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中国人民的认识正在深入,发出下面系列文章,许多思想值得思考。 特别是第一篇文章,写得有理有据,情形感人。譬如这一段:直到今天,当我们看那时的(50年代)新闻记录电影时,心情仍然非常激动。毛泽东在195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从来也没有看到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人们的感受也确乎如此。但是,改革开放后的情况就不同了。现在的领导人似乎很害怕群众的集会和示威游行,不仅从不组织这样的活动,而且当群众要进行这样的活动时,还学习西方的做法,提出进行这些活动要经过公安部门的事前批准,实际上是加以限制。这样一来,这类活动就大大减少了,而实际上是已经绝迹了。而且,许多城市原来可以进行群众集会的地方,现在都改成了绿地或休闲场所,不再适合群众集会了。大字报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发扬民主的形式,但是,现在也不让使用了。的确,时到今日是该适当结束对 建国后前29年盲目的清算了。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这一点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不能不有背人心了。另外,岳燕霞和安田的《中国改革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意义与学理研究》 一文也非常重要,值得一读,特向大家推荐。]

对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彻底反思

该结束对前三十年的过度歪曲了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10月26日

目录

奚兆永:《国庆感言----兼评温总理最近的讲话》

仲大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征求意见稿到底要征求什么?》

卢映西:《对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的理论反思》

张斌:《关于次贷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分析》(请点击查看)

阎金明:《建议实行“积极的减税让利政策”和“坚实的社会保障政策”》

党爱民:《中国宏观经济的两大死穴》

 郎咸平:《中国的八大危机之详解》

郎咸平:《越南经济垮塌的警示》

崔之元:《“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与新“三中择二” 》

杨帆:《中国巨额外汇向何处去?——绝对不能去美国购买资产》

李宪源:《抛美债、惠国人,把“社会动乱因素”还给老美》

王小东:《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绝不仅仅限于华尔街》

熊自干:《打破官商学结成的利益联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翟玉忠:《中国人的幸福生活之道——礼》

杨晓陆:《必须彻底废除违背人民意志的“中日东海共识”》

岳燕霞:《中国改革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意义与学理研究》

安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并非国粹,而是洋货,不能神圣化》

龙应台:《注视一个古都的蜕变----我看北京奥运》

孔庆东:《脍炙人口说脍炙》

周承标:《世纪预言:“微软”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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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感言

——兼评温总理最近的讲话

奚兆永

2008年10月25日

    国庆上午,中央领导人和首都各界举行了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的仪式。如此高规格地举行仪式,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此,当然应该给予积极的评价。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自1958年4月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以来,革命的人民(包括国际友人)以不同方式来人民英雄纪念碑进行纪念和凭吊先烈的活动却一直是有的。人们深知,新中国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先烈们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学习和纪念。

    本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初衷,就是为了“纪念死者,鼓舞后人”(周恩来语),就是要通过纪念碑,使人民不忘革命先烈的伟大历史功绩,鼓舞他们继承先烈遗志,完成先烈遗愿。就此而言,敬献花篮只是一种形式,其真正意义应该是继承先烈的遗志和革命传统,继续完成先烈所未竟的事业。但是,从新华社报道敬献花篮活动的标题“鲜花敬献英灵,伟业告慰先烈”来看,此番活动的着眼点显然不在这里。此举与其说是为了纪念先烈的历史功绩,不如说是为了展示今人的丰功伟业。

    “伟业告慰先烈”,似乎先烈的理想已经实现,现在已经不是继承先烈遗愿继续为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的时候,而是用伟业告慰先烈的时候了。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邓小平曾说,“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但是,在今天,共产主义几乎已经被一些人束之高阁,甚至有人公开在党报上撰文,说共产主义理想“太远了,大家够不着,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说,就很难说那是个好文化”,主张用所谓“务实的理想”来代替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显然不能说,革命先烈的这一伟大理想已经实现了,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用与之相应的伟业告慰先烈了。

    当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所纪念的先烈中不仅有共产主义者,还包括一些并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爱国主义者。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的人民英雄里,不仅有碑文所说的 “三年以来”(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和“三十年以来”(即五四运动或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牺牲的人民英雄,而且还有碑文所说的“上溯到一八四零年”(即鸦片战争以来)牺牲的人民英雄。就是说,这些人民英雄不仅有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有许多非共产主义者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反帝、反封建,是为民族的平等和自由,是为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虽然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这些目标,但是,如今的世界,帝国主义仍在称王称霸,欺侮弱小,我大使馆被炸,我战机被撞毁,中国人还没有真正扬眉吐气;第三次国内战争遗留下的台湾问题至今还未解决,国家统一还没有最后实现,而藏独、疆独还在伺机进行破坏活动,先烈为之奋斗的目标并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大讲“伟业告慰先烈”是不是为时过早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西化的倾向日趋严重,一些人以美国为榜样,以美国的是非为是非,他们主张淡化意识形态、否定革命传统,他们不仅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新中国的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就是对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历史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所做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更有甚者,有人竟然主张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行民主社会主义,用社会民主党的名称来代替中国共产党的名称。这不仅是对宪法的公开挑战,也对革命先烈所为之奋斗的目标的公开背叛!但是,这一切却没有受到权威方面的有力还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说现在已经可以用“伟业告慰先烈”了吗?

不能用否定新中国前29年成就的办法来突出改革开放的成就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9周年,国庆节本来应该历述新中国成立59年来的伟大成就,但是,从领导人的讲话到媒体的有关报道,却只讲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好像不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59周年,而是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颇有些让人感到文不对题。这显然是一种错位,表明一些人对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缔造的新中国其实并无真的感情,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与他们自己直接有关的改革开放。他们把改革开放与新中国前29年对立起来,看不到新中国前29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甚至不惜用否定新中国前29年成就的办法来突出改革开放的成就。这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在这方面,温家宝总理在国庆前夕的几次讲话表现得非常突出。如9月27日他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上说,“30年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那时,我们刚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处于封闭半封闭的落后状况,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他还说,“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打破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和体制桎梏,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中国大地带来了蓬勃生机和活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中国经济连续30年保持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左右。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惠,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使整个社会活跃起来了,人们能够自由地依靠自己的勤劳、节俭和智慧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用如此这般的语言来形容和否定30年前的新中国,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对于文化大革命,“决议”指出,“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批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4、816页)

    温总理所言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论相差又何止十万八千里!由于“决议”是1981年通过的,那时离文化大革命结束还不远,一些同志由于在文革中曾受到冲击,难免还有一些情绪,“决议”的某些措词容或还有不够准确之处,但是,“决议”的精神应该说是客观的,正确的。而温总理的那些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完全背离了“决议”的精神,是极不郑重的,也是极其错误的。

建国后是中国自己愿搞闭关锁国吗?

    必须指出,所谓“封闭半封闭的落后状态”,并不是我们要实行什么“闭关锁国”的政策,这种状态恰恰是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造成的。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知道,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致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页)

    事实也正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所谓“中华民国”,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通过其所控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项目多达500多个。为了打破内外反动派的封锁禁运,新中国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在建国初期,我们实行了“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东欧国家建立起了经贸联系。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就帮助我国建立了156项大型骨干企业。与此同时,新中国还利用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地位广泛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往来。60年代后,由于苏联撕毁合同、撤回专家,新中国又把对外经济联系的重点转向西方,从西方引进了大小20余项设备,合同金额约3亿美元。70年代后,由于外交工作打开了新局面,新中国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国的关系都有所发展,对外经贸也出现了新局面,经毛泽东批准,引进了大型化肥设备13套,乙烯设备4套,1.7米轧机1套,耗资43亿美元之巨。还从英国引进了斯贝发动机制造技术。怎么能说当时的中国“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落后状态”、说“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呢?

改革开放有个渐进的过程

    至于“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之说,我认为也不确当。我们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是早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就已经确定了的,因为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而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趋势,不存在什么再选择道路的问题。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而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这一解释又来自于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的论述。毛泽东在1956年6月28日对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尼·乔洛尤谈话时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为好的东西。”(《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而在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他又将这个问题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劳动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同上,第215页)而在此前,他还在1956年4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总结苏联和自己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地提出了十个方面的改革意见。这说明,改革并不是1978年才选择了的一条道路,而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应有之义。事实上,恩格斯早在1890年8月5日写给康·施米特的信里就已经批评了当时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的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页)总之,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通过改革不断完善,但是,改革决不是与社会主义不同的另一种道路选择。

    说到改革开放的成就,我们当然希望它的成就愈大愈好,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任何生产力都是既得的力量,都是以往活动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事实也正是这样。我们正在庆祝我国载人航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这一成就难道仅仅是最近十几年取得的吗?显然不是。我们知道,早在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就发射成功,只不过一年时间,在1971年4月,代号为714工程的载人航天工程就全面启动,当时不仅征召了航天员准备进行训练,而且还开始了出舱宇航服的研制。遗憾的是,因为有人反对,这一工程在1972年就不得不下马了。这一项目一停就是20年,直到1992年,有关载人航天的工程才重新上马。试问:如果没有上世纪70年代在卫星发射和回收方面所打下的基础,没有启动过“714工程”,一切从零开始,我国的航天事业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吗?航天事业如此,其它事业也莫不如此。我国大型飞机的研制,早在1970年代就以“708工程”的名义上马,经过10年的研制,于1980年在上海试飞成功。后又曾在各地试飞,并7次在“空中禁区”、“世界屋脊”的西藏飞行,证明性能稳定可靠。但是由于一些人的崇洋媚外,此项研制在1985被莫名其妙地宣布下马。20年后,大飞机项目又重新上马,这新上马的项目可能会取得较快的进展,但我们能说,这只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吗?

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占全球的1%吗?

    温总理的讲话还具体列举数字说明改革开放前后经济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左右。” 对于197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按当时汇率测算,应当占当时全球GNP的4.5%,后来有人将这一数字缩小到1.8%,但今天温总理竟然把它缩小成1%,这是典型的贬低前29年、抬高后30年的做法。为了歌颂后30年,宣传部门不惜采用歪曲数字的做法。实在可悲!

    我还要指出的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和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是不同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里包含有外资在我国投资的工厂的产值,但是其收入的大头并不为国人所有,外国资本家将这些巨额收入汇回本国,成为这些投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而与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却并无关系。由于大量地甚至是盲目地引进外资,中国只是在表面上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实际上并未从中得到实惠,还造成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许多问题,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至于外贸总额的增加,表面上看是一件好事,而实际上,我们所得到的利益却非常有限。应该说,在对外贸易上,我们是受发达国家的剥削的。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如服装、玩具等行业),我们付出的很多,而换回的却很少。比如我们要用五千万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大型飞机;我们生产的芭比娃娃,售价的十分之九被外国人赚走,我们只能获得其中的十分之一。这样的外贸增长,究竟是对发达国家有利,还是对我们有利?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把它作为成就来炫耀显然是不应该的。

    至于说“改革开放使整个社会活跃起来了,人们能够自由地依靠自己的勤劳、节俭和智慧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我们要问:是“整个社会活跃起来了”,还是社会上某一部分人“活跃起来了”?我们看到,并不是“整个社会活跃起来了”,而是一部分所谓的“新阶层”——他们是资本家,各色各样的经纪人,以及人们所说的“社会精英”们。他们究竟是“依靠自己的勤劳、节俭和智慧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的,还是依靠其它手段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的,人们也是非常清楚的。与这些人相反,人们看到,工人、农民的地位是大大地下降了。工人阶级本来是领导阶级,是“老大哥”,但是现在社会上有谁还把他们看作是领导阶级和“老大哥”呢?在一些人看来,工人、农民都不过是“劳动力商品”而已;而情况再差一些的,他们只不过是一些需要救济的“弱势群体”,还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

中国还有前29年的人民民主吗?

    温总理喜欢讲“民主”,他在最近的讲话里又讲到了民主。但是,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有资本主义民主,也有社会主义民主,不能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有民主,而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民主。应该说,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发扬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方面也是有很大成绩的。就以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一事来说,该碑于1949年9月30日在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决议修建,随即由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建筑设计单位、大学建筑系发出征求设计规划方案的通知,先后共收到240多种设计方案。然后又成立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从240多种方案中精选出8种广泛征求专业人士的意见,再从其中选出3种意见比较集中的方案做成1:5的模型在天安门广场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最后又根据这些意见进行集中得出最后的方案。即使这样,在施工过程中还又根据不同意见进行了修改,将原来作陈列室的基座又重新改为实体基座,以体现纪念碑的庄严肃穆。由于充分发扬了民主,广泛征求了广大群众和专业人士的意见,整个纪念碑的设计施工过程一共用了8年半的时间。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年,但是,它经受了唐山大地震的考验,毫无损伤;即使在今天来看,它仍然是一座一流的纪念性建筑。当然,这还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事例。就大的方面来说,那时的领导人非常相信群众。群众要通过集会或示威游行表达自己的意志,也并不需要批准;而且领导人也非常懂得群众的感情,常常是在群众还没有提出集会或示威游行的要求时就已经做好了组织的工作。因此,那时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是比较多的。人们通过这样的活动,表达了自己的意志,心情感到非常舒畅。

    直到今天,当我们看那时的新闻记录电影时,心情仍然非常激动。毛泽东在195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从来也没有看到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958年第1期)人们的感受也确乎如此。但是,改革开放后的情况就不同了。

    现在的领导人似乎很害怕群众的集会和示威游行,不仅从不组织这样的活动,而且当群众要进行这样的活动时,还学习西方的做法,提出进行这些活动要经过公安部门的事前批准,实际上是加以限制。这样一来,这类活动就大大减少了,而实际上是已经绝迹了。而且,许多城市原来可以进行群众集会的地方,现在都改成了绿地或休闲场所,不再适合群众集会了。大字报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发扬民主的形式,但是,现在也不让使用了。当然,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有网络这一很好的形式。但是,限于主客观条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上网发表意见的,中国网民尽管已经上亿,但是在整个人口中还是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而虚拟空间和现实社会的集会、示威游行等形式相比,其效果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人们感到,在一些重大的问题(包括国际问题)上很难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和喜怒哀乐,以致人民群众感觉不到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政治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心情很不舒畅。不知现在的这些做法是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还是限制了社会主义民主?

    温总理讲话可评之处还有,限于时间和篇幅,暂且就写到这里。

    (摘自马克思经济学网站)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征求意见稿到底要征求人们什么?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10月22日

    最近公布于媒体的《关于深化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洋洋洒洒一万四千字。我从头看到尾,没看出它要征求人们什么意见。除了政府机关常用的官话,没有一条明确告诉人们要征求的内容。看完这个征求意见稿,我不仅要问:发改委是想让全社会的人们都来发改委当官吗?哪有这样大而无当的征求意见稿?没有一条具体向人们询问的问题,而是一个泛泛而谈让人们学习的红头文件。这种东西拿到社会来公布和征求意见,能说明什么问题?

    看看这个征求意见稿,上来就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请问,你是让人民群众来帮你制定体制改革的原则和目标吗?这样的理论和原则也需要到社会上来征求吗?社会民众谁关心这些抽象的理论?再说了,你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制定得再好,具体规定不合理,民众也会满意吗?因此,我认为理论层面、体系层面和管理层面的问题没有必要拿到社会来征求意见。社会关心的是具体的内容,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具体规定,是可操作的东西,而不是抽象的大道理。属于政府管理方面的事情是你政府自己的事,要你政府自己动脑子。除非是懒汉,才把自己该干事拿到社会上让别人干。

    象这样的政府行为,除了鼓动起舆论躁动一阵子,对社会实际不会产生任何作用。现在社会需要的是政府拿出实实在在的方案,而不是理论、指导思想和管理办法。管理办法是政府的事,老百姓不关心,老百姓关心的只是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系的事。即使象我这样一个研究工作者,看了这样的东西都感到头疼,都懒得管这种闲事。可见当前政府部门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甚至懒惰主义达到何种程度了。

    或许发改委公布这么个征求意见稿意在表明自己的公开化,贴近群众,倾听民意。但他们没想到这是一个驴唇不对马嘴的东西。因为他们把本应该政府做的事情拿来让别人做,这是典型的懒汉行为。除了做秀,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最后,我再次说明,把这样一个改革方案拿到社会上来,完全是个不负责任的表现。除了具体的事情或方案,可以拿到社会上来征求意见,对于改革理论层面和政府管理方面事情,最好不要采取这种方法。哪怕发改委召开几次专家学者论证会,都比这种方法好得多。即使开研讨会,也不能这样泛泛而谈,也要有专题,集中到某个方面开几次会才能说得清。

 

 

发件人:"x8b8x8" <x8b8x8@163.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6 16:18:3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投稿

对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的理论反思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 卢映西

2008年10月26日

    提要:对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成效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评价,主流的观点是此战略成就巨大,而以仲大军为代表的非主流观点则是得不偿失。细究之下,后一种观点才是符合常识和理论传统的。即使同意前一种观点,在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出口导向型战略实际上已经不可持续 。要解释这种状况,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已不能胜任,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这种反思的著名先驱是保罗•萨缪尔森。本文更进一步,以生产过剩的视角取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源稀缺视角,说明阻碍自由贸易和引发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仍是马克思等经济学家指出过的生产过剩。不认真正视和妥善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国际贸易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也不会彻底消除。

    关键词:出口导向;自由贸易;消费能力;生产过剩;经济危机。

一、对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两种评价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由于我国的投资经常会出现“过热”,消费又受收入等多种因素制约,所以整体经济增长不得不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实施这种战略的成效如何?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长到2.17万亿美元,由世界第22位跃居世界第3位。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达到25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堪称奇迹,而且这样的奇迹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已经使许多观察家大跌眼镜。

    2001年7月,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在美国出版《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声称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WTO后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的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5年。实际上在此前后,类似的论调在西方观察家中就时有出现。他们认为,中国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能源消耗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正在步入死胡同,中国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是,入世成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增长周期的拐点,入世之后,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增长。200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与WTO:入世、政策变革和减贫战略》报告称,中国每年从入世中获得的收益是406亿美元。世行该课题负责人迪帕克•巴塔萨里说:“市场开放和其他与中国入世有关的改革举措每年为中国经济带来400多亿美元的收益,并使全世界的实际收入每年增加750亿美元。”这些事实似乎已经证明,中国的确分享了WTO的经济红利,成了全球化的受益者。换句话说,就以美元计算的收益而言,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可是从另一角度观察,问题就来了。2005年,当时的商务部长薄熙来说:“中国每卖出8 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大飞机。”此言一出,顿时激起轩然大波,在这种交易中中国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各方意见莫衷一是。但有一个事实是明显的:制造8亿件衬衫对于能源和生态的消耗与破坏,不知要超过制造一架空客飞机的多少万倍。

    假如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都类似于衬衫换飞机,那结果还不算太离谱。因为我们只有生产衬衫的能力而没有生产大飞机的能力,但我们又确实需要大飞机,这样交易再吃亏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至少我们换回了用得着的东西。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是,另外还有一些被大家熟视无睹的交易:更多的出口产品没有换回大飞机,而只是换了外汇,就是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外国钞票。数据显示,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从2000年的241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622亿美元,7年间增加了10倍,年平均增长40.6%。我国的外汇储备从2001年年底的2121.65亿美元,到2007年年底的15282.49亿美元,成了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截至今年5月末,外汇储备又涨到1.8万亿美元,可以预见,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中国今年的外汇储备肯定会突破2万亿美元。

    很少有人深究以产品换外汇到底意味着什么,但仲大军先生从中看出了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类似于传统的重商主义。这种发展模式的内容主要是在全球间争夺工作机会,出口更多的国内产品,从而积攒更多的外汇储备。究其实质,就是中国年年向外部世界输出资源,不知不觉间形成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局面:人们把美国的消费当作是对世界经济的一种贡献,我国出口的增加要感谢美国人的大量消费。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本来需要将宝贵的资源用在本国人民的发展上,却采取了一个资源对外净输出的发展模式。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最突出的悖论。

    这种以资源换外汇的发展模式,其代价已经越来越明显。在经济惊人增长的同时,污染和排放问题也同样以惊人的速度恶化。根据一些方面的估算,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尽管其经济规模仅为美国的一半至四分之一(这一比例因计算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于2006年撰写的有关气候变化和经济的报告估计,到205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翻倍。而澳大利亚政府赞助的一项评估则更为悲观,该评估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就会翻番。去年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联合撰写的一份报告指出,空气污染导致每年75万人早亡。

    目前全国已形成几大块生态危区,南水北调便是一例,华北地区水资源的匮乏已成定局,我国不得不通过花费上千亿元的水利工程来调整资源配置。东北三省的黑土地是经过几亿年植被腐化形成的一层地表黑土,在世界上也只有乌克兰和美国的中部各有一块。但经过近几十年里毁灭性的开发,我国的黑土地水土流失严重。如果不加大这一地区的生态保护力度,一味追求廉价的粮食生产和出口,几十年后这片黑土地便将岩石裸露。我国的羊毛羊绒产品生产对西北地区的沙漠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北地区的生态恶化正在越来越严重。

    至于说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更是巨大,每年一两千亿元的治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的成果。为了更廉价地出口,不惜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的所取得的所谓“成就”,是在不扣除这些隐性成本的前提下计算出来的。如果将环境代价计入成本核算,将资源枯竭对可持续发展的致命影响纳入视野,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的贸易成本是巨大的,大到我们无法承受。

    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之后,我们得到了什么?如上所述,我们得到了巨额的外汇储备,甚至成了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对此,仲大军先生清醒地指出,今天的世界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和贵金属货币,在这样一个汇率浮动的货币体系下实施重商主义,危险较大。果不其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最近公布的2008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指出:“受美元贬值的汇率、投资收益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价格明显缩水,净亏损已达360亿美元。”

    36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我们按1:7的汇率粗略计算,就是2520亿元人民币。外观奇特、装修豪华的国家大剧院总造价是30.67亿,这等于说,如今80多座国家大剧院已经灰飞烟灭,连个响都没有。更令人担心的是,披露出来的损失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在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危如累卵。

    高额的净出口,在输出自己珍贵的自然资源和破坏自己的自然环境之后,只换来一堆时时刻刻要担心其贬值的货币符号,这显然是赔本的买卖。这就是仲大军先生对目前片面强调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的评价。

    为什么同样的事实会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从一些基本概念说起。

    我们可以把财富大致分为两类:真实财富和虚拟财富。所谓真实财富,就是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是可以实际维持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物质财富。所谓虚拟财富,指的是货币和以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市场经济的运行离不开货币,因而很容易使人们产生幻觉,以为货币才是真正的财富,忘记货币本身是不能用来消费的,一旦脱离真实财富就毫无用处。其实这一常被遗忘的浅显道理,古代的人们就已经明白。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引述了当时流传的一个寓言,说有一个叫米达斯的人,对黄金十分贪婪,千方百计学到了神奇的点金术,此后凡手指触摸之物都立即变成黄金,结果他很快就在黄金的包围下饥渴而死。于是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以金钱为财富,实际上是荒唐的观念。

    西方经济学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对真实财富和虚拟财富同样拎得清,他在著名的《国富论》中说:“如果在一个有财力购买金银的国家中什么时候出现了短缺,那么比起其他任何商品的短缺而言,可以有更多的应急措施保障金银的供应。如果制造业的原料短缺,产业就必须停产。如果食品短缺,人民就必须挨饿。但如果货币短缺,以货易货可填补其空缺,虽然会有许多不便。通过赊账进行买卖,商人们一月一次或一年一次清偿彼此的债务以弥补货币的短缺,而且也比较方便。如果采用一种调节得当的纸币来填补这个短缺,不仅不会有任何不便,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有某些好处。因而,任何一个政府把注意力投放在保持或增加国内的货币的数量上从来都不是十分必要的。” 在斯密眼里,从外国输入真金白银都不是十分必要的,那么他要是看到今天有些国家竟然把积累比金银更不靠谱的外国纸币当作一种外贸战略来实施,不知会作何感想!

    搞清楚真实财富和虚拟财富这两个概念后,对我国目前出口型发展战略存在两种相反评价就容易理解了。简单地说,如果以虚拟财富来衡量,第一种观点成立;以真实财富来衡量,第二种观点成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假如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这两位大师复生,他们将会站在仲大军先生这一边,持第二种观点。

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实际上已经不可持续

    即使我们同意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成就巨大,随着世界上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兴起,这种战略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实际上已经不可持续。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在此不用多说,因为多如牛毛的贸易磨擦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力挺自由贸易的WTO,其主持的多哈回合谈判一再遭到挫败的事实也有目共睹。

    众所周知,WTO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当今在经济学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是由英国在18世纪提出来的,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学说。该学说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致力于它具有优势的领域,并就其他需求与他国进行交易。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发展它的比较优势,那么整个世界会达到更高的生产力水平,而且每个国家都可以分享更大的全球经济的蛋糕。按照这种理论,既然各个国家都能获益,那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就理应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皆大欢喜。所以WTO于1995年1月1日成立时,全世界曾为此庆贺和欢呼。但是经过十多年实践,效果令人失望。

    最明显的是,WTO未能从实质上消除贸易壁垒和贸易磨擦,只是使原有的壁垒和磨擦换了形式,原来的贸易保护主义以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面目出现。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关税、配额、许可证等受到WTO规则的限制,新贸易保护主义转而采取一些新的较具隐蔽性的贸易保护方式:(1)通过出口补贴扩大出口的同时,滥用WTO框架内的“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限制进口。(2)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将本国比较优势产业纳入WTO的框架,迫使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以扩大出口。(3)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进一步巩固本国事实上的贸易优势。(4)通过确立劳工标准、环保标准、质量标准、技术和卫生标准等等达到在某些领域全面抬高进口门槛的目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WTO按理应该促成全球经济一体化,但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趋势:贸易自由化的努力不但没有使原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利益联盟之间的矛盾得到化解,反而在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制造了许多新的矛盾,呈现出一种与一体化背道而驰的分散化倾向。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首先是由发达国家发起并通过WTO推向发展中国家的,但全球化带来的冲击看起来可能出乎发达国家的意料。全球化为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使一批发展中大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发达国家虽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仍居主导地位,但其在全球GDP总额和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相反,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节节攀升。新兴国家的产业优势逐步凸显,如中国在加工业和制造业上异军突起,印度的服务业尤其是软件开发业竞争力强。与此相应,发达国家传统产业“空心化”加剧,企业业务外包迅速发展,近年来以每年近20%的速度递增,2004年全球业务外包额达6.3万亿美元,美欧是主要的外包市场。一些跨国公司迫于竞争和技术革新压力,开始将研发活动也转移到人才集中、劳动力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和业务外包对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造成巨大冲击,失业现象突出,甚至出现了“有增长,无就业”(在经济增长期白领和蓝领工人失业同时增加)的现象。所以,尽管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家仍在鼓吹贸易自由,然而现实的趋势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在政治上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由于经济全球化激化了发达国家的内部经济社会矛盾,因而发达国家之间也经常爆发贸易磨擦。例如,1997年欧盟强烈反对美国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合并,目的就是通过限制对方合并,为欧盟企业争夺国际航空市场。2005年以来,美国与其贸易伙伴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围绕《伯德修正案》展开了贸易战。在多哈回合的香港会议中,美国和欧盟不仅没有联合,反而相互指责施压,矛盾表面化。在汇率问题上,欧盟一方面和美国一起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向美国进行攻击,要求其阻止美元的过分贬值。

    这种与全球化相背离的趋势不仅表现在WTO层面上,而且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也受到了影响。由于发达国家受到的各种内部牵制因素增多,其内顾倾向进一步发展,对外进取意识和影响力有所减弱。以2005年《欧盟宪法》遭法国、荷兰公投否决为标志,欧盟一体化进入反思、调整阶段。美国设想建立涵盖34个国家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但进展迟缓,目前美国只与中美洲五国签署了自贸区协议,与设想目标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日趋紧张。

    长期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是中国的政治盟友。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昔日的盟友越来越频繁地挑起对华贸易争端,而且力度不小。

    早在中国入世前的1993年4月15日,墨西哥贸易与工业发展部在事先未通知出口商、进口商和中国政府的不正常情况下,突然对中国出口到墨西哥的10大类涉及到4000多个税号的商品征收高额临时的反倾销税,其中鞋类的反倾销税高达1105%,玩具为351%,合成纤维线、布为501%,植物纤维线为331%,服装为533%等等。墨西哥对中国出口商品反倾销规模之大,产品之多,税率之高,是世界反倾销史上绝无仅有的,相当于对中国输墨商品实施事实上的封港。其实,墨西哥并不是与中国之间贸易量非常大的国家,而所谓4000多个商品中的四分之三中国根本没有出口墨西哥,最终被实施倾销税的商品也只有十几种。

    在入世谈判过程中,对中国要价最狠的也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以墨西哥的表现最为典型,成了中国入世最后一个跟中国签协议的国家――当时墨西哥以反倾销问题拖了两年不签字。入世后,中国面对的贸易磨擦更是无日无之。在纺织品问题上,大家熟知的是美国和欧盟对中国设限,实际上2005年纺织品配额取消后第一个对中国使用“特保条款”的国家是土耳其。不仅如此,土耳其、墨西哥等国的纺织品行业组织还在2004年3月3日签署了《伊斯坦布尔宣言》,要求WTO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继续实行配额管理,直到2007年底。短短3个月,就有45个国家的90多个专业组织参加了《伊斯坦布尔宣言》的签名,其中发展中国家占了一半以上,包括赞比亚、坦桑尼亚等曾经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传统盟友。而在2006年底落幕的印度对华丝绸反倾销案,是世界纺织品贸易一体化之后中国遭遇的金额最大的纺织品反倾销调查,终裁反倾销幅度在42%到77%之间。

    中国的出口贸易显然正处在全面受阻的态势,扩大产能——出口——遭遇摩擦——转战市场——再遇摩擦,已经成为中国许多行业难以避免的恶性循环。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我国的贸易模式日显尴尬:一方面是接踵而至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却是量增价跌后日益微薄的利润。一方面出口量很大,产品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却背负了“倾销”的恶名,还带来了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

    其中症结其实并不复杂,有些官员已经屡屡提及。2006年2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就指出,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工业经济联合会举行的一次国际贸易争端分析会上,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不无忧虑地指出诸多行业产能过剩的危险,“这些产能势必要通过扩大出口释放,……可以想见贸易摩擦不断增加。”
可见,实践已经表明,片面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不可持续的,不但在中国不可持续,在任何国家都不可持续。但是,面对经济一体化遇到的困境,主流经济学者却囿于自由贸易最终必然导致多赢的教条,鲜有建设性的理论贡献。

三、在理论上澄清阻碍自由贸易的根本原因

    目前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对阻碍自由贸易的因素也有解释,这种理论承认贸易自由化会对一国内部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分配造成影响,即一部分的人会从中获益,而另一部分人则会遭受损失,实际收入降低的必然会反对自由贸易,从而形成保护主义集团。因此,关于利益补偿机制的问题,应该在一国的不同阶层之间进行调整,即通过收入再分配机制,使从贸易中获益的阶层补偿从贸易中受损的阶层,从而实现总体利益的增长。但利益的补偿机制不应该在贸易伙伴国之间进行,因为自由贸易对每个伙伴国而言都是福利的改进,因此不存在国际间的补偿问题。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不承认目前的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有利益冲突,认为只要在各个国家内部进行一些利益调整,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认识是十分肤浅的。

    清朝有个作家叫李汝珍,他写过一部小说《镜花缘》,里面讲了不少荒诞不经的故事。其中第十一回,书中主人公周游列国,来到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礼义之邦“君子国”,诧异于那里的交易与常规相反:买者尽可能付高价,卖者尽可能出低价。如果卖者不按买者的意愿加价,买者就责其有失“忠恕之道”。好不容易谈定价钱,买者还不肯拿走全部货物,只肯拿一半。我们可以想像,要是这个君子国也有经济学的话,其经济人假设肯定与我们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反,是“利他”而不是“利己”。当然,这只是小说家言,不能当真。

    可是,当我们将现在的国际贸易情形与君子国相对照时,居然能找出不少一一对应的地方!比如,进口国常常不允许出口国要价太低(倾销)。即使按国际市场价成交,数量也常常有限制(配额)。也就是说,亚当•斯密认为“对每一个私人家庭来说是精明的行为,对一个大国不可能是愚蠢的行为”, 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至少是部分失效了,因为在这个领域里私人家庭式的精明并不是通行无阻的交易原则。现代国际贸易中无硝烟的“贸易战”,用传统智慧来理解就很荒诞——为何要把价廉物美的商品阻挡于国门之外?不过,这种荒诞感局中人是很难体验到的,因为当他们一步一步慢慢走向荒诞时,就如温水煮青蛙,感觉难免迟钝。只有外人——比如外星人——骤然一看,才有可能出现《镜花缘》式的大惊小怪:居然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世界,在那里,穷国尽管本身还有大批贫困人口衣食不周,却不断把自己生产的消费品输送到富国;而富国还不领情,要把送上门的便宜挡回去!只是,我们不清楚外星人在“友星惊诧”之余,会把我们这个世界称作“君子世界”还是“傻子世界”。

    迄今为止的贸易理论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清楚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原因,就因为学者们还未意识到这种荒诞。

    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这一原理在绝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心中犹如金科玉律,尽管现实中自由贸易困难重重,他们仍然对此坚信不移。不过,面对理论与实践的巨大背离,近年来已有个别主流经济学家开始觉醒,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

    2004年夏季,已经89岁的萨缪尔森在美国经济学会三大经济学期刊之一的《经济学展望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李嘉图、穆勒理论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的论文,对自由贸易精神提出质疑。 他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大大低于美国。他的结论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贸易条件会发生变化,在某些情况下,自由贸易可能对美国不利。他实际上就是在观察到理论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情况之后,开始重新反思自大卫•李嘉图以来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

    萨缪尔森对自由贸易理论的反思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不仅因为萨缪尔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泰斗级人物,而且因为他曾经是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铁杆拥护者。经济学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萨缪尔森在哈佛当学生的时候,一位同学要他在所有社会科学原理中,指出一种既正确又重要的。结果,这个问题竟让萨缪尔森苦恼了30年之久,直到1969年,就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前一年,才终于拿出了让自己满意的答案。萨缪尔森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是在那些可以称作既正确且重要的社会科学原理中首屈一指的。一位如此推崇比较优势原理的成名经济学家,在89岁高龄之际,仍能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重新反思自己一直深信不疑的理论,这种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遗憾的是,他的这一学术努力并没有撼动他自己参与构建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不少主流学者认为,萨缪尔森只是试图从理论上说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国际贸易可能对某些国家不利,但没有任何政策含义。所以,尽管萨文甫一发表就在美国学术界、媒体、商界和决策圈引起一阵骚动,但很快又复归平静。

    然而,错误的理论终归是经不起实践检验和理论拷问的,反思仅仅是开始。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以常识和逻辑为武器,彻底搞清楚“自由贸易会给参与贸易的各方带来福利上的改善”这一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的信条与国际贸易实践为何格格不入。

    在逻辑上,自由贸易理论是根植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的。这个假设是说,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却要满足无限的欲望。由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预设了一个“有限-无限”的基本模式,设定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这一假设的直接理论含义便是消费品的生产越多越好——消费品的数量越多,品种越丰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就越高。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非常完美地证明了在不变的资源约束条件下,贸易确实能使各国所能得到的消费品数量更多、品种更丰富。

    所以,稀缺性假设是自由贸易理论得以成立的总前提。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个假设其实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我们稍加观察就能了解,现实中的生产,并不需要满足漫无边际的消费欲望,只需满足人们的消费能力即可。而现实中的消费能力是不可能无限扩张的,因为消费能力受制于三大因素: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预算(收入)约束。生理约束最容易理解,在此不再多说。时间约束则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所有消费活动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由这一事实推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人的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这就是时间约束。对于消费能力而言,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因其自然规定性,是无法通过理论、制度或技术的创新从根本上突破的,因而是硬约束。预算约束,作为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贫困和消费不足现象的原因,才是经济学应当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即使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收入,由于前两个硬约束的存在,消费能力也只能是有限的。换句话说,消费能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现实中生产与消费的模式不是由稀缺性假设营造出来的“有限-无限”,而是“有限-有限”。

    再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的进步,对于提高生产能力具有明显而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对于突破消费能力的硬约束则效果不彰。由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论述:“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 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更为准确的模式应该是“大-小”模式。于是,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一种现象将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生产过剩。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失业。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石的稀缺性假设,由于从根本上抹杀了生产过剩的可能性,所以主流学者们只能对现实中日益明显的生产过剩现象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任由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越拓越宽,以致许多本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都成了长期困扰经济理论界的所谓难题。

    认识到消费能力是一种稀缺资源,而消费能力稀缺会导致生产过剩,就很容易解释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根本原因,以及国际贸易中的种种看似荒诞的现象。因为每个国家的消费能力都是稀缺资源,被外国商品占用,本国商品的销路就会萎缩,失业率就会上升,所以需要对可替代的进口商品设置壁垒。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也就是说,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各国所争夺的,已经不是物质财富,而是消费能力,因为消费能力后面站着的,是就业机会。假如我们把就业机会的得失放入视野,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昭然若揭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的:“贸易自由化时常不能实现其诺言——相反,它导致更多的失业——这就是它为什么遭到强烈反对的原因。”

    虽然目前人们还未在理论上明确认识到“消费能力是稀缺资源”,但各国商品生产者在进口商品冲击下的被剥夺感却是实实在在的。因此,自由贸易理论的正确性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各国有限的消费能力被充分满足之前,贸易才会使各国都受益。而当一国出现生产过剩现象、失业问题表面化时,可替代的进口商品就不再受欢迎。这时国际贸易关系就开始扭曲,各国都以“自由贸易”为幌子,实际上却是在推行老掉牙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重商主义,这实质上是一种企图把失业问题推到国外的“以邻为壑”策略,难怪最终要出现君子国式的荒诞现象了。

    总之,只要我们认识到生产过剩问题的客观存在,仅凭常识就可以解释国际贸易遇到的各种难题。但如果钻进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死胡同,那么再明显的问题我们也认识不清,更遑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四、生产过剩问题不容回避

    由以上论述,我们得到了与主流经济学迥异的结论: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根源在于消费能力的稀缺,而这种稀缺因其自然规定性,在理论上是回避不了的。过去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找到如此简洁的表述,但生产过剩一直是近代以降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作为法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的西斯蒙第,在其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首次确认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现象。马尔萨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的最后一章提出有效需求不足可能造成普遍商品过剩的观点,担心由于人类生产能力持续扩大,人类对产品的有限需求可能会低于供给能力,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并引起大规模失业。他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应该养活一些不干活但会大把花钱消费的人,让他们去消费掉过剩的产品。凯恩斯则观察到预算约束并不是消费能力的惟一约束:“在通常情况下,收入的绝对量越大,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额也就越大。……我们认为任何现代社会都适用这样一条基本心理规律:即当实际收入增加时,其消费量不会以同一绝对量增加”, 进一步将“有效需求不足论”发扬光大,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凯恩斯革命”。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典型形式就是周期性的、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渐渐成了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学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际上已被边缘化了。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其客观原因,因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势头很好,甚至比社会主义还要好,并没有出现大的经济危机,所以鼓吹自由市场的西方经济学暂时占上风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几十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白驹过隙的一瞬,在这个瞬间发生的事情根本不足以说明历史规律。现在,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终于爆发大危机了,这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那么这次危机是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危机呢?我们来看一下危机的起因就清楚了。最初,美国人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房地产商有许多房子卖不掉,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人想买房子却没钱。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司空见惯的生产过剩现象。他们想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方法是让银行借钱给那些没有支付能力的人买房子,开始时自然皆大欢喜。可是借的钱总是要还的,一旦还不上,危机就爆发了。所以,次贷危机说到底仍然是生产过剩危机。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商品的卖和买之间的对立已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出消费信贷制度,把商品的卖和买之间的对立推进到资金的借和还之间的对立,危机的可能性并没有消除,只是使危机爆发的时间推后了。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究竟哪个学说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认识更为深刻?究竟哪个学说更接近真理?事实胜于雄辩。最近,面对经济危机,连英国圣公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都出来说话了,他说:“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变成一种神话。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而我们本来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问题更应有清醒认识,及时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因为次贷危机实际上已演变为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且可能将是全球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一场危机,目前已经波及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中国,我们不能见了棺材仍不掉泪。

五、结语

    本文的题目是“对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的理论反思”,反思的结果是片面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不可持续的。但笔者并不是要鼓吹贸易保护主义,只是在理论上指出,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在生产过剩上面。生产过剩问题一直是文明社会的真问题,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而不能采取西方主流经济学那种视而不见自欺欺人的态度,或者通过片面的出口导向战略把问题转嫁他国。只有解决了生产过剩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彻底解决失业问题,国际贸易才能达到真正自由的状态,那将是一种自然的、互通有无的、无须人为“导向”的状态。

    生产过剩实质上是一种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现象,本来应该是好事。所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怎样利用生产过剩这个有利条件造福社会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此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只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供读者参考。只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们就能在关闭了一扇门的同时,也打开无数多扇门。只要抛弃西方主流经济学那一套根本不合实际的理论框架,从生产过剩的角度而不是从资源稀缺的角度观察经济问题,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另一个世界,而“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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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实行“积极的减税让利政策”和“坚实的社会保障政策”

天津社科院研究员  阎金明

2008年10月25日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针对CPI过快增长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虽已初见成效,但也越来越引起对经济增速下滑甚至引发“滞胀”的担忧。借鉴供应学派的某些政策主张,通过减税让利和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将有利于修正“一刀切”的调控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滞胀;减税让利;社会保障。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所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到了集中爆发阶段,同时又恰逢国际市场油价、粮价齐涨和美元贬值。仅从2008年上半年看,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通胀压力加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内则接连发生冰冻灾害和特大地震灾害,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还使得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环境恶化,金融风险压力也不容忽视。

一、积极应对可能发生的滞胀,美国供应学派政策可资借鉴

    在既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又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两难的情况下,最需要引起关注的是防范滞胀(stagflation)的发生。这是因为,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资源性产品再次出现紧缺的双重影响,国内物价总水平仍将在高位运行。与此同时,在国家多种宏观调控政策并用的影响下,经济增长的速度正在减缓。相对于物价指数的上涨来说,我们对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降的承受能力更弱,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社保体系很不健全,就业压力也非常之大。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胀”之后,其经济学界的“供应学派”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供给不足,需求过旺,需要借助国家干预来刺激供给,因此提出通过减税刺激供给的主张。其基本出发点是认为税收会直接影响商品和劳动的供给,而较低的税率则意味着对工作、储蓄、承担风险以及投资的更多的刺激。当企业和个人的税后收入普遍增加时,税基就会随之扩大,反过来补偿了财政的部分收入损失。同时全社会的储蓄率也会提高,从而就为政府和私人的借贷提供了更多的资金。在里根时代对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理论的实践,使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阴影。特别是在实施减税让利政策的同时辅之以大幅度地精简各种规章条例,为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注入了空前的创业活力,产生了大批由小到大、闻名世界的创新型企业,也造就了所谓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

二、我国应实施“积极的减税让利政策”

    目前国内经济发展中的焦点,不外乎物价指数居高不下(实际上和改革开放以来的1989、1994年份的几次通胀峰值相比还差了一大块)、结构性矛盾显现,特别是在2008年经历了冰冻灾害和特大地震袭击后,经济发展的变数增多。这是目前经济发展中诸多问题中的核心和本质问题,而外部环境变化、汇率等问题只是经济发展的从属性的问题,这是我们在做出判断和决策时必须摆正的关系。借鉴供应学派的某些做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经济发展的预期,稳住我们的阵脚,确保国民经济在平稳、快速的轨道上运行。为此建议:

    实施“积极的减税让利政策”。简言之,就是在各级财政收入都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给企业和个人减税、让利,增强企业的活力,提高公众的创业热情和消费能力,从而促进和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企业税费负担过重、居民收入增长过于缓慢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税费负担重,各种名目的收费与纳税额“比翼齐飞”,是企业难以承受任何外部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07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的税负水平名列世界第三。近期大量中小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就是明证。从企业经营角度看,税费负担本已相当沉重,因此对外部环境任何变化的耐受力都十分有限,在当前各项经营成本上升、汇率变化、经济增速减缓、调控政策造成“一刀切”效果的情况下,实施“积极的减税让利政策”,是应对通胀、防止滑坡和出现滞胀局面的有效对策。具体建议是:

    1、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在继续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放宽对中小企业的专项贷款,同时为其提供技改、融资便利,解决其在转型升级时期的特殊困难。

    2、减税让利,减轻企业负担。目前各地的财政收入竞相增长、互相攀比,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对企业来说决不是什么福音。藏富于民、增强企业活力才是长久之道。要研究减轻企业税负的具体办法,特别是要结合政府职能的转变下大力量清理对企业的各种收费(基本上大都属于不合理收费)。3、要配合减税让利政策的实施,大力清理、取消审批事项及早已过时的、不合理的管理规章,更大程度地向企业放权,鼓励个人创业,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实现永续发展。只有让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活起来,国民经济才能充满活力,“鼓励企业”的口号才能被真正落到实处。因此,要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大力清理整顿针对企业的“三乱”行为,撤并那些只有靠向企业罚款、收费才能生存的管理部门。同时要加强廉政建设,杜绝到企业“吃、拿、卡、要、报”等违法行为。

三、我国应实施“坚实的社会保障政策”

    1、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努力让消费在“三驾马车”中发挥更大作用。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要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这是经济转型期国家普遍的成功做法,也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要义之一。2006年全国税收增长34.5%,而职工平均收入仅增长9.4%,反差显然过大。据统计,从1995年到2007年12年间,我国政府财政税收年平均增长速度达16%,而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仅增长了6.2%。天津2007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14.5%,而同期财政收入增长了30.1%,悬殊同样巨大。2008年上半年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4%、增速同比回落1.8%的情况下,消费品价格指数却上涨了7.9%,而去年同期为4.8%,其结果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内需在“三驾马车”中的作用无法增强。而从国际上看,转型国家在发展中大都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与人民收入同时快速增长的过程。以俄罗斯为例,其经济增长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因素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个季度都要调整一次"最低生活标准",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制定的补贴、救济项目有几百项之多。上世纪60年代处于经济起飞期的日本,实行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1967年就提前完成翻番目标,开始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借鉴这些成功经验,既可以提高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更有利于摆脱当前经济困境,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还要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尽可能超前地定出较高额度,如5000—6000元。同时还要考虑完全取消利息税,以明显改善居民特别是工薪阶层的收入预期,扩大内需。

    2、要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特别要在物价涨幅加大而工资、薪金增速减缓的情况下,采取措施,确保中等收入群体不“缩水”,不再回到低收入群体之中去显得尤为重要。从国际上看,目前每年有大约7000万人进入到中产阶级行列,这对促进经济增长乃至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几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虽然持续稳定增长,但比起GDP特别是税收的增长幅度来,则明显滞后,从而对国民济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形成制约,埋下隐患。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4.4%,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6.3%,与上年同期的14.2%相比,增幅下降7.9个百分点。收入增长水平的下降,直接导致居民消费性支出增长速度的下降,甚至让一部分人群出现“绝对贫困化”,回到低收入群体中。

    3、要在各级政府财力空前增强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从而在改善预期的前提下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1999年,我国财政收入为1.5万亿元,如果那时社保体系不完善是因为财力不足的话,那么在2006年财政收入已达5万亿元的情况下, 居民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率仍然很低、社保体系还很不健全就说不过去了,“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何时才能落到实处?另据我国财政部的一项统计表明,2007年我国涉及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项开支共约6000亿元,占全年GDP的2.4%,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同期美国的这三项开支为1500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1.5%,人均5000美元,占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目前,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保障覆盖率还很低,农村人口的保障率更低。要加大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力度,落实廉租、经租、经适、限价房等不同类型住房的保障工作。要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困难补贴标准,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这些工作做好了,将能明显改善公众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实际上也是在正常增资机制尚未建立条件下百姓收益的一种增加。因此,发展社保事业是改善预期,拉动内需和促进和谐的“三赢”举措,应成为政府公共管理中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

本文参考文献:

1.保罗•克雷•罗伯茨.供应学派革命[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
2.王石川.个税起征点需要的不只是调高[N].中华工商时报,2008-07-28,P7.
3.王石川.藏富于国,更应还富于民[N].同上,08-07-21,P7.
4.吉姆•奥尼尔.全球中产阶级繁荣时代来临[N].金融时报,2008-07-16.
5.马献林.把天津建设成为走在全国前列的城市[J].城市,2008-07.
6.宋立.通胀、减速与资本流入并存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组合选择[J/OL].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8-08-07.

