没有彻底摆脱思想的锁链。你现在可以有自由的思想,但是你未必完全有自由的表达,你也不可能有充分的交流。这种情况是由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依然存在,导致思想的解放是有高潮有低潮的,是波动式的前进。但是总体来讲,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现在信息的传播模式已经发生变化了。过去最高层的领导看内参可以最早得到最关键、最重要的资讯;但现在任何一个互联网上的普通网民,都可能先于他的领导获得资讯,从微博上实时迅速地传播并获取一些最新的信息,这就改变了原有的纸面载体传播模式,就使公众有了非常便利迅速的传播思想的工具,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时代在前进,但意识形态管理还停留在平面媒体的思维上。

    现在感到比较遗憾的是,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但共和国60年只见大师的背影,不见新人。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都是他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我们至今没有超越他们,也没有达到他们的思想高度。

    引用一句黑格尔的话:“经验和历史教给我们的是——人民和政府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也从未按照由历史导出的原则行事。”

    顾准先生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十分必须的。”

    明年就要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还有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的纪念,回顾百年的中国思想史,这一个世纪我们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们到底进步了多少?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反思的。这一百年中,有相当多的浪费,包括在座的很多人,你们的生命被浪费了,也包括我在内。每想到这一点我确实很感到悲怆,我今年60岁了,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体制之下被迫不思考,近30年才能够有独立的思考。道德文化的断裂,”国民性”的积弊,令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急功近利,国民素质的低下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相匹配。温总理曾经讲到尊严的问题,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论及国民素质低下的国家没有尊严。梁启超先生也讲过,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我们当然是爱国者,但是我对于那种以爱国旗号维护专制的伪爱国主义,是不认同的。

    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能够真正的提升,能够成为一负责任的大国的话,我们需要文化上的多元性,需要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从五四到现在,“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是相提并论,缺一不可的。讲科学发展观,我觉得民主也是发展观,而且科学与民主这两个轮子必须要同时并进,不可能是光靠科学。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今天我们讲科学发展观,就应该反思历史,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也不会有科学的发展观。我从来就反对说什么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原意的歪曲,邓小平讲的只是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宜粗不宜细”。后来就变成了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宜粗不宜细”。如果承认历史是一门科学,就得承认从来没有“宜粗不宜细”的科学。

    最后结束的这句话,还是“德先生、赛先生,一起回来吧”!(掌声……)


    【现场问答】

    主持人:再次感谢章老师的精彩演讲!

    如果大家浏览过章老师的博客可能会注意到章老师对“风雨读书楼”这个博客有两个题记,一个是“楼观风雨夜,灯映古今书”。另外一个是“还原历史、奉献常识”,这也是历史研究的一种魅力所在,章老师把他的相关思考进行讲述和给我们分享,也让我们受益匪浅。接下来大家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感慨跟章老师共同的交流。

    提问:章老师,您说现在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您觉得这个契约需要怎么达成?他们愿意接受契约吗?如果不愿意,我们该如何达成?

    章立凡:我刚才讲,凡是改革都是被迫的,能不改革肯定不改革,因为改革就会失去很多利益。但是改革也是一种利益上的盘算,我们看君主立宪,实际上君主立宪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统治者的利益,但是把它用法律来规范化,确定它的范围。可能你在征服这个国家的时候,一段时间内仍执行丛林法则,可以予取予求,但是统治到一定阶段你就不能这样,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我给你纳税可以,但是得按规矩纳税;而且我既然是纳税人,我就要有纳税人的权利。我们中国确实缺乏这种传统,按钱穆先生的观点,中国从汉以后,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就不存在了。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是中国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中国的继承制度决定中国没有办法形成大贵族、大地主、大商人。西方是嫡长继承制,就是老大继承祖业,老大以下都各自发展,离开祖业。这样的话,它就保持了一块财富不被细分。但是中国的继承制度是各房来放,就是把祖业分成很多的小块,中国的继承制度就导致中国没有出现西方的那种大贵族、大地主,也就没有跟君主讨价还价的本钱。英国的宪章运动其实也是一批大贵族跟国王坐到一个桌子前,大家协商怎么纳税,我给你纳税,你保障我们什么。但是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这样事情,我们是一个重农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这就导致契约精神不发达。西方的契约社会理念到中国比较晚,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形成市民社会。大家注意,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在英文里都是一个词,市民社会的形成,实际上还是源于社会自治。一个社会如果自己能够健康发展,无论政权怎么更迭,社会还会有它自己的运转。我们中国的历史特点就是反过来的,一旦政权更迭,社会也就跟着动荡,原因是政府大,社会小。所以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大社会,建设一个公民社会,这样就有足够的力量来对话。

    提问:日本山寨中国、山寨欧美都成功了,为什么呢?

    章立凡:刚才我讲了继承制度,日本的继承制度和欧洲是一样的,它也是嫡长继承制,凡是嫡长继承制的国家,它的文化和经济的张力会相对比较强。嫡长继承制,除了长子继承家业之外,其他兄弟就只好航海、殖民、传教、当骑士等等,向周边地区拓展疆界。但是中国是守在一块祖业上,把土地越分越小。日本的武士阶层是被嫡长继承制赶到外头去的一群人,这群人又局限在这么一个狭长的列岛上,他们是具备张力的,只是他们的张力没地方宣泄,在古代他们变成了倭寇,变成海盗(据考证,倭寇很多是中国福建人,不能都说是日本人)。至少日本人在文化上是有一种张力的。而且从学大唐到后来学西洋,总是能够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不像我们这样非常的自大,认为我们的文化就一定是天下第一的东西,它没有那种自大和狂妄,再加上他们又有很强的竞争性和外在的张力,所以他们学西方能成功。(掌声……)

    提问:几十年前梁漱溟先生曾经对中国的自由观感到很悲哀,您认为这种状态在现在的网络社会下会有所改变吗?

    章立凡:我几年前曾经讨论过,我认为两个东西会改变中国,一个是经济全球化,另一个就是互联网。现在互联网的普及已经从白领扩展到农民工阶层,只要你有相应的设备,信息的分享应该说是越来越平等了,不是哪一个团体可以垄断的,这一点我很有信心。(掌声……)

    提问:从根本上讲,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没法建立,而相应的社会和文化形成就失去了基础,不知道章老师是否同意?

    章立凡: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公有制这个东西,马克思曾经提出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角度加以观察,认为土地公有在中国古代就存在,但也有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不了解中国。后来又有一位西方学者叫魏特夫,写过一本书叫《东方专制主义》,提出一个观点叫“治水社会”,他观察到只有中国这种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才有能力动用人力、物力进行大型的治水工程,所以他把这类政府归了一个类型,叫“治水政府”。中国从大禹开始就有了治水政府的雏形。但这是不是公有制?我觉得更确切的是国有,或者是君主所有。过去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百姓只是“食毛践土”,你踩着皇上的土,吃着皇上土地上的作物,但是这个土地是皇家的。这是一个总体的框架,下面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私有。我觉得60年来政府还是这个概念,也就造成了现在的很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在土地制度、房地产方面。现在商品房价格的成份中,大概60%是政府的收入,剩下的这一块是开发商、建筑商、各种中介等等的收入。政府拿走这么多是为什么?因为政府是最大的地主,50年代土改消灭了地主,但是出现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地主。(掌声……)

    提问:中国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好的事情总是会持续很长时间,例如文革、腐败、高房价等等。社会很难进行自我的纠正,请问有什么思想文化上的根源?

    章立凡:这好像又是一个“国民性”的问题,我观察到中国人喜欢做两种人,一种叫顺民,一种叫暴民,能够凑合活着的时候就当顺民,在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就突然一变,变成暴民了。所以中国的历史周期律中,中国人就始终徘徊在这两个极端,找不到一个办法,就是刚才我说的谈判的办法。中国的传统就是要么接受你的统治,要么推翻你。基本上中国的王朝更迭就是这么一种形式持续下来的,没有想到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和统治者共存,就是你也要活,我也要活,我们商量一个大家都活得比较长久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实行代议制,这都是达成一种政治妥协。中国人的妥协智慧一直很不够,总是采取要么接受、要么推翻这么两种模式。我觉得国人需要摆脱这种极端的思维,谋求一种共存的概念,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智慧。(掌声……

    提问:为什么现在风水迷信等等文化糟粕在公众当中反而显得更有生命力?在某某主义的大旗下,现在所谓的思想解放不可能真正的解放,而只是戴着镣铐跳舞,章老师能不能在制度环境的改进方面做一些可具操作性的展望?

    章立凡: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教育自己。我们说要想建成公民社会,一般来讲,在革命党没有完成向执政党转变之前,有很多做法不可能是出于理性的考虑,而只是一种利益上的算计,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就不希望有一个公民社会出现,从教育上就没有打算培育公民,所以教育制度设计就不是为公民社会设计的,你不可能指望从国家的公共教育中把自己变成一个公民,只有求助于社会教育。比如说论坛、沙龙,以及微博等等,我觉得这都是自我教育的方式,它是非常活跃的,而且我认为也是消灭不了的,所以我觉得,最便捷的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方式,可能就是自我教育,可能就是互联网。(掌声……)

    提问:唐德刚先生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关于封建帝制的回光返照,章老师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章立凡:我最近在研究清末“皇族内阁”,注意到皇族内阁中有一些老人家,也有一些年轻的新贵,基本上是以血缘为标志的一届内阁,这些大臣不是不懂洋务,他们也考察过西方的宪政,而且他们也不是不想实行宪政,因为实行宪政才能最大程度地保留大清满族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他们可能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拿不出好的办法。钱穆先生和余英时先生对清政权有很有趣的观察,钱穆先生就说,元代和清代是两个最自私的政权,这种政权是“部族政权”,是以血缘为团体的一群人,在中国行使治权。余英时先生说得更有趣,说他们是“族天下”。不仅清末出现皇族内阁,日本战败前的最后一届内阁也是皇族内阁,到了危机十分深重的时候,就只有自己的子弟是最靠得住的。我们看待历史上的改革,不要戴有色眼镜,不要划人群。最大限度地保住权力和利益,同时做出理性的让步,能做到这点就算不错了。蒋经国的前期和后期就是判若两人,他曾经在苏联生活过,懂得斯大林那套东西,在大陆他搞过特务政治,台湾的戒严法时期,他的权力很大,有很多人死在他的手里,但是他到了晚年,突然走出了一生中非常有意义的一步,推动了台湾的政治民主化。他是真正考虑到了国民党的长远发展,因为世界潮流已经发生变化,国民党如果不顺应历史潮流,最终会被历史淘汰。台湾实现了民主化,虽然国民党曾经在选举中被选下去了,但是又上来了,通过竞争,国民党重新获得了政治上的活力。只有竞争的状态,一个政党才能有活力,如果说几十年都处在无竞争的状态,我想会变得非常的臃肿、肥胖,罹患各种疾病。(掌声……)

    提问:请章老师谈谈章乃器先生的政治见解?请您结合自家的家世谈一下现今中国的民主党派的角色问题。

    章立凡:创立民主建国会的时候,政纲是我父亲起草的,提出的是民治、民享、民有,在中国实现经济民主,那一代人的理想,经过一个甲子以后,不但那些人消磨殆尽了,他们创立党派时的政治的理念也不存在了。变成了政权的一部分,变成了政府机关,由国库养着,从体制中分取一定的利益。过去各民主党派的经费是自筹的,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当然也有人赞助,比如刘文辉就给民盟很大的赞助,民建有很多成员是企业家,他们采取了理事会的形式,大家捐集一些款项支持团体的运作。但从1949年以后,就变成了国库开支,既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也没有独立的经费来源,人员编制也都列入了公务员系列,从这几个特征来看,它的政党特征已经消失了,已经被成功地改造了。(掌声……)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本次的论坛活动到此结束,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章老师的演讲!(掌声……)

    (作者根据录音整理版审定)

    【相关链接】

    章立凡:《以多元文化促进国民素质提升》(南方都市报 深圳读本 深评) 2010-11-22

    http://gcontent.oeeee.com/0/ce/0ce2ffd21fc958d9/Blog/eb4/3face5.html

    章立凡:《中国现代化不应忽略现代性》(南方都市报 深圳读本 深城)2010-11-15
http://gcontent.oeeee.com/3/10/310ce61c90f3a46e/Blog/9fc/e46a36.html

    章立凡:《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南方都市报 深圳读本 深评)2010-11-12
http://gcontent.oeeee.com/8/18/818f4654ed39a1c1/Blog/d59/95c5b1.html
 

 

 

 

 

发件人: LU Xiang发送时间: 2010-12-24 23:04:00收件人: FANG Ning; ZHANG Yu; SIMA Nan; ZHAO Tingyang; HUANG Ping; QIAO Liang; ZHANG Yuyan; Cui Zhiyuan抄送: 主题: 钱学森:美国如何控制大学,很有意思的老文章。几十年过去了,大家其实还在争同样的问题。

我在美国的时候

钱学森

    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10月出版的《青年共产主义丛刊》第一集——《民主与自由》,第140—146页。

    在这次整风运动的初期,有不少的知识分子——旧的、年长的也有,新的、年轻的也有,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表示过向往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的所谓民主和自由,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都曾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旗导下的新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民主,也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这些言论对我来说是很奇怪的,我不能相信他们的话。我在美国一直住了20年,但我没有与他们相同的感觉。自然,如果我们只看表面,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资本主义国家统治者的的宣传,那可能会觉得他们很民主,很自由。但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在这里,我想就我亲身所兄所闻来谈些有关美国的“民主与自由”的情况。

    美国的教育制度

    首先,我想谈一下美国的教育制度。在美国联邦政府里一向是没有教育部的,也没有高等教育部。直到最近,在艾森豪威尔的政府里才放置了一个“卫生、教育、福利部”,但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部,它所管的教育只不过是联邦政府对学校的一些帮助。在美国的教育主要是归各州政府管的,全国并没有统一的制度。而州政府的教育管理和行政单位也不过是对州立的一些学校加以控制。非州立的,也就是私立的学校是没有直接的控制的。而在美国,私立的学校很多,高等学校尤其是如此;象有名的哈佛大学,布林斯顿大学,雅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豹大学,斯旦弗特大学,麻州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等都是私立的。各种不同派别的教会也都设置自己的中小学校,这些学校的教学方式也不完全一致,各有它们的特点。在美国也强调所谓“学院自由”,说:不管州政府也好,联邦政府也好,都不应该干涉学校教学。这看起来真是民主自由极了,但事实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美国的统治阶毅对教育工作的最重要的一点——思想教育——是抓得很紧的。自然这是说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是为少数资产阶叙统治者服务的思想教育。上面曾说美国对教育没有统一制度,他们又说不要政府干涉学校教学,那么美国的统治阶级怎样抓思想教育呢?当然,方法还是有的,而且还很巧妙!就以加里福尼亚州来说吧,那里控制州立学校的是教育委员会,而教育委员会的成员是选举的。这里就有文章可做了。选举是需要把候选人名单向选民介绍的,候选人自己也可以作演说来竞选。谁来介绍候选人名单呢?报纸;而报纸是谁在控制着呢?资本家!候选人作竞选也得到处跑,跑就得花钱、花时间,谁有钱,谁有时间?资本家所支持的人!所以一般来说,只有被资产阶级的统治者所赏识的人才能选上教育委员会,他们是绝对控制着加州教育委员会的。好了,有了这么一个反动的控制机构,任何有一点点进步成分的措施都是难以通过的。例如:记得在1953—1954年就发生过在加州“派萨厅那”市的中、小学校里要不要介绍联合国工作的问题,其实这至多也不过是说在今天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国际间的合作,和平共处。但是当地的资产阶毅统治者就大为震怒,通过敖育委员会撤了该市的教育局负责人。本来么,要制造国际的紧张局势又怎么能容许人说国际合作与和平共处呢?

   再有一条控制教育的方法就是钱,没有钱就不能办事,自然也不能办学校,州立高等学校,象密芝根大学、加里福尼亚大学的经费每年都得要州议会批准通过。它们并没有固定的经费。正象前面所说的教育委员会一样,州议员们也都是资本家的代言人,他们如果发现州立大学里有进步的分子,他们就可以要挟大学,要大学清除这些进步分子,清除了之后才批经费。在1950年左右,加州大学就来了这么一次。结果有十多位有正义感的教授,因为要表示抗议,抛弃多年心血建立起来的实验室而离开了加州大学。但是抗议并没有能阻止统治者们的迫害,他们是终于把进步分子从加州大学排除出去了。

    如果是私立大学,那也是一模一样。美国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有两条:一是靠募集基金;一是靠联邦政府以及私人企业和学校订立合同,委托大学作某一项研究工作。这样资本家就很容易控制私立大学:如果大学有了进步分子,资本家就不捐款,企业也不再订合同,而联邦政府也会说进步分子不会“忠诚于国家”,因而“有碍国家安全”,不能给什么研究合同。这样,这个私立大学的经费就完全落空,学校也自然就办不成。

     自然,资产阶级的统治者也知道,控制是要有伸缩性的,这就要看当时具体情况来决定。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敌人不强,自身的危机不严重,那就可以控制得松一些,也可以留个别的进步分子在学校里装装门面。到情况严重时,象侵朝战争失败了,用原子弹氢弹吓人不成了,这就需要控制得紧些。好在美国资本家嘴里说的共产党范围极广,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只要把标准适当地改一下,控制是可以放松也可以收紧的。但是无论哪一个学校也逃不出资产阶级统治者们的手掌,学校非顺从地为他们服务不可;民主自由是假的,不民主、不自由、反人民的利益是真的。

    所谓“学术探讨的自由”

    资产阶跋的统治者们也喜欢吹嘘他们的科学家们完全有学术探讨的自由,意思是他们的科学家们爱作什么研究就可以作什么研究,不受计划的拘束。他们也曾说过:科学研究是不能作规划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连这也作规划,那是可笑的。然而事实是不是如此呢?这我们一定要讨论一下。尽管有发明家可以单枪匹马,一个人坐在家里发明些什么;但是即使这个发明是好的,是有可能实现的,那也只不过是一个建议而已。因为从一位发明家的建议到真正把发明品做出来,能实在运转,那中间有一段路;而且要走完这段路也非许多人参加工作,投入许多物力财力不可。所以单干户发明家的劳动只能认为是一项科学技术工作的开端,而不能认为是它的完成。我所以要说这种发明工作的缘故是:在科学技术工作里,现在能一个人用自己的钱在家里作的也只有某些发明工作而已;其余的,所有其他的科学工作就都不能一个人在家里作。其中理由很简单:靠工资薪金生活的人谁也没有足够的钱来获得必需的图书资料和实验装备。在科学发展的早年情况则不同,那时科学工作本身要比现在简单,的确有些科学家能靠自己的收入来进行研究。但是这种科学研究的“手工业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研究的“工业革命”早已到来,一个人的财力是不足以进行任何科学研究的。

