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这期文章汇编中杨芳洲和白益民等人的文章仍然重要,有些事情必须天天说,才能引起人们注意,到今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估计可达1.7万亿美元,目前从各个渠道涌进中国的外汇每月都在几百上千亿美元,2007年一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估计将增加6000亿美元,中国正陷入一个外汇泛滥的货币陷阱。但杨芳洲先生却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岌岌可危,为什么这么说?他分析得也有道理,即大量的海外投资有可能造成外储损失。但对中国来说,真正危险的是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的原因,除了大量的贸易顺差,还有大量的国内资产海外出售和上市,中国每天都在出卖本国资产,赚回大量的外汇如果不能及时花出去,攒在手里就可能被美元的日益贬值化为乌有。所以,中国今天要想方设法阻击外汇。一要减少外汇顺差,二要减少外国投资,三要停止贱卖企业股权,四要狙击地下外汇涌入中国。否则,中国终会陷入汹涌的货币海洋中,落得个只剩下一堆贬值的美钞。]

中国如何走出货币陷阱

----岌岌可危的外汇储备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2007年10月18日

目录

杨芳洲: 岌岌可危的重要经济实力----外汇储备

马建明: 失衡的经济发展结构以及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是当前我国单位GDP高能源、高资源消耗的根本原因

白益民 袁璐: 东芝在华电全面“触电”

袁璐 白益民: 谁在觊觎“核按钮”?

何必: 将有越来越多的大学教职工被法办

王鑫海: 帮养中国超生儿童德国总理住不起豪华套间

卢麒元: 伤于财政 毁于金融 

田忠国: 一位基层司法所所长眼中的民主与社会治理

夏小林: 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兼评萨缪尔森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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岌岌可危的重要经济实力―外汇储备

----“接轨”“创新”已使我国金融安全危若累卵(三)

杨芳洲

2007年10月16日

    外汇储备――作为世界一般财富,是国家的国际支付能力,及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币对应的重要财富内容。由于其世界范围的流动性,只有外汇,才会成为财富大量流失到国外的主要形式。
外汇储备的损失不仅因损失了人民币对应的财富内容而产生通胀因素,而且损失世界一般财富又造成人民币与其比值形式上的贬损――即人民币汇率的跌落;由于外汇与国内商品也存在(间接的)等价关系,人民币价值形式上的贬损又将引起其对应的财富内容更进一步流失(即再被外币持有者廉价买走大量国内优质商品和企业)。

    所以流失外汇财富比丧失其它形式的财富更容易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并由金融危机发展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一般都是因外汇出了问题而引发,如:拉美、俄罗斯、东南亚等。外汇问题搞不好就会造成一个民族的大失血,甚至经济实力彻底崩溃。

    因此,外汇安全,应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问题。目前我外汇储备虽已超一万四千亿美元,但真正属于我们自己(可随意动用)的财富不过是五千多亿美元账面累计贸易顺差,其余的八千多亿美元不是外债就是外资(超过我对外债权和对外投资的余额部分),而外资中境外投机热钱则又占至少一半。一旦放弃外汇管制,当投机热钱卷着丰厚的盈利一起撤离时(或是由于类似美国次按危机,或是国际金融资本恶意冲击,或是二者结合在一起),超过3000亿美元的境外投机热钱将至少卷走5000亿美元(包括至少2000亿美元投机获利),正在我股市投机牟利的贪腐非法收入也将跟随外资一并逃出,从而还要再流失至少一两千亿美元。这样,一场较大的跨境金融风波就足以卷走我外汇储备六、七千亿美元。

    加之2003―2006年,我外汇储备中有上千亿美元买了现已是坏账的美国次按债券而被套牢在华尔街,很难全身而退[注1]。(这1000亿美元只是帐面上还存在于1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此外,外汇投资公司不顾我投资美国次按的惨痛教训,仍醉心于已败絮其外的 “金融组合投资”,为给华尔街救火至少又将再搭进去1000多亿美元[注2]。

    这样,外汇管制取消后将被一场金融动荡卷走的六、七千亿美元,加上已经陷进去的1000亿和即将再搭进去的1000多亿美元,我们一万四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很快就将减少八、九千亿美元而只剩五、六千亿美元。或许还可勉强维持偿付外债及进口等国际支付的需要,但却再经不起任何(哪怕是不大的)金融风波。减少的八、九千亿美元减去三千亿境外热钱本金,我净损失五、六千亿美元外汇财富,亏光我全部累积外贸顺差。从而实现美国人将我外汇储备――悬于其头上的一柄利剑彻底消灭的愿望。

    再有这两年外资又对我银行金融业大量廉价参股,及对我各行业大规模兼并控制,使我蒙受巨大损失。(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统计:仅因外资贱买我银行金融业而造成的财富流失过去一年就高达1.7万亿人民币[注3]。若再加上众多非金融行业流失的财富,以及金融和非金融业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更大规模的财富浩劫[注4],每年流失的外汇财富必超过外贸出超。)我这些被他人兼并的资本连同其获利又将形成一条外汇财富持续流失的洪流,使我再无法维持偿付外债及进口等国际支付需要。惨烈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将因此而成为必然性。

    又由于过去十几年来我国已有数千亿美元的非法收入转移境外,加之因10年(1993-2002年)经济紧缩而造成约四万亿人民币的损失,这两个财富黑洞加在一起也有六、七万亿人民币之巨。因此,届时因人民币汇率大跌而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及银行挤兑风潮将更加猛烈。

    外汇安全无疑因我特殊国情而具有比一般国家更大得多的战略安全价值。

    外汇管制取消后必因较大的跨境金融风波卷走我六、七千亿美元,将造成财富短期大量流失的至危急症。而我被兼并的产业,则形成财富长期失血的洪流。对此两种严重危险应如前文所说,尽快采取措施:

     1.外汇管制政策无论如何不能取消。股指期货无论如何不能推出。外汇掉期业务应将“合同需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备案”的条款改变为“合同需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以卡掉与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无关的投机换汇和掉期需求。不给国际金融资本制造金融风波对我进行洗劫的机会。

    2.立即制止金融及其它行业单方面过度开放的趋势,阻止外资对我各行业进一步的兼并浪潮。尤其是得到发改委、央行、商务部等管理部门鼓励的以我外汇储备、银行资金、保险金、养老金等资助外商对我企业的恶劣兼并。(自卖自身还要自己掏钱,至蠢至贱!旷古未有!)

    根据维护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的原则,及《服务贸易总协定》有关文件中所认同的金融业审慎原则,以及开放的对等互利原则,完善利用反垄断法等法规,收回我已开放过度而不对我同等开放的国家之外资企业所占有的我股权权益。

    除以上两种严重的外汇财富流失危险,我目前还面临第三种更直接的外汇财富浩劫!即:错误的外汇储备管理经营方针-- 既可造成短期大量财富流失,又可形成财富长期失血。(如外汇投资公司尚未挂牌就急着造光2000亿美元全部家当,如今挂牌后又不知将以何等速度和规模进行此类金融“创新”产品投资?)

    长期以来,因我外汇储备主要用于买美国国债,造成其严重的安全问题,不仅使其具有当中美关系破裂时遭美政府冻结的风险,而且使其因美元贬值而不断缩水。我还因此而丧失了以低成本建立大规模紧缺的黄金、石油等储备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并产生出进出口严重失衡而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通胀因素。因此才会有全社会要求改变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的广泛呼声。

    而掌控国家如此巨额财富的精英大员们却故意混淆外汇储备的财富内容与外汇形式的区别,把应改变的财富形式偷换成不惜损失财富内容,将我外汇财富当作多余的无用物,甚至当作(引起通货膨胀的)“祸水”“血瘤”而弃给他人。

    目前外汇投资公司的经营不是买美国股票就是买美国金融垃圾,仍是美元资产。不仅持有美国国债所具有的贬值及有可能被冻结的双重风险依然存在,而且还大大增加了持有美国国债所没有的破产和坏账风险。甚至美国次按危机爆发造成我外汇投资巨大损失后仍不吸取教训,继续坚持其境外“金融组合产品”的投资方向。

    外汇投资公司不仅以此比购买美国国债更糟糕的“创新”方式破坏性运作巨额外汇储备,而且将我外汇储备交给他人运作,使我巨额财力可用来严重损害我之国家利益。(如欲将我上千亿美元外汇储备外包给国外金融机构[注5],无法避免被其用于损害我国家利益以谋其私利;又如以无投票权的方式入股美国黑石,助其兼并我龙头国企,剥夺我经济自主权。)

    因此,必须立即改变错误的外汇储备经营方针。否则,即使我们不开放外汇管制等而避免了国际投机资本对我的金融洗劫,我们仍难以避免大量流失外汇财富(及这些巨额财富被外国势力用来严重损害我国家利益)而导致经济崩溃。

    国家外汇储备经营的基本原则应是:确保安全性,兼顾盈利性、流动性、以及满足战略资源储备的需要。这个安全性不仅是指外汇资金本身的安全性,而且包括其管理经营对国家经济、军事、政治诸方面战略安全利益的影响。

    关于外汇储备的具体投资方向:

    1.因供应量有限的黄金必然要取代具有长期贬值趋势的美元而重回世界货币宝座,升值空间十分巨大。又由于其它大宗战略资源如: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因其紧缺会不时排挤、替代货币(包括世界货币)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因此,对黄金、石油等重要战略物资的储备既是所需资源的必要储备,也是国家经济实力(及世界财富)的一般价值物储备,是战略储备的保值增值。

    在当今国际游资(尤其是美元)充斥全球,资源产品供不应求,而美元资产供大于求的大环境下,我们外汇储备的经营方针应该是:顺大势而为,增加必然长期看涨的黄金、石油等紧缺战略资源储备,减少长期趋势必然看跌的美元资产。若仅利用现货市场,则我大量交易对期货市场所产生的(资源产品)利多逼空和(美元资产)利空逼多两方面重大利益则完全与我无缘而只为期货、期权投机者做了嫁衣裳。况且期货市场还有交易量大,方便,易于隐蔽的特点。因此,外汇经营应充分利用期货、期权的利益和方便,结合现货交易进行。

    对资源型产品只应作多,在仓单盈利较大时可平仓,接现货与多头平仓相结合,既增加战略资源储备又盈利。但决不能作空,否则将如前年期铜一样被逼空。而对美元资产,却只能作空不能作多,(美国债券和股票都属美元资产,)所持空头仓单盈利时可平一部分仓,但决不能开仓作多。目的是逐渐减少美国债券、股票等美元资产,并在此过程中盈利。而楼继伟等以美国金融“创新”的衍生产品为主的投资方针完全是逆大势而为,犯了商家大忌,必导致严重亏损。

    2.积极将外汇储备用于符合国家利益及基本经营原则之其它用途。如社科院经济所左大培研究员建议:与其将外汇储备投给黑石等助其买我骨干国企,不如我们自己买回我重要战略行业企业中已过多的外资股份。又如进口必要的武器及有利于我自主创新的技术装备等。

    其它应把握的原则:除上述经营原则和方针外,还有其它一些必须把握的原则:1.应坚持安全第一原则,禁止将外汇储备从事高风险投资。如:对收购和参股境外企业,只应以资源型企业为主要目标,目的是获得稳定的战略资源供应。即便如此也应充分权衡利益与风险。对境外金融机构的参股应根据金融投资的审慎原则,由国家安全机构会同有关部门严格评估其风险和利益。这些年来,我国企业对外国公司的收购,其成功率则不足5%。因此决不能用我们的外汇储备去作无把握冒险。

    2. 由于对外汇储备这些国之血本的管理经营关乎我最重要之战略利益,也因此需体现此国家根本利益之国家意志能具体落实到其实际运作中。因此决不能将其交给不谋(甚至损害)我国家利益而谋其私利之外国人或机构去运作。

    必须有与外汇经营原则和方针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保障

    由于对外汇储备这些国之血本的经营管理关乎我最重要战略利益,因此需体现此国家利益之国家意志能具体落实到其实际运作中。这首先需要管理运作外汇储备的机构应直接受国家最高领导指挥,并受对国家安全负重大责任之部门监督,评估其运作对国家安全及战略利益的影响。须确保外汇经营管理机构领导骨干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不能是以全球化和外国(及与之勾结的买办)利益为其职责的官僚买办。总之,必须首先从制度、机构、及人员组成上确保我外汇储备是为我们自己的战略利益需要而使用,而不能是为他人的利益需要而使用。

    由于国家外汇储备的经营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利益,因此应是国家最高机密。再者,为避免我巨大的市场影响力造成我自抬买价,自杀卖价,其具体运作方式也应隐蔽秘密,如成思危副委员长所说“外汇储备应分散投资”。因此其组织形式也必须与其分散隐蔽机密的运作方式相适应。

    (由于汇投公司对国家巨额外汇的投资使用反映出其既无正确的经营原则和方针,也没有与正确的经营方针和运作方式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保障及其严格的内部规章和纪律,因此目前该机构尚不具备经营外汇储备的基本条件。)

注释:

注1:“在火烧眉毛的时候, 满头大汗的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于7月13日从消防第一线赶到北京。……部长先生先是大夸中国朋友够意思, 从2003年到2006年短短3年的时间,中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MBS债券总额就由不足30亿美元狂涨了30多倍,到现在拥有了1070亿美元,中国投资者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持有的美国按揭抵押债券都多。”由于这些垃圾资产的买入价是华尔街以其内部公式 “推算”的“进入价”而非真正市场价,一旦上市拍卖,“这些泡沫资产的实际价格非但不是财务报表公布的120%或150%, 而很可能是50%甚至30%。”―― 见宋鸿兵《外汇投资公司:当心美国“资产毒垃圾”》。

