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国家实际上已经破产,但仍然用各种手段来掩饰。仲大军先生在接受一家外国媒体采访时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没有过去,只是刚刚发作而已。从2008年到现在,这场病仅仅是开端,病症远没有消除。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得病让中国买药,中国一直在当冤大头。人家美国人有得是理由,谁叫你们买我们的国债的? 谁叫你们搞“创汇战略”了?谁叫你们让我们透支消费来?搞得我们都破了产,你们也好不了。在这种情势下,中国能不过紧日子吗?蜜月时期已经过去,泡沫早晚要消失掉,但这个过程还远未结束。本期文集我们尽量多地发出一些社会来稿,主要是通过这些文章可以看出当前社会的思想倾向。 也发出一些令人恶心的文章,如《贪婪不是坏事,中国诞生华尔街要100年》。大千世界,人们看法太不一样了。】

面对破产的世界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2010年11月23日

目录

贝南克:印钞不是我的错,是中国惹的祸

吴庆:货币战?没那么简单!

尼尔·弗格森:风雨飘摇的帝国:美国债务分析

汤闯新:美国会破产吗?

威尔伯·罗斯:美国债可能下跌20%

高木:美国用隐蔽手法把通胀危机转嫁给中国

陈志武:贪婪不是坏事,中国诞生华尔街要100年

刘爽:质疑刘植荣

易中天:择居的自由

乔续:现代教育对学生的摧残,98年之后学生身高下降

李昌平:物价上涨的根源是粮食价格上涨吗?

聂辉华: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

贺雪峰:中国城市化之忧

郑永年:中国强制城市化可能是最后一次对农民的剥夺

张新光:中国第一部《村史》创作老人的哭诉与呐喊

赵尚峰:奥地利和谐社会的建立

胡星斗:从特权型市场经济走向共享型市场经济

郑永年:中国要在民主化前把国家制度建设好

萧功秦:中国模式面临五大困境

习近平: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

一清:重庆,走向中国政改舞台中心

冼岩:我赞成今日中国暂不谈民主

时寒冰:血色的奢华

孙明玮:我的祖国

陈道明:时代审美受颠覆 战士化妆像妓女

孙一先:关于新左派思潮对大学生影响状况的调查报告

王占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前沿问题问答

横舟:公权私有制社会探讨

柳祥平:当把中华文化书籍一把火烧掉!

权延赤:周恩来在1964年准确预言苏联解体过程

齐志平:崇祯皇帝的历史悲剧

邓聿文:限制官员权力已成中国急务

李文采:左派要尽快走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误区

张宏良:巨变前夜——当前国内外形势分析

刘立群:反思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前后对比断想

张超:按波茨坦公告规定 日本仅有本土四岛

李建:北方四岛与钓鱼岛的一样与不一样

佚名:林则徐之罪

黄波:天有荒年:山西大旱考验下的晚清帝国

曾鸣:清王朝垮台前已丢尽了脸

朱永嘉:辛亥革命前前后后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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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0-11-19 19:12:4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今夜上海无眠

李叶明

2010-11-19

  世博会后的一场大火,罕见地狂烧了四个多小时,最终夺走53条人命,令上海全城陷入悲痛、质疑和反思之中。

  11月15日火灾发生当天,笔者恰巧抵沪探亲。傍晚看电视新闻播报,静安区某大厦失火,消防官兵正在灌救。当时在电视画面里看到,三个被脚手架包裹严密、貌似尚未完工的大厦,其中一幢正在燃烧。我心想,“工地”失火应该不会造成太大伤亡,因此没有太在意,仍然兴奋着出门去赴朋友的饭局。

  出门后感觉,世博会后的上海果然不一样。城市的夜景更美了,道路更宽敞了,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给居民出行带来了极大便利。朋友无不对上海交口称赞,包括专程从美国回来考察投资环境的朋友,也对这几年上海的发展赞不绝口。我们当晚乘兴而来,兴至而归,感受到的是一座生机勃勃、越夜越美丽的城市。

  然而聚会后的兴奋,很快被一场惨剧冲得无影无踪。回到家后看新闻, 大厦建于1997年,底层是商铺,其余27层住有156家住户,居民总数440余人。

清华园第一座楼清华学堂被烧毁

北京晚报

2010年11月13日

  清华学堂凌晨失火。她是清华园的第一座楼 校方称火灾不对主体结构构成影响。今天凌晨2时,微博上的一条消息牵动了所有人的心:为了迎接明年的百年校庆,修缮中的清华大学百年建筑、学校标志性建筑之一——清华学堂,于凌晨1时01分发生火灾。经308名消防官兵两个多小时的全力扑救,凌晨3时45分,大火终于被扑灭。木结构基本被烧毁。

  清华学子永远怀念那座被当做拍照背景、楼梯咿呀作响、课桌被刻得斑驳不堪的清华学堂。

  今天上午,记者在清华园内看到,起火的清华学堂已经连夜搭起了一层新的围挡,学堂东面的尖顶已经被烧光,透过东侧围挡能看见里面被烧得空空如也。据现场保安说,学堂大约三分之一已经被烧没了。

    清华学堂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是木制结构,这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都曾是清华学生们每年开学的报到登记的地方,为迎接百年校庆从年初开始维修,里面早已腾空。

  据现场保安介绍,昨天夜里1时火就烧起来了,最先起火的是学堂的东北侧,由于学堂里面是木制结构,昨夜风又大,大火很快烧到了东侧。借助着风势,火迅速往西面蔓延。看到火光,几乎校内所有的保安都赶到了现场,不少保安举着灭火器冲进去灭火,但火越来越大,保安只能撤离。

  生物学系09级研究生小郭告诉记者,他凌晨1时从实验室出来,远远就看见学堂上方的夜空被大火映红。现场火很大,到处都能看见消防车,建筑被烧得咯吱作响,保安不住地在里面呼喊,“里面的人快出来!火太大了!”到凌晨3时左右,火势才渐渐被控制,但还能闻见浓重的烧焦味儿。

    小郭说,当时楼下围了不少学生,他在人群中看见一位八十多岁的退休老教授,老人推着一辆自行车,睡衣外面就套了件毛衣,毛衣还穿反了,老人呆呆地站在原地就这么一直看着学堂,一直看到火势渐渐小去。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1-22 09:33:06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华尔街日报: 贝南克:印钞,是中国逼的

印钞不是我的错,是中国惹的祸

美联储主席 贝南克

华尔街日报 2010年11月19日

     在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宽松货币政策引发国内外批评之际,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反戈一击,在准备于周五在法兰克福发表的书面演讲中说,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阻止本币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升值,正在给它们自身和整个世界造成问题。

     贝南克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通过人为压低本币汇率,正在放任其经济走向过热,使贸易失衡得不到调整,并造成了他所谓的冷热不均的“双速复苏”,而这样的复苏是不可持续的。他警告说,它们的“汇率低估策略”对于自身和整个世界经济来说都构成了“重大不利”。

    贝南克因为美联储决定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以压低长期利率而受到抨击。美国的批评者说,这样做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其他国家的批评者说,美联储为购买国债而客观上印制的大量美元,正造成投资者将资金大量投往海外经济体,可能引起资产泡沫。

    一些人指责美联储是在通过削弱美元来刺激美国出口。美联储官员否认刺激出口是他们的目标,但贝南克的讲稿客观上承认,因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比发达国家快得多,所以,美元应该对它们的货币贬值。

    贝南克的话虽然在语气上显得很学术,但它却以鲜见的直白,将新兴市场的通胀压力和汇率问题引发的矛盾归咎于中国等压低本币汇率的国家。

    他问,为什么很多新兴市场的官员不让本币朝着与市场基本面更加相符的水平升值呢?他说,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将会刺激出口、提高增长。很多国家的央行都通过干预外汇市场来管理汇率。在美元通过出口大量涌入它们的经济体之际,它们的央行会保留这些美元,并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等资产,而不是兑换回本币。如果兑换成本币的话,就会造成本币升值。

    贝南克指出,中国在阻止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规模达2.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贝南克也对国内批评者予以还击,他说,如果美联储不采取行动,失业率可能会继续上升,而通胀率过低,并且还有可能进一步下降。

    批评者说美联储的行动可能造成通胀率飙升,但贝南克说,他决心要把通胀率保持在2%左右。根据美联储偏好的剔除食品与能源价格的通胀指标,目前美国的通胀率是1%左右。

    贝南克说,以目前的经济轨迹,美国面临着几百万劳动者数年内失业或就业不足的风险;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应该会发现这种结果是不可接受的。

 



发件人:"Qing WU" <wuqingdrc@gmail.com>  2010-11-14 22:35:5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 标题: Re:

货币战?没那么简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庆

2010年11月

    9月29日,美国会众议院以348比79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允许美国政府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由于在之前的听证会上,财长盖特纳指认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因此有理由认为中国是该法案主要针对的国家。10月5日,欧元集团主席容克、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和欧盟委员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雷恩又联合向访问欧洲的温家宝总理表达了对人民币升值的希望。于是舆论预期:在即将召开的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上,人民币汇率将成为众矢之的。一场针对人民币的“货币战争”即将打响。

    人民币汇率问题讨论了十多年。仅就汇率问题本身,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重大课题。借用马丁·沃尔夫的话说,“如果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投资于外汇储备都不算汇率操纵,那什么才算?”他还说:“这是一种保护主义政策。通过压低人民币实际汇率,中国为其出口商品及进口替代品的生产提供了补贴。”

    言之成理。但是,然后呢?就算中国通过人民币低估扣动了货币战的扳机,欧美国家是不是应该联手反击?

    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分析,被人民币汇率低估伤害最重的,正是中国自己;从人民币低估当中受益最大的,反而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美国从人民币低估当中获益最大,却时不时地批评中国的汇率政策。用一句中国话说,这叫“得了便宜卖乖”(占了别人便宜还愣装作吃亏了的样子)。

    美国之所以“卖乖”,是为了继续占中国的便宜。这正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一个研究结果。如果“卖乖”是为了国家利益最大化,那么美国一定会把握好“卖乖”的尺度。如果假戏真做,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总之,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美欧没有对中国展开货币战的动机。

    也许读者会问:在汇率问题上,中国的决策者为什么会持续地慷国家之慨、把本国的利益赠与友邦?这是一切问题的起因。我认为这不是中国决策者故意。可能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其二是决策者回避短期风险。

    首先,在中国国内,人民币低估造成的损失尽管总量很大,但是分摊到几乎全体国民的身上,每个人承担的损失都比较小。这个小的损失不足以促使受损的个体发出宏大的声音,但巨大的受损群体规模让其中的每一个人都看似有更大的概率搭上别人的便车。结果所有受损个体都选择沉默、期望但都搭不上便车。

    中国国内还有一个小的利益集团从人民币低估当中获得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总量不大,远不足以抵补全体国民的损失,但是由于这个群体当中的个体少,因此分摊到每个个体身上的利益却很显著。群体小,搭上便车的概率也小。因此在有关汇率的争论当中,这个群体中的个体发出巨大声音。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测:如果让全体国民对汇率问题投票而且投票率足够高,那么支持人民币升值的人数一定占上风;换一种方式,如果公开听取支持与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声音,而且发出支持或者反对声音的成本又足够高,那么反对人民币升值的音量一定占上风。到出口企业调研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是只把话筒递给受损的人群。

    其次,随着经济决策的难度日益增加,原来高度集中的决策体系日益力不从 心。于是处于顶端的决策层的权力和责任正在被执行层分担,因此决策出现条块 化特点。同时,由于权力分散,决策层控制全局的能力降低。为了维持稳定局面,决策层不得不更加回避短期风险。把能够拖延的任务留给下一任去解决。

    和许多其它领域的改革一样,汇率和汇率制度改革的利益会在未来逐渐显现,短期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转变过程存在不确定性。在“最困难的年头”,决策者不情愿进一步增大风险。简而言之,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是不解决,只是在拖延。

    吴庆 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负责人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225号H202室(邮编:100010)
    电话:(010-)8771.8982 // 1350.113.4249
    电子邮箱:wuqing@drc.gov.cn
    wuqingdrc@gmail.com

 

经济信息


发件人:"JohnWells" <holyyeast@hotmail.com>  2010-11-15 18:43:55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FW: 通过一则新闻透露出的数据来分析印度粮食危机的严重程度, 债务形势近日骤然紧张 爱尔兰将成下一个希腊?

债务形势近日紧张 爱尔兰将成下一个希腊?

2010年11月16日

     欧盟迫切希望爱尔兰接受援助,以避免希腊式情节重演,即一国财政危机拖累整个欧元区。
  不过,爱尔兰财政部一名发言人13日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政府到2011年都资金充足。虽然爱尔兰政府自称“不差钱”,但随着拆借成本上升,国内银行越来越依赖于欧洲中央银行。

     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截至10月29日,爱尔兰银行机构共计从欧洲中央银行借出1300亿欧元(约合1777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0%。

  有500亿欧元缺口

  在爱尔兰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设想的“高压”状态下,救援金融体系需花费500亿欧元(684亿美元)。债务机构数据显示,爱尔兰2011年总体资金需求为235亿欧元(321亿美元),这一数字在2014年将回落至186亿欧元(254亿美元)。
  欧元区财政部长于15日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联合信贷集团位于英国伦敦的首席经济分析师马尔科·安农齐亚塔说:“只要欧洲各政府摇摆不定,市场就不会稳定……我们将看到市场日益紧张,为欧洲事态担忧。”

  慎防第二波债务危机

  爱尔兰的债务形势相当严峻。今年9月底,爱尔兰政府宣布,预计今年财政赤字会骤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2%,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希腊,实属史上罕见。
  投资者的第二个担心部分是因为德国总理默克尔11日再次强调,将来在救助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时,私人投资者必须付出代价,而不能只让纳税人来承担。若形势得不到控制,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爱尔兰已成为阻击第二波债务危机的最前线。

  希腊或延迟还贷

  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14日在接受希腊一家媒体采访时表示,希腊已经和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延迟还贷等问题进行了商讨,但他同时表示,希腊不会违约也不会退出欧元区。

 

印度粮食危机的严重程度

2010年印度粮食产量可能减少7.5%

中国农业信息网

  据印度政府在发布的最新报告中称,降雨不足导致夏粮减产,尤其是稻米、粗粮和甘蔗产量。粮食减产已经推动国内食品通货膨胀率接近18%,并导致整体通货膨胀率上涨到了7.3%,这是自2008年1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今年印度粮食产量可能减少7.5%,因为去年季风降雨创下了三十七年来的最低水平,导致夏粮减产,从而推动粮价上涨。

  2009/10年度(7月到次年6月)印度粮食产量有望降到2.1685亿吨,低于上年的2.3447亿吨,主要原因是去年季风降雨疲软。如果天气依然良好,那么整体粮食产量可能高于目前的预测。

    据贸易商称,2010/11年度印度面粉加工商可能进口20到25万吨小麦。2009/10年度迄今为止,印度南方面粉加工商已经进口了9万吨小麦。印度面粉加工商进口的小麦价格为每吨280-300美元,主要来自澳大利亚。由这则新闻我们可以看出,2009/10年度印度的粮食总产量“估计”2.1685亿顿,那么印度人口为12.0328亿(2009年联合国公布),粮食总产量除以人口得出印度2009/10年度人均粮食为180公斤/人。

    比较一下,我国最困难的年份1961年的人均粮食为207公斤/人(参见附表:我国历年粮食总产、人口、人均粮食1959-2007),印度2009/10年度的人均粮食比我们最困难的年份1961年还少了27公斤。

    再比较一下,朝鲜2008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31万顿(此数据为韩国农业振兴厅“估计”的数据,而朝方向WFP和FAO 提交的数据为501万顿,而朝鲜人口为2400万(2008年联合国公布),粮食总产量除以人口得出朝鲜2008年人均粮食,以韩方数据计算结果为179公斤/人,以朝方数据计算结果为208公斤/人。可以看出印度2009/10年度同朝鲜2008年度的人均粮食差不多。

    那么印度怎么没有出现饥荒?首先要澄清一点印度已经出现过饥荒了,只不过主流媒体报道较少,见以下新闻报道:“印度发生严重旱灾 粮价高穷人一天只吃一餐”,“印度贫困人口剧增超四亿人 食物短缺饥荒严重”......

不过印度的饥荒就主流媒体的报道来看似乎还“不算严重”,究其原因嘛,其一,印度并不十分缺外汇,这些年都是通过进口粮食来解决本国的粮食短缺;其二印度也在尝试实行“邪恶的”配给制。

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能够按照茅于轼这个老年痴呆所说的那样抛弃耕地红线,耕地用来搞房地产,而通过进口来解决中国人的粮食问题吗?如果中国、印度都靠进口解决粮食问题,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附表:我国历年粮食总产、人口、人均粮食(1959-1975)


  年度 粮食产量(万吨) 人口(万人) 人均粮食(公斤/人)
  1959 16968         67207     252.4737007
  1960 14385         66207     217.273098
  1961 13650           65859     207.2609666
  1962 15441         67295     229.452411
  1963 17000         69172     245.764182
  1964 18750         70499     265.9612193
  1965 19453         72538     268.1766798
  1966 21400         74542     287.0864747
  1967 21782         76368      ?85.2241777
  1968 20906         78534     266.2031731
  1969 21097         80671     261.5190093
  1970 23996         82992     289.1363023
  1971 25014         85229     293.4916519
  1972 24048         87177     275.8525758
  1973 26494         89211     296.981314
  1974 27527         90859     302.9639331
  1975 28452         92420     307.8554425


    

中国煤价猛涨 电力公司亏损面将扩大

2010年11月19日讯

    截至11月17日,四季度刚刚过半,市场煤价再度猛涨100元左右,电力行业将雪上加霜,到四季度,除了三季度已亏损的上市公司外,一批三季度曾微利的电力上市公司也将被推向亏损的境地,整个亏损面将急剧扩大。

    三季度业绩已经恶化

    据上海《证券报》报导,已披露的60家电力上市公司三季报中,有13家前三季度亏损,有13家前三季度利润下降,其中下降超过50%的有7家。这样,前三季度大约有40%以上的电力上市公司亏损或者利润下降。因水电不受煤炭价格影响,如果扣除水电为主业的电力上市公司,则有超过50%的发电上市公司前三季度亏损或者利润下降。

    据统计局的行业数显示,1~5月火电行业利润为170亿元,同比增长48%,但是1~8月火电行业利润为220亿元,同比下降18%。可见,从6月份以来,火电行业利润锐减,拖累了整个前8个月的业绩。

    中电联的最新报告也显示,中部六省、山东省火电继续全部亏损,并新增加了东北三省火电全部亏损。1~8月份,电力行业销售利润率4.0%,与中国工业销售利润率的平均水平6.03%相比较,整体仍偏低;资产利润率仅有1.4%,远低于其他行业利润水平。

    四季度以来市场煤价猛涨100元

    目前北方已进入供暖季节,煤炭需求大幅增加,加上南方各大电厂“恐慌性”冬储,市场煤炭资源十分紧张。受此影响,10月以来动力煤价持续上涨,目前中转地秦皇岛港煤价已处于历史高位,中国国内部份消费地电煤价格刷新历史高点,市场看涨氛围依然十分浓厚。

    从秦皇岛平仓价看,5800大卡的大同优混在9月30日的价格为755~765元/吨,而到11月17日已涨至855~865元/吨。四季度刚过半,却已经整整涨了100元/吨。从电厂到厂煤价看,10月1日,华能江苏南通电厂5800大卡动力煤为800元/吨,而到了10月下旬,该价格已涨至850元/吨了。

    加之一年一度的重点电煤合同谈判将至,一些煤炭企业也有动力为谈判造势而推高市场煤价。华电国际有关人士日前就表示,公司11月份采购的电煤价格环比10月份涨了50~60元/吨,平均涨幅在5%左右。

    不考虑重点合同煤,市场煤价上涨100元将侵蚀掉电企每度电4分钱的利润空间,四季度以来煤价猛涨将击溃电力上市公司已经较薄的利润。刨除上述三季度亏损的企业,一批三季度微利的企业可能被推向亏损。比如,吉电股份三季度仅盈利860万,上海电力仅盈210万,红阳能源仅盈1,292万。

    煤、电价和电量制约电企盈利

    据中电联发布的最新报告,煤价持续高位并继续攀升导致火电厂经营困难。中国市场电煤价格高位波动,截至三季度末,市场煤价比上年同期上涨超过100元/吨,五大电力集团到厂标煤单价平均上涨超过15%,经营压力巨大。

    一般来说,判断火电行业盈利有三个因素:到厂煤炭价格、上网电价和上网电量。由于占总成本比重达到70%以上,煤炭价格成为判断火电盈利的主要因素。按照传统计算方法,标煤上涨25元/吨,则会侵蚀每度电一分钱的利润空间。

    今年以来100元的上涨幅度已经侵蚀掉了4分钱的利润空间。特别是重点电煤合同兑现率很低,特别是既保量又有最高价限制的电煤合同仅占50%左右,导致大部份电厂压力很大。

    从上网电价看,山东、河南、山西、江西、湖南等中西部省份上网电价过低已经成为电企盈利的重大制约因素。中电联也特别指出,上网电价较低的煤炭生产大省的火电企业亏损情况更加严重并在继续恶化。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0-11-21 21:31:12 +0800 收件人: <hihualee@gmail.com> 抄送:标题: “通胀老虎”美国制造?

是谁制造了通胀?

----这一波通胀是刺激经济政策造成

透视以通胀为代价的经济增长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程晓农

     据央行数据显示,中国超发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灵在上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央行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特别是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她还曾直言,过去几十年,中国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通胀老虎”是美国制造的?

    美国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会对全球带来影响,尤其对跟美元挂钩的货币,影响更大,令物价不稳。美国把当前世界经济不平衡的责任推给中国。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在10月下旬的一次外贸形势座谈会上表示:“因为美元发行不受控制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正在给中国带来‘输入性通胀冲击’”。言外之意,中国的通货膨胀不是中共政府的错,而是美国政府的错。

    11月18日,中国社科院发布2010年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NO.3:金融危机考验中国模式》。报告称,1990~2004年,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每年征收156亿美元“发行铸币税”,其中向中国征收25亿美元。并说美国将本国的通货膨胀也输出到中国。2007年中国外汇储备为1.5万亿美元,由于通货膨胀至少就损失了400亿美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在其博文中写道:美国正向全球“输出”通胀,中国准备好了吗?

中国通胀实际上是人民币超量发行造成的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中国采取了过度的刺激经济政策,结果使本来已经平静了的物价再次上涨。

    美国目前不存在通胀,相反是通货紧缩,其利率几近零,所以采取量化货币宽松政策,发放五千亿美元到货币市场,以刺激经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美国这五千亿美元投放货币市场是这个月才发生的事情,但是中国的物价飙涨,扯不上跟美国有关系。

    此外,美国的广义货币余额是8.6万亿美元,占其GDP的60%左右。而中国广义货币余额已经达到69.64万亿元,是其GDP的两倍。怎么可能美国造成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呢?

    根据大陆的官方数据,仅08年底到09年底,中国多发行的人民币总额就高达15万亿元。从2008年11月份开始,温家宝就下令要投资4万亿。就是温家宝所谓的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振社会信心。同时,银行房贷多达11万亿元,所以在这一年内,这个宽松财政政策就多印出了15万亿人民币。这是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经济学家谢国忠称,绿豆、姜、蒜、辣椒在内的农副产品轮番上涨其实都是央行货币超发的结果,过量货币给中国经济实体带来巨大通胀风险。

    “通胀进口论”、“美元过多论”、“游资炒作论”站不住脚

    “通胀进口论”把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说成是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如果说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造成的,那么中国进口的主要是原油、铁矿石、大豆等,这些进口商品涨价应该不会导致番茄、青菜等食品价格上涨。而且,铁矿石等大宗产品国际价格上涨本来就是因为中国大兴土木、需要大量钢材所造成的。最近中国国内棉花价格涨了一倍,于是国内企业纷纷进口廉价的外国棉花,结果拉动国际市场棉花价格也跟着中国国内棉价暴涨。实际上,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本来就是中国推动的。

     美联储最近放5千亿美元到货币市场上,于是中国官僚和媒体趁机渲染:美国要为全世界的通货膨胀负责。美元发行多了影响的是美国的物价,与中国有什么相干?而且中国多年来超量发行人民币近43万亿元。

     “游资炒作论”把通货膨胀完全推诿到国内的“炒房团”头上,就更荒谬了。“炒房团”本来就是中国经济畸形化、资金泛滥、制造业萧条的产物,投机者不炒房产改炒绿豆、大蒜、棉花等期货,对物价会有一些影响,但全国各地几乎所有日用品都连番涨价,难道全是“炒房团”的杰作?鸡蛋、西红柿总没有期货可炒吧,现在不照样涨得那么凶吗?

     中国的金融官员吴晓灵说:“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官方数据显示:“据统计,2009年底,我国33.54万亿元的GDP规模,是1978年3645.2亿元GDP规模的92倍。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至2009年底的60.62万亿元,为705倍。”央行数据显示,今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已经达到69.64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3季度GDP达26.866万亿元计算,超发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

     用超发货币来推动经济增长,其效果是先增长,后涨价,物价飞涨总是迟滞于经济增长高峰;等到通货膨胀老虎出笼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这只老虎是装不进笼子里的,除非政府舍得放弃经济增长,不惜一切代价来遏制通货膨胀。

“通胀老虎”害了谁?

    通货膨胀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储蓄缩水。中低收入阶层对通货膨胀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正在迅速下降。一些退休老人已经三餐不济,眼前还只是菜篮子空空,今后还有水、电、煤气、房租一起涨,看病、子女上学费用等越来越贵等等。老百姓对通货膨胀完全没有抵御能力,所以他们只能是完全的受害者。

     而中国的贪官与富人,虽然他们占据了大部份财富,但他们不在乎储蓄缩水,因为他们的财富源源不断。储蓄贬值了,他们会去炒房子;房价不涨了,他们又去炒黄金;国内混不开了,还可以移民国外,把财产转到欧、美、澳。眼前的中国,股市、期货、房市,富人的游资转战到哪里,哪里就是一波动荡,与他们的投机所获相比,储蓄贬值之类的损失实在是小菜一碟。“所以,从本质上讲,通货膨胀劫掠的还是升斗小民。”

    改革以来中国有过两次大的通货膨胀,政治效果和社会反响截然相反。第一次是1988年,“价格闯关”,全国出现恐慌性抢购潮,物价暴涨,官方统计是消费者物价上涨19%,全国一片骂声载道。第二次在1994年,物价暴涨24%,比1988年还厉害,但因为“六、四”事件记忆犹新,老百姓没吭声,默默承受了。

    今年的通货膨胀才刚露头,互联网上已经怨声四起。通货膨胀通常是一个逐步释放的过程,一旦开始,就会持续一两年,而且物价一旦涨上去,就再也降不回来了。这次通货膨胀最后将导致什么后果,现在还难以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对多数民众生活的冲击会相当严重。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1-13 09:58:56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风雨飘摇的帝国:美国债务分析  宇琦: 香港案例对中国大陆的启示

风雨飘摇的帝国:美国债务分析

哈佛商学院教授 尼尔·弗格森   刘俊 译

2010年11月

(注:尼尔·弗格森是“中美国”概念(Chimerica)的提出人。)

     先来对全球范围内的各国财政危机做一个“分形几何”分析吧。如果在晴朗的天气里乘飞机横跨大西洋,只要向下望去,你就能发现在4个国土面积完全不同的国家里,正在发生同样的现象。首先是国土面积最小的冰岛,其次是较小的爱尔兰,紧随其后是中等面积的英国,还有就是美国。前三者经济规模都比美国要小得多。不过在这几个国家中,经济危机都表现出了相同的形式:首先表现为规模庞大的银行业危机,紧接着,当政府介入并为私人金融体系提供担保以后,又表现为规模同样巨大的财政危机。

     一国的经济规模产生危机表达了问题的严重性。虽然在美国,危机造成的金融业损失绝对量更大,但对小国而言,这些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要比美国大很多。从一个较大的视角来看,徘徊在政府破产边缘的无论是冰岛还是爱尔兰,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些国家的居民会承受一些痛苦,但世界整体上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

     但是,如果就像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担心的那样,美国也陷入财政危机的话,那么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格局就会发生变化。有军事专家谈到,总统关于是否增派4万名士兵到阿富汗的决策是“孤注一掷” 之举。事实上,对这个国家的长期安全而言,总统对财政赤字问题的优柔寡断才是更加致命的。美国有很多不同的头衔——超级大国、世界霸主或者帝国,但是一国保有全球最强军事实力的能力是和自己的财政管理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支持者认为,联邦债务增加近1/3是有必要的,这是为了避免“第二次大萧条”。有人会说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已经被夸大了,那个神奇的乘数(能把1美元的政府开支转化为远远超过1美元的总需求)其实根本微不足道。

      如果没有政府开支的话,美国第三季度的正增长率数据将会比现在低很多。国内生产总值中,l/2-2/3的实际增长应该归功于政府的各项计划,特别是旧车换现金计划和首次购房补贴计划。但我们的经济还远远没有达到能够自行复苏的地步。第三季度的增长数据刚刚从3.5%下调到2.8%。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需要谨记,只有整个公共部门的借贷行为发生变化才能使刺激政策真正起作用。由于联邦政府已经负债累累,而且各州政府实际上都在提高税收和削减开支,在2007——2010年,实际政策刺激投入只占到GDP的大约4%——远远低于那个被广为关注的11.2%的财政赤字数据。

     与此同时,再来看看那些没起到作用的刺激政策的成本。根据国会预算局(CBO)的报告,2009财年的赤字超过1.4万亿美元——大约是GDP的11.2%。这创造了近60年来财政赤字的新高——相对值比1942年的赤字水平还略高一点。就好像我们在没有战争的年头实行了和世界大战时 样的财政政策。当然,美国在阿富汗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在伊拉克也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特遣部队。但这些与世界大战相比不过是小冲突而已。而且实际上,它们对于形成目前这一重大财政困境的作用可以说是很微弱的。即使采信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08年2月发表的3.2万亿美元的估算累计开支,也不过是略高于GDP的18%而已。

      而且,这1.4万亿美元还只不过是个开始。按照国会预算局的最新预测,联邦财政赤字会从2009年的11.2%下降到2010年的9.6%,2011年则降到6.1%,2012年为3.7%。在此之后,可预见的未来年份里,财政赤字都将保持在3%之上。与此同时,以美元计价,公众所持的债务总和(剔除政府部门,但包括外国投资者)会从2008年的5.8万亿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14.3万亿美元——占GDP比例从41%上升到68%

     换句话说,政府这种无节制的借款行为将会一直持续下去。除非削减福利或者提高税收,要不然政府的预算表永远无法重归平衡。假设我还会再活30年,然后像我祖父一样在大约75岁时死去,那么根据国会预算局的扩展基线预估,到2039年,当我摆脱尘世烦扰之时,公众所持有的联邦债务将会高达GDP的91%。不过像保罗?克鲁格曼这样偏好赤字的经济学家肯定会反驳道:没什么好担心的。在1945年,这个比例还达到过113%呢。