    现在的科学研究往往需要有庞大的实验装置。譬如研究空气动力学吧,那就得有风洞,而风洞就是最起码的也得用几十千瓦的动力,也就是一辆汽车那样大的动力;大的风洞、高风速的风洞更不用说了,动力有大到几万以至十几万千瓦的,也就是象北京市全市所用的那么大的电力。再说研究核物理和基本粒子物理吧,那就得有高能回旋加速器,小的加速器也得上百吨的钢,大的得几千吨钢,也就是一只轮船那么重。象这一类的研究设备自然要很多钱,而且就是有了钱也需要一定时间——几年的工夫,才能建立起来。向哪里要这许多钱,什么时候开始设计、开始动工,这即使在工业力量雄厚的美国,也需要在全国范围里来安排。这就是说要有计划,不能想干就干,不能不考虑全局。这也就不是绝对的研究自由了。也许有人会说,他不想作这些需要庞大设备的研究,可以不可以作些不要大装置的研究呢?自然可以的,不过首先得说明白:如果完全不作这些要大设备的研究,那也就等于完全放充今天科学领域里最前端的研究。事实是:今天科学领城里最前端的研究往往需要庞大的实验装备。

    就是完全不作科学领域里的开荒工作,只作不要花大钱的研究,那是不是就等于不要有计划了呢?就能绝对自由了呢?那也不是的,理由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能作的研究工作只不过是整个学科里研究的一小部分,但是—个学科里面的研究是密切关联的,学科之同也是有相互关系的。尽管一位科学家和他的助手可以选择一个研究问题去做,这个问题可以很小,不需要什么大设备,但是,在选题的时候,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和他的助手也还—定要周密的考虑其他同行科学家们的研究工作,有时还得看看邻近学科的研究工作。那也等于说要知己知彼,要和其他科学家的研究工作相协调,决不能一意孤行。这也就是计划,不是绝对自由了。

    由此看来,美国统治阶级爱说的学术探讨自由决不是绝对的自由,决不可能是不要研究规划的自由,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现阶段不容许这样做。其实在美国也实际上有着不少的全国性的科学规划和协调机构,例如:在航空技术的研究方面就有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海军研究局、空军研究和发展等单位,每个这样的单位又按照更细的学科分类分很多个学科组,它们对全国范围内的研究工作进行审查和协调,最后决定用它们的经费来支持哪一些研究工作。一个研究航空科学的人要作工作就非得从这些机构之一取得支持,而要取得支持就得把他的研究纳入全国的计划之中。

    这是联邦政府支持的科学研究。私人企业的科学研究呢?私人企业自然是为了赚钱,要赚钱就得讲效率,讲效率就不能乱来,一定得有步骤、有目标。所以私人企业所雇用的科学家作研究也得照所在企业的经营目的定研究计划,根本谈不到什么自由选择研究题目。据说象美国杜邦化学公司那样的大企业,它的研究计划一直订到十年以后。科学家不愿意照公司的计划作也不能离开公司,因为他巳经在公司里工作过,知道了公司的技术秘密;如果放他出去为同行公司所利用来进行竞争,那就不利于杜邦化学公司。所以一定要对这位不满的科学家加以威迫利诱,把他留在公司里。这是研究自由吗?这就连人身自由都丧失了。

    当然,在美国的科学研究计划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的计划。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里面的内部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就象航空科学研究吧,空军同海军有矛盾,企业同政府有矛盾,企业之间有矛盾,这些矛盾都无法真正协调。所以他们的计划就不可能象社会主义制度里的科学规划那样全面,那样具有高度的效率;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优越性。美国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因为事物本身的要求,必需作规划,不能真实行他们爱说的研究中的绝对自由;但是另一面又不能把规划作得象我们国家里那样全面、那样合理。有的该做的不能做,不该做的反而做了。在私人企业间,为了竞争,它们的科学研究机构的科学研究必须保守秘密,于是就使科学研究力量大量的浪费。总之,资本主义国家科学规划约束了科学家们;但由于制度本身,就决定了它不能达到象社会主义制度那样高的工作效率。

    所谓“美好的生活”

    美国的统治者们也好说他们的生活水平如何如何高,对科学家们的生活那是更说得天花乱坠了。但是让我们再来研一下实际情况。先说钱。美国的薪金是照一年算的,在1955年左右,学校里的副教授年俸一般是五千到八千美元,教授一般是七千到一万美元,听说年俸最高的有到一万五千美元的,但那是凤毛麟角。这看起来钱是不少。但是第一,在美国得交个人所得税,这一下子就去了薪金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第二,在美国交通往来,因为距离远,非有汽车不可。汽车是自己开,连折旧、维护和汽油在内,一年也得花上一千美元左右。第三,房租贵,一年房租也得花上一千美元以至二千美元。这样七折八扣,真正的生活费用是已经大为减少了。还不止如此,美国一般单位规定六十五岁一定得退休,退休了又没有多少退休金,生活怎么维持呢?这就需要平时大量地尽可能地买养老保险,也就是一种储蓄,以备以后的生活费;这一笔钱约占薪金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所以最后真正能够支用的、相当于我们国家里的生活费也不过是年俸的三分之一。一位俸九千元的教授而实际上不过是年俸三千元。再进一步算算,一元美金在美国的购买力约等于一元人民币在我们国家里的购买力,所以这位美国的高级科学家的工资合算起来还不到每月三百元。因此,一位科学家在美国的生活水平并不此我们的一位相当科学家高多少。

    一位科学工作者在美国此一般人可能钱多些,虽然多得不算多,可是总算他多拿些钱吧;但是钱的问题对他还是没有解决的。这是因为通货不断地膨胀,使钱的购买力一直降低,本来估计到退休时,退休金加养老保险可以生活了,而实际上到时候钱贬值了,还是不够维持生活。这时,年经也大了,无法找到正常的职业。虽然他一生勤劳,到了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还是生活困难。在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就有一位老物理教授陷在这种处境里,后来还是通过他的学生在—个航空公司里作些不重要的研究工作,才勉强维持了生活。

    因为这个问题,美国的一切人,包括科学家在内,都抱着有机会找钱就得去找、去争、去夺!自然,正象前面所说的那样,科学家如果对美国政府的政策表示敌对的意见,那怕是轻微的,都不能逃过特务的耳目,因而招致不同程度的处罚和迫害,象拿不到研究合同了,研究作不成了,或者更严重到失去学校工作,连教书也不能教。我记得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的时候,在餐厅的午钣桌子上,同事们每次都要谈到这类科学家被迫害的事件。虽然有极少数负学术盛名的科学家就在这种压力下出卖了自己,向资本家投靠,一跃而为企业的领导人物,发些小财;可是还有不少的科学家为了正义,宁可受到迫害,遭到失业,他们也不愿抹杀自己的良心狠心地去作强盗的帮凶。也有些科学家明明看到自己的将来并不光明,但是为了衣食又只能委曲求全。他们丧失了学术工作的积极性,在工作上开慢车;有的回家种花,有的回家粉刷墙,有的上教堂,好象于什么别的都行,就是不爱干学术工作。

    看吧,这就是“民主自由”的美国,这就是有“学术探讨自由”的美国,这就是有“美好生活”的美国!那里,少数几个人的欢笑早就被千万人的叹息所掩盖;那里,人们对未来的忧虑和恐惧代替了研究和创造的喜悦;那里,“民主与自由”是为少数人所独占,而不是属于人民的。


 

 

 

发件人: Two Stones-163 发送时间: 2011-01-09 00:38:51收件人: leisharp; panwei抄送: Cui Zhiyuan; cui-zy; jpm_纪老师; 郭松民; 浩子; 黄纪苏; 孔庆东; 王小强1; 小范主题: Re: Re:Re: 近日看了张闻天秘书何方的回忆片段,觉得有趣,写了一篇东西质疑他。再给大姐的文章添点猛料——

张闻天的一次“临危受命”

方强

  1945年11月下旬到达哈尔滨。此时,中央已任命高岗为北满军区司令员,洛甫(张闻天)为合江省委书记,北满分局任命我为合江军区司令员。在陈云同志主持下,在中共北满分局哈尔滨召开了会议,陈云同志于11月30日向东北局及中央写了请示报告,就是《陈云文选》中的《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次日(12月1日),陈云同于又在党的干部会上做了传达报告,高岗讲了话。这个报告统一了北满全党的思想,在干部思想和行动上实行大转变。号召自觉地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服装,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统统都到农村去。分局会议结束后,负责干部立即分赴北满各省、各部队,组织传达贯彻、实施。

  12月7日,由洛甫同志和我率领一批干部从哈尔滨乘火车去合江开展工作。12月8日到达牡丹江,停留5天,听取了牡丹江地区领导的情况汇报。12月14日,改乘两辆大汽车北上。到林口县,驻防林口的苏军向空中鸣枪,示意汽车停下。我们便派陈剑飞、彭敏二人前去说明汽车上乘员的身份,始悉收编的林口县大队孙荣久等人昨天叛变,大队长XXX被枪杀,大队政委兼县长秦秀芳只身逃往苏军司令部避难。叛军已被苏军赶出林口,但市郊仍不安宁。苏军建议全体干部暂住苏军卫戊区司令部。经调查了解,前进方向上的勃利县城已被土匪占领,其他县城情况不明。从牡丹江开往佳木斯的火车已到林口,苏军装卸货物后,将继续开放佳木斯。苏军允许我们乘火车北上,但不保证绝对安全。在此情况下,洛甫同志决定带全体干部转回牡丹江,到安宁县开展牡丹江工作,然后再向合江发展。我的意见完全不同,要继续前进,提议既然苏军允许坐火车通过叛军区域,应当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如果因为考虑要绝对安全而改变计划,我个人愿意冒险把中共北满分局的决议带到合江去。接着又有陈剑飞、谭荫博、李万新等十余名干部也要求冒险去佳木斯,张闻天只好一一批准。12月8日,我带领男女干部十几人,化装成东北老百姓,搭乘苏联红军从林口开往佳木斯的最后一次货车。……12月18日胜利抵达佳木斯。合江省工委立即召开扩大会议,由我传达北满分局的决议[引者注:有意思哈,军区司令员代行省委书记职权哈],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后来的情况是,方强等在合江整训了部队,剿灭了土匪,打开了局面,恢复了铁路交通。半年后的1946年5月11日,张闻天从牡丹江抵达佳木斯,改组合江省委。8月8日,陈云在致张闻天、方强的信中指出:“合江自方强同志到后,形势根本上起了有利于我们的变化,获得了很大成绩。”(不知洛甫同志读得此信是否还能保持泰然的心态?)

    方强后来回忆道:这次冒险北上,又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合江省委如果没有北满分局的决议,工作会失去方向,必然要犯错误。诚如省工委书记李范五后来交心说:“我对东北土匪的阶级性质、政治背景及其反动性认识不足。”又有“三个月的和平时期,这对我思想上起了一定麻痺作用”(见李范五《建立合江革命根据地初期的情况》)。所以,他们曾准备与土匪谈判,划分防地,互不侵犯。李范五又说:“幸亏方强同志带来北满分局陈云同志的指示,我的头脑才恍然醒悟。感到剿匪直接关系到建立根据地的成败,必须把建军剿匪列为一切工作的首位”。可以设想,我如果转回牡丹江,合江工作按照原来思路搞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十几个同志这一次冒险去佳木斯,使合江工作有了转机,算是我们对合江的斗争,合江的党和人民做出的一次贡献。

  (方强《抢占东北(1990年8月15日)》,《为祖国而战》第110~第112页,海潮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1-01-08 15:15:03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朱永嘉:释革命

释革命

朱永嘉

2011-01-01

    按:今年是二O一一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共诞生九十周年,元旦早晨,我在床上从电视屏幕中凝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起典礼,看着升旗的队伍庄严肃穆地从天安门城门下,以整齐的步伐跨出天安门,我还凝视着城门上方悬挂的毛主席像,心潮起伏,祝愿共和国前途坦荡,祝愿共产党永葆革命青春,谨以《释革命》一文祝愿新的一年,共和国能取得新的胜利。

    革命本来是一个光辉的词,近些年来由于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革命一词成了人们诟病的对象,辛亥革命本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非常光辉的历史事件,在刘再复,李泽厚倡导“告别革命”,国内杜光、袁时中之类的与之呼应,故而辛亥革命也成了他们诟病的对象。在他们心目中,孙中山上不如光绪的宣统皇帝新政,下不如袁世凯务实,一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似乎都要翻一个底朝天。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在光绪和宣统皇帝的统治下,中国也许早就走上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了。是辛亥革命打断了历史的进程,所以他们要告别革命了,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荒诞不经的逻辑,历史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让时空倒流,重新给中国设计一个历史进程。如果这样说,那只能是痴人说梦话了。他们那么厌恶和诟病革命,那我们得要说一下“革命”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不能数典忘祖。在辛亥革命这场群众斗争中,是如何注入“革命”这个概念的,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对待革命,是不是应该告别革命了?

    革命这词儿由来已久,它最早见于《易》经的《革》卦,“革”是卦名,字义为改也,战国时的《象传》解释革卦时,有那么一句话:“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此为申说卦义。所谓改革乃自然界与社会之普遍规律,但都要适应当时的需要,天地之间,一年四季须是应时而不断变化的,商汤与周武王应时而革夏桀与商纣的命是为了顺天应人的需求,凡是适应时代要求的革命,都能有大的成就。《象传》还解释说:“《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革》的上卦为兑,下卦为离,兑为泽,指水,离为火,水火不相容,那就要变革,要改变这种互不相容的状态,通过斗争改变矛盾原有的态势,二女同居是指二女同嫁一夫,同居一室,便会姐妹相争,其志皆不相得,势必改变这种同居的状况,因此卦名为《革》。命,是指天命,天有二重意义,即既指自然,也指神明,在古人心目中,天是至高无上的神明,如《诗经·小雅·巷伯》“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这里苍天,既是自然又是神明,骄人是指谗人者,劳人是指被人谗者,仰告上天,希望上天是同情被谗者,指责谗人者。苍天无所不在,高悬头顶上,成为监管一切的最高神。商汤与周武王,是奉上天之命,以革夏桀、商纣之命,故革命二字者不可抗逆,是自然现象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很难完全把它告别。《诗·小雅·荡》的第一首:“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蒸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谓荡荡的天帝,是下民的君主,违背上帝的人,那么他们的命运亦多邪僻,上天生养民众,如果让他们遭遇不幸的话,那么在上位的执政者,虽然他们当初受命于上天,但他们很少能有善终的。这首诗指出天命无常,它能使执政者得以兴国,如果他们不能善待百姓,却未必都能得到善终。这是以夏、殷亡国的教训来教育周的统治者,不要忘了夏殷所以亡国的教训,否则的话,会有人起来革你的命,正如汤武革夏商之命那样。这是我们古代先人对所谓革命的理解,他们把革命看作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动力,天命是一切国家统治者合法性的依据,如果在你统治下,老百姓对生活都不堪忍受的话,也会有人起来革你的命,你统治的合法性会发生问题,这就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道理。

    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也为革命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统治的合法性,关键在于你是否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实实在在地在行动上,对百姓行仁政。

    在中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的革命二字从何而来呢?在那里最早公开倡导革命的有二个人,一个是章太炎,一个是邹容。

    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年)名炳麟,字权叔,浙江省余姚县人,一八九九年去日本留学,一九O一年,他在《民国报》上发表《正仇满论》,批判梁启超,他说:“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建立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说明立宪运动是害怕革命,寄希望于圣明的光绪皇帝。一九O二年,康有为在海外发表了《答南北美州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文。立宪与革命二者的论战就此开始了。章太炎写一篇题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文章,于一九O三年六月印为小册子发行,不久,经章士钊节录,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传》为题,在同年的六月二十九日,在《苏报》上发表,章太炎在文章的开头,便说:“长素足下;读与南北美州诸华商书,谓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援引今古,洒洒万言,鸣呼长素,何乐而为耶?”

    长素是康有为的号,康有为把立宪的宝都压在光绪身上,即“欲言立宪,不得不以皇帝为圣明”,尽管光绪被幽禁,然而“荣禄既死,那拉亦耄,载湉春秋方壮,他日复辟必有期,而满州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权藉,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差,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窥觎矣。”长素固云:“穷达一节,不变塞焉,盖有之矣。”载湉是光绪皇帝的名,工部主事是康有为进京后的职。章太炎则认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夫事之成否,不独视其志愿,亦视其才略何如。长素之皇帝,圣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办,甚至章京(指谭嗣同)受戮,已亦幽废于瀛台也?”“幽废之时,犹曰瓜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日在道塗,已脱幽居之轭,尚不能转移俄顷,以一身逃窜于南方,与太后分地而处。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则仁柔寡断之主,汉献,唐昭之俦耳”。“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无实权,不得以成败论之,而皇帝则不得不以成败论之,何者?有实权而不能用,则不得窃皇帝之虚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与天下共忧,督抚之不能制,而欲其使百姓守法,庸有几乎?”说明康有为想靠光绪来行宪政,是空想,光绪连自己命也朝不保夕,康的宪政又从何谈起。

    建国初,有一电影,名为《清宫秘史》,歌颂光绪,难怪毛泽东看电影以后,立即引起反感。章太炎的这篇文章是毛早年就读过的作品,再说,章太炎在那篇文章中还认为:“今之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犹难。”在章太炎看来,无论立宪还是革命,都需要二方面,即领袖与民众之间的配合,如若领袖,“虽然,载湉一人之才略,则天下信其最拙矣,而谓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吾所不敢必也。虽华盛顿、拿破仑之微时,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不是先天有人指定的。至于民众智慧的开启,章太炎说:“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换一句话说:群众的聪明才智,也只有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才能使其拼发出来。

    章太炎举了李自成起义的事为例,他说:“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意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故革命的领袖是在革命斗争的运动中造就的,他们萌生要求革命的思想不是生来就有的,是在实际斗争中产生的。故章太炎说:“岂李自成有是志哉?竞争既之,知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振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团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成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早在一九O二年章太炎便如此认识革命的群众运动,不但比当时之康有为,即便比当今刘再复,李泽厚之辈也要高出一头了。它说明革命已是当时之潮流了。

    除了章太炎外,当时与其同时者还有一位邹容,字蔚丹,四川巴县人,生于一八八五年,自幼便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一九O二年他东渡日本,在日本留学时,他汲取新的思想,一九O三年春节留学生团拜时,马君武与邹容发表激进的演说,当时他已决心要写一本唤醒民众革命的书,书名为《革命军》。时有学监姚文甫,与他人妻通奸,邹容约同几个留学生揭出他的丑事,声言“纵饶汝头,不饶汝辨发!”拿出剪刀,便把姚文甫脑后的辨子剪了下来,悬挂留学生会堂的梁上示众。为此清朝杨言要抓他,邹容离开东京回上海。当时上海租界上有蔡元培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其下有爱国学社,邹容回上海后,就入住爱国学社。当时在上海刊行的《苏报》与爱国学社互通声气,邹容在上海结识了章太炎,章太炎比邹容大十八岁,故章呼邹容为小弟,在上海邹容完成了在东京开始着手写作的《革命军》一书,全书二万字。分做七章,此书的开头便讲:“我中国今日欲胜满州(贵族)之羁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肩,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之名国,不可不革命。”在当时,他反复说明了一条简单的真理,中国只有经过革命才能改变现状,才有它的将来,它认定革命是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的崇高事业,革命是“去腐败而存善良”,“去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的必由之路,”他高呼:“嗟呼!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邹容还认为革命后这个国家应定名为中华共和国,邹容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令人钦佩。