注2:外汇投资公司 “将于近期推出超过1000亿美元的金融组合投资,据悉,这些投资中的绝大部分将通过选秀的方式外包给机构投资者。” ――见2007年07月21日《经济观察报》记者李利明文章《外汇投资公司方向初定 以保值为首要目的》。

注3:――见张宏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注4:“面对惊人的财富浩劫,国家商务部的官员宣布,目前外资收购中国资产的规模还很小,要继续扩大规模;中央银行发表专文宣布,要“坚定不移地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商务部是管商品的,中央银行是管货币的,他们两家如此表态,国人还有什么指望!” ――见张宏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注5:同注2。

 

发件人:"jmma" <jmma@infomail.mlr.gov.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8 09:28:2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失衡的经济发展结构以及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当前我国单位GDP高能源、高资源消耗的根本原因(修改) 

失衡的经济发展结构以及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是当前我国单位GDP高能源、高资源消耗的根本原因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马建明

2007年10月18日

    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工业化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急剧增长,矿产资源的供需形势日益严峻,国际市场能源与重要原材料的价格全面大幅上涨,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与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环境容量小,生态脆弱的基本国情尖锐对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成为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协调发展的突出矛盾。

    据中国科学院《2006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报告选取一次能源、淡水、水泥、钢材和常用有色金属的消耗量来计算节约系数,对世界5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进行了排序,结果表明丹麦是资源绩效最好的国家,中国仅排在第54位,属于资源绩效最差的国家之列。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降低我国单位GDP能源、资源消耗,节能降耗,缓解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单位GDP能源资源消耗,或者是单位能源资源消耗所创造的GDP,这两个指标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它们所隐含的信息却是不一样的,单位GDP的能源资源消耗指标隐含的信息是所创造的GDP合理的,而所消耗的能源资源是不合理的,所消耗的能源资源太高;单位能源资源消耗所创造的GDP指标隐含的信息是所消耗的能源资源是合理的,而所创造的GDP是不合理的,所创造的GDP太低。我国所消耗的能源资源与我国所创造的GDP,那一个是合理的?还是两者都不合理?当前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资源消耗太高,或者说,我国单位能源资源消耗创造的GDP太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学者秦晖先生有一句关于教育体制讨论的“名言”——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这句话套用在当前我国能源、资源消耗问题上面,同样可以成立——“我国能源、资源消耗有问题,但不是‘能源、资源消耗问题’”;更确切的说,“能源、资源消耗有问题,但不只是‘能源、资源消耗问题’”。

1. 生产要素不协调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土地(资源环境)、资本、技术和管理五项要素。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木桶定律”,木桶的实际容量,不是取决于桶壁上最长的那个条板,而是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个条板,那些高出最短条板的部分是无效部分。同样的道理,在经济发展中,木桶的各个条板就相当于各生产要素,木桶的实际容量就相当于经济发展的成果(GDP)。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劳动、技术这两个生产要素――木桶的这两个板条太短,而土地(能源资源消耗与环境)与资本这两个生产要素――木桶的这两个板条太长,劳动、土地(资源环境)、资本、技术和管理各生产要素的不协调发展严重拖累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木桶的实际容量。

从经济学上讲,各生产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我国长期以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和高能源、高资源消耗替代了对技术的投入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粗放型的以高能源、高资源消耗、低劳动力成本、低环境保护为主,而不是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换取生产效率的增长方式是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土地(资源与环境)、资本、技术和管理各生产要素的不协调发展是我国难以摆脱资源利用方式粗放的重要原因。

研究数据表明,劳动收入在我国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从1978年到1983年,劳动所得比重从42.1%上升到56.5%,之后从1983年到2005年持续下降,2005年的比重为37%,比1983年下降了19.5%个百分点。同期内资本收入在国民经济分配中比重是持续大幅上升。1978年,以经营盈余和折旧资本所得及生产税净额为代表的资本收入,在GDP的比例为57.9%,2005年上升到63.3%,加上其它因素,资本收入比重实际上升了大约20个百分点。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7年之中,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劳动收入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据国务院近日发布《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两亿民工的月薪集中在三百至八百元人民币之间。劳动收入工资的增长与经济发展GDP的增长呈现巨大的反差。

2006年我国主要矿产品煤炭、石油、铁、铜、铝的消费量分别为23.7亿吨、3.20亿吨、4.04亿吨(生铁)、361万吨(精炼铜)、865万吨(精炼铝),分别占世界消费量的比重为38.6%、9.0%、46.6%、21.1%和25.4%,近十多年来,我国能源、资源的消耗以及占世界消费的比重持续的急剧的增长。

一方面,我国劳动收入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另一方面,资本收入所占比重持续增长,能源、资源的消耗持续的急剧的增长,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没有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是我国生产要素的不协调发展主要表现,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之一。

将劳动力便宜作为一种发展经济的优势是一种可悲的发展观,这样一种发展观与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完全是背道而驰,这样一种发展观所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而不是劳动的利益,将劳动力便宜作为一种发展经济的优势实际上是把劳动力当做了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这样一种发展观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完全是背道而驰,这样一种发展观最终结果是误国误民,已经走到了尽头。

2. 投资、消费、出口不协调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民经济GDP的增长速度,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国民经济GDP年平均增长速度9.1%,而同期我国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5.4%。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国内消费一直没有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投资、消费、出口的不协调发展制约着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协调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结构的重要特征就是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投资、出口和消费的比例失衡。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稳定的经济增长要求这三架马车形成协调的比例关系,其中消费需求的增长是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从发达大国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可以看出,它们往往比小国更少地依赖外资外贸,而是更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和国内贸易来支撑经济的增长。这一点能够根据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得到证明。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美国的外贸依存度在1978年是14.0%,到20世纪80至90年代基本上维持在15%~18%的水平,2005年为21.0%;而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其外贸依存度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约为21%~26%,到了80年代中期则下降到20%以下,2005年为24.0%。2005年印度外贸依存度约为27.2%,巴西约为20.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呈直线上升,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17607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66.0%,远远高于其他大国包括发展中大国的水平,说明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相当大,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

2007年1~9月我国进出口总额为15708亿美元,同比增长23.5%,外贸顺差1856亿美元,预计全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将超过2万亿美元,外贸顺差达到2475亿美元。我国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还将进一步上升,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的趋势还将继续。

国内生产的商品在国内交换,无论GDP的高低,对国人来说,财富是不损失的,用老百姓通俗的话说,就是肉烂在锅里;但是,对对外贸易来说,GDP的高低却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对当前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外贸顺差大幅增长,已经成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远远高于其他大国包括发展中大国的水平,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我国单位GDP高能源、高资源消耗,或者说我国单位能源资源消耗所创造的GDP太低的背后意味着在对外贸易中巨大的财富流失。

目前我国已经成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对外贸易对我国单位GDP高能源、高资源消耗,或者说我国单位能源资源消耗所创造的GDP太低具有决定性影响。当前我国单位GDP高能源、高资源消耗,或者说我国单位能源资源消耗所创造的GDP太低的矛盾与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3. 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地走上了一条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大量吸引外资、促进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的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道路。多年来我国一直奉行以所谓低成本“比较优势”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其突出表现在我国对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政策的不平等待遇,表现在我国对内资政策和外资政策的不平等待遇,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等,这样一种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当前我国持续的急剧的能源资源消耗增长,对我国单位GDP能源资源消耗太高,或者说,我国单位能源资源消耗创造的GDP太低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出口贸易中,我国出口产品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来自我国廉价的物质资源、劳动力资源、来自能源消耗资源消耗持续的急剧的增长、隐含着巨大的生态环境成本、来自人民币币值的低估、来自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我国外贸出口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低工资、低土地成本以及对环境保护的缺位,这种粗放式的增长,消耗了大量资源、能源,增加了环境压力。造成目前我国单位GDP高能源、高资源消耗、或者说我国单位能源资源消耗所创造的GDP太低的根本原因并非能源消耗资源消耗问题,而是我国奉行多年的,以所谓低成本“比较优势”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在这样一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创汇思维”和“顺差追求”成为一种发展定式。历史地看,创汇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初之所以实行“创汇”战略,主要是因为我国外汇短缺,没有能力进口国家急需的技术和战略资源。因此,为了满足外汇需求,我国不遗余力地实施“创汇”战略。这些年里,给出口企业免税政策,实施出口补贴出口退税政策,实施种种优惠政策,甚至把创汇当做地方政府的政绩。实际上,这都是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外汇而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的实质是牺牲本国劳动者的福利、对外贸易中巨大的财富外流、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成本。在外汇短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创汇是一种迫不得已而进行的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创汇实际上是一种赔本的买卖。在这样一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我国经济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且面临着越来越高昂的发展成本。

不断猛增的对外贸易、不断猛增的外汇储备、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汇率成为热点问题,过度吸收FDI,不计成本违背经济规律的招商引资,大量热钱的流入,持续的急剧的能源资源消耗增长、主要国家中最差的资源绩效、单位GDP高能源、高资源消耗,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很大部分来自外部世界,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越来越高的发展成本已经为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敲响了警钟,当前我国单位GDP高能源、高资源消耗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所付出的代价,当前的通货膨胀同样也是这样一种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所付出的代价,我国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走入困境。

我国单位GDP高能源、高资源消耗、或者说我国单位能源资源消耗所创造的GDP太低的根本原因是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之间不协调发展,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积累的结果,是我国走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结果,是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出现困境的结果,用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的话我国“出口只赢得顺差,而没有赢得利润”,我国进口在人民币汇率和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大幅涨价的双重影响下,进口的成本则大幅上升。

在这样一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资源消耗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单位GDP高能源、高资源消耗、或者说我国单位能源资源消耗所创造的GDP太低就成为一种必然,我国单位GDP高能源、高资源消耗、或者说我国单位能源资源消耗所创造的GDP太低就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矛盾之一。

说到底,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突出的能源、资源、环境问题缘自失衡的经济发展结构,而失衡的经济发展结构又缘自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突出的能源、资源、环境问题只不过是我国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上的一个因素罢了,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由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所引发的突出矛盾又何止只是能源、资源、环境问题,这些突出的矛盾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就是这些突出的矛盾都缘自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些突出的矛盾同样都是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上的因素。

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战略是行之有效的,但是这样一种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阶段性。当前中国所实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内外阻力,付出越来越高昂的发展成本。中国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必须解决投资、消费和出口协调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必须解决生产要素之间协调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必须改变当前以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把经济发展的增长动力由国外转移到国内,建立以内需主导为本、外需出口为辅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发展经济不能依赖出口,出口只是手段,进口才是目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根本。因此,不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不改变这样一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而仅仅从能源、资源、环境的角度去解决能源、资源、环境问题,孤立地看待能源、资源、环境问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突出的能源、资源、环境矛盾。

 

发件人:"tou_yl" <tou_yl@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baiyimin@sina.com>发送时间:2007-10-18 11:29:1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谁在觊觎“核按钮”?、东芝在华电全面“触电” 

东芝在华电全面“触电”

白益民 袁璐

    电能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命脉,技术革新技术引进很重要,但是自主创新更为重要,如果国家的重大能源建设项目掌握在外资手里,是否会对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隐患?是否会消弱自主创新的能力和中国企业的发展空间?这些都是值得思索的。同时如何培养自己的产业力量,更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日本在电力产业的发展也是从弱小到强大,日本的产业培养方式值得我国借鉴,单枪匹马发展产业已经不存在可能性,日本财团统合资源的能力也值得我们学习。

    2007年7月24日,中国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与美国西屋联合体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第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合同。合同的签订标志着中国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从商务谈判阶段转到项目建设和技术转让实施阶段。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核电自主化领导小组组长曾培炎出席签字仪式,并会见了日本东芝株式会社副社长兼西屋公司股东董事会董事长庭野征夫、美国西屋电气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史睿智。

    回溯到2006年10月17日,我们可以看到:以日本财团为主力阵容出资54亿美元收购了核电鼻祖西屋电气公司,其中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出资41.58亿美元。目前东芝公司拥有西屋电气77%的股份,美国绍尔集团(Shaw Group)投资10.8亿美元获得西屋电气20%股权,而三井财团的另一企业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则以1.62亿美元获得了3%的股权。换句话说,中国实际上是从日本东芝公司购买了核电设备。

    东芝在核电市场上的举措,让人们彻底改变了她是一家电子企业的传统观念。事实上,据《三井帝国启示录》一书中透露,东芝公司的全名是“东京芝浦电气公司”,她的产业链条纵横交错,小到一台电视,大到一家电梯厂、电力设备制造,包罗万象,是名副其实的“综合商社式的制造业企业”。

    就能源项目而言,东芝不仅仅做核电,火力水力发电、输变电、配电等方面无所不包。在中国,东芝在能源产业的经营规模远远胜过人们所熟知电子信息产业。东芝(中国)公司在电力设备、发电站方面与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有很多合作,并期望在相关技术的转让、在发电站设备的选用、在合作设计等各个方面在中国市场取得更大进展。

从“三峡”到“2008奥运会”

    中国在“十一五”期间预计电网总投资将达到12000亿元,年均电网投资额将比“十五”期间年均投资额增长90%以上。此外,三峡特大水电站发电、北京申奥成功所需的大规模城市电网改造、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电气化铁道改造等重点项目,都有效地启动了配电网建设。特别是近年来核电、火电、水电建设突飞猛进的拉动,电能行业整体保持了快速发展的态势。