    好吧,先把1945年的美国和2039年的美国之间可能存在的巨大差异撇开不谈。再来看看另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在联邦预算局的另一份(也是更加悲观的一份)财政情况预测中,2039年的负债将会达到GDP的215%。没错,比整个美国经济年产出的两倍还要高。

     预测这种很遥远未来的情况并不代表真的能预示来来。所有的结论都基于对人口结构、医疗费用以及其他许多变量的假设。比如说,国会预算局就假设在未来30年中,美国会有年均2.3%的GDP实际增长率。我们的重点是要揭示现存的这种政府开支与政府收入之间的长期不均衡会带来的结果。而结果是很明确的。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债务负担都不会减少。比较可能的有两种情况,而在其中一种可能情况下,债务负担会者接近总产出增长速度5倍的爆炸性增长。

      要得出类似结论还有另一个途径,那就是计算一下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中尚未提取准备金的负债净值。最近有一个新的预测,估计这笔准备金约为104万亿美元,10倍于联邦政府公布的负债额。

      凯恩斯学派的人会这么回答:别慌张,通过发行新的政府债券,每年筹资1万亿美元是很轻松的事。只要看一看日本的情况就能放心了:从199o年开始的两个“失落的十年”里,在几乎是零增长的经济环境下,日本还是从本国家庭和金融机构那里为巨额公债筹措到了资金。而在当时,日本的公债数额已经高达GDP的200%。

     很遗憾,这种论点还缺乏足够的事实来支持它。事实上,2009年第二季度,美国家庭是国库券的净出售者,而且出售规模还相当庞大。共同基金的购买量比较小(1420亿美元),而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的购买量则更加微不足道(分别是120亿美元和I00亿美元)。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商业银行了。根据布里奇沃特对冲基金的说法,当前美国银行资产中,政府债券约占13%,以历史数据来衡量的话,这一比例相对较低。如果这个比例能回升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水平,那么银行能购买“每年2500亿美元的国债” 的说法也就能站得住脚了。但这只是一种“假如”的情况。而10月份的数据显示,银行也在卖出国库券。

      这样一来,潜在的购买者就只有两个了:大量购买了第二季度发行的国债的美联储,以及购买了3800亿美元国债的外国投资者。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家经过仔细计算得出以下结论:截至2010年6月的 12个月当中,国债的需求方缺口会达到约5980亿美元——大概是预计新发行量的1/3。

     当然,远在北京的朋友也可能会赶来相救,只要他们肯进一步增加他们已经十分庞大的美国国债持有量。在过去的大概5年中,他们以一种空前的规模积累了大量具有统治地位的外汇储备——美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看到人民币汇率稳定。

     现在,中国已经持有了美国政府发行并在公众手中流通的中长期债券的13%。在他们积累这笔巨额储备的巅峰时期,即2007年,中国就购买了美国国债每月发行量的75%。

     不过在国际金融的领域中,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弗雷德?伯格斯坦的说法,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到2030年将会上升至GDP的13%,而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净负债额将会达到GDP的140%。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存在这样巨额的外债,美国每年需要向外国支付其GDP的7%。

     事情会演变成这样吗?我持怀疑态度。一方面,中国对自己持有大多美国国债的情况一直有怨言。另一方面,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美元会显著贬值,因为美国处于一个很幸运的地位:拥有借入本国货币的特权。即美国拥有按照美联储的意愿无限量印发美元纸币的特权。
现在来看看下面这段话是谁说的。

      我的预测是:政治家最后可能会用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府经常采取的方法来解决(财政)危机;通过印发纸币既可以用这笔钱支付到期账款,又可以让负债的实际价值贬值。而当这种意图变得明显时 利率就会大幅飘升。

     这话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令人惊讶的是,这段话不是别人,正是凯恩斯学派的领军人物保罗?克鲁格曼在2003年3月写下的。写下这话一年半之后,他还曾经把美国的赤字问题与阿根廷作了比较研究(那时美国财政赤字曾一度达到GDP的4.5%)。难道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曾经持有这种观点的克鲁格曼都变得开始相信:“是财政赤字拯救了我们”,同时还期望着来年能出现更大的财政赤字?也许吧。但也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只不过是执政党而已。

     历史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命题: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后,必然紧随着大规模的财政危机。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思?罗戈夫在他们的新书《这次不一样》中写道:“爆发银行业危机的接下来三年中,政府债务平均会上升86%。” 在这种债务危机爆发之时,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发生违约,这种情况多半发生在债务以外币计价的时候;二是发生一轮高通货膨胀,好把债权人赶出局。欧洲所有伟大帝国的历史中都充斥着这种情景。实际上,发生连续多次债务违约,再加上高企的通货膨胀率,正是一个帝国开始衰落的最可靠征兆。

     这一次,美国不大可能会发生债务违约,因为这些债务都是以美元计价的。这样一来,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是否会看到联邦政府开始“印钱”——使用新印发的美钞买进新发行的国债——接下来会发生的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了:价格上涨,实际债务负担减轻。这就是全球许多投资者所担心的事。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抛售美元而买进黄金的原因。

     不过就今天所处的情况来说,通货膨胀还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美国的失业率还在10%以上,工会组织处于相对弱势,全球制造业还存在相当庞大的过剩产能,有可能引起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滞胀”(低经济增长、高价格水平并存的情况)的压力也都不存在。而且只要看看民意调查显示的数据,以及普通债券与防通胀债券之间回报率的差别就可以知道,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也都比较稳定。

      所以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情况——而且在许多方面来说都比通货膨胀更加糟糕:那就是实际利率(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差)的上升。通过包括彼得?奥尔扎格(现就职于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在内的经济学家们所作的众多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债务/GDP比例的显著上升容易导致实际利率的上升。最近一项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美国国债/GDP比例上升20个百分点会引起实际利率上升20-120个基点(即0.2%-l.2%)”而这种情况可能会以三种形式表现出来:名义利率上升,通胀率不变;名义利率不变,通胀率下降;或者是——最糟糕的形式——名义利率上升,通胀率下降。

     今天的凯恩斯学派认为第三种情况不可能发生,但历史事实却没站在他们一边。有许多过去的例子(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显示在通货紧缩的同时名义利率在上升。更何况,现在的日本看来正在发生这样的情况。就在前不久,日本新财务大臣藤井裕久称,他对最近日本政府债券回报率的上升“高度关注”。也就是在同一周,日本政府承认,日本物价在三年的缓慢回升之后重新陷入了通货紧缩。

     如果类似的情况发生在美国,其实也没有什么难以置信的。由于美元的走软,外国投资者可能会要求美国国债提供更高的名义回报率,以弥补他们(在汇兑时)的损失。而通胀率也可能出乎人们意料,继续下跌。不管怎么说,消费者价格通胀水平目前还是负值。

     为什么害怕实际利率的上升要胜于害怕通货膨胀?那是因为对一个负债累累的政府以及比政府更加负债累累的公众而言,实际利率的上升也就意味着更加沉重的真实债务负担。这些债务中大多数的持续期(到期期限)都相对较短,就是说相当大一部分债务需要每年进行延期。这就意味着利率的上涨会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在借贷体系中反映出来。

     国会预算局已经给出预测,即便利息仍然保持较低水平而经济得以复苏,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占其年收入的比例也将会从2009年的8%上升到2019年的19%。如果利率略为上升,而经济没有什么起色,这个比例很快就会到达20%。而历史告诉我们,当你需要把收入的1/5花费在支付债务上,那你就会有麻烦了。这时你就会很容易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于一个丧失信誉的恶性循环之中了。投资者不相信你能够偿还债务,所以他们要求得到更高的利息,而这又使你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这种情况对一个超级大国的影响要远远高于对一个大西洋岛国的影响。原因很简单,当利息支付占据了一国财政更大部分的时候,那就必然有一部分其他支出需要为之让位——而这个“其他支出” 几乎肯定是国防支出。国会预算局的报告里也已包含了显著缩减国家安全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比例的内容。五角大楼目前的计划中,防卫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被设定为从现在的4%以上降低到2015年的3.2%,到2028年则进一步降至2.6%。

    看得更远一点,到2039年,也就是预计本人会离开人世的时候,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将会从16%上升至33%(其中一部分大概会用来让我不至于死得更早)。但医保,国家安全,利息支付之外的其他支出会从12%降至8.4%。

     这就是帝国衰落的全过程。它会以一次大规模的债务膨胀为发端,以一国海陆空军可得资源的彻底匮乏作为结束。这也是选民应该为美国债务危机担心的原因。最近的一份拉斯穆森报告显示,现有42%的美国人认为,在总统的第一个任期以内,实现财政赤字减半是这届政府的首要任务——这比将医疗改革视为政府第一要务的24%的比例明显高出了许多。但仅仅将赤字减半还远远不够。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尽快提出一个可靠的计划,使政府预算在未来的5~10年内重归平衡,那么一场债务危机导致美国国力的大幅衰退的说法就绝对不会是危言耸听。

     这种先例可以说不胜枚举。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在1557——1696年间曾经拖欠部分乃至全部债务总计14次,也曾因从新世界(即南北美洲)大量涌入的白银而发生通货膨胀。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在1788年花费了王室收入的62%来偿还债务。奥斯曼帝国也没逃过这一劫:利息和分期偿贷费用占其预算的比例从1860年的15%上升至1875年的50%。还有,不要忘记了上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伟大帝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息费用占据了英国预算的44%,使其难以在新崛起的德国的威胁下重整旗鼓。

这大概就算是帝国衰落的宿命吧。如果我们不能对国家财政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那么它的下一个验证者就将会是美国。

 

美国会破产吗?

——《美国资本集团玩弄世界经济的秘密》

汤闯新  

    美国会破产吗?这个问题或许是个非常可怕的问题。因为美国经济,尤其是美元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巨大,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足以令整个世界为之震颤。所以,各国的政治界、经济界、社会学术界都回避这个极其可怕的现实问题。宁愿采取鸵鸟政策,埋头回避视而不见。以前,大家只听说过企业和银行破产,最近却爆出一个冰岛这个小国面临“国家破产”的新闻。把“美国会破产吗”这个问题突现了出来。

     冰岛是个只有32万人口都不到的国家。国内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93.7亿美元,但其金融业仅仅外债这一项就超过1383亿美元!冰岛总理哈尔德在10月6日公开承认,由于冰岛银行业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金融业的震荡波中,冰岛面临“国家破产”!

    2003年9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先提出“国家破产”这个概念。本来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国家破产”的概念是针对其他国家的,没想到没过多长的时间,首先,美国自己就遇到了“国家破产”的问题。

     什么是国家破产?国家破产表现的是:1,一个国家的经济和信用出现危机的状态;2,国家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3,国家出现巨额的难以偿还的外债;4,整个金融业或国家资不抵债。5,“国家破产”不剥夺其国家主权;6,宣布“国家破产”并被认定,就可以不支付对外国的债务。现在冰岛就是面临着前5项的条件的状况。

    怎样“收购兼并”和处理这样破产的国家?或许就是将来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经济学中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冰岛总理宣布其国家面临“国家破产”后,作为冰岛的银行的最大的储户国的英国,立即动用“反恐法”,冻结冰岛在英国的资产,以应付冰岛如果真的“国家破产”后的财产赔偿。事态的发展将会以什么方式结束,我们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那么,按照法理推论,用冰岛的事例来比照美国的经济和金融现状,从经济学意义上可以说,美国也早已面临“国家破产”的问题。美国去年的总负债已经超过45万亿美元,加上今年的大量发债将超过50万亿美元,还有美国发行在外的大量的无抵押的美元!而美国的200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39800亿美元。美国与冰岛相比,同样是巨额的债务难以偿还,同样的国家财政赤字,同样是国家严重的资不抵债!为什么冰岛总理无可奈何的公开承认,冰岛面临“国家破产”,而美国总统小布什前几个月却可以捂着美国面临的严重问题的盖子,还可以继续欺骗世人说,“美国的经济很健康”?因为冰岛是个小国,一有问题,就彻底暴露在“显微镜”下无处遮掩。而且凭冰岛的这么小的国家经济自救能力,根本难以靠自己的力量扭转局势翻身解放,只能坦率直说。而美国与冰岛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经济和美元经济体极其庞大,美国一直利用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共同利益需求,把西方发达国家绑架在一起,通过操控巨量资金的资本市场来获取巨额利润,无偿掠夺世界财富。更重要的是,美国拥有白条美元这个世界货币的铸币权的特权,美国以前一直是靠美联储实行货币调控政策,向全世界转嫁自己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掩盖了美国已经破产的事实真相。

    为什么今年美国会掩盖不住金融业崩溃而爆发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就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美国资本集团玩弄世界经济的秘密,知道了美国资本集团玩弄金融魔术无偿掠夺世界财富的奥秘。简单的说,美国资本集团玩弄的金融魔术已经玩不下去了!就像很多资本市场上做恶庄的庄家,大家都看透了他们玩的鬼把戏,少有人上当受骗,最后只能自食其果,自己把自己玩死。美国资本集团现在遇到的就是这种下场!

     美国还能居于世界霸主的地位,就是因为美国还像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皇帝,很多人不敢说出来也不敢承认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事实,其根本原因是,皇帝的手中具有的权力和权威在发挥着作用。但是,事实终将大白于天下,现在就是美国自己撕掉伪装露出事实真相的时候了!美国的华尔街猛烈的金融暴风骤雨,就是一场洗刷美国资本集团脸上的厚厚的脂粉的行动的开始!

    美国会破产吗?美国会以什么方式破产?怎么对待美国已经实际“国家破产”的现实?这些问题已经实实在在的放在世界人民面前。怎么去理性的正确地面对这些问题?是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界的领袖们和学术界的精英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多备方案,以防不测。不要以为这是个玩笑的问题,回想美国那些强大到不可一世的五大投资银行的一瞬间崩溃的经历,谁能在提前十个月前预测的到?说的远一点,苏联土崩瓦解前的十年,谁能料到这么强大的苏联帝国竟然那么如此的不堪一击!这就是现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一个基本特征:风云突变!

     美国的破产,当然不会像企业破产方式那样简单。因为即使美国破产,也?会有人去认定美国破产,那美国就破产不了,此其一。没有国家能收购美国的主权,此其二。美联储还能发白条美元和美元债券,让全世界买单,此其三。即必然是用变相的“破产”方式,神不知鬼不觉的转嫁危机,损害世界各国的利益。

    对于中国来说,这个问题更不是可以马虎的问题。因为中国手中握有大量的美国债券和美元储备,那可是中国人民用三十年的血汗和宝贵的矿藏资源换来的!怎样避免中国的资产和财富出现严重损失,就是中国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0-11-12 14:37:57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美国债被指完全可能下跌20%

美国债可能下跌20%

威尔伯·罗斯

2010年11月09日

     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一生都在与破产企业打交道,因擅长重组破产企业,《财富》杂志1998年送给了他“破产重组之王”的称号。但在罗斯柴尔德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的20多年间,因不能投资于自己充当顾问的公司,全美有三分之一的破产企业与其投资业务无缘。2000年,罗斯成立了自己的私募基金WL Ross & Co,本人担任董事长兼CEO。在创业五年之后,他就成功挤进了《福布斯》杂志世界富人榜。罗斯被认为是全球最有名望的私募投资者之一,他的私募基金曾经收购钢铁巨头伯利恒和其他几家破产公司。在重振这几家钢铁公司后,他以45亿美元将其出售给全球最大的钢铁公司米塔尔,罗斯目前还担任着米塔尔公司董事。因为收购的企业过多,罗斯目前还担任国际煤炭集团董事长、国际纺织集团董事长、国际汽车配件集团董事长,另外他还拥有一些电信公司、次贷公司等各行各业的公司。

    10月30日,罗斯在纽约的全美华人金融协会(TCFA)第16届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认为中国外汇投资美国国债的安全性一点也不比投资私募基金高,如果美国的利率周期反转,美国国债完全可能下跌20%。

量化宽松不会有太多用处

    对美联储的量化宽松(QE)如何评价?美联储有购买更多美国国债的新项目,不过无论他们买多少美国国债,都不会有太多用处。原因在于,美国的银行已有1万亿美元的超额准备金了,他们依然没有将这些钱借出去。即便你再给他们几千亿美金,我认为他们依然不会把钱借出去。

    QE有两个后果,一是对美元下跌形成更大的压力,这个可能会有些用处。第二个后果就是会有更多的人将他们的房贷再贷款,这对消费开支会稍有提升,因为可以降低房屋贷款利息的负担。除此之外,我认为没什么用。

    这几千亿美元可能只是未来几个月的,美联储在这一轮资产购买项目结束之后会做什么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情况怎么样,特别是失业率。到明年1月时我们将有一个新的国会。共和党希望推进更低的税率来刺激经济,做这个事情的意愿远远高于量化宽松。到时候辩论的焦点可能会转向讨论税收,而不是QE。

    如何看待QE对市场的影响?“债券之王”格罗斯说30年的债券牛市走到了尽头。是的,在某个节点终究会结束。很显然,与以前相比现在离尽头更进一步了,原因也很简单,利率在更长的时间里已更低了。另外,在某一个节点,我们不可能同时有贸易和预算赤字,又不引起通货膨胀。从全球范围来看,如果你把所有政府的赤字加起来,净赤字约为全球经济总量的6%,这意味着政府每年比前一年借的钱要更多。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一直都保持在25%经济总量的水平,非常非常低,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所以中国在这方面与全球是相对隔离的。

    如果利率上升,美国赤字情况会急剧变化,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需要支付更多的利息。所以下一阶段的主题很明显,就是利率会上升。目前已接近利率的底部了,今后可能还会再有20个基点的下跌,谁知道呢。但是从大方向来说,利率下跌很明显已经结束了,下一步必须是超往相反的方向。

美国应没法吸引足够的工程师

     美联储的政策效果将会非常有限。那他们到底需要做什么事情才能真正提振美国经济,改善就业呢?首先,关于就业美国有一个更加长期的问题,那就是没法吸引足够的工程师并把他们留在美国。从历史上来说,美国经济保持蓬勃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科技的领先地位。中国和印度现在每年毕业的工程师是美国的七倍。而且在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外国学生因为拿不到签证而无法留在美国,他们只好选择离开。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如果你把这么多工程师人才留下来,他们的成本相对来说还要低一些,西方世界的情况会大为不同。所以我们如果需要刺激美国经济,就需要改变一下政策。美国现在是驱逐工程师,并进口这些工程师在海外生产的产品。我们应该改为进口大脑,并将它们的产出出口出去。我认为共和党更有可能支持这一途径。我们在研发方面,政府还需要投入更多的开支。联邦政府现在在研发方面的开支比布什刚执政时候要低很多。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从长期来看,这是美国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短期来说,我认为目前正在经历一场调整。这意味着未来几年经济增长会放缓。消费者正在修复其资产负债表,消费者在房屋价值方面已经下跌了11万亿美元,但他们的债务只下跌了几千亿美元,这之间的落差主要是因为出现了违约和信用卡资产减记。消费占美国经济的70%,是美国经济的引擎,他们必须达到同一个水平,债务减记必须达到同样的水平消费者才能够稳定下来,并再次驱动经济的增长。

美国需要弱势美元

     中国官员今天早上已经表达了对QE的担心,其他国家如日本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对处于历史高位的日元对美元汇率及时做出应对。
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美元对日元大约是80左右的水平。对于日本这样的出口国家来说非常困难。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生产非常多的产品,否则将出现贸易赤字。对日本、韩国和很多其他国家,这都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所以如果各国领导人最近聚首时不达成一致的话。之后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开始进行资本管制。收税,或者代扣外国人所得税,或者限制外国能够投资的产品,或者要求延长持有期限,或者要求在证券出售后在一段时间内不许将本币换成外币。我认为会看到各种各样限制汇率波动的举动。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它降低了全球货币的供应速度,会对全球贸易产生严重负面影响。而全球贸易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反复强调说支持强势美元的政策,但是对此他完全无能为力。我不知道他是否真心支持强势美元。如果他真的支持强势美元的话,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实际上,我认为美国需要弱势美元。

    各国能避免发生汇率战吗?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汇率战。目前已经有很多人把它称作是一场战争了。泰国政府在不久前采取了措施。我对此非常吃惊,它让我想起了1997-1998年间,当时泰铢崩溃,导致了整个亚洲的危机。13年之后,我们又突然看到泰国政府开始担心其货币可能太强了。现在全球如此动荡,过去13年发生了如此根本性的转变,令人叹为观止。

美国国债完全可能下跌20%

    投资对冲基金,不良资产的私募基金,是一个资产多元化的好方法。美国国债利率现在如此之低,我认为投资私募基金的风险并不比买国债要高。当利率周期出现反转时,美国国债完全可能下跌20%。

     有些人说中国除了购买美国国债,好像没有其他的市场能够容纳如此多的资金?我不认为他们除了购买美国国债就别无选择了。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除了把钱投在美国,真的是别无选择了。最终所有的东西都是相互抵消达到平衡的。你不可能永远送出去的比拿回来的少,全球必须要有一个再平衡。对全球贸易来说,进口和出口也需要达到平衡。所以我相信中国把钱放在美国的需求还会继续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把这些钱放在美国国债上。你可以投资公司债[126.18-0.15%]券,也可以投资股票。现在已非常明显了,中国外管局和中投已经开始将他们的持仓多元化了。他们的多元化既包括投资非美元产品,也包括在美元产品中进一步多元化。

    黄金是一个好的选项吗?黄金是一个心理商品。我认为自己对黄金没有太深刻的理解。对我来说,黄金并不像铜或者镍等东西,黄金并没有很大的经济用途,而更多是心理上的。只要人们感觉它比纸币更安全,其价格就会上涨。而当人们改变主意的时候,金价又会走低。黄金应该处于什么水平,我自己并没有太多看法。

 

 


发件人:"高木" <gaom@263.net>  2010-11-11 19:32:14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美国用隐蔽手法把通胀危机转嫁给中国

美国用隐蔽手法把通胀危机转嫁给中国

高木

    AB两个国家进行国际贸易时,如果B国信用货币约定俗成充当了结算货币,那么A国就会处于严重不公平地位。具体表现在:无论B国是否拥有国际贸易盈余,B国都可以凭借发钞权从A国大量进口实物产品,可以大肆收购A国的企业、银行、土地,或在A国进行大量投资,甚至控制A国经济甚至政治命脉。而A国除了向B国大量出口实物产品这一个权力外,其余的主权几乎全部被剥夺。

    以中美贸易关系为例,由于美元是约定俗成的世界货币,即便美国不拥有国际贸易盈余,但是美国仍然可以通过向中国支付美元纸钞就可以从中国大量进口实物产品,直接并购中国的企业产权、银行股份、土地使用权或在中国进行大量有利可图的投资,甚至可以用美元收买学术代言人来影响中国的决策,最终控制中国经济甚至政治命脉。即便是中国牺牲资源环境和劳动力汗水生产出大量物美价廉附加值低的出口产品换回了宝贵的美元,但是,美国政府除了很乐意中国政府不断用美元外汇储备购买美国政府的国债外,严格限制中国公民携带美元进入美国境内购买实物财富,严格限制中国的企业购买美国有投资价值的企业产权,更是极力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

    国债的本质是欠条的欠条,美国一只手用美元信用货币不断向中国等其他国家购买实物产品,第二只手又千方百计向中国等世界各国政府兜售美国政府国债,第三只手又用出售国债换取来的美元纸币继续向中国等其他国家购买实物产品,第四只手又极力阻止外国公民和企业携带美元进入美国境内购买美国实物财富和有投资价值的企业产权和高技术产品,如此以来,就可以用一元美元信用货币从他国和其他诸国攫取到二元、三元甚至十元二十元的国民净财富而不会引发国内通货膨胀。也是说,中国和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大,各国引进的美元投资越多,美国人得到的实惠就越多,美国的经济实力就越强盛,美国就可以利用世界各国变相进贡来的实物财富壮大军事力量,被汲取完精粹财富的世界各国经济的泡沫就越大,各国经济就越是弱不禁风受制于人。

    表面上看,美元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慢于人民币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但是美元国债的增长速度却远高于人民币国债的增长速度。

     国债的本质是欠条的欠条,因此即便是美联储不滥发美元基础货币,美国只需通过美国财政部向国外卖出美元国债,就可以收回美元并再次购买别国的实物财富,从而就把把通货膨胀危机转嫁给了他国。也就是说,只要有外国政府愿意不断买进美元国债,美国政府就不需要增发美元基础货币,就能维持经济相对稳定,因为美国财政部向世界增发的国债,并不记入本国货币供应总量中(如M2)。恰恰相反,中国央行却需要额外增发人民币去购买美元才会形成外汇储备,再用这些美元外汇购买美国的国债。也就是说,中国央行大约需要多发行14万亿人民币才能形成2万亿的外汇储备,再用其中相当大的部分购买美元国债。这就是人民币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高于美元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的原因。美国就用这种,让中国不断增发人民币(M2)来购买美元,再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把美国本国的通货膨胀危机转嫁给了中国。

    参考文章:

贪婪不是坏事,中国诞生华尔街要100年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陈志武

2010年11月

    贪婪不是坏事

  最近有一部电影在全世界影响都比较大,就是《华尔街2》。这部电影有句台词最著名,“贪婪是好的”。贪婪不是坏事。为什么呢?

    每天早晨我被安排叫醒服务,7点钟起床,我必须要有所追求,否则我为什么放弃自然醒的机会?盖茨,巴菲特,他们都有这种动力。

  下一个华尔街会不会诞生在中国,有没有这个机会?有,但是成为现实也许要100年。现在主要问题是监管管得太死,对金融创新“无微不至”地管,而不是允许参与者有更大的自主创新空间。我们怎么样理解创新这个词?创新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要做以前没有做过、现在还不知道的事儿。既然是还不知道的事儿,那监管者怎么知道如何监管?这不是一个悖论吗?

  香港有可能出现华尔街吗?香港的监管比上海要少一些。

  最近有一些中国公司选择去新加坡上市。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新加坡最近这些年非常努力地争取更多全球的金融业务,他们尽最大可能给予税收、移民等方面的优惠,让更多的人把他们的业务,他们的公司搬到新加坡。新加坡如果往制造业或者其他方面走,是走不通的,因为有中国和其他一些人口远远比他们多的国家把这些制造业的机会都拿走了,它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往服务业,尤其是金融行业发展。

  媒体监督力度越高,股市市值和GDP越接近。经济的自由度程度越高。

  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中国去年GDP不到5万亿美元,股市市值3万亿美元,在全球名列前茅了吧?当然,股市的发展并不是说唯一受到媒体监督力度的影响。换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的经济这些年发展这么快,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方方面面的交易量、贸易量都很多,按理说,资本市场的规模可以比现在更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资本市场的市值相对于GDP的水平这只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也有它的问题,它没办法反映质量。就好像我们说GDP的增长速度只反映一个方面,这个速度并不能够代表质量。

  亚洲会不会出现下一个世界金融中心?坦率讲,亚洲普遍的都还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比美国和英国要更重一些。按理说前些年日本一直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但是东京并没有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当然,大家都知道东京是一个很重要的金融中心,更多是因为日本过去这些年创造了这么多的财富,有这么多的储蓄,日本的经济又是世界第二,所以东京成为日本的金融中心,这一点就让东京在全球的金融市场的价格体系里面地位比较高。但是东京并没有成为整个亚洲的,更不用说全球的金融中心了。

  相对来说,上海、北京或者深圳成为世界或者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景并不是那么好。因为资本账户的管制那么多,别人要把钱拿过来做投资,买房子、买股票,买债券,根本上进来也很难。

  征税权应受到制约

  我一向强调民营经济发展对国家经济的作用。现在大家又谈到房产税,谁有决策权?决策权掌握在谁手里?不能说因为房价太高,老百姓的钱太多,所以理所当然地要转移一部分到政府手里。我们讲对私有财产要保护,怎么样体现?就好像我看到李彦宏、马化腾每个人都有几百亿的财富,那我是不是可以转移出来50亿或者100亿呢?因为他钱那么多,大家都应该分一点。

  但是不能这样的,这样做是掠夺。当征税权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消费没办法变成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老百姓的家庭没有那么多的收入。

  民企为就业做出贡献

  有人说,现在央企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对。这次金融危机为国进民退提供了一个机会。有人认为央企在上缴税款和提供就业等方面做了很大贡献。这都是从绝对数字来看的。中国每年的银行贷款四分之三或者是将近80%都是往国企里面跑,与提供就业机会相比,投入到央企中的资源和资本要比投到民企中的多很多。我所看到的一些数据表明,从1997年左右开始一直到现在,总体上每年往国企里面投资的金额是民企投资的两三倍,最高的时候是4倍多。但是从1997年到现在,每年从国有企业里都会消失掉一些就业岗位。就是说,它的就业净贡献率是负的,而不是增加的。事实上,这些年为就业做出更多贡献的,主要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合资企业,而不是国企。

  学者的责任是看得更远

  儒家的文化实际上对中国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是不利的。网上已经有很多人攻击我了,不过我无所谓。别人有不同的看法或者不同的理解这都没关系,只要是他的批评有建设性,具体说出来一些东西,对我的思想和研究就可以有更进一步的帮助。有人说今天要终结孝道文化,终结养儿防老的那些东西,那中国以后靠什么?短期之内金融市场还并不是那么完美发达,所以短时间内还要靠这个。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多多少少会依赖家庭,依赖种族,血缘网络。但是美国人把这个看成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以后的最后的依赖。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唯一的依赖,所以这个是有差别的。从渐进或者进化的角度来讲,是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外一个阶段,而不是马上从零一下子转移到100.但是从我们这些做学问的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看到整个社会发展的全程,总的方向是什么,要充分认识到不同的理想、境界之下,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这个是我们的社会分工所在。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能够超出今天的所见所闻,看得更远,不只是看到未来更远,也可以看到过去,历史的更远。

  明年的通胀看起来会比今年要厉害一些。一方面因为汇率的问题,人民币对美元可能不会上升太多,而美元本身在快速的贬值,这样的话使得中国进口的这些商品和物资的价格,按照人民币算的话,都会上升。因为人民币实际上也在贬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会给通胀带来一些因素。

  另外国内这么多钱,房子投资受限制,股市大家又很担忧,银行的存款实际利率是负的,那这个钱会往哪里流?其中一部分钱肯定会变成通胀上涨的动力。

  中国启动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这种经济刺激在2011年是否还有必要?从不久前调高利率的举措来看,可能未来这些年,无条件的,不顾一切地保GDP的增长速度会有一些调整。因为现在通胀压力太大了,“十二五”强调从增长数量变成增长质量。这次央行25个基点的利息上调,具体地把这个信号发出来。

    张维迎有一项本事我很佩服:讲再抽象的事儿,他都可以用他们家的枣子树和牛来打比方,把这个道理阐述清楚。这种方法不是我的强项。

 

 

发件人:"liushuang168" <liushuang168@126.com> 2010-11-22 17:47:16 +0800 收件人:L_C_colo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要端正学风

质疑刘植荣

要端正学风

仲大军先生:

    贵网站发表的刘植荣先生《中国工资与世界工资之比较》一文,在第六部分“中国工资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第2条第2点“国家法定最低工资应提高到1177元/月”中,提到“天津等省市的最低工资9年来没作调整”,不知有何依据?天津市从1995年至今,除1998年、2000年,以及2008年因国际金融危机未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外,其他10年都逐年调整最低工资。