   作者联系方式:300041 天津和平区花园路11号,电话: 022-23031033,13820011319。

 

 

发件人:<dammos0192@sina.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0 22:42:2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投稿:中国宏观经济的两大“死穴”

中国宏观经济的两大死穴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2008-10-20

  国际金融危机向深层次发展,逐步蔓延到实体经济。我在几天前已经预言,这场危机会随着印钞机的开动而得到控制。这场危机让我们深刻反思吴敬琏茅于轼等主流精英们鼓吹的“市场万能论”。吴敬琏最近说金融危机是美国的虚拟经济泡沫太大,同时中国储蓄率太高,出口导向。我要问,为什么“万能的市场”没有抑制美国金融泡沫的恶性膨胀,也没有适当制止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吴、茅等精英们鼓吹的“市场万能论”破产了!自打嘴巴了!

  反思这场金融危机,我要再次指出中国宏观经济存在的两大死穴,这是我在2004年出版的《过剩经济学》及后来的两篇重要论文(《论发展中国家的有效需求与就业》、《基于生产过剩的社会分红》)中反复多次阐述的理论。

一、偷奸耍滑不印钞,只想赚美元。

  在市场经济中,或者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赚钱,而不是赚商品。生产商品的目的是为了赚钱,石油、矿产、青春,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赚钱。马克思把这叫做资本积累,其实,就简单说成是赚钱更容易理解、更贴切。

  要赚钱,钱从哪里来。除了中央银行,其他任何工厂不生产钱。但是,一旦中央银行生产钱,再让大家赚中央银行的钱,中央银行就会亏损、就会倒闭(这当然是假的,臆想出来的)。资本家赚钱赚得越多,央行的负债越多,政府越穷。因此,中国官方与御用经济学家一直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缺乏资金,中国没有钱。于是,奴颜婢膝去招商,低三下四引外资,这成了各地官僚的一项基本功课。(再看看美国那么富,但是美国政府却负债累累,很多人担心美国政府会破产,其实是杞人忧天。为什么不说国家越富,央行负债就越多呢?而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却是一个穷国。)

  中国500年出了一个“懂经济”的,很聪明,让中国人的市场经济去赚美国人的钱,低工资、高积累,赚了大把大把美国人的钱,把美国人的钱给赚光了,美国人揭不开锅了,金融危机了。中国虽然有人民币的供应,但那些人民币大多数是依靠被动吸收美元发行出来的。依赖美元发钞,一方面失去了货币政策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导致货币供应不足。

  然而,非常不幸,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赚回来的那些钱的时候,才发现我们上当受骗了。一方面美元不断贬值,我们买的美国国债失去了流动性,成了不能花的死钱,另一方面,人家美国可以随时印出美元,这游戏规则根本就不公平!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把那么多国内的好东西,“卖”给美国人,自己的人民勒紧裤腰带,我们得到了什么?仅仅得到了一些叫美元的电子符号。

  现在,靠赚美元过日子的“好境况”几乎是没指望了,那么,赚谁的钱?要搞市场经济,没钱赚是不行的。市场经济,就是利用人的赌徒心理发展生产力,没钱赚了,市场经济也就要熄火了。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到底印不印钞票,愿不愿意为了经济发展而“负债累累”,甚至像美国政府那样“濒临破产”。如果不愿印钞,不让企业和资本家赚钱,就趁早别搞市场经济了,转为计划经济好了。在此,我要告诉理论界,货币信用的基础是生产力,而不不必局限于黄金或美元或政府的什么资产。有对应的生产力,就可以印钞票。有多少生产力,就可以印多少钞票。

二、屁股坐向资本家

  你看现在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天天跟一帮资本家搅和在一起,打得那么火热,关系那么密切,亲如一家。他们在一起干什么呢?说是帮助企业家赚钱,为企业家赚钱出谋划策。可是,官僚和舆论有没有想到,资本家赚钱越快越猛,你政府的负债就越多越快。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一点!

  以前是赚美国人的钱,政府可以置之度外。但是,赚美国人的钱越多,我们的资源消耗就越多,环境污染就越多,同时,我们的工薪阶层得到的实惠就越少。对外输出生产过剩,本来是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向外转嫁矛盾的一种手段。但是,我们的经济官僚,却在人为地加大这种内部不均衡、加大内部的生产过剩,然后再拼命向外转移这种矛盾、转移这种不平衡,美其名曰“出口导向”。

  现在,赚美元吃了亏,要扩大内需了。扩大内需就是要让资本家赚你政府自己印的钱,你还要和资本家打成一片吗?

  研究发现,分配越不公平,资本家赚钱就越多越快,有效需求就越小,资本家生产的东西就越少。打个比方,假设资本家每天要吃1个饼,而每生产1个饼,资本家得到半个,那么,资本家就会每天生产2个饼,资本家自己吃一个,工人吃一个。如果政府帮助资本家赚钱,让资本家每生产一个饼可以吃到三分之二,那么,资本家只要生产1.5个饼就够自己吃了,而工人就只能得到半个饼。这时候,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如果仍然生产2个饼,资本家手中就会有0.333个饼是过剩的(资本家得到1.333个,其中1个自己消费掉,0.333个属于过剩;工人消费0.6667个饼)。这过剩的0.333个饼,要么卖给美国,换来美元,要么买给政府,让政府负债。很显然,政府和资本家越火热,生产过剩就越多,内部不均衡就会越严重,政府负债就会越多越快(或者美元越多,美国政府的负债越多)。内部不均衡,反映在经济数据上,就是M2与GDP的比值(或者M2与M1的比值)会很高,而且会持续走高。这是经济危机的一个明显征兆。

  很显然,如果政府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好市场经济,要依靠内需发展经济,就要远离资本家,接近工人,为工人阶级谋利益,把屁股坐到工人一边来。还是上面这个例子,如果政府能够帮助工人,调整分配,让每生产一个饼,资本家得到三分之一,工人得到三分之二,那么,资本家为了吃到一个饼,就必须生产3个饼,其中2个饼被工人消费掉。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有效需求立即由原来的2个饼扩大到3个饼,原来闲置的产能会得到有效利用,社会劳动大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改善。资本家赚钱是玩游戏,与资本家的福利没有任何相关性。因此,政府官员的任务是要努力让这个游戏持续玩下去,而不是拼命加大游戏的筹码。如果筹码太大,就会一下子把钱赌光,游戏就玩不下去,市场经济就会崩溃。

三、如何扩大内需?

  1、扩大内需的第一个办法是调整分配。目前,中国的分配状况大致是这样的:各级官僚40%,资本家40%,工人农民各占10%。很显然,这是一个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分配比例(西方发达国家劳动阶层约占60%或以上)。我希望中国尽快调整分配比例,使得工农收入占到GDP的比例提高到40%或以上,这是扩大内需的办法之一。这个比例不调整,扩大内需就是一句空话。

  一提到调整分配,必然离不开提高工资。于是各种奇谈怪论就会出来。一种是说提高工资会导致失业。这是谬论。近年来,随着计量经济学的飞速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和非主流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了统一的认识,那就是提高工资会扩大就业。另一种谬论就是企业没有利润,要倒闭,哪能加工资?针对这种观点,我提出工资盯住企业增值的方案,也就是企业将销售收入减去原材料、水电费、房租、税收等,剩下的就是增值部分,然后对增值部分进行分割,工资至少占40%。我们知道,2007年GDP约25万亿,而工资仅仅2万多亿。都说不赚钱,那么这25万亿究竟到哪里去了?谁拿走了?工资盯住增值,谁也别想耍赖装穷。工资与增值挂钩以后,可以适当放松最低工资和各种保险福利。

  2、扩大内需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按人发钱。目前,不仅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对按人发钱开始重视起来。2008年6月,在爱尔兰召开了全球第12届按人发钱大会,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下的不平等与发展——按人发钱是一个选择”。下一届按人发钱大会定于2010在巴西召开。目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米德、佛里德曼、哈耶克、索罗完全支持按人发钱。

  按人发钱,对于扩大内需,尤其是对于扩大消费需求,具有立竿见影的好处,花钱少、疗效高。比方说,政府打算为经济发展负债100亿,如果拿这笔钱搞投资,最多能有10亿转化为工资、转化化为消费需求,而如果把这笔钱按照人头发下来,80%的穷人会拿来消费。因此,按人发钱的措施与搞投资相比,在扩大消费需求的效率上高出8倍!同时,这些发下来的钱会变成企业的利润,发钱不仅仅是救助穷人那么简单,它还救企业、救资本家,从而也救了政权、救市场经济。因此,按人发钱是帕累托改进。

  中国目前畸形的分配是扩大内需的瓶颈。我曾经有机会和杨帆教授谈到过这个问题。在中国,分配最好的行业是色情行业,从业人员可以拿大概三分之2,而且行业规模大。有资料说法国该行业虽然发达,但从业人员经过层层盘剥,最后只能拿到20%。因此,撇开社会和道德伦理问题,这个行业是中国穷人最能赚到钱的行业,是穷人的支柱产业。一个建筑工地上的男性农民工,一个月也就1500元,恐怕不到色情从业人员三天赚的钱。政府投再多的钱,底层劳动者拿不到钱,内需就无法扩大。而投资太多,又会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产能过剩、银行坏账。。。。。这些过剩又反过来制约政府投钱。狗咬尾巴,没有结果。

四、结论

  总之,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却又偷奸耍滑不愿印钞,同时,由于分配比例严重畸形,系统严重不均衡,因此,钞票的耗散速度太快,它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更多的钞票。没钞票与钞票耗散速度快,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两大死穴!因此,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以下两点,一是自己印钞票,二是降低钞票耗散的速度。离开了这两者,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搞不下去!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4 13:34:44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转发: 郎咸平:中国的八大危机之详解

中国的八大危机之详解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郎咸平

2008年10月25日

    今天做这个演讲和以往不一样,今天特意准备了一份提纲,打破了传统。原因是,我很怕媒体报道这么重大问题的时候给我写错,所以把正确的提纲发给每个人,给你们一个提纲而提出我的看法。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我按照我们议程的要求谈一谈大家最关切的话题,也就是2007年我们的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此我提出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在我谈这个话题之前我认为这个话题对我们传媒业是非常重要的。我可以这么讲,传媒在做报道的时候有没有把握住一个中心思想,我们对国家政策的推行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与其做一个纯粹的报道,不如集思广益尽采各家说法,这就是一个客观媒体所要达到的目标。为了配合我这个讲话,我今天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我想对我们中国经济的现状提出一个整合性的结论。今天对于大家所关切的宏观调控做个课题,我对于今天政府所推行的各项政策我有一个总结性的发言。我想利用一个中医的知识来解答,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经济就像得了肺炎一样,按中医的理论,治疗肺炎要用大凉,如果我们真用大凉很可能把这个病人治死掉,因为他体质是虚弱的,最好的方法先温补、固本,体质提上去之后最后才能用大凉来治疗肺炎。我们今天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金融政策本身,为什么解决不了泡沫的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我前面讲的他在用大凉治疗肺炎。而我提出的方案是先固本,为了我阐释我的想法,我要根据八大危机一一来讨论。

    第一大危机是宏观调控的目标我认为是错误的,我们目前看到的股市楼市泡沫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政府讲的流动性过剩造成的吗?我认为是错的!今天的中国整体情况非常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流动性过剩,我认为最有冲击力的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来整个国家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因此我们企业家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挤压出来形成虚拟资金打入股市打入楼市。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一笔资金——虚拟资金。第二笔资金就是在目前大面积腐败之下的腐败款大量进入楼市和股市,第三笔资金就是各位熟知的国际热钱,第四个资金才是我们老百姓的储蓄款。目前所有宏观调控的政策所针对的资金基本上是第三项和第四项。我举个例子,外国人不得买房的规定是针对第三项资金,第二套房贷的问题是针对第四项资金,我不能说针对第三第四项是无效的,但是你的目标是错的。我们所有的政策有没有针对第一项,那就是因为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挤压出虚拟资金大量进入股市和楼市呢?我们有没有针对腐败款进入楼市股市的现象进行调控呢?目前并没有对这两大资金进行调控,所以我们宏观调控的力道是不足,因为你所针对的资金方向是错误的。这就是我所提出的第一个危机。

    第二大危机就是我们如何做调控?这个调控给我们目前经济带来了严重的金融风险,也就是大幅提高了金融风险。我想用日本90年代的泡沫现象和中国现在的泡沫现象做个比较。各位都应该知道“广场协议”这回事。英、德、法、美、日曾经签订过“广场协议”,“广场协议”要求日币升值。当时日本政府签下了协议之后那就很清楚的落入了美国圈套。道理很简单,当日本政府签下字,说明日币即将升值。那么全世界国际炒家就会去买日币,因为他赌日币升值。大家千万别把汇率当作经济现象,汇率不是教科书上所定义的货币之间的价格,没那么简单,汇率是各国政府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当日本签下了“广场协议”:由于日币低估造成大幅贸易顺差,那么下一步必然是日元升值。日本政府签字的当日就昭告全世界的国际炒家日币要升值了,所以必然结果是国际热钱大量进入日本。结果日币升值了!各位以为货币像一般的商品一样吗?价格提高之后可以平衡供需吗?错,那是一般的货品的价格,可是汇率不是,当汇率价格一上升,国际炒家一看,哇!真的升值了,再买,更多的钱流入日本,再逼迫日币升值,更多热钱流入日本,再逼迫日币升值,几年下来日币升值了一倍,几乎摧毁日本的经济。但是各位请注意有个现象是我们所忽略的,那就是在日币不断升值的过程中,美国财政部通过各种管道压迫日本降低利率以及放宽信贷,由于降低利率放宽信贷的结果,造成流动性泛滥,日本各大商社很高兴向银行借钱,因为借钱容易,利息低了,可以迅速做大做强,所以造成日本经济的表面繁荣。这个表面繁荣现象反映在股市就是股市泡沫,反映在楼市就是楼市泡沫,反映在购买日常用品就是通货膨胀。所以日币的升值、股市楼市泡沫和通货膨胀本身的原因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造成的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

    那么最近看过很多媒体的报道,把这个问题说的比较正确的,因此认为我们中国政府针对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升值、股市泡沫、楼市泡沫和通货膨胀应该和日本当时的政策是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提高利率紧缩信贷。在这里清楚的告诉各位,他们都错了。因为日本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但是今天中国的问题不是。中国是什么问题呢?按照我前面所讲的,造成泡沫的原因基本是由于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造成的,因而挤压出大量的虚拟资金大量进入股市楼市形成泡沫。由于原因不同,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必须不同,但是很不幸的,我们的政策是提高利率紧缩信用,造成什么结果呢?它是进一步打击了已经恶化的投资营商环境。利率已经提高了6%以上了,最近几天还在提高利率。那么各位设身处地的为我们的企业家想一想,你认为他在这种场合之下还愿意投资吗?中国哪几个制造业能创造出这么高的利润,银行利率的提升逼得我们制造业放弃投资,不做了,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拿出来形成虚拟资金炒股炒楼去了,所以为什么宏观调控下股价越涨楼价越涨的原因就是因为宏观调控的目标是错的。因为和当时日本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流动性过剩导致的泡沫现象,而是因为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

    当然我也不否认今天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现象,但是中国流动性过剩不是股市楼市泡沫的主要原因,而真正的驱动因素,是因为我国的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所导致的。那么没有认清楚经济问题、经济弊端,贸然提高利率、紧缩货币,各位知道什么结果吗?随着利率的不断上升使得我国的金融风险迅速积累,一旦到了不可承受的那天,中国就产生了重大危机。那么回顾一下当时的日本是怎么回事,当时日本的各大商社由于低利率大幅借款,而日本企业由于高负债经营迅速积累的大量的金融风险到了一个不可承受的阶段产生了泡沫而崩溃,所以日本经济的危机来自金融风险,也就是负债积累所产生的金融风险。今天中国的经济危机呢?一部分来自于不当的政策使得利率不断调升货币不断紧缩,产生了金融风险而给我国的经济带来重大的危机。而这也是为什么在07年年底我以一个所谓的中立学者的身份我要做出以下的结论,那就是我完全支持中共中央宏观调控的思想,因为我认为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是我反对我们执行层面所推行的金融政策,因为他的目标是错的。

    第三大危机就是从9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各地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理念,造成一个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现象。请问各位最近看过媒体的报道,媒体报道说我们今天中国经济是过热的,可是我请各位来宾你们再去问问你们的企业家,他们的日子好过吗?他们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不论他是谁,不论他从事什么行业,不论他在哪,他今年的日子肯定比去年难过,明年也肯定比今年难过,这是一定的。既然日子那么难过,那么经济怎么可能过热呢?但是我们的指标指示经济过热,怎么回事呢?那就是我的理论,中国经济是个二元经济现象,中国经济是同时过热同时过冷,那些部门过热呢?那就是我们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理念之下,他投资建设的有关部门是过热的,比如钢铁、水泥、房地产是过热的。什么部门是过冷的呢?大部分的民营企业是过冷的。这种二元经济现象可以说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现象,甚至可能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出现,而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十几年来我们的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理念大力推动地方建设的结果。那么这十几年来我们老百姓的医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退不起休怎么办呢?在十七大之前是不太被关注的吧。哪一个地方政府不是开膛破肚修桥铺路的,美其名曰搞地方建设,实际上是为了升官发财的。对干部的考核都是以GDP为考核的标准,但是更严重的,在这种考核标准之下,地方干部推动建设的结果是使得我们经济产生这种特殊的二元经济现象,就是和建设有关的部门基本上是过热的、和建设无关的民营企业基本上是过冷的。那么这种二元经济现象和我们股票市场的二八经济现象非常类似。股票市场为什么有二八现象啊?什么是大盘股呢?你发现大盘股和我们过热部门是相关的,比如说过去的房地产、钢铁、水泥还有其他的融资银行都是过热的,所以股票市场的二八现象和我们的二元经济基本上是相互对应的。那么在这种特殊的二元经济之下,一定会产生两个必然的结果:

    第一个结果就是宏观调控进一步失效,第二个结果一定产生通货膨胀。那么我一一来说明。

    为什么宏观调控会失效,过热的部门为什么过热,他不是经济性的原因,而是政治性的原因,它是推动GDP为纲的心态导致过热部门过热。那么宏观调控是什么目的?是用经济手段来控制过热,但是过热是政治原因,你用经济手段来调控就有问题。问题在哪里?举个例子,当中央银行提高利率为0.25%个百分点,地方政府会因为提高利率而不搞建设吗?那照搞,不会停的,照样开膛破肚修桥铺路不会停的,为什么?为了提高GDP!提高利率的结果是他照样向银行借钱不会停的,那么过冷部门就遭殃了,过冷部门基本上是民营企业的,而大部分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是地下金融,俗称黑市,黑市金融的利率是非常有效率、非常敏感,按照我个人研究结果显示,他的调幅是官方利率的4倍,也就是央行提高0.25%之后,黑市利率提高4倍,提高4倍的结果是进一步打击了已经萧条的民营企业部门。按照我前面的理论来看,你打击了他们投资兴趣,他们做什么呢?在这种逐渐恶化的投资营商环境之下他就不想投资了,而会挤压出更多的虚拟资金进入过热部门炒股炒楼。过冷部门由于资金流出,结果更冷,过热部门由于接受了他的资金变得更热。所以越宏观调控中国的二元经济现象越突出,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越宏观调控我们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更热,这就是过热的原因。是一部分部门过热而不是全体过热,你继续按照这个目标进行宏观调控的话,二元经济会更严重。

    第二是一定会产生通货膨胀。那么2006年年底农产品丰收,按照经济理论,当然这些理论在中国是不能用的,都是反的!按照经济理论农产品丰收粮油价格应该下跌对吧,可到了一月,粮油价上升,那就是二元经济造成的。怎么造成的呢?各位再回忆一下我刚才讲的资金大量从过冷部门转到过热部门,所有过冷部门缺资金,缺资金怎么办呢?政府印钞票,印钞票的结果造成全面通货膨胀。那么这个时候流动性过剩问题就出来了,使得一月的粮油价格上涨,上涨的幅度高达20%,到了五月份猪肉价格上涨26%,蛋上涨37%,一直到我们今天的十一月份,这个涨幅从我们的20%涨到60%,那么最近还是涨幅很高。也就是说你们吃饭的时候呢,咬一口肉吃一口饭要多付50%的钱,他不像洗衣机,电视机那样,看旧的就可以了。吃饭每天要吃3次,这个涨幅是不得了的。按照目前的统计,你们买菜钱呢现在应该是上涨50%了吧。那么这么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是民生必须品是怎么来的,基本上是我讲的二元经济与虚拟资金的原因。以猪肉为例,我们谈一谈猪肉价格为什么上涨?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猪瘟,在07年的今天竟然会产生猪瘟的现象,可见地方政府是如何的失职,这个控制猪瘟不能靠农民的。这一定是政府行为,现在的地方政府都在抓建设,这种疾病的控制他已经不太在乎了,而这也是为什么在07年会产生猪瘟的原因。第二是养猪的饲料价格上涨。猪瘟以及养猪饲料价格上涨使得养猪的民营企业家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按我的理论,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之下养猪的民营企业家会做什么,他就把应该投资不投资的钱挤压出来形成虚拟资金打入股市和楼市,所以我们仔细研究猪肉价格上升的原因就是把大猪宰了之后“后继无猪”了,大家不养小猪了。那么不养小猪,就像各位一样炒楼炒股去啦。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二元经济和虚拟资金充分解释了最近通货膨胀的原因,这个二元经济的本质是来自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理念所造成的恶果。这是我所谓的第三个经济危机。

    第四大危机也是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理念造成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失衡。大家想一下,我们各级地方政府建高速路、高架、铁路都是固定投资多。他的固定投资成本是多少,我想拿我们国家和日本经济崩溃之前做个比较,我们固定投资的比重占45%,而当时日本是30%,消费我们是占了35%,而日本占了58%。这么大量的投资,国内消费是不足的。那么国内消费不了,我们每年以10%的经济增长,造出那么多的经济、货品卖给谁呢?卖给老外嘛!而这造成大量贸易顺差。那么当时日本贸易顺差所占GDP的比重为4.5%,而中国是9%,而且各地政府对于出口本身的思维是错的,叫出口创汇。出口创汇在我看来是个罪恶的代名词,出口创汇就是拿我们有限的资源图利外国人。举个例子,中国那么一个缺少资源的国家敢把煤炭卖给日本人,而日本人拿去填海了。竟然把我们的树木砍下来做成毫无附加价值的筷子卖给日本,日本为什么不砍自己的树呢?他自己不会做那个傻事的,他不会干破坏资源的事,给谁干呢?给中国人干!你用煤炭、筷子等毫无附加价值的东西流血赚取必定贬值的外汇,美其名是出口创汇,实际上就是罪恶的代名词。地方政府在以GDP为纲的理念基础上出口创汇的理念使得我国经济严重失衡,造成大幅贸易顺差。我们有高达1.4万亿的贸易顺差,如果说你以1.4万亿为傲,这1.4万亿都是一系列错误政策的必然结果。什么结果呢?给了欧美一个极好的机会压迫人民币升值。我今天实在想不出我国政府有什么理由不让人民币继续升值。人民币必然升值就是我所谓的第四个经济危机。

    第五大危机。我就把前面四项的危机做个整合,一个是利率的上升,一个是错误的宏观调控造成利率的上升,地方政府错误的GDP为纲的政策及出口创汇政策造成汇率的上升。两大金融参数的上升使得我国企业已经难以维持生计的投资营商环境继续恶化而逐渐流血而死。你看我国哪个出口型的制造业日子好过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所以他更不会投资了,所以他一定会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把应该投资的而不投资的钱挤压出虚拟资金进入楼市股市,那么你们可能会问我了,到底虚拟资金有多少?告诉各位一个数字,那就是我们企业家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和欧美相比,80%投入股市楼市,造成泡沫。所以汇率一上升泡沫现象更严重,而表面上看起来和日本当时一样,哪里知道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中国企业家不投资了,去炒股炒楼了。我想请各位思考一个问题,你应该投资而不投资,这个投资的空间给谁了呢?这个空下来的空间必然的为外资企业所用。利率汇率的上升造成了营商环境的困难,其必然结果给外资进入中国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诸位看一下我们的民营企业家,这种卖公司、卖工厂的现象比比皆是,是由于营商环境投资困难。这就是我所谓的第五个危机。 ( http://www.tecn.cn )

    第六大个危机。我想请各位抬头仰望着蓝天,你们发现在07年的中国天空上翱翔着两只秃鹰,秃鹰是干什么的呢?秃鹰是吃尸体的。我前面就说过了,中国的制造业,因为前面所说的所有的理论而逐渐流血而死,头上的秃鹰就飞下来啃食我们的尸体。头上两只秃鹰是什么呢?一个是产业资本,第二个是金融资本。各位都知道青岛啤酒是我国的著名品牌,你们还认为青岛啤酒还是中国企业吗?告诉你一个数字,青岛国资局控股30%,但是你们知不知道第二大股东是谁?来自美国的安海斯-布希公司控股27%,只要他再多买4%的H股,我们中国的青岛啤酒就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外资企业。各位还记得徐工的故事吗?美国的凯利基金要收购徐工,当时包括我在内很多的学者专家在媒体上对这件事情大家大法,由于大家的努力,成功制止了资产流失的现象。当时的地方政府以什么理由卖给外国人呢?是以负的净资产卖给外国人。负的净资产就可以卖了吗?你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经济常识啊。

    一个公司的价值不取决于净资产,而是取决于有没有持续经营的能力。对于徐工的价值取决于未来持续盈收的能力,还好没卖,假如以100块钱卖掉,按照我所理解的凯利基金或者类似的基金,一定会把徐工分拆上市或者卖掉,赚到一万块钱。所以从100块价格到一万块他可以赚100倍以上。那么各位了不了解,收购青岛啤酒的安海斯-布希公司就是产业资本,收购徐工的就是金融资本,这两个资本的危害性我们还没有看出来,还在乐观的招商引资,你知不知道招商引资使得这两只秃鹰来席卷中国奄奄一息的制造业。那么你们可能要问我了,郎教授这样是不是太悲观了,中国制造业我们自己都做不下去了,给外国人能赚钱吗?如果你们有类似的想法呢,你们就太不了解资本主义国家了!为什么我说的话那么像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而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讲的话更像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其实错了,我是真正吃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以我对他的理解是非常透彻的,我所以讲的这么社会主义是因为我理解了。各位想一想我们中国的企业经营不下去,负的利润,你以为外国人经营不下去吗?小看人家了。当他透过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收购我们这些所谓不赚钱的制造业之后,他会把你融入到国际产业链的分工里面去。

    这是我最近做的一系列的研究,什么叫做国际产业链的分工,那就是在国际产业链中真正做制造的是一块钱,而做这种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这整条产业链叫做软三元。国际产业链的分工是怎么回事呢?本质就是靠软三元赚取利润,硬一元再亏损了不起亏一块钱,也不可能亏一块钱,软三元可以赚多少钱回来啊!以玩具业为例,一个巴比娃娃我们的出厂价一块美金,在美国的沃尔玛零售价格是9.99元美金,那一块美金,原料占了0.65%,生产价0.35%,你晓不晓得我们能赚多少钱,一美分了不起了吧。我们是剥削我们的劳动者,浪费我们的资源。用这么贱的一块钱的价格卖到美国去,他最后以9.9的价格卖给消费者,他们席卷了所有的利润。我们的商务部长薄熙来针对这个现象提出他的看法,他的看法一部分对的,那就是我们中国的制造环节是不赚钱的,而我们透过我们的牺牲,让美国人欧洲人享受我们的产品,这是对的。可是各位再想一想你需要呼吁吗?难道美国不知道吗?你把他看的太傻了吧。你都知道他会不知道吗?怎么可能呢?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进货价格是一美金吗?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劳动者几乎拿不到利润吗?难道他不知道是9.9吗?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压迫我们,提高利率提高汇率,让我们仅有的一分钱都不让我们赚呢。这就是我所谓的金融战争。其目的就是让你倒闭,你倒闭之后,我们头上两只秃鹰贱价把你收购,融入国际产业链里面去,你这里亏钱无所谓,软三元可以赚回来。硬一元里面,根据我最近的研究结果显示,原料成本、制造成本可以省下来的钱是25%。我们再压低我们的工资、压低原料成本价格只是把整条产业链的一块钱里面的25%省下一点点而已,真正的大头都被软三元拿去了。那么这种格局是我们国家到现在还没认识的。我们还在继续的招商引资,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把我们的制造业拱手让给外国人。

    我请各位注意一下,我讲的现象已经发生了,你们认为我们中国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嘛,这样以为的话你就大错特错了!劳动力的优势最多使你硬一元里面,最多节省25%的钱,仅此而已。可是整个国际产业的分工呢,它从软三元赚取利润。所以最近上海来了两家外资企业,一家是西班牙的ZARA,一家是瑞典的企业H&M。ZARA80%的生产在欧洲,他为什么不来中国生产呢?我们不是有廉价劳动力吗?人家来都不来。那个不重要!重要的国际产业的分工整合最重要,所以ZARA在欧洲进行80%的生产。他的衣服做出来不但款式新颖、时尚、潮流、质地好,还有就是比你国产的还便宜。H&M更便宜,比ZARA便宜30%,他的大衣质地好不讲了,时尚不讲了,还是国际名影视红星麦当娜所设计。多少钱一件,大家知道吗?500-800一件。你说我们哪能造的出来!人家为什么用这么低的价格进入中国呢?那就是国际产业化的分工,人家开始向软三元要利润。他通过软三元节省大量成本而放弃硬一元,因此才能以最高的利润和最低的成本进入中国。这是2007年开始发生的现象,我们要密切地注意。如果我们还对廉价劳动力有任何幻想的话你太可怜了。

    举个例子,我们有两家著名的企业就开始幻想,一家是TCL的李东生,第二是台湾的明基叫BENQ,这两家要搞国际化。怎么搞呢?他们想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配合上国外的品牌和技术,想走出去,想国际化。按照郎教授的理论你不会成功的。为什么?你除非走入软三元!靠硬一元你是走不出去的,因为廉价劳动力最多只能省下25%的钱。所以各位都知道TCL合作以及收购了阿尔卡特以及法国汤姆逊,明基收购西门子的移动业务,一两年之后彻底轰然跨台。为什么?你走不出去!为什么走不出去?因为你企业的战略都是错的,错在哪里呢,劳动成本已经不重要了!最终要搞国际产业的整合,放弃硬一元,向软三元要利润,这才是国际化。我们有多少企业知道这个呢?我们天天喊的国际化招商引资竟而把我们整个产业链拱手让给外国人,竟而容许他们洗劫我们。我为什么说是洗劫我们?我想请出一位农夫给各位做个说明。你问一问农民:你如何灌溉?农民会告诉你灌溉之前,打开水闸之前先要挖沟渠,把水通过沟渠引到需要水的地方才叫灌溉。如果你傻不拉机的问农民,如果我忘了挖沟渠呢?农民肯定会骂你:你傻呀,你不挖沟渠的话你打开水闸,洪水漫流大地不都把良田都淹没了吗?农民都知道的事,我们好多人都不知道的。各位了不了解什么叫国际化?中国目前所推行的国际化就是打开水闸之前忘了挖沟渠,中国是一个没有沟渠的国际化。什么叫沟渠?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叫沟渠。那么各位,我们国际化之前有过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吗?我们哪一个行业有这种法制化的游戏规则?我们哪个行业不是百分百的开门让外资进来!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外资携其软三元的优势,在一个没有法制化的游戏规则的中国,就像洪水一样漫流大地把中国的良田美地完全侵略了,这就是国际化的结果。

    这个现象很重要,据美国麦肯锡公司去年的预测,五年之后,外资零售业将占领80%的中国市场,各位来宾这么一听是不是很高兴呀,不错呀,沃尔马、家乐福很好呀,进入中国呢,灯火通明、物品种类齐全、服务态度良好、价格物品低廉,像家乐福,时不时的贴出广告:半径5公里之内,如果同样的货品你买到更便宜的,愿意用数倍的差价弥补你的损失。你们不知道这个事吗!一听,好好的外资哟,他席卷中国有什么不好呀!中国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天堂,因为从来就没有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当他们一旦席卷80%的零售市场之后,你们相不相信我下面的预测,那就是外资零售业将联合垄断,是上抬销货价格剥削消费者,下压进货价格剥削生产者,把中间利润迅速扩大,合法的汇出中国,你相不相信?这就是我们的未来,因为我们的国际化是一个没有法制化的游戏规则的国际化,所以一定是洪水淹没了我们的良田。而且我们的制造业还在向硬一元要利润的阶段,人家已经放弃硬一元开始向软三元要利润了,所以他凭借着高利润低成本的优势杀入中国,你将无可抵御,因为你在国际化之前忘了挖沟渠,没办法......! 这是我讲的第六个危机.

    第七个危机, 继制造业之后我国的金融业将为外资所席卷.金融的改革包括汇率的改革以及银行的改革.这里我想先和各位谈谈银行的改革,我们像建行等那么多银行上市,大家知道不知道帮他们做顾问都是哪些公司吗?摩根、美林、高盛。这些公司也是美国中央银行的股东,你们知道吗?我们要搞银行改革竟然要请美国中央银行的股东来当我们的顾问,你说你是傻呢还是怎么回事呢!他给你做顾问的目的是图利于你呢还是图利于美国中央银行呢?我给各位一个数据,世界银行在2000年出了一个研究报告,讲的是银行改革。各位相不相信我国从事银行改革的所有相关人员没有一个人念过这篇报告,我们的银行改革全是想象出来的,他们的这个报告是靠数字说话的。他们收集了过去全世界250多次银行危机,他想了解各国银行如何进行改革,研究结果是这样显示的:250多次银行危机里面有92次找不到资料,141次各国政府包括美国在内都束手无策,3次加强监管,14次放松监管。也就是说90%的案例里面各国政府束手无策,因此这篇文章的结论很有意思,它说:全世界的织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以及各大银行还有学术界的泰斗,没有一人知道如何改革银行。既然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改革银行,你中国怎么敢改呢?而且你的顾问都是美国中央银行的股东帮你做的顾问,因此给你的建议呢就是改制、上市。

    改制、上市很有意思,你们都有从全国各地来的,从东北一直到珠海,你到任何一个乡下去的话你都能看到一个建行,它的网点分布之广是你不可想象的。我也是建行的客户,虽然建设银行的服务很糟糕,态度也不好,为什么我还用建设银行呢?分行特多,这是他唯一的原因。就算我们政府完全开放银行,让花旗银行进来,他没有能力开那么多的分行的,你要知道要开像建设银行一样多的分行,要租下多少楼盘。你要投入多少钱去做硬件与软件的开发,投入多少钱多少时间去做人员的培训,你知道不知道这么一趟下没有几万亿美金做不到的。所以他们会怎么做?所以这些聪明的顾问们就不会这么做,他一定会要求你建设银行上市,只要你建设银行上市,美国的银行买了你20%的股份,你所有分行赚的钱他就拿走20%。同时, 银行经营在中国是垄断经营,垄断经营都要牌照费的,建行为什么不交牌照费呢?因为他是国有银行不需要交牌照费。你上市之后卖给花旗银行,你为什么不收牌照费呢?他忘了, 他根本不知道要收牌照费!所以外资银行包括美国银行等等,可以以最便宜的价格,以不交牌照费的方式大量购买建设银行的股票,你只要买到20%所有分行的利润你都要分20%。看一下最新结果。这次因为美国次级债缘故损失了不少金钱,他们的首席执行官本周很骄傲的说了一句话:我们在次级债的损失远远的小于我们在建设银行的投资。他们在建行赚了多少钱呢?赚了1300亿!!那么我们的水平呢?我们的外汇管理在娄继伟的管理之下投资美国的黑石,惨败而归, 这就是水平!!

    人家为什么知道这么做呢,因为金融战已经开始了。我们金融战的水平和一百五十年前大刀对洋枪的水平差不多。你看看美国银行和建行的故事,再看看外汇投资基金和黑石公司的故事,一比较下来你就豁然开朗。为什么美国要逼迫我们银行上市,因上市才是美国最快收购我国银行的捷径。我们竟然听话照办!另外的改革叫做汇率的浮动化.我一直反对这种改革,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中国没有人才!!我们中国可能有很多方面的人才,但是在外汇操作方面,我可以这么讲包括郎教授本人在内我们全国13亿人口没有一个专家.没有专家你怎么敢开放人民币浮动?各位了不了解1997年,为何索罗斯阻击亚洲?造成亚洲金融危机.那就是因为亚洲资产泡沫化.亚洲当时除了四小龙之外还有四小虎,对于欧美各国严重威胁,所以索罗斯开始阻击泰铢.因为泰铢刚刚改成浮动汇率,阻击下来,亚洲各国尤其四小虎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了.他们也没放过香港,同时也阻击香港.香港当时也是资产高估,股市很好,18000点,楼市价格迅速上升,整个资产升值情况下阻击港币是最好的,他们同时卖空港币同时卖空恒生股市期货,什么叫卖空?

