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当我们编完这期文集时,脑中所想的一些评论也象烟云一样飘散而去,只记得张国堂先生的文章挺有意思,他文中的一句话很值得人们思索:“你们不要古代传统文化而搞宪政民主,就如同冬天在黄河的冰面上盖房子一样愚蠢。”横舟先生尽管视线有些狭隘,但他做人的基本态度是值得赞赏的。人类很难摆脱屁股决定脑袋的局面,象余治国、黄卫东与陈志武、马悲鸣就是说不到一起的人。谁让陈志武吃洋饭呢!当前就是这么绝对分歧的两种人,一种是要美国来中国殖民三百年,象日本那样被彻底打败,征服,被改造。一种是保持本民族的人格,按自己的模式和意志生存。好了,废话少说,还是反思一下四万亿的问题吧,刺激了一通,通胀、过剩都出来了,早知今天何必当初。还是经济调控艺术的问题,现在可以看出我国政府调控经济的水平了。]

反思四万亿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12月14日

目录

刘涛:拯救我们的汉字书写

仲大军: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竞争文化

张小彩反思四万亿----被劫持的银行和被绑架的人民币

冯建林:当前消费形势和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特点

冯建林:解读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

严义明:要求国务院发改委公布4万亿投资详情

邵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向

杨芳洲:中国三大主粮转基因产业化的实现过程

胡星斗:中国进入了长期的高通胀时期

周其仁 :什么导致物价普遍上涨

吴晓波 :中国为什么没有独立的商业伦理?

刘卫敏:废除退休养老双轨制,实现社会公平

香港劳工教育:需要纠正“学生工”用工乱象了

李松梧:我国的农田急需休耕?

包向宇:谁扼杀了中小学生的想像力

重庆日报:习近平在渝调研侧记

徐景安:创建幸福社区、建设公民社会的开创意义的探索

阿桑奇:不要扼杀揭露真相的信使

小兵:一个战士写给中央军委的一封信

胡星斗:中国的高成本触目惊心:行政开支超财政收入的一半

冼岩:薄熙来的两大贡献,薄熙来为什么“唱红”?

横舟:“中国工人党”犹抱琵琶半遮面

李慎明:厘清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些话语的本质内涵

陈申申:评论王希哲

高王杜金:重视全民的民主启蒙----中国民主派的策略

寒竹:知识阶层情绪不等于大众民意

杨志宏:你买好《2012》的船票了吗?——读《巴菲特阴谋》有感

余治国:巴菲特阴谋:股神为什么这么神

陈志武:《价值起源》序

黄卫东:中国将会倒退回一百年前吗?----依赖美帝发展经济路线的破产

新闻周刊:美国两级分化加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马悲鸣:中国现代化的机会被巨大的胜利所毁

南方人物周刊:对日本的再发现(上)

张国堂:民主自由的鼓噪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祸害

茅于轼因“危及国家安全”被禁止出境

李延明:排除阻碍,推进民主

横舟:论民族主义

重庆《读点经典》第一集内容:《在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讲》等

 邹谠:革命与“告别革命”----给《告别革命》作者的一封信

(法)萨特:《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版序言

蔡克蒙:我的父亲蔡定剑

白纯 :小议官员制度改革

杨天石:蒋介石其人

文史天地:中国古代血腥屠城记----累累尸骨垫起皇帝宝座

袁成毅: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量化”问题

邓敬雷:私德和公德 个人奋斗与国家前途

学渊:托尔斯泰百年祭----历史在他的预言和渴望中运行

秦继东:怀念老同学马根富

幽默:当代校园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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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石秋" <yiyunyin@yahoo.com.cn> 2010-12-15 21:32:30 +0800 收件人:  "大军网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如果我们失踪,请回顾我们曾经发出的声音

如果我们失踪,请回顾我们曾经发出的声音

刘军 留字

  之所以发这封邮件,因本人发布了关于深圳龙华三洋厂斗争事件的消息,遭到深圳市龙岗区国保的调查和警告。鉴于我们身单力薄并无其他外援支持,以及当前珠三角特别深莞两地社会状况的现状,我们不得不发出此封电邮,作为以防万一的准备。请大家如有一天发现我们失去消息被失踪于茫茫网海,请记住我们曾发出的这封电邮。不需要大家做无谓的抗议,只敬请大家记住深圳红花草的历史,记住我们曾发出的声音。谢谢大家!

   红花草工作人员刘军留字

   2010/12/15

   井冈山上营房,毛竹林里人家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0-12-10 08:31:48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138期-共和国61年暨孔子2561年〔耶稣2010年〕阳历12月9日

拯救我们的汉字书写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 刘涛

2010年12月

    作者简介:刘涛,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现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长期从事中国书法史、书法技法的教学和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汉魏两晋南北朝书法史、敦煌写经书法、王羲之书法。著有《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书法谈丛》、《字里千秋》、《书法欣赏》、《中国书法》。编有《中国书法全集·王羲之王献之卷》、《四山摩崖刻经》等。

    《光明日报》开栏的话:我们习惯于每天双手飞快地掠过键盘敲出一个个汉字。但有一天,我们却突然提笔忘字,突然发现手写出来的汉字竟然如此不中看。你可曾想过,这意味着什么?这些方块汉字代表着什么?难道在当今这样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信息时代里,书写真的离我们很遥远了吗?汉字真的变得冰冷了吗? 日前,光明网开展了一项关于手写汉字的网友调查,结果表明,汉字手写的现状不容乐观。不少人将其归咎于电脑、手机的广泛使用、学校书法教育的薄弱等等。但可能,引人思考的应该更多。

    汉字承载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气质,它是五千年中华文明最直接的传承者。手写汉字,就个体而言,更是直接体现着个人的才情性格、传递着个人的思想情感,使他人读后如见其人,心生温暖。以光明网的调查为出发点,本报今起开设“从手写汉字看文化传承系列报道”,我们将通过访谈、点评、深度解析等方式,邀请专家学者以及所有关注这个话题的读者共同思考。光明网将开辟同题专栏。您认为提倡手写汉字好不好?您认为手写汉字与文化传承关系密切吗?您认为在网络时代学校还该不该开设书法课?请您积极发表意见,参与讨论。

    光明网做了一件好事,它的“汉字书写调查”,用确凿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85.20%的被调查者认为,全民汉字书写水平在下降。这是坏消息,也有好消息。高达96.4%的被调查者认为,“书法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瑰宝,决不能放弃”。 堪忧的是现实, 欣慰的是情感。汉字承载着历史记忆。书写汉字是感受中华文明和艺术精神的通道。但是,现在的汉字书写面临断流的危机。我们在焦虑: 决不能放弃书法这门艺术的文化情感,能否改变“全民汉字书写水平在下降”的事实。

    汉字书写下滑的原因

    汉字书写在20世纪急速滑向低谷,分析起来,缘由种种。最直接的原因是物质文明发达之后,导致两波“换笔潮”,悄悄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传统。第一波是传统的毛笔换为自来水笔、圆珠笔、铅笔之类的“硬笔”。20世纪50年代普及国民教育,“硬笔”也普及开来。这波换笔,虽然笔已变种,但终究还是笔,汉字还要一笔一笔写出来,“书写”传统犹在。

    第二波换笔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起初是计算机普及,继而网络覆盖,以往日常笔写之事被计算机取代。这一次以“机”换“笔”,连“书写”动作也换掉了。汉字书写的灵巧动作简化为两种简单垂直的操作:键盘上的“敲”,鼠标上的“点”,字库里的汉字就蹦出来,省心又省力。不论是被动裹挟还是主动顺应,20世纪的两次换笔,速度一次快过一次。处理文字的工具越来越进步,手段越来越便捷,效率越来越高。当我们欣然陶醉科学技术之赐时,蓦然回首,才发现我们的书写能力正在退化,我们日常生活中与传统文化联系的纽带正在断裂。三千多年的汉字书写,现在也成了“文化乡愁”。

    汉字书写与中国文化

    重视汉字书写训练,是中国几千年的教育传统,向来是从蒙学开始。西周学童(当时叫“国子”,限于贵族子弟)的教育,分为“礼、乐、射、御、书、数”六科,称为“六艺”,这些科目,与今天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正相吻合。其中“书”这一科,包括汉字书写训练。此后,不论官学、私学,汉字书写是不可或缺的基础科目,一直延续到20世纪。

    古代的课吏、科举制度,曾对汉字书写教育、书法繁荣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1905年清朝取消科举制度,书写汉字主要依靠学校传薪续火。

    汉字书写, 首先是学,在老师、家长指导下学。照着字帖练习书写,古人称为“临帖”,现在叫“练字”。练字是学生的每日功课,古人称为“日课”, 一本字帖需反复练习, 这也是“学而时习之”的学。

    在练字的过程中,学会使用毛笔,学会书写技巧,学会处理笔画结构之间各种组合关系,把字写得端正美观,笔画有力感,达到指挥如意的程度。这样的能力,古人称为“童子功”、“基本功”。古代很多大书家是以“功夫”著称,汉朝的“草圣”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陈朝书家智永,登楼不下,学书四十余年。

    练字是一种手、眼、脑三者协调配合的学习活动,智力(设法把字写好)、观察力(细心比照字帖,发现自己的失误)、意志力(坚持“日课”),都可得到训练。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练字时,掌管记忆的脑前叶会特别活跃,所以,练字也是“练脑”,可以增强记忆力。

    汉字的结构形态很复杂,而且许多汉字是一字多体(篆隶草行楷),要想把字写好,必须专心,必须细致。无形之中,培养了做事追求完美的态度,培养了认真的习惯。正如郭沫若1962年8月为《人民教育》题词所说的那样:“培养中小学生写好字,不一定要人人都成为书家,总要把字写得合乎规格,比较端正、干净,容易认。这样养成习惯有好处,能够使人细心,容易集中意志,善于体贴人。草草了事,粗枝大叶,独行专断,是容易误事的。练习写字可以逐渐免除这些毛病。”

    汉字书写与中国美学

    自古以来,中国读书人的审美训练始于练字,也是基本的、常规的审美训练。那些字帖都是传递美感的书法经典。练字就是审美训练。日积月累,潜隐默化,渐渐懂得典雅、天然、遒劲、雄浑、飘逸、清秀、险峻之类的风格特征,养成了审美意识。

    林语堂1930年代著书向西方介绍中国的艺术,选书法为代表:“书法提供给了中国人民以基本的美学,…… 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通过书法,中国的学者训练了自己对各种美质的欣赏力,……这样,书法艺术给美学欣赏提供了一整套术语,我们可以把这些术语所代表的观念看作是中华民族美学观念的基础,…… 在书法上,也许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

    汉字书写的普及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国书法艺术乃至中华文化未来的命运。

    拯救汉字书写从基础教育入手

    现在许多高等院校开设书法专业,本科、硕士、博士一应俱全,书法已见振兴的端倪。但是,如果不能接上中、小学习字教育的“地气”,提高全民的汉字书写水平只能是良好的愿望。拯救汉字书写,最切实际的可行路径是从基础教育入手。小学应设立毛笔写字课,中学、大学也要有相应的课程和要求,如书法篆刻、硬笔书法等等。教师和家长都要把书写作为对学生的一个要求。

    一代代少年儿童在基础教育阶段受到训练之后,就会影响他们一生对书写审美的追求。推而广之,也就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果能如此,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汉字书写就不再只是一门技艺而是广大人民的习惯,不再只是学校里的课程而与国人的日常审美紧密相连。
 

 

 

 

    编者按:这是仲大军先生三年前在湖南一所大学的演讲,校方传来演讲记录准备出书,现在刊出。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竞争文化

——在湖南农业大学的演讲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湖南农业大学学刊 第207期

2007年秋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这几年我一直在做经济方面的研究,现在开始讲起文化来了。很高兴到咱们湖南农业大学来做客,看到你们这个学校。崭新的校院给我的感觉就像我到全国各地走的很多大学一样,是一座崭新的新城。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广州的大学城,好几十所大学都聚集在一起,你们的学校一进来也有这样的感觉。你们生活学习在这样一个崭新的环境里,将来还要从这里踏上社会,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有实用性,因为你们早晚也都要走入社会工作的,现在是你们在学校学习知识的时候,那么当你们学到知识踏入工作岗位的时候,也会面临着非常激烈的市场竞争,研究一下未来的市场以及未来这种整个的市场文化,我想对咱们大家也很有用处。知识是一方面,现在有很多人学了很多的知识,读的学位也很高,硕士、博士、有的还是博士后,出来以后还是得找工作,甚至有的找到工作后在单位里也并不一定能获得好的成绩,这些也与他们自身的社会知识甚至社会文化都有很大关系。那么今天咱们学生会给同学创造了好的条件,请一些学者来给我们谈一谈,也等于是开拓同学们的思路。

    谈到竞争文化有这么几种分类,第一种是丛林文化,丛林文化是竞争性最强的一种文化,主要是靠暴力和力量来竞争。丛林文化听起来就感觉到挺可怕,因为它像动物界的 生存规则。你们都是学农业的,学生物的都知道丛林文化就是优生劣汰,高级的淘汰低级的,优秀的淘汰落后的。这是动物界的一种生存模式。那么在人类社会有没有这种模式呢?仍然是这种模式,所以说生物界的这种规律在人类社会中依然发挥着作用,在我们中国 表现得也相当厉害。

    第二种文化是等级文化,封建社会君主时代实行地就是等级文化,论资排辈,按家庭出身来占据社会各个位置。这种文化没有实力的竞争,只有身份和资格的竞争。第三种文化是科举考试文化,以分数高低取胜,不管出身和家庭背景。科举文化对于血缘和等级文化进步了一些。第四种是民主文化和选举文化,社会的公职需要民主选举获得。这种文化是最公平的竞争文化。它既包括了平等, 也包括了公平。但也有一种竞争文化,那就是共产主义文化。它的竞争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我今年是55岁,这样年纪的人就对这种文化深有体会。

    当然,世界上也并非都是竞争文化,也有一种不竞争的文化,如佛教文化,道教文化。这是竞争性最不强的文化。世界文化的竞争性是不同的,竞争性最强的文化是斯巴达、法家、法西斯、武士道等文化。最不强的是佛老哲学。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竞争性较弱的君子文化。但今天国际社会流行的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和军事文化是竞争性较强的文化。我们国家今天不能不受到这种文化的强烈影响。

    回忆年轻时,社会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那个时候也竞争,大家也努力工作,争当积极分子,当标兵,但 没有任何物质奖励。今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大家都平等,从小学就开始准备高考,然后再进行市场争夺,争夺的第一名,像姚明这样的年收入几千万元 。第一名比大家拉开了巨大差距。大家想想这种现象,比刘翔差零点零几秒的第二名也许就因为差零点零几秒,奖金就要比第一少许多。世界上的冠军都是以这个来计算的,他的素质和体质相差也没多大啊,但是为什么获得冠军得到的社会效应要远远大于第二名、第三名,这是什么规律?新闻媒体都去采访第一名,而不采访银牌、铜牌, 赢者全拿。这种文化是与某种制度相联系得。所以,当前的这种竞争规则导致当前的社会竞争异常激烈。

    我觉得你们这代人拼搏和竞争状况要比我们这代人厉害得多,因为你们面临的社会和我们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我们那个是计划经济时期,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大家就是分配,没什么竞争的,66年、68年我们那一届分配,从老初一、初二、初三到高一、高二、高三,六届学生一块儿分配,因为我们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代, 因文化大革命晚分配了两年,积压了前两年的学生。我们分配的时候大部分是上山下乡的,上工厂的是少数,还有就是到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分配啊,与你的竞争没有任何关系,与你的考试分数通通没有任何关系。

    我在家里是排老三,我哥哥和姐姐都下乡了,我就被分到了工厂,到工厂里做工去,后来在工厂当了四年工人又去当兵。当兵在野战部队也是一名普通的战士,在那个时代大家都是勤勤恳恳,为了革命,不追求物质奖励,那个时候的奖励就是表扬这种非物质的奖励。当时的铁人石油工人王进喜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没有奖励,一些著名的老一辈科学家为国家立下了多大的功劳,李四光,没有奖励,但是人民怀念他,景仰他,不像现在袁隆平一奖就是五百万,不像有些数学家一奖就是三百万、五百万,所以说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你们现在完全不一样。

    王进喜死后他的骨灰盒放在哪里了?大家猜猜,是放在大庆油田还是他老家?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了,放在第一存放室里面。第一存放室里放的是哪些人呢?放的是朱德元帅、陈毅元帅、贺龙元帅、李宗仁先生等等一大批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以及郭沫若、老舍等一 大批文人和科学家。有一年,我到了八宝山烈士公墓的第一存放室看到了王进喜这么一个普通工人的骨灰盒放在这里,十分吃惊。这显示了一个什么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精神,不计较文化不计较名利地位的。李宗仁又是什么人?“四一二”大屠杀就有他和白崇喜这些桂系军阀参加,可以说他的手是沾着共产党鲜血的,但是李宗仁的骨灰盒也存放在第一陈列室里面 。通过第一陈列室,我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认识到了他们那种精神。从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时代,所有的人,不管是将军、科学家、工人都 是平等的。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没有一个人想的是自己的利益。

    通过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开始注重个人利益,私人利益,你们生活在这样的经济制度和文化氛围之下,所以说你们的价值体系和当年我们那一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从踏上工作岗位,走入社会的那天起就开始计较经济效益,能挣多少钱,干一个什么样的工种,能获得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是否能有一个升迁的机会,都是你们所考虑的。所以说整个社会的奖励机制变了,从过去的政治奖励、荣誉奖励变成了现在这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奖励,竞争也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开始加剧。

    在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任何机会上大学,而我又非常渴望学习,可是从我16岁进工厂的那天起,就盼望上大学,整整盼了10年,直到我26岁那年也就是1978年恢复高考,我才有机会参加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复旦大学。在复旦大学我读的是中文系,毕业后被分到新华社,在改革开放的这种经济大潮下,我们这些做编辑、记者的整天就是与经济打交道,久而久之也就对经济这个领域有了了解。

    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讲,我认为在座的同学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发展前途,以后不一定非从事你们现在所学的专业。从恢复高考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竞争时代,高考意味着什么,高考意味着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的重新恢复。从历史上讲,隋唐以前没有高考,主要靠的是举荐。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发展,任用什么样的官员去管理地方和辅佐皇帝是摆在中国政治面前的大问题。先秦以前的任人为亲是行不通了,要有一个客观的统一的标准,这就孕育着考试制度的诞生,从秦到隋700多年的时间酝酿,科举制度终于在中国建立了,这就是一个竞争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影响了世界。

    大家不知道西方的哪些制度受中国的影响,就是科举制度。我们现在有些人盲目的崇拜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西方现在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曾经借鉴引进和运用了中国的科举制,又与它的民主选举结合起来,形成了今天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又有竞争考试又有民主选举,就像一只鸟的两只翅膀。而中国恰恰少了一只翅膀,有考试制度,缺少政治家的选举制度。所以有的人认为我们的政治制度不如西方的制度,但是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个历史问题。考试制度的建立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它就是通过公平的考试,公平的竞争来衡量优秀的人才,把它使用到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中国的这种竞争制度和西方的有些不同,我们的竞争尽管有了“科举制”这种考试制度,但是中国历史上的这种竞争制度还不是很残酷,和丛林法则还联系不上。

    我现在也是在探索,考虑的东西也不是很成熟,今天给大家讲的是正在思考的一些问题。丛林法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一直表现着,比如说商鞅变法打破贵族特权的传统,鼓励平民大众,谁有本事,谁就能得到应有的奖励,调动了全国人的积极性,使得秦国迅速强大起来,这是一种制度显示出来的威力。今天我们来比较 一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程度,中国文化的竞争程度处在世界各种文化的哪一个位置呢?在中国除了庄老、儒家、法家以外还有墨家,在春秋战国影响力最大的不仅仅是孔孟, 还有墨家。为什么儒家到后来成为最主要的流派?是因为它适应了帝王统治的需求。我建议同学们看一下墨家的书,因为它是一种传统的适合平民大众的文化。今天的社会是一种马拉松式的社会,跑在最前面的人看不到最后面的人,相反最后面的人也看不到最前面的人,而且差距会越来越大。

    在座的各位同学,在将来的社会竞争中,你们可能有些人是在前面的,有的人是在后面看都看不见的,这一点大家要思考。我今天在这里讲不仅仅是为了你们个人长大以后如何去为个人设计、去考虑,个人在社会中争取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是让大家考虑我们将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合理的竞争制度。中国的改革将近三十年,我们这一代从改革的开始起就是参与者,在这么多年的时间中,我不断的思考着,不断的肯定又否定。

    当八十年代改革大潮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积极的改革者,改革到了今天,成绩不容置疑,但是我也感觉到我们的改革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我们要纠正要调整,比如说过度的、残酷的竞争 ,应不应该?现在社会的收入越来越大,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精英与工农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我们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吗?现在整个世界所流行的这种竞争模式是不是合理的 ?我们最终要考虑这个问题。中国个人的收入差别是否有必要拉开这么大?大量的资本、财富掌握在一少部分人的手里,北京、上海等地的高级别墅一栋就是几亿元,面积 几千平方米,这对中国的资源、能源是不是一种浪费,这样的现象会使中国的经济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状况?13亿人民大部分消费无力,大部分人没有钱来消费, 尽管消费增长每年在百分之十几,但大多是富人和权贵消费拉动但。大量的资本和钱财用来干什么呢?就是投资。这几年我们国家出现了罕见的投资热,投资率占到GDP的45%,最高的 年头占到48%,也就是说一年总产值将近一半又重新投入到建设当中。企业拿走了大部分的利润,国家财政收入拿走了大部分,只有一少部分收入流到了劳动者的手里。我们国家用于工资收入的只有11%,其他的全部被资本拿走了,被财政拿走了,这很明显不利于这个社会劳动收入的提高。

    工资的收入我们把它叫做劳动收入,企业的收入我们把他叫做资本的收入,资本的收入和劳动的收入差距这样大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这样一种靠投资来带来的经济增长的现状导致我们能有消费能力吗?这只会导致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的工会不发生作用,工人们没有自己维护权利的方法和手段。

    投资也会出现一些危险,首先是投入大量的资金给企业,生产量上来以后,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消费水平,会导致生产过剩,大量的机器就会闲置,造成资源的浪费。第二,造成社会腐败,因为有些投资不是生产性的投资,而是奢侈性的投资,比如说政府大楼,这样会滋长腐败的风气。所以说以上我讲的这种现状对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没有好处的,只会有利于少数人。那么这些问题与我今天要讲的竞争文化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想是有关系的。因为当前我们国家这种收入状况的不平等,悬殊越来越大恰恰是在丛林法则和当前的竞争文化旗帜下出现的。

    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竞争,最终将落到一个问题上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竞争,那就是一种公平的竞争。我们通过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学习了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许多东西,引进了竞争,而在劳动合法权益,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却进展缓慢,竞争也就在某些方面失去了公平。曾经在上海我听见有人抱怨说,要想进大的机关,好的单位没有关系 和好的家庭背景基本不可能,在许多领域也是一样,在你所向往的那个领域或说社会圈子,没有一定的基础或关系,你要想进入是非常难的,或许侥幸凭借自己的实力进入以后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机会。我今天在这里跟同学们来讲这些问题有是要同学们提早的认识这些问题,正确的认识这些问题,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们国家要打破这种传统的、不合理的竞争制度必须还要改革,要有新的思路。我在这里也不是给我们国家的改革做任何的评价,我只指出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因为我的任务就是发现问题,使我们国家的改革能更好的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我们需要竞争,需要与国际社会接轨,如果不参与竞争我们中国就无法在世界上立足,在中国的近代,我们就是败在了西方列强的丛林法则之下。

    近几年有些学者提倡复古,重新恢复儒家之道,恢复国学,提倡君子文化,我想你过度的提倡这些的话你就会像马拉松赛跑一样被淘汰的无影无踪。当然我们国家是在仁义、君子文化这种历史环境下过渡到现在这样残酷竞争环境下的,我们免不了要暂时的在国际竞争中吃些亏,就好像前面我讲的劳动者收入问题。我们过在整个国际分工中还处在边缘位置,对于高新技术,核心技术的掌握还少之又少,主要是从事产品的加工和生产,我想在种背景下我们的劳动者的收入,取得的利润还很高的话,中国的产品那就根本没有竞争力,我们这些年就是靠着这些低廉的产品占据着世界的市场,我想这就是 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以牺牲来换取发展的表现。

    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敦厚朴质的中国人民正以出卖自己的低价的劳动力这种方式来支撑着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从而也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条件。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也能够在以后的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也能够在国家改革的道路中具有牺牲的精神,为我们国家早日走入更加完善,更加合理的社会而努力。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问:“请问仲教授,您认为当代中国政治革新中需不需要有一批有政治见识,政治激情,政治理想的政治人士出现呢?”

    答:“当然是需要的,因为任何一个时代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不是GDP,是真正的有才能的人。当然这个有才能的人不仅仅包括袁隆平,还应该包括商鞅,商鞅式的人物,但是中国今天只有袁隆平,没有商鞅,这是中国今天的遗憾。我们的整个市场经济,在经济领域通通的放开竞争了,只有政治领域不放开竞争,这是个很大的遗憾,可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管理人才是官员的素质,但恰恰官员不能进行公平的竞争。当前我们也有公务员考试,但考的仅仅是公务员,而不是主要的领导、首长,你们要是今后到政府工作就会知道,考的主要是下级,上级是不考的,上级没有考试制度。上级就有可能占了个位置成为摆设。一个国家的管理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官员啊,经济领域都放开了,管理国家的这些岗位不放开竞争怎么能行呢?庸才不下来,能才上不去,这影响这个国家的领导的各方面,一个决策的失误造成的损失比一个企业的失误大多了。这个同学提出的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大家打开《墨子》,第一个问题就是取士、选士的问题,墨子在当时就已经看到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选拔人才,就是一个帝王能把国家最优秀的人才选拔进来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可是我们国家有的时候是一种排斥机制,真正有才能,有德行的人会被排斥出局,我想在这个领域今后大有文章可作,谢谢。”

    问:“我们中国已经参与了国际竞争,在国际上除了有强者文化就是您刚才讲的丛林文化,是不是还应该提出别的精神文化?”

    答:“对,这个同学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坦率的说,以前中国在国际上有些方面是被人瞧不起的,一个是经济技术上,我们落后,一个是在制度方面。但是现在我想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有所变化,因为我们的物质文化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近些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有在政治制度,比如说人权方面、民主、一党专政方面,中国经常受到指责和刁难,这个需要今后进一步进行改革。但我们国家,我们的国民要想真正的树立起无论是在物质财富还是在精神文化上都繁荣的形象就必须 有所创造。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目标是经济目标,GDP目标。这些年来,我们不遗余力的追求GDP,把我们的经济做大,蛋糕做大,我们有钱了,再来 改造我们的制度文化,我们建立一个和谐的、合理的、公平的制度,然后再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中国人在人性上有很多的弱点或者说是劣根性,比如说很不团结,因为人一多就不讲团结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犹太民族是非常讲究团结的,如果一个社区有一个富人,他会光明正大的把他的钱拿出来给这个社区每个穷人家的孩子上学。在60年代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打仗,阿拉伯军队冲到了山头,最后掩护撤退的是一批以色列军官,士兵们通通撤退,军官留下来坚守阵地,最后这些军官全部牺牲,让打仗没有经验的年轻士兵撤退了,这样的民族这种内部的精神,团结精神,平等协作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可是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自私自利越来越严重,个人主义越来越严重。集体主义,为公的思想,社会责任越来越淡泊。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社会秩序越来越乱。物质财富增加了,但是我们的社会秩序,道德水平在下降,你能说这样的国家是在真正强大吗?进步吗?社会内部的分裂增加了,现在思想界 、学者界内部几个类派别在打仗,左派右派争吵到连开会、谈话、交流都不能坐在一起,各种政治力量、利益集团的搏杀也非常的严重。所以说怎样建立起一个和谐的制度,文化 和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谢谢大家!”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0-12-09 20:03:57 +0800 收件人: <hihualee@gmail.com> 抄送:标题: 2008文章: 4万亿会令通货膨胀提高10个点,失业率提高5.7个点

反思四万亿

----被劫持的银行和被绑架的人民币

路透中文网专栏作家 张小彩

2010年 3月 1日 星期一

    2010年2月27日, 中国官方通讯社中新社称,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产生了一些副作用, 中国对这一计划的调整“已经是板上钉钉”,政府择机“退市”不容回避。在我看来,这个经济刺激计划最大的副作用有二:一是劫持了银行,消解了国有商业银行近年来的改革成果; 二是绑架了货币政策,加大了滞涨的风险。

2008年底的疯狂

    首先简单梳理一下问题的出现和演进过程。2008年11月9日,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通过官方媒体对外发布。首先兴奋起来的是地方政府。因为要在年底前分切1,000亿的蛋糕,仅仅两天后,赶赴千亿盛宴的各路人马就已迅速聚集京城。据《天府早报》报导,其时,国家发改委所在地北京三里河停满了挂外牌照的车辆,“宾馆、酒店全部爆满,连周围胡同的地下室也住满各地来客,全是各省市来跑项目的”。据说有的省份还连夜成立了临时工作组,专司赶制项目计划书和公关发改委的工作。一个多月後,
4万亿投资计划分配完毕。

    紧接着兴奋起来的是商业银行。众所周知,2009年第一季度人民币新增贷款已达4.58万亿元,超过往年全年新增贷款金额,达到全年计划贷款量的90%,为历年所罕见。2009年全年,按照官方的资料,新增贷款量接近10万亿,而业内人士估计的实际数字有13万亿之巨。

    如此庞大的贷款量,在已经逐渐建立起较为严密甚至繁琐的审贷制度的银行系统如此迅速地实现,多少有点令人费解。2004年,中国政府动用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入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并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昭示了高层花钱买机制、改革国有银行的铁血决心。其後,随着中行、建行、工行陆续上市,银行内部的贷款审查、审批制度逐渐完善,成立了审贷委员会,明确贷款风险和责任。在有的国有银行,50万以上的项目贷款必须经由总行审批。但是,这些花巨资买来的机制在2009年不期而来的4万亿洪流冲击下,似乎不堪一击,完全没有抵御能力。

    坊间也流传有“劫持未遂“的个案,说是东北某省官员由于某国有商业银行拒绝为其发放风险过大的配套贷款而恼羞成怒,扬言要把该银行的所有业务逐出该省。但总体而言,天量贷款的绝大部分,是商业银行在“半推半就被劫持”的过程中发生的。正如一位商业银行人士分析,“商业银行本身就有规模扩张的内在冲动,如果央行的基础货币量增加17%,加上货币乘数的作用,你的业务量不扩张到50%以上,就意味着你的地盘被别人占领”。再有就是,既然是国家要求的配套贷款,有地方政府担保,即使出了问题也是政策性的,不存在个人风险。而且,这些配套贷款多为长期贷款,几年内风险并不一定立即显现,而在这些风险显现之前,银行每年都会拿到利息。那麽,银行利润可观,员工奖金丰厚,能贷谁不贷?于是,对政府的一些项目贷款,原来被列为“审慎进入的”,贷款指导政策被修改改为“积极进入”,对原来制定的比较严格的还款来源和抵押条件,尺度一放再放,原来市级财政才能做的担保项目降格为区级。更有甚者,因为担心政策突变,在有些地区,有的项目在没有完全获批之前,贷款已经到手。

经济刺激计划产生副作用,政府被迫退市

    银行被劫持的一大恶果是推高了全国的房地产价格,绑架了央行的货币政策。尽管目前的具体数字还无法估量,但业内人都清楚,天量贷款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变成了所谓的“信贷游资”流入了楼市,此应为去年房市价格暴涨的幕後推手。虽然越来越不靠谱的国家统计局坚称2009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只上升了1.5%”,但是,地球人都知道2009年是中国房价涨幅最惊人、最离谱的一年,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个数字实际上应在40%以上。被推高的房价又成倍地推高了地价,而地价是地方政府就很多贷款对银行承诺的重要还贷来源和还款保证。这样,在这个循环中,央行已经被绑上了枷锁,在以後的利率工具运用中左右掣肘。

    面对日益明显的通胀预期,央行并没有太多的回旋馀地,10万亿的天量贷款放出後,央行用什麽样的手段收回如此庞大的流动性?0.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率提高,在超额准备率较高的情况下,作用微乎其微。剩下的是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 尽管这些年央行不断完善货币市场工具,但这些工具面对如此庞大的流动性,恐怕也无能为力。当这些工具还不足以发挥作用时,就只有加息。但是,一旦加息,利率敏感度最高的房地产企业会首先受到冲击,如果他们的资金链断裂,房地产贷款会形成大量的银行坏账。同时,房地产价格下跌又会引发地价下跌,如前文所述,去年放出的天量贷款中很大一部分的还款来源是政府预期可以以天量价格得到的卖地收入,这样,银行可能受到双重打击。另外,在目前升值预期加剧的形势下,加息会加大热钱流入的力度,进一步增加通胀压力。

    一场盛宴与狂欢之後,留下了充满泡沫的庞大的市场流动性、高得令人惊心的房价和左右掣肘的货币政策。两天后, 一年一度的两会就要在北京召开,这是全国人民参政议政的“嘉年华”。亡羊补牢的工作要做,但是最好的选择还是防患于未然。让决策过程暴露在阳光下应是促使决策参与者摒弃部门利益,真正为国家和人民着想的制度保障。用谷歌搜索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过程,几乎一无所获,似乎关涉4万亿的总投资计划竟是横空出世。

盛宴与狂欢之後:大通胀会产生大失业

    政府4万亿投资,只有三个来源:1 加税;2 国债;3 印钞票。加税:和刺激经济背道而驰,雪上加霜,否定。国债:银行可以买一部分,然而此举必然令信贷更为紧缩,企业融资更难,故只能部分解决。况且银行的钱是要还的,而我们知道政府工程基本是没有效益、不可能收回成本的,所以最终还是纳税人承担。纳税人承担数量=国债发行数量-政府投资回报。

  印钞票:罪大恶极之举。社会原有27万亿人民币的财富,政府拥有大概35%为9.5万亿,民间拥有65%为17.5万亿。政府印出4万亿后,政府和民间的财富拥有比例变为(9.5+4):17.5=43.5:56.5,也就是说,政府拥有的财富比例从35%变为43.5%,民间从65%变为56.5%,对民间来说通货膨胀为10%,不是抢是什么?

  以上三招,招招见血,出血的是全体国民,可笑一帮伪专家+伪爱国还在夸夸其谈,兴高采烈,却不知此举一出,令大失业、大通胀纷至沓来,国家危在旦夕。大通胀是显而易见的,那为何会产生大失业?首先,通货膨胀令人民的购买力下降,使得企业销售下降,从而推升了失业率。可能你会说,那4万亿不是也会产生购买力,而拉升企业销售吗?没错,政府4万亿确实可以拉升部分企业的销售。然而,对水泥、煤炭、钢铁这些企业“看得见”的帮助,是建立在电视机、冰箱、电脑这些企业“看不见”或者“被忽略”的伤害上的。

  我们知道,个人消费者是最理性、最聪明的,他们会把每一分钱花在最有效率的地方。而政府作为消费者则是最不负责、最乱来的,政府花钱的有效性是最低的。4万亿出炉,把原本个人消费者手上的资产转移到政府手上,从最能拉动经济的地方转移到最不能拉动经济的地方,从而造成失业率大增。

  根据上面的估算,可以看出来4万亿造成了8.5%的社会财富转移。假设政府消费者的理性只有个人消费者的1/3(有人说是1/10?我姑且保守一点),那么浪费的社会财富为8.5%*2/3=5.7%,相应来说会把失业率在现有的基础上推高5.7%。可恨不少外国政府和投资者对4万亿计划欢呼雀跃,他们看到的肥肉,却是我们的躯体。

 

 

 

发件人:"Jianlin Feng" <jfeng7@sina.com>  2010-12-11 19:43:4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 标题: 关于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的解读
 

当前消费形势和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特点

北京福盛德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冯建林

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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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

北京福盛德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冯建林

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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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0-12-09 19:52:27 +0800 收件人 : <hihualee@gmail.com> 抄送:标题:律师严义明再度上书 要求国务院发改委公布4万亿投资详情

要求国务院发改委公布4万亿投资详情

律师 严义明

2010年01月06日

    腾讯财经1月6日讯 刚好时隔一年,上海律师严义明再次上书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要求发改委依法列表公开与4万亿已投资到位部分相关的目前已经审批通过的具体投资项目名称等内容,要求财政部公布国家年度财政预算及预算执行情况等内容。

    腾讯财经从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获悉,今日下午(1月6日)严义明律师已将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信息公开申请书分别以EMS、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在去年1月7日,严义明律师曾将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交到国家发改委,要求其公布中央新增四万亿投资中,已经通过审批的项目情况。他所依据是2008年5月1日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严要求国家发改委公开2008年11月5日以来向发改委递交审批申请的省市地区名单及项目名单。并申请要求列表公开四万亿元资金来源以及目前已经审批通过的具体投资项目名称,选择投建项目的原因,投资项目的预算资金金额。他的申请同时希望,国家发改委能持续、实时地公开对上述项目的监督措施及监督机构名称。

    去年1月7日,严还向财政部递交申请,要求该部门于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二周,列表公布2008年度财政决算和2009年度财政预算。当然,上述所有要求中,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2月19日,发改委书面回复严义明,对4万亿投资计划、原则等内容做了概述,但未直接涉及任何具体项目细节。
3月1日,全国人代会召开前夕,发改委副主任穆虹主动对媒体表示,四万亿投资的信息,公众可登录国家发改委门户网站查询主动公开的信息;对于非主动公开信息,则可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网站等方式,向国家发改委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公开申请,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国家发改委还要征求第三方意见。
3月3日,严义明向发改委申请行政复议,要求发改委对自己在1月7日提出的公开申请出具准确完整的答复意见。
4月29日,国家发改委在官方网站上公开了一些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准情况。严义明认为,这是一种“姿态上的进步”,但离法律要求还很远。
5月7日,发改委驳回了严的行政复议申请。
5月11日,严义明再赴北京,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国家发改委2月19日出具的回复,同时判令国家发改委出具准确完整的答复意见。
5月21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公告,首次公布了“4万亿”中央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项目组成结构、项目保障体系、介绍了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等信息。这是到2009年年底为止四万亿信息最详尽的一次披露。
5月31日,北京一中院裁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严义明所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不予受理。
6月5日,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7月13日,严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维持一中院裁定不变。至此,严义明以公民身份要求国家发改委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四万亿投资具体内容的行动告一段落。

 

附录一,

严义明律师致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部分内容

    申请公开事项:

    1. 列表公开与4万亿已投资到位部分相关的目前已经审批通过的具体投资项目名称,项目建议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的具体内容,投资项目的预算资金金额、审批通过投建项目的原因(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2. 公开已审批项目地方配套资金到位情况,地方配套资金未到位的原因,已审批项目中出现的其他问题、原因及对策;3. 公开涉及自主创新、结构调整的规划方案以及教育体制的改革规划和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超过GDP4%的时间规划。

    事实和理由:

    一、信息公开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调整经济结构的要求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并不断充实完善应对危机促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两年中央新增投资1.18万亿元带动总额4万亿元投资计划。

    目前,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已经实施近一年,审批通过了一系列关系民生的投资项目。当前4万亿元投资已经到位2万亿元,中央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持续显现,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多,企稳向好的势头日趋明显,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世界经济前景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外需下滑的压力仍然很大,我国外需严重萎缩的局面还会持续。制约内需扩大的因素仍然较多,企业总体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尚缺乏核心竞争力,中小企业效益下滑状况短期内难以扭转,要形成稳定的经济回升势头还面临较多困难。

    温家宝总理在出席达沃斯年会时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也不例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我国政策的着力点不仅在于克服短期困难,更要着眼于长远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全面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全面增强经济、社会的整体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要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4万亿元的国家投资,加上其带动的社会投资,总投资额可达十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可以说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不仅是应对危机的举措,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升级,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如何加强对这4万亿元投资的监管,确保这些资金真正用于中央符合经济结构调整方向的投资方向和重点上,对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因此,围绕着4万亿元投资的持续不断的信息公开显得尤为重要。

    二、信息公开是法律法规的要求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八)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本委审核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包括项目建议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批准情况。”

    依照上述规定,4万亿元投资涉及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属于不仅是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事项,更是应当重点公开的事项,贵委应当依法公开。对此,温家宝总理在4万亿元投资计划之初就向公众承诺,涉及四万亿投资事项全部公开。2009年3月13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温家宝总理在新闻发布会中讲到:“我们新增的两年4万亿投资,……所有这些项目都是经过论证的,而且将会全部公开,全过程接受监管。”

    贵委自2008年11月初至今,公开了一些项目审批与核准的相关信息,例如项目名称、项目建议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的审批结果。但是,公开的内容仅限于审批核准项目的名称及审批结果,相关项目建议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的具体内容及投资项目的预算资金金额、审批通过投建项目的原因均未公开。仅公开项目名称及审批结果而辅之以相关具体内容不足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贵委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实践政府对公众的承诺,对应当公开的事项依法及时充分的公开。

    三、信息公开是保障4万亿元投资决策科学性、公正性的要求

    4万亿元投资之初,贵委承诺:“在安排的过程中,一定要执行中央的决策部署。一个是严格审查,一个是严格监管。严格审查就是要按照规划、按照产业政策、按照准入标准来审定这些项目。在这同时,还有财政部门的审查,信贷部门的审查,土地部门的审查,以及环保部门的审查。”

    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11月底,中央财政投资下达率在86%以上。同时,中央检查小组在审计调查中发现,投资项目中存在地方或项目配套资金落实不力、土地和环境保护政策执行不严格、私自改变项目用途、资金挤占挪用以及地方政府负债率高等方面的问题。截至2009年11月10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办扩内需促增长政策落实中的违纪违法案件88件,涉及党员干部198人。

    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层的审查,这么多部门的监管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项目决策的是否科学、公正?有哪些项目地方投资没有到位?贵委有什么应对策略?在后续投资中,如何避免类似问题的出现?公众不免会对4万亿元投资项目的科学性、公正性产生质疑。如果从项目决策之初就将信息及时、充分披露,不仅能够帮助公众对投资项目的科学性、公正性作出判断,而且能够使公众有条件积极参与讨论、献计献策,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公正性,同时还可以发挥公众的外部监督作用,使政府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问题,减少、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四、信息公开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及教育体制改革的要求

    我国30年来取得了巨大成果,其根源就在于,改革开放释放了公众的热情,我国形成了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优势。但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廉价劳动力集聚的竞争优势很快丧失。如何形成新的国家核心竞争力,继续保持中国持续、健康发展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胡锦涛主席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也就是说,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新的国家核心竞争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就应当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加强对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视及支持力度,鼓励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公众需要知晓国家相关规划,需要以便捷的方式从政府获取各种与创新相关的信息。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是投资的一个重点领域。4万亿元投资计划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向有着巨大的指向和示范作用。如何在4万亿元投资规划中贯彻及推动结构调整和创新,是公众广为关心的,公众也希望能参与到这些领域项目的讨论,希望能够在这些领域的进一步改革与突破。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的支撑。温家宝总理对中国教育总结为四句话:现在的教育发展还不能够完全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教育质量急待提高,教育投入急待增加,教育体制急待改革。诺贝尔奖已设立百余年,有8位华裔获此殊荣,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中国人获得过诺贝尔奖。这从侧面说明我国教育体制存着的问题及创新精神的缺失,教育体制需要改革。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重申了这一目标。但依据国家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08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48%,仍没有达到4%的目标。教育体制改革,不是某一具体部门可以单独完成的,需要国家多个部门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按照中央部署,卫生、教育、文化事业也属于4万亿元投资的重点领域,投资额约为1500亿元,约占全部投资的3%。贵委作为拟订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的职能部门,作为4万亿元投资的审核机关,如何在项目审核中体现对教育事业的规划,何时能够实现4%的目标,相关规划应当向公众及时、充分的公开,听取公众的意见,以鼓励公众的参与,群策群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综上,4万亿元投资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申请人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及相关规定,请求贵委依法主动公开。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申请人:严义明
2010年1月6日

    附录二:严义明律师致财政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部分内容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申请公开事项:1.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二周在财政部网站上详细列表公布2009年度财政收入、支出及文字说明(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2.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二周在财政部网站上详细列表公开2010年度财政收入、支出预算及文字说明(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事实和理由:

    近日,媒体报道依照财政部数据显示,2009年1月——11月累计,全国财政支出56,235.97亿元。而据今年全国人大批准的财政部提交的预算报告,全国财政应完成支出76,235亿元。这意味着在全年时间进度已完成91.7%后,全年财政支出的进度仅完成了73.8%。消息一经报道,引起了百姓的密切关注,这是否意味着12月一个月,全国财政部门可能要突击花掉2万亿元?国家年度财政预算及预算执行情况如何?应当如何进行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的权力。要加强对我国国家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审查和批准,就要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的权利落到实处,强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扩大公众对预算的参与和监督。

    目前我国财政预算报告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必须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之后公开,财政预算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草案也是处于不公开状态,甚至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都无法拿到草案。中央财政预算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涉及面广、内容繁多、专业性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期只有短短的十几天,其中用于全国人大代表审议、批准国家预算、决算执行情况的时间更是紧迫。全国人大代表往往没有时间、精力仔细阅读,致使财政预算及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浮于表面。提前公开中央财政预算及预算执行情况草案,不仅有助于为人大代表提供审阅材料上的时间保障,使人大代表有时间、有精力仔细阅读材料,更加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更好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同时,也有助于公众与人大代表沟通,将自己的意愿有效传达给人大代表进而由全国人大代表表达对国家财政的意愿、要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3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不仅是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国家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克服各种困难的可靠保证。在新的形势下,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扩大公众对预算的参与和监督,有利于保障人大及人大代表的权利落到实处,有利于强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更好地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总之,如果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及时公布相关信息,不仅可以扩大人大代表履行职权的民意基础,促使人大代表更加认真地履行代表职责。也可以进一步的充实和加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好的发挥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作用。财政预算和执行情况涉及人民切身利益,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为保障公民对财政预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促进依法理财、民主理财,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和谐社会建设,请求贵部依法主动公开。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申请人: 严义明
    2010年1月6日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2-05 12:23:22 +0800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的购买力平价GDP后年超美国

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向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邵宁

2010年12月

    国有企业改革在1998年之前做了很多工作,基本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真正的攻坚碰硬是从1998年三年改革脱困开始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推动的改革是两组:第一组改革包括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和国有困难企业的关闭破产;第二组改革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针对国有大企业的特定改革。

    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要求,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加快国有大型企业改革、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因此,国有企业改革今后的发展方向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

一、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争论

    经过几年的改革和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小企业层面基本没有国有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国有经济主要布局在大企业层面,未来的改革将是以国有大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一)国有大企业大体分为两种情况

    1.功能性的国有大企业。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如供水、供电、供油、供气、公共交通等。这个领域公益色彩很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有时候是冲突的,尤其是当市场信号波动很剧烈的时候。为减少对社会的冲击,企业在某种特定的阶段要承受亏损。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在成品油价格严重倒挂的情况下要保证市场的供应,其他所有制企业则可能很难接受,也很难承受。

    第二,重要资源的开发。企业的经济利益和资源环境目标有时是不一致的,而现实的情况是企业自律不足、政府监管能力不足。有一组煤炭行业的数字:全国煤炭回采率小型煤矿15%-20%,大型煤矿45%;国外发达国家是60%-80%;目前中央企业有两家,都在70%以上。很多小型煤矿基本上采一吨浪费两吨资源,造成非常大的资源浪费。如果企业缺乏自律、政府监管能力不足的状况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重要资源开发由国有企业控制,会更好地平衡企业的经济利益和资源环境的目标。

    第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比如军工企业、大飞机等战略性产业,带有特殊社会功能或者经济功能,需要承担特定的社会、产业目标,国有经济需要继续保持控制力。

    对这类国有企业下一步怎样改革,笔者认为主要是市场化的内部改革加上完善出资人管理,再加上行业性的社会监督。行业性的社会监督包括价格控制、服务标准、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的安排等,以保证企业服务好社会和公众。

    2.竞争性国有大企业。对竞争性的国有大企业应该怎样改革有很大争议。有很多人认为,应该继续退,使国有经济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美国、英国的模式,这些国家在竞争性领域没有国有企业。但是,在中国现实的国情条件下,国有竞争性大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有着充分的必要性。核心问题是要退给谁。第一个方向是退给国外的跨国公司,有不少跨国公司对优质国有大企业有兴趣,但前提是要控股。然而,这些国有大企业大都关系国民经济的命脉,如果被国外公司控制了,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对国民财富的分配都是不利的。第二个方向是卖给民营企业。这又受制于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阶段。民营企业目前总体上还处于一个创业者个人的、家族企业的阶段。家族企业有长处,内部是血缘纽带,企业内部的忠诚度很高,内部的管理成本非常低,企业的决策效率非常高。但也有缺陷,内部的制度化建设较差、随意性较大;内部形不成制衡机制、决策风险大;企业文化是以家族关系为中心,家族以外的人难以受到信任,存在排外的情况等等。所以,以家族企业的形态经营中小企业效率非常高,但不太适合大企业的管理和治理的要求。

    (二)下一步国有大企业怎样改革

    在中国现实的国情条件下,在国有大企业改革的现阶段,不能简单地沿用前些年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办法,把企业退给别人。改革的方式需要转变,即依托资本市场在国有体制下对这些企业直接进行市场化改造,通过上市实现公众公司改革。这正是国资委在积极推进的整体上市工作。其要点是:

    第一,上市的模式。这几年国有大企业上市的模式和前几年不同。国资委成立之前,很多企业上市是对一部分优良资产进行包装,是部分上市。现在的方向是整体上市,至少要做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所以上市公司整体的业务链是完整的,具备独立经营的能力。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的集团公司,逐步将存续企业消化之后再实现整体上市。

    第二,依托的资本市场。目前中央大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在境外上市,引起了很多争议。笔者认为,企业的治理水平和所依托的资本市场是直接相关的,推动中央企业到境外上市,就是希望把境外成熟、规范的资本市场机制直接引入企业内部,保证上市之前的重组和上市之后的运作能够达到国际资本市场的要求。现在看,境外上市对企业规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不可能再做假账,透明度明显提高,运作也比较规范,其他方面也很难干预。所以市场选择是境外加境内,就是A+H的模式。

    第三,最终的体制构造。竞争性国有大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很可能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没有集团公司、不背存续企业,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运营。这种状态就彻底实现了国有资产的资本化,流动性非常好,随时可以调整、也很容易调整。一旦国家需要钱,通过资本市场可以非常顺畅地变现。

二、当前涉及国有企业的重大争议

    (一)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

    有观点认为,国有企业主要依靠政府支持,用的是纳税人的钱,甚至是官商勾结。改革前的国有企业与政府在财务上是联在一起的,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切断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财务关系。一是与财政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拨改贷”,停止财政向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金;1998年以后的财政体制改革,对经营性国有企业,财政不再给予补贴亏损。二是与银行的关系。国有银行改制上市以后,有了一套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考核体系,对企业贷款只有好企业和坏企业之分,没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之分,人们议论较多的中小企业贷款难是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不是所有制问题。三是政府的其他资源,如矿产资源、土地等。这要分为两种情况:如果交易过程没有腐败,国有企业也要按照市场规则取得,“地王”就是这么产生的,国有企业没有任何优先权;如果交易过程有腐败,国有企业恰恰拿不到资源,因为有监事会、审计署、纪检部门层层监督,国有企业不能行贿。因此,能官商勾结的恰恰不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经过几年改革,实现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国有企业独立市场主体的地位已经确立,优胜劣汰的体制基础已经形成。国有企业如果经营不好,也只能依法破产或重组。

    (二)中央企业的垄断问题

    垄断是外部对中央企业责难较多的问题。有观点认为,中央企业靠垄断赚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实际上,破除垄断、引入竞争,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另外一条主线,这条主线从来没有逆转过。中央企业中确实存在一些特殊企业,其经营含有垄断的因素。第一种是真正垄断的企业,如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盐总公司;第二种是寡头竞争的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这八家企业的共同特点是,经营的领域存在市场禁入,且价格由政府控制;八家企业规模很大,营业收入大体占中央企业的40%;但从增长的贡献看,边际贡献不如其他竞争性企业大。2003年到2008年的五年中,八家企业年均营业收入增长19.9%,其他企业是22.8%;八家企业实现利润年均增长12.9%,其他企业是26.1%。由此得出第一个结论,垄断性不是中央企业的普遍特征,只是部分企业的特征。而且,某一领域是开放还是禁入,并非由企业决定,而是政府的产业安排。从八家企业自身的情况看,除中盐总公司的专营加碘争议较多外,其余市场禁入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两家电网公司是自然垄断,不可能再建设新的电网。石油和石化行业的销售环节实际上已经放开,炼油环节也有很多生产者,包括外资炼厂、地方炼厂,唯一没有放开的是石油开采。石油是不可再生的短缺资源,世界上除美国之外都采取国家石油公司体制,由政府直接控制,我国可能也只能如此。电信行业是基础电信网没有放开,增值服务已经放开了。建设一个基础电信网需要巨额投资,再增加基础运行商也不现实。

    企业并不是市场开放与否的决策者,这些领域的市场禁入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对这样的企业重要的是加强社会监管,监管价格水平、服务标准、成本控制、收入水平、资源分配等,这是其他国家普遍性的做法。由此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对目前具有垄断经营因素的企业,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监管体系,设立行业监管机构,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社会利益和公众利益。现在的问题是,对垄断的责难很多,而研究和建立监管体系的太少。垄断性的企业更应当加强自律和自我约束,主动维护社会和公众利益。

    (三)收入分配问题

    目前,我国财富分配严重分化,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最近一年的胡润排行榜显示,我国亿元富翁大概有5.5万人,10亿元的富翁大概有1900人,100亿元的富翁大概有140人。市场经济必然引起社会分化。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时间不长,遗产税、馈赠税都没有开征,财富调节手段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分化是不是快了一些、大了一些,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但这些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富人都不是国有经济创造出来的,目前国内不少研究收入分配的文章,都对这种明显分化的社会趋势视而不见,反而指责国有企业的垄断造成了社会分化,让人担心的是在这样的判断之下所出的政策能不能解决中国的分化问题。从分配角度看,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分配是完全不同的,民营企业的利润属于个人,国有企业的利润属于国家,经营者只是拿年薪。国资委成立以来,对企业领导人员的薪酬作了改革,逐步与市场接轨,同时考虑社会方面的平衡,一把手平均税前58万的年薪与市场相比是不高的。否则,估计大部分企业的经营人才和技术人才都流失了。对于职工收入,确实存在部分垄断性企业职工收入偏高的问题,国资委这几年主要做了限高的工作,减少了收入差距。垄断行业职工收入偏高是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问题,但不是社会分化的主要原因。总的来说,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小于其他所有制企业,不是社会分化的因素,而是减少社会分化的因素。

    (四)关于国有企业能否搞好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认为国有企业不能搞好,原因在于私有制经营的是自己的资产,赚钱是自己的;国有企业经营的是国家的资产,赚钱是国家的,因而缺乏持久的经济动力。这种观点对于股东直接经营的中小企业可以适用,但是西方国家大型的公众公司,经理人员经营的也不是自己的资产,股东要通过复杂的市场机制和法律机制才能发挥作用。中国的市场机制、法律机制还不完备,还不足以把大企业治理好、规范好,把企业完全交给市场,条件还不具备。西方经营者可以把公众公司经营好,也应该可以把国有企业经营好。前提是国家要用市场化的方式选拔、激励、约束经营者,用办企业的方式对待企业,符合企业发展规律。

三、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措施

    基于前一段时间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和对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关于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有这样一种判断,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的所有制格局应该能够稳定一段时间。即在中小企业层面完全依靠民营经济,在这一领域民营企业竞争力非常强;那些特定功能的经济领域,可能是国有企业为主;竞争性领域中的大企业层面有国有和民营,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

    经过前一轮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目前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层次上逐步错开,互补性已经出现。以中央建筑施工企业为例,七八年前中央建筑施工企业非常困难,因为拿不到工程。到地方拿工程,地方政府要照顾本地施工企业;到市场上拿工程,中央施工企业在竞争手段上不如民营企业。由于工程拿不到,很多中央施工企业不能按时发工资,并不断出现不稳定事件,以致国务院要求成立一个“中央施工企业改革脱困领导小组”,帮助这些企业解决问题。经过几年的改革、调整、上市,这些企业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得益于国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央大型建筑施工企业发挥优势往高端发展,在水电站、高速公路、隧道、桥梁、港口、铁路、高端民用建筑等方面的设计、施工能力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近几年,这些企业主动走出去,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有的企业境外实现的利润已经超过一半。大型中央企业作为国际市场开拓者,带领大量中小企业发展,相互补充,各得其所。

    从大的布局上看,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在逐步分开,有互补,也有相互竞争。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最重要。这几年中央企业因竞争不利而退出的案例不少。如纺织行业的华诚集团竞争不过其他企业,最终整体破产。所以,进和退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完全是正常的。经过改革,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有所提高,其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是股份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的形态,这些经过改革的国有企业在民营企业面前一触即溃,似乎也是不够合理的。所以,争论谁进谁退已经没有意义,要进一步研究如何保持和改善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体制条件和市场环境,这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可能更有意义。

    对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可以得出两个最基本的结论:第一,下一步的改革以国有大企业改革为主要内容。在体制改革方面,对国有大企业不能简单地退给其他所有制企业,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在国有体制下直接进行市场化改革,依托资本市场改制为公众公司,实现国有企业的多元化、市场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第二,在大规模的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在中国现实的国情条件下,目前的所有制结构可以稳定一段时期,关键的问题已不是谁进谁退,而要强调平等竞争、优胜劣汰,优化市场竞争环境,尊重市场竞争的结果。就全国国有企业而言,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做好第一组改革的扫尾工作

    1.进一步缩短战线。国有经济还没有完全退到位,地方层面市县两级基本上退出了,省一级还没有完全退到位,主要是厅局机关办的一些中小型企业。在中央企业层面,一些不重要的行业和不重要的企业也没有完全退到位。通过从这些领域退出,可以进一步把资源集中到重要的行业和重要的大企业。然而,具体企业退出的进度受制于各个方面因素的制约,有些企业该退但是可能不具备退出的条件。目前社会承受能力不足,进一步退出的工作会很谨慎,推进不会很快,具体的操作必须根据现实的社会环境去安排工作的进度。

    2.实现退出方式的有效转换。政策性破产在2008年结束了,但今后还会有一些企业需要退出,包括国有的,也包括民营的,要依据新的破产法依法破产。依法破产和政策性破产的工作能不能衔接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优胜劣汰,困难企业退出市场是市场经济中的常态,如果政策性破产之后,国有企业又不能退出了,将带来很大的麻烦。

    (二)继续推进和深化第二组改革

    中央企业要进一步推进和深化第二组改革,总体方向是进一步推进国有大企业的市场化。第一,继续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核心问题,第一是透明度,第二是考核,第三是薪酬。要实现制度设计和具体政策科学化、合理化和个性化。第二,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委托代理关系。这项工作就是目前推进的董事会试点。通过改变董事会结构,外部董事占到董事会成员的半数以上,解决重大决策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第三,进一步推进产权多元化。目标是通过整体上市,对国有企业进行公众公司改革。第四,进一步推进企业重组。国有企业大都缺乏一个市场化的发展过程,资源配置不一定符合市场竞争的要求,所以结构调整的任务很重,需要通过企业的重组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包括企业之间的重组和企业内部的重组。第五,持续不断地推进内部改革,改变大锅饭体制。内部体制僵化是国有企业最大的痼疾之一,内部三项制度改革需要持续不断地推进,以逐步实现人事、用工和分配制度与市场接轨。第六,管理更加严格,更加科学化。大企业是靠完善的制度化体系运行的。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大企业的制度化建设还有很大差距,需要进行大量的制度建设工作。第七,进一步减轻企业的负担。 

 

 

一组经济新闻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12月15日
 

 

中国的五年大变局

新加坡《联合早报》

    导读:美国纽约经济咨商理事会近日公布研究结果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大陆两年后就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美国“纽约经济咨商理事会”近日公布研究结果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大陆两年后就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渣打银行也在这几天公布了最新研究,称10年内按照名义价格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成为世界第一。两年前,中国“不无可能”在2040年赶超美国,还是国际舆论的主流意见,现在这个迷思似乎受到愈来愈激烈的质疑。

  一个月前,美国著名记者扎卡利亚在《时代周刊》谈论中国的冲击时,提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格尔的一篇研究。该研究指出,204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占世界的4成,达到123万亿美元。

  当这项研究成果在2010年初发表于《外交政策》双月刊时,人们并没在意;甚至在该刊物的网页上,许多评论者认为诺贝尔奖闹笑话了,怎么会颁奖给写出如此荒诞文章的人。其实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也曾有一篇刊登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文章,认为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为美国的2.5倍。这篇文章同样遭到一部分人的讥笑。人们宁愿认为诺贝尔奖得主和世界银行副行长疯了,也要继续坚持自己对中国的鄙夷。这个现象既有趣,也有太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中国对美国的赶超态势,目前轮廓已经非常显明:过去几年,中国的能源与各种原物料的消耗几乎是世界第一;主要工业部门的生产额,在过去数年也陆续超越美国;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依据不同的评估,中国将在2012到2015年之间超过美国;名义GDP则可能在2016到 2018年之间,最迟不晚于2020年超过。到2020年,就算中国继续目前较低的军事支出比率,随着GDP超过美国一倍,中国的名义军事支出也终将超过美国。

  上述态势的关键变化将在未来5年发生。由于工业部门向上游的资本与技术密集产业发展,中国的整体薪资也将水涨船高。在汇率、物价与名义GDP增长的共同作用下,未来数年以美元计算的GDP成长率可望在15%到20%之间,4年至6年即可翻番。

  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与韩国都曾经过高速成长期。中国内地在过去10年中,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增长到4000美元,变化不可谓不大,但是当时基数尚低。未来5年的变化则将是人均从4000美元增长至1万美元以上。5年后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GDP超越美国的时间是“明年”、“后年”或者“大后年”。过去两年超越日本之际引起的讨论,将在更大规模、更深刻的意义上重现。

   2003年中国成为出口第三大国,现在则仅次于欧洲联盟,未来五年显然将成为无可置疑的世界贸易枢纽。这五年也将是人民币真正走向国际社会的关键时刻。

  这5年中国若将资源投入公共设施、社会福利与基础教育,我们随后将看到中国内地大范围的地区会变得非常像新加坡、中国香港或者日本,乃至尤有过之对形势的清醒认识,将有助于人们筹措未来。
 

中国将首次以PPP换算经济总量

 财新网

2010年11月15日

  2011年起全面参加国际比较项目,测算购买力平价,转换计算GDP。

  2011年,中国将首次全面参与世界银行组织的国际比较项目(ICP),使得中国的GDP可以通过购买力平价(PPP)换算,与世界其他各国比较。近日,中国国际比较项目部际协调小组成立,由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等10个部门参与,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和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共同担任ICP部际协调小组组长。

  ICP是一项全球性统计合作项目,主要目的是测算各种货币的购买力平价(PPP),以便用PPP作为转换系数,将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转换为用统一货币单位表示,从而比较和评价各国的实际经济规模和结构。

  2011年为全球新一轮ICP活动的调查基准年。从2011年1月开始,全球约180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开展ICP调查,整个活动预期2013年底结束。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首次全面参加新一轮ICP活动。按全球统一的时间要求,从明年1月开始,将在全国开展ICP调查。

  2005年,中国提供了11个城市的数据,首次参与ICP项目。世界银行根据这些数据估计中国当时的购买力平价。2007年12月,世行发表报告称,中国以PPP计量的经济规模在全球的比重为9.7%。世行承认此前高估了中国的GDP,并下调了中国的购买力水平。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规模按PPP计算比按名义汇率计算要大很多。2007年底,中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按美元计仅为5%。很多新兴经济国家希望IMF在分配投票权时,将PPP列为考虑因素。

  2011年开始的新一轮ICP项目主要有三个目标:一是收集、编制和发布购买力平价数据,进行支出法GDP及其构成项目的比较,满足国际社会分析研究和决策的需要;二是测算贫困PPP数据,为“千年发展目标”的减贫监测提供统计依据;三是通过开展ICP项目,提高发展中国家统计能力,特别是国民核算和价格统计能力,改善宏观经济数据的可比性。

 

中国证交所今年募资额三倍于美国

英国《金融时报》罗伯特 库克森 香港报道

2010年12月13日

    “意大利奢侈品企业普拉达(Prada)正考虑明年在香港、而非在伦敦或米兰上市”。

    包括香港交易所在内,中国各证交所2010年通过首次公开发行(IPO)募集的资金额,几乎是美国各证交所的三倍,凸显中国正崛起为一个全球金融强国。

    今年,香港摘得“全球最大IPO中心”的桂冠,IPO募资总额达到528亿美元,而美国的IPO募资金额为420亿美元。Dealogic的数据显示,中国内地各证交所通过IPO融资669亿美元。这些数据凸显全球经济和金融活动正从美欧转向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这种长期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后有所加速。

    “真的是各地有各地的情况,欧洲各银行正寻求资本以修复受到重创的资产负债表,而亚洲的资金完全用来投入增长,”瑞银(UBS)全球资本市场主管高迪晖(Matthew Koder)表示。

    尽管香港和上海是知名的募资中心,但今年中国内地第二大证交所——深圳证交所也出现了非凡的IPO繁荣景象。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大约190家公司在深圳总共募资280亿美元,还有104家企业在深圳证交所创业板(ChiNext,面向初创企业的新市场)募资129亿美元。

    香港2009年成为全球最活跃的IPO市场,结束了10余年来的美国霸主地位。香港已开始吸引中国以外的公司进行大规模上市。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Rusal)和法国化妆品连锁店欧舒丹(L’Occitane)今年分别成为本国首家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分别募资22亿美元和7亿美元。意大利奢侈品企业普拉达(Prada)正考虑明年在香港、而非在伦敦或米兰上市,因为该公司认为,自己在香港有望获得更高估值。

    俄罗斯投行晋新资本(Renaissance Capital)首席执行官斯蒂芬?詹宁斯(Stephen Jennings)表示,香港处于一种有利地位,能够得益于新兴市场之间不断增加的资本流动,这些资本流动将日趋绕过伦敦和纽约等传统金融中心。晋新资本今年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办事处,计划协助非洲和俄罗斯企业在香港上市。

    不过,也有一些人担心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变得过热。在深圳上市的一些小型公司的估值达到了极高水平,其中许多公司的市盈率高于70倍。在香港,证监会(SFC)正在调查某些公司和为其提供咨询的投行,是否曾在IPO之前误导投资者。

 

发件人:"JohnWells" <holyyeast@hotmail.com> 2010-12-07 00:40:22 +0800 收件人: <wiezuoweiyou@gmail.com> 抄送:标题: BBC:美国失业率上升出人意料

美国失业率上升出人意料

2010年12月05日

    美国失业人数目前为1510万人,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美国失业率在11月份上升到9.8%,达到4月份以来的最高点,增加了人们对经济恢复前景的担忧。

    劳工部说,11月份具体的全国失业人数为1510万人。前三个月的失业率为9.6%,显示新的失业率增加了0.2个百分点。统计数据显示,服务、医疗卫生和采矿行业的工作位置有所增加,但是零售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减少。许多分析人士表示,他们对政府公布的最新统计结果感到出乎意料和失望。

    美国失业率攀升给经济复苏泼了冷水

    12月3日,美国劳工部发表的一份备受关注的报告说,美国的失业率11月有所上升,失业率增加了0.2%,达到9.8%,创下七个月来的新高。美国在这个月仅仅新增3.9万个就业机会,远远少于大多数专家预期的15万个。此前接受道琼斯通讯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11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将增加15万,失业率将持平于9.6%。

  美国劳工部当天的报告显示,与10月份新增的17.2万个就业机会相比,11月份出现大幅下降。零售业、制造业、建筑公司、金融公司和政府机构都在11月进行了裁员。由于新增就业机会欠缺,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连续19个月超过9%,持续时间之长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

  事实上,美国经济的中间力量——私有企业在11月份只创造了5万个工作机会。与10月份创造的16万个工作机会相比有了大幅下降,创下了自2010年1月以来私有企业创造工作机会数量的新低。

  美国出现了130万“就业沮丧者”

  美国劳工部报告的另一个使人丧气的统计结果是,“就业者沮丧”的数量在11月份达到了130万,同样创了历史新高。所谓“沮丧工人”是指因为对找新工作失去信心而停止找工作的人。

  美国的失业率自2009年5月以来一直高于9%,时间长达19个月,堪比二战以来美国高失业率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上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严重经济衰退时期,美国的失业率在1982年3月攀升至9%,此后直到1983年9月都一直高于这一水平。美国今年11月份新增就业人数少于预期,失业率升至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凸现出美国经济在进入复苏阶段17个月后劳动力市场依旧疲软。

  劳工部的报告显示,11月份有41.9%的失业者(即630万人)已经失业半年以上。政府专家说,有1510万美国人失业,每10个失业者中就有4个人失业时间达27周以上。另有900万人希望获得全职工作,但只能找到兼职工作。数以 百万计的美国人感到非常气馁,以至于已经停止寻找工作,因为他们觉得找不到工作。由于这些人不再积极找工作,他们就不被正式计入失业者的行列。

 

美国不排除第3轮量化宽松政策

伯南克

2010-12-04

   (华盛顿讯)有媒体报道,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将于美国时间5日再上“60分钟”电视节目,捍卫备受争议的央行6000亿美元购买公债以振兴经济的方案。他不排除未来可能还会有第3轮的量化宽松政策(QE3)。
  台湾中央社引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说:“他说明了联储启动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的原因,针对有人抨击此举将导致通货膨胀之说,提出辩护,同时不排除未来可能会加买公债。”
  美联储的最新举措,是央行自2008年秋金融危机后的第2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国媒体简称其为QE2。这个政策主要目的是想藉低利率,鼓励消费者支出以刺激经济,并让企业增加就业机会。
  这项计划已引起保守派和全球领袖的重大反弹,抨击者主张,低利率政策有人为压低美元之嫌,造成长期通膨和资产泡沫。

 

中国南车出手 抢建美国高铁

robots 2010-12-05

    欧巴马总统刺激铁路投资之际,中国最大铁路机车、客车製造商「中国南车」(CSR Corp.)董事长赵小刚3日在香港的记者会上表示,为争取美国市场,中国南车可能与事业伙伴美国奇异电气公司(GE)投标参与兴建加州和佛罗里达州的高速铁路。

    彭博新闻社(Bloomberg)引用赵小刚的话说,中国南车也可能竞标美东的铁路计画,不过公司尚未决定与GE合作的形式,将于三年内决定竞标哪些铁路线。

    赵小刚说:「海外合约获利丰厚,我们希望扩大此种销售。我们积极寻求在美国的销售,目前已有七、八个合约在洽谈中。」

    为了纾解公路交通拥挤及遏制空气污染,美国联邦政府正积极推动兴建高铁。彭博新闻社指出,中国南车与GE合资企业可能面临其他铁路业者的竞争,对手包括加拿大财团庞巴迪公司(Bombardier Inc.)、法国高速火车製造集团亚斯通(Alstom SA)及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East Japan Railway Co.)。

    报导指出,中方并表示可能为拟议中至少花费400亿美元的加州高速铁线融资,帮助加州铁路业者打进美国市场。

    元富证券公司上海分析师颜笠贇(Stanley Yan)说:「总部在北京的中国南车竞标此种计画,有助于它在国际间出头,建立全球企业的形象。这家公司正寻求新市场。」 中国南车董事会秘书邵仁强说:「公司希望在2015年前让海外销售增至总营收的20%,现在的比率大约只有8%。」他说,公司希望那一年的总销售额攀升到人民币1500亿元(约230亿美元)。

    中国南车也竞标中国国内的高铁计画。赵小刚说,中国将在2020年把高铁营运里程扩充一倍多,达到1万6000馀公里。

 

中国人口普查 上海有70 万台湾人

    台湾人至中国经商热络,旅居中国的人数也与日俱增。据上个月刚结束的中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目前约有70 万台湾人在上海定居或工作。

    中国自11 1 日起展开第6 次人口普查,台湾以及港澳人士是首次列在普查范围之内。上海市官员透露,根据调查结果,目前在上海定居的台商、台籍干部与
家眷等不同身分的台湾人士约有70 万,人数比一般估计的多出许多。

    上海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特大型城市,自第5 次人口普查以来,人口的总量、分布和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60 岁以上老人的数量、流动人口以及人户分离人口
比例大幅上升。据了解,人口普查表有4 种:「短表」、「长表」、「死亡人口调查表」和「境外人员调查表」。「境外人员调查表」包括人口基本情况、来中国目的、居住时间、受教育程度和行业职业等;调查时不许问收入和电话。

    中国这次的人口普查调查阶段已经结束,这个月起将进入数据汇总以及数据开发利用阶段,预计明年4 月底公布主要数据。两岸如能走向融合,就先从上海与长三角开始。

 

“低碳城市”是个空壳

孙骁骥 21世纪网

2010-12-07

    据报道,中国目前至少有100个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口号,没有一个省份缺席。但有专家随即指出,中国“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城市”,在“低碳”的盛名之下,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其实难副。

    为什么遍布中国版图的“低碳城市”,如今成为了一个“名不副实”的空壳概念?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庄贵阳的评价颇为到位:低碳的议题,“哥本哈根会议之前也许还是政治风险,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就变成政治机遇了。”去年年底,被称为“全球碳博弈”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草草收场,最后敲定的协议仅有3页。但是出于政治考量,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二大国,中国依然向其他国家作出承诺:到2020年,全国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 年下降40%-45%。

    想法是不错,但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中国再一次犯了“一刀切”的老毛病,把减排指标分摊到各地方政府,作为官员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且,中国还成立了由20多个部委组成的专门委员会,督促减少能耗、提高能效和发展新能源措施的执行。如此,“低碳”的概念便成为了一件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严峻的政治任务,地方官员们迫于压力,只好“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于是,我们得以看到各地“拉闸限电”这种土法炼钢式的减排之举,不仅没能真正的节能减排,反而因为企业被迫私下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进一步助推了弥漫全国的“柴油荒”现象。但无论如何,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3%左右,完成了既定目标。不少人为此松了口气,虽然大家都清楚这样的减排不具备太大的实际意义,但最起码,数据上的瑕疵算是部分解决了。而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全国不少地方政府对于“节能减排”甚至连兴趣都没有。

    但是数据解释不了一切问题,也不等于 “低碳”的概念。这一点,地方政府内心十分清楚。近期当选2010年欧洲绿色首都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实现25%二氧化碳减排,并不是因为该国政府下达了多么严苛的“减排指标”,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有大批市民自发骑自行车上班。这种软件和观念上的实力,从长期来看,比数字更有说服力。

    这使得一些地方打出了“低碳城市”的金字招牌,在统计数据之外,为低碳生活提供一个的美好愿景。于是我们看见,浑身覆盖着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电谷大厦”成为河北省保定市的新地标;太阳能路灯立于山东德州的大街小巷;而在浙江省建德市,一场消灭空调外挂机的全城总动员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

    这样的 “低碳城市”简直称得上“拉闸限电”的配套设施,均是出于权宜之下的短期政治、经济考量,而非长期的发展方针。从外边拉一笔资金,在地方搞个“低碳园区” 的概念,作为对“拉闸限电”软件上的补充,这既是一项政绩,又能为地方经济融资,比起花数十年时间调整产业结构、培养企业和居民的低碳意识来,实在是一条捷径。但众所周知的是,所谓的低碳城市,更应该侧重的是总体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一个城市人们的“低碳”生活方式。保定和上海是当年国家建设部与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试点推出的中国低碳城市,到今天,恐怕很少有人会认为这两个城市的市民过着一种“低碳”的生活。这两座最早的试点城市,正是如今遍及中国的“低碳城市”的缩影。

    无论如何,日益政治化的低碳概念早已远离了环境问题。你能想象一个河流污染、空气肮脏却非常“低碳”的城市吗?连危害人民健康的城市污染都没能有效治理,却想着搞低碳城市的概念,就好比走路都没学会就想练长跑,最后练的也不过是假把式而已。在中国没有出现真正的“低二氧化硫污染”、“低可吸入颗粒物污染”以及“低水质污染”等等城市之前,我们怎么可能期待一个真正的低碳城市出现呢?