    天津市历年最低工资标准如下:1995年1月,210元/月;1995年7月,240元/月;1996年7月,270元/月;1997年6月,290元/月;1999年7月,350元/月;2001年3月,412元/月;2002年7月,450元/月,增加非全日制劳动者最低小时工资,4元/小时;2003年9月,480元/月,4元/小时;2004年7月,530元/月,5元/小时;2005年7月,590元/月,5.6元/小时;2006年4月,670元/月,6.4元/小时;2007年4月,740元/月,7元/小时;2008年4月,820元/月,7.8元/小时;2010年4月,920元/月,8.8元/小时。

    贵网站在网民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如果任由这种不负责任的学风泛滥,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制造论据乃至编造论据,用谎言代替事实,则贵网站的信誉度将严重受损。如果您与刘植荣先生相识,请您将我的意见转告他。

    谢谢! 刘爽 2010年11月20日,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11-23 11:55:2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xcgc 11.23 (52)

择居的自由

厦门大学教授  易中天

2010-11-23

  城乡居民自由迁徙这事,千万别下指标,也别考核。

  2012年年底前,成都将在全域范围内统一城乡户籍,实现迁徙自由。从此,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市民可以自由下乡。何去何从,完全依照公民的自由意愿,政府则一视同仁地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也没有“交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之类的附加条件,正所谓“无条件有保障”。
  这实在是太棒了。但我还是要给成都提个醒:城乡居民自由迁徙这事,千万别下指标,也别考核,以防区县乡镇的干部,为了证明这项政策的“英明正确”,也为了自己的“政绩”,想方设法忽悠农民进城。
  实际上,农民进城以后,并非没有问题和困难;而本次户改的目的,也不是要把农民都弄进城,市民都赶下乡。它的意义,是把一项原本属于公民的权利,即“迁徙的自由”,归还给公民。至于归还之后怎么用,是公民自己的事。他可以行使(进城或下乡),也可以放弃(不进城或不下乡),还可以这会儿放弃,下一回再行使。但不管公民怎么做,都不能强制。政府只要兑现“有保障无条件”的承诺,就是尽了自己的本分,做了该做的事情。
  所以,新政策出台后,哪怕最后没有一个农民进城或市民下乡,这项改革也是成功的,也是“伟大的进步”。因为它体现了执政者对宪法、人权、公民权利和个体人格的尊重。尽管这种尊重,不过表现为“你爱住哪就住哪”(包括爱进城就进城、爱下乡就下乡、不想迁徙就不动)。但背后体现出来的精神,却是自由。
  自由,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中国社会进步的主旋律。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告别“包办婚姻”,实现了“择偶的自由”;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告别“统一分配”,实现了“择业的自由”。择偶和择业都自由,“择居的自由”就必然会提到议事日程。这是迟早都要做的事情,成都不过先行一步。但,莫道君行早,也别“风景这边独好”。事实上,通过实现择居自由,来兑现公民权利,解放的决不仅仅是农民,还将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创造力和软实力。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权利的归还必须彻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因此,我赞同成都的做法:农民进城落户后,仍可保留承包地和宅基地。虽然,这看起来似乎对市民“不太公平”。但问题是,你让农民带着后顾之忧,赤手空拳跟市民竞争,就公平吗?必须签下那屈辱的“城下之盟”,谈得上“人的尊严”吗?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迁徙,还是自由的吗?
  事实上,自由,才是最大的公平,最大的正义。而且,只有当每个公民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包括择业的自由、迁徙的自由、创造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我们才有可能讨论和争取公平与正义。唯其如此,马克思才会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看作“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二字,何其重要!
  自由是公民权利,自由是核心价值,自由是人类理想。自由的旗帜一旦高高飘扬,我们就能够实现“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的梦想。为了这一天,难道不该“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吗?
  悠悠天下心,迢迢改革路。但为自由故,请君迈大步。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2010-11-19 15:20:0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从大领导的租房论说起

现代教育对学生的摧残,98年之后学生身高下降

90后大学生军训出现大批晕倒的现象

1998年到2006年中国学生的身高降低了3厘米,而体重增加了3公斤

乔续

    以前写过一篇《北京房租价格是如何涨起来》的文章,里面提到古代近代的地主与佃农的关系现在社会条件下演变成为房主与租户的关系,现在的新白领不要以为自己比以前的农民好到那里去,现在新白领的社会地位与以前佃户的社会地位是一样的。至于那些所谓先富者,他们仅仅是幸运而已,资本主义复辟的改革需要培养社会的基础,所以这些先富者就算是赶上了。  

      当今中国的社会矛盾从宏观讲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从微观讲就是社会后富阶层与先富阶层的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表现在现在中国的经济政策就其根源来讲,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影子,帝国主义要获取中国社会财富的大部分,微观上先富与后富的矛盾就在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的前提下,当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被帝国主义弄走之后,先富阶层靠着帝国主义设计的经济秩序获得剩下的大部分,这样后富阶层就成为被剥夺阶层,看起来是先富欺负后富,就本质而言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使然。  

    至于这样的社会秩序能否维持,答案是肯定不能维持。  

    先说近几年奇特的天象。08年出现双星伴月的天象,1700年才出现一次这样的天象,这个天象大体意思是有德者兴,无德者亡,可能某某大领导也知道这个天象,某此会议还大言不惭的说中国的企业家是有德的,这个问题他说了不算,他自己可能以后都要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还有什么资格对如此关系巨大的上天示警说三道四。09年天象更加奇特,看来中国今后十几年肯定会发生一些事了,去年天象的意思大体是:乱臣贼子欲乱朝廷。这个东西涉及天机,天机不可显露,不可细说,本人说的都是网络上能查到的。  

     记得90年代一个道士在临死前说今后很多年中国将是妖魔鬼怪占庙堂,正道人士在民间。当然妖也有好妖,魔也会改邪归正。结合近几年的天象,很明显,这是上天在警告那些妖魔鬼怪不要乱来,不要置天下苍生于不顾,不要试图玩火,玩火者必自焚。所以资改派的阴谋是违背天意的,是无德的,无德者必然灭亡。  

    最近大领导说大家如果真的买不起房子,那就先租吧,听到这句话,我很震惊,一个国家的总理竟然对自己的老百姓如此不负责人。  

    其实这句话是有背景的,啥背景呢,就是GDP,就是政绩。中国前几年依靠卖地盖房和外资保持了告诉增长,然而06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引擎开始熄火,怎么办,人家大领导有办法,就是依靠房地产,于是房价开始脱缰,这同时也撑起了GDP,也成就了大领导的政绩。但是近几年形式不妙,一方面外部需求萎缩,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房价太高,老百姓很有意见,部分有良知的领导也开始要求控制房价,全国上下一篇打压房价的声音,大领导的政绩也就靠出口和房价了,现在两个东东都出问题了。领导很烦,去澳门散散心。外部需求肯定掌握在大领导主子手里,大领导说了不算,也做不了主,自然剩下房价了,所以领导说房价太高就去租的意思就说,你们这些P民不要乱起哄了,买不起房子就租,别打搅了本君子的GDP增长,本人要做到执政十年GDP平均增长10%以上,离开房价是不行的,所以本人只要在台上就绝对不允许房价落,尔等P民就不要妄想了,去租吧。  

    所以如果打算买房自己住的人注意了,如果中国房价不崩溃的话,大家千万不要在2012年之前买房子。为什么呢?  

    第一现在大领导为了能够青史留名,留下执政十年平均增长10%的美名(简称GDP双屎丞相),是会动用一切手段来支持房价,他最近的租房说也是在给开发商打气,告诉他们挺住,本领导是会为他们说话的。所以只要政府具有维持房价的能力就不会允许房价在2012年之前跌下来。不过这可能本身也是一个阴谋,谁的阴谋呢?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大领导是帝国主义的棋子,有时候是会成为替死鬼的,帝国主义可能会在2012年之前通过房地产来打击中国经济,如果政府控制房价回落,中国民生改善,这岂不破坏了帝国主义的计划了吗?到时候,中国房价大跌,银行倒闭,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失业,然后潜伏在中国的各种帝国主义的备用力量就会乘机而起,兴起夺权,后果十分凶险。帝国主义是不会扶持大领导的,因为大领导现在是公认的影帝了,太出名了,而且中国的房价就是在大领导执政期间涨起来的,所以这样一个人是不足以服众的。现在可能仅仅是在耍着大领导玩,到了该丢的时候帝国主义会毫不犹豫的把大领导踢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府要么控制房价崩溃以及伴随而来的中国经济崩溃,然后利用中国计划经济体系毛主席当年布局遗留下来的国家控制能力完成过渡,实现中国浴火重生,要么就是中国政府与中国房价在2012年之前一起崩溃,中国经济倒退三十年,人民生活倒退30年,社会分崩离析。  

    第二,中国政府的国家控制能力虽然度过美国经济打击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这种可能还是有的,那就是中国房价一直维持高位到了2012年,中国GDP还在所谓告诉增长,并成功狙击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这个时候新的领导班子也将在2012年开始执政,新的领导班子为了获得民心,巩固执政基础,并取得执政威望,必然要在2013年开始打压打压房价,这样新的领导集体的威望就是大增。当年台湾人民为什么死心塌地的跟着李登辉,就是李登辉解决了老百姓的住房问题。  

    因此建议有真正住房需求的人不要在2012年之前买房子,除非2012年之前出现房价崩盘。原因有二。  

    第一如果房价出现崩盘之前你买了房子,那么见过就是你要还高额的贷款不说,你的工作也可能丢掉,你买的房子会被没收。第二就是房价不崩盘。2012年之后新的领导集体上台肯定要打压房价来维护执政基础,这样你之前高价买的房子不是太亏了。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可以说基本没有了,不会出现2003年领导集体上台之后通过高速增长来维护执政基础的可能了,所以打压房价几乎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再说租的问题,上半年中国房租价格暴涨,本人之前也写过文章分析房租是如何涨起来的,如果简单的说的话,房租价格是新兴的先富阶层利用后富阶层涨起来的,是先富者以P民制P民的策略,利用现在的大批失业人员去寻找房源,因为这些人专门搜集房源,他们的搜集能力足以让中介控制所有的房源,这样中介利用P民控制了房源,然后提高租价,再利用他们雇来的P民把弄来的房源租给另外一些P民。以前看佛教的一些书籍,上面说哄抬粮价的粮商死后除了受惩罚之外,即使投胎转世,也可能是要挨饿的,厉害的一生下一点粮食都吃不着,直接饿死。  

      最近听说越来越多的地方在拆迁,有的地方直接给拆迁户补助让拆迁户出来租房子,这说明中国最近的房租价格暴涨并不是什么偶然现象,而是一个有预谋有计划的行为。他们要在这个财富增长越来越慢的时代实现财富积累只有通过掠夺来实现,就是掠夺那些后富者,让后富者永远富不起来,这些行为规模之大,协调配合之默契,可以看出这背后有一只巨大的黑手在运作,这个黑手有多大。这个不好说,从政府乖乖的被利用来拆迁可以看出这个黑手有了控制政府的能力,他们应该就是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这些资产阶级已经通过房地产暴利,通过掠夺国家的钱,掠夺老百姓的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然而这些人如何能保住自己持续的剥削呢?要知道,中国的垄断行业掌握在政府手里,他们仅仅可以某种程度控制这些行业,却不可以完全支配,中国的民用工业,竞争性工业要么是中国本土企业恶性竞争,利润微薄,要么就是利润丰厚的被外资控制,所以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成长历程的食租性,掠夺性决定了他们只有通过食租掠夺才能生存,只有靠无偿的掠夺别人的财富才能生存发展。  

     上面说过,有德者兴,无德者亡,这些食租的资产阶层是肯定会灭亡,那么如果没有有德者,中国会怎样呢?结果就是大乱世,就像东汉之后的天下大乱一样,当时没有有德者兴起,无德或者伪德的个人独裁者无法崛起,最后结果就是天下分崩离析,你唱罢来我登场,朝代更替频繁,民不聊生,听说那个时代中国人口最少的时候也就几百万人,几乎要亡国灭种了。  

     所谓有德者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集团,并通过文化再造净化社会风气,形成一个健康的社会,而不是现在这样一个堕落的社会。这样的集团必然会在以后的社会大潮中兴起并决定中国的命运,这是天意。  

    最近有几则消息是:在网络上发表强国言论的军人戴旭转业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民主人士频繁去军校演讲,美国人分析说中国年轻军官多数反美,美国希望中美开始军事交流。  

     这说明什么?说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已经快到了最后攻坚阶段了,89年时候守卫北京的38军军长被帝国主义收买,拒绝执行邓小平下达的平乱的命令。89年的事件帝国主义之所以没有得逞,主要原因不是他们选的人员不行,干这样的事情只能选择人渣,因为正经人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也不是帝国主义准备不充分,而是当时中国政府仍然控制着大部分的国民经济,国家能够保证民生的正常,只要在民生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大的乱子,还有就是当时大家都认同改革开放,认为日子会越来越好。  

     然而现在不一样了,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准备的已经很周密了,他们具备随时通过某个事件掀起一场大的社会动乱的能力。我却并不知道我们的多少高级军事将领被美国收买,这些高级军事将领会不会在试探自己的年轻下属的对美国态度来看看自己倒戈的可能性,然后得出一个年轻将领多数反美的结论,要不美国人怎么知道我们的年轻军官多数反美。看看戴旭被转业,我们应该知道军队被美国收买的程度。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多少高级领导人被美国人控制,并不时的喊出中美关系出问题中国会出大乱子,还不遗余力的帮美国度过经济危机。我们能肯定在中国的经济金融领域可能潜伏着相当数量的经济特务,他们正在密切配合,让美国来掌控中国经济。  

      80年代末,还有相当数量毛主席时代留下来的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们具有力挽狂澜的能力,那个时候中国人虽然思想开始堕落,但是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程度。然而现在呢,老一辈领导人越来越少了,新成长起来的好多是在腐败的官场上拍须溜马靠着GDP或者找靠山爬起来的,这样领导人除了谋取私利,搞面子工程在行之外,他们没有干实事的本事,这样的一批领导人把持中国的地方政府并在一步步的向中央渗透,是现在中国中央政府一些好的政策不能得到实施的主要原因,这样的一批人渣领导把持政府,结果可以想象,面对美国那些足智多谋的阴谋家,他们将不断的中招,最后帮着美国实现美国在华阴谋。  

      毛主席当年说过,在方针政策确定以后,干部问题就是关键。毛主席也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现在中国的问题仅仅靠几个红头文件,靠学习某某好榜样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说在90年代初,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一万人头落地的话,那么现在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有百万人头落地,这些人头是贪官汉奸的人头,时间越长需要落地的人头越多,如果政府不主动的至上而下的解决,那么帝国主义的阴谋和腐败一起就会随着时间以及老一代领导人的老去不断的从下而上的渗透到中央,直到成为中央的核心,这就是和平演变,那个时候将不存在至上而下解决的条件了,而是社会崩溃的时候,是大革命时机到来的时候。  

     为什么郑必坚当年去美国说情,美国人的答复是只要共产党这个名称在就不行,即使现在的共产党做的事情跟美国人一样了,原因就是只要共产党的名称在,只要宪法在,就终有那么一种可能,就是共产党系统内的健康力量会打出“护宪运动”的旗号,会名正言顺的展开对伪共产党的讨伐,这个也是美国担心的地方,也是他们千方百计的拉拢中国军队特别是军队高层的原因。现在资改派们说再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会丢掉,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他们害怕军人和共产党体系内的健康力量还有老百姓联合起来打出“护宪”“清君侧”的大旗,将他们铲除。  

     现在的形势下,只要美国人没有绝对的把握颠覆中国政权,维护中国的现状是对美帝国主义最有利的,对中国共产党最不利的,因为只要维护现状,就可以温水煮青蛙,慢慢的通过现在堕落的社会风气形成对人的进一步的腐蚀,有正义感的人越来越少,政府机关里面的腐败成分会慢慢的向中央核心渗透,加上美国在背后操盘,这个过程会加速,慢慢的维护社会主义的人老了,死了,新上来的人大多都是投机分子,是在所谓官场中历练起来的,这些人没有什么价值观,升官发财是他们唯一的追求,哪怕死后万劫不复也不管。就这样一批腐败势力最后会把中国葬送掉。如果美国认为有绝对的把握,他们会一不做二不休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从最近的形式看,美国搞的那些藏独,疆独,军演以及一些通货膨胀等等都是在试探中国政府的反应,看看中国政府的反应能力,有没有能力击败美国的和平演变行为,也许美国得到的结论是时机不到,他们还会继续等待时机。  

     所以现在对中国最有利的方式就是当机立断,与美国摊牌,显然美国在做方面的部署,他们拉拢印度又拉拢东盟,还说服柬埔寨就是为了防止中国摊牌。  

     中国与美国摊牌的同时需要拉拢欧盟,分化西方联盟,现在看来中国政府已经在做了,但是我觉得还不够,还要彻底断绝对美国日本的资源以及廉价商品的出口。当年克林顿为什么在中国加入WTO提案在国会审议的时候那么着急,使出全部力气让他通过,就是为了防止欧盟从中渔利,使中国撇下美国,全面开展对欧盟的关系。中国通过经济外贸甚至军事合作来分化西方联盟完全是可能的。  

     在拉拢欧盟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深化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形成中国,俄罗斯,欧盟的合作,通过强强联合来抗衡美国的全球霸权,也就是说经贸上与欧盟合作,军事上与俄罗斯合作。  

     可以说现在中国正在走向一条亡国灭种的道路上,美国人的对话战略不仅仅是控制中国或者让中国为他们服务,而是要消灭中国人。现在中国人正在成为新的东亚病夫,因为人的身体素质在逐年下降,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心理素质也在下降,中国人的生育能力也在下降,而且计划生育只针对汉人的政策也在悄悄埋下今后一百多年之后中国因为民族问题而国家分裂的种子。可以说美国的对华战略已经谋划到了一百年甚至几百年以后了,而中国人,中国的领导人却还在醉生梦死。  

现代教育对学生的摧残

     最近90后大学生军训出现大批的学生晕倒事情,教官也说晕倒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多,也说明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也来越差,国家体育总局的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6年中国学生的身高降低了3厘米,而体重增加了3公斤,也就是说中国人变得又矮又胖了,而且中国人的生育能力的下降则是更危险的,一个人只有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生育能力才会强,现在生育能力的下降则说明中国人的精力,身体健康出问题了,一个病怏怏的民族怎么可能崛起,现在外国一些人说中国人是未富先老,我觉得未富先老是外未来20年,现在的中国是未富先病,未富先病加上未来的未富先老,一个又老又病的民族会有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为什么98年之后学生的身高会下降,体重会增加呢?也就是说90后的身体素质不如80后。80后中国刚刚开始改革,虽然垃圾的东西开始增加,但是毕竟很少,人们的生活水平的确是提高了不少,而且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对小孩产生影响,人们的观念也保守,这样80后的孩子健康成长,身高高,体能强,体重适中。而90年代后,这个时候垃圾食品,有毒食品大量出现,社会上乌七八糟的东西影响孩子的成长,污染孩子的心灵,造成精力大量消耗,这样身高自然降低了,因为体内垃圾太多,自然体重增加,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2000之后的小孩可能还不如90后的孩子呢,一个民族如果一代不如一代,不需要美国的转基因生化武器,中国人自己就会玩完,当年罗马帝国不就是因为人种衰变灭亡的吗?中国不具有罗马文化的基因,难道会古罗马帝国的后尘吗?  

     各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正在走向一条亡国灭种的道路,一切来得都是那么静悄悄,就像一只青蛙在温水中,下面烈火在熊熊燃烧,水温在慢慢升高。  

     现在我们需要往温水中倒入滚烫的热水,虽然青蛙一时感到很烫,接受不了,但是接下来的一跃而起将是这个青蛙新生的开始。。。。。。。  

      这个滚烫的热水就是中国应当当机立断,断绝一切生活必需品和资源的对美日出口,国家内部则要使用重典严查贪官和汉奸,即使百万人头落地也在所不惜,并重建国有经济对经济的控制能力,组建国家控制下的垄断企业财团,这些垄断财团实行利润全民分红,并倡导健康向上的新文化,在食品领域要彻底实行改革,保证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在文化教育方面也需要实行素质教育,以培养人才为主,而不是让学生成为学校牟利的工具。  

     现在美国其实不敢跟中国打仗,他也不敢过分的惹中国,他总是又打又哄,因为过分的惹中国就像是向温水里面倒滚烫的热水,不过难道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就像小孩一样吗?美国鬼子哄哄你,你就真的当真了?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0-11-11 11:54:15 +0800 收件人: <hihualee@gmail.com> 抄送:标题: “物价上涨的根源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

物价上涨的根源是粮食价格上涨吗?

李昌平

    2010年11月10日15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就“认清形势 妥善应对 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进行现场解读。周望军的基本观点是:物价上涨的根源是因为粮价上涨。周望军解释说:这次涨价的特点跟2004、2007、2008年涨价的原因和品种都有所区别。2004年价格上涨是由于粮食减产,当时的CPI达到了3.9%,2007年是猪肉价格短缺引起的,2008年涨了5.9%。这次的特点主要是以食品价格上涨为主,刚才说了粮食、蔬菜、鸡蛋、食用油、方便面、鸡蛋等,实际上根源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粮价是百价之基。肉奶蛋都是由粮食转换的,包括酒也是由粮食做的。周望军特别强调:价格虽然上涨了,但是重要物资储备充分,这么多年了国家也积累了丰富调控物价的经验,防止通货膨胀有充足的物质基础和手段保障,这一点请大家放心。

    笔者认为周望军副司长“物价上涨的根源是因为粮价上涨”的观点不成立。事实恰恰相反。历史上几次高通胀都不是粮价上涨引起或推动的。1988~1989年的通胀率为18%左右,当时粮价是被绝对管制的,通胀与粮价上涨无关。1990年前后,由于低粮价伤害农民,粮食定购价格突然上涨到0.24元/斤,上涨100%多,1990~1993年的物价反而出现较大幅度回落。1993~1995年出现第二次通胀,通胀率分别达到13.1%、24.1%和17.1%,同样不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而是在通胀出现后,粮价相对过低,严重伤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1994年下半年才准许粮食价格上涨,1996年粮食收购价格达到高峰0.7元/斤,但1996年却出现了通胀转向通缩的现象。

    2008年的通胀率5.9%,是在粮价稳定的情况下,食用油和猪肉价格暴涨引发的。2009年粮食价格补涨后,通胀结束。由此可见,历史上历次通胀不仅不是粮食价格上涨引起和推动的,反而每次通胀出现后,都是随着粮价补涨而转向稳定。

    今年的通胀,也是在什么都涨了之后(大蒜涨800%,房子涨60%,劳动力涨20%,石油涨25%,种子涨100%,肥料涨20%),粮价才开始上涨的,并且只有粮价涨的最少(10%左右)。

    如果发改委对通胀缺乏科学对应之策,只会靠压低粮价向农民转嫁通货膨胀,或者发改委是为了配合中粮储坑农害农——压级压价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直说好了,何必拿“物价上涨的根源是因为粮价上涨”这样缺乏常识的话糊弄人呢?!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粮价是全世界最低的,日本农民生产的稻谷,日本政府以每斤12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中国政府收购农民的稻谷1元钱左右;相对于“种房子”,“种粮食”的收益实在是太少了,百分之一都不到;最近25年,一般公务员工资上涨了60倍左右,农资的价格涨了20倍以上,而粮食价格上涨只了6倍左右。

    中国怎么好意识说“物价上涨的根源是因为粮价上涨。”周望军副司长所说的“这么多年了国家也积累了丰富调控物价的经验”,其经验的核心就是故意压低粮价,像农民转嫁通胀风险。

    在笔者看来,长期依靠压低粮食价格向广大农民转嫁通胀风险的做法,是中国经济深层矛盾的根源。譬如:农民收入低、农民工工资低(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很大程度上是有粮食定购价决定的)、内需不振、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中国生产物质他国生产票子、经济自主性受制于外部市场约束、贸易摩擦不断、进出口定价权丧失……等等,都是因为政府长期向农民转嫁经济危机——持久压低粮价引起和积累的。

    农民是我国的绝大多数,如果长期以牺牲农民的利益应对通胀或经济危机,其结果一定是民弱国虚!

    当前正确应对通胀的办法不是打压粮价,而是立即宣布2011年的粮食定购价在2010年基础上大幅提高30-50%(即使明年粮食定购价提高50%,粮价和其它商品的比价也是最低的)。以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如果粮食出现抢购和非正常涨价,政府应该大胆把充足的储备大规模低价(以高于2010年定购价10-15%的价格)投放市场。我相信这样做了,当下市场供给大幅增加,加上2011年必定是农产品大幅增长之年,各种投机资金立马放弃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炒作,粮价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立马会恢复正常。这样做既没有伤害农民,也为农产品增长和物价长期稳定打下了基础,也为增加农民和农民工工资、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11-14 08:26:29 +0800 收件人: <an1947@sina.com>,  抄送:标题: Fw:附件网络文摘

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聂辉华

2010年11月

    我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现将所发现的问题叙述如下。

    一、一样的产品,不一样的价格

  最近几年,中美两国之间物价的差异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一个热门问题是:同样是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为什么在美国卖得比在中国还便宜?例如,我自己在波士顿市中心的梅西商场买了一件哥伦比亚(Columbia)牌子的羽绒服,上面明确标示“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售价是69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470元。但是,一模一样的衣服在中国北京的王府井商场通常要卖1000元,比美国的两倍还高。同样是中国制造的苹果手机iPhone 3,在美国卖600美元(约4000元),在中国则高达6、7千元。

    最近流行的苹果3G版平板电脑iPad,我在哈佛大学电脑专卖店里花670美元(含税,大约4500元)买了一个,而这款产品在中国市场已经炒到了6000元以上。最广为人知的案例应该是著名的Coach(寇驰)皮包了。在美国郊区的品牌直销店(outlet),一个普通的Coach包大概100美元,但是在中国则售价高达1500元左右,翻了一番。类似的产品还有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中国制造的服装和运动鞋品牌,它们在美国的售价往往不到中国的一半。  

  巨大的价格差必然导致大量的套利者。在美国outlet,中国人采购队伍往往蔚为壮观,出手阔绰,横扫各大品牌,简直是如狼似虎。我就亲眼目睹一堆中国人从一个华人旅游大巴里出来,然后直接杀向Coach店,以至于Coach店门口立刻排起了长队,而队伍中有一半都是中国人。店里的售货小姐忙得不亦乐乎,此刻恨不得会说中文。因为Coach包价差太大,又非常畅销,所以往往一个中国人非得两手都拎满了包才出来。据说,一些地方的Coach店不得不规定,每个人最多只能买10个!那一刻,我甚至怀疑中国还是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知道,产品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按常识,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中国当地出售,其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肯定比在美国的成本要低,那么价格自然是中国的更便宜。产品的输出地居然比输入地还贵,这是一种逆向的价格差。我们从未听说过“北京烤鸭”在北京比外地还贵,也没有听说过“南丰蜜桔”在江西比在北京更贵。那为什么一些在当地制造的产品在当地销售反而比外地更贵呢?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二、不同的制度,不同的交易费用  

  最近,《新京报》的一则报道[①]援引一些专家的观点,认为是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导致了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外更便宜。经过若干次调整,中国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从当初的9.8%提高到了现在的13.5%,部分商品高达17%。一些专家认为,出口退税相当于政府给予了一些出口商品补贴,因此这些商品的成本和价格就可以低于国内同类商品。我认为这个观点缺乏说服力。首先,即便扣除退税补贴,美国商品仍然比中国商品便宜许多,这多出来的这些价差如何解释呢?其次,虽然这些出口商品享受了中国政府的出口补贴,但是美国政府还要对它们征收进口关税。假设美国关税与中国持平,那么一减一加,也算抵消了。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这种逆向的价格差。  

  第一,品牌效应。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下,产品的价格等于成本加上行业平均利润。因此,假如两种商品成本相同,而价格不同,那么一定是市场结构不同导致利润不同。在供过于求的市场,产品的利润相对微薄;在供不应求的市场,产品的利润相对丰厚。这是最直接的一个解释。以广受中国女性欢迎的Coach包为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消费潮流是跟着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有一句话说,西方国家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女性觉得Coach包时尚、潮流,把拥有这种名牌包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因此导致中国国内的Coach包奇货可居,自然供不应求,从而使品牌拥有者获得暴利。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Coach虽然是皮包名牌,但是最多总体上只能算二线品牌,真正的一线品牌是Gucci(古奇)和LV(路易威登)。Coach是美国本土名牌,Gucci是意大利名牌,而LV是法国名牌。和大部分奢侈品一样,真正领先潮流的产品还是在欧洲,而不是在美国。一个朋友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如果说Gucci是王府井大饭店,那么Coach只能是人大西门旁边的天使食府。美国人买Coach包,就好比买家用电器。因此,Coach包赚不到美国人的超额利润,只能去赚中国人的。其实,即便是Coach包,也分流行款式和普通款式。在outlet这样的打折直销店销售的,往往是普通款式,而流行的款式是不会立即打折出售的。这就造成一种错觉,中国人以为在美国捡了大便宜,其实就是捡了便宜货。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运动类服装和鞋子,也符合类似的逻辑。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像Coach包这样的产品,怎么说也算名牌,为什么它们在美国就赚不到暴利呢?我认为,这个美国的产业结构有关。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一旦一个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或者创新产品在竞争中胜出了,它就可以通过收购其他企业进行大规模扩张,因为其他企业根本不能生存下去。所谓“赢者通吃”其实就是充分竞争的必然结果。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每个行业就只剩下少数几个品牌可以相互抗衡。例如,运动服装业由耐克和阿迪达斯平分天下,碳酸饮料业由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分而治之,而皮包业由Gucci、LV、Fendi和Coach四强称雄。优胜企业一旦建立了品牌声誉,大举扩张,有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成本自然降低,因此售价也相应降低。例如全球500强老大沃尔玛连锁店,靠的不是高利润,而是薄利多销。但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很多国有企业亏损却不能退出,很多私营企业盈利但没钱扩张,资源存在很大程度的误置,从而难以形成大品牌、大扩张、低成本、低利润的良性循环。因此,同样是名牌产品,但是其在美国的品牌溢价低于在中国的品牌溢价。然而,如果一种中国制造的产品不是美国名牌,但在中国卖出比美国更高的价格,就需要有其他解释。  

  第二,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决定交易费用。因此,同样的产品,即便生产成本相同,在不同制度的国家也会有不同的交易费用,从而形成不同的总成本。假定品牌的溢价完全一样,交易费用更高的国家就会有更高的产品售价。这里的交易费用主要指政府对市场的维护成本。假设广东东莞一个工厂生产了一批衬衫,它可以选择通过海运出口到美国,也可以选择通过陆路输送到北京。别看广州到北京相对较近,但据说有人做过比较,发现大陆沿途的各种收费和行贿所带来的运输成本居然超过了出口到美国的费用!我相信这不是天方夜谭,只要想想一路有多少收费站就可以理解了。其实,运输费用毕竟是确定性的,而更多的不确定性来自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在关系横行的中国市场,一个工厂要拿到国内企业的订单,要花多少时间和财力去请客送礼?好不容易拿到订单,又要花多少时间和财力去拿到货款?相反,跟外国企业做生意,只要对方考察后确定了合作关系,一纸传真往往就解决了问题。与国内企业打交道的这些“攻关费用”,其实都要算进生产成本里。因此,简单地说同样的产品有同样的生产成本,这对国内销售企业很不公平。正是国内市场的不透明、不规范、不合理导致了高昂的交易费用和制度运行成本,从而侵蚀了国内产品的利润空间,价格只能水涨船高了。  