    邹容写完《革命军》,将原稿送给章太炎看,章看了认为其语虽浅直,然感动普通民众非如是不可,他即刻为邹书写了序言,并预言此书将给中国社会“震雷霆之声”。一九O三年五月《革命军》在上海出版了,那一年邹容是一个只有十九岁的娃儿呀!《苏报》为扩大《革命军》一书的影响,在五、六月刊出了《革命军自序》,及《谈革命军》和《介绍革命军》两文,希望将此书普及于四万万人之脑海,这件事当然振撼了清廷,两江总督魏光焘要上海道袁树勋与英租界的工部局沟通,设法抓捕章太炎,邹容、蔡元培三人。六月二十九日,《苏报》又刊载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就在这一天,外国巡捕与中国警察一起到苏报抓人。次日到爱国学社抓人,章太炎回道,他人不在,要拿章炳麟本人就是,于是章太炎被带走,邹容知道后,以生死与共,义不苟免,七月一日去巡捕房投案,除章、邹还先后抓了与苏报案有关的四人,在工部局的会审公堂,邹容坚贞不屈地说:“因愤满人(贵族)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清政府来引渡未成,开始判永远监禁,由于舆论声援,群众反对这项判决,至一九O四年五月,改判章太炎三年,邹容二年,期满逐出租界。在狱中,两人互赠诗文,章诗的未句为“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的答诗说:“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与尔,同兴革命军。”他们两人在监狱,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念念不忘的是兴革命军,诗的境界就是战斗,就是革命。一九O五年二月,邹容在狱中病倒,在四月三日半夜去世,离出狱只七十天,年二十一岁。邹容死时口吐鲜血,“革命”二字就是这样用生命和鲜血,通过《革命军》流入中国近代历史的,我们怎能告别如此珍贵的革命精神呢!后来《革命军》一书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它在上海、香港、新加波、日本横浜诸处被翻印,远销海内外,它呼唤着革命的到来,紧接着还有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相继出版,再接着就是光复会与同盟会的成立。一九O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革命同盟会,而同盟会则是其简称,从此同盟会成为革命派的核心力量。

    孙中山在《革命原起》一文中回忆当初成立的情况:“及乙已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播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万,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料者矣。”

    以上是清未宪政运动起来之前,革命运动如何从思想蕴藉到群众斗争和革命组织建立的过程,革命运动兴起在先,清未新政的起步在其后。

    清廷是在一九O五年才派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五大臣出洋,五大臣出洋时,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就有革命党人吴樾,怀了炸弹登上他们的专列,准备炸死五大臣,由于车身震动,触发引起爆炸,吴樾死难,五大臣中载泽与绍英受伤,改由李盛铎、尚其亨顶替绍英等二人,到一九O六年他们回国密奏请求立宪,认为立宪之利有三,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还说:“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载修:《立宪密折》),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在一九O七年九月一日颁布懿旨“预备立宪”,一九O八年八月才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接着便是地方咨询局议员们三次要求提前召开国会的情愿失败,才诱发了辛亥革命,从事态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是革命思潮和革命斗争发生在先,预备主宪在后,立宪的目的是采取欺骗和拖延的办法,以达到消除革命的目的。然而,事与愿违,新政的失败,反过来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不是辛亥革命打破清末宪政运动,而是清末新政的目的便是为了避免革命运动的崛起,结果宪政运动的失败,反而造就了革命运动的突起。我们不能如刘再复,李泽厚那样,倒置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辛亥革命,哪有中华民国,没有先烈们的鲜血和牺牲,那有革命胜利的今天。在革命胜利的今天,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怎么反而要我们去告别革命的精神?没有先烈的革命精神,哪有今天我们民主共和国哪!虽然我们已取得很大的胜利,为了实现革命远大的目标,我们还得牢记孙中山先生临终前留下的两句话,也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革命还要继续,革命的精神必须永葆,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长久自立在这个并不怎么太平的世界,才能保持不败的立足之地。就国内政治生活而言,亦诚如邹容所说,只有革命的精神才是达到“去腐败而存善良”,“去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故革命为必不可缺少的条件,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以后,更其如此,如果放弃了解革命的传统,丢掉了革命的精神,忘记了革命的根本目标,那么自己总有一天会变成革命的对象,也就会被《诗经.大雅.荡》所言成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又一个案例。

    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感叹地说:“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原料之品也。政治不从人民之所欲恶,不能为人民捍患而开利,则人民于权利上得起而革之,且于义务上不可不起而革之。”

    “人民之不信任政府且怨毒政府也,其程度已日积而日深,其范围则日煽而日广,既已闻先圣昔贤,诛民贼,仇独夫之大义,又孰视欧美近世奋斗决胜之成效,故革命思想而隐于多数人之脑际,有异之者则横决而出焉。而其最大之起因,固无一不是政治腐败来也。”

    梁启超这一非常老道的表白,正好说明革命所以产生的社会基础,故一切因革命而取得执政者地位的人们决不能醉心于既得的执政地位,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即便你当初是非常革命的革命者,也会转化为自己过去的对立面。国民党自大陆败退便是前车之鉴。革命自有后来人,无论作为革命者个人还是组织,只有永葆革命的青春,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方能不断地奋斗前行。什么“打天下、坐天下”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如果那样想,我们的革命与农民革命胜利后的改朝换代还有什么区别呢?毛泽东在全国夺取政权胜利的前夜,告诫全党二个“务必”的最基本精神,就是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序曲,更艰苦、更伟大的工作还在后头,我们怎能抛弃继续革命的精神呢!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和革命政党,就不能服老,九十周年不算什么,要有那种“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炸,响当当一粒铜豌豆”那种硬骨头精神。所以如今我们仍得唱红歌,在互联网上发红段子,真心实意发扬自井岗山到延安,那个艰难困苦时代,所形成的坚强奋斗的革命精神。如果醉心于现在种种物质享受,忘掉艰苦奋斗精神,在思想本质上便是意味着背叛。许多问题还得从根本观念上转变干部们自己不当的认识,否则的话只是就事论事,那是很难收到长效的。制度和政策的贯彻执行,要有思想层面的支持,干部的世界观,价值观变了,那就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什么好的政策措施到了下面都会走样,而面目全非。

    一九七三年的十月,毛泽东同志曾通过姚文元要我重新排印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大字本送他过目,同时毛泽东同志又多次推荐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为此,我在一九七三年在《学习与批判》第三期上,发表了陈今撰写的《邹容传》一文,陈今是陈旭麓先生的笔名,此文至今读来仍觉振撼,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又是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反复用来告诫全党的名句,要求我们全党继续高举先人的革命精神,只有继续保持革命的精神,才能使党永葆青春,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明天是十二月二十六日,谨以此文来纪念毛泽东诞辰117年的日子,此文作于二十四日与二十五日,人们都忙着西方的圣诞节,中国应有自己的圣诞节,十二月二十六日永远是我心中的圣诞节。用发扬他一生坚持革命的思想来纪念他的诞辰,便是最好的纪念,发扬他老人家的革命精神,也许是最好的最有长效的反腐倡廉的办法。此日,即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在复旦的教授食堂为毛泽东同志的生日,叫了一碗寿面,分而食之,那天上午,复旦有一部分青年学子在毛主席塑像前献了花圈,饭后,我便到塑像前给毛主席鞠躬致敬,并有同志为我留影纪念,塑像前有同学们献的花篮和鲜花。未来的希望在青年学子身上。

    写于2010年12月26日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1-01-08 16:34:0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huxingdou" <huxingdou@gmail.com>, "huangwd" <huangwd@ustc.edu.cn>, "huangjs" <huangjs@cass.org.cn>, "dammos0192" <dammos0192@sina.com> 标题: 又有几个观点------施晓渝

当今知识分子的毛病

施晓渝

    1.不要反向向往权力!

    对毛泽东最大的指责就是整知识份子,但看今天的知识份子的表现,我觉得老毛整知识份子大有合理之处.你看今天的知识份子的确像老毛说的,只知道指手划脚,不把自己等同普众看待,个个都是恋权僻,自恋狂,只知权力的用处,不知权力是怎么来的。办事情吧,自己又做不来,大事做不了,小事做不来,说批评吧,又说不出子曰,说别人不对又指不出不对的原因和错在哪里,更提不出治理解决的方式以及为啥要用这种方式,而且对使用这种方式效果结果也做不出评估分析,只会说,把权交给我来搞我才搞得好,这样怎么服人?

    中国的知识份子,不管是正向的,或反向的,或折衷的,都拼命向往着最高权力,那来什么真正的独立知识分子? 或有也不被当回事.注意,我讲了30多年就是讲不要反向向往权力!常说,爱有多深,恨才有多深,你不爱我党政府手中的权力,怎么会骂得那么狠?这个社会那么大,人那么多,你就找不到你的活动空间了,为什么非要拿他的权力为我所用?他干他的,即党政府干党政府的,你有可干你的嘛,你就不会创造权力?黑社会都可创造权力,何况你还有道义在手.

    2.所谓启蒙是只想别人理解你,没想去理解别人

    一次次的冲击政权失败说明什么?说明不能抽像的向我党要权,争权,更不能靠成天给统治者讲国家该怎么管理,绝大多数人成天在那里启蒙国家执政人,有用吗?我国执政的就不懂民主,自由,人权,宪政?

    特别是很多民运人,对我党的每项政策都支持,却又要我党交权,既然你都说他的政策对了,你还要我党交权干什么?如国企私有化,你都支持了,你再要在国企私有化的基础上要我党交权再进一步搞三权分立,就是说你们都是同路人了,只不过你的路走得远些,就是你们内部的事了,与民众关系就远了,还有必要要普众的支持或能争取到普众的支持吗?摆不正,自己,执政者,普众的关系,只想理想模式,没想怎么办到,所谓启蒙是只想别人理解你,没想去理解别人.只知大家照我说的办肯定能行,不知怎么让大家按你说的办,跟精神病人差不多。

    我说黑社会都可创造权力,难道你就不能另起炉灶干点自己的事?路径是人想出来的。我认为搞民主要从具体事例入手,要靠对具体事例的分析,剖析其民主执政和极权执政的利弊,才能开启民智。要选好题材,选好载体表述自己的思想.,这也不是简单的维权,如房价高,你怎么维权?反腐败,怎么反?事发前你不知道,事后你也参于不了。说制度吧,越说越空谈,结合不起来。

    3.毛泽东的造反并没跳出中国怪圈

    中国的毛左甚旺,毛左大肆吹捧毛的造反,其实毛的造反并没跳出中国怪圈,毛推的造反派其权力享受,精神追捧享受,物质享受并不比所谓的官僚差而且更甚,毛泽东的激励上进也是靠入党提干,封官许愿,利用世俗造势追捧或歧视做贱进行的,可以说毛为了打倒旧“官僚”而制造了新官僚。当然完全否认毛泽东造反的尝试也是超低水平的。这点是肯定的,要搞中国民主必须在肯定毛也造过反的基础上,那种把毛和苏式体制混为一谈,如张鹤慈是超低水平.想在官僚体制,苏式体制,封建体制,乃至毛体制里找代表人物,这方向就不对,如硬要找,那则是一大群攀上附上,乃至劝上谏上,以至于批上反上(他们的批和反也是为保这体制)的人。

    很多人对共产党又变态的仇视,如说起那三年饿死几千万人就说是共产党搞的,说起文革,也说是共产党搞的,说起当官的欺负老百姓,也说是共产党搞的,等,其实这些问题共产党的领导也在想改,只不过他们是以加强体制的力量的方式来改,抓起自己的头发往天上扯,才是毛病。变态的攻击共产党是搞民主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民主为何不能成功,六四为什么完蛋,就是六四前,甚至迄今都是张鹤慈这类水平极度下流的人当道,他们完全不懂中国怪圈和跳出中国怪圈是样怎么回事.不如陶渊明的归隐之道.这个道理我讲了30多年,就没一人能听懂过.

    4.谈谈80后知识份子和40,50,60后知识份子的差异

    白鹤一鸣转来的文太好了,千名海内外学子公开信怒斥民运份子乱搞,他们说:"是你们这一代人曾经的疯狂让我们的成长与教育蒙上了太多的阴影,是你们这一代人当下的整体失败让我们的生存与未来变得举步维艰!"

    这说明80后知识份子开始说话了,他们关心的是生存问题,而40,50,60后民运知识份子关心的是夺权问题.所谓饱暖思淫欲40,50,60后知识份子吃社会主义的饭吃得太饱了,崔卫平这些难道不是在吃社会主义的饭么?

    40,50,60后民运知识份子期待80后知识份子助他们夺权,而80后的知识份子却发现了是你们40,50,60后知识份子捷足先登,水平并不高,废话连篇,抢占了我们的饭碗.

    40,50,60后民运知识份子,虽反党政府,但你们无非是占先机,抢先吃到了党政府的饭,在80后知识份子看来你们不过是内斗而已,80后希望你们都让出点空间先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再说。

 

 

 


发件人:ruisheng11@sina.com发送日期:2011-01-06 11:14:36收件人:liymbj9206 <liymbj9206@126.com>,gfj333888 <13660613666@126.com>,wfpan2000 <wfpan2000@sina.com>主题:转发:回复:转发:

    “忧在萧墙之内”,资中筠老人令人震撼的良知与善言。看到资中筠老人的杂感,心头为之颤抖。这是一位耄耋老妪,是著名的研究国际政治与美国问题的专家。长期作为体制内的学者,没有泯灭清醒的理性,更没有泯灭充满忧患意识的良知和凭真知、良知发表感言的勇气。这里转载的是资中筠老人最近的一篇“岁末杂感”。2011年新年的钟声,应该有这样的声音在震荡和传播! 周炯然 2010-12-27

岁末杂感致友人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资中筠

2011,1,

XX老友:

  一年容易,又见寒鸦绕枯枝。前些时发表了一篇关于读书人与道统的文章,承蒙诸好友关注。本想歇息一阵,躲进斗室,效古人“如今但欲关门睡,一任梅花做雪飞”。但是本性难移,仍免不了忧思不断。所忧何来?年来脑中常浮起贾谊《治安策》开头的一段话:

  “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

  我对“才调更无伦”的贾生并非特别崇拜,《治安策》所谈到的具体内容与今天也关系不大。但是这段话就其抽象意义而言,竟可以一字不改适用于今天。贾谊所处的是汉文帝时,正当“文景之治”“盛世”之初,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那么他忧的是什么呢?从皇朝的角度来说,西汉初期最大的问题是宗室诸王的坐大与争权,对大一统的帝国造成威胁。所以贾谊以及后来的晁错之辈都是力主削藩的。这是贾谊为汉室中央集权着想,为之痛哭的最大的隐患。但是当时朝臣或看不到这一点,或不敢说,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文帝、景帝都不曾果断地采取措施。贾谊提出这篇奏折是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到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就发生了有名的“七国之乱”,相隔仅20年。景帝急忙把晁错作为牺牲品,“衣朝衣,斩东市”,也未能起安抚作用,终于免不了一场流血杀戮,平定之后还是用他们的意见而维持稳定。而此时,贾谊已经英年早逝,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有很大的预见性。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刘氏一姓的天下当然完全不同,只是表面形式十分相似。方今“盛世”之颂不绝于耳,在不少国家挣扎于经济低迷的阴影中时,似乎“风景这边独好”,连洋人都艳羡。倚仗“举国体制”无节制地耗国库,奥运之后是“60大庆”,“大庆”之后是世博,世博之后是亚运。身处京、沪、穗这些大城市,只见一片流光溢彩,真个是“烈火烹油之势,锦绣繁华之乡”。然而在主流媒体一片颂歌之外,长叹息之声绝非出自我一人。官方宣传与民间的感触反差之大,似乎说的不是一个社会。那么,是宣称“天下已治已安”者非愚则谀,还是我辈杞人忧天,危言耸听?

  贾谊年少气盛,恃才傲物,我不敢像他那样斥他人为“愚”或“谀”,特别是外国某些评论者未必都是低智商,更无理由讨好我们。我只能说,认为“已治已安”者,看的是表面和当下,而忧心忡忡者看的是本质和长远。这长远有多远?贾谊所担忧的乱局在他上书之后20年发作。当前“盛世”之下的忧患能等20年才发作吗?

   所忧何来?

   首先是改革形势的倒退。改革开放30年取得成绩有目共睹。同时已经到了社会转型的拐点,进一步制度的改革已经滞后,刻不容缓,也是普遍的认知。然而在经济上只见国进民退,国家垄断日益加强,权钱勾结日益加剧。在体制上,前一阵朝野皆言“政改”,公众翘首以待,不但没有盼到,却忽见权威喉舌重弹“姓资”、“姓社”的老调,甚至有现行制度是“核心利益”之说,实际上完全否定了政改的需要。当年因决策者明智地摒弃“姓资、姓社”之说而迈出了改革的步伐,如今从某些主流言论来看,似乎忽然倒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直逼“文革”中的论调。言论不但没有放宽,反而“敏感”话题越来越多,难道这是“盛世”的气度?

  然则,坚持不改是否可行?“中国模式”是否可恃?

  经济发展模式之不可持续,早已有多位专家从理论到实践予以充分论证,不必赘言。一般人只从常识观察: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低工资、低人权、上下交相追求的GDP中,不但含水分泡沫,且含血量极高;社会财富总量越增而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越严重……凡此种种,何以为继?还有为求城市表面光鲜而野蛮拆迁中之各种家破人亡悲剧。在人命关天面前,执政官竟发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骇人之论。如此“新中国”是谁的中国?

  当前出现新的一轮财富与人才外流潮,普通人没有安全感,用脚投票。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富、权贵们在高歌形势一片大好的同时,有几人不汲汲于把财富与子女送到国外?甚至孕妇出国生产以使后代取得外国国籍,以至于促成一种利润丰厚的畸形产业。人之趋利如水之就下,果真“风景这边独好?”唱颂歌者自己相信吗?

  更有一种悖论:当提到政治改革,则搬出“社会主义”,以拒斥普世价值,拒斥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理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公平,人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从理论上讲,本该如此);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弥漫性的腐败、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扩大、社会保障大面积缺失、生产安全条件恶劣造成灾难频发,党政机关的豪华办公楼和大小官员的豪宅与百姓的陋室成鲜明对比,以及其他种种众所周知的严重不公,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也实属罕见。有人却又搬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剥削作辩护,说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面对国内人权状况遭外人批评,熟读外国文学的外交官竟抬出150年前狄更斯小说中描述的社会来应对。社会主义乎?资本主义乎?身处19世纪,还是21世纪?需要不需要改?