    面对中国市场的广阔前景,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凭借10多年在华经营的夯实基础,正全面抢占着行业制高点。现代社会一时一刻都不能缺少电力。东芝在发电机的生产方面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取得了众多发电厂家的信任。现在东芝正把眼光放在中国市场,争取在发电业务上,实现快速增长。

    东芝(中国)平田信正总裁2006年3月在接受《经济》杂志记者专访时介绍说:“东芝着重从火力发电、水力发电、核电、输变电和配电五个方面参与中国电力的建设与发展。除了提供相关的成套设备,东芝还建立了多家独资、合资公司,生产工业用各种大型变压器、空气隔离开关、数字式继电保护器、避雷器、开关柜、UPS等,向不断扩大的中国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浙江北仑港发电厂是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共有5台600MW汽轮发电机组。其中一期的二号机为法国ALSTHOM生产,其余均为日本东芝公司生产。早在1988年1月5日,北仑港发电厂一期工程开工,该项目就是引进东芝的成套设备和技术,赵紫阳等中央和地方领导参加了开工典礼。电厂总装机容量为240万千瓦,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总投资约为20亿美元,工程包括两台单机容量为60万千瓦的燃煤火力发电机组。

    江苏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公司(简称:常州东芝)是由东芝、三井物产(综合商社)、江苏省常州变压器厂共同出资于1995年8月1日成立的专门生产超高压大容量的变压器的专业工厂。常州东芝自1997年5月正式开业以来,每年发展增速不低于20%,至2006年底,已经实现年产超大型电力变压器近120台,年销售收入14亿元人民币。2000年到2001年,常州东芝先后3次向澳大利亚出口大型电力变压器,开启了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大型变压器的先河。

    2001年9月,常州东芝在向三峡输变电工程提供了中国国内招标采购的同类型最大规模变压器-1000MVA/500kV主变压器,当时国家电力公司电网建设分公司、国家电力公司发输电运行部、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浙江省电力公司等公司的领导悉数参加。2003年5月,常州东芝又生产了370吨的特大型变压器,是当时为止中国变压器制造业开发生产成功的最高电压等级、最大容量的电力变压器。2004年,由常州东芝承接、常州变压器厂参与制造的7台110KV电压等级的气体变压器是北京启动的第一批奥运会电力项目之一。

    位于河南省的平高东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2000年9月投产,总投资2100万美元,到2005年底,产值达到了6.9亿元,实现利润8400万元。北京奥运会需要扩建体育场馆及相关设施,用电负荷急剧增加,需建设几座大型变电站。2005年下半年,北京奥组委及国家电网公司决定面向全国招标,并对投标者提出相当苛刻的条件。平高东芝一举中标,拿下了城北变电站复合电器的大订单,合同额为1亿多元。

    2006年4月3日,满载产品的车队从河南平高东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驶出,产品包装箱上写着“北京城北变550KV”的字样。据该公司日籍总经理村山康文介绍,这是运往北京的复合式组合电器,属北京城北变电站的核心部件。该变电站是一座550千伏的高等级变电站,担负着为2008年奥运会的部分体育场馆及相关场地供电的任务。

    为了充分开发中国的水电市场,东芝于2005年1月在杭州成立专门的水电公司-东芝水电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2500万美元,其中东芝集团出资80%,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出资20%。公司建立不久,就在2005年6月拿到了云南大盈江水电站的4组17.5万千瓦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制造合同。大盈江水电站(四级)位于云南省盈江县境内的大盈江干流上,计划2007年11月首台机组发电。

    东芝水电设备公司猪俣范一总经理说∶“东芝在水力发电领域有着110余年的历史,有最新的技术和研发能力,向世界各地的用户输送过大量的发电产品。特别在抽水蓄能机组方面,以大容量、高落差、高转速的技术开发领先于市场。”东芝参与的西龙池抽水发电站项目,作为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日元贷款工程,是为调解用电高峰期的负荷量而筹建的,建成后将有助于稳定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的电力供应,特别是1号机的完工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目标。

    2007年6月5日~7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主办的2007国际电力电工展(EP-Shanghai)在上海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在东芝(中国)公司的统一组织下,东芝水电、东芝常州变压器有限公司、东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东芝避雷器有限公司等东芝在华能源企业悉数加了本次展会。东芝以整合的实力经营着中国能源市场。

东芝背后的综合商社

    日本财团进入海外遵循一条规律,综合商社作为产业组织者始终是开路先锋。以三井物产为首的综合商社在东芝争夺商权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综合商社的全力扶助,就不会有今日的东芝。

    东芝和三井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30年前东芝成立之初,田中制作所是1875年设立的专门制造电机、通讯机械的个人企业。1893年由于经济危机,经营发生困难而被三井财团收买,改为芝浦制作所。而同样属于三井财团的东京电气公司的前身是1890年设立的白热舍合资公司。1939年,东京电气公司与芝浦制作所合并成为东京芝浦电气公司(简称:东芝)后,整个公司拥有8700万日元资金,成为当时日本的唯一综合性的电机厂商。

    二战以后,日本财阀被解散,东芝公司也随之脱离三井财团独立发展,但是举步维艰。二十世纪世纪50、60年,面对加入关贸总协定(今WTO)后的外来竞争,日本财团重新联合,东芝公司加入了财团的总经理会“二木会”。至此,东芝又回到三井财团体系。2005年爱知世博会期间,东芝和三井物产联合参展推出了独具特色的三井·东芝馆,是唯一由两家企业联合参展的企业馆,由此可见东芝与三井物产关系的密切程度。

     1996年6月,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开始设备采购的招投标。东芝、三井物产联合伊藤忠商事、三菱商事、日立、三菱重工组成三峡“日本水轮机联合体”的庞大团队参与水轮机项目的投标。其后东芝、三井物产、日立、三菱电气、伊藤忠、三菱商事、住友商事又组成“三峡日本发电机联合体”参与发电机组的投标。由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局势等原因日本财团的超级“国家队”并没有如愿以偿获得大量订单,东芝也只获得了变压器方面的订单。

    总投资额为2999万美元,成立于1997年5月的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公司,是由东芝、三井物产和常州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合作企业,其中,日本东芝占56%的股份,常州变压器厂占39%的股份,日本三井物产占5%的股份。这是我国第一家开发生产500KV电压等级电力变压器的外商投资企业,也是日本东芝公司最大的海外变压器生产基地,为三峡输变电工程提供变压设备。

东芝在陕西省的韩城火电站项目,也是在三井物产(综合商社)牵线搭桥下做成的。2001年6月19日韩城第二发电厂机组(2×60万千瓦)的合同在北京签字。三井物产、东芝及哈尔滨电站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汽机岛项目合同的卖方,合同总金额为142亿日元。韩城第二发电厂一期工程动态投资近76亿元,其中利用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贷款约580亿日元。该电厂在西北地区创单机容量、利用外资金额、烟气脱硫容量三项第一。

    2004年9月,东芝在三菱财团的三菱商事(综合商社)的牵线搭桥下与三菱电机以及三和财团的日立参与的山西省西龙池抽水项目是世界排名第二的高落差水力发电厂,最大扬程703米(第一位是日本东京电力株式会社葛野川发电厂,最大扬程778米)。这是日本财团主力企业首次在华承接抽水发电设备项目。

    在东芝2006年开始竞标西屋电气的同时,三井物产在全球市场就已经为大肆收购核电厂需要的铀矿资源而繁忙起来。哈萨克斯坦的铀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25%,在世界上位居第二。2006年2月,哈萨克斯坦同三井物产和关西电力公司签订合同,建立合资公司‘阿巴克’,双方同开采哈‘梅古杜克’铀矿,两家日本公司将各占公司35%的股份。

    2006年10月5日,三井物产与俄罗斯技术供应出口公司签署协议,开始实施开采雅库特“南方”铀矿区的合资项目。该项目实施合理性得到确认之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将获得这一联合项目25%的股份。三井物产这些行动为以后东芝的核电事业提供了充足的“弹药”,三井物产通过这种对上游资源的控制,确保了东芝在核能领域更深层次的竞争力。

    日本二十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后,日本财团的制造厂商如东芝等企业,开始渐渐把工厂建到海外。随着日本这些制造厂家走出国门,他们对于走出去的套路——当地的法律、人脉、政府关系、当地的合作伙伴等,都不了解,不清楚,懂得这些套路的人才又极其缺乏。而商社在国外早已建立了自己的分公司、事务所、代表处,已经在世界各地建成了国际商业网络。所以当企业需要走出去,到国外做事情时,几大商社就成了引路人。

    现在东芝、丰田等三井财团的企业已经有了自己的商务部门,在主流市场已经不依赖商社了。但今天东芝在国外的业务,商社仍然在起作用。比如:东芝在某地建厂,它可以靠自己与当地政府打交道,但是它有许多零部件方面的配送、物流,包括其它方面的事情,还在依赖商社。毕竟商社在一个国家建立的物流网络,比它要健全得多。综合商社重在“扶持企业,壮大自己”的经营理念得到了其财团成员企业的认可。

    日本政府每年对世界上很多国家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但政府只是提供预算,拨钱。钱拿出来后,就让综合商社去做事。还有像日元贷款等等,具体执行都是综合商社,政府绝对不参与具体过程。像东芝的西龙池抽水发电站、韩城第二发电厂等项目就是这类项目。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型能源项目均有综合商社的身影。

 悄然的渗透

    在能源建设中,节能和环保逐渐成为政府和社会最关注的方面,东芝、三井物产等日本财团企业利用自身在节能环保领域的技术和市场优势把政府和高校作为公关切入点,全面塑造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国际化大企业形象,增加社会认同感,最终赢得市场。综合商社非常了解各地的情况,擅长从人脉入手,打通各级关系,争取项目。

    一个小故事可以说明东芝在提升社会影响力时对细节的把握,东芝(中国)总裁平田信正说∶“我们在江苏常州有一个变压器工厂。每年我们都会向常州的中小学开放工厂,让学生们来看生产制造过程。学生们看到巨大的变压器在工厂里组装时,会有一种感动,而我们看到学生们能在这里对东芝、对社会有所了解时,也油然的产生出一种感动来。”这里说的变压器厂就是前面谈到的为北京奥运会项目制造气体变压器的企业。

    在国际竞争中,做一个“神秘”的企业无异于自杀,而进行诸如能源建设等无法直接与最终客户接触的项目,广告失去了意义。政府和高校的公关就显得格外重要,政府代表管理和决策的权威,高校代表了专业和技术的权威。三井物产和东芝等日本财团企业在这一关键点上把握显示出了相当深的功力。

     清华大学在能源领域特别是核能领域有着很强的优势。2004年3月,中国华能集团、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清华大学达成合作意向,共同推进高温气冷堆的产业化工作,并力争在2010年建成一座HTR-PM示范电站。东芝和清华大学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密切,在2001年设立了“清华东芝奖学金”,从2001到2005年的5年间,东芝公司共向清华大学捐款超过130万元。2005年12月6日,东芝新任社长西田厚聪在上任伊始就访问了清华大学,之后的12月13日,东芝公司首席技术官受聘清华大学顾问教授。

    此后不久,三井物产与北京大学合作创办了“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简称:北大三井论坛)。从2006年3月开始,迄今已成功举办了六场讲座。该论坛的召开得到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商务部、北京市政府有关领导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推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出任北大三井论坛理事长,同时他还在2004年促成了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与财团法人日本国际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主办的“中日高级经济论坛”。

    论坛自2006年以来的历次主讲人依次为:三井物产社长枪田松莹、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家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三井住友保险会长井口武雄、北京市副市长陆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国家科学技术部副部长曹健林等。第一届北大三井论坛上,三井物产社长枪田松莹发表了主题为“资源、能源、环境领域中三井物产的创新战略”的演讲,确定了北大三井论坛关注中国能源领域的基调。

    2006年9月2日,三井物产、松下电工与清华大学下属企业泰豪科技一起合作,针对办公楼节点、节能方面的管理,并成立一个公司-北京清华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的签约仪式上出席的政府领导有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丁文武副司长、北京发改委员会节能中心主任陈怀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张伯旭主任等。陈怀伟主任在签约仪式上还介绍了我国政府就有关节能的10大重点项目,发布了照明、空调等方面的楼宇节能方针。

    人脉关系分布在综合商社所有的关联交易中,但是人脉如果超越了准则,不遵守法律、社会责任、伤害公司品牌,那对企业发展最终是不利的。北京《法制日报》所属的《法制与新闻》月刊2001年12月号披露,美籍华人方复明、日本人永濑国男在东芝参与的浙江北仑港发电厂等重大国际招标项目中,涉嫌替丸红、三井物产等日本商社贿赂国家电力高层官员。

    丸红等几家公司在1985年参与竞标时,丸红投标图纸上的某些数据并不符合招标书的要求。项目中的几个关键人物都被收买后,丸红公司的竞标一路绿灯。最终,丸红公司成功取得了北仑港项目的承揽权。北仑港发电厂总装机容量达300万千瓦,年发电165亿千瓦、是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该厂2002 年,被中国电力行业主管部门授予国际一流发电企业称号,是全国仅有的两家获得这一荣誉称号的发电企业之一。

