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时值改革30周年,大家都在总结回顾过去的30年,仲大军先生也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即中国经济从自身看,30年间翻了三四番,但从全球GDP占比来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在全球经济中仍然是5%。如此高增长的30年过去了,中国GDP在世界GDP中的规模只提高了一两个百分点。这种现象很值得思考。这说明尽管中国人民这些年里很辛苦工作,但在国际交换中国民财富大量廉价地流失了。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除了中国自身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有问题,另外重要的原因即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规则。如果这些制度和规则都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那么发展中国家即使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很难发展起来。

    中国的发展案例可以清晰地说明当今国际环境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多么苛刻。这么多年里,中国的确是加入了国际社会,但身份就象一个进城的农民,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对这样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决不可能放弃大肆掠夺的机会,中国一边遭受发达国家掠夺性的交易,一边对本国资源环境进行着破坏性的开发。代价的确很大。发展到头来,仍然免不了穷国和弱国的特色。这就需要中国深刻考虑自己的发展模式。

    这期汇编还发出来自各个不同思想库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很明显地体现出它们的倾向和特点:总是矫枉过正。特别是对历史的评价,批评前30年,总是要把毛泽东时代说得一无是处,美化资本主义总是把自由主义说得天花乱坠。这种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看看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社会,自由主义给社会带来了多少问题?这种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放手让权势集团攫取更大的私利。改革30年间,中国改革 出现了两个大方向:第一阶段是大众通过自由竞争 为个人牟福利,自90年代后半期,中国改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大众改革变成了权力集团自利型的改革。这种改革不惜以牺牲人民大众和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因此,不矫正这种权力集团自利型的改革,中国是没有希望的。下一步改革最大的问题是消除已经形成了的腐败集团。]

高增长、小GNP的现象说明了什么?

矫正权力集团自利型的改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10月20日

目录

仲大军:《高增长、小GNP的现象说明了什么?》

张明:《中国外储管理如何应对次贷危机?》

马耀邦:《退出WTO,防止与美国金融危机共沉》

余永定:《中国经济怎样才能稳定增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调整》

 庞中英:《中国开始为全球化付出代价》

王中宇:《美国虚拟经济的形成与坍塌》

杨健:《世界经济正在步入第二次大萧条》

严搏非:《評王小强先生的《投機賭博新經濟》 》

 陈义鑫:《2004和2007年退税普降与外汇储备和顺差变化的研究》

康新贵:《用什么来扩大内需?》

田忠国:《中国的三大转型与社会主义的重新规制----美国金融危机应对之我见》

Justin Lahart:《反布什的克鲁格曼荣膺诺贝尔》

《国家1至8月向中石化、中石油提供补助531.8亿元,民营油企数十万人失业》

振扬:《医疗改革:还要让我们再等30年》

杜兆勇:《司法的进攻性使我深怀忧虑----回应南都双十社论放开毒奶诉讼确立司法公信》

刘晓铎:《评〈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兼论我国人民公社农民的性质》

刘涛:《新中国的二十七年:1949 —1976〉》

欧阳君山:《谁是贡献最大的人----兼论"官本位"有什么不好》

张萍鑫:《就我不能正常退休、享受法定权利给江西省长的申诉状 》

张小鼐:《“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为改革开放发展而言己见》

 于建嵘:《如何走出施政和维权的暴力困境?——反思云南孟连事件》

高全喜:《世界的中国焦虑,抑或中国的世界焦虑?》

《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3期(总第102期):

编者按:《中国改革的政府责任与民意基础》

陈一谘:《中国改革30年祭----兼论毛泽东的“四个创造” 》

徐贲:《“改革开放”:合法性危机的消解与再形成》

肖洪泳:《政治儒学的穷途末路----辨析蒋庆的〈政治儒学〉 》

向达:《新儒家政治理想批判》

方朝晖:《韩国的去汉字运动与民族文化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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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增长、小GNP的现象说明了什么?

----中国还要为制度和体制付出多大代价?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10月20日

    我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已经30年,成就很大,问题也很突出。最大的问题是高增长、小GNP。这说明在当今的以美元为主导货币的国际货币金融体制下,错误地发展模式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本和代价非常大。具体上看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

一、高速度,小GNP

    评价我国30年来的经济发展,可以从量与质两个视角考察。从量的角度看,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的增长速度奇迹,但以30年的GDP规模变化角度看,我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特别是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并不大,人均GDP的变化也不突出。

    自从世界银行让全球各国引进了一个GDP的统计方法,GNP基本已经不使用了,并且,搞得中国人至今已经不知道自己的GNP到底是多少了。世界银行一个GDP的障眼法,把发展中国家都蒙骗了。

    30年来,中国的GDP在世界的GDP当中所占的比例大约只增长了一倍多,而GNP仍然和从前差不多。尽管从国内的统计看,我国的经济规模早已翻了三四番,但从外部角度看,只翻了一倍半。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我想除了汇率因素,再就是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和我国的发展战略的方式方法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GNP约占全球GNP的2%(更多的说法是5%,本文暂用我国官方的宣传数字),但到了30年后的2007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仅上升到占全球GDP的5%。而从GNP角度看,我国GNP所占世界规模的比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大约仍然只有2%。这就是说,目前我国GDP的一半是外国投资者的,并不属于本国企业的产出。而我国目前的GNP大约只有GDP的一半。也就是说,以今年24万亿的GDP举例来说,GNP大约只有12万亿元。

    30年间前半期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导致了中国GDP规模增长缓慢,大量国民财富在国际贸易交换中廉价流入国外。这不能不是今天需要总结的的重要问题。

    1978年中国的GDP是2159亿美元,美国的GDP是22959亿美元,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10.6倍。到了2006年,美国的GDP是132446亿美元,中国是26301亿美元,美国的经济规模降成了中国的5倍。

    1978年日本的GDP是9713亿美元,我国是2159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5倍。2006年日本的GDP是43675亿美元,我国的是26301亿美元,日本的经济规模降到了中国的1.65倍。

     1978年到2006年的28年里,我国的GDP增长了12倍。而韩国1978年的GDP是501亿美元,2006年变成了8883亿美元,28年里增长了17.7倍。比我国高得多。

    发达国家中增长较快的比如瑞士,1970年时瑞士人均GDP为3449美元,而美国的为5067美元,当年美元对瑞士法郎的汇率为1:4.31。但到了2006年,美国人均GDP为44190美元,瑞士人均GDP则增长到51771美元,美元与瑞士法郎的汇率变为1:1.25。

    这就是当今由于货币币值变动而导致各国GDP状况。中国经济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高速度,小GNP”。高速度发展的经济成果很多不为中国人民所有。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的问题。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金融经济和货币经济历史阶段,美国依仗世界货币的优势,玩弄印钞游戏,便可轻易地掠取发展中国家经济成果。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更多地是惠及了别人。 但是,中国为什么在国家交换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格外昂贵,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原因。

二、决定贸易交换价格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中国为什么花这么大的代价去购买外国的产品?一个外国产品性能好,技术含量高,利用价值大,这是主要的原因。但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对外部产品的过度迷信和崇拜。譬如穿鞋,一双中国制造的球鞋已经足够好的了,但有人硬要去买外国名牌鞋。一件衣服本国造的质地完全不比外国差,但为了追求时髦,有人愿意花多出几倍的大价钱去购买。一辆本国产的轿车性价比都很好,但有人硬是花几百万元去购买一台外国车。

    更加荒谬的是,有的政府采购竟然明令规定非外国货不买。甚至许多工厂放着本国质优价廉的设备不买,非去进口外国制造。这就是中国这些年里的问题。从消费到生产,大进大出的过程中消耗了本国额外多的资源。这种不良消费心理和政府出台的错误的消费政策,都会使一个国家在与外国物质交换过程中代价昂贵,资源大量廉价外流。再加上国内贫富分化,富人大肆消费国外产品,更使中国的进口格外昂贵。

    而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最重要原因,必然是这个国家的主导思想出了问题,即完全拜到在西方文化脚下,从灵魂到物质、从社会思潮到政府政策统统被西方文化所折服。精神和思想上的投降和投靠,必然造成一个国家物质上的巨大损失。因此,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决不仅仅是个精神问题,而是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收益。它会导致一个国家付出更多的代价换回很少的甚至根本没价值的产品。

    这些年里中国国民财富大量廉价外流的表现有很多,不仅表现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甚至表现在企业资产买卖上。为了让外部文化和机制参与中国的企业,中国政府不惜出台大量廉价出售企业股权、招徕外部投资者的举措。有的企业为了引进外部的“先进”管理,大比例地出让企业股权和产权。这种表现可归纳为文化失败后购买外部文化所付出的代价。

    在这一思潮的指引下,我国曾经一度出现疯狂地外资收购潮。连深圳的自来水公司都买给了外国人。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对外开放怎能不导致中国在国际贸易和交换过程中损失惨重!并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搞经济建设,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国民财富怎么能提高和增加!

    上升到政治学来看,这也是发展中国家为制度和体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为西方式的现代化付出的沉重代价。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一个国家在转轨和外向型的发展过程中,右派力量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损失将会越大,成本越高,对这个国家越是不利。因此,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到了适当矫正政治力量的时候了。不从政治和思想方面进行矫正,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必然代价惨重。这就是我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为什么要适当向左转的原因。这是从经济方面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

三、信用经济、预期经济和透支经济时代的特点

    当今世界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人类经济进入信用经济、预期经济和透支经济时代。一个国家产品价格的高低和一个国家的购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其物质成本和真实财富量决定的,而是由这个国家的文化、制度力量、消费信心和人们对这个国家的前景预期决定着的。在这种时代,商品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国的文化价值力、政治价值力、制度价值力以及世界对这个国家未来的预期。

    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产品价格往往是不对等的,发展中国家往往要拿更多的产品交换发达国家较少的产品。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就象一个农民进城,即使付出再多的劳动,所获得的报酬也是微薄的。

    当发达国家的文化和精神信仰越是获得发展中国家的追求甚至迷信时,发达国家的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越具有价格优势,发展中国家的交换成本和贸易成本越大。所以,文化价值力和政治价值力高的国家的产品,在市场上一般都具有格外高的价格,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往往都是因为缺少文化价值力而成倍得低廉。这就导致发达国家的产品,既物耗少,又价格高。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既物耗多,又价格低。在这一出一进的交换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总是过多地流出,而发达国家总是付出得少,收获得多。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地走出这一发展过程,只能继续在国际贸易交换过程中付出巨大的成本。

     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这一现象并不清楚,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历史、制度、文化和传统的价值和重要性并不清楚。这些发展中国家经常盲目地迷信发达国家,自损自己国家的精神文化甚至历史传统,作践自己的祖宗,挖掘自己的祖坟,贬损自己的尊严,使这些国家在精神文化上完全丧失了自我,在心理上自愿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这种做法直接影响到产品的价格和国际贸易的收益。

    更有甚者,发达国家甚至不用通过实物贸易就可以大量赚取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只用一个国家信用,就获得了发展中国家大笔的借贷。中国将1万多亿美元投入美国国债,就是美国通过国家信用赚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的典型。中国在这些年里,不仅在实物经济领域大量廉价地出口着本国资源,在信用领域,资金领域,也在向西方国家输出着大笔的金融资源。中国这种货物贸易和金融贸易的双输出,数量确实惊人!并且历史罕见。真应验了慈禧太后那句话:“倾举国之力以博洋人之欢心。”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还能不觉醒吗?那些多年来一直诋毁本国文化、本国传统、本国历史和本国尊严的学者们,你们可曾想到经济上的后果?的确,一个失去自信和自尊的国家,是永远难以富强的。一个把希望建立外人之上的国家,是永远没有出息的。这些学者们没有想到国家、制度、主权、尊严的重要性。这些年里,输得最惨的就是前苏联。由于信仰和信心上的崩溃,整个大国解体了。这种损失岂是用经济和金钱可以衡量的!

    所以,中国的发展,如果仅仅是盯着GDP的发展,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中国如果不在经济建设的同时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信仰体系,这种国家永远只能是三流或二流的国家。

四、我国的人均GDP水平

    2005年我国人均GDP仅为1703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25,日本的1/21,世界平均水平的1/4,大体上与刚果、乌克兰、摩洛哥相当,全球排第110位。

    有数据表明1949年以后,我国GDP实质增长率的平均值位于各国前列,但是我国的人均GDP并无多大变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946美元,与世界平均值的5197美元相差甚远。而其他一些国家例如韩国等,即使GDP实质增长率平均值低于中国,但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大大高 于中国。而那些在新中国成立之期在国际中的位置与我国处于同等水平甚至落后于我国的国家,在经过了50年发展以后,也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

    例如,1978年我国的人均GDP约为230美元,1993年517美元,2000年946美元,2006年实现了翻三翻,达到2015美元。28年间我国的人均GDP增长了8.8倍。

    然而1992年到2003年,俄罗斯人均GDP分别为576与2975美元,增长了5.2倍,阿塞拜疆分别为164与880美元,约增长了5.4倍,哈萨克斯坦分别为169与2064美元,增长12倍,土库曼斯坦分别是264与2347美元,增长9.5倍。 以上国家的人均GDP增长速度都大幅度超出经过2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8.8倍这一事实。

    按照这种统计,2005年版的《中国现代化报告》认为, 2002年中国的综合现代化水平只相当于1858年的英国;1892年的美国;1957年的日本和1976年的韩国。如果以综合年代差来表示,2001年中国与美国等二十几个发达国家的综合年代差在50至100年左右。如果把人均GDP和经济结构的综合年代差理解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年代差距,则2001年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综合年代差约100年,与德国等7个国家约为80年,与日本等6个国家约为50年,与葡萄牙等5个国家约为30年。

    中国如果不摆脱过度外部依赖的思维方式,不摆脱当今国际货币体制强加在身上的阴影,中国的发展永无出头之日。中国的发展案例可以清晰地说明当今国际环境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多么苛刻。这么多年里,中国的确是加入了国际社会,但身份就象一个进城的农民,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对这样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决不可能放弃大肆掠夺的机会,中国一边遭受发达国家掠夺性的交易,一边对本国资源环境进行着破坏性的开发。代价的确很大。发展到头来,仍然免不了穷国和弱国的特色。这就需要中国深刻考虑自己的发展模式。

五、中国还要为制度和体制付出多大代价?

    与我国GDP规模较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巨大的实物经济产出。我国目前GDP约占世界的5%,但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等实物产出分别占世界25%至40%。我国有着庞大的实物经济,但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约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单纯追求GDP和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弊端重重,多年发展下来,只是一个廉价的打工国家。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发展模式再也维系不下去了。中国的发展如果继续建立在以美元为主导货币的金融货币体制上,那么再高的速度,也是为他人在做嫁衣裳。中国今天要利用这次西方国家的金融风波和经济危机深刻反省自己的发展方法,在今后走出一条切实发展自己而不是发展别人的道路。

    另外,中国在30年的改革中已经为体制的变革付出了相当大的经济代价,中国必须尽量少得为制度和体制付代价,不能总是左右摇摆,必须尽快走出一条新路,振兴国力 。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0 13:15:3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RCIF Policy Brief No. 08069 - 中国外储管理如何应对次贷危机?

中国外储管理如何应对次贷危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Oct. 20, 2008

zhangyuxuan@gmail.com

    截止2008年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91万亿美元。不出意外,中国外汇储备将在2009年第一季度突出2万亿美元大关。目前全球金融市场正处于次贷危机肆虐的多事之秋,如何实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是中国外汇管理当局面临的重要挑战。

    我们利用IMF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成(COFER)数据库来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在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中,美元资产约占65%,欧元资产约占25%,英镑、日元及其他币种资产约占10%。我们利用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系统(TIC)定期公布的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证券的资料来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在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中,中长期国债约占50%,中长期机构债约占35%,股权、企业债与短期债券约占15%。

    由于次贷危机对美国的冲击最为严重,我们假定美元资产最容易遭受次贷危机的直接冲击。根据上述推测,则2008年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国债约为6200亿美元,美国机构债约为4300亿美元,两者合计为1.05万亿美元。

    中国在次贷危机上被美国所绑架,这种说法并不为过。事实上,不论次贷危机如何演进,不论美国政府救市与否,如何救市,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受损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区别仅在于受损程度而已。例如,如果美国政府放任两房破产,则中国外汇储备中4000多亿机构债面临违约,市场价值将会急剧缩水。而美国政府接管两房,无非意味着两房的信贷风险转移到美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美国国债的信用等级可能被调降,市场价值缩水,从而中国外汇储备中的6000多亿国债将面临亏损。次贷危机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构成了显著冲击,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自两房被接管、雷曼兄弟破产后,次贷危机进入了新的一轮高潮。美国政府出台了各种救市措施。我们可以从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来梳理美国政府的救市举措。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包括资产、负债、资本金(权益)三部分。向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在贴现窗口向金融机构提供抵押贷款、对金融机构的新增债务进行担保,这是从负债方入手进行救市。利用财政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这是从资产方入手进行救市。直接用财政资金向金融机构注资,这是从资本金方入手进行救市。目前美国7000亿财政资金的用途已经从购买不良资产向财政直接注资转换,考虑到金融机构普遍具有20倍左右的财务杠杆,注资的效果明显优于购买不良资产,这说明,股票市场的持续下跌、信贷市场的持续紧缩以及英国政府的注资行为,使得美国政府迅速抛开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开始采取更为直接、更为有效的救市措施。从目前来看,美国与欧洲国家政府已经步入了正确的救市方向。

    然而对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而言更加紧迫的问题是,美国如何为财政救市融资?从传统上而言,美国政府有三种方式为财政支出融资。第一种是通过减税增加财政收入,目前来看可能性很低,尤其是考虑到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中还附加了150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第二种是美国财政部新发国债,由其他国家投资者购买。第三种方案是财政部新发国债,由央行购买,这意味着美国政府通过印刷钞票、制造通货膨胀来应对危机。

    从目前来看,美国政府采取第二种方式融资的可能性最大。那么中国央行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美国新发国债,中国央行是否购买?相关决策无非是一个权衡。其一,如果中国央行购买,且美国政府救市措施正确,则金融市场可能在较快市场稳定下来,各方均从中获益;其二,如果中国央行购买,但美国政府救市措施未能发挥作用,危机进一步蔓延,中国外汇储备面临更严重的亏损;其三,如果中国央行不购买,则美国被迫通过大幅提高新发国债收益率的手段来吸引潜在购买者,这将导致中国拥有的存量美国国债的市场价值大幅贬值。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判断美国政府最新的救市措施能够发挥作用,则在这种情况下,适当购买美国国债或许有助于实现中国外汇储备的潜在损失最小化。然而,目前国内的一种流行观点是,中国不应为次贷危机继续买单,因此不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

    问题在于,目前中国每个月还有200-300亿美元的新增外汇储备,这部分储备可以用来购买什么资产。当前欧元区金融市场不比美国更好,欧元甚至有相对于美元贬值的风险,这意味着目前欧元资产太贵。日元资产收益率太低。其他币种资产或者规模太小、或者流动性不足。

    有观点建议可以用外汇储备购买石油、大宗商品与黄金。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减速,石油与大宗商品价格还有大幅下滑的空间,目前可能不是最好的买入时机。全球黄金市场的供应有限,即使中国仅投入1000亿美元购买黄金,则黄金价格就可能被炒出天价。

    另一种观点建议中国可以用外汇储备来购买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股份。然而,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大多为实体企业,而非金融企业。在次贷危机中,目前除汽车行业面临困境外,其他行业的实体企业并未受到严重冲击,它们是否愿意出售在华企业的股份仍是一个问题。此外,即使对美国金融机构而言,由于在中国的业务可能是全球范围内获益最大的业务类别之一,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它们未必愿意出售。因此,用外汇储备买到的,最终可能是投资收益并不理想的外资企业的股份。

    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外汇储备购买国有商业银行海外上市过程中向战略投资者出售的股份。例如,目前市场上对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价存在这样一种担忧,即作为建行的战略大股东,美洲银行可能因为需要流动资金而在市场上抛售建行股票,从而严重打压建行股价。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由汇金公司或其他机构出面,与美洲银行等海外股东进行协商,以一个合理价格回购股份。这种建议固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即使从战略投资者手中收购所有中国海外银行的股份,也花费不了几个月的新增外汇储备。这只能从边际上而非整体上改变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构成。

    简言之,考虑到中国外汇储备的巨大规模,在当前极度恶劣的国际金融环境下,中国政府很难通过多元化来降低外汇储备国际购买力贬值的风险。既然我们已经面临这样的困境,我们就必须改变中国外汇储备继续增长的局面。这意味着我们应尽快地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改为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取消各种优惠性外资外贸政策、取消要素市场上的价格管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医疗、教育等服务业领域。只有从源头上遏制外汇储备的增长,中国才能最终摆脱反复被美国所“绑架”的命运。

 

退出WTO,防止与美国金融危机共沉

马耀邦

2008年10月11日

    新法家传真编者按:中国最高金融决策者在美国金融危机中的无奈态度(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如果我们不购买美国的国债和资产抵押债券,我们还能买什么呢?")表明,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认清美元霸权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本质。中国真正摆脱美元霸权的先决条件应是先退出WTO,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重建多边贸易体制!本期发出加拿大投资家,《中美关系——透视大国隐形战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作者马耀邦(Ben Mah)的《退出WTO,防止与美国金融危机共沉》一文,当对我们有巨大的启迪作用。

    2008年9月7日,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宣布接管两家政府支持的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公司所经手的住房抵押贷款几乎占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总额一半。保尔森表示:"只有在房市调整结束后美国经济和市场才会复苏……房利美和房地美对于房市能否转危为安至关重要。"1

    美国政府对这两家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的干预使严重金融危机的幽灵笼罩着美国,因为"它们能够对全球造成严重的破坏并摧毁国际金融体系"。2

    近年来,房利美和房地美把住房抵押贷款打包成"住房抵押贷款债券"。世界各国的央行和金融机构购买了这些债券,因为它们相信这些抵押债券得到了美国政府的信用支持。据估计,这两家机构的对外债务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债务的债权人是中国、日本、俄罗斯和中东产油国的中央银行。到目前为止,中国是最大的投资者,持有4000亿美元的债券。3

    近年来,中国同美国形成了一种共生的贸易关系。作为邓小平"开放"政策的结果,数千万中国工人在"血汗工厂"中工作,获得可怜的工资,生产数千亿美元的消费品,出口到美国,换回被称为"美国国债"的东西。

    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立即采取措施,把利率降低到1%。结果,美国国债的收益变得极其低。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中国的央行和金融机构逐步提高了住房抵押债券在其投资组合中的比重。

    房利美和房地美即将倒闭的消息震惊了中国的央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因为它们面临着巨额的经济损失。对美国来说,它所面临的形势也不令人艳羡:它每天必须从外国投资者那里借入高达25亿美元的资金。美国政府支持的机构的债务只要出现一点差错,都会使投资者对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失去信心,从而使美国失去从外国投资者那里进行融资的能力。

    自从次债危机以来,外国投资者尤其是中国的国有机构和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对美国的私募股权基金进行了巨额的投资,或者购买了美国投资银行的大量股份。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自豪地宣布,这些交易是外国投资者对美国金融体系投出的信任票。不幸的是,事实的结果证明,中国央行和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对百仕通、花旗和美林等华尔街公司的投资已经损失了一半。2因此,一些国家认为,美国政府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并不像保尔森所宣称的那样是为了拯救美国的房市,而是试图维护美国的金融地位和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因为亚洲各国央行和中东产油国蒙受如此规模的经济损失,将会带来后果难以估算的反冲。2

    持有大量美元的中国央行和外国投资者也陷入了困境,因为如果它们拒绝参与美国财政部以后的救助行为,美元就会贬值,因而它们就会遭受巨额的外汇储备损失。对于美国政府接管这两大住房抵押贷款公司,中国官员的反应是怜悯。正如中国负责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副总理王岐山所说:"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余地把自己的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多元化……如果我们不购买美国的国债和资产抵押债券,我们还能买什么呢?中国无法避开各种风险。无论怎么做,我们都必然会承受损失。"4

    中国高层官员说这样的话,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仍然不承认中国面临的根本的经济和金融问题。这样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这种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的经济福祉和中国的国家利益。

    众所周知,世界各国的央行由于向美国政府借债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些损失的原因是美国使用不断贬值的货币——美元——进行还债,而不是它赖帐不还。"5

    1971年,尼克松总统放弃了金本位制,因而美元变成了一种不兑现纸币。自此之后,美元的购买力不断下降,贬值的幅度超过了80%。对日本央行来说,1985年购买的30年期美国国债已经损失了66%的价值。对欧洲各国央行来说,由于近年来美元不断贬值,损失将达到一半左右。5因而,"尽管美国官方坚持'强势美元'政策,但是美国通过美元的系统性贬值来不断地赖帐,这可能已经成为事实。"5

    由于不负责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美国长期通过让美元贬值来赖掉它的债务。自从1971年尼克松总统放弃金本位制后,美国历届政府既无兴趣保持财政平衡,也不担心贸易赤字。所印刷的美元不仅使美国经济出现了通货膨胀,而且还把通货膨胀输出到全世界。因此,美国经济变成了一种负债经济。美国政府、消费者和公司都背负了高昂的债务。截至2008年3月,美国的国家债务达到9.4万亿美元,而且这还不包括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超过59万亿美元的未来债务。由于救助两家政府支持的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的债务将会增加5.4万亿美元。5

    由于贸易赤字,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到2008年有望超过7000亿美元。目前,美国对外国央行的公债达到2.4万亿美元,并且还有一些数万亿美元的私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背负了如此之多的债务,以至于"每一个(富有的)美国人在过去10多年里从(贫穷的)中国人那里借来了大约4000美元"5

    令许多人非常困惑的是,为什么世界上最富有的工业国家会变成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因而不得不对通过货币贬值来拖欠债务?此外,美国的国家债务反映了美国人的巨额债务,因为除了2万亿美元的消费债务外,还有超过12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6

    要回答美国为何会负债累累这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考察美国过去25年来的经济发展。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则是始于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在1981年入住白宫后,里根总统立即实施针对工人的新自由主义议程,而且税收政策也有利于金融服务业和富人。这项政策引发了美国的阶级斗争,并造成了美国工人的贫困。结果,许多投资资本从生产性的产业经济流入投机性的金融部门。美国大多数工人的实际工资陷入停滞或下降状态,因而不得不借债来维持仅仅是最低的正常生活标准。

    并非凑巧的是,随着美国经济发展成为一种赌场经济,金融服务部门成为美国商业中的关键部门。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美国的银行家设计出各种贷款方案,诱使美国人举债消费。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的银行家千方百计推销抵押贷款债券。由于利用了历史性的低利率,美国的银行家积极地降低了传统的贷款标准,把高质量的贷款人和次级的贷款人打包成"抵押贷款债券"。这就是所谓的"贷款证券化"。

    贷款证券化使华尔街的银行家可以向全球推销这些金融产品。来自中国和中东其他国家的买家大量购买这些抵押贷款债券,为美国的住房交易提供资金,造成美国债务的增加。债务的增长最终导致了随后的住房市场泡沫。住房市场泡沫的形成是美国经济的自然结果,因为"所有的泡沫都是信贷吹大的,而且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制造了大量借给几乎任何人用于任何目的的贷款。"7因此,美国经济变成了一种泡沫经济,银行家把钱借给"明显没有偿还能力的借贷者"。7

    因此,"泡沫经济使首付家庭、房地产公司和所有公司负债累累,但布什降低高额税级的税收政策却迫使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陷入了更深的债务漩涡。"8结果,美国的许多资金转而用于支付利息,而不是用于消费或产业。最终的结果是美国经济的放缓。"到2006年,应偿本息总额增加到超过营业收入或许多家庭承受能力的地步——尤其是在利率突然提高的时候。"8

    "实际情况是现有的债务不可能得到偿还。问题绝不限于经济金字塔的底部,而是集中在它的顶部。美国政府自身结果成为世界最大的次级债务人。"8因此,由于累积了过多的美元储备,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发现,自己持有的大量美元除了购买美国的国债或房利美和房地美推销的高风险的抵押贷款债券外,别无他途。由于去工业化的结果,美国无物可以出售给中国。此外,中国的公司不允许收购美国的企业,因为美国不会允许外国人控制自己的银行、航空公司、石油公司、电信公司、国防工业和科技公司。中国的公司不允许购买美国的海外投资,在优尼科公司收购战中美国政客的反对就是证明。另一方面,美国的跨国公司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市场,甚至受到了中国官员张开双臂的欢迎。中国的国有银行贷款给美国的公司,使之能够低价收购中国的企业。此外,中国政府承受不断的压力,被要求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以便让美国的公司能够收购中国的银行。这看起来似乎比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更加恶劣。

    美国两家政府支持的企业即将出现的大规模债务违约应该给中国的决策者敲想了警钟。然而,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和许多精英仍然相信,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累积过多的美元储备是惟一可能的结果。

    不幸的是,由于持有大量的美国债券,中国不仅由于美元贬值而正在蒙受严重的损失,而且正在把通货膨胀输入到国内,因为只要外汇储备增加一美元,中国的央行就不得不发行等值的人民币,从而增加了货币供应量,降低了人民币的价值。这最终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给中国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因此,中国必须改弦易辙,抛弃WTO、知识产权体制和对美国的贸易依赖,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的经济,创造国内的需求。中国也可以利用过多的美元,回购在华的美国子公司,把美元送回美国。于是,中国就会避开"美元霸权"和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使自己能够把出口收入用于国内的独立发展。

注释:

1.Christie Rebecca and Kopec Dawn, 'Paulson Engineers U.S. Takeover of Fannie, Freddie,' September 7,2008, Bloomberg.
2.Gross Daniel, 'Saving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Slate, September 8, 2008
3.Evans-Pritchard Ambrose, 'U.S. face global funding crisis, warns Merrill Lynch,' Telegraph, July 16, 2008.
4.'China frets at U.S. risk after Fannie/Freddie bailout,' News Daily, September 8, 2008.
5.Das Satyajet, 'Don't be surprised if the U.S. Gov't default on debt,' September 13, 2008.
6.Beck Rachel, 'Consumer debt defaults looming large,' September 11, 2008, ww. Chicagotribune.com
7.Michael,Hudson 'The Fictitious Economy, Part 1,' July 15, 2008, www. Michael-Hudson.Com.
8.Michael Hudson, 'A Grand Global Bargain,' March 15/16, 2008, www.counterpunch.com .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19 11:15:54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RCIF Policy Brief No. 08068 - 中国经济怎样才能稳定增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怎样才能稳定增长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调整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余永定

2008年10月19日

    《21世纪》:今年下半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和扩散,世界经济衰退的风险日益加大,由此对中国出口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国内对房地产等领域的宏观调控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总需求的进一步增长。由此,有些人提出要防止总需求过度下降,政策似乎也在转向,例如央行已两次下调利率。针对人们对经济放缓的担忧,您觉得中国经济比较适合的增速应该是多少?

    余永定:中国的经济增速多快比较合适?关于这点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数字是9.8%。但你要看到之所以是9.8% ,这跟2003年以来的超高速经济增长有关,因为在此期间中国的平均增速是10.8%,所以把平均值提高了很多。

    第二点我要强调,长期以来,各方普遍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在8%左右。例如在2004年,政府领导说要争取当年的经济增速达到7%,当时《广州日报 》就此对我进行了采访,我说中国的经济增速应该是在9%左右,中国需要、而且能够达到这个速度。这就是说直到2003年出现超常高速增长之前,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还是在8%左右。在2006年颁布的“十一五”规划中,未来5年预期的经济增长率是7.5%,也在8%以下。我以为最近几年的增长是一种超常增长,不能以此为依据,就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跃升到了10%以上,是11%,甚至12%,这是欠妥的。

    另外,还有许多单位对这个数字进行过计算,例如国家信息中心的祝宝良。根据他的计算,从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一直是超出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2003、2004、2005、2006和2007年分别超过了0.3%、0.2%、0.4%、1.5%和2%,2002年则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当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时,该经济体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当超过时,该经济体存在需求过剩的问题。我想在各式各样的计算中,这个数据应该是比较权威的。而且从各个方面来看,我觉得这个计算结果跟我的感觉和经验也是一致的。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目前应该在9%左右。从这点出发,很明显,过去5年中国经济处于需求过剩的状态中。既然存在过剩的需求,那这不可避免的会要导致物价的上涨,虽然这有一定的滞后期和上下的变动,但这个上涨的趋势肯定是存在的,除非我们消除这个过度需求的缺口。这也是我直到现在还认为中国应该对通胀保持警惕的一个重要依据。

    更何况CPI只是在最近这两个月才开始回落,而PPI依然处于高水平上。我们还没看到PPI回落,它可能会回落,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它的回落。在2007年7月,CPI同比上涨了5.6%,但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不存在通货膨胀,其主要依据就是当时PPI涨幅不到2%。那么现在PPI涨幅已经超过10%了,虽然CPI在往下走,你又凭什么断言这个10%的PPI不会使未来的CPI往上走呢?当然,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突然急剧恶化,人们对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急剧恶化,石油价格和许多初级产品价格开始大幅度下跌。这些变化当然减少了未来得通胀压力。但是我们并不能排除这些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重新上升的可能性。对通货膨胀继续保持警惕是完全必要的。总之,通货膨胀压力是减轻了,但并未消除。汽油、煤炭、电力等产品价格的逐步自由化、工资的上涨等等因素都将对未来通货膨胀造成压力。中国的超高M2-GDP比也是一个潜在威胁。

    实际上,央行最近的货币政策变化对经济没有太大的影响,主要是信号,但是我认为这个信号不一定是妥当的。我个人认为,在上半年经济增速依然超过10%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基本维持原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等形势进一步明朗化之后再谈怎么调整。

    《21世纪》:但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而房地产是内需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两个方面的走软的确可能使得中国经济步入下行区间。

    余永定: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速已经在往下走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要高度警惕,在防止通胀反弹的同时,不要使实际经济增速在向潜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超调,一下子从10%掉到9%,然后又掉到8%,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过去我们就出现过经济超调的事情,比如在1993年政府为了反通胀对经济进行了急刹车,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措施可能急了点。而且到1997年的时候,政府就应该早点放弃紧缩政策了。因为通胀在1997年上半年就已经大幅下降了,虽然还没达到理想水平。其实在1997年上半年,一些经济学家就提过降息的政策建议,但未被接受。直到1997年10月份才第一次降息,我们认为这时候降息已经晚了。后来关于是否要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又发生了很多争论,那时候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的隐性负债太高,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恶化中国的财政状况。当时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必须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我们刺激了经济增长,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会下降而非上升。后来中央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我认为是正确的,但也觉得晚了一点。这个和我们后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是有关系的。当然,东南亚金融危机可能起的作用更大。

    所以政策的前瞻性是非常重要的。从这点上说,我也不是坚持必须等通胀率降到3%之后,才能转变紧缩的货币政策。但从目前来看,我觉得还为时过早。做一些调整是可以的,但货币从紧的大方向不应该变。首先,10%的经济增长还不需要担忧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在经济高速增长多年的同时,中国所有的结构性指标都在恶化。我们一直说要进行结构调整,但结果是直到今年以前我们的结构问题是趋于恶化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在说,要等待更好的时机。实际上,当你在说我要等更好时机的时候,这可能已经是很好的时机了,以后的时机可能是越来越糟。比如现在的时机就比过去糟,但是以后可能更糟糕。如果现在不调整,以后调整的代价可能比现在要大得多。我举一个实例,关于人民币是否要升值的争论在2003年就出现了,当时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说人民币应该升值,应该和美元脱钩,但现在不是好时机,因为可能人民币一升值,中国可能又通缩了,所以我们要等待更好的时机。结果我们从2003年一直等到2005年年中,汇改之后的动作也非常小,主要原因还是认为时机不好。但从现在来看,当时是最好的时机。为什么?因为当时经济由冷开始转为过热,那个时候中国开始出现通胀的压力,这时候升值产生的通缩压力可以抵消通胀的压力。这样一来,即可以维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又促进了国际收支平衡。如果当时早作调整,坚决执行“十一五”规划所规定的在2010年实现对外贸易基本平衡的方针,我们何至于像今天这样被动。

    《21世纪》:照您的意思,人民币已经错过最好的升值时间了,那我们现在这么做还有什么意义呢?

    余永定:我想现在大多数人都会承认我们错过了升值的最好时机。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做的话,可能连时机都没有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2003年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4000亿左右。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是2005年之后的事情。现在马上就到2万亿美元了。我们的外汇储备现在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状况,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房利美和房地美,我们买了它们近4000亿的债券,如果美国政府不去干预而是任由它们破产,那么我们所买的这几千亿就可能成为废纸一张,这种损失相当于中国数十艘航空母舰被击沉了,这是多大的损失?我们现在幸免余难,但根本问题没解决。只不过是我们本来要从悬崖边上掉下去,结果人家拉了一把,我们又回来了,但我们只是喘口气而已。美国的金融危机到底会怎么发展?美国到底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根本没底,美国人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说我们积累了这么多的外汇储备,现在都处于命悬一线的危险境地,缩水是肯定的了,损失也是跑不掉的。对我们来说,现在最好的结果就是不要出现大面积的违约,这是我们要争取的目标。

    回过来想,我们辛辛苦苦干了半天,难道就是为了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如果我们在2003年、2004年或2005年采取坚决措施实现贸易平衡,那么局面也不会恶化到像今天这样的状况了。可是现在我们竟然还在说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要考虑让人民币贬值,要增加出口退税,增加出口,这是完全荒唐的事情,是绝对错误的事情。如果当时这么做是错的,现在这么做就是错上加错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争取保持出口增长速度,只能是以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为代价,而且你换来了的这些美元所购买的资产现在很不安全,收益率是负的,随时都处于可能违约的险境,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与其花这个力气这么干,为什么不花力气刺激内需,用国内需求来取代外部需求呢?

    另外还要说一点,一个国家如果经济增速是8%,但还要担心就业问题,这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有问题。美国的经济增速一般情况下也就1%、2%,3%就很不错了,但也没听说有特别严重的就业问题。就发展中国家来讲,如果能保持个8%或9%的经济增长,那是不应该有就业问题的。实际上,这是中国制造业中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太高、服务业比重太低造成的。假设我们现在担心经济增长乏力的人主要是担心就业,那么我们应对的方式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结构不合理,导致我们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量很低。所以假如我们未来要确保就业,那么就应该重视结构改革,至少不应该低于对经济增速的重视。其实与其在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下通过拼命促进经济增长来带动就业,倒不如将经济增速放慢一点,改善产业结构来解决就业的问题。

    《21世纪》:您刚才提到了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风险问题。现在美国为了救援金融市场而不断增发国债,市场由此担心美国未来的偿付能力,您会担心美国这方面的问题吗?

    余永定:当然会。美国救市需要资金,这将通过发售国债的方式筹集,但发售国债得有人去买。你可以设想一下,美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国债余额为10万亿美元,净外债为3万亿美元。2008年初美国家庭的平均负债为5万美元,负债率为100%。为了救市,美国政府要投入的资金恐怕不止1万亿美元。新发的巨额国债谁来买?负债累累的美国家庭?而中国、日本和石油输出国等经济体储蓄很多,是净债权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不要买?我们已经赔了,还要买吗?如果我们不买,国债的利率势必大大上升,这会带动整个美国金融市场利率的上升。这样一来,美国的经济会严重衰退,反过来又会影响中国经济、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和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有一种可能,如果大家去买,但新增的国债跟旧国债相比量太大,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对此,我们可以对比股市中的“大小非”解禁,当某支股票的“大小非”解禁时,股票的供给会突然大增,随之而来的往往就是股价的大跌,这时候谁的损失最大?谁持有股票越多,谁的损失就越大。中国手中的美元资产是巨额的,其后果也可想而知。

    美国最后还有一种解决方式就是印钞票。印钞票的结果就是美元大幅度贬值和通货膨胀。作为美元资产的持有者,中国还是会损失。所以中国现在唯一现实的方法就是跟美国合作,最好是美国把中国和日本等债权国召集到一起商议,达成一个协议,美国要保证债权国最终可以拿回这笔钱,而债权国也要保证现在不急着拿回这笔钱,给美国时间来进行调整,最后大家能安全解套,但这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要多长时间还很难说。过去我就已经写过,上世纪20年代末英镑可能跟黄金脱钩,把所有持有英镑的国家都给套住了,最后当英国放弃金本位的时候,持有英镑的国家损失惨重,荷兰央行的行长甚至为此自杀。我当时为什么写这个?不就是为了警告这个事情吗?我当时就担心出现这种情况,但这种情况还是出现了,而且比我估计的还要糟。

    在当前的困难条件下,中国是否会有机会呢?是否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呢?是否可以亡羊补牢呢?机会应该是有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发现和利用这种机会。例如,如果美国人需要向中国借钱,我们是否可以要求美国发行人民币债券。我们借人民币给美国人,他们可以用这些人民币购买美元。债务到期后,美国用美元购买人民币还债。这种安排应该说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当然,许多细节需要进一步考虑。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变得更精明一点。

    《21世纪》:您之前谈到了宏观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比较复杂的困境,很多人都希望政府通过阻止本币升值、上调出口退税、放松银根和扩张财政的方式来度过难关。其背后暗含了一个假设,就是现在的问题主要还是周期下行的问题,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来熨平,似乎忽视了结构性转型的问题,不知道您怎么看?

