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这一期汇编的文章挺说明问题,首先是刘尚希先生的观点:改革成效要看国民的消费量,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真正的生活水平是靠消费量体现出来的,但我们国家GDP连年高增长,而消费量却低增长,经济增长与消费拉着巨大的差距,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有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呢?章东生的第二篇文章可能给出了说明,那就是国民财富更多地集中到少数富豪手里去了。这几年,我国富豪的财富量速猛增长,这在一个方面说明,我国的发展成果并未均享到每一个国民。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国的消费量也能出现高增长吗?肯定不能。因此,前两篇文章深刻地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资本富豪们财富增加得多,平民大众消费得就少。因此,关注中国的消费量已经成了中国经济晴雨表的一个重要标准。]

关注中国的消费量

----房地产业富豪财富量巨增说明了什么?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2007年10月15日

目录

刘尚希:《改革成效要以国民的“消费状态”来衡量》

章东生:《房地产业富豪财富量巨增说明了什么?----谁将是下一个被清算的富豪》

牧渔:《大地主碧桂园是否在挑战国土督察?》

潘伟:《低收入者有了住房保障, 中等收入者该怎么办?》

霜重:《买断工龄不合法》

许志永:《社会主义及其实现道路》

湖北仙桃出现恶性投毒案件

欧阳君山:《怎样减少中国人的依附人格----论中国人的人格依附》

 廖华:《七七、七八级令人不寒而栗?》

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院士终身制该不该取消

且看:《“贱民”天性就是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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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效要以国民的消费量来判断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 刘尚希 

2007年10月15日 

mofliu@126.com

    作者 简 介:1964年农历 9月出生于湖南省桃江县,1987年参加工作,在中南财经大学任教,1990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供职于财政部财政科研所,研究员、研究生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副所长,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出访过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阿根廷、土耳其、澳大利亚、南非等二十多个国家,对国外同领域的问题有较广泛的了解。调查研究的足迹遍及全国所有的省市,并在二十几个省市政府部门及大学做过专题性学术演讲。多次主持或参与国内重大课题研究和国际合作课题研究。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是公共理论与政策,包括公共风险、公共财政、财政风险、公共分配、公共政策等。 作为财政部科研所的学术带头人之一,早在1989年就入选了当时惟一的《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消费不只是一个宏观经济变量,也不只是一种行为选择,而且还是一种“状态”。国民“消费状态”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消费足还是不足,即在既定生产水平下消费的相对满足程度;二是消费差距的大小,即消费的平等性程度;三是消费的保障性和安全性,即消费风险的大小。“消费状态”是多量纲的组合,直接反映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实际上是从人这个主体出发,对生产或经济增长的多角度测绘。按照一般原理,生产是手段,消费是目的。改革的成效如何,不只是反映在生产上,最终要体现在消费上,体现在社会成员身上。改革,是制度的创新,但最终是要以“消费状态”来衡量,即以人的状态来衡量的。事实上,要不要改革,也是以此为据的。至于说建立一个什么样子的生产体制,倒是其次的问题。但工具理性的思维有时候会使我们忘记了人自身的要求,为改革而改革,把建设一个心目中认可的理想体制而当成了目的。所谓“体制模式”的说法实际上就蕴含有这种思维。这样做是极其危险的。任何体制都应当符合人的需要。可以这样说,如果改革背离了消费,背离了人自身,那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导致危害人自身的公共风险。  

  引导改革的最终都是消费问题 

    为什么要改革?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改革是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在那个时候,按照我国的标准,贫困人口达到2.5亿;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贫困人口达到6亿,不管怎么说,当时不少人吃不饱饭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人心思变,政府顺应人民的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起了改革的帷幕。可以说,是国民消费的严重不足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肚子问题改变了思维,解放了思想。 

    在今天,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为什么依然要改革?难道说当今的改革与国民消费已经无关了?回答是否定的。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改革的引导力量。尽管多数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仍有两千多万人处于贫穷状态;尽管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已经成为历史,但“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上房”、“找不到饭碗”以及“老无所养”等问题摆在了全社会的面前。这是一些什么性质的问题?都是基本消费问题。当今流行的许多说法,如民生问题、公共服务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等,实质指的是消费问题;新发展观、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等新理念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消费问题。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那么,幸福哪里找?只能在消费中寻找。在我们一般的理解中,“生产”是指物的生产,其实,人类社会还有更重要的“生产”,那就是人的生产。生产资料的消耗过程,是物的生产过程;消费资料的消费过程,则是人的生产过程。消费,包括物质消费、精神消费和闲暇消费,是人口、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的素质全面提高和发展的过程。离开了消费,也就意味着忽视了人本身,我们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和目的。   

    在短缺的条件下,改革的落脚点更多是放在生产方面,为生产率的提高鸣锣开道,解除各种体制的束缚。为此,以市场化改革为线索,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着眼于分权和放权的改革,如对农村和农民的放权、对企业的放权、对地方的分权等等,调动了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产量迅速增长,如粮食产量、日常消费品产量、耐用消费品产量、各种生产资料产量等等,其中不少产品产量已经居于世界首位,例如谷物、肉类、水果、茶叶、花生以及棉布、钢、煤、水泥等在2005年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成为当今的“世界工厂”和“制造中心”。产量快速增长,也带来了产值和收入的迅速提高,例如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居世界第四位,比1978年的10位提前了6位;人均国民总收入居世界128位,比1978年的175位提前了47位。与改革开放的初期相比,生产率大大提高,生产方式大有改进。改革,使中国告别了物质的短缺,走出了“生产的贫穷”。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效应”是极其显著的。 

  当前“消费状态”的分析与判断 

    面对全面短缺的当时现实,选择“生产第一,消费第二”是正确的抉择,消费的对象毕竟要靠生产来提供。但从短缺转向过剩的条件下,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是否可行?改革带来的“消费效应”又是如何呢?产值和收入的增长是否自动地带来了消费的扩大?数据显示的答案是相悖的。   

    从绝对规模来观察,最终消费支出是在不断增长的,2006年达到110323.4亿元,比1978年的2239.1亿元增长48倍;而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增长了60倍,最终消费支出增长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慢了很多,相差12倍。数据显示,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三年,我国消费率是明显上升的,1980年比1978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这种上升的势头一直持续到整个“六五”时期,这个时期成为改革开放29年中消费率的最高点。自此之后,消费率就开始下降,进入“七五”时期,消费率比上期下降了2.5个百分点,“八五”时期下降了4.4个百分点,“九五”上升了1个百分点,到“十五”时期又下降了4.3个百分点。进入“十一五”,消费率更是呈快速下滑之势。

    总的看,“十五”时期比“六五”时期消费率下降了10.2个百分点。进入新世纪,消费率快速下滑,2006年降到了50%,这与消费率历史最高点的1981年低了17.1个百分点,也比1978年低了12.1个百分点。与产量和产值相比,我国消费率在世界的位次居于低位。美、日、德、英的消费率都在75%以上,美国更是高达89%;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印尼等国家也在75%左右,埃及高达90%。无论是自己跟自己比,还是跟外国比,当前的消费率都是偏低的。与自己比,低消费反映的是手段(生产)与目的(消费)的偏离;而与外国比,低消费则反映的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对外国的消费补贴。

    美国媒体认为,过去十年中国给美国消费者补贴了6000亿美元,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今年3月20日《财富》杂志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一看法。问题是外国人的看法并不是感恩中国,而是认为中国这样做给他们制造了麻烦。在计划经济下,高积累、低消费仅仅是一国自己的事情,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消费率低下已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了。   

    在一定意义上,改革使中国脱离了“生产的贫穷”,但并没有使中国摆脱“消费的贫穷”,现在的消费率比29年前还要低,昭示“消费的贫穷”还在加剧。从这里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改革带来的生产率并没有自动地扩大到消费上来,产量产值扩大了,而消费的份额反而下降了;二是生产与消费在不适当体制和政策下是可以背离的,二者的循环是可以割断的。做大蛋糕难,享用蛋糕也不易,后者同样需要改革。 

    不仅如此,消费的差距也伴随着消费率的下降而扩大了。这表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群体之间以及个人之间,例如从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来看,农村只相当于城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水平。消费的差距直接导致的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差距。食品消费的差距直接造成的是营养、体能素质的差距,教育消费的差距直接造成的是人发展的差距,医疗卫生消费的差距直接造成的是寿命的差距,如此等等,消费差距直接带来的是权利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造成许多难以弥合的社会断层和社会鸿沟。不难想见,一个沟壑纵横的社会是无法达成和谐的。还有,消费安全也伴随消费率的下降和消费差距的扩大而变得愈益令人担忧。一方面,产量和产值上去了,而另一方面,食品、药品、饮用水、餐饮、就诊、就学等各种消费品和消费服务的安全性大大降低了,消费的风险扩大了。还有一种风险,那就是因找不到饭碗,或丢掉了饭碗,或劳动能力低下,或无劳动能力而导致无(足够)钱消费的风险,这与前一种风险一起构成居民的消费风险。在计划经济下,存在的消费风险是无东西可买。市场化改革带来了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这种消费风险消失了,但买不起的风险,以及买得起却不安全的风险又来临了,而且越来越大。   

    总的看,消费率的下降、消费差距的拉大以及消费风险的扩大,由这三个方面构成的国民“消费状态”事实上是趋向恶化的,这说明了什么呢?需要进行新的改革,以遏制这种恶化的趋势。

新一轮改革的趋向 

    要改善当前的“消费状态”,需要调整改革成效的衡量标准,从以“生产率”为惟一标准转变为以“消费状态”为最终标准。只有以“消费状态”为改革成效的最终标准,才能避免生产与消费两张皮,为增长而增长;才能真正落实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才能化解经济停滞和社会断裂引致的公共风险。 