 

IMF:中国须征房产税抑房价

道琼斯公司 华尔街日报 2010-12-0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研究人员称,中国要想抑制主要城市飙升的房价,就需要提高实际利率并全面征收房产税。

    IMF在其网站上公布的工作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总体房价并未严重高估,但上海和深圳等几个大城市的普通住宅价格,以及北京和南京的高档住宅价格与基本面脱节的现象却越来越严重。

    该报告显示,中国政府4月份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有一定成效,但效果能否持久不得而知。报告称,这些措施充其量只是医治住宅价格泡沫的症状,没有触及房价飞涨的结构性病因;而治本之道在于提高实际利率,提高房屋持有环节成本(可通过广泛征收房产税来实现),以及全面发展金融市场,扩大房地产以外的投资渠道。
 

 

多位看空地产专家被曝多次抄底购房

每日经济新闻

2010-09-15

    国内楼市的多空之争又有新的进展,与谢国忠、牛刀等齐名,有内地地产业“一号空军”之称的某地产专家,近日被消息人士曝光其在上海徐汇滨江楼盘——尚海湾豪庭购买了一套千万级豪宅。这是继牛刀去年被曝2008年在深圳买楼之后,第二起地产空军领袖人物被曝买房。

    上述事件表明,地产空军并非一味看空楼市,对个别价值远远高于价格的项目,会毫不犹豫出手购买。而购房者对于这些知名地产“空军”领头人物的言论应该选择性倾听,以避免受他们某些言论影响,错过了买房置业的好机会。

    2009年年中,牛刀在做客电视台《头脑风暴》栏目时曾自曝,自己于2008年7月低价购房,并且是买在了低点。而整个2008年牛刀一直通过博客看空房价,认为房价要跌。但没料到,牛刀自己却在市场一片不看好中,成功抄底,买到了房价的最低点。

    牛刀的案例,并非是内地“地产空军”的第一起看空做多的事件。此前,曾担任摩根斯丹利亚洲董事总经理和首席经济学家的谢国忠曾在2004年前后一直认为内地楼市泡沫严重。但摩根斯丹利旗下的地产基金却从2004年开始在上海疯狂买楼,先后买入东海广场、华山夏都等多个楼盘,仅以大摩在上海出售的物业——陆家嘴公寓为例,当年买入时仅花了7亿多元,而今年卖出时的价格已高达12亿元,账面利润高达5亿元。

    以上述购买了上海徐汇滨江千万级豪宅——尚海湾豪庭的“地产空军一号”为例。一直以来,他都认为国内房地产泡沫严重,政府有必要出台房地产税,以抑制房价的过度上涨。然而他本人购买的尚海湾豪庭,却也是被上海地产业界公认的价格被低估的楼盘之一。

    就在上周,尚海湾豪庭对岸的黄浦江沿岸地块E18地块(9-3)地块被拍出上海楼板价新高,达到35490元/平方米。但这样一个天价,却被认为是打了7折。未来尚海湾豪庭对岸的世博会场馆的地块楼板价至少要达到50000元/平方米以上。而目前尚海湾豪庭部分中低价房源的单价也不过六七万元。

    与此同时,尚海湾豪庭所在的徐汇滨江,还获得了整个滨江沿线区域最多的政府投资。根据此前徐汇区政府公布的数据,在8万多平方公里的徐汇滨江,区政府将投入超过400亿的资金完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造就了黄浦江沿岸最长的绿化带,多个地铁站点和海事瞭望塔与 “龙之脊”桥。

    中国指数研究院副院长陈晟曾表示,豪宅的等级和政府在一个区域的投入成正比。而在目前上海的众多豪宅板块中,徐汇滨江的政府投资显然属于比较多的。

 

模糊的边界:云南十万边民移居越老柬泰缅

凤凰周刊

    “搬走都是那边吸引力太强啊”水头寨党支部书记杨春福说:“越南的政策太好了,深得人心。”

    马关县金厂镇老寨村水头寨的项正友,一家9口人全部搬到了越南莱州省。
  临走前,项通知乡里乡亲,甚至告诉镇上的领导干部,把他们请来摆了好几桌宴席,庆贺乔迁之喜。他们一家人现在都入了越南籍。当时,金厂镇原武装部部长杨光礼对项的“叛逃”并没有多加劝说,项临走还送了他一片杉树林。
  马关县的国境线长138公里,有金厂、都龙、小坝子、夹寒菁、仁和、木厂6个边境镇,14个边境村委会和54个边境村寨,每个寨子都有边民外迁。而沿云南中越边境一带,文山州马关和麻栗坡县一些边境民族都是举家迁往越南。据官方统计,这些边境地区的生活贫困导致边民陆续外迁,几年来,文山州麻栗坡、马关等县已有398户边民背井离乡,其中有198户752人外迁到越南、老挝和缅甸居住。
  “搬走都是那边吸引力太强啊”水头寨党支部书记杨春福说:“越南的政策太好了,深得人心。”
  目前,越南正加快北部边境地区恢复建设。在边境一线居住的边民,越南郑辅给予财力和物资上的扶持,全面消除茅草房。凡是进行异地搬迁的边民,每户给予8000元人民币的补助。而公路建设、人畜饮水、边民的公共设施建设全是国家投资。对有水利资源的村寨,国家无偿为农户安装微型水电发动机。
  此外,越南郑辅每年还为每个劳力无偿供应一把锄头、一把砍刀,他们为边民每年无偿提供种子、耕牛,每年没人补助化肥15公斤,供应每户边民每月1千克煤油,2千克盐巴,还有收音机。
  对吃粮困难的边民,越南则每户给300-800公斤的粮食,遇到自然灾害,他们还会给边民每人每月发放10-15公斤救济粮和25元救济款。
  令杨春福心动的是,越南对中越边境沿线的民族山区,一律实行免费治疗,免费防疫。仅凭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不少村民搬过去。他说。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根本没办法。村民看病都要去镇上、县上的医院才能报销,而且报销部分不足一半,村民还得自掏腰包。
  那边的村民小组长待遇也比这边高,他们一个月18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90元。而我们一年才120元。杨春福换算得很快,他对两国政策做了一番深入的比较。他说,越南计划生育政策也宽松,这边却采取强制措施,强拉人去接扎,没钱罚款就拉牛、拉马、没有牲口就拆房子。
  现在,边民子女全部采取免费教育,并且对贫困学生,少数民族学生还给予生活补助,同时采用民族语言教学,吸引不少中国边民送小孩到境外读书。
  在云南河口、已有一部分边民的孩子自发地到越南学校读书。一些边民埋怨道:“国家这么大,也比越南富得多,可是对边民的照顾为什么还不如越南?”
  与此同时,原缅共分裂,蜕变而成的缅甸佤帮在与缅甸郑辅达成和平协议后,制定了迁移10万人到泰缅边境勐阮、岩城等地定居的“南迁计划”。受其发放粮食和安置费、解决住房、小孩免费入学、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用具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吸引。云南边境地区的佤族1200多户,纷纷表示愿意随迁。
  另外还有不少边民受境外种植罂粟高额利润的诱惑。纷纷移民到佤邦种植、收割罂粟。目前,佤邦首府邦康3万人口中,有2万是从中国出去的
  云南澜沧、西盟、孟连3县边民外迁情况也比较严重。据不完全统计,这三个县共有799户、2832人迁移到缅甸佤邦辖区定居。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鲁刚做了一项调查显示,在越、老、缅、泰四国北部地区,分布着相当数量的来自云南境内的汉、回、白等族人口,有的已经形成较大的聚居区,一般被成为“境外云南人”或“境外华人”。其中仅缅、泰、越三国北部一带便达数十万之众。在越南北部,这些人已被称为“华族”,被列为该国的少数民族之一。
  另一份云南民族事物委员会的调查则显示,中国移民到缅甸果敢地区的共有约21万人(包括流动人口),其中老街就有11万多人,主要以汉族(缅郑辅称为果敢族)为主,他们通用汉语,其余还有彝、傣、傈僳、佤、崩龙(德昂)、苗等几个主要民族。
 

 

 

发件人:"晓陆 杨" <yangxiaolu_8@yahoo.com.cn> 2010-12-06 13:24:30 +0800 收件人: <yunhuaw99@yahoo.com>,  抄送:标题: 杨晓陆传:中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转基因产业化实现过程

中国三大主粮转基因产业化的实现过程

杨芳洲

2010年12月6日

    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批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之后农业部发言人又说该部从未批准过任何转基因粮食种植。

    2010年7月4日,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取消行政审批项目,其中包括“农民养殖、种植转基因动植物审批”(第29项)和“农业转基因生物过境转移审批”(第47项),即农民养殖、种植转基因动植物和农业转基因生物过境转移已不再需要行政审批。(国务院该文件网址:http://www.gov.cn/zwgk/2010-07/09/content_1650088.htm)

    此后农业部科教司周萍处长解释道:虽然取消了农民种植养殖转基因动植物的行政审批,但转基因(粮食)产业化还要经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等环节批准(即2001年5月23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04号《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条)。(该国务院令文件网址如下:http://www.cqagri.gov.cn/detail.asp?pubID=136645)

    现据经济观察网报道,农业部于即将于年底公布重新修订后的《农作物种子生產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值得关注的是,新《办法》中明确规定,“申请转基因水稻、玉米、小麦种子生产的,注册资本不少于1亿元,其中固定资产不少于5000万元”。

    只要注册资本不少于一亿元,固定资产不少于5000万元即可经营转基因种子。加之农民种植养殖转基因动植物的行政审批程序已于7月4日取消,至此,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的转基因产业化再无障碍,全部开闸放水。

    从转基因大米、玉米、蔬菜、瓜果等流通情况看,所有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的过程都是偷偷摸摸,除一些豆油产品外,全无转基因标识,农业部已基本放弃了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的职能。在当前法纪混乱的情况下,究竟有多少转基因食品在市场流通,荼毒消费者?三大主粮中哪些是转基因哪些不是?恐怕很难有人能说得清楚。至此,中国人民在顿顿必吃的三大主食中,已基本丧失了不吃转基因的选择权!在全部中彻底丧失不吃转基因的选择权也指日可待!

   这已经不只是在推广转基因了,而是为了国内外某些人的转基因既得利益而剥夺天下苍生吃天然食品的权利——这一最基本的生存权。

 

 


发件人:"huxingdou" <huxingdou@gmail.com> 2010-12-04 17:47:15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进入了长期的高通胀时期

中国进入了长期的高通胀时期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10-12-4

    中国的唯经济、唯GDP的政绩观导致了政府投资的高增长以及货币的超量发行,由此中国大陆的高通胀不可避免。

    据报道,目前中国的货币流通总量高达80万亿以上,而GDP仅35万亿元,广义货币M2与GDP之比高达2.6倍;而美国尽管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其广义货币M2仅8.8万亿美元,约合60万亿人民币,M2与GDP之比仅为0.65,而其GDP是中国的3倍,也就是说与美国相比,中国的货币量是其正常值的3.6倍,如果考虑到美元60%在美国之外流通,而人民币几乎100%在中国境内流通,那么中国的货币量是其正常值的6倍,或者说中国超额发行了5倍的货币。

    仅2009年,中国发行了13万亿的人民币,货币增发速度达27--28%,2010年前10个月发行了约7.5万亿人民币,货币增发速度近18%。而中国的GDP增速仅8~9%,一般来说,货币发行速度应当与经济增长速度大致相等,那么可以肯定中国每年的货币超量发行达到GDP的10%~20%。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率超过10%。

    事实上,目前许多农产品的价格同比上涨了50%以上,而食品占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34%。由于货币的超量发行,中国进入了长期的高通胀时期。为了遏制通胀,中国一要改革政绩制度、货币发行制度,二要回笼货币,特别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将货币之猛虎关进笼子。

    为了保障民生,中国必须以高于通胀的速度大幅度提高人民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在高通胀之时同时保证国民拥有较高的工资和福利。

 

 

 



发件人:"SYNTAO" <mail@syntao.biz> 2010-12-08 11:31:3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商道纵横简讯 第五十八期

什么导致物价普遍上涨

扩大进口 抑制通胀

周其仁

2010年12月6日星期一

  “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实在是一句老生常谈。追根寻底,时任美国海军天文台数学和天文学教授的纽康先生(SimonNewcomb),在1885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里写下的“交易方程(equationofexchange)”,就揭示了这个道理。后来,耶鲁大学的费雪教授(IrvingFisher)概括提炼的“货币数量论”,讲的就是若给定货币周转速度和商品为常量,物价总水平由货币数量决定。上世纪60年代以后,美欧高居不下的物价指数造就了货币主义经济学的英雄,弗里德曼坚持以货币数量解释物价高涨现象,让这一名言传遍天下。
  中国的读者理解这个命题没有多大困难。在字面上,中文的“通货膨胀”直指问题的根本——是“流通中的货币”太多,才造就了物价的普遍上涨。根据中文的通胀概念,货币超发的当时已造成了“通胀”,不需要等到看见物价上涨才大喊大叫的。喊叫也没什么用,因为那放出去的货币购买力,总要把商品追到了手里才算消停。困难的是,何谓货币超发见仁见智,非到众怒难犯的境地,人们的认识不容易“统一”。这是处理通胀问题常常滞后的原因。
  虽然货币超发是所有物价高涨的共同原因,但货币超发的成因却各不相同。从中国经验看,如本专栏讨论过的,1995年应该被看作是一道分水岭。在那之前,财政缺口由人民银行透支,构成所谓主动超发的类别。90年代早期,在承受了又一波高通胀之苦后,中国痛定思痛,由全国人大通过人民银行法,定下了央行再不得对财政透支的法则,在制度层面终止了货币的主动超发。1995年以后,加入了世贸协定的中国经济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开放局面,也带来“被动超发货币”的新问题。日益庞大的贸易顺差、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以及怎么摸着也不热的“热钱”,一起汇成进入中国的外汇洪流。在人民币稳定汇率目标的硬约束下,央行不得不动用基础货币大手购汇,一方面形成巨量国家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就对内转成越来越多的广义货币存量。
  看在货币数量论者的眼里,超发货币打下的地基既宽又深,物价大厦一个个冒尖就不足为奇了。比较“反常的”,倒是除了个别年份,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恶性的状态。这又是为什么?容易想到的答案,是政府顾及民生,一旦物价异动,就出手直接管制物价,不准物价上涨。但是实际的观察是,偌大一个市场经济,持续而普遍的物价管制从来就不可能有效。风口浪尖时的“金牌十二道”,常常过不了多久就不了了之。真正起作用的,恐怕还是货币数量公式里的那个“Q”,即商品数量。物价都变了,商品供给量怎么可能不变?!菜价涨刺激供菜,房价涨刺激供房,古董价涨刺激古董供应的增加——当然包括假的。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中国尚没有投放到市场里来的资源有的是,市场形势危急,加大投放就是了。这就是本专栏讲过的“水多了加面”:1990年代以后,国有土地拍卖、城镇居民房改、农民工大规模离乡进城,加上土地转包和山林权转让,多少资产投入,把那被动超发的货币“积极平衡”了不少。
  这样来理解,通胀就不单只是一个货币现象,而且也是商品——或广义的资源——能不能对价格变化作出灵敏反应的制度性现象。货币超过经济需要幅度的超发,固然构成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基础,但终究还要受到潜在的商品和资源对物价作出反应的能力的平衡。读者检查一下这个命题的逻辑吧:货币多、物价涨,要是紧接着有更多的资源应市,价格是不是可以趋于平缓?反过来,货币多、物价涨,要是潜在的资源被关起来不许应市,那价格是不是趋向涨了还涨?
  以近期菜价为例,民怨沸腾之际政府出手限价是标准动作,但从效果看,如果压价连带压制了供给那可是愚蠢之举。我比较欣赏的干预措施,是发改委下令全国运菜车辆过高速公路——有的地方连一般公路也算上——一律免收过路费。此绿色通道政策有刺激供菜之效:菜价上扬本来刺激生产,但也可能激发多放几天再卖更好价钱的念头。限期之内免过路费的办法一来,菜贩的算盘变了,因为公路运费不是个小数,抓紧机会享受优惠,不要过期作废!当然,更周全的是政府要给提供免费的高速公路补价,免得公路的供给受影响。
  这说明,物价上冲时段的商品供应量不是不变的,而是可变的。很明显,变多了有助于抑通胀,变少了就是火上浇油。所以,在抑通胀的各项措施中,要特别注意刺激商品的供应量,决不能压制商品的供应。这里顺便也对喜欢“举国体制”的朋友提一句:政府之举既可造福,也可为祸,端看举的是不是个地方。举对了,四两或可拨千斤;举错了,面子里子丢个干干净净。
  不妨修订一下,叫“货币-商品数量论”吧。没有任何原创新意,就是根据多少次通胀的经验,看到关键时刻商品供应量变化对物价形势变化的重要意义。商品(资源)量的变化,无论长期短期,总与政策、制度状况息息相关。
  也正是这点心得,让我对上期本栏讲述的海外代购、境外直购,有非常正面的评价。本来,出口导向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不但对外“失衡”,而且对内也失衡 (见2010年8月23日第43版本系列评论之十七)。根本解决之道,不是人为压缩中国的出口,而是主动扩大进口,在更充分发挥自己与贸易伙伴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达成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那么,是什么力量影响了中国进口的扩大?讲起来因素颇多,我们以后还要讨论。其中比较根本的,我认为还是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因为从进口的角度看问题,人民币汇率的水平决定着中国人花美元买国外商品劳务——进口——的机会成本。以2005年前的汇率为例,中国人每花1美元,就要放弃人民币8.26元。放弃者,成本也。2005年7月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以上,就是国人花美元购洋货的成本降低了20%。经济逻辑说,成本降低、需求量上升。这样推理,人民币汇率升值定有扩大进口之效。
  果不其然,人民币汇率一升再升(今年6月19日)之际,国人的海外代购、境外直购就流行了起来。除了国内外部分商品的相对价格变得利于国人购买外国货之外——这是汇率升值的直接后果——进口税费的设置和服务是否便利,对进口流量有非常灵敏的影响。无数普通网商在关税未加注意时就率先自发行动,才显示了新潮流的重要含义:对外有助于平息贸易保护主义,对内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有助于抑制通胀。从这个角度看,对海外代购、直购严格税收的做法虽出于维系不同贸易通道之间的税负公平,但更为可取的做法,却是审时度势,适度平减入口税费和进一步提供进口服务便利。毕竟,每增加一块钱国外商品的进口,就是为平息国内通胀压力增添了一份积极力量。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0-12-07 17:24:46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socialenterprisecn" 抄送: 标题: CSRGLOBAL信息简报140期

    在独特的国家治理模式之下,中国从来没有独立的工商运行体制,所以,从来就没有独立的商业伦理。在这样的前提下,造成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企业家阶层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感非常薄弱。

中国为什么没有独立的商业伦理?

吴晓波

2010-12-01
 

   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

    1904年,四十岁的德国宗教社会学教授马克斯。韦伯提出了这个问题。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也就是从这个设问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完成了一次自我的伦理轴心化。马克斯。韦伯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他将人类文明的新革命——资本主义运动进行了一次非经济层面的文化诠释,从宗教伦理、民族传统的角度重新诠释乃至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精神。他的这一工作产生了决定性的成效,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共识。

    作为韦伯论述的对应体,东方文明从此陷入到一个巨大的被动境地之中。它必须解释,为什么众多早慧的东方文明无法诞生资本主义?韦伯在另一本作品《儒教与道教》中分析了中国宗教的这两种基本形式对经济生活的理性化能力问题。他断言,无论是哪种都不具备新教那样的责任伦理观,因为儒教,作为支配性的终极价值体系,始终是传统主义取向的,对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
  
    到1980年代之后,随着新儒家的兴起,一些美国及台湾的华裔学者——如余英时和杜维明等人——决定在韦伯流连过的战场上寻找新的出路,他们试图证明儒家的千年伦理传统,从先秦的孔孟到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乾嘉汉学,都贯穿着强烈的济世情结,儒家的众多伦理概念——如均贫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与现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点。杜维明甚至认为,只有儒家伦理才能解决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它的人文精神是全面的,不是单一的。它突出人和自然的协调,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人与群的关系,对过分强调科学主义、效率、自由的西方价值观是一个反驳。
  
    时到今天,尽管余英时和杜维明的观点在西方知识界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然而,在华人学界却逐渐形成为一股主流的意见。不过,有一个问题却始终没有人解答——如果余英时和杜维明的立论成立,儒家伦理与现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之处,但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仍然如此艰难?
  
    要回答上述疑问,并不容易,在我看来,答案有两个:其一是经典儒学大师对经济行为的蔑视。在先秦诸子中,孔孟对工商业的阐述很少,到汉武帝时期采取独尊儒术的国策之后,历代儒家在经济政策上少有突破;其二,则与中国的大一统政体有关。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在中央集权的帝国模式之下,历代治国者形成了丰富的、中国式的行政模式和经济治理经验,与之相伴随的,则出现了极富特色的、先盛后衰的工商文明。当中央集权形成之时,必是专制生成、民间羸弱之际,而当地方坐大之时,又必然产生割据分裂的景象。中国所有朝代的兴衰更替,无一不是这一逻辑的具体表现而已。而在这一轮回中,工商经济一次次地成了牺牲品和殉葬品。
  
    于是,两千余年来,我们看到的景象正是,在独特的国家治理模式之下,中国从来没有独立的工商运行体制,所以,从来就没有独立的商业伦理。在这样的前提下,造成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企业家阶层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感非常薄弱。
  
    自古以来,对经商者身份的鄙视不仅仅来自统治者及知识阶层,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对此颇为不齿。费正清就曾经说过,中国商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他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即便到了晚清,先进如张謇,也把自己的下海经商称之为舍身喂虎。上世纪二十年代期间,上海的出版事业空前繁荣,杂志及图书印刷总量竟已超过美国,各种杂志百家齐放,可是却没有一本商业杂志——仅见的一本是张公权等人创刊的银行公会内刊,在社会上并没有公开的影响力。

    我们可以认定,企业家阶层开始对自己具备了一定的身份认同意识,是本次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事件。当然,从现今的景象看,这种身份认同仅仅体现在财富自觉的层面上,在阶层自觉上,还远没有开始。

 

 


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  2010-12-10 00:09:25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转发: 献给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废除退休养老双轨制,实现社会公平(欢迎转发,引起社会各界共鸣) 发件人: fast_east [mailto:fast_east@126.com] 发送时间: 2010年12月9日 9:28收件人: starkling 主题: 献给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废除退休养老双轨制,实现社会公平(欢迎转发,引起社会各界共鸣)

献给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废除退休养老双轨制,实现社会公平

——请求对退休养老双轨制进行违宪审查

刘卫敏

    中国社保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养老体系的双轨制造成的。最根本的核心问题是,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覆盖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而只是为被排除出由国家财政负担的人做的政策性安排。开始是适用于国企职工,后来扩大到那些从来没有机会被纳入国家养老体系的其他人群。可悲之处在于:决定这个体系的规则和命运的则是自身利益与社保体系并无直接关系的官员。

    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就业人员绝大多数是国营企业职工。他们工资很低,但比较有保障。从其中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在职和退休人员的公费医疗(基本全额)和退休金(不低于退休时工资的70%)来看,国企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样,工资-福利体系是由国家统一负责的。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国企经营管理制度改革,如以厂长、经理责任制为代表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等,国家实际上以“改革”、“自负盈亏”的名义把对原国企职工的福利责任推给了企业。

    九十年代实行“政企分开”之后、各地方政府违反《行政许可法》24、83条的原则,以“行政划拨、资产重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为名强制将原来属于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划拨给各地方政府的大型企业集团、或国有控股公司(其实都是利益集团),实质上将政府的公共权力交给政企不分的利益集团,导致利益集团劫持社会、绑架政府!加速了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无疑将羊群送入虎口,造成一系列政策性失误:广大职工脱离政府管辖,被划拨到这些政企不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利益集团,鉴于这些利益集团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他们既不了解被整合企业的历史,与职工们又没有感情纽带,最终以“改革”为名、按照“接收资产不要人”的思路将被重组企业的职工剔除出局,随意掠夺企业资产,导致企业生存空间进一步压缩。原来的企业职工从此陷入灰暗的人生,白白浪费宝贵年华!

    广大职工愤怒地说:政企分开之前,无非是企业向上级部门上交管理费而已,政府与下属企业关系较为融洽,但“行政划拨、资产重组”之后,导致了权力与资本的进一步结合,实质上弱肉强食、加速垄断,作为上级的利益集团对其不劳而获、政府划拨得来的下属企业的资产大肆排挤、掠夺,我们的经济秩序完全与市场经济规则背道而驰,我们的社会已经从个别部门、个人腐败陷入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体制性腐败!

    利益集团将这些企业的资产作为上市募股项目,如果无法拓展业务就出租或变卖厂房、买卖地皮、合作搞房地产获取利润,原来的国家职工被迫转制、分流、下岗、轮岗、失业、退养,成为被利益集团随意宰割的羔羊,“关、停、并、转”等等,尤其以“减员”为手段的所谓“增效”,形成强烈的社会不公,造成很多企业和职工失去保障的平台,为企业多年奉献和积累付诸东流,也就是说,国企无法按照原来的标准供养包括退休职工在内的职工,于是只好默许“各村各出自己的高招”,于是乎,提前退休、内退、下岗、待岗甚至还有轮流上岗等等五花八门,把国企职工折腾到失去主人翁的尊严,政府实际上推卸责任!2004年甚至出台国企职工离退休之后全部移交地方,实行社会化管理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推给社会),割断了企业职工与为之奉献无数心血的企业感情纽带,让职工敬业爱岗就等于一句空话!而党政机关的离退休干部却由机关的离退休服务中心、老干活动中心、老干处工作人员伺候,每年享有体检、疗养、旅游、公费医疗、住房津贴等等特权,享受着企业职工无可比似的优越性。

    在国企职工举步维艰时候,党政机关公务员却一枝独秀,2008年的中国,全国公务员普遍加薪,各大城市平均上调一千二百元,尤其金融风暴来临,公务员加薪美其名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而企业职工就得减薪、下岗,农民工就得失业回家?可以说是荒唐绝伦!公务员成为了中国最稳定最富有的高收入群体,而企业职工近几年在经历了政企分开、行政划拨、资产重组、分流、下岗、轮岗、失业、退养等一系列“改革”新名词的摆布之后,过去创造的积累付诸东流,被随意宰割。公务员享受终身制待遇,退休后将由政府拨款支付退休金。而企业职工则参加社会统筹,由其缴纳养老保险、美其名曰由社会保障机构负责。

    公务员根本就不用考虑自己的工作是否得到公民的认可,他们既是政策制定者、也是实施者,任凭市场经济急风暴雨,都影响不了公务员队伍,因为他们在体制内,无论调到什么部门都带着国家体制内的特权(即:工资关系、行政级别、医疗关系等等跟随转移)。

    目前在各大城市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队伍,混十来年就自然晋升为科级、二十年后自然晋升为处级,或者巧立名目设置编制安排干部的、又或者享受相应待遇,什么处级科长、局级处长、局级调研员、顾问等等等等,没有担任实职却“高套”享受相应待遇的非常普遍;甚至还有晋升几级内退、照样拿在职的工资福利待遇,又或者被免职、撤职之后还保留待遇的等等。

    即使,2010年广受社会关注的深圳公务员改革,所谓的创新其实就是将官本位制度化!说穿了就是利用职权设计制度“权力自肥”的体制性腐败!按照深圳的设计:一个公务员如果老实工作,没犯错误,平平庸庸、不问贡献,每过4-5年就自然晋升一级,工作二十年自然晋升为处级待遇,一直到退休养老都可以享受相应待遇,反正是国家财政拨款,不差钱!按照这样设计,将来若干年之后,所有20年以上工龄的公务员都可以凭国家财政拨款而享受处级待遇,高于企业职工退休金4—5倍!那么,企业职工没有国家财政拨款、还得面临经济秩序不公、利益集团欺行霸市、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如何提高待遇?!

    另外:2010年全国各地为了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护稳定而制定最低工资保障,本意是为了改善民生,但政府如果对此一毛不拔、没有配套措施,必然加重企业成本、更加将遵纪守法的中小企业、尤其劳动密集型企业推向深渊!所以,仅寄希望提高最低工资保障线提高劳动者收入其实是一厢情愿,经济学教科书入门告诉我们:如果社会已经约定俗成、或者普遍接受、已经实施的均衡工资低于最低工资保障线,政府强制推行最低工资保障线,可能导致企业无法维持经营而引发大量失业;如果社会均衡工资高于最低工资保障线,那么,政府制定这个最低工资保障线将变得毫无疑义!说穿了,这个最低工资保障线仅仅是政府给我们的国民画一个美好的大馅饼而已!

    另外,如果没有法律强制约束、尤其对私营、外资、劳动密集型、尤其服务性行业等等没有采取强制性约束,对遵章守法的企业同样是不公正的!政府必须要做的是:既然是法规,所有国有、民营、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等等都必须一视同仁!

    更加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制定公平正义的经济秩序、在政策引导、减免税收等方面放水养鱼、大力扶持中小企业,让企业公平博弈,健康发展,还利于民,我们的企业才能吸纳就业,社会才可以稳定!如果企业被利益集团掠夺,没有增长点、没有生存的平台,谈什么吸纳就业、维护稳定!?如此简单的道理,我们的政府竟然不明白?!难道不令人匪夷所思吗!

    众所周知:每家企业不仅要承担国家巨额的税务责任,以及地方基层政府的各项苛捐杂税、各项分摊,更要应付管理层苛刻严厉的考核、一层压一层。一些企业领导一语道破:“在中国搞企业,你把企业经营好后,上级主管部门会以国家名义抽调你的资产,反正企业是国家的!或者,以改革为名将你调走,安排亲信来吃你。做得好上级管理部门要拿掉,而且你也得不到,做不好更要拿掉”。与公务员相比较,企业职工面临的是没有尊严、没有上升通道的灰暗人生!

    与企业职工自谋生路相比较,公务员还享有惠及全家的公费医疗,个别大单位还设有价廉物美的机关食堂、幼儿园、甚至医院门诊、疗养院、美发中心、机关服务中心等等等等。此外,1999年停止福利性分房以后,个别地方的党政机关以改革的名义,或搞“集资建房”,或搞“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或者搞“定向开发”,内定的开发商,以极低的价格甚至采用行政划拨的办法圈下土地,建好房子以极低的价格由政府机关“团购”,再按级别档次分给官员。这种以改革的名义谋私的情况,媒体常有揭露。

    实际上,我国各项保障历来突出官本位,上世纪80年代流行“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观点纯粹以偏盖全误导公众!搞导弹、拿手术刀的都是体制内的人,有固定工资收入、公费医疗、单位宿舍,而卖茶叶蛋、拿剃头刀的都是迫于生计流落街边的个体小摊贩而已,社会地位十分悬殊。

    据2009年9月了解,在经济发达地方的省会城市、中心城市,其直属部、委、办、局、或区政府一级的政府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的收入比较如下:

    一、在职期间比较:

    公务员平均月收入如下:厅局级:约13000元,处级:约10000元,科级:约7000元,科员:约5000元;办事员:约4000元;

    国有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如下:控股集团董事长:约20000—30000元,部门总经理:约12000元,经理:约8000元,主管:约6000元;主办:约4000元;基层普通职工约3000元;

    二、退休之后比较(不包括离休):

    公务员:

    厅局级:约10000元,处级:约8000元,科级:约6000元,科员:5000元;办事员:约4000元(注:政府机关几乎没有以科员、办事员身份退休的,绝大部分是没有担任实职、却享受高套几级退休的,如:处级协理员、主办科员、科级办事员等等。除非极少数犯错误的);
国有企业:

    控股集团董事长:约5000元(所以很多国企领导回归公务员队伍享受局级待遇退休),部门总经理:约4000元,经理:约3000元,其余普通职工1000—2000元(注:在企业退休的大部分是普通职工);

    特别说明:上述统计仅仅局限于政府公务员与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之间的比较,因为国有企业受国资委约束,理论上与公务员一样同样是政府领导的。

    分析结论:

    在职期间,公务员与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管理员收入差距不大。差距在于:极个别企业集团的高层管理者享受近30万的年薪,而基层普通职工年收入仅3万多。也就是说:1、极个别企业集团的高层管理者在职期间的收入远远高于政府公务员的厅局级干部;2、政府公务员中,普通办事员的工资收入却高于企业基层职工,而且,企业基层职工占据社会就业人口绝大多数!退休之后:政府公务员的收入远远高于企业的干部、职工!公务员的待遇与企业相比较可谓天壤之别!企业职工的退休金仅为政府公务员的三分之一!非常荒诞!而且,退休职工医疗保障与公务员的公费医疗比较十分悬殊!

    另外,一个突出问题:公务员由于掌握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经费属国家行政拨款,因而绝大部分人可以工作多少年自然晋升什么级别,所以,公务员没有担任实职却享受“高套”几级享受待遇的情况非常普遍!又或者千方百计、巧立名目设置机构、制定编制、提高级别、安排职务,享受待遇。而企业职工由于受市场竞争、自负盈亏、成本核算、绩效挂钩等等因素影响,不允许如此“自然晋升”、“高套”现象,上升通道极其狭窄(由于经济环境无序、缺少保障,职场上没有上升通道,所以,与公务员优厚待遇相比,大部分企业职工面临灰暗的人生)。此外,公务员在体制内流动,工资关系、行政级别、医疗关系等等跟随转移,福利保障基本不受影响;而且,公务员极少可能工作期间降低职位待遇。

     企业职工的工作岗位受所谓转制、资产重组不公,“能上能下”,市场化改革,以及企业领导人滥用人事任免权等因素影响很大。而且,由于资源限制,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部门的福利保障十分悬殊,所以,企业职工的工作变动对其福利保障影响极大。注:本文根据年度总收入、按照月平均统计,而不局限于工资收入。

    这个统计没有包括国有服务行业、外资企业、个体工商业、自由职业者等等,其它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等等就更加不能够比较,这些行业很多是国家政策,尤其劳动法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照耀不到的角落,它们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自我谋生、惨淡经营、没有保障、地位低微,已经沦为没人关心的群体,失去人格尊严!
更加不能够容忍的是:个别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公务员工资,采取虚报提高所在地区的工资收入水平。其统计的覆盖率不到本地区收入水平的40%, 也就是说:如此的统计竟然不包括本地绝大部分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综合结论:由于企业的逐利性,强调成本核算、绩效挂钩、自负盈亏等等,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社会地位、人格尊严等方面与国家行政拨款的公务员相比较存在巨大差距!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国资委、包括社会舆论提出规范国有企业高管的收入实属迫在眉睫。但是,如果单方面强调成本核算、绩效挂钩、自负盈亏,规范管理,将企业窘迫的问题归责于普通职工、由普通职工承担经营不善的责任而遏制职工的收入的话,必然导致更大的社会矛盾!实际上广大职工更加祈盼依照《宪法》第十六条精神,参与对企业实行民主管理,支持成本核算、绩效挂钩、规范管理,因为,绝大部分职工都以企业为家、勤奋工作、为企业奉献最美好的年华。

    如果说:企业职工收入实行自负盈亏、绩效挂钩,自然无可非议。但问题是:企业情况非常错综复杂,企业成本既有政府公共政策失误导致经济环境无序、利益集团欺行霸市、企业之间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消耗资源,领导人的意志、内部管理、以及经济大环境、企业所承担税收、慈善、安排就业等等社会责任,因而导致企业社会地位的萎缩,步履维艰。

    更不可否认:导致企业陷入窘迫困境的根源,有些是国家政策不公所引起!如:经济环境无序;政企分开之后企业转制;或者政府拉郎配式的违规兼并、资产重组不公;导致员工被剥夺工作岗位、无法享受自己积累的劳动成果等等,政府成为社会不公的制造者,导致职工维权陷入体制性缺失,从此陷入灰暗的人生,白白浪费宝贵的年华。

    所以,作为负责任的政府,绝不允许以企业“自负盈亏,绩效挂钩”、“改革”为理由,漠视职工利益诉求。因此,政府在遏制国企高管、规范公务员收入的同时,不仅要大力提高普通职工的保障水平,更要恪守公平正义的原则,制定公平正义的经济秩序,使我们的企业通过理性的博弈健康的发展,提高国民的福祉!努力改善国民收入!
可惜,在我们这个自称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举世瞩目的持续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各级政府却以减轻财政负担为由,把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社会保障、福利住房等基本福利制度作为社会弊端给改革掉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党政机关公务员身上(而且延伸到退休之后),而企业职工在政企分开之后由于受转制、资产重组不公等影响,逐渐失去工作岗位、更失去退休、医疗保障(即使有保障也十分低微),结果造成新的贫富悬殊!也反映了政府调控能力的荒唐、无奈。

    在这种局面下,尽管社保体系缓解了社会矛盾,尤其国有企业被纳入社保体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退休金近年一路飙升,而企业受经济环境无序而导致的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折腾,职工的退休养老、医疗保障越发萎缩,甚至很多原来企业的公费医疗都予以取消,造成极大反差!早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3年《宪法》第十五条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现实的分配格局是:党政机关公务员实行计划经济(是否涉嫌违宪?),企业职工实行市场经济,导致这个社保体系的漏洞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国的社保(包括医保)不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制定这个政策的人本身的命运却与该社保系统无关,因为国家机关公务员的社会保障永远由国家财政拨款,而创造社会财富的企业职工的命运却掌握在这些既得利益者手中!这种地位和立场的不同就决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政府官员认为经常给老百姓做好事,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恩赐”,无法理解老百姓为什么不感恩戴德。老百姓,尤其是国企职工则认为,原来大家都为国家工作,现在你们以所谓“改革”的名义把我们甩了!几乎每次“改革”都变成一次掠夺!如果“改革”是好的,为何你们自己不率先进行改革?既然所谓的“改革”有益于社会进步,为何你们公务员群体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冲锋在前?!实际上,我们可以一针见血地说:这些年所谓的“改革”,受到伤害的几乎都是企业职工,谁提出质疑谁就被扣上“走计划经济回头路,想搞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帽子,有限的社会资源总落在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企业新贵手里,他们公器私用,依靠强大的政策资源继续巩固既得利益,可见,所有以政府公务员主导的所谓“改革”,最终被背叛,被出卖的都是最底层的弱势群体!

     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推行的“减员增效”,实际上“减员”的都是普通劳动者、其中不乏默默地忠诚奉献的老实人,留下来“增效”的很多都是利益权贵、或其皇亲国戚!这些所谓“改革”从来不提“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各地区、各单位几乎无一例外地以“改革”为名将异己推出单位大门、推卸包袱,以利于自己收入最大化,或者腾出岗位安排自己的皇亲国戚!如此的改革将巨大社会矛盾推给我们的社会!我们不禁要问:如此改革,我们减什么员?增谁的效?最终受到损害的是人们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损害的是我们社会的安宁!

    另外,医疗体系的改革难以见效也是同样的病根!企事业单位职工、自由职业者即使自行缴纳医疗保险,但他们的医疗保障与公务员公费医疗比较也是大幅萎缩!同样捉襟见肘! 导致有病不敢就医。

    社保体系存在许多问题,从技术层面几乎无法解决。决策者应该痛下决心,制定一个把公务员纳入社保体系的时间表。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社保系统都是针对所有人。公务员另有一个财政负担的福利系统是“中国特色”,但很难说是“社会主义”。 代表人民不是靠宣传就能被人民认可的,要代表人民必须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如果继续保持养老、医疗方面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只会形成政府收入首先保障的是公务员利益的印象。

    政府应该明白,如果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国家的统一就没有基础,听任下级政府与自己规定不符的抽象行政行为合法化,中央政府就会越来越没有权威。

    我们经常说,党政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但现实生活中,为什么那么多人放着好好的主人不做,却千方百计争当仆人呢?显然这里有很大的误区!不由得让人们深思:一个自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现实却是:谁都不愿意当工人、农民!工人、农民成了没有社会地位、受剥削的弱势群体,可想而知,如果不加以改善,我们这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还能代表先进文化吗?

    《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坚持公平与正义。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春节团拜会上提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政府必须平衡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切实为社会创造公平正义的经济秩序,各级政府不能对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熟视无睹,“构建和谐社会”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一定要拿出切实措施尽快改革!为此,我们提出几个建议:

    (1) 将公务员的工资收入纳入法治化轨道,公务员收入水平必须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平均收入、公民满意度等等挂钩,不能让有权者的自肥式分配再继续下去!公务员提升工资必须得到人大常委会的讨论批准!(问题:人大常委会也是参照公务员待遇,人大也是既得利益者,如何解决?)

    (2) 对公务员、以及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分配制度、医疗制度进行规范、统筹,强化各项社会保障,建立一套公开、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保障方案。

    (3) 不能让既得利益者游离于体系外,既不交费,还要享受终身制的特权!既然建立了社会统筹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就应当覆盖全社会,党政机关公务员也是社会的一分子,更应加入社会统筹养老、医疗保险体系,交纳养老、医疗保险费。不能利用制订公共政策的机会,尽享各种资源。

    (4) 认真重视数千万自费参加社会统筹的自由职业者的养老金、医疗保险金过低的问题,他们自我谋生、自己创业,相对于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他们没有消耗政府资源,自己创造就业机会,含辛茹苦维持生计,履行纳税人的职责,创造社会财富,而且,自费参加社会养老、医疗统筹体系,同样为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作出贡献!同样作为纳税人,不但全额缴纳社保基金和医疗保险(事业单位干部、企业职工缴纳社保时都是单位支付一半,个人从收入中支付一部分的),为何最后退休却只能返还少得可怜的社保退休金?!而公务员不用缴纳社保、依靠国家财政拨款、退休后可以享受数倍于企业职工、自由职业者的待遇?!国家的社保政策为什么就不能也拨出财政资源来补贴为数不少的自由职业者?国家的财政款项不能仅惠及于已经成为社会精英的公务员队伍,自由职业者绝不能成为被社会遗忘的角落!

   (5)在严格遏制企业高管、规范公务员收入的同时,加大力度扶持中小企业,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社会保障待遇。

    (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绝大部分不是参加国家公务员统一考试进去的,而是早几年从所谓国家干部转变身份成为公务员的,如此转变身份的资格考试与目前的国家公务员统一招考完全是两回事!)

 

 

 





发件人L_C_mailfrom:L_C_colon"工教网《电子报》" <lesndianzibao2009@163.com>  2010-12-11 20:06:23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电子报" <lesndianzibao2009@163.com> 抄送L_C_cc: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第十三期电子报——需要纠正“学生工”用工乱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阅读我们的电子报。我们是香港劳工教育及服务网络机构,于2001年在香港成立,主要关注劳工状况,进行务工前的培训,以提升劳工权益。为了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和关心劳工这个群体,我们现在正在尝试用电子报的形式,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关注劳工这个群体当中来。由于编者的经验有限,您所看到的电子报难免有很多欠妥善的地方,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及交流,并希望您对欠缺的地方提出您宝贵的意见,谢谢!更多信息欢迎访问工教网网站:http://www.lesnhk.org

需要纠正“学生工”用工乱象了

香港劳工教育及服务网络机构

第十三期《电子报》

    ·被异化的实习 破灭的梦想

    小焦是一名来自贵州的工友,今年20岁。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他已经在三四家厂断断续续打工一年多。今年8月份,他从东莞一家电子厂辞工了。原因很简单:他毕业了。从08年到南方起,小焦一直以学生的身份在几家电子厂“实习”,但是他说,这种实习让他很后悔。这是怎么回事呢?

    2007年秋,小焦进入贵阳某中专学习计算机专业。学费3500元/学期,入学时只交几百元学费。半年后,即08年初,就被学校去安排实习。学校说,如果不去,到时候就拿不到毕业证。在被要求交800元的交通费之后,小焦同一百多名同学一起,被学校分别安排到南方的几家工厂“实习”。他进入深圳某手机厂A,在流水线上做普工,每天的工作是组装手机外壳。工厂按照劳动法支付他们的平日工资,但是加班没有加班费。他们的工资卡由学校保管,学校每个月从学生工资中扣1000元入学时欠的学费。实习没多久,就有一些同学因为不满这种实习方式而自动退学。但是小焦为了毕业证,只能服从学校安排。

    工作到08年9月,小焦和同学返校学习三个月。09年初又被安排到东莞某电子厂B厂做品管,负责检测生产出来的产品,他的同学则在流水线上做组装、开啤机,或者做试电工位。学生们入厂后除了生产之外的事宜都由一同入厂的驻厂老师负责。该厂工人的工资都是按照劳动法发放,但是学生们的工资却无论平时还是加班都是6元/小时。由于工厂不发自己的考勤,小焦和同学曾一起到厂人事部抗议,工厂将此事推到驻厂老师那里。经过一番争取,工厂开始每个月给学生工发工资条。

    在B厂做三个月后,09年6月学生们再次返校学习,10年3月再次被安排到东莞电子厂C厂实习,仍然是在流水线上做普工,工资依然是全天候6元/小时。10年8月,小焦实习期满,拿到毕业证,辞工离开了C厂。

    小焦在这三个厂实习期间,每天上班约10个小时,每个月工作约27天。通过计算,小焦发现,除了每个月明扣的1000元之外,学校每个月从学生工身上暗扣的加班费差价就有好几百元,整个就学期间,学校一共向小焦收取了两万多的学费。令小焦想不通的是,他在就学期间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工厂上班,且实习的工作岗位跟自己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学校并未尽到教育的责任,却学费照收。而学校的解释是,学校是用半年的时间上一全年的课。

    现在说起自己的这一段求学经历,小焦很气愤。他说,花了钱不说,这两三年的时间里,自己根本没有学到什么知识,现在也只能进工厂做普工,这样的现状同他当年的期望差距非常大。他觉得自己被骗了。

    这是我们在东莞遇到的一个个案,但是,小焦和他同学的的遭遇并非特例。近年来,学生工被骗、被拖欠工资、实习专业不对口等问题屡有曝光,但是让学生工问题为公众所知晓的,是2010年9月底,来自两岸三地20所高校的师生组成的富士康调研组的一系列报告。该调研组通过大量调查,曝光了富士康的多家工厂存在强制员工超时加班、克扣加班费、劳动安全保障低、工伤私了、管理制度粗暴等问题。而其中一份名为《“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查系列报告之一——以“实习”之名,滥用和剥削学生劳动力》的报告(下称《学生工报告》),则揭露富士康违反国家相关规定,滥用学生工、侵犯学生工权益的黑幕。

    据我们了解,除了富士康,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工厂,特别是电子制造业大量使用学生工的现象非常普遍。河南、四川、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等地的职业学校同知名电子厂签订输送协议,成批输送学生工的现象十分常见。

    学生工乱象:成生财工具 侵权现象严重

    对于学生工的使用,教育部早有规定,如不得安排学生在非本专业对口行业、高风险高强度岗位和娱乐性场所实习。学生每天顶岗实习超过8小时;不得安排学生加班;不得通过劳务派遣机构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实习工作。学校要为顶岗实习的学生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学生实习责任保险等。且学生的实习是在就学期间的最后一年。然而,我们发现,目前的学生工的使用中,大量存在以下违背相关规定、侵犯学生工权益的现象:

    ·学生工产业链:层层盘剥的过程

    我们了解到,输送学生工到东南沿海地区工厂实习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长三角比较多是学校通过劳务派遣公司向工厂输送学生(这一区域的劳务派遣公司在招工方面处于垄断性地位,绝大多数普工进厂都需要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而珠三角比较多是职校直接输送学生。学校源源不断招生、输送学生实习;劳务派遣公司不断拓展业务,市场开发深入内陆的大多数省份;工厂也在四处寻找学生工,批量录用。三者业务往来有些像公司谈判:学生明码标价,按人头收费。工厂用到便宜、方便、好管的劳动力,学校和劳务派遣两头捞钱。其一般做法是:

    学校同工厂或者劳务派遣签订协议,定期或不定期为后二者提供学生工。这时学校已经谈妥学生的实习报酬,部分学生的报酬比同岗位的工人的报酬低,是工厂开价低还是学校从中赚差价,我们现在还不了解。实习时学校会向学生收取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的路费、培训费、介绍费,这笔费用由学校和劳务派遣分成。学校或者劳务派遣公司按照100—800元/人不等的价格向工厂收取介绍费。实习期间,学生工受学校或者劳务派遣公司管理。

    如果是通过劳务派遣实习的,劳务派遣接收到学生之后,为了防止学生集体闹事,常常会安排同一学校的学生进入不同的厂,同时从学生的工资中抽取每小时几毛钱到一元多不等的报酬。

    如果是学校直接送学生进入工厂的,多数学校会派班主任或者就业老师驻厂,处理学生在工厂中遇到的问题,安抚学生(如在广州南海本田工人罢工中,学校就协助工厂向学生工施压)。学校通过收缴学生工资卡或者要求工厂把工资打到学校账户,控制学生工资,不但可以明扣几百到上千元不等的学费,部分学校还会暗中“吃掉”学生部分工资。学生的实习会被分为几个阶段。部分学校的做法是上几个月的课,再实习几个月,再将学生派往另一家工厂。如此往复,直至学业结束。

    ·乱象之源:利益掺杂 缺乏监管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种极不正规地使用学生工现象大行其道呢?这其中,既有上述三者之间的利益驱动,也有用工荒背景下国家政策偏向、学生工立法漏洞、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原因。

    国家推行校企合作 职校良莠不齐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大量吸引外资投资建厂,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但近几年,“用工荒”特别是“技工荒”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正是基于这个机遇,我国的职业教育近年来逐渐兴起。从2002—2005年,国务院连续召开了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并相继出台若干政策,鼓励职业教育的发展。

    在职业学校办学模式上,2005年,国家开始推行校企合作,鼓励工厂在职业学校设置需要的专业、委托培训、接受学生实习等方式。2005年,教育部要求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最后一年要到工厂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并逐步推广学生通过半工半读实现部分学生免费或低费接受职业教育的模式(《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第十条)。希望通过这正模式,实现“校企双赢”。职业教育在这种背景下不断发展壮大。据统计,2008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人数达到1100万人,在校生人数达到3000万人,学校有大量的学生可往外输送。这一时期,职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良莠不齐。

     该治一治学生工乱象了!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0-12-09 11:57:06 +0800 收件人: <hihualee@gmail.com> 抄送:标题: 我国的农田急需休耕?

我国的农田急需休耕?

李松梧

    作者简介:男,1955年10月出生,高级工程师,供职于山东省沂水县水土保持局。通联:山东省沂水县水土保持局(地址),邮编:276400;电话:0539-2260408;邮箱:lisongwu1955@163.com。

    在对待农田休耕的问题上,当前国内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需要休耕;另一种认为不需要休耕。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即主张休耕。

    关于“休耕”,主流辞书上没有现成的释义,笔者自定义为:农田在一定时间内不种作物(但仍进行管理),借以休养地力的措施(不一定准确)。那么,为什么要休耕?答案可用一句话来概括:为了农田的可持续生产。

    只要客观、理性地审视一下我国农田的现状,就不难发现其生产能力正在走着下坡路。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以来,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耕地数量的锐减,农田地力在急转直下。用农民的话说:如今的土地是越种越瘦,越种越馋,越种越硬,越种越粗,越种越娇。“瘦”是指土层逐渐变薄;“馋”是指土地普遍出现化肥依赖症,一旦减少或停用化肥,作物便不能生长;“硬”是指土质恶化,土壤呈板结状态;“粗”是指土壤理化性状恶化,质地变粗;“娇”是指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之所以出现上述不良现象,应该说与过度地耗费地力有很大的关系。据了解,当今我国的农田有80%以上处于“连轴转”的状态。所谓连轴转,是指一年四季不停耕,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如:在北方,小麦尚未收获便套种上玉米,而玉米刚刚成熟又种上小麦;在南方,三季稻的种植更是十分普遍。农田耕作“连轴转”的后果之一是加大了对土壤的扰动次数,加重了风蚀和水蚀,即水土流失,从而使土层变薄,质地变粗,肥力减退;后果之二是频繁地、超量的施用化肥、农药、农膜等,使农田变硬、变馋、变娇。总之,当今我国的农田已进入一个拼地力的时代。

    就像人需要睡眠、汽车需要保养一样,农田也需要休耕,否则,持续的“连轴转”会最终耗尽地力,而地力耗尽则等于作物绝收,其后果不堪设想。其实,农田休耕在我国由来已久,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农民一直是重视休耕的,即使是在人民公社化时期,生产队也不忘每年留出少量的农田让其“歇脚”。然而,历史发展到科技大上台阶的今天,传统的休耕却被不少人遗忘,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在西方国家,休耕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农田修复措施,欧盟于1992年实施的麦克萨里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实施农田休耕计划,政府制定了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休耕制度,并以财政补贴的形式鼓励和促进农民休耕。通过推进休耕制,有效地增强了地力,降低了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危害。论农田的可持续生产状况,我国的农田远不如欧盟,但欧盟却很重视休耕,而我国对休耕却重视不够,这的确说不过去。

    那些持农田不需要休耕观点的人也许会说:不是休耕不好,而是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不容许休耕。乍一听此言,似乎在理儿,因为我国的耕地太有限了,有限到只有增加复种指数才能保住饭碗,若在此背景下休耕,确有一定困难。但是如果仔细想想,又觉得这话不怎么在理儿,因为这些人是把人多地少的现实作为不休耕的唯一理由,这一理由缺乏说服力。休耕并非所有农田在统一时间内整体性的休耕,而是逐年以极小比例的农田休耕,可以是年休,也可以是季休。这样的休耕虽然对生产有影响,但影响很小,而且影响只是暂时的,其效益却是长远的。其实,依笔者之见,越是人多地少,越需要有计划地休耕,如果说休耕是阵痛的话,那么,不休耕而持续拼地力则是死亡。
 

 

 


发件人:"5itax" <5itax@163.com> 2010-12-10 14:11:02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先生"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一篇文章

谁扼杀了中小学生的想像力

包向宇

   “在全球21个受调查国家中,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第一,想象力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建议,在《xx市义务教育条例(草案)》该条款修改为,“学校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时,要注重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动手能力 和创造能力”。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团市委书记也认为,我市中小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确有必要加强,应以立法形式进行保障。

    经过全球对比才发现,我们孩子的想像力如此之差,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倒数第五,不知道,后面的四位是什么国家。估计英美德法日不会排在里面边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的国际排名并非今天才是这个状况,没有必要感到惊讶,只是整日无所事事的官员们偶然才发现和国际接轨之后,每年年末总结的吹嘘 在国际上是无效的。刚刚结束的“上海世博会”国人的参观人数创了纪录,而1851年第一届万国博览会在英国举行时,在全世界的铁路中,在全世界海洋上的远 航船中,有一半属于英国。做为“世界车间”的大不列颠,制成品占领了1/2的世界市场,工业品占领了1/3的世界市场。但它和中国不同之处在于,英国的产 品价格不低,而且它是当时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而中国人的是人口数量占到了全球人口数量的1/5,所以我们的参观人数创了纪录,但与现代技术无关,如果是以 人口当量为主题的话,我们的博览会是空前的。热衷于创造世界纪录的地方政府终于有了可以吹嘘的资本,并将以此名载史册。但广大的参观者中有多少人会记得世 博会的主题是什么呢?不知道这样的世博会对中国参观者的想像力有多大的效果?但中国官员的想像力仅限于此了。

    孩子的想像力从何而来?

    孩子,就是未长大的成人,孩子和成人是有联系和传承的。孩子由于过多的管束变成了木讷的成年人。看看现在的孩子们在做些什么呢?从家到学校,两点一 线,上课的内容是政府定的,上课的时间是政府定的。闲暇时间孩子们在做什么呢?从国际化的都市北京、上海到穷乡僻壤,稍有条件的学生们,放下手机就是电 脑,放下电脑就是手机。袁腾飞老师发现学生上课没精打彩只有两个原因:游戏没过关,失恋了。电脑、手机哪一项是中国人发明的?而电视是获得信息的另一个来 源,它是陪伴孩子渡过了更多的时光。即使是农村的学生,大多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也没有书可看,放弃了野外玩耍,整天面对着电视,接受着“素质教育”。电视 与思考无关,电视是最不用动脑的一项活动,鲜艳的色彩、震撼的声音、粗制滥造的内容。占据荧屏的是劣质的主持人、两眼空洞无物的流行歌手、笑星、编造的历 史剧、低俗的肥皂剧….除了《动物世界》是真的,其它的都是假的。这些弱智的画面占满了学生的大脑空间,还有多少空间是留给想像力的呢?

    天才,是自由的奖赏

    社会管制不仅扼杀了成年人的想像力,现在已经蔓延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中国人的。中国的执政者坚信:学好游泳以后才能下水,有能力享受自由的人才能 给予自由。如果这些掌握大权的官员老爷们,在酒足饭饱之后抽出现几分钟时间拍拍自己的良心的话,回想一下自己是如何长大的?想一想自己的子孙后代如何在这 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会有什么样的未来?社会不至于如此。看一看这些没有想像力的孩子的家长们—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打工族忙得生存都存在问题,哪有时间 思考孩子的教育。教育的问题完全推向社会和政府。而虚弱的社会没有任何解决教育问题的能力:教育资源昂贵,教育信息被封锁、讨论渠道被堵塞,形成了教育现 状的真空。在这个人为的真空地带,教育官员可以为所欲为,更给民间补习班以更多腾挪的空间,对家长进行一次趁火打劫。

    这个因政府管制而造成的空间,只有政府才能弥合。这个空间不应让给补习班、不应让给电视、电脑、手机。有的官员说要进行素质教育,有的官员说要由立 法来保障学生的想像力,这些既没有法律常识,也没有教育常识的官员就是这样完成人民赋予他们的使命的。把人,定义为学生,他们就不要对现状负责任。瞎管还 不如不管,人只有先下水才能学会游泳,有了自由,才能进行自由的想像。随着大学毕业生就业薪金的下降,考大学更像是一个人生的陷阱,在大学的尽头是个无底 深渊,为什么还要让孩子们这样走下去呢?因为除了这条路之外,没有选择。年轻的莘莘学子这样无知的迈进这个陷阱,赔进了大好的时光和微薄的家庭积蓄,中国 会因此赔上未来。这个状况的出现,掌握所有权力和资源的政府难辞其咎。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没有想像力?是谁扼杀了人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把14亿人的大国变成了复制的大国?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一个极权社 会的必然结果,极权社会的掌权者不需要竞争,恐惧竞争,以消灭竞争对手为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极权结构形成之后,执政者的轻薄狂妄无法对社会需要进行妥 协,它反而以国家暴力扭曲社会。极权社会需要一个“原子式”的社会结构,国家–个人的模式,个人之间就像原子与原子之间的关系。原子,是不需要想像力的。 原子和原子之间没有联系,不会组成分子,更没有向高一层次进化的可能。原子只能自己努力复制另一个原子。人和人之间有合作但没有联合,相邻而居但毫无联 系。社会越来越虚弱,人们一代一代的丧失了本性,沦为新的人造生物而以。这样的人造生物最适合做的是“奴隶”,而不是有独立人格的人。这中国社会更不需要 公民,一个独自负责任的公民组成的社会是不需要劣质官员管理公共事务。维护这个社会结构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人的想像能力,是我们的社会亲手扼杀了自己的想 像的能力。

    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了疯狂追逐GDP的机器,每个公务员都只是追逐GDP的国家机器上的轮齿,国家机器的无休止运转就是无助的社会个体的命运。这个机 器的疯狂的、无节制的运转掀起一个接一个的巨浪,把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摔成粉碎。当这最后一阵阵风浪过后,不知道有几个人还能 在中国的沙滩上苟延残喘…..

 

 

    人民网文章:

习近平在渝调研侧记

重庆日报 肖竹

2010年12月09日

  12月的山城,阳光明媚,暖意融融。6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重庆,在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黄奇帆的陪同下,深入企业、学校、医院、社区,访民情、听民声,与广大干部群众共话重庆发展。

  6日上午,习近平一行一下飞机,即赶往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空港功能区考察。建设工地上机器轰鸣,推土机、压路机、塔吊正繁忙作业。黄奇帆介绍,保税港区是“空港+水港”,吸引了宏碁、和硕、仁宝等笔记本企业入驻。习近平详细了解港区规划和建设情况,希望搞好港区管理,办出内陆港特色,充分发挥辐射和示范作用。在两江新区规划展示厅,习近平认真听取新区功能布局和建设进度的汇报,要求新区全面提高改革开放水平,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型新兴产业,建成科学发展的示范窗口。在西永微电子产业园,习近平走进惠普公司电脑生产车间询问产品研发情况,同一线员工亲切交谈,勉励他们不断开拓市场,增强竞争优势。他还称赞重庆在几大功能区建设上,思路清晰,干劲十足,发展势头良好。

  习近平还考察了重庆海扶技术有限公司,6日下午,习近平等到市中医院考察。在肾内科病区,习近平看望慰问医护人员和住院治疗病人,详细询问“创先争优”活动的情况。

  江北区建北社区是80年代的老居民区,辖区下岗失业人员多、老年人多、“两新”组织多,矛盾纠纷复杂。为了摸清民情,吃透民意,社区落实书记接访、成员走访、办理反馈“三项制度”,一家一户建立“民情档案”,记录了厚厚的几十本。

  在党建工作资料室,习近平认真翻阅各类工作记录,询问居委会人员配置、工作计划和日常安排。社区党委书记孙燕说:“通过走访、接访,我们摸清了每家每户的情况,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时,党员的承诺就更具针对性,老百姓也能亲身感受活动的成果。”

  随后,习近平来到居民田家翠家中,询问工作和生活情况。田家翠说:“一家三口退休金共5000多块,还有医保,日子过得很舒心。”习近平听了高兴地说:“就是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做群众工作要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将心比心,才能换取真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良策。”创先争优活动,给沙坪坝区白林村增添了活力,全村种蔬菜,搞旅游,人均纯收入达到7000多块。

  习近平参观村服务中心,了解中心的业务范围、办事流程和便民措施,听取大家对基层党建的意见。3楼的市民学校里,十里八乡的大学生“村官”正在上培训课。习近平走进教室与大家攀谈起来,“同学们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啊?”“我是江西的。”“我是陕西的。”教室里一时热闹非凡。习近平又问:“大家能适应农村生活吗?专业知识用得上吗?”一位“村官”抢着说:“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化工,专业不太对口,但正在找这方面的市场机会。”习近平鼓励大家:“大学生‘村官’是个新生事物,一方面给大学生提供了锻炼自己、报效祖国的舞台,一方面也满足了农村发展的人才需求。大家要扎实工作,与农民打成一片,在新的人生历程中收获丰硕的成果。”

  习近平十分关心青年一代成长,专程考察重庆大学城。四川美术学院“老院子”一派川东农家景象,习近平的身影一出现就引起轰动,同学们奔跑过来,欢笑着问好。习近平询问大家的学习生活,并高兴地与同学们合影留念。

  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里,到处是莘莘学子伏案读书的身影。见到习副主席,安静的图书馆一下子欢快起来,楼上楼下挤满了学生,不住招手、欢呼。习近平拿起话筒,对大学生们说:“大学城很漂亮,充满文化气息,同学们在这里学习生活,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啊!”同学们热烈鼓掌。习近平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上大学就是这样的黄金时期。毛主席说,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大学四年是获得知识、丰富内涵的关键阶段,也是提高学习能力的重要时期,同学们一定要珍惜机会,好好学习,努力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掌声再次响彻图书馆。

  “民心佳园”是我市首个公租房项目,正加紧建设中。户型设计也很合理,从单间配套到三室一厅一应俱全,每种户型都配了小阳台。习近平认真参观样板间,了解工程建设情况。黄奇帆介绍说:“公租房主要租给中低收入居民、进城农民工和刚毕业的大学生,租金便宜,比市场价格低40%以上,周边还有轻轨、学校、医院、超市,生活方便。” 习近平称赞说,重庆公租房建设是一个德政,一个善举,一个积极的探索,尤其是对解决农民工住房难、进城落户难提供了有益经验,这种利民惠民实事要多办、办好。

  习近平等参观石马河交巡警平台,详细了解平台设施、警力配置和执勤情况。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说:“全市配备了500个交巡警平台,全天24小时监控,提高了群众见警率和安全感。我们还争创雷锋式警队,进一步密切警民关系。”习近平问周围的老百姓:“你们认为这种方式好不好啊?”大家纷纷说:“自从有了交巡警,走夜路也不用担心。”“交巡警态度和气,经常给老百姓办好事。”交巡警平台旁,女子交巡警队员们英姿飒爽。习近平了解她们的选拔、训练情况,称赞重庆交巡警装备优良,纪律严格,训练有素。

  习近平一行还参观了“打黑除恶”资料汇集处,并看望了政法战线干警和英模家属。他说:“重庆‘打黑除恶’斗争惊心动魄,公安政法干警一马当先,经历了生死考验,立下了汗马功劳。当前,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还面临各种威胁,社会上还有坏人!坏人在有些领域、在某些时候活动还很嚣张,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还很大。重庆市委把握住这一点,真正从以民为本出发,开展了‘打黑除恶’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重大胜利,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是深得民心、大快人心的。重庆的‘打黑除恶’做得好!希望认真总结经验,围绕改善民生、维护民意、便利群众等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重庆’,‘打黑除恶’还要再接再厉地向纵深推进。”

  6日晚,习近平等观看“唱读讲传”汇报演出。一个半小时里,重庆学校、社区、机关的干部群众唱红歌、诵经典、讲故事,精彩纷呈。《少年中国说》、《励志箴言》涤荡心灵,大合唱《保卫黄河》、《英雄赞歌》充满着革命者的豪迈,渝北区葵花幼儿园的少儿歌舞《红星歌》,活泼可爱,赢得阵阵喝彩。习近平等还走上舞台,与大家合唱《歌唱祖国》。随后,习近平来到人民广场,考察了市民文化生活。

  在市规划展览馆,习近平参观了“唱读讲传”活动成果展,他语气坚定地说:“‘唱读讲传’活动,是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良好载体,也是生动的群众工作。这项活动使群众自我教育,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了党的光荣传统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高尚的理想信念,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加强教育引导,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这个阵地,先进的思想文化不去占领,缺乏主旋律、正气的声音,落后、腐朽的思想,黄、赌、毒的东西就会趁虚而入。重庆‘唱读讲传’深入人心,值得称赞。今后要进一步挖掘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内涵,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增强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习近平说,重庆市委三届八次全会,确定了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和重大举措,振奋人心,希望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推动重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建设美丽和谐的新重庆。

   习近平说,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统筹城乡发展任务艰巨。要重点抓好规划统筹、政策统筹、资源统筹、事业统筹、人才统筹,完善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投入既要考虑面上需求,又要注意突出重点,与扶贫开发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确保“三农”投入稳定增长,确保有限资金发挥良好效率。

  习近平强调,重庆这些年的发展变化得益于改革开放,建设西部地区重要的增长极,更需要全面提高改革开放水平。抓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着眼点要放在优化资源配置,加快经济转型,增强市场活力上,着力点要放在针对突出矛盾,打破瓶颈制约和创新体制机制上,注意各项改革措施和综合配套。抓开放要坚持全球视野和全国一盘棋思想,重在敞开通道,创新模式,构建合作新格局。重庆资源丰富,水陆畅达,参与区域合作既要求近也要求远,既引进来也走出去,加快建成内陆开放高地。

  薄熙来说,近平同志对重庆的科学发展非常重视,先后对重庆党建工作做过9次批示,并要求对重庆的一些作法认真总结和推广。这次又在繁忙的党务和国事活动中,挤出时间来渝调研,连续三天深入农村、企业、学校、社区,考察了18个点,每个点的调研时间都在半小时以上,向各方面的群众广泛了解情况,而且问得很细,谈得很具体,意见很实在,山城人民倍感亲切!