    余永定:当他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很少涉及结构问题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周期问题,潮涨潮落,二是结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现在的许多政策,其目的是解决结构问题的,而非为了熨平经济周期,但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矛盾。比如解决结构问题的政策,可能从反周期的角度来讲并不是十分有利的,但我们如果不实行这个政策,可能永远都没法做相关的结构改革,而且经济周期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往往是事后才知道的。举例来说,现在很多人觉得在经济周期下行的时候,采取一些减少外贸依存度的政策,可能会恶化我们的周期。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由于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非常严重,因此世界经济的下滑可能是相当长时间的。它可能持续三年、四年、甚至五年,而日本是十几年。至于这场金融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我们可以做不同的判断,但影响很大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而且越来越高。它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将是长远的,而且可能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出口根本将变得非常困难。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想进一步出口,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回过来说,我们在强调宏观调控熨平周期的时候,绝不能忘记经济结构的调整。事实上,我们经济结构在不断恶化。例如,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率的提高,实际上这种模式一般在短期内会造成经济过热,在长期会造成通货收缩。另外,在过去四年中中国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占比平均为9.05%, 2007年超过10%。而日本19955年至1998的同口径数据分别为5.77%。其中最高的一年也仅为8.69%。香港平均家庭住房面积是47平方米。中国城市居民还有谁肯购买这样的户型。经济适用房不也是90平方米吗?住宅建设(加地方政府的造成运动)带动了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发展。中国可以以房地产业为龙头、为中心带动经济的7

    发展吗?正如吴敬琏老师一再强调的,中国经济结构存在严重问题,必须尽快调整。你还可以再看看中国的环境污染和能耗问题,再看看我们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举例来说,中国的城乡收入比超过是3:1,但日本是1:1.1,也就是说在日本,农民的生活水平是超过城里人的,就算它是发达国家,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也不至于搞成这样吧?而且这方面的情况比上世纪80年代还差。这等于说我们谈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结构改革,这结构是越来越差。为什么?因为结构问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问题。人们往往习惯于应付眼前,而把未来的事往后拖,但这些问题越往后越难办。其实我个人认为今年以来经济结构已有所好转,例如我们的贸易增速和贸易顺差都有所下降,房地产投资也得到了一定的抑制。去年实行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今年开始显现作用了。我们应该把这看作是成绩,而非问题。经济增速的适当下降是我们进行宏观调控的结果,是我们加强经济结构改革的结果,因为从去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加快了,货币政策从紧了,结果今年我们发现出口增速下降了,贸易顺差减少了。我们又发现房地产的价格在下降,房地产投资的增速也在下降。所有这些都是好现象。现在如果由于出现了一些外部变化,我们就吓住了,反过来否定我们之前进行结构调整的正确性,停止了已在进行中的结构转型,并回到老路上去,这将意味着我们之前的所作所为前功尽弃。我们这样做可以暂时保持一些经济的增长,暂时解决一点失业,但这为以后的结构调整造成了更大的障碍。

    《21世纪》:您承认经济都下行的风险,但更强调要加快结构改革。假如世界经济在未来数年都没有起色,中国的外需受到了很大冲击,那么您觉得中国应该如何去应对这样的局面呢?

    余永定:我自己认为中国仍然握有一个对冲经济下行趋势的有利条件,就是中国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财政状况。如果没有这个良好的财政状况,问题就难以解决了。过去如果中国经济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动用外汇储备。但现在这个已经很难了。因为现在要使用外汇储备要就得把资产卖了变成美元,但现在全球资本市场状况很差,假如我们这时候大笔抛售资产,其价格无疑会大幅跳水,令我们变现的想法很难获得实现,所以这种做法目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很难。外汇储备之所以是外汇储备,就是因为它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现在它已经既不安全又没有流动性。这也是我为什么去年“建议”把中国的出口产品扔进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由政府给出口企业印钞票的原因。

    关于财政刺激经济增长的问题,这是一个老生常谈。当外需减少、经济增速下降的时候,我们需要刺激内需。要刺激内需,投资是一个选择,但我们投资率已经很高了,因此重心更多的应该放在消费上。另外,即使是增加投资,也要增加那种可以改善中国经济结构的投资,比如说可以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资。举例来说,我们所的研究人员现在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给孩子找不到合适的托儿所,现有的一些托儿所费用都太高,动辄五、六千,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些方面增加投资呢?其实在服务业中,我们有大量的投资机会,而且这个领域所能创造的就业可能也是非常大的。例如老人院,大家都要老的,但中国有什么像样的老人院?这样的投资是可以改善中国的状况,并增加消费需求的。

    找刺激内需的点不难,难在什么地方?难在我们有些政府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做这些事情,它们愿意的是盖楼堂馆所。我9月份在某县级市看到,市府大楼比美国白宫还气派,据说修这个楼花了3亿人民币。我还在某一贫困县看到,招待宾客的宾馆简直是钓鱼台的缩影。全国几乎毫无例外,在许多贫困县你都能找到豪华的楼堂馆所,资源都放在了那样的地方。

    《21世纪》:您是怕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借扩张性财政的机会浪费掉宝贵的财政资源,最后搞得该用的时候反倒没有资源可用了?

    余永定: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喊,经济有问题,要准备增加投资,而且各种新鲜招数都出来了,还要大量的引资和建经济开发区。原来我记得国务院批准的经济开发区数量是很有限的,但据说现在已经有几千个了,因为各地都在这么做。我害怕现在就推出扩张性的政策会造成又一次大规模的资源浪费,中国经不起这么折腾了。再折腾几回,咱们就想调都没法调了。所以为了结构调整,我们对投资要有保有压,保什么?保老百姓的民生,保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保第三产业;压什么?压房地产,压高污染、高能耗和严重依赖外需的一些产业。这就是我所谓的结构调整方面的内容。另外,如果经济周期真下滑了,中国的失业率会明显上升,这时候我们就应该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为此做好准备,但现在还不是合适的时候。当然,假如高层认为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那就得推行。

    《21世纪》:最近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前景有比较多的担忧,但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历经多次波折,但最后也都安然过关,您觉得目前的困难和过去的相比如何,例如和上世纪90年代所遇的困难相比,是更难更复杂了,还是相反?

    余永定:现在的情况更复杂和困难了。原因有三点,一是现在中国经济在规模上比过去大很多。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也大很多,特别是中国经济跟国际金融市场联系的紧密程度也是过去难以企及的,所以这时候国际经济环境的波动就比较容易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二是我们过去的总体经济发展战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一种正确的战略当你的经济水平提升到另外一个阶段时就应该改变了。当中国经济规模很小的时候大量出口没有关系,当中国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二大贸易国的时候,它还以出口为导向,那就有问题了。又如,当中国穷的时候引资是正确的,但当中国资金多的没法用的时候,各级政府还在不顾一切的引资,这就有问题了。中国过去那种以出口导向、大力吸引外资的基本发展战略早就到了应该进行调整的时候了,只是我们一直拖着没调。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整个战略都面临着大的调整,而过去主要是战略正确前提下的战术调整,和现在完全是两回事情。可以说,过去我们宏观调控主要的任务就是熨平经济波动,结构问题还没那么大。现在宏观调控又要熨平周期,又要进行结构调整,而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结果问题的复杂性就大得多了。

    三是过去没有那么强势的利益集团,但现在已经有了。因为我们在渐进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利益集团,而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每个集团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反映在公共政策层面。这种利益集团的影响不但反映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而且反映在不同政府部门的不同立场上。某些政府部门明显是在更多的听某些利益集团的声音,这是绝对要制止的。

 

 

美国虚拟经济的形成与坍塌

王中宇

    当年,主流经济学家们鼓吹过一个“补课”论,主张中国的发展跳不过资本主义阶段,因而需要“补课”。事实上大量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自80年代初开始“转轨”,这一过程在1994年到1998年间基本完成,1998年后,经济系统的动态特征迥异于1994年前的系统(见王中宇《宏观调控:向左走?向右走?》科学时报2008年9月2日 2版)。

    如果假设我们的“补课”始于1998年,到如今我们上课10年,大体相当于“高一”的程度。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切身体验,据此可得出远比当年真切的客观认识。此时,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得以深入认识这个工商文明中的主流经济体系。当一个系统平稳运行时,很难认识它的内在机制,倒是它遇到扰动、危机的时期,其行为更易于显示出它真实的内涵。

“监管不力”还是“有效需求不足”?

    大量的文章都将这次风波归咎于“监管不力”,这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吗?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在“主流经济中”经济增长的制约性因素不是产能,而是需求。美国的GDP统计从需求角度将GDP分解为:个人消费、私人国内投资、出口、进口、政府消费与投资等部分,其中,进口挤占了国内市场,因而降低GDP。

    图一显示了美国GDP增长的构成,由于数据波动很大,对每一组数据,用多项式拟合出趋势线,以便观察长期走势。

图一:美国真实GDP年增量构成(按2000年不变价计)

    数据显示:个人消费对美国GDP的增长一直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因而美国经济主要靠个人消费拉动(与之对比,中国经济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而住房对个人消费影响很大,它会带动一系列商品与服务需求。所以,那些炒外汇的人必须要关注每月公布的美国房地产销售数据。

    统计上广义货币M2中流动性最强的部分是M1(现钞、信用卡及活期存款),它主要用于购买商品与服务,M2中其他部分是各种存款,它们追逐的是利润,图二表明,在美国广义货币M2中,M1的份额持续下降,说明购买商品的货币相对于追逐利润的货币持续下降。(图二:美国 M1/M2)

    事实上,美国的货币构成已经从广义货币M2扩张到M5,根据美联储发布的统计数据,早在1979年1月M5的体量已经是M2的183.8%,这些五花八门的货币都需要投资机会以追逐利润。由此凯恩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常态就是有效需求不能消化过量的商品与劳务的供给,以致于形成投资不振、企业开工不足和失业。

     改变导致两类货币失衡的机制,势必从根本上改变“主流经济体系”的性质,而如果不做这样的改变,一个逻辑上的选择是为不足的有效需求注入额外的货币。当年的罗斯福就是这样应对“大萧条”的。凯恩斯主义不过是事后为罗斯福政策提供的理论解释。

    然而,向不足的有效需求额外注入的货币,在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同样会逐渐转化为追逐利润的货币。为了维持系统运转,只能持续进行这种注入。长此以往,势必导致另一个失衡: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间的失衡。图三的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均以1959年一季度值为1,到2008年二季度,美国以不变价计算的GDP增加到4.90,而广义货币M2增加到26.58。这种失衡在70年代就将美国拖入了滞胀。

图三:美国货币存量与真实财富失衡

    在滞胀肆虐的1973年,Black-Scholes的期权定价模型问世。这个模型的思路在于,利用可得的数据,用可计算的数学模型估算某个金融产品(如股票、期货等)的合理价位。金融市场的交易涉及巨大的利益,而交易的基础是对价格的判断。于是大量的数学研究投入了这个领域,所用的工具越来越深奥,包括偏微分方程、概率统计、随机过程、鞅论、测度论、流形、分形等。数学模型与计算机的结合,使操盘手可以迅速对价位做出判断,从而确定自己的交易策略。

    这样的技术背景为金融市场的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市场面对的是收益与风险,不同人群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不同,财大气粗者有能力参与高风险高收益的赌博,而升斗小民根本赌不起。于是市场创造了越来越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供财大气粗者选用。理论上,选用衍生工具的一方是厌恶风险,希望稳定者,他们通常是生产一线的企业,而另一方是能承受风险,而追逐暴利者,索洛斯先生就是其中的翘楚。于是衍生工具市场的宏观功能就是:将风险转移给有能力承受者。从系统全局看,这是又一个聪明的制度安排。但实际上,为避险而进入这个市场的客户远少于追逐暴利者。原因很简单,这个经济体系制造着越来越多的、远超过真实财富的货币,这些货币又越来越多地积累在极少数社会成员的手中,他们承受风险的能力和对暴利的渴望远非常人可以想象。于是资本市场、衍生品市场成了他们的赌场。

    渐渐地,整个经济体系的金融子系统分化为两层,其底层提供传统的清算、支付、存储等功能,它服务于实体经济;其高层是资本市场、证券市场、衍生品市场等,标准理论称:它在承担“配置资源”、“发现价格”的职能,而实际上大多数交易是逐利资金拥有者间的对赌。对国家的实体经济而言,金融系统的底层性命攸关,一旦清算、支付、存储业务中断,实体经济必然停摆。而金融系统的上层不过是逐利资金拥有者的赌场而已。有钱人之间瓜分利润、争夺资本的争斗从来就是鲜血淋漓的,这种赌场为疯狂的多余资金提供了娱乐场所,使有钱人之间的争斗演化为文质彬彬的电子游戏,并由一大批高学历者来操作,华尔街就是他们聚集的地方之一。

    本世纪初,网络泡沫破裂,股价跌去一半,并出现了大量债券违约,但没有一家大型银行倒闭。美国金融系统表现得很有弹性。究其原因,这种双层结构起了重大作用。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生存于实体经济中,并为虚拟经济提供利润。而拥有绝大多数财富的少数人,生存于虚拟经济中,他们在这里瓜分实体经济祭献的利润,并相互争夺已有的资本存量。如果将实体经济视为船,虚拟经济就是船上开设的赌场,赌局中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有一条底线:不能将船搞沉了。

    由此观之,创造虚拟经济的华尔街对“主流经济”的贡献应与凯恩斯相当---为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提供了解决方案。对“主流经济”而言,凯恩斯与华尔街的贡献价值几何?不妨从与之竞争的对立体系观察。70年代末,一批老共产党员看到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其社会甚至显得比“社会主义”国家还富裕,于是纷纷带领自己的国家“转轨”、“接轨”,力图“融入”之。

     现在华尔街背负着恶名,然而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华尔街,远超过真实财富的、聚集在少数人手中的货币会造成什么局面?请回想一下,70年代美国的M2与真实GDP间的失衡远不如1995年之后严重,而那时出现了持续十多年的滞胀。相反,1995年之后整整十年,M2的增幅远远高于真实GDP,而美国的实体经济一直平稳运行。

    回到图一,可以发现自2000年2季度,个人消费增量达到峰值后,美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个人消费增量持续下滑,这意味着拉动美国经济的主动力在减弱,出口增量加速上升,这意味着美国国内产能日益依赖海外市场,从趋势线看,一两年内出口将替代个人消费成为GDP增长的第一动力。至于私人国内投资的增量,1998年2季度就达到峰值,此后大趋势是下滑,2007年1季度后竟出现了负增长。这一变化意味深长。

    首先,靠刺激个人消费维持国内繁荣的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90年代的网络泡沫让美国快速透支了这个经济体系的可调控空间,这次房贷危机证实了这一点。美国长盛不衰的信念,其经济体制的基础已经动摇。美国人的好日子在世纪之交就迈进了“亢龙有悔”的阶段。其次,维持美国经济增长将愈来愈依赖海外。这表明,美国将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就是明证。由于其经济日益依赖海外市场与资源,仍处于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将更加难于琢磨。历史证明,没有哪个大国会甘于衰落,它必然会用尽一切手段维持自己的地位。对于与其关系密切的国家,它将变为一个日益危险的伙伴。

    孔老夫子早就告诫我们:“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对那些企图将中国经济绑在美国战车上的说教与势力,国人应该警惕。长期以来,美国的经济机制被我们视为效仿的榜样,而今这个机制暴露出了其无法克服的深层矛盾,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是否还应“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向那万丈深渊扑去?图四与图三相似,用同样的方法比较中国的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

图四:中国货币存量与真实GDP

    对比图三与图四,可看出:美国以1959年为基年,49年后,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基年的4.9倍,而广义货币M2增长为基年的26.57倍;与之对比,中国以1990年为基年,16年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基年的4.7倍,而M2增长为基年的22.6倍。由此估算,美国平均每年超额发行货币的速度为3.51%,而中国为10%,是美国速度的2.8倍。

    可见利润极大化机制在我们这里的作用比在美国强烈得多。美国在战后靠凯恩斯主义和“虚拟经济”走了半个世纪。我们以相当于美国2。8倍的速度追赶,还剩多少可供回旋的时间?

    这不是杞人忧天,80年代初,当时的农研中心分析中美两国的资源禀赋后指出:中国无法效仿美国的“house+car”模式。而事实上的政策选择导致了汽车和房地产业的飞速膨胀,致使我国在金融、能源、环境、社会安定等方面几无回旋余地。然而至今未看到对当初产业政策选择的认真反思,一个缺乏反思能力的社会又会走向何方?

    对中、美两国统计数据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研究,已是当务之急!

    (注:文中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网站http://www.bea.gov/national/index。htm和美联储网站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2008-10-7)

 

 

发件人:"Pang Zhongying" <pang_zhongying@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30 14:51:3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拉鲁什研讨?

中国开始为全球化付出代价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庞中英

2008-10-09

    奥运后的北京,本来应该更加国际化,但是,除了首都国际机场,无论在大街小巷,还是大学校园,外国人的身影比以往似乎少多了。在有着英文报站名的公交汽车和地铁上,其实,真正需要英文服务的旅客不多。

    前几年,中国不少官方经济学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一个赢家,已经从全球化中受益良多。事实也确实如此,中国从参与全球化中获得许多直接和间接好处。这是前所未有的积极局面。全球化改变了中国的演变进程。但是,仅仅看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显然是片面和天真之见。如今,中国正在遭到全球化前所未有的冲击。

与全球化关系在逆转

    以下两件大事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中国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正在逆转。这是中国面对的一个严重挑战。第一,从中国“出口”到世界的、以劳工和环境为代价的“中国制造”商品,正在受到世界各地这样或者那样的检验、质疑和抵制。

    中国转型了30年,结果成为了“世界工厂”。今天,无论在世界哪个市场上,都可以轻易发现大量的中国货。当然,这些“中国制造”的中国特性并不多,因为它们的品牌大都是美、欧、日、韩以及港台跨国公司商标。

    这些年来,“中国制造”的问题日益暴露,其质量和安全性受到的批评最多。最近的奶制品和与奶制品相关的食品危机,只不过是这个危机的最新故事而已。

    上个月在德国柏林开会,会议主持人正好在我旁边,她拿起桌子上的一个开瓶器打开饮料,没有想到,这个开瓶器不争气,非但没有打开饮料,反而断裂了,差点伤了这位女士。她向我指一指,这是个“中国制造”产品,但却是外国商标。我的表情比较复杂,不便说任何话。

    第二,中国“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的“前辈”和“师长”、“(在)中国制造”货物的主要出口市场的美国,在苏联解体将近20年后,终于也遭遇大的麻烦。从去年以来,伤及下层民众的美国金融问题逐步暴露。如今,以华尔街的投资银行破产、风险资本主义的大危机为标志,令人吃惊地告诉中国人: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不像冷战刚结束时有的美国学者说你的那样,是完美的和典范的,而是存在大问题的。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人天真地崇拜、认真地学习、勤奋地模仿“美国模式”,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模式的内在问题。

海外利益遇到巨大风险

    一个基本事实和趋势是,美国实体经济已经越来越受其金融问题连带,进入一场严重的衰退已经毫无疑问。不管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在乎不在乎“中国制造”的质量和安全性,美国市场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将继续下降。这使已经因为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劳工和环境(生态)成本上升的“中国制造”行业雪上加霜。

    最近这几年,中国遭遇的全球化风险越来越多。不少“走向全球”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已经品尝了全球化苦涩的味道,体验了全球化的阴暗面。比如,中国一些国企在美国的购并行为遇到美国政治家和利益集团的抵制。他们仅仅以美国的“国家安全”为理由,就轻易地拒绝了这些中国公司更进一步美国市场。

    再比如,中国一些开拓第三世界市场的公司和个人,不得不面对当地的政局动荡、武装冲突、海盗、绑架等风险,以及以西方为基地的“非政府组织”的指责。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组织和个人把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公司在苏丹的投资和经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直到现在,不管中国如何反驳,他们也不让这两件事情脱钩。

    随着中美两国利益更加相互交织,美国布什政府就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他们希望中国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responsible stakeholder。该术语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许多中国官员和学者一时难以准确理解其含义,忽略或者不情愿看到“stake”中的风险意涵。在只重利益、不问风险的盲目意识驱动下,中国把这一美国对华政策的新术语片面地翻译为“负责的利益攸关方”。

    今天,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重创中国在美国的证券投资,中国开始为华尔街主导的全球化付出惨重代价。不仅如此,中国还有更多的海外利益实际上处在巨大的风险之中。中国人有必要重新思考全球化。

 

 

发件人:"jian yang" <jianyang168@hot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yinxin@dgyx.cn>, <yangalexyong2003@hotmail.com>, <snoopyny1@yahoo.com>,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jianyang168@hot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10-12 14:14:12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 世界经济正在步入第二次大萧条,股市“黑十月”。各国的股市都很可能在今后的3年之内从其高位上下跌70%-90%。具体情况就让历史来见证吧。

世界经济正在步入第二次大萧条

杨健

写于2008年10月12日 纽约

    10月12日电 全球信贷市场紧缩,加上投资者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尽失,环球股市经历“黑色一周”。香港大公报综合消息称:当中包括23个已发展市场的大摩MSCI环球指数在过去短短一周累跌两成,是自1970年有纪录以来的最大一周跌幅,全球市值一周蒸发超过6万多亿美元(约50万亿人民币)。随着市场寄予厚望的G7在峰会上未有具体方案,证券界人士忧虑环球股市仍持续受压。

  美股单周急挫18%。报道称,金融海啸的威力进一步显现,环球多个股市先后现股灾。回顾过去一星期,伦敦富时100指数与日本日经225指数便分别累跌21%及24%,至于大摩MSCI全球指数一周跌幅亦达两成,创下自1970年有纪录以来最大一周跌幅,全球市值亦于短短一星期内蒸发6万亿美元,环球股市同步经历“黑色一周”。

    日本股市从1989年的12月25号的38916点到2003年4月21号的7699点,之间花了13年,而且是在周边经济强力发展之时,尤其日本经济复苏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其股市才延迟了13年时间,直到2003美国科技股泡沫崩溃后见底反弹。

    如今的世界各国经济几乎都同时进入了拐点期,在这之前世界各国的房地产都有近乎疯狂的超速发展,如今都又几乎同时陷入和房屋贷款过高有关的金融危机之中。这其中中国股市最先进入崩盘,即使是在奥运会获得金牌历史性突破的两个星期,股市仍然几乎天天下跌,可见下跌趋势不可阻挡。中国的股市从其最高点大幅度下跌高达60%左右。


    美国的股市和世界各国的股市都很可能在今后的3年之内从其高位上下跌70%-80%。这种股市发展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高达70%。从日本90年代股市崩盘的例子就可略见一斑。其下跌的原因都很相似,就是过度的发展房地产,造成金融危机,最后引发股市崩溃。2008年的10月对于世界各国的股市来讲,已经是“黑十月”。全世界各国股市无一不是暴跌。其中苏联下跌速度最快,一天下跌高达19%,

    2008年到2012年间的全球股市下跌现象和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完全一样。不论各国政府到2012年间救市都将无法阻止这一经济下滑的趋势,他们也只能是延迟股市触底的时间,这对于某些正在选举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如美国,经济危机是大选时最重要的话题,甚至是胜选举的法宝。共和党可以说最后股市触底的时间不是在我的任期内,以便在下次大选时来指责对方。具体情况就让历史来见证吧。

 

 

发件人:"Shirley Shek" <shirleyshek@citicpacific.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0 11:58:38 +0800 收件人: <info@strongwind.com.hk> 抄送: <sales@strongwind.com.hk> 标题: 大風之友 -- 上海季風書店嚴博非評《投機賭博新經濟》

評王小强先生的《投機賭博新經濟》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严搏非

2008-10-15

    电影《罗生门》是这样开始的:黑夜、大雨;一扇沉重的大门被缓缓推开,门内走出一位老者,这位老者看着黑夜,喃喃地说了一句话: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个电影叙述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一个人被杀,有四个人都同时看到了,但他们每个人的叙述却都不一样。老人说的“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如果翻译成哲学的语言,就是:客观性消失了!这句话极为准确地描述了现代性发展到二十世纪后期及其现在的文化的和价值的危机,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竟也解释了这三周来震惊世界的华尔街危机。王小强的《投机赌博新经济》中虽然没有这样的直接表述,但通篇讲的就是这几个字:客观性消失了,只需加上前缀,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营的客观性消失了”。

    最近几日,一直在读王小强的《投机赌博新经济》,随着华尔街的危机越来越深,书,也终于越读越薄。这本去年五月就出版了的书,可能是目前唯一确切地预言了全球金融大崩溃的著作。不过,小强的书不好读,没完没了的材料一层层地堆上来,让你找不到分析和结论;嘻笑怒骂的行文,读起来又尽是瘆人的寒意。读完了,感觉上比读黑格尔还累。

    就象哥伦布竖鸡蛋,真竖起来了,也简单明白。小强这本书的意思,当然比我前面讲的要复杂一些,里面还包括了一整套的经济学逻辑。他的推论是这样的: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美元不再与黄金相联系,而各国的货币也不再以固定汇率与美元相联系,从而,金融的国际管制就不存在了。货币从此成了无成本的印刷品,原来与物质生产有着确定性联系的货币生产消失了,它突然变成了可独立交易的商品,市场经济出现了一块庞大的货币经济。而这块货币经济的规模,到9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实体经济的62倍!但此时的金融市场已成为赌场,由于货币只是在与货币交易,它不再是社会生产的真实需求反映,再多的货币也可以在瞬间消化的干干净净。于是,社会生产对资金需求的信号完全被赌博的过程掩盖,原来依赖于货币供应的宏观调控,突然变得杯水车薪、毫无意义了。客观性消失了,市场均衡的对象不见了,资本主义体系在经历了1929年的大危机以后,第一次遇到这种极度不确定的情况,而且,“我们还完全不了解它们之间(真实经济和投机经济)是如何互动的。”这意味着市场机制中的“看不见的手”的失效,市场经济将不再存在均衡,而一旦保持市场均衡的机制不再存在,小强预言,全球经济则将再次被历史上发生过的经济危机所摧毁。

    这场震惊世界的金融大崩溃还在继续延伸着,不知道还有多少国家会破产,而拯救的方法却仍然是那“战无不胜”的凯恩斯主义,只是面对这种全无确定性的“投机赌博新经济”,凯恩斯的法则还能灵验吗?即使灵验,那些导致金融工具无限生长的正当性该怎么办?因为它来源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追求无限的利润是正当的,而这一点,正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力和基石。

    小强这本书写了很多年,去年出版,在香港这个地方居然印了5000册,说是为今年准备的,竟不幸而言中。


 

 


发件人:<wych5@sina.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19 15:08:52 +0800 收件人: <cyyyppp@yahoo.com.cn>, "周世俭" <zhousj1943@yahoo.com.cn>, "乌有之乡" <wyzxsx@163.com>, "张正荣" <happylifewithme@126.com> 抄送: <xuys2006@yahoo.com.cn> 标题: 陈义鑫关于04和07年退税普降与外汇储备和顺差变化的研究

2004和2007年退税普降与外汇储备和顺差变化的研究

浙江省武义县外经贸局  陈义鑫

2008年10月19日

    内容提要:货币实在已太多,但外汇储备尚在增加,基础货币增加投放还在进行,这已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将持续性困难的根本问题。本人刚完成的《破解冷热钱 改革价外税》的研究,主要是从退税对企业、税收和外汇的关联性影响,及冷热钱的生产原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本文则主要是想通过对04和07年退税普降后,退税下降对外汇储备和顺差错综复杂影响后已有实践的数据分析,试图揭示我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已迫在眉睫的原因,以便千万不要错过紧急谋求对策避免爆发的最佳时机。

    关键词:外汇储备 退税下降 流动性过剩 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

    紧缩货币是我国近一年来宏观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而人民币流动性过剩又主要是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基础货币投放过多的原因。根据免抵退的原理和我国实践的数据,退税与外汇储备和顺差的变化有如下特点。

    外汇储备增加与退税下降的强度有关。2004年1月1日开始退税率平均下降三个百分点,外汇储备从2003年的4032.51亿美元增加到了2004年的6099.32亿美元,净增了2066.81亿美元;2007年从7月1日开始退税率平均下降了八个百分点,外汇储备从2006年的10663.44亿美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5282.49亿美元,净增了4619.05亿美元,而且2007年外汇储备和增加的金额,是经过从04-06年递增率51.25%、34.26%、30.22%依次逐年下降后产生的数据。

    顺差的增加又与退税影响的产品结构相关。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出现了增值率高的产品出口价格只要退税下降都只会上涨,而增值率低的产品价格却又越来越便宜的现象,即一部分产品出口价格只会上涨,一部分又只会下降,是根据顺差研究退税对不同产品下调的实际结果的主要理论依据,而依据退税变化后顺差就相应变化的数据,是分析研究退税下降对不同产品影响实践的学习结果。

    2004年退税虽是普遍下降,但像钢材等增值率高的产品退税下降后出口就量价齐增,05和06年退税继续下降的主要是“两高一资”产品,顺差不是下降而是还在增加。04-07年当年的顺差绝对值从319.5亿、1018.8亿、1774.7亿到2622亿美元不断增加。退税下降顺差不减反升,实质体现了价格与退税变化的关系,说明顺差是被调整的产品价格越来越高的结果。退税下降,出口价格提高,但受出口合同的约束和价格的提高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因此,退税普降前半年的顺差往往是一种前期的延续,后半年才会发生改变,所以顺差猛增数据反映在下一年就比较容易理解。04年退税下降,顺差从319.5亿美元一下就增加到05年的1018.8亿美元,05年的顺差是04年的3.19倍,而后则增长相对平稳。

    2007年是下半年退税普降,因此下半年顺差还是维持原来快速增长的势头,顺差达到了2622亿美元,比上年净增了847.3亿,但08年上半年顺差是990.3亿美元,平均每月只有165.05亿,这说明退税普降,出口价越来越便宜的产品增加了,这还可用98-04年退税率维持98年的稳定水平,随出口量增价降顺差逐年下降的情况证明。而08年7-9月顺差又依次是252.8亿、286.9亿、293亿美元逐渐增加,难道是出口形势好转了吗?但据有关报道今年1-8月出口额虽然同比增长22.4%,但从量上是没有或已负增长,这与今年出口增长主要由与钢铁相关的机电和化工等产品涨价拉动是吻合的。因此我国顺差的增减主要决定于退税的变化,顺差已连续增长几年。

 

注:外汇储备增加都未减FDI                                    单位:亿美元  %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当年顺差额

434.70

292.30

241.10

225.50

303.70

255.30

319.50

外储增加额

50.69

97.16

108.99

465.91

742.42

1168.44

2066.81

冷钱或热钱

-384.01

-195.14

-132.11

240.41

438.72

913.14

1747.31

外汇储备总额

1449.59

1546.75

1655.74

2121.65

2864.07

4032.51

6099.32

年递增速度

3.62

6.70

7.05

28.14

34.99

40.80

51.25

 

注:200612月和20074月等退税率也有部分调整                  单位:亿美元  %

 

2004

2005

2006

2007

081-6

当年顺差额

319.50

1018.80

1774.70

2622.00

990.30

当年外储增加额

2066.81

2089.40

2474.72

4619.05

2805.79

  

1747.31

1070.6

700.02

1997.05

1815.49

外汇储备总额

6099.32

8188.72

10663.44

15282.49

18088.28

年递增速度

51.25

34.26

30.22

43.32

(?)

 

    退税普降当年外汇储备猛增、物价上涨及多退税额变化的客观现象都说明外汇储备的变化与退税下降有关。

    退税下降的强度决定了可增加外汇储备的总量,而退税下降影响的出口产品价格上涨和下降的比例,又决定了热钱和冷钱的差额,即外汇储备的增加额。

    2004年退税普降,当年外汇储备增加额就从03年的1168.44亿猛增到了2066.81亿美元,增长了76.89%,热钱从913.14亿猛增到了1747.31亿美元,增长了91.35%;07年退税普降从7月开始只有半年,就从06年的2474.72猛增到了4619.05亿美元,增长了86.65%,热钱从逐年下降到700.02亿而逆转增加到了1997.0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85.28%,其中特别值得思考的是热钱是在快速下降时又突然增加的。退税率调整,实际上就是税收依据新的退税率,按当年的外汇收入对银行和出口商与原来退税率不同的分配结果,即银行多留出口商多退。因为,一是退税额的计算要以已成交的收汇为依据,刚执行的退税率不仅不会影响本期的价格,而还要有出口合同执行完毕和磨合提价的时间是推后的。二是会计的出口退税核算要等收汇后,再等国税和外管核实后才能结汇,因此,反映外汇储备变化对应的出口额实际上又是提前2-6个的出口数据,这与退税下降影响外汇储备猛增在当年和顺差增加又体现在下一年的规律是一致的。

    这不仅与我在《破解冷热钱改革价外税》的计算完全相同,还可从所得税增加来源于利润的增长,来看热钱对银行来说就是不知如何从天上掉下来的利润,是新退税率对银行的分配结果。为什么07年和08年上半年热钱的大增会带来银行对财政所得税收入的贡献率突然增加?为什么7、8月开始热钱减少银行所得税又同样开始发生减少?因07年下半年仅广东出口企业就倒闭上万家,08年上半年全国倒闭企业6.7万家,银行的利润反而增加除了来自热钱别无他途!不然的话难道热钱是专为到我国旅游一次所以要通过增加我国的所得税而有所补偿?外汇数据、计算结果和增所得税的三合一说明的是退税下降的作用在当年,是新税收分配制度按执行的时间开始,是以退税率为计量依据的具体分配结果。最终体现的是外汇储备的变化就是退税调整的作用。

    退税下降是外汇储备增加过猛、货币增量过快的根本原因,不仅从数据,我们还可从为什么企业和老百姓这十多年来感受到物价上涨的主要是04和07年后?这说明是退税刚下降时是货币增加快于商品增加的结果;为什么04年涨价较快就过去了,而07年至今假如不是全球金融问题我国还将继续执行货币紧缩的政策?因06年前新增的钱一部分变成商品廉价出口流失了,另一部分则是跑到房地产去了;06年房价受到国家严控后又主要跑到股市去了;2007年股市的泡沫受国家提高印花税等多种政策的打压,接着再加上07年退税又大幅度下降新增的货币,也就只剩下加快人民币升值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一条路了。04和07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能通过廉价商品稀释的货币少了,而通过“两高一资”及相关产品提价直接流失的货币多了,造成了一方面是钱实在是增加太快太多,另一方面又是广大中小企业因资金困难而倒闭。

    外汇储备变化的根源在退税下降,我们不仅可从当年外汇储备猛增的数据和物价上涨明显感觉,还可以从会计核算的规律与04年和07年数据对应趋势和因果相同看出来。退税下降当年热钱多,04年达到了1747.31亿元,是外汇储备增加与顺差的差额大的结果,但为什么从顺差绝对额看, 05年比04年增加了699.3亿,出口额也增加了1686.3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增加额05年比04年却只增加了22.59亿?其中计税要从新的退税率实行之日开始,而退税下降价格提高有一断磨合的时间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就是由会计制度决定的。按会计制度规定,不得退税额可转增销售成本,等于是当年的销售收入减少,而进项税不变,因此,增值税下降,不得退增值税额减少,计算结果表明不得退增值税越少,外汇储备增加越多;第二年退税率不变,价格已提高,其他条件不变,增值税就会增加,不得退增值税也会增多,因此外汇储备又会减少,正是这一增一减才形成了退税普降当年热钱猛增,第二年是顺差猛增、外汇储备增加额又缩小的现象。

    从07和08年外汇储备和顺差数据也可以看到退税下降影响的缩影。由于07年7月普降前的4月份,就已对主要生产冷钱的“两高一资”产品先行退税率下降,因此与7月普降逐增的外汇相互抵消的结果,下半年外汇储备增加比较平稳,但08年上半年外汇储备会计核算,实际上主要是07年下半年才收汇审查核销的出口额,所以热钱08年上半年就达到了1815.49亿美元。从媒体报道6月热钱已外逃,而7月外汇储备增加又达到了503亿美元,以及会计核算的规律和今年二月春节南方冰冻灾害的特殊影响,可以判断6月外汇储备变化的情况是会计核算主要是二月的出口额的结果;从有关报道9月流出的热钱为145亿美元,以此类推实际对比的还是5月的出口额,再从下半年来国际贸易状况的不断恶化,7-9月我国的外贸顺差不减反增,也正是“热钱加速流出”的反映。从9月流出的热钱为145亿美元对应的是5月的出口额和7月就已发生银行所得税锐减的现象判断,谋求对策已迫在眉睫,一旦等到发现外汇储备不再增加时,也就是一夜之间外资逃离,我国重演亚洲金融危机时。

    退税下降与外汇储备和顺差变化的规律并非偶然,还可从退税下调当年出口多退税下降,第二年多退税又会同样猛增来证明。

注:进出口和实退税按已公开数据,多退税按退税率17%和税负率4%计算。       单位:亿元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081-3

实际退税额

1259

2039

2196

3372

4285

5273

1433

只需退税额

961

1317

1766

2389

3312

4442

1102

退 税额

298

722

430

983

973

831

331

 

    从上表可以看到04年多退税只有430亿,05年多退税却又猛增到了983亿;而07年多退税额虽有831亿,但08年一季度又与05年一样猛增,多退税额一个季度就达到了331亿。而最重要的是退税率越低,多退的税就越多。

    上述现象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顺差的根源是价格的变化,价格的高低又取决于退税的多少;而外汇储备的变化又是依据退税率进行税收分配的结果,退税率越低,外汇储备增加越快,货币增加越多,社会财富再分配的结果必然是贫富分化更严重!退税率越低,财政对出口退税补贴越多,发展对出口依赖性就越大、外贸依存度越高,内需不足更严重!总之,国际贸易只要实行了间接税(增值税)就不能不退税,但又不能多退,也不能少退。

    “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十七届三中全会为我国应对全球复杂的金融局势指明了方向,我认为释疑更有利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既然把退税率当作宏观调控的工具,那我们是把退税下降作为增加出口企业成本还是以提高出口价格为目标的呢?假如退税下降的作用主要是可以增加企业的出口成本抑制出口,那为什么退税率降低了17%,企业仍能出口不受影响?一个企业的利润有17%吗?假如退税下降是为了减少顺差,减少国际贸易摩擦,那岂不又与出口有退税,才会同一产品比内销便宜,那么退税下降价格提高,顺差不是又越来越大了吗?按理出口价格越高,国际贸易竞争力越小,能起到抑制出口的作用,但为什么我国钢材退税下降甚至取消后,出口价格是提高了,铁矿石和海运费也涨了,美国的钢铁却不是我国的竞争对手了?总之,为什么数次退税下降或零退税,出口企业不会倒闭,而控制货币流动量M2增长还在17%-18%高位出口企业就开始纷纷倒闭?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

    当前的全球金融风波是百年一遇,但是,自从全球美元纸币本位制以来、从未间断的金融风波都源自来无影去无踪的热钱和冷钱的造孽更是史无前例!我们虽然看到了热钱=外汇储备增加额-顺差-FDI,冷钱=顺差-外汇储备增加额-FDI,却至今还不知道国际贸易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而这两个公式正是发生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

    外汇储备增加、房市和股市泡沫、本币升值及冷钱出现,是七十年代纸币制替代黄金制以来所有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奏,而我们继他国之后尚既不知道热钱的来源,又不知道冷钱的去向,既有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房市和股市泡沫、人民币升值后又开始出现了冷钱,凭什么科学依据就我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呢?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有效措施又在哪里?美国历来是我国市场经济崇拜的老师,怎么突然从去年次贷危机开始我们都变成是美国的老师了呢?难道是我们的老师开始犯老年智呆症了不成?从其所有措施和结果正好和我们相反看事情并非如此。

    美国是纸币制替代黄金制以来所有金融危机的赢家。

    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出口大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早在2001年正当中国外汇储备开始猛增时,美国就在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连续13次从6.5%的高利率降到了1%;04年1月中国开始下降退税,美国却从2004年6月起开始低利率政策的逆转,到05年6月在一年时间经过连续13次联邦基金利率又从1%提高到了4.25%; 06年我国是大幅度多次降低钢铁等高增值率产品的退税,而美国是在2006年8月又一次性将利率上升到了5.25%。这到底完全是一种历史性的巧合,还是一种运用货币利率有针对性的高端战略战术?其间,美国发生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钢铁等经济实体倒闭,失业率在增加,按常规在此情况下理应降息,而美国却一次性加快提息,难道美国不知道升息会增加房贷的成本爆发危机?因此,2007年初发生的次贷危机到底是一种深思远谋的预案?还是美国的一时金融监管失控?

    2007年美国乘次贷危机又进行快速大幅度的降息,借贸易顺差一方面施压人民币加快升值,另一方面除增加国际贸易摩擦外,又把反倾销升级到“两反”增加了反补贴内容,诱导了我国07年7月一次性退税下降47%,造成了我国前所未有的状况。

    退税率是美国诱导世界货币膨胀发动货币战争,迫使他国自愿将财富送上门,美国又心安理得满面笑容收取的法宝。几乎所有的新兴经济体和曾有过一程繁荣辉煌、而后就一厥不起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实行了价外税的增值税制度和都拥有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黄金兑换货币制时,每当少数人过多的拥有黄金,使货币的流通发生问题时,自然就会爆发我们过去常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有让黄金回流恢复正常才会回到下一个循环。美元是当今世界尚无可替代的货币,而可以流通的美元却越来越少,正是这种因果关系才会造成对美元的需求直至渴望,美元又会重新升值,最近借世界金融危机,美国一声号令,全世界史无前例的整齐救市就是再好不过的说明。那种美元贬值时以为是美国大量印刷美元的结论,是不值一驳的,因按贬值就是印钱的逻辑,那么现在美元升值是不是就该美元收回来呢?