    至此,我们不难判断,今后的改革至少落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改革要落到扩大消费上。这既是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也是解决各种民生问题的要求。当前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外部需求来拉动,消费需求明显不足,这带来了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一系列两难问题,如投资和顺差成了一块跷跷板的两头,在消费率低,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情势下,压投资,顺差就会扩大;而抑制顺差,则投资又会扩大。再如收缩流动性的问题,提高利率,有助于缓解流动性泛滥;但同时又会吸引国际热钱进入,反而加剧流动性。要解决外部的失衡,但可能会加剧内部的失业。如此等等,这些“两难”问题都是消费不足而导致储蓄率居高而造成的,惟有提高消费率,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至于说解决民生问题,更是需要扩大消费。在国民消费率下滑的条件下,民生问题将会无解。 

    要扩大消费,首当其冲的是国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改革,一方面,逐步提高劳动者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平衡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另一方面,扩大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和基本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消费,逐步提高公共消费在国民消费中的比重,协调好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其次是金融、税收、物流等方面的改革,形成有利于消费的体制环境。

  第二,改革要落到消费的平等化上。消费的平等化较之于收入的平等化、财富的平等化更重要,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社会公平正义的最终体现,既不是在做大蛋糕上,也不在分蛋糕上,而是享用蛋糕上。如基本营养、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消费,不仅对现在、现一代,而且对未来、对下一代都会产生连续性的重大影响。

    我们的注意力总是较多地放在收入、财富的平等化上,而忽略消费的平等化,这暗含着一种假设:收入、财富的平等化=消费的平等化。其实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因为这只是从个体角度观察得出的。尽管收入的平等化在一定程度有助于消费的平等化,但在社会化和公共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消费不单纯是个人的行为选择,而是涉及到许多的公共选择,像个人对许多公共服务的消费,不是个人收入决定的。消费平等化与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消费的规模和结构密切相关。从既定的生产力水平下来观察,我国当前消费的不平等既有生产领域不平等造成的先天不足,也有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带来的重大影响。这种消费的不平等体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巨大消费差距上。要遏制这种消费差距进一步拉大,推进消费的平等化,需要综合配套改革。 

    第三,改革要落到化解消费风险上。这既有买不起的风险,也有产品、服务质量和安全性方面的风险。前一种消费风险需要政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化解,而后一种消费风险则需要政府加强对生产、服务行为过程的监管。显然,这需要一列的改革,尤其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消费风险的扩大,特别是广为关注的食品、药品和饮用水安全问题,与政府自身改革的不足是密切相关的。   

    上述三个方面不是对改革的分类,而只是说,任何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府改革,都要至少落到上述三个方面,这样,改革才会形成合力,才会有成效。如果说以前的改革可以称之为做大蛋糕的改革,那么,现在的改革则是偏向于平等地、安全地分享蛋糕,进而形成生产与消费、增长与发展的良性循环。当“消费状态”得到了改善时,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能落地生根。

   作者联系方法: 电 话:(010)88191021,传 真:(010)88191181,电子信箱:mofliu@126.com,邮政编码:100036,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财科所。)

 

发件人:"zhangdong19721010" <zhangdong19721010@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3 21:33:04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回信 

房地产业富豪财富量巨增说明了什么?

----谁将是下一个被清算的富豪

章东生

2007年10月15日

    中国富豪榜的出现,震惊了中国。 2007《福布斯财富榜》出炉,地产之女杨惠妍以160亿美元做上中国首富宝坐。160亿美元合人民币1248亿人民币,是一年军费的1/2。

    财富榜前4名都是专营地产行业和以此为主业。与房地产商极速飙高的财富一同飙高的是全国各地的房价,不仅北京,上海一线城市没有一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二线城市杭州,南京也无一万元一平方米以内的房子。

    相对于令人咋舌的房价,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还是排徘徊 在1000千元左右。昨晚看了一篇小说主人公(大学学历)为一千元工资而与人格尊严抗争的故事,使我久久不能平静,生活中这些事真是太多太多3亿打工仔就有2.99999999亿人在做这些事,为了区区1000元12个小时的干活。一边为了五斗米而不得不折腰,一边的财富如火箭般串升,世间人的能力差别真的有如此之大吗?

    杨惠妍为何如此有钱,第一作为中国最大的地产商,碧贵园拥有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一平方公里相当于7000亩40平方公里就是280万亩,假设一亩地值100万280万亩就是280亿无人民币,光不动产就值这么多线盖上楼那将值多少线?

    第二碧贵园在香港上市,筹资人民币16亿美元,在股市的效用下其财富得以飙高,是股市为其代来财富吗?我看不是,没有40平方公里的土地储存就不可能筹措到16亿美元,房地产业不是科技行业的概念股,可以任凭对未来的想象套钱,而是必须有货真价实的土地作凭证才能有人相信。如此说来是碧桂园先有土地才有后来的股市锦上添花,也可以这么说股市只是把她的钱漂白。

    她们为什么要把这些钱漂白,为何又要在香港漂白。

    《福布斯排行榜》榜上的富豪常常出事,先有广东的顾雏军后有上海的周荣坤,多位上榜富豪中箭落马,2006年的黄光裕受到调查。是以《福布斯排行榜》在中国称为杀猪榜。相对于这些坐在监狱的富豪,中国第一贪赖昌星就活的有资有味,他全家在加拿大过着逍遥快乐的日子,时不时的还成为中国的新闻头条,当罪犯当到这种层度让我点羡慕的五体投地。赖昌星只是在加拿大避难,如果有美国国集那还得了,侵犯美国人就是侵犯美国,谁要不识好逮,美国军队马上开过来。有了美国这个护身符,中国富豪精英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有事找我的律师”常记得香港电影里犯事的老大总说这句话,多么萧洒多么威风,这才活的象个人样,难怪小学生嘴里都会蹦出这句精典。小学生说这话,大人就说“有事去找美国政府”。
一国两制统一香港,香港就是中国一等公民,谁去惹一等公民是吃饱了撑的难受。香港是中国统一的橱窗,有谁敢在橱窗上蒙灰。在香港上市公司股本有香港人的一份,这个公司也就买了一个保险。

    如今的中国富豪抓住了两个护身符,再也不怕什么了,可以有势无恐地大胆剥削,压榨中国人民。

    富豪不怕中国人怕,白天抛头露面为生活挣扎晚上总要有息栖之地,节节高升的房价不是把人赶向租借的人均三平方米窝棚就是睡梦中常惊醒,第二天失业了按遏怎么还,刚买的房子会不会是给银行做嫁衣衫。05年月薪7000元为买房子不得不节衣缩食,07年房价上涨了150%恐怕月薪14000元也要喝稀稠。中国人有几个月薪14000元?

    房价不仅把低收入者收入一铲而光,中产阶级也跟着口袋空空,一边是身无分文,一边是超级富豪,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生气了就要开炮,向谁开炮?数一数《排行榜》前40名里就有20人是地产巨子,那26岁少不更事的首富清白的无一点尘埃,她的过错再哪里?找不到她的过错只能找怎个地产业的过错,开炮只能向怎个地产界开炮。

    中国近几年国民总产值年均增长10%以上,同期房价以30%的速度上涨,新开工房产以同等速度上涨,这几年个个城市都建的光鲜漂亮,房地产业立下了不世奇功,向房地产业开炮就是向怎个中国经济开炮。
不论是从04年开始的国务院房价调控还是民间的批判都是小打大帮忙,向地产业越开炮房价涨的赶快,个中奥妙就在GDP。GDP一减缓中国就将大难临头。

    我以看见一曲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乐,有的只是痛苦。每个人都痛苦,富豪的痛苦是怕被清算,民众的痛苦是怕被压榨的只剩骨头,政府的痛苦是怕不稳定。

    难道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宿命?

 

发件人:<capitel@s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4 11:30:5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大地主碧桂园是否在挑战国土督察? 

大地主碧桂园是否在挑战国土督察?

牧渔

    以查处“以租代征”为重点,包括查处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扩大开发区用地规模、“未批先用”等土地违法行为在内的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正式启动。与此同时又传出消息,赴港上市不到半年的广东地产股新贵——碧桂园集团,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了。 

    据其最新公告称,截至8月15日,该集团土地储备总可建筑面积达到5400万平方米。仅仅在15天前,这一数字还是4500万平方米;而统计至6月30日的中期业绩报告则显示,当时的数字是2950万平方米。

    据中银国际预计,一年后碧桂园的土地储备总建筑面积甚至可能达到8600万平方米。碧桂园目前这些新增土地储备遍布广东及天津、重庆、湖南、湖北、安徽、内蒙古等多个省市自治区,且基本上位于三线中小城市。 

    首先来看一看5400万平方米是个什么概念?面积大约等于上海市七个个卢湾区。即使以容积率1来计算,来建房,可建面积也大于上海两年的住宅供应总量。 

    碧桂园在短期内购进的储备土地一般价格不高,据其中报披露,平均土地成本仅约占楼盘售价的7.4%,平均楼面地价每平方米不超过200元。7至8月份新增的2000多万平方米土地储备,一共花了不到30亿元,平均楼面地价更只有145元。而自成功登陆港股后,碧桂园目前可以动用的现金达180亿港元。据其中报显示,今年上半年碧桂园负债比率为至74.6%,而上市前负债比率是160%。换言之,公司上市后握有大量资金,所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 

    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土地购进后的开发,就决不是如此便宜的地价所能比的。地价有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巨大落差,而楼盘建造价的差别则相差无几。今年初政府开始征收土地增值税后,对于碧桂园这类土地储备量大、开发周期长的房企来说,其资金链将受到严峻考验。另外,对碧桂园这样迅速爆发起来的企业,短时期内也没有如此多的开发经营人才。 

    之所以强调“短期内”,是因为现行的土地政策规定,企业购得土地后,须在一年内开发,若如延期,除特殊情况外,罚款25%;两年不开发,土地无偿收回。这是政府为严控土地资源,防止开发商无量囤积,荒废国家有限的土地资源而制定的。如此,碧桂园若是耽误一年,按今年其在7、8两个月新增的20平方公里价值300亿的土地储备,则要罚款75亿元;若两年还来不及开发,则有血本无归的可能。而根据碧桂园目前的技术含量以及资金实力,很难保证在一年内全部开发其拥有的土地储备。 

    为了保本赚钱,为碧桂园这个全国最大“地主”计,办法似乎不多:(一)勾结地方,千方百计算作“特殊情况”,延缓开发,真正做到囤积;(二)瞅准机会,做一级批发商,分块卖给二级开发商。前者是明显的腐败,而后者抬高了房屋开发的成本,完全违背了稳定房价的政府目标,也侵犯了普通购房者的利益。 

    因此,政府是否应该对那些“大地主”们实行监控,甚至加以限制?