  像联想公司出品的Thinkpad笔记本电脑系列产品,被从IBM公司手里收购过来后,完全是在中国生产的,现在也不是美国名牌,但是其价格在美国还是相对便宜。品牌溢价不能完全解释这个现象,因为中国消费者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多数会偏好惠普、戴尔、苹果等外国品牌。我认为这个例子典型地体现了交易费用的差别。联想在国内是做贸易起家的,应该说在渠道方面投入了巨资。但是它是在中国,而且很多生意是和政府部门合作,因此销售成本、货款回收成本和售后服务成本必定不低。在美国卖电脑就相对简单了,企业只要与合作方签订了协议,大部分交易都是通过网站进行的。消费者要买电脑,先上网查看,然后打电话或通过电子商务系统预订,并且在线付款,然后等着邮政或投递部门送货。如果消费者不满意,可以在一定期限内无条件退货。哈佛大学科学综合楼地下室有一个电脑专卖店,只有两三个员工,周一到周五的白天上班,里面的货物大部分是展品,拿货需要网上或电话预约。我想买一根Thinkpad的电源线,他们都说没有,让我直接从网上订购。中国消费者也许不习惯这种“非人性”的服务,但是对于厂家和销售商来说,成本就大大地降低了。要知道,美国最贵的就是人力服务了,因为人少。  

  第三,知识产权。前面提到的交易费用都是看得见的直接成本,可以直接计入价格。但是有一类成本是无法直接计算却必须包括在最终价格里的,这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本。名牌产品之所以有溢价,主要是因为它品质更好。崇高的品质来自于企业持续不断的创新和巨大的人力和物质投资。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企业就不敢冒险去创新,而只能去生产那些短平快的产品,获取短期薄利,或者干脆帮外国品牌代工,拱手让出大部分利润。美国有微软这样伟大的企业,是因为美国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完善法律。微软曾经和美国三十个州以及联邦司法部对决公堂。要是在中国,按我一个大学班主任的话说,“一个派出所就可以把它灭了”。如果政府能保护好企业的知识产权,市场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假冒伪劣商品,优势企业就可以实现市场扩张,从而像美国那样形成规模化生产,并最终通过降价让消费者得到好处。去年夏天我到苏州出差,看到当地很多丝绸小店出售“手工刺绣”。其实,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那些手工作品都是摆设,真正出售的全是机器生产的。大家都知道这是机器生产的,想卖高价是很难的,因此几块钱就可以买一幅。当大规模的机器产品占据了市场时,企业即便想生产出高品质的手工产品,又有几个消费者会相信呢?去年年底,我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转机,发现机场商店出售一些日本人手工制作的刺绣,上面标有手工制作的官方认证,一块手帕大概要卖几百元人民币。两厢对比,令我感触很深。这几百元的价差,其实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本。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保护本国产品的知识产权,不仅本国产品难以成为名牌产品,而且还将沦落为他国名牌产品的打工仔。特别是当前,“山寨文化”盛行,国人不以侵犯知识产权为耻,反以为荣,只顾短期利益,必然失去长期市场。是的,文化因素,这正是我要谈的第四个原因。  

  第四,消费文化。中国人大概是穷怕了,所以一旦有钱,一定要炫富;即便没钱,为了表现得有钱,也要花大代价去炫富,这是一种畸形的文化。据说,很多在校读书的女生为了买一个LV的皮包,可以忍痛挨饿吃几个月的方便面。很多公司的低阶白领,领了工资就去买奢侈品,特别是皮包。想想看,假如一个普通职员有一天也买了一个Coach包,那么她的主管必定要扔掉以前的Coach包去买一个更贵的Gucci包,然后高层上司看到中层主管居然拿她一样款式的皮包,就不得不去买更贵的高档皮包了。这种盲目的、单一标准的攀比,正是收入不高的中国在奢侈品市场不成比例地大肆扩张的文化背景。去年由于金融危机,LV在全球的市场都在萎缩,但是在中国的市场却爆炸性地翻倍增长了。毕竟,有那么多中国人要炫富,有那么多中国人要送礼,真金白银盆满钵满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人也攀比,但他们更喜欢比不同。你有这种东西,我非得有另一种东西。这种追求个性的文化,杜绝了“全民都买LV”的低俗文化。  

    [①] 《中国制造国外更便宜,专家吁下调出口退税率》,《新京报》,2010年5月5日。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1-17 17:41:55 +0800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贺雪峰: 中国城市化之忧

中国城市化之忧

贺雪峰

2010年11月

    迄今为止,中央在城市化的道路选择上,一直保持了较为清醒的头脑,采取了较为稳定的政策,取得了比较好的实践效果。不过,最近几年,地方政府在如何城市化的道路选择上,明显表现出激进情绪,这种激进情绪如果不受到控制,可能给中国现代化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笔者近年来一直反对目前学界与地方政府在城市化道路选择上的激进情绪,而主张一种稳健的城市化道路。遗憾的是,笔者的声音过于微弱,根本无力阻止地方政府的狂热情绪,因此再撰此文重申自己的观点。

一、地方政府的实践

    最近一个月,在城市化的激进实践方面,笔者连续看到三个版本,一是众所周知的重庆市高调出台的农民转户进城政策,二是山东由诸城开始已在山东全省相当部分地区推开的撤村并居集中居住实践,三是2010年7月笔者在河南K镇调研发现的河南小城镇建设案例。

    1、重庆版本

    2010年8月1日开始,重庆市实施《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居民转户实施办法(试行)》,正式启动重庆市农民转户进城的改革,根据规划,重庆户改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2010年至2011年,将有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登记为城镇居民,解决户籍历史遗留问题,新增城镇居民338万人;第二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建立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等保障机制,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力争每年转移80万—90万人,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全市非农户籍人口比重提升至60%。重庆市长黄奇帆说,“届时,重庆主城区集聚城镇居民为1000万人,区县城集聚城镇居民600万人,小城镇集聚城镇居民300万人”。

    黄奇帆曾对新的制度打过形象比喻:城镇户口捆绑了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五件衣服”,农村户口则捆绑了宅基地、林地、承包地“三件衣服”,因此,农民工进城落户,关键是要解决他们的社保体系。

    按经济学家郎咸平的说法,重庆户改可以称为“重庆模式”,“重庆模式”包括三步曲:第一,未来3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可以解决100万到200万人的居住问题;第二,陆续引进300万农民工进城并入户,让农民工放弃宅基地与耕农地,为公租房提供土地;第三,加强建设IT产业集群,从而解决农民工的工作问题。

    黄奇帆曾说:“重庆今年的工业产值将过万亿,未来将以20%—30%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工业总产值将达到4万亿”。[1]
    黄奇帆表示,在未来10年间,新增的3万亿工业产值可增加500万工业就业人群,同时可再带动500万服务行业人员就业。[2]

    据报道,“目前重庆可用建设用地仅9000多平方公里,基本已用完,今后几年,随着社会发展,需新增2000多平方公里土地。另一个现实却是,重庆近年来增加了大量的城市常住人员,但很多人依然保持农民身份,造成耕地闲置、宅基地抛弃、大量土地资源被浪费”。

    “对此,黄奇帆在一次会议上称,1000万农民进城落户,三、五年后会逐渐退出250余万亩宅基地。重庆为此将产生250余万亩地票(用地指标),大大缓解城市建设用地的紧张。黄奇帆透露,仅第一阶段让330多万农民转为市民,享受与市民同等同权,政府就需出资1000亿元,但在重庆市政府看来,这是值得的。按照一亩地票15万—20万的价格将产生超过3000亿的收益,这足够支付给转户农民的退地补偿,在一定程度抵偿户籍制度改革需政府投入的高额成本”。[3]

    以上引述简单地勾勒出重庆户改的思路与方略,笔者总结如下:1、农户进城,同时退出宅基地。2、政府将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置换成为城市建设用地指标。3、重庆市政府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做三件事,一是为农民造廉价公租房,二是用土地招商引资,三是用土地生财,为进城农民提供与市民同等的社会保障。4、重庆市政府希望:因为可以大量招商引资并创造就业机会,一般进城农民工就可以轻松找到就业机会;因为为农民提供了与城市市民同等的社会保障,进城农民就可以在城市获得体面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因为建有大量廉价公租房,进城农民中情况最不好者可以住进公租房,而不致于无房可住,从而可以避免因大量农民进城导致贫民窟的形成,及因此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5、从而,在不长的时间内,重庆市可以成功地将千万进城农民体面地城市化,从而使重庆的城市化率有极大提高,及创造中国城市化的奇迹。

    从以上总结来看,重庆模式看起来是相当地简单,就是希望通过让农民拿土地换户籍来创造城市化的奇迹。如此简单的办法就可以创造奇迹,就让人怀疑,因为这样简单不用付出代价甚至不担任何风险就可以创造奇迹的事情,重庆可以做,其他地方当然也可以做。这中间显然是有地方出了问题。

    问题出在三个方面,第一,“土地换户籍”后的土地仍然是农村土地,其中的农村建设用地可以通过复垦来获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国家土地政策规定,城市建设用地要“占补平衡”,“先补后占”,即地方政府必须先造出耕地,才能获得城市建设用地权利。进城农民将宅基地退出来,地方政府主持复垦为耕地,就造出了可以用于城市建设用地权利的耕地来。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规定“占补平衡”、“先补后占”,从而使地方政府可以获得建设用地指标,只是其中一个前提性条件,也就是,并非农民退出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就可以自动产生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而是有一个更大的限制性条件,即地方政府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是由国家每年定额分配的,每年国家下达的定额建设用地计划,地方政府不能超标使用,即使复垦耕地超过计划用地指标100倍也不行。因此,重庆要将复垦为耕地的农民退出宅基地面积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就需要向国家要求增加建设用地指标,重庆可以要,全国各个地方政府都可以要,则全国控制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计划就会落空。

    重庆当然可以借其是城乡统筹实验区或直辖市的名义来要求增加建设用地指标,但这里,重庆市已经有了特殊,别的省市政府无法也不能享受的特殊。正是因此,有人写道:重庆现在之所以发展迅速,很大程度上除了物流成本、发展成本低外,其实最大的优势在于国家给足了很大的开发空间,仅仅两江板块就是1200平方公里,西部其他一些大城市一年的拓展指标大约在20km2,10年才能达到200km2,重庆直辖的时候城市建成区面积200km2,现在翻了一翻多,达到500km2的样子,未来是1000km2,10年时间比其他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的预期面积至少多几百km2。[4]

    但即使如此,300万乃至1000万农民进城所释放出来的宅基地复垦面积,也不可能因中央给重庆的特殊政策而被重庆市全部用于建设用地,因为重庆农村人均宅基地面积不低于200m2,1000万进城农民工的宅基地复垦面积超过300万亩,即超过2000km2。

    重庆费这么大的劲不过是为了获得大致1000km2的用地指标(注意,不是实际用地,实际用地还要向农民征收),那干脆国家给重庆特殊政策,允许重庆不用补充即可以占用1000km2的土地用于扩大城市建设,不就可以了吗?1000km2相当于大约130万亩,扣除其中荒地、林地和空闲地块,仅仅相当于100万亩耕地。中国有18亿亩耕地,少100万亩,而可以成就中国西部最大城市,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特殊手笔,也不是不可以接受。

    第二,问题也许就在这里,即国家即使允许重庆可以额外地使用100万亩耕地作建设用地,重庆也未必就可以发展起来,因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是与城市发展内在要求相统一的,正是城市经济发展才带来对土地的要求,而不是反过来,有了土地就一定可以发展经济。土地到处都有,但经济并不是到处都发展了。日本国土面积狭小,新加坡就更小,经济照样发展,而一些土地面积巨大的国家如印度、拉美国家,经济并未就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因此,真正构成重庆经济发展瓶颈的,是招商引资,是资本进来投资。而一提到招商引资,这便是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全国每个地方都在乱弹且已经弹破琴弦的老调了。

    重庆要招商引资,显然不能只是重庆的决心大,也不是重庆地理位置好,就可以招来商引来资的。资本的天性是获取剩余价值,没有利润,资本凭何会来?而决定资本利润高低的一是劳动力成本,二是土地成本,三是地方税费,合起来叫做投资环境。从土地成本上讲,工业用地的成本是比较低的,一般每亩土地价格在20万元左右,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将土地价格零成本,以至有些企业仅为占地而佯作投资,比如著名品牌汇源果汁就在全国很多地方圈地。重庆以每亩10多万元地票价来获得用地指标,又要再征用规划区内的农民土地,这样积累下来,重庆市政府给到企业的用地,要么价格高昂,要么市政府贴钱。从劳动力成本来讲,重庆指望通过招商引资来安排进城农民工,以使进城农民工可以获得体面的生活,则这些企业必须支付进城农民更高的报酬,否则,进城农民在城市的生活就不可能体面,甚至生活不下去(原因见以下几节的进一步讨论),以及要为这些进城农民支付更多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金。因此,这些招商引资进来的企业要么不招聘进城农民而招聘外地农民工,要么就不得不承受过高的劳动力成本,从而无法在重庆坚持下去。当然,更可能是根本就不会来。从地方税费来讲,重庆市因为进城农民数量巨大,而不得不支付财政成本,重庆市的财政收入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为了招商引资,都可能对企业减税,重庆却欲加税,因为财政缺钱。

    即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重庆市的投资环境都不大可能很好,招商引资的决心很大,实效却可能很小。

    有人说,重庆市可以通过土地生财,但正如前述,更多的建设用地只有与更大的经济发展相匹配,才可以创造出财富。当建设用地面积远远大于其经济容量时,建设用地的价格就起不来,重庆市政府指望通过卖地来获得无限的财政收入,当然是不可能的。当然,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重庆可以有特殊的使用更多建设用地的政策,不断地增加土地供给,从而使得重庆市的房地产价格持续下降,并因此使重庆劳动力的成本下降,这样来增加重庆市的招商引资吸引力。但即使如此,重庆也敌不过农民可以往返城乡所具有的农民工的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因为农民工在城市几乎不用花钱在住房上面。

     我们再退一步,即假设重庆因为可以有更多土地用于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并因此可以较其他地区更容易招商引资,从而可以有经济的更快发展,重庆市的这种更快发展也是建基于国家特殊土地政策的照顾上的,这样的以挤压其他地方政府,而不是以企业家的创新为手段的发展,显然不具有示范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是构成企业主要成本之一的工资成本状况。进城农民在城市生活花费要远高于农村,或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要远高于农村,企业若仍按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来支付,这些进城农民的状况就大不如以前在农村的生活水平,而若以较高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一方面企业支付不起,另一方面,其他地方的农民完全可以过来竞争这个岗位。最终,指望依靠经济快速发展来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结果却可能是农民就业没有解决,经济也发展不起来。

    从而,重庆市希望创造的中国城市化的奇迹成了进城农民退无处可退,进又无处可进的困局,重庆的城市化建设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这样的两难是概率极高的,试想,到现在还敢设想用10年时间将重庆市的工业产值由1万亿提高到4万元的计划,实在是不可思议。

    黄奇帆市长讲:“若无公租房,农民工进城将造成社会动荡”,其实有无公租房并不是什么重要问题,真正造成社会动荡的是进城农民长期无法获得可以在城市体面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工资收入。大量农民进城不再退得回去了,一旦有了经济的、金融的以及其他可能的危机,这些不能体面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数量极为庞大的进城农民正是适合烈火燃烧的干柴。

    2、山东诸城版本

    源起于山东诸城的拆村并居实践在性质上与重庆一样,即地方政府要的是农民的土地,而说的是要为农民提供与城市一样的生活与公共服务设施。结果,在很短时间内,诸城即将农村传统村庄拆得七零八落,十几个村合并到一个地方,每处居住人口达上万人,家家户户上楼,政府获得了节约出来的宅基地,将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地方政府即可以通过“先补后占”、“占补平衡”来换取城市建设用地。
山东与重庆的不同之处大致有三,一是山东仍然是在农村范围里面重组,以此获得农民宅基地,重庆则是将农民从农村中彻底地不可逆地拉出来了。山东农村,农民仍然可以从事农业,重庆进城农民不只是无法从事农业了,而且根本就已经失去了农村这个田园家乡。这个意义上讲,重庆“户改”较山东“撤村并居”更为激进;二是重庆给进城农民“五件衣服”,但农民必须脱掉在农村穿的几件衣服。而山东并不给农民穿进城的衣服,也不脱农民在农村穿的衣服。但山东农民拆村并居以后,大规模聚居,农田离农民的住处变得相当遥远,而农业生产恰恰是一件需要随时随地照料的产业,农民因此在农作上远不如过去方便;三是重庆与山东经济发展水平有差距。重庆事实上仍然是一个落后的西部农村,而山东尤其是诸城地区,则是经济相当发达的沿海地区。正是诸城发达的经济产生了对土地的内生要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诸城的拆村并居较重庆“户改”要有内在合理性。

    不过,山东历来是行政手段极强,追求政绩很猛的地方。诸城拆村改居的经验在很短的时间即在整个山东发酵,无论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如何,也无论本地农村的主要产业是农业还是工业,山东几乎全省都通过“村改居”来做起了土地的文章。而这篇土地文章的背后,无非是国家土地政策中关于“占补平衡”,“先补后占”规定的在地化。因为开发新的耕地比较困难,将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然后以此耕地指标来要求国土资源局批准在城市规划区内征收农民耕地用作城市建设用地,这样就可以不减少中国的耕地总量。

     但这里同样有未解决的问题,一是国家土地政策中,不仅规定了“占补平衡”原则,而且用地计划是按年度下达的,每个年度的用地指标不能超过下达计划。重庆或许可以说是特殊的,因为重庆可以借用城乡统筹试验区的特殊政策和直辖市以及西部地区的特殊条件,来要求国家每年多批准建设用地计划,但未必山东也是特殊的?未必全国每个省市区都可以特殊?这样特殊下去,国家每年制定和下达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还有何意义?计划还进行得下去?因此,这些特殊要么是直接违反国家土地政策的,要么是地方政府盲目决策圈地。

    盲目决定圈地之一种,是将复垦出来的农村建设用地留作将来向国家要更多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理由,这些复垦出来的耕地成为地方手中战略性的土地储备,以为今后的城市发展与建设用地之扩大预作准备。这样看来,地方政府真是在替“古人”担忧。如果农民的确可以从拆村并居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则这样的政策也是可以忍受的,——虽然还是有点浪费,毕竟农民之前造的房子都是好好的,住起来蛮舒服,拆掉了,至少是浪费了能源与资源,不够低碳与环保,但管他呢,农民高兴就行。但如果农民住到一起,生产不方便了,生活也不方便了,各方面反而不如过去了,则这样拆村并居的问题就大了。即:

    1、诸城市拆村改居,10多个村拆并到一个居民点,农民因为离土地太远,进行农业生产不方便,且因为住到楼上,农具无处放,耕牛无处养,生活也不方便。

    2、拆村并居,节约出来大量的宅基地,将宅基地复垦成为耕地,这些复垦出来的耕地就可能置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但因为拆村并居规模太大,复垦出来的耕地太多,而使可以补充的复垦耕地数量远远超出了国家批准下来的城市建设占地计划,因此,复垦出来的宅基地只好储备在那里,留待来年再用。

    3、留待来年再用的复垦耕地的宅基地,是需要地方政府当年就拿出财力来拆村,及来补偿农民在新居民点建房开支的。地方政府财力不够,就可能要求开发商预支。开发商预支有风险。但不承担风险如何能有利益?

    4、整个过程中,农民生产生活不方便了;拆建浪费了大量资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空前扩大,负担空前加重;开发商因此也被迫预支风险投资。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换取国家土地政策源于“占补平衡”而允许地方政府将城市建设规划区内的耕地征收用作城市建设用地,进行工业区建设或搞商品房开发,以及建设城市基础设施。

    注意,直到这里,并没有涉及到城市建设规划区内的农地征收问题。所有的问题只涉及到国家为了保持18亿亩耕地红线,而要求所有的城市建设用地在占用耕地时,必须先复垦出相应的耕地出来作为补偿。而目前唯一比较容易复垦为耕地的是农村建设用地,尤其是农民的宅基地。因此,重庆市和山东省的一些地方政府,若通过“户改”,“村改居”,大动干戈,不惜花费巨额成本,包括拆掉本来建成不久仍然住得舒服的农舍,从而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5]不过是打着保护耕地资源的幌子:难道中国突然之间耕地不足已经到了必须让农民腾出自己的宅基地,并且一天都不能耽误,并且必须忍受农作的不便,忍受生活的不便,忍受将来可能不再能回来的不便,[6]并且必须将本来是好端端的还可以住上几十年的小楼拆掉浪费资源与环境的一步了吗?

     显然不是!因为在农村,到处都是农民将耕地抛荒在那里,且到处有可以改为耕地的荒坡水面,可以大幅度提高产量的中低产田,可以低成本开辟为梯田的荒山荒丘。即使是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全国农村也有数以亿亩计的宅基地,比如在极多的地方,农民的宅基地,一户2、3亩,若国土局愿意出钱在这些的户均2、3亩宅基地的农村搞国土资源整治,则可以节省出来的农村建设用地足以供全国十多年的城市建设用地规划。[7]

     因此,本来“占补平衡”,“先补后占”这一保护耕地的国家土地政策,是一个好的政策,但到目前,在地方的实践中产生出来极大的问题,以致于很多地方政府通过大撤大建,通过浪费资源来机械执行这一政策。本来应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和更长的时间内形成的平衡,却以极大的资源浪费来生硬地维持。

     村庄是农民生活于其中数百年的地方,不仅仅是农民住在其中,而且是农民社会关系、人情关系展开的地方,是农民意义世界展开的地方。就是说,村庄不仅是生产性的,而且是生活性的,是价值世界的,是宗教的,是农民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的空间。现在地方政府仅仅为了得到农民的宅基地以复垦换得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这点小事,而编出种种理由,破坏了农民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地方政府为了自己一个暂时的小利而破坏了所有农民的千年生活,这该是多么大的荒唐与罪恶!

    若进一步解析,这个地方政府也很奇怪,因为地方政府仍然是“公”,而地方政府的负责人则有公有私。当地方政府领导人为地方发展、为民众福祉而下判断作决策,则是公,若只是为了个人政绩,则半公半私。更为糟糕,其实也更为普遍的却是地方政府领导人如此规模地大拆大建,往往只是为了将农民的所有存量资源变为流量资源,从而可以让自己有机会从巨额的流量资源中获取“定额租”。流量资源越大,“定额租”的总租金越高。因此,地方政府领导人有着强烈的将过去的存量资源和未来的可用资源,都一起用在当下,用在自己可以收“定额租”的现在:一旦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各个地方政府强烈的不考虑后果也完全不理性的各种用政绩来掩饰却实际上是寻租的各种行为。他们将祖祖辈辈和子子孙孙的所有资源都无效地消耗在当下了。

    3、河南K镇案例

    在河南K镇则可以感受到另外一种城镇化路径的强烈震憾。最近5—6年时间,在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下面,K镇镇区面积由1km2发展到3km2,之前全镇只有三条街道,现在则已有21条街道。目前镇区已有接近6000户居民,按每户4人计算,可以住接近3万人,而K镇全镇人口只有3.5万。也就是说,目前镇区已经可以住下全镇所有人口。而K镇镇区仍在快速的扩张中,镇区商品房正在兴建,新的街道也已规划,正被人承包搞三通一平,然后将街两边的土地卖出建房。

    K镇并非中心镇,而只是县下面的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乡镇,镇区的市场范围也只在本镇。不过,这几年K镇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周边几个乡镇农民来镇上买房居住,镇区至少已有数百户外镇农民来购房,当然,相对于近年建成的5000多套住房,外乡镇来住人口只是极少。
K镇的开发模式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是统一规划,大约在2005年K镇就作了规划,二是以规划为基础,开街建设。政府没有财力开街,因为开一条街,据说至少要投入4、500万元,即要做到三通一平,然后将街两边的土地整理出来,卖给愿到街上建房的农民或开发商。通常一个4米宽16—20m深的土地,要8—10万元,农民买这块土地,在上面建一个两层的房子,一楼作营业用,二楼住人居家生活。这样,一条500m的新街就可以容纳200多户农民自建房,买地加上建筑成本,约要20万元。

     对于农民来讲,20万元是相当大的一笔投入,因此,开发商允许农民分期付款来购买地皮。几年以后,随着大量新街的开发,K镇镇区就出现了极多的数以千计的一楼营业二楼家居的临街门面房,这些门面房都是当街一个铝合金拉闸门。在小小K镇,几千家营业的临街门面房显然不可能都开门营业,因为没有消费者,因此,我们在K镇街上看到的是,虽然门面房众多,但3/4以上是不开门的,也当然是不营业无生意可做的,因此是空在那里的。

     临街门面房太多,K镇做生意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而临街门面房从生活角度来看,又相当不方便,且十分吵闹,因此,最近2—3年,K镇又开发起几个小区,建有单元房的楼盘。这样的小区内,住起来安静,且是按居家过日子的功能内安排单元房的结构,因此住起来也远较临街门面房舒适,因此而成为当前农民进镇的首选。一套单元房,120m2,约要15万元,农民一次性拿不出这么多钱不要紧,可以只付首付3、5万元,其余分期付款即可。

     K镇镇区扩张的过程,也是极多资源和财富投入进来的过程。开街要占地,一般征地,镇政府统一的价格是每亩1万元,后来修高速公路通过K镇,高速公路的征地费为每亩2万多元,因此,农民强烈要求提高征地费,征地费因此提高到了2.5万/亩。一条500米的街道,宽度在50—60m,则这个街道占地就要超过100亩,若按2.5万元一亩支付征地费,仅征地费即要250万元,而且建街道通常还要涉及拆迁。征地后,必须进行街道的硬化,要通水,通电,要安装路灯,所有下来,没有数百万元前期投资是不行的。因此,来K镇投资开街的人都是有钱人。

     只是有钱还不行,还必须与镇政府有关系,因为虽然投资巨大,回报也高,且基本上是稳赚不赔的。

     只是与政府有关系还不行,还必须与地方势力有关系,有些新街的开发就是由地方势力所投资的。地方势力在K镇又叫做“面上的人”,就是1980年代好勇斗狠积攒下“名气”,1990年代到城市赚取了不少灰色收入,到2000年以后农村资源开始涌流时,他们又回来投资获利的人物。地方势力因此也可以称为地方黑恶势力,因为所有人都怕这些人,但这些人又有名气在外,他们不用动用武力,更不用带一帮背着砍刀的小弟,就可以让一般农民心惊胆战。他们现在是开着高级小车,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的人,是体面的人,是地方势力,“黑恶”两字加上去,好象有点不符合他们当前形象了。

     开街是政府的事情,征地由政府出面与村民谈,所有人都是一个价,比如1万元/亩。但有人认为自己的田地离镇区的中心近,而要高价,有人认为自己被拆的房子刚建不久,装修较好,而要高价,政府谈不下来。政府不好强征和强拆,地方势力出面在一个月淡风清的夜晚来到要高价农户家中,请对方给自己一个面子,并说他让政府加1000元如何之类的话。看到地方势力进门,要高价的农户早已心惊肉跳,哪里敢不给面子(他知道不给面子的可能后果,这方面的传闻多得是),因此皆大欢喜。

     地方政府当然也要给地方势力面子,更加要给地方势力好处。有地方势力与地方政府的默契配合,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是不难的事情。

     土地被征收,农民得到了补偿(虽然不够多),地方势力要有好处,开街的商人要有利润,地方政府可能会有回扣,这些都是在巨大资源投入到K镇镇区建设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利益的实现又最终是以开街后地皮有人买,或建的单元房有人买为前提的。

     K镇不是大城市,也不是商业中心,也不是工业中心和交通中心,K镇快速扩展必须要有人跟进买房或买地皮建房。K镇是一个农业乡镇,人口规模并不大(也不小,全镇国土面积有近100km2),农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务农收入加上务工收入。K镇是一个有着长期外出从事建筑业传统的乡镇,农民因外出务工而有一定的现金储蓄。K镇镇区开发,唯有农民到镇上买房,镇区开发才进行得下去,各方力量才可以从镇区开发中实现利益。

    恰恰外出务工的农村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城市化冲动,年龄比较大的农民工,手中已有一定积蓄,他们正在考虑年龄大了外出务工已不适合,回乡创业又找不到门路,且自己的积蓄又少,办厂开发的资本不够。正好,镇上开新街有地皮,自己用十几年务工的积累买一块地皮建一个临街门面房做生意,是一个不错的返乡选择。因此,这些正考虑返乡的农民工成了第一批新街开发的入住者。

     年轻的农民工在外面见过世面,当然喜欢城市灯红酒绿的生活,但城市房价太高,买不起,镇上房价虽然高,若只付首付的话,还是可以想办法一试的。未婚年轻姑娘当然更是希望进城,她们找到一条进城的捷径,即她们要求与自己谈婚论嫁的男方至少在镇上买一套房子,否则免谈。这几年,K镇已经形成惯例,凡是没有在镇上买房子的男青年,根本就没有人上门提亲,若不想打一辈子光棍的话,年轻人就要想方设法在镇上买房。年轻人能想的办法有限,在镇上买房的任务因此落到父母身上,父母即使拿没有积蓄买房,借贷也要买。我们在K镇调查,进镇买房的主力就是新婚买房。K镇现在已经形成惯例,结婚必须在镇上买房,正如之前结婚男方必须自建一栋新房一样。

     有人买房,会推动更多的人买房。因为刚开始买房时,农民都嫌贵,一个地皮就要4、5万?太贵了。结果,到了现在一个地皮要上10万元了。早买得了好处,迟买吃了亏。刚开始单元房一平米700元,现在已涨到1000元了,一套单元房,120m2,涨了三、四万元,这三、四万元比农民这几年在外打工赚的所有收入还多!因此,有一种主导性的意见出来了,就是买地皮和买房是投资,是最划算的事情,因为房价还会涨,而生有儿子的家庭,虽然儿子才10岁多一点,但也早点买房,反正迟早要买的,迟了就更加被动,更加买不起了。买房的钱不够怎么办?借、贷都是办法,实在不行,先付首付,今后再通过打工定期付款。

    当然,也有早投资吃了亏的,比如返乡农民工指望建门面房来营业从而获得收入,结果是所有人建门面房,而根本无法营业,无生意可做。其中原理与传销一样。而且,村民都说镇政府有文件,凡是在村里建房都不允许,即使旧房子坏了要整修,镇政府也不允许,整修只能偷偷进行,发现了是要罚款的和制止的。这当然是不可能,镇政府怎么会发文件不让农民整修旧房子?但农民都这样传说,反映出一股强大的推动农民到镇上买房的力量。正是因此,K镇农村已有多年未建新房了。