    以股票市场为例,今天向某证券公司借出一张股票以今天假设50元卖掉,明天股价跌到30元, 我再买回来了把股票还给证券公司,叫卖空.50元卖的,30元买的,就赚20元差价.所以卖空的目的就是赌你股票会跌.外汇也是一样,什么叫卖空?一样,向某金融机构借出港币卖掉,明天跌了再买回来再还给他,意义是一样的.他们同时卖空港币同是卖空恒生指数期货,当时大量卖空港币,把港币卖给香港的金融管理局,所以市场上缺少港币了.因此银行的拆借利率大幅提高,最高到280%的拆借利率.280%的拆借利率大家知道对股票市场会有什么打击吗?股价大跌,从18000点跌到了98年的6660点,跌了三分之二的市值.可是国际炒家在事先就大量卖空恒生指数期货,所以赚了三分之二的市值,到了最后香港全体老百姓买单,因为股市大跌,楼盘也跟着大跌,索罗斯等人席卷一把之后离开了香港,所以当时产生了索罗斯振荡.在2006年之前,只要恒生指数到了18000点之后呢,就会大幅波动叫做索罗斯振荡,把香港老百姓给吓到了.现在为什么到了三万点了呢?因为国内老百姓搞不清楚,从深圳通过很多方法大量炒港股,就把港股拉上去了.香港老百姓吃过亏,知道的!国内老百姓没有吃过亏不知道,搞不清楚的!香港还是固定汇率的,是联系汇率,他要是浮动汇率那更惨.那各位知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么严厉的亚洲金融风暴之下,中国能幸免于难呢?你以为是我们领导人英明吗?不是, 而是当时我们采取了两个最传统最古老的制度,一个是固定汇率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外汇管制,由于固定汇率及外汇管制,保护了中国,不是由于我们能力好,而是这两个原因.

    按照我这个故事讲起来的话,如果国际炒家要阻击今天中国的泡沫和当初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香港一样,到处都是泡沫,股市泡沫、楼市泡沫、通货膨胀,要阻击这种泡沫经济,像席卷香港一样来席卷我们的财富,什么方法是最好的?那就是像泰国一样,阻击浮动汇率,那是最好阻击的,连联系汇率的香港都能阻击,何况是浮动汇率.而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不断的逼迫人民币汇率浮动化的原因.只要配合上浮动汇率,外资自由进出,再加上股指期货的推出,将使的中国的金融市场完全暴露于国际炒家的阻击之下,而这一切我们基本上都完全具备了.我们有没有泡沫,有!有没有通货膨胀,有!有没有股指期货,快了!有没有浮动汇率,我们正在努力!经过我们政府以及我们老百姓的逐渐努力,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给国际炒家一个非常好的阻击中国的机会.大家拭目以待!这就是我所谓的第七个经济危机。

    第八大危机,2008年一月一号开始的外资银行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危机.我们的中国银行,放款客户里面有多少好客户?我给各位一个数字,10%差不多了吧!其它的呢,不敢说全部,很多都是骗子,包括地方政府在内.他们怎么骗呢?拿到钱直接当利润处理,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不就是这么干的吗!存款客户有多少好客户呢?20%了不起了吧!百分之八十的是什么客户呢?都是我们那种小老百姓的客户,今天存一百,明天提80,这种客户只是提高了交易成本,银行赚不到他的钱的.银行真正能赚钱的客户,是20%的大客户,20大的好的存款客户和10不到的好的放款客户,你们认为有没有可能在明年一月一号之后大量转移到外资银行呢?我敢讲一句话, 外资银行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不会没有理由的给你收紧银根,那事他不会干的.我们的内资银行个个在干!如果大家都转过去了呢?如果这种好的存款和好的放款客户都转过去了,那这叫我国内资银行如何经营?银行失血的现象是不是会发生呢,经营不济的情况会不会发生呢?更严重的,就是我前面所讲的一连串的不理解国际化的前提之下,是不是给予外资银行进一步的进入内资银行参与经营的机会呢?所以明年一月一号开始的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给我国金融体系又给加上一个第八项的不稳定因素.当然我们在批评外资银行的时候首先要检讨自己,外资并没在要求我们马上开放,给了我们三年的缓冲期.我们三年在做什么事了,你们猜一下?我们都在这种外资顾问的指导之下,改制上市去了.你有没有把银行的最基础工作做好?什么工作呢,把银行的信用搞好,把银行的服务品质搞好,有没有把银行真正做成服务客户的平台.没有!你根本没有!搞什么呢,大家从上到下热火朝天按照美国中央银行股东的要求改制上市去了.这三年下来,我们银行的信用如何?服务态度如何?和外资银行相比,优劣立判!如果你是个大的存款客户,你有没有可能转到外资银行里面去呢?你知不知道你转到外资银行当存款客户有什么好处吗?你相不相信他们立刻给你一个全球通用的钻石卡或金卡?你可以存人民币到欧洲到美国随意消费,你相不相信?多好呀!他们还需要开分行吗?因为大客户基本在城市,他只要把握了广东,上海,北京,差不多就席卷我们大部分的最优质的客户了.他不需要开分行了, 开分行 越开到偏僻的地方,小客户越多, 都是今天存一百明天提八十的,都赚不了钱的.所以他们只要寄守在大城市把服务做好,继续鼓动中国的银行去上市,那么他们就是最终的赢家.而我们目前也正在努力的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愿望。

总结

    那么这八项危机,我相信我已经囊括了2007年底的诸多经济现象,你们所看到的这一切,你们诸多的不理解,经过今天我的八大危机的分析之后呢,我相信你们都已经豁然开朗,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危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我也希望通过这个机会把我的观念透过媒体发表出来,我认为这就是媒体存在的目的,我们不需要歌功颂德,我们需要尽早的理解国际形式!尽早理解什么叫国际化!给我们的政府给我们的老百姓提供一个不同的角度和观点.我也希望政府按我讲的八大危机,提出一些合理的治理办法,这是我今天跟各位花了一个小时时间谈话的最终目的,谢谢各位,刚好一个小时(掌声)!

 



发件人:"jackDence" <jack1998168@hotmail.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4 12:26:09 +0800 收件人:"Alex Zhai" <zggjzyz2002@hotmail.com>, <bxy4966@163.com>, <zdjun@263.net>, <yangalexyong2003@hotmail.com>, <dgyx@yx.cn> 抄送:标题: 郎咸平:越南经济垮塌的警示

越南经济垮塌的警示

郎咸平

    一个最国际化,一个最受世界瞩目的越南经济,轰然垮塌。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它的股票市场增长率还高于中国,大量引进外资,股价涨了10倍,楼价翻了几番,到了最后结果呢?经济危机,正在摧毁这个国家。亚洲各国中,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都遇到过金融危机,包括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1997年其他亚洲国家,今年的越南。似乎只有中国可以幸免于难,原因何在?

流动性过剩并非通胀根源

  简单的开放市场,简单的国际化,就能让越南富强吗?结果充分证明,这么多年的越南经济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因为根本不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民营企业,市场化,民主,自由,宪法,这些都不对。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一个规则,一个严刑峻法保障规则的制度叫做市场经济。只有建立了规则之后,你的经济发展,你的改革,你的民营化,你的自由经济才能创造价值,否则一定是大欺小,强欺弱。
  
  大家先想一下,通货膨胀怎么来的?目前政府的说法是流动性过剩,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钱太多了,买楼房造成楼市泡沫,买股票造成股市泡沫,买产品就造成通货膨? 汀A鞫怨#揖醯谜飧雠卸虾芎眯Α?BR>  
  上个礼拜我在上海想吃樱桃,一问多少钱,50元一斤,我的胆子还比较大,都被吓了一跳。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不买了,改买两个柳丁回家吃。回家越想越不对,郎教授你混得还可以,连50元都出不起吗?不是出不起,太离谱了,我上次来还是12元一斤。50元还只是山东出产的樱桃,我还问了,美国进口的卖 138块一斤。
  
  为什么樱桃的进口价格是138块一斤,因为国际通货膨胀。按照我们的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那就是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就会上涨,需求小于供给,价格就会下跌,没错吧?但是,现在国际炒家一介入,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我们想一想,中国有13亿人口,我们买什么东西,什么价格就上升,对不对?所以对于炒期货的国际金融炒家而言,他要炒期货,一定要稳赚不赔,中国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的价格一定要上升,因为我们的人口太多了。因此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应该抢在中国政府买任何东西之前先买。假设把价格从100块拉到300 块,让我们这样去买,他才卖给我们,就造成严重的进口通货膨胀。他们就赌这个,你买什么,我们就事先买什么,这就是国际金融炒家的智慧之所在。

要设立严刑峻法的游戏规则

  亚洲国家惟一能保全的就是中国,因为我们有最好的绝缘体,那就是我们是一个外汇管制国家,我们又没有期货市场,我们又是固定汇率的国家,这种传统、古老的制度保护了中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从97年开始幸免于难。
  
  因此,我们可以明白,极左极右的政策都会给中国带来莫大的伤害,极左中国已经经历过了,越南正在经历极右,也很惨。所以我们要设立一个游戏规则,引入市场经济的灵魂。市场经济的灵魂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欢迎自由竞争,欢迎民营化,欢迎外来资本,但是我们要设立一个严刑峻法的游戏规则。如果没有游戏规则,一定是走向菲律宾,走向越南,而不会走向美国,因为严刑峻法的游戏规则就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而不是很多人通常所理解的自由竞争。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与新“三中择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崔之元

2008年10月25日

  据纽约时报报道,今年11月15日美国将召集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个国家开重建国际金融体系会议,或称“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为了思考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上所应发挥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反思“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矛盾。我认为,刚刚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所概括的“三元悖论”,有助于我们看清“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性质:解决“三元悖论”的一种特殊的“三中择二”政策选择。而中国应对危机的选择则是做出一个新的“三中择二”选择。

  所谓“三元悖论”,即诺贝尔得主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 the eternal triangle )。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下述三个政策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流动性。例如,在 1944 年至 1973 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这是解决“三元悖论”的一种特殊的“三中择二”政策选择。而 1973 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

  今日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大陆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

  那么,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 1973 年以后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个目标呢?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力较大,而这又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使发达国家贬值幅度可以恰到好处,不至于过度。相反,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贬值往往在资本外逃压力下过度反应。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是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近来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帐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他说,中国的选择,对于防止世界重演 1930 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真是“谢天谢地”。

  但是,尽管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的成本却日益显现。最突出的表现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大量热钱流入中国,而名义汇率的“稳定”使出口带来的中央银行外汇占款不断增加。1995年外汇占款占央行总资产的33%,而2004年就高达60%, 而目前这个比例更高。由于对冲手段的有限性,这种外汇储备的被动增加实际上导致中国已经部分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成为国内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的重要来源。可见,中国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一“三中择二”,正在逐步事实上变为另一个“三中择二”:“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 ”。而中国正在丧失对国内经济至关重要的“货币政策独立性”。

  除了恢复“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一走向浮动汇率制的理由外,中国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面临着美元贬值的巨大风险是支持新的“三中择二”的另一理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要求各国汇率与美元固定,而美国保证35美元可兑换1盎司金。这一体系的深刻矛盾由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特里芬(Robert Triffin)揭示了出来,即所谓“特里芬悖论”:在黄金--美元固定汇率制度下,美国的外汇收支不平衡成为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的来源;而长此以往,美国的收支不平衡又使其他国家降低对美元的信心;若美国停止收支不平衡,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又将下降,从而降低整个世界经济活动的水平。在尼克松1971年取消美元和黄金可按固定比例兑换之后,许多人认为“特里芬悖论”就不存在了。但实际上,今天“特里芬悖论”依然存在。美元仍然是国际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仍然给其他国家提供着流动性。但其他国家对美元不贬值的信心却在美国“双逆差”下不断动摇。

  中国2005年7月21日将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并放宽资本外流以减少过多外汇储备的压力,同时为稳妥继续保持对资本流入的严格管制,这说明中国已经开始逐步采用新的“三中择二”政策组合。可以预期,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的召开,将使中国更明确地走向浮动汇率制,从而走向以内需为主要引擎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巨额外汇向何处去?

——绝对不能去美国购买资产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杨帆

2008.10.17

    要点:1. 回购外国在中国国内的重要资产,2. 鼓励企业购买外国先进技术设备与人才,3. 集中投向东南亚和澳洲购买资源。

    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在中国关键是要清理思想和理论的误导。没有这样的反思,不可能认识现在的情况和提出对策。其实根本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从股票到金融紧缩到房地产,都属于金融。现代经济很重要的是信心,只要大家丧失信心以后,经济活动就停止了,最怕的就是这个。在经济不发展的时候影响并不是很大。比如每天要吃饭,吃饭不可能停止,经济好不好也得吃饭,只不过物价涨得很高。

    现代经济里,大部分经济会受到压力。比如买房子的也不买了,预期很重要。前几年我都预期涨价,就加速购买,一预期跌马上没人买。钢材、水泥场亏损,刚刚波及到实物经济。几个大钢厂都开始报亏损,股市怎么能好得了?大部分的企业都过度投资了。有人说中国经济还不错,再差也是9%以上,那也挺好。问题是去年是12%,一年跌三个百分点就很严重了,是增量的变化,不能只看存量。绝大部分的企业在前三年利润都是增长百分之一百,连续好几年增长,赚钱很多,拿这个钱又投资了,关键是这个问题。要是不投资,买点黄金,那就赚了,那是极少数人,看得清楚的,或者你赚了钱,你存银行。股票开始赚钱,赚完钱之后退出来,很可惜没有人退出来,你把你赚的钱又买了股票。前几年世界都盲目投资,尤其是中国盲目投资严重。

    我今年一听说中国的钢产量到了五亿多吨,把我吓坏了,我没想到怎么这么多,经济是不是过热了。我们解放的时候,中国钢产量几十吨,搞到57年三百万吨,头脑发热搞一次大跃进,指标是一千万吨。想一年把钢产量翻一番,结果大崩溃,加上自然灾害,加上苏联对我们的封锁,连续四年经济掉了30%,调整三年才过来。这一是次大波动,58年涨了18%左右,钢产量翻了一倍,不得不调整,到了61年、60年,经济掉了百分之三十左右,上下波动经济40%,这是一次经济崩溃。

    现在老说文化革命后期那几年经济到崩溃边缘,其实没有。在文革末期连续五年中国经济每年增长3%到5%左右。经济停滞,说明计划经济体制走到头了,要向市场经济转变。不愿意转变,经济停滞下来了,就没出路了,但是没有到崩溃边缘,真正崩溃是58年大跃进那次,就是钢产量一下子到了一千万吨钢,我们发展到后来到2000年房地产高潮刚起来的时候,是一亿吨钢。苏联是一亿吨,后来苏联瓦解了,只有中国当时年产一亿吨已经到头了,世界第一不说,而且占了绝大的比重。到一亿吨钢的时候已经了不得,没想到去年到了五亿吨,那得用多少煤,用多少电,铁路,矿石。大概全世界钢产量加一块,这五亿吨钢占全世界钢产量百分之七八十了。全世界我们看不到,只有中国到处都是建筑工地,起重机在这儿干活。钢铁、玻璃、家具,到外国很少看到有这个,全世界建筑都跑到中国了。再加上出口又特好,四大需求一块上。

    四大需求第一个就是投资,第二个就是消费,说中国人消费还相对落后,但是这几年也发展挺快,现在就消费还算落后一点,然后就是净出口,连续大顺差,去年由于净出口一下拉动经济2.6个百分点。今年一下降低2.6个百分点,总需求就没有了。政府税收也特高,去年股票印花税一项就了不得,这是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是卖地,搞房地产,财政是黑字。财政收入一多,又开始乱花钱,地方政府也乱花钱,政府也花了好多钱,也是大规模投资了。所有企业因为赚钱了,再加上股市好,上市融资,平安保险一上市几十亿就出去了,上市还不够,还要在股市上融资,一融资弄几十亿走,拿几十亿干吗去了?投资去了。我不知道他投在什么地方。投资能回得来吗?我不知道。

    我到浙江一看,空调厂愁眉苦脸,我说怎么回事儿?说今年出口出不去了,人民币升值没有预料到,我说你怎么早不请我讲课,我早就告诉你升值。汇率亏得不多。没关系,我们靠内需,我们空调,是全国十大之一。我就问你,前两年是不是利润翻了一倍,你是不是又扩大投资,只要你没扩大投资,肯定你没问题,结果他脸红了。二把手管出口的,一把手没来。我说你来了,你们一把手还不来啊。我就告诉你,你肯定盲目投资了。他说是是是,我们去年搞了三个新基地,宁波的企业跑到江西搞了基地,又跑到天津搞一个,又跑到四川搞一个,我说你在宁波好好待着就行了,你跑人那去干吗。十大空调厂全都那么搞,就你一个搞吗?其他不都搞吗?生产能力扩大30%,那就是全国空调生产能力在去年一年又多投了,因为很看好市场,两年后经济收缩,空调能卖出去吗?

    通货膨胀幻觉,大家都做梦。什么叫幻觉?做梦神经病,整天吹牛,吹大泡沫。看大片轰炸,看完大片脑子一片空白,社会都是这个样子,这不能怪哪一个人,繁荣时间长了,和平时间长了,房地产七年高潮,股票大高潮,大家都有钱了,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全世界都一样,纸醉金迷。什么叫纸醉金迷?咱们看历史都知道,宋朝就纸醉金迷,让人给灭了。问题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时候,还是照样纸醉金迷,有几个头脑清醒的,除我们几个以外。不是在这儿吹牛,大家可以看非主流经济学,争了十年,怎么说都不行,怎么说都没人信你,我们都写了自己的东西,大家可以看,不是没人说,是没人听。美国叫拉鲁什,德国学派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第二点我们做点理论的反思,为什么有这种情况,理论的误导,学这个东西不对,学这个东西比较片面,有好多假设,有时候对有时候不对,不是说主流经济学有这么几条,第一条叫做市场经济是均衡的,相信市场。这两天还说要相信市场,美国都这样了,小布什都疯了,说赶快救市,呼吁国会通过,国会不通过。表现最差的就是经济学家,美国居然有120个经济学家联名写信说政府不能救市。他们为什么?经济学家是干什么的,捍卫自己的理念,他们为了捍卫自己教科书上的自由经济教条,因为他们指着这个吃饭,他们从小相信这一套,讲了很多年,就相信市场,出了问题肯定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市场经济没问题。市场经济不可能有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搞得还不彻底。所以国家决不能去干预市场,首先就这一条。

    我们在电视台教科书上是不是整天这些东西,不敢说国家干预。其实我们国家98年那次就是国家干预,98年全亚洲崩溃,中国挺住,大繁荣,十年来,就是98年那次我们挺住了,为什么可以挺住,国家干预了,但是不敢说。我们政府还不错,心里明白,那时候朱镕基管这事,在香港禁止投机资本流动,把规矩改了,中国幸免于难,从此大发展。但是这个话一直不敢说,我写一本书,现在已经卖完了。我这本书叫《狙击风暴》,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出来反对,说不许干预,香港是自由市场,股票要崩盘,人民币要贬值,这个事不能管,市场经济决定的。政府干预不行,是共产党专制,极左派,反对市场经济。

    多亏我们这边智慧挺高,包括香港不敢说话,话语霸权很厉害,话语权在人家手里。但是我们偷着干预了,悄悄地干预了,实际上不敢说。后来索罗斯看出来了,两年之后索罗斯做总结,说我冲击亚洲各国,用投机资本冲击他们,一冲一个准,连日本韩国都跟着稀里哗啦倒下来,最后败在中国手里。我非常喜欢索罗斯,他是犹太人,大右派,专搞投机资本的大右派。马克思也是犹太人,大左派,这俩人我都喜欢。为什么?他们都说市场经济是非均衡,大家要相信市场经济没均衡,为什么?因为大左派和大右派俩人看法都一样,这肯定都对,如果什么话只是一边说,这边反对,那咱们可以商量。现在是大左派和大右派俩人一块说,市场经济没均衡。什么叫没均衡,涨起来就猛涨,跌起来猛跌,涨起来没人能管得了,也没人想管,等跌起来也管不了。

    非主流就认为是非均衡的,不能够盲目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市场经济本身不能够那么迷信它,要不反这些东西,国家干预就没有力量,国家干预就没有方向,国家干预也不敢。现在不仅国家要干预,现在全世界国家要联合在一块干预,还不一定管得了。如果再相信市场万能就完了。电视台还是这伙人,现在说的都是一些技术性问题,理论错了,知道吗?

    后来索罗斯看出来了,他说我怎么败在中国手里了,他说我没想到中国政府不守规矩,什么规矩?就是香港自由贸易的经济,英国人积极不干预,共产党97年收复香港,你敢管事吗?这是规矩,敢破一百多年的规矩吗?就这话。实际我们偷偷地把它给破了,但是我们敢做不敢说。98年我赢了,一会儿再讲我们的对策,要打破对市场经济的迷信,现在本来就非均衡,现在到大崩溃的时候是必然的,崩溃起来就管不了,不要以为谁可以管得了,没人管得了。

     现在是1:30的杠杆经济,拿一块钱可以做三十块钱的事,你出了事,你的三十块钱就缩回一块钱。实体经济完全不变,虚拟这块下来就够你受的。货币不流通了,经济不运转了,实体经济马上停下来,在座各位买保险了,你们有搞财务的,你知道一个企业多怕有呆账,这还用想吗?比如说你的企业很好,你的货卖出去以后,买你货的人破产了,或者他没有钱还你了,跟你企业没关系,有需求、有客户,就是没钱给你。说我先拖着,什么时候等我有了钱就给,只好这样了,就等于赊账了,这企业挺好,下一轮生产也没钱了,所以生产也得停下来,这和你自己的生产好不好,还真没关系,质量再好,企业再好,产品再好,钱回不来了,怎么办?所以现在注资,赶快回来救银行,赶快把钱想办法运转起来。问题是发多少钱也没有用,因为大家没有信心,凯恩斯早说了,叫流动性陷阱,就是到最后大家没信心,利率降到零了,还是不动。这不是利率高低的问题,这是信心,谁都不敢干了。你怎么办?

    第二条所谓比较利益,发挥优势,中国劳动力多,搞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我到浙江、广东受打击最大,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最惨,我说你准备内销吗?中国老百姓的消费什么时候能够起来,也是扩张了。对外国出口赚了钱又投资,生产能力太大,全世界一紧缩就卖不出去了,就是多年来的比较利益理论所鼓吹的恶果。

    我在凤凰卫视有两次重要的讲课,去年一次,2000年一次,那次讲刚加入WTO,叫做怎么认识比较利益。我当时说比较利益是存在的,中国确实要发展自己,因为劳动力多,就只能搞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同时国家也必须来扶持高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比如说飞机,比如说火箭,比如说航空母舰,这些只能国家掏钱来干,这不能按照比较利益做,这是反比较利益的,就是国家主导跟市场经济没关系,就是国家拿钱,亏本也干。

    他们说,这是毛泽东计划经济那套,实际证明是错的,中国没有这优势,就拿裤子换飞机,网上的争论是裤子换飞机可行不可行?我说不可行,他们说可行,中国人专做裤子,美国人就专做飞机,两边一换,看我们中国是不是一直这么做。你看天上飞的飞机有一架是自己造的吗?全都是进口的,大家愿意,对消费者有利,进口飞机好。

    我说万一经济危机了,美国人穿裤子有限,两亿五千万人,每年穿的裤子数有钱,再有钱不可能一天换一条裤子。中国把资源都投到裤子,那么多裤子,谁买你的裤子,没有市场。所以你的裤子越卖越便宜,最后人家反倾销,说卖得太便宜。为什么卖这么便宜,生产能力太大,在国内过剩,就得降价。它的飞机老涨价,因为飞机是高科技、高技术,而且中国人大量买飞机。我们为什么不自己造?就应该自己造,多少年自己就不造飞机。中国人能造火箭,难道造不了飞机吗?结果就是不造。为什么不造?学经济学学的。连续三十年都讲这套,包括各部官员,甚至中央首长学的也是这套。虽然他们很虚心,请专家去中南海讲课,问题是:许多专家被美国人洗脑,要不是经济崩溃,什么时候能认识?永远认识不到,还不如没专家呢。朱镕基说什么专家,我就是专家,清华大学我是教授,我是专家,这事我就这么干了,这可能还好点,你要听专家的更完蛋了。专家集体都错了,告诉大家,在经济学方面,西方科学在经济学上有误导,不是说全错,三十年之后整个这套系统失灵,所有的理论,假设、前提条件变了。

    第二点是比较利益,中国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盲目地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为什么发展那么快,一是美国经济繁荣,二是国内成本太低,成本越低是不是利润越高,利润越高,你是不是觉得你很有能力,你觉得你很不错。你赚了钱,是由于你成本低,需求高,你才卖得出去,不一定意味着你的产品有竞争力。其实大多数产品没竞争力。但是都以为自己有,这叫通货膨胀幻觉。你这个产品好卖不是由于你产品真好,全世界通货膨胀,所有的产品都好卖,不是光你的好卖。如果别的都卖不出去,就你的好卖,那就说明你的产品好,这听明白了吗?如果所有的产品都卖得好,那就说明是通货膨胀造成的,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别人也赚钱。就以为自己很赚钱,关键就在这儿。

    所有的人都被忽悠进去了,必然是盲目投资,大亏损还没有到来。上市公司现在还挺好,到年底再看看,到明年再看看,钢铁煤炭资源股大幅下跌,前几年怎么涨这几年怎么跌,这就是经济规律,这就是市场经济非均衡的规律,怎么吹的泡沫,最后怎么吐出来,钱如果不是好来的,怎么赚的怎么吐出来。要是辛勤劳动的还好点。像我这样的我一辈子就辛勤劳动,我现在还能赚钱,比如你们请我讲课,我就得一笔讲课费。经济好不好反正有人请我讲课,尤其经济不好的时候,听的人更多。得有点真本事,跟着瞎哄最后肯定完蛋,因为你本来没那么高素质,发这么大的财是运气,所以大多数得亏回去,也得想开点,本来也不该发这财,这就对了。

    听比较利益听的,中国依靠美国,依靠发达国家市场,过度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现在尝到恶果了吧,劳动力成本低,环保成本,20%不计入,人民币一升值也受不了。国家还可以减免税,还有办法,但总体来说成本太低。前些年就是低成本盲目扩张,现在成本全部上来,又赶上美国崩溃,需求下去了。中国以出口导向,尤其是什么技术的企业,肯定要大规模地限产保价,缩减生产规模,缩减生产之后GDP肯定下来,但是物价下不来。所以中国进入几年停滞膨胀,物价下不来,经济速度往下降。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是七上八下,7%到8%徘徊几年,用国债修马路挺过来,2000年之后是房地产大高潮。这次经济从12%调到10%以下,明后年还要降低。当然能保持到7----8%,不错了,毕竟还是正增长。从12%到7%,多少企业要亏损。我看到一个企业,老板先知先觉,雅戈尔,是宁波一个插队的知识青年,搞衬衫赚了钱,前几年做房地产,好多企业都是靠房地产,你说它是衬衫厂,其实做房地产,买股票,都是那个赚的,雅戈尔企业的老板做事超前,赚了钱就走了,这样的人少。

    市场经济经济很残酷,90%的人都亏,就10%的人有天分,有运气,有技术,跟企业制度没关系,国有企业也好,私有企业也好,都差不多。关键是一把手脑子怎么样,天分怎么样,非理性的天分,感觉恰恰是非理性的。别人都感觉特好的时候,他就感觉不好。你们都吃喝玩乐特高兴,他说不行,看经济要崩溃,他把东西都卖了,房子都卖了,完了买点金条。他现在跑到美国投资,把美国衬衫厂买来,应该再过两年买就更便宜了。他买的不是美国的次级贷,而是他的竞争对手,他的衬衫厂就发展到美国去了,还贷了美元去买。这老板就行,这都是天才企业家。不是靠数学家搞模型可行性报告的,那在一般情况下有用。

    西方的科学就是有一个假设系统,从物理学来的,前提很严格,发展得特别细,技术性特强。系统如果有突变,系统破坏了,整个系统变成另外一个样,这时候就失灵。理论多少年灌输,第一个叫做市场经济均衡论,万能论,第二个叫做静态比较利益论,我主张的是动态,比较利益要有,需要国家来扶持,我们也可以造飞机,虽然飞机是劣势,我们必须要造飞机,开始造裤子,赚了钱之后不再造裤子,而把赚的裤子钱拿到这边造飞机,开始要亏本,亏本怎么办?国家财政补贴,长期来国家补贴,来创造新的比较劣势,劣势要通过国家的培养变成优势。你们都学过点经济学,骗人东西不少。比较利益是动态的,静态的解释就是中国永远造裤子,美国永远造飞机。

    第三,金融创新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出来俩人,编了一套经济学规律,发展金融要超前,大大超前。货币必须自由兑换。中国之所以相对好一点,就是由于这套金融创新在中国还没搞起来,恰恰由于中国搞得慢,人民币没自由兑换,98年就想兑换,结果亚洲金融风暴一出,多亏我们没自由兑换,我们保住了,前几年又忽悠要自由兑换,我们几个人说打死也不行。还是挺管用的。

    虽然上边不请我们讲课,电视台也不让去,但私下里看我们东西,各种内参都有,人民币不能兑换。我是汇率专家,咬死了不能自由兑换,不能让外国投机资本在中国来回乱跑,。我说了多少年,应该早升值,现在要稳定,加强外汇管制,现在又走到加强外汇管制的老路上去。上半年还有人说人民币一下子大升值,打掉升值预期,那可能吗?越升值预期越厉害,只能停住,反过头来管制外国投机资本。现在管不住,来了这么多都跑到中国,很怕他们跑。我们的股市前一段为什么那么跌,就是外国资本抽逃了,他们去年就不行了。最骗人的就是外国投资银行,恬不知耻还在那儿说。特别是高盛和摩根史丹利是最骗人的,写点报告,上面就特重视。去年都快破产了,他们自己出现了严重的亏损,他们自己知道,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什么事都听几个投资银行的。怎么不听我们的。自己都完蛋了,你跑我们这儿忽悠什么,中国就是崇洋媚外,迷信美国人,迷信投资银行造成的,偷着撤资,在中国赚了那么多钱,去年把自己的股票卖了,中国一开始跌就是这样。他们为什么抽?是由于他们自己在国内出问题了。现在我们才知道,这全都要破产,巴菲特拿钱买了高盛和摩根史丹利股票,支持一下,他们投资上去也不行,指导客户也不成,稀里糊涂钱就这么没了。

    现在忽悠中国人去买美国人的资产,拿中国外汇储备去买次级贷,我们花了很多钱,还抄底呢,抄什么底?你知道底在哪?形势严重就这条严重,中国人被美国人洗了脑子,别的都不严重,就这条严重。这根本的得洗回来,得让我们的人给他们洗脑。大崩溃了,还不认识吗?我告诉你别抽烟,你非抽,最后你抽出肺癌来,还说我得肺癌跟抽烟没关系,是因为我抽烟抽得还太少,那你赶快死吧,那你还等什么,有这么说话的吗?整个国家可以这么说话吗?你还不反思你的理论吗?我告诉你今天变天,多穿衣服,你就不穿,回来你感冒了。然后你说今天我着凉不是由于穿衣服太少,是由于我还没脱光,脱光了就不感冒了?中国理论家的话语霸权就是这样的。理论家他们就是这样,到现在还不这样,不承认自己错了。那就继续崩溃,一直崩溃到全明白了,是理论出了问题,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误导,全世界是美国为首,他们制造的一套,理论是他们自己造的。顺便再说一句,有阴谋论,宋洪滨写了货币战争,美国早有这样的书,但就是非主流,就排在一边,不理你,你说你的,整个决策没得听,其实美国这种书很多。宋去美国当操盘手十年,看美国这些书,综合起来写《货币战争》,去年得到上面重视,风行全中国。就是说犹太人有阴谋,货币家操纵华尔街,这对中国金融安全起了很好的作用。主流派又急了,说根本就没有阴谋,你们这就是极左的文化革命思维,现在的世界都太平了,什么阴谋根本没有,就是市场经济规律,要相信市场。胡祖六专门写文章骂宋洪滨,现在还上中央电视台说,这就叫话语霸权,就是他们永远对。

    学术背后有利益,就是有人想把中国搞垮,想把他的理论贩卖给你,赚你的钱,这是最好听的。所以规律论和阴谋论两个东西不可偏废,又有规律有阴谋,所以老有人问我究竟有没有阴谋,我说假设有就是了,竞争就是谁都想把谁搞垮,总是有人想把你搞垮,任何一个人也有人想把你搞垮,这有什么可讨论的?前一段中国的主流舆论,只谈对外开放,不谈国家安全,只谈经济规律,不谈这里面有些人要利用些东西来算计你,严重地丧失警惕,这是在理论方面重大的失误。

我们有十年社会工作经历优势,你有吗?

    多亏有我们非主流派的存在,跟他们论十年,也是三七开,我们几个人居然能占三分天下,这不错了。我们插过队,战斗能力极强。别拿哈佛大学的文凭吓唬人,你插过队吗?你多过工人吗?当过农民吗?当过解放军吗?三条,你没当过。你有你的优势,我有我的优势,我们知道中国的国情,知道中国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想什么,你在外国念那点书,你有什么优势,凭什么骑在我们头上。

    现在我才体会到,为什么让我们插队十年。搞文革是错的,这么多人都牺牲掉了,我们这批人受到了十年锻炼,现在有了话语权,很多人进了中央,所以说问题不大,这是三十年前小时候就已经有人才储备,就等着你来这一天,全球经济崩溃,方显英雄本色,我们储备三十年就等着这一天,克服危机。这才看出毛主席当年良苦用心。

    从出门大学就当总经理,大学毕业拿了博士,你没有一点实践经验,有能力在国际市场里干吗?这是综合性的竞争,复杂的问题,所以说中国人还可以,中国的政府也还可以。再差比小布什还要强,美国政府不灵。国会不灵,一点事都通不过,哪像我们这边,说通过就通过。民主不够。有危机的时候,中央赶快决策,能拿到议会上瞎讨论吗?都是利益集团,投票通不过。这是中国的政治优势,人才优势。

    第三条中国的经济潜力。什么是竞争,不在于你经济繁荣的时候,你能够跑第一,而在于经济崩溃的时候,你能够保存自己,这才叫竞争,竞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恐龙和猴竞争,平常猴不行,但是系统变了,恐龙适应不了,吃得太多,消费太高,长得太大,又跑不了,又爬不动,还是猴快,猴跑到树上去了,它还能活,恐龙就完蛋了,越大越完蛋。前些年什么都是大的,买房子也要大,汽车也要大,人也要大,胃也要大,现在看,谁越大越完蛋。

    中国的潜力在于我们有稳定能力,发展得慢,出事的时候我们有稳定能力,比西方强。。中国人发展快了,腐败就发展了。要出事的时候,凝聚力很强。真要闹的危机就可以显出中华民族的一些特性,被人家咒骂成保守的,不开放的,僵化的这些东西,反而是我们的优势。比如说中国开放还不够,金融创新还不发达,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这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相对起来总比他们好。他们完蛋百分之百,我们百分之五十,他们完蛋百分之十,我们完蛋百分之二十,反正比他们轻,到最后还是我们有优势。全球化,老有人嫌我们不彻底,想使劲搞,因为中国太大,不能一下子搞彻底,现在,美国出事,我们受美国的影响小,很简单的问题。如果都卷进去,就跟着一块完。中国还有没卷去的部分,所谓内部需求。

    中国经济潜力还有十年的高速发展潜力,是人口增长。中国经济是七十年高速增长,从1949年计划经济28年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我们没有对外掠夺,工农业的比重从1:9到5:5,军事工业和高科技发展极快,民生得到了解决,人口增长极快,有人说毛泽东不搞计划生育,生孩子生多了,增了四亿人,生孩子多是正确的,有增量。很多人说有四亿人口就够,世界最多。如果中国要老四亿人口,中国早就发展了。中国1840年就是4亿人口。到1949年,109年以后1949年是4亿5千万,这一百年就是自由经济,关税5%,人口停留在这么一个水平上,中国经济发展了吗?根本就发展不了了。倒是计划经济28年,人口增了4亿,那时候很穷,就是因为小孩很多,社会得养小孩,还得养老人,人均寿命从36岁涨到68岁。怎么没成就?整个国防全都搞上去了,就是老百姓太穷,且没有个人自由。穷是由于内部积累,我们没有掠夺。这一点和美国人争话语霸权,还就得说,我们的原始积累是靠内部积累,是人民自己做牺牲,我们自己发展。西方发展靠抢别人。这就是话语霸权,没人敢说他们。

    所以这28年过去,就是人口增长,完了到后三十年改革开放,这人就长大了,就做了劳动密集型。所以工资十年不涨,就是由于生孩子生得多。生孩子多好还是不好?经济发展得有增量,中国经济七十年高速增长,是由于人口增长造成的,前28年是计划经济,后28年向市场经济转轨,两方面都起好作用。起来之后,年增百分之十已经55年,七年翻一倍。

    我们可以想想,年增10%是七年翻一倍,计划经济28年就是8倍。市场经济又28年,又到了128倍。到2006年20万亿人民币,经济必然减速,前几年到了12%。后几年7%,是十年翻一倍。2019年中国没经济增长,靠劳动力不行,因为人口老化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因为年轻人储蓄率高,一个人活80岁,前二十年和后二十年都是纯消费者,中间这部分人生产多消费少,才有储蓄。年轻人的社会储蓄率天然就高。人口老化了,储蓄率就不行,技术进步才是最根本的出路,还有15年时间,15年能到什么样子,这是关键。

    现在就靠稳定,靠政治优势和凝聚力要维持稳定,两条就够了,就这两条。中国潜力还有,就是因为人口还没有完全老化,教育已经成功了,别老说政府支持得不够,家庭支持很够,所有人家里的钱都给孩子上学了,靠家庭投资30年已经成功了。中国有基础来发展技术,有了自主创新的政策。没有技术的企业只好倒闭,有技术的赶快搞技术。

    宁波企业如海天,是民营企业,搞注塑机,湖南三一重工是世界一流,这都是民营企业,就搞建筑机械的起重机,和德国竞争,水平差不了很多,这样的企业不怕人民币升值,也不怕劳动力涨价,中国现在劳动力开始短缺,现在大学生,大专生、中专生,硕士生、博士生过剩,工资特低。中国经济要转型,正好转到用技术上,叫人力资本。

    经济不能再停留在搞劳动密集型上,搞资本技术密集型。中国汽车马上就出口,船舶钢铁世界第一,下一段搞芯片软件,航空航天,上去之后带动新的产业。股市主版搞不好,创业版上不去。两次创业版要上,全都是大崩盘。开创业版才能鼓励民营企业上市。技术进步依靠国家,继续引进外资,搞风险投资,对企业减免税,15年把技术搞上去,人口增长潜力已过55年,还有15年,财富大爆发出来,人民币升值,外国资本都进来,中国有的是钱,这时候把东西转到四方面去。第一是治水,第二高科技,第三国防,第四是建立和谐社会,支持贫穷那边。中国有钱,害怕的就是利益集团干政、政府腐败、决策受误导,有重大错误,如果这几条能够干得比较好,中国的经济潜力还是有的,包括我们在座的这么多人,星期日也不休息,这也在学习,这也是教育。中国人还是很勤奋的。

    台湾把电脑工厂搬到广东,说四川工人好,接受劳动纪律训练,现在用大专毕业生,修电脑他们说行,工资这么低,比没文化的工资还低。我说我们家长都亏本了,家长交了那么多学费,挣不着什么钱,买不起房子,还得家里养着。国家有能力,中国家庭也有能力,中国家庭能力来源于什么地方?来源于市场经济吗?来源于美国文化吗?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谁说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是对立的?说下岗6000万工人,都是家里人互相帮忙这么渡过来的。自己的子女,父母给了多少钱,现在还得养着他,你的儿女搞了对象,去买房子,还是家里出钱养着他,这不是家庭的作用吗?家庭就是中国文化的作用,恰恰不是西方文化的作用。中国家庭的作用和文化的作用看出来了,有国学热,实际家庭起了极大的作用,包括乡镇企业,为什么南方搞得好,北方搞得不好,就是南方家族性强,互相有信任,在社会没有信誉情况下,亲属之间有信任关系,北方就比较差,搞起来很乱。南方凝聚力很强,这些优势要把它看成劣势。前三十年跟着美国走也对,现在要纠正,走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中国有人口加教育,政策也对,潜力还是有的。这是第三个问题,经济潜力。

    第四,人民币短期不会再升值,稳定下来,加强外汇管制。

    中国的外汇应该向东南亚,和澳洲集中投资。所以我们老说日本泡沫经济怎么样,实际日本人也没那么惨,也跟中国差不多,日元开始升值特快,是美国和英国压着它升值,升了之后日本也是对外投资,买美国房地产一模一样,结果美国房地产崩盘,日本人亏了。但是日本人这么些年买日本资源很多,日本实际国力多强,我们不知道。实际是零增长,日本在国内15年增长为零,看日本很差,日本国内经济都不增长了,为什么?人口老化了。你们有去过日本的吗?你看开出租车的?60岁老头。年轻的开出租车的都找不着,全都是老人,他们出来工作挺可怜的,我说你们该死就死吧,他们说又不想死。70好几还在干活,因为老了老有病,开支特大。这就没储蓄了,但是日本人储蓄资源绝对很厉害。比如你都不知道在外国买了多少东西,比如买了中国的煤炭,存的核原料,石油存一年。中国只存一个月,他们存了一年,在巴西全世界各地买矿山,买土地。日本资源条件比中国又差远了,他们有长期战略,这是市场经济吗?在市场经济背后是什么东西?是国家力量起作用。包括美国都存了一年的石油,我们就很少。迷信市场。存二十天石油,是中石油中石化是商业用油,完全是市场经济,在中国还有计划经济吗?没有了还骂什么。我看美国日本倒有,都是财政出钱存了一年的石油。日本确实没石油,也没有那么强国力,政府出钱存一半,通过法律强迫企业也存一半,每个企业都必须掏钱存多少石油,这是自由吗?这是国家强制它干的。他们说的是一套,他们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我们不能太天真,他们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后来发现他们自己不那么干,关键在这儿。