    中国因全世界最多的美元拥有者而被美国的次贷危机所绑架,目前我国仍在每月以数百亿的外汇储备增加,买美国国债就有为美国的负债买单的嫌疑,不买,不仅没有更好可买的资产,而且央行对冲新投放的货币成本也会增加。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危机的大背景下,美国如果不能从国际上主要的美元拥有国得到帮助,那么美国就真正开始可以大量的印刷钞票,这样一方面我国近两万亿外汇储备就会贬值,另一方面美国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真实的美元贬值、既向全世界转嫁负债又转嫁罪名于中国。

    危机发生在美国,却全世界都不得不按照美国的提议和进程发展。

    美国又将赢得本次世界金融危机!一是世界上绝大部分货币都正在或将随着股市和房市泡沫的破灭而蒸发价值,恢复各国因货币膨胀对美元已实际形成的贬值;美国的经济实体受损在先、出口走强才续爆金融危机,全世界齐心协力救市进一步巩固了强势美元的地位。二是纸币只不过是一种价值符号,次贷危机为美国获得了用全世界的钱在美国国土上造的房子。过去美国主要是靠战争获取财富,现在制造金融危机已成了美国获取财富的途径。

    对照我国的情况,却因相比之下金融系统目前尚比世界上任何国家还好,又有近2万亿外汇储备的撑腰,以为中国要发生金融危机为时尚远而沾沾自喜。实际上中国的金融危机已是到了一触即发的关头:一方面是一年来的货币紧缩政策已造成了经济实体大伤元气,另一方面又不清楚货币总量为什么还在继续多起来。金融的稳定已完全寄托在热钱变成冷钱为主的速度,以及房地产靠地方政府维市到底能坚持多久。

    因此,能否弄清楚已无数次造成各国金融危机的根源——热钱和冷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掌握了本币发行的主权,被动发行的货币不再增加,然后把尚被关在笼子里的大量货币逐渐放出来,让已实际贬值又无法改变的人民币价值与房价一起顺势慢慢软着陆,已成了我国避免发生金融危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关键!

 

 

发件人L_C_mailfrom:L_C_colon<kxglawyer2005@126.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19 15:53:0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用什么扩大内需

用什么来扩大内需?

康新贵

kxglawyer2005@126.com

    摘要: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又分为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三个子阶层。靠哪些阶层扩大内需?这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否则,扩大内需就是一句空话。本文认为,扩大内需的必要前提是劳动者阶级有钱并且敢于花钱。

    关键词:内需 阶层 收入支出

一、扩大内需靠谁来实现?

    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内需不足,这已是全社会形成的一个无需争论的事实和共识。近来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政府有关负责人和学者们反复强调要扩大内需,促使经济增长。然而如何能够实现扩大内需而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有学者说,中国经济增长80%依靠出口,官方承认的数字是60%,如何把这个出口数字消化为内需?

    内需有二种,一是投资,二是个人消费。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直接生产个人消费品或者生产个人消费品所需要的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等等,归根结底,源头是个人消费品的被购买消费。很明显,如果个人消费能力不足,投资生产的消费品或为生产消费品而生产的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等就会发生产品积压和滞销而影响投资的效益,从而影响人们投资的热情和信心。个人消费能力的不足,致使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和残忍,在个人消费品需求总量不增加或少量增加的情况下,同类产品的企业投资(包括扩大生产规模和新建企业),总是几家欢喜几家忧,社会总经济效益没有响应的增加。
个人消费品的消耗,需要个人购买消费品,实现个人消费有二个基本前提:一是个人要有钱,二是敢于进行花钱消费。目前的中国人——确切的说是在国内生活的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扩大个人消费的数量和质量而拉动经济的增长?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认真的查看目前中国人的构成和他们的收入支出情况。

    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级: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国家管理人阶层,即由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在1999年,这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2.1%。资本家阶层。主要由大、中资本家组成。在1999年,以大、中私营企业主构成的资本家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0.3%以下。中产阶级——即中间阶层,从来源上看,包括“传统的中产阶级”和 “新中产阶级”: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7%左右。劳动者阶层。这个阶层被细分为三个子阶层:贫困型、温饱型、发展型。贫困型:主要指贫困山区的农民、年老体弱和无技能的城市下岗职工、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等。这部分人的生活极为贫困,是绝对生活贫困者。他们的年收入在3、4千元左右甚至更低。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民,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员总数有6500万人左右。在城市中,形成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尤其是那些40-50岁左右的中年失业者及其家庭,这部分人的夫妻双方大部分只受过初等、中等教育,过去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体力工作,现因公司不景气破产或停产、半停产,这部分人既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新的经济增长产业,需要较高的文化程度,他们对此也没有任何机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的淘汰者,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工资收入,同时也失去了医疗保障、养老保障。

    从整体上说,他们的出路将会越来越难,他们比那些已退休的职工、比有一块承包地的农民更为困难,贫困型劳动者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10%左右。温饱型: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体力劳动为生。典型的如一般企业的产业工人、服务行业中的普通服务员、建筑业的民工、自给自足的农民、小个体户、普通营业员等。因地区分布的不同,他们的收入也有所不同。在发达地区,如广州,他们的年收入在1.5万元左右。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70%左右。发展型:是指智力型劳动者,他们是劳动者阶层的最高层。典型的如技术工人、公司中的普通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中介行业中的一般律师、注册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个体工商户、中小学教师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知识、技能性劳动为主。在发达地区,如广州,他们的年收入在4万元左右、在内地,在2.5万元左右。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10%左右。整个劳动者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90%左右,中产阶级占7%左右,国家管理人占2.1%,资本家占0.3%以内。①

    很明显,在四个阶层中,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的个人消费水平已经满足了他们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需要,大幅度的增长个人消费的数量总额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因此这部分人购买商品进行消费的总量不会有太多的增长,况且他们毕竟是少数人,消费数量有限。占总人口90%的劳动者阶级,他们的实际消费水平,包括数量和质量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对生活的需求和期望,他们最有可能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大量购买商品使企业的产品销路畅通;但他们也最不可能增加购买商品的数量和提高消费水平,因为他们没有钱或者有一点钱而不敢花。对温饱型劳动者来说,他们除了购买低档的生活必需品外,已没有多少剩余的钱可供个人消费,况且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诸多问题尚未解决或者干脆没有能力进行考虑安排,他们目前不可能大幅度的增加个人消费;对于贫困型,不说也罢;至于发展型劳动者,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外,他们尚有一些存款结余,但面对高昂的学费、医疗费、住房以及对自己未来养老生活的考虑等等,使他们捏紧了手里的一点存款而不敢消费。他们中三十岁左右的人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买房,四十左右的人面临的是子女的学费、本人及家庭的养老、医疗、以及个人可能被淘汰被迫提前退休的生活问题。这一切,使这部分人也不大可能在目前大幅度提高消费水平。如此,占总人口90%左右的劳动者阶级目前没有能力增加个人消费,占总人口10%的强势阶层没有增加消费数量的需求,这如何能够实现扩大内需而拉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式让劳动者阶级有钱并且敢于进行消费,扩大内需就是一句毫无实质意义的空话。

二、扩大内需是一个基本国策,扩大内需的必要前提是劳动者阶级有钱并且敢于花钱。

    扩大内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战略政策,应当是一项基本国策。提高劳动者阶级的收入水平和支出能力,是实现这一基本国策的关键和前提,从长远利益来看,这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发展,而不仅仅是对劳动者阶级有利。过分的依赖出口,一旦出口不畅,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产品积压而导致企业破产倒闭,提高劳动者阶级的收入和支出能力,表面上只是减少了资本家的收入和国家财政支出中增加对劳动者阶级的福利支出,似乎是仅仅有利于劳动者阶级而不利于强势阶层,但劳动者阶级收入和支出能力的提高必将使经济发展获得强劲的内需这一基础性的国内市场,使企业获得长足发展的有利环境,可有效的避免国外打喷嚏,国内就感冒的连锁不良反应。对此,社会必须也应当作出抉择。

    扩大内需的必要前提是劳动者阶级有钱并且敢于花钱。西方国家在二次大战后纷纷走向了建设福利社会的道路,福利社会不仅仅是对劳动者阶级有利,恰恰是福利社会使劳动者摆脱贫困后有钱并且敢于花钱而不断的增加内需,拉动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整个资本家阶级减少了当期收入,国家财政支出中增加了对社会福利的支出比例,换来了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投资环境,从而使经济获得稳定的增长,当然,阶级矛盾也由此得以缓解,社会也因此获得实质性的稳定。即使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也仅仅为百分之十几。绝大部分还是靠生活在国内的人进行消费来实现的。不论是哪一个国家,大富豪仅仅是一少部分人,他们个人的需求数量毕竟有限,个人消费品的购买,还是要依靠立足于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福利社会,正好实现了依靠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断的进行消费增长,增加对商品的购买而使企业的产品畅销,从而拉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中国目前要扩大内需,关键是首先要提高劳动者阶级的收入能力和支出能力。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已经不同程度的实现了福利社会。中国为什么不提这件事呢?即使目前实现不了,也应当将其作为一个奋斗目标来对待。从哲学意义上讲,普遍性是人类共同具有的共性,特殊性是地域的、民族的个性。特殊性应当是优于普遍性至少是对优秀的普遍性没有实质性损害的才有存在的必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什么?应当是全中国人的物质生活的富裕和精神生活的快乐,按照王占阳教授的说法是普遍幸福。普遍幸福当然不能忽略占总人口90%左右的劳动者阶级。可以这么说,这90%的人幸不幸福、富不富裕,直接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趋势。

    如何增加劳动者阶级的收入和提高他们的支出能力,换言之如何让他们有钱并且没有后顾之忧把钱花出去而增加内需,这是一个建设福利社会的系统工程,绝不是靠银行减息等措施就能解决的。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中,劳动者阶级的工资收入与资方所得的比例,以及在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中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支出比例,中国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倒数第几,②这与目前经济GDP的高速增长、与国家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等都是极不相称的。建设福利社会,提高劳动者阶级的收入和增加财政支出中对社会福利的比例,是很有必要也是必须的,这是扩大内需的唯一方式和途径,否则扩大内需就是也只能是一句反复唠叨的废话。

    参考文献:1.2、康新贵 《当代中国社会四个阶层的划分与阶层矛盾》 《中国社会学网 》2007年09月。

 

 

发件人:"田忠国" <tianzhongguo@gmail.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18 03:20:0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中国的三大转型与社会主义的重新规制

----美国金融危机应对之我见

田忠国

2008年10月11日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来说,风险大于机遇,但我却认为,机遇大于风险、收益低于投入、转型重于泰山。关键问题是我国如何处理了。有人可能认为,既然收益低于投入,怎么会机遇大于风险呢?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选择,也就是说是个如何转型的问题。再进一步说,在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风险的过程中,我们虽然无法避免损失,但可以降低一些损失,并借此机会完成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

一、价值观念的转型

    有人可能认为,我把价值观念的转型作为应对危机措施之一,并且还是首要的危机应对措施是胡扯八练,但是,如果我们从张宏良、韩德强、仲大军、张文木、潘维、左大培等人和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等人对中国经济社会和美国经济社会对比分析中,不难发现,由于前者和后者的价值观念不同,或者说完全对立,他们对两国的趋势分析,得出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这就说明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之所以陷入严重的困境,甚至可以说是面临严重的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张维迎等一批对中国决策层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其价值观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是构建价值判断标准的基础,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个事物,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价值判断标准的不同,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由此可知,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张维迎等,以美国自由掠夺式经济发展模式观念审视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必然把中国引入有利于美国的歧途。也就是说,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张维迎等,按照美国的自由掠夺式经济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制定中国的发展模式,就只能为美国输血,因为,自由经济规则的本质,是为强势集团自由掠夺世界资源创造条件。而张宏良、韩德强、仲大军、张文木、潘维等,则在消化吸收西方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各自虽然不尽相同,但却完全独立的中国式价值观念和中国式价值判断标准,并用此价值观念审视中国实际,观照世界问题,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念植根于中国利益的泥土,所以,他们总能在各自不尽相同的价值观念中,烛照出中国的实质问题,并给出一个个有利于中国和中国人民发展的良好方案。

    对于这一点,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党和共和国的前途命运的角度说,为政者应该为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念转型做出努力,用张宏良、韩德强、仲大军、张文木、潘维等人的价值观念,解构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张维迎等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说,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解构美国人的自由掠夺的价值观念,重新规制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价值判断标准,我国才可能走出发展中的困境,化社会风险为发展机遇。

二、思维方式的转型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思维方式,但整体上看,大体上有三种思维模式,一种是西方式,即霸权和掠夺式思维模式,一种是伊斯兰教思维模式,再一种是中国的多元并列发散式系统闭环思维模式。后一种思维模式是中国式思维模式,有人称之为东西式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扩散式的,消除智障的最佳方式。有人可能认为,咱们都是中国人,都具有这种思维模式,我看未毕。因为,人类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相关,也就是说,你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模式。现在的中国人,特别是主流精英,比如说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张维迎他们,其价值观念早就不是中国人的了,而是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有人称这种现象叫西化。西化好不好呢?我看未必好,也未必坏,但要看怎么西化。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是一种西化方式,这种西化方式,其根本支点在于站在中国人民利益基础上的。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这样一种“西化”过程,所以,中国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之树越来越茂盛。一提中华民族,有人就会大喊大叫,说什么民族主义抬头了,其实,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华民族不是汉族,也不是藏族或维族,而是五十多个民族的合成体,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多个民族构成的整体。西方人无法理解,五十多个民族怎么会成为一个民族?对于这个问题,要从西方文化源头上梳理才能搞清楚,因为,西方国家,一般情况下大多是单一民族,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形成,是建立在单一民族基础之上的。他们没有与其它民族平等共享、和谐共荣的价值观念,所以它们形成了单一民族的小国,而中国有民族平等共享、和谐共荣的价值观念,所以形成了多民族融为一体的中华民族。

    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张维迎他们的西方式价值观念,用西方式思维模式看待中国的现实问题,就必然跟着西方走,结果,无论他们怎么努力,或者说越努力就越为美国利益着想,虽然他们的本愿可能为中国利益。但是,本愿不能代替实际,所以,重要的是看结果,而不是本愿。比如说,现在的帮美国救市,本愿是减少中国损失,但结果呢?虽然现在还只是开始,没有结果,但如果我们用价值逻辑推理一下,就会发现那个没有结果的结果,实际上在我们做出帮美国救市的同时,就注定了我们更大的损失。因为,自从美国与黄金脱钩,世界就由战争掠夺转变为美元掠夺。如果说战争掠夺是一种非情愿的对抗式掠夺方式,那么,美元式掠夺则完全变成了自愿接受掠夺。打个比方说,美国给世界各国印花纸(美元),世界各国则用各自的资源或产品换花纸,换来的花纸(美元)在其它国家可以流通,但到了美国,那堆花纸只可以用来消费,不可以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或企业,而美国却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购买其它国家的主权经济。

    这种美国式的花纸(美元)规则,本质上是一种美式思维模式。如果我们用美式思维模式,也即美国规则决策,自然只会造成损失。还好的是,张宏良、韩德强、仲大军、张文木、潘维、左大培等,还保留着东方式思维模式,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智慧无法决定中国命运。这就说明,我国的决策也陷入到美式思维模式中去了。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一切转型取决于两个转型,一个是价值观念的转型,另一个是思维模式的转型。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不转型,所谓这转型哪转型,不过是在灾难的泥淖滑陷过程中的舞蹈。

三、发展模式的转型

    有了前面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转型,我们才有可能谈发展模式的转型,因为,说到底,发展模式不过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具体呈现。比如说,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有人简单的认为,前后的变化不过是发展模式的变化,但实际上,决定发展模式的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由此可知,前后三十年的变化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变化。

    一)、社会主义的规制。对于社会主义,人们有很多定义,但我个人以为,把资本驯服,为大众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就是社会主义,任由资本自由掠夺就是资本主义。驯服资本有三条路径,一条是全民共有制,也即国有制。但是,国有制如果只有少数人管理(实际上在什么时代只能由少数人管理),没有民众的参与与管理,也就会成为名义上的公有制,实质上的少数人独享制,这就需要第二条路径:民众管理。民众管理并非是指民众管理整个资本运作过程,而是管理那些管理政府和企业的管理者。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没有民众对管理政府和企业的管理者的管理,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需求与供应的互动,就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由此可知,那种中国前三十年无市场的论调是根本不存在的。在社会主义阶段,需求与供应之间不可能完美无缺,这就需要私有经济加以补充,但私有经济的存在,如果没有有效的管理,其私有资本如果变得强大,就会产生权力与资本互动,这时候需要通过民众民主权利的规制,有效管理政府官员和企业主,这是一条路径,另一条路径则需要突显民众权利,强制私有资本的利润空间保持在合理的水平,而不是全无制约。

    我个人认为,创新社会主义制度,一共有三条路线,一条是对政府权力的规制,另一条是对民众民主权利的规制,第三条是对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的规制。在这三条线路中,民众的民主权利必须高于政府权力和资本权利。如果民众的民主权利低于政府权力和资本权利,民众的民主权利就会失去监管政府和资本的功能。

    二)、外汇储备收购美国的科技企业和实体经济。在创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同时,应积极应对美国的金融危机,当然,积极应对美国的金融危机并非是去美国积极救市,而是以追债方式,强行购买美国的科技企业和实体经济。欠债偿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定的国际规则,中国为什么不能运用这一国际规则争取中国的利益,反而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偏偏帮美国救市呢?

    在写本文的过程度,偶然读到一则消息称,美国欢迎中国到美国投资,既然如此,中国控股它的波音公司、英特尔公司或AMD公司好了。如果美国不同意中国控股,就说明它毫无诚意可言。对于不讲诚信的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促使其尽快死亡,而不是救活它,然后让其对弱国自由掠夺,特别是对中国的自由掠夺。

    马燿邦先生在“退出WTO,防止与美国金融危机共沉”一文中最后说:“不幸的是,由于持有大量的美国债券,中国不仅由于美元贬值而正在蒙受严重的损失,而且正在把通货膨胀输入到国内,因为只要外汇储备增加一美元,中国的央行就不得不发行等值的人民币,从而增加了货币供应量,降低了人民币的价值。这最终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给中国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因此,中国必须改弦易辙,抛弃WTO、知识产权体制和对美国的贸易依赖,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的经济,创造国内的需求。中国也可以利用过多的美元,回购在华的美国子公司,把美元送回美国。于是,中国就会避开"美元霸权"和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使自己能够把出口收入用于国内的独立发展。”我国怎么办?是无可奈何的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还是“改弦易辙,抛弃WTO、知识产权体制和对美国的贸易依赖,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的经济,创造国内的需求。中国也可以利用过多的美元,回购在华的美国子公司,把美元送回美国?”现在到了必须做出正确抉择的时候了。

    三)、自由与强制管理的结合。消费市场是自由的,但主权产业结构必须是强制性的,产业供应链也必须是强制性的,因为,保护主权产业结构的有效方法,不是供应链的自由,而是消费的自由。韩德强先生在“中国未来社会展望”一文中,对于自由与强制问题有极其精彩的描述,是很值得一读的美文。再进一步说,只有强制与自由结合起来,我国的企业才能在做好的基础上逐渐做强。

    四)、外向型经济发展向内需型发展模式的转型。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卖技术、卖品牌,另一种是卖劳动力和卖资源。前一种外向型经济,通过技术与品牌的交换,获得的是财富和资源,后一种外向型经济,获得的是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再加一个消费能力丧失。有人可能以为消费能力丧失只是穷一点,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是,当一个国家的消费能力丧失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就会完全消失,经济就会停滞不前或者倒退。由此而引发的一切社会问题,不是可以用经济换算的,而且,国家安全问题也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

    由此可知,一个后发国家,特别是对一个不具备原创能力的国家来说,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外向型经济上,就是自掘坟墓。因为,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在掏空你的资源的同时,破坏了你基本的生存环境和消费能力,最终只有死路一条。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人口多少,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而一个国家的消费能力,最终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首先要有消费人群的规模,其次要有消费能力。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最大一道坎,我认为就是消费人群的消费能力的丧失。我还认为,这种现象是很可怕的,因为,它最终会摧毁经济发展的动力。所以,中国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做好:

    1、强制提升消费能力。强制提升消费能力有如下途径:1)、强制提高收入标准。2)、平均发钱。3)、缩小贫富差距。 2、有目标、有计划的限制发展外向型经济。

    五)、向自主科技创新转型。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所以,我国必须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我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不走独立自主、自主创新的路子,中国就走不出国门,走不出国门,就没有更好更快的发展。但是,走出国门的唯一前提条件就是独立自主、自主创新。

 

反布什的克鲁格曼荣膺诺贝尔

Justin Lahart

2008年10月14日

    瑞典皇家科学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周一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贸易方面的开拓性研究。不过,克鲁格曼在这方面的成就远不及他对布什政府的激烈抨击有名。诺贝尔奖委员会周一宣布该奖时说,克鲁格曼在分析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地域方面作出了贡献。

    今年55岁的克鲁格曼还兼任《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专栏和博客作家,他一直撰文抨击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以及最近救助金融体系的举措。克鲁格曼还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Cain)提出了批评;他本月早些时候在专栏中写道,麦凯恩的医疗计划只会重蹈放松监管后银行体系的覆辙,这让我不寒而栗。

    鉴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仅有三周,这一消息引来了批评之声;有人认为这一决定在学术成就之外,还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许多学院派经济学家表示,克鲁格曼早晚都会得奖,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周一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克鲁格曼表示,完全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一天迟早会来的,但我绝对没想到会是今天。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局长、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经济学家伯特巴(James Poterba)表示,某种程度来说,克鲁格曼至少横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职业──他一方面是有创新精神的卓越的学术经济学家和研究学者,另一方面又是记者和政治评论员。这个奖是为了表彰他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的开拓性成就。

    曾担任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Economic Advisers)主席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经济学家曼昆(Gregory Mankiw)表示,我一点都不认为诺贝尔奖经济委员会被政治化。它非常公正。

    数百年来,经济学对贸易的理解是各国出口他们在生产方面拥有相对优势的产品,进口他们不具优势的产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1817年提出,如果葡萄牙生产葡萄酒比生产布料需要更少人工,英格兰正好相反的话,葡萄牙会向英格兰出口葡萄酒,同时进口布料──即便该国生产布料比英格兰更省劳动力,葡萄牙也会这么做。但在现代世界,贸易并没有遵循里卡多理论所阐述的专门化原则。相反,一些国家主宰了贸易,在许多情况下同时进口和出口类似的商品。从1970年代开始,克鲁格曼和哈佛大学的赫普曼(Elhanan Helpman)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迪克希特(Avinash Dixit)等经济学家着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迪克希特表示,克鲁格曼是这个团队里毫无争议的领导者,他能够把非常复杂的问题去繁取精,化解为简单的真知灼见。克鲁格曼于1979年提出了一个贸易理论,指出消费者在购物时有多样性需求。例如,一些美国人想要欧洲生产的宝马(BMW)摩托车,而一些欧洲人则喜欢美国生产的哈雷戴维森(Harley-Davidson)摩托。这样,宝马和哈雷戴维森都能够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构建自己的摩托品牌并降低成本,因此欧美消费者就均能以较低价格享受诸多选择。

    克鲁格曼将他对贸易和规模经济的理解运用到对地域经济的研究当中,研究公司如何在集中于特定地域和高运输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他的研究使集聚经济学重放光彩,这个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人和行业的分布及其原因。克鲁格曼于1977年从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获得博士学位。1982年至1983年,克鲁格曼曾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他后来写道,成为里根政府的一员,这对我来说有些奇怪。我当时和现在都是福利国家的坚定捍卫者,我认为这是目前所有的最好的社会安排。

    克鲁格曼于1991年获得了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这个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授予美国40岁以下最有前途的经济学家,通常被视为诺贝尔奖的先兆。2000年,当时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如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从麻省理工聘来了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从1990年代开始为普通读者著书撰文。他的许多著作关注于政治以及经济与金融危机。一个常见的主题是1990年代末在日本央行基准利率基本降至零利率水平后该国陷入流动性陷阱。

    从理论上讲,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诺贝尔奖,而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该奖奖金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0万美元。


 

 

国家1至8月向中石化、中石油提供补助531.8亿元

民营油企数十万人失业

2008-10-13

    中国经济时报报导,据2008年初步调查,全中国石油民营批发企业663家,关门、倒闭了三分之二,加油站4万5064座,倒闭了三分之一,亏损的有1万多家,几十万职工下岗失业。据报导,面对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国有大企业柯断著石油资源,还享受著国家的巨额补贴,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协会会长赵友山觉得不公平,也对紧巴巴过日子的民营石油企业家们忧心忡忡。

     在10月11至12日召开的「2008中国石油流通论坛」上,赵友山说:「中国石油市场体制性障碍、行业柯断,造成民营石油流通企业没有油源经营,供应渠道不畅,生存发展举步维艰,无法形成合理的市场竞争,这样的现状与正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相违背的。」

    据报导,国家今年1至8月累计向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两大石油集团提供成品油财政补助人民币531.8亿元,以弥补两大集团因国际油价高企导致的炼油业务亏损,其中中石化获441亿元、中石油获90.8亿元。

 

人民币,外国人资产保值首选

2008-10-13

    韩国是遭受金融海啸冲击最大的亚洲国家之一,韩元在最近两个月内急剧贬值。宋真是韩国首尔一所大学的中国学系教授,去年初因访问学者赴北京大学任教。宋真表示,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拿到的人民币支付薪水,换成韩元竟多出30%以上。宋真说,她在中国期间已将手头的韩元存款换成了人民币,「为了在韩币贬值中减少损失,最近自己身边很多韩国朋友都忙著把存在银行里的韩元取出来,换成人民币或者美元,这已经成了在中国的韩国家庭资金保值的首选。」

    据大陆媒体报导,随著韩国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进军中国大陆的韩国银行近来向韩国办理汇款的业务急剧增加。在中国工作的韩国一家大企业主管的妻子,近日决定将近两年来在中国工作期间所存的5000万韩元(约人民币25万元)汇往韩国。这对夫妇期待人民币升值并积存人民币,他们认为,韩元迅速贬值,现在是兑换韩元的好时机。

    随著韩元对人民币汇率跌破200韩元,韩国友利银行北京分行行长金大植说,办理汇款业务客户急增,每天平均汇款数额数十万美元,大部分是在北京工作的韩国人或商人。

 

 

发件人:"大侠" <ttqngnln@sunsummer.oicp.net>  拒收 2008-10-17 02:54:18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医改方案今年下半年将公开征求意见

医疗改革:还要让我们再等30年

振 扬

2008年4月16日

     在今年三月七日农工党召开的小组讨论会上,卫生部长陈竺面对满腔热情为医疗改革出谋献策的农工党委员们说:“大家都抱怨看病难、看病贵,今后30年我们都必须为促进公平而努力,我们也准备再挨大家30年批评”(见2008年3月25日《生活文摘报》转自《羊城晚报》)。

    作为国家卫生部长,陈竺毫不隐讳地道出了中国医疗改革令人难以想像的艰难,以致今后30年都要为促进公平而努力,并“准备再挨大家30年批评”。如此看来,中国要做到医疗公平,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有十分漫长的道路要走。我不知道,农工党的委员们听了陈部长这番话以后有何感想,但我听了以后却感到仿佛有人当头泼下一盆冰水,让我从头凉到脚。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我们的医疗改革,真的就如此艰难吗?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在2006年3月18日指出:在中国构建面向全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所需投入的经费大致是每年1500亿——2000亿元。这个数字,无论是对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还是对于中国国家财政收入来说,都是一件不难做到的事情。以2007年为例。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已达到246600多亿元,从世界第6位升到了第4位;国家财政收入已达到51300多亿元,占GDP的20.68%,比2006年增加12543亿元,增幅达到惊人的32.4%,比预算超收7239亿元。而与政府收入大幅增长相比,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2.2%,农村居民只增长9.5%,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都远远低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此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劳动者的报酬在国民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即分配率)太低。在市场经济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普遍都在54%—64%之间,而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以2004-2006年为例,分别为10.6%,10.8%,11.1%,不仅新中国建立以来不曾有过,也为世界各国所罕见,如果加上农民收入(假设为工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就更低到10%以下。

    据中国社科院教授李志宁估算,中国只用占GDP1/4的工资加福利养活了占99%的民众。(见2008年1月1日《生活文摘报》转自《经济观察家报》),换言之,中国99%的民众,只占有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4;因此,又出现了这样一个“奇绩”——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1/4,但消费总额却只占世界消费总额的4%。(见2008年1月1日《生活文摘报》)。中国人的消费之所以这样低,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医疗、教育、住房等等已成为他们的沉重负担而不敢消费。但对于国家而言,5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还没有包括预算外收入,如果将巨额预算外收入加在一起,据著名学者、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估算,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实际高达90000亿元,占到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6.5%(见2008年3月11日《文摘周报》转自《经济观察报》),由此可见,在全国人民创造的巨额财富中,国家所占有的比重之大。国库十分充裕。

     取之于民,应该用之于民。在国家巨额收入中拿出1500亿——2000亿元,用来构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就按国家拿出2000亿元计算,在5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中,也只占了3.9%;如果按包括预算外收入在内的总收入90000亿元计算,则只占2.22%,而在国民生产总值246600多亿元中,2000亿元所占的比例,仅仅占0.8%。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巴西召开的国际卫生工作会议上,形成了有名的《巴西宣言》。该“宣言”要求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为了使这一各国首脑达成共识的目标能实现,宣言规定各国对卫生费用的投入不应低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5%。我国政府在宣言上签字承诺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但是,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公布的数字,我国卫生费用的投入只达到GDP的2.7%,远远低于巴西(6.5%)、古巴(6.3%)、墨西哥(5.7%)、印度(5.2%)等发展中国家,在全世界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88位,即倒数第4位。这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或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在世界各国排名中所处的地位,都是很不相称的。而且,在投入如此有限的卫生费用中,还存在着两个严重不公。

一、城乡分配严重不公。

    在国家投入的卫生费用中,80%以上投放在占总人口不到30%的城市,而占总人口70%以上的广大农村,只占不到20%。以1988年为例,国家共投入卫生费587.2亿元,其中投入农村的卫生费仅92.2亿元,只占15.75%(见2003年第438期《特区文摘报》)。

二、个人占有严重不公。

    在国家投入的卫生费用中,80%以上,被850万党政干部占有,他们在总人口中仅占0.6%以2006年为例,全国卫生总费用为7000亿元,国家投入1190亿元,占17%,另外的5810亿元(占83%)是老百姓掏口袋。在国家投入的1190亿元中,850万党政干部占有952亿元,其余的将近13亿人民仅获得区区238亿元(见2008年3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平均每人为18.30元,而850万党政干部人均占有11200元,超过普通老百姓612倍。

在医药费上涨了数十倍至数百倍的情况下,国家投入的非常有限的卫生费用,其分配又是如此严重不公,老百姓还能看得起病吗?我国医疗改革已进行了20多年,怎么越改越不公平,越改老百姓越看不起病了呢?我们且来看看墨西哥是如何进行医疗改革的吧。

    墨西哥是一个一半以上国土处于海拨1000米以上的高原国家,也是一个积极主张“依靠自己力量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这和我国长期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国,可谓不谋而合。在医疗改革前,占半数以上的墨西哥低收入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非常普遍。

    2000年年底,胡里奥?弗伦克出任墨西哥卫生部长,她目睹许多家庭被疾病困扰和折磨的残酷现实,极为不安,就决心要解决国民的医疗问题。但是,她面对的是墨西哥医疗体制严重存在的三低——公共卫生投入低、医疗保险覆盖率低、各州之间人均卫生费用均衡性低。这与我国的情况也大体相似。

    对于一位刚刚上任的卫生部长,面对严重存在的“三低”,当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弗伦克进行医改的决心丝毫也没有动摇,她要做到的是,医疗保险“一个都不能少”。她决定依靠政府支持。

    弗伦克说干就干,上任伊始就于2001年初开始医疗改革试验,仅仅过了2年多一点时间,即到2003年5月,墨西哥国会就颁布了医疗改革的相关法律,其中之一,就是用法律规定,政府对卫生费用的投入大幅增加,在国民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由2000年的5.7%,增加到6.8%,为构建“一个都不能少”的全民医疗卫生体系提供了经费保障。仅仅过了7个月,即2004年1月,依法建立起来的新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

    从弗伦克2000年年底出任墨西哥卫生部长,2001年年初提出医疗改革并开始进行实验,到2003年5月墨西哥国会颁布医疗改革的相关法律,只用了2年半时间;到2004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一个都不能少”的医改新政,也只用了3年时间。医疗改革的进展之快,不能不令人惊叹和佩服。

    我国医疗改革已进行了20多年,不仅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医改方案也还没有拿出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却越来越严重。而今,卫生部长陈竺又告诉我们,要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还“必须”经过“30年努力”,并且 “准备再挨大家30年批评”。且不说“30年努力”后的结果如何,就按陈部长说的30年计算,加上我国已经进行的20多年医疗改革,就是说我国医疗卫生要经过50多年改革,才可能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这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50多名党员、13位代表在租来的一条船上开会建党,靠白手起家,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大军,彻底摧毁蒋家王朝,到1949年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只用了28年时间。那时,我们的党和人民面对的是何等凶恶、何等残暴的国内外强大敌人啊!难道我们今天进行的医疗改革,竟比革命前辈开创一个新中国还艰难吗?如果我们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医疗改革,要构建面向全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要让老百姓等30年,我们的人民对这种改革还会有信心有希望吗?我们的卫生部长陈竺先生,能不能在医疗改革中,也学一学墨西哥那位女卫生部长胡里奥·弗伦克呢?

     2008年3月29日——4月1日于长沙
 

 


发件人:"fuzeyuji" <fuzeyuji@126.com>  2008-10-16 19:05:57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回应南都双十社论《放开毒奶诉讼确立司法公信》

司法的进攻性使我深怀忧虑

----回应南都双十社论《放开毒奶诉讼确立司法公信》

杜兆勇

    近来,近年来,来自司法的进攻性越来越强了,我对此深表忧虑和不安。这不是法治,因为法治不是进攻性的,而是保守主义的,对上对下都是保守主义的,这样才可能乐为上层和下层接受并不会感到恐惧。英国法治的权威正是来自王权,是得到王权认同并从中拆分出来的。

    进攻性的法治因着这个路径建立起来也将转瞬间被毁弃,就像赤化运动摧毁私有制一样,就像法国大暴乱摧毁民主制一样,就像推翻一人暴政迎来多数人专政一样。我提醒法律共同体注意,不要因着自己擅长法律而发动攻击。怀璧无罪,犹可自赏;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法治不是武器,尤其不是进攻性的武器,而是和平的力量。中国不需要、从来不需要“变法”,变法自古没有善终,始终需要的是“法变”。

    你们不能改变历史的轨迹,你们不能改变我们的信仰,不能改变我们的传统,就像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肤色一样。今天的中国,需要龟井胜一郎一样的人物来坚持自己的传统,否则我们将失去一切。你们遭遇的阻力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你们自己的文化,你们不可能送法下乡,如果田野不需要法律的话,你们敢说中国的田野像美国需要土地测量员一样需要你们吗?法律不可能被送给,甚至不能被人为牵引,只能被信仰,这要靠长期的培养。这种培养需要自然的环境,急风暴雨式肯定不能奏效。这样的进攻,到后来连你们自己都会被葬送掉,就像知青总是在诉说痛苦一样,就像中国历代改革家在诉说痛史一样。革命总是悲剧,到头来都是悲剧,因为这不是正常人所要求的,因为它摧毁了一切法统,摧毁了一切正常人的生活。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无法分清革命和暴乱的国家,外在的一切变革都是她不能接受的,都不可能成功,如果成功那么灾难就会更大,就会像今天一样,法治成为虚无,因为大功不是靠法治建立起来的,自然不会对法治充满敬畏。在不能建立土地私有制的时候盲目建立土地私有制,也将会被新的赤化运动所摧毁,十七届三中全会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自然生长的秩序才是美的,稳固的。

    事件营销,捆绑公共事件进行法律行动,很快你们就会溃不成军,因为你们不是在提供法律服务,而是在搞社会运动,这是死胡同。请你们仔细回忆一下美国公益诉讼是怎样进行的?也请传媒的精英回忆一下自身在公共事件中的定位是否失衡?近的不妨可以回忆一下宝岛的杂志运动是如何在社会转型中发挥作用的。

    一些人,甚至今天最进步的报纸也在呼唤大审,呼唤集团诉讼,请你们仔细看一下条件是否成熟?拿韩国和台湾地区过去的大审来看,我看为时尚早。过去我们过于强调维辛斯基式的审判,过于强化审判者的意愿,通常没有考虑或很少考虑到被审判者的接受能力和意愿,这不是审判,只不过是胜者对败者的清算。

    到今天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内核式的国家,一切外延式扩张都对她毫无用处。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内核能量的聚集,这是中国式的核反应,是自然的裂变,一切外在的氢弹都无法引爆她,也不可能引爆她。甘地放弃律师的职业,拿起印地民族魂,他成功了。别的道路对他来说都是死路,我指的是煽动暴力或所谓的变法,倘若他个人侥幸成功,对印地整个民族来说将是莫大的灾难。我们再来看韩国转型之父朴正熙,其著作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对本民族的绝对认同。我们再看战后日本历届首相的著作,哪一个又是例外呢?

    防守式的法治对这个民族心理不会形成打击,反而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法治进路。法治应该给我们带来的是安全,而不是被视为异己力量。法治精英群体必须内在地寻求生存之道,这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可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法治都不能进入社会主流,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是大政治小法治的国家,这是由人治到法治的艰难抉择。不求急功,不逐近利。修我山河,日久见功。

    当你看到更高层次甚至最高层次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法律,那是法律真正发挥作用了,很遗憾我还没有看到这点。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骨子里的法治是有限的,未来我们这个民族的法治也可能是比较有限的,这一点可能类似于今天的日本,东方民族之法治国家大体现在也是类似的情况。

    自我之外不会产生权力,也无从产生权利,这是法哲学的常识。法治不可能完成不是她的任务的任务,更不可能超额完成任务,不必使其超载,负重必不能致远。为了使悲剧不再重演,我呼吁慎重对待司法的进攻性。

    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顾问、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杜兆勇敬上

    海淀区紫竹院路1号人际山庄2号楼105室。100044,88578922 88678923 8008,13718204742,MSN: xiaomiandu@hotmail.com。

 

 

评《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

——兼论我国人民公社农民的性质

刘晓铎

2008年10月

一,冯东书何许人?

    《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发表了题为《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的文章,作者是冯东书。冯东书是何许人?他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报道农村的记者,以大量报道大寨大队的消息而闻名。我曾从事过我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对冯东书的名字很熟悉。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时,他的报道也都是正面消息,没有看到他写过农民、特别是大寨农民只是“工具”,而不是人民公社主人的意思。听说他发表了这篇文章,专门找来看了,感到很惊讶,这也许是我少见多怪。人的观点是会改变的,正像他在文所说:“改革完全打破了我们过去思想上的枷锁,我们的思想解放了才恍然大悟。”不过,我还是担心,哪一天冯东书又一次“思想解放了”,再来一个“恍然大悟”,分田到户以后的农民又会变成什么呢?

    这里不探讨冯东书的思想变化的过程,不研究他的品格,主要是说由于这位名记者写了《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的文章,引起我的关注。我们要探讨的主要内容还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中农民的性质:是主人,还是“工具”。

二,集体经济的农民是主人还是“工具”?

     1,集体农民的权利。

     冯东书的文章说(以下简称冯文):“经过这两次强制‘自愿’(指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引者注),全国农民就从有自主人格、自主生产、自主经营权利的人,变成了简单劳动工具。当时报纸上没完没了地说他们是人民公社的‘主人’,有这个权利,有那个权利。但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除了有听从指挥去劳动的义务以外,没有感觉到自己这个主人有什么权利。”这里所说的“报纸上没完没了地说他们是人民公社的‘主人’”,想必也包括冯东书自己的报道吧!

     那么人民公社的农民究竟有没有权利?是不是主人?事实说明他们有权利,是主人!首先从经济上看:人民公社的农民有劳动的权利。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没有失业、下岗的威胁,也不要千里迢迢的外出“打工”,只要具备劳动能力,干部就得安排他们劳动。冯文回避这样一个重要的权利,说明他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马克思早就指出,劳动者如果不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参看《马恩选集》第三卷第5页)人民公社社员具有劳动权利,说明他们是物质财富,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主人,有权利使用这些物质财富。

     冯文说:人民公社的农民是没有“自主生产、自主经营权利的人”,这是事实。集体经济的农民是没有“自主生产、自主经营”权,因为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自主生产、自主经营”权,由集体经济的代表——干部行使。只有个体经济的农民,才有“自主生产、自主经营”权,因为劳动的物质条件归农民私有。以上事实表明农民是集体经济的主人,而不是个体经济的主人。

    人民公社的农民,不仅有从事劳动的权利,而且还具有作为人民公社主人所享受社会保险和集体福利事业的权利:当时有五保户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保证了农民的受教育、医疗保健、养老送终的权利。我国的“赤脚医生”、“民办教师”曾闻名世界。虽然初创时教育、医疗、社会保健的水平不高,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农民的权利确实存在了,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的水平也随之提高。这些都是人民公社农民所享有的权利,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怎么一位专职报道农村的名记者都看不见呢?!怎么能说农民“没有感觉自己这个主人有什么权利”呢?人民公社农民所具有的经济权利说明,农民是物质财富的主人。

     其次,就人民公社社员的政治地位,也体现了他们是国家、集体的主人。以陈永贵为代表的一大批干部,包括政府各部门、地方的农民干部,是农民主人公地位的体现;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广大社员对干部的监督上。

    我们党历来重视从工农中、从实际斗争中选拔干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更加强调这一点。陈永贵当选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担任副总理就是典型。农民干部在各级地方政府担任领导职务就更多了。这一事实表明,农民是国家、人民公社的主人。这只是农民在政治上表现为主人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建立集体经济之后,毛泽东就一直强调干部不能脱离群众,不要当官做老爷,而且发动群众监督干部,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大字报等形式,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让群众在政治上当家作主。当然,这不仅仅是对农村干部的要求,而且是对全国所有干部、特别是当权派的要求。为此,在农业合作社建立不久,党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农业合作社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以后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等,其政治内容都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证广大劳动群众当家作主,从根本上改变“官”管“民”的私有制社会的残余。虽然这样一场伟大的变革被旧势力所否定,但是,它的原则像巴黎公社的原则一样,将继续照亮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这里讲到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275页)所以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动广大群众把矛盾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让劳动者学会运用“管理国家”的权利。
最后,在文化领域则要求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演工农兵、写工农兵;农民不仅要受教育,而且要管理农村的学校等。

     总之,无论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看,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不仅是集体经济的主人,而且是国家的主人。可见,冯文说人民公社的农民,不仅不是主人,而且也不是人,只是“简单劳动工具”,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谎言。当然,社会主义时期的劳动者,包括农民,仍然存在着公有制与私有制残余的斗争,存在着重新沦为雇佣劳动的可能,存在着重新成为被压迫阶级的可能,这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

    冯文不仅不承认我国存在着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反而说是什么“极左路线对‘人’的态度不对,在农村就是对农民的态度不对,得罪了农民。”按冯东书的看法,只有把农民变成“打工崽”、“农民工”,给“老板”干活,在“血汗工厂”、“黑砖窑”干活,才是把“工具”变成了“人”?!农民不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没有劳动的权利,那就只能出卖劳动力,这样的农民,哪里还有什么“自主人格”。人民公社的农民恰恰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人,集中的表现就是具有劳动权,因而具有“自主人格”。

    这里顺带探讨一下“人”的问题。冯文说:“——---人就是人,人是创造工具,人有自主意识,有人格的”等等。但是,冯东书不懂人不仅是动物、高级动物,“有自主意识”,能“创造工具”,而且是社会的人,而且人的本质是社会的人。社会的人是由他们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社会制度的地位决定,首先是由他们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一个连“饭碗”都没有保证的人,有什么“自主人格”可言。“打工崽”与“老板”讲什么“自主人格”,那真是天大的笑话。现在我们经常讲“以人为本”,就是不讲以什么样的人为本,是以什么经济地位的人本:是以“老板”为本,还是以“打工崽”为本。这与冯文所说的“自主人格”的人都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人,这种说教只能欺骗群众,掩盖社会的人的真实面目。其实,冯东生所说的“自主生产、自主经营”的人,就是私有者。在冯东书之类的“精英”那里,人就是私有者,公有制下的人只不过是“工具”!