  薄熙来说,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建设、群众工作、“打黑除恶”、“唱读讲传”,以及公租房建设等。这些成绩,首先是因为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指导,锦涛总书记对重庆作出了“314”总体部署,国务院又专门制订了3号文件,中央各部委鼎力支持,历届市委、市政府不懈努力,贺国强书记还曾提出全市干部要“心齐、气顺、风正、劲足”,并形成了良好的精神状态。近年来,几大机关齐心协力,全市人民奋发图强,迎难而上,为“五个重庆”奋力拼搏,大家都有信心把山城建设得更好。近平同志针对我市如何深入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这些意见符合重庆实际,很具体,很明确,很科学,也让人振奋。我们要按照中央要求和近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带领广大干部群众继续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形成落实“十二五”规划的强大合力,力争取得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绩。

  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何毅亭、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尔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铁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市领导陈光国、邢元敏、张轩、何事忠、马正其、徐敬业、范照兵、刘光磊、陈存根、翁杰明、吴政隆等陪同考察或参加了工作汇报会。

 

 

 


发件人:"xujingan2010" <xujingan2010@vip.163.com> 2010-12-12 00:35:50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徐景安:创建幸福社区、建设公民社会的开创意义的探索 联系人:蔡维钧13242019660,

创建幸福社区、建设公民社会的开创意义的探索

---在深圳西丽宝珠花园幸福驿站挂牌仪式上讲话

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  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  徐景安

2010年11月3日

    今天举行宝珠花园幸福驿站和情感护理站挂牌仪式,这是我们建设幸福社区的有意义的尝试。

    为创造幸福社区而努力

    我在深圳工作了23年,当过体改委主任,那时天天忙改革,搞股份制。经过这么多年努力后,我有一个感悟:国家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生活改善了,我们口袋里的钱比过去多了,但是人活得并不愉快、并不幸福。

    中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深圳每年有两千人自杀。报纸上经常看到大学生和不同年龄的人自杀。中国有1600万严重精神障碍者,深圳10年间精神障碍率翻了100倍。这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开放,为什么要发展,以及我们每个人为什么而活着?我想终极的目的都是为了活得愉快、活得快乐、活得幸福。

    改革开放30年,是追求财富最大化。政府是发展第一、民众是挣钱第一,实践证明,并没有带来应有的幸福。所以,我们的理念要改变,就是追求幸福最大化。这并不是不要发展、不要挣钱,而是怎么发展、怎么挣钱才幸福?不顾一切的发展、不择手段的挣钱,肯定不幸福。发展的成果怎么分配、挣来的钱怎么花才幸福?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不幸福,吃喝嫖赌、奢侈腐化也不幸福。所以,我一直呼吁创建“幸福中国”、“幸福深圳”,也就是政府要为民众幸福创造条件。但光由政府努力是不够的,我们要创造幸福社区、幸福企业、幸福学校、幸福家庭、幸福人生。作为社区居民就要组织起来,为创造幸福社区而努力。

    居民幸福感问卷调查

    怎么创造幸福社区呢?这就要大家共同来探讨、摸索。今年8月份,由深圳市市民幸福生活促进中心与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在宝珠花园做了居民幸福感问卷调查。建设幸福社区,首先要问一问我们居民哪里幸福啊,哪里满意啊,哪里不幸福,哪里不满意。可是,我们的政府认为把GDP搞上去就好了,不问我们哪里幸福、哪里不满意?而我们对家人,比如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孩子、子女对老人也往往不关注对方,把我们认为的幸福强加于人。既然为了人家幸福,首先得尊重人家的意愿。这是我们的新的理念与做法。

    小区大约有1000家住户,5000多人,我们发放了260份问卷,回收了163份,有效问卷139份。问卷分为与自我关系、与他人关系、与环境关系、与社会关系一共69个问题,5分最满意、4分比较满意、3分为满意、2分为不太满意、1分为很不满意。调查结果是,评分最低的是对与社会关系的评价2.67分,其次是对与环境关系的评价3.4,再次是对与他人关系的评价3.42,最高评分是对与自我关系的评价3.26。幸福感总平均分为3.1分,刚刚及格。

    分项来看,在对与社会关系的评价中最不滿的是“对食品卫生安全”、“对社会的道德风气”、“对社会分配的公平性”、“对社会法治水平”;在对与环境关系的评价中最不滿的是“对社区的噪音管理”、“社区医疗机构服务”、“社区的清洁卫生”、“ 社区乱张贴乱晾晒”;在对与他人关系的评价中最不滿的是“社区组织文体活动”、“社区组织社团活动”、“和邻居来往”;对与自我关系的评价中最不滿的是“在郁闷时有否倾诉的渠道”、“是否定期进行健康检查”、“是否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睡眠状况”等。

    归纳起来,对社会环境最不满意,这可以向政府反映。对社区管理不太满意、对邻里关系不够满意、对家庭关系与自我关系也有不滿意的地方,这就应该我们自己作出努力。

    幸福驿站

    调查完了以后怎么办,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就是今天成立幸福驿站和情感护理站的目的。这两个站是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由社区热心公益的人组成。比如杨槐友先生特别热心,做了很多工作。但他要去美国探亲了,只能当名誉站长,由陶惠琴担任站长。社区里有不少有爱心、有能力的人,他们退休了,希望为社区做点事,幸福驿站就要发现、动员这样一些人来参加。

    幸福驿站的宗旨就是提高社区居民的幸福感。那么,如何开展工作呢?就围绕这份调查报告,从居民最不满的,又是最容易改的做起。比如小区管理方面,居民意见最大的一项是噪音问题,评为2.48分。幸福驿站就要研究居民为什么对噪音问题反映这么大。大家清楚吗?(居民:是狗叫。)原来是这样。比如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居民有意见怎么办?向管理处反映,管理处说我没办法,然后去居委会、社区工作站、派出所,他们也不会管。这样推来推去就永远解决不了。(居民:这不是我们小区的问题,建议由幸福驿站向政协、人大提案。)我想,政协、人大也解决不了。怎么办呢?幸福驿站可以讨论一下。我提一个办法,哪家小狗狗叫,引起居民投诉3次以上,养狗者必须作出处理。幸福驿站是自治组织,不是权力机构,可以与管理处和业主委员会联系,向他们提出建议,然后由管理处和业主委员会发出通知。

    所以,幸福驿站应有一个联络组,负责联系管理处、业主委员会、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等,反映小区居民的意见,改善生活环境。还有小区车辆乱停放、社区医疗等问题,一项项来解决。对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评分也比较低,居民之间缺少来往,社区的文体活动较少等。我看过你们的演出,尤其是歌咏队很不错。是否可以按兴趣多组织几个活动队,也可以安排增加居民之间交流的活动。这可以由宣传文艺组来负责。幸福驿站由深圳市市民幸福生活促进中心派出辅导员田瑞敏负责联系。

    情感护理站

   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的改善,这就是情感护理站的任务。主要是接听居民电话(26752561)和接待来访,对发生情感困惑或冲突的居民进行疏导,也可以让他们打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免费咨询电话88851085,意思是“帮帮我一定帮我”,尤其要了解居民情感存在的突出问题,由市民情感护理中心派专家来社区举办专题讲座。情感护理站站长由关惠芬担任,市民情感护理中心派出李颜浓咨询师作为辅导员负责联系。

    情感护理站要向居民传播关注人的情感的理念。现在我们往往不重视人的情感。比如丈夫对待妻子就是忙于挣钱,不关心妻子的情感需要,应酬交际多,与妻子情感交流少。比如对孩子,就是要他好好学习,好好考试,不重视孩子的情绪。也不懂得与孩子沟通的方式,造成与孩子的情绪对立,这时讲什么道理,他都听不进。对待老人比较重视赡养,但不重视他们的情感需求,很少与老人交流,更没有给老人讲话的机会。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最快、最优先获得的是人的情绪信号。他板着脸,还是很高兴,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但我们对情绪信号往往不重视、不在乎。老婆耷拉着脸,孩子不高兴,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他情绪背后的原因,再来沟通、解决。不关注情绪,会带来严重后果,轻者感情慢慢疏远、冷漠,重者就会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一个人一旦情绪恶化,就会不计后果,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北京发生灭门惨案,将老婆、两个孩子、父母、妹妹全杀了。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人从小和父母关系紧张,情绪压抑,与老婆在一起,关系也紧张。情绪长期积压,长期压抑,来一个总爆发,就发生了这起惨案。他不是没有钱,是情感出了问题。

    人与人的情感是快乐、幸福的源泉。夫妻很恩爱,婆媳很和谐,与孩子沟通很顺暢,邻里之间很友好,还有一批知心的朋友,谈得来的同事,这个人一定很幸福。现在我们很多人,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挣钱上,不重视改善人与人关系,尤其不重视对方的情感,最后并不愉快、幸福。大家都知道挣钱不容易,要竞争,要算计,很疲惫,有风险,还要靠运气。但获得情感的快乐与幸福,是很简单、很快捷、很方便的,不用竞争与算计,你对人家好,人家就对你好。情感护理站的主要工作就是倡导情感关怀的理念、创造情感关怀的氛围。

    互助银行

    光幸福驿站和情感护理站还不够,我们还要充分调动居民的力量进行互助。小区居民中有各种专业人士,比如律师、教师、医生,有各种专长,比如弹琴、外语、厨艺,他们愿意利用业余时间,向有需求的居民提供帮助。小区居民也有各种困难,比如老人、小孩需要临时性的照看等。幸福驿站准备向各家各户发一张表,愿意提供帮助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都可填写。然后,由幸福驿站向有需求的居民提供帮助。对提供帮助的志愿者进行登记,记录服务的时间、成效。他们若有需求,可优先获得帮助。年终公布志愿者名单,对服务时间长与服务优秀者进行表彰。这样,就可以利用小区居民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提高幸福感,称之为互助银行。

    居民们各自都有事情,即使退休了,也有一些家务事,或者图一个清闲,凭什么来做这些公益事呢?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存在能为他人带来快乐、幸福,这个人就活得充实,有意义、有价值,这就是幸福。我今年69了,我在做这些事,觉得很有意义,感到很快乐,身体很健康,做公益,受益的首先是自己,给自己带来幸福。

    建立幸福驿站和情感护理站,填补了我国社会治理结构的空白。管理处、业主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社区工作站、派出所都不能真正深入到社区、家庭、居民,而社区、家庭、居民的许多问题也是这些机构难以解决的。动员、组织社会居民的力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从而提高幸福感,这是建设公民社会的一个创举。这是很有开创意义的事,希望宝珠花园创造经验,推向全国。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2-12 19:37:49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译文】出自维基中国(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澳大利亚时间8日凌晨,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在《澳大利亚人报》网站发表文章,详细阐述了自己和维基解密的新闻理念,并为维基解密辩解,同时呼吁捍卫媒体报道真相的权利。阿桑奇称,维基解密应当得到保护,而不是威胁和攻击。 以下为阿桑奇文章全文:

不要扼杀揭露真相的信使

阿桑奇

  1958年,时任《阿德莱德日报》老板兼编辑、年轻的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写道:“在秘密和真相的赛跑中,真相总是会不可阻挡地获得胜利。”

  他的这番言论或许是影射他的父亲基思·默多克(Keith Murdoch)揭露战争真相的事件。基思·默多克曾爆料:由于英国统帅的无能,无数澳大利亚军人在加里波第战役中作出不必要的牺牲。英国试图使基思·默多克禁言,但默多克并未就此沉默。最终,他的努力促成了加里波第这场惨绝人寰的战役的终结。

  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维基解密也在无所畏惧地公布那些理应得到公开的事实。

  我成长于昆士兰州的一个乡下小镇,那里的人们直言不讳。他们不信任“大政府”,因为他们认为如果监管不得当,大政府很容易出现腐败。在菲茨杰拉尔德调查(Fitzgerald inquiry,译者注,澳大利亚80年代的一起警方腐败案)之前,昆士兰州曾经历一段腐败盛行的黑暗时期,那正是政治控制媒体并压制真相的恶果。

  我将这些历史谨记于心。维基解密是围绕这些核心价值观建立起来的。在我仍居住于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产生了利用互联网技术报道真相的想法。

  维基解密创立了一种全新的新闻理念:科学的新闻理念。我们与其他媒体合作,既向大众传播了新闻,同时也帮助证实新闻的真实性。这种科学的新闻理念允许读者阅读一篇新闻,然后点击鼠标,在网上找到产生新闻的原始文件。这样,读者就能够自行判断:这篇新闻是否真实?记者的报道是否准确?

  民主社会需要强势的媒体,而维基解密正是这种媒体的一部分。媒体可以使政府更加诚实。维基解密已经公布了一些有关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真相,以及有关企业腐败的新闻。

  有些人说我是反战主义者:但确切地说,我不是。有时候,国家需要参与战争,而这个世界不并缺少战争。然而,一个政府能犯下的最大的错误,莫过于向民众隐瞒战争的真相,并要求这些民众为谎言付出生命或税务的代价。如果政府真的拥有参与战争的合理理由,那么它应该公布真相,让人民决定是否支持战争。

  如果你读过任何维基解密公布的阿富汗战争或伊拉克战争记录,或任何一条美国外交电报,或任何一个维基解密报道的新闻,你就应该能够理解媒体自由报道这些事件的权利有多么重要。

  维基解密并不是唯一一个报道美国外交电报的媒体。其他媒体机构,包括英国《卫报》、《纽约时报》、西班牙《国家报》和德国《明镜周刊》都公布了相同的编辑过的电报。

  然而,维基解密是其他这些媒体的统筹机构,也是遭到最多美国政府及其他国家攻击和批评的机构。尽管我是一名澳大利亚人而不是美国人,却被美国指责犯下叛国罪。美国国内要求特务“干掉我”的呼声不断。萨拉·佩林(Sarah Palin)说我应该“像萨达姆那样被围捕”,共和党向美国参议院提出议案,试图将我列入“跨国威胁”名单,并依照跨国威胁分子予以处分。加拿大总理办公室的顾问在国家电视台呼吁刺杀我。一名美国博客作者甚至呼吁,到澳大利亚绑架并伤害我20岁的儿子,目的仅仅是为了抓到我。

  澳大利亚人民应该看得到,茱莉雅·吉拉德(Julia Gillard)总理和她所掌管的政府正在无耻地迎合这些言论。在是否取消我的澳大利亚护照,或监控、羞辱维基解密支持者方面,澳大利亚政府的权利似乎已经完全被美国所支配。澳大利亚首席检察官正在竭尽所能地帮助美国人进行一项调查,目的显然是绑架澳大利亚公民并将其送往美国。

  吉拉德总理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没有对其他媒体机构进行半个字的批评。这是因为,《卫报》、《纽约时报》和《明镜周刊》资格老且势力较强,而维基解密既年轻又弱小。

  我们现在是被压迫者。吉拉德政府试图枪毙说出真相的人,因为它不希望它的外交和政治交易等真相被人揭露。

  在我和其他维基解密员工遭遇无数公共暴力威胁的时候,澳大利亚政府的回应在哪里?澳大利亚人或许会以为,总理应该保护她的公民免受这些伤害,但政府给出的只有尚未证实的非法指控。澳大利亚总理和首席检察官本应独立于事件本身,以有尊严的方式履行他们的职责。但他们不会,他们只想挽回自己的面子。

  每一次维基解密公布美国机构滥用职权的真相,澳大利亚政客们都会追随美国国务院的论调:“你会置众多生命于安危!国家安全!你会威胁军队的安全!”然后,他们却又说维基解密公布的内容并不重要。问题是,这两种说法不能同时成立。到底哪种说法才对呢?

  两种说法都不对。维基解密已有4年的历史,这段时间里,我们改变了整个政府的运作方式,但正如所有人都知道的一样,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伤害。相反,在澳大利亚政府的默许之下,美国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杀死了数千人。

  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在一封写给美国参议院的信中承认,没有任何敏感情报来源或途径因维基解密公布的有关阿富汗战争的文件而中断。美国国防部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维基解密的报道导致了任何人在阿富汗受到伤害。北约驻喀布尔人员向CNN表示,没有发现任何一个需要保护的个人。澳大利亚国防部的表态如出一辙。没有任何澳大利亚军队或情报人员因为我们公布的材料而受到伤害。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公布的信息不重要。美国外交电报向我们揭露了众多令人震惊的事实:

  美国违法了国际条约,要求其外交官窃取联合国和人权组织官员的个人材料和信息,包括DNA、指纹、虹膜扫描、信用卡号码、网络密码和身份证照片等。澳大利亚驻联合国官员可能也被美国外交官当做窃取目标。

  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请求美国攻击伊朗。

  约旦和巴林官员希望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停止伊朗的核计划。

  英国的伊拉克战争调查计划要求必须保护“美国的利益”。

  瑞典是北约的隐藏成员国。

  美国正在要求其他国家接收关塔那摩监狱释放出来的囚犯。奥巴马甚至表态,除非斯洛伐尼亚愿意接收一名囚犯,否则不会会见斯洛伐尼亚总统。美国还曾提出给澳大利亚邻国基里巴斯数百万美元,要求其接收关塔那摩关押的囚犯。

  在1967年的“五角大楼文件”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曾说过,“只有一个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媒体环境,才能有效拆穿政府的谎言”。维基解密今天所陷入的漩涡风暴,恰恰再次表明了捍卫媒体报道真相的权利的必要性。

 

出自维基中国的假想

From WikiChina  

By THOMAS L. FRIEDMAN 托马斯·弗里德曼

纽约时报

November 30, 2010  2010年11月30日  

    While secrets from WikiLeaks were splashed all over the American newspapers, I couldn’t help but wonder: What if China had a WikiLeaker and we could see what its embassy in Washington was reporting about America? I suspect the cable would read like this:

    来自维基解密的秘密消息充斥着美国报纸,我不禁想到:如果中国也有一家维基解密,中国在华盛顿的大使馆会如何报道美国呢?我猜电文会是这样的:

    Washington Embass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Beijing, TOP SECRET/Subject: America today.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华盛顿大使馆,发往外交部,绝密。标题:今日美国。

    Things are going well here for China. America remains a deeply politically polarized country, which is certainly helpful for our goal of overtaking the U.S. a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economy and nation. But we’re particularly optimistic because the Americans are polarized over all the wrong things.

    对于中国来说,这里一切都很好。美国仍是一个政治严重偏激化的国家。可以肯定,这对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最强大的国家是有利的。尤其让我们乐观的是,美国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如此偏激。

    There is a willful self-destructiveness in the air here as if America has all the time and money in the world for petty politics. They fight over things like — we are not making this up — how and where an airport security officer can touch them. They are fighting — we are happy to report — over the latest nuclear arms reduction treaty with Russia. It seems as if the Republicans are so interested in weakening President Obama that they are going to scuttle a treaty that would have fostered closer U.S.-Russian cooperation on issues like Iran. And since anything that brings Russia and America closer could end up isolating us, we are grateful to Senator Jon Kyl of Arizona for putting our interests ahead of America’s and blocking Senate ratification of the treaty. The ambassador has invited Senator Kyl and his wife for dinner at Mr. Kao’s Chinese restaurant to praise him for his steadfastness in protecting America’s (read: our) interests.

    当美国为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琐事花费时间与金钱的同时,美国的本土却弥漫着一股有意的自我毁灭气息。他们为机场安检人员的搜身方式争论不休,而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做。我们还高兴汇报,美国人正在与俄罗斯关于裁减核武器发生争执。似乎共和党人格外热衷于给奥巴马找麻烦,共和党人还准备破坏加强美俄合作的条约,比如就伊朗问题的合作。因为任何美俄之间的合作都会结束对中国的孤立,所以对于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琼·凯尔阻止美俄合作条约的通过,这种将中国利益置于美国之上的行为,我们表示十分感谢。大使先生已经邀请了琼·凯尔先生及其夫人前往Mr. Kao中餐厅赴宴,以表彰他对保护美国(实际是中国)利益坚定不移的决心。

    Americans just had what they call an “election.” Best we could tell it involved one congressman trying to raise more money than the other (all from businesses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regulating) so he could tell bigger lies on TV more often about the other guy before the other guy could do it to him. This leaves us relieved. It means America will do nothing serious to fix its structural problems: a ballooning deficit, declining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crumbling infrastructure and diminished immigration of new talent.

    美国人刚刚结束了一次“选举”。我们可以肯定,必然有某一个众议员试图比别人筹得更多资金(这些钱全部来自那些将要被整治的企业),好让他可以在电视上对其他议员泼更多的脏水。这让我们很放心。看来美国还不会动真格的,去修补它的结构性问题:膨胀的赤字、下滑的教育质量、破败的基础设施以及数量萎缩的高端人才移民。

    The ambassador recently took what the Americans call a fast train — the Acela — from Washington to New York City. Our bullet train from Beijing to Tianjin would have made the trip in 90 minutes. His took three hours — and it was on time! Along the way the ambassador used his cellphone to call his embassy office, and in one hour he experienced 12 dropped calls — again, we are not making this up. We have a joke in the embassy: “When someone calls you from China today it sounds like they are next door. And when someone calls you from next door in America, it sounds like they are calling from China!” Those of us who worked in China’s embassy in Zambia often note that Africa’s cellphone service was better than America’s.

    大使先生最近乘坐了一次从华盛顿到纽约的高铁(Acela列车),用了整整三个小时!而我们的城际专线从北京到天津只要九十分钟。大使先生在列车上用手机向办公室打电话,一 个小时之内竟然掉线12次,而我们的列车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我们大使馆工作人员中流传着一个笑话:“一个人从中国给你打电话,听上去他就在隔壁。而一个人从美国隔 壁给你打电话,听上去却像是从中国打来的。”我们在赞比亚大使馆工作的同事也时常注意到,非洲的手机服务质量要比美国还好。

    But the Americans are oblivious. They travel abroad so rarely that they don’t see how far they are falling behind. Which is why we at the embassy find it funny that Americans are now fighting over how “exceptional” they are. Once again, we are not making this up. On the front page of The Washington Post on Monday there was an article noting that Republicans Sarah Palin and Mike Huckabee are denouncing Obama for denying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The Americans have replaced working to be exceptional with talking about how exceptional they still are. They don’t seem to understand that you can’t declare yourself “ exceptional,” only others can bestow that adjective upon you.

    但是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很少出国旅行,以至于不知道美国已经落后了。当美国人还在不断地证明他们是多么“高高在上”时,我们在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就觉得这件事格外 好笑。又一次,我们中国人不会这样。这周一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有一篇共和党议员萨拉·佩林与麦克·赫卡比的文章,他们谴责奥巴马,因为奥巴马否认“美国特殊论”。美国人 只是空谈他们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却不做任何实际的工作。他们似乎不明白:一个人不能宣称自己是特殊的,只有别人才能对这个人作出评价。

    In foreign policy, we see no chance of Obama extricating U.S. forces from Afghanistan. He knows the Republicans will call him a wimp if he does, so America will keep hemorrhaging $190 million a day there. Therefore, America will lack the military means to challenge us anywhere else, particularly on North Korea, where our lunatic friends continue to yank America’s chain every six months so that the Americans have to come and beg us to calm things down. By the time the Americans do get out of Afghanistan, the Afghans will surely hate them so much that China’s mining companies already operating there should be able to buy up the rest of Afghanistan’s rare minerals.

    在国际政策方面,我们认为奥巴马没有可能将美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奥巴马知道,如果他这么做,共和党人一定会说他是懦夫,所以美国仍将每天在阿富汗战场花费1.9亿美元。因此,美国势力不会在世界其它地方对我们构成威胁,尤其是在朝鲜这个地方。我们这个朝鲜傻朋友,每六个月就会让美国紧张一次,以至于美国人不得不跑到我们这里,央求中国让事态平息。等到美国人真正离开阿富汗的时候,阿富汗人一定对其恨之入骨,而那里的中国矿业公司可以一举买下阿富汗其它剩余的稀有矿产。

    Most of the Republicans just elected to Congress do not believe what their scientists tell them about man-made climate change. America’s politicians are mostly lawyers — not engineers or scientists like ours — so they’ll just say crazy things about science and nobody calls them on it. It’s good. It means they will not support any bill to spur clean energy innovation, which is central to our next five-year plan. And this ensures that our efforts to dominate the wind, solar, nuclear and electric car industries will not be challenged by America.

    大多数刚刚当选的美国国会议员根本不相信科学家告诉他们的关于人为气候变化的事实。美国的政治家大多是律师,不像我们的从政者大多是工程师和科学家。所以美国政治家只会说科学家讲的都是一些怪论,没有人相信。这样很好。这意味美国人不会在清洁能源创新方面投入资金,而此项目是我们十二五计划的重中之重,其确保我们在风能、太阳能、核能和电动汽车上的努力不会被美国挑战。

    Finally, record numbers of U.S.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now studying Chinese, which should guarantee us a steady supply of cheap labor that speaks our language here, as we use our $2.3 trillion in reserves to quietly buy up U.S. factories. In sum, things are going well for China in America.
最后,请注意一下正在学习中文的美国高中生数字,它确保当我们用2.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悄无声息地买下美国的所有工厂时,可以有稳定的会说中国话的廉价劳动力。总之,美国发生的一切对中国很好。

    Thank goodness the Americans can’t read our diplomatic cables. 谢天谢地,美国人读不到我们的外交电文。

    Embassy Washington. 华盛顿大使馆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0-12-09 04:08:17 +0800收件人:  <yunhuaw99@yahoo.com>, 抄送: 标题: 转发: 注意电脑病毒!

一个战士写给中央军委的一封信

----基层部队腐败已经严重影响我军的战斗力

一个忧国忧民的小兵

敬爱的中央军委首长:

    在写这封信之前,我要事先申明和解释一些东西。因为我只是一个小兵,只是一个简单的生活了十几年,刚刚来到部队不久,却以前一直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的普通中学生。

    在网上我也只是个普通的网友,因为看到了黑砖窑事件,忽然发现网际谈兵一些问题帖子可以公布一些真相而不被封锁;忽然发现,中央领导人很有可能也在看一些网友写的问题帖子而很有可能受到触痛。 所以我决定发这个帖子了。

    一:这封信不是检举信,因为我找不出检举信要求的证据,以及提供本人的真实姓名身份等,我害怕找出证据和提供我的身分后,就被领导给打击垮了。

    二:真诚的恳求网管和在网上监查的中央一些安全部门能够放过我的帖子,放过发帖子的我,因为我实在害怕,但是更加害怕的是:我们部队的战斗力真的已经被贪污腐败给削减了,而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还在沾沾自喜着自己的科技强军带来的伟大胜利,所以,我还是决定勇敢站出来,写信。

    三:真诚的希望和我有共同感触地战友们同志们能够勇敢站出来,说出来,把自己所在军区、所在单位的腐败现象说出来,以证明给中央首长们看。我们部队的腐败问题,真的已经是亟待解决而且火烧眉毛了,并不是我一个人危言耸听,毕竟我只是一个小兵,对一些腐败问题,讲述的不如各位老大哥那么明白和详细。

    四:部队严禁上网,严禁泄露军事机密。在这里我真诚的告诉我爱的祖国和党:如果揭露腐败也算泄露机密,那么我认了。因为我们部队的发展,需要有责任心,有忧患感的新时期军人。

    以下是我的信件正文:

    相信看过我前面的申明,我就不用再介绍我自己了.在我们祖国百万雄师中,我也只是普通一个基层部队的普通一兵.但是经过我入伍这么长时间,和各个军区的战友,同学,以及各种关系得来的信息,我已经深深感受到了基层部队腐败带给我们的严重影响.甚至已经使我们部队的战斗力削弱了一半(我这个一半的数据,有待首长调查).

    下面具体从最基层腐败问题说起,当然我揭发的问题并不能以偏概全,或许还有清正廉明的部队.

    一:兵源的腐败:

    我们每个入伍战士,其实文化程度都不是入伍要求的那么高,都必须是高中学历,都必须身体健康,必须象歌里唱的那样,18岁,18岁,我当兵到部队.实际情况是,我们大部分都初中没毕业.最小的13岁多一点.有个战士以前还得过什么肝炎.我们之所以能来部队,能经过部队考核批准,下到连队.是因为我们花钱啊,送礼啊.我们的爸爸妈妈得花一两万才能打通关系,给地方部门送钱,给招兵干部送钱.最后我们就来部队了.素质参差不齐.招兵干部每年去各地方招兵,能受很多钱,是非常油水的工作.

    二: 分配部队时候的腐败

    在新兵连就不提了,有为了怕挨打图舒服给基层训练我们的连长送礼的,讨好他们的.但他们一般还是比较好的,基本不收礼.对我们都很好.但是在新兵训练结束后,要分配部队了.这时候,就得给负责分配的领导送钱了.现在在部队,送钱最管用.为了给自己分一个舒服点的,好发展的单位.都得给领导送几千块钱不等 .

    三: 士兵也有三六九等:

    现在在大城市的兵,都是关系户.关系到打各个军区的处长啊.什么长得官.所以来了后,刚下方基层没多久,就通过各种渠道,去学习开车了.因为将来可以给领导开小车是很好的工作,回地方了也用得上.再差点的就送钱给领导,然后去机关当公务员.反正最后分到基层的都是又没钱又没关系的人.即使这样,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也有一点点关系,用人的话讲,没关系,能到部队来么. 反正一句话: 现在部队都是关系兵。

    四:炊事班的腐败:

    这是最关系到基层官兵的要害。这个衙门可不像电视剧里《炊事班的故事》那么每天阳光和幼稚。在现实中,要像胖洪班长那么傻的人,是混不到司务长的。

    司务长掌管着一个单位的财政和我们的伙食。可是单位领导每年得有很多花销都得从灶上拿钱。请机关参谋干事吃饭得从这里花钱,请其他外单位的也得从这里花钱。有时候自己家没米没面了也得从这里拿。掌管后勤伙食的副主官还要贪点捞点。然后就是司务长黑,能每年从这里贪污。

    那我们也得吃饭啊,怎么办?省呗。从我们官兵的嘴里省。八个人一桌一顿只给三块肉,怎么分啊?结婚了的干部还能回家自己补,我们战士们只好自己买方便面泡了。有个战士天天泡面,都口腔溃疡了。为什么不换司务长?他是我们机关某个领导的老婆的侄子。

    五:套改士官、考学的潜规则

    现在可不是靠吃苦能干,就能从战士套士官了。得花钱。套一级得花一两万,一级套二级得两三四万,二级套三级得花三四五万,三级套四级得花四五六万,四级套五级更多,五级套六级花钱也不一定管用,得到军以上机关找领导。

    士官提干部更得花钱,现在战士提干名额少了,所以花钱更多,估计得花个10万。同样战士考军校,也不是看学习成绩。还得花钱。五六七万保守算。

    六:干部升官的秘诀:

    现在的干部,要想当个副连、正连职务。(政工干部更得跳来跳去,找位置)都得给团长、旅长、政委之类的主官送钱。没钱光有能力也不行。现在每个机关的小干事小参谋都是花钱送礼进去的。老同志们你们以前还能有基层主官推荐到机关锻炼,现在没这个优良传统。想当个政委,恐怕10万20万下不来吧,不信你问退下来的人。

    七:各种肥缺的发财方法:

    在空军,各个机场的油料股长,航材股长,主管基建的领导,站长都是捞钱的肥缺。有个说法,宁当油料股长也不当站长(股长归站长管)。油料股长把部队每回飞行完剩下的油用油罐车卖给地方,一年能挣百八十万都是小的(他们还得给上头领导送钱,不然就自找麻烦)。站长就是天天搞建设,今天拆这个楼明天修这个楼,反正每个项目最少得200万,自己从中捞钱。政工干部首长就是卖官,一个指导员标价多少万,一个政工干事多少钱,都有标价的。

    八:上级检察机关下部队的猫腻

     每年上级机关来基层部队检查,巧立名目,各种检查项目迎接不暇,已经严重干扰了部队正常的训练工作。来一次,部队得给他们塞一次钱。一个小干事估计2000块差不多。大点的下来就得吃大餐送大礼。不然他们真查我们,查出问题来,领导害怕啊。

    九:安全大检查不见效果的原因:

    空军摔飞机,一般都得停飞然后安全大检查,发生严重事故了,中央首长们非常着急,得在找问题,为什么摔飞机解决不了。其实每次我们停飞安全大检查都在检查什么?检查卫生有没有死角,检查被子叠得是不是豆腐块。我们都郁闷死了,你说叠被子和摔飞机有什么联系。

    十:干部转业的无奈和辛酸。

     干部一般面临着转业。一般情况是:当这个干部年轻力壮时候,想转业,部队不让转,要想转,你得花钱。当这个干部年老力衰想留部队的时候,部队不让留,想留,你得花钱。所以每年的转业时候,每个部队领导主管都能捞一大笔钱。

    敬爱的中央军委首长们,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百忙之中抽空看到我写的这些东西,也许它能给你们的管理工作带来一些思路,能够给你们百思不得其所一些问题带来一线突破。也许里面说的不尽详情,请你们调查取证。

    忘记说了:下部队取证的时候,请不要程序来,因为层层派遣的结果,最后还是腐败。最好请首长的亲戚朋友,亲自化妆来部队。或者请您的孙子辈,化名来基层部队当一普通一兵,那么中国部队的所有问题,都在掌中了。

    总之一句话,从头到尾,从来部队到从部队走人,都是腐败。 我们总不能扛着腐败,去解决台湾吧?

    一个忧国忧民的小兵
 

 

 

 

发件人:"union" <union10000@gmail.com>  2010-12-09 00:47:09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的高成本触目惊心:行政开支超财政收入的一半

中国的高成本触目惊心:行政开支超财政收入的一半

胡星斗

2010-12-8

    据报道,2009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约为8万亿元,加上预算外、制度外的收入,中国政府的实际全部收入约为11万亿元。而党政公务以及行政事业开支占全部政府实际支出的比例,2003年为37%,2007年为38--39%【法制晚报,2010.12.6“行政开支,接近政府支出四成”】。依此换算,如果剔除预算外收费等,中国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在52%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的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三公消费”等。

    而2000年左右,其他国家的公务支出或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德国2.7%,日本为2.8%,英国4.2%,韩国5.1%,印度6.3%,加拿大7.1%,俄罗斯7.5%,美国9.9%,他们仅相当于中国的1/5--1/20。

    正因为中国政府的高成本占去了大部分财政收入,使得民生支出捉襟见肘,譬如用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比例,印度是中国的2~3倍,美国是中国的5倍以上。美国、德国、俄罗斯的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均占财政支出的55%~60%左右,而中国仅为15%。另有报道称:中国的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中国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居世界倒数第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了,但政府不但没有小型化,而且越来越庞大,从三级政府演变成了五级政府,许多县市都设置有80--120个科局处,叠床架屋,职能重复。许多的科局名义上几十人,实际上上百甚至几百人拿工资。譬如湖南某县级市人口不过40万人,城市人口不到25万,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可市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就有88个,加上四大班子,共92个。领导干部正职92人,副职279人。其建设局下辖16个单位,园林管理处就有约200人,仅一个直径不到一华里的公园就有职工150人;自来水公司有约200多人。其教育局现有正副局长9人,设教育督导室、纪检组、工会、办公室、人事股、计财股、普教股、成教股、职教股、招生办、教研室、电化器材室、师训股、法制股等14个股,机关员工百余人。其水利电力局共有干部90多人,下属单位9个,员工一千多人。

    公权力的不受监督与约束、利益集团的自肥以及日益严峻的官民矛盾都造成了中国政府的高行政成本。根据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人民币。

    前苏联的国防经费超过财政预算的一半,军备竞赛最终拖垮了红色帝国;如今的中国,高昂的行政成本是否像军备竞赛那样邪恶?会不会成为吞噬一个国家的猛虎?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 2010-12-06 10:55:18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薄熙来的两大贡献

薄熙来的两大贡献

凤凰周刊主笔  冼岩

    薄熙来是最近风头最健的争议人物之一,身处最讲究循规蹈矩的中国官场,却特立独行,大刀阔斧,自然引人瞩目。不管对薄熙来持何种评价,他对今日中国的两大贡献,似难否认。

    一是薄熙来到重庆后确实做了不少实事,从“唱红打黑”到反腐倡廉,从大建保障性住房到户籍制度改革,从招商引资到经济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不管对薄熙来这个人有着怎样的看法,不能否认他办这些事的结果利国利民,并且在同行中鹤立鸡群,未见有可与其比肩者。这也说明,中国现在这种很为人所诟病,一把手权力集中,缺少制衡的体制,既方便做坏事,也方便做好事;既能用于私,也能用于公。只不过,人们看到的多是用于私,最多同时用于发展经济。各级官员之所以乐于发展经济,是因为这与官员的私利一致。而谋民生则会减官利,图吏治更将断官牟私利之路,皆不为也。

    有人说,薄熙来虽然做了些好事,但他并非一心为公,而是为了自己“上位”——纵然确实如此,那又怎样?那不也很好吗?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正是许多人心中理想的社会图景。如果薄确实有意于争“上位”,那这也是薄的又一大贡献:将权位竞争拉入良性的轨道,树立政坛新风。中国的权位之争,一直行之于密室,操之于老人。参与者比的是循规蹈矩,争的是老人欢心,实现的是利益交换。现在薄熙来将竞争放到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比的是政绩,争的是民心,实现的是民众福祉和社会进步,这样有什么不好?如果中国的官员任选真能够都这样,想不天下大治都难。

    也有人说,薄熙来再强也只是一个人,他管不了多少地方;没有好的制度,必然人亡政息——这是屁话,制度问题,是现在的薄熙来能管得了的吗?何况,制度的变革或创新都离不开人的推动,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推动这样一项众所周知艰难异常的工作。那些左顾右盼、瞻前顾后的人,哪里拿得起这个活?如果说今天中国只有一个人具有足够胆魄来启动制度变革或创新,那么这个人必定是薄熙来,而不会是那些口花花只知卖好之辈。

    另一方面,好的制度无非是让好人上台,让上来的人做好事。在民主制度下,通过舆论酝酿,人们可以选举或弹劾的方式将大多数人不满意的领导人拉下台;在中国古代,儒家有所谓“革命”之说,对那些千夫所指者,可以武力更替之。二者都要先经舆论的铺垫。今日中国既没有自由的竞选制度,也经不起武斗的折腾,惟有舆论还能起作用一二——人们可以诉诸民意,通过舆论表达自己支持什么样的领导人,不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以“文攻”取代“武卫”,模拟民选,实现儒家所说的“吐故纳新”。当然,今天中国的民意和舆论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决定领导人上下的程度,甚至连表达都受到多种限制,但民意和舆论在今日中国也并不是毫无作为,更不是完全无法表达,关键是首先要有参与的意识,能够独立作出判断和选择。

    近日,墨西哥有一位年仅20岁的女生玛丽索尔·巴列斯贾西亚在街头遭到枪杀,她不久前才宣誓就任墨西哥一个小镇的警长。由于该地帮派之间的血腥屠杀、毒品事件频传,主修犯罪学、尚未从大学毕业的贾西亚,是唯一愿意接受“警长”职位的人,没想到上任才一个月,竟香消玉殒。无疑,这种状况在中国,尤其在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是难以想象的。墨西哥是民主国家,民主制度带给人们的,并非都是好东西。世界上民主制度运行成功的国家,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其成功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因素与经济发达基础。哈耶克有句名言“无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这句话隐含的另一重意思是: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制度设计,其有效性只能体现在大多数人拥有一定财产的中产阶级社会。由于中产阶级社会少有,所以宪政民主制度的成功也少见。当今世界,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情况更接近于墨西哥的小镇,而不是美国的都市。以中国的资源基础和经济水平,一旦搞西方式民主,结果会更像少数发达国家还是多数不发达国家,不言而喻。无法明白那些在中国高唱民主化的精英们的逻辑,因为当初高唱市场化的也是他们,他们把市场化搞成了“坏的资本主义”,凭什么就相信他们要的民主会是“好的民主”?自欺,抑或欺人?至于中国的法治,更令人没有信心。只要看看,在中国高喊法治声音最响的,正是如田文昌、李庄之类与黑社会沆瀣一气之流,就不难明白今日法律界之肮脏。我相信,明白实际情况后,大多数中国人会宁要重庆的“人治”,不要墨西哥的“民主”与“法治”。

    有媒体精英告诉美国人:如果美国移民政策允许的话,97%的中国人可能会移民到美国——我相信这话是有依据的,因为这些在中国掌握了话语权的人,一直向国人“启蒙”说:到了美国就可以“有大房子,宽敞的空间,还有大汽车”。如果告诉国人,大多数中国人到了美国只能住贫民窟、捡破烂(当然精英们不在此列),相信能有7%的人愿意过去就不错了。我倒是希望美国开放移民,让这些精英以及被他们洗脑的人(事实上精英除个别明白究里别有用心外,大多数也是被人洗脑,例如南方报系的傻蛋们)屁踮屁踮赶紧过去,留下一个真正中国人的中国。

    我这一生,于当代政治人物中本只佩服两人:邓小平、朱容基。邓小平的功绩是改革开放,扭转了中国社会的方向,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朱容基奠定了“强政府、低人权”的中国模式框架,为中国这艘陈旧破损的航船装上了超大功率的引擎,使之能够在国际竞争中胜出。现在,佩服的又多了一个薄熙来。薄熙来能够为未来中国带来什么,令人期待。

 

薄熙来为什么“唱红”?

冼岩

    “唱红”是薄熙来引起争议的重要原因,也是令许多人感觉不可思议之处。从薄熙来个人的经历、环境判断,他没理由很留恋毛时代的东西,至少不会像他现在所表现出来的那么虔诚与推崇。更大可能是,“唱红”只是薄借用的一个手段,通过这种借用,他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其一是树立和推广一种主流价值观。主流价值观的阕如,正是当下中国许多弊端的根源,也是弊病难改的症结之所在,对这一点各方应无疑义。当代中国亟须建立一种主流价值体系,薄看到了这点。但是,作为一方诸侯,他不能,也不敢另起炉灶自建一套体系,于是只能在官方的武库内翻箱倒柜寻找。在官方认可的各种话语之中,除了毛时代的社会主义理论外,还有何种话语具有价值指导的意义?邓是实用主义者,对价值问题含而不露、存而不论;江萧规曹随;胡略有调整,但根基还是扎在邓、毛之中。所以,既要弘扬某种主流价值,又必须顾忌官方语境,薄其实别无选择。

    值得关注的是,薄弘扬主流价值的方式很有特色,即所谓“唱读讲传”。也就是由官方提供价值内容,通过官方渠道全力传播,借以影响公众。这其中,没有对其他观点、说法进行针对性限制,只是“我说我的”,从内容和渠道两方面尽力放大自己的声音;同时,你也可说你的,“唱红”并没有要求禁绝不同声音。

    反观现在全国多地展开的所谓“反三俗”,则是自己提不出一套堪作“主流”的东西,只知道限制别人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不许说这个,不许说那个。两种做法,高下自现。

    作为政治合法性建构和社会主流价值建构的一部分,政府不可能不提倡一种东西。在政府掌控大量资源的中国,尤其如此。重要的是,这种弘扬,不能禁绝其他表达。你可以利用优势放大自己的声音,但要让其他声音也有起码的表达途径。这是在现代社会维持思想文化活力的必要条件,也是保留一定的竞争机制以促使社会进步的基本要求。真理不是由声音的大小决定的,因此,不怕官方声音大,就怕它自己既说不出什么,又不许别人说。那样的社会,就只是一潭死水。

    其二,“唱红”是欲有所作为者的护身符。中国是个讲究循规蹈矩的国家,官场尤其如此。升官的终南捷径,就是只搞关系不做事。做事必得罪人,必触动既有的游戏规则和利益格局,必引来非议,遭致反弹。在中国,凡真心诚意想做点事的官员,大多没有好结果,而且往往被半途拉下马来,要做的事不了了之。这方面,吕日周、潘岳都是例证,官场对这些“麻烦制造者”的反应,效率很高,至少比对待腐败分子的反应要快得多。

    薄熙来在重庆闹出的动静,比吕、潘大多了,为什么他没有被官场的潜规则逼下台?究其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其中的关键,还是他早在“有所为”之前,就通过“唱红”给自己此后的所作所为披上了一层保护色。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至今仍是中共正统合法性的根基所在。立足在这个根基上,从这个方向上阐述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只要不直接反对“当今”,就谁都不好拿你怎么办,否则可能遭致整个执政集团意识形态力量的反弹。

    正因为薄步步为营,成算在先,所以尽管他在重庆折腾出惊涛骇浪,使许多人心存不满,却一时拿他无可奈何。在此敏感时刻,谁也不敢公开站在薄手握那面大旗的对立面,以免授人以柄。反之,中央大员还要一个个接连南下,表面为薄站台,实际上是想沾一沾那面虎旗的仙气——这就是政治智慧呵。但是,这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智慧,却招致民间一些人,尤其是自由派的批评。他们自以为最尖锐的讽刺是:薄熙来一方面要求重庆的大学生上山下乡,另一方面却让自己的儿子出国留学——这些人似乎忘了(或者是不知道?),他们最崇敬的西方政治家,一直是这么干的。例如,那些把人权、自由、平等喊得震天响的美国创国者们,大都是奴隶主,像华盛顿;林肯在人前一副悲天悯人、博爱无边的样子,史料却证明,美国历史上死人最多的南北战争,就是这个人蓄意挑起的。这两个应该是自由派愤青们最推崇的政治人物了吧?不然还有谁?所以,不能用一般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政治人物。评判政治人物时,不用猜他在想什么,只须看他在做什么;不必纠缠他的私生活怎样,主要看他在公职范围内怎样。

    自由派批评较多的,还有重庆的法治,认为在“打黑”过程中,程序有瑕疵——这都是些脑袋被门挤扁后说出的屁话。重庆当然是人治,但全中国哪儿不是人治?中国的人治不是从重庆“打黑”开始的。同样是人治,不同的是,重庆的人治相对来说是“良治”,打的是黑恶贪;而其他很多地方是“恶治”,权钱勾结,法黑合流。
在法治明显一时半会还搞不起来的情况下,如果连“好的人治”都不要,惟有陷入“恶治”或“无治”,即强势者横行无忌、为所欲为的失序状态。

    在价值上,我也认同民主,但我认为中国现在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关键指标是人均收入)。强行为之,结果不是崩盘,就是走向亚非拉那些“坏的民主”。

    既然“好的民主”还遥不可及,那么我支持“好的威权”;既然“好的法治”遥不可及,所以我赞成“好的人治”,只不过还要加上舆论监督,让民意有表达的途径。这才是今日中国有可能实现的“次优”,这也是我赞扬薄熙来“重庆模式”的原因——他的做法,符合了现实主义者的期待。

    对民间,尤其是媒体对民主、法治与言论自由的鼓吹、推动,只要不说得极端、过分,我都赞成、支持。我反对的,是那些“只有,才”之类的极端说法,是对待复杂社会问题只使用简单的“唯一”尺度;蔑视的,是一些人对其他选择的先天性拒斥,以“民主、自由”的名义,封闭了选择的多样性。其实,从薄这条路走下去,前方未必就不是民。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10-11-16 19:23:50 +0800 收件人: "胡星斗" <huxingdou@gmail.com>,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标题: “中国工人党”犹抱琵琶半遮面

“中国工人党”犹抱琵琶半遮面

横舟

    最近,一个新政党“中国工人党”在犹抱琵琶半遮面中,在当局默认的状态下忽隐忽现的从幕布后面款款而来。这给本来就莫测的中国政局,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信息中我们了解到,这个新政党是以批评党的身份出现的,这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可喜可贺又可忧。

    “中国工人党”的问世,无疑是改革的成果。但是这个成果将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必将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从该党的主张上看,无疑是一个原教旨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也是最为可忧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是一路改革走过来的,尽管在三十年的改革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但,其前进的方向是没有错误的,也就是说改革是必由之路。一路走来艰辛,坎坷万分,但毕竟走出来了。新建的“中国工人党”如果不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还要照搬改革前的陈旧教条主义宗旨的话,岂不是正如诗人北岛那句诗“拱桥自建成之日就已经衰老”。

    新的政党应该体现新的活力,要是一出生就长着胡子的话,那岂不是没有意义吗?是给执政党的改革一个助力作用呢?还是拉执政党改革的后腿,这是个原则性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了新的政党具备不具备批评权,也使得新的政党一出生,就面临一个生死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这就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只能是全民政党,而不可能是一部分人的政党。长期以来,很大一部分共产党员搞不清楚这个问题,于是,在执政方面做了很多错事。新成立的“中国工人党”是否还要走老路呢?

    “中国工人党”,顾名思义,是中国工人的党。可是,这其中代表中国劳工的成分又有多大呢?是不是中国劳工直接选举的出来的呢?在这一点上不得不让人提出质疑。如果不是由中国劳工直接选举出来的政党,那你怎么代表广大劳工的利益。

    众所周知,中国已经有八个“民主党派”,其实际作用又是众所周知。如果新建的党派还是和那哥八个一个样,还不如没有。如果不是,新的政党若真的是一个批评型政党,和执政党是兄弟关系,给那哥八个当师叔,那就要看新的政党是站在什么角度进行批评了(你是批评执政党冒进呢,还是批评执政党落伍呢)。再有就是,如果新的政党还没有现在的执政党有活力,那你拿什么去进行做为反对党的批评呢?

    穿新鞋,走老路是不行的。韩非子在他的守株待兔的寓言里面,最后有这样一句话:今予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面对现在错综复杂的时代(社会)状态,还采用以前已经过时的政策和策略,无意于那个守株待兔的人一样。

 

 

 


发件人:<sunny@strongwind.com.hk>  2010-12-09 10:32:2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HKFax No.2010-30 G3-33 大风出版社 香港传真 No.HK2010-30 2010年12月7日

厘清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社会”﹑“全球治理”﹑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等一些话语的本质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李慎明 [1]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语言并不属于上层建筑。语言与上层建筑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千百万年在生产劳动和生活交往中共同创造的。语言作为人们的交往工具﹐与其它的任何生产工具一样﹐一视同仁地为各类社会形态﹑各种社会制度﹑各种不同阶级以及不同社会群体服务。此外﹐上层建筑只能通过经济基础这个中介同生产发生间接的联系﹐而语言却与人们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人们的生产活动丰富多彩﹐所以与它进行直接联系的语言随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实践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词汇不断产生。当然﹐也有一些老的词汇也会逐步消失﹐或被赋予新的含义。

    “话语权”这一概念﹐来源于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关于话语与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论。1970年12月﹐福柯提出了“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的著名命题。他认为话语不仅仅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而且是人们斗争的手段。这就把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赋予了权利和利益的功能。我认为﹐福柯是对的。其实﹐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就集中谈到过话语权问题。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的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问题。我还认为﹐毛泽东同志比福柯先生讲的早﹐并且更深刻。我们完全可以下这样的结论﹕话语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权利﹐反映了人们或国家在社会或世界中不同的政治经济地位。

    正因如此﹐我又认为﹐文化与语言不同。语言有民族之分﹐但其本身却没有阶级之分﹐语言永远是全人类各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之间进行交往的工具。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文化也有民族之分﹐但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文化同时又有阶级之分。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语言与特定社会中人的思维形影相随﹑不能分离。因此﹐语言作为人们交往的工具﹐它在形式上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中它所表达的一些特定的思想内容却是有阶级性的。随着特定社会中人的思维与表达﹐它在特定条件下被赋予了一定的阶级性含义。因此﹐对国际交往中的特定语言﹐我们不仅要关注词意的表象﹐更要关注表达者在词意背后已经赋予它所承载的实际内容﹐关注表达者在表达这一词句的背后试图获得的权力﹑权利和权益。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欧美国家以武力与资本为后盾﹐进行了五百多年的扩张﹑侵略﹑杀戮和征服﹐完成其原始积累﹐并不断盘剥世界各国。此间特别是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国际金融上逐渐垄断世界﹐它们可以随时开动机器印刷﹑发行货币﹐因此能够投入足够多的金钱兴办并引领各种新闻媒体﹐西方的话语体系也往往引领全球话语的潮流﹐诱使整个非西方文明加入以所谓“自由与民主”为框架的话语体系﹐在国际交往中﹐西方在话语权上也就逐步垄断了世界。这一进程﹐曾被苏联和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而逐步削弱﹐但随着苏共蜕变特别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体系进一步得到加强﹐从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约瑟夫?奈所说的以“软实力”支配非西方世界乐于从事西方国家使其做的对西方国家有百利而对非西方世界无一利的事情﹐从根本上巩固了西方国家以武力与资本为后盾建立起来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秩序。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动摇和打破了世人对西方理论的迷信﹐并开始对西方话语体系进行反思。对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各种概念﹐我们决不能一概反对﹐必要时应大胆借鉴﹐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在不同的话语体系里﹐蕴含着可能存在的根本不同的本质内涵。因此﹐在国际交往中﹐我们也一定要重视建立独立于西方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从而有力地维护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并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让我们对当今国际关系中流行的出现频率甚高的几个“热词”试作一点辨析。

    一﹑“国际社会”。2008年西藏发生“3?14”打砸抢烧和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后﹐西方少数国家以“国际社会”的名义进行强烈谴责。而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却对中国政府采取的立场表示坚决的支持。最近﹐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大讲中国需要当三百年殖民地的刘晓波﹐西方国家的一些媒体又说这引起“国际社会”的盛赞﹐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对此嗤之以鼻。什么才是真正的“国际社会”﹖对这个词意的辨析﹐用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话﹐似乎就可以直接回答清楚。2010年6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将就伊朗核问题通过决议﹐决定对伊朗实行自2006年以来的第四轮制裁。在此前夕的5月3日﹐乔姆斯基接受德国《星期五》杂志采访﹐访谈题目为〈伊朗革命的风险〉。记者问他﹕“您怎样评价国际社会对伊朗实行制裁﹖”乔姆斯基回答到﹕“‘国际社会’是一个奇妙的说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属于不结盟集团﹐并且强烈支持伊朗将浓缩铀用于和平目的。但他们并不是所谓‘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显然﹐仅有那些服从美国命令的国家﹐才属于‘国际社会’”。[2] 再举一个例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北京时间2010年9月23日﹐伊朗总统内贾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即CNN)被誉为“广播访问节目的拳王阿里”《拉里?金访谈》节目专访。拉里?金问内贾德﹕“你是否理解世界在对伊朗核武器的担心﹖”内贾德当即回答﹕“谁是世界﹖谁代表了世界﹖美国﹖它的朋友﹖不﹐世界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美国官员的错误在于他们视自己为世界﹐但他们并不是世界”。[3] 拉里?金和内贾德在这里谈到的“世界”﹐其实是乔姆斯基在解释了“国际社会”内涵之后的“国际社会”的另一种说法。现在“国际社会”所说的“国际社会”的本意﹐不过是少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家的代称。因此﹐我们在使用“国际社会”这一称谓时﹐应该首先进行辨析﹐慎重斟酌后方能使用。

    二﹑“恐怖主义”。据统计﹐正式使用“恐怖主义”的概念已二百多年﹐关于“恐怖主义”的论著和文件数以千计﹐“恐怖主义”的定义数以百计﹐讨论”恐怖主义”的会议无法计算﹐可是﹐人们至今仍然未能有一个普遍接受的“恐怖主义”的定义。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制定《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指出﹕“自从1972年联合国首次研究国际恐怖主义以来﹐国际社会一直未能就国际恐怖主义一词的含义达成普遍一致的看法﹐也未能就预防恐怖主义暴力行为的有害表现所必须采取的措施达成充分的一般意见。”实质上﹐在当今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不同政治群体﹐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不会形成一个普世或普适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要给“恐怖主义”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就必须抓住恐怖主义特别是新型恐怖主义的本质。1994年第4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指出﹕“恐怖主义是为了政治目的而企图或蓄意在一般民众﹑某一群人或特定的人之中引起恐怖状态的犯罪行为。”我觉得﹐此定义基本正确﹐但是过于狭窄﹐主要是没有上升和涵盖至国家的层面。其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质上就是放大了的恐怖主义。这种国家恐怖主义﹐对人类社会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危害更大﹐更需要坚决反对。

    三﹑“与国际接轨”。国际规则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的观念﹑法律﹑法规﹑条约﹑协议和惯例及相关思维方式﹐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种范围的国际交流中逐渐形成的﹐是要由主权国家认可才能对其生效﹐具有一定的时空性。这些国际规则体现在当代国际事务处理﹑国际法规(章程)制定﹑国际条约建立及国际新闻报道﹑国际文化交流及学术研究之中。“与国际接轨”的思维出现在20世纪末中国努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并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逐渐运用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和外交等领域﹐几乎成了一些人的“口头禅”﹐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理念。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最终“趋同”﹐就是这种理念的最终表现。我国已经签署加入的国际条约和公约﹐我们当然应该遵守﹐也是说要“接轨”﹐没有签署的则不必也不应履行﹐也就是说不能“接轨”。我们应特别注意的是﹐尤其不能把“与国际接轨”泛化。更不能借用“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及有关法律等﹐与西方世界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相关法律进行“接轨”。这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命脉。

    四﹑“融入经济全球化”。我们党和政府一直提的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但不少文章﹐经常提的是“融入经济全球化”。江泽民同志早就指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西方强国为主导的。在这种主导下的国际分工也是很不合理的。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我们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参与过程中﹐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学习借鉴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与文明﹐并使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走出国门﹐为世界的发展和进步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完全融入以西方强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动摇﹐始终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与发展。

    五﹑“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在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关系上﹐国家的利益无疑高于一切。必要时﹐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集体和个人都应勇于牺牲自身的利益直至个人生命。但需要强调的是﹐也要防止特殊利益集团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以“国家”的名义非法﹑非分剥夺集体和个人正当﹑合法的权益。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大众来说﹐就不好笼统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因为﹐相对于统治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而言来说﹐“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更不能笼统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因为《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各会员国主权平等”。既然国家与国家之间主权平等﹐那么联合国各会员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行为也应该是平等的。由于联合国各会员国性质﹑大小﹑强弱的不同﹐如果在国际关系领域承认了各个国家的利益都高于一切﹐实质上受害的都是小国和弱国。这在实质上也就等同于承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合理和合法性﹐承认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如果这一理论成立﹐那么﹐美国在2003年绕过联合国﹐入侵伊拉克﹐绞死萨达姆﹐也应该无可厚非了﹔日本当局现在企图侵吞我国的钓鱼岛也就顺理成章了。正确的理论﹐不应该自相矛盾﹐也不能是双重标准。实质上﹐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不能说是各个国家的利益都高于一切。这一理论的本质﹐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理论的另一种巧妙的表述方式﹐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维护者为了自己国家的狭隘私利﹑干涉别国内政﹐挑唆﹑间离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维护共同利益的理论基础。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于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自身利益﹐并要坚决反对个别发达国家为了自己国家的私利而称王称霸﹐损害别的国家的正当权益。只有这样﹐世界和平才有可靠的保障。

    六﹑“全球治理”。全球性问题当然要争取进行全球治理。只有进行有效的全球治理﹐才能用最廉价成本取得最明显的成效。但谁来进行治理呢﹖或者说﹐谁是治理的主体呢﹖我个人认为﹐应主要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进行治理。对全球问题进行全球治理﹐不能由少数国家﹑少数人说了算﹐否则就完全不符合我们党倡导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精神。另外﹐对全球性问题进行共同治理﹐各国就必须让渡相应的主权。但是﹐让渡﹐必须是大小﹑强弱各国是对等的让渡﹐并得到相应对等的权益。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推行者﹐不能以所谓的“全球治理”的名义﹐侵犯其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干涉其它国家的内部事务﹐推行自己所谓的“普世价值”﹐利用自己的“软实力”和“硬实力”颠覆其它国家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是多个国家共同组成的。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一球多治”﹐而不应是“全球共治”。要防止有国家借口“全球治理”﹐来变相推行自己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以上是我对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流行的六个热词所作的浅显辨析。其实﹐需要辨析的还有不少。我的辨析﹐不一定正确﹐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1] 本文为2010年10月2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国际研究)— 软实力与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言摘要 — 作者注。

    [2]〈伊朗革命的风险〉﹐《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27日第七版。

    [3]〈内贾德在美国接受CNN专访〉﹐土豆网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G533ks4XZ5E/)。

 

 




发件人:"陈申申" <chensssh@gmail.com> 2010-12-04 08:12:15 +0800 收件人:抄送: 标题: 评论

    各位好!宪政民主,还是民粹民主,是两种思潮,也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两种选择。走出民粹民主迷雾,明确宪政民主的方向,是这些年来思想界的一大进步。在海外,王希哲是一个代表。我和王希哲三十年前有过一面之缘。上个星期突然收到他的文章,已经转发给各位。我给王希哲回了一封信,算是对他的文章的评论。经我的同意,这封信在网上发表了。这里送上的是我给王希哲的信,还有网上的评论。申申

评论王希哲

陈申申

2010年11月28日

王希哲:你好!

    你的大作《美国民主演进的经验与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写得非常有见地。我的理解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必须要有一部光荣和胜利的历史,来说明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二是要确立一定的规则来保证权力传承的稳定性。

    你在这两点上都说得非常雄辩。可惜的是,现在中国的执政者一件都没有做到。没有写出像样的党史和共和国的历史,更没有权力传承的规则。不过我给你写信,是为了和你讨论一些更为深入的问题,也是我认为你的文章中不足的部分。你在文章中说到了民主党派,说到了民运和海外民运组织。可是,你把他们的作用说的太微不足道了,你把他们遭受到的不公的命运说得太轻描淡写,甚至太合情合理了。

    当年的民主党派和现在的民运组织有相似之处。他们都不是根据共产党的指示建立起来的,也不是通过共产党的组织系统直接用行政命令就可以指挥的社会团体。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 体制外” 的组织。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并不象你说的那么微不足道。在共产党打天下的过程中,国共两党对立,如果我们把国共两党看成当年的两大政权体制的话,凡是不属于这两党直接控制的社会力量大概都应该属于当时的” 体制外” 的社会力量,即既不在国民党的政权体制内,也不在共产党的政权体制内的社会力量。

    这是什么力量?这就是人民的力量,至少是人民的力量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有较高知识水准,有较高组织程度和有较强活动能力的一个部分。共产党说自己和老百姓的关系是鱼水关系。共产党就是鱼,人民就是水。应该说是水养活了鱼,而不是鱼养活了水。因此,共产党把革命的胜利叫做人民的胜利。其中党是领导的力量,是革命的组织者。但是,人民是支持的力量。没有人民的支持,包括没有民主党派的支持,共产党就不可能有胜利。这个道理是我们从小接受的共产党教育中每天受教育的主要内容。当年的共产党员,象我的父母亲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绝不是在鹦鹉学舌,也不是为了和党的宣传保持一致。他们是真诚的。因为这是他们的真实的生活经历。小时候经常听父母这样说,可是直到今天我才慢慢地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你说美国革命的胜利是革命的债权人集团的胜利。那是美国的历史。美国革命就是这个债权人集团出钱出力,象投资一个生意那样干起来的。可是,中国革命的债权人是谁?不是共产党。共产党的革命是在人民的支持下才获得成功的。虽然早年苏联的支持曾经发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支持,革命就不可能坚持,更不可能成功。我们想一想,红军走完长征的支持力量是什么?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的支持力量是什么?几十年的革命,艰苦卓绝,流血牺牲,不是依靠那有一时没一时的国际援助能够坚持下去的。我不想否认国际支持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起到的巨大作用,可是,持之以恒的革命的最基本的支持力量只能是本国的人民。是人民养育了革命的党和革命的军队。要说债权人,人民就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债权人,民主党派民间组织都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债权人。中国革命不是少数人的一笔生意,而是真正的人民革命。在贫瘠如洗的中国,因为有了被压迫被奴役的老百姓用自己最后的血汗来哺育了革命,革命的党和革命的军队才成长壮大和获得成功的。

    所以,我认为你说的道理是有缺陷的。我的道理和你的道理是不一样的。你把共产党说成是一个特别的革命集团。在革命胜利以后,” 按劳分配” ,共产党就应该得到的更多。可是在我看来,共产党从来就不是一个特别的革命利益集团。当年一个共产员,接受党的指示,走进了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他身上带了什么?除了党的指示以外什么也没有。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党中央给各地野战军还是只发命令,不发军饷。共产党分文没有,当什么债权人?想都不会想这件事。他们有使命感,那就是依靠人民,组织人民,教育人民,一起努力,获得解放。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意,他们只有人民的事业。共产党成为革命领袖,是人民的信任。革命胜利了,政权就应该是人民的。1949年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 共同纲领” ,就是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要还政于民的保证书。中国共产党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就是在经历了反右,文革等等惨痛教训以后,对还政于民的政治路线的重申。现在共产党做不到这些,说明他们背离了原来的理想和政治方向。

    你说到了” 打天下坐天下”.这就看你怎么理解了。我的理解,打天下的时候是共产党领导人民一起干的。坐天下也应该是这样。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打下了天下。坐天下以后就请别人当右派,坐牢,抄家,这算什么道理?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会见民主人士,张口就说我们共产党犯了罪。这是由衷之言。

    现在的执政者很容易被人看成是一个狭隘的利益集团。我在这种时候说这些大道理,很有说大话的嫌疑。可是,这些大道理还是要说的。孔夫子,孙中山都说” 天下为公” ,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反映的是中国的政治传统,也是中国的人心所在。不管现实有多少黑暗,这样的原则都不能放弃。我们不能承认中国的执政党有合法的谋私的权利,也不承认他们有现在的超越宪法的权利。不论实际上是怎样的,在理论上和道义上我们必须一步不让。

    不让步是因为历史的真相不应该被掩盖。不这样记录历史,现在政权的合法性根本就不存在了。共产党获取政权以后直到今天的错误就没有理由去纠正了。文革中对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有很多错误的解释。比如说路线决定一切,而正确的路线完全取决于一个领袖的英明伟大。这样写历史,就为以后完全放弃党的组织原则,为某些个人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人民的作用了。民主人士都被看成是靠不住的,最多是个同路人。糟糕的是文革结束以后,这些” 理论” 都没有得到清算。直到现在,文革思维仍然盛行。

    我们一定不能把执政党放在永远正确的地位上。犯了多少错误都应该记录在党史和共和国的历史里。这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古代中国,执政者的一举一动,好事坏事都要记下来,否则哪里有历史?过去天不下雨皇帝都要下罪己诏。现在明明犯了那么多错误,还不让说,有这样的道理吗?

    不让步还因为只有不让步,才能为中国的法治建设确立明确的方向。法治就是一套规则。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离开了人们对光明前景的追求,法律的发展就会背离原来立法的初衷,法律就会变成少数人谋私的手段。这种现象,在美国已经屡见不鲜。在中国近些年来大量的法律颁布以后,也越来越严重了。利用法律谋私已经是现在党政官员腐败的一种特征。

    我出国以后,虽然没有参加民运组织。可是我心里十分清楚,民运,不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都很重要。中国自古以来,民间组织就多得数不胜数,连民间武装都是长期合法存在的。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执政者来说,民间的言论开放从来不是什么大问题。像现在这样胆小如鼠的当政者在历史上实在不多见。今后国家的发展,都要靠民间的创造性。我们都对美国民间的创造能力有深刻的映像。为什么中国就做不到?就是因为官方的种种限制。你的洋洋洒洒的大作,在国内就没有人能写得出来。你的文章,也只有在海外民运的生活气氛中才可能出现。

    虽然我对你的大作有这么一些批评,可是我还是很感谢你让我找到了新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从当年读李一哲的大字报到现在,我都在向你学习。以上不当之处,还请你赐教。

 

 



发件人:<ta997@hotmail.com>  2010-12-12 19:43:3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RE: 建议...

重视全民的民主启蒙

中国民主派的策略

高王杜金

    实行自由民主社会主义,没有工农大众呼应,那知识分子就成了“百无一用是书生”。要下大力气深入农工大众,全心全意做启蒙工作与发动他们。知识分子先知先觉,多有家国情怀,重视名节,对事业有追求和意志坚贞;但在这个群体中,有的人有其弱点,就是容易患得而又患失,易变卦,无恒心,甚至朝秦而暮楚。历代知识分子虽有才华横溢者,但他们必须找个靠山才能成气候。故今日的知识分子终久的依靠应是农工大众,农工大众最大优点懂得感恩。

    有良知的知识者群和民社人士知识分子的圈子很小,经不住暴雨狂风袭击。 当务之急要在接近农工大众上。如何突破,办法靠大家。如下是几点粗线条意见:

    1,提起十分重视的是,要把评毛的文章千方百计弄到农民工和产业工人中去,解放他们长期被毛禁锢的思想;让他们实知毛是甚等样的人。
    2,联系广东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及二级地市区网络朋友,请他们查找农工本人及其亲属子女有电脑的(大中学生),摸门寻路,打开一二窗户,就是一串葡萄!让民社言论与民主真理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关不住的春光与扑不灭的火焰!这是基础工程。做则事成,不做必败。这个问题不能挂在嘴上。尤是要年轻朋友迈动两条腿,打电话,发短信,走门串户,不怕碰。
    3,从网上找这些农工朋友,我们圈中就有老工人惜辉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4,向农民和工人输送文字,要浅显易懂,一二三千字为宜,评<千秋功罪毛>不在此限。
    5,评极左歪谬论,釆取加按语,中间要言插几句批语,戳穿它假语蠢言,用带颜色的字,文化浅的人能看明白就行。民社知识分子之间亦可用此法批极左文。不要搞大块头,大家没时间看长东西。
    6,辛子陵胡星斗等大家的文论还要大力反复宣传,这是批判专制独裁和极左路线与权贵,必须的启蒙普及又经典之力作,不可遗弃不用。你知道了不等他人都已知道。有同志写文革不善长,就做二三传手。

    我倾向莫弃耻的这个观点:中国民主社会的建立不能绕开工农这二个最大的社会群体。既然大多知识精英的思想觉醒都有过ABC的启蒙经历,且至今难以产生基本共识,我们要求工农阶层享有民主意识,却放弃对他们的宣传和启蒙工作,显然是在做拣芝麻丢西瓜,甚至南辕北辙的事。民主权利不是精英阶层的专属。

    我同时以为,民主启蒙的方法是多方位、多层面、多技巧的。除了为社会弱者的基本权利呐喊、代言,也包括向权力直接喊话。比如辛、谢观点的表达。否定辛、谢的权力表达方式显然偏颇。事实上,正是体制内一大批学者的努力,才使得中国民主启蒙向更大范围推动,才使更多人豁然开朗,才使思想启蒙自上而下逐层铺开,才使得今天向工农开展民主启蒙活动进入日程。

    最近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而网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则高达七成。另有媒体报道,某课题组发现,领导层级越高,心身健康水平相对越低,很多光鲜的职业压力很高。这些都说明虽然经过30年改革开放,但政治上的极权和刚性的垂直管理绝对服从和高压组织纪律,仍然在控制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使得人们活得很累很疲劳。专权苛政使人如负重荷,个个都活得很累很疲劳,故人人厌恶,正如周五扬州晚报报导扬州市政府信息中心主任范荷香在法庭上所说的“我也是受害者”。每个人都感到压抑弱势和孤立无援,每项工作都无乐趣可言,在工作中人的精神需要得不到满足,处处陷阱时时小心翼翼,工作生活都成了人们无奈的负担。缺乏民主宽松法律制度的保护,谁都难免成弱者,所以说,每个群体都是弱势群体,内心都希望建立宽容妥协退让的宽松的仁政和环境。

    那么,为什么中国还有一些人反对民主呢?为什么中国至今还没有实行民主呢?我们认为除了少数极左派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外,主要是全体人民没有觉醒,对许多历史和现实事件不了解真相(许多重大事件连高校教师也未必半月十天就知道),对现实阴暗面的不满没有从不民主政治高度上去认识,许多人对腐败现象只仇恨具体的贪官而不知道需要从政治体制上根本解决,对自己的权利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未认识到政治权利包括人权的缺失才是根本的原因,在民主的追求上尚未从自在需要到自由王国到自主需要,这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的宣传舆论的重要,因此有李锐辛子陵等人的新闻自由的呼吁,以及许多网友通过网络电子信箱所做的信息传播工作。

    我很赞成大家的看法,要注重民主的宣传动员工作和群众维权工作,这是当前民主运动中两大重要的工作内容。而在民主宣传工作中,又必须做好民主的理论研究工作和群众民主动员两方面的宣传工作。要有大量的民主理论研究文章问世,针对反民主的宣传宣讲民主的合理性必要性,要争取到民主和民社存在的合法性,使民主和民社有立足之地。又必须做好向人民大众宣传普及民主的理论理念,包括我们自己的民主意识的提高,使民主成了全民自觉的需要和行事准则,放弃马列主义专政思想对人们的毒害。尤其是要与他们厌恶的不满的阴暗面联系起来做民主普及宣传工作,使他们懂得自己的一切不幸例如三座大山来源于政治的不民主,产生自觉自愿追求民主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因做维权而做单纯的维权,也不能因做民主介绍而做民主空洞的说教。在(民主和民社)派策、国策和民策上都要做足文章,不可偏颇。

    同时,我这里要指出的是,民主宣传说法工作必须向全民宣传。因为,有了机关干部的觉醒,在和平道路上民主才能最后实施(堡垒从内部突破)。有了中产阶级和企业家的参加,民主才有经济上的实力,许多工作才能展开。有了工农兵人民群众的参加,民主才有了群众基础和力量,使反民主的极左派不敢挺而走险。所以,实现民主不能靠某一阶级的力量,而需要调动各个阶级的积极性,汇合起千军万马来推动民主,上下互动,共同推动,既有决策领导层运筹帷幄,也有专家学者说理论证;既有鼓动家宣传动员,也有民众齐声呐喊,甚至于需要鸡鸣狗盗之徒帮忙小助。况且,我们民主社会主义者与马列主义极左派不同的是,我们希望实现的民主是全民的民主,而不是工农多数人的民主或多数人的暴政。我们注意到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但决不摸黑否定资本家的先进性,不否定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的先进性进步性。既要维护工农的利益,也不能忽略了企业主和知识分子的利益。

    从目前情况来看,在上层专家学者队伍中做理论研究的较多,做工运维权的较少。而在基层做工运和维权工作的人较多,但需要总结提高,而做理论研究和民主知识宣传的人则相对较少。尤其是,愿意做轰轰烈烈振臂高呼的人较多,而做踏踏实实默默无闻的传播信息配角的人较少。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尤其是不善于写文章,又不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人多来做点传播工作,将维权的实况和周边的事情记下来发到网络上去。或在网络上将好文章发到其他论坛上转帖,或发给其他网友尤其是企业和农村的朋友们,打印散发给亲朋好友领居。我想民主实现后,在功劳簿上会记上你们的工作的。建议这方面的朋友,可搜索各地的政府网站和当地企业的网站,在政府网站上可查到机关部门学校企事业的信箱,在县城政府网站上可查到县乡级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信箱,保存到自己的信箱中后,最好分类保存。163信箱每次只能发40家,而hotmail现在忽然每天只能群发一次,只就需要多注册几个信箱了。

    总之,我们民主派要根据各自的天赋特长做好自己适宜的工作,参加群体活动能说会道是斗志昂扬,单打独斗也不能说是情绪低落,那些在公交车上菜场浴室饭馆里都宣讲民主抨击专制的老头老太也是推动民主的斗士。不必强求一律,制造出新的压力和不快。况且做自己不适宜的工作,弄得瞎帮忙反而会帮倒忙,到头来雕鹅不成反成鸭,画虎不成反成犬了。一家之言姑妄言之。

 

讲几个宽容妥协退让的故事

    1、 古时候,有位宰相老家的邻居砌围墙向外移了三尺, 宰相家里写信告诉此事且准备也将围墙向外移三尺.这位宰相回信让家里向后移三尺. 不多日家里又来信告知,邻居家也把围墙拆除了,并在原来位置上后移了三尺. 所以说,退一步海阔天空.