    1998年8月,我国开始运作嘉兴火电站项目的融资事项,当时,与三井物产一同竞标的还有英国、法国的公司等,中方是浙江省电力公司。三井物产通过中间人永濑国男、方复明等人“接触”国家电力公的多名领导,最终得以中标。2000年,国家安全部门将此案侦破,一批受贿官员被逮捕。据北京市检察院的侦查员介绍,在这起案件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些受贿的官员,但却因苦无证据而无法定罪,有的甚至连某些单位的司机也被牵扯其中。由此可见,三井物产的触角伸得有多长多深。

    2002年9月4日,三井物产宣布,由于在一项政府资助的发电厂建造计划中涉嫌接受贿赂,总裁清水慎次郎及会长上岛重二辞职。清水慎次郎及上岛重二的呈辞,源于一个月前三井物产两名雇员干预俄占北方四岛之一的国后岛一项有政府支持的发电厂工程的投标过程而被拘控。有媒体报道,东京地方检察厅调查了这宗贿赂案,准备控告三井物产违反禁止贿赂外国政府官员的法例。

东芝再认识 

    中国国家核电技术招标机构选择了西屋电气和美国绍尔集团作为优先中标方,中国出资53亿美元(另一说法是80亿美元)引进AP1000技术建设浙江三门、山东海阳共计四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西屋为此技术花费5亿美元和15年时间,中国所购西屋相关技术产品的价值与东芝控股西屋的并购出价相当。差不多的成本费用,东芝买了一个完整的公司,中国却只买了几项产品技术。东芝的“深谋远虑”跃然纸上。

    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进入中国这35年的发展有两大特点:一是,东芝多年来一直努力提供最新的商品,引导中国高端消费者的需求。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彩电、冰箱,90年代的笔记本电脑、背投电视、最近的复印机、液晶电视等。二是,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以电力方面为中心,东芝高效、先进的技术占据着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制高点。东芝(中国)目前拥有65家公司,员工23000人,2006年取得了事业规模664亿人民币的骄人业绩。

    东芝有一个口号叫“E & E”(电子与能源),大的电机、能源项目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多,因此人们都把东芝看成是像索尼一样的电子企业,这种认识是很肤浅的。“大”项目做能源 ,“小”项目做电子。西田总裁将之称为“进攻型经营”,即要么能做得最大,要么能做得最小最精,而避免在竞争对手云集的不大不小的中间地带与其它企业竞争。

    东芝本身是大型发电机、重型变压器生产厂家,现在又在能源项目上进一步开疆拓土,从而使自己拥有充分的生产能力。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成为世界各国的一大目标时,东芝迅速打出了以核电减排的方针,又是先人一步。如果发100万千瓦小时的电,核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20万吨,而煤炭是670万吨、天然气为410万吨,核电站在减排上的优点不容忽视。

    能源电力等社会基础设施业务如同东芝的一个业务稳定器。2005财年,该业务净销售额为18823亿日元,约占东芝销售总额的29%。另外两大业务——数码产品和电子设备所占比例分别为39%和 21.3%。在营业利润率方面,社会基础设施为4.1%,仅次于电子设备业务的8.9%,而人们经常接触到的东芝数码产品利润率却很低。 

    随着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环保产业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二大产业。21世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肯定会是在生产中依托节能环保的技术应用,这才是世界新经济的杠杆和支点。环保的核心内容是改善环境和节约能源,在能源电力领域的领先地位让东芝又一次走到了时代的前列。

附一:东芝能源产品

    沸水反应堆厂房;核燃料设施;水力发电;火力发电;地热,地热发电设备; 变压器; 燃料电池。动力涡轮 联合循环电厂 核电站 气体绝缘开关设备

附二:东芝(中国)下属能源类公司:

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公司、
珠海许继芝电网自动化有限公司、
宁波东芝华通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平高东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广州东芝白云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廊坊电科院东芝避雷器有限公司、
广州东芝白云菱机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东芝白云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东芝水电设备(杭州)有限公司、
东芝三菱电机工业系统(北京)有限公司

 

谁在觊觎“核按钮”?

袁璐 白益民

    当中国成为煤炭、钢铁、铜等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主要能源和初级产品的供求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开始显现,且差距呈越来越大之势。从长三角的“电荒”到涉及东北、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的“煤荒”与“缺油”,能源危机已经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得不面对的巨大挑战。

    为了缓解能源供应的压力,2005年9月中国公布了未来15年的核能使用规划,按照计划,到2020年中国将会把核电在发电中的比例提升到4%以上,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意味着在2020年前,中国需要每年建造2―3座核电站,共计40座左右。

    中国大规模兴建核电站必须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技术问题,一个是铀矿资源问题。

    中国目前核发电能力只占总发电能力的2%,与国际上的平均水平16%相比差距非常大。核电集团总经理康日新认为,中国核电站总发电量如此之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起步比较晚,第二是建设过程当中没有发展规划,就是打打停停,建完一个以后再来讨论下一个,或者在下一个在建的过程当中再往下讨论。尽管核电站的建设起步晚,但中国对核电技术的掌握却相当早。核潜艇的核反应堆与核电站反应堆堆芯技术基本相同,如同大卡车和小汽车的关系。但是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是,法国核潜艇1970年下水之后,便开始将此技术转为民用核电站,目前法国核发电占总发电能力的78%。

    中国的核潜艇下水仅比法国晚了一年。但第一个核电机组1985年才开始建设,而且并未采用自己的技术。曾经成功研发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中国核动力研究院,直至秦山核电站二期建设项目批准,才被允许参与核电技术的投标。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忽略了核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应用,所以在民用核电站技术领域,中国和美国、日本、欧洲存在很大的差距。发改委提出的 “坚持自主设计和创新,注重借鉴吸收国际经验和先进技术,努力形成批量化建设先进核电站的综合能力”的核能发展思路,执行起来有巨大的困难。
要建核电厂,还需要有铀矿资源。中国自己国内探明的铀矿大约有7万吨。但是,中国现在核电厂每年需要的铀为1500吨,当40座核电站建成后,每年需要的铀将达­到7500吨。这样一来,中国现有的铀矿不到10年就耗尽了。理所当然,中国只有把目光放在海外,寄希望海外原料供应地能供应中国 核电站所需要的燃料。

    要解决中国核能利用面临的两大难题,必须要面对日本财团的巨大挑战,无论是技术领域还是铀矿资源,日本财团企业都拥有控制力上的巨大优势。

日本财团企业抢占全球核电市场

    2006年日本财团相关企业在全球核电市场动作之大,令世界震惊,大有垄断全球核电市场的趋势。2006年10月,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宣布以41.6亿美元收购美国核电站建造企业西屋电气公司77%的股份,完成对后者的收购。东芝公司是日本核电站的主要建造商,占日本核电站建造市场的35%。收购西屋公司将使该公司在全球核电站建造市场的份额提高到28%,并使东芝公司成为第一个拥有两种主流核电技术的公司。东芝公司目前的技术优势为沸水反应堆,而西屋公司为压水反应堆。东芝公司预计,将西屋纳入旗下后,它的核电站建造业务将从目前的每年17亿美元迅速扩张至2015年的59亿美元,2020年达到76亿美元。

    在收购西屋的同时,东芝公司近期又在半导体领域扩张投资近20亿美元。一个公司在短时间内连出巨资,搞战略性扩张,显然其行为已触动了企业大忌,东芝的大手笔确实令人生疑。从日本国内需求看,其核电设施要到2030年才需要更新设备。以生产半导体为主业的日本东芝公司不惜血本收购西屋,难免令人产生其背后有政府支持和财团意志的疑问。美国公司参与收购可以看成是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考虑,但是其它日本财团企业参与,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日本财团企业‘核战略’的一致性。

    2006年10月,三菱财团的三菱重工公司宣布与世界最大核反应堆制造商法国阿海珐集团合作开发功率为100万千瓦的中型核反应堆,近期日三菱重工公司将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就合作经营核电站开始谈判,预计谈判中心是使通用电气帮助三菱重工在美国销售后者开发的大型压水核反应堆。目前,压水堆约占全世界核反应堆的70%,而且这一比例还可能上涨。三菱重工今年夏天在美国刚建立了一个大型核反应堆销售公司,预计与通用电气开展合作后,双方可能在美国建立一个合资销售公司。

    2006年11月,富士财团的日立公司宣布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达成一致,将在核能商业领域开展全球范围的联盟合作,以强化双方在核能利用市场上的地位。日立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希望通过技术和经验的合作产生协同作用,以推动全球核能市场的发展。日立公司说,两家公司将以合资的形式在日本和美国建造和维修核电站。日立公司预计,未来20年间,将建造100多座核电站。据悉,双方在日本的合资公司中,日立将持有80%的股权,通用电气持有20%的股权;在美国的合资公司中,通用电气和日立的持股比例分别为60%和40%。

    原本,世界上核电技术比较成熟、竞争力相对较强的是美、法、日三国的核电企业,俄罗斯和加拿大的核电技术虽然也在一些国家应用,但并不是主流。现在,随着日系企业纷纷出击寻找合作伙伴,它们无疑在世界核电市场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国际核电企业以日系为中心,正在逐步形成三足鼎立局面:日本富士财团的日立―美国通用、日本三井财团的东芝―美国西屋、日本三菱财团的三菱重工―法国阿海珐。日本在核电技术和市场的垄断的雏形已经形成,中国加快发展核能应用的能源战略调整必然受制于日本。

 日本财团企业的核资源争夺战已经打响

    日本是一个能源和矿产资源赤贫的国家,所以它把资源保障摆在国家战略的首要位置。结合国家政策,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企业集团在世界各地积极获取各种战略资源的开采权和控制权。中日双方在俄罗斯萨哈林油气资源上争夺异常激烈。为争取俄石油管道项目的走向,日本不惜血本,志在必得。此外,中国和日本还在印度尼西亚东固天然气项目和靠近钓鱼岛的东海油气田开发上发生强烈碰撞。在铀矿资源上,日本也不例外。从2005年9月中国核能发展计划公布以后,日本企业集团似乎加快他们的战略部署。日本­在中国的背后展开了一场事先部署好了的‘核子战’-日本先下手为强,抢先同中国争夺铀。

     哈萨克斯坦的铀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25%,在世界上位居第二。今年2月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工业公司总裁扎吉舍夫日前宣布,哈萨克斯坦已同日本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和关西电力公司签订合同,建立合资公司‘阿巴克’,双方将共同开采哈‘梅古杜克’铀矿,两家日本公司将各占公司35%的股份。该项目一期投资预计1亿美元。在2010年之前,“阿巴克”的铀开采量可达到每年1000吨,原料将主要销往日本。

    2006年10月5日,三井物产与俄罗斯技术供应出口公司签署协议,开始实施开采雅库特“南方”铀矿区的合资项目。三井物产社因此成为俄开放核能战略领域后,第一家进入其铀矿市场的外国公司,也是首家直接参与俄境内铀原料开采项目准备工作的外国公司。俄日联合开采铀矿资源的项目总投资额为2.45亿美元。而在该项目实施合理性得到确认之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将获得这一联合项目25%的股份。雅库特的埃利孔斯克矿区被认为是俄境内已探明的最丰富的铀矿区,蕴藏着俄罗斯一半以上的探明铀矿储备,将近34.4万吨;而“南方”矿区又是埃利孔斯克矿区八个分区中的一个,已探明的铀矿储量达25万吨,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铀矿之一。

    三井物产发言人说,日本之所以大规模在全球收购铀资产,是为了抵消未来铀价铬的上升。但是,三井物产也不经意地透露,日本的目标其实还是中国。路透社援引这名三井发言人说:“我们必须在中国竞争到来之前,确保铀的份额。”

    不仅三井物产开始在铀矿资源上发力,日本其它综合商社也不甘落后。据路透社报道,日本第一劝银财团的伊藤忠商事(综合商社)透露,该公司要把现有的每年4000吨的铀交易量,在五年内扩大到7000吨到8000吨。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中国15年后最高­的需求量。2005年10月,也是中国发布核能使用规划不久,伊藤忠商社同哈萨克斯坦国家铀矿公司签订了10年的购买合同,这些铀用以转口美国以及日本国内需求。

    2006年10月日本三菱财团的三菱商事与俄罗斯Technsabexport公司正在进行一项铀矿开采可行性研究活动,该铀矿位于俄罗斯东部,开采的铀矿将提供给日本。位于Sakha的Yuzhnaya矿将于2009年开始投产。据估计,Elkon铀矿的储量将达到25000吨。三菱商社希望拥有25%的股份,将为可行性研究投入600万美元。Yuzhnaya矿的建设将花费2.45亿美元,2015年年产量将达到1000吨。

    日本综合商社的频繁行动引起国际市场的关注,国际铀价应声而起。2003年的价格为每磅7美元,2004年为20美元,但是去年价格飙升到了30美元。2006年,铀价每磅­价格达到了35-37美元。

     需要指出的是,铀矿资源不同于一般的矿产资源,有它特殊的战略地位,铀矿开采和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并且很多国家铀矿企业的经营都有本国的原子能委员会参与。铀资源储量第一的澳大利亚和第三的加拿大,虽然日本财团企业都是他们的大客户,但是日本公司没有像其它资源一样拥有控制权。控制这些铀矿资源的除了本国政府和企业外,主要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公司。这三个国家都是世界承认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且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铀矿资源的争夺上中国和日本在时间上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而且都把目光锁定在铀矿资源储量第二的哈萨克斯坦和铀资源丰富的中亚以及俄罗斯等国上。