 

发件人:"大侠" <panyi@vip.sohu.net>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relay.mail.sohu.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3 12:40:52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潘祎的稿子 

低收入者有了住房保障,中等收入者该怎么办?

透支未来,中等收入人群已成高房价最大受害者

专题:住房保障“画饼能否充饥”

潘祎

    昨日,广东省房协召开了“城市保障性住房政策解读研讨会”。广东省房协会长蔡穗声表示,“中等和高收入的80%的人群,应该通过市场方式解决,包括租、买二手房或是买小户型的房子。”他认为,在目前政府监管不到位、社会信用度低的情况下,经济适用房改售为租,或可避免骗购等弊病。

    建议经济适用房改售为租

    昨日,广东省房协会长蔡穗声表示,“按照之前的政策,中低收入人群均进入到保障范围,但在现实中并没有实现,也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按照统计局的标准,广州大概有20%的人群是低收入人群,其中10%是最低收入人群,而60%均是中等收入人群,只有20%是高收入人群,如果中低收入均列入保障的话,中国住房改革的市场化程度就太低了,房改也太失败了。”

    蔡穗声认为,中等和高收入的80%的人群,应该通过市场方式解决,包括租、买二手房或是买小户型的房子。另外,他表示,在目前政府监管不到位、社会信用度低的情况下,很难控制保障性住房政策不会走样,经济适用房改售为租,或可避免骗购等弊病。

    首度涉及农民工住房问题

    蔡穗生认为,历年来的房地产政策都是只保障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农村主要是靠宅基地等进行解决。但此次农民工问题首度纳入公共政策。城中村改造的时候,要求考虑农民工的居住需要,在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集中建设向农民工出租的集体宿舍,以农民工可以承受的合理租金向农民工出租。尽管还停留在制度安排的层面,尚未形成政策措施,但已足以让全体人民感受到中央政府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决心。

    但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郭巍青表示,这也可能引发日益广泛的社会流动性给城市资源造成的持续压力。事实上,所谓“城市低收入家庭”的边界范围并不容易界定。如果仅限于有城市户籍的家庭,可能会失之于范围过窄;如果包含了“农民工”,则定义会变得模糊。城市中有相当数量的低收入人群,因为没有户籍,可以叫做“外来人口”,但未必是典型的、在生产线旁的那种“农民工”。如果没有正确的应对措施,“住房困难”问题可能在城市里持续存在。

    开发区新地建房限价5500/m2

    随着9月2日开发区占地近11万平方米的KXC-K1-2地块的成功出让,广州正式拉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土地盛宴――140多万平方米的供地量将于本月内公开出让。据了解,这一数量差不多是今年前8个月广州土地供应总量的2倍。专家表示,通过本月的土地出让,在满足开发商对土地的渴求的情况下,也将会使市场个供需紧张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开发区占了新地半壁江山

    这一次广州的“土地盛宴”,有近一半面积的地块坐落在广州开发区及科学城一带。据了解,广州开发区近期一口气推出5幅非工业用地完善区域配套,不仅有建五星级酒店、文化用品市场的地块,更有3幅针对企业员工、中低收入家庭和中高收入群体等不同群体的住宅地块。其中,位于广汕公路与大观路交汇处东南侧力康小区的KXC-F8-1地块为广州近年推出的最大的住宅地块,用地面积47万多平方米。

    翡翠绿洲策划经理刘志文表示,近期开发区大量出让土地是与广州市加大土地供应的政策相一致的,这对于稳定房价上涨过快将起到十分有效的作用。“随着萝岗区内交通、配套环境逐步改善,加上珠三角城市一体化的加速推进,该区域内的居住价值日益得到认可。可以说,目前这种土地市场集中放量的现象,也是蓄势后的一次井喷,可以预见到东部房地产的发展将由此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

    5500元/m2最高限价过低?

广州新区近一个月将抛地140万平方米缓解市场供需紧张的局面

    据了解,本次开发区出让的土地,有部分地块属于双限性质――限户型、限价格。其中5500元/平方米的最高限价让部分业内人士发出了定价过低的质疑。对此,合富辉煌市场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黎文江提出,目前该区的商品房销售均价已经达到7000元/平方米,目前推出的土地还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推出,到时候还是5500元/平方米的最高定价,是否合理?是否与市场的价格相差太远了?“限价房的定价应该采用金沙洲的做法,要开发商自行定价,去掉最高和最低的,选取中间的价格才更为合理。这样做开发商也不能胡乱定价,更为接近市场价格。”

    刘志文则表示,5500元/平米的限价应该算合理。他认为,以目前广州东部楼盘的平均售价来看,其价格浮动范围大致是在5000~7000元/平米之间。“考虑到房地产1~2年的开发周期,预计项目建成后,区域房地产的平均售价还将有10%左右的上升空间,因此,5500元/平米的限价对于保障型居住还是较为符合市场实际的。”

    广州著名房地产专家韩世同认为,不能用科学城周边的高端项目的价格去衡量5500元/平方米的价位是否过低。他表示,由于目前开发区推出的限价地靠近增城、新塘一带,目前该地区周边的价格也不高,很多大楼盘洋房的价格也就5000多元/平方米。因此,5500元/平方米的价格并不能说偏低了。 (记者 李东元)

    有关经济适用房到底应该是出售还是出租,我早就进行过分析,认为这种保障性住房必须禁止在市场上流通。现行的类似购买5年后就可以上市交易的政策规定,实际上就是在将福利市场化的一种变现的奇谈怪论。而涉及到中等收入群体是否应该纳入住房保障体系,这里面有牵涉到了如何界定中等收入、以及该群体的生活质量等等一系列问题。

    中等收入者不应列入住房保障是一种谬论 

 

发件人:"nfj qs" <qsnfj2004@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3 11:48:1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买断工龄不合法——当前中小国企改制中职工身份置换方式的法律依据之探讨 

买断工龄不合法

——当前中小国企改制中职工身份置换方式的法律依据之探讨

霜重

    当前,在各地中小国企改制中,国企职工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职工身份置换”,具体方式为,工人阶级“主人”身份被地方政府强行卖掉,不问工人阶级同意不同意、愿意不愿意、劳动合同到期没到期,不管老工人的历史情况,一纸红头文件,强行单方面解除国企职工的劳动合同,承认违约给补偿金,不讲违哪条约?违约理由合法不合法?成立不成立?并称之为“理顺劳动关系”,国企职工被迫由“主人”变“佣人”。

    这种方式是否符合我党“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治国方略?是否符合我党提出的构建“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稳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我们有必要对其法律依据进行探讨。

    通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简称《企业法》,其同时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交通运输、邮电、地质勘探、建筑安装、商业、外贸、物资、农林、水利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简称《劳动法》),反思各地当前中小国企改制中职工身份置换方式,结论很清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

一、国企职工的“主人”身份受法律保护

    根据《企业法》第九条,国企职工的...... 《企业法》第九条“国家保障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职工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平等自愿、协商一致

    根据《劳动法》第十七条、第二十四条,变更劳动合同应当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劳动法》第十七条“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解除。”

三、劳动合同中除必备条款外,当事人可以协商约定其他内容

    根据《劳动法》第十九条,劳动合同中除必备条款外,当事人可以协商约定其他内容。《劳动法》第十九条“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并具备以下条款:㈠劳动合同期限;㈡工作内容;㈢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㈣劳动报酬;㈤劳动纪律;㈥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㈦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当事人可以协商约定其他内容。”

四 地方政府单方面强行解除国企职工劳动合同的条件依法不能成立

    在《劳动法》中,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共有三条,二十五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

    第一,《劳动法》第二十五条不适用“国企改制”企业职工。《劳动法》第二十五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㈠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㈡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㈢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㈣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二,《劳动法》第二十六条不适用于“国企改制”企业职工。《劳动法》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㈠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㈡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㈢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

    对此条而言,㈠、㈡显然不适用“国企改制”企业职工,那么,㈢项是不是地方政府单方面强行解除国企职工劳动合同的真正条件呢?首先,何谓“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地震了?山崩了?海啸了?战争了?宪法变了?劳动法变了?企业法变了?工人阶级不是领导阶级了?都不是,地方政府的一纸文件,未经全国人大授权,况且还违背《宪法》、《企业法》,没有法律效力,那是“人为”,不是客观;其次,“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具体含义,劳动合同中没有约定,企业以往的规章、制度和各类文件中也没有提及,凭什么单方面将地方政府的一纸文件作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呢?再次,原劳动合同不存在无法履行的情况,地方政府也并未与“? 蟾闹啤逼笠抵肮そ行瘫涓投贤?BR> 所以,由以上分析可知,从实体法上讲,以地方政府一纸文件作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依法不能成立。

    第三,《劳动法》第二十七条不适用“国企改制”企业职工。《劳动法》第二十七条“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用人单位依据本条规定裁减人员,在6个月内录用人员的,应当优先录用被裁减的人员。”

    第四,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政府单方面强行解除国企职工劳动合同的条件依法不能成立。

五、当前中小国企改制中职工身份置换方式的法律依据不成立

    综上所述,地方政府未采取协商一致方式,而是采取以一纸文件单方面强行解除劳动合同方式,且单方面强行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依法不能成立,所以,在各地中小国企改制中,现行的国企职工身份置换方式违背《劳动法》、《企业法》,法律依据不成立。