    2,只有“听从指挥去劳动的义务”。

    冯文说:“——--他们自己觉得自己除了有听从指挥去劳动的义务以外,没有感觉到自己这个主人有什么权利。”“他们的一切行动听指挥:早上去哪里干什么活,上午去哪里干什么活————-都是分派的。”其实任何社会的集体劳动,总是要有统一的指挥。劳动者要听从指挥,不能自由“选择”,这是由集体劳动的性质决定的,不论是资本主义的工厂劳动,还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劳动,劳动者都要听从指挥。农民“听从指挥去劳动”,怎么能说明人民公社社员只是“劳动工具”呢?!问题是听从谁的指挥?是劳动者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为资本家赚钱?还是为国家、集体创造财富?

    冯文说:“当时的中国是活‘工具’多,而‘人’太少。一个国家只有个别领袖能动脑子,能发挥‘创造性’,社会生产力怎么会发展快?”这也是对广大劳动者和领袖的诬蔑。毛泽东一贯重视发动群众,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在战争时期是这样,在经济建设中仍然如此。互助合作运动是群众首先搞起来的,他大力支持;农民搞乡镇企业,他全力支持;大寨大队干得好,他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口号等等,事实表明当时决不是“个别领袖能动脑子”。河南林县红旗渠的建成等大量事实表明,农民绝不像冯东生所说的只是“活工具”。把农民说成是“活工具”,是“贵族”对“泥腿子”的蔑视。

    3,关于“吃不饱肚子成了全国的一个最难解决的大问题”、“搞得全国生产上不去”与农民“磨洋工”等。冯文为了证明人民公社的农民被当成“简单工具”,不是“主人”,说了上面一些所谓的“事实”。那我们就来逐个进行探讨:

    A,关于“吃饱肚子成了全国的一个最难解决的大问题”。一点没有错!冯东书作为“跑农村”的“高级记者”,连这一点也感到惊讶,充分表明他的无知!美国的原国务卿艾奇逊就说过这个问题。早在1949年8月5日艾奇逊就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0页)当然,艾奇逊所说形成吃饭问题的原因是错误的,但是“人民的吃饭”问题确实存在。众所周知的“闯关东”、“下南洋”、风阳花鼓所说的“十年倒有九年荒”等等,都反映了旧中国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存在的“吃饭”问题。至于遇到大的灾害,更是饿殍遍野。“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同上书第1495页)朱自清是大学教授,连他都存在吃饭问题,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我们曾经走访过一些贫困地区,问及农民在旧中国的情况,当地的农民告诉我们说,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仅有的一点黑豆都给了八路军,支持抗日战争,自己没有什么粮食可吃。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的数据,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为2263。6亿斤,人口为54167万,人均产量仅418斤原粮。而当时中国的贫富悬殊十分突出,广大劳动群众连平均数也得不到,而且农民生产的粮食要留种子、饲料,还要出卖一点换取工业品等,剩余的才能供自己吃,说明了“吃饭”问题的严重程度。

    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初期,也就是冯东书所说的“中国农民”的“黄金时代”(土改以后,合作化以前),恰恰是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突出的时候。因为要实现工业化,进行有计划地经济建设,就要把大量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把生产粮食的农民,转变为消费粮食的工人,而且人均消费农副产品的数量比原来的还要多;再加上人口的增长,耕地面积的减少等因素,粮食问题,或者说“吃饱肚子”的问题,确实是一个“最难解决的大问题”。1952年的粮食产量恢复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人均粮食产量为576斤,而1953、1954年,人均占有粮食仅为574和570斤,不仅没有增加,还稍有下降。这样,粮食问题就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实行农业合作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

    1953年12月,全国实行了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也是为了解决“吃饱肚子”问题一种措施。毛泽东说:“一九五四年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3页)直到1959年,他还在《党内通讯》中说:“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的问题。————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而冯东书竟对我国存在的“吃饭”问题感到惊讶,不知道他了不了解我国的国情、看过这些材料没有?对于这样的“跑农村”的“高级记者”人们能说些什么呢?

    B,关于“搞得全国生产上不去”。

   冯文说:“他们(指农民——引者注)放出自己的‘原子弹’——磨洋工,软磨硬泡,搞得全国生产上不出”。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全国的生产是搞上去了,还是没有搞上去?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只要看看事实就清楚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中指出:“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珠江、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仅引用以上两条,就足以表明冯文所说的“搞得全国生产上不去”,完全是违背事实的谎言。而这些成就是在帝国主义封锁的条件下完成的。怎么能说“搞得全国生产上不去”?

     冯文一再诬蔑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说什么:“农民就是不好好干,出工不出力,干活不讲质量,种地不种满,不种足,犁地时不犁透,锄地时不锄净草,收获时节,产量本来不高还到处抛撒,不受净”、“他们当劳动工具很憋气,上地的时候互相说:“‘走,给人家干去!’意思是给干部们干去”、“他们放出自己的‘原子弹’——磨洋工,搞得全国生产上不去”等等。很难想象冯东书当时就看到这样的“事实”,怎么还能写出那么多报道大寨大队和农业学大寨的消息?!事实当然不像冯文所描述的那样。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都像冯文所描述的那样“磨洋工”,那么农业生产根本不可能提高,农田基本建设更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我国的人口从1952年的5。7亿,增至1978年的9。6亿,而粮食的人均产量仍然由576斤增为637斤。这样的成就是“磨洋工”磨得出来的吗?!至于农田基本建设的成绩就更大了。农田灌溉面积由三亿亩扩大到六亿七千多万亩,就是说这二十多年扩大的灌溉面积,比我国几千年积累下的还要多。至于治理大江大河的功绩,也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空前的。仅大寨大队的梯田、林县修建的红旗渠,就可以显示出人民公社农民的伟大业绩,“磨洋工”能磨出大寨的梯田、林县的红旗渠来?总之,在人民公社时期,广大农民摆脱了小农经济制度的束缚,在公有的土地上,依靠集体劳动,开新河,修堤坝,建水库,改造洼地,平整土地,改良土壤等,实现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实行了改天换地的农田基本建设,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为后来农业发展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说什么“农民就是不好好干”、“给人家干去”等等,完全是对农民的诬蔑!

    C,关于农民“磨洋工”。

     一些农民“磨洋工”确实是事实。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农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民是集体经济财富的主人;另一方面农民又要凭工分领取生产品(或现金),要赚钱养家;就是说一方面是公有制的主人,另一方面又是赚工分的私有者。用毛泽东的话说,叫:“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13、486页)就是说劳动者的劳动还有“谋生手段”的一面,因此,一部分群众存在“雇佣思想”、“磨洋工”是一种客观必然。而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就是要以自己的行动、言论,带领、说服这一部分群众,逐步由“金钱的纪律”,转变成为“自觉的纪律”,使劳动成为人生的第一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
农业集体化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由1955年的1。9亿,增至1978年的3亿多,而耕地还不断减少,剩余劳动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这种客观条件下,“磨洋工”的现象就会更为严重一些。但是,存在“磨洋工”的现象,并不能否定人民公社农民的主人公性质。

三,土地分到户以后的劳动农民是什么?

    冯文说:“农村改革的核心,就是尊重农民意愿,把土地分到户,联产承包,让农民有自主经营的权利,让农民自己为自己生产,让农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农民也可以经商办企业。农民觉得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这才感觉自己当了主人。”

    事实是上亿的农民涌到沿海城市打工,成为“农民工”,给外资老板或“民营企业主”当“打工崽”,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有的“农民工”干了活拿不到工资;有的进入了“血汗工厂”、“黑煤窑”等等。这就是冯东生所谓的“农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感觉自己当了主人”。过去农民享受的受教育、医疗保健的权利,都成为过去。现在流行的“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所谓的“新三座大山”,对于农民来说就更为尖锐。每逢春节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返回老家,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成年累月地在城市打工,但根本不可能在城市买房。“农民自己为自己生产,让农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仅仅是人民公社时期保留下来的几亩公有土地,否则农民早就流入城市的“贫民窟”了。现在绝大多数农民实际上已经成为半无产者了;确实也有极少数“农民”“经商办企业”,成了“农民企业家”,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是农民了。

    冯文说:“农民成了自己的主人以后,干劲大得不得了,个个都活了起来,磨不推自转,不仅两只手解放了,几亿人的脑子也转动起来了。他们的创造性发挥出来了。北方过去一亩地打400斤小麦就很不错了,现在普通的地方也要打七八百斤,好的地要打一二千斤。他们养虾也会了,养鳖也会了,养蟹也会了。马上,全国的粮也多了,肉也多了,水产也多了,油也多了,菜也多了,果也多了,以至多得卖不出去,没有库房放了。”看看这一段话,土地分到户以后,农产品“多得卖不出去,没有库房放了”,这与当前粮食、油料、肉类价格上涨的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通货膨胀、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威胁面前,冯东生还能妙笔生花地写出“多得卖不出去,没有库房放了”等等,真是令人惊叹不已!

    当前我国农民的地位,与分田到户以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公认的事实。问题只是怎样的变化?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课题研究成果;国家‘十五’重点图书规划”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都把农民划作社会的最底层——十大社会阶层的第九层,属于“弱势群体”。而冯东生居然还说:农民由“‘工具’重新变成‘人’”。有人把冯东书先生称作是“神化分田到户的改革家”,我看他倒像是一个颠倒黑白的无耻文人;像一根随风摆动的“墙头草”。

 

新中国的二十七年:1949 —1976

刘涛

2008年10月

    对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评价是相当有分歧的,持有肯定态度立场的和持有否定态度立场的国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列出非常多的例子。肯定者认为这是一个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在极其落后贫困的条件下依靠自主的力量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了两弹一星,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让中国在美苏对立的两极世界里走出了独立的道路,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三世界领袖。否定者则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他们认为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都与世界主流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中国不仅没有取得实质制度上的进步,反而走向了倒退;一场场惨烈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批判大会带来的政治迫害让中国知识分子处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非常苦闷的时期,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左”祸让中国知识界和精英界受到极大的摧毁,国家法治建设、民主建设和人权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对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评价是和对毛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两种评价的相关性。对毛的评价也出现严重两级分歧的特点,从左派眼中的“古今完人”、“中国五千年历史最伟大的英雄”到右派对毛的彻底否定,这两种评价差距之远,常常令人感到吃惊,并怀疑大家是否在谈论同一位政治家。2006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媒体利用华人作家张戎关于毛的长篇传记重新掀起评价毛的热潮,这样,一个在中国早就不成为话题的话题在毛去世近三十年后又被热炒。只是这一次西方媒体出奇的一致,对毛的形象采取了近乎妖魔化的报道,对于毛的评价中,再也看不到任何正面的肯定,而只是负面的批判。

    哪一个新中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哪一个毛才是真正的毛?如果一个局外人不了解中国历史,突然同时读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定会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我想,即使是中国人自己也未必能说清楚哪种观点是合理的。我们谨遵邓公为我们留下的“三七开”的评价标准,认为新中国成就是主要的,失误是严重的,对毛的评价也紧循这种模式,从而摆脱了可能的政治争论,但是大家心里的疑惑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许多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澄清。事实上在国内读到关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许多传记和历史分析时,我们感到对这段历史时期的评价恐怕是五五开更恰当,也就是毁誉参半,功过各占百分之五十。而立场完全相异的国人,无论对过去的历史持有什么样的观点,也无论处于左中右的立场,恐怕大家都不会否认,今天的中国和毛时代的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仅仅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也能感到这种巨大的差异,今天的中国老百姓生活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无论大家对改革开放的具体国策怎么评价,大家的生活形态都远远不同于1976年之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不再使用粮票、肉票、布票,我们不再排着长队去领取单位分发的肉类制品,而是到自由市场或是现代化的超市里去购物;我们也不再依靠单位的证明才能到另外一个城市出差,而是可以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去旅游和工作,只要有经济实力,我们还可以去国外旅游;当然,今天的国人再也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旱涝保收,无论干多少活都挣到相同的、但却是非常微薄的收入,今天的国人都必须发奋努力、全力打拼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无论今天身处何种阶层,大家对压力的感觉都是明显和真实的。考虑到改革开放前后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和人民生活方面巨大的差距,也让民众在模模糊糊中很难说清楚建国头二十七年和今天的岁月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结的地方,或者这两个阶段根本就是截然相反的不同时期,如同水与火一样,选择一样就意味着否定另外一样?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和评价1949到1976这段历史时期?

    也许,当历史的车轮前行到那么一天,过去的历史已不再被个人的恩怨好恶、不再被个人的经历所完全影响的时候;当过去的慷慨激昂、壮怀激烈和血雨腥风逐渐沉淀为理性客观的分析的时候;当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新中国的头二十七年,未来的史学家也许会写下这样的评价:1949年到1976年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上重要的阶段,中国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的现代化第一阶段的任务;通过特殊的政治动员的方式和土地改革让中国第一次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距离现代化的构建还依然非常遥远。

    也许历史的最终评价是精炼而又简洁的,但是这却最能反映出实质。回到1911年的中国, 皇权帝制下的中国建立了前现代化时期跟其它古文明相比最有效能的统治方式,中国各个王朝的皇帝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其间中国发展出来的儒家官僚阶层体系、实现人才流动的科举考试体制和一套帝国管理体系下的刑罚制度,让中国走在古代文明世界的前列。但是正如崛起策二十一指出的那样,古代的“帝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具有一个形式上至高无上的天子,具有庞大有序但却又是盘根错节的儒家官僚体系,具有直到县一级的行政管理体系,但是国家的权力却主要限制于县城以上的城市构成的点线联结上。在帝国广大的平面地区,统治着绝大部分居民的并不是中央的天子和儒家官僚阶层,而是千千万万的家族和宗族。这并不是说国家权力完全被排除在外,比如在不同的朝代,国家也会试图通过乡约、保长、甲长、里长的管理体系来试图控制乡村地区,而且农民的赋税也是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来源。但是国家只能借助和家族平分权力的合作模式非常有限地介入乡土社会,而真正在家族内部中家法是大于王法的,家庭族长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违反家族的家规和家法是无比严重的。国家这个概念,对于乡土社会的大多数国民来说,就是家族,家族是许多农民的真正庇护者、管理者、仲裁者,而国家是一个非常模糊抽象的、高高在上的观念。我把中国古代这种在大一统皇权统治下的国家描述为整体秩序维护下的原子分化社会,也就是中央政府建立了一个皇权帝国,并对帝国境内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进行了有效控制,同时国家在乡土社会权力极其微弱,或是根本无力介入,或是与家族平分一定的权力。而在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严重的大分裂时期则是一种解体性的原子分化社会,家族依然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但是整个国家、中央政府则完全解体,基本的行政秩序和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任何一个地方机构(或是藩镇、或是节度使、或是将军、或是军阀、或是流匪)都可以用暴力在帝国固有的统治范围内统治任何一个区域。在这种解体性的原子分化社会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往往遭到毁灭性打击,人民会遭受最严重的苦难,乱世人命如草芥,甚至皇亲贵戚、王公大臣的生命都如同草芥,“天街踏尽公卿骨”,讲的就是毁灭性的动乱、地区豪强征伐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导致上层人士也一拨拨的惨遭屠戮。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局面就是一个解体性的原子分化局面。当然,这不是要否定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正面意义,毫无异议,辛亥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的理想,后来也带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更带来社会生活的一系列进步变革。但必须指出的是,革命党人在理念和观念上作了极大的努力,也试图在中国进行一场启蒙运动,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明确全面地考虑到在灭亡了一个政权体系(大清皇朝)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国究竟应该如何治理,以何种的方式达到革命党人期待的目标?事实上是:旧的帝制皇朝体系轰然坍塌,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解体原子化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中国出现了今天非洲某些部族国家的情景,我称之为中国的“索马里化”局面,也就是整个国家是家族统治加上一个基本坍塌崩溃的中央政府,各个省分被军头、军阀、武装势力、割据势力分割统治。这是各种现代化进程中最糟糕的一种,退一步不能衔接上过去旧有的政治经济体系,实现渐进式演变;进一步又无力向现代化作出具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发展,相反是整个国家陷入沉沦的局面。大一统帝制下还至少保持了国家基本行政管理、社会秩序以及国家版图的统一,在无政府的“索马里化”局面下任何一支具有暴力武装的地方军队都可以接管地方政权,任意侵犯国民的财产和生命,随意破坏国家的基本法律法规,每个军阀都可以自行颁布政令和法令,可以随意实施处决,国家的基本行政秩序陷入彻底崩溃的局面。更为惨痛的是,在解体原子化的局面下,分裂势力必然利用他们看来的“千载难逢”的所谓民族独立的机会,借机分疆裂土,谋求从中国永久地独立出去,因为中国的各路军阀和“中央政府”之间正在发生混战,根本无力顾及边疆地区的安危。辛亥革命之后,外蒙古利用这样的机会借机独立,西藏和新疆也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险些独立成功,中国的现代版图和五族共和的局面陷入空前危机之中。

    再来看1911到1949年之间的中国,当时的严重困局期待秩序重建:那就是需要有某种政治力量用强有力的动员手段,统一中国,彻底结束中国毁灭性的解体原子分化局面,迅速建立有效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以强烈的意志和力量扭转中国文明所呈现的衰势和颓势,将中央政府的政令和法令贯彻到全国任何一个角落,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如果不迈出这一步,那么后面的市场经济、界定民权、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和功能分化就根本谈不上。没有一个有效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民族国家,以后的一切恐怕都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今天读到毛主席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真的可以体会到这其间的深意。客观地分析,当时的中国处在现代化道路上第一个基本阶段的入口处,也就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阶段。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无论是任何政治力量,其名称可以叫甲党,乙党,丙派,丁团体,也可以信仰A思想,B主义,C路线,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种政治力量,哪个政治团体,利用哪种政治思潮和主义,能够率先建立强有力的组织,能够率先以强有力的力量动员中国的基层,能够利用强大的组织能力统一中国,能够打破中国千年的乡土社会和家族分割的局面,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不是一句刻板的政治宣传口号,而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历史规律,至少我今天是坚信这一点的。

    其实,“一个政党,一种主义,一个领袖”这样的观点并不是毛泽东,也不是蒋介石提出来,而恰恰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孙中山先生在民主革命屡遭挫折之后,受到十月革命后列宁思想的影响,接受了这种我们今天看来近乎集权专制的思想观点。但是细细想一下,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在中国处于“索马里”化的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中国政治力量都会先暂时搁下我们最终希图演进的现代化彼岸目标,因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在太遥远。国民党提出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三阶段目标正是经历了无数挫折和失败后更切实际的渐进改革目标,这跟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改革和制度建设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和共产党正是中国两支最进步和最有希望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的政治力量。我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不是政党和主义的争斗,而是一个是否有能力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袁世凯政府是一个中央政府权力极度衰弱的政府,其实际控制的范围就是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袁世凯也许当时有机会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秩序,但是其称帝的丑剧让袁政府四面楚歌、声名狼藉,使中国滑向了更加混乱的军阀混战的解体原子化局面;1927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比北洋军政府迈进了一步,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大陆,蒋介石政权也曾作过努力和尝试,建立一个更有作为的中央政府,并进一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然而南京政府的效能依然非常有限,其真正实际控制的范围即使是在南京政府最强大的时候,也不过是山东、安徽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和江苏、浙江、上海全境。中央政府的实际管制效能局限于五到六个省市,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各路军阀仍然实际控制不同的地区,桂系军阀、湘系军阀、山西军阀、云南军阀、新疆军阀、四川各路军阀实际控制中国的各个地区,更不要说国民党还远远没有动员基层的能力,也无意去实行土地改革,把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范围从点线扩展到整个国家的平面上。

    尽管对南京政府的现代化努力今天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给予正面的肯定,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中国“索马里化”的危局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依然处在割据军阀加乡土社会的原子分化局面,维系“中国”存在的只是中国人历史上形成的精神纽带和文化联结,如果不是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的话,“中国”极有可能在这种危局下土崩瓦解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革命的成功不仅象征着党派斗争的成功,更象征着中华文明在面临衰落、崩溃甚至毁灭中迎来的新希望,是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凤凰涅磐,是中国崛起大戏剧的开端。新中国的头二十七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二十七年,也决不是跟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崛起断裂的二十七年,相反,正是因为有了这二十七年,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才会有今天这样波澜壮阔的局面。

    过去笔者跟许多同时代的学生一样,对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了解甚少,不太感兴趣,而且认为这二十七年就是“反右”、“大炼钢铁”、“自然灾害”、“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负面事件的结合体,对今天的中国没有什么正面意义。恰恰是在出国后,接受了社会学的专业训练、并开始懂得数据分析和实证分析以后,再回头看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真是感慨万千,既感慨自己过去的浅薄无知,又反思这种不愿深入去了解一个时代、但却轻易下结论的判断在先的认知模式。年少时候的我很有爱国热情,但是思维非常简单,总是一切向外求,向西方寻求,在国外十年后,却反而变得更加喜欢向内寻求,寻求本国文化、历史、传统和制度环境中独特的现代化遗产和现代化动力源,当然更加结合了当前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感觉到看待问题的角度竟是与十年前完全不同了。好了,有点扯远了,现在回归正题,来看一看,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贡献。这里将超越简单的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而是着重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新中国二十七年为我们留下的重要的现代化遗产:

    —— 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中国领土范围内的“索马里化”和解体原子分化的局面。诸路军阀分割国家政权和各自为政的局面被一个具有强大效能和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所取代。

    —— 相对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新中国政府统一了政令,作到了政令有效地推及全国,并建立了远超过上面三个政府治理下的税收汲取能力(中国崛起策二十二将详细谈及)。

    ——中国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尽管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政府效能也是漫长的,但是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没有任何平行国家体如军阀、军头、游击队、流匪和大家族等可以截取国家的权力。中国完成了欧洲国家持续了近两百年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

    ——国家通过土地改革消除了现代化最重要的障碍,并在基层农村通过政治运动和土地分配建立了强有力的基层动员能力。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政权仅仅通到县级一层的局面被彻底改变。大家族的解体虽然从文化角度和人类文化学的观点来看殊为可惜,但是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却是必然要走的一条路。只是新政权的政治动员模式过于激烈,来的速度过快过猛,在人们还没来得及讨论“传统和现代”的课题的时候,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土地分配的问题,瓦解了中国数千年的家族势力、乡绅统治和乡土社会,其副作用当然是很大的,但是却为中国现代化扫除了无比棘手的障碍。

    ——尽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人民公社是生产效率低下的和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是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它却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农村地区和乡土社会第一次被纳入了国家的行政规划和行政管理之中,中国千年的乡土社会和原子分化的局面被彻底改变。国家的治理能力不再仅仅限于几个核心的点和由这些点联结而成的线上,而是真正扩展到广大平面地区。这样的历史性巨变堪称是划时代的和具有转折意义的。从此中国历史摆脱了各个朝代治乱的平面循环怪圈和始终没有实质进步的局面,而真正把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从此,中国农民的认同感不再只是对家族的认同,而是对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强大的国家和政府的认同。“国家”概念的迅速扩展见证了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而这在新中国政府成立后仅仅10年就基本完成了,这是何等的伟业?

    ——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见证了新政权的基层动员能力和庞大动员规模,为农业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人民解放军在建国初期剿灭了湘西、四川和云南的数百万土匪,而这些土匪力量从明清、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长期存在,没有任何一种政权力量和地方军阀力量试图或是能够作到全面剿灭西南的土匪,因为西南的山区和险峻的地貌为土匪提供了永久生存的土壤。不要低估了新政权剿灭西南土匪的重要意义,否则的话,今天的中国将出现“菲律宾化”和“印尼化”的局面,国家每年会花费无数的财政资源和国防力量跟流匪进行无止境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在东南亚数国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政府军和匪军的战争在这些国家也不会停止。如果不是新中国强大的动员力量和组织力量,考虑到中国国土幅员之广大,地形和地貌之复杂,我们不知道还要花多少力量去“剿匪”,这势必将严重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

    ——尽管西藏问题让中国在国际上倍受争议,但基本事实却是,新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历史上直接控制了西藏和实现了对西藏的行政管理。如果不是新中国政府,可以想见的是,中国版图就不会是今天的形状。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全国的卫生体系和医疗系统,并消灭了麻风、天花、麻疹、乙脑、流脑、血吸虫等传染病,而这些传染病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之久,对人民健康危害性极强。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上从来没有哪届政府能够完全消灭这些疾病,如果不是新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并建立全民卫生保健系统,我们还要面临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许多可怕的高发传染疾病扩散的局面。今天的中国民众去南亚旅游,在城市街道上就会看到很多患有可怕传染病症的病人,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让我们避免了上述局面。新中国在教育、扫盲和公共卫生医疗方面的成就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1978年的68岁,这都是在中国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完成的。1978年在阿拉木图召开的世界卫生会议上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被列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成为后进国家的学习目标。中国的卫生制度和公共教育培育了人力资源,为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在今天国内为中国是否应该参加抗美援朝这场战争激烈争论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这场战争是真正确立中国大国地位的一场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的确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是对于一向以欧美中心主义看待世界的欧美民众来说,他们对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不甚了解,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和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即使欧美历史学界对中国的抗日伟业也是轻轻带过,他们往往认为亚洲战场的战争就是太平洋战争,就是美日之间的对决,是美国打败了日本。这样的观点也深深根植在日本右翼的思想中,他们认为日本是败给了美国的原子弹,而不是败给了中国,所以日本右翼在二战后对中国依然非常蔑视,非常猖獗。真正树立中国民族自信和大国地位、并表现出中国人英雄气概、卓越的军事能力和民族精神气质的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大的民族牺牲和伟大的民族精神逼退了世界超级霸主、曾经战胜过日本人的美国的时候,世界震撼了,日本人震撼了,日本右翼更被震慑住了,他们突然发现,面对他们的是一群新的中国人,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有着强大民族精神的新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抚顺日本战俘营的管理员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幕。当时,许多顽固不化的日本战犯拒不承认战争罪行,还非常顽固骄傲,而当抗美援朝志愿军胜利的消息传来后,这些骄傲的日籍战俘低下了头颅,开始认识到即使打败日本的美国都再也无法保护他们,并开始低头认罪。日本战后的政府也正是在抗美援朝后开始同新中国政府外交联系的。当周恩来总理1955年参加印尼万隆会议的时候,许多国家对新中国显示了敬畏和佩服,这样的心态转变在抗美援朝之前是无法想见的。抗美援朝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尊严,赢得了对手的尊重,保证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领土安宁和现代化建设,真正振奋了中国人近百年来颓废的民风和士气,体现出了中国人独特坚韧的民族精神。 面对前人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今天中国大国崛起的局面,我只能用“无比感恩”一词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当然,对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伟大业绩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我们忘记过去的许多沉痛教训,这二十七年的挫折、教训和失误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的确是中国现代化第一、第二阶段之必须,但这并不必然等同于领袖专断、领袖崇拜和滥用权力,事实上中共八大是非常具有正面意义和非常理性客观的一次党代表大会,许多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比如权力监督、权力制衡和基层民主等当时都有讨论,但是领袖个人崇拜和独断的阴影终究盖过了集体领导的理性设计,最终把中国引向了一场场阶级斗争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十年是灾难的十年,导致了国家公检法(司法)系统彻底的崩溃,建国以来培育的精英几乎被集体清洗,也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毁灭性破坏,国家的基本秩序一度荡然无存,公民基本权力被严重侵犯。如果说“大炼钢铁”是急于求成和无心之过的话,那么十年“文革”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人祸,这一点上来说,毛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的。许多对于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两极评价都是从这些争议中产生的。如果没有“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和灾难的话,也许我们今天对毛和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评价要容易得多,争议也会少得多。

    新中国开国二十七年既是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扬眉吐气、英雄辈出的时代,另一方面“文革”十年却也是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思想压制和政治迫害的一个时代,我们时常感到无所适从,感到缺乏方向感,很难完全说清这二十七年。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像这二十七年一样振奋过,但是对于大量遭受政治迫害的个人和家庭来说,他们却也经历了无尽的、也许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苦痛。那的确是一个痛并快乐的年代,我们的父辈在清教徒式的的清规戒律和严格的政治教条中、在极度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发展出了两弹一星,建立了全面的重工业体系;用极其简陋的武器、但却是高昂的士气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人;我们的父辈为今天中国的发展打下了牢固根基,但是却不得不忍受极为清贫的物质生活。他们的生活固然极其简陋,但是内心却充满着理想和激情,浪漫和追求,痛苦和失落,追寻和求索,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无法完全理解的。

    无论如何,在大家的争议和讨论中,1976年的中国已经不再是1949年那个中国,无论毛的遗产是正面还是负面,1976年的中国都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新中国的发展历经曲折和沧桑,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和思索,但就是在我们对历史的沉思和探索、争议与讨论中,中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重要历史阶段 —— 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与许多还在现代化道路上苦苦徘徊而不得其路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我们是非常幸运的。通过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我们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构建这一重要现代化阶段。1978年,另外一位伟人将率领中国开启第二个现代化阶段 —— 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主义阶段。今天,我们在两代伟人的政治遗产中,来到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公民社会建设、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功能分化阶段。

    现在常常流行着一些非常轻率的观点,比如说有人认为如果是南京国民政府治理下的中国就不会经历“反右”、“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中国今天就是一个超级大国了。这种观点缺乏历史感和理性分析,非常情绪化和草率,但是却极容易混淆视听。我想,国内也一定有这样的观点,有时候闲谈中也会听到这种非主流性的说法,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细细思考这种观点的荒谬性然后去反驳这种看似有理的观点。我们就按照这种思路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国将是什么样?那么我们可能今天还要为大西南的几百万土匪而疲于奔命,政府每年都要兴师动众去剿匪;我们可能还要面临数以千万计的各种传染病病人,鼠疫、麻风和血吸虫病会夺去无数人的生命;我们可能还要面临六七亿的文盲,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盲大国;我们还要面临军阀之间的年年征战不止,每年的国内战争军费可能会占了政府公共开支的相当份额;如果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那么中国的战略地位仅仅是放大一号了的日本罢了。中国会被牢牢地绑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成为美国的一颗大棋子。因为南京国民政府要依靠美国来摆平国内不同的武装集团,因而必然高度依赖美国。可以设想美国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一定遍布沿海各个港口城市,美国大兵可以随意大摇大摆的招摇于中国的街道上,无视中国的法律,中国却因为其享有治外法权而毫无办法;我们恐怕依然还要面临土地分配这一最棘手的难题,如同南非、印度、巴西和津巴布韦一样,对农民和地主之间的血腥斗争和土地兼并问题束手无策。不要忘记,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再想通过政府强力或是暴力分配土地已经是不可行的了,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只是在分配土地上纵容了一些黑人农民去攻击白人农庄主,马上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抗议和制裁,这些国家土地分配的棘手难题在今天是很难完全妥善解决的,而且越往后拖就越难解决,而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面临这样的难题了;缺乏了独立发展道路的中国一定会同菲律宾和阿根廷一样,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不同的是,我们将是一个大得多的实验场,其结果恐怕也是更具灾难性的,我们会面临一个比今天严重得多的两极分化的阶级社会,社会的动乱随时可能被点燃••••••

    的确,历史是无法重新选择的。就算是历史可以选择,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一个充满自信和具有民族精神的中国,哪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经历重大的曲折,哪怕我们在现代化航行中会经历一定的迷航,但是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人民中国。我们经历了成功和喜悦,也经历了迷茫和痛苦,但是只要我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不是别国的势力范围和附庸,我们有着独立的国格和人格,具有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那么我们就可以修正自己的错误和缺失,在继承过去丰富政治遗产的基础上,继续沿着中国崛起的航道傲然前行。中国崛起,不仅是1978年后的崛起,而是毛时代加上邓时代的崛起,是几代人艰苦奋斗的共同结果,新中国的二十七年给我们留下的正面遗产,依然是我们今天前行的基础。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我们父辈洒下的汗水和开创的英雄业绩,值得我们永远感恩;新中国的二十七年,风风雨雨中无数感人历史瞬间,值得我们永恒的铭记;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成就与失误,喜乐与痛苦,我们都无怨无悔,都把其看作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是共和国成长的二十七年,也是中国崛起的二十七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发件人:"欧阳君山" <tdyjs999@gmail.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8-10-20 08:18:15 +0800 收件人: 抄送: 标题: 欧阳君山:谁是贡献最大的人——兼论“官本位”有什么不好

谁是贡献最大的人----兼论"官本位"有什么不好

欧阳君山

    一个人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在且只在于征服自己,神闲气定,归于平静。其他的一切可能都是扯蛋!——题记

    按:从本位的角度看,中华文化的确"官本位"。对官本位的批判一直不断,近年来更称得上热闹。不乏某些理性的声音,但根本上讲,所谓的批判只是瞎起哄,痛打落水狗,实际上似懂非懂,甚至连靶子都不知道在哪儿。真正要驳倒官本位,必须返本归元,正本清源。《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有关章节与此有涉,特发各方批评。

    判断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大小,办法很简单,就是看能不能被复制。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如果连复制都不可能,谈何社会贡献?像比尔·盖茨一样,通常所谓的社会贡献实质上都是零和博弈的结果,不仅不可复制,而且必定建立在别人失败乃至牺牲地球的基础上,充其量只能算个人成功!

    商本位与官本位并无绝对界线,说到底,经商也是做人,商道即人道。一个人不管做什么,做到大时,做到高处,都必定是做人。原则上,大企业家也能够做官,大官也能够做大企业。《呻吟语》云:"为学第一工夫,要降得浮躁之气定。"真良言也!官本位固有的弊病是在于:官员服务于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不仅产权模糊,而且产权人模糊,即该公共部门不属于该官员。

    在组织化文明出现后,在天下一统后,"朕"全部的努力都在于抑制组织化,甚至去组织化,目标所向不是别的,就是"生产性努力"——征服自己——讲养讲爱讲无私更直接是生产性努力的落实。

    在现有的"金钱竞赛"经济学中,生产性努力指的是创造财富的努力。一个社会的经济要发展壮大,首先必须鼓励创造财富,不仅需要把社会资源导向生产性努力,而且需要把社会承认导向作为生产性努力主体的企业家,甚至"商本位"——一切为企业生产服务,一切围绕企业家转。

    任何一个社会,要达到特定的目的,都必须把社会资源特别是社会承认导向特定的人群。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用"直升飞机"把工人王洪文和农民陈永贵接到国家最高领导层,正是要表明"文革"的注目所礼。改革开放中,小平同志先后在两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关心以"傻子瓜子"闻名的个体户年广久,也是要表明改革开放的注目所礼。

    "朕"要把社会的注目礼导向何方何人呢?在"朕"的天下,理想状态是一盘散沙,注目礼原是一个个小窝自我决逐的,谁能够以理养人,领导三角,能混能圆,最会玩窝里斗,谁就自然而然是注目礼的大赢家,根本无需"朕"进行导向。

    考虑到组织化的文明已经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定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为防止天下陷入方向性的错误,"朕"的确需要对注目礼进行一定的导向,不是别的什么人,就是征服自己的人。道理很简单,只有征服自己,才是真正的生产性努力。一个人征服自己,神闲气定,回归本分,不再需要别人来注目致礼,就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社会因之而更靠近均衡。这用佛家的话语表示:自度不济,谈何度人!

    什么人对社会的贡献最大呢?这是一个常常被讨论的问题,时代不同,理念不同,身份不同,答案不同,似乎没有个正确答案。实际上,判断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大小,办法很简单,就是看能不能被复制——如果连复制都不可能,谈何社会贡献?

    比尔·盖茨的贡献大不大?按一般的标准,盖茨对人类的贡献相当的大。但能复制吗?盖茨的成功不能复制,多少公司被他所创办的微软一一击败,不客气地讲,也是血染"红顶子";盖茨的生活也不能复制,尽管过得俭朴,但位于西雅图市华盛顿湖畔的超豪华别墅还是令人"高山仰止",占地6600平方米、7年时间精心打造、造价高达9700万美元;如果都这样来做房子,全美国乃至整个地球能容纳多少人呢?这当然属于极而言之,但的确像盖茨一样,通常所谓的社会贡献实质上都是零和博弈的结果,不仅不可复制,而且必定建立在别人失败乃至牺牲地球的基础上,充其量只能算个人成功!

    西方文明尤其工业化对人类厥功至伟,这是欧洲人常常沾沾自喜的,以至于陶醉出种族优越感来。可西方文明能够学习和复制吗?今天都像西方一样生活,还需要N多个地球;过去都像西方一样殖民,也需要N多个地球。毛主席当年问到"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原因不就在这吗?西方先生或许可以学习,但不可能复制。

    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贡献呢?2008年6月,盖茨宣示把自己580亿美元的财产全数捐给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时舆论纷纷,曾经的中国同事李开复先生提到一句古老的西方谚语:"The richest person is not one who has the most, but one who wants the least。"译过来就是:真正最富裕的人不在于拥有最多,而在于需要最少。此言切中要害,一个人对社会的真正贡献是在于将欲望减少,少至又少,直至完全征服自己!这当然能够复制,而且任何人都能够无条件复制。

    把注目礼导向征服自己的人,显而易见,谈不上是导向特定人群。原本"朕"不进行导向,征服自己的人也会是注目礼的大赢家,自己都已经征服,况别人乎?例证就在眼前,"朕"之所以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君临天下,不正是"朕"本人能够无私奉献,已经征服自己吗?

    这一点得到了现实强有力的证明,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是人群,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都是心态上更成熟的,虽不至于征服自己,但确实都能够为人处世。人际关系大师戴尔·卡耐基明确表示:一个人的成功,15%归结于专业技术,85%取决于为人处世。

    从另个角度讲,由于组织化文明所要求的专业化和科技化,当今时代,高智商的人应该要吃香得多。但就最普遍的情况而言,并非智商为王,仍是情商作主。与卡耐基的计算近似,心理学家也归纳出一个成功方程式:一个人的成功,80%由情商决定,20%由智商决定。情商反映的正是一个人的为人处世能力,甚至可作为一个人征服自己的程度指标,情商越高,表示情绪主导力越强,离征服自己越近。

    在组织化文明难以避免的情势下,"朕"要把社会承认和社会资源导向何方何人呢?理论上讲,贡献最大的征服自己的人;现实上讲,擅长于为人处世的人,善于做人的人,心态成熟的人,既科学又简洁地说,情商更高的人。这实际上也是"朕"推己及人,"朕"当然情商比较高嘛,从以理养人到领导三角到能混能圆,都充分表明"朕"的高情商。最简单地讲,要不是能主导情绪,"朕"当初怎么可能迈出对别人先投之以礼的第一步呢(参见前文P)?

    在中华历史上,很早就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国语》就明确提到。为什么"士"排在四民之首呢?原因就在于相对"农工商",士总体上应该更能够为人处世,更善于做人,心态更老熟,情商更高。春秋时期即有"养士"之风,在相当大程度上,士大夫阶层就是专业于心性修养的。从社会结构上讲,也应该正是士大夫阶层获得社会承认,掌控社会资源,保证了中华历史的稳定均衡,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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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有什么不好

    近现代西方文明"商本位",这一点应该没什么异议。事实上,欧洲的基督教在宗教改革后,都转向了商本位,承认世俗的赚钱也是人的"天职"。中华文明呈现出"官本位"的特征,这一点应该也没有什么异议。"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干什么呢?做官!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读书几乎是做官的同义词。余音三月绕梁,中华大地至今不时闹起"处级方丈"或"局级主持"之类的笑话,甚至还流传有科学院院士要求"市长级待遇"的滑稽。

    官本位有没有合理性呢?首先,从前的读书人读的都是"经史子集",尤其必读"四书五经",学的就是"注目礼生产",虽不至于征服自己,但本行就在于心性修养,或多或少学有所成。其次,从前的做官也不是技术性的,搞的就是"注目礼生产",主要就是协调各方面的人际关系,所谓"立君牧民"。这两点决定了一个人要做上官并做好官,必定要有相当的"生产性努力"。有句话叫"公门之中好修行",信哉!