  至于对外关系,话题更为“敏感”。不宜多言。只是我记忆犹新,上个世纪曾经有一度我国与几乎所有国家为敌,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剩下的“友邦”只有两三个喂不饱本国人民、赖我国“无私援助”而维持“战斗友谊”的小国。赖中美解冻以及随之而来的30年开放改革之力,我国打开了融入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即使在89年之后,当时在位的国家领导人也一再公开表示,我们不以意识形态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国家关系不受社会制度的影响(大意)。这一明智的决策,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使我们的国际处境进一步恶化。我只能衷心希望,当前的对外关系理念至少能从中华民族利益的现实出发,守住这条线,而不倒退到上世纪60年代。

  老夫(妇)耄矣,无能为矣。不论人们怎样津津乐道今日中国出现耄耋老人勇于直言的风景线,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中青年。所以我每见到好学深思的年轻人,读到有见地的文章著作,特别是在方今熙熙攘攘之世仍有人有所追求,有所坚守,不计利害、安危,执着地为百姓的权益鼓与呼,破谎言、求真理,为社会正义、民族振兴脚踏实地、见缝插针地做着有益的事,都感到欣慰,升起希望,乃至肃然起敬。而这样的人却往往不见容于权势,屡遭横逆迫害,令我扼腕。

  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应该做好事易,做坏事难;好人得好报与恶人得恶报的概率高。如此则人心向善,正义公平得以发扬。从近期看,政府公信力强,社会得以稳定;从远期看,足以振兴民族精神,优化民族素质,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特别是在当前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可望避免大动乱,实现和平过渡。

  而现实情况正好相反:做好事难,做坏事易。即便当前官民共同大力提倡的“慈善事业”,有善心做善事为弱势群体雪中送炭者,往往遇到重重阻力,甚至也因行善而遭整肃。青年人入社会,要保持清白,守住道德底线,不但难以生存,且须随时准备作出牺牲。而与贪腐同流合污、向黑暗势力低头妥协则顺风顺水。以这样的社会矛盾和“被和谐”的民怨,一旦经济发生动荡,恐怕难有今日我们所讥笑的他国民众的承受力。则我辈衷心企盼的和平过渡恐怕又一次失去机会。比之于厝积薪而卧其上,岂不恰当?

  何况,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封闭的老大帝国,而是身处21世纪,不可能自外于浩浩荡荡之世界潮流。现在流行的最简便的说辞是一切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我想借用一句论语:“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呜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个人温饱无虑,别无他求。所求者惟国泰民安,善用百年来国力最强盛的时机,力求以和平方式越过这一不可避免的门槛。正因为如此,每见种种悖理伤道之事,忧思难解,悲愤不已。我宁愿不做贾谊式的预言家,我宁愿落杞忧之讥。

  天寒望善自珍摄,幸勿为风露所欺!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1-01-02 20:08:2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民族悲剧:郑和阉割了中华日不落帝国,长篇历史反思

与海为敌:被郑和舰队撞沉的商业文明

----回顾曾经失去的大国崛起良机

《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帝国》之一

雪珥

  编者按: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中华帝国本可以成为日不落帝国。彼时中华民族的海洋势力十分强大,无可匹敌,足以让炎黄旗帜飘扬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而且,西方此时还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并不强大。中华帝国却主动放弃广袤的蓝色疆土,甚至联合刚刚崛起的西方国家,对这“蓝色中华”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围剿,将“蓝色中华”逼下大海,成为“海盗”。波涛之上,中国“海盗”们与西方“海盗”们争夺着蔚蓝色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不同的是,当西方“海盗”得到其祖国的强大支持、成为拓殖先锋时,中国“海盗”却必须时时面对自己祖国、来自背后的攻击。
  本报专栏作家雪珥,将从本期开始,从“海盗”这个独特的视角,回顾明清两代中国如何错过了通过当“海盗”及打“海盗”的“普世路径”,丧失了大国崛起的机会。敬请垂注“先锋话题”长篇系列《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帝国》。

  1407年九月初二,大明国首都南京充满了节日般的欢乐。远航归来的郑和,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献俘仪式。当着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臣的面,郑和将其在南洋旧港擒获的海盗首领陈祖义等三人献给朝廷。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下令即刻处斩,“诸夷闻之震慑”。

  旧港,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Palembang),此前名为三佛齐(Samboja),在中国史书中又名渤林邦国,位于马六甲海峡南端,是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要地。在官方的史册中,陈祖义伏诛被看做是大明王朝扬威异域的一大胜利。“帝大悦,爵赏有差”(《明史》)。在擒获陈祖义战役中有功的旧港侨领施进卿,被任命为宣慰使,“赐印诰冠带文绮纱罗”。宣慰使,是大明帝国为了治理边疆少数民族而设的官职,为从三品。

  在一片弹冠相庆之中,包括在后世的普遍称颂声中,大多数人都不曾注意到:刽子手的鬼头刀,不仅斩下了陈祖义的脑袋,而且也斩下了海洋中华的希望。

    旧港之战

   旧港之战,完全是郑和主动出击。正史上描述的陈祖义诈降等,实际上是在为郑和的主动攻击寻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陈祖义被擒,实在有些蹊跷。

   陈祖义是广东潮州人,根据郑和的助手马欢在其回忆录《瀛涯胜览》中的记载,陈祖义全家在洪武年间“逃于此处(三佛齐)”。在只关注王侯将相的中国历史中,陈祖义作为一位小人物,并没能留下为何“逃于此处”的记载。根据推测,最大的可能就是他违反了明太祖朱元璋所订立的海禁措施,这也是当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最容易触犯的“罪行”,也是终明一代中国“海盗”被逼上波涛的主要原因。马欢记录说,三佛齐“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

  出逃到异国他乡之后,陈祖义似乎发展得不错。语焉不详的中国正史,多称他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武装团体。有一些难以考证的野史,甚至说他还不时带兵骚扰东南沿海,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捉拿他,而明成祖朱棣又将赏格提升到了750万两的高价,如果这一数额属实,绝对可称是倾国倾城的价码了。

  三佛齐不仅地理位置好,物产也很丰富。“地土甚肥,谚云‘一季种谷,三季收稻’,正此地也”。三佛齐从公元七世纪开始向中国进贡。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后,三佛齐便正式向明帝国朝贡。后来三佛齐发生内乱,陈祖义趁机占据,自称头目,成为当地一名华人侨领。

  根据正史,陈祖义的被歼完全是咎由自取。据说,海盗习气不改的陈祖义,竟然打起了郑和舰队的主意,阴谋夺取满载宝物的郑和宝船。因此,他向郑和“诈降,而潜谋邀劫”,此时,多亏另一“爱国华侨”、广东人施进卿举报。于是,郑和将计就计,设伏“大败其众”。(《明史》、《明成祖实录》等)

  然而,根据郑和助手马欢的记载,陈祖义“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却并没有丧心病狂到劫掠郑和宝船的任何记录;施进卿的确举报了陈祖义,罪名却不是什么“诈降”,而只是“凶横”(《瀛涯胜览》)。如果马欢之说属实,则旧港之战,完全是郑和主动出击。正史上描述的陈祖义诈降等,实际上是在为郑和的主动攻击寻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马欢作为郑和的助手,绝无必要为陈祖义粉饰开脱,因此,在彼此矛盾的史料中,马欢的记载应该更为可靠。

  其实,按常理推测,陈祖义能够在异国他乡成为“豪横”的枭雄,智商与情商应该至少在中人以上,审时度势是其生存的本能,绝不可能疯狂到以卵击石的地步。根据正史,郑和的舰队足有27000多人,舰船高大,装备精良,绝对堪称当时的“无敌大舰队”。陈祖义虽然是一方枭雄,无非也只是被“千余家”当地华人所认可和追随而已,面对郑和,陈祖义就仿佛小舢板面对航母舰队一般。

  战斗相当残酷,结局也是完全一边倒。郑和舰队“杀贼党五千多人,烧贼船十艘,获其七艘,及铜伪印二颗,生擒陈祖义等三人”(《明实录》)。史料没有记载郑和舰队的伤亡。这就是郑和下西洋时赫赫有名的“旧港之战”,也是七下西洋过程中仅有的三次战斗的第一场,对手则是自己的海外同胞。

    帝国关门

   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

  在围剿陈祖义的“旧港之战”中,郑和体现了高度敏锐、甚至过度敏锐的“亮剑”精神,这与之前他在爪哇三宝垄的经历完全不同。

  郑和舰队登陆爪哇,是在上一年(1406年)6月30日。当时爪哇岛上东、西二王刚刚结束了激烈内战,西爪哇吞灭了东爪哇。见郑和军队上岸,西爪哇以为是向与明朝友好的东爪哇请来的援兵,主动攻击,上岸的明军170多人被杀。这无疑是在“扬威异域”的郑和舰队脸上劈了一记耳光。

  吊诡的是,郑和舰队似乎并没有进行反击,或者是反击失利,因为官方史书上对此没有任何记载。只是在郑和押解着陈祖义返回南京的数日后,正史才记载了西爪哇国王派使臣到明帝国负荆请罪,被明成祖朱棣训斥一顿后,仅罚款黄金6万两了事(《明成祖实录》)。而此时,陈祖义的首级还挂在南京城示众。

  这笔罚款,直到郑和二下西洋时仍未缴纳,郑和再度到了爪哇后,西爪哇国王只给他缴了1万两。消息传回南京,礼部官员义愤填膺,认为这是藐视大明朝,建议将爪哇使节逮捕下狱,明成祖朱棣此时十分宽容,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耶?”于是不了了之(《明史》卷324)。

  一边是面对爪哇暴行的高度忍让,一边是对陈祖义“莫须有”罪名的“不教而诛”,郑和的“亮剑”似乎是有选择的、有针对性的。而这背后,就是郑和下西洋背后的帝国逻辑:稳定压倒一切。

  早在朱棣刚刚夺得政权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诏令:对“蕃国之人”,比较客气,要求“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资遣还”;而针对侨居海外的中国“流民”,则十分严厉:“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明太宗实录》)
  这种“虽远必诛”的强硬立场,曾在汉初出现过,但那是针对匈奴外敌的,所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如今,朱棣的“虽远必诛”,其矛头却是指向海外同胞,并且,对待土著招抚为主、对待侨胞镇压为主。

  严厉的追杀令,只唤回了800多海外流民,更多的人依然选择了用脚投票,飘零海外。其实,安土重迁的中国百姓,飘零海外也是无奈选择,如同一部海洋版的“逼上梁山”。

  朱元璋“片板不得入海”的严厉海禁政策,正式颁布于洪武四年(1371年)。此前,刚刚立国的明朝还继承了元朝的政策,维持着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但不久,朱元璋就先后撤除泉州、明州等市舶司,并且严禁一切私人海外贸易。其原因,就在于朱元璋认为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是破坏大明国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

  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以农立国,不因富裕而生异心,不因迁徙而生动乱。他不仅颁布海禁,实际上也实行“陆禁”。根据大明律,任何人要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都必须先向政府申请通行证(“路引”)。路引上标明外出者的年龄籍贯,外出理由和目的地以及出门和归来时间。而离乡不回的“逸夫”,其刑罚就是死刑。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进一步收紧了海禁,“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政府同时鼓励检举揭发,举报者可获得“犯人家资之半”,而隐匿不报者,也要严厉处置,掀起了海禁的群众运动。

  一刀切的政令,试图以牺牲沿海的民生作为稳定的代价。东南沿海往往地少人多,实际上不可能依赖单纯的农业。比如福建,“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津舶为家者,十而九也。”(《天下郡国利病书》)

  民众们祖祖辈辈靠海吃海,突然“被”政策性下岗,原来的渔业、商业都被紧急“关停并转”,政府却又难以解决再就业的安置问题,这就逼迫沿海民众面临陈胜、吴广般的“进亦死、退亦死”的囚徒选择。

   “良民”转型

  政府的高压,几乎使“海盗”成为沿海民众再就业的唯一出路,中国的“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是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

  老百姓吃饭的问题,从来都比天还大,政府如果无法解决,民众就会自行解决,这背后“看不见的手”,不光来自市场,更来自人类求生存的天赋本能。

  海禁并没有能断绝海上贸易,只是将它们逼入了地下而已。

  中国的对外贸易,原先主要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如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人为地减少了对国际市场的供给。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一下子全球紧缺,但是海外市场对“中国制造”的强劲需求却依然存在,因此使中国商品的“经销”——确切地说是“走私”——成为一个暴利行业,牛市奔腾。

  当然,市场风险也大大增加,尤其是中国国内的供应商们,必须冒着可能掉脑袋的危险,迫使这条已经进入地下状态的产业链进行与时俱进的自我调整。最为显著的,就是商人们拿起了枪杆子,结成武装商团。海禁政策引发的走私牛市,也加剧了传统的海盗活动。一些海盗集团,凭借其军事上的优势,也开始大力进入这一地下外贸网络,向“武装海商”方向发展。海禁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催生了大量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明帝国称为海盗或海贼。波涛之上,本来就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社会,枪杆子里面不光出政权,也出财富。

  明代200多年,海患不断、海盗不止(包括实际上以华人为主的所谓“倭寇”),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海禁政策一手刺激而成的。吊诡的是,明清两代中国“海盗”,所常用的旗帜,都是绘着神灵的色彩艳丽的旗帜,并非西方那种骷髅头加利刃、代表死亡的黑色旗帜。中国的所谓“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都是些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如此而已。

  尽管只是混口饭吃,但流落异国他乡,谋生本就艰难,加上背靠着一个敌对的祖国,东南亚的华人早在朱元璋时代就发展出了不容小觑的武装力量。《明史》记载道,在1373年(洪武六年),占城(今越南中部)国王就攻击了“自称元帅”的中国“海寇”张汝厚、林福,“贼魁溺死,获其舟二十艘,苏木七万斤”,可见其实力相当庞大。这种在本土之外发展出来的武装力量,本来是可以作为一个民族对外拓展生存空间的先锋乃至主力。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都是如此,但是,中国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

  明成祖朱棣在血雨腥风中夺得皇位之后,实际上继承了其父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只是手法上翻新,不是单纯的“关门”,而是开门出击,打击海外的侨胞势力,对一切可能危及帝国及其本人地位的力量,“虽远必诛”。

  这种从国际大视角进行“维稳”的思路,的确表明了朱棣的“英明天纵”,但对于整个民族而言,却未必是好事。

   “王化”出海

  假以时日,东南亚地区将完全可能实现“王化”,成为中国进军全球的桥头堡和基地。但是,郑和下西洋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华势力在海洋上的扩张……

  在郑和下西洋前,中国早已是海洋大国。从技术能力的角度来看,完全具备了建立“日不落帝国”的基础。早在北宋时期的《萍洲可谈》中,就记载了指南针在中国航海中的广泛运用:“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宋代还出现了“针路”图,即航线图。此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生产能力也雄视世界,大型海船载重量高达500吨~600吨,甚至出现了载重约1000吨的“神舟”。元代来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记载,从印度洋去中国多乘中国船,中国船分大、中、小三种,大船居然有四层,设备齐全,可载上千人。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之后,海洋贸易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南宋成为实际上的海洋大国。根据元初记载,仅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就有143个(《大德南海志》)。
  宋、元两代政府,都积极推行海上贸易,鼓励华商向大洋进军,仅泉州一地,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泉州巨商蒲寿庚之婿“佛莲”,“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他去世后,遗产中仅珍珠就有130石。另一位泉州商人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泉州纲首(商船领队)朱纺,远航三佛齐,“曾不期年,获利百倍”。福建“南安丘发林从航海起家,至其孙三世,均称百万”。在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仅泉州一地“市舶司”的年收入就达到80万缗以上,约占南宋朝廷年财政收入的1/50,泉州与广州两地“市舶司”的年收入达到了200万缗。

  与海外贸易同步发展的,还有华人的第一波移民浪潮。中国人开始在东南亚一带广泛定居,华商的势力主宰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并且形成了部分“准政权”性质的小王国,假以时日,东南亚地区将完全可能实现“王化”,成为中国进军全球的桥头堡和基地。但是,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打断了这一进程。而郑和下西洋,则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华势力在海洋上的扩张。

  根据《明史》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一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二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惠帝就是建文帝朱允炆,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朱元璋之孙,朱棣之侄。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即位,大力削藩,藩王中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经过多年血战,攻占首都南京。惠帝的下落成了一个千古之谜,有的说是被烧死,有的说是外逃。《明史》所采用的,就是“外逃”说,追寻惠帝的下落,就成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但是,一个早已失去了地位和追随者的下岗皇帝,究竟是否值得如此大动干戈,还是个疑问。

  “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目的,相对比较靠谱。明成祖朱棣本人是朱元璋诸子中武功最佳者,在长期驻守北平的过程中,他成为对抗蒙古人的中流砥柱,而他之所以能夺位成功,也是依靠其强大的武装力量,真正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实践者。登基前后,“耀兵”一直是他内政外交的基石,而通过“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不仅能以“万邦来朝”的盛况增强他的合法性,也能直接和间接地打击任何敢于挑战其权威的反对势力。

  郑和下西洋、“耀兵异域”,与朱元璋倡导的海禁政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本质上完全相同:那就是将一切可能的反对势力彻底扼杀在萌芽状态,确保政权的安宁。下西洋这一表面上看十分开放的行为,其幕后其实是同样的保守动机,因此,在派遣郑和的同时,朱棣颁布了对于“执迷不悛”的海外华侨“命将发兵,悉行剿戮”的全球追杀令,并将倒霉的陈祖义押上了断头台。

   商业末路

  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贸易”也成了“金元外贸”。市舶司则从“海关”,变成了“救济处”,扮演着散财童子的角色——如同郑和一般。

  常见的说法,认为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贸易交流。而实际上,郑和下西洋恰恰摧毁了宋元两代数百年来积累的中国商业文明和它的贸易体系。

  郑和自己曾说,下西洋就是“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天妃灵应之记碑》)。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贸易”也成了“金元外贸”。根据《永乐实录》记载,当时苏门达腊与柯枝(今印度科钦)等地胡椒每百斤价格约1两白银,明政府在《给赐番夷通例》中却规定,每百斤胡椒的采购价为20两,这种慷慨令世界瞠目。即便是“出了朱皇帝”的龙兴之地凤阳,农户们也从未有机会享受这种超常规的“政府保护价”。

