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涌出大量文章和举动,所有这些举动都表现出一种倾向,即向左转。但此时的中国,有人 却认为在向右转。这就是与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了。本网先发出几篇这方面的文章,引起大家注意。 其中有一篇王向阳写的题目为《一个彻底改变中国农村现状的改革建议----村落解体、乡镇合并、土地集中、农民进(卫星)城》的文章很值得一看。中国的农村建设很需要新思路了,如果按着陈旧的自由派的老思路走下去,中国农村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正面临着对信仰的重新评价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10月31日

目录

张宏良:《悖逆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国》

香港《东方日报》:《金融海啸:世界向左转中国向右行》

冰岛来信:《我们正面临着对信仰的重新评价》

菲利普·斯蒂芬斯:《西方霸权即将终结》

 张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放松?》

江涌:《反思中国金融的“定向”改革开放》

左大培:《用外汇储备赎回被卖企业》

左大培:《出售国内企业是最大的资源配置扭曲》

Steve Hargreaves:《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

文昭心:《兰德公司报告:美欲“军事解决”经济危机?》

石行:《中国的贫困状态今天仍然不可忽视》

黄卫东:《中国应远离金融赌场----谈如何应对美国金融危机》

特研员:《关于稳定股票市场的政策建议》

杨曾宪:《关于实施“公积金回购双救市”方案的建议》

刘卫敏:《现行企业养老体制探究----政策能否有公平的底线?》

王向阳:《一个彻底改变中国农村现状的改革建议----村落解体、乡镇合并、土地集中、农民进(卫星)城》

谢进杰:《全国农民应以县为单位进行分工合作》

项观奇:《中国左派的右倾和软弱》

 项观奇:《批评习近平》

项观奇:《国退民进的实质就是社退资进----中国农村问题的要害在哪里》

项观奇:《评价三十年改革的根本标准是什么?》

(日)友枝龙太郎:《徂徕学派对孟子的批判》

郑海泉:《与主流派人物关于经济改革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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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8-10-27 13:19:3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冰岛来信 主题: Fw: 冰岛来信

冰岛来信:我们正面临着对信仰的重新评价

雷克雅未克 布雅尼·布里恩约夫松 (Bjarni Brynjolfsson)

2008年10月17日

亲爱的蒲实: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就像你所知道的,我是《冰岛评论》的编辑,今年45岁。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经在一个汽车杂志做编辑。我到过中国两次,一次是2003年,那一年我去了北京和江西的南昌;还有一次是今年3、4月间,去的广东。我领养了两个中国女儿。冰岛的经济现在的确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它仍然很强壮。我仍然有工作,没有负债,也有一些资产。我会给两个可爱的女儿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现在我应你的要求,讲一讲冰岛的金融故事,还有我的故事。冰岛的银行私有化开始于1998年。短短的5年间,冰岛的三大国有银行就都成了私有银行。那时候,银行被分成一块一块地卖出去,每个有社会保障编号的冰岛公民都可以竞买银行股份。一群大商人买走了大部分的股份,政治因素也发挥了作用,执政党决定谁可以在银行里持大股。在冰岛股市兴起的头几年,购买冰岛公司股票的公民都可以得到很大的税收优惠。上世纪90年代的小股东们就很快得到了股票升值的好处,到2004年以后,股票值已经翻了几番。那个时候,银行有5万多名股东,不过现在他们都赔了钱。

    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在这3家银行都有股份,不过现在都化为乌有。要是一年半以前我出售这些股份,我的投资可以达到15倍的增长。幸运的是,我在危机来临之前卖掉了其中一部分,拿出了一部分资金和利润。我用这笔钱做了很多事情,旅行、为家里添置用品等等。2004年我和妻子去中国接我们领养的小女儿,就是用这笔钱为我们旅途的快乐买单。那时的投资绝对是聪明的。但是我们把本金继续留在股市里,今年还用一部分积蓄追加了投资。我以为经济会有所回升,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却扫荡走所有的钱。不过幸运的是,我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还有其他资产,现在还无债一身轻。这个国家也有很多聪明人,懂得在合适的时机出售股份,获利非常丰厚。受到打击最严重的是冰岛的年轻人,那些刚买了房子的年轻人。这一代年轻人习惯了什么东西都靠借,他们的成长经历让他们相信,钱就长在树上。他们对什么东西都急不可待,用信贷的方式早早地去买了房子、车子、家具和电器。现在当他们失业的时候,他们一无所有。

    我不认为我们的银行有什么特别的错误,也不认为我们的银行经营有什么不正常。它们和西方任何一个地方的银行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做得还更好。比如,我们的3家银行没有房地产业的坏账,这些次级贷款却冲垮了我们的银行。但是这些银行的确扩张得过大了,超过了我们货币――冰岛克朗的能力范围,以至于我们无法通过监管系统来控制它们。银行系统的衰退显然是我们在各个领域投资的结果。最糟糕的是,我们的银行大股东也是在冰岛拥有大公司的那些资本家,交叉持股是致命的危险。通过操纵资本游戏,那些已经积累了很多财富、已经很稳定的老牌公司就像香蕉一样被买卖。成熟的果肉已经被从内部慢慢吃掉,只剩下被撑起来的香蕉皮。这些曾经强壮的老牌公司被慢慢剥离了资产。

    很多暴发户商人就像蠢蛋一样热衷于香槟鱼子酱的饕餮盛宴,自以为是地享受私人喷气式飞机和游艇的奢侈。他们的薪水高得离谱,普通工人用200到300年都赚不到那么多钱。从前,我们的社会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那些社会,比如挪威、丹麦、瑞典和芬兰一样平等。但是这"新发现"的财富却扭曲了所有的事情。突然之间,教师、护士这些以前曾被人们尊重的职业,却成为怪异的"失败者"的职业,只有金融界人士才是天子娇子。曾有一位冰岛作家写道:"他们让中产阶级变为乞丐,让工人阶级变成蠢货。所有的价值从洞隙间被筛走。"

    但是如果要否定资本游戏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好处,也未免显得愚蠢。金融部门是纳税大户,这些钱用于基础设施、教育、社会服务和支付国家外债,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看到了自己的财富增长。不过现在又蒸发掉不少。

    这个国家的很多人的财富都缩了水。一些人根本就不可能偿还巨额的抵押贷款,只有失去房子。那些贷款买股票的人现在也亏了。没有预见到危机的人、过度贷款消费的人,会成为难民。我们的经济的确过热了,需要时间来给它降温。过去的4年中,2.5万多名外国工人、包括中国人来到冰岛,用勤奋工作与过硬的技术为我们建造了欧洲最大的水坝。这些人现在离开了,冰岛人将取代他们的工作岗位。

    我想我们软弱的媒体也对此负有责任,那些拥有银行的亿万富翁是这些媒体的所有者。记者都在这些资本家的股掌中,提不出正确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打击之后会发生什么。冰岛的所有公司都在利用这个机会缩减规模,是该打扫屋子的时候了。

    但是我所看到的冰岛人却对这次危机表现出克制的坚忍。我们对艰难岁月习以为常,人们在这个时候团结起来,家庭显得尤为重要,人们又重新珍视那些普通的职业。在冰岛,我们几乎每个人都相互认识。我听到人们议论说,这一次的危机会让我们的社会恢复正常,回到那个更为平等的社会。我也相信会这样,野火烧尽的草原,又会有新的生命生长。我们也许需要2到3年的时间来重建经济、恢复正常。到那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谈论这几年中那些无节制的奢侈经历,而只讨论正常的生活。

    冰岛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海洋为我们提供了鱼,我们在水、地热能源上也自给自足。我们还曾为中国西安的地热能发展贡献过我们的知识和技术。我们的确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每个人都很勤奋工作、乐于奉献。我只是希望在我们勒紧裤腰带团结起来共渡难关的时候,不会失去我们的独立。我们不打算被出售,我们的生活水平依然很高,社会福利网会帮助那些困难中的人。

    我们正面临着对我们信仰的重新评价。卡尔·马克思曾谈到过虚构的资本主义,资本家之间抛来抛去的债券背后没有真正的价值。这难道不是正在发生的事吗?过度的投资应该适可而止了。贪婪打破了平衡,最终控制了我们。我们该去看一看那些勤俭生活的人,那些找到生活平衡的人。

    来自冰岛的问候  布雅尼,

 

西方霸权即将终结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菲利普·斯蒂芬斯 (Philip Stephens)

2008-10-27

    责怪贪婪的银行家,责怪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对美联储(Fed)管理疏懈,责怪不负责任的房屋业主借了从没打算还的贷款,责怪各国政客与监管者对日益逼近的风暴视若无睹。

    他们都该受到责备。我确信还有更多的恶人也应受到责备。不过有时候,我们需要从望远镜的另一端看问题。金融系统的灾难反映了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平衡;为西方世界应如何看待新兴的全球秩序提供了建议和警示。

    直到最近,美国自由资本主义蒙受的耻辱还是人们谈论的焦点。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纾困计划是为过去的自以为是付出的代价。对于这位仍然保障着欧洲安全的盟友遇到的麻烦,有一两位欧洲政客似乎颇为高兴——其中的原因我仍然不明白。

    幸灾乐祸之后是陷落。坚实而保守的德国是被迫向银行业提供支持的欧洲国家之一。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不得不向德国选民公开保证,他们的储蓄是安全的。比利时与荷兰为富通(Fortis)纾困。爱尔兰与希腊向银行储户提供全方位担保。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相似措施。最惊人的举措是,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政府决定将英国所有的主要银行部分国有化,为击破信贷冻结的坚冰进行奋力一搏。

    如果说侵蚀全球金融系统的问题抵押证券和不透明的信用互换带有美国制造的标记,那么欧洲银行就是热情的购买者。因此我们应该用西方世界的耻辱来代替美国的耻辱。正如10月初市场所显示的那样,亚洲也未能免受冲击和压力。日本直到最近才从上世纪90年代银行破产的长期阴影中复苏,却再次遭遇全球风暴。中国被迫追随西方央行降息的脚步。亚洲其他许多国家也纷纷减息。欧美的衰退将放慢亚洲日益崛起的经济体的增长步伐。

    不过,退后一步来看,有两点使这场危机显得独一无二。首先,这场危机极其猛烈。我不确定拿它和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相比有多大用处。历史从来都不是直线发展的。可以明确的是,要应付过去一年那种强度和广度的冲击与压力,任何政府和央行都没有经验。第二点不同是这场危机的地理分布。西方世界首次成为震源所在。在华盛顿、纽约和巴黎看来,金融危机向来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比如拉丁美洲、亚洲和俄罗斯。

    地震冲击波有时也会拍上西方世界的海岸,通常是需要富裕国家拯救本国那些鲁莽的银行。但是那些危机还在南北之间、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划了一道线。新兴国家陷入困境;西方国家严厉地教导它们必须怎样做才能摆脱困境。教导的形式是名副其实的华盛顿共识:这些令人痛苦的处方包括市场自由化和稳固财政,是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援助的代价。这次,危机始于华尔街,触发因素是美国住宅价格的急剧下跌。新兴国家成为受害者而不是罪魁。这种角色对调的原因何在?新兴国家已经吃够了西方开出的药。

    10年前,在1997-98年的危机对一些亚洲最具活力的经济体造成毁灭性打击后,亚洲表示,再也不会容许此类危机重演。在追随变得并非易事后,亚洲不会再毕恭毕敬地追随西方。为了避开IMF破坏性的规则,各国政府将通过积累外汇储备来建立自己的灾难防御系统。这些外汇储备——目前总价值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为欧美的信贷提供了融资。当然,还有其它流动性来源,特别是美联储和能源生产商积累的外汇储备。把不计后果的抵押贷款变成AAA级证券也会出现金融欺诈。但正如一位中国官员那天向我在英国《金融时报》的同事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所说的那样:“美国是被亚洲的流动性淹死的。”

    对富裕国家来说,坦然承认地缘政治意义,和为肆意挥霍付出国内代价一样痛苦。西方国家道德权威受到侵蚀始于伊拉克战争,现已急剧加速。西方的债务人再也不能指望债权人聆听他们的训诫。这中间隐含着更为广泛的教训。全球经济力量向东方转移,已经成为政治对话中的老生常谈。谈到中国崛起的速度、印度成为地缘政治参与者、巴西和南非在国际关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时,西方人无不带着敬畏之情。然而,富裕国家仍需正确面对这些意义。他们可以想象分享权力,但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协议会依照他们开出的条款达成:新兴国家将被纳入——注意,是以西方国家选择的步调——人们熟知的国际论坛和机构。

    欧美外交官们谈到新兴大国成为国际体制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时,他们的真实意思是,不能允许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挑战现有准则。正是在这种思维框架下,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IMF的投票权份额仍然多于中国;而七大工业国集团(G7)认为自己依旧是重新设计全球金融体系的最佳人选。

    我无意阻止推广西方价值体系——宣扬法治、多元政治和基本人权的优点。也不反对人们断言,对于一切金融风暴,自由市场体系是除了其它所有选择以外的最坏选择。对于主张全球规则——开放的市场需要多国监管——的人来说,再没有比当前的危机更加有力的证据了。然而,最重要的教训在于,西方国家再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全球秩序将依照它们的模子重新制定。两个多世纪以来,欧美国家毫不费力地行使着经济、政治和文化霸权。那个时代即将终结。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7 21:34:30 +0800 收件人: 抄送: 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 08073 -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放松?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放松?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斌

Oct. 27, 2008

bjzhangbin@gmail.com

    次级贷款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不仅是美国、欧盟、日本的实体经济持续衰退,比发达国家更脆弱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是否能够抵挡资本抽
逃和外需减缓是更大的问号。中国面对的外部环境比当初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加凶险。

    出口和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现在已经面临非常显著的下滑。数量众多的出口加工工厂倒闭和随之而来工人失业已经取代了此前的“民工荒”,没有房地产商再把房子捂在手里,新房已经成了烫手山芋,现金为王才是硬道理。商业银行也开始惜贷,连信誉卓著的跨国公司也很难再像以前那样轻易从银行获得贷款。

    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很短的时间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下滑,避免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虽然中国经济前三个季度累计GDP增长率还在高出过去三十年平均水平的9.9%,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糟糕环境下提早行动不失为未雨绸缪。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解决问题。

中国应该继续鼓励出口吗?

    应该继续鼓励出口吗?继续鼓励出口的后果是(1)由于外部需求的下降,维持或者是增加的出口只能通过降价才能实现,而短期内降价部分只能靠出口补贴(而不是技术进步)或者是挤压利润和工资才能实现。中国的贸易条件会因此恶化,中国在用私人和公共部门资源补贴国外消费者。(2)来自国外的报复措施,可能是货币贬值,可能是贸易保护。(3)虽然得到了外汇和经济增长,但是这和中国国民福利改善没有太大关系。(4)让中国的能源和环境问题继续下去,甚至是进一步恶化。(5)出口工厂的工人可能暂时避免失业,但是如果他们是在那些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未来他们还是要被淘汰。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现在是在20多岁岁失业,以后可能是30多岁失业。年龄的增加会让他们更难学习新的技能和找到新的工作。

中国应该鼓励投资吗?

    应该鼓励投资吗?由于短期内消费一贯地平稳,有必要保持投资增长防止经济过渡下降。房地产是投资里面的大项,而且牵涉行业很广,需要避免房地产投资过度下滑。当前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消费者买房看似补贴了购房者,结果是减缓了房价的下跌,最终受益的是房地产开放商,但是房地产商未必因此就增加新的投资。如果利用政府资金和优惠政策启动廉租房建设,受益的是最需要得到救助的社会底层,而且更直接地拉动经济。

中国的垄断部门能打破吗?

    中国的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当前受到行政力量严格管制的产业当中都面临严重的供给不足,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会。问题在于这些行业对私人部门不开放,行业内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把私人投资挡在门外。如果能尽快推进这些部门的放松管制,出口部门被迫转移出来的资源和劳动力就找到了新家。当中国能够成功地把资源重新配置到这些服务业部门的时候,我们将要看到的将是一个崭新的发展局面。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源在服务于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消费者;更大的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将会大大减轻中国的环境和交通压力。更好的医疗、教育和文化娱乐会让中国人生活的更加健康快乐,更有信心应对老龄化的到来。

 

反思中国金融的“定向”改革开放

——金融欺诈交易、美国次贷危机的启示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江涌

2008年10月30日

    一个危机四伏的国际金融体系,却成为我们千方百计努力靠近、接轨、融入的目标;一群存在严重治理问题、严重缺德的金融机构,却成为我们孜孜以求的学习楷模、合作伙伴、膜拜对象。中国不计代价的“定向”金融改革开放是否进入了误区?

    今年1月21日晚纽约股市开盘前,美联储紧急宣布降低基准利率75个基点至3.5%,这是18年来美联储最大幅度的单一降息。美联储重拳出击的理由是,1月21日全球主要股指出现大暴跌,而当日美国因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休市,为防止股灾在新的交易日延烧至美国,美联储采取了“非常手段”。消息一出,众多经济人士纷纷指责美联储决策草率,举止失措,加剧了市场恐慌气氛。

    1月23日,法国中央银行通报美联储,法国兴业银行交易员热罗姆·凯维埃尔违规操作,非法动用了500亿欧元的资金购买股指期货,给银行造成49亿欧元(约合71.4亿美元)的损失。“魔鬼交易员”的丑闻令市场恐慌再度升温。

国际金融体系陷入诚信危机

    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越来越动荡。二战后,美国经济实力异常强大,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美国凭借其实力与优势,建立起覆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利用这个体系,确立起自己的经济与金融霸权地位。不过,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获取霸权利益的同时,也相应承担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义务。

    但是,到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不断衰落,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解体。霸权的收益极其巨大,美国当然不肯放弃,但是又不愿承担相应的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义务,国际金融市场由此越发动荡。而且,随着美国经济结构的改变以及经济金融化的发展,具有严重投机倾向的金融资本(最典型代表就是对冲基金)在美国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决定了美国非但不会去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原则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组合,有意或无意地制造国际金融动荡,为金融资本创造投机获利的条件与便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重要体现与象征。上世纪90年代,IMF力推美国人设计的“华盛顿共识”,使诸多因陷入短期资金困境的求援国经济雪上加霜,世界经济陷入更为严重的危机。由此IMF备受指责。

    进入新世纪,新兴市场与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得当,经济形势普遍转好,外汇储备快速增加。根据摩根士丹利统计,五年前,各国政府的外汇储备总额为1.9万亿美元,仅够防范金融危机之用。而今,相关外汇储备已高达5.4万亿美元。IMF也指出,10年来,发展中国家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几乎翻了两番,2005年达到2.9万亿美元。再者,各国普遍建立起区域经济与金融合作安排,危急关头,不再有求于IMF与美国。因此,IMF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在降低,处境尴尬,如今累积的对外债权还不到100亿美元,自身生存都成了问题。

    信心与诚信,是金融体系赖以正常运行的基础与前提。次贷危机是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诚信危机。透视次贷危机,外加刚刚发生的“魔鬼交易员”凯维埃尔的“戏剧性”插曲,贯穿主线即是无处不在的道德风险。从房地产买卖源头数起,贷款机构与房屋抵押贷款申请人之间,贷款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评级机构、投资银行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美国金融机构与外国次债购买者之间,充斥着道德风险。此外,凯维埃尔与兴业银行之间,兴业银行高管、董事与股市投资者之间,兴业银行与法国中央银行之间,法国中央银行与美联储之间,也都存在着程度不一的道德风险。

    金融体系赖以正常运行的互信前提被严重质疑,金融市场到处弥漫着不信任与信心不足的气氛,次贷危机由此而旷日持久。这显示出国际金融体系所面临的诚信危机。这是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与秩序又一次陷入危机的重要象征。

“兴业事件”再现西方金融机构治理问题

    事实上,兴业银行早在1月19日就已发现了“魔鬼交易员”的“巨额欺诈交易”,不过为减少损失,兴业银行在向公众披露消息之前已经动手平仓,而又恰逢市场遭遇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重压,从而导致全球股市大跌。

    近十多年来,因操作风险给西方金融机构带来巨额亏损的事件屡屡发生。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的新加坡交易员里森因巨额投机,亏损约14亿美元,陷入破产的巴林银行最后被荷兰国际集团以1英镑价格收购;1995年9月,日本大和银行纽约分行交易员井口俊英私自进行债券交易,给大和银行造成11亿美元损失;1996年6月,日本住友商社交易员滨中泰男在未经任何授权之下,通过瑞银等经纪商在伦敦金属交易所非法进行铜期货交易,给公司造成26亿美元损失;2002年,爱尔兰第一大银行爱尔兰联合银行在美国分部的交易员鲁斯纳克从事非法外汇交易,使公司蒙受7.5亿美元损失。

    事实表明,美国金融机构中同样存在此类祸害,从事欺诈的不仅是个别“害群之马”,而是涉及金融机构的整个管理团队。2001年11月至2002年4月,安然、世通等上市公司纷纷爆出惊天丑闻,其中华尔街投资银行扮演着极其不光彩的角色。这些投行为争取生意,不惜为上市公司制假贩假,欺骗投资者。2003年4月,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华尔街十大投行达成和解协议,收取14亿美元罚金,并勒令其整改。这十大投行分别为:花旗集团索罗门美邦公司,罚款4亿美元;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和美林投资公司各被罚款2亿美元;摩根士丹利添惠被罚1.25亿美元;高盛集团被罚1.1亿美元;JP摩根大通、雷曼兄弟公司、贝尔斯登、瑞银华宝各被罚8000万美元;美国银行集团被罚3250万美元。

    所谓“和解”,就是不扩大事态,不暴露更为严重的问题,华尔街投行不用交出大量的内部资料,使中小投资者和集团诉讼律师们无法援引资料和判例,从而避免了更多的民事和刑事诉讼,而这些民事和刑事法律活动对投行来说才是最致命的。“和解”足见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华尔街投行的沆瀣一气。2005年3月,摩根大通宣布同意世通公司债券投资者的要求,出资20亿美元以赔偿其损失。2006年3月至4月,美国一对冲基金公司试图操控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天然气期货价格,最终使公司损失64亿美元。2007年8月,美国最大人寿保险公司保德信金融集团因欺诈交易被罚6亿美元。

    以上涉及的只是一些典型案例而已,实际代表的只是以美国为标杆的西方金融机构缺乏道德、疏于治理的“冰山一角”。长期以来,应对内幕交易成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首要任务;对内幕交易行为的调查和诉讼,是SEC执法中最为重要的方面。1990年,美国SEC起诉了38件内幕交易案件,1991年起诉了36件内幕交易案件。近年来,查处的案件数量稳定在每年50件左右,如1999年为57件,2003年为56件,2005年为53件。这些事例清楚表明,西方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同样难以适应信息化、电子化、全球化快速发展的需要,严谨的治理神话早就破灭了。

中国成了陷入次贷危机的西方金融机构的“大救星”

    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无论是出于自身动力,还是来自外在压力,中国的金融开放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接轨。一些人甚至执著地认为,惟有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接轨,中国的金融体制、体系才能算是实现现代化,才能算是国际化。为了达到完全的“仿真”效果,提出要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金融体制、机构做参照,而且还要请美国人、美国金融机构来帮中国设计金融改革与开放的道路。

    近年来,有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中国金融机构“走上现代化”、与国际接轨“进入全球化”、“增强国际竞争力”等选择。

    当初有关设计者向政府与大众解释,“选择境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是转变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行为的催化剂”。“引进外资的股份,不完全是为了资本金,更重要的是要带来一个很好的合作效益和合力效益,这个合力的效益就是能够更好地推动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更好地提升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如今,“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已近三个年头了,国人好像没有感受到设计者所竭力展示的几大不可替代的好处:有利于改善中资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强化中资金融机构的经营约束机制;获得先进的产品和技术。相反,国人感觉到的是这些所谓“战略投资”大都是在短期内获得巨额收益。

    美国银行得意声称,该行在中国投资所带来的收益,远远超出次贷危机造成的损失。2005年,美国银行投资30亿美元获得中国建行8.5%股权及一项以很低价格将持股比例提到至19.9%的选择权。2007年11月,美国银行首席财务官表示:“从账面上看,我们的潜在获利超过了300亿美元。” 随着次贷危机的不断恶化,德意志银行评估,全球金融领域因相关证券投资损失可能高达3000亿美元。

    据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分析统计,“境外战略投资者”在中国十家银行所获得的资产收益就高达10600亿元人民币,若加上在广发行、深发展、华夏和北京银行的控股所得约7000亿元,合计达到1.7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取得的。可以估算,西方金融机构在次贷上“投资不慎”所招致的损失,几乎可以在中国的战略投资中抵补。中国“无意中”成了陷入次贷危机的西方金融机构的“大救星”。

 

 

阿里巴巴股价缩水超八成

杭州消失数千“百万富翁”

浙江在线(杭州)

2008-10-21

  华尔街开始看淡电子商务等网络企业:一直被视为具有高度成长性的阳光行业——互联网,如今也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伤痕累累。“以前来我们这里推销的汽车一般都是10万左右的经济型,后来上市后,马上变成了奥迪,而最近推荐比较多的是20万左右的中级车”一位阿里巴巴的员工说。

    覆巢之下无完卵。即使是一直被视为具有高度成长性的阳光行业——互联网,如今也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伤痕累累:曾经的“港股明星”阿里巴巴的股价和最高值相比,几乎只剩一折多一点;创造奇迹的美股巨人网络,股价则惨遭“腰斩”;而另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互联网企业网龙股价更是只剩下当初的零头了。

    可以肯定的一个事实是,目前这场由房贷市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到了“相隔十万里”的互联网行业,而这一事件目前在杭州的影响是,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使这个城市少了数千个“百万富翁”。

网络股跌幅惨不忍睹

    回顾一年前诸多科技股上市的风光,眼下这些股票的价格可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股价最惨烈者只剩下最高时的近就十分之一。2007年11月6日上市的阿里巴巴,一度成就了中国互联网的市值之最。但上市以来,股价不断下滑,阿里巴巴的股价从上市之初最高的41.8港元跌至昨日收盘时的4.80港元。而创造了网游传奇的巨人网络也未能逃脱市值大幅缩水的命运。巨人的股价从上市初最高的20.46美元下跌至如今的 6.045美元。

    另外,2007年10月9日上市的金山软件的股价也从上市初最高的6.4港元跌至如今的1.81港元。2007年11月2日登陆香港创业板,随后又转至主板的网龙,股价则从最高的19港元跌至如今的3.05港元。进入10月以来,尽管美国终于通过提升至85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但由于整体市场持续低迷,中国概念股在近几个交易日里屡次全线下跌。空中网、携程网、中华网投资集团、正保远程教育等几家公司股价均创出52周新低。

    上周三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和其他几家央行联手降息,但这对扭转股市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由于投资者担心美国信贷危机恶化将导致全球经济进一步衰退,美国股市在上周五全天震荡剧烈。受此影响,在美国股市跌势的带动下,上周五中国概念股普遍下跌。其中中华网、新浪、携程网跌幅靠前,分别下跌13.53%、5.60%和6.06%。

    在纳斯达克市场上,百度股价由前一周的222.37美元跌至213.75美元;搜狐由前一周的每股55.04美元跌至48.36美元;新浪由每股32.10美元跌至30.69美元;网易由每股20美元跌至18.68美元。

 

 

发件人:"大侠" <avtmotvkd@spring1288.vicp.net>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30 01:05:4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潘祎的稿子 中国可能借助金融危机产生伟大理论人物吗?

左大培:用外汇储备赎回被卖企业

新财经作者  张程

2008年10月14日

    左大培一直极力反对把中国企业卖给外资,他甚至倡导把卖出去的企业赎回来。大培,姓左,思想也有点"左"。因此,被人冠以很多"左"的名字,诸如"左大棒"、"左琴科夫"等。同时,他也被认为是"新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于这些帽子,左大培照单全收,"我就是以左为荣"。作为"左派",左大培一直反对将中国企业卖给外资,尤其是国有企业。"郎顾之争"时,左大培坚定地站在郎咸平一边,并与杨帆、韩德强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停止一切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凯雷并购徐工案中,左大培也极力反对徐工贱卖。2008年徐工终于没被卖掉,但大宝、汇源却被外资全额收购。对这些外资收购案他会怎么看?《新财经》记者采访了左大培。

    左大培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曾两度受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国从事博士后访问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同时也研究各种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运行、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对外经济关系等。

清理外资,赎回国企

    《新财经》:最近,大宝、汇源都被外资全资收购了,您怎么看?

     左大培:我主要说大宝,大宝卖给外资是一个典型的笑话,中国多的就是钱,少的就是好品牌,居然把叫得这么响的品牌卖给别人,用最缺的品牌去换最不需要的资金。大宝究竟怎么了?缺钱?国家给你,你不想干了可以给其他人干啊!大宝品牌做了那么多年,表明中国人不是做不了品牌。强生收购大宝仅花了23亿元人民币,中国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能买几千个大宝。

    最近五六年,中国的资金大量外流,却又在拼命地吸引外资,这有什么必要呢?这样对流的结果是,中国赚钱的企业都落到人家手里了,品牌也是人家的了。我不明白大宝为什么一定要卖,难道是某些人想弄点好处?当然,我只是猜测。

    《新财经》:很多企业已经卖了,我们现在能怎么办?