    由此可知,在地方政府有关“国企改制”的文件中,只谈单方面强行解除劳动合同违约给补偿金,不谈依据《劳动法》哪条解除劳动合同,不谈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成立不成立,关键就在于其违背《劳动法》、《企业法》,法律依据不成立,无法向“国企改制”企业职工如实说明。

六、地方政府放弃了对国企老职工的历史责任

    国企职工可分为两部分人,1983年以前参加工作的,1983年以后参加工作的。1983年以前,国有企业未实现合同制,那时的职工是不能解雇的。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大力推行劳动合同制,当时有一种说法,“作为国有企业,即使将来员工劳动合同定期,也只有员工不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没有企业不予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这部分职工也都签订了劳动合同,但也是不能解雇的。

    国家前些年也是正视这个问题的,在国企下岗、分流、破产中,曾经有“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之说。但后来,没有任何解释,在国企改制中,这种做法就不执行了,所有职工,统统买断工龄、解除劳动合同,全部实现身份置换,放弃了对国企老职工的历史责任。

七、国企改革必须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国企改革必须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必须遵循法制社会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法无授权即禁止”,政府只享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力;必须遵循我党“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治国方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必须符合和代表广大国企职工的根本利益;必须有利于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不能少数人说了算;必须坚持以“群众职工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出发点和归宿;必须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倾听群众的呼声,必须依法保证工人阶级对国企改革享有并行使知情权、监督权、决策权。

    我们必须坚持和发扬我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认真执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所倡导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工作方针,坚决对违背《劳动法》、《企业法》的当前中小国企改制中职工身份置换方式推倒重来。 

    推倒重来是根据法律及我党宗旨的规定和要求,充分维护广大工人阶级利益的必要步骤;推倒重来是维护法律尊严的逻辑结果,否则,那将是对法律的无情嘲弄,何谈“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何谈构建和谐社会?推倒重来才能恢复工人阶级对政府的信心,才能挽回工人阶级的的信任;推倒重来最重要的意义,实际上还在于维护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维护自然法意义上的正义原则。

 

发件人:"公盟" <gongmeng@gongmeng.cn> 收件人: "公盟" <gongmeng@gongmeng.cn>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3 15:26:3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公盟评论2007年第三十期(总第四十七期) 

   公盟评论2007年第三十期(总第四十七期)

社会主义及其实现道路

公盟研究员  许志永 

2007年10月12日 

    一个朋友从台湾回来,说对台湾有两点深刻印象:一是更中国,二是更社会主义。更中国是因为台湾保存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古汉字、孔子像等等;更社会主义是因为台湾更加自由公正和均富,贫富差距比大陆小的多。

    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本位的一种理想,它追求的正义观根植于人类现实世界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同属于人类的人与人之间生存状况的巨大差异。由于人的天赋能力的差异,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不平等,有了不平等,也就有了社会主义的梦想。从斯巴达立法者重新分配土地消除不平等的努力,到中国北宋末年农民起义军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摩莱里“新社会结构的计划”无不闪现出社会主义生生不息的活力。

    人类社会曾经出现过一百多种社会主义思想,他们之所以坚持用社会主义这个名称,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梦想¡ª¡ª改造这个不平等的社会。然而它们又是千差万别的,最根本的差别不在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在于实现道路的不同,即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制度才能实现一个理想正义的社会。就这个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社会主义者们做出了不同的设想并为此付出过巨大努力。

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

    20世纪历史上以巨大的革命运动的方式在很多国家建立了政权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它有四个典型特征: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这个设想最初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所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提出的,他们梦想着政治上有一个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由他们来统治就能摆脱社会不公正的历史难题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梦想着通过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消除由于私有制和市场竞争带来的经济危机和不平等。这个设想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然而,它在苏联以及很多国家的实践中呈现出来的却是一场巨大噩梦。

    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斯大林进行的恐怖的肃反,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93名中央委员和侯补委员中有83名被枪毙,5个元帅中3个被枪毙,5个一级司令员中3个被枪毙,10个二级司令员全部被枪毙……所有这些人,都被称为“人民的敌人”。人民是什么?当私欲不可避免地膨胀而权力又无任何约束时,人民就是乌托邦祭坛上待宰的羔羊。以计划经济的名义,苏联曾经有过一度辉煌,但是,国家强大人民却从未富裕,帝国的根基是脆弱的,即使后来赫鲁晓夫以后苏联进行了改革,但根本制度不变,经济走向衰落和社会矛盾激化是必然的,号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制度根源上注定了悲剧。

    中国也进行了同样可怕的实验。1950年代中国也曾经有过经济快速增长,人们对于新中国充满希望和欢欣,然而不受约束的权力体制注定了以无产阶级专政或以其它任何革命的名义掀起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一波又一波的权力斗争把人民拖入深渊。在1958年那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运动中,人民日夜辛苦劳作,还竟然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死。报纸上每一天都在报告着大好形势,报告巨大进步,然而,直到1978年,实验了近三十年,人民依然在饥饿的边沿挣扎,所有号称的进步哪里去了?人民辛劳所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这场实验的结束是戏剧性的,安徽小岗村的村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私分了土地,他们以自己的切肤之痛,认识到了什么制度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甚至荒谬的和残暴的。

    北朝鲜的实验一直进行到二十一世纪,于是在那个国家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饥荒。那里面黄肌瘦的人民像博物馆里的展品一样,向人类展示二十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荒诞。通过北朝鲜,我们看到的更加深刻的悲剧似乎还不在于一群人为理想付出的沉重代价,我们看到的是在一个权利不受制约的制度下人的赤裸裸的私欲,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整个国家几乎变成一小撮人甚至一家的私产,成了为满足极少数独者私欲的工具,还有比这些更可怕,更极端的私有制吗?

科学社会主义反思

    为什么一种美好的理想竟然成了这样悲惨的结局?这固然有各国专制传统文化基础的作用,有独裁者个人的因素,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其内在逻辑的缺陷也是导致悲剧的重要因素,我们有必要重新分析一下科学社会主义的四个特征:

    按劳分配。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财富应当按劳分配,只有劳动创造价值。为了解决这套理论面临的现实中劳动种类和报酬差异的难题,他又设想出一个抽象劳动的概念。所谓抽象劳动,是指社会必要劳动,那么,怎么才能确定劳动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谁来确定社会劳动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归根结底绕不开社会需求。

    其实,即使是纯粹的按劳动分配,不同的劳动种类也会有很大差别。企业家付出管理劳动与工人付出的体力劳动,价格可能有很大差距,这根本上是社会需求决定的,因为能成为企业家的人比普通工人少得多,企业家的管理劳动比普通工人的体力劳动更稀缺,因而价格更高。因此我们不能从企业家收入更高就简单地得出结论说企业家在剥削工人。

    而且,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只强调按劳分配本身就是不全面的。劳动需要有一定基础,没有厂房,没有工具,劳动怎么能开始?厂房、工具等都需要投资。而资本不正是前人的劳动成果吗?投资意味着以自己先前的劳动加入到新的劳动之中,这种预先支付的劳动当然也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而报酬的大小也是由预先支付的劳动在社会中的需求地位来确定。所以,资本当然也应该参与劳动分配,而且,获得分配比例与社会对资本的需求程度有关。所以,按劳分配从来就不应当和资本、管理、技术获得报酬相对立起来,资本参与分配不是什么“不劳而获”,而是正常的合理分配。

    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前提是假定有一个集团或者阶级能够掌握所有的需求信息并有能力及时列出计划以满足需求。然而,人类的知识是分散的,任何一个集团和个人都不可能全部掌握并做出准确预测。而且,社会生产和需求是千变万化的,政府管理部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出调整。因此,计划经济作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不切实际的。

    计划经济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减少浪费但事实上并没有减少浪费。官员们在决定投资时,并不比私人投资者聪明,只会比私人投资者更加不负责任。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是商场里空空的货架,老百姓忍饥挨饿,一方面是上一些好大喜功的工程,造成巨大浪费,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

    最可怕的是,计划经济正如公有制一样,意味着官僚们控制一切社会资源,资源的分配原则不是平等交易,而是权力等级。历史无情地证明了哈耶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提出过的论断,计划经济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计划经济是相对于市场经济初期无序的竞争状态而提出的经济管理模式。的确,市场竞争可能会带来无序,带来资源浪费,带来结果意义上的不平等,市场经济中一定的政府调控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调控的范围、方法和力度应当根据市场秩序的 需要以及社会正义而定,而不应当根据主观设想来定。计划经济试图消除市场竞争的成本,但政府权力无限膨胀,结果却付出更大代价。

    公有制。公有制名义上是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但所有权的行使不可能都由全民或集体表决,那么,公有制意味着所有权必然要有人代理行使。二十世纪的教训表明,如果民主制度不完善,如果代理人的权力不受约束,所谓的国有资产的收益往往还是被少数人分享,甚至演变成极端的私有制。名义上是人民的,实际上是整个国家的资源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其他的绝大多数国民遭受剥削和奴役。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他们年轻的时候在狂热中希望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但他们一生的劳动换来的依然是贫困和破产。在权力不受约束的制度下,不是工人剥夺农民的问题,也不是城市剥夺乡村的问题,而是少数人剥夺其他所有人。

    我们无法否认,人性自利的一面,绝大多数人总是最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安全、财产、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等往往甚于对公共财产、社会进步等问题的关心。私有财产制度有其深刻的人性基础,把财产最大化地给个人,既能最有利于财富保管和利用,也最有利于激励人们创造财富。私有财产保护制度那么重要,不是因为某种主义,而是因为人性。

    公有制有时是必要的,比如国防,比如某些公共设施,这些企业或设施之所以应当公有制,是因为私人无法经营或者私人经营会妨碍社会公正。公有制有时是可行的甚至是美好的,比如以色列的集体农庄,但这样的前提是范围有限、民主决策、自由退出的权利等等,根本的前提在于数人社区里彼此信任,不需要太多监督成本。但如果公有制扩大到无法监督管理者或者监督成本过高,公有制就会远离设计者的初衷。公有制应该占多大比例才是合理的,这应该由市场和民主来决定。