    2、 有个小学高年级学生集体组织游泳,结束时有几个女生在学生群中公开脱光了换衣服,校长老师看到后掉转头没有声张。事后有人问校长为什么不当场及时给予批评,校长说,一张扬女孩子以后如何做人,况且男孩子再一注意也不好。有时候,要装糊涂忽视别人的错误,要有宽容之心。

    3、 齐孟尝君养食客三千,不乏狗盗鸡鸣之辈。有次孟尝君出使秦被昭王扣留,孟一食客装狗钻入秦营偷出狐白裘献给昭王妾以说情放孟。孟逃至函谷关时昭王又令追捕。另一食客装鸡叫引众鸡齐鸣骗开城门,孟得以逃回齐。在当时这种宽松用人社会文化环境中,个人人格上独立的要求得到鼓励和尊重。许多隐姓埋名于民间的人才,如弹铗长歌的冯瓘、勇于自荐的毛遂都被识别重用,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干。一些生活在民间的游侠,如荆轲、聂政,都是一再邀请,委以重任,而不是看出身或一步步提拔上去,才干出一番惊天动人的事业的。

    4、 后世言人之相知,必称管鲍。管仲、鲍叔牙多年友善相处,叔牙深知管仲有非凡的治世才能,始终如一地礼让、尊重、信任。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成语“鲍子遗风”、“管鲍之交”,便是源于他们二人的友谊故事。管仲曾叹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牙在南阳经商,认识了管仲。通过接触了解,他知道管仲虽然家道中落,境遇困顿,但志大才高,不是等闲之辈。他很看重管仲,于是两人就合在一起做起了买卖。管仲每逢赚了钱总想多分一点,鲍叔牙知道后也不以为意。

    有人对鲍叔牙说:“你这么做不是吃亏了吗?”但鲍叔牙回答说:“管仲并不是贪财之人,只是家中贫穷急需钱财而已,是应该多拿些钱的。”有时候做生意赔了钱,鲍叔牙不但不抱怨管仲,还安慰管仲说:“这是时机不利的缘故,请不要放在心上。”管仲听了,十分感动。这就是被后世盛传的“管鲍分金”的故事。

    管仲也曾从军出征,在战场上多次临阵脱逃。有人便讽刺管仲胆怯是管跑跑,鲍叔牙则极力为其辩解,说这是因为管仲家有老母,需要他孝养侍奉,故不能轻生。

    前先管仲曾射过小白一箭。小白做了国君,念念不忘一箭之仇,日夜想杀管仲。鲍叔牙先见桓公贺喜说:“管仲天下奇才,齐国得到他,岂不可贺。”桓公切齿道:“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焉能用他!”叔牙正色劝说道:“难得的是臣下忠于其主啊,如果你重用了管仲,以他的加倍忠心和才能,可以替你射得天下,岂射钩可比呢?”桓公点点头说:“好吧,我暂且听你的话,先不杀他”。一日,齐桓公欲拜叔牙为相,鲍叔牙诚恳地辞谢说:“主公如果只想管理好齐国,有高傒和我就够了。如想建树王霸天下的不世功业,那非用管仲不可!”桓公沉吟说:“那我得先试探一下他的学问再说。”叔牙摇摇头,进言说:“非常的人,必须以非常的礼节相待才行,天下的人知道主公尊贤礼士,不计私怨,会有更多的人来齐国效忠尽智!”齐桓公恍然大喜,即命人择定吉日良辰,用“郊迎”的大礼,亲自迎接管仲并同车进城。桓公与管仲一连谈论三日三夜,句句投机,即拜管仲为相国,且尊称为“仲父”,言听计从,专任不疑,常嘱左右:“国家大政,先禀仲父;有所裁决,任凭仲父。”

    5、 1962年古巴发生导弹危机,苏美两国通过协商,双方妥协退让和平解决了这次国际危机事件并成为成功处理国际争端的案例。我们当时受极左思想影响,攻击修正主义是妥协退让,殊不知,宽容妥协退让从此成为国际政治争端调解的准则。房龙说得好,“我们从没有发现国王和教士能够有一丝诚意(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同意别人履行“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或“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而现在这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理想。”(《宽容》P19)

    6、 这是发生在二战期间的真实故事,真实到让人揪心。 故事是这样的,二战期间,一支部队在森林中与纳粹军队相遇发生激战,其中两名战士最终与自己的伍队失去了联系,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都以为他们牺牲了。 他们来自同一个淳朴的小镇,镇上的人彼此都认识,所以大家都像一家人。他们原来就是很要好的朋友。此次在生死未卜的战斗中,互相照顾、彼此不分。 与队伍失散后,两人在森林中艰难跋涉,互相鼓励、安慰。十多天过去了,他们没有看到一个人影,回到部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更严重的是,因为战争的缘故,动物四散奔逃或被杀光,生存都发生了危机。

    就在他们奄奄一息之际,他们幸运的打死了一头鹿,看来天无绝人之路,依靠鹿肉又可以艰难度过几日了。这让他们着实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但在这以后,他们再也没看到任何动物。仅剩下的一些鹿肉,背在年轻战士的身上。生存又成了问题。

    有一天,他们在森林中寻找食物时不幸遇到了敌人,经过再一次激战,两人又一次巧妙的逃脱,就在他们自以为已安全时,只听到一声枪响,背着鹿肉走在前面的年轻战士中了一枪,这一枪打在肩膀上。后面的战友惶恐的跑了过来,他害怕到语无伦次,抱起倒在地上的战友泪流不止,并赶忙把自己的衬衣撕成条来包扎战友的伤口。

    夜深了,受伤的战士肩膀上包扎的衣服一片血红,他对于自己的生命并不抱任何希望。而那位未有受伤的战士两眼直勾勾的,嘴里一直叨念着母亲。用来救命的鹿肉谁也没有动,他们都以为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那一夜令两个人都终生难忘。 也许命不该绝,天知道,他们是怎么被自己的部队发现的,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获救了。故事发生到这里,似乎告一个段落,是个喜剧结局。 但事隔30年,那位受伤的战士安德森说:「我知道谁开的那一枪,他就是我的老乡、战友」。这实在是太惊人了。

    安德森平静的说:「他去年去世了,否则我永远都不会说,如果我死在他前面,我会让这个故事烂在肚子里带走。」「那年在森林里,当他抱住我时,他的枪筒还在发热,我顿时明白了,他想独吞我身上带的鹿肉活下来,但当晚我就宽恕了他。因为我知道他活下来是为了照顾他的母亲。此后30年,我装着根本不知道此事,也从不提及。战争太残酷了,没有纳粹的存在,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令人难过的是,他的母亲还是没有等到他回来就撒手去了。我和他一起祭奠了老人家。他跪下来,流着泪请求我原谅他。我拥抱着他,不让他说下去。其实我早就宽恕了他,我的心没有仇恨,异常的平静。我没有失去什么,我们又做了二十几年推心置腹的朋友。」

    当看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是怎样的宽容!宽容确实没有让人失去什么,而是让人得到!

 

知识阶层情绪不等于大众民意

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 寒竹

    摘要:由于均贫富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道德理想,而背着传统民粹主义包袱的中国文人很难适应当前社会的急剧转型过程,他们事实上已成为中国社会批判力量的主流。

  中国正进入一个社会矛盾的高涨期。一方面是民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一部分民众表现出来的抱怨和不满日趋强烈。看中国的媒体,总给人一种感觉,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对当前社会现状强烈不满。

  中国民众中究竟有多少人对社会现状强烈不满?可以看两组专业的调查数据。2010年6月,世界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社会民意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程度高达87%,对中国当前经济状况的满意度高达91%。

  美国著名中国社会问题专家怀默霆教授2004年使用人口密度地图和地理定位系统等专业方法进行实地抽样调查,并在2009年依据调查结果写成一篇题为《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的文章,驳斥了海内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一座“社会火山”的说法。

  怀默霆认为,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因市场化改革引起的不公平,但是,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中国受访者对不平等的态度更加正面和积极。而且与通常的看法不一致的是,那些对当前不平等最为不满的,并不是中国最弱势的群体,而是城市居民对不平等更加不满,特别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

知识界和媒体界的人对社会的不满要比真正的农民和农民工的不满强烈得多

  怀默霆教授的这份调查报告实际上解释了为什么知识界和媒体界的人对社会的不满要比真正的农民和农民工的不满强烈得多。根据该报告,真正对社会最为不满的主要是城市中间阶层,而中国知识界和媒体中的多数从业人员正是属于这个群体。也就是说,这群人实际上是把自身对社会的强烈不满放大为全社会的不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由于缺乏科学可靠的社会民意调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对社会的态度不得不被舆论界的文人“代表”了。

  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西方有骑士精神,中国有士大夫传统。西方的骑士喜欢用剑行侠仗义,中国的士大夫喜欢拿笔代表民心。在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历史中,中国社会的话语权大多数是掌握在士大夫手中而非专制君主手中。表面上,中国的专制君主可以杀伐一切,可以用文字狱诛灭九族。但是,历史地看,中国社会的道德高地,社会的民心一直是被士大夫这个群体占领。由于士大夫的传统,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一直有着代表天下苍生的心态。如果我们回顾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会发现,尽管表面上是枪杆子在夺取政权,但归根到底是有着士大夫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决定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是西方知识分子很难相比的。

  正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喜欢以天下苍生代言人自居,他们常常不自觉地以中国劳工大众和弱势阶层的代表自居。他们的怨气很容易表现为全社会的怨气。我们不能忽视这种不满情绪所带来的中国社会发展风险,因为,很多时候掌握了社会话语权的小众是可以引导大众的。由于均贫富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道德理想,而背着传统民粹主义包袱的中国文人很难适应当前社会的急剧转型过程,他们事实上已成为中国社会批判力量的主流。作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需要这种批评力量尽量去发挥正面的作用,需要通过舆论批评来革除社会弊端,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但另一方面,这种批评应多一些理性,少一些情绪;多一些就事论事的分析,少一些上纲上线的结论。尤其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应该多做一些实事求是的社会调查,而不仅仅是根据一些“据说”来给社会下结论。否则很难让自己的批评具有真正的说服力。

    ▲ (作者是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 <yuweiyuwei4@hotmail.com> 2010-12-08 15:15:51 +0800 收件人: "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巴菲特阴谋》书评与图书简介,希望能借大军的平台宣传一下新书。

你买好《2012》的船票了吗?

——读《巴菲特阴谋》有感

四川师范大学影视学院老师 杨志宏

(《托普检讨》作者)

    作为本年度的大片《2012》,吸引了众多的眼球,据说不少都市人群因看过此片患上了“末日综合症”,加上媒体中此起彼伏的地震天坑,传言千年一遇的寒冬,新闻中连续不断的瘟疫,仿佛天灾人祸一股脑地涌现出来,高温不退的房价、药价、菜价更让人倍受折磨,在忧郁加抑郁中无法自拔。

    笔者看罢年度大片《2012》,深感震撼。

    第一感觉是“残酷”,除了买得起上亿欧元一张船票的富豪和国家领导人们,绝大多数人只能在无助的绝望中像蚂蚁一样被突如其来的超级火山爆发、天崩地裂的地震和排山倒海般的海啸无情地抹掉了。这是悲天悯人还是惨无人道?这是不是优胜劣汰的西方丛林法则下的大结局呢?

    第二感觉是“期待”,真的有末日吗?那会是什么场面呢?真的有宗教经典里记载的末日审判吗?如果真的有末日审判,是不是在那么一天,这个世界就变成一个善良、美好、公平、公正的世界?是不是所有被剥夺、被欺凌、被压迫的弱者就可以和强者共享和谐了呢?

    近日,“阴谋论”甚嚣尘上,从郎咸平先生公开批评的新帝国主义到何新先生揭露的“共济会”阴谋,从转基因玉米带来的广西男生精液异常、山西某地老鼠绝迹到高盛操刀“屠宰”中国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中小资本的“盛举”。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包围着普通大众,或困惑迷茫,或及时行乐,社会大众处于集体迷失的心理状态中。

    这样的现实让我们看到了一场巨大阴谋的可怕力量,更使我们确信这样一个道理:“自从有政治以来,阴谋构成历史,政治经济史始终就是阴谋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据《何新:反阴谋论本身就是阴谋!》)

    余治国先生的《巴菲特阴谋》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的一部檄文,通篇读罢,有幡然醒悟、拨云见日之感,受到了深刻的资本市场的常识教育:“巨大的财富背后是巨大的罪恶。”

    20世纪初公众对“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的控诉道:“资本主义因无情压迫、剥削劳动者而取得繁荣,对千千万万老百姓血肉之躯的践踏才成就了资本家的黄金满屋。”

    不知道巴菲特是不是在这种罪恶感的驱使下,才做出把他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的财产在有生之年或是在临危之际捐给慈善机构的决定,抑或是规避美国巨额财产税的又一种诡计。

    面对即将到来的2012年,巴菲特们应该已经买好了船票,做好了随时一走了之的准备。而买不起船票的大多数人怎么办呢?这是《2012》的导演留下观众的一个难题,认真阅读一遍余治国先生的《巴菲特阴谋》也许能给爱思考的读者一个清晰的答案。

 

我读《巴菲特阴谋》

吴学秋

    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至今,快三年的时间了,我一直没有写任何东西,一直在观察中、思考中、沉默中……原因就是,我发觉到:人的认知就像一个圆圈。这个圆圈里面的面积就是自己的认知,外面就是这个世界。里面的面积越小,对这个世界的接触面也就越少,而当我的认知突然间扩大了许多后,我发现我反而对这个世界更加的无知了!因为我的认知;我的视角不能代表作者更不能代表读者,我只是把我所解读出来的《巴菲特阴谋》一书的认知告诉作者和读者,对也好错也好,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通过《巴菲特阴谋》这本书章节结构与具体内容,尽量和作者的思维模式与认知视角契合,发现并理解,作者是如何非常熟练的运用汉语言文字所特有的语境,针针见血地梳理了股神巴菲特传奇的发迹史的同时,又很巧妙的通过对巴菲特个人投资理念的分析:

    一是解析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通过金融资本与杠杆作用,隐性的、直接或间接的疯狂吸取它国财富的模式、渠道;

    二是提炼出欧美文化圈如何把一个人神化或者说西方国家如何把一个普通的人神化为全世界股民心中的红太阳的进程和方法,使之能有所初步的了解;

    三是未雨绸缪防范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态势将走向何方,对你个人的事业发展、经济收入、生命安全、家庭生活的影响。

    《巴菲特阴谋》一书,我把其定位为政治经济类书籍中的调味品,这本书的适读人群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在以下几个读者群:

    第一个读者群,就是媒体经济学家和经济评论者们,在你们满嘴跑火车或喷粪的时候,如果跑不动或喷不出来,这书可以做你们的工具书使用。

    第二个读者群,就是某些经济部门或政策决策者在制定某些经济行为决策的时候,这书可以用来自警,莫作汉奸或卖国贼。

    第三个读者群,就是在经济类的学生,当你们学习经济理论的时候,特别是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切不可盲目追捧,这书可以使你更加清醒和理性。

    第四个读者群,就是广大股民朋友,全世界股民心中的红太阳——巴菲特,无论是使用什么手段,毕竟他确实赚到了钱,如果你想赚钱,你就要学会定位式模仿或逆向投资,这本书如果结合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去在股市中兴风作浪或紧紧跟随,你不会被套更不会“我站在中石油48元之巅,眼含热泪向山下俯瞰。”

    第五个读者群,就是有低血压、便秘的患者,心理活动中的情绪刺激与波动会促进生理运动,读了之后就有体会了。

    12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中国股市,下一个20年怎么走》、《要警惕和打击操纵市场的国际资本大鳄》一文;12月4日,国金证券公告称收到金岩石先生的辞职申请,扬子晚报发表了《高盛涉嫌操纵A股断崖式暴跌 索罗斯或参与》一文;12月6日,证券日报发表了《双面高盛“三屠”我国资本市场》一文……

    祝福我自己在股市中发财发财在发财,快点移民去非洲。




    《巴菲特阴谋》 余治国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11月

    《巴菲特阴谋:股神为什么这么神》是2010年6月2日,“股神”巴菲特遭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传讯,巴菲特大神被请下了神坛。众说纷纭,巴菲特是“股神”还是“超级骗子”?巴菲特到底有没有“操纵”股票评级机构?随着美国国会的调查,关于巴菲特的疑问也越来越多,笼罩在“股神”头上的光环渐渐有了阴影。2010年9月,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一起劝中国富豪行善,巴菲特真的是来中国搞慈善的吗?还有,巴菲特真的是出身贫寒,白手起家的吗?本书讲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巴菲特,揭秘“巴菲特神话”背后的层层真相。

编辑推荐

    《巴菲特阴谋:股神为什么这么神》是:

    1.中国第一本揭露巴菲特真相的作品。区别于其他的同类书籍,本书是第一本全面批驳巴菲特的书,从反面解读巴菲特的投资策略,能够给投资者、广大股民更多启发,而且还十分通俗易懂。

    真相一:巴菲特家庭贫寒,白手起家吗?真相二:巴菲特勤俭持家?真相三:巴菲特做的真是“价值投资”吗?真相四:巴菲特有没有操纵评级机构?真相五:铁三角——巴菲特&高盛&美国的秘密关系

    2.普通股民是羊,顶级投资家巴菲特是狼,这世上最大的悲剧就是羊被狼吃了,还将狼视为自己的神!3.巴菲特神话,是华尔街近百年来最成功的一次形象包装!

    媒体推荐

    八面玲珑的巴菲特并非第一次抛出这种介于批评和维护之间似是而非的论调,从利益关联来看,他确实没有理由说句“公道话”,因为他执掌的伯克希尔公司目前仍是穆迪的最大股东。——中国证券报

    当麦克丹尼尔指出评级机构的费用“并不算贵”之后,巴菲特当即提出反对意见,“我倒是没发现他谈到的'不算贵’的费用。”不少人感到巴菲特作出这一反应有些“古怪”。但如果考虑到巴菲特的双重身份——不仅是穆迪的大股东,也得为伯克希尔公司向穆迪购买评级而付费时,就不难理解巴菲特对“不算贵”的费用为何如此敏感。
——第一财经日报

    股神也会犯错?巴菲特作证时表示,穆迪和标准普尔公司都与次按危机有关,但不该对此负责。“不要责怪穆迪”,巴菲特说,“他们做了错误判断,而我也犯了错”。——联合早报

    拿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来说,危机发生之前,评级机构作为专门跟踪观察地球上各类经济体的研究,为何没有提前的警预评级呢?只能解释穆迪是其大股东巴菲特的生财工具。虽然巴菲特高调宣布捐出大部分财富,但是他的财富无非是利用其宏厚资本和信息优势在全球范围金融市场进行“合法掠夺”。兴风作浪的穆迪,欺诈客户的高盛,作为它们的大股东,巴菲特可谓扮演了“舞台天使,幕后魔鬼”的角色。——中金在线

    巴菲特所玩的投资游戏,说穿了就是华尔街的金字塔游戏。这种游戏看似合法,却是Perfect Crime(完美的犯罪)。这就是华尔街能攫取常人无法想象的利润,把别人口袋里的钱玩到他们的腰包里的原因。——中国经营报

 

巴菲特阴谋:股神为什么这么神

目录

序言 巴菲特的倒下

第一章 巴菲特:是股神还是超级骗子
对巴菲特的癫狂崇拜
掩人耳目的价值投资
谁造就了巴菲特神话

第二章 报童巴菲特原来是犹太人——世家子弟巴菲特
巴菲特出身贫寒吗
政商两栖的巴菲特家族
为什么要对巴菲特的出身欲盖弥彰
巴菲特神话是构建帝国软力量的需要

第三章 巴菲特是靠价值投资发迹的吗——早年发迹史
巴菲特的第一桶金
阴谋诡计的牛刀小试
浮存金的魔术
犹太人的伯克希尔公司
为什么巴菲特不买黄金

第四章 为什么巴菲特这么有钱——世界首富
巧取豪夺《华盛顿邮报》
放弃垄断是一种罪过
对老寡妇的欺诈
所罗门兄弟公司丑闻

第五章 巴菲特是投资天才吗——股神是这么炼成的
操纵评级机构
台前唱戏,台后操作——高盛、巴菲特和美国政府的铁三角关系
美国新能源策略的马前卒

第六章 慈善大佬巴菲特的另一面
可口可乐,可口但不可乐
巴菲特利用慈善基金做操纵工具
消灭发展中国家人口的阴谋

第七章 巴菲特看好中国:福音还是祸害

投资比亚迪,有意误导中国的新能源发展政策
巴菲特是新帝国主义集团殖民控制中国的一枚棋子
美国石油战略与巴菲特对中石油的投机

第八章 为什么巴菲特可以操纵全世界——谁搞乱了我们这个世界
金钱游戏的规则
金融危机的根源
羊偏偏要替狼来辩护


主要参考书目

序言:巴菲特的倒下

    这些年来,巴菲特所玩的投资游戏,说穿了就是华尔街的金字塔游戏。这种游戏看似合法,却是完美的犯罪(PerfectCrime),为我们揭示了为何华尔街能攫取常人无法想象的利润,把别人口袋里的钱玩到他们的腰包里。我们不能让我们有着聪明脑袋的年轻人眼睛只是盯着华尔街的奖金,而不去参加更加能够创造价值的事业。长此以往,我们将无以为继! ——奥巴马

    卸下华美包装2010年6月2日一大早,刚走进公司的过道,我习惯性地朝墙上的电视望去,正报道着CNN 的插播新闻(Breaking news):“巴菲特被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传讯(Warren Buffett Subpoenaed By FICC)”。我在原地看了几秒钟。传票(subpoena)是非常严肃的法律用词,是传讯、传审的意思。不过说实话,对于巴菲特被传讯,我一点都不奇怪。我早就感觉巴菲特其实也是华尔街金融大鳄,只是和索罗斯、罗杰斯那些大鳄相比,他被包装得更精致而已。这次他的“狐狸尾巴”似乎露出来了。听证会在纽约举行,耗时整整一天,主题是为什么像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这样的证券评级机构,会将最高等级的AAA给予那些次级抵押债券——当住宅市场崩溃之后,这些债券迅速下滑到垃圾等级。而巴菲特是穆迪最大的股东,现拥有13%的股份,曾持股20%。巴菲特此前三次拒绝调查委员会“邀请”,使国会不得不用法律力量,迫使巴菲特站到了听证席上。

    在听证会上,他辩解道:“我根本就没去过穆迪……我甚至根本不知道那家公司在什么地方。我只知道他们的业务模式是非常出色的。”极其注重公众形象的巴菲特,竟在听证席上乱了阵脚,回答了跟他的投资理念——“在投资的时候,我们不要远离自己所了解的范围”所完全不符的话。这一理念是巴菲特几十年来一直号称在身体力行着,并作为自己的成功经验向普罗大众灌输的。他最为得意的杰作就是在互联网泡沫席卷股市时,毫不受诱惑,巍然不动地作壁上观。当时他解释说,因为他对该行业没有充分的了解。而他所持有的都是家喻户晓的股票,比如可口可乐、好市多和通用电气等等。如果说他真的不了解穆迪公司,那怎么可能在最多的时候持股20%呢!被中国人民尊崇为“股神”的巴菲特,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08年世界最富之人,也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巴菲特的基金在50年中平均年投资回报率达到惊人的31%。他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号称“买下后长期持有,只买不抛(Buy and hold)”,并保持节俭的生活习惯,大把捐钱给慈善事业。因此他是 2007 年《时代》杂志评出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100位人物之一。

   巴菲特的讲话常常被称为商业讨论与幽默的混合体。每一年由巴菲特主持的公司股东大会,从世界各地慕名前来的参加者就达2万多人。在这一盛大的股东大会上,巴菲特准备就绪的公司年报和发给股东的信件中,引用和穿插着文学典故和圣经话语,以及中东的警语和数不清的玩笑,因此经常被财经媒体所报道。他每年将拍卖一次与其共进晚餐(或午餐)的机会,拍卖价被越炒越高,2008年赵丹阳以高达211万美元的价格中标。媒体也最乐于歌颂巴菲特节俭的美德,总是拿他与嗜血成性的华尔街银行家的奢侈生活加以对比。因为他是全球最富之人,却依然住在当年所购买的小房子里,只花费了31500美元,如今的市值也不过区区70万美元。

    他像所有严父那样管教孩子,像所有普通人那样到杂货铺去购买食物。虽然后来他在加利福尼亚拉古纳海滩(LagunBeach),买了一幢400万美元的别墅,媒体却“懒得”加以报道,这与他几百亿美元身家的天文数字比起来,400万算什么?他的公众形象无可挑剔。然而当他1989年花费公司1000万美元资金购得一架私人飞机时,他“羞愧”地称其“不可饶恕”。美国太需要一个道德精英的典范了,当然不会深究巴菲特自认的那点瑕疵。再加上巴菲特已经将85%的公司股份捐赠给比尔?盖茨慈善基金,公众对他的信任更是无以复加,他就像“神”那样被捧上了金钱与道德的神坛。“完美的犯罪”让巴菲特牢牢在神坛上待着的还有他投资中国的那些神来之笔。一贯坚称“只买不抛”的“股神”,2003年首次购进5亿美元中石油股。这的确是大手笔。消息一公布,成千上万的崇拜者相继跟进,全都攥紧中石油股票,死也不肯抛。

    人们太相信世界首富的投资策略,以为只要握紧“股神”选中的股票,就一定能发大财。“股神”果然不负众望,“苦苦”守候了4年,等他的信众差不多都进场了,便在2007年7月,悄悄抛售了首次投资的5亿美元中石油股,“收获”35亿美元;同年10月,“股神”出清中石油股。应该说,因为“股神”先买进,站在了金字塔的最顶端,而信奉“股神”的人们则在金字塔的底部“严防死守(Buy and hold)”;等“股神”脚底抹油抛掉股票,丢下的残局就由垫底的人去收拾了。

    巴菲特在2008年10月,以2.32亿美元投注中国比亚迪汽车公司,占其10%的公司股份。才过一年,巴菲特就已经从比亚迪公司的账面上赚得了高达7倍的投资回报率,超过16亿美元!可想而知,跟在“股神”身后进场的中国股民一定有成千上万。最近,虽然比亚迪股价有所下跌,巴菲特特别强调他将带着比亚迪的股票进坟墓,但愿这一次“股神”坚守到底,脚底不抹油,那可就是中国股民的大幸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些年来,巴菲特所玩的投资游戏,说穿了就是华尔街的金字塔游戏。

    这种游戏看似合法,却是PerfectCrime(完美的犯罪),为我们揭示了为何华尔街能攫取常人无法想象的利润,把别人口袋里的钱玩到他们的腰包。通过这次金融海啸,华尔街丛林这种狼吃羊的兽行,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可一旦狼群繁殖的速度超过了绵羊,那么也就到了狼吃狼的时候了。此后,巴菲特在高盛集团这个虎口中拔牙。高盛亏损巨大,资金周转不灵,迫不得已在2008年9月23日宣布转成银行控股公司。第二天,巴菲特即向高盛伸出“援手”,以50亿美元购得高盛的优先股,用另外50亿美元换取了高盛普通股的认股权证。巴菲特之所以敢大胆出手,就好比打麻将,他将对方的底牌看得一清二楚。第一,“股神”透过政府间的层层关系,早已知道政府将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IG)。只要美国国际集团不倒,高盛也必将屹立不倒。果不其然,当美国国际集团拿到1800亿美元的政府救助资金后,立刻赔偿给高盛129亿美元(高盛“下赌”40亿美元卖空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第二,高盛也将从政府的救助资金里要到100亿美元。

    巴菲特深知,只要高盛喘过气来,市场这块蛋糕还在,而分割蛋糕的霸主却少了,高盛就完全可以稳坐钓鱼台。到2009年7月24日,这天高盛的收盘价每股为164美元,仅仅一年不到,“股神”便为此项投资赚足了111%的回报率。“股神”自己毫不掩饰对高盛的信心,他称“我和高盛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40年……我关注这家公司很长时间了,我对高盛集团的状况和管理层的信心超过华尔街任何公司,他们对市场的时机把握最为出色”。

    当然啦,如果“股神”不了解高盛与政府上层之间的关系,他怎么会如此大胆?最近,高盛由于那些荒谬的衍生工具合约,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诈骗,并正在接受司法部刑事调查。而巴菲特却罕见地公开为高盛担保,并对他一贯竭力反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金融衍生品进行辩护。他一反常态地对投资者们说:“我很高兴我也持有这种衍生产品,因为它们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回报……”只有上帝能够洞察人间的一切!巴菲特虽然不是上帝,却能够像上帝那样站在金字塔的顶端,来洞察他脚底下人们的一举一动,不称他为“股神”也难。因此,只要华尔街金字塔模式存在一天,这种血腥的掠夺就不会停止。华尔街资深顾问、融让谁富有》作者 陈思进

后记

    在我们的金融学教科书中,资本市场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让资源从效率较低的行业流动到效率较高的行业,从而达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目的。但是,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金融市场一向是欺诈、阴谋与暗算的名利场。无数人在这里被诱惑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只有少数幸运儿在这个金钱与数字的游戏中游刃有余。

    向幸运儿学习!无数人提出这样的口号。

    巴菲特作为全球最有名的投资商,《福布斯》排行榜的首富,自然成为人们学习的标杆。似乎你掌握了巴菲特价值投资的理念,在资本市场上就会无往不利,战无不胜。如果你学习了巴菲特投资圣经仍然失败的话,那只是你没有吃透巴菲特高深的投资思想,或者是你没有理论联系实际,再或者你干脆是天生弱智没有投资的天赋。

    为什么信我就可以上天堂?只要你虔诚地信我你就一定会上天堂,如果你没有上天堂一定是因为你还不够虔诚,仍然心存疑问。多么荒谬却极具欺骗性的洗脑方式啊!
对巴菲特的信仰其实也是一种宗教。

    人的天性中就有一种不安全性,人们需要一个权威来寄托自己的迷信,需要一个偶像来倾注自己的崇拜。巴菲特恰好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美国的工业资本巨头从19世纪起家以来就展现出一幅政商勾结、财富掠夺与集中的罪恶的巨幅历史画卷。而华尔街从它开始成为金融巨头们的盛宴场所之后,就充满了贪婪、欺诈与奢靡。美国的巨头们都是一群以金钱为存在唯一意义的犹太人。树立犹太人巴菲特这样一个金钱道德的偶像,也满足了美国犹太巨富们将自己污浊历史洗白的渴望。于是,巴菲特神话开始广为流传。没有人敢于质疑他的经历与操纵手段。直到今天,当上证指数从2006年6000多点的高位跌到2010年7月的2000点,众多中小股民深度被套时,巴菲特神话的传播依然没有停歇下来的迹象,价值投资成了人们聊以自慰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神话毕竟是神话。资本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屠宰场。小鱼、虾米们听信大鱼的谎言,等待它们的命运只会是死无葬身之地。就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唐骏学历造假事件爆发。唐骏何许人也?中国信息产业年度经济人物、中华十大英才管理人物、中国十大科技人物、中国十大IT风云人物、中国十大最有价值职业经理人,号称中国的“打工皇帝”。当人们掀开遮羞布,原来所谓的成功不过是建立在欺诈、谎言的基础之上,又一金钱道德偶像倒塌了!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破除公众对股市偶像的崇拜,对投资权威的迷信,更为深刻地了解巴菲特其人与资本市场的本质。

    让巴菲特这个全球最大的金钱道德偶像崩塌吧!

    感谢叶楚华先生、杨志宏先生、汪家常教授、林建安老师、中山大学姜子初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王水女士、商务印书馆乔永真先生和当代中国出版社乔平先生多年来对我的关怀,还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孙小明教授、世界银行研究部邹恒甫教授、中国社科院余斌教授数年来对我在学术上的悉心指导。策划编辑王泽阳女士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为本书最终的定稿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华尔街从业15年之久的华人金融家陈思进先生提供了一些珍贵的资料,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对本书出版给了许多帮助。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海量的中英文资料,因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列出。最后,向所有有助于本书写作与出版的人一并表示感谢。

    文摘

    真相一:巴菲特家庭贫寒,白手起家吗?

    世人眼中的巴菲特:1.巴菲特出身贫寒2.巴菲特从小做报童

    真相:巴菲特家族政商两栖,巴菲特是犹太人。其父所经营的商店就是奥马哈最大的百货公司,母系家族是富裕的犹太商人。1942-1952年,父亲霍华德四次作为共和党人获选美国国会众议员。

    1964年4月,巴菲特父亲霍华特·巴菲特过世时留下的遗产共值56.33万美元,约相当于2010年的2300万美元。

    佐证:1.正如巴菲特本人所说的:“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各方面的条件就很优越。我的家庭环境很好,因为家里人谈论的都是趣事;我的父母很有才智;我在好学校上学。”2.做报童是富豪阶层培养接班人的常用方式之一。3.华尔街对巴菲特的身世讳莫如深,在华尔街混迹15年的华人金融家陈思进说。

    真相二:巴菲特勤俭持家?

    佐证:媒体将巴菲特节俭持家、家教严格的事迹传遍全球,但却对巴菲特在加利福尼亚拉古纳海滩400万美元的超豪华别墅视而不见,对他在1989年所购买的价值1000万美元私的人飞机则漠然处之。

    真相三:巴菲特是价值投资之父格雷厄姆的爱徒吗?

    佐证:《巴菲特: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和《滚雪球》中,记载着一段自相矛盾的经历:1950年秋季巴菲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得到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教授证券分析课程22年来唯一给过的“A+”,据说,格雷厄姆还相信巴菲特将来会成为伟大的金融学家。

    奇怪的是,当巴菲特硕士毕业后向格雷厄姆毛遂自荐愿意不要薪水到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时,格雷厄姆却拒绝了巴菲特。如果巴菲特真的是格雷厄姆所欣赏的得意门生,又有什么理由拒绝不要他一分钱的摇钱树呢?根据巴菲特传记的记载,这个“A+”的成绩没有任何纪录可查,只是哥伦比亚大学当时的一位财务学教授在巴菲特成名之后对公众宣传的。

    真相四:巴菲特是否幕后操纵评级机构?

    佐证: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也是以穆迪为首的三大评级公司联手操作的结果。有欧洲经济学家指出,评级机构是欧洲债务危机的第一推手。但很少有人想到,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是穆迪公司最大股东,最多时曾持股20%,现持有大约13%股份。显然,作为穆迪最大股东的巴菲特不可能不了解穆迪内部的操作,甚至有可能他本人就是幕后的最大黑手。为了调查穆迪公司暗箱操作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国会金融调查机构(FCIC)发出传票强迫巴菲特站在听证席上接受质询。在听证会上,老奸巨猾的巴菲特辩解道:“所有美国人深信,房价不可能突然大幅下跌……这是我此生所见最大泡沫……很少、很少有人能察觉到泡沫,这正是泡沫本质……价格上涨是麻醉剂,影响上上下下的理性判断力……错误人人有份……我根本就没去过穆迪……我甚至根本不知道那家公司在什么地方。我只知道他们的业务模式是非常出色的。

    2009年,三大评级公司因在次贷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受到公众与舆论一面倒的严厉批评,巴菲特此时又出来装模作样,警告大家不要再去购买垃圾债券来凸显其领跑市场的神奇本领,一副先知者的形象又一次闪亮出现在大众面前。

    2010年,为了争取舆论同情,他假模假样地让穆迪公司取消了伯克希尔公司及其几家保险子公司的AAA评级,还呈清白无辜状减持了穆迪股票,以表明是单纯的投资而非私下交易的暗箱操作。

    真相五:神秘铁三角——巴菲特&高盛&美国

    佐证:巴菲特在高盛集团这个虎口中拔牙。高盛亏损巨大,资金周转不灵,迫不得已在2008年9月23日宣布转成银行控股公司。第二天,巴菲特即向高盛伸出“援手”,以50 亿美元购得高盛的优先股,用另外50亿美元换取了高盛普通股的认股权证。巴菲特之所以敢大胆出手,就好比打麻将,他将对方的底牌看得一清二楚。第一,“股神”透过政府间的层层关系,早已知道政府将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IG)。只要美国国际集团不倒,高盛也必将屹立不倒。果不其然,当美国国际集团拿到1800亿美元的政府救助资金后,立刻赔偿给高盛129亿美元(高盛“下赌”40亿卖空抵押贷款相关证券);其二,高盛将从政府的救助资金里要到100亿美元。巴菲特深知,只要高盛喘过气来,市场这块蛋糕还在,而分割蛋糕的霸主却少了,他完全可以稳坐钓鱼台。到2009年7月24日,这天高盛的收盘价每股为164美元,仅仅一年不到,“股神”便为此项投资赚足了111% 的回报率。“股神”自己毫不掩饰对高盛的信心,他称“我和高盛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40年……我关注这家公司很长时间了,我对高盛集团的状况和管理层的信心超过华尔街任何公司,他们对市场的时机把握最为出色。”当然啦,如果“股神”不了解高盛与政府上层之间的关系,他怎么会如此大胆?

    真相六:慈善大佬的另一面:巴菲特真是到中国搞慈善的吗?

    为什么巴菲特热衷慈善:1.避遗产税。 2.投资避税。盖茨基金会95%的资产被用于商业投资,5%的“公益”赞助比普通公司的纳税额还要低。 3.以基金形式运作投资公司。 2001年,盖茨基金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8%。2003年,基金会回报率达到15%,赚取了39亿美元的利润,这是捐赠出去的12亿美元多得多。2007年,基金会投资利润约为40亿美元,包括股东分红与利息则利润更高达50亿美元。

    慈善都做到了哪里?

    2007年,盖茨基金会投资.4亿美元资金给博彩公司,如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是全球最大的赌博集团,曾投资25亿美元到澳门赌场,将很多国人的血汗钱席卷而空。2010年世界杯诸多的假球就是这家公司的杰作。盖茨基金会还在股票、债券等各种金融产品上做投机交易牟取暴利。巴菲特等富豪赞助那些能给他带来好处的特权领域,如大专院校、医院和医疗中心以及艺术机构,很少向专注于穷人或少数族裔的社会服务组织、草根机构或非盈利组织,反而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待遇。

    其实,富豪们能以慈善基金会名义资助这些地方,可以达到控制教育、意识形态与科研的目的。同时,富豪们还能打着基金会资助的民间研究机构牌子,引导政府的政治与经济政策,赞助对自己有利的科研项目,而阻挠对自己不利的科研项目,甚至是打击对自己不利的学者。

    真相七:巴菲特清仓中石油股票的时间跟美国操纵石油价格时间表对比

    2000年4月,中石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石油)以每股1.28港币元的低价在香港发行,发行对象是外国投资者。

    2001年,巴菲特首次购买中石油H股(港股)。巴菲特以每股1.61港币的价格第四次买进中石油股票,持股比例达到流通股的13.35%,总持股量为23.47761亿股,成为中石油第二大股东,仅次于实际控制人中国中央政府。2007年10月19日,巴菲特表示,已将23亿股中石油股票全数出售。从2001年买进以来到2007年全数抛出,巴菲特共赚取277亿港币的利润。2007年10月22日,巴菲特还公开致信中石油集团蒋洁敏总经理,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巴菲特从持股中石油开局到完美收官的整个过程,众多媒体纷纷鼓噪“股份”巴菲特又完成了一次完美的价值投资。那事实又是什么呢?

    2008年,美国通过操纵石油大大打垮了老对手俄罗斯。

    2008年7月11日,世界石油价格涨到每桶147美元的最高峰。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召开期间,石油价格开始暴跌。

    2010年5月19日,石油价格跌倒每桶69美元 。

    从2008年开始,国际石油价格的持续不振,让俄罗斯经济体系分崩离析。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巴菲特彻底将中石油股份清仓的时间与美国石油战略变化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世界石油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话,那么按照巴菲特价值投资的理念,没有任何人可以跑赢市场,更没有任何人可以预测市场的长期趋势,巴菲特又如何恰好在2001年购入,2007年抛出?是财务报表分析出来的,还是掐指算出来的?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这种神话完全不可信。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国际石油价格的变化完全由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统治的精英所操控。巴菲特在H股上神乎其神地表演,A股中小散户们对中石油的无偿贡献,就很好理解了。善良的羊怎么能够斗得过凶恶的狼呢?


 

 

 

 

发件人:"梁晶工作室" <liangjing_ph@163.com> 2010-11-16 11:30:22 +0800收件人: 抄送: 标题: 《价值起源》,给学者朋友们准备的新年礼物

《价值起源》序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陈志武

    金融危机给社会带来的当然不仅是消极冲击,也必然有正面影响。比如,由于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社会对金融的阅读兴趣大增,一时间,金融文章覆盖了报纸、互联网,相关书籍摆满机场书店,甚至在大众超市也很醒目, 真是洛阳纸贵。只是,稍微细看,会发现尽是以“战争”为名的书,“金融战争”、“货币战争”、“资本战争”、“股市战争”、“超限战”、“保险战争”、“石油战争”、“粮食战争”,本来当今世界平平和和,十分万幸,但,灌满“阴谋论”的这些书,却让人感到处处硝烟弥漫,战火冲天。遗憾的是,这些“阴谋论”除了让社会过一次戏剧性的虚幻瘾外,其实际效果是,让本来就缺乏金融基因的社会错失正面了解金融的机会,“阴谋论”是智力麻醉剂,使人以为可以由此逃离现代经济,躲回传统。其实不然。

    相比之下,反倒是晚清洋务运动者,不沉浸于“阴谋论”的智力鸦片之中,而是从正面理清现代金融之威力,挖掘中西大分流中之金融奥秘。在当时知识和信息那么局限的情况下,连晚清的智者都知道,“强国梦”不是靠陶醉于“阴谋论”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必须学几招、几万招,才有可能。十九世纪末期,薛福成在《论公司不举之病》中评论道,“西洋诸国,开物成务,往往有萃千万人之力,而尚虞其薄且弱者,则合通国之力以为之。于是有鸠集公司之一法。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利害相共,故人无异心,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由是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其端始于工商,其究可赞造化。尽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驱驾风电、制御水火,亦可也。有拓万里膏腴之壤,不藉国帑,藉公司者,英人初辟五印度是也;有通终古隔阂之途,不倚官力,倚公司者,法人创开苏彝士河是也。西洋诸国,所以横绝四海,莫之能御者,其不以此也哉?”可见,薛福成很早就认识到,东西方之所以出现大分流,西方近代强大,在于他们有汇集大量资本、“集中力量办大事”、分散创业风险的金融方式,亦即公司与其可以广泛交易流通的股票。

    从《价值起源》中我们会进一步看到,对东西方历史大分流做出过贡献的, 除了薛福成强调的公司证券——股票之外,还有许多其它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当然,对这一结论,一些同仁或许有异议,因为正如本书作者之一William Goetzmann在好几章中介绍的那样,中国于宋朝发明纸币,也属世界上最早,而纸币是所有金融证券中最简单但也最重要、最基础性的证券,因此,中国当初在金融创新上走在世界前面,而不是落后。那么,为什么后来中国会因为金融创新上与西方的分流,进而导致在其它经济与非经济领域的东西方大分流呢?宋朝之后,中国的金融创新基本停顿了,而那时的西方正处于中世纪的中期,他们在比纸币更为丰富的证券创新上变得特别活跃,先是于13、14世纪在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推出现代债券、基金,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金融创新大分流,并引发、激励出各种经济与社会制度的相配变革创新。

    从现代金融于1860年代进入中国到今天,已经是一个半世纪。这期间,中国和世界都经历过数次金融危机冲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股灾与各类金融风暴、美国每十年左右的金融危机,等等,可是,到最后,不仅没有哪一次危机卡断人类社会跟金融的关系,而且,每次都提升美国、中国以及其他社会对现代金融的依赖度,并且进一步把各国间的经济竞争转变成制度竞争,制度竞争又最终以各国的金融发达度来具体体现。2007-2009年间的世界金融危机是百年不遇,冲击力的确不小,但,最终也不仅不会毁灭金融,反而会深化人类社会对金融的依赖。

    那么,金融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金融创新自远古就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并将继续带动其未来进程?《价值起源》对这些以及相关问题作出回答。本书一开始,便给出理解金融创新的一般性分析框架,把各种错综复杂的金融创新放到一个总体框架中,让我们全方位地看到金融创新的必然和价值。为了具体介绍、讨论金融创新,书的两位编著者——William Goetzmann 和Geert Rouwenhorst——选择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熟悉的金融品种作为金融创新案例,包括货币、纸币、债券、股票、基金、期货、期权,等等,以此对金融的一般性道理进行展开。虽然这些证券已经太习以为常,但是,它们是怎么来的?在哪里并且是什么社会与经济背景下出现、发展的?金融创新的背后隐含着什么人类历史、社会变迁的道理?在成千上万的人类金融创新尝试中,为什么偏偏这些创新能够生存发展下来,而其它的却渐渐消失?仔细了解每种金融证券发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经济背景,不仅能把表面看似枯燥的金融工具、金融理论模型变活, 加深我们的整体知识,而且也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下一波、下几波的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实际上,如果缺少现代金融视角,人们会难以看清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货币的起源同时是价值的起源,也就是说,在货币出现之前,虽然“东西”有价值,但却因为没有跨越“东西”的通用价值度量衡,而无法得到具体的度量。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不仅度量价值的工具、手段得以升华,而且使价值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配置交换变得越来越便利。结果是,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得到拓展延伸,人类社会的总体福利配置不断得到优化,此即金融创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道理,也是《价值起源》所展示的金融逻辑。

    《价值起源》的价值是多维的,不仅给我们详细解读今天已普及的金融证券的来历,而且,也是一部最为权威的从金融看世界历史的著作。特别是,一般的金融史著作,要么只谈中国的金融史,要么只谈英国、美国或者意大利单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史,而《价值起源》把世界各国都放在同一个时间轴上,看看过去五千年中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中国到中世纪西欧、到二十世纪的金融创新,是如何推动世界进程的。

    本书的两位编著者都是我在耶鲁的同事,他们既是现代金融学研究领域的领头人物,又是新一代金融史研究的推动者。《价值起源》这本书可以说是最经典、贴切地综合了他们两人一生的学术追求和学术视野。 我尤其要说的是,自1986年至今,William Goetzmann一直对笔者影响很大,是他让我看到学术之林居然能有这么深、那么广,改变了我的学术生涯!

    1986年,我和William Goetzmann一起进入耶鲁大学的管理科学博士班,当时,我们可以选择金融经济学、管理经济学、会计学、市场营销学、运筹学中的任何一个领域作为专业。在他的建议下,我选择了金融经济学专业。后来,由于我的工科背景,一直到2000年前,我所关注的基本都是纯技术性的金融理论。2000年中的一天,在耶鲁校园里的一条街上,我碰到William Goetzmann,他当时正手拿一本书、兴冲冲地从邮局往办公室走。见到我,便高兴地把书摆在我的眼前,说:“你看看,这是齐国管子的经济著作,他说到的关于齐国货币政策、公债举措,是多么精辟呀!”——他这么一说,倒是让我为难,因为作为中国人,我当时真的不知道管子的经济思想是什么,更谈不上对他讲的内容作出回应,而他作为美国人,却对管子是那么着迷,还在办公室里给我讲解商周时期的硬币、宋代的交子、明代的纸币,他的办公室就像世界金融博物馆,摆满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朝代的钱币、债券、股票、期权正品!

    到2001年,他又写出了两篇关于十九世纪上海股票交易、中国债券市场起源的论文,再次冲击我的思路,因为这些都是我原来一无所知的。当时就想,我学了这么多的金融理论,也发表了好些学术论文,但,对数理金融理论背后的真实金融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来,却一问三不知!尤其让我感到羞愧的是,自己对中国的金融史、经济史、甚至一般历史,了解得如此之少!

    受到William Goetzmann的启发或者说刺激之后,我的金融思考和学术视野在不知不觉地转变,拓展到技术金融之外,以至于今天,我能从历史和大社会背景下理解金融,或者说从金融交易的角度解读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变迁。金融的世界还可以这么丰富多彩,这真是我原来所没有想到的。而我这些年能够走过这样的学术与思考历程,还真要归功于William Goetzmann!

    他和Geert Rouwenhorst编著的《价值起源》,以最系统的方式把他们的学术追求和敬业精神展现在我们眼前。这么多年里,能够跟耶鲁大学众多一流学者一起学习、共事,近距离体会他们的敬业和对知识的痴迷,真是我一辈子的幸运!我希望许多朋友、同仁也能够从《价值起源》中感受到这些,因为《价值起源》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中国社会和个人今天需要的知识,而且也包括真正学问人的最高境界。

    2010年6月

(《价值起源》已由梁晶工作室引进中文翻译版权、万卷出版公司出版于2010年7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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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Weidong Huang" <huangwd@ustc.edu.cn>  2010-12-10 17:18:1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黄卫东新作:威胁炸回一百年――依赖美帝发展经济路线的破产, 各位朋友,您好! 见附件。欢迎指教!

中国将会倒退回一百年前 吗?

----依赖美帝发展经济路线的破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黄卫东

huangwd@ustc.edu.cn

2010-12-10

    尽管中国一再强烈反对,美国华盛顿航母还是借朝韩炮战之机,开进黄海军演,公然威胁中国心脏地区。事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还声称,今后美军航母还将继续开赴黄海。几天以后,美日又在东海举行规模超过美韩军演6倍的军事演习。并且明确宣示这是“首次以中国为假想敌”。美国人还生怕中国人不明白他们威吓中国的战略意图。12月3日,美国驻韩美军前司令贝尔明明白白地说:“若中国再次参加半岛战争,中国经济将退后到100年前”。这样露骨的战争威胁, 中国人有几十年没有听到过了。

    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然而,国内还有一大批汉奸走狗招摇过市,网络论坛上几乎天天有人在宣扬“爱美国就是爱中国”,“美军来了我带路。”,“中国民主化、一人一票要靠美军”,“要通过做300年殖民地来发展中国”。真正打起来,这些人就是美国的第五纵队,就是汪精卫。这些人忘了,美洲和大洋洲的土著居民是如何亡国灭种的,以为美国人会给他们带来普世价值。

   针对美帝叫嚣的核战争威胁,国内很多有识之士都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同样有毁灭美国的核武器,核战争只会导致两败俱伤,不会让美国单方获利。难道美国人就不清楚这一点?主要原因是美帝料定,精英们为了依靠美国的市场技术和资本发展经济,必然会选择妥协退让。此前,针对日本侵占中国东海领土钓鱼岛,美帝高调声称替日本防卫钓鱼岛,精英们没有任何措施,美帝军舰要自由通过中国的领土南海,要在南海搞军事演习,精英们同样选择退让。笔者曾撰文揭示钓鱼岛妥协退让的根源,并预测,在当前依赖美国的经济发展路线下,这种妥协退让还会不断发生。

    京华时报12月8日报道, 昨天记者从外交部网站获悉,国务委员戴秉国日前发表了关于我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文章,指出“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的说法是神话,国际上一些人担心中国将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军力,完全是杞人忧天。戴秉国先吹嘘美国是一个神话,中国永远也达不到美国的实力,所以永远不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中国会永远掏光养秽,好让美国放心,希望美国不要针对中国,让中国和平发展。这分明是在乞求美国,有网友评论是投降论调。

    不久前,精英们还在宣传,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美同舟共济。精英们为什么这么说?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早就解释了其原因:没有美国市场,中国的产品就会积压,工厂就会倒闭,工人就会失业,老百姓就会没有“饭吃”,那么国家就会乱了,所以要救美国,让美国人有钱消费中国产品,从而拯救中国。于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产品源源不断流向美国,美国人印刷的美元欠条不断积累到中国央行,央行又将这些美元借给美国,从而既拯救了美国,又“拯救了中国工人”。现在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美国老百姓手里没有美元来购买中国产品了,于是中国老百姓就没有饭吃了!?于是精英们要去救美国?!从而拯救中国老百姓!

    到底中国老百姓衣食住行是谁提供的?难道美国人在印刷厂印刷美元,就解决了中国老百姓吃饭穿衣问题?近年来,按照美国统计局资料,美国人生产的商品不到美国老百姓消费的一半,美国老百姓消费的大部分商品都是用印刷的美元欠条换来的。其中很大部分来自中国。美国曾有记者尝试,在一年里不使用中国商品,结果发现非常困难。因此,实际是中国老百姓的辛勤劳动,解决了美国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问题。这也说明,如果我们要兑现美元欠条,使用美元欠条换商品,美国国内根本就没有对应的商品。于是,我们看到美元在不断贬值,40年前,1美元价值约1克黄金,现在40美元才能买到1克黄金。拿物质财富换美元欠条,储备在手,等于免费奉送财富给美国人。

    在这种所谓的经济发展中,虽然我国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大,大部分重要工业产品已经占世界一半以上,然而,中国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我们得到的仅仅是央行账面上的外汇储备又增加了。现在中国外汇储备已经增加到27000亿美元。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物质财富在不断流失,因为所有外汇储备都是拿物资换来的。笔者估算,最近10年来,由于低人民币汇率下的低价贱卖,损失的物质财富价值至少20万亿美元以上。通常在发达国家,老百姓消费占国民产值70%左右,我国老百姓消费占国民产值,从20年前50%左右,一路下降,到2009年,仅占国民产值29%。我们每年生产的消费品,大部分都不是中国老百姓自己消费的,除了少数积压成废物,都出口换成美元欠条了,也就是免费送人了。

    国内商品积压的根本原因是人为压制老百姓收入。一个封闭的社会,如果老百姓只有吃饭穿衣的收入,你生产任何工业消费品,老百姓都没钱买,必然导致积压。但是,一大批给西方洗脑的主流经济学们给精英灌输,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低劳动力成本,升高劳动力成本,就没有国际竞争力了,于是,国内老百姓也就只能拿低工资了,生产出来产品也就只能出口换美元欠条了,美元欠条越积越多,由于国内商品大量积压,也就无法使用,等于免费送人财富了。

    本来物质是不灭的,提高老百姓收入,让老百姓消费自己生产的财富,物质财富还保留在国内。而低价贱卖,换成美元欠条,由于美元欠条不断贬值,等于财富免费送人,从而导致财富流失。退一步说,即使积压,物质财富仍然留在国内,比免费送人要好得多。

    拿物质财富换美元欠条,然后根据美元欠条增发人民币,从而解决国内货币短缺问题,这是主流经济学家们为出口商品换美元找到的另一条依据。国内很多爱国学者也被这个所谓的经济学理论所迷惑,例如,著名学者何新先生,就曾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称美元带来货币增加,从而带来乘数效应,促进了经济发展。

    本来人民币是我们政府自己印刷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会短缺人民币?因为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政府发行过多货币,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所以精英们在主流经济学家的指导下,专门制定了一条法律,防止央行增发货币借贷给政府,主流经济学家周学仁称之为:一项意义深远的制度安排,是关闭了政府主动超发货币之门。但是,在这个所谓意义深远的制度安排下,央行却能借钱给中国的战略对手,美国,如购买美国国债;却能根据战略对手美国人的指令,增发人民币给美国人。例如,美国人拿美元到中国央行,央行就会增发人民币给美国人换美元,其逻辑之荒谬,已经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而美帝从来就不相信这个所谓经济学原则,08年遭遇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就增发8500亿美元,现在又搞量化宽松政策,一年增发6000亿美元。当然,在那些相信美国的普世价值,相信美国人是天使的精英看来,这一切都是符合他们的逻辑的,他们相信美帝,已经胜过了相信自己。问题是,你们如何解释,美国几十年如一日对中国封锁技术?如何解释美国炸中国大使馆,杀死中国人?

    国家央行发行货币,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措施,没有足够的货币,经济发展就会受到抑制。例如,30年前,我们国家发行的基础货币仅有几百亿元,如果一直不增发货币,如何支持现在年产值30多万亿元的国民经济?过去30年,精英们根据不断贬值的美元储备来发行货币,由于美元储备是拿物质财富换来的,从总体来看,等于物质财富出口换美元,国内减少的了财富,国家增发人民币。而根据国家银行法,这些物质财富留在国内时,政府是无权发行货币的。这种显而易见的荒谬现象,在精英和主流经济学家眼里,都视而不见。现在通货膨胀严重,主流媒体注意到,国内货币超发严重,广义货币达到70万亿,与国民产值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但是,这些媒体却绝口不提,这些超发的货币是如何出笼的?

    国家发展经济,应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应立足自身。以前,朝鲜依附在友好国家苏联身上发展经济,苏联解体,朝鲜经济都濒临崩溃。现在我们妄想依附在战略对手身上,怎么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新中国前30年,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路线,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解决了10亿人吃饭穿衣问题,人均寿命从35岁增加到68岁。而我们的战略敌人,苏联崩溃解体,美国经济在30年前曾濒临崩溃,美元在不到10年时间贬值20多倍,从1971年1盎司黄金30美元贬值到1980年850美元,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到中国求和,从中国台湾撤出军队。后30年,我们依靠西方市场来发展经济,实质是拿物质财富换不断贬值的美元欠条,等于免费供养自己的战略对手。虽然我们的生产能力提高了,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日子却越发难过了,住房,教育,医疗等三座大山又重新回来了。人均寿命长期徘徊,几乎不增长。

    这种所谓的经济开放,对美帝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美国早就领教过独立自主的中国了,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撼动独立自主的中国。一个90%以上人口是农民,识字率低于20%,老百姓几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中国,人均寿命仅35岁,被西方称为东亚病夫,在美苏为首的两大敌对势力下,经过不到30年发展,就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发展了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让美国经济濒临崩溃(标志就是美元快速贬值20多倍)。而后30年,通过所谓的对外开放,我们的企业都逐渐倒闭,外资企业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所谓的生产能力,大部分是为西方消费者免费服务,离开了西方的市场,就会停产倒闭,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命脉已经被西方资本家控制。

    美国发生的所谓的金融危机,实质是美国赖帐,让中国央行储备的美元借贷给西方企业和金融机构破产,从而赖掉了债务。于此同时,美国通过印刷美元,到中国投资,就控制了中国经济(根本原因是精英们相信美帝),而且在世界上,已经没有值得一提的对手,哪有什么危机。所谓美国政府的债务,其债主主要是美国资本家,是美国政府的真正主人,包括中国央行储备的借给美国政府和民间的美元,也属于美国资本家。因为中国央行储备的美元,不是中国央行从国际市场上赚来的,而是美国资本家拿着美元到中国投资,出口赚来美元,统统都到中国央行换成人民币,是央行印刷人民币从美国资本家手里换来的,所以经济学家们才会说,央行的外汇储备,不是央行的资产,而是央行的负债,温总理才会说,如何利用外汇是个大问题,否则拿外汇储备进口物资到国内搞建设,又有什么困难?(既然它们不是中国的财富,为什么精英们还要搞出口退税和低人民币汇率,拼命支持外资出口,光出口退税补贴资本家,2009年就达6500亿元,增加美元储备?)

    在笔者看来,现在美帝正在加紧行动,要彻底分裂中国。因为中国人民在觉醒,国内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清了所谓的经济发展。因此,美帝要加紧行动,以图彻底分裂中国。美帝赤裸裸的威胁中国,让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深切感受到,可是精英们却沉迷在依赖美帝,发展经济,国民产值成为世界第二的迷梦里。对美国的威胁,精英们一再妥协退让,已经引起了网民们极大愤慨,例如,在中华论坛上,精英们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见人骂,这极大地降低了政府的威信,给中国埋下了动乱的种子。

    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前苏联就是一个实例。由于美帝没有办法通过武力征服中国,其分裂中国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外部压力,让中国内部产生矛盾,产生分裂。外部挑衅是重要手段。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中国周围各国与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的争端,如南海争端,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一大批美国鹦鹉也在国内配合美国行动,妖魔化朝鲜。朝鲜半岛历来是外部势力进攻中国的跳板。历史上,中央政府都将朝鲜的防卫看成是自身的安全防卫。日本在唐朝和明朝两次进攻,都被中国援军打败,清朝甲午战争失败,于是日本通过占领朝鲜,进而进攻中国,造成中国直接牺牲3500万人。50多年前,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使美帝进攻中国的图谋遭到破产。

    但是,由于精英们在错误的经济发展路线下,一切依赖西方,美帝占领朝鲜,也就为时不远了。可以预料的是,一旦美帝占领朝鲜,由于韩国政府基本是个傀儡政府,今后必然会在美国纵容指使下,在朝鲜中国边界上做更多文章,现在在韩国国内,早就造过大量舆论,他们还公然在中国打出了他们的想法,如长白山是韩国的。一旦朝鲜被美帝占领,美帝指使韩国进攻中国是历史的必然。

    虽然美国势力强大,但是,它并没有实力强迫中国。中国有能力自卫,有能力实施独立自主的内政外交路线。这是毛泽东时代早就证明过的历史事实。对如何应对当前局势,笔者已经说过很多了,这里指出三点:

    第一: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只要保证了粮食生产和供应,中国是不会发生大的动乱的。况且中国在很多重要工业产品上的生产能力都占世界一半以上。

    第二:以财富换美元是不可持续的,已经损失的财富,不可能从西方手里夺回。当务之急是停止奉送财富,关闭奉送财富机制。我们应该利用外汇储备尽快收回国内外资企业的所有权,实行进出口平衡的外贸政策。

    第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路线和内政外交路线。依赖外人是不可靠的,依赖战略对手更是愚蠢透顶的行为。

    作者:黄卫东博士,高校从事研究工作,请大家思考,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十大荒谬经济现象?(参见: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1/127893.html )

Dr Huang, Weidong (in Chines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
Dept of Earth and Space Science (地球与空间科学系)
#96 Jinzhai road, Hefei, Anhui, PRChina (安徽合肥金寨路96号)230026
Tel: 86 551 3606631
1 540 231 4646 US(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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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JohnWells" <holyyeast@hotmail.com> 2010-12-08 10:38:19 +0800 收件人: <weizuoweiyou@gmail.com> 抄送:标题: 新闻周刊:美国两级分化加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美国两级分化加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新闻周刊

2010年12月05日

  【侨报网讯】美国国内两级分化日益加深,这使美国面临发生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风险,这也是美国现在所面临的最深刻威胁,美国人现在应该对此有所警觉了。

  据《环球时报》引述《新闻周刊》4日撰文,美国自内战以来就一直有自我纠正的机制,这套机制确保了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稳定。这套机制的首个要素是美国宪法(它提供了约束机制),第二个要素是社会流动性。耶鲁大学学者保罗?肯尼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曾警告称,美国将步古罗马、19世纪大英帝国和16世纪西班牙的后尘。这些帝国让它们的上层在掌控权力的时候洗劫财富。但不同的是,美国的上层阶层一直是在不断变化之中,这要部分归功于移民们的持续到来。

  美国在政治上确实有过偏执的阶段,不时会有群众煽动家来传播愤怒和仇恨,但是美国的大多数人一直对此持抵制态度,那些极端分子从未在全国范围的选举里获得过简单多数。他们的谎言最终被媒体揭露,美国人的常识最终占了上风。政坛的钟摆会发生摆动,有时还是剧烈的,但它总是会摆回来。

  不过,这种情况现在开始发生变化。尽管茶党的言论有自相矛盾之处,但他们有关大政府的言论并不都是错误的。一个聪明的煽动者将会及时把受欢迎的舆论转变成选举授权。美国的政治已变得如此两极分化,任何一方都不认为另一方有优点,他们甚至不会听取另一方的观点。贫富分化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中产阶层的平均主义遭到嘲讽。在1970年,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美国人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9%,而现在的比例已接近25%。原先收入是普通工人50倍的CEO们2001年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500多倍。

  美国的社会和谐至少在一些程度上依靠经济增长,当所有人的境遇都或多或少地得到改善的时候,人们更易于相处。但当馅饼变小时,社会团体就更容易发生互斗。美国社会一直是一个没有明显阶层划分的社会,人们可能专注于地位和金钱,但社会有足够的流动性,从未形成一个可以将其他人排除在外的明确社会阶层。但是当人们越来越认为富者将更富,而穷人将更穷之后,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们会越来越不安。

  在担心和嫉妒的气氛中,传闻和阴谋论能够快速传播,普通人很容易怀疑纽约和华盛顿的内幕人士对他们做了手脚。有线电视和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和博客博主们纷纷出来为人们代言。在他们努力争取点击率和收视率的时候,他们言论的准确度经常是很低的。

  在互联网上,开放、自由、不被干涉的言论曾被用于揭露权力的滥用。但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现实情况是噪音和舆论更多了,但并没有带来更多的真实性。假象和对事实的极大扭曲迅速传播。奥巴马总统并不是穆斯林或者外国人,但少数美国人仍选择相信这样的一个假消息,相信者的人数还在上升。由于有太多的原始消息可供选择,人们选择了那些他们想听到的消息。

  小的谎言可以积累为一个大的谎言:“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改革意味着死亡委员会,他们将拿走你的枪只。”不管这些对事实的扭曲来自哪里,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保护主义者为了保护工人不受外国竞争的威胁而选择破坏使美国经济繁荣的自由贸易机制;一位在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就任的执法官员出台暂停美国人珍视的个人自由措施以便保证美国的“安全”。

   选民们,甚至是那些不怎么关注政治的选民通常对总统候选人拥有第六感,他们可以察觉冒牌货和骗子、权力狂和腐败分子。但他们在形成自己看法之前需要一些事实基础,但他们在互联网上、在电视上看到或者在电台上听到的“事实”正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12-12 21:42:49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对日本的再发现(上)

中国现代化的机会被巨大的胜利所毁

马悲鸣

    下面附录的是国内人物周刊上的文章《对日本的再发现:拥抱战败不敢吃中国食品买下美国》。从该文可以看出,美国把日本打到无条件投降为止是日本最终走向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和全民过上现代化文明富足生活的关键。

    过去的日本是从遣唐使开始的向中国学了上千年的儒学立国思想。但终因不是儒学正宗,还是让美国炮舰打开了一个缺口。从此日本一边保持和强化儒学的忠君爱国思想,一边引入西式科学技术,最终崛起于东方,并引发了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凡日军野蛮残忍的东西,都是早年从中国学来的。凡讲道理,比如接受无条件投降,还有技术和管理上的高效率,都是西来的。日本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结果是把不讲理的儒学基本上清理掉而代之以西来的讲道理。

    刘晓波说中国现代化先要三百年殖民地。其实未必。从日本的经验看,不但没有三百年殖民地,而且一天殖民地都没有。所以中国要想现代化,只需无条件投降就行。无条件投降必得先挨打。如果不挨打,向谁无条件投降去啊?其实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一次机会,但被随后的巨大胜利所毁。那次机会是庚子之变,也即八国联军之役。该战中国政府在伟大领袖老佛爷的英明领导下,启用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向全世界十一个列强同时宣战。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结果这十一个列强中的八个国家应战,组建联军,经过五十五天的艰苦跋涉,从大西洋两岸集结开到北京。义和团大师兄还没把西什库教堂攻下来。

    这一战打得两宫西狩,最后接受联军条件,基本上就是无条件投降。被中国人杀害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夫人要西太后为自己的夫君抵命,但联军还是放了慈禧一马。西太后从火烧圆明园的败于英法联军到败于八国联军,最后被联军彻底打服,由此开始颇有声色的现代化改革。订立宪法,废除科举,广开西式学堂,改造旧式军队。那真是风风火火的十年。正经办了不少大事。

    可惜,阴谋围园杀后的康有为等人贼心不死,流亡海外后持续捣乱。再加上孙黄革命党的恐怖主义袭击,而我们的伟大领袖老佛爷年事已高,不能继续维稳掌舵;虽在临死前毒死了可能要翻案的光绪皇帝,但没料到辅政的摄政王只图为皇兄报仇,要杀戊戌有功的袁世凯,逼老袁起了异心,与捣蛋的孙黄联手逼我大清逊位。

    辛亥革命的巨大胜利,使中国人把挨八国联军打成的无条件投降带来的机会当成了国耻而尽废之。中国又回到了儒学意识形态。假如二战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又于六十年代初经济起飞之际发生武士道革命,废除天皇,便是后来的中国,就没有日本的今天了。中国没有拥抱住庚子战败,故有后来,并一直延续至今的野蛮愚昧。而海峡两岸明年还要纪念辛亥胜利一百周年。



【附录】

    要义:但日本仍应感到庆幸,在它的经济开始出问题的时候,它已经建立好了一个稳固的制度:法治、财产权和自由的媒体。在它的人民开始变老前,经济繁荣带来的财富已经得到相对平均的分配。《大西洋月刊》的记者James Fallows曾在一九八○年代的日本住过,今年夏天又和妻子搬回了东京,惊讶地发现了两点变化:“一是我们曾经的邻居都变得更富了,在过去的十年中,整个日本都是如此;二是日本现在比‘日本可以说不’的时代大为不同了,更为谨慎,在政治和文化氛围上都更加地‘向内看’。”(学渊识)

对日本的再发现(上)

【南方人物周刊】

    一个中国人到日本的感觉与到欧美的感觉是不同的,你没有明显“异邦”感,大家相貌相似,文字相近,礼节相仿,这一切,都奠定了一个亲切的基调;然后,你不停地遇到和气友善、周到细致的日本民众,你不停地感受这个国家的干净整洁、秩序效率、安全稳定、繁荣富庶、现代先进,最后,你突然会问,对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为什么会交恶?