    左大培:中国任何国有企业都不应该卖给外资,我们的外汇储备太多,更需要的是清理外资。把卖掉的国内企业赎回来,当时给了多少钱就还多少钱,也不用多给。现在就是要扶持民族品牌,哪怕出点钱。可有些人就是要把钱赔给外资,而不是内资企业。大宝不应该卖掉,国家应该用外汇储备把大宝买回来。

国家应该向企业注资

    《新财经》:国家赎回被外资收购的企业,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议,别人会不会认为中国在关紧国门?您考虑了这种政策的后果和可能的争议吗?国家会接受吗?

    左大培:国家会不会接受我不知道。我要说的是,这样做对国家有好处。

    《新财经》:国家注资国企及收回被外资购买的企业有何好处?

    左大培:具体的好处当然很多。第一,可以解决政府资金过剩问题,解决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问题。外汇储备过多,直接导致通货膨胀压力。为了缓解通胀压力,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把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提得过高,大量发行债券,这些都会严重影响银行的经营机制。如果有100元钱,把20 元钱放那里做存款准备金,还吸收储蓄干什么?但是,若不采取措施,这些钱就会进股市、炒房地产去了。

    第二,中国要想培育强有力的企业,必须要政府投入资金。现在外汇储备过多,危害很大。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应该投钱给企业。

    本国资金应该用来发展本国企业,这样即便有亏损,但培植了企业的竞争能力、科技能力、管理能力。现在看中国企业做得不好,不是企业不行,而是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我们二十年来没有给企业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所以,导致现在的状况。目前最重要的是把本国企业做好。我们将大量外汇拿去国外投资,有很大的风险,往往变成坏账。与其在外担风险,不如培植本国企业。

国家应重点投资军工和基建

   《新财经》:如何培植本国企业?您能否具体谈谈?

    左大培:可以有很多方式。第一,财政直接投资;第二,财政担保发行债券;第三,财政担保由国有公司发行债券,发行债券所得资金作为公有资本金,投入到企业中。投入方向主要是国有企业,当然也可以投到其他企业,但还是国有股本,包括发行国有债券,然后拿去投资。但是,这些资金必须要做实业投资,搞研发,建立强大的生产、研发能力。绝不能做金融投资。

    《新财经》:您认为这些资金投到哪些行业会比较合适?

    左大培:第一,军工行业。中国现在要提的口号应该是军事技术世界第一,三十年后赶超美国,通过军工使我们的军事实力赶上美国,别人不敢提我就敢提。我们现在具备这个条件,有钱没技术,军工是提高技术的一个最好手段,尤其是国外对我们保密的技术一定要大力发展。

    美国的计算机怎么搞起来的,最初是国防部搞的,互联网也是国防部先办的。宝马的前身是德国的巴伐利亚汽车厂,是"二战"时希特勒研制喷气发动机的基地。中国要有规划地、全面系统地发展军工产业,要赶超美国。现在最大的瓶颈是技术,为什么要搞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不搞不行了。

    第二,投资搞基础设施。这些年过多地发展公路交通,而在铁路、城市地下交通、能源发展等方面却不够。所以,要发展铁路、能源等。更广一点,是整个公用事业,这些都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除了财政资金,还有政府发债券,发债券从长远说有助于股市的稳定,短期可能对金融市场有影响。

我不同意项兵的观点

    《新财经》:项兵曾有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我们仍然坚持民族品牌,我们就出不了IBM、LG或者三星、丰田。我们只会造富,成就不了伟大的商业机构。在全球化的今天谈民族品牌,是非常狭隘的。"对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左大培:三星、丰田哪一个不是民族品牌?我不理解这种说法。没有民族品牌哪有世界级商业机构?在国内都做不大,还说要去占领国际市场,这不是笑话吗?他这么说,要么是不懂,要么是他懂,但故意为洋人说话。

    三星这种企业,实际上也是靠政府大力支持发展起来的。我嘲笑项兵这种人,就是因为他不懂产业。当初,韩国政府就禁止外资投资,政府宁愿通过下面的银行去借外国的钱来发展这些企业,也不让外资到本国做企业,三星等韩国企业都是靠政府支持的方式培植起来的。三星、丰田等企业的成长历程,做商学院院长的项兵应该比我更清楚。他这样讲话,我就要问一句,他够不够资格做商学院院长?

 

出售国内企业是最大的资源配置扭曲

左大培

2008年10月

    目前,中国已有相当一批非国有民营企业到境外上市,这些民营企业中有不少高技术企业。有这么多的民营企业到境外筹资,表明中国企业目前最急需的是补充资本金。我们之所以反对外资并购中国国有企业,并不是否认这些企业需要增加资本金,而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在中国目前有显著资金净外流的背景下,向外资出售国有企业以增加外资流入是一个最大的资源配置扭曲。

    一边是国内资金流到国外去获取较低的回报,另一边让外资掌控中国的优质企业而取得高额利润,这对中国是一种财务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外资掌控国内重要企业会阻断中国企业管理和技术团队的成长,这从根本上妨碍了中国民族产业的成长壮大,使中国民族产业丧失发展的活力。

    但是,如果仅仅简单地禁止外资并购中国国有企业、禁止外资掌控中国重要产业,不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中国的筹资困境,就确实会使国内企业无法得到有效的资金。国内企业将无力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会放慢。这也是筹资困境使中国企业陷入危机的后果。

     ………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30 01:02:54 +0800 收 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L_C_cc:L_C_colon 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

    朱学渊评:有人幸灾乐祸看笑话,我却要歌颂泡沫,自从里根政府大规模实行债务经济以来,世界就进入了狂欢的嘉华泡沫年会。中国的繁荣仅仅是靠邓小平‘改革开放’?我以为是分享了美国泡沫;将来中国能够取代美国吗?笑话,中国岂但不可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而且只能是美国经济的跟屁虫,不仅中国如此,欧洲、日本、俄罗斯……无一能够例外。为什么全世界这么窝囊,唯独除了美国?次要的原因是美国大小恰当的规模,主要的原因则是对创新的鼓励,制度性地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生长结构’的社会制度(中国则是‘循环自灭结构’)。美国可以将世界带入小小困境(还没有饿死人),但必是将它世界带入每一个新高峰。

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

America: Still number one

By Steve Hargreaves, CNNMoney.com staff writer

Last Updated: October 29, 2008: 10:38 AM ET

    Deteriorating conditions overseas and lo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ean fears the nation will lose its financial superpower status are overblown.

The United States is suffering the worst financial crisis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nation's reliance on the rest the world to support its rampant spending is increasing and across the nation Americans are losing their jobs.

All this has led many to ask the once-unthinkable question: Is the United States at risk of losing its status as the world's top financial superpower? To be sure, things seem grim.

Declining home values have decimated the banking sector and sparked a freeze-up in credit. Financial products - inve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 that allowed the housing bubble to grow so large are now infecting foreign markets.

Nearly 1 million Americans have lost their job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year and a deep recession now seems unavoidable. Plus, the government is borrowing ever more money as it attempts to stem the crisis, adding to a mushrooming national debt. Meanwhile, baby boomers are retiring, drawing huge amounts of money from Medicare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threatening to bankrup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th mounting debt and fewer jobs, many Americans feel their country's best days are behind it.

"America is no longer an economic superpower - it is following the path of the Romans and the British," one CNNMoney.com reader wrote on our talkback. "This country has no real future and no real leadership."

Many point to the latest credit crisis, which origin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proof.

"The U.S. will lose its superpower status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Germany's finance minister was quoted saying last month as the crisis unfolded.

This crisis will certainly leave its mark on America."Our credibility has been destroyed," said Joseph Stiglitz, a Nobel Prize-winning economist at Columbia University. "There will be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role of the U.S." For starters, it'll be a long time before a U.S. Treasury Secretary can go over to India or China and tell those countries how they should run their banking systems.

Also, more jobs will likely be shed in the U.S., economic growth will slow for several more years, and the amount it costs to borrow money will increase. But economists including Stiglitz are nearly unanimous: The United States won't lose its position as the world's financial superpower because foreign economies are slowing just as fast as America's, their debt levels are just as high,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is too reliant on the U.S. market to achieve significant growth on its own.

"The U.S. will still be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said Stiglitz. Irene Finel-Honigman, a colleague of Stiglitz's at Columbia, put it more bluntly. "The U.S. remains and will remain the standard bearer in financial markets," said Honigman, an expert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Even in a recession, the U.S. will lead the way out."

It's not just American economists who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main the world's financial center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t's overdone to think the credit crunch itself will mark the end for the U.S. a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capital market," said Lex Hoogduin, chief economist with Dutch investment firm Robeco. "It's popular in political or left-leaning circles, but I don't think they will be proven right."

Everything is relative(一切都是相对的……)

Part of the reason America will remain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is not because things aren't bad here, but because they're bad - or worse - everywhere else.

Two main things hit consumers in 2008 - high energy prices and falling home values, and both those things happened more or less worldwide. Oil is a global market, and the record prices seen in 2008 happened almost everywhere barring countries like Saudi Arabia and Venezuela that had major gasoline subsidies.

And the U.S. wasn't the only country with deflating home prices.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saw home values plummet. Some reports indicate China's housing bubble is far worse than that in the U.S., and it's about to pop. Moreover, because many foreign banks were big buyers of U.S. financial products tied to home loans a global recession - not just a U.S. recession - is increasingly likely, wreaking havoc on foreign stock markets.

The Dow has lost nearly 30% over the last two months, but so has London's FTSE, Germany's DAX and Hong's Kong's Hang Seng. Japan's Nikkei is off 40%. "The U.S. will remain number one by default," said Alan Tonelson,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U.S. Business and Industry Council. "Everyone else has major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ir own.

"We all age(大家一样都老年化了,但是……)

The budget deficit and national debt is also a concern for economists,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has indeed been growing.
President George Bush ran a deficit of over $400 billion last year, plus some $200 billion more if the war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are figured in.The national debt - the accumulation of all those years of deficits - is a staggering $10.5 trillion.
This is all only projected to get worse. As the baby boomers retire and draw on Medicare and Social Security, some estimates say the debt could swell to over $50 trillion over the next several decades unless those programs are seriously trimmed.

The danger is that at some point the world will decide the U.S. has too much debt and is no longer credit worthy. But that hasn't happened yet. Investors are still buying U.S. debt and making it cheaper for the government to borrow money. That's exactly the opposite of what would happen if investors thought the U.S. is on the wane.

And there's good news amid all these daunting debt figures, if only by comparison. First, the birthrate in the U.S. is fairly high by industrialized standards, meaning there'll be more people to pay that big tab. In Europe, plenty of people will be retiring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as well, but there are less workers to replace them when compared to America.

Second, While $10 trillion is no small sum, it's only about 70% of our total yearly economic output, said Jay Bryson, a global economist at Wachovia Corp.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debts that are 100% their yearly economic output, while Japan's debt stands at 150%, said Bryson."Is this the death blow for the U.S. as the world's financial center," he asked, referring to all the country's ills. "Probably not."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互保才是出路)

With China's unbridled economic growth spurt, there's talk that it could one day overtake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that could happen several decades from now, China's fate currently is directly tied to the U.S. If we don't buy, they don't grow. China and other big exporters to the U.S. are laden with dollars - not because its a great investment - but because the U.S. buys so many
foreign goods in dollars, argues J.P. Morgan Senior Economist Jim Glassman.

If they tried to switch to another currency, they'd have to sell those dollars and flood the market. That would kill the value of the dollar and push other currencies up. Exports to the U.S. market would become much more expensive for Americans and because they lack large enough domestic markets it could kill their economy.

"'Whether they like it or not, they are compelled to hold the dollar," said Glassman. "We're enabling their growth anddevelopment." And enabling development overseas, even if that means job losses in the U.S. and manufacturing shifting abroad, is no bad thing, argues Glassman.

 "Thes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a clear link to us, and we're benefiting from it," said Glassman. "Markets are being created, the pie is growing."

None of this means the U.S. will remain number one forever. Countries rarely keep the top spot for more than a few centuries, and we've already had one.But for the next five or 10 years, it seems the American Century is in little danger of ending.
 

 

 

发件人L_C_mailfrom:L_C_colon<rujiayoubao@vip.163.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6 21:46:43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抄送L_C_cc:L_C_colon 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儒家邮报第78期-孔子2559年暨耶稣2008年10月26日

兰德公司报告:美欲“军事解决”经济危机?

文昭心

    据法国媒体爆料,兰德公司已向美国防部提交了一份评估报告,评估发动一场战争来转嫁目前经济危机的可行性。报告认为,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效果很可能不如用7000亿美元发动一场战争的效果好。美国鹰派主流观点甚至认为,美国要摆脱衰退,目前剩下的惟一办法就是军事掠夺。

大衰退加剧美国军事掠夺冲动

    透过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历次的巨大经济危机几乎都与战争相伴相生。迄今为止,现代国家克服经济衰退与危机的手段主要有三种: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建设以增加就业,刺激消费;新技术革命带动新一轮经济起飞;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拉动消费与生产、控制资源和交通,并激发民众“走出低谷”的心理潜能。

    采取第一种手段的前提是一个国家的发展还在起步阶段,基础设施不发达,劳动力质量不差却又价格低廉,政府的控制力较强等等。目前的中国就拥有了类似的前提,因此政府投入与引进外资是时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发动机。但是很可惜,今天的美国已经没有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时那样的市场和社会环境了。

   至于新技术革命,那是30至40年才积累爆发一次的事情。美国前些年如火如荼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冷却降温,所谓“新经济”虽说未土崩瓦解也已是元气大伤,经济发展无法找到新的增长亮点。这样美国只剩下了目前的一个选择:军事掠夺!美国军火集团和金融集团向来擅长发战争财。两次世界大战使整个美国都尝到了发战争财的巨大好处。

   兰德公司在向美国防部递交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各大军火集团和部分军方人士在此次“次贷危机”中都遭受了一定的损失。如果美国政府用7000亿美元救市,美国军方正在或将要进行的军火采购势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果美国政府用7000亿美元发动一场战争,必然会得到各大军火集团和部分军方人士极力支持。另外,打仗还是提高国民士气的一大举措,即设法使民众的注意力多放在外来的挑战上,而少放在内部经济的低迷上。

谁将是美国的首选目标?

    布什一直坚称:“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强国”。言下之意,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但是,美国以战争手段应付经济危机,其中也蕴涵着巨大的风险。首先要确保对手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如万一让对手狠狠反咬一口,譬如说把美国本土上的什么重要目标给端了,那就可能导致华尔街瞬间崩盘。

    或者,原计划的速决战变成了越南式的持久战,社会上逐步让反战厌战的情绪占了上风,那样战争“强心针”就还是无法令经济有效复苏。

    针对美国下一步战争首选目标问题,不少人认为是伊朗、朝鲜、巴基斯坦等力量相对弱的国家。更有媒体指出,美国可能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全面进攻。美国打伊朗不需要找理由,打了之后再找理由不迟。一旦美国发动全面进攻,伊朗军队很快就会丧失战斗力。俄罗斯和中国根本来不及进行有力的军事援助。

    中国国际战略专家林晓东指出,美国如果通过战争摆脱经济危机,必须同时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在战争中得到使美国经济恢复的大量资金而不是巨额的战争消耗。美国全国储蓄是-1%,资本市场、经济运转全部要靠外部的资金撑着。二是要保证潜在战略对手不能乘机拖垮美国。任何战争都有风险,特别是在对手背后在强大力量做后盾的情况下。

   伊朗、朝鲜、巴基斯坦,包括委内瑞拉等国,背后都有俄罗斯或中国。林晓东认为,显然美国打这样的国家不但解决不了资金问题,反而会被潜在对手利用,只能是纯粹地消耗实力。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务国,也是被认为世界上惟一可以独力破坏美国经济的国家。如果美国要通过军事手段摆脱危机的话,中国将是其首选目标。因为,一但与中国直接或间接开战,美国欠下中国的巨额国债就会作废,更可以通过非常手段避免中国对美元的抛售。当前,美国最有可能的做法是通过军事手段逼迫中国以经济代价避免与美国冲突。

中国不得不防

    当巨大的金融海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咆哮而至时,世界各国本能地抛售美元资产,寻找危机避风港实在情理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基本未减持美国国债,在7月份反而增加了149亿美元,已属仁至义尽了。

    如今美国非但不感恩,反而对台湾出售64亿美元的军火,真的令人联想起“狼”的故事——“狼”还未度过难关,就开始对“东郭先生”呲牙咧嘴了。美国政府在这时候售台武器,主要是逼迫中国按照美国需要的规模和节奏,不是200亿、300亿美元,而是2000亿、3000亿美元地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购买美国为救市而发行的新巨额美元国债。其未能如愿以偿,就开始给中国颜色看看。

    近来,以印度为代表的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不断向中国挑衅,背后支持者就是美国。

    10月9日,美国知名智库“国际战略评估中心”副主任理查德-费舍尔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的衰退与中国的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制止这种对比持续下去的惟一办法就是通过战争。

   美国《华盛顿时报》网站近日刊文称,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顾问委员会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新的报告草案。该草案大肆渲染中国军力威胁,建议美国研发包括导弹防御系统在内的新型武器系统,以遏制和应对中国稳步发展的核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

    美国现在已经在太平洋部署了6个航母战斗群,目的就是牵制中国。据称,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有代号为“厄夜丛林”的台海作战方案,美国甚至在阴暗地研究对中国的“瘫痪战”。

中国需要遏制任何对手的力量

    在五角大楼不久前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说:“在崛起的大国之中,中国最有潜力与美国军事竞争和使用破坏性武器,美国如果不采取应对战略,传统的军事优势将在一定时间内消失。”“美国要调整全球军事基地,在关键的战略和战役领域内继续投资,发展持续监视、远程打击、隐身、作战机动能力,以及在战略距离作战的空、海和陆地力量。”

    当前,中国和平发展面临两大矛盾:迅速扩展的国家利益和相对落后的保卫手段之间的矛盾;强化维护国家利益手段的迫切性与日益增长的外部制约因素之间的矛盾。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建设一支与国际地位相称的军事力量,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需要。但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在世界范围新军事变革不断深化的进程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军事领域中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在应对诸多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各种分裂祖国统一行径、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海军少将杨毅近日指出,中国的军事力量作为一种战略防御力量,要能够遏制任何对手,使他们不敢轻易对中国进行军事讹诈和军事侵略!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30 10:55:58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L_C_colon "zaojl" <zaojl@163.net>, "yangxiaolu_8" <yangxiaolu_8@yahoo.com.cn>, "柳鲲鹏" <quantum6@163.com>, "figimei" <figimei@hotmail.com> 标题: 资料】中国极度贫困人口2亿,贫困人口超4亿,极度贫富悬殊超印度

中国的贫困状态今天仍然不可忽视

石行

    中国极度贫困人口2亿,贫困人口超4亿,极度贫富悬殊超印度。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是;以每天PPP1美元的极度贫困线为标准,2004年中国赤贫人口2亿,占全国人口比例15%。在实际生活中,中国有2亿人平均每天实际消费水平不足0.42美元,3.6元人民币!!2007年,每天平均消费不足ppp2美元,即7.2元人民币的贫困人口4.3亿人,占人口比例约32%。

    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表明收入分配已相当不均。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数,0表示完全平等,1表示完全不平等。日本的基尼指数是0.25,欧洲是0.32,印度是0.33。

    中国民众的工资性收入仅占GDP的11%,在平均工资性收入仅为美联邦的30-100分之一的情况下,中国奢侈品消费位居世界第二。正常国家打工族收入占GDP50%。不管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这个比例都差不多,只是发达国家总值高,但是占GDP的比例都是差不多的。而中国打工族收入仅占GDP11%。是世界最低的国家,其剥削程度也勇夺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官府征的税高达GDP35%.是中国打工者收入占GDP的11%的三倍。

    今年官府的税收将突破6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要给政府纳税4615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家要给政府纳税:18461元。而中国官府不仅仅收税,还收费,这些费包括官府垄断土地转让费,过路费,养路费,罚款...等等,而且这些收费超过了缴的税,“费大于税”的说法也就是这样来的,也就说今天官府收的各种费将不少于60000亿。60000亿的税收加上超过60000亿的收费,两者加起来中国官府的总收入将超过120000亿。超过日本政府总收入的一倍,而同时中国的GDP总量仅为日本的约一半。

    中国官府的税加费总量超过12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要给政府超过9230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家要给政府超过:36923元。而2006年,约9亿农村人口平均每人的纯收入,还不到3600元。换句话说,政府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占人口总数70%的农民的全部收入。另外中国没有福利制/度,有的只是负福利制/度,比如人口数量不及1%的有权优势的高干们享受中国80%的“福利”,而真正需要福利的贫穷的农民福利最少,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都是正福利,通过福利缩小贫富差距。就中国这种通过负福利拉大贫富悬殊。

    中国的人均GDP仅有美国的1/20不到,而奢侈品消费却与美国相当。可见中国的贫富悬殊差不多是美国的20左右,近代史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贫富悬殊达到如此令人发指的地步。另外中国还有3万多亿垄断企业搜刮的民脂民膏上缴给官府的利润。什么是官僚剥削,这就是血的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印度仅为0.33。中国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表明收入分配已相当不均。

    新华网上海9月14日电(记者 俞丽虹 )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发给本社记者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未来10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可能会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二。安永的研究报告预测,2005年至2008年,中国奢侈品销售额年增长率将达20%;2009年到2015年年增长率为10%左右;2015年,中国奢侈品销售额将突破115亿美元,占全球消费总量的29%。一目了然的数据映衬出这6年“亲民新政”的实际情况。




发件人:"Weidong Huang" <huangwd@ustc.edu.cn> 加入地址本 | 拒收2008-10-27 23:50:32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zdjun@263.net>抄送:标题:paper from 中科大黄卫东

中国应远离金融赌场

----谈如何应对美国金融危机

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  黄卫东

2008年10月30日

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认识:

    目前对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的认识已逐渐统一,是资本追逐利润产生的泡沫。其核心是金融机构借贷投资给收入低的购买房产者,楼市下降,购房者无法偿还债务导致金融危机。实质上与历史上荷兰的郁金香,国内曾经发生过的兰花热类似,投资一个无实际效益的活动,而且是通过风险巨大的借贷,规模巨大,导致金融市场崩溃是必然发生的。但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间接的。对购房者来说,本身没有多少影响,原先买不起房,现在房被收回,回到原来状态。受损失的是投机者。与历史上资本主义社会多次发生的经济危机不同,它对美国日常生活影响较小,不会大致大规模失业,不会导致美国的企业大量倒闭。那种认为美元崩溃的想法是错误的。美国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美元早就过量发行,远远超过实际需要,再增发10万亿美元又如何?就是美元不是通用货币,只能在美国流通,又如何?美国经济就崩溃了,美元就成废纸了?只要美国能够确保自己的基本需求的生产不出现问题,是不会带来美元崩溃的。美国的粮食生产等基本不受金融危机影响。其根本原因是人的基本需求是有限的,不会随着货币发行量的增加而增加,而其他需求是弹性的,可调整的。

    美国应对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帮助低收入购房者,增加他们的收入,使他们能按时支付房贷。这种方法可从根本上消除危机,而且整个支出有限,是最佳方法。但是牵涉较多,布什政府似乎没有这个想法。另一种是大量印钞票,帮助金融机构,使这些金融机构得以生存,但是阻挡了在次贷危机之前脱逃的资本家趁次贷危机之机在美国国内大肆收购吞并金融机构资产的机会。这些资金必然要寻找投机之所。对中国来说这些资金是很危险的热钱。笔者以为,后一种选择才是美国资本家的想法,可以引起国际金融的复杂多变,好在乱中获益。美国本身,从整体上看,是不会有多大损失的,它能很好地掌控整个局势。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很有可能应对错误,而大量损失自己的财富。即使应对正确,由于美元货币发现量增多,很有可能引起美元物价上涨,就会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贬值。由于金融危机影响,美国非必须消费已经降低,已经带来我国实体经济下降,很多对外贸易企业倒闭关门,失业增加,之所以没有形成重大社会问题,是因为这些企业主要劳动者是民工,民工在农村还有一块可以依赖,能够生存的土地。

中国应对原则:

    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都相信,财富是劳动创造的。了解和认识到这一点,你就知道应如何应对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各种金融创新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从历史来看,各种金融活动,包括股市、汇市、楼市投融资、期货等,都是一种变相的赌博场所,其负面作用远远大于其对经济的正面作用。其对经济发展的功能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替代。总的来看,这些金融手段的主要作用是资本大额骗取普通老百姓财富的场所。取消中国的所有上述各种金融手段,才是正确的。最近,中国又引进了新的财富流动更快的金融市场,随着我国金融管制的放松,这些赌博场所不仅为中国的资本家,更加可怕的是为外国资本大鳄提供了吸取中国民众财富的赌场。中国的外汇也绝不应进入国外的各种金融赌场。任何一个赌场的老板都有无穷种手段,骗走进入赌场的财富,想从赌场中骗走老板的财富是不切实际的,最终的结果是自己的财富被骗走。因此,我们不应参与救助欧美金融机构,各种炒底的想法是十分危险的。

当前我国对策:

    中国需要清楚自己实际掌握的自由支配的外汇数量,需要了解金融危机条件下,国际货币流动规律,需要防止外汇流动影响正常的经济活动。不能将外汇都投资了,必须保持手里有自由支配的足够数量外汇,以应付金融危机时代更加不可捉摸的外汇流动。国内应从根本上改变支持外资及支持外贸的做法(参见附件)。经济发展必须依据国内的生产和消费。不能建立一个只是利用中国劳工的企业,一有风吹草动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外资企业,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帮助,只会引发中国的经济灾难。

    外资企业在中国,实际上成为中国财富流失的场所。此次金融危机,一些外资企业需要资金救助自己在本土的企业,国家应趁机收购,减少外资企业数量。最重要的是收购外资在我国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股份。银行是国家财富的管理机构,外资参股银行,意味着国家财富增长中的一部分就属于外资了,而他们对国家的财富增长没有任何贡献。非常赞同仲大军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应使用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和金融机构投资等外汇回购美国在中国的外资企业。

    此次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通过金融危机,我们可以低成本地改变外向型经济,大力发展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具体说来,应大幅度提高普通劳动者,包括民工的收入,从而为内需增加产品市场,同时使企业转向生产对内的产品。适当紧缩外贸企业资金,压缩外贸企业生存空间,从而减少外贸产品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减少外贸盈余,逐步降低外汇顺差,降低外汇储备。

    现在购买黄金和资源等实物资产,不是一个良好的时机。我们看到各种资源的美元物价都大幅上涨,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阴谋,我们现在购买资源,实际导致的结果就是财富损失。黄金本身如果不作为生产原料而利用,实际和美元一样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其价格实际上受资本大鳄的控制,波动很大。现在黄金价格高达每盎司上千美元,远远高于历史正常水平。现在拿外汇换黄金,财富损失的可能性很大。石油价格同样被炒到历史最高水平,据说我们国家在高价时购买了很多石油。石油价格很可能会回到正常的每桶20-30美元水平。

    当前人民币升值是灾难。国内现在有大量国外游资,通过多种渠道变成人民币进入国内股市楼市,现在国内股市楼市徘徊,而国外发生金融危机,这些游资急需回笼营救自己的老窝。他们希望中国汇率大幅上升,从而在离开中国换回外汇时大赚一笔。人民币升值还将降低产品竞争力,进一步降低出口,使企业倒闭增加,失业增加,从而使国内消费降低,导致经济危机。国家应立法大幅度提高普通老百姓收入,从而使物价上涨,产生人民币贬值的环境,与此同时打压股市和楼市,从而打击外来游资。

    我们应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西方国家所建立的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维护西方利益的体系。历史上看,西方国家在这个体系内,通过各种所谓的市场手段,洗劫了很多国家的财富。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南美洲金融危机等等,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了西方经济体系的骗人本质。我们在第三世界有良好的信誉。我们国内有庞大的生产能力,我们的进口原料主要来自第三世界。这些都为我们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增加我们的消费能力。我们必须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以增加我们的消费市场。否则我们无法为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产品提供市场,我们无法让第三世界国家人们使用人民币,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不加大国内市场容量,我们的过剩产品都不能自己消化,而出口到发达国家增加外汇储备实质是自杀行为,自己的发展都成为问题,还如何为第三世界发展提供市场和机会?如果我们转向第三世界,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主的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我们的强大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发达国家的衰落就成为必然。西方国家没有实力阻止这个历史的必然。如果我们继续留在以美国为首的经济体系中,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被美国完全控制的经济殖民地。事实上,现在我们正越陷越深(例如引进新的金融市场)。

总结:

    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国内掌权者认识不到自己的经济实力。国内生产能力非常大,却控制老百姓的收入,使自己的老百姓无钱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送给美国人换来并无多少价值的美元白条,美国人不要,自己的生产线就必须停产,经济就面临停滞甚至崩溃,这真是荒谬透顶的经济政策。当权者必须认识到,建平价房屋,实现房地产消费,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从而在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提高消费能力,保持生产和消费平衡,才是我国经济发展唯一正确之路。否则,中国经济就必然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走出几百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当权者认识到以后,采取的成功经验。

