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天天编辑文章,感觉新鲜的内容并不多, 但也有新的亮点。 总的感觉是中国正在转向,新自由主义破绽百出,原来的路走不通了,又在寻求新的道路。一些重要人物都出来说话、总结经验了,陈平、杨帆、余永定、杨曾宪等人的文章都值得关注。正值年末岁初,勇士们豪气如云,这使我们想起朱德老总抗日战争期间写的一首诗,想起了那个 悲壮、英雄的时代。就以这首诗的一句作为这期文集的题目吧!]

猛士如云唱大风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12月24日

目录

特稿

他感动了中国却没有感动央视冷漠的评委

常宁:大江歌罢掉头东 猛士如云唱大风

 经济

冯建林:11月份经济形势分析和政策点评

蔡历: 从供求形势和增长动力看,中国房价在2011年下跌概率极大

张斌:通货膨胀的最大敌人是货币政策规则

大军智库公司:一组经济信息

陈平:从民富国强与国泰民安的两条道路之争谈起

戈登·布朗:西方如何扭转颓势?

杨帆:中国战略转型对重庆的期盼

余永定:中国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顾蔚:中国增长的真相

崔宇:中国保障房计划到底在保障什么?

管益忻:中国的房价不是孤立的问题,不从制度上解决难治愈

辛子陵:吞噬自己尾巴的蛇能长成巨龙吗?----征地卖地拆楼盖楼的GDP

(美国)约翰·马金:伯南克与美国通货紧缩威胁作斗争

达尼·罗德瑞克:是退出欧元区的时候了

保罗·肯尼迪:傻瓜才会敦促人民币升值---人民币的力量

约翰·泰勒:大偏离的教训

 

政治 军事

乔续:当代大学生的冷漠与猥琐说明了什么?

王天珍:伪造证件诈骗竞然受到丰台法院保护

香港文汇报:山西警察涉黑案敛财数亿元

梅:中国军方批“泛和平化”

包淳亮:中国模式是落后国家救生的浮木

秋风:微型土地战争与维稳体制

薛征:苏铁山带领冲锋队砸场子 大闹涵芬楼

信孚要闻

杨曾宪:从蔡定剑看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困境

杨曾宪:阳光下存在的不公要靠阳光政策解决

王炼利: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多丽丝·奈斯比特:搭建通向未来的桥梁

魏城:中国富人“哪来的钱”?

张小鼐:年终闲言

达摩:谁阻滞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文史

台文:马英九住了25年的房子

冯仑:真实的台湾很中国,很现代

李远江:“六个墨水瓶”背后的沙皇专政

岳边桥:中庸之道总体阻碍中华民族进步

童鉴:孙中山早就看出马克思的错误

钱跃君:奥斯茨基的一生

写作组:徐向前到延安才知妻子被杀真相

郭齐勇等:尊重中华文化圣地 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杨海文:宋太祖誓碑与不杀士大夫

杨海文:司马迁笔下的孟荀

 

英文文章:

欧元解体的可能性

退出欧元是爱尔兰西班牙的唯一选择

欧洲必须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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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孙开泰 "skt95" <skt95@163.com>  2010-12-19 10:46:55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Fw: 白芳礼老人 他感动了中国

    大军智库网编者按:孙先生传来的这篇文章感动了本网编辑,特将此稿放到首条,但不知读者感受如何。

他感动了中国却没有感动央视冷漠的评委

----白芳礼两次落选《感动中国》

网文

    93岁的他静静地走了。无数活着的人在口口相传中记住了他----蹬三轮的老人白芳礼。这不是神话:这位老人在74岁以后的生命中,靠着一脚一脚地蹬三轮,挣下35万元人民币,捐给了天津的多所大学、中学和小学,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而每一个走近他的人都惊异地发现,他的个人生活几近乞丐,他的私有财产账单上是一个零。他一年四季从头到脚穿戴的总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都是他从街头路边或垃圾堆里捡来的。他倒为此挺开心,曾对人说:“我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穿戴没有一件是花钱买的,今儿捡一样,明儿捡一样,多了就可以配套了。”

  他每天在外的午饭总是两个馒头一碗白开水,有时候会往开水里倒一点酱油,那已是他的“美味”了。 在家他很节俭,每顿最多只吃一块肉或一个蛋,怎么劝他再吃都没用,他总是说:“留着下顿,吃多了白瞎。”偶尔放纵自己的是馋厉害了,就在晚上睡觉时往嘴里放上一星肉,含着,慢慢品滋味。 为了多拉一趟活,多挣一块钱,他几乎到了不要命的地步。一年365天,无论节假日,无论刮风下雨下雪,他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早晨6点准时出车,要到晚上七八点钟才回 

  他曾在夏天路面温度高达50摄氏度的炙烤下,从三轮车上昏倒过去;他曾在冬天大雪满地的路途中,摔到沟里;他曾由于过度疲劳,蹬在车上睡着了;他曾多次在感冒发高烧到39摄氏度的情况下,一边吞着退烧药片,一边蹬车,虚脱的汗水湿透了棉袄;更有不为人知的是,由于年事已高,冬天里他常常憋不住小便,棉裤总是湿漉漉的,他就垫上几块布照样蹬着车四处跑。  

  在你的心里想象这样一幕吧:一个瘦弱的老人,蹬着三轮车,穿着不规整的衣服,戴着一顶草帽,在师生的惊异目光里到大学去,从身上掏出厚厚的一角两角零币攒起来的钱递给学校领导说是要给困难学生捐钱,大学里每年都会收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捐款,多是大企业。如今收到来自个人、而且是一个蹬三轮老人的捐款,每个人的表情从惊异木然到感动甚至是痛苦。而这样的一幕老人坚持就是十多年,不曾间断…………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仲大军先生喜欢写字,最近他写了朱德和周恩来的两首诗。现将这两首诗的内容背景介绍如下。]

大江歌罢掉头东 猛士如云唱大风

----介绍周恩来和朱德的几首诗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常宁

2010-12-21

 

猛士如云唱大风

    抗战初期,也有许多作家随时从延安或大后方来华北前线慰问和采访。杨朔同志就是1939年夏天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和作家宋之的等同志来到驻太行山武乡县八路军总部的。他跟着部队从山西到河北,边战斗边写作,结合战地实际,先后写了不少歌颂抗日英雄人物和壮烈事迹的文艺通讯和报告文学作品,如《潼关之战》等 。杨朔同志酷爱军旅生活,更热爱八路军的领导人。他在武乡王家峪总部和朱总司令互相和诗的故事曾在太行山军民之中传为佳话。

1939121日,是朱总司令五十四岁诞辰,我党我军为了扩大八路军的影响,团结各基层人士抗战,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朱总司令举行了祝寿大会。许多战友和同志为他写了祝词贺信,杨朔同志当即写下了《寿朱德将军》以示祝贺: 立马太行旆飐红,雪云漠漠飒天风。将军自有臂如铁,力挽狂澜万古雄。作者这首贺诗,形象地再现出朱总司令立马太行,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

朱总司令阅后,除向杨朔同志道谢之外,还即兴写出了和诗《和杨朔作学原韵》(后改为《赠友人》 )

北华收复赖群雄,

猛士如云唱大风。

自信挥戈能退日,

河山依旧血流红。

后来这首诗选入《朱德诗选》时,将当年原题改为《赠友人》末句又修改成“河山依旧战旗红”。杨朔盛赞朱总司令水平高,气魄大,诗的第一句就指出恢复被日寇践踏的大好河山,要依靠广大军民中的抗日英雄们,群众观点非常鲜明。最后一句“血流红”更是悲壮,苍凉。大好河山是靠将士们流血拼命换来的!这句诗出自一个喋血疆场的战将之手,是那些没有杀过人的一般文人难以感受的。

杨朔在和朱总的密切交往中,发现朱总司令在工作之余,常在总部门前的石凳上和农民下象棋、谈家常,有时又到清池边和儿童团的孩子们游戏,教他们唱抗日歌曲;对待战士们比亲儿子还亲,他每晚都到警卫员房子里去查看,给小战士盖被子,为伤病员找医生,送饭菜,白天战士们都象在家长身边一样,围坐在朱总身旁,请他将红军长征等故事,傍晚战士们又邀朱老总和他们一起打篮球、赛棋。杨朔在王家峪总部生活的日子里,深深地被朱总那宽厚质朴的崇高品德所感动 。

 

大江歌罢掉头东

 周恩来,189835日生,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17年 他写下了这首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大江歌罢掉头东”起句气势雄伟,表达了周恩来负笈东渡寻求真理的决心。“大江歌罢”指刚唱罢令人豪情四起的苏轼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其词开篇即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句子。周恩来此处用此典,一是表明其志向的豪迈,二也是为了照应东渡日本横跨大洋江海的经历。“掉头东”则表明义无反顾的抉择。梁启超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曾有诗句曰:“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梁启超表达的是离开中国而到日本寻求真理的决心,周恩来此诗句反映的也正是他1917年东渡时立志救国的抱负。

   “邃密群科济世穷”,说的是他到日本求学的目标,即细密地研究多门科学以拯救濒临绝境的中国。周恩来自中学始就具有“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远大理想,他所处的时代也正是国内掀起“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呼声高涨时期,留学潮中的中国青年大多抱有到国外寻求先进思想、先进技术以报效国家、拯救中国的愿望。故他在国内革命需要时可以放弃在日本的留学,又可以为了革命的需要于1920年到欧洲勤工俭学。

“面壁十年图破壁”,借达摩面壁修禅的故事反映出诗人刻苦钻研欲达到的境界和追求。西来的达摩禅师从长江之南一苇渡江到达嵩山少林寺,在山洞里面壁十年默默修禅,终于将印度佛教成功传入中国,成为禅宗初祖。周恩来表示东渡留学也要有达摩面壁的精神,而且学成之后要达到如巨龙破壁腾飞的境地。“破壁”之说源自《历代名画记》中所记载的传说,说南朝着名画家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的墙壁上画了四条没有眼睛的龙,一经他点出龙的眼睛,巨龙则破壁而出腾空飞去。周恩来将“面壁”和“破壁”巧妙地结合起来,不仅在修辞手法上是一种艺术创造,更重要的是表达出一种不同凡响的人生追求。

“难酬蹈海亦英雄”,则表明他此次为了革命需要放弃留学的豪气。“难酬蹈海”即难酬蹈海之志的意思。“蹈海”可有两种理解,一是跳海殉身之意,如近人陈天华留学日本,为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毅然投海自杀,以示警醒;二是到了晚清时,出洋寻求真理亦称“蹈海”。此处我取第二意,恐更符合周恩来此诗的背景。

 

 

 

发件人:"Jianlin Feng" <jfeng7@sina.com>  2010-12-16 19:43:4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 标题: 11月份经济形势分析和政策点评

11月份经济形势分析和政策点评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特约研究员

北京福盛德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冯建林

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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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蔡历" <cljixiang@126.com>  2010-12-24 16:13:0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标题: 从供求形势和增长动力看,中国房价在2011年下跌概率极大

从供求形势和增长动力看,中国房价在2011年下跌概率极大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特约研究员

共道学宫 蔡历

2010年12月24日

www.gongd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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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12-16 08:22:2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84 通货膨胀的最大敌人是货币政策规则

通货膨胀的最大敌人是货币政策规则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斌

Dec. 16, 2010

bjzhangb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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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经济信息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辑

2010年12月24日

 

河南干旱日破历史纪录

文汇报

2010-12-19

  据中通社18日电 来自河南省气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止12月15日,河南省已有51个地区连续干旱天数达到或突破该省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久干兼升温 气候极端。据了解,自2010年9月1日开始,河南有51个地区连续两个多月没有有效降雨,达到或突破历史同期纪录。其中扶沟、柘城、太康、虞城、夏邑、封丘、通许、宁陵、商城、新县和西峡11个地方滴雨未下,连续干旱天数达到历史最高。其中虞城等7个地方将作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写入河南气象史。

   河南省农业部门称,目前河南省小麦受旱面积达1,300万亩,重旱面积150万亩。而气象部门的预测称,河南近期不但没有降水,且气温还会缓慢回升。

 

住防空洞被逐  北京“鼠族”难捱通胀

香港明报 记者刘洪庆

    飞涨的物价正在挤压北京打工一族的生活空间。过去10天,北京气温一直徘回在零下10度左右。寒风之下,河南籍的环卫工人(清洁工)马颖周,每日仍要在户外工作最少7小时。今年52岁的他说,由于天气实在太冷,每天上班前,都会在手上套一个又一个塑料袋防风,「棉衣至少穿6件,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马颖周夫妻于2004年从河南登封市到北京寻生计,马颖周做过小生意,当过单车保管员,现在两人都是当清洁工,每月共有2400元人民币收入。如今,他们和大女儿、女婿、儿子、外孙等一家7口都挤住在北三环一间不足40平方米的地下室内。

    北京早年因战备需要,曾在城市多处地下建防空洞,但改革开放后,这些地下工程基本空置,被人承租改造成地下旅馆,但更多的是变成廉价房,由于租金仅是附近楼房租价的20%,吸引不少低收入的民工入住。马家住在地下二层,此处离地面有6米深。因长年潮湿,致使发霉味道不断飘出。

    鸡蛋太贵 过节没钱回乡。马颖周的女儿目前在超市工作,女婿和儿子都是保安员,收入有限。「地下室每月租金就要1100元,再加上日常开支,能省下的钱已不多。」春节将临,马颖周已不准备回河南老家。「光往返费用,一人就要上千,差不多是我一个月工资。」

    同样是「鼠族」的河南老肖长海压力就更大,他算了一笔帐,做货车司机每月有2000元收入,妻子经营小卖部也有2000元,但房租要700元,儿子读幼儿园每月连各种开支也要1800元,这还不算他们的日常开支。「我现在最担心儿子生病,每到医院检查一次加上药费,差不多就要500多元。」肖妻直言,过去半年北京物价一直在涨,以前每次吃饭炒两个菜,如今其中一个菜被咸菜取代。「前几天想吃煮鸡蛋,一问价格已涨到每公斤9元(去年不足6元),真的不敢吃了。」

    清理防空洞 民工失居所。本月初,北京民防局一纸命令,将逐步清空防空洞内的住户。而马颖周家附近的房租,三居室最少要4000元租金,未来到底在哪瑞安家?他们现在都不敢多想。

 

通胀至5.1%  年轻人多「月光」

明报

    金老先生每月收入的一半做定期储蓄,从结婚至今几乎每月如此,但内地1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高达5.1%,以内地存款利息2.5%计算,无疑是令存款贬值。今年2月时,CPI尚是2%,全国「两会」时,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预计全年通胀为3%,但头11个月已经超过此数,达到3.2%,预料明年CPI将会维持4%。

    不过,内地有更多的年轻人崇尚消费,每月收支仅仅相抵,是为「月光」(收入每月花光)一族,在通胀、加息的形势下,更可能超支而成为「月透族」。金老称「每人情不同」,不会评价其它人的生活方式。收入月月清光 甚至透支。

    「月光族」多为「80后」及「90后」,由于他们是独生子女,在刚刚开始工作时,父母二人可能尚未退休,又或是二人的退休金加起来已够生活,所以年轻人一方面不用养家,父母甚至可能还有余钱补贴子女,在结婚时更往往以两家之力为子女买楼,故年轻人多无理财压力,在周转不灵时甚至会「啃老」(吃父母老本)。

    不过现时楼价高企,不少年轻人亦认识到适当理财、略有「盈余」是比「月光」更好的道路,但他们与老一辈的「死捱死悭」也有区别,认为财富不能只靠「悭」来积累,一是钻研投资基金、股票之道,二是透过互联网召集团购、以物易物或是互通优惠信息以便买平货,也有网友在网志「晒工资单」「晒帐簿」,交流理财心得。

 

房租狂涨  北漂考虑回老家

文汇报

2010-12-20

    小陈是北京一家事业单位的员工,他和同事一起在西城区白云桥附近租房。最近,房东告诉他,他们租住的两居室房租从2,600元涨到3,200元。小陈询问了一下周围的中介,目前的房价都已达到3,000至3,500元。 因为房东的催促加上害怕搬家带来麻烦,小陈最后还是选择接着租。据统计,目前北京城区加郊区共有可出租房屋大约240万套,其中有租赁需求的人口约700万人,而1-11月份北京普通住宅房租价格为3,179元,同比上涨了23%。

   来自河南的小焦夫妻2002年刚来北京打工时房租只要200元,选择余地还很大。随着北京房价的不断上涨,他们也在不断搬家,半年前他们花了800元租到了现在住的地方。一套175平米的三居室隔断成的10个小间中的一间。 可是这样的房子,小焦也要租不到了。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了《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规定,隔断房将被禁止出租。听到这个消息的小焦夫妇有些沮丧。他们担心这个政策实施后,房租会再次上涨。如果那样,他们就只能回老家了。小焦无奈地表示:「活不下去,回家的可能性占80%-90%」。

 

买楼抗通胀 200人北京排通宵

香港星岛日报

2010-12-20

  北京房山区长阳绿地花都苑七百多套前日开盘,二百多人带同棉被连夜排队抢购,当日认购量达七成。京城另一新盘半岛家园的开盘现场同样热闹,虽是寒冬,但早上六点就有市民跑到售楼处,等待开盘。一共八百个单位,吸引了七千多人看楼,当日下午五点,所有单位被抢购一空,签约认购金额达十二亿元人民币。

  广州白云新城上星期拍出每平方米两万六百零五元的「新地王」后,对当地楼市有刺激作用。广州大型楼盘北部万科城的售楼处昨日大排长龙,有买家豪爽地说,「买下来合适的话就留给自己养老,不合适的话就当作投资。」

  今年九月以来,中央密集出招调控楼市,如加快建设保障房、收紧信贷、限购第三套房等。专家称,从目前情况看,仅两个多月时间,政策已被市场消化。上月份,全国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百分之七点七。明年通胀预期进一步加剧消费者买楼意欲。广西南宁置业总经理表示,不少买家结束观望再度进场,将买楼视为「抗通胀工具」。

  在河南郑州做皮革生意的刘女士说,她手上有大量闲钱,「如果把钱存银行,依照现在的物价上涨趋势,钱会愈来愈不值钱,一万块钱存上一年要自己倒贴十几块,何不用来买房呢?」她认为,目前除了风险较大的股市之外,楼市几乎成了投资者抗通胀的重要选择。

  不过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刘社认为,「由于通货膨胀已经实现,购房用于保值的动力就不存在了。」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防止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将采用加息的手段减少资金的流动性,此时高位买入房产存在风险。

 

中国究竟多印了多少票子?

    “中国人民银行于此间召开的央行工作会议上提出,二○○九年以高于GDP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三至四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作为全年货币供应总量目标,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百分之十七左右。”

    我首先必须解释一下:什么是“货币供应量M1和M2”?狭义货币供应量M1,是银行体系以外的团体库存现金和民众手持现金的总和M0,加上它(他)们在银行的活期存款总量;广义货币供应量M2,是M1加上团体和个人的各项储蓄存款的总量。因此,央行每发行一元现钞或信贷都将计入M2总额。

    事实上,二○○九年的经济后果远远超出了所谓的百分之十七,一年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一则消息说:“二○一○年一月十五日消息,二○○九年十二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六十点六二万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二十七点六八……;狭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二十二万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点三五……;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三点八二万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七七。全年累计净投放现金四千零二十七亿元,同比少投放七十一亿元。”

    由此我们可以推算出二○○八年底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四十七点四八万亿元,二○○九年一年净增十三点一四万亿。然而,两个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又有“喜讯”:“二○一○年二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六十三点六万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五二……;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二十二点四三万亿元,同比增长三十四点九九……;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四点二九万亿元,同比增长二十一点九八。当月累计净投放现金二千一百零七亿元,同比多投放八千零四十八亿元。”

    六十天内广义货币供应量M2由六十点六二万亿元增加到六十三点六万亿元,增加了百分之五,而货币流通量M0净增四千七百亿,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三。这种速度令人惊叹,唯恐赶上国民党的金元券啊!

    今天,年关又近,二○一○年底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至少要超过、甚至可能大大超过七十万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了。

 

中国研发支出明年将超过日本

华尔街日报 2010年12月15日

    一项新报告显示,中国即将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在研发方面支出排全球第二的国家,使世界主要经济大国间的较量出现重大转变。

    据巴特尔纪念研究所(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数据,2011年中国将在研发方面支出1,537亿美元,高于今年的1,414亿美元。相较之下,日本明年料支出1,441亿美元,高于2010年的1,420亿美元。巴特尔纪念研究所是一家为政府和行业进行科学研究的非盈利组织。尽管中国研发支出增长,但美国到目前为止仍是研发支出最多的国家,占全球研发总支出的三分之一。

    巴特尔纪念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兼该报告的作者之一格鲁伯(Martin Grueber)说,数年来中国一直在(研发支出方面)保持这种增长,无论全球经济周期出现什么情况,他们都坚持这样做。该报告发表在《研发杂志》(R&D Magazine)上。例如,中国在2009年持续推进研发行动,当年美国和其他许多发达国家为应对经济放缓,纷纷削减了研发支出。

    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回升,而且可能将持续下去。据巴特尔报告说,明年全球总体研发支出预计增长3.6%,至近1.2万亿美元。美国情况比较复杂。2010年美国研发支出增长3.2%至3,958亿美元,预计明年温和增长2.4%,部分反映联邦研发基金可能减少。

    研发基金减少的影响被此前政府奖励的刺激基金支持的2011年研发支出所部分抵消。如果没有刺激效应,另外再考虑通胀因素,那么明年美国研发支出实际上料将下降。目前美国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支出更多了,因为经济衰退的最坏影响似乎已过去,但仍低于长期研发支出比率。格鲁伯说,以最好的情况来说,整体研发支出比率应高于5%,甚至高于7%。他估计2011年美国企业实际研发支出增长率将接近3.3%。

    就单个企业来说,情况各不相同。英特尔(Intel Corp.)和思科(Cisco Systems Inc.)在2009年前九个月较2008年同期大幅减少研发支出,但2010年前九个月较上年同期又大幅增加研发支出。微软(Microsoft Corp.)、IBM和强生(Johnson & Johnson)在2009年前九个月纷纷较2008年同期减少了研发支出,但在2010年前九个月又微幅提高了支出。尽管中国整体研发支出仍远低于美国,但中国在某些前沿领域的投入,比如替代能源、生命科学和高级材料方面,则齐头并进。而美国和日本的大量研发与汽车等老产业相关。
 

 

中国成功研发高铁自动控制核心器件IGBT

新华网

2010-12-19

上周,中国首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功率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产品,在山西北车永济新时速电机电器公司下线,成功打破了国外对该项技术的长期垄断。

    中国北车永济新时速电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徐印平说,首批投入封装生产线并成功封装、顺利通过动静态试验的“6500V/600A”IGBT产品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的产品,各项技术参数与国际标准相同。

    IGBT是自动控制和功率变换的关键核心器件,被广泛应用在以高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装备行业、电力系统、工业变频、风电、太阳能、电动汽车、家电等产业中。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力电子器件消费市场。仅2009年电力电子器件市场规模达到1215.3亿元。但整个IGBT市场大部由国外厂商占据。由于关键技术被国外大公司垄断,IGBT芯片完全依赖进口,国内难以实现突破,成本无法降低。

    随着新产品的研发成功,中国北车永济电机公司成为世界第四个、中国第一个能够封装6500以上电压等级IGBT的厂家,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技术平台,自主研发IGBT芯片产业化步伐进一步加快。

    徐印平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6500V/600A”IGBT产品成功问世,为中国机车、动车组为代表的轨道交通装备及其他相关产业提供强劲的“中国芯”,对于打破国外在IGBT市场的垄断、促进中国电子电气技术迈上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



超算“第一” 如何理性看待?

人民日报

2010年12月20日

    第三十六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日前在美国新奥尔良正式发布,我国首次有两台超级计算机位列三甲。由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制的“天河一号”二期系统以实测运算速度每秒2570万亿次位居榜首,由中科院计算所和曙光公司研制的“曙光星云”以实测运算速度每秒1270万亿次位居第三。

    对于我国“天河一号”和“曙光星云”在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最新排名中分列第一、第三位,有人欢呼雀跃,有人不以为然。

    天河一号工程办主任李楠研究员说,我国的高端信息技术和产业还处在发展过程中,‘天河一号’此次夺魁,是历史性的突破,实属不易。我国在超级计算机领域的突破向世界证明,只要我们找准突破口,坚持自主创新,就能够研制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产品。

  中科院计算所副所长、曙光首席科学家孙凝晖研究员告诉记者:超级计算机是计算机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代表着世界信息技术的战略制高点,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很多人都不了解,我们近几年的连续突破,其实经过了几代人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科学家一直在不断追赶。

  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至今清楚地记得1992年在美国封闭开发“曙光一号”时的情景:11个月的时间,核心开发小组甚至没有游览一下附近的街道和商店。如此忘我投入,是基于一种急迫追赶的心情——当时中国高性能计算机和美国的差距超过10年。

  从最初的不甘落后,到创业阶段的艰苦探索,再到如今追赶超越,我国走出了一条经济可行的产业化之路。在此次全球500强排行榜中,中国有41席,总体占有率8.2%,位居第二。虽然在计算速度方面已走到世界前列,但是在技术水平上还不能这么说
。孙凝晖说,“我们的机器计算快,但是访存速度慢,不均衡,整机的效率还有不小的差距。我的看法是有两年的差距。在信息产业领域,有一个摩尔定律,相差两年就意味着相差一代。而且,在未来10年内,这两年的差距追赶起来也很有难度。”

  美国著名计算机设计师沃利奇表认为,世界不会停止脚步,中国的赶超只是暂时情况。据了解,目前已有5个计划或正构建的超级计算机系统,其运算能力将会超越“天河一号”,这些正建造的超级计算机大多数都集中在美国。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正在研制内置加速器的超级计算机,研制成功后计算能力有望达20千万亿次,预计在2012年研制完成,其速度将近“天河一号”10倍。

  差距不容忽视——核心差距在软件和应用,任务长期而艰巨。在硬件方面,不论是“天河一号”,还是“曙光星云”,其主要核心芯片都采用的是美国的产品。在专家眼里,这个差距虽然明显,但不是核心差距,更大的差距在软件和应用方面,欠缺更多的是“软实力”。这就好比汽车业,中国能生产出全世界最多的车,但是汽车的种类、质量、利用率和西方还有明显差距。速度并非最重要的指标,更重要的是应用能力。

  未来展望——“曙光在成都的云超算中心已经建设完成,后续还会再建5—10个这样的区域云超算中心。未来3—5年的目标是在全国各省区市都建成一个面向云计算业务的超算中心。”历军说,事实已经证明,汽车、核电、钢铁、新材料、飞机制造等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正在成为我们超算中心的服务对象,未来我们将继续改进,让更多的用户用最少的投资享用高端的计算服务。

 

争夺“桌面”:两大国产操作系统联手抗微软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年12月17日

    12月16日,两大国产操作系统——民用的“中标Linux”操作系统和解放军研制的“银河麒麟”操作系统在上海正式宣布合并,双方今后将共同以“中标麒麟”的新品牌统一出现在市场上,并将开发军民两用的操作系统。

    两大操作系统的开发方中标软件有限公司和国防科技大学同日缔结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今后将共同开发操作系统,共同成立操作系统研发中心,共同开拓市场,并将在“中标麒麟”的统一品牌下发布统一的操作系统产品。

    本报记者获悉,刚刚确定的核高基项目名单中“中标麒麟”共计获得了约2.5亿元的“核高基”专项经费,名列基础软件扶持资金第一。按照“核高基”政策规定,项目所在地上海市也将按照1:1的比例拿出不少于此的资金扶持。而另一大国产操作系统厂商中科红旗也获得了为数不少的“核高基”经费支持。

     “本次两大国产操作系统的整合具有重大意义,鼓励国产操作系统做大做强是核高基的重要目标,本次中标和麒麟的整合是核高基项目的一个标志事件。”中标软件总经理、国家“核高基”专家组成员韩乃平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国产三大操作系统中的两个整合到一起后,自然就形成了国产操作系统的第一品牌。

    这标志着此前一度浮现出恶性竞争苗头的国产操作系统产业正式拉开整合大幕。

    1000亿“核高基”

    做强中国自主可控的操作系统的呼声由来已久。操作系统是整个信息产业中最核心的环节之一,直接涉及到国家的信息安全和产业安全,因此中央历来对国产操作系统的建设高度重视,其中尤以“核高基”项目支持力度最大。“核高基”是对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的简称,是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与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并列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

    根据中央规划,“核高基”重大专项将持续至2020年,中央财政为此安排预算328亿元,加上地方财政以及其他配套资金,预计总投入将超过1000亿元。其中平均每年扶持国产基础软件的资金规模超过10亿元。本次“核高基”项目的确定再次给国产操作系统提供了大笔资金支持。

    近日中标软件的几大股东——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公司、普华软件、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刚刚进行了一次增资,2亿元的新增资金已经到账,再加上国家数亿元的“核高基”资金即将下拨,让企业有了更强的实力去做强国产操作系统。不过韩乃平强调,即使获得这些巨额资金,再加上中标与麒麟的军民强强整合,中国的操作系统厂商和微软这样的巨头比仍然显得太弱小了。

    目前在国家的涉密系统里,例如国防、国安、公安、政府内网等核心机构中,广泛使用着国产操作系统。不过在非涉密的市场上,国产操作系统却长期无法对微软等国际厂商的垄断霸权构成实质性威胁——目前微软的操作系统垄断着中国绝大多数用户的桌面和服务器。

    由于微软的Windows事实上垄断了个人用户的使用习惯,目前国产操作系统在个人桌面市场上销售较差,出货量不高,而且售价偏低。在服务器操作系统领域,近几年国产操作系统取得了一定的市场空间,由于服务器操作系统不需要和个人用户使用习惯兼容,国产操作系统的廉价、安全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目前服务器操作系统占到了国产操作系统总份额80%—90%的比重。

 

存煤告急拉闸限电 电价受严控 愈发电愈赔

香港 信报

2010年12月20日

    一场全国范围的寒潮,近日使中国各地电煤供应骤然紧张起来。来自国家电网调度中心的信息显示,陕西、山西、湖北等地电煤告急,陕西部分地区拉闸限电,14座主力电厂电煤存量平均不足5天。内地媒体报道指出,除了气温降低导致用电量上升等因素外,价格机制没有理顺成为「电煤荒」的根本原因。相同情况还出现在河南、重庆和贵州。本月15日,气温骤降使江苏供电压力陡增,用电负荷创下年度新高。

    报道称,进入今年冬季用电高峰以来,陕西电网负荷不断攀升,最大负荷已经四次刷新。而电煤合同上的供应量已经不足以满足发电厂的需求。12月16日,陕西电网统调14座主力电厂平均存煤仅够4.4天,国电宝鸡二电厂、华电蒲城电厂已经出现零存煤。全省各地多个企业和居民区都收到了拉闸限电的通知。

    中国广播网报道,连日来随气温下降,产煤大省河南省用电需求迅猛的增长,正面临拉闸限电的窘境。河南现在有40%的火电装机机组存煤不到三天,电煤库存只有250多万吨,较河南电力前期制定的渡冬350吨的保证线少了将近100万吨,每天有将近40%发电出力是不可用的,这就造成了河南发电不足,造成河南的一些地方限电,据预测,今年冬季预计河南的电网最大用电负荷是3550万千瓦,比去年增加有395万千瓦,现在目前河南供电紧张的形势,基本上都是由煤炭供应不足所造成的。

    湖北也面临同样压力,受经济复苏和季节性不利因素的影响,湖北发电用煤的库存告急。在前几天的第一场雨雪过后,湖北电网的组网用电负荷马上就攀升到了1900千瓦以上的高位,这几天每天平均消耗的电煤库存有5到6万吨,这两天全省14家电厂的存煤量已经从9月底的370万吨这样一个历史高位,急剧的下滑了不到180万吨,只能够支持12天的用煤需要,湖北的存煤警戒线是十天,所以现在少数电厂已经被迫陷入了缺煤停机的困境,个别大厂只够7天的存煤量。

    目前湖北还没有拉闸限电的情况发生,但是由于电煤资源的刚性不足,加上湖北又是一个缺煤少油的省份,湖北的水电现在也是进入了枯水期,出力下降,加上三峡工程蓄水也对这个水电乏力有一定的影响,所以预计今冬明春,湖北的电煤和电力供应会更加的紧张。

 

发电企业普遍亏损

信报

2010年12月20日

    山东电网全网用电负荷逐日攀升,与此同时,电煤供应告急,全省电煤库存仅可用15天。一家热电厂业务经理表示,之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就「电煤紧张」,除了耗煤量大增以及运力紧张外,主要原因就是「计划电」遭遇了「市场煤」,已经市场化的煤近几年价格逐步攀升,而电厂生产出来的电在上网时的价格多年未动,一直偏低,让发电企业普遍亏损。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认为,这一轮的供电压力,其实是供应和流通环节的「并发症」。韩晓平说:「市场有问题,资源也有问题,资源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些年来内地拼命发展火电,导致的运力现在跟不上,地方政府控制市场来推升煤价这种努力,也增加煤炭供应的紧张,也推升了价格。还有就是计划电、市场煤,煤炭天天在涨但是电被控制得紧紧的,所有的交易没有办法反应真实的成本,也就造成电力企业出现严重的亏损,很多电力公司他们不愿意发电,因为越发越赔,所以他们找种种借口来减少供电,也就导致了拉闸限电,电力供应紧张,这是一环扣一环是一个综合的并发症。」

    为何年年限电?如何解决拉闸限电?韩晓平表示,只有深化电、煤市场的改革,使电和煤的流通真正符合市场规律,才能从根本上理顺电煤市场的脉络,而不用年年踏雪寻「煤」。

 

山西获批综改区 资源改革转型“先行先试”

 第一财经日报

2010年12月14日

    迄今为止中国面积最大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下称“综改区”)在山西起航。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昨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山西省将借由国务院近日批复设立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得在资源改革转型领域的“先行先试”权。

  在此之前,国务院已经批准设立了8个“综改区”,分别是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市、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重庆市、成都市和沈阳市。目前,国务院虽然已批复山西设立资源型经济“综改区”,具体实施方案各方正在制定中。接近山西省决策层的人士昨日表示,可操作的实施方案预计要半年后方能出台。

  覆盖全省的“综改区”。彭森昨日表示,山西省的试点是目前唯一一个覆盖整个省域的“综改区”,未来将紧紧围绕“资源型经济转型”这个改革主题,探索地区产业优化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及资源型经济转型,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作为中国煤炭资源大省,2009年山西原煤产量6.15亿吨,占全国的20%以上,首次居内蒙古之后位于全国第二。新中国成立60多年,山西生产原煤约120亿吨,其中约有四分之三贡献给了全国。

  资源型经济转型难题。山西省副省长牛仁亮昨日坦承,2009年,山西经济的增长速度甚至全国垫底。正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山西省“壮士断腕”,在当地实行了煤改,此举在全国引发了争议。数据显示,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初见成效,全省矿井数量由2008年前的约2600个,整合至目前的1000个左右,矿井平均产能也由30万吨/年提升至90万吨/年。

  两份政策“大礼包”。随着不可再生的煤炭资源不断被挖掘生产,山西不少“以煤立市”的城市已经出现资源枯竭,面临后继发展乏力难题。

 

50万浙商全球圈地300万亩务农

信报

2010年12月21日

    浙江人正在进行一场「圈地」运动。截至目前,已有50万浙商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农、林、牧、渔等产业,承包土地面积300余万亩,海外圈地触及巴西、澳洲。

    浙商在土地、环境、劳动力等资源日益紧缺的今天,透过「资本输出」,用「全球化」来突破生产数据配置的时空格局。跨省承包5000万亩土地务农开发,面积已超本省耕地,相当于再造一个浙江农业。

    斜桥镇华丰村732户村民日前又多了一个「巴西地主」的身分。短短五天时间,他们集资500多万元人民币,在村支书朱张金的带领下共同参股购买巴西土地种大豆。报道称,村民说,那边气候适合种大豆种水稻,华丰村村民基本上家喻户晓。每户参股500元到一万元,一年后全额返还本金,根据收益情况还可享受每年分红。朱张金是投资巴西的发起者,他的另一个头衔是卡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总裁。早在2007年,「卡森」就投资3000万美元,在巴西买下40万亩土地经营农场。如今,公司在巴西种植的首批小麦已获丰收。

    报道指出,朱张金说,巴西土地廉价,四季如春,雨水充沛,种大豆不仅亩产量高出中国东北地区的三分之一,播种时间也比东北长得多。正是看中了投资巴西可以成为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他才决定带领全体村民共同致富。

    朱张金表示,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土地的征用,华丰村很多地已经没有了,增加了很多的失地农民;巴西土地资源比较丰富,粮食的产量也非常高,质量也非常好。所以选择了巴西这样的一个地方,为华丰村的农民创造了一个拥有自己土地。

    浙江省农业厅外经办副主任熊建章说,巴西拥有1亿5200万公顷可耕农地,但开垦面积还不到一半,而1亿8600万人口中只有11%从事农业生产,同时政府鼓励外资进行土地开发;到巴西开发农业,这对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浙江来说是一个利好。

    熊建章表示,浙江最典型的就是人多地少,中国占世界的耕地资源只有人均40%,浙江在全国大概只有全国的三分之一。虽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逆势下,跨国投资更具风险,但凭借着浙江人勇于闯荡的精神,华丰村700多户村民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次海外创业的行列中,同样,他们对这次投资前景也充满信心。

    据报道,村民表示,华丰村现在主要是成立一个合作社,形成一个团体以后,好像是一个船一样,船大了经得起风浪。到南韩卖香菇、在澳洲种西瓜、去俄罗斯发展养殖业、赴美国建花木基地。熊建章说,浙江有这样一批农民,他们脚步踏出国门,眼光望向海外。金融危机下,他们没有等待,而是选择主动出击,在海外去闯荡属于自己的一片蓝海。在这场「危」中寻「机」中,政府将全力提供帮助。

 

失业率率节节上升 美国加州惊现帐篷城

星岛环球网 2009-03-07

    美国失业率率节节上升,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很多失业人士因为无力偿还房屋按揭,只好当上无家可归者,在空地扎营,并形成一个“帐篷城”,人口超过1200人,重现二十世纪经济大萧条的惨况。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萨克拉门托市政府表示,帐篷城目前估计每周有五十人“迁入”。帐篷城居住环境恶劣,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亦没有食水供应,居民要徒步三公里到便利店和或油站购买樽装水,并依靠慈善组织派发食物和其它物资维生。

    由于美国女名嘴奥普拉在自己大受欢迎的清谈节目,播出帐篷城居民的惨况,很多美国人对他们身处美国最富裕的加州,却过着恍如第三世界的贫穷生活,大表震惊。致力增取无家可归者福利的伯克坦言帐篷城的惨况令人忆起经济大萧条时的困境。他说:“惨况令很多美国人大开眼界,我们除了感到惊讶,还要用行动改变现状,因为居民的生活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恍如重返经济大萧条时代。”

    不过,加州州政府的财赤近430亿美元,虽然萨克拉门托市长约翰逊(Kevin Johnson) 承认帐篷城居民情况惨不忍睹,市政府亦爱莫能助,并称考虑将帐篷城变成居民的永久居所。约翰逊说:“我不认为帐篷城是解决居民流离失所的灵药,但我认为这是可考虑的方法。”

    加州去年的断供比率达327%,每天有五百人失去家园,加上失业率达一成,每月有八万人被辞退,预料帐篷城的人口将不断上升,总统奥巴马的刺激经济方案已成为他们的唯一希望。

 

华尔街分析师预测美国百余城市明年将破产

国际在线发表评论

2010-12-22

    目前美国各州的开支已比税收超出近5000亿美元,退休基金将面临1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许多地方政府被迫大幅削减预算。以底特律为例,包括警力、照明、道路维护和清洁等服务的预算,纷纷遭到削减,有多达20%的居民因此受到影响。伊利诺伊州州政府的财政也同样捉襟见肘,该州目前的开支为实际税收的一倍,而且还款已经拖欠近六个月,仅伊利诺伊大学就负债4亿美元。伊利诺伊州违约不付债的可能性高达21%,比其他任何州都要高。另外,佛罗里达州也可能陷入无力偿还债务的困境。

  目前,美国各州为了弥补财政缺口,除了削减预算外,也开始纷纷设法增加税收或采用别的方法,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的学费上涨了32%,而亚利桑纳州则是采用把部分政府大楼先出售给投资人然后再承租回来的办法,以节省开支。

  专家:“破产”其实没那么严重。我认为各个州地方的,他是指地方城市的破产,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他当年的财政收入不够,资产抵不上他的债务,就是资不抵债,在计算上面就应该是破产。但是他的破产并不意味着真的要倒闭,真的要整个完蛋了。过去历史上美国地方州,一些地方的县、市已经有多次破产,破产以后也就是进行盘点,想办法进行抵补,以后他还是存在,还是继续发展,所以并不是意味着就完蛋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当年的预算必须平衡,如果有赤字的话不许攒到第二年,攒不过去的话资不抵债就叫做破产,我们也不会把他看得太严重。

  当然也不是说一点问题没有,100多个城市都处于这种状态,说明他的地方财政相当糟糕,无论是就业、税收,这都是一个大的问题。

 

美国如何收物业费

2008-10-09

  美国公寓的物业叫做COMM ON-CH ARGES,意思是公共收费,或者是业主共享公寓小区部分的开支收费。不过和国内的制度相比较,美国公寓物业费的制度、收集与使用和国内有诸多不同。

  开发商制定标准。每一个造楼计划都必须得到政府的审核。开发商在消费者购楼时要附一本已得到政府批准的该公寓产品说明书 OFFERING PLAN。内容包括该公寓地点、结构、材料、单元图、保修期、买卖手续、地税减免计划、价格、物业费以及业主委员会选举法等等。OFFERING PLAN一经政府批准,开发商就不能改变其中的任何条例。

  对买房的消费者来说,OFFERING PLAN中的物业费是消费者购房的重要参数。因为买房的价格是一次性的,而物业费却是永久的。所以,为了吸引大家购房,开发商通常会尽可能将物业费制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一般来说,开发商会根据水煤电的费率、员工薪资福利、设备维护保养等预算,来制定公寓一年的COMM ON CH ARGES是多少,然后再平均到每个单元每月要支付多少金额。

  众所周知,美国的人工费用是很贵的。但一般来说,美国大部分公寓的人工开支只是占总物业费的三分之一。如果公寓的人工开支超出物业费的33%,消费者会思考它的合理性了。按照这些明细核算下来,该公寓874平方(相当于80平方米)的单元,每月的物业费就是732.10美元,而1588平方就是1443.69美元,这在纽约,也算得上是相当高的物业费。之所以以此为例,是因为此物业费的构成比例是有代表性的。

    每个月房子物业费1000美元以上。居美的白女士说,首先美国房屋大多是独栋别墅,每套房子暖气都是分户的,长时间不住难免对房屋有损伤,因此,买房前一定要先想清楚,买了是自己住还是会空闲,空闲的话如何委托房地产公司代管,而且治安环境也是一大问题。其次,美国房子的物业费高,一般来说每个月都在1000多美元以上。另外,购房者每半年需缴纳购房款0.1%的房产税。最后,很多人误认为美国的房子是永久产权,其实不是,产权一般是100年,到期后政府有权收回。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2-16 10:58:16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 Fw: 陈平红旗文稿总编辑特邀文章《民富国强与国泰民安之争》

    史正富,诸位战友,附上最新一期《红旗文稿》发表我的总编辑特邀文章《从“民富国强”与“国泰民安”的两条道路之争谈起》。其中间接批评国内某些学者“民富国强”和金融逻辑等主张,不当之处,请批评。 陈平,
 

从民富国强与国泰民安的两条道路之争谈起

上海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  陈平

2010 年12

    自从国家竞争出现以来,就有两种发展模式之争。中国的秦汉之制,修长城、修运河、车同轨、字同文,是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看得见的手”的典型。英美模式“看不见的手”主张市场主导经济发展,一度成为20 世纪70 年代之后各国改革的潮流。苏联的瓦解更让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宣布“历史的终结”,亦即“资
本主义最终战胜社会主义”。问题是2008 年美国发源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崛起,给两种模式的优劣之争出了新的难题:如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 年的成就?如何定位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后的调整方向?

    中国改革的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过河的方法是从试验中探索,避免了东欧苏联(以后简称苏东)轻易相信西方经济学权威、搞休克疗法和全盘西化所
走的弯路。假如发展方向是过河,河的对岸就是当时中国赶超的西方大国,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仔细回想一下中国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不同时期过河的赶超目标,实际上是随历史潮流变化的。上世纪50 年代到70 年代的过河目标是赶超苏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那时确实学到苏联建立基础工业的先进经验,但是并没有注意苏联模式已经暴露出的不足。从20 世纪80 年代开放以后,中国又以赶超美国为目标了,也借鉴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迅速发展了市场经济和出口贸易,大大改善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生活水准。但是,学术界在引进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同时,同样没有注意美国和日本模式已有的局限。例如,羡慕美国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却未警惕美国的现代病;学了日本加工出口的经验,却没有注意日本在金融竞争上败给美国的教训,等等。所以,中国能否“观全局航海”,看清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的潮流,走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就成为中华文明能否再创辉煌的历史考验。

    为了把握世界格局演变的大势,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如果按联合国统计的真实GDP 的增长倍数来看,世界GDP 总量过
去30 年间增加了2.34 倍。低于世界水平的依次是美国(2.33),巴西(2.31),日本(2.02),西欧(1.85),德国(1.80),东欧(0.99),俄国(与前苏联比较只有0.71)。高于世界水平的是东亚(3.31),印度(5.48),和中国(16.51)。虽然我们后面会注意到GDP 测量的局限,但是估计各国的经济趋势目前还是重要的依据。

    如何理解这一组数据?迷信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人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市场化,中国深化改革的方向还是市场化。假如此说为真,则原苏东地区的经
济发展应当远远高于中国,因为他们不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基础设施远远优于中国,而且全盘引入西方的宪政与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和土地彻底私有化,外贸和金融全面自由化,所谓的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完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然而,这些照搬西方药方的结果,是全面丧失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遗产,巨额通胀和货币贬值摧毁了居民储蓄和社会保障。转型20 年,东欧不仅经济发展停滞在转型前的水平,而且近20 年来人口持续下降达23%,远超过中国3 年自然灾害人口下降约3%的损失。东德约几千亿马克的国有资产,在私有化后的净值为负,打破了东德居民企图社会分红的梦想。

    东欧的国有银行几乎全部被跨国银行兼并,使得应付金融危机的能力还不如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东南亚国家。如此大的社会财富转移,都在民主化、自由化、私有化的合法程序掩盖之下。没有保护人民利益的主权国家,只有“国弱民贫”,何来“民富国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在于发展了健康的混合经济。不仅民营企业有巨大的发展,外资企业带来新的技术和管理,而且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大大加强了国际竞争力,才使中国没有重踏拉美依赖经济的老路。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发明了“储蓄过剩”理论,把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归之于中国和东亚国家的“过度储蓄”,
造成“全球(贸易)失衡”。 他的理由是中国贸易出超积累的外汇储备,购买了大量低利率的美国国债,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解决全球失衡的办法
是美国增加储蓄,中国增加消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增加消费呢?伯南克开出的药方是中国学习西方的现有办法:发展社会保障使居民消费无后顾
之忧,实行金融自由化和保护产权以吸引外国资本。他的忧虑在目前的全球失衡表现为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他虽然承认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稳定
有利,但是对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维持既有的福利制度不利。他主张的国际调整是逆转资本流向,让资本从发达国家重新流入发展中国家,并获取高回报,以支撑
西方老龄化的福利社会。

    如此明显自利和自相矛盾的理论和政策,不仅成为美国诺奖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美国国会压迫人民币升值和打一场货币战争的理由,还成为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论据。按照克鲁格曼的分析,迫使人民币升值不仅能减少美国的失业,还会增加中国人民的福利。西方经济学家给中国开出的其他刺激消费的主张包括:提高最低工资,鼓励独立工会加强与企业谈判的力量,推行法治以增加决策程序和降低增长速度,等等。似乎中国过去30 年改革的成就不是带动全球脱贫的动力,倒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而西方高消费和军备扩张带来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机,不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生的矛盾,却是发展中国家起飞带来的冲击。任何有常识的经济学家都可以理解,解决西方老龄化社会的福利危机,是不可能让老龄社会增加储蓄和年轻社会增加消费来解决的,现实办法只能是老龄社会向年轻移民开放,否则只能加税或削减福利。欧洲政治家开始面对现实,美国政客却还在转移选民视线。奇怪的是,伯南克和克鲁格曼的谬论竟然能轻易左右世界媒体,连中国不少从西方教科书上而不是从历史经验学习市场经济的学者,也积极响应人民币升值和刺激消费的主张,其动听的口号便是“民富国强”和“藏富于民”。历史能证实他们的主张吗?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最令人瞩目的事件,是代表美国工业精华的三大汽车公司濒临破产,不得不“国进民退”,祈求政府救助。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
大垄断汽车集团,近百年来在市场份额、资本技术和全球销售网等方面都居世界前列,怎么会濒临破产?是输给中国的进口车吗?不是,是输给了在美国设厂的
日本、德国和韩国的汽车公司。为什么?他们劳工的工资水平相同,但是医疗和退休的负担不同。美国汽车公司的福利负担是后起的外国公司的2 倍。因为美国
垄断企业在高峰时签下的福利契约到面临国际竞争的挑战时便无法兑现。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福利制度比国家承担的福利制度远为脆弱。更糟的是,美国人均
医疗成本是欧洲大陆国家的两倍,是日本和英国的三倍,中国的数十倍。为什么?日本、英国是公费医疗,成本最低。欧洲大陆的医疗实行双轨制,成本居中。美
国的医疗体系全是私有制,其把公共服务作为盈利产业不算,保险公司、制药公司还和医院垄断共谋,人为抬高医疗价格和利润。美国司法鼓励医疗诉讼成为民
事律师的巨大财源,美国医疗成本的40%是行政和打官司的成本。美国医疗产业的“民富”导致“国穷”。就算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可能局部领先西欧和日本,如
此高的医疗成本导致的劳工成本,如何能进行国际竞争?

    要创造美国的就业,改革的上策是打破垄断,包括打破金融垄断以及医疗业的私有化和垄断。但是美国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连奥巴马的中策,即建立国营医疗
保险公司和私营公司竞争的提案也通不过。奥巴马在“社会主义等于法西斯”的媒体舆论和众多暗杀威胁下退却,不但保留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不动,还要兑现全民医保的竞选许诺而扩大医疗黑洞,实在是下策。谁来买单呢?美国选民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加税政治上没勇气,发债国内没钱买,除了明逼人民币升值、暗地收赖债之效外,美国的政客哪有什么办法为美国创造就业?只会许诺开空头支票罢了。

    西方经济学家宣传私有化、市场化能保证最优配置资源的神话,对美国并不成立。要是美国公债利率低是房地产泡沫的原因,为什么中国投资基础设施,而
美国不投资基础设施呢?伯南克自己承认是美国鼓励消费的税收体制造成的。美国为了刺激短期消费来缓和经济萧条,立法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利息可以减税,鼓励美国居民买不必要也付不起的大房子。寅吃卯粮,才有今日的全面危机。美国把失败的药方拿来推销给中国,行得通吗?

    中国人要是像日本人一样迷信西方理论,放弃自己的竞争优势,无疑是自废武功。推行西方式的福利制度和法律制度,究竟是改善还是降低了中国企业的竞
争力和中国工人的待遇,只有试验之后才知道。有趣的是,中国人总是会将外国经验中国化。毛泽东发明的农民游击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邓小平鼓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示出比苏东和欧美还有生命的学习能力和竞争能力。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西方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悲观地以为中国的农业、金融、汽车业必然全军覆没。然而短短十年,不但中国农业养活13 亿人口还有出口余地,而且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银行的市场价值超越美国银行业巨头,中国汽车的销量超过美国,中国的高铁后来居上为世界之冠。这说明中国既有“看不见的手”,也有“看得见的手”,两者协作成为“合作的手”,并没有落入西方政治角力的僵局。反观美国民主党统治国会期间,未能打破金融垄断,反而给金融寡头保驾护航,从而牺牲了实体经济恢复的可能。美国的大工会并没有代表美国劳工阶级的长远利益,令人深思。

    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深谋远虑的。新古典经济学推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问题多多,不是科学的经济体系。西方经济学定义的国民生产总值,完全没有区
分有效投资与无效投资,没有区分健康消费和有害消费,犹如医生不区分营养与废物一般,如何能测量一国真实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举例言之,假如国人节制饮食,锻炼身体,则创造的GDP 远低于高消费、现代病带来的医疗消费所带来的GDP,开赌场、妓院所刺激的消费远远大于读书、健身带来的消费。媒体报道的中国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城乡结构和教育结构造成的。价格差距扭曲了生活质量的真实。农村享受新鲜空气、食物和闲暇的生活质量与农民拥有的土地住房的质量并没有市场价格的估计。中国乡村的农民盖新房,每平方米的成本只有几百元,北京、上海新毕业的大学生如买房,每平方米的价格高达上万元、几万元,有多少人的收入能付得起月供?笔者上世纪90 年代在北大当教授,分到的宿舍三室一厅的月租只有10 元钱。究竟是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太快了?还是城市居民的安居成本或压力指数增加太快了?再说为什么大批农民工回乡?为什么大批城市退休职工到农村买小产权房?这说明大城市的生活质量,无法用名义收入的增长度量。

    西方医疗成本的爆炸是西方福利社会瓦解的重要因素。西医发展的分析科学,用越来越多的物理化学手段分析人体,成本爆炸,却无法理解人的整体机能。
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改为转变生活方式,学习中医和其他自然疗法,来避免和治疗癌症。要避免西医分析思维造成的医疗黑洞,中国如能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发展整体论的养生模式,推广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应该能走出西方生活方式带来的现代化的误区。这就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协调发展。既要打破目前的温饱陷阱,也要突破英美模式过度个人主义的局限,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民富国强”或“藏富于民”的口号似乎极具吸引力,历史的现实却是“国强民稳”或“国泰民安”。中国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
家的“民富”可以持续。中国有句话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现实世界几乎“二世而斩”。富起来的家庭后人,只要依赖祖先留下的遗产去买自己能力无法维持的享受,往往失去艰苦奋斗和艰苦创业的精神。这是为什么英国等早期帝国先后衰落的原因。社会福利加速而非延缓这一退化的趋势。中国大城市中年轻人的奋斗精神,就往往不如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年轻人。中国文化追求小康,而非追求大富,是有深刻人生智慧的。中国以天下为己任的贤人,也不会追求西方时尚的炫耀消费。唐代的富裕吸引大批外国移民,最后国防都依靠雇佣军,以致国破家亡。罗马帝国,大英帝国都是同样的命运。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都主张把私人积累的财富大部捐给社会。

     有人鼓吹金融市场是藏富于民的最佳工具。西方高税收高福利的代价是降低国际竞争力,但是金融自由化对社会福利的危害可能更大。美国过去20 年的金融自由化,是加大而非缩小了收入差距。乌克兰经济转型时实行的市场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经济下降约60%,通胀曾高达3000%,货币贬值到7 万分之一,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地大物博、科学先进的乌克兰居民的储蓄灰飞烟灭。没有负责任的主权国家谨慎的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藏富于民”是神话而非现实。法国工人最近的大罢工无法阻止延长退休年限的法案。未来西方国家居民只能接受福利下降储蓄贬值的现实。除了重新振作,像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工一样竞争之外,我想不出什么市场、什么制度能保持“民富国强”的持续。

    中国人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谓知己,就不能满足游历西方的启蒙家那样只注意西方的长处,也要向企业家那样注意竞争者的短处。西方的危机,
就是中国的机遇。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要重视西方的教训,总结中国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找到科学发展的新路,包括建立更切合实际的经济学和国民经济核算
体系。

 

  参考文章:

西方如何扭转颓势?