日本财团核战略的驱动力

    当我们看到日本财团企业在核电市场频频出击,如果把这些事件看成是企业个体的行为是比较片面的。由于资源和能源匮乏日本政府和企业很重视核能的发展,大力开展尖端核技术研究,拥有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并掌握生产钚及浓缩铀技术,还积累了大量的动力钚和一定数量的高浓铀。

     日本核工业自1959 年建立第一座核电站以来,至今已有40 多年的历史了。日本政府一直把核电放在国家战略高度考虑,并且建立了一套庞大的机构来保证核电事业能整合国家所有资源顺利发展。如果说财团企业是前线部队,那么国内的核研究机构和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则是强大的后勤保障。

    日本核研究机构主要分为三类,a. 国家企业和大学的研究机构,b. 日本原子力研究所动燃开发事业团,c. 放射医学综合研究所。日本原子能基本法于1956 年1 月1 日开始实施,同时成立了日本原子能委员会,它的具体办事机构设在科学技术厅原子能局。为推进核能的开发利用,已相继设置了很多机构,1978 年10 月设立原子能安全委员会,成立这一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确保原子能安全的体制。日本原子能行政机构包括:原子能委员会;原子能安全委员会;放射线审议会;科学技术厅;通商产业省;运输省。

    各大财团在原子能产业领域共同投资也上升到战略领域,成为日本核工业发展的基本力量。1955年10月由三菱财团21家公司组成了三菱原子能动力委员会;1956年4月住友财团16家公司组成了住友原子能委员会;同年6月以东芝为中心,三井财团34公司组成了日本原子能事业会。同时金融系列财团也开始整合原子能产业,1956年3月,富士银行、三和银行系(富士财团)16家公司组成了东京原子能恳谈会,同年8月第一劝银财团15家公司组成了第一原子能集团。

    核能产业集体的核心是干事企业和综合商社,三菱财团是三菱重工和三菱商事,富士财团是日立和丸红,三井财团是东芝和三井物产。这三大核能产业集团现在又与通用、阿海珐等世界核电巨头联姻,最终将要形成以日系为中心的世界核能产业体系。

结尾:

    日本主力制造业企业和综合商社联合行动控制资源和市场的做法,在全球微观经济领域已经屡见不鲜。随着全球性能源紧张的加剧,各个能源消耗大国都把加大核电发展列为缓和能源危机的必要手段。日本利用整合的优势加紧控制世界核电市场、核原料和核技术,其目的不言而喻。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中国的核能发展计划,要由日本财团企业去执行。

    日本这个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打击国家,虽然到现在为止都宣称不曾拥有过核武器,但是他拥有的核技术和核资源储备却是很多拥有核武器国家望其项背的。曾经因为自己的核工业而骄傲的中国,面对日本强大的竞争力会不会重蹈中国钢铁行业覆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注:此文部分刊登于《环球财经》2007年1月期

 

发件人:"大侠" <panyi@vip.sohu.net>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relay.mail.sohu.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8 12:26:4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潘祎的稿子 

将有越来越多的大学教职工被法办

何必

    前日,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武汉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吴国民受贿一案做出一审判决,吴国民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10万元。法院审理查明,在2001年至2006年上半年,吴国民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70余万元。(2007年10月18日《新京报》) 

    又一个大学官员锒铛入狱啦。近年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中国高等院校的官员们纷纷落马,涉嫌经济犯罪而被擒获。在起始于上一届领导集体的以钱为纲的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也破天荒地走上了一条市场化道路,以教育产业化的名义,将高等院校的性质进行了根本性的扭转,使得其公共性大幅度缩减,而营利性普遍增强。

    正是在中国社会自上而下的既得利益集团试图将改革开放这种过程固化,将社会转型过程沉淀为固定的社会形态的大背景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也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在教育产业化的总路线勾引中,教育从教书育人的功能迅速蜕变成为提款机,中国高等教育收费增加幅度令人咋舌,从数学上说,原本不收费到现在,增长以无限大计,具体而言,要以13个农民的全部年收入供养一个大学生的年度开支,还别说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是在全世界,也是骇人听闻的。

    同时,中国监管方面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状况是个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国际上现在流传,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毫无监管的制度环境,而中国之所以比其他国家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根本原因并不是什么基础设施发达或者制度建设完善,而是监管的形同虚设,造成了现如今全世界社会治理结构与机制上的奇迹。在一个不设防的社会上,贼不走空,制度成就了如果不贪赃枉法都对不起人生的景观。

    于是,我们也就看到了,如此制度环境下,高等院校的官员们前赴后继竞相奔赴监狱的奇观。媒体报道,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刑一庭庭长助理覃波介绍,海淀区2006年共受理涉及高校职务犯罪的15件21人,涉及高校多达14所,而2005年为4件6人,2004年仅1件1人。

    北京市的海淀区是什么地方?是全中国高等院校最为密集的地区,文革期间就被称作是大学城。改革开放之后,海淀区更是在高等院校建设上凭借着固有的优势一马当先。咱也知道,清华出身的海淀区区长周良洛今年因为土地交易当中的行为锒铛入狱。这也昭示出,中国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人到底是些个什么货色,以及作为高等教育重镇的海淀区又是个什么东西。

    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官员称,近些年来,教育系统的职务犯罪呈上升趋势。教材和教学设备采购、基础建设、招生录取、人事调动、教育乱收费款项被侵吞私分等为主要犯罪领域。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事件作为佐证呢?我们不妨记录一下近年来发生的高等教育领域职务犯罪的案例,以便立此存照。近年来部分高校领导职务犯罪情况:

    天津大学“1亿炒股事件”,原校长单平被党内处分,操盘者副校长杭建民被警方带走。而一墙之隔的南开大学,其校办企业允公集团老总杨育麟携巨款逃逸,学校巨额资金被违规使用。

    阜阳师范学院原院长张登歧受贿,张登歧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招标、人事任免、以及招生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多人等贿赂共计人民币53.22万元,购物卡1800元,合计人民币53.4万元。

    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案,利用主管后勤工作的职务之便,多次收受开发商、建筑承包商贿赂共计人民币86.2万元,美元0.9万元。该萧原校长助理吴永祥,校规划建设处处长张胜利、副处长万立泉、副处级干部吴方君、财务处长彭茂国等人也因在基建工程招投标活动中受贿被查处,涉嫌违法总额达200万元。

    南京财经大学原校长刘代宁受贿案,刘利用职务便利,为江苏某建设公司等单位在承揽工程,追加工程量,结算工程款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收受28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61.7万多元,3000美元,另外还有超市购物券、金条、手表、手机、字画等财物。

    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受贿案,分管招生工作期间,李泽霖利用职务之便,单独或伙同其妻(湖北美术学院公共课部原副教授雷维宁)非法收受19名考生家长所送人民币223万元;收受81名考生家长的“好处费”206万元,被称为“吃黑院长”。他还利用考生家长求其录取考生之机与之发生两性关系。

    同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吴世明严重违法违纪案件,吴世明担任浙江大学和浙江大学组件的宁波智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的便利,多次出具委托书,授权刘某代理行使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责,使刘以智达公司的名义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大量贷款;还在刘夫妇离婚过程中以转让公司利益为条件,牺牲校办企业的利益,为个人谋取利益。1996年初至1999年底,吴世明先后四次收受刘某贿赂共计人民币8万元,美元2万元。

    陕西教育学院原院长高安民受贿,财务处会计李虹在被高提拔为财务处副处长之后,为报答高“知遇之恩”,于1998年1月行贿2万元。

    延安大学校长惠延德受贿案,惠延德利用自己主管基建工作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现金共计61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经构成受贿罪,故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3年。

    陕西杨陵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王化勇受贿案,在担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设备处处长和杨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期间,王化勇利用职务之便,在招投标及设备采购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共收受贿赂10.1万元。

    三峡大学原党委书记陈少岚案,陈少岚在担任湖北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三峡大学党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先后23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36万元,涉嫌受贿犯罪。

    江苏气象学院原副院长蔡云祥案,1998年9月至2000年9月,利用其分管学院基建、后勤的职务便利,在该校的几幢教学楼及餐厅的该做施工过程中,数次收受施工单位贿赂5万多元及诺基亚手机一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校长助理钱晓峰,利用南航在华夏银行南京分行城北支行存款计4000余万元之际,将支行汇给的30万元“存款好处费”以科研课题名义入帐,随后分别以“人工费”、“中介费”、“动态科研工资”名目贪污公款6万余元。

    宝鸡文理学院副书记董建英、副院长海焕智受贿案,宝鸡市丰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经理刘某,为了承揽宝鸡文理学院的学生公寓楼工程,送给董建英好处费5000美元。陕西省第二建筑公司第一分公司项目部经理赵某找到海焕智,联系承揽宝鸡文理学院综合教学楼工程。此后,赵某在海焕智的推荐、帮助下,承揽到了该项工程。2001年1月,赵某为了感谢海焕智的帮助,送给其人民币5万元。

    陕西理工学院副院长黄祥林受贿案,在担任原汉中师范学院副院长和陕西理工学院副院长期间,利用主管基建工作的便利,先后收受八家施工单位人员所送现金合计42万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李良晨受贿案,李良晨在学校教学楼工程招标、建设过程中,利用主管基建工程的职务之便,为对方谋取利益,先后5次收受施工单位或个人钱财共计人民币14万元。

    ……

    这也算是遍布大江南北了吧。人们总是认为,这些贪官污吏实在令人发指。有人指出,那些东窗事发成为阶下囚的贪官污吏,总是在入狱后才反省自身的问题,所作的忏悔与表白当中充满了虚伪与狡诈。我倒是认为,从强弱对比的角度看,阶下囚毫无疑问属于弱势者,我们是否应该痛打落水狗是个道德选择。可想而知的是,责骂锒铛入狱者是个非常经济划算的动作,安全性不存在任何问题;而把目标转向当值官员,则更能够考量我们的良知。

    实质上,问题的根本在于监管的缺失。从制度层面上看,如果我们认同制度的功效的话,那么在好的制度设计、供给的条件下,郎咸平所谓严刑峻法使得人人自危不敢为所欲为;而在监管付之阙如的情况下,即使是高风亮节完美道德的典范,也会由于守法成本过于高昂,以及所谓的从众效应而变得违法乱纪。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的交通法律规定,在交叉路口,转弯车辆必须避让直行车辆。但事实上,即使在北京,一旦绿灯亮起,左转弯车辆必定率先抢行,截住对面直行车队。假如左转弯头车是个道德高尚遵纪守法的家伙,绿灯亮起没有动弹,则会导致后面许多车不得不等待下一个绿灯,因此被后面一大堆车辆的车主们骂得狗血喷头,碰上个暴脾气说不定还要被暴捶一顿。

    这就是守法成本与违法成本的区别,也是从众效应的最典型例证。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类似赛场上球迷闹事,有着其发生学上的机理。于是,在中国高等院校里,违法犯罪的从众效应早就存在。众所周知,现如今的研究生们将其导师通称为“老板”,这种称谓的变化,折射出高等院校教师人格变迁的历程,以及学生成为廉价甚至无偿包身工的现实。

    这种状况的存在本身,也是高等院校治理方面成效的真实写照。研究生导师如此,导师的领导们会如何,也不难推测。所以,高等院校教职工竞相闯红灯违法乱纪的局面,也就如此这般愈演愈烈。我们可以设想,北京市海淀区高等院校犯罪率的节节攀升,预示着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学里面的教书育人者被法办。这也给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赶赴高考的学生和家长当头棒喝,更是给改革开放做出了风景这边独好的注释。

 

发件人:"xinhai wang" <wangxinhaipku@yahoo.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7 08:15:5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原创投稿:帮养中国超生儿童德国总理住不起豪华套间

   仲大军先生:您好!最近就人口问题写了一篇在德中国移民访谈评论,敬请指正,希望能够在贵站刊发。在中国经常被有关部门视为累赘的一些超生黑人,到了国外大都能够闯出一番天地,其中缘由,值得我们深思。祝一切顺利! 王鑫海 敬上,2007年10月16日,

帮养中国超生儿童德国总理住不起豪华套间

(原创投稿)

偷渡者说系列

王鑫海

Email:wangxinhaipku@yahoo.com

    关键词:中国 浙江 超生 摆渡 德国 总理 豪华套间 面包 福利

    浙江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善经商,勇于走江湖。李浙江(化名)是典型的浙东生意人,瘦薄耳朵,尖下巴,软而微卷的头发,形如波斯猫,双目如电,颇有东北虎的气概。李浙江1985年出生于浙江东部沿海A市B县,排行第二,上面有一个哥哥。李浙江是超生的黑人,没有户口。2000年偷渡到德国,被福利院收留,在一家中学读书三年后,在老乡开的饭店帮工两年,2005年盘下一家餐馆,自主创业。他在中国属于三无人员,现在则是有房有车有老婆,不过房子是二十五年分期付款的(购置房产有利于取得永久居留以及入籍),车子是一万欧元买的二手宝马,老婆是挂名的,还有两个“未婚妻”等着迎娶。

    李浙江今年才22岁,在这个年龄,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刚刚在德国的言语班起步,而李浙江已经在德国扎根,并且开始执行庞大的运人计划。精于算计的浙江人,至少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通过儿童偷渡方法进入欧洲,李浙江仅仅是其中的普通一员。