    第四点,中国海外投资到哪里去,决不能买美国的次级贷,抄美国的底,两年之后差不多了咱再去。道琼斯跌百分之七八十才差不多,股票可能还得跌。买黄金太贵,所以没什么可买。说句你们爱听的,第一买点国债,干脆存银行。第二,买点保险,说一句你们总经理爱听的话,别说保险也不能买。真没什么可干的怎么办,不能投资,等着跌吧,道琼斯才跌了多少,中国人可以跌百分之七八十,也没看见谁自杀,股票跌了就跌了。美国道琼斯刚开始跌,没到底呢,等着他们跌吧,他们一天天乱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多亏中国股市跌得快,赶上现在跌更害怕,前一段跌过了,基本可以稳住,政府得救市,让信心恢复,我们信心应该比他们先恢复,他们老跌,我们能够稳住。等明年春节以后,外国资本一看中国还行,又过来了,这时候我们开始买股票了。现在套住别着急,明年再说吧。

    我们股市跌得最惨最快,也正合适。我讲了中国好多的优势,共产党和政府的政治优势,敢于不听规则,我们这些插队的人还没死光。中国的家族,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凝聚力,中国的人口年轻和教育的成功,所有这些东西。我们内需有潜力,没到七老八十爬不动的时候,只要政策对头,先稳定后发展,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先稳住再说,各方面都要稳定,就是不动,一动不如一静,现在啥样就啥样,死挺着不动,看它怎么样。恐慌什么?这本质上是美元的危机,美国话语权的危机,跟中国没有关系。中国我们自己还有潜力,所以第四点讲到就是这个,中国人民币升值之后,大量过剩资本,一个是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再有一个就是有钱海外投资要集中向东南亚和澳洲去投,这俩地合适,这俩地有资源有土地,中国就是没资源。这两个地方的污染还比较少,中国的钢铁厂,污染的企业要搬过去再投资。

    佛山陶瓷广东省政府赶他们走,陶瓷企业污染太厉害,让他们迁到广东内地,我说千万不能去。迁到东南亚,他们说没有劳动力,中国劳动力一块去。他们还真爱听。

    都搬走了,佛山,东莞干什么,我说挖一个特大的湖,夏天下雨的时候,把水存到湖里,周围做房地产,环境好就行,企业到外面还可以赚钱,澳洲污染少,铁矿石多,有钱儿女留学就上澳洲,他们特高兴。有的女儿在那边快毕业了,说还要回来,我说别回来了,就在那边娶一个白人,在那儿安家。他说我们家有三套房子,我说赶快卖,趁房价还没跌赶快卖。他说我还有企业卖不卖,我说卖,他还舍不得,趁中国的经济还可以的时候,赶快卖掉,把钱都集中起来,移民澳洲,他说我到澳洲干吗?我出主意,组织一个行业协会,这是厦门的企业家,他挺高兴,组织一帮人一块去,先买地,再办饭馆旅馆,买矿山,最后竞选议员,中国人去多了,一人一票。集中在一个村一个镇,选市长有可能,集中起来到一个地方先选,先把政权选下来,这叫民主,移民带民主带投资。为什么到东南亚和澳洲,要南进,就是由于那边空虚,要把日本和美国挤走。

    澳洲、日本、美国军事同盟,就是不让中国人去。这次对中国是特别好的机遇,只要中国稳定住,中国的需求就是世界的希望,用不着帮助他们。中国自己稳定了就可以了,我们多进口就可以。中国地位大大加强,人民币首先在东南亚成为通用的货币,人民币现在是硬通货,出境了,以后不用美元,做买卖就用人民币来结算,首先在东南亚,完了到澳洲。东南亚是跳板,目标就是澳洲,这才叫全球化。

    巴西那边太远,就澳洲,谁有雄心就到澳洲买地买矿山,为什么要选这儿,还有一个条件,解放军海军要发展,中国的海外投资要在自己武装力量的保护之下,这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这话哪位不爱听?看电视片子全是军人节目,明年还有盛大阅兵,明年强调军事国防力量,保护商人,商人没有国家保护能成吗?跟印度尼西亚似的,想杀你一回就杀你。要集中到澳洲买矿山,以后搞房地产才有矿山,钢铁厂搬到那边,把钢材运回来,中国就没污染了,这都是大战略,二十年之内,我希望有五千万人都能到东南亚定居,千万人到澳洲定居,富人去、穷人也去,有钱人去没钱人也去。贫困人口去了,中国和谐社会提前可以建成,最后一看中国没贫困人口,都成外国人了,我们就没有贫困人口了。

    他们说黄祸又来了,这就叫西方话语霸权,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是黄祸。这世界五百年,世界上就看见白祸。历史上蒙古人和匈奴人打欧洲,他们叫黄祸,跟我们华人没关系。这五百年世界上扩张的就是白种人,建立白人国家,鸦片也是白色的,这世界的白祸要上历史课本。现在整天是黄货论,骂中国人,这就是话语权。

    什么全球化,中国人出去叫不叫全球化?中国人对外移民叫不叫全球化?澳洲为什么不让去?台湾用不着打,三通之后,我们允许台商在大陆的企业反销,台湾经企业垮台,比如在中国大陆5块钱一碗,在台湾有四十家厂子,折成人民币是40元,只要一开放,允许台商的东西反销,那边垮台,垮了之后就知道统一了。

    我们想帮助还不容易,放老干部过去旅游就够了。那边有温泉,旅游胜地。国共两党打了八十年仗,各单位的老干部局有钱,包括你们这些客户,上台湾去旅游。一年一千万人,创造三百亿美元外汇收入。韩国反华,日本难缠,我们封锁台湾海峡一回,断他油路。目标就是亚洲中美日安全保障机制,再加上澳洲,中美日澳安全保障。和平了,我们人口要过去了,他们不能管。

    四路大军进东南亚和澳洲,污染企业,贫下中农,劳改犯,最后是解放军。打完还是和平与发展。世界危机多严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到东南亚买地,到澳洲买矿山,美元崩溃换一种货币,搞易货贸易,拿背心裤衩换澳大利亚矿山羊毛。货币不稳定,干脆咱们以货易货,只要稳定下来,拉动周边,我们投资就是往这方向走,不能乱投。西伯利亚去一些人种地也行。

    说到这儿,好像是虚无缥渺,应该马上实行。其实已经在干了,跑到东南亚买资产。国家战略,实际上我说的不是胡说,我相信我们国家会这么做。比如说我们修了一条从曼谷到昆明的高速公路,我们过剩资本在那儿修高速公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力量要南进,为了保障我们的资源,保障未来经济发展,过剩资本现在还有,不能投到美国金融市场,要集中往这方向走,私人投资一定跟着它走,这是大战略。

    还有一条治水,内需干什么?治水。把水利修好了,水周边就是房地产,还要搞交通,可以发债券,治住腐败,现在地方政府不能发债券,可以发建设债券。政府财政收入很多,这两年很快下降,因为企业不好,对企业还减免税,还有对居民发物价补贴。可以发国债,中国国债还少,跟98年一样,发三年国债,修了机场跟高速公路,还要大修,山东省现在已经修到了每个市都有小机场,美国一个洲三百多个机场,再做飞机,高速铁路。从香港修到深圳,从深圳修到广州,香港房价暴跌,香港人不愿意,这是利益集团。修了之后,香港的人会住到这边,北京和天津之间,上海南京之间修,大城市房价涨不上去,我认为还会跌,但是城铁两边,高速铁路两边房地产可起来。

    我不讲房地产,一个是交通,还有大量基础设施还要做。

    第二,治水,水利设施还要修。因为做房地产必须有水。水北方最严重。我们北京市还有一个大需求,我们看图,大运河那个是东线,从丹江口调到北京以后一吨水十块钱,所以北京人这几年赚钱差不多了,后几年就该消停消停了,北京的基础设施差不多了。以后重点不再北京了,搞建筑的就得琢磨到外面干。在北京一吨水现在三块七,到后年就十块,会有循环水出现,现在的楼都要改造,改造成为循环水,就得反复用这水,这也是工程。每家都得出钱,政府也得掏钱。北方就是没水,用这么贵的水,就必须得有循环水的设置,这是内需。

    还有一个大战略,上游不修水坝,下游修水渠,修水坝之后,不仅是破坏环境,而是水速度慢,好像货币不流通,水也不流通,污染很重,水就没了,上游水库修太多了,这也是学西方的思维模式搞的。美国已经认识到,开始炸大坝了。中国这个思路要转变过来还有潜力。就是在下游修湖泊,很多地方都有矿,都挖光了,矿山已经开完了,这些地方也没人住,修成湖,在下大雨的时候把水存起来,不能让水流到海里,要蓄水,湖泊是主要的,树,森林和草原,沼泽。主要是湖泊,用水渠贯通,南北要修非常大的水利设施。南方下雨就往北方调水,北方下大雨就往南方调水,怎么叫没有需求?不要老想着为美国人做背心裤衩。中国的需求大了,钱也有,劳动力还有,现在不干,十年之后挖湖的人都找不着。

    就是政府缺乏组织能力,今年地震之后,我看社会的组织能力可恢复,可做一些大工程,就是要做横贯南北整个水渠网,要把它大修,修完之后自然周边可以做房地产。包括山区贫困人口都要迁出来,以后不住在山区,拉出来挖湖,挖完湖住在湖边,送它一块地,挖三年湖也不给你工资,怕工头给贪污了,干脆不给钱,出来就算了,挖完湖就给你们家一块地,就可以盖房子了,大概是这样。这需要什么样的组织能力?有些私人有钱的,可以把湖卖给它,中国所有的湖泊现在都需要挖,河北的白洋淀早就没水了,还有山东的微山湖,梁山泊都找不着。

    水最多的就是湖北,广东人还是有眼光,把湖北的地全买下来。湖北省有1700个湖,占湖北省面积70%,这几年剩了300个。缩了一半,整个中国湖泊快没了,都很浅,应该从两米挖到十米,这样夏天下大雨把水存到湖里。挖水渠往北方调,就干这活。我们北京人要准备让水价猛涨,我们北京人享受便宜电价,但水价涨到十块一吨,青岛、烟台、大连这些地方用海水淡化,淡化海水之后用,北方就没水喝,极其缺乏。启动之后我们的环保问题,农民问题就好转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物价问题。物价下不来,不可能把物价弄得很低,因为企业限产保价,不能破产那么多,经济下来了。现在煤价、钢价都大幅度地跌。跌得太惨也不行,企业不就倒闭了吗?国家会有政策限产保价。农产品这块肯定下不来,粮价还要涨,水价也要涨。粮食在中国不够吃,因为饮食结构在升级,中国还有70%的农民还没有吃肉蛋奶酒,他们如果吃这个,要耗八倍的粮食。好多北京人爱喝啤酒,每天喝三瓶,现在喝两瓶,然后喝一瓶。肉、蛋、奶、酒耗八倍粮,是因为农民还没有吃,他们要吃粮食怎么会够。大城市周围好耕地做房地产,停车场,没有地方去种粮食了,能有地方种蔬菜就不错。种粮食只能放在中部地区,沿海地区基本没有,大城市周围没有地,在中国沿海地区挖湖养鱼,耕地就没了,变成湖养鱼吃鱼。进口粮食,吃鱼。上海一带吃的大米都是北大荒的,东北往南方调粮食,南方都不种粮食了。今年粮食价格,国家收购价要大涨,让农民种粮食,中国现在大量进口不安全。自己粮食产得多才可以。多亏今年我们国家粮食丰收,要不然我们粮食一下就突然紧张。物价还稳得住,但是长期粮价要涨,不涨没人种,主要是这个问题。

    城市人要准备有长期的物价上升,这已经不是经济总量问题,是经济结构问题,要补贴穷人。物价该涨还得涨,收入跟着涨。有一部分人收入涨不了,政府补贴城市贫困人口,这一条很难,这不是市场的事,这是政府的事,政府的能力要提高,通过民间组织还得加强调查,不知道谁家穷谁家不穷,有时候不可能知道。

    发补贴,来几个老头老太太,说我特别穷,就补贴他了。实际你要一查,他儿子是太平洋保险信公司总经理。你说他穷还是不穷,不知道。我富,我爹妈穷,怎么说。就得调查,第二职业多,不知道穷富,在外国搞福利国家垮台,就是这个原因,补贴东西太多,政府的财政承受不了,不是容易的事。要求政府把工作做好,就得调查谁是真穷。

    北京市还有四五百万农民工怎么补贴,这也麻烦。不能只补贴市民,五百万还有外地人在这儿干活,怎么办?挺麻烦。有些基础的东西不能涨。比如地铁。公共汽车不错,北京公共汽车很便宜,受益者很多,特别是大学生,大学生现在相当困难,出来都坐公共汽车,汽车挺便宜,不能涨价,得补贴公共事业,它是大多数人都受益,有钱人打出租,买车。没钱坐公共汽车。不能什么都涨,涨完之后再核定补贴,这不行。

    公共事业这部分压住不能涨。食品没办法,包括冬天暖气、用水、用电,可能实行双价制度,市场经济一轨,计划经济一轨,限量。以后用电,每家都得安电表,每个月可以平价电,政府补贴,可以用十度,十度以上就高价。用水,给你们家安一个水表,吃饭的时候用,这个水管里的水便宜,只能够一天用一点,用多了就没了。到做饭的时候12点开水管子,做饭做到12点半,其他时候还没有。穷人至少能喝,做饭。至于洗澡、养鱼,打高尔夫,那就给涨价,你不是有钱吗?你有钱照样可以花。这是结构性问题,利率没有用,需要政府做很细致的工作。食品每年都要涨,不能涨太高太快。说5%和6%,就是这个数。

    提问:请问防止外国资本有哪些机制?

    杨帆:控制投机资本,实际很难控制,投机资本在中国控制不住,来得特多,现在就怕一块走。如果美国哪天使坏,突然把利率提高,这外国资本突然回去,这事也麻烦。所以我们要应对万一我们出大事的时候,要实行严格外汇管制,不让它走。想一块走不行。你来也管不住你,走的时候尽量还得管住。外汇管制已经很严了,很多人把美元汇到国内,银行不让存。

    外国投行撤资,中国股市暴跌,外汇储备还是增加了好多。从哪来的?外汇管理局从海关核查出口,影响出口也没办法,看看出口是不是下降。很多企业找本地政府做担保,本地银行先贷款做定金,先出口以后,拿了出口单子,外面的钱才能汇进来,证明赚的钱是出口的钱,而不是外国投机的钱。现在国家都严到这种程度,没法再严了。严到这程度还不行,不知道钱从哪来从哪出,这是很大的危险,要有应急措施,坚决控制投机资本。

    未来中国经济形势怎么样,哪些产业有潜力?现在别着急再搞可行性研究了,买点国债,买点黄金,买点保险,养好身体,锻炼锻炼身体,看看情况再说,我相信中国是最早一个可以稳定下来的,如果真有钱的人就可以策划,去考察澳洲和东南亚,先做点考察。

    提问:现在还有几项税没收?

    杨帆:遗产税肯定要收,对很有钱的人,他们老怕受剥夺,其实没有这可能性。遗产税涉及到大问题,要清查房地产,用真名字。肯定有一次大规模财政登记。北京人还有一笔浮财,市政府还没收。就是出租房子的税收。出租房子也是交易,好多东西没进入GDP。中国经济掉下来,从12掉到7,掉到8,还可以上去。政府说,今年开始出租房子开始收税,出租房子得登记,这样GDP就涨了,原来都有没算。所以中国潜力还有,包括税收多。

    广东特厉害,民间有钱,政府有困难的时候会收这些税。要收遗产税,要收高额累计所得税,调整贫富分化,要不然内需起不来,前些年鼓励少数人富裕,现在转过来,这也是全世界的趋势。因为前三十年为什么鼓励少数天才创业,为什么干这个?就是由于要技术创新,全世界需要一次新的科技革命,需要鼓励能创新的这些人,只要有什么创新,发大财有鼓励,风险也高。所以全世界都是这么一个思维,社会主义很不吃香,鼓励少数人冒尖发大财的思想,是由于需要科技革命,现在科技革命在美国已经完成了,一个IT一个生物科技,所以已经完成了,西方向平等方向转化。民主党是左派,拉美国家左派都上台,中国像我这样的也上不了台,就是因为中国还有创新能力,还得鼓励企业家,鼓励那些能创新的人,我们还有这一段时间,也不能太平均了。

    主张社会主义,或者叫平等主义,就是由于创造以后要有市场,财富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就没市场。我就讲市场经济,大家都没钱,谁买房子,谁买东西,谁买车,必须让中产阶级赶快起来,很穷的人也必须能够得到最基层保障,这都是创造内需,经济规律,不是出于道德同情谁。必须换一个价值观念,这是技术革命规律决定。十七大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路线对,就是要通过税收调整来缩小贫富差距,让富人多交税,补贴穷人,最好是捐。

    一个老板号称30亿,一个特别朴实的老头,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什么都干。我说完了,什么都干以后肯定不成。很少有人把孩子弄到去学科技的,老板这么有钱,大女儿学的国际贸易,二女儿学的国际金融,还有俩男孩,我说赶快学IT和生物科技,他说很可惜,这俩孩子都不念书,养着这俩宝贝儿子,什么都不干。女儿倒挺好。我说为什么要学国际贸易,他说学贸易可以赚钱,我说你老爷子就贸易赚三十亿,是什么学历?他说我没学历。想赚钱做贸易不用上学啊,你们是不是觉得挺有意思。

    搞贸易赚钱不用上学,二女儿学金融,正好金融崩溃有什么用,真正用的是用科技,你的孩子能够接你创业,聘技术人员,不可能把权利都交,完全不懂不行,前三十年暴富的这些人,由于没有技术,基本退出生产领域。搞风险投资,懂技术的人行。我在广州开发区看了四个,都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有一个人搞生物科技,就把羊和猪养了好多,把它们的关节韧带移植成功了,这属于生物科技,生物制药、转基因,农业医药大规模改造。生物科技我们很生疏,其实是最先进的。IT我们比较熟,IT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市场,哪怕孩子学能修电脑,这都有饭吃。这东西在中国刚开始,所以市场非常大。所以现在这些人,如果自己子女不掌握科技,是要退出,你只能买股票。你买一个高科技的股票,用这个办法投资于高科技,你们家如果很有钱,不可能自己去搞,你只能选高科技去买股票,不知道谁能起来,我就不知道了。有一个办法闭着眼睛全买,所有高科技股票看差不多都一样,花一万块钱,要一亿的话,一样十万买一百支,全能买下来,千万别看,就给你儿子留着,二十年以后,比如你买一百支,有95个全都倒闭,5个哪怕有一个涨一千倍,投资风险就差不多,按这个概率这么买下来,未来高科技的东西。资源的东西现在很明显,世界经济是衰退了,资源肯定跌价,现在真想买看看高科技的东西,真有前途,比如太阳能,这些东西买了长期放着,因为必定要做,国家政策是必定要做的东西,太阳能电池比如这种都可以研究。因为大建核电站中国不太可能,西方已控制世界釉资源,人家是国家主义。中国搞那么多核电站,不会有太大发展。比如说用风能、太阳能,这样的东西会去考虑。这样的产业是可以的,大概是这意思。

    关于中国银行资产被贱卖,每回把股市弄得很低,贱卖国有资产,其实中国国有资产很值钱,怎么不值钱,这就是理论误导,非说国有的东西不行。因为股票我们知道,未来的预期,资产价格取决于预期,不是取决于现在的价值,老说国有企业不行,把股市打得特低,低价买股票,比如说中国的工商行,包括大保险公司,其实都不错。最好是农业银行,农业银行比花旗银行保险,你们信不信?这话现在就信了,美国现在靠不住了。

    农业银行支行和营业点布满中国,土地资产有多少?地皮值多少钱?别整天说中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什么有都差不多,中国的银行是最好的银行,评估起来最差。怎么会差?这几次都贱卖,多亏农业银行没上市。工商银行卖给他们一块钱一股,赚多少钱走的?之后股市好的时候,涨到七块,去年又给卖了,现在又跌回来了,他们就看这个,他们能够操纵中国股市在里面赚大钱,我很奇怪他们怎么亏本,他们在中国赚钱太多了,他们怎么会倒闭?我都觉得奇怪,投资肯定赚了大钱,把钱弄走了,让公司倒闭,投资者股东肯定赚了大钱,他们在中国赚得太肥了,大家应该有警惕,这些东西我们有很大失误。

    提问:您对未来觉得做什么行业比较利好,什么该买什么不该卖?

    杨帆:想买黄金错过机会,现在就算了,自己的钱放着存款。如果儿女送到澳洲去读书,把钱花在这儿上,以后投资移民在那边买地,真有钱干这个。黄金珠宝这些东西,没多大用处。有钱少买点。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全世界也不至于到什么程度,虽然很严重。但是我开始就说,国家调控能力强,编的那套经济理论,其实美国人自己不信,他们是来骗我们的,真到动手的时候,还是有办法。因为他们自己不信,1929年到33年他们真信,信市场经济万能,股市崩盘他们不管,导致全球经济掉50%,全球工业跌50%,现在肯定不会这样,不可能到这种程度。美国日本知道要害在哪,没有真正信他们自己说的,跟那时候不一样。

    现在就是中国有人信他们说的,只要我们不信就成了。我再介绍一下我两本书,一本书是《透视汇率》,还有一本书最新出的,《改革开放与宏观经济稳定》。

   (此文为杨帆在《乌有之乡》的讲座文稿)

 


发件人:<li_xianyuan@sina.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6 06:45:1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L: 这是拙文最新修改版的新浪连接:兼跟王小东文章《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商榷,毛派说:抛美债、惠国人、把"社会动乱因素"还给老美

抛美债、惠国人、把“社会动乱因素”还给老美

李宪源

2008年10月25日

    美国华尔街对外输出“金融毒品”引发的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正向更为深广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衰退萧条方向发展。

    声称“私有化产权”可以确保最佳投资责任、“市场无形之手”能够确保“最佳资源配置”的中国主流派人士,至今仍用“监管不力……”之类皮毛之见,代替对危机的客观深入分析,阻挠妨碍有效应对方案及时出台。相比而言,《中青报》所载王小东文章《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绝不仅仅限于华尔街》,从美国“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历史性转换的角度,分析危机生成原因,无疑更具启迪探讨价值。本文重点讨论美国为何实施这一转换的深层原因及其前景,进尔分析论证:为何必须通过“抛美债、惠国人、把‘社会动乱因素’返还原产地”的做法,才能使中国摆脱极为不利处境,真正可能开创一个“新时代”?

    据王文分析,确保和加强产业实体经济,对争取维持一个国家繁荣富强是如此重要,美英政府历史上也曾为此做过巨大努力。那么,是什么不可抗拒的巨大因素和力量,促使处于“资本全球化体系”中心地位的美英等西方工业化强国,不仅非常自愿地、而且极为积极甚至接近疯狂地,先是把大批“产业经济”转向率先热诚拥抱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拉美大陆,而后又大规模转向中国及其东南亚周边国家的呢?

    要实事求是破解这一历史性转换原因的钥匙,或许,还须回到重新引起西方青年强烈兴趣之《资本论》的关键论述中去寻找。马克思深刻分析总结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基本社会矛盾,一是资本必须把不断追求自身增值,作为基本生存目的;二是为实现这一生存目的,必然导致该制度自身无法化解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根本性矛盾。这类不可调和的矛盾,又具体派生了曾造成资本主义世界风雨飘摇一个世纪的三大致命性矛盾: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二、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尖锐矛盾。三、资本主义生产能力无限盲目扩大趋势同劳动群众支付能力不断缩小的尖锐矛盾。

    “苏东阵营”的全面垮台、中国决计“跟世界全面接轨”的历史性转向,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首次获得了打破马克思上述科学结论的极佳机会和现实方案——通过建立“资本全球化”世界经济发展合作新体系,以美国为“体系中心”的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把最容易生成积累上述“三大矛盾”的实体产业经济,尽可能转移到作为“体系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去。其辉煌成就,就是把在拉美和目前中国反映极为充分的上述三大矛盾,像“社会重磅定时炸弹”一样,外加巨额资源消耗和西方民众无法忍受的严重环境污染,非常有效地转移出了本土。同时这类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更给实现资本增值要求,带来了在西方本土无法想象的超额利润。

    拉美国家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左翼运动,中国年均六万“群体抗议事件”、空前恶化的社会治安与数量激增的个体民众“极端事件”,反映上述第一类社会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激化。中国中小企业经营生存困难、倒闭数量剧增,是第二类矛盾的生动体现。中国老百姓实际支付能力不断萎缩、国内市场长期消费不振……,则是第三类矛盾的现实表现。

    这些人所共知的现象,无一不在有力证明:在美国等西方“中心”国家的资本,遵循永恒不变的自身增值需要,带动整个“产业实体经济”向“边缘”疯狂扩张转移后,马克思所预见之西方资本主义一切血腥野蛮属性,种种威胁国家安宁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动乱因素””和深层次利益冲突,都无可避免地出现在被转移的国土上。

    离开了上述并不难以理解的总体事实分析,就无法确切认识把握,美国等“中心国家”为何向中国等“外围国家”全力转移“实体产业”经济?它们通过控制金融业“虚拟经济”和销售渠道,确保取得“实体经济”最大红利、而把最低限度再生产资金留给中国,这样的做法,对资本和实体产业输出国到底是十分有利、还是非常有害?面对当今空前危机,西方考虑拟议中的各类应对改进方案,会趋向继续加强、巩固、完善这一既定“全球化”经济分工体系和利益分配格局?还是返回在国内重兴“实体经济”老路?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要想搞清楚这类问题,我们或许必须首先清醒把握两个最基本的关键:

    一、基于中国与美欧国家在现存“全球化体系”中所据“边缘”与“中心”、“利益输出”和“利益攫取”之不同位置,共同商讨应付全球性危机方案也好,重建“新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结算体系也好,各自追求重点和利益关注,必然无法一致,冲突在所难免;而决不可能会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二、强调中国立足发展“实体经济”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必须满足两大基本前提:1,根本打破现行“全球化国际分工体系”、确立人民币在世界金融体系中重要结算地位。2,自主掌控中国造“实体经济”产品对外销售终端。如果离开这两条,满足于“西方老大”做出某些安抚性的“依附型”改良修正,这些年来充任“血汗打工仔”角色的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越厉害,所付资源消耗、承担环境污染的代价和利益损失,就会越严重!所得到的实际收益,就会越微薄!中国将以持续收进巨额“美元白条”之形式,在纯粹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老路上,继续“一条黑”地走到尽头。

    没有上述清醒认识,盲目肯定甚至夸耀这些年来中国“血汗打工仔”型“实体经济”的伟大成就,就不仅有“打肿脸充胖子”之嫌,并将错失中国因“歪打正着”而拥有巨额美元资产构成的“重新洗牌”良机,使“世界必须重开一条新路”的迟到认识和奋斗目标,成为遭人嗤笑的一句空话!

    站在美欧决策者的立场分析危机产生根源和今后改进方案,他们会重新搬回有助于成功对外转嫁“三大矛盾”的“实体经济”吗?几无可能。这不仅是因为西方国家绝对无法承受“实体产业返回”必然发生的巨大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之代价,也无法在承担类似西方几大汽车制造公司平均工资水平同时、满足资本增值需要。而最最要命的是,为确保资本主义制度苟延残喘之头等大局出发,绝不可能容忍几乎已被消灭殆尽的强大产业工人阶级,重新出现在他们身边,从容执行“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西方舆论所以能够自信宣告并让大多数民众相信“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对外转移实体产业经济,大规模消灭产业化工人阶级队伍,乃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釜底抽薪手段。这跟美国是否“已经衰老”、中国是否“仍然年轻”之类猜测判断,完全无关。简而言之,美国资本家既不敢把一支重新召回的工人阶级产业大军,打回历史性“血汗打工仔”的工资收入水平去,但要维持目前残余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又根本无法满足资本增值要求。

    这些“中心国家”余下的选择,就是面对经济全面萧条危机和内部阶级矛盾必然激化之现实威胁,是否重返社会主义色彩强烈的“罗斯福新政”?对“私有产权”虽然极为明晰”、却被现实证明“产权约束”和“无形之手”完全无效的“自由化市场经济”,是加强国家干预力度还是继续放任?会不会一定程度地“杀富济贫”,以缩小贫富差距,维持社会基本稳定,避免穷人起来革命造反的风险……?

    但即使主张对内缓和阶级矛盾的“开明派”主张取得上风,在处理跟“外围国家”对外经济关系时,同样采取缓和矛盾的“开明性”可能,却几乎没有!因为这两组相互交叉的矛盾,本身具有尖锐对立性质。要缓和国内矛盾,就不得不“紧张”对外矛盾,掠取更多外部资源来满足缓和国内矛盾之财务需要。反之,要减少对外利益掠夺,缓和对外矛盾,就必须以加剧国内矛盾与紧张状态为代价。

    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离开毛泽东主义的价值评判,而完全站到中国民族主义或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衡量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利益走向,也只可能有一个结论、而绝无第二个结论。这就是:——谁能有效向国外输出转嫁国内矛盾与危机,确保本国社会人民安居乐业,谁就是合格的国家领导人!反之,则不仅对不起这个民族,对不起广大平民百姓,也对不起该国大部分资产阶级老板。国难当头,东三省虽无沦陷,中国大半壁金融外汇资产三十年“血汗打工”收入积蓄,却已经几乎或实际沦陷它手。21世纪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依据这样的严酷局面和现实思路,来认真推动之,积极组建之,全力扩大之。

    站在美欧资产阶级决策者分析总结危机产生根源角度看,“次贷危机”的生成原因,不会是王小东所认为的那样,是“美国广大的老百姓……不干活却偏要买大房子。”也不会归结为有大批低收入甚至无收入阶层,不自量力地对房地产进行大规模投机性炒卖所造成。他们之中是否有人会认识到:只要美国制度不允许把华尔街经理阶层乃至全国庞大资本家经营阶层的收入,长期(并将继续)维持在高于美国最低工资上百倍甚至几百倍的水平上,而严格限制在不高于二十倍的水平上,全体美国人民完全不需要华尔街发明创造任何“金融毒品”类新兴业务?也不根本需要对外巧取豪夺、穷兵黩武,就人人都能过上丰衣足食、不愁吃穿住的幸福生活。依靠现有国家制度确保维护之利益攫取人为造成的入不敷出金融危机,也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生成危机的根源性探究,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央机关报上,都尚未出现;要让奥巴马之类“粉红色”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有此认识,自然未免要求太高。

    而作为中国客观理性的思想人士,则必须注重美国这些年贫富两极分化剧增、中产阶级数量剧减这一社会基本面。换句话说,曾得到美国政府和资本财团总体有力支持配合的“次贷业务”,在持续上升发展阶段,并不似某些媒体和分析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有一个使美国人民收入普遍提高的过程。恰恰相反,这一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之社会基本面的客观存在,只能说明一点:即使美国通过对外转移实体经济并从中收取巨大收益红利,即使美国可以把中国产品收益的90%占为己有,再把10%留给中国“世界工厂”部分中的一大半,通过大印钞票、大卖债券和美元贬值等“白条”做法和掠夺方式,截留在美国财团手里,但仍然无法满足美国资本增值的需要,更无法挤出必要份额以减缓美国贫富两极分化进程。而必须利用发展“次贷业务”之类“金融创新”,既为资本增值提供了全新机会,又给几近绝望的美国中低收入阶级重做“美国发财梦”的机会。这两种紧迫现实需要,才是推动“金融毒品”粉墨登场的决定性力量。

    当然了,这也是美国形式的一种“讲政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在总体上有多么不合理,一百个美国穷人中,即使有十个人被送进监狱,五个人流落街头,其余实际收入每况愈下的勉强度日者中,只要有一、两个人因为倒手“次贷房屋买卖”侥幸发财,就足以证明这个制度仍然存有公平赐给穷人发财机会的合理性。美国老百姓从小就被系统灌输的“受穷不能怪社会、而只能怪自身”之主流信条,就能通过这类榜样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巩固强化。

    从上述内外因素去分析,就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乃是通过几百年演化,逐步形成的一个非常老谋深算、考虑全面的完整布局。而不能认为,这样一个庞大体系,竟是几个“阴谋者”私下合计的产物。更不能赞同贴上一个“阴谋论”的标签,就把接近对这一体系欺骗掠夺本质的总体认识,加以武断否定。货币战争,金融掠夺……之类的描述分析,不过是对这一制度化阴谋体系按其本能运作的结果,力图做出解释。而不能把制度化的运作,曲解为几个人、几个集团“阴谋策划”的结果。离开对这种制度性祸害的认识,把板子打在靠举债度日之广大美国老百姓身上,更是不妥。

    对必须服从于这一制度总体利益要求的西方决策者来说,其研究制定今后改进方案的要点,或许有两个选择。或是感觉以前“中心”对“外围”的榨取仍然不够,无法满足资本增值需要和维持本国穷人最低收入的需要。因此在协商制定世界性“游戏新规则”的过程中,变着法儿对外再多压榨剥夺一点。或许,这也不失为推迟或避免下一场危机来临的办法。

    第二种选择,不仅认识到“中心国家”内部少数富人收入太高、广大平民收入太低,而且认识到“中心国家”必须在减少对“外围国家”“利益截留”和补偿相关损失之同时,开大会、作报告,动员本国富人“识大体、顾大局”,主动捐献和放弃巨额收入以增加本国平民和世界人民的收入。也就是说,从此改弦易辙,接受认同“对内和谐、对外和谐”的中国对外宣传思路。

    法、美等倡议的“20国应对危机世界峰会”,近来传得纷纷扬扬。大家不妨以常理和逻辑经验分析,站在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角度,揣测一下以上两种选择,哪个可能性更强?当然也可提出更多可能性,供中国与会者预先参考。个人感觉,期待自身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西方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做出利益退让,几无可能。除非会议邀请者预先应允这类可能性和讨论话题,中国该不该参加这种峰会,都得慎重考虑。

    中国要摆脱困境,从已经遭受的利益重创中脱身而出,反败为胜,其实不靠上述峰会,而靠当机立断的下述行动。

    1,立即规定凡向中国购买产品的美商,一律支付人民币。凡中国对美对外采购,(除特殊情况)一律使用美元。以推动全球货币流转系统产生强大人民币需求,并迫使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所赚巨额人民币大量返回本国,供美国进口商收购用于支付中国进口商品之用,从而有效减轻人民币通涨压力;也为人民币逐步登上世界金融舞台,创造先期有利条件。要适时谨慎调整货币兑换政策。对凡是有利于打破美元金融霸权的人民币兑换,要逐步放开;凡不有利于打破美元金融霸权的兑换,则坚决控死。在此问题上,不能按所谓“国际规则”,实行作茧自缚、自损利益的“一刀切”做法。

    2,对依赖对美商品出口生存发展的国内所有大中小企业,如果美方拒绝用人民币结算,中国政府应按外销价用美元全额收购。然后以购物券形式,供收入低于特定标准城乡居民(包括贫困大学生)以超低价(象征性收费,以防浪费性无偿占用)消费使用。所余部分可廉价投放农村市场,回笼资金,作为国家对农民集体经办农村金融合作社提供的“反馈性”支持。也可考虑与发展农村集体规模经营结合,以华西村、南街村一类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为核心模式,对转让土地经营权的农户,在转让期间免费领取享用上述国家包购“外转内”生活必需品;并接受集体化合作经营土地单位的必要专业技术培训(加拿大失业职工,就可在参加技术培训期间,以同步延长领取失业金的方式,又国家全包培训和生活费用的规定),以整体提高中国农业现代化、集约化水平。

    3,对“外转内”发生严重适销困难类的产品和高能耗、高污染出口企业,或可参照美国收购“金融毒品”企业做法,由国家出资控股或收购、改造拍卖,在确保企业职工收入稳定不变(包括列入上述发放“购物券”行列)前提下,促进行业并购和产品结构调整,国家动用抛售美债所得资金,提供优惠扶持。“外转内”出口企业盈余美元和出售国家收购企业所得美元款项,可以行业合资或企业投资方式,在中国境内回购关键性外资掌控企业、产业,以大幅度提高扩大民族产业国内市场份额,为出口依赖型转回内需市场导向,创造有利条件与后劲。有条件的出口企业,也可以民间资金形式,进入美国和世界各地,审慎收购兼并海外价廉物美潜质企业,吸引招收各类高级技术人才,为长远产业经济发展和产品升级积累后劲。

    4,大量购入国内紧缺能源、粮食和工业原料以增加国家储备。大量引进节能和绿色能源开发技术,以略高于美国公司的价格,对外广泛引进各类高科技特别是军工产业技术人才。

    5,扩大对第三世界重要行业的国家级投资项目和经济发展、科教、文化等扶助项目。以有效增强国际影响力、文化辐射力和“南南合作”关系。

    6,国家应动用巨额积压外汇储备,以沃尔玛等作为明确竞争对象,组建世界范围国营跨国公司,趁西方经济动荡、销售经营困难有利时机,为中国商品出口外销夺回稳定渠道和有利销售收益。

    采用上述方式,就不存在“中国美元储备无处可去”而必须继续购买和大量保持美国债券的理由。央行理应仿效美国惯于“趁火打劫、后来居上”的光辉示范,适时把握节奏,不断大量抛售美元债券。不促成美国债券金融市场周期性恐慌,就不算“以美国为师”的好学生!必须看到,中国抛售美元债券承受的短期损失和长远收益,跟中国仍然依附性绑在美国“金融战车”上换取的暂时“保值”和长远巨大损失相比,根本不是一个量级。中国当机立断大规模减持美元债券和美元货币,将进一步有效削弱美元地位,加剧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内部经济动荡和企业经营难度,从而为中方美元资金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后期进入美国收购兼并中小型潜质企业,争得更好交易条件与机会。

    必须强调:中国用抛售美国债券换回美元包购本国出口企业产品,不仅对确保中国经济增长和国民就业,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和确保社会稳定,而且对解除美国以减少对华进口挟持中国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之要挟做法,具有立竿见影的功效作用。中国低收入家庭廉价享用上述国家收购产品,不仅是对“改革开放”利益受损阶层实行经济补偿,起到消除民间不满怨恨、加强国家民族认同、提高社会凝聚力的作用;也能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达到依靠一般舆论宣传和思想引导无法起到的作用。

    对中国内部而言,这一能够同步解除大批出口企业经营失败后顾之忧和庞大职工队伍担心失业后顾之忧的举措,也使广大城乡低收入家庭享受可观经济补贴实惠的做法,必将极大缓解国内阶级矛盾和社会紧张状况。而对美国而言,中国价廉物美产品大规模“出口转内”造成的供应缺口,将对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开支造成巨大冲击。在“金融毒品”引发经济萧条、企业大批裁员倒闭情况下,这种以“资金紧缺”、“商品供应紧缺”为双重特征的冲击,对美国一向自以为优越的政治经济制度之挑战,或可超过以“商品过剩”为主要特征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从而使美国长期陷入社会严重动荡不安和自顾不懈的衰败境地。而中国对低收入家庭发放购买券的做法,将使美国和世界人民对中国产生强烈好感和强大思想吸引力,从而在国际“软实力”竞争方面,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按上述思路,内外结合,就能把美国通过对华转移实体经济同时转嫁的上述三大基本社会矛盾,行之有效地发回原产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值美国空前金融危机造成资金严重周转不灵之际,面对中国对美采取这一“不愁我货无去路、但笑你们无供货”的战略性反击,美国根本无法重复向其它发展中国家转移投资和商品生产供应基地的传统威胁招法。可以预计,没有三、五年时间,美国等西方“高消费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在发展中国家重建一个达到中国经营规模和产出效率的“世界工厂”。因此在这方面,中国完全不必害怕美国经常重复的虚声恫吓;而应该反过来,以时常减少甚至停止对美供货为必要手段,有力削弱沃尔玛的世界零售业霸权地位。同时要避免“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对“工业七国”中一切愿意配合中国打碎美元金融霸权地位的成员国,不仅确保稳定优惠供货,帮助缓解这些国家人民遭受经济危机打击下的生活困难,而且可以考虑以免付款供货形式,作为在这些国家大型零售连锁企业的投资入股。

    通过以上内外协调配合的方式,无需“伤筋动骨”做制度性大手术;也不必对目前深招不满怨恨的“利益铁三角”既定分配格局,进行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大调整。而只须把目前为美国所用的巨额美元资金,调回本国为自己所用,服务和惠赠本国民众,帮助广大穷人、也扶助陷入暂时性困境急需扶助的实体经济产业界富人,以此有效调和国内阶级矛盾,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凝聚全国上下人心,来推动增强民族科技教育和工农业发展水平。同时,从加强思想精神武装“软件”和武器装备“硬件”两个方面,动用这笔巨额美元资金中的必要部分,自主开发打造符合中国大国地位的强大军事能力。从现在开始,按此路子坚持数年,就不难使中国从目前“全球化”国际经济分工所处极为不利地位,成功摆脱出来,确保民族实体经济产出的主要利益,为本国人民充分享用;而不是以经济“依附”地位,被迫向“中心”不停对外“输血”。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才能胸有成竹地向人类宣告:一个旧的时代真地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美国共和党用七千亿美元挽救华尔街,中共如能抛空七千亿美元债券资助千千万万中国低收入民众,包销国内所有对美出口深受影响之企业的产品,给这些“实体经济”企业以必要转换时间有效建立面向国内市场经营能力,同时使亿万出口企业职工不会面临下岗失业威胁,这不仅是国家对曾经鼓励出口政策之后果合理承担责任,也是证明两党仍然存在本质性区别的一个绝好机会。

    如果硬要坚持:维护美国利益也就是维护中国自身利益,中国利益必须在维护美国最高利益前提下,才能“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地自我保全(有些高官就是这么认为和暗示社会的)。那么,中国的穷人和富人都将很无奈,他们别无它法,只好在美国向中国转嫁的“三大基本社会矛盾”传统框架中,你死我活、拼争生存之道了。包括某些民族主义朋友在内,有人常抱怨毛派思想人士“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太紧”。但像我这样深受“和谐”路线感化、竭力主张把中国国内空前尖锐之阶级矛盾和斗争发还原产地的最新方案建议,会不会被“和谐路线”接受采纳呢?《中青报》等主流媒体,敢不敢公布于众,让所有酷爱或害怕阶级斗争的人士来批评讨论,以落实温总理访美时强调要“加强人民对国家权力监督”的民主主张呢?