  “厚往薄来”的政策,在郑和下西洋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每到一地,郑和便“昭示恩威”、“普赉天下”,大把撒钱,同时要求各国“知正朔”、“奉天道”、“尊事中国”、“勉图勿怠”。这等于是用金钱买到了一群“小弟”、买到了当“老大”的面子。东南亚最需要的中国产品,比如茶叶、丝绸、瓷器,郑和无偿或低价地到处送,当然主要是送给当地的贵族和头人,大搞政府公关;而中国所需要的东南亚产品,比如香料,郑和就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当然,郑和还大量采集奇珍异宝,将航行变成一次奢侈品购物游,提升了其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含量。无论“买”还是“卖”,在郑和的强大“国资”介入后,市场秩序完全被扰乱乃至丧失。已经形成并运行了数百年的中外商贸体系,被郑和切断了命根子,遍布东南亚的华商因此遭受致命的打击。

  在“厚往薄来”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赍赐经济”刺激下,东南亚的“朝贡者”们,免费搭乘郑和的伟大舰队,到中国大做其朝贡“生意”,只要向大明政府献上几句好话和几个媚眼,就可以得到大把实惠。在利益驱动下,这种“赍赐经济”成为“藩属们”捞钱的工具。比如,暹罗(泰国)的“碗石”,正统二年(1437年)的“赍赐价”是每斤250贯,暹罗人就使劲“上贡”,七年后(1444年)居然输入8000斤,礼部无奈,只好降价为每斤50贯。之后,继续打对折,但暹罗人还是继续“上贡”,礼部最后只能明令禁止。同样,一把在日本只值800~1000文的军刀,大明帝国的“赍赐价”高达5000文,日本人立即将这作为好生意,前两次每次“上贡”3000把,第三次增至9968把,第四次30000多把,第五次7000多把,第六次竟高达37000多把。大明朝民间禁止持有武器,政府只好照单全收。

  随着这种“二百五”的“生意”,朝贡使团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吃大户”。明成祖在位期间(1402年~1424年),总共接待了193个使团。宋元以来就一直活跃的“市舶司”,自此实现了行政职能的转变:本是为国家征收税赋的“海关”,结果成了“救济处”,扮演着散财童子的角色——如同郑和一般。

  从海洋帝国、商业帝国,转型为内陆帝国、农业帝国后,“赍赐经济”成为大明帝国的沉重负担。朱元璋时代(1375年)就已经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官价规定每钞一贯折银一两。到了郑和下西洋最红火的年代,政府为了控制宝钞的急剧贬值,只好拿“上贡”而来的进口香料代替工资。明成祖死前三年(1422年~1424年),官员们的工资除了春夏两季能领到钞票外,秋冬都只能领取胡椒、苏木。胡椒、苏木成为另类“代价工资券”,一直使用了40多年,直到成化七年(1471年),因库存耗净才停止。这期间,穷疯了的官员们充分调动聪明才智,将中国官场的腐败推向了更深、更高和更强。

  成化年间,有太监鼓动明宪宗朱见深效仿永乐故事,再下西洋。车驾郎中刘大夏烧毁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文件,愤怒地说:“三宝(郑和)下西洋,废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殊域周咨录》)刘大夏在日后被指责为毁灭郑和航海资料的罪魁。其实,他无非只是说了句良心话、做了件良心事而已。

  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人经过数百年的拓殖,已经将东南亚变成了中华大陆刺向大洋深处的一柄尖刀,横跨太平洋,直达马六甲,伸入印度洋。而彼时,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尚未开始。

  郑和下西洋,只凸显了航海技术层面的伟大,却凿沉了本可遨游全球的“海洋中华”的巨轮,断送了锐气勃勃的海外华人社区,从此海内外华商被抽去了脊梁骨,不依附于权力就无法雄起;虽然是政治压倒经济的伟大,却令数百年来和平、富庶、充满朝气的中国海疆成为海上墓地。

  当“海盗”陈祖义在帝国的伟大首都被砍下头颅时,官方史书照例瞎说“海道从此清宁”。实际上,即使在羸弱的宋代也十分“清宁”的中华海疆,从此多事,“海盗”、“倭寇”、“外夷”纷纷踏浪而来,中华帝国罕见的“海盗”时代开始了……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1-01-03 00:06:14 +0800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143期(曲阜建耶教大教堂专辑之五)

曲阜该不该建基督大教堂?

文章汇编

    [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曲阜计划建造一座40米以上高度、容纳三千人的哥德式基督教教堂。西方最具耶教历史象征性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高度为45.4米,而曲阜计划建造的耶教堂竟然高达41.7米,与之仅差3.7米。相比之下,曲阜孔庙大成殿的高度仅为24.8米,该耶教堂比之高出16.9米。

  消息传出后,2010年12月22日,由郭齐勇(武汉大学)、张祥龙(北京大学)、张新民(贵州大学)、蒋庆(民间学者)、林安梧(台湾师范大学)、颜炳罡(山东大学)、韩星(陕西师范大学)、陈明(首都师范大学)、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赵宗来(济南大学)十位儒家学者,联署发布《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公开向社会各界征集签名。

   该意见书得到国际儒学大会、国际孔教大会、马来西亚儒教会、印尼经典教育促进会、曲阜儒者联合会、深圳孔圣堂、珠海平和书院、北京苇航书院、浙江省儒学学会、江苏省孔子后裔联谊会十个儒家社团首批支持,并在中国儒教网、儒教复兴论坛、华夏复兴、儒学联合论坛、儒家中国、孔子二〇〇〇网、中国当代儒学网、儒家气学网、礼乐中国、孔氏宗亲网十个儒家网站首批联合发布。意见书一经发布,立即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在网络上激起了热烈辩论。下面是各方的意见。]
 

用孔子精神对待孔子!

----对曲阜建基督教堂的意见

曲阜师范大学和安庆师范学院教授 罗祖基

2010-12-24

     作者简介:罗祖基,1933年生,字继业,湖北阳新人。曾在曲阜师范大学和安庆师范学院任教。

    最近,有位老朋友电话征求我的意见,他说:“你是曲师大孔子研究所出去的人,基督教要在我们孔子圣城曲阜建教堂,你有什么意见?”今天的博文就对此作出答复,题目是《用孔子精神对待孔子》。

    首先,我要说的是:什么是孔子精神?读《论语》,记得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人们都知道,孔子是殷人之后,为什么不从其故国之殷礼,却反而要从征服者的周礼,这是因为周礼以夏商二代为鉴,从而郁郁乎文,它比较先进。他这种择善而从的态度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他在文化问题上的理性精神,而不是民族主义精神!如果用孔子的这种精神对待他故里建教堂之事,他就不会采取那些学者的抵制态度,而是兼容并存任人选择了。

    为什么学者们如此地反对建教堂呢?他们定然义正词严要说:这是为了捍卫我国的民族文化!可是我记得三十多年以前的批孔运动,在信仰马克思的当代秦始皇的号召下,红卫兵们不仅捣毁了孔庙,而且挖掘了孔墓,这比在圣城曲阜建教堂严重不知多少倍?为什么没有一位学者吭声?它说明这种民族主义还是反映这个国家统治者的要求。

    因此又使我想起另外的一件事,这就是那场风波后的九0年,曾经是山东批孔写作组长的某君,当上了山东省社科院长,突然一反当年咒骂孔孟儒学的态度提倡弘扬孔孟文化了,他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说“我们弘扬孔孟文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西方文化”,从他的这番言论看,今天这些抵制曲阜建教堂的行为不正具有惊人的相似吗?他们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党国体制下文宣的要求,并不是孔子理性精神的体现。

    孔子在当时,也曾师从与其观点相反的老子,并盛赞他是犹龙,如果与基督同处,一定也会与他切磋仁爱与博爱的高下,何况他还表示“德不孤,必有邻”,又岂能拒绝这位连敌人都爱的芳邻呢?基于以上理由,我支持在曲阜建教堂!

 

谁真正代表孔子与儒学?

——从曲阜盖教堂争议说开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石衡潭

2011,1,

    “儒学与基督教吵了几百年,可从来还没有见过面。”看到眼下这场围绕曲阜该不该盖教堂的大争论,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前辈的这句话。

    其实,早在四百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时,基督教与儒学的对话就已经开始了。借着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教士的仁爱、宽容、智慧、博学,这场对话开展得有声有色,大有成效,连当时极力反对天主教的儒者陈侯光也在其《辨学刍言》中这样说:“近有大国西夷,航海而来,以事天之学倡,其标号甚遵,其立言甚辨,其持躬甚洁。辟二氏而宗孔子,世或喜而信之,且曰圣人生矣。”明末政坛学界还出现了中国基督教的三柱石: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只是由于后来的礼仪之争,才失去了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随着新教的来华,林乐知、丁韪良、李提摩太等人所提出的“孔子加耶稣”主张也得到多方响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洋务运动、维新变法都与之息息相关,基督教对医疗、教育、出版等多领域的贡献就更不用说了。近现代中国许多杰出基督徒也是信仰诚笃,学贯中西,在儒学方面尤其根底深厚,如天主教的马相伯、徐宗泽、吴经熊、方豪、于斌、罗光,基督教的吴雷川、赵紫宸、韦卓民、刘廷芳、王治心、范皕海、谢扶雅等,他们身上并无“孔子或耶稣”的矛盾与紧张。

    综观今日之争论,情绪发泄者居多,持平之论甚少;自我防卫者居多,尝试沟通者甚少,让人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四百年前。为什么我们如此健忘?为什么我们不去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为什么我们要让悲剧一演再演?儒学与基督教难道真的像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情同水火、势不两立吗?难道孔庙与教堂就真的不能并陈?孔子与耶稣就真的不能见面吗?非也!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儒学的自身定位,亦即儒学是否为儒教。十位学者与诸多响应者想借此机会把儒学变为儒教并且试图通过政府让它合法化。这种尊重珍惜复兴儒学的拳拳之心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儒学真的是宗教吗?如果说它是宗教,那么,它所供奉的神又是哪一位?说孔子是圣人我不反对,可他是神吗?如果我们硬要把孔子当作神,也需要征求孔子自己的意见吧?

    可是,孔子从来没有说自己是神,也从来没有想要别人把自己奉为神。别说是神了,就是圣人、仁者、君子,孔子也从来没有自居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孔子的自谦。不过,一个人可以在品德等方面自谦,在身份上还是需要自认的。

    那么,孔子如何看待自己呢?他认为自己是谁呢?“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孔子把自己比做彭祖,也承认自己非生而知之,也可能犯错摔跟斗。孔子所追求的是什么呢?“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孔子说自己所没有的,其实就是他所向往的。孔子所敬畏所依靠的是又什么呢?“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可见,他敬畏的是天,遵循的是天命。

    相比之下,耶稣就很不一样了。他的身份是极其明确的,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世人的救主。他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他对自己的身份与使命从来都不否认。“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马太福音》16:15—17)“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那么,孔子的身份与谁最相似相近呢?可以就是施洗约翰。他是最后一位先知,是为耶稣基督到来铺路的。“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马太福音》3:1-3)他把耶稣隆重介绍给世人:“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29)耶稣出来后,他也甘于退隐:“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福音》3:30)孔子不也是这样吗?他对自己使命的理解是:“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这不就是为大道到来鸣锣开路吗?而他终身所盼望是:“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这不就是欣然向道,全心降服吗?

    是的,孔子是一个真诚而伟大的寻道者。他留给我们的是追求真理的光辉榜样,他所希望的不是后人奉自己为神明,而是继续他的脚步去追求真理。如果真理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已经向我们走来了,我们还要拒绝,还要抵挡,这不是辜负了孔子的嘱托,违背了孔子的精神吗?这不是数典忘祖、错失良机吗?儒学今天所要做的,不是固执己见,故步自封,不越雷池一步,而是回到原初,体会孔子心意,且又顺应时代,发展更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此话出自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之口,我想肯定也是孔子所深许的。盖不盖教堂只是一个小问题,如何理解孔子发展儒学才是大问题呀!

    十位儒学学者中有人质疑2010年9月的“尼山论坛”中儒学代言人的资格问题,他们认为与会代表只是儒学研究者,而非真正的儒者。问题提得好!可是,谁是真正的儒者呢?谁又能够真正代表儒家呢?难道这十位儒学学者及其追随者就是就能够吗?对此,我不能做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回答,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任何一位都与孔子也与传统的儒者大不一样。他们敬畏天吗?他们心中有天命吗?他们能够躬行自己所宣扬的吗?他们能够像孔子那样颠沛流离而九死不悔吗?他们的儒学都早已经西方哲学修正与重组了。如果肯定儒学在今天有不同的形态,如果肯定他们也能够代表孔子和儒学,那么,为什么生于斯长于斯的孔祥玲牧师等孔氏后裔基督徒又不能代表呢?为什么他们不能代表儒学发展的新方向呢?为什么他们自己盖教堂没觉得不安,而外人却感到受了莫大侮辱并十分心痛呢?为什么不去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心声呢?难道他们是大逆不道,辱没门庭吗?难道应该把他们驱除于孔家之外吗?

    据有关报道,曲阜的基督徒已经有1万多。《南风窗》的一名记者也说:“在曲阜采访中,我的感受是,在一般老百姓层面,基督教信仰的传播程度远大于儒学。”本人也接触过不少孔姓的山东牧师与信徒。其中一位孔牧师就是融基督信仰与儒家文化于一身。他把新约圣经当作是耶稣写给自己的一封封家书,而把整个教会也当作一个大家庭,他既注重信徒灵性成长的需要,也关心他们日常生活的供应,婚丧嫁娶这样的事都由教会安排,耕种收割也是信徒们互相扶助,甚至很多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也是由他们夫妇一手促成的。整个教会的确是其乐融融,宛若一家。在他家朱漆大门的匾额上,书写一行金色大字:归耶和华为圣。这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吗?孔子与耶稣并不矛盾,孔子的后人也可以成为基督徒。这不是背叛孔子,而恰恰是实现了孔子的遗愿。这不正是孔子所向往的大同世界,我们所推崇的和谐社会吗?若是孔子再世,我想他老人家看到这一景象,也会再次欣然说:“夕死可矣。”

    看来,一部分儒学学者和国人还没有正视这样的现实,更遑论思考了。想借助于权力来建立儒教,更是匪夷所思。二十世纪这样失败的教训还不够多吗?哪个宗教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当然,鉴于中国今天号称儒者儒家的这种认识水平,我建议包括孔子后人在内的曲阜基督徒还是退让一步为好。教堂的地址由于是旧址且方便信仰生活,或许可以不变,但在教堂的规模上,似乎不必与孔庙比高,也可以采用中国风格。毕竟信仰不是外在形式,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中国人不例外,孔子本人及其门生弟子后人也不例外。

    改变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才是应对目前及以后问题的正确之道。“孔子或耶稣”论可以休矣!

    二○一一年一月一日


 

文明对话?宗教自由?

赵景

    公元691年,阿拉伯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本?麦尔旺在耶路撒冷修建一座清真寺,称“大石圆顶寺”;705年,哈里发麦尔旺又修建了“阿克萨寺”。大石圆顶寺和阿克萨寺都修建在犹太教圣殿的遗址上,它下面就是西墙,是当今世界犹太人的第一圣址。

    在犹太人的圣地修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世界上恐怕没有比这更亲密的“文明对话”了。但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带来的却是永远难以化解的仇怨和旷日持久的血腥战争。从中世纪的十字军,到现在的阿以战争,都是这种“文明对话”的直接成果。在儒家的圣地修建基督教堂,如果真的能称为一种“文明对话”,那就和伊斯兰教与犹太-基督教的这种对话方式没有什么两样。它的对话工具不是纸笔和书卷,而是刀剑与枪炮。今天,双方的争论还只是口头上的;但若此堂一建,不要说曲阜一地,恐怕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将拜此种文明对话之赐,陷入永无宁日的冲突之中。这对儒家固然是一种巨大的耻辱,但对爱好和平的基督徒而言,恐怕也是一个不愿看到的结果。

    有人说,在曲阜修建教堂,考验的是儒家的宽容;十教授的联名反对,被认为是文化强权和顽固的保守主义。确实,这个事件是对中国学者的宽容与自由的考验,但该接受考验的恰恰是那些基督徒和捍卫“宗教自由”的人们。将自己的教堂修建到孔庙的大门口,不懂得尊重他人(如果他们认为这是“他人”)的信仰和文化传统的人,谈什么宽容?打着文明对话的旗号,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妄谈自由,还有什么比这更象文化强权的?十教授从未否定过基督教的教义,也不曾蔑视基督徒的信仰,当然更没有主张把孔庙修到哪家教堂的门口。他们只是记得孔子的一句话“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恭恭敬敬地请入侵者退避三舍。如果这也算作文化强权,那些基督徒的面目该算什么呢?

    在讨论中,有人回忆起古代皇帝的胸襟,说今天的儒家学者还比不上古代帝王。这些人们应该记得,就在欧洲的天主教与新教陷入血腥的战争的时候,中国文化曾以怎样的胸襟接纳天主教信仰。康熙皇帝虽然并不知道西洋人好不容易才颁布的,主张宗教宽容的南特敕令,但他又是题诗,又是写对联,与传教士们切磋绘画,交流算学。就在法王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的时候,天主教却在中国自由地发展着。世界上恐怕很少能有如此胸襟的帝王和如此宽容的文化了。但是,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却谕令禁止中国教徒拜孔子和祖先。康熙皇帝多次派使者与教皇商谈,请求撤销禁令;也数次接见教皇特使,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直到确信教皇已经不可能收回禁命,康熙才禁止传教。等到1939年,教皇取消了禁令,中西礼仪之争才宣告终结。这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的常识。

    任何文明中的宗教自由,都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宗教自由,绝不是允许对方有侮辱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自由;没有自信而强大的文明主体,怎么谈得上对话与自由?今天的基督徒,远远没有利玛窦的胸襟,其咄咄逼人的气势,却超过了英诺森十世;今天的十教授,其耐心并不亚于康熙皇帝,而他们为中国文化所做的,却比康熙皇帝温和得多。

    英诺森十世要做的,是不准信仰基督的部分中国人祭孔和祭祖;但今天的中国基督徒所做的,却是要以高大的教堂直逼儒家的圣地孔庙大殿。康熙皇帝在与教皇多次交涉未果之后,宣布不准天主教传教;但十教授所希望的,只是让中国的基督徒对孔子不要那么盛气凌人。康熙皇帝面对的,是对中国文化毫无知识的教皇,将祭孔祭祖宣布为异端;但今天的十教授面对的,却是自称孔子后裔的基督教牧师,号称代表基督教来和儒家对话了。

    因此,有人还拿出了一个理由,说既然曲阜没有什么圣地的气氛了,既然连孔子的后裔都不愿守住这个传统了,为什么还要重视这块地方呢?基督徒以此为名,来破坏礼乐文明的象征,简直是趁火打劫的强盗行为,和当年的哈里发趁着犹太人不在耶路撒冷,修建两个清真寺一样。确实,儒家从来没有像犹太教那样宣称,只有耶路撒冷的圣殿才是真正的圣殿;儒家的真正中心也确实不在曲阜了。不过,曲阜三孔却和耶路撒冷的圣殿一样,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象征意义,始终是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礼乐文明的标志。这些基督徒破坏的,不仅是曲阜,不仅是儒家,而且是整个中国文明,是中国基督徒的尊严与道德,是他们宣称的“文明对话”与“宗教自由”,这些可贵的现代精神。

 

对十学者《意见书》的意见

北京大学教授  潘维

2010-12-26

    紫禁城前尚可建西洋水蛋,偌大的曲阜县怎就不能建教堂?曲阜建有佛庙道观否?中华文明历来宽容大度,儒道释共存一山一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像西方那样年年打宗教战争。儒门向不与宗教争锋,事人远高于事神,专注于万民现世福祉,故为中华正统。儒门弟子卷入宗教争议,心胸未免狭隘,哪像真儒啊。

    何况,以政府之力禁建耶稣堂,有违信教自由的宪法精神。政府只有批准权,并未弘扬耶教,何错之有?孔门弟子借助政府之力打压耶教,恐非弘扬儒学正道。儒门正道乃是督促政府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百姓对身后事的信仰,干卿吊事?北大潘维
 

 

 

曲阜建教堂,儒生除了签名,还能做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干春松

    曲阜要建教堂,这是一个问题。号称要搞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曲阜,建一个基督教堂,这事十分蹊跷。但官方的新华社却做起了“对话世界文明”的文章,这就比较弱智。

    今年夏天,曲阜那个地方搞了一个尼山论坛,请来了一批神学家,搞一个儒耶对话,代表耶的一色是神学家,而不是“宗教学家”,可是谁代表了“儒”呢?