    一般成人偷渡成功后,先要东躲西藏打黑工,等挣够了律师费,设法漂白身份。一旦被抓获,经过漫长的审核程序,很有可能被遣返。而儿童偷渡却没有这些问题,运送者通常把儿童留在市中心,让他们拿一张“请叫警察”的纸牌,不出几分钟就会有警察赶来过问。由于是未成年人,他们没有任何责任,又没有任何身份证明,很快就会被安排到福利院,同时上学就读,食宿、医疗保险全部由政府付费,每个月还发一些零用钱。过几年,成功拿到合法居留的偷渡儿童就会利用各种机会,帮助家人源源不断地登陆欧洲。偷渡费用大概是每人一万到两万欧元。偷渡儿童的年龄一般在十三、四岁左右,太小长大了很可能不认家人,投资全部泡汤。

    为什么浙江人把偷渡当作做生意,而且似乎一直获得高额利润?让我们听听李浙江的故事。

王鑫海:你(为偷渡)花了多少钱?
李浙江:给摆渡的(即蛇头,他们不说“偷渡”,只说“摆渡”、“跑路”或者“出去”,称蛇头为“摆渡人”、“领路的”)的15万(人民币,以下同,如果是欧元、美元特别注明),中介的1万,一共16万。
王鑫海:你们家还挺有钱的。
李浙江:我们家没钱,是我二叔、舅舅给的。
王鑫海:15岁就敢摆渡,你够大胆的。
李浙江:这不算什么,我们村跟我一起摆渡出来的旺财(化名),当时才12岁。
王鑫海:12岁?
李浙江:10岁、11岁的都有,一般是13、14岁跑路,我15岁,算晚的。本来没准备出来,上到初二的时候我们那里搞计划生育达标运动,学生都要交父母的计划生育过关证明,我本来就是没户口的超生黑人,弄不到证明,只好退学了。
王鑫海:不是说交了罚款就可以上户口的吗?
李浙江:上了户口我家就是两个孩子了,我妈当时43岁,还要被拖去结扎的。县里原来规定40岁以下两个孩子的必须结扎,我们乡因为出现过超过40岁还超生的,乡里规定45岁以下两个孩子的必须结扎。
王鑫海:不上户口就不是两个孩子了?
李浙江:我们村长挺好的,每次大检查都帮忙的,上了户口就遮不住了。每年过年我爸都给村长送礼,烟、酒、火腿,大概几百元吧。
王鑫海:43离45也不远了,不过是两年。
李浙江:躲结扎是小事,主要是交不起罚款,也不想交。听说生我的时候罚款五千,当时不交的过后按照新标准罚,2000年的时候大概要罚五万,现在是十几万、几十万。我家里没钱,找人借的话,一听是计划生育罚款,一分钱都不借给你,都劝你出去算了。

王鑫海:那你二叔、舅舅怎么给你16万摆渡费?
李浙江:这是两码事。在我们那儿,你说借钱交计划生育罚款根本没人搭理,借钱上大学人家考虑考虑,借摆渡费出国,可以说是有求必应。不过利息挺高的,十年期的月息三分,借十万元的话,每月利息三千,一年就是三万六千,十年利息三十六万,连本带利要还四十六万。不过一般出去几年就可以陆续还款,利息就没这么多。
王鑫海:有人出国了赖帐怎么办?
李浙江:我们A市人到哪里都能混饭吃,靠的就是在A市人和浙江人中间的信用,互相帮助,几十年的旧账都不会赖的。象我家邻居,1949年的时候借了五块大洋给朋友买船票去香港,三十年没有音信,改革开放后,有人来找,原来那个出去的朋友已经过世了,在香港讨的老婆生的孩子来找我家邻居,送了好多礼,后来帮助他们一家五口去了香港。一块钱一个,赚大了。
王鑫海:报纸上讲浙江骗子挺多的。
李浙江:这个不好说,我们不骗A市的,浙江的一般也不骗,其他省的看情况,当然,你是江苏人,咱们江浙一家亲。

王鑫海:摆渡费你应该早还清了吧?
李浙江:不用还,出来的时候就说好的,等我搞定居留,就和我堂妹、表妹结婚,帮她们出来,不过现在还没有办,得再过几年,等我现在这个老婆拿到长期居留,离了婚再说。
王鑫海:你结婚了?
李浙江:在那边给客人上菜那个就是我老婆,结婚没几天呢。
王鑫海:刚刚结婚就准备离婚?
李浙江:这个是挂名夫妻,换亲换的。
王鑫海:换亲?在德国还有换亲的?
李浙江:我刚来德国,就通过老乡认识了一个女老乡爱甜(化名),她妹妹当时还在国内。跟她谈好的,她嫁我哥哥,我娶她妹妹,这样都能出国。

王鑫海:这个违法的吧?
李浙江:怎么说呢,找德国人做挂名夫妻搞居留比较容易穿帮,我们这种老乡,虽然挂名,一般在一起工作,同吃同住,同进同出,不会有事的。
王鑫海:有没有假戏真做的?
李浙江:当然有啦,我哥哥2000年年底跟爱甜结婚来德国,一见钟情,如胶似漆,孩子都生了三个了,现在还怀了第四胎。我嫂子专职在家带孩子,反正政府有补贴的,不比上班少。我这个老婆肯定是挂名的,第一是没感觉,另外堂妹、表妹都等着跟我结婚办移民呢。
王鑫海:她们也是超生的黑人?
李浙江:不是不是,她们那个时候计划生育抓得紧,都是一个孩子。
王鑫海:那她们为什么不走你这条路。
李浙江:女孩子摆渡,父母都舍不得,很少。
王鑫海:你摆渡出来不怕遇到人贩子?
李浙江:不怕,摆渡的不讲信用以后就没有生意了。买卖小孩也没什么用处,你看国内到处有偷小孩子打残废了摆到街上乞讨,在这里,看到就报警,而且上学时间有专门的学警在街上巡逻抓不上学的小孩。

王鑫海:当年摆渡的经过还记得么?
李浙江:怎么不记得,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从学校退学回去,找校会计退了一百八十块七毛的午餐费,回到家里是傍晚五点,七点我爸和中介联系谈妥。第二天去普陀山给观音菩萨烧香,普陀山的观音菩萨最灵验。我们那里有个小孩,出去前给观音菩萨磕头了,他去的是法国,那里有亲戚。我们都是哪里有老乡、亲戚就先在哪里落脚,有个照应。摆渡的把他放在一个教堂门口,刚刚放下就有一个老太太过来,后来被这个老太太收养,读书读到博士,做什么科学家。那个老太太说,她做梦做到上帝告诉她,赐给她一个可爱的东方小孩。我们老家的人都说那肯定是观音菩萨显灵,那个教堂后来法国那边的老乡都叫做“观音教堂”,送到“观音教堂”门口的小孩运气都不错。最近有一对收养我们小老乡的老头老太太非常有钱,有一个什么城市一半的土地是他们家的。我们这里有个厨师是这个小孩的表舅,去法国看过,回来跟我们说光是那吃饭的古董餐具就值很多钱。
从普陀山回家,就忙着挨家挨户看亲戚,我们这种跑路的,十年、二十年回不去是常事,再也不回去的也不少,很多亲戚、特别是长辈算是永别了。本来不用挨家挨户跑,可以摆一个离乡酒,请他们聚会一下,但是我出来的前一年乡政府利用离乡酒聚会罚款,吓得大家不敢搞了。

王鑫海:一起吃个饭怎么会罚款呢?
李浙江:还是计划生育的罚款,那个小孩也是超生的,罚款一直拖着没交。准备摆渡前,家里按照风俗办了离乡酒请亲戚朋友,放一通爆竹,喜庆喜庆,亲友一般都会送一个红包,吃完饭就在堂屋摆一个帐桌收钱,大家都看见的。那个孩子收的红包大概有两万多,可能他家平时得罪人了,有人给乡政府通风报信,说他们家里有很多现金,乡政府一批人冲进来罚款,红包都罚了,连发票都没有,说是应该罚五万,还差一半,等他家交齐了再开发票。这件事之后,再没有公开摆离乡酒的了,听老人们说,离乡酒这个名堂在清朝就有了,现在算是终结了。
我挨家挨户跑,看亲戚,很多长辈抱着我哭,红包一共有一万多,都留给父母了。摆渡的说,路上他们管住、管饭,已经算在摆渡费里了,等到了德国,一分钱没有也饿不着,找到警察就有地方住,有饭吃。看完亲戚就修坟。
王鑫海:修坟?听说都是衣锦还乡修祖坟。
李浙江:衣锦还乡修祖坟是有的,我那个时候是给自己修坟。找个骨灰坛,剪了一点头发,我小时候换牙换下来的牙齿,原先包好挂在房梁上的,那个时候也拿下来放到骨灰坛里。骨灰坛刻上名字,埋到祖坟里,请了和尚道士念经。
王鑫海:这个有什么说法?
李浙江:出去之后怎么样,都是天注定的,万一死在外面,也不用收尸还乡了,万水千山的,不太可能,反正已经办过丧事了。以后同族的人祭祖,捎带可以烧一点纸钱。另外,据说可以蒙阎王爷,摆渡一路有风险,阎王爷派小鬼拿着生死簿勾人,象我们这种办过丧事埋过骨灰坛的,生死簿上已经勾过了,就比较安全了。
王鑫海:你真的信这些说法?
李浙江:当然信啦,你看我店里供着财神、观音、如来佛、太上老君、孔圣人,福禄寿三星、妈祖、关公,每天上供的。这个三层的供奉架子是我特意请人定做的。
你看我脖子上这个玉观音,是在普陀山请的,开光过的,我出来的路上不离身的,有一次走夜路过边境,有狼跟着,我念了几遍观音菩萨,狼就不见了,很灵验的,跟我一起走的人都沾光。

王鑫海:摆渡还要走?
李浙江:我们先坐船,再坐车,大小经过十几个国家,象唐僧取经。一般在一个国家境内都是坐车,过边境的时候分成几个小分队,走路过去。
王鑫海:那你到德国的时候也是走过来的?
李浙江:是走过来的,半夜,从边境那边10公里的地方开始走,过了边境还要走10公里左右到接应的地方。10公里之内一般是边境盘查的敏感区域,坐车走大路很容易被一网打尽,分成几队,都被抓住的可能性比较小。
王鑫海:你们几个人一起走的?
李浙江:七个,外加一个领路的。
王鑫海:那个12岁的旺财也是走过来的?
李浙江:是的,一路上如果没有我帮忙,他够呛。他也是没办法,家里姐弟三个,两个姐姐,他最小,是超生的,他爸是建筑工,出事故残废了,老板跑了没赔到钱,他妈又有病,没钱治,交不起超生罚款,是没有户口的黑人。不出来的话将来不是做打工仔就是混黑社会做烂仔。他两个姐姐,运气好嫁老板,不过不太可能,运气差一点就嫁混黑社会的烂仔,再差就嫁乡下老实巴脚的农民,也有可能去做小姐,虽然能够挣点钱,一旦有什么病,一辈子就算完了。

王鑫海:为什么嫁乡下老实巴脚的农民不如嫁混黑社会的烂仔?
李浙江:烂仔有胆气,也有一起混的弟兄,乡干部、村干部、黑社会不太敢欺负。嫁乡下老实巴脚的农民,穷不说,到时候拖去说上环就上环,说结扎就结扎,老公蹲在边上屁都不敢放一个,交不起罚款房子、锅灶砸了也不敢吭声。老婆被烂仔绑去、骗去做小姐也只是干瞪眼。不过旺财出来了就没这些事了,他的两个姐姐早晚都能出来。
王鑫海:旺财家里这么穷,摆渡费是借的?
李浙江:他没花一分钱,他爸跟摆渡的有交情。
王鑫海:有交情也不过是优惠一点,十几万都不要?
李浙江:都不要,那个摆渡的他老爸解放前在我们县城里开了个小杂货店,后来定了个资本家,文革中间被批斗关押,差一点被打死。旺财他爸当时是看守,给他偷偷上了伤药,半夜给他一碗热粥两个鸡蛋,活下来了。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有海外关系出去了,早就跟旺财爸说好帮他摆渡,不要钱的,但是旺财他爸胆小,没敢出去,后来实在过不下去,就让旺财出来了。

王鑫海:你们半夜走路怕不怕?
李浙江:怕是有一点怕的,有时还听到野兽叫。我们不敢走明路,都是钻树林子,在下一个陡坡的时候,旺财摔了一跤,左胳膊摔坏了,挂在那里晃来晃去,头脸也磕破了,当时领路的说离边境还有一公里。我和领路的架着他走,过了边境,就坐车到了柏林。
王鑫海:为什么不马上送医院?
李浙江:当时能照顾我们的老乡在柏林,如果在其他州落脚,很难换到柏林来,再说领路的已经打听好了,当时柏林给福利院儿童的零花钱比我们入境的那个州多80马克,相当于后来的40欧元,三年下来合人民币多拿一万多块呢。

王鑫海:你到柏林后找警察了?