    对正在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如果你认识到西方金融活动是一种赌博,你就能理解其难以捉摸的运行过程,你就能制定出正确的对策。那些怀疑阴谋论的读者,只要想想商战中的商人行为,就会了解,经济活动中的阴谋是无处不在的。美国政府实际上是被美国的金融资本家控制的,他们的行为与商人的行为没有多少区别。

    我们的爱国经济学家应反思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要被西方骗人的理论所迷惑,应从实体上考虑经济发展规律,而不是从虚拟的或货币理论上考虑。呼吁我们的爱国经济学家,从根本上提出应对措施,包括取消股市、汇市、期市等(参见附件论证国家发展所需资金是银行增发的,股市减少了普通老百姓用于消费的资金,阻碍经济发展),立法禁止股市楼市泡沫,杜绝那些骗人的鬼话带来的危机,而不是一次次呼吁股市救市,每一次救市,就意味着一些普通民众的财富又被资本家骗走了,国家经济发展又多了一种危险的因素。

    参考:黄卫东 论发展国家经济的七大原则,驳斥主流经济学家卖国谬论。
 

 

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30 15:58:4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 08075 -- 建立股票市场稳定基金、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尊敬的先生/女士:今天的财经评论是中心特约研究员(匿名)关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分析。敬请指正。
 

建立股票市场稳定基金、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关于稳定股票市场的政策建议

社科院世经政所特约研究员

Oct. 30, 2008

一、 建立股票市场稳定基金的必要性

    今年以来证券市场持续下跌,迄今已经超过70%,政府的两次重大救市未果,虽然我国整体宏观经济形势良好,但是由于受到近期国际主要证券金融市场、新兴市场持续下跌;企业效益持续下滑的担忧,10月中下旬以来,股票市场又开始新的一轮下跌。估计从2008年7月到现在,包括基金户数在内的证券帐户,平均每户亏损额超过5万元,损失超过60%。涉及近一亿城镇家庭。

    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但是这些方法均只能在短期取得一定的效果,无法维护投资者的持久信心。证券市场的极大下跌,损害了许多家庭的生活质量,如果进一步下跌,势必使得广大中小投资的整个信心受到重大影响,导致社会突发事件产生,影响社会安定环境和经济的平稳发展。在目前益严峻的国际、国内金融、经济形势下,借鉴各国目前维护股票市场稳定的经验,以及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金融保卫战的经验,建议政府尽快建立股市平准基金,选择合理时机,合适点位,宣布对50只上证综指、深圳综指中的权重股(这些成分股票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有良好业绩支持)进行无条件买入,从而构建一个股市指数稳定的资金长城,传达给投资者政府明确捍卫股市、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信心。维护证券市场的长治久安。

二、股票市场平准基金介入的合理估值点位分析

    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决定股票市场的走势,经济的周期性走势决定了任何一次股票市场的下跌,都会有一个相对的底部。如果市场陷入恐慌,可能会偏离这个相对的底部,但是仍然会逐渐回到底部附近,待经济基本情况和企业基本面好转后,股市就会走出低迷。因此,此次平准基金干预股市,应该是在这个自然的底部之上,目的就是不要让非理性的因素将指数压低在这个之下,使投资者恐慌,股市最终崩盘。如果选择点位不恰当,托市资金消耗太大,相应的效果就不明显,甚至会使市场重新走向下跌的过程。如果选择相对底部、以及品种股票(大盘蓝筹股)进行干预后,不但能够稳定投资者的信心,而且还能够获得长期的收益。1998年香港平准基金救市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用静态市盈率(PE)、市净率(PB)指标的纵向比较,结合宏观经济的调整周期,来分析A股市场的相对底部。目前A股市场(10月27日上证指数1723.35)的市盈率为:14.04倍、市净率为:1.99倍。而股市在1000点左右的市盈率为:11.3倍左右、市净率为:1.5倍左右 。

    如果市场跌到1.5倍市净率时,相应上证综指的点位应该在1500点左右。考虑此次经济调整更加剧烈(比1997年、2004年要增加20%的下行空间),我国经济增长超过10%,未来3年至少能维持在8%左右,二者部分对冲,估计市场市盈率应该在10-13倍,市净率应该在1.3-1.5倍左右,极限应该在1倍左右。

    因此,在极端情况下,市场下行的极限空间在800-1000点左右,此时托市已经没有意义了。如果要有效防止恐慌性抛售,关键就是保住1500点(正负10%)左右的中值区间,托市才有意义。因此。在1500点以上托市能够具有稳定股市、避免恐慌的作用。因此我们就市场稳定来看,这是平准基金托市的有效点位,安全性较高。

三、股票市场稳定基金重点介入的股票及相对价位分析

    由于我国股市沪强深弱,截至2008年10月27日,上海综合指数总市值11.62万亿元,流通市值2.7157.99万亿元, 深圳综合指数总市值2.09万亿元,流通市值0.99万亿元,上证大盘股对指数和市场权重的影响较大,上证综合指数在投资者中的权威性最强。因此,建议此次平准基金的买入对象就是权重高,业绩未来稳定增长确定性高的股票共50只,考虑两个市场的大小和平衡性,建议选择上证指数权重排名前40只(剔出停牌股票长江电力、云天化,对股票指数贡献度达到71.67%),深证综指权重排名前10只(剔出停牌股票ST盐湖,对股票贡献度达到 15.59%)的股票,选取作为平准基金入市的标底股票。

四、股票市场平准基金的最低资金数量分析

    截至2008年10月27日,上证指数为1723点,上海交易所40只权重股票流通市值为:1.3432万亿元,深圳交易所10只股票流通市值为:1904亿元。50只股票市值共1.536万亿左右。根据以往数据推断流通市值中约有30%左右为基金、保险、社保、中投等机构投资者持有。因此如果在目前的点位托市,假设将目标股流通盘全部买入(假设基金、社保保险全部不卖出),约需要资金1.07万亿左右资金。假设在1500点左右托市,全部将流通盘买入,约需要9300亿资金。在实际操作上,买入流通量的1/3左右,约3000-4000亿元资金就足够护盘,因为目前两市每日总成交在500-600亿元,实际上每日能有效买入的量为成交量的10-20%,连续买入20-30天,控制流通盘的30%左右,加上其他机构投资者的30%左右,整个局势就稳定下来了。

    因此,建议政府宣布成立6000-8000亿的平准基金,并明示在1500点之上对以上50只股票进行完全托市,显示政府维持市场稳定的决心和信心。同时要求国有控股企业解禁流通股和现已回购在3年之内1500点以下不能减持;基金、社保、保险、中投的资金在1500点以下不能减持、砸盘。这样,就能坚定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确保上证指数在1500点左右能够稳定下来。

    我们估计中国经济最长能在未来5年内重新走入上升通道,那时,股市市净率应当回到1.5-2的稳定区间,则在未来5年后,股市平准基金将会至少获得约20%以上的收益。同时,又能有效保住一个稳定健全的证券市场。

五、股票市场平准基金的来源

    我国政府目前完全有这个财力打赢这场市场保卫战。资金来源应该采用外汇储备基金划拨、财政部特别拨款或者发行特别国债等方式筹集,建议由中投、证监会和社保基金联合成立专门管理平准基金投资机构,负责操作此项基金。

    大型国有企业由于运营资金比较紧张,为了保持国有企业的正常经营资金需求,不建议出资加入此项股市平准基金。

    附件:标的股票清单(略)

 



发件人:"yzx" <yzx1948@qingdaonews.com> 2008-10-30 10:30:11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杨曾宪重要更正,上稿有严重计算错误。请更换此稿。

关于实施“公积金回购双救市”方案的建议

山东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杨曾宪

2008年10月29日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把中国股市推进更深深渊,正把中国实体经济拖到悬崖崖边。恢复经济生机,一靠资金链、一靠信心链。眼下,信心无疑黄金一般珍贵。但增强信心,单靠喊话是不行的。“中国经济无恙、全球‘一枝独秀’”,西方这样喊,有它动机,我们也这样跟着喊,无视股市的危险信号,只能贻误宝贵的救市时机,摧毁国人信心!

    股市是经济“晴雨表”,钢铁是敏感“指针”。以鞍钢为例:1-9月每股收益1.14元;每股净资产 8.07元。而10月27日鞍钢A股5.47元,H股2.89港元(折2.5元)!面对如此股价,人们目瞪口呆之余难免疑惑:如果不是经济出了大问题,鞍钢怎么会跌到这份上呢?问题是,不止鞍钢一家,众多蓝筹公司股价,都已惨不忍睹了。

    就像明明阴云密布,却要让人相信天晴日朗一样,面对如此“晴雨表”,要让民众相信中国经济仍是健康的,可能吗?因此,政府必须毫不犹豫地用“黄金”重塑“信心”;只有用资金链来强化信心链,救市才有效果,才能最终救经济。但我所主张的“救市”,不是救股指。目前中国股市,流通市值约4万亿,大小非却超过1.2万亿股。如此“压顶泰山”不移走,股市怎能涨得动!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救市呢?我的回答是,因为消费市场亟待通过股市往回输血。中国股市之所以“飞流直下四千点”,因为“五龙”在吸水:大小非、新股、增发、交易税红利税和佣金,它们一刻不停、一去不回地吸走股民手中的资金,改变了这些资金的性质。

    2007年,仅中间三条“龙”就吸走了1万亿元。加上大小非减持,2006-2008三年间,“五龙”吸走的资金总量超过2万亿元,1亿股民人均2万元。这些钱,恰恰主要来自白领或中产阶级,他们构成车市、楼市等中高消费市场的主体。如果不能让白领们钱袋鼓起来,一切刺激内需的经济对策都难获立竿见影之效。

    特别在出口下滑,大量“外需”转“内需”情况下,靠传统办法刺激经济,是绝不可能短期把消费对GDP贡献率提到50%以上的。因此,必须采取非常规措施。通过股市救市场,就是当下最直截了当的措施——如同美国给每人“派发”1千元一样。

    这样的救市,就不是拿出一点钱去做救市秀,而是要无条件地、大量地向股市投钱。哪怕打了水漂,也要投。投钱就是目的,让巨额资金通过股市迅速流回消费市场,就是目的。这就是“双救市”本质所在——它最终救的是商品市场。

    具体方案是:由上市公司动用公积金和未分利润回购并注销公司股票。这无程序障碍。回购股票注销,总股本缩股,每股净值及红利均增,股东权益均增,国有资产实现增殖。此事只要决策层下大决心,就可立即实施。

    具体办法是:股价大幅跌净的老公司和股价大幅“破发”的2年来新上市公司,皆动用50%左右的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回购本公司股票(含H股)。其它股价超跌公司,也可进行回购。业绩良好公司缺少现金的,可由财政贴息、银行发放2-3年期贷款。回购行动要持续进行,只有当股价回到合理价格(最少应10倍市盈率或接近发行价),或回购资金用完时,才自动终止。

    以鞍钢为例,股本72亿元,1/2公积金为156亿元,1/2未分配利润为83亿元,合计239亿元。A股H股10月27日总市值97亿元,资金相当充裕。初步测算一下,蓝筹公司筹集6000亿回购资金没问题。如更多A股公司参与,可筹集1万亿以上资金。

    为确保救市资金不被“五龙”吸走,应出台非常政策,限定半年内暂停大小非减持、新股发行和扩股融资,并停收红利税。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正当合法,反对没道理。

    救市资金抛出(因部分股价可能很快超出预期价格,资金不能全抛出)后,股指可能上摸3000点又下挫。但这没关系,因为目标已经实现:增强了股民信心;增加了市场流动性:数千亿生产资金撤出股市变成了消费资金。在这非常时期,从股市撤出的资金若有2000亿元即时消费,也是雪中送炭,根据乘数效用也可拉动产生0.8-1万亿元的GDP。

    “公积金回购双救市”方案,无风险、低成本、见效快、各方共赢。它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积极财政政策,若能尽快实施,则中国股市大幸、股民大幸、企业大幸、国家大幸。眼下,已时不我待。某些乌鸦嘴的金融学家、经济学家乱开药方、延误良机、误国害民的悲剧不应续演了。

    本文是拙文《画虎可成真,画饼难充饥》的缩本。本文欢迎转载。 yzx1948@qingdaonews.com

 

 

发件人: "meidichanghong" <meidichanghong@126.com> 2008-10-27 16:33:00 +0800 收件人: <qg@peopledaily.com.cn>,<info@peopledaily.com.cn>, <rm@peopledaily.com.cn>, <wyzxwyzx@vip.sina.com>, <zdjun@263.net>,<alexzhai3@gmail.com>, <abc1983421@126.com>, <c1998168@hotmail.com>, <kxglawyer2005@126.com>, <staryim@163.com> 抄送: 标题: 转发退休职工对分配不公的呼吁

    当前,退休人员的待遇悬殊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我是广州一家国有企业的管理干部,现转发部分企业职工对企业职工退休养老金过分悬殊 的呼 吁,希望引起社会重视!不仅如此,国家的社保政策还应该覆盖哪些多年以来承担巨大社会责任的自由职业者!因为,他们自己创业,缴纳社保,同样为社会发展的发展与和谐作出贡献! 广州 刘卫敏,

现行企业养老体制探究

----政策能否有公平的底线?

广州一家国有企业的管理干部  刘卫敏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可能有人不同意这句话:不是说“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吗?”那就让我们看一个现实的例子吧。《南方周末》曾有报道:2007年上海某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企业高工,月退休金2006元,某民主党派机关一个普通司机退休金为2550元。事实上,2006元这一水平仅相当于机关事业单位同等职称人员工资(或退休金)的1/3甚至更少。而那些“强势”机关人员的退休待遇可能更高。华南某市一位高工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07年7月,该市部分企业副高职称的退休专家养老金约为930元,仅仅相当于当地机关事业单位清洁工工资的一半。进到了不同行业的金子同样是在发光,可社会对他们发光的价值评价却是何等的悬殊。

    这些在工作岗位上奋斗了一辈子,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工,不能说不是企业中的“金子”吧,能力不可谓不强,贡献不可谓不大,但是老了退休了,养老金对他们做出的价值评判还不如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一个普通司机或是一个清洁工,这岂能不让人心寒。如果这些高工们当初不是去了企业,而是去了政府机关,哪怕是喝喝茶、看看报,庸庸碌碌混日子,退休之后拿到手的养老金怎么也比现在多,他们的晚年生活水平会比从企业退休要高出许多。

    比较而言,政府机关公务员们的福利待遇则已经步入了“共产主义”,他们的医疗费用几乎都是实报实销。与此相反,在高通货膨胀背景下,企业退休职工微薄的基本医疗保险,已经难以应付人到老年不可避免的医药费等高额开销,同时,由于养老金的基数偏低,每年据此调整的幅度仅相对于物价上涨,效果如同隔靴搔痒,导致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逐年下降,并且越老越糟。为了避免退休后将面临的骤然贫困,大多数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人甚至不愿意离开工作岗位,很多人宁愿拖着年迈之身继续为“保持现有生活水平”去打拼,“退休享清福、儿孙绕膝边”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企业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在养老待遇上的差异,使企业退休人员成为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在生活资料大幅上涨的今天,企业退休人员的这点退休金维持日常温饱尚可,一旦生病或出现其他突发事件,那就不是入不敷出的问题,而是倾家荡产的灾难,他们面临的是生存的挑战。这到底是入错行惹的祸,还是现行养老体制本身的问题呢?显然,是养老体制本身存在有失公平的缺陷。

    公务员,本身并不创造税收,企业才是最主要的纳税主体,而国企又是养老资金积累和财政收入的主要贡献者,但却不是同等受益者。养老体制缺陷诱发的诸多不公平加剧了企业与政府间、新老职工间、国企与民企间的矛盾,让原本已经负重难行的国有企业更加步履蹒跚。

◎运动员兼当裁判,难逃“吃小灶”嫌疑

    1995年,国家率先对企业养老制度进行社会保障改革,实行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为内容的“统账结合”模式;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则未列入改革范围,依旧由国家财政完全拨付。也就是说,机关事业单位仍实行福利性质的养老金制度,而企业则实行社会保险制度,即“双轨制”。从“福利”、“保险”这样的字面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两套保障程度高低截然不同的养老制度。这样的制度设计对企业的劳动者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国家财政本身就是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纳税,而企业职工则需要按自己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养老保险费,即所谓的“个人上缴部分”,属于工作年限内劳动者节衣缩食的节余,相当于“自我养老”。目前,按照规定,企业职工需要按照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8%缴纳养老保险。其次,制度执行的结果也不公平,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要比企业同类退休人员高出很多。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金只与本人退休前工资收入挂钩,其平均替代率,即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高达80%以上;而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水平除取决于本人缴费年限外还取决于本人的个人账户缴费,目标替代率只有58%左右。

    据上海市劳动保障局的初步统计,上海市退休职工每月的养老金平均在1000元左右,最少的每月在700元左右。这样的养老金水平仅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并不能满足老年人其它方面的需求。换句话说,就是企业既需要纳税供养公务员,还需要自己掏钱供养自己,结果把别人养好了,自己却顾不上了,“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第三,制度持续强化的过程更为不公平,“双轨制”持续时间越长,机关事业和企业之间的养老金差距越大。数据显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费用总额1990年为59.5亿元,到2003年已达到1270亿元,增加了20多倍,年均递增20%,明显高于企业职工养老金增长速度。从1993年到2003年底,机关事业和企业退休人员的月养老金差距由40元左右拉大到600元,而且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不仅如此,机关事业单位连退休人员去世后的丧葬抚恤标准也普遍比企业退休人员高。如南方某省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人员的丧葬抚恤标准相差竟达15倍。同是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的人,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等公民,同是在具有“国家性质”的单位工作,只不过社会分工工作岗位不同,死后就不能得到同等的待遇吗?

    南方某市社保局出台了给予企业高级职称退休人员额外补贴的政策,副高级职称每月300元、正高级职称每月500元。但几乎同期,该市对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同类人员也有一次递增,但额度却高达400元和700元。

    这显然有失公平。众所周知,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国家的强大需要有企业的支撑,企业是国家税收的纳税大户,而政府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是属于享受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也就是吃国家税收的。企业职工辛辛苦苦一辈子,让企业盈利,为国家纳税,到头来能够领取的养老金却比吃国家税收的人少得多,这样对待作为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的企业职工,咋看都不合适。

    2007年海南省人大有一条题为《关于重视和解决机关与企业养老金待遇差别的建议》中提到: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享受在职工资待遇,并随着现职人员工资调整而调整,水涨船高。而企业退休人员待遇只及原工资的一半左右,且每次退休金调整,只是象征性的提高一点,不敌生活必需品涨价的幅度。2007年海南省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退休金为600多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人均退休金为1500多元,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仅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40%。退休金差距较大的矛盾已经成为影响海南省稳定大局的因素之一。

    造成这些不公平的主要原因在于养老金制度制定程序的不公平。政府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同时又是政策的受益者,也就是说,在养老制度改革的游戏里,政府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政府将企业员工纳入了改革范围,却又像母鸡护小鸡那样将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藏在翅膀下面。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养老改革是对国家和职工都有利的事,为什么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不参与改革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策面前也该如此吧,但问题却是政策在制定时就已经“区别对待”了。难怪乎一些企业职工将中国的养老制度戏称为“穷人俱乐部”。

    一般来说,制定政策的人不能是享受政策的人才有可能做到基本的公平。克林顿在位时给美国总统提了次薪,但是克林顿自己并不能享受加薪的利益。因为美国法律规定,倡导或提议加薪的这一届政府是不能直接享受加薪好处的,尤其是美国总统。人民不允许作为国家最大“管家”的总统,为了自身的利益向人民讨薪。因此,即便国会通过了总统加薪法令,但是,执行加薪法案的时间,也只能从下一任总统开始。而我国养老制度的改革,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机关,虽然没有将自身也融入到改革的行列,看似避嫌保持了客观中立,但造成的效果却是实际上的从中受益。难怪一些企业退休人员认为我国政府部门在制定养老政策时是“渔利自肥”,所以有的地方更是出现了企业领导和职工退休前,竞相调入机关事业单位的“大挪移”奇观。

    看看每年上百万人参加的“中国第一考”——公务员考试,了解了政企养老制度的差异,就不难理解为什么73.6%的人想当公务员,为什么公务员报考中的热门职位突破1比4100大关。据报道,绝大多数考生都说他们报考公务员,就是奔着“工作稳定、待遇稳定、医疗养老有保障”去的。现在大学毕业生中更是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宁到机关做职员,不到企业做骨干!连涉世未深刚毕业的学生都知道企业和政府机关退休待遇是天壤之别,企业职工身在其中又怎会不“冷暖自知”。

    按现有养老保险标准,一位月入4000元的企业职工,60岁退休时,其生活水准只能维持年轻时1/4的水平。2006年,南方某钢铁公司有两位退休干部,是早年企业的创建者,目前的退休金一个是900多元,一个是700多元,看病吃药好多钱报销不了,生活很是艰难。东北地区一些老工业企业的工程师退休金只有五六百元,而且还要负担很多报销不了的医疗费,比如老年人的常见病高血压,医生叮嘱一定要吃“络合喜”,一个月下来四五百元,靠着微薄的退休金根本承受不起。

◎“一国两制”,何时制度能统一?

    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有委员提出,从机关单位退休的处级干部就能拿到2000多元退休金,但从企业退休的级别更高的所谓正局级干部却只能拿到1000多元退休金。连长虹老总倪润峰都说他自己退休也就能拿到1000多元退休金。数据显示,企业领导干部的养老金待遇比机关事业单位同类干部的待遇低4.5倍,比机关事业单位的勤杂工养老金待遇还低,这是世界各国绝对没有的怪事,也难怪一些国企领导干部心态不平衡。

    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部门,国企领导干部和政府机关官员本质上也只不过是分工的不同,他们事实上的频繁相互调任、角色互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国企领导干部做出的贡献并不一定就比政府机关的官员们少,他们管理的企业要在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帮助政府承担就业、福利、稳定等诸多社会责任的同时,还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些目标的实现都是国企领导以其非凡的智慧、能力和心血完成的。当他们年老体衰退下工作岗位的时候,退休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们人生价值的一种评价。然而现行的养老制度却用少得可怜的养老金和同政府机关退休待遇的巨大差异否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努力。

    这种制度特别是对于相当于正局、副局待遇的高级国企管理人员非常的不公平。他们都是经组织批准和任命,由于工作需要,服从组织安排,调离了公务员岗位,并在企业勇挑重担、承担风险。他们有的来到了困难企业为濒临破产企业收拾残局,有的为企业的改革、改制、分流努力工作。他们为社会创造了税收,创造了财富,立下了汗马功勋,到头来退休金还不如机关一个工勤人员。而且这种待遇上的差别不是能力水平的原因,也不是勤奋努力的结果,更不是个体贡献的差异,而仅仅是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公平造成。别人吃着我看着,别人坐着我站着,这样的境遇确实有点惨,在这种情势下,谁能保持一份平和的心境?怎能不心里发堵,嘴发苦?怎能不影响在职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思想情绪和工作积极性?他们难以理解:明明到企业工作是组织上派我们来的,为什么到退休了待遇却相差如此之大?

    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仅不利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队伍的稳定,也不利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国家制定的政策和制度会对国民的行为起到很强的指引作用。针对养老金出人意料之外的差距,也让在企业工作的人们“悟然清醒”,也就难怪很多国企领导不能把全部心思放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上,而是想着如何打通关系“跳槽”到政府机关享受丰厚的退休待遇或是以权谋私在退休前给自己攒一笔养老金。

    有一个没有逃过“59现象”的国企贪官,在他的忏悔书里是这样讲述他的思想转变过程的:“我一直想当个好领导,也是一直这么做的,直到快退休了,一次去市里开会,遇到我以前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同事,他比我级别低,退休后能拿到的退休金却是我的几倍,而且医疗基本上100%报销。而我只能拿到两千多元的养老金,还只能在医疗保险范围里报销医疗费,我有糖尿病,很多药都是自费的,我的心里就一直堵着,想我也辛辛苦苦为国家奋斗了一辈子,太不公平了……为了找平衡,我开始捞钱,为了退休后能过得好一点……”

    养老制度“一国两制”带来的不公平,国企和政府机关之间看似不起眼的养老制度差异,事实上成为国企人才缺失和领导干部腐败的强烈动因。如果不尽快实现“两岸”制度统一,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推进,就业压力、养老压力和医疗负担的不断增加,必然由此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

◎寅吃卯粮,新老职工均生怨

    按照国家目前推行的企业养老模式,企业职工的养老由企业养老、个人养老和家庭养老三部分组成。虽然“养儿防老”是国人朴素的心理传统。然而,在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已经压得人们气喘吁吁、举步维艰的时候,“421家庭”,即父母4人、夫妻2人、小孩1人的倒金字塔结构的家庭,成为社会主流,希冀子女养老越来越不现实,依靠养老金养老逐渐成为国民无奈的共识。

    中国养老保险基金采取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社会统筹满足现收现付的代际转移养老模式,个人账户满足提高效率与收益的部分基金积累的养老模式。将基金制和现收现付制两种养老模式结合是中国的独创。

    问题是:在统账结合养老制度实施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的养老、退休是由单位和国家包下来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老职工和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的职工都没有个人账户的积累,他们享受当时国家养老的福利社会保障政策;新制度推出后,面临转轨的尴尬局面,“老人”无帐户更无资金积累,“中人”个人帐户上资金严重不足(个人帐户建立之前的工作年限,仅仅是视作个人缴费的年限而没有资金累积),这些人的养老金又必须从新体系中领取,这就形成了养老基金的隐性负债。

    这项隐性债务原则上应当由国家承担,由国家财政部负责解决。然而,国家却将其转嫁给资金相对匮乏的社会保障具体执行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由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就把任务“顺理成章”地落到了在职职工肩上——动用新缴纳的部分基金来支付过去的隐性债务,将“新人”帐户的资金在实际运作中现付给了现在的老人。也就是说,本应作为未来养老金积累的个人账户资金却发放给已退休职工,帐户实际上是个“空帐”。

    从目前全国各地的养老金收支情况看,许多地区动用了全部个人账户资金,最终导致所有参保人员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使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蜕变成名义上的基金制,即实际上的现收现付制。而且这种“空账运行”的情况一直收不抵支,且年度赤字规模持续扩大。2003年养老金当期支付缺口全国已扩大到500多亿元,个人账户的空账已达到4800亿元。据测算,到2033年老龄化高峰期,当期支付缺口将达到4400多亿元,空账14万亿元。现在中国养老金缺口已达2.5万亿,未来30年缺口将高达60多万亿。

    与此同时,养老压力逐年增加。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0年60以上的人口比例,亚洲平均为6.8%,我国为8.9%。我国已进入老龄化时期,到2026年这一比重将达18%,届时全世界将有四分之一的老人集中在中国。这种资金上的巨大缺口使得目前确定的“统账结合”的养老模式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养老金将面临更严峻的隐性债务危机和当期支付的财务危机。

    除此之外,最不可容忍的就是养老金监管体制的薄弱。企业和职工辛辛苦苦挣了钱交了养老保险,最后却成为贪官硕鼠口中的饕餮大餐。陈良宇绝不是个案,广州市就曾有9亿元养老金被挪用,目前只追回了1.46亿的案例。这些非法滥用的违法行为使得养老金的空洞愈演愈烈。

    这难免让现在的在职职工担心——等自己老了退休了,从哪里出钱来养活自己。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国家财政来弥补亏空,然而,如此之大的亏空缺口单靠财政来弥补又谈何容易。现在来看,政府主要寄希望于推迟企业职工退休年龄和提高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两项。但显而易见,这两个方法都是以牺牲企业职工利益为前提的,而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只能延缓矛盾来临的时间。并且,这样会进一步增加企业和职工负担,使本已经十分严峻的就业环境更加恶劣,实质上是把本应由政府解决的矛盾转嫁到企业及其职工身上,这必然引发更大的矛盾。

     而且,目前国家已经提高上缴养老金的社会统筹比例来缓解资金压力了。我国养老帐户的资金来源于企业职工个人缴纳部分和企业缴纳部分,缴纳的标准是按照企业职工本人上年一度月平均工资数(最低数为上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最高数为上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300%),个人缴纳8%,企业缴纳22%。2005年以前,个人缴费的全部和单位缴费的3%计入个人养老金账户,单位缴纳的19%划转入社会统筹;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单位缴费不再划入职工个人账户。很显然,新办法对企业职工而言更为不利,使本来就“先天不足”的养老金制度更加雪上加霜——新政策下个人账户缴存比率的减少,会使“中人”和“新人”未来的养老金缩水。

    新职工养了老职工,自己却没人养,难免心中有担忧、有怨气。而老职工又由于当时的养老金发放办法造成的数额偏低、增长缓慢而心中不满。于是新老职工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推移会变得越来越严重,直接影响企业内部团结和社会稳定。

◎被迫行善,国企兼职福利院

    如果我们把国企养老金的负担问题放到整个社会当中去对比,就会看到国企是养老统筹的主要贡献者,其负担远高于民企等其它企业,这就形成国企与其它企业竞争条件上的不公平。多年来,国家对于国有企业养老保险缴纳情况的稽查非常严格,但是对民营企业的监督却力度不大。2006年底,全国企业累计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436亿元,这些欠缴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民营、私营企业。某市约500家民营企业,参保的民营企业仅有10家左右。2006年末全国民营企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比例仅为48%,民营企业保险缴费比例不到国有企业的一半。而且民营企业多用少报工资总额、少报职工总数的方法来降低企业应当负担的上缴费用。少缴、欠缴,甚至不缴成为非国有企业缴纳养老保险中的突出问题。

    由于国有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大大高于非国有企业,并且严格依照职工的工资总额按比例执行,不像民营企业故意压低职工工资基数,少缴、欠缴甚至不缴,因此用于社会统筹的养老资金来源绝大部分来自于国有企业。理论上来说,企业及其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越多,职工退休后得到的退休金应该越多。但是,由于养老保险的计算办法和国家的政策条件,差距并不是很明显,国有企业多缴的资金并不能为本企业职工直接带来相应比例的直接利益,而是被“社会统筹”严重稀释,被那些少缴、欠缴,甚至不缴的非国有企业职工“利益共享”了。可以说,他们吃的“饺子”,大部分都是 “国企的馅”。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不仅如此,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养老费用的负荷逐年增大,目前,企业退休人员达4000多万,并以每年300万人左右的速度快速增加,国家每年为此新增养老金支出近500亿元。同时,由于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和高速通货膨胀的影响,国家不得不连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目前企业月人均养老金首次超过1000元。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必然有人要为此买单,国家需要用于社会统筹的养老资金越来越多,而目前养老基金空帐运行的现状是全国三分之二的省(区)连养老保险的确保发放都面临困难,国家财政如果不予补贴,必然要求提高目前能够收缴的养老资金的社会统筹力度,买单的还是企业和企业的在职职工。

    从新政策规定企业统筹中的一部分不再划入职工个人账户就可以看出,目前国家的养老政策走势并不打算用财政来弥补资金缺口。如果再提高养老保险的上缴比例,将进一步增加企业和职工负担。而如果国家对民营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情况稽查力度仍不大幅提高的话,这部分负担的绝大部分又将落到国有企业及其职工的肩上。

    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竞争激烈,民营企业的人员精简、负担轻,而国有企业冗员多、负担重,在竞争中本来就处于劣势,养老保险改革又走在了国有企业改革之前,在国企冗员未完全分流的情况下推行养老保险改革,再加上国有企业分担了绝大部分的社会统筹责任和压力,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虽处在同一个市场环境却不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越来越重的养老压力使得国有企业,尤其是人员众多的老国企不堪重负、举步维艰。

    显而易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就业领域的收入水平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政策的制定不从理念和方式上找问题,不从“斩腰齐民”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不顾及一般的公平底线决定问题,那么,劳动者只是因为所处社会组织的不同,在养老金方面的负担和待遇就不同,则势必进一步加剧因养老收入差距拉大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更重要的是,养老制度的决策偏差跟我们“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相违背的,它不仅破坏了社会公平与和谐,造成社会矛盾,更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不只是一句口号,更需要政府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来谋划全局,更需要有着以“公平、平等”为基础的制度作为保障,更需要得到最广大人民由衷的认同与支持。为其如此,则和谐社会成矣!