    事实上,在相当大程度上,从前的读书做官就是学做圣贤,下的就是征服自己的功夫。《礼》曰:"俨若思,安定辞,善形容,有道气象矣。"没有征服自己的功夫,哪来的有道气象呢?正因为如此,明一代大儒吕坤在《呻吟语》中明确指出:"为学第一工夫,要降得浮躁之气定。"

    每一种文明都会有自己的注目所礼,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本位。官本位如今饱受指责,一部分人甚至当"落水狗"痛打,上升到批判中华文明的高度。的确,向商本位转化属于当今的时代潮流,在一些国家,政府围绕企业和企业家转,成为"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义。但这里面的原因应该不是官本位有什么不好,而在于社会的注目所礼转向了经济建设,"金钱竞赛"在全球各地如火如荼。

    就人而言,商本位与官本位并无绝对界线,说到底,经商也是做人,商道即人道。一个人不管做什么,做到大时,做到高处,都必定是做人。任何一个行业,在小时和低处,可能只是物的协调和组织问题,但到大时和高处,必定涉及人的协调和组织问题。没一点儿情商,行么?正因为如此,大企业家多有道之士,皆以德致胜,做的是人心的生意。原则上,大企业家也能够做官,大官也能够做大企业。

    官本位固有的弊病是在于:官员服务于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不仅产权模糊,而且产权人模糊,即该公共部门不属于该官员(参见前文P)。这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与以权谋私。非一般"太上个世纪",自商鞅在秦国用郡县官僚制取代分封世袭制,公共部门产权人模糊的问题就已经存在。

    中华历史之所以未成长出工商文明和资本主义,一者因为重农抑商比较成功,一者就是官本位特别成功。双管齐下,相得益彰,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绝一无二。既然"茅坑"这样被士人和农民占了,哪还有工商文明"拉屎"的份呢?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10-14 08:51:3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希望大军先生能为工人的具体权益而呼喊

    仲大军先生:我曾给你发出过我的一封实际是对社会公开的申诉状,很希望能有你们这样一个平台,而能在社会上发出自己的心声,我是负责任的,也可见无权者即弱势群体的真正生活状况,他的很想在社会和谐当中有他们自己的权利,这在我们国家是更应该有保障的事,但我所遇到的情况完全相反,改革开放确实出现些严重问题,它所反映的正是我们要努力做到的,你能发出我的公开信是对改革开放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我想以此理性地向极少数人施压,看他们到底如何,我是准备了最后用命来唤起社会良知,而我总不相信少数人会真有那样邪恶,为什么你们不能帮我?我很无望,但我也不愿由自己去带队,组成一部分人来与政府对立,因我情况不同,所以我当时就拒绝了一些工人来找我,向政府对抗,看来只有“造反有理”,对吗?我把两篇文章重新寄出,还望能再请你看一下。张萍鑫即日。

就我不能正常退休、享受法定权利给江西省长的申诉状

张萍鑫

江西省人民政府:吴新雄省长:

    我叫张萍鑫,是萍乡林业部门已有44年工令的正式职工;1948年出生;上世纪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于1964年上山下乡——到萍乡市广寒寨垦殖场参加工作至今。今年4月应该退休,但因改制、公司不按改制方案给职工买社保,反而以改制时合同是由职工购买全部社保为由,得到法院支持,剥夺了国家明令规定的工人合法权利,侵犯群众利益,我未能如期办理退休。现将跨年度而被告知:可能由此造成的后果会要由我本人负责。

    望能见谅,我不得不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再次给省长写信,(此前为公司改制问题曾向舒惠国、舒圣佑及其继任的孟建柱和时任劳动社保厅长的熊盛文等领导反映,长达十余年之久,今年并曾给苏荣书记写过信,一直得不到解决;谈及此事,公司现领导王经理说:我都知道,信都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不可能给你一个人解决),这里我除非准备进京“告御状”外,也想再次恳切请求省府能依法为工人的权益说句话,免我上访之苦。

    在改革开放中企业向职工让售30年经营权,并非不可为的事(它不违法),这也是根据具体情况通过讨论后形成的——从当时说是有利于推动公司改制正常进行和发展的,对政府、企业、个人都有利,且大利于国家(指国有资产部分永久增值)和公司,(事实也证明改制后公司即赢利二百多万,问题是报纸写着而据说帐面上却没有钱,钱呢?);但后某一领导的意见竟成了圣旨一样,它就真是很有点不正常了——且因此就改变改制方案,竟然公开不按国法明示公告的具体规定办,一个国有企业在大有赢利时却不给职工买社保,这才是完全不能允许的事!改制竟然可去公然改法,或置具体法规不顾,难道不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乃政府行为绝对不允许的(更是任何一个人民法院都不能支持的);同时作为一个工人,我认为在改制中林业局国有资产的流失是一大铁幕,如卖掉人造板厂(由交通局建汽车南站市场,交通局说没有赚钱,后又通过市长办公会强行购买木材货场扩充),其资金为什么就不给工人买社保;是买不起,还是没有钱?这样做对不对?木材厂改建成建材市场,能不给工人买社保吗?现在有的工人每月仅二百元上下的收入还要自己全部买社保,所以他们有的人只得放弃,没有办法买社保,因为他实在买不起;请问某些领导我说的是事实吗?也请你们扪心自问我说的对不对呢?同样一个企业,就因他是干部,我是职工就不能享有同等待遇,不给我买社保的,我想得通吗?同样是林业企业,林业公司职工的社保可以全部都由单位购买,我也是一个林业职工,且有40多年工令,为什么我就不能正常享有同等待遇?

    请问信访局刘唐法先生,市财政局一个编外下岗工人可以得到十几万元下岗补助金,并到另外的单位再就业,我买了30年经营权就很不错吗?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你又在那里?干什么?我真的想杀死你!但我决不会这样去做,因为有政府,有党和国家!所以我才给省长写了这封申诉信,只是我决不会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一个无权者却拥有的国家明令法定的正当权益,也是我应有的待遇。

     此致敬礼!并祝国庆快乐!

   萍乡市林业物资贸易公司职工:张萍鑫2008103日。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10-14 08:51:3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希望大军先生能为工人的具体权益而呼喊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为改革开放发展而言己见

江西退休工人  张小鼐

2008年8月8日

    举国欢腾的北京第29届奥运会之后,中国又迎来另一大事记——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完全改变了过去时——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路线与基本方针政策,使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即取替成民生主义——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政治;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共识;走向于实现国家现代化、建设长治久安的和谐社会发展道路,从而结束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历史更新,只用短期的30年时间,则可谓“改天换地”,各方面都在焕然一新,奔往小康社会上。它以不争的事实说明: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完全正确的!

    而这一切实质上正是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的革命初衷: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补正和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全部历史智慧和基本总结;毛泽东本来的革命理想及企望,就是让人民翻身得解放,过上好日子;使中华民族复兴、中国重新在世界屋脊崛起。 邓小平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 何谓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其具体内容之?我看就是国歌声中所唱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战到底,“前进,前进,前进,进”!去为革命献身与人民翻身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西方称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

    中国人的劣根性即鲁迅和不少有识之士都曾指出过:为奴隶和做奴才的人格的被完全扭曲。这里边的含义简而言之,即二个字:民(人)权!毛泽东早期思想说的非常明白,此不赘言。因中国是一个长期封建专制的社会,只有皇权(因而也就形成少数人的特权),却从无民权之。换句话说,无论毛本人还是所有革命先烈们,都是为了人民主权、即民(人)权而献身革命的。中国革命突出特色就是反封建主义;同时很明确地提出了建立民主自由富强的人民共和国。但得指出的是,改革开放标志着我们已经结束了过去那些革命的年代,从思想上也必须走出那种革命意识观念与思维方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创造一个繁荣富强的和谐社会。这里边有关社会主义民主,我见到最近秦晖先生撰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马、恩所谓的‘专政’无论多么激进,它从来只意味着以无产阶级的暴力反抗统治阶级暴力,而从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会以暴力取缔民主,哪怕是取缔‘资产阶级民主’——如果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享有言论、结社、竞选等权利而无产阶级却没有( 应当说许多国家历史上确实有过这种情况) 的话,那么马、恩的主张显然只能是把这些权利扩展到无产阶级中( 假如这个过程遇到暴力镇压而无产阶级以暴抗暴,那就是‘专政’了) ,而不是靠暴力使资产阶级也失去这些权利,同时又把所谓‘无产阶级的权利’集中于‘先锋队’乃至领袖之手,民众只能服从”。

    革命之义严格地讲,主流派历来认为即以暴力手段的方式、而不是渐进地改良主义与和平方式、去实现新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实际上这种“中国革命”历史之所以如此,亦完全是被西方发达国家逼成的。也就是说,必须用新的生产方式替代旧的生产方式;以全新的社会制度完全取替旧的社会制度,道路只有一条就是革命。其实也是历史所逼出来的并非正常之。

    中共学者甚至认定,近现代只有象1789年法国革命、与1917年俄国革命,才算是真正科学意义的社会革命。并将中国革命划分为“从1905年至1949年的”新旧民主主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1905年至1922年的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是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所以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后一阶段——1919年至1949年的革命,其性质虽然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已经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并且由无产阶级领导了,所以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论断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见李新:《中国革命史丛书前言》)。

    所以过去对革命历史看法也就以此定论。李新指出:“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05年开始。因为这以前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组织还只是些革命小团体,全国各地的革命活动也都是零星的、分散的,并且大部分是自发的。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它有明确的政纲,相当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而且从此以后革命不断高涨,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延续二百余年的清朝政府,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帝王制度。

    “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至1912年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反清革命时期,也是它的黄金时代;此后1912—1916年是它的第二个时期——反袁斗争时期;1917一1922年是它的第三个时期——护法运动时期——这个时期是旧三民主主义革命的尾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是有些交叉的。它的前期反对皖系军阀,称为第一期护法;后期反对直系军阀,称为第二期护法。到1922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孙中山逃往上海,旧民主主义革命陷入绝境。孙中痛定思痛,认真地总结了以前革命的经验教训,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新方法,以俄为师,实行国共合作和扶助农工的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革命运动走上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至此,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得到迅速的发展”。(所引见处亦同上)

    李新的观点有二个意义很明确:即新旧民主主义都是孙中山发动的;民主主义是统一的,中共革命的性质1949年以前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符合列宁生前对中国革命的指示。(李新该文写于1985年于上海)。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几乎有种公认共识——新民主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换句话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历史上最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提出这一点是为适用当前历史发展需要,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与改革开放政策继续进行。这样就解决了理论上过去时的严重对立与主要分歧,使两岸政局可以从根本上转正过来。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华民族的全面性复兴和国家发展的命运,也主要只能看国共二党努力如何。现在国共两党都是执政党,拥有最大的资源,民望更加热切,可谓大写历史正当时机之。

    在改革开放及其不断地发展中,如何评价毛泽东本人?这个问题始终是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对毛泽东本人及“文革”的基本认识,有力地保障了改革开放的正常开展,团结了全体人民;仅管认识不断深化、对此争论不休,至今一直都表现出十分激烈的异议。这是完全正常的、也是改革开放发展的反应——乃中国大陆社会由人治逐步转向法治;毛泽东是人不是神;马列思想回归到正常的学术位置上。所以对毛泽东的客观认识,并不是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否定,而是思想观念上的一场革命。

    毛泽东是大写中国历史的伟人,为历史所肯定的。但他不是完人、和没有过失错误的人。在邓小平时代对他提出“三七开”的观点,统一了全社会思想认识,有利于推进改革开放发展;却并非事实求是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的认识,只能错即是错,功则不掩蔽过失之——也是历史的责任。不管是过去时或现今至未来,毛泽东都是改写了中国历史的巨人。

    “文革”作为历史同样如此。历史对“文革”是否定之,则就是由毛泽东发动,完全是毛泽东独断力主的结局;或者说我们社会制度的缺陷所造成的。把它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责任很难成立,他们也根本搞不起这样的政治运动。即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本人的责任——却又不是由毛泽东能个人承当的责任;邓小平生前便坦言过,他就有责任,这是实话,毛泽东的错误决不是由个人所要承担的,它是一个时代的错,可以说全社会大家都有一定的责任!这是人治社会大搞个人崇拜取代皇权政治的恶果,新社会未能真正解决少数人权力的约束。但作为历史,过去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既成事实,其是非功过将永远是所有人去认识的课题。

     作为过来人我称“文革”为非常年代,那可以说完全没有了理性,是“有理讲不清”的时代。吴敬琏先生最近露面说,他就是在牛棚里才找到真知,从恶梦中醒来的。了解他的人也知道这个被改革开放大写的精英一员,过去时的所有一切:他也不是天才或天生英雄形象。谢韬说得直率,那个时代造就了人的两面性: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当然这是我说的。就如写《聊斋》者,只得用鬼来喻人或社会。从这一点看出中国社会现代的落伍了。由于理论的偏激与缺陷,指导思想上不对,造成整个社会的错!它对今天的中国社会和人民是莫大的包袱,这不是毛泽东所能承担的责任。有历史的原因,中国革命被逼成了这样子;有时代的原因,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不搞枪杆子强权政治也决没有今天。既是中国社会的封建统治,又是西方列强社会达尔文主义,把中国逼上革命去的。历史不可以推倒重来!问题不在历史,而在如何(重新)认识。

    改革开放现已30而立之年了,在中共高层思想确实存在、并出现主流派与非主流派(此乃被称第三次争论所结果)的理论对决之。大军网指出:“左右两派已经阵营分明了。这个阵势很象30年前的华国锋时代,四人帮和老干部剑拔弩张,当矛盾达到顶点时就发生了政变。今天的中国何其相似乃尔!但在今天看中国的这两个派别,谁将是当年的四人帮?谁将被大众和时代淘汰和唾弃?是张五常、茅予轼等人吗?以后 再看分晓吧。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注:这段按语在我引用之后很快就被删改到文章中了。)

    而我看则未必!既不能如此、也非即如是也。其实仲大军先生的文章看出,他可谓对此有种心急如焚的情神。尤其在两派中有人已走向势不两立的误区去,甚至用“文革”时武斗的方式,拳脚相加,大打出手之,完全丧失掉理智。为何要这样?我看到篇文章,得出了一个结论:人们都会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与既得利益。时代不同了,处执政党地位的中共正在经受新的历史挑战,而左右两派成为代表争论的双方,其分歧虽不可否认,亦是社会正常表现和反映,目的还在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未来,这是共识,也是事实,首先我们要肯定这一点。中共乃世界最大的政党,系于国家的命运,团结才有其未来,这是对每个党员政治生命的基本要求与考验。以中共目前的情势,不管两派是非定论,任何一派都离不开党的存在,两派若伤必将损害于党——同样伤及国家和人民。理论不争朝夕,只有时间能够结论,妥协是历史证明最好的良药。就如英国学者凯斯特勒所言,人们的思想什么时候都会“有许多无聊的真理和有益的谬误”。

    但主流派当面对现实,事实求是;非主流派更要有发展的科学眼光,适用时代潮流趋势,正确认识历史与世界面面观,不走回头路。不同观点看出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共政府决策管理机构与人大则是最高权力机关——今天的中国是有政府的,政府才是真正代表了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换句话说,广大民众总是看政府的,这是改革开放发展的基础和根本条件。且改革中是有失误的。如果没有非主流派站出来说话,也许有些问题更加严重,发展下去后果不测。

    仲先生有个看法,他个人是这样感觉的:“如果说改革30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思想理论界再也不是铁板一块。一部分人成为主流,占据了主要的话语权力,一部分沦落成非主流,但客观地评价起来,在这几派之间,主流派今天应当是比较心虚的,因为中国经济日后发展的结果,可能证明主流派早先的一些主张是有问题的,并已使中国经济遭到了较大的损失。” (我讲句实话,有反对派是客观事物,这决不能定罪,乃社会权利。坐牢者尚有于服刑期时向法院提出对诬蔑其人格者讨还个人名誉的权利;刑期后释放自由者也能同样发表文章,向国家提出个人的观点看法,难道作为同样是中共理论代表的非主流派就没有话语权吗?不管他们说什么,只要不违宪,是公开发表自己的不同观点,有一定代表性或个人发现,就不能定罪。)

    吴敬琏先生很久未能露面,我还以为他们“退休”了(作为人才他们属终身制,无所谓退与不退,待遇应是终身不变的。可是于人性论上年龄说,他们可以不上班了,并不对具体工作负任何责任。我认为其实他们说的东西,够社会消化最少要二、三个时代。而以其身份,对于社会发生的争论,尤其涉及到他们的情况下,不直接参与才睿智得体)。8月29号的网上却再次出现他的消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报道其行迹时有美国特务这样不解的传闻。当时我也看到他对非主流派的指责,甚至直接针对他称的改革开放的争论。本来我也想把它摘录于此,但第二天就同样在网上删除了——我感到庆幸,这是好事,彼此之间都是同胞,语气理智些,才是学者风度。尤其乃尊师长辈的时代名人,凡事更得行言垂范、为人师表呵。(你只站出来说句话,全社会都会要打闪的,很多人本来想说话,便马上会缩回去,影响太大了。)我为啥想要摘下他对非主流派“打棍子”之言?就是不赞成主流派代表一切的架式!当郎咸平站出来说了些话和问题时,他给人家戴帽子:称有人挑动工人云云。现在也有人胡说混话的,只是马上便又删除掉。不知什么原因,主流派态度忽然端正了?喜悦之余应该欢呼叫好!

    改革开放要有包容天下的无限襟怀,不仅要让人说话,更用事实为说服力,使天下人心悦诚服。中共党内有分歧,或称路线斗争的两派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今天中共是己党执政的国家最高权力集团,可以说党存国存,党亡国亡,早已不是革命时期民族危难的情况。也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情况——建国后因冷战因素“国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所以他要用革命这种政治运动的极端手段,以强权势力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也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基本利益。但对今天的正常争论如果也走向你死我活的极端行为上去,受害的就只能是自己,同时祸国殃民,成为历史的罪人!李登辉就是这样,当年一下就把国民党分裂变异成差点要亡党的。国民党分裂了,执政权也失掉,党员利益和政治生命都被损害,台湾省民众利益同样受到损害。却给陈水扃这样的政治投机商提供着机会,害苦了台湾社会,也把民进党拉进了一个泥坑里。

    吴先生也是从过去历史里走出来的,仅管他自称过去未能做成过事,吃了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的冤枉饭,而只是到改革开放才做成一件事,即人称吴市场(现又有称吴法治,说明市场功能有具体内容和一定的管理发展形式与制度性质区别)。但给人家打棍子戴帽子啥意思呢?改革开放至今,难道又要让另外一些人也去蹲改革开放的牛棚了吗?这可以解决问题的吗?改革开放只能说好,不能说问题吗?文革是历史,仅管已经否定,有人要说他的看法,你不让他说行吗?历史是永远需要认识的。世人也都知道他们所指,认识上却不能不让人说话的。问题在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社会又会有呼声的?搞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早晚都难免出事。

    毛泽东搞政治运动目的很明确,他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因为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国发展的马列主义者,不搞资本主义。历史否定了他的一些做法与想法,但他就是反对权贵集团不法势力——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事实上搞的并不对,为什么今天还会有人公开在网上重新提出来?而且也说要几年再来一次?我看出未必就是要真的去搞文化大革命,因为今天谁都再搞不起那样的政治运动了,完全能肯定。但把他们压下去,也未必就能根本解决出现和存在的问题之——他们反对原始资本主义,有其一定的理由,引起过社会反响。这就是改革开放中政策上也出了问题,“当时不少人认为我们可以先发展了再说”(厉以宁语)。

    事实很明显,我们是在建有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也说过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的话——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共产党不能搞原始(传统权贵)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内容。人们要求“脱美国化”——就是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西化首先要中国化。因为我们是宣布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改制并没有改法!工农民众的社会地位和利益要保障。国有资产是中国的家底,国资管理和国资状况必须有透明性,对资产流失不能成历史糊涂账。大军网(在社会上人称草根网,就因它在中国大陆有别于官方网站,能广泛容纳民间智慧与观点)看出了问题的实质性,上引其说法也有它自己发现的另类认识。主流派肯定亦然清楚得很,所以会被指成“心虚”之。他们至今不承认改革开放存在一些具体问题,怕嘛的我则不解?有理不在言重,更不能用权贵势力来压人!今日之国家,中共始终是一党独大的执政党,且天更蓝地更美了;国势之壮大,民心在更大程度上地追求,正是中国大陆发展的具体表现。发生争论永远正常。而主流派的一些代表人物确实有意高压打击,不容民众说话。

    吴生先讲的一些话网上删除了,今年开春高尚全在参加广东座谈会对记者说,有人反对改革开放,直接反对邓小平等等;似乎是经过商量,都在对非主流派出手,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在民间我闻有骂声的另一个大代表人物叫张维迎的,《读书》今年第七期摘登了他所主编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十位经济学家的思考》中著文介言,却是至今还摆在我的书案上。

    张维迎是主流派中一大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并且现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长,我把他认同为有人所谓“美国化”的替身,或者完全在中国搞西化的主流派中、自成一明显特点(共性即市场万能论)而可称“北大帮”的某些学者之为首要分子。其特点(共性)就是完全搞市场化,或以国家市场化为改革开放的目的。去国的林毅夫先生我就不说了,他本来是台湾省人。北大学者的一些倾向性可为主流派中一帮(在2006年大争论时他们的有些言论能看出来,如要全部立即卖尽所有国企,否定政治经济学和过去了的历史等)有其突出的代表(共)性(这里不包括林毅夫了);而首要分子是主要代表之,并无恶意,既非反对改革开放,更不是反革命吧——且仅为我个人己见。(所以任何网站传发此文,请不要删改,文责我自负。)

    张维迎对市场化的痴迷,甚至觉得现在就想要能建立起完全是市场化管理的中国政府了,他说:“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已进行了三十年之久的今天,社会上出现一些舆论,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却与这些转变背道而驰:人们对价格机制的信赖不是在继续提高,而是在下降,各种形式的价格干预在民意支持下频频出台;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创业条件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企业用工越来越不自由,新式‘铁饭碗’重新成为社会就业的导向;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指责,媒体和舆论把大多数经济问题的根源都归咎于他们;对外开放政策受到置疑,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越来越有市场,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收紧本已开放的大门......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改革任重道远!”并且说现在“社会上又开始蔓延着如此强烈的反市场倾向,这种倾向如果更多地演变为政府政策和国家法律,就会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造成致命性的伤害。这时候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和澄清。”他重点谈了“五个转变”,是“理解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及其成就”的“最关键”。感兴趣者可查看原文。我非学者,更不是经济家,但有时间也可能会针对它,说点不同的读后感;即其中有些东西还有另一面或缺失的。理论必须有人能认同和可以接受,否则便不定是,至少要让社会实践的检验,再可得出真实的结论。观点看法在学术上当然会成立,但实际却有很多问题。就上述话来看,当前的形势并非是张维迎所言;没有政府职能,市场无法化险为夷。尤其在经历了2008年的天灾人祸后看中共政策,可以说正是在经受考验中深得民众拥戴的。

    改革不只是经济一个方面,经济改革过于单向性,再下去可能进入死胡同,走出来代价就将不是事倍功半——甚至会翻船。我这里具体想讲一个问题,就是国企改制——革命,它在中国是一场变革,所以可称革命。有人抬出毛泽东老人家来,是对这场变革中发生的利益冲突的公开反抗,不然为何会被称剑拔弩张?大多数工人已经感同身受,因为他们的权利遭到剥夺,极少数人发改制财,这无论在网上还是有些媒体,难道都没有看到吗?民心在动,老百姓不论你的大道理,他们感觉不到,就没有说服力,而他们好像被欺负,一出突发事件便有可能引起普遍反应,只是具体问题而已。我是草根,有种异感,也请恕我直言。此稿最好内传,我的观点也属个人己见。国企改革有工人的部分,且社会对他们的承诺说变就变,谁要负责任?而主要是60,70年代工人,甚至极少数50年代者,他们为共和国付出过全部的心力,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一位年迈70的老职工现在也只四、五百元养老金,生活难过呵!在这场改革中利益受害者主要是35岁以上中年工人和不够退休年龄的老工人们,这是事实。改革开放现实是于全民所有制性质基础上进行的,工人应有的权利不能没有体现。企事业存在的问题以当时的情况也不能让工人去担承后果。但他们的利益普遍受到侵害甚至被剥夺。

    我最近见到二件事,发生于这里的某县工业园去年征地,当地民众商量提出了一些条件,政府认为不行,怎么办?他们就是这样简单——从下属别乡调两车村民来,说你们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强行拆除占地,你找人讲理,一个干部也找不到,比14世纪英国圈地无异;更使我想到斯大林把犯人拉出来整事的历史(其实也在征地中出现过,敢如此做不仅有权势,还有一大理由,所有土地都是国家的,即政府所有制的现实下才发生的);有个老人出来不准推土机填地,竟被车撞死(后赔钱了事),法院对改制或开发区问题说有文件规定不受理,找政府解决去。法治社会能这样做吗?政府行为倒底有没有约束条件?工农民众又何以称为主人翁呢?问题在要出事就是这种情况下产生恶性突发案件,局面一旦不测失控,谁能承当全部责任?不让人讲话不行!吴敬琏老人去年指出不要把社会分成精英与草根,问题在我们至今还没有能真正让民众参政议政,法制很不完善健全,历史却又是一个世纪。现实上无论从哪方面说,新中国现在穷人和富人又大不同了。而改革开放后工人的情况更使人无法接受和难以理解。改革开放不能超越其发展过程,更不能急功近利,剥夺民众的法定权利。学者只能就学术论道,不能代表执政党,任何个人言论不能成为政策,只有民主才能防止政府机会主义!现在与过去一样,问题仍然是民权需要得到真正的保障,政府行为不能民众没有权利。建国后一大教训就是把民众权利完全抹杀了,迷信权威,始终未能发挥中国最大的人才潜能。

    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是中共基本思想。西方一些成功经验,在中国历史路径与国情的区别,绝对不可能照抄照搬,以主观愿望或想当然而做得到。所以张维迎等要对具体问题说点真话、实话,民众才会听得进去。前二年张维迎、周其仁等叫嚷国企拍卖时,我就给中国社科院去信,说这种拍卖实际只是通过拍卖形式,使国资冠冕堂皇地公开落入权贵手中,无异于公开打劫。事实也有证明,几乎很多都果真如此,后来网上就出现这种问题的报导。中共是工人阶级政党,马列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根深蒂固,这是不能否定的。所以过去有很多东西始终会在社会存在,毛泽东说的话永远会在中国大陆发生作用,人们需要的时候就会搬出来,用以去服众。否定历史即否定自己。理论的勇气在于事实求是!经济改革得不到广大民众的认同便成问题。

    看清社会现实才有说话权,理论脱离实际是很危险的。“先发展了再说”造成一些结果的代价中共要负首责,而一些学者就是怕这一点,“心虚”了。好在中共和政府今天也是可以批评的,所以我写了一些东西于网上已见传发,我负责任,但很多事必须要说明白,特别是对主流派中“北大帮”的观点,有人要我除掉,因为不是事实,并未结成帮派,他们的学生都是高官等。我不,这是我的感觉,也怕会有人陷入泥淖去,不是,岂不更好!我也不是不说错话的,不怕。光有理论,只搬别人的东西,要自己能有用!市场经济在中国有个过程,得历史地解决。这就是我想说的。站不住,走不稳,就想飞,能行吗?中国是个大国,一部分人也是几千万,让他们作出牺牲,就应该对他们给以补偿。吴敬琏先生说了话:要把对历史的欠帐解决,这才有利于改革开放继续发展,我甚至认为等于妥善处理了又一场 “89”政治风波的。现在下岗工人的情况和呼声很大,他们有些人的确生活很难。其实有些事看到后解决也较容易,不要让政府领导人过年过节再去送什么温暖,而对民众的生活问题要常态化,提到议事日程上,这样领导人过年过节到民众中走一走,看一看,也就不是做秀,广大人民才真正高兴。

    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集体,不仅有自身的责任,还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以及很多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在中国做领导一代比一代难,广大民众是当了解的;尤其下岗工人中的成分多是中老年者,所以基本上大都是很理性的,中国老百姓都有听政府的传统,他们是最好的人民!与西方比较,发达国家是中产阶级社会了,问题重在管理制度和平衡利益分配等,没有社会转型变革时期的激烈动荡与各方面的矛盾加剧和集中、甚至于出现突发的恶性案件等,而就这一点看有学者说的不错,西方国家的领导到中国来做,确非易事,比西方国家要难以想象的。可以说现任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是完全负责任的,深得民众拥戴、更不负众望,已为历史肯定了。他们不会给下任遗留问题,下任也已经同他们一起在正常接班。在改革开放中也有一个内容,就是要有明确的政府责任制,使社会和民众能有效监督制度,改变过去官管民的原始态政府。

     主流经济学家现在要看到社会上的实际问题,有些事并不要你们负责,但有人说话做事却要负责的,不然民众就反感!实际上也在给中共高层增加负担,这个时候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比长征时期的压力会感觉是一样的。大家也都应该要能有所体谅才对,不然选你当国家主席试试?光华学生不少正承担国家责任,先生们则更当谨言慎行为是!我是个工人敢直言,也感同身受了改制对工人的打击,但并不是仅为个人说话。社会变革更非照本宣科能做到的。

    北大是中国革命的源头活水和圣地,在中国历史上是一面旗帜和光荣标志,具有现代传统,改革开放后人们更寄希望于优秀北大,因这里是人才辈出的圣洁学府,更是中共真正的发源处。而社会上为什麽出现对它的一些置疑?张维迎想过吗?我还至今没能见到他对本职的感言。学府要做学问,传统是淡薄名利,最好不要去干政.至少应先让人见到学者的奉献精神,如具体解决一二件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学术上存在的很多疑惑等.我认为这才是学者的本职工作。恕我直言,光华无法决定中国的未来,也不能决定改革开放政策的,它不是中国政府决策机构。学者要有学问,更要有品行操守;与名利熏心的官商者根本不同的。管理学院在中国更当注重思想道德观念,这是精英学者的起码条件。共产党的理论讲政治经济学,如穷人经济学等。换言之共产党的传统是为人民服务,讲品德。“在开放的市场上消费者用他们手中的货币投票”;学府不能用金钱货币育才,更不能培养出只知金钱发财、满身铜臭的学生,这是成不了真正的经济家的。我在想人们都知道光华的学生了不起,为什么还会有诸多的置疑?社会上有人甚至很不放心。因为光华的厉以宁先生公开说他的学生如何,且作为中国股市之父(他自己也说有关股市的政策就是他主持的),他的儿子却成了中国股市的一匹黑马,这在西方也是要被指责的。而他的儿子干什么不好?却偏偏到中国股市上发财,能不让社会出现嘘声。张维迎身任院长职务,对于教改也是改革开放的具体内容,这方面应该更有高见和独到之处。育人是其本职,面对社会的一些呼声,想必不会无动于衷。可是我好象没有听说张有具体心得。人们对北大寄无限期望,更对光华怀着敬重,就管理而言,要出社会革新能手和更多的好人才。我说这些话有我的一片真情心意,决不是恶言伤害之。我为自己当年无权去考北大遗憾终生。

    我认为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它只是一个方面而已;这还得必须先理解历史,懂得整个中国社会及其发展,才能真正把握住改革开放,否则甚至于反向——事实上也有很多例证。如何来理解我们的历史呢?最近有学者说:“印度政治学家纳拉帕特(M.D.Nalapat)对东西文明的比较中得出结论:欧洲在过去几个世纪之所以在世界上获得强势地位,在于拥有一个比中印更为公正的社会制度。欧洲是‘水平社会’,把其他人看成是不同但平等的,政府只是代理大众管理国家事务的机构;中印则是‘垂直社会’,持一种阶层的观点,把其他人看成有高有低,政府凌驾于大众和社会之上。因此,‘水平社会’向中印的传播,加上两大文明的生命力,将是这两国的潜力所在。中国从‘垂直社会’到‘水平社会’转型的努力,是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开始的,‘三民主义’可谓中国走向民主化的第一个药方。但是,孙中山的继任者却背弃了这个理想,加上日本的入侵,蒋介石政权成了‘垂直社会’的强力维护者。于是,中共领导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人展开夺取政权的革命。中共虽在‘水平社会’建设上多有成就,比如实现了男女平等、民族平等、制衡强权、独立自主,但1976年前是一个贫穷、噤若寒蝉的‘水平社会’,个人崇拜、领导终身制等是其显著特征。过去30年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推进‘水平社会’最富成效的时期。邓小平的改革是一场‘还权于民’的革命,把经济发展权、对外开放权、自由思考权、人生选择权等交还给大众,民间便释放出强大的活力,把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推向中等收入国家的新台阶,‘超英赶美’成为现实,民主、自由、法治、市场经济、人权等从‘资产阶级自由化’演变成‘人类普世价值’,并且称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这些成就不仅为更为深刻的变革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准备好了思想基础。”

    还权于民在于人权,还政于民在于民主,这本来就是改革开放的初衷,事实也出现了新的局面。这正是改革开放的社会成就,也是经济改革能得以取得成就的政治因素。持续经济改革,就要懂得这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事实说明,离开这一点经济改革甚至是不可能的。如市场经济得以确立也因为计划经济的实践使全社会都能真正认识,从中奠定了思想基础。而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却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经验,更是当代学者必须有深度的独具课题。计划经济为历史所否定,有多方面的原因:即政治上与指导思想的缺陷、苏联的直接影响,对西方社会的偏见等这些都要看到;同时计划经济对新中国历史发展也有大功,从全世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上不是不要节制和宏观调控、也即一定限制或需相应计划性地开发利用的。

    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空前发展,又再有力地推动着政治改革必须有新的相应变革。今天,更是上层建筑革命时至而不可不为的历史关头了。仲大军先生撰文这样指出说:“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经济和贫困的问题,公平、公正、合理已经成了社会的主要诉求。政治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有一个从革命到腐败、从优秀到昏庸的过程。共产党政权也不例外。富有理想主义的第一代革命领袖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因此建国后毛泽东发动了一次又一次针对执政党自身的革命,但是毛的理想主义超出了权力集团的忍受力和接受能力,四人帮被粉碎后毛的理想和主义基本被放弃。中国进入了一个世俗主义、物质主义、特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盛行的极权时代。权力上的专制和物质上的世俗,使共产党的干部大多放弃理想,转而发展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少有的滋生腐败的温床,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高增长就是权力群体的财富高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成了权贵精英群体的发展。因此,这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自21世纪以来遭到了社会越来越多的抵触”。“建国后,毛泽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防止权力群体的腐败和特权, 但随着他的去世,先前的一切努力都化做了泡影, 遏制权力腐败的力量从党内到党外都消失了。改革开放的30年, 是权力群体权势大解放的年代,随着民众权利的被收缩,以前所有的监督和约束都消除了,官僚群体获得了任何历史时期都难以比拟的自由伸张。伴随着这种权力的扩张,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毛泽东,才能对这一领袖人物作出公正而准确的评价。拥护还是反对畸形的改革,已成为当前人们态度的试金石。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会对这种改革大唱赞歌,坚决捍卫,而在改革中受损的平民大众却饱尝了这种精英改革的苦楚”。

    仲先生个人认为:“如果说文革时期反对的对象仅仅是政权中的走资派,那么今天政府需要清理的对象应当是政权中的贪腐分子,更并是甚至于产生贪腐的制度根源。如果说当年毛泽东运用的是群众运动的手段,那么今天要将法制与群众监督相结合。两种手段结合并用,一方面放开社会监督,依靠社会力量,一方面调整组织路线,在现有的组织体系上,只要换掉一批人,换上一批人就什么事都办了。从毛泽东当年的一条腿走路,到今天的两条腿走路,中国政治今后可以动用的资源还很多。特别是大民主,中国还要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形式和内容,决不能因官僚集团的反对而放弃。总之,传统的办法已经无法遏止官僚群体做大,中国必须寻找新的途径和办法。中国没必要照搬西方的多党制,还是老方法,听取群众意见,组织换人。中国传统的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极权政治的核心是人,只要选对人,问题就解决了。东方政治与西方政治的差异就在这里。否则,即使搞得天下大乱,问题也仍然解决不了。革不革自己的命?是对一个政府和政权的严峻考验。中国的改革如果是光革社会大众的命,而不革政府自己的命,这种改革是难以持久的。”我看主要问题是能否形成共识?而一旦领导层只要有共识,也就会更有办法的。

    改革开放的另一大进步是对西方社会的理性认识,推动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革与发展。但西方的成就,如从15世纪来算也有500年了,这是一个很长的进化发展过程呵!我们要一口子吃出个“超英赶美”的现实,这切不可信之,即可言而不可为是!但我坚信100年以后子孙后代,却是完可以和英美民众共话自己的发展成就的。西方发达国家我看出一点,就是由原始资本主义(至少用了近三百年时间)才走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而大陆的现代传统是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在西化过程中不能搞原始资本主义,也是改革开放争论的真正社会课题。“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只要具备历史和民族利益的高度,只要在某一个关键的领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哪怕需要力排众议,排除万难,甚至牺牲自己连任的机会,民众就会就此记住他,他也一定能够青史留名,这将比一味追求完美,天天在谨慎之中度过要好许多倍”。

    勿容忌讳地说,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大陆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人类一切文化文明结晶与社会进步的思想事业成果在内。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就是西化,从思想哲学,文化科技、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等,诸如革命年代以俄为师,历史上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到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莫不是为西化之——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落后所决定的;同时,又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有利条件和“后发优势”。问题在决非是照抄照搬,丢掉了中国化。学习西方不是超越,而在发展自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年后西方人说中国不同而且大发展了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在世界成为光辉的现实。

     最近江西又要办红歌会了,邻居家不断传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耳熟能详的时代强音;使多少人心潮涌动,记忆犹新。听,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人民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是毛老人家的声音,我们这一代最最有印象的,就是那个风雷雨电的革命时代!永不失忆,至今犹在心中。中国人民就是从那时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从那时开始。。。今天的改革开放即是从历史的那时继续下来,承前启后,发展胜利,成就于新的世界和社会。

    (本文注:此稿本已放弃,后见大军网文章有感而发,于2008年9月9日续完,仅供参考。)

    我对光华先生的态度完全是善意——中国历史传统如此,为防止形成利益集团的反向——现在中国仍有这种社会基础,事实上有些东西就较明显,社会也有强烈反映。马克思武器就是批判的武器,也是思想的武器和认识的武器——正是理性的客观性表现。

    当然,作为学者(即社会精英)只对所研究的具体探讨课题负有学术责任,不对成为社会行为的事实负其具体责任。但学者是理性的,要对自己研究的学术课题有完全的社会责任心,尤其于个人言行及其学术观点绝对负有责任。更不要在社会上用学术为掩护,甚至于陷入利益冲突中而为个人或某一集团的少数人去获取私利服务,如扩大其词,极力煽风点火,引发群体事件。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不在于学者的观点上,而在于实际工作的具体行为和决策如何了。就社会主义而言,政府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载体,政府行为具体表现于社会主义的原则。人类社会认识上反应的差距,始终有精英现象,是客观规律。现在世界上可以说都是精英主导的政治,也是这种社会现象的客观事实,精英是历史的火车头,时代的阳光。因精英必须代表部分社会群体,所以既得利益群体在强势下往往反向,形成中国历史上的恶性循环现象,民主——防止中国走回历史的老路才是大问题。西方这方面有很多值得借鉴参照的成功经验,如以法治搞全民投票和民选、公开竟选等防止少数人(部分精英)专权;用民主政治与公开、公正、公平的方式监督政府,实行政府责任制,以防止和反对腐败现象等,既不能否定、更要能在中国消化。

    仲大军提出了些个人观点,但不能极权,而是中国存在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它在今天仍有实际作用——防止国家分裂主义,也有力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且同样可以用法治民主防止权力腐败现象与极权专制。极权乃至高无上、没有制约,历史证明不行。民主而不专制,就是法治。有学者提出经“开明专制”过渡的观点,和“仇和现象”可谓异曲同工之见。这里边有个前提就是法治的法制化,我们必须坚持法治,完善法制观念和建设。并且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如何保证权力不走向极端,这必须有制度化的具体约束力。

    另外所谓“开明专制”也即改良主义方式,以逐渐形成适用法治的法制化社会,用人权、即权利政治解决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在中国搞西方式分权制,先要有利于维持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大一统政制,这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可以做到、做好的,西方却没有办法,做不到了,他们现在只有搞联邦制或联盟等来达到没有统一就没有发展的目的,这是他们的历史造成的窘境。中国不能走它们的路,且东西部差距很大,长期的历史早已决定、尤其是计划经济下西部人民对东部的发展长期作出了牺牲,他们要加快发展,只有靠东部的紧密联系,否则落后地区要吃大亏,东部的发展有全国人民的努力和支持。

    中国不能搞联邦制,丢掉自己历史发展的优势。认识在于有比较,善于思考,同时需要各方面的理论观点来认识。另外我认为传统政治下有个很坏的现象,窝里斗,总是自己人跟自己人过不去,同胞之间为什么不能妥协而与人为善呢!还权于民即是人权,人人平等;还政于民则在于政治民主。人权应该是每个人都要能享有的基本权利呵!)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20@gmail.com>   2008-10-15 20:19:15 +0800 收件人:<choiceweekly@gmail.com> 抄送标题 《选择周刊》第204、205期合刊

如何走出施政和维权的暴力困境?

——反思云南孟连事件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  于建嵘

2008年10月

    据报道,7月19日上午,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500多名胶农手持长刀、铁棍、锄头等工具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41名警察被打伤,9辆警车被砸坏。民警使用防暴枪,打死2名胶农,打伤15名。这是近年来发生的又一起因正当维权而演变成警民暴力冲突的事件。

    消息传来,我深感痛心。一方面,我为死伤的胶农和受伤的警察以及他们的家人感到悲伤和痛惜。更让我痛心的事,某些媒体的报道和某些人物的一些论调,让我觉得这些死伤的胶农和受伤的警察白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担心,如果这些论调背后的政治思维继续主导政府的施政,正当维权的民众和以保护公民为天职的人民警察还会被迫兵戎相见,还会继续为社会不公、司法不公、政治不公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论调之一,警民冲突之所以发生,是胶农法律和政策意识不强,为了一己私利,不信守合同,公然与执行公务的警察对抗。

    在当前中国农民看来,自己的权益是否受到损害的标准是法律和政策。这在孟连事件中表现得很明显。长期以来,孟连的胶农就感到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与橡胶公司的利益分配格局受是不公平的,特别是经过20多年来的几次改制,这些橡胶公司都成了私营企业,而且近年国标一级天然橡胶价格从每吨7000多元涨到2.7万元左右,胶农要求重新调整利益分配的呼声也就日益强烈。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故意忘记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曲折历史,只要他不故意忘记是广大民众为经济改革和经济体制转型承担最大压力、付出最大代价,只要他不因为自己幸免沦为弱势群体的一员而心甘情愿地为有钱有权的人辩护,都会承认胶农的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尽管胶农的要求可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作为根据,但他们的要求建立在他们作为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基础上,具有无可争议的政治正当性,这不正是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的“让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一个具体表现?