李浙江:没有,警察自己来的。摆渡的把我们放在市中心动物园车站那里。我正要从口袋里掏那个“请叫警察”的纸牌子,警察就来了,离我们下车大概只有一分钟时间。我们当时象叫化子一样,旺财还挂着彩,我手上也有被树枝挂破的血口子,可能有人报警了。

警车直接送我们去了医院急救的地方。来了一个翻译,女的,叫安琪,年纪不大,她说是在复旦大学学的中文,给我们翻译,我们叫她阿姨,她不让,让我们叫她姐姐,我们就叫姐姐。医生给我做了检查,涂了点药水,贴了几个创可贴。旺财当时发高烧,检查了一下,左臂断了,里面有碎骨头,要住院开刀。本来我可以不住院,但是旺财只会说方言,普通话不大灵光,一般在村里上小学只讲方言,上了初中才学讲一点普通话,你看我的普通话也是马马虎虎。我就留下来做二手翻译,帮他从方言翻译到普通话,安琪姐姐再翻译成德语。

王鑫海:你们在医院住了多久?
李浙江:大概有半个月吧。头两天旺财发烧,安琪姐姐、护士24小时陪同的,半夜还叫了几次医生。后来旺财好转了,安琪姐姐早上来傍晚走,白天没事就教我们学德语。
王鑫海:你们总能学几句吧。
李浙江:不是我吹牛,当时那个安琪姐姐带来一本叫《德语入门》的书,三个月的教程我们十多天都学会了,两百多个句子滚瓜烂熟。最厉害的是旺财,教一遍就会,安琪姐姐说一点都听不出是外国人。摆渡的时候就听领路的老乡说,学好外语可以多挣几倍的钱。
王鑫海:金钱刺激法还真管用。
李浙江:住院住了半个月,旺财差不多好了,警察过来做笔录。这个难不倒我,在路上领路的就教给我们十几个版本,他说德国警察听了经常会掉眼泪的。我选了一个版本说了,那个旺财不知怎么迷糊了,教他的版本都忘了,我跟他说了几句,另外帮他说了一个版本,反正是我做的二手翻译。那两个警察做了记录,没什么反应,可能这些是老版本了,不起作用。最后警察问我们还有什么要求,我说能不能帮我买几双球鞋,他们说到了福利院什么都不缺。旺财听懂了这个问题,自己用新学的德语说,他在中国老家养了一条可爱的小狗,叫阿财,因为没有钱给狗买证件,狗经常被追杀,他到了德国,狗没人管,会被打死或者饿死,能不能让他的狗也来德国。那个记录的女警察听了掉眼泪了,旁边那个给她递纸巾,领路的说得没错,警察真的会哭,太搞笑了。
王鑫海:后来你们就上学了?
李浙江:是的,住在福利院,一人一个小房间,大概是十平方米的小房间,早上去餐厅吃早餐,跟宾馆一样,吃完盘子都不用洗。我们上学了有清洁工来打扫房间,还帮我们换床单、洗衣服。

王鑫海:你上了几年学?
李浙江:三年,我不是读书的料,再说家里的情况也不许可多读书。先在老乡开的饭店帮工两年,2005年盘下这家小餐馆,自主创业。
王鑫海:这个餐馆我看至少有一百多个座位,也不算小了,你这么年轻,就事业有成。
李浙江:一般一般。我买了房子,是二十五年分期付款的,购置房产有利于取得永久居留以及入籍,车子是一万欧元买的二手宝马。钱是挣了一点,都是苦出来的,这几年除了睡觉,我一分钟都没有浪费过。
王鑫海:跟我聊天占用你时间了吧?
李浙江:不要客气嘛。第一次到我店里的客人我一般简单聊几句,第二次来的,就不是过客是常客了,一定要好好结识一下,冷落了也许他们就不来了。你这是第二次来,上次也是带了一个考察团来的,我记得的。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了,有什么考察团拜托一定带到我这儿来吃饭。
王鑫海:那个旺财呢,还有联系吗?
李浙江:经常联系的,我们在路上就说好了做一辈子生死弟兄的,如果路上不幸有人挂了,活着的那个帮助照顾家人。我们出来混饭吃的,没有几个生死弟兄怎么行。
王鑫海:旺财开店了吗?
李浙江:没有没有,他还小,今年才19岁,还在上学,在学校也是个人物,前年去英国交换学生半年,去年去法国交换学生半年,今年高中毕业,去科隆读大学。我劝他留在柏林读大学,可是他跟一个德国女孩处朋友,入迷了,那个女孩去科隆上大学,他也要跟着去,典型的重色轻友。这个暑假他在科隆打工,做翻译导游,一天挣两百多欧元,还有小费,比我还多。
王鑫海:他不会说普通话怎么做翻译?
李浙江:不是中德翻译,他做德、英、法翻译,他是语言天才,三种语言说得都跟母语一样好,不象我,只会说德语。科隆那边夏天游客多,翻译导游很挣钱的。

王鑫海:像你这样在德国免费读书,不是占了德国的便宜吗?
李浙江:刚开始是占便宜,一年怎么着也得花费福利院一万多欧元,三年就是三万多,不过我工作的这四年交的各种税至少有六万欧元了,他们已经赚了一倍利润,以后还要从我身上赚钱,比我们浙江人还精明。我这餐馆做几年,有点钱我还要搞点别的生意,到时候交税更多。
王鑫海:你们摆渡出来的儿童都是超生的黑人吗?
李浙江:大部分是超生黑人,如果交了罚款上了户口的,一般也就不走这条路。我们那里的大干部、大老板也有超生的,没人管的,肯定可以上户口,有的还有几本护照呢。
王鑫海:你们那里超生的比例有多少?
李浙江:十年前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家庭超生,不过一般也就超一个,最近几年听说超生的少多了。

王鑫海:你出来后回去过吗?
李浙江:还没有,没有搞定国籍还是呆在这里比较妥当。明年我就有条件申请国籍了,等入了国籍,我就回国探亲。
王鑫海:现在你老爸不用每年给村长送礼了吧。
李浙江:早就不用了,自从我出来,村长经常给我们家送礼,去年春节就送了两只金华火腿,反正也是别人送给他的。他的孙子、孙女和一些亲戚也想出国,他经常来联络感情的。等我加入了德国国籍,回到老家可以享受乡长待遇,可以坐乡政府的车。乡长前年就和我爸打过招呼了,只要捐款10万就上政协委员,捐款5万上侨联委员。
王鑫海:捐了吗?
李浙江:没有,我爸托人打听了,政协委员、侨联委员都只有几年期限。现在县里搞开发区,有一个开发区顾问团,都是大老板,教授、博士也不少,开发区顾问都享受副县级待遇,去了县委、县政府的人陪着吃饭,而且没有任期限制,一直管用的。国内的老板捐100万可以当开发区顾问,象我们这种海外的特别优惠,捐20万就可以。
王鑫海:你捐20万就为了挂个名?
李浙江:这个有实际好处的,现在听说国内机会很多,当这个顾问可以认识很多有力人士,以后在国内投资很有好处的。我爸有个同学在县委食堂烧饭,认识宣传部的人,他说,如果我23岁当顾问,肯定是最年轻的,到时候可以帮忙安排在县报出一个专版宣传一下,让我先在德国注册几个公司,搞一个集团,声势搞大一点。
王鑫海:这么说你明年就要回去考察投资了?
李浙江:先看看再说,我还打算去看奥运会。
王鑫海:到时候如果有中国队跟德国队比赛,你给那个队助威?
李浙江:当然是中国队了,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嘛。

……

    最近有一个新闻:德国女总理默克尔日前访华,在南京期间,她没有入住南京索菲特银河大酒店顶层四千多呎、可以尽览南京全景的总统套房,而是住了面积只有七百多呎的普通套房。普通套房一晩连服务费不到一千八百元人民币,总统套房则要三万六千元。

    早餐时,酒店本来准备了两套方案,房内用餐或是在只为贵宾服务的46楼行政楼层索菲特会所用餐,但默克尔总理坚持和一般住店客人一样去7楼锦绣西餐厅,而且不进VIP包间,和随行的德国工作人员一道在大厅吃自助早餐。吃早饭时,她也谢绝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坚持自己到自助餐台取食物,并自己动手切法式长棍面包。默克尔总理在拿食物时,一不小心把麦片面包掉在地上,她不让赶过来的餐饮经理帮忙,而是自己将面包捡起,放回了自己的盘中。默克尔总理的早餐很简单,煎鸡蛋卷、奶酪饼、西瓜、面包,也包括掉到地上的那两片麦片面包。

    德国是个经济大国,但是政府的开支有严格限制,处处显得寒酸。如果默克尔总理要住豪华套间,必须申请增加经费。经费从哪里来?想要减少公民的福利是一件惊天动地有可能导致政府垮台的大事,得罪了选民死路一条。那么似乎只有削减象李浙江、旺财这样的外国人的开支比较可行,例如,少养李浙江一年就可以“节省”一万多欧元,足够入住总统套房三天。

    现在,每当有新的中国超生儿童黑人,张浙江、刘浙江出现在德国街头的时候,他们仍然会在几分钟内被警察带走,送往福利院,安排入学读书,重复李浙江、旺财的故事。

    作者简介:作者主要从事人口、环境与发展及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工作。1997年取得律师资格证书。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专业),理学博士(环境科学专业)。签名档: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依良法治国。

 

发件人:"jmma" <jmma@infomail.mlr.gov.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7 09:03:0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我斗胆向十七大代表们推荐一篇文章——凡我中华仁人志士不可不看 我斗胆向十七大代表们推荐一篇文章——凡我中华仁人志士不可不看

    我丝毫不懂经济和财政,更不懂如何治理国家,但我却时刻爱护和关注着我们的国家。2007-10-12 ,青岚湖进贤网友在强坛深水区推荐了一篇署名文章。这篇文章对我产生了极大的震撼,虽然该文有出言不逊之处,但我认为它对于治理国家的财政、经济以及反腐治贪确实有着独到的见的,所以,特将此文又一次推荐给诸君,并恳请诸君能仔细研读。秦川牛推荐,

伤于财政 毁于金融 

卢麒元

来源: http://luqiyuan.blog.phoenixtv.com

    中国真正读懂明史的人只有毛泽东!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将李自成的失败归咎于政治与军事决策失当。这一结论似是而非。李自成进北京后,确实失误频频。有三件事最具有代表性:义军劫掠京城;激反吴三桂;错杀李岩。这些事件从直观的角度看,确实属于政治和军事范畴,但却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李自成真正的问题出自于财政。“迎闯王,不纳粮”。一句话就断绝了李自成的正规财政来源。起义军的财政来源竟是吃大户,这种劫掠型财政,必然演变成为进入北京后的“骄纵”。没有系统的财政建设,地方官吏无钱正常运作,只有反正或降清。部属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必然思去,杀李岩实属无奈。李自成由于不懂经济,最终输掉了政治和军事。中国历史学家治史太过重视政治与军事,疏忽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经济。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财政。

    毛泽东则不然。毛泽东进北京,不仅仅注意了戒骄戒躁,不仅仅注意了政治协商,不仅仅注意了封官授衔。最要紧的是全面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并逐步开始农村集体化,城市工商业的改造,在此基础上推行人民币。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财政主动权。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在他的日记里反复提及这一点,并十分感佩。以此为鉴,蒋介石在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并获得了一定程度成功。培育经济,保障供给,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与制度,这才是毛泽东高明之处。

    事实上,古今中外王朝兴衰大体上都与财政有关。公共财政政策是双刃剑,搞得好就是昌明盛世,搞得不好就是国破家亡。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一套完整经济体系,在此之下配有一套完整有效的财政政策。中国建国后的迅速发展主要依靠这套系统有效的财政政策。时至今日,中国政府有效的经济管理依然是依靠这套财政政策体系。

    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的财政体制已经难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财政体制的变革势在必行。由于管理层对于经济的理解十分有限,特别是对于财政的理解过于肤浅,中国的财政政策处于被动调整状态,公共财政政策被新兴经济势力强力扭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公共财政政策已经演变为中国政府管理的乱源。

    应该搞懂财政收入的含义。在财政收入问题上,中国过度依赖创造价值的课税,而忽视资产增值的课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正在经历迅速的资本化,国有财富的资本化本应提供巨大的财政收入,例如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例如自然资源的资本化,例如国有企业股权的资本化,这些资产的资本化创造了巨额的财富。然而,中国政府却没有在资本化过程实现财政收入的巨额增长。更为严重的是,国家没有得到应得的财富,亦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国民福利,而是被动支持了大规模财富转移。其中,一部分补贴了全世界;另一部分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原始资本积累。

    中国在财政收入问题上的失误,性质十分恶劣。笔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国有资源属于国民资产,转移国有资源等同于向国民收税。如果将国有资源资本化过程中,国民资产被剥夺视为特殊税收的话,政府相当于向国民课取了巨额特种资源税。如果这一判断成立,中国近年的实际税率可能远远不止所得税率35%,实质税率可能高达90%以上,可能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高税收国家。最为严重的不是税收之重,而是这种残酷的税收没有进入国库,没有转移支付给国民。它们的主要部分在资本化过程中巧妙地流失了。这才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也可以说,这才是中国当今一切问题的真正原因所在。

    中国的财政收入问题当然不仅仅存在于土地、资源、国有股权资本化方面。负利率政策也可以视同为一种特殊税收;要素价格扭曲也可以视同为特殊税收;环境破坏也可以视同为一种特殊税收。只是这类税收更为可怕,它们直接在政策层面就被转移支付给特定人群了。

    这就是为什么,突然有哪么多人,突然有了哪么多的钱。这就是为什么,紧缩的中国突然出现流动性泛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资产价格突然暴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突然需要建立和谐社会了。

    中国的经济学家真不懂财政支出的含义? 当由土地、资源、国有股权形成的一部分收入纳入财政的时候(已经很可怜),它们被巧妙地列入预算外收支。这笔逃脱税法和预算法约束的资金,成为各级政府的大金库。于是,各级政府如此热衷搞自身建设、搞市政建设、搞经济建设。“大炮一响,黄金万兩。”不搞建设,就没有经济权利,就没有腐败机遇。却没有人认真思考如何将这笔本属于国民的财富转化为国民福利。看到政府部门高楼林立,看到政府官员豪宅小蜜,谁能说那只是一个人生观、世界观问题?