退休老人分配不公影响社会和谐---废除退休金双轨制以示公正

    退休老人群体的分配不公已达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国有企业退休人员以及参加社会养老统筹的自由职业者被压到了社会最底层,而党政机关干部以及事业单位(国家财政)的退休人员、尤其是原政府官员的收入却是同资质企业退休人员的2~3倍,这在标榜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体制内,严重地分裂了退休老人群体,成了社会不和谐的突出问题。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非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或社会转型的因素,它完全是执政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贪婪地进行“自肥式分配”的产物。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退休者都是政府领导下公有体制内的劳动者,他们无条件地服从政府的统一分配,领取只够维持基本生活的微薄工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的初步繁荣贡献了自己的青春,职工们努力工作,换取延期支付的退休、养老、医疗、住房等等补贴,在那个时期,无论你是国家机关干部(包括各级官员)、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或直接从事生产建设的国营企业的劳动者,大家在物质利益分配上基本上是公平的,主要是根据年功(工龄)和能力(如学历、工作贡献)所综合评定出来的工资级别进行分配,不像现在所执行的完全是按权分配。那时的官员并无分配上的特权,资深工作人员(如高级别的工程师和技工)的工资超出本部门领导者工资的现象并不罕见,这种分配原则体现了共产党追求共产主义社会平等的理想。这三部分人员在退休后的待遇也基本上是平衡的,不论你曾在哪个岗位工作,具有相同资历的退休者的收入差距都十分有限(即使有差距也没有现在如此悬殊)。

改革导致利益越来越向权力倾斜

    二十多年改革的后果,就是用物质手段来收买各级官员的忠诚。于是,体制内的社会财富分配便开始向有权者及其群体倾斜,一个拜权主义的特权社会从此迅速起跑。近年来,政府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务员,应征者有如过江之鲫,几乎到了千里挑一的程度,形成“拜权”社会的风向标,然而,与拜权社会形影相随的是一个道德沦丧的拜金社会!

    为了在分配上向权力倾斜,政府提出“高薪养廉”的理论,认为提高了的待遇,官员们就不会贪了。执政者几乎完全忘记了毛泽东时代的官员基本清廉的原因所在,所以,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向官员们许诺,要在他的任内连续三次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使他们的收入翻番。但只提高了两次后,执政者便已陷入四面楚歌了,这是不顾国情、孤立地提升官员收入而遭致民众强烈反弹的必然结果。朱镕基先生毕竟是一个体察民情、清廉而睿智的人,他住手了,没有敢调第三次,将其推给了下一届政府,而他自己则激流勇退了。

    党政机关的退休人员之所以大大优于为社会贡献财富的企业退休人员,主要得益于他们没有进入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体系,继续在原工作单位从政府的金库里领取退休金,因此,他们能充分享受到现职公务员大幅度提高工资所带来的好处,能保持原有职、级的优势。而进入了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体系的企业退休人员,虽然规避了企业倒闭而失去退休金的风险,但却再也无从享受企业发展所带来的任何好处。企业大幅提高在职职工的工资与已退休者无关,尽管你曾为这家企业付出过劳动,留下了成果,但无论你是退休的厂党委书记、总经理这样的企业高官,还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这样的技术骨干,都再也见不到企业一分钱的回报,退休者与所服务的企业完全割断了关系,原有的职、级变得毫无意义,处于一种任凭政府社保部门官员摆布的孤立无援境地。因为党、政机关都是吃国家财政的官员,在那里根本就找不到企业退休人员的代言人,因此,这一极其不公平的问题任其延续了近十年,而且愈演愈烈,到了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程度。

    2006年11月20日的《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杨眉以《老干部称退休待遇悬殊 工程师退休金不如清洁工》为题进行报道,其中有一段:有这么一对夫妻,丈夫退休前是某公司的总工程师、经理,职称是高级工程师,工龄近40年,他退休后的月收入是1008元;其妻子,原为农村妇女,后受惠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靠丈夫的地位而进城,安排在环卫局当工人,后又转正并提前退休,工龄只有12年,但她退休的月收入却是每月1300元左右。

  工龄40年的高级工程师丈夫,退休金却不及做清洁工、且工龄仅有12年的妻子,原因何在?原因很简单,因为丈夫是从企业退休的,而妻子是从事业单位退休的。

    报道还对不同部门的退休金做了一个比较:在企业退休的干部,每月的退休金为900元左右,而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退休的,每月退休金3000元左右,仅退休金差距就达3倍以上;除此之外,在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的,每年还要增发一个半月到三个半月的退休金。

    党政机关的退休人员退休金的提升幅度一次可高达一、两千元,少的也有三、四百元,而企业退休人员的调整幅度最高也就一、两百元,少时则只有二、三十元,真可谓天壤之别!别看企业职工调得少,升得慢,政府给职工涨这点钱时必定在事前事后大加宣传,所有媒体齐上阵,一定要让全社会都知道党和政府对企业退休人员的“恩赐”和“关怀”。而党政机关公务员的退休者大幅度提高退休金时则秘而不宣,个个窃窃私喜。

    由此可见,当执政者丧失了信仰和理想、权力又得不到监督时会产生多么令人吃惊的贪婪。贪腐有如钱币的两面:如果将有权者私下接收贿赂、非法贪污和挪用公款看成是贪腐钱币的反面,那么,特权阶层假公权力之名,进行集体的、合法的“监守自分”则是贪腐钱币的正面。他们往自己的腰包里装国库的钱时是那样的痛快淋漓,而给他们的主人涨几个小钱时却显得如此吝啬!

    事实上,剋民者往往并不律己!当今的执政者动辄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但我们的公仆却很特殊,他们掌控着主人的钱袋子,不管主人同不同意,可以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并直接从主人的钱袋子中把钱拿走。大家听说过有哪家的仆人可以这样做吗?

    关键问题:公务员提供的公共产品是否能够让公民满意?公务员的收入参照什么行业的标准?将公务员工资和外企高管比,是否合适?(人家是瓷器饭碗,而你是铁饭碗,退休后你的退休金远高于人家,你享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补贴、以及惠及全家的医疗保险,其他行业没有)。如果政府的公共产品不能够满足公民的需要,公务员继续加工资是否合理?最后,公务员的收入只能够参照某个行业标准,而不能够参照所有行业的优势!将所有优势行业收入标准套入公务员队伍!

    在一个法治国家,公务员的权和利都要受到严格的制约,如果公务员自己给自己涨工资,那将是天大的笑话。人民是公务员的衣食父母,公务员的待遇当然要由人民制订,也就是公务员的工资标准要经过议会的批准。不仅如此,还有一个规矩,即使政府提出给公务员涨工资的议案获得议会通过,提出议案的那届政府却无权执行和享受,必须等下一届政府才能实施,这叫“利益回避制”,避免了公务员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取私利,也避免了公务员不干正事,天天琢磨给自己涨工资的现象。因为琢磨了半天,自己一分钱也得不到,只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国会议员。研究美国宪政的人都知道,如果美国国会议员要涨工资,法律上也有一个规定:“新一届众议员选出之前,任何有关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职报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在美国,当官的要想涨工资,首先要经过代表人民的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批准,然后还要由全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在美国成立217年的历史上,美国总统只有过5次加薪,平均加薪间隔为43年6个月。反观我们中国,“有权就有一切”,官员想自己涨工资就涨工资,与民主体制国家的差距何其大也!

    计划经济时期,党和政府将全国看成一盘棋,不存在劳动者失业和企业破产问题,只有单位、企业的合并,人员的调动或重新安排,劳动者到哪儿都能退休,都有部门管。那时叫退休金,在哪儿退休就由哪儿发,根本就没有社会养老金一说,国家从来就没有考虑建立什么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更没有用于职工养老的储备基金。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既然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政府就必须放弃包揽一切的超级主人的角色。因此,在1980年代,政府将国营企业的经营权和利润分配权下放给企业官员(其中许多缺乏市场经济意识、甚至缺乏责任心),要求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家只保留形式上的所有权,所以改称国有企业。

    伴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竞争,必然出现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国有亏损企业、甚至破产倒闭的企业,这些企业的退休职工,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将面临无收入的生活绝境。政府对此缺乏思想准备,未能事先采取对策,等到问题成了堆,困苦的退休老人不断地上访求助,这才被迫于1993年左右建立起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体系,以缓解领不到退休金的企业退休人员所面临的困境。这样的背景就决定了该体系的社会救助性质,政府为了使企业退休人员与退休前的待遇脱钩,还特意摒弃了原有的退休金名称,而改称养老金。养老也者,即保障个人基本生活而已,明确告知企业退休者不应有“非分”的奢望。

    然而,此时的政府仍不肯划拨国家的财政收入来充实养老保险基金,偿还对那些已退休者的欠账,因为他们过去所创造的财富完全被国家拿走了,那里面是应当含有养老保险金的。按社会统筹养老保险的规定,参与保险的每个人都要建立个人账户,按月累计记入由所在企业和本人所交纳的养老保险费,而对建立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体系前退休的老人而言,却无人替他们补交过去的欠费,名义上他们有几十年的工龄,但他们的个人账都是空的,而政府又推卸责任,不愿为他们填实。

    现在,政府所采取的办法是用企业为在职员工和员工们为自己上缴的养老保险费来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即退休老人领的是在岗职工未来应领的钱,这是典型的“寅吃卯粮”。因此,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体系是一个没有储备、非常艰难而又脆弱的系统,所以,进入到这个系统的退休者必然很苦。

    制订政策的官员们,他们最了解实情,绝不会犯傻,自投到“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体系”这一苦涩的罗网中!所以他们以种种借口游离于系统之外。譬如说:单位向社保系统所交的养老保险费也是国库的钱,无非是国家把钱从左边的口袋装进右边的口袋而已,实无必要。因此,他们就可继续保持着吃皇粮的特权,而且仍然叫退休金,以便延续在职时的所有权益。这种理由根本不通,实质上,掌权者是以公权力某大私。

    于是,吃国家财政而领取退休金者与生产物质财富而领取养老金者从此分道扬镳,形成上下两重天,成为利益分配上极不公平的两大集团。我们可以用坐公共汽车来比喻这件事:原来公有体制内所有的退休者都坐在车上,但人越来越多,车辆的马力不够,不堪重负。于是,司机(政府)便将不吃皇粮的人赶下了车,令他们步行,而且还调侃他们,说车下的空气好,有利于健康(意即你们从此再也不愁领不到退休金了,多好呀!)。因此,同在公有体制内工作过的战友们,退休后则分裂为“坐车”集团和“步行”集团。

    然而,近几年,情况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即“坐车”集团也开始分化,一分为三:离休人员(即所谓的“老革命”)阶层、政府机关退休人员阶层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阶层,他们之间也在拉开距离。离休人员异军突起,待遇最高,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则在吃皇粮的特权体系中逐步被边缘化。前者所体现的是弱势的国家领导人的心态,希望以此来堵住一些资深望重的“老革命”的那张无遮拦地议政、干政的嘴,用最好的待遇让他们保持沉默,以便现领导人平静地按自己的意愿治理国家。后者所反映的是政府甩包袱、减轻财政负担的动机,企图让退休官员们独享吃皇粮的好处。

    这里,还须特别强调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政府的职能部门 — 社会保障部根本无权对退休人员进行随心所欲的第二次分配。道理很简单,退休金政策并不是他们定的,每个退休者的退休金都是由所在单位按政府另订的政策计算出来的。我们假设该政策体现了按劳分配精神,基本上反映了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那么,退休人员的初始退休金便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任何人都无权打乱各阶层退休人员在初始退休金上的比例关系,否则,便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上点纲,便是违宪。社会保障部是政府下设的一个服务部门,它只有一个责任,就是根据每年国民收入和工资水平的增长幅度、物价指数的变化情况,科学地确定每年退休金的调整率(%),向社会进行公布,退休者个人都能根据这一百分数算出自己应得的退休金,无须社保部门越俎代庖,那该要节省多少人力!至于因过去没有这样做而造成的困难,这只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历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数据都有档案可查,是完全可以弥补的。

    然而,纵观这些年来,社保部门每年胡乱出台一些没有规律、前后没有关联的、长官“拍脑袋”的政策:早期的是给退休金低的多涨,高的少涨,超出某一标准的不涨,具体就是按退休的年度划段,搞起了绝对平均主义;后来引入了工龄指数,工龄长的多涨,工龄短的少涨,还附加了一些照顾性的规定。这反映出社保部门的低能和滥用职权,因为他们只懂加法,连百分比都不会。总之,社保部门没有权力规定给谁涨或不给谁涨,给谁多涨或给谁少涨,也无须制订什么特别照顾条款,除了大家都按同一比例上调外,其他政策都是不合理的。因此,他们这些年所出台的调整养老金的具体政策都是非法的!全社会退休者的分配权决不能落到一个小小的政府服务部门的手中,不能让社保部门的官员在所有企业退休者的头上作威作福,希望中央政府尽快收回他们手中的二次分配权,减少人为制造的矛盾。

    我们有两个疑问:(1)假使政府真想缩小差距,实现公平,那就应当首先声明,在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期间内,冻结党政干部退休人员的的退休金。政府做得到吗?如果不作出这样的声明,谁能相信政府的诚意呢?如果让企业职工向前迈了一小步,但党政干部退休者却又向前跨进一大步,那么,这样的许诺还有何意义呢?

    (2)这个过程为何要持续三年?当今国库充裕,党政干部退休人员提升退休金基本上都是一次到位的,上升幅度有的达一、两千元,近乎疯狂的程度,为何还要歧视性地对待企业退休人员?

    绝大多数的企业退休者除了需自费的医药费用外,他们基本上是社会上的低消费群体,以现有的养老金水平,日常生活大致无忧,比起那些低收入、低保人群来,已经觉得很满足。现在的不满,完全是党政机关干部当权者以权谋私的自肥式分配所刺激出来的!

    建国之后,中国社会在政治上就一直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在经济上,也制造了两次大的社会分裂:第一次是为了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决定牺牲农民兄弟,让他们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低价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但却享受不到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1958年后,更以户籍制度将农村与城市截然割裂开来,建立起了一个分裂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使农村和农民长期处于落后和贫穷的状态,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

    第二次是为了扭转国家经济落后的局面,实行改革开放,重回解放前的资本主义道路,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培育出国内的新兴资产阶级。只有由竞争性的市场主导,经济才能快速发展。在此种背景下,政府顾不得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和在那里为国家工作的广大工人阶级了,将他们扔进了市场这个大海。于是,懒散而缺乏竞争力的中、小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倒闭,大量的工人下岗失业。突然间,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兄弟沦落到了社会的底层,他们独自吞下了改革开放的苦果,而他们所养活的“公仆”们却没有遭遇到任何风险,顶多从这个庙换到那个庙。

    严格讲,当前退休老人群体的分裂是第二次社会分裂的延续,不过,此次分裂包含着更深刻的危机。在政府人员编制中,所谓的“国家干部”是其核心组成部分,它是一个统称,即凡是由政府的人事部门和党的组织部门统一分配(或就地提拔)到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统称干部,均属吃国家财政的国家编制。在这庞大的国家干部队伍中,国有企业的干部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中有党和政府任命的企业领导人,有各级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同为国家干部,大家原来都是平等的,待遇相差十分有限。然而,现在退休后却有了天壤之别,虽说企业干部为落难的工人阶级陪绑,义不容辞,但他们与其他吃国家财政的干部毕竟是同根所生,现在政府用权力硬行将其撕开,置企业干部于不顾,当然会使他们有一番别样的疼痛。可以说,这次干部层的分裂已达政权的核心部位,谁能想象下一次的分裂将在何处发生?

    我们的政府不能老玩“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把戏,既然想将政权千秋万代延续下去,那还要靠广大的民众支持和拥护,只收买官心是远不够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让全民共同分享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我们的政府如何落实?

    最后,我们向政府呼吁:(1) 将公务员的工资收入纳入法治化的轨道,统一标准,不能让有权者的自肥式分配再继续下去,公务员提升工资必须得到人大常委会的讨论批准(还有一个问题:人大常委会的干部也是公务员,给公务员加工资也是既得利益者,如何解决?)
(2) 既然建立了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体系,就应当覆盖全社会,党政机关公务员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他们也应加入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体系,交纳养老保险费。不能游离于体系外,既不交费,还要享受特权。(3) 鉴于目前原公有体制内的社会分配十分混乱,中央政府有责任组织专门机构进行研究,通盘考虑,建立一套公开、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方案:对公务员、以及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分配制度进行规范、统筹;另外,认真重视数千万自费参加社会统筹的自由职业者的养老金过低的问题,他们也是纳税人,他们自我谋生、自己创业,自费参加了社会养老统筹体系,同样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许多政策甚至可以推倒重来,在政策制订过程中要充分听取各方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呼声,注重科学性,避免前述人治因素和长官意志的干扰。

 

 

发件人:"半月大哥" <chnzz@163.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31 08:55:01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Re:回复:一个彻底改变中国农村现状的改革建议

一个彻底改变中国农村现状的改革建议

-----村落解体、乡镇合并、土地集中、农民进(卫星)城

王向阳

2008年10月31日

前 言

    必须明确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农业产业转换即农业由单一性的经济结构向组合化、高级化转换,农村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项极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回避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这就是所谓“三农”问题的本质所在。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土地的使用流转办法不能完全适应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分散的小规模的耕地承包经营方式,在口粮农业和农村劳动力缺乏非农业就业出路的时期,是有利于农民精耕细作和提高耕地产出效率的。但当进入商品农业和农业劳动力大量异地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的时期,这种分散的和小规模的耕地承包经营状态则十分不利于耕地的集约化产业化经营和耕地生产率的提高。

    不适应发展需要的土地承包经营方式,使农业生产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困难。一是农民和地方政府对农业投入的积极性不高,生产条件得不到改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得不到加强;二是耕地保护的难度很大;三是对耕地进行掠夺式经营的情况比较普遍地存在,过度用化肥代替劳动投入导致地力下降和土地板结;四是农业补贴政策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使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农业增加的实际产出之间难以形成应有的比例关系;五是农业技术推广困难,使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难以迈出大的步伐。

    2008年8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新修订的《纲要》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从保障粮食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出发,提出了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目标,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围绕规划目标,《纲要》明确了土地利用的主要任务:一是保护和合理利用农用地。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严格落实补充耕地的法定义务,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和建设,提高农用地综合利用效益。二是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引导城镇用地内部结构调整,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提高基础设施用地效率,重点加强对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的控制。

    河南、黑龙江、吉林三省耕地总量约占全国的21%,人口总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粮食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25%。如果这三个中国粮仓尽快实现改革,土地的集约化产业化有利于粮食的稳定高产,中国的粮食安全也就有了根本保障。

    本文的建议可以简要概括为:乡镇合并、村庄解体、土地集中、农民进(卫星)城。

    在中国主要粮食产区,尽快掀起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圈地运动,消灭村落,完全撤销村级建制,农民走进卫星城。整合乡镇建制,每个农业大县可以保留几个乡镇,经改扩建为县级市下辖的卫星城。农村耕地、宅基地实现集中,走集约化耕种之路,大型现代化农庄企业展现雏形。

    中国乡村问题改革的理论和实践

    从粱漱溟、晏阳初到温铁军,直至最近河南25岁的小伙子“跟我回中原”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案,尤其是“跟我回中原”对河南的村落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针对河南农村现状在国内率先提出来村庄合并的理论,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看到后给以肯定认为值得探索。本方案较之更激进,或者说更彻底。农村改革试点先行,尤其是中国三大粮仓河南、黑龙江、吉林要尽快试点。对于试点地区,要么不动,动则必胜。

    当前村庄合并的进程

    中国近期正在广大农村推动的村庄合并,村庄合并将是又一重大改革。村庄合并将实现资金、资源、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互补,最终达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农村变社区,农民成市民。 

    基层政府推行乡村合并

    内地的广大农村地区近一时期正在探索村庄合并,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不久前中国对于乡镇实行合并之后的又一农村重大变革。据悉,目前,在浙江、山东、江苏等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基层政府正着力推行乡村合并,大大减少了行政村乃至乡镇的数量,精简政府架构已取得较好效果。著名“三农”研究专家高以诺指出,伴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民进城务工或者转变成城市居民的人数日益众多,已造成一些村庄,包括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呈现“空心化”急增的趋势。另外,由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个村庄拥有资源量的不同,强村与弱村之间也形成了较大差距。“大村庄制”的实行,能够适应新形势下的农村治理,更好地建设农村社区,为农民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

    村民自治渐趋社区化管理

    实行村庄合并的“大村庄制”,对于加速农村城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起好步”、“开好头”的重要作用。村庄合并,既可以使村一级的干部班子职位以及人数大量精简,还可节省大量开支,减轻民众和国家负担。而其真正意义,还在于推动中国农村由村民自治迈入“社区化管理”,令农村变成城镇,农民变成市民。

探讨当前试行“村庄合并”即“大村庄”制所存在的问题

    一、走进城市是农民的最终梦想,但此城市不是大村庄。人群的流动一般遵循趋利避害原则。让农民走进城市的最好办法不是民主协商,开会表决。而是要摸清他们的心理,对症下药。(1) 对18岁以上48岁以下:他们可以说是新农村新农民的代表(48岁也就是改革开放时候恰好18岁这一代人,所以这个年龄段有特殊意义),这部分人口对城市的亲和力最大,城市文明对他们有最大的吸引力。不过,对于进入离家乡不超过2公里的大村庄恐怕不是他们的梦想所在。他们离开土地的代价是取得城市生活的入门券。他们的最大梦想就是放弃土地和宅基地,进入早就服务多年非常熟悉的城市取得市民资格,享受廉租房和低保体系。当然还有一大部分人可以进入大型现代化企业农庄里服务,成为农业工人,他们的留置条件是每人可以按月领到口粮。

    (2)60岁以上和18岁以下的采取社会集中保障的方式解除后顾之忧。无论在哪里他们都要吃饭生存医疗和接受教育。所以对进入何处他们的选择意义不大。60岁以上的进入养老院,养老院经费来自政府财政补贴和原有土地宅基地出让后的收益。18岁以下的农村子女每人可以按月取得固定的口粮。学龄儿童获得免费教育,并由政府提供免费午餐。

    (3)48岁到60岁之间的人可以按月领取口粮。经过一定的培训后他们可以获准进入卫星城居民社区服务,取得一定的报酬,维持正常生活。

    二、小片试验、集中推广、节约资源、杜绝浪费。选择某个农业大市,或者几个大市的若干个县区开始,不留余地,全面推行,充分利用农民的从众心理。让农民听话的最好办法就是首先是好事,心理上不抵触;其次就是没有别的参照,要让大家看到试点之内四周的村庄没有能够脱离于改革范围之外,所以心理上不依赖。这样集中整合,看似大动干戈、浪费资源,实质上会避免人为制造一些的村不村,镇不镇的一些怪胎,节约大量社会资源,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流失。

    三、村庄合并实施难度不低于让农民直接进入卫星城。目前某些省份推行的村庄合并多采用政府推广的方式,农民很难满意。但如果采取靠农民自愿结合的合作社方式,整合的时间效率都会很低,而且不会取得大的成果。既然都由政府推行,不如一步到位。

    四、村庄合并改革的不彻底,不利于土地的集中。如果土地不能实现大幅度的集中,那么真正的农业集约化生产就不好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是我们曾经追逐多年的宏大目标,只有大资本的及时介入,现代化机械的日益普及才有实现的可能,而现在正是土地集约化开发的绝好时机。

    五、不利于大范围推广集约化农业。仅仅村庄合并而不是向卫星城集中的弊端还在于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示范效应,更不利于在国内主要农产区的大规模推广复制。现有的土地上的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已经破坏殆尽,目前农村基本是靠天吃饭。如果我们仅仅在于整合几个有限的村庄,那么我们的土地集约化,上万亩的大块土地从何而来?如果没有足够大的面积,那么单纯为小块土地而建设完整配套的滴灌或者灌溉水利系统就不够经济,也不利于控制成本,更不利于农业整体生产水平的提升。

    六、不利于推行现代化行政管理。村不村,乡不乡的大村庄,原有的村落组织没有彻底消散,还要保留村长同时副村长必然增多,加大村级财政支出。行政管理上无法按城市社区管理,计划生育工作等工作阻力依然强大。

    所谓卫星城的定义

    主要农业大县(建议国家将实施新农村改革后的县,全部改为市建制)周围的一些交通便利,基础较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乡镇,经过改造扩大建设形成的新城区。卫星城建设规模、人口等指标高于一般乡镇低于县级市,其组成居民主要是吸纳新农村改革乡镇撤并、村庄合并迁入的农村村民。

农民走进卫星城的可行性分析

    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已经比较严重。2006年中国城镇人口比例为43.9%,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分别为49%、22%、29%,就业结构还只相当于日本1950年代的水平,城市化水平只相当于美国1913年的水平。

    目前农村青壮年大多出外务工,与土地基本脱离。而农业的机械化已经广泛采用。从播种到收割,都是机械化。而目前农业的经营方式,依旧是承包到户,小块自主经营。这样的小型井田制方式适合温饱期的中国农村。但是目前经济发展的程度,使得传统农业生产对农民的作用已经很小了,传统农业的市场价值已经不大。而合并村庄走向卫星城之后,农民的土地收归集体,由集体引进资本组织大规模企业化生产。这个集体,指的是新建设的卫星城。这样的好处是,大型机械使用的效率提高,农民可以不参与农业生产,有更多的精力去务工。而他们的农业收益却不会减少。土地收归集体之后,农业收益可以根据人口平分。他们的利益没有减少。这和目前的中心城市占用农田不同,中心城市的建设使得农民失去了土地,而这种模式的农村城镇化,却增加了土地,而且能保证农民在土地上的收益不会减少,或者减少的程度很小。