    然而,有人却认为,公司加工出售干胶的收益与胶农无关,并且合同中也没有约定收购价和分成比例的调整方法。言外之意,按照合同法规定,公司没有义务满足农户的调价要求,农户应执行合同,无权可维。显然,这些人有意无意地忘记或忽略了一个铁的事实,那就是当年签订经济合同时,合同主体是不平等的。

    由于政府公权力的干预,胶民在签订合同时,无法充分有效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即使单纯从法律角度看,一个三十年的合同,未规定收购价和分成比例的调整方式,未约定国家政策有变时,林权的归属方式调整,显然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更可能出在合同的强势方,而不是出在胶农。最关键的是,当前国家正在进行林权改革,胶农根据林权改革的政策要求重新确定其对胶林的权益,难道不是法律意识的体现吗?

    农民法律意识的第二个体现是,他们一般都会按照法定程序寻求权利救济。在现实中,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当他们感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如果与直接侵害他们权益的资本方谈判无效,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依靠公权机关解决他们的问题。抱着这样的希望,他们依据法律和政策到各级政府上访、到法院起诉,或求助于各种新闻媒体。只有在这些路都走不通时,他们才可能采取一些非制度化的行动。孟连的胶农就是如此。他们找地方政府上访,地方政府说这是经济合同纠纷,他们管不了,找法院去。然而,由于目前的司法审判权实际上掌握在地方权贵手中,法院注定无所作为。因此,胶农只得反复找橡胶公司谈判橡胶林产权的归属。已经私营化了的橡胶公司当然不会同意作这样的调整,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胶农与他们争利。所以,那些私营老板们就强调他们对于林地的产权是通过政府改制取得的,有异议找政府去。

    就这样,政府不管,法院袖手,公司不理,胶农怎么办?他们采取了非制度化的行动。我不赞成诉诸武力,但我也许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如果寻求权利救济的路都被堵死,那么,对于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民众来说,如果他们不想无止境地忍受不公正,暴力维权也许真是唯一的选择。如果一定要指出谁应该增强法律意识,我认为,当前最需要增强法律意识的恰恰是那些不顾民众疾苦的当政者和靠侵犯民众合法利益而获得财富的人。而那些惘顾历史和现状,摆出一副客观公正的姿态,或明或暗地指责维权民众缺乏法律意识的人,究竟是在提倡和维护法治观念,还是在向权贵和既得利益者献媚,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论调之二,民众之所以团结起来维权,最终发展成为暴力事件,是受了坏人的指使。

    这次孟连暴力冲突事件,公安机关就找出了这样的“坏人”。有关报道称,根据公安机关调查,自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启动后,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和律师插手胶农与橡胶公司的纠纷,向胶农收取一两千元不等的“律师费”,许诺为胶农办理《林权证》。报道还称,这些别有用心的人挑动胶农不把橡胶交给公司,在胶农中培养“骨干人员”,煽动闹事,甚至发展到“推翻”村组自治组织、打砸橡胶公司、对抗政府林改工作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与胶农有“生死之交”的孟连县公安机关的调查,我也不知道他们掌握了些什么“证据”,我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这些胶农为何宁愿花钱也要听这些“社会闲散人员”和律师的话而与政府及公司进行抗争,这难道是可以用这些人“欺骗”胶农来解释的吗?!

    请问,在胶农感到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找过我们那个“以民为本”的执政党和人民政府?是不是找过那个宣称要“执法如山”的人民司法机关?我们那些号称是人民选举产生的各级人大代表跑到哪里去了?在我看来,正是这些机关和人员的乱作为和不作为,才使老百姓心甘情愿让那些社会闲散人员和律师“欺骗” 和“煽动”的。

    我一直认为,社会各利益群体应该拥有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成立这样的组织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原因是,有了这样的组织,农民的利益就有了组织性表达,就会影响到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且,就是发生了冲突利益,也有协商的对象。这次孟连事件就表明,胶农需要有自己的利益表达。那些所谓“坏人”只不过是满足了胶农的利益表达需要。政府要想民众不让“坏人”利用,就应该真正尊重宪法赋予民众的结社权利,使其能更清楚更强有力地表达自己的利益,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在利益纠纷中占据平等的地位,有能力对不当介入利益纠纷的地方政府说不。而且,政府也有责任帮助普通群众在处理关系其基本利益的法律问题时得到优质法律服务。如果政府做不到这一点,是失职,应当检讨自己的工作,根本没有资格指责民众受“坏人”的“欺骗”和“煽动”。

    论调之三,警察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而介入胶农的维权案,只有当他们遭遇到了围攻后才不得不动用警力防暴。

    警察当然要维护社会治安,但更要一视同仁地保护所有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然而,现实往往并不是这样。事实上,许多警民暴力冲突事件都表明,冲突的重要根源是政府滥用警力。现在,许多地方党政的合法性得不到民众认同,地方党政只有依靠暴力来执政。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把人民警察派上去,表面上是显摆威风,实际上是心虚无能的表现。而且,当人民警察成了权贵者的跟班,只为利益集团看家护院时,我们就不难想象他们会对底层民众会采取什么行动了。

    不可否认,孟连的执政者也想解决胶农与橡胶公司之间历史遗留的林权问题,县委和县政府“多次派出工作组开展群众工作”。然而,他们的工作倾向就是让群众接受不公平的现实。而群众则认为,当年的改制就是各级政府在侵犯胶农利益的情况下让私人老板获利。正是因为政府的介入,胶农长期以来对橡胶公司的积怨,逐步发展成为对基层干部、基层党委政府的不满,干群关系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发展到最后,执政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和保护公司的经济利益,以整治社会治安为名,动用国家暴力机器,让公安介入,出动58名警察去抓5个“犯罪嫌疑人”,导致冲突升级,酿成惨祸。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警察在行动中对胶农开枪,是一个需要高度警惕的问题。自发生在上海的杨佳袭警案后,有些人把警察描绘成了弱势人群,认为应取消警察动用武力对待维权民众的限制。在我看来,警察当然有权使用武力对付暴徒,但警察绝对没有权力用暴力对待合法维权的民众。孟连惨案再一次证明,当执政暴力化的时候,良民也会变成暴民。

    那么,如何才能增强政治合法性,走出施政和维权的暴力困境呢?我仍然坚持认为,出路有三条。首先,健全法治。在现代社会,解决经济利益纠纷的最佳途径是法律。要健全法治,需要让地方司法体系脱离地方党政的控制,在地方上建立司法独立。同时,要完善法律体系。比如在合同法中,应该明确加入“情势变更”原则,使之能够应对类似林权纠纷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第二,为了防止政府滥用警力,应追究滥用警力者 — 而非警察 — 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更重要的是,要树立正确的执政观念。政府必须尊重民众的权利,政府领导必须树立政府为全民公器的观念,正视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不奢求迅速一步到位地解决问题,不动用公权力压服民众,相信群众有能力自行协商解决。

    政府官员应明白自己也是民众的一员,只是处于公务员这一位置,不要把自己凌驾于普通百姓之上。执政理念的改变来自于学习和反思,希望最近发生的警民冲突事件能对官员有所触动。滥用警力只有带来恶性循环,使社会中每个人的生存风险都增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必须改革,要用制度树立和保障正确的执政观念。改革政治制度,不是要改朝换代,不是要照搬西方,而是要真正落实我国公民依照宪法和现行法律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他们应该能够切切实实地民主选举自己的人民代表,他们应该能够切切实实地用选票督促他们选出的人民代表为他们的利益说话,站在他们的立场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让民众能够充分有效地在体制内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是我国长期稳定发展的最可靠的政治保障。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20@gmail.com>   2008-10-15 20:19:15 +0800 收件人:<choiceweekly@gmail.com> 抄送标题 《选择周刊》第204、205期合刊

世界的中国焦虑,抑或中国的世界焦虑?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  高全喜

2008年10月

    《文化纵横》杂志创刊号的封面选题是“世界的中国焦虑”。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前提预设,即中国人把自己的问题放到一个世界的图景中加以夸大。因为是否存在着某种世界性的中国焦虑,是有很大疑义的。当然,也不能说它完全不存在,但这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 是中国人自己的关于世界的理论预设在起作用。

    其实,焦虑是当今世界的一种普遍状况。20 世纪以来,现代性问题凸显,人类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严峻挑战,如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核扩散问题、种族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任何一个都足以构成世界性的焦虑。从更深层的意义来说,人类生存危机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现代性焦虑。对于这种焦虑,西方现代文明早就有过深刻的反思,从西方没落论,到文明冲突论,再到历史终结论,都是这种世界性焦虑的西方版理论表述。在我看来, 所谓世界的“中国焦虑” 问题,所折射出来的无非是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国在现有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以及未来走向问题,因此,与其说“世界的中国焦虑”,不如说“中国的世界焦虑”,这两个问题在我看来是同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因此,本文的思路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并且主要从中国的世界焦虑这个视角,来回应所谓世界的中国焦虑。

世界的中国焦虑:想象中的“他们的”问题

    客观地说, 中国30 年改革开放以及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确实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广泛重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战略家们开始把中国视为一个正在成长的大国予以认真对待,相关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报告和学术会议也逐渐增多、日趋频繁。透过这些具体的研究,从思想层面考察,西方关于中国如何面对世界的焦虑的研究大致有三种思想模式在起着主导性的引擎作用。

    第一是偏激的保守主义政治理论。美国主流思想意识形态中,有一个渊源流长的保守主义传统,这在小布什执政时期表现得日渐偏激,它以不同文明价值的敌友对抗论来构建有关世界格局的图景。依照这种思想观念,中国作为一种异质性的文明,随着它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对西方的文明秩序构成了某种挑战。因此,遏制东方中国对于西方价值的颠覆,就构成了这派保守主义的基本战略。当然, 按照这套理论,不单中国对西方构成危险,甚至主要不是中国,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更强大、更持久的敌人, 那就是伊斯兰文明,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恐怖主义。尽管如此,中国作为一种异质文明也已然构成了某种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兴起引起了他们的思想焦虑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二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现实主义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英美,是占据官方外交的主导性地位的。这派理论并不以文明价值之争为中心,也不以意识形态分野为要点,而是强调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结构,尤其是关注国家权力之间的对抗性本质,从国家利益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格局的未来发展图景。例如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极端现实主义,就把中国视为未来美国的一个强大对手,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很可能使得中国成为一个与美国并列的超级大国。因此,对中国采取遏制甚至对抗的战略是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 也是有利于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的。显然, 这派现实主义属于一种科学理性的国际战略理论, 很少有所谓思想的焦虑杂糅其中。

    第三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自由民主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在这派理论看来,世界未来的基本走向是民主自由的和平发展愿景,是康德意义上的世界永久和平,因此,他们寄希望于中国的和平演变,以促进未来的世界主义自由民主。中国30 年的变革以及当今的大国地位,在他们看来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中国进入当今世界的自由民主格局提供了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基础条件,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尚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法治和民主秩序,使得这种未来的前景是不确定的,甚至是充满着风险的。因此,如何防范中国的风险,推进中国的颜色革命,就成为这派理论的中心内容。如果说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有某种焦虑的话,其焦虑的症结还是在于这种不确定性上,至于国家间的关系,以及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摩擦乃至冲突等,在他们看来,都是可以在自由主义的国际架构下,通过法律机制和商谈探讨的办法得到妥协性的解决, 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对抗。

    上述三种理论是从抽象的思想层面初步勾勒的西方,尤其是美国看待中国问题的大致路径,其实这三大理论谱系并不是直接针对中国而产生的,他们的基本思想在西方古已有之,在近现代也有数百年的历史演变,其中关于中国的不同看法不过是这些理论在针对现实时的具体运用。站在一个较为客观的角度来说,西方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或者说世界性的中国问题从来就不是完整一块,也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和统一的理论占主导。至于中国是否形成了他们的所谓世界性的“焦虑”,就更要大大的存疑了。这里的“焦虑” 到底指什么,是一种生活的感性认识,来自经济商贸、科技军事、文化观念之间的正常的交往摩擦,还是一种影响到他们生活方式的哲学观念,抑或有关国家利益的核心价值背后的意识形态政治?

    在我看来,关于世界性的中国焦虑问题,在西方或美国并不存在理论上的体系论证,也并非如此强烈和如此重要,我们没有必要给予过高的重视,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核心问题,只是我们想象中的“他们的” 问题。当然,关于中国, 在西方世界总会有各种观点,中国的兴起也会令他们震惊, 甚至会有某种忧虑,但是, 应该看到,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更主要是西方自身的问题,是他们自以为是的人类文明的终结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并不完全是纯粹西方自身的,它们难以摆脱中国、印度、拉美等其他后发国家的影响, 有些在特定时间或特别问题上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就总的方面来说,它们是西方世界自身的问题,中国到目前为止所引发的问题还难以构成所谓的世界性的核心问题。我们应该警惕中外媒体中的夸夸其谈,不要动不动就把中国放大到一个世界性的、决定性的位置来看待,中国还处在一个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冷静地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冷静地看待自身。

中国的世界焦虑:不必要的心态

    在我看来,如果有“世界的中国焦虑”问题, 实际上反映的主要还是中国自身的焦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己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在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和碰撞, 甚至在曾经经历过的挫折与失败中,所生发出来的问题。中国与世界或者说中国与西方, 对于中国人而言,至少就150 年来的民族精神和心灵历程来说,一直贯穿着一种激烈的忧虑在其中。

    中国的世界性忧虑,是在如何融入当今世界格局并恢复传统文明大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的应有地位,这个问题上缺乏自信的表现。由于历史的惨痛记忆,在中国的整个知识界,甚至在老百姓的意识中, 他们对于面向世界的开放,总是充满着对不确定性的忧虑,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激进、剧烈的拒斥和批判。这种情绪是有待反省的,我们应该理性看待百年来激荡的忧愤、焦虑情结,回归千年中国历史中的中庸和合之道,用大历史的优良传统来舒缓小历史的民族创伤,由此理性、明智地构建我们的国家。至于这个国家在当今乃至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占有怎样的位置,是否到了足够引起西方世界的高度重视,甚至引起他们的焦虑和恐惧,那是他们的问题, 而对我们来说, 目前所要做的只是改良自己的政体制度,维系传统自有的文明价值,保持多元健康的经济发展,实现公正自由的内部秩序, 这才是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关键所在。

    因此,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 要克服那种二元对抗的敌友政治论。关于敌友政治的说辞很多,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敌友政治论大致来自下面三种理论形态:第一是历史的敌友政治论。中西对抗是一个近现代史的事实,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中国150年来的现代社会确实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枪炮下被激发出来的,尤其是我们曾经经历过那段屈辱的历史。所以,中国强大了就要一个对历史的说法,这里隐含着一种复仇论的历史宿命。这样一种从历史恩怨来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心态, 是不理性的,也是不明智的,虽然它具有一定的道义性。我们在今天大可不必纠缠于中国与西方的基于历史的敌友政治论,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甚至导致自己的灾难。西方固然有罪恶的一面,但同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普世性的东西,这些普世性的价值与我们的文明和生活方式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为我们所共享的,接受它们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投降, 而是借着西方人的手使我们重新发现了真实的自己。

    第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敌友政治论。这套理论对于当今中国已经不具有多少现实意义了,因为基于阶级斗争的中西敌友政治论在中国已经没有了现实基础。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这种意识形态的敌友政治, 显然已不再具有什么现实意义,与此同时, 西方有关这种政治话语的“历史终结论”,也在短暂的热闹之后迅速退场。所以, 在中国除了极少数激进左派之外,已经没有人热衷于这种世界主义的阶级斗争。

    但是,另外一种(第三种)敌友政治论, 即基于文明的、宗教的和文化的敌友冲突论, 在西方却甚嚣尘上,成为极端保守主义的核心理论,对此前文已有论述。这种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极端政治。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首先要看到这在西方世界并不是绝对主导性的理论,只是一派观点而已。西方还有各种和平与友好的民主理论和文化理论,文化多元、友好共处、商谈交流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西方思想中也是源远流长的。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文明传统出发来应对这个问题。中国在发展和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并不想与人为敌, 自设沟壑,我们的传统历来崇尚求同存异、礼尚往来、多元共荣。因此, 文明冲突、价值对立、敌友政治,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中国应该向世界贡献自己的礼仪之道与和谐精神,促进世界的和解、和平与共同繁荣。我们承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明价值、宗教信仰、地缘格局等等是不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相互之间一定要在你死我活的决战之中寻求最终的胜负。我们没有必要把西方的那套理论转化为我们的理论。不管西方的极端保守主义如何考虑,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不明智的,甚至是坠入其毂中。

    我们要克服自己的世界性焦虑, 应该看到, 随着世界性的广泛交流的增强,中国与世界的矛盾、冲突会日益广泛和深刻,由此产生的焦虑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然的。但是,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应对这种焦虑。试图通过某种最后的革命或敌友决战来一次性或者终极性解决的想法,是一种看上去美妙实质上罪恶的政治浪漫主义,是一种想当然的根本不具有任何可行性的幻想。我们难以想象出一个绝对美好的世界,那里没有任何矛盾, 没有任何摩擦,除非这里的人全是天使。所以, 经济的问题, 资源的问题,贸易的问题, 地缘政治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观念纷争的问题,等等,这一切都需要在有限的范围内通过商议、谈判的方式予以妥协性的解决。当然,任何解决都是局部的,暂时的,新的问题又会出现,于是在新的条件下再寻求新的有限性的解决。人类的合作事务就是这样一种渐进的、重复的、妥协的交往过程, 世界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人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法律秩序、民主政治、共和商谈等制度设施也就产生出来,审慎的理性成为这类政治、法律和经济的人性基础。从上述意义上来看待中国30 年的发展以及大国战略,就会发现所谓的中国的世界性焦虑是多么的不必要, 至少对于我们来说, 其消极意义远大于积极意义。

通过审慎的理性塑造民族的政治成熟

    如果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与世界,寻求一种未来中国良性发展的前景,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审慎的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中国与世界。这样的一种审慎的理性,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它意味着一种温和的保守主义的主张。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世界, 说的具体一点,站在中国150 年尤其是30 年改革开放的角度看世界,我们首先要克服和舒缓那种有着强烈屈辱感的被压迫者心态,并抵御由此塑造出来的某种激进而嚣张的狂热主义。我们要回到2000 年的传统中,寻求中国自己的政治理性和文化风范。所谓保守主义,所保守的乃是中国文明的活的传统,是一种敢于对外开放的宏阔的气量和融汇万物的能力。2000 年来,我们面临的异质文明的侵入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当时的世界性问题也并非不深刻激烈,但是我们总能化敌为友。中华民族自古就蕴含着自己应对外部刺激的文化哲学和政治智慧,正是这样一种多元共存的仁爱哲学和求同存异的无为政治,保持了我们近2000 年的文明延续,即便受到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如此强悍的冲击,这样的一种传统文明也还没有断绝, 而且随着30 年来的国家发展, 又出现了一种重新复兴的可能。

    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保守主义的雅量, 持守我们传统中的开放的精神和求和的技艺, 以此来化解150 年来的民族情感的激愤和焦虑。当然,回归传统, 我所说的是那种活的大传统, 而不是一些死的传统。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当下偏激的复古主义政治儒学是有不同看法的,中国的现代新儒学缺乏从伟大的传统中开发和塑造出民族政治智慧的卓越能力。

    第二,它意味着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义或普世主义。在中国现代这样一个历史的巨变时代,我们应该理解真正的自由主义对于我们的建设性意义。这种自由主义在我看来是一种“厚” 的自由主义,是一种能够把自己的特殊的民族利益转化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并与世界人民共享人类共有文明的理论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摒弃那种固守自己的独特价值,以独特性和民族性拒斥普世主义的片面理论和偏激主张。这种片面性的中国文化特殊论,看上去是在维护中国的传统,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文明的价值,实际上是在从根基上毁坏我们民族未来发展的前景,而且在理论上也属于一种低级的技艺。任何一个民族在他的发展时期和壮大时期,都不会愚蠢到只是鼓吹自己的独特性价值,并以此向世界宣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与人为敌,只能是引起世界各种特殊价值之间的相互战争、相互仇视。我们应该学习西方那些老牌民族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应该看看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在当今世界依然占据主导性力量的民族,是如何把他们的民族特殊性和普世性的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的特殊论是包裹在世界主义、普世主义这样一些自由主义的理论范式中向世界宣示的,进而塑造出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事实和时间已经证明了这条保守的自由主义之路是可以走得通的,甚至是一个大国走向世界的唯一走得通的正确道路。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自己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但是它在面向一个世界开放的生长时期,应该有足够的自信、雅量和能力去容纳其他各个民族的特殊性,并把他们打造在一个自己倡导的普世主义的世界性的范式之中。可以说这种普世主义的范式只是一个表面的花招,背后隐藏的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这里也确实有着一种政治技艺或者欺骗性的因素。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这样的一种把特殊性容纳到普遍性里的政治智慧,成就了当今的现代世界秩序, 构建了一个全球性的多元共识图景。而且,我们也要承认这样一种人性的真实, 那就是人作为人,毕竟有普遍共通的本性, 有共同承认的价值, 有共同的生活方式,有共同的关于人的文明的人格、自由与尊严。在这一点上,是不分古今、中西之差别不分肤色、种族或其他特殊性的, 所以,这个普遍价值,又不能仅仅说是一种欺骗。因此,从上述两个方面回到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问题上, 就会发现,中国学界所谓以特殊论为核心价值的愚蠢主张,带给我们的只能是灾难性的后果。为什么不能够强化我们的普遍论, 强化我们的普世主义价值,把自己的特殊性装纳到普遍性的共享价值之中,由此而构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构筑我们可以与世界其他各个民族所共享的生活方式呢?而这恰恰是我所理解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的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第三,无论是“世界的中国焦虑” 还是“中国的世界焦虑”, 在当前的思想语境下, 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加关键性的现实问题,就是中国30 年的发展变革所造就的大国地位, 隐含着某种不确定性的因素。这个不确定性不但会对中国自身产生重大的影响,还会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正是基于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警惕, 才会导致所谓世界的中国焦虑。

    如何理解这个不确定性呢?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发展, 尤其是30 年来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使得中国现有的社会机制已经无法承载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最根本的在于我们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公平正义的、有效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因此没有一套理性的制度来逐渐地有效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甚至国际问题,因此诱发了激进主义的狂潮。关键的问题是在上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下,致力于宪政和法制的建设,致力于制度的改良和优化,建立一种优良的政体制度, 通过这种政体制度来建设性地解决积累了150 年尤其是30 年的诸多问题,从而消化这种不确定性。

    此外,当今的思想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过于看重文化问题, 用文化政治来取代宪政和法制,用文化主体性来替代宪政建设、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对此我们应该抱有足够的警惕。首先,在前面所论述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治主义的框架内, 我们并不是不要文化,不要文化主体性,我们也目睹道德沦丧、文化堕落是中国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也呼唤一种德性政治和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也希望在世界中建立起中国的文明主体性。但是, 我认为只有在宪政、法治、民主的大框架内,中国的道德问题、文化问题、主体性问题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而不是仅仅凭借种种空谈和议论就可以了。其次,为什么我们一直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保持足够的警惕,要低调处理, 因为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很多人在那里浪漫性地、想当然地过分强化文化、道德的作用,甚至有用提倡文明复兴和传统主体性的建设,用文化政治来替代甚至取消制度建设、宪政建设、法制建设。他们以为通过重新焕发民族的文化认同就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在世界上就能够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就能够推行中国的生活方式, 并赢得真实的尊重。

    中国目前的道德败坏、文化堕落, 并不在于文化本身,我们5000 年来的文化传承赓续,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现在为什么堕落了?不单单是因为文化本身腐坏了,恰恰是因为制度所造成的,这种制度导致、促成了低劣的文化和庸俗的道德, 所以,我们只能够通过制度重建来催生我们曾经有过的生机勃勃的文明和文化。

    我绝不是制度决定主义,而仅仅是在特定历史时期, 对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的理性认识和审慎把握的结果。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制度优良了,日常政治成为运转良性的制度, 那么, 文化道德问题的表彰就会凸显起来,它们的风范神仪就会展现出来,那时制度问题就会退在幕后。当一个制度退隐幕后的时候,恰恰才是这个制度真正给它的人民带来福祉的时候。但中国现在根本还不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如果像某些人那样忽视甚至排斥制度建设,企图用文化来化约政治,最后导致的只能是文化的空泛说辞以及激进主义的叛逆, 这样的情况显然使我们根本无法成就一个大国, 步入中国与世界的良性共融之中。在与世界的竞争中求得和平共处与共同繁荣, 在特殊性中发扬普世主义价值,才是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才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果实。但是,在当今的中国思想界, 却缺乏这样一种审慎的理性态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3期(总第102期)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目 录

本刊编辑部编者按:《中国改革的政府责任与民意基础》

陈一谘(美国):《中国改革30年祭----兼论毛泽东的“四个创造” 》

徐贲(美国):《“改革开放”:合法性危机的消解与再形成》

肖洪泳(长沙):《政治儒学的穷途末路----辨析蒋庆的〈政治儒学〉 》

向达(汉中):《新儒家政治理想批判》

 

中国改革的政府责任与民意基础

本刊编辑部

    经历30年的中国改革,其内涵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发生变异,成了进亦“改革”,退亦“改革”;同样,意识形态向左转被名之为“改革”,政府逃避提供公共品的责任更被誉之为“改革”。如此“改革”,自然导致社会成员的改革共识发生严重分裂,改革逐渐丧失了民意基础。

    本期刊登了3篇分析中国改革的文章,探讨改革过程中政府如何履行其政治责任,以及改革的民意基础为何逐步丧失。其中,“改革三十年祭”的作者陈一谘先生是80年代中国改革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人。中国当局至今只愿意渲染“改革”如何成功地将中国人从贫困与黑暗中拯救出来,却避而不谈这种贫困与黑暗状况究竟由谁造成。陈一谘先生以其改革局内人的身份对改革发生背景的剖析,有助于读者深刻地认识中国改革的历程。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一个事实,相对于80年代之初的改革理念,如今的改革早已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丧失了民意基础。

    中国地方政府在近十多年中逐渐放弃政府责任,嬗变为自利型利益集团,从而引起社会群体性反抗事件频发。但论者一般将此归咎为地方政府官员政治素质低劣。杨光在“地方政府行为异化:现行财税体制的政治产物”一文中,从财政税收体制切入,解析了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日益黑恶化、流氓化的制度根源即中央政府制定的税收制度。1994年后中央利用分税制控制了大部分税收收入,却将支出(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险等公共物品的提供)当作包袱甩给了地方政府,导致低层级政府财权小、事权重,注定要替中央和上级政府“背黑锅”,承担民意的责难。

    徐贲在“‘改革开放’:合法性危机的消解与再形成”中指出,中共改革的目标只是消解政治合法性危机;1989年后政治局势彻底逆转,“改革”完全排除了民间力量的参与和监督;随着腐败的蔓延,80年代上半期有所恢复的政治合法性日益脆弱。于是,以民族主义为内核的爱国主义就被拿来作为消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重要手段,这样的民族主义专事对抗民主、自由与人权等普适价值。也正是在政治合法性危机日益加深的状态下,中国形成了说一套做一套的极端虚伪的政治操作,同时又潜伏着“新暴民”和新专制共生互补的隐患。

    儒家学说本是中共死敌,但近年来却获得政治青睐,隐然形成与自由主义、新左派三足鼎立之势。儒学何以能从当年被扫除的“文化垃圾”复归“传统文化”宝座?原因很清楚:首先,儒家的论说要求人们尊重与服从权威,排斥个人权利,正好被用来消解民众日渐觉醒的个人权利意识,以抵制现代民主价值观。其次,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既可用来凝聚人心,又对加强中央集权颇有助益。再次,借儒学“复兴”宣示“吾国自有道在”,用来抵御“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普世价值。本期刊载了肖洪泳的“政治儒学的穷途末路――辨析蒋庆的《政治儒学》”与向达的“新儒家政治理想批判”,从政治儒学“复兴”的政治背景切入,分析了“儒学热”阿附政治的特点。肖文侧重于质疑蒋庆的政治儒学中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认为蒋庆为了抵制民主价值观而因时损益地随意解说儒学,恰恰体现了对儒学的叛离;向达的文章则认为,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一种只适合于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蒋庆忽略了对几个重要前提概念的解读,在此情况下妄谈儒学之现代化,未免沦入不着边际的空谈。

    田湘波在“中国的立法体制现状”一文中指出,中国立法体制的主要特征是立法主体多头化,立法权力分属于中央和地方的多个部门,使得行政权肆意侵入立法权,立法谋私成了顽症,部门立法寻租比比皆是,立法权限冲突更是成为常见现象。

    焦国标的文章“‘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缘起与运作”为读者开启了一扇至今在中国还紧闭着的窗户,它介绍了被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视为“敌台”的“自由欧洲电台”曾起过的重要历史作用。这个电台打破了极权国家的新闻、信息垄断,向听众提供客观真实的新闻和评论,帮助他们形成对本国及外部世界状况的健全的判断。

    于代松、刘俊在“对中国西部地区大规模异地耕地置换的分析”一文中,揭示了四川等地近几年如火如荼的耕地异地置换这种地方政府自导自演、用以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将此文与杨光的文章参照阅读,可以进一步理解,当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区隔日益分明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国家机会主义泛滥对社会发展正在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上述文章表明,一旦政府放弃了应尽的政治责任,“改革”便沦为政府这个自利型集团的工具,而社会中不断积蓄的不满则不断寻找着排泄的机会。张英红撰写的“土改:革命专政和暴力再分配”一文再现了近60年前农村普遍存在的“霍布斯丛林”景象。如何和平转型成民主社会,将是对中国的一场严峻考试。

 

 

中国改革三十年祭

----兼论毛泽东的“四个创造”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局主席、哈佛大学研究员

纪念胡耀邦和赵紫阳基金会主席   陈一谘

2008年10月

    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改革已经历30年。中国经济上的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而政治上却没什么进步,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权力无监督,强势群体肆意妄为,弱势群体受尽欺侮,等等。这究竟是为什么?很值得深入探究。不少人对中国改革发表了各种看法:部分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另辟蹊径,将造就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盛世模式”;多数论者则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有进展,但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套则前途未卜;还有论者认为,中国发展出的“权贵垄断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主流格格不入。毫无疑问,中国30年来的改革,与改革前30年毛泽东时代的残民以逞相比,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但只要不抱持盲目自大的心态,任何一个对国家前途关心的炎黄子孙,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确实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数仁人志士为之献身的理想 ——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 ——距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是近在咫尺?还是遥不可期?也许,不少人会被“爱国热情”所左右,盲目地认为是前者,而笔者对此却难以乐观。

    许多朋友希望我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作为一个深爱自己国家的知识人,虽经九死一生历受磨难,但对国家的点滴进步都内心庆幸,对当前的种种弊端则痛心疾首。本人有幸参与1978年至1989年中国的农村改革、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研究与推动,并先后担任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组长、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理事、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秘书长和中国政治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回想“四人帮”垮台后,人们曾热切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新局面,以后的改革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而本人则因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反对李鹏将“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的学生和民众当作敌人镇压而被迫流亡海外。近20年来虽远离故土,但本人始终秉持积极促进中国社会全面的建设性进步、积极促进中国制度变革的平稳转型、积极促进台海两岸良性和平互动的精神行事。近十年则因疾病缠身,很少动笔。此次勉为冯妇,乃抛砖引玉,希望带来更多讨论,以促进中国进步。

    观察历史的发展趋势,经过30年改革的中国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势?本文将从当代世界两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出发,讨论构建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条件;再从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讨论毛泽东的“四个创造”和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之相互关系;最后分析中国30年改革中两个阶段的区别。

一、两个基本历史事实和现代化国家的五个基础构件

    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过程中,政治形态也经历了从君权政治到精英政治再到民主政治的过程。精英政治可以走向独裁,也可以走向民主。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解放佃奴到工业革命,20世纪20年代全球出现了23个民主国家,50年代达到60个,90年代达到109个,目前已有120多个。这些国家都奠定了长治久安的现代化基础。人类近现代的发展史给我们昭示了以下的基本历史事实。

    1、两个基本历史事实

    第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主义构建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现代化国家。

    俄罗斯的研究者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封建”、“野蛮”、“超法西斯主义”的,是对“工业革命的反动”。从苏联历史可以看出,这样的评价是有相当穿透力的:列宁取得政权后,首先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了宪政民主;到斯大林时代更发展为“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并用越来越激烈的手段进行“阶级斗争”;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同声音和反对意见均被视为“反党分子”、“阶级敌人”,遭到一轮又一轮的迫害和清洗,人民的各种政治权利被剥夺,整个社会进入恐怖时期;同时又强行“消灭私有制”,列宁的“共产公社”试验饿死了1千万人,斯大林的“强行集体化”又饿死近2千万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的结果是生活困窘,物质匮乏,使得民众的不满越来越大。而毛泽东在中国的所做所为,则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消灭私有制”则抑制了人们的经济创造力,社会处于惰怠之中;长期奉行的以专制批判民主、以斗争破坏和谐、以野蛮代替文明、以谎言冒充真理的统治手法,几乎让所有有文化、有知识、有教养、有地位、有财产的人不断遭到羞辱和整肃。这种统治越久,国家距离现代化就越远;当暴力和谎言难以长久维持下去时,这类国家的改革也就或迟或早地发生了。

    第二个基本历史事实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由共产党领导而成功地实现经济和政治改革进而走向现代化。

    自20世纪50年代发端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从南斯拉夫到匈牙利、波兰,再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无一取得根本性进展。1986年本人亲耳听到匈牙利经济改革之父涅尔什说:“社会主义国家要提高经济效率,但还解决不了资产增值有人负责、资金有价格的问题;要防止腐败滥权,如果不能党内派系公开化,就得有反对党制约,现在也解决不了。”直到“柏林墙”倒塌,东欧、苏联共产党纷纷解体,这些国家才又走上建设现代化社会之途。究其改革难以成功的原因,乃在于经济和政治改革损害既得利益集团时便会停滞或倒退,直至危机发展到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得不改组或瓦解。“天鹅绒革命”和“橙色革命”先后在东欧和前苏联发生,这些改变世界冷战格局的“颜色革命”几乎都是在不流血的条件下很快实现的。中共欺骗民众说,这是“帝国主义势力的颠覆”,但这些国家的民众却都像欢庆盛大的节日一样,迎接这个结束专制与贫困的新时代。当然,共产党的解体只不过是解除了旧制度的禁锢,建设新制度还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

    那么,至今始终高调标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旗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共,能否成为共产党世界中的例外呢?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否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呢?中国改革的30年与改革前的30年相比,确实带来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难免使人产生错觉。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要有五个基本构件。那么,当今的中国具备了这些条件吗?

    2、建成现代化国家的五个基本构件

    考诸工业革命以来所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虽“国情”各异,但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好似建筑一座摩天大厦,五个基本构件缺一不可:其一,比较公平合理的经济制度;其二,比较公平合理的法律制度;其三,比较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其四,比较公平合理的社会政策;其五,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如果在其中的某一、二方面有缺失,可以不断改进,大约还不至于妨碍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例如,城市国家新加坡在第三、第五两方面就有缺失。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仅在其中某一方面单项突进,而其他方面则远远落后,那是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目前世界上还从未有过这样取得成功的前例。

    正像上帝没有创造出完美的人,人也没有创造出完美的制度。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制度演进”的过程。这种演进表现在从保护少数到保护多数、再到保护全体--“人生而平等”、“权利与生俱来”。20世纪以来,制度环境的改善有了长足进步,为民众提供了更加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使人的聪明才智能够更好发挥。这种改善主要表现为:人权保障、自由保障、财产保障、民主保障、公平保障和法治保障。凡是以“传统”与“国情”为借口,拒绝这种制度环境改善--此乃人类几千年文明汇聚形成的主流价值而并非所谓的“西方价值”--的国家,至今尚无一个实现了现代化。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虽重申经济改革,但只字不提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合,经济的自由化迅即为权力资本化和权贵的掠夺开了绿灯;而江、李的“稳定压倒一切”,则进一步使中国出现了一个“改革畸变时期”。江李以“稳定”为名,特别是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实行了“两个倾斜”的政策,即“牺牲农村,保障城市;牺牲平民,保障权贵”。80年代农村改革中状况稍有好转的农民又一次遭到剥夺,城市里上千万工人则被迫下岗。

     理解这“两个倾斜”是理解中国90年代以来各种所谓改革及其畸变的关键。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本质上是一种按权分利的“等级分租制”,不仅将“两个倾斜”的错误方针制度化,使权贵的利益最大化,而且引导各级政府大搞“面子工程”,并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旗号下将社会福利当作包袱甩掉。随后,为满足权贵聚敛财富的贪欲,又以各种低廉的“优惠”条件大规模吸引国际资本,压榨数以亿计的可怜的农民工,使他们成为永久的二等“奴工”。这种不计资源消耗和成本的发展、不顾环境大规模污染和破坏的发展,这种“吃祖宗饭造儿孙孽”的发展、“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穷”的发展,使中国成了一个初级产品的大加工厂,也变成了一个中国权贵与国际资本瓜分红利的大市场,难怪那些得利者都在赞美这样的“经济奇迹”。与此同时,官员的腐败弥漫全国,这种政治腐败导致的全方位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性毒瘤。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制度性社会不公与机会不均自然会继续扩大,不仅酿成了世界上少见的贫富悬殊(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逼近0.5),而且权贵的大肆掠夺又使中国走上了“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畸形道路。嗣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进一步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的结盟在意识形态上合理化,巩固了压榨广大民众与弱势群体的局面。至此,中国哪里还有一点点“社会主义”的影子?!这也是中国“群体突发事件”和“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的主要原因,像“汕尾事件”、“瓮安事件”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中共为压制广泛的社会不满,一方面进一步加强集权,整肃异己,使“投机者扶摇直上,刚直者倍受欺凌”;另一方面,则引进先进技术手段对全社会加强监控,雇佣“网络宣传员”压制虚拟空间里的批判言论。随着北京奥运的到来,民众亲身体验了“网络警察无孔不入,安全密探随处监视,恶警城管横行霸道,百姓蒙冤无处申诉”这种中国特色的专制恐怖。中国的全能主义集权体制正朝着全面法西斯化警察国家的方向演变!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中国正堕落为“物欲横流、道德沦落”的社会。有人形象地描述中国的现状是“新五子登科”:“才子开路,太子发财,公子喝汤,婊子卖肉,骗子横行”。神州大地上哪里还有中国传统的“礼仪之邦”的一点影子!

     正像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胡赵新政时期”很多人都有一种主动关心和参与改革的热情,同时绝大多数民众都从改革中得利了;而在“六四”后的“改革畸变时期”,虽然经济在增长,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自己成为“改革的弃儿和牺牲品”,对已然成型的“权贵垄断资本主义”充满反感。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的30年时,只能用一个“祭”字来表达内心痛苦的感受了:改革死了,改革万岁!

    3、俄国改革的进展与中国改革的畸形

    本人在1997年发表的“世界潮流与中国前途”一文中曾指出:“苏 联、东欧共产党解体以后,纷纷把‘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多党制’写入宪法。”“他们在自由产权、自由选择和公民社会基本要件的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10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的状况如何呢?2007年的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增长”,人均收入增长大大超过国民收入增长;而中国在经济增长中却有“10%的人群实际收入下降” !特别是,俄国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用于教育、医疗、救济,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国却在财政收入成倍增长的同时,勉强维持着一个以照应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为主的社会福利体系,“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买不起房”四座大山几乎压得平民百姓喘不过气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俄国更快,为什么在居民收入及生活品质上与俄国的差距如此拉大?再过若干年,俄国或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会怎样呢?从建成现代化国家的五个基本构件来看,俄国已然具备,中国又是怎样呢?

    姑且不论中国在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政策和文化环境四个方面与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巨大差距,只分析一下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就不难作出判断。本来,中国在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功以后又开展了城市经济改革,还设计了政治改革,改革的整体态势大大优于前苏联东欧国家。可惜,“天安门//事/件”以后中国的改革不仅停滞了,而且经济发展步上了歪路。近20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种制度转型必需解决好三个关键问题:明确产权关系,建立市场规则,转变政府职能。然而,中国的经济改革直到今天仍然未能妥善解决这三个问题。首先,在“明确产权关系”方面,过去用行政命令授予国有的公共财产现在经常被私相授受地廉价转移到少数权贵及其子弟手中,民众对此严重不满是理所当然的。各地农民维护土地权益的斗争即为明证;政治和行政的力量不断介入产权交易,使得产权的继承和交换往往不是自愿互利的;产权确认及其继承和交换往往任由权贵们掌控着在黑箱中作业;不同类型的产权有不同的待遇,“产权歧视”随处可见;也缺少规范涉及产权的经济活动的统一的法律体系,各地政府自行其是,不但法律条文混乱,而且已有条法也形同虚设。其次,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公开、公平、透明、非垄断的市场规则,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金融市场”是被政府掌控的,“资源市场”基本上由政府垄断。如此则市场的有效资源配置从何谈起呢?再次,政府职能并未转变,目前各级政府在重大问题或关键时刻,还是继续采用命令和指令的方式进行经济管理。总体上来看,中国经济就是在这样一个畸形的体制基础上增长,社会分配极端不公,充斥着权贵分赃。中国的改革被延误了20年,那些“国情”、“特色”之类的说法不过是拒绝深入改革和维护集权体制的遁词,更是拒绝人类几千年汇聚形成的主流价值的借口。

结语

    中国在改革前是“上层享受特权,百姓分配贫穷”,现在则是“权贵相继暴富,百姓承担风险”,不公平、不正义较前尤有过之。当年热心参与中国改革的人们,谁能想到今天的中国会出现这种畸形局面?中国的出路何在?