    事实会说明一切。

 

 附王小东文:

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绝不仅仅限于华尔街

王小东

2008年10月25日

    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华尔街的五大投资银行全数消失,《纽约时报》在报道这一消失时,称这是华尔街一个时代的结束。实际上,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无论其今后是否能够得到缓解,都绝不仅仅是华尔街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昭示着更广泛、更长远的时代变迁。

一、 金融危机的根源绝不仅仅在于金融,而在于这个国家的实体经济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一些理论家和老百姓都会就金融而论金融,如美国一些老百姓就将其归究于25年前里根总统的金融自由化,病根只追到金融制度。这实际上是倒果为因。实际上,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此次金融危机的起点是次贷危机引发的,就可明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其实相当简单,就是美国人不干活却要住大房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的经济运行过程,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运行过程非常复杂,给了许多学院派经济理论家和草根经济理论家越说越玄的空间。然而,不管他们如何云山雾罩,物理学规律,如能量守恒、物质不生不灭,还是要起作用的,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来。我早就说过,不管你算帐的过程如何令人眼花缭乱、学理精深,美国经济的底线是有这么大的贸易赤字,欠了外国人这么多的债,这就意味着美国人的消费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生产。消费超过了生产,根据物理学规律,这个缺口时一定要补上的。怎么补?一个是抢,一个是骗,除此之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我的这种说法对于那些热爱美国的人或视“儒雅”形式高于思想内容的人会相当刺耳,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诸如“非国际贸易手段”、“金融市场操作”等字眼来代替“抢”和“骗”。但我觉得,“抢”和“骗”其实是更直白,更明晰的,我还将用下去,请那些看不惯的人在想象中用更文雅的词代替就是了)。首先我们说抢。抢是要有胆子、不怕死的,而美国人在这方面的表现一直是平平的: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打仗主要是靠金钱。靠金钱打仗的结果很可能是抢得得不偿失: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上大致就属于这么一个情况。更何况,这个世界上还有与美国并不完全一条心的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核大国,美国抢是可以的,但肯定也是受到种种限制的,在很多时候是力不从心的。抢了之后还有缺口,那就只能是骗了,这就是金融市场操作,也是当下中国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叫做“货币战争”。然而,骗是一件比抢更靠不住的事情,骗人一时是完全有可能的,永远骗下去是完全不可能的。最后骗穿了帮,这就是这次的美国金融危机了。

    这里,比美国更生动的例子是冰岛。这个曾经是无数中国人无限景仰,无限向往的北欧国家,确实靠银行业,也就是靠骗过上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的日子。但金融危机以来,骗局轰然倒塌:冰岛所欠外债相当于它7年的GDP,英国已经跟它翻了脸,冻结了它的财产。过去的外债可以硬生生赖掉,可今后怎么办?要想再进口国外的奢侈品是没有可能了,恐怕只能重新捕鱼吃了。

    我的上述分析肯定让中国的许多爱美国的人感到愤怒。其实,美国人自己也是这么分析的,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贪婪”。什么叫做“贪婪”?想劳而获算不上贪婪,想不劳而获,不劳而大获,就是贪婪。所以,美国人自己说的,其实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只不过我说得更细致了一些而已。问题是,这是美国的什么人贪婪造成的?美国老百姓说:这是华尔街的那些“肥猫”们贪婪造成的。可是,究竟是谁不干活却偏要买大房子,借了钱不还的?就是美国广大的老百姓。房利美的前总裁就喊冤说:实际上是美国国会的压力迫使房利美去购买那些不良房贷的。而美国国会的压力又来自于美国老百姓不干活却非要买大房子的压力。美国一般老百姓又怎么能推脱掉这个责任呢?美国老百姓为自己辩解说:他们自己相当于吸毒者,而华尔街的“肥猫”们相当于毒贩子,是毒贩子引诱他们吸毒的。毒贩子其罪当诛,但平心而论,也完全有可能是毒贩子并没有引诱吸毒者,是吸毒者的强烈需求造就了毒贩子,毒贩子只是在满足吸毒者的需求而已。实际上,美国社会的这个问题是从上到下的,从华尔街的“肥猫”到一般百姓,谁都有责任。而这一现象,生动说明了美国社会内在的问题:它的消费欲望远远超过了它所实际具有的能量。我相信美国能够通过一些手段,如投入天文数字的资金救市,改革金融制度等,来缓解此次危机,但它的消费欲望远远超过了它所实际具有的能量这个问题能够通过这些手段来解决吗?从长远的观点看,绝无可能,因为这是由于美国文明的老朽化引起的,单凭这些手段是很难回春的——实际上,无论凭什么手段,回春都是不容易的。顺便说一句,此次金融危机与1929年的那次有着根本的不同:1929年那次,美国文明尚未老朽化,它的生产能力很强,生机勃勃,危机主要是由于银行的流动性不足引起的,因此,当时的政府如果能像今天这样及时注入流动性,危机本不会太大。今天的这次,从表面上看,对于经济、社会的冲击远未达到1929年的那次,然而,它却是美国文明老朽化的反映,像今天的美国政府这样,只是注入流动性,从长远看,也就是个饮鸩止渴而已——但也只能饮鸩止渴,一个社会走到这了,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

    大多数中国人都往往认为美国是无所不能的,这不仅仅表现在那些热爱美国的中国人身上,也表现在那些反美的人身上。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网间有不少人认为是美国人做的一个局,目的是骗取中国的一万八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他们称之为对中国的“金融绞杀战”。这样的阴谋论可以编得有声有色,所以在民间非常有市场,但这个阴谋论实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说实话,美国真的没有这些中国人想象的那么神,它还真没有这个本事。美国老百姓确实骗取世界人民的金钱先住上大房子爽了一把,但此次金融危机对于美国本身的打击也是极为巨大,现在的情况是银行普遍不能进行贷款业务,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大面积收购银行的所有权,这样一个状况必然会严重打击美国的实体经济,因为生意没有办法做了。除此之外,此次金融危机显然也严重限制了美国在国际上的行动能力——除了朝鲜、伊朗、俄罗斯、拉丁美洲等棘手问题外,美国自己最近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在阿富汗也正在面临失败,而这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

    对于美国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此次金融危机的打击也是巨大的:那些不干活非要买大房子的人先爽后哭就算是活该吧,可许多退休的老人失去了生计,而且这件事意味着美国人,无论是已经老了的还是将来会老的,都无法为自己养老的财产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储存,这将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美国全国为此而心急如焚,这决不是可以装得出来的。更何况,美国真的没有故意要骗中国人的钱的意思(我前面所说的“骗”,实在是无奈之举):在此之前,他们以总统为首的各级官员反复来中国敲门,说他们并不愿意承受那么大的贸易逆差,愿意用实物(当然这里面他们把高科技排除了)而不是纸票来抵还中国的货物;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自小布什总统到各级官员都明确说了,救市的钱首先是用来还外国人的——这里面当然是包括中国的,因为“信用是美国最宝贵的财产”——小布什总统如是说。这当然不是说美国政府是大善人,但一个超级大国的更长远的国家利益不允许它像一个卷款逃跑的小痞子一样行事,却也是实情。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所损失的财富当然也是惊人的。首先,在那些投行的股权是成了一张废纸了,在黑石以及其他地方的投资,我们知道都是失败的。其次是次级债,这是大头,倒并不像一些分析人士说的那样全作废了,既然美国政府已接管了房利美和房地美,通过了救市计划,至少从纸面上,次级债大部分可以拿回来。但是,拿回来的钱价值几何呢?根据《纽约时报》汇总的数据,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加上财政部,为救市已经投入了17000亿美元(联邦储备银行7000亿,财政部10000亿),国会在通过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时,为了取悦选民又附加了10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总数就是18000亿,这还远不能算完呢,这么多的钱花进去,美元的实际价值大大贬损是确定无疑的了。所以说,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实际价值肯定是大大缩水了,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损失十分巨大。但是,造成这些损失的并不是美国蓄意策划的对中国的“金融绞杀战”,而是中国的那些“金融战士”,或因糊涂,或因自己个人的利益,自己送上门去的。

    我不是说这样一次危机就会将美国完全放倒——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就算是衰朽了,也可以维持很多年呢,但这次危机确实使我们看清了美国文明已经开始老朽了,这在一、二百年的时间中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二、 走重生产而废赌博之路,避开金融战争,回归实体经济

    曾几何时,在中国这样一个说法流行了起来:制造业是无智商、低层次的人干的,其结果是费力而好处全被别人拿走,真正的高智慧、高层次是从事金融业,打赢金融战争。他们会举出种种数据,说明中国从事制造业是多么地“亏”。就经济发展战略,乃至人们的价值导向而言,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误国误民的了。下面让我花一点时间,详细说明制造业才是一国财富和力量的真正源泉。

    让我们首先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你天天给我提供货物,给我干活,而我只是给你打个白条,至于这个白条能够兑换我的多少货物或服务,完全由我说了算;这我应该很高兴对吧?但奇怪的是,我很不高兴,我天天到你家去敲门,说我不愿意打白条,我愿意也给你货物,给你干活,最好是倒过来,我给你更多的货物,干更多的活,你给我打白条。这样的场景发生在什么地方?《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吗?告诉你,这就是发生在国际贸易中的真实场景,已经有几百年了;这就是在国际贸易中人们要顺差而不要逆差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思想史上,这叫作“重商主义”。那么,在国际贸易中人们都是君子吗?你只要看一看一个个急赤白脸的样子,就知道他们不是相互让利的君子,而是唯利是图的小人。那么,这样奇怪的事究竟是为什么呢?总不会是几百年来,那么多各国无比奸猾的精英都在犯傻吧?很多人都没有认真想过。我问过我的老朋友黄纪苏,他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他回答说:确实也曾对此感觉有些蹊跷,但觉得自己不是学经济学的,所以就没有往下追索。问题是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用越来越复杂的理论把学生们的脑子绕残,对于这样明显的蹊跷却避而不谈。实际上,这里面隐含着一个人们不愿意拿上台面的利益算计:我今天白给你东西,白给你干活,好象是你占便宜了,但时间一长,就把你养懒了,养废了,而我却越来越强壮,那时,我就可以到你家里去,把你所有的东西全部拿走,甚至把你本身变为我的奴仆。

    我这样的讲法,经济学教科书里没有,好象也是由过于丰富的想象力杜撰出来的“阴谋论”。其实不然,早在二百多年以前,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向国会提交过《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不仅富足,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都是极大地与制造业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国会最后没有通过这个报告,但美国在很长一个时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这个思想前进的。如果说汉密尔顿还没有把我上面所说的这个问题上国与国之间的明争暗斗讲清楚,则英国人是完全把这个问题赤裸裸说出来了。1812年的美英战争结束后,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北美倾销商品,英国国会和政府则在一旁积极支持,布鲁厄姆勋爵在英国下院称:“为了把美国在战争期间产生的幼稚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损失也是值得的。”当然,人算不如天算,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恰恰是由于英国的敌对和战争所造成的对美国的经济封锁,使得美国的制造业成长壮大了起来。不过这里必须说明: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绝不是中国人算计美国的结果——中国的精英还真没这个脑子和气魄,而是美国自己贪婪、自己老朽化、自己不争气的结果。中国让老朽、贪婪的美国过得舒服了一点,甚至帮没什么胆子的他们把剑磨快了一些,他们应该感谢我们才是。有网友到我博客上来,居然想像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是中国政府富有远见的操作,这实在是太离谱了。

    汉密尔顿的思想和美国在青春少年期的实践,以及李斯特的思想和德国青春少年期的实践,乃至后来的日韩的经济思想和实践,都是把制造业放在了一国富足,乃至独立与安全的首位。简单地说,一个国家如果能以生产致富,乃是上策——当然,上上策是持剑生产经商;而开赌场,靠骗钱致富,乃是下下策(如果是持剑开赌场,则可以升到下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出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现在也是一片回归制造业这样的实体经济的呼声。然而,今天的美国已经老朽了,它的国民养尊处优惯了,干不动活了,要想回归实体经济,谈何容易!可从经济活力上说,我们中国正当青春年少,为什么放着上策,甚至是上上策不为,而非要去学美国这样的老朽的下策呢?

    我决不是说我们应该把辛辛苦苦挣来的18000亿外汇储备送给美国人去腐化他们。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钱用在诸如改善人民生活,开发大飞机,发展航天计划,研制核潜艇、导弹和航空母舰上,当然是更好的。现在,这些钱当中的不小的一部分被人家在“金融战争”中骗走了,我们该怎么办?绝不是去打“金融战争”再把这些钱骗回来,而是压根就避开“金融战争”,把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到制造业领域,提升制造业的技术,使中国进一步富强起来。

    走重生产而废赌博之路,避开金融战争,回归实体经济,是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健康经济之路。但美国恐怕走不了,而我们走得了,因为美国老了,而我们还年轻。

三、 在提升制造业技术上花掉外汇储备,把全世界的能工巧匠招到中国来

    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现在就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再发展制造业,挣来更多的外汇储备,不放在金融市场上,不打金融战争,又怎么能够增值保值呢?这个答案其实非常简单:花掉它,当然是花在适当的地方。那么花在什么地方算是适当呢?首先,花在全面提升我国的制造业技术水平,花在航空、航天、新材料、国防科技上。技术研发,可以自己干也可以从外面买。自己干不用说了,我们来说一说从外面买。不错,是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我们的技术禁运,我们可能不得不以高于其他西方人的朋友的价格购买技术,但只要把钱砸上去,有很多技术还是可以买到的:我们要把全世界的能工巧匠都招到中国来,把中国建成他们最能发挥聪明才智,最能得到个人回报的地方。今年我们听够了所谓奥运会实现了我们的“百年梦想”。其实,奥运会哪里算得上是我们的“百年梦想”?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六十多年,几代人前仆后继,所梦所想的是在科技上赶超西方国家,彻底免除落后挨打的命运。其次,花在储备不可再生的重要战略资源方面。我们首先应该逐渐减少或停止出口我们自己的不可再生战略资源,多进口国外的,把它们储备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个人和地方蒙受损失,对此进行补偿就是了。再次,花在扩大内需上面,花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面。这个就不用多说了。把钱花到适当的地方并不容易,但总比挣钱容易。我们把钱都挣来了,花到上述三个地方,就算里面有些浪费,也远强似像现在这样被别人在金融市场上骗掉。

    这里也要回答这样一个疑问:如果我们也同时能够从金融市场上博到钱,把它也用到正确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的回答是,我们还真没有这个本事。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博,中国的有些个人可以发大财,但我们的国家是输定了的:除了打金融战争的能力和经验外,我们也缺乏对于自己的那些“金融战士”的监管能力,制止不了他们花公帑而赚私利。

    在这里,我们一定不能再听那些“金融战士”的忽悠。有些“金融战士”是在台上的,他们在忽悠我们去继续打这个“金融战争”,好让他们发更大的财。对于他们,我们应该问一问:你们过去的成绩如何?你们输掉了多少国家的钱而发了多少私人的财?凭什么我们这次就可以相信你们了?这些台上的“金融战士”我们不妨称为“饱鬼金融战士”。还有一些“金融战士”是在台下的,他们也在忽悠我们继续打“金融战争”,只是那些“饱鬼金融战士”不行,换他们就行了。我认为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他们,这些人是“饿鬼金融战士”,他们上去很可能比“饱鬼金融战士”更糟糕。

    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说:“美国金融市场全部关门了也不妨碍经济发展。本来就是投机,本来就是投机冒险而已,本来就无所谓财富的创造。让股市基金的世界老字号关门倒闭来得更多更快。金融资本的本质也就是剥削和欺骗。至少,全世界有更多的人去种地,盖房子,建道路,搞研究,教书,演电影,开餐馆……。”话虽说得激烈了一点,但大方向是对的。说实在的,就算是芙蓉姐姐,也比那些“金融战士”对于人类更有贡献:她至少娱乐了我们。让“金融战士”享有最好的物质待遇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腐朽的标志。一个健康的社会,享有最好的物质待遇的首先应该是科学家、工程师、保卫祖国的人、从事实业的企业家,其次应该是高超的技工、手工艺人、农艺师、教师、厨师等,以及优秀的演员、运动员、作家、编辑、记者等,因为所有这些人对于社会的贡献都比所谓的“金融战士”大。可惜的是衰朽的美国反其道而行之,而我们又错误地学习了美国。

    再不能听“金融战士”们忽悠了,不管他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不管他是饱鬼还是饿鬼。听他们忽悠,几十艘航空母舰忽悠没了;听他们忽悠,我们的空间站和登月忽悠没了;听他们忽悠,上千万个家庭的房子忽悠没了;听他们忽悠,几亿农民一年的收入忽悠没了。

    我在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金融市场的存在。金融市场存在的原本意义并不是赌博,而是帮助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这是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里说的。然而,从据说是最为“发达”,最为“规范”,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前进的榜样的美国的实际情况看,金融市场并没有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此次金融危机的出现十分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它所起的实际上是劣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把钱投到了不该投的地方去,成了一个骗子横行的大赌场。金融市场还要存在下去,但必须做大的改革。比如说,必须大大减少金融产品的种类,只保留一些对于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最必要的;必须大大减少房贷的中间环节,只允许社会上分散的资金存到银行,再由银行贷给买房人,这样一个简单的线路,就像中国今天这样。

四、 人类原有道路已经越走越窄了,必须开拓出新的道路

    以美国文明为代表的现代人类道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一点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就像1929年的那次危机一样,连美国国内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呼声此起彼伏。我看到《纽约时报》网站上一个网民说:终究还是苏联打胜了冷战,因为美国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中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当然也是欢欣鼓舞。然而,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我实在不相信能回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毕竟,那条道路除了少数几个在贫穷中挣扎的小国之外,已经被世界上的其它国家所抛弃了,而美国的道路则还没有彻底垮掉。于是,中国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又会出来说,回到中国传统的儒家道路上去,这当然是更不现实的。详细论证为什么不可能回到这两条道路上去,需要很大的篇幅,我在这里只能是下结论而不论证。然而,就算美国的道路是“最不坏的”,人类也不可能永远走下去,因为在这条道路上走在最前面的美国经济,仅仅是碰到了这么一点挑战,便风雨飘摇,而人类即将面临的挑战,如化石能源的枯竭,将比此次大一万倍。所以,我们必须开出新路。美国已经老了,恐怕很难为人类开出新路了。而我们的国家,就其头脑而言,目前尚因幼稚而盲从,然而其肌体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正当青春年少,只要头脑能够赶上来,则新路的开拓者非我们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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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官商学结成的利益联盟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经济和政治改革

熊自干

2008年10月25日

   【提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涵义,是特指在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建设社会主义不同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辩证统一,都要既防止和反对僵化、又要防止和反对自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项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 30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定涵义。由于近代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我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避免走大多数人痛苦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选择并走上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工人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分析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代替;最终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阶级和社会差别消失、国家消亡、民主失去政治性质、产品计划经济和按需分配、人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最理想、最美满的社会。

   在这种理论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以实现这种理想社会和制度为目标的实践运动,称为共产主义运动或社会主义道路。我国是在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下走上这条道路的。

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是资本主导,以资为本,以追逐最大限度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经济,必然产生劳资对立和斗争,尤其在现阶段我国资本缺乏而劳动力过剩条件下,如任其自然发展,必然会两极分化,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会沦入受剥削压迫的地位,激化社会矛盾。特别是在当代,霸权主义也绝不会容许我们独立地发展,时刻都以其强大的影响力置我们于其附庸地位。这条道路只会使我们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受二茬罪,甚至会导致内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决不答应的。

    由于改革中对立的两种经济成份、分配方式、运行机制和生产目的、价值观念同时存在,随着改革的深化,必然导致社会阶层和利益的分化,除上面讲的存在改革与僵化矛盾外,必然会有人要把改革引向资本主义,产生社会主义改革观与资本主义改革观的斗争。

    一些人借改革大潮鱼目混珠,把纠“左”变为“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极力散布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鼓吹市场和私有制万能,反对政府调控,甚至要取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的定语“社会主义”。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风集中表现在长期曲解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说他讲改革中不要问姓社姓资。其实,13大报告在提出基本路线的同时就指出:“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

中国不能沦为四分五裂的霸权主义的附庸

    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政权后,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以后,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总结经验,建立起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建立起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时期又创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制度,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都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成熟和完善的,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这就是需要建设与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其本质的实现,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阶级斗争,尤其国际上的霸权主义并没有放弃西化、分化我国,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变我国为其附庸的企图。他们现在的主要手法,就是污蔑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专制(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涵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权,是人民民主制度。

    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标榜为民主国家,但实质是资本和强势集团对权力垄断和操纵的资产阶级专政),宣扬西方的民主制度,企图通过多党制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克隆”苏联剧变。国内也有一部分人,或因利益驱使,或因认识糊涂,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要取消四项基本原则。我国1989年的政治动乱,就是这两股势力掀起的。无论是我国的历史,还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民主导致政治和社会动乱严重影响发展的事实,都证明政治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何况我国如此大的多民族国家,尤其随改革深入带来的利益多元化突显社会矛盾,如果搞多党制,不是四分五裂也会沦为霸权主义的附庸。

    当今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才能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共同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这个真理,通过30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尤其是今年的抗灾、奥运和航天出舱,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认识。所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坚持政治体制改革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

打破官商学结成的利益联盟

    然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人民当家作主是落脚点。随着改革深化,社会阶层和利益越来越多元化,由于政治体制未能保证人民切实当家作主、实际制约公权力的授予和行使,虽然对领导干部进行反复的思想教育和不断加大惩治腐败力度,权力腐败却难以遏制;由于人民群众不能参预和监督改革和建设的决策与执行,从而在有些领域和地方曾广泛发生背离改革正确方向、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尤其是以权谋私、官商勾结,推行以资为本,侵犯工农权益,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法制不健全,以至发展到官商学结成利益联盟,扭曲改革并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甚至导致干群矛盾激化。这些既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和政治社会稳定,又影响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1989年的政治动乱的主要诱因就是权力腐败,其后遗症的影响至今未能愈合,不能忘记这个惨痛的教训!

    权力过分集中、人民不能切实当家作主,既是政治体制弊端的总病根,又是经济体制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和阻碍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原因,那么改革的关键,首先就应从这个根本问题着手,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根本制度,从而也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的本质得以实现。这也是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体制保障。当前的改革方向,首先就应改革过分集中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党的领导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要落脚到维护宪法关于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定,以保证人民切实当家作主。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同切实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使二者相得益彰,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反对和克服自由化和僵化。苏联剧变在政治上的两个最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适时改革革命和战争条件下建立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与政治体制,而以后又滑向民主社会主义,推行西方民主,必须认真汲取这个教训。

   【作者简介】 熊自干 男 1931年4月出生于湖南 中共党员 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开发中心,离休副教授 1980年起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党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学和研究。

   【通信地址】 汉口后九万方三村32号老三栋二单元401 邮编 430019 电话 027-82639740 ,E-mail: xiongzg@sina.com 。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2@gmail.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5 09:22:38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中国人的幸福生活之道——礼

    编者按:钱穆先生说,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在祭孔读经的喧嚣闹剧中,在叶公好龙式的"传统文化热"中,新法家中英文版总编辑翟玉忠先生怀着"礼乐其民"的崇高理想,扛起了复兴中华礼义文明的大旗,阐明了超越所有宗教的人类普世价值——礼的精神——她以内静外敬为基础礼仪规范,以因人情节人欲为基本礼义原则;翟先生关于礼的系列文章会在新法家网站陆续刊出,敬请大家关注,这里只登出开篇部分。

中国人的幸福生活之道——礼

翟玉忠

    礼是什么?礼是中国人社会价值观念(礼义)和社会生活方式(礼仪)的总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没有西方人心物二元对立造成的彼岸和上帝观念,他们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以及现实生活的价值。从心物一元的自然观出发,如何幸福和谐地生活,这是礼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先哲认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为了防止人们野蛮地争夺资源,就需要和谐天地人的礼制。在这种意义上,礼是养人之欲的制度工具,是实现人类幸福生活的"人道之极"。《荀子·礼论第十九》开篇就指出:" 礼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人生来就有欲望,如果想要什么而不能得到,就不能没有追求;如果一味追求而没有个标准限度,就不能不发生争夺;一发生争夺就会有祸乱,一有祸乱就会陷入困境。古代的圣王厌恶那祸乱,所以制定了礼义来确定人们的名分,以此来调养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使人们的欲望决不会由于物质的原因而不得满足,物资决不会因为人们的欲望而枯竭,使物资和欲望两者在互相制约中增长。这就是礼的起源;所以礼这种东西,是调养人们欲望的。牛羊猪狗等肉食和稻米谷子等粮食,五味调和的佳肴,是用来调养嘴巴的;椒树兰草香气芬芳,是用来调养鼻子的;在器具上雕图案,在礼服上绘彩色花纹,是用来调养眼睛的;钟、鼓、管、磬、琴、瑟、竽、笙等乐器,是用来调养耳朵的;窗户通明的房间、深邃的朝堂、柔软的蒲席、竹席、矮桌与垫席,是用来调养躯体的。 所以礼这种东西,是调养人们欲望的。 "(原文: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故礼者,养也。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豸页]、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

    有时英语世界将"礼"翻译成"ritual",事实中国的礼与教堂中的宗教仪式没有太多的可比性。从其在文明中的作用看,"礼"更像"God"(上帝)。在西方"以神为本"的世界里,完美的上帝居于其文化的核心地位;在"以人为本"的中国人心目中,礼居于其文化的核心地位。

    西方宗教是对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信仰,而中国礼制是对生命以及生活本原的崇敬。所以《礼记·檀弓上第三》用封于齐的姜太公家族五世反葬于周为例,说明制礼是为了不忘其本。上面说:"大公封在营丘,传到五世,都返回葬在周地。君子说:'音乐是生于心的,礼也在于不忘根本。'古人有句话说:'狐狸死了、它的头对着狐穴的方向。'这也是仁爱之心的表现。"(原文:大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大戴礼记》和《荀子》都细致阐述了礼的"三本",词句也基本相同,上面说:天地是生存的根本,祖先是种族的根本,贤者是政治的根本。因为没有天地,怎么生存?没有祖先,种族从哪里产生?没有君长,怎么能使天下太平?这三本即使部分地缺失了,人民也不会得到安宁。所以说上事奉天,下事奉地,尊重祖先而推崇君长,这是礼的三个根本。(《荀子·礼论第十九》原文: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如果说西方宗教是建立在超然的彼岸世界的基础上,那么中国礼制则是建立在自然的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它是生活的法则也是生活的艺术。在此意义上,礼比宗教更具有普世价值。钱穆先生就曾指出,不能用西方与一个地区语言风俗相关的文化概念套用中国文化,以"礼"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世界性的。

    1983年7月,钱穆向来台北拜访他的美国学者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这样解释说:"中国文化是由中国士人在许多世纪中培养起来的,而中国的士人是相当具有世界性的。与欧洲的文人不同的是,中国士人不管来自何方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在西方人看来,文化与区域相连,各地的风俗和语言就标志着各种文化。但对中国人来说,文化是宇宙性的。所谓乡俗、风情和方言只代表某一地区。要理解这一区别必须理解'礼'这个概念。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正因为西语中没有"礼"这个概念,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其影响所及地区各种风俗习惯的总和。如果你要了解中国各地方的风俗,你就会发现各地的差异很大。即使在无锡县,荡口的风俗也与我在战后任教的荣乡不同。国家的这一端与那一端的差别就更大了。然而,无论在哪儿,'礼'是一样的。'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比如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征兵、签订和约和继承权位等等。要理解中国文化非如此不可,因为中国文化不同于风俗习惯。"(邓尔麟(美),《钱穆与七房桥世界》,蓝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页)

    在中国先哲看来,礼仪以及礼仪中蕴含的礼义精神指导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礼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显著标志,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所以《礼记·曲礼上第一》上说:" 道德仁义,没有礼就不能成就。教育训导,整伤风俗,没有礼就不完备。分歧争执、申辩诉讼,没有礼就不能判断。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没有礼就不能定名分。学习做官、六艺,事奉老师,没有礼就不能亲近。朝廷的职依品级,军队的管理、官吏到职执行法令,没有礼威严就不能实行。特殊和例行的祭祀,祭品供给鬼神,没有礼就无诚意、不严肃。因此,君子用恭敬、谦抑、退让的精神来显示礼;鹦鹉虽能说话,终究是飞鸟;猩猩虽能说话,终究是走兽。现今之人如果无礼,虽能说话.不也是禽兽之心吗?因为禽兽无礼,所以父子共妻。因此,圣人出来,制礼来教化人。使人有礼,知道自己有别于禽兽。"(原文: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周礼》是对西周政制的追溯,其中春官是礼官,首长是大宗伯。从对大宗伯职务的描述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古代五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尽乎囊括了西周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封建制度下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

    西周宗法制崩溃以后,礼失去了其重要的政治内涵,保留了其社会伦理意义。比如以敬长尊贤为礼义的乡饮酒礼,直到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与英国签订《虎门条约》那一年),清政府才决定将各地乡饮酒礼的费用拨充军饷,同时下令废止乡饮酒礼。为了让大家对早期中华礼义文明有个直观的印象,我们不防将西周五礼的主要内容罗列在这里,仅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1.吉礼。用吉礼祭祀天下各国的人鬼、天神和地神。用禋祀来祭祀昊天上帝,用实柴来祭祀日、月、星、辰,用槱燎来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用血祭来祭祀社稷、五祀、五岳、用埋沉来祭祀山林、川泽,用毁折牲体来祭祀四方和各种小神。用经解割[并煮熟的]牲肉、牲血和生的牲肉、向地下灌郁鬯来祭祀先王,用黍稷做的饭祭祀先王,[以这样的礼节]用祠祭在春季祭祀先王,用禴祭在夏季祭祀先王,用尝祭在秋季祭祀先王,用烝祭在冬季祭祀先王。(《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宗伯》原文: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沉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

    2.凶礼。用凶礼哀悼天下各国所遭遇的忧伤,用丧礼哀悼死亡,用荒礼哀悼饥馑和疫病,用吊礼哀悼水灾和火灾,用禬礼哀悼被敌国战败的国家,用恤礼哀悼遭受侵犯或有内乱的邻国。(《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宗伯》原文: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禬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

    3.宾礼。用宾礼使天下各国相亲附:春季朝王叫做朝,夏季朝王叫做宗,秋季朝王叫做觐,冬季朝王叫做遇,无定期地会合诸侯叫做会,天下众诸侯国都来朝王叫做同,无定期地[派卿]慰问王叫做问,[每十二年中有三年]众诸侯[派卿]看望王叫做视。(《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宗伯》原文: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覜曰视。)

    4.军礼。用军礼协同天下各国:大军出征之礼,是利用民众[的义勇];大校比以平均赋税之礼,是忧虑民众[的赋税不均];举行大田猎之礼,是为了检阅徒众[和战车];大兴劳役之礼,是为了任用民众[的劳动力];大规模勘定疆界之礼,是为了聚合民众。(《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宗伯》原文: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

    5.嘉礼。用嘉礼使民众相亲和:用饮酒礼和食礼,使宗族兄弟相亲和;用婚礼和冠礼,使男女相亲爱并使[行冠礼的男子]具有成人的德行;用宾射礼,使故旧和朋友相亲和;用飨礼和燕礼,使四方[前来朝聘的]宾客相亲和;用赏赐祭祀社稷和宗庙祭肉之礼,使同姓兄弟[及异姓]之国相亲和;用庆贺之礼,使异姓[及同姓]之国相亲和。(《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宗伯》原文: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

    以上五礼的内容也只是礼的框架,《礼记·礼器第十》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说法,说明礼的细则还有许多。不过这些细则大多已经不适应时代了,今天读来甚至令人发笑,比如《礼记·曲礼上第一》"进食之礼"中讲吃瓜,天子、诸侯、大夫、士、百姓的吃法各有规定,天子要先切成四瓣,拦腰再横切一刀,而士只切下瓜蒂,横切一刀就行了,庶人去了瓜蒂后干脆捧着整个瓜吃。

    另外,古礼中还包含着野蛮的血亲复仇痕迹,比如《礼记·曲礼上第一》就说:"杀父之仇,不和仇人共存天下。兄弟之仇人,见到就杀掉,不必返回去取兵器。朋友的仇人,不能共存一国。"(原文: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这些礼义原则显然不适用于当代法治社会。

    留传至今的古礼主要集中在《仪礼》之中,里面记载了十七篇重要的礼仪。

    汉以前人们所说的礼经,就是指《仪礼》。但由于《仪礼》只是一大堆烦琐的礼节单,且文字古奥,所以到唐代,学习《仪礼》的笔记资料《礼记》反而取得了经的地位。在东汉学者郑玄给收有四十九篇的"记"的选辑本——《礼记》(即《小戴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后,《礼记》脱颖而出,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唐代"九经"取士,并按字数多少将之分为三等,其中《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糓梁》为小经。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更进一步,在科举考试中干脆废《仪礼》而存《礼记》之科。其后,作为经书的《仪礼》便徒有虚名,乏人问津了。

    《礼记》取代的《仪礼》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仪礼》中记载的都是"陈尊姐,列笾豆"这类礼仪末节,而《礼记》却记述了很多礼义原则,这些原则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宝贵的价值。清代学者焦循(1763~1820)在《礼记补疏》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写道:"以余论之,《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

    礼的外在表现形式礼仪可以因时而变,但礼的内涵礼义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令人遗憾的是,清末,特别是民国以后,国人"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不仅抛弃了过时的传统礼仪,连礼义原则被抛弃了。1912年8月17日,袁世凯正式公布了民国《礼制》,如下:

  第一章 男子礼

  第一条 男子礼为脱帽鞠躬。

  第二条 庆典、祀典、婚礼、丧礼、聘问,用脱帽三鞠躬礼。

  第三条 公宴、公礼及寻常庆吊、交际宴会用脱帽一鞠躬礼。

  第四条 寻常相见,用脱帽礼。

  第五条 军人警察有特别规定者,不适用本制。

  第二章 女子礼

  第六条 女子礼适用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但不拖帽。寻常相见,用一鞠躬礼。

  本制自公布日施行。

    从袁世凯颁布的《礼制》中,我们看不到任何中华文明礼义精神的存在,但这却成为之后中国礼制的普遍形式,且越来越具有西化特征。西方社会的礼义是靠宗教支撑的,当我们将西方礼节移入中国后,却无法移入西方礼仪的灵魂——宗教。结果,所谓的现代礼仪成了没有灵魂的一系列僵尸动作。

    没有人否定辛亥革命推翻世袭君主制的进步意义,但与君臣关系相联系的上下级礼义我们还是要讲。如果上下级之间缺乏基本的尊敬态度,小到一个公司,大到一个政府怎么能够和谐地运行呢?面对今天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沉沦的事实,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承担起复兴中华礼义的责任——从儿童开始,不仅要言教和身教,还要注重以法为教。

    这也是两千年前汉代学者编定礼书后,笔者重新整理古礼的原因所在。我们采用的基本方法是搁置传统礼仪,挖掘古礼中仍有现实意义的礼义;抛弃诸子百家的门户之见,除了儒家礼书还采撷了其他学派的礼学思想;不再株守《小戴礼记》,同样关注《大戴礼记》等经典。笔者认为,这些礼义精神不仅适用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也应适用于有宗教信仰的西方民族——因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超越文化和信仰边界的!

古礼新编·《礼记》篇

1.1 原文: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礼记·曲礼上第一》)

译解:心中总要有个"敬"字,态度庄重象有所思虑,说话要安详确定,这佯才能使人信服啊!

释义:礼仪在外表体现为敬,在内心体现为安,"内静外敬"是基础的礼仪原则。所以《礼记》开篇即讲敬慎之道,认为只有态度庄重,语气安定,才能安定听众的心。这里的敬不仅仅是敬自己的父母兄弟,还包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之情。在环境灾难濒发的当代,我们似乎忘记了天地自然乃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天地者,生之本也。),所以恢复中华礼义文明对天地自然的崇敬之心显得十分重要;西方文化传统将自然与人对立起来、征服自然的观念不仅是有害的,而且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1.2 原文: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礼记·曲礼上第一》)

译解:傲慢之心不可有,欲望不可放纵,志向不可自满,亨乐不可到极点。

释义:傲慢、贪欲、自满、淫乐是心灵的四种极端。内静,就是要心态均衡,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作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如果一个人的心志走向极端,必然会自伤。物极必反,"器满则倾,志满则覆"都是说的这个道理。现代人为了纵欲极志,甚至会去吸食毒品,这样作只能带来祸害。西方社会有礼仪(节),却没有因人情、节人欲礼义之道,常常摇摆于禁欲与纵欲两个极端之间。所以我们轻易抛弃中华礼义,一味学习西方生活方式显然不可取。

1.3 原文: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礼记·曲礼上第一》)

译解:贤德之人要亲近、尊敬他,畏服又爱重他。对自己敬爱之人要知道他的短处.对自己憎恶之人要了解他的长处。能积聚财富,却可以散发给人;适应于安逸生活,也能随遇而安,遇到财物之事不要不该得而得,遇到危难之事不要不应逃避而逃避。

释义:对于有学识、能力的人,始终怀有一种钦敬的态度,又不可盲目信从别人。人无完人,无论一个人多么伟大,总会有他的短处,无论一个人多么可恨,总有他的可用之处。持家治国,不可作守财奴,应知财行如流水。人当居安而思危,能够按照实际情况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世事无常,人生亦然。面对金钱或危难,当以义制利,不可贪婪短视或苟且偷生。

1.4 原文:若夫坐于尸,立如齐。礼从宜,使从俗。(《礼记·曲礼上第一》)

译解:坐着要象代为受祭人那样端正,站着象祭祀把那样恭敬。礼要合适,出使之人要遵从当地习俗。

释义:古时代死者接受祭祀的人居神位,坐必端正,所以《礼记》的作者用"尸"来比喻坐姿。这里是说,或坐、或立,都要端正恭敬,俗话说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据《礼记正义》,"礼从宜"说的是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礼,"使从俗"说的是臣为君出聘之法。无论这两句话的原意如何,都是说礼贵当时之宜,当地之俗。西方教士传教时,总要要求当地人改变自己本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不符合礼的行为。只有在礼的基础上,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宽容与尊重才有普世基础。

1.5 原文: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记·曲礼上第一》)

译解:礼是用来制定人际关系亲疏,判断事情嫌疑,分别物类异同,阐明道理是非的。依礼,不可随便讨人喜欢,不说些无用的话。依礼,行为不越过节度,不侵犯侮慢别人,不随便与人套近乎。修养身心,实践诺言,这叫作善行。品行修整,说话合道,这是礼的本质。

释义:《礼记正义》说:"礼者所以辨尊卑,别等级,使上不逼下,下不僣上,故云礼不逾越节度也。"在西周宗法制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全部)血缘关系决定着社会地位以及社会财富的分配。西周宗法社会崩溃后,礼成为辨别社会层级的制度工具,并通过服饰等来体现。在秦汉社会,社会层级的地位是由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来决定的;只有以仁义为本,身心一体、言行一致礼才能真正得到体现;不可多言,不可随意与人亲近,要自重。

1.6 原文: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曲礼上第一》)

译解:上古时代重视道德,后来人们讲究施报,受到别人恩惠就要报答别人。礼崇尚有往有来,往而不来,不合乎礼;来而不往,也不合乎礼。人有了礼就安定,没有礼就不安定,所以说,礼不可以不学习。礼是克制自己而尊重别人。虽是微贱之人,必定有可尊重的地方,何况富贵之人呢?富贵的人懂得爱好礼,就会骄奢淫佚;贫贱的人懂得爱好礼,就会心无所怯,志无所惑。

释义:对于德与礼关系,孔颖达《礼记正义》引用《老子》三十八章"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指出了道、德、仁、义、礼五者的主次相因关系。以道为最高,最纯朴,《老子》谓之"上礼"。德次之,仁又次之,义又次之,最后才以礼节人,五者根据不同情况实施。上面说:"今谓道者开通济物之名,万物由之而有,生之不为功,有之不自伐,虚无寂莫,随物推移,则天地所生,微妙不测。圣人能同天地之性,其爱养如此,谓之为道。此则常道,人行大道也。其如此善行为心,于已为得,虽不矜伐,意恒为善,谓之为德,此则劣于道也。既能推恩济养,恻隐矜恤於物,谓之为仁,又劣於德。若其以仁招物,物不从已,征伐刑戮,使人服从,谓之为义,又劣於仁。以义服从,恐其叛散,以礼制约,苟相羁縻,是之谓礼,又劣於义。此是人情小礼,非大礼也。圣人之身,俱包五事,遇可道行道,可德行德,可仁行仁,可义行义,皆随时应物,其实诸事并有,非是有道德之时无仁义,有仁义之时无道德也。"

孔颖达的解释符合中华礼义文明的本质,也证明道家不是反对礼的。要尊敬生命,尊敬所有人,无论这个人是贫贱还是富贵,无论这个人拥有何种肤色,何种信仰,因为卑己尊人,克己复礼是礼节中"外敬"之道的内在要求。无论贫贱还是富贵,无论何种肤色,何种信仰的人,都要知礼——礼超越任何宗教仪式,是人类社会交往中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

1.7 原文: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恒言不称老。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礼记·曲礼上第一》)

译解:作子女的人,出门必须告知父母,返回必须面见父母,出游须有—定的地方,学习须有—定的内容。平常说话不称"老"字。年龄比自己大—倍的人,要象父辈那样待他。大上十岁的人,要象兄长那样待他。

释义:此节既包括为人子事亲之法,又包括待人接物的态度。"儿行千里母担忧",出行前与父母告别,回到家后告知父母已归,让父母知道自己的所游所学,目的是让父母放心;敬老尊长,不仅是尊敬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还包括周围的比自己年长的人,哪怕这些人与自己非亲非友。《礼记正义》所谓:"非但敬亲,因敬亲广敬他人。"

1.8 原文:坐必安,执尔颜。长者不及,毋儳言。正尔容,听必恭。毋剿说,毋雷同。(《礼记·曲礼上第一》)

译解:坐要安稳,保持自然的姿态。长者没有提及的,不要插进去说。表情要端庄,听讲要恭恭敬敬。不要把别人的见解说成自己的见解,不要别人说什么也说什么。

释义:此节讲弟子事师、子事父之礼。同长者或老师说话时,坐姿要自然端正,洗耳恭听。不要随意打乱谈话或讨论的内容,更不能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主见。《礼记正义》注"毋雷同"一语说:"凡为人之法,当自立已心,断其是非,不得闻他人之语,辄附而同之。若闻而辄同,则似万物之生,闻雷声而应,故云'毋雷同'。但雷之发声,物无不同时而应者,人之言当各由已。"同时,我们对那些习惯于随声附和的人,一定要提高警惕。

1.9 原文: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老者不以筋力为礼。(《礼记·曲礼上第一》)

译解:对于贫穷的人,就不必苛求他非要用金钱财物为礼了,对于年老的人,就不必苛求他非要耗体力行礼了。

释义:本节体现了礼的灵活性,即一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量财而行,量力而行。《礼记正义》上说:"礼许俭,不非无也。"本来家里财力不足,为了所谓的"面子",一味大讲排场,使礼成为社会上许多人沉重的经济负担,这种礼只是繁文缛节,只会"纵人欲,害人情";这里的"筋力为礼"是指起立跪拜之类,年老体衰者和病残者当然要免除这些礼仪。

1.10 原文: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礼记·曲礼上第一》)

译解:见闻广博,记忆力强,且能谦让,乐于作善事,力行不懈,这样的人可称为君子。君子不要求别人无尽的喜欢,也不要别人时时事事都对得起自己,这样,友谊才能天长地久。

释义:君子并不难以达到,但人们却总是说世间少正人君子,这恐怕与世人过多地苛求别人,太少地内求诸己有关。物极必反,"欢"的极端必然走向"不欢","忠"的极端必然走向"不忠",所以真正的友谊有如平静的流淌不断的泉水,能够长期滋养我们的身心。郑玄说:"明与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若使彼罄尽,则交结之道不全,若不竭尽,交乃全也。"

1.11 原文:当食不叹。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适墓不歌,哭日不歌。送丧不由径,送葬不避涂潦。临丧则必有哀色,执绋不笑,临乐不叹,介胄,则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于人。(《礼记·曲礼上第一》)

译解:吃饭时不要唉声叹气。邻居有丧事,即使舂米也不要歌唱,邻里中有停殓待葬的,街巷里不要有歌声。到墓地不歌唱,吊丧之日也不要歌唱。护送柩车不要走小路,挽着柩车不要避忌地面的积水。参加丧仪必须有悲哀的表情,挽着柩车不要嬉笑。听音乐时不要叹气。穿戴盔甲,就要有不可侵犯的神态。所以君子小心审慎,在什么场合就要有什么场合的神态。

释义: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始终要与他所处的社会情境相适应。吃饭听音乐,这些都是值得高兴的场合,所以不能唉声叹气。在丧礼和纪念会,是表达人们悲哀思痛的场合,所以不能嬉笑歌唱。穿上戎装,进行武事,则有表现出勇武的神态。《礼记正义》上说:"故君子接人,凡所行用,并使心色如一,不得色违於心,故云'不失色於人'也。"

1.12 原文: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第一》)

译解:因为一般百姓不富裕,所以不强迫平民遵守礼制,如果想按礼办事,可以参照士礼进行;因为尊重大夫荣誉,所以他们犯法后,其程序是通过八议来定其罪行轻重,目的是以礼御其心,厉其廉耻。

释义:长期以来,人们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解释为礼制不下及庶人,刑罚不上及大夫,并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等级制度的反映。试想,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没有严格的法制(西周宗法政治下官僚阶层礼法合一),这个国家怎能治理?所以《礼记》的作者不断强调国君的族人犯罪,国君绝对不能干涉司法部门公正的执行法令,以此来表明公族犯法与庶民同罪。所不同的是,公族的人要在隐僻的地方(不是在市场)行刑,目的是不使国人联想到国君残杀自己的兄弟。犯死罪的族人死后,国君不为他戴孝,并在异姓之庙哭他,是因为他有辱祖宗,但还是为他穿素服,不听音乐,以示亲情犹在。与普通百姓犯法唯一不同的是公族的人犯罪不用宫刑,目的是不绝其后,但肯定会代之以严重的惩罚。《礼记·文王世子第八》上说:"公族之罪,虽亲不以犯有司,正术也,所以体百姓也。刑于隐者,不与国人虑兄弟也。弗吊,弗为服,哭于异姓之庙,为忝祖远之也。素服居外,不听乐,私丧之也,骨肉之亲无绝也。公族无宫刑,不翦其类也。"

至少在唐朝以前,几乎很少有人天真地认为周朝大夫犯法不受惩罚,只是到了近代,为了证明中国的落后,一部分西化的知识分子才如此望文生意,自欺欺人;郑玄注云,"礼不下庶人,为其遽於事,且不能备物;刑不上大夫。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大意是说普通老百姓整日为生活而奔波操劳,难于严格遵守国家所制定的礼仪。贤者犯法不按刑书定罪,而是通过八议轻重来处罚,使"大夫亦不失其罪"(语出《孔子家语·五刑解第三十》)。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疏"中,引经据典,对郑注进行了更翔实地解释,不再赘述。

1.13 原文: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礼记·曲礼上第一》)

译解:到了一个地方,要打听他们的政教所忌;到了一个国家,要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

释义:入境随俗,在当今通讯和交通极为发达的时代变得更加重要了,这种态度首先体现了对异邦人民的尊敬,郑玄注所谓"皆为敬主人也"。西方社会的欧洲文明中心主义特别顽固,甚至影响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习惯上将自己的政制风俗称为"现代"或"文明",将与非欧洲的文化称统称为传统或野蛮。人类要想真正和平相处,必须首先将中华礼义这种广大深厚的人文精神推广到全世界。

1.14 原文: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礼记·曲礼下第二》)

译解:为人臣的礼,不当众指责国君,数次劝谏仍不听从,就离开国君而去。儿子侍奉双亲,数次劝说仍不听从,就大声哭泣,希望他们知悟而改。

释义:劝告上级改正错误,要讲究场合,讲究方式,这样做有利于维护上级的威信。对于自己父母的过错,除了劝告,还要用实际行动感动他们,这样作才是真正的孝顺。反过来,上级训诫下级,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以维护下级的尊严。老师父母教育孩子,要注意维护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那是一个人上进的基础。没有了自尊心、自信心,欲人上进,如缘木求鱼!