    从源头彻底解除当前县乡严重的公共财政危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组对湖北襄阳县、河南鄢陵县和江西泰和县三个中部地区典型农业县进行了案例剖析。从调查来看,公共财政面临严重的危机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县乡财政是典型的“吃饭财政”,只能勉强保证工资的发放。第二,预算内资金缺口大,预算外收入膨胀。由于县乡政府没有立法权,弥补财政缺口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及附加等预算外渠道筹集资金。第三,县乡财政负债严重,基层财政风险不断加大。第四,县乡政府无力提供农村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县乡政府除了争取中央专项资金外,对农业几乎没有投入。

    报告提出:县乡政府普遍面临的公共财政危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归纳起来为四个方面。首先,基层政府财政危机直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一是向农民过度征税。二是在没有税收立法权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各种开支的需要,地方政府借各种名义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从而使得农村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三乱”膨胀,使农民非税收负担急剧增长。其次,乡镇政府过度抽取和挤占村庄一级财力,导致村一级难以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对乡镇政府来讲,弥补财政预算缺口的普遍的做法是挤占乡统筹资金,甚至挪用村提留款。在所调查的三个县,都存在动用乡统筹资金弥补财政预算缺口的做法。在财政困难的乡,甚至直接用村提留来弥补财政缺口。第三,基层政权的顺利运转受到严重影响。确保基层政权的稳定,一要保工资发放,二要保正常运转,这两个要求达不到,基层政权稳定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调查发现,由于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标准偏低,不但确保不了行政事业单位正常运转的需要,一些财政困难乡的领导还常为电费、电话费、交通费等公用经费发愁。由于县乡预算收入偏低,上级补助又满足不了需要,为了保工资,近几年拨付的公用经费逐年减少。报告认为,目前农村所面临的公共财政危机,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它可能导致乡村公共权力机构或组织的瘫痪。第四,财政危机向农民的转嫁,使基层政府与农民处于利益尖锐对立的状态,已成为影响农村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如果我们撤并了大量的乡镇,解体了现有的村落,从根本上解除了原有的庞大多级的管理模式,大量的冗员被裁撤,机构被撤销合并,那么我们的行政管理成本就有了大幅度下降的可能。

    让农民彻底走向城市,解除沿海地区城市季节性用工荒

    村庄合并后,在外务工的青年农忙时节不必回来,按照现在的情况,如果一个农民工回来收庄稼,他损失的费用有,一个月的工资,来往的费用。如果是省内,估计有1000左右,省外,则有1500左右。按照目前河南每年有1974万的农民工这个数据计算。河南用此方案转化3000万农民成为城镇居民,这3000万人每年有100万原先需要在农忙时节回家收庄稼,使用此方案后,这个损失就可以避免了。按照100万人来计算,就可以每年为农民节约10亿-15亿。节约就是增收。当然,随之而来的全球中国独有的春运,将来就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聚集人气 创造市场

    新城镇的建设,使得原先市场价值不高的农区小镇变成规模较大的卫星城,等于人为创造了市场,会使得当地的市场价值放大。人口聚集可以催生新的产业。比如零售连锁,总是选择人口聚集的地区,如果聚集的程度高,餐饮,百货都会因此而兴起。投资者才会去投资。而这些吸引来的产业,丰富了群众物资生活,也自然为政府增加了公共税收。这些就是聚集的好处。同时,人群的聚集,能够给第三产业提供更多的机会,让进卫星城的新市民在选择做大型集约化农业工人的选择之外,又多了一种从事其他服务业的机会。

    彻底解决当前农村日益严重的治安问题

    现有农村目前有大量的空心村存在。很多家庭都是老人孩子在家,随着精壮劳力的外出,乡村自治能力降低,加上基层政权的日益薄弱出现管理真空导致治安水平下降,因为国家的权力退出,村落自然生长出来的往往是消极的秩序,比如宗族势力恶性膨胀控制乡村政权,或是村落秩序黑社会化或灰化。案事件发生率增加,治安恶化,群众生活安全感较低。而现有的公安派出所由于警力有限而管理村落过多无法实施有效治安防控,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一旦组织农民进入卫星城后,沿用城市成熟的治安管理模式,这些棘手问题迎刃而解。

    扩大需求 拉动内需

    新农村卫星城的建设,就产生了建筑业的兴起,农民可以在家门口找到就业机会。建筑业的振兴就会刺激建筑材料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进步。

    使用此方案后,目前的村村通因为原有村庄的消失而减少费用。如果按照6个村实现村村通,政府和农民需要投资10万来计算。如果我们这样新的城镇1万人的规模,那么3000万人就可以成为3000个小城镇,从而减少1万5千个村庄的村村通费用,计算起来就是15个亿的费用。这样因规模化而节约的费用,还有很多。集约后的城镇,使得农民房产价值增大。特别是临路的门面房。而这些在合并之前是没有的。这就是市场的作用。

    利于技术培训 为新居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对于卫星城的新市民来说,就业机会主要有三点:到大城市沿海发达地区从事务工,成为集约化大农庄的企业工人,在卫星城从事服务业。而这三种就业机会都离不开基本的职业技术培训。

    新的较大规模的卫星城出现,使得国家的一些产业培训有了更高的效率。现在农民获得培训,虽然政府是免费的,但是多在县城举办。如果把农民集中到新的城镇里,农民在家门口就可以获得培训机会。

    人口聚集 加快卫星城的飞速发展

    人口的聚集,可以加快一个地方的文明发展速度。这也是城市和农村的传统区别。城镇化也是先进文化和新的成活方式能普及的基础。现在的农村不是过年的时候,冷冷清清,很多农民在农村生活时间很短。所以,建设新城镇,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从收入和生活质量上,改变农民。合村之后,大学生下乡才会有基础。按照目前的现状,如果大学生去无产业,无基础的普通村落,无疑是没有作用的。而新的卫星城的建设,这些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和生活过的人,才会加快这些地方的文明走向更高层次,让他们有用武之地。

    在关系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中,速度也会加快。比如建设较高标准的医院,就因为人口的聚集而有了更多可能。即使是民营医院,也愿意来投资,这对农民的医疗改善是有好处的。现在农村大都是设置简单的小诊所,医疗水平,服务水平较低。

    依靠教育培养未来蓝领大军 从根本上提高城市人口素质

    城市化运动从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开始,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还要从农民下一代着手,如何把农民下一代教育好,培养好是一个关乎城市未来、中国未来的大问题。而农村孩子是教育关键,为中国未来提供优秀的蓝领工人,比大学生、博士更重要。现有城市治安恶化与庞大流动人口中相当大一部分素质较低人群有因果关系。

    如果能够把广袤中国土地上的农村人口作为中国未来蓝领技术工人的主要源泉的话,那么卫星城的职业教育将成为中国未来蓝领工人的摇篮。国家有能力对新农村改革地方的职业教育实施彻底免费,甚至应该为接受职业教育学生提供校服和免费午餐。要让卫星城的农村孩子知道:只要能够拿到正规的职业教育合格证,也就意味着得到了城市生活的入场券。

    卫星城建设后,教育设施的配置使用就更加合理。除了职业教育得到大力发展外,义务教育资源的利用也会更加合理,可以从失业大学生中择优选聘充实基层教师队伍,中小学义务教育现状会显著改善。

    村庄解体面临的主要人群

    原有乡村不但是生产集合点也是宗族的象征性聚集点,随着现代文明的入侵,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原有的宗族纽带已经彻底松散,加上现有的现在的空心村里只剩下大量空置的房子,老人和孩子。不管你怎么合并,已经在城市打工多年并能有稳固的收入的新农民已经习惯大城市生活,不会留恋于小城镇,如果借此机会正式获得进入大城市成为大城市居民的机遇,他们肯定不会错过。目前呆在农村的主要还是老弱病少,这些人的生活怎么解决?是否完全依赖政府的供给,换句话说,他们的土地和宅基地被政府拿走集约开发后的补偿是什么?事实上,离开土地的农民和城市里享受低保的居民有何区别?他们为何就不能享受城市居民享受的低保待遇呢?

    土地合并后归属权

    村庄合并后大量耕地走向集中,从而农村会出现万亩良田。这些土地归属于谁?怎么利用开发?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利于解除农民后顾之忧,他们的生存保障和未来收益将成大问题。限于当前的土地国有化的政策,农民土地和宅基地集中后,其所有权应该归属农民进驻的卫星城所有。

    村落解体整合后的土地如何利用

    当前和以后相当长时间,除非有一天人们可以从海洋里生产出粮食和必要的生存物资,土地的生产功能必须坚持。原有的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必须继续执行。那么这些土地交付给什么人管理和开发呢?这是个大问题。我们的建议:集约开发,引进资本,对外租赁,发展大型现代化企业农庄经济。凡参与开发的企业必须缴纳的足额的保证金和当年的租金。保证金保证不侵占可耕地,不改变土地用途,按每亩2000元的标准征收;租金可以参考大生产农业收益平均计算。

    签订长期土地合同后,土地开发单位可以从银行取得一定比例的信贷支持,用于原有村庄拆迁土地平整、以及引水灌溉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巨额的土地押金用于农民卫星城的建设。逐年的土地租赁收入上缴县财政后用于卫星城农民的低保和医疗教育费用。

    有规划的建设新型卫星城

    村庄解体的目的是尽可能节约土地,城镇化程度提高,不是为了人为制造几个介乎乡镇和村庄之间的东西。建议采取如下措施:(一)、对于那些极少数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山区等特殊地理条件,人口不多,乡镇数量不大的县域,完全可以直接改扩建为市。所有农业居民直接进城成为城镇居民,享受城镇居民待遇,并享有低保和免费医疗教育。(二)、对于那些人口庞大,乡镇数量较大,地理位置较好的县域则从现有交通便利、基础相对较好而且接近县城的原有乡镇遴选出若干乡镇改扩建为县级市管辖下的新型卫星城。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县城下面都有一些发展较好,城市化程度较高,市场经济相对比较成熟,交通便利,甚至通了铁路和高速公路的乡镇。这些乡镇经过改扩建,完全可以容纳乡下农民的进驻,进而走向城市化的道路。基本原则是:卫星城的人口和城建规模不超过县级市为宜;每县建设卫星城的数量不宜过多,一般不超过5个;人数大致均等,位置相对优越。

    村落消失后的家园

    乡村牧歌式的生活从此将成为诗歌里的一种记忆,那么我们的根如何保留?我们最后的纪念地如何保留?我的建议是每个村落完成合并整合后,建立村落纪念碑。纪念碑上将铭刻村落名称,搬迁前原有居民姓名,搬迁原因,以志纪念。纪念碑可以供后人寻根,访祖,找到童年的家园。

    卫星城建设的可能性

    根据国土资源部曾经公布的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由2004年的1.41亩进一步减少到1.4亩,加上人均宅基地面积,每人平均土地不超过2亩。当然各地会有所不同。但土地紧缺的程度已经非常危险。卫星城建设事关中国落后地区农民生存状态的改变,同时也可作为提升中国国民整体素质的一项特大型文明工程,中国政府应该积极争取获得世界银行贷款支持。如果集中后的土地按每亩2000元保证金和每年500元租金的收益,每位农民可以获得将近4000元的收入。加上政府住房每年每人500元补贴,连续补助20年,按每家4口人计算就是补贴4万元,加上每人4000元的土地收益补助共有5.6万元,足以买到合适的住房。卫星城房地产开发仅为吸收新市民入住,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其产权在规定年期内不得转让、出租、抵押。

    农民住得起的卫星城楼房

    卫星城建设用地可以享受城市经适房政策,土地免费使用,另外,农村土地和农民宅基地的集约化农业大开发,获得的保证金和租赁费可以做房屋建设的启动资金。应该不存在增加农民负担的问题。并且按照目前农村4口之家来计算,每人每年补贴500,一户一年就是2000元,而补贴20年,则是4万。如果物价上涨,建议这个补偿逐年可以提高点。这个补偿,是在保证农民进入卫星城后按月领到一份口粮的前提下的补偿。而农民自建新房,本身同样需要费用。按照这个补贴标准,河南转移3000万农民,需要政府承担3000亿。但是分摊起来,每年150亿,国家是有能力解决的。

    建议在落后地区试点,就是目前这些地方的农村有高价值的房产不多,农民放弃目前住房选择入住楼房,是有需求的。而且国家等于给每个家庭补贴4万。

    农民进入卫星城后的待遇

    按年龄划分:60岁以上的人:进入养老院,安享晚年,养老院经费依赖政府财政补贴和农民土地收益。18岁以上到48岁以下的人:原有在大城市务工并继续愿意留在大城市务工的由所在当地卫星城管理部门发放脱籍证明,不再享受新农村改革后的住宅和别的待遇,由所在城市凭借脱籍证明给予市民待遇,可以享有经适房、廉租房。继续愿意留在卫星城的按月发放口粮,接受职业辅导培训,直至愿意参加农区企业化大生产,成为农区大企业的企业工人;或者愿意到市级以上城市工作定居为止。48岁到60岁之间的人:按月发放口粮。经过一定的培训后从事卫星城的社区服务工作,安保、清洁等,也可以成为大型农业企业员工。

    农民进城后的社区管理

    要认真考虑卫星城社区的管辖规模,将其控制在一个适当的、不超出半熟人社会的、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和有效进行居民自治的边界内。争取保留原有的熟人社会,原则上还是按照原有村属和临近村庄范畴集中社区安置,原有的某某村可以命名为某某新村,情感风俗的有限怀念,也有利于行政管理。

    新产生的社区管理不再依赖原有的管理体制,选聘大学生进入社区服务,大学生就业与社区管理相结合。

    村落撤离后大农区的管理

    农区的监管由卫星城政府机构实施,主要监测土地承包商对土地的保护和开发,环境保护,协调林地矛盾。

    农业村落消失的得与失

    一个比较容易得出的结论是,“村庄合并”既节省了土地、减少了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又优化了乡村治理结构、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还减少了村干部管理层级、减少了政府的管理成本。特别是在卫星城居住模式下,号称天下第一难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将会急剧下降。也有人指出,“村庄合并”不能简单地搞地域关系上的“拉郎配”,最起码应当征求村民意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一半的(48%)的村担心进行了村庄改造,农民家家户户都欠债。有34%的村担心违背农民意愿,搞片面的村庄撤并。

  “跟我回中原”在“提案”中分析说,“如果6个村庄的人口相当,那么在一个村庄的土地基础上,就接纳了另外5个村庄的人口,从而也节省了大量土地用于农业生产。这对河南省来说意义重大。” 我国面临人多地少的国情,土地资源紧张日益突出,而一些村庄在建设中土地浪费严重,村庄不断向外扩展,有的甚至占用农田,但腾出的旧房子却不拆除。村民集中盖楼房,能节约大量土地。

  “节约的这些土地到底是谁的土地?是否给予农民合理的赔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刘守英曾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提出这样的疑问。刘认为,如果强行推进农民集中居住,通过支付房屋拆迁补偿的方式,无偿收回农民的宅基地,这就意味着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侵犯。

  此外,有人担心在村庄合并过程中,因个别村财务混乱,人员结构复杂,极易出现漏收乱支现象。所以,要严防村级财务合并中的“黑手”,防止村级资产流失。

    注:此文和河南著名网友“跟我回中原”思路相互影响,其中卫星城的建设章节主要思路来自“跟我回中原”。2008年8月19日,我们共同到新乡市原阳县葛埠口乡白庙村调研当地新农村改革,收益匪浅。

 

 

发件人L_C_mailfrom:L_C_colon"谢先生" <xjx3565@gmail.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30 21:08:4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向祖国建言

全国农民应以县为单位进行分工合作

广东梅州农民谢进杰

电邮:wxr3565@126.com

    众所周知,祖国是农业大国,是农民大国,而不是农业强国。其实,祖国的农业还是非常落后,还有大量的人民生活在广大农村,祖国的13亿人口中,有8,9亿人民是农民,农业人口的比例接近70%,而农业GDP的比重则不足14%,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早已严重失去平衡。因此,祖国的农业发展,还有非常巨大的潜力,还有非常巨大的空间。

    祖国虽然是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少的国家,但是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少,只是祖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对于广大农民的早日发财致富影响不大。祖国有13亿人民的巨大消费市场,有18亿亩的基本耕地,有几十亿亩的山地和丘陵可以开发利用,有1.8万公里的海岸线,和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海可以开发利用。如果我们可以好好地充分开发利用,有限的各种保贵资源,来进行农业生产的话,以今天的物价水平来计算,祖国的农业在一年内的产值,要达到几十万亿元是一定可以的。祖国现在一共有两亿多户农民,如果保证一年有几十万亿元的农业产值的话,就一定可以保证广大农民,户均年收入达到二三十万元。祖国的广大农民,在户均年收入达到二三十万元后,相信祖国的三农问题也早就没有了,相信祖国农业也就比较强大了。

    祖国的农业建设和发展,应该全国一盘棋。国家应该早日对农业的建设和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和统一部署,早日为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发展,规画好发展宏图。让祖国的农业发展,以县为单位,祖国一共有两千多个县,让全国的各县域早日做好分工合作,让全国各县域的农民早日做好分工合作,让全国各县域的土地早日做好分工合作,即各县应根据自身的优势,来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其实,全国的各县由于地理位置,地质条件等等的不同,因此,全国的各县均有自身的优势条件,而且这些自身优势条件,完全可以让各县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强的竞争能力。沿海地区的各县,以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发展了工业和服务业,这是内陆各县不易模仿方面,内陆各县的确也没有必要模仿,如果强行模仿的话,只会让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雪上加霜(因为今天祖国的农业发展太慢,已经严重地制约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已经严重造成祖国的投资营商环境不断恶化等等)。一些县因为有矿产资源的优势,所以这些县就可以,以矿产资源的优势来大力发展经济,以矿产资源的优势为龙头,来带动当地经济飞速发展。因此,一些县因以矿产资源的优势,来大力发展经济,也是其它县不能模仿的经济发展优势。

    除了沿海地区的各县,有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一些县因为有矿产资源的优势之外,那么其它各县,如何才能确定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呢?然而,内陆各县的优势,都一定可以在农业特产方面找到,各县的名优农业特产,就是自己特有的产品,就是自身的最大优势所在。而国家规划让农业发展,以县为单位,让全国的各县域早日做好分工合作,让全国各县域的农民早日做好分工合作,让全国各县域的土地早日做好分工合作,也就是等于将各县域名优农业特产早日做大做强,也就是等于将各县域名优农业特产早日发扬光大,也就是等于让祖国的广大人民早日享受到各县域的名优农业特产等等。这些农业特产,是别的县不能模仿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南桔北枳的道理。有些农产品,在某些县生产的品质很好,在一些县生产的品质却非常差),内陆各县应该大力发展当地的农业特产,把当地的农业特产早日发扬光大,并早日把它做大做强,这才是祖国的农业实现早日做大做强的出路所在,这才是各县域经济飞速发展的出路所在,这才是各县域经济崛起的出路所在,如此等等。因此,内陆各县的经济发展,一定要以自身的优势来大力发展,一定要以自身的优势来带动其它方面的经济发展,这样才是上上之策,比如,以自身的优势来,带动交通运输的发展,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房地产的发展,带动商业的发展,带动物流业的发展,带动工业的发展,如此等等。

    国家应该早日深化祖国的农业改革,让全国各县的名优特产,尽快报上国家的有关部门来,进行评比,然后最终确定,全国各县的名优特产是什么,让全国各县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最大优势到底是什么,别县的最大优势又是什么,做到知己知彼。祖国的农业产品有千种万种之多,并且千种万种的农业产品,都完全可以成为全国各县的名优特产。那个县最合适大量生产,那一种或那几种产品,就放心地大量生产。比如,全国各县的农业产品通过评比之后,最终确定,某某县为水稻的生产基地之一,某某县为小麦的生产基地之一,某某县为玉米的生产基地之一,某某县为大豆的生产基地之一,某某县为花生的生产基地之一,某某县为苹果的生产基地之一,某某县为茶叶的生产基地之一,某某县为牛肉的生产基地之一,某某县为羊肉的生产基地之一,某某县为铁观音的生产基地,某某县为天麻的生产基地,某某县为密柚和苦丁茶的生产基地,某某县为龙眼和芒果的生产基地,某某县为李子和青梅的生产基地,某某县为人参的生产基地,某某县为洋参的生产基地,某某县为沙糖桔的生产基地,如此等等,举不胜举。总之,全国各县的闲余土地(包括所有的山地和丘陵),都将会全部充分开发利用起来,用于生产自己的特产,全国各县都会分别成为千种万种农业产品的生产基地,从而让全国各县都实现分工合作,从而让全国各县的农民都实现分工合作,从而让全国各县的土地都实现分工合作,从而让全国各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从而让全国各县农民生产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财富来,从而大力推动祖国的农业飞速发展,从而大力推动县域经济的飞速发展,从而大力推动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等等。

    当一个县的产量不够供应市场时,则可以扩展到几个县或几个市来同时种养同一种农产品。因此,千种万种的农产品,均有最合适的县在生产,全国的广大农民都实现了分工合作,大家种养的农产品,都是为祖国的十三亿人民消费市场(因为全体农民,均成为非常专业的农民之后,所以90%以上的人民,甚至接近100%的人民,均是工农业产品消费者)而生产。祖国所有的千百万种农产品,都有最适合的地方在大量生产,都有比例最适当的农户在合作生产,广大农户再也不做小打小闹的,自给自足的,分散的,弱小的,不适合市场经济生产的等等兼业经营。因此,这种农业发展模式是有足够大的规模的,一定可以使大量的有实力的大公司来参与祖国的农业建设和发展,一定可以使祖国的农业向产业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一定可以使祖国的农业早日做大做强,一定可以让祖国的全体农民早日实现脱贫致富。全国的农民生产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大量优质的无公害农产品,都通过各种各样的参农大公司来收购,价钱有物价部门的合理定价,参农的大公司则把收回来的优质农产品,进行包装或加工和深加工,变成丰富多彩的放心食品。销路根本无需广大农民担心,各大参农企业不但在技术资金和人才方面,均有自己的强大实力,而且在销售方面一样具有强大的优势。全国各县域的丰富多彩的放心食品,都将通过各大参农企业强大的销售渠道,迅速进入全国各地的批发市场,和迅速进入全国各地的超市等等。全国各县域的丰富多彩的放心食品,都将在当地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即各县域的农民合作起来,负责大量生产当地的名优特产,参农公司则负责把收回来的产品,进行包装或加工和深加工,转变成丰富多彩的放心食品,和完成负责销售。全国各地的参农公司和全国的广大农户,永远都是合作的伙伴关系,土地产权永远属于集体和国家的,各地的参农公司无论实力再雄厚,也绝对不准买断土地产权或经营权,土地只能承包给广大农户经营,广大农户所承包经营的土地,只能在广大农户之间进行转让,从而防止土地资源的私有化,从而让祖国的土地只能承包给广大农户。然而,党和国家在部署规划祖国农业的建设和发展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大量的农产品的,销路问题和供求平衡的问题,这样的农业发展模式不但可以使农业向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和农民的专业化方向发展,而且还可以保证广大农民,和广大参农企业均能赚到钱和发到财,从而使祖国早日由农民大国变成农业强国,使祖国的农业早日做大做强。

    祖国的广大农民虽然文化素质较低,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盲,但是整片整县或整市的农民,都在种养着同一种农产品,由于大家的语言相通和互相认识,所以大家非常容易沟通和交流经验,加上技术问题又有大公司提供和指导,销路和价钱永远不用广大农民担心,广大农户和参农大公司永远都是合作伙伴关系,祖国各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也非常容易通过各大参农公司转化为生产力,参农公司有责任和有义务帮助广大农户,解决好产品的质量问题和所有的技术问题。就连当地政府部门,用电台宣传农产品的各种经验和知识时,则完全可以用当地的语言来宣传。因此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就算再低,也不会怎样影响广大农民,整片地大量地专业地生产农产品,和早日实现脱贫致富问题。所以说,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非常发达的今天,在交通工具等等都非常发达的今天,只要有好的适合祖国国情的农业发展方案和方法,就一定可以使广大农民早日实现脱贫致富,就一定可以使农业人口不断城市化,就一定可以使农民的数量不断减少,就一定可以使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进行良性循环等等。然而,只有广大农户的收入水平上去后,农民才会有足够的财力和时间用于终身学习,用于提高各方面的素质,用于旅游度假等等活动,过上和城里人基本一样的生活方式,使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大大地缩小等等。

    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好,祖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有限的海洋资源,并且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国各地的土地,一定要因地制宜,一定要以县为单位,一定要做好各县域的分工合作,一定要做好各县域土地的分工合作,一定要做好各县域农民的分工合作,如此等等。将所有的土地都充分利用起来,我们可以将18亿亩的基本耕地,承包给祖国的一小部分农民,专门用于基本粮食的生产,从而保证基本耕地专门用于粮食的生产,从而保证基本耕地的绝对安全,从而保证粮食生产的绝对安全。因此,粮食生产只需一小部分的专业农民,通过操作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来生产,就可以轻松地,解决全国人民的粮食供应问题。除了基本耕地要专门用来生产粮食外,其余的一切闲余土地资源,都可以科学合理地,承包给祖国的广大农户,用来生产千种万种经济型农产品,即做到物尽其用,祖国人民只有开足马力,将几十亿亩的山地丘陵,全部好好利用起来,科学合理地种养生产,千种万种的经济型农产品,这样,才能生产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来,才能让广大农民早日发财致富。祖国还有几百万平方公里领海,有1.8万公里长的海岸线,这些保贵的海洋资源,我们可以好好地开发利用,可以好好地发展养殖业和捕捞业,可以好好地利用海洋资源来大力开发各种饲料,可以好好地利用海洋资源来大力开发各种食品,如此等等。我们只有生产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才能换回更多的金钱财富,才能换回更多更好的自己需要的物质财富。只有整个国家工农业物质的丰富,才能保证祖国实现早日消灭贫穷,才能保证广大农民和广大人民有较高的收入水平,才能保证广大农民和广大人民早日过上美满幸福的好生活。

    祖国现在的土地产权问题,并不会影响祖国的广大农民和广大人民的早日发财致富。众所周知,祖国的土地属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国家的一切行为,都代表着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完全可以对全国的土地进行统一规划。我们可以将全国各县的的基本耕地,先规划出来专门用于基本粮食的生产,将其承包给祖国的一小部分专业农民(土地只能承包给人们经营,无论人们再有钱,都绝对不准买断土地产权或经营权,绝对不能让土地私有化,绝对不能让土地落入资本家的手中,绝对不能重走历史的旧路等等),从而保证基本耕地专门用于粮食的生产,从而保证基本耕地的绝对安全,从而保证粮食生产的绝对安全。全国各县域小面积的耕地(不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小面积耕地,或难以平整的小面积耕地,)和山地丘陵,由于地理位置和地质条件不一样,从而决定了各县域的土地的用途不一样,和优势不一样,从而决定了各县域的土地最最适合生产那些产品,从而决定了各县域的名优特产等等。祖国完全可以将其进行统一规划和统一部署,全部用来大量生产经济型农产品,将其承包给祖国各县的广大农民,让各县域的农民组织合作起来,放心地大量生产当地的名优特产,从而保证各县特产都有最适合的比例的农民在生产,从而保证让祖国各县土地具有最最适合的用途,从而保证祖国每一片土地都具有最最适合的用途,从而保证让祖国各县的广大农民生产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财富来,从而保证让祖国各县的广大农民早日实现发财致富,从而保证让祖国各县域经济早日实现起飞等等。

    众所周知,基本粮食都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只须非常少的一部分专业农民,通过操作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轻轻松松解决全国人民的粮食问题。因此,在基本粮食的主产县(或基本粮食的主产区),以往从事小农生产粮食的农民,将会被大量地压缩出来,只留下非常少的一部分专业农民,从事祖国的基本粮食生产任务。所以,党和国家在规划三个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时,应该将基本粮食主产县的农民,优先考虑将其进行城镇化,或优先将其有条不紊地转移到第二三产业。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随着农业和农村的飞速发展,和广大农民的不断发财致富,一定会大力地推动祖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又好又快发展,从而促进更多的农民早日实现成功的城市化,从而让农民的数量不断减少,从而让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良性循环等等。

    我们一定要明白,工业生产创造的财富,和农业生产创造的财富,是成正比例关系的,只有农业生产创造的财富愈多,工业生产创造的财富才会愈多,只有农业的飞速发展,才会大力推动工业的飞速健康发展。只有农业和工业的飞速发展,才会大力推动服务业和城市化的飞速健康发展。可以断言,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产业的建设和发展,绝对是互相促进和互相制约的,任何一个产业不向前发展的话,就一定会严重地制约另外两个产业的不断向前发展,即使另外两个产业能向前发展也只是暂时的,是绝对不会持久的。就如农业的不向前发展,农业的落后和农村的落后,必定会造成广大农民的贫穷,而广大农民的贫穷再加上农业人口比例大,必定会严重地造成对工业和服务业产品消费无力,这样的话,就会相对地造成工业和服务业过热和产能产品均过剩,从而也就大地制约了工业和服务业的飞速向前发展,从而也就大地制约了沿海地区的飞速向前发展,从而也就大地制约了各行各业的飞速向前发展,从而也就大地制约了国民经济的飞速向前进发展等等。因此,只有让工农业生产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财富来,才会大力推动服务业和城市化的飞速健康发展,才会大力推动所有各行各业的飞速健康发展,才会大力推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飞速提高等等。