    她说这句话的前提是,大部分国人对日本缺乏好感。这一点得到了一个民意调查的证实,日本《读卖新闻》和中国《瞭望东方周刊》去年年底进行的一项日中联合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关于日本是否值得信赖,34%的人持肯定态度,63%的人持否定态度(日本关于“中国是否值得信赖”的问题,28%的人持肯定态度,69%的人持否定态

度)。

    近代史上日本对中国的多次侵略,以及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含糊其辞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实中,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崛起和咄咄逼人姿态给日本以强大压力,再加上两国间存在的领土争议、毒饺子事件等,两国国民间的不信任日益加深。

    你也很难说,这种相互间恶感的消除是“不能”,还是“不想”,比如,就战争问题,日本抱怨,他们已经多次在不同场合道过歉,但却始终不能令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居满意,而在中国,则经常性地批评日本对战争罪行没有深刻反思。

    如果放开历史的视界,中日两族交往数千年,交恶的历史不过集中在最近百年。古代日本从中国学习了大量的政治、文化与科技生产知识,这些来自中国的知识已构成了日本民族性的一部分;而近代中国虽饱受日本欺辱,但容易被人忽视的另一面是,中国的思想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从先行一步的日本那里获益颇多。据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70%来自日本,其中如“科学”、“民主”、“哲学”、“物理”、“教育”、“社会”,还有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先进”、“文化”、“代表”,“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等等,均不例外。这些词汇都是明治时代日本学者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用汉字组装而成的,后来由留日学生舶回中国。如今,它们早已化作我们的思维血肉,一旦从记忆中枢消除,我们恐怕就会“失语”。

    在现代学科体系的建设上,日本比中国先向西方学习一步,为中国充当了一个中介。而就在日本在近代史上对中国已经确立优势后,一部分日本精英还曾考虑过日本从文化上反哺报恩中国的问题,因为日本古代从中国所获非常之多。

    昔日的学生已变成了老师。一八九五年三月,在甲午战争中败局已定的清廷派李鸿章前去与日本亲王伊藤博文谈判。三月二十日的会谈记录表明,李鸿章提出,中国与日本“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伊藤博文问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何如此缓慢:“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鸿章无法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昏馈而腐败的清廷完全不了解被他们鄙视的“倭人”、“蕞尔小国”的励精图治。伊藤博文还是一名年轻武士时,曾经纡尊降贵地在一艘开往伦敦的英国船只的船桅前找了个铺位,他在伦敦了解了西方的语言和风俗。

    对于同一阶层的中国人来说,伊藤的举动是不可思议的,它充分说明为什么日本比中国更好地适应了环境。到一八九五年,日本的法治进程取得了巨大成就,英国自愿废除了早先条约规定的治外法权。直到三十五年之后,同样的事情才在中国发生。在仇恨之外,这个国家有太多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从历史到现实都是如此。

    距离二战结束六十多年后,中国担心民族主义的复苏让日本重回右翼、扩张、军国主义的老路,即二战前的日本,而日本一些精英人士也担心现在的中国变成那时的日本,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不过,一些日本人给出的理由却让人笑不起来,二战前的日本,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民族自信心高度膨胀,而皇权与军人干政却日益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独裁的体制,经济上富裕而政治上独裁的国家是最让人害怕的……

    ·兼听则明。

    你的问题归你的,我的问题归我的,出了问题,大家都应该晾晾。二○○四年雅典奥运会上,当刘翔在110米栏获得冠军时,从事电视转播的日本记者跑到中国记者席来道贺,对他们而言,刘翔的胜利不仅仅是中国的胜利,也是黄种人的胜利,打破了黄种人在短跑项目上难有所作为的神话。

    强调种族意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今天都有政治上不正确的危险,但是台湾一位知名历史学家却点破了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即一个族群里的人越是受了较高的教育,越是精英,他的种族识别意识其实是越强的,这种识别意识不一定导向种族歧视,对这些精英而言,它更倾向于证明自己所在这个种族能否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多的贡献。对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而言,日本民族始终是一个伴随在左右的邻居和参照系,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平友好和战争伤害,有相当部分都进入了彼此的民族记忆。现今世界上,很难找出两个国家人种(可能有着共同的远祖),地理与文化传统如此接近,心理距离却如此之远的例子。目睹小国林立(从人口与面积而言)的欧洲在政治经济一体化道路上愈行愈健,有着相似文化传统的东亚数国却因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历史纠葛等原因(其实,这些问题欧洲何尝没有过)在一体化整合道路上遥遥无期,不禁让人慨叹,这是东亚的悲哀,东亚人的悲哀,东亚智慧的悲哀。

    然后你同样会慨叹另一个事实,美国人与日本人在二战中打得不可开交,双方死伤重大(太平洋战争的惨烈丝毫不逊中日战争),还有两颗原子弹之痛,但一俟战争结束,美国就在清算罪恶的同时推动和解进程,其中固然有国际情势变更后国家利益之故,但你亦很难说这与心胸没有一点关系。

    对中国而言,日本是一个貌似熟悉的邻居,关于日本的话题占据了中国人涉外言论的相当部分,而另一方面,民间对日本的真实的了解可能并不全面与深入。对这个熟悉的陌生人,我们最好的态度是,从了解开始。

    ·太阳照常升起

    日本社会虽然面临很多问题,却仍旧保持着它的决心、创造力和活力。今天的日本,就像一个困惑的巨人。而从最困惑、最黑暗的日子里寻出新生的源泉,在这个国家古已有之

    ·拥抱战败

    八月底的东京还被桑拿天笼罩着,稍微动一动便是满头大汗,却有人要在周二中午十二点半开始一场游行。日比谷公园门口的树荫下,聚集了百余人,老中青都有,举着橙色的标语,正在练习整齐地喊口号,他们抗议的是一种治疗癌症的药剂,这种药因为副作用大,在欧美已被禁止使用或者部分禁止使用,却仍然在日本销售。

    这座建于一九○三年的公园是日本最早的西式园林,地处日本的心脏地带——东临银座,北倚天皇官邸皇居外苑,西边则是政治中枢霞关,游行者正是要一路向西,把国家权力机关“骚扰”一遍。六十五年前,这里是东京少有的未被轰炸的地区,在一片焦土的包围中,美军在附近建立了总司令部,数量庞大的美国大兵把这里变成一个“小美国”。街头上跑着吉普车和各式美国舶来的新式轿车,美国军警和日本警察共同指挥交通,日本警察总是跟在美国警察之后打信号,而麦克阿瑟将军,则在他办公室里发出各种指令,要把战败的、“日本佬”塑造为美式民主的上好样板。

    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一九二五年治安维持法》被废除,关于集会和讲演的限制松动了,“思想警察”也被取消,十一月起,盟军最高司令部开始强行解散垄断财阀,与此同时,农村的土地改革也开始了。此后的两年,改革继续扩展,妇女有了参政权,教育体制也得以刷新,一本典型的小学课本《少年少女民主读本》这样告诉数百万学生:“同盟国正尽力使日本早日实现民主,并且重回世界的怀抱。然而,即便没有同盟国的说法,如果我们看看人类的历史,成为民主主义的国家、民主主义的国民,也是人们真正应该走的道路。”而在学校外面,穿着补丁裤子的孩子挥舞着纸做的小红旗跑来跑去,他们在玩一种“示威游戏”,模仿在各地举行示威的左翼人士,等他们长大以后,这种游戏就变成了实践。

    那位戴着太阳帽,背着双肩包,背有些佝偻的老人,也许童年时就玩过这样的游戏,现在,他站在一群晚辈中间,正在等待警察的口令。四五位警察走到马路中间,拦住往来车辆,一声哨响,游行者从日比谷公园鱼贯而出,“药害”、“患者”、“命”、“诉讼”各色字样在警察的护卫下通过马路,开向霞关。

    今日日本的许多现实,可以从战后的岁月找到缘由。一九四七年,这个国家接受了一部和平宪法,它宣布日本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天皇不再是神,而是国民统一的象征,它还宣称“我们不再发动战争”——若干年后,右翼人士攻击这部宪法,说它令日本“去势”;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一年,日本迎来了战后第一拨婴儿潮,在这3年出生的八百多万人被称作“团块世代”,他们将成为七八十年代日本的“企业战士”和最富有的一代,但进入新世纪后也要被他们不少宅在家里的儿女们啃老,而他们中间的极少数不走运者,则会沦为上野公园、池袋西口公园和新宿车站里的流浪者,每晚在纸箱子里孤独地睡去。

    也并非都是积极的预兆。几十万盟军带来了大量需要释放的荷尔蒙,在一封发给全国警察管区的密电里,内务省指示为占领军特设专用慰安设施,以防外国士兵玷污良家妇女,大藏省一位政坛新星池田勇人在安排政府预算时说:“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不算贵!”而七个卖春业团体则宣布,应征者有着“保卫一亿日本人血统之纯洁以护持国体的伟大精神”。这些为国“献身”者被称作“潘潘”,她们选择了在欲望上的自甘堕落,而对于后世的观察者来说,“潘潘”预告了即将来到、并绵延至今的日本性商业化潮流。

    教育也不乏矛盾之处,一个中学生后来回忆,美军进驻日本后,被认为最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修身、日本国史和地理三门课中断数月,在文部省赶制新教材期间,他们被要求将自己辛辛苦苦抄写的老课本涂黑,这一经历带给他这样的思考:“接受了的知识可以动摇,教育本身并不是绝对的事情。”

    最大的矛盾在于旧官僚体制的延续。“最初占领日本时美国人是很热心的,”原日本驻印度大使野田先生说,“后来冷战开始,美国希望充分利用日本,便一边改革,一边让一九三○年代的官僚体制发挥作用。”于是左翼遭到“赤狩”,保守势力重整,经济大权也重归中央官僚手中。此后数十年,日本以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姿态赶英超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令欧美国家兴奋而又紧张地讨论“日本奇迹”、“日本模式”。但随着一九九○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整个国家陷入停滞无法自拔,保守的官僚体制也成为反思的对象,一个名叫菅直人的人就直言批评说:“日本政策中80%是由官僚制定,只有20%是由民选政治家制定,在我们现行的体制中,一个大臣,包括首相,也没有最终的权力,甚至都不能称之为一个政府。”

    ·一九五五年发生了什么?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十月十九日,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为祖国而战。整整六十年后的今天,中朝两国展开纪念,而实际上,应该纪念这个日子的也许还有日本——五年前,这个为战争而疯狂的国家被强行赐予了“和平”与“民主”,而今美国又带给了他们另一样礼物:特需。

    战争“特需”采购为日本带来了约二十三亿美元,超过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一年美国援助总额。购买机械制品的订单大量涌入,丰田汽车的产量在短时间内就增加了40%,股市则上涨了80%,较不引入注目的是日本企业对“品质管理”的引入,一个名叫戴明(W.Edwards Deming)的美国统计学家,在本国日益失去听众,却在日本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演讲。“日本公司的东西,只要是在日本市场卖的,即便是中国制造,我买时也从来不拆装检查,从未出现质量问题,”本田公司一位专注于生产管理的职员说,“这种品质,就可以追溯到戴明。”

    到一九五二年,曾经在战后“笋式生活”(人们一层层剥下自己的衣服去卖,以换取食物)中挣扎的日本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景气——全国小学实现了完全供餐,菜单里有橄榄形面包、脱脂奶粉和龙田炸鲸肉;冰箱和缝纫机得以普及;理光双反相机则带动了战后第一次相机销售高潮。这个国家已经为进入一九五五年做好了准备。

    这一年,为了对抗整合后实力陡增的左翼社会党,自由党和民主党两大保守党派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由于掌握国会多数,自民党自此开启了长达三十八年的“一党执政”,被称为“一九五五年体制”。“一九五五年体制”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经济(高速成长)、社会(大众消费)全方位的,对日本影响深远。

    抵达羽田机场是在晚上,买好利木津巴士的车票,沿着提示很容易就到了候车区。开往东京市区不同地点的巴士在这里分成若干个停车点,每个停车点上方的显示屏实时更新,告诉你最新三趟大巴的终点,开往池袋的那班是9:05分。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接过你的箱子,把候车者和行李都分成三排,前一趟车开走,第二排的人和行李就顺序前移,地上并没有划线,但所有的行李都排得整整齐齐。我们前一趟车快开走的时候,远远跑来一大家子,工作人员示意司机稍等,然后跑过去帮他们提箱子,这家人一边向其他乘客道歉示意,一边气喘吁吁地上了车。轮到我们时,工作人员不慌不忙地稍稍加快了检票的速度,坐上大巴,系好安全带,电子显示屏上“开往池袋”的字样刚被替换掉,大巴发动了,9:05分整。许多人就是这样认识了日本,尔后,你会发现,这整个国家其实都在一条看不见但规定好的轨道上运行着。

    一九五五年日本经济开始长达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团块世代”接过了上一辈人的接力棒,迅速发展出一种规律的生活方式:男人们白天在公司拼命干活,把这里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相信“只要对企业好,就是对社会好”,晚上到居酒屋和同事领导继续面对面,既是放松,也还是工作。如果你回家早了,家人会觉得奇怪:和公司的人处得不好吗?夜深了,返回西方人眼中“兔子窝”一样的家,贤惠的妻子已经为他们烧好了洗澡水——大多数日本女性那时都是主妇。他们通常有一到两个孩子,习惯了核心家庭而非传统大家庭的生活,他们喜欢富士重工的家庭轿车,热爱安藤百福一九六八年刚刚发明的鸡味拉面,为了收看平民皇太妃与皇太子的婚礼以及东京奥运会,他们掀起了购买电视的热潮,他们是大众文化的接受者,是日本动漫产业淘到的第一桶金。即便是知识分子也不附庸风雅,一个日本人说,“大学教授或高等法院的法官半夜在酒吧会跟木匠或出租车司机一起唱流行歌曲,这是司空见惯的场面。”

    与之相比,一九六○年代的学生运动或许只能算得上不大不小的波澜,那些当年走上街头反对美日安保、反对成田机场建设的热血青年,毕业后都成了公司职员。“团块世代”中的一员村上春树后来回忆,“大家认为运动已经结束,继而成为了企业战士,不断发展经济、制造泡沫,然后泡沫破灭一切成空。”

    “一亿总中流”

    一九七○年三月,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的卓南生给新加坡《星洲日报》发回关于日本大阪世博会的报道:“负责‘日本馆’的一位官员振振有词地说:‘要看原子弹轰炸遗迹的人可以到广岛去看,这儿是属于未来,日本只想向世界夸耀诸如新干线之类的东西……’”

    这位官员的振振有词印证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的说法:“自明治维新以来,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一直是日本人民最悲壮的愿望。”现在,时机到了,一九六五年以后的历届首相都制定了长期的经济计划,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当年声称要“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的池田勇人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通产省的强力推动下,纺织、钢铁、机械器具、石油产品、精密仪器的生产高峰接踵而至,一些人开始使用“日本有限公司”来比喻这种政府强硬的产业政策指导下运行的经济体。对于日本人来说,为了重点加强对西欧各国有竞争力的战略产业,就必须将优秀人才集中于这些产业,为了选拔出优秀人才,孩子们就必须参加激烈的竞争,因而学校成了所谓“受验地狱”——这种旧时的印象直到现在还被一些中国人用来自我安慰和解嘲。

    一九六○年代初,法国总统戴高乐提及池田勇人时还轻蔑地称之为“那个半导体推销员”,不出几年法国就被日本超过。到一九六八年,日本的GDP已超越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二号强国,日本制造打遍西方无敌手,连美国媒体也开始担心。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登上了《时代》封面,标题是“如何应对日本的经济侵略?”

    然而这只是硬币的一面,人们会问另一个问题:有多少人分享了经济起飞的成果?又有多少人被这趟疾驰的新干线列车抛下?日本给出的答案是:一亿总中流。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日本社会学界进行全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SSM调查),到一九八○年代,有70%的接受调查者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而来自日本政府“国民生活舆论调查”的数字则是接近90%。一九八四年,东京大学教授村上泰亮在他那本著名的《新中间大众的时间》里写道:“就一般趋势而言,蓝领与白领的区别应视为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的一种惰性,将逐渐失去其存在意义……”

    “主要是税制。”日本一家主流经济报纸的记者认为这很好解释,“日本最大的税源是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有钱人要交很多税,有的要占收入的65%,此外遗产税也很厉害,很多人几乎承受不了……决定税制的是日本很优秀的官僚,他们毕业于名校,有这个理想:日本社会应该是公平、平等的。”

    日本财团会长笹川阳平年轻时交税最高曾达到收入的80%,“那几乎就是拿一个手续费了!收税是调节贫富差距、稳定社会情绪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今年七十七岁了,我死后我的房子就要卖掉交税,不然会有很多麻烦。”

    笹川阳平曾多次造访中国,“我常说,日本是国家财政赤字,但老百姓过得还可以,中国也许正相反吧。当然,邓小平先生的先富论是没有错,但可能他也不会想到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会这么大。今后中国应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社会福利方面,包括医疗、食品安全等等,这才是一个国家真正富裕的标准。”

    日本工会总联合会前代表世森清从劳动者的角度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日本的劳动者开始联合起来,向资方提出涨工资等要求,由于日本的财政年度到三月三十一日终结,所以抗争多在樱花开放前的早春,是为“春斗”。“战后日本多有劳资冲突,受到惩罚的都是工人,”世森清说,“一九五○年前后,日本通过了劳动组合法、劳动基准法、劳动关系调整法等‘劳动三法’,组织权和罢工权从制度上得到了保障。”

    而通过劳资谈判,双方又通过一个被称为“生产力三原则”的协议:首先,双方同意冲突对彼此无好处,应该坐下来谈,以建立劳资协定;协议制定后,资方可以给劳方一个长期雇佣的承诺;保证利益在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间公平分配。对于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这日企的“三神器”,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在《日本可以说不》里说得更漂亮些:“日本的公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就像一个人结了婚,即使生了一个身体有残障的孩子,仍要一辈子照顾他一样,是不能轻易解雇的。而日本的员工,由于了解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因此,为了将来,‘现在’可以忍耐。当公司方面若提出为了将来,想将盈余转增资,或投资于设备时,工会组织不会无理取闹,而有和解、妥协的余地。”

    在日本采访期间,我们好几次听到这样的话,“日本人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极低”,而常被拿来的例子是,日本最穷的冲绳,人均收入也达到了最富有的东京的一半。

    ·“买下美国!”

    那时人人都有个日本梦,大量外地青年来到首都,就成了首都人民——日本人的户籍只是他的“原籍”,你搬到什么地方,只需要在当地政府的窗口申请“住民票”,就能成为当地居民,教育权、医疗权等一样不落。这些新东京人信奉一件事情:只要努力就会有办法,而他们的确也都随着这个国家迈入了成功。

    他们大学时学着本地的年轻人留长发、穿喇叭裤,在新宿的街头高唱反战歌曲,呼吁爱与和平;毕业后挤山手线上班,拼命挣钱拼命存钱,偶尔去浅草的脱衣舞剧场看一个叫北野武的同龄人表演喜剧;后来他们买了车,又在郊区买了房,再听到《北国之春》时,忍不住也要热泪盈眶——他们也许就来自北部的青森、新泻、长野、岩手……但起码他们还有故乡可供怀念,等到他们孩子这一代在京郊出生、长大,想要“逃离东京”时,已经无路可退了。

    他们赶上了好时候,但也不是没有坏事情。随着工业发展与产业升级,从一九五○年代后期开始,“公害”开始侵袭日本,最出名的是发生在熊本县水俣湾的水俣病。一家向海湾排放含汞污水的化工厂让一个镇四分之一的人口先后患上了“怪病”,轻者口齿不清、手脚发抖,重者神经失常乃至全身弯曲而死。一九七一年,东京发生严重的光化学烟雾污染,熏倒了操场上的小学生,而曾经供应“江户前寿司”原料的东京湾也赤潮泛滥。一九七三年,厚生省公布了一份菜单,要求民众一星期内食用某种鱼类不要超过指定分量,潜台词是,这样才能降低毒素的累积……

    染野宪治一九九一年进入日本环境厅(现环境省),负责解决有关公害问题,“日本政府从一九六○年代才开始正视公害问题,这源于三方力量的推动:首先是媒体自由的报道;然后是地方政府迫于选民的压力,开始承担属于他们的那部分责任;最后就是独立的司法,如果政府不作为,老百姓可以去走司法途径,当时受害者提起了大量的诉讼。几年前一家中国电视台采访我,我也谈了这三点,他们让我特别强调一下报道自由这部分,说要用来做内参。”

    如今走在东京的街头,已经很难想象那仅仅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天是淡蓝的,位于闹市区的神田川,水是深绿色的,里面游动着巨大的鲤鱼,还有时潜时浮的乌龟,好些天没有下雨了,路边的银杏叶也没有蒙上灰尘。

    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机结束了日本近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改编自科幻小说《日本沉没》的同名电影在这一年吸引了八百八十万观众,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整个世界对它的追捧。一九七九年,哈佛大学傅高义的《日本第一》(Japanas Number One)把“日本热”推向新的高潮,卓南生在为《星洲日报》撰写的社论中说:“日人之所以从十年前被讥为‘经济动物’,而摇身一变成为今日备受世人推崇的‘借鉴的模式’,推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它没有在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机中垮下去……令百病丛生的欧美师父相形见绌,惊叹徒弟‘功力’不浅……”

    一九八五年的“广场协议”永久地改变了日本,直到现在仍有不少日本人把它看作西方世界的一次阴谋。按照协议,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日元由此大幅度升值,工业出口受到冲击。日本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开始大幅降息,结果使得大量资金流出股市和房市,泡沫经济赫然成形。

    在欧洲,人们惊讶地发现,日本人开始以组团的架势扫荡欧美的奢侈品店——这其中自然有生活在“年功序列制”下的日人对“身份标识”的崇拜,以及趋同的文化心理,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日元升值令日本人的购买力空前强大。在美国,夏威夷的海滩上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日本人,洛克菲勒中心被日本人买走了,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也被索尼拿下了。有资料说,到一九八○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老美们惊呼:“日本人要买下美国了!”

    一个美国记者受日本外交官宴请,饭后甜点竟然是铺有金箔的巧克力奶油冻,“我私下觉得吞食金属颇不容易,却顿时明白了夸耀性的消费。”

    在日本国内,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股票、外汇、房价,东京闹市区几乎每个行人都一身名牌,喝最高级的红酒,然后不管车费多贵也要打车回到郊区的家里。作家新井一二三回忆说,“那几年的日本,简直开着没完没了的嘉年华,或者说是天天过年晚晚过节的全面性疯狂。”

    甚至大学生都有花不完的钱,前述日本记者一九八○年代末尚在读书,“我们当时都认为日本世界第一,生活水平要比美国好,而且只会越来越好,去酒吧的大学生很多,回来的时候都打不到车。”二十年后他来到中国,晚上在国际俱乐部附近也经常打不到车,而周围都是些“看起来都很有钱”的年轻人,他觉得这场景真熟悉啊。

    ·“对了,去京都吧”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日经股指冲到了38915点的历史高位,房地产价格也不遑多让——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对比是,在泡沫经济的最顶峰,东京都的地价超过了全美国地价总和,而卖掉整个加州,甚至只能买下日本皇宫这一小块地皮。这是最后的疯狂,到了一九九○年,股市暴跌,楼市也开始走低,一些公司倒闭了,一些人破产了,但是人们身处其中,会觉得一切只是暂时的,而不知道,历史正在关闭一扇上升之门。

    美国学者安德鲁·戈登认为,一九九○年是日本与全球历史的一个断限时间。一九八九年一月,昭和天皇裕仁去世,此时正是东欧革命的前夕,冷战行将终结,而在冷战中形成的一九五五年体制也开始出现裂缝——同年七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遭受重创,首次失去多数席位。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自民党主导的以折衷与妥协为特征的高度成长政治难以延续,官僚体制、学校与企业的集体主义这些原本支撑着战后日本发展的各种机制也纷纷开始露出破绽。在一九九三年的众议院选举中,陷入腐败与分裂中的自民党未能获得国会半数议席,沦为在野党,一九五五年体制在政治上崩溃了。

    两年后,日本的失业率自一九五五年以来首次突破3%。“凭努力而非凭业绩”在其他国家往往被视作失败者的托辞,但在战后日本,这句话却是一种社会共识,但是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后,盛田昭夫口中的“命运共同体”渐渐不堪重负,“凭努力”也遭到“凭业绩”越来越多的挑战,日本人迫不得已地开始转向一个更加自我负责的社会,被视为日本特色的“终身雇佣制”开始松动。

    我们到达东京第三天,酒店里送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就在头版刊登了一张巨大的新闻照片:商铺打出密密麻麻“完全閉店”的黄底红字,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低着头从店门口经过。图注写着:日本的内需如此不振,而通缩如常,以至于货币调控对它已经不灵了。而日本四大经济类周刊之一的《钻石周刊》这一期的封面是4个粗黑大字:“解雇解禁”,讨论的是在不景气的当下,正社员(正式员工)的铁饭碗也有可能不保的问题。在“解雇解禁”四个字下面,有一道充满裂痕的墙,墙外面,衣着随便的年轻派遣社员(临时工)有人奋力往上爬着,其他人则举着电钻和斧子,气急败坏地砸墙;墙里面,西装革履的正社员冷汗涔涔,手足无措。

    二○一○年,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第二十年,《纽约时报》试图为它重新画像:“在迄今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国家一直深陷通货紧缩泥沼,不能自拔。在此过程中,这只昔日的经济猛兽已雄风不再,失去了在全球经济中的傲人地位……如今,随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竭力摆脱债务及其自身的房产泡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日本当下的黯淡处境视为上述国家的未来走向。”

    世森清提供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二○○八年,日本上班族中年薪在二百万日元(约合十六万元人民币,一般被认为是四口之家的贫困线)以下的占总数的23.3%,这个数字比一九九四年提高了5.6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的是“百元店”的遍地开花,以及优衣库和ZARA这样的低中端品牌的流行,前者几乎占领了东京的每一个大的街区并造就了日本的首富,后者用大前研一的话说,“价格中低阶层,感觉中上阶层”——这样的群体已渐渐成了消费的主力。在周末夜晚的浅草,人们在大排档觥筹交错,不亦乐乎,到了时间,却要立即起身去赶最后一班电车,710日元起步价的出租车,现在对于普通日本人来说太贵了。东京的通勤圈也许仍会扩大,但是一些卫星城却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二十多年前,人们抱着“明天会更好”的坚定信念,在郊区买房买地,以为这里迟早会变得和城区一样,未料到泡沫破灭,卖场倒闭,电车班次减少,一到夜晚几成“鬼城”。

    但日本仍应感到庆幸,在它的经济开始出问题的时候,它已经建立好了一个稳固的制度:法治、财产权和自由的媒体。在它的人民开始变老前,经济繁荣带来的财富已经得到相对平均的分配。《大西洋月刊》的记者James Fallows曾在一九八○年代的日本住过,今年夏天又和妻子搬回了东京,惊讶地发现了两点变化:“一是我们曾经的邻居都变得更富了,在过去的十年中,整个日本都是如此;二是日本现在比‘日本可以说不’的时代大为不同了,更为谨慎,在政治和文化氛围上都更加地‘向内看’。”

    许多事情早有预兆,还在一九八○年代,日本企业的管理层就开始抱怨,那些出生于一九六○年代以后的年轻人,不愿加班,对假期没有一点“抵抗感”。这些“六○后”被媒体称为“新人类”,他们性格内向,稚气未脱,自称为“外星人”,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喜欢用“真的!”“不可置信!”这样简单的形容词,他们喜欢阅读漫画,对《朝日杂志》和《世界》这样的严肃刊物感到“困燥”……如今,派遣社员已经占到了日本上班族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会进一步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和父辈相比,日本的年轻人或许更“宅”、更“草食”,不把工作当作生活,对外面的世界意兴阑珊,但是看一看新宿、池袋街头粉红色的游戏厅里,无数下了班的中老年人玩弹子机时的专注神情,谁又比谁更不寂寞呢?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不喜欢一个“向内看”的日本,嚷着说这个国家“要完蛋了”,而在距离东京数百公里、只有十几万人口的三条市,市长国定勇人却说,在泡沫破灭之前,日本人总想着如何赶超别人,现在却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未尝不是好事。对于日本国民诉求的变化,女作家酒井顺子说得更加明晰:“泡沫崩垮,景观恶化,不管在精神上还是生活上人们都涌起一股清静和寂寥感,此时我们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立根之处。在泡沫经济的全盛时期跑遍各国、看尽名牌精品,慢慢知道,要在欧美人的地盘跟他们决胜负,是绝对没有胜算的。如果是这样,也许解决办法就是不穿晚礼服而穿和服……于是女性开始舍西洋花艺改学花道,舍西洋草书改学书法,舍精品名牌包改买和服,舍剧团四季去看歌舞伎,舍夏威夷而开始去京都……JR东海线也用广告鼓吹:‘对了,去京都吧。’”

    “我不认为日本在一九九○年以后是简单的衰退和滞涨,”日本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克说,一些欧美学者来到日本都感到不解:这个国家是在衰退吗?他们看不到通常意义上的萧条场景,整个东京仍然灯红酒绿,“这二十年,不仅是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在调整,整个日本社会也在进行一场大的调整。”

    “春花秋月杜鹃夏,冬雪皑皑寒意加。”这是道元禅师的一首和歌,题名《本来面目》。日本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川端康成看到的是美丽的日本,大江健三郎看到的则是暧昧的日本。日本很晚才拥有自己的文字,却在创造出文字后很短的时间里就创造出丰富的文学作品,这个民族似乎习惯了跑步前进,然后迅速地穷尽未来,也耗尽自己,他们如此之快地冲在前面,每个国家都能从日本身上看到自己——你想知道些什么,你就在什么样的日本。

    (参考资料: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安德鲁·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化》;中村政则《日本战后史》;李培林《重新崛起的日本》;三浦展《下流社会》;卓南生《日本社会》;佐藤俊树《不平等的日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日本可以说不》;李御宁《日本人的缩小意识》;艾伦·麦克法兰《日本镜中行》;鹈饲正树等编《战后日本大众文化》;大前研一《M型社会》;山本七平《何为日本人》;酒井顺子《都与京》。特别感谢胡一平女士提供帮助)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0-12-05 23:45:12 +0800 收件人:  抄送: 大军" <zdjun@263.net>, 标题: Re:宣昶玮:驳民主就是卖国、拥护专制就是爱国的荒谬逻辑

    在现代社会,殖民地概念是个很糟糕的概念,非常过时的老土概念.中国清朝,元朝也亡过国,说愿当殖民地是气头上的话也行,甚至说成是爱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都行,特别是当时粉碎四人帮不久,恨中国经济被四人帮整得可怜,盼强大都行,辩证法嘛,怎么解释诡辩都行.老宣,刘晓波等在这问题是争爱国卖国是捣浆糊,低水平的争论.与民族主义争这些陈旧概念本身就是降低自己.经济全球化了还来纠缠这些.

民主自由的鼓噪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祸害

张国堂

2010年11月29日

    一百年前,一些中国人鼓噪民主自由,结果腥风血雨几十年,结果是陷入极权主义专制,中国政治是更加残酷的恐怖。现在由于儒学的复兴和基督教的广泛传播,政府官员变得比以前善良了一些,中国人又有了一些自由,民众的恐怖心理也逐渐消失了。但一些不信孔子,也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又大肆鼓噪民主自由,中国又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一场巨大的内讧又在酝酿之中。中国有再次陷入内战的危险。

  辛亥革命之前,如果康有为不否定《论语》,直接宣传英国人洛克的《政府论》,并按英国模式进行君主立宪的改革,中国可能早就实现了宪政民主。康有为否定《论语》,离经叛道,造成天下读书人分裂和思想混乱,这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辛亥革命之后,如果孙中山先生不提出不伦不类的“三民主义”,而是按美国人汉密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制定中华民国的宪法。同时传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中国也早就实现了宪政民主。

  现在,如果中国读书人能接受张国堂学说,中国很快就能实现宪政民主。宪政民主不是靠众人鼓噪出来的,也不是靠民众的抗争和闹事闹出来的。宪政民主需要真理的指导。 真理从来都不是由众人发现的,只有极少数个别人才能发现真理。中国有古训:“人多嘴杂,往往坏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文明不是建立在古代文化的基础上。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排斥古代传统文化。他们攻击孔子,也拒绝耶稣基督。如果你们能找到世界上有一个文明国家与古代传统文化决裂了,那你们就可以骂我张国堂是疯子。如果你们找不到,你们就要虚心读我的文章。

  你们不要古代传统文化而搞宪政民主,就如同冬天在黄河的冰面上盖房子一样愚蠢。中国人民被马列毛主义和鲁迅的歪理邪说灌输了六十多年。目前大多数读书人在政治思想上是无知、愚蠢的,在道德观念上是邪恶的。当今中国人特别爱争闹、争吵。当今中国官贪民刁,不可能搞宪政民主。中国需要我张国堂的短期铁腕的统治,而后方能搞宪政民主。

  我凭爱心呼吁杨恒军、李悔之等人闭嘴。你们闭嘴,就是对中国宪政民主的最大贡献。 美国是竞选公职的人发表政纲政见,候选人相互辩论,其他人评判候选人的辩论,选民按自己的喜好投票。

  我1999年就开始竞选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我现在宣布我张国堂是中国唯一合法的皇帝,这也是在特殊国情之下的竞选。你们不听我讲话,却抢着讲话。如果你们想竞选总统,你们就应该提出你们的政纲政见,来与我辩论。如果你们没有当总统的志向,你们就闭嘴。你们应该来支持我,我成功了,你们就可以当官,就可以光宗耀祖,造福国家,惠泽民众。

  你们应该谦逊,谦逊是美德。政治上并非人多力量大,人多嘴杂,必然坏事。 知人,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你们自己与我张国堂比较一下,无论是在才智、学识、胆识上,还是在中正平和的德性上,你们能比得上我吗?知他人者智,知自己者明。如果你们觉得比我强,你们就来与我辩论。

  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读书人擅自议论时政在刑法上虽然无罪,但在道德上是有罪的。没有当官志向的人,应该远离政治,去从事其他的事业,这对自己和国家民众都是有益的。没有当官志向的人对政治乱发议论,对自己对国家民众都为害极大。中国有古训:“空谈误国。”至少耽误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中国有古训:“相论逞英豪,家计渐渐退。”喜欢空发议论的人必然一辈子贫穷卑贱。中国有古训:“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中国还有古训:“祸从口出。”

  不要鼓噪言论自由,你心中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但不要鼓噪言论自由。不受王道约束的言论自由对国家和民众的祸害极大,当年陈独秀、李大钊的言论自由,使中国人民几十年失去了言论自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夺去了上亿中国人的宝贵生命。这个血的教训不可忘记。今天,张宏良等辈有言论自由,中国人民就没有平安。

  争吵、争闹是国家和民众的最大祸害,比贪官污吏的祸害更大。你们要听从耶稣基督的教训。不虔诚信耶稣基督的人都爱争吵,并且以爱争吵为正义,这是极大的罪过。

  中国的国情与苏联、东欧各国的国情大不相同。中国不是靠勇敢的抗争就可以实现和平演变的。中国人在基本信仰上没有共识,这才是中国宪政民主的根本障碍。中国传统的儒教在大陆完全覆灭了,基督教的信仰还没有确立。这是中国读书人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根源。读书人不信孔子,也不信耶稣基督,这是中国政治混乱、人心败坏、道德堕落的根本原因。读书人一盘散沙,就对贪官污吏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中国的读书人自己要反省!你们不要总是责怪别人。

    附文:

在 2010-12-05 20:31:43,"宣昶玮" <x-ch-w@hotmail.com> 写道:

驳民主就是卖国、拥护专制就是爱国的荒谬逻辑

宣昶玮

    中国现在很不平静,各种主张和学说纷纷登场,争论也异常的激烈。中国社会由于严重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矛盾积累,舆论和理论方面自然是不会安静的,因此中国内部就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有声嘶力竭歌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有抗议和谴责强制性拆迁的;有公开的主张“对待刁民就是要硬气”的;有要求实行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有要求落实宪法实行结社自由的;有批驳谴责侵犯人权,例如随随便便就无法无天地把一个著名人士“被失踪”一两年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也有主张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民主国家的,已经民主过了头的;也有主张我中华就偏不能搞“三权分立”,也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的;有说中国一民主马上就分裂的,等等。

    在这许许多多的争吵和纠纷之中,还有一项“爱国”和“卖国”的双方,在那里争吵的特别激烈:双方都各自振振有辞,都在述说对方的不正义,是“卖国贼”云云。通常辱骂对方卖国,是“卖国贼”的,骂得最凶的常常是第一是左派,特别是那些坚决要把水搅浑的“左派理论家”,例如张宏良之辈;第二骂得凶的是那些充斥于网络各个角落的五毛——公开拿着俸禄,暗中干着“引导舆论朝着有利于党的事业方向前进”的人们;第三则是特殊利益集团所把持的各级“报刊舆论阵地”。在第一辱骂“卖国贼”的阵营里,有许多正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在那里倾诉自己对于物价上涨的不满和改革对于自己的不公正,而这些不满的最后落脚点,全部都归纳为要求民主与人权的“卖国贼”身上去了。

    在通常的观念里,“爱国”是很高尚的,历史上的爱国英雄几乎人人崇敬,例如苏武牧羊的故事,还有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壮烈牺牲的北洋水师将领邓世昌的事迹,等等,从来都是正义和正面的形象;而“卖国者”或者“卖国”的形象可就惨了:从小的例子讲例如那些领着皇军进村子杀中国老百姓的伪军即皇协军,往大的人物讲则有汉奸汪精卫、周佛海,历史上则有秦桧等等一些,几乎都是一些臭名昭著的人物。

    现在既然有一帮“爱国者”们在那里愤怒的辱骂“卖国”的“汉奸”,一般人如果不明真相的话,那是很容易会对“爱国”的一方表示支持,同时对“卖国”的一方表示鄙视的:因为讨厌卖国贼那可是人人都具有的最起码的道德了。

    可是,有时候事情却让人觉得蹊跷:那些高声叫骂“汉奸”的人们,他们所谓的“汉奸”,其实也就是主张想西方学习民主经验,以及借鉴西方社会的一些具有正面意义的普世价值观念之类,例如,主张对国家的权力机关进行监督和制衡等等:就仅仅因为这种监督和制衡的思想,是西方思想家发明的,于是那些“爱国者”们就把有这种主张的中国人骂为“汉奸卖国贼”。

    在一些左派“理论家”和左派群众的字典里,凡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全都是“卖国贼”、说西方民主比中国专制好的人也是“卖国贼”、到了后来,事情发展到只要有人批评中国的社会里的缺点,那么就会被充斥在网络里的左派群众和五毛统统斥责为“卖国贼”的。作为现实的例子,在为对抗民主而批判普世价值的那一波恶浪之中,以张宏良为代表的“爱国”派,就曾经把主张普世价值的人们当作“汉奸”、“卖国贼”给狠狠批判了一通,很能说明问题了。

    正是因为有这般的行情,所以当西山会议上有人主张民主的时候,就被以张宏良为代表的左派们斥责为“汉奸卖国贼的一次卖国阴谋大暴露”,“汉奸们已经开始把卖国行动落实在行动上了”。

    当《08宪章》发表之后,以张宏良为代表的左派们,更是在他们的大本营乌有之乡开设了专门批判《08宪章》的专栏,对“卖国的汉奸们”“口诛笔伐”,很是热闹了一番。就因为温家宝总理主张普世价值,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化,所以引起“爱国者”们的恼怒,张宏良便奋笔疾书写了一篇《千古兴亡,亡于一相》对之口诛笔伐,必欲致之死地而后快。张宏良和以张宏良为代表的所谓“左派”们,实际上早就成为中国专制的最得力的帮凶,因为他们就仅仅用“汉奸”、“卖国贼”等等政治大帽子,已经打倒了无数的要求民主的主张,和所有要求政治改革的愿望:因为所有这些观点,都被左派和无数的五毛们,统统以“汉奸卖国贼”的罪名横扫之,使之一败涂地,再也翻不过身来。

    至于那些因为政治迫害而不得不逃亡到西方的民主人士,在张宏良和无数的左派的眼里就更是“卖国贼”了:不是“卖国贼”,干吗跑到西方?既然跑到国外,那必定是投降外国当了汉奸。他们的逻辑就如此的简单和直接,一点弯了都不绕着走的,而且这种的直接又很适合那些以工农群众为主的左派大众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左派在多年的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熏陶下,又经过文革的运动培养,很是爱讲斗争;张宏良也正好投其所好,煞是爱谈斗争。在《一个网络汉奸的忏悔和自白》一文中张宏良加了如下按语:“下面三篇文章反映了境外反华势力培养和操纵网络汉奸的状况。当今世界的斗争,特别是核大国之间的斗争,主要是通过媒体舆论进行的,苏联解体、东欧翻船、中亚颜色革命,都表明了当代国家之间斗争的特点,即便是发生军事战争,决定胜负的也同样是媒体舆论。伊拉克就是一个典型,美军入侵伊拉克,伊拉克军队一枪未发就自动溃散了,是伊拉克人民软弱吗?不是,直到今天伊拉克人民仍然在坚持抗战,致使美军几年下来连一个巴格达都控制不了,这充分说明英勇的伊拉克人民并未屈服。那么是什么让伊拉克军队自动溃散的?就是大战之前美国从精神上瓦解了伊拉克,致使军队溃散、百姓藏匿,美军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领了伊拉克,伊拉克人民只是在看到所谓民主国家的美军随意屠杀平民、大肆强奸妇女时,才开始反抗,但是已经晚了,国家已经陷落了,民间自发的反抗又被称为恐怖主义,造成今天的伊拉克特别悲惨。如果中国被推上伊拉克道路,结果肯定会比伊拉克更加悲惨。而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在把中国推上伊拉克道路。当前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的控制和瓦解主要是两条进攻路线:一条在学术界文化界培养美国鹦鹉,进行文化自虐,把中华民族描绘成劣等民族劣等文化,只有全盘西化才有出路,以此来影响和引导中国改革开放,目前中国经济的殖民化就是这条道路发展的结果,在这条战线上,中国越来越多爱国学者正在殊死搏杀;另外一条战线就是通过 网络伪军网络汉奸攻击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大家注意一下最近网络斗争就会发现,中国社会的矛盾越来越明朗化简单化了, 各种政治力量越来越明显地分成两大阵营:爱国主义阵营和卖国主义阵营,几乎没有中间力量。”

    这种对中国当今国内的情况,归结为爱国和卖国的划分方法,不但是投机的“左派理论家”糊弄人民的法宝,也是暗中活动的五毛们迷惑人民的法宝,甚至在两会代表之间也有市场,因此才有倪萍的“代表爱国论”。在政协会议上倪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倪萍还对记者说:“就像一个家里一样,特别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也知道父母的难处,当然也知道父母的缺点,但是在难处、优点、缺点当中,你还得体谅父母,因为是跟着父母一块过来的,知道父母未来会把你抚养长大,但是得知道父母的难处,跟着父母一块走,一块克服困难,一块去解决问题。我们当然知道发达国家的优势,但是他们不是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他们的孩子,他们不会管我们,不会给我们管饭吃,所以你得跟父母一块。”许多人评价说:“此言一出,天下大哗。”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当今中国的这种“爱国贼”和“卖国贼”之间斗争的现象,可是却少有人去仔细的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及这种现象的始作俑者到底是什么目的?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件事情给捅明,让还蒙在鼓里的人们也看清这帮浑水摸鱼者的阴谋与伎俩。

    祭起“爱国”和“卖国”这一法宝者,乃因为中国的特权利益集团自己在其他的争论方面完全无理,根本争论不过对手,于是无奈之下只好转移争论形式,于是便祭起了“爱国”的法宝,达到把所有其他争论统统都归结为“爱国”和“卖国”争论的目的。

    例如赵连海乃一结石孩子的受害维权者代表,人家为受害孩子讨公道完全是正义的,因此说他为受害孩子讨公道就是犯罪是完全不会让天下人服气的,于是便以“寻衅滋事罪”治之。

    要求民主和落实宪法条文当然不是犯罪,要求保护人权当然也不是犯罪,因此特殊利益集团的爪牙们在面对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上述要求时根本无言以对,于是就把你安上“主张西化卖国”,则马上就可以治你的罪;而那些要求政治改革的人们当然是很正当的要求,但一被张宏良扣上“里通外国大肆卖国”的帽子,你就有罪了。

    因此,当一些人非常的背理,非常的不得人心的时候,他们在许多地方都讲不出任何道理,而又要狡辩,又要糊弄人民的时候,他们就在万般无奈的时候,迫不得已的抗起了“爱国”的大旗,这其实是一种黔驴技穷的办法。因此,把一切争论都归结为“爱国贼”和“卖国贼”争论,是那些想竭力欺骗人民的“左派理论家”和五毛的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用“爱国”和“卖国”的争论,来代替专制和民主的争论;代替保护人权和侵犯人权的争论;代替究竟是应该落实宪法,还是应该对宪法根本不当回事的等等的争论。就因为和你说民主不好、保护人权不对、落实宪法更不应该等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的东西,所以这些无理的人们就竭力的避免和你争论说独裁最好,侵犯人权非常应该;而是改为和你争论究竟谁“爱国”和谁“卖国”?同时由于保护人权等普世价值常常是西方已经实行了的,而你现在也要求这些洋鬼子喜爱的东西,因此你就是“卖国贼”了,你就是很“卑鄙”的了:于是他们虽然主张独裁和专制,但是他们是“爱国”的呀,所以他们非常的正当,于是他们便胜利了。

    张宏良把中国的一切争论和矛盾都归结为“中国社会的矛盾越来越明朗化简单化了, 各种政治力量越来越明显地分成两大阵营:爱国主义阵营和卖国主义阵营,几乎没有中间力量”就是如此的伎俩:既然我说不过你们民主不好,人权应该保护,我就专门把这一切都说成是“爱国和卖国的斗争”,于是我主张强奸妇女屠杀人民都是合理的,因为我爱国吗。这就是他们之所以要大肆的漫骂“汉奸卖国贼”的原始背景和心理状态:卑鄙不卑鄙?

    许多民主派人士明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一种把水搅混的法子,但就是说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明明专制非常万恶,怎么争论起来却似乎他们倒有些“理直气壮”的呢?原因就在这里:他们把问题悄悄的转移了;把保护人权和要求民主等统统转变为“爱国和卖国”的争论了。历史上的“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这种伎俩。明白了么?

    现在我们把这一切都给分析明白,让那些其实是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爪牙和被欺骗的“爱国贼”们见鬼去吧。民主派请不要再和什么人争论“爱国和卖国”了:谁和他们争论这些谁就是上了当。明白了吗?

 

 

 

 

发件人:iliming <53140414@i-cable.com>发送日期:2010-12-03 22:43:30收件人:<liuhejie1944@163.com>主题:转发: 101202-03 香港报刊论中国

茅于轼因“危及国家安全”被禁止出境

2010年12月02日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12月1日在北京机场被阻止出境,理由是“危及国家安全”。

    通过茅于轼的个人微博了解到,茅于轼12月1日去首都机场准备飞新加坡参加喜马拉雅流域开发国际合作会议,被边防阻拦,理由是“危及国家安全”。苏于轼在其微博中写道:“今日下午我去首都机场准备飞新加坡参加喜马拉雅流域开发国际合作会议,被边防阻拦,理由是‘危及国家安全’。使我想起文革,我家被抄,扫地出门,爱人被剃了光头,我被鞭打流血,反而说我是首都的危险分子。现在我被阻出国,反说国家安全受威胁。同样的逻辑。”有网民表示,“决策者脑子都被驴踢了。”

    茅于轼被认为是一名体制外经济学家,发表了不少非主流的言论,包括一些批评政府政策的言论。被阻止出境后,茅于轼在微博中写道,“今早和今晚我又在新浪网的博客上发了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人民的利益至上,人民的生命至上’。但不到十分钟就被删了。网管的效率可真高。我们纳税人花钱养了一篇限制我们自由的人,真够倒霉的。”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12-06 09:46:09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转发

排除阻碍,推进民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社科员马列所研究员  李延明

一、澄清几个学理问题

    民主的基本学理早已被众多学者多次阐明,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里已经成为常识。然而,在我国仍有不少人对民主的基本理念不甚明了,甚至还存在着一些有意或者无意的曲解。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必然会阻滞我国的民主建设。因为很多道理过去已经讲过,所以这次针对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说法,只强调其中的几点。

一、民主的“主”是主权,而不是次权。

    我在《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学说研究》一书中指出,权力是凭借物质力量在社会有序结构中运行的人对人的精神性强制支配力 。权力运行于其中的有序结构是一个系统,即权力系统。各种权力在系统中分层分类配置。在这种有方向的有序结构即有方向的系统中,必然会有一种权力处在起点的位置上。没有这种处于起点位置上的权力,整个系统便无所依归。这种处于起点位置上的权力,就是主权。“主权”是同“次权”相对应的。没有其它权力,主权也无从与之区别开来,从而也就没有意义。由于处在起点位置,所以主权最终产生并决定该系统内的其它一切权力,却不被其它权力所产生和决定。

    主权具有以下性质:一、不受限制性,即不受其它任何权力限制,是最高的或最终的权力。二、不可分割性。三、唯一性即排它性。四、不可让与性。主权不因时间流逝或不行使而消亡。

    掌握主权的人是主权者。治权,即管理权,是次权的一种。当主权掌握在君主或者寡头手里时,主权同治权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主权者可以同时是最高行政管理者。当主权掌握在全体公民手里时,情况就不同了。除了小国寡民的场合以外,行政管理者只能是公民中的少数人,绝大多数公民只能是被管理者,而不能是管理者。

    公民全体集合起来选举代表管理公共事务时,无疑让渡给了代表一定的权力。这就像主人让渡给管家或仆人一定的权力一样,全体公民所让渡出来的只是治权,而不是主权(如果连主权也让渡出去,自己就不再有让渡什么权力的资格了)。因此,当主权掌握在全体公民手里时,主权同治权是分开的,全体公民掌握主权,而政府掌握治权。政府受主权者的委托,执行主权者的意志,只是主权者的代理人。

    由此可见,我们平时所说的“民主”中的“主”指的仅仅是主权。“民主”不是“民治”。民掌握的应是主权,而不是治权。民治并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最有效率的。除了与全体公民一起共同享有主权以外,公民个人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当某个公民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权力时,他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机关,即全体公民的公仆。在民主制中,选民不是对一切事情都做主,而是只对由哪些人执政这件事情做主 。做完这个主以后,具体的事情就交给由选民们挑选出来的公仆去办理了。在这个场合之外,公民只是被管理者,必须服从国家机关的管理。只有具备对执政者的挑选权,才能具备对执政者的监督权。

    有人把“民主”同“民治”相混淆,嘴上说要“民治”,好像要给民比主权更多的东西,而在实际行动中却以“领导”为名替民做主,盗走民的主权。在这种情况下,“民治”主张不过是对民的“忽悠”。

二、主权只有对内方面,没有对外方面。

    按照多年以来流行的辞典和教科书的说法,主权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外方面的主权指的是一个国家不受其它国家或实体干涉,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权力” 。具体说来就是不同主体之间的独立权和平等权(包含处理自身内部事务的自由在内),是说这两个权不因国力强弱而在不同国家之间有大小的区别。我认为,独立权和平等权属于“利权” 范畴,而不是“权力”范畴。严格地说,对外方面的“主权”即独立权和平等权其实并不是主权,充其量只是自主权,即相对于其它主体而言,有对自身事务做决定的利权,其中包括自身同其它主体的交往及由此产生的相互关系。我认为,只有在同一个权力系统内,才会存在主权同次权的比较,因而也才会有主权存在。而不同的主体,特别是独立和平等的主体之间,只有利权关系,并不存在权力关系。独立权和平等权同主权概念实际上是不相干的,不相容的。把这两个权即独立权和平等权称之为“主权”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不同的主体彼此交往,发生关系时,并不以其内部主权位置的不同而有什么不同。我们只要想一想人们平时所说的“拥有主权”的国家既可以是民主制的,也可以是君主制的,就可以明白作为对外方面的“主权”概念与政治体制即国家管理形式完全没有关系。因此,在辞典和教科书中所说的主权的对外方面并不存在,主权只有对内方面 。

三、民主的核心是票决,与票决互为表里。

    在人民主权制度中,因为全体公民只有集合在一起时才是主权者,所以公民只有全体集合时才能够行使主权,通过表决选举自己的代表来组成国家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因此,民主制又被称为共和制,即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政治体制。民主制是从主权位置的角度对主权在民的国家管理形式的命名,而共和制则是从主权实现途径的角度对同一种国家管理形式的命名。
在自下而上的逐级授权制中,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是选举出来的。而在自上而下的逐级授权制中,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则是选拔出来的。一个是下面的人往上“举”,一个是上面的人向上“拔”,区别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意义上,把共和制说成选举制,把君主制说成选拔制,也是过得去的。
因为公民实现主权除了集合到一起投票表决外别无它途,所以,民主与票决是互为表里的,没有票决就没有民主,或者说不是民主。不论民主还有多少原则和方法,票决都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民主程序是实现民主的不可缺少的操作性环节。有人把民主说成“少数服从多数”,虽然不够全面和准确,但的确是抓住了要点。“少数服从多数”正是投票表决中的一种原则。

    在票决时,如果候选者之间不存在竞争,普天之下,只此一家,让选举者没有做其它选择的可能,那么,选举即便存在,也没有实际意义。
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中,当需要建立权力机构时,并不是实行票决,而是各个利益群体通过搏斗,自行抢夺权力。谁胳膊粗、拳头硬、嗓门大,谁就掌权。这不是民主,更不是什么“大民主”,而是弱肉强食。当然,说“弱肉强食”,也不完全准确,因为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权力机关成立需要经过上级批准,就全国范围而言,归根到底由元首做主。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解决社会矛盾,只能使中国陷入官僚特权阶级改朝换代的治乱循环中。

四、民主是关系性事物,而不是实体性事物,不具有民族性、阶级性、性别性、职业性……

    在我们国家,经常可以听到“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的说法。这样的概念能不能成立?也就是说,民主究竟有没有阶级性?我认为,作为国家管理形式,“民主制”同“君主制”都属于关系性事物。而享有主权的人即主权者则是一种实体。关系与实体是截然不同的范畴。实体具有属性,主权者具有民族性、阶级性、性别性、职业性等等。而关系只有类型的区别,没有属性的区别。民主作为人与人之间即实体间相互位置的关系性概念也是没有民族性、阶级性、性别性、职业性等等属性的。只要是真的民主,而不是假的民主,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无论主权者由哪些人、哪些阶级组成,都是主权者通过投票表决决定由哪些人来做自己的公仆,也就是说决定由哪些人来执政。当前人们以“要资产阶级民主”还是“要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斗争,实质是对主权者地位的争夺,也就是谁应该享有主权,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是社会部分成员,还是社会全体成员?如果根本不承认主权者按照少数服从多数通过投票选择公仆这个基本原则,那就不是要“这种民主”还是“那种民主”的问题,而是根本反对民主了。

    宣称民主有阶级性,有两类原因,一类是在学理上没有弄清民主属于关系性事物而不属于实体性事物。另一类则是害怕民主,用给民主贴上“资产阶级”标签的方法来根本否定民主,而不是仅仅否定其中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因为,在我们国家,在不少人中,还有一种以“阶级”划线的思维定势,按照这种思维定势,一个事物只要被贴上“无产阶级”标签,就是好的,就是正义和真理;一个事物只要被贴上“资产阶级”标签,就是坏的,就是邪恶和谬误。在这些人营造的舆论氛围中,把民主贴上“资产阶级”标签,不过是一种拒斥民主的手段,是一种反民主的手段。
某些人一方面强调民主只能由部分阶级享有,自己天经地义属于这个范围,而与自己持不同政见者不应在这个范围内;另一方面对我国大陆实际存在的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的对立却视而不见,拒不承认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的矛盾已经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们实际上从对民主“阶级性”的强调和对阶级对立真实状况的否认两个方面维护了官僚特权阶级的利益。

五、“党内民主”不能成立。

    现代民主国家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的权力是全体选民自下而上逐级授予的,最终来源是公民生而自有的人权 。现代民主国家犹如金字塔,全体选民为塔基,最高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为塔尖。它的形成方式是自塔基向上生长,逐级缩小。在这种社会组织中,上层依附于下层。而政党则是以发起建党的少数公民为基点或核心,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自内向外、由小向大地形成起来的,外层组织的利权由内层组织授予。外层依附于内层,也就是下层依附于上层,否则外层就无法吸附到这个组织上,无法成为这个实体的组成部分。政党形成的这种方式折射到组织制度上,就是自上而下的逐级授权制。政党在建立时和建成以后在一定层次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选举是不能同这种生长方式相抵触的,因而是从属于自上而下的逐级授权制度的。
除了创始人以外,政党成员在党内的利权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通过入党手续,接受先行在党的人制订的党纲和党纪,放弃公民的部分利权以后,向先行在党的人换来的,因此并不具有原初利权的性质。这种利权只不过是在一定限度内发表意见的利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说法不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从来没有“党的一切权力属于全体党员”的规定,也就是说,党员在党内并不是主权者。既然党员没有主权,“党内民主”自然就不存在。鉴于政党滚雪球的生长方式,“党内民主”的概念根本就不能成立。
因此,“先搞党内民主,后搞人民民主”的说法不过是对民主进程的一种延宕。

六、再戳几个“肥皂泡”。

    除了“党内民主”以外,还有几个关于“民主”的流行说法也属于“民主”问题上的“肥皂泡”。例如,人们常常把“兼听”、“纳谏”、“群众路线”说成“民主”。实际上,兼听、纳谏、群众路线在民主制中可以用,在君主制中也可以用。在民主制中,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利权,不存在让不让人讲话的问题。而在君主制中,就有一个让不让人讲话的问题了。让人讲话,既可以“让”,也可以“不让”。讲了以后,采纳不采纳,并不由讲话的人决定,而是由“走群众路线的秦始皇” 或者“兼听、纳谏的唐太宗”决定。

    人们平时还有“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学术民主”,以及“社区民主”、“乡村民主”、“城市民主”、“企业民主”等等提法。前一类是根据活动的领域命名的,后一类是根据活动的主体或者场地命名的。这些究竟是不是民主呢?我们只要用“主权”概念加以对照,或者“测试”,就可以迎刃而解,一目了然。所谓“经济民主”,不过是账目公开。所谓“军事民主”,不过是在军事问题上允许大家发表意见。这些都同“主权在民”没有关系,同主权在哪里没有关系,因此都不是民主。“学术民主”,不但于学术无益,而且于学术还有碍。因为真理并不以认识它的人数的多少为依归,众口一词可能是真理,也可能不是真理。在学术研究中,如果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就有可能扼杀真理。在学术研究中,只能实行学术自由,而不是学术民主。根据主体或者场地而命名的“民主”是不是真正的民主,要看组成主体的成员或者在场地中活动的人是否拥有原初的利权,看它是利权在先,还是契约在先。按照这个标准,“社区民主”以及“乡村民主”、“城市民主”,主体或者在场地中活动的人即社区居民、村民、市民,其利权是只要居住在该地就无条件享有的,不需要一个外在的另外的主体赋予他,其利权具有原初的性质,因而“社区民主”、“乡村民主”、“城市民主”可以成立。前面说过,党员的利权没有原初性,需要通过契约获得,因而“党内民主”不能成立。同理,企业雇员也是经过雇佣契约获得利权的,这种利权是企业主 赋予的,内容不过是在一定限度内发表意见的利权。因此,“企业民主”的概念也是不能成立的。

二、从“替民做主”转向“由民做主”

    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我们党多次表达过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愿望。这一点,从20世纪40年代《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的言论以及毛泽东在延安同黄炎培的谈话中可以得到证明。在这种努力所形成的惯性的作用下,我们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顺理成章地把辛亥革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及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照这种原则,全体公民是主权者,谁执政要由全体选民决定,而不是凭借武力自我决定。可以说,写进根本大法的这些内容已经为我们国家铺就了一条民主的轨道。

    然而,我们党本身并不是循着这条轨道上台执政的,而是沿着丛林法则的轨道,“狮王争霸”,通过暴力夺得统治权的。我党的全国性执政权力并不是选民赋予的,而是自己从国民党那里夺来的。我党夺权时,国家主权并不在选民手上,而是在国民党手上。我党夺到手的既包括治权,也包括主权。

    暴力的轨道同民主的轨道没有交汇点,因而沿着暴力轨道不会自动滑上民主轨道。要想转换轨道,需要有一个“搬道岔”行动。这个行动就是拿到国家主权的政治集团把主权交给全体公民,自己则作为申请执政的政治群体之一听候全体公民的选择。

    我党在夺权成功以后,按照《共同纲领》和随后制订的宪法,理应把主权交给全体公民,从而把国家从暴力轨道移置到民主轨道上。然而,国内形势这时候同国共决战前相比已经完全倒转,已经不存在足以迫使我党交出主权的制衡力量。是否交出主权,完全取决于我党自己的意愿或者说觉悟。

    事实表明,在这种新形势下,我党并不想白白放弃经过多年流血牺牲夺到的国家主权,并不想放弃对自身命运的主宰权,把它交到自己一直声称为其利益奋斗的选民手里。于是,就沿袭历朝历代和国民党的老路,“打天下者坐天下”,自我决定执掌政权。那么,我党已经承认了民主原则并且把它写进了《共同纲领》,怎么才能使行与言看起来和谐一致,至少不冲突呢?我党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是宣称“人民”既不是居民,也不是公民,而是同我党站在同一立场的人群。因为这样的人群只占公民的一部分,因而并不是公民的全体。二是宣称人民必须由精英加以领导,我党就是这样的精英集团,并且是唯一正确的精英集团。三是宣称我党没有与人民不同的自己的独立的利益,因而我党掌握主权就是人民掌握主权。

    于是,一方面,宣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要通过选举产生,另一方面,实际上这些人员完全由我党的组织部门选拔和管辖,只不过有时直接由我党委员会任免,有时又经过一下选举程序而已。即便选举,也由我党的组织部门操控甚至包办提名,不允许竞选,不搞差额,甚至不搞秘密投票,使“被选举人”的命运完全不受选民控制,几乎与选举无关。因为“被选举人”的权力实际上来自我党委员会及其组织部门,他们“当选”后自然只对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负责,而不对选民负责,选民在他们眼里等于零。因为选民心里明白自己在被当猴耍,所以对这种假选举不感兴趣,而这对于我党来说又正中下怀,要的正是这种效果。

    在建政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党委员会直接以自己名义向国家机关和全体公民下达行政指令,也就是直接行使行政权。不但如此,而且我党县级以上机关还设有政法委员会,对同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直接管辖,审查和批准重大案件,对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工作直接干预。

    我党的委员会事实上成为国家政权的核心部分。国家的各级立法机关事实上成为贯彻各级党委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机关。国家各级行政机关表面上对国家各级立法机关负责,而实际上贯彻执行的也是各级党委的决议和指示。长期以来,由于同级人代会像政府一样,执行的也是我党委员会意图,所以政府对人代会意志的服从仅仅是一种法律形式,实际上服从的并不是人代会,而是我党委员会。因此,在我国大陆,我党是实际主权者,而全体公民则是虚名主权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提出并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在人民代表的产生方面,逐步把直接选举的范围从乡一级扩大到了县一级;减少了等额选举,代之以差额选举;我党掌控的选举事务机关在推荐代表候选人之前注意了预先听取选民意见并据此调整所推荐的候选人。党委在任免人大常委及其首长、任免政府负责人时,注意了履行法律手续,名义上最后由国家机关决定。可以说,在落实宪法承诺,实现民主方面有一些进展,但是步伐并不大。因为党外公民无权对党内事务置喙,所以,这样一来,就形成一种我党可以管辖党外公民的事务,党外公民却对我党事务无法干预的单向作用机制。就像几千年来官府可以管治平民,平民没有反制官府的任何手段一样,平民阶级除了暴力造反换一个官府集团以外,已经别无它法。

    由此,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我们跟在列宁后面,喋喋不休地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 另一方面,在我们自己这里,除了把选举搞成假的以外,结社自由特别是建党自由被取缔了;公民申请进行的游行示威几乎从来不被批准;出版自由实际上掌控在我党的宣传部手里;公民能够说什么,不能够说什么,要由我党的宣传部决定;公民能够知道什么,不能知道什么,能够看什么,不能看什么,要由我党的宣传部和政府公安部门决定;实现宪法赋予公民利权的要求成了一种非法的事情;甚至民间讨论宪法修改事宜也被我党和政府当成非法的事情,也就是说,“国家主人”无权对宪法说三道四。如此等等。可以说,在民主的虚假性上,我们比资本主义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我们又宣称,这种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高得多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已经好到了头了,只剩下完善了。我们虽然没有像国民党那样宣称自己建立的是党国,但是事实上却用党国思维在建国和执政。为了保障这种党国制度,我党曾经多次发动政治运动,对于企图质疑、动摇、挑战这种制度的思潮和人员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和镇压。
在我们这里,主仆关系完全被颠倒了过来。

    因为官员们的命运不由选民决定,而是在官僚特权阶级内部通过“暗箱操作”自我决定的,所以,他们在选民面前就无所顾忌,什么事情都敢干,权力腐败现象就不可避免,愈演愈烈,现在已经成为不治之症。

    当前,社会全体成员与国家管理人员(执政者)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主仆关系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若想把国家管理人员变成全体公民的公仆,只有使执政者即管理者的命运能够被社会全体成员控制或者制约,而实现这种控制的手段主要就是通过选举决定执政者的命运。如果执政者不依赖于被管理者授权,不由社会全体成员通过选举产生,而是凭借实力自我产生、自我决定、自我传宗接代,就不可能成为被管理者的仆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达61年的今天,宪法规定的国家主人不能挑选仆人,宪法规定的公民利权不能兑现,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在民主共和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现实,大多数国家的公民都可以通过大选挑选和决定执政者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公民对于自己无权挑选执政者、对官僚特权集团无可奈何的现状越来越难以忍受了,迫切要求收回宪法所规定的主权。

    然而,官僚特权阶级不但尝够了其命运不由选民决定,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甜头,而且,几十年来欺侮、压迫平民阶级,干了许多损害公民利益的事情,已经积怨难消。一旦放开大选,很有可能落选下台。那时候,不但失去特权,而且其中的腐败部分很可能受到清算,同健康部分剥离开来。在这种恐惧的驱使下,他们千方百计阻止公民拿回本属于自己的主权。这样,他们就成为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最大阻力。
双方僵在这里,使我国民主建设陷于困境。

    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区别在于是“吃敬酒”还是“吃罚酒”。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只要按照宪法要求,把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命运交到选民手里就行。落实宪法承诺,把主权即对执政者的选择权还给全体公民是唯一出路,此外不可能还有第二条出路。

    我党只要真的是立党为公,像自己宣称的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私利,做到这一点应该不是难事。主动这样做,会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不经动荡,国家就平稳有序地过渡到新体制,迅速发展起来。

    如果官僚特权阶级不肯放弃特权,死扛到底,那就只能导致暴力革命,最近这些年层出不穷的瓮安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已经预示了这样的前景。一旦发生,对于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社会经济的维持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极为不利。如果那样,我们不但会被历史抛弃,而且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我们总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假民主,是坏东西。既然如此,为什么我国宪法中已经写明的东西自己不肯实行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搞真民主、让我们自己的公民真的享有宪法第35条写明的那些利权、让我们的选民真正能够通过大选挑选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呢?

    可以预见,在推进民主时,民主的受益者会努力促成落实宪法承诺,而民主的受害者会努力阻止落实宪法承诺。因此,落实宪法承诺会有一场阶级斗争,也就是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之间的斗争,它必然是一场阶级斗争。我希望的只不过是这场斗争能够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内和平地进行,不至于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更大的震荡。

    2010年12月4日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10-12-11 17:52:32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稿件

论民族主义

横舟

一,民族主义概念

你可以反对政府,但你不能出卖国家;你可以离开这块土地,但你不能背叛这个民族。这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最简单的定义。但是,世界在朝着现代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还必须要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而复兴中华民族唯一的途径就是改革,就是尽快的使我们的民族进入民主制度的社会。

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还要是民主制度的推进者。修复中华民族文化,也是民族主义者的大任。塑造民族形象,积垫民族意识,振奋民族精神,创建民族道德底线,已经是当前民族主义者的首要任务。以此为基点,恢复民族自尊,自觉的抵制封建意识侵蚀,自觉的抵制西方文化入侵,自觉的修复民族文化根基,展示民族新的文化心理,自觉的从封建文化意识当中走出来。做一个现代的民族主义改革者。

目前,在中华民族的头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仍然是重压在上面的三座大山,中华民族的崛起还要有一个艰难的过程。由于中国几千年来,长期深受封建专制的压迫,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不了解西方文化,给西方文化的入侵以可乘之机,给中国带来了运营轨道的偏离。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长期的受到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打压,使民族精英一直处于低弥损毁状态。民族文化也是长期的受到来自这两方面的摧残,给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崛起,造成了严重的停滞和倒退的后果。就国际社会和国内现状来说,在中国,坚持民族主义,弘扬民族精神,高举民族主义大旗,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唯一可行之路。不坚持民族主义,将涉及到国家与民族的存亡问题。

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史上,中国人民一直深受封建专制的压迫。当人民觉醒了以后,进行民主革命的时候,又无形的给自己套上了西方的精神枷锁,使中国长期的陷于“左”“右”的争论之中,其实,什么“左”“右”之争,全是“外患”形成的内忧。“外患”不除,国无宁日。

所以,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修复民族文化根基,培养民族文化心理,树立民族文化意识,强调民族文化精神,才是国之正途,民之正路。而要想实现这些,就必须要实行民主政治,建立民主制度。实现民主政治,建立民主制度就需要民族主义,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不可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制度。余以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反腐败,也不是建立法制秩序,更不是什么党的建设。而是坚决的树立起民族主义大旗,尽快的进入民主政治程序,尽快的建立起有效的民主制度,然后以中华民族文化的力量治国强民。

二,中华民族是什么

鲁迅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为民请愿者,舍生取义者,以身试法者,乃是民族的脊梁。那么中华民族是什么呢?是什么样子呢?

自这个民族形成那天起,就遭受到风寒烈日的折磨,遭受猛禽野兽的袭击,遭受洪水地震的创伤。为了躲避这些灾难,寻求安静和平的生活,人们又要忍受长途迁徙的苦痛。部族的分裂又给人们带来感情和肉体上的痛苦。

之后,这个民族就踏上了真正的苦难历程。连年的自然灾祸,残酷的奴隶制度,此起彼伏的战乱,君王的专制统治,各种各样的精神枷锁,尤其是孔孟之道在这个民族中形成的心灵桎梏,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永远难以治愈的创伤。

进而又要忍受洪水般的暴民动乱,强盗的劫掠,强权的横征暴敛,贪官污吏的残酷折磨。以及帝国主义的压迫,资本主义的剥削,西方宗教意识的精神劫掠,现代科学技术的严重污染,和传统文化的灭绝……等等一系列的天灾人祸。

那么,这个民族究竟是什么?这个民族复兴的希望究竟在哪里?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历史上我们所看到的一代代为了寻求民族的兴旺而奋不顾身的勇士们,他们,就是民族的精英,他们就是民族的代言人。

就因为例朝例代有了这些不畏强暴的人,这个民族才有了生机,有了生存的希望,而这些人就是那些为民请愿者,舍生取义者,以身试法者,乃是民族的脊梁。就是这些人带着一代代不屈的中国人民,艰难的走过来了。

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完成一个阶段的独立思考,不畏强权,伸张公理,吊民罚罪。完成一个个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使命,他们是民族的功臣。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脊梁。

三,民族主义信念

今天,我们一谈民族主义,就会有人马上色变,马上冠以偏激、狭隘、固执、自封等词汇,甚至于有人还会加之与躁动、狂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还会被所谓的国际社会斥责为民粹主义,或干脆称之为恐怖主义。

在中国,如今这个含义也是贬义多,褒意少。尤其是在亲洋派的眼里,民族主义有点儿被视之为洪水猛兽。在改革开放这些年,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基本上被关进了牢笼,岁数大的冠之“老左”,年轻的被斥之为“愤青”,如果再有其它的称呼,那就更没有什么好听的了。那么到底什么是民族主义呢?

单就中国而言,民族主义已经不再是指单纯的汉民族、藏民族、回民族等等,她已经是五十六个民族的统称,曰:大中华民族。大中华民族的概念,已经不再是偏狭的概念,她早就成为了生存在东方的一个人类集群的精神理念,是这个人类集群的生存方向所标致的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凝聚力,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在这大的民族环境中,谁要是再强调小民族概念,就是对于大民族的分裂,就是对于中华民族的背叛。

所以,有些人为了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的驱使,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肆意的毁坏民族声誉,出卖民族利益。为了掩盖他们背叛大中华民族的实质,就找出各种理由来,诋毁民族主义。什么民族主义是发展的障碍呀,什么是走向世界文明的绊脚石呀,什么是人类社会大同必须要克服的产物呀?什么是阻碍世界和平发展的……等等。还有一些奇谈怪论,在当今的中国和国际社会上,凡蓄意诋毁中华民族的场合都可以经常的听到。

这些抵制和压迫中国民族主义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其一,所谓国内的经济理论家,其二,所谓国内的涉外企业家,第三,所谓的一些留洋人士。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口袋里装满了在中国赚的钱,揣着外国护照而在中国出生的人。

再有就是一些害怕中国强大,希望中国永远落后的洋人,还有一些想窃取中国财物的外国资本家,更有一些想占领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份子。这后几种人和前面的几种人勾结在一起,就形成了反对和打压中华民族中坚骨干力量的阵营。

前几种人都是卖国贼,他们恨中华民族不灭亡,恨中国人不死绝,好永远没有人再清算他们的后帐。后几种人就是帝国主义者和他们侵华的马前卒,这些人恨不得赶快把中国瓜分了。这些年,这两种人相互勾结在一起,在中华民族的肉身上,狠狠的宰了一刀。

他们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彻底瓦解我们的民族文化,打消和磨灭我们的民族精神。这些人以卖国文人为主,借助这些人的口,在国际、国内大力宣扬西方文化,恶毒诋毁民族文化,企图从精神上彻底消灭我们的民族意志。另一方面就是从物质上毁灭我们,从破坏我们的自然资源入手,借国家改革之机,不惜一切手段扰乱我们的国家经济秩序,彻底的断掉我们的民族生存根本。

美国人为了保护自己民族的生活方式,不惜发动中东战争,这是给世界带来了和平?大法兰西民族意识那么强烈,这是举世公认的,有谁在国际社会上说过法兰西的民族主义意识阻碍了世界和平进展?

而中华民族和她的意识,这些年来在国际、国内不断的遭到暴徒们的诋毁和强奸,轮奸。我们还不能辩驳,辩驳就是不稳定因素,就是打击对象。谁又为我们说过一句公道话?如果真有上天的话,请问老天爷,这公平吗?

我们的老百姓,还没有都过上好日子,那些每天吃牛肉喝洋酒的人,不应该和我们这些还再吃窝头和馒头的人竞争。中华民族不需要别人来抢我们的窝头吃,我们也不愿意受别人的牛肉诱惑。我们自己会养牛,我们自己有美酒。我们所要求的就是自尊。

宗上所述,在国际社会,一切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都被认定是无理的,而那些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都跟莫索里尼似的,总是有理。在国内,崇洋媚外就是有理的,发展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就是民族主义,就是“粪青”,就是世界的不稳定因素。这还哪讲理去?