     马克思说:“人创造什么样的环境,环境就会造就出什么样的人”。中国的制度环境只要一天没有人权保障、自由保障、财产保障、民主保障、公平保障和法治保障,只要仍然排斥人类主流社会的共同价值,仍然信奉毛的“四个创造”和邓的“四个坚持”,那么,不管给它涂抹上什么油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仍然是专制统治的当代变异。胡锦涛提出了与毛、邓不同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景,那么这个和谐社会怎么才能实现呢?毫无疑问,当然应当一步步地解决不和谐的根源,如此方能“和解共生”。比如,昭雪胡、赵和“六四”冤案;和谐处理藏、维等民族关系;取消“户籍制度”;实行“全民健保”;改变“等级身份”和“等级产权”;实现新闻自由,直至建立“宪政民主”。反之,如果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中国发生大的危机则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潮流就是人心所向,顺应潮流也就是顺应人心。追求自由和富裕是人的天性,也是大多数国家走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主要原因。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若不改弦更张,则很难汇入世界主流。台湾民主化 的经验应该給中国领导人以启迪,俄国改革成功的经验更值得中共领导人深思。这个世界上只有不同团体、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利益纷争,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也没有什么虚构的所谓“国际反华势力”,敌人往往都是自己故意制造出来的。中国彻底摒除毛泽东的“四个创造”和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之日,才是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国家之时。

 

 

“改革开放”:合法性危机的消解与再形成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徐贲

2008年10月

    200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民间和官方对此均有回顾性分析和叙述。在这30年历程中,令人瞩目的是从1989年到1992年间的三年“停顿”。这三年既是中国社会对前一阶段改革的民主目标的幻灭期,也是国家权力将改革与民主正式剥离的调整期。这之后的“改革”进入了一个经济开放与政治封闭并行的时期。前后两个阶段“改革”的主导意识相似,都是为了避免“亡党亡国”,但“开放”范围则大不相同。害怕“亡党亡国”的忧患意识,其实就是统治权力合法性的危机感。30年来,这种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意识一直伴随中国这场自上而下、缺乏民主基础的改革。在这样的“改革”过程中,当政者从不曾允许人们就改革正当性和改革的目标展开充分的公共讨论,于是,“改革”便只能成为一种具有实用性质的短期权宜之计,它的道德理想号召力低,社会信任基础也很薄弱,能勉强用以争取民心的只能是给与普通民众的一些“实惠”,而且“实惠”的有效期亦无保障,但人们却不得不为它付出很高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之代价。这种“实惠”因此成为一种实质上的专制仁慈。

    1989年可视为30年改革前后两阶段的分水岭。两个阶段的共同点是政治上层都试图化解后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合法性危机,不同点是手段的相异,前后两阶段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专制仁慈。1980年代是以“四个现代化”作为口号与收拾人心;1990年代以后以民族主义为凝聚力,并满足民众的物欲。两种专制仁慈手段在短时期内都获得过相当的成功,曾一度消解了合法性危机。但是,消解合法性危机毕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和排除危机。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在民主改革缺席的情况下,当收拾人心和满足物欲的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时,统治合法性便会再次成为一个急需应对的危机问题,而政治民主也会再一次成为中国社会热切期盼的改革。

一、第一阶段(1978-1989):用改革重塑政治合法性

    先有必要厘清“改革”之真义。

    “改革”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本身并不具有实质的政治意义。作为一种政治涂料,“改革”可以用来涂在不同性质的变化之上。早在2千多年以前,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 ca. 431–355 BC)在《暴君希罗》中就已经涉及了专制统治(僭主政体,tyranny)“改革”的可能。暴君希罗对诗人西蒙尼德说,当暴君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暴君不能相信任何人的忠诚。西蒙尼德开导暴君希罗说,只要对人民施恩惠,当暴君并不坏,还能长治久安。西蒙尼德并没有建议希罗给人民自由,也没有建议将专制“改革”为民主。他只是建议较多地满足臣民的物质需要,以换取他们的效忠,甚至爱戴。西蒙尼德认为,恐惧和贪欲,这是暴政专制驾驭臣民凭借的两大心理机制,施物质恩惠,既能满足贪欲,又能平缓恐惧,只要经济条件许可,对暴君来说不难做到。[1]

    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深谙如何用“改革”为暴政涂脂抹粉。他指出,无论是给暴君帝王劝说还是谋划,都必须知道暴政这种政体的权力特征。专制者并非不知道专制之恶,但更在意放弃专制对专制者的不利。[2]施特劳斯用色诺芬的另一篇作品《途径和方法》为对照提醒读者,民主或专制的权力政体特征会直接影响人们向掌权者进言的方式和目的。施特劳斯写道,进言改革专制是进言者向专制统治者作“以不改革原制度为好”的“改革”建议;这种“改革”是为了让专制更稳定,而不一定是要用民主取代专制,它的目标并非“向(真正)好的政治秩序”去“转型”。[3]

    从上述古代政治家对改革的偏好可以看出,“改革”首先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一种无须诉诸暴力的温和的社会变革;改革还指政治上另辟新途,但“新途”未必就等于更佳之途;最重要的是,“改革”可以用来为“改革者”的利益服务且遭受较少阻力。马克思主义者对“改革派”始终保持戒心,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改革的说辞其实总是在掩饰它与当权者利益的特殊关系,“改革是对来自‘下面’压力的应对策略或者阻止手段。改革的一般手段都应当看成是国家普遍强制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革有助于营造一种普遍‘共同利益’的幻觉,它对于任何一个意欲统治的制度运作都是必不可少的。”[4]

    “文革”结束后的第一阶段改革,其强大动力是政治上的“去文革”。如果把“文革”的本质确定为专制极权,那么去“文革”的改革就应该以建立民主法治为首要任务,但这并不符合一党统治的政治需要。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事实上就是对民主要求的政治限制。

    20世纪80年代权力危机感的特点是,它不仅源于毛时代的经济失败、民生凋疲,政局混乱、民心思变,而且因为在毛时代,中国一直没有能完成从革命合法性向公民国家合法性的转变。毛泽东政权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其实是暴力革命的延续。以暴力革命手段营建的国家权力,在不同时期里有不同的合法性。舒兹(B. Schutz)将它们区分为“革命合法性”和“公民合法性”。当国家权力的性质从革命权力转变为执政权力的时候,当一个社会随之从被动员的社会转变为公民社会的时候,革命合法性也必须由公民合法性所代替。革命合法性可以以暴力和强制力为标志,但公民合法性则必须以理性、道义的主导力为其特征。虽然革命合法性能一时有效地支配社会,但唯有公民合法性才能对社会保持长久可靠的实际影响。一旦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情绪显露出败死、腐败的迹象,它的合法性就会在顷刻间动摇瓦解,“文革”便是明证。舒兹认为,革命合法性只是一种前合法性(prelegitimacy),而公民合法性才是真正的合法性。[5]

     邓小平很清楚民主对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会构成何种威胁。因为在民主宪政制度下,政府权力的合法性由两个条件组成。第一,它在合乎宪政要求的民主程序中产生;第二,它能保障公民群体的基本共同利益,如领土完整、安全的生活、保障社会各个领域的独立、自由和免遭外来势力宰制、保护国家集体尊严等等。第一个条件的合法性比第二个条件的合法性较易确定。它的基本标准是选举没有舞弊也不受操纵,执政者不禁止或阻挠反对政党和组织的活动,不按自己的利益在有关法规上动手脚等等。第二个条件的合法性会涉及到社会中不同看法和意见的公开辩论,当多数人对政府合法性持否定意见的时候,他们就会另行选择一个更具合法性的政府。确定这个合法性的基本条件是公民有参与公共事务讨论、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并能定期自由民选。这样的民主制度不合乎中共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共领导人的个人及家族利益。邓主导的80年代改革虽然摈弃了毛的运动式革命,但并未开启通向公民社会的改革之门。由国家权力自上而下主导的改革以“四个现代化”为口号,把发展国家的物质基础明显摆在发展民主公民社会之上。尽管如此,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去文革”的“拨乱反正”措施,人们还是对“改革”抱有好感和信任,希望它朝民主方向发展。在所有改革措施中,最得人心的是为数十年间积累的无数冤、假、错案平反;让数以千万计的“知青”回到他们出生之地生活;让教育走上正轨,恢复高校择优录取制度,让无数青年人有了努力争取良好前途的希望。这些积极收拾人心的措施确实提升了统治权力合法性,也是许多受惠者至今还感谢邓小平的原因。

    但自上而下的官方改革策略与自下而上的民间变革要求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来自民间的“第五个现代化”(即“思想现代化”)和民主改革要求从未中断过。这一时期的经济改革还处于摸索阶段,人们也没有因为“官倒”等腐败现象而否定“改革开放”。相反,正是由于人们对改革开放寄予很高的道义期待,他们才要求以民主制度的立法和监督来解决特权贵胄及其亲属的权钱交易、巧取豪夺、贪污腐败问题,其关键就在于政治的民主化改革。[6]1986年12月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学生抗议不能自行选举人大代表,成为全国许多高校争取民主权利呼声的先导。北京的学生更是公开地打出了“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要法治、不要独裁”,“争取新闻自由”的旗号。[7]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全方位现代化、人道主义、自由价值、人的尊严和平等成为最吸引人的主题。同时,人们对以权谋利的官倒和贪污腐败也从政治制度层面提出了抗议。在这样的形势下,1989年的民主运动爆发了。

    “天安门//事/件”的暴力镇压使后毛时代的国家权力在国际社会一度面临孤立状态。现代国际社会承认人权的普世价值,对国家政权使用暴力镇压民众抗议、强行剥夺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政府权力凌驾于司法之上等,一般都会给予严厉的指责和批评。1989年至1992年之间,中国当局面临的就是这种人道压力。

    “天安门//事/件”造成的合法性危机还有一层具有中国特色的意义,那就是“人民”就此和“国家”分开了。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国家一直是“人民的国家”,军队也被看作“人民的军队”。即使在1975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的镇压中,国家权力也只是动用了工人民兵,而不是军队。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军队暴力镇压,使得“国家”再也不能从与“人民”的“自然联系”中获得当然的统治合法性。如果说,国家权力在80年代第一阶段的改革中以它特定的专制仁慈(收拾人心)一度获取过合法性,那么,为了再度获得合法性,它今后的统治必定会需要重新展示它的仁慈,这当然不可能是政治仁慈。在“天安门//事/件”过去3年之后,邓小平深思熟虑之下给出了答案,经济和物质仁慈(“发展是硬道理”)。

二、政治合法性流失,民族主义正式登场

    回避1989事件以及这之后中国的政治高压管制(令人想起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再斯大林化”),便无法真正理解这个历史性事件前后两个阶段的改革之间的联系和基本差别。现在对30年改革的回顾,往往把从1989年到1992年间的3年称为“徘徊”和“沉寂”。其实,在这三年中,中国政治演变的脚步并没有停顿下来,也没有徘徊,而是走向与80年代相反的方向。有研究者甚至认为,这个倒退其实从1981年第一次反自由化已经开始,“从此,中国的改革就从两方面开始根本后退,一是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本已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悬置,把人们所期待的‘全面改革’、‘整体现代化’变成单一的‘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片面的经济改革’;一是将民间的社会民主运动完全排除,历史又错过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的机会。中国的改革变成完全由共产党主导的,没有任何监督、制约的,以‘富国强兵”,巩固‘一党专政’为目标的国家主义的改革运动。”[8]如果说,80年代的种种“准运动”可以被视为“改革开放”中的反复,那么1989年以后便是对民主化的彻底逆转。这一彻底逆转使得自上而下由官方主导的改革失去了底层民众、民间力量的参与和社会监督,也就失去了“文革”后最初几年建立起来的合法性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以民族主义为内核的爱国主义就被拿来作为消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重要手段。

    从1989年下半年起,喉舌传媒就一再引述邓小平对“天安门//事/件”的解释:这场风暴迟早会发生,“这是由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决定的。”[9]于是镇压 天安门//事/件的暴力行动,便被解释为当局面临西方威胁的情况下捍卫中国主权的合法性行为。198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文章,强调中国从西方遭受的百年之侮。1990年,在5月份最敏感的时候,一面禁止纪念“六四”,一面大肆宣传两个爱国主义的纪念日――1919年“五四运动”和鸦片战争150周年,努力将人权方面的不合法性转化为爱国主义合法性。90年代初中国的一系列外交事件,更是不断地加强这种基于中西敌对冲突论之上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合法性。这一阶段的一系列外交事件主要是针对美国而发,包括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3年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未成、1995年允许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访美、1999年在科索沃战争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地下室遭“误炸”、2001年中国军机近距离逼近在公海上空的美军飞机以致两机相撞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引起国内许多精英和大众对美国和西方霸权的反感,相当有效地帮助中国当局消解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危机。

     与此同时,多种民族主义话语也试图填补90年代以后国家权力因事实上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所造成的意识形态真空,因此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国家中心论”的特点。而中国政府为民族主义话语充分提供公共空间,显然是出于消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需要。早在1990年代初,以“新权威主义”为主诉的民族主义便提出,为了有效地确立国家权力合法化的基础,现存政权必须在“革命意识形态”中增加“实用的世俗主义和没有假想外部敌人的民族主义”。[10]它建议中国的统治意识形态从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转化,因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作为中心象征符号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保持政治秩序的历史连续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主张者认为,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社会反响固然提高了现存体制的合法性,但坚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强调发展,引发了“如何避免意识形态资源因缺乏必要的补充而空洞化和贫乏化”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将民族思想作为这种文化的资源。[11]

    出于主动迎合当局需要的考虑,民族主义者往往猛烈质疑和直接攻击人权的普世价值。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发生后,以及2001年哈贝玛斯访华期间,中国学界在人权和主权孰为优先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民族主义者把哈贝玛斯支持北约对南斯拉夫的“人道援助”指责为“支持帝国主义”,并强调“主权高于人权”。[12]进入21世纪以来,敌我对立继续成为中国反美、反日民族主义的基本思维方式,在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谴责美国霸权主义及台海政策的大众声浪中获得了广泛认同。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甚至提出,为了与美国进行核对抗,可以不惜让核战争毁灭西安以东的半个中国。[13]与此同时,国内出现的“施米特(Carl Schmitt)热”则更从政治理论上确立了敌我区分和战争状态对于中国国情的合理性。以敌友意识主导民族认同,自然也就把拯救国家危亡设立为国家权力的当然合法性基础。[14]

    “敌友论”同样渗透到本来不以国家为中心的文化民族话语之中。坚持在文化上确立“中国性”或“中华性”的民族主义包含着一个永远不变的“中国文化”之敌,那就是“西方”。这种民族主义先是在1990年代初的“后学”(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中形成,它强烈挑战“现代性”这一“普遍性话语”在中国的“西方宰制”作用。这种“后学”话语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性”与“中国性”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各种“说不”类书籍运用的也是同一逻辑。“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的民主”,甚至“中国式的人权”,全都是用“中国特色”化解来自普世价值对当局合法性的批评。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性”或“中华性”以多种不同的变化形式持续激励文化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从论说“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做中国人”(套用的是“如何做欧洲人”的模式)、“打造中国正典,输出中国文化”,到建议设立某些学科排斥留学生的“华人大学”(以国外大学不可能培养真正通晓中国知识的优秀学者为理由),倡导“中国是世界例外的例外”,要求政府干预和限制“韩剧”的播放,等等,多种文化民族主义涉及了思想、文化、教育、大众娱乐等不同方面。[15]2005年“政治儒教”热再度升温,使儒学复兴的构想远远超出了先前的“读经”和“国学热”范围,超越了“道统”而指向“政统”。“政治儒教”要以儒学为“王官学”,以儒教为国教,设立“儒家议会三院制”,复制现有的人大、政协、社科院的三位一体,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进而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16]这展现了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转变的新趋势,意欲直接为国家权力打造新的合法性基础。2008年4月,因西藏事件和奥运火炬全球传递途中受到人权人士的抗议,中国再次掀起民族主义的浪潮,比1990年代更加狂烈,主权再次压倒人权,“爱国”再次成功地转移了人们对国家权力和社会矛盾的注意力。

三、第二阶段改革:失去民意支持,合法性危机突显

    1990年代以后的经济巨变是第二阶段改革的标志性成就。经济的快速成长为相当一部分人带来了物质生活上的实惠。但是,与第一阶段改革收拾人心的成果相比,第二阶段改革的物质实惠在消解政治合法性危机方面所起的作用其实是相对有限的。1989事件破坏了执政党、国家和军队与人民和社会的关系,致命地打击了民众强烈要求反对官倒、惩治腐败和民主监督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在第二阶段改革的过程中,制度性腐败快速蔓延和恶化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在改革中被牺牲、被遗弃。这使前后两个阶段改革的民众支持范围和支持度都表现出明显差异。早在10年前,国内学者何清涟就写出专著《现代化的陷阱》[17],对邓式改革将会陷入无法自拔的陷阱发出警告,其看法在国内引起了普遍重视。最近朱学勤在“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总结”中概括说,第一阶段改革的动力是千百万要走出“文革深渊”的民众,而第二阶段改革的动力则是“政府和资本的合作”。[18]

    这样的经济发展加剧了政治制度的腐败堕落、社会的道德伦丧和生态的急剧恶化,社会的批评、怨言和群体反抗事件迅速增多,这些都加深了执政者的危机感。近年来不断加强的新闻控制、互联网管制和言论限制,显然是当局者应对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急招和乱招。官方的言论钳制采用“口头打招呼”、不发文件、不留文字记录的新办法,这种道义上理亏的心虚做法本身也说明,当局已经充分意识到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存在。

    任何一个有政治自信的政府都不会采取极端的管制手段,因为这些手段只能降低政府的公信力,不可能增强它的合法性。第二阶段“改革”中,当局欲消解政治合法性危机,不仅远比第一阶段的“改革”时期要困难,甚至不比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更轻松。

    这样的一党专制政治无法摆脱米盖尔(Robert Michels)所说的“寡头政治铁律”。米盖尔指出,一个组织庞大的政党不可能人人都是精通政治专门知识、门道和权术的“优秀者”;政党的基层成员大多教育程度低、缺乏思想能力,再加上人为的信息限制和等级崇拜,只知道一味服从;而“在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群众的无能是普遍的现象,而这正是领袖们权力的最坚实基础。”[19]

    在寡头政治主导下的两个阶段的“改革”都只涉及政策本身,而未涉及决策机制。没有决策机制的改革,政策的改变便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算不上真正的社会改革。以前是毛一个人说了算,毛以后是邓一个人说了算,邓以后还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同样是自上而下地贯彻某种绝对的权力意志。即便权力意志的内容有了变化,那也不过是政策改变罢了,何况变了也还可以变回去,经历了80年代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之后,90年代以来又不断加强政治高压管制,即为明证。于是便有了朝前朝后演变都统统称为“改革”的似是而非的说法。朝前的改革必须包括民主化议题。上世纪80年代赵紫阳任总书记时期提出的民主政治改革,其实已经涉及政治制度层面(即政体)。然而,1989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却成为禁忌,官方和民间形成了对此保持沉默的默契。这本身就很能说明中国“改革”的局限性质。

    现代的政体区分以是否民主(“主权在民”)为根本标准。以民为主,把国家权力建立在多数人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之上的叫民主;相反,剥夺多数人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代之以国家或一党权威,那就是威权或极权统治。中国的政治改革根本不可能回避一党和寡头专制政体的问题。事实上,中共以“三个代表”论替代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代表工农阶级的理论,正是为了在意识形态上补救少数人专制权力的合法性缺失。

    一个国家的政权产生如果不来自于民主选举,则统治权力没有合法性。可是,如果实行民主选举,专制制度则可能失去其统治权力。正是在这种政治合法性危机中,中国的政治形成了极端虚伪的特征:一方面,极权是一件只做不说的事,虽不说却天天照做;另一方面,民主是一件只说不做的事,虽不能做却一直在说。这种没有诚信、说一套做一套的政治虚伪,对任何一个统治政权都会造成对合法性形象的持续损害。

    第一阶段的“改革”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但到了第二阶段的“改革”时期,一是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二是网络时代开启了更多的信息渠道,于是,中国既受惠于全球化环境,又将因政治改革滞后而造成的恶劣人权状态暴露于国际社会的视野中。中国政府在国内面临民众的不信任,在世界上面临广泛的道德反感,这些都加深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危机。

四、前景晦暗的社会走向  

    中国未来的局势其实取决于政治走向。但一个现代国家的政体选择(专制或民主)是一种基本价值和道义的规范选择,只能在本国统治集团与民众的互动形成的合力下完成。而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并未形成良好的互动,更谈不上形成有利于国家进步的合力,唯一能看到的只是政府对任何政治变革要求的一味压制。而国际压力也未能促成中国政府接受普世性的人权规范。于是,中国形成了经济上发展而政治上落后的双重特性。

    历经30年的改革,中国政府为了保持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一直努力消解政治合法性危机。但由于越来越多的民众陷入生存困境当中,消解政治合法性危机只会变得越来越难,泄愤型群体事件(如贵州的瓮安事件)的发生概率也越来越高,这表明民众对生存困境的忍耐力已越来越接近临界点。

    社会学采用人的“困境意识”和“行为反应”来解释和评估社会动向。困境意识指的是感觉和发现问题;行为反应指的是解决和克服问题。前者是后者的起因条件,后者是前者的应对方式。生存困境包括经济困境(通货膨胀、萧条失业、物质匮乏、贫富差别等)、政治困境(滥权压制、舆论限制、酷吏恶法、司法不公、独裁专制等)、社会困境(等级区分、生存机会失衡、孤独无助、无信仰依托等)。生存困境使社会中的个人感到各种各样的匮乏、羞辱、不公正和不安全,于是可能形成和触发人们向往变革并有所行动的直接动力。衣食匮乏的人会讨厌贫困,向往物质丰富;受压迫的人会向往自由,要求权利;受歧视的人会向往平等,申诉冤屈;无信仰的孤独者会向往道德群体。[20]

    自1949年以来,中国民众感觉生存困境的方式和对生存需要的行为反应严重地受到统治意识形态的左右和控制。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时代表现得非常典型。那时候,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感觉几乎完全被毛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操纵和扭曲。毛式社会主义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禁欲主义、平均主义和国家主义。禁欲主义用所谓的“阶级性”来极度限制个人的物质需要和文化审美要求;任何具有个人主体意识的需要、物质选择、不同需要的顺序、趣味和审美,都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遭到批评、教育,甚至被斗争和定罪。平均主义按官方规定的“合理需要”,将所有人的生存需要压缩到最低程度。国家主义则用国家权力来全面彻底地管制全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一切服从“党即国家”的政治权力。

    毛式极权控制民众时,首先要消除的是民众中那些可能对一党专制政权不利的生存困境意识,防止他们将经济失败与政治专制、社会不自由联系起来。不仅如此,它还不断地制造外在敌人的威胁,用来转移民众对生存困境的注意力。“文革”期间,中国人的生存需要几乎完全由统治权力规定。当时的封闭锁国使得人们无从了解世界各地的真实情况,因而把物质匮乏、政治压迫的现状理解为一种理所应当的“幸福生活”。今日的北朝鲜仍然处在这种极权模式之下。

    从毛泽东时代到后毛泽东时代,统治权力对中国民众的生存困境和行为反应之操控能力和操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民众的自我意识和行动要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毛式统治对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意识的操控是简单的,也是彻底的。它在最大程度上省却了控制行为反应的麻烦。如果统治权力能使民众在实际受罪的状况中仍然感觉到“幸福”,它也就不必操心如何去对付他们因不满而可能的反抗。

    后毛时代的控制和操控要精致得多,但却远不如以前彻底。后毛时代的一党统治已经失去了对民众生存困境意识的全面操控能力,单一的国家经济管制和封闭锁国式洗脑已经不再可能。三位一体的禁欲主义、平均主义加国家主义只剩下党的寡头对国家权力的绝对垄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意识形态的实际失控都心知肚明。统治权力不得不把重点转移到操控民众行为反应的低层次上来。“你心怀不满,我拿你没办法;但你要公开表示不满,我就对你不客气。”只有高压管制还能使人忍气吞声、装痴扮傻、得过且过、敢怒不敢言、敢怒无处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此也都心知肚明。这种心知肚明就形成了当今中国民众的“假面社会”和“机智型傻瓜”特征:麻木冷淡、犬儒玩世、精明狡黠。他们一面对现状体制多有不满,一面又渴望在这个体制中分一杯羹;有了分羹的机会,既善于自嘲,又得意洋洋,甚至感恩戴德(这在知识群体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样的“假面社会”由于网络“虚拟社会”的出现和渗透而变得更为复杂。这两种“假”社会看上去是掩盖了中国社会的真实景象,但它们本身却又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真实存在形态。“假面社会”和“虚拟社会”的结合,使得国家权力为巩固其统治合法性既面临新的问题,也有了新的机会。网络“虚拟社会”的民粹道德诉求包含着与极权专制相抵触的民主思想成分,使得“网络民意”可能成为对虚假的“顺从型民意”的纠正和否认。另一方面,网络“虚拟社会”的暴民倾向和对异端的绝对排斥,又与极权专制的思想钳制非常相似,使得极权专制可以利用“五毛党”(即政府雇佣的“网路评论员”,因其上一个帖子得人民币五毛得名)积极诱导网上“流民”接受并支持寡头政治的极权专制逻辑。

    当今中国的种种非理性的民众表现,令人想起了“文革”时期的群众暴力和专制政治的结合,也令人更觉得应该珍惜第一阶段改革中曾一度展现的理性反思。可惜,第二阶段的改革不仅禁止这样的反思,而且试图将之逆转为一种与“文革”类似的新极权思想控制,这种逆转的严重后果正在显现出来。极权制度所塑造的新极权政体国民性仍然在深刻地限制着中国社会变化的可能走向,潜伏着“新暴民”和新专制共生互补的隐患。许多民众,尤其是年青一代,他们的政治理性完全没有发展和成熟的机会,因此这些人几乎与“文革”时期一样容易受到暴力、民族主义、盲目排外等蛊惑煽动。“新暴民”对新专制统治逻辑的归顺,增加了中国今后民主建设中的不确定和负面变数。

    与30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民众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公民意识。这种脆弱的公民意识是在过去30年间的一些思想解放和公民行动的“窗口期”和某些“小环境”中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如80年代给无数冤假错案平反、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倡“民主法治”,以及90年代民间维权、关心“三农问题”的时候,也与某些报纸杂志比较“大胆”密切相关。对中国社会来说,这样的“窗口期”和“小环境”至今仍然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发生,尚无法形成一种有序的公民社会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

    公民的权利及其保障只能存在于一个实实在在的民主宪政环境中;不可能指望一个对民主总是口惠而实不至的专制极权的恩赐。有了这个基本条件,才能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民主化改革(如实施宪政、透明立法、独立司法、限制官员权力、自由舆论监督、自由言论下的公民参与等),来化解目前由制度缺陷所造成的种种社会矛盾。民主化改革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为迫切的任务。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有了第一阶段改革带来的思想资源和第二阶段改革带来的问题意识,如果能够积极认真实行人们普遍期待的民主改革,应该有助于中国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也应该会有助于解决国家权力长期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问题。

【注释】

[1]Xenopnon: Hiero or Tyrannicus. In Leo Strauss, On Tyranny.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p. 3-21.
[2]Leo Strauss, On Tyranny,p. 34.
[3]Ibid, p. 32.
[4]John Hoffman, The Gramscian Challenge: Coercion and Consent in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4, pp. 45-46.
[5]Barry Schutz, "The Heritage of Revolu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Governmental Legitimacy in Mozambique." In I. Willam Zartman, ed., Collapsed States: The Disintegr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Legitimate Authority. Boulder, CO: L. Rienner Publishers, 1995, p. 110.
[6]James Lull, China Turned On: Television, Reform,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1991, pp. 183-184.
[7]Julia Kwong, “The 1986 Student Demonstration in China: Democratic Movement?” Asian Survey 10 (1988): 970-85, p. 974.
[8]钱理群,“不能遗忘的思想――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述评”,《当代中国研究》[美],2008年第1期,总100期,第4-42页。
[9]邓小平1989年6月9日讲话,《解放军报》1989年7月22日,第1版。
[10]萧功秦,“走向成熟:当代中国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北京青年报》,1993年5月13日,第3版。
[11]萧功秦,“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 《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第24页。
[12]张汝伦,“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读书》,1999年第9期,第34-42页。
[13]东方,“核战言论惊天下,众人评论朱将军”,VOA,2005年07月24日。
[14]参见徐贲,“中国不需要这样的政治和主权者决断”,《二十一世纪》,2006年4月号。
[15]参见“我们现在怎样做中国人?――张旭东教授访谈录”,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583 ;毛燕,“从‘文化拿来’到‘文化输出’――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谈当代中国文化问题”, booker.com.cn/gb/paper16/ 39/class001600006/hwz198796.htm;甘阳,“独立自主还是附庸藩属?――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 www.philo.ruc.edu.cn/pol04/ edu/p_edu/popular/200407/473.html;“张国立痛斥韩剧‘大长今’”, www.61.184.45.151:8100/show.aspx?id=740&cid。
[16]“蒋庆:当代大儒的乌托邦实践”,《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7月7日;“蒋庆欲为儒教申请专利”,《新京报》2005年12月20日。
[17]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北京),1998年1月版。此书增订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由香港博大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18]朱学勤,“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总结”,中国和谐社会网,http://www.chinahexie.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5278。
[19]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2, p. 111.
[20]Ervin Staub, The Roots of Evil: The Origins of Genocide and Other Group Viole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3-28.

 

 

政治儒学的穷途末路

——辨析蒋庆的《政治儒学》

湖南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肖洪泳

2008年10月

    自清末废科举以来,儒学不得不远离政治舞台,失却了过去那种文化至尊的荣光。而此后整个20世纪,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内忧外患,力图寻找新的政治出路以实现“富强”的目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两条道路都向传统儒学亮起了“红灯”。一是孙中山吸收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观念,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从而革除了儒学“外王”的现实基础,使共和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而资本主义式的政治道路显然与儒学“重义轻利”的政治理想相抵牾;二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苏俄而引进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在大陆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社会主义政治道路也与儒家的王道政治观尤其是名分政治观相冲突。所以自“五四运动”以来,儒学除了失去原有的政治功能之外,还遭到西方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尖锐批判与打压。1949年以后,儒学的研究中心不得不转入香港、台湾等地,并且日益缩小到“心性儒学”的研究范围之中。新儒家的一些代表如熊十力、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大都囿限在“心性儒学”的藩篱里,左支右绌,仍是难以突围。而大陆先后发起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则凭借“以传统反传统”的方式使儒学备受挤压与摧残。

    儒学最近几年的活跃实与中国政府的国际政治文化战略有关。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当政者明确表示西方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大力防堵“颜色革命”之后,儒学获得20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发展契机与活动空间。蒋庆的《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2003年版)可算中国当代儒学的扛鼎之作(以下书名从略,只标明页码)。

    笔者之所以选择蒋庆的《政治儒学》来加以分析,主要是因为蒋庆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是最具学理性的。作为明确倡导“政治儒学”的学界代表,他从20世纪80年代起即执着于儒学研究,不趋时,不媚俗,不邀宠,体现了一种个人的学术追求。但是他近年来对政治儒学的相继阐发却先后引起学界直至政界的瞩目。可以说,如果没有蒋庆在儒学上的努力,当政者也无法拔擢儒学,使其日渐显要,与自由主义、新左派成三足鼎立之势。这其中颇有一些学术性问题需要厘清,同时也有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因素需要考量。笔者力图在《政治儒学》一书的基础上对其中三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展开分析,首先是从儒学“内圣外王”的整体性出发,揭示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分离是儒学解体的征兆,论证蒋庆分离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之说不合儒家学理。其次,笔者进入蒋庆对“良知”问题的探讨之中,以指出其“良知”学说的致命缺陷,彰其“复古更化”主张的立足点之失误。最后,笔者从蒋庆明确倡导的“奇理斯玛”型威权政治出发,指明其扼杀个人自由意志、阻遏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乖离表现,使制度性的政治儒学失去其存在的合理依据,令政治儒学走向了穷途末路。笔者的批判不在于否定蒋庆的学术探讨意义,而在于廓清政治儒学在当今中国究竟有无实践意义。

一 、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分离:儒学解体的征兆?

    依照蒋庆先生的看法,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路向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不断走向西化,而其中的政治西化又是一切西化的核心,这意味着中国隐藏有文化灭亡的危险;为了避免中国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必须矫正百年来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歧出,使中国文化的重建回到其文化本源上来以确立其大根本,而这种历史的重任就理所当然地落在儒学的肩膀之上。他认为,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所遭受的特殊境遇,儒学逐渐被人们逐出政治领域而陷入了生命儒学或者心性儒学的泥潭,无法为当代中国开出新“外王”的政道理想,从而使得儒学的生命力日益萎缩;因此,儒学要肩负起重建中国文化的伟大使命,就必须使当代儒学发生深刻的转向,即在“心性儒学”之外另辟一“政治儒学”的发展路向,这就既能够以“心性儒学”安立中国人的精神生命,又能够以“政治儒学”建构中国式的政治制度,从而得以扭转中国文化所面临的衰亡危机。

    当代新儒学不能开出新“外王”,在蒋庆看来,是因为其在生命与心性上表现出一些极端化的倾向,如极端个人化、极端形上化、极端内在化、极端超越化等等,从而导致其不关注社会关系,不关注具体现实,不关注礼法制度,不关注当下历史,最终导致其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中无所作为。蒋庆认为,这是当代新儒学未能继承儒学的全副精神所导致的恶果,因为儒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政治儒学,孔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实现“天下归仁”的政治理想,他的目标不仅仅是培养个人良好的道德品格,而且更鼓励那些拥有统治权力的人采用“仁政”治理国家;主要源自《礼》与《春秋》的政治儒学,最能继承孔子的政治理想,而这样的政治儒学之核心就是春秋公羊学,其开创于孔子,发微于公羊,光大于荀子,完成于两汉(董仲舒、何休),复兴于清末(刘逢禄、康有为),是中国儒学传统中区别于心性儒学的另一支儒学传统。

    蒋庆的理解是,相比于心性儒学,政治儒学是较能体现儒学本义的经学,它依经解义,故能保持儒学的本来面目;而心学或理学全凭个人的内心证悟,无法保持儒学的真正传统。政治儒学从人的社会关系中来理解人性,把人看作是一种社会关系中的存在,将社会关系的改变看作是完善人生命的先决条件;而心性儒学则只从个人生命心性的角度孤立地理解人性与看待社会。政治儒学认为,“道”不在抽象的概念体系里,而在具体的政治现实中,故而承认变化了的现实并力图改变现实;而心性儒学则停留在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里流连忘返。政治儒学从经验的角度看人性,认为生之谓性,主张性恶,即性是非善;而心性儒学从超验的角度看人性,认为应然之谓性,性是已善,可以本心自证。政治儒学认为,要抵抗人性之恶,就需要援以外在的政治法律制度;而心性儒学则离开礼法谈仁,单纯依靠仁的精神特质。政治儒学关注当下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力图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儒学的政治理想;而心性儒学则关注超越的形上本体和抽象的历史文化,坐在书斋中进行抽象思辩而自得其乐。政治儒学重视社会的政治实践,主张用儒学的政治理想去转化严酷的社会现实;而心性儒学则只重视个人的道德实践,坚持用儒家的道德理想去完善个人的身心性命。总之,政治儒学依据的是政治理性而非道德理性,开出的是政治实践而非道德实践,优先考虑的是完善制度而非个人,体现的是政治批判而非道德批判,追求的是历史中的希望而非形而上的道德理想。正是因为政治儒学的这些特性,所以它标出了儒家的政治理想,既讲政治又讲道德,不仅从学理上能够开出“外王”,而且从历史上来看也能够开出“外王”。

    蒋庆这番良苦用心的剖析似乎颇有道理,但是他在急于达成政治功利的表述中却露出了“阿喀琉斯的脚踵”。孔子开创的儒学其基本特性就是从道德的角度楔入政治,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政治立场,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论语·为政》),就是说的治国以德的意思,而“为政在人”正是要求政治治理者将德发挥到极致。所以孔子孜孜不倦地界分君子与小人,都是为了强调个人修身养性的道德品质对治理国家的关键作用。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的回答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此语特别强调个人道德品质在政治治理中的表率作用。因此《大学》里所讲的“内圣外王”之道,其实是深得孔子真传的,但蒋庆却认为这种从内圣开出“外王”的政治理路只是子思、孟子心性儒学一派的东西,唯有以《春秋》为基础的公羊学才真正符合孔子的思想言路,而公羊学认为“外王”无须也不可能从“三纲领、八条目”的老路上开掘出来。这真是大大误解甚至歪曲了儒学的内在理路,也活生生地将整体的儒学拆解得四分五裂,从而导致蒋庆所倡言的政治儒学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与冲突,已经完全脱离了儒学的本来面目。试想,挣脱了道德与“内圣”思想脉络的纯粹的“外王”,纯粹依赖制度的“外王”,如何还能构成儒家的治理逻辑?这样的“外王”完全是法家的事业,与之相比,儒家相形见绌。所以蒋庆所推崇的政治儒学的代表人物荀子,他那两个最伟大的学生韩非与李斯最后都位列法家门墙而事功至大至伟,可见那种不依托“内圣”的“外王”绝非儒家所能为。

    蒋庆为了推卸近代以来儒学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责任,必须要寻找心性儒学以及政治化的儒学作为替罪羊,通过否定式的思维模式给儒学“复魅”,以让儒学再获世人青睐。然而这已经无补于事,而且只会引发儒学整体性思想的分裂,最终葬送整个儒学。所以,一旦认真打量蒋庆关于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基本特性方面的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其中许多结论都可能有些草率而大胆,缺乏一种内在的逻辑。比如,他说政治儒学“以经解义”,故能保持儒学本来面目,而心性儒学则单求心证,故而容易发生偏离。其实,“以经解义”只是在经的基础上解说义理,同样需要内心证悟,而心证也必须依托经的基础才能证悟义理,二者其实并不那么泾渭分明。再如,他认为政治儒学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待人性,从而强调现实中的人性恶,力图以礼法制度治理国家与社会。其实,心性儒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心性儒学讲个人的修身养性,正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思考人性与社会的。如果撇离了人与人的关系,修身养性也就显得多此一举。所以心性儒学讲“仁”(蒋庆也认为“仁”为心性儒学的精神特质),恰恰是紧紧抓住了“二人关系”,这完全是从具体的社会关系来讲个人的品德修为,根本不存在那种只以个体生命体验作为基础的情形。正是这种“仁”的二人关系才造就了中国传统的“做人”方式,从而形成群体本位主义的政治治理逻辑。蒋庆将其放逐到心性儒学里大加批判,又怎么能够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和建构他的政治儒学呢?当儒学被弄到这般支离破碎的时候,便也不成其为儒学了,政治儒学也就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穷途末路。蒋庆给政治儒学下的定义尽管非常美好,但实有“自慰”之嫌:政治儒学是孔子依于《春秋》创立的、融会其他诸经政治智慧与礼制精神的、体现政治理性、政治实践、政治批判、制度优先与历史希望特征的、区别于心性儒学与政治化儒学的、具有正面意识形态功能而能克服自我异化的、从春秋至汉至隋至清至近现代一脉相承的纯正儒学传统。

二、无反思的“良知”:一种“复古更化”的“自慰”?

    仔细考究,如蒋庆所言这般完美的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存在过,即使人类历史上也不可能存在有这样完美的理论。任何一种理论一旦成为政治治理的标杆,都有可能沦为一种负面的意识形态。然而,蒋庆却非常自信,他认为,依托如此美好的政治儒学,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问题就应该是现代中国的“复古更化”问题,即“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化中国的政治现实,在中国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使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建立在中国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而不是一味用西方的政治文化来化解中国的政治传统,使中国的政治文化丧失其本位性”。在蒋庆看来,承担此使命者非政治儒学莫属,说得更具体些,非公羊学莫属!