    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是对权力的垄断,是社会某一个阶级或团体对权力的垄断,这与权力属于人民、民主法治、政治文明、和谐社会相背离。在一个缺少权力制衡和监督的制度中,社会公正只能靠当权者的良心了。然而,良心常常是靠不住的,尤其是在权力的诱惑面前。人类的经验表明,除非在狂热的宗教背景下,没有监督的制度,权力必然会腐化。 

    科学社会主义达到理想社会的途径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然而实践证明,通过暴力革命与专政的方式试图达到民主与法治简直是天方夜谭。暴力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是严密的组织和领袖人物,革命胜利后的领袖的权力几乎不可能受到制约,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同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的“皇帝轮流坐”的理论本质上是一样的,中国历代政权更替都陷入这样的悲剧循环。

     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的重大缺陷在于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退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理论,而这种理论比中国式的改朝换代并不多出什么。这种理论的核心是谁掌权(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不是政体本身的真正创新。而洛克、孟德斯鸠的理论的核心却是设计一种机制来控制“掌权者”。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正是因为没有控制“掌权者”这类设计思想基础。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且是政治设计思想的失败。

现实的社会主义

    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实验失败的同时,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分支——民主社会主义却取得了成功,北欧一些国家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典范。

    民主社会主义坚守结果公平的理念,但不是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掠夺富人的财富实现共同贫困基础上的公平,而是主张通过市场经济扩大财富,然后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和法治基础上的二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在政治上,民主社会主义强调民主,通过定期选举和权力制衡约束权力,让权力真正代表人民。在社会政策方面,民主社会主义强调自由、开放、和多元。民主社会主义是在传统自由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走出的第三条道路,它吸收了传统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同时吸收了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立场,较好地兼顾了民主、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关系。

    事实上,一个国家有了健全的宪政制度自然就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一个自由公正均富的和谐社会。人类社会需要公共权力,但有了公共权力就可能膨胀为实现私欲的工具,人类漫长的政治文明史上最为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约束权力,让权力真正服务于人民。经过了几百年的反复实践,人类政治文明的新高度就是宪政,宪政制度的核心在于通过一套以权力约束权力的科学制度,真正有效约束了权力。权力一旦被人民的选票所约束,当权者自然需要“讨好”人民,其政策调整必然要顾及占多数的相对的穷人,因为在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里,选举以及其他重大政治决策靠的是“数人头”,权力必须远离金钱的腐蚀,穷人和富人一样,每个人都只有一张等值的选票。即使在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每一个总统上台总要强调自己代表穷人的利益,近年来比较成功的政治家——克林顿最受穷人拥戴,即使不是他们真正内心的立场,但为了“政治正确”,为了选票,他们也必须照顾穷人,这样一个社会,再穷的人国家也会保障他们有基本的体面地生活。一个社会的和谐不在于绝对意义上的结果平等,绝对平等是不可能的,而在于穷人要有体面而尊严的生活,国家不要去管最富的人有多少钱,只要是他们的合法财产,国家必须管最穷的人,他们也是人,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二十世纪末,社会民主党在很多欧洲国家竞选执政。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十三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即使在美国,自从凯恩斯主义之后,政府几乎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历史,如果把自由公正均富这样的社会定义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话,他们也在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

    我们必须反思科学社会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所蕴含的追求平等理想。事实上,我们追求的理想社会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初的而又生生不息的社会主义梦想,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实现一个自由公正均富的社会。二十世纪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所有的制度,不能脱离基本的人性,再美好的理想,如果忽略了现实,忽略人的本性,到头来只可能是一场噩梦。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想象中很不错,但实践的结果却是贫困和奴役。二十世纪更深刻的教训还在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民主是一整套制度,包括自由公正的选举、权力制衡、法治。民主社会主义在北欧的实践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探索了一条现实的道路,私有财产市场经济激励财富创造,民主约束权力,法治保障自由,福利实现平等,这是人类迄今所能达到的最理想的社会,同时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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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声俊 陆" <shengjunlu1@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3 20:49:4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致函 

湖北仙桃出现恶性投毒案件

武汉润民儒学大讲堂

士人

    下面转发一条《楚天都市报》短新闻报道,该报道是对一起恶性投毒案致使三人死亡,九人生死未卜的轻描淡写。估计是对税务部门报复性投毒。

12名地税职工早餐中毒,已有一人身亡

《楚天都市报》 2007年10月12日星期五

    本报讯(记者舒均 刘中灿 李波涛)昨日上午7时52分许,仙桃市地税二分局发生重大食物中毒事件,12名职工在机关食堂用完早餐后出现中毒症状,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省协和医院专家赶到仙桃会诊治疗。至记者发稿时日起,已有1人死亡。

    事件发生后,仙桃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组织进行了抢救和善后工作。仙桃市委书记周霁,市长陈吉学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抢救中毒人员。目前,事件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该报道我们不能说记者没有尽到良知,而应该说这是媒体受控的悲哀,也是政客腐败欺上瞒下的无奈之举。

    这起恶性投毒案件发生以后,引起全市人民的很大震动,于是,QQ短信满天飞,社会人心惶惶。当天老家就有朋友打电话告知我,这世道都算怎么回事?年年恶性凶杀案层出不穷,地下赌博公司到处开,官场和公安局他们都在做什么?能被他们侦破的少之又少,社会是这样向上报和谐政绩的吗?老百姓哪有生存安全感?

    于是,我又打电话向报社的另一位朋友咨询,朋友告知,很多突发事件政府根本不允许采访报道,传出去对政府形象和地方政绩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让我也不必打听,毕竟都是家乡人。但有一条,就此次投毒事件,既然已经见报,他讲了报纸内容根本不敢说的一些真实情况,一是去年五月,二是去年十月,该地税分局分别发生过两次集体中毒事件,但没有人员伤亡,只有很小范围内引起议论,这事非常蹊跷,专点地税二分局下手。按情理分析,尽管黑势力相当猖獗,恐很难说明是其团伙所为,似乎有结怨太深之“过结”,按情理推测,职能部门“吃黑”,在仙桃是司空见惯的事,包括官匪一家。可犯罪分子凭什么不分良莠,草菅人命,真是罪该万死,良知丧尽。这里面有深层的社会问题,有待正直的舆论呼吁探讨揭示。

    朋友的心情我能理解,正直的舆论从哪里去找?把话语权要放开,乃是学术界天天的呼吁。悲乎!今日之政府,何时能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

 

发件人:"欧阳君山" <tdjs8899@163.com>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4 09:09:3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仲老师好!新两篇文章论及中国思想界的派性问题,特发过目指点。周日愉快!君山 

超越自私,兼论怎样追朋友及思想界左右之争

欧阳君山

    我把自已定位于一个推销员,不了解的朋友还以为讲谦虚。在我看来,你是什么固然十分重要,但让别人认识到你是什么,的确也很关键,所以必须推己及人——本质即推销。我有意识结交过不少做销售的朋友,前不久与价值中国网总裁林永青先生也聊到,推销是人生最根本的学问之一。一般推销员是在推销普通产品,我可能是在推销思想这样一种产品。

    正因为是个推销员,所以八方交游,“人若不弃我,我定不弃人”,并坚持“价值投资”,不为任何事生气,更不对任何人生气。Why?人家是我的顾客嘛,哪有商家对顾客生气的呢?别人目前还不能还分享到咱们的思想产品,那是他的遗憾呀,我上什么火呢?我是这样想的,也坚持这样做。

    在与各路人马的交道中,亲见人内心世界的种种曲折而复杂的情形:骄傲与怯弱、顽固与天真、虚荣与可爱、得意与寂寞……常常会触发思考或直接遭遇这样的问题:孰为正?谁在自私?判定一个人自私的标准是什么?一个人要怎样才能够超越自私?

    还是允许我从对人性的认识与概括也就是“注目礼人”说起,“注目礼人”是两个成份:“逻辑原子”:“我”就是“我”,人是围绕“我”的一种圆运动;公设:“我”这一圆运动的圆心是别人对“我”的注目礼。

    “逻辑原子”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人性自利,之所以美其名曰“逻辑原子”,意在强调不可再分解和不可再怀疑,事实上,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不证自明,别的东西都可以由“我”来怀疑,甚至“故意”加以怀疑。

    有人担心这是不是鼓吹自私自利?单就“逻辑原子”这一点而言,的确就是鼓吹人性自利,因为这一点确实不可再分解,即便是再分解,也仍然是“我”,就像粒子物理学上所谓的“夸克封闭”——夸克分解下去仍是夸克——一样。

    但“注目礼人”却一点也不鼓吹自私自利,恰恰相反,经过对“注目礼人”的演绎,有两大推演与自私自利直接唱上反调,甚至可以说叫上了板。一是第四级推演:人生的终极意义是征服自己;一是第七级推演:无私实现自我。这两大推演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表明:人生的手段不在自私自利,人生的意义更不是自私自利。

    人性自利,可人生的意义却不是自利,实现自利更需要反对自私——无私。这不矛盾吗?不错,事实上,“注目礼人”原本就是一对矛盾,用中华哲学的话语讲,“注目礼人”描绘的其实是一幅人性太极图,“逻辑原子”强调人都围着自己转,公设则强调人必须替别人想,因为“注目礼”在别人那里,注不注目,致不致礼,都是由别人决定的,所以“我”在围着自己转的同时也必须围着别人转。正可谓“一阴一阳谓之道”!

    根据“注目礼人”的概念和推演,能够得到关于自私问题的一系列看法。天字第一号就是:判定一个人是不是自私,其标准不在动机,而在手段!

    从动机上讲,每个人都首先是他自己,因为人都围着自己转的,从圣徒到魔鬼,概不例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这个世界上,圣徒追求自己的私利并不亚于魔鬼。”

    有人可能要急起反驳: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是在为自己谋私利呢?这么多年来我这么努力,沤心沥血的,都是追求真理、正义和公道,代表真理、正义和人民呀!虽不说仁人志人,但咋至于自私自利呢?