    若要使工业和服务业进一步飞速发展的话,若要使沿海地区进一步飞速发展的话,就一定要早日起动祖国的落后的产业即农业的发展。只有让三个产业全面地,均衡协调地,科学合理地,同步高效地等等发展,这样国民经济才不会出现由于农业的落后,而造成严重的瓶颈问题,才不会造成一脚长一脚短的不科学合理的现象,才不会让三个产业形成互相制约,才能使三个产业形成良性循环和互相促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专家学者,错误地认为,内陆的经济发展,应该走工业化道路,要以大力发展工业,来带动内陆的各行各业发展,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今天的工业发展,已经受到农业落后的严重限制,已经受到农民穷的严重限制。如果内陆的经济发展,真的走工业化道路的话,那么一定会让祖国的工业发展雪上加霜,一定会让祖国的投资营商环境雪上加霜。现在祖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是,只有大力加快祖国的农业发展,只有大力加快祖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只有让广大农民早日发财致富,才是上上之策,才是明智之举,才能大力推动工业和服务业的又好又快发展,才能大力推动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又持久地发展。

    我们一定要让全社会都知道,大力发展农业的重要性,祖国的金融业也应该大力支持党和国家的好政策,祖国的农业是比较落后的产业,农业的落后会严重地致约工业和服务业飞速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即使能向前发展也不可能长久,很快就会被农业的落后拖累。同样祖国其它的所有的各行各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都会被农业的落后而拖累。所以当务之急,必需让农业早日飞速发展起来,才能让这三个产业早日解除相互致约,而转为良性循环,才能使祖国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得更好更快,这样才能使祖国的三个产业早日做大做强。因此,银行只有大力支持农业的建设和发展。只有农业飞速向前发展了,工业和服务业才能更好更快地更持久地飞速向前发展,这样银行借给工业和服务业的资金才会更有保障,银行的坏账率和呆滞账才会不断下降,银行的盈利才会不断上升。至于广大农民和参农公司的借贷规模,银行也无需担心太小,全国的两亿多农户,若每户平均借个一二十万,再加上参农企业这一块的贷款,恐怕银行一时之间也拿不出这么多的资金来。所以说,银行根本不用担心农业方面贷款规模和资金安全问题,银行大力支持农业的建设和发展,不但生意做得更大了,而且资金也更加安全了,盈利自然而然也就更高了,这不但对三个产业的发展和做大做强非常有利,而且对银行自身的发展和进一步做大做强也非常有利,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好事,金融业何乐而不为呢?那个方面发展比较落后和比较慢,银行就应该大力支持那个方面。某些方面发展得太过于快或太过于热,就应该对这方面支持少一些,力求三个产业均衡协调和全面健康发展,力求各行各业全面地,均衡协调地,科学合理地,和谐持久地等等飞速向前发展。只有这样,祖国的全体人民才能早日脱贫致富,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待遇才能更好更快的提升。只有全体人民都富裕了,国家的收入才会更多,这样祖国的明天才会更加繁荣富强,全体人民的日子和生活,才会越过越好和越过越幸福。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们错误地认为,内陆的经济发展,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应该大力发展房地产业,要以大力发展房地产业,来带动内陆的工业发展和各行各业发展,要以大力发展房地产业,来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这些观点是非常之错误的。他们根本没有较清楚,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他们完全不知道,房地产业的大力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因。房地产业属于服务业,只有农业和工业的飞速发展,才能大力推动服务业的飞速发展,才能大力推动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祖国全体各族人民,都希望房地产业的大力发展,都希望工业化的大力发展,都希望城市化的大力发展。因此,我们一定要大力支持祖国的农业发展,一定要大力支持祖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一定要大力支持广大农民早日发财致富,一定要大力支持祖国的县域经济早日做大做强。工农业的强大和企业的强大,才是国家的强大。广大农民和广大人民的富有,才是国家的富有。

    在科学技术生产工具,和交通运输工具等等,都非常发达的今天,要让祖国的农业发展,以县为单位,让全国的各县域早日做好分工合作,让全国各县域的农民早日做好分工合作,让全国各县域的土地早日做好分工合作,让全国各县域的名优特产早日发扬光大,让全国各县域的名优特产早日做大做强等等,是一定完全可以的。全国各县域的人民,只须把生产放在当地,把销路放眼全国甚至全世界,今天交通运输工具等等都非常发达,我们根本无须担心,大量的优质农业产品的运输问题,随着农业和农村生产力的不断解放,随着各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也一定会大力促进交通运输事业的飞速发展,也一定会大力促进其它各行各业的飞速发展等等。再加上党和国家的政策又这么好,执政能力又那么强。要想早日让各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要想早日让祖国的农业做大做强,并不难,关键是早日推出农业发展的方法,关键是做好祖国农业发展的规划工作。祖国目前唯一不会缺少的是,资金技术和人才,唯一欠缺的是,对于农业发展的规划工作。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国家愈早对农业发展进行规划,党和国家就可以愈早解决祖国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可以愈早进入良性循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就可以愈早进入良性循环,国民经济的发展就可以愈早进入良性循环,就可以愈早实现祖国的农业做大做强,就可以愈早实现祖国的各县域经济崛起,就可以愈早实现祖国和平崛起,就可以愈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等。

 

 

发件人:"guanqi xiang" <xiangguanqi@yahoo.com.cn> 加入地址本 | 拒收2008-10-28 04:32:28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

国退民进的实质就是社退资进!

中国农村问题的要害在哪里

项观奇

2008年10月30日

    中国农村问题一直没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从中国落后的地区____皖北的贫困的小岗村开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一刀切地推向全国, 只能应付一时, 不能解决长远的问题、 根本的问题。 在不管姓社姓资、不管白猫黑猫的没有社会主义章法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后, 农村问题又一次尖锐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要想解决问题, 先要弄清问题。 就整个改革开放的问题而言是清楚的, 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道路问题。 我有许多文章再三探讨这一问题, 刚刚写就的<三十年来分歧的焦点在哪里>, 也是说明这个道理的。那么, 农村的问题也是这样吗? 也是, 也不完全是。

    说是, 是因为在农村也有一个改革开放的道路问题, 也有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纲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 农村的改革不可能搞好, 而且比工业领域更危险。 因为农村落后,人口众多, 一旦出问题, 就是大问题, 就会造成颠覆性的灾难。这一点, 中央很清楚, 大家也很清楚。 大家可以多出主意, 但是, 不能乱出主意, 最后执政者决策更要慎之又慎。

    在农村要坚持社会主义, 很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农民的利益, 要体现现政权是为农民服务的政权, 而不是只为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少数人服务的政权, 这就要把民主制度贯彻到底, 人民自己把握住政权才是人民民主专政, 才是四个坚持的本意, 是我们抓经济、 搞改革的前提。 解决农村问题, 不能离开这个前提, 否则要犯大错误, 方向路线错误。

    说也不完全是, 是说在这个前提下, 解决农村目前改革需要突破的问题, 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这就不单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而是原则要和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 这里重点就是在一定的政治前提下, 探讨怎样解决农村的问题。

    什么是中国农村目前的要害问题, 我看,是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 也就是生产力的问题。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所有制关系, 不解决生产力的问题, 只是考虑所有制, 依然解决不了问题。 所有制关系可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 但提高生产力到底是首位的。 这好像是尽人皆知的常识。 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常识。

    农村问题的困难在哪里。 很清楚。 这么多人, 这么点地, 单位面积产量再高, 被这样大的分母一除, 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让人感到可怕。 在国民经济总收入中所占比例那样小, 而投入的人口又那样多, 这当然没法和工业比、和城市比。 按照价值规律, 等价交换, 这样低下的劳动生产率, 受穷是必然的。 实际上, 国家已经离开经济规律, 帮助了农民。 但是, 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劳动生产率问题不解决, 农村问题永远是问题。 这是贫穷的根源, 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没钱, 不止会遇到三座大山, 啥事也难。

    现在, 左右两派在为所有制的形式辩论。一切都以时间地点为转移。 我们不去辩论主席过去的办法对不对, 也不去辩论小岗村道路对不对, 我们往前看, 找前进的路。 我看, 不管土地私有还是集体所有, 如果, 农村生产力的水平、生产的方式(不是斯大林讲的生产方式概念, 是马克思讲的生产力范畴的生产方式, 即分工形式等等。)不改变, 公也罢, 私也罢, 农村还是要穷。 像厉以宁讲的那种情况, 对城郊也许有意义, 但广大农村不都是城郊, 城郊是少数。

    土地归私有, 依然是小规模的手工的小生产的办法, 劳动生产率低下, 还是要受穷。 小岗村不是没富吗, 吃上饭和富有不是一个概念。搞了30年还不富, 不成功。

    土地不私有, 搞集体所有制, 生产队也罢, 合作社也罢, 还是在这块土地上搞粮食, 搞棉花, 搞蔬菜, 这么多人, 搞这么点东西, 劳动生产率低, 也还是要受穷。有的左派同志在理解集体化的时候, 没有搞清集体化的形式, 没有看到农民分流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必要性, 我以为不妥。 如果说这是主席思想, 更不合适, 主席没这个意思。

    毛主席早就说过,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只有最终解决劳动生产率, 农村才有出路, 此理千真万确。 用这个道理考虑现在农村的问题, 我认为, 就是农业要走工业化的道路。 发达国家都是工业国, 如何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的问题, 实质就是农业如何走向工业化的问题。 农业能和工业并驾齐驱了, 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解决了, 工农、城乡的差别也就解决了。 毛主席在批梁漱溟的时候, 强调工业化才是对农民的最大的仁政,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有历史眼光的大道理。

    农业工业化或者农村工业化有两个途径。一是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 也就是提高每个农民使用土地、生产农产品的能力, 像工业生产率靠近, 把多余的农民劳动力从农民队伍中排挤到工人队伍中去。这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不可缺少的一环,是实现新的生产工具和新的劳动组合方式结合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一是农民搞企业, 搞工业, 搞私人企业, 村办企业, 乡镇企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变成工业生产的一部分。 大部分农民变成工人, 极少数人变成资本家。所有制形式可以多样。

    这二者是结合的,互补的。 但是, 后者是关键。 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不是农退工进, 而是工进农退, 以工带农。 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 有了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 整个社会结构自然会随之变化, 至少做起工作来不难。 农民工这个概念, 让它成为过去, 农民工的苦难也让它成为过去。工人就是工人。这个道理应以事实做根据。 我所看到的, 所有致富了的农村, 不管是保持集体所有的,还是分田到户的, 没有不是靠搞起工业致富的。

    南街村是保持集体所有制致富的典型。 一开始分田到户没解决问题, 后来集资, 搞起工业, 逐步走向富有。 小岗人到南街村去学习, 体会到走集体化的道路才能富有和和谐。 这是对的。 但不完全。 南街村要是不搞工业, 还是只靠种那些地, 那也不会富有。 富有是因为调整了生产方式, 不是单一搞落后的手工的农业, 把各种形式的、哪怕是比较低级形式的工业搞了起来, 创造的财富多了, 所以富了。 只有说到和谐, 那才是因为坚持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的道路, 坚持马列毛主义指导, 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关系, 才不同于那些依靠私有制发展的地方。 这是南街村的独特的贡献。 但是, 我也想指出, 他们搞的有些东西, 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 是农民头脑里对共产主义的理解。 这不能苛求。 在资本主义万能论流行的今天, 这样一面红旗是很可贵的, 理应受到大家的尊重和颂扬。 但是, 对于号称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左派来说, 理论上的准确性就是非常重要的了, 不然, 会把一种封建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去追求, 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封建专制, 这是我们领教过的。
至于因为搞起了民营企业而带动农村走向富有的, 例子就更多了。 我在山东参观过不少这样的农村企业。 实际就是一条农村走上工业化的道路。

    民营企业家即资本家成为暴发户, 但他毕竟把他们村里的农民带进了工业领域, 变成了工人, 虽说这是利润的需要, 但也是农民的需要,因为使农民走进了现代化, 提高了自己的生产能力, 获得了更多的劳动报酬, 生活水平提高。 因为各种历史条件不同,尽管剩余价值的剥削规律是普遍的、 同样的, 但阶级分化和对抗的形式并不完全相同, 有温和的, 有残酷的, 这就要靠共产党对企业有所管理。 像山西洪洞县黑砖窑那样的企业也有, 那正是放弃人民民主专政的结果。 这是必须警惕的。

    集体所有也罢, 私有也罢, 农业走向工业化, 对农民, 对国家, 总得来说是有好处的,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也是历史的必然。 这条路, 可能会付出一定代价,但历史前进没有不付出代价的, 而这一代价的大小, 正是看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发挥, 能否促进这一历史转变以有利农民的形式实现, 这就是四个坚持当中的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意义所在。

    农业走向工业化, 不是不要农业, 而是要求农业实现机械化, 科学化, 要有个飞跃, 要达到工业生产率的一般水平。 现在出现的产粮大户、经济作物大户、蔬菜大户等等, 就是向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只是这个发展没有受到应有的支持, 却受到了所有制条件等等的限制。

    关于这一点, 我所居住的德国的一个小村子的情况, 或许有借鉴意义。就我的接触, 德国没有大农场, 有大地主, 很少, 我看到的都是小农。 我在这个村子里住了十几年了, 应该说了解情况。 这个村子只有八百多人, 耕地主要用来种植草料, 喂牛, 生产牛奶, 也种植油菜子, 为辅。 耕地私有, 但是森林, 有属于国家的, 州里的, 村里的和私人的。 全村现在只有六家农户。 他们使用的土地有自己的, 也有租的本村别人的和外村人的, 自己的为主。 他们就是靠自己家里人干, 不雇工, 当然也没有剥削。以我的好朋友夫里海姆为例, 他有近一百海克特土地(每海克特是一万平米), 大部分是自己的, 少数是租的。 他养了八十几头牛,每天能产几百升牛奶, 大公司每天上午来拉一次。 主要就靠他和他夫人干活, 小儿子半个劳力, 因为还受雇别的公司, 开车。 大儿子在公司做技术员。已独立。 简单说, 他的收入,和一个大企业的一般工人差不多。 基本上全部机械化。 据来这里参观的国内的干部分析, 他的生产率远比国内的农民高。 这个我没有发言权。 但我看到一个事实, 他并不比我们国内的农民聪明能干, 当然他读过大专, 但这是村里唯一的, 其它人没读过。 所以我感到, 他们能干的, 我们中国农民也能干。 他手里的土地,是二战后慢慢相对集中的结果。 有继承的, 有买进的, 有租用的。他和另一家是纯农业户, 另外四家兼一点别的非农业的工作, 如小作坊。

    这个村子的情况,应该是德国的普遍情况。 这一带, 即马克思家乡这一带, 还有一部分农户是种植葡萄,酿酒, 即著名的雷司令(是一种葡萄的品种的名字, 不是商标)。 也是小农。 这在西欧、中欧是个普遍现象。 有的同志谈国外, 只以美国为例, 是不对的。 谈国外, 要小心, 国情差别太大, 我们又很难深入了解, 一些学者, 好拿『国外』唬人, 中国的事还搞不懂, 何谈国外?谢韬先生就是一例, 在他那篇有影响的大作中, 说德国没有农村, 没有农民,太无知了, 就像他对马恩原著的无知一样, 但这并不妨碍他可以随意得出荒唐的结论, 而还有人信, 有人吹, 不可思议。这里举德国, 主要是考虑它的人口密度大体是山东的一半, 对我们可能多一些借鉴意义, 如此而已。 一是他们经历了一个土地相对集中的过程, 二是这个过程不是两极分化, 也没有发生冲突, 一部分农民走向工厂, 一部分农民自办小型企业或公司。 主要表现为一个经济转型的过程, 生产方式变换的过程。 在这个转换过程中, 有相应的劳动部门提供帮助, 主要是咨询、联系方面的帮助, 是一些经常性的工作机构, 不是专为此而设的。研究部门可以派人来欧洲做些调查研究, 历史总是有规律可寻的吧。

    从这个过程看, 农民工队伍的出现, 具有同样的意义, 产粮大户等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有其必然性, 但我们这里, 发展迅猛, 转换迅猛, 自发性太强,都涌向了大城市, 而他们这里是就地、就近消化, 是二战以来慢慢发展过来的。另外, 我们的政府也帮助、管理、保护不够, 所以农民工很苦。

    现在, 讲允许土地流转, 实现土地相对集中, 看来是符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规律的, 但路子要畅通, 要保护失地农民有工可作, 所以, 关键还是在工业发展的程度。

    如何才能实现这个转化,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需要从理论上探讨, 也需要从实践上试验。过份强调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就怕丢了这个命根子,主张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 那大部分农民永远不能从落后的劳动生产率中解放出来。 这是封建社会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农民就是要一块土地, 以维持最低的生活和供养庞大的皇权国家机器。 所以, 直到现在, 在实行责任制的情况下, 农民宁可抛荒, 也不敢丢掉土地。当然, 农民一旦离开土地, 如果没有生存的保障, 的确是死路一条。 这要求给于保证。 靠政策强制不行,靠政策保证也不行, 只有靠必然的经济规律, 顺理成章, 让农民自己选择才行。

    这就涉及农民离开土地的出路, 只有当这个出路, 比他原来占有土地能够获得更好更有保障的生存条件时, 这种剥离才会被农民接受, 人民民主执政才有必要给于保护。 这就要看, 乡镇企业、村办企业、私人企业发展的情况。 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农民土地使用相对集中的过程不是残酷的『羊吃人』的过程, 农民转化为工人的过程不是地位沉沦的过程。这就是共产党的工作所在。 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 要保护农民顺利实现这一转变。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好, 那就等于否定了自己执政的权力。
这是有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的。

    什么是国退民进?实质就是社退资进, 就是共退资进。 共产党搞不了中小企业, 只好拱手交给资产阶级管。 说国有企业流失, 工人阶级血汗流失, 是事实, 但是不流失, 天天损失, 那也真不行。 这个问题是谁造成的, 不怪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只管劳动, 在国营企业是劳动, 在民营企业也是劳动。 怪谁? 怪领导企业的共产党。 在党的手里, 企业不活, 到了资本家手里, 就活了。 问题不是一清二楚吗?

    变成民营, 是在价值规律的淘汰中, 把能人选出来, 那个资本家是必须能挣钱才立得住的。 原来的国营企业, 政治体制有问题, 工人不能真正当家作主, 以腐败的僵死的形式、用无能的人去管理企业, 不管价值规律, 不管企业效率, 没有淘汰, 没有选拔, 人才不能用, 企业不能活, 国企的优势, 变成了国企的劣势, 最后投降, 交给资本家。是政治问题引来经济问题。

    这是一个悲剧。 但是, 企业卖掉了, 送掉了, 执政者却没有总结出教训。 苦了工人, 但工人无权改变这一切; 责任不在工人, 工人却要扮演悲剧的牺牲品。

    这件事并没完, 因为还有大型国企, 怎么办, 是按真正的毛主席倡导的社会主义的办法办, 还是也卖掉、送掉?还有一个引进外资的问题。 我想, 大家都不会盲目地反对引进外资, 但是, 如果不以自力更生为基点, 依赖外资, 搞成外资的附庸, 那就等于把中国工人、整个中国, 送给外国资本家剥削, 是不派一兵一卒的对我国的占领。

    这可是真要辩论清楚的。 五十年前, 少奇同志说欢迎资本家剥削, 那时是共产党刚进城, 劳动人民刚解放, 两头水平都不行, 国力又太弱, 不得已而为之, 就这样, 主席还不赞成, 当时还把少奇同志批了一顿。 五十年后, 怎么还可以这样搞。 共产党要是对自己领导经济没信心, 对社会主义的办法没信心, 党可以改名, 自己应该下台, 用江泽民同志的话, 叫做, 你已经不代表劳动人民了, 你代表中、外资本家了, 成了买办官僚了。 现在大家常重复国歌里的那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是的, 再卖, 再送, 再请, 中国就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因为利润都叫资本家阶级, 不管是中国的, 还是外国的,他们拿去了。 消耗的是国家的资源和工农阶级的劳动, 但是, 没有变成属于人民的公共积累, 而变成了资本家的财富, 这样的发展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 是违背共产党的宗旨的, 再这样搞下去, 人民不造反才怪呢?
所以, 已往的改革的历史教训要总结, 要把农村的这次大变动搞好。

    最近大家关心土地所权的问题, 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土地所有权, 不一定只是一种选择, 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 最好是试点,搞多种选择。 让农民去创造, 而不是经济学家去创造。 经济学家可以提意见, 可以试验, 但不应该是政策的出发点, 因为一切理论是否合乎实际, 要经过检验。

    耕地私有的框框不是不可突破, 本来土改后耕地就是农民的, 是合作化收了上来, 也可以再放下去。 涉及宪法, 宪法可以修改。 但这是大事, 国家这么大, 要经过试验, 不可一刀切, 一下子就全部私有化。 一旦私有化了, 再变动就难了。 也不能老变来变去。30年、 50年不变动的办法, 已经有了经验, 是否继续推行下去, 现在应该再探讨。

    集体所有制, 是公有制, 是不完全的公有制。在按劳分配的情况下, 公有占主导, 一旦搞成股份制, 就转向了私有的方面。 分田到户, 是向私有化转变, 是不完全的私有化, 已经偏向了私有化, 现在要加入一个流转, 进入商品流通领域, 是进一步向私有化转变。 虽说进一步加大了私有成份, 但毕竟还不是完整的私有权,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所有制形式, 值得研究, 这种所有制形式是否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于生产力水平提高, 也值得研究。30年已经是一个太长的时间, 历史不可能再等一个30年, 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的距离, 越拉越大, 那样太危险了。 现在, 好像是一个必须转变的关口。

    其实, 农村土地的使用的方向是明确的, 就是必须集中, 由少数人使用, 这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唯一必经之路。 在这一点上, 先要统一思想。 如果说, 50年前, 鉴于那时的历史水平, 还可以提出先集体化, 后机械化的道路, 但在已经实现了集体化50年后的今天的历史水平下, 唯一的历史课题就是机械化。 30年前那种以为搞上饭吃就是胜利的想法, 至少已经过时。 这一点也要先统一思想。 统一思想的目的, 是承认历史规律, 尊重历史规律, 不违背历史规律。

    就我国的现实状况, 实现机械化有多种选择, 现在争论的主要是两方, 要么集体所有制,走向工业化; 要么私有制, 走向工业化。 哪种情况更有利呢? 大家都承认, 让农民去创造, 给农民足够的自由。 历史会经过多次选择, 最终确定历史的最佳道路。

    我一不懂经济理论, 二不懂农村现状, 我瞎想, 鉴于我们国家的性质, 鉴于我们的目标是农业走向工业化, 消灭城乡差别, 那农村的土地所有制, 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升一步, 实行土地国有制呢? 发土地证给农民, 确保稳定的使用权。 这样, 一是不搞私有制, 不要再给社会主义增加对抗力量, 也便于今后向新的高级的生产关系转变, 二是又能满足现在对于土地相对集中使用的流转的要求, 而且不管怎样流转, 是使用权, 不是所有权。 全国土地所有制一体化, 这不是向城乡一体的转变吗? 我重复一遍, 我是外行, 至于细节, 更无从说起, 但总觉得大家常说的那些问题更好处理一点。 算第三种意见, 多一个思路吧。

    责任制是以农民的自私观念为杠杆, 撬动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不管把小岗村吹得多高, 这毕竟是向世人展现农民的自私、狭隘和落后, 表明自己不配接受毛主席指引的那样一种更先进、更理想的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和生活形式, 而甘愿屈从于数千来的自私的小农心理, 这不是光荣, 但是, 这是历史的真实。究竟是领导人的真实, 还是农民的真实, 历史会最后回答, 反正我知道, 不是那7000多坚持集体化的农村的真实。

    现在, 农业走向工业化, 要借助什么力量,撬动从落后的生产形式向先进的生产形式转变呢?农民又面临着一次选择。 这是一次生产力的飞跃。 毛主席留下的集体框架还没完全摧毁, 但最终的命运究竟怎样, 还很难说。 不过, 农民有一定的主动权。 比起工人老大哥, 已经好了。 当中小企业被卖掉的时候, 工人老大哥是无权保护自己的, 现在, 总书记还是给农民留了自由。 农民弟兄们, 你们可要小心啊!

    历史已经跟着邓小平的路线走过来了, 时至今日, 如果我们只能求救于资本主义的贪欲, 在培植新的民营企业家即资本家的同时, 培植新的生产力, 以使农民摆脱目前的困境。 且不说这和共产党人的愿望何等矛盾, 单就这条路的危险和可能发生的灾难而言, 也令人胆颤心惊。

    历史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也是我们希望的历史可能。 农业工业化肯定要纳入整个国家工业化的过程, 如果我们的总政策调整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了, 那农业工业化肯定也在社会主义的总体步骤中获得最好的路径。 这就会是, 借助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形式, 更多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形式,这对从农民转化来的新一代工人,将是最为有利的历史选择。 一句老话: 还是社会主义好。

    但是, 历史就是历史, 历史之路是很难摸索的, 更是很难预见的。 不过, 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 毕竟在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加大, 这种作用, 不是上帝给的, 也不是统治者给的, 而是就在自己的手里, 问题只是敢不敢使用。 苏、东人民, 大体平稳地把那种假社会主义摆平了, 就是一个榜样。 就像同样的89, 在中国是专制的进一步加强, 在罗马尼亚却是专制的垮台。 不同水平的人民, 创造了不同水平的历史。 谁知中国人民到底要怎样创造自己的历史呢?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 只有天知道。

    2008。10。10 写于德国阴雨连绵的吉尔,

    补记:写完自己的一点想法, 看到了三中全会的公报。我想我的这些想法不正是城乡一体化的路径吗? 城乡二元, 是因为城乡差别存在, 城乡一体, 是消除城乡差别。 这是一个历史过程。 现在历史提出了这个要求和可能, 但是, 有两点似乎必须注意, 一是慎之又慎, 二是当断必断, 二者缺一不可。 世界高科技发展太快, 生产力发展太快, 不是50年前, 拖不得。

    2008,10,13,


 

 

发件人:<rujiayoubao@vip.163.com>  2008-10-26 21:46:43 +0800 收件人: 抄送: 标题:儒家邮报第78期-孔子2559年暨耶稣2008年10月26日 徂徕学派对孟子的批判(友枝龙太郎)

 ◇日本近世儒学与政治儒学研究

徂徕学派对孟子的批判

[日]友枝龙太郎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被尊为“四书”始于宋代程朱学形成时,特别是朱子(1130-1200)《四书集注》的完成令“四书”的地位不可动摇,元明以降则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材而成为士人的必读书。我国也在朱子学传来的同时,于镰仓、室町时代由五山僧众完成了朱子注的新释读。江户时代出现了藤原惺窝(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山崎闇斋(1618-1682)等人,朱子学大为倡行,重视“四书”的方向得以确立。此外,吸收了阳明学的中江藤树(1608-1648)、熊泽蕃山(1619-1691)对“四书”的援注也是朱、王混杂的,不过并未改变对“四书”本身的尊重。但是批判朱子学的伊藤仁斋(1627-1705)则摈斥《大学》,割舍部分《中庸》而特为尊崇《论语》、《孟子》,以此来提倡自己的古学。尔后荻生徂徕(1666-1728)接其踵而进一步摈斥《孟子》而专用《论语》与六经,且有别于伊藤仁斋地倡导起他自己的古文辞学。

    然而,徂徕学派批判孟子的要点在何处?徂徕在《孟子识》中,将孟子定位为一种战国的游说之士,孟子的立场是以言说为主,而非以践行为主,其“性善”、“养气”、“仁义”并称等一切后儒以为有功于圣门者都被判为“好辩之失”;且他反击提倡古学的仁斋,认为仁斋把《孟子》视作羽翼《论语》的观点仍未脱宋儒樊篱。对于孟子以汤武放伐革命来说汤武是“圣人”或汤武的行为是顺应天人的“仁行”的观点,徂徕无疑是承认的;不过对孟子劝齐、梁之君“王天下”的王道论,由于无法判定孟子时代改换天命者究竟为谁,程子对这一章也没有说明,故徂徕对朱子《集注》所引的伊川之说表示存疑,且判定仁斋之说也不过是“回护之言”。由此可见,他是不完全认可孟子的言论的。徂徕表达过明确的立场:作为古代圣人的事迹,经书所示的汤武放伐是正确的,而作为游说之士的孟子向当时诸侯所游说的则与圣人之教的《论语》不合,因而是不对的。因此,徂徕主张将《孟子》同六经、《论语》区别开来。就汤武放伐问题,较之徂徕,仁斋《孟子古义》则高扬孟子之言为“万世不易之定论”,比如他将孟子劝齐、梁之君“王天下”解释为:“孟子所说的王,是从德性上讲的,未必居天子之位;齐、梁之君若行仁政,得天下民心,则虽为诸侯,亦堪称王者。”这就肯定了孟子的学说。这种解释虽被徂徕斥责为“回护之言”,但这里可以看出仁斋尊重孟子的立场。