英国前首相 戈登.布朗

英国《金融时报》  2010-12-15

  两个世纪以来,欧洲和美国一直在全球产出中占据主导地位,制造并出口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商品,投资和消费远远超过世界其它地区的总和。今天,在2010年,美国和欧盟(EU)正在生产、制造、贸易和投资等领域被世界其它地区所超越——但消费却没有被超越。过去三年爆发的一起起戏剧性事件,如次贷灾难、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希腊赤字和爱尔兰破产,可以突显出(但不应该掩盖)上述威胁着西方的全球经济转变。美国和欧洲面临的危险是,将出现持续多年的低增长和高失业。

  不过,衰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过去十年,亚洲的生产和消费双双增长,但消费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的增长,东西方之间形成了根本性的失衡。幸好,重构我们经济生活的两大要素——商品的全球采购和资本的全球流动——现在正开始策动第二波重大转变。十年之内,一个更加富裕的亚洲(以及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将掀起一场中产阶级革命,其消费能力将相当于两个美国。即使把日本剔除在外,到2020年,亚洲市场在全球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也将从本次危机前的12%升至32%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这种转变可能是最有效的危机退出战略,并且有助于世界经济恢复平衡——但前提是欧洲和美国能重整旗鼓,有能力将其高超的创新和全球品牌商品输出给亚洲新兴的十亿中产阶级。但是,只有保持高水平的投资,这些具备附加值、由科技驱动的定制产品和服务的交付才会成为可能。

  在此,上世纪30年代的传统紧缩方式——尤其是削减科技、大学和教育投资——只会让欧洲和美国错失东方的巨大机遇。堕入贸易和汇率战争,禁止跨境收购,以及对技术工人施加过多限制,也会适得其反——在全球最大的新市场可以给我们带来最大好处之际,危及我们进入这些市场的能力。

  历史将会判定,这些新近流行起来的正统理论与上世纪30年代毫无根据的确定性一样错误。事实上,只有通过倡议达成一项新的全球贸易协定,并要求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美国和欧洲才能从世界新市场中受益,才能确保对保护主义的担忧不会像以往那样变成真实的孤立主义。

  放弃、甚至贬低使全球经济更快增长成为可能的经济合作,会让我们陷入失业率高企的境地。自20国集团(G20)在2009年的两次会议以来,世界各国一直龟缩在国家的“保护壳”中。各国人民被告知,他们的问题与全球结构调整几乎毫无关系;各国政治家们也未能承认,他们面临的挑战并非源自国内。对各国政治家来说,推卸责任的做法是错误的,不过,金融不稳定、贸易和全球失衡等重大议题属于全球性问题,需要把全球合作提升到新的高度来加以解决。

  考虑到这些问题难以通过“一国方案”加以解决,我认为应该授权G20新主席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采取两项举措。首先,通过对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工作展开国际协调,他能够创造出全球银行业标准和规则目前所欠缺的确定性。其次,作为西方未来多年财政整固方案的一部分,他应当提出一项与东方消费支出更快增长相匹配的全球增长计划,为旨在在美国和欧洲创造新就业的投资提供空间。

  欧元区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它的财政赤字、银行债务以及抑制增长的结构性障碍。这三大问题目前正迫使欧元区各成员国不得不把伴随高失业率的经济萎缩当作最佳出路。欧元区应当商定一个时间表,把债务水平削减至国民收入的60%。但欧元区各国还拥有大量银行债务,不仅是外围成员国,核心成员国也是如此。各成员国无法调整其汇率,并且受到“一刀切”的利率的束缚,因此它们还需要其它的灵活性——这就是它们应当在劳动力、产品和资本等市场都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原因。

  我反对英国加入欧元区,因为我认为那样太不灵活,难以实现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种种目标。但欧元的崩溃将是一场经济和政治灾难,其影响将远远超出欧洲范围。因此,正如G20在2009年4月先全球市场而动、避免了一场大萧条一样,欧洲现在也需要有自己的高潮时刻,一举化解自身面临的三大挑战。这些举措与美国的投资和改革相配合,再加上G20的坚决行动,西方便可收获亚洲消费革命带来的好处,享受我们全球时代第二波伟大转变带来的繁荣——未来四年在G20中创造3000万至5000万个就业机会,通过抓住新经济的机遇,克服我们旧经济的种种弱点。

 

 

 

 


发件人:"thxj2008" <thxj2008@163.com> 2010-12-24 12:37:5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中国战略转型对重庆的期盼

    仲老师:关于重庆模式大家都很关注,说法很多,但总的来说尚无人能从理论层面加以提炼,杨帆先生出面来做了这件事,很有高度,很有水平。十多年前,杨帆先生思想活跃、观点偏右,但不乏真知灼见,他这次转向,到底是学术精英经过系统研究确实看清了中国未来的战略方向,还是利益驱使的附庸风雅之举,这本身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中国战略转型对重庆的期盼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杨帆

2010年12月

    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

    我和苏伟、刘士文编写的《重庆模式》即将出版。本书的策划正处于争议最大的时期,出版时,却已得到中央正式的肯定。但我仍旧坚持,思想知识界应该领先于政治家,而不是看政治家的眼色行事。在大家惶恐于“改革丧失动力”的时候,重庆模式的出现,就说明新的政治竞争模式已经出现,富有创造性的实践已经产生而且还会继续产生,突破官僚体制的压制和思想的偏见,人民群众和社会历史是最公正的评审者。

    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是:未来十年的三个定位,以打黑除恶作为纠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突破口,以唱读讲传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抓手,以建设内陆大开放的战略高地作为重庆发展的最大动力,以建设五个重庆,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为发展目标,以房改、户改、土改、劳改(劳动制度改革)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以包括国有、民营、外资三驾马车重组优化的经济结构;以切实改善民生为归缩。

治官反腐,是中国健康发展的前提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中国革命与苏联不同,经过了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根据地再向全国发展的漫长38年,根据地的经验和经济力量不仅支持战争胜利,而且支持建国初期全国经济稳定,根据地的经验甚至有益于改革开放。在深圳经济特区和香港出现的两种货币同时流通,一种商品两种标价,有效解决了在开放初期,人民币高估不能马上和国际接轨的问题,既保持经济稳定,又保证经济效率,是双轨制中最成功的一项。这在货币理论方面也是一个尖端问题。“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在纸币流通和外汇管制条件下,成为“良币驱逐劣币”。令人惊讶的是两币流通在陕甘宁边区就存在,是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边区经济学家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有两本论文集,其研究之深度令人赞叹。

    中国传统文化不善思维逻辑,形式逻辑是近代以后才传入中国的。有学者曾说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实用思维理性”,中国人认识问题仅靠逻辑推理不信服,非要“举例说明”不可,现在“案例教学”在西方教材里也越来越多了。

    中国改革初期邓小平主张“摸着石头过河”,其含义是“寻找先例”,仿照他人或他国成功经验,结合自己情况去实践,如果成功,又可为其它单位仿照,最后才在全国推广。等到以法律法规,学术著作和教科书等形式肯定下来的时候,往往是已成熟,概念化甚至过时的东西了。中国大部分改革都不是依照法律进行的,而是各个基层单位,部门,地区和个人,企业,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实践,大胆创造在推广的产物。革命时期的瑞金和延安,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庆大寨,改革初期的安徽农民分地,深圳特区,香港特区,14个沿海开发区,广东的综合改革实验,后来108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都有这样的性质。以后涉及全国范围的改革,应先立法,统一实施,以减少混乱。但创新总要依靠个体的创造力,榜样仍旧是最有说服力的。

    改革以来所依靠的香港,深圳,广东,后来的上海,虽然都创造了有益的经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推动了中国的发展。现在由于巨大既得利益,许多人自封“改革派”,已是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团口号。香港深圳广东如果推行“政治改革”,行政管理改革,特别是反腐败,是大有可为的,可惜他们不干。由于全国开放,他们在经济上就丧失了实验区的意义。他们不想解决新问题。比如:他们至今也没有允许数千万农民工变成他们的城市居民。他们的超前发展,并没有“自动”带动中西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许多神话已经破产,真的有什么先富带后富吗?没有。因为即使市场经济有这功能,也会出强者的垄断,破坏这机制。真的有什么资本在沿海地区“饱和”以后,自动流到中西部吗?没有。因为所谓比较利益在国家之间发挥作用,其前提是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所以发达国家的资本就会流向发展中国家;相反,在一个国家内部劳动力可自由流动,依据比较利益,一定是内地人才和劳动力流向沿海地区,而不是沿海地区的资本流向中西部。这就是在和平环境和市场经济自发起作用的前提下,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差距越拉越大的原因。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问题,主要是权力腐败,投机资本,利益集团,贫富差距,中西差距,社会平等,国家安全,技术进步,道德信仰危机,资源环境等10个方面。可惜的是,前30年的样板们已无动力和创造力提供新经验,这些问题困扰着全党全国人民,大家对我们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信心不足。
此时,重庆模式横空出世,震惊国内外。虽然一个地区不能解决全国问题,也没有必要机械地推广,但其触及的都是核心问题,其基本经验,基本方法,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遍意义。

    在中国,头号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反腐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越来越多的人已丧失信心,越来越多的人在同流合污,越来越多的人退避三舍,敢于反对腐败的人受到各种打击报复。腐败势力正在形成利益集团,促使社会走向溃烂。他们企图进一步控制政治经济,最终要搞垮共产党和共和国。因为无论有多少共产党干部腐败,总是不能最终得逞,因为他们在共和国宪法,在共产党党章面前,在数十年的革命历史面前,永远得不到合法性。腐败势力必定要结合国际反共势力,推动所谓“政治改革”,推翻共产党领导。这就是前苏联发生的事情,也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陈云所有共产党领袖,无论是改革的还是不改革的,都一再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的原因。

    这种危险,越来越多人看到了,大家想不出一个不搞文化大革命,不破坏法治,又能有效控制腐败的方法。在官员腐败不能制止的条件下,所有加强国家安全,政府管制,社会福利,宏观调控的措施,都会因为腐败而走样。

    自由派以西方“普适价值”为世界主流,在美国欧洲支持下,一直鼓吹自己的方案,这就是:腐败的根源是权力不受限制,只有实行西方民主和多党制才能治理腐败。目前的体制不能治理腐败,国家干预越多腐败越严重。

    重庆模式跳出了这个怪圈。在重庆比较彻底的清理了官员腐败,这是通过打击黑社会来解决的,其手段是坚持法治,综合治理。特别是通过“唱红”,依靠和发动群众进行了广泛揭发检举,解决了中国人不愿或不敢实名作证的问题。它告诉全世界,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不受西方思想限制,通过动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传统资源;同时避免左倾,不搞文革,不搞逼供信,不搞政治运动,而是纳入法治的轨道,把发动群众和法治手段结合起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进行综合治理,就可以相当彻底地治官员腐败,治黑社会。

    全中国都应该学习重庆的经验,来一次彻底的综合治理,治理方方面面的腐败,中国才有条件在弊绝风清的环境下,主动地推行政治与社会改革。

 

以民生为导向重整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导向。计划经济以强国为导向,以中央政府为主体迅速完成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改革以市场为导向,“理性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实际上是以资本逻辑指导发展战略:如劳动力商品化,给私人资本特别是和外资以优惠,依靠外资实现技术进步;利用静态比较利益,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依靠发达国家市场;

    进行一系列“金融创新”等等。这战略已到尽头,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已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另一方面中国进口资源太多,经济安全难以保障;第三,资本与权力结合造成越来越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特别是腐败蔓延和道德信仰的缺失。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困问题缓解了,但中产阶级被高房价剥夺难以发展,国内消费不能启动。正在进行当中的重化工业化,农村城市化,自主创新,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都受到威胁。

    自由派的基本误区,就是把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权力不受限制,而发展市场,任由资本横行,搞政治改革,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其实资本可制约权力,也可与权力勾结,形成权力资本集团。市场经济自身有非均衡性质,特别金融市场是如此,如果没有国家强力干预,必定形成自从泡沫并且崩溃。资本逻辑到了今天,不能再成为中国新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可持续发展需要根本性的战略思想的转变就是:
对外开放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对内以民生为导向。

    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从单一的GDP,改变为综合的社会指标。效率第一改变为公平第一。

    经济发展由外部需求为导向,变为以内部需求为导向。国内需求以投资为主,转变为消费为主。消费为主,就是民生导向。作为地方政府,摆脱资本逻辑,变GDP导向为民生导向,大约有几方面的工作要做好。第一,民生最大工程是住宅。目前在全国房地产泡沫已开始形成,政府多项调控措施不能奏效。其原因是:

    1.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失业率增加,继续滥发美元,欧洲日本状况还不如美国,全球流动性过剩难以避免。2.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就是说以人民币标价的资产要升值,主要指股票房地产。国家缺乏有效手段管制国内外投机资本。3.国内人口年轻,储蓄远远大于投资,资金过剩。4.房地产利益集团由地方政府,银行和房地产公司组成,垄断了房地产价格,以回扣形式包含大量腐败,而把风险转嫁给银行。政府不能有效控制房地产泡沫,中产阶级大部分储蓄被迫购买高价住宅,会降低其它消费;而且会把产业资本吸引进去,延误技术进步。

    重庆目前正在进行公租房的建设,给居民提供廉价公租房,还要能够限制外地资本进入炒房。如果成功将是经济上最大成就。第二.农民进城。沿海地区大城市,如广东深圳,每年有5000万农民工打工,工资极低,工作时间极长,那些城市从来就没有对他们开放过户口,长期以来保持着歧视和不平等。而重庆作为一个相当贫穷的城市,能想方设法鼓励农民进城,非常了不起。有能力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可携全家进城。先要将宅基地改造为耕地,不减少耕地面积,然后可以通过地票买卖方式,将农村土地使用权卖掉,再购买城市的土地使用权。

    中国城市化率未来20年还可以提高20个百分点,这是最大的潜在需求。但城市的高房价所带动的搞房租,必定影响农民进城速度,潜在需求不能变成真实需求。因此需要有效的国家干预。如果重庆能够解决高房价和农民进城问题,就为中国以民生为导向的新发展战略,创造了新的样板。

 

处理好重化工业化与生态建设的关系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欧洲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碳经济和碳政治”,以改变国际贸易规则,继续主导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话语权;美国则乘机加速新科技革命的产业化,制订并控制新产业标准。环保作为一个产业,背后有强大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在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在中国长期规划中,GDP年年超标,最不能达标的就是环保。即使尽全力节能减排,未来10年总生态环境能不继续恶化就是天大成就,这不是鼓吹理想,完善法律,明晰产权,增加税收,说转变就可以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处于重化工业化后期,在目前技术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就是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完成这个阶段需10年左右,中国必须利用目前人口年轻,储蓄率高,外资流入的优势,尽快完成重化工业化。目前不做,10年后人口老化了就无条件再做,这与生态文明有巨大矛盾,不能回避。下表可看出中国和美国的差距。

 

2008年中国与美国经济发展数字对比

 

中国

美国

 

总量

人均

总量

人均

铁路

7.97万公里

0.060

23.07万公里

0.755

高速公路

6.03万公里

0.045

8.85万公里

0.290

民航航线

246.18万公里

1.853

1669.005

54.6

地铁

1101.772公里

0.0829厘米

1515.2公里

0.496厘米

钢铁

58488.10万吨

0.44

9149万吨

0.299

住宅(中国为建设部公布数据)

403.59亿平方米

30.38平方米(城镇28农村32.4

244.42亿平方米

80平方米

用水量

5910.0亿立方米

445.02立方米

5664.73亿立方米

1854.25立方米

用电量

34268亿千瓦时

2580.3千瓦时

328811亿千瓦时

107623.39千瓦时

电脑(个人电脑)

3.32亿台

城镇0.593/

2.73亿台

0.898

农村0.054/

手机

6.44亿用户

0.4853

2.7亿用户

0.86

电话(含移动电话)

9.87亿用户

0.7429

6.27亿用户

2.052

汽车(私家)

3501.39万辆

0.026/0.083辆每户

2.46亿辆

0.765/1.95辆每户

家庭宽带普及率(按户计算)

21%

63.5%

彩色电视机拥有量

城镇

1.329/

2.73/户(美国尼尔森研究公司数据)

 

农村

0992/

大专(毕业人数)

286.27万人

73.1万人

本科(毕业人数)

225.68万人

160.3万人

硕士(毕业人数)

30.11万人

64.9万人

博士(毕业人数)

4.38万人

6万人

中国升学率

334岁入学率

高中升大学率

72.7

大学

76.8

初中升高中率

83.4

高中

74.9

小学升初中率

99.7

Elementary School

75.7

学龄儿童入学率

99.5

 

 

 

 

 

 

 

    资料来源:《中国年鉴》2009年,《美国年鉴》2009年。

 

    2020年中国16亿人按小康水平,对资源需求是多大?每年3000万农民进城,人均占地1亩,城市化率从40%上升到60%,增加3亿城市人口,占耕地3亿亩。城市人口居住面积增加一倍。自来水,洗衣机,淋浴和抽水马桶,耗水量是农舍20倍。

    中国高速公路长度已接近美国,但铁路,农村公路,地铁,停车场和飞机场相距甚远。

    汽车年产量2009年赶上美国,但总量为美国七分之一;道路和停车场要占城市四分之一面积。

    中国钢产量5.8亿吨,美国9000万吨,说明美国已完成重化工业化,中国还有10年路要走。

    用电总量中国与美国相当,人均是美国四分之一。

    粮食短缺不仅因为人口增加,更因为饮食结构升级,肉蛋奶酒需8倍粮食转化。发达国家人均粮消费年1000公斤,中国按600公斤,16亿人口年需9.6亿吨粮食,目前年产量是5亿吨。生产1吨粮食需要1000吨水。

    在环境资源生态压力下社会很容易两极分化,表面是制度不完善,实际是资源不允许。改变高消费模式,要压低政府消费和富人奢侈消费。如压不下来必然两极分化,少数人按西方标准消耗资源,大多数人贫困,这样资源就够用了。这就是美国战略家鼓吹的“二八开”模式,按市场经济“需求拉动”走下去,又没决心取得外部资源,就只能是内部两极分化的结果。

    中国生态文明的大战略包括:第一,全面加速技术进步。海水淡化,滴灌技术,明渠变暗渠,循环用水。煤炭发电与液化技术。各种新能源新材料。

    第二,以加速水循环为核心,提高国土蓄水能力。速度决定流量,绝对不能降低,中华民族是依靠治水生存和发展的。李冰修都江堰,用鱼嘴分水法从岷江分水,修成都平原水渠网,他的思路是“深淘滩,低筑堰”,两千多年不淤,为世界第一水利工程。国家应制订蓄水调水战略,在泛滥之地挖湖,以湖泊、湿地、森林、沼泽、地下水等形式储存,建设贯通南北的湖泊水渠运河网。大西线由于地质条件难以动工,应该考虑与俄罗斯谈判,从贝加尔湖调水。

    要改变高消费高成本高耗能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场社会价值观念革命,需要控制社会两极分化,控制上层的腐败和奢侈,形成社会舆论强大批判力量,这比技术进步困难。如上层奢侈腐败,有权人和有钱人开着宝马汽车乱撞人,要广大人民群众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岂不是极大的讽刺?

    第三,提升军力扩展国家安全边界,使用更多的世界资源。在南部海域保障石油外贸通道,打开与澳洲全面经济合作的大门,进口铁矿石,粮食和肉类。一部分钢铁化工企业可以外迁到东南亚,靠近澳洲的资源供应地,并向印度洋转移污染。在西部保障中亚和中东的原油供应,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绝对不能让美国占领伊朗和阿富汗。孙中山在100年前所说的“贯通欧亚大陆桥”,至今仍是中国发展的大战略,必须沟通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和欧洲的联系。在北部与俄罗斯进行全面经济合作,在西伯利亚租种土地种植大豆。要从贝加尔湖调水,贝加尔湖的淡水占世界四分之一,对俄罗斯没有什么用处,如能买水进内蒙北京山西,可把北调汉水留给河南河北山东,水短缺基本解决。

    中国经过150年的沦落和70年崛起,现在又面临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新难题,历史留给我们的有利时间不到10年。必须利用人口年轻储蓄率高的优势,同时完成在内部治理奢侈腐化,在外部获取资源这两大历史任务,这是实现中国崛起,避免衰落的关键。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大战略,需要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制订大战略,以大胆魄,大智慧,大决心迅速推行。

    应在重庆设西南局,统帅西南6省力量南进,通过东南亚,在印度洋找到自己的出海口,这是我10年前在重庆大学举办的企业家班上讲演,就已经提出的。现在重庆提出南进印度洋,东进太平洋,西进大西洋的开放大战略,后者就是孙中山当年“贯通欧亚大陆桥”的梦想。重庆作为大西南的核心城市,理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为全体人民包括农民,建立社会保障

    我在1994年就建议,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划归社会保障基金。现在不建立,10年之后人口老化了,肯定不够用。这不仅是一种筹集资金的方法,而且涉及国有资产的改革。

    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公有制为主体,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以国有制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演变为以股份公司为主体。股份公司,应属公有制的形式之一。

    马克思的原意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是社会所有制。应在宪法中确立“社会所有制”的法律地位,包括各种基金,股份公司等,都是社会所有制。如果把社会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不再以国有为主。在理论上超越左右翼,在实践上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有制的新路来。

    目前可把部分上市公司国有股划归社会保障基金,为全体人民包括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其效应是多方面的,可刺激股市大涨,保障创业板和其它公司上市成功,产生财富效应,大大提高国内消费。

    国有股直接转化为社保基金,不是把国有财产私有化,而是把国有制向更加高级的公有制改进。基金是社会所有制,不是私有制。这是一次巨大的社会改革,是向全体人民的一次大补偿,保障了改革的公平性。国有财产的建立,除去没收三座大山的财产之外,就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财政投资形成的,全体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农村里的工农业剪刀差,城市里的低工资,不仅把全体人民的全部剩余劳动集中到国家财政,也把大部分必要劳动集中到国家财政,那时期由财政投资形成的国家财产,一部分不能算国有财产。这不仅是政治概念,也是货真价实的经济概念。由全体人民必要劳动形成的那一部分国有资产,应直接返还给人民群众。不能用前苏联东欧的把国有资产分成股票每人平分的办法,而应通过社会保障基金,为全体人民提供社会福利保障,这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

    把一部分国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转移,有反腐败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出现垄断势力,以国有制名义控制社会财富,然后以各种形式侵吞国家财产。防止国有财产流失,应缩小国有制范围,在竞争性领域政府监管很难有效。政府为保障自己的企业盈利,可能以权力干预市场,破坏公平竞争。

    重庆市长黄奇帆曾经是上海蒲东开发的设计者,在经营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土地方面,具有经济开发才能。他们准备在国有资产的运营和增殖方面,开拓新路,将经营利润给社会分红。我认为社会分红不如把部分国有资产改为社保基金运营。地方国有企业利润应投入本地公共建设和居民福利,而社会保障基金就是最重要的领域。

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验

    民主,是中国先进分子自孙中山以来一直追的目标。不可以因为经济持续繁荣了,因为“举国体制”在动员资源做大事方面有效了,就放弃民主改革的目标。

    人民的民主权利,可以分为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积极权利是建设性的,主要应该由专家行使,专家帮助领导决策,也是一种民主。消极权利是监督和惩罚性的,应该由群众行使。做这样的划分,是考虑到实际的判断能力。大多数群众没有专业知识,很难做决策,但他们可对实施的结果作出判断,通过质询与弹劾等法律程序,对官员进行监督和罢免。

    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就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实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竞选制,赋予他们以质询权与弹劾权,对重大决策在专家审议之后,再搞民意测验等。这样的民主,主要作用是控制腐败,监督干部,并且整合各利益集团,使他们的利益能够公开地反映出来,与其它利益形成制约。这是保障决策不发生重大失误,及时纠正失误,防止滥用权力的根本措施。

    民主建设对于重庆有特殊意义。重庆经验,主要是在书记薄熙来领导下取得的,他个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这在创业初期是完全必要的。但长期来看要依靠民主法制而不是杰出的领导人。如果领导人离开就人亡政息,腐败和黑社会卷土重来,那么重庆经验就失去了长远意义。应通过法律把重庆的经验固定化,变为长期可依法实行的规则。

    在民主面前,我们不能总是在西方的攻击面前被动而为,而应主动进行民主的试验。在20世纪80年代,我在天津开发区就推行过民主评议会,效果非常好。只要按照法律行事,民主的发展就不会影响社会稳定,而是真正能够控制腐败的制度保障。反对者对于重庆模式的攻击之一,就是说没有民主,一个人说了算。其实做事的时候,往往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只不过是做事以后,民主与法治能肯定那些正确的,否定和罢免那些错误的。我期望重庆能够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也能够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经验来。

    真能如此,重庆模式就更加具有普遍意义了。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0-12-24 09:39:5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余永定:中国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中国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 余永定

英国《金融时报》 北京报道

2010-12-24

    中国一位知名学者表示,中国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有可能突然减速,除非立即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

    前中国人民银行(PBoC)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为由政府控制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撰文,对中国非同寻常的增长神话进行了严厉批判。文章指出,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污染、公共服务的缺失,以及对出口和投资(尤其是房地产)的过度依赖,都是威胁中国经济前景的因素。

    余永定在这篇社论文章中写道:“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代价却要我们的子孙后代来承担。”“(该增长模式)如今已经耗尽其潜力。因此,中国的发展也到了关键的时刻:经济结构调整过程虽然痛苦,但如若不实行,中国经济将丧失良好的增长势头。”

    目前,许多国际观察人士已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必然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在中国内部,中共许多领导人都在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中国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抵抗力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同比增长9.6%,但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也从10月份的4.4%上升至上月的5.1%,许多经济学家都担心经济正出现过热。

    余永定在中国的政策制定方面颇具影响力。除了曾在央行任职,他还担任过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他这篇措辞严厉的评论文章反映出,在2012年政府换届之前,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正展开激烈的辩论。政府换届后,中国现在的许多领导人将为更年轻的干部所取代。

    香港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政治学教授郑宇硕(Joseph Cheng)表示,许多具有改革意识的学者都担心,“由于领导人都专注于争权夺位”,改革已陷入停滞。

    余永定将创新和创造力的缺失形容为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并对资本利用的低效表示叹息。“一些地方政府简直是自己挖坑自己填,只为创造GDP,”他写道。“结果只是一幢幢豪华别墅、政府办公大楼和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尽管他的大部分言论以前就曾表达过,但在官方媒体上看到资深当权派学者表达这些不满仍属罕见。余永定还在社论中呼吁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打破权贵之间的“罪恶联盟”。

    “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安排下,政治精英是好政府的先决条件。但是,政治精英已经被谄媚与犬儒的政治文化所腐蚀。所以,经济要发展,政改要先行。”如果中国无法改变当前“权贵资本主义”体制,缩小“致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逐步拉大的贫富差距,必将招致民众的强烈反抗。

 

英文原稿:

A different road forward

By Yu Yongding 余永定

China Daily, 2010-12-23


Painful adjustments needed to sustain advancement in the face of anemic innovation, slow tech upgrades and social tensions

China's per-capita income, at $3,800, has surpassed the threshold for a middle-income country.

But even as economists and strategists busily extrapolate its future growth path to predict when it will catch up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mood in China became somber and subdued in 2010. Indeed, Premier Wen Jiabao sees China's growth as "unstable, unbalanced, uncoordinated and ultimately un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of course, has never been linear in any country.

Throughout history, there are countless examples of middle-income countries becoming stuck in that category for decades or eventually falling back to low-income status. The Nobel laureate economist Michael Spence has pointed out that after WWII, only a handful of countries were able to grow to a fully industrialized level of development.

China's progres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s a successful variation on the East Asian growth model that stems from the initial conditions created by a planned socialist economy. That growth pattern has now almost exhausted its potential. So China has reached a crucial juncture: without painful structural adjustments, the momentum of its economic growth could suddenly be lost.

China's rapid growth has been achieved at an extremely high cost. Only future generations will know the true price. The country's investment rate now stands at more than 50 percent - a clear reflection of China's low capital efficiency.

There are two worrying aspects of this high rate. First, local governments influence a large proportion of investment decisions. Second, 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ccounts for nearly a quarter of the total.

Some local governments are literally digging holes and then filling them in to ratchet up the GDP.

Consequently, there are simply too many luxurious condominiums, magnificent government office buildings and soaring skyscrapers. Hotels in China's provincial cities make five-star establishments in Western capitals looked shabby.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olluted countries. Dust and smog choke its cities. All of the country's major rivers are contaminated. Although progress has been made, deforest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 remain rampant.

Drought, floods and landslides have become commonplace. Relentless extraction is quickly depleting China's resource deposits.

With China's trade-to-GDP ratio and exports-to-GDP ratio already respectively exceeding 60 percent and 30 percent, the economy cannot continue to depend on external demand to sustain growth.

Unfortunately, with a large export sector that employs scores of millions of workers, this dependence has become structural. That means reducing China's trade dependency and trade surplus is much more than a matter of adjusting macroeconomic policy.

After decades of rapid expansion,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kshop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problem is that it is no more than a workshop. A lack of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are the economy's Achilles' heel.

For example, in terms of volume,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car producer, churning out 17 million vehicles this year. But the proportion of models developed by domestic carmakers is negligible.

In an era of rapi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the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can change rapidly. Without a strong capacity for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even a giant has feet of clay. And when a giant falls, many get hurt.

While China's living standards have dramatically risen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has sharply widened.

Income distribution has remained skewed in favor of the rich for too long, and the government has failed to provide decent public goods. With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opulent lifestyles of the rich and the slow improvement of basic living conditions for the poor fomenting social tension, a serious backlash is brewing.

If China fails to tackle its structural problems in time, growth is unlikely to be sustainable. Any structural adjustment is painful. But the longer the delay, the more painful it will be.

China's strong fiscal position today gives it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But that window will close fast, because beneficiaries of specific reform policies have morphed into vested interests, which are fighting hard to protect what they have.

What the public resents most is the collusion betwee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businesspeople, described by the respected Chinese economist Wu Jinglian as "capitalism of the rich and powerful".

Breaking this unholy alliance will be the big test for China's leadership in 2011 and beyond. Under China's curre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meritocracy is a prerequisite for good governance.

But meritocracy has been eroded by a political culture of sycophancy and cynicism. So, once again, the dialect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rought political reform back to the fore.

China's rise has generated admiration, envy, suspicion and even outright hostility in some corners of the globe.

No matter how often Chinese leaders repudiate any hegemonic ambition, wariness about China's intentions will remain.

That is understandable: the rise of new powers has always disrupted the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order.

When this new power is a nation of 1.3 billion people living under an alien political system and ideology, its rise is bound to cause even more uneasiness.

Fortunately, because of globalization, China's rise is in everyone's interest, as is the rise of other emerging economies.

China should and will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as a major global stakeholder in such areas as climate change, global imbalances and refo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Needless to say, reciprocity will be necessary.

  (Yu Yongding, president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World Economics, is a former member of the 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a former Directo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0-12-14 18:38:44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 抄送:标题: CSRGLOBAL信息简报141期

中国增长的真相

顾蔚

2010-12-11

    中国的增长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即使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也不确定该如何来测量它。有中共高官认为GDP数据不可靠,他更倾向于通过电能的利用来测量经济的扩张。但是随着中国向服务型和消费型经济体转化,能源数据不再变的那么有用,领导者需要将眼光转向别处。

    事实是中国的数据经常因为太缺乏严密性以至于无法信赖。政府发布季度GDP的速度令人难忘——本季度结束后三个星期的时间就足够。在美国即使是最善长计算的人也需要八个星期来完成相同的工作。中国的GDP 数据看起来空洞的只有骨架。

    有些数据甚至相互矛盾。统计局认为房价在2009年仅仅上升了1.5个百分点。而国土资源部25%的预测貌似更接近事实。问题可能来自无用数据的输入和输出:统计局更依赖开发商的调研而不是定量交易数据。

    某种程度上让人鼓舞的是,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正在寻找替代方法。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他喜欢通过电力应用作为评测手段。有消息称另有中共高官倾向于同时采用铁路运输和电力。这些方法也许在钢铁和石油化工品的产地——比如辽宁省,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作用,但是对整个中国作用不大。

    中国经济的组成也在变化。2008年,工业部门对GDP的贡献率从2000年的58%降到46%。同年,大约43%的GDP来自服务部门,而在2000年这个比例是34%。 中国的节能努力也会让局面复杂化。

    当通过临时的观测来评估经济增长时,应考虑到更宽泛的消费手段。例如,汽车销量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还有比较好的工业协会数据。同理,主要的电子商务网站上的电影产量和票房也是。但是至少一些拥有经济学博士头衔的中国领导人认可了想象力的重要性。

 

中国保障房计划到底在保障什么?

路透Breakingviews专栏作家 崔宇

华尔街日报 2010-12-11

    美好的故事往往会以丑闻收场。平淡又刺激的生活如此,过去10多年中国的地产政策也是如此。2007年以来如火如荼的保障性住房计划会是个例外吗?目前来看,似乎有成为例外的趋势。据媒体报道,2010年中国计划建设的580万套保障房已全部开工,而8月底时还有5个省区开工率不足50%。中国还计划在2011年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而据中金公司的测算,截至2009年底,中国存量保障房还不到1300万套。

    保障房计划似乎“很给力”。但是,如果这种转向是突然的甚至带有政治动员意味,我们就不得不怀疑其可持续性甚至初衷。保障房建设历来面临资金来源、分配和退出机制等诸多困境,目前来看,由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居民收入统计和信用记录的缺失等难题依然未解,如此大干快上地加强保障房建设令人疑窦丛生。

    中国保障房计划到底在保障什么?也许,首先是各级政府官员在政治周期的变化中“保障”其“政治正确”;其次是各级政府通过保障房短期“保障”经济增长;最后才是蜻蜓点水般“保障”城镇中低收入群体,而大部分流动人口依然被排除在外。

    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过去10多年中国保障房建设的历程。1998年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以经济适用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但好景不长,经济适用房建设在2001年左右便开始停滞甚至倒退。据中金公司今年6月发布的《保障性住房的困局》的报告,1998-2001年,经济适用房的开发投资额、新开工面积、在建面积和竣工面积年均同比增速均高达40%-50%,而在2002-2006年,上述指标均徘徊在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边缘,经济适用房新开工面积在商品房中的占比也从2000年的22%跌落至近几年的6%-8%左右。如果再加上廉租房、限价房和棚户区改造等其他保障性住房,目前整个保障性住房占商品房的比例也仅在10%左右,这意味着约有90%的人的住房需求被推给市场来满足。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同本届政府2003年左右将房地产行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定位有密切关系,这从经济适用房盛极而衰的时间节点就可见一斑。因此,本届政府在2007年左右重新强调保障房建设,带有一定的“政治补偿”意味。

    中央政策的大幅度转向当然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一般来说,对于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政府只是提供土地和税费减免然后选定开发商来建设,并控制其利润率(经济适用房为3%以内),不需要政府直接投入太多钱。廉租房的建设资金一般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三七开”,虽然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将土地出让净收益的 10%用于廉租房建设,但这一指标一直没有达到。比如,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收入为1.59万亿,即使扣除了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约5000亿元,10% 的比例仍有1000亿元左右,当年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也只是1100多亿元,但地方政府仅支出了187.1亿元用于廉租房建设,占比还不到 2%。

    可以看出,在2009年地方政府依然是不怎么配合的。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今年地方政府不得不作出了一些艰难的决定。比如,据媒体报道,今年北京市政府宣布将土地出让收入的50%都用于保障房建设,但前11个月这一比例仅为20%左右(当然,尽管还没有达到承诺的数字,20%的比例也已经不低)。同时,地方政府还将这一政治任务“下放”给了开发商,让它们或垫付资金或代建配建保障房。同时,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拓展其他资金渠道,比如清收土地增值税、银行信贷、公积金贷款和社会资金等。这在短期内变相激励了地方政府开展保障房建设,但这种热情能持续多久呢?虽然增加融资渠道是值得探索和鼓励的,但在现阶段保障房建设几乎是白手起家,政府必须首先掏腰包拿出真金白银。可以想象,如果未来政治压力减弱、房地产调控有所松动,无论地方政府还是民间资本对于保障房的兴趣都会转淡。

    除了政治压力,短期来看,地方政府之所以会热衷于保障房建设,还在于保障房建设虽然会降低土地出让收入,但同样会拉动房地产投资,而并不会挤压新增的商品房建设(特别是棚户区改造),同样会拉动建材和家电等上下游行业,从而对冲目前货币紧缩、地方投融资平台清理和房地产调控等一些束缚地方政府手脚的负面因素。比如,根据中金报告,2010年的保障房建设就将拉动房地产投资增加约10个百分点。长期来看,因为单纯卖地并不直接创造GDP,它只是财富转移的过程,所以如果通过保障房建设让这部分卖地收入从政府部门回归家庭部门,同样可以通过居民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和推动结构转型。保障房建设也不一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但是,由于这个过程不会立竿见影,而且降低了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消解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在预算和财政体制改革没有突破的情况下,保障房建设注定只会作为地方政府短期的一个应急手段。

    最后,正如许多人所诟病的,即使政府建了大量保障房,其分配环节也是问题重重。我们看到,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员工等名义收入低但实际收入不低的人更容易成为保障对象,甚至一些企业家和明星也都因为特殊贡献有幸“被保障”,特别是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这种几年之后就能拥有完全产权的保障房很难惠及真正的中低收入群体。这生动演绎了住房保障领域的“马太效应”。

    保障房只有以廉租房和公租房等具有租赁性质的为主体才可能避免分配不公,而且一定要首先覆盖流动人口,否则也容易成为 “鸡肋”。尽管上海和重庆等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一定表率,但我们还是要追问:本来保障房建设就是伴随着城市化而生的,就是要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居住问题,如果因为户籍因素把他们排除在外,如果一个越来越富裕的政府不能“聚精会神”和“一心一意”保障最弱势群体,那到底要保障谁呢?又能保障谁呢?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0-12-21 23:43:55 +0800 收件人:  抄送: "zdjun" <zdjun@263.net>, 标题: Fw:中国的房价不是孤立的问题,不从制度上解决难治愈 管益忻

中国的房价不是孤立的问题,不从制度上解决难治愈

管益忻

    2010年12月19日,国土资源部紧急发布“关于落实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通知”,提出要严格落实房地产监管和调控政策措施,打击囤地炒地闲置土地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抑制少数城市地价过快上涨趋势。2009年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要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强市场监管,稳定市场预期,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

    2009年末,国务院总理出面表态要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但时隔3个月之后的楼市交易量价,无情地嘲弄了总理讲话的权威性,房价一路上涨至历史最高点。为了应对声势日渐浩大的民生呼声,政府于4月中旬至今,连续祭出了一系列调控楼市的政策法宝。如果说前段时间还有人对二次调控是否再次“空调”保有争论态度的话,那么眼下的交易数据则是实实在在地证明了“空调”的传言。

    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数据显示,上周监测的35个城市中,成交量上涨的城市占80%,其中过半数城市成交量涨幅超过20%,扬州、兰州涨幅更是超过100%。重点城市中,除广州、北京、南京、武汉外,上海、深圳、杭州、重庆等6城市成交量环比上涨,深圳涨幅最大,达34.24%,杭州、重庆、上海涨幅分别为33.55%、22.17%和11.09%。与此同时,部分热点城市的房价也频频冲高。以上海为例,上周上海市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23421元/平方米,环比前周大涨10.8%,这已是近五周内,周均价第四次突破2.3万元/平方米。

    在土地市场,成交量及其楼面地价亦是屡创新高。保利地产近来在广州购得地块楼面单价已超出2万元/平方米,再创广州楼面单价新高。杭州等热点城市成交的部分地块楼面价也接近或突破2万元/平方米,甚至温州某地块竟然拍出3.7万元/平方米的楼面价。

    当政府看到房价上涨过快而出面调控房价之时,房价不降反升;当政府因为地价上涨过猛而出台通知稳定地价之际,地价的走势又能否呈现出期待的平稳抑或是上涨速度的回调?如果说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胀预期大大加速了包括房价、地价在内的物价上涨速度的话,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得承认,无论是房价还是地价的单边性上涨以及市场的火爆,其根源性原因还是在于这些交易品的“供不应求”。要不然,为什么蒜价能调下来、姜价也调下来,可这个房价就久调不下呢?!

    由此可知,房价、地价的问题是在制度上,是在市场不市场上,而这里的“市场”,的确又是关系到我国的发展导向,是宪政民主制度乃至所有制度的大事儿,一,权力垄断造成地价太高,二,灰色收入和官员低价拿多套房挤占资源造成房价太高,三,追求GDP和滥发钞票造成房价太高,四,政治经济不稳定造成人们的恐慌感只有靠买房求得今后的保障.五,包括权力的过份集中使得人们挤向北京,造成了北京的交通拥塞等等,都会对最终的调控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故此,中国的房价或者地价,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一个触动政治经济基本面的系列制度使然。而要扭转目前房地产行业的现状,如果不从根本上入手,就难以真正根除这一领域中长期存在的诸多“怪象”及病灶。

 

 

发件人:"sunhuijun8881" <sunhuijun8881@163.com> 2010-12-18 00:18:1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Re:照片

吞噬自己尾巴的蛇能长成巨龙吗?

----征地卖地拆楼盖楼GDP

国防大学退休教授 辛子陵

2010.11.30

    据台湾媒体报道,2005年2月27日,台东海洋生物展览馆展出爬虫类特展,下午出现一幕产自美国的王蛇(KING SNAKE)吃自己尾巴的画面,被摄影机照下来定格在那里。

    万物之灵的人类,单个的人谁也不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作为政府行为,这种“吃自己尾巴”的政策在大陆到处实行着,好像是找到了“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妙法,不用投资,经济就发展起来了,这就是土地财政。在山东济宁,2009年当局以每亩六万元的价格向民众征地,再以每亩100万元的价格向开发商转让,权变钱,转手兑现。济宁政府的GDP直线攀升。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事权与财权的重新划分。按照分税制改革方案,中央将税收体制变为生产性的税收体制,通过征收增值税,将75%的增值税收归中央,留给地方25%。中央政府负责国防、外交、转移支付、战略性开发等预算开支,而地方政府则负责提供普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地方政府捉襟见肘,便把增加财政收入的目光投向土地开发。一些省市与房地产相关的收入已占到地方当年财政收入的60%。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反过来又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土地出让金则以“三七分成”的方式分别汇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我国房地产业呈现着“非理性繁荣”。近些年来,我们有的城市新增GDP将近一半来自房地产,被称为支柱性产业。

我国的土地制度名义上是农民集体所有制,真正的土地所有权控制在乡以上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手里,大至一个开发区的建立,小至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建立,那里头包含着多少地方政府的利益乃至地方官员的私人利益呀!据国土资源部主办的《中国土地》杂志2001年第九期刘田一著文说:“近20年内,国家向农民征用土地约一亿亩,国家利用垄断一级市场的制度和征地廉价剪刀差(土地市场价-征地补偿费之差)总共从农民手里拿走土地资产达两万亿元以上(这显然是一个保守的估计数)。”这两万亿元以上的资金,成了这些年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城市扩张上。在买地卖地和城市建设扩张中,当权者找到了巨大的寻租空间,成为贪污腐败的渊薮。2010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工商联以团体提案的形式公开了《关于我国房地产企业费用的调研报告》。报告指出: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土地成本占直接成本的比例高达58.2%,政府是房地产十年高速发展的最大受益方;开发项目的总费用支出中,有49.2%流向政府。

    但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在国务院明令规定保持18亿亩粮田不能动的情况下,可用于开发房地产的城郊土地数量有限。2007年,北大教授平新乔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可用于扩建城市的土地资源最多能够维持三至五年。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发生了危机。

    聪明的地方官员开始打农村居民点、小城镇和城市建筑的主意。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东南沿海省份的一些城市就曾经提出过短期内集中改善城市面貌的“改造运动”。按现行法律,房基地的产权属于国家。只要拆了房子,略加整理,实现“三通一平(水通、电通、路通和场地平整)”,土地可以卖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样一来土地财政、GDP、官员们的灰色收入,全都有了着落和保证。

    这个主意得到了北京决策机关的认同。国土资源部2008年6月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2008、2009年批准了19省加入增减挂钩试点。拆村并居,无数村庄正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无数农民正在“被上楼”。各地目标相同: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这项政策被地方政府利用、曲解,成为卖地生财的新途径。有的地方突破指标范围,甚至无指标而“挂钩”,违背农民意愿,强拆民居拿走宅基地。演变为一场新的圈地运动。据测算,山东诸城一个县由此增加的建设用地,让政府每年能有两三亿元的收入。

    在“2010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的发言奠定了这个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1949 年之前的房子,属于小农经济年代的,除了有历史文物价值的,都属于可以拆除的;1949年到1979年的房子,属于50年代大工业规模年代形成的工人新村,也是可以拆除的;1979年到1999年的房子,虽然有成套的小区,但由于缺乏规划,也是需要改建拆除的;暂时能保留下来的只有 1999年以后的房子,即近十年内修建的房子。于是,全国大拆迁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浪高过一浪,渐渐成为运动,进入高潮。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02年3月30日,武汉外滩花园小区被爆破,楼龄四年,直接经济损失两亿元;2005年8月20日,重庆永川会展中心被爆破,楼龄五年,耗资4000万元;2005年12月10日,合肥维也纳森林花园小区,建成不到一年被爆破;2006年10月,青岛市著名地标青岛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20年;2007年1月7日,青岛铁道大厦(原为三星级酒店,1991年开始营业)被爆破;2007年1月,杭州西湖边最高楼浙江大学原湖滨校区3号楼,共20层,高67米,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2007年2月12日,沈阳五里河体育场被整体爆破,楼龄18年,建时投资2.5亿;2009年2月,曾经是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沈阳夏宫被整体爆破,只有15岁的夏宫建时投资两亿,两秒钟内变成一堆瓦砾;2010年2月,南昌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这个五湖大酒店,1999年还被评为南昌市优秀建筑,担任该爆破工程的指挥员薛峰松认为:“房子修得相当牢固,离设计寿命至少还有37年” ;武汉首义体育培训中心综合训练馆,投入使用仅十年,便于去年被拆除,理由是该馆位于即将动工兴建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和纪念碑之间,必须为耗资200亿打造的这个政治工程而“献身” ;2010年5月,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楼龄20年的地标凯莱大酒店宣布停业拆除。

    没地方盖新楼了,要炸掉老楼,在官员心目中没有国家经济损失的概念,只是旧的GDP被新的GDP所代替,抹掉前任的政绩,凸显自己的政绩。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是不必为那些卖不出去的高档住宅、楼堂会所发愁的,已闲置四、五年,再放上几年,领导一换届,炸掉盖新的,又是一轮GDP,又是一轮新的政绩。征地卖地拆楼建楼,可以让官员“崛起”,但国家不可能崛起。因为经济上没有积累财富,只是一场虚热闹。像熊瞎子掰苞米一样,掰一个掉一个,最后只剩下一个。

    升斗小民的房子,自无法抗拒这一拆房潮流。法国广播电台说中国正在开展“灭村运动”。拆迁和抗拆迁的斗争此伏彼起,据《南方周末》报道,自2008年4月至今年3月,已有八起民众为抗议强制拆迁而引火自焚的事件,可是对这种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无一受到追究,有的甚至还不断升迁。主流媒体说受害者是“暴力抗法”,这反映了各级政府的政策取向。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短命建筑又成为中国特色。2009年6月27日上海闵行区莲花南路未入住的居民楼齐刷刷地倒塌事件,是我国短命建筑的典型。虽然倒掉了,但已列入了上海的GDP,重建一座楼又是新的GDP。据建筑行业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按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每立方米的钢材使用量应在80到90公斤之间,但是中标的建筑商为了将贿赂官员的投入收回,就会大量减少钢材的使用,最严重的已经降到30公斤。闵行那里(倒掉的楼)算作一个特例,估计仅够20公斤的水平。”

在上海闵行区倒楼事件发生后,北京高层紧急指令:住建部、统计局、监察部三家组成联合调查组,从7月5日至15日进行为期10天的重点城市建筑质量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七个省会城市自2003年以来的建筑综合合格率仅为45%,其中石家庄与武汉两市最低,分别为21.2%与29.4%;三个一线城市上海、天津、深圳,以深圳的合格率为最高,达到70%。综合来看,公共建筑中以学校、车站、中级(三星)以下宾馆的建筑质量最次,平均合格率只有17%。在北京公共体育设施中,亚运会场馆建筑质量最差,应当在五年内全部拆除。

    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125年、85年、80年,城市里百年老宅随处可见。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百年住宅”的建设构想,建设房屋时使用的都是标号40以上的混凝土,而中国大部分短命建筑使用的都是标号20的混凝土,仅此一项差距就使房屋至少短寿十几年。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21世纪全人类最具影响力的两件大事,除了新技术革命之外,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固然会成为中国经济持久的发动机,带动各行业发展,但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律、保持什么样的节奏,尚须探索。”外国人看出来了,中国新技术没有优势,是靠拆楼建楼作为“经济持久的发动机。”2007年这股风吹到河北,省委提出了 “三年大变样” 运动。改造旧城市,美化环境,改善居住条件,本是件好事,但一搞“运动”就变了味,变成了政府官员捞取政治资本和个人利益的手段,全省各地都在拆,大有“有条件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拆”和“该拆的拆,不该拆的也拆”的劲头,你那个区拆十万平米,我这个区就拆20万平方,你赶我超,不管老百姓有没有地方住、有没有饭吃,也不管是否是旧房危房,甚至是居住刚十来年的住房,政府想拆就拆,搞得人心慌慌。中央电视台2010年5月23日《焦点访谈》对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的违法拆迁报道,仅仅是冰山一角:

河北省广平县是一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去年,全县的财政收入只有1.3亿元。然而今年年初,县委县政府提出了“11168”工程目标,即:拆迁10万平米,推进10条主干道建设,新增绿化面积100万平方米,打造6大景观节点,建设8大精品工程。并于3月18开始,用十天时间完成了33万多平方的拆迁任务,伴随着任务的完成,1000多户群众的房屋被拆,土地被征用。但群众反映,当地是在违法拆迁。

在广平县城郊的焦庄村,记者看到一个用竹子、草帘和塑料布搭成的窝棚,窝棚的女主人名叫李运得,她与丈夫就挤在不到十平方米的地方。李运得告诉记者,她家原来在村口的马路边,有五间平房,290多平方米的宅基地。前不久,广平县政府一纸通知,就将她家的房子拆了,三亩多耕地也被全部征用。

    李运得的丈夫患有严重的腰椎病,一家5口人的生活全靠李运得支撑。作为拆迁补偿,李运得这次只拿到了8.9万多元。守着这笔钱,他们舍不得租房,盖房又没地,只能带着孩子在自家原来的麦地里搭个这样的窝棚。她说,她现在都不能出门,因为“俺觉得丢人,俺没家没地。” 几天前,县上来人告诉李运得,说她的窝棚必须拆除,因为这块地马上就要建公园。今后,这个窝棚怕是再也不能住了。

    在江苏省邳州市坝头村,村庄被整体拆迁,当地建设了数十栋密集的农民公寓,要村民补差价购买。因补偿款购买不起足额面积楼房,坝头村35岁女子徐传玲去年10月自杀。今年1月,当地政府强制农民上楼,十多人被打伤住院。官员们为了政绩,把老百姓往死路上逼。这使人想起了普列汉诺夫批评列宁的话:“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

    毛泽东接过列宁的传统,1958年搞了个大跃进运动,说是要把人民送入共产主义天堂,结果饿死了3755.8万人。广平县委、邳州市委的做法 ,又是继承毛泽东传下来的大跃进的衣钵。从列宁到毛泽东到广平县委、邳州市委,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想通过牺牲农民实现“崛起”,这是不可能的,就像王蛇吃自己的尾巴,结果只能是自杀,不可能长成巨龙一样。从中央电视台对广平县的批评来看,中央对这种坑害农民谋发展的做法似有察觉,但后来的政策又表明,还是舍不得土地财政,还想在征地卖地拆楼建楼上为GDP找出路。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背了GDP的包袱。哪一年如果掉下8%来,好像就意味着党政一把手无能。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欧美都在衰退,本来我国也应该趁势放下GDP包袱跟着衰退,但我们还硬撑着“保8”,现在应该清醒了,再挺二年会激起民变,正所谓图虚名而得实祸。

    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一枝独秀,凭的是什么?中国发现了金矿吗?没有。中国发现了新大陆了吗?没有。中国有了像比尔?盖茨那样的世界领先地位的技术发明吗?没有。凭的是征地卖地拆楼建楼。所谓“保8”主要靠这一手。陈淮8月7日在“2010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上发言,是中央高层这一指导思想的反映。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在居民住房问题上欠账较多,近30年又是一代新就业者,趁势较多地发展房地产业,多建点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本来是个正确的政策。但离开实事求是,一往左边拉,一被地方官员升官发财的私心所利用,成为他们心目中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模式,就成了现在的局面。

    越是经济欠发达的省份,越是用盖房子的办法填充GDP的数字。内蒙古清水河县是个五万人口的小县,总面积2859平方公里,97%的土地都是丘陵沟壑。1998年,呼和浩特一位领导说,旧城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妨碍地方经济发展,不如换个地方建新城。县领导人跟着附和。于是选择距离旧城26公里的县中部的王桂窑乡,成立了新区建设的专门机构。预算显示,新区整体建设工程计划总投入为61亿(611272.89万元)。而根据《内蒙古年鉴》,该县当年财政收入3631万元;据原领导介绍,当时还有1000万左右的债务要还。就这样新城建设硬撑着上马了。到2007年,清水河县这个准备斥资61亿元建设的新城区,终因罗掘俱穷没有后续财力成了巨大的烂尾楼工程。停建时,已成型的建筑工程项目有9项,未建成的8项,道路建设完成了3.8公里的路基工程。这个残局至今无法收场。

    2007年底,新的县委领导班子上任,对建设新区兴趣不再,把建设方向转为改造旧城。但这个烂尾楼作为GDP已经成了清水河县政府、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腾飞的政绩,载入了历史。瞎折腾的官员升迁或退隐了,百姓得到的是什么呢?清水河旧县城破败依然,山上还有人住在窑洞中,部分村庄还没有行车道,出行要靠毛驴,饮水还得靠社会捐助的母亲水窖。他们唯一得到的是那个烂尾楼工程遗留的一笔巨大债务。错误政绩观指导下的拆旧建新,带来的GDP增长是表面的,甚至是负面的,并没有实质性增加社会财富和经济价值,相反,不正常的拆建本身浪费了巨大的财富和资源,除了能给官员带来政绩,对社会经济无益甚至有害。

    2008年底竣工的浙江长兴县四套班子大楼,造价六亿元,加上周围附属建筑,共计20亿元人民币。美国专业地产估价机构Zillow公司今年对白宫的估价为3.08058亿美元。按今日汇率(1美元=6.66人民币),长兴县府大楼的造价,与美国的白宫持平。七品芝麻官在办公条件上要与美国总统比高低。中国官场的奢华之风已经登峰造极。

    山东省临沂市管辖三区九县,地处沂蒙山区,其中沂南县、沂水县、蒙阴县、平邑县和费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从2005年开始,在市委书记李群领导下,按照世界超一流标准设计新建了市府办公楼。这一工程拆迁33个村庄,占地面积33平方公里。大楼座落在新区的正中,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共23层(含地下两层),装有电梯18台。该工程还有十大配套建筑,如华夏二十四桥,曼哈顿广场,威尼斯水城,埃菲尔铁塔,绿色金字塔,千里戈壁滩和国际游艇俱乐部等等!所有的装修材料全部来自欧洲的顶级奢华品牌,共耗资382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建筑平方米的成本高达32万元,超过了世界最豪华的迪拜七星级大酒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座大酒店平均每平方米的建筑成本是1.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十万元,还不到临沂市府大楼造价的三分之一。

    2009年5月,有张姓网民发帖将临沂“八星级办公大楼”曝光,引来全国网络舆论的抨击。张姓网民立即被警察逮捕,追究不和党(市委代表党)保持一致的“幕后主使人”,因刑讯过重死亡。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就是这样实现的。随后,中共临沂市委派出很多人携带数千万现款前往各大论坛删帖。现在很多论坛已经不能再发相关的帖子,原有的帖子已被删除或锁定。境外网上还保留着“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部分有良心的公务员”揭露这一工程的详实材料和照片。

    2010年11月,据《齐鲁晚报》消息,就在官员们在“八星级办公大楼”超级享受的时候,就在集中水源流向“威尼斯水城”和“国际游艇俱乐部”的时候,蒙阴、平邑、费县的山区村庄,有5.77万人出现了饮水困难。平邑县流峪镇的梁文利要到离自己家百多米的地方挑水吃,从今年10月份开始,梁文利家已经挑水快两个月了,每天得挑七八趟。喝水用水全得靠挑,所以只能千方百计地省着用,衣服都不敢洗勤了,攒好几天才洗一回。李群如果还有万分之一的群众观点,拿出万分之一建楼钱(382万)关怀一下山区人民的饮水困难,也不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

    最可骇怪者,这个败家子工程不仅没有受到查处,责任人李群还升为青岛市委书记(副省级)。这个标杆一立,政府机关的办公楼,就越建越豪华了。由此我们可知,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所谓“以人为本”,所谓“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如果没有民主监督,没有媒体监督,没有对党权的制约,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证,会“异化”成为什么样子。各级政府的办公楼,尺寸方圆,建筑造价,也应该有个规制,不能想盖成什么样子就盖成什么样子。军阀刘文辉主川,一旦发现县衙门房子超过学校,枪毙县长。旧时代有“官不修衙”的传统,以示清廉。虽也有贪污腐败,但大大受到了限制。如今理直气壮地拿建白宫、超迪拜的造价修衙门,实际上是明目张胆地贪污腐败,明目张胆地坐地分赃。

    现在的问题,如同1958年的大跃进一样,责任不全在于地方官员,根子在中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央对官员的考核太看重创造GDP的本事,而忽视经济增长是否惠民,结果,在发展经济、改造旧城区的名义下,造成了对群众利益的严重侵害,造成了许多抗拆迁的百姓家破人亡,造成了官员的不可遏制地贪污腐败。党对于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严重程度,应该清醒了。临沂长兴现象,不是盛世来临,是灭亡的前兆。

    笔者在一年前说过,世界经济危机不像台风登陆那样,迅速减杀风势或转向,后劲大得很,国家要留足后备应付二三年后的困难局面,且慢宣布中国走出了危机,且慢承担帮助世界尤其是欧美国家走出危机的义务。目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意味着大萧条的来临。

    看看我国的货币发行量,可知我们是用多发票子的办法维持着财大气粗的“繁荣”。

人民币供应总量(M2)

2006年10月:331865 亿元
2008年10月:453133 亿元,两年内增加:121268 亿元
2010年10月:696471 亿元,两年内增加:243338 亿元

    从人民币发行情况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两年的货币增发量总额为121268亿元,平均每年66304亿元;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年的货币增发量总额为243338亿元,平均每年121669亿元。这说明: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年间人民币的发行量猛增一倍。米面油蛋肉菜等百姓活命的食品均上涨了一倍以上,与之相配合的汽车、空调降点价,但与百姓的生活无关。这意味着升斗小民口袋里的钱缩水二分之一。货币贬值、商品涨价的政策,是向老百姓转嫁危机,是向老百姓口袋里抢钱。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干的。