1.15 原文: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礼记·曲礼下第二》)

译解:凡是祭祀,有的神被前代废掉,后代也不敢再恢复;有的神一直受前代供奉后代也不敢随便废止。不应祭的而祭是无节制的祭祀,这叫"淫祀",这种祭祀不会降福。

释义:无论何种宗教,其宗教活动都应按下面的礼义原则进行——对于不同文化的本土信仰,要因民俗而行;对于那些邪教,则要及时发现并严厉打击。数千年来(至少自西周以来),中国没有西方历史上长见的宗教权力垄断世俗权利的现象,也没有野蛮的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这是中华礼义文明值得全人类学习之处。

1.16  原文: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礼记·檀弓上第三》)

译解:君子的爱人是要成全别人的美德,小人的爱人则是考虑如何让他苟且偷安。

释义:这是曾子死前说的一句话,故事是这样的:曾子已经病入膏肓,他的弟子乐正子春和曾参的两个儿子曾元、曾申陪在身边。一个童子端着蜡烛坐在角落里,童子看到曾子身下的竹席说:"多么漂亮光滑,是大夫用的竹席吧?"这话被曾子听见了,他回答说:"是的。这是季孙送的,我没能换掉它,曾元,起来把竹席换掉。"为什么要换呢?因为曾子没有作过大夫,依礼不能使用大夫的竹席。曾元认为曾子病得太重,不能马上换,曾子就说:"你爱我的心意不如那童子,君子的爱人是要成全别人的美德,小人的爱人,则是考虑如何让他苟且偷安。我此刻还有什么要求呢?我能够规规矩矩死去就可以了。"于是,人们抬起曾子换席,换过后又把曾子放回席上,还没有放好,曾子就断了气——真正爱一个人,是要让这个人更加高尚,而不是让这个人堕落。

1.17  原文:予恶夫涕之无从也。(《礼记·檀弓上第三》)

译解:我厌恶那种光空流眼泪而没有实际的同情表示的作法。

释义:语出孔子,事情是这样的:孔子路过卫国,碰上以前馆舍主人的丧事,进去吊丧,很悲伤。出来到外面,让子贡解下驾车的边马送给丧家。子贡说:"对门人的丧事,没有如此过。解下马匹送给旧馆主人,礼岂不是太重了吗?"孔子说:"我刚才进去哭他,正好悲从中来流泪,我厌恶那种光空流眼泪而没有实际的同情表示的作法。你去做吧!"《礼记正义》上说:"'予恶夫涕之无从者',谓我感旧馆人恩深,涕泪交下,岂得虚?然客行更无他物易换此马,女(汝)小子但将骖马以行之,副此涕泪。"我们的先哲讲身心一体,德行一致,这是中国古典哲学"心物一元"思想在礼义中的体现,是中华礼义文明的优良美德。

1.18  原文: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礼记·檀弓上第三》)

译解:子路说:"我听夫子说:'举行丧礼,与其缺少哀痛却财物繁多、仪节详尽,不如缺少财物、仪节欠缺而哀痛有余!举行祭礼,与其缺少敬意、财物繁多、礼仪详尽,不如财物缺少、礼仪欠缺,却充满敬意。"

释义:丧主哀而祭主敬,如果在丧礼和祭礼中,缺乏这两种基本的礼义精神,那么无论礼节多么详尽繁复,也没有实际意义。没有礼义的礼节如同没有灵魂的躯壳,是可怕的。在中华文明全盘西化后,我们只讲礼节,不再讲礼义,这不是在走向现代化,而是对自己民族核心价值观念的背弃,只能导致社会公德的沉沦。

1.19 原文: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谋人之邦邑,危则亡之。(《礼记·檀弓上第三》)

译解:指挥军队征伐,战败就自杀,以承担责任;掌管邦国都邑,社会动荡就接受放逐国外,以承担责任。

释义:2008年6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和题客调查网联合开展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8139人参与),79.0%的人认为应当提倡官员主动引咎辞职,使他们勇于承担责任,27.3%的人认为制度上应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看来在中国民间传统礼义精神仍发挥着潜移默化地影响;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引咎辞职是"现代管理中的行政机制",是"西方国家的产物",是"一个关于政治文明的积极信号",中国人自己已经不知道,这是中国礼义的基础原则之一。而目前有些官员却是表面引咎辞职,实则"曲线复职",当代官场中竟无任何廉耻可言——中华礼义文明离我们真是太远,太久了!

1.20 原文: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礼记·檀弓上第三》)

    译解:孔子说:"把礼物送去给死者就认为死者没有知觉,这是没有爱亲之心,不可以这样做。把礼物送去给死者就认为死者仍有知觉,这缺乏理智,也不可以这佯做。所以,陪葬的竹器没有滕缘,不好使用。瓦器没烧过,也不能盛放汤水。木器也没好好雕斫。琴瑟虽张了弦却未调好,不能弹奏。竽笙虽已具备却未调和,不能吹。有钟磐而无悬挂的木架,不能敲击。这些叫做'明器',是把死者当作神明侍奉的。"

    释义:我们讲过,礼是中国人从心物一元的自然观出发,如何幸福和谐生活的学问。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没有西方社会那样的天堂与地狱,原罪与赎罪的概念,他们的终极关怀表现为现世价值的实现,而不是最后的救赎。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神明的概念与西方的上帝完全不同,它是对人所不知状态的描述,是对万物之大本天地的一种崇敬。超然的,有意识的神灵观念在中国民间普遍存在,但他却不构成中华礼义精神的主流。郑玄注说:"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礼记正义》进一步解释道:"神明微妙无方,不可测度,故云'非人所知'也。"从他们的解释中无论如何我们看不到任何西方上帝观念的影子。所以我们的先哲在论及人死后是否有意识存在这一西方严肃的哲学问题时,既不是非理性地肯定,也不是非道德的否定,而是恭敬地存疑,将关注点转移到现实意义世界,慎始慎终,齐死生,同变化。也因此,西方宗教为救赎而行禁欲,中国礼义因人情节人欲,二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

    同是在《礼记·檀弓上第三》中,还有一则与本节相通,我们不再单独列出,附在这里。其中曾子就认为,对去逝的人无论用为死者特设的明器,还是用人使用的器具,都不能说明死者有知还是无知,二者都是为表达孝子无尽的孝心。原文:"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大意是:仲宪对曾子说:"夏后氏对死者用不能使用的明器,是让人知道死者是没有知觉的;殷人用可以使用的祭器,是让人知道死者是有知觉的;周人兼用明器和祭器.是让步人知道他们疑惑不定。"曾子说,"恐怕不是这样吧?恐怕不是这样吧?明器,是鬼魂的器皿;祭器是人自已用的器皿。上古的人为什么认为死去的亲人就毫无知觉呢?")

    支持我们!作为独立的民间学术团体,目前新法家(中文版:http://www.xinfajia.net 英文版:http://www.xinfajia.net/english/)的全部资金来自个人捐赠,我们的资金主要用于研究经费、日常办公开支、各类会议开支等;为了监督每一笔资金,请您务必将捐款数额及汇出日期告诉我们,每年12月31日前我们将向网友提交年度财务报告。新法家银行帐号: 中国建设银行龙卡:4367 4200 1085 0351 685。开户名称:翟玉忠,联系电话:13683537539;13801309232,电子邮件:xinfajia@xinfajia.net,联系人:徐光宇 翟玉忠。
 

    广而告之

    由孙皓晖教授编剧,黄健中、延艺导演,陕西、上海、福建、北京等多家单位联合拍摄的2008年大型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第一部51集不久前问世。在海外率先播出后,观众反响强烈,对于演员表演水平褒贬不一,然而该剧的主题与主旨还是获得了不少观众的认可;据孙皓晖教授博客消息,该剧不久将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在本网站法家视频(http://fajiashipin.baiun.com/)"推荐电影"栏目在线观看,还可以阅读孙皓晖所著小说《大秦帝国》。欢迎网友观撰写评论文章并投稿。

 

 

发件人:"晓陆 杨" <yangxiaolu_8@yahoo.com.cn>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5 00:11:21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jisu huang" <huangjs@cass.org.cn>, <maoflag@maoflag.net>, "班 超" <xueshuzhoukan@163.com>, "徐飞" <xufei2005@126.com>, "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杨晓陆传文(未完待续)

    必须彻底废除违背人民意志的“东海共识”,今日有人又在和日本人信誓旦旦,要落实“东海共识”。这个违背人民意志的“共识”一日不废除,我东海主权现就一日处于高度危险之中!买办内奸就早晚还要伙同日本人将其落实!此“共识” 必须立即彻底废除!2008年10月24日,

必须彻底废除违背人民意志的“东海共识”

中日东海“原则共识”体现了什么原则

——四论东海问题对日谈判

杨晓陆

2008年6月25日

一. 关于“原则共识”公布的时机

6月18日,中日双方宣布,就东海合作开发问题达成原则共识。仅此“共识”公布的时机就十分可疑。正当台湾同胞奋起保钓,日本惊慌失措之时,先是日本媒体抢先释出中日两国就东海开发达成一致的消息,其目的无非离间两岸,对台胞保钓运动釜底抽薪,另外也是怕两岸保钓运动迅速发展搅黄其东海美梦。而我外交部门居然与日本默契配合,在台湾同胞最需大陆支持之时,匆忙于6月17日夜间(赶在台湾数名立委18日要搭乘基德舰前往钓鱼岛护渔宣示主权之前)与日本签订协议,着着实实在奋起保钓的台湾同胞背后捅了一刀,使其18日保钓大行动流产。如此置得来不易之两岸关系及国家重大领土主权权益于不顾,而一切以日人满意为原则,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中日友好”?!

二. “原则共识”对我国家利益造成巨大损害

东海是我国内海,是我历史自然疆域。中日之间的海上分界应是中国和琉球之间的传统分界——中流海沟。即使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东海大陆架完全属于中国也无可置疑。“原则共识”对我国家利益的影响,经分析总结出八条:

1.仅在“争议”地区与日本共同开发,就已经是对日本所谓“中间线”的巨大妥协,我因此而丧失了半个大陆架一半的权益。而日本所谓“中间线”也正是以我钓鱼岛为基点而“划界”的结果,因此,承认日本在东海的权益,则等于默认日本对我钓鱼岛的侵占。

2.而“原则共识”竟还将共同开发区域扩大到所谓“中间线”西侧我方无争议地区,且日方享有完全与我同样的权益,我方主权、资源应得权益未有丝毫体现。这是比日方所谓“中间线”更大的让步,日方贪婪所获居然已超出自己的原则主张而得到充分满足。

3.此模式以后还会不断扩大,不但东海几十万平方公里,而且面积更大的南海也会照此推广。因此其性质极为严重。

4.此外,在我无争议地区的共同开发,日本可不花一文勘探费而分享我数十年勘探成果。

5.尤其春晓气田,已是我国开发完毕投产的现成聚宝盆,现竟许日方入资分利,我方仅保持控股权,据说春晓还受中国法律管辖,但却仍未体现我主权资源应得权益。(中国法律难道规定土地、资源、技术成果可以无偿提供给外国吗?)

6.除春晓外的其它共同开发地段(包括我方无争议的区域)则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照此“原则共识”,东海——我祖先世代所传基业,将有一大半脱离中国法律管辖。这无疑是主权的严重丧失!

7.春晓既然不在共同开发范围,为何要白白让出一半现成聚宝盆?天底下可有免费的午餐?据日媒早几天披露,我之所以许可日方在春晓入股分利,是为交换“中间线”东侧可与日本共同开发。[注1]

真可悲啊!我们肯定了所谓“中间线”流域西侧附近(我无争议地区)日本也有与我同样的权益,但实际上却已“原则”丧失了所谓“中间线”东侧的权益,我们要在所谓“中间线”东侧与日共同开发,是允许日本对我已投产的春晓气田注资为交换条件。所谓“中间线”以东本来都是我们的权益,现在居然完全成为他人筹码而与我讨价还价,不仅完全排斥我权益,而且排斥我与其共同开发的权益。更可悲的是:春晓许日入资分利我已认定,而我在所谓“中间线”东侧(我们自己的大陆架)任何一处能否与日共同开发还要“双方一致同意”,即我所让出了春晓一半现成聚宝盆交换到的是一个日后由人家同意才能算数的伪“期权”。春晓和所谓“中间线”东侧统统都是白送礼。

8.综上所述,东海谈判虽避开“中间线”划定,但避开的只是“中间线”的字眼,而实际上是完全超额贯彻日本的“中间线”原则——即实际认可日方在其所谓“中间线”以东有完全排斥我方的全部权益,而丢掉了我已很屈辱地做出巨大妥协的争议地区“共同开发”的一半权益。(我要在所谓“中间线”以东与日本共同开发,须拿出其他权益交换。)而且还不止此,“中间线”西侧附近一些无争议地区我也失去了一半权益。我将失去的除权益外,还有超过半个大陆架的法律管辖权这一重大国家主权。此外还有钓鱼岛因此而离我日益远去。

反观日本,不费一枪一弹,超过半个大陆架唾手而得,其对我钓鱼岛的侵占也因此而更巩固。可见,此“原则共识”完全是满足日本人欲壑的彻头彻尾的投降叛卖!如此丧权辱国!为新中国近六十年所未有!而我之所失还远不止日本所得。因东海资源属于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所有,钓鱼岛属我台湾宜兰县管辖。因此,除半个东海大陆架和钓鱼岛主权,我将接着再失去的还有台湾和大陆两岸人心,我改善两岸关系的巨大努力也将付之东流,政局也将动荡不宁,风雨飘摇;然后再加上日本不战而胜受到鼓励后的得寸进尺;周边邻国(韩、越、印等)及西方列强无疑也将效仿日本与我进行无理“争议”,我外部环境及国家安全和利益将因此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总之,因此而导致的严重后果绝对是我无法承受的巨大代价。

三. 如此心急火燎丧权辱国为哪般?

为何我们给日本送大礼如此不计代价?且又如此上着杆子迫不及待?邓小平尚知棘手问题可留给后人,一时难以解决继续“搁置”便是。日本人急于“尽早解决”无非做贼心虚,恐夜长梦多。而我们图的啥?外交部称此“原则共识”为双赢,我们赢在哪里?我们丧失了巨大主权权益,得到了什么?福田作客奥运会?人类历史竟有如此奥运!如此贵宾!其实奥运会和东海主权权益孰轻孰重,天下无人不知,谁也不傻。没有奥运会,要卖国还是一样卖。只不过将奥运绑架卖国,既有了卖国借口,也有了阻止人民反对卖国的借口。

今年3月的台海危机未缓和前,东海对日妥协的理由据说是怕日本介入台海冲突。现台海已缓和,日本此牌已废,却又冒出奥运问题。如果这也算牌,那是我们硬塞给对方的筹码。还有来自上边的舆论忽悠说:对日妥协是为离间日美同盟。那我们给美国送大礼——以数千亿乃至上万亿美元的财富挽救其经济危机,开放金融等等,又是为了离间谁?

(其实我只需看紧自己钱袋,阻止买办内奸将财富窃送美国,美国霸权因其经济危机很难避免垮掉。而我们一方面以巨额财富对美输血,救其于水火而陷自己于危难,另一方面却将自己巨大领土主权权益奉送日本,不知羞耻遗臭,不思大祸将至,却厚颜强辩说此乃离间日美之大战略,世上竟有这等自欺欺人之大战略!!!)什么台湾、奥运、日美同盟问题,统统都是借口。无非是硬扯进来忽悠对日让步,不顾一切代价要使日本人满意。

四. “原则共识”黑箱操作完全违背人民意志

我国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第九条: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半个东海大陆架几十万平方公里主权权益事关极重大人民利益和国家民族命运!如此大事更应广泛征询民意,在全社会范围展开充分讨论,让人民自由表达意见以体现人民主权原则。何况这本来就是人民不容剥夺的基本民主权利!但东海对日谈判不仅秘密外交,暗箱操作,而且因受到人民强烈反对而禁止人民群众对此发表见解,不仅人民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早已被彻底剥夺,而且官方媒体不许反映东海问题民意,网络也受到严厉控制。东海问题在网上成了绝对禁区,(有“东海”字样的文章均严格审查,只放行赞同妥协一面之词,) 许多网站因此而遭关闭,(如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网站等,)删帖达疯狂程度,被封ID,IP的网民更是不计其数。可见,“原则共识”违背人民意志乃不容置疑之事实。(若不相信可举行东海问题公正的民意调查,乃至全民公决予以检验。)

以如此严厉手段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发言权,及任何表示反对对日妥协的权利。将属于全体人民的巨大国家民族利益奉送给外国,如同公仆蒙上主人的眼睛,堵上主人的嘴,束缚住其手脚,然后伙同强盗将主人的财产掠走……这不是一般内外勾结之家贼,这是用强力胁迫主人,以助强盗抢劫的公开帮凶!

希望人大代表能严肃履行神圣职责,否决此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且完全违背人民意志的“原则共识”!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此问题的审议首先应建立在广泛征询民意的基础上,为此应允许人民对此事公开、自由地发表意见,保障人民集会、游行的权力,权力机构不得限制网络对此问题的公开讨论。一切禁止、限制人民对公共事物自由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的强制手段,都是违反宪法人民主权原则的非法行为!应予以彻底纠正!

我们以往对人民群众言论、集会、游行等基本民主权利的限制是以“维护稳定”“主权大于人权”为理由的。而现在我们居然剥夺维护国家主权的人权,主权和人权一概否定,这不仅违法,而且毫无道理,自毁执政法理基础。以此求“稳定”,岂非火山将发而入其口,大厦将倾而处其堂?

只有完全遵循民意,使东海问题的解决真正代表人民意志,才能体现宪法人民主权的原则,因而才具有法律效力。而任何背着人民并禁止人民表达意见而签订的涉外协议,根据宪法人民主权的原则,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一律不能承认!

综上所述,从“原则共识”公布的时机、内容、以及这前后在国内为之进行的一系列违背压制人民意志的运作,其至始至终所体现的原则都是让日本人满意,这是对主权权益等国家利益原则的彻底否定。如果这就是“中日友好”,那它只能加速积累中国人民的愤怒!

五. 6月18日——新的国耻日标志着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新的历史阶段

中日东海“原则共识”无疑是日本完胜,我之完败。与100多年前甲午战败马关条约不同的是,此次中国主动对日本奉送如此巨大主权权益,是在日本无任何强迫中国让步的手段,甚至在军事上对中国还畏惧三分的形势下,首开新中国丧权辱国之先河。这不是两国国力制衡的结果,而是日本(及西方列强)数十年对中国成功的全面渗透,尤其政治渗透,造成中国神经中枢出了严重问题,国家利益缺乏国家意志维护,而列强利益却被“共识”为原则。

日本不战而胜,中国不战而败,使6月18日成为新中国近六十年来第一个国耻日。中国已经太多的国耻日又增加了一个,它标志着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正在到来!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6月18日东海丧权辱国仅是开始,西方列强及其身后的国际资本利用中国之腐败无孔不入的全面渗透,使其可随心所欲操控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方向,满足列强要求的金融及经济全面开放,正使中国财富利权超速外流,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国家机构正在被列强控制,中国人民正在遭受国际资本的残酷剥削洗劫和压迫。中国很快将淌干财富的血液,为拯救西方的经济危机而陷自己于经济崩溃。

国际垄断资本勾结我国内买办内奸势力对中国人民史无前例的剥削压榨,已使我国内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人民忍受着贫困、失业、疾病、欺压,一些地方甚至倒退回奴隶制剥削,黑煤窑、黑砖窑、东莞凉山童工……。医疗、教育、住房,这些往日的社会保障如今已是民众昂贵的生活负担——新三座大山。而财富大量外流即将导致的经济崩溃,还将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一贫如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6月18日,仅仅是一个开始,一个刻骨铭心的开始!它划分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人民被迫再次开展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新阶段。这既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解放斗争!唯依靠人民伟力,解放人民,才能维护祖国利益!只有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粉碎西方列强的国际剥削和压迫,清除与之勾结的官僚买办阶级,才能使人民得到彻底解放!

这场伟大的斗争,也是当代全世界人民反抗西方垄断资本国际剥削和压迫的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或许还要经历无数挫折和磨难才能真正成熟和壮大起来,但其前途无疑也会因此而更加辉煌!

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痛定思痛,正迅速形成自己的“原则共识”: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承认任何违背自己意志的卖国条约!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中国人民一定要永世追究一切卖国者及其子孙后代!因其卖国收益无疑由其子孙继承,其卖国孽债也将同样由其子孙后代继承!而其卖国孽债决不能仅以其卖国收益计算,而是以其为国家民族造成的损失+时间因素计算。

卖国必殃及子孙!卖国必家破人亡!卖国必遗臭万年!

  注1:“中评社香港6月16日电/共同社报道,中日两国政府日前就东海油气田问题达成一致,……关于位于日中中间线中方一侧的‘春晓’气田,作为中国承认日本取得部分权益的条件,双方今后将共同开发中间线日方一侧的海域。……”
——《中国评论新闻网》2008-06-16 《共同社:中日协议按出资比例共同开发东海油田》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发件人:<atff@sohu.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4 10:52:24 +0800 收件人:L_C_colo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投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改革理论研究, 主编先生: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改革理论研究,此稿所涉主题敏感重大,如何使用请酌!

中国改革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意义与学理研究

----“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并非国粹,而是洋货,不能神圣化

(学者对话)

四川教育学院历史系教授  岳燕霞

四川省社科联研究人员  安田

联系方式:atff@sohu.com, 13882182333

导 语

    2008年世界发生的三大政治事件都指向一个主题,即在发达国家广泛支持下,各国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充分利用其民族区域自治地位和地盘大兴分裂之业,对所有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构成严重威胁或沉重打击。

    先是在欧盟维和军队支持下,塞尔维亚一个自治省——科索沃举行全民公决,阿尔巴尼亚族独立建国主张取胜,获欧美法律承认,该国被肢解;接着“藏独”势力在世界举事,要求将中国的诸藏族自治区统合后独立建国,获得美欧等几十个国家公开或暗中大力支持;随后俄罗斯出兵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以牛刀杀鸡之势击溃志在“先发制人、维护统一”的格鲁吉亚军队,并以驻军方式保护格国这两个省级民族自治区独立创国。

    这三件以民族分立主义发难为主题的大事,事先都具备相同的国内政治体制基础,即“少数民族区域自治”,而且都将“民族自治权”、“民族自治地盘”和国际支持联为一体运作。这些都是中国的软肋。从中长期看,中国统一的“可持续性”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将趋强,堪称“中国存亡第一隐危”。超越体制改革,以传统方式应对的思路,即“以多胜少、以强镇弱、以富化分”能否继续奏效,似乎已成悬念。我们认为,中国早迟都将会勇敢面对“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体制”的改革议题。学者们以对话方式求道,是想为之做预先准备。

第一篇 《中国潜在民族分裂危机的认知》

    A:国内民族分立主义,在全球民主化潮流搅动下,有较高的概率通过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体制导致未来中国走向分裂。我们的想法是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方面,从思想学术上考虑如何认识相关立法和体制建设思想中的问题,立法和体制建设的改革必须思想先行。中国近现代史上在民族问题上的许多失败,很多都是因为思想中的问题解决不好,导向出了偏差。

    B:这个大概与最初对民族问题的把握有关。由于思想上学术上的自由探讨空间狭小,拓展出新的认识很难,问题逐步积累起来。

    A:的确如此。中国是由多民族共同体构成的大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如果在民主化进程中,每个民族都要在本族领有的自治区域搞彻底的“民族民主自决”,必将搞出几十个要求独立的国家,分配利益的冲突有较高的概率引发境外势力介入的大规模内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共有建设成果,都会丧失殆尽!如果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看作不可阻挡的历史进步,就应当在国家统一和“民族民主自决”之间,找到和建立起不易破坏的平衡机制。中国现行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体制,显然不适合在民主化进程中可靠的维护国家统一与族际和平。

    C: 但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体制已经僵硬化。所谓“僵硬化”是指已纳入法制体系,受宪法保护。僵硬不等于正确,而是意味着改革的高难度,而且必须从法制改革入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藏独、疆独、台独”的显化和增势,表明我们国家统一面临的危险正在逼近,这不是那种能够靠经济繁荣化解的危机。

    近二十年发生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以及近期格鲁吉亚的南奧塞梯、阿布哈兹分裂成功,都验证了我十几年前的论点:“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体制乃裂国之道”这个道理。其中的科索沃独立,是对原南斯拉夫版图的第四梯次分裂。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体制,把一个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斗成一堆堆碎片,而且仍然不能阻止继续分裂问题,比如在科索沃独立后,沦为少数民族的塞尔维亚人就不服输。

    B:这个教训在于法制思想和体制建设总是被动地跟着意识形态走。意识形态总是依据实用政治需要不断调整的,政治上如果走错路了,法制体制的整个基础就歪了,再来纠正就会很难。如果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从改革已显弊端的有关思想和体制入手,也许是一条能在维护大局稳定前提下纠偏的可行之路。

    A: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一个宏观战略问题,它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因为这个问题如果在未来发难,可能会导致整个国家局部或全局性解体。比如中印边境东段9万平方公里被印度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利益,如何公平解决大家都很在意,但藏独如果分裂成功,中国的这部分利益挂靠在哪呢?为藏独做“嫁妆”?这个涉及国家根本利益,但是过去的“反独”操作战略很粗放,到现在都很粗放。所谓“粗放”是指,习惯于用“临时抱佛脚”的应变政策来应对长期的根本性挑战,总想做好事易事,不愿触及体制弊端,没有充分考虑国家向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最坏的负面冲击,在体制和法制上预先设防,守住“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这个底线。未来如何就看现在能不能补上纠偏这一课。我们的目标就是思想上学术上研究如何修补体制和法制弊端,这个才是学术救国。

比如说,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之和占国家总人口的8%;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实体分成县州区共三级, 如果计入散布在三级自治体之外的乡一级自治机构,合计数量高达1293个,各族属自治地盘相加之和占中国领土面积的64%。汉民族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92%,未配置民族自治权和专属地盘。这种以族际界限为据,把国土和行政权分成自治和非自治的格局,是否有利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抑制民族分立?利弊端在那里,要不要改革?

    B:但是,如果安于在“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旧框架中唱赞歌、摆弄改革,就有点问题。这样搞无法触及自治权的授予及产生的问题。

    A:对头!如果在现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框架中搞改良肯定行不通,应该考虑另起炉灶的改制。我的想法是从思想层面给国家、政府、人民提出来,大家都来思考这个问题,而且要让法治思想先行一步,为国效力。学术目标就是希望产生促成大家都来思考的影响,何必指望都成真理,因为它是探讨性和开创性的。

    B:面对这个问题,现在国内学术界有从两个方面介入的动向,但是效果都不好。一是指责共产党,主张搞西方民主化那一套,这个行不通,党和政府也抵制;另一个从教条主义的立场上,就是从维护现有体制来研究,所以他也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个是激进的倾向,一个是保守的倾向,这两种倾向都使中国的民族统合问题研究走向绝境,所以多少年出不来像样的成果,不出新思想,要么就在那空谈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么就在那空谈民主和统一。

    A: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在那摆着,地球上的人都知道,多民族大国的统一建在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体制的基础上靠不住,不管你手上有多少原子弹都保不住统一,闭着两眼胡乱吹捧传统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只会有误国的意义!列宁是近百年前的人了,说他能帮你解决多少当代问题,是不是在搞笑?

    反过来说,民主激进派,从摹仿西方的政治理念、政治体制出发,将民主原则置于中国统一大局之上,其研究成果不考虑民族分立的威胁,不珍惜国内和平,不顾及民生,明显与中国国情不合,不仅共产党会严厉批判,也会遭到老百姓反对。

    B: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学术态度。

    A:所以如有可能,建议从国家战略高度,围绕政治、经济、法治这几个问题进行综合民族问题研究。目标就是,为维护国内和平,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保障中国可长久持续的发展和进步建言献策。我是历来在学术上主张创新,敢于创新,喜于创新。

    B:这个大的目标应该没什么问题。

    A:中国涉及民族问题的学界,似乎存在过于谨慎问题。中央政府也许会寄希望于体制外的研究机构说真话。首先是因为体制外的研究机构包括学者学校,他们获取的信息不对称,虽然研究资金资料匮乏,但有点积极性自主性。第二,官方研究机构是为上级服务的,只对它的上级负责,只崇敬它的上级。学术研究有个很重要的品质,它必须是中立的,它只崇敬事实,只敬畏真理,它只忠于客观规律。如果研究者没有这种精神,那么国家就倒霉了。苏联崩溃这等影响世界的超级大事,苏联那么多体制内研究机构,事先谁向苏共中央提出来过,说民族自治体制这里边有亡党亡国危险?从没有,养了这么多言不由衷,甚至口是心非的学者,还是把这么强大一个国家瞬间就搞灭了。所以这种体制有很深的教训。这就是应该“寄希望于体制外的研究机构说真话”的道理所在。

    C:今年初“藏独”突然在全世界发难,在拉萨大街上暴乱,致中国于被动。事先的中短期预警在那里?难道不是事实?我们的民族问题研究慢慢地积弊,往往通过突发事件才能显露。这次藏独大发难,这么大的动作不可能生成于朝夕之间,必是藏汉矛盾长期积蓄的结果。这很好的诠释了现在我们国家社会科学中民族问题研究的状态。所以我认为,体制外研究机构不必妄自菲薄,可以在民族问题研究上大有作为,为国分忧,为自己建功立业。

    A:我认为,现在的体制外研究机构还有一点独立性,这就造成了还有可能说点真话的条件。我们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民族团结,拥护国家的统一,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顾忌。但是在这个大前提下一定要讲真话,哪怕就是在某个问题上敲一下警钟,也是我们的贡献,是为了避免国家走向族际内战,生灵涂炭。

    B:换句话说,就是提供一种思考,让这个国家好的一面继续延伸,坏的一面把它改过来。

    A:是这么个意思。我们刚才已经直率地揭示了,现在造成未来中国民族分立危险的关键就是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体制,这个体系不以改革求妥善,中国未来将有较高风险走向内战和分裂。因为自上而下的强权统合即类似苏联的集权模式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现有的民族区域自治体制也不可能借助党的领导永远虚拟下去,总有一天有的民族它会要求兑现。唯一的希望就是突破这个有严重弊端的法律框架。突破之前应该有替代模式选择准备,新模式的法律框架是个什么样子?最后都要落实到思想和体制研究上,最终目标应是通过法制建立中国族际地缘政治关系的新模式,其抗分裂能力不输于美国。

    现在已有模式的法制样本,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我理解这个区域自治法的立法政治目标,是要在维护中国统一的大前提下照顾少数民族,本意是“维统”,这没问题。问题出在那里?我认为问题出在立法精神和适用原则上。我们不能把维护祖国统一的所有期望,都押在各少数民族的朴素团结愿望上;都押在假定未来不会有人提出分家问题上;都押在即使提出分家过日子,中国不批准谁也没办法上。用这种思想解决已发现的问题,是蔑视现有历史教训的告诫。

第二篇 《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法理矛盾与国际博弈劣势》

    B:立法精神并不等同于政治目标,立法精神讲的是最根本的法理依据。政治目标正确,未必法理依据就正确。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立法精神和依据,可能有内在矛盾,使民族关系的治理和对外博弈陷于被动。

    A:我赞同这样的理解。政治目标可能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局部的、易变的。立法精神就不能这样干,否则就没有法治可言。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依据这个法构建起来的体制,其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

    首先,它不适当地将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族际区别,及少数民族彼此间的族际区别作为赋予自治权的依据,损害了国家政治和法制的统一性。违背了诸民族不分大小多少,基本政治权利一律平等的现代民主政治普世原则。少数民族只要聚居,就享有区域自治权;汉族不论如何聚居,均不享有同等权力。这样一来区域自治权成了少数民族的特权,这就破坏了基本政治权利不分种族一律平等的神圣原则。为什么这么干呢?合理的解释是“照顾”,用赋予特权的交易方式换取某种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政治利益。

    但这是一厢情愿,世界历史对这类操作的结果给出的是嘲笑式鉴定。在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内,某一种族如果可以人口较少为据,合法获取相对于多数种族的自治特权,为什么不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去争取自决权和分立建国权呢?至少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格鲁吉亚的奥塞梯族和阿布哈兹人就是这样干成事的。

    其次,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将自治权转化为族权,不仅损伤了人权平等的立法原则,早晚也会创造出威胁国家统一的族际政治来。自治权本是民主政治的基层社会制度,应以不分种族的人权平等而不是族权不平等为原则来构建。按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安排,自治权成了少数民族的族权,而且是特权。人们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法则,不论动机如何,只要将自治权贯彻到底就是政治分立。因为族际之间的差异总会孕育文化分歧和利益分歧,族际和谐取决于调解这些分歧的方法和条件,但在自治权的拥有特权化合法化的族际关系格局中,会很难避免地将这些分歧放大为族际政治冲突,产生破坏国家统一的族际离心力和法律依据。

    种族特权,不管怎么个“特”法,都是对种族平等原则的破坏。没有民族平等的民族团结,只能是强权或强势民族的统合,经受不住政治民主化的考验。因为族际间的自治特权,必会将统一国家内部的“人民政治民主”分解为“族际政治民主”,从而是创造统一国家内部族际政治的基础。争取本民族的利益最大化,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族际政治的最高和最基本的目标。多数民族如此,少数民族也是如此。所以按少数民族界别分配自治权的立法原则,尽管出自善意,却必然造就破坏国家统一的政治机制,是肇祸之源,想躲都躲不脱。在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内部,彼此冲突的族际政治一旦主导国家政治生活,解体分裂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难道不是族际政治主导的结果?作为多数民族的俄罗斯族,难道不是带头肢解苏联的几个民族之一?

    第三,出于坚信某种思想的善意,民族区域自治体制不仅以族际差异为依据赋予自治权,更严重的是以法律手段向拥有自治权的每个民族配置国家的局部领土。这样一来就在我们国家内部,完成了“少数民族、自治权、专属地盘”这三大要素的强制捆绑,并将国家共同领土从法律上区分为非民族自治国土和民族自治国土。虽然民族自治区域的地盘并非国际法意义上的“领土”,但在当今世界,两者的差异已经模糊到可令中央政府失控的程度。因为只要有来自国际社会特定成员们的法律承认,民族自治区域的地盘就是闹独立民族的“国家领土”,且具某种国际法意义。比如,这次俄格战争中,欧盟与俄罗斯达成的从格鲁吉亚撤军协议,其范围就是以格国内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自治地盘的界线为准,国际协议使民族自治区地界成了国际边界,新的国家破壳而出。

    B:不管你在法律文本上重复多少次国家领土均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按民族配置专属自治地盘就是“分割”。民族区域自治体制使国土“不可分割”的法律条款沦为一种“言行不一”的发誓诅咒,肯定靠不住,况且“全民公决”还可以轻松地在专属地盘上修宪改法。某国中央政府如果既不能化解某些民族的分立意愿,也不能镇住国际社会特定成员们的法律承认动作,就只能面对国家可能被分裂的局面。因为对所有希望独立建国的民族而言,有没有专属地盘,这个专属地盘的边界有没有国际法或国内法依据,这才是决定成败的条件。这样的条件,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都给搞定了,而且所有边界的详尽标示也已基本完成。在当代世界,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专属地盘或领土的民族照样可以愉快地生存繁衍,但是没有领土的国家却不能存在。要想维护中国长久统一,这是一条需要无条件敬畏的最根本神圣法则:即多民族统一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就不能搞按民族分割国土的各民族区域自治体制。

    A:由欧洲移民开创的美国,现今已成拥有数千种民族的共同体,除少量印第安人保留地外,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在美国境内拥有专属地盘,也就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搞成国家分裂。这种将民族属性与专属地盘相分离的诸民族统合国家体制,支撑美国敢于拿民族自决原则在世界上挑事,敢于支持任何有地盘根基的民族分立建国,敢于拿民族分立问题挑战任何多民族统一国家,却不惧对手“以其道反治其身”。对维护美国在全球的独尊地位和主导权而言,这既是政治、战略优势,也是遏制对手的致胜之道。它会束之高搁,不可理喻。

    人们都知道,前苏联不是战败的,而是被民族分裂搞垮的。东西方对抗近五十年,美国不战而胜,这是主要决胜因素。现在美国又拉上欧盟,剑指仅存的几个待遏制的多民族统一大国,绝非自不量力。它们在操控民族分立的国际博弈场上占绝对优势,继续玩“分裂对手,做强自己”的把戏更加有恃无恐。前苏联解体后继承其法统的俄罗斯联邦,仍然由一百多个民族和83个联邦主体构成,其中少数民族自治实体不少。虽然少数民族合计人口仅占其20.2%,但它们能否抗住境外民族分立主义的诱惑不闹独立,对统一俄罗斯的继续生存意义重大。世纪之交,俄境内车臣人闹分裂的十年战争,曾使俄罗斯焦头烂额,刻骨铭心。在应对美欧插手的科索沃和南奥塞梯民族分立问题上,围绕是否承认闹分立的民族拥有 “自决”权的原则,俄罗斯前后矛盾进退失理,何尝不是其深陷国际政治博弈困境的无奈之举。

    反观民族界别如此之少、族际关系如此之简单的格鲁吉亚,因从前苏联继承下民族区域自治体制,也未能逃脱被肢解的厄运。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独立之时,格鲁吉亚境内享有民族区域自治权与专属地盘的阿布哈兹人和南奥塞梯人,趁中央政府乏力之机就开始闹独立,搞全民公决,很快发展到与中央政府兵戎相见,导致国际社会派维和军队干涉。现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已获俄罗斯承认,双方不仅建立了外交关系,还明确了俄军进驻。格鲁吉亚想扳回被分裂大局已殊有可能。

    C:见微知著,知患必防。面对当代世界波澜壮阔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分裂潮流,继续拿几十年前反帝反修时代的“民族解放和民族自主”口号 立论,为拒绝改革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体制”辩护,未必就不是自欺欺人。这种搞法是要以“裂国”为代价的,大到苏联,小到格鲁吉亚、科索沃、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等概莫能外,难道不该发人深省?