    公共财政政策的严重问题会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在形式上,最终表达为金融问题。中国历代王朝在公共财政政策失误之后,无一例外最终滥用金融政策。就本质而言,由于正规财政收入流失,政府就必须透支政府信用。在没有法币的古代只能加征税赋;在有法币的的现代就是通货膨胀。剔除那些虚伪的专业说辞,历史的轮回在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笔者将之概括为:伤于财政,毁于金融。

    在中国历史的盛世王朝中,常常会有一些经邦济世的伟大人才。中国人不会称之为经济学家。就如同中国人不会用伟大的经济学家盛赞毛泽东一样。但是,经邦济世之才必须懂经济。否则,就难以避免李自成式的悲剧。尤其必须精通公共财政。有趣的是,精通公共财政并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理论。而在经济学家满街走的当代中国,管理层中竟然无人通晓公共财政政策。以至于管理层反复被误导,反复被欺骗,反复被利用。实在令人费解。笔者一向认为,李岩被杀,不能全怪牛金星的无耻出卖,他的那句“迎闯王,不纳粮”,早已种下了自己的死因。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们,比李岩和牛金星强多少呢?那些活跃的政治化妆师和经济投机师们可以经邦济世吗?

    在西方,经济学家主要是知识的传播者,偶尔也用来做金融产品推销员。基本上没有登堂入室的机会。道理很简单,经济学知识是经邦济世的必要条件,却远远不是充分条件。书生误国,古今中外皆如此。这还是客气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中国的当代经济学家有多少是无间道。前苏联的猝死不就是毁在这些人手上吗。中国那些雇用经济学家们(由金融机构付酬的洋鬼子和假洋鬼子),像极了不拿枪的第五纵队。况且,实在看不懂,中国的管理层怎么一下子都变成了博士和教授?中国公共财政政策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管理者学识的粗俗浅陋令人震惊,竟然还敢猪鼻子插葱装相。若不是愚蠢,是否意味着背叛和出卖?

    中国公共财政政策严重扭曲的问题实在不容漠视了。笔者再一次强调:伤于财政,毁于金融。管理层一定要高度警觉。

    笔者认为,必须将支离破碎分散于多个部委的公共财政政策统一管理;必须将公共财政政策置于法律约束之中;必须将公共财政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分离;必须将公共财政政策形成、执行、结果透明化;必须将涉及公共财政政策的金融政策(利率和汇率)、价格政策、环境政策纳入统一管理;必须将政治化妆师和雇用经济师剔除中国公共财政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必须尽快选用经邦济世之才管理中国经济。

    笔者相信,中国会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得有益启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政策。并在此基础上系统的建立包括金融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解决好目前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真正建立和形成中国强大的国家竞争力。实现中国几代人复兴和崛起的梦想。

注:笔者以此文纪念建国58年。

 

发件人:"投稿---田忠国" <tzg59388@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7 10:58:3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来自投稿---田忠国的邮件 

一位基层司法所所长眼中的民主与社会治理

田忠国

    今年五月,经一位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某地的一位司法所所长,那天,朋友让我和司法所所长一起吃饭,我们就到一家小饭店,在一个不大的套间坐下。等菜的时候,那位所长聊起工作,说,中国的事不好办,主要表现为,有人腐败,证据一大堆,但你就是不能动他一根汗毛。我不知其中的原委,便问他为什么?他有些恼火地说,人家管着你呀。中国的权力结构就是这个熊样子,在法律上你管他,但在权力上他管你,他可以让你当司法所长,也可以不让你当,人家一个电话就把你拿下了。

    我明白了,他说的是权大于法的问题。

    想了一阵,我说,现在主要问题是不民主,以后慢慢过度到民主状态了,官不可以买卖了,或许权大于法的现象就消失了。但他大摇其头,连说,非也,非也。我怔怔地看了他半天,也不明白“非也”二字的含意,他接着说,假如真的竞选了,我竞选上,五年或者几年后我成了千万富翁,以后再选举时选不上,我也是笑咪的,不光我这样,你如果当上官也照样会和我一样。所以,民主加重典才是根治腐败的办法。他没权力拿下我了,我才敢动他是不是?如果他有权处理我,我没动他之前,他已经找个理由收拾完我了,我能怎么样?老兄,现在有人骂我不讲良心,不讲法律,我能讲么?还有,如果一千块钱就判他十年刑,他还敢贪么?不敢了。

    我曾到过香港,都说咱大陆人随地吐痰,不讲文明,可到了香港,一口痰就罚接近二千块钱,和我一块一位老兄,他吐痰最凶,在香港一个星期,一口痰没吐,可从香港回来,刚过了口岸,一口痰一下子射到地上,还说了句“我的娘,这几天可拿捏死我了”。过了口岸他为什么吐?原因很简单,一口痰五毛钱,你吐一天也就是十块八块钱,无所谓的,所以,治就得让他疼,如果不让他疼,你治不治一个样,治还不如不治来。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告诉我,说如果以后我混好了,一定记住,根治贪污腐败,一定要用重典,因为只有重典才能救中国。刚毕业的时候,意气风发,以为睡一觉第二天这片地方就归我用重典了,想不到还没到给别人用重典呢,说不定哪天自己就进去了。

    我试探着说,不至于吧。

    他说,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我听我三弟(我朋友)说,你的人品很好,不然我也不和你说这些。你说,在这个社会上,像我这样最低级别的,哪家没有几套房子?没有百儿八十万块钱?像我这个数,也算是最清的了,因为学了几年法律,想想就害怕,眼看着真金白银想接不敢接。如果敢接,一年也得翻个番。像这个样子,你又能治谁呢?我真为自己为咱这个国家担心,说不定哪天就完了。

    我两眼汪满泪水,怔怔的望着那位司法所长,一言不发。

   2007-10-16

   田忠国,系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新法家传真 Sent: Tuesday, October 16, 2007 5:16 PM Subject: (瑞星提示-此邮件可能是垃圾邮件)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

    编者按:这篇文章揭露了一个基本事实:在信息化时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是如何愚民的,他们总是把市场经济宣传成灵丹妙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似乎走到了终点,既然建立在个人和私有企业决定生产和消费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必然造成社会极度不平等,那么人类就应在全球范围内失败的计划经济之外找到一条新的经济学范式——这也是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轻重之术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

——兼评萨缪尔森的"与时俱进" 

国家发改委  夏小林

    中国经济学界的一种"主流"声音是,市场经济"到位"能够解决公平问题。美国经济学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的权威性说法是,"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定义上具有一致性:"市场经济是一种主要由个人和私人企业决定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制度。""到位"、"不到位"的分歧主要发生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

    中国经济学界的一种"主流"声音是,市场经济"到位"能够解决公平问题。美国经济学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的权威性说法是,"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两个对立的说法,哪个对?

    以下,我们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层面上来简略地评论一下这种分歧。首先,什么是市场经济"到位",在理论上不同派别就各执一端,没有统一的说法。例如,古典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矛盾的,比较含糊。而在新古典经济学内部,按照奥地利/芝加哥学派(即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取消福利制度和混合经济后,实现最自由的市场制度,市场经济才能够"到位"。越自由的市场越"到位"。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保守主义一边,则认为,这是原教旨市场主义,行不通,这种"到位"要加剧不公平。按照后者的理论,有福利制度和混合经济的市场经济,才是"到位"的市场经济。但是,其代表性的大人物萨缪尔森认为,即使在这种市场经济下,还在政治方面加上"普选权"对于强势集团的制约作用,不公平的问题本身依然会存在。而在这之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帕累托说,"造成不平等的基本力量强大到国家干预所不能影响的地步"。 

    当然,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定义上具有一致性:"市场经济是一种主要由个人和私人企业决定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制度。""到位"、"不到位"的分歧主要发生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

    国内那种市场经济"到位"(和所谓"市场化")的提法,固然是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做文章,但是否也适用这种基础性定义呢?有文献表明,体制内是有经济学人主张全面私有化的市场经济的,并认为这样才能彻底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分工问题,市场经济才能"到位"。当然,这种主张受到了批评。

    其次,什么是公平问题的"解决",同样是各执一端的问题。按照奥地利/芝加哥学派(即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近几十年来市场更加自由化了,机会更平等了,促进了效率,增加了财富总量和人均GDP 
> 。这种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劳资之间的交换实现了各自的效用最大化,这就是解决了劳资之间的公平交换问题。其他不公平的问题也应该由市场自发解决,以保证效率,不需要政府干预。

    但是,美国自里根政府到小布什政府期间,由于他们听取了弗里德曼的一些政策性建议,实行了更加自由化的经济政策,2006 年基尼系数已达0. 47。至此,巨额 GDP总量和人均GDP 也不为共和党帮忙,两极分化瓦解了共和党的执政基础:当年末惨丢国会山。欧、日情况同然。新自由主义和弗里德曼的公信力大为下降。所以,萨缪尔森和诺得豪斯在 2001年合作发表的《经济学》(第 17版)中写道,现在众多发达国家实际上面对的是"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例外。萨缪尔森对此无可奈何,感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冷酷无情的经济"。 

    一种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到位"的市场经济实现的平等主要是"机会平等"。在西方这种观点是比较陈腐的了。在《理性与自由》一书的第17 章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非常深刻地评论了西方传统经济学中"机会平等"在理论上的不彻底性,或者,说它具有虚伪性的因子也可以。因为,"事实上,许多实际的不平等往往可以归结为:(1 )收入不平等;(2)将收入转换为能力的优势不平等两者的共同作用,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加强了机会自由的不平等问题"。进一步看,收入不平等后面还有"最初的资源分配是恰当"还是"不恰当"的大本大源问题,而这个问题"可能要求对所有权模式的全面的重新配置,不论我们在历史上接受了什么配置模式。"这可能导致按照"革命手册"的方式解决平等问题。这种批评是作者在 1980年代作出的。 1970年代,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 10版)"不平等的原因"一节中的事例说得比较通俗,在富人的子女和穷人的子女之间,贫富差别并不取决于"机会平等",个人能力微不足道。其实,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也存在诸多的"不平等"是"机会平等"所根本不能解决的。 

    另外,试图通过"机会平等"促进的"垂直流动"来改变社会不公平,对于大多数穷人也是希望渺茫的。萨缪尔森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代代相传"。

    再次,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领军人物萨缪尔森,面对事实,不仅承认"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而且已经修正了原来的不当说法,甚至开始逐字逐句地正面使用自己早年批判的马克思的说法。这个事实非常挑战自由市场经济"到位"能够解决公平问题的说法。

    萨缪尔森和诺得豪斯在《经济学》(第17版)中表达了如下观点:"美国人收入差距的扩大,许多人穷于无出路的工作和困于潦倒的左邻右舍,不过是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的一种并非夸张的写照。此外,北美、西欧、东亚一些富国,还有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分配也极不公平。"

    他们还进一步分析了财富分布与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关系,认为财富分布的不公平加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在市场经济中,财富分布的不公平远远大于收入分布的不公平"。而且其趋势就是"财富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公平",并且加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目前,在排除"革命"和"激进"手段后,这种状况是不可治理的。

    而在1976年出版的《经济学》第 10版中,萨缪尔森也曾写道:归根到底,在资本主义中"收入的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也是在这版《经济学》中,萨缪尔森曾经批评了马克思,说他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富者愈富,穷人愈穷"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后来在事实面前,萨缪尔森改正了这种评论。例如,在25年之后的第17版《经济学》中,萨缪尔森承认并使用了马克思的观点,"自由主义的竞争会带来严重的不平等。……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下,收入会得到公平的分配"!并且,在相关部分删除了对马克思的批评。萨缪尔森"与时俱进"了。 

    最后,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讲理论规范和事实。发展中的转轨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官员与国内、外的私商勾结,大规模的公权寻租会成为加剧两极分化的一台发动机。而此间政府行为缺乏规范,公民社会机制缺失,也是重要原因。原苏东国家亦不例外。我国也存在一定的"权贵资本主义"现象。因此,针对这种特殊的过渡状态,假设达到欧、美式的市场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就能够解决过渡时期加剧两极分化的特殊动因问题,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说,达到当前欧、美式的市场经济秩序水平,就可以解决公平问题,那就与西方主流(包括非主流)经济学的常识不符,与经济史不符,与当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现实和发展趋势不符,且玄之又玄了,是在演赵本山的搞笑小品,忽悠人了。值得问的是:经济学不是小品,研究政策性问题更是要有责任心的事情,一些经济学人硬要这样做是为什么呢?

    在《经济学》第17版的"告别辞"中,出现了一个生动又意味深长的情节:萨缪尔森和诺得豪斯想为市场经济欢呼三次,但想了一下,他们还是决定把第三次"保留到未来的某一天",如果那一天能够在世界各地实现人人幸福的公平目标的话。但是,他们却没有为此提出任何可行的建议,并表示出坚定的信心,反而显得内心存在保留、疑虑和矛盾———这意味着什么呢? 

     本文意在"拨云",相信读者心知肚明,能够"见月"在哪里。阿马蒂亚·森的提示是,彻底解决公平和自由问题,需要解决"最初的资源分配是恰当"还是"不恰当"的大本大源问题以及相关联的收入分配问题。他已经再次触及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不能真正实现公平和自由的核心问题以及并不能真正全面地实现"机会平等"的问题。这和中国共产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国家调控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上是有一种天然的内在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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