    要附带说明的是:朱子对于前者(汤、武),说“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此为赞同汤武放伐;对于后者(齐、梁),朱子借用程伊川之论——“孔子之时,周室虽微,天下犹知尊周之为义,故春秋以尊周为本。至孟子时,七国争雄,天下不复知有周,而生民之涂炭已极。当是时,诸侯能行王道,则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劝齐梁之君也。盖王者,天下之义主也。圣贤亦何心哉?视天命之改与未改耳。”意思是:孔孟之时势不同,圣贤根据各自时代的情况做出了妥善的应对。对于这个视天命之改否的问题,徂徕曾作出了反驳。但程朱之说适应彼国国情,相应地不失为一种立场。总之,在尊不尊孟子这一点上,朱子与仁斋相近,徂徕则与他们相远。

    却说继承徂徕学说的太宰春台(1680-1747),他在《孟子论》、《圣学问答》中是拒斥孟子。春台例举了孟子的两个缺点:其一,为了形成自己的学说,持论牵强附会,此于与告子争论人性本质处尤见;其二,为了劝化对手,不惜取悦于当事人,此于肯定齐宣王好货好色处见之。春台之意与徂徕同,主张将《孟子》与六经、《论语》剥离开来。春台特别以上述两个缺陷来歪曲孟子的理论,令生龃龉。他认为《论语》全通,而《孟子》多不通,从这个立场来论难孟子的是《孟子论》。另外,他用和文写成的《圣学问答》则破斥了以孟子为中心的宋学。在此,可就君臣关系来探寻春台旨意:他认为孔子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通论,而孟子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为不通之论,理由是“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人臣者,不得以夷险渝其心,即使君主无礼,臣于此生愤则非臣”。春台引用的“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一句出于由他刊行的中国书《古文孝经•孔安国序》,这与朱子学的合理主义不同。

    虽然朱子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引用过孟子所讲的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韩退之(768-824)也曾作有歌咏被纣王所幽禁的文王是何种心境的《拘幽操》。于君臣厚义,程、朱也都表达过赞赏之情。然阅读表彰《拘幽操》的闇斋跋文,闇斋注重君臣之分更过于程、朱而近于孔安国序。北宋李觏(1009-1059)的《常语》与司马光(1019-1086)的《疑孟》等都非难孟子的思想破坏了君臣关系的伦常秩序,然与此相反,为孟子辩护的是稍前于朱子的余允文《尊孟辩》,以及后来朱子本人的《读余氏尊孟辩》。翻开《朱子文集》第73卷,李觏、司马光与余允文、朱子的差别被鲜明地叙述出来。朱子的君臣论不象李觏、司马光那样严峻,比如朱子说:“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饥食渴饮,时措之宜异尔。此齐桓不得不尊周,亦迫于大义,不得不然。夫子笔之于经,以明君臣之义于万世,非专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则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隐之以孟子之故,必谓孔子不尊周;又似诸公以孔子之故,必谓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时措之宜,则并得而不相悖矣。”解释遵循君臣大义还是放伐革命以及是否应根据时势之变来作时宜时中,此中可以看出闇斋接受的朱子学和朱子学本身之间有一定的差异。

    这里姑不过多讨论朱子学,单单就斥孟这一点而言,徂徕学派与司马光、李觏是近似的,仁斋与朱子是近似的。春台曾批评说:“仁斋虽不喜宋儒理学,然毕竟以心法之教为主故,但不知孟子之说异于孔子处而与孔子一同尊信,且云《孟子》一书为《论语》之义疏,此乃可悲之见。”又极赞徂徕:“至徂徕,求先王之道于六经,悟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孟子之言多悖于孔子。”春台对孟子批判是从徂徕那里承接过来的,而且这种批判更加详细具微。

    对春台于孟子的“非议”,高濑学山(1668-1749)的《非圣学问答》和薮孤山(1735-1802)的《崇孟》,则站在朱子学的立场予以驳斥。另一方面,藤泽东畡(1794-1864)的《思问录》、伊东蓝田(1734-1809)的《汤武论》,则站在徂徕学派的立场上继续回驳。只是东畡、蓝田的否定汤武放伐论与藤田东湖(1806-1855)的《孟轲论》及吉田松阴(1830-1859)的《讲孟余话》中的君臣论有关,且东湖、松阴虽排斥孟子君臣论,却将浩然养气论作为主干内容加以接受。

    以上以徂徕学派的孟子批判为中心,就他们如何看待君臣关系略作勾勒。在江户时代的社会组织中,怎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君臣关系——即藩主与家臣的关系,还有幕府与诸藩的关系或朝廷与诸藩的关系等——由于视角的不同,总会呈现出复杂之样相。必须考虑到,我国当时的社会已不同于宋代中国社会,如脱藩就会被勒令剖腹的特有封建制度,无科举制的士农工商的身份制等。这些问题,有俟于他日再来探讨。

  (原载《日本思想大系月报》第21期第6-8页,岩波书店,东京,1972年3月)

 

 

发件人L_C_mailfrom:L_C_colon"GraceJ" <gracej@263.net>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8 14:21:2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与主流派人物关于经济改革的争论

与主流派人物关于经济改革的争论

郑海泉

2008年10月30日


    编辑先生:您好!近期不但我国,连世界都在讨论经济问题,它当然要牵扯到社会问题,我国的主流人物包括大经济学家纷纷提出见解,我虽然是一个草根非专业人士,但我受过自然科学的训练,对经济与社会问题又感同身受,故当我与他们的见解有不同的地方,就大胆写了出来,半年来有七篇,我这样的文章不能像他们那样媒体都及时发表出来,它们没有争鸣的气概。贵网站能刊登‘非主流派’文章,草根的文章也有,故发给贵站,供选用。 郑海泉 08年10月28日

(一),通胀与资产泡沫——与吴敬琏商榷

    吴先生在‘中欧陆家嘴金融家沙龙’上做了中国这两个经济现象的演讲,见‘第一财经日报’08年4月21日A12版,认为我国这些问题是‘源自难以为继的增长模式’,就是简单化再生产和因此延伸出来的依靠出口的(外向型)模式。避免和解决的方法一是要搞高起点增长模式,二是提高人民币对美圆的汇率。他的诊断与处方,既不那么全面,也不那么准确,不能‘照方抓药’,我认为仍然是简单化‘市场万能’的产物,虽然有些道理,但不能全听全信。

    先谈‘通胀’。 我国从去年到今年物价指标CPI都比较高,08年4月增涨率超过8%,与我国以前相当长时期物价‘基本稳定’十分不同,国家感到控制到4%难度很大。学习过政治经济学的都知道,通涨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发行的货币数值高于它的实际物质生产价值,所以发那么多钱买不到那么多东西,货币只能贬值才能达到‘平衡’,换句话说物价就要上涨,这个笼统的道理普通群众听了,也容易明白。物价上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现实的某‘商品’的价格已经低于它今天的价值,就必须提高它的价格,或者是因为它的价值提高了,比如物品的质量高了,性能高了等,再或者是构成它的因素价格提高了,比如人工、原料、能源、税收等提高了。道理虽然简单,但要真正清楚准确统计出一个国家现实物质生产的价值(应该是它们到市场上的价格),以及要用钱来‘换’的‘东西’的价值,又没有那么简单。随便举一种物质产品,比如一市斤小麦,在今天的中国它应该值多少钱,市场上的价格七角多就科学准确吗?谁敢说他的算法能禁得起来自各方面的‘推敲’;‘职工’工资增加,特别是‘公务员’,尤其那些可以决定自己拿多少钱的‘公务员’工资的增加与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增加或真正的‘劳动价值’,是不是和谐适度有没有公认的计算方法,至于有的人的‘出场费’是多少才符合中国的实际就更‘没谱’;广告费该多少谁敢与‘大家’辩论和‘实验’?它却是物品价格的一部分;…。我这个非经济学领域的普通群众疑问多多,而且还猜想,国家发行多少纸币,差不多八成是‘跟着感觉走’,反正今天好像市场上的钱确实多得多了点。

    至于资产泡沫到底是什么含义,从吴先生演讲里我们看到的是指我国外贸顺差积累起来的那超过一万五千亿美圆,而且每天还在增加20亿美圆,而美圆要面临大幅度‘贬值’。我们‘购进’(应该说是‘收来’)美圆就要自己印相当数量的人民币,因为国内不用美圆,所以美国的美圆成为泡沫,就要带动中国的人民币资产也要成为泡沫。

    他认为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我国的发展模式长期是‘用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应该明确说是简单再生产的投资,低价值产品的增长,因为‘增加投资’也可以主要是对高起点项目的投资,或者是科学和谐的投资,不一定是…),故必然造成产能过剩,过剩的产能又以增加低价值产品出口来释放,(因果应该反过来说,是因为这些产品容易出口才促成产能增加,或者是因为在中国生产的总成本低,中国老板和外国老板才积极在中国建厂,但市场需要却在国外,甚至原料也在外)。这样虽然来华开厂的老板、外国的销售商和消费者高兴,但外国制造相同产品的老板与生产者就要示威,因为你抢了人家的饭碗,人家这时就只讲‘民主’ 不讲市场的自由竞争,人家的政府就要找我们的别扭,难免要发生贸易摩擦;我们想买的东西别人的政府还不愿意卖,说要考虑‘政治问题’、‘安全问题’;他们倒是希望我们多买他们的民用飞机和转基因大豆、…,中国人又不能天天吃豆腐坐飞机,故只能收来纸币。于是我们因为顺差就‘购进’(收回来)大量的美圆作为‘外汇储备’,当然也包括购买(换成)他们的‘债券’。我听说美国可以开动印钞机印美圆,因为美圆不但是国际通用,而且美国印多少可以与它生产了多少东西无关,今天也与它有多少黄金无关,甚至印多少既不是议会授权,也不是总统命令,买别人的东西钱不够银行就印,所以美圆就必然贬值,对欧元、日元、…全贬,相当长时期都在贬,只要你那里汇率市场化了,不固定;你要固定美国又给你施加巨大的压力,想法‘威胁’你,因为它是和你用美圆结算,有大量美圆储备的还真没有几个抗得住。美国这一手就曾经把日本等弄得很狼狈,我们今天就轮到面临这一局面。美国这么做整体看对美国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美国人肯定清楚,他们不傻。

   经我这么一‘理解’,乍一看,是很符合逻辑的。所以吴先生的解决办法就是:一,不再搞那样的简单化增长,要提高技术含量,产能不会过剩,还可以使企业的利润水平提高;二,把人民币与美圆的比价提高,人民币升值,比如有专家认为从1/8.5提高到现在的1/7,还要再提高到1/6,据说当年日本提高得还多得多,换句话说把出口产品的价格提高,你贬低多少我就提高多少,你有泡沫我却全是干货。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是我们的出口明显减少,就再没有多少顺差,能大幅度降低美圆储备,至少不再大幅度增加。当然这样就要关闭相当数量的工厂。他认为我们早这样做,比如03年以前就把汇率市场化,就可能不会出问题;至于03年提了会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他没有说。关于转变建设模式应该从78年开始,88年开始还是98年开始吴先生没有说,我们就理解成‘愈早愈好’吧;至于我们的高技术产品什么时候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真正能在市场上竞争,特别是在核心技术上可以取得一些‘市场份额’,从而开始得到说得过去的利润,以及这以前需要各种大量‘投资’怎么来,吴先生都没说。

(二), 皇甫平先生,是否还缺点什么?

    笔名‘皇甫平’的周瑞金先生08年4月19日在浙江人文大学演讲,介绍他17年前在上海‘解放日报’用‘黄浦江评论’的谐音‘皇甫平’为笔名,写了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四篇非常重要文章的背景,文章阐述了邓小平坚定改革的思想,经邓‘南巡’讲话公开肯定,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大潮没受89之后反对改革,说改革是走资本主义的‘舆论’阻挡,所以,推进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前进,取得经济上巨大的胜利。周先生说那些文章是得到小平同志在上海(内部)谈话后‘奉邀’写的,这样讲,让人信服。十几年后的06年1月,周先生以同样的笔名写了‘改革不可动摇’,那是在我国广大民间‘舆论’也强烈要求对我们的改革进行‘反思’的时候,周先生文章‘提出一个基本观点,认为市场化改革没有错,错在我们没有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来完善我们的法律体制和各方面体制,…。’(见‘北京青年报’,08年5月7日C2版)。06年的文章可以理解是周先生的独立见解,也是自己认为在那个时候应该站出来写。

    我在周先生写前四篇文章的时候,还在低头拉车,很少抬头看路,因为是搞机械学科的,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还是‘糊涂’状态,今天经过有限的自学才多少有一点了解;周先生写后一篇文章时,我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和改革结果就不那么糊涂了,退休后,集中精力抬头看路看了十来年。所以,看了报道周先生演讲的文章后,就产生了‘皇甫平先生,是否还缺点什么?’的问题。恕我斗胆,前四篇和后一篇都缺点‘高度’。其实,我们大家不管是写文章,还是说话、演讲都很可能缺,缺是正常的,因为人既非‘圣贤’,世上又无完人,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在内,至于亚当 . 斯密、海耶克等也绝不例外,何况我们普通人,就怕我们不认识,最可怕是有的不承认,甚至不承认还要去找许多‘道理’。

    在提问前先统一一下是非标准: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我们在‘理论上’不能统一时,都要服从实践做出的判断,不能搞任何‘本本主义’,只把什么人说了什么,什么上写了什么拿来做根据作结论,比如过去用‘红宝书’,今天不用它又用‘理论’,它们固然重要,但都没有‘实践’权威。

    2,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如果今天对‘社’和‘资’还不清楚,总应该至少把这理解成要‘为全体公民服务’,不能只为少数人服务,不管他是‘资产阶级’——富人,还是‘无产阶级’——穷人,特别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有人说那些‘代表’就是今天的权贵。我理解‘权贵’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特殊人物,他们既权且贵,大概与‘官僚资产阶级’差不多,但不等于什么‘书记’,也不等于什么‘长’,因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书记’和‘长’只权不贵,而且权还是有限的,连资本主义社会里都必须这样,社会主义就应该比他们更好才对。故一个当权者把权用于谋私,聚敛钱财,不但作威,还要作福,就必然成为权贵。

(三)郎咸平谈中国经济宏观调控议

    中国的GDP增涨速度在相当时期里都处在高于预期数值,一段时间都在控制‘过热’,但前两年中央的提法是‘有保有压’,已经表现出‘具体分析,分别对待’,既看到GDP的整体,也看到它的具体内容,真正要解决的是,应该降的要压下去,应该加快发展的要保证提速,即使是在同一领域,比如钢铁,压缩低品质钢,提高高品质钢。只看GDP增加速度到百分之几,或者维持在多少以上就说经济‘过热’,我认为不是科学的结论,一刀切地控制,比如‘紧缩银根’,‘调整利率’,…,不能产生理想的结果。用医学语言就是没有‘辨证诊治’、‘对症下药’。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速度不同,政治经济制度改善程度,必然影响发展速度。

    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部门领域繁多,相互关系复杂,它的发展不但与先天地域条件,后天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有关,相互之间差别很大,还必然与社会性质和状况有关,而且还随时间而变化。按理说,国家在这方面要汇集一定数量的高水平人才,不但知识水平高,思维水平更重要;而且地区、省、国家要成立一个研究与执行的系统,相应直接对国家负责和与地方负责相互结合,当然国家全局在前,触角要到各地各领域,经常分析研究,真正看清楚问题,拿出科学准确的办法,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措施,才可能达到‘又好,又快,又省’的结果,使全国的经济都均衡协调发展。这要靠市场自己根本不可能。

(四),温元凯先生您转得真快

    在我脑海里温元凯先生是一个有名的自然科学家,今天从凤凰台世纪大讲堂上得知,到美国后,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名的经济学家,投资家。据他说,他当年的一名女研究生,现在是美国名牌大学的终身教授,很可能是未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真是师生各自东西。温先生可以说是在事业有成后,而且年近半百才转换大领域,为什么要这样确实值得我们个人,更值得国家认真考虑。是好事,我们要把好事的条件创造得更好,使好事多多;不是绝对的好事,就要把路子理清,免得给个人与国家造成实际上的损失,尽管这可能不会振动社会。

    有的事情,仅就‘好’的范围讲,从‘或许有些好处’,到‘非常好’之间距离也非常之大,也应该把‘度’搞清楚,区别对待。特别是如果成‘风’后,好的往往就变得不大好,甚至就要振动社会。就拿温先生这事说,如果我们从事实际科学技术的人,相当大部分人在中年有一定成就时,都要放弃科学技术追求,转向经营‘物’或‘钱’,也就是‘商业’或‘金融’,以能更快更多赚钱为直接目的,甚至以最富有者为‘榜样’,恐怕就有些问题了。因为你不能说那些人在‘情商’与‘智商’上都不‘平衡’,只适宜‘啃书本’,都像陈景润那样,差一点拿下数学王冠上的宝石,可过去教书却不受学生欢迎,搞原来的工作就没有‘前途’。另外像小青年的追(演艺名)星,不要说有30%,40%成风,有10%就不得了。他们本人可能其他的事情不爱干甚至也不会干,却死心塌地追,还感觉良好,也许‘社会’没有‘感觉’,因为他们不会去登记失业,也可能还很规矩,不惹是生非;有的领域对此还可能‘自鸣得意’,没有这一群追随者,那个领域就不那么热闹。可他们的家长怎么办?他们的‘后半生’怎么办?温先生是理工学校出身的,对我提这样的问题不难理解,就算是财经大学的教授,恐怕也不是以教育学生达到上‘福布斯富豪榜’为他们的教育根本,要真那样,成功率就太低了;降低些,成为中国能占有全国60%以上财富的那1%的人,这就有上千万,当然他们大都并不是财经院校的毕业生,虽然成功率高点,也同样不让人佩服,人们要说你那个学校是为少数人服务,不是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不是为广大人民服务,因为我们大多数人进不去,也成不了。真要是那样,我这个一生从事教育的人,敢说那和大街上‘宣传’买彩票可以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一样,是在忽悠人;别的就不必多说了。

    温先生这次在凤凰台‘世纪大讲堂’演讲主题如果是要告诉中国人:要敢于追求财富,要想去赚大钱,为此你就要走经商或金融的道路,因为我就是从搞实际科学转到这里来的。那他说的是‘大实话’,中国甚至比外国都现实。我们看,世界富豪榜上没有当官的,没有研究科学技术的,甚至都没有单纯生产物质产品的,主要是‘卖’东西的‘好手’,至少是工贸结合,胡润搞的中国版富豪榜也同样没有。在中国,做彩电的不如卖彩电的,种菜的不如卖菜的。您说,我以前研究的东西在中国能听懂的只二十人,世界上不过一、二百人;我今天来讲经济、金融,听的人就多得很,…(我换时髦的话说,市场大多了)。温先生把问题解释得很含蓄,我斗胆用温先生讲的东西发挥一下:如果我继续研究昆虫的什么排列,做教授,在美国一年正收入不过十万美圆上下,有幸得诺奖才一百多万美圆,不到一千万人民币,生活是不错但非常辛苦;我在美国听朋友劝买两百(美圆)股票(好像是中石油),几天(4天)就赚了八百(美圆),要是拿一万去买,…;然后了解了‘华尔街’,那是个能控制世界资本流动的地方…,于是就改攻金融,真还进了华尔街,…,成为经济学家,投资家,回中国来发展。

    今天温先生一年挣多少不方便说,也没有准。美国、中国在金融或投资领域的有‘风声’可参考。比如中国的国有银行负责人,他们还不是老板,看得见的年收入少的几百万,多的过千万;至于保险公司的、证券市场上的,他们实际都是经营‘钱’的,就更‘厉害’,不少财产都以亿计;如果他们自己和亲属再做点股票投资之类,就不知道收入有多少了。但他举了中国搞商业的例子,身价就比较清楚,比如中技校老师出身的希望饲料刘永好老板,初中文化、农民出身的国美电器黄光裕老板,还有文化程度不算多高的网络游戏陈天桥老板,网易丁磊老板,…等,他们今天的身价都超过百亿,而且谁都比温先生年轻得多!成功时间少的几年,多的也就十几年。如果再发挥下去,他们都已经在股市上了,今后增值到什么程度,真还‘前途无量’。可诺奖还能年年得?所以,几乎都到头了。扬振宁教授可以说明问题,他那年把全部积蓄捐给中国做科研基金,才30万美圆,在美国接近‘寒酸’。走什么路才能富多清楚!

    温先生曾经写书预测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是‘改革开放不可阻挡’,这被证明了;今天,对第二个‘中国大趋势’的内容认为是‘追求财富’。我认为这不用证明,肯定一百个正确,谁还跟钱过不去?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想钱也是假的,不然,你过去只‘打土豪’,就不要分田地,更不要去分‘浮财’。问题是怎么追求?根据温先生上面的说明,要从事商业或金融,至少你买股票总会吧。他说,美国二十种什么股票多少年涨了一百倍,中国丁磊那个股票在美国上市才多长时间就从五角多,涨过一百美圆,今后中国的绩优兰筹股,弄他个几十种,你买了它,就等好吧。中国去年有的不也卖到250多块吗?你要是拿到‘原始股’,就是250倍!你发行价拿到也能近30倍,所以,一发就要去抢。至于预测中国(上证)股市指数要涨到1万点,今年看来不准,以后一定能。对此我就相信,尽管当下很低迷,只是温先生不要说一定在多少时间以后。这种事,能真准的,有谁敢公开讲,有谁愿意公开讲?

    我是没有从搞自然科学转到经济或金融,脑子没多少转变,就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温先生。

    一, 经商从封建社会起就是出富豪的路子,金融也同样,资本主义社会把市场经济进一步发挥,这条路更宽,所以‘商’已经超过‘仕’、‘农’、‘工’、‘学’,高居第一,要想赚大钱就得去经商,连温先生这样学术很有成就,不是一般教授而是知名教授,也并不缺钱花都被‘吸引’过去,更不去说普通人,所以不用‘宣传’和证明。但问题是到富豪的成功率能有多大?实际上能允许有多大?恕我不敬,富商,不管经营物还是钱,本质上都是在敛钱,不是直接创造财富(钱),我甚至说社会未必真需要一些人在那里专门想方设法敛钱,虽然社会需要那样的‘流通’服务。故有人‘估计’说,一个富豪至少要五百个穷人‘支撑’。这里当然应该把对高科技的‘风险投资’排除在外,因为它的成功是惠及社会和大家,而且与生产直接挂钩,不是简单的‘流通’。就说温先生提出的股票,它涨多少倍,并不是那个企业赚了那么多倍,而是股票市场炒到了那么多倍,严格说是注进水,吹进气产生的结果,而这些水和气就是股民手中的钱,是幸运者赚倒霉者,智者赚愚者,牛市时是先进入者赚后进入者,熊市时是今天进入者赚明天追赶者。中国在股票市场上赚了大钱的有,有一个人从八千起家,到去年牛市登顶成十亿富翁,但因为倒霉而跳楼、犯罪、…也不是个别。据说吵股票,统计地看,赚的只10%左右,超过一半的持平,有30%左右要赔,大赚大赔都是极少数;短期牛市有,但非常熊的也常见。美国一个金融学家说,正常企业的股票每年有10%的利润就不错了,因为今天正常的企业能给资本带来这么多纯利润就不容易了(可能要扣去CPI),就是一个生产很‘先进’产品的企业,开始的利润高,但衰减很快,…。当然,股票通常要比银行利息高,甚至高很多,但有风险,难预料。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把很少数的真实例子拿来当做普遍的规律,作为大家都可以去走的路?我们能不能只看成功的,不看失败的?像中国这样很不‘成熟’的股市,小股民的风险就太大了。

    我说一句外行话,说齐天,股市如果像中国这样,不实际分红利,只能消耗钱。因为给股市服务的各种元素(比如人员、机构等)要拿,名义我都叫管理费,其数量还不是很少;另外国家要拿,比如印花税,就算千分之一,中国一年下来,几百亿不算多,加起来姑且叫‘交易成本’,要一千亿不为多;而20万亿市值的股票,有没有2万亿真进入企业去创造真实的利润就很难说。因为按规定,上市那次的钱,发行者才可能拿去发展企业,只占全部股本1/3,其中个人股还是由个人支配,并不成为发展生产的资金;以后市场上股票的市场价值与发行者真实‘生产’就基本‘脱钩’,特别是股票的市场价与真实值相差很远的时候。股票在持股票的人手里仅是一种‘权证’,人们追它,价格上扬,弃它价格下滑,他本身不大能创造价值,如果能分利,那才是真的。去年5月前很牛的时候,ST 股票都成倍往上涨,它哪来的利润?就算有2万亿都进入企业而且都能产生10%利润可分来算。还有一个按票面价值分(比如一元),还是按上市价值分(比如5元)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按市场价值分。持有原始股2/3的企业那些人不会按市场价分,他们只要拿出‘同股同利’就能把人的嘴巴堵住。我们姑且按现时的1/10的2 万亿算,也才两千亿,扣除‘交易成本’,能分给二十万亿股市价值持股人的红利就只有1%,再多的全是水分!换一个角度,实际点说,通常一股就能分一角两角,你可是花几块几十块才买一股,才百分之几?最牛的茅台去年超过250,今天股票市场够低迷了仍然超过100,去年它每股分多少现金,今年能分多少,股民的实际利率是多少?因此,过去中国基本都不分红,而是配股,多是10配3,但配给股民的比市场价低,股民愿意,企业又圈了钱,实际上是在往股票里注水,企业收了钱是真的,别人就不好说。所以,‘金融专家’在股票上耍着花样聚敛钱财与为社会创造实际财富不是一个概念,不是同样的作用,而且说买股票就能赚大钱,就不是一个具有严谨科学观点的人说出来的话,温先生,您说呢?

    二, 温先生提出个人成功的条件,比我看到的都全面,很好,对指导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和安排自己十分重要。不过我认为,对听众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必须要看到,完全具备那些条件很不容易,有的条件一个人一生都非常难,也就是说,同时具备‘充要条件’,达到高点对一个具体的人几率几乎为零,我不说绝对话‘不可能’。比如,丁磊遇到了他的‘贵人’,外国一个‘风险投资者’,可有网易构思甚至都做起来的并非丁磊一人,别人还遇得到吗?就说国美电器的黄光裕,他发财的主观条件可以说很多人具备,或都可以学,诺大一个中国不就是再出来一个‘大中’,但张老板好像要了130亿就把它卖给国美黄老板了,再一个是‘苏宁’,还能再出来吗?这与十来亿中国人比,不如‘买体彩中大奖’可能性大。我有一个‘胡思乱想’,如果家电生产行业联合起来,也走‘国美’起步的路,而且是一种更彻底的单一领域的产销结合的‘仓储超市’:家电生产者联合起来开店卖自己的产品,组织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全国必须要组织2-3家,以体现不能垄断经营,而且内部是既联合又独立核算,不吃大锅饭,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不吃,生产者彼此也不吃,在确实保证各自合理利益的原则下协商,进出自由;不要豪华门店(国美等今天已经不是了),也不用像国美、大中、苏宁他们那样,在北京主要街道上距离几十米就一家,有实物店,后来也有网上交易,也都送货上门,把‘经营成本’降到和早期国美一样,还只要国美2/3-1/2的销售利润,至于售后服务我生产者还不如你销售者?这样的店肯定同早期的国美一样,顾客比店员多得多(今天国美已经反过来了),你国美、苏宁今天还有多少‘戏’?我不是说黄老板不是富翁了,而是说他走的路再就不通了,更不可能有‘后来人’了;要是再早一点,中国就不会出现国美老板,更没有大中老板、苏宁电器。可惜电视机生产厂他们那时是紧俏商品,利润可观,没有居安思危的远见。要是他们真像我说的这样做,你家用电器商人还敢去压迫生产商人,要他们非把出厂价压低到几乎没有利润不可?你总不能说我卖彩电比你做彩电门槛高、技术难度大,我要拿大头。销售商把生产商扩大(提高)再生产的路挤压得非常之小,这实际伤害了我们广大消费者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所以,我真希望是中国的家电行业协会早成立,而且是他们中的人提出自己搞联合仓储式销售,中国多几个上百万年薪的总经理,但黄老板等亿万富翁就不一定能出现,对中国人民或许更好,我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坏处,我也乐意宣传这个,你商人讨厌我也不在乎。

    次生的问题是,有的人当他不具备某些条件时,他就要在‘放弃’和‘不顾一切’中选,只要有部分人选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就肯定给社会带来‘麻烦’。我们今天社会上那么多因为道德滑坡而产生的问题,无不跟想追求巨大财富想当大款但又不具备充分条件有关。当然,我不是要否定温先生宣传人们要敢于‘追求财富’,不要像前30年那样,羞于富有。也不是要人们在一个职业上‘吊死’,但他批评中国人有不容忍富人的传统心理,其‘莫须有’的成分就太重!其实,在正派的也就是大多数群众心里,对富有的人是承认的,甚至是羡慕、敬重的,少数‘君子’也不过‘不以为然’而已;笼统仇恨富人是有的人的恶意叫嚷,我认为流氓无产阶级才会那样,其实他们内心巴不得自己也成为富豪,只不过现实不是。那些农民起义领袖,当然今天也有,他们‘打赢了’有几个的家庭不成为新富豪?要不然就是富人和其御用文人为富人声誉不佳开脱,想把脏水泼给别人。广大老百姓真正仇恨的是富人的‘不仁’,一方面来钱不正、不当,其次有钱后不知所以,用时髦的话说是,除了有钱外,什么都没有,用文雅点的话说是,只有物质财富,没有精神财富。

    我提这个问题的中心意思是,追求财富不但可以,而且要提倡,选择更换成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职业也要有勇气,只不要只考虑个人,不要像我们这样的‘老家伙’,‘组织上’安在那里就永远在那里‘发光’,甘当‘螺丝钉’;可惜的是,那些代表组织的人有几个是甘当螺丝钉的。但对大家说你能以亿万富翁为目标来做这样的事,恐怕从各方面去说,都不大妥当。与此类似,有人宣传一个外国名人的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有人给‘补充’说,成天想当元帅的士兵不会是好士兵。我说,能当成元帅的士兵世界上也没几个!