    B:改革 “民族区域自治体制”是个大课题大构想,法理上有创新难题,实践中的风险也不小。但从历史发展大趋向来看,势在必行。

    A:言之有理。改革 “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势在必行,但法理必须先行。因为有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那镇守关隘,修这个“法”谈何容易,拿出来讨论的法理不充分不行,不能达成共识也不行。至于如何决策如何操作,绝非我辈操心之事,那是中央政府和政治家的领域。我们的任务就是讲理,提出要搞改革的充分理由来说服为政者,或许能再进一步,提出可供中央选择的若干改革方案。干到这个份上,也算尽到公民爱国护国之责。就是把理由讲错了,相信也可以得到理解和宽恕。

    B:“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立法思想,实际上起源于一些圣人之言,又有一些教条主义团队保驾护航。搞改革的思想能不能占优势,很难说。

    A:民族区域自治法客观上是不是有助于民族分立之法,应该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应由实践来回答的问题。教条主义最大的致命点在它不敢正视历史实践,最大的优势是挟持圣人来壮势并压服改革思想。圣人是捧出来的,圣人思想是不是真理,要由世界历史说了算。比如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体制”,我认为就是毛泽东时代从苏联抄来的,不能说没有小打小闹的改良,但从精神实质上讲就是舶来品。如今苏联都瓦解得杳无踪迹了,谁还敢说这种体制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可以进口,为何就不可以自创?关键在是否有利于中国统一的可持续性。动不动就搞体制神圣化、绝对化,会把自己的思想禁锢起来,一事无成。

    体制完善,是个渐进的改革过程,既要切合国情,也要顺应世界发展趋势。光讲国情不看世界,中国的民族关系统合体制还是应对不了美欧的强势挑战。全球化发展程度越高,中国独善其身的可能性就越小。过去还可以凑合着过的体制,今后也许就玩不动了。落后的东西应果断淘汰,才能为新事物的成长创造条件,这就是与时俱进。改革已被当代历史证明为有“裂国”之祸的体制,鼓吹为国另创生路,何罪之有?

第三篇 《民族分裂掀国际大潮,中国统一遇严重挑战》

    B:当代国际法体系和国际政治秩序,有利于闹民族分立,这已成一种发展趋势,对中国统一的可持续性构成较大压力。是什么原因推动当代国际政治朝有利于鼓励和保护民族分立的方向发展呢?中间应该有大国不可抗拒的利益在导向。

    A: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导国际政治的强势国家集团的立场。它们大多对民族分立冲击国家统一的灾难有了“免疫力”,形成了对没有这种“免疫力”的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它们显然希望利用这一点来获利,扩张自己的利益或霸权。你看“藏独”分子在欧美向中国挑事,有关国家欢天喜地就像过年那么热闹。西方主流媒体为什么会有这种兴奋点?作为不负责任的支持者,可以享受信仰扩张的快感,鼓动只赢不输的博弈开盘,欣赏中国的烦恼!它们绝不会去怜悯被“藏独”暴徒砍杀焚烧的无辜中国人的痛苦,不会去想这就是鼓励别国闹民族分立的血酬。

    往深处说,将民族属性与祖传地盘或专属地盘相分离,除欧美发达国家外,绝大部分多民族统一国家都未能做到或根本就做不到。欧盟成员国有两类,一类由基本单一民族或已裂解为单一民族的国家构成,比如捷克和斯洛伐克;另一类比如英法德等虽由多民族构成,但主体民族只有一个且超强,少数民族多系外来移民,既无祖传地盘又搞不到自治地盘,也缺乏民族自治思想的发育条件。所以欧盟成员国基本上都熬过了民族分立冲击的危机期并有了“免疫力”。除欧美外,还有一些单一民族或移民国家也不忧虑这个问题,比如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对闹民族分立灾难缺乏“免疫力”的多民族国家,是构成这个世界的多数国家,但它们处于弱势。

    这里边还有一个现象,对民族分立裂国有“免疫力”的国家,一般都拥有经济、军事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比较优势;而或多或少、或明或暗被民族分立问题困扰的国家们,在经济、军事和社会发展水平方面处于比较弱势。所以拿民族分立问题挑事,在现代国际政治斗争和战略角逐中,往往具有“以优击劣、以强凌弱、以安制危”的博弈特色。应该是欧美强势国家集团削弱别人,做强自己的“胜道”。作为存有民族分立隐患的中俄印,因为特别大,必要时敢于武力应对,处境可能略好一些。

    B: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创立联合国时,成员国只有五十一个;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作为联合国成员的206个国家和地区举着国旗区旗入场,数量增加了四倍多。地球不可能长大,新成员从那里来的,大部分从弱势国家或地区通过民族分立产生出来的。半个世纪来,谁在促成国家或地区分裂,谁从中获益最大,还用指明吗?

    A:当然形成民族分立、国家分裂的世界浪潮,“促分者”有责任,“被分者”未必能免责。后者的发展弱势和民族关系上的问题,毕竟是基础性条件,是内因。包括体制落后授人以柄者。

    C: 搞民族分立总要有个限度。当今世界据说有三千多个民族,大都有祖传地盘,如果都要独立建国,为争地盘和资源相互缠斗,势必闹得你死我活,将会搞出个大混乱局面来。在尊重国际法规定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前提下,有没有约束民族分立浪潮的合法理由和可行办法呢?

    A:可能还会向大混战局面发展,不仅可能是国内混战,而且可能是国际大混战。相互争夺地盘,战乱不断,种族屠杀,民不聊生,前南斯拉夫按族属裂解成碎块的过程就是例证。因为调解争端、维持秩序、裁决是非,会变得非常困难。当今国际社会根本没有令大家信服,又能保持中立并公正处置这种局面的权威和力量。唯一的出路是完善国际法体系和国际政治秩序,约束民族分立潮流和强势国家的霸权主义,提高各民族独立建国的门槛。首先要帮助多民族国家公正调解国内族际冲突,维护统一,而不是趁火打劫,肢解别国,壮大自己的势力。在世界大国强国们激烈竞争中,说这些基本上都是空谈。维护中国的统一,主要靠我们处理好自己的民族关系,指望国际社会帮大忙那是幻想,这就需要重视改革有弊端的体制。

    C:在尊重国际法规定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前提下,有没有约束民族分立浪潮的合法理由和可行办法呢?

    A:我认为有。如果以是否有利于人权保障和社会发展为基本原则来判断是非,就能为约束民族分立浪潮确立符合国际法的法理依据。人权是最基本的权利,具有普世性质,民族自决原则要服从保障人权。不仅要尊重本民族成员的人权,也要尊重本国其他民族的人权。也就是说在多民族国家搞分裂闹独立,既不能任由想分立的民族说了算,也不能由想独立的民族自治地区说了算,应由全国人民决定,别国无权干涉。

    美欧主导的分裂塞尔维亚,是由科索沃居民公决来决定的,对前者非常不公,因后者仅是前者境内的一个自治省。由一个民族自治省内的多数民族来决定是否可以分裂国家并且合法,不论其手法是否民主,都是对这个国家及其他民族权利地剥夺。这种模式的本质是:国际社会或者说外部强势国家集团,可以干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由它们挑选的民族或支持对象来决定是否分裂这个国家;只要闹分立的民族拥有自治地盘、敢打内战就有候选资格。如果这种分裂多民族国家的模式合法,当代世界所有采用民族自治体制的多民族国家要维持统一,都会陷入异常艰难的困境。

    俄罗斯在反对如此肢解塞尔维亚失败后,抓住机会如出一辙地狠狠报复了一下美欧,出兵格鲁吉亚的两个闹独立的民族自治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并在法律上承认它们分裂格鲁吉亚的全民公决有效。这回美欧一反应用于支持科索沃独立的“民族自决”原则,坚决维护格鲁吉亚统一。因为它们的头号目标是整俄罗斯,要搞“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实用主义,自作聪明的格国又成了大国们支持民族分立主义的牺牲品。许多人喜不自禁,为俄罗斯与欧美的抗衡喝彩,似乎只看到事情的某一个侧面。俄罗斯的动作虽有自卫和报复的含意,但世界一流大国们这一回合的交锋,均系换位遵循同一裂国原则和理念的行动,等于确立了“科索沃模式”的合法地位。

    与阿布哈兹情况近似的南奥塞梯人,本民族自治地盘只有3900平方公里和19万人口,在俄罗斯介入下分裂格鲁吉亚并独立建国成功。两者立马有了自己的总统,通过总统对总统的平等协商,从俄罗斯引进军事基地,收租金过日子还得到超强庇护,何乐不为。俄罗斯已公开保证,一年内将拉拢二十个以上国家来为它们搞国际地位承认。我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种“不怕小和少,就怕不敢以暴求独”的榜样,将把世界其他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少数民族导向何方?

    B:这样一来,就严重恶化了采用民族自治体制的多民族国家维护自身统一的国际环境。08年藏独在中国境内外闹事达到历史最高潮,表明民族分立问题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上扬,这与大环境的恶化趋向密切相关。从中国的国家利益上讲,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约束抵制当今世界的民族分立潮流。

    C:民族分立正义与否不能一概而论。国际法上民族自决原则在那里树着。我们支持多民族国家维护统一需要正义理由。

    A:从中国的国家利益上讲,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约束抵制当今世界的民族分立潮流。我认为,至少有四个正当理由支持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维护统一,约束和反对民族分立主义搞裂国独立。

    首先,如前所述,当今世界政治秩序实际上是由美欧集团主导着,它们公开或暗中支持别国民族分立行为,大多以利己为首要原则,是否有利于人权和进步是副品,至少不会把受分裂危害国家各民族共同利益放在首位。这不是因为美欧集团不善良,这不是个道德判断问题,而是因为它们必会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大化需要放在首位。如果不囿于用道德谴责解决问题我们就应该承认,主导方和被主导方的“首要利益”在实现机会上是不对等的,因此也可以将两个“首要利益”之争定义为国家间的利益博弈,虽然“零和”博弈并不必然是这两个“首要利益”相处的唯一状态。根据国家和民族相处的平等公正原则,受到民族分立危机威胁的国家,应该理所当然的把维护本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放在首位,这种共同利益的根基就是本国的统一,没有义务去顺从外国利益需求,不管它在道德上上看起来多么高尚。

    第二,应当尊重所有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这里边包含着极其广泛深刻的政治、文化、亲缘和经济等利益关联。从外部利益需要或个别民族自利需要出发,去强制性地破坏这种多民族共处构造,必会引发剧烈社会动荡乃至国内民族战争。这一切与维护基本人权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国际法准则背道而驰。

    第三,国际社会承认一个多民族国家分裂是否合法也要受约束,不能任由闹分立的民族单方面说算,搞“以小制大”,剥夺这个国家其他民族的权力。民族自决权必须建立在这个多民族共同体所有成员权力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的民主方式做出决定,否则不合法。比如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家,就遵循了这样的模式,避免了战争,控制了分裂成本,和平分手,皆大欢喜。说明这种模式是合理合法和可行的。换言之,科索沃独立,分裂南斯拉夫和格鲁吉亚,乃至把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做法所遵循的原则统统是不正义的,不管它们发生在什么时候。

    第四,改革国际法体系中的不公正原则。大家津津乐道的两条立法原则就不公正:一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二是“民族自决”。前者明显不利于大国,后者实际上将有体制弱势的多民族国家列为打击对象。政治平等无论范围有多广,但基准是个体形态的人权,大小国家人权含量差距巨大,在国家权利层面搞“一律平等”太简单。太平洋岛国瑙鲁,面积21.1平方公里,人口仅1.3万,在分配国家权利时跟中国扯平,这对十三亿中国人公平吗?同理,没有民族分立风险的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等,拿民族自决原则挑事,借“藏独”问题损害中国统一,这也是国际法不公的产品。

    从制度环境层面上讲,正是这些国际法缺陷,制造和鼓励着世界性的民族分立浪潮。它已造成这样一种趋势,越是地小人少或发展滞后的弱势民族,愈想通过“民族自决”原则从多民族统一国家分裂出来自立门户,获取国际法赋与的独立国家资质和地位,享受“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立法弊端带来的利益,比如“以小诈大、以弱制强、以穷吃富”等。有联合国和大国矛盾在那里保驾,独立的小国们实际上怕打怕骂的不多,为谋发展敢在国际上搞“权钱交易”的不少,而且有恃无恐。加勒比海和两大洋上分布的二十几个岛国,利用中国台海两岸的纷争,拿国际法赋与独立国家的“承认权”谋利,大小通吃,即是对此最好的诠释。陈水扁拿巨额“秘密外交费”干什么,主要就是搞这种“权钱交易”。逼得中国也不得不以“经援”来应战,国内的扶贫资金又少了一块,这就是反分裂的成本。台湾为什么闹独立,主要利益机制其实就在这里,驱使“藏独”、“突独”闹事的主要原因也是如此。

    所以,国际法体系中的这些弊端不除,民族闹分立的烂局难止,还会趋向“繁荣”。当然修善国际法难于上青天,绝非举中国之力所能企及。中小国家是联合国的票仓,断人财路就凑不足票。相比较,“办好自己的事,防患于未然”,才是可行的应对之策。为此,首先要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注重改革已露“授人以柄”弊端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

第四篇 《中国改革统合民族关系的旧体制势在必行》

    “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是上世纪中期中国统合多民族关系思想欠成熟的产物,绝非唯一和不可改革的历史抉择

    B:“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被定义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如果谈改革,所涉及的就不单是法律领域的问题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应包括在实际运行中载入或没有载入法律的各种要素,是综合体系。从中华民族求统一历史过程看,这种体制是否可视为具有“唯一性”的抉择?

    A:按主流说法,中华民族是在五千年同地域共同生活历史中,逐步形成的多民族共同体。“共同生活”能不能解释为“求统一历史过程”?我没有把握。世界上多民族在某地域共同生活几千年的不少,例如欧洲、非洲、南亚次大陆、中南半岛等,但成为统一国家并维持到现代的又有多少?可见“同地域长期共同生活”,也可理解为向“求统一”提供了地理基础,未必是多民族求统一的关键原因。

    据我所知,“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还比较年轻,是梁启超在1902年发明的,当时主要指汉民族,多民族共同体的属性并不鲜明。到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初,革命先驱黄兴等人创建“中华民族大同会”,才赋予其多民族共同体的属性。这应视为一个伟大贡献,使我们中国人终于有了一个大家认可,涵盖多民族全体,又超越某一王朝臣民的民族性称谓。辛亥革命初期,革命精英们认定的中华民族成员只包括“汉、满、蒙、回、藏”五族,所以最初的国旗是五色旗。后来发现不对头,又逐步据实细分族属,增加民族兄弟。到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还在扩充,大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最终为中华民族定性为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存在史,要比它的名称长几千年。为什么会如此?受皇权、王朝观念毒害太深,民族意识和民族共同体的意识都觉醒太晚,处理相关民族问题欠老道成熟也就在所难免了。

    B:如果上述史料属实,意味着“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理念,应该产生于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推翻专制王朝,走民主共和道路的产物。似乎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中国的民族属性,中国则是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国家形态,两者互为条件,不可分离。

    A: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有在维护国家统一上前赴后继,顽强拼搏,不畏牺牲的光荣传统,这里边既有文化根源,也有利益动因。从民族利益方面讲,我认为就是需要团结应对外部挑战,才能维护传统生存利益如土地资源,并争取民族共同发展利益的最大化。从文化方面讲,情况则比较复杂。但关键因素可以肯定,这就是起主体主导作用的汉文化,它在共同体内的族际文化中拥有绝对发展优势和历史聚合力。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人口,汉民族的绝对人口优势,帮助同域共生的中华民族,获得一种稳定性极高的“一主多从”型多民族共同体文化结构,自古以来从汉语在各少数民族中的流通状态上可以观察到这一特征。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发展史中多有劫难,能够挺过来,彼此间不死斗不散伙,还能包容新民族,决定性的因素可能在这里。

    但是,以现代主流标准衡量,中国各民族政治关系的发展滞后,至今仍欠成熟。这与中国由农耕社会向工业文明转型起步较晚,进程过于曲折有关。比如,新中国建立后,为实现意识形态上某些圣人说法,从苏联搬进“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用行政命令强行重构民族地缘政治关系,以少数民族的族属特征为据,重划行政区域,就是一例。这种“自治”不仅虚有其表,弊端重生,还授人以柄。达赖集团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和谈中,首选开价就是要在藏区搞真正的自治、高度自治。这种“顺势谋独”之策,中国敢接招吗?问题是此制初创之时,世界明摆着就有弊端较少的处理各民族地缘政治关系的模式,怎么会忘了“兼听则明”的古训!

    C:所以从历史过程看,“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并非国粹,而是洋货。是新中国初创时期,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主动选择的进口“体制”。这种体制的原创国是苏联,它因此而瓦解的大戏也已落幕近二十年。可以进口就可以自创,可以选择就可以改革。某些民族事务管理机关是否能扩大开明,实在没有必要继续把这种进口“体制”唯一化神圣化,用来吓唬中国人,用来拒绝改革。

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要求中国在迈向工业文明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与时俱进地革新统合多民族关系的体制

    B:从首个少数民数自治区建立至今,中国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已运行了半个多世纪,总地看来基本平安。为何改革的必要性近年才显现?

    A:我认为,这与民族意识发育有关。

    中国几千年王朝时期,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尚未形成,即使有想闹分立建国的民族,由于缺乏国际法意义上的保障和获利机制支持,如果手里没有内外强权作支撑,只有选择依附强权。在此环境中,中国各少数民族都看不到独立建国有什么好处,即使民族关系不平等,大家也只在一口锅里争利而不去闹分家。在这种大环境中,中华共同体内各民族的政治关系,实际上围绕皇权或臣属地位高低这根轴运转。比如,满族人以小胜大夺得皇位,建立清王朝,就成了统治民族和贵族。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虽然沦为低等和被统治民族,也理所当然的以臣服为条件,向满人索要地位权力和资源的合理分配。罕见以此为由搞裂土为国的民族分立政治斗争,至少这种倾向不强烈。吴三桂起兵,太平天国造反,目标都是皇权,跟搞民族分裂不是一回事。

    辛亥革命后,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同时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初步形成,本是闹民族分立的良机。但当时中国经济文化全面滞后,各少数民族更胜一筹,都缺乏理解和把握这种机会的能力,中国幸免于分裂之灾。比如,多数兄弟民族连本族上户口的名号都未想好,干起兵举事创国这类惊天大业,显然会缺乏内在动源,绝无可能。外蒙古库伦部族集团是个例外,但他们起兵闹独立,完全是沙皇俄国插手策动的,后来苏联接班操作,才实现从中国分裂出去,所以不足为训。

    大环境转折性的变化缘于联合国的创立,有利于民族解放和民族分立的国际法体系确立起来并逐步主导世界秩序。上世纪后半叶,随着全球的帝国殖民体系被摧毁,民族解放任务基本完成,现代国际法体系支持民族分立的另一面逐渐凸现,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分立的各种因素扩展、力量不断增强。这一历史进程与工业化全球化进程基本重合,在大国争斗和国际竞争推动下,各民族的自主意识被唤醒或培育出来,逐渐看到独立建国对本民族的好处,看到了搞分裂可以预期的国际支持含金量有多高。这种条件下,在多民族统一国家内有较高文化独立性的弱势民族,要抗住裂土建国的诱惑,坚守住不损害喜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原则,变得愈来愈难。历史上那些促成中华民族在灾难中保持团结统一的许多有利条件,不少已付诸东流,永不复返。

    B:也就是说时代不同了,不能总翻着老皇历说事。如果继续坚守过去统合多民族关系有弊端的老体制,或者处理民族关系政策出现较大失误,在风云变幻不定的国际形势干预下,中国还会有某些少数民族酝酿出闹分立的政治要求,并有较大可能突破传统共同生活的利益纽带和文化纽带的地束,在国内外显化。

    A:在我看来,从最基本的动因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民族分立浪潮的形成和趋涨;中国改革开放后“藏独”“疆独”乃至“台独”的闹势和威胁趋强,上述历史背景就是推手。

中国的民族分立隐患,不会被成功的经济发展自行消解

    B: 宏观形势不利于抑制民族分立问题发展,中国所处的国际小环境也日渐有利各种民族分立主义闹事,这些判断分歧不大。我们的思考是,中国能不能充分利用成功的经济发展,通过调节利益分配,加大向少数民族倾斜供利的力度,以此来消解隐患,解决民族问题。

    A: 经济发展肯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包括国内民族问题。国家帮助发展滞后的少数民族,义不容辞,还应该做得更好。但不能搞成权钱交易,我出钱,你认统一,这样搞危害就大了。国家经济总是波动发展的,钱给得足大家讲团结护统一,钱少或暂时没钱给了呢?权钱交易不能搞,利益交易也不能搞。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是历史整合各民族生存需要和基本权力的成果,不是族际利益交易的结果。商业法则不是万能的,如果“统一承认权”可以纳入族际交易,所有多民族统一国家都会沦为“民族分立权”的大拍卖场,包括美国在内没有一个能维持下去。

    C:我认为,国家经济发展成功本身不能自行消解民族分立隐患,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也不能自行消解民族分立隐患,其中部分道理就在这里。何况制约民族分立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因素宽泛,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发展因素只是其局部。改革开放使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实现跨越性进步,与此同时“藏独”“疆独”在境内外的闹势不减反增。说明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不但不能自行消解民族分立威胁,处置不当反有促其平行发展的可能。官方倡导的“以发展促统一”的口号应用在这里,如被理解为毋须采取专门措施的应对之道,可能会成为一厢情愿的误导。

    A:三十年前,中国迈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顺应了世界历史潮流,促成了中国经济翻天覆地的大发展,也启动了政治民主化进程。但大发展未必就能镇住国内民族分立小浪潮的伴生或趋强。一个事物总是利弊相倚,只要方向正确利大于弊,就应该权重决策。就像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也扩大了贪官寻租的机会,却不能为反贪而废除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道理。

    竞争性经济发展落实到族际关系中去,必定表达为族际发展差距的扩大。开放政策落实到族际关系中去,促进了国内外民族交流,各种国际促独势力和思潮也会渗透进来,形成新的搅局风险。民主化进程落实到族际关系中去,必定会扩大和丰富各民族间的政治互动,甚至造出民族间的利益博弈和政治交易来。所以改革开放和民主化进程,不仅给中国的民族关系带来正面利益,也或多或少带来负面影响,有时负面的因素还会致乱。比如,“藏独”依托改革开放后恢复扩展起来的藏区寺庙势力闹事,就是一例。

    换句话讲,国家发展状况与国内各民族关系的发展状况,是两类有关联但不同的事物。可以和谐发展,也可以逆向发展,关键看体制适应力和政治运作。拿良好的经济发展或民主权利扩大,来预期民族关系将不断改善的良好前景,是自我误导。苏联散伙时的政治经济状况,要优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各民族创建联盟初期何止百倍,这挡住了苏联各兄弟民族闹分家吗?

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应对挑战,守护住国家统一大业

    B. 从当代内外形势看,国际上民族分立主义风起云涌正趋强势;国内我们统合民族关系的办法正加速“老龄化”,远期前景不容乐观。守住统一家业实属不易。中国如果能有几件 “镇住”闹民族分裂的法宝,才能前景可期,使大家祖祖辈辈相守相依,安居乐业。

    A. 当前与中国统一关联性高的民族关系,如果指汉民族与某几个拥有超大自治地盘少数民族的关系,从长远看确实未可乐观,至少现在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当前的闹势还只是少数人局部性的,但都拥有不可小觑的扩展潜力,都获得了或明或暗正趋强的国际支持,其广泛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引出对“法宝”的需求,很自然。

    当然所谓“法宝”应是人无我有,或人有我独强,并非说其他因素不重要。我认为中国不可示人的“法宝”一件也没有,也就是说不能靠“暗器”护业。但公开的“法宝”起码有三件,用得好足以在和平条件下应对境内外民族分立挑战并取胜。一是善于统筹照顾少数民族的汉文化;二是改革有弊端的民族统合体制;三是共产党强势的统一领导。三者互为条件,共同发力,无险不克。其余因素,包括武力、金钱、外交等,都是辅助性的。不到万不得已,切不可将化解民族分立问题的重任寄托在使用武力上,否则必败无疑。前苏联拥有的原子弹世界第一,它唬住了自家的兄弟民族吗?它们照样闹分裂没商量。如果不是国际社会,首先是害怕核扩散的美国及时介入,若干原子弹被分裂苏联的各民族国家瓜分将难以避免。

    所谓“善于统筹照顾少数民族的文化”是指,把汉民族“大度、包容、仁和、礼让”等文化性传统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为各级政府调配资源帮助少数民族,有效控制缩小族际发展差距,提供更友善的族际政治空间和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因为这样做,要以多数民族的长期无偿付出和敦厚为前提。如果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二的汉族人对此质疑,任何强势政府都难有作为,反之则可大有作为。在改善国内民族关系方面,这是一种几乎可以支持各级政府“为所应为”的、领先世界的政治文化优势。

    所谓“改革有弊端的民族统合体制”,我在此前已有较多论说,这里强调两个要点:一是应废止按民族属性(即是否少数民族)来分配自治权利的做法,改行不分民族、一律平等的赋予公民自治权利;二是废止按少数民族界别和聚居地理形态,为各民族分配专属地盘的做法,代之以按政治和发展需要决定行政区划。借此保证中国所有领土,归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平等共有,实现各少数民族与其既得专属地盘在法律法理上的分离。同时鼓励各民族间有利于发展的自由迁徙。

    如果上述改革能逐步顺利实现,未来的中国就能抗住国内外民族分立浪潮渐趋强大的冲击,守护好国家可持续的统一,并为广泛深入地推进国内民主化进程创造更优历史条件。而共产党集中统一的强势领导,应是推行这一切的不可替代的首要政治前提和法宝。

第五篇 《党领导正确改革乃化险为夷之道》

    B: 当代中国,在统合民族关系问题上背负着很沉重的历史包袱,改革“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将是高难度的。对内涉及财富、地盘和权利在全民族意义上的重新配置,还必须不违民意,符合法律程序,不危害稳定和发展大局。对外肯定会遭遇强大的干扰和反对。但是畏缩不前,维持现状,又必然把不断积累增长的民族分立风险留给未来、留给后代。

    A: 推动和实现上述改革,决定性的法宝或者说关键因素在于国家的政治领导。不仅要有代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强大中央政府,还要有能够自下而上又可以跨民族广泛整合各种政治资源的组织力量,这一切只有共产党的强势领导才能做得到。只有依靠共产党强势的正确领导,才能把当代中国带出已显化的民族分立危机,并为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民主化,奠定既可包容承接民主化、又可持续的国家统一和族际和平的政治基础。

    历史条件是确定的,不管以何种理由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都将陷入分裂。因为民族分立要求,从来就不以执政党派的更替为兴废依据,而且以往有利于维统的部分历史条件已经流失。比如,外蒙古库伦分裂集团起兵闹独立,开初以反清王朝压迫为由依附沙皇俄国;后来又以反北京军阀政府为由投靠苏联共产党;国民党统治中国它举起马列主义旗帜斗反动派;新中国成立它又喊响共产党要尊重“蒙古人民意愿”,直至利用中苏矛盾实现独立建国。独立后的当代蒙古国,困难日子过得一塌糊涂,不惜对美日韩倚门卖俏投其所好,又期盼着在中俄之间投机取巧两头通吃,但却紧抱着“国家独立”决不松手。提示我们一个道理,多民族统一国家一旦毁于民族分裂,就具有不可和平修复的特性,破镜重圆的梦想犹如水中捞月,自欺而已。

    历史教训表明,蒙古族库伦部族集团能够分裂中国成功,决定性的祸因有两个,在境外是苏联侵华的卑劣行径;在国内是各政党惨烈的党争被利用。在未来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搬用西方模式搞多党竞争制,首先就难过 “避免国家分裂”这一关。
如果政党争斗把国家都搞灭了,这种“中国的民主化”还有多大意义呢?

    B: 但维护统一的改革也要讲成本,不能任由“意义”来驱动,要讲究“效费比”。与意义论说大不相同,动“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是件天大的事,预期成本高昂,搞不好“稳定”都得赔进去。能否换个思路,靠持续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暂不考虑体制改革,不去冒那个风险,用传统战法求胜。

    A: “意义”只讲改革的必要性,管不了改革的方式、方法、时间和路径选择。因此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不是改革意义决定的,而是改革的搞法决定的,包括时机选择。如果大家在“改不改”问题上意见高度分歧,就应该先搁置“如何改”问题,集中研究改革的意义和不改革的意义,比较它俩的优劣,促成意见趋同。学术研究先行一步的好处就在这里。现阶段似应克制冒进情绪,老老实实围绕改革的意义和必要性研究问题,先不急于争论“效费比”问题。

    B: 这个理由成立。那就应该比较深入地讨论这样的思路:如果党的领导足以应对新形势下国内趋升势的民族分立问题,何必避轻就重地去改革“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因为对维护国家统一而言,既然搞不搞这种改革都要靠党的领导来解决问题,那“弃繁就简、拒难从易”就是最佳选择。

    A: 在我看来,“党的领导”本意是讲国家公权的配置方式,即中国的政治领导权归谁掌握。从逻辑上讲,它不涵盖“如何领导”和“领导正确不正确”等问题。比如,创立新中国、反右运动、大跃进、发动文革或是搞改革开放等,都是党领导的,但里边仍然有个“正确不正确”的问题。所以,不宜拿“党的领导”来替代“改革不改革”的问题。是否改革“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以及如何改,涉及的是“如何领导”问题,这些问题显然不能靠“加强党的领导”本身来解决。尽管在实践中它是解决问题的首要前提,但仅此而已。

    B: 就应对民族分立问题而言,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前提,这是历史给定中国的条件决定的。但在这个问题上,“领导正确不正确”不能靠理论判断,应据实衡量。事实上,中国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已平安运行了半个多世纪,并没有酿成大乱。为何不可视为“领导”基本正确,并以此谢绝改革呢?

    A: 过去平安,并不等于未来就能平安。历史条件已经激剧变化,而且民族分立情绪上扬的发展新趋势明朗。正是这种变化,将中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运行中的弊端逐步提示出来,成为需要改革的理由。从“党的领导”与这种体制的相互关系上看,已暴露出来、负面影响较大、危害深远因而亟待修补或改革的弊端,具体可以概括为两条:

    第一,法理与实践相悖,作茧自缚。中国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政治制度。但在现有体制的实际运行中,国家提供的利益优惠给了少数民族,政治上的“自治权”却由各级党的领导包办,即使人大、政府、政协和法院检察院分设,也属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分工。这本是个公开的秘密,汉族区域也一样。但将此事放入《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框架内论是非,就会产生一个少数民族依法享有 “自治权”的真假、多少问题。换句话讲,如果现实政治生活中不施控制或控制不力,少数民族只要愿意,从“党的领导”那里追讨政治上的自治权将是合法的;相反,不交回这种权利是不合法的。北京奥运会前,达赖集团搞出这么大动作,摆上桌面的政治目标就是向中央政府索要“真正的自治权”,并以此来博取国内外支持。它击中了这种体制的要害。

    实际上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民族关系基本平安,并非仰仗这种体制的优越,而是用“党的领导”有效控制住这种体制的弊端,才保住了国家统一。如果党的领导退出或者不处于支配地位,在政治上搞“真”的民族区域自治,形势会朝那个方向发展,难道需要猜测吗?至少对新疆和藏区来说绝无悬念。这就已经涉及到中国约三分一的国土。

    既然“党的领导”不能退出,“真”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又不宜搞,中国就会陷入既“作茧自缚”又“授人以柄”的困境。为什么不可以考虑废除此制,谋求政治和法制上的“名正言顺”呢?

    第二,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不能建立在对执政党不犯错误的诉求上。世界范围内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多民族统一国家如果在法律上体制上,将民族、自治权和族属地盘捆绑在一起,最易造成国家分裂领土分割。中国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恰好就是这样干的,至少在法律上已经完成这三大要素的捆绑。从中长期看,当前已经显露的国内民族分立要求将趋强劲。国人只能祈求“党的领导”发挥好“护统一、促发展”的关键作用。

    但是,执政党亦是由各民族成员组成的。国家统合民族关系体制上的弊端,全靠执政党的正确领导来弥补,是一种高风险运作方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较差。因为普天之下,没有弱点不出差错的人和政党从来就不存在。极而言之,国家和民族可以选择执政党,执政党却不能选择国家和民族;执政党可以在对与错的锻炼中曲折前行并成熟,多民族统一国家及领土却不可能在分裂后重新修复。所以,绕过体制和法律弊端,将维护中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大业,建立在对“党的正确领导” 地诉求上,只是良好愿望,以此拒绝改革绝非理性抉择。

    曾几何时,苏联东欧剧变,其体制内潜存的一条“政治灾变共损链”曾屡显狰狞,值得引起高度警觉。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解体或消亡,其破坏能量均来自民族分立要求的发力,意识形态争议只不过是民族冲突散发出的硝烟。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改路线出错,导致苏联共产党执政力大幅削弱,立即引发由各族属苏共高官领导的各民族自治实体分立主义运动高涨,最终判决苏联解体,苏共随之灭亡。捷克斯洛伐克执政党衰败,随即导致国家被两大民族肢解。南斯拉夫灭亡的机制大体类似,但被肢解的过程却由多梯次内战主导着,充满种族屠杀的血腥味,令世界瞩目。作为特例,东德被西德吞并,成全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但对东德国家灭亡而言,同样是执政党在民族问题冲击下衰变的结果。这就表明,在实行一党执政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落后的多民族统合体制,会将统一的国家、各民族和各民族成员组成的执政党串联并锁定在一条灾变共损链上,非但不能帮忙纠错减灾,反而具有将执政党的某些政治失误放大为亡国灾祸的功能。

    须再次指明,苏联灭亡前,占人口多数的俄罗斯族拥有超过苏联领土75%的专属地盘,为独立后的俄罗斯联邦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国土资源。与之比较,中国人口中少数民族仅占8%,却拥有合计超过国家版图64%的各族专属地盘。倘若发生类似苏联的灾祸,对拥有十二亿人口的汉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

    列举别国的历史教训,是想托出以下献语:但愿国人对此项改革意义的领悟,不要成为危局降临后无可奈何的悔悟。

    2008 . 8 . 成都 atff@sohu.com,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7 10:13:40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 标题: 转发: 龙应台:注视一个古都的蜕变——我看北京奥运

注视一个古都的蜕变----我看北京奥运

龙应台

    龙应台,作家、社会批评家、思想家。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并任台湾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台北市文化局长等。现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著有《野火集》等作品多种。在欧洲、中国两岸三地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

    二十一世纪初的台湾,人们深陷在一种挫折无力的郁闷情绪中,看着国内的政争使国事空转,发展停滞,感觉全球化的竞争压力来到头顶。望向北京,彷佛听见一片工地,宏大建设雄伟兴奋的声音隆隆震耳。 如果说,台湾人这几年来每天看到的、读到的新闻,全是蓝绿阵营的对决、总统亲信的弄权和形形色色的政治算计,那么申奥成功之后,中国大陆人每天看到的、读到的新闻,却是这一类的:

前进二○○八

--为了迎接二○○八年的奥运,一千二百一十五公顷的土地将被辟为奥林匹克中心,其中奥运村将容纳将近两万名运动选手和各国官员。七百六十公顷的土地将化身为城市的森林公园。(台北大安森林公园是二十六公顷)。

--在○八年之前,一百二十亿美元要用来改善北京市的空气和水的品质,两百亿美元要花在交通系统的改善。

--首都机场正进行扩建,到○八年周转量将达到六千万人次。

--到○八年,轨道交通预计将由现在的一一四公里增加到二百公里左右;同时,北京市还在加快市区内快速交通线的建设。目前,市区快速通车里程达到三百二十公里,已经完成快速路网规划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到奥运会开幕前,北京地铁一号线全部一百二十辆新车将投入运行。新车均为不锈钢车体,车厢内有移动电视系统,采用德国及英国防火标准,同时设置了残疾人轮椅渡板及盲道,为残奥委会做好准备。

--○六年北京市污水处理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同时在目前已建成的卢沟桥、清河等九座污水处理厂的基础上,五里坨等五座污水处理厂也在建设中。预计到○八年,北京污水处理率将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台北市的用户接管率是百分之七十八点一七,高雄市百分之四十二点二五、台北县是百分之七点九三。全台湾的平均污水接管率不到百分之十五。)

--预计观光客会有一千万人次,北京方面将为即将到来的大量旅客提供高质量的住宿。二○○六年四月底,北京星级饭店已跃升至六百五十八家,其中五星级饭店三十七家,四星级饭店八十三家,三星级饭店二百二十四家。

--北京去年已对二十个景区完成停车场、售票房、商亭、银行刷卡机三百五十四个与一百二十个厕所的建设,也将请国内外专家,翻译北京主要旅游景区的英语标识。

--参加○八年北京奥运会的外国游客将不用担心语言障碍、道路陌生、生活不便,因为德国科学家正在研制新型人工智能手机,让来到北京的外国游客不仅不会迷路,还能享受最快捷的信息服务。譬如要去的地点,用外文键入手机,就立即会有中文显现。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北京已经开展影响奥运举办的重大卫生防疫风险评估,其中就包括食品安全的评估,到今年三季度可以完成。

--据预测,奥运会期间,各国代表团和工作人员将达到近二十五万人,供餐超过一千三百万份,因此奥运期间总共需要五千吨蔬菜的供给量。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已经列出了奥运会期间运动员需要的蔬菜种类名单。针对有些蔬菜品种北京没有或很少的情况,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蔬菜的引种和筛选工作,重点引进南美和西亚的蔬菜品种,在指定的北京郊区依气候和海拔进行培育。

--新建场馆完成主体结构,改扩建场馆和临建场馆加快建设,奥林匹克公园形成整体景观轮廓。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实施交通疏堵工程。支持城乡电网改造,加快燃气热电厂、天然气管线建设。整治八十个破旧社区,新建和改建公厕一千四百四十五座,建设一百条特色园林大街。

--北京已组织了电视转播组织。奥运时,会有四千多名记者从事电视转播,六十多辆转播车,一千架摄像机在不同的场馆,共十个频道二十四小时开播。估计全球有四亿人观看比赛。奥运会有两万一千六百个注册记者,一万名非注册记者透过旅游签证进入中国。北京正成立「媒体运行部」,负责应对全球媒体的需求。

350亿与0.8亿的现实

因为行政不透明,中国为筹备奥运究竟会花多少钱,没有人真正的知道。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三百五十亿美元--事实上可能更多,而其中的大部分,其实是投资于北京城市的基础建设。

三百五十亿美元,到底是多大呢?这么说,台北市一年的总预算,是五十亿美元。中华民国政府年度总预算大约是五百三十亿美元。其中的国家体育预算大约是零点八亿美元。谢长廷先生竞选台北市长提出的愿景之一就是要争取在二○二○年由台北市来主办奥运。他可能不知道三百五十亿美元这个数字,也忽略了○四年雅典就花了一百二十亿美元在奥运上;希腊预计接下来的年度国家财政赤字会超过GDP的百分之三,十六天的光荣奥运谢幕之后,可能是十年的债务。

在谢长廷宣布他的二○二○「台北申奥」愿景的同一天,原来一直在争取奥运主办权的莫斯科市长,宣布放弃申奥。在记者会上,他说,「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的!」

文化的深层转型

十六天的奥运只是一个大家都懂的便捷理由,北京的城市改造才是真正的现实。中国所激情拥抱的「不容置疑的信仰」,是「现代化」。到二○○八,那「花棚鱼池院落」、「胡同深处人家」慵懒而从容的北京将彻底而永远地消失,取代的是个性张扬的西方现代建筑,是密布的交通网络,是完整的污水处理系统,是进步的电子服务技术,是与国际接轨的观光设施。别的城市花了一百年的时间逐渐「长」出来的基础建设,北京以剧烈的手段在十年内完成。

如果实地去检验这些「剧烈」完成的现代化产品,可能会发现无数的裂缝和缺陷,深刻的矛盾和不安--大建设的阴影里有深不见底的贪腐,有被践踏蹂躏的人权,有匪夷所思的浪费,有功能完全失效的硬件和软件之间的I格等等。但是,我们可能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这个社会正在做重大转型:透过科技的引进,他在学习现代的城市管理;透过与国际的密切接触,他在拓展自己的眼界;为了赢得国际的尊敬,他必须谨守某些价值和规范;为了让世界理解他,他不得不先去理解世界。在做这些努力的过程里,他自己的气质,已经改变了。

( http://www.tecn.cn )
奥运只有十六天,但是筹备奥运的十年,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北京不再可能自外于国际的价值体系和秩序,而且一旦深入国际的价值体系和秩序中,北京将来也可能发挥另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明能量。这样的北京,我们不能不刷掉所有从前的印象,重新认识。

对「现代」的迷信

也许感受到了台湾人民的郁卒,除了谢长廷说台北市要申办二○二○的奥运之外,陈水扁说,要送二十个十岁以上的小朋友到巴西进足球学校,每年提供每人一万美元,然后他们就可以打进二○一八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了。 北京在「崛起」,是的,全世界都在屏息瞩目。但是,台湾可以向「北京经验」学习的,是主办奥运和培养明星吗?

紫禁城对面,已经有一个被称为「大水母」的建筑站在那儿,睥睨着默不作声的八百年的北京历史。那是北京大剧院。

意大利的建筑师,在竞标北京大剧院落榜之后,酸酸地说,「我以为,为北京这样有历史的古城设计剧院,常识告诉我,这新建筑一定要和古城的历史氛围相和谐,中国传统的元素一定要融进新建筑里去。没想到,得标的是这样一个东西,简直就像从火星掉下来了。我才知道,原来,中国人其实是希望和自己的传统一刀两断的。我完全想错了。」言下之意,「火星建筑」--谁不会呢?