    殊不知,自我感觉良好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深谙人性的卡耐基曾说过,就是那些身陷牢狱的犯人们,几乎也都一个个牛皮哄哄。一个人或许不会轻易认为自己就是仁人志士,但也不至于认为自己总是没有正当性,自我感觉良好近乎天赋人性。

    这并不是否认存在仁人志士,更不是否认存在有人代表真理、正义、天下,乃至未来。本人强调认同:真理、正义、天下和未来,都必须由人代表,而且必须有人代表,而且还必须转化为利益来由人代表,要不然,没有“我”,一切都是空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够在动机上来判定谁在自私及相关问题。事实上,如果真的从动机上来判定一个人是否仁人志士及相关问题,仁人志士会很容易被人冒充,以至最后可能全社会认贼作父。这年头,不是连贪腐分子也都一个个祭起人民的旗帜吗?

    那究竟如何判定一个人是不是自私呢?关键得看一个人发于外的东西,即他是怎么对待另一方的,尤其是他的对手。总的来讲,一个人能够事事做到从另一方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事情——如果没有理解错,毛主席所谓的“为人民服务”本质上就是这一意思——这个人可认为已超越自私。具体地讲,判定一个是否脱离自私,可看以下几个指标:

    一.看他对另一方是不是讲谦虚。一上来就是自己,而且一路上下去也是自己,滔滔不绝地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有人可能要认为这是智者或大师,事实上,这最容易让人联想起一个场景:躁狂病人走进了心理疹所。夫子云:“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个超越自私的人可能更愿意先给另一方机会,这应该不只是礼貌,也是客观而全面地了解另一方的必要。不管一个人自认为多牛,都应该给另一方机会,如果连机会都不愿给一点,不是自私,还是什么?

    二.看对另一方是不是察优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大家都认为这句话是告诫世人要虚心学习,不错,但学习什么呢?这句话更可能是提醒我们要善于发现另一方的优点和长处,懂得欣赏和尊重另一方。应该说,人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甚至相当一部分还显而易见。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发现另一方身上的优点和长处,很可能就是私意蒙蔽。极端自私者当然就是所谓“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了。

    三.看对另一方是不是有和气。有无和气是判断一个人人格修养成熟与否的根本指标,一个人没有和气,不管他自认为怎的咋的什么的,原则上都是血气之私。紫禁城最核心的三大殿皆以“和”名,曰“太和”,曰“中和”,曰“保和”,匠心独运也。一触即跳,愤然作色,这样强大的“我执”,不是自私,还是什么?即便是“愤”,也应该是在和气着愤,要正!《呻吟语》云:“当可怨、可怒、可辩、可诉、可喜、可愕之际,其气甚平,这是多大涵养。”真良言也!

    四.看对另一方是不是善启发。一个超越自私的人会有比较强烈的爱心,能够放下自我,搁置争议,存异求同,从另一方的角度乃至另一方既有的东西来进行启发,增量推进,循循善诱,渐入佳境。与循循善诱相反,自私自利者更喜欢夸大分歧,制造对立,从而显示自己的高超与英明。就像老是抓住另一方的缺点一样,自私自利者也喜欢抓住双方之间的分歧,他们喜欢为斗争而斗争,不注重“笑到最后”。

    五.看对另一方是不是能耐烦。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一方常常会对另一方发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是“恨铁不成钢”的感慨。当此情势,正是考验一个人能否超越自私的关键时刻。耐不住烦,甚至暴跳如雷,无疑就是私意见光!耐得住烦,甘于寂寞,甚至无声无色,自然就是大道为公。《书》云:“必有忍,其乃有济。”一个没有耐烦心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帮助另一方的,更不可能推己及人,普度众生。为什么会没有耐烦心呢?因为他原本就只有他自己,原本就只是他自己,一旦屁股被摸,当然暴跳如雷。

    讲谦虚,察优长,有和气,善启发,能耐烦,一方如果能对另一方做得这五点,基本可以断定:在这一双方关系中,这一方对另一方超越了自私,达到了爱的高度和境界。如果这一双方关系关乎的是利益,则意味着这一方看到的利益更大;如果这一双方关系关乎的是理论,则意味着这一方掌握的理论更真更具包容性,就好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能够包容牛顿的经典力学。如果这一双方关系是男女恋爱,另一方应该当机立断,以身相许。

    超越自私并不是否定自利,它是手段上的。自利无法否认,恰恰相反,一方之所以对另一方超越自私,说到底,也就是因为这一方看到了双方关系更大的利益,乃至更远的未来,这一方完全明白另一方是怎么回事——包括另一方的利益诉求在内——而另一方并不明白这一方是怎么回事。关于这一点,有一句俗语概括得非常精辟:“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眼里无君子。”

    小人之所以无忌惮,不讲谦虚,不察优长,没有和气,不善启发,不能耐烦,原因就在于小人“未觉”——朱子解小人为后觉之民——没有看到双方关系之中的更大利益和更远未来,这也就决定了小人的一切不过都是折腾,除了捞得一些风头之外,最后可能什么都没有——如果这一双方关系属于硬斗争,那也就是小人的败局。这或许也呼应了《菜根谭》上一句论君子与小人的“奇谈怪论”,曰:“宁为小人所忌毁,毋为小人所媚悦;宁为君子所责备,毋为君子所包容。”

    有意思的是,中国思想界存在一个明显的双方关系,那就是通常所谓的左右之争。总体上,我非常赞同著名评论家冼岩先生对左右之争的一个评判——“茶杯里的风波”。但用超越自私来对左右之争作一个分析,或许还是有些意义。

    我算是对思想界有比较广泛的接触,我感觉,至少在目前,中国思想界并没有统一的左翼和右翼,左有各种各样的左,右也有形形色色的右,与其说存在什么左右之派,还不如说只是存在方向性的、总体上的左右之别。眼下右翼居于主流,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更是在世界,左翼要清楚地看到并承认这一点。左翼的确看到了主流的一些不足,并提出过具有重大意义的挑战性问题,右翼对这一点也要胸中有数。在谈到左时,我们常常会想到教条主义,其实,右的教条主义并不比左的教条主义少。

    但总体上我认为,所谓的左右分歧实际上不如想象的或宣传的那么大,左右之争有相当的成分是由局里面的专家学者们不能够互相欣赏和尊重的坏毛病所致;用传统的话语来说,是来自于“文人相轻”。左翼对右翼的“挑剔”可能众所周知,鲜为人知的是右翼对左翼的“不屑”。在我的印象中,著名经济学家左大培先生就曾经坦承,主流经济学家开会都对他敬而远之。这不明白就是右翼的“山头主义”吗?

    我可以再举一例,韩德强先生被认为是新左翼阵营的青年中坚和代表人物,我曾两度亲闻自居于右的学人批评韩先生根本不懂经济学。这明显就是简单的“贴标签”的结果,就我所知,韩先生的中西学养绝非等闲所及。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超越左右翼的青年经济学家卢周来先生最近呼吁:“知识界相互攻讦的风气真要停止了!”此言切中学界之弊。

    韩德强先生曾给我谈到:思想也是有市场的!我非常赞同,但我敢肯定,或许是因为以思想为职业的缘故,相当一部分学者没有思想上的销售意识。事实上,发现思想固然了不起,但更重要的可能是推销思想。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哈耶克更是明确指出,推销思想一样是学者的天然使命,如果学者不能够推销思想,就必定要仰仗权力来完成思想的评判,也包括对他本人的评判。

    由于专家学者们只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以思想为职业的人,根本没有推销意识,这不但直接造成一大批象牙塔中的学究,也直接造成“文人相轻”的坏风气。如果学者们意识到自己还肩负推销思想的使命,他们或许能够摆正位置,进而从对思想发现者的踌躇满志中走出来,从对代表真理、正义、人民乃至未来的洋洋自得中走出来,不只是做一个学者,更是做一个全面的人:讲谦虚,察优长,有和气,善启发,能耐烦,最后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真正超越自私的人,一个自己觉悟也觉悟他人的人,一个自己快乐也快乐他人的人!

2007年中秋佳节

怎样减少中国人的依附人格

----论中国人的人格依附

欧阳君山

    [中心思想]:外国人能思想到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思想到呢?古人能思想到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思想到呢?如果某一种思想的确是我们根本就不能思想到的,必须进行人格依附,那该一种思想对我们有何意义?更重要的是,该一种思想的提出者或创始人是否也属于人呢?如果是人,为什么他能思想到而我们就思想不到呢?如果不是人,他是谁?请给个答案!我的回答是:学问乃大丈夫事,人格依附是靠不住的!