    像现在这样钢筋水泥开路发展房地产,许多省市把它作为支柱产业,已经出现了严重“过剩”。2010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高达6540万套住宅的电表连续六个月读数为零,足够两亿人居住。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城建成后,一座楼也没卖出去,成了“鬼城”。高空置率预示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房地产属于资金密集型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融资,房地产公司资产总额70%是银行贷款。空置率太高,预示着楼市的泡沫化,有崩盘的危险。现在是房地产开发商绑架了银行。银行不敢让楼市崩盘,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斥资9000亿救楼市。银行的信用,人民币的信用,又和政府的安危绑在一起。轻易增发人民币解决经济危机是非常危险的。一旦稳不住物价,出现银行挤兑、市场抢购风潮,势将动摇国本。发展以解决民生为目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房地产业,多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维持建筑工人就业;不能再往以高档住宅和别墅为主体的房地产业投钱了,他们是暴利行业,平均利润50%,前天通州楼市一降7000元/M2,就算楼市崩盘,跌幅一半,还能保本,不会有跳楼的。不能以确保富豪财富继续升值为目的,不顾一切注资托楼救市而拖垮了政府。政府是头,百姓是尾和身子,楼市是身外之物。损百姓保房地产,就像本文开头说的那个王蛇一样,是从自己的尾巴吃起自杀。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今年两会上指出:“在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的背后,实质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倒过来给城镇用,弄得村庄稀里哗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我等书生论政,中央可以不听;陈锡文的意见为地方当权者所不喜,但属忠心谋国,不可不听。希望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受大跃进的教训,立即下令停止“增减挂钩”的土地政策,停止“三年大变样”一类的运动。真要激出个李自成来,就不可收拾了。

    中央要放下GDP包袱,该转弯时当机立断,承认我们也有危机,不要再“保8”了,增长3-4%,没什么丢人的(梅德韦杰夫就宣布俄国今年增长4%),别在国际社会逞英豪了。中央放下包袱,地方也就减轻了GDP的压力,用不着不择手段地逼迫老百姓拆迁和弄虚作假了。上下一致,收紧银根,看住印钞机,经营好我们30年积累的财富余额,先把13亿百姓的生活安排好,关键是下最大的决心调整分配格局,公务员涨工资往后放一放,要出乎意外地给百姓一个惊喜,把全国官民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其办法是较大幅度地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让他们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房住,看病上学不再犯愁,还有点余钱购置自己想买的东西。这一政策的长远的、建设性的结果,是完成由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的转型,把内需市场建立起来。两年做到这一步,就是最好最大的政绩。

    稳住物价,改善民生。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发件人:"yhytrans" <yhytrans@163.com> 2010-12-20 19:07:33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文章

伯南克与美国通货紧缩威胁作斗争

(美国) 约翰 马金

新华社高级翻译 尹宏毅 翻译

2010年12月

    原文提要: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正在下降,消费价格指数下降到了0.8%,而2006年该指数在2.6%。一些评论家呼吁紧缩信用政策,但大萧条的研究者认为,采用该政策的举措对于面对通货紧缩而言存在危险。对于预先调整通货紧缩和可能的经济再恶化而言,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提议的更多量化宽松政策是必要的,尽管并不充分。
重点:

    l) 零利率、下降的通胀以及家庭和公司持有的大量现金均为增加美国通货紧缩压力的征兆。
    2) 更高的黄金和日用品价格及下跌的美元加重了以下担忧,即更多的量化宽松政策将造成过度的通货膨胀。
    3) 通货紧缩的危险胜于通货膨胀的危胁。尽管第二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未带来预期的治愈作用,但其对于病态经济而言是必要的治疗措施。

    通过明确表明美联储通胀目标和提议采用更多的量化宽松政策或货币印制措施的方式,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对通缩发起了进攻。伯南克主席大胆措施的反对者(包括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和华尔街日报编委会的成员)迫切要求采取主张提升黄金价格的紧缩信用政策,而更加疲软的美元和提高的通胀预期均为美联储应注意的危险信号,而非寻求进一步的量化宽松政策。

     但实际上,美国的通胀正在下降是无法逃避的事实。核心消费价格指数的年同期变动下跌到了0.8%,其完全低于通胀预期的市场水平(在2%以上),且远远低于在金融危机开始前于2006年达到的2.6%通胀率。此外,大萧条的历史意味着一系列针对美联储现行紧缩政策的警告。在英国于1931年9月废除其金本位制之后,美国的黄金储备如同所担忧的那样(美元针对黄金的贬值)出现了大量流出。美联储黄金流出的警报在1931年10月和11月期间急剧提高了贴现率,首先从1.5%提高到2.5%,而后提高到3.5%。

    在1932年中期,美联储基于持续下降的通胀、产量和货币供应量,而暂时奉行了相当于量化宽松政策的举措(购买大约十亿美元的美国证券)。在1932年的春天,美国众议院银行通货小组委员会迫切要求美联储购买公开市场的债券,直至批发价格回升到其1926年的水平(价格水平目标的早期版本)。虽然美联储于1932年6月采用了公开市场购买措施,但是一旦国会夏季休会,则美联储所采取相当于量化宽松政策的该举措被停止,且银行准备金被允许再次下降。允许银行准备金的货币紧缩下降(在面对价格和产量持续下降时提高货币紧缩)导致了1933年的银行恐慌,这种举措实际上延长了大萧条。

     虽然目前情况不同,但只要产量和价格不存在实际的下跌,针对通缩的不利趋势(利率已经为零)便产生了美联储预先调整通缩之举措的需要,即使银行系统的完善性未受到置疑(如同1933年发生的相应事件)。

     今日,美国与1930年初加拿大的情况非常相似。和美国银行系统不同,加拿大的系统并未受到1929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削弱。加拿大产量的下降速度如同美国在1929年和1933年间产量下降般迅速,原因是涌入现金,其在过去数年中加剧了类似美国涌入现金产生的过度需求的崩溃,货币流通速度的暴跌便反映了这一现象。提高在稳定银行系统中的“避险”存款可以促进通货紧缩基于现金囤积而获得提升。

    基于上述情况,存在以下基本问题:首先,目前美国初期通缩和可能的经济再恶化的征兆有多严重?其次,从反方向切入,黄金价格在贸易加权美元疲软时上升的原因和通胀威胁导致该等征兆信号的严重程度?解决以上每个问题的本展望推断,美国通缩的风险实际上超过通胀的风险(即使黄金价格的提高和贸易加权美元下降)。

流动性陷阱

    10月16日(星期六),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埃文斯最后表示:美国陷入“真正的流动性陷阱”中,还表示经济需求“更多”的货币宽松政策。在前一日,伯南克主席重申其提高了对美国通胀率下降的关注(11年前,在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会议上,其指责日本银行在与通缩进行的斗争中太过胆怯):“相对于[公开市场]委员会被认为最与美联储更加长远之双重要求相符的水平而言,所出现的通胀率太低。”

     迟到总比不到好,至少有一个希望。经济展望的常规读者熟悉本人迄今有关通缩危险且未获得社会认可的关注。这一见解是本人解读凯恩斯和与弗里德曼进行研究而学习的,弗里德曼迫切要求其所有学生仔细阅读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年)。弗里德曼和凯恩斯均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货币理论家,且像伯南克主席一样,是熟悉和教授通缩甚至比通胀更恶劣的大萧条专家。

     伯南克和埃文斯重点关注通缩风险提升的演说与其预知相比更值得关注。尽管本人受到其直率思想的鼓励,且本人称赞其在这个仍然存在少许通胀风险困扰之世界中的勇气,但令人不安的是,有征兆表明其警告的情形将在美国确实陷于流动性陷阱之明显迹象的期间后出现。在美联储将利率削减至零并将其资产负债表扩大到了1.7万亿美元以上(从8000亿美元开始)之后,且在审计不当的财政刺激方案花费超过8000亿美元之后,美国的增长在2009年末出现短暂激增(在当前季度稳步放慢步伐的程度很可能达到1%)。在超过一年的时间里,失业率被控制在接近于10%,且更主要的不充分就业率暂时停留在17%左右。正如伯南克所观察的一样,失业率被困在5个百分点左右,其高于仅在金融危机开始的2007年之前出现的比率。

    到目前为止,相对于伯南克和埃文斯呼吁更多激烈的货币刺激而言,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通胀的稳步下降。正如上文表明,美国年同期核心通胀率(总体通胀的最佳预报值(因为其不包含不稳定、均值回归之食品和能源的价格))从2006年危机前2.6%的高点稳步下降到了2010年9月的0.8%。事实上,下降通胀的最新迹象在伯南克于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发表重要演说的当日已经出现。

     美联储宁愿将所衡量零以上通胀的水平作为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通胀最普遍使用的衡量标准众所周知的是向上偏斜。通胀衡量标准无法及时反映消费者购买更多价格下降最迅速之物品的事实,且无法及时反映那些忽视往往是向上偏斜之事实的官方衡量标准。克利夫兰市美联储银行试图通过定期计算“中消费价格指数通胀率”的方式,而纠正正式的联邦通胀统计数字中向上偏斜的状况。正如伯南克在波士顿演说中表明的情形,在过去的十二个月,相应的统计量仅上升了0.5%。非常危险地接近于零,且向下偏的趋势很可能持续引起美国经济出现大量明显的产能过剩。

     在网上购物的任何人非常清楚经济中某些领域的彻底通缩。互联网搜索引擎巨头谷歌在其首席经济学家瓦里安的指导下发表了报告,称其正基于自身巨大且日益增加的互联网处理量的实时访问,而制定实时的价格行为衡量标准。基于谷歌的衡量方法,还未被公布的初步报告指出了彻底通缩的普遍迹象。

通缩迅速下降

    自2007年中期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即三年多以来),初期的普遍迹象和提高的美国通缩压力已经出现。除贷款和借款(信贷增长)未提升的零利率之典型流动性陷阱迹象以外,通胀同时稳步下降,而货币流通速度暴跌。弗里德曼创建的著名“货币流通速度”为国内生产总值(以当前的美元进行衡量)对货币供应量(流通和银行存款)的比率。自2006年以来,随着美国家庭和公司面对不确定因素增加而囤积现金(尽管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产量增长加上通胀)被放缓),M2[M2是流通中货币总数加上数种银行存款的指标]的流通速度下降到了14%左右。大量囤积的现金(经常被列为潜在通胀)实际上是初期通缩的迹象。家庭和公司均持有许多现金,原因是不确定因素和担忧的增加。

    之所以流通速度下降是一种预兆是因为下降的通胀可以促进库存现金(已由于更高的不确定因素产生)的增加(针对库存现金的凯恩斯预防动机)。由于通胀下降,拥有货币的成本(而不是将其花费在商品和服务或获得风险资产上)下降,且家庭和公司持有更多的现金。如果彻底通缩出现,由于现金持有者而进一步提升的现金需求是受到鼓励的,以等待更低的价格。通缩意味着闲置现金持有者只不过是通过不花费而产生更多的购买力,因此当通缩成为定局时,流通速度甚至进一步下降。其结果便是稳步的货币增长支持,即使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较小。上述情况与加拿大在1929年和1933年间当流通速度增长面对价格和产量下降而暴跌时浮现的现象相对应。

    “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增长和流通速度增长的总数等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随着流通速度增长的放缓,通胀和实际产量增长减缓且失业人数增加。

    对下降的流通速度和增加的需求进行补偿的一种方法便是促进货币的供应量。在这方面,美联储遭遇了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其大萧条论文中预见的问题。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受到货币基数(美联储控制的流通和银行存款)和货币乘数(银行在货币基数之外创造的货币数量(现金和银行存款))增长的约束。自2007年以后,货币乘数已经崩溃,尽管货币基数的激增是受到2009年3月启动的美联储资产购买方案的驱使。在从提升的货币基数中建立额外的贷款和存款方面,银行未能作为其中的媒介,原因是在急剧减少抵押贷款的环境下,贷款需求几乎不存在增长以及美国房地产领域出现相关的急剧紧缩状况。因此,货币增长停滞。

    美联储在“推绳子”(用于表明流动性陷阱中无效货币政策的进退两难局面而创造的术语)。美联储通过购买资产增加货币基数,但货币供应量并未增长,因为货币乘数的下降依赖于银行舍去货币静态增长的非居间化投资。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和通胀可能降到零以下(穿过通缩的关键分界线),因此流通速度下降。随着货币供应量的静止或下降和流通速度的下降,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也下降,原因是产量增长下降产生的共同作用,最后出现价格水平下降或通缩。如果通缩加速,流通速度增长的下降也会加速,且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负责影响将自我强化。通缩的螺旋式恶性循环自此形成。
何为更高的通胀征兆?

    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尤其是引用更高的黄金和日用品价格和美元下跌的观点),美国还未进入通缩螺旋式上升的恶性循环。代表那些害怕美联储以基于额外量化宽松政策(将呈现过度通胀倾向)的更高通胀作为目标的人们发言的华尔街日报,在其10月16日的社论中,其尖锐批评了伯南克。该日报指出,黄金价格的进一步增长和贸易加权美元的疲软伴随于美联储走向宽松信贷条件的步伐(尤其是在8月21日于美国增长展望中出现下降以后),且该社论中就“这些征兆均为迫近通胀激增的恶兆信号”进行了争论。

    美元贬值。华尔街日报稍微奇妙地调用了财政部长康纳利在1971年8月“尼克松冲击”后对欧洲和日本进行抱怨的攻击性质疑(“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问题却是你们的”),以指责伯南克在前一日的演说中未提及美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华尔街日报指出源于额外量化宽松政策的更高通胀之风险是正确的。事实上,自8月份以来,通胀预期已经提高了50个基点。但是,该报以1971年康纳利对疲软美元的傲慢态度(所提高美国通胀的从五年左右变成破坏性的十五年)为依据的埋怨是错误的。由于在1967年约翰逊总统的“军事与经济并重发展”之政策(同时寻求越南冲突和名为“伟大社会”之远大议程的社会方案的进展)实施以后,通胀加速被展开,因此美元本位和美元与黄金的联系于1971年出现崩溃。美国通胀率从1965年的1.5%左右提高到1969年的5%以上,且在出现尼克松冲击时,仍然于4个百分点以上的比率上升。康纳利对疲软美元的奋力争取加大了已经展开的美国通胀趋势的提升。

    自从在等级上比得上大萧条和其通缩以及日本二十年通缩和制止通胀促成之危机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伯南克在2010年对额外量化宽松政策的支持是对美国通胀持续下降的反应,该政策的前景为削弱美元并提升黄金的美元价格。随着通胀的急剧制止,当今的基本经济背景与康纳利评论的背景相反,该评论发表的时间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于1971年崩溃的所提高美国通胀的五年后。

    美国通胀需要停止下降,以避免通缩风险和其随之而来的痛苦。如果迄今为止出现的美元疲软(约15%基于贸易加权基础)并未被逆转,则在未来两年中,可对美国通胀率增加约40个基点或0.4个百分点。我们期盼这个愿望得以实现,尤其是在额外的量化宽松政策还未被启动的情况下。即使量化宽松政策按照11月3日的预期启动,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下次政策聚会结束时,与更快的货币增长和更高的通胀之间联系有关的长期可变滞后经营意味着,彻底通缩在2011年仍有可能发生,尤其是放缓的美国增长和随之而来的状况以及产能过剩不断增加。

    黄金价格。对于亚洲和除美国以外的其他新兴市场而言,黄金价格更多时候是作为通胀预期上升的衡量标准。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经蔓延到中国、印度和诸如巴西之类的其他新兴市场,该政策的初始阶段开始于2009年3月和第二阶段预计从2010年8月开始。这些国家的政府提高各自的货币干预,以防止其币值出现伤害其商品交易领域(背负产能过剩)的上升现象。在第三季度中,预期的美国定量宽松政策的不断实施将中国的外汇储备推升了1940亿美元,且随之而来的货币增加和信用增长推进了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实际和预期的通胀。(2010年10月19日,中国将短期利率提高了25个基点,以减轻通胀的提升。)中国的逆实际利率增强了处于通胀担忧的中国人对财富储备的需求。中国的高端公寓热潮和黄金价格的激增均为美联储通过货币扩张刺激美国经济的大量失败努力蔓延到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结果(转而推进美国自身的经济)。在中国政府施压于房地产投机时,缺乏可供选择的财富储备车辆,而中国人购买黄金的热情变得更加高涨,因此导致黄金价格升高。

    在因素非常不确定的时期,黄金是财富储备的默认资产。上述情况预示着,正巧在美国通胀和利率稳定下降之时(点燃美国债券市场的巨大恢复力),上升的美国赤字将提高通胀,并导致美国信贷市场崩溃和美元购买黄金的情形出现。政府债券价格(发出通缩担忧信号)和黄金价格(发出通胀担忧信号)的同时上升反映了关于当前状况中最佳财富储备之判断的根本差异。在1933年间,在不确定的因素和持续的通缩驱使投资者购买国库券和债券时,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原因是该等投资者正确预期了美元对黄金贬值。

    以黄金的数量作为目标,通过提高比率的方式防止出现在1932年验证的灾难性流出,正如以上升的黄金价格(将验证今日)为目标一样。华尔街日报的观点指出,伯南克应以具有美国货币政策的黄金价格和美元价值作为目标,该政策包括美联储的紧缩银根和资产销售(与额外量化宽松政策相反)。这些措施是否应被奉行至黄金价格稳定或下降以及美元走强?

    要听取凯恩斯的意见。虽然本人很想说“让我们尝试一下并拭目以待吧”,但是本人对美联储1932年货币紧缩(上述讨论的内容)后灾难性结果的认识使我自己感到万幸,也就是伯南克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如果制止通胀的行为持续,自我强化的通缩螺旋风险上升,也就是某些伯南克和美联储肯定希望避免的事物。这就是伯南克在10月15日针对“约2%或略低且要求相一致的通胀率” 第一次发表演说的原因。鉴于核心通胀率的趋势完全低于1%且大概接近于零,一旦以通胀衡量之偏向的问题被考虑,伯南克的发言勉强先发制人且(任何人都希望)为时不晚。通缩风险的推论通过以下事实进行补充:说明房屋估算租金的消费价格指数之组成(该组成被认为是“OER”,即业主等价租金)表明了,在达到自2006年以来累积5.5%的实际增长之后,房价在过去的一年里实际为持平。当然,相对于在消费价格指数中使用的房屋出租服务估算租金值而言,房价实际35%的下降加剧了通缩的心理风险。正如试图销售房屋的人们了解的那样,下降房价的预期已经站稳了脚跟,甚至附带创纪录的低抵押利率。事实上,房价的崩溃导致更多的人租房,因此促进了能够使租金成本趋于稳定的适度置换,该置换为计划稳定下降主要资产价值的美国私房主提供了有限的安慰。

    或许,华尔街日报对黄金痴迷的编辑应该阅读弗里德曼“大紧缩”的启蒙篇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流通史》,乃至只是看看美国通胀、美国低生产能力利用、美国流通速度的相关下降和静态货币供应量的实际路径,而不是对符合凯恩斯理论之经济的危险喋喋不休。凭借弗里德曼的充分了解,在通缩危险方面,凯恩斯并未被忽视。这是凯恩斯主义者(而非凯恩斯)设法采用更具通胀倾向的有害政策提高增长的战后困扰。这种巨大的错误由于1967年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而开始,且最终由于在1980年至1981年采取了保罗?沃尔克的勇敢反通胀措施而结束。现在,是时候继续前进并对抗我们在2010年面对的上升的通缩威胁了。

  没有万能药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第二阶段旨在稳定目前下降的通胀,其本身并不保证能够立即回到如同某些产权投资市场认为的稳定增长(达到10%,加上自其8月下跌以来在股市的增长)。量化宽松政策是必要的,但对于避免进一步加强货币囤积之价格持续下降的负面结果而言并非充分条件,因此更快地压低需求增长,正如大萧条中发生和日本过去十年出现(包括伯南克在内的许多人都感到惊愕)的状况那样。

    美国增长和全球增长的复苏将仍然需要更广阔税基的较低税率、控制政府花费的浪费和避免政策错误,比如允许通缩和通缩心理把握。美联储正在尝试大胆的政策实践,以帮助国家回到可持续的发展状态。让我们期盼新的国会基于承诺基本税制改革、控制花费增长和不寻求针对中国的贸易战而发挥好自身的作用。

 

是退出欧元区的时候了

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达尼·罗德瑞克(Dani Rodrik)

2010-12-15

    当欧元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5月联合向希腊伸出援手时,这明显的只是暂时缓解困境的举措。现在,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眼看爱尔兰的麻烦可能冲破国界蔓延至葡萄牙、西班牙甚至意大利,重新探讨整个欧洲货币联盟的可行性现在正是时候。

  这些话并不是轻易出口,因为我并不是欧元怀疑派。和其他认为欧洲并非一个天然货币区的学者如我的哈佛同事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不同,我认为在一个更大并强调——现在依然如此——政治制度建设和经济融合并行的计划下——货币一体化是完全合理的。

欧元区欠缺处理危机的一体化制度

  欧洲的不幸在于融合的过程进行到一半时,受到自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欧元区的一体化程度一方面已足以让问题跨越国界对国家经济造成破坏;另一方面又尚未一体化到具备处理危机的制度。

  想象一下,如果德克萨斯、佛罗里达或是加利福尼亚的银行因错误的贷款决策而面临倒闭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这些银行仅仅是缺乏资金,那么美联储可以随时扮演最后贷款人。如果它们被认为已经资不抵债,将被允许倒闭或是由联邦当局接管,存户的损失则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赔偿。

  同样的,在处理破产的情况时,联邦法律和法庭将裁定债权人的申请,无需顾虑州界的问题。不管结果如何,私人债务不会由州政府国有化(但如果必要的话,会由联邦政府国有化),也不会威胁州政府的公共财政。

  反过来,州政府没有法律权力废除本州银行与州外债权人间的合约,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它们可以得到联邦政府的援助)。因此,即使陷入了金融危机,银行和非金融企业只要资产负债表健全,依然可以继续借贷,不受州政府“主权风险”的影响。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或减税来补偿州政府一大部分收入的下降。受影响的工人也可以自由地迁徙到经济表现较好的州,不必担心语言差异和文化冲击。这些几乎都可以自然地发生,不必经过州长与联邦政府官员间长时间和争议性的协商、IMF的援助、及对美国作为一个政治-经济联合体表示置疑。

  因此,欧洲真正的问题并非西班牙或爱尔兰过度借贷,也不是西班牙和爱尔兰的债务中有太多部分记在欧洲其他国家的银行账目上。说到底,谁会关心佛罗里达州的经常项目赤字——或者赤字的数额是多少?真正的问题是欧洲还没有建立起金融市场一体化所需要的适用于整个欧盟的制度。

  这反映了欧洲缺乏足够中央政治制度的现状。我们可以从欧盟几十年来的历史中吸取不少教训:首先,金融一体化必须消除各国货币间的波动性;其次,要根除汇率风险必须去除各国的货币;最后,现今的情况显示,要在民主国家间建立货币联盟,就必须先建立政治联盟。

  人们应该预料到政治联盟的建设需要时间。指责欧洲政治人物缺乏领导力是很容易的,但我们不能低估欧洲各国政府所肩负工作的艰巨。

债务国应退出欧元区以求经济复苏

  事实上,与当今欧洲情况最相似的正是美国建设联邦共和国的历程。美国人民长期争取“州权”和内战的历史显示,要在自治实体间建立政治联盟从来都不是一个顺利和快速的过程。

  各州很自然的都会珍惜自身的主权。更糟糕的是,经济联盟本身亦可能煽起民族主义之火,威胁政治一体化。它给各国的制度增添压力(欧洲福利国家所承受的压力便是例子)、可以引起排外情绪(看看最近反移民党派的胜利)、还可能让源自外部的金融危机更可能出现且代价会更高(目前的情况已说明了一切)。

  对欧元区来说,一切可能已经太迟了。爱尔兰和南欧各国必须削减债务负担并大幅提高经济竞争力。很难想象它们可以在不脱离欧元区的情况下实现这两大目标。

  对希腊和爱尔兰的援助只能解决燃眉之急——不能削减债务,也不能阻止危机的传播。此外,援助计划所开出的财政紧缩方案会延缓经济复苏。结构改革和劳动市场改革可以刺激经济快速增长也是痴人说梦。因此,债务重组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即便德国和其他债权国默许债务国进行债务重组——不是如德国总理默克尔要求的从2013年开始,而是从现在就开始——要恢复竞争力也是另外一个问题。所有赤字国均存在这一问题,但问题在南欧国家尤为严重。和德国同处一个货币区将使这些国家在未来多年面对通缩、高失业和国内政治动荡。在这个当口,让债务国退出欧元区或许是复苏的唯一实际选择。

  欧元区的解体不一定表示它永远不会成功。各国可以在具备有效财政、监管和政策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重新加入。现在,欧元区已经走到了三岔口。和平分手要比经受多年经济衰退和政治纷争强得多。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2-17 01:37:34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 《大国兴衰》肯尼迪 傻瓜才会敦促人民币升值

傻瓜才会敦促人民币升值

(原文标题:人民币的力量)

耶鲁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保罗 肯尼迪

2010-12-16

    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大国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近日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把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拱手让与中国。他认为,敦促人民币升值,是傻瓜才会做的事情。人民币升值对解决中美贸易失衡毫无益处。但美国不应该欢迎人民币稳步升值的最大原因是地缘政治方面的,更直白地说,是军事方面的。

    让我们先来看几个抽象的假设。假设A国有其自身的计价货币,并且跟许多国家有贸易往来,其中包括拥有另一种计价货币的B国。假设前者抱怨后者的货币被低估了,从而以不公平的方式伤及A国的出口贸易,使得进口货物的价格对于欲壑难填的A国国民来说简直低得离谱。然后——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假设B国货币币值改变,变得越来越坚挺。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请不要即刻联想到奥巴马总统近期跟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纽约进行的2小时会晤(在会谈中,奥巴马总统敦促人民币升值),让我们将抽象进行到底。当B国货币的汇率在A国政府的鼓励(其实是敦促)下,变得越来越坚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B国出口货物变得更昂贵,A国出口货物变得更便宜,A国的政客和商人们跑到街上欢呼雀跃。多么了不起的胜利!多么伟岸的政治家才能!

    是不是就是这样?不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出于不同的原因。其一,B国或许拥有一些A国亟需,并且无法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的原料(例如,稀有矿石),这样它现在就不得不为相同数量的此类进口货物支付更多的资金。A国或许不再拥有制造儿童玩具、自行车齿轮和高档望远镜等物品的公司,因此它依然需要从B国购买这些货物——不幸的是,现在要出更高的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A国或许会在国内找到开始生产自行车齿轮的企业家,但时间要“推移”多长时间呢?10年?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上,国家不仅仅是贸易单位,还是实力和影响力单位,一个货币日益疲软的国家将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感受到由此产生的后果。首先是对该国国际购买力的影响,这是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坚决不愿带入其政策处方的因素,或许是因为他们一直生长在一个以美元计价的世界上,只会考虑国内购买力的缘故。但这种思维方式已经过时了。

    假设某个非洲国家拥有钨、锰、钴等重要的矿物质储备,所有这些都是制造最先进的通信系统(包括现代武器装备)的原料。这些矿物质不仅是美国,也是中国、印度、日本、欧盟等经济体所亟需的。那么,当美元汇率下跌,人民币汇率上升时,会发生怎样的事情?令人呜呼哀哉的是,对于美国企业来说,钨将变得更加昂贵,而对于胃口似乎与日俱增的中国军工企业来说,这些重要矿物质的价格将变得更加便宜。美元的疲软意味着美国的疲软。谢天谢地,所有这些都仅仅是抽象的假设而已!

    但这当然不是抽象的假设。在工会组织和不负责任的茶党人士的狙击下,本意善良的奥巴马政府正在敦促北京方面重估(也就是,加强)人民币汇率,每一位美国人似乎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将增加,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减少,中美贸易失衡的局面将得以矫正——这纯粹是白日做梦。当然,倘若人民币汇率增长20%,从中受益的美国公司还是有的。但就整体而言,我认为美国经济将得不到多少好处,因为美国经济的相当一部分构筑于中国进口货物之上。例如,如果沃尔玛超市中原本8美元的中国T恤衫涨到10美元,对美国有何益处?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对美国毫无益处——只不过又添加了一些贸易逆差而已。

    但美国不应该欢迎人民币稳步升值的最大原因是地缘政治方面的,更直白地说,是军事方面的。历史事实显示,一个国家在将汇率(意即,购买力)高地让与他国之后,其国际影响力往往亦随之失守。当货币交易者寻求下一个强势通货之际——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客商交换的硬币先后让位于荷兰盾、法国法郎、英镑、美元——世界史的转轮也遵循同样的轨迹不断转动。货币交易者当然不具备忠诚这一品质。现在,他们正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北京;其中的许多人最近肯定已建议马来西亚政府购买以人民币,而不是以破旧的美元计价的债券。海湾国家也正在效仿这种做法。需要留意的是,相比于25年前,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已大大降低。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故事。

    美元份额的下降意味着美国影响力的下降。忘记美国中产阶级今夏在离开法国和意大利餐厅时发出的哀鸣声吧——他们以美元计价的信用卡账户上出现了一个硕大的窟窿。这并非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是,美元越衰落(或者说,其他货币升值,这是一档事),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就越式微。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不可能构筑于一种弱势货币之上。日本民族主义者数十年来一直有一个口号:“军队强则国强!”在如今的情势下,相似的口号或许是,“货币坚挺则国坚挺!”国家实力某一方面的弱势或强势通常会转化至另一方面。

    1945年,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权力正处于巅峰。其他国家几乎都陷于战乱、殖民落后,或经济萧条之中。全世界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几乎为美国一国所有,每个人都渴望获得美元。此种情势如今已不复存在了。先是西欧和日本迎头赶上,近些年来,亚洲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也赶了上来。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已延续了50年之久,但美国消费者依然需要家具、棉织品、园林工具、玩具和厨房用具——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制造”。美国财政部依然需要向亚洲国家出售国债。

    敦促人民币升值,是傻瓜才会做的事情。北京只会更加鄙视美国,并且会惊奇地看着发在它手中的这副好牌。要么美国佬的要求跟过去一样,被礼貌地回绝,要么人民币升值,美元进一步贬值,随后,货币交易员——更重要的是,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各国政府——将留意这一变化,开始从各自的外汇储备中解除越来越靠不住的美元。

    但是,在华盛顿或美联储,会有人听这番话吗?此刻,他们似乎正准备进一步倾泻联邦印制的钞票,以刺激深陷泥沼的美国经济。上世纪70年代,一些绝望的拉美国家也做过相同的事情,看看它们后来的命运吧。

    显然,四面楚歌的美联储和白宫无法轻松地做出选择,而我这个经济学外行也觉得,自己并无资质提供政策建议。但作为战略家和历史学家的我,一想到更为坚挺的人民币以及更加弱势的美元,就感到非常不安。这就好像是将你剩余的所有筹码推到赌桌的另一边,推到那个筹码已经比你多很多的对手那边。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是历史学教授,耶鲁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大国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书。)


 

 

大偏离的教训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viation

Hoover Institution 约翰·泰勒

2010年10月22日

    对规则的偏离不仅使我们远离了长期以来的稳定发展时期,而且还可能孕育了大萧条。

    4月在宏观经济系列年会第25次大会上,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 B·泰勒代表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发表了演讲,内容如下:首先让我对自己的演讲标题做一番解释,“大偏离(the Great Deviation)之下的宏观经济学教训”。我知道经济学家已经把“大XX”这说法用烂了,但我依然觉得这种说法太适合我要表达的内容了。我们都知道大稳定(the Great Moderation)是什么,同时我们也在争论它产生的原因。许多人都认为良好的政策,尤其是良好的货币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也同样知道大萧条是什么,它意味着大稳定的终结。但也许你没怎么听说过大偏离是什么。我将其定义为:这种时期往往像近期一样施行越来越盛的缺乏规则约束的、越来越不可预知的干涉主义宏观经济政策。这一时期的政策偏离于至少过去20年的实践,偏离于大多数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模型。我讲话的主题就是大偏离扼杀了大稳定,孕育了大萧条,贻害无穷。

    我认为的大偏离政策和干预举动如下:

2003年5月偏离大稳定时期的货币政策
2007年美联储创造了定期拍卖工具(TAF)
2008年美国政府毫无依据的财政刺激政策
2008年美联储一而再再而三的干预金融企业
2008年美联储推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
2008年美联储推出商业票据融资机制
2009年美国政府毫无依据的财政刺激政策
2009年G-20财政刺激协议
2009年10月美联储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购买计划
2010年欧洲万亿美元救助计划
2010年欧洲央行(ECB)通过购买不良债务参与救助计划
2010年美联储通过提供掉期贷款参与救助计划

    以上这些看起来已经很多了,但我随随便便就可以再举出更多,比如联邦政府插手鼓励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高风险抵押贷款,再如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决定让银行偏离常轨——允许高风险的资产负债表外活动并放弃对资产负债表上复杂的资产支持证券风险的监查。还有许多偏离了欧洲《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行为,欧洲当下面临的危机即源于这些举动。但还是让我们集中看以上那些。

    我的列表中第一个是美联储在2003年5月期间的决定——保持目标利率低于正常水准,而正常水准的依据则是此前20年中遵循的一种货币准则。我们可以把这种决定归于偏离政策规则的范畴之中,比如泰勒规则。如果没有这种政策偏离,利率不会降到如此低的水准,即便如此下降也会很快回归正常水平。这次偏离是大稳定时期最严重的政策偏离,堪与大稳定之前动荡的十年相比。人们不再依据泰勒规则判断许多作为标准的目标函数,并在这种基础上更改货币政策,毕竟低利率已经持续了太久。和上世纪70年代一样,这时期实际利率长期为负。干涉主义行为导致人们偏离了一条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的政策道路。联储表示利率会“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内”保持低位,他们声称利率会“有节制的上升”正是这种蓄意干预的铁证。

    低利率助推了按揭买房潮,又进一步导致了住房金融按揭风险上升并最终导致了逾期债款的急剧增加,随着不良资产剧增,众多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变得越来越难看。为了检验低利率与住房按揭潮之间的联系,我建立了一个有关联邦基金利率和住房建设之间的简单模型。我的研究显示,更高的联邦基金利率在很大程度上会避免住房按揭泡沫的虚高和破裂。

    我表中第二个干预经济的举动是2007年12月美联储创制的定期拍卖工具(TAF)。创制这一工具的目的旨在缓解2007年8月起银行业间的紧绷状态。

    TAF为银行提供了一种方式,让银行不用通过贴现窗口就能从美联储获得贷款。不同到期日的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和隔夜指数掉期(OIS)之间的差额反映出银行间关系趋于紧张,而这一工具创制之后,最初银行间的紧张关系确实得到了缓解,但这种美好景象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基于约翰 C· 威廉姆斯的研究,我认为这种新工具对于这种利率差额的作用微乎其微。要衡量银行业中的交易对手风险,使用如银行间抵押和无抵押贷款间的利差这种金融指标就已经足以。我的观点是,这种政策干涉行为延长了危机,因为它并没有化解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中的不良部分。我们都知道时下银行都持有许多不良资产,但最终它却被简单的归结为一个流动性问题。

    接下来是2008年的经济刺激法案,这是一次太过随意的反周期波动财政政策。这也是一次对大稳定时期典型政策的偏离,大稳定时期经济学家们几乎形成一种共识——这种随意的政策不仅无效,有时甚至是起反作用的。作为刺激计划的一部分,2008年2月,人们一次性得到的支票使得个人收入暂时性的急剧增长。目的就是刺激消费需求,进而拉动经济。然而,集中的个人消费并没能使经济刺激阶段的消费支出获得增长。永久性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或现代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都能够推测出这种一次性暂时支出的结果。

    我的列表中最反常、最糟糕的干涉行为就是一再对金融公司的救助和对其债权人的保护。2008年3月联邦储备局保护贝尔斯登的债权人开启了这扇门,随后联储又给房利美和房地美发放贷款。再后是雷曼,之后又是AIG,紧接着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也出台了。现在很明显这些干涉举动并没有阻止金融危机的蔓延,甚至在我看来,这些举动是某些危机之源,或者至少是让问题变得更糟。这些干预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可以避免么?如果联储和财政部介入贝尔斯登的举动具备明确的依据,人们一定会提出来。但事实是没有。不确定性增加,并在TARP推出之后到达顶点。恐慌随之而来,标普500下降30%,并带来了全球股指大跌,这种影响扩散到了全球。

    2008年10月13日TARP改变了方向,它的不确定性引起的恐慌情绪也随之停止。TARP的初衷是购买银行的不良资产,但这应该如何实施,批评和困惑伴随其始终。之后,向银行注入资本取代了购买不良资产,不确定性减少,LIBOR-OIS差额和标普500为首的其他指数证明情况开始有所好转。

    2008年9月下旬和10月的其他政策干预也出台了。美联储帮助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和商业票据市场的计划有助于重铸市场信心。对这个糟糕的时期进行实证分析毫无疑问是项艰巨的工作,因为同一时段内有太多事情同时发生。除了美联储的行动,我们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为银行债务进行担保,还有TARP注资改善资产状况。

    后来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但干涉却越来越多了。09年2月,又一项毫无依据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了国会审议,这就是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但结果与前次无异:对消费的影响甚微。此外,根据我对刺激计划中政府支出的部分进行的分析,我认为它对经济活动的好转几乎没有作用。

    在2009年的春季G-20首脑峰会上,其他国家赞同美国的做法,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无理由财政刺激计划,偏离规则的盲从蔓延开来,基于猜测的政策流行全世界(我列出了8个国家,但实际数字可能是8到26个。)。

    美联储还在恐慌过去之后推出了多项干预政策,最显著的就是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购买计划,规模达到了1.25万亿美元。根据约翰内斯·施特罗贝尔(Johannes Stroebel)的实证研究,我认为这项计划在一次还款风险和违约风险受控的条件下,对抵押贷款利率只有很小的效果。

    这些政策让债务增加、货币过剩。更糟的是对央行的干预引发了许多有关央行独立性的问题;这些干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或者信贷分配政策。解除那些计划又会产生不确定性,但不解除又有造成通胀的风险。财政干预的结果是提高了债务水平,而且干预使得政策放弃了对长期财政稳定的关注。

    欧洲的债务状况最能证明这些政策和干预的后果,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债务状况反而愈加恶劣。而早期的干预导致了之后更频繁的干预:欧洲的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了75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协议规定欧洲央行要购买那些问题政府的债务,美联储还会提供掉期贷款给欧洲央行以缓解银行同业间的压力。我也已经把后来这些干预手段列入列表中。现在对它们的影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早期对银行业和证券市场的举动却肯定是无益的。

    不同观点

    有人对大偏离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提出,我使用泰勒规则指出政策偏离的方法有错误。他举例说如果使用预测通胀而不是实际通胀来修订政策规则,03-05年的低利率并非一种偏离。但美联储对这时期的通胀预期过低,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

    有人会说大偏离是需要的。比如08年秋天的金融恐慌和大萧条来势汹汹,需要政策制定者们采取大规模、非常规的动作。但我列出的最初四项动作是08年秋天和07年晚期全球大萧条露出端倪之前实施的。

    有人也许会说我的研究忽视了私营部门所犯的错误。那么要我说,市场问题自然多种多样。抵押贷款在文件不充分或是对保险业过于乐观估计的情况下发放,售出复杂的衍生产品,信用认证机构的评级过高。个人和机构采取了高风险配置,这种配置或是缺乏多样性或是杠杆率过高。但这种错误并没有形成系统性风险,我的观点是,政府的动作使得非系统性风险转化为系统性风险。低利率导致房价飙升,而还贷的拖欠率和收回房屋的比例非常低,正是这种根局面迷惑了保险公司和评级机构,或者使他们有机会隐藏错误。对这些实体不充分的监管至少客观上鼓励了这种过度的行为。我已经说过监管者如何默许银行业的高风险行为了。监管的无能和职责划分不清使得整个问题加剧。

    还有人提出如果没有大偏离,事情会变得比现在更糟,如果没有大偏离,我们就会进入大萧条2.0时代。对于这种论调,我并没有看到有力的论据。如果我能在我的列表中选择应该实施的政策,我会选择美联储对商业票据市场和货币市场基金的作为,但如果没有这张列表之前的那些举动,我认为联储这一行为也并不是必须的。

    坚持有效模型一百年不动摇…

    大偏离对宏观经济学领域有何影响,进而又对全球经济有何影响?最近发生的危机并没有使过去三十年中发展起来的”理性预期/粘性价格”这种核心模型失去意义。无论人们把这类模型称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还是“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或者“(新)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模型”,它们都是从现代货币政策规则那里得出的经典模型。理性预期带来的是有依据的预测和遵守规则的政策。根据与实际宏观数据相应的严格的动态指标,粘性价格带来了相应的货币政策。

    模型并没有失效。我不同意纳拉亚纳·科彻拉科塔(Narayana Kocherlakota)的说法:“宏观经济学家使得政策制定者失信于民…因为前者没有给后者提供足以避免全球金融动荡的法则。”而实际上,规则是有的。但政策制定者们却采取了与规则相悖的方式。

    批评理性预期和价格粘性的不足很简单,可以说它刚性不足,可以说它只包含一种利率,还可以说它搞不到真金白银。但我们不该怀疑通常只有三个方程式的简化版模型,实际上用来制定政策的是更加复杂、更加精细的模型。在实际的政策运行层面,那些被简化了的模型更好操作而已。无论是否对政策制定有帮助,宏观经济学家自然都应该努力改进模型。许多人都致力于改善我们对信贷渠道的了解。比如,我的研究显示我们需要在“政治宏观经济学(political macroeconomics)”上面做更多工作。我们尤其需要去了解和解释为何政策制定者们在没有研究基于规则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时就做出干涉主义倾向的行为。如果我们能了解这些,实际解决方案也应当马上跟进。

    有一种可能是政策制定者们在怀疑研究得出的政策规则在实践中是否能够奏效。这让我想起了1992年的宏观经济学年会。那年我提交的论文中就包括后来称为泰勒规则的理论。会上我对本·伯南克和里克·米什金(Rick Mishkin)的质疑留下了评论,他们质疑政策工具准则的实用性,并坚持货币政策的制定应当具有相当成分的灵活性。他们称“货币规则不允许货币当局对不可知的环境作出反应。”我在评论中引用我研究得出的政策规则对他们的观点提出了异议,我认为政策工具应该对偶发事件作出调整。

    关于大偏离,政策制定者们还提出了一种自己的解释,在实际操作中,有时试着超出经济学准则也是可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50年前在国会作证时曾说过一段话。我引用了这段弗里德曼和沃尔特·海伦(Walter Heller)1958年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作证时的著名辩论:

    时下的一些事实…不得不让人怀疑,在现有的知识水平下,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整是否正确…由于我们现有认识水平的严重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指定的货币政策有各种可能性,而且让事情变糟的可能性要比变好的更多一些…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和现实中的困难对财政政策造成的影响难分伯仲…公众中明显存在的某种态度…以及“不得不做”的政治压力。以上两点主要是出自道义的因素反而经常迫使人们作出有害无益的事。有谚云至善者善之敌(the best is often the enemy of the good),我深以为然。做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事情常常反而引出困扰,我们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也会因此不减反升。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2010-12-18 18:12:1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从河北大学李刚门与复旦黄山门事件说起

当代大学生的冷漠与猥琐说明了什么?

----从河北大学李刚门与复旦黄山门事件说起

乔续

2010年12月

    最近有两件与大学有关的事情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件是河北大学的李刚门事件,大体过程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说了,河大的学生在校长以及领导的威慑下违背自己的良心,保持沉默,是不折不扣的符合和谐社会标准的顺民,据说最近被害人律师还被围攻。也许是网络公关的结果,最近有关李刚门的网络文章少了很多,另一件事情就是复旦的黄山门,据说最近新闻上还传出了复旦学生为死者鞠躬的报道,但是复旦内部论坛以及一些现场人员传出来的消息确实复旦学生面对死者表现出让人不理解的冷漠,回到学校后却忙着旅游社内部的夺权和如何网络公关,真是让人心寒,那位民警死不瞑目啊。

    这两件事情反映了什么问题呢?首先这两件事前者主体是李刚父子,但是河大学生对待这件事情的冷漠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复旦黄山门则是不折不扣的主体就是大学生自己,大学生表现出了不折不扣的所谓的精英的嘴脸。这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他们表现的很冷漠,没有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同情心和社会良知,另一方面他们面对自己的形象时候,想到的却是如何公关,如何夺权,如何在全国各大媒体安插复旦的人。当一个人失去了正义感,失去了良知之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一方面极其冷漠,另一方面又是极其的疯狂,就像古代一些奸臣,得势前表现的很温顺,很和谐,但是一旦得势时候,表现出的疯狂让人发指。

    另一方面又说明了一个愚民顺民与精英的问题,改革开放都三十多年了,按照现在的信息传播速度也相当于古代的百年树人的水平了,也就是说一批新的资本主义新人被培养出来了。一批是顺民,愚民,表现就是河北大学的学生表现的那样,面对高压,面对权贵,他们表现的很温顺,他们不敢游行反对学校如此没有良知的处理这件事情,我相信如果所有的学生罢课,老师也罢课,在校园内静坐,或者游行,学校也是没有办法的,可惜的是这些学生表现的很顺,很愚,不折不扣的皇军治理下的良民。另一批就是所谓精英了,就是复旦的那些学生,他们不关心别人的利益,虽然别人为了救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却说有些人就是养着关键时刻拿出来用的,这说让人想起了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惊世狂言”,另一方面他们面对自己的利益又是那么的疯狂,一方面要趁机夺权,另一方面要控制舆论,防止对他们不利的方面被传播出去,他们这方面的素养还真是挺厉害,比贪官做的都好,他们也许资本主义贪官接班人。所以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中国现在走向彻底的社稷崩溃的民众基础已经形成,统治者以及被统治者的思想基础都已经形成,就差美国启动灭国大盘了。

    还有就是中国教育的彻底失败,教育没有教书育人,却培养了一群投机者,看来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教育只能培养投机者的评价一点都没有过分,我个人承认之前也受此影响,幸亏后来接触了乌有之乡,接触了佛教,基督教,道教,中医,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后,才开始在思想上有一定的改善,感谢上天没有让我继续堕落下去,也希望中国的大学生多接触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要做中不中洋不洋的畜生。如果这两件事情发生在80年代,我想事情完全会是另外的结果,那个时候大学生是很有激情的,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他们关心国家,关心社会,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也荡漾这一股激情与豪迈。80年代的时候,有民主墙,那个时候有文革时期大鸣大放大辩论留下来的遗产,也许某人就是看大学如此有社会责任感太坏事了,太耽误自己发财致富了,太耽误以后改革开放继续向前推进的伟大事业了,所以就对中国教育实施了所谓改革,把中国的大学生教育成了畜生,甚至连畜生都不如。关于畜生这个词是有来历的,当一个人的气场磁场达到畜生水平的时候,下辈子不是堕入地狱就是畜生了。

    最近在电视上看到某某领导表示要继续坚定不移的推进计划生育事业,我就想中国古代春秋之前甚至是汉朝之前的中国人是何等的豪迈,何等的富有激情,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有伟大的改革家出来引领历史潮流,领导人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而之后的人呢?出了一个王莽,本是出于好意的复古,结果祸国殃民,出了一个王安石,本是一个伟大的改革方案,最后却是被投机分子利用,伤了宋国的元气,间接的导致了北宋的灭亡,至于以后就根本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改革。这是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出了问题,这样的文化下培养出来的不是顺民就是精英,顺民冷漠的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除非过不下去了,要饿死了,就起来造反,精英呢,也疯狂的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什么都能做出来,他们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过天是存在的,他们选择性的看不见,头发呢,早晚也会再长出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下,社会怎么可能进步,中国人怎么可能跳出历史的周期率。毛主席当年引领中国走出了一条新路,实施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实现跳出历史周期律,毛主席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实施了文化大革命,想以此来教育中国人民,引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大民主的演习。然而文革侵犯了那些只关心自己一亩三分田利益的人,这个也给那些长期潜伏在中国的西方间谍特务以有机可乘,这些人迅速与党内关心自己一亩三分田利益的人结成了反文革统一战线,妖魔鬼怪跳出来了,他们从各个方面开始把中国拉向深渊。以前一位美国人说邓小平之所以伟大在于它把中国又带回到了当年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轨道。曾国藩何许人也,一个封建卫道士,同时他也是中国近代真正与外国人勾结出卖中华利益的第一个人,李鸿章何许人也,谁都知道李二是汉奸,袁世凯太出名了,就不说了,至于现在开始给三人平反,可能也是同病相怜的缘故吧。这三人是什么关系?曾国藩联合洋人绞杀太平天国,李鸿章联合洋人谋取个人私利,绞杀义和团,袁世凯勾结洋人镇压共和。曾国藩的爱徒是李鸿章,李鸿章虽然觉得袁世凯太不可靠,但是选择自己以后更大规模卖国的爱徒只能选袁世凯这样的人渣了,于是在临死前说后人的卖国要大大超过我。这三个人是近代西方谋取在华利益的代表人物,一脉相承,他们的后代大多也都出国了,受到了洋人的庇护,这个过程第一次被孙中山打断,但是孙先生英年早逝,洋人选了新的代表人物,蒋介石,后来呢,这个主线第二次被毛主席打破,结果文革后,洋人看到有机可能,迅速与共产党内部一些势力结合形成反文革统一战线,这样,一个在中国传承了达150多年的卖国主线又被连上了,这是这一次又换成了共产党系统内的人,这个可能就是某个美国人说邓小平伟大的原因了,只要中国有一天还在继续这条思想路线,中国就永远没有救,直到出现一些预言中的天下纷乱,民不聊生。这个主线第三次被打破又会出现在什么时候,被谁打破呢?也许正是孙中山和毛主席打破了这个卖国主线,他们是中国人民最崇敬的两位领导人,他们的头像被挂在天安门广场。个人觉得太平天国像是共产党当年打天下的预演,而义和团则是一群农民在无思想支持情况下的爱国表现,也许上天一直在眷顾着中华神州,眷顾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神的儿女。

    那么中国人怎么变得这么因循守旧,变得这么平庸,变得这么自私贪婪,变得这么思想僵化了,中华民族怎么变得这么死气沉沉了?我个人觉得在皇权化的儒家身上,在儒家不占主导的春秋战国之前,中国文明主体没有一次亡于外族之手,即使在国家分裂,一篇分崩离析之后,北方的游牧民族还是没有能力打进中原,即使在儒家刚刚占了主导的汉朝时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北方游牧民族依然没有能力入侵中原,民间总是英才辈出,在关键的时刻担当起振兴中华的使命。但是当儒家彻底控制了中国人的大脑后,中国人变的因循守旧,变得平庸,变得这么自私贪婪,变得这么思想僵化,中华民族变得死气沉沉,于是一次次的中华民族亡于外族之手,一场场大屠杀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区上演。当年缔造中华文明的先祖们看着自己的后代变成这个样子被屠杀的时候,会多么的悲伤啊。据说儒家以前是专门给人做丧事的,是个阴气很重的学说,这样的学说占据中华文明的主导,整个中华民族都会变得死气沉沉,没有阳刚之气,中医上说,阳气盛则有生机,一个人死的时候是纯阴之体,一个小孩刚下生是纯阳之体,难道儒家是魔鬼发明出来专门灭亡中华民族的吗?