    有几个公开主张儒家为宗教的,比如蒋庆,康晓光,还有主张将儒家建设成公民宗教的陈明,似乎都没在对话的儒的阵营里,参与的是一些纯正的“学院派”,学院派,是儒家之研究者,而不一定是信奉者,而大量的官方代表,包括一些语言文字学家、外交家,对儒家说不上有什么了解,却堂而皇之地代表了儒家,如果,在曲阜建教堂是“对话”的结果,那么这算谁的责任呢?那些参加对话的“儒们”,该当何责呢?

    儒家是主张和而不同,这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但和而不同并不是一定要故意把信仰和价值不同的事情放在一起,更不是放弃自己的立场。现在有一些人动不动拿和谐来压制异见,本身就是对和谐的污蔑,而以在孔庙周围建教堂来显示文明对话,更是无稽之谈。这就好比为了显示一个人的好脾气,非得天天逗气以考验。

    有人说曲阜建教堂,儒门炸了锅。这两天也有不少的热心人发给我邮件要我签名。老实说,对于网络时代签名这个事,我有一些烦了,以前签名呼吁定孔子诞辰为教师节,我签了,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中国教育的象征,但是多年过去了,没有下文;今年又搞一个尊师日,又签名,我也签了,又没了下文。

    我在想,除了签名,就只有签名了吗?签名作为一个表达意见的方式,当然是不错的,但是签名的最大问题是没啥用,尤其是在网上折腾。那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我觉得首先要找责任者,在儒家这边,中国儒教协会还没有建立,能代表儒家的全国性组织有国际儒联,因为他们每年拿国家不少钱,如果他们能代表儒家,那么就应该由他们跟当代政府提交正式的抗议文件,说明为何不能在曲阜建孔庙的原因。

    还有当地的孔子基金会,似乎也算是一个局级机构,如果他们不作为,那么就应该由儒学的民间组织出面来向那边提出意见。还有就是跟谁说:中国的事,政府都管着,所以首先找政府,如果政府推给宗教局,那么就找宗教局,实在不行,就找教堂建设的基督教组织。

    如果递交抗议无效,那么可以申请散步什么的?古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况且今之“秀才”乎?不过,一遇事就签名,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好的办法,而这也是我不太积极签名的原因。

 



就曲阜建教堂一事答记者问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韩星

2011,1,

    杨记者:您好!谢谢您的书面采访。首先,就您给我的邮件中的一些观点略作订正。您说我的“《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一书也明确了秦汉时期,法家的底子,儒道不过为我所用的政治家心态。儒家思想并非中国文化的源头和底色。其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地位,无须拔高。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汉武帝掌权以及帝国的扩张,才使得乡野的儒家部分步入政治家朝堂。实际上还是被掌权者利用”。这里基本上是我在本书中表达的,但也显然加上了您自己的理解,所以理解多少有些偏颇。我在书中特别提到秦汉政治文化整合使儒家、法家思想的精神都有所遗失,这是因为先秦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秦汉以后大一统政治体制的确立使这种自由有了限制,学术思想不能不发生变化。汉代儒家与先秦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就是针对现实,注重实践,有意识地进行思想的整合。在汉代儒者的努力下儒学从在野走上了政治舞台,这是其贡献;但同时遗失了儒家的许多真精神,这就是后来为什么造成人们把儒家误解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帮凶等的根源。汉代儒家的问题是儒家思想落实到政治实践中必然产生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儒家具有超越政治,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和理想追求。按照儒家自己的看法,儒家的理想秦汉以后由于诸多原因没有能够实现,或者说在实践的过程中不能不与政治妥协,所以在现时代乃至今后仍然有更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永恒价值。

    问:请您谈谈您为什么反对在曲阜孔庙门口建立耶教会所?

    答:我为什么反对在曲阜孔庙门口建立耶教教堂?首先,我声明,从观念上,我是认同儒家“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赞同儒教与世界上一切宗教,儒家文化与不同文明进行友好对话,通过对话寻求共识,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从学术上说,我也赞同儒家与世界上不同的思想文化进行交流与融通,我自己也在身体力行地这样做着。比如,我于2009年6月参加在甘肃兰州兰州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研讨会,发表论文《儒家“三祭”的人文精神及与基督教的会通》,提出儒家与基督教的人文精神应该是二者会通的基本途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在明末清初奠基的汉学与神学共治的传统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今天应该以儒为主,在历史上已经成功地整合了道教、佛教,形成的以儒为主,道佛辅翼的文化结构的基础上,继续整合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我现在正在指导我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得到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道风奖学金的资助毕业论文题目就是《明末儒家基督徒会通儒耶的人文精神——以徐光启为个案》,将在对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明末儒家基督徒对儒耶文明(着重人文精神)会通作具体分析的过程中,揭示各自思想核心中的优长及其间的差异,从而探寻东西文化彼此尊重、吸取、互释与融通的原因和机制,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寻求合理的路径。

    但是,在现实当中我越来越感受到基督教强大的攻势,甚至咄咄逼人,不能不使我警觉,并产生一种忧患意识。比如,我在我们学校的校园里散步时碰到过有大学生向传教(基督教),很清纯的一个女孩子,却呈现的痴迷的神态;我在公交车上碰到有老太太拿着《圣经》给散发,说某月某日在什么地方有教徒聚会,有什么什么好处;我在八百里秦川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积淀最深厚的汉唐故地,我看到了高速公路两边一座又一座高大的洋教堂衬托着低矮的房屋、灰色的村庄;在我老家村子里,除了几个上大学的,其他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信了洋教,因为他们从小就被家长带到教堂去做祈祷,还有很多人从小就在教堂受洗,……

    为什么农村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政治体制的滞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精神信仰无法有效地说明现实;新的经济力量的生成,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精神受到了冷落;新的社会矛盾的出现,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风气的变化,思想及价值观念的裂变:这一切使人们的灵魂落入迷茫并在痛苦中挣扎和呼唤,引发了广泛的信仰危机和精神困惑。不说别的,就是被作为精神纯洁之地的大学,曾几何时也成为思想迷茫,学术浮躁,精神危机的地方。当今中国人精神信仰问题已经到了非常危机的状况,目前中国的精神病人有一亿多。一些专家警告说,精神危机或许要比经济危机更加可怕。而目前的中国农村恰恰是精神危机的重灾区。今天的农村人们精神空虚,无所寄托,打牌赌博,滋生各种犯罪;伦理道德滑坡,特别是不讲孝道,年轻人虐待老人的事屡见不鲜;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村民与村官等各种关系紧张,社会矛盾不断恶化,甚至引发许多不稳定的事件;农村教育滑坡,有的青少年因贫困失学,有的初中毕业以后考不上高中就回到农村,无所事事,甚或受到社会上各种污染(如影视、网络等),成为重要的不稳定根源之一。佛教在线北京讯 在2009年1月16日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心理危机干预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国的老年人自杀问题十分严重,部分地区甚至有渐成常态之势。据华中科技大学的有关研究表明,位于江汉平原的湖北省京山县,原本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如今却是部分乡村老年人的自杀率高达千分之一以上。有的村庄因自杀而死的老年人高达十分之三四。

    而洋教堂正是钻了中国人信仰真空的空子,以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展开了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占领”。 据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的统计,天主教在祖国大陆平均每三天建两间教堂,基督教在祖国大陆有一万五千间教堂、三万五千个传教点,洋教教徒已有一亿多人。中大陆现在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天主堂、基督堂,为什么非要在曲阜,建立起这样一个容纳3000人的耶教堂?为什么在中国的圣地建设耶教堂才能够体现我们文化的包容?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信基督教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中国人自古生命信仰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主,道佛为辅的模式来解决,而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式微,基督教乘虚而入填补了中国人很大的信仰空间,中国人自己传统的信仰空间正在受到排挤而日愈缩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整个中国人的严重关切与思考。可以想见,如果几亿中国人的都信了天主、耶稣基督,不再讲传统礼仪,不讲人伦道德,不讲孝悌之道,我们还是中国人吗?中国还会是中国吗?

    特别应该引起关注的是许多洋教是非法的地下传播,所谓的“旷野传教”——没有教堂、没有正规的组织,是人对人的、小组织、不断分蘖的、网络式的传播。有的甚至成为地下邪教,如当今在中国农村传播非常厉害的“东方闪电”是20世纪90年代初从邪教组织“呼喊派”分化演变而来。教主赵维山自封“能力主”,歪解《圣经》中“闪电从东方发出,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等语句,编造“全能神是唯一真神,以东方女性的形象再次道成肉身显现”等邪说,打着基督教的名义,认为河南的一个女神是“道成肉身”的最后一位“基督”,要在中国“做王掌权”。其教义宣扬现在是全能神的时代,一切要听从其旨意,才能避免灾难。以农村为主要活动地域,以农民和信教群众为主要对象,秘密传播, 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河南由南向北传播,先后传到延安、榆林、内蒙古、山西一带,继续向新疆、宁夏、甘肃等地大肆渗透。在传播过程中帮派之间为了争夺教徒和信众采取了许多非法手段,诸如造谣污蔑、诱奸妇女、离散家庭、秘密绑架、甚至杀害,等等。

    十七大报告就关系到中华民族整体复兴在文化方面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提法,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加强文化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的文化需求。构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只有通过弘扬中华文化才能完成的,不可能通过外来宗教来完成。而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以孔子为象征,以儒家为主体,居中制衡,佛道辅翼,安身立命,治国理民的独特结构。在我看来,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理应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象征。儒学在我国历史上曾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曾经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轴心。因此,我的观点是:以孔子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以儒学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轴心,以儒学传统作为基础性的资源,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重建中华精神文明,重整道德标准,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增强民族的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曲阜是儒家文明的圣地,“三孔”是中国文化命脉的象征和与道统传承之所在,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心理情感与精神寄托之所系,并为东亚各国政要与民众文化朝圣之所宗。现在在“三孔”之地建造耶教大教堂,无疑唐突中华文化圣地,伤害儒家文化信众情感,有违海内外炎黄子孙心愿,不合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初衷。

    问:也请谈谈组织这样一次反对建耶教堂的过程?

    答:几位学者看到新华网北京12月9日《对话世界文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观讨论》(记者刘宝森 马扬 王悦欣 贺占军)以后先后通过电子邮电联系,达成基本共识,最后由某学者起草,经过电邮的反复征询意见,各在自愿的发表了自己意见的基础上同意目前这个“意见书”。当然在具体内容的细节和措辞上可能有些学者还有保留,但是在强烈反对在曲阜建基督教堂是高度一致的,态度坚决的,没有异议的。

    韩星

    2010年12月24日
 

 

“儒家与自由主义者的冲突开始了”吗?

黄慕春

2010-12-28

    今日曹豫生先生写了一篇《儒家与自由主义者的冲突开始了》的文章(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2139129fcea89685), 小可读后觉得曹先生的认识不为无见,敏锐地发现并渴望解决一些问题,用心也不可谓不好,但有些问题还是有些偏颇——因为缠夹,似乎理解得也不够深入彻底,本来在文化方面我就准备就部落里的“偏见”主题写两篇文章,但最后只写了一篇,还在“润色”之中,那么这另一篇,就借着楼主这篇文章顺便揭出吧。而目的,不过是为了补充与商榷。

    一、所谓包笼儒家的中国文化与含蕴基督与自由主义的西方文化

    先简单把中西两种文化予以我所理解的“定位”:本来我向来觉得中国文化不止儒家,还有道、墨、法、兵、名、农兼阴阳家,魏晋隋唐以后的佛学各门派乃至极盛的禅宗,以及宋明后吸纳印度哲学的所谓“理学”,以及其他的一些比如文学艺术生活观念上上代代相承而形成的广义上的传统思想,等等,等等。

    本来西方文化也不止基督教文化与自由主义理性传统。众所周知,基督教文化只是西方文化的一种,据我理解,它是源于希伯来犹太文化,严格说按照罗素在《西方哲学史》追根溯源的详细分析阐释,本来源于亚洲,并且其本身也吸收古希腊罗马的许多文化因子,虽然传统上由于“受众”的关系,以及历史传承方面的种种观念上与现实里的原因,我们把它归于多半是文化意义的“西方”;另外除了希伯来以及后来代罗马而兴的基督教文化,还有古希腊文化与古罗马文化两支。因此,所谓的“西方文化”与我们的“中国文化”或“传统文化”,大致上都是一个多方面的杂糅与融合而并不纯粹——并且这种交流融通除个别时期有“罢黜百家”以致“一家独尊”的现象,总体来说,无论时间上或是空间上,都显示一种不间断地嬗变交融的过程。

    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

    其实在我看来,文化或者文明不应存在亨廷顿所论述的冲突,虽然这种冲突往往确实人为存在,也值得我们深思反省,而应该学习身为伊斯兰人而偏偏浸淫西方学术的萨义德所谓,是应该抱有一种无分彼此共同进步以臻大同的态度,实际上萨义德在包括《东方学》与其他许多著作都曾从反面提醒我们,东方文化(他一般特指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应该一视同仁置于一个平行层面,好比西方人应该与阿拉伯人和谐共处一样。他一生的学术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奋斗努力的,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首任校长,毕生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学者朱尔典(D•S•Jordan)所谓:“文化不能互相冲突。如果冲突,他们就不是文化。”(参观辽教版沈有乾先生留美散文《西游记》之“附录 错误的标准化”)我之所以借用这位教授的话,就是想要证明,文化是不会有冲突的,有冲突的就不是文化,或是对于文化护持的态度与运用的理解有偏差。就拿我欣赏备至的钱钟书来说吧,在观念上说他可谓一位杰出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热爱文化兼顾中西,信奉个人价值饱含艺术情怀,从学问上无论文史哲他无所不包于是就无所不通,从文化吸收上他精通英法德意等西方主要语言,并对西方自柏拉图开创的哲学传统一直到近现代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各种学说,乃至印度以及中国本土化的佛学佛经,多有用力并颇有自己的心得与解会,以致有人称誉他为“文化昆仑”;有人如柯灵、吴小如、夏志清等多人则公认为博通中西学贯天人的一代大儒,与名震寰宇的陈寅恪先生齐名而无有愧色。

    为什么要说钱钟书是自由主义者呢?因为在我看来,所谓的自由主义,在方法理念上,根本不必限制在比如信奉民主宪政人权自由等基本范畴上;在具体派别上,也不必非要拘于英国现代著名自由主义政治家霍布豪斯(注意:不是写出《利维坦》的霍布斯)在他的那本《自由主义》中所论述的三派:洛克休谟派,穆勒边沁派,还有著名英国政治家科布登的那一派。而是可以笼统的说一句:凡是追求人类幸福,并在智识上兼收并蓄,且提倡独立思考与人道宽容的学者思想家乃至一般民众,都可以纳入广义上的自由主义派别。在这个意义上,我一方面可以承认钱先生的“大儒”地位,一方面由于他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且颇有悖论的味道,但意思不浅,值得我们反复思考,“一切革命在事实上成功往往就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站在文化范畴我与钱钟书先生都不怎么喜欢的封闭与叫嚣与激进的角度,所以假如非要归类,我愿把钱先生归入“温和的自由主义派”。

    三、“儒家与自由主义者的冲突开始了”吗?