改革,是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国民生存之根本。可是,改革为什么非要和洋人搞到一起,为什么要按照洋人指的路数搞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是指我们的思想首先要开放,为什么非要把洋人先开放进来,享受我们的改革成果?一个洋老板要泡我们好几个姑娘,而我们的农村一群小伙子,却找不上媳妇,我们的老百姓也要享受着天天涨物价的生活?还要在所谓通货膨胀的弥天大谎下,过着挨操打呼噜的日子。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在当前来讲,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精神和物质劫掠,反对贪官污吏们的封建专制,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就是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就是民族主义。

四,民族主义的民主意识

民族主义,提起来有些人反对,但是,我们还要提。因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东西,你回避不了。比如,中华民族,她不单单是指海峡两岸,她包括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同根、同源、同文化的海外华人。你说这么大的集群,你用什么把他们协调起来?凝聚起来?或是怎么组织起来?都不行,只能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囊括起来。

所以,中华民族的人民需要凝聚,需要对民族负责,要热爱、信仰她。坚信大中华民族概念,要维护她的利益。而国家则要对它的国民负责,要热爱它的国民,要为它的国民谋利,要使它的国民幸福。要使它的国民热爱这个国家,以达到国泰民安。

国家由谁来管理呢?现代社会,通常是由政党来管理的。由国民选择一个政党,来管理这这个国家,这是民赋法权。所以,这个民赋法权的政党,要爱护这个国家,以国家的命运为已任,同这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要按照民众的意愿,组建一个政府,通过国家的政府机构,把人民笼络在一起,共同建设好这个人类生活集群的家园。

政党操纵国家机器的手段是通过政府,也就是说由这个政党,按照人民的意愿,组阁成立一个政府机构,这个政府机构,要由人民进行监督,运行本该属于它的权力,治理好这个国家,目的是让人民满意。也就是说政府要对政党负责,政党要对人民负责。

这几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呢?国民无法选择他的民族,因为这是天赋法权,就如同子女无法选择他们的父母一样,所以,每一个国民必须要向的民族负责。因此,国家不能选择它的国民,因为国民有选择国家的天赋法权,应该由国民来决定国家的命运,国家的未来。

政府是由政党操纵着,它必须遵从国家利益,适应国民的需要。政府要对他的国民和政党负责,要接受政党和国民的管理,政府不能追究政党和国民的责任。就象政党不能追究国家的责任一样,就象国家不能追究国民的责任一样,就象,人民不能追究民族的责任一样。

而一但政府治理国家失败,国民应该直接追究政党的责任,而不是直接追究政府的责任。国民对政府只是监督。也就是最后的直接责任人,不是政府,而是组织这个政府的政党。政党不能对它的政府所为,推卸责任,更不能进行责任转嫁。任何把责任转嫁给国民的政府、政党,都不是顺应天理的。

所以,任何一个政府、政党,都不能代表这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政府,或者一部分国民也不能代表这个民族。但是,任何一个政党、政府、一部分国民,维护了国家利益,他们就是维护了民族利益,维护了民族的利益,就是这个民族的主流。否则,就是这个民族利益的出卖者。

因为,中国改朝换代多少年了,执政者一拨又一拨的换,可是,中国始终没有变,中华民族也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削弱。大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乏汉奸、卖国政府,但这只是暂时的。丝毫无损于这个民族的强大与发展。当初,国民政府接替了大清政府,共产党接替了国民党,这是历史规律。

五,民族的向心力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例朝例代豪杰众多。在中华民族洋洋几千年的历史上,传播着无数个可歌可泣和悲悲沧沧的故事。不管是在战场还是在没有硝烟的官场,演绎着无数的你死我活的搏杀和斗智、斗勇的细节。可中华民族,从最初的几个种族和分崩离析的列国,经过几千年的滚打,成了今天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凭的是什么?那就是凝聚力,或者说向心力。
那么,什么才是这个民族的向心力?是什么力量把这个民族凝聚到一起的呢?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从大禹治水,到大周行礼。从列国纷乱,到秦朝统一。之后的割据统一,统一割据,这个民族越打越强,越打越大了。自秦以后,国家的战争,很少有分裂之争,大多是为皇权而战,大多诸侯都有大统之心。

汉朝的建立和政治的稳定,基本上确立了从版图到政体及思想的大一统。在以后的战争中,大多是诸侯征战和改朝换代的战争。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战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政治利益,为了皇权的争夺。在民族和国家的分裂上做文章的很少,即使有,也在舆论上站不住脚,最后也是以失败告终。

最典型的是满族,最初的大清统治者,决不是想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可是经过几百年的统治,最后这个民族整个的同中华民族融为一体,成为大家庭中的一员。还有就是日本人,在他们进入中国之前,看到的只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觉得有机可乘之机。可他们万万也没想到,对于他们的入侵,会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最后导致了全国人民的抵抗,打出一个大一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再有,台湾有人搞分裂,不得不卖了祖宗,否认自己是中国人,这是为什么,这本身就是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的显示。

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历史上,凡是想从这个家庭中分裂出去的,没有几个得呈的。他们有的给吞并,有的被消亡,还有的自生自灭了。而今中国象汉、满这样的大一点儿的民族,谁都很难说清自己血统关系的来龙去脉。由于长时间的通婚,就连封建社会的皇帝的血统都有了争论,何况百姓。

所以,我们的民族凝聚力,最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是来源于传统。我们的传统文化,就一直的告诉我们,要统一,不要分裂。要民族大团结,要和睦相处,礼尚往来,不要相互欺压。而且在各少数民族地区,蕴藏着非常深厚的儒文化内涵。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给了我们强大的向心力,使我们能够和睦的相处在一个大家庭里。我们这个民族有着悠久的崇尚文化的习惯,祖先们留下的遗产,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等待着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同时,也是在增加民族的凝聚力,这也是民族向心力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长久以来,抵抗外来侵略的中坚和脊梁。

六,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都比较敏感的政治话题。我们国家,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更是很少被人谈起。而代替它的理论,是所谓世界文化大同意识;向世界文化靠拢;走入国际文化大家庭等等,等等。于是,在这种种悖论之下,就又产生了西方的文化什么都先进,我们的文化什么都落后的邪说怪论。更有甚者,一些连我们的传统文化作品都从来不看的作者,按照西方的哲学意识写了几篇诗歌、文章,也竟然成了当世之文化精英。还美其名曰:改变和丰富了中国的语言。要是这样,我们直接读外国作品好不好?

在这里,我先举个例子:前几年,美国的狄斯尼乐园要在法国的巴黎市郊开一分支机构。此项计划一公布,温和、宽容的法国社会立即舆论大哗。其主要观点是:美国的这一举动,是对法国文化的入侵;美国文化伤了法国人的感情。

再举例,大家都知道,美国是最不讲民族意识的国家,在以往任何时候它都反对别国的民族主义。然而,在老布什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就明目的提出,“要维护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民族概念极强的理念。到小布什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大家又是有目共瞩他是怎么样调动国内民众的。

我们说,民族意识是否狭隘,只有一个判定标准,那就是,它是否符合大民族文化的利益。就我国来讲,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利益。对中华民族以外的民族,就是象政治一样,是和平共处的关系。我们不讲民族利益,人家要讲。就象钓鱼岛一样,我们不去争取,人家就给你占了。人家占了我们的领土,我们还去和它讲什么东亚地区的共荣,这是什么?这就是背叛,是对祖宗的背叛。

当然,在我们的文化上所反映出来的民族意识,要更为复杂。我们的文化历史,是一部专制与反专制的历史;是强权文化与反强权文化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经磨难苦苦追寻的血泪史。我们民族的独特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也无法比拟的。

然而,在国际民族主义文化舞台上,从印度的泰格尔,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从法国的圣-琼佩斯,到拉美的马尔克斯、略萨,以及非州的桑格尔。就是被西方公认的叛逆让-保尔-萨特,谁也不敢说他是民族的叛徒。综上所述几位,都是世界公认的民族主义者,又几乎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很长一个时期,法国文化影响、左右着世界文坛。拉美文化异军突起,改变了世界文化的格局,同时,也打破了一直被法国文人所统领的世界文坛。这是一件世界文化发展的大好事,可是法国作家处于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在中国历史上,出卖民族利益者,也大有人在。如:宋代的蔡京,他官至当朝一品,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据说此公还是个大文豪,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并写得一笔惊世的好书法。可是,由于他卖国求荣,出卖了他的民族,这个民族就啐弃他,以至于连他的后世子孙都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说,只要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同理还可说,只要你出卖了自己的民族,也就背叛了人类。

七,民族政治

所谓政治,一曰治政,二曰治民。研究帝王之术的专家,韩非子有一句名言“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首株之类也。”孔、孟之道也讲“君为臣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更有甚者:“半部论语治天下”。而这论语所讲内容,都是在讲述怎样治民。我国历史上,所有的帝王、学子,从他们上学那天起,就都在研究驭民之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的学者们,给历朝历代皇朝政权统治者,积累了一整套的治民之术。

这些治民之术已经形成为政者们日常行为的文化经典,而那些总结这些经典的人,也由此而成为了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圣人。如:前边所提到的孔、孟、韩非,以及后来的魏徵、朱熹、曾国番等等。所以,中国历来都是“治民有术”,这是有史可鉴。

在治政方面,可以说是治政无方。翻遍中国历史,也没见到一处能闪耀出光辉的治政典范。或约,在这段专制治民的历史洪流中,跟本就没有治政的积累经验可鉴。在我国历史上,总是在进行着这样的轮徊:“骄奢淫逸,反抗暴乱,战争动乱。太平了以后,又是骄奢淫逸……”所谓的“贞观之治”,“文景之治”,“康乾盛世”只不过是皇权专制的统治和靡烂的享受达到了相对的极顶,而这时国家的承受力和低层老百姓的生活早就苦不堪言了。那些泡沫繁荣的表层下面,又已经在孕育着改朝换代的战争的灾难。

所以,在治政方面,可以说我们的历史和祖宗,没给我们留下一点经验。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的历史和祖先,跟本就没有研究过怎样治政。他们所经历的一次次的改朝换代,其实是一次次的权利之争,是你方唱罢我蹬场的闹剧,根本没有从治政方面寻找过原因,真正的总结出经验来。所以才导致了历史上一次次的战争和动乱,又一次次的不解决问题。

由于政治变革的目的不纯,在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都解决不了治政的问题。如:制度问题、吏治问题、法制问题、民生问题、长治久安问题等等。例如:历史上那一个朝代没有法律,那朝的老百姓又不懂法?周朝法律“画地为牢,”犯法的老百姓就老老实实的在地上画的圈里呆着,这能说没有法,这能说老百姓不懂法?可那朝那代又真正的实行过法治,谁又依法治过国,建立过法制社会?我们说这不是观念问题,这是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问题。可历代封建统治者和政治家们,对他们的后世子孙都不能负起长治久安,盛世永延的责任,更何况老百姓?也就更谈不上什么治政了。

由于历史上经常的改朝换代的变革,也给人们的文化心理上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改朝换代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改朝换代就成为一种纯感性上的事情。可是,人们所付出的代价和所得到的结果,却从没有人仔细想一想。

当前,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历来就从没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政治家和学者们,所面临的课题是一个关系到子孙后代国计民生的大课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冷静的思考,不能为任何势力所左右。我们必须要在这一代,解决我们国家的治政问题,我们不能再推给下一代了。我们每个人都要想一想,是否对我们的下一代负责任。

历史要求我们必须解决治政问题。

八,民族经济

自从父系氏族社会的公社制,接管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公社制后,中国的社会上第一次出现了私有制。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就有了民族经济。但是,当社会被专制制度侵蚀后,就失去了民族经济生存的土壤,民族经济就进入了亚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在强权的打压之下,底层民众的生存需要,不管是什么朝代,不管是谁家的天下,总是萌动着民族经济蠢蠢欲动的动态摇篮。

专制政权出于对自己江山社稷的考虑,对于民间经济总是十分关注。在民营经济发展处于萌芽时期的时候,他们并不在意。但只要一发展起来,聚拢了一定的可观财富之后,那就成为打压和消灭的对象了。

专制政权是绝不允许能够形成气候的民族经济体系存在的,尽管给国家缴纳大量的税收也不行。专制政权认为:民间聚拢了可以左右政权的财富以后,就等于形成了对抗政权的政治力量,聚众武装就有了资本。这样,就使得专制政权处于火山口上,卧榻之旁,怎能容忍他人酣睡。

那么,有人说了,国家不搞经济靠什么活者呢?首先,专制政权的获得,不是靠搞经济花钱买来的,而是靠武力打出来的。天下打下来以后,就必然有一笔先天的自然财富和社会财富被其掌握。接管和收缴各种经济实体和项目为自己服务,美其名曰:收归国有!

中国百姓勤劳,地大物博,民间蕴含着大量的自然财富和社会财富。不要说生产,就是几代人不劳作,也有着享受不尽的资源。作为专制政权,不用生产,只要利用国家机器,想出名目来,到民间搜刮,劫掠就行了。(这是专制政权不会有经济危机的原理)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面,统治者们为了遏制民族经济的发展,把企业家和商人的社会地位打压到社会的最底层。只要你经商,搞经济,就让你世代成为贱民,几代人不让你有尊严,把你同妓女、乞丐排在一起,在这个社会上永远抬不起头来。

可是,总揽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也不乏经济繁荣时期呀?那么,我们就看看,历史上都是什么时候经济得到发展了呢?比较有影响的,管仲时期。这位大人,为了小白专制政权的需要,兴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官办妓院。复兴了一方经济,给小白和管仲自己捞足了经济与政治资本,最后成为一方霸主。管仲自己,也在历史上千古留名,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妓女业供奉的神明。而这时候的黎民百姓,由于专制强权的统治和战争的蔓延,已经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了。

管仲和小白做的是春秋霸主的美梦,有钱了,就可以靠战争来圆自己的梦。可是战争之中,谁还能搞经济?呈现的只能是弱肉强食下的劫掠。而国家的民族经济脉络,早已经荡然无存。政客们完成霸业以后,谁也不会再提起你们商人所做的贡献,紧接着的还是政治歧视。

大商人,吕不韦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聚拢了一大笔财富后,不得不放弃经商的事业,而去花钱向政界买权利,经营政治游戏。而那时候的商人们,还算是幸运的,他成功了。后来一千多年的历史,民营经济家们的日子就不是那么好过了。

从汉代开始,民族经济就陷于与官办经济的激烈竞争之中,其命运结局不是被官家所吞并,就是被彻底退出经济舞台,“倒闭”。而自元、宋以后的民族经济,就更是属于末代经济了。也就是说只有国家到了末世,出现乱局的时候,经济才能发展起来。因为摇摇欲坠的强权统治者,这时候已经无暇顾及商人们的利益了。可是经济刚一发展起来,也就跟着国家政治的坍塌,改朝换代的来临,而灰飞烟灭了。某种意义上来说,专制强权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繁荣时期,也是国家到了该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民族经济为什么总也形成不了气候的主要原因。进入现代社会后,由于疆界和思想的解禁,使得专制政权在打压民族经济的时候,出现了漏洞。这些民族经营者们可以有地方逃跑了,可以带着财产跑国外去。试看当今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的老总们,还有几个是中国国籍?可是,这就给真正的民族精英们,营造了另一个尴尬的境地,就是“汉奸、卖国”之名。背上了这个恶名,还不如历史上流传于世的“奸商”好听。

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任重道远,特殊的历史时期,要对这些民族资本家们有一个特殊的认识。民族经济在与强权经济抗争的过程中,必然是失败者。但是,主要界限就是:是否出卖过国家和民族利益,这是最后的底线。你为了私利,出卖了国家与民族利益,还怎么说自己是民族资本主义者,还怎么说自己是炎黄子孙?

另一方面来讲:就目前的中国现状看,虽然说民间掌握了一批生产资料,但是,这些人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部分已经成为了外国人。这样的话,民族经济就根本是无稽之谈了。但是,良心还是要有的,保护好中华民族的财富,仍然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责任。一旦时机成熟,相信他们会连人带财富一起回归祖国。

中华民族的民族经济发展,任重道远,至今还没有看到应有的曙光。发展民族经济取决于民族文化,民族素质。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国家的政治环境。没有一个良好的政治体系,开放出稳定的经济环境,来保障民族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发展民族经济的先决条件。

九,以民族主义,过滤左、右两派

中国是一党制国家,自建国以来,就存在左、右两派之争。在中国历史上,左、右两派是什么时候形成的,那就没有确切答案了。可这几十年,左、右两派是打得热闹异常。不是你往死整我,就是我往死整你,简直是水火不能相容。

但是,笼统来讲,左、右两派很难说谁对谁错,因为其争端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建设。尽管是路线斗争的你死我活,但他们维系着中国政局的平稳,左右着国家的走向,都是民族的烈士。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对左、右两派进行民族主义过滤呢?我们说,是时代的需要。因为,现在的左派已经不是以前的左派了,现在的右派也不是以前的右派了。他们是改革后的左派和右派,他们是开放后的左派和右派。


较以前不同的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时间过度,左、右两派之间都混进了不同的杂质。这些带有不同目的的杂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在扭曲着原来左、右两派的性质。左派里有抱有个人目的“行左实右”的,右派里有抱有个人目的“行右而实左”的。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左、右两派里面都有腐败分子,都有卖国贼。这和以前的左、右两派是不同的。在放弃意识形态,没有了信仰的今天,急需用民族主义来过滤一下,以澄清真假猴王的本来面目。

也就是说,左派,应该是民族主义的左派。右派,也应该是民族主义的右派。谁也不能出卖国家,谁也不能背叛这个民族,这是左、右两派共同的坚守堡垒。否则,不是卖国贼,就是汉奸。

在中国历史上,从伏羲统一九州,形成中华民族的那天起,第一次的圆桌会议上,就已经形成了中华民族对于民主制度的追求。对于民主的理解和需要,我们要比西方早数千年。所付出的代价,也要比西方沉重的多。

经过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到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使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之林,是几千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换来的,这应该是海峡两岸的荣耀。反对民族独立,就是抹杀民主革命。那几千万冤魂是要找上你的,中华民族是不容你的。


胡耀邦、邓小平的改革设计,也是以追求中华民族的民主社会为起点的,是不容扭曲的。所以,在中国,主张全盘西化,反对民主运动,就是反华,就是中华民族的公敌。因为民族独立和社会民主内容,是纳入共和国宪法里面的,反对民族独立,阻碍民主运动,就是里通外国者,就是这个民族的叛徒。


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追求民主政治,开创民主社会,也是左、右两派的共同的目标。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出卖国家,也是左、右两派的共同责任。维护国家主权,坚持民族独立,是他们共同的任务。


除此之外,左、右两派共同的敌人就是腐败,就是贪渎,就是对于国家的出卖者。再有就是民主政治的破坏者,民主法制的干扰者,民主运动的阻碍者,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公敌。也是左、右两派需要自身免疫的。

以民族主义过滤左、右两派的肌体本质,是当务之急。如今的左、右两派都有被扭曲的地方,主张全盘西化,反对民主制度,是分裂者的阴谋。所以,看他们是真左派,还是假左派,是真右派,还是假右派的唯一标准,就是他们的言行是否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作为检验左、右两派的标准,对左、右两派的所作所为进行体检。这也是全国人民对于左、右两派进行确定和观察的唯一试金石。

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第一,民族独立,第二,民主政治。反对和伤害这两点,就是中华民族的公敌,不管他是谁,全国共诛之。捍卫这两点,就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就是维护宪法。

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民族主义为准绳

目前,随着国家三十年“改革”的成果和发展,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燃眉,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可是,怎么改?朝什么方向改?以什么为标准改?改成什么样的体制?是一个全民瞩目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在左、右两派之间进行。因为,目前在国内的两股大的政治势力,就是左、右两派的力量。可是,目前左、右两派又势成水火,各不相让到你死我活状态。

仔细的分析左右两派的主导意识,其实,都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发展,其目的大都是为了富国强民。但其主要分歧的来源近乎荒诞。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为的都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复兴中华民族。可是,分歧的来源却是各自所承受的西方意识。

对于左派来讲,那个帮倒底漏的“主义”,连自己都不信了,还坚持什么?事实已经证明,我们的民族,为了一个西方乌托邦的信念,已经付出了惨不忍睹的代价,难道还要继续付出?为什么不回过头来好好想想呢?

就右派来讲,必须要真正的面对这三十年来,你们对于民众的伤害。当初左派掌权的时候,曾经给予民众至高无上的政治待遇。如今,民众没有了这种待遇,而且还受到了比以前更加惨烈的摧残,民众的心理落差和“改革派”伤害的民心所带来的负效应,是件不容置疑的事情。这也是目前民众倾向于左派的主要原因。

你大喊民主口号,却失去民心,这将意味着什么?再有就是改革的历史机遇,已经由于“改革派”只顾低头捞取既得利益,耽误了改革的正常行进程度,大好时机被白白的错过了。资源是占有了,可是失去民心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实际上右派目前只能靠钱和权支撑着了,在政治上已经处于完全失利状态。即使是象右派所倡导的那样,进行民主选举,也是落选的结局。所以,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状态,才在濒临树倒猢狲散之前,喊出全盘西化的饮鸩止渴的口号。无疑,目前,智慧已经转移到了左派一边。

而左派所存在的原教旨主义的僵化、保守意识,和其越来越摆脱不掉的西方式的宗教束缚,与民族和民众的整体导向的不和谐,也是其要有所作为的严重障碍。目前的民众暂时倾向心理,是由于右派的愚蠢和无知造成的失利而导致的,并不是左派自身有所改变。

其实左、右两派,只要都放弃自己后天所接受的西方意识,真正的以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为其自身利益的主导思想,以炎黄子孙的血脉为荣耀,以自己民族的发展为真正的己任,先别考虑什么国际上那些不着边的事情。真正的承担起本民族的重任,把从洋人那里学来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教条和幻想先放一放。我想,左右两派的共同点,就会很容易的建立起来。

共产党无论是在民主革命初期,还是在三十年的改革初期,以其表率的革命性,都汇聚了大批的中华民族的精英分子。这些为了民族的振兴,舍生取义的英雄们,在中华民族需要他们的时候,勇敢的走出来了。他们,不光是共产党的精英,更为主要的是,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

历史证明,毁掉他们很容易,一个政治运动就行了。但要弄清楚是为了什么?为了民族的复兴,他们义不容辞。为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西方人的乌托邦意识,几年、几十年的打打杀杀,死了那么多人,去给人家的一个荒诞的“说法”做实验,这不是值得不值得的问题,是对民族负责不负责的问题。

中华民族的勇士们,一直就没有放弃过对于中华民族的民主事业的追求。但,为什么非要和洋人搞到一起,搞什么不切实际的全盘西化呢?不管是什么理由,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荒诞的想法而已。中华民族的文化还没有到那么脆弱的程度,全体的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也不会答应。

纵观当今世界之势,列强把弱小国家当成他们各种各样的实验场,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理论与实践的实验。我们是大民族,有史以来,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强国,为什么要因为给人家国家做实验而把我们自己的民族搞弱呢?

所以,要求左、右两派,都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西方意识,把中华民族从西方理论的实验场中解救出来。真正的继承和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复兴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把国家从列强们的精神镣铐当中解放出来,真正的把精力用在自己的国家建设上面。

居于目前左、右两派的实际情况,为了使国家不走向分裂,有必要对左、右两派进行民族主义过滤。否则,真唐假唐难辨真假。只有把左、右两派中的民族主义分子真正的凝聚在一起,那才是国家幸甚,民族幸甚的大好事情。

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民族主义这把利剑进行监督。在国家法制不健全,道德准绳出现偏差,信仰危机的情况下,用什么来保证政治体制改革不出现问题呢?只有民族主义才是国家稳定的基石,也只有民族主义,才能给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有力的保证。

另外一方面来讲,也只有民族主义者,才能在这个非常时候取信于民,而成为国家真正的管理者。因为,民众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现在极其需要保护。对于民众来讲,真正的有力保护,就是民族主义。在中国,只有民族主义,才能保护民众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适合民众的利益,必须要以民族主义为准绳。

以民族主义为准绳,把那些反民族的,反民众的,反民主的人,从左、右两派当中清理出去,建立起真正的使国家稳定的政治联盟体系,恢复法制建设,恢复一个国家的政府行使其权力的能力。从而恢复一个国家的尊严,一个民族的尊严。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燃眉,势在必行

十一,民族主义的成分

由于民族主义的包容性,就使民族主义的成分必然要复杂化。首先,民族主义没有阶级性;民族主义没有贫富差别;民族主义主义没有种族之分;民族主义没有男女之别;民族主义没有国界。民族主义不主张暴力,民族主义不主张分裂。

民族主义集群的形成,通常是以一个强势的种族为核心,簇拥着一些小民族,形成一个国际单元,从而在国际社会自立。它包括为本土居住民和侨居他国的居住民,但是,主要以思想意识中的传统文化根基为主导。对内主张民主制度,和谐相处。对外主张民族独立,自立、自尊。

就中国来讲,中国的民族主义成分划分要困难一些,因为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目前比较混乱,而民族主义又是意识形态上的概念,所以,成分划分起来要细致一些。但,大致的从三个方面划分比较客观,即: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

一,政治。首先,在国家政治上,对外要主张民族独立,国内,要搞民主政治。国家要进行改革开放,但要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国家的政党,政治组织,国家的公民,官员等属于国家政治因素,应该遵从民族大义,接受民族的选择。官员要讲操守,懂得为谁当官,不违法乱纪,不裸体做官,没有被外国机构、组织与势力使用过,没有与外国人通婚。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介入民族政治生活。

二,经济。国家所有的经济实体,不得受到外国资本侵害;国家的利益不能出卖;国家的资源不能外流;国家的经济命脉不得由外国人掌控。国家要具备强势的民营资本实力,要有一大批掌控国家经济的民营资本家。这些民营资本家,不能是外国人。否则,他们无权享受国家资源。反之,就是卖国。

三,文化。要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作为发展观。恢复和发扬民族文化精神,自觉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自觉的抵制和摒弃传统文化的糟粕。坚持洋为中用的民族主义胸怀,自觉抵制西方文化的侵袭与同化。不传播西方文化糟粕,不信仰西方洋教,不迷信西方民主制度,精心致力于自己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文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重任。

在人员方面的成分较为复杂,首先是官员,不出卖国家利益,不主张全盘西化,不信仰洋教,不裸体做官,不做外国政治团体与财团的代理人,必须是中国公民。民营资本家,是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主要对象,他们不能是外国人,更不能损毁国家经济利益,否则,就要剥夺他们享有国家资源的权力。知识分子,应该是主导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学者;应该是主导国家科技发展事业的学者;应该是主导国家医疗、教育等领域的专家。这些人是国家的基石,不可能是外国人。公民,全心全意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民族血脉传承者,置身于海外侨居的民族文化倡导者,与中国公民结婚的外国侨民,热心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外国人。

依法对于汉奸、卖国贼的认定,是国家司法制度与司法人员的职责与功能,否则,就是渎职。司法部门在审理其他犯罪过程中,也要以民族主义为准绳。如,对于经济犯罪,贪污腐败犯罪,走私等其它犯罪,都要看他是否有违反民族主义原则,如果有,应该加大惩罚力度。如果这些罪犯没有违反民族主义原则,他们虽然是罪犯,但,在接受法律制裁的同时,仍然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军队是国家与民族安全的屏障,军队必须归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掌控军队,更不能利用军队达到个人目的。任何个人与组织觊觎军队的掌控权力,都是对国家与民族的侵害,被视为违法。同时也违背了民族主义原则。

民族独立与民主政治是民族主义的主要成分,这也是民族主义的大原则。违反这一原则的任何势力,都是反华势力。反华势力是不能注入到民族大家庭里来的。目前在中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已经形成强大的势头,应该引起广泛注意。

十二,民族主义的特性

  民族主义有三个显著的特性。一个是对外发力的显著特性,一个是现在进行时的与时俱进效应。第三个就是对于人类社会公理的要求。要认识这三个特性,就要先从大民族意志入手。什么是大民族意志呢?大民族意志有三个特征,民族意志的传统文化特征,民族意志的工业科技文化特征,民族意志的宗教意识文化特征。

简单的讲,大民族意志的传统文化特征,是滋养和产生民族主义的土壤;大民族意志的工业科技文化特征,产生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襁褓;大民族意志的宗教文化特征,产生极端民族主义根源。

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强大的大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但她又和民族传统文化有着显著的区别。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内涵,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受到外来威胁和内部失调以后,通过传统文化的内涵起作用,而凝聚起来的民族力量。

比如: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产生,就是中华民族利益受到列强和强权的威胁和侵害以后,由民族的免疫功能自发产生的对外抵抗力量。所以说,民族主义即是对外发力又是要求公理的,是中华民族凝聚力量的象征。当然,她也具备自身代谢功能,具有清理中华民族内部汉奸的能力和义务。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她又完全的显示即时效应。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是现在进行时。如果此时,民族的利益受到侵害了,民族主义就要像人体的免疫功能一样,马上就要有反应,要马上起作用,要马上显示力度。

这个反应的力度有多大,涉及到民族文化的沉淀程度。民族文化沉淀越深,反应力度就应该越大,生命力就越强。否则,相反,生命力弱,或者没有生命力。所以说,民族主义,是靠民族的文化积淀厚度支撑着的。

另外一点就是对于公理的要求。民族主义者对于公理有着特殊的要求,对外,在国际社会上要求民族独立;民族解放与自尊。对内,要求人人平等,相互间不要欺压,国家实行民主政治。

当一个大民族的意志不是靠传统文化支持着,而是靠强大的工业科技支撑的时候,这个民族与国家实行的一准是对外扩张政策,它肯定是军国主义或者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状态下的西方列强们,为了混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不同概念,为了打击被他们欺负,而反抗他们的民族主义集群或者国家,他们就要竭力的反对民族主义,并说民族主义是恐怖主义。其实,他们的逻辑就是:谁抵抗他们的凌辱,谁就是恐怖主义。

还有一种大民族意志,就是既不是靠传统文化也不是靠工业科技支撑着,而是靠宗教意识支撑着,这种情况大多是在政教合一的国度里。这样的民族是很容易产生极端民族主义的。这也是民族意志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帝国主义国家,碰上比自己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侵略它的时候,自身也在瞬间成为弱者的同时,由帝国主义形态转变成民族主义形态,有时候,他们也表现的可怜楚楚。如,二战时期的英、法帝国,丘吉尔与戴高乐,都成为了民族主义者。但,一旦他们的民族独立以后,就又恢复他们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从而失去民族主义特征。

所以说,“对外发力、现在进行时与要求公理”是民族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一个民族受到外来侵略与伤害的时候,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不平等的时候,就容易产生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产生,是被动的,是一个民族的免疫功能在起作用。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兴起,说明这个国家的利益已经被侵害了,不管是来自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伤害因素。

所以,民族主义有别于民族文化,民族主义有别于民族意志,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即紧密相关,又相互间分的清清楚楚。对外,民族主义就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自尊;对内,民族主义就是社会公理。当一个国家的内、外有一方面出现问题时,民族主义都要即时呈现。

从民族意志的三个特征,我们可以看到,工业科技下的帝国主义和宗教意识下的极端民族主义都被现代文明认为是人类社会消亡的直接因素。唯独传统文化下的民族主义,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与生存的保障。这一点,也完全符合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理论。

中华民族是有深厚传统文化渊源的国度,既没有产生帝国主义的襁褓,也没有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根源。中国是国际社会上促进民族和谐的典范,尽管内部需要自我调整。由此可见,在中国,我们说:反民族主义,就是反华。实际上,反对民族主义,不只是反华的问题,是反人类。

十三,民族主义就是国际主义

很难想象一个不爱自己儿女的人,能够成为别人的优秀父母。很难想象一个不爱自己民族的人,能够成为别国的良民。

白求恩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可是,他首先是伟大的加拿大民族英雄,深受着加拿大人民的爱戴。白求恩在他对于中国人民的爱戴当中,渗透着他对加拿大民族的热爱,他之所以成为国际主义战士,是因为他走出了他所深爱的加拿大民族的情怀,把他和加拿大民族的深情,带到了中国,带给了中华民族。

白求恩,同样是跨出国界,走向国际,为什么没有把加拿大人民的深情带给日本人?因为,加拿大这个民族爱憎分明,痛恨侵略。因为加拿大人民厌恶以强凌弱,同情苦难中的中华民族。所以,白求恩拿出了自己的爱心,象爱戴加拿大民族一样的爱中华民族。这一点不是单由中国人民确定的,是伟大的加拿大民族给予充分的承认和确定的,因为,加拿大人民证实了白求恩确实象爱戴自己的民族一样的去爱中华民族了。

所以,在中国,在国际社会,白求恩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而在加拿大,白求恩就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对于这一点,谁能够厚非?

再有,印度的英-甘地,为了自己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了维护自己民族的切身利益,结束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长期统治,把自己的民族和祖国从异族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如果按照现在有些人的说法,这甘地不是国际社会不能容忍的狭隘民族主义吗?

可是,事情恰恰相反,英-甘地不但为印度民族所公认为民族主义者,就是国际社会,甚至于被甘地赶走的那个殖民国家,也公认他为民族主义者,更加之为国际主义战士。目前世界上,任何一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国际主义者,那一个不是受到了他本国民族的承认,那一个不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

而那些在世界史上反民族主义的人,尤其是在近代史上,又都是些什么人呢?第一,希特勒,这是一为典型的反民族主义者。他不但反民族,而且打着走向国际的旗号,要灭绝人家的民族。最后,人家的民族没灭成,是把自己的民族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其己也为大日耳曼民族所不容。

第二位,东条英机,这也是一位反民族主义的典型。他也是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号,要灭绝其他民族,把其他民族都要强硬的归属到自己的大东亚共荣圈里的名义下面,结果是给自己的民族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自己也被吊死在绞刑架上。尽管国内有人给他招魂,但终究为大和民族所不容。

综上两位,要说在国际社会的名望,可能是属一,属二的了。当时在他本国内,可算是无可非议的要给世界人民送去幸福的国际主义者,可是结果呢?即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国际主义者,是人类的渣滓。

一些中外人类社会的渣滓,怕中华民族兴旺发达,怕国际社会繁荣稳定。出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于他们对于财富的贪渎,利用中华民族的特殊时期,钻中华民族的空子,他们内、外勾结,干尽反中华民族的事情。特意编造出一套法西斯的理论来,企图内、外勾结的要把中华民族再次的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其用心何其毒也。

警告那些不安好心的洋人政府和在华大肆劫掠的杂毛资本家们,还有卖国求利的败类,中华民族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中华民族的便宜不是那么好占的。借机会抢走的东西,迟早会有一笔帐要算的,别给你们的子孙后代找麻烦。我们没有到你们那里去伸手,也希望你们把手拿回去。

国际主义是相互往来,不是单方劫掠。中华民族也有败类,但是,我们希望和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者打交道,不希望和其他民族的败类交往。真正的建立起世界各个民族共享国际和平和祥和的人类社会体系。

十四,民族主义,中国最后的道德底线

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变化。目前,国家的意识形态正在处于转型时期,在强大的经济利益冲击下,原有的道德标准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已经是名存实亡。新的道德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由此而导致了人们各种行为的道德底线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而这种冲击,直接威胁到了国家利益。

在司法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国家和民族的信念产生了超乎于想象之外的信念动摇。这就要求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道德标准,来作为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尤其是政府官员的产生标准。

面对国家的利益,以什么来鉴定损害它的是是非非,在党纪国法不能达到应有力度的今天,就要提出一个能够衡量和判别这些是是非非的尺度来,用以衡量是否是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从而给予公正的奖罚。

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本来是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但目前,谁敢说党员还能遵照党章进行对照、执行?那如同太阳镜上的商标一样的法律和一点尊严都没有的执法机构,谁还拿它当回事?各种宗教势力在国内蠢蠢欲动,可是中国的有识之士毕竟看得明白,中国不能再接受封建迷信的麻醉了。

这十几亿的人,上了一辆没有摩擦力的怪车上,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谁知道它往哪开,谁知道它什么时候停?谁知道它还要摸着多少石头才能过了这条河?面对西方列强饿狼般的眼睛,处于内偷外盗国家财产和资源,又能用什么才能保护的住?

民族主义,只有民族主义,才是目前唯一的有力武器,也是执政者唯一的有效手段。复兴民族文化,真正的解放思想,理直气壮的打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同时,以民族主义清理干部队伍,以民族主义规范企业经营,以民族主义过滤国家精英,以民族主义培育后继之才。以民族主义唤起民族文化心理,建立起强有力的道德标准,以民族主义,建立起强有力的民主与法制社会,从而以民族主义信念治国、治政。唤醒民族文化心理和良知,刹住那辆失去摩擦力的快车,恢复民族的本源面目,阻止住一个民族的堕落。

民族主义,是中国最后的道德底线,也是维护国家主权,抵制分裂势力,清除卖国分子的强有力的武器,是维护国家利益,保护中华民族的铜墙铁壁。以民族主义,凝聚起所有中华民族的维护者,抵制西方分裂势力,断绝腐败、卖国分子的幻想,阻断腐败分子与西方强盗的相互勾结。真正的建立起中华民族的民主社会秩序,走真正的富民强国之路,成全中华民族做了几千年的美梦。

民族主义,不是稻草,它是一条救生船。拯救中华民族,自己得救。毁灭中华民族,一损俱损。中国是不可能成为西方殖民地的,这是近现代史上早已有的铁的证明。民族主义是把利剑,与其让别人用,还不如自己用。民族主义是最后的道德底线,也是炎黄子孙永远无法逾越的道德底线。

十五,誓与中华民族共存亡

眼前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四面都是红灯的十字路口。各方面的力量拥挤在一起,谁也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是对的,谁也不知道他应该朝哪个方向走,才是出路。不知道哪边是前,哪边是后。不知道应该前进,还是应该倒车。

如今社会,没有是非,没有明理,官不像官,民不像民。执法者枉法,执政者乱政,医病的无德,搞教育的是学奸。科盲进驻科学院,文盲登上了文化讲坛。一群淫棍、赌徒当了官,小学生抓了警察“叔叔”的“奸”。

社会主义体制已经变成了皇帝的新衣,谁也不能讲实话,反共战士成了共产党员,资本主义穿上了马列的外衣。打着人民旗号的政府,公开的毁害、劫掠老百姓,对于广大劳苦大众,不是共产就是共妻。

 三十年前时髦的“改革”口号,已经成为盘剥和掠夺老百姓的遮羞布,如今的改革,已经变成专制的代名词。官吏们横征暴敛,老百姓无处伸冤。阴云笼罩的华夏神州,哀鸿遍野,搞的是鸡飞狗跳,人人喊不平,户户有冤情。

为了一小撮即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可以枉法,可以乱政,可以卖国,可以不要人格。是非颠倒,混淆黑白,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出卖党的利益,出卖国家的利益,出卖民族的利益。视人民如猪狗,如砧板上的肉。

能跑的都跑了,能逃的都逃了。国家已经没有了国家的脸面,民族没有了民族的文化,几千年的道德根基,被连根拔起。幽灵一般的恐惧感,荡击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在问,这是为什么?

难道几千万人的生命,上百年的民主革命运动,换来的就是如今这惨淡的情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依然如故的压在中华民族的头上。中国的亿万老百姓仍然生存在水深火热之中。户户有冤情,人人喊不平,有冤无处申,有理没地方讲,社会上有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千百万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苦难中的老百姓,你们还等什么?还不赶快结束那不着边际的梦。重新唱起国际歌声,赶走那些分裂中华民族的卖国者,为美好的明天开始奋斗,誓与中华民族共死同生!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12-09 05:34:46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考据阿桑格。。。 重庆《读点经典》第一集全文 ,其中包括:

重庆《读点经典》第一集内容

在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讲   

〔美〕亚伯拉罕.林肯   

(1863年11月19日,宾夕法尼亚,葛底斯堡)   

  八十七年前,我们先辈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   

  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和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下去。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集会。烈士们为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他们做最后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应该而且非常恰当的。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块土地我们不能够奉献,不能够圣化,不能够神化。那些曾在这里战斗过的勇士们,活着的和去世的,已经把这块土地圣化了,这远不是我们微薄的力量所能增减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全世界不大会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但勇士们在这里所做过的事,全世界却永远不会忘记。毋宁说,倒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勇士们已经如此崇高地向前推进但尚未完成的事业。倒是我们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吸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自由地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1-28 15:04:0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邹谠:给《告别革命》作者的一封信

革命与“告别革命”

----给《告别革命》作者的一封信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  邹谠

《中国革命的再解释》第八章,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编者按:著名旅美学者李泽厚、刘再复1995年发表了对话体论著《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由香港大地图书公司出版。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多元化的评论。邹谠教授阅读该书后,感觉其问题涉及20世纪中国政治史的重大主题,需要认真地加以深入研究和反思。因此直接致信作者,阐释自己的观点。是为此文。

泽厚、再复教授:

  数星期前阅读海外某某杂志评论先生大作(《告别革命》)之文章,大为惶惑,不知究竟,今承赐寄一册,仔细阅读一字不漏,反复思索,方知此书虽以对话录形式发表,但对中国二十世纪之文化、思想、政治、文艺有极深刻之分析,而对话之中有一完整的思想系统,是我二十四个月以来阅读之专著,对我最有启发的三本书之一,其他两册为 John Raws,(约翰?罗尔斯) Political Liberalism (政治自由主义)与 King Keohane,Ves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社会研究设计)。

  我对此书之所以极度欣赏,因为我正在写作一系列英文文稿,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之基本特点,发挥去年出版的《中国二十世纪政治》一书的若干看法。第一篇征求意见稿已于去年九月写完,题为“Interpreting the Revolution In China:A Venture In Crossfertilizing History of Social Science Theory”(解释中国革命:社会科学理论相互传播史的一次冒险),兹持寄上两份,希望先生等指正。另有一篇论中国高层政治之长文(即出版,约有六十余页),将于八月问世,此文从基本方法论,批评目前流行的以派别斗争为中国政治分析之唯一重点,忽略派别在整个政治系统(包括政治结构,国家一社会关系与政治文化一意识形态)之位置,然后再提出研究派别斗争之社会科学的方法。我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有口头预约,于完成另外两篇或三篇文稿,发挥与论证我的观点后,出版论文集一册。我在写作和修改这四五篇论文中,希望能广泛吸收中外学者专家的精辟议论,你们两位的新作正是对我最有启发的一本书,闻《顾准文集》及冯友兰先生最后一册之思想史,很有参考价值,已托人购买,但尚未收到。

  你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分析,以及贯通全书的思想系统,引起我深沉的思索。因为我的著作除《美国在华之失败》之外,都是隔“洋”观火之作,粗线条的素描,没有身历其境的经验,而你们的著作是不仅是学术之探索,并且是心灵上的反应。你们两位都是早熟的天才,我是苦学磨练出来的学生,四十之后方有成名之作,七十左右开始重新整理思想体系,你们思索写作以建国以后之情况为主要对象,而我的亲身经验是三十、四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你们是哲学,美学文学思想家,视野广阔,思索深透,我是政治学者,我的训练是钻研个案与具体史实,并以此为专业,但是却偏要突破学究的框框,去探讨政治的重大意义和历史的深远问题。我的观点、判断与理论,虽然是苦思冥想的结果,但是因为空间,时间的障碍与限制,我并没有完全的把握。然而我们的背景、经历、专业与天分虽然大相径庭,但是对基本问题特别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历史观、价值观等的看法有一些完全一致,另有一些殊途同归,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与判断有一些着重点不同,可以相辅相成,不同意见之处的多半是提法的差异,不是基本的矛盾。还有一两点你们有明确的理论和观点,我则未能完全下结论,但是你们最基本的论述与历史事实的分析我在将来修改与写作我的论文中,可以充分应用和发挥。因此,我仔细研读大作后,我常喜悦与兴奋,觉得我的“远距离”的观察,大胆的立论还不致完全错误。

   我与你们两位完全一致的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方法,所不同的是你们两位的思想体系比我深刻和博大,你们从基本哲学出发,我则只是以个别的政治学说为依据,更重要的是你们已经提出一套完整的概念与命题,而我还是在摸索之中,有些重大的问题未能下结论,所能确定的只是个别的概念,与为数不多的命题。

    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中国二十世纪政治文化的复杂性,革命的持久性,源远流长的传统的影响。正如你们说的:“二十世纪中国付出巨大的代价,但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经验教训,这个经验教训太值得总结了。”我们去研究这个复杂无比的问题,一方面要求助于多方面的思想、概念与论点,但是对于以传统与西方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学说,必须有所选择。即使在同一学说中,某些部分,可供参考,另一些却可以引入歧途。即使能应用于中国的部分,也必须加以自己的阐释,方能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了解,与总结自身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而得到的学理上的命题,总结出来的教训,自然而然的有它们的独特性与创造性,对世界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至世界文化、政治,作出我们的贡献。泽厚先生的美学理论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得到法国国际哲学院的承认,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学术建设已有真正的贡献。

  你们两位对话中回望二十世纪的文化与政治的思想系统就是对学术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个若隐若现的思想体系,是应用上述我们完全一致的方法的最好的实例,容许我说出我的一些体会,借这个机会让我能更进一步检验我的提法,并且希望得到你们的指教。

    泽厚先生研读、写作、思想形成的时期都是在建国之后,选择马克思主义为研究中国问题的理论框架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完整的思想结构,四十、五十年代方兴未艾,最令人钦佩的是泽厚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在七十年代就作出一个与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尽相同的阐释,这就是再复先生所说的“即把生产力科学技术看作决定要素”。(大作第二页)这个阐释与西方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大师,目前牛津大学教授科亨(Cohen)的提法不约而同。科亨在他的早年成名之作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说: history is, fundamentally, the growth of human productive power,and forms of society rise and fall according to as they enable or impede that growth.(“历史根本上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史,当社会形成促进或阻碍这一发展时,社会形式本身也根据这一发展上升和衰落”。)在西方强调这个马克思主义不难,而在中国回到这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就是一个独创的阐释。

    科亨又说: Labor power is a productive force,and one dimension of labor power is productively applicable knowledge.It follows that sclentific knowledge which is open to productive use is a productive force……In its higher stag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 therefore merg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ly useful science.(劳动力是一个生产力,劳动力的一个方面是可用来进行生产的知识。劳动力随着科学知识用于生产,就成为一个生产力……因而在它的高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就与对生产有用的科学的发展相结合)。这与你们两位在你们的著作中,经常提到知识、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一致,邓小平在1978年正式从自己的经验反省了中国建国后的历史,也正式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马克思并指出“生产力中包括科学”(《邓选》第二卷,第八十七页)(我在 1986年 7月6日在中南海与胸怀广阔礼贤下士的胡耀邦先生长谈中,曾向他介绍Cohen的书,他当时即表示要找人翻译)。

  科亨自己也说他在这本369页的书中很少谈到“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国家”。相反的,你们谈话中不但以回到“古典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并且用大量身历其境的经验与所见所闻的事实,论述“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国家”,这些概念和理论在中国建国后的具体影响。以“迷信意识形态”、“迷信战争经验”来概括建国后一切错误的根源,叙说这些思路为何阻碍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文化提高、社会进步和政治的常规化、程序化、制度化、法治化。战争时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了一元化的政治,促进政治、文化、道德的一体化,置整个社会于国家绝对控制之下。这样一来你们对1949年以后的各种错误的分析,不是一般评头品足、抓大小辫子之作,而是在整个思想系统中上下相关,左右相连的议论。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一点。阶级斗争在中国以长期内战的形式出现,战争的经验与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组织与制度变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非常具体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濒于全部崩溃的情况,在此时期,整个社会传统的道德价值标准,大部失效,而新的标准又未能建立,因此思想、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制度行为的正当性完全决定于政治行动的成败。毛泽东的措施,使中共“从零到有”“从小到大”最后取得胜利,因此毛泽东思想,与毛本人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不仅有无限的权威,并且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但是毛泽东思想与毛本人的从传统带来的治术和个人独特的作风不但不适合经济发展和平建国的需要,并且导致大跃进与文革的巨大悲剧。这两个悲剧就是“迷信意识形态”和“迷信战争经验”一起融会塑成的结果。

  这些结论与命题只能在中国的历史与实际情况中找到,它们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对世界社会科学,对现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独特的贡献。从西方理论出发,但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作出西方学者所看不到的结论,不能提出的命题,这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思想理论的贡献。你们两位从正面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开始,最后提出批判近代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命题,指出背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后果,这是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方法的一个最好的实例。不仅如此,有了中国自己的看法、命题与理论,才能“走自己的路”。费孝通一生的工作也是一个最好的实例,从“乡土中国”,到“小城镇,大问题”的理论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先驱。

  比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泽厚先生从康德的哲学体系,提炼了精华,有选择的灵活的应用于中国的研究,按照中国历史经济与中国文化传统提出独特的命题,又发展中国的美学。然后再复先生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主体论,开辟中国文学批评的新道路。这一切也是在学术上“走自己的路”。我希望这些学术观点在二十一世纪促成一个实用理性主义的中国国家社会,以人为最终价值的乐感文化。这个从理论走自己的路到在现实中走自己的路的过程是必须一点一滴的改良,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做到。

  上述从康德的思想到独创的观点、命题、理论,让我简单的发挥,使一般读者,更能深入的领略这个思想系统。

  泽厚先生有选择的,巧妙地阐释康德的哲学,然后灵活地应用于思索中国问题,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他将康德的“二律背反”从 cosmological ideas(宇宙论), transcendental ideas(先验论),antinomy of pure reason(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转用为认识论过程中的辩证法,再在中国的历史经济中找到“二律背反” 的许许多多的实例。他在讨论“二律背反”中,最重要的一段话是,“因果不是线性的机械决定论,系统的复杂结构形成了多元和网状的因果,可能性选择数字极大,而任一选择对整体系统和结构均将产生影响。所以不能把总体过程当成是机械决定论的必然,必须极大地注意到偶然性,多样的可能性和选择性。”(《批判哲学的批判》第234页)

  这段话提出了两个历史观与人类行为理论的基本问题。第一个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问题。既然“不能把总体过程当成是机械决定论的必然”,那么客观的关于总体的历史必然规律就不能成立。从这个认识论的提法,就很容易否定“历史决定论,把全部人类历史描述成五个阶段,认定这是绝对的历史发展规律。”(大作第八十七页)也许泽厚先生写头一段话的时候,已经想到第二段话,不过当时不能公开说出。现在历史已经全部否定了所谓的“必然规律”,这句话可以公开说出来,所引的头一段话的重点是泽厚先生在当时环境中,肯定偶然性,多样的可能性和选择性。你们在大作中更进一步的指出“历史又充满偶然性,一个偶然因素常常会改变历史面貌”,我在附上英文稿中论偶然性时提出两个实例,一是蒋介石在1926年乘车到码头,准备经香港去苏联,途中被陈立夫说服,改变主意决定与汪精卫和共产党斗争,这一个偶然性的因素改变了中国以后的历史。(陈立夫《成败之路》)二是1948年陈伯达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儿”,(见附上英文稿42-43)这是历史偶然性的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你们另一句话:“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现就是种偶然的因素”,“个人的偶然因素可以在历史上起很大作用,并不一定是必然的结果,也不是必然律能预计的”。(大作第三十六,三十七页)这样就在历史观中恢复了人的位置,为你们着重提出的恢复人的价值,人 是目的的说法相呼应。

  第二个基本问题,是泽厚先生七十年代提出的选择性的概念,以及大作中提出的个人选择与历史社会及各种结构的问题,即是你们对结构决定论(structural determinism)的批评(大作 三十、三十八页)。我在中文拙作《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第211页至221页,附上的英文征求意见稿的P7-31,介绍过Jon Elster教授综合社会历史的结构因素与个人选择性的理论,并且应用这个理论于中国革命史及提出一个新的命题,他的“理性选择论”的基础是对人类行动,包括政治行动的一个既简单而又扼要,又正确的学说。人类的行为由两个因素决定,也可以说是经过两个抽象的过程,透过两个过滤器所得的结果。在第一个过程中,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划定了可行途径(feasible alternatives)的范围,有些空想的、玄想的、假定性的途径就不在这个圈子之中。人类采取后一种途径,就一定失败,大跃进中的人民大炼钢,公共食堂,超高产田就是人类史中最悲惨而又非常明显的例子,这个中国历史的经验指出了结构决定的不可逾越的范围(见英文稿)。但是在结构划定范围之中,可行的途径,不仅仅只有一个,而是多种的。有些是人们已经摸索到的可行途径,这些途径中,有些是事半功倍,有些是代价大而成效小。政治行动者可以从这些可行的途径中,挑择其一,以后也可以改变初衷,另谋出路,但是政治行动者也可能发现、创造并实行一个可行的途径。这在历史转变的时期有决定性的作用。根据这个理论和中国革命建国的历史可提出一个新命题:“理性选择的”创新性、系统性和战略互动性是宏观历史变化包括政治系统转型的微观机制(拙作第二一六到二二二页)。人类既然对自己的前途在一定范围以内,可以作出选择,这些选择可以改变以后的历史,因此历史就没有必然的规律,人类的选择也是历史偶然性的根源。

  理性选择论还可以用来讨论一般政治学家不愿讨论的历史哲学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即free will(自由意志)和determinism (决定论)的问题。我以为中国革命和建国以后的历史提供了一系列的实例,供我们讨论这个非常抽象而不易解决的问题(见英文稿第 41-44页)。

  既然人是历史的主体,个人的因素可以在历史上起很大的作用,人本身又是最终的价值,那么人的属性就成为一个理论上的重要问题。泽厚先生从康德哲学中,提炼出来理性的概念,提出中国走自己的路,就是“理性之路”的主张,批评目前中国缺乏建设性理性(包括学术建设方面的理性),指出儒家的精髓,中国的传统是“实用理性”。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反对激烈主义,提倡扬弃道德义愤的思考,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但是泽厚先生的美学和再复先生的本体论同时也着重情感、直觉性、感性、美感,这样人的本质就更全面了。近年来政治学家也指出passion(感情或热情)也是人类政治活动三个动机之一。

  再复先生系统的介绍与阐释泽厚先生的美学的一章是一篇不易得之作。你指出了泽厚先生从理论中找到发展出来的一系列命题,既能解释中国文学的发展,又是普遍性的美学上的命题,这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又一典范,可惜还没有人同样的分析再复先生的主体论,希望欧梵或其他攻文学的人不久可以补充这一空白。

    还有在方法上很重要的一点也要在这里提出,你们两位对西方的理论经过思索既有选择又有摒弃。泽厚先生说“告别现代”回归古典,重新确立人的价值,要求“少来点海德格尔,多来波佩尔”,“我们现在更需要的仍然是科学理性,而不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福柯那一套”,我完全赞成这个看法,我有时也想到你提出的问题,回答:“把理性否定了怎样办?”(大作第三十三页)

    再复先生在另一次对话说明了科学与理性的关系:“科学虽然包括理性,但是不能把科学变成科学主义,用科学取代一切。科学是一种工具理性,它不能取代价值理性。”这是西方学者的共同认识,但是用来否定方励之的说法“现代化就是科学化”却是最有力量(大作第八十五页)。这也是否定方励之全盘西化或全方向西化的理论根据,因为精神层面上各国各民族的要求很不一样,精神层面的现代化不是科学化,而是尊重精神需求的多元化,即主体价值需求的多样化(大作第八十六页)。

  再复先生同样不为西方最时髦的学说所迷惑,你在芝加哥与解构主义有不少的接触,但是你选择采用解构主义有用的部分,去解构社会文化的一体化,但始终没有踏进解构主义的框架,也没有被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的思潮引入歧途,而仍然在否定“理想社会”后肯定了“社会理想”。在接触了西方多种学说后更增加了对自己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框架的信心,这是值得庆幸的事。再复先生说“中国有自己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的使命,不能盲目地跟着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理性”(五十四页),这是真知灼见。同时你们也看到西方社会的各种弱点。“了解了中国,又了解了西方,我们就知道走自己的路,寻找适合中国的社会理想的重要”。我居住美国五十余年,也有同感,“寻找适合中国的社会理想”是我们的共同任务。

  说了许多抽象的有关研究方法的话,让我谈一些比较实在的问题。我们要用“实用理性”去追求社会理想,这些理想必须是追求多元化,多体化的社会的理想,因为人的性格爱好生来不同,成长中的环境亦大有差异,只有多元化的社会、文化方能适应多人不同的需求、偏好、欲望和理想。多元化的社会与文化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分离。这点你们两位很清楚的提出,这也是我提出“全能主义”的动机,我提出这个名词的理论上的意义,是用来专指国家——社会关系的一种极端的形式。在全能主义社会中国家可以占领社会所有空间,控制所有社会领域和人的生活的各方面,而无道德、宗教、法律的原则上的限制。中国在文革时间中在实际生活中已到了这个极端,比苏联更彻底,这也是你们说的迷信意识形态,迷信战争经验的最终结果。

  但是“全能主义”这个概念与“极权主义”有两点基本不同之处,一是“极权主义”概念中,国家——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不能分开,有其一必有其二,并且两者以同步发展增长。但是我在 1980年随欧美学者访华团到中国,看到国家一社会关系正在变化(农村责任制在萌芽时期,有些地方已在实行),但是政权性质并未改变,因此我觉得需要用“全能主义”一词专指国家——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而不涉及政权性质。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新的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是否会影响政权性质的变化,我的假定是肯定的,中国的变化将以国家——社会关系变迁开始,但是这个过程不是必然的。人的选择,政治行动者的战略、策略,可以影响这个过程的速度,和各种可能的前进和倒退的形式,甚至过程的终点,这是“全能主义”的概念与“极权主义”不同的一点。我在1983年开始提出这一个名词,在去年致美国友人信中提到这是名词的起源。

  国家、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一体化的根源是政治的一元化,政治一元化的基本观念是:最高权力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因此,多元主义的政治是社会理想的中心一环,多元主义不但应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应用,在经济领域也如是。泽厚先生说“打破这个大一统,也不要就一定变成私有制的大一统,可以是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的共生,我说走自己的路,就包括创造经济上和所有制方面的新形式在内,我现在倒愿意强调目前要保持一定国有资产,否则政府权威宏观调控就会失去足够的基础和必要的力量。”这一个看法我很同意,不过一定会受到海外,香港和国内一些所谓激进的经济学家的批判。创造新形式,是一个胆大的提法,但崔之元提出来后被国内和香港的学者“围剿”;王绍光提出国家能力不能再削弱,也被攻击;但这些批评都只是提到枝节问题并未能针对主题,至于保持国有资产,与很多经济学者的主张背道而驰,他们从美国新古典经济学说学到了“产权必须落实到人”的命题,认为中国应同样应用。

  我分析你们的思想系统时从“二律背反”这个概念开始,现在让我再回到“二律背反”这一个提法,因为我觉得“二律背反”不仅是你们的方法论,历史观,认识论并且还是你们分析中国一切实际问题的方法的一个抽象的概括,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提出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概括,这是“二律背反” 在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思想史中的反映,我对这个提法非常欣赏,我在拙著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 Mao Reforms(文化革命与毛泽东之后的改革)一书中第260到221页也提到相似的概括,我认为中国在二十世纪中重建政治社会有两个冲突的作法或构想,一个是重建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统一中国维持政治社会稳定,占领控制社会与经济的领域,另一个是发展与动员人民的精力、才能与创造力。结果是第一个作法构想压倒第二个,有如救亡压倒了启蒙。我的说法的着重点是革命的过程为何引导到建国后的发展。我多次想引用泽厚先生的大作,以增加我的看法的份量,泽厚先生在北京寄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我经常参考,但是想不出双重变奏的英译,我曾经想译为Interplay between the two centrapunctual themes但又觉得不完全达意,只好作罢。

  我在该书中只是分析重建强有力的国家,与国家占领控制社会经济及思想的过程,而未有明显的提出解决这个冲突的方向,因为西方学术论文着重分析而轻视甚至反对作者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我特别欣赏再复先生的一个判断:“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个把整个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充分发挥个人潜力基础而获得成功的国家……中国将来也不可能把整个国家的发展建立在个人潜力充分发展上,它恐怕还应当保留强大的社会调节机制”,对个人的限制恐怕要比美国多一些,至少像欧洲的法国,瑞典等国家,否则社会将有贫富过份悬殊的倾斜”(大作第9页)。

  你们在对话中,用“二律背反”的概念代替泽厚先生八年前 “双重变奏”的词句,一方面与最基本的哲学思想明确的连成一片,另一方面将具体的分析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结论建立成一个思想的系统,你们反对的思路与遣责的政治社会现实和你们正面的主张,也属于“二律背反”的规律。再复先生在序言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对中国二十世纪“二律背反”的一个总的概括:该做的工作就是反省了二十世纪中国基本思路,这些流行于社会并被我的心灵接受过的思路……

  这个总结没有明白提出泽厚先生提到的“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大作,第二十三页)和“道德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优先次序的问题。泽厚先生的用词与提法,一般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是不易了解,让我替你解释一下,是否妥当请你们指教。泽厚先生的“历史主义”就是你们所说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发展优先,是经济发展,“人的吃饭”是其他一切的先决条件,而“伦理主义”“道德主义”在中国就是毛泽东思想,他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中心部分,虽然毛也要发展经济,但是他的“伦理主义”“道德主义”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又是经济发展的手段,既是国家社会的目的,又是稳定和建设国家社会的手段。毛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正。这个修正我在拙作第七十二到七十页中曾有略为分析。简单的说,毛在《矛盾论》中的一句话,将“古典马克思主义” 颠倒过来,从泽厚先生所说的“历史主义”改为“伦理主义”,最少可以说他“伦理主义”处于优先地位,根据当时情形,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只有修正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才能说明,并且毛的修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他领导革命走向成功道路的基础。毛了解“失败是成功之母”,经常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修正马克思主义也是吸取教训的一个结果。建国以后,面对他的情况与问题根本改变,但是他仍然“迷信意识形态”“迷信战争经验”,也就是迷信“伦理主义”,所以有大跃进与文革的大灾难,大悲剧,所以我说成功的政治领袖,都是修正主义者,毛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革命成功;邓修正了毛泽东思想,所以他的经济发展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中国的二律背反结果是一律压倒另一律,在政治上二律背反表现于两极分化,敌我分明,全赢全输的结果,这就是他们多次提到的“你死我活”“互相厮杀”,并且你们更指出失败的一方可能只得到负数。我在将要出版的论文中,也讨论到这一点,到时寄上。

  最后让我提出我不能完全同意你们的两点的提法:

    第一是否定革命的问题。我完全同意改良优于革命,我曾指出中国今后不应再有一次革命(拙作第二四四页),我多年前和中国同学闲谈中,也说过一些否定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革命的话,我也了解告别革命的观点。在历史实际政治中它可以上连美国改良主义政治与法国革命的对比,下连苏联的崩溃,中国的严重灾难,在思想上可以接连Edmund Burke以来的保守主义思想,一直到最近几年尤其美国共和党1994选举胜利的政治潮流,此外,从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立场也可以引出告别革命的论点。但是我始终对这个问题不能下结论,也许辛亥革命,国民党革命,北伐统一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沉淀”不是完全消极的(恕我借用你们的词句,但不用你们的准确的理论体系中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我采取泽厚先生引卡尔?波普的话“你可能对,我可能错,让我们共同努力以接近真理”。

附表:革命的性质与解决冲突的方式

解决冲突的方式

革命的性质

全赢全输

非全赢全输

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

清教革命

国民党北伐

英国独立战争

英国光荣革命

美国1776—1989建国革命

社会革命必然包括政治革命

法国革命

俄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革命

东欧某些国家的革命

    注:美国革命是一个政治革命,这个革命具有两个不同的方面。它是一场从英国独立的战争,它包括一个赢得一切的战争。后来,它导致了美国的建立,其过程是通过对话、谈判、讨价还价、妥协,这一过程是赢得一切的比赛。从严格的意义来说,美国革命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虽然独立战争和美国的建立的结果使阶级结构和社会集团关系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它不是自觉的、现象学的社会革命,因为这一战争的参加者不把他们的行为首先认定为社会革命。

    几年前我曾提出一个分析革命的方法,用一个图表来分析四类的革命(见上附表)。这个表格说明不是一切革命都是“全赢全输”的斗争。有些革命例如近年东欧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革命的结果,不是“全赢全输”你死我活,一般的说民主主义的革命都不是“全赢全输”的斗争,用不严格的话来说,罗斯福新政是改良性的“革命”,东欧某些国家出现的是革命性的改良。我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悲剧的根源,不一定是革命,而是“全赢全输”的斗争形式。革命有一定功能,革命以后可以建立民主政治,美国革命,东欧一些国家的革命都是实例。相反的,“全赢全输”的国内斗争形式,和最高政治权力是单一的不能分割的思想,总是以各种形式的专政为结果。

  革命总是有不理性、非理性的成分(见附上英文稿的43一 44页),但是我以为中国革命过程中很多行动和政策、战略与策略都是很“理性的”。中国革命比法国革命理性得多,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理性的行动与政策的根源,不是来自革命本身,而是因为当时中国革命的对峙力量(Countervaliing Force)是军事力量雄厚的国民党。中共当时的理性的行动与政策是一个政治多元社会内的势力对立的结果,是力量微弱一方在战略上、策略上、政策上、制度上的反应。建国后,政治一元化,理性的成分逐渐减少,以大跃进和文革为两个不同性质的顶点,我曾经提出中国革命中的理性行动与政策是否与儒家的“实用理性”的传统有关这一个问题,但是我没有指出这个对儒家思想的分析的a leading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的姓名(见附上英文稿 42— 43)。 因为我当时手头没有很多泽厚先生关于实用理性的专著,希望泽厚先生能将两三篇最重要的有关文章寄下,以便作进一步的思考及引用。

  第二点不能完全同意的是你们提出的“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既是大致的四个逻辑程序,也是大致的时间(历史)顺序(大作第十六四页)”。我读这段时,我着重“大致”两个字,和紧跟着的一段话,这就是“当然不一定那么死,因为它们经常渗透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你们这个提法和整一段的见解,应用于中国,我完全可以同意,但是更确切的说法是:这个时间的顺序不是普遍的规律,也不是一个逻辑程序,这四个因素的关系在时间上,多个具体情况下,有不同的排列组合(permutation of ambinative),它们间的关系是统计上的互相关系(Statistical Correlation),是概率性关系。经济发达的国家多半有赖的民主政治、思想自由、庞大的中产阶级,但是也有经济不发达,没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国家,也可以有民主政治,例如印度在独立的时候,经济非常落后,但是在英国殖民地教育下,和在实际统治印度的制度和过程中,培养出一代思想界、学术界、法律界、公共行政领域(官僚机构,法律制度)的精英,他们全心全意的接受英国的政治制度(包括思想言论自由的保障)还加上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建立了一个一党独大的民主制度。此外照T.H.Marshall的说法,英国的时间顺序是Civilright(公 民权利)——人民政治权利——社会福利。这四个因素的排比组合,在历史上,实际政治上,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也就是说有政治行动者的选择因素。我在拙作第321页指出一个问题:是否中国的发展可以是从经济福利开始而后导致到政治与个人的权利的 一个过程,这与你们“社会公平——政治民主”有相似的地方。这样,用统计学上的互相关系而不是因果规律的说法可以避免很多误解,并且和你们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

    我给你们写这封长信,因为我极欣赏这本书,它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并且贯通你们的谈话录的思想体系与研究中国问题的方法与我的想法,几乎完全一致。不过你们已经完成一个整个的思想系统并且提出各种独特的命题,我则只提出一个概念一个命题,在目前正在写作修改的二三篇论文中可以引用你们很多的看法。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希望你们可以请欧梵选择适当人选将对话录译成英文,可以纠正某些欧美学者许多的错误。他们一个最大的误解是不承认意识形态在政治上文化上的重要性。他们对革命史曾一度很感兴趣,但是现在忽略了革命过程中的行动政策、制度对建国后的影响。不少的人只注意党内的派别斗争,不注意整个政治制度系统,国家——社会关系,思想文化的发展。而且我还希望你们可以将对话录中的系统思想,用学术论文的形式完成出版。目前中国应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一般人说的中国思想混乱,其实这个情况正是学术建设最好的机会,而学术建设转过来就是现在最需要的促进国家社会文化进步的事业。我们应当在各种不同的“主义”当中,找到你们所提到的共识;学术建设是找到共识的一个基础。我欣赏罗尔斯的Political Liberalism(《政治自由主义》)就是因为他提出了为何在各种不同互相冲突的“主义”、世界观、各种宗教之中,寻找一个Over-lapping cognition(互相重迭的共识)的问题,一个多元主义的国家也必须建立在一个共识之上。

 

 



发件人: Yang Zhang 发送时间: 2010-12-12 03:51:28收件人: 抄送: 主题: 萨特为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所做序言

    萨特这篇序言在西方知识界饱受争议。但今天重新读读这位拒绝诺贝尔奖的人的序言却不无启发。

《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版序言

萨特

   不太久以前,地球上有二十亿居民,五亿人和十五亿土著,那五亿人掌握圣言,其余的借用圣言。一些被出卖的小国王、大地主和一群伪造的假资产阶级充当这五亿和十五亿之间的中间人。在殖民地,真相暴露无遗;宗主国则喜欢掩盖真相;必须让当地人喜爱他们,可以这么说,像爱母亲那样。欧洲的精英着手制造优秀的殖民地土著;他们选择一些青年,用烙铁在他们的额上印上西方文化的原则,在他们大打哈欠的嘴里塞进一些黏糊糊的豪言壮语,把他们的牙粘住了;在宗主国短暂逗留后,把他们遣回他们自己的老家,弄虚作假。他们的弟兄们对这些生动的谎言再也没什么兴趣了;谎言四处回荡,从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我们喊出“帕台农神庙!博爱!”之类字眼,在非洲和亚洲某些地方,一些人张口就是“帕台农……博爱!”这是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结束了:只是嘴上这么说说而已;黄皮肤和黑皮肤的发言人还在谈论我们的人道主义。但这是为了谴责我们的不人道。我们高高兴兴地倾听这些苦涩的奉承话。首先骄傲地惊叹:怎么?只是他们谈话?然而,要知道我们对他们的培养!我们不怀疑他们已经接受了我们的理想,既然他们谴责我们不忠于这理想;对于这一举动,欧洲对其任务深信不疑:它曾使亚洲人希腊化,创造出希腊拉丁黑人这一人种。我们完全在我们之间增加实践:然后让他们去大喊大叫,这样会使他们好受点;爱叫的狗不咬人。

  另一代人来了,他们转移了问题。他们的作家、诗人以难以置信的耐心,试图对我们解释我们的价值不适合他们的生活实际,他们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掌握这些价值。这大致想说:你们把我们变成了没心肠的人,你们的人道主义声称我们属于全世界的,而你们实施的种族主义却使我们与众不同。我们听他们唠叨,心中十分坦然:殖民地的行政管理人员不是花钱雇来读黑格尔著作的,而且他们也很少读,但他们不需要这个哲学家就可知道可怜的良心卷入矛盾之中。毫无效果。因此,让我们使他们的不幸永远延续下去吧,他们只不过说几句空话而已。专家们告诉我们说,如果在他们的呻吟中带有请愿的影儿,这将是要求合并。当然,允诺这要求没有问题: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这就摧毁了建立在过度剥削基础上的制度。但只要在他们眼前拿着这根胡萝卜就够了:他们就会快步地跑。至于造反,我们对此十分放心:哪一个有觉悟的土著仅仅为了要变成像这些欧洲好儿女那样的欧洲人而要去杀他们呢?简而言之,我们鼓励这些伤感,但一旦把龚古尔奖授予一个黑人,我们并不觉得是件坏事:这是1939年以前。

  1961年。听好:“我们别把时间耽误在枯燥无味的絮叨或令人作呕的模仿上。我们离开这个欧洲,它一面没完没了地谈论人类,而一方面却到处碰到人就杀害,在它自己街上的各个角落,在世界各地。有几个世纪了……欧洲以所谓的‘精神冒险’的名义,扼杀了几乎全部人类。”这是一种崭新的口吻,谁敢用这种口气?一个非洲人,一个第三世界的人,一个从前的被殖民者。他补充道:“欧洲取得这样疯狂无序的速度……因此它走向深渊,最好离这深渊远些。”换句话说:欧洲完蛋了。这是个不好说出口的实情——我亲爱的欧洲大陆同胞们,对不对?——但我们大家在骨子里是信服的。

  然而,必须保留意见。如果有个法国人对其他法国人说:“我们完蛋了!”——据我所知,这种情况从1930年起差不多每天发生——,那么这句话充满狂怒和爱的激情,说话的人和他的同胞们牵连在一起。然后他通常补充说:“除非……”大家懂得下文是:再也没有一个错误要犯了;如果他的叮嘱无下文,那么,而且只有,国家即将分裂。总之,这个讲话是连劝告带威胁,而这些话越是发自民族间的交流,就越不会令人反感。相反,当法农说欧洲走向失败时,他不是发出警告,而是提出诊断。这位医生并不认为也不宣告无救——人们看到了奇迹——,也不给它治愈的办法:他从外面,根据他能收集到的征候,指出它正濒于死亡。至于医治它么,不:他脑中有其他的操心事;不管它是死是活,他都不予理睬。由于这个道理, 因此他的书引起议论纷纷。如果您感到尴尬,打趣地嘀咕道:“他给我们写些什么呀!”那么您没抓住这议论的真正本质:因为法农什么也不给您“写下”;他的作品——别人认为如此热情——对您而言却是冷冰冰的;他书中经常谈论您,但从不跟您谈话。黑种人的龚古尔奖和黄种人的诺贝尔奖完了:被殖民者获桂冠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个“讲法语”的前土著使这个语言服从一些新的过分要求,运用这个语言并惟独对殖民者们讲话:“所有不发达国家的土著们,团结起来!”多么大的降级啊:作为父亲,我们过去是惟一的交谈者;现在儿子们甚至不再把我们当作有资格的对话者了:我们是谈话的对象。当然法农顺便提到我们那些臭名昭著的罪行:塞提夫、河内、马达加斯加,但他不是费劲去愤怒声讨这些罪行:他是利用这些罪行。他之所以使得殖民主义的策略,和那些使移殖民同“宗主国人”团结和对立关系的复杂手法不知所措,那是为了“他的弟兄们”;他的目的是教这些弟兄挫败我们。

  总之,第三世界通过这个声音暴露自己的想法并对自己说话。大家知道人类不是清一色的,从中发现还有些是被奴役的人民,有些获得了假独立,有些为获得自主权而斗争,最后,有些人获得完全的自由,却一直生活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中。这些差异产生于殖民史,就是说源自压迫。这里,宗主国仅限于付钱给一些大地主:在那儿,宗主国通过分而治之,制造出一个彻头彻尾的殖民地资产阶级;在别处,宗主国一箭双雕:殖民地既是剥削之地又是移民之处。因此,欧洲增加了分裂和对立,制造出一些阶级,有时是种族主义,千方百计企图挑起和加大被殖民社会的成层现象。法农并不掩盖这点:为了反对我们,老殖民地应反对自己本身。或确切地说,这两者只不过是穿一条裤子者。在战火中,所有的内部障碍都该熔化,唯利是图者们和“买办”们这些无能的资产阶级,始终优先的城市无产阶级,贫民窟的“流氓无产阶级”,大家都应该站在农村群众——真正的国家和革命的预备军——的立场上;在这些殖民主义断然停止发展的地方,如果农民起来造反,很快就以“彻底的”阶级出现,他们经受赤裸裸的压迫,比城市里的劳动者受的苦更多,为了不至于饿死,除了打破所有的结构外,别无他法。如果农民胜利,这将是社会主义和民族革命;如果阻止农民的冲动,如果被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个新国家虽然表面上是个主权国家,但仍然在帝国主义的掌握之中。加丹加的例子相当说明这问题。这样,第三世界的团结未完成:这是件正在进行的事业,所有的被殖民者通过每个国家在独立之前和独立后,在农民阶级的指挥下团结起来。这就是法农向他的亚非拉弟兄们阐述的:我们要么一起到处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要么被我们从前的暴君一一打倒,他什么也不隐瞒;不掩饰弱点,也不掩盖不和及骗局。这里,运动出师不利;那儿,在令人震惊的成功后,运动失速;其他地方,运动停止了:如果想再搞运动,必须要农民们把资产阶级抛入大海。读者严格提防最危险的束缚:领袖、个人崇拜、西方文化,并且也要提防过去遥远的非洲文化的重返:真正的文化就是革命;也就是说趁热打铁造就的文化。法农高声谈论,我们这些欧洲人可以听到他的意见:其证据就是你们手中拿着他写的书;他难道不怕殖民势力从他的直率中捞到好处吗?