   河大李刚门与复旦黄山门事件说明死气沉沉的皇权儒家思想又一次占据了中国人的大脑,精英与愚民开始遍布中国,中国又开始死气沉沉,最近几年的公务员热就说明中国人失去了奋斗了激情,失去了阳刚之气,中国从汉朝之后,都是误于庸臣之手,瘫于汉奸之手,亡于外族之手,现在看看中国以及中国周边还有世界的局势,历史可能又会重演。

 

 

 

发件人:"天珍 王" <w19550412@yahoo.com.cn>  2010-12-17 15:45:3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王天珍----中国第一起公然以法院的名义支持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判决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仲大军先生多年认识的一个老企业界朋友,几年前花160万买了一个宾馆,竟然手续证件全是假的。告上法院,但法官全被买通,欲诉无路。现将王天珍先生传来的文件放到网上。

伪造证件诈骗竞然受到丰台法院保护

举报人 王天珍  电话:13501150107

2010.11.28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公然以法院的名义支持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判决。动员全民的力量,保卫中国的法制基础,请求有良知的媒体支援,否则善良的普 通老百姓无法保护无法生存了。

北京丰台法官韩炜挑战全国人民的判决

   判决书及证据见网上链接:http://user.qzone.qq.com/544906137/photo/b07a533d-692e-451e-9c3a-37fa653ada84/

   二审上诉书见网上链接:http://user.qzone.qq.com/544906137/blog/1290932586

    犯罪嫌疑人1张柳安2007年8月28日 伪造“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局卫生许可证”,(见证据3---丰卫环监字2007第1648号,现经丰台区卫生局鉴定为伪造,见证据4---丰台区卫生局证明),张柳安用伪造的卫生许可证向丰台区工商局骗取了“北京喜庆宾馆”营业执照。(用时8天时间,正常办理这些手续需要3-6个月时间)2007年10月19日 张柳安就在《 手递手》 报上发广告倒卖该宾馆执照(见证据2)。2007年11月1日 ,受害人见广告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犯罪嫌疑人1签订《北京喜庆宾馆转让合同书》(见证据11),受害人付给犯罪嫌疑人80万人民币,(整个诈骗过程共计用时43 天时间,)2007年11月25日 受害人变更为北京喜庆宾馆的法人代表,第二天犯罪嫌疑人1拒绝同受害人一起去办理卫生许可证的过户手续。因为犯罪嫌疑人所持有的“丰台区卫生局卫生许可证”系自己伪造,在丰台区卫生局没有备案,所以犯罪嫌疑人1张柳安不敢去办理过户手续。

    办理宾馆的正常手续“卫生许可证”是前置审批项目,(见证据1---北京市工商局企业前置审批目录第54条)必须经丰台区卫生局实地勘察,检验合格后才能发放卫生许可证,犯罪嫌疑人1因为申办宾馆的全部硬件条件不具备开办宾馆的要求,所以不敢向丰台区卫生局申办。才伪造卫生许可证,工商局只是审查有否取得丰台区卫生局的“卫生许可证”。当时也没有与丰台区卫生局沟通查验其持有的卫生许可证真伪就给其办理了“北京喜庆宾馆”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章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的。合同无效

    在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签订的北京喜庆宾馆买卖合同中第五条明确规定:甲方张柳安协助乙方办理各项证件的合法过户手续,不得为难乙方,犯罪嫌疑人张柳安伪造假证件,骗取的喜庆宾馆营业执照,所以受害人要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其与犯罪嫌疑人张柳安签订的《北京喜庆宾馆买卖合同》,宣布合同无效。

    一审法官韩炜明知犯罪嫌疑人张柳安、邓辉采取欺骗手段与受害人签订合同,骗取受害人钱财,数额巨大,仍然贪赃枉法,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巨额贿赂,我们无法拿到法官韩炜受贿的证据,但一审的判决书就是最好的证据,因为一个执法多年的法官,不会不知道刑法和合同法的有关条款,不但不秉公审案,在法庭上像小丑一样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犯罪嫌疑人1第二次开庭缺席,第三次开庭迟到一小时,一审法官韩炜不但不责怪还为其辩护,受害人觉得一审法官韩炜和犯罪嫌疑人极其藐视法庭,戏弄法律,一审法官韩炜故意搅乱案情,竞然在判决书上写着‘卫生许可证虽系伪造,但该事实并未对宾馆经营产生任何不利影响’(见一审判决书第十页第十五行),

    下列事实为因伪造卫生许可证而造成的后果:

    1、2008年6月6日 (见证据6)北京丰台工商局右安门工商所(该企业驻地分管所)在新企业备案时要求受害人提供卫生许可证(见证据5),受害人如实告知犯罪嫌疑人1张柳安所伪造卫生许可证一事,并告知已起诉至法院,右安门工商所考虑到受害人是转让后的受害人,考虑到实际情况仅罚款2000元人民币,(见证据7)并申明等待法院的最后判决后再对犯罪嫌疑人的违法行为做出处理;

    2、2009年3月--6月为北京市工商局对上年度的企业年检时间,因卫生许可证系伪造,右安门工商所不予年检,按北京市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企业不按照规定接受年度检验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所以该宾馆不能再经营;

    3、2007年12月24日 因喜庆宾馆漏水造成楼下陆占山档口的财产损失,由犯罪嫌疑人负责赔偿15000 元人民币(见证据8),假如喜庆宾馆正常真实申请卫生许可证,就不会存在严重漏水情况,就不会有此漏水事件,后期还因犯罪嫌疑人不履行签订的维修协议,漏水情况一直得不到处理,无法经营;(如果能经营,犯罪嫌疑人就不会倒卖该宾馆了)

    4、2007年12月28日 北京市丰台区新村街道办事处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发现喜庆宾馆安检不合格,责令停止经营,进行整改(见证据10),但犯罪嫌疑人拒不执行双方签订的维修协议;

    5,如一审法官韩炜的判决 “卫生许可证虽系伪造,但该事实并未对宾馆经营产生任何不利影响”能够成立,那伪造人民帀、制作假证、倒卖假发票都受到丰台法院法官韩炜的保护,整个社会的秩序全部会乱套,各地的假证制造者都会云集到丰台区,丰台区将成为中国的“缅甸金三角”,法官韩炜将成为“金三角”的黑老大,按法官韩炜的逻辑,谁被诈骗了都要付给施骗者高额劳务费,中国人民银行也不准到丰台区查假币了,公安机关也不能到丰台区查假证了,法官韩炜的这一支持办理假证的判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颠倒黑白,荒唐透顶的民事判决。公然以法院的名义支持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当事人(受害人认为韩炜法官是偷盖带有国徽的法院印章,如果法院严格审查绝不会支持伪造证件的判决出现),法官韩炜是法官队伍中的极个别败类,但对全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坏影响,受害人要求有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将法官韩炜开除出法官队伍,相信好法官也不会愿意与这样的法官为伍。受害人相信中国政府和中国的法官队伍是好的,能维护法律的公正,为此受害人将本案的所有证据都已制作电子文件,以“北京市丰台区法官韩炜挑战中国法制基石的一份判决书-----伪造证件诈骗有奖,受害者追诉受罚”的文章发给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丰台区卫生局(依据韩炜法官的判决,丰台区卫生局该关门了)、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国政法大学、 人民日报、中国法制报、南方周末报、新京报、香港凤凰网、中国政府网等,让全社会来看看一审法官韩炜违法审案的判决书。

    一审法官韩炜段章取意,判决书第10页第1、2、3、4行:“本协议签署及租赁转让后,乙方不得再向甲方提出其他任何要求,不能再次上诉”,该承诺已放弃王天珍就宾馆转让事宜的所有请求权。原告现再次因该事宜向张柳安、邓辉主张权利,无事实依据;”,受害人不服,事实如下:2007年12月21日 协议书(见证据12)和2007年12月24日 补充协议(见证据13)签订后,(两次协议内容为:犯罪嫌疑人为受害人办齐宾馆经营的合法手续和维修供电、供水、安保等设施设备),欺骗受害人撤销第一次起诉,但受害人撤诉后犯罪嫌疑人拒不履行协议条款,犯罪嫌疑人在拿到受害人借给的15000元(见证据)人民币后立即消失,(说明:因为当时犯罪嫌疑人2借口来维修,但又未带钱,当时楼下漏水非常严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受害人借给犯罪嫌疑人2购买材料的15000元)犯罪嫌疑人不履行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中的各项设施设备维修的规定,而且到现在也一直未办理过喜庆宾馆的其它合法手续过户给受害人,并未完成喜庆宾馆的转让过程,所以受害人有继续追索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各协议书中受害人无给付犯罪嫌疑人15000元的义务,现请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犯罪嫌疑人 2退回受害人15000元人民币。

   判决书第10页18行“王天珍以卫生许可证伪造问题为由拒不支付剩余转让费,无合同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章第五十二条“一方以欺诈的手段订立合同的,合同无效”因受害人发现犯罪嫌疑人伪造证件后,依法终止支付剩余的60000元人民币,请求人民法院给予支持。追究犯罪嫌疑人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受害人从2007年11月1日起支付了转让费、房租费和各种其他费用共计107.5万元人民币(见证据9),因犯罪嫌疑人伪造证件而无法经营造成经济损失如下: 1、银行借款利息15万多元;2、两次起诉一次上诉共计费用5万余元(含律师费);因此请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支持受害人的经济损失赔偿请求。

    人民陪审员赵玉华、谢翠霞第二次、三次开庭都没到庭,两位陪审员一审判决书的内容根本不知情,书记员董会的记录一审法官韩炜不断修改,在几次开庭的过程中不让受害人申辩,重要证据都不接受,现有的上诉证据都在一审递交过,但法官韩炜都不接受,所以受害人认为一审判决书系法官韩炜一人所为,与其他人员无关。受害人保留向人民检察院检举法官韩炜违法办案的权利。请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支持受害人的合理请求,依法判决,追究犯罪嫌疑人的违法刑事责任和追回受害人的被骗钱财, 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证据一:北京市企业登记前置许可项目目录

证据二:《手递手》刊登倒卖宾馆的广告

证据三:伪造的卫生许可证

证据四:丰台区卫生局关于伪造卫生许可证的证明

证据五:北京工商局的新企业建立档案须知

证据六:北京右安门工商所询问通知书

证据七:工商局罚款2000元收据

证据八:因漏水而赔偿的15000元收据

证据九:两犯罪嫌疑人收款收据

证据十:北京市安全生产检查记录单

证据十一:北京喜庆宾馆转让合同

证据十二:2007年12月21日 协议书

证据十三:2007年12月24日补充协议书

    王天珍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12-21 08:36:03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FW:_101220_香港报刊论中国

香港报刊新闻摘录

山西警察涉黑案敛财数亿元

香港文汇报 2010-12-19

    据《重庆晚报》18日报道:山西省公安厅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破获一宗涉黑案件。今年5月6日,该厅成立项目组,对以阳泉市城区公安局巡警队原队长关建军为首的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展开全面侦查,中央以及山西省委、省政府、公安部领导对项目高度重视,多次做出重要批示。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院均将该案列为督办案件。经过半年多努力,已一举打掉长期盘踞阳泉的以关建军、关建民兄弟以及许建军、王红玉为首的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

    今年41岁的关建军,被捕前任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自1997年以来,该组织开设赌场、欺压百姓、巧取豪夺、大肆攫取国家资源。敛财数亿,涉案成员56名。

    项目民警抓捕了56名涉案成员,查明该组织10余年来制造违法犯罪案件46起,冻结该组织资金2.59亿元;查封该组织在北京等地的房产27套,价值1亿多元;扣押车辆30余部,其中关建民的一辆劳斯莱斯轿车价值840万余元。此外,还扣押了大量的金条、文物收藏品等奢侈品,查封多个经济实体。据悉,到落网前,关建军名下资产高达数亿元。

    在煤矿大省山西,阳泉市城区公安局巡警队长关建军竟是大黑帮,长期开赌场、妓寨,到处敲诈勒索欺压民众,敛财五亿以上。此案因中共中央纪委「挂牌督办」于日前曝光,成为最受关注的「华北最大警黑合流大案」。在此案曝光前,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公安局的「普通民警」王建雄及其妻韩惠芳,涉嫌有「来路不明」财产上亿元,其三个子女均去美国留学。这也是地方政法系统(公、检、法系统)的大案。

    关建军靠手铐勒索

    据中共山西省纪委刚发表的「通报」,关建军案涉及政法系统一批干部,包括阳泉市公安局副局长梁华奎(正处级,相当于县长)、阳泉市平定县公安局局长丁福光(副处级,相当于副县长),还有阳泉市城区公安局(正科级机构)的警察、警官。

    四十一岁的关建军,原是汽车司机,因其父关文刚是阳泉市原城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走后门」入了公安局当警察,一九九六年二十七岁时,他当了下站派出所的副所长,管辖阳泉市的黄金地段,有了以警权敛黑财的「良机」。后来,他靠父亲的官场网络当上区公安局的巡警队长,此职虽只是副科级小警官,但手铐加「专政手段」使他迅速成为「警黑大哥」。

    山西省纪委的「通报」称,关建军一伙「利用职权和关系网干扰司法程序的正常进行,……利用暴力称霸一方」;自一九九七年以来,关某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开设赌场、欺压百姓、巧取豪夺、大肆攫取国家资源」。关某敛财的凶器,有仿六四钢珠枪七枝、砍刀和刺刀一百多把。

    地方官群腐 法律变白条

    关建军案暴露地方官「群腐现象」。区的巡警队长能长期经营赌场、妓寨,欺压百姓,「动力」在上面有保护伞。他的赌场之被称为「最安全的赌场」,是因为阳泉市公安局不依法取缔。在地方权力网络中,法律成为「白条」失去效力。

    关案也暴露地方政法系统用人之弊端。警察的入职和警官的提升看「后台」,「官爸爸」成为最强的政治资源。重「关系网」而不执行干部易地交流的规定,又导致警察、警官在一地任职时间太长,增加「上下其手」的方便,形成警权膨胀的「独立王国」。

    关案又暴露官员财产申报制的缺位,是贪腐猖獗的一大原因。关某的月薪三几千元,竟有五亿以上财产,仅北京市的房屋就有二十七套,关某的轿车竟是价值八百多万元的劳斯莱斯。这样招摇的小警官,却未被地方纪委、监察部门「发现」和调查,足见地方党政机关的监管工作未尽责、问责制虚拟化。

 
百年湘雅揭出腐败窝案 采购环节腐败群生

大公报

2010年12月20日

    享誉百多年,与北京协和医院并称于世的湖南湘雅医院,因工程腐败案,被湖南省纪委彻查,如今正陷入以前院长陈方平为首的庞大腐败窝案漩涡中。

    据了解,陈方平腐败窝案被曝于2008年9月。当时,该校遗传学教授陈玉祥在湘雅医学院校长办公楼打出长条标语:「请求政府清除贪官陈方平、田勇泉(中南大学副校长)、陶立坚(中南大学党委常委,兼任湘雅医学院院长),如有诬陷事实,请求政府以诽谤罪、破坏治安罪严肃处理我」。此举引起湖南省纪委重视,湘雅医院部分领导因此惶恐不安。

    有湘雅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湘雅医院几年来存在问题太多,如果还不加整饬,百年荣誉或将毁于一旦。该人士举例:建筑面积达28万平方米的新医疗大楼建设的所有权力都集中在陈方平一人手中,主管基建的副院长和主管纪检监察的纪委书记毫无发言权。

    新建大楼问题百出。据悉,大楼2005年10月封顶后,陈方平亲自主管装修。按照原定计划造价是12亿,全部工程完工后,造价竟然多出一半达到18亿元。其中,单一个保温工程造价就从原设计造价666万元增加到4190万元,增幅高达6.3倍。一标段外墙装饰及保温工程造价由原设计78.77万元增加到1424万元,增幅达到18倍之多。

    采购环节腐败群生。在湘雅医院工作近30年的某资深医学博士指出,湘雅医院腐败案件不可能到此为止。他说,以他所略知,湘雅医院大额药品、医疗设备采购腐败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被当权者操控。这也是当今流行「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所在。

河北反贪局长刘宏竟有四个老婆 家产上亿

2010年12月19日

     2010年6月25日人民网“一夫四妻的河北高院副院长刘宏死有其所哦”一文,被多家网站转载。人民网论坛今日忽有一篇爆料文章,称河北省高院副院长刘宏因琐事被殴死亡,居然有四个女人来争尸,居然都有合法的结婚证,令人叹为观止。请看人民网原文:
  “2010年4月8日傍晚,这位省高院副院长刘宏所乘小车与一女士所驾小车发生无意轻微刮蹭,结果双方发生争执,情急之下,女士打电话叫来的她的丈夫。双方争执升级,女士丈夫一拳打向刘宏,刘宏随即倒地磕在硬物上……经急诊抢救,确诊为脑干损伤……经过一天的抢救……无效……死亡……年仅60岁!”

  这位刘宏副院长曾任衡水市检察院反贪局长、副检察长,因为反腐有功,后来升任省高级法院副院长,2002年,荣立中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等六部委个人一等功。2003年当选燕赵都市报主办的“感动河北年度人物”。2004年被河北省检察院记一等功,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全国优秀侦查员”。前几年的《燕赵都市报》还有一篇歌颂刘大院长的文章至今可查,题目叫:刘宏,反腐快刀依然锋利!

  但是比较奇怪的是,这位在反腐战线上有着无数功劳的“优秀人物”出现了四个合法老婆,这一爆炸性的新闻至今没有任何主流媒体予以报道,人民网论坛将该贴置于首页又说明并非空穴来风。

 

北京严限敏感活动 传知行研究所讲座被禁

苹果日报

2010年12月19日

    北京民间智库「传知行研究所」昨日原有一场讲座,拟邀台湾学者王铭义谈台湾五都选举及 2012年大选,但被当局临时取缔。组织者斥当局「现在甚么都敏感」!

    被限制自由的传知行研究所负责人郭玉闪昨日对本报表示,邀请王铭义讲台湾选举,原以为并不触及当局神经线,不料「他们(当局)不找我们,而是直接找主讲者,要对方取消讲座」。郭表示,近两月他们已有多场讲座被当局以同样方式「釜底抽薪」取缔,包括 11月 13日拟请清华大学学者吴强主讲「新冷战与中国:如何理解我们的时代与行动」; 11月 20日拟请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夏可君讲「无余的中国社会」等,「现在甚么都敏感,动不动就被禁」。

    传知行研究所由北京一群青年学者组成,致力研究社会转型中,有关自由与公正问题。该所在 2007年 3月创立,不定期举行「公民转型论坛」甚受学界欢迎。异见学者曹思源、张博树、杨支柱及维权律师腾彪等,都登场演讲过。

 

王丹欲推动两岸民间对话平台

苹果日报

2010年12月20日

    第六次江(丙坤)陈(云林)会今日登场,大陆流亡海外学运领袖王丹,也搭档台湾学运代表人物罗文嘉,要成立「两岸民主与文化研究室」,推动两岸民间对话平台。正在台湾讲学的王丹,今将与罗文嘉开记者会,宣布有关决定。

    据介绍,该对话平台有别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国共论坛;计划每年开一次会,首届在台湾举行,将邀请两岸及海外人士参加,之后或选址日韩举行;此外,每月计划举办一次两岸沙龙聚会,同时出版《知识分子》季刊。

    昨日,王丹在台北以「亚洲的民主与发展:以台湾香港为例」主题演讲,并与前往听讲的香港政治人物陶君行、港大学生陈巧文等互动;他呼吁今日开幕的两岸「江陈会」,应触及民主和人权等议题。王丹目前在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主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12-20 02:50:11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五千年中华民族是崇尚“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尚谋”而非“尚武”。

中国军方批“泛和平化”

白梅

2010年12月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近日在官媒《环球时报》刊文,首次提出“泛和平主义思潮”的概念。他说:“近三十年的和平环境,在部分军人当中滋长了和平麻痹思想,在部分民众当中滋长了泛和平主义思潮,好像什么问题都必须用和平手段来解决,使用非和平手段就大逆不道”。这一表态使人感觉到,数十年来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坚持的外交纲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质疑。

    事实上,今年以来中国周边并不太平,先后在南海、东海遭遇主权争端,黄海更一度硝烟弥漫,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温,美国“华盛顿”号航母群一直在中国周边海域“虎视眈眈”,俄罗斯也加强了远东地区军事部署。如此看来,中国对周边国家秉持睦邻友好原则,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效果并不理想,以致多次被海内外媒体质疑是否过于“韬光养晦”?

    针对中国高层一直对外维护和宣称的“和平崛起”,罗援认为:“中国真诚的希望和平崛起,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和平’,而在于有人根本就不能接受你的崛起,即使是和平的,他也难以接受”。对此,有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素有“以和为贵”的传统,但亦有“和而不同”之说。在必要的时候,应行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而不应只是一味软弱退让。要正确认识“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之间的辩证关系。所谓强国,应该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道德说服力,三者的结合就是政治实力,这才是强国标准。中国应以此为准则来展现国家的军事实力以及其战略作用,不能重蹈日本覆辙。

军队尚武 国家厌战

    以罗援为代表的军方“鹰派”人士不在少数。对于被外界称为“鹰派”,罗援直言不讳:“不反对别国称解放军为鹰派,军人不言战,谁再言战?军人不积极备战,留着军队干什么?如果军人都变成了鸽派,老百姓花那么多钱,养着军队干什么?不如省下钱来改善民生,军队不如改名叫和平基金会。”事实上,军方今年已多次在外交、经济等事务上发出强硬声音,不仅军方智囊人物频频发声,而且手握兵权的高级将领也屡屡提出警告。

    观察人士认为,中共一向将军队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但近年来军方越来越多的高级军官以“个人身份”发言,与国家相对和缓的外交政策形成“软硬搭配”,以构成官方的“话外音”。这未必不是一种有效的“两条腿走路”的尝试。从今年的现实亦可以看到,在美韩、美日军演中,如此搭配亦曾一度力阻美军航母参演。再者,罗援之言虽有“大胆过界”之嫌,但话糙理不糙。战与和,进与退,亲与疏都是辨证转化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中亦如此。

    中国和美国在战略上对抗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要想赢得一个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就必须排除“泛和平主义”的干扰,主动突破美国的战略封锁与遏制,争取和维护一个有利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环境,这与中国长期坚持的“和平”理念并不相悖。

    罗援作为军方人士代表,提出“在现代条件下,中国需要提倡尚武精神”可以理解。因为中国军队职能始终贯穿“三位一体”的主线:国家利益、人民意志、党的领导,而中国要成为一流强国,军方应当具备“尚武”精神。但是,具有尚武精神并不意味着爱好战争,相反中国恰恰是为了和平。

台面握手 台下动脚

    即将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周边地缘环境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东部朝鲜半岛更是稍有不慎即会点燃战火的趋势。在新形势下,美韩日的“亚洲北约”隐然成形,三国频频联合军演、会谈;而与中国素有边境争端的印度,更向日本、美国献媚;部分东盟国家也向美国摇动橄榄枝,希望后者介入南海问题,以平衡中国影响力。可见,中国正身处并不友好的国际环境,表面太平,实则暗流涌动,与很多国家的关系是“台面握手,台下动脚”。

    追本溯源,东北亚的“不太平”,正是从“天安号”事件开始。当全球舆论都在指责中国没有“看管”好朝鲜的时候,中国军方高层人士透露,韩国天安号的沉没并非朝鲜所为,理由很简单:朝鲜根本不具备如此军事实力。既然祸非起于朝鲜,那么中国自然不会干预。如果真是如此,究竟是谁点燃了导火索?

    在“天安号”事件后,美国密集地在亚太地区举办大规模军事演习,美日、美韩同盟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自奥巴马率领民主党赢得二○○八年总统大选后,美国不但没有按原定计划从日本关岛撤军,相反却大幅增加在亚太地区驻军的力量。特别是,美军已经把超过半数的航空母舰、核潜艇、宙斯盾驱逐舰与战略轰炸机部署在亚太地区。而原本一心想拿回作战指挥权的韩国,也同意了推迟移交时间,仍由美国主导美韩联合司令部。从这里能够看出,美国战略计划发生了根本性调整,由原先小布什时代主宰美国大战略中的中东政策,转向了今日的东北亚战略。令东北亚地缘政治随之生变,爆发了南海主权纠纷、钓鱼岛之争、延坪岛互射……事实上,邻国之间的矛盾和争议早就存在,但各国自有处理矛盾和争议之道,并未演变到剑拔弩张的地步,而美国的强行“斡旋”,则将矛盾直接激化,平添了该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虽然俄罗斯看到了美国的战略变化,但一直冷眼旁观。近日,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和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先后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北方四岛,并宣布在2011-2020年间投入二十万亿卢布,用于武器采购和开发,大有加大对其东岸关注之势。观察人士认为,俄罗斯现在虽然在经济上沦为二流国家,但军力仍属一流,而且在亚洲依然是当之无愧的大国。在当下的东北亚地区,日本、韩国无能的政府只能让他们在这场博弈中充当配角和美国的傀儡,中、美、俄三强鼎立格局已经形成。

审时度势 刚柔并济

     中国的崛起令美国不安,他们将中国的崛起解读为对其超级大国地位的挑战和威胁。因为美国根本不了解中国,防范心理作怪,围堵是他们唯一能做的。

    美国防务报告越来越“垂青”中国,并开始以中国为核心部署力量,去年提出“重返亚洲”政策,都是最好的证明。 美国外交策略由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软实力”(Soft Power)变为“巧实力”(Smart Power),再到“实力”(The Power),反映了美国国际战略新的“谋求”。当然,目前的基本格局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在硬实力方面得到提高,但软实力却在下降,这使得其在某些领域内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下降,对其国际形象、外交政策、国家安全造成了消极影响。

    这样的客观事实逼迫美国不得不做出某些改变,用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实力巩固地位成了唯一选择,这也是中国现在唯一不能与之对抗的地方。当然,这亦与美国骨子里流淌着“尚武”血液有关。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肖欢表示,尚武的国民道德,构成了美国性格一个重要而根本的特征,这更是美国建国兴邦、扩张侵略的动力。从独立战争到本世纪的历次战争为尚武道德的维系和巩固提供了再好不过的借口,并由此诞生了一套相应的机制:联邦政府成为其权威的象征,军队是直接的捍卫者。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乃至现在朝鲜半岛危机,都体现出美国出兵从来不手软。

    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姚有志少将表示,和平主义是一个很危险的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大国都吃过这个苦头。人们期望和平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战争威胁依然存在时,奢谈和平只能带来思想上的麻痹和行动上的松懈。一旦战争来临,就将给国家的安全造成致命威胁。因此,要警惕泛和平主义抬头,更不能让它泛滥。

    插足南海主权纠纷、力挺日本争夺钓鱼岛、挑拨朝鲜半岛风云再起……面对美国的挑衅,再加上还有军事强国俄罗斯“潜伏”,中国怎能以“文”对“武”?但观察人士指出,从外交部和军方“软硬搭配”来看,中国仍是防卫性准备,只不过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国,也不得不有所战略部署。中国军事专家彭光谦少将指出:“中国有一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0-12-20 07:39:40 +0800 收件人: "editor" <editor@qstheory.com>, "dxxuebao" <dxxuebao@126.com>,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学者: 朝鲜半岛战火一触即发

中国模式是落后国家救生的浮木

----中国模式是一股清新的空气,一根救生的浮木

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加大河滨分校全球研究学程访问学者 包淳亮(台湾)

2010-12-19

    台湾旺报报道,从「高额且高效的投资,能产生高速的增长」这种最为简化的经济逻辑来看,诚如中国经济学家陈志武所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奥秘。然而,拉丁美洲半个多世纪来没有拉近与欧美的差距,多数非洲与亚洲国家陷于贫困陷阱中而长期无法自拔。相对于诸多长期未能发展的「亚非拉」国家,中国似乎已经摆脱了「贫困陷阱」,因此其发展经验引起普遍重视,且需要加以阐述与论说,于是「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等字眼应运而生。

国家高于社会的独立性

  中国内政与外交政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独立性」,国家高于社会,而这与不时接受美、欧「指导」的多数开发中国家有着显着差异。与此相关,在世界银行的政府治理研究中,中国大陆的「问责性」一项评价颇低,对腐败的控制、规制质量与依法治国的表现一般,但政治稳定性略佳,政府效能则仅略逊于德、美、法、日等国,领先土耳其、墨西哥以及绝大多数其他开发中国家。

  相似的,英国《经济学人》依据腐败多寡、灰色经济、安全保障、官僚效能等12项指标所进行的国家能力指标研究中,163个国家里面,被视为高效的仅有34个,包括西欧、北美,亚洲仅有日本及四小龙,以及中国大陆;其余开发中国家仅拉丁美洲的哥斯大黎加与智利获此佳评。包括所得仍远高于中国的巴西与阿根廷等38国仅获得中等评价,而包括墨西哥以及东欧多国的33 个被评价为「差」,至于评价「极差」的则还有58国。

  中低收入的国家无论民主与否,其贪腐程度普遍较中国严重,政府效能则几乎都逊于中国。相对于「西方」以问责做为对开发中国家的主要要求,中国似乎强调迥异的政府治理优先顺序,在相对贫困的发展阶段实现相对较高的政府效能,同时实现了国家的快速发展。

  中国发展路径可否复制

  因此对于其他开发中国家而言,是什么样的路径促成中国发展,中国的政治型态是否果真有利于发展,中国的发展路径是否可能被其他国家所复制,都成为极有意义的问题。

   不面对「贫困陷阱」,不思考为何绝大多数国家发展迟缓,就不可能认识「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等字眼的价值。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国际政治的虚伪,国际组织的傲慢颟顸,都将被抖落在人们的眼前。新兴大国的崛起过程,无可避免的要松动既有的结构,从而使被制约的落后国家获得一丝喘息的空间。

  虽然中国大陆在内政上被视为威权高压,但在此刻,对于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中国模式可以说是一股清新的空气,一根救生的浮木。

 

 

 


发件人:"姚中秋" <mrqiufeng@gmail.com>  2010-12-15 18:23:31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Date: Wed, 15 Dec 2010 18:23:31 +0800

微型土地战争与维稳体制

秋风

    在中国土地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和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因此,我将把中国的土地问题置于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中予以讨论。

    一、两个时代,两个增长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是,仔细观察,中国过去的三十年历史,应当划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性质是大不相同的。

    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代。在这个阶段,政府采取了明智的政策,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放权让利”:向地方、向私人出让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空间。由此,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得以释放,而促成了经济增长。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惠及所有人,尤其是社会底层民众的得益较多。这包括农民;原来被排斥在集中控制体制之外的城市人,他们成为“个体户”和私人企业家。同样,社会也在迅速发育、扩展。共产党、政府的统治权威大幅度收缩。

    1989年政治事件和随后发生的苏联、东欧的民主革命,让统治当局走上了另外一条路,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当局一方面确保和强化权力控制,另一方面寻求经济增长。这时的经济增长已是党国统治之正当性的唯一来源。但是,如何同时达成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目标?强化权力控制,意味着对私人的企业家精神保持警惕,因而,统治当局不可能再采取“放权让利”的方针了。九十年代以来,当局坚持的基本发展战略是资源的大规模商业化与高强度投入。全球化则给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外国的资本、技术有助于资源的商业化和高强度投入,后者所形成的巨额产出又涌入庞大的国际市场。

    二、中国模式的本质

    至于资源,最为重要的有两种。第一种是劳动力。由于户籍制度,农民长期被封闭在贫困的乡村。九十年代后,他们大规模涌入沿海城镇,迅速替代了原有的工人,而形成新兴“工人阶级”。但是,他们完全不具有原来的工人在法律、政治上的崇高地位,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户籍。他们在打工地遭到系统歧视——这是另外一种形态的种族歧视——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甚至不存在“国民(nation)”这样的政治和法律事实,因而它也就根本不是一个现代的“国民国家(nation-state)”。

    由于这种系统的歧视制度约束,农民工面对企业主缺乏谈判能力,其工资被长期地、系统地低估。由此导致在经济过程中,资本、劳动的所得之间严重失衡。这是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第二种被大规模商业化和投入的资源是土地。土地的商业化与高强度投入,构成当代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而当代中国扭曲的土地法律制度导致这一商业化和投入过程是高度扭曲的。因而,由土地驱动的增长过程,也就是经济结构以至于社会结构持续扭曲的过程,甚至于,民众的精神安宁也遭到严重侵蚀。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经济结构扭曲和治理秩序(order of governance)混乱,均与土地有关。下面我会对这段命题略作说明。

    三、土地引发“微型战争”

    古往今来伟大的法学家都会承认,理想的法律应该是生活方式的成文化。但在当代中国,法律是社会的敌人。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废除了全部既有的法律,重新制定了一套法律,这套法律旨在消灭社会,消灭传统,消灭已有的产权安排。在这样的立法背后,可以看到一种可怕的统治意识:统治权是一种任意的权力;政府与国民之间是主子与奴仆的关系;统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塑造社会。

    依据这样的统治意识,1949年以后,原有的土地法律制度被完全废除了。当局建立了一套公有制为主的土地制度。

    当然,这样的制度是没有效率的。因此,八十年代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变革。我不同意关于中国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说法,在我看来,土地制度的变迁就清楚说明,中国的转型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土地制度的变革的大趋势就是回归。农民自发地从公有制向私有制回归。这样,在农村,农民获得了土地“承包权”,城市居民也获得了“建设用地使用权”,这是部分的私有化。但是,从制度上说,这种回归很不完整。土地权利的基本制度并没有变化,全国范围内土地所有权归属的结构甚至发生了逆转。首先,1982年,中国宪法增添了一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而通过拆迁,政府把原来仅仅具有政治含义的权利,确认为私法性所有权。另一方面,政府大量征用农村土地,由此出现大规模“土地国有化”运动,此时政府所获得的也是私法性所有权。

    由于政府拥有私法性所有权的土地规模大幅度扩张,或许可以说,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出现了政府的私法性所有权意识的觉醒。这种意识也就促成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官员的商人化:他们变成了生意人。

    我敢保证,官员普遍具有商人心智,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许,只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抨击过的东印度公司差可类比,这家公司是以商人心智作为殖民者统治印度的。奇怪的是,无数中国经济学家用一个非常美好的名词来命名具有这种心智的官员的行为:地方政府间竞争(competition between governments)——在我看来,这完全属于误用。

    因为,现有的土地法律体系赋予这些具有商人心智得官员以毁灭性权力,他们可以以压迫性姿态对待城市居民和农民。现有土地法律规定,农村集体组织,也就是村庄,拥有对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权。同时,城市政府拥有对城市土地的所有权。这两者都是所有权。但在现实中,他们的地位完全不同。

    一方面,法律本身就让这两种所有权处于不平等地位。比如,按照法律,农民的土地,即便是乡村的建设用地,不能自由流通。农民不可以进行开发,获取收益。这些土地要用于工业和城镇建设,就必须借助政府的征地程序。而在征地过程中,政府会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把补偿价格压到非常低的地步。按照这样的程序,农民几乎不能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另一方面,政府相信,统治的权力意味着无所不包的权力。因此,政府不仅可以随意支配自己拥有所有权的那部分土地,对于农民拥有所有权的土地,政府认为自己同样拥有支配权。官员们普遍认为,所有土地都是政府的。农民的权利是法律所界定的那一点点,政府对土地的权利则是一种剩余性权利。这种意识是政府官员对农民的土地滥用权力的基础。

    但是,农民对土地的权利有自己地理解。农民普遍相信,对宅基地,自己拥有完整的所有权;对承包地,农民也相信自己拥有某种很强的权利。权利其实就是权利意识。你对权利的意识决定着你如何行使权利。农民会根据自己的意识行使自己对土地的权利。比如,他们会自由交易宅基地。城市郊区的农民也会在村庄建设用地上,自行开发商品房,这就是所谓的“小产权房”——它之所以是“小产权”,因为政府不承认这种产权。

    同样是基于对土地的权利意识,面临拆迁的城镇居民,和面临征地的农民,并不全部会顺服地接受政府强加给他们的交易。他们会运用法律中对自己有利的条款与政府谈判。如果政府拒绝他们的要求,他们会上访,甚至直接对抗拆迁者。由此就爆发了大量冲突。这样的冲突已经超出了和平时期国内正常的民事纠纷范畴,而带有超越常规的、战争的意味,也许可以称之为微型战争(micro-war)。

    事实上,征地、拆迁的双方都有这样的战争心态:农民会制作一些简陋的武器,比如土炮,燃烧瓶对抗政府。地方政府派遣大批城管、警察甚至防暴警察,动用各种重型装备。所有这些政府工作人员,眼看民众自焚,均无动于衷。这并不奇怪:地方政府官员已经把这些反对拆迁的民众界定为破坏经济增长的“敌对势力”。这样的敌我意识,才是中国模式最深层的秘密。

    面对这样的政府,有些民众被迫选择用“自我焚烧”的方式表示抗议。这种自焚具有宗教意义。中国普通人最深层的信仰可能是“天道”信仰,人们相信,“人在做,天在看”。人们通过人为制造身体的极度痛苦,希望上天关注自己的苦难。而上天必会听到人们的吁告,并报复统治者。自焚可以说是对中国模式最深刻的抗议和最彻底的否定。

    四、专政的奇特回归:维稳体制

    自焚也总是会在中国人中激起最为强烈的情感反应。也正是在成都一位女士自焚之后,党国体制内的良性力量对民间呼声作出积极回应,提出废除拆迁制度,重新订立关于土地征收的条例。这个条例对民中土地权利的保障,将比以前的法律有所改进。但是,这个已经启动的立法过程,却停滞不前。从中可以看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土地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核心组成者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前者可以获得土地财政收入,后者则积累巨额财富。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也属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具有强大的游说能力。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同样也是这个集团的共谋者。因为,土地等资源的高强度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因此,毫不奇怪,中央政府会默认“维稳体制”压制那些被拆迁者、被征地者。这样,在土地争夺战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中,中国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政治经济框架。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当局宣告,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转入经济建设时期。但在很大程度上,当局仍在使用非常规的、革命的手段进行经济建设。而革命就意味着专政。中国模式就是专政制度加资源的商业化与高强度投入。

    专政制度在当下中国的具体形态,就是维稳体制。蔓延于全国的微型战争,催生了维稳体制。维稳体制本质上就是五十年代建立的革命政府、专政体制的回归。也就是说,三十年所谓“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只是在原地转了一个圈。

    本来,改革的对象包括专政体制,它一度也曾经用种种名词把自己遮掩起来,尤其是在经济增长似乎可以带来足够正当性的时候,比如,人们提出公共性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但是,随着经济的正当性供应能力下降,专政体制就本能地回归了:当局赤裸裸地运用暴力追求经济增长。所有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者,恐怕都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专政的本质是剥夺民众的全部权利。只不过,现在,它进行这一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创造经济增长的正当性。也就是说,维稳体制这架古老的专政机器,正在维护新兴的土地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贪恋权力的专政者为贪恋暴利的资本家保驾护航。

    这是一幅相当怪异的画面。这就是我所说的锁定。不受约束的权力与贪婪的商业精神相互勾结,对于任何国家的治理秩序都是最糟糕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既得到利益的支持,也得到专政权力的支持。从制度的逻辑看,当局几乎不大可能对这样的土地制度进行根本变革。

    五、脆弱的维稳体制

    当然,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维稳体制固然是强大的,但与专政体制相比,它面临一个致命缺陷。专政曾经消灭了社会,为自己建立了、并系统地向民众灌输意识形态,因此,它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杀戮和抢劫。

    维稳体制却运作于一个初步发育的社会中,这包括活跃的媒体、网络,包括维权律师。它们已经获得了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并且重新塑造了一种指向法治、民主的价值观。换言之,专政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崩溃,没有人会认为专政具有任何正当性。因而,维稳体制不具有正当性。它可以蔑视法律,在法律之外活动,但它只能偷偷摸摸地活动。同时,维稳体制把自己与特殊商业利益捆绑在一起,只会让它更加不得人心。

    另一方面,当专政的意识形态崩溃后,广大民众的权利意识就开始生长,到现在已经相当强大。在必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克服恐惧感,组织起来对政府和寡头的掠夺进行抗争。 因为这一点,我相信,中国实现良性制度变迁的前景还是存在的。当然,希望在不断克服恐惧感、并具有组织和行动能力的社会。

    (2010年11月30日,发表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某课堂)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12-24 07:39:28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关于苏铁山带领冲锋队砸场子的事 『关天茶舍』

苏铁山大闹涵芬楼的背后

薛征

2010-12-11

    5月22号,高干子女苏铁山带多人(不乏武行),来到王府井附近的涵芬楼,强行冲进袁腾飞的新书发布会,登上讲台,义愤填膺地咒骂袁腾飞,唾么星子横飞,气焰嚣张,说道激动处,拿出一打材料,抖着,向袁腾飞提出三个质问:1.为什么把毛主席比喻为皇帝?2.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文革中没有打人,她自己也说没有打人,袁腾飞为什么栽赃?她也没有把名字改成宋要武。3.袁腾飞恶毒攻击了毛主席,他必须承担责任。要他出来!苏铁山的马仔说“打丫的”。整个事件中,袁腾飞没有露面,苏们闹了很久后离去,听说又去袁腾飞所在学校继续找他“辩论”。这就是著名的苏铁山大闹涵芬楼事件。

   说实话,很早就看过袁腾飞的视频,感觉不好,太浅,油滑。还有不少硬伤,很像皇帝新装中的小孩,浅显地说出了常识而已。现代社会需要娱乐,袁的东西满可以看作学术娱乐。但苏铁山们的这次大闹,吊门之高,文革腔调之浓,红卫兵做派之地道,让人大跌眼镜,苏铁山这么大动干戈的对待小屁孩,为什么?苏铁山背后是什么?他的真正诉求是什么?

   文革是中国的硬伤,不提或者不让提,都会使这个深深的伤口腐烂,发酵,不间断地散发出尸体腐烂的臭气。袁捅了下这个伤口,代表文革既得利益者的苏铁山当然会觉得很疼了。据说苏在文革初期被逮捕过,是不是联动不知道,(很有可能)替宋彬彬张目其实没有任何新意,她说没打?是呀,那个凶手说自己杀人了?(自首的除外)苏铁山一把年纪,能不知道这个?他是在表态,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在改革开放中没有占到新既得利益的最佳位置,苏们不满,要发泄,对着的是袁腾飞,冲着的是社会当权者。你们不满足我的利益,我就公开肯定文革,给你们上眼药。

   出于好奇,查了下苏的文章,证实了我的判断,他有一篇长文,谈社会主义基本点的,很长,很系统(这家伙还是有点理论基础的)突出的就是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就是计划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矛头直接指向邓大人。现在的改革是无比困难的改革,因为三十年改革的利益分化,改革已经形成不了共识,也就是形成不了多阶层的共同利益,是以权利争夺为核心的改革。但,再形成不了共同意识,这个社会也不能给苏们留把椅子,这个共识应该还是有的,审判红色高棉不是那个政府的审判,是全人类的审判。苏们想趁乱打袁骂党,恐怕是痴人说梦,替文革翻案也是裆里掏虱子,有个逼毛用啊?
 

 

信孚要闻

2010.12.14

1、维ji解mi最新公布的美国机密外交电文指出,新加坡外交官认为亚洲多国领袖不是贪污,就是无能或愚蠢。

2、经半年调查,学者廉思推出新作《蚁族Ⅱ——谁的时代》,书中揭示书中揭示毕业于普通院校的“蚁族”占到半数,职业院校的较少;与2009年的调研数据比较,毕业于“211”重点院校的“蚁族”几率加大,由10.8%上升到28.9%,占到近三成。

3、河南渑池县巨源煤业有限公司矿井“127”瓦斯爆炸事故乱象令人惊讶:在事故人数统计上,下井人员从最初的15人到20人、29人、33人、45人、46人,再到最后的82人。遇难人数上,从最初了解到是6人遇难3人失踪,上升到13人后最终确认井下26人遇难。

4、艺术史家日前在蒙娜丽莎的双目中发现了迷你数字和字母,目前,他们正对隐藏在《蒙娜丽莎》中的真实的“达芬奇密码”展开调查。

5、浙江台州被曝,多数楼盘须凭“票”才能买到,而“房票”价格为五六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经当地纪委查实,倒卖“房票”者多数为当地官员,当地一名工商系统的干部,仅倒卖“房票”一次就赚了20万元。

6、近日,由复旦大学主办的“全国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术会议”上传出消息:我国迄今约有1600万家企业存在有毒有害作业场所,受不同程度职业病危害的职工总数高达两亿人。50年间,我国职业病种增加了7倍多。

7、江苏泗洪县当地政府为完成土地增减指标,突击强拆农民住房、征用农民宅基地。由于拆迁安置补贴不够买房、建房,很多农民露宿村头,甚至住进猪圈过冬。

8、由于劳工成本增加,原料棉花涨价,全球最大的圣诞饰品制造地浙江义乌面对增加的订单,400多家圣诞用品生产商改以化纤、沙粒作原料制作圣诞老人。

9、三峡大坝最近开展了大规模的垃圾清理行动,共打捞垃圾大约7万8千吨。据称,打捞垃圾的目的是,确保175米试验性蓄水后水质良好、航运安全以及无旅游风景区视觉污染。

10、连日来,重庆奉节县政府网站一则石岗乡“从吃紧的财政中安排资金10万元”摆“万人宴”的新闻,成为当地居民、网民关注的焦点,据悉摆万人宴是为了让群众考核乡干部,有午饭吃民众才会来开会参与考核。

11、浙江省政协日前公布的一项最新调研报告显示,目前钱塘江流域部分河段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下游每天打捞动物尸体达到三四车。
12、国际金融报报道,金砖四国CPI集体“发烧”,中国11月CPI同比增长5.1%,俄罗斯今年的物价指数将达到8%,印度前11个月已增至8.69%,巴西在同期也涨到了5.25%。

13、台湾“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13日初审通过“政务人员法”草案,明定“大嘴巴条款”,政务人员如因言行重大瑕疵,影响其声誉及当局形象,或因决策错误,造成台湾、人民重大损害,应辞职负责。

14、河北省石家庄市高邑县省、市、县三级国土部门7名官员外加一县委书记参与一起土地腐败案,一处1000多亩无法耕种的土地,被虚报为可复垦6000多亩耕地,以换取建设用地指标并转卖,共侵吞6000多万元。

15、英国内政部酝酿数月的关于收紧学生签证的草案日前公布,据估计,至少有2万多中国留学生将在数月后不得不离开英国。

16、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出年度十大被忽视要闻,前五大包括伊拉克战争结局、“圣战士”把持索马里、刚果大规模性侵、美国健保诈欺和伊朗内部权力斗争。

17、据2009年广东省外经贸协会针对广东外贸企业的调查显示,每年总额达4000亿美元的外贸生意,因为对国际贸易标准的不了解而造成货款无法回收的比例就达5%,总额约200亿美元,“这个误差率是国外的20倍。”

18、近日,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近期调研得出的兰州市一些房价数据,称兰州市平均房价是5070元/平米,市场调查其所例举楼盘发现,实际销价相差近一倍,两楼盘销价从未低于8000/平米,剩余房屋销售11000元/平米。

19、丁学良《警惕中国模式的“慢性病”》:中国的“国富”格局,在强势体制群里属于最强势的一档。“民穷”的格局在同样制度群里也属于最低档次。

20、贺卫方《民主宪政创造和平与繁荣》:在一个现代国家,政治的基础原不在经济的繁荣,而在于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假如一味地只是依赖经济发展,则任何经济的不景气甚至经济危机都足以导致政府权威的动摇。……解决之道,也只有民主、宪政、法治之路。

21、木然《是谁在不断制造“失足”?》:原先有失足儿童、失足少女、失足少年、失足青年,现在又有失足妇女,以后还会有失足中年、失足老年、失足老太婆、失足老头,一人失足不算失足,男女单方没有办法失足,失足总得有异性配合才算失足。失足一词的不断扩展,这样也就把失足用全了,政府也就有事干了。问题是,如果权力者失足,谁来拯救失足的权力呢?

22、颜昌海《从“维权”到“围观”,中国民众已经麻木?》:说到底,“围观”形成的只是一种良心上的压力,当权者若是不要良心了,再多的围观也是无用。从“民运”到”维权”,再到“围观”运动,这是一个降格以求的过程。
 

 

 

 

发件人:"杨" <yzx228@163169.net>  2010-12-16 12:58:38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答复: 杨曾宪新稿

从蔡定剑看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困境

——评蔡定剑先生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山东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杨曾宪

2010年12月

    蔡定剑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对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贡献多多,英年早逝,令人扼腕。蔡先生的可敬之处,是他总是仗“理”直言,观点鲜明,行文充满激情,其渴望中国早日实现“民主”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他去世后发表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访谈(《南方周末》(2010-11-26),便是一篇极难得的阐述中国应走西式民主道路的文章。该文可贵之处,是贯穿着民主理性精神,能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站在“普世价值”高坡上“挥手指方向”。但是,根据蔡文中的“事实”,我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作为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当以蔡先生为榜样;如果一味做乡愿,不敢说实话、讲真理,那是有悖于民主科学精神的。于是,我决定以同样的率直态度,也仗“理”论辩一番。当然,我论辩的对象已不是蔡先生,而是“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者;我的目的,是希望读者能在同一“事实”推出的两个“理”中,辨是非、明真理,从而看清“中国特色自由主义”理论的困境。

    鉴于蔡文中的“民主”,多指西式主流的多党竞争、代议制的票选“民主”,所以,下文单独出现的“民主”皆打引号,因为西方左派主张的民主、非主流民主和中国已存在的民主不在此列。

    中国不搞西式民主,是防右,更是防左

    蔡定剑:只有民主科学才能富国强国,这是“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的旗帜。改革开放使中国富强了,却仍有人反民主。似乎匪夷所思……。

    杨评:“中国富强了”,承认这一事实,而不是认定中国处在崩溃边缘,表明蔡先生是一位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但根据蔡先生的逻辑,结论只能是:其一,中国已经“民主”了,不需要再争取了;其二,只有“民主才能富国强国”的结论错了。这的确有些“匪夷所思”。

    蔡定剑:有人穷时还要民主,一旦富了就怕民主。……中国过去有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的历史。……国外,民主是富人搞起来的,但中国历史上富人多反对民主。……

    杨评:中国富人“怕民主”、“反对民主”,西方“民主是富人搞起来的”,蔡先生承认的这些事实非常之重要。我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自由主义,根源就在这里。

    西方的“自由”之“根”在资本,“民主”之“本”在资本维权,“权、贵”一体,这才有“资本主义”。世界上凡离开这一“根、本”的穷人“民主”运动,往往民粹化,把“富人游戏”变成“穷人游戏”,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改造成各种“社会革命”。譬如当代世界的“民主”运动中,拉美在搞反“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津巴布韦在搞“打土豪”的“土地改革”;伊朗则在搞反美的“伊斯兰革命”……。实际上,中国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包括蔡先生自己,都是“反权贵”的,所追求的依然是“人民当家做主”。这种“自由主义”只能冠以“中国特色”;这种“特色自由主义”,形右而实“左”:一旦“民主”了,热衷“打土豪”的“穷人”和“反权贵”的“精英”联盟,中国的“民主”运动不异化,不反西、反美,那才是咄咄怪事呢!“民主斗士”被“民主”暴力扼杀的悲剧便可能在中国重演。

    所以,我自己尽管践行自由主义价值原则,但却坚持认为,中国不能搞“民主”;我的动机,主要不是反“右”,而是防“左”,因为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威胁,始终是“左”。

    美国人说的明白话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相信美国人说的话,那就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吧!12月7日《纽约时报》文章说:“如果他们寻求的革命(指“颜色革命”)真的在中国发生了,带来的绝不是一个自由和负责任的政权。……只有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才能给民众带来自由和繁荣,才能使中国保持和平和负责任的姿态在国际舞台上。……这确实具有讽刺意味,这确实看起来矛盾,这种矛盾使许多西方观察家陷入迷茫: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自由市场发展的监护人;中共实施的社会主义是自由和财产的保障;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保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温和的权威。……由西方和中国国内一些人倡导的西方式民主选举,只能把中国引向民粹主义的暴政和它的孪生兄弟——极端民族主义。……”

    尽管美国绝不会放弃用“民主”武器干涉、干扰中国,但这些话却是美国政治“精英”的共识,也是他们的政策底线,他们绝不想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敌人。所以,美国总统说: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已越来越是一句真话。

    反“民主”的海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终结者

    蔡定剑:近代史上真正的知识分子都还是为民主奋斗的……。可现在知识分子分化了,有些人公然反对民主,特别有一些从海外回来的。可能与利益有关系,为权贵们说话;也可能与个人在海外的处境有关,以个人感性代替理性。

    杨评:中国的知识分子左倾者大多“海龟”,右倾者大多“土鳖”,这说来还真奇怪。笔者认识的海外或海归朋友,许多都是在欧美“洗脑”后转变认识的。他们自己说,这比起在国内上政治课有效多了。特别是在2008年“四月爱国”运动中,全球的80后留学生,除一个王XX外,全部站到爱国立场上,与西方的“民主”、“人权”人士进行抗辩。如此大面积存在的现象,恐怕是不能归结为“个人”理由吧?事实胜于雄辩,放在这里非常合适。

    因此,必须承认,这些在“成熟民主”国家的留学生,不过是见到了全球“民主”真相,说出了真话而已。中国的自由主义是近代“海龟”引进救国的;“翻墙”回来的80后的这种态度,则决定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尽管这种局面会让某些人感到悲凉,但它却是客观事实。

    另,有些遗憾的是,蔡先生这里也用了“公然反对民主”的说法。反对“中国实行西式民主”,绝不是反对西式民主、更不是反对广义的民主;而“公然反对XX”的句式,本身就是国人下意识里反民主倾向的流露,文革期间,这种“判决句”我们听得太多了。

    西式民主的“三、七”开现象不能回避

    蔡定剑:在反对民主的理论中,一个很强的理由是:印度搞了这么多年民主,没有中国发展快。拉美搞了一个多世纪民主,却出现了所谓“拉美化”。民主也在一些地方造成了不稳定,像泰国。但是,用不成熟(或过渡型)民主的案例来反对民主,理由不充分。

    这些人为什么不看看,几个世纪以来,有多少国家因民主的建立而长治久安,人民安康、幸福?民主是一种经济发展的长效制度机制。民主国家往往持续稳定地富裕。

    杨评:蔡先生非常可贵之处,是能直面“民主”国家的现实,没回避问题,更没用“民主能根治腐败、解决贫困”之类真实谎言来推销“民主”,这在主张“民主”的文章中属凤毛麟角。但遗憾是,他的立论却完全脱离了这些现实。

    当今世界上,“专制”国家所剩无几,绝大多数国家已在“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中“民主”或“被民主”了。但遗憾的是,其中“成熟”的,大约占30%;其余70%,大都还“不成熟”。拉美、非洲、南亚许多国家“民主”了五、六十年或一、二百年,却依然在遥遥无期的“过渡型民主”中,饱受贪腐、贫困或动乱的煎熬。请注意,这些国家的“贪”、“贫”、“乱”远超出国人理解的阈限,更越过了人权及“普世价值”的底线,它们是掏空国库或鲸吞外援,是成千成万的人被饿死、被屠杀!

    因此,用70%“不成熟民主”案例来反对“民主”,理由当然不充分,世界上哪怕只有一个国家成功,“民主”就打不倒。但是,回避“不成熟民主”高危风险,用成熟“民主”国家案例来打包票主张中国“民主”,这理由更不充分。道理很简单:中国要“民主”,必须先排队“过渡”,我们就是不能“多看看成熟民主国家”如何如何(其实,看看也不令人羡慕了,否则,就没那么多爱国海龟了),而只能或必须“多看看”这些“过渡型民主”国家如何如何。现在,既然蔡先生不否定拉美国家“民主”了一个多世纪仍在“过渡”是事实,那么,发展速度超过印度、拉美,正在建立“长治久安,人民安康”机制、已30年“持续稳定地富裕”的中国,为什么还要放弃自己的成功道路,去搞危险多多、后患重重的“民主”转型冒险呢?

    在美国我曾听过神父传教,那讲的叫一个精彩!他利用多媒体手段阐述了当今尘世生活如何如何苦难后,话题一转,便是“天堂”的“幸福”在等待着我们信徒。而其中的关键环节他却略了过去,就是如何证明“天堂”的存在。但由于我们也不能证伪“天堂”的存在,所以,宗教的精神魅力永存。今天,在某些人那里,“民主”也变成了神圣的信仰,他们总以当今中国问题的严重性来论证推行“民主”的必要性。问题是,“民主”社会是不是“天堂”,是可从历史、从现实中考察验证的。正是通过这种考察验证,发现众多“过渡民主”国家存在的问题比我们严重多,当代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才形成了不能搞西式民主的共识。这种体现着价值真理的共识,的确是驳不倒的。这与前人吃“大力丸”死掉,后人就会拒吃是同样浅显的道理,无论卖“大力丸”怎样继续鼓吹它能“包治百病”或“不死必有后福”也没用!

    我认识的一个在西方学政治的留学生也曾信仰“民主”,我让他就全球“民主”的“三、七开现象”请教他的老师。他老师回答说:这30%的国家好,是因为“民主”;这70%的国家不好,也是因为“民主”。这个回答是正确的。那么,好与不好的“民主”根源在哪里呢?我告诉他,关键是看有、无基督教文化传统。我到过拥有同样“民主”史的南北美洲、南北欧洲,基督教与天主教国家的文明法治及富裕程度差异,一目了然。至于伊斯兰教国家,除去“专制”的阿联酋、卡塔尔、沙特、约旦等外,“被民主”的国家大多是什么样子,天天看新闻就知道了。因为带上了“民主”眼镜,有时就不能全面看世界,不能面对真相和西方学者已揭示的真理,对于一个正直的、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者来说,这也是一种悲剧,不能不令人叹息!

    高风险的民主飞机我们敢坐吗?

    蔡定剑:用民主变革或过渡期的例子反对民主,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飞机是现代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但在起飞和降落的6、7分钟内容易出事故。人们会因此抛弃飞机?

    杨评:预先设定“民主”像飞机一样,是现代工具,这就使自己站在理论制高点上了。但蔡先生的这一精彩比喻却同样彻底否定了他的理论。飞机起飞时容易出事故,这是常识,但人们之所以没“抛弃飞机”,是因为飞机出事的概率非常之低。如果10架飞机起飞,3架可能掉下来,请问,谁还敢坐飞机!即便没出大事故,剩余4架像拉美国家一样,起飞时间不是6、7分钟,而是六、七十年,一、二百年,远不如汽车和中国的高铁快,试问,这种飞机还能说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吗?这可不是“一点”的小问题啊!

    中国要不要西式民主的问题,由此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既然人权崇高、生命珍贵、时间就是黄金,每个人都有权不乘坐高风险的飞机、不愿在飞不起来的飞机上瞎折腾,那么,为什么某些“精英”却一定要让已进入高铁时代的13亿中国人去冒“民主”转型高风险,再折腾一、二世纪呢?坦率地说,对一般民众而言,因不满现状而向往西方“民主”,这属“围城”心理,非常之正常。但对于以理性思考为特征的某些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为什么会生出这样有违常理的想法,我一直搞不清楚——直到想起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一“左派警世”名言。

    西式民主的理论“好”不等于实践的“好”

    蔡定剑:很多反民主者先是有意无意歪曲民主,然后再来批判。……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基础机制,但民主远不止于此。……民主反对集权包括多数人的集权,亚里斯多德早说过,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和多数人手里是一样的。…… 民主还意味着要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民主不是选主,不是选了以后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民主制度设计时应注重避免完全平民化,保留精英的设置。从理论上说,一个好的民主应平衡平民大众与精英的关系、穷人与富人的关系等……。对民主导致的平庸化,在制度设计时早有预防。如果你读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就能找到答案。……民主,有时会把好人淘汰,但更重要的是能防止坏人上台,能防止继续做坏事。

    杨评:西方的“民主”理论的确已相当完善,蔡先生的概述言简意赅、很到位。但理论本身对“民主”制度“应当”、“好”的“设计”,与“民主”实践效果不是一回事。像咱儒家老祖对礼制的设计,同样是非常之完善,但“潜规则”依然代代通行。从“应当”中推不出“是”来,这是著名的休谟定律。抽烟有害健康、毒品危及生命,科学结论天下共知,但烟民没因此减少,毒品交易依然猖獗。

    因此,认为西方“民主”制度理论上非常完善了,别国搬来就可繁荣富强了,这种说词,对于政客,是阴谋,对于书生,是天真。西方民主制度在欧美国家成功,是因这些国家有契约自律的平民、有勇于担责的知识精英、还有不断提高社会觉悟的资本家。一旦离开这样的公民、知识分子和资本家,设计再好的“民主”也会由“桔”变成苦涩之“枳”,不需别人“歪曲”,自己便扭曲走样了;“民主”就真变成了“选主”,“选了以后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当然,选民有可能把贪腐的旧“主”选下来,但选上的新“主”依然巨贪怎么办?最终,恰恰因为“民主”不能“防止坏人上台,继续做坏事”,所以,便导致了内乱或政变。拉美、非洲、南亚许多国家的“民主”史就这样演变成了军事政变史。曾有文披露,南亚国家人民往往欢迎军事政变。对此,我将信将疑。但某次,凤凰卫视转播菲律宾未遂政变,街道上的民众竟向政变军人鼓掌,我便真服了!

    实际上,读读10年前亨廷顿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就会得知,西方严肃的学者,对西式民主的文化局限性早有深刻认识了,只是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不愿从中“找到答案”罢了。

    选民也腐败,这才是“民主之祸”

    蔡定剑:民主需要法治,这没有错。但没有民主哪里会有真正的法治?……历史已经证明,民主是现代法治的基础。……

杨评:但历史同样证明,西方“传统法治”先于其“民主”,是在威权政治下建立的;历史还同样证明,昔日香港今日新加坡,威权政治基础上同样建立起现代法治社会;历史和现实更证明,在许多“过渡型民主”国家中,则毫无法治可言——除非你把猖獗的黑社会、街头暴力、海盗也称为“现代法治”。

    蔡定剑:中国农村选举是先有海选的民主制度,有一些初步的选举规则。不完善,出现贿选、宗族和暴力选举等问题。这时就要及时完善法制,使民主健康发展。遗憾的是,民主发展了,法制不跟上,这才是民主之祸。

    杨评:蔡先生所说情况属实。据我的调查,中国大多数地区农村的选票皆有“市场价”(宗族和暴力操纵的除外),从几十元到超万元。但“贿选”与制度“不完善”无关。在已出台的选举制度中,肯定是没有“贿选”这一条的;台湾地区选举,无论兰绿,皆会买票,但其贿选肯定也是违法的。真正的问题是,靠谁来“完善”法制?靠“民主”之外的力量,那就否定了“民主”;靠“民主”自身的力量,那便是许多国家产生“民主之祸”的根源。我在巴西曾询问朋友,为什么选民明知议员贪腐,还要选他?答案很简单:选民需要钱,愿意贿选。

    因此,欧美“民主”成熟,是因为他们的公民“成熟”,不仅不会出卖自己神圣的权利,而且,还要在“民主”舞台上履行责任。选票在选民眼中是一己“私利”还是公共“责任”,这是判断“民主”实践效果好坏的试金石。许多宣扬“民主”万能的文章,不断重复的逻辑便是:穷人手中的神圣“权利”,可制约官员的“权力”,使官员不敢腐败、不敢浪费、不敢勾结资本欺侮穷人等等……。但他们无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穷人的权力”也会腐败。中国许多农民非常重视自己的选举权,绝不是因为它“神圣”,而是因为它很“值钱”!

    当然,欧美“民主”成熟,还要归功于早期“民主”制度的设计者,他们很“明智”地把穷人、妇女、黑人统统排除在外。我不认为这是西方“民主”的虚伪;但尽量遮盖这段历史,却是现代欧美“民主”政客和国内某些“精英”的虚伪。

    国人“契约自律”精神就是不及“五月花”水平

    蔡定剑:民主与公民素质关系不大……。美国在200多年前搞民主,当年美国人的素质比21世纪的中国人民的素质还高?当年在澳大利亚的那些囚犯,比受儒家几千年文明熏陶的中国人的素质还高?比经过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素质还高?讲中国人的素质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这个理论很荒唐。……

    中国人搞不了民主法治恐怕是有些人的托词和借口。

    杨评:我同样认为,以国人文化素质低作为不能搞“民主”的理由,不成立。中国百年前搞过嘛,今日台湾地区正在搞嘛!我们要讨论,不是当下中国“民主”“能、不能”搞的问题,而是搞的结果“好、不好”的问题。这和动手术一样,在什么样的病人身上都能动刀子,问题是动刀的后果如何。而讲到“民主”结果,如前文所讲,却必然与公民文明素质相关。

    400年前的“美国人”,就能起草一份敬畏法律、民主自治的“五月花”公约,并代代相传、人人自律。而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身上,你能感受到这种尊法律己的契约精神吗?譬如“学术不端”问题,这原是学界公约自律的问题,结果,却不断变成了“上书”运动。“计划学术”,学者公愤,但为争XX课题却个个使出浑身解数。如果中国有100名著名学者,能自觉做到不抄袭、不泡沫、不被“计划”、不争官谋利,老老实实地搞学问,中国学术界早就有自净功能了。至于身份地位一变,“反贪英雄”照样贪腐、“民主斗士”同样专制,更是华人世界通病。包括国内主张“自由”的报刊编辑和时评写手,他们在不断用自己的版面和文章,否定着“民主”精神。昔日大陆文革中,“只讲派性、不讲真理”,斗得你死我活;今天台湾社会中,“只有兰绿、没有是非”,同样是两派恶斗,让大陆游客直惊诧:“文革”在“民主”的台湾延续了!