    这是曹先生文章的题目,我在后面加了一个带着问号的“吗”,并非单纯的质疑或是反讽,而也有自我警醒的探询意味,还想表明,如果曹先生所见所述切实,那么或许真是“冲突”了,但如果以我之见从“学理”上讨论,一方面虽然多少知道些儒家与自由主义的我,既不想要偏袒儒家也不想去卫护自由主义,因为凡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根本不需要你去提倡或者卫护,就如金子一样,终究会发光,虽然有位女士说了,是金子未必会发光,但她还是承认,发光的,却一定会是金子,至少会有金子的份;一方面正如上面朱尔典先生所述,文化假如不是冒牌伪劣,根本不应该有冲突!正如我以前简绍过台湾哲学家方东美先生一样,他就提倡印度哲学、中国哲学还有基督教文化与西方理性传统这世界四大思想潮流可以并行不悖一视同仁,而根本不必强为轩轾以衡优劣;并且,我之所以喜欢征引钱钟书先生的“格言警句”,好比研究过莎士比亚的兰姆好引前者的成句一样,既可表示我对先贤的崇敬与学习之热忱,同时也想间接暗示:真正的大家,不管他是否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是如我这样无门无派只求真理的俗世凡人,他尽可以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与人生抱负,而完全对于各种文化抱着一种博观约取的态度。

    因为我个人觉得,无论从求知问学还是立身处世来说,这都是一种有益的人生态度。我所喜欢的作家群中,除了非常具备我所喜爱的个人特质与深度,但思想上略微有些偏颇兼文学上有些另类的废名与尼采叔本华纳博科夫以外,像梁遇春先生,钱钟书先生,周作人先生,罗素先生,蒙田先生,霭里斯先生等学者思想家,都在文化上抱有我所推许的那种王阳明所谓“心同理同”的通达态度,而决不固步自封与妄自尊大,永远怀着一颗包容万物笑看人生的豁达心灵,从而给予我们这些后生小子以无穷的启示与有益的启迪。

    所以我现在可以总结性的再次重复说一句:真正的文化不必冲突也不应冲突,曹先生或者未免把彼此文化的支持者或捍卫者看得太小儿科了,如果不幸而被曹先生言中,时下中国文化界知识界真为了这个曲阜旁边的基督教堂的修建而大动肝火,假如这个教堂没有侵犯孔庙以及捍卫儒家文化的人所理解并为公理正义所认同的那种权益的话,那么,这种所谓的冲突,恕我不恭说一句纯为无意义的庸人自扰,或杞人忧天;同时,我个人还可以不自量力添加一句,无论哪门哪派;不管你是自由主义派还是儒家学派,基督文化的捍卫者还是传统文化的卫道士(这个“卫道士”用到这里不具贬义,而是原意),左还是右,激进或者保守,如果为了这个并不能构成对彼此文化的侵袭的“个别事件”而如曹先生所述那样来“大动肝火”,掀起冲突,似乎也有点对于文化的本质理解不够深入,而缺乏某种在这个本就纷扰不断的世界上应具的那份胸襟。并且,即使从政治层面来看待这些曹先生心目中的“冲突”,我们首先要弄清如下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可以与所有喜欢思考的朋友共商:

    (一)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否是我们所想的那样直接地牵一发而动全身,或者具备非常死板而生硬的连带关系,比如如果我是个基督教的信仰者,是否一定会是或会被纳入自由主义阵营,反过来说如果我是自由主义的信仰者,是否一定意味着我非要信仰基督教文化,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弄清;

    (二)假如中西文化真有冲突,是否意味着他们彼此遵循的政治理念就一定会有冲突,反过来也可以说,假如他们彼此所抱持的政治理念或态度都是大同小异,那么他们所归属的不同文化假如碰撞之时,是否真有“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冲突的必要,而无法予以“多元共存”的看待,又或者只是一个无意义的伪命题,据我所知,林语堂就宣称自己信奉基督,同时他也是向来所称的“自由派”,但他个人是从来自诩或自勉为要“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的,这从他写过的不少推许孔孟的文章就可清楚看出,我就不一一举证了;

    (三)即使有些彼此不同文化的捍卫者想要冲突或关注这次冲突,我希望这篇小文在与曹先生补充商榷的同时,还能提供一些也许不为无益的参考,去站在历史的高度全方位多层次思考这个文化与文化之间、连带着政治与政治冲突碰撞的大问题,所谓抛砖引玉,以待来者,小可就不揣愚陋的东施效颦以后,心满意足了。

    附录:【曹豫生】儒家与自由主义者的冲突开始了?网址:http://www.rujiazg.com/detail.asp?nid=1683

 

 

不要错过大好机会:儒耶真诚对话势在必行

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 石衡潭

    大陆的基督徒的确值得反省。对儒学了解太少,对中国文化的情感太淡薄。台湾基督徒的一些做法值得学习,至少值得思考。实际上从徐光启到孙中山、蒋中正直到王建煊,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政治上爱国,文化上爱传统。现在这些精神还可以从许多基督徒身上看到。但是,政治上对帝国主义暧昧、文化上对传统傲慢的情况也很不鲜见!

    目前,儒家和基督徒都需要反省。就曲阜事件事情来说,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出自彼此的不了解,不沟通,都有点各行其是。也许,基督徒这方面更严重一些。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与儒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许多问题之中的重中之重,可是很多基督徒一直在回避,不敢正视。自利玛窦以来,许多代中西基督徒已经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可现在的基督徒不要说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现在,不要说找像利玛窦这样学贯中西、儒耶共仰的大家与通人,就是真正能够与儒家进行高层次对话的基督徒也很少。港台也许有一些,大陆实在是非常可怜。看到眼下这种局面,我也比较痛心与忧心。

    就当前的政治与社会地位而言,儒家和基督教都谈不上强势,都是弱势。理应互相扶助,共谋发展。儒家需要找新的增长点,基督教需要联系实际。通过这一事件,二者显示出来一些共同的弱点:过于教义化,理性化,而缺失生活化,情感化。这样,容易出现见事不见人,说理没有情的毛病。实践中,只顾自己做事,不想对方感受;论争时,只想在口头上压倒对方,而比较少想与对方的沟通。对于一个论题,不想细致深入,就凭情绪发言。注意,我所说的情绪并不等于情感。有时候,双方一方面把对方看得很低,另一方面又对对方要求很高。这种情况下,所表达出来的无非是傲慢与偏见。

    曲阜事件出来了,外界各有说词。而在儒耶二者,儒家比较主动,基督教则显得比较被动,至今没有一个正面的解释与回应,仅有个别人的旁敲侧击,这是远远不够的。这说明,怎样在公共事务中发言与亮相,很多基督徒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说根本缺乏这方面的准备。儒家虽然身处困境,但仍然不断奋起,也努力参与社会,争取发言权。这是值得基督教学习的。即使个别儒生说出一些过激的话,也应该尽量予以体谅!

    大部分中国基督徒的确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太淡漠,兴趣太缺乏。这不仅不利于基督教与儒家和谐共处,对基督教发展本身也是有损的。是的,信仰不等同于文化,但信仰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中国基督徒生活在中国文化土壤之中,应该多多了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应该对中国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当然,儒家朋友也应该眼界阔大一些,心胸宽广一点,对基督教也要多一些认识与了解。儒学的发展需要外来的刺激,这也是历史所证明了的。不要把基督教的到来看作是威胁、危险,而要视之为自身发展的机会;也不要把基督徒看作自己的仇家、敌人,而要视之为邻居或朋友。

    在与版主的这些年的交往中,我们也是互相砥砺,互相切磋,双方也都受益。版主近年来与台湾基督教界朋友往还甚多,也多受润泽。他对基督教的认识与态度也改变了不少。至少,也能够欣赏一些很有学识的基督徒。版主的这种经历与经验,是值得许多儒家朋友学习与仿效的。

    奥运口号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也许目标太高了,可愿望是好的。再退而言之:尽管梦想会有不同,可我们还是要在同一个世界相依相存。不可能再像小国寡民时代 那样老死不相往来了。与其在冲撞、争论中相遇,何不在和气温暖的气氛中往来呢?

    基督教与儒学的真诚对话早就应该开始了,不要错过历史给我们的这大好机会。是所望于诸公!

    二○一一年一月五日星期三
 

 

就曲阜建大教堂之事答问

孔子江苏金坛七十五代孙  孔卫东

    之一

    当年七十六代衍圣公在曲阜古泮池建文昌阁成功阻止教会在曲阜城内建立教堂的图谋。没有想到尼山论坛的所谓文明交流一大成就就是在曲阜建立基督教堂。曲阜虽然号称“圣城”,却仍然是一座与中国所有城市一样没有灵魂的城市。华丽的庙宇陈设本来是中国的精神的殿堂,现在只不过是聚宝盆而已。凭着空乏的内心、虚无的精神居然要与有坚定信仰的基督教世界对话!

    之二

    对于基督教我本人并不反感,我也有很多信奉天主教、新教的朋友。基督教倡导平等、博爱的思想也令人推崇。但是今天在基督教泛滥的形势下,就必须保持对自我价值观念的维护。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能够维系到今天是因为他们均提倡善,使人们的心灵有所归宿,其人文价值不是一个迷信可以简单地予以否定的。我对基督教堂进入曲阜表示反对,不是否定基督教本身的价值。而是基于今天今天社会对于东西方价值认识的误区而作出的本能反应。

    基督教在曲阜建一所教堂的象征意义远大过在中国兴建百所教堂。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要到梵帝岗或者耶路撒冷建座文庙的话,对方会不会像我们的政府这样欢天喜地说是文明的交融,文明的对话呢?今天的孔子学院已经被看作文化渗透,建文庙那是铁定的文化入侵。即便能够建成也会被对方的原教旨主义者捣毁。在各个宗教,各个文化,他们的圣城就是自己的文化堡垒和文化象征,拒绝他人染指。

    很多人认为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对不同的文明和文化持有包容的心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说的不错。历史上我们非常宽容地对待异域文化,那是因为我们依托着强大而优秀的中华文化的海洋。可是今天经过百年磨难,我们身处文化沙漠,何处包容异域文化?即便能容纳中华文化又会大成什么文化?

    之三

    全球化不等于西方化!全球化不等于基督教化!惟有维护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才能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才能实现真正的全球化。

    基督教依仗西方强大文化将自己打扮成人类终极文明,将中华文化贬为原始落后文明。在百年来殖民地心态的作祟下,国人似乎自认基督教为最高真理,全然无视基督教曾经导致欧洲千年黑暗中世纪的历史,一起与西方传教士合唱西方文明神话,一同将最富有哲理,最接近宇宙真理的儒家思想贬低为道德教条,甚至是过时的教条。

    之四

    儒家思想不是宗教,是因为“宗教”一词已经被偷换概念成了基督教的“神教”。中国的宗教是教化,是文化,是文明。儒家思想高于西方基督教等神教,但是在信仰层面,在文化层面起到同样心灵归属的作用。“敬天尊祖”是我中华民族千百年的传统信仰和道德观,是中华民族的信仰核心。没有这个信仰,中华文化早就与其它古老文明一样烟消云散成为殷墟汉墓里古董,成为文明之迷。而基督教强烈排他性的“一神”信仰,直接动摇中华民族传统信仰的根基,和善面目下掩盖着阴冷杀机。

    夫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也直接与基督教时刻宣扬的“神迹”相冲突,与基督教危言耸听的“末日说”、“灾难说”南辕北辙。儒家信奉有“好生之德”的“昊天上帝”与基督教崇拜的“顺我昌,逆我者亡”的“耶和华”更是大相径庭。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作为夫子后裔,儒家思想是我们矢志不渝的人生信仰,践行儒家思想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然使命,弘扬儒家思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否则就是愧为夫子后裔。

    之五

    对于基督教要在曲阜建大型的教堂,有人认为要“和而不同”,要允许他们建。我们暂且不论是何种势力在支持建这座教堂,当地政府以何种动机批准兴建,我们讨论一下什么是“和而不同”。这句话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原话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不争斗,“不同”就维护自己的信仰和原则。“尼山论坛”的初衷我想应该是向世界宣示中国国有的儒家文化和信仰,倡导世界各个文明和宗教体系和平共处。这是“和而不同”的理念。曲阜建40多米高,容纳3000教徒的大型教堂是在传递“和而不同”的理念吗?建教堂的潜台词是曲阜也是基督教的城,与欧美亚非拉的基督教城没有区别,是在追求所谓的“同”。而曲阜能够在本质贯彻基督教的文化理念吗?不能!那么现状就只能是“同而不和”!这与圣祖的思想完全背道而弛。

    “和而不同”的基础是“不同”。曲阜不是一般意义的城市,它是儒家文化的城,是儒家文化的圣城,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象征!我们维护它、捍卫它,坚守它的不同,才有资格,才有能力与他人平等,才能与他们“和”。任何想将曲阜堕落为三教九流集散地的行径都是对中华文化的犯罪!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有责任鸣鼓而攻之!

    反对建基督教堂不是“义和团”式的文化狭隘,不是对基督教本身的攻击。这是本能的文化自卫。宪法赋予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是没有赋予任何人可以破坏曲阜历史文化地位的权利。同时公民也拥有保护中国历史文化圣地不致损害的权利!

    之六

    儒教古来有之,不然如何有儒释道三教归一之说? 但是儒教不是基督教那样的神教。基督教进入中国后窃取“宗教”概念。如果儒家文化不是信仰,那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是什么?孔家人的信仰是什么?

    之七

    其实我们这里根本没有涉及宗教之争,只是警告当地不要损害他们还在标榜的“圣城”。中国最大(天主教)的教堂广州石室大教堂高36米,曲阜有必要建设40多米高的建筑吗?曲阜有几幢40米以上的建筑?

    政府以经济发展的理由消灭了无数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城市,今天又想以所谓多元文明对话的借口将曲阜变成杂烩城。

    文明对话的基础,不是将对方文明奉若神明,而是自己要有文明可以展示。曲阜已经是一个死城,难道还要继续糟蹋下去吗?

    之八

    教堂问题的纷争,石衡潭先生来了个釜底抽薪,提出基督徒也可以代表孔子,代表儒家,甚是高妙!记得前不久一位中国记者声称他代表亚洲,一时间舆论哗然。按理一个中国人代表他所在的亚洲,本来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只是国人长期以来“被代表”已经迫切需要的心理减负,情绪减压了。现在与孔子与儒家八杆子打不着的基督徒也要求代表孔子,代表儒家,是不是又犯了“代表综合症”呢?

    宗教信仰的问题,已经争论数世纪了,再争论几千年恐怕还不会有结果。因此争论孰是孰非毫无意义。如果从追求善的层面而言,历史上的所有追求人类福祗的先哲先贤,都值得敬重。所有为人类福祗而努力的仁人志士都是他们的传人,作为他们的代表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因而不光基督徒可以代表孔子,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甚至全世界人民何尝不能代表孔子?反之,全世界人民也能代表约稣。看来石先生将“代表”理论发挥到了极至!从此普天之下,莫非“代表”,莫非“被代表”了!

    可是各个宗教,甚至各个教派有着各自的原则立场,这是宗教纷争不断的根本原因。不用说各个宗教间的代表问题,就基督教自身的派别之间恐怕也不会认同别人更能代表约稣吧?基督徒地要想代表孔子,代表儒家,恐怕也得先实现自己内部的相互代表吧?

    世人当今对于宗教问题,也基本上是“搁置争议”,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基督徒们赞美他们的“天父”,穆斯林信奉他们的“真主”,儒教徒崇敬他们的祖先,他们的圣人。各好所好,各乐其乐,也不失“和谐世界”。这才是孔子教导的“和而不同” 。一相情愿地和稀泥谋求代表权,只能是“同而不和”,大概也不符合约稣的真精神吧?

    题外话:石先生所提到的孔氏牧师,与孔家没有任何关系,去年颁发的《孔子世家谱》没有此人在册,也没有所谓孔子后裔基督徒。基督教会要想让孔牧师代表孔家的话,希望你们能够真诚地询问孔家的意见!

 

中国基督教协会就曲阜教堂事件的反响

  昨天(12月28日)上午,全国政协民宗委举办“和谐宗教”专题座谈会,全国政协民宗委主任田聪明主持会议,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何虎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学系副主任李四龙分别作了“建立和谐宗教关系实现宗教和谐当注意的几个问题”、“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类型”的专题发言。然后,各宗教界代表作了发言。

  田主任说,多年来,我们国家各宗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是和谐相处的,这不但为社会和谐作出了贡献,也为促进和谐世界作出了贡献。各其他宗教界的代表也畅所欲言,畅谈了宗教界为构建和谐社会、创建和谐宗教应当所作的努力。

  中国基督教协会副总干事单渭祥牧师作了《尊重 包容 和谐》的发言,单牧师从最近网上热议的有关山东曲阜建造教堂遭到十位儒学者联名反对的事件谈起,强调宗教和谐必须以尊重和包容为前提、以交流和对话为途径,切不能强调自身特点产生狭隘和排他。

    单牧师认为儒学家们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复兴表示关切这自然是值得肯定,但不能用 “此消彼长”的传统思维方式去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共融。和谐是多样性和差异性基础上的协调与统一,宗教和谐就是宗教的多样性、平等性、和平性的基础上,追求“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合境界,达到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谐状态。

  全国政协民宗委驻会副主任邓宗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于新粒牧师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参加了座谈。

 

 

儒学的悲剧与进路

羽戈

新快报2011-1-1

  十学者的《意见书》,可以当作一个笑话来读,其文字背后,却是儒学至大至深的悲哀。今日,儒学已经彻底沦为游魂,上不及政治建制,下不及民生日用,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幽灵,只能在华夏的荒野孤苦游荡,只能借捍卫曲阜孔庙之机,在公共空间的阳光之下露一下古老的脸面,以示尚在挣扎,未曾绝灭。然而,在外人看来,他们的捍卫,他们的呼吁,近乎是屠龙术,无用功——假如不是作秀的话。

  而且,藉儒教之名,抵制基督教的行动,恐怕难以得到当政者的支持。他们更希望诸教之间睦邻友好,和平共处,比某些人大代表还要听话,从不乱发言,乱投票,而能依法纳税,该创收就创收,该上供就上供。是故,我以为十学者呼吁最终将是一场徒劳的哑剧。他们有此心力,还不如转向攻击山东省教育厅:为什么要对《弟子规》、《三字经》等经书开刀?若说其中包含糟粕,到底何者为精华,何者为糟粕?谁有权力,谁有资格对精华与糟粕作出区分?

  往小了说,十学者里的蒋庆先生,曾编选《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所谓“为童蒙编经书”:传山疏海,定一音则踌躇旬日;义藏理窟,谋一篇而徘徊半载。宝中探宝,寻往圣之至道;金里拣金,应今世之时变。若说分辨传统经书之中的精华与糟粕,他乃是当仁不让的首选。

  往大了说,这则关系儒学的未来进路。蒋庆倡言“政治儒学”,其实是一条不归之途,因为儒家的政治蓝图与现代性的政治建制凿枘不投,不必说蒋庆,大儒如钱穆,论现实政治,却似儿童说梦话(可读其《政学私言》)。譬如儒家讲德治,今人讲法治,儒家讲内圣外王,今人讲把圣人关进笼子……儒家之生命,不在上而在下,不在庙堂而在民间,不在宏大而在微末,儒学必须回归形而下,回归日常伦理生活,才能刺破梦境,扎根实际,开出现实主义的花朵。

  其要义之一,就是教育。

 

 

处在弱势的时候儒教应当如何做

----根据对《易经》的理解

赵宗来

    《易经》以乾坤为门户,同时也是义理之典范。至圣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解释干卦,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解释坤卦。“天行健”不是逞强斗胜,而是始终循道而行,好比阳气在春夏则生发,到秋冬则敛藏,敛藏正是为了来年春夏的再生。如果秋冬之时不能敛藏,就好像不留根留种,虽有盛极一时之时,却终究难以周而复始,那不叫做“健”。所以,君子效法天道而自强不息,不是要争强,而是在内心能知义理,在行为上能知进知退,如龙潜则自修、龙飞则周覆。所谓“厚德载物”,重点不在于先有“载物”之意,而在于先有“厚德”之举。厚德在于自厚自得,德厚而后才能无不能载。

    当我们说儒教复兴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儒教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是敛藏保根种、自修以厚德的时候,不是所谓的“对话”、“交流”的时候。

    乾坤生物,物初生的时候,是屯卦所体现的状态。屯,好比两片嫩叶已经露出地面,此时是保护生物之时,尚非启蒙教化之机。从天下而言,此时是“草昧之初天下未定,名分未明之时”。从儒教复兴来说,此是应当致力于使人知儒、学儒的时候。如何知?如何学?好比孩童学父母之言行一样,凭借儒者自学自正而使人自然知晓、模仿,而不是义理教化之时。凡是立志于儒教复兴的朋友,在此时应当注重自身的学习于修养,把儒教经典学好并落实在自身的言行之中。

    到了蒙卦,才是义理启蒙之时。此时仍然不是“定天下、明名分”的时候,而是固本培元、正本清源的时候。从儒教复兴来说,此时儒生应当做的是,在自身学习修养的前提下,带动并推广读经,逐渐使人们去除长期的“反传统”所造成的蒙昧,从而使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儒教的真义,纠正所存的误解、偏见,逐渐增加自觉自愿信仰儒教的人数。此时,儒教复兴的当务之急,不是为儒教争名分和地位,而是如何以仁心、正行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儒教,从而信仰儒教。

    屯卦和蒙卦之后,才是需卦和讼卦。即使是屯卦和蒙卦之后,还有象征等待时机的需卦阶段。等待什么?等待着禾苗长大成熟,等待着树木粗壮成林。而如今,儒教复兴处于屯卦和蒙卦的状态,不是需卦的状态,更不是讼卦的状体。所以,此时要想让国家把儒教作为指导原则,要让众多国人把儒教作为主要信仰,是操之过急之举,虽然可以有此诉求,但是,因为时机未到,所以,难以成功。张尔岐曰:“当需之时,必需而有孚,实心以需而无欲速之念,是真能以义命自安者讼者。利害计较之私,不得扰乱其脑中”。

 

 

 

学儒之人当使自己言行符合儒学原则

济南大学文学院  赵宗来

    庚寅岁十一月十五日寅正时分,辗转反侧于床榻,如梦非梦,耶教之事盘萦于心,唯恐应对之策失度,遂起身以撰斯文。虽未必有针砭之效,而不敢不直言也。发于此,供同道参考可也。

    一、避免以霸道的方式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无强力,则不足以行霸道;行霸道,非使人心服。遇事之时,以挑战心态应之,请名人以压之,联众人以抗之,虽其发心为善,而不知竟入霸道。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以挑战心态应之,犹善战者;请名人以压之,犹以力服人;联众人以抗之,犹连诸侯。如此倡儒,盖已非儒。儒者当以儒而言、以儒而行。

    孔子、孟子,至圣、亚圣也。当二圣周游列国之时,虽有随从弟子,而非藉此而求人多势众,惟以个人之德以行道耳。尧舜、文王,圣王也。三王以其德高行仁,而人自来附之,非为使人来附而修德行仁也。商汤、周武,亦圣亦王,以德高而聚众,非为聚众而鸣其德。是故,一人倡之,而众人自然应之,则合于儒;无其德,联众人以增其力,邀名人以显其威,盖不合于儒矣。

    二、智者畏天保其国

    孟子曰:“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朱子曰:“仁人之心,宽洪恻怛,而无较计大小强弱之私。故小国虽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义理,识时势。故大国虽见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礼尤不敢废。”“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当然也。自然合理,故曰乐天。不敢违理,故曰畏天。包含遍覆,无不周遍,保天下之气象也。制节谨度,不敢纵逸,保一国之规模也。”勾践卧薪尝胆,而积德待时,其终有成。当此儒弱耶强之际,当积德待时,岂可强争纵气也哉?