    之所以非“复古更化”不可,乃在于蒋庆坚信以《春秋》为代表的经典里准备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今人凭借它们完全可以充分创造出中国式的政治制度。蒋庆首先探讨了儒家的“良知”学说,尤其是王阳明与牟宗三的“良知”思想。他认为,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良知’一旦暂时让开自己,‘知性’与私欲就会乘机作主,此‘暂时让开’就会成为‘永远让开’”。所以他进一步断言,“现代化过程就是‘良知坎陷’的过程”,“要对治现代人类的病痛,只有复归良知,挺立良知,呈现良知,扩充良知,而不能‘坎陷’良知”。对此,他说了这样一段非常关键性的话:儒学现代发展的另一当务之急就是复兴儒家的“内圣之学”,而复兴儒家“内圣之学”的关键则在于复兴阳明的“致良知教”,以阳明的“良知心学”造就出一代未被“理性化”异化的新人,再由这些新人本着良知之明去建树中国的外王大业,并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也就是说,用阳明“直贯的外王形态”来开出当代事功,在韦伯所谓“除魅”后无先知的时代造就一代“圣王合一”的“奇理斯玛”式儒者而“复魅”,使儒家心性之学内圣外王成德成圣的传统理想在今日成为可能,亦即使阳明致良知复心之本体的作圣功夫与生命追求在今日不再是概念推演与纸上空谈。(第93-95页)

    这段话非同小可,值得仔细推敲。首先,蒋庆批判了心性儒学只讲个人道德修为的“内圣”倾向,并且明确认为“外王”不必依赖“内圣”,政治儒学追求的“外王”应该是一种纯粹的“外王”,传统儒学的“内圣外王”不能够作“从内圣开出外王”的解释,只能是“内圣”与“外王”各自独立的并列状态。然而,当需要“良知”为“外王”提供支持时,他却认为儒学的现代发展不仅需要政治儒学的勃起,也需要“内圣之学”的复兴,而且要通过“良知心学”造就出一批新人以建树中国的“外王”大业,以阳明“直贯的外王形态”来开出当代事功。这在本质上与传统的自“内圣”至“外王”的儒家路数完全是一致的,与蒋庆反复标示的纯粹“外王”的政治儒学主张明显有着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其次,蒋庆断言,我们这个时代在“除魅”后是“无先知的时代”,因此要通过“内圣之学”或者“良知心学”造就出一代“圣王合一”的“奇理斯玛”式的儒者而“复魅”。这种对“奇理斯玛”式的儒者的渴望,其本质跟古典中国“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明君贤相”崇拜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且既然是“奇理斯玛”型的威权统治,也就否定了法理型统治存在的必要性,那么政治儒学“以制度优先”的理想追求又如何落实?其实,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纷乱根本不是因为缺少“奇理斯玛”式的人物(这些人物其实出得不少),而是由于无法寻找到一种依托制度治理的法理型统治方式。最后,蒋庆的“良知”是自我挺立、自我呈现、自我扩张的,不需要依托任何外在的参照予以反观,是一种“直贯”式或者“直觉”式的神秘之物。其实牟宗三的“良知坎陷”学说已经看到了儒学传统中“良知”所存在的问题,这就是“良知”或者说“人心”被看作一种内在的、已知的、同一的、不变的东西,从而使“良知”无法借助外在的对象来加以反思,最终导致“良知”成为我们反思的“盲点”。所以牟宗三借鉴了西方黑格尔等人的观点,用“坎陷”(Self-negation)一词来表示“良知”借助外在对象以反思自身的过程,这种反思与王阳明的“致良知”不同,不是直接检查自己的“良知”或“人心”,而是借助外在的对象间接地反思自己的本性。其实,反思一旦脱离外在的对象,就是一种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就是对自我的固有坚持,是无法真正反省自己的本性的。真正的反思必须借助外在的对象审查自己,才能够为反思提供材料与参考标准,才能真正深入自己的“良知”或者“人心”内核之中以反思“良知”本身是否可靠。换句话说,真正的反思首先要意识到自己的“本心”是诚实还是虚伪,而不是首先肯定自己的“本心”是诚实的,否则反思就没有什么意义。蒋庆没有意识到这一层而看低牟宗三的创造性转化工作,再次陷落在王阳明传统儒学的阴影里,如此则蒋庆欲开出当代中国政治理想之图谋恐怕只能是缘木求鱼之举了。

    尽管面临种种困难,蒋庆还是非常注重深入挖掘中国儒学传统中所存在的思想资源。他对韦伯的学说进一步发挥,认为在中国的儒学传统里,不仅有韦伯所言的“心志伦理”资源,而且也有韦伯所言的“责任伦理”资源,因此政治儒学是完全能够开出当代中国的“外王”事功的。他明确指出:“政治儒学是儒学,而儒学的特征是既对人类现实世界(包括政治)抱有切实的责任感,又视权力如浮云过太虚而超越世俗的虚荣,故政治儒学的责任感可以说是超越虚荣的责任感,而非一味追逐权力只满足自己权欲的责任感。”但是,这样的责任感显然就建立在那种勿需审查的想当然的“良知”之上,是不需要经受拷问的“神圣直觉”。这种建立在自以为“本心诚实”基础上的“我想干什么”所开出的事功,最终即使造成了非常糟糕的后果,也只会以“好心办错事”而开脱自己,是不可能真正承担起什么责任的。真正的责任感必须建立在“我做了什么”的自觉拷问上,而这种自觉拷问则必须以自己所做的外在对象为参照才能够呈现出来。蒋庆宁愿把政治责任建立在不要拷问的“本心诚实”的良知基础之上以攻讦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恰恰是取消政治责任的表现。

    蒋庆不仅从“良知”出发论证了政治儒学的精神根源,而且他还从“以制说经”的公羊学传统出发寻找到政治儒学的制度基础。用制度去解释《诗》、《书》、《礼》、《易》、《春秋》、《论语》等儒家典籍的解经方法。始于公羊家的“孔子改制说”,汉代为其鼎盛时期,但是汉代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都坚持“以制说经”,而蒋庆却独钟情于今文经学,其中缘由实难令方家信服。蒋庆极为推崇今文经学“以制说经”的儒学传统,从中广泛搜罗实例。其实,若认真推敲,“以制说经”的做法恐怕有些偏离了孔子的学说正路。在一些儒家典籍阐发经义的具体行文中,当然可以透过那些经义去挖掘其背后所隐藏的制度,这在其他学派中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墨家、道家甚至法家基本上也是如此。只要愿意,其实也可以用“以制说经”的方法去解说那些著作。因此,与其说是“以制说经”,不如说是“透过经义挖掘制度”,这是古代中国那些政治化儒者“托古改制”惯用的伎俩与手段。如果真要较真,这样的做法往往歪曲了孔子经义的本意,也与孔子创立儒学的初衷背道而驰。众所周知,在周公制礼以前,礼在仪式即器物制度上已经相当发达,周公制礼的意义在于从“礼之文”总结“礼之本”,即总结礼的根本精神与基本原则,这就是“亲亲”与“尊尊”。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孔子哀叹以及力图重建的正是这种“礼之本”,所以他说“吾从周”,而且在《论语·阳货》中反复追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可见孔子所关注的非器物制度,而是礼乐精神。因此,以制度去解说经义完全是叛离孔子学说的极端表现,而且这种为了现实政治需要的叛离,往往因随意解说经义而显得牵强附会,最后堕落成一种因时损益的政治权术和治理手段。即以汉代最典型的“春秋决狱”为例,其“本其事而原其志”的做法所导致的“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的后果,恰恰就是以破坏器物制度为代价的,中国历史上广泛存在的“玩法、弄法、戏法”的状况与这种“以制说经”的传统其实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

三、“奇理斯玛”型的威权统治:个人自由意志的扼杀?

    笔者在此不能对蒋庆所挖掘的制度资源一一展开批评,主要就他所推崇的“大一统”加以考量。“大一统”来自公羊对《春秋》开篇“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的解释,其传“王正月”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后来汉儒何休、董仲舒等人进一步加以发挥。从《春秋》仅6个字的话句里居然引申出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政治观念,不能不让我们惊讶公羊学“以制说经”的丰富想象力。而蒋庆的现代性发挥更让人出其不意,在他看来,“一是元,统是始,一统就是元始,元始就是万物(包括政治社会)的形上根基,或者说本体”;而“大”则是“推崇”的意思,因此“大一统”是指“必须自下而上地推崇政治社会以及万物的形上本体,而不是现代人所认为的自上而下地建立一个地域宽广、民族众多、高度集中、整齐划一的庞大帝国”(第328页)。这样的解释不仅不顾历史,而且不符合逻辑。汉儒董仲舒等人以“大一统”应对,正是为了解决庞大帝国尾大不掉的政治现状,至于所谓“天人三策”的形上本体则只是粉饰的幌子而已。即便儒家可以通过“大一统”为政治提供了“天道”这一形上本体,蒋庆却认为儒家天道观所说的本体不是理性逻辑的设定,而是直觉所透悟出的宇宙实象,只能用设卦观象的方式来演证。这种本体看起来神秘莫测,与形上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蒋庆其实对政治是不抱形而上的希望的,“政治是一种关于实践的‘中道艺术’,而非关于理论的‘概念体系’。在政治中,理论越抽象、概念越普遍、逻辑越严密、推理越直接,就越难解决政治问题”(第328页)。这样的政治只有可能是“奇理斯玛”式的威权政治!法理型统治的制度追求在蒋庆这里再一次遭受颠覆!

    出于对“奇理斯玛”威权政治的渴望与憧憬,蒋庆坚决反对民主政治在中国的生长,反对将人民的同意看作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他说:“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并非完全建立在同意学说的基础上,因为政治不同于政府,政治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不能通过人民同意产生,而政府则是一个理性概念,可以通过人的心志设计创造。(第334页)”确实,政治不同于政府,但是政治不能脱离政府,政府也不能脱离政治,政府问题是政治的核心与关键;随意地割裂政治与政府,政治将会虚化,而政府将沦为黑帮。蒋庆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划分,其目的在于抵制民主政治。他不厌其烦地指出,民主思想只能是西方的而非全人类的,只能是属于某一特定文化的而非属于中国的,当代中国儒学面临的任务就是与西方文化分离,而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应当从民主政治的桎梏中摆脱出来。总之一句话,在蒋庆看来,中国唯有摆脱西方文化而重新回到儒学的伟大传统中,才能获得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

    蒋庆继续将他的结论运用到全球化的政治关系上,对以西方学者为首签署的《全球伦理普世宣言》以及《世界伦理宣言》作了一种独有特色的解读。他认为,当今世界仍是“据乱世”,制定“全球伦理”要求所有人遵守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而应该复兴、弘扬与光大各种文化传统中的“本土伦理”,中国的“本土伦理”就是儒家伦理。蒋庆认为全球人类没有统一适用的伦理,但他却偏偏要为所有的中国人开出一种统一遵守的伦理,看来只有回到中国儒家本身的文化传统中才能得到有效的解释。这个传统就是儒家的群体主义观念与道德理想主义情怀。儒家“仁”的政治理想在“二人关系”上的扩展就是群体主义的政治治理逻辑,通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形形色色的“二人关系”形成不同的群体,以群体统辖的方式最终实现“天下归仁”的崇高理想。在这种政治理想与治理逻辑之中,脱离了群体或者具体的“二人关系”的个人是毫不重要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人的资格。所以儒家传统才孜孜不倦地张扬“做人”的显要意义,一个人要取得人的资格就必须在群体或者具体的“二人关系”中努力,即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这些名分中各得其所,否则就有可能丧失人的资格而遭受群体的排斥与打压。蒋庆坚决捍卫这种传统,所以他不仅排斥西方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民主政治,而且也毅然反对西方的权利思想,认为我们必须坚持儒家“义务本位的群己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群己人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他看来,如果人人都在“仁爱”的感召下,都以一种克己待人的义务要求尽到自己的名分,以仁爱人,以义正我,整个社会即成一义务社会,权利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作用了。

    这种唱高调的态度往往能获得某些道德赞许,然而,细究起来却发现其中明显存在一些谬误。首先,蒋庆赞同儒家认识人性的态度,即现实中人性是恶的,既然如此,恶的人性又如何在现实中达成“仁爱”,并以此“仁爱”来推行“义务本位的群己观”?蒋庆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把理想世界直接压缩到了现实世界这个平面上。其次,即使“仁爱”可能,爱也不是消除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天然屏障,爱不是万能的,更不是绝对的,爱本身就是需要加以反思的,没有反思的爱可能沦为一种潜意识的专制。最后,蒋庆所言的这些义务的相互性,往往是与那些名分相关的,但是那些名分又是如何界定的呢?那些名分本身需不需要加以反思?蒋庆通过群体主义将这些问题统统弃而不顾,将理想直接拽扯到现实中来展开他的制度设计,试图消除个人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以一种无形的群体主义与唱高调的姿态消解了现实中的社会冲突与矛盾。

    读完蒋庆的《政治儒学》,笔者感到非常疑惑的是,这么饱满热情地鼓吹“人”的价值与意义的政治儒学,却始终发现不了“人”到底在哪里。在蒋庆的学说里,“人”其实被消解在群体的汪洋大海之中,被规训在道德理想的箴律之下,被捆死在传统文化已经逝去的阴影里。事实上,人之所以重要,道德之所以可贵,并不在于性的善恶,而在于意志的自由。惟有个人意志的自由,才使得我们成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也惟有个人意志的自由,才使得我们的道德难能可贵。没有个人的意志自由,道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性恶的人作恶以及性善的人行善,就如老虎与兔子的本能行为一样,是不会遭受道德意义的评价的。只有存在着个人意志的自由,才显得人类在既能行善又能作恶的选择下从事道德行为的可贵。通过扼杀个人意志的自由,最终不仅不会得到王道政治的崇高理想,而且也彻底根除了道德赖以生长的土壤。中国近代以来所遭遇的坎坷命途,正是跟这种情况息息相关。在蒋庆的著作里,个人的意志自由几乎是一个“盲区”。在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政治版图日益扩大的今天,这种扼杀个人意志自由的政治儒学即使获得政治支持而成为“显学”,也注定了它的开端就是它的末路。

    蒋庆多年从学术上探讨政治儒学的真诚与执着值得尊重。然而不幸的是,他的“政治儒学”已经不限于学术研究,而是被糊成抵制现代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一面盾牌。近年来“和谐社会”观念在政治上、学术上“大放异彩”,就很能说明儒家的“中和”传统在现实政治中所发生的独特作用。毕竟已经是21世纪了,政治儒学除了为其鼓吹者提供一些张扬个人的机会,难道还会有别的用场吗?如果中国始终绕不过“圣君贤相”这种“奇理斯玛”型威权统治,那么,中国将始终无法摆脱现代化道路上的落后者身份。但愿这不是政治儒学鼓吹者的心愿。

 

 

新儒家政治理想批判

陕西理工学院经济与法学学院 向达

2008年10月

    美国总统布什在任期内经常声称,要在全世界大力推进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观,这虽然只是一种软实力的宣示,但却在中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并使儒家文化在官方的支持与默许下正式浮出水面。

     2004年9月3日至5日,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以杨振宁、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王蒙等5人名义发起,共有72位名流参加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就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并发布了《甲申文化宣言》,其主旨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大力保护和推进中国传统文化。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界发起的第三个重要的文化宣言。[2]同年,中国政府决定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力建设孔子学院,以推进汉语和汉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力图保持中国在全球化中的精神文化的“独立”。这些事件显示,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沉寂之后开始复兴。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号称“中国当代大儒”的蒋庆的命运产生了戏剧性的转机。

    1989年下半年,蒋庆在台湾的《鹅湖》杂志上发表了长达35,000字的文章“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他极力倡导政治儒学,认为在“民族危难”之际,非它不能拯救中国于危亡。同时,该文还对新左派、自由主义等思想作了近乎尖刻的批判。为此,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的马克思主义者方克立曾去信蒋庆供职单位——深圳市委党校,要求该校停止蒋庆的授课资格。斗换星移,近20年过去,中国社会和文化界出现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甲申文化宣言”、“孔子学院”及“私塾”等的“复兴”,标志着儒家文化已得到当局的支持,于是,蒋庆之“中国当代大儒”的地位便日益巩固,而方克立也从儒学的反对者一变而为支持者。

    2003年5月,蒋庆将其多年的思考集中整合在《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一书中,交由三联书店付梓。这部著作的主旨与其1989年的“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一文相同,但措辞却比前者要温婉得多。这部著作亦被看作儒家文化在中国复兴的重要界碑。 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人究竟应该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政治儒学真的能解决中华民族的精神危机吗?政治儒学能否将东亚诸国顺利地导入现代化之轨?儒学的本质何在?中西文化差异何在?凡此等等,都是蒋庆观点引发而未能真正解答的问题。

一、儒学的理论体系

    儒学是孔子在尊礼的基础上所创立的一种学术流派。原始儒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为“内圣”,一为“外王”。“内圣”主要关注心性修养,是一种出世的思维方式,因而往往以超验的形式存在;而“外王”则热衷于政治理想的追逐,存一颗积极的入世之心,故多表现为经验的形式。虽然二者不能截然分割(特别是在孔子等先秦儒家身上),但由于他们的智识视野确实是以此二问题为核心,而且这两个问题又有很大差异,所以儒家在发展过程中分立两派的线索依稀可见,后人名之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

    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封建制时期,作为显学的儒学正是在其内部两派的交织分立下演绎了中国历史的主线。二者各有特性,这是他们分别得以立身之基。但它们是不是就此绝对分立了呢?并非如此,二者之间息息相关,互为依傍。如果把政治儒学比作身躯骨架,那么心性儒学则是灵魂精髓。政治儒学是一种具有浓厚的变革气息的流派,它勇往直前,富有开拓精神,是一种乐于积极建构未来的哲学,政治儒学的这种精神,我们翻检历史便能够感受到。例如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就企图按自己的政治理念构建一个新的世界,终生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周游列国以履道,著书立说以传世,为儒家学说服务于政治以尽荜路蓝缕之功。接下来的公羊则力倡“三统三世”,充分展现了政治儒者的开拓进取精神。荀子的思想更开阔,是故其学生中不乏法家之人士,如韩非子、李斯等,这些人按法家的思想来改朝换代,不能不说是政治儒学(主要是公羊学)的改革开拓精神所致。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定于一尊,自此儒学成为中国的“官学”。降及清末丧乱,一批儒者还是怀抱政治儒学的理想,企图由此开出新的“外王”来,如刘逢禄力倡公羊,龚自珍、魏源力倡经世致用,最著名的则是康梁的戊戌变法。然而,历史没有再给政治儒学以成功的机会,此后儒学在中国一直有似飘荡在空中的文化游魂。

    无可否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儒学始终以“中国脊梁”的身份存在,具有阳刚的进取形象;与之相对,心性儒学则表现了阴柔内持之美。作为儒学体系之二维,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共存,构成完整的儒学体系。不同的是,政治儒学是一种政治学说,它需要在政治中践履,否则就无存在价值。而清末废科举,倡新学,政治儒学遂陷入生存绝境。在这种情状下,心性儒学无可避免地成了无所依傍的游魂,辛亥革命清政府垮台之后尤甚。不少饱学儒士一直努力为其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现代新儒学。新儒学的方案是:在心性儒学的基础上开出新的“外王”来(西方是科学民主),重新塑造新的政治儒学。蒋庆是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现代儒学的首要任务是从心性儒学转向政治儒学(开出新的“外王”),同时保持文化自我与儒学自性(自我特性)。由此可见,蒋庆对新儒学之批判实无多大意义,其根本在于没有跳出儒学的视野,以儒学批判儒学,二者之矛盾实为“人民内部矛盾”。

二、新儒家及其政治理想

    无疑,新儒学是相对于旧儒学而言的。何为旧儒学呢?当然是辛亥革命之前主宰中国文化精神的儒学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结束了政治儒学长期以来的权力主宰命运。权威文化的崩溃,必然会导致整体文化的混乱,于是我们看到民国时期(特别是初期)出现了类似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新儒家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寻找到自己的理论立足点而诞生的。

    当时政治动荡,道统不存,为各种新思想的涌现提供了历史舞台。在众多新思想中,有以下几种主要流派:西化论者、国粹论者及马克思主义者等。西化论者主张全盘西化,全盘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以为我用,给中华民族一个脱胎换骨的惊喜。这种文化武断主义激怒了一批守旧的卫道士,即国粹派,他们恪守祖道成法,与西化论者展开了激烈的文化搏斗。在这种阵营冲突的夹缝中,马克思主义趁虚而入。这三种文化的博弈流变,差不多主宰了中国现代的历史。我们看到,在这三种文化中,国粹派及其后代是势力最弱、处境最尴尬的一派。究其根由在于它始终没有取得正统的政治地位。西化派的代表们多为倾向于西方现代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民主、科学(“德、赛二先生”)十分向往,同时,西化论在国内也受民国政府的支持。所以,民国政府时期,西化思想一直是“望族”。而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则成了中国的政治“圣经”。只有国粹派及其后代整整飘荡了将近一个世纪,直至东亚四小龙出现“经济奇迹”后,儒学才又重新进入了公共视野。

    儒学曾对东亚的历史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东亚儒学文化圈”,其成员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等。共同的文化亦承载着相同的历史命运。自近代列强入侵东亚以来,儒学政治纷纷解体,心性儒学成为游魂,如何找到新的寄托之所并成功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成为东亚儒家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课题。日本及“四小龙”的崛起引导着一些人将此经济成功归于儒家思想所起的作用,以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成就应验了新儒家的政治理想,从此儒商经济文化大有流行之势。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化错觉,源于人们对现代化及儒学本质的肤浅认识。新儒学就是这样借“东亚经济奇迹”死而复生,近几年更是凭中国当政者对抗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之“东风吹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制度里开始获得合法的学术地位。作为一宗在乱世中诞生的学术流派,强烈的使命感一直是其文化禀赋。那么目前新儒学的使命感表现何在?它以什么作为营世救道的理论基础?

    他们的使命感首先体现在他们的儒教救国的文化鸿鹄上。儒教何以能救国呢?新儒家(特别是所谓“第二代新儒家”)试图在权威文化的夹缝中演绎自己的历史抱负。比较典型的是第二代传人牟宗三。牟宗三看到传统儒学在支撑了中国封建政治近两千年后竟归于失败,于是开始探寻其中的缺陷,这种探寻主要是通过比较的方式,即“会通中西”。通过比较后牟宗三采取了一种中庸的方式(儒家典型的思维方式),即在儒学内部(内圣)开出西方式的科学民主之“外王”来。这种方案乃万全之策,既照顾了台湾当局的政治立场,又与主流的“西化论”保持一定的协调性,同时最终又不放弃自身的原教旨立场。

    观其大端,新儒家的这种文化态度是一种畸形的态度。其一,他们的中庸文化立场其实是一种妥协的结果;其二,他们在做文化选择时,缺乏对中西文明的历史及现代化的深切考察,有悖历史与现实。因此可以说,这样的态度有点自立为王、标高于世的意味。正确的文化态度应建立在客观分析与历史实践的基础上,不能出于某种特殊的文化态度而放弃对历史实践的考察,否则所构建的也只算是一种空中楼阁式的理论,中看却不中用。下面以蒋庆的观点为例作一阐述。

三、蒋庆的政治儒学理想批判

    蒋庆本具法学教育背景,然对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情有独钟,以光复儒学为己任。他对儒学之爱情由心生,志形于行,乃穿儒家之服,吃儒家之饭,运儒家之思,更筑“阳明精舍”数间,对圣贤鸿儒行虔敬之祷,古今儒脉运深邃之思,鸿礼之心可比叔孙[3],复儒之治堪协董子,人称当代鸿儒,信哉。

    蒋庆的基本思路是将儒学分为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两大块:政治儒学以春秋公羊学为核心,是一种向前看的儒学,其开创者为孔子,发微于公羊,光大于荀子,成熟于西汉之董子,复兴于清末之刘逢禄和康有为;而心性儒学则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宋明理学之主脉,这是一种内圣的哲学,一种向后看的学问。在蒋庆看来,值此文化乱世,光复儒学以找回民族精神家园之重任,必落于具有开拓精神的政治儒学;且以史观之,似乎每到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皆是政治儒学挺身而出救我华夏;如此则当下之儒学必从心性儒学转向政治儒学,以图光复华夏之大业。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从以下四方面谈到儒学复兴的问题:

    1、如何看待“天道性理”

    何谓“天道性理”?蒋庆先生言之切切:“中国近百年来在政治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文化的重建问题,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中国近百年来不能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政治法律秩序。……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问题就不再是‘全盘西化’的问题,而是现代中国‘复古更化’的问题。……就是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化中国的政治现实,在中国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要做到这一点,非政治儒学莫属!……吾人相信政治儒学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曾完成了‘复古更化’的外王大业;在今后的岁月中,政治儒学也一定能完成中国政治文化重建的外王大业。……所以,当代新儒学走向政治儒学已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毋庸置疑。”[4]

    “天道性理”本是一个中庸的可做灵活解释的词语,但在蒋庆的文著里,此词被赋予政治儒学及礼法制度之蕴意,蒋庆将“光复儒学”与“重建中国政治秩序”之大任寄于此二者之上。他很巧妙地将“天道性理”与现代化联系起来,但在其书中并未提到他对现代化和儒家实质的定义。蒋庆对现代化之含义与儒学之实质以及两者相融合的可能性等问题的忽视,笔者实不敢苟同。若忽略这几个前提概念之解读而妄谈儒学之现代化,那就未免沦入“治标不治本”的就事论事的空谈;说得尖锐一些,从事这种概念和前提不明确的文化探讨,更像是一种“文化山头主义”建设。

    以笔者之陋见,现代化之本质乃理性,故某种程度而言,现代化也就是理性化。而作为现代化精神实质之理性的象征,就是西方法文化。法文化的成长是理性之精神发展成熟的结果,其发育成熟的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文化演化历程。在此历程中,我们看到西方的原初的自然理性是怎样艰难地演化出了属人之理性,而后属人之理性又是怎样演化成一种法的精神的。至此,三者融合一体,便形成了西方文明之总体风貌。以此观之,西方之现代精神乃其文明内核应有之义,现代化只不过是这种精神之展开与发展成熟而已。故此,现代化一词之提出便带有浓厚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意味,中国传统文化对此文化话语是无法超越的,除非我们的文明程度远远超过了对方。[5]

    以文化类型观之,西方的法文化属于一种商业文化,一种蕴涵着开拓、进取与平等精神的文化。这种说法并非以果溯因或没有根据的文化断想,而是建立在对西方历史发展作艰深之探索基础上的。[6]事实上,西方文化无论在起源、发展还是成熟诸阶段都与商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具有浓厚的开拓进取及平等意涵的商业精神充斥其文化之始终。如起源阶段,具有浓厚理性与哲学意味的古希腊文化发端于伊奥尼亚之自然哲学。伊奥尼亚在今小亚细亚一带为亚欧之通道,当时乃古希腊的殖民地。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其商业异常活跃;因商业及经济之活跃,其文化便也活跃起来,于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商业城市(如米利都等)开始产生了一批具有深邃理性精神的自然哲学家,如泰勒斯、阿拉克西曼德、阿拉克西美尼及赫拉克利特等。其发展时期即古罗马统治时期,由于扩张及商贸的需要,古希腊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很自然地转移了过去,并发展融合成一种适合于商业经济的以民法为主体的辉煌的法律文化体系,为近代之民商法奠定了基础。中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随后的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及商业贸易蓬勃发展起来,正是基于此,西方的思想家利用理性之精神为资产阶级之革命寻找理论根据。[7]

    再来看儒家文化的精神实质。按时下儒学之主流观点将儒家文化分为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二营,儒学之道合称为“内圣外王”之道。政治儒学讲求“外王”,是一种具强烈时代感与历史使命感的入世之学。其鼻祖是周公,孔子循其理而为,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故此,政治儒学的核心精神便是“礼治”,这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化及至历史的总体风貌。“礼”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体现强烈等级意味的文化精神,适合于农业社会。中国之“礼”实源自于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的宗法意识,在中国历史上显示了一以贯之的精神伟力,其根由在于中国历来是个农耕型社会,安土重迁,亲族就地繁衍,故“礼”之精神很自然地巩固着宗亲社群的内部秩序。以小变大,以至于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也演变成了“礼治”。[8]而心性儒学讲求“内圣”,关注的重点是成德成圣之道德问题,大致为一种出世的学问。不管是政治儒学还是心性儒学,都与现代的平等及商业精神格格不入。历史也证明,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一种只适合于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从文化演绎的角度看,以儒家为主体的礼文化是一种源自原始氏族社会的文化,其精神基础在于血缘之亲疏关系,自始至终都缺乏西方那种理性及平等精神,其演化缺乏成熟的自然理性过渡到成熟的属人理性直到成熟的法治理性的完整过程。儒家文化的存在呈(相对)静态乃根源于人类血缘之永恒意义及中国农耕社会的特征,要让此文化担当以工商文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民族光复之重任,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好比石头永远孵不出小鸡一样。[9]

    可以说,西方之法治文化与中国之礼治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而现代化又是源于西方的一种社会演进,故要在中国礼治文化(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开出新的“外王”来实现中国式的“儒学现代化”,几乎是缘木求鱼之举。显然,从以政治儒学及礼法制度为核心内容的所谓“天道性理”中,只能养育出传统中国农耕社会的那种政治法律秩序。或许,这样的社会就是蒋庆心中的理想天国,但当代中国可能“复古”到那个时代去吗?

    2、如何看待“东亚现代化”

    主张“复古”的蒋庆也谈论现代化。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能背离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完全走西方式或者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在近代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各国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各国的文化传统都发挥了促进与定位本国现代化的作用,使现代化向多元发展,出现了区别于西方现代化而体现本国文化传统的现代化……。就中国来看,走向现代化固然是当务之急,但确立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与厘定中国现代化的性质更是刻不容缓。中国现代化必须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或者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我们知道,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中国文化区别西方文化的最大的中国特色,故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必须以儒家文化为其基础,即必须是体现儒家文化根本精神的现代化。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精神特质与发展方向,是中国未来现代化的定性与定位。……儒家式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10]他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走本土化道路、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撑作用,是以东亚(不包含中国大陆,下同)皆属儒家文化圈但都顺利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为依据的。

    确实,东亚的地理位置及文化传统往往让人们产生错觉,仿佛东亚成功的现代化就是儒家传统文化的自然结果。中国大陆是儒家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之地,但也曾是对此传统文化批判最切之国。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再到“五四运动”,直至1949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知识界一直对传统文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与大陆相比,东亚周边地区的传统文化不是那样地根深蒂固,大致适用于岛屿文化原理[11],其文化选择上弹性很大,加之地小人少,所以可塑性也较强。然而,这些国家或地区在近代以前都因向慕中华文明,吸纳了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儒家文化。这很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东亚之现代化即是儒学之现代化,进而甚至推出中国大陆也能走儒学现代化之路。这种观点不但十分片面、盲目,也完全缺乏历史根据,只不过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自说自话、强词夺理的牵强假说罢了。拨开东亚现代化的文化迷雾,乃当下学界十分迫切之任务。

    笔者认为,在对一个特定的对象进行研究分析时,首先应辨识其前提是常态还是非常态。在常态下某个特定对象是一个自足的和谐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下,其传统之文化、制度往往能够驾驭其发展之方向,仿佛一切就是那么自然地进行着。然而,当这个平衡的系统为外来的因素所打破时,就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这时就必须要借助于外在的因素建立新的系统,否则其混乱是无法抑制的;而且,只要外在因素之作用始终存在,这种借助就必须存在。以此系统论之原理剖析东亚现代化问题就会发现,在东亚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或地区中,如韩国、日本、香港及台湾等,都经历了原有系统(包括文化系统)被打破,在恢复系统平衡过程中都借助了系统的外来因素这一过程。而且从某种程度而言,这种外来因素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东亚“四小龙”的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力量给予它们几乎是绝对性的帮助。同在朝鲜半岛,北朝鲜与南朝鲜判若两端,一个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另一个则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差异源自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一外在因素对南、北朝鲜构建新系统的过程所施加的影响不同。日本的情况也大致类似,以“西化”为特征的明治维新使日本很快就强大起来;然而,强大之后的日本一度在世界上东征西战、欺弱凌小,成为亚洲一霸;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强大影响下,开始彻底反省自我,将政治与文化上的反动、保守与落后的内容再一次剥离,于是进入了现代化的民主国家行列。二战后,国民党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回了台湾,其政治经济发展同样受到美国的深刻影响。香港的殖民时期最为长久,其政治经济制度带有宗主国英国的深刻烙印。

    儒家文化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确实发挥了独特的关键性作用吗?究竟是它们的传统文化背景适应了现代化的制度文化建设,还是其现代化的制度文化建设被“定位”到儒家传统文化的框架中,因而造就了一套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儒家传统的“现代化”制度文化?迄今为止,似乎并没有这些国家、地区的学者从实证角度提出足以服人的论据来支持后一种假说。之所以会产生东亚现代化是儒学之作用的文化错觉,很大程度上是新儒家学说倡导者们一厢情愿的自我满足需要,也与研究者对东亚现代史缺乏深入而具体的研究有关。要讨论东亚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需要具备东亚各地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功底,单从儒家学说的经典里是挖掘不出任何结论的。

    3、如何看待“现代化之人性与物性”

    蒋庆认为:“儒家文化非但不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恰恰相反,是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用中国的话来说,儒家文化能‘证成’现代化而肯定其正当价值之可欲性,又能‘贞定’中国现代化而确立其文化特质之中国性,还能‘化解’中国现代化可能出现之弊病而克服其工具理性之异化性。也就是说,儒家文化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还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确立其民族生命的大跟大本,使中国现代化符合人性与物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必须以儒家文化为其精神基础与支撑力量,中国的现代化才会有成功的希望。” [12]

    现代化之本质即理性化,理性乃现代化之核心;而理性之本质在于一种自由与平等之精神,这种精神在西方的理性发展过程中不断深化。自由与平等之精神与商业文明具有紧密之联系;而商业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文化,以交流和交换作为其使命完成之依托。交流与交换的过程十分复杂,加之人性之复杂,商业文化不能不深深而直接地触及人性,而人性之缺陷必然影响到商业行为乃至现代经济制度的特征。但是,人类不会因为商业活动中出现了令人不满意的某些结果而否定整个商业经济,也不会因此而盲目贬低现代法治和现代社会道德形成的校正作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当代社会中存在种种不当行为作理由[13],据此否定商业文化或西方的法治文化,实属浅薄。如今存在的一些违反伦理道德的现象,中国历史上也存在过,那是否证明此乃儒家文化之祸?当前,西方民主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相当关注本国及外国经济活动中的道德问题,倒是中国反而要依靠他们的帮助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表明中国社会的进步需要外来因素的推动,还是说明没有外来因素中国自身的问题能更好地自我调节?显然,对人性的研究并非只有儒家传统文化这一套思路,儒家传统文化也根本不具备研究人性和行为的具体实证手段。或许正是因为思想和手段的贫乏,蒋庆的讨论只能把问题局部处理或狭隘化,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又令其视野大大受限,其断言缺乏充分可靠的论据,经不起质辩。

四、当代新儒学何去何从的傍徨

    以上分析试图得出以下结论:蒋庆有关政治儒学的理想是不切实际的――儒学不可能在自身领域内开出“外王”来。传统的政治儒学是一种积极导向公共政治的儒学,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学已无法服务于公共政治,这种功能百余年前废科举时已经消失。这就是官方目前只在国外广开“孔子学院”以证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足以与西方文明分庭抗礼,但在国内大学里却只开办“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原因所在。当政者对新儒学的复杂态度本身颇值玩味,但那已经是儒学之外的事了。

    儒学作为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论其存废确是十分严肃的话题。当代儒学究竟该走怎样的一条路呢?笔者认为,心性儒学或许还有存在的价值,因为任何现代化都面临着物性与人性的考验,而此二者又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缺少之二柄。现代中国人是否可在此理路逻辑下妥善处理这一关系呢?比如,将以国为主体的公权目标缩小具化在特定的个体身上,将心性之儒学的成圣功夫与政治儒学之开拓精神浓缩在个体的灵魂之中,通过这种方式对现代化产生影响。即便如此,也不能说中国的儒家文化在构建现代化过程中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文化结构中缺乏理性的内核,而这恰恰是西方文化之精髓所在,所以,我们可以从别的体系中吸收理性的因子以重建中国新的文化体系,否则新的体系及平衡是不可能的事,特别是在现代化的背景下。

    现代化过程中会出现商业文化中的某些不道德现象,这是普遍而客观存在的事实,西方有基督新教作为“调节器”,而中国乃至东亚也必然会需要类似的“调节器”。在这方面,东亚国家倒是可以考虑儒学特别是心性儒学的用武之地。当我们把心性儒学的某些道德因子抽离其母体时,实质是在对它作工具理性似的应用。

    近几年来,儒商文化日兴,有些地方甚至还挂起了“儒商学院”等字样的牌子,广收学徒,传授儒业。这种学院或类似的培训机构,似乎至多只宜打孔子之牌以修儒德,不可打孔子之牌而授儒道。为了厘定儒商文化的实质,减少其迷惑性,有必要将其功能、特征准确地规范清楚,以免它引导年青学子走上畸形的发展道路。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

【注释】 `

[1]此“批判”二字非攻击,实类康德之所谓批判,蕴研究、审视、商榷之意。蒋庆先生若看见此文,请多多雅涵。
[2]第1次是1935年1月,在国民党政府支持下的由十位教授联名发起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第二次是1958年元旦,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四位教授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3]即叔孙通,乃西汉之初力倡复儒之先行者。
[4]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2003年5月第1版,第39-40页。
[5]有关现代化问题请参见拙著《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中国法律现代化之文化解读》(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四章相关内容,在此不赘述。
[6]同上。
[7]同上。
[8]同上。
[9]同上。
[10]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同上,第359-360页。
[11]此词为笔者自拟,其原理详情请参见拙著《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中国法律现代化之文化解读》第四章前部分相关内容。
[12]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同上,第377页。
[13]也许是笔者水平有限,也许是笔者的误解,也许是蒋庆先生知其理但未做深入之辩解,也许是他的观点本来就如此。

 

 

韩国的去汉字运动与民族文化的断裂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方朝晖

2008年9月5日星期五于首尔大学

儒家邮报第77期,孔子2559年暨耶稣2008107日邮发

    在首尔大学图书馆里,我惊讶地发现,一直到1979年出版的韩语著作中,汉字都比比皆是,至少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汉字。后听韩国学生说,现在韩国年龄较大的人都还认识汉字,我们在韩国问路时,如果对方听不懂,有时直接写成汉字对方就明白了。听说数十年前韩国政府还曾规定学生必须学会3000个汉字,可是如今在韩国书籍、报刊中,你几乎看不到一个汉字。虽然今天韩国教育部仍规定高中生要学会1000多个汉字,但由于汉字日渐被废弃,这类课程只是选修,越来越不受重视。由此可见,韩国人的去汉字运动只是最近数十年的事。据说去汉字运动导致韩国人从书籍到路标,有意识地逐一将汉字删除,估计前后经历了不少时间,费了不少功夫才做到(因为你想想,许多路标、公共汽车站牌本来都是用汉字书写的,现在都必须除掉重做)。在首尔大学,许多地方至今还保留用汉字标牌,如“行政大学院”、“国际关系大学院”,“奎章阁”、“冠岳舍”、“老霞”等等,还有一些汉字诗碑。

    我仔细反思韩国去汉字运动的根本原因,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今天的韩国人多半不愿意承认韩文是以汉字为基础做成的(今日韩语中仍有70%左右的成份来自汉语,只不过转化成拼音后写法不同,但读音仍与汉字相近),更不愿意承认他们的许多文化传统源自中国。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它反映了现代韩国人现代化成功和民族主义兴起后的心结。现代化可以使一个民族更加自信,于是两种现象同时出现:一方面,他们将过去几千年中韩两国的历史概括为一个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强调他们如何被欺负,对中国文化当然不会有什么好感;另一方面,在民族主义兴起的背后还有更加可怕的种族中心主义,即事事处处要寻找可证明自己民族是世界优秀民族的“证据”,凡不利于此证据的事实都一概予以否认;凡有利于此的“证据”都兴奋得不能自已。类似的现象目前在中国是否也存在呢?

    去汉字化对韩国的影响是异常深远的。大家不妨想想:韩国文化过去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在长达近千年的岁月里,朝鲜半岛并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而是作为中国的附庸一直在用汉语记录自己的历史,朝鲜人用汉语思维,尤其到明清朝鲜出现了大批杰出的儒家学者(李退溪、丁茶山等等),其地位在全世界汉学界都受到尊重,此外朝鲜还出现不少汉语书法家、诗人等等。事实上,韩国过去的文化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或发展。无论从文字、宗教、日历、节日到生活方式,都接受了中国文化。在韩国的景福宫和博物馆里,你能看到韩国古代官方文书中使用“雍正二年”、“嘉庆*年”等纪年,此外还有大量古代韩国的汉字书法和汉字诏书,诏书内容与中国古代皇帝诏书写法非常接近。去汉字化虽然满足了现代韩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但却同时导致另一个可怕的后果:现代的韩国人及其后裔将从此与他们自己的历史割裂开来,今天的韩国年轻人看其祖先的文献资料、文化经典、历史记载如同看外国书,一点也看不懂。这真有点类似中国大陆的汉字简化运动:导致现代人看不懂自己祖先的典籍,人为地割断了自己的历史。(不过相比之下,汉字简化的效应还好一些。)

    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汉字简化运动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学习西方文字,即要把汉字“拉丁化”,认为汉字要走拼音化道路,所以在汉字简化的同时发明了汉语拼音。当时的一个思路是:希望能够用汉语拼音代替方块汉字,将来我们的子孙可以不必再书写汉字,直接用英文26个字母来拼写汉语。这确实是当时汉字简化时的一个设想。只是这条道路后来没有走下去。有人说后来之所以走不下去,是因为汉字中同音字太多,其实不然。如果你学习韩语也许会发现,同音字的问题可以通过将汉语拼音适当增补来解决。比如“方”与“芳”同音,可把“方”写成fang,“芳”写在fang++,或增加其他笔画来解决。如果做成了,将来中国的报刊杂志及书籍中将只见到英文字母,见不到方块汉字,就象今天的韩国见不到汉字一样。也许你觉得这样做难度太大,其实韩国人就做到了;也许你觉得这样做太荒唐,但是当初汉字简化运动的终极目的确实与韩国人所作所为性质相同:即去汉字化,企望用另一种文字代替汉字。所以并不是只有韩国有去汉字化运动,中国也早就有了。

    总之,韩国人的去汉字化与中国的汉字简化运动都是以否定过去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为特征,其消极后果则是使一个民族的文化出现人为断裂。相比之下,日本人则没有象韩国人这样否定中国古代文化,他们不仅保留了汉字,也并没有象韩国人那样在信仰上变成了基督教国家。中国人今天虽然多不愿意回到繁体字,但是大概也没有一个人愿意象今天的韩国一样,用注音文字取代方块汉字。我想,韩国人的民族性与中国有一个巨大差异:国家小,民族性受外部环境影响深刻,所以变起来也快(这大概就是小国的命运)。这一点从韩国如今变成了基督教国家,而日本没有这一事实中看出。而今天韩国人又开始重新兴起中国热,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殊不知中文过去本来就是韩国的书面语言,是他们自己把中文丢掉的。中国人不会象韩国这样成为基督教国家,但是应当牢记这样的经验:现代化的成功可能使一个民族沉浸在高度的民族主义狂热中,夜郎自大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最优秀的种族,拒绝承认自己曾经受惠于许多其他民族特别是周边民族;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到一定程度,还可能导致不能以正确的心态看待历史和现实,甚至导致人们人为地割断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导致过去优秀文化传统的人为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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