和「大水母」竞争占有北京天空的,还有「大师级」建筑师库哈斯所设计的中央电视台。那是钢铁和玻璃挑战极限的作品,建筑体以反抗逻辑的姿态扭转向上,以自身的特异做现代的宣示。和库哈斯一样来自荷兰现居美国的知名评论家卜若马(Ian Buruma)对库哈斯有严厉的批评。

卜若马说,这么走极端个人主义的设计,完全无视于环境的历史和当地居民的传统美学的设计,库哈斯应该完全清楚,没有任何一个西方社区会容许他这么做。中国会容许,是因为那是一个集权政府,民间没有反对声音,而且集权政府刚好有钱,又极端崇拜所谓「现代」,使得代表「现代」的库哈斯可以把中国的土地当作个人艺术的实验场,恣意驰骋,无所顾忌。言下之意,库哈斯趁人之「危」,不道德。

全球的建筑师,都涌到中国来了。一个纽约建筑师说,他在中国,短短两年内所设计的摩天大厦栋数,是他在美国一辈子加起来也不可能有的。「中国的摩天大楼,」他说,「简直像野草,满地长。」

80亿的「视觉效果」

瑞士建筑师所设计可以容下九万人的国家体育场,奥运开幕仪式的主要场馆,因为形状而被称为「鸟巢」,预定的造价是人民币三十八亿元。在学者的批评声中,降低到三十一亿,一张座椅的造价是四万五千元人民币。五棵松篮球馆的设计,为了突出所谓「视觉效果」,要在场馆外墙上制作十层楼高的大屏幕。篮球馆估算的造价是十亿人民币,一旦动工就发现,单单是这豪华屏幕本身就要用掉二十亿。游泳馆「水立方」的设计更是离奇。澳洲设计,建筑外型要用一种中国无法生产的特殊材料,ETFE(乙烯四氟乙烯聚合物)薄膜,总面积十二万平方公尺的ETFE气枕造价至少两亿五千万人民币,占了「水立方」总经费的百分之三十。

一种「集权美学」

人们说,眼前正在进行的北京城改造,是中国继建筑长城以来最昂贵、最庞大的工程。 奥运工程,跟「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万里长城来比?太突兀了吧?

但是我看见其中的关联。古城首都的改造,是何等大事,然而一栋一栋光怪陆离的建筑,以「现代」之名,可以完全忽略建筑与周边人文环境的有机关系,是因为「周边环境」的居民,以及关心「周边环境」的专家学者,在决策上毫无影响。建筑工程的预算如此庞大而且如此没心没肺的「任性」和奢华,是因为决策不透明,预算不公开,监督不存在。以一场十六天的运动会为理由,可以倾举国之力投注其中,牺牲其它的百废待举项目,是因为,「国家」的概念凌驾于其它价值。这举国之力的投入,其收益如何、成本如何,是否符合社会长远利益,是否牺牲某些族群某些阶级的权利,不见质疑和检讨,是因为,中国还是一个不容许对根本决策质疑和检讨的国家。

十六天的奥运之后,奥运场馆是否逐渐变成养蚊子的废墟?不变废墟,要多大的电力人力财力,才能维持运转?营运的专业人才,从哪里来?追踪考核督导,以及责任的追究,可能没有人做,因为,没有制衡,就没有逃不掉的责任。 如果这样来看,奥运工程和万里长城背后的「集权美学」精神倒是一致的。

金牌,还是学校?

民间的质疑,不是没有。一篇网络文章,不胫而走。「奥运金牌的陷阱」作者用这样的公式来算成本:○四年雅典奥运中国赢得三十二面金牌。金牌是用多少钱堆出来的?一九九八年汉城主办奥运时,中国体育总局的年度预算是十亿人民币,一九九二年参加巴塞隆纳奥运会时,这笔预算增到三十亿。二○○○年雪梨主办时,预算增到五十亿。以此类推,雅典奥运会备战四年,中国就要花费两百亿元。最后得到三十二面金牌,那么每一面金牌就是大约用七亿元换来的,「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

作者质问:「海内外华人发起了『希望工程』捐款活动,帮助贫困地区修建『希望小学』。为失学儿童修建一所希望小学的费用不过二十万元左右,而夺取一枚奥运金牌的成本则要七亿元,用这笔钱可建造三千五百所希望小学。如果按每所小学一百人计算,建造三千五百所小学,就能挽救三十五万个儿童避免成为文盲。如果把备战雅典奥运会的两百亿元用来办教育,能够修建十万所希望小学,可以让一千万个失学儿童上学读书。假如你坐在领导人的位置上支配这两百亿元,你是选择夺取三十枚奥运金牌,还是选择让一千万个失学儿童上学读书呢?」

这个计算的公式当然破绽百出,但是它所提出的问题,却真实无比。中国的三十二面金牌是怎么来的?花什么样的代价来的?到今天为止,中国的体育制度还是共产国家计划经济由上往下贯彻的菁英集中营培训方式。国家以纳税人的钱,办理各层体校,投入大量金钱。几乎所有赛事的得奖者,都来自这个体系。

雅典奥运最闪烁的明星,男子一一○米栏的冠军刘翔,是怎么培养的?有一整套的科技器材和专业人员负责记录、分析他的每一场比赛。一套分析软件就是三万元人民币。训练人员、分析人员、营养师、出国经费,器材消耗……等等,一个刘翔,大概就是几百个几千个「希望小学」的经费。

宣扬国威,还是全民体育?

相对于中国这套所谓「举国体制」,倾全国之力培养少数菁英的体育制度,西方国家和日本的选手,却来自全民体育的基础上。推动全民体育的模范生,是德国,也是日本的仿效对象。德国有将近九万个运动协会,两千七百万个会员,百分之七十的十四岁以上的德国人在自己所属的运动协会里终身运动。各形各色的运动协会全属民间组织,行政和教练,都是志工。以最受欢迎的足球来说,德国有两万六千个足球俱乐部,十七万个足球队,六百万个足球会员,从三岁到老年。每一个村子都有游泳池、足球场、体育馆、溜冰场等等,对全民开放。

也就是说,美国、德国、日本这些国家的金牌,在有些项目,譬如篮球,是自由市场的运作,大部分却是全民体育的结果展现。中国的情况是相反的。运动场馆很多,但不对全民开放,只供特定少数人使用。体育预算惊人,但不用在国民体育上,只在培养极少数的得奖明星。西方国家竞技是为了鼓励自己国内的全民体育,培养国民体魄;中国竞技是为了对外宣扬国威,国民体魄的健全则似乎根本不在思维之内。

真正值得注视的

全面的基础建设,是一种物质文明,但是物质文明会影响精神文明。在菜市场里随地吐痰的人,到了洁净光亮、现代感十足的地铁站里,他就不会吐痰。那长期浸淫于权力的官员,跟世界接触多了之后,他会醒悟到自己的粗暴。办一次奥运,与全球握手、对话,北京人会经过一次震撼的文化和文明洗礼。我们可以为北京高兴,高兴这个城市在几十年的政治劫难后重新出发,平视国际;我们可以为北京祝福,祝福北京从奥运的筹备里真正学习到「以人为本」的深刻意涵;我们也可以期待,期待一个更文明、更理性、更开阔、更体贴细致的北京优雅而从容地走进国际社区。

台湾人从北京筹办奥运这件事情可以学到的,是中国人面对全球的视野和气魄,是他做事态度的专心和执着,是他对基础建设的认真和全面,但是,对不起,绝不是申办二○二○奥运,或是送二十个孩子到巴西去踢足球。那「万里长城」美学,正是台湾所不要的。在这个层面,反倒是台湾的小,台湾的土,台湾的以草根庶民为重,值得宏大的北京细细思索.

 

 

发件人:"Shirley Shek" <shirleyshek@citicpacific.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2 17:17:13 +0800 收件人:<info@strongwind.com.hk> 抄送: <sales@strongwind.com.hk> 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大風之友 -- ?炙人口??炙 大風之友 2008-10-22

脍炙人口说脍炙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孔庆东

    自从30年前中国大张旗鼓地挺进野蛮发展阶段以来,国人的饮食也日趋“野蛮化”。吃陈粮、喝毒奶之外,大小城市遍布烧烤,街头巷尾,烟熏火燎,就是其标志之一。由陈佩斯那厮公然在春晚上大烤羊肉串开始,发展到陆海空、麻辣烫无所不烤,连大蒜香蕉萝卜皮也能烤着吃。套用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真可谓“烤而不死是为神”了。

    新世纪之初,俺到韩国蛰伏了两年;隔了5载,又到日本隐居了一年,发现韩日两国也流行烧烤,只是规模比较小,尚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耳。中国现在到处是韩国烧烤城,什么权金城啊,汉拿山啊,导致国人误以为高丽朋友天天吃烧烤。这正如刚学汉语的纯朴老外,以为中国人天天吃北京烤鸭。日韩两国的饮食都较贵,老百姓不比中国市民可以天天下馆子。像中国人这种吃法,每年扔掉的剩饭就可养活两个非洲的,无论那个外国都承受不起,用不了3年就把经济吃崩溃了。中国人太能吃也太会吃,几十年前,本来人民公社办得好好的,忽然刮起了一股“大食堂”的妖风,集体开伙,白吃白喝。结果愣把好些地方的集体经济给吃垮了,狂吃一年的代价是挨饿三载。人家外国就从来没这么吃过。例如韩国,平时以泡菜和酱汤为主,又节约又健康,隔三差五出去打打牙祭就算改善生活了,韩国话叫做“肉补”,就是补补肉,解解馋的意思。

俺在韩国的时候,韩国朋友对于他们的烧烤文化很自豪,多次问我:你们中国人不会吃烧烤吧?这还是比较了解中国的朋友,他们的知识里,中国人都是吃炒菜的。倘若不了解中国的韩国人,从小受美国式教育长大的,那就以为中国人什么也吃不上,每年饿死几千万,饥寒交迫,跟他们60年代一样,每天在美国大兵的垃圾堆里拣罐头盒子舔呢。

后来到了日本,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想法,只不过日本人腼腆含蓄,一般不直接问,害怕伤了中国穷朋友的自尊。俺于是决定找个机会给他们上一堂烧烤课,促进一下大东亚之共荣。一天,十来位学中文的大学生研究生请俺去吃烧烤,里边有日本人韩国人和泰国人马来人,都是亚洲兄弟。十盘绚丽多彩的大和黑牛端上来,俺开口赞道:“好棒的牛肉,你看这花纹,大理石一般,真舍不得吃啊。”结果刚一开吃,便涉及到了中国人是否吃烧烤的问题。孔老师已然备了课,而且书包里带了读书卡片,便缓缓言道:“中国不但吃烧烤,而且遍地开花,无所不烤。你们学过的北京烤鸭,不就是烤吗?北京有两个烤肉老字号,一个叫烤肉宛,一个叫烤肉季。更不用说其他地方的烤乳猪、烤全羊了。在中国,从鸡鸭鱼肉到蔬菜水果,除了人肉,都可以烤。”

学生们不禁大乐。初学汉语的朴仁铉,是一位坚决反美的左翼朋友,他瓮声瓮气地说:“那不比上我们韩国,我们的国里,人肉也烤可以,不过只烤白种人,把他们的外肉烤吃了,里的骨头做出来高级白汤。”

崔俊生的汉语比较自信,他卷着舌头,赶紧插了一句:“别听他瞎说儿,他做梦都想吃美国人儿,我们韩国儿,压根儿没有人肉饭馆儿。”赵静淑的基础汉语,是去台湾学的,她慢悠悠地言道:“我有听说中国现在蛮喜欢吃烧烤的,是有受韩国的影响吧?你们过去是不吃的吧?”我说:“中国人是吃烧烤的老祖宗,我们从周口店、河姆渡和三星堆时代,就开始吃烧烤了。”韩国同学觉得似乎有道理,便又说:“那你们以前肯定不吃生鱼片的吧?吃生鱼片应该是受韩流影响吧?”我说:“中国吃生鱼片的历史就更早了,在没有发明火以前,主要是吃生鱼生肉,后来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我们就生的熟的一起吃了。”

风姿淑婉的村山秀美说:“原洗谢会的历洗,一般都系介样,但系中国用文字写的古代谢会里,有吃生的食的笔记吗?”我说:“你们等我吃上两口,再为诸君道来。”

咱们先讲两个汉字吧。中国有个成语,叫做“脍炙人口”,表示人人赞美的好文章好行为。为什么叫脍炙人口呢?这个脍,就是切得很细的肉片鱼片。炙,就是烤肉,这是个会意字,下面是火,上面是肉。汉字中的这个“月”做偏旁的时候,表示肉。你们看,人人赞美的好东西,用生肉片生鱼片和烤肉来比喻,这不是说明中国古人非常喜欢吃它们吗?

《论语》里有句孔子的名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表明周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可以把肉片切得非常细薄来显示生活的精致了。现在日本吃生鱼片,还用这个脍字,有的地方写成“鲙”,挂在饭馆的门口。你们韩国的生鱼片的发音,不也是kuai吗?其实就是脍。当然,鱼生的种类丰富了,又发展出一些别的词,不限于这个脍字。《礼记》上说:“肉腥,细者为脍,大者为轩。”这一点,日本还继承着,日本的生鱼片切得比较厚者,叫做短册,在《礼记》里,叫做札。日本是比较完整地保留着中国的古风的。鲁迅曾经调侃说孔夫子有胃病,其实孔子的意思是吃饭不要太精细了,但要讲究礼仪和卫生。《礼记》中云:“凡进食之礼,脍炙处外,醯酱处内。”意思是饭菜上桌时,要把油盐酱醋等佐料放在靠近人的内侧,生鱼片和烤肉片放在外侧。现在我们中日韩三国不都是这样的吗?日本的女大学生所学习的家政课,一项主要的内容就是如何“摆盘子”。而欧美人吃饭不是这样,每人面前一盘子牛排啊匹萨啊,或者煮熟的土豆蛋子啊,盐面胡椒面等装在小瓶里,放在旁边或者桌子中间,感觉口味儿不合适,就抓起小瓶胡洒一气,基本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

戴着厚厚眼镜的原田大庄说:“嗯,介说明中国古代也系七烧烤的,可系怎么能够证明中国古代的人非常喜欢七烧烤,超过喜欢七别的东西呢?”

我拿过一张纸,边写边说,等于上课了。《诗经》里有一篇《六月》,结尾有一句:“饮御诸友,炰鳖脍鲤。”出征凯旋,大家一起吃喝玩乐,烤大王八吃,还有鲤鱼的刺身。这个“炰”字,现在写做大炮的“炮”,本来的意思就是烧烤,而且是“整个浪”地烤,类似于“叫花鸡”的烤法,属于最野蛮的烧烤。现在我们管“粗制滥造”叫做“炮制”。这个炮制,本来是做中药的一种方法,就是把草药放在火上烘烤。你们韩国人说的“韩药”里,也使用这个术语。北宋大诗人苏东坡,有一首《和桃花源》诗,里面说:“耘樵得甘芳,龁齿谢炮制。”南宋的大诗人陆游,有一首《离家示妻子》写道:“儿为检药笼,桂姜手炮煎。”明白吗,中国人吃药都是要烧烤的。

商朝有个暴君叫纣王,发明一种酷刑,叫“炮烙”,就是把人当动物来烤。不过,他只是折磨人,并不是要吃人肉。而中非曾经有个暴君,叫博萨卡,他却喜欢吃烤人肉。他的皇宫里有个专用大厨房,挂着很多刚刚杀害的儿童和美女的尸体,天天给他烤着吃。他把示威游行的学生抓来烤着吃了,还强迫学生家长一块吃,简直令人发指。他把国家财产都变成个人财富,存到西方的银行里,所以帝国主义支持他。但他太残暴了,后来还是被推翻了。

再说这个炮字,后来因为多用于“枪炮”的意思了,所以不再用来表示烧烤。《诗经·瓠叶》里说:“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这里的炮和燔,都是烧烤的意思。老百姓招待客人,拿不出羊肉猪肉,烤个兔子吃,也算够意思了。现在的北京市民,还喜欢吃兔头。汪曾祺有篇小说《安乐居》,专门描绘过吃兔头:

最受欢迎的是兔头。一个酱兔头,三四毛钱,至大也就是五毛多钱,喝二两酒,够了。——这还是一年多以前的事,现在如果还有兔头也该涨价了。这些酒客们吃兔头是有一定章法的,先掰哪儿,后掰哪儿,最后磕开脑绷骨,把兔脑掏出来吃掉。没有抓起来乱啃的,吃得非常干净,连一丝肉都不剩。安乐居每年卖出的兔头真不老少。这个小饭馆大可另挂一块招牌:“兔头酒家”。

不过汪曾祺写的是酱兔头,不是烧兔头。古代有个形容最高级珍馐佳肴的成语,叫“烹龙炮凤”或者“炮凤烹龙”,其实凤是用野鸡代替的,龙是用白马代替的。这个“炮”,今天读“包”。现在中国有一个菜,叫“锅包肉”——注意,不是韩国的菜叶包烤肉。其烹饪步骤里,也是先要“烧一下”的。北方口味儿重,容易把这个菜烧得太焦熟了,有的地方也叫“锅爆肉”。

要说中国古人是否超级喜欢脍炙,除了孔子那么讲究之外,孟子也是一个例子。公孙丑曾经问孟子:“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大吼一声:“脍炙哉!”看,凡是革命英雄,都毫不掩饰自己对美食的欲望也。羊枣的味道也不错,但跟脍炙比起来,就显得又黑又瘦、味同嚼蜡了。

我再举几篇“七”字体的古文。汉魏时期,流行一种炫耀辞藻的骈文,题目都叫“七”什么。曹操的儿子曹植,写过一篇《七启》,里边要“脍西海之飞鳞。”孙毓的《七诱》则要“脍天流之潜鲂。”说的都是名贵的鱼生。枚乘的《七发》里客人向太子推荐的美味是“熊蹯之臑,芍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鲙。”连烧烤带刺身,包括佐料都全了。桓鳞的《七说》中“鲤之脍,叠似蚋羽。”形容鲤鱼片被切得宛如蚊子的翅膀那么薄。傅毅的《七激》则写道:“涔养之鱼,脍其鲤鲂。分毫之割,纤如发芒。”已经超过孔子说的“脍不厌细”了。傅玄的《七谟》就描绘得更玄了:‘脍锦肤,脔斑胎,飞刀浮切,毫分缕解。动从风散,聚似霞委。流采成文,灿若红绮。”简直如梦如幻,写得让人又想大吃,又舍不得吃,把生鱼片写到了仙境。还有刘邵的《七华》,张衡的《七辨》,张协的《七命》,里面的烧烤和鱼生,都写得相当诱人。当年北大的葛晓音老师教我们魏晋文学时,说这些“七”体的文章如何如何美,我和罗文华同学便回去读了。罗文华感受最深的是文章里有好多字不认识,这促使他成了我们班查《康熙字典》的第一高手。而我感受最深的是文章里有好多佳肴美味,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吃到俺嘴里呀。

吃生鱼片最有名的,要数西晋的张翰。这位张大哥字季鹰,是苏州人,在洛阳做官,总觉得河南菜不如苏州菜好吃。《晋书·张翰传》里写他“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他说人活在世上,舒服快乐是第一位的,跑这么老远当个破官儿,为了虚名而丢弃了莼菜羹和鲈鱼脍,那简直是大傻帽!于是他老兄就毅然辞官,回家享清福去了。这应该是世界上价钱最贵的刺身吧。他为美食而抛弃名利,却恰恰留下了千古美名,这不值得那些为了名利而时常泯灭人性之辈深思吗?他说的莼羹,让我想起现代苏州籍作家叶圣陶写过一篇《藕与莼菜》,是语文教材里的名篇。而鲈鱼脍,更是名肴。唐朝元稹《酬友封话旧叙怀十二韵》里说:“莼菜银丝嫩,鲈鱼雪片肥。”看了就让人流口水。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更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水龙吟 ·登建康赏心亭》,里面写道:“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用的就是张翰的典故。据江浙的美食家说,鲈鱼脍最好搭配着莼菜羹一起吃,那样就相得益彰,相映生辉了。

刺身中本来鲤鱼最著名。《诗经·衡门》曰:“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东汉蔡邕诗曰:“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南北朝的神医陶弘景称赞鲤鱼是“诸鱼之长,食品上味”。至今黄河鲤鱼仍然是山东河南的名菜。可是从张翰开始,鲈鱼渐渐名满天下,“莼鲈之思”成了怀念故乡的一个成语。李白写过:“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白居易《偶吟》中说:“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苏东坡写过:“季鹰真得水中仙,直为鲈鱼也自贤”。北宋的范仲淹有一首《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入风波里。”这首诗,中国的小学生都会背,所以现在中国饭店里的鲈鱼很贵。而鲤鱼在唐朝以前名气很大,到唐朝的时候因为跟皇帝同姓,倒霉了,很长时间严禁捕吃,所以在大诗人笔下出现得少了,而且都不是当做美食来写。李白写过:“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未成龙,归来伴凡鱼。”岑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开篇是:“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都不算特著名。最好的要数李商隐的《板桥晓别》:“回望高城落晓河,长亭窗户压微波。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 但又比较晦涩。缺乏脍炙人口的名篇,鲤鱼渐渐就世俗化了,价格不但赶不上鲈鱼,连鳜鱼和武昌鱼都不如,因为唐朝张志和的《渔歌子》写过“西塞山前白鹭飞, 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而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写过“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中国是文化大国,商品的价格往往要由文化含量来决定啊。有趣的是,日本平安朝的嵯峨天皇,模拟张志和写了一首《渔歌子》:“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可见,日本也喜欢鲈鱼胜过鲤鱼。我在日本看见河里到处都是肥硕的大鲤鱼,拥挤成一大片,跟北京街头堵车一样,竟然没人捕捞,真是太可惜啦。

原田问:“我机道我们日本七生鱼片是受唐朝的学习,唐朝以后,中国人还七刺身吗?”

我说:吃啊。比如元朝的大戏剧家关汉卿,写过一部《望江亭》,这个戏现在的京剧还在演。《望江亭》的全名叫《望江亭中秋切脍旦》,就是美女切生鱼片的故事。里面的女主人公谭记儿,为了救她的郎君,中秋时节,在望江亭上,用一条“三尺锦鳞”,骗走了杨衙内的金牌。观众一般都牵挂她的命运,或者欣赏她的唱腔 ——京剧这个戏唱得最有名的是张君秋先生,而我还多了一份牵挂,她篮子里的那条金色鲤鱼,多么好吃啊。杂剧的第三折叫《献鲙》,原词唱道:“则这鱼鳞甲鲜滋味别,这鱼不宜那水煮油煎,则是那薄批细切。”听着就馋人。杨衙内还想煎着吃,随从提醒他:“大人,不要他切就村了。”可见那时候鲜鱼生切着吃,还是一种不俗的品位呢。

“那近代的狮吼,中国人好像七筷子的少了吧?”小胖子麻尾忽然发问。

我先给他纠正发音:“时候,不是狮吼。脍炙,不是筷子。”然后说:中国越到近代,就吃脍炙越少,你说的对。为什么呢?一是因为中国的烹饪科学越来越发达,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体系,做菜吃菜的方法成百上千,煎、炒、烹、炸、溜、煮、焖、汆、蒸、扒、炝、煸、煲、煨、熬、涮……而烧烤和生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是绝对没有人吃了,而是在整个系统中占的比例小了。二是中国人觉得,烧烤和生吃,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主要依靠“手艺”,而工具和配料的效能发挥不够,产品的文化综合性不强,显示不出文明的水平,谁都能学会。在中国当厨师,是技术和艺术兼备的一种工作,现在还要专门学习和考试的。当然,在日本,做刺身的厨师也是讲究技术水平的,但跟中国的厨师比起来,是远远不在一个层次上的。日本的刺身师傅技术再好,也达不到傅玄说的“飞刀浮切,毫分缕解。动从风散,聚似霞委”的境界吧。

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写一个善于切脍的高手南孝廉“能作鲙,彀薄缕细,轻可吹起。操刀响捷,若合节奏。因会客炫伎,先起架以陈之,忽暴风雨。震一声,鲙悉化为胡蝶飞去。南惊惧,遂折刀,誓不复作。”这种轻盈得能够吹起来的鱼片,叫做“化蝶脍”。杜甫写过:“豉化莼丝熟,刀鸣脍缕飞”和“饔子左右挥霜刀,脍飞金盘白雪高”。杜甫成天哭穷,其实是个大美食家,他经常在河边等着刚打上来的鲜鱼,就地大吃一顿。宋朝的黄庭坚写过:“虀臼方看金作屑,脍盘已见雪成堆。”这已经达到庄子讲的“庖丁解牛”的境地了。中国的高等宴席上,烧烤和刺身可以当做一道菜,但是宴席的档次和厨师的水平主要是通过其他主菜来显示的。即使是家常菜,例如普普通通的一道“地三鲜”或者“宫保鸡丁”,其技术含量也胜过烧烤和刺身的。

还有第三个原因,烧烤和生食,不能完全杀灭食物中的病菌和寄生虫,容易使人生病。这在人口密度不太大的古代还不重要,到了人口大幅度增长,都市人口密度激增的近古,就需要注意了。明朝的李时珍就告诫过,多吃生鱼片,对健康有害。他的《本草纲目》中写道:“鱼脍肉生,损人尤甚,为症瘕,为固疾,为奇瘤,不可不知。”今天很多中国人看到生肉生鱼,还是不敢吃,这并非胆小,而是人类文明成果在潜意识中的积淀,生命的本能告诉他,这个东西有危险,不可随便吃。为什么我们说火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开始呢?掌握了火,就掌握了改造世界万物的利器,有火则“明”矣。

泰国的皮绍福同学说:“那现在中国人又开始吃烧烤和生鱼了,是不是不文明了?”

我说:“如果完全吃生的,不吃熟的,那是倒退,是不文明了。但中国人现在总体上还是吃熟的,而且是非常熟的。中国人一般不吃半生不熟的鱼肉,半生不熟在汉语里是个贬义词。连蔬菜,中国人也做熟了吃。西方人生吃蔬菜,嘎吱嘎吱嚼得满嘴淌绿水儿,中国人觉得他们跟兔子一样,很可怜。中国人最早懂得了温度与文明的关系,喝开水,吃熟食,这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结果。当然,太文明了,就容易腐败,中国人把太多的智慧用在研究好吃好喝的问题上了。所以现在,中国人煎炒烹炸吃腻了之后,也时常吃点烧烤,假装豪爽随意,逃避一下繁忙紧张的都市工作压力。这是寻找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并不是要回到古代去。中国人主要吃的还是八大菜系的菜。”

赵静淑问:“中国人经常有说八大菜系,我们的课文里也学了八大菜系。那么到底哪一个菜系最好吃呢?”

我说:“八大菜系各有特色和绝活,其中也有相互交融的共通之处。例如闽菜的细刀高汤、浙菜的南料北烹、徽菜的色油并重、湘菜的香酸软辣等。其中鲁菜川菜苏菜三大体系最重要,因为这三大区域文明最悠久,物产最丰富。鲁菜是英雄气概,川菜是名士风度,苏菜是美人清韵。粤菜也不错,好比浪荡公子,可以排第四位,但是广东人喜欢生食,而且什么东西都吃,所以广东地区跟食物相关的传染病全国最多。广东有道名菜‘龙虎斗’,用的是猫和蛇。但猫和蛇无论怎么做,体内的寄生虫都是杀不绝的。猫能够跟人类友好相处百十万年,古人也不吃猫,这都是非常有道理的。日本人喜欢吃生鱼片,但你们主要吃海鱼,而且是深海鱼类,又注意食品安全检测,所以得病比较少。现在深海鱼类也开始受到污染,美国专家告诫,每周吃鱼不可多于两次,总量不超过340克,孕妇不超过60克啊。”

村山秀美说:“看来中国人还系最懂得七啊。我看你们中国人七生鱼片的席候,用很多的醋和酱油七,喜番那样的味道么?”

我告诉他们,喜欢味道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克制里面的细菌。李时珍老师教导我们:“凡诸鱼之鲜活者,薄切洗净血腥,沃以蒜、羹、姜、醋五味食之。”中国人讲究五味,用阴阳五行的道理保持食物在体内的生态平衡,例如吃茄子一定放蒜,吃螃蟹一定配姜,就是这个道理。张衡的《七辩》中说:“审其齐和,适其辛酸。芳目姜椒,拂吕桂兰。”调味的方法写得很详细。其实孔子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食物不新鲜,色味不正常,烹饪不到位,时间不合适,佐料不搭配,都不能吃。这并非是酸文假醋地穷摆谱,而是人类最早的“食品卫生法”也。

现在吃生鱼片,当以日本为正宗。张协的《七命》里形容鱼片是“红肌绮散,素肤雪落”,形容绝世美人也不过如此了。我在日本就真的吃到了这么漂亮的美味,东京大学的中文科为了招待我,特意重金预约了日本最著名的刺身,其中最名贵的那条鱼,当天东京湾只打到了一条,天皇也只能预约第二天的了。而日本的佐料是酱油和山葵,另配萝卜丝海苔之类。日本的生鱼片,历史上有过多种写法,例如指味、差身、差味、差酢、刺子、刺躬,现在统一写作“刺身”,用东京话发音是“洒西米”。熟稔日本文化的郭沫若,曾经于1954年12月21日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发表一篇《刺身论》。他说sashimi本来是潮州人吃鱼生时所用的酱油,当地叫做“三渗”,大概是用酱油、醋和生姜汁三种佐料来食用生鱼片。而samsham(三渗)的发音因日本人不能发鼻音而说成sashimi。郭沫若的推断有一定的道理。现在韩国的著名品牌“三星”的发音,就有点接近samsham(三渗)。而潮州文化确实对日本文化有影响的,中国最爱吃鱼生的地方就是潮州。从潮州,厦门,经过台湾、冲绳、到日本本土,有一条很清晰的风俗文化变迁路线。我的林祁师姐在日本多年,她说一到冲绳,简直就像回到了她的福建老家也,东京大学的林少阳教授也有类似看法。从佐料名变成菜名,似乎符合文化误读的规律,也可聊备一说吧。

崔俊生道:“反正孔老师的意思是说儿,我们韩国和日本的文化儿,都是向中国学习的结果儿,我这么理解,没错儿吧?”

我说:“可不是那个意思。韩国和日本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中日韩互相影响、彼此融合的地方很多,但也各有所长,不必事事要一争长短。就拿烧烤和刺身来说吧,虽然中国古已有之,而且丰富多彩,但韩国和日本都发展出了自己的特长。现在要说吃烤肉,我是很喜欢汉城和光州的烧烤的。要说吃刺身,那无论韩国还是日本,都比中国要高级多了,例如我在仁川海边吃的生鱼,在北海道函馆海边吃的海胆,都是我终身难忘的。在日本,我吃到了品种最多的鱼,很多鱼的名字都是第一次知道。文化遗产的发明权归谁,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谁能体会出其中的文化滋味,才算是真正的文化主人啊。刚才这几盘子上等精肉,用傅玄的话说,真是流采成文,灿若红绮,要是不懂得欣赏,那就好比暴殄天物,可惜一边说话,都吃完了。你们今天又听我上了这宝贵的一课,这就叫做亲炙纶音啊——咱们再来5盘大和黑牛吧。”

学生们都说:“孔老师讲得真是脍炙人口啊,我们也更想吃多了,再来5盘是太少了,我们再来10盘吧。”

孔老师说:“好,这就叫炙不厌多,脍不厌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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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承标 周" <zhoucco@yahoo.com.cn>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6 10:39:1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标题: 世纪预言:“微软”的末日

世纪预言:“微软”的末日

周承标

    微软公司的名声享誉全球,微软技术无可匹敌,微软的财富是金山银山,微软的品牌是价值连城,微软的差异化战略人人皆知,微软的企业文化人们口口相传。然而,就在前不久,当你打开计算机时,误下载的微软插件弹出窗口提示:你的系统可能存在风险。你可能是软件盗版的受害者。此WINDOWS副本未通过正版验证,副本不再有资格获得Micrcscft的全面升级和产品服务。最近(15日),又发布消息,当你使用盗版软件时,你的计算机将反复出现黑屏,微软将在全世界实施“黑屏计划”。对普通百姓而言,这一切将骇人听闻!但人们无力又无奈。

    这似乎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你是软件的盗版者,你的国家没有核心技术,市场竞争就是这样激烈,受制于人,做微软的顺民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事情不是这样简单。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微软的发展历史,微软至成立以来,通过它的主打产品可以看出,它从未通过自己的原创设想,开发出巨大的产品。1、其起家的Basic并不是自己发明的;2、DOS是从其它公司买来的;3、Windows用的是Xerox和苹果的技术;4、Excel其实是Lotus123的复制品;5、Web浏览器也是借助网景的创意开发的,说重了是通过绞杀网景而得来的;6、Word纯粹是Wordstar、WordPerfect的跟风。他自己的创意和产品:如Bob、MSN、Slate、Mungo、Park则无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微软的六战略中,从模仿到创新和反对盗版,微软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

    我们再看看若干年前的事情,也就是微软的市场战略,当微软的Windows系列软件开发出来以后,微软几乎免费赠送别人使用,盗版软件在全世界迅速传播,微软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怀抱琵琶半遮面,口头大声喊打,实际就是不动。结果是,微软迅速占领了全球市场,市场覆盖率达90%以上,消费者由于有了免费的“午餐”,很乐于享用,竞争对手由于技术、市场、客户等因素影响,也放慢了产品开发的脚步。全世界使用微软盗版软件的很多,特别是在中国,使用盗版软件的不低于70%。粗略估计,以每个正版软件(十几美分的成本)以100美元价格计算,多少年撒开的大网,今天收网,将要收获2000个亿。其实,全球任何一间软件公司开发软件时,都有能力限制盗版,都能对盗版者给于最严厉的制裁,微软更是如此。

    微软的这种市场战略高明吗?微软的操作能体现出一种大智慧吗?微软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吗?回答是否定的。这些只不过是孙子兵法中的“欲擒故纵”手法,在中国人的眼里只不过是小儿科而已。为什么这样说。让我们从企业及企业管理有关的基本问题,看看微软是否具有这些基本常识,微软到底能走多远,在此谈谈个人观点和看法。

    1、 企业凭什么与人竞争,企业怎样才能做大、做强、走远。一般来说,企业应当具有核心竞争力。如,核心技术、品牌、企业文化等等。象运营模式、价值链、供应链、销售网络、市场占有率等更是处于次要位置。

    ⑴核心技术。微软在软件行业拥有核心技术,是绝对权威。那么,一个企业具有了“核心技术”就一定有核心竞争力吗?这里无需论述,结论是,人们无法认可。

    ⑵品牌。微软具有很高的品牌价值,但品牌又是如此脆弱。回忆当年的“安然”和“安达信”,他们的品牌不也是如雷贯耳,响彻云霄吗?然而瞬间就轰然倒塌了。中国的“三鹿”虽不是国际品牌,但也是中国乳品的第一品牌,她瞬间跌落山崖,死的如此悲烈。

    ⑶企业文化。本人也摆弄十几年企业文化,《微软360度:企业和文化》这本书也拜读过了,由于水平问题,当时尚未发现微软的企业文化有惊人之举(虽然中国企业目前尚不能比)。在此,我们将微软与松下公司做一对比。日本松下幸之助的“自来水哲学”,松下的企业使命——“消灭世间贫困”,这是一种管理思想,是一种承诺,更是一种文化,一种意义上的企业文化。在松下幸之助活着的时候,还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当松下死后,人们才惊呼,松下是企业家,是真正的企业家,是日本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因为松下幸之助是用毕生的精力来践行自己的诺言。微软呢?微软的黑屏计划是什么?又说明什么?微软从Windows95,Windows98,Windows2000,Windows2003,WindowsXP到进入维塔斯时代,每个产品开发出来以后都不急于上市,当他赚得盆满钵满时,才推出下一产品。微软的理念是“金钱至上”,金钱是它唯一追逐的目的,不仅如此,它贪婪就像一头巨兽,张开血盆大口,想一口把这个世界吞下。想必微软人,微软的决策者,微软的“企业家”们,甚至微软的华人高级打工者,虽然读几年洋书也未必就能理解中国妇孺皆知的一句话的内涵:人心不足蛇吞象。在此,我们也不能,也不应该责怪华人高级打工者们,因为他们还不富裕,他们一年还需要十几万美金养家糊口,还是马斯洛划分的清楚,他们目前还处于为了谋生的层次。

    2、微软的管理和文化内涵是个啥。应该说,它和许多国际大企业基本一样,处处是一片和声细语,从满意服务到增值服务;从顾客的满意度到顾客的忠诚度;从重承诺到讲诚信;从合格的企业公民到社会责任。都知道客户重要,都也喊出客户是大哥、客户是大爷、客户是上帝的甜美声音。在这个世界上,假如你跟客户(用户)开一个人间小玩笑,那么上帝就会跟你开一个历史的大玩笑。我想,微软不一定能理解目前最流行的一句话:“你拥有了客户,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它的另一面就是:你失去了客户,你就失去了一切。“双赢”和“四赢”观,体验用户价值等,这些,地球人都知道。就是在我刚才写到此处的时候,计算机突然弹出窗口“你的系统可能存在风险”,强制终止计算机运行而打断我的思路,它就像那种低劣而又让人厌恶的广告一样,让你别无选择,无可奈何。微软对华夏文化的基本的东西应该知道,比如,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假如微软的高管连这些都是是而非,也只能说微软过去的成功凭的是技术、技巧、小智而已,而不是凭“道”制胜。蒙牛老牛说得好:小胜凭智,大胜凭德。

    3、摩托罗拉的前总裁高尔文提出“人本管理”的思想,基尔特提出“公司人性化”的概念,企业文化,人力资源都强调人性的一面。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像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企业那样,凭实力、凭拳头就可以垄断、称霸;更不像五百年前的一些国家政权组织,凭军事实力可以奴役或灭绝一个国家和民族;也不是像今天的某些国家及组织那样可以随意颠倒黑白,侮辱或颠覆一个国家政权。现代企业的定义已经改变,企业是有个性的,是有思想的,是有灵魂的,企业是全体员工的集合即企业群体形象。这就是企业文化常说的商业人格,企业人格,企业道德,企业伦理等内容。比如,一个人活到九十岁,但他没有知识、观点、思想,甚至没有灵魂,空活一生,他其实就是呆子、傻子、行尸走肉;世界上有一个人只活三十一岁,但他是著名的音乐家,他留给人们的财富尚在,思想尚在,精神尚在。过去企业生产的是某种产品,现在生产的不是产品而是工艺品;销售的不是产品而是健康与长寿;满足的不是生理需求,而是心理需求;不是经营产品而是经营人心。当你打一个圈套让别人去钻时,当你居高临下让别人臣服时,当你乘人之危时,当人家别无选择或无助时,你却强迫别人就范。这是经营人心吗?这样可以得到人心吗?中国人都知道,“得人心者得天下”。

    一个企业不仅应有企业人格,更要有一个良性的经营思想,有一个美好的企业价值观,有一个高超的智慧而不是低级的经营技巧,有一群有良知、守道德、重承诺,勇于牺牲,乐于奉献,一生都为世人(客户)思考甚至献出生命的企业家。企业家不是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所要求的都像松下那样的人,但企业家也应当自律,向更高的台阶迈进,企业家需要向思想家、政治家看齐。英国首相丘吉尔有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英国在成为一个大国的过程中,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科学家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富国论》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他们的名字十分醒目地写在英国走过的大国之路上。微软也可能很自得,我这样做难道不公正吗?难道不道德吗?我正面回答,微软的这种举动,在广义上说不仅不“道德”,而且是中国人所说的“无道”。微软公司在追求企业利润的道路上,渐行渐远,离一间受人敬仰的“伟大”的公司,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4、经营企业,要经营有方,管理有道。在西方,“方”指的是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道”指的是经营思想和经营理念。在东方则不同,这个“道”是指经营方法、经营思想和经营哲学,更是指管理智慧。中国人讲的是大智慧即大道,讲求“大道无形”。小“道”是雕虫小技,是低劣的竞争手段,即使用小“道”,也有做到只见刀光不见剑影,杀人不见血,别让人看见你,认识你,怨恨你,指着鼻梁骨骂你。在中国连“盗亦有道”。上面说过蒙牛老牛的“小胜凭智,大胜凭德。”“小胜”凭智慧、技巧可以做到,即使赚得一座金山仍然是小胜;“大胜”是什么?“大胜”指的是即赚得一座金山,又取得一个天下,更凝聚了“人心”,它凭的是“德”。比如,一群股民亏的一塌糊涂,血本无归,将要集体跳楼自杀,这时,股神巴菲特走过他们面前,却没有一个人指着巴菲特的鼻子,别走,你的600多亿美元中有我的30万美元,我们落到如此田地,太阳怀孕,都是你月亮惹的祸;人们反而夸奖巴菲特,人家真有本事,不愧是股神,自责,我们是笨蛋,要知如此,何必当初,大家跳楼吧,下面才是我们的家。索罗斯就不如巴菲特聪明,十年前,他信、马哈蒂尔和韩国总统,当然还有亚洲人民都骂魔鬼索罗斯。索罗斯想,我也冤枉,有苦难言,谁让你们管理有漏洞,假如我跟吉姆•罗杰斯,彼得•林奇,沃伦•巴菲特四兄弟竞争一个项目,鹿死谁手,还难以料定。

    5、人,人的本性表面呈现柔性,本质是属于刚性。当一个人受制于人时,人就有一种抗拒心理,抗拒就意味着失去。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如此。我不是预言家,我对中国的《易经》一知半解,但是中国的文化精髓,中国的天道、人道、王道之说,直观地告诉人们,微软将走向衰败,即使是它拥有一座金山,如不改变与提升,人们只能称它为一个庞然大物,因为它形如僵尸,微软也将是一个穷光蛋,穷的只剩下几座金山。

    微软虽然聚集了全世界的科技精英,虽然拥有了行业的核心竞争力,虽然目前是行业的掌控者,但现在看来微软没有管理精英,更没有人们称道的企业家。微软的一系列举措,在华人面前充其量只能算是小儿科。它永远都搞不清三个问题:一是搞不清什么是“人性”;二是永远不理解中国古代老子的“无为而治”和“不争而善胜”, 也不理解孙子兵法的“伐谋为上”和“不战而屈人之兵”;三是永远走不出所谓“市场经济”的怪圈,不能预测到世界的未来,将由“人文经济”彻底取代市场经济。连中国的妇孺都能说出,盛极必衰,乐极生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顺道者昌,逆道者亡的含义,微软未必。

    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财富》500强,中国目前还没有多少合格的企业家,但中国不是永远没有。二十一世纪,鹿死谁手,中国人不服。虽然现在中国没有多少企业家和真正的世界《财富》500强,但我们有培训企业家的老师。假如微软虚心的话,完全有必要请海航的陈峰和蒙牛的牛根生去西雅图讲几天中国文化。在我们企业培训师圈子里,如,杨尚东、盖列夫、杨宝林、丁远峙、袁良、石立平、谭兆麟、鲍明忠,以及我们的张金萍、孙岚女士等一批企业培训师,都有资格给微软开博论坛,传经布道。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培训师已经不迷信名人名企,愿靠自己的双手,精心扶植起民族企业,建设好自己的家园。

    微软的末日已经到来,它的掘墓人就是它自己。假如,鲍尔默和比尔•盖茨读到我的博文,那将是微软有幸,因为这是一剂很苦很苦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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