    《易》有乾坤为道范,乾坤生物而始有屯,屯而后蒙,蒙而后需,需而后讼。需者,待也。蒙且未启,固须待时;蒙之初启,亦须待蒙之成。张尔岐曰:“当需之时,必需而有孚,实心以需而无欲速之念,是真能以义命自安者讼者。利害计较之私,不得扰乱其脑中”。当蒙而不蒙,当需而不需,径以讼为事,盖非儒之所当行也。况讼之终凶,以讼不可成也。孔子曰:“必也无讼乎!”

    三、三年之艾难医七年之病

    孟子曰:“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艾可灸以疗病,病久且重,去如抽丝,若七年之病,灸之七年未必可瘳,盖须七年疗之,七年养之,而后康健如常。当今之病,百有余年矣,欲以三年五载而见疗效,岂可达哉?志仁积德,是为当务之急也。

    孔子曰:“欲速则不达。”孟子曰:“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当今儒教复兴之势,以为无益而舍之者多,揠苗而助长者益众。春行夏令,寅吃卯粮,哉咎难免,后患无穷。敢不慎乎!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百年西风,摧礼坏乐,颠倒是非。不惟如是,且已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而不知,正所谓“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当此之时,儒者当“持其志,无暴其气”。志壹而动气,志于仁者则其气如春风,有生化万物之功;气壹而动志,志未笃定者则气若飓风,有摧折百物之隐患。

    四、儒者以正论政而不走偏锋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后天下归之。”焦循注曰:“反其仁,己仁犹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犹未足邪?反其敬,己敬犹未恭邪?反求诸身,身己正则天下归就之。”

    既已学儒,不敢不奉反求诸己之教。儒教未兴,其责端在于己,岂敢怨天?岂敢尤人?春风初至,当务耕种,岂敢有望于收获?譬如弈棋,事于堵截,恐非为合于棋道者。孔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人强而己弱,所重非在抑强,而在于自强。《易》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是故,自强者,体仁、嘉会、利物、贞固而已。当生则生,当长则长,当敛则敛,当藏则藏,四时循环,不息不已。

    以儒论政,在于自正而合礼。复兴儒教,端在兴仁而合道。在儒而兴儒,乃份内之事,责无旁贷,然斤斤计较于儒之名利胜败,亦是一偏私也。为政为治,务求面面俱到,不可求一善而损及其余。故君子论政,当知责、知时、知运、知命、知言、知礼,以此而近道。《大学》曰:“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因耶教之盛而生忿懥之气,因儒教之暂受侵而生恐惧之念,因好儒乐儒而厌弃其它,因一时强弱而过多忧患,皆非正也。盖其非正,在于未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于未能知时知运,在于未能“不偏不倚”。不偏者能守中,不倚能特立。

    孔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王道是復興儒教的根本原則

济南大学文学院  赵宗来

    用王道,還是用霸道,是儒教的根本原則。孟子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因此,復興儒教,其實是為了復興王道;儒教復興,當然要以王道的方式復興。王道的宗旨,在於以仁心而行仁政,從而使天下歸往。要復興儒教,就不能不遵循王道的根本原則,假如用霸道的方式復興儒教,可謂南轅北轍。

    孔子是至聖,孟子是亞聖,當他們周遊列國的時候,所要遵循的是道義,所要倡導的是仁義,時刻不離的是禮義。二聖憑藉其無與倫比的德行,而使弟子自覺自願地跟隨,不用二聖號召,因為二聖能使弟子“中心悅而誠服”。二聖所到之處,都是獨自一人拜見君主、答復大臣,因為君子以德服人,而不以人多力強服人;君主有所問,無不以禮而直言相對,不卑不亢,以道事君而已。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程子解釋說:“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大概這就是“人不知而不慍”的意思吧?君子做事,關鍵在於“止於至善”,既不欲左右他人,也不被他人所左右,發心必從仁義,所行必合禮義,如此而已。

    至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四聖的相同之處,在於行王道仁政;略有不同之處,在於堯舜與文王之行可謂“盡善盡美”,而武王之行“未盡善”。“未盡善”不是“不善”。王陽明說過:文王在世之時,天下三分而已有其二,假如文王尚在,則能終至於得天下人人之心,而無需武力。盛洪先生說:“在力量不平衡的情況下,‘以惡致善’的大旗更容易為占有優勢的人群所利用。他們為自己所認為的‘善’不惜動用武力。而一旦使用‘惡’的手段,目的之‘善’就會被改變。”其實,在力量不平衡的情況下,處於弱勢的人也容易本能地產生“以惡致善”的想法和做法。

    耶教風行於中華,除了趁虛而入的原因之外,還與誘之以天堂之利、畏之以審判之害的方式有關。這種方式,與當今流行的“我不強迫你,但我誘惑你”的商業方式有異曲同工之處。這種方式,也可以使一些人向善而不為惡,是其可取之處,不能否定,但是,也不能提倡,只能存默认的态度。是否有信仰,以及信仰什麼,是任何人都無法強加於人的。當前,儒教難以被眾多華人作為信仰,與不提倡以利誘之、以害畏之的做法有關,但是,卻不能為了盡快複興儒教而采用耶教同樣的方式,否則,恐怕所複興起來的儒教也就只有儒教之名而無儒教之實了。

    耶教傳教,無不“讚美耶和華”,而且以耶和華、耶穌作為“救世主”。與此相反,儒教信仰不以讚美天地、讚美聖人為能事。《中庸》中說:“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說:“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又說:“上天之载,无声无臭。”那種“以利誘之、以害畏之”的做法,正可謂“的然而日亡”的“小人之道”;而儒教的做法必須是“闇然而日章”的“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但求君子“以仁義行”,而不可自謂我為“行仁義”,因此,君子之道風行之時,百姓雖得身心安寧,卻不必知道聖賢君子之大德。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以仁心而行仁政,虽然有像汤武一样用武力的时候,但是,因为先有仁心而后不得已才用武力,所以,仍然不失为王道。齊桓公、晉文公先存稱霸天下之心,所以,雖然不是不講仁義,卻仍然是霸道。國大力強的時候,行霸道者必然憑藉戰爭手段而滿足他的“大欲”,也就是“以力服人”;國弱力不足的時候,要行霸道者必然用詐用智而求強避禍,或者合縱,或者連橫,都不過是用詐用智。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1-01-06 06:45:54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西装史

全球商业人士的普通西装有150年的历史

男士

Dec 16th 2010

    可以肯定地说,商务和政界充满了惊奇。无论是政客,银行家或是工会领导人,男人们几乎都穿着西服见面。资本主义的制服比资本主义本身更能征服地球。当奥巴马总统第一次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的时候,两人穿着几乎相同的深蓝色西装和色衬衣,打着红点装饰的领带。

    这已经成为一致性的象征。嬉皮士选用“套装”来讽刺呆板而又富有成就的人。硅谷的科技巨头,如苹果的斯蒂芬乔布斯(Steve Jobs),脸谱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谷歌的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历来都极力排斥这样的行头。然而,西装令人兴奋又神秘的历史,让穿着者每次穿上西服时都能体验到一阵喜悦。它是革命,战争和瘟疫诞生的产物。西装仍能体现动荡历史的痕迹,以及启蒙运动的思考,对体育的追求和风流倜傥的摄政王的影响。今年是西装诞生的150周年,若不庆祝西装的诞生,我们会感到遗憾。

    西装的样式在17世纪中期确定。在经历了1665年的瘟疫和次年的伦敦大火之后,为了保持现在所谓的“英国财政紧缩”的形象,查尔斯二世(Charles II)命令朝臣穿简单的束腰外衣,短袜和马裤。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革命。一直以来,君王们都把节约法令强加给老百姓,防止他们穿着过于华丽。强迫精英阶层穿着适当意味着,层层叠叠的蕾丝和荷叶边再也不是权利和地位的象征了。

    正当宫廷服装追求另一种华丽时,颜色深沉的三件套却在社交界更受欢迎。新兴的工商阶级接受了它;那些长期住在乡下庄园,很少出入宫廷且拥有土地的贵族们对它也是情有独钟。继法国和美国革命之后,西装面料沉稳的颜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简化的线条和革命后绅士服装的颜色—蓝色,灰色,白色和淡黄色—建立在英国乡村绅士深色外套,马裤,长靴这种装束的基础上。

    18世纪末,伦敦成为当时绅士服装定做的中心。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事件造成的。英国的裁缝能够熟练地用厚重的呢绒(类似于今天的西装面料)做最适合英国天气的衣服。在拿破仑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国外裁缝大量涌进英国。他们在为欧洲大陆士兵做制服时练就了一身好手艺,还根据英国骑兵制服的样式自己进行设计;从而为伦敦的成衣业注入了新的元素。后来,一名叫做乔治“花花公子”浦鲁马(George “Beau” Brummel)的攀龙附凤者开始把各种不同的元素编织在一起。

新模范军

    他采用一种奇怪的途径到达了流行服饰的顶峰。伊恩凯利(Ian Kelly)在他2005年的传记里写道,浦鲁马用自己遗产的一部分资助摄政王购买第十轻龙骑兵的任命。虽然摄政王梦想自己是一名军人,但当时的军团只是他的一个玩物,流行配饰比战斗单位还要多。登基为王的王子成为乔治四世(George IV),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同时他也是一名有涵养的艺术资助人,建造了精美绝伦的皇家穹顶宫。浦鲁马在为王子军团采购蓝色,白色,银色制服的过程中,同伦敦最优秀的裁缝接触频繁。于是,他开始有了新的想法。

    浦鲁马离开军队后,依靠剩下的遗产生活。他最先倡导面料,裁剪以及轮廓是构成绅士服装的要素。(他同时对每天只洗一次澡,而且还用热水这样流行的新颖想法大为光火)。这种简洁的方式为浦鲁马和一些赶时髦的当代人赢得了“花花公子”的称号。现在我们将“花花公子”理解成崇尚时髦的人是一种误解。浦鲁马认为,“如果在大街上人们扭头看你的话,你肯定穿着不当。”

    让衣服紧贴身体而不是散布在身体周围的做法十分新颖。研究流行服饰的历史学家指出,中世纪的亚麻盔甲制造商一直都在制作填充的衬衣,这些衬衣很适合放在盔甲下面,这样就可以减少穿戴钢铁铠甲的不舒服感。但是,启蒙运动和新古典主义人士把这种极度合身的服装穿着身上。浦鲁马在模仿希腊雕塑里赤裸男人的过程中,发明了贴身的裤子和外套。他使用素色把人们的视线集中在衣服的款式和线条上,引入了凯利(Kelly)所谓的“单色专制”。当王子军团用浦鲁马去繁从简的服装取代了衣柜里华丽的服装时,这种服饰在伦敦及其他地区流行起来。

    人们把发明现代裤子的功劳部分归功于浦鲁马。裤子比西装流行的范围更广,出处也更加难寻。据说,他修改了第十轻龙骑兵喜爱的长骑兵马裤,用它取代了当时流行的长及膝盖的马裤和短袜。但其他的古老的军装的演变也貌似有理。1806年成立的服装定做商店Norton & Sons 的总裁帕特里克格兰特(Patrick Grant)说,裤子是从俄罗斯哥萨克骑兵的“工作裤”演变而来的,绑腿在长靴之上,这是19世纪早期的样式。

补锅匠,裁缝

    浦鲁马的外表不会符合现代会议室的要求。没有一位董事长会这身打扮宣布一个新的公司策略:穿着一件平口式燕尾服,给人以充分想象的紧身裤,层层叠叠的棉布长筒袜,再打上一条领带填补其中的空隙。而且,摄政王会从不同的专业裁缝那儿购买不同的服装。穿戴从同一家公司购买的用相同面料制成的夹克和裤子的做法还需要几年时间才会实现。

    男士服装在19世纪中期开始变得休闲。塞满填充物,裁剪合乎身材的外罩逐渐被宽松但正好的夹克所取代。经过一系列细微,增加的改变之后,各式各样的,为满足特殊需要而演变的男装汇聚成一件服装。现在仍在萨维尔街附近工作的裁缝是把军装,医生外套,运动装解开,做成现代西装的专家。

    军装的变化也许是最明显的。现代西服的垫肩有点军服肩章的味道,强调浦鲁马追求的经典的V型躯干样式。把礼服大衣竖着的领子翻下来就形成了W型的领口,反过来礼服大衣又来源于陆军和海军的军装。浦鲁马最喜爱的一名裁缝成立了Meyer & Mortimer生产全套服装的公司,该公司职员保罗芒迪(Paul Munday)承认,制作军装同制作平民装束“技术上是完全不同的”。 军装在制作是要保证笔直立正时的好看,裁剪狭窄的袖孔有利于射击和敬礼。然而,对芒迪来说,裁剪的“DNA是一样的”。

    19世纪时,在裁缝搬进萨维尔街之前,这里的大部分居民是外科医生。裁缝对外科医生的影响可以从“外科医生的袖口”看出来。最贵西服的袖口纽扣可以解下来,这样就能把袖子卷回去。袖口纽扣能够反映军衔的高低。这样就允许外科医生在照看喷血的病人时无需脱掉外套—这是他们同下层社会穿着衬衫袖子的商人的一个重要区别。可拆开袖口的外科医生衬衫现在仍然可以从伦敦的裁缝店里定制。

    外套的单衩或双衩让人们骑在马上很舒服,证明套装也同古老的运动装有关。一些套装仍然保留骑马时可以轻松使用的开口袋。成立于1806年的一家萨维特制衣店亨利普尔(Henry Poole)的一名员工吉斯莱维特(Keith Levett)对西装来源于军装的说法很怀疑。他认为,西装的发展更多是为了满足维多利亚时代运动装的需求,这两种服装形成了西装夹克的款式。尽管晨礼服,紧身的长礼服仍然非常合身,它们却引领了小型外套的发展趋势。他说,这些同适合骑自行车的人,浆手,渔民穿着的没有腰线,压线的“三线外套”以及窄小的袖孔是普通套装最直接先驱。

    随着西装夹克和裤子的逐渐演变,原本围在脖子上的丝质围脖也被领带取代。领带发源于欧洲。被路易斯十四(Louis XIV)的宫廷雇佣,打30年战役的克罗地亚雇佣兵,不论是他们的斗争精神,还是他们佩戴的班丹纳方绸都让路易斯十四印象深刻。这种风格被引进法国—很显然,领带一词是对克罗地亚语的讹用。领带的先驱—打活结的领带—在1860年前后出现在英国,并成为当时社交工具。不同的款式和颜色代表你来自哪里,比如学校,军队或运动俱乐部。

    如果精确的引入时间是模糊的话,普通西装取代它的前身作为上班族标准服装的时间则非常清楚。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的克里斯托弗布里沃(Christopher Breward)称,随着19世纪末美国商业文化的崛起,定做的晨礼服最终被西装取代。到了1890年,美国的上班族希望有一种西服,既不拘礼节,有运动元素,时髦现代,又能沿袭军装的那种高效作风。

仍旧站在前沿

    皮卡迪利大街和丽晶街之间密密麻麻的街道里,诞生了征服世人的西装。自20世纪早期以来,经理们的服装很少改变,至少从外面看是这样。颜色以及裁剪—十年前流行的款式是有4个纽扣的夹克—变来变去。然而,现代世界已经改变了西装的内部。通勤者的出现促使用来装火车和汽车票的口袋出现,后来又增加了装笔和手机的口袋。芒迪自如地回答了有关可以容纳iPad 口袋的问题。他说,没问题。同乡村绅士们用来装被猎枪击中的鸟儿和野兔的,缝在猎场外套内部的“兔子”口袋相比,它们没什么不同。

    萨维尔街也发生了变化。随着英国上层阶级,平民和军人阶层规模的缩小,他们的一些传统也渐渐淡化。但是,在安德森和谢泼德(Anderson & Sheppard)这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店,裁剪桌下面的普通棕色纸箱上,潦草地用记号笔写着“威尔士亲王”的字样。这个箱子里装着现任英国皇室继承人订购的服装边角料—作修补之用。皇室的光顾有助于吸引来自中东和俄罗斯的新顾客。这些独裁者和阿拉伯酋长认为,定做一批起价为3000欧元(合4700美元)的西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儿。同时,东南亚的一些工厂生产出数千件价格几英镑的廉价西装。150年后,这种有用又易变的西装依旧在我们的衣柜里稳稳地占据着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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