    [主要观点]

  1:百年来,中国思想界主要是依附外国输送思想,尤其是欧美,无论右派和左派,都没有超越“依附人格”。关于这一点,著名经济学家韩德强先生曾痛心疾首地指出:“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两翼理论武装自己,而最终失去方位感的历史。这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

    2:在思想上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的时候,思想贴牌却带来一个思想史上的严重问题:该大牌究竟是一个什么意思?该大牌创始人的思想究竟是什么?这等于是节外生枝,把问题复杂化,不但要考据的文献一大堆,而且即便是考据了,可能也无济于事,还可能爆发新的难题,更何况考据几乎是没有尽头的,争议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3:思想贴牌常常是流于以大牌的名义兜售自家的私货!就我个人的观察,某些新儒家就是在以儒家的名义兜售自家的私货,虽然他们自认为是儒,甚至也的确能够高谈阔论儒家的思想,但充其量也只是子夏所提到的“小人儒”,无论是胸襟格局,还是气象举止,都离儒好一段距离。

    4:经济学是当世显学,亚当·斯密被奉为“经济学之父”,搞经济学的应该无人不知其名,无人不读其书,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国富论》。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表示,全部经济学界,真正读懂亚当·斯密的人可能没几个,根据在于:几乎没有后来人真正超越亚当·斯密,即便是马歇尔和哈耶克,也谈不上超越。

    5:越是高明的思想,越难以认定,越难以贴牌,越难以依附,甚至于越依附越远——真正透彻高明的思想毫不犹豫地斩断人格依附!观古今,看中外,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华哲学的儒释道,都旗帜鲜明地斩断人格依附,尤其中华禅宗更是突出这一点,不但提出“学佛三天,佛在眼前;学佛三月,佛在殿前;学佛三年,佛在西天”的“奇谈怪论”,而且发展到“呵佛骂祖”。

   6 :还是回到一个简单的常识:我们自己思想了没有?这并不是要把思想史的价值一笔抹杀,但思想史的确应该只是为思想服务,思想史并非思想,就像思想史家并非思想家。如果自己不思想,一头扎进思想史,一心钻进故纸堆,结果可能是一头雾水,既没有明白别人在说什么,也不能明白自己要说什么,人格依附是靠不住的。

   7:如果基督教真正要复兴,如果耶稣的薄血没有白流,就需要新的基督复出,进一步斩断人格依附,原本:人人都是神的儿子,一切众生悉有神性,就像“人人皆可为尧舜”或“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样。如果神是我们根本不能思想到的,更不可能达到,那我们跟随他干啥子呢?他究竟是谁呢?我们还讲不讲道理呢?甚至于我们要问一问:这里面是不是有人在依附弄权呢?

    8:我们很少把做学问与个人气象甚至大丈夫气概联系在一起,但实质上,一个人内在的学问与外在的气象是紧密相联的。中华哲学讲“内圣外王”之道,意思就是说,一个思想上彻底成熟的人会自动地表现出王者气象,或者说大丈夫气概。从这一意义上讲,学问与思想不只是大丈夫的事,而且更是造就大丈夫的事。

    9:有朋友曾问我是哪家哪派,我笑着答:“我”家“我”派!这并非玩笑,因为我的确不属于任何一家任何一派,更重要的是,《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自始至终贯穿一个主人公——“我”,确确实实属“我”家“我”派。

    拙作《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封底勒口有一段自我介绍:“欧阳君山,湖南人,大学退学分子,有好奇,爱思索,喜交游,性格和乐,自认为一推销员。”其中“大学退学分子”后被中国文联出版社校为“大学退学一族”。

    这属于实话实说,因为我的确什么也不是,没有任何名分,尽管以我在京城几年的悠游,完全可以弄到一些名分,比如特邀研究员或其他什么的,但我脑子里似乎没有这根筋,心里想: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呢?咱们不是一直在讲“唯大英雄能本色”吗?咱虽不是大英雄,也还是应该追求本色吧?

    但后来有朋友批评说:君山,你这个自我介绍问题太大,人家没看到,还有可能买这本书;人家看到这个,肯定不买这本书。你看哪个作者不都顶着一大堆头衔呢?你这太“素”,缺乏“包装”,还把“大学退学”都亮了底,这不找死吗?

    朋友的批语还比较辩证:什么实事求是!如果你已经名满天下,别人会认为这样的自我介绍实事求是,本色英雄,可现在你什么都不是,别人也都不知道你,这不就傻冒了吗?人性势利,别人首先冲你头上顶的帽子,如果一个个都能够实事求是,毛主席还把“实事求是”几个字写那么大刻在进门口的大石头上干啥!

    不能不说朋友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后来深刻检讨:尽管自认为一推销员,但推销手法不成熟,推销艺术有欠缺,只想着自己的意气风发,没想到消费者是需要引导和启发的,是必须拾级而上的,是必须循序渐进的,绝大多数消费者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大学退学分子推出的新思想产品呢?必须讲包装弄贴牌搞投靠,从广大消费者已接受的人事物去切入。既然人性势利是客观事实,那就把它当好事吧,趁势而入,乘之飞扬!

    讲包装弄贴牌搞投靠,实际上是市场营销的基本法则,能够大大降低一个新产品的上市和销售成本。营销界有句顺口溜:“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服务,一流企业卖品牌。”这应该是有道理的,特别是产品过剩的当今,品牌更显得弥足珍贵。这恐怕也正是贴牌销售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的原因吧。

    有趣的是,思想界也存在讲包装弄贴牌搞投靠的现象,不独中国,也包括外国,但中国思想界似乎更严重些。海归派“言必称希腊”,还不是称希腊全部,而是希腊局部,如果自己是伊曼努尔·沃伦斯坦的学生,动不动就中心与外围,甚至拿沃伦斯坦压人;如果自己偏好于米尔顿·弗里德曼,动不动就自由与市场,甚至拿弗里德曼压人。

   百年来,中国思想界主要是依附外国输送思想,尤其是欧美,无论右派和左派,都没有超越“依附人格”。关于这一点,著名经济学家韩德强先生曾痛心疾首地指出:“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两翼理论武装自己,而最终失去方位感的历史。这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

    当然也有本士派,但不幸的是,本土派也不能超越依附人格,区别只在于:海归派是一个个“言必称希腊”,本土派则一个个“言必称春秋”。汲汲于儒家思想就称“新儒家”,偏好于道家哲学的就称“新道家”,喜欢法家体系的就称“新法家”,喜欢墨家理念的就称“新墨家”,甚至还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毛泽东思想。

 

 

发件人:"华 廖" <abcd4174172005@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4 12:32:04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 13亿人的 期望 

七七、七八级令人不寒而栗?

 廖华

    从“七七级、七八级的社会学分析”一文可以看出,毛主席曾经教育过的十七年之后的一代人中的精英,几乎都是邓小平理论的忠实践行者,该“分析”一文的作者本身就是七八级学生,供职于(留美学者)博士。请看,对于未来他是怎样期望这一代人的:“ 七七、七八级对今后中国社会的走向的影响

    这个答案是完全开放的。就看七七、七八级今后怎么干了。今后三、四十年。中国有三条道路可以走。其一,出一个戈尔巴乔夫,从世界第二,掉到世界第十四,土崩瓦解,万劫不复。其二,顺利在十年后超过日本,三、四十年后超过美国。即使超过美国,也有两种可能,一是不能自主创新,变成一个大墨西哥,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各方面,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这就是现在经常讲的拉美化道路。二是能够自主创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全面赶超,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使中国世界第一,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

     看来,作者最希望看到的是第三条道路,即我国“能够自主创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全面赶超,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使中国世界第一,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尽管如此,作者也是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框架内设计一切的。而且,作者明知道“中国会不会出戈尔巴乔夫,中国能不能超过美国,中国什么时候超过美国,中国以什么方式超过美国,超过美国之后,中国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能否长期保持世界第一。这些事情,并不完全由七七、七八级决定。”就是说,我国未来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历史风险,虽然在胡主席之后有“七七、七八级承前启后,不可避免地要在其中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将会起到什么样的巨大作用呢?作者没有说。

    如果仍然是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框架内起作用,那么,历史的风险仍然没有排除,他们这一代人就安然的走了,是不是算得上仍然对历史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呢!所以,我给这一代精英(不是贬义的精英)戴了一顶帽子,是 “邓小平理论的忠实践行者”。至少是从该文作者的文章中分析得来的。可能与实际有出入,任何一代人都不可能铁板一块。但是,这种担忧是存在的,毛主席曾经的教育很容易就忘记了,邓小平的教育牢记在心,因为邓小平给了他们前途无量,就打算把市场经济进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其他什么天下大事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们说作者的思想是有一定的倾向性或代表性,总不为过吧。文章中什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什么人类未来的联想,什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等等,连一点边也没有沾上。我们再联想到这一代精英身居党和国家现在和未来的重要领导岗位,就更加让我们感到不寒而栗。更有甚者,该文不但流行于网络,而且还是从公开的媒体《小康》杂志2007年第9期上面转载过来的,就是说这一代精英为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奋斗终身的意志是得到了社会的承认的,也就是说他们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担任排除历史风险的历史使命也是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还有危险的是,他们是这一代人中的时代主流。时代的浪潮总有一天是由他们拨弄的。

    与此相反,这一代人中也不乏持相反世界观的非主流精英或普通战士。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终于有一天是要短兵相接的。他们这一代人中持两种世界观的人也会有短兵相接的一天。谁占优势,谁是弱者,谁有实权,这是不言而喻的。

    鉴于此种形势,这一代人非得向上一辈人求救不可。我们可能都要向胡主席那一代人求救,两种不同世界观的力量,谁能够把胡主席他们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成为支持力量,谁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就更大。当然,这远远不是左派与极右之间的争夺战,胡主席他们从来就不买极右势力的账,胡主席已经在6.25讲话中明确宣布了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这种争夺战是社会主义内部实行全部公有制与继续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政策的争夺战。

    我是左得可爱的。我主张我们干脆请胡主席直接把这一段历史恩怨了结了,我们这一代人就坐享其成算了,还来得安全一些。

    胡主席还要做四件大事。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二、全面恢复公有制;三、用毛泽东思想培养以后几代人;四、解决台湾问题。至于赶超美国缓一缓再说。这四件大事也是按照时间先后排列的。为什么要请胡主席并且只有胡主席才能完成这四件历史大事呢?