    这并不奇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唯恐除之不快,国人岂能诚信宽容去维护公平正义、去用自己的权力捍卫对方权利!这便是百年来,中国只有“自由主义思潮”没有(真正)“自由主义者”的原因。据我观察,在中国真正能称上“自由主义者”的,只有民国时代的胡适、当代的茅于轼等寥寥数人。因此,从这种“契约文明素质”角度讲,当年的美国人就比我们高!但如以儒家的“礼制文明素质”为标准,西方人同样是“低素质”,绝比不上二千年前的中国人!这便是蔡先生承认的“中西政治文化有很大差别”的表现,不存在谁被“侮辱”的问题。那种抽掉“文明素质”内涵的比较理论,才是荒唐的。

    中国因“民主”陷内乱的教训不能忘却

    蔡定剑:民主导致分裂,也是吓唬人的,是对民主的一个很大误解。民主本是国家凝聚、民族团结的力量,但却被人妖魔化为国家解体的因素。多数中国人都不希望国家分裂,这一点有共识。在清王朝崩溃、各省宣布自治以及后来的民国战乱时期,中国都没有分裂。要相信中华民族的凝集力。

    杨评:很遗憾,蔡先生在这里回避事实了。“民主导致分裂”,这绝不是被人“妖魔化”的唬人结论,而是由近百年来全球国家总数越来越多所客观证明了的。20世纪初,中国激进派主张“民主”时,其理据与今日“民主”派如出一辙:“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嘛!说中国不适合民主只是保皇派的借口。结果呢,“民国”顿时“一盘散沙”,军阀混战、外寇入侵,一乱就是半个世纪,死掉了数千万人。中国最终没分裂,不是因为“民主”,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众支持下,用“枪杆子”做“主”,武装夺取了政权。所以,国外现实与中国历史的结论,同样否定了蔡先生的观点。
至于“要相信中华民族的凝集力”这种伟人式的豪言,在严酷的历史进程中,是苍白无力的。文化大革命中“要相信广大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很快演变成残酷的“大武斗”和践踏人权的“大批斗”便是例证。千万不要说这“大民主”是假的,一旦中国“民主”了,它马上就成真的了,因为国人心目中的“民主”,就是“我主”;“自由”,就是“由自”。

    蔡定剑: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是我对现代文明国家的一种描述。……如果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民主,那离文明社会该多遥远啊!

    杨评:蔡先生描述也是片面的:“民主”同样使许多国家空耗百年没迈进现代文明的门坎——除非如国内某些歌颂贫民窟的“自由”学者那样,把那种丧失基本人权的非人道生活方式也称为“现代生活”。尽管这些国家早不需要讨论“民主”、争取“民主”了,但离文明社会依然很遥远……。

小结

    中国要全面建设现代文明国家,便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法治宪政民主道路,落实公民权利、约束官员公权力。但是,中国的民主建设,必须兼顾儒家传统——尽管我个人对儒家伦理持批判态度——探索自己的道路。空谈“民主”是“好东西”毫无意义,人参是“好东西”,一旦吃死人,同样变成“坏东西”。一直以来,我都很赞赏西方的民主制度,就和我非常赞赏西医一样;我所反对的,只是某些人迷信西医、反对中医,只准人们吃西药、不准人们谈中药的专制态度。

    当今中国社会的确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但实践证明,我们采取的“中医”式“保守疗法”是有效的。无视这一点,不管预后效果,一味要让中国“开刀”、动“民主”大手术,这其实是违反“西医”之人道医德的;那种把“民主”宣传成可保治社会百病“大力丸”的做法,更是有违“西医”之科学精神的——任何西药都会非常详实地注明其毒副作用,来不得半点吹嘘。

    同时,中国采取的渐进式、“不折腾”的民主建设方略,也绝非自己独创的“专利”。英美两国,尽管不断输出战争和“颜色革命”,但其实用主义、保守主义文化精髓也是不折腾、不冒进,只要制度和器物稳固可用,绝不轻言“革命”,破旧立新。美国的选举制度和英国的皇室,就像旧金山“落后”的缆车一样,可能将永续存在。弱化党争、强调协商的荷兰及一些北欧国家,其“民主”政治从来是静悄悄的,极少出新闻,也是政治不折腾的典范。

    在这些方面,中国都应大胆借鉴。凡能保证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繁荣稳定、持续发展的民主制度,都是可选择的路径。蔡先生生前,在这些方面做出的贡献,是应当肯定的。推进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与在中国实行西式民主,这是完全不同的政治路径。在逐步完善的法治框架内,中国若能探索走出一路适合国情、民情的民主政治道路,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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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存在的不公要靠阳光政策解决

——解决“三大分配不公”的路径探讨

杨曾宪

    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突出表现为三个“远低于”:一般企业职工收入远低于公职人员及央企职工、企业退休人员收入远低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农民工收入远低于城镇职工。这“三大不公”,也是从国家领导到平头百姓、从官方传媒到网上舆论共同关注、高度聚焦的问题。但问题尽管已聚焦,解决进程却非常迟缓,网上一些权威文章后面的跟贴是:光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便是某些专家把它们与贫富差距问题混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须待体制、机制改革配套,十年、八年方能解决的复杂难题。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窃以为,与某些涉及复杂社会文化因素的社会难点不同,这三大分配不公,特别是前两个“不公”,问题相对“单纯”,目前已完全具备了解决的条件。只要选择措施得当、路径准确,政府有效作为,它完全可作为第一序列问题解决,让相关民众尽快享受到公平正义的光辉,从而为“十二五”规划赢得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开局。

    公众对阳光下的分配不公感受特别强烈

    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分配不公是造成这种差距的重要但非惟一原因,两者不属同一问题。“贫富差距”,是个体、群体间的收入及享用社会福利的差距。造成这些差距原因,还有灰色收入和城乡、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差异,个体禀赋差异,在这些差异背后,找不到直接的责任主体。“分配不公”,则是因特定主体不合理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其责任主体非常明确。而这,便使公众对收入分配不公感受特别强烈,因为它是在阳光下、人为形成的不公。

    灰色收入形成的巨大差距,无疑非常不公,但它隐藏在“黑暗”中,人们只能隐约感受,却无法清晰把握。譬如,官员受贿,动辄数十万,教师受礼,动辄数万,但行贿受贿送礼收礼者都不会网上晒晒,大家只听说而已。同时,违法收入,随时可能受到法律惩处,“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也让守法者心理稍稍平慰。

    发展水平形成的巨大差距,同样让人感慨:都是白领,京沪工资8千,西部县城只有2千。但它是“先天”性差距,人们只能无奈地接受。何况,发达也有发达的弊端、发达的烦恼:京沪房价高达2万,西部县城只2千,这边因工资低而愤慨,那里却会因房价高而愤怒!还有生存环境:当北京人用“首堵”自嘲时,边城居民可能偷着乐呢!彼此彼此、相互抵销,大家对此类差距的感受便难以聚焦。但三大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却不同了,它们的表现方式和形成原因,恰好与上面两种情况形成强烈反差。

   公务员工资相对高一些,有其合理性;不合理的,是工资之外的高福利、高公务消费。譬如“三公”消费,尽管广泛流传的三个3000亿数字过于夸张(它意味着全体公务员每人每年出国2次、每天大吃2顿),但公款消费、浪费问题却的确严重。各地不时有严查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的新闻,这“新闻”永远“新”,说明问题始终严重,抓到的,不过是撞到枪口上的罢了。又譬如公务员福利房,已曝光的大城市此类房与市场差价动辄就在百万。这是比“三公”消费更严重、更让公众不满的不公。眼下火爆的、可与世博园排队大军一拼的国考热(一个公务员岗位,竟有数百上千人消耗数百上千万人民币去竞争!),便与此正相关。此前国考热,可解释为大学生就业难。现在则不同了,大批白领也义无反顾地加入进来了。凤凰网的调查显示:参考人员中,只有15.6%是因“就业形势严峻”,而38.8%人都是因为公务员“收入中等偏上”或“福利好,有保障”。这其中,最具吸引力的,想必就是那套房!

    大型央企高管高薪及职工高工资便不具合理性了。央企高管的高薪已令人咋舌,而据人民日报文章披露:一家国有金融机构的中层经理税后年薪也达70万元,如此高薪,连她自己都感到不合理、“心里不踏实”。今年两会期间,来自总工会的政协委员发布的调查显示,208家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2006年6.72倍扩至2008年17.95倍。其中,某上市央企,董事长年薪180万左右,一线职工薪水大约在10万左右,差距正好18倍。但是,这家公司的普通职工的补充保险,每年10万,住房补贴,一个月3000元,其综合年收入,实为24万,同样属高收入。尽管这类个案如同广东抄表工年薪15万传闻一样,未必具普遍性,但央企高管、央企职工、普通企业职工存在着“三级”悬殊的收入落差,却是客观事实。否则,央企的岗位也不会突然又香了起来,让众多求职者竟折腰甚至竟掏“腰包”了。

    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收入差距,即由所谓“退休金双轨制”造成的分配不公,因最具可比性,其社会影响也最大。以北京为例,2007年企业职工退休金平均是1380元左右,而机关干部退休金平均在4000元以上。国企老职工,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劳模,他们为国家建设和国企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是“共和国功臣”,到老来,他们的退休金却处如此低水平,部分人因此成了“新贫困人口”,这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通。“本是同根生,贡献也相同,待遇低三倍,何以论公平?”面对退休职工这样的质问,我们的确无言以对。

    农民工收入偏低现象,由来已久了。在1980-1990年代,城镇职工工资上涨五、六倍,农民工工资却基本“稳定”。其后,全国实行最低工资制,情况略有改善——因这一制度的主要适用及保护对象就是农民工——但农民工收入增速依然很低、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依然很大。以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上海为例,其标准2000年为445元/月,2009年为960元/月,增长了2.15倍,而同期中国的GDP增长了约4.1倍,农民工工资增幅仅为GDP增幅的52%。同城比较:2009年上海城镇职工平均月工资为3566元,农民工工资仅城镇职工的1/4。由于农民工的低收入,通过市场机制传导,必然也影响并降低了一般企业职工的收入,它同时便意味着资本包括国有资本的高收益,由此反映出来的,便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的问题。鉴于对此问题的权威论述甚多,这里不再赘述。

    “阳光津贴”——解决两大分配不公之有效举措

    无论是公务员及央企职工收入偏高还是企业退休人员收入偏低问题,政府都无法卸责。人们或许感到疑惑,在我们国家,为什么竟会出现如此不公的问题呢?撇开左、右派学者体制归因的说词,回顾历史,我们便会发现,尽管有改革步伐不齐的内在原因,但从外因角度讲,它们却也属于一种“发展的烦恼”。古语云,30年河东、河西;改革30年来,中国却是10年河东、河西。退回到1990年代,国企亏损、机关清贫;职工下岗、干部下海;外企白领,那捧得可是金饭碗。当时企业推行退休养老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虽没跟进,退休金仍与在职收入关联,但因平均薪酬低,与企业没大差异,也就没引起社会关注,更没人想到它日后竟会酿成巨大的分配不公裂痕!

    恰如英国一家报纸说的:我们刚喝完下午茶,却突然发现中国崛起了!进入21世纪,中国GDP增速几乎年年超10%,财政收入增速又几乎为GDP一倍;中国的央企,也突然间甩掉昔日寒酸相,抖擞起精神,从连年亏损的财政包袱,一跃变成过盈利万亿的大户,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长子”。这财政和央企的钱突然多了,在缺少刚性约束的情况下,行政经费、工资待遇、集体福利必然随之猛增,公职人员及央企职工收入偏高问题便凸现了,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也骤然拉大了。

     相对而言,涉及数亿人利益的退休金双轨制,无疑是最应及早解决的分配不公了。实际上,近年来两会期间的网上民调,这一问题皆列首位;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更是年年都有;政府也早已表态并连续六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待遇了。但“双轨”是平行道,用老职工的话说:我们退休金“大张旗鼓”地连涨几年,也赶不上人家事业单位“静悄悄”地一次提薪,所以,差距至今仍严重存在。那么,问题症结何在呢?算一笔账就清楚了。目前我国有4000多万退休职工,只有人均月增1000元,才能相对缩小与机关退休人员的差距,而到2009年底,我国社保基金总资产才7766亿元,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来。没有钱,光谈“应当”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一问题近期解决无望呢?当然不是的。笔者认为,只要特事特办,国家每年筹5000亿元单设“阳光津贴”,便可初步解决这一问题。具体分配方案是:从1950-1995年,每年工龄补30元(譬如,1960年工作的职工,发35年工龄“阳光津贴”,可月增1050元)。由于这部分工龄已是存量,职工津贴工龄长、短不一,老职工去世新职工退休,基金可动态平衡。这样,随着原有提高企业职工退休金方案的实施和公职人员退休养老制度改革,双轨制消失,这一最大不公便可基本消除。须提请注意的是,由此所解决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退休职工降低了“远虑”,便可大幅增加即时消费,有效扩大内需。
现在的问题是,这5000亿从哪里出?笔者认为,不应从财政预算中列支,而是要通过压缩行政事业费2000亿元、收缴央企红利3000亿元解决。之所以要采取这种“节流”、“筹资”措施,一是为防止新增巨量消费资金导致通货膨胀,二是为了“一石两鸟”,同时解决公务消费及央企收入偏高问题。

     资料显示,我国行政事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1995年仅为11%,如今已攀升至21%,这是公务高消费、公务员高福利逐年攀升的客观条件。一直以来,人们总在质疑:国家有关严禁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等的规定、条列,可谓是汗牛充栋,为什么总“屡禁不止”呢?其实,说来并不奇怪,主因就是“不差钱”。要知道,咱们机关的办公室(厅)主任,那个个都是“达人”,钱既然已装进他的口袋里,岂有花不完的道理!因此,别说“三令五申”,就是“七令九申”也没用。欧美国家待客抠门,每每令出国官员感慨。这之中当然有他们监管力度大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公务费本身吃紧,否则,这些国家也不会动辄裁员了。所以,在“阳光财政”实施及公务消费制度改革到位之前,把行政事业费大幅削减并刚性化,让行政机关的钱袋子瘪一点,是降低公务员福利和公务消费的最有效措施,也是打造廉洁高效政府最有力措施——官员们减少了无谓的应酬,行政效率自然提高了。

     主流经济学家几乎众口一词地把央企的高工资、高福利归咎为“垄断”,这完全不得要领。垄断能产生高利润,但不必然产生高工资。美国许多大企业,也是靠垄断经营起家的,试问,他们的职业经理人也能自作主张提工资、变着花样发福利吗?如真那样的话,早就被董事会开除了。何况,像国有银行等等,并不属于垄断经营,其经理人员照样高工资。因此,问题真正的症结不在垄断,而在出资人缺位,在国有资本权益无人真正维护。国资委作为监管部门,本身不是也不可能是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国资经营主体。笔者十年前便在《社会科学报》等报刊提出“国有分营”主张,建议把国有股权划分给国资经营公司和社保基金,让它们享有出资人权力监督经营并收取红利。眼前,在国企深化改革之前,央企拿出部分红利给老退休职工涨工资,也是作为“长子”的应尽义务,完全合情合理。同时,这也是釜底抽“薪”,降低国企高薪的办法。央企属于国家、资产属于全民,那些月薪百万依然嫌少的高管,完全把央企振兴全归自己的功劳,是狂妄加无知。如果没有中国经济崛起,没有电力紧张、资金短缺、通讯需求剧增,央企能有今天的繁荣吗?给这些人降降薪,也绝对是公平之举。

    “以农促工”——解决农民工收入偏低之有效路径

    相对而言,解决农民工收入偏低问题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政府直接调节劳动价格的手段有限。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当然是重要方法,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反对是没道理的。最低工资线,本质上是维护劳动者利益、遏制剥削的法律红线。马克思早就承认资本家“也进行劳动”的事实,因此,资本家凭劳动及资本投入获得相对高收益是正当的。但是,当资本家利用劳力过剩机会压低工资、使工人收入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求时,其相应获利便属剥削了。但应当承认的是,最低工资标准更多是提醒资本家不开血汗工厂、不赚昧心钱的道德底线,仅靠它是难以彻底解决农民工被剥削问题的。市场经济中,凡买卖双方自愿的行为,法律效力总是有限的,西方发达国家打黑工的现象无法根除便是例证。

    但在社会主义中国,可以相信,只要政策发力,就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农民工还有“农民”的身份。十一五期间,国家的惠农政策,绝对属“阳光政策”;财政的惠农资金,绝对是综合社会经济效益最大的资金;这些政策和资金,不仅初步解决了农业收益偏低的问题,还大大提高了农民工收入预期及工资谈判筹码。所谓“民工荒”,便是由市场发出的必须提高农民工工资的信号。今天,各地的农民工收入,大多已超出了最低工资线,便是对这一信号的反馈。基于这样的成功经验,十二五期间,国家只要继续强化惠农政策、加大惠农资金投入,再加上在此期间劳动人口增长拐点的到来,人民币稳步升值提升的农副产品比较收益,必将更有效地解决农民工收入偏低问题。

    须强调指出的是,农民、农民工身处中国社会最底层,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对打造公平正义社会、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可能会增加劳动成本、影响出口,但农民及农民工收入大幅增加,能更多地购买工业产品和服务商品,更多地消化“外转内”商品,如此结果,不恰好能促进中国经济“转方式、调结构”吗?

 

 

 


发件人:"xujingan" <xujingan@vip.163.com>  2010-12-14 07:41:43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王炼利修改了主讲论文。本月19日下午举行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九次会议,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

    王炼利的文章写得真好。茅于轼上,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独立学者 上海 王炼利

    民主有着許多不同的概念和定义。今天谈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也有多种概念和定义。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谈,我今天就取其中一种,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在2007年两会上说的: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做主。而社会主义民主是否让人民当家作主了,社会制度是否能保证让人民大家作主,温总理说都要经受实践的考验。

    今天,就围绕着温总理的定义谈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但我不准备空谈民主。民主不是空心汤团,民主有内容,核心内容就是权利。凡真正的民主,需有“权利”作支撑,争民主就是争权利,凡是争来的民主,一定含有权利。而所有的权利包括民主权利,都必须建立在“稳定占有”的财产权的基础之上。

一、“给来的”民主与“争来的”民主之区别

    给来的民主是不作数的

    中国的制度是否保证人民大家作主了?六十年实践考验下来,我们正在朝此方向努力。也就是说六十年了,社会主义民主这条船载着人民,正在朝让人民作主的路途上奔。为什么走向人民作主的道路这么漫长?我的理解,人民当家作主是一种权利,凡权利必须由自己争取来的才能作数,才能兑现,不是自己争来的,是别人“给”的,那就难以真正兑现。而我国的宪法上规定的人民权利,都是“上面”“给”的。

    1957年,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说:“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选举权是公民权利之一,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毛泽东说这个权利“只给人民”,但是, 如果人民的权利要通过他方和他人“给”, “给”人民权利的就不能把权利收回去吗?人民的选举权难道非得由领袖去“给”,才能得到承认、才算合法吗?毛泽东还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那到底是人民给领袖权力在先,还是领袖给人民权利在先?

    这个领袖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谁给谁的问题,自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来,一直是笔糊涂账。官员权力是谁授的?回答都是人民授的,其实心里清楚,手中的权力是上司给的。所以中国满眼的打伞官员,为上司打伞。满眼的陪吃官员,为上司陪吃。

    新华门里“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现在还在,这是想说明,这个政权是为人民办事的;而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不为人民办点事的政权是无法存在的。就连希特勒政权,也是为本国工农大众办了不少事的。问题在于,权力阶层为人民办事,就等于“人民当家作主”了吗?显然这两者不可能相等。如果人民权利是领导赐给的,人民当家作主是领导让他们去作主的,人民可能真正当家作主吗?不可能的。赐给你的权利,最多说明你有着权利的“使用权”,但是,你没有权利的“所有权”,权利的所有权,在赐给你权利的领袖手里。权利能使用到什么程度,解释权都不在你。譬如,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一共有十一项自由权,到了1954年宪法,取消了思想自由、通讯自由两项自由。通讯自由改为“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为什么取消为什么要改?给人民权利的一方没有解释,关于居住自由和迁徙自由,先是从五十年代中期起在事实上取消,然后在1982年宪法上追认了这种取消。看!给来的权利就是这么不作数,就是这么不牢靠,就是这么说没有了就没有了!

    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民主权利,将权利所有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只有在“权利是争来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在这方面,西方资产阶级作出了怎样才能争来自由民主权利的榜样。

    争取民主须有经济实力

    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今年曾在解放军报发表过这样一篇文章《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的界限》,文中说:“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民主,资本的多少和财产的多寡在政治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占有较多经济资源和财富的资产阶级,通过各种途径掌握公共权力,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一点都没有说错。财大才能气粗。气粗的表现是:光有经济地位还不够,还需要能保住经济地位并能发展其经济利益的政治地位。两百多年前,法国人西耶斯代表“第三等级”早把这一点挑明:“我们所以设置立法者的目的,不是为着给予我们权利,而是为着保护我们的权利。”“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这个“某种地位”可不是一般的地位,是第三等级要求与王权和贵族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

    西方资产阶级凭什么这么“横”?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其实,在工业革命远没有开始、近代资产阶级的老祖宗很多还刚从中世纪的农奴地位中脱胎不久,就已经“横”了!要找“凭什么‘横’”的答案,要看他们“横”的时候已经拥有了哪些权利。譬如,在1688年君主立宪前的英国,普通英国人已经主要拥有了如下权利1.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向臣民征税的权利。2.任何臣民,无论其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如何,非经法律法令不得侵犯其人身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3.凡人身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若被国王大臣和政府官员所侵犯,任何臣民都可以提出控告的权利,而这些大臣不得请求保释,国王不得为之担保。就因为有了这些权利,英国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才能发展壮大成为十八世纪扭转乾坤的资产阶级。

    1688年前英国人拥有的这些权利,都是先由中世纪贵族向王权争来后,再由市民阶层分享继承。其实在欧洲,自从十一、十二世纪“城市特许状”使得佛兰德斯和英格兰、法兰西的商业发达城市有了自治权,大批原来的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市民阶层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都空前强大了起来,自治城市制订各自城市的财政制度、司法制度并建立城市吏法庭,以别于封建城堡制度和领主法庭,城市吏法庭的成员全都来自市民阶层,由市民自己选举。托克维尔曾这样评价中世纪法国的市民阶级:“作为个人,14世纪的资产者无疑远不及18世纪的资产者;但是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却占据更有保障的、更高的地位。资产阶级参加政府的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在政治议会中起的作用始终是重要的,常常举足轻重。”(此书1991年方翻译过来,“14世纪的资产者”提法似乎需商榷)当然,我们无需也不应该拔高整个中世纪市民阶层的“政治觉悟”,正如皮雷纳所说:“在起初市民阶级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人权和公民权的观念。他们要求人身的自由,也并非把自由当作天赋的权利。”“如果他们有时诉诸暴力,也并非是仇恨旧制度,只不过是迫使其让步而已。”“他们并不想搞个天翻地覆,而只想得到简单的让步,因为这是他们的生存所必需的。而且这些让步只限于他们自己的需要。”(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不过,当中世纪的市民阶层发展壮大成为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他们争取政治民主的自觉毫不逊色于贵族,到了十九世纪,随着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资产阶级实现了要求参政的民主权利。1830年春,工业资产阶级成立了目标为争取政治权利的组织“政治同盟”和“首都政治同盟”,才过了两年即到1832年,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都争得了财产资格选举权。

    于是我们看到:西方市民阶级、资产阶级争自由争民主,都不是在“一无所有”情况下争的。他们是在已经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和自由权利的前提下,争取民主权利——争与自己经济地位相当的政治权利。这是一种强有力的争取,因为他们有“经济基础”。而他们的“经济基础”,在中世纪是王室越来越匮乏的资源,在十八、十九世纪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这说明,西方资产阶级是因为其经济实力而非暴力才具备了与王室对等谈判的资本,他们的经济实力本身就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一种力量。也因为如此,马克思才下这样的结论:“政治制度(指民主制的国家制度,笔者注)本身只有在私人组织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才能发展。在商业和地产还不自由、还没有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也就不会有政治制度。”

    以经济实力取得政治地位的现今的例子是以色列国。如果犹太人不具备让全世界瞩目的经济实力,这个世界上会有以色列国的存在吗?

    缺乏经济实力无法“当家作主”

    回到中国的问题。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拥有了“给来的”权利,或者说,有了一些权利的“使用权”,但使用权是受限的,有些权利没有了或者说不让你继续使用了,是不打招呼的。这是不是与1949年以后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经济实力有关系呢?有!当然有。人民没有一定经济力量,一天到晚忙于糊口,连自己的家都当不好,当然不可能当国家的家,作国家的主。在赤贫的情况下,你至多就只有在选举人身后扔豆子这点民主,你不可能有更多的民主——当家作主。有了一定经济地位,才可能有时间有能力关注豆选上的人是否真正代表了你的利益。我们先看,1949年后,中国人民到底是怎么样的生活水平?

    我们来读一笔账。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195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24.37元,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款0.8元,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5%,也就是人均储蓄存款0.8元的占总人口85%;十年后的1967年,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44.3元,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款2.2元;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2%;再后九年是1976年,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75元,,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款4.8元,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3%。很显然,一直到1976年,中国83%的人均储蓄存款连5元都不到,那时上海最便宜的皮鞋是7.86元的猪皮皮鞋,农民私人的全部储蓄存款只能买一只沪产猪皮皮鞋。83%的人都处在这样的生活水平,这已经是极端的赤贫。占 17%的城里人在1976年的人均储蓄存款75元,也只能买半辆永久牌自行车,或买三分之二块上海牌全钢手表。

    到1976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连续了二十七年,广大国民这样的生活水平,他们能在这个国家当家作主,谁信?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共同纲领就规定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当家作主的主人,但是,这个领导阶级的领导地位有异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西方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是凭实力争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是被“推”上领导地位的。谁是推手?咱们的党和国家领导。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领导了二十多年工人运动的刘少奇有这样的自问:“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 他接下去自答:“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然而,仅仅六个月后,这个半年前是不是“靠得住”还存在疑问的阶级,就被《共同纲领》明确为中国新政权的领导阶级。虽然新政权成立时,449万共产党员中工人党员只占2.5%,这不管,革命需要工人阶级当领导阶级。因为在四年前的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开宗明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既然明确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工人阶级就必然是新政权的当然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是党的需要,党领导中国的需要。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工人们整体感到失落,但这种“失落”在逻辑上不能成立。因为你原本就一无所有,你的利益和权利连同“领导地位”都是在宣布这个国家成立以后,“上面”给的,“上面”既能给你,为什么不能收回去?至于说到主人公地位,“主人公”是一种政治概念,衡量一个阶级或阶层是否是主人公是有着政治标准的,简单而言,就是这个阶层或阶级是否能影响国家政策,影响范围越广,力度越大,越显示出主人公地位。可惜,我们至今没有看到那一项政策是因为工人农民体现了力量才为之制订和变动的。大概就除了2004年农业税的取消,农民的抗争起了一定作用。

    没有经济实力的人民不可能有真正的权利。我们不用隐晦这一点。十九世纪英国工人争取民主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英国工人争取民主权利即争取普选权的行动与法国大革命同步,早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他们成立了政治组织“伦敦通讯社”,政治纲领就是“争取普选权”,这比英国资产阶级的同类行动早了四十年,组织人数最多达5万人。然而,在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中,英国工人阶级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而起先同样处于政治上无权地位的资产阶级,却在这一次议会改革中争取到了财产资格选举权。1832年的英国工人阶级不能达到争取民主权利的目的是否与他们的经济地位经济实力有关?我认为有关。1832年时的英国工人过得是什么日子?过得就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绘的那种贫困、脏乱、缺乏尊严的日子。英国成年男子获得普选权是在1885年的第三次议会改革中,此时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不仅与刚开始争取普选权时天差地别,也与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迥然不同,工会已经取得完全的法律地位,工人生活水平有了极为明显的提高。如果以1850年的工资指数为100,那1800年是95,1900年是179。有了经济地位,才能理直气壮去争取政治地位。1906年,英国工党成立,1923年,工党领袖第一次出任英国首相,1929年,工会第一次称为议会最大政党,1945年,工党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大不列颠共同体”作为竞争宣言,终于取得了大选胜利。

    可以肯定,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如果还停留在十九世纪上半期、还是那样缺乏财产缺乏尊严,工人不可能取得普选权,议会中决不可能有他们的声音,更不可能在大选中以工人政党的面貌出现并获得胜利。

二、中国特色“维权民主”

    与资产阶级“保护权利的民主”之区别

    “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确并没有实现。怎样才能算“人民当家作主”,也没有谁能够令人信服地描绘。但人民中要求民主的呼声,倒是高了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民在呼吁民主。这种民主是什么?肯定不属于“民主是对集中而言”的那种民主,也不会属于“为民作主”的那类民主,这是人民要维护自己权利的民主诉求。在社会主义中国,怎么会有这样一种民主大行其道呢?西方资产阶级早就把维护自己权利的活动交给了法律,我们却悲壮地为维护被剥夺的权利而斗争。还斗争得大部分失败!我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特性所决定。“等级制的公有制社会”就是这个社会的重要特性。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说:“特权、优先权符合于与等级相联系的私有制,而权利符合于竞争、自由私有制的状态”。但他没有料到,公有制社会也是有等级制的,如前苏联和今中国。既然是等级制社会,必然有特权和优先权。1949年以后的公有制的等级制社会,特权、优先权是以“使用权”来体现而不是用“所有权”来体现(如住房的使用权),以“使用权”来体现特权和优先权,这对本来就缺乏权利意识的人民来说,是麻醉剂,自己权利实际上被侵犯了,还以为自己已经 “当家作主”了。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特权、优先权明目张胆以所有权的形式来占有了,特权、优先权对普通人权利的侵害更加肆无忌惮了,这时,人民才有所觉醒,意识到需要维权了,再不维权,当初“给来的”权利全部要夺回去了。人民这时产生的民主意识,是维权性的民主意识。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民主特色。同西方民主的确不一样的。

    不一样在:对西方社会来说,争取权利、保护权利、以权利为本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公民而言,已经深入骨髓。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是自由权和财产权,中世纪由“城市特许状”带来的市民自由简直是种“城市特权”。 有了自由,商业活动才有发展壮大的可能,自由是商业社会发达发展的前提。说西方社会有着自由传统,除了指英国贵族代代传承的自由精神外,就是指欧洲自治城市的争取自由传统,这是向王权争取来的自由权利,到了十八世纪,自由已经是普通村民须臾不可缺的权利,只需看当时普通法国村民给国王的陈情书就可知。西方社会自由民是不需要“维权”的,西方社会无论贵族、市民、农民、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只要争取到了权利,维护权利的活动归法律管,不用自己出面“维权”。英国的《无同意课税法》从1297年确认起就管用了八百年,西方社会的罢工也不是维权意义上的罢工,而是通过罢工吸引眼球,最后解决权利问题是通过法律。

    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的民主诉求仅仅是限于维护当初“给来后”已经“到手”的权利,而并不是在维护宪法规定的一切自由权利,更不是要维护宪法规定的所有公民权利。譬如1982年宪法确认的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集会自由权、结社自由权、人身自由权、宗教信仰自由权、示威游行自由权,在现实中很多自由权都不能得到行使或只能打折扣的“准予行使”,然而底层社会的维权并没有将这些自由权利都作为维权内容,他们的维权就集中在宪法规定的这样几条1.“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2.“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3.“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4.“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需要指出,这四条都不过是第一代人权即资产阶级古典人权内容,这些权利不但是法国资产阶级两百年前争取的人权中的一部分,更是三、四百年前英国社会公认的宪法原则中的一部分,甚至也是八百年前自由大宪章中的一部分内容。问题在于:就是这些“古典人权”,在现代中国还要广泛努力地争取,并且还争取得很失败,因为今天的中国没有相应的法律来支持他们的维权活动!法律不保护他们的权利,他们只能自己出面来维权,这怎么能与西方资产阶级争取权利保卫权利的斗争相比?

    所以,如果这个世界上的民主一定要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维权民主”肯定不如资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维权民主”肯定要向资产阶级民主学习。

三、当前对“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是针对社会主义

    特权而言因为有特权存在,普通人才需要维权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民主果真能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维权民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另类形态。因为这个公有制社会有特权存在,有优先权存在。有这两个权利存在,大多数人的权利就必定被侵犯。

    人民权利被特权和优先权侵犯例子屡见不鲜,拆迁就是人民居住权被特权侵犯的典型例子。我还能举几个例子。

    2001年年底,我在江西某个“龙兴”之地听着一个公安局长神侃。他说,某日,一个党和国家主要领导携夫人来了,夫人尝了当地特产荷包红鲤鱼,说“好吃”。“好吃”两字打足了当地官员的精神,就指挥养鱼专业户将河塘水全部放干,亲自挑出最大最鲜活的荷包红鲤鱼“上贡”。我问:“专业户损失怎么算?”回答:“由当地财政补。”但大家知道当地财政的钱就是当地纳税人的钱,中国式特权的表现是有人享用着涸泽而渔得来的鱼类资源,中国式优先权的表现,吃鱼优先到整个河塘的鱼先让一个人挑吃,其余人只能吃涸泽而渔以后剩下的鱼类资源。

    再早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亲戚要从上海回乌鲁木齐,火车票相当难买,就托台湾商人去买,台商不知大陆国情,心想要坐四天三夜的火车,就买张软卧票。不想火车站里硬不让我亲戚上车,因为她拿不出乘坐软卧的“级别证明”!好说歹说,看在我亲戚是个50多岁女性的份上,最后是让她到普通车厢去席地而坐!台商闻知后震怒!说走遍世界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义愤填膺说要去“告”。我们问他你去告谁?这说明,在中国,连乘软卧都曾经是一种特权。

    文革中,印刷红宝书和红宝像是其他印刷品都要为之让路的。印刷业资源被最高领袖的特权占据。1966年,为了保证 “红宝书”的印刷能力和纸张供应,文化部和国家科委通知各科技出版社,初版科技新书“可出可不出的”“坚决不出”;再版图书“一律不印”;刊物能并则并,不能并的,要么减少篇幅延长刊期,要么干脆停办;为了“突出政治”,印制、发行、传播“红宝书”不能算经济账,凡托运或邮寄“红宝书”,邮局一律免收运费、装卸费、邮递费;财政部对印刷、出版、发行“红宝书”全程免征税,中国人民银行对凡此类用途的资金免计利息。1966年至1970年,中国印刷业成了为最高领袖一人服务的行业,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出版了42.06亿册,毛泽东画像和摄影像出版了41.55亿张,单张毛泽东语录20.72亿张。

    这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涸泽而渔”呢?

    1974年醴陵烧制“主席瓷”,成立了专门的研制班子带保密班子,精心烧制的二万件成品瓷,最高领袖使用的不过是其中40套上乘佳品(每套一碗、一茶盅、一盖杯),为了杜绝“越制使用”主席瓷的大逆不道,除了留给若干参制人作纪念用的几十件外,悉数毁坏,连特建起来的瓷窑也被拆毁,这40套“主席瓷”是何等代价?当时就够买几万件睡衣了吧?现在够买上千万件睡衣了吧?烧制两万件,只挑40套用,这与“涸泽而渔”没有什么两样吧?

    最高领袖知情吗?他都知情的。他老人家好像没有认为这有什么不应该,就像他穿打了几十个补丁的睡衣,他也没有认为这有什么不应该。一句话,习惯了!都是习惯。

    但是谁都没有因此想过要维权——毛主席语录印多了,课本印少了,要维护教育权。谁都不会谴责飞机票软卧票凭级别才能买的制度,人们只会这样想:好好混,吃得苦中苦,去当人上人,挤到有资格乘飞机乘软卧的人当中去。

    现在,我们觉悟了,可以分析这些特权、优先权对普通人的权利损害了。

    在公有制的社会,社会资源大部分是全民的贡献,印刷资源本来是为全民需要而配置的,这些资源都用来印“宝书宝象”,大家的需要就被排挤,几亿人想看的书想看的杂志就看不到了,几亿人的阅读权利受损,几千人完成的书稿不能出版了,几千人的著作权利受损。鱼塘掏干让养鱼专业户元气大伤,即使官方财政补贴了,养鱼人的权利还是受到损害;并且,官方补贴的钱还不是纳税人的?不知多少人在为涸泽而渔的享受人买单!

    至于拆迁自焚者,是用生命在为自己的权利买单!

    至今,中国的法庭不接“拆迁官司”,这不是法庭干预政府,而是政府在干预法庭,政府干预法庭带来的后果,如同托克维尔所说:“法庭干预政府只对案件有害,而政府干预法庭则使人们堕落,使他们变得兼有革命性和奴性。”

    “一种特权”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两种特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里,权利这么随意能被剥夺?因为有特权在。拆迁这么一场全国性的反市场经济运动为什么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肆虐横行?是因为掌握有土地出让权的官员要利用这个权利兑现成自己的利益。我们可不可以废除他们的特权?废除他们的特别所有权?别说这是梦呓,有人早讲将梦想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西方资产阶级。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废除了特权和消灭了特权的社会,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这样告诉我们:“现代发达的国家的基础并不像批判所想象的那样是由特权来统治的社会,而是废除了特权和消灭了特权的社会,。。。。。”,“这里,代替了特权的是法。”(《马恩全集》第2卷,1957年版,148页~149页)恩格斯则在1846年这样说:“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一切旧的差别,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版,648页)

    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1885年,恩格斯在此加注:“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因此,谁把无产阶级称为‘第四等级’,他就完全违背了历史。”《马恩全集》第4卷,1957年版,197页)。

    很多人看不明白:马克思恩格斯怎么会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没有等级没有特权的社会呢?那还闹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呀?如果我们认真研读了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当然还要附带读些其他马克思著作,很多迷茫会得到解决。

    原来,马克思将“等级”分为“政治等级”和“社会等级”两种,将“人”分为“公民”和“市民”两类。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打倒了专制权力”,“实现了政治解放”,社会的政治等级取消了。消灭了政治等级的标志,是在宪法上取消了有关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 汉密尔顿也说,这象征着“平民战胜了私有者和金钱”,这样的社会就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中,法代替了特权。”恩格斯的解释是,资产阶级“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版,647页)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来没有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作出财产上的限制,但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社会存在的等级差别,这是这么回事?我们感受到的差别,是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等级”差别加上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了的政治等级差别。马克思指的社会等级差别指什么?指社会通过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表现出来的社会等级差别。这些差别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照样存在;我们的政治等级差别表现在哪里?改革开放前,表现在党团员入学深造优先,干部按级别次序听文件传达、按级别知晓国内外动态,乘坐飞机软卧需要级别证明、观看“内部电影”需要有级别,这些做法都是等级特权的反映,国家最高领导人还有着公然不将宪法当回事的特权,专政对象和管制对象则被剥夺了人身权利,连同他们的家属。改革开放后,政治等级差别表现在有些人有着不受监督批租土地的特权,有着不受监督变卖国企的特权,有着得到好地段好房型住宅所有权的特权,有着根据内部信息去买股票的特权,有着精兵简政可以提出很多条件、等条件满足后再被精简的特权,高层领导更有着不准公民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的特权和违反宪法的特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等级差别,实质就是人权的差别——人与人之间权利不等的差别,人的权利按地位顺序从高到低递减的差别。这些特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能想像的,恩格斯一百五十年前说资产阶级用金钱的特权代替以往的贵族特权,我们现在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可能用金钱来取得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特权。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权是双重的,即政治特权加上社会特权。政治特权中对人民伤害最大的是不受监督能办一切事情的特权。当今中国一些领导层面人物对“集中力量办大事”津津乐道,他们也许不知道,托克维尔就把这当成爆发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之一。托克维尔认为,魁奈、杜尔阁这些被他称为“若干专门论述公共行政问题的作家”对“雅各宾民主”造成的恐怖血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在法国大革命前几十年就认为当时的路易十五政府已经具备这样的力量——“在一瞬间就能完成改变国家整个状况的改革”,并为此而自得,于是他们为法国设想一个更庞大的社会权力并加以鼓吹,雅各宾专政实现了这种权力,“它不再叫国王,而叫国家;它不是家族遗产,而是一切人的产物和代表”,它“必须使每个人的权利服从于全体意志。”人民“被公认为唯一合法主宰。。。。。。但却被完全剥夺了亲自领导甚至监督其政府的一切权力。”(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是通过“雅各宾民主”看到了魁奈、杜尔阁的理想最后变成了什么,而我们,则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式的“代民作主”,看到公民利益如何不敌公共利益,看到如今中国越是追求“在一瞬间就能完成改变国家整个状况的改革”,这种追求就越可能是建立在干涉所有人的基本权利之上,国家越是醉心于“代民作主”,人民就越没有幸福可言!

    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双重特权比资本主义社会单一特权厉害多了。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最艰巨的任务是,要面对如巍巍昆仑般不可一世的特权。

    不能不问,这是怎么啦?这是公有制在眼红皇权社会等级私有制,因而在体制上继承了皇权社会等级私有制之缘故。公有制怎么会坚持要比资产阶级更多的特权呢?不要忘记托克维尔的话:“一切革命都在扩大人们的野心,而推翻贵族制度的革命尤譬如此。”“推翻贵族制度的那些人都曾经生活在贵族制度的法制之下,亲眼看见过它的盛况,并且不知不觉地沾染了贵族的情感和思想。”看来,等级制本是公有制私有制都喜欢的,只是当等级制私有制妨碍了资本主义发展时,资产阶级怕等级制了,所以资产阶级把等级制消灭了,把特权消灭了,把优先权消灭了,换来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私有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资产阶级也仍然会并事实上也存在着贵族制度下的情感和思想,只不过在废除了政治等级制的政治平等的社会里,要想在人权上分出个高低贵贱,已经不可能了。

    我们这里普通老百姓在权利未受到侵害时,对等级制是习以为常的,一直到普通人权利普遍被侵犯,他们才有了不喜欢等级制的意识,但他们不可能去消灭等级制,他们人多势弱。

    我们这里的资产阶级——民营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不喜欢等级制,但他们也不可能去消灭等级制,他们投等级制所好,讨吃等级制下的剩茶残羹。讨吃到羽翼丰满了,就移民了,他们也不是傻子,为什么非吃你吃下的剩茶残羹?他们与西方资产阶级不一样,西方资产阶级单个人都有法定权利,王室不能轻易将他们的单个权利剥夺,我们这里的民营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单个人没有什么不可侵犯的权利,特权随时可用一个什么罪名让你变得一无所有。因此,我们这里的民营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怕等级制,更怕等级制先把自己灭了。

    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初级阶段的民主会显得诡谲的重要原因。于是,中国的特权所有者就显得很无法无天。显得对什么都不在乎。显得赤裸裸的野蛮。显示出一往无前的侵略精神。是中国的特权所有者将中国按在了火山口上。

    有“维权民主”占多数,中国才不崩溃

    于是,“维稳”,来对付“维权”了。为什么不用维稳的资源去对付特权、优先权的所有者?维稳的资源本身就是属于特权者的权力支配范围。而“维稳”是在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在对付“维权”,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逼到这个份上,那就是在逼民上梁山了。这里,我想引用一段一百四十年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对“逼上梁山”行为的描述:“人民起义,就其本质来说是自发的,没有秩序的和不顾一切的。它总是要求自己和别人在财产上付出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人民群众时刻准备作出这种牺牲。因此,他们是一种粗暴的、野蛮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建立丰功伟绩和实现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因为他们只有很少一点财产,或者根本没有财产,他们不会守财丧志,为了防卫和胜利的需要,他们会不惜毁掉自己的村庄和城市。因为大部分财产是别人的,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破坏热情。”

    中国的特权所有者对此种情况的出现有着充分估计,所以他们在海外都有存款账户,海外都生了脚。也正因为对此种情况的出现有着充分估计,维稳费用要等同于军费。

    到了这个时候,是否中国已经绝望?不!

    据于建嵘教授调查,中国人维权的特点之一,是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也就是说,老百姓维权,大多是因为政府定的规则被政府自己或既得利益方破坏了,这些规则本身是政府指定的,政策面本来就是向政府和权力阶层倾斜的。但老百姓在“给来的”权利受到侵犯时,他只要求你按老规则办事,按老规则补偿我的损失,并没有说,你制订的规则本身就不公平,需要从根本上改规则,更没有象西方资产阶级刚登上政治舞台时那样,要向政府争得一分保护自己权利的权力再自己重新定规则。 1948年生于上海的美国政治学教授裴宜理认为,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的关键。就基于这点,裴宜理说中国的政府生在福中要知福。中国的老百姓只要求政府守规则,看上去是还不具备完备的权利意识,但是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能与政府维稳心态达成共识。一方面,老百姓在做让步:我不要求更多的权利,但你不能得寸进尺;另一方面,政府权力部门认识到人民造反的后果,不再将人民逼上梁山。

    我不是说公民不该要更多的权利,而是在现在中国社会象个大火药桶的紧要关头,大家要去拆引信,而不是去引爆它。我前面说过,想推倒政治特权,人民手里没有足够经济力量。中国没有形成象西方资产阶级那样的独立的有钱阶层。中国的有钱阶层都是依附于权势而存在的,怎么可能去推倒权势推倒特权?西方资产阶级当初崛起,都是真正的草根在崛起,所以说他们是“第三等级”。真正推倒特权,一定要在草根阶层的独立经济力量形成以后。有了来自草根的独立经济力量,他们会萌发出强烈的所有权意识,他们会对自己权利的极其敏感,这些都能促使他们直奔明确的捍卫权利、争取新的权利的目的而去——马克思说的“权利符合于竞争、自由私有制的状态”就是指这个意思。本来,来自中国底层社会的有钱阶层如果能不依附于权势而存在,他们自然会有主动的权力要求,譬如会主动要求政府将税收降下来。现在他们明知税收不合理,也不敢这么喊,喊了肯定连现有的生意都做不成。

    是中国人太窝囊吗?不!中国的底层社会,包括那些较少依赖权势而生存的民营企业经营者所有者是有生存智慧的,他们承认你制订的规则是合法的,也不去溯源规则是否公平合理,他们只要求你自己不要推翻自己制订的规则。这不是他们特别善良,但这是中国官员特别的福气!社会底层人明白,他们还不具备推倒特权制度的本钱。如果中国民营企业能作为真正独立于政府而存在的一个群体,也就是说能够从原材料供应到产品销售渠道都能摆脱官方控制自己说了算,民营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就会提出自己的权利诉求了。但现在,他们愿意妥协超过愿意抗争。

    中国现时的“维权民主”,与“公民民主”当然有距离,但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民主特色。

    这样,我们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看到三种力量。1.以民营企业者为代表的市民阶层,他们有经济力量,但不敢得罪权贵,而他们自己有时也是侵犯普通人利益的一支力量。2.要求维护自己原有权利的维权阶层,这个维权阶层范围广泛,包括了中国底层社会所有权利受损的人民,包括下岗工人,包括拆迁户,包括薪水被扣被减的农民工,也包括各种大工程的受害移民。3.特权和优先权的所有权人。这三种人,要到社会已经坐在火山口上时,才有可能达成共识。因为社会大崩溃的前景放在大家面前,即使是最无财产的底层社会人,毕竟改革开放后给了他们选择活法的自由,他们不至于象他们的六、七十年代的前辈一样,在贫穷偏僻的农村饿死、穷死,窝囊死;他们在改革开放中拓展了眼界,因此也不会轻易象他们更早的前辈那样铤而走险;为了多一条活路选择,他们的维权以“还我既有权利”为限,暂不再多走一步。而民营企业者一方面是对特权所有者始终忍让,另一方面,他们与社会底层人有着利益矛盾,他们也侵犯着底层劳动者的权利。但如果面对大崩溃的局面,他们也会与社会底层劳动者取得妥协的,妥协了,他们能保住财产,保住有质量的生活状态,保住社会地位。至于特权和优先权的所有权人一向是“牛人”,只是在“生存还是毁灭”的关头,只要还有着正常人的思维,他们是会考虑退路的。他们最怕的是清算,只要不是清算,他们能接受把已经伸得很长的手缩回去一点。而普通人只是要求归还他们的权利,没有要求重新分配权利,这是特权和优先权的所有权人应该能够接受的。

    好了,大家不愿意共同毁灭,大家就在这点上达到了共识。社会就有了可以妥协的基础。妥协不是耻辱,是真正的大智慧,英国资产阶级与王室妥协的结果,王室保住了王位,保住了王室所需费用来源,资产阶级照样纳税,但王室不能乱收税,王室要尊重国会。这样的妥协才有了英国工业革命,才带来了十八世纪这个“英国世纪”。中国各阶层在现阶段达成妥协,中国就能避免比文革还血腥的动乱,作为文革的过来人,我几乎是本能地对文革再现保持警惕。一场让中华民族万世不复的劫难无论如何不能让其重演!但是妥协的主动权在特权、优先权持有者手中,他们如果抱有万一洪水滔天可以逃之夭夭的侥幸而继续赤裸裸地侵犯民众利益,极血腥的动乱最终不可避免。

四、 清算“把一部分人不当人”的曾经共识,

    追求有道德的公民民主

    不愿意共同毁灭,是中华民族利益各方在等级制的公有制社会达成共识的底线。但一个民族不能在底线上徘徊。必须寻求达成高层次共识和持久共识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基础。在美国,美国人将宗教共识作为民族的共同见解。汉民族社会在1966年以前,民间的道德共识是“凭良心”,江南谚语“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别人”,文绉绉的语言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凭良心”属于汉民族的“共同见解”。

    但是,1966年以后,中国人彻底抛弃了 “凭良心”。文革的全部罪恶根源在于整个民族竟达到这样的共识:“可以把一部分人不当人。”文革是如此生动残酷地告诉我们:把一部分人不当人,意味着所有的人都不成其为人!

    今天,三鹿奶粉、溃坝、溃矿、毒鸭蛋、毒辣子粉、毒大米、毒火腿、毒咸菜、抽去了钢筋的溃桥塌楼造成的所有触目惊心的死亡,都是在“可以把一部分人不当人”的理念付诸实践并不思悔改后,中华民族遭到的应有报应!

    “可以把一部分人不当人”,是只有在等级制社会中才能孳生繁衍的共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导向全民族道德崩溃的共识。到现在为之,中国远没有清算这种共识的打算。对此,我感到深深的恐怖!这才是我将底层社会“维权民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民主诉求能在中国占维权力量的多数而感到庆幸的根本原因。只有清算了“可以把一部分人不当人”的意识,我们才有资格追求真正的公民民主!只有清算了“可以把一部分人不当人”的意识,追求来的民主才不会饱含血腥。

    是的,民主是可以饱含血腥的,自由也可以是堕落的。为所欲为、不愿受任何规则约束的自由就是堕落的自由,缺乏了尊重生命、把每一个人当成人的基本前提,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就意味着对他人自由的剥夺。而饱含血腥的民主即民粹民主从古希腊时就开始了,苏格拉底就死于这种民主,陶片放逐法就是民粹民主,为什么我们仰慕的古希腊民主也含有杀人的内涵?因为古希腊人作为个体时并没有自由。汉娜?阿伦特说:“在古罗马和古希腊,自由完全是一种政治概念”,“自由意志是古代人一无所知的一种特权 ”,古希腊城邦是自由的,而人是依附于城邦的,古希腊是只重城邦不重人的!人为城邦而活,人为城邦而荣耀,古希腊决不可能产生建立在“对人的尊重”这样一种基础上的人的自由。这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的,但如果没有了对人的尊重,民主也就意味着暴政。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一定要建立在对人权的尊重之上,只有清算了这几十年间主流意识形态肯定的“可以把一部分人不当人”, 等级制和特权才能被废除,被消灭,被法所替代!中国人才有可能从民族的和世界的文明宝库中攫取文明道德精华,重建中国人伦道德,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能含有“人权”这至尊至上权利的神圣性!

五、没有财产的稳定占有规则就没有公民民主

    民主权利是建立在个人财产权基础上的

    1949年以后,中国没有实现过公民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实现。为什么?因为1949年后的中国,个人财产权是没有保障的,更谈不上稳定。而一个被称为“民主”的社会,即使年代久远至古希腊,民主权利也是建立个人拥有财产基础上的。稳定的财产占有规则对于人类文明社会是第一等重要的。

    为国民能稳定的占有个人财产制订规则,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在一个财产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民主权利无从谈起。在一个财产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自由权肯定也得不到保障。而民主权自由权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财产权利的稳定。如果民主权自由权与保护个人财产利益无关,西方贵族、西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什么必要拼死也要争取这些权利?要知道,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制度制订成这个模样,就是为了使“具有同样情感或利益的大多数人由于他们的人数和当地情况不能同心协力实现损害他人的阴谋”(《联邦党人文集》),就是防止重新分配财产现象出现、用制度来保卫开国元勋的财产利益。正如麦克利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所言:“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认为开国诸贤是超越利害,一心只关怀国家福祉的爱国人。不过,他们视他们自身的利益为国家利益,谁又能厚责他们?。。。。。。在美国,守财有何不符立国精神之处?”

    现在中国人要求民主的呼声颇高,而对如何确认个人财产权利、如何保护个人财产权利这样一些现代民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却不可思议地被忽略,这一是不正常,二说明了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还很幼稚。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是颠倒的:认为有了民主就有一切。不知道民主是需要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个人财产的稳定占有原则。一个什么财产也没有的人,怎么可能想到要争民主?他争来民主有何用?民主对他又意味着什么?——我在此处指的“民主”,特指能保卫财产权人身权的政治权利。民主制度能保护财产所有权(这种能“保护财产权”的民主制度大大有别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然而民主本身不可能带来财产,布热津斯基说:“民主的政治程序、宪法制度、法律的至高无上都是维护和加强个人权利和人的个性的无与伦比的保证。但是,民主本身并没有为解决社会生存的难题,特别是对幸福生活的定义提供答案。”这是对民主很中肯的评价。当然,中国人对“民主”认识的幼稚是可以理解的,严复翻译《原富》、《群己权界论》和《法意》也就百把来年,在此前,即使学问大如内阁大学士,也根本不知道民主自由为何物、个人财产所有权是怎么回事。皇权社会是没有臣民的“财产所有权”这个概念的。虽然对普通的盗窃财产行为是哪个朝廷都要判刑的,但惩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为了维护个人财产权的稳定。《大清律例》中,将谋反、谋大逆罪放在“贼盗罪”之首,这说明清政府将谋反和偷盗都当成了“窃”,谋反是窃国,偷盗是窃财,窃财当然不能与窃国比,谋反当然列入“贼盗罪”之首。不过我们从中也看到大清国是没有臣民的“私有财产权”概念的。历来中国社会中只有刑(事)法,没有民(事)法——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的法律。

    “财产的稳定占有”这个概念,中国人向来不知所云。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是大家长,自己小家的一切财物都是皇帝这个大家长给的。朱元璋亲自制订的《大诰》(即“朱元璋语录”)中这样教训:“(帝王)以其社稷立命之恩大,比犹父母,虽报无极。”所以皇权社会的“纳税”意味着“子民”在报皇父母的恩。而同样是纳税,西方早在十三世纪,就认为纳税是将属于“我”的财产的一部分给予了国王,为什么给国王,给国王多少,这都是与国王的契约约定,纳税是在尽契约责任;在中国皇权社会里,老百姓从不认为纳税部分原是属于自己的财产,他们觉得天下都是皇帝的,有了朝廷,自己才能生存下去,自己没有资格说财富是自己创造的、所创财富理应归己。早在三百多年前的明朝崇祯年间,浙江义乌出了一个由知县组织的 “歌咏队”——类似文革中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歌咏队除了传唱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圣谕”,还传唱知县创作的学习“圣谕”的心得体会,知县所创作的歌说:“世沐朝廷养育恩,设官保护汝生存。”这十四个字,反映的就是中国皇权社会中臣民与国家的关系。既然是朝廷(国家)养育了百姓,百姓怎么可能有西方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呢?譬如父母养育了你,又让你在父母开的店里干活,并且你还没有与父母分家,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与父母去划财产所有权?所以,皇权社会官做得再大,朝廷一声抄家令下,即使富可敌国,转瞬就“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然而大家对此习以为常;文化大革命中,抄家权下放,除了事实上的皇帝即最高领袖外,谁家都保不住能不被抄,任谁的私有财产都不可能得到保障,大家对此也习以为常;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地方政府搞强行拆迁,这种明目张胆对私有财产的普遍粗暴侵犯,非但不得遏制至今还越演越烈,以致“拆迁自焚”早已经不是新闻,也没有了震撼效应,再这样下去,人们对“拆迁自焚”都快习以为常了!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经历了几千年皇权主宰的中国,在“个人财产所有权是需要法律保护”的观念上根本没有长进。1908年,清朝搞了个“钦定宪法大纲”,对“臣民的财产”,就提到一句“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但没有提到臣民财产是需要保护的、由谁来保护等这些西方社会第一等重视的问题。一百年过去了,如今宪法中有关保护财产权的提法虽然比一百年前进步了,但社会现实并没有多少进步,所以,中国的民主也不可能比百年前有多大长进。《物权法》的通过也不标志着中国普通人的财产权能得到确认,相反,某种意义上,还是大多数人财产权利在法律上被剥夺的象征——《物权法》的通过时间是在2007年,大规模的国企变卖刚刚尘埃落定!

    光有“ 民主”解决不了公有制对私产的隐性侵犯

    我们务必要搞清楚:国有资产中的国有资产是怎么来的?这是国家用了几十年的时间,通过对农产品的低价征购、通过对工人工资的低水平付给、通过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私人生产资料的赎买,再动用国家力量把这些各地人民创造的各种财富集中起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这种“集中”的代价!),然后才有“国有资产”这份实实在在的财产!