  不,他什么也不怕。我们的手段过时了:这些手段有时可能延迟解放,但不能阻止解放。我们不要想像我们能调整自己的方法:新殖民主义——宗主国的这一懒惰的梦想——,这是虚无飘渺的空想;不存在“第三势力”,或者不如说这是些殖民主义已扶植上台的资产阶级吹牛大王。我们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不太有办法左右这个十分觉醒的世界,一个接着一个甩掉我们的欺骗。移殖民只有一个依靠:武力,如果还有武力时;土著只有一个选择:奴役或主权。您读不读法农的作品,这对他又怎么样?他向他的弟兄们揭穿我们的老诡计,当然我们没有备用的诡计,他是对他们说的: 欧洲把它的爪子伸向我们的大陆,必须把这爪子割破直到它缩回去为止。时机对我们有利:在比塞大、伊丽莎白城、阿尔及利亚乡村,除了全球所知道的事情外,什么也没发生;那些集团笼络反对党派,他们互相威吓,让我们利用这种瘫痪状态,进入历史,蜂拥而入,使这瘫痪变成全球性的;战斗吧:在没有其他武器的条件下,刀子般的坚韧足矣。

  欧洲人,读读这本书,进入书中。在夜间的黑暗中摸索几步后,你们会见到有些陌生人聚在火堆旁,走过去,听听他们:他们在讨论留给你们那些保护他们的商行和雇工们的命运。他们可能会看见你们,但他们将继续他们之间的谈话,甚至并不压低嗓门。这种满不在乎打击心弦: 父亲们,黑影的造物,“你们的”造物是些死灵魂,以前你们给予他们光明,他们只向你们说话,你们不用答理这些幽灵。儿子们不知道你们;一堆火照亮和温暖他们,这火不是你们的,你们,在相当距离的地方,觉得自己偷偷摸摸,夜间活动,冻得麻木:各人轮流;在这将出现另一曙光的黑暗中,你们才是幽灵。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思忖,我们把书扔出窗外。既然这书不是为我们而写,那为什么要读它呢?为了两个目的,其中第一个是法农向他的弟兄们解释你们,并替他的弟兄们拆卸我们那奴役的机器:以此来使你们在客观事实中自我发现和感觉。我们的受害者通过他们的创伤和锁链认识了你们:这就使他们有了如海的铁证。只要受害者给我们指出我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就足以使我们认识到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了。这是否有用?有用,因为欧洲濒临灭亡的巨大危险。但你们还会不会说, 我们生活在宗主国,而且我们谴责暴力。的确:你们不是移殖民,但你们并不更好些。你们把你们的开路先锋们派到海外去了,他们让你们发财;你们曾通知他们: 如果他们让血流得太多,你们就矢口否认;同样,一个国家——不管是哪个国家——在外国豢养一伙煽动者、挑衅者和间谍,人家抓到他们时,这个国家就矢口否认。你们如此宽宏大量,如此人道,把对文化的爱一直推向矫揉造作,你们装作忘了你们有殖民地,并用你们的名义在那儿屠杀。法农向他的同伴们——向他们中的某些人,尤其是那些有点太西方化的人——揭露“宗主国居民”和他们的殖民地代理人的利害一致。你们要拿出勇气读这本书:因为这第一个理由,此书使你们感到羞愧,而这种羞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一种革命感情。你们明白:我也不能使自己摆脱主观的幻象。我告诉你们:“一切完了,除非……”欧洲人,我从一个敌人那儿偷了这本书,我把此书变成一种医治欧洲的方法。你们要利用这书。

  * * *

  第二个理由是这样:如果你们撇开索雷尔(Sorel)的法西斯主义的胡言乱语,你们会发现自恩格斯以来,法农第一个重新揭示了历史的推动者。但不要认为他性格太激烈和童年时的不幸使他对暴力有种不知什么样的古怪爱好:他只是诠释形势,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但这足够他逐步地组成辩证法,虚伪的大度使你们看不到这辩证法,但这辩证法制造出了我们就如同制造出他一样。

  上个世纪里,资产阶级把工人们看作是妒忌者,因贪得无厌而放荡不羁,但资产阶级注意到把这些粗人包括到我们的物种中:如果不是人和自由人,他们怎么可能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法国、英国,人道主义被宣称是普遍的。

  随着强迫劳动,事情迥然相反:没有合同;除此之外,还必须恫吓,因此出现了压迫。我们的海外士兵们拒绝宗主国的普救说;在人类中实施限制:既然没有人能不犯掠夺他同类的罪行,奴役或杀害同类,他们原则上确定被殖民者不是人的同类。我们的打击力量接到任务,改变这种实际上是荒谬的态度:下达命令把附属的国土上的居民降到高级猴子的水平,以证明移殖民把他们当牛马使是无罪的。殖民暴力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威吓这些被奴役的人,它企图使他们失掉人性。为了清除他们的传统,为了把我们的语言替代他们的,为了摧毁他们的文化而不把我们的文化给他们,将不惜一切;把他们累垮。他们挨饿,生病,如果他们仍然抗拒,那么害怕会使他们干完活儿:用枪瞄准农民;一些平民来住在农民的土地上,用马鞭强迫农民替他们耕种。如果农民反抗,士兵们就开枪;如果农民让步,卑躬曲膝,那么农民就不再是人;羞愧和害怕使其性格产生裂痕,使本人蜕变。一些行家里手把事情办得迅速果断:“心理学科”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洗脑也不是今天才有的。然而,尽管作了这么大的努力,在任何地方都未达到目的:在刚果,有人砍黑人的手,在安哥拉,做得并不比这差,有人最近在那儿把不满者的嘴穿了洞,用挂锁把他们的嘴锁上。我并不认为把一个人变成牲畜是不可能的:我说的是如果不使人变得十分衰弱是达不到这种状况的;仅仅靠打骂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在缺乏营养上使劲,奴役是件麻烦事:在制伏我同类的一个成员时,减少他的收益,给得那么少,一个家禽饲养场人最终所花的代价比他赚到的更大。因此殖民者不得不在训练一半时停止:结果既不是人,又不是牲畜,是土著。挨打,营养不良,生病,担惊受怕,但只到一定程度,不管是黄皮肤、黑皮肤或白皮肤,他总是有着同样的性格特点:懒惰、狡诈、偷窃,他们不靠什么生活,而只知道武力。

  可怜的殖民者:这就是其暴露无遗的矛盾。据说他得像精灵那么干,杀死那些他所掠夺的人。然而这不可能:他不是应该去剥削他们吗?由于没有把屠杀一直推向种族灭绝,把奴役一直推向使之愚蠢,他张皇失措,行动计划被推翻了,一个无情的逻辑把这行动计划引向非殖民化。

  不是立时三刻。首先欧洲人统治:他已完蛋了,但觉察不到;他还不知土著其实是些假土著:听他说是为了消除或驱逐他们身上的毛病才伤害他们的;三代以后, 他们的主要本能不会再产生了。什么本能?是促使奴隶杀害他们主子的本能?他怎么不意识到是自己的残忍反治其身呢?在这些被压迫农民的野蛮中,他怎么不发觉自己那殖民的野蛮呢?他们浑身所有的毛孔都吸入他自己那种野蛮而消除不了。理由很简单:这位蛮横人物被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害怕丢失这个权力冲昏了头脑, 全然记不得自己曾经是个人:他以为自己是根马鞭或是支枪;他竟至于认为驯服“下等人种”是通过他们的条件反射而得。他忽略了人的记忆力,记忆是抹不掉的; 而且可能他从来不知道这一点:我们只有由于内心根本否定别人使我们变成的样子,才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三代?从第二代起,儿子们刚一睁眼就见到了他们父辈的战斗。用精神病学的术语来说,他们是“受过精神创伤的”。为了生存。但这些不断卷土重来的侵略非但未能使他们屈服,反而把他们抛进无法忍受的矛盾之中,欧洲人早晚要为这种矛盾付出代价。这之后,不管别人训练他们,还是用羞愧、痛苦和饥饿教训他们:只会在他们身上引起狂怒,其强度同对他施行的压迫力度相对等。你们说他们只知道武力?当然,起初只是殖民的武力,不久就只会是他们的武力了,就是说:以其人之道,反治其身,犹如我们从镜子里照出自己的映像那样。你们不要弄错,由于这种狂怒,这种恼火和怨恨,由于他们经常想杀死我们,由于害怕松弛的强劲的肌肉经常变细,他们是人:因为殖民者想要他们是干粗活的人,但他们反抗。这种仇恨虽然还是盲目的、难理解的,却是他们惟一的宝贝:这是主子挑起的仇恨,因为他企图让他们变得愚蠢,他想熄灭这种仇恨,但失败了, 因为自己的利益驱使他半途停顿;因此,由于压迫者的权势和无能为力在假土著们身上转变成顽强地拒绝牲畜般的生活条件,他们还是人道的。其余的大家都明白了;当然他们是懒人:这是消极怠工。奸诈,手脚不干净:当然;他们那微不足道的小偷小摸表明一种尚无组织的反抗的开端。这还不够:有些人赤手空拳地扑向枪口;这些是他们的英雄;其他一些人以杀害欧洲人来使自己成为人。殖民者把他们挫败:匪徒和受折磨者,他们的折磨引起群众惊恐。

  受到惊吓,对:在这个新时期里,殖民侵略使被殖民者的心理上感到恐惧。由此,我并不理解为他们仅仅对我们那用之不竭的镇压手段感到害怕,但也害怕激起他们自身的狂怒。他们被卡在我们对准他们的枪口和这些吓人的冲动——这些从心底升起而他们不总是意识到的杀人欲望——之间:因为首先这不是“他们的”暴力,而是我们的,这种暴力掉转过来了,增强了,并使他们痛苦;而这些被压迫者的第一个动作是深深地埋藏他们精神和我们精神遭受的这一不可明言的怒火,然而这怒火只不过是他们人性的最后壁垒。读一读法农的书:你们会知道在被殖民者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共同的无意识就是杀人这一蠢念头。

  这种压抑在心头的愤怒,由于不爆发出来,萦回和蹂躏着被殖民者自己。为了摆脱它,他们竟至于互相残杀:由于没有对付真正的敌人的能力,各部落之间互相交战,为了维持他们的敌对,您可以依靠殖民政治;这位兄弟向他自己的弟兄举起刀,以为一劳永逸地摧毁他们那共同的令人厌恶的可耻形象。可是这些赎罪的牺牲品并不缓解他们血腥的渴望;他们只有在变成我们的同谋时才不肯向机枪进军:他们拒绝接受的这种失掉人性,他们将主动地加速它的发展。在移殖民高兴的目光下,他们用超自然的壁垒互相提防,时而使可怕的古老神话再现,时而用细致的宗教仪式互相束缚:这样,着魔的人在遭受时刻勒令着他的怪异动作的同时,逃避了自己那深藏心中的需求。他们跳舞,这使他们有事干而不闲着;这松弛他们那痛苦地绷紧的肌肉,而且舞蹈悄悄地,经常在他们不知不觉中,模仿那他们说不出口的“不”,和他们不敢犯的杀人动作。在某些地区,他们使用这最后一招:着魔。从前,这是单纯的宗教上的事,是信徒与神圣事物的某种沟通,他们把它变成反对失望和屈辱的武器:舍菲兰特、别迦摩教会信徒们、至圣降临到他们身上,操纵他们的暴力,把这暴力消耗在鬼魂附身的状态上,直至暴力枯竭。同时,这些上层人物保护着他们:就是说被殖民者通过比宗教束缚走得更远的方法,来抵御殖民的奴役。总之,由于这惟一的结果,他们兼受这两种束缚,且每种束缚各自因对方而加强。这样,在某些精神病中,由于厌烦每天受凌辱,有幻觉者们在某个早晨竟听到天使称赞他们的声音;嘲笑也因此不断:从此,嘲笑和赞扬互相交替。这是一种防卫和结束遭遇:人分崩离析了,病人走向精神错乱。对于几个严格挑选出来的不幸者,再加上我上面谈到过的这种另外的着魔:西方文化,你们会说,如果我是他们,比起雅典古卫城,我会更喜欢我的舍菲兰特。好啊,这下您明白了。然而并不完全明白,因为您不是处在他们的地位。还没有到这地步。否则,您会懂得他们不能选择:他们兼而受之。两个世界,成为两种着魔:他们整夜跳舞,清晨他们挤在教堂里听弥撒;裂痕一天天地加大。我们的敌人背叛他的弟兄们并成为我们的同谋;他的弟兄们也如此。土著身份是由殖民者“在被殖民者的同意下”引进和维持下来的神经官能症。

  既需要又不承认人类环境:矛盾一触即发。况且爆发了,你们跟我一样清楚这一点。而我们是生活在爆炸时代:因为出生率的上升增加了匮乏,新来者们要稍微更加担心生存,而不是死亡,暴力的湍流卷走所有的障碍。在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有人眼睁睁地看着杀害欧洲人。这是个自食其果的时候,是暴力的第三时期:暴力反过来转向我们,打击我们,而且超过其他那几次,我们只了解这是我们的人。那些“豁达大度的人”仍然变得迟钝不开窍:他们承认我们对土著不够礼貌,在可能范围内给予他们某些权利则显得更合理、更谨慎些。他们没有更高的要求,只要求不用介绍人就能一批批地被吸收进那大门紧闭的俱乐部——我们一类的人:而现在这种野蛮和疯狂的发作,并不比那些恶劣的殖民者更加宽容他们。宗主国的左派很为难:他们知道土著们的真正命运,土著们受到无情的压迫,左派并不谴责他们的造反,因为知道我们干尽一切坏事,才引起这种反抗。但左派认为无论如何总得有个限度:这些游击队员应当牢记要表现出骑士风度;这将是证明他们是人的最好办法。有时候,左派申斥他们:“你们太过分了,我们将不再支持你们了。”他们不理睬这套:对于左派给予他们的支持的益处,他们也完全可以不屑一顾。他们一开始战争,就发觉这一严峻的事实:只要我们存在,我们大家都不相上下,我们大家都曾利用过他们,他们没什么要表明的,他们不会宽待任何人。惟一的职责,惟一的目标是:想尽办法驱逐殖民主义。我们中最深思熟虑的人准备不得已时接受这一点,但他们不禁从这种武力考验中看出完全不人道的手段,一些下等人用这手段来让人给自己一个人类证书:人家尽快发给这证书,于是他们尽量通过和平的举动来与此证书相匹配。我们的好心肠人是种族主义的。

  这些好心肠人读一读法农的书会有益处的;法农充分指出这种抑制不住的暴力不是一场荒谬的风暴,也不是野蛮天性的死灰复燃,甚至也不是一种怨恨的结果:这是人本身的重新组成。我想我们曾经知道这个事实,而我们却把它忘了:没有任何温柔会把这些暴力的标记抹去:只有暴力能把它们摧毁。被殖民者则在用武器驱逐殖民者时治愈了自己的神经官能症。当被殖民者发怒时,重又找得自己失去的明朗性格,就在形成自己的范围内认识自己;我们从远处把被殖民者的战争看作是野蛮行为的胜利;但战争通过它本身着手逐步解放战士,逐渐清除战争本身和战争以外的殖民的黑暗。战争一开始起就是无情的。要么一直担惊受怕,要么变成骇人的;就是说:沉湎于分崩离析的虚假生活或者获得祖国的统一。当农民们接触到枪支,古老的神话就变得苍白无力了,那些禁令被一个个地推翻:战士的武器就是他的人道。因为,造反在最初时,必须杀人:杀死一个欧洲人,这是一举两得,即同时清除一个压迫者和一个被压迫者:剩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幸存者第一次感到他脚下植物下面的国土。在这一时刻,国家离他不远:他上哪儿,在哪儿都感觉到它——再也不遥远了,国家和他的自由混合在一起了。但殖民军队在受到最初的打击后,重又行动起来:必须团结一致,或者被别人杀掉。部落的不和减少了,趋向消失:首先,这种不和使革命处于危险境地,更深入一些,因为不和除了使暴力偏向假敌人外,没有别的效用。这种不和之所以继续存在下去——如在刚果——, 那是因为由殖民主义的代理人在维持着。国家在行进:每个兄弟认为国家到处有其他兄弟在战斗。他们的兄弟之爱是掩盖着对你们怀恨的一面:在这方面他们是兄弟,即他们中每个人杀人,也可能随时杀了人。法农向他的读者指出“自发性”的局限,“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和危险。但不管任务多么艰巨,在每个活动的发展中,革命觉悟深化。盘根错节的复杂性烟消云散了:但愿人家来跟我们稍微谈谈民族解放军(ALN)士兵身上的“从属复杂”。由于农民从蒙住双眼的境况中解脱出来了,深知自己的需要:他们累垮农民,但农民试图不理睬他们;农民发觉他们像些无穷尽的苛求。在这种人民暴力方面——长达五年之久,如阿尔及利亚人则干了八年——,无法区别其军事、社会和政治的必要性。战争——哪怕是在提出指挥和责任的问题时——设置了一些将是和平的初步制度的新构架。这就是直至新传统 (这新传统将产生自可怕的现在)中设置的人,他因即将诞生的权利而合法化了,这个权利每天在战火中产生:随着最后的殖民者被杀,重又登船返回或已经同化, 少数类消失,让位给社会主义的友爱。可这还不够:这位战士兼程前进,你们以为他不冒着生命危险重新达到老牌“宗主国”人的水平啊。你们看看他的耐心:可能他有时梦想一个新的奠边府;但你们要相信他确实不这么打算:他是个战斗的乞丐,他在贫困时反对强大武装起来的富翁们。在等待决定性的胜利时——且经常什么也不等待——,他把他的对手折磨得沮丧气馁。这种事不会不遭到惨重的损失;殖民军变得凶残了:分区控制、扫荡、集中、讨伐;殖民军屠杀妇女和儿童。他知道这点:这个新人以死亡来开始他的男子汉生活;他认为自己是个潜在的死人。他会被杀害:并非仅仅因为他接受这种冒险,而是他深信这一点;这个潜在的死者失去了自己的妻儿;他见到过那么多的极度苦恼,以致他宁愿战胜而不愿苟且偷生;其他的人利用暴力;不是他:他太厌倦了。但这种心累是源于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我们发现我们的人道在死亡和绝望的这边,他发现在折磨和死亡的那边。我们曾经是风暴的播种者,他才是风暴。作为暴力的儿子,他每时每刻从暴力中汲取他的人道:我们是靠他养活的人,他变成了我们自己人中一员。一个另样的人:更加优质的人。

  * * *

  法农写到这里不往下写了。他曾指出过道路:作为战士们的代言人,他要求非洲大陆团结一致,反对一切不和及地方主义。他的目的达到了。如果他想全面地描述非殖民化的历史事实,那他必须谈论到我们:这当然不是他的话。但当我们合上书时,书本由不得其作者的初衷,继续影响我们:因为我们体验到正在进行革命的人民力量,且我们用武力来回击。因此有了暴力的新时刻,而这一次应该与我们重修旧好,因为当假土著通过暴力改变自己时,暴力在改变着我们。由各人随自己的便去进行思考。然而但愿他进行思考:在今天的欧洲,人家给他的打击使他完全晕头转向,在法国、比利时、英国,思想稍稍偏移就是与殖民主义同谋罪。此书毫不需要序言。尤其因它不是为我们而写,所以更不需要。然而,我却写了篇序言,为的是把论证进行到底:我们这些欧洲人也是,人家使得我们非殖民化:就是说,人家用血腥的活动铲除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移殖民。如果我们有勇气的话,那么看看我们自己,看看从我们那儿所发生的事。

  首先应该正视这意外的景象:我们人道主义的脱衣舞。这人道主义赤裸裸的,并不美好:这只不过是种骗人的思想,对掠夺的美妙辩解;它的温柔和矫揉造作保证了我们的侵略。那些非暴力者的气色很好: 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刽子手!得了吧!如果你们不是受害者,那么当你们那个通过公民投票选举出来的政府,你们那年轻弟兄们为之服役的军队,毫不犹豫也不感到内疚地进行“种族灭绝”时,你们则必然是刽子手。如果你们选择当受害者,冒险去蹲一两天监狱,你们也只不过是选择摆脱净干系而已。你们摆脱不了:这干系必须担到底。最后,你们要明白这点:如果今晚开始暴力,如果地球上从未存在过剥削和压迫,那么可能那被炫耀的非暴力可以平息争执。但如果千年的压迫决定了全部的社会制度,乃至你们的非暴力思想,你们的消极被动只能用来把你们排在压迫者之列。

  你们清楚知道我们是剥削者。你们清楚知道我们曾夺取“新大陆”的黄金和金属,然后夺取石油,我们把这些东西带回老宗主国。不无出色的成绩:一些宫殿、教堂、工业首都;后来在受到危机威胁时,有殖民地市场缓和或转移危机。欧洲富得流油,发誓向它所有的居民允诺人道:在我们这儿,一个人,就是一个同谋,因为我们大家利用了殖民剥削。这个肥沃而惨淡的大陆终于陷入了法农恰当地称呼的“自我陶醉”之中。科克托对巴黎感到恼火,“这个城市每时每刻在谈论自己”。而欧洲能干什么别的事呢?还有这个超欧洲的怪物 ——北美洲呢?都闲扯些什么呀:自由、平等、博爱、爱情、荣誉、祖国,谁知道呢?这并不妨碍我们同时讲诸如种族主义者,讨厌的黑人,讨厌的犹太人,讨厌的北非阿拉伯人这类的话。一些宽容和温和的好脾气人——总之,一些新殖民主义者——自以为对这种轻率的言行感到反感。这是错误或恶意:在我们国家,没有什么比种族主义的人道主义更为重要的了,既然欧洲人只有通过制造一些奴隶和凶恶的人才能成为人。只要有土著身分,就不揭穿这种欺骗;人们在人种中发现普遍性的一种抽象要求,用以掩盖一些更加现实主义的实际:在海那边,有一下等人种族,这种族多亏了我们,可能在一千年以后终将达到我们的状况。简而言之,他们混淆了种族和精英。今天,土著揭露其真相;这下,我们那封闭得如此严实的俱乐部露出了它的弱点:这正好仅仅是个少数派。还有更糟糕的:既然别的人变成人反对我们,似乎我们是人类的敌人;精英露出他真正的本性:是个盗匪集团。我们那些宝贵的道德标准失去了它的翅膀;如果仔细审视这些道德标准,只发现一个染上血的标准。如果你们一定要举个例子,那么回想一下这些巨大的字眼:法国多么宽宏大量啊。我们宽宏大量?那么塞提夫呢?还有这场使一百多万阿尔及利亚人丧生历时八年之久的残忍战争呢?你们可要明白人家并不谴责我们背叛了不知什么使命:正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使命。受到质疑的就是宽宏大量本身;高唱这个漂亮字眼只有一个含义:给予的身分。对面那些脱胎换骨和解放了的人认为,无人有权和有特权给予任何人什么东西。大家各自享有所有的权利。而我们人类,当有一天它创造出来时,它并不是以全球居民的总和来定义,而是以全体居民的互利的无穷一致性来定义的。我说到此为止;你们会无困难地结束工作;只要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地注视一下我们那些贵族气派的道德:这些道德沦丧了,怎么会在产生这些道德的下等人贵族消失后继续存在呢?几年前,一位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的评论家只找到这一点来捍卫西方:“我们不是天使。但我们并不感到内疚。”真是供认不讳!从前我们的大陆上有别的浮标:帕台农神庙、夏特勒、人权、字。现在人们知道这些东西的用处:而人们宣称不再只通过我们基督徒的犯罪感从灾难中拯救我们自己。完了,正如你们所见:欧洲到处是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十分简单,我们过去是历史的主体,现在我们是历史的客体。势力之比倒转了,非殖民化正在流行;我们的雇佣兵所能尝试的一切,就是延迟结束非殖民化。

  老“宗主国”又必须为此拿出大量钱财,把他们所有的实力抵押到一场预料要失败的战争中去。这种老殖民的野蛮创造了比若那值得怀疑的光荣,在冒险结束时, 我们觉得这种大大增长的野蛮无能为力。派遣部队到阿尔及利亚。部队在那儿维持了七年却毫无结果。暴力改变了含义;获胜的我们行使暴力,但它似乎没有使我们改变:它把其余的人和我们——人——变了样,我们的人道主义原封未动;宗主国人因利益而团结在一起,把他们的罪行共同体称为博爱,爱;今天,同样的共同体到处受阻,通过我们的士兵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变得内心化了,并左右着我们。退化开始了:被殖民者重新组合,而我们——极端分子、自由主义者、殖民者和“宗主国居民”——却解体了。盛怒和害怕已暴露无遗:它们在阿尔及尔的“种族主义暴力行动”中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目前,野蛮者在哪儿?野蛮在哪儿?有的是, 甚至不乏达姆达姆鼓:当欧洲人指使人把穆斯林活活烧死时,那些汽车喇叭响着“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节奏。不太久以前,法农提起此事,在开大会时一些精神病学科医生对土著的犯罪行为感到很悲痛;他们说道:这些人互相残杀,这很不正常;阿尔及利亚人的皮层大概不发达。在中非的其他一些人认为“非洲人很少使用他的额叶”。这些学者可能今天有兴趣在欧洲继续他们的调查,尤其对法国人作调查。因为几年以来,我们也大概是患了头脑的懒病:爱国者们有点杀害他们同胞的行径;他们趁其同胞不在时,炸掉同胞的守门人和住宅。这只不过是个开头:内战预计在秋季或明春。然而我们的皮层似乎是状态良好:倒不如说是否由于没有压倒土著的能力,暴力回过头来堆积在我们深处而寻找一个出气口呢?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团结产生了法国人民的不团结:在前宗主国的整个国土上,那些部落跳着舞并准备战斗。恐怖离开了非洲而在这儿扎根:因为有些十分天真的愤怒者想要为曾经遭土著打击的羞耻而付出我们血的代价,然后,还有其他的人,所有其他的人,也是有罪的——在比塞大事件以后,在九月的私刑处死以后,谁上街去说:够了?——但更加沉着冷静:那些自由主义者,那些优柔寡断的左派死硬派者。他们也头脑发热,怒气冲天。但是多么胆小怕事啊!他们用些神话,复杂的宗教仪式来掩饰自己的愤怒;为了拖延最后算账和真相大白的时间,他们把一个大巫师按在我们的头上,这个巫师的职能是不惜一切代价把我们维持在默默无闻中。一事无成;有些人宣称暴力,其他人抑制暴力,它在原地转圈:一天它在梅斯爆发,第二天则在波尔多爆发;它曾经过这儿,又将走那儿,这是在玩传环游戏。一步步地轮到我们走上引向土著身分的路。但要我们完全成为土著,则必须是我们的土地被从前的被殖民者占领,必须是我们饿死。不会这样的:不会,是丧失权利和地位的殖民主义控制着我们,它迟钝和傲慢,不久将骑在我们的头上;我们的舍菲兰特,我们的别迦摩教会信徒,那就是它。你们在读法农著作的最后一章时,将深信最好在最贫困时当一个土著,不要当以前的殖民者。一个警察局的公务员被迫每天十小时地折磨人, 没有什么好处: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他的神经会绷断,除非有人禁止刽子手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加班。当有人想通过严格的法律来保护国家和军队的道德时, 军队系统地使国家道德败坏是不适当的。一个国家的共和政体传统将其青年成千上万地托付给一些暴动者也是不合适的。我的同胞们,这不好,你们知道所有以我们的名义犯下的罪行。这确实不恰当,你们对此却不向任何人吭一声,甚至由于你们害怕应对自己作出评价而也不对自己的灵魂吭一声。起初你们不知道,我愿相信这一点,然后你们怀疑,现在你们知道了,但你们始终缄口不语。八年的缄默,使人失去尊严。的确,折磨这个耀眼的太阳在天顶,照亮了整个国家;在这阳光下,再也没有正义的爽朗笑声,不再有一张脸不是涂脂抹粉以掩盖愤怒或害怕,不再有一个行为不流露我们的厌恶和同谋关系。今天,只要有两个法国人相遇,就会在他们之间有具尸体。而当我说一个……法国,从前是个国家的名称;请注意在1961年,这是个神经官能症的称谓。

  我们会治愈吗?会,暴力像阿基琉斯的长矛,能使长矛刺的伤口结痂。今天我们是受奴役,受屈辱,因害怕而病:处在最底层。幸亏这对于殖民主义的贵族还不够:殖民主义的贵族只有首先完成使法国人殖民化,才能完成其在阿尔及利亚牵制的使命。我们每天在殴斗面前退缩,但你们要深信我们避免不了这殴斗:杀人者需要殴斗,他们想朝我们猛扑过来并朝人堆中间乱打。因此,巫师和拜物教的神物的时代将结束:你们交战或旷日持久地战斗。这是辩证法的最后时刻:你们谴责这场战争,但又不敢宣布自己与阿尔及利亚战士团结在一起;指望殖民者和雇佣者们吧:他们会使你们下重大决心,采取断然行动的。于是,被逼到绝境的你们可能终于会卸下这重又在你们身上煽起的前科重罪——新暴力——的笼头。但正如有人所说的,这是另一部历史,是人的历史。我深信我们同创造这历史的人们联合起来的时候不远了。

  1961年9月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12-09 19:15:12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FW:_讲史论今

我的父亲蔡定剑

巴黎政治学院09级硕士 蔡克蒙

    “知识分子要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你要有毅力,要细心”。

    2010 年11 月22 日凌晨,父亲走了。21 日一早,我和母亲就被告知: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呼吸衰竭,需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一天我守在他的床前,肿瘤使他粒米难进,胳膊削瘦如柴,而腹部却肿胀如鼓,我不忍心看他。他几乎整日昏迷,仅是在下午他多年的老朋友王振耀先生前来探望时,微微睁开眼睛,示意我们将他的新书《走向宪政》赠给王老师一本。其余的时间,他只能在床上吃力地喘着气。到了晚上,他已感觉不到持续折磨他五百余日的痛苦。我和母亲觉得此时离开对他或许是一种解脱,凌晨3 时30 分,他永远地走了。

    父亲并不算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也很少在朋友交际上投入时间。对他交友能力的怀疑,甚至让我向父亲的学界友人请教问题时都会惴惴不安。既非大家又难称名流的他,在身后引起了这样大的反响和追思,这是我和母亲,或许也是父亲自己从未想到过的。父亲虽然奋笔疾书,却很少涉及我们年轻学子顶礼膜拜的政治哲学,如康德、黑格尔或施特劳斯。他外语能力并不出色,虽然能阅读一些英文的专业资料,也能对付出国的英语交流,但他组织的英语句子常为母亲和我所诟病,遑论像很多我崇拜的学者那样精通日德法等多国语言。他对待书籍的态度很功利,由于他缺少时间,往往是研究需要哪个领域他才会看哪个领域的书。他倒是十分关注与学术没有太大关系的各类报刊,这令我颇有些不解。父亲走后,我才发现我对他的理解是多么的片面。学界、媒体与民众的悼念与追思,帮助我拼成了一个更完整的父亲;帮我认识了小时候夜里两三点醒来,看到他书房中夜阑烛火的价值;明白他拆开那些申冤叫屈的信件并写回信的意义;理解他电话中,不厌其烦地解答记者关于民主宪政的一些基本问题所带来的影响。

    2009 年6 月22 日是一个我将牢记终生的日子,那时我正值大四,在北大校园中摆摊卖书,母亲电话通知了我父亲体检查出胃癌肝转移。我含泪赶回家,看到眼睛哭红了的母亲在看体检报告,而父亲已经平静地坐在沙发上改着法大本科生的宪法试卷。他看到我哭着回来,微笑着淡淡说了一句:“没关系,不要紧。”我知道父亲并不是一个会讲“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淡泊生死的文人。父亲看重人世,留恋他的工作和生活。因此,父亲积极地配合治疗,以前发烧感冒从不吃药的他一年中不知喝了多少中药汤。我曾想让父亲在治疗时散散心,送了几本闲书给他看,希望能够减轻患病给他造成的郁闷。可父亲在病榻前从没翻过这些书,而是依旧去看与他研究的民主制度有关的亨廷顿、熊彼特和达尔。

    我在父亲做化疗陪护时,曾经无意中听父亲叹息自己的病,“这都是命”。我知道父亲是一个不信命的人,如果信命,他或许还在江西农村务农。父亲1956 年出生于南昌新建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在家中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第二。他18 岁高中毕业后并不甘于在家务农。对那个年代的农村青年而言,当兵是他们离开农村唯一可能的出路,因此当兵的指标是抢手的香饽饽。可我大伯已经入伍,占了家中入伍的名额,而村子中的民兵连长又希望自己的侄子被征召。父亲不甘心,给招兵连长写信、表决心,终于打动了招兵连长成功入伍,驻守福建连江海防前线。

    在部队中,父亲文化素质较高,文笔又好,提干本来很有希望,但他所在的连队却因为编制调整被裁撤,导致他丧失了提干的机会。1979 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父亲那时已是一名4 年的老兵,即将退伍,家中也劝其返乡务农,但父亲实在心有不甘,希望能够搏一搏高考。部队有规定22 岁以下的战士有资格从部队参加高考,而父亲当时已经23 岁,可父亲求学的诚意打动了营长,他争取到了全营仅有的两个高考指标之一,并成功考入了中国政法大学。早年坎坷的经历使他明白一个人因为并非自己能够左右的条件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痛苦。他走上反歧视的道路并非来自于他的阅读,而是当他看到优秀的年轻人从农村考入大学、成功地通过教师考试,却因为乙肝“小三阳”而不能入职时感同身受的痛苦。

    父亲总觉得我生活的物质环境过于优越,缺乏磨砺,因此总想将我在夏天送到江西老家的农村“忆苦”。他常说:“你应该感受一下赤脚在能够烤熟鸡蛋的石板路
上行走,在充满蚂蝗的水田中插秧的苦。”在他看来,他和母亲已经为我提供了相对优越的家庭条件,因此我应该选择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社会公平作为自己的事业。得知父亲生病后,我曾打算放弃赴法国留学的机会在身边陪他,可被父亲拒绝。母亲告诉我他不希望耽误我的前程,不想让我看到他受苦,而他更觉得民主和法治的事业需要我们年轻的法律人去推动。

    父亲生前给予我很多教诲,有一句我会铭记终生。而他走后引发了如潮的悼念,亦有一句话令我刻骨难忘。2009 年9 月6 日我飞往巴黎留学前一日,父亲去上海闵行参加公共预算改革的会议,7 日飞回北京直接从机场送我走。他在机场对我说:“克蒙,你要记得,知识分子要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你要有毅力,要细心。”

    2010 年11 月26 日父亲的追悼会上,一位长者对我说:“我不是学法律的,和政法大学也没有关系,我只是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谢谢他所做的。”

 

 

 

发件人:"mingyang031" <mingyang031@tom.com> 2010-12-09 16:41:09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小议官员制度改革

小议官员制度改革

白纯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九日

    当今之世,袭千年封建之俗,经近代灭顶之祸,迎马列共产之义,成改革开放之势。值此经济鼎沸之时,政改呼之欲出之际,小议官员制度改革。

    诗经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今天则是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实就是统治者,文官收税以养武官,武官拥兵以保共党,共党收拢天下志士以统文官,三者循环不已,然后以治理百姓为根本,强国富民。古今中外概莫能右。官员制度(文官制度)是中央控制官员的重要准绳,非无情无以驾驭,非刚健无以维系。

    党员重视信仰,官员注重品行,无德不能录用,无才不可委任。观当今之官员,出则宝马香车,入则秘书侍立,其裙带黄金万两不足以量其财,其部从飞扬跋扈不足以描其行。民怨沸腾,国有累卵之危。坐大成势,党有亡政之兆。溃痈虽痛,胜于养毒。

    其一、公务员全民准入

    凡具备国家公民身份,年满十八周岁皆有公务员考试资格。如同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样。破除现行大学学历限制,其他准则可以保留,如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等。

    其二、领导干部降级晋升制度

    领导干部若能力不够等原因可以被降级,省长当不好降为县长依然可以。

    其三、公车公用,公私分明

    所有公务用车全部以G开头,公务使用,周末、假期等休假期间,凡G开头的车一律禁止通行。

    其四、公务接待制度

    每餐按照官员级别设置接待最高消费限额,超出部分个人自理。每年公务接待费用最高限制。毛主席当年每天还有粗粮,而今奢侈浪费成风,省级动辄一桌饭上万,县级一顿吃下两头牛,令百姓心寒。

    其五、随机考核制度

    由中央设立考核组,考核组分23个考核小组,直接对中央负责,每年在23个小组中随机抽一组对某省各县区年终工作情况考核,考核完由中央向各省反馈考核情况。改变现行各省考核自己各市、各市考核各县的办法。

    其六、腐败严惩制度

    各县、市、省设立官员财产公示栏于政府门口侧面,明其收入,如民众发现其开支高于收入的行为,则可向高一级纪委举报,严惩不贷。

    以上为个人鄙见,政风江河日下,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忍见其病入膏肓之际,上欲为而回天乏力,不妥之处,敬请老师批评指正。


 

 


发件人:"www.huxingdou.com.cn" <c2726@163.com>  2010-12-12 13:40:18 +0800 收件人: "大军网"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杨天石:蒋介石其人

蒋介石其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天石

主 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 办:腾讯评论

时 间:2010年9月11日(周六) 下午15点-17点

地 点:中国政法大学(北三环蓟门桥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杨子云

主持人:非常高兴,在经过了漫长的暑假之后,回到政法大学燕山大讲堂现场。今天的主题是:“蒋介石其人”。从网络报名情况和现场到场情况可以看出大家对这个话题非常关心。我这里有一本香港版的杨老师的书《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杨老师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的本相常常迷失,历史的本相也会常常迷失,某些人可能被某一类人捧为圣人,而被另一类人中看成千古罪人。圣人和罪人都远离了本相。所以我们要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今天,非常荣幸请杨天石老师到现场。掌声欢迎!(掌声)

杨天石:各位女士、先生,各位同学下午好!很高兴有机会到燕山大讲堂来讲“蒋介石其人”。我用一个半小时时间讲解,剩下时间留给大家提问、质疑,共同讨论。

我今天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正确评价蒋介石的重要意义”;第二个问题讲“我对蒋介石的基本看法”。

蒋介石生于戊戌变法前10年,去世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一年(1975年)。他活了88岁,应该说是一个长寿老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蒋介石曾经是中国的第一把手,他有一个职务叫总裁,是国民党的领袖,所以叫蒋总裁;又有一个职务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当时中华民国军事上的最高统帅。还有两个职务:开始是叫蒋主席,他曾是国民政府的主席,后改为总统制,他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所以这四个头衔(总裁、委员长、主席、总统)加起来,说明蒋介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集中了中国党、政、军三个方面的最高权力。可以说,近代中国从辛亥革命一直到国民党退守台湾,许多重要的大事他都是参加者、决策者、领导者,但是对这么一个人,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评价悬殊,高的高在天上,低的是在十八层地狱下。

我在演讲之前,有一个听众问我,说现在是不是没有人用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军、老新四军、老解放军的名义来控告我了?我跟这位听众讲,现在告状的人、控告我的人好像没有了,但在网上骂我的人还有相当一部分。2003年我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这批秘密档案是蒋介石在上世纪30年代交给他的秘书,也是他的老师——毛思诚的。1949年以后,毛思诚的后人将这批档案秘密的藏在墙壁里,文化大革命时全国各地抄家,宁波的红小兵到毛思诚家里,将墙壁凿开,发现了蒋介石交给他秘书保存的大量档案。我的书就是根据这些秘密档案写的,所以书名的上一半叫“蒋氏秘档”,下半段叫“蒋介石真相”,这是经过新闻出版总署、中共中央统战部审查同意出版的,介绍蒋介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2003年,我不知道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用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军、老新四军、老解放军战士的名义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写信,说社会科学院有一个研究员叫杨天石,居然吹捧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蒋介石什么人?在我们看来,蒋介石是头号战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杨天石把这么一个人吹捧为民族英雄,是严重的问题。写信的人很会写,说如果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么我们这批老革命是什么?(因为他们用的老红军、老八路军的名义)我们成了反动派?如果蒋介石是民族英雄,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英雄纪念碑岂不是应该推倒吗?然后他们在一个网站上长达两个半月批判我、攻击我。这种现象最近几年没有了,但上网的朋友注意看的话,认为蒋介石是卖国贼、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的言论还是存在的。

正确评价蒋介石关系到中国近代史的书写

前一段时期一些网站出现了攻击我的许多贴子,不瞒大家讲,这些贴子大部分并不讲道理,而是骂,骂我是“混帐、混蛋、卑鄙、可耻、□□、叫兽”。对蒋介石的评价到现在为止还是两极分化。过去国民党吹捧蒋介石是“民族救星”、“世界救星”、“千古完人”(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吹捧);另外一种评价是“头号战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人民公敌”。“人民公敌”是源于陈伯达写的一本书《人民公敌蒋介石》。台湾方面本来意见一致,但自从民进党上台以后,台湾方面也出现了对蒋介石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评价,民进党认为蒋介石“元凶首恶”。对这么一个人物应该怎样正确评价?这不是一个小事,是一个大事。这是关涉到中国近现代史应该怎么写的问题,如果不给蒋介石一个实事求是、科学的评价,那么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国共关系史、抗日战争史、台湾史都没法写,甚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没有办法写。

比如说讲到抗日战争,过去我们对蒋介石的评价通常是八个字:“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假定我们今天还用这个调子来写抗争史,那这部抗战史显然是不真实的。大家可以到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去看,展牌上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换成了“正面战场,积极抗战”,完全颠倒过来了。所以能不能正确评价蒋介石,能不能给他一个科学的定位,牵涉到能不能给我们的民族、子孙后代留下一部真实的、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来。

正确评价蒋介石关系到两岸关系的未来

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关涉到海峡两岸和平关系的建立和发展。2005年大陆举办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中共方面做了一个很勇敢、人性化的举动:邀请台湾和海外的抗日有功人士、将领或者其后人到大陆来参加纪念活动。受邀人之一是张灵甫的夫人,张灵甫是在解放战争之孟良崮战役中被解放军打死。为什么要把他的夫人请来呢?熟悉历史的网友可能了解,张灵甫在抗日战争中是一位英雄。

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作了评价抗战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话:“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分别承担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共同构成了对日斗争的战略态势。”胡锦涛同志这一段话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胡锦涛同志讲了两个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国民党放在前面,这个次序不一样;第二,承认这两个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分工合作,一个是正面战场,一个是敌后战场,共同构成了对日斗争的战略态势,既肯定了国民党,也肯定了共产党。胡锦涛同志这个评价在中共领导人里面是第一个,代表了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对抗战史的新评价。我看了这个报道以后很高兴。

一个月之后,我去参加台湾方面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台湾光复60年学术讨论会。会议中午,马英九到会议场看望学者,马英九走到主席到发表了一个15分钟的即席讲话,马英九讲,“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连北京的胡锦涛总书记也肯定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功绩了。”马英九批判民进党,因为民进党宣传“台湾地位未定”。马英九说,“不对,台湾地位不是未定,而是已定,早在开罗会议上,国际上就肯定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应该归还中国。”

从我刚才讲的这两个事例里,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如果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评价是科学的、正确的,那么台湾人民、包括领导就会很高兴。如果我们的评价有偏差,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那么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就不高兴。我们常讲,要争取台湾的民心。争取台湾民心,争取两岸和平关系的建立,争取海峡两岸和解和谐,不仅仅是靠做生意。做生意确确实实让人感到大陆对台湾的友好,但还要让台湾人心里面感动。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评价蒋介石,评价国民党的历史功过,对争取台湾的民心,包括世界华人的向心力、凝聚力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胡锦涛同志一再讲,要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温总理也多次讲要捐弃前嫌。前一段时间,温总理引了一段古语:“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我们和台湾之间虽然有矛盾,过去有冤仇在里面,但还是一家人,是好亲戚。这也让我想起多年以前廖承志在给蒋经国写信时曾经引用过鲁迅的一句诗:“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今天用来评价蒋介石,评价国民党,对两岸和平关系,国家统一大业,促进中华民族和解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很遗憾,现在还有少数朋友的脑袋还停留在当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内战时期,始终把蒋介石看成敌人,把国民党看成敌人。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当然不可能真正认识和评价蒋介石。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正确评价蒋介石的重要性。

蒋介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这也是我今天演讲的最主要部分。第一、蒋介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蒋介石的一生,从主要方面看,还是热爱中华民族,希望中华民族振兴,尽可能维护中华民族领土主权的完整。不需要讲空洞的理论,我就讲一点具体的历史事实。首先,蒋介石对列强的态度。

蒋介石对苏联的态度

先考察蒋介石对苏联的态度。1923年,孙中山把蒋介石派到苏联去访问,给蒋介石一个头衔,叫孙逸仙军事代表团团长。孙中山给当时已经病重的列宁写信介绍,说蒋介石是我的朋友,我是信任的人,希望列宁能够支持蒋介石。

蒋介石到苏联主要是完成一个任务:要求苏联方面同意在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建立一所国民党的军官学堂,建立一个国民党的军事基地,然后在库伦训练一支国民党的部队。从库伦进攻当时北洋军阀的统治中心——北京。当时北京被直系军阀统治,总统叫曹锟。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孙中山的根据地是在广州,为什么放弃广州让蒋介石跑到莫斯科,要求莫斯科允许把库伦作为军事基地呢?当时的广东的确是孙中山的根据地,孙中山本来是想由广州北伐打到北京去,但利用广州作为根据地,有两大困难:

第一,广东的南面是香港,当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国民党部队要北伐,英国人随时可以在广州旁边的香港捣乱,使其后院起火。

第二,从广州北伐要路经广东、湖南、江西、湖北、河南、河北六、七个省份,要跨过长江、黄河两条大河,列强的军舰完全可以从上海开到武昌江面,把国民党的北伐军拦腰截断。如果选择库伦,出了库伦就是河北省,到了张家口就差不多到了北京。如果从库伦开展北伐的话,不需要走遥远的路程,没有高山峻岭,没有长江大河,没有帝国主义军舰。蒋介石在日本是学习军事的,懂得这一点。所以蒋介石受孙中山的委托,向苏联提出要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大家可能有一个问题,库伦当时是中国的领土,为何要征得苏联的同意?苏联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红军一直驻扎在库伦,苏联一直把蒙古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蒋介石到苏联以后跟苏联的军事主席托洛斯基提出这个请求。但托洛斯基说,中国人如果要进攻北京的话,只能从蒙古的边境上出发,国民党人的脚步绝对不允许踏进蒙古的土地。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了这么一段话:“求人不如求己。有的人别看他口口声声讲是你的盟友、同志,但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第二天,蒋介石回到中国后,就给廖仲恺写了一封信,说苏联共产党的政策是好的,但跟实际行动有很大的差距。苏联共产党对中国的边疆,对蒙古、新疆有野心,蒋介石后来一辈子反苏,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反对苏联的民族扩张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蒋介石退到台湾以后,1968年他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要反攻大陆。蒋介石反攻大陆靠谁?最初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希望用美国的金钱、武器反攻大陆,可是经过几年的交涉,蒋介石最后发现一个道理:美国人实际上是把国民党看成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屏障。蒋介石认为,靠美国人反攻大陆没有希望。大家知道,60年代正好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吵得最厉害时。开始时,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和叛徒集团。1968年苏军出动了武力,镇压了捷克的改革运动,中共又批判苏联不仅是修正主义而且是社会帝国主义,两个党吵翻了,两个国家的关系也闹僵了。在这个情况下,苏联人主动找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先在南美,苏联的外交官和台湾的外交官在墨西哥谈判,双方联合起来反攻大陆;后来苏联又派一个记者路易斯,这个人公开的身份是英国《伦敦晚报》的记者,当过赫鲁晓夫的翻译,路易斯到台湾跟蒋经国进行了会谈。路易斯和台湾新闻局局长到奥地利维也纳进行谈判,谈的内容是台湾国民党和苏联方面合作,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推倒毛泽东,苏联方面表示:只要蒋介石反攻大陆,要钱苏联人可以出,要武器请你开清单,要什么给什么,要想利用苏联和中国边界的基地,苏联也可以提供。当时,苏联人希望利用蒋介石的力量反攻大陆,反对中国共产党。在1969年,蒋介石在日记里写过两段话:苏联想帮我反攻大陆,我要当心啊!当年吴三桂和洪承畴他们走过的道路,前车之鉴,我要记住(1969年7月)。蒋介石提醒自己:苏联人要帮我反共,目的是想侵略中国,我不能够当吴三桂、洪承畴。我要记住这个教训。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提出天才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先把陈伯达抛出来,在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改组北京军区。大陆正是文革大动乱的年代,而且中共内部林彪集团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力量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本来是反攻大陆的一个机会。但是,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我绝对不能够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反攻大陆,因为苏联人完全有可能借这个机会侵占中国华北。蒋介石和苏联领导合作没有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从我刚才讲的两条看,蒋介石的民族主义的立场显然是起着作用的。

蒋介石对英国的态度

1925年广州发生沙基惨案。广州人民为了支援香港大罢工,在广州租界对面的沙基举行游行。英国在租界开枪,打死中国游行群众50多人,打伤更多。沙基惨案发生的那一天,蒋介石就在日记里写一定要消灭英夷,“英夷不灭非男儿,英夷不灭焉能解放全人类”。从1925年开始,蒋介石就反对英国,在几十年的历史过程里,一直认为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专门欺负弱小民族、弱小国家。到1943年美国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太平洋会议,当时世界上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中英美苏同盟国共同反对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太平洋会议的目的是研究怎么样打击东方的法西斯国家日本。会议参加者有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中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会议本是讨论对日问题,但丘吉尔突然说,听说你们中国军队正在向西藏进发,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应该开进西藏。宋子文听丘吉尔的话后马上反驳说,首相先生,您的记忆力是不是不有问题,英国从来是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你怎么能说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呢?当天,宋子文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指示宋子文,你说得很对,你要告诉丘吉尔,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不允许英国人干涉中国的内政。而且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了这么一段话:丘吉尔是一个流氓、一个无赖,这个事是英帝国主义面目的大暴露。所以蒋介石一辈子对英国、丘吉尔没有好感。

在开罗会议上,丘吉尔见到蒋介石和宋美龄。丘吉尔知道蒋氏夫妇对自己没有好感,就先发制人,问宋美龄说“在你看来,我丘吉尔是不是一个很坏的老头?”这是当时给宋美龄出的一个难题。宋美龄和蒋介石一样讨厌丘吉尔,丘吉尔邀请宋美龄到英国访问,被拒绝。现在这么问,宋美龄如果回答“不”,会违背蒋介石和她本人的意志,但也不能说首相先生是一个坏人。所以她很巧妙回答了一句:“首相先生你怎么看?”这个故事说明蒋氏夫妇对丘吉尔没有好感,认为英国是一个老牌帝国主义。

蒋介石对美国的态度

美国在抗战里是中国的盟友,美国的总统罗斯福给中国的抗战以巨大的援助,但,蒋介石和罗斯福之间也有斗争、矛盾,有时候这个斗争很尖锐,斗争的实质牵涉到国家的主权。

1942年,罗斯福聘请蒋介石做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战区的统帅,给了蒋介石很高的荣誉。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战场、越南、泰国、缅甸。但罗斯福同时派了美国的将军史迪威当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做蒋介石的助手。到了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从河南一直打到贵州,中国战场危急。在这个情况下,罗斯福听了马歇尔的话,必须让蒋介石把他的军权交出来——即把指挥全部中国战场的权力和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交给史迪威。史迪威到中国来以后,美国军方就一直想控制掌握中国的军权,罗斯福听了马歇尔的话,要蒋介石交出权力给美国将军。蒋介石认为这个事不能做,因为国家最重要的是两个权力,一个财权,一个是军权。蒋介石就跟罗斯福讲,中国的国情很复杂,让我把军权交给美国人,急不得,得慢慢做。蒋介石是想用拖着的办法应付美国人,但罗斯福非常聪明,看出了蒋介石的想法,就说你必须交出,否则就休想从美国人手上拿一分钱的援助,中国抗战的援助会全部丢掉。这是罗斯福给蒋介石下的通牒,要求蒋介石立刻把军权交出。蒋介石人认为军权不可以交,所以蒋介石就以攻为守,给罗斯福打了一个电报,说我不喜欢史迪威,请把他调回美国。当时美国是强国,中国是弱国,美国是援助国,中国是受援国。蒋介石竟然要将史迪威赶回美国,这对美国、罗斯福的脸面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这就是两个男子汉的较量,罗斯福和蒋介石,按照通常的想法,胜利者应该是罗斯福。但蒋介石在这个时下了决心,如果罗斯福不把史迪威调回美国,中国就跟美国绝交。实际上从1937年卢沟桥抗战一直到1944年,中国一直单独抗战,既然以前也可以单独抗击日本,以后也可以单独抗击。所以这时蒋介石做了跟美国绝交,中国单独抗战的准备。在这个情况下,罗斯福不愿意丢掉中国这个战友,主动找台阶下,说蒋介石不喜欢史迪威,美国将军有的是,请蒋介石从美国的将军里挑出三个,我罗斯福从里面选择一个。结果就按照这个方案解决,罗斯福把史迪威从中国战场调回美国,另外选择了一个将军给蒋介石。从这几件事看来,过去讲蒋介石是英美的走狗。看他对英国、美国的态度,说明他不是英美的走狗,对英美他有斗争,有抵制。

所以我认为蒋介石一个民族主义者。

改良主义者蒋介石

第二、蒋介石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蒋介石早年比较激进,有点类于现在的愤青。蒋介石说中国的问题要改造,怎么样才能够改造好中国呢?问题不在地主官僚,也不在军阀,而是在资本家,中国只有把资本家杀光了,中国才有希望。这当然是一种愤激的思潮,是错误的,1923年蒋介石访问共产国际,那时蒋介石的观点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批评孙中山、批评国民党,说中国将来不仅要没收外国资本家的工厂,也要没收中国资本家的工厂。共产国际实际上要求国民党在中国搞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蒋介石说,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第二步才是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到1923年蒋介石已经否定了他当年要杀光资本家极左、偏激的想法。

国共两党的三点分歧

20年代30年代,蒋介石总结出跟中共的三个不同、三个分歧:第一,蒋介石认为中共是反对私有制,否定私有制,国民党是保护私有制。后来蒋介石又修改了一下说国民党是保护合理的私有制;第二,国民党主张阶级合作,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第三,国民党主张代表全民的利益,共产党主张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三点就导致了蒋介石反对中共在中国实行的革命路线,蒋介石主张在中国做的是一条改良的路线。

蒋介石的土地、资本政策

那怎么解决资本、土地问题呢?在土地问题上,最早提出“耕者有其田,让种地的农民有地”的是孙中山(1924—1925年)。在中国要进行土地改革,这点上,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一致的,并没有区别。但孙中山的主张是两句话。第一句是让农民得到土地,第二句话让地主也不受损失。这是孙中山土地思想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全面的表述。但这很困难,这就决定了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既要搞土改,又要双赢。中共在农村里,搞的是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这是一条斗争土改的路线,是一条让农民得利,让地主受损失的路线。中共多年来坚持的是斗争土改的路线,中共也正是因为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最后取得了农民的拥护,赢得胜利。而孙中山所设想的让农民得到土地,让地主也不受损失,这条路线国民党始终做不下去,也没有做好。蒋介石本人有过关于土改的种种设想,譬如说,办集体农庄,办合作社,要说蒋介石在中国没有解决农村土地的愿望,这不符合事实,蒋介石要做孙中山那种和平双赢的土改路线。蒋介石曾经设想过一个方案,叫“土地银行”。今天大家买房子,都是向银行借贷,然后分年偿还。国民党和蒋介石也曾经设想过成立“土地银行”,让无地少地的农民,通过借贷的方法得到土地,但始终没有做到。在资本问题上,蒋介石希望按照孙中山的想法,反对大资本,主张搞大工业,由国家来经营。蒋介石把这条设想称为社会资本主义,蒋介石尽管有改革中国的愿望,但想走的是一条改良道路、阶级合作的道路,在22年的执政生涯中,这条道路始终没有走通。

1949年蒋介石回到老家,发现城乡没有多少变化,和他22年前离开时一样,他感叹,22年中国民党没有进行改革,所以社会没有变化。

个人中心主义者蒋介石

三、蒋介石一个个人中心主义者。孟子曾经讲“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蒋介石对自己有两个估计:第一,认为自己是基督的化身,第二为是太极的化身,是自然界和社会最高的代表,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个人中心的思想。蒋介石有三段论:“大前提是我蒋介石是革命的(这一点他一辈子没有怀疑过),小前提是你反对我蒋介石,结论你就是反革命的。”1927年蒋介石在江西反共就是这三段论,这三段论从形式上好像没有错,但是大前提是错的:“我蒋介石是革命的”,何以来证明你是革命的?由于蒋介石自我中心,自我迷信,就形成了他对谁都不信任,谁做事他都不相信,大大小小的事他都管。

比如说抗战时在重庆,重庆市的垃圾要堆在哪些地方他要管;蒋介石在重庆开办一个高级党员训练班,但党校里有木板床,有木板床就有虫子,怎么杀虫子这个事蒋介石要管;女孩子的头发要有多长,也要管;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怎么吃饭,他也要管,他在日记里写,叶部长的吃相太难看,应提醒之;当时穿中山装,有一次开会,一个官员把他的讲稿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蒋介石大发雷霆说,你做报告的讲稿,不应该放到下面的口袋里,应该放到上面的口袋里,这他也要管;台湾阳明山中山楼有一个贵宾休息室,休息室内放什么沙发,蒋介石要管。

抗战时,日本人成年累月几十天接连不断地轰炸重庆,中国的空军当然要起飞迎战,但是蒋介石认为,空军指挥人员指挥的不好,要自己指挥,所以重庆空战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1944年日本进攻河南,中国失败,就是蒋介石认为当时的指挥官指挥得不好,要亲自指挥。他到重庆的防空洞里打电话到河南前线,他打给团长、营长级。蒋介石自己以为,他的指挥很到家。他很辛苦,整夜整夜不睡觉。可是这种指挥,在军事学上叫遥控,在重庆的防空洞里指挥河南作战,这样战斗哪有不失败的道理?这是蒋介石一生的悲剧,不相信任何人。什么大事小事都要管,所以他的第三个特点是个人主义者。

蒋介石的思想局限

四、蒋介石喜欢读书,但他的思想不超过儒家、基督教的教义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三个成分。蒋介石读的范围还比较大,早年喜欢读马列主义,看马克思的著作写读书笔记,说马克思的著作太难懂了,好几次要扔弃,但久而久之,我越读越有兴趣,到了不忍释卷的地步。1938年蒋介石有一段日记写道:一个人如果不懂得辩证法,不懂得方法论,革命怎么能不失败呢?这个话像蒋介石讲的吗?好像是某个共产党员的日记。这段话确确实实是1938年蒋介石在武汉时写在日记里的。蒋介石一辈子喜欢辩证法,那时北京大学有一个很有名的辩证法教授,蒋介石曾经把这个教授聘请到家里给他讲辩证法,一直到晚年还告诉国民党的高级干部,辩证法绝对不是共产党的专利,国民党也要学习辩证法。延安的整风文献是中共的教材,蒋介石搞到一本,看了以后,觉得很好,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读到。中共在延安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蒋介石读中共七大的各个文件,七大通过了一个党章,其中两段:一段是党员和群众,一段是上级和下级。蒋介石看了以后,觉得特别好,把中共党章这两节写到日记里,而且感慨,共产党是突飞猛进,国民党再不迎头赶上,必亡无日。

蒋介石的思想局限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儒家的学说,他从小念四书五经。五四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两种激进人士,共产党的陈独秀主张全盘抛弃中国的文化,他说从中国文化里找精华,就像从牛粪里找香水。国民党的吴稚晖就说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学说扔到厕所里去。蒋介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拜者,除了崇拜儒家学说之外,还崇拜基督教的教义,蒋介石去世以后,棺材里放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荒漠甘泉》(也是一本基督教著作)。

另外,蒋介石一辈子崇拜孙中山,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是救中国的唯一主义。尽管蒋介石读书比较多,但他的思想局限在儒家学说、基督教的教义和三民主义这三个方面。蒋介石曾经想把这三个东西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蒋介石甚至想把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和孙中山思想相结合的三民主义的国家。

蒋介石有大功有大过

六、蒋介石既有大功,又有大过。2006年我到美国去访问,新华社有一个记者采访我,在国内的《参考消息》上登报了。他告诉我,杨先生我采访你的报道登了,领导表扬,我还要再访问你一次,你能不能用几个字来概括蒋介石的一辈子。我跟这位记者说,你这个题目太难做了,蒋介石这个人活了88岁,有几个词概括他一辈子做不到,我说我跟你讲三句话:第一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第二,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这两句话是进保险箱的话,左派不会反对、右派也不会反对,第三,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功有过。

大功两条:第一领导北伐。1926—1928两年的时间消灭了三个军阀集团,初步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袁世凯上台以后16年北洋军阀的统治;第二,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抗战坚持到底挽救了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一次亡国危机。最近报上有点争论,抗战到底是谁领导的,有一篇社论说抗战是共产党领导的,台湾的马英九讲是国民党领导的。请大家注意我的用词是“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抗争。”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亡国危机是日本侵华,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坚持了8年,一直打到了胜利。

大过两条:第一,1927—1937年十年的清党剿共,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两党对打;第二,1946—1949年的三年反共内战,最后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去了。

蒋介石是不是除了这些事就没有做过其它的好事?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在浙江杭州有一支100多人的敢死队去进攻浙江巡抚衙门,敢死队的队长是蒋介石;1916年袁世凯在北京做皇帝,在山东有一支讨袁军反对袁世凯当皇帝,这支讨袁军的参谋长是蒋介石;1922年陈炯明发动兵变,炮轰广东临时大总统府,迫使孙中山和夫人从总统府出逃到珠江上的一所军舰上,蒋介石从上海跑到珠江和孙中山同生死共患难;1924年蒋介石当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的军事精英。这些应该都是蒋介石做的好事。所以,蒋介石反清、反袁、反陈炯明、创立黄埔军校、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名政府抗战,都是蒋介石做的好事情,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北伐和抗日。

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也有功有过:过,是在台湾推行白色恐怖,镇压了许多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功,就在于蒋介石建设台湾,为台湾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基础。

过去我们都认为,台湾的经济起飞,台湾的建设成功主要是蒋经国。这个看法不全面,蒋介石到台湾去以后,痛定思痛,反省自己,曾经有一个反省13条,最后一条他反省在大陆的失败是没有很好地贯彻、宣传民生主义。所以蒋介石曾经有一个想法,要把台湾建设成为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的模范省。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做了几件事,第一做了党的改造运动;第二,进行了土改。蒋介石在大陆的土改没有做,或者说做失败了,但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土改是成功的。为什么蒋介石在大陆土改搞不下去?因为在大陆要搞土改,就会涉及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地主的头上,国民党的很多高级干部的亲戚都是地主,国民党要革自己的命下不了手。到了台湾以后,因为是外省人,没有直接联系,下得了手。按照孙中山“让农民得到土地,让土地不受损失”来进行。台湾国民党用国营公司的股票给地主,用这个办法来赎买地主的土地,这样在台湾就出现了两种地主,一种我称之为傻头傻脑的地主,拿到了股票,当时的股票不值钱,就扔了送人了,或者低价卖,这部分地主等到台湾经济起飞以后就吃亏了。另外一部分地主,把股票留下,投入了工业领域,经济起飞以后,这部分地主成了财阀。

民进党的发起人很多都是在台湾土改里受到损失地地主,现在民进党的主席家里就是大地主。

应该说,台湾的土改是在蒋介石时期做的,这给台湾经济的起飞打下了基础。

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是想反攻大陆,但逐渐地觉得反攻大陆无望,就逐渐以建设台湾为中心,在60年代,在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时,蒋介石提出了8个字:“科学第一,教育优先”。蒋介石曾经想把国民党改名,叫中国科学民主国民党,以表示他很后悔,在大陆那么多年,没有重视科学,以后要科学第一,要教育优先。所以蒋介石在台湾提高科学经费、教育经费,发展电子工业,发展观光、对外开放。所以蒋介石对台湾的经济起飞有他的贡献,有他的功劳。

回过头来看,蒋介石在大陆有两大功两大过,在台湾有一大功一大过。所以蒋介石对中华民族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是有功有过的人物,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认识,我们对蒋介石的评价也许会比较公平、公正。

我的讲座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中国古代血腥屠城记

----累累尸骨垫起皇帝宝座

文史天地

2010年12月10日

    核心提示:自远古时代起,诸侯之间的攻伐、强国对弱国的吞并、皇室之间争夺帝位、外族的入侵、不同规模的农民暴动……几乎每个朝代都有频繁的战争。而消灭敌对方的军事力量、占领对方的城市土地,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在交战双方的军队拼死搏杀、攻城略地的同时,必然祸及无辜的百姓。而在古代农耕社会,敌对双方处于长期的战争对峙时,一方面通过战争手段获得敌方的人口和土地,另一方面又需要毫不留情地消灭敌方的青壮男子,以彻底地摧毁对手的战争潜力。比如战国时期,胜利者对失败者所采取的办法,通常是“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屠杀百姓,被征服者作为一种削弱敌对国力量的必要措施。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10年第7期,作者:梅桑榆,原题:《中国血腥的屠城记载》

    这里记载了一组组血淋淋的数字。每次战争,都有那么多无辜的百姓被杀,皇帝的宝座,确实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啊!