     这样一来,K镇农村中,几乎所有积蓄的资源都变成了镇区的房子,且,不只是积蓄,而且农民的未来收入也预支进去了,因为大多数在镇上买房和建房的农户都有借贷,或只付了首付,今后若干年都还要定期还款。K镇的小城镇建设成功地将K镇所有的存量资源流动起来然后沉淀在了镇区的房子上,中间有各种力量从中获得了“定额租”。好处是农民终于进城了,城市化程度加深了(蔡昉的说法)。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则是,农民将所有积蓄与未来都消耗进去建设的镇上的这些混凝土建筑却不能为农民带来切实利益,而且带来了各种严重问题。择要来说有以下几点。

    耕作不便。

     住到镇上,离农田太远,就耕作不便。中国农村是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济,每户都有七、八上十块耕地,小块耕地上,虽然并不一定需要投入多少总劳动时间,但农业生产的最大特点是要在作物生长周期内持续地照看作物(比如灌溉、防虫、治病、除草、施肥等等)。离农田远则是无法及时照看作物,也无法有效管理作物的,当然也是耕作不便的。在可以想见的未来30年,中国小农经济还会持续,K镇农民也还离不开土地,因此,他们若全家住到镇上了,则K镇农民的农业耕作实际上就难以维持下去了。
收入减少。

     更重要的是,农民收入来源中的重要一块是家庭种养业。比如自种蔬菜,养猪喂鸡,捞鱼摸虾,等等,正是利用农村房前屋后的空地可以进行这些家庭种养业,不仅可以解决家庭的肉蛋果菜的问题,而且可以有些小笔的经常性收入。也正是因为住在村中,不仅生活费用便宜,而且果蔬足够新鲜。而且,农民在闲暇之余,在房前屋后空地上的劳作也是一种乐趣,一种享受,与大自然的亲密相处和天天泡在钢筋水泥筑成的混凝土建筑中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农民当然不可能住在镇上而开车回到村里种花弄草、养猪喂鸡和捞鱼摸虾。
新城市剥削农村。

     正是因为住到镇上,农业生产不方便,生活不方便,K镇农民虽然在镇上买了房,真正住在镇上的却不多。农村的中老年人是农业的主力,他们都住在村里的旧房子中,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不是他们不愿意去镇上过日子,而是住到镇上后农业生产就无法进行,农业收入就没有了。年轻人也不住到镇上,因为年轻人都要外出务工。农村维持一个体面的家庭生活,正是依靠父母等年龄较大一辈的务农,再加上子女等年轻一辈的外出务工来维持的。且正是依靠这样两笔收入,才能在镇上买得起房或付得起首付。

     一般来讲,镇上的房子都是父母出钱买的,但产权是属于子女,由子女来住的。年轻子女外出务工,仅在春节回到镇上房子住几天,回来后,打扫好卫生,准备好享受镇上新生活,就要回到村里与父母一起过年。过了年再回镇上家中住几天,然后将所有设施都收拾起来,将门窗封好,外出打工,待到下一个春节到来,再重复前一动作。

     换句话说,花了极大代价买来的房子及内部的装修,却实际上并没有用。这是多么大的资源浪费。

     年轻人外出务工,或住到镇上,他们无法种田,也不种田。他们的土地由父母耕种,而由他们来收获,或由他们来获取收成。父母不仅要为子女在镇上购房花钱,而且子女在镇上居住、开销大,父母就只好从农业生产所获中补贴子女。这样就构成了我们说的“新的城市剥削农村”。

     镇上人为农民打工。

    K镇农民大量在镇上买了房子,但房子却无人住,K镇有数千家用于营业的门面,却只有极少数开门营业,且这些开门营业者也是生意惨淡。我们问一个门面很大的百货店主,一天营业额有多少,他说2、300元,且其中大头是烟酒。利润也就不会超过40元。K镇既不是商业中心,又不是工业重镇,所有人住到镇上,这就是城镇了?这种只有聚居在一起而没有城镇工商业内容的小城镇化,我称之为“农民式思维模式下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与河北万人大村,又有何区别?不同的是,河北万人大村是在其自然气候地理条件下形成的,与农业生产是可以配合起来的,而河南K镇,农民进镇了,却无法农作了。

     K镇生意尤其惨淡,而K镇农田较多,到了插种季节,年轻人外出务工,农村缺劳动力,很多农户家庭因此要请人插秧,K镇镇上开店做生意的进城人员就组织起插秧队,以利用播秧季节帮农民在农忙季节插秧来获取收入。按当地请人插秧的价格,帮人插一天秧可以有100元报酬,若农忙季节插15天秧,就可以有1500元收入。虽然插秧很累,但1500元的收入比自己在镇上开店做生意一个月的收入还要多,这也就难怪镇上居住的人会为种田农民打工了。

    没有发展前途。

     显然,K镇将来也不可能成为工业重镇,小城镇大工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乡镇工业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工业企业的发展,因为进入买方市场,竞争激烈,土生土长的工业企业根本就不可能长成,招商引资都进到设施齐全配套合理的工业园区,而不可能将工厂办到小镇上。K镇也没有希望成为区域性的商业中心,因为周边其他乡镇也在大力发展镇区,在向农民讲述到镇上买房投资保值的故事,也在利用年轻人婚嫁中女方的优势地位向男女父母提出剥削性的购房要求。

    如此一来,K镇这样的因为政府推动,因为农民虚假消费需求被调动所制造出来的“繁荣”,就注定只能是虚假“繁荣”,就只是一个消费性的小镇,是一个缺少经济基础,缺少基本收入条件作支撑的消费性小镇,因此也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繁荣”的泡沫终究是要破的。

     那么,为什么地方政府会有积极性来推动小城镇建设?除了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认识上的农民式思维和理论误区以外,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在一、二任政府的手中就可以调动起极其巨大的资源,并建成极为庞大的政绩工程。而这些将农民祖祖辈辈的积蓄和子子孙孙的红利都消耗掉了的由存量资源变流量资源的过程中,就为各种力量从中谋取“定额租”提供了极大的空间。资源流量越大,可以获得租金越多。

    而至于由此引起的将来的困境,则是后人的事和后任的事,那个时候,自己早已洗净上岸了吧!

二、讨论中国城市化必须明确的两个根本性前提

    讨论城市化,必须明确中国城市化的基本前提,因为城市化不是也不能只是人都住在城市,聚集在一起,还要讨论城市化的质量问题,讨论城市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讨论城市化与中国人民生活质量提升之间的关系问题。城市化不只是城市化率的高低,而且要考虑城市化的质量,城市化也并非仅是户籍制度改革,而且要考虑就业与社会保障。总之,城市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其中尤其需要统筹考虑的是中国经济结构与劳动力再生产的状况,这是讨论中国城市化必须要明确的两个根本性问题。

    1、中国经济结构及特征

    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一、二、三产业中,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显得太低,比如,美国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占GDP和就业人口总数的比重均超过70%,中国2008年的数据仅为40%和33%,也正是因此,国内学界和政策部门认为必须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只有第三产业发展起来了,社会就业才会提高,农民进城就不愁找不到工作,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就可以加快。

      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占中国GDP的比重连续下降,今后还会下降,目前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只有10%左右。如此之低的产值与如此之多的农业人口,是导致“三农”成为问题的一对基本矛盾。只有当农民大量转移出来,仅留下较少农民来分享越来越少的农业GDP时,农民经济收入才可能相对较好。不过,农业主要是生产与人们基本生活密切相关产品尤其是食品的产业,农业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产业,农产品消费构成了任何一个家庭最为基础的消费。从恩格尔系数即从食品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来看,即使在发达国家,食品支出也要占到家庭支出的三成以上,一些发展中国家要占到五成,中国目前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7.9%,农村为43.7,即约占到农民家庭支出的四成。

     恩格尔系数只是部分地反映出农产品在居民消费中的重要性,因为一些家庭经济困难,食品在家庭支出中占较高比重时,这样的家庭往往正是消费不起基本富食品的家庭,是卡路里摄入往往不足因而营养不良的家庭。而在一些发达国家,虽然恩格尔系数较低却也未完全反映出农产品在家庭支出中的重要性,因为有些发达国家,农产品价格十分昂贵,一般家庭根本就不敢放开消费农产品,比如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通过减少农产品的消费来维持家庭支出的平衡。当然,这种减少并非是基本农产品,而往往是果蔬等鲜活食品,这些食品可能特别昂贵,而使一般城市家庭消费起来颇为吃力。

    中国当前农产品价格极其便宜,绝大多数国民都可以解决温饱问题。这一点很重要,一是基本营养是身体健康和国民素质的基础;二是正是廉价农产品,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可以廉价生活在城市,而廉价劳动力又构成了中国外向型经济成功的重要基础。当然,廉价农产品也使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可以有较为充足的富食品,可以消费得起鲜活农产品;三是农民往往营养良好。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多数,这些生活在农村的人口,虽然都是人均耕地面积极少的小农,但这些小农因为有土地,就可以自己生产粮食、果蔬、肉蛋鱼虾,他们可以自己种菜园,自己养猪喂鸡,这些农作的成果是几乎不需要资金投入的,是自己利用劳动之余暇换来的,大多数是自给自足的,因此,农民的富食品尤其是蔬菜是新鲜的,是充足的,是只要自己勤劳一点,就供给充分并可以到处送人(比如送给在城市生活子女)消费的。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农村小块土地上耕作的往往是年龄大的中老年人,耕作也是他们的人生兴趣,是闲暇度过方式,是有趣的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老有所有”,有力有处使。

     构成中国GDP最大比重的是第二产业,其中外向型的“中国制造”又是其中最大一块。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因其廉价而可以占有世界市场。不过,“中国制造”也正是凭借廉价优势才占有了世界市场。“中国制造”的重要特点是其技术含量低、产品低端,是组装产业甚至只是“代工”企业,因此是高度竞争性的产业。因其低端高竞争,而使“中国制造”既无法获得垄断利润,也无法实现高附加值,且“中国制造”必须廉价才能在消费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位置。恰恰中国劳动力廉价,且土地制度有优势,而使中国可以生产出几乎是世界上最廉价的消费品。

    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不多,高科技的因此也是高附加值产业不多。“中国制造”的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低技术、高竞争的未端制造加工组装行业,因此只能是低利润的。中国要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的战略产业,但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且需要国家正确的产业导向与支持,需要中国社会足够的耐心。在“中国制造”仍未成功变身“中国创造”前,中国第二产业即使创造出巨额的GDP,却往往不能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其中的关键是“中国制造”无法承担起工人高的工资和社会保障,第二产业的就业者因此无法为第三产业提供消费能力。反过来,正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为“中国制造”占据世界市场提供了前提。

    当中国经济结构在世界经济结构中所处位置未变时,中国能利用“人口红利”来实现“中国制造”占据世界市场,就应该是一个极大的成绩。当然我们不满足于“中国制造”,而要“中国创造”,但“中国创造”是未来的理想,是现在奋斗的目标,而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实则是“中国制造”,我们的一切考虑必须从现实出发。“中国制造”之所以可以成功,是因为中国廉价劳动力。我们不会因为失去了“中国制造”就自然变身“中国创造”了,或者说我们不会因为劳动力价值升起来,“中国制造”被“印度制造”、“越南制造”代替了,“中国创造”就成功了,而只能在细心维护“中国制造”的基础上,耐心培育“中国创造”。(当然,有点悲观,因为宝贵的资源不是往“中国创造”那里去了,而是用于投机性的房市、股市上去了)。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30年,“中国制造”仍然需要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来维持其在世界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并为中国换回升级到“中国创造”的资源。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否出现了“刘易断拐点”,及“人口红利”是否已经吃完,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我们的制度设计要有两个方法的内容,一是如何继续保持“中国制造”的优势,二是如何将“中国制造”所获资源用于发展“中国创造”。

    以上两点,都意谓着中国不应该将经济发展的重心置于消费性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上,更不能置于投机性的房市和股市上。保持“中国制造”优势的关键是中国能否继续提供大量源源不断的优质廉价劳动力,而发展“中国创造”的关键是在遏止投机性产业过份膨胀。

     在“中国制造”不能为劳动力提供高工资和高保障,不能为国家提供高税收时,消费性的第三产业就发展不起来,服务业的高就业就没有前提。城市就业机会因此不多,大量农民进城的结果可能就是大量失业。

    2、农民如何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

    我们再来看“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是如何来的。

    按马克思主义原理,劳动力的价格与谷物价格关系极大,因为劳动力再生产必须要能保证基本卡路里的摄入。中国农产品是全世界最廉价的,因此中国劳动力廉价。中国的贫困线水平低于世界水平,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农产品价格也许是世界最低的,温饱问题的解决在中国不是难事。有一次在农村调查,一个农民讲,现在随便打一天工,用打工收入来买米,可够自己吃一个月。这是实情。中国农产品价格低,并不只表现在粮食价格低上,而且果蔬价格也很低。因此,在中国要解决温饱问题,只需要比较低的工资即可。

    中国农村劳动力价格廉价,当然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众多有关,这是从劳动力供需角度来讲的。中国劳动力廉价还与劳动力的生产方式有关。具体来讲,当前在沿海外向型企业工作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农民劳动力再生产的主要场所是农村,农村消费比较低,且有相当一部分自给自足经济。同时,农民家庭中,年龄比较大外出务工已经无优势的中老年人,可以在家从事小农经营,种10亩地,一年有1万元收入并不难。年轻人外出务工,有多少收入都不要紧,收入多就可以积蓄下来办大事,收入少,有父母在家务农的收入,温饱问题很好解决。正是通过代际分工,一家两代人同时务农和务工,因此同时有两笔收入来源,而使农民家庭可以温饱有余,生活得有点体面。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结婚生子,孩子就寄养到农村父母家中,农村的生活费用低,支出少,两笔收入合起来却不少,每年年终,总是收入多于支出,每年都有节余,这样在经济上就不感到捉襟见肘,就会因为有余钱而心里踏实,就可以用作人生大的规划。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不再年轻,在城市务工,工作越来越不好找,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劣,工资越来越低,开始年老的农民工就回到家乡。他们有家可回。年龄越大,在外越是没有归宿感,思乡念土之情越重,农村的家乡是永恒的归属。正是因为有农村这个最终的归属,在城市努力劳动和节俭生活才显得出意义。

    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夸大农民的城市梦。当农民有足够收入时,他们当然可以做城市梦,但若他们没有足够的收入,年龄又逐渐老去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做城市梦吗?城市梦碎,家乡难回,这才是进城农民的真正悲剧。无论如何,尤其是那些无法在城市体面生活的进城农民,家乡的农村不仅是他生活上的归属,而且更是他们精神上的归属。

    反过来讲,正是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流动,可以有城市和农村的两笔收入,可以为进城之后却不能获得足够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即可以返回家的制度安排,而使进城农民工的劳动力可以继续廉价,从而可以为“中国制造”继续提供强有力的支撑。[8]

    我们可以设想,农民全家进城了的情况。在农民工资收入并不增加的情况下,全家进城的农民工家庭,首先是开支大幅度增加,因为城市的消费远高于农村消费,这应是常识;其次是失去了务农收入,因为五、六十岁的父母已经无法再种田了。而五、六十岁的父母在城市找工作也会十分困难。即使是诸如捡破烂的机会,也因为全家进城农民太多,要靠换破烂来补贴家用的老年人太多,而无破烂可捡。即使国家免费送房子住恐怕仍然困难。

    这个时候,要让进城农民全家仍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就必须较大幅度地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但在中国经济结构未升级,“中国制造”还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情况下,无论是农民工工资的提高还是为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而增税,“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都会降低,由“中国制造”来推动“中国创造”的资源转移能力因此减弱(倒是危机感会加强)。

    若不能大幅度提高全家不可逆进城农民家庭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则进城农民的生活质量就会降低,甚至不久之后即不得不进入到贫民窟的生活中去。贫民窟当然不是编造出来的谎话,而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大国城市化的产物。所有人都知道,无根的、无法治理的城市贫民窟的生活质量是远不及有根的有序的有熟人关系的村庄生活的。

    或者说,对于当前经济处境下的中国城市化,可能的选择有二,一是农民不可逆的进城从而在较短时期内获得较高的城市化率,其结果是因为大量进城农民在城市失败后不再有维持体面生活的条件,而因此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二是农民可逆的进城,即当农民进城失败,他们即返回农村家乡过依旧的生活,城市没有大规模的贫民窟,同时城市化率比较低。

    以上两种选择源自政策设计,若政策设计为农民不可逆的进城,政府甚至为了提高城市化率(或甚至只是为了要农民的宅基地这样等而下之的目的,如重庆正在进行的“户改”),则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几乎是必然产生出来。若政策继续强调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稳定,强调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强调土地只能有限度地流转,则即使中国城市化率提高不快,城市却不大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因为如果农民进城失败,他们不能在城市维持基本的生活,农民还可以选择返回家乡的农村。

    而从农民的角度来讲,前一种政策设计,使农民失却了选择权,他们在城市失败了,就只能忍受因此的所有痛苦。后一种政策设计将选择权交给农民,即农民进城失败,他们还可以选择返乡,当然他们也可以继续留在城市碰运气。留城还是返回家乡的决定权在进城农民自己。从基础人权的角度看,后一种政策设计显然对农民有利。

    其实不止是对农民有利,而且因为农民可以选择,从而使一旦出现危机形势,农民就可以成为缓冲危机的稳定力量。且因为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农民家庭可以同时获得务工和务农的两笔收入,而使“中国制造”可以继续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中国经济在“中国创造”可以支撑发展之前,仍然可以保持活力。

    以上两个问题才是讨论中国城市化的根本性前提,是最为关键基础并决定中国未来发展大格局的问题。糟糕的是,当前学界及政策部门讨论城市化时,却将主要注意力投放到土地、房地产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表面问题上去了。

    3、土地与房地产这些表面问题

    当前国内学界与政策部门往往将一些很表面的问题当作根本来讨论,最典型的就是重庆市的“户改”和山东省诸城市的“村改居”。这种讨论不理解土地非农用的价值来自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的需要,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地的价值也就是其农用价值。正是因为国家限制土地非农用,才使得非农用土地具有超额的级差价值。正是因为经济发展要求有更多土地非农用,而国家限制土地非农用,就使非农用的土地表现出超额价值,也才会出现表现在建设用地上的普遍的“土地拜物教”。

     如果国家不限制土地的非农用,因为土地使用的不可逆性,和农产品所具有的超出一般商品的战略性基础性及由此带有准公共品性质的特点,而使国家在土地使用上采取相对严厉的政策。在中国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然限制耕地的非农使用,但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确需要占用土地,国家也就不可能在土地政策上严厉到不能占用任何耕地的地步。因此,国家的土地政策上大致是在这样一个控制范围内,即希望非农用土地可以附载一个较高的价值,这个较高的价值远超过土地的农用价值。

     因为建设用地分为农村和城市两大块,且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因此,土地非农用的附加价值要求就不会一样。大致来说,在土地非农用上,可以保护耕地,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足够活力,即是其政策的空间所在。

     中国当前执行严格耕地保护政策,必须保留18亿亩耕地的红线,但中国并非没有任何拿出(比如2000万亩)耕地作为非农建设用地的空间,中国还有大约2亿亩可以复垦的农民的宅基地。既不浪费土地又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润滑作用的土地非农使用,使非农使用的土地有一个合理的级差收益。我们假定,国家每年拿出500万亩建设土地使用计划,从而可以在目前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下,创造出每亩土地100万元的级差收益(这些不考虑土地的位置和地区差异),则如果国家每年拿出1000万亩建设用地计划,每亩土地的级差收益肯定达不到100万元,而可能只有70万元,甚至因为土地供过于求,而低于50万元。而若国家采取更为严厉的控制土地非农使用的政策,每年只拿出250万亩建设用地计划,则在旺盛的土地需求下面,每亩土地的级差收益可能突破150万元。

    因此,我们不能用国家严厉控制土地非农使用情况下所产生出来的建设用地级差收益,来推算全国土地可以创造出来的价值。土地非农使用价值,只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旺盛需求,与可以用于建设的土地的现有量的供需关系,创造出建设用地的价格,而因为可以用于建设的土地总量并不是国土面积,而是国家每年批准的建设用地面积。国家批准用于建设的土地越少,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越大,则非农使用土地的价格越高,土地非农使用价值较农用价值越远。

     若国家不限制土地的非农使用,在中国国土面积极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非农使用土地只占整个国土面积极小的部分,大量圈占土地,可能导致土地非农使用的价值低于土地的农用价值:土地太多了,经济社会发展所要求的土地有限,因此,出现了土地仅以略高于甚至等于土地农用价值进行交易情况,这种情况下的土地级差价值主要与土地所位处置有关,而与土地性质关系不大。
现在有人用国家从紧的土地非农使用政策下面产生出来的土地非农使用价格来计算全国土地若非农使用,说中国有如此之多的土地,该是多么巨大财富,这种计算方法显然是本末倒置的。

    与土地相关的是房地产,房地产本来是为居民提供住处的,当前中国经济却以特定时期供求关系(甚至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供求关系,因为其中有大量的投机)制造出来的高房价(远高于房屋的实际成本)来推高对中国经济总量的计算。更严重的是,本来房地产只是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物品,今天却被当作发展经济的有效措施。这也是本末倒置的。

     总结以上所说,即,中国城市化的核心不是土地不够用,也不是没有房子住,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劳动力在中国经济里面是否可以获得足以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的工资收入,和国家是否可以从中国经济中收取足够税款,不仅为整个国家的运转提供基本公共品,而且为中国人民提供比较好的社会保障。经济发展来自于投资,而今天的中国,未富先老,到处充斥的是关于土地和房地产投机的信息。土地和房地产本来是要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就实在是危险大矣。

三、中国经济发展路线图

    以下极为简单地拉个线条。

    1、“中国制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而其中的核心又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的天下无敌。“中国制造”是集中在产业末端的装配行业,高竞争低利润。同时,因为高竞争低利润,而无法支付起工人高工资,无法承担土地高地租,无法承受国家高税收。

    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沿海制造业的发展,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中国的特区优惠政策,及中国充分的大量的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而使中国制造的产品很快就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位置,并在不长时间即将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中国从全球化中因此获益。当然,代价也很大。比如环境高污染,资源高消耗,国家低税收,工人尤其是农民工低工资,以至于农民工在沿海打工20年,仍然无法获得在城市的体面生活。但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至少可以通过中国制造的产品出口从全球化中获益。中国经济因此快速发展,以至于目前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显然不能总是停留在“世界工厂”的阶段,中国必须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性产业,从而获取高端利润。

    2、“中国创造”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产业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且要有国家的政策支持和企业的正确决策。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下面,在国家经济总量所拥有的战略支持力下面,在13亿中国人5000年文明的智慧下面,以及在中国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已有相当规模的企业的决心下面,经过若干年发展,中国经济结构将成功实现转型,中国产业中,高端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因此具有高利润的产业会越来越多,并逐步由“中国创造”替代“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因为具有高获利能力,而可以支付比较高的劳动报酬和可以缴纳比较高的税收,进而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3、“中国制造”变“中国创造”

    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土地成本也在上升,从而使“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可能被“印度制造”、“越南制造”所替代。

    在“中国创造”还不能成为中国经济支柱的时候,“中国制造”既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就业领域,又是中国从世界市场上获取资源的重要甚至主要渠道。因此,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了,劳动力、土地的价格都要上涨,另一方面,劳动力、土地价格上涨的幅度又不能太大,不能将“中国制造”的优势很快就涨没了。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套制度来保证,在“中国创造”崛起之前,继续保持“中国制造”从全球化中的获利能力。这套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加快“中国创造”的崛起,另一方面是继续保持“中国制造”的优势。正是“中国制造”可以继续保持优势的时间,为“中国创造”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时空条件和资源条件。

    4、如何保持“中国制造”的优势

     从目前中国的制度安排中,“中国制造”仍然有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巨大的优势,主要有三点:
    一是中国农业的成功,使中国谷物价格相对低且稳定,这就使中国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较低。而中国农业的成功恰在于中国式小农经济制度。
    二是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包括征地制度,使中国可以做到孙中山先生所说“地尽其利,地利共享”。而一些土地私有化国家土地利益分配中普遍存在的“反公地悲剧”,导致未富先衰。
    三是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使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往返,从而可以有效防范和应对各种危机,而且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的“半农半工”的家庭劳动力再生产制度,极大地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
    只要中国仍然可以保持住以上三种制度安排,“中国制造”就还可以继续保持住优势,从而继续为“中国创造”的崛起提供时间。

    5、忧虑

    不过,目前国内学界、政策部门,而尤其是地方政府,都正在破坏“中国制造”所需要的以上三项制度安排,而急于做土地文章,急于做房地产的文章。其表面说项是加快推进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等等,如前述三地的实践,他们并未想到(或想到了但故意视而不见)这一些做法并没有创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而只是通过投机制造出大量垃圾GDP,且尤其有害的是,这种做法不仅使“中国制造”的优势不再,而且使进城农民的处境堪忧。

    在“中国创造”仍未崛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却又优势不在,进城农民退回农村又无可能,则,那个时候,中国所有附着在土地和房产上的泡沫就都要破灭,而因为失去农民可以返乡这一城乡二元结构所特别具备的缓冲器的调节,各种社会矛盾就可能在更大规模上爆发。

    6、小结

    中央应旗帜鲜明地制止当前各地推进的激进城市化举措。应当采取稳健从而更加安全的城市化战略。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太快了容易翻车。在一片喧嚣声中,保守也许是最大的智慧。

     2010年8月29—30日九宫山

[1] 见“重庆户籍制度改革,能不能为全国树立一个范本”,《南方报网》,2010年8月30日。
[2] 见“‘重庆模式’有望撬动万亿投资”。
[3] 邓全伦:“重庆户籍改革破冰:千万农民进城路线图”,《时代周报》2010年8月19日。
[4] 两江书生:“重庆户籍改革背后的土地改革”,华龙网,2010年8月5日。
[5] 此处想一想什么碳排放,什么环保,什么节省能源与资源,什么能源危机与环境危机,就觉得可笑。
[6] 这可是大不便啊,因为本来可以自由在在城乡之间往返,是农民最为基础的人权。
[7] 笔者长期在全国农村调查,发现这样的农村极多。
[8] 注意,我这里并非是说不应该提高农民工的报酬,而且说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尤其重要的是,我认为一方面政府应更加关怀农民和农民工,一方面要进一步调整中国不同阶层的利益分配,要扩大弱势群体的收入份额。

 

    附文:

中国强制城市化可能是最后一次对农民的剥夺

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2010-11-09

    中国新一波城市化浪潮已经变得不可避免,因为它已经积聚了巨大的政策和经济动力。在政策层面来说,城乡整合或者城乡统筹已经被提高到执政者的议程。这个政策取向非常自然,是前阶段解决“三农”(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努力的继续。“三农”问题出现之后,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举措,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从世界经验来看的确如此。

  在经济动力层面看,各方(尤其是地方政府)关注的是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动力。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哪里?经济增长有各方面的经济资源,例如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管理方式的改进、技术的发展等等。但对政府来说,需要的是政府可以动员的经济发展资源,例如政府财政性投资、通过税收政策来刺激经济投资、消费社会的建设等等。从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来观察,城市化很有可能成为下一波政府可以提供的最有能量的经济发展动力。虽然通过财政的扩张性投资很多年里已经全面铺开,但是消费社会建设仍然是个长期的任务。对各级政府来说,通过城市化来驱动(地方)经济发展是一个“短、平、快”的过程。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事实上的城市化也在加速。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最近的趋势则使人十分担忧,那就是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进行强制性城市化。一些地方政府把农村人口集中起来,形成小城镇;一些地方鼓励农民进城买房;也有一些地方甚至强制性要从农村来的大学生放弃农村户口,强行推进所谓的城乡统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表面上看,各地方都有冠冕堂皇的说辞,都是为了增进农民的利益。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其实并不难发现,地方政府需要和关心的只是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对地方官员来说,土地可以推动地方经济大发展,而人则是包袱。农民没有价值,土地才有价值。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本来是“以人为本”的城乡统筹工程就变成了“以钱(或者GDP)为本”的过程了。

  城市化需要大量的土地,这是不可避免的。大量土地的城市化也不是新鲜的事情,这种趋势在中国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但是,土地的城市化似乎一直和人的城市化脱节的,这已经导致了城市很多的问题。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城市产生了很多特殊的情况,城中村。一些居住在原来城市边缘地带的农民,因为城市的扩张,他们的土地被城市化。因为土地价格的暴涨,他们变得极为富裕。但他们中间除了少数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人,绝大部分并没有被城市化。他们是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整天无所事事,沉湎于各种非生产性的活动中。他们可以有短暂的富裕,但是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也就是有关城市当局忽视了人的城市化。

  农民工是另外一个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他们和“城中村”群体不一样。如果“城中村”群体中的很多人没有成为城市人的技能和技术,那么农民工实际上是一群没有城市身份的城市人。尽管他们来自农村,但在城市劳动和工作,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和技能,也就是具有了在城市的生存能力。对第二代农民工,尤其如此。他们出身在城市,或者从小就随父母亲在城市中长大,没有任何有关农村的知识,缺乏在农村的生存能力。当然,现在第三代都出生了。

  但是在很长时间里,地方政府对农民工的城市化毫无兴趣。尽管最近几年有些地方政府开始对一些农民工感兴趣了,开始实行一些促成农民工身份转型的政策,但是绝大多数农民工还是被拒绝赋予城市身份。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大多数大中型城市已经不能脱离农民工而运作。如果没有农民工,大部分就会变成“死城”。城市的正常运作需要农民工,农民工的城市化也会在真正意义上推进城市化。再者,如果不能消化农民工,中国就会继续是个三元社会,即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而且,农民工这一元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非工非农,处于高度的流动状态。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城市化首先应当吸收这部分人。

  尽管这并不是说所有农民工都想被城市所吸收,但政府应当让那些已经具有城市生存能力的农民工获得城市居民权。很显然,这些实际上具有城市生存能力的人未被城市化仅仅是行政或政治的考量而已。和强制性城市化不同,这里体现的是用强制性手段迫使这些农民工保持农民身份。

  如果强制性城市化的重点在土地而非农民,那么不可避免的是城市的“农村化”。实际上,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大中型城市的分化也越来越严重,表现之一就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一些城市就已经开始考虑以限制他们所界定的一些不符合城市身份的农民工或者外来人口的进入,以此来保持城市的“概念”。不过,这种做法只能说明,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不同社会群体整合的失败。

  更为重要的,强制性城市化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农民的大剥夺,即农民的土地。此前,中国已经有两波大规模的对农民的剥夺。第一波就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为了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的需要,国家从法律和政策规制上确立了城乡差异,并利用“剪刀差”剥夺农业部门剩余来提供工业化所需要的原料和资金。有学者就把这种做法叫作“内部殖民地”。其实这种制度还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面。通过城乡的区隔,国家把大量的农民和城市生活隔离开来,从而保持城市的稳定。

可能是最后一次对农民的剥夺

  第二波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这波工业化过程中,除了国家还出现了其他多个角色,包括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大量的农民工被转移到工业化过程之中。这本来应当是个进步。但是,这里农民被各种资本剥削的成分实在太重。各级政府往往和资本站在一起甚至结成联盟,通过最大限度地压低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在很多地方,在以往的数十年间,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产业升级,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似乎总是供给无限的农民工。同时,如上所说,地方政府通过户口制度等方法拒绝赋予农民城市身份。对农民工的高强度的剥夺造成了所谓的“中国制造”的无限廉价。