    国家当初低价征购农民的农副产品、低水平付给工人工资等行为是国家对人民的“欠账”,这种“欠账”,国家是 “认账的”!认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存在“国家归还”的可能性和“国家归还”行为的合理性!然而,一旦国有资产被卖后成了某些人的私产,人民就失去了对“国家归还”承诺的索讨权,国家对全体人民的以往欠账,就很难再得以偿还——因为国家不再认账了!那么人民在过去几十年中只能算白奉献了。

    当初物权法出台受阻,我认为主要原因就在此!

    国有资产主要到谁的口袋了呢?这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课题组” 2002年的抽样调查表明,在购买私有企业的业主中,自己是本企业负责人通过改制买下来的占61%,抽样的833个改制企业,一半业主是共产党员。而在改制企业中,原国有企业领导、原城镇集体领导和原农村企业领导是主要投资者兼任厂长经理的,占到改制企业领导的96%~97%!改制企业的资产总量中,业主个人拥有的资产比例要占改制企业资产总量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原公有制经济下的的共产党各级领导是改制企业最大的财产持有者!

    这里,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浮出了水面:从“公有”到“私有”,中国的私有制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我想起码在一点上大家必须达成共识:从“公有”到“私有”,必须建立在能有人买得起国企的基础上!

    英国、美国都有着几十年几百年形成的有产阶级,他们有经济实力将国有资产私有化,而中国没有这个条件。自从国家提出从1997年起,用三年的时间使80%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国企改制), 结果只用一年时间, 13.9万亿元属于地方国有企业名下的资产总计减少到9.1万亿,一共减少了4.8万亿,或者说“改制”掉了4.8万亿。那时的居民储蓄是多少呢?1995年中国全部居民储蓄是2.97万亿,1997年是4.6万亿,1998年是5.3万亿。中国居民并没有财力 “私有化”呀!真要私有化,只能靠“假公济私”。

    当一大批原公有制经济下的各级领导对国有资产踊跃接盘时,我把这种接盘视作公有制下对国民财产多年来隐性侵犯的结果。因为,如果不发生长达几十年的对国民财产的隐性侵犯,原公有制经济下的各级领导绝对“买”不到那么多的国有资产!所谓隐性侵犯,就是指国民的劳动报酬很大部分没有付给国民,不付的理由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那么,如果不发生国企不公平的变卖,人们还可以接受这种说法,但是,国企是极不公平地变卖给权利持有者了,我们只能把这种未付给国民劳动报酬的行为,视作对国民隐性的财产侵犯。说其“隐性”,是被侵犯的财产从来没有明确归属到被侵犯的个人手中,被侵犯者自己也不清楚到底被侵犯了多少财产和权利。譬如下岗工人,他们虽然知道自己曾经“无私奉献”过,但奉献了多少连自己都说不清楚,农民则不知道在国家收购中“剪刀差”让自己的利益“剪”掉了多少,工人和农民所奉献的和在“剪刀差”中被“剪”去的,本来就是应该明确归属于工人农民的财产份额。这点,现在必须明确,明确这些,就是在明确公民自己的权利。

    那么,“民主”能解决这些问题吗?能把工人农民奉献了的和“剪”去了的利益还给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吗?不!光有民主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民主是保护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政治权利,民主赋予你保护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行为以合法性,民主就是能做这些。你民主的宪政制度可以规定: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但你的财产就是被侵犯了。你怎么办?你说:“归还!” 那你被侵犯了多少,你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吗?你说不清楚,又怎么归还?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因为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没有制订能为个人财产明确划界的规则,在国家利益面前,老百姓不敢声张个人权利,不敢与国家“斤斤计较”。不敢与国家斤斤计较,只能老百姓与老百姓之间“斤斤计较”:九十年代前的职工工资是“民主评议”评出来的,六、七十年代农民的工分也是“民主评议”评出来的,无疑,这“民主评议”就是老百姓之间对分配利益的“斤斤计较”,这种“斤斤计较”全部受人情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结果是不可能公正的,这种不公正的分配也就是对国民的隐性财产侵犯,但这是借了“民主”的名义,通过“民主程序”对国民的财产侵犯!

    如果没有法律为个人财产明确划界,如果没能以法律形式确认个人财产的稳定占有规则,给了你民主你也难以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有了民主,还需要有保护公民利益的武器,一部民法典,就是保护公民利益的武器,这是实现真正的公民民主的基础。

    制订和实施民法典是实现公民民主的基础

   中国人争取民主不能始终徘徊在维权民主阶段。必然迟早会向争取公民民主转化。我们现在要为这种转化准备条件。制订民法典、实施民法典,就是在为这种转化准备条件。

    民法典干什么的?民法典为每一个人的财产在法律上立界,“使任何个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就谁对任何具体物品享有支配权,得出明确的看法”(哈耶克语),民法典就有这个作用!西方社会保护私有财产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民法典!公元六世纪的罗马私法就是商品社会第一部民法典。民法典为个人财产划界立界,肯定了每一个人的财产权利,每一个人都能敏锐感觉自己的利益是否被侵犯,每一个人都有着保卫自己财产利益的法律权利。可以说,没有民法(在英国是普通法),维护公民的个人利益就没有了规矩方圆。而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提倡“无私奉献”的背后,反映的是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无法划界、公权力与私权利无法划界的事实。这种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模糊、这种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模糊,非常有利于非法治国家中掌管权力的个人和小团体,他们可以用权力将很大一块别人的个人利益划到“国家资源”之范围,然后名正言顺享用别人的个人利益——那已经成了国家资源的一部分。他们动用国家资源无论干什么都名正言顺——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权。

    不制订民法典,是那些反对民主、希望永远享受特权的人们所希望的。因为民主归根结底是为保卫个人财产权个人自由权服务的。当个人财产划界清楚了,个人权利能量化的都量化了,个人权利就是切切实实的了,民主这个政治权利就能为保卫利益服务了。现实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人至今都认为民主与自己关系不大,归根结底,这是普通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没有多少财产,民主对他们就是奢侈品。虽然“维权民主”有了一定声势,毕竟与争取政治权利的 “公民民主”有很大区别。并且,底层的维权民主如果达不到维权的目的,发展下去也决不可能走向公民民主,倒有极大的可能走向“翻牌重来”的民粹民主——我始终认为,走向公民民主需要公民有经济实力,任何社会中的任何政治势力都不敢不理睬有着经济实力的社会阶层,反之,就是可以不理睬你!1956年的城市工商业改造不是共产党敢不理睬资产阶级这个有产阶层,而是通过了三反五反,资产阶级持有的资产失去了资本的力量,资产阶级的实力已经不存在了。工商业改造了,是共产党可以不理睬资产阶级的时机成熟了!从此以后,中国没有一个阶层是有经济实力的阶级。此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不需要民主”(指公民民主)就是中国的国情——既然个人都没有什么需要保卫需要维护的,民主还有什么用?

    现在我们重又呼唤民主,因为发现民主对我们有用,之所以有用,是比起六、七十年代,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从而需要我们维护的东西多得多了!但是光觉得民主有用、弱势群体需要民主还很不够,你想与人家理论,人家根本不理睬你,你太不够实力了!你要与之理论的对象掌握着支配着所有资源,他无求于你,凭什么来理你?

    被“我们不理睬你”羞辱之后,冷静下来,发现过去几十年间,普通中国人就吃亏在没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意识,并把这种意识于“落后”、“反动”划等号。我们发现,凡是有着“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强烈意识的国家,在国企私有化过程中不可能发生私人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英国一个大型企业实行私有化的时间平均需要6年,要进行详细的资产清点,要评估企业实际价值,要通过法律形式来确定私有化程序和规则,要确保在交易、拍卖、招标、竞买、制定交易规则、安排交易程序等过程中的公开透明,要将私有化的企业纳入专门的管理系统。议会还要求国家审计署在私有化之前和之后都要对私有化企业实行审计(可不是象我们这样的审计),还专门设立了国有资产私有化绩效审计司来监督“改制企业”改制效果如何。并且,要到改革的完成阶段也就是要在改制的第五年第六年,法律才认可其所有制的转变!这样谨慎对待国企私有化,立足点就出自“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他们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当成是全体人民的私有财产转让给了特定的个人。能不慎乎?而英国能够顺利推行这样的私有化,在于他们有着能清楚界定私有财产的法律工具——普通法(雷宾南先生译戴雪的《英宪精义》,将common law译为“常法”)。对国有资产接盘的任何个人想因此占便宜,简直不可能。

    中国国企贱卖的事实告诉我们,老百姓就吃亏在国家一向不提倡“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所以普通老百姓有了一点财产就容易受到侵犯;而中国大陆没有一部能清楚界定私有财产从而保护私有财产和人身权利的法律工具——民法,更是为普通老百姓“吃亏”大开方便之门。

    如果有一部民法典,将大大有助于我们争取权利、保卫权利!每一部民法典对财产的确认和保护都极为详尽的:《中华民国民法》如今共1225条,从1929年颁布后在大陆实施二十年,在台湾实施至今;《法国民法典》如今共2281条,从1804年颁布后施行至今;《德国民法典》如今共1296条,从1900年施行至今。象工人的报酬如何得到法律保护这类问题,都在民法典中有着详细规定。由于民法典是一部整体的调整国民人身财产关系的大法,凡有关国民利益事项在法典各部分都有着内在逻辑联系,因此实施民法典的国家,就能避免实施单一法规的弊病(如单一实施劳动法、单一实施物权法带来的顾此失彼的弊病),更有利于保卫公民的权利。

    当然,在今天中国制定民法典,是必需考虑到六十年间影响我国国民财产的种种变数、考虑到“国家偿还”的因素,这就不能对我国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不公平装聋作哑,无动于衷。我这里说的“不能无动于衷”不是指清算,国企变卖毕竟是国家行为,我们不可能去“清算”国家行为,“不能无动于衷”着重在要确认有一部分人在改革中侵犯了大多数人利益,否认这一点,那是良心出了问题,但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有两条路:1.通过民法典的制订来解决。2.通过造反来解决,那就不仅是清算了。如果不愿通过造反来解决,那么,制订民法典的过程,将是中国人参与民主政治的一个极好的实践机会,这是天赐中国的在中国实施民主政治的良机。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必然是利益各方都要为各自的利益博弈,吵架大概是难免的,但最后必然归于理性平和的谈判、协商,妥协,从而让民法典胜利诞生,早日实施。

    附带指出一下,我国1987年颁布的《民法通则》总共才156条,在界定财产关系和保护公民个人财产权上根本没有多少可操作性。《物权法》不仅制订得粗疏,其中第一百四十三条更是直接颠覆了罗马法系中使用权者不得有处分权的规定,使得土地使用权者有权“处分”土地使用权,造成了中国土地制度的极大弊病。因此,制订民法典也该是时候了。

    过去,只要谈到民主,总是偏重于意识形态,偏重于政治体制建构。这些固然重要,但在中国,我们更需要为实现民主夯实“经济基础”。 一个国民对自己的合法财产能否稳定占有下去都存疑的社会,一个大部分有钱人都将“移民”当成归宿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强大经济力量只能来自国家,而不会来自人民。人民没有经济力量,社会就不会有民主,因为民主的推力是经济力量和经济需求。民主大厦不能建在民众的财产沙漠上。

    温家宝先生说: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做主。制定民法典,能告诉人民家里有那些家底。无论大家小家,不知道家底,是无法当家更无法作主的。不过,我个人更同意顾准的论断,“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一句空话”,“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人民当家作主,那一定是无政府。我们要的是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和宫廷。”

    在中国,民主必然是渐进的。因为我们至今还在争取第一代人权,为了将第一代人权争取到手,我们需要诞生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建立一个和谐社会,靠什么来和谐?我认为,首先要靠在利益问题上达成共识,然后用法律来确定这些共识。要达成十几亿人的利益共识,总要有个“由头”,制订民法典,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由头”。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利益各方在法律层面达成了利益共识,这就是我们的“和谐中国”。

    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秘书处,秘书长蔡维钧: cwj115@163.com,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主办单位:文化纵横杂志、价值中国网,协办单位: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公司、北京本果管理咨询公司、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支持媒体:今日关注报、太平洋月刊杂志、拙经园网。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0-12-16 07:10:49 +0800 收件人: "editor" <editor@qstheory.com>, "dxxuebao" <dxxuebao@126.com>,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发一组信力健的文章供欣赏,张小鼐即日

搭建通向未来的桥梁

《价值中国》专访 多丽丝-奈斯比特

2010-12-15

   20年前的一本《大趋势》,给中国读者视野造成的冲击,给人们心灵带来的震撼,至今仍在那一代读者的心中印象尤深。该书销量在全球超过了1400万册,据英国《金融时报》证实,《大趋势》一书中没有一条预言是错误的。 后来该书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和多丽丝.奈斯比特夫妇二人又步步深入,在天津财经大学成立了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专门对中国做了研究,写作了《中国大趋势》,预言“中国模式”将改变世界。

  价值中国:“中国”目前似乎已经成为了世界的聚焦点,有很多国际学者都写了关于中国趋势的书,您和奈斯比特先生的著作《大趋势》、《中国大趋势》都非常畅销;前不久,我们也采访过《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您认为是什么让如此多的国际学者关注中国?

  多丽丝.奈斯比特:首先,说一个最简单的原因。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怎么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呢?但是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也并不能代表整个国民的富裕。美国的人均GDP几乎是中国的40倍,所以中国与美国的人均收入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美国的GDP有140亿到150亿,但是中国的GDP只有不到50亿。因此,这不仅是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同时这也是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

  价值中国:您认为这种人均收入的差距是怎样造成的?

  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的现状是国富民穷,我可以给出其中的原因,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中国的大部分农村地区正大踏步开始城市化进程。以深圳或重庆为例,当这些小城镇迈入城市化进程,工业开始出现,依靠土地赖以为生的农民没有获得大笔的土地使用补偿金,这是因为中国物权法有所不同,农民们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即使他们得到了补偿金,也是非常少的钱。土地的价值却在突然之间大大提高了。土地的价值这么大,那么谁得到了那些额外的价值呢?得到这些额外价值的人不是别人,而是社会、城市,当然了还有开发者。这样做当然也有益处。农民们没有变得富裕,有时候他们还因此陷入困境之中。但是城市得到了所有的资金,可以一展宏图。一方面,普通大众,诸如农民没有从中获益,这并不是很好,而政府收到了好处;另一方面,对于个人而言,能够得到1000人民币的土地补偿金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现在中国物权法是不同的。现在,我认为重庆已经在这方面进行调整,更改有关土地征用的法律法规,使农民也能从城市化进程中获益。

  价值中国:您认为这主要还是跟中国的土地、房地产政策有关,但现在房地产产业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您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存在房地产价格上涨问题的国家。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从两方面着手。

  第一,中国年轻人在购买房产方面存在经济负担,必须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明显:流动人口大量进入城市,中国富人不断抬高房价的时候,你怎么买得起房子?在德国和澳大利亚,政府采取公屋制度。这个制度是指政府提供住房,而租金取决于你的收入:挣得多租金就多;挣得少租金就少。这种制度帮助年轻人更加容易地在社会上立足。这是一种很好的制度。

  第二,你不能把中国的房地产状况与美国的情况相比。因为在美国购买房产是不需要缴纳首付款的。即使你没有钱也可以买房,然后等着房屋升值。比如你花了100万人民币贷款买房,5年之后你的房产就能增值到300万人民币。所以,相对房产的价值而言,贷款利息就越来越小。一旦市场发生动荡,房屋开始贬值,比如说原来你花费100万买的房子,现在只值70万了。当银行追债的时候,你却无力偿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银行不断地将风险转嫁给其他的银行,造成了整个市场动荡。而在中国你不能无款购买。所以,中国人在不断存钱;美国人在不断花钱,而且入不敷出。所以,你不能把两国的情况相提并论。

  价值中国:最近中国政府刚刚颁布了“限购令”,规定单个家庭不得购买2处以上房产;也阻止持有外国资本的投机者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您对此有何看法?

  多丽丝.奈斯比特:是的,这有助于防止投机倒把。当然了,如果我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我有能力购买5处住房。如果有了这样的禁令,确实会对市场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中国政府出台的政策是为了保护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事实上,美国政府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我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对中国人民最有利的事情。这非常公平。任何一个政府都会这样做。美国政府不会以中国人的利益为准绳。别忘了,西方国家是多党执政,奥巴马不得不好好考虑怎样赢得连任,共和党和民主党不得不好好考虑怎么赢得国会选举。现在他们都在宣扬是中国造成了美国就业减少,这个论调在美国非常流行。在西方民主中,你的主张是什么非常重要。

  价值中国:同样影响民生的还有物价水平,虽然现在人民币比其他任何货币都要坚挺,但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正在下降,工资的上涨幅度远远低于物价的上涨幅度,对此您有何看法?

  多丽丝.奈斯比特: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进口有关。在出口物资收回成本很困难,但同时你也在进口货物。中国的进口越来越大,人民币升值使得进口越来越划算。虽然中国仍然是出口大于进口,但其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例如,你是一家做进口生意的公司,那么在这种情况,就会使你盈利越来越大。并出口不是没有影响,可能只2%左右,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价值中国:您如何评价中国控制通胀的能力?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认为中国的物价上涨问题得到了有效地控制。中国领导层表明他们已经认识了问题,而且认真进行了考虑。中国领导层有很好的组织机制,让最有才能的人为政府工作,展现出卓越的才华。

  多丽丝.奈斯比特:在这些争议问题中,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问题。这些问题必定有解决之道——中国必须要学会分享财富。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贫富的问题,在这个世界总是会有穷人和富人,重点是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当你谈到自由公正的时候,你知道人们的才能是不同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生财的本领,有些人只能挣到很少的钱,但是他们应该有挣钱谋生的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有找工作的权利、有使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现在中国有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必须使这些流动人口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受教育的权利,这是其中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所提到的中国人是新一代的中国人,他们没有经历过中国遭受屈辱困难的时刻。现在的中国新一代年轻人更加看重利益得失,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个人自由、更多的人性化的政治关怀。政治家们要使自己变得更容易被年轻人接近。比如,能够给当政的胡锦涛主席或温家宝总理写电子邮件,就是在政治人性化方面的一项重大的进步。

  价值中国:在您的国家,您公开支持中国,国外的媒体怎么评价您的这种言行呢?

  多丽丝.奈斯比特:一些媒体,比如《时代》周刊对我的报道非常偏激,他们说我被收买了,这让我感到是在侮辱人,这很不好。你可以批评一个人,你可以说他错得太离谱,这没有关系,但你必须表现得专业。我同一家德国杂志的合作非常好,他们是一家政治杂志机构,非常公正。这两家杂志之间反映确实是不同的。但到目前为止,负面的影响就到这一步。商业界却完全不同:他们对真实的中国非常感兴趣,想要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对于媒体的话不感兴趣,因为媒体不能提供帮助。我不得不说,我们之中有人来到中国,正是因为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让我们感到兴奋。不同的渠道都证实中国确实如我们描述的那样。仍然有大量的听众和媒体支持我们,CNN和CNBC对我们进行了正面的报道,非常公正,这确实造成不同的影响。

  价值中国:所以,您依然可以发表利华言论。在欧美国家中,人们怎样追求言论自由?欧美民主体系会面临合法性危机吗?

  多丽丝.奈斯比特:在西方国家中,我们有着言论自由的权利,我们也可以说我要推翻奥巴马政权,但我也应当认识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可以批评政府,你可以指责很多事情;但你不能颠覆政权,不然你就违反了法律。如果政府说奈斯比特女士认为我们应当倒台,那我们就倒台,这会有什么后果。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中国将会陷入难以想象的混乱当中,因为所有人都想要各行其道。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应当逐步进行。

  另外,还应当考虑的是,中国是不是一定要向西方民主体系发展。我认为中国应当发展具有其特色的民主体制,中国人将会决定他们的民主之路走向何方。反观西方政治确实有其有利之处:如果你选择的政权无能,那就再换一个,更替的政府很有可能也非常无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政权之间没有延续性。

  如果你翻阅西方报纸,你就会发现西方民主存在着巨大的危机:人民已经失去了对于政府的信任,政府的选择也越来越小——因为政权是以选举为导向的。当一个政党有好的执政观点,另外一个政党不可能说:“不错,这很好,就这么办啦。”他们只能提出反对,否则他们就会失去选表。这些政党之间差别并不大,但它们又相互反对。我认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是使政权更加公开透明,同时也要避免陷入西方世界的政治危机。这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但中国政府对于西方世界的指责回应得不够巧妙,西方会对中国产生误解。我认为中国政府应当更加委婉地回应西方世界,这并算太困难。中国政府必须做好两手准备,必须考虑中国国内的民众对此有何看法,他们想看到什么的结果。你应当用一种说法向外部解释;用另一种说法对内部人民解释。因为并不是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都和你一样明白,这种状况很容易理解。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是相互的,缺一不可。我们解释了西方民主,所以,问题是应当怎样在政治民主和一蹴而就的政治改革中寻求制衡。

 

中国富人“哪来的钱”?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魏城

2009-12-11

    两周前,我在自己的专栏文章《中国一直在“补贴”西方?》中谈到了中国大城市某些物价比西方还贵这一现象,并试图探讨其中的原因,引来了很多读者评论。

    其中一位读者发贴,这样问道:“作者写的东西我也不否认,但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还那么有钱,国内好一些的饭馆爆满,出一次国,回来就是大包小包。什么文艺演出,都是几百元的票价,还坐得满满的。都是哪里来的钱?”其实,这也是我内心的疑惑。常理告诉我:如果中国大城市存在着比西方还贵的物价,那就一定有比西方还富的人群在支撑着这种物价。我今年在北京生活了半年多,所见所闻,确实验证了这一常理。

    当然,这类富人在整个中国所占比例极小,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特别大,即使极小的比例,绝对人数也不少。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最近公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富人的研究报告,报告称,2008年中国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家庭不到中国家庭总数的0.1%,但拥有45%的总财富,半数以上的百万美元资产家庭集中在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和山东六个省市。

    别的地方我不清楚,我只谈谈我生活过的北京。我的感觉是:即使是在北京,富人也是少数,但由于灰色收入的存在,北京能够支撑比西方还贵的物价的消费者比例应该大于0.1%。半年多的北京生活,我算是亲身见识了这些北京人的“不差钱”:他们开着好车,戴着名表,经常去高档餐馆吃饭,豪华洗浴中心泡澡,卡拉OK歌厅飙歌,灯红酒绿之处按摩、洗脚……他们花钱时出手之大方、之豪爽,应该不比西方同类逊色,有时甚至更胜一筹。

    随之而来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人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包括私企老板、外企的高薪雇员、律师、咨 询师、会计师等高级专业人员、歌星、演员等娱乐圈名人; 第二类人是中国房市和股市两大市场的受益者,包括房地产开发商、股市庄家、资本玩家和一些成功的炒房者和股民; 第三类人则是吃“官粮”者,包括党政机关的中高层官员、国有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等。切记:不要小瞧第三类人的资产和消费能力,虽然他们工资单上的收入看上去远远低于前两类人的资产,但正如一首民谣所说,他们“工资基本不动”,吃饭“有地儿报销”,购物“有人买单”,而且还有很多的“外快”,也就是所谓的“灰色收入”。

    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读者的疑问:这些人“都是哪里来的钱?”

    第一类人和第三类人获取财富的方式,不用我多说,或白、或黑、或灰,中国老百姓有很多议论,中国媒体有很多讨论,经济学家也有很多研究,例如,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曾经带领课题组进行过有关灰色收入的调查,得出结论称,2005年中国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灰色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4%,而有机会获得这些灰色收入的人,原来就是高收入阶层或权力阶层。但第二类人的财富究竟“都是哪里来的?”我则一直似懂非懂,稀里糊涂。

    从北京回到伦敦后,有一天我去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英国华裔朋友家玩,聊起了这个话题,他的一番话,至少让我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的富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这位朋友说,在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中,历时10多年、至今尚未完成的房地产商品化运动、旧城改造运动和城市扩张运动,加在一起,等于是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造富运动”。首先是掌握土地拍卖权的官员们:地方政府高价卖地,使地方政府的财库鼓了起来,官员们也因此富了起来;其次是房地产商们:他们在拍来的土地上盖房子,然而再高价卖给消费者,紧跟着也富了起来;接下来是各类投机性炒房者们:他们搭乘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房价飙升的快车,买进卖出,也迅速地富了起来;最后是旧城改造运动和城市扩张运动的受益者们: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一部分老市区居民和“被城市化”的原郊区农民成为一波一波的拆迁活动的受害者,他们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剥夺和侵害,沦落为城市贫民,但其中另外一部分人,则通过讨价还价、甚至做“钉子户”等方式,为自己维权争利,成功地在这场“造富运动”中分得了一杯羹 ……总之,这场通过卖地和盖房子而起的“造富运动”,就像一道点石成金的魔杖,点到之处,一批又一批大大小小的富翁们因此“被”制造了出来。

    “听上去,好像仅仅是拆老房子、盖新房子这样一种城市翻新过程,就‘翻'出了一个新富阶层,”他接着说,“但实际情况是,仅仅造房子是造不出一个新富阶层的,房子需要有人买,而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的房子,其买主是全中国的有钱人,甚至包括某些外国的有钱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来自全中国和全世界的部分金钱,共同滋养、培育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新富阶层。”

    听了他这一席话,我仿佛茅塞顿开:我甚至连想起了今年上半年我在北京的某些生活片断。那些不连贯的生活片断,经这位朋友如此点拨,也都纷纷自动互相连接起来,并具有了意义。

    我在北京生活期间,曾经住过两个小区。从小区内有游泳池、健身房、足浴中心、宠物医院等设施来看,这两个小区均可算做中产阶级小区。我喜欢游泳,泳后顺便泡泡桑拿。在我最初住过的那个小区,我泡桑拿时常常遇到本小区的三个业主:两个老板,一个官员。其中一个老板是广东人,在北京做化妆品生意,故在北京置业;另一个老板原来是所谓的“山西煤老板”,后来通过买房、炒房,“洗尽”了手指缝中的煤黑,摇身一变,成为京城房老板,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房租;至于那位官员,则单位不明,官职不祥,因为他常常对此含糊其辞,我也不好细问,但听话听音,我大概可以猜出他在涉外经贸部门工作,他常常对那两位老板抱怨自己没钱,但他开的汽车,却与那两位老板不相上下:他的车是宝马。

    这个生活片段,似乎验证了北京业主来自全国的说法,也验证了政府官员“工资基本不动”的那首民谣。

    我最后住过的那个小区,业主的收入略低一些,主要是政府官员、国企员工、外企或私企的“小白领”。例如,我最要好的“泳友”之一,是北京一家旅行社的普通导游。时值盛夏,我们游完泳后常到泳池外的树荫下乘凉聊天。他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特别健谈。他的工作似乎不忙,他的说法是:他就职的那家旅行社是国企,游客不多,效益不好,因此他的收入也不高,每月只有两千多元人民币的工资,但这份工作的好处是,他平时不用去上班,只有等到游客人数足够时,他才会组团带游客去外地游玩,因此即使是平时上班时间,他也有很多时间去健身房和游泳池锻炼。但一直令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他也似乎“不差钱”:他在本小区拥有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房,开着一辆奥迪牌汽车,每天游泳后,也经常与一帮小区里的“酒友”去附近的餐馆去吃饭喝酒……直到有一天我们闲聊时,我才明白:他在旅行社每月领取的两千多元人民币的工资并非他的主要收入,他在市中心还有两处房产,一套租给一家住户,租金三千多元,另外一套租给一个餐馆,月租一万五千元。当然了,后来我又听其他人说,导游的灰色收入也不低……

    这个生活片段,似乎验证了北京市区的老居民只要有几处房产至少都不属于“弱势群体”的说法,更验证了国企员工工资不代表其全部收入的说法。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其间没有经历过大的衰退,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谜,有人说,谁能给出谜底,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在我看来,更大的一个谜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中国人,究竟是怎么富起来的?其真相、其谜底更是被层层迷雾所缠绕,被种种神话所包裹,站在中国之外的人,如同隔雾看花,越看越迷糊,站在中国之内的人,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使是官方的统计数字,也被五花八门的地下经济、灰色收入所扭曲,无法成为判断真伪虚实的依据,甚至就连王小鲁的4.4万亿元灰色收入之说,也有很多推测的成分,因为你无法精确地界定和计算“灰色”的东西。

    我索性放弃为每一个疑惑提供既明确、又全面的答案的徒劳努力,不妨提一些问题,以激读者讨论;抛几块砖头,以引专家之玉。即使引来的不是玉石,而是同样的砖头,在砖砖互撞的过程中,也许就能撞出真理的火花。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0-12-16 06:25:0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谨祝新春快乐!重发张小鼐2010年文集,并经再三修改。

年终闲言

张小鼐

    我这个人不学无术,却能读书识字且养成爱看书报的习惯;文中很多观点、看法与认识都是学习的结果,决非就是自己的东西,个人的思想都受社会影响;亦不知什么原因,自己把对近现代史的学习与中共党史直接联系起来——这也是很自然地;讲中国近现代历史,现在大陆主要就是中共党史,却乃史实缺陷,我不能不说出个人很简单的看法;朋友们竟有人说我成为搞国共党史研究了;也有人直言我在找中共党史的大毛病,把一些理论扯得粉碎,还公开去点李君如和房宁等人的名字,肯定不落好;我笑了,是朋友才这样说的!不过我不是想个人落好,一个60多岁的人今天个人落好又会如何?还不是即将面对一死嘛!正是我已无所求才会这样做;目的在中共党和国家发展与未来上去看,只为共和国的长治久安,人民事业千秋永继;也是作为公民的义务与责任;我仅说出自己的真实思想、看法和认识而已。能赶上这样的时代,个人不仅足矣,更为自己庆幸,与上一代人及不幸者比较,我真是有大福有大命者,并且个人只望国与党共存,开万世之太平!

    谈中共党史与中国近现代史个人不及皮毛,连门都进不去;于中共党史研究更是决不会要我这种人的,这是大实话。我个人决不可能对一些理论产生影响,更不可能把一些理论扯得粉碎,而是革命自身先天不足,激进派思想偏颇与缺失,造成学术与社会很多严重问题,甚至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及其持续性发展;但我与共和国一同成长,是在红旗下走过自己一生至今地,所以我要把个人看法说出来;中共党的伟大不等于没有问题甚至危机,从毛泽东到以后历届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和领袖,就都如此不断地反复说过;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全都是好人,甚至有最坏的人,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好人都能参加这个世界上最大、执政权无限地现代政党;也正是这个原因,恕我直言,坏人和最坏的人可能亦在这个党内;历史上出的坏人大家都知道,而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我说过要警惕中共党内出“李登辉”或“陈水扁”呢?谁能知道呵!只有天晓得。要出问题就在共产党内!这句话肯定不是我敢说的;但共和国最大的问题毫无疑义,我看再无莫过于此矣!

    换句话说,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世界上没有那个党和国家不会面临着这个问题。而且人们看到“黑社会”就在我们身边或者身受其害。为什么?这不是中共和中国社会存在的事,乃全人类所要回答的。有少数学者却看不到这一点,既非事实求是、更非客观理性地认识;我们在思想文化理论上存在非常严重的情况。一些学者以学者身份入仕,言行竟完全离开了学术规范要求,亦为社会与学术规范的缺失;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问题并不在民众间,而主要在社会上层与上层建筑、在时代精英者身上!讲既得利益群体亦主要是上层社会;尤其是中共执政党从传统政治中胜出,拥有无限执政权(包括责任);这样的党西方国家没有,这样大的党世界上也唯有中共之;作为现代政党,中共是最大的受利益党,即既得利益党,其生存、发展与未来都是全世界瞩目的。身为中国人就更当清醒地知道,这也是只有我们自己用事实去回答地。现在不少人都在思索中,以求解一些具体的正确认识和方式,同时说明学术要独立、社会在进步;但理论走不出过去的历史就无法与时俱进,这不是否定历史,而是在历史事实上时代所要求、更是历史所要求的。否则就难说了。

    言及于此,黑社会在中国现今意味着什么?所谓扫黑——以重庆的问题去看,一个掌管政法部门的党的主要领导成为黑社会之首并被伏法,这正是社会的缺陷,法典法规法则形同虚设,就是法治社会所不能容许的!重庆扫黑举国上下都有同感,换句话说,绝不仅只于重庆,这是必须深思地。实际上中国是个人口大国,长期专制社会下民众没有人权意识,社会缺失民间社团组织,只能依靠政府;共和国建国后民权仍旧不倡,过去还是人治的强权政治现实;改革开放又正处于矛盾集中高发时期,这对很多领导者(包括上级)来说法并非重要,只要能摆平,就是能力、本事;不少的一把手甚至可以将法律玩弄于掌上,有时候他一个人就可以不法而为法,乃至成为法律行为解释权威,法院和法官又岂能奈何哉!我打十几年官司,至今那里会依法办事?得到任何解决?就是答复也没有呵!官官相护,王建民就是法,就是理,市委书记(现任书记及几任书记有批字)要听他的,市长(现任市长及几任市长有批字)要听他的,所以王建民敢说:“你要解决问题只能找我,谁叫你找市委、市政府的,你找他们就是不相信我,他们能解决你的问题吗?你还不是要找我”等等,所以我的问题也至今根本没有任何解决的,中共中央政法委有批字亦不能有任何作用了;我在网上信访说过:难怪曾令清、聂自力、黎红琳不怕,敢不给职工买社保,他们却以权谋私,所行为非而大兴其势,其问题政府职能部门还有理由辩解;这就是黑社会,老百姓没有办法的(除非你造反走绝路)。

    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乃共和国60余年来的政治优势;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我国宪法明示公告:共和国乃中共党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作主的国家,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却是中国人民完全接受的。简而言之,社会主义在中国,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共党领导下的政府行为,亦是我们行之有效的基本经验(当然也有问题),并且为改革开放所再次地证明;还可以说这是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之的。这里更可以说改革开放确定实行依法治国的方针,也就是保证中共执政党地位与人民当家作主二者间有机地统一;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一条。

    有少数的经济专家——个别目前在国内知名度可为大家名家者,对政府出台一些价格调控政策大有微言,甚至大放厥词,如果只站在经济学概念的立场上,他们说的一些东西实际上也就失去了具体作用,并且根本不解决问题;我们的国家现状与历史发展事实是无法用这些概念来回应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象中国这样的国家自由经济主义与民主都不能、也不可以照抄照搬一些概念化的东西;政治和民主发展都不完善,经济发展也并不真正发达——问题严重失衡,很多落后地区还完全只能靠政府帮助,法治的法制化更有严重缺陷,始终赶不上社会的要求,老百姓的权利从未健全——只有政府即中共党的领导才能代言——中共能走至现在,就在还能基本上站在广大基层民众利益上,我们的政府亦是有能力且真正负责任的,不可以否认!在民众无法靠自己的情况——即人们没有结社集会示威游行以及罢工等权利,民社组织极其有限,自己自由表达不具充分法律途径下,社会主义就在政府!政府必须代表群众多数的意愿和基本权利,否则政府就无以生存、或失去政府职能作用,亦无发展与未来。而要解决目前转型期的社会诸多问题,就必须依靠中共党领导下的政府;同时,不断地推动政治(包括体制)改革,例如我国法治社会基础,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根本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民富还必须得国家有钱,社会主义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一个落后的国家能发展起来,不可否定国家权力有垄断性的作用——只要政府是负责任的,这也是毛泽东时代社会还能延续的真实原因。了解中国才能建好中国。

    网易上看到于建嵘最近指出:"越来越多底层人民开始聚集:失业工人,失地农民,底层知识分子,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虽然找到工作但没保障的,可能你花了很多心血努力,但只要人家家里有关系,早就当上老板了,哪里轮得到你?还有退休老干部,退伍军人…… " 现在的泄愤事件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非常突然,一件小事突然发生,比如两个人在马路上吵起来了。第二个特点是最后参加打砸的人与这件事没什么关系,他们(只是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恨,对当官者、有钱人心中不满,宣泄心中的愤恨。第三个特点是,现代科技在迅速把每个事件放大,带来更多人的从众心理。第四个特点,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有打砸抢的行为"。实际上这只是社会转型期矛盾加剧突发现象,甚至有集中表现的激进群体事件暴发,既是对执政党和政府以及改革开放的重大考验,更是社会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政治改革以适用发展需要的强硬态度;不改革不行!要让每一个公民都承当起自己的权利与责任。

    发展是硬道理!仅此同时稳定既成为硬要求!这就必须有和谐社会;可以说,只有和谐社会才有发展,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条件;从西方国家看,可不谈美国,而主要西欧国家与日本,都是在二战以后才真正发展起来的,这段时期仅只60多年;相对地说,主要是这些国家在二战之后人们对战争真正有了认识,以追求平和的社会环境中使社会逐步发展了,这一点我们必须有认识;再说改革开放的成就,我认为也值得总结,这30多年国内相对是较为平和稳定地,社会就发展了,有序渐进,环境是很重要的。所谓社会和谐即社会现代化环境,概括性地说,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以人为本,则必须有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才能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真正有弱者(即弱势群体)的地位;人与社会自然的差距永远存在,只有人性基础上形成的人权意识观念与法律,真正能在法治的法制化下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力)。所以人性乃人权的基础,也是人类群体生活的本能,是人就有他生存生活的基本权利(力)。阶级矛盾(差距)主要是弱者的权利,必须通过法治的法制化公共社会环境,在法律基本保障下,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社会的互动(资助),解决生存与发展的困难。阶级斗争性却是被逼出来的,也是反人性的。和谐社会改变了传统政治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规则,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力),在兼蓄并包,宽容忍让的法治社会下,人类才能和谐发展进步。

    有发展的条件社会就会发展,不然便停滞不前、无以进步,这是社会发展规律要求的;主观愿望并不能代表社会发展,而必须适用社会客观现实存在的条件,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发展除了经济技术(器)之外,还要有相应的文化政治、包括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建设,这是马列主义理论基础知识——亦可为共产党人的哲学。

    改革开放中政治改革势在必行!目的则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共和国生命之源!也是全国人民始终接受的,改革开放更是在中共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中国这样的国家,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事都做不成——这直接关系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党存国存,民望所系之!

    结束“文革”,实行改革开放,其政治改革目的就在加强中共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法治化、科学化、现代化,彻底克服长期传统政治的缺陷,以解决中共执政党存在的隐患与危机,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与广大民众的愿望,从而保证党的领导与国家长治久安——也是为发展所要求的。因此,政治改革决不能、从根本上说也决不会损害既得利益群体的切身利益,这是包括每一个中国人切身利益在内的。换句话说,这对有些人会是一种利益调整,对群体利益更是一种根本保障,既长远利益措施。且肯定有些人必然要受到冲击和直接影响,甚至有被淘汰掉的,这些人本身就有严重问题,早就影响到党和国家的安全,发生“文革”这样的事情,不是偶然的,成立中共纪检会为什么?党和国家面临着少数人的危害,不解决不行!要防止再发生“文革”和毛晚年的错误;从根本上铲除社会黑恶势力(黑社会);同时,更当于体制改革上以真正有力地去预防发生决策错误和权力腐烂变质等重大政治问题。

    对很多人——尤其是高层领导人乃思想水平能力的大检验,且主要于文化认知上;恕我直言了,李铁映、李君如及房宁等人我发现他们有代表性,如李铁映先生在任中国社科院长去职履新、改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的告别文章(信),说明了高层部分人的思想认识;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完全有悖于学术理论的自身要求;信中提出胜利者写历史,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等观点看法,正是中共马背上坐江山、枪杆子出政权的传统强权(人)政治反映,更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造成的思想缺陷,毛泽东晚年犯错误就在此,结果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阶级斗争消灭定理,称什么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等等,思想混乱至已经背离文化和理(人)性上,造成“文革”十年浩劫的灾祸,李铁映根本没有认识;他的观点我发现后特别注意,曾在我的文章中谈到;本文及至有关延安是新民主主义发祥地、新民主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观点等,既是我的认识,也主要是针对李铁映前不久谈延安精神的文章与言行有感而发;什么是延安精神?李表达的意思是否全面正确?必须有具体史实求是认知,亦并非就如李所尽言之;实质上精神既思想,我们必须有事实求是的态度和根据;民主主义才有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才是延安精神!64事件中李铁映任职教育部长,造成当时的后果并在处理上他都有一定的责任;这就是中共中央出手太晚,造成事态恶化与中共中央态度不坚决,内部持观望和有不同看法等有关,邓小平最后出手也是因为事件发展下去已经直接危及党和国家的安全,有人要改变中共党的领导,这是全国人民决不会答应的;如果我们在事件中对此坚持明确的态度,对学生加强思想指导,少数人的企图就不会得逞;处理是不得已也是及时的,更是民主发展不正常而造成之事态,且必须认识地,此乃提高执政能力的必由之路,包括对毛泽东时代的认识,当然决非是针对某个人而言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彼一时,此一时;每个人都有个人及时局等自身缺陷,对历史人物、要人和历史认知并非去否定,而在提高我们的思想和工作能力(水平)上,克服其不足和个人及时局等缺陷,目的是与时俱进,为事业和发展负责任!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社会革命时代伟大的历史结晶、与中共领导集体智慧光辉地体现,但不是没有历史性、时代性的,同样具有其历史时代与个人的局限性,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就是反科学的形而上学;和马克思理论一样,都只能属于思想学术范畴,必须科学地认知和掌握,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地问题。说高举者可能趋反,甚至打着红旗反红旗——这种情况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一定要有所警惕,防患于未然;更是科学发展观中一个具体要求与内容,林彪、四人帮就是最坏的典型例子,人民受大苦了。理论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理性客观认知,源于社会生活实践和自然规律等,形成一些概念性决非就完全可以概念化,因为社会与自然认知是永恒运动、变化不尽、没有止境的,物资不灭论就是显例,尤其于社科理论更是如此,所以,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等,我们过去有很多误区,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文革中搞毛主席语录;让人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完全背离了思想理论的要求,乃是反科学行为;文革如此已成历史,人们都有了认识,问题在21世纪伊始,中央编译局还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断章取义,貌似神离,甚至以语录代要论,这样的东西学不到马恩思想理论的,只会使人一知半解,有时候还会适得其反。马恩理论属社会科学,离不开其时代历史环境与文章所针对的社会事件等;搞这些东西的人,为什么就不会搞点自己的东西出来?马恩是人,我们同样是人,就不能去学学马恩,也做点自己的学问呢?胡编乱集,马恩在天之灵有知,恐怕也只有哭笑不得了。我真不知道有些学者和权威在干啥呀?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一些所谓马列毛的时代精英和权威们如此行为倒真叫人不解,他们实际上又做了什么呢?高举派就是反科学地反动派,象一群拼命贩卖现代宗教的僧侣,把人们引上斜路,任其下去社会早晚可能要误入歧途而受灾祸。

    无限执政权正是中国历史传统政治的恶果,权力失衡必然产生思想政治与工作生活上腐烂变质;而旧体制下官权形成的官僚机制,官僚主义盛行,甚至于官僚资本主义严重倾向,就是改革开放中体制改革的内容;过去的万能政府造成机构臃肿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我们养了很多不干事或每天无所事事的政府人员,他们拿钱不做事,还享有特权,并且骑在老百姓的头上,社会发展至今,老百姓早已经受不了地;政治改革时至而不为之,将是执政党和国家的大灾难,也必是人民可能面临的大灾难呵!如此下去,共和国的成果会被毁于一旦的。而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还权于民,让权利监督权力!即在法治的法制化社会,通过法律明确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从而使民众以法规为武器,走法治程序,自己运用法规维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并能监督政府,以“赶牛耕田”。

    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乃人民授权之。中国的根本问题无论历史或是现实,始终为官权和民权这一点上,权力(传统)政治实际上没有民权——过去社会真的从不讲人权,造成了近代落后挨打的百年耻辱;重建个人所有制也就是要树立起人权——即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观念,这是人治社会还是法治社会的根本区别;人治时代也有法制,没有天赋人权、与生俱来的意识,强人(权)就是真理,就是法;结果中国社会造成不断地改朝换代,历史几乎停滞不前。所以,改革开放就是要改变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让祖国千秋万代永葆青春活力,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国家才有未来!也只有法治的法制化社会,中共领导与共和国才有永远!这是我坚定的看法,也是在中共党的领导下我与共和国一同走过来的毕生感觉和认识,写了这些文章;及此,并自代序。

    张小鼐 2010年12月6日于萍乡私寓书遛斋

 




发件人:"达摩" <948671771@qq.com> 2010-12-15 20:12:18 +0800收件人:"金煊" <ta997@hotmail.com> 抄送: "zdjun" <zdjun@263.net>,  标题: 谁阻滞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

谁阻滞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达摩

    继盖茨、巴菲特和四十位美国亿万富豪宣布死后将把过半数的资产捐献给社会慈善事业之后,又有十七位富豪也在近期宣布加入捐献之列。这一连串的新闻正在拷问中国“朝野”,那个全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怎么有这么多“高境界”、“高觉悟”的资本家?有人“百思不得其解”,我看答案很简单。

    第一、 说明以前中国教科书对资本的定义是错误的,资本并不是“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已经不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那个年代。现代资本主义除了鼓励技术创新和合法竞争之外,也通过国家“二次分配”权,提高全民福利共享水平,减少收入的差异,实现社会和谐,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修正为民主社会主义。

    第二、 资本家也不仅仅是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不但是资本运营的管理者,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不仅为社会积累了物质财富,也是慈善理念的宣传者和施行者。

    第三、 昔日的帝国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但乐于“藏富于民”,也鼓励慈善事业发展。他们制定一系列与慈善有关的法律,提倡以慈善弥补国家财政“二次分配”后仍然存在的贫富差异,保障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比如,遗产税法、基金会法以及捐赠慈善可以抵税的税收优惠等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主义的中国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管理方式,使生产力得以解放,增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是,中国的慈善事业仍然按传统方式运行(以公募基金为主)。因此,当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在中国举行“慈善晚宴”时,除陈光标和曹德旺等人“代表”出席外,大部分中国富豪选择了沉默。不是中国人没有爱心,而是这个体制没有为中国人营造一个发挥爱心的环境。这里我没有用“中国富人”,而是用中国人。因为我向来不认为慈善只是富人的专属。慈善事业人人都可以参加,有钱人可以出钱,没钱人可以出力。只要你肯参与,就可以用你的爱心,去抚平另一个受创的心灵。

    中国慈善事业与美国慈善事业的比较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原民政部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说:“过去5年,是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最好时期。2008年达到1000亿元,2009年没有地震,捐款额也达到509亿元。。。。。中国慈善事业成就斐然,但一些矛盾也日益突出,比如经济快速发展与公益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2009年中国年度慈善捐赠额虽达到509亿元,但只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17%,仅为全国财政收入的0.75%。比较之下,美国2008年的捐款为3000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为当年美国财政收入的10%。要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年度捐赠额应该是6000亿元人民币。”--这就是中国慈善事业与美国的差距。

   王振耀还说:“中国慈善组织与从业人员的数量,也远远落后发达国家。2009年,中国的基金会为1843个,美国的慈善组织超过100万,英国比较活跃的慈善组织超过16万,加拿大慈善组织也有8万家以上。中国基金会的从业人员,2009年不到2万,美国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则超过900万,英国则有60万从业人员”。(见《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0年06月24日 第 04 版)记者—郑娜)

   王振耀没有说到的应该还有:为什么壹基金至今没有慈善“牌照”?为什么中国富豪不愿意捐给公募基金?为什么无法公布汶川地震捐献资金的去向?为什么中国的慈善从业人员这么少?

    中国“富豪”的后顾之忧与不平

    有人说:“中国富豪们的“富裕的年龄”不超过30岁,他们尚沉浸在对物质财富的眷恋中”。我看不是。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富豪”们的后顾之忧。对企业来说,企业家普遍感到负担沉重(比如五险三金),他们认为企业前途未卜,还须不断拼搏,怎敢大手笔投资慈善?对家庭来说,中国尚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尚若他们也学巴菲特“裸捐”,那他们的“富二代”同样也有上学贵、看病难等难题。

    其次,中国还没有完善的慈善捐赠法制,纵然有心行善,也怕捐给公募基金会(比如红十字会),看不见善款的去向;自行注册非盈利社会团体吧,找不到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在经济发达省区注册,却不能去经济欠发达地区施助。中国慈善事业的路障重重,还是不出头为好。但是,最令中国“富豪”心里不平衡的是:政府和官员们的所作所为。在关爱弱势群体的问题上,政府应该是主角。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的用途之一,就是通过“二次分配”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 民间慈善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应该是配角,做一些拾遗补缺的事情就可以了。但现状是怎样的呢?是政府的“二次分配”职能极不到位。

    我见到的农村低保状况,往往是政府公布的标准高,低保人领到的少(陕西省每个低保人每年仅有790元,大多每人仅能领到300元); 相当多的山区特困家庭无力承担孩子们在学校的伙食费。政府“财大气粗”,花钱不科学、不民主,动辄致数亿财富“打了水漂”。比如,甘肃某国定贫困县,为在县城中立一块巨石,花费3000万元人民币;比如,西安市建法门寺景区一期工程,花费28亿元人民币。凭什么要让企业和企业家承担经营之外的责任?凭什么要靠民间慈善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再说,富人们的钱也是一点点的挣来的,哪有贪官们的“灰色收入”来的轻松?更使富人无法容忍的是世俗的偏见,本是平衡社会的捐赠,为什么总被看做是富人的“自我救赎”?