    三,我不知道温先生到中国来宣传个人要走经济或金融的道路才能发财的时候,怎样考虑一个人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作为曾经是大学著名教授的温先生,因为作为教育工作者,天职是教人‘做人和作事’,而且做人是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在早期资本主义,为个人发财鸣锣开道的人可以首先算亚当 . 斯密,他写了充分开发个人利益的‘国富论’,推动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他的理论和我们有的人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本质一样,但他为什么不把他的书取名‘发财论’,一定有他的道理,因为他也写了人有关社会责任的另外一本书,讲的就是‘道德情感论’。 我认为,可惜,他没有把这两种有机结合起来,使很多学者都只自发地偏爱他的‘国富论’,使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观点有点‘泛滥成灾’。今天资本主义社会‘先进者’比如比尔 . 盖茨,他们认为对富有者的要求是要做财富的‘管家’,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这原因就是人要有社会责任感。他就放弃了自己580亿美圆财产,不给子女,而是做社会发展基金,使那笔钱对社会能发挥最大的‘正面效果’,而且辞职专门做这件事。科学泰斗说,人是为了奉献和创造,不是为了索取。我认为聚敛是索取的‘皎皎者’,与创造财富没有多少关系。

    我也认为, 作为一个人,他选‘卖东西’,不管是‘商业’还是‘金融’作为自己的‘职业’,要把其他人的钱尽可能赚到自己的手里,或者把别人的机会抢到自己手里成为富翁,而且手段非常地道和磊落,是可以的,我只承认到‘可以’为止。但如果有人向大家宣传说,‘卖东西’才能成为富翁,不做其他行业,改行去卖东西,特别又非常会宣传,效果还非常好,那就是‘麻烦的制造者’,就要出问题,宣传者就没有社会责任感。比如,谁来生产东西?而且一个人卖,要很多人生产才够,不然就太‘暴利’了;如果卖东西的富有,生产东西的就不能富有,那就没有人愿意去生产东西,你还有东西可卖吗?何况都去卖东西就必然竞争非常剧烈,卖东西还能有大利润吗?…。就温先生的思维能力而言,只要跳出个人,不脱离社会实际,这些问题是不难发现的,也是很难解的。我相信温先生在过去给学生上课时,绝对不会做出像这样在逻辑上很不严格的论述的。我们今天不但资本主义里的先进学者实质上已经提出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不只看个人如何,我国更非常明确提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思想,至于有人提出‘均富’,就更不可能单提‘卖东西’一条道路,而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才行,一个理想的社会就应该如此。鉴于此,我确实很难理解温先生来中国宣传您改行有什么先进性或社会意义。中国有些‘教授’、‘专家’,今天很爱到处发表‘高论’,但常有‘哗众取宠’之心,少有‘实事求是’之意。比如有一个省电视台自己的节目广告上宣传,他们请一个得奖的中年数学家某人做专题讲座,他能教人‘每周赚一千万’,演讲者和组织者就谈不上对听众和社会有什么责任心,学术价值几乎为零,愿温先生不是如此。

    四,其实,温先生举的那些富豪,在他们的‘门下’有很多人,与老板比,富有程度相差也十分悬殊,比如国美电器里普通职工与其他行业的普通职工并没有太多的差别,那些人肯定99%以上一辈子也与黄老板不能缩小距离,但你不能说他们与老板的职业性质完全不同,也不能说他们与黄老板起家时主观条件个个相差十万八千里,其中也会有人想成为(黄)老板,但能如愿的有几?如果先生演讲的主题是给人们提出发财的道路,结合温先生后来提出的十大发财‘机会’或‘领域’,我建议改一种说法:

    一个人如果想从目前的经济收入水平自己就能主动提高一大步,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多谋出路,极而言之就改变到商业或金融领域里去。当然商业的路子宽,门槛也能够低,金融则不然,非普通人能及。商业要敢于在‘量大面广’的产品上创新,因为没有大就没有大利润,商业只有走‘薄利’才能‘多销’,面广才能成量大,最好是全中国人人都需要,天天都需要就盖帽了;要做到价廉、薄利就一定要把一切营销环节和费用减到最小。创新才能够独占鳌头,抢得先机。刘永好、黄光裕等就把握了这种条件,虽然他们既没有高科技,也没有大本钱,更没有大‘贵人’,本身也不是独创的奇思妙想,成功的核心一个是把‘经营成本’减到极小,虽然‘超市’早已有之,但他应用得好,如果他把搞网络的人请来,建立‘国美网易’就更好;不很严格地说,中国几乎所有的 ‘短期’大成功人士,这都是必要条件。不过近两年分别从事进口废品纸利用和高级房产的两位女老板,才搞的不是人人需要的东西,但纸的面也相当大,她又垄断了美国的货源;高级房产品的价格非常高,利润率相当可观,做成一笔利润就十分可观,可惜的是,此二人可学性极低。

    刘老板把营养学普通知识第一个用到饲料里,不是只用在人的食品里,把传统做饲料的粗放方法提高了一步,使原料利用效率提高一大步,配方根据动物生长需要,把大家都忽视的事情抓住了,既有‘物美价廉’的优点,又得到非常广阔的市场,但这并不需要多高深的知识。要是温先生当时就去搞,因为温先在分析物质成分上比刘老板高明不知多少倍,对氨基酸等的了解,在时间上,在深度、宽度上刘老板也不能比,…,可能今天中国的饲料大王就叫温老板,不是刘老板了。

    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学习了知识就要努力去用,一用就能给社会创造财富,自己就能得到回报,你理解成发财也可以。甚至就是普通知识也可能有大用,不一定非要多高深的知识,学问高的可能干大事,学问不大的,未必就不能干大事,关键在于你有心,何况富豪榜上没有几个院士、博士;就是干小事,也能给你增加财富,…。所以,我们的政府、老师、领导和个人一定要非常重视知识和技术的应用,只重视理论,只看重‘论文’,轻视实践,误国、误民、误己!非常可惜,我们改革开放这几十年,这种错误之风却一直甚嚣尘上!

    其次,重要的方法是要非常迅速做大,把面广牢牢抓住,不然大家都上来了,发大财就不可能了,因为你那个东西‘门槛’并不高,又不可能用‘专利’保护;‘上市’是今天迅速做大的必由之路,国美上市马上身价就从十多亿变成一百多亿,圈来大量的资本就可以上规模、上档次、…,拉大与同行的差距,扩大市场占有率,能赚更多的钱。

    不管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多找出路,比如选温先生已提出的十种,你也可以自己去另外发掘,彻底另找出路,都必须做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尽力还包括‘充电’、对机会的敏感和果断。但千万要注意,一定要十二分努力,但不能单凭主观愿望,不达巨富目的就不顾一切,…,那就有害无益,会弄巧成拙、鸡飞蛋打。自己多高道行,就修多大的菩萨。

    我认为,‘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其实对其他发财领域同样适用。

    五,有一些经济领域的说法我也不太理解,可能是为了说明发财在中国是有希望的,温先生说,中国有一千万财产的人就有一千万。这就是说,他们共计有一百万亿私人财产。中国07年GDP才二十四万亿,它里面还包括二次、三次分配,严格讲是重复计算,而且那些被消耗了的就不能积累下来成为谁的财富,也不能算,真要一起摆出来统计,真实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多;公有财产当然不能算;实际是外国投资者所有,也应该扣去,中国今天这个数量还不是很少。而私人财产,一定是要能拿出来实际验收的东西,哪怕是有水分的股票。所以,私人这一百万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有必要说清楚。我估计,这个数值几乎接近97年到07年GDP的总合,要是每年国家的GDP的一半让他们拿去,恐怕就得要全部改革开放30年时间才行。一个国家GDP有一半给不到1%的人拿去,要怎么理解才能明白?真要是这样,这样的社会还应该存在下去吗?据说,资本主义国家要把GDP的40-70%分配给人民,中国07年和近几年都不到15%;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拿的不多,才10%左右,中国政府拿的超过30%,中国政府的‘开销’也确实大,光房子、车子、宴请、考察一年都远超过一万亿、…,官员也太多,管的事情也多。以前,我看到说中国不到1%的人占有全国60%的财产,但他们没有说真实数量是多少,我就理解成全国人民都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算,得出是这样的结果,说明贫富差别程度很大。不知道温先生在看待和处理数据时,今天处理经济学领域和过去处理自然科学领域是不是同样的严密认真,一定要能经得起大家推敲,自然科学还要接受验证,不能过分估算。

    六,温先生批评中国的教育思想落后,这个结论我很赞成。具体内容非常多,温先生只随便提到一点点,不过我仍然有些‘补充’。确实过去只重视智商,不重视情商,只会啃书本,不会‘处世为人’,这肯定不好,使有的人的才能不能很好发挥,还十分严重地影响集体智慧的发挥;我要补充说,要都重视,都要有切实有效的培养措施,但同样要因材施教,因职业不同而不同,不能走到非常会为人处世,但科学技术上却不甚了了,都是刘邦那样的‘组织’人才,却没有萧何、张良、韩信那样精于干实事的人才,千万不要从一种片面性走到另外一种片面性。因为温先生在外久了,不太了解中国今天的大学里,认真把刻苦学习、钻研科学技术知识,认真养成严谨踏实作风当一回事的已经难得了,学生们对‘很现实’的东西很上劲。再说,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也不可能都是能培养成全才的料,一定要实事求是,就是‘怪才’、‘偏才’也有大用,我们社会的领导者、组织者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也应该首先提高自己,成为学习的模范。

    其次,温先生主张要把中国的学生送到美国去提高,我也赞成,应该说,今天这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我们也同样要有正确的观点,一方面美国的东西不是什么都适合中国,另外一方面你对美国东西中的真正‘精品’不一定有准确的理解,并学到手,再拿到中国来科学地应用。中国有相当一批人从美国学习经济、金融回来,今天他们有的年龄都超过六-七十岁,有的才三-四十岁,在国家的重要部门担任要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主流派经济人物。但他们不少人并没有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不少是‘市场万能论’、‘唯GDP论’、‘私有万能论’、…的鼓吹者,是哈耶克的忠实弟子。好像这些东西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属于‘片面观点’了,既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的全部,也不是今天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我甚至都认为已经不是现代资本主义主流派的先进观点。温先生是否知道中国的‘郎、顾之争’?那就是‘外生外长’美国培养的华旖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与包括‘土生土长’的以及‘海归’们关于管理层收购(MBO)的‘大论战’,甚至还要对簿公堂,那些人本质上搞的是损害公有财产去肥私人(管理层),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学原理,与外国保护国有资产的根本原则不同,他们的政府也不敢随便就把国有资产,也就是纳税人的钱让私人耍个花样就弄去;有一个从美国回来在香港当教授的张五常,不少人非常吹捧他,可他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发表的谬论多多,他在鼓吹市场的时候,我都怀疑他是否学习过‘逻辑学’;到美国深造的‘吴市场’,在中国算一个经济学‘大家’,有很高的地位,但我感觉他对社会的经济问题,除了‘市场’外就不知道还有别的,是不是他只知道经济学里只有海耶克,弗里德曼,没有凯恩斯,美国只有里根,也没有老、小罗斯福总统,难怪和他一起学习工科的大学同学(他一生都在搞工程,没有转行)评价他:在计划经济时代挺计划经济时没把计划经济真弄清楚,现在挺市场经济,同样没把市场经济弄清楚。…。我愿意告诉温先生,那些人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眼里,形象或多或少都不太好,虽然我们老百姓说话不管用。但我相信,温先生也不希望这样去学习美国。因为那既不是美国过去经济的全部,更不是美国今天经济的全部,更不好说是对中国最好的主张。

    七,凤凰台主持人为配合先生的演讲,说要‘藏富于民’,您俩都认为民富国才强,这也算‘公理’,可遇到我这个死脑筋,还是有问题请教。‘民富’里的民是包括全体中多少比例的公民,特别是广大的农民和工人算不算在内,他们怎样才能富;其次什么算‘富’,因为张五常否认中国贫富悬殊时,说中国的农民都有彩电、冰箱了,一个月600元的工作随便找还能说农民没富起来?最后标志贫富差别程度的基尼系数应该是多少才好?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稳定与否的标尺,要是社会都不稳定,那个国家还能强大?虽然张五常不承认基尼系数,或别人算的都不对,并不能否定世界上多数经济学家认可的这个重要指标和结论。不然,我真不好表态支不支持您们那个‘无须辩驳’的治国格言。因为温先生演讲的主要内容与我理解的‘民富’这个目标不大联系得上,那很可能只适合少数人,多数人很难,中国也难。

    再说,如温先生所言,中国今天已经把一百万亿财富藏在了大约1%的人里,是大约全国每年GDP的五倍,加上政府每年还拿了不少,中国就应该已经非常强大了吧?何况我们才算了60%,还有40%没算,大约有66万亿,加在一起,‘民间’就有7-8倍全国GDP。温先生和我都算自然科学‘出身’,您也是大学老师,能习惯我这样‘较真’,因为大学生,特别是一流大学里的大学生,什么深刻、细致,甚至牛角尖问题都能提出来,我们不非常严格地准备,一旦被学生问住,实在不好。

(08 . 8 .17 )

    一个多月后,美国因为次贷危机而‘地震’,并引发金融海啸,投资资本经营的甚至包括银行不少要‘破产’,华尔街的精英声名狼藉,工作人员要大量失业,进一步会导致经济危机,波及世界,非常富有的冰岛甚至要‘国家破产’,不知道温先生还有没有十足的底气再宣传自己的改行致富观点?不过,我仍然承认,危机过后,还是做‘钱’的买卖的人最赚钱,最富有,但肯定不能像过去那样邪乎,那样有恃无恐,当然仍仅仅只会是少数人能成。

(五),政府要不要救房市

(六)要政府‘救市’说明什么?

    中国的股市由于受国内外经济的影响,从前年的‘飙升’,去年中到顶,然后一直下滑,今天低迷到要政府出来救市的程度;房市的状态同样。那些‘市场万能’的主流经济学家,那些反复强调政府不能干预经济的理论家们,今天也无可奈何要求政府出手,他们还顾不顾自己的‘学术脸面’?在我看来,这是客观经济规律给市场万能理论一个无情的耳光,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只有‘无形的手’是玩不好社会的经济的,片面性不是科学,更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尽管片面性有时看起来‘简便有效’,能‘急功近利’、‘立竿见影’。

    近来美国的经济形势也很糟糕,经济学家、财政部长、总统都要政府拿钱出来救市,提出用7000亿美圆的方法,但因实施细则的分歧,以及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宗旨不符,众议院以票数没过半未能通过,总统说还要努力说服议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用国家出钱注资金融来挽救银行和股市以稳定人们对经济的信心,从而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我相信美国也必然走这条路,只不过在实施细则上还要进一步协商而已。因为如果政府不救,市场自己救不了自己,灾难是自由市场里的某些精英人物搞出来的,别人谁愿意冒风险来救,何况谁也没有这样大的财力。过去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过经济危机,都是以社会遭受巨大痛苦和损失而度过,我相信这中间也有发财的,当然,最后都是政府出来收拾残局。这次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多数人投反对票,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可以不出面救就能解决问题,是这样做与他们党的‘大市场小政府’宗旨不符。如果政府救,那就是大政府了,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就变小了,甚至都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在走向‘社会主义’。这样的观点当然是非常肤浅的。看来这个党的人很有意思,国家、社会、乃至公民大众的利益可以不顾,党的宗旨是至高无上的。我就不明白,美国人选这样的党来管理国家,他们真就放心,也许是选民们认为怎么说就怎么作比说一套做另外一套的好,因为你知道他要做什么;而说得怪好听,但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甚至做的与说的完全相反,那才最可怕。我国台湾的民进党,特别是陈水扁就是这样,上台前反别人的贪腐,上台后不但经济没搞好,自己贪腐更厉害,甚至无赖之极,也无耻之极。

(七),茅于轼,您应该去看‘单眼病’

   苏中杰先生文章‘思维的陷阱和学术骗子’一文里说,有的人思维是单眼,只能看一点,看不见其他的点,在这样的思维里,世界万物不是全白,就是全黑,只看见一种颜色。茅先生前几天在凤凰台‘三人行’节目里谈世界近来的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理论有没有关系时,绝口否认与市场经济理论有干系,并宣传市场理论的优点,对其忠诚、崇拜和迷信程度让我惊叹!故建议他应该去看‘单眼病’,不然,真会让我们这些外行人‘跌破眼镜’。

    今天世界上无论是有名的市场经济理论专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都承认自由市场理论不‘完善’,由于它捅出了今天波及全世界的金融海啸,可能带来经济危机,只能由政府出来救,市场自己救不了自己,而且要政府,也就是全体人民拿出大量的钱来才可能行,不只是发几个规定,下几条‘命令’,如果不能完全救了,很多人要倒霉,甚至国家都要宣布破产。这是真正的科学经济规律在‘惩罚’经济领域里的片面理论,不是什么人的什么偏见。但确实有人说笑话:这是要‘社会主义’来救‘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救‘市场经济’。我之所以认为这是他们在说笑话,是因为‘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的市场理论家海耶克及其弟子们如何如何了,要丢到历史的‘棺材’里,张五常还要给它订最后一个钉子;‘计划经济’也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简直罪该万死,一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不就这样吗?

    茅先生在今天这个‘非议’市场经济理论并要认真‘检讨’市场经济理论的缺点的潮流面前‘力排众议’,真算胆识过人。理由是什么,由于节目时间关系,他只说了三点,而且解释得也很不‘充分’。他既然公开说了,我有不同看法,就不得不也说说。他说的三点如下:一是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计划经济是‘集中决策’,分散就比集中好。生产者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价格多少都是自己决定,自己才清楚;政府怎么能去决定?像过去政府决定一个人吃几斤粮食,穿几尺布,这是他个人的事,政府怎么决定得好?

    他的这个见解,说明他思维的‘眼睛’有三种毛病,一是单眼病,只看到单个的生产者是怎么决定自己的生产,没看到今天社会的大量生产已经社会化,单靠一个人就不大可能看得清楚整体生产与需要的正确关系,故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价格想要多少常常不能如愿,今天中国农民的个体化生产就是这样,而以不同的组织形式,特别是负责任的基层政府有宏观指导,甚至具体‘帮忙’就大不一样。今天茅先生不难调查,中国农民是分散个人决策日子过得好(有利),还是有集体味道的决策效果好?当然您不能专门把那些‘瞎指挥’的例子,特别是公社时期瞎指挥的例子拿来说事,因为我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事实反驳,这样违背看问题、讨论问题的逻辑原则的低级错误,大专家茅先生不会犯的。何况今天的生产要考虑或遵守的东西多了,一个人很难考虑,甚至知道了也不一定会考虑,可是从社会的利益看又必须考虑。二是老花眼,远的看得还清楚,近的就看得不那么清楚。比如在几十年前海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非常‘得势’时看得清楚,一、两百多年前亚当 . 斯密时期看得更清楚,近来这个理论就是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都捅出大漏子时就看不清楚,就不用说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近在身边的中国出现的事例就更看不清楚。三是白内障,怎么看都看不准确,比如他看到的计划经济就是规定每人吃几斤粮食,用几尺布,真是天大的笑话。那明明是在物资非常缺乏的时候,政府为了保证每人都有最低限度的生活供应,采取的权宜办法,千方百计弄到那么多粮食,再可靠地供给大家,难道在当时用市场的办法能解决得更好吗?难道您没听说,解放军包围长春时‘市场上’一个馒头要一个大洋一个吗?在定量供应的严重时期,实际也有市场价,那个价格普通老百姓接受得起吗?当中国的供应好转后不都自然取消了吗?您能说取消了就不是计划经济?您茅先生不是清清楚楚经历过吗?为什么还要用这来‘描写’计划经济呢?如果茅先生说都推入市场就不这样了,确实,78年以后中国的购买证件(票)逐渐消失了,那还同时伴有经济体制变化的原因,即使这样,您又怎样回答上一个问题呢?有必要提醒茅先生,就是在非常市场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是什么都进入市场,进入市场的政府也不是什么都不管,也不是都不用权力去管,比如不让中国的公司买美国的尤尼科石油,难道他们尊重自由买卖、采用市场的价格杠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市场万能理论,给中国人民在教育、医疗、基本住房等领域带来的苦难您真不知道吗?您不是住在‘天堂’上吧?

    与第二、第三个眼病有关的是,远的常常‘情况’比较简单,彼此有关的地区狭窄、部门不多、…,容易看清楚、看全面;近的就复杂多了,看清楚、看全面难多了。美国今天捅漏子的金融虚拟经济,美国那么多著名经济学家都没看出来,而很少数人预言可能出麻烦,并没引起重视。

    二是说市场经济有理性人的前提。什么是理性人,就是他有去追求利润的天性(当然是愈大的利润,追求的动力愈大),通过利润来为社会服务,原因是个人得利润,社会的生产就发展,故每个人都努力用利润在为社会服务,社会当然就好。他还反问道,人都不为自己的利润,不都成为怪物,…,那世界将会如何?

    我先借一句‘名言’回答后面的问题,‘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都被灭了,世界可能‘安静’多了,有关人的一切问题都消失了。可能茅先生意思不是这样,他是说人人都没有利润,社会也就什么都没有。我在这里只想说一句,您茅先生不理解的东西不能说就不存在,您茅先生认为必然的东西,并不一定存在,你茅先生假定的东西,未必就存在。茅先生的‘理性人’是从海耶克那搬来的,至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是不是能无条件成立,恐怕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从一、两百年前的原始资本主义开始,到今天的现代资本主义,也就是经过逐步‘修正’达到‘相当完善’的现代资本主义,答案都是否定的,今天还不是顽固的马克思主义者出来否定,而是道地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自己在否定,茅先生只要有一点点客观态度看文献、看电视都知道;当然您‘死不认帐’,谁也没有办法。个人与集体,企业与社会之间都是辨证关系,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因为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物,不但彼此千差万别,甚至是一个自己都‘把握’不住自己的动物,何况这里面还有来于高于、量变质变等比较深奥的哲学,故不在这里讨论,我只建议茅先生去问一问企业管人事的老总,他是不是愿意聘一个一心只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人,不说业务能力,他忠诚可信吗?能形成他们需要的‘团队精神’?企业都这样的人,企业能发展吗?是企业整体发展了,个人才能发展,还是让每个人拼命发展自己,追求高报酬(钱)企业就自然发展起来了? 社会与企业的关系比企业与员工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茅先生能说美国的‘两房’放‘次贷’不是在拼命追求高利润吗?他俩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福音’还是祸害?

    三是市场要自由交换,就必然是双方都有利。茅先生没直接说计划经济是分配,别人分给你就不一定是你愿意的,所以市场比计划好。这确实如此;不过你能肯定人都能够清楚准确判断什么是自己的最大利益吗?不需要别人的帮助甚至规劝吗?我们还不说社会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不一样。但他后来又说双方有利,有可能给第三方带来不利,像毒奶粉,原奶供应方与奶粉生产方都得到利,但消费方就受害(不仅如此)。他没来得及说明市场自己怎么就能够可靠避免伤害第三方,我相信他说明不了,因为这样的问题世界上都不是市场自己解决的,要靠有力、有为的政府。也就是说不是靠那只‘无形的手’,而是靠那只‘上帝之手’。据说,社会要制定法律、规则以规范人的行为,都不是依靠人的‘理性’、‘道德’或‘修养’,而是相反,否则,法律、规则都是多余的。所以中国有领导人吹嘘‘自律’,依靠‘自律’,那纯粹是在说梦话,因为有几十年的事实摆在那里,甚至整个历史都如此,并没有因为你强调,就真正自律了,贪污、腐败、…就减少了。茅先生自己举出毒奶粉,证明他没说梦话,承认无形之手并不万能,但却陷入逻辑矛盾之中,不能自圆其说。只能说明市场自由交换是必要的,但它不能保证对别人不造成伤害,更不能保证对社会肯定有利,故不能说它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东西,不需要外力‘帮助’。资本主义经过非常痛苦的过程,建立了必要的政府管理才能变得比较好。只建立在非常理想的前提下,其预想的美好结果常常是不可靠的。

    严格说,第二、第三都不是用眼睛看的问题,还要用脑子去想,所以茅先生还不能光去看眼科的病。

    我在这里借机会给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提一个我很想搞明白的问题,科学、准确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有人提了,我是赞成的,说社会就是‘人’的整体,一切从他们(最根本又最具体,最长远又最现实,最个性又最和谐,…)的利益出发与终结就是‘社会主义’,这才是根,是干,‘计划’只是个枝叶,市场同样只是个枝叶;深入地说,今天对计划(经济)的真谛都没搞清楚。在一定的范围,甚至所有制都不是根,但绝对的私有制就绝对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对应,一切从资本的最大增值(利润的最大化)出发与终结就是‘资本主义’。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人为本’是不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当然,深入、细致下去内容非常丰富,也许能把非常多的争论问题都解决了,包括国际关系问题。我说的只是‘方向’,具体解决好恐怕要很多代人,很长的时间,中间难免要争论与摇摆。我认为,要在根、干上统一,如只局限在枝叶上,会争论没完,摇摆不定,严重时要打得你死我活。 (08 . 10 . 25 .)

    今天(08 . 10 . 28 .)茅先生在‘三人行’节目里继续他的谈话,给主持人和许老师‘解答’问题。我听后,对他的‘立场’和思维方法可以说真看清楚了,故对他的一贯言论就非常容易理解了,甚至当一个新问题出来,他会怎样表态都敢‘预测’了。他是站在‘新兴’民营企业家的立场上认识问题,他的理论就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今天站在企业家立场是可以的,不像在30年前,人们不能去评说;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们也不用评说,可以等这次危机过后,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是怎么评论的,他们的政府要怎样完善对经济的管理。我只想就茅先生的逻辑思维的片面性再强调一下,不然普通听众会被搞糊涂。

    他只看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不看甚至你不提出事实反驳他都会否认其他的面。在中国贫富悬殊的问题上,请看他有什么观点:有人受益,只要别人没受损,就没关系,他‘正当’挣的,…。这里他应该首先把不损害别人说清楚,否则,我就要把这看成是一种蒙混人的烟雾。其实,大家说的就是中国今天正当的人不太多,不同程度不正当的多了些,而他就要借有正当来为不正当掩护,故他要‘为富人说话’,当然就不会承认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原罪’,你看他什么时候主动揭露、批判过不正当的富人,把他们与正当的严格分开?

    他认为财富是企业家创造的,主持人和许老师说是‘共同’创造的,他就退步说,主要是企业家创造的。要知道今天有的大企业,企业家人数很少,一线兰领和低层白领,中高层管理的白领,甚至包括‘总经理’,都是‘打工者’,那个企业产生的财富主要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资本和各种生产劳动,脑力的、体力的、脑体力结合的价值能是茅先生说的那样?没有科学根据!如果真要那样,就必然要导至‘无产阶级革命’,茅先生你想没想过?

    人只要财富有改善,就要快乐,不能去比,比就肯定不快乐,参加奥运人很多,但得金牌的很少,就不是得金牌的才快乐,而是参加的都快乐,重在参与。这挨得上吗?根据他的逻辑,农民工不管你月工资300,400,我老板月收入多少万,你们都要快乐,你们留在农村,一个月能拿到300,400吗? 茅先生,你要不要直接说是我老板‘养活’了你们?

    茅先生在谈论30年前后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平等问题立场和观点也是一样的。我认为要科学地评论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化,不然要陷入片面性,肯定争论不休。这里,只说茅先生对今天的看法,他认为,今天中国在经济上、你只要自己吃饱穿暖就可以了,不要去管别人怎么富,(意思是不要管他平等不平等),而政治权利的改善却没有,…,他认为经济上,政治上差别永远都难解决,因为差别是必然的,经济上不用说,政治上个人职务有大小,权利就有大小。这里概念模糊混乱,更谈不上具体分析。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支持茅先生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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