  一旦把城乡统筹提高到国家政策的高度或者被视为是国家发展重点,那么如果没有健全的保护农民土地法律和法规,就必然造成对农民的土地的掠夺,从而导致对农民的再次剥夺。尽管各方面可以说城市化是为了农民的利益,但行政力和政治力的介入,必然导致强制性的城市化。各级政府对土地财政和与土地相关的一切利益的追求的动机实在太大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得住他们。土地价值的不断升值可以说已经成为地方财政和地方基建得以维持的基本预设。这些年的房地产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地方政府、开发商和银行“联盟”面前,誓言调控房价的中央政府显得多么的无助。强制性的土地城市化已经局部开始,一旦形成风气,中央政府也必然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发生。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这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对农民的剥夺,从而把亿万农民彻底变成无产阶级、城市贫民和游民。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大规模的城市拆迁运动已经严重恶化了人民与政府、人民与发展商之间的关系。没有人能够预计得到,上亿失地的土地在失去生计以后、强大的剥夺感的作用下会给中国社会稳定带来什么。西方社会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城市化过程。但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并不存在行政和政治力量的推动。西方的农民有各种产权保护机制。尽管在实际上,这些保护机制在强大的资本面前显得无力,但至少政府并不能完全站在资本一边。在很多场合,政府在资本主导的城市化过程中起到一种缓冲作用。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形,中国政府和资本结合,一起推进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肯定又会创造世界奇迹。

  不过,人们须要问的是,这种城市化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人而非土地,应当是任何社会存在的终极目的。所以,真正的城市化应该是围绕着“人”来展开,“以人为本”。换句话说,是保证城市化是将更多农民纳入到正常的城市社会生活中来。这样,就迫切地需要城市以更公平的方式提供更多公共品,例如廉价住房、基础教育、医疗和社保,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适合这种城市化运动的就业和培训机会。要保证土地的增值变现成土地上人民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样,下一个时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才可能成为一剂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良药,而不是导致社会经济混乱的毒药。当然,这就要求中国当前的财政体系,甚至整个经济、政治体制,作出相应的调整。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大中型城市的分化也越来越严重,表现之一就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一些城市就已经开始考虑以限制他们所界定的一些不符合城市身份的农民工或者外来人口的进入,以此来保持城市的“概念”。不过,这种做法只能说明,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不同社会群体整合的失败。

 




发件人:"张新光" <zhangxg482@163.com>  2010-11-13 22:03:0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第一部《村史》创作老人的哭诉与呐喊

中国第一部《村史》创作老人的哭诉与呐喊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教授  张新光

2010年11月

    今年年初,国家民政部机关报《中国社会报》第3版“纵深观察”以整版刊登了我撰写的“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忧思录”一文,随后《乡镇论坛》2010年第2期和第3期又作了跟踪报道和深入讨论,引起官方、学界和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一年来,全国各地不少离职村干部和他们的子女不断给我来函、来电,诉说目前所处的尴尬处境和苦衷,询问中央有关部门是否出台了新的政策规定。

    最近,我又收到了来自江苏省姜堰市梁徐镇坡岭村退休老支书郑应松先生寄来的挂号信,信笺是用方格纸誊写的,一字一格,字迹工整,总共有7页,看得出这是老人用心写就的信函。这位自称“乡巴佬”的村支书仅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在前些年退休后用3年多时间自费编撰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村史——《百年坡岭村》,并于2007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郑老先生此次来信(祥见附件一),主要诉说苏中地区离职村干部艰难的生活处境和困惑,但也代表了建国后在“土改”、“四清”、“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农业学大寨”等重大历史时期参加农村基层工作的一大批老党员和老干部共同心声。

    笔者在这里不打算对郑老先生的来信妄加评论,只想强调以下两点:一是从1999年安徽省率先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算起至今已有10余年,但对于如何化解涉及全国3万多个乡镇和60多万个行政村长期遗留下来的上万亿元“历史陈帐”问题,中央有关部门迟迟拿不出一个可操作的具体方案而留下“政策盲点”,致使现任的乡村基层干部整天疲于应付“登门讨债的人”而无法正常的开展工作,他们甚至挪用上级政府下拨的财政支农专项资金“拆东墙补西墙”,顾一时是一时,哪管它“违法乱纪”与否呢?这是农村税费改革遗留下来的一颗涉及债务纠纷的“定时炸弹”,一旦触发它的“杀伤力”和社会危害性将难以预料。

    二是,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和“三提五统”后,对于如何解决全国上百万离职村干部生活补贴的标准及其资金来源渠道的问题,中央有关部门至今也没有拿出什么新章法。2008年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组织部长李源潮同志曾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494期上作出批示,认为“四川高县建立离职村干部生活保障机制的做法很好”。

    当天,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欧阳淞同志也要求“组织局加快制定包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提升离职村干部待遇标准的文件起草工作”。但时至今日,除了四川、黑龙江等少数省份制定出具体的政策规定外,其他大多数地方仍在等待观望中央出台新的政策文件。这实际是一种让离职村干部“自生自灭”的拖延策略,极大地伤害了他们长期以来为党和国家兢兢业业工作、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荣誉感和人格尊严,甚至包括他们的家属、子女和周围群众也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冷漠、嘲笑、埋怨的心态,以至让不少农村老党员和老干部临终前陷入了极度绝望和厌世的困境。

    笔者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连续担任过10年镇党委书记,但说句大实话让我担任一个村支部书记也难以胜任,因为在科层官僚体制下的“国家干部”对于具有浓厚“地方性知识”的村落内部运行规则和行事方式是很难搞明白的。换言之,让一个土生土长的地道农民党员长期在自己的村子里担任党支部书记,这绝不是一个“外来人”可以攀比和企及的事情,而对于一个当了一辈子村支书的“不倒翁”来说,这是党在农村基层执政的一笔极其宝贵的政治资源而不能把他们离职后当作“财政包袱”看待。如果把建国后长期坚守村支部书记、主任、会计等职位的离职村干部“撂在一边不管不问”,这等于是在农村基层安放了一颗危及执政党政治权威能否稳固的“心理上的定时炸弹”。

    目前,在中国13多亿人口中仍有63%的农业人口、40%的劳动就业人口、66%的老龄人口和70%左右的少儿人口分散居住在380多万个自然村落,但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现在管事的只剩下三五个“准行政化”人员,党支部和村委会大多是交叉任职、混合运作,村一级的共青团、妇联会、民兵等群众性组织早就垮掉了,至于说到“党员之家”和“村民自治”平时几乎没有开展活动,其作用和影响十分有限,村子里“爱管闲事的人”是一些宗族领袖、非法宗教势力和地下黑社会组织。此外,还有2亿多“飞鸟型”的农民工流动于城乡之间,成为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都不管理的“权力真空”灰色地带。特别是农业税取消后,乡镇基层政府、村级集体组织与农民群众的利益链条中断了,彼此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约束、自动调节的均衡机制失灵了。但是,新的乡村治理机制、体制是什么呢?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笔者担心,偌大一个乡土中国长期处于一种无序混乱的状态,谁能保证今后不出“大乱子”呢?

    附件一:郑应松老人的来信

郑应松老人的来信

尊敬的张新光教授:您好!

    一个外省远乡农民冒昧给您去信诉说衷肠,反映我们这里一批退休村干部离职后的凄惨晚景和忧伤,打扰了您的宝贵时间,万望恕罪。

    我在一个偶尔的机会从《乡镇论坛》期刊上看到了专家所撰“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忧思录”大作,如获至宝,深受触动,故而情不自禁的斗胆攀高向您倾诉离职多年来积压在内心的苦闷、委屈和愤怒之火,敬请谅解。

    最近几年来,我特别关注从广播、电视、报刊和政府文件中搜索有关反映离职村干部晚年生活情况的新闻报道,但从未见到敢为我们这个处在社会底层的若是群体说句公道话的人或评论文章,国内许多家的老年报刊上也大都注重城镇离退休老干部的经济生活和文娱活动的报道,极少或几乎没有谈及广大农村地区的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农民的现实生存状态,即使偶尔有所涉及一点点的情况,也仅仅是限于从正面宣传一些什么“农家书屋”、“有线电视村村通”和农村露天播放电影、搞体育竞赛之类的文娱活动,而对我们这些“三老”人员的经济生活困境和所思所想则很少过问,甚至有意避而不谈。为此,我过去也曾经向一些老年报刊写过稿子,但要么石沉大海、不见音信,要么落了个不符合宣传主旋律而不予理睬的下场,着实令人感到可悲可叹!

    后来,我曾经以“农业学大寨时期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如今苦不堪言”为主题,向上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写过申诉书,但从来也不见回音。在共和国的宏篇巨著史册上,治史者难道不应该留出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空隙,用来记载这个曾以“新中国执政大厦的根基”和“基层组织坚强的战斗堡垒”之称的农村党支部,在举国上下非常艰苦的生产生活环境下,带领亿万农民群众战天斗地、改变穷山恶水面貌、取得农业大丰收的历史场景和感人事迹吗?这一批“大老粗”党员干部不分白天黑夜地带领广大社员修筑水库、疏浚河道、开挖沟渠、平整土地、什么“方块地”、“绿化网”、“旱改水”、“吨粮田”、“养老院”、“卫生所”、“广播站”、“放映队”、“文艺宣传队”、“社队企业”等等,难道他们不是完全依靠单薄的身体和简陋的农具一锹锹挖、一肩肩扛、一点点汇聚而成的庞大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工程吗?难道他们不是从牙缝里挤出一点点钱来为农村集体(生产队和大队)公益事业添砖加瓦、为民造福吗?这些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真正做到了时刻听从听党的召唤、一心为公、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本色和艰苦朴素作风。特别是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高压政治环境里,除了极个别的社队干部胆大妄为、牟取私利之外,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一年一度的“整风、整党、斗私批修、群众检举”运动中,时时刻刻无不提心吊胆、小心谨慎,生怕在自己身上发现一点点所谓“出格的事情”,有的人甚至为了表达对党和群众的赤胆忠心和两袖清风,即使没有任何的问题,也要求从自己应该所得的补助工分中扣除一点作为“政治交代”,理由是干部所做的组织管理工作以及为群众排忧解难所做的琐事没有一般社员下的力气大,流的汗水多,自以为干部拿的“软工分”,所以必须在政治上得高分、在经济上得低分。总之,那个时期的党员干部“在个人利益上吃点亏不算啥”。然而,这些靠一点一滴长期累积起来的集体家当“能分的早就分散了,不能分的如今也瘫痪或毁坏了。”这让老干部、老党员、老农民们咋能不心疼啊?!

    ……

    像我这样的农村基层老干部、老党员,大多数人在“土改”、“四清”、“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农业学大寨”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时期已经不知不觉地耗尽了青春岁月,也有少数人一直坚持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搞完土地“大包干”、甚至“第二轮土地延包”后才退休或因故离职。他们一辈子不计名利、辛辛苦苦为党、为国家、为集体干事,但在老而退出后却恰巧遇上了“取消农业税费”和“精简乡村干部”这样的大变革,各级地方政府为了甩财政包袱,竟然把我们这些老而无用的人“一脚踢开”,有的人过去已享受到的“集体补贴”被迫中断,有的人给予“一次性补偿”打发了事,少数享受地方财政补贴的平均每月也只有几十元钱,几乎不够去一趟县城医院挂个号。至于说其他方面的政治待遇和精神安慰,从来都是无人问津,不管您贫困与否,病死与否,苦闷憋气与否,县、乡、村三级党组织和现任领导基本不过问,这些老支书、老党员、老干部陆陆续续地在怨声和孤独中凄然离世、无声无息。我的上任老支书临终前,有气无力的对我说“共产党怎么就把我们这些人忘得一干二净、不闻不问呢?真是有点死不瞑目啊!”面对此情此景,我也无言以对。如今,我们这老一班人中间的大多数人已经离开人世,只有少数几个人活着,每天带着怨气、面对冷漠、忍受煎熬,有时甚至遭受周围的年轻人冷嘲热讽和戏弄。能有啥办法解脱呢?

    最近二三年,我们这里也有不少老干部去镇上或市里上访,经常听到安慰的话语、同情的劝说偶尔让您心里甜甜的,但一抡到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要么上推下卸,要么支支吾吾,都说是中央没有出台这方面的新政策,下边也不好乱表态,久拖不决,来回推磨。在反反复复的“拉锯战”情况下,我们镇里的领导于2008年冬季终于召开了一次安抚老干部、老党员的座谈会,犹如哄小孩一样给你一二块糖果甜甜嘴,堵住这一批老人的嘴巴不让你在外面乱跑、乱说、乱动,惹是生非。就拿我本人来说,我是1954年春搞农业合作社时期参加工作,一直在村里干到改革开放前夕,公社党委把我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一职上调到社办企业担任负责人,后来又从镇建筑公司经理兼支部书记岗位上退休,一直享受镇政府每月147元的补助(比其他镇直部门的退休人员补助标准稍微高一点),经过参加这次集体座谈见面会后,镇里领导决定给我每个月再增加80元。今年年初,镇里又给我每月增加50元,这样算下来我现在平均每个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277元。这与全国其他地方的离职村干部享受补助的水准可能要高一些,但仍然赶不上城市居民最低标准的生活保障线,更没法与公职人员遗属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相比,甚至还不如一个城镇大集体工下岗后所得工资补助标准高,……难道说像我们这样的老支书10个人也抵不上一个乡镇退休老干部、甚至是一个幼儿园退休教师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大吗?!如此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令人感到十分困惑和费解。

    我向您反映的问题,并非是每个地区的个别现象,我认为根子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在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乡镇机构改革过程中对于像我们这样一批尚活在世上的老人不够关注,没有及时出台相关的政策,结果是把我们长期晾晒起来了。那么,到底采取何种方式才能将这个问题反映上去呢?即使写信反映上去,到底有谁会关注和过问呢?我作为一位老农正处于一团迷雾之中,向您去信倾诉这些苦衷,并非是为我一个人解闷,而是为我们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叹息而已。

    尊敬的张教授,敬请您放心的是,由于我的身体状况目前尚好,今年已是72岁的老俩口还能耕种少许责任田自食其力,基本生活能维持。我从来不怨恨党,毅然按照一个老共产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与当地力所能及的公益事业。前两年,我为家乡编写出一本中国农村缩影的小册子《百年坡岭村》,这本书已于2007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为此还受到了上级领导的好评。2006年度,我被评为江苏省先进老年人协会会长,成为姜堰市老年人模范之星。我虽然把本村的老年人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但从来也没有向当地组织伸手要过一分钱的共用经费补助和个人津贴。不过,我一直乐于从事力所能及的公益事业,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坚持做一个公道正派的人,直至生命结束为止。经济上的贫困和生活上的欠缺,并不代表精神上不富有,坚守这种人生信条也算不枉费在人世间潇洒走一回。

    我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知识浅薄,缺乏理论素养,所撰写的《村史》中既缺乏政治理论的高度,也不会使用文雅词藻,看不到精美的佳句,仅仅是以一个老农民的眼光观察和思考,并用实话实说的日常用语记录下了当地农村一百年来的历史变迁过程。尚能喜爱,只需来电即可赠寄一本供您审阅。

    一个乡下土老帽,在这里胡乱啰嗦一通,浪费了您的宝贵时间和精力,请海涵。收到信后,敬请您给我发个短信,说明收到信函,以便让我放心不下。

    祝愿尊敬的教授万事如意!

    江苏省姜堰市梁徐镇坡岭村乡巴佬郑应松上
    2010.10.15

 

我心目中的乡村干部

卫文武

    阅罢张新光先生发表在《乡镇论坛》2010年第2期发表的文章《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忧思录》,我的心头不由得为之一震,几乎要为乡村干部掬一把同情泪。应该承认,张先生言之确凿,知情达理,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但冲动过后,我还是要和张先生唱唱反调,而且尽量以事实说话。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江南西道某农村,四十多年来一直没有跳出过所谓的“农门”,期间耳闻目睹的乡村干部事迹自然也很不少。事实上,我的父亲、大叔和大哥先后都担任过乡村干部,其结局果然都很不妙,但性质跟张先生所言截然不同。听说当年我父亲筹建初级社,几天工夫就搞掂,曾经轰动一时。但正因他处事果断、性格耿直,不幸遭到小人嫉妒、陷害,最终被贬敵回老家种地。而村里一个跟他同时参加工作、能力远不及他的同龄人,却官至公社书记,成了官场上的“不倒翁”。那年月搞兴无灭资、斗私批修,政治运动色彩浓、风声紧,但四平八稳、乖巧之人,无论哪朝哪代、什么世道,照样都能左右逢源、官运亨通。

    大集体时代,农民的出路非常有限,没有一定的背景,不出点血,纵你有飞天本事,也休想脱颖而出。据我所知,历届基层干部鲜有不为个人、家族谋私利的,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就可以半脱产,手握一、二百号人的工分评定和物资分配大权,颐指气使,威风八面;大队、公社干部更是犹如“土皇帝”,一人在职,七亲八戚沾光,招工、招干、入伍、上大学,肥水不流外人田,别看他们平时道貌岸然,利益面前一点不含糊。

    后来实行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再后来撤社设乡,改队为村,乡村基层干部的权力确实有所下降,但依然是众多“仁人志士”竞相追逐的肥差美缺。我大哥这个老实人进入村委领导班子纯属戏剧,听说他某日晚归,路遇乡武装部部长醉卧冰天雪地,急忙出手相救,部长出于报恩,就把他提拔为民兵连长。然而好景不长,随着部长调离,每逢村里又人事变动,大哥必定首当其冲。奇怪的是,那些排挤、取代他的家伙总是暴亡的暴亡、法办的法办,大哥因而总是很快就能官复原位,并居然代理了一年村支书。

    一年代理期满,风云突变,这时乡里来了个贪财好色的书记,谁送礼就给谁职位,送的礼越厚就给的职位也越高,几乎把官场上那套讳莫如深的潜规则半公开化了。大哥缩头缩脑送了一只大公鸡,显然敌不过人家送的“小母鸡”,可怜他做村官将近二十年,疏懒了骨头吃馋了嘴,到头来落得个背井离乡,至今还在广东某建筑工地做小工。伺后村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村霸、恶棍、二百五轮番亮相,真是一代不一代。大伙心知肚明,知道乡村干部都是些什么货色,威信自然大打折扣。

    张先生只知自己离开基层八年之后,当年的同事、部下相继倒下,殊不知,这漫长的八年时间,足以完成一个人的心理或生理从量到质的异变;更何况他的继任者和王山村村支书的死,均跟酗酒有关,一个死于某娱乐场所,一个死于交通事故,显然未得其所。而另外两位青年村支书的死和一位村支书的残,跟乡村干部沦为弱势群体并无必然的联系,勤苦不辛苦,比比农民种稻谷;危险不危险,比比矿工挖煤炭,他们的伤亡实在太平常了。相对来说,沙坪村村支书的死最为悲壮,因为他是在调解民事纠纷的过程中遇害的,算得上是因公牺牲,但行凶者敢冒杀人偿命的风险,铁了心要跟他同归于尽,难道就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
长期以来,乡村干部作为党和政府在基层的代言人和当家人,并没有忠实地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中央制定再好的政策,到基层往往成了一纸空文;政府给予再多的补助,到农民手里也等于零,严重离间了党群、干群关系,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制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正如张先生坦言,在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的工作环境逐渐变得比以前宽松多了、容易多了、平稳多了,但暴力抗争、越级上访事件不为所减,反有所增,说明农民对基层干部已经失去了信心和耐心,表现出极端憎恨和不信任。张先生谈到,老支书、老村长、老党员跟亲手培养成长起来的“接班人”长期内耗互斗,农村基层工作中长期形成的“统一战线”开始出现裂痕和对立,我不明白,他们团结起来、形成“统一战线”到底要对付谁?

    张先生还谈到乡村基层干部成年累月向农民伸手“要钱”、“要粮”、“要命”、“要人”,很以为功,恰恰这“四要”正是油水最大的所在,也是最能激发他们干劲的所在。我有个同学之在乡政府当了二年驻片片长,竟在圫场上黄金地段盖起了一幢三层四间店面的楼房,开工前夕我亲耳听过他跟姐姐通电话,姐姐问他钱够不够?要不要借一点?他直截了当回答不要,差不多。——天晓得在我们那个穷乡僻壤,一般人穷其毕生精力尚且无法实现的目标,他凭什么短短二年时间就轻而一举地实现了?此无它,借“四要”之名中饱私囊也。如今他虽然被辞退闲赋在家,但靠出租店面的租金就可保一家人衣食之忧。

    很明显,张先生是在登高望远,只拿县级以上干部作对比,而对平头百姓视若不见。同样是国家公务员,屁股挪一挪一窝儿,待遇就是二重天;同样是国家公民,只因分工不同,命运更是千差万别。张先生所谓的“乡村政治精英”们,他们的整体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一般农民,乡村干部比上固然不足,但比下绝对绰绰有余……

    通信地址:464000 河南省信阳市谭山包?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张新光书记/教授收
    联系电话:13939708336(手机)/0376-6392861(办)/6393322(宅)
    电子邮箱: zhangxg482@163.com
 

 


发件人:"kailuzhe2010" <kailuzhe2010@vip.163.com> 2010-11-20 09:36:20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奥地利和谐社会的建立》,供中国的思想者们参考

     前不久(11月12-14日)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奥地利奥中文化教育交流协会副会长赵尚峰博士的一份发言引起人们的关注,会议期间笔者与赵会长做了亲切交流,现将该材料转发给大家供参考。结合短评:奥地利在国家管理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被称为“奥地利之路”,其宝贵经验引起了很多发达国家的关注和钦佩。但这种成功,仍属于传统思维的考量,若人类能够进一步从科学的角度对国家的管理进行研究,其结果将会又是一番景象。我们始终强调,对于国家的管理必须从管理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与各种传统思维不同(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或纯粹的政治、经济、科学、教育等角度考量),国家管理概念提出的本身,即体现了“整体论”、“系统论”的思想,更强调管理的“科学与技术”,且强调整个国家管理的“科学化”,使各种决策达科学、高效和有条不紊。读者可以以奥地利这样一个世界公认的成功样本,与我们所做的各种相关研究进行比对,以确定未来的思维方式。另有一文《政治学有用吗?——美国政治学当前面临的学科危机》,已转发至曦朗国家管理科学研究网www.xlglzx.org的读者论坛,从该文可了解国外更多的相关研究状况。    曦朗,

奥地利和谐社会的建立

奥地利奥中文化教育交流协会副会长 

维也纳经济大学和奥地利林茨大学客座教授 赵尚峰 博士

2010年11月

    奥地利战后重视和谐社会的建立。特别是连续五十多年执政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直把建立和谐社会作为其基本政策。该党把照顾社会弱者,缩小贫富差别和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和基本教育权利作为其执政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其主要做法如下:

一.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

    奥地利是世界上社会福利体系最好的国家之一。2007年奥地利的福利支出为572亿欧元,将近政府预算支出的一半,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这一数字包括社会保险基金(如退休金,家庭补助或失业津贴)和社会保障付款(例如:医生和医院方面的福利)。

    奥地利的社会保险包括退休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事故保险四个方面。它们之所以被称为社会保险,是因为其有三层含义:一是保证每个公民的生老病死都有所依托的基本权力;二是加入这四项保险是法定的,不取决于个人意愿。因为只有法律强行规定,才能覆盖全社会各个阶层;三是这四项保险由国家出面主办,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亏损由国家从预算中调拨资金补贴。

    奥地利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2 医疗保险:占毛工资的8,9%,雇主和公司职员各支付一半;

2 养老金保险:占毛工资的22.8%,雇主支付12.55%,公司职员支付10.25%;

2 意外事故保险:占毛工资的1.4%,全部由雇主支付;

2 失业保险:占工资的6.7%,雇主支付3.7%,公司职员支付3.0%;

2 住房基金保险:占工资的1.0%,雇主支付0.5%,公司职员支付0.5%。

l 社会救济金:对于生活贫困的家庭,根据申请,政府还可以提供社会救济金。

l 社会住房:对于低收入家庭,政府根据申请向其提供廉价租房,租金大约是市场价格的30%左右。

l 无家可归者救济:国家向无家可归、又无经济来源的人员提供免费住房,但他们必须接受国家的管理。

l 最低退休金标准:国家法律上规定,从2006年开始最低退休金标准为每月760欧元。如果因为身体健康或中断工作照顾孩子等原因退休时达不到760欧元,国家一律补足到760欧元,以确保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

    近30多年来,由于人口老龄化,交纳保险金的就业者日渐减少,而享受社会保险的老年人增多,每年所有退休保险和医疗保险都存在大量的赤字,国家每年用于这两项保险的补贴高达数亿欧元(目前1欧元约等于9.4元人民币)。奥地利社会保险的基本目标是保证每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力,特别是照顾那些收入较低、家庭人口多、负担过重的社会阶层。例如一个五口之家,只要作父亲的就业,即使他因为工资不高而只交纳很少的社会保险金,其妻子和三个孩子也能够享受法定的免费医疗保险,哪怕家庭成员生了重病或做较大的手术,自己也不必交费,因为全部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此外,为了保证低收入阶层的基本权益,国家实行12年制的义务免费教育,适龄儿童不仅免交学费,还可以享受国家补贴的教科书和月票。而且,每个孩子自出生开始直至26岁都享受国家提供的儿童补贴,目前金额为每人每月156.3欧元,随着年龄的增加而略有增加。对于多孩子的家庭,从第二个孩子起,儿童补助金累进式增加。这些措施充分保证了低收入者生老病死和享受教育的基本人身权力。

二. 关于奥地利社会财富的分配体制

    战后奥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其中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在制定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法律和行政规定方面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尽力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最大限度的分配平等,重点照顾低收入阶层的利益。他们认为,使低收入阶层能过上起码的体面生活,不仅是公民的基本权力,更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奥政治和经济决策人士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的基本指导思想明显不同于美国的指导思想。他们明确反对美国那种一味提倡市场竞争,弱肉强食,拉大贫富差距的体制。他们认为如果在奥地利和西欧国家实行美国式的分配体制,将导致弱势群体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不仅违反欧洲的基本人权,而且会导致社会动乱,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

    奥地利主要通过使用累进式个人所得税制度来缩小贫富差距。如果个人年收入低于7000欧元,免交个人所得税。如果年收入超过这个限额,则要根据规定交纳个人所得税,奥地利个人所得税率分为10%、21%、31%、41%、50%共五级,收入越高,缴税越多。但相对的,缴税高的人享受的退休金也高。这一税制同样适用于企业家,商人和艺术界人士。

    政府通过上述方法能够有效得缩小贫富差距,并将收取的税金用于维持国家政治体制和福利制度的正常运转,比如补贴退休和医疗保险的赤字,实施义务教育和发展社会保障住房,从而实现了高税收高福利的良性循环。

三. 奥地利的工资和物价体制

    战后六十多年以来,奥地利经济发展迅速,各项经济指标呈良性增长,社会治安良好。形成这一局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劳资双方通过谈判解决工资和物价这两个敏感问题。

    1.关于工资谈判

    每年三月,奥职工协会代表劳方,联邦商会代表资方派出谈判代表就工资增长幅度进行谈判。双方的代表由各自精通经济的专家组成,首先由劳方代表提出雇员当年工资增长幅度及书面的理由和根据,资方代表在审核劳方的要求和根据后,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增长幅度和依据。如此反复谈判数轮,直至双方达成协议。协议确定的工资增长幅度对全国各个行业均具有法律效力。奥全国经济界职工(国家公务员和政治家不包括在内)的工资均依此协议做相应的增长,增长的幅度可以高于谈判确定的幅度,但却不可以低于该幅度。

    2.关于物价谈判

    如果说工资谈判主要是为了照顾劳方的利益,那么物价谈判则是兼顾了劳资双方的利益。

    四国占领军1955年撤离奥地利之后,为了加快战后重建家园的步伐,奥地利于1956年由劳资双方成立了物价管理委员会,目的在于控制当时紧缺物资的价格,防止投机倒把分子牟取暴利。当时共有150多种商品的物价要通过劳资双方谈判进行调整,这些商品主要包括建材,能源,食品和某些服务业等。具体谈判的方式类似工资谈判,由劳方和资方派出物价问题专家,坐在一起就某一商品或服务业的提价幅度进行谈判。

    资方代表首先提出提价幅度,并出示书面理由和根据,比如原材料价格上涨了多少,劳动力价格上升了多少,能源价格上涨了多少等等。这些原因导致最终产品的成本上升多少,因此调整价格的幅度应该为百分之多少等等。资方提出物价的增长幅度之后,劳方代表为了保护劳方的利益,在进行认真深入的审核之后,要求资方降低增长幅度并提出自己的根据。如此反复谈判数轮,直至双方达成协议。随着经济形势日趋稳定,150多种商品的价格逐步放开,如今只有少数几种商品的价格尚需要通过劳资双方谈判进行调整。这几种商品主要涉及到公民基本生活的必需品,如汽油、燃料油、煤气、暖气,电力、粮食、面包、牛奶、食盐和部分服务行业的收费标准。为了保证农民的基本收入和城市人口的基本生活,国家至今每年仍拨出大量资金补贴粮食和牛奶的价格。

    劳资双方通过谈判解决工资和物价问题是奥地利的重要创举,经过战后60多年的历史证明,确实是一条成功之路。它的好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l 从经济学角度上看,由劳资双方谈判达成的工资和物价增长幅度,是一个最佳的幅度,它即提高了就业者的实际购买力,又在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而形成了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发展;

    l 让社会团体直接面对面协商解决工资和物价两个事关民众基本生活需要的重大问题,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劳资双方的愿望通过固定的法定渠道得到表达,协调和实现,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劳资双方矛盾的激化和冲突的升级,利于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l 由社会团体解决工资和物价问题,政府机构不参与处理这两个问题,使得政府可以精简机构,节省大量的人员,将精力集中于更重要的事务。

    以上讲的是关于劳资双方的社会团体,即职工协会和商会解决工资和物价问题的情况。但这仅仅是职工协会和商会参与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一个部分。除此以外,社会团体,主要是职工协会和商会还积极参与监督国家的立法和执政活动。

四. 社会团体监督立法和执政活动

    A. 参与监督立法活动

    根据奥地利宪法的规定,奥社会团体机构,特别是代表劳资双方利益的职工协会和商会,有权参与国家所有立法活动,具体做法如下:

    政府机构提出的任何法律草案,事先必须征求职工协会和商会的意见,并且在双方提出文字鉴定之后,法律草案才能够提交议会表决,否则议会不予表决。如果法律草案涉及到某一专业行业的利益,除了征求职工协会和商会的意见之外,还必须征求该行业协会的意见,之后才能够提交议会表决。例如某一法律草案涉及到医生的利益,那么就必须征求医生协会的意见,涉及农民的利益,就要征求农民协会的意见,依此类推。

    B. 对政府机构进行咨询和监督

    除了参与上述监督立法活动之外,职工协会和商会还积极参与监督各个方面的执政活动,主要做法是:

    按照法律的规定,各个国家部委必须设立咨询委员会,由部长直接领导。职工协会和商会向咨询委员会派出自己的代表。除了职工协会和商会代表以外,该咨询委员会还吸收相关行业的专家和代表。咨询委员会每月举行一次例会,由部长亲自主持,讨论和协商有关重大事件和问题。国家部委通过这一法定途径广泛征求和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以减少和避免决策失误。咨询委员会不向其成员提供报酬。

     此外,联邦总理府也设置一个咨询委员会,亦称为专家委员会,由职工协会和商会,农民协会,其他重要行业的协会代表构成,每月举行一次例会,由联邦总理亲自主持或由总理临时委派的全权代表主持会议。其目的也是在于广泛征求和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接受有关利益代表机构的监督,以减少和避免决策失误。

    同时,职工协会和商会还密切关注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随时向国家有关部委提出书面建议和意见,供国家部委制定有关行政命令时借鉴和参考。

    职工协会和商会的领导人常常兼任国会议员或执政党的领导人,他们在“院外”的舆论和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奥地利,人们习惯上将劳资双方协商解决政治和经济上的敏感问题,以及参与国家立法和决策活动称为“社会伙伴关系”。战后60多年的历史证明,这种社会伙伴关系之间的合作即“奥地利之路”是非常成功的,它为奥地利战后重建家园和发展经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五. 关于国家公务员的工资体制

    在奥地利,国家公务人员的范围比较广,包括政府官员、警察、军人、教师等。其工资根据法律每两年自动增长一次。除此之外,每年还根据当年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情况适当上调公务员的工资,调整幅度由官员工会的代表和总理府主管工资和人事的国务秘书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这就是说,国家公务员要求增加工资的意见和愿望也可以通过固定的法律渠道得到表达和实现,从而减少公务员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

    顺便提及,奥地利制定公务员工资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国家公务员直接贯彻和执行国家的法律,应该享受中等偏上的工资水平,以抗拒贿赂,保持廉洁。因此奥官员的工资虽然不如效益好的大企业或公司的负责人,但其收入也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并享受相对丰厚的退休金,而且其工作岗位相对稳定,不受劳工市场波动的冲击和影响。

六.其他社会福利待遇

    为了缩小贫富差距,保证低收入阶层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除了前面讲到的社会保险体制和税务体制之外,奥地利联邦和地方政府(以州一级政府为主)还设置了社会住房基金。政府使用此基金发展社会住房,专门提供给收入不高的人们居住。申请者凭借国籍证明、工资证明和户口登记到当地主管机关办理申请登记手续。收入高于政府规定标准的人员没有资格申请社会住房,必须自己解决住房问题。鉴于社会住房是专门为低收入阶层设置的,所以租金明显低于市场上的房租。假如住房者还是没有能力支付全额租金,还可以申请租金补助,即州政府根据住房者的收入水平再补贴一部分租金。

    例如维也纳全市目前共有93万套住房,其中市政府掌握产权的社会住房有22万套,这类房屋类似中国的扶贫工程,房租明显低于市场房租,一般只相当于市场同类住房的三分之一左右。另外还有23万套政府补贴房租的合作社住房或出租性质的住房,此类房屋由政府和专门的房屋公司联合建造和管理。其租金也低于市场房租。两类租金优惠的住房加在一起共45套,占整个房屋市场的48,38%,不仅解决了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也有效抑制了整个房屋市场价格的过度增长,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

    除了住房补贴外,政府还采取诸如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等多种措施,对购买私人住宅或建造住宅的家庭进行补贴。同时,对残疾人和老年人,政府也采取不同的抚恤和帮助措施,这里不一一赘述。

    饱尝了战乱之苦的奥地利人民认真总结了二战期间的痛苦经验,从中吸取了教训,并且善于在重建家园、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摸索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并将这些经验不断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确定和补充。多年以来持续不断地实施上述政策和措施,将奥地利建成了一个贫富差别不高,人人有饭吃,有房住,病有所治,老有所养的和谐社会。这些宝贵的经验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关注和钦佩,他们纷纷派遣专家前来研究和学习奥地利的经验。奥地利自己也将这套完整的成功经验称作“奥地利之路”。

    战后奥地利的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犯罪率在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是很低的。60多年以来,几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游行,更没有发生过警方和人民之间的武力冲突事件。因此,在西方国家,一提起奥地利,人们便立即想到一个社会安定,人民祥和,贫富差距不大的福利国家。人们称它为幸运之国,并对其羡慕不已。

七.奥地利福利体制的弊病和副作用

    奥地利社会保险和福利体制虽然为发展奥地利的经济,稳定奥地利的社会安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它先后暴露出不少的弊端和副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过度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制给奥经济界和企业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特别是那些占奥地利企业四分之三以上的中小企业负担沉重,步履艰难。近十年以来,平均每年有五千多家公司和企业不堪承受重负而被迫宣布破产,而新成立的公司只有两千多家。沉重的负担使那些打算建立自己的公司企业、独立发展的人望而却步,从而阻碍了新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根据奥联邦商会和中央统计局的资料,奥地利大的经济气候和宏观经济条件不利于私人企业的发展。在西欧发达国家中,奥地利企业发展的条件倒数第一。用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开支占国民收入的28%,在西欧国家中占第一位。在雇工费用方面社会保险的开支占企业工资的49.3%,其所占的比例在西欧国家中也是第一位,从而影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奥联邦商会和部分经济专家认为,奥地利的宏观经济条件过分照顾就业者的利益,损害了雇主的利益。奥联邦商会和工业家协会说,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奥地利的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将扭曲畸形,最后导致奥地利经济发展的车轮停止转动。

    过度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开支使奥地利的劳动成本增长过快,造成商品价格过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减弱。从1980到2008年,奥每小时劳动成本从8欧元增加到28欧元,增长了350%,在欧盟国家是最高的国家之一。

     过度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制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预算开支负担。近十几年来,用于公共开支的负担有增无减,国家预算赤字已经超过了经济学家确定的警戒线(预算赤字占国内产值的2.5%为警戒线)。各界呼吁奥地利政应立即采取措施府来降低公共开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奥联合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压缩公共开支,但仍未解决根本性的问题,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的开支仍然有增无减。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成为执政党所面临的难题。

    过度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开支也导致了就业者懒惰、不求进取和其他舞弊现象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努力工作之就业者的积极性。目前,奥政府也在采取各项措施,杜绝舞弊行为。经济权威人士认为,如何进行改革以提高本国的竞争力,成为奥地利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欧盟政策制定者所关注的问题。

2010-11-20,kailuzhe2010

    比利时、德国应对钉子户的经验

    中國人三讀,值得西方人三讀。一首在全球華人圈子引起哄動的英文詩。詩相傳是出於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榮譽退休物理學教授 Duo-Liang Lin 的手筆;這位學者表達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憤慨 … 以前國弱受欺凌,好不容易開始崛起又受敵視,中國人做甚麼都似乎不對,你們西方人究竟想我們怎樣生存? 這首詩近期在網上熱傳,原因是它反映了華人的心態,抒發了華人長期以來的集體壓抑。詩以英文撰寫,又在華盛頓郵報刊登,是受到雙重標準困擾的海外華人向西方偏見射出的一箭。 西方某些人對中國的敵意與偏見,原因複雜,有中國人自己的缺失,也有種族歧視、有色眼鏡、利益衝突、以至害怕中國崛起等因素。互聯網是中西交往的重要橋樑,在這種情勢之下,如何促進溝通?這首詩實在值得中國人三讀,值得西方人三讀。
 

 

 


发件人:"union" <union10000@gmail.com>  2010-11-14 17:39:56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Fw: Fw:附件网络文摘

从特权型市场经济走向共享型市场经济

——在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我认为中国应当从特权型市场经济走向共享型市场经济。什么是特权型市场经济?特权型市场经济的特征是:特权横行,权贵们享有特供、特殊待遇、特殊利益。

    在特权型市场经济的社会,一是经济特权泛滥。官员们垄断了资源,中国70~80%的资源仍然掌握在各级政府的手中;垄断的国有企业坐地分赃,极大地损害了普通国民的利益,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2007年~2009年,一共收取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1572.2亿元,而资本经营支出则高达1553.3亿元。这表明,3年来的收支结余仅剩下约19亿元。而这期间央企利润共为24772.6亿元,央企3年来上缴红利比例表面上为6.3%,但由于99.9%的上缴红利是从左手给右手,回到了国企,实际上央企上缴红利的比例还不到0.1%(19亿/24772.6亿=0.077%)。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权贵们还垄断了财政分配权。在发达国家,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据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监察部的调研报告:全国党政国家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读书、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就高达2万亿元。

    2006年7月,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参事室《关于若干省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高中级干部经济收入状况》的报告中说:5省(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包括福利、津贴、奖金)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包括福利、津贴、奖金)为125万至250万元。浙江、上海、广东三省市的省级干部家庭用电、燃气年开支,每户18万元至25万元。用公款在宾馆、饭店、俱乐部招待亲属、朋友年开支40万至100多万元。

    在特权市场经济国度,金融也被垄断;而垄断的金融,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国有银行不可能给小企业、普通国民、农民创业贷款,所以中国老百姓的创业率很低,只有发达国家的1/5~1/8。

    行政对于经济的垄断还导致大规模的权钱交易、寻租腐败,致使2008年我国灰色收入(包括黑色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15%。灰色收入主要是围绕权力产生的,是与腐败密切相关的,往往是来自凭借权力实现的聚敛财富、来自公共资金的流失、来自缺乏健全制度和管理的公共资源,或者来自对市场、对资源的垄断所产生的收益【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

     二是政治特权泛滥。公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自我授权,自证合法性,自我解释,自我论证,自我调查,自我监督;人治盛行,法治不彰,个人大于宪法,组织大于国家;官本位,权力世袭,形成所谓的官二代现象,不一定是北朝鲜的个人权力世袭,而是集体权力世袭。

    三是社会特权泛滥。如社会保障特权,目前,中国实行的是封建等级制、多轨道的社会保障(包括医疗),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养老、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合作养老。80%的公共医疗经费用于干部疗养、高干病房,而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只有1分钱。【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报道】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某省厅级及以上官员在医院皆有专门供他一人享用的疗养病房。

    四是文化特权泛滥。除了网络之外,中国的媒体全部被官方所垄断,一些官员天天热衷于自我表扬,掩盖丑恶;还有权学交易盛行,官员博士化,当然是虚假的博士、注水的博士;我们的教育制度也是宣扬特权、压抑个性的,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师悉心照料,当上班干部;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服从权力。中国的学术机构也处处渗透了特权。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

    中国最根本的转型、最根本的出路是从特权型市场经济转变为共享型市场经济。

什么是共享型市场经济?

    共享型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公平、均衡与普惠。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它是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全面进步;共享型市场经济主张民有、民治、民享,产权共有、股份共享、社会分红;强调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的普遍占有、平衡发展;共享是经济增长或发展的意义和目的所在,没有共享,经济增长不但没有意义,而且是有害的,必然导致种种的社会矛盾、社会分裂乃至于社会动荡。共享型市场经济对于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如经济与社会失衡、城乡失衡、东西部失衡、资源环境破坏严重、过于注重GDP、过多收税、官僚垄断企业、垄断金融、工资率太低、消费率太低、财政中民生支出太低、以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四座大山”等等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价值,也就是要改革政治体制,赋予民众权利,让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建立共享型市场经济,关键是实现权利共享,然后才能利益共享。

    为了共享权利,必须立法保障公民的话语权、决策权、管理权、组织权、出版权、罢工权、迁徙权、监督权、司法权;必须取消特权待遇,废除等级性、多轨制的医疗养老体制,建立普惠、平等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废除歧视性的二元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不同地区的均衡投资和财富共生;国有企业应将股份量化到全体国民,进行社会分红,米德(Meade)的社会分红理论主要就是针对公有企业和公有土地的。在米德看来,社会分红是公民最重要的经济权利之一。

    还要建立有利于穷人的税制,如在印度,只有3000万富人需要纳税,所以印度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比中国小得多。目前中国的税收是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如我国至今没有开征遗产税;又如个人所得税,中国工薪阶层平均纳税额比例高达25%,而富裕阶层只纳税16%;我国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以家庭为纳税单位,也没有扣除的事项,而美国税法规定的各种扣除包括:个人退休保险及医疗储蓄账户的个人缴付部分、离婚或分居赡养费支出、教育贷款利息支出、慈善捐助支出、购买专业书籍和职业培训费等个人职业发展费用支出,甚至包括变换工作的搬家费用等。

     还要改革金融制度,还人民金融权、保险权,鼓励民营银行、社区银行、乡村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草根银行的大力发展,以农业保险、房屋保险、财产保险及国家对于涉农保险的扶持与补贴来帮助人民抵挡各种自然灾害,以土地抵押贷款、宅基地抵押贷款来帮助农民融资致富。

    还要还人民土地的权利,实现土地的资本化、财富化。城乡土地制度应当统一,城乡居民皆有权根据土地使用规划而自由地购地建房(像发达国家那样),打破土地和房地产业的垄断;城市居民有权到农村去购房、创业(小产权房应当合法化),从而降低城市的房价;农民也有权进行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有权在集体土地上不需经过征地、只需遵循规划而自办私人企业(非乡镇企业)、自建开发区(而不是必须征地后由政府才能建),这样才能把土地的收益留给农民。粮食安全的危险来自于官员征地,而不是来自于农民对于土地的合理利用,只要国家制定好土地综合利用的规划、法律,农民是不敢违法的,但官员往往是敢于违法的。

     总之,我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从特权型市场经济转向共享型市场经济;建立共享型市场经济的关键是共享权利;争取人民的话语权、分配权、金融权、土地权,是当前中国的最大任务。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11-11 11:58:5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xcgc (51) 11.11

中国要在民主化前把国家制度建设好

 新加坡  郑永年

2010-11-10

  近一段时期以来,国家领导人密集论述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表明推动政改的立场。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这意味着改革行至关口。由于在社会政策和体制层面缺乏有力跟进,中国改革已有陷入停滞之忧,并因此累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要破解这一局面,化解社会普遍的戾气,改革必须“深耕”。在既有改革经验中,将改革自身导向深入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存在的,今天有必要重新省视。

  社会改革是还债,也是对新自由主义祸害社会的清算,医疗和教育成为暴富的领域,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梳理中国改革的逻辑,当然要从邓小平开始。我觉得邓小平真正把中国改革思路想清楚的,还是他的南巡谈话。南巡提出的改革思路,不仅总结了中国自身80年代的经验,还总结了苏联、东欧的经验。东欧的改革是一步到位,所谓“Big Bang”(大爆炸),这种经济和政治改革一起来的方式马上导致了诸多问题。而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明确,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分三步走。

  邓小平说过,中国到下世纪(现在看就是本世纪了)中期要实现民主。在这之前,中国要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理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经济改革的内容,共同富裕就是社会改革的内容。在这些基础上,本世纪中期实现民主,那就是走政治改革的道路。

  中国改革的每一个阶段,只有一种主体性改革,其他改革是辅助性的改革。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有,是辅助性的,社会改革也有,也是辅助性的。这个过程非常好解释。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长大了,就出现私有产权的问题。所以开始修改宪法,承认多种所有制,承认私有产权,到2007年出台了《物权法》。政治上的调整主要是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这个是了不起的变化,使得共产党从以往的革命党开始转向执政党。革命党依赖的是工人、农民,不是一个包容性的政党,是阶级性的政党;现在开始向各个社会阶层开放,所有优秀人士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这是一种开放性的政党。我觉得,未来的历史看今天,这是共产党内部一个大的转型,即向执政党转型的开始。所以总的来说,90年代接受了80年代的教训,政治改革配合经济改革,配合得很好。

  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经济上基本的市场制度确立起来了。比如说1994年的税收制度、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加入WTO等等,中国市场经济基本雏形已经建立。也就是说,经济改革作为主体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很自然的,本世纪初以来就开始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就变得非常重要。

    社会福利和保障的作用

  社会改革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要还债。前面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体制变化,从大锅饭到流动性劳动力市场,从前依附于国有制企业上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住房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条件,而经济改革本身又没能确立这些方面的社会制度。社会公平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还有对环境的破坏……这些都需要还债。第二,要通过社会改革来深化经济改革,说得更学术一点,通过社会改革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的根源。经济怎么增长?现在提出来要建立消费社会。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就提出了,但那个时候只是政策意向,还没有国际条件。因为那时只是亚洲金融危机,西方没有金融危机,还没有产生足够的压力,使中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这几年不一样了,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的贸易纠纷越来越多,一直积累到2008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出现了世界性结构失衡的问题。各国都要对自身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来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对于中国来说,调整就是要把出口导向的经济转向内需消费。

  怎么样建立消费社会?怎么样能够促使居民消费?这就要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西方为什么能够建立消费社会?主要是因为它有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等。我在英国观察到,对很多家庭来说,能有几千英镑的存款就了不得了,因为上学不用太花钱,看病不要钱,或者不需要很多钱,住房也不贵。在这些方面有社会政策作保障,那么不消费干什么呢,没必要存那么多钱嘛。中国则不一样。中国社会在进步,在发展,但是大家都有不稳定感,看病需要很多钱,上学需要很多钱,买房子需要很多钱,中国现在出了很多的房奴、孩奴,什么“奴”都有,是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社会保障机制,老百姓只能自救,就需要存款了。所以,建立一个消费社会需要社会的保障,没有社会保障机制是建立不起消费社会的。社会改革就是要建立把社会保护起来的制度,用社会保障的制度鼓励老百姓消费。

  更糟糕的是,中国很多年来,尤其是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提供社会保障机制,反而是通过破坏社会、损害社会的方式达到经济的增长。比如说像医疗这一块,像教育这一块,在任何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和第三世界欠发达的国家,都属于社会保障,是需要政府大量投入的领域。在西方社会,包括这些部门在内的公共部门都是非营利性质。而在中国,这些领域却成了暴富的领域——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有人出馊主意,把教育做成产业。因为人人都需要教育,这样做就迫使老百姓把大量的钱消费到那里去。当然中央政府从来没有说教育可以产业化,但实际上是产业化的,各级政府一动手,实际上中国教育产业化比所有国家都做得厉害。医疗这一块也是,医院成为暴富的工具,本来是公共服务的领域变成了赚钱的工具。住房当然更是这样。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本来具有高度社会性的住房却成为很多地方经济增长的支柱,导致了目前的高房价。这些本来是需要保护的领域,就被货币化了,商品化了——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很快。

    中国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独立的、清晰的、真正的社会政策根本就没有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按照我的理解,中国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呢,就是因为很多改革者,或者智库人士,他们没有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改革过程中,简单地把经济领域的原则应用到社会领域。在这方面,西方通过很长的时间,很惨痛的历史,才意识到和学会要怎样保护社会。

  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马克思《资本论》上所讨论的、狄更斯所描述的,那是原始的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的本质,按马克思所说的,就要把所有的东西货币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来交易,因为利润是资本唯一的目标。这个对西方整个社会破坏得很厉害,就是“悲惨世界”。马克思当时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本身是它自己的掘墓人。但是后来为什么资本主义变成现在这样呢?那是因为社会主义救了它。从原始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现在比较人性化的资本主义,或者福利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本身发展的逻辑,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逻辑,原始资本主义从其本性来说,怎么也发展不到现在的资本主义。怎么发展的呢?就是通过社会改革,把社会保护起来。现在西方对经济和社会领域有了比较科学的区分,经济这一块要市场化,尽量创新、竞争,这是进步的关键。但社会这个领域要保护起来,不可以把社会领域无限地货币化,或者用马克思的术语,商品化。

  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信奉新自由主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背景是要改革福利社会。西方社会因为福利过度化,影响了劳动生产力,影响了竞争能力。但是这场改革中,新自由主义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撒切尔夫人也想把新自由主义应用到社会领域,教育、医疗等等,但是她失败了,在社会领域她退回去了。因为有民主政治的保护,公众可以通过投票否决。现在,大家有共识,这个领域政府是不可以退出不管的。

  回到中国的问题,恰恰是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没有区分开,把很多经济上的原则放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没有保护好。新自由主义进到中国,在经济领域它倒是没发生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个领域有庞大的国企,阻碍力量很大,当新自由主义遇到了中国庞大的国企力量的时候,它就停止了。但它转而跑到社会领域去,因为社会没有抵抗能力。各级政府成了这些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因为能赚钱嘛,只要能创造GDP,怎么样都可以,GDP是目标,所有其他的都是工具性的,只要能达到这个目标就行了。所以,这些年来,中国把很多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破坏得很厉害——尽管有经济的增长。

  中国在80年代就已经提过,改革、发展、稳定。这很明确,通过改革得到发展,通过发展得到社会稳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但现在的状况是,改革的动作不大,发展经济加快,社会不稳定。为什么?很简单,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到了中国变成GDP主义,好多社会的东西都被破坏掉了,当然就没有稳定的基础了。

  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中国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国家制度建设好,肯定是一个劣质的民主。

  “三步走”的逻辑

   社会改革的更深一层意义,就是要为未来的民主化奠定基础。这一块我是非常担忧的。中国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有些武断。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坏的民主比什么都坏。我们看民主时,不能光看欧美好的民主,非洲、拉丁美洲、亚洲有些国家的民主,更像是劣质民主。没有人能够保证,中国民主化了就是优质的民主,而不是劣质的民主。

  为什么有好的民主,有坏的民主呢?就是因为制度建设。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国家制度很多,比如说基本的经济制度,更重要的就是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这些都是社会领域非常基本的国家制度。西方民主,当然现在也有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运作得比较良好,不仅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功劳,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减少社会分化,使得社会比较平等一些。

  好的社会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你不叫资本主义叫市场经济也可以。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到今天为止最有效的创造财富的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创造财富,创造出一个中产阶级来,但是它本身不会保护财富,也不能保护中产阶级。保护财富、保护中产阶级的是社会主义。资本唯一的目标就是最大利润,不得不破坏社会,那么社会主义就把社会保护起来。

    多党政治是一个稳定的力量

    当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体的时候,政党政治、多党政治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因为是社会制约政党,不是政党之间互相制约。像美国,无论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无论哪一党上台都要照顾庞大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的利益,只是一个偏右一点,一个偏左一点,但偏不到哪里去,因为一旦丧失中间群体的话,谁也执不了政。这就是社会力量制约政治力量。

  但是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如果和两党制一配合,这种民主形态是最糟糕的,刚好把社会一分为二。泰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农民选举出来的总理,城市居民不承认;城市居民选出来的,农民不承认,整个社会一分为二。所以,中产阶级很大的一个社会,多党制是可以稳定的。而高度分化的社会,多党政治一来,就是非常劣质的民主。


  社会改革的路径通往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并由此通往“好的民主”

  对于国家制度的建设,社会改革非常重要。我想,中国,创造财富的机制它已经找到了,就是市场经济。现在无论是宪法、党章,都承认和保护这一点。现在缺乏的是,怎么样保障创造出来的财富,怎么样把中产阶级保护起来,使得它继续壮大。改革的早期提小康社会,现在提全面小康社会,我的理解就是要把中产阶级做大。中国可以不用中产阶级的概念,用全面小康社会来代替也是可以的,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中产阶级社会。怎么样把所谓全面小康社会保护起来呢?就要通过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通过政治改革来保障改革的成果,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进一步的改革,不能把改革的成果、财富和成长起来的小康社会保护起来的话,它会流失的。

  总结一下,中国有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呢?政党算一个,军队算一个;法治比较弱,概念都有了,但执法不行;基本的经济制度有一点了,但是改进的空间很大;社会制度刚刚开始。执政党仍然要承担建设这些制度的责任。执政党是中国改革的主体,没有一个力量可以代替。现在大家都说NGO(非政府组织),这当然很重要。在改革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力量很重要。但市民力量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国家制度建设的主体,而只是起督促和监督政府、给政府产生压力的作用。任何国家的制度建设都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努力。我一直强调,世界历史上看一看,大部分成功国家基本的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像德国最典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俾斯麦这样的铁血宰相建立起来的。当然,这些制度在民主化之后有改善,这不需要回避。所以,中国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国家制度建设好,肯定是一个劣质的民主——从世界历史的经验出发,我可以这么比较有信心地说。

  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我想谁都知道。但是,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怎样改,这才是关键。中国谈论政治改革,迄今为止谈得最好的还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谈得非常明确。

  实际上,中国这十多年来应当说改革议程还是明确的,没人说不改革,但是改革的力度和社会所期望的已经相差很大了。甚至说,大家每天都在谈论改革,但没有很多实质性的动作,中国社会已经得了“改革疲乏症”,久而久之,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改了。以前邓小平改革是很有力度的,确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就动员改革的力量,来达成这个目标。80年代是这样,90年代尤其是南巡谈话之后更是这样。现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八九十年代做了很多的事情,无论从政策方面、体制方面,但是最近几年大家都意识到,变化就比较少了,尤其是体制上的变化比较少。

  改革的空间还是存在的

  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党政关系,党政关系的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这在西方是不存在的,因为西方的政党只是选举党。中国就党政关系的问题,80年代提出过党政分工、分开,也做过一些试点,并不是很成功。我刚才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很多年的努力,希望从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而是一个行政党,政党亲自抓行政事务。这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政治事务谁负责呢?政治事务就荒凉了。执政党是要抓领导权的,但是现在执政党在抓行政权。这方面怎么来改革,我觉得有很大的空间。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责任制。从人类政治史发展来看,无论是民主社会、非民主社会,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要确定一个政治责任制的问题。很多人意识到政治责任的重要性,但不知道如何去实现。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党内民主。哪怕不做其他更多的事情,只要党内票决民主一做的话,很多的变化因素就都出来了,政治责任也会明确起来。

  这是党的这一块。政府和人民之间也是有空间可以做的。人大、政协广义上说就是中国的代表机构,相关制度需要改进。怎么样建立代表和被代表人之间的关系呢?怎么样让人民通过他的代表来表达他的利益呢?这些都是制度建设应该考虑的。

  另外,司法过于政治化,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现在很多的毛病都是出于此。如果有权有势的人,可以通过权力或者钱把司法政治化,老百姓也可以这么做。中国当前的局面是,不仅当官的、有钱人逃避司法程序,老百姓也想逃避,老百姓不服,我抗议、游行、自杀,他也不服司法啊。所以我的观点是,既然按马克思的说法,法律就是政治意志的体现,那么执政党可以主导立法、控制立法。但是一旦法律产生了以后,政治就要休止了,就要通过专业的司法人员进行司法,保证这个程序。因为司法在任何社会都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可以再政治化。这一块中国也有很大的空间。

    强调民主的细节

  民主当然也要有细节的考量。我是指合法性的问题。在农村我看到很多情况,村委会是选举出来的,党支部不是,村委会的合法性就比党支部高。我们设想,如果乡长、乡党委是选举出来的,而县长、县委不是,这个县长、县委就很难有合法性。选举民主,中国叫票决民主,十七大提得很好,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这非常符合中国特点,先要党内民主,再做人民民主,也就是社会民主。党内的票决民主应当早于政府的票决民主,否则党政冲突一下子就会爆发出来。同时,中央的民主要先于地方的民主。这样的程序才符合民主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逻辑。在中国,在考量民主化的时候,尤其要把国家的整合和统一考虑进去。


  现在大家都在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过程。自下而上,第一会产生合法性下沉,合法性都跑到下面去了,我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我干吗要听你的,干吗要接受你的命令?第二会产生制度的分化。因为如果制度建设都在地方进行,那么就会产生国家制度多样性的问题,各地方就会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这样,以后国家在制度层面怎么整合?中国的司法现在本身就是非常地方化的,如果再加上一个民主因素的话,就更地方化了。过度地方化以后,国家的制度建设怎么做?按照政治学上国家制度的逻辑,一定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没有一种制度是自下而上的,自下而上只是一种压力和推动力,不是建立制度的过程。

  怎么样超越既得利益呢?这是改革的技术问题、策略问题。邓小平的做法是,有既得利益阻碍的话,就在外面培养新的利益,使得新的利益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从而推进改革。当前中国改革的形势,比起邓小平时代,很多方面的条件都好多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既得利益也是很强大的,甚至比现在更强大,包括思想上、体制上、财力上,一大堆阻力,这就是当时为什么要强调思想解放。现在各方面的准备更充分了,社会力量变强,要求改革的声音在,经济财力也在那里,改革的条件除了强人政治这一条,实际上要好很多。同时,党内民主完全可以实现领导核心的政治责任制。

  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比简单的维稳要好得多。不稳定是因为社会遭到破坏,没有稳定的基础了。维稳只是外用药,而社会改革如果推行得好的话,就能构成稳定的基础。

    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的分化也挺严重啊,基尼系数和中国差不多,或者还高一点。那它为什么没有社会稳定的问题,反而很和谐,中国羡慕得不得了?因为新加坡做到了保护社会,虽然上不封顶,但它保底,把社会保护机制建设好了——80%多的居民住在政府的组屋里面,教育是有保证的,医疗保障也是有的。有了这些,中产阶级就得到了保护;有了这些,就没有绝对的穷人了。

  而在中国,即使城市的所谓的中产阶级也在提心吊胆,今天是中产阶级,一个政策一变,明天就变成贫穷阶层了。为什么强调保护社会的概念?你把社会破坏掉了,哪有稳定?维稳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护社会,而不是破坏社会,维稳本身就是社会被破坏之后不得不做的政策,但这样一套政策出来之后又有可能加速破坏社会。并不是说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就稳定,贫穷社会主义也是不行的,也不稳定。通过保护社会达到稳定,这是各国一个比较普遍的经验。

  再一个就是体制改革的问题。比如说房地产改革了老半天,结果形成一个对峙的局面,发现光靠行政压制是不行的,要改变它的结构,所以要进行体制改革。比如中央地方财税制度的改革。目前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形成的。现在很多事情做不好,就抱怨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的出路在哪儿,这迫切需要考虑。中央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这能做得成吗?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很高,是不是相应的责任也要负担起来?或者不想负担责任,那是不是要让一部分钱重新回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生存,不靠房地产哪儿来的钱呢?这些体制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11-10 08:59:18 +0800 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Fw:沉痛悼念李普同志

中国模式面临五大困境

萧功秦

  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来说,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由特定的历史路径,而自然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由于历史路径不同,文化传统与政治生态不同,它区别于东欧模式、南欧模式、拉美模式、更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模式,它并非人们按某种理念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改革开放的中国集体经验,在不断试错过程中,适应环境变化而形成的历史产物。

  更具体地说,首先,改革开放实践中,执政党保留着强势的执政资源,其次,社会领域中的个人,地方与企业又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竞争的自主性。第三,国家的力量使社会发展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社会自主发育受到国家有力的督导与管控。久而久之,改革三十年后的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就形成这样一种特殊的“强国家—弱社会”关系结构。(这里指的强弱是指这两者的相对关系而言,并非指国家具有无限的能力。)这种结构在政治社会学上,也可以称之为“后全能主义型的威权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种在不断适应环境的“试错反弹”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模式,为什么在经济上有突出的效绩 从强国家模式的结构上来考察:在市场经济导向下,国家一方面允许社会中的个人、企业与地方等微观细胞具有了追求自身利益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利用全能主义时代形成的动员能力,来整合资源,通过资源与人力低成本的优势,将整个国家变成一家“大公司”,让各个省、地方成为各有自身利益的子公司,有学者称这种结构是“行政联邦主义”,也是这个意思,这种中国模式,在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下,在外向经济中发挥了竞争优势。尤其是,在西方各国与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民粹主义——福利主义”困境的条件下,中国这种经济发展恰恰具有“权威整合——个体竞争”的集群优势。