    法制应为中国慈善事业撑起一片蓝天

    美国人为什么能如此慷慨,除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教义宣传把自己10%的收入,送给需要帮助的穷人)之外,还有个重要因素是美国有《遗产税法》。美国遗产税的起征点是100万美元,超过部分一律按资产价值的50%课税,而且税费必须缴付现金。香港和台湾也开征遗产税,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去世后,遗产价值逾600亿元新台币,其继承人须缴遗产税119亿元。开征遗产税的目的,就是为了平均社会财富,促使富人自觉承担社会责任,避免“富二代”不劳而获。我国自2004年起草《遗产税法》草案以来,已经历时六年,却“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如果,实行《遗产税法》,不但可以促使富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主动关注慈善,还可以带动整个社会的爱心行动。

     以我从事慈善事业十三年的经验来看,制约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注册难”。“注册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基金会注册难,另一个是慈善服务机构注册难。我原来准备注册一个慈善服务机构,省民政厅社团管理局真情相告:一是你很难找到愿意“管”你的主管单位;二是在咱们省注册社团,不能把善款用到外省去。

    在香港,除了著名企业和显赫家族的基金会之外,还有众多民间慈善社会团体。比如我与之合作过的圣士提反书院社会福利服务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中国农村社会福利服务有限公司)和川彦社,这两个团体都是以香港教职员工为主的非盈利性社团。他们在特区政府公司注册管理处注册,按照非盈利有限公司申请会计监督,运行资金来源于内部集资和委托人支付的项目管理费(占项目总投资额的3-8%)。发起人既是出资者也是义工,他们在欠发达地区考察资助项目的真实性、可行性,负责向委托人推荐资助项目、书写考察报告,监督善款的使用。他们努力节省经费,目的是要把更多一些资金用于待援项目;他们足迹所至之处,都是山高水远的欠发达地区。他们的专业化服务,是慈善事业实施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在国内,这样的慈善机构却无法注册。

    中国至今没有一部《非盈利社团登记法》,没有《基金会管理法》。有《公益事业捐赠法》,却遗漏很多亟待完善。所以我说,阻滞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不是某个个人,而是中国亟待改革的政治体制。我要大声疾呼: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是要改革现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只有让这个立法机构真正代表民意,才能加速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才能为中国的慈善事业撑起一片蓝天。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0-12-19 12:40:1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廉洁的国民党领导人

马英九住了25年的房子

台文

    在台北市文山区的普通居民住宅区,有一座老旧的公寓楼,马英九一家就住在这座楼的三层,一住就是25年的家。即使是担任“法务部长”、台北市的市长,马英九也没有搬进政府提供的官邸,而是同台北市的普通百姓一样居住在公寓楼里。过去25年中,马英九一直住在这幢公寓里,虽然他的官职一直在升,但不变的是他的住房。

    马英九当年受蒋经国赏识,从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国民党最年轻的副秘书长到“法务部长”、台北市市长,官职不断变化,而不变的是他所住的房子。

    马英九从美国哈佛大学读完法学博士后回到台湾后,因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就与父母住在一起。后来父亲马鹤龄在文山区兴隆路二段一幢单元楼中买下了两套房,每套房约33坪(合100平方米多一点,1坪约3.3平方米)。在三楼楼层,南面是马英九夫妇的“小家庭”;北面住着“大家长”、马英九的父亲马鹤龄和母亲秦厚修,马鹤龄过世后,秦厚修则居住在这套住房中。前不久马英九搬到“中兴寓所”(陈水扁住时叫“玉山官邸”),秦老妇人在兴隆路住了很久,也习惯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不想搬离,而马英九也尊重母亲的意愿,让她继续住在老家。

    在过去20多年,马英九与父母亲住的是门对门、户对户,父母有什么事情,开门叫一声,马英九就能应声而来。但关上门,他们又有各自的独立空间。两套房子大小一样、但室内装饰迥异。3月大选获胜后,马英九的住处外增加了维安人员的数量。

    马英九“小家庭”的室内装饰是中西合璧,而且家中书特别多。“大家长”的居所则显见浓郁的“中国风”:地地道道的中式古典家具,点缀其间的是各式精美瓷花瓶;因为姓马,客厅里摆着一匹通体翠绿的玉马;一幅秦厚修画的水墨画,配上马鹤凌的题词,挂在书房最显眼的位置。

    马英九所住的社区是台北典型的民众住宅区。1993年马英九升任法务部长,可以享有公家提供宿舍的待遇,但马英九没有搬家,依旧选择住在这间公寓里。当上台北市长后也是一样,8年的台北市长生涯,马英九没搬进市长官邸,他拒绝了这一福利的优待。照样与台北市市民一样住在普通的公寓大楼里。

    马英九所住的地区是典型的台北普通居民区,过去隶属于台北县,后来划归到台北市文山区。据当地居民介绍,20多年前,该地区的房价相当便宜。一位从美国回台湾的女性(左),一大早6点多钟就来到马英九的住宅楼外,她想看看马英九的家到底什么样。在马英九住宅的四周,基本上都是几十年的老住宅楼和老房子,住宅楼马路对面是个名叫兴隆公园的小公园,这在寸土如金的台北市也算是难得的休闲之地。只要有时间,马英九每天早晨都会沿着住宅区的马路跑步。即使是当选为“总统”后,马英九也是老习惯不改。后来考虑到维安等因素,马英九的晨跑就改为游泳了。

    每天晨跑是马英九多年养成的习惯,这是马英九在跑步中向路边的民众挥手致意。即使在大选获胜后,马英九也坚持晨跑。

    文山区位于台北市的郊区,景色不错而地价涨幅不如其它地区那样涨得快,所以很吸引在政府上班的公务员在这里买房居住。如果说“物以类聚”的话,马英九的几位核心幕僚皆住在马英九家的附近,结果就有了“文山帮”之说。台湾的媒体曾调侃的报道说,“文山帮”们休闲假日常去爬山,仙迹岩、政大后山、猫空、指南山一带便成了“政治山”,环境熟悉容易有共同话题,默契与共识自易形成。整个来说,文山帮的“政治山”是因为讲究生活、健康而形成,与民进党某些人几分酒意和权势熏染后爬出的“枕头山”路线大异奇趣。

    当地房仲业者表示,文山区除了因治安好,环境佳,吸引民众入住外,也确实有不少“马迷”,为了当马英九邻居,看马英九慢跑,因此到当地购屋。
当地售屋,马英九被列为主要卖点之一。至于马英九住的那栋七楼华厦,房仲业者表示,已经五年多没有人拿出来卖,同样的屋龄及产品,如果是周边房子,大概一坪30-33万元新台币(30元新台币约为1美元),不过如果是马英九同栋邻居拿出来卖,“恐怕开价一坪40万元,都有人会接手”。

马英九老西装穿十年 时尚界批评没型没气势

    马英九老西装穿十年,让设计服装名师们都看不下去。马英九穿着一成不变,老西装穿十年,让台湾西服设计师都看不下去。建议马英九不要太过节省,订制适合自己身型的西装。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第23届亚洲洋服联盟大会将于8月1日至6日在台北晶华酒店举行,三位代表台湾的裁缝师傅,他们将与各地代表争取亚洲第一的头衔。曾为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订制西装的“力上”西服创办人梁冬富说,看到马英九穿着,常不懂为何那么节省,因为像竞选广告“我们准备好了”穿的西装,一看就超过十年了,竟比其他县市首长都旧,实在不好看。

    其实马英九去年起提倡节能减碳不穿西装,一年来对西服订制市场还造成冲击。身兼台北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梁冬富表示,去年起台湾西服订制业绩掉两至三成,已有业者扬言建请马英九订制西装来拯救产业。曾为陈水扁两次“就职”设计西装的“绅装西装”社长李万进则认为,马英九其实体型很好,但西装不知为何都遢遢的,其实可借由立体剪裁,让服装看来合身有型。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12-18 19:39:12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Fw:附件网络文摘

真实的台湾很中国,很现代

万通集团董事长 冯仑

2010年12月

    台湾是一个很中国、很现代的一个地方。如果说形象比喻,它像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但平时却素面朝天的样子,你不经意之中会忽略她,但你仔细停留下来你会非常喜欢她。相当于说一个青春靓丽,但是平时不怎么打扮,她穿的是很普通的衣服,因为你到台湾第一眼,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房子、街道,你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你停下来仔细的看,她稍微一“捣持”,你眼前一亮。
  台湾很中国,但他还很现代。所谓很中国就是你会感觉文化是完整的,不像大陆的这几十年的变化,文化很断裂。我们这一百年,大陆这边的文化不断在撕扯,价值观很破碎很断裂。

   官不聊生 人民安心

  台湾是法制和民主的一个环境,所以它的媒体是什么,只说坏的不说好的。媒体把坏事件作为好新闻,狗咬人都是好新闻,所以他只说坏的。你想,如果我们这的媒体光说好的,那个媒体光说坏的,你可不是看来看去就觉得台湾很闹心么。但是他跟美国是有点像,美国比如说一个校园枪击案,一下子能报好几篇,什么都说,但我们这可能一看,不利于维稳,它就不说了,那你看见的都是和谐社会。所以由于媒体这样的特点,就造成了一个大众的误判,你会觉得台湾怎么那么乱,选举谁攻击这个,谁骂那个的。但你仔细一想,他因为媒体不断的说,带来了几个特别跟我们这的不一样的,一个是说这种独立的媒体背后实际上是一个言论权利的表达问题,言论自由的权利是受到充分尊重的,所以他才吵的这么厉害。
  第二,媒体对官员的监督很厉害,所以官不聊生。我跟他们讲一个故事,谁家里要是当一个部长是个愁死人的事。我们这说要提拔你当部长,全村都送礼,同学都在庆祝,晚上还要喝酒祝贺。但他那不一样,一旦你被选举当部长,首先就比较愁,全家人都得讨论,多数家里人不愿意当部长,为什么?媒体天天盯着你,你只要干一点坏事,就报道你,你要不干坏事,比如你的小孩,今天上学,开车去的,开什么车,立即就报。然后就看你这个车和你的收入匹不匹配。因为他的财产是透明的,你的财产够不够买这个车。这样的话,对官员的监督非常厉害,就保证他廉政,保证官员系统的廉洁。
  还有一个,你会发现它跟美国有点像,所有社会不好的东西,都是他媒体自己揭露的。美国人在伊拉克虐囚,不是伊拉克举报的,也不是中国人举报的,是美国人媒体自己举报的。网上所谓的泄密,都是自己说的。你反过来想,他敢自己说,谁都可以说,结果社会的健康,所有的弊端、弊病都不断的被自己挑破了说,所以这个社会是很健康的,所以他是官不聊生。官员受制于媒体,另外受制于法律,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保护了其他的人。相对来说,我们这是不是比他好呢?那很难讲,因为这件事情不能比。但,如果我们的媒体也这么开放,我相信大家对身边的看法都开始改变,一个是媒体性质,一个是客观效果。
  正因为这样,台湾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台湾人的判断能力都特别强。你想天天都是媒体说的什么事都有五六种说法,那你怎么办,只好自己判断了。如果我们都是一个声音去宣传,其实大家没有判断力了,你都是跟着媒体走了。所以台湾一方面是吵吵,但是另一方面,中产阶级、选民和老百姓都特别独立,都特别会判断,而且没什么影响。不像我们这主要是统一说法,大家都没这么多的想法,最后造成一个没什么改变的社会。

  礼义廉耻 身体力行

  保护传统文化方面,其实台湾没有刻意的去做太多的事情,它就是自然的一种延续。比如说,我们在49-76年这一段,实际上有意识把这些文化,涉到另外一个轨道,特别是文革,就是要把它彻底改革。台湾没有,它就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几千年下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它就是这么下来的,所以礼、义、廉、耻都是台湾从小的教育。当然台湾在现代化以后,最近有一本书叫《我们台湾这些年》,里边也讲到了,大概也是在GDP从3000美金到8000美金这段时间是社会矛盾蒸发的这段时间,台湾人也开始一种价值混乱,究竟这个传统要不要。另外对于一些物质性,在台湾也有一个物质的过程,在这个时候它就提出了价值重建,实际上是国家价值重建,实际上就是重新确立新的国家的一个价值观念,这套国家的价值观念就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同时也去了意识形态化。
  台湾还有一个事,在讲到文化上,在早期台湾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泛意识形态化。台湾的意识形态当时是三民主义,到哪都三民主义,烟盒上都写三民主义,相当于我们今天写科学发展,哪都得写,马路上面全是。蒋介石去世后,台湾有一段意识形态化非常的厉害,蒋经国后期逐步的叫意识形态空壳化,也就是说,只有上层少数人在讲,大家老百姓已经不讲了。那么到后来呢,蒋经国以后这些年,实际上,政党只有政策没有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说起来比较复杂,但总的来说政党和理论体系,一种理论体系是服务于一些政党的意识形态,这些东西都已经没有了。现在都是政策,民进党、国民党都是政策上的差别,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大的差别,国家观念没有什么差别,像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一样,他们都是在自由民主前提下的一些差别,所以这些东西逐步就变成了一个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多样化的文化,但他基本上保留了中国传统的核心的道统,以及生活形式、生活方式、交往模式等。
  我举个例子,比如“孝”字。在我们这,基本上“孝”都是到父母病的时候才觉得是要“孝”,父母没有病的时候每天行礼都不行。我昨天刚到我父母那,也没有说鞠个躬之类的,行礼是没有的,来就是挺孝顺了,然后吃个饭聊聊天。我们有一次在台湾,有一个人,说我路过家里,我要去看一看老母亲,要不要一起上去一下?我们说都办事,走半道上怎么想起这个?他说因为路过,我应该去看一看,我说那行吧,结果到了家里先给母亲鞠个躬,然后问寒问暖,到底有什么事,没有了,然后他介绍我们这些朋友,最后再去拜别。我就觉得这个恭敬程度,这给我们很大的震撼,这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孝,并不是说在嘴上的礼数。所谓礼义廉耻,第一个礼,就是一些仪式,彼此表示尊敬,表示一些尊卑、高低这样一些程序性的事。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董事长,在大陆的感受和在台湾感受不一样,在台湾感受董事长是一个很大的事,他那个尊重,因为他们礼义廉耻的训练,他就非常尊敬,包括开门、鞠躬,完全的一套程序。比日本人当然没有那么严格,但是认真程度让你感觉到很感动。从整个中国文化上来说,在台湾是自然延续下来的,另外,政府的教育给予一个强化,然后国民本身的身体力行,这样的话你会觉得非常舒服,什么都是有规有矩的。

    大陆人喜欢说大事 台湾人乐于聊小事

  关于说到80后,我觉得台湾不怎么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哪呢?有一件事你们可以看一下,龙应台写的一篇叫做《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大陆人是大宏观思维,一说就是80后一代人,每个人都操心这么伟大的事,台湾人净想小事,净说小事,为什么呢?
  我有一次去台湾,和王石,很多人,上公共汽车都老问统一的事,台湾人说我们不研究这事,我们都不关心这事,怎么你们全讲都是大事,革命统一,国家民族,我们这说的全是吃喝玩乐,然后上班挣钱。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民主社会,很简单,领导人任期是一定的,再坏八年,时间一到就下台了,我就熬八年呗,另外一个我平时又能骂他,我还能不选他,这是根本,他再坏也就这样了。另外还有法律在管他,能坏到哪儿啊,所以,大家不研究这事。那剩下的时间干什么,研究自己,比如台湾玩香,小事小闹,焚香成为雅趣,雅式生活;台湾玩饭,台湾饮食做的很好;弄茶;研究土布怎么能做成有意思的衣服,天天说的全是小趣事,这是龙应台讲的逻辑,我仔细观察了,我很赞成的确是这样。在欧美你会发现没有人谈大事,大事没什么可谈的。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进入到现在资本主义,欧美没有政变的。为啥,没动力,你政变啥啊,你该骂你也骂了,你也可以选举啊,他要干坏事法律也起诉他,再坏几年他也下台了,没有人干这个事。相反你看非洲专职很厉害,老有政变,为啥?你不政变他老也不下台,而且还不让你骂,法律又管不了,所以大家一急就想另一种办法。所以差别就在于,我们这的人呢,老研究大事,所以才研究80后,操这心。实际上真的不应该操这心,哪一代人都被看不起过,但是看不起他的人都死了,最后我们长起来了,一样他躺在地上也得尊敬你。没办法,现在社会哪一代都是这样,我读书的时候上边的人也老看不起我,那现在他都不在了,他还说啥,我该说他了,我怎么说他他也没着。同样中国大陆现在又是很多人宏观思维,老去说这些大事,这有什么可说的。
  年轻不迷茫叫年轻人吗,年轻不困惑叫年轻人吗?你20岁不困惑,80岁困惑那是国家的悲剧。如果15岁20岁不困惑不迷茫,社会没有新的选择,就不可能有新的出路。它因为困惑、迷茫,他有新的选择,有新的出路,社会就进步了,对不对?所以20岁困惑,30岁还有点迷茫都可以理解,但50岁、80 岁还迷茫,然后还稀里糊涂的,基本上这个社会是比较成问题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担心年轻人迷茫,我们现在最应该担心的是,60、70岁的人还迷茫,比如对于社会、改革、国家、前途,他还很迷茫。但是他又有很高的地位,又管很多事,这才是我们的不幸。所以我们年轻人迷茫和困惑是社会进步的起因,如果50、60 岁的人,位高权重的人还迷茫是社会的不幸,我们应该更关注50、60岁的人千万别迷茫。

 

“六个墨水瓶”背后的沙皇专政

李远江

    《六个“墨水瓶”》的故事取材于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列宁回忆录》,同样的故事还见于高尔基回忆列宁的文章。这篇小学课文在无意中透露出许多沙皇俄国末期政治犯人的囚禁生活细节——即使是在监狱中,作为政治犯的列宁,生活的似乎也并不算太坏,至少可以自由地阅读大量书籍、写作。在饮食方面,也可以得到定量的面包和牛奶。

    实际上,列宁被囚禁的时代,正是沙皇俄国对待政治犯最为宽松的时期。作家索尔仁尼琴曾将俄国的监狱制度比喻成维护政权的牛角,它的尖端,也即它最锋利,最残酷的时代,是19世纪70和80年代。而越向后,监狱管理越宽松,囚犯待遇越好。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只牛角“渐渐地变圆了、变秃了,朝着基部越缩越短,直到变得一点也不像一只犄角,只剩下一个毛茸茸的底座儿”。也就是说,相比于它最残酷的时期,此时的监狱几乎成为一种摆设。

    在狱中

    1895年12月8日,列宁因“煽动”工人罢工被沙皇警察逮捕入狱,由此开始了14个月的监狱生活。

    根据高尔基所写的《回忆录》,列宁住的牢房是一个单间,这是一间半明半暗的小草房,房间中只有三样东西:铁床、桌子和方凳。尽管屋内陈设非常简陋,但对于一个致力于推翻政府的犯人来说,获得这样的条件并不容易。据俄国监狱管理总局统计,1900年前后,俄国共有监狱892个,监狱超员现象十分严重,单人囚房仅占7.2%~7.5%,在监狱房间如此拥挤的状况下,大约只有政治犯和特殊重要人物才有资格获得单间。在监狱严重超员,拥挤不堪的情况下,管理宽松的单间监狱成为一种难得的待遇。

    实际上,在沙俄时代末期,政治犯的地位一直较其他犯人高。索尔仁尼琴曾提到,不少政治犯在被审讯时受到相当的尊重,如果被审讯人认为所提的问题不适当或涉及了个人隐私,宪兵军官就当即把问题撤回。在审讯时,宪兵们尊称对方“您”。曾在沙皇时期进过牢狱的老政治犯泽林斯基回忆说,“沙皇的侦查官跟我说话,连称呼‘你’都不敢!”

    列宁在狱中的伙食也不错,有面包还有肉,他还可以按自己口味付钱去购买午饭,有牛奶和矿泉水,家里还可以每周送三次菜。列宁出狱后,克鲁普斯卡娅已经被捕入狱,但她的母亲见到了刚出狱的列宁,“他在监狱里竟发胖了,而且还非常愉快。”

    据索尔仁尼琴记载,在沙皇末期,即使是条件最为艰苦的阿卡图依苦役监狱,犯人们在不劳动的日子,也能发给1公斤面包和130克肉类。劳动的日子发1.2公斤面包和200克肉类。不少囚犯居然将成桶吃不完的菜汤和麦粥倒给看守员喂猪。

    沙皇时期的政治犯B.费格涅尔被关押在施吕瑟尔堡监狱,在她的回忆录中,她记得刚进监狱的前几年,待遇并不好,牢房昏暗,每天只通风四十分钟,也不让借阅学术书籍,吃的是清水菜汤和稀粥。而到了后来,白面包有了,每天还将糖茶水送到手上,有钱可以买东西,抽烟也不再禁止。凭借书证可以从圣彼得堡图书馆借书看。在狱中,她们向看守要了不少土地,种植的花卉和蔬菜有四百五十个品种。

    1902年,狱吏拒绝为费格涅尔送申诉书,她为此撕下了狱吏的肩章!而赶来的军事侦查员在费格涅尔面前为无知的狱吏百般地表示歉意! 事实上,监禁制度在俄国的历史并不悠久,16世纪才开始出现最初的监狱,其职能不过是临时拘禁案件调查中的犯人。直到1649年才将监禁作为40种犯罪的补充刑罚。一开始,政府并不关心监禁制度的发展,没有专门的监狱,经常由寺院、国家机关和一些小型建筑的地下室来充当。政府不负担监狱的费用,囚犯的生活完全依赖父母、主人或原告的供养。

    18世纪60年代,叶卡捷琳娜二世企图建立正常的监禁制度。从1785年起,国家开始系统地从国家预算中拨出专款供养囚犯。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叶卡捷琳娜二世规定的国家拨款远远不能满足供养犯人的需要。每个犯人一天4戈比伙食费根本吃不饱。
    这种状况到19世纪中期之前都没有太多改善。1849年,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投入鄂木斯克苦役监狱。他通过《死屋手记》详细描绘了这里的情况:院内有两排长长的破旧不堪的木屋,关押着250个犯人。每间牢房里挤着30来个犯人,一律睡只有枕头的光板统铺,犯人盖的是自己穿的短皮袄,双脚露在外面,冻得发抖;冬天房间四面透风,仅有几块木柴生一只炉子,根本没有热气,可呛人的煤烟却让人受不了;傍晚放工后,喧哗声、镣铐声和各种污言秽语响成一片,让人不得安静;晚上牢房的门上锁,过道上的公用马桶散发出阵阵恶臭,令人窒息;到处是跳蚤、臭虫和蟑螂,地板脏得蒙上了厚厚一层污泥,黏黏呼呼的……

    而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由于社会舆论和自由主义媒体的猛烈抨击,监狱制度开始有所改善。1879年,俄国成立监狱管理总局,监狱管理逐渐走上规范化的轨道。此后,犯人的饮食、卫生、文化和医疗服务都在不断完善。据俄国监狱管理总局的统计,1900~1910年,67%的监狱有自己的医院,其他监狱与自由居民共用医院;犯人的死亡率从1881~1885年的40‰~42‰降为1901~1906年的18‰~19‰;最显著的进步是犯人参加劳动(此时的劳动与过去的苦役不同,不是强制劳动,犯人劳动报酬的31%归自己所有)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加,犯人的劳动率在1879~1913年提高了一倍;20世纪初,14%的监狱有学校,39%的监狱有图书馆,28%的监狱举行报告会和座谈会。而实行公共监禁的监狱,监督制度并不严厉,每年有1500~2500名犯人逃跑,只有一半被抓获。

    列宁入狱后,也没有被狱警驱赶着从事强制劳动。他可以整天地读书,也可以写“公开的信”。在监狱中,读书是被允许的,条件稍好的监狱设有图书馆。除了图书馆的藏书,犯人们还可以接受亲友们送来的图书,克鲁普斯卡娅便以列宁“未婚妻”的名义,给他输送写作急需的参考书。她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时可以给拘留所的犯人尽量送书籍,那里对书的检查是相当马虎的。”监狱的宽松环境,给列宁研究俄国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

    在14个月的监狱生活中,列宁做好了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准备工作。从监狱里出来后,列宁不无遗憾地开玩笑说:“可惜从监狱里出来得早了点,能再住一些日子把书写完就好了,在西伯利亚是不容易得到参考书的。”

    流放岁月

    1897年2月,列宁结束了一年多的监狱生活,他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三年。当最终被安置在舒申斯克村时,列宁写信告诉母亲“这个村子不坏”。
列宁在一家农民的小木房里租了一间屋子住下。在这里,他的生活惬意而自由:可以到离舒申斯克很远的地方去打猎,到叶尼塞河里游泳。他还同其他被流放的革命者互相通信,互相拜访。在流放中,列宁可常常收到大量的邮件和国内外定期出版的书刊。总之,除了不能离开这块广袤的流放地,列宁的生活是非常自由的。
1898年,克鲁普斯卡娅被沙皇政权判处流放到乌法三年。她说自己是列宁的“未婚妻”,要求到列宁流放所在地——米努辛斯克县舒申斯克村去,这一请求很快就被批准了。

    1898年5月,克鲁普斯卡娅带着自己的母亲来到列宁居住的舒申斯克村。到达时天已黄昏,列宁打猎去了,母女俩被带到了列宁住的屋子里。克鲁普斯卡娅目睹了列宁的小屋:“地版上铺着花花绿绿的自制的毛毯,墙壁粉刷得干干净净,并且还点缀着银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住的房间虽然不大,但也非常干净。”

    克鲁普斯卡娅发现舒申斯克村的东西贱得惊人。列宁用他的“薪水”——政府发给流放犯的八卢布的津贴,就可以租到一间干净的屋子,有饭吃,有人洗补衬衣,“这还认为花钱多了呢。”不仅如此,房东齐良诺夫还“一星期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杀一只羊,天天给他吃,直到吃完为止;羊肉吃完之后,就买牛肉,女佣人在院子里的给牲口拌草料的木槽里切了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作肉饼,牛肉也要吃一个星期。牛奶和奶饼,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的狗都可以尽量吃。”

    这样廉价的生活居然被列宁一家被视作是奢侈的。没过多久,列宁一家就用四个卢布租了半幢带菜园的房子。在新居里,他们建起了俄罗斯式的炉子。菜园里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蔬菜——黄瓜、胡萝卜、甜菜、南瓜……,还把院子改成了一个小花园。几个月后,来了一个十三岁的女助手——巴莎,实际上就是一个小保姆。

    列宁在流放地时,每到星期日就去给群众做法律顾问。克鲁普斯卡娅写道:“老实说,作为一个流放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没有权利从事律师事务的,但是当时是米努辛斯克县的自由时期。实际上任何的监视也没有。”

    克鲁普斯卡娅在书中这样评价当年的流放生活:“总之,流放时期还过得不坏。这是一个严肃的学习时期。”

    1900年2月,列宁流放期满后就回到了俄国(欧洲部分)。

    这一年夏天,托洛茨基也踏上了前往西伯利亚的流放之旅。队伍沿着勒拿河顺流而下,经过三个星期的航行,到达托洛茨基的流放地乌斯季——库特村。

    乌斯季——库特村不仅自然风光很美,更为难得的是流放中获得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在这里,老民粹派是流放地的贵族,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是一支特殊的力量,而一些识字不多的罢工工人也来到了这里。不同派别的革命者汇聚一堂,使这个西伯利亚的偏远地区成为一个思想交流与碰撞的富矿。在勒拿河的宽阔水道上,托洛茨基认识了捷尔任斯基(契卡——克格勃前身创始人)、乌里茨基(1918年任彼得堡“契卡”领导人,曾努力争取到了废除死刑的决定,但旋即被一位社会革命党人枪杀)等革命家。由于通讯相对自由,托洛茨基开始为伊尔库茨克的《东方评论报》撰稿,并成为一个作家。

    谈到为什么在沙皇统治的后期,监狱制度会出现如此宽松的情况。费格涅尔在回忆录里认为,这与个别监狱司令官的人道精神有关,还有的是因为犯人们与宪兵和看管者混熟了。此外,囚犯们的“坚强、尊严和举止适当”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索尔仁尼琴则认为这是一种“时代的空气”, “这种驱散黑云的普遍湿润和新鲜的空气,这种吹遍整个社会的自由之风——是决定性的!”

    “沙皇监狱制度的动摇和削弱当然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由于整个社会与革命者们一起对它尽力动摇和嘲笑的结果。沙皇制度不是在二月的街头枪战中而是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彻底输掉:那时富家子弟把坐牢视为光荣,而军官们(甚至近卫军的)认为与宪兵握手是一种耻辱。随着监狱制度的削弱,日益明确地形成着战无不胜的‘政治犯伦理学’,各革命政党的成员们也愈加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本党法规的力量,而不是国家法律的力量。”

    沙皇与他们的掘墓人

    历史学家拉伊夫认为:在帝俄时期,以沙皇为首的国家是主动的,是改革和现代化的原动力,但它以独断、强制方式改造庞大、顽惰社会的努力却往往落空,甚至产生意料之外的相反结果。事实上,从彼得一世开始历代沙皇都在不断地学习西欧,在他们的强力推动下知识分子得以产生。在短暂的同盟之后,知识分子开始游离于自己的阶级,成为社会底层的代言人,从此成为昔日盟友的掘墓人。

    俄国沙皇真正意义上的反对者(不是否定政策,而是对整个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对者)是从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开始的。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早期奉行自由主义统治,甚至一度起用自由主义政治家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实行类似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宪政改革。在亚历山大的身边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并一度成为沙皇的智囊。然而1812年卫国战争成为沙皇和知识分子的分水岭。

    事实证明,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是非常有限的。当斯佩兰斯基改革在旧贵族的一片反对声中宣告失败以后,他的自由主义道路也走到了尽头。反法战争的伟大胜利冲昏了亚历山大的头脑,晚年的他始回归俄国的专制传统——重用农奴主阿拉克切耶夫,放任其实施残酷的军警暴政。然而,曾经和他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却没有停下通往自由世界的脚步。

    如果说1812年以前的俄国知识分子不过是一群封闭在小圈子里终日高谈阔论,不切实际的上层青年,那么,经过卫国战争洗礼之后,他们开始了伟大的蜕变。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他们惊奇地发现,那些农民和城市小人物和自己一样同仇敌忾,英勇顽强,甚至不惜为国家和同胞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突然意识到,农民不仅是人,而且是爱国的俄国人。

    发现了人民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完全利他的道路。他们一方面慷慨地把自己的知识和思想分享给大众,一方面又站在农民和边疆少数民族的立场上向沙皇政府要求更多的自由。然而,此时的沙皇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了。在他的宠臣阿拉克切耶夫治下,社团活动被禁止,新闻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大学遭受清洗,进步教授遭受迫害,但自由知识思想的火焰却无法扑灭。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悄然诞生,他们被后人称为十二月党人。

    历史总是吊诡的,出于俄国近代化的需要,尼古拉一世非常重视近代科学教育,他对思想的钳制虽然打击了自由主义的发展,却带来了俄国科学和艺术的繁荣。1855年2月18日,由于无法面对克里木战争即将失败的困境,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

    与专制主义的父亲截然相反,新即位的亚历山大二世(1856——1881年在位)有着坚定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新沙皇的登基大典上,亚历山大二世当众宣布特赦政治犯:十二月党人和其他革命者都被准许返回家乡。不仅如此,亚历山大还放宽了出国的自由,放松了新闻检查,准许出版自由主义刊物,也允许新闻媒体批评时政。在他执政的第二年,自由人士亚.奥勃连斯基在日记中愉快地写道:“俄罗斯在这一年自由地呼吸了”。

    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完全不同,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是被迫进行的农奴制改革。恰恰相反,正是这位自由主义的沙皇以一己之力推动了整个改革的进程,并以他的生命承担了改革带来的负面结果。

    在亚历山大二世宽容的统治下,政治运动成为常态。面对日益增长的政治运动,他没有象历届沙皇那样重新“抡起血腥镇压的大棒”,即使多次从暗杀中脱险,也没有采取大规模镇压行动,更没有重新恢复铁腕统治。

    此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分化,受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否定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直接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民粹派。

    1881 年3 月,民粹派的极端组织“民意党”用炸弹炸死了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的当天,亚历山大二世还曾签署文件,旨在推行一场君主立宪的宪政改革。对此,一名法国外交官非常沉重地写道:“他死的那天早晨,正着手进行一项改革,这一改革本可以使他超越一切人,他本来可以使俄国从此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稳步行进,这一改革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可是,无政府主义者却杀死了他。”

    亚历山大二世的死彻底改变了俄国的命运。新即位的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年在位)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1917年在位)都选择了保守主义的道路。政治改革已经陷入僵局,革命的浪潮也随之到来了。这一次,布尔什维克也加入了日益庞大的沙皇掘墓人队伍。

    尾声

    1917年,列宁和托洛茨基并肩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1924年列宁死后,斯大林夺取了布尔什维克的最高领导权。1928年,托洛茨基因反对斯大林再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29年被驱逐出境,最后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遣的特工刺杀身亡。

    此后,在苏联大清洗中,数百万人遭到监禁、流放,其中不少人是沙俄时代的老牌政治犯,他们不无怀念的回忆起沙皇时代的监狱生涯。梅利古诺夫说:“那是沙皇的监狱,幸福的回忆中的监狱,现在政治犯们几乎怀着欢乐的感情去回忆它。”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11月刊)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0-12-17 17:53:52 +0800 收件人: "editor"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农村的劣质自治和底层塌陷

中庸之道总体阻碍中华民族进步

岳边桥

2010-12-17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伦理学和方法论。孔子在《伦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即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性,人们很久都不具备这种道德了。“中庸”也叫“中道”,“中行”,意为“无事”与“不及”,即对立的两端之间的调和与折衷。《中庸》指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种所谓的“执两用中”之说,亦即中庸之道。北宋的程颐解释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后来又解释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

  对 “中庸之道”,不少人以为是修身养性的根本,甚至某些所谓的权威们也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中庸之道”的种种好处。依笔者看,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社会的存在,中庸之道功莫大焉;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徘徊不前的事实,中庸之道祸莫甚焉。要想发展,要想进步,要想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地肃清仍流布于中华大地上的中庸之道思想。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庸之道是阻碍中华民族进步的祸根。

  一、中庸之道培养了大批乡愿之徒

  乡愿是什么?乡愿就是和事佬,就是和稀泥,就是“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走中游”的所谓的中间路线,就是毫无个人观点,唯主子之意旨行事的奴才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保命哲学,是一种道德极其败坏的行为。

  中国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对乡愿有过这样一段鞭辟入里的描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又说:“阉然媚于世也者,乡愿也”。意即那种八面玲珑,四方讨好的便是乡愿。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在一首《千年调》的词中这样描绘乡愿:“然然可可,万事称好。”“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章炳麟(太炎)先生在 1906年撰写的《诸子学略说》中直指“中庸之道”的实质是叫人做“乡愿”,即当两面派的伪君子。

  对于深谙“中庸之道”实质的乡愿来说,自以为得了孔孟的精髓,无论做什么,都随大流,绝不当出头鸟,绝不做出头椽子,哪怕火烧眉毛,哪怕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就是看得再清楚,也绝不先于人言,先于人去做利国利民的些微事情。这种人纯粹是墙头上的草,东风西之,西风东之,毫无个性,毫无主见。可就是这批毫无骨气,毫无人格可言的乡愿,却偏偏在“中庸之道”盛行的中国吃得开,行得通,显得很有人缘。而且因为他们的影响,中国人中的绝大部分都具有这种唯唯诺诺,不敢为天下先的乡愿思想。若林则徐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大仁大德之辈,他们是百般诟病,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二、中庸之道让一批昏君肆意虐民

  因 为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说过 “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的话。所以,这帮得了中庸精髓的人,便在昏君不理朝政,大肆虐民时,学会了一套“忍”的方法。什么万事忍为高,什么忍字头上一把刀,什么能忍则忍。什么“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明君尽忠可以,对昏君暴君也可以尽忠吗?乃至清末权臣李鸿章也撰写了一幅“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心中一段春”的对联,来表明自己的忍。谈到这里,笔者不得不说,孟老夫子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的浩然正气,才是中国人应该也必须具备的。他的“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股肱;君视臣如股肱,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粪土”的铮铮铁骨,令笔者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惜,孟老夫子的影响远不及孔子。

  历朝历代的君王中,祸国殃民的昏君举不胜举。如此昏庸无道的君主为何没人去推翻呢?为何让他们如此肆无忌惮地祸乱国家呢?因为孔子认为昏君、暴君不该诛,杀了就是犯上作乱。昏君、暴君可以肆意危害百性,百性不可以有一点的想法去危害暴君。如孔子认为春秋时代是“礼坏乐崩”,“臣杀君,子杀父”,“邪说暴行” 不断发生的糟得很的大乱局面。可是同时代的师旷则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欲?”(《左传襄公十四年》)意即天是非常爱护百姓的,岂能容忍暴君荒淫,作威作福?被驱逐出国是罪有应得。公元前510年,鲁昭公被三桓(季孙、叔孙、孟孙三家)赶出国外后死亡,晋国的史墨评论道:“鲁君世纵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卅二年》)就是说,鲁君一代代放纵,这样的国君流亡死去,谁会怜悯?国君的位置本来就不是固定的。倘若历史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采用师旷、史墨这些富有民主思想的先驱的理论,或者奉行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思想的话,工业革命未必不首先在中国发生。自鸦片战争以来,屡受列强侵略,蹂躏的历史未必不会改写。可惜,一心为了刘家江山的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愚民建议,并把它作为国策固定下来,并为以后各朝代所效仿,严重束缚了人民的正常思维,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这点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孔子、董仲舒等一批主张愚民政策的人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三、中庸之道为统治者培养了大批顺民,也让一批奸佞之贼稳居高位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历朝历代都出现大量稳居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奸佞之贼,如唐玄宗时的的李林甫、杨国忠;宋徽宗时的蔡京、王黼、朱勔、李彦、童贯、梁师成等“六贼”;明朝的严蒿、魏忠贤;清朝的和坤等。他们之所以能呼风唤雨,肆意残害忠良,一是得了昏君的宠爱,二是在中庸思想的影响下,没有敢于揭发他们罪恶的忠贞之士。虽然士大夫看得都很清楚,知道他们在祸国殃民,可是谁也不愿当这个出头的椽子,而是听任他们胡作非为。至于百姓,因为孔子有“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的话,所以更不敢出头,而是安于当顺民。

  最典型的当数南宋高宗赵构时的奸相秦桧。昏君赵构为了自己的帝位,不惜置江北大好河山于不顾,只图偏安于江南一隅。秦桧则秉承赵构的意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抗金英雄岳飞。听到岳飞被害的消息,“天下闻者,无不垂泪,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

  为什么都埋怨秦桧而不去埋怨赵构那个老混蛋呢?还是因为孔子的正名思想,孔子的中庸之道。那个老混蛋是正统,是他妈的真龙天子,埋怨他就是大逆不道,就是犯上作乱,就该株连九族。那为什么只埋怨而不去揭发秦桧的罪行,以使全国人民共愤呢?又是那个中庸之道作怪,秦桧是皇帝跟前的红人,操着生杀大权,谁会去冒这个大不韪呢?不能当出头鸟,保住富贵,保住性命才是第一位的。终于在赵构和秦桧死去若干年后,因为后继皇帝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才对岳飞平反昭雪,也才有了民众阿Q式的精神胜利。

  由此,我想到了从有关资料上看到的一件真实的事情,抗日战争初期,一个班的日本鬼子掳掠了200多强壮的中国北方男人,而后不用捆绑的押解着他们准备去处决。因为天热,这一个班的日本鬼子又走了一多半去找水,只剩下三四个鬼子看着。我们愚钝到极点的同胞竟没有一个想领头反抗,逃跑的,而是听任其他的鬼子回来后,把他们押解到一个坑里活埋了。这是说的老百姓。同样是抗日战争初期,近百个日本兵,押解着五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去燕子矶枪杀,可怜这五万名军人,不要说反抗,连逃跑的勇气也没有。我们在责骂日本鬼子毫无人性的同时,难道不对我们同胞的行为反思一下吗?他们为什么没有反抗精神?为什么安于当顺民而任人宰割?抗日战争,如果没有毛泽东辈的昂起头颅,挺直腰杆,以大无畏,不怕死的刚烈血性与日本鬼子拼杀,则未必只有八年。

  四、中庸之道使人们不敢有创新意识,只能步人后尘甚至固步自守。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民族不竭的动力。一个没有创新意识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中华民族本来是一个最有创新意识的民族,在中庸之道的流毒传播不广时,中华民族的创新和进取精神是最强的。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了辉煌,成为领先当时世界潮流的优秀民族。比如商鞅变法、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王安石变法、乃至后来的康乾盛世等,都是因为受中庸之道的影响小才得以发展起来的。

  凡是中庸之道影响广、中毒深的时代和地区,其发展速度都是异常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再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南方和沿海地区为什么比北方和内陆地区发展快呢?根本原因就是那些地方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中庸之道思想对他们影响甚微。

  孔子对统治者大加吹捧,时时处处替统治者着想,建立了一整套为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含有严重愚民政策的理论。就是这套理论,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成为愚弄人民的工具,成为苟延封建统治的利器,成为束缚人们正常思维的羁绊,成为阻碍中华民族进步的祸根。

 

 

孙中山早就看出马克思的错误

童鉴

《联合早报网》  2010-12-09

    最近读了《三民主义》,感受到它离历史真理更近。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最具睿智的思想家,可惜他缺少领袖的魄力和谋略,连团结国民党人监督袁世凯实行共和实行三民主义的力量都不具备。虽然如此,我对孙中山体现于《三民主义》的睿智很钦佩。

   孙中山对理论是否正确的论断是高明的。他说:“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孙中山更早地批判教条主义了,而大陆有些所谓理论家至今还抱着教条主义。就是三十年前那次所谓真理标准的争论,本是关在笼子里的争论,算什么解放思想啊?只不过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已,并没有得出对历史真理的正确认识。

   孙中山那时就断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前途的判断错误,真不简单。他说:“由於他(马克思)研究从前的历史和当时的事实所有的心得,便下一个判断说,将来资本制度一定要消灭……。依他的判断,资本发达到极点的国家,现在应该到消灭的时期,应该要起革命。但是从他至今有了七十多年,我们所见欧美各国的事实和他的判断,刚刚是相反。”孙中山这段话,应该是可以治愚的吧。

   孙中山对人类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也另有高见。他说:“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得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他进一步说:“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

   “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是对历史发展动力的最通俗易懂的解读。人类社会所以出现阶级战争,确实是因为很大一部分人不能起码地生存下去了,至少中国的情况如此。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社会得了病症。因为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满清统治的中国得了严重的病症,所以才有辛亥革命。只是辛亥革命并没有根治当时中国的病症。阶级战争只有当社会得了病证而统治者拒绝治病的时候才是必要的。但是论到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还是要归于人类求生存的需求。人类为了生存就要劳动,为了生存得好些,就要创造性地劳动,而且是身心自由的创造性劳动。而能充分保障全社会公民自由创造性劳动的只有政治经济开放的社会。中国是阶级战争最频繁最激烈的国家,假如阶级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中国应该是科教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才对啊!怎么会在鸦片战争中挨打啊。

   现今的治国理论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即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政治民主化。马克思主义立国论可以与民主政治共存吗?马克思主义经得起自由争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是无产阶级专政,经济纲领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而其灵魂是阶级斗争。有此四大原则,那容得下民主政治?无此四大原则,那还算什么马列主义?

   中国人真想实现民族复兴,那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制度和主导思想必须最有利于调动国人的创造力,第二,制度和主导思想必须也为台湾人的主流愿意接受,第三,制度和主导思想有利于建立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和谐关系。

   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中国人的政争就没有停止过,现在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也看不到何时终结。探究根源在于还没有一个为绝大多数国人接受的立国思想,更没有出现一个有魄力有谋略的民主主义领袖。这个结论,是否刺准了一代代忧国者的痛点了呢?

 

 

   [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这是一篇转自德国《欧华导报》发表于2007年5-6月期的文章,在仲大军先生于今年11月去德国奥登堡大学开“中国与工会”学术研讨会时,偶然知道这所大学是用奥斯茨基的钱所建的,因而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现发出一篇介绍文章,以了解德国的历史。]

奥斯茨基的一生

——写在卡尔·冯·奥斯茨基去世70周年

钱跃君

2010年11月

    这是一段尘湮的历史和一位几乎被人忘却的报人,却在那个时代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轰动。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却经历了德国及欧美许多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和物理学奖得主的奔波与呼吁。为了他能得奖,挪威社会顶着纳粹德国的军事威胁和外交恫吓,挪威总统、总理因此离开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颁奖人挪威国王与得奖人都双双缺席于颁奖仪式,最后这笔奖金都不知去向,并因此导致希特勒禁止所有德国人再去接受诺贝尔的任何奖。但就因为那个被扭曲的时代,就从他的“泄露和出卖国家军事情报”事件开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犯罪?重新界定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判国?每次到柏林,我都要去以他名字命名的大街,去瞻仰耸立在那里的纪念雕像;或到柏林Niederschoenhausen陵园去瞻仰他的墓地。当年他被迫害而去世时,纳粹政府禁止在他墓碑上刻写名字,强令他的妻子改姓,希望“历史永久地忘记这个人”。但历史并没有将他忘记,相反永远铭记专制者的罪恶……

战争与和平

    德国是欧洲近代几场世界大战的挑起者,但也是世界和平运动的最早发起者。

    就在德国建立日耳曼第二帝国的最兴盛时期,铁血宰相卑斯曼还在当政,奥地利女作家Bertha von Suttner出版了著名的反战小说《放下武器》(1890),译成欧洲各国文字出版而轰动欧洲,并在奥地利暨德国(注)成立了和平反战联合阵线,就取名“放下武器”,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和平运动,卑斯曼也于次年下野。该女作家成为现代和平运动的发起人,并于190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12年德国、奥地利与意大利再度结盟,火药味开始浓烈与之并行的,全德和平运动也开始兴起,成立了大规模的“德意志和平协会”。1914年终于爆发一次世界大战,同年底爱因斯坦等四人发起成立了反战协会“新生的祖国”(1922年改名“人权阵线”)。当时的帝国议会议员Karl Liebknecht是这场反战运动的政界代表,他在议会中否决战争贷款案。次年“五一劳动节”在柏林大规模集会上他发表反战演说,即刻被普鲁士政府逮捕,并与另一位反战人士Rosa Luxemburg先后被人暗杀(1919),这当然也与他们1918年创建德国共产党有关。

    然而,真正大规模的德国和平运动还是在一次大战后期和战后。1918年1月发生100多万工人的全德总罢工,同年底发生“十一月革命”,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被迫下野而举家流亡荷兰,德国在法国签署停战协议。次年成立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艾伯特当选首任总统,并于同年6月8日签署凡尔赛公约。

    根据凡尔赛公约163款,德国军队必须限制在10万人之内。但几乎从魏码共和国建立开始,国家就在偷偷建立地下部队和地下军火库。这引起了和平主义者们极大的担忧,因为这将引起德国的外交困境和内政不安,影响整个国家的和平。于是政府通过这样的黑色军队从事暗杀等恐怖活动,以对付反战的政治异议人士。当时被谋杀的著名和平主义政治家有停战委员会主席Mathias Erzberger(1921),外交部长Walther Rathenau(1922)等,由此引起一系列刑法诉讼,但德国法院基本认可这样的政治谋杀,声称“每个公民对危害国家生命的非法行为具有自卫权利”(帝国法庭判例RGSt 63, 215(220))。

    当时在许多和平主义者掌握的新闻媒体上,揭出了大量德国建立黑色军队和地下武器库的秘密,例如许多青年被招兵入伍,最后却不知所向,事实上参加了这些黑色军队。于是那些新闻记者们以“利用新闻媒体泄露国家机密”被判处10-15年徒刑。例如法庭在对记者Berhold Jacob和Fritz Kuester判刑时就宣称:“(建立这些黑色军队)对国家有利而无害”,“每个公民都要忠诚于自己的祖国,维护国家利益是每个公民的最高职责”(帝国法庭判例RGSt 62, 65(67))。仅仅在1924-1927年的四年中,1000多位和平主义者以“泄露祖国机密”而被判刑。

    1925年总统艾伯特去世,德国议会选举兴登堡元帅为总统,魏玛共和国最后残留的一点自由与民主也被葬送了。到1931年底,已经有6000多位政治异议者被判刑,还有3万多人正在被起诉。许多新闻媒体如《世界舞台》杂志,公开发起了为政治犯及其家属捐款的呼吁,人权同盟(其重要会员有诺贝尔文学奖和物理学奖获主托马斯曼和爱因斯坦等)呼吁释放政治犯。许多社会名流致函德国总统,要求特赦政治犯,但都被总统拒绝。

一代报人奥斯茨基

    《世界舞台》(Weltbuehne)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著名的政论性杂志之一,发行人和主编Siegfried Jacobsohn于1926年突然去世,妻子接任出版人,奥斯茨基担任责任编辑,不久任主编。

    奥斯茨基(Carl von Ossietzky, 1889-1938)出身于汉堡,二岁丧父,中学未毕业就出去谋职,18岁时因为汉堡市长(他父亲生前的雇主)引荐而担任了法庭书记员。业余时间他撰写了许多诗歌和剧本,参加和平运动和人权组织,一直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时事评论。他的妻子出身于一个英国军官家庭,是一位女权运动家,所以鼓励他放弃法庭职位而全职从事写作。年仅25岁他就担任了《自由人民》杂志主笔。一次大战前夕发生了一起“Erfurt法案”,一位士兵因为谋杀案而被军事法庭判为死刑。奥斯茨基马上撰文指出,这位士兵其实是受上司、即受政府指示而进行谋杀的,法庭却将他当作政府犯罪的替罪羊,所以要审判的是政府,而不是这位士兵。结果奥斯茨基自己被捕而被判刑,罪名是“侮辱帝国法官”,幸好当时的德国皇帝还是网开一面给予了特赦。一次大战后他先后担任了《柏林人民报》、《日记》和《星期一早晨》等多份魏玛共和国时期著名的报刊责任编辑,直到1926年被《世界舞台》发行人邀请去担任主笔。

    在《世界舞台》上接二连三发表了一大批揭露和指责德国政府暗地建立军队的内情,德国政府对此非常冒火。但魏玛共和国毕竟是民主政体,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法制,即法官不完全听从政府指令,所以政府无法轻易对一个有影响的新闻媒体采取过于强烈的态度。《世界舞台》与政府的官司不断,政府除了对作者起诉外,也对主编起诉。仅仅在1927年:2月10日,因为发表一篇评论德国军队的文章,奥斯茨基被法庭判处罚款500马克;6月24日,因为他拒绝发表官方指定的一篇新闻报道,被判处罚款100马克;12月21日,因为发表一篇揭露政府授意对异己分子谋杀的文章,被判处一个月徒刑,中级法院又改判成罚款50马克;同月,因为发表一篇揭露政府建立地下军队的文章,而被法庭以“泄露国家军事机密罪”而起诉,没想到国防部长居然作证,说这些内容已经不算国家机密,所以免罪……再如1932年1月18日,《世界舞台》上公开发表了为政治犯捐款的呼吁,奥斯茨基居然被起诉,但检察官还是撤回了起诉;7月1日因为在前一年曾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士兵就是谋杀犯”(Soldaten sind Morder)而被起诉,罪名是“侮辱帝国军队”,但法庭同意“保外”。检察院不服而告到中级法院,又被驳回;又有两篇揭露德国税务局的文章,奥斯茨基背上“侮辱财政部”的罪名被起诉,但法院听了奥斯茨基的申辩后将此案搁置,暂不处理……当然,奥斯茨基最著名的无疑是“《世界舞台》案”(Weltbuehne-Prozess)。

《世界舞台》杂志事件

   除了德国军队只能限制在10万人之外,根据凡尔赛公约198款,德国还不准研制军用飞机。但德国政府在偷偷研制,以至许多德国国防部的军事部门如飞机、防毒气弹、间谍和反间谍等,都没列入公开的国防部机构名单中。如递交给议会讨论的国防部预算中提到一个名为“M”的部门——M就是Military(军事)的缩写——当时的社会民主党议员Krüger要求政府解释什么是“M”,政府只能装聋作哑。为此《世界舞台》在1926年7月20日专门发表了一位有关部门老兵撰写的文章,列数了这些秘密部门。记者们特别关注军事性的航空研究,尤其是飞机设计师Walter Kreiser成为揭露德国这一航空秘密的专家,在《世界舞台》上曾先后化名发表了七篇文章,早在1926年他就以“出卖祖国”和“透露国家军事秘密”的罪名被起诉,但1928年法庭又终止了审理。

    1929年初,Kreiser又交给奥斯茨基一份文稿。在该文中揭示,上述的“M”部门其实就是一个专门研制战斗机的部门,拥有30-40架战斗机,现在将陆上空军易名为“Albatros(鸟名)试验部”,对海上空军易名为“汉撒公司海岸飞行部”。在Kreiser的原稿中甚至进一步揭示,德国的战斗机不仅分布在德国,而且有一部分在苏联。这段内容在发表时被删掉了。发表前Kreiser透露给奥斯茨基:3月11日晚上8点,在柏林将召开一次航空领域的大规模集会,许多与航空方面有关的头面人物都将出席。所以这篇文章一定要安排在这天出版,要安排一位卖报人专门赶到会场去散发,要给德国政府一点难堪。该函后来成为他们“合伙犯罪”的证据之一。

    该文果然在《世界舞台》上以五页半的篇幅发表了,引起了国际社会震动。苏联担心德国在苏联研制战斗机的消息传出,赶快中断了与德国的这一合作。德国政府大为恼火,但又非常尴尬。出面否认,就要被新闻界追问,将会抖露出更多的军事秘密;如将两人逮捕,又等于在向全世界承认,德国就是在偷偷研制战斗机。德国外交部从国际影响出发希望私了此案,而国防部一定要惩罚秉事者以一儆百。最后还是国防部占上风,所以检察院到8月1日向作者与主编提出立案,搜查了杂志社和奥斯茨基的家。对他们罗列的罪名是:出卖祖国,有意透露国家军事秘密,将国家军事情报透露给其它国家政府,从而危害德国利益。

    但怎样审理该案,国防部与外交部又分歧严重。国防部为了继续保持与苏联的军事合作,希望对此案公开开庭;而外交部担心,这样会威胁到德国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的地位。由于当时外交部长Stresemann的阻止,对此案迟迟无法开庭。直到两年后德国国防部、外交部和司法部三方才达成协议,于1931年3月30日正式向莱比锡法庭提出公诉。开庭中,对方采用了当时最著名、也最倾向于政府的检察官与法官:检察官Paul Jorns(曾主持Liebknecht和Rosa Luxemburg被谋杀案);法院主席Alexander Baumgarten,他在1930年秋审理希特勒案时,在希特勒未到庭的情况下谎称希特勒曾扬言,如果他上台就要“人头落地”。被告方也采用了当时德国最著名的四位律师组成律师团,他们坚信这方一定会胜诉。

    因为此案涉及到国家机密,根据当时法律,整个法庭争辩及其最后判决详情都不容许公诸于众。尽管政府作了如此周详的安排,法庭还是迟迟无法开庭。这方律师坚决要求德国外交部必须出庭作证:在《世界舞台》上发表的内容确实是国际上还无人知道的军事信息,否则就谈不上出卖“军事秘密”。而外交部鉴于此案的外交影响,只能有意回避,从而让开庭日期一延再延。7月9日,国防部的Schleicher将军(后来的总理)气愤地写信给外交部副部长,怒斥外交部是在有意拖延。信中坚称,必须通过这次官司来惩罚“叛国者”,外交部的所有政治考虑都必须置于第二位!在国防部的压力下,外交部只能于8月24日出具了一份书面鉴定。国防部代表出庭作证,证实《世界舞台》所发表的内容属实,但出于德国利益,这些情况不宜对外。交通部代表证明,该文发表后国外的许多媒体取用该材料。但该代表也拿不出实据。被告方律师提出了19个证据以证明奥斯茨基的无罪,显然也都被法院驳回。

判刑与入狱

    1932年11月23日,主编奥斯茨基与作者Kreiser被双双判刑18个月,这在当时除了共产党外就算是判刑最高的政治犯了。他们根据不同法律同时触犯了“判国罪”、“透露军事情报罪”与“间谍罪”,但法庭认为这几项罪其实说的都是一件事,所以就仅以“透露军事情报罪”定刑。奥斯茨基说:我非常清楚,如果哪位记者敢于对德国军队有异议,他一定会被判以“判国罪”,这就是我们的职业风险。只是这回取代“判国罪”的居然是“透露军事情报罪”。不过,判除18个月还不是很严重,距离自由的德国还不是很遥远。

    世界舞台审判案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世界舞台》杂志于12月1日和15日两期中,长篇刊登了世界各国的反响。例如《纽约晚报》上指出,德国又在逐步地回到一次大战前的政治状况。德国政府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上一再强调,德国完全遵守凡尔赛公约,这次判案却将全世界的注意力引到了德国,看到德国正在偷偷组织军队和研制武器。人们本来还不太关注《世界舞台》上发表的文章,而这次法庭的判决却使人们看到,德国政府非常重视军事工业,所以才会将这样一篇文章看得这么危险。德国法庭对右翼的纳粹主义者判得越来越轻,而对左翼的和平主义者却判得越来越重,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预兆。

    这一判案在德国社会也引起了轰动,议会主席Paul Loebe公开表示不能理解这样的判决,这次判决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站不住脚。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向德国政府提出议会责问,问德国政府是否尽到最大努力来阻止这一判决的真正实施(即判刑后也可以保外释放)?人权联盟在全德举行了多次集会声援奥斯茨基,著名作家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德国诗歌协会主席亨利?曼(前者之弟)、德国笔会主席Anold Zweig和科学家爱因斯坦等联名致函德国总统,要求特赦奥斯茨基,但德国司法部将此函扣下没有转到总统之手。

    于是,奥斯茨基与Kreiser真的将于1932年5月10日进入监狱。Kreiser得到法庭判决后就远走高飞到法国去了,而奥斯茨基却不愿离开。就在他进入监狱的那天,他的朋友、杂志社同事和全德几十位文化界名人都到柏林Tegel监狱门口为他送行,送行成了一场争取和平的集会,德国各大报刊如《法兰克福报》都纷纷报道了这一感人肺腑的情景。《星期一晨报》上还发表了当时著名漫画家Goliz的漫画,上面题到:奥斯茨基,一位不愿逃离、而愿坐牢的人。就在同一天,《世界舞台》上发表了奥斯茨基的21页长文“辩解”。该文分五个部分:我必须坐牢,Kreiser,信仰之外还有什么?国民经济,我的遗嘱。他开篇就写到:今天,我将要进入普鲁士监狱,并将在那里渡过我的18个月,这是基于去年11月23日法庭以出卖国家罪和出卖军事秘密罪而对我的判决。我将要中断我在《世界舞台》的工作,所以我感到有必要对这几个月来围绕《世界舞台》发生的事件作一辩解。在谈到他为什么不愿离开德国以免于坐牢的问题时,他写到:

    我不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而(老老实实地)进入监狱,我坐在监狱是对这个国家最不舒服的事,所以我选择监狱。我不会在红墙内向帝国法庭低头,恰恰相反,我作为普鲁士监狱中的一名囚犯,以活生生的躯体向最高法院政治性的、而不是法律性的判决表示抗议。

    如果仅仅因为奥斯茨基系狱18个月,他还不会问鼎诺贝尔和平奖。但后来希特勒上台,德国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奥斯茨基再度被捕,并被送进集中营,才使他重新成为德国社会和国际舆论界的焦点人物……

    续:再度被捕,为诺贝尔和平奖奔波的海外德国人,永远不向专制政权低头的一代报人。

    注:奥地利是一次大战后被战胜国强行划出德国

 世界经济危机下的德国

    1929年发生了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10月25日纽约证券市场崩盘(黑色星期五),各国投资者自身难保而纷纷从德国撤资,导致德国银行、企业、商店纷纷倒闭,失业率剧増(300万),这给年轻的魏玛共和国政坛带来了强烈地震。中央党希望削减失业保险额以渡过财政难关,而联合执政的社民党拒绝,导致两党联合执政破裂,总统只能任命Bruening为总理。但他得不到议会多数支持而无法工作,只能向总统申请解散议会举行大选(1930年7月),以为这样就可以增加他党派的选票。

    但9月的大选结果恰恰相反:中间党派急剧萎缩,基层穷百姓的选票都投向左、右两个极端党。与1928年大选相比,共产党从原来的54席涨到77席,纳粹党从12席一下增加到107席。这两个极端党都是拒绝议会民主而崇尚暴力,所以议会无法再理性地讨论而实际瘫痪。德国议会的极端化更增加了国际社会担忧,德国企业股票惨跌,外资进一步撤离,失业更加严峻(500万)。于是纳粹党联合其它右翼党形成“哈茨堡阵线”,希特勒成为该阵线的中心人物。五天后社民党、工会等建立“铁的阵线”与之抗衡。在1932年的大选中,共产党的席位提高到89个,而纳粹党的席位激增到230个。如果共产党能与社会民主党(133席位)联手,或许还能抗衡纳粹党而挽救魏玛共和国民主。但这两党之间又打得不可开交,造成纳粹党坐大。兴登堡总统换了一个个总理,1932年8月30日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选为议会主席,1933年1月30日总统只能将总理位置也让给希特勒,德国的纳粹时代就此开始了……

奥斯茨基再度被捕

    纳粹一上台就开始了法西斯政策,对外退出联合国(Voelkerbund),军队越过莱茵河而撕毁凡尔赛条约;对内解除宪法中的人权条款,建立集中营。纳粹当政前的最后两任总理已限制共产党活动,而现在则是对所有政治异己者进行镇压。

1933年2月13日晚,德国作家保护联盟举行了最后一次集会,奥斯茨基等三位作家在大会上慷慨陈词。纳粹党的主将戈林当日就威胁地宣布:要采取最严厉的手段对付“敌对于国家”的组织,要查处所有枪口对准新政权的个人。当晚奥斯茨基的朋友见到他就惊奇地问:“你还不逃离德国?你是纳粹逮捕名单中的第一位。我们需要你,但不希望你成为一位殉道者”。就在纳粹刚当政的几个星期内,德国到处流传哪些作家已经流亡异国。很多了解内情的朋友和已经流亡国外的朋友也纷纷劝他。但奥斯茨基表示:他理解那些逃离德国的朋友们,但他自己将留在德国。

    纳粹确实下手了,1933年2月27日晚制造了国会纵火案,以此为籍口大规模逮捕政治异己者。那晚奥斯茨基刚好在一位记者朋友家作客,接到报社编辑部给他的告急电话,告诉他国会纵火案及其后续的逮捕行动。在场的两位记者朋友都劝奥斯茨基立即逃离德国,但奥斯茨基还是坚持留下。次日凌晨他就被逮捕,被逮捕的还有一大批作家和政治家。许多律师赶去为被捕者申辩,结果被一同逮捕——国家一旦走上专制,就没有任何法制可言。就在他被捕那天,他主编的《世界舞台》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戏剧评论文章,嘲笑纳粹政权。《世界舞台》不久就被关闭,财产被没收。在告别期中,编辑部向读者报道了主编奥斯茨基被捕的消息,编辑部法律顾问强烈要求释放奥斯茨基。杂志发行人 Edith Jacobsohn流亡海外,幸好她之前已在奥地利、后转入捷克创办了《新世界舞台》,以此收入继续资助奥斯茨基家属,直到她几年后去世。杂志社女经理照顾奥斯茨基家属,继续为奥斯茨基沟通国际社会。出版社的两位雇员成立了“奥斯茨基之友”,让人们惦记这位报坛勇士。奥斯茨基的独女在朋友帮助下流亡英国,被一位英国政治家收留。

    奥斯茨基起先被关在柏林警察局,然后转到拘留所。纳粹政权一心想除掉他,加罪他是国会纵火案的幕后人之一,这样判他几个死刑都没问题。纳粹提出伪证说,在国会纵火案那晚他在亚力山大广场的一家酒馆喝酒,与另几位合谋者祥作打牌,但“神态慌张鬼祟”。后来在法庭上得到澄清,原来在进入法庭前,国际社会盛传这三位已经死了,所以纳粹让他们以酒馆为背景拍了这幅照片,过后发表在《图片报》上。现在拿这幅照片说是在国会纵火案那晚所拍,显然辞穷理尽。按照法律必须给予释放,已经流亡美国的爱因斯坦在美国社会搞捐款,重金聘请律师为他们辩护。另两位化了重金但没有成功。奥斯茨基拒绝聘用律师,纳粹要求奥斯茨基签署忠诚政府的保证也被断然拒绝。纳粹无法为他定罪,就以“莫须有”罪名将他送入Sonnenburg的集中营,让他在露天沼泽地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欲以时间和苦力来消除这位政治异议者的肉体。

为奥斯基茨奔波的海外流亡者

    流亡国外的德国人一直不停地为被捕的人权活动家奔走。但在希特勒当政初期,国际上有名望的政治家和社会人士也不原轻易“干涉德国内政”,所以都是些小规模的人权组织在呼吁。这些人权活动家们、包括德国境内的政治异议者都没看到法西斯政权的本质,还在寄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甚至通过各种私人渠道来解救在押的异议人士,如通过国际红十字会、通过著名政治家、甚至通过戈林妻子的妹妹等来影响纳粹政权。他们在各国新闻界为奥斯茨基呼吁,这又给纳粹政权指责奥斯茨基与海外建有联系抓住话柄。最后海外朋友们看到,再通过这样常规的政治途径无法挽救奥斯茨基,必须采取新的策略,这就引发了为奥斯茨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大规模外交活动。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活动,没有谁领导,甚至没人协调,流亡在欧美各国的朋友们齐心协力,各自在所在国奔波,最后获得了巨大成功。

    1933年挪威没有颁发诺贝尔和平奖,1934年4月在法国的《巴黎日报》(唯一由德国流亡者创立的报纸)发表了一篇Bernhard的文章,文中问到:是否1933年没有和平奖提名?以往一直颁发给从事和平运动的作家或政治家,这次是否也应授予为和平事业殉道的人士如奥斯茨基?他的这一倡议得到了德国流亡者的响应,Jacob通过法国斯特拉斯新闻社将此倡议发向全世界,同时正式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委提名奥斯茨基。流亡到捷克而创立人权同盟捷克分部的朋友们,也马上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委提名奥斯茨基。