    第一,胡主席还年轻。第二,胡主席经历过十七年前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和以后市场经济时代的党政工作,对于两个不同时代正反两方面经验有切身的体验,各种优劣对比是以后的人们难以体会到的。第三,胡主席在计划经济时代从事党政工作时候还是青年,容易接受毛泽东思想;在市场经济时代从事党政工作的经历,思想更加豁达大度。也就是说,胡主席的无产阶级思想更善于处理其他阶级阶层的关系,党与其他社会民主党派的合作会更加融洽。以后的计划经济必定会更上一层楼。第四,胡主席既能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又有也经历过计划经济洗礼略有历史磨练的稍微年青一代人的拥护和冲锋陷阵,这是以后人们不具备的宝贵人力资源。第五,胡主席即将实现的伟大的历史转折,历史时机和人心所向正好双双成熟,13亿人民正在如饥似渴地翘首以待。

 

发件人:"students" <emag666@21cn.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4 14:37:2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Re:《IT时代周刊》2007年第18期 

搜狐与网站排名

  当搜狐CEO张朝阳还沉浸在中国第一大流量门户网站美梦中的时候,中国互联网正在变天。 

  2007年8月30日,Alexa对其算法的再次调整致使国内大部分网站排名急剧下滑。据统计,此次在Alexa排前1000名以内的国内网站,被清空或降低排名的约占30%。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名次更迭是搜狐从22名狂跌至48名。

  9月4日,愤怒的张朝阳一改以往的沉默,紧急召开驻京记者招待会。会上,他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在这里可以向毛主席保证,可以对天发誓,搜狐绝对没有作弊。

    当天早些时候,新浪发表援引“专家意见”的声明,指名道姓地称“搜狐最近的排名大幅下滑,是因为其前期存在舞弊行为”。

 

发件人:"zhao05212000" <zhao05212000@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3 11:25:14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邀请函,话题:“院士终身制该不该取消”, 希望您能尽快回复,

    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是凤凰卫视唯一的一档大型谈话节目,在华人圈有很大的影响力。节目每周六20:00——21:00播出,周日13:00——14:00重播,每期48分钟,由著名主持人胡一虎先生主持。

院士终身制该不该取消

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

    近年来,由于个别院士的不妥行为以及院士身份的扭曲异化,我国的院士制度变得越来越富有争议。2001年,个别院士候选人参与制作广告;2003年,数名省部级官员成了院士候选人;2005年,部分知名院士对院士制度进行抨击。所有这些与院士有关的话题,都一度引起社会的关注。

    当前,每两年进行一次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有关院士制度的种种话题又被重新提及。其中,院士该不该退休成了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院士为什么不退休?”在许多媒体尤其是网络上,类似的质问不乏可见。

  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一名网友提出的。他认为,在中国,人人都要退休,到了一定年龄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要退休,退休既是中国公民的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每个有工作的公民,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有权利领取退休金,享受各种社会福利,过幸福的晚年生活。”这位网友因此质疑:院士为什么要做终生不退休的特殊公民?

    事实上,在外界的一片质疑声中,科技界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对院士制度有所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也把院士终身制视为一种弊病。他认为,院士终身制背离了优胜劣汰原则,减弱了推动创新的竞争强度。他还把院士终身制与评选院士热联系在一起,认为如果院士不是终身制而是任期制,甚至规定只能遴选连任一次,或者每两年淘汰10%,“那还会有这么多人削尖脑袋往里面钻吗?”

      顾海兵说,目前的院士制度设计,因其只能上不能下,因而利益无限,使得科技人员把争取这种功名放在不恰当的位置上,也使得院士评定过程增添了许多不和谐的声音。

从荣誉终身制到工作终身制

  今年82岁的潘教授在退休前,是东部一所著名大学的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他曾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大奖,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大项目,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但是,潘教授的学术生涯并不得意,两次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都以一票之差落选。
  当前,我国还没有就院士的退休年龄做出过明确规定,在上海某大学一份名为《关于教职工退休年龄的暂行规定》文件中,记者看到,文件对教授的退休年龄有明确的规定,最多也就能延长到68周岁。但是,对两院院士则单列一条,指明“中科院、工程院院士等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但记者找遍各种文件,也没找到有关院士退休年龄的条款。对此,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院士何时办理退休手续,现在还没有明确规定。”
  但从《中国工程院章程》和《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的修订情况来看,两院虽没有明确规定退休制度,但也在此方面有所考虑,尤其是两院章程中,经修订后增加的一个条款,内容大致相同,即实行“资深院士制度”,对年满80周岁的院士授予资深院士称号。并规定,资深院士除了不担任院及各学部领导职务和不参加对院士候选人的推荐及选举工作外,其他权利和义务依然照旧,并可自由参加院士会议。

  《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还特别注明,设立此条款是为了“维护老年院士的身体健康”。
  而从对待院士头衔的态度上看,两院也更愿意将院士看作是终身荣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院士本来就不存在终身制的问题,院士只是终身荣誉,“好比你获得‘五一’劳动奖章,那也是你终身的荣誉,别人拿不走”。中科院一位副院长则表示,取消院士终身制是不合适的,因为院士不是岗位,而是科学荣誉。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钟世镇也深为认同,“院士是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称号。既然是荣誉称号,当然就应该是终身制。”
  但高等教育研究专家熊丙奇却认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院士所在的地区和单位,虽然两院都视院士为荣誉称号,但院士的退休制度并不由两院来决定,而是由院士所在的单位决定,这些单位更愿意将荣誉终身制视为实际终身制,因为我国学术界对学术头衔有着一种近乎图腾崇拜般的盲目敬畏。
  “目前我国一些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中,基本上没有年轻人的份,牵头的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老院士。因为只有他们当纲,才能拿到大的研究课题和项目。出于这一考虑,他们也不可能退休。”熊丙奇说。
  也有人指出,在当下中国,院士这项作为“终身荣誉”的头衔已经被罩上了神圣的光环,院士成了社会各界争相追捧的目标,于是社会上出现了“院士热”:一些省市和高校、研究院所竞相用科研启动费、安家费、高额年薪、住房等来争夺院士,装点门面,以显示“政绩”和“实力”,这种做法导致“共享院士”、“双聘院士”和“兼职院士”等层出不穷。而院士们也要频频应付各种考察、颁奖、座谈和评审,因为拥有院士一度是一些省市和高等院校的政绩工程。
  对院士的种种惊人待遇屡见报端。曾有媒体报道,西部某高校对引进来的两院院士,配有330平方米、全装修的院士别墅一幢,还一次性发放了安家补助20万元,而给院士的科研资助及人才梯队建设费更是不少于300万元。
  据媒体报道,近日江西某市人事局传来消息,从2008年1月1日起,该市将首次设立“人才特区”,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进行政府补贴,其中两院院士补贴总额将达100万元。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吴德馨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科学界内有个倾向:不论做什么事都非得请几个院士来,认为只有这样的鉴定会才有水平,才令人信服。她举了个例子:“最近有人请我去鉴定,我有事未去成,我就给他推荐一个教授,对方问是院士吗,我说不是,他说你给我找个院士。其实,这个教授在这一领域比那个院士强得多,那个院士并不是内行,但是他说不行,他说主办方非要请一个院士。”吴德馨认为,现在必须要向社会大众澄清:院士不可能覆盖全部领域,一个人可能不是院士,但可能更精通某个领域。

  顾海兵认为,人们对院士的“崇拜”,表面上看是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但也从反面映衬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即终身制荣誉的背后,是权势、资源和影响力。
  两院院士潘家铮也认为,当前的院士称号已被异化,现在当务之急是采取措施,使“院士”回归为一种学术荣誉称号,不要异化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学术贵族”。
  “任何一项制度的确立都有其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不能因其有缺陷就全盘否定这项制度。中国的院士制度在促进我国科技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不能因为极个别的现象而否定整体。”中国工程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院士对记者说。
  “但必须要改革,绝不应该把院士与待遇、相应的资源和诸多好处联系起来。”这位院士说。

  但如何改革?退休制是否是较好的选择之一?
  两院院士潘家铮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曾给院士制度提了5点建议,其中之一便是院士正常退休。
  潘家铮认为,院士的称号是终身的,但其工作职务不是终身的,一样要实行退休制。“在所在单位,院士到了一定年龄,应从行政、技术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由年轻人接替。院士可以担任一些学术性、不占编制的职务,如学术委员、技术委员、顾问、咨询等,以利他们继续发挥学术领军作用。”
  顾海兵也建议将院士荣誉与职业生涯分开。他认为,荣誉可以是终身的,但院士的职业生涯应遵循科研能力与年龄变化的客观规律,并应在退休年龄上作出限制性规定。
  除科技界外,民间也有不少关于建立院士退休制的声音。有网友认为,不退休的院士制度是违背客观规律的用人制度,人都有生老病死的过程,伴随着这个规律的是人的各种能力的演化。“该退休就退休,这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节目拟定相关话题为:院士终身制该不该取消?院士制度是不是让诺贝尔奖离我们越来越远?院士会不会导致学术腐败?等一些话题。中国特色的院士制度什么样,改革院士制度从哪下刀?希望邀请对院士制度有看法和见解的老师、专家、院士等,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

 

发件人:"sdyfl" <sdyfl_5241@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2 07:11:55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请教 

“贱民”天性就是反抗?

且看

    仲老师:您好!想了几个称谓,如教授,先生,主任等等,最后还是用了老师觉得合适,古人言达者为师,更何况是小辈对长者,至于其他的要么客套有余,要么流于俗套,不如老师来的贴切。

    我是鼓起勇气来写这封EMAIL的,凭着我的性格是不敢冒昧向名人写什么东西的,总觉得那有什么暧昧的嫌疑。但是我总归是写了,而且是在心情极度郁闷的情况之下写的。

    我写了一篇《且看》的文章,本打算作一个小系列。内容主要是对当代政治经济的一些思考和自我的看法,发表在sina网我的BLOG上,昨天晚上我跟sina杠上了,他们删我就发,我发了他们又删。反反复复几次,一夜未睡。仔细思考原因,应该是内容上出了大问题吧,不然也不会连删数次。(文章绝不是反人民,破坏国家形象之类,谈到过文革。)

    说这个事我主要是想请问一点:为什么您网站上的文章没被删掉而我的却遭厄运?您的论文我都仔细的读了,有的十分激烈,为什么您可以说我却不可已。 

    我今年26岁了,农村娃大学毕业两年了,现在半失业,我已经找不到未来的出路了,可我还有思想,我不会更不想在这个社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读您的大作之后我仔细思考过,基本认同但不完全苟同,我认为您谈到的经济政治的思想里面忘记了最根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东西----生存权利的思考。

    或许是天生“贱民”,但湖南“贱民”天性就是反抗。反抗的第一课我决定从“可以说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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