    中国历代皇帝,对于反抗者与被征服的异国、异族的屠杀,向来是极其残酷的。这种屠杀,往往不限于失败的反抗者和被征服的异国、异族的首领、官员与军队,而是随心所欲地扩大范围,因此每一场战争中,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被杀。记载皇帝的军队对无辜百姓野蛮屠杀的文字,虽时隔千百年,读来仍血腥四溢,令人惊惧。

    自远古时代起,诸侯之间的攻伐、强国对弱国的吞并、皇室之间争夺帝位、外族的入侵、不同规模的农民暴动……几乎每个朝代都有频繁的战争。而消灭敌对方的军事力量、占领对方的城市土地,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在交战双方的军队拼死搏杀、攻城略地的同时,必然祸及无辜的百姓。而在古代农耕社会,敌对双方处于长期的战争对峙时,一方面通过战争手段获得敌方的人口和土地,另一方面又需要毫不留情地消灭敌方的青壮男子,以彻底地摧毁对手的战争潜力。比如战国时期,胜利者对失败者所采取的办法,通常是“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屠杀百姓,被征服者作为一种削弱敌对国力量的必要措施。

    上古时代的百姓在战争中如何惨遭屠戮,缺乏文字记载,到了战国与秦汉时期,开始有了屠杀百姓的记录。《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说:秦国是一个摒弃礼仪、靠献上敌方首级立功的国家。谯周在《集解》中解释说:秦国采纳商鞅的建议,将爵位制定为二十个等级,按照军士在战斗中斩获敌人的头颅多少授爵。因此,秦军每次战斗获胜后,便将占领地的百姓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死。因杀人有功而受赏的数以万计。天下人都称秦国是靠献首级立功的国家,都因此而憎恨它。

    秦国在吞并六国的战争中,究竟屠杀了六国多少百姓,史无可考,而被斩首的战败国的将士,史籍中却有一些记载。《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秦国大将白起率军在伊阙击败韩魏联军,斩获首级24万,占领五座城池;率军进攻魏国时,俘虏魏国三员大将,斩首13万;与赵国大将贾偃交战获胜后,将对方的2万俘虏投入黄河。进攻韩国陉城,又斩首5万。与赵军长平一役,将俘虏40万人全部活埋。此役前后被斩首与活埋的赵军共45万余人。根据司马迁的这一记述,秦国仅由白起率领的军队,就斩首近90万众。

    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对秦军斩首的数量做过统计:“公元前331年,败魏,斩首八万;前312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307年,破宜阳,斩首六万;前301年,败楚于重丘,斩首二万;前300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前293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280年,攻赵,斩首二万;前275年,破韩军,斩首四万;前274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260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256年,攻韩,斩首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234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

    这个统计当然也只能是一部分。皇甫谧《帝王世纪》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有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当尚千余万。及秦兼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也就是说,秦国吞并六国的战争,使军民死伤三分之二。

    由于古今史学家大多热衷于颂扬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国的丰功伟业,而被秦国吞并的六国有多少人死于战争很少提及,故今天人们只能从史籍中看到嬴政的巍峨丰碑,而看不到那些被征服者斩下的堆集成山的头颅。

    战胜者对百姓的屠杀,多在战斗结束之后。外族的侵略、政府军与农民军的攻伐对垒,在进攻的一方遇到坚决抵抗,但最后仍取得胜利之后,一场报复性的不分军民的大屠杀就很可能发生。史籍中最常见的是“屠”、“屠城”、“屠灭”等字眼。这种极其简约的记载,标志着当时的一场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这种屠杀可谓史不绝书:

    《汉书·高纪第一》记载:刘邦派人拉拢楚国的大司马周殷。周殷架不住刘邦的利诱,背叛楚国。率军屠杀了六个地方的百姓,又带领九江地区的部队去投刘邦的大将黥布,和他一起对城父进行屠杀,最后只剩下鲁地未被攻下,刘邦大怒,要调集各路部队,对该地进行血洗。

    《项籍传》记载:项羽来到函谷关,见有刘邦的军队在关上把守,项军无法前进,听说刘邦正在咸阳展开一场屠杀。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陈豨起兵叛乱,刘邦命周勃率军讨伐陈豨,周勃纵兵屠灭了陈豨据守的马邑城;燕王卢绾叛乱,周勃以相国的身份代替樊哙率军平叛,又屠灭了卢绾据守的浑都。

    《后汉书·耿弇》记载:耿弇为将,平定四十六个郡,屠灭了三百座城池,从未遭到挫败。

    《三国志·魏志·荀彧传》记载:自董卓在京城叛乱以来,城中的百姓均向东疏散,大多停留在彭城一带。曹操率军来到这里,把数万男女杀死,投进泗水,致使泗水因此断流。曹操的杀父仇人陶谦率军驻扎武原,曹操不能前进,就带领部队从泗水南面攻占睢陵、夏丘等县,每到一处,均大肆屠戮,杀得鸡犬不留,城中看不到一个行人。

    《朱粲传》记载:朱粲自称皇帝,改年号为“昌达”。他的部队在作战时缺乏粮草,一时又抢掠不到可以充饥之物,于是便把百姓的婴儿杀死,蒸熟以后当作食物。朱粲对士兵说:“鲜美的食物,哪里还有超过人肉的?只要我们所到的地方有人,我还担心什么?”后来每到一地,他就带领部下,将抢掠来的妇女和儿童煮成食物,分发给士兵。后来他竟发展到抽取“人税”,以弱小的男女补充军粮。

    上述几例记载之中,要数东汉的开国将领耿弇杀人最多。东汉建国初期,全国共设十二州,每州设六到八郡,每郡有县城七至八座,全国共有大小城市大约七百多座。仅耿弇所率领的部队就屠灭了三百多城,占全国城市的百分之四十。平均每座城的百姓人口以一万计,加起来也有三百万之多。人民的脑袋,此时被想做皇帝的人当成了通向龙椅的障碍而挥刀扫平之。

    东汉王朝是在新朝皇帝王莽死后,经历了21年的大混战而建立的。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改朝换代的大混战所造成的人口减少做了统计:“首都长安与其余十六郡的人口平均减少77%。长安的人口战乱前为682000人,战乱后人口只剩下286000人,减少了58%;人口减少最多的西河郡(今内蒙准格尔旗西南),战乱前有699000人,战乱后只剩下21000人,减少97%;战乱前全国人口为6005000人,战乱后人口减少到834400人。也就是说共有5170600人死于改朝换代的战乱,这些人除了阵亡的将士和饿病而死者,其余皆被屠杀。”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战乱,少则数年,多则数十年。其中清朝取代明朝的战乱,自1627年陕西农民发起暴动,到1682年吴三桂等三藩被平息,长达55年,死于战乱的百姓超过一亿。柏杨先生这一统计,可以用来大致推断其他朝代更替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被屠杀的情况。由此可见,许多皇帝的宝座,是建立在百姓如山的尸骨上的。

   (以上文章均见当日凤凰网)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2-03 15:38:5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量化”问题

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量化”问题

袁成毅

《中国现代史》201008

    [摘要] 近三十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在注重定性的基础上,日渐重视量化,其中,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中国两个战场抗战的战绩;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的贡献;中国抗战的人口与财产损失(包括侵华日军暴行以及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延误等)。量化研究在抗日战争史中的广泛运用,使一些传统观点受到挑战,也使很多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深化,这较之既往口号式的宣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过也要注意到,由于研究者立场不同,处理史料的方法有异,此外,或多或少由于受民族集体记忆的影响,量化中也存在着一些计量方法上的不当或随意性问题。

    [关键词]抗日战争;研究;量化  [作者简介]袁成毅,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原文出处]《抗日战争研究》(京),2010.1.101—110

    计量史学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学术界对于计量史学的概念、内涵虽然有不同的阐释和实际运用,但通常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简单地将其概括为对一系列可以量度的现象进行的历史研究。[1]80年代以后,此方法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除了依照计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的研究外,受计量史学的影响,各种研究中的量化也极为普遍。以抗日战争史研究为例,量化研究除了在传统的战时经济、财政、金融等领域广为运用外,在我们以往习惯“定性”的其他方面也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对抗日战争史学科的健康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

    以抗日战争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早在抗战结束时就已经开始。[3]早期的研究多注重“定性”,在抗日战争史的著述中,通常多用一些较为模糊的诸如“起了决定作用”、“占据主导地位”、“中流砥柱”、“不可估量”、“无以计数”等语汇。其实这些概念或多或少还是隐含着量化或统计的内涵,只不过由于史学工作者出于具体考证的困难或者缺乏量化的观念,使本来可以进行定量判断的概念变成了缺乏定量依据的简单定性。事实上,作为一场举全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从大小规模的战役、战争的投入到战争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等等其实都是可以也是应当量化的。

    可喜的是,近三十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量化现象随处可见,其中在三个领域最为明显:第一,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抗敌的不同战绩和贡献;第二,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第三,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失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误。[4]

一、两个战场战绩的量化

    近三十多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是一个逐步回归理性的过程,即一方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中流砥柱”这一观点,同时也肯定了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以及全国各抗日阶层的作用,这种理性回归的过程,基本上是通过量化得以实现的。

    早期的抗日战争史被纳人中共党史的叙事框架,在讲到抗战的贡献时,虽然也有一些量化的表述,但仅仅关注到抗战时期中共的发展和抗日战绩,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出版的一些著作多作这样的表述:“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扩大,建起了从东北到海南岛的十九个解放区,拥有人口一亿二千余万,人民解放军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5]“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人民战争路线的结果……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对敌大小战斗十二万五千一百余次,毙伤日伪军一百零一万余名,俘获日伪军五十一万九千余名,投诚反正日伪军十八万四千名,总共日伪军损失兵力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余名。”。在这些表述中,我们只看到了中国抗战的一个战场,看不到抗日战争存在两个战场的客观事实。

    差不多也正是从80年代初开始,学术界在重复上述观点的同时,开始通过量化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正面评价,如王振德认为,由于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国民党始终留在了统一战线内,22次会战,主要战斗1117次,抗击了侵华日军的50%以上。[7]这一时期,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缓和,战后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蒋纬国所著《抗日御侮》、吴相湘所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以及国民党军政要人何应钦、白崇禧等军事报告中所列的国民党军方统计资料,也被学术界广为引用。对于1938年武汉失守以前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肯定成了学界的共识。

    此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有学者通过量化分析,对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江于夫认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党正面战场组织了南昌会战等9次大规模战役,占国民党22次会战的41%,甚至还有过一些攻势作战,难能可贵,这一时期国民党还有大的战斗496次,占整个抗战时期战斗的44%,共伤亡137.6万人,占整个抗战时期伤亡人数的43%。[8]作者通过这些数据得出了国民党在相持阶段仍积极抗日的结论。

    在对正面战场战绩给予肯定的基础上,也有学者看到了这种量化所带来的问题。魏宏运认为:“两个战场抗敌的比例,经常有些变化。数字的计算,因学者们各自的方法不同,自然略有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敌后游击战争已奠定了基础,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样讲,是不过分的。如果没有游击战争牵制,吸引日军的大量兵力,中国的大西南和西北,就会遭受敌骑的践踏,就有沦陷的危险,那么日本就可能宣布,它征服了中国。”[9]张廷贵则具体分析了两个战场的歼敌总数,认为日本在侵华八年中(不包括东北),死伤官兵133万余人,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歼灭日军52万多人。占40%;歼灭伪军118万,几乎百分之百。国民党军队歼灭曰军80万,占60%,基本上没有伪军。从歼灭曰军的绝对数字看,国民党多于我军,但按军队人数比例计算,中共军队数量少(抗战开始为五六万人,抗战胜利时为94万人),国民党军队数量多(抗战开始时陆军170多万人,抗战结束时为440万人),中共军队歼灭日伪数则多于国民党的两倍。他认为这些数据进一步显示了敌后战场在全国抗战中的伟大作用和地位。[10]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战场虽然存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之分,但它毕竟是一场全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因此也有些著作更关注将两个战场的战绩加以综合。在军事科学院所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签字,历时14年之久。特别是在1937年七七全国开始的3000个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中,中国军队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歼灭伪军118万人”。[11]将两个战场的战绩加以综合,有助于强化“全民族抗战”这一概念。中国官方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候,就明确作出如下的定性表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12]

    由此可见,关于两个战场的战绩问题,从最早的只计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抗日战绩,到兼计正面战场的战绩,进而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战绩形成一个中国抗战的整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二、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贡献的量化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过多地强调了苏联对击败日本的作用,如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发表的《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这个力量是不可抗拒的。”[13]此外也有“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的说法。毛泽东的上述看法在早期的抗战史研究中也得到了响应,如李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认为:“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苏联的出兵,使日本丧失负隅顽抗的可能,日本被迫宣布五条件投降。”[14]

    还有一种情况是过多地强调美国对击败日本的贡献,这在日本比较普遍。早在日本刚战败的1945年l2月,美国国务院调查分析局对住在北京的385名日本人实施的调查中,87%的人认为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不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15]从战后日本学界对于战争的时期划分来看,一个很普遍的观点是把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11月称作“中国事变”,把1941年到1945年称太平洋战争,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历史时期划分问题,实际上是突出了美国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这既是美国占领时期对日本所进行的太平洋战争史观影响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抗战作用的轻视。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有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进行了量化研究,发表了众多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多被官方所采信。[16]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官方的表述是:“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持久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2/3,迫使日军放弃北上计划,削弱了日军南进的实力,支援了太平洋战场美英盟军的作战。中国人民在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的殊死搏斗中,共歼灭日军150余万,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人数的70%,对其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7]

    不过也有学者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提出了频有挑战性的观点。2004年,互联网上有托名张忠义的作者发表了《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的文章,引发了极大的争论。[18]该文认为八年抗战中国虽然对战胜日本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美国才是战胜日本的主力,其主要理由是:第一,日军在中国损失133万是个累计数,包含了死亡和受伤两个数据,我们是用日军在中国的死亡数和累计受伤数去和日军绝对损失总数对比,才得出70%这一比例。二战中日军总计战死和残废伤员195万人[19],其中在中国八年战死40万人,中国八年抗战击毙日军数只占13军二战死亡总数的22%。而约有120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军击毙,占二战时日军死亡总数的64%。第二,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的说法站不住脚,原因在于它一方面是只看战争前期情况而不提整个战争全局,另一方面混淆了中国战场抗击的日军和在中国的日军这两个概念。日本陆军二战时期的四大战略集团分别为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含驻台湾、朝鲜的日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在中国的两支日军中,八年抗战中国战场所对付的实际只是“中国派遣军”。因此,我方所称敌后游击队抗击侵华日军的觔%,只是计算了日军中的“中国派遣军”力量。此外从日本投降时的兵力分布情况来看,投降时日军总数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所占比例不到15%;关东军向苏军投降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

    上述观点虽有偏颇之处,但它提醒了我们量化的科学性问题,值得重视。

    除了上述争论,学术界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十四年的说法,其实也是旨在说明中国抗战的艰难与巨大贡献。当然,研究时段的向前延伸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过去我们在中共党史的框架中,将1931—1937年的历史纳入“国内革命战争”中加以叙述,虽然也会提到这一时间段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一面,但其重心是强调了国共之间的内战,随着抗日战争时段的向前延伸,我们很自然地就将1931年以来国共从内战走向合作纳入了抗日战争的研究视野。

三、中国抗战损失的量化

    在各种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量化中,中国抗战损失最受关注,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抗战的人口伤亡与日军的各种暴行;第二,中国抗战的财产损失以及日本侵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误。

    (一)关于中国抗战人口伤亡与日军各类暴行的量化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就开展了有关抗战损失的调查和统计,战后的1947年5月,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在国民参政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正式列举了中国在抗战中的各项损失,这是国民政府对中国在抗战时期所蒙受的损失以官方名义发表的唯一一次统计数据。根据该报告,中国军民人口伤亡总数为1278万人。[20]

    学界普遍认为国民政府公布的上述统计结果不够全面,因此,关于中国军民伤亡人数的问题一直存在众多的说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数字多数并不是建立在严格的统计和调查基础之上,只能看作是一般性的估计。

    在中国大陆学者中,军事科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认为中国军民在战争中的伤亡数为2000万人。[21]刘大年则认为中国军民的死亡数为2000余万人。[22]胡绳认为在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计2100万人以上。[2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其编著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认为八年间关内军队和平民的伤亡(包括被敌人抓走和下落不明者在内\达2100万人。[24]王桧林认为中国军队伤亡为380万人,民众伤亡1800余万人(包括被敌人抓走和下落不明者),共达2100万人。[25]何理认为中国军队伤亡330万人,人民伤亡1800万人,共计2130万人。[26]罗焕章认为中国军队伤亡380万人,中国人民死伤1800万人,共计2180万人。[27]李新认为中国军队伤亡400万人,人民伤亡1800万人以上,共计2200万人。[28]刘庭华在《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中提供的数据是:国民政府军伤亡320万人,中共武装部队中伤亡58万人,民众伤亡1874万人,共计损失人口2250余万人。[29]

    台湾学者关于中国战争伤亡数目多引用何应钦的说法,即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军人伤亡(陆、空军)320余万人,人民直接、间接死伤者2000万以上。[30]

    上述关于中国军民伤亡总数的说法虽有不同,但基本上是处于2000万到2200万的区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军事科学院部分学者对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作出了新的估计,其结论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31]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和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此说法被广为采纳和引用。[32]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到该项数据的完整研究成果,因此不少海内外学者颇为困惑,台湾学者迟景德认为:“本人绝非要否定这些统计数字,但以两岸相隔阂,事有不通,诚不知其统计数字是如何产生的?是经过重新普查?抑或是根据资料透过研究作合理的推估?”[33]

    正因为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的说法也并不是实证的研究结果,因此对于中国军民的伤亡数继续成为90年代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热点。[34]袁成毅以战后国民政府的统计为基础,再增加了中共解放区的损失数据,另外将所能掌握到的一些其他伤亡数据作了相加,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战时最低限度的伤亡人数为2228万余人。[35]米红利用80年代以后所获得一些回顾性调查资料及被海内外所公认的1935年人口统计资料,用人口学方法估计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000万。[36]

    卞修跃在其博士论文及相关的成果中对中国战时的损失也进行了新的考察。其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据各省战后调查统计结果,初步开列出各省区的直接人口损失数,对没有寻到战后调查统计结果的部分省市区,则根据地理相连、战情相类的原则,各选具体的参照省区为基数,以统一方法估算,分别求出这些省区抗战人口损失的估算数字。此外对劳工、东北地区、伪军及兵役壮丁等方面的战时人口损失也都进行了分别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战时人口包括死亡、受伤、失踪等在内的各项损失数最低限度为4500万人,估计中国战时的人口损失可能超过5000万人。[37]

    透过上述各种估计,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中国抗战伤亡人口总数有一个从2000多万到5000多万的区间,由此可见要得出一个中国抗战人口伤亡的结论的确是极其困难的,要推进此项工作,一方面有赖进行全面细致的史料整理和调研[38],另一方面对13军暴行和中国军民伤亡作分类的量化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对平民的施暴形式五花八门[39],其中,广受关注的有日军对中国平民的集体大屠杀、细菌战与化学战、掳掠劳工、性暴力(包括慰安妇)等。[40]差不多每一种暴行都涉及到了量化问题。

    在侵华日军对平民的暴行中,南京大屠杀遇难30万的说法最有争议。此数字主要来源于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的调查,根据后者的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4万。1946年2月17日上海《大公报》就以《南京大屠杀案首期调查工作结束,惨死同胞约三十万》为标题作了报道。但战后60年来,围绕大屠杀30万的说法,学界一直进行着非常激烈的争论,中国学者多数坚持这一说法,如孙宅巍经过考证,认为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中,经慈善机构共收埋尸体18.5万余具,市民私人自动组织掩埋同胞尸体3.6万余具,伪政权出面雇工收尸7400余具,日军动用部队掩埋和处理尸体15万具。以上述数字再扣除收埋统计中可能交叉的数字,以及约1万名在战场阵亡的军人数,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确有30万人以上。[41]

    日本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有着相当悬殊的看法,多数并不认同30万这一说法。杨大庆分析了中日双方在此问题上分歧的根本原因,认为“对争论的主体来说,有益于反击争论对手。对一部分日本人来说,30万人这个数字是典型的中国式夸张,中国人制造的神话,是一种宣传,是东京审判史观的象征。可是对于另一方压倒性多数中国人来说,30万人这个数字是战后军事法庭下达的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正义的历史判决。一部分日本人曾试图全盘否定战后联合国军方面进行的军事审判。为表示反对,中国再次确认了守护这个刻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上的数字的意义”。[42]

    有关日军细菌战所致中国军民的伤亡,其统计数据大多来源于实地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估计。最近十多年里,有不少学者以及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辩护团对浙江、湖南、江西、云南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获得了很多新资料,刘庭华根据各地调查材料,得出的结论是:日军在中国20个省区使用过细菌武器,染疫、死亡人数约120万人。[43]尹集钧也是根据各地的调查结果,认为迄今为止可以统计出的中国受细菌战之害死亡的人数超过7万人,预计会达到200万人。[44]

    对于日军实施毒气战、化学战所致中国军民的伤亡数,也有学者作了初步估计。步平认为在战争期间,日本至少生产了700万枚以上的化学武器;在中国战场实施化学战超过2000次,造成近10万人的直接伤亡;战后遗留化学武器又伤害了2000---3000人,并且这种伤害还在继续。[45]

    关于日军掠夺、役使和迫害劳工的问题,陈景彦主要考察了被掳掠到日本的劳工情况,认为被掳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应为38.9万人,而从收容所出发即在“契约数”以内的劳工则在4.1叫.2万名之间。除乘船途中和登陆后至日本企业之前死亡812人外,在日本企业中死亡5999人,再加上送还时死亡19人,总计死亡6830人。[46]居之芬考察了从1935年至1945年8月日方强征、役使中国劳工总数,认为在此期间日方强征中国劳工总数约1500余万人(包括在东北使用1000余万人,在华北使用约360万人,在华中、华南输出使用150万人,在蒙疆使用40万人,在日本使用近4万人,朝鲜使用近0.2万人等)。[47]吴天威认为,日本从1931年至1945年的14年,在东北和华北为修筑众多的军事工程和办厂开矿大量奴役中国劳工,其总数达到3700万人,在这些军事工程和厂矿中,中国劳工惨遭虐待,被迫害致死者近千万人。[48]

    慰安妇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后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学者涉足该领域较早的是苏智良,他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是日本法西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是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多的占领地,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遭遇最惨,日军每侵入一地,便掳掠大量当地女子同行,中国被日军掳掠充当慰安妇的人数总计在20万以上。[49]

    侵华日军的暴行当然远不止如上所述的几种类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侵华日军在华各种暴行作分类的量化研究,是中国抗战人口伤亡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抗战军民伤亡的具体情形。

    (二)日本侵华战争所致中国财产损失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误

    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对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的总数多采用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在战后初期所形成的几种数据:第一、350亿美元说[50];第二、584亿美元说[51];第三、559亿美元说[52];第四、620亿美元说。[53]这些不同的说法在各种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财产损失研究中往往因作者研究视角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转述或不同的发挥。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学者对中国抗战财产损失有了一些新的估算,其中关于直接财产损失的说法基本上还是立足于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的调查与统计结果,而对于中国抗战的间接损失数则与国民政府战后的调查与统计结果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如1985年军事科学院发表的数字中就认为,抗日战争中,中国的财产损失与战争消耗折合1000多亿美元(财产损失600亿美元,战争消耗400亿美元)。[54]1991年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提出八年抗战中,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55]目前影响最广的一种说法来自于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该书所列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财产损失情况是:中国财产损失600亿美元(按1937年美元计算),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56]此说在学界内外被广为引用,同时也被官方所接受。[57]

    由于上述数据同样也没有相关调研成果的公开发表,因此也常引起学术界的争议,不过由于财产损失涉及到很多计量方面的困难,很少有学者就全国性的财产损失加以系统的量化研究。[58]

    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产生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由清政府主导下的洋务运动,在此后的岁月里,中国虽然经历的内战和外战不断,但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在持续的时间、波及的范围和战争的规模上没有哪次战争可与1937年至1945年这八年的抗日战争相比。

    90年代早期,台湾的郑竹园基于对战前中国各项经济指标的分析,并参照国外学者有关中国战前GDP的发展速度,概括了中国抗战损失对中国现代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影响:“1937至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空前浩劫。不仅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惨重的牺牲与破坏,更重要的是把自1912年以后逐步开展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运动腰斩,使中国工业化进程,最少推迟了半个世纪。”[59]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中也指出: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视野看,这场空前绝后的侵华战争“把近三十年来的中国逐步推进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完全打断”,“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延误了二十年时间”。[60]

    上述两种观点是基于对战前中国现代化发展情况和战争的破坏情况而得出的结论,其实都只是一个概数,它所说明的问题是,没有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肯定会有大的进步。

四、量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纵观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量化使定性研究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对抗战史学科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也要看到,在量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值得注意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史料的选择和处理问题。量化本身并不能排除主观任意性的可能。任何计量的方法,都是运用计量工具的研究者在起着支配作用,研究者总是习惯于按照自己事先设定的某种假设去收集和选择数据,而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有大量的史料留存下来,但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很多史料是需要认真分析的。比如战绩的问题,交战的各方在当时出于宣传和鼓舞自己队伍士气的需要,总是尽可能地夸大自己的战绩,很多数据其实并不准确,如果我们把战争期间国共双方战报中所列的战绩加在一起,会得出非常惊人的日军伤亡数,与日军的实际伤亡会存在很大的距离,当然日军的战报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因此,选取史料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对新近调查所获的口述资料也同样有一个处理问题。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不少非专业人士在各地搞了大量的调查,如在浙江、江西、湖南、云南等地均有因对日诉讼而进行的关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口述访谈,这些材料一方面的确极大地拓展了史料的范围,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细致的考订,据此作出的死亡数的估计就往往难以令人信服。如据《侵华日军滇西暴行与滇西抗日战争纪实》所载,1942年5月4,日机对保山县城进行轰炸,死亡1万多人,因日军投放霍乱菌,城乡有6万多人死亡。[61]事实上,滇西系山区,人口的聚集密度并不高,细菌战死亡率如此之多是令人生疑的。

其次,量化的研究必须将计量的对象尽可能做到概念清晰。比如,我们往往是将“敌”和“伪”、“伤”和“亡”并提,实际上这些概念是有严格界定的,如果模糊地用“敌伪”和“伤亡”就缺乏了科学性。又比如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对于“南京城区与南京周边”、“平民”等一系列概念的界定。至于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的伤亡人口和财产损失有待厘清的概念就更多了,如人口伤亡是否应当包括由于战争的特殊环境所导致的民众因疾病、饥饿等因素的死亡,财产的间接损失到底如何计量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的问题。

再次,要防止出现“数字教条”。我们承认量化的方法是史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有助于说明一些问题,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处理好定性和定量的关系,没有计量的分析为基础,有时候定性的判断就缺乏依据;但是也只有通过定性的分析,量化的研究才会更有意义。

最后,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量化,也要尽可能防止一些情绪化的宣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非常沉重的集体记忆,但在科学研究中,我们要尽可能少受情绪的支配,当下中国各类抗日战争损失数似有不断增加或扩大的趋势,这不符合科学的原则,诚如孙宅巍针对南京大屠杀所谈到的看法,即不要陷入研究的三个误区,那就是永远不变的数字,更加精确的数字和更多的数字。“只要承认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这个历史事实,就可以对南京的中国死者数量这样的敏感问题进行讨论”。[62]实际上其他的量化也是一个道理,科学性不强的量化只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它也常常会被日本一些右翼学者拿来作为中国实施“反日教育”或“仇日教育”的口实。[63]

 

 



发件人:<dengjinglei@sina.com>  2010-11-28 14:55:0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请仲大军老师多多指教!(邓敬雷的个人简历和部分作品) 拜读了您的文章,佩服之致!谨将简历和拙作呈上,请多批评指正!  http://blog.sina.com.cn/dengjinglei1967620(我的博客)

私德和公德

邓敬雷

    作者简介:1980年9月-----1983年7月在湖南省城步县第一中学读中学,1983年9月--1987年7月在湖南财经院计划统计系读本科(统计专业),获经济学学士;1987年7月--1990年9月在邵阳市财政会计学校任教,兼任校团委书记;1990年9月--1993年7月在浙江大学哲学系攻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获法学硕士学位;1993年9月--1996年7月在中共中央党校攻读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获法学博士学位;1996年7月--2000年12月在中共北京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宣传部和研究室工作;2000年12月--2004年6月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工作;2004年6月--2005年9月30日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综合部和新闻中心工作;2005年10月至今在上海金融学院政法学院任教。

    私德和公德是两个不同的道德范畴,现如今评价一个中国人的标准和尺度是私德,而不是我们大道理中的公德。我们耳熟能详的对一个人的夸奖是“这个人为人不错”“人挺好的”“挺好打交道”云云,都是指的私德,年终考评,组织部门考察,背靠背打分数、谈话,真正起作用就是这把尺子。亲戚之间、同事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概莫例外。如果有人拿公德来衡量,那一定是迂腐,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事,单纯天真,幼稚可笑!在现实生活中非碰壁不可,最终残酷的教训会让他一改前衷,回归到私德这个码头上来 ,要不然,真是没法和别人交往,别人也没法和自己交往啊!

    今天的中国人在方面确有创新。把娼妓叫做“小姐”,把姘头叫做“情人”,不学无术的戏子统统叫做“老师”。“朋友”的称谓已随便可用,内涵与其本义相距十万八千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尤其被高频率地使用于生意场和演艺圈,以致我已反感到拒绝使用这个词汇的程度。为了肉麻地吹捧和抬举对方,不知羞耻地一口一个“领导”相称。社会时尚已经庸俗堕落到随心所欲地叫四五十多岁的大妈、大婶、准奶奶们为“美女”的地步。像“开心”、“激动”、“感谢”、“成功”、“优秀”、“想念”等表达人类一种美好情感的词汇也被毫无真情实感地乱用、错用,如同俗不可耐的选秀节目中的选手廉价的眼泪和苍白的叫喊,农贸市场大量出售的饲料喂养的家禽鱼鳖,泛滥成灾,成为一种污染、一种亵渎,匪夷所思地在私德方面构建出一个虚拟世界。

    私德如此重要,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私德好呢?会来事,会说话,会察言观色,懂人情世故,待人接物熟练老成,为人处事四平八稳,什么时候都要滴水不漏,说的都是别人爱听受用的话。最关键的是会做人,这一条相当重要,而又十分艰难。中国自古以来关于这方面的典籍可谓汗牛充栋,可见这方面的学问大的很!很多人把这一条看得很重,提的很高,与人的一切成败得失紧密挂钩相连。

    会做人绝对要把身边周围的人笼络好,让他们说自己好,哪怕是一个扫地打开水看门的,都不能让他们说自己的坏话,得让他们觉得自己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有架子,须知某种时候某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历史上不是有人专门来收买人心吗?现在亦如是,只是更加贴近百姓,更加寻常,更加自然,更加生活化,更加不落痕迹。老百姓的口头评语不就是我们习惯说的“口碑”吗?事关口碑好坏,谁敢疏忽?

    会做人关键是要会表演,喜怒哀乐绝对不能形于色,要能及时、迅速、巧妙地掩饰自己的情感和态度,如果自己的心思被对方和他人一眼看穿,那就彻底地失败了!必须让他人无法了解和掌握自己的好恶,哪怕是恨之入骨的人,也要见面握手、拥抱寒暄,待之以上宾之礼,如同兄弟姐妹一般。哪怕是面对厌恶之至的事情,也要装得想是和爱人结婚娶没美女做老婆那般热情、主动和兴奋!这是何等的难度啊!需要多么高的技巧啊!所以,会做人的人是生活中的天才演员,演技炉火纯青,方能游刃有余,左右逢源。

    私德好还要舍得钱财,出手大方,不能小家子气,吝啬鬼、守财奴是不可能有好人缘的,所以,要想交朋友,先把客来请!铁公鸡一毛不拔,不会有人念你的好。常言道,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所以从古到今,你来我往,吃吃喝喝,不曾变易。《水浒传》里的宋江之所以被江湖尊称为“及时雨”,不就是肯使银子吗?这是他后来统领108条梁山好汉的经济基础啊!据称,能干大事、成大事的人往往是不把金钱当数,乃至视金钱为粪土的人!用钱财铺路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金钱的作用和魅力说也说不完,大到英雄豪杰,小到一介草民,不管是闹革命还是搞民主,都得有钱,就算是芸芸众生居家过日子,也要搭人情,送红包。

    不但普通老百姓对一个人的印象好坏是如此,而且官场中对达官显贵的看法也如此。总结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想当官,先做人。会做人首先有一个前提,一定先把人的心理揣摩透,没有很强的心理学知识做基础恐怕不行啊!其次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要上心,要用心,要费心,譬如,重要人物的生日都没记住,又如何去为之庆贺祝寿?又如何进入重要领导人的视野和心中?又如何打造和编织社会关系网络?人际关系一种是先天现成的,如血亲关系;另一种是后天的,只能靠自己去营造了,离开了以重要人物为核心的关系网,就不可能在稀缺的社会资源中分得一杯羹,就不可能混得开、吃得开!我认识多年的一位“知府大人”曾亲口对我说,为官以来,他的30%的时间在办公差,70%的时间在搞关系,在平衡前后、左右、上下的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个官员短短数年,青云直上,无疑是成功的,足见其平衡术之高,但是这无论如何不能算作公德。

    今天的官场上,爬得上来的都是私德极好之人!不相信,去调查每一个倒霉背运栽倒的贪官污吏,那个私德不好?私德不好,他就不可能得到同志们的拥护,不可能得到领导的赏识,他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哥们弟兄,他就不可能从一个下三烂的泼皮无赖,经过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的磨练,摇身一变成为手握重权的朝廷命官。这种人生角色转换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不太可能的。

    腐败分子们在自己的人生奋斗历程中,都有类似的光彩一页,其发迹和毁灭均有内在的逻辑:这些人由于出身社会底层,身体素质也好,人勤快,有力气,肯吃苦,肯卖力,肯流汗,忍耐力强,没有架子,不好面子,什么脏活累活危险活都愿意干。这些人往往讲义气、重感情、有威信、让人佩服,肯帮人忙。人们司空见惯的是,花天酒地的贪官厚颜无耻地宣称对众多情妇有情有义;卷巨额公款潜逃国外的贪官未雨绸缪,早将妻儿子女送至国外定居,加入外国籍。

    这些人为朋友两肋插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关键时刻敢于承担责任。有些高官东窗事发后自杀身亡已是讲私德的最高境界。腐败分子一死了之,官方均称为“畏罪自杀”,其实有点夸大其辞,君不见那么多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的最终判决不都是死缓吗?原本罪不致死,但为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讲信用、顾全大局,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实质上达到了掩护同党和主子、“死了我一个,保全一团伙”的目的。

    私德盛行,公德绝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距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公德于今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个人和小群体、小集团、小圈子的利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伟大抱负、崇高精神,注定摆脱和改变不了贫穷落后的命运和面貌。无论官民,以私德取代公德,以私德交换公德,为了私德牺牲公德,必然弊端丛生,产生各种稀奇古怪的社会现象。事实上,三十年来恶果已凸现,更何况风行的那种私德是偏离和牺牲真正做人的高尚原则的,是违背和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是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的。君子和小人的区分,就是到底公德和私德孰先孰后,将公德和私德两者统一起来还是对立起来,二者冲突矛盾时如何取舍。

    一个社会的国家如果只讲江湖规矩、帮会条令,所谓“盗亦有道”,而根本没有宪法和法治的尊严,那么就沦落到“西西里”化的田地。这将是十分可怕的,将会给自身带来巨大的灾难和祸害,私德不是不可讲,但必须是真诚的,正直的,善良的,绝对不能是虚假的、凶险的、邪恶的。毫无任何真情实感的,以利益交换为目的的私德本质上就是违法犯罪的伦理和道义基础。丧失公德就会让社会和国家彻底无序和混乱,直接冲击法律的底线,那将是一个欲望横流的充满罪恶感的混沌世界。

 

个人奋斗与国家前途

邓敬雷

    时下中国人最讲究个人奋斗,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历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用在当下最为贴切,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演绎得淋漓尽致。传说古时有人看见江面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船只数不胜数,可在高人的法眼里,只有“利”和“名”两艘,今天的每个中国人都很忙,有的忙坏了,忙什么?在为个人奋斗,时下评判事业有成的标准和尺度亦十分直接和明确,实际而功利,首先要当官,其次要发财,最后出名,若三者全无,断断不能列入成功人士的队伍。

    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达则兼及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古训,今天恐怕只剩下“家事事事关心”,“国事天下事”关我鸟事?精明的现代人的大脑中贮存的只是股票、汽车、楼盘、美食、娱乐、保健、社交方面的信息、资料和知识,这是个人奋斗必备的智慧和技能。大家相聚谈论的是这个话题,炫耀和攀比也是这个话题,暗暗叫劲还是这个话题。只此而已,岂有它哉?

    似我等头脑不开窍的,几十年总也转不过弯来,仕途走不通,商场不入门,做学问也未见混出个职称和名声,却永远忘不了以天下为己任,每每惦记“国事天下事”,不能释怀,为之忧愤,所以处境艰难,遇见熟人问及现状,每每狼狈不堪,尤其是昔日同学,当初应该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可惜十年二十年过去,差距就拉开了!有的升了官,有的发了财,有的买了好几套房子,有的开着高档私家车,有的在国外定居生活……这些全是个人奋斗的辉煌结果啊!而我却全不沾边,显然我是个人奋斗的失败者,而偏偏我的同学又多,中学一拨,大学本科一拨,硕士一拨,博士一拨,每一拨里都有个人奋斗的佼佼者,有的早已是处长、局长了,有的当老总,年薪百万,有靓车、有司机、有秘书,可以签单,一掷千金,挥金如土,请人吃一顿晚宴比我每月工资还要多,所取得的辉煌业绩让我汗颜,真正自惭形秽,而我只空空拥有一个博士头衔,而偏偏这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学位,又不与任何权力、金钱和知名度等值等价,早知如此,我又何必当初?我真的后悔当初不该走漫长的读书深造之路!

    个人奋斗成败所致的荣辱以及与此相应的旁人对己的冷暖态度,大有春秋战国时期苏秦感慨的“前倨而后恭”的鲜明对比和悬殊落差。事业有成者不但让自己头上光环缠绕,而且让父老乡亲荣誉感、虚荣心得到最大的满足,反之,则是亲戚朋友的耻辱了。昔日我在求学历程上的节节胜利,过五关斩六将给我带来的荣耀和赞誉,因我最终一事无成,早已成了昨日黄花,风光不再,相反让我的父亲姐妹们蒙羞。每一拨同学的聚会都是让我难堪的事情,都会让我躲之唯恐不及。面对他人的奋斗成果,我的自卑心理油然而生,每每听到某某又被提拔了,又当某某长了,都是对我的打击和刺激。博士毕业已十年多了,我一直是一介普通的平民百姓,这叫我如何能抬得起头来?

    在我的同学朋友之外,中国的个人奋斗的成功人士比比皆是,多不胜数,充斥媒体的尽是他们的各式各样的诱人故事,他们成了广大青少年的崇拜偶像,也成为了天下父母教导子女的榜样,他们在中国社会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享尽人间荣华富贵,被掌声、鲜花、镜头追逐包围,真正的物质和精神双丰收!个人奋斗成功者让人钦佩、羡慕啊!

    那么,国事天下事还有人关心吗?位卑者敢不敢忘忧国? 天下兴亡匹夫还有没有责?达能否做到兼济天下?似乎这些均成了问题,今天的中国绝非太平盛世,恰好相反,是多事之秋,危机四伏,危如累卵,由于自古“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原本需要太多的人来添砖加瓦,出谋划策,群策群力,可偏偏没有人来关心和问津国事,这实在是国家的不幸!我们从小也听过“没有国哪有家”、“大河不满小河干”的教诲,但到如今似乎已与现实生活无关,谁要是把这些大道理照搬到生活中来,绝对成为笑柄、异类和怪物。所有的人都学乖了,变聪明了,不再考虑和关注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这一潮流和风气不但与中国历史上代代相传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迥异,也与先进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形成天壤之别,而人家的市场发育程度恰恰又要远远高于我们这个后来的学习模仿者。

    从幼小到中年,中国历史上那些为国事天下事一生奋斗奉献而置个人利益于不顾的人永远让我内心激动不已。远的不说,单说我的两位湖南同乡,一是宋教仁,他若为个人奋斗,那他完完全全可以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票子、房子、车子、女子,这一系列战利品不在话下,应有尽有,而他偏偏选择了为推进中国宪政而奋斗的凶险荆棘路,以至于三十出头而牺牲生命!用今天中国人的眼光和思维来看和想,宋教仁无论如何是不值得的!多么愚蠢啊!多么倔强啊!多么迂腐啊!但是设想一下,假如宋教仁像今天的中国人那样绞尽脑汁、费尽心机的去奋斗(其实他甚至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轻松地接收袁世凯的封官许爵),最后捞到了很多别人想有而没有的好处和利益,光宗耀祖,儿孙满堂,封妻荫子,那他就完完全全不是历史上光耀千秋、彪炳史册的宋教仁了!

    另一位便是我的小同乡蔡锷,如果为了个人奋斗,那么一切荣华富贵他唾手可得,根本不用冒那么大的风险和袁世凯作对,而他偏偏丝毫不为袁氏所拉拢,不去享用袁氏给自己提供的荣华富贵,相反拼尽全力去做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正义而神圣的事业,潜回云南,首举义旗,以致全国响应,纷纷独立,让袁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短命的洪宪王朝土崩瓦解。我的这位同乡维护了民国,再造了共和,实实在在是我们家乡人的无限的光荣和骄傲。

    为了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出类拔萃的民族精英们都放弃了个人利益,尤其是宋教仁,尚未娶妻婚配,大有“宪政未成,何以家为”的气概!面对宋教仁、蔡锷们,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所有的中国人不能回避他们注视的目光,他们在我们当代中国人当中不能绝迹消亡,他们的感人史实不能仅仅写在纸上。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跪着,面对他们,还在马不停蹄地为个人奋斗着的我们心里是否有一丝涟漪?特别是那些为了一己私利,置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于不顾乃至损害和破坏国家前途和人民幸福的人、阶层和集团是否能够良心发现,迷途知返,改弦易辙?

    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乃至人类的正义正当的事业和利益,不被强权和暴力所吓倒,不被诱惑和许诺所收买,不被逆境和苦难所改变,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他们是国家的栋梁,是民族的灵魂,因为他们的存在,中华民族也得以数千年一代又一代、历经磨难坎坷,顽强地繁衍生存下来。中国的希望在他们身上。国家前途和个人奋斗,孰轻孰重,值得真正优秀有才华的中华儿女细细思量!

    享乐是瓦解、分化人的追求和理想的最好手段和办法。极权统治者有一个不可言说的目的,就是可以让草民布衣们吃好、穿好、玩好,但是绝对不能对自己手中的权力有什么想法和行动,只有想方设法让治下所有的人都去个人奋斗,去为房子、车子、出国等拼尽全力,对国事天下事毫无兴趣,那么自己的统治才是安全的,才能够高枕无忧。对如此狂热的个人奋斗,掌权者心中窃喜,正中下怀。甚至,我还揣摸当国者的险恶用心,有意让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沦为房奴,为治病发愁,为子女上学头痛,如此哪里还会有闲情逸致想“民主”?这是一箭双雕的好方法,既可以敛财渔利,也可以让百姓疲于奔命,焦头烂额,无暇去争民主、要自由,把任何一种能够对视为禁脔的统治地位和政权构成威胁的力量化解于无形之中,当然也就打心眼里不会喜欢那些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关心国家前途的人,反而视之为心腹大患!希望越少越好。

    与此相对应,中国社会各阶层亦纷纷在为自己的利益激烈地角逐和争夺。贫穷的想小富,小富想中富,中富想大富,大富的想富甲天下,都在没完没了地挣钱,尽管个个口里都说“钱是永远挣不完的”。乡下人想挤入城里人行列,大学生指望成为小资,小资梦想变成中产,中产企图变成大亨,全体人民一致向钱看,均在使出浑身解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知疲倦,如痴如醉,无休无止,共同上演了一幕幕全民经商、全民炒股、全民炒房的疯狂闹剧,其中有落败者,更有发迹者。

    潮流如此汹涌,再也没有人对国家前途发生兴趣,倘使有也是落魄者在诉说自己不得志的牢骚怪话,连个听众都没有,徒增添人们的怜悯、同情甚至反感。个人奋斗和国家前途对于我已是两难选择,选择前者,我极有可能出卖人格,丧失原则,沦落道德,卖身求荣,认贼作父……这绝对是我所不齿和不屑的。我心有不甘,寒窗苦读十九年,为的就是报效国家,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选择后者,活到八十岁还有四十年,干到六十岁还有二十年,我肯定继续面对窘迫、屈辱、潦倒和挫败。思来想去,以正直、真诚和善良为人生准则的我,虽已入不惑之年,在个人奋斗和国家前途之间实实在在陷入了无比的困惑,我将如何选择?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11-30 04:10:09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复活。。。

托尔斯泰百年祭

----历史在他的预言和渴望中运行

学渊

 

    二○一○年十一月,列夫·托尔斯泰必将再“被隆重”一次。

    一百年前的十月二十八日凌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这位俄罗斯大文豪突然决定离家出走。慌慌张张备车,急急忙忙逃走,在黎明前的夜色中,白须冉冉的老人离开了自己生活了八十多年的故乡,美丽的雅斯纳亚·波良纳。

    翁去何方?托尔斯泰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有一个念头,离开家,离开坐拥几百公顷土地的家庭,离开可以保有无限创作版权的书斋,离开私有制,离开罪恶……

   毕竟是八十二高龄,毕竟是俄罗斯的冬天,出走第三天,在开往乌拉尔方向的火车上,“狮子”托尔斯泰肺部感染,体温猛然升高,不得不在一个小火车站下车。七天以后,托尔斯泰就在这个叫做“阿斯塔波沃”的火车站结束了辉煌的生命。

    这一天,是一九一○年十一月七日,这是俄国旧历的时日,公历为十一月二十日。

    一百年过去了,为了纪念这个时刻,俄罗斯多个部门联合行动,举办“纪念列·尼·托尔斯泰去世一百周年”论坛,并利用各种渠道,向全世界发布邀请。届时,列夫·托尔斯泰一定会再一次隆重地占据世界舆论。

    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百年之后,托尔斯泰死亡百年之后,似乎又回到了俄国,又回到了这个世界,继续向人们发布他在文学、在所有言论中揭示的真理。

    ·回首百年:对托翁盛名的七大贬抑

    托尔斯泰全名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列夫”在俄语里,在整个印欧语系里都有“狮子”的含义,“尼古拉”是圣人的名字,“托尔斯泰”是强壮硕大的意思,这姓名“三位一体”似乎全意味着“隆重”。事实上并不如此,这个名字至少遭受过七次较大的“贬抑”。

    先说说最近的“贬抑”。二战之后,世界文学现代主义大盛,另一位俄国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推举”为现代主义鼻祖,半个世纪的文学品味隐约有一种崇扬陀思妥耶夫斯基,贬抑托尔斯泰的倾向。当代中国,这一倾向似乎更为明显。这是一“抑”。

    一九五○年代苏联解冻时期,东正教潜回;一九九○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东正教荣归。于是,服膺东正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声望大大超过了托尔斯泰。这是二“抑”。

    一九六三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出版,这是他本人一九二九年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的修订版。巴赫金在修订本中,更尖锐地提出“复调小说”、“对话文体”的理论,经过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欧美批评界的推广,巴赫金的这个理论可以说已征服了全球,并渗透到哲学、教育、传播、艺术等领域。应该说,巴赫金的理论的确具有广泛性、普遍性,但问题在于巴赫金在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论“复调小说”的时候,又以托尔斯泰为例说了“独白小说”。巴赫金虽没有明确褒“陀”贬“托”,但褒“复调”、贬“独白”是极其明确的。这是三“抑”。

    一九○八年托尔斯泰诞辰八十周年,俄国围绕托尔斯泰掀起浩大争论,以至于社会革命家也纷纷卷入这场文学争论。一批社会革命激进派很自然地反对托尔斯泰主义——勿以暴力抗恶,当时这种批判性的贬抑,相当凶猛。另一种观点似乎不忍心这位伟大作家被彻底否定,提出著名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认为文学家的托尔斯泰是“无与伦比”的天才;宗教家、社会说教家的托尔斯泰则“最卑鄙龌龊”。这又是两“抑”。

    一九○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东正教主教公会将托尔斯泰开除教籍,因为托尔斯泰“傲慢的反对上帝和他的基督”。一九○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俄国各报刊载这项公告。于是教会所控制的领域,出现大规模贬抑托尔斯泰的活动。一些公共图书馆把他的著作下架,各报不准报道因此事而出现的民众示威活动,教堂布道先要诅咒托尔斯泰一番,甚至有人威胁:暗杀托尔斯泰。据说,公告第二天,托尔斯泰在莫斯科行走,有人喊道:“瞧,那就是装扮成人形的魔鬼!”当然,这一次贬抑同时引发了对托尔斯泰更高的崇拜。

    一百年后的今天,有人极力“恢复”托尔斯泰东正教的本质,似乎只有挖掘出托尔斯泰对东正教的忠心信仰,才可以把他从种种“贬抑”中拯救出来。这会不会是对托尔斯泰之名的一次新贬抑?

   ·文学“大哥”:临终留给他一张便条

    看一看今年俄国举办的托尔斯泰百年祭的论题,似乎也凸显这种褒贬倾向。

    百年祭“论坛”总题目是“托尔斯泰和时代运动:思想家和作家的哲学,宗教—道德遗产”。虽然提到“作家”,但是,论坛是要讨论这个“作家”的“哲学,宗教—道德遗产”。再看具体题目,前几个是“在历史——文化和当代精神体验语境中的列·尼·托尔斯泰哲学、道德——宗教观”、“列·尼·托尔斯泰与社会及哲学思想”、“托尔斯泰的非暴力哲学和在现代社会中的宽容的问题”……可以说这些

    论题与我们印象中的文学家的托尔斯泰“大相径庭”。不过事实上,这些社会、哲学、宗教、道德论题于托尔斯泰最为合适。托尔斯泰从来就不是象牙塔里的作家,他一生几次放弃文学,选择教育,选择社会批判,选择宗教说教。

    如果要评出对“托尔斯泰”这个名字的最烈“贬抑”,恐怕要数托尔斯泰对自己的猛烈批判了。一八九八年,经过二十多年的反复修改,他终于发表了震撼艺术界的长篇论文《什么是艺术》,其中对自己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全面否定,对自己作为一名贵族艺术家的所有成果全面否定。

    托尔斯泰否定自己的艺术创作,不止一次。他的这种古怪,让俄罗斯另一位大文学家屠格涅夫深怀遗恨。屠格涅夫年长托尔斯泰十岁,他早就觉得托尔斯泰热衷社会问题是天大的浪费。一八八三年六月底,屠格涅夫深知自己已处在“死亡的边缘”,于是,这位文学“大哥”尽管浑身无力,还是勉强拿起铅笔,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言辞哀婉的便条,以垂死的口吻劝说托尔斯泰:“我的朋友,回到文学事业上来吧!须知您这种才华只能用在这方面,用在别的地方那就另一回事了。”

    托尔斯泰呢?收到便条,毫无悔改之意,继续他的社会关注。比如,托尔斯泰与俄国沙皇之间的“争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屠格涅夫劝说托尔斯泰“改邪归正”之时,托尔斯泰刚刚规劝过当时的沙皇放弃专制暴力。托尔斯泰与沙皇的政治争论可以说一直到了二○○八年还在进行中。

    ·帝俄末世:不理会“小说家”的良言

    二○○八年十月一日,俄罗斯最高法院十分“庄重”地为九十年前被革命军人处决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平反。最高法院发言人奥金佐夫说:“本院主席团宣布,对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的镇压毫无理由,并恢复他们的名誉。”最高法院的结论是最后的结论吗?恐怕在二○一○年冬天托尔斯泰百年祭的时候,还会讨论。

    早在一八八一年,托尔斯泰就试图以自己的“善言”影响沙皇和革命者之间的仇恨。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俄国民意党暗杀,五位参与谋杀案的同谋者被捕,面临刑罚。就在处罚的决定还没有发出之际,列夫·托尔斯泰焦虑万分,彻夜梦魇,他已经清楚地估计到沙皇的报复性判决,但依然“妄想”以自己微薄的笔力,劝说新沙皇放弃处决革命者的意图。托尔斯泰给继位的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写信,劝沙皇宽恕这五位暗杀者:“如果你不宽恕这些罪犯,而处死他们,你不过在成百的罪犯里连根拔除了三四个,可是罪恶繁殖罪恶,代替那三四个的,将是三十个或四十个,而你则永远失去一个价值大于百年的时刻——你本来可以实行上帝的旨意,可是你没有这样做的时刻——你将永远离开你本来可以在那里选择善,而不选择恶的十字路口,永远陷入为那叫做‘国家利益’的罪恶服务之中。”当然,新沙皇听不进托尔斯泰的嗦:“假如那次攻击是向我自己而发的,我愿意赦免这几个阴谋犯,可是我没有权利赦免杀死了父亲的罪犯。”

    时隔十几年,沙皇亚历山大病死,儿子尼古拉二世继位。加冕礼极为宏大奢华,中国清政府派李鸿章率团参加庆典。就是这个沙皇,一九○○年派兵参与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入侵北京,然后又独自一国派军队大面积侵占了中国东北。就在这个时候,“幼稚”的托尔斯泰又给沙皇写了一封信,再次劝说这个新沙皇放弃专制皇权。托尔斯泰写道:“即使目前的骚乱被镇压了下去,它也不会熄灭,而将在暗中越来越猛烈地燃烧,迟早将会不可避免的以更大的力量爆发出来,造成更大的痛苦和罪恶……如果政府只忙于镇压这些骚动,而不触及产生它们的原因,双方将不可避免地遭到苦难和犯罪。”尼古拉二世在一九○一年的时候不过三十三岁,正是气盛之时,当然没有听从托尔斯泰的劝告。一九○四年这个沙皇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年底,俄国惨败。托尔斯泰对这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胡作妄为怒不可遏,他在“给一个中国人的信”(这个中国人是辜鸿铭)中说,“一些强盗的得逞引起了别的强盗的垂涎,赃物成了纷争的对象,并将毁灭强盗自身。狗是这样,堕落到动物水准的人也是这样”。

    思索俄国的惨败,托尔斯泰已经估计到一场新的革命将要到来:“俄国政府的垮台,这不只是陆海军的覆灭和俄国政府的垮台,而是俄国国家开始崩溃的征兆。而俄国国家的崩溃,我以为,就是整个伪基督教文明开始崩溃的征兆。这是旧世界的结束,新世界的开始。”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再度实施暴力镇压,在自己的都城彼得堡酿成“流血星期日”事件。这期间,托尔斯泰写下《到底怎么办》、《论俄国革命的意义》等政论,态度激烈,但是观点依然是托尔斯泰主义的“非暴力”。沙皇呢,依然没有听从这位“小说家”的良言。

    十几年之后的结果是沙皇全家七口,惨遭灭门,而且连带了四位无辜随从。

    ·又一百年:预言都在他的作品里

    英国传记作家艾尔默·默德在叙写托尔斯泰致沙皇呼吁信时说,看看后来的俄国革命,再读托尔斯泰的警告,就会看到他是真正有预见的人。

    一百年过去了,说来也漫长,说来也短暂。这一百年,我们的地球经历了多少“战争与和平”!俄国经历了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一九一八年的沙皇罗曼诺夫王朝覆灭;经历了一九二○年代的国内战争,一九三○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一九四○年代的卫国战争,一九五○年代的思想“解冻”;经历了一九八○年代的新思维,一九九○年代苏维埃联盟的解体;经历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悲剧,并且继续经历着车臣的动荡。而整个世界也经历了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东欧的两次巨变,经历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的独立运动。这一切,似乎都被托尔斯泰审视过,预言过。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将要证实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预言家的预言。托尔斯泰早就预言过现代科学技术的悲剧,他也早在最初的《袭击》、《伐林》、《高加索俘虏》小说中和最后的《哈吉·穆拉特》小说中写过高加索山民的故事。

    是的,托尔斯泰的遗产并不仅仅限于文学。如果联系印度甘地的成功,如果考虑到南非曼德拉的胜利,那么一生主张“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与沙皇之间的争论,恐怕就不能以二○○八年俄罗斯最高法院的判决做最后的判定。

    一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就是用身体行为写下的最后的预言。当时的人们大多以为是“家庭纠纷”,以为是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娅的吵闹迫使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确,托尔斯泰突然决定出走,直接原因就是前一天晚上妻子索菲娅的监视。托尔斯泰出走路上曾写日记:“睡到两点多钟。醒来之后,同前几夜一样,又听见开门声和脚步声……不管白天黑夜,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必须让她知道,受她监视……憎恶和愤怒越来越强烈,使我喘不过气来。我数了数脉搏,九十七下。不能再睡,我突然做出了出走的最后决定……”

    妻子索菲娅之所以如此“监视”托尔斯泰,是因为害怕托尔斯泰把所有财产“裸捐”出去。夫妻之间的争吵,有更为久远的原因。展开托尔斯泰最后一年的日记,或者他后半生的日记,就会看到,托尔斯泰早已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自己所批判的罪恶中。一九一○年一月二日,托尔斯泰生命最后一年的第一则日记,就写了这种深陷罪恶而不能自拔的“羞愧”。一八八一年,托尔斯泰决定放弃财产,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一九一○年十月底,几十年的内心斗争,终于促使他走出了私有制的罪恶。可能托尔斯泰已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所剩无几,如果再不出走,就会成为最大的谎言家。只有出走,只有死在无罪的路上,才可以“复活”。

    一百年了,托翁早已不知“去向何处”,历史却依然在“战争与和平”的预言中、在“复活”的渴望中继续运行.

 

 

 


发件人:"zhanghua_zi" <zhanghua_zi@126.com> 2010-12-08 14:47:41 +0800收件人: "汪洋" <wangy5910@sina.com>, "王黎明" <king_cz@msn.com>, "王强" <q_wang2008@126.com>, "吴鸿春(新)" <shhaicn88@yahoo.com.cn>, "吴迅" <wuxun1102@hotmail.com>, "夏虹" <johnxrh@yahoo.com>, "夏锦乾" <xjq339@yahoo.com.cn>, "徐力励" <xll0224@smmail.cn>, "徐荣" <cnxurong@21cn.com>, "薛永源(不好用)" <xyy485178@hotmail.com>, "严卫民" <ywm19570828@hotmail.com>, "叶嘉松" <jiasong_ye@hotmail.com>, "叶培红" <yezihong88@yahoo.com.cn>, "曾果伟" <hui13_2000@hotmail.com>, "曾小逸" <xiaose@hotmail.com>, "章秀华" <xiuhua8@msn.com>, "张振华" <zhzhang2003@fudan.edu.cn>, "赵祖武" <okoknonono@yahoo.com.cn>, "仲大军" <zdjun@263.net>, "周澍民" <smzhoub@163.com>, "祝鸣华" <zmh@wxjt.com.cn>, "邹平" <shzp238@126.com>, "邬国平" <ugping@hotmail.com> 抄送:标题: 张化转发秦继东悼念老马文章及照片

怀念老同学马根富

秦继东

    马根富是我们宿舍的,说起来是同学,其实我更感觉是老大哥,他比我大12岁。半年前老马陪赵祖武兄来宁,还曾小坐,老马平和的给我谈他的情况:哪里哪里当年买了小房子、自己设计做什么小工艺品、儿子怎么了等等。他送我一件他的工艺品——木雕鲁迅头像,往桌上一摆,说“给祖师爷磕头!”当时心中倒有些诧异:老马还认鲁迅是祖师爷啊。这该是我们复旦 大学中文系7811的精神吧?

    不管我们做了什么,不管我们现在是什么,7811(复旦大学中文系1978级的信箱号)是我们的共同的精神家园,是我们灵魂的出发地。

    这个时候,让我想起陶良华兄,这份悲痛我一直压在心底,不敢触碰。陶良华和我年龄相仿,心性相通。他生病了我觉得那病在我身上,他去了我觉得那死的是我。所以同学们说起陶良华时我总是一声不吭,我不敢去看他,我没能去送他,我拒绝承认他病了、死了。

    老马当年去芜胡送陶良华了,好象是做夜车颠簸着去的,他说你们都工作,忙,我代表吧。以老马的乐观,或许他想不到自己这么快就走了。以老马的达观,或许他早就参透了生死荣辱。

    刚进学校时,老马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他明目张胆的搞对象,这对一个农村来的十来岁孩子来讲是很惊异的事,我想这家伙怎么不好好学习,那么俗气?后来懂了,那是8年北大荒给害的,怕留不下上海啊,这该是老马式的精明,狡猾又善良。他的逻辑是这样的:你看我都结婚了你还不让我留上海吗?他想象别人都是善良的、社会都是善良的,他给自己的人生上了道保险——有了冠冕堂皇的哀求别人的理由,这与其说他是世故倒不如说他是单纯。

    老马博学多才,写散文、写小说,常拿他的作品给我们这些小家伙看,令我们很羡慕。他看着我们看,并在傍边不厌其烦的讲,怎么好、好在哪,搞不清是卖弄还是在教人。快毕业的时候班上兴起一股篆刻风,这是老马为主掀起的,叶嘉松、祝明华、胡堃、我,都一时痴迷起来,没事就弄个石头刻。老马很热心地一一评说、指点。不知老马还从哪里弄来几个日本女学生,往往半晌午了,他还躺在自己那乱七八糟的床上不起,一位漂亮的日本女学生会捧着牛奶、蛋糕过来向这位“马老师”请教,笑得老马满脸褶子。“喜欢?就去追呗!”老马很得意地说,我们摆出“宁死不当亡国奴”的样子回他:“才不呢,日本人!”

    那时学校里忽然兴起了跳舞,我和胡堃、孙晓刚常在宿舍里跟着音乐扭屁股,刘运兴老夫子也偶尔会捧着他的《诗经》,一边用山东话朗读,一边晃动他那时候还瘪瘪的屁股。老张常常不在宿舍,王又如会挺着他的肥肚子去教室,老马在宿舍,不扭,看着我们扭乐。陈燕谷呢,正襟危坐,视若无睹的皱着眉头看他的费尔巴哈。一次冲凉,见胡堃居然赤身裸体的扭起来,顿显风云激荡世界大乱的景象,把我当场笑翻!

    系里组织舞会了,我们紧张又兴奋,看到对面的学妹心痒痒的又不敢去邀,老马火了,“臭小子不是天天扭吗?”屁股上一脚把我蹬到一位学妹跟前,我只好头晕眼花的伸手去请。这位拖着两只长辫子娇小的学妹后来一直惋惜我不是上海人,她亲手给我做了件短袖衬衫,我离开上海后还穿了好长时间。

    谢谢老马踢的那一脚!那以后我知道,拥抱和亲吻女人是正当的。一个青涩的农村少年就这样成长为帅气的复旦大学生。

    毕业后和老马有过短暂的业务往来,我在报社负责文化报道,老马在他的唱片社策划了一个轰动全国的盒带----《红太阳》,就是老歌新唱的那种,他成了相当火爆的音乐策划人和评论人。“很多大牌、名人都请我吃饭”。“黑马”老师一评,那演员就会红不少!不过不久就听说他和那唱片公司闹不愉快了,人家还查他文化大革命的什么事。以老马的才情和散淡的作风,和高度市场化的公司上司闹别扭,那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南京离上海不远,但我和老马见得并不多,因为上海去的确实也不多。后来再见到老马的时候一点也不陌生,他还是那个幽默快乐的腔调、还是那个自得其乐的神情、还是那样不伦不类的衣着,唯一感到诧异的是,我发现他居然是那么矮的个子。也许是因为我自己长大了。

    其实应该说是老了。在家里我是老小,在我们班陈钢最小,胡堃第二,我第三。这使我总觉得自己“小”。想想已过“知天命”之年了,头发也白了大半。云夫的死当年几乎像传奇一样,我打电话到海南岛,人家说“死了。”我当即怒斥“你才死了呢!”陶良华走时我根本不能接受,叶公觉走得让我莫名其妙,如今老马又走了,我知道,我们中的人确实要陆续离开了。

    上学时我们青春年少英姿勃发,毕业快30年了,走了4位同学,现在,我们没有老态龙钟,但确实年龄不小了。我们中不断有人起身离去,提醒我们,要多聚聚。我们该学会互相搀扶了。

 

 

 

当代校园雷语

幽默

 

1.我们小学毕业非典了,我们初中毕业禽流感了,我们高中毕业甲 流了,我们大学毕业....2012了。

2.等中国强大了,全叫老外考中文四六级!文言文太简单,全用毛笔答题,这是便宜他们,惹急了爷,一人一把刀,一个龟壳,刻甲骨文。论文题目就叫论三个代表,听力全用周杰伦的歌,“双节棍”只听一遍,阅读理解就用周易,口试要求唱京剧,实验就考包饺子。

3. 2012如果地没有裂,楼没有倒,厕所没有爆,路人甲没有跑,我会在2013年1月4日(爱你一生一世),这个千古难寻的大日子里,和我爱的人走进婚姻的殿堂!

4.刚上大学,我们怀着憧憬看了《奋斗》,当我们踟躇的时候,我们看了《我的青春谁做主》,就当我们即将豁然开朗的时候,一部《蜗居》把我们全拍死了。绝望中,我们看了《2012》,顿时淡定了。买什么房子啊,早晚要塌的!

5.毛主席语录第38章第5节第27行,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

6.话说唐中宗李显是历史上最牛X的皇帝。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是皇帝,父亲是皇帝,弟弟是皇帝,儿子是皇帝,侄子是皇帝,更要命的是他妈也是皇帝,于是历史给了他一个很光耀的名字:六位帝皇丸。

7.祖国尚未统一,没有心情复习。

8.鸳鸳相抱何时了,鸯在一旁看热闹。

9.其实BTchina和VeryCD两个站点的名字就预示了事件的走向:“变态中国,非常操蛋。”

10.没有房地产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房地产就没有新中国。房地产,它辛劳占耕地;房地产,它一心谋暴利。房地产 它忽悠就能活;房地产 它一心救中国,它指给了富豪圈钱的门路,它引导政府走向豪奢。它坚持了疯涨八年多,它改善了官员的生活;它构建了升官GDP,它收取了税费好处多。


11.在天朝,起初他们追杀魔兽世界玩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魔兽世界的玩家;后来他们封禁YouTube和Twitter,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用这两者;此后,他们关闭BTChina,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电驴主义者;最后,他们奔VeryCD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12.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下的日剧/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红火的越狱/网友们都已想不起/下载了多少个G/我也是偶然翻硬盘/才想起CHINABT/谁封了你的服务器/谁锁了你的IP/谁把你的资源清洗/谁给你做的寿衣...

13.据说某公司招聘,先把收到的一大堆简历随机扔掉一半,因为他们的招聘理念是“我们不要运气不好的人”。

14.我终于知道苏格拉底为什么死了,因为雅典人被他永无止境的“为什么”唠叨烦了,最终集体投票把他和谐了。

15.听说光棍节去偷食堂的筷子就能摆脱单身……

16.就算生活只是个杯具,我也要做个官窑上品青花瓷杯具。

17.清华女人就是专业,今儿在C楼听见一个女的打电话:“刚开始你把我当氧气,后来当空气,再后来当二氧化碳,现在已经把我当一氧化碳了,你什么意思!”

18.同济大学老师:“08级的男同学你们不要着急,你们未来的老婆现在还在中学蹦达着呢……成功人士平均比配偶大12岁,这样算来你们很多人未来的老婆还在小学一年级蹦达着。所以说现在养的那是别人的老婆~~~”

19.前段时间浙大跳楼的讲师,当年是清华水利年级第一。西北大学全奖。四年Ph.D毕业,2年博后。六篇google学术收录文章,三篇SCI。到浙大以后,一个月2000块...

20.快期末了,大家一起跟我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李宇春还是曾轶可,都是我滴哥我滴哥……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日头从坡上走过,不管是拜春哥,还是拜曾哥,保佑我及格,不挂科!”

21.刷牙是一件悲喜交加的事情,因为一手拿着杯具,一手拿着洗具。

22.一日早朝,王安石出列:“臣有奏,OOXX(以下省略1万字)。”刚说完身后跪下一片叫到:“臣沙发”“臣板凳”“臣地板”“臣顶”“臣也顶”……最后几人面带笑容不语,神宗见状怒击椅:“不许纯表情回帖。”

23.后轮爱上前轮,却知道永远不能和她在一起,于是他吻遍了她滚过的每一寸土地。

24.目前中国男女人口比例为116.9:100,,所以呢,男同胞们要好好奋斗了,不然你就是那[16.9]!!。女孩们就更应该努力的,否则,连那[16.9]都轮不上妳!!

25.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 新欢变成旧爱 冲动变成习惯。

26.企鹅GG和企鹅MM去约会,企鹅MM还没有到约会的地点,企鹅GG就一直在左看看,右看看...左看看,右看看...左看看,右看看......
企鹅MM来了后看见企鹅GG这个样子,怒了! 一巴掌呼了过去骂道:“你以为你TMD在登陆QQ啊!”

27.复习=不挂科,不复习=挂科,所以,复习+不复习=不挂科+挂科,提公因式、(1+不)复习=(不+1)挂科,约分,所以,复习=挂科 。我靠,真理诞生了。


28.时间是最好的老师,但遗憾的是——最后他把所有的学生都弄死了。

29.学士上面是硕士,硕士上面是博士,博士上面是博士后,博士后上面呢?如果你够勇敢再读两年是勇士,再读五年是壮士,再读七年是烈士,烈士以后呢?国家会推出圣斗士,读满两年是青铜的,5年是白银的,7年是黄金的。

30.厦大站坐公交车,上来一个和尚(厦大边上就是南普陀寺),上来一直在讲电话,到了将军祠站(大概有20分钟了),那和尚突然大声吼了一句“你到底还爱不爱我?”
整部车突然安静了下来……

31.新世纪女性: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写得了代码,查得出异常,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好车,买得起新房,斗得过二奶,打得过流氓...

32.朋友分很多种,有些人真的是一辈子的朋友,有的不过是一杯子的朋友,当然,还有一被子的朋友。

33.只要半个平米的价格,日韩新马泰都玩了一圈;一两个平米的价格,欧美列国也回来了;下一步只好策划去埃及南非这些更为神奇的所在......几年下来,全世界你都玩遍,可能还没花完一个厨房的价钱。但是那时候,说不定你的世界观都已经变了。

34. 1911,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1949,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79,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1989,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2009,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2012,只有中国才能救世界。

35.生活就像超级女生,走到最后的都是纯爷们。

36.同样是泡妞,领导叫失足,富人叫包养, 百姓叫嫖娼;
同样是出国, 领导叫考察,富人叫旅游,百姓叫偷渡;
同样是干活,领导叫带头,富人叫创业,百姓叫打工;
同样是说话,领导叫精神,富人叫名言,百姓叫废话;
同样是要求,领导叫意见,富人叫提案,百姓叫牢骚;
同样是炒股,领导叫主力,富人叫游资,百姓叫散户;

37.某人一个月前的签名:“脂肪我跟你拼了!”一个月后的签名:“脂肪你赢 了……

38.“不要再意YIN了”这句话终于有了正式的英文翻译!那就是:Stop telling your Korean jokes!

39.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再推抗旱新作:西南万里赤日炎,禾稻枯焦古井燃.星空顿洒总理泪,疑是茅台落九天。

40.想当年,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为我们打下了均价每平超过两万五的江山………

41.其实,成功很简单。只要几年前就给自己买了房,还给父母买了墓。

42.朋友,你沮丧吗,你压抑吗,你缺乏自信吗?请立即购买一份《环球时报》,把“中国”替换为“我”,包管你五分钟内自信心爆棚,徒手敢撬原子弹,马步能阻七十码。

43.如今,几乎只剩下当老板一种职业不需要大学文凭了。

44.上海张江地铁站某臭豆腐摊的广告语:Smell Smelly, Taste Tasty!人才啊。

45.中华民族是个有智慧的民族,比如为了解决交通拥挤的问题,就发明了错峰上下班的方法.再比如为了解决房价高的问题,就发明了错峰买房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有的人这辈子买,有的人下辈子买。

46.中国式经济学:GDP =搞地皮

47.一般新浪微博都是140个字吧,163的微博可以输入163个字,我也在寻思360安全卫士要是出个微博是不是得输入360个字?网友纷纷表示51.com和 56.com会压力很大。其实我一直在等2688网店和3721网络实名出微博。网友告诉我,其实,移动10086也在酝酿微博……

48.灾难中易出现的“道德”闹剧:1、逼人捐款;2、逼人表爱心;3、逼人做出悲伤的表情;4、认为自己比他人更有爱。

49.“朋友最近赚钱很 High,日进万余。我请教他怎么来的这么快。他说弄了一个个体公交车营运,挂在公交公司名下。每天车照跑,但车上的公交卡刷卡器拆下来了,把发声的喇叭掐掉,让老婆背在书包里,到地铁里面挤去。只要靠近哪个人的背包,两块钱就到手了。不敢多扣,否则容易露馅……”

50.小明送给女友一件礼物,女友接过来,看了一眼说:破滴。小明大惊:新的啊怎么会是破的。女友说:你看啊,上面拼音写着:podi。小明:-_-你拿倒了。

51.今天去相亲,问那个女孩:你多大?她相当自豪地回答:34D!

52.《十月围城》的精神可以概括为五个字:让领导先走.

53.昨天问一炒股朋友:最近股市暴跌了,睡眠怎样?他说:像婴儿般睡眠。我说:不愧是高手!这都能睡得着!他沉默半响道:半夜经常醒来哭一会再睡.

54.从医学角度看,所谓幼稚,就是既憋不住尿,又憋不住话;所谓不够成熟,就是只能憋得住尿,却憋不住话;所谓成熟,就是既憋得住尿,又憋得住话;所谓衰老,就是只能憋得住话,却憋不住尿。

55.余秋雨上了腾讯微博,我也终于可以使用一下“举报”功能了,刚刚点了举报,理由选择了“其他”,在举报说明里填“太装逼了”。

56.脑残”的定义:Your brain has two parts: the left & the right. Your left brain has nothing right, and your right brain has nothing left.

57.如来佛祖说:沙僧,你不能成佛,你在西游记里的台词太少,只有5句:1、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2、二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3、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4、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5、师父放心吧,大师兄会来救我们的。

58.刚拿到驾照的人都喜欢在自己的新车上贴上“新手上路”的标签,让别人对自己的驾驶实力一目了然。昨个猛看到一家伙的车超牛,上面贴着:“驾照是买来的,您看着办…… ”

    59.一位农夫请了工程师、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来,想用最少的篱笆围出最大的面积。工程师用篱笆围出一个圆,宣称这是最优设计。 物理学家将篱笆拉开成一条长长的直线,认为围起半个地球总够大了。数学家好好嘲笑了他们一番。他用很少的篱笆把自己围起来,然后说:“我现在是在外面。”

60.同事看了《杜拉拉升职记》,问她升职秘诀是什么,答曰:睡领导!

61.李局长去菜市场买黄瓜,小贩零钱不够,对李局长说:“李局,差你五毛钱,要不今晚我上网帮你们发个帖子?”

62.一个女人很伤感地说: “几年了,我家的马桶圈都从没掀起来过……”

63.男女同事驾车出游,停车亲热,违章被JC查。问男:你的车? 答:单位的。 又问:她是你老婆? 答:也是单位的。JC叹:“狗日的啥单位,福利真好!”

64.女人当官的两种最佳捷径:一、睡她的男人厉害;二、睡她妈的男人厉害.

65.儿子战战兢兢地回到家:“爸,今天考试只得了60分”。爸爸很生气:“下次再考低了,就别叫我爸!”第二天儿子回来了:“对不起,哥!”

66.看“蜗居”,嫁经济适用男,娶简单方便女。

67. “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
——我发的不是帖子,是寂寞。
——我呼吸的不是空气,是寂寞。
——我用的不是手机,是寂寞。
——国足这些哥踢的不是足球,是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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