    挪威方面不想得罪德国,回避讨论奥斯茨基诺贝尔和平奖之提案,谎称1934年提名期限已过(截止期为1月31日),所以不予考虑。奥斯茨基的挚友、流亡法国的von Gerlach(著名政治家、出版家)立即在《巴黎日报》上发表文章,要求将1933年未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追认给奥斯茨基。他的提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很大反响,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亨利?曼(托马斯?曼之兄、普鲁士艺术科学院主席)、A.Zweig(后任东德艺术委员会主席)和L.Feuchtwanger等纷纷著文呼吁。

    尽管没有成功,但提议奥斯茨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呼声在欧美兴起。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之一的Ch.Lange是von Gerlach的旧友,特地告诉von Gerlach不要在提案中提及“释放奥斯茨基”,而要强调奥斯茨基在和平运动中的意义。于是von Gerlach在1935年1月31日截止期前再度“按时”将提名递交给诺贝尔奖评委,提议书中详尽介绍了奥斯茨基的和平活动和为此数度入狱的经历,引证了托马斯?曼曾为释放奥斯茨基所写的呼吁书。但他很清楚,在这样的特殊时代,如果没有国际社会对诺贝尔和平奖评委压力,奥斯茨基是不可能得奖的。于是他奔波和游说国际名望人士,希望得到他们支持。192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L.Quidde(20年代德国和平协会主席)马上应允。E.Toller在英国争取到有提名权的政治学教授H.Laski。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是一次大战后德国人权协会创建人爱因斯坦,亲自游说193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J.Addams(美国社会改革家)。1933年诺贝尔和平奖是追认给英国作家L.Angell,他已经打算提名Cecil勋爵(英国政治家)竞选下届和平奖。奥斯茨基的同事加好友Tucholsky马上写信给他,要他放弃提名Cecil,而是提名奥斯茨基——Cecil后于1937年获和平奖,可惜Tucholsky于1935年自杀身亡。

    最有特色的是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于1935年10月给委员会写的推荐信。他在信签的每一页上都画上一段贝多芬作曲的歌剧《费德里奥》乐谱。歌剧主人公弗洛列斯因反抗暴政而身陷囹圄,政敌想慢慢饿死他,这不正是奥斯茨基的化身?弗洛列斯的妻子费德里奥为营救丈夫而深入监狱,这不是海外德国人的现状?以托马斯?曼的文笔,以贝多芬的音乐,是所有推荐信中最富感情色彩的一篇。

    当然,纳粹政府也在活动。早在1934年10月,德国外交部就向瑞典国王和瑞典政府提供了材料,数落奥斯茨基从一次世界大战来“叛国”的各种“罪行”。这一方面可见德国外交部的无知(是挪威而不是瑞典!),但另一方面也从反面证实了奥斯茨基的和平运动政绩。

绝处逢生的诺贝尔和平奖

    大家都在紧张地等待1935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定。出乎意料的是,11月19日委员会提前宣布:1935年不颁发诺贝尔和平奖——挪威政府毕竟害怕纳粹德国的报复。H.Walter立即在法国报纸上宣布,他们的日内瓦小组将提名奥斯茨基为1936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次采用的正式文稿是亨利和托马斯?曼兄弟的推荐函。

    距离提名截止期1936年1月31日又是非常紧迫,欧美各国自愿形成的各个“奥斯茨基小组”同步行动:英国组争取到了英国一大批世界著名教授的联名,瑞士组争取到125位瑞士议员的提名,流亡北欧的记者勃朗特(70年代德国总理,获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争取到挪威工党的提名,布拉格组争取到46位捷克/斯洛伐克议员和州长联名,法国组获得163位法国议员和州长联名……短短两个月内,共得到欧美84个团体与个人提名奥斯茨基为1936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成为史无前例的诺贝尔和平奖院外运动。

    在这样强大的国际舆论下,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知道无法蒙混过关了。但委员会还是认为“证据不足”,因为奥斯茨基当时被莱比锡法庭判决时没有留下一点文字资料。当时法庭是偷偷判刑的,所有律师只能简短阅读、而不准将判决书带出法庭,更何况现在是流亡海外的德国人在收集,更无法得到这些原始资料。于是他们想尽办法找到当时五位辩护律师中的四位(一位已被纳粹迫害而自杀),他们分别到所在国法庭宣誓这些判刑情况属实。诺贝尔奖评委学术顾问Castberg专程赴日内瓦,要求H.Walter以实据澄清三项事实:一、奥斯茨基不是依靠国外资助而从事和平运动;二、他没有参加共产党而成为苏俄共产专制的追随者;三、在丹麦报刊上曾发表过(纳粹政权有意炮制的)对奥斯茨基采访,其中许多观点不是奥斯茨基本人的观点。Walter坐到日内瓦图书馆里翻阅了一个星期资料,出色地解答了委员会的所有疑点。委员会显然哑口无言、没有理由再拒绝颁发了。

    纳粹政府对挪威政府进行外交干涉。为了回避压力,挪威外交部长Koht和前总理Mowinckel主动退出诺贝尔奖评委,增补了没有政府背景的新委员。纳粹政府气急败坏,威胁挪威这是“敌对行为”,“干涉内政”,德国将加快建设波罗地海的舰队,这是明显的军事威胁。但挪威毕竟是民主国家,政府无法直接干涉和平奖的颁发。委员会于1936年12月正式宣布:1936年诺贝尔和平奖发放给阿根庭外交部长Lamas,而193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追认给德国的奥斯茨基。对奥斯茨基的评价是:表彰他通过新闻出版而对和平事业的杰出贡献,表彰他勇于反抗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永远不向纳粹低头的一代报人

    奥斯茨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来,纳粹政府恼羞成怒。戈林还是强压怒火亲自找奥斯茨基面谈,开出的条件是:只要奥斯茨基主动放弃这一奖项,政府将保证他的终身养老金。但遭到奥斯茨基拒绝。希特勒盛怒之下授意戈林在帝国议会通过法案,不容许任何一个德国人接受诺贝尔奖——此禁令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开禁——为此设立“德意志科学文化奖”以取代诺贝尔奖。

    挪威外交部按照惯例向德国外交部要求,释放奥斯茨基赴挪威领奖。希特勒亲自过问此事,限于外交礼节,希特勒在挪威驻德大使Sahm面前还是同意奥斯茨基赴挪威,但表示奥斯茨基一旦离德,就永久取消他的德国公民身份。戈林授意主管人员暂时不能释放奥斯茨基。秘密警察负责人再与奥斯茨基交谈,奥斯茨基依旧坚持他的和平理念。据此纳粹政府确认奥斯茨基依旧有反政府倾向,所以最终拒绝他赴挪威。

    1936年12月10日在奥斯陆举行的授奖仪式上,不仅获奖人因为纳粹干涉而无法亲自到场,授奖人挪威国王也因纳粹威胁而没有到场——这是诺贝尔奖颁发历史上的第一回。奥斯茨基委托一名德国律师受奖,那位律师在纳粹政府的暗地纵容下,居然全部侵吞了这笔奖金,过后在纳粹法庭上仅形式地判处他两年徒刑而不了了之。

    因为集中营的恶劣条件,奥斯茨基的身体每况愈下。1933年6月28日《巴黎日报》上发表新闻,大标题“奥斯茨基危在旦夕,Papenburg暗下指令谋杀奥斯茨基!”气得纳粹政府强令奥斯茨基书面澄清,他在集中营并没有受到虐待。

    海外朋友们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向纳粹政府施压。例如英国的Ponsenby勋爵通过外交途径、流亡捷克的K.Grossman通过捷克红十字会向德国政府询问奥斯茨基身体状况。德国外交部只能指令秘密警察对奥斯茨基身体检查,然后通过德国驻英国和捷克使馆将检查报告递交给询问人。尽管谎称“奥斯茨基身体健康,还能干活”,但很快将奥斯茨基从沼泽地工作换到了厨房工作。1935年7月,秘密警察再度为奥斯茨基检查身体,还是声称“奥斯茨基还能经受监禁”。奥斯茨基当年编辑部经理Huenicke则向外界传言:奥斯茨基已经被折磨得就如一个70多岁的老人。1935年10月,国际红十字会委托专人前往集中营看望奥斯茨基,确认他已病入膏盲。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又于1936年3月口出狂言要处死奥斯茨基,这些都加重了海外朋友们的忧虑。他们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基督教慈善机构和挪威驻德使馆等,要求国外派出医疗队前往集中营为奥斯茨基治疗,北欧与英国分别派出两个医疗团前往德国闯关,英国医疗团还受到了秘密警察的直接威胁。

    1936年正是柏林夏季奥运会的最敏感之年,纳粹政府为了顾及面子,还真担心奥斯茨基有三长两短。1936年4月,秘密警察几次安排医生为奥斯茨基检查身体。检查结果:奥斯茨基身患多种疾病,随时都可能离世。秘密警察马上指令必须保障奥斯茨基的医疗,并作详细记录。万一奥斯茨基有何不测,德国政府对外也有个交代。秘密警察负责人R.Heydrich亲自向戈林汇报,要德国政府做好奥斯茨基可能随时离世的准备。他说,现在国际上对奥斯茨基的呼声越来越高,不仅是法国、捷克、瑞典和西班牙社会,而且还有美国社会。出于德国的对外形象,他不希望看到奥斯茨基死在集中营里。于是戈林亲自批示:将奥斯茨基转到柏林医院治疗,由他钦点秘密警察严密监视。在奥斯茨基转入医院的前一天,秘密警察负责人亲自找到医院院长,出示了戈林的亲笔批示,表示对奥斯茨基的治疗和监视具有特殊的外交意义。国际红十字会于次日就接到德国政府传来奥斯茨基已转入柏林医院的通知,德国宣传部又通过新闻媒体向外“透露”这一消息。但不久秘密警察又发现,尽管种种防范还是无法断绝奥斯茨基与外界的联系。于是打算将奥斯茨基转入其它医院,戈林也同意。但最后看到,奥斯茨基已经活不了几天了,更不可能外逃。别刚转到其它地方就死去,还不如留在柏林医院。

    奥斯茨基于1938年5月4日在柏林去世,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躲过秘密警察监视,偷偷潜伏到奥斯茨基的病床前为他作了死者面形石膏像。5月14日,奥斯茨基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葬在柏林东部Niederschonhausen的墓地。纳粹政府禁止在他的墓碑上写名字,强令他妻子改姓,希望这个世界永远忘记这位纳粹政权的反叛者。

    但世界不可能忘却一位正直而勇敢的报人,不会忘记这位和平事业的殉道者。早在他去世前夕就在法国出版了他当年同事B.Jacob的《世界公民奥斯茨基》,瑞士出版了他的几位生前好友合著的《奥斯茨基》,在捷克的《新世界舞台》上发表了亨利?曼为奥斯茨基写的专文“忍者”。

    青年时代的奥斯茨基是位诗人,但正如他青年时代的朋友L.Tügel说的那样:“他最终没有成为诗人,也没有必要成为诗人”,因为他用自己的青春,写下了一曲反抗专制的生命赞歌。

    □ 转自德国《欧华导报》2007年5月、6月期。

 

 

 

徐向前到延安才知妻子被杀真相

----红四方面军如何搞肃反?

摘自:《徐向前传(最被低估的元帅)》

凤凰网历史

2010年12月14日

    战场是考场,瞬息多变的战局,随时考验着指挥员的勇气、才能和智慧。复杂的党内斗争,也是考场,考验着革命者的品德和风格。从1931年春夏开始,徐向前一次次面临着两重考验。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召开,从此王明上台,开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中央派了康荣生到鄂豫皖口头传达了四中全会的精神。4月上旬,鄂豫皖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大会作了一个拥护党的四中全会的决议。徐向前在前方指挥作战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4月中旬,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已部署就绪。蒋介石调集了11个多师的兵力,限令“五月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4月20日,敌四十六师、警卫一旅等部的7个团进犯皖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特委决定集中四军主力出皖西击敌。这时,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出的大员张国焘、陈昌浩已从上海来到新集;沈泽民等也已抵达皖西。于是由张国焘、陈昌浩、旷继勋率红十、十一两师由商南东进,于金家寨附近同红十二师会合(3月下旬,特委将中央教导二师改编为红四军第十二师,军部警卫团和光山、罗山、黄安三县独立团合编为警卫师)。徐向前仍按特委原定计划带十师二十八团留在鄂豫边攻打反动民团据点大寨山、打银尖。据点还没有打开,随着也投入了西线的反“围剿”战斗。

    这次反“围剿”,红军主要是采取东西两侧往返机动,避实击虚,各个击破,待机反攻的战法,因而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即取得了胜利。先后共歼敌5000余人。北面的吉鸿昌部,因有联合红军反蒋的意思,作战并不积极。

    5月12日,反“围剿”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张国焘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分局的职权系直接代表中央实施领导,有权否定地方党委的决议或解散地方党委。中央指定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舒传贤、徐宝珊、王平章、蔡申熙等8人组成分局,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兼省委书记,曾中生、旷继勋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为共青团分局书记。红军和地方武装统归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从此,张国焘总揽鄂豫皖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张国焘,原名特立,江西萍乡人。早年就读北京大学,为1919年“五四”运动骨干分子之一。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多次代表大会上,曾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张国焘犯过右倾和“左”倾错误。大革命失败后,曾企图阻挠南昌起义,遭到周恩来、李立三等坚决反对。1928年6月,张国焘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年1月,被共产国际派遣回中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不久,即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做了调整。旷继勋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下辖十、十一、十二、十三师。十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康荣生;十一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余笃三;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陈奇。随后,成立了培训干部的“彭(湃)杨(殷)学校”,由蔡申熙任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主任。

    6月28日至3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主张抓住敌暂取守势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南下作战,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与会多数人支持。会议决定:红四军以少数兵力留在根据地巩固阵地,而以主力部队南下向外发展。

    7月上旬,军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具体行动部署。不料,张国焘推翻原来的南下决定,认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就须威胁攻占大城市。因此,要红四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震南京,限一月完成。红四军领导人不同意这个冒险主义的计划,主张消灭敌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兵力,即攻下英山后出蕲、黄、广地区,使之与鄂豫皖根据地连成一片。但张国焘仍按其个人意见作出了决定。部队奉命作南下英山,东出潜山、太湖的准备。

    7月中旬,红四军的领导又进行了改组。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原军长旷继勋改任红十三师师长。他因在5月间给中央的报告中不承认前段工作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受到中央的指责。

    8月初,徐向前和曾中生率领红四军十、十一、十二师的5个团,冒着酷暑南下,直取英山。仅仅经过两小时激战,攻占了英山城,歼敌1800余人。仗是打胜了,徐向前和曾中生对下一步行动却忧虑起来。

    在英山城的一幢小楼上,深夜还亮着灯。曾中生和徐向前摆起军用地图,彻夜不眠,反复研究这下一步棋,到底如何走才好。

    曾中生考虑再三,说:“东出安庆,要通过四百里的白区,远离苏区,太冒险了。”

    徐向前说:“是啊,安庆是敌人重兵设防的地方,我们只五个团的兵力能攻下它?跑四百里,去攻打大城市,那是自找苦吃!”

    曾中生说:“我们不能硬着头皮瞎撞,安庆攻不得。”

    徐向前说:“绝对攻不得。”

    经过反复磋商,政治委员曾中生最后决定:留十二师守英山,以十、十一两师4个团出蕲、黄、广。他一面部署部队前进,一面写信派人向张国焘报告,说明情况。

    红军部队冒着酷暑分两路南下。一路,急行军120里,突然奔袭蕲春城附近的漕河镇,全歼敌人新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以下1600余人,缴枪1200余支,乘胜进占浠水、广济县城,逼近武穴;另一路奔袭黄梅城,由于城壕水深,随即撤出,占领乡村。徐向前和曾中生灵活机动的指挥,使部队干部战士十分高兴。当地党组织和群众见红军归来,纷纷组织慰问,到处燃放鞭炮。被敌人摧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又很快恢复起来。短短几天,红军就从敌人仓库和地主豪绅家中收缴了许多财物。光是银子就达1800斤,金子20余斤,大洋7万元。金子后来全部送到上海党中央,其他财物,解决了红军的吃穿。真是难得的胜利!接着,红军又在洗马畈地区歼灭敌人3个团的大部。

    张国焘坐镇后方,得知徐向前、曾中生没按他的意见去攻安庆,大为恼怒。8月27日,他以鄂豫皖分局、军委会的名义给曾中生、徐向前写信,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是什么“原则路线上的分歧”;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

    徐向前事先曾想到,红四军的行动可能受到批评,却没想到如此严重;曾中生似早已预料到后果,还没接到张国焘的来信,就与徐向前、刘士奇联名,向上海党中央写了信,申述红四军南下的理由。信中说:“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蕲、黄、广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力量而必消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巩固阵地的发展而出安庆。”“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忘却了巩固阵地的发展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根据地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

    9月初,部队奉命北返,在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曾中生召开了一次支部书记和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会上,群情激愤,通过申明书,决定派刘士奇回去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这件处理不当的事,更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于是,红四军南下问题遂成了一桩大罪!

    9月13日,陈昌浩到达麻埠红四军军部宣布中央分局免去曾中生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的决定。接着发生了在红军中开始“肃反”抓人的事。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20余人相继被捕。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一直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

    徐向前问陈昌浩:“被抓走的好多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土生土长的,有的是看着长大的,怎么成了反革命?这是怎么回事?”

    陈昌浩说:“你不知道,八月初,我们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

    徐向前被弄得更糊涂了。在苏区和红军中前一两年也搞过肃反,也抓过一些人,大多是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或是敌人派来的探子。而现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击的,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组派?说这些人是反革命吧,过去长期在一起战斗、生活,确实都是些好同志;说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证据来,脑海里始终是一个疑团。

    遵照中央分局的命令,徐向前率领部队西返。部队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在陈昌浩主持下继续“肃反”。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徐向前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有两付担架抬着人,他问身边的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是什么人?”

    陈昌浩说:“没有谁负伤,许继慎、周维炯是反革命,逮捕了。”

    徐向前听后,真怀疑自己的耳朵不好用,怎么许继慎成了反革命啦!他想起红四军南下发生的那件事:攻克英山后,一个自称钟蜀武的人,带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的一封亲笔信,来找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信中闪烁其词,大意是欢迎许带部队投蒋,“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许继慎当即将钟某逮捕,连人带信送交军部处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对钟某进行了审讯,随后,就转送中央分局处理。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和他们对他的了解,他们在给中央分局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许继慎“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次敌人来找他,“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徐向前熟悉许继慎的历史和为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

    面对许继慎、周维炯两位师长被逮捕。徐向前痛心极了,他质问陈昌浩:“怎么搞的嘛,把师长都抓起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徐向前事前都一无所知。

    陈昌浩对徐向前的这种不满和抗议采取不理的态度。他认为肃反抓人,是他职权以内的事,况且又是张国焘的决定。那时中央有规定:政治委员是代表政权与党两方面来领导军队的,政治委员在政治上、在党内比同级军官权限大。政治委员是红军中最高的领导者,是党和政府的代表,有最后的决定权,甚至有权逮捕同级指挥员。

    9月底,部队到达白雀园。张国焘亲自到红四军主持“肃反”。这年冬天,“肃反”又从红军部队扩展到地方机关。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的、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一律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也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时间,把红军中留鹅头、戴眼镜、镶金牙的,还有读过几天书的,都说成是富农,加以清洗。只要念过几年书,识几个字的,似乎是天生的反革命。张国焘还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正因为有这种“理论”,“肃反”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被捕、被杀的特别多。省委书记沈泽民还有一套“理论”,那就是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的与非无产阶级观点的分子找反革命线索”,从平时“对富农不坚决斗争”的人身上,就能“找到反动派的组织”。把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搞混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纠缠在一起了。不重事实,不深入调查研究,轻信口供。只要有两个人说他是反革命,就把他逮捕审讯,非要他承认不可,不承认就严刑拷打。结果严刑逼供,揭发“同伙”,后方扯到前方,军队扯到地方,越扯越多,越扯越离奇。几个人一起吃一顿饭,就说他是“吃喝委员会”,反革命;两个人在一起说几句话,就说是搞秘密活动,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白色恐怖笼罩着鄂豫皖苏区,搞得人心惶惶,熟人见了面也不敢说话。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样的老革命,见了徐向前也不敢多说话了。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庙宇、祠堂,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挂好,专心了解敌情,分析情况,部署作战行动。但是,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心驱使着他,又不能不关注部队中的“肃反”情况和被捕人员的命运,并且尽力之所及,保护同志免遭杀害。他保护了不少干部,周希汉就是其中的一个。

    徐向前本来不认识周希汉。那时,周希汉在伙食班帮助写伙食账。而徐向前喜欢吃锅巴,有时到伙房转转。一天,徐向前来到伙房,见到一个不认识的小青年,长相又机灵,就问:“你叫什么?什么地方人?怎么过去没有见过你呀?”周答:“我叫周希汉,本地顺河集人。是来帮助工作的。”他还把为什么来这里帮助工作的原因对徐向前讲了。原来,周希汉在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当战士。肃反开始的时候,团里把他当做富农,开除出党,送回老家。周希汉回家后,就找苏维埃政府,让县苏维埃政府开个证明,证明他家是贫农,请部队恢复他的军籍。这样,他又回到部队,在炊事班帮助工作。徐向前听了,翻看他写的账本,见字写得不错,就说:“你愿意跟我在总部当个书记员吗?”周希汉说:“我没干过,怕干不好。”徐向前说:“没关系,慢慢学就会的。”周希汉到总部后,在徐向前的帮助下,进步很快。没想到1932年初,打豆腐店的时候,周希汉给直属部队号房子,因当地有两个相同的地名,号房子的时候出了点差错,张国焘把他骂了一顿,硬说是有意破坏,让保卫局把他抓起来审讯。徐向前回到总指挥部,警卫员说保卫局抓走了周希汉。徐向前说:“快到保卫局,把周希汉要回来!”过了一会儿,警卫员回来报告说:“保卫局的人说,周希汉是改组派,不能放。”徐向前听了非常生气,亲自来到保卫局。只见周希汉已被捆绑起来,准备拉去杀头。徐向前严厉地质问:“什么改组派!周希汉是贫农,是我的书记,我了解他,快给我放啦!”在徐向前的干预下,周希汉才捡回一条命。

    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苏区,在红军中像一场瘟疫,继续蔓延着。一批又一批的好干部、好同志被逮捕杀害。谁也不会想到,一年之后,徐向前的爱人程训宣也无端被以肃反的名义杀害。那是1932年反四次“围剿”中的事。那时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一天,他让警卫员把破袜子给他妻子程训宣送去,让她抽空补一补。往常,衣服、袜子破了都是徐向前自己缝补。在长期的战争环境里,他学会了一手针线活。会做件背心,缝补点破衣裳,打草鞋。这次因为作战忙,抽不出空,所以才让程训宣缝补。

    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神色非常紧张。

    徐向前问:“出了什么事啦?”

    “她被抓走了。”

    “为什么?”

    “不知道,说是反革命!”

    说起程训宣,当地的妇女都说她是好样的。她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没念过书,性格开朗,爱说爱笑。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她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经曹学楷和倪志亮的介绍,于1929年下半年同徐向前结婚。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她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192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曾在红三十一师当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宗,1925年参加共产党,也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随起义武装上了木兰山,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程训宣本人长期在本地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事事都走在前面。这样一个好同志,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究竟是为了什么?徐向前问过一些人,但没有问出个究竟。程训宣被捕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

    直到长征抵达延安后,徐向前见到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问他:“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在“肃反”中,许多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被无辜杀害。据当时看管“犯人”的人讲,许继慎、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周维炯在被杀之前,还义正辞严地痛斥张国焘等:“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在“肃反”中,被张国焘加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的罪名,先后逮捕、杀害的红军排以上干部和革命战士,就有2500余人。地方上大批优秀干部也被杀害,其中有原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黄麻起义的组织者之一、鄂东军党代表戴克敏,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郑行瑞等等。“肃反”,严重地削弱了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力量,也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一些地区贴出标语:“张国焘是杀人刽子手!”“打倒帝国主义张国焘!”有的地方还把县政治保卫局给砸了。……

    尽管苏区群众痛恨张国焘恣意抓人杀人,但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始终是拥护和热爱的,不曾动摇对党的信念。黄安县仙居区的群众为了反抗“肃反”,掩护区乡干部逃入山里。他们上山之前,仍给区政府送去500多担大米和一千多双鞋袜,在信中还特意写明,这是送给红军的。忠于革命事业的红军指战员,不少人虽然被捕被杀,仍然是前仆后继,英勇战斗。一些被诬为“反革命”而遭逮捕的干部、战士,被暂时放出来参加“突击队”,冲锋陷阵,与敌人搏斗,其中不少人献出了生命。徐向前同广大指战员一样,大敌当前,始终以大局为重,他压抑着内心的悲痛,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许多年之后,他回顾这段历史,沉痛地说:“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①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0-12-22 14:50:24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139期(曲阜建耶教堂意见书专辑之一)  共和国61年暨孔子2561年〔耶稣2010年〕阳历12月22日

尊重中华文化圣地 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

郭齐勇 等

    近闻曲阜孔庙附近正在建造一高达四十余米、容众三千余人的哥特式耶教大教堂(详情见本《意见书》附录),吾等儒家学者、社团、网站深感震惊和忧虑,特郑重呼吁有关各方尊重中华文化圣地,立即停建该耶教教堂。

    众所周知,孔子者,中华文化之象征;曲阜者,儒教文明之圣地;“三孔”者,中国五千年文化命脉与道统象征之所在,亿万海内外炎黄子孙心理情感与精神寄托之所系,并为东亚各国政要与民众文化朝圣之所宗。今在“三孔”之地建造耶教大教堂,无疑唐突中华文化圣地,伤害儒家文化信众情感,有违海内外炎黄子孙心愿,不合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初衷。

    考索历史,今曲阜市范围内不曾有道教的道观;佛教的寺庙虽有若干所,但皆远离城区,且规模甚小。至于其他外来宗教,更不曾在曲阜建有任何道场。究其原因,一则在于这些宗教及其信众能尊重孔圣,故不会贸然在曲阜建造道场;二则在于外来宗教未如现今此般炽热,故其受众较少,影响较小;三则在于各级政府皆尊儒家文化为正统,故对其他宗教在曲阜建造道场会予以适当的限制,而对中华文化圣地则予以充分的保护。

    将心比心,如若在耶路撒冷或麦加或梵蒂冈,建一超高超大的孔庙,力压其宗教建筑的气势,独领其城市建筑的风骚,有关宗教信众又会作何感想呢?其国家、其政府、其民众能接受吗?而且,吾等担心其他宗教会援引曲阜建造耶教堂的先例,竞相在中华文化圣地建造自己的道场。但是,大量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案例却表明,不同宗教的道场在狭小区域内对峙并存,常会引发宗教对抗和文明冲突。

    固然,吾等希望并相信包容性很强的儒家文化不会与其他宗教文化发生冲突,但无法确保其他宗教之间不会发生冲突。如此一来,中华文化的和谐圣地岂不成了诸神争斗的冲突场所?特别是,吾等强烈反对刻意用在中华文化圣地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方式,来表明儒家文化的包容宽大精神和体现“和谐世界”的理念,因为这是对儒家文化的歪曲和利用,是在装饰门面和粉饰太平!

    吾等认为,文明之间的和而不同,首要的原则是不同文明之间彼此尊重,尤其是外来宗教文化要入乡随俗、客随主便,而不能反客为主、喧宾夺主——对本土宗教及其信众而言,这是个天然的情感问题;对外来宗教及其信众而言,这是个基本的礼貌问题!

    无论如何,鉴于在中华文化圣地修建耶教大教堂问题的敏感性、复杂性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激烈争议,吾等谨向曲阜市政府、济宁市政府、山东省政府、中央政府以及热爱并尊重中华文化的耶教徒提出以下意见:首先,立即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具体原因,已如上述。需要指出的是,即使该耶教堂的建设符合现行法律,通过了宗教、民政、土管、城建、文物等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批,资金来源完全正当,也难免于其伤害儒家文化信众的情感,有违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愿,乖乎中华文化圣地的形象,既不合乎情理,亦不合乎传统和惯例,当立即予以停建,或迁往他处建造。即是说,这既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中国人的文化情感和心理感受的问题。

    其次,如果该耶教堂建设地点仍选在曲阜附近,或仍在济宁市范围内,吾等建议它当满足如下五个条件:

甲、该耶教堂不宜在“三孔”、“三孟”以及周公庙视线范围内,至少须在孔庙、孟庙以及周公庙五十华里以外。

乙、该耶教堂高度不宜为四十余米,不宜超过孔庙、孟庙大成殿的高度。西方最具耶教历史象征性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高度为45.4米,而曲阜建造的耶教堂竟然高达41.7米,与之仅差3.7米。相比之下,曲阜孔庙大成殿的高度为24.8米,该耶教堂竟然比之高出16.9米。考虑到曲阜城乡建筑较低,此高度的耶教堂即使在曲阜城外建成,也会成为曲阜市的标志性建筑。若此,则“中华文化标志城”就会变成“耶教文化标志城”。

丙、该耶教堂规模不可容众三千人。如此设计规模即使纯属巧合,也难免给人带来该耶教堂欲比拟孔圣有弟子三千人的印象或联想,有文化侮辱的含义。

丁、该耶教堂不宜建成中国最大的耶教堂。否则,会被人误解为该耶教堂是在比肩中国最大的孔庙即曲阜孔庙,有宗教对抗的意图。

戊、该耶教堂建筑风格只能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或至少为现代建筑风格,而不宜为哥特式风格。否则,此种风格不仅与曲阜中华文化圣地性质极不协调,也与曲阜乃至济宁市传统建筑风格极不协调。

    第三,吾等认为,曲阜建造耶教堂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时下耶教在中国的炽热,而在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沉沦。“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当务之急,是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全力复兴中华文化,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彻底解决当代国人的精神危机问题。若此,就不至于还会出现国人趋奉外来宗教和在中华文化圣地建造外来宗教道场的怪异现象。

    第四,在种种复兴中华文化的呼吁和探索之中,重建儒教是一种重要的努力和尝试,且已在民间社会具备了一定的信众基础。吾等认为,政府宜尽快承认儒教的合法地位,赋予儒教与佛道回耶等宗教平等的身份,努力培育包括儒教在内的中国各宗教和谐相处的宗教文化生态。当务之急,是激活孔庙(文庙)等传统儒教道场的信仰功能,彻底摈除其现行商业和旅游的色彩。须知,古今中外尚未闻有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其宗教信仰场所由文物部门或旅游部门把持,并向前来朝圣礼拜的人们收取门票费用的做法。

    吾等基本主张在是,甚盼得到国人、海外华人与各级政府及耶教徒的尊重与采纳。

     本意见书由以下十位学者联署发起(序齿排名):

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
张祥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教授)
蒋 庆(儒家民间学者)
林安梧(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颜炳罡(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韩 星(陕西师范大学儒学-儒教研究所所长、教授)
陈 明(《原道》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
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所长、教授)
王瑞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本意见书得到以下十家社团首批支持:

国际儒学大会
国际孔教大会
马来西亚儒教会
印尼经典教育促进会
曲阜儒者联合会
深圳孔圣堂
珠海平和书院
北京苇航书院
浙江省儒学学会
江苏省孔子后裔联谊会

    本意见书由以下十家网站首批联合发布:

中国儒教网(http://www.chinarujiao.net)
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
华夏复兴(http://www.hxfx.net)
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
儒家中国(http://www.rujiazg.com)
孔子二〇〇〇网(http://www.confucius2000.com)
中国当代儒学网(http://www.cccrx.com)
儒家气学网(http://www.rjqxw.cn)
礼乐中国(http://www.liyuechina.org)
孔氏宗亲网(http://www.kong.org.cn)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0-12-10 08:31:48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138期-共和国61年暨孔子2561年〔耶稣2010年〕阳历12月9日

宋太祖誓碑与不杀士大夫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  杨海文

    明代学者叶子奇有言:“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宋朝文不如汉,字不如晋,诗不如唐,独理学之明,上接三代。”(《草木子》卷4《谈薮篇》)理学何以产生并辉煌于两宋?我们现在做宋代理学研究,既离不开哲学—观念史进路,同时也要重视历史—思想史进路。晚清史梦兰有首宫词:“庙享钦遵四孟时,牙盘别设踵唐仪。太常礼毕群班退,夹室焚香读誓碑。”(《全史宫词》卷16《宋》)以“不杀士大夫”为核心内容的“宋太祖誓碑”(又称“宋太祖誓约”),正是落实历史—思想史进路的一个好题目。

    现代学术史上,张荫麟1941年发表的《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重庆《文史杂志》第l卷第7期),开启了这一研究的先河。人们也大多知道“宋太祖誓碑”主张善待知识分子,可截止2010年,70年过去了,大陆学术界有分量的专题论文却不到10篇。这里,我们从两个人的三篇文献说起。

    第一个人是两宋之交的曹勋(1098—1174)。1126年靖康之变,金人俘虏了徽宗、钦宗父子,押送到金国,阁门宣赞舍人曹勋是徽宗的随从。途中,曹勋从燕山逃走,徽宗让他转告康王赵构:“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然要当知而戒焉。”(《松隐集》卷26《进前十事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83页)后来,曹勋的《北狩见闻录》又复述了这段话,但把“誓不诛大臣、言官”换成了“誓不诛大臣、用宦官”(《学海类编》第2册,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107—1108页)。曹勋这两篇文献所说的,史称“徽宗寄语”。

    第二个人是南宋的陆游(1125—1210)。《避暑漫抄》旧题陆游所撰,其中说道: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錀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勑。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余皆远立庭中。黄门验封启錀,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虽腹心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韩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变,犬戎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回,太上寄语云,祖宗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秘史》)(《丛书集成新编》第86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版[未署出版年],第668页。据明代稗乘本排印)

    以上三篇文献,曹勋的《进前十事札子》、《北狩见闻录》最早记载此事,陆游的《避暑漫抄》记录得最完整。曹勋只说有誓约,陆游则说誓约刻于碑上,还提到曹勋带回来徽宗寄语,可证陆游所引的《秘史》晚于曹勋写的两文。“誓词三行”实则两句,究竟“柴氏子孙”一句紧要,还是“士大夫”一句紧要呢?清代学者袁栋指出:“虽有三语,其实止一语也。末行是总束语,中行是陪衬语,止有首行是主意。宋祖得天下于小儿,原有歉于隐微,故为是誓碑,而其忠厚处实过于六朝五代远矣,宜其享国久长哉。”(《书隐丛说》卷6“宋祖誓碑”条)后世议论“宋太祖誓碑”,倒是多以“不杀士大夫”为中心,也很少涉及到用不用宦官之事。

    誓碑“本来”刻于建隆三年(962),那时赵匡胤刚刚立国不久,但为什么将近160年后,人们才“开始”知道它呢?仅仅是因为保密措施做得好吗?有学者认为:徽宗作恶多端,为了弥补罪过,于是编造了这个故事;也可能是曹勋杜撰出来的,目的是让赵构合法地继承皇位。这些学者还以北宋杀了很多文人,断定“宋太祖誓碑”根本不存在,纯属子虚乌有。最近,笔者在《学术月刊》2010年第10期发表《“宋太祖誓碑”的文献地图》一文,裒辑了七条南宋时期的直接证明材料,还发现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及元修《宋史》兼含直接、间接证明材料的双重属性,所以认定“宋太祖誓碑”存在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

    退一步,跟是否刻过那块高七八尺、阔四尺余的誓碑相比,誓约主张“不杀士大夫”才是关键,因为它实实在在造成了众所周知的“赵宋家法”。邵雍有句“五事历将前代举,帝尧而下固无之”,并自注:“一事,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事,以据天下,在即位后;三事,未尝杀一无罪;四事,百年方四叶;五事,百年无腹心患。”(《击壤集》卷15《观盛化吟》之二)小程亦云:“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二程遗书》卷15《伊川先生语一》)邵雍、小程是北宋人,当时谁也不知道有“宋太祖誓碑”这回事,但他们何以都说本朝得以超越古今,“不杀士大夫”是个重要原因呢?!

    “宋太祖誓碑”流传开来以后,影响深远。王夫之说过:“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宋论》卷1《太祖》)顾炎武写道:“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如人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捆,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余年。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后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戒。”(《日知录》卷15“宋朝家法”条)

    张荫麟前面那篇文章指出:“太祖不杀大臣及言官之密约所造成之家法,于有宋一代历史影响甚钜。由此事可以了解北宋言官之张横,朝议之嚣杂,主势之降杀,国是之摇荡,而荆公所以致慨于‘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也。神宗变法之不能有大成,此其远因矣。此就恶影响言也。若就善影响言,则宋朝之优礼大臣言官实养成士大夫之自尊心,实启发其对于个人人格尊严之认识。此则北宋理学或道学之精神基础所由奠也。”有宋一代文化繁荣,理学昌盛,成就了汉唐之后又一个思想文化高峰,这跟 “宋太祖誓碑”繁衍出“不杀士大夫”的制度设计是密不可分的。

    赵普是辅佐赵匡胤拿下江山的开国元勋,相传他说过两句名言:一句是“半部《论语》治天下”(李衡撰、龚昱编《乐菴语录》卷5),另一句是“道理最大”(沈括《续笔谈十一篇》)。赵普的两句话,加上赵匡胤的“不杀士大夫”,君臣两人说的这三句话对两宋道学的兴起与发展产生过作用吗?如果产生过,这种作用能否从制度层面来界定呢?如果能,又如何界定呢?笔者以为,倘若历史—思想史进路解答好了这些问题,既让抽象的格言“下乡”到历史中间,又让具体的故事“上山”到思想高度,未来的宋学研究定将长足进展。

    (2010年10月25日晚写毕,2010年11月3日四川蒲江“纪念鹤山书院创建800周年国际论坛暨宋明理学与东方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稿,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11月24日第15版《国学》)

 

司马迁笔下的孟荀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 杨海文

    历史上,司马迁最早为孟子、荀子立传,这就是《史记》卷74的《孟子荀卿列传》。这篇传记不足两千字,谈的不止是孟、荀两人,而是还耐人寻味地涉及到了15位先秦诸子,亦即稷下三邹(邹忌、邹衍、邹奭)、淳于髡、慎到、田骈、接子、环渊、公孙龙、剧子、李悝、尸子、长庐、吁子、墨翟。它花在邹衍、淳于髡上的笔墨,居然比孟、荀还要多。经电脑统计,在计空格、包括标点符号的情形下,司马迁直接写以上四人的字符数分别是:孟子179、荀子227、淳于髡287、邹衍613。既然如此,太史公为什么不把这篇传记叫做《孟子邹衍淳于髡荀卿列传》,或者径称《邹衍淳于髡列传》,而要称为《孟子荀卿列传》呢?

    《史记》的这一写法,既与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所说的“史家部次条别之法”有关,更与司马迁的价值立场有关。他以孟荀标篇,命意却是为了尊儒。清代学者恽敬的舅舅清如先生曾说:“是以荀卿形孟子,以诸子形孟子、荀卿,故题曰《孟子荀卿列传》。若孟坚、蔚宗,当题《孟二邹淳于髡传》矣。此《史记》所以可贵也。”(《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2“孟子荀卿列传书后”条)在清如先生看来,司马迁是以荀子来陪衬孟子,以诸子来陪衬孟荀,要是班固、范晔就不会这样写,他们会把这篇传记命名为《孟二邹淳于髡传》,因此,《史记》的写法太难能可贵了。

    “以诸子形孟荀”,这是同等地对待孟荀;“以荀卿形孟子”,则是抬高孟子、贬低荀子。司马迁究竟如何看孟子、荀子两位思想巨子的历史地位呢?这就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 “孟子”是个表示敬意的称谓,司马迁是否认为“荀卿”也表示尊称呢?第二,《史记》明里同样尊敬孟荀,暗里是否还是尊孟贬荀呢?第三,“尊孟贬荀”成了人们的价值判断之后,“孟荀齐号”这一事实判断又是否还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呢?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荀卿”是不是尊称?从文献学角度看,司马迁并不知道荀子其名为况,所以《史记》统称荀子为荀卿。司马迁称荀子为荀卿的真实涵义又是什么呢?是因为荀子做过上卿的缘故,还是出于尊称?荀子为卿之说可谓有二:一则齐卿,一则赵卿。对于齐卿一说,清代学者胡元仪的《郇卿别传考异二十二事》仅以祭酒为列大夫之长就断言荀子亦曾为卿于齐,却无相应的史料支援,显然难以置信。出自《战国策?楚四》的荀子为赵卿之说并不成立,也是大多数史家的共识。刘向《孙卿书录》说过:“至赵,与孙膑议兵赵孝成王前。孙膑为变诈之兵,孙卿以王兵难之,不能对也。卒不能用。”不能用于赵孝成王,又何以得为上卿?既然不知荀子其名,又不言荀子为卿之事,司马迁称荀子为荀卿,自然也就不是中性,当可理解为“人文”意义上而非“职官”意义上的尊称。正如唐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所言:“卿者,时人相尊而号为卿也。”

    其次看第二个问题:明里同样尊重孟荀,暗里尊孟贬荀吗?太史公在孟子、荀子之间更重视孟子,这是事实。何以如此?得从司马迁对秦政的态度说起。司马迁说过:“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批判秦政,势必追究到韩非、李斯,因为秦始皇之灭六国、定天下,韩非乃其最大的理论家,李斯乃其最大的实践家。苏轼《荀卿论》有云:“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雠。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司马迁也像苏轼这样把荀子跟韩非、李斯连接起来吗?比照《史记》所有关乎荀子的记述,司马迁倒也没有从字面上流露出因贬斥韩非、李斯进而反弹荀子的任何情绪。尽管如此,在“过秦”的主调下贬谪韩非、李斯,同时又勾勒了从荀子到韩非、李斯的师承,则曲折地凸显了太史公在孟荀关系问题上,明里之内还有暗里,正锋之外还有侧笔。同尊孟荀乃明里之“正锋”,更重孟子乃暗里的“侧笔”,即是司马迁的孟荀观。

    最后看第三个问题:“孟荀齐号”与“尊孟贬荀”的历史影响。清代学者梁玉绳指出:“孔、墨同称,始于战国,孟、荀齐号,起自汉儒,虽韩退之亦不免(见《进学解》)。盖上二句指荀卿,即传所谓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著数万言者,下二句指孟子,《儒林传》言孟子、荀卿咸遵夫子之业,非孟、荀并列之证欤?夫荀况尝非孟子矣,岂可并吾孟子哉?”(《史记志疑》卷36)“孟、荀齐号,起自汉儒”,实则导源于司马迁的《孟子荀卿列传》以及《儒林列传》。此后,“孟荀齐号”这一对于先秦儒学史截断众流而又涵盖乾坤的“基本语法”逐渐流传开来。《汉书》卷20《古今人表》就认为:孔子属于上上等圣人,孟子、荀子同属上中等仁人。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它却演变成为两种语法:一种是价值判断层面上的“尊孟贬荀”,另一种是事实判断层面上的“孟荀齐号”。

    “尊孟贬荀”的代表性言论很多。比如,《二程遗书》卷19载小程曰:“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朱子语类》卷8亦云:“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四库馆臣提要《荀子二十卷》“尊孟贬荀”云:“况之著书,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其中最为口实者,莫过于《非十二子》及《性恶》两篇。”但凡平心而论,势必远离好恶之词。孟荀的思想史博弈,其实既有价值判断,同时也就有事实判断;既有“尊孟贬荀”之语法,同时也就有“孟荀齐号”之语法。思想史现象无疑是双面的:即便“尊孟贬荀”已然成就一种价值判断、意识形态下的硬语法,与此同时,“孟荀齐号”依然是一种事实判断、客观叙事下的软语法;即便一个人于价值判断层面上正在宣示“尊孟贬荀”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他也必须在事实判断层面上正视“孟荀齐号”的历史本身。据《宋史》卷16《神宗本纪三》记载,元丰七年(1084)五月,“壬戌,以孟轲配食文宣王,封荀况、杨雄、韩愈为伯,并从祀”。这件事发生在“唐宋孟子升格运动”的关键时刻,令人深思。

    近年来,山西省安泽县被称为荀子故里。2010年10月,出席“第五届中国(山西?安泽)荀子文化节高层论坛”,有机会参观了那里规模不小的荀子文化园。园内有后圣殿,得名于尊荀派章太炎的《后圣》,文中说道:“自仲尼而后,孰为后圣?曰:水精既绝,制作不绍,浸寻二百年,以踵相接者,惟荀卿足以称是。”殿内矗立五尊塑像,排列形式为“惠子→老子→荀子←孔子←墨子”,觉得不可思议。退一步,即便这么做,为何居然没有孟子的一席之地呢?于是,再次想起了司马迁的孟荀观。司马迁明里同尊孟荀,暗里偏重孟子,经历过人文情感与历史理性的冲突,但“孟荀齐号”这一最后的抉择,却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它让我们懂得了汉初儒学史的一种事实真相,更让我们体会到了一位历史学家内心深处的文化追求。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指出:“孟子发展了《诗》、《书》之教,而荀子则发展了礼、乐之教。”我们今天看待孟荀,不正应该这样么?!

   (本文系2010年10月12日山西安泽“第五届中国(山西 安泽)荀子文化节高层论坛”发言稿,2010年10月14日修订,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10月27日第15版《国学》)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2-21 01:04:0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Dani Rodrik:退出欧元是爱尔兰,西班牙的唯一现实选择

欧元解体的可能性

How the E-bond plan woul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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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12, 2010

    The proposal to issue E-bonds, made in the FT by Jean-Claude Juncker and Giulio Tremonti, has sparked widespread controversy. Some observers (for example, Wolfgang Münchau) have said that it contains the kernel of a solution to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 which, under some circumstances, it might. But the initial response from Angela Merkel has been negative, exactly as it has been in many earlier rounds of this particular debate. The E-bond idea will obviously go nowhere without the support of Germany. But they have never before faced the real possibility that there could be a break-up of the euro if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is not overcome. Maybe it is time for them to think again.

All previous versions of the E-bond plan have fallen at the first fence because of the budgetary guarantee which Germany would implicitly offer to other member states if E-bonds are backed with a “joint and several” guarantee from all of the member states. In effect, this would mean that, in extremis, the strong economies would become liable for all of the government debt issued within the EMU bloc. Germany has always regarded this as a non-starter, for very understandable reasons.

An alternative is to offer only a “proportionate” guarantee for the E-bonds, under which each member state would simply stand behind a fraction of the bond issue, with this fraction being broadly proportionate to GDP. Under this form of guarantee, Germany would not have to bail out other countries if they defaulted. Instead, the private sector bond purchaser would stand to take the loss. This is basically the form of guarantee which is being offered on this week’s EFSF bond issues. Germany finds this form of guarantee somewhat more acceptable than the first kind, because it only stands behind a maximum obligation equal to its share in the total equity of the EFSF (plus a cash buffer of 20 per cent), no matter how many other countries eventually default.

However, Germany is not keen on expanding the quantum of bonds with this second form of “proportionate” guarantee for two reasons. First, the bond yield on such instruments will be higher than the yield on bunds, so Germany would pay more to do this type of funding than it would if it issued its own bonds. Second, this mechanism subsidises the weakest countries, which gain access to funds at rates which are much lower than they could achieve on their own, and this protects these countries from the normal market incentives to reduce their borrowing.

The Juncker-Tremonti (JT) plan attempts to get round some of these difficulties. Although I have not seen it spelled out in any detail, it seems to be based on this proposal published last May by the Bruegel think tank in Brussels. Basically, the plan would finance part of each member’s debt via E-bond issues, which would be jointly guaranteed by all members. This would be called the “blue debt”. The rest of any member’s debt (the “red debt”) would need to be financed by the member itself, without any form of EU guarantee. There would be an agreed default procedure on the red debt (which is something Germany wants to see), and countries would face rising bond spreads on this debt if they seemed likely to default. Therefore there would be market incentives encouraging good behaviour.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plan clearly depends on the ratio of blue debt to red debt for each member state. If the blue debt covers the entire government debt of a member, then all of its debt has in effect been guaranteed by the system as a whole, which ultimately means that the strong economies have underwritten the entire eurozone. But if the ratio of blue debt is set very low, then then new mechanism would, in effect, be no different from current arrangements. This is a subject for negotiation.

In the JT plan, blue debt would be set at 40 per cent of GDP for each member, so that any debt in excess of that amount would not be affected. This would mean that all member states would still need to finance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ir debt in the normal way.

How would this arrangement solve the present crisis? There would be three areas where it could help. First, a large chunk of the existing debt of the troubled economies would be refinanced at lower interest rates, which improves the solvency of the weakest members, not just their liquidity. Second, according to JT, there would be a bond restructuring plan, under which the private sector holders of troubled debt would have an option to swap this debt for blue debt at current market values. This restructuring would reduce the debt ratios of the troubled economies, because their bonds are currently marked at par, whereas they trade in the market at much less than par. Third, JT say that, under genuine crisis conditions, all of the new debt issues of the problem economies might for a while come in the form of blue debt, which would eliminate the scope for speculation against the system.

I argued in this previous blog that the EMU zone, taken as a single bloc, has a strong enough fiscal position for it to be able to solve the current crisis fairly easily. And both Germany and France have promised to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safeguard the euro. For example, Wolfgang Sch?uble said on Sunday that:

“If even a smaller country were to drop out (of EMU), the consequences would be incalculable. I think of the Lehman bankruptcy when I say this: we must not make the same mistake twice.”

The blue bond plan is a long way from being perfect from the German point of view, because it does involve an element of bail out and moral hazard. But it might prove preferable, even for Germany, than a second Lehman bankruptcy.

 

 

退出欧元是爱尔兰西班牙的唯一选择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in Europe

Dani Rodrik (哈佛肯尼迪学院教授)

2010-12-10

CAMBRIDGE – When Greece was bailed out by a joint eurozone-IMF rescue package back in May, it was clear that the deal had bought only a temporary respite. Now the other shoe has dropped. With Ireland’s troubles threatening to spill over to Portugal, Spain, and even Italy, it is time to rethink the viability of Europe’s currency union.

These words do not come easily, as I am no Euroskeptic. Unlike others, such as my Harvard colleague Martin Feldstein, who argue that Europe is not a natural monetary area, I believed that monetary union made perfect sense in the context of a broader European project that emphasized – as it still does – political institution-building alongside economic integration.

Europe’s bad luck was to be hit with the worst financial crisis since the 1930’s while still only halfway through its integration process. The eurozone was too integrated for cross-border spillovers not to cause mayhem in national economies, but not integrated enough to have the institutional capacity needed to manage the crisis.

Consider what happens when banks in Texas, Florida, or California make bad lending decisions that threaten their survival. If the banks are merely illiquid, the Federal Reserve in Washington is ready to act as a lender of last resort. If they are judged to be insolvent, they are allowed to fail or are taken over by federal authorities, while depositors are made whole by 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Similarly, in case of bankruptcy, federal laws and courts readily adjudicate claims among creditors, and do so without regard to state borders. Regardless of the outcome, private debt is not socialized by state governments (but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f at all), and does not threaten public finances at the state level.

State governments in turn have no legal power to abrogate debt contracts vis-à-vis out-of-state creditors, and no incentive to do so (given the help they get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o, even in the throes of a financial crisis, banks and non-financial firms can continue to borrow if their balance sheets are sound, uncontaminated by the “sovereign risk” of their state government.

Meanwhil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kes up for a good chunk of the drop in state incomes by transfers or reduced taxes. Workers who nonetheless have it bad can move easily to better-performing states without worries about language differences or culture shock. Almost all of this happens automatically, without long, contentious negotiations among state governors and federal officials, assistance from the IMF, or calling into question the exist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unified political-economic entity.

So the real problem in Europe is not that Spain or Ireland has borrowed a lot, or that too much Spanish and Irish debt sits on banks balance sheets elsewhere in Europe. After all, who cares about Florida’s current-account deficit – or even knows what it amounts to? No, the real problem is that Europe has not created the union-wide institutions that an integrated financial market requires.

This reflects the absence of adequat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t the center. The European Union has taught us valuable lessons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first, that financial integration requires eliminating volatility among national currencies; next, that eradicating exchange-rate risk requires doing away with national currencies altogether; and now, that monetary union is impossible, among democracies, without political union.

It should have been expected that the political side of the equation would take time to fall into place. It is easy to blame European politicians for lack of leadership. But let us not underestimate the magnitude of the task that European governments took on.

In fact, the closest analogue to it is America’s own historical experience with building a federal republic. As the long American struggle for “states’ rights” – and indeed the Civil War – shows, creating a political union out of a collection of self-governing entities is hardly a smooth or speedy process.

States naturally cherish their sovereignty. Worse still, economic union itself can fan the fires of nationalism and endanger political integration. It places strains on each country’s institutions (seen in the pressure on Europe’s welfare states), breeds resentment against foreigners (witness the recent success of anti-immigration parties), and renders financial crises originating from abroad both likelier and costlier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makes all too clear).

Alas, it may now be too late for the eurozone. Ireland and the southern European countries must reduce their debt burden and sharply enhance their economies’ competitiveness. It is hard to see how they can achieve both aims while remaining in the eurozone.

The Greek and Irish bailouts are only temporary palliatives: they do nothing to curtail indebtedness, and they have not stopped contagion. Moreover, the fiscal austerity they prescribe delays economic recovery. The idea that structural and labor-market reforms can deliver quick growth is nothing but a mirage. So the need for debt restructuring is an unavoidable reality.

Even if the Germans and other creditors acquiesce in a restructuring – not from 2013 on, as German Chancellor Angel Merkel has asked for, but now – there is the further problem of restoring competitiveness. This problem is shared by all deficit countries, but is acute in Southern Europe. Membership in the same monetary zone as Germany will condemn these countries to years of deflation, high unemployment, and domestic political turmoil. An exit from the eurozone may be at this point the only realistic option for recovery.

A breakup of the eurozone may not doom it forever. Countries can rejoin, and do so credibly, when the fiscal, regulatory, and political prerequisites are in place. For the moment, the eurozone may well have reached the point where an amicable divorce is a better option than years of economic decline and political acrimony.

Dani Rodrik is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at Harvard University’s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the author of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欧洲必须剃头

Europe’s Inevitable Haircut

Barry Eichengreen

2010-12-09

Barry Eichengreen is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hat once could be dismissed as simply a Greek crisis, or simply a Greek and Irish crisis, is now clearly a eurozone crisis. Resolving that crisis is both easier and more difficult than is commonly supposed.

The economics is really quite simple. Greece has a budget problem. Ireland has a banking problem. Portugal has a private-debt problem. Spain has a combination of all three. But, while the specifics differ, the implications are the same: all must now endure excruciatingly painful spending cuts.

The standard way to buffer the effects of austerity is to marry domestic cuts to devaluation of the currency. Devaluation renders exports more competitive, thus substituting external demand for the domestic demand that is being compressed.

But, since none of these countries has a national currency to devalue, they must substitute internal devaluation for external devaluation. They have to cut wages, pensions, and other cos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ame gain in competitiveness needed to substitute external demand for internal demand.

The crisis countries have, in fact, shown remarkable resolve in implementing painful cuts. But one economic variable has not adjusted with the others: public and private debt. The value of inherited government debts remains intact, and, aside from a handful of obligations to so-called junior creditors, bank debts also remain untouched.

This simple fact creates a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for the internal devaluation strategy: the more that countries reduce wages and costs, the heavier their inherited debt loads become. And, as debt burdens become heavier, public spending must be cut further and taxes increased to service the government’s debt and that of its wards, like the banks. This, in turn, creates the need for more internal devaluation, further heightening the debt burden, and so on, in a vicious spiral downward into depression.

So, if internal devaluation is to work, the value of debts, where they already represent a heavy burden, must be reduced. Government debt must be restructured. Bank debts have to be converted into equity and, where banks are insolvent, written off. Mortgage debts, too, must be written down.

Policymakers are understandably reluctant to go down this road. Contracts are sacrosanct. Governments fear that they will lose credibility with financial markets. Where their obligations are held by foreigners, and by foreign banks in particular, writing them down may only destabilize other countries.

These are reasonable objections, but they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lead to unreasonable conclusions. The alternatives on offer ar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valuation. European leaders must choose which one it will be. They are united in ruling out external devaluation. But internal devaluation requires debt restructuring. To deny this is both unreasonable and illogical.

The mechanics of debt restructuring are straightforward. Governments can offer a menu of new bonds worth some fraction of the value of their existing obligations. Bondholders can be given a choice between par bonds with a face value equal to their existing bonds but a longer maturity and lower interest rate, and discount bonds with a shorter maturity and higher interest rate but a face value that is a fraction of existing bonds’ face value.

This is not rocket science. It has been done before. But there are three prerequisites for success.

First, bondholders will need to be reassured that their new bonds are secure. Someone has to guarantee that they are adequately collateralized. When Latin American debt was restructured in the 1980’s under the Brady Plan, these “sweeteners” were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This time arou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German government should fill that role.

Second, countries must move together. Otherwise, one country’s restructuring will heighten expectations that others will follow, giving rise to contagion.

Finally, banks that take losses as a result of these restructurings will need to have their balance sheets reinforced. The banks need real stress tests, not the official confidence game carried out earlier this year. Where realistic debt-restructuring scenarios indicate capital shortfalls, across-the-board conversion of bank debt into equity will be necessary. And where this does not suffice, banks will need immediate capital injections by their governments.

Again, making this work requires European countries to move together. And, with banks’ balance sheets having been strengthened, it will be possible to restructure mortgage debts, bank debts, and other private-sector debts without destabilizing financial systems.

Now we get to the hard part. All of this requires leadership. German leaders must acknowledge that their country’s banks are dangerously exposed to the debts of the eurozone periphery. They must convince their constituents that using public money to provide sweeteners for debt restructuring and to recapitalize the banks is essential to the internal devaluation strategy that they insist their neighbors follow.

In short, Europe’s leaders – and German leaders above all – must make the case that the alternative is too dire to contemplate. Because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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