  如果了解了中国模式形成的历史路径与“前结构”特点(例如,继承了革命的全能主义政治资源遗产,来维持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动员)那么就可以理解,它不可能简单地被不具备同样历史路径与“前结构特点”的其他国家复制,也不可能被简单仿效。中国的强势国家承续了革命国家的强力机器,用以保证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的有效管控,这更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拉美国家难以仿效的。就这一意义而言,中国模式是非常独特的,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认为其他国家可以如法炮制中国模式,是一种肤浅的皮相之论。

  有人认为德国模式比中国模式优越,这完全可能。但这样的比较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两者完全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德国模式也以德国特有的的文化与传统为条件,并由其特殊的历史路径而形成。德国的国力与富裕程度,使国家在保障社会福利方面有更多的资源与条件可以运用。而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脱离本土条件去仿效外国再好的模式,也只能是东施效颦。

  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强国家—弱社会”体制虽然在发展初期具有高效率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但随着社会发展,其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中国模式有五大困境。

  “腐败困境”。在“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社会对于国家制衡能力就相对弱化。官僚腐败与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反法制的自利行为,难以通过社会制约来纠正,在某些官员权力范围内,社会反弹往往被解释为不稳定因素来予以抑制。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管控的“强国家体制”来抑制社会对他们的抗议与反弹,久而久之,腐败治理就发生许多问题。

  “国富民穷困境”。国家官员或机构与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相结合,利用政府强大的税收能力,从社会中汲取资源,而社会本身对国家财富集中缺乏足够的制衡能力。其结果直接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经济拉动困难,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有病困境”。在体制内有一种强有力的观念,认为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并向国企利益倾斜的政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都被认为是大方向正确的。国企的“非经济思维”(即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问题与决策)的特点,使社会上对“国进民退”风潮产生忧虑。“国有病”的最大的隐性负效应,是自身效率递减与整体经济运行的低效性,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无须激发创新意识与提高效率,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炒房”而从社会获得巨利,一方面是“大众勤劳不致富”,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挣钱越来越难。

  “两极分化困境”。一方面,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双方结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他们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额利益,另一方面,高房价又使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财富积累困难,这就形成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

  “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在“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下,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国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性,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社会利益多元化不能通过公民社会来调节。行政官僚“保姆”对文化教育的强控制,也势必对社会的原生态的文化创造力产生消极影响。

  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冲突,强势国家可以利用督导性国家的强势资源,通过行政与经济手段,以“花钱买稳定”的方式,来抑制矛盾,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得短期效果。然而,由于弱社会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多元整合”机制,来帮助国家解决各种矛盾,矛盾可以延迟爆发,但不会消解,只会不断积累。一旦再次爆发,国家仍然可以通过同样的办法来“摆平”问题,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社会矛盾会越积越多。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一种路径依赖与恶性循环。如果社会矛盾不能通过“高频率低强度的爆发”方式来化整为零地解决,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积零为整”方式来个总发泄,中国将陷入“低频率高强度”爆发的危机与困境。

    发展“多元整合”,舍此中国没有其他道路

  我认为,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地培育、发展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来发展国家“一统整合”之外的另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机制,那就是我所谓的“多元整合”,即让公民社会来帮助国家维持社会稳定,用以化解社会矛盾、减轻国家威权作为唯一整合功能实施者的沉重负担。这种“多元整合”包括公民教育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理性的培植。国家不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对立面,而应该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园丁。公民社会形成的文化与人才将有利于社会的下一步的民主转型。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下的社会多元化,从多元化的成果中来吸取政治稳定的社会资源,使中国可以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走向民主政治。这是中国模式最好的发展前景。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资料链接:

  “四隐忧”:庄俊举认为中国目前存在诸多隐忧:一是当前经济发展是高消耗、低产出。二是整体环境不容乐观。三是金融风险。四是社会两极分化、城乡差距在加大。

    “改革不足”:张维为指出“中国模式”还是衍生出不少严峻问题,例如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

    “多重危机”:汪曙光指出,当今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总体特征是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承受,表现为沉重的人口基数与资源匮乏、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传统与现代、经济与道德、公平与效率、贫富分化与对立、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分裂等现实矛盾与冲突的共时展现,而且这些危机相互关联、影响、叠加。

    “五大瓶颈”:常修泽认为“中国模式”面临以下问题:(1)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是首要“瓶颈”。(2)金融领域的“基因”滋生金融市场风险。(3)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社会矛盾。(4)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资本化问题不容忽视。(5)未来还面临若干不确定性。

 

 

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

----习近平10年前的自我剖析

中国国家副主席 习近平

   新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成为中共胡锦涛时代的“接棒者”,中国向何处去?“察其言,观其行”是为解答方法。在一篇于2000年的专访文章中,习近平较全面地讲述了其从政前后的生活经历与内心世界,成为考察其性格特质与政治取向的较为详尽的文本。

  文章刊登于《中华儿女》2000年第 7期,由该社社长采访。其时,习近平当选福建省省长不久,正以其47岁的年龄当选部长级大员,成为中国政坛年轻高级领导干部中耀眼明星。

  习近平在采访中开宗明义,他不愿意宣传个人,反感写人时流行的写法——放进一个背景:这是谁的孩子,“因为背景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炒来炒去没意思”。

  1999年习近平由福建省委副书记升为福建省代省长,次年转正。这一主政一方的新官,实施新政的理念,有着传统官员的谦逊与谨慎。他强调,自己是在前任省长打下的基础上做工作,要继承前人,“不能就此划线,什么都要搞自己的。”但同时,他也指出,作为接力赛,他要跑好自己这一棒。实施新政,他主张“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思想,采用“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的办法,有时还给添点冷水,而不是烧三把火。

  从政多年,他的政治经验贯穿着“团结”。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刘邦、刘秀、刘备“三刘”还有农民领袖宋江,感觉上很窝囊,但他们最大的一个本事,就是能团结一帮有本事的人。这种团结哲学,也来自他的父亲习仲勋。这一条,正是外界传出的“他被各方所接受”的原因之一。

  在充满感性的回忆中,他自承他的性格“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由于家庭原因,1970年代下乡期间,众所皆知的是他加入中共经过10次申请。而他加入共青团也历经8次申请,整他的“黑材料”,是因为他“不甘受欺负”的性格,得罪了造反派。
  下乡的历史,正是毛泽东“极左”思想主导中国的时期,也是在中国思想界“左右”两派至今仍评价是非、争论不休的领域。习近平在这一点上表态审慎。他不接受当代回忆录中:知青史尽是悲惨的倾诉,他“感觉不完全是这样”,相反却因走进群众,感到很充实。
  忆及农村生活的饥饿困境时,对比当时中央文件与实际生活,他点到为止地说“很感慨”。联系习近平今年在中共党史工作会议上“坚决反对丑化党史”的讲话,对于那段饥饿史,他的上述表态仍堪玩味。
  7年下乡陕北延川,长期农村生活的经历,使得他一再强调中共主张的走近人民群众的执政理念,在就任福建省长时,他指出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前面有“人民”二字,赢得了掌声。而这一理念的最新体现则是,他今年在中共党内外引起反响的“权力观”讲话,对胡锦涛有所突破的“权为民所赋”的提法。这一点,取得了部分中国政情观察人士的乐观——中国走向开明。

  习近平: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

  我是在前任省长打下的基础上做工作,要按照年初的工作思路和部署把全年的工作做好,不能就此划线,什么都要搞自己的。
  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我采取的办法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给添点冷水,而不是烧三把火。
  习:欢迎你们来。从我个人来说,这么多年来,对我个人的采访,我拒绝了有100次以上。我不愿意宣传个人,因为我们都在工作岗位上,你不宣传大家都在注意你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应尽的职责;我们有了成长进步,也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个人没有什么好宣传的,所以有关宣传个人的采访我都推掉了。还有人要写传记,我也都全部推掉。
  杨:我们想也是这样的。因为这种宣传弄不好会引起副作用。
  习:特别是现在流行的写法总要把这个人放进一个背景:这是谁的孩子啊,谁的先生啊,你要写的是这个人,写这些有什么用?再说,这个背景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大家都知道,再炒来炒去真没意思。
  杨:这种宣传确实没有意思,也没有必要。但是,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你们是群众和舆论关注的焦点,通过新闻和出版媒介让人民群众了解你们的工作,我认为这种宣传还是有必要的。
  习:领导干部不是不可以宣传,但是不能多,并要把握好分寸。现在有一种倾向,一写领导干部就要将你写得多么完美,多么高大,要知道,世界上是没有至善至美的东西的,你把一个人写得完美了,人们就不相信了。同时,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离开人民群众,离开领导集体,你将一事无成。所以,我认为还是多宣传人民群众、多宣传领导班子集体为好。
  杨: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
  在宣传领导干部方面,需要处理好个人和人民群众、个人和领导集体的关系。因为我们共产党的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事业,也是延续不断的事业。我们这一代人是站在前一代人肩膀上前进,应该把功劳归功于人民群众,归功于领导集体,而不是通过否定前任或前一代人,来证明自己行。
  习: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美德,共产党人员讲究集体主义精神。
  杨:这样就等于他是站在这个起点上去做工作的,比如您前不久被福建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选举为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现在接手的这个摊子是什么状况,也就是过去的基础是什么?您的新思路是什么?
  习:去年8月我刚来省政府任代省长的时候,就在省政府成员会议上强调了两点:第一点,我是在前任省长打下的基础上做工作,要按照年初的工作思路和部署把全年的工作做好,不能就此划线,什么都要搞自己的。当然,既然是履新嘛,在新的一年里总要做些新事,但必须明确这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做好自己这一任的事。这是个接力赛,要接好接力棒,跑好自己这一棒。
  第二点,一个省长,地位固然很重要,他也只是一分子。首先要认清大前提,是在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还要看到,省政府里面有省长、诸位副省长和诸多的政府成员单位,大家形成合力,才能干好工作。除此之外,还要靠全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和配合。所以,我们一直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这正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在,也是我们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优良作风。
  杨:我听说,您在宁德的时候,不像有些干部那样,到一个新的地方先要烧“三把火”,要轰轰烈烈干几件“大事”。您没有豪言壮语,只是体现出一种滴水穿石的精神。

  习:我当时去的背景是这样的,我在厦门任了3年副市长,其中后一段时间负责常务工作,在改革开放和推动特区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省委看到我在厦门有一些开拓精神,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省委决定调我任宁德地委书记。贾庆林同志那时是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找我谈话,说:“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冲一下,改变那里的面貌。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开什么会议都坐最后一排,因为总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个地市),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
  你去之后,要采取一些超常措施,把这个状况改变一下。”当时的省委书记陈光毅和省长王兆国同志都非常支持和鼓励我。到宁德之后,经过调查研究,我对那里的群众肃然起敬。这么多年面对贫困,他们有一种愚公移山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闽东过去是革命名区,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牺牲;解放后又变成东海前线,最好的良港作为军港;古田溪水电站,全省最早的一个中型水电站,电是调到全省用的,供应中心城市用。可见,这边的群众是很有奉献精神的,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我感觉到,当地的群众不是不努力,确实有自然条件的制约和限制。当然,不足的地方也有,主要是思想不够开拓,墨守成规。
  我去了以后,马上就遇到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治理整顿,大气候不利于采取超常措施。看到大家的心情是希望变,希望我来了以后带着大家变,没有看到我来了也是“光棍”一条,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奇迹。所以,我只能讲,治理整顿也是一种机遇,把大家心气提一提。我当时主要的思想是:这时候不能炒热。一般讲,刚来的时候,说一些让大家热血沸腾的话很容易,趁大家的劲“踢三脚”也容易,但是这个劲一挑起来,接着将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这种事情。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给添点冷水,而不是烧三把火。他们给我讲闽东要干三件大事:开发三都澳港口、修建主温铁路、(撤地区)建市。我说,这些事要慢点来,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薄弱,不可好高鹜远,还是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多做一些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弱鸟先飞,滴水穿石,只要我们有这种精神,就一定能够赶上去。最后来看,我的看法还是贴近实际的,经过12年的奋斗,撤地建市国务院刚批下来,铁路开始筹划了,建三都澳港口还在论证之中。实践证明,在闽东这样的基础上,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出现什么奇迹。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少走弯路,就像龟兔赛跑,你还是可以取胜的。当然,这些都要有长期打算,我并没有打算很早离开闽东。在闽东我主要抓了四件事:一是解放思想,理清发展思路;二是培养一支好的干部队伍;三是实实在在地抓扶贫;四是从闽东山海兼而有之的特点出发,念好“山海经”,抓好山海综合开发。在闽东干了两年,省委又调我到福州来工作。在闽东时间虽短,但是工作体会很深,跟大家感情很好。离开这么多年了,闽东还是我最感亲切的地方。
  杨:这些年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干部容易产生刚才你说的“烧三把火”、“踢前三脚”,做成一两件事后就走人的倾向。说到滴水穿石的精神,我访问过不少地方,很少有人这样想。大家都想大干快上,在短期内把这个地方搞好,在一些人中就出现了急功近利的倾向。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干部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升职,只有搞出来政绩才好升职。您对此如何认识?
  习:升职只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如果不失真,是衡量干部本人事业是否成功的一个方面标志。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干部的升职,可以反映出上级和群众对他的综合肯定。但是,也必须看到,仅凭升职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出干部本人的全部情况。因为目前我们评价体系还不是很完善,考察识别干部又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受主客观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在考察评价干部方面出现一些失真现象。
  在用干部方面,我离开一个地方以后,都要回顾一下,总结一下,感到也有用错人的时候。在用错的人中,既有看不准的好人,也有看不准的坏人。因为在他的表现里,某一政绩和暂时的一种进步与他的动机的内在联系,有的时候还不能很清楚地联结起来,凭一时的政绩和表现来选拔干部,就有可能会用错人。所以,无论从组织还是从干部个人来讲,都不能将升职作为评价干部工作优劣和事业是否成功的根本标准。
  要从政,就是一种事业的追求,就得舍弃个人的私利,不能什么好处都想得。既然走上这条路,那你不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要像当过河卒子那样,拼命向前。至于最后大家对我认可到什么程度,后人自有评说,我自己并不在意。
  杨:我对您的经历不是大了解,在您从政20多年的生涯当中,是不是不像有些人那样把升职作为最高目标,而是把做事、做人作为基本追求?
  习:是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实际上是一个人生座标怎么定的问题。在从政之前,我曾冷静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在第一步跨入政界之前,首先要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这就是你要走的是什么路?你所追求需求的是什么?我当日对自己定了这么几条一是要立志当“公仆”做大事。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从政就不要想发财。正如孙中山讲的,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你如果想发财,合法致富的路很多,那种合法致富既发财又光荣,将来税务部门还要给你授奖,因为你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你既要从政,又想发财,就只能去当让人指脊梁骨的脏官、贪官,既名声不好,又胆颤心惊,总怕被人捉住,最后落个不好的下场。所以,要从政,就是一种事业的追求,就得舍弃个人的私利,不能什么好处都想得。一个人也许一辈子成就不了什么大的事业,但最起码他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二是在从政的整个过程之中,不要把个人的发展、升迁作为志在必得的东西。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公式,没有这种规律。升迁并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有多大本事,或者你这个人有多大背景,就可以必得的。本事也罢,或者是强烈的责任心、非凡的智慧也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且它还要和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相配合,看哪一个起主要的作用,哪一个起配合作用。这些都不是一种定数,不是用数字可能推算出来的。譬如讲,你要想当将军,首先必须能够打胜仗,因为只打败仗的军人非但当不了将军,还有可能会出师未捷身先死。同时,你具有了打胜仗的本领,也不可能天天有仗打,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更是如此。有了仗打,就有了机遇。这也就是说,只有你将机遇和成功的要素集于一身的时候,你的追求才有可能实现,这是很难的。如果你主动去追求,终生不得志,将会很失望、很痛苦的,这就要对升迁问题怀平常心,像古人管子所说的的那样,“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三是要有不怕艰难险阻,持之以恒干工作的准备。从政是一条风险很大、自主性不是很强的路。尤其是受了挫折以后,一些人极容易产生自怨自艾的想法:我为谁阿,我这么干还要受到这么多的冷遇,这么多的不理解,何必呢?一些当时跟我们一起从政的人就因此而离去了。在一个地方干下去,只要你坚持下去,最后都会有所成就。成功的规律就是一以贯之地干下去。所以,既然走上这条路,那你不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要像当过河卒子那样,拼命向前。我的从政道路中也有坎坷、艰辛、考验和挑战,没有这些是不可能的。
  杨:听说您原来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岗位可以说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求的,当初您为何要做出下到地方基层工作的选择

  习:我是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放到河北正定县的。
  到河北后,地委书记谢峰同志找我谈话,那是一位非常朴实的地委书记,解放初,20多岁就当了张家口地区专员,后来任河北省省长。我说,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他说,“既然你能下来走这步路,我想我就不必嘱咐了,你也不是那种草率从事的人。我就嘱咐你一条,就是你当年在农村之所以干起来,那是因为你置于死地而后生。我听了你的经历,你当时被打成‘反动学生’,最后像‘四类分子’一样下到那里,举目无亲,你是华山一条路,必须走下去,也可能这样你就成功了。但现在你不同了,你是本人选择下来的,人家可能不会理解。”当时,确实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他说,想下基层可以到野战部队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层。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和我。他是北师大毕业,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几年,我也要下去,我们俩是不谋而合。刘源当时去了河南。走之前也参加了好几个聚会。许多人对我们的选择不理解,问我怎么现在还下去,当时在我们这一批人中有一种从红土地、黑土地、黄土地、绿草原上终于回来了的感觉,有些人认为 “文革”吃够了苦头,现在不能再亏了;还有一些人存在着要求“补偿”的心理,寻求及时行乐,我对他们的不解感到悲哀。古时候“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中个进士,谋个外放,千里万里他都去。像古时写《三言》的那个冯梦龙,到福建寿宁任知县时都快50岁了。那时候怎么去的寿宁?万重山啊,我们现在还不如古时候的士大夫。更可怜的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半径不过50公里,离不开北京,不愿意出去把北京的户口丢了。我说,我们要出来,当年老一辈出去,是慷慨激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但在这种不得已里头,使我们学到、体会到了很多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好了,那些禁锢我们的“左”的东西都解除了,我们更要去奋斗、努力,好好干一番事业。古人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管尔东西南北风。”我想将之改几个字,作为我上山下乡的最深刻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管尔东西南北风。基层离群众员近,最能磨炼人。7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男获益匪浅,同群众结下了较深的情谊,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所以,对再下基层是充满信心的就义无返顾地下去了。尽管会有很多的坎坷,每天都在经历着挑战和习验,除非身体不行了,除非不让干了,只要没有这两种情况,我都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至于最后大家对我认可到什么程度,后人自有评说,我自己并不在意。
  刘邦、刘秀、刘备、宋江,给人的感觉是挺窝囊的那种人,但他们都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能团结一批有本事的人。

  杨:从我了解的情况看,20多年来您无论在乡里、县里,还是在地、市,包括福州您所在的地方团结搞得都很好。在团结合作方面,您是不是从您自己的角度讲讲,有没有一套完整的做法?
  习:省里有一位老领导集一身之经历,写了个一生从政的体会——《团结学》。尽管各种因素在任何时候都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在各种情况下,团结永远是前提。它绝对是你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前提。纵观古今都可以证明这一条。例如,历史上的刘邦、刘秀、刘备这“三刘”就很有特点。他们个人有多大本事,还有宋江,光从文学上看,很难把他写得很漂亮。这种人物给人的感觉是挺窝囊的那种人,怎么会被大家所拥戴?实际上,这些人都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他们能团结一批有本事的人。这么多有本事的人都跟他至情至信地沟通,这就是大本事。过去我们都很注意那种“郎才女貌”,或者“文治武功”,没有注意到他们这种突出的本事。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家庭的影响。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都以自己为主,这是不行的。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
  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很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我再考虑回不回去最后见到我姨父,他解放前是太行山根据地的。
  当年是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参加革命的,他们都是我们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 “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姨姨也讲,那时我们都是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当时在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街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得。听了他们的话之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回去了。回去以后,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来,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见我转变了,对我也好了,到我这儿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我那时不过十六、七岁,村里几个老头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现在有的作家在作品中把知青写得很惨,我的感觉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时感到惨,但是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实。
  由于家庭的原因。我先后写过8次加入共青团的申请书,是因为在中央党校时“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造反派,使他们整出了我的黑材料。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杨:听说您是在下乡插队期间入团、入党和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这在当时对你这样家庭背景的人是很不容易的。能不能谈一谈这一段的经历。
  习:大概到了1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学,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
  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我已先后写过10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不批准我。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得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让原来的大队支部书记屈居革委会主任。我走之后,他又回来接任支部书记。
  在此之前,入团也费尽了周折。申请书前后写了8份。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后,我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我的窑洞来,一盘炒鸡蛋,吃俩个热馍。吃完后我说,我的入团申请书您该递了吧?他说,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我说,什么叫可教子女?他说,上面说你没划清界限。我说,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哪个中央文件了?他说,真没有递,那就往上递。从公社回来之后,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我说,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我毫不气馁。过几天,又写了第2份申请,请支书又给递上去,就这样一直写到第8份。我那时候已没有一些人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之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让我入。当写到第8份时,终于批下来了。当然,这是在我进一步得到公社团委书记的支持后才批的。团委书记到我那里,跟我聊了5 天,最后就成为“死党”。后来也就是他在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沟的青石板上坐下,说,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来了。我说,“黑材料”拿来有什么用?他说,烧了吧!我说,你敢(干)掉脑袋的事。他说,怎不敢,我看这材料是你学校寄来的。因为我那时是中学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学校给的,是中央党校写的,因为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文革”中我们家被抄之后,搬到党校里去。到党校后,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你觉得自己的罪行有多重,我说,你给我估计估计,够不够枪毙?他们说,枪毙够100次了。
  我想100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 100次了还怕什么?但是,当时连送派出所,只是在威胁我,说专政机关对你实行专政,再给你5分钟。之后,念毛主席语录,天天晚上熬夜。我说,我只要在哪能睡觉就行,别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就又被拉回去了。后来决定送我去少管所,当时少管所设有“黑帮”子弟学习班。在要我去的时候,床位满了,大概要排到一个月才能进去。就在这时候,1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马上到学校报名上山下乡,我说,这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
  经过许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居然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习”和刘澜涛、赵守一等,“彭、高、习”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了,也无所谓了。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所在。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杨:您曾讲过,7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您获益匪浅,请您谈谈最大收获是什么
  习: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7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受益于此。刚到农村的时候,经常有要饭的来,一来就赶,让狗去咬。因为当时在我们这些学生的概念里,要饭的都是“坏分子”、“二流子”,不知道当时那里“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粮”,老婆、孩子都出去讨饭,把粮食都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春耕。这些东西是在农村生活了一段才了解的。看看当时的中央文件与当地实际的差距,有很多感慨。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
  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必须使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都牢牢记住,人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必须为人民谋福利,切不可忘记了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
  杨:您是怎样从农村上大学的?
  习: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我还是想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确实读得太少了,这与我理想的目标并不违背。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3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我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清华。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当时,我父亲下放到洛阳的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识青年都特别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学,还都是前几名。在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1993年我应邀回去了一次,当时我是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延安行署专员给我讲,你们知青来了2万9,号称3万。现在出了省、部级干部8个,厅、局级干部大概二、三百个,处级干部有三干多个,这是一笔大资源。在8个省部级干部里头,我了解的有王岐山,他现在是广东省常务副省长。
  此外,还出了一批作家,像陶正,写《魂今归来》、《迫遥之乐》,他是去延川的知青。还有路遥,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写了《人生》。还有个作家叫史铁生,写了《我那遥远的清平湾》,这个清平湾就是过去他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另外出了一批企业家。前几年,延安搞了一次聚会,大概回去了上千人,拖儿带女的——让下一代去体会一下,还拍了个片子,他们送了我一套。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地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杨:人生关键是要有一种信念,就是他很清楚人生目标是什么,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样,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不走邪路。
  习:你说的很对。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来选择,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关键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否则环境再好也会走错路。
  杨:据我知道,你们这批知青现在仍然非常关心、挂念那里的黄土地,您和大家都尽力而为当地的群众、为促进那里的经济发展办了不少事。
  习:我插队的那个村不通电,我走了以后帮他们搞了个变压器,通了电。前几年,又帮他们修了小学。1999年,又修了桥。这些都不是我出钱。有的是我介绍去的帮扶项目,有的是我给当地领导说说,引起重视后解决的。我在的那个村绝对是个贫因村。延安养育了我好几年,为延安老区农民做点事,是我们应该做的。
  杨:我们注意到在今年1月召开的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期间,省内新闻媒介报道说您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必须使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都牢牢记住,人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必须为人民谋福利,切不可忘记了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还报道在大会结束时,您以高票当选为省长。请问您对此有何感想?
  习: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说得过去吗?
  杨:好。谈得非常有意思。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1-22 08:52:40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重庆,走向中国政改舞台中心

重庆,走向中国政改舞台中心

一清

2010-11-20

    人们期待中的一些事,可能正在发生。不久,人们将会发现,三十年前在中国南海边那个渔村里演绎的故事,将会在中国西南方位的山城里新鲜呈现。
  只是,这一次,将是由JJ到ZZ的大跨越。似乎中国语言的组词和音序已经表明了这种由“经济”到“政治”体制改革跨越的艰难与遥远。但这一天,终于走近了。是在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发展积累了天量财富后,是在中国公民经过三十年思考沉淀了足够理性后,是在中国执政党经过三十年“过河”摸索取得正反经验和普遍共识后。
  这里有一点,没有外国力量的逼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这里还有一点,没有“普世价值”的影响,那个子虚乌有的东西,从来就只是某些文人用来换取美元与绿卡的敲门砖。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财富中国到大国中华的必然延伸,是包括辛亥革命以来历代文人志士理想延伸和价值追求的结果。
  中国一直在按自己的路走,虽然艰难。因为中国的历史决定了,走向共和需要有那么长的时间,走向共生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时间于我,它是一个充分且必要条件。好在,今天,凝聚了共识的人们,走到了一起。

  一、“打黑唱红”赢得巨量人气,获致北京首肯

  在我们提到重庆时,总有“大农村、大城市”一类的概括,其实,这个概括典型地适用于对整个中国全境的描述。中国有10万一平米房价的北京与上海,中国有美若梦境的大连与苏杭;但同时中国有瓦屋尚存衣难遮体的西部农村,有土中刨食卖血为生的西南村落。将中国这样的本土现实缩小,就成了重庆的样子,甚至比重庆更重庆地典型。
  那么,选择重庆作为一个试验区,就是选择了中国现实的浓缩标本。这是否就是1997重庆直辖时业已成竹在胸的一个预选,却是很难说清。不过以民间视角来看,重庆直辖13年来,似乎有着这样的一份历史担当。特别是薄熙来任职重庆,这样的角色任务,由最初的民间猜测到官方的密集到访和高调表态,渐次有了清晰的脉络。
  提到薄熙来,人们自然就有“打黑唱红”这般的语词与之相伴。这不能说不是薄熙来成功的一个方面。在宏大语系视角里,也许这不过是“网络表现”,与重量级人物的雄才大略隔了距离。错了。在常量面前,变量是至胜的法宝。薄熙来的成功就在于老百姓能用四个字即能概括出他的为政特点。这位有着东北大汉海拔的前商务部长,来到重庆后所引起的世界性的关注,集中概括的就是这四个字。“打黑”是破,“唱红”是立。前者是行动,后者是倡导,是培育,是巩固。
  重庆的“打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予民众的那种兴奋以及由此调度起来的对于中国现实政治参与的那种热望,是作为薄熙来苦撑整个行动进程的最大群众基础。回瞻薄到任重庆的三年光景,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这个来势汹涌的“打黑除恶”的,一些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认为这种运动式的“打黑”以及与之相伴的“唱红”必定是对一种威权的呼唤与复归,因而多有攻讦。但有着亿万量级的网友的“泣血”支持,为薄和他的团队这个“打黑”斗争营造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网络与现实气场,它的显性能量和潜在能量之巨,深不可测,莫可形容,这就是薄的民意基础。过程的观察每每让人感慨系之,薄熙来曾有过两段话,即打黑之初向媒体痛陈重庆百姓被黑社会势力所害时用的“令人吃惊”,到后来在打黑初见成效也引起全国性争议时所说的重庆打黑不是自选动作而是中央的“规定动作”,由此可见过程的复杂与微妙。但又正是从这似乎有些无奈的“规定动作”说中,透露了中央高层委以重任的细节和安排。如果薄不是个信口开河的人,或者这样的话没有比薄更高的人出面纠正的话,天机或有泄漏也未为可知。
  到此为止,民众开始从另外的或者更高的角度来认识重庆打黑的意义,领悟着打黑背后的支持力量与国家意志,领悟着立国之本的价值运动的寻找与复归。
  不管有无这般微言大义的解读缘头,打黑,让老百姓出行安全生活安逸,让黑社会人员闻风丧胆惶惶然颤颤然,终归是不可否定的“执政为民”的正义之战,终归是正本清源的红黑对决亮剑行为!
  但是重庆的“唱红”,一桩本可获得普遍认同的努力,却总在一种不经意、不明朗的忽视甚至忽略之中。
  本来,红色,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色,中共的党旗以及由中共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就是这鲜亮的颜色。因此,“红色文化”于我们的传承努力,应该是顺风顺水的。但是,重庆一开始的“唱红”却未能获致即时的认同。在经过了最初的真“唱”(唱歌),到后来的“唱(倡)导”努力,如倡导“为人民服务”,倡导“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努力后,人们接受了“焦裕禄”的回归,接受了工间操这种特殊年月里的纲节重现,接受了干部三同、大学生下乡这样的理念复原。再后来,看到街头有了让人放心的警察(交巡警平台)在日夜呵护着民众的安全,看到了低收入者的公租房在一栋栋修盖中,看到了农村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努力进行中,等等等等,人们觉得这个“唱红”是原来的“红”,是国旗的红,是党旗的红。这才有了一个城市对于“唱红”的热切回应,才有了红歌飘飞于大街小巷的热闹景象。大学生、农民工、社区玩门球牌九的大爷大妈以及自命独立视角的知识分子,这才一并地走上了红歌的舞台,又有了“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的感觉复归,又有了“越唱心里越暖和”的年华如昨丝绸贴胸的感受。
  到这个时候,人们就在打量了,为什么北京没有支持的声音?为什么主流报章对重庆的唱红努力不置一辞?——中国的政治传统总在顽强地做着天意表情的细察功课,包括民众都在品琢着北方冠盖的眼神与脸相。薄熙来有无“抬头盼望北斗星”的片时心绪,不好妄评,但2010年10月25日重庆“中华红歌会”的组织安排却多少透出了薄不得不用的招数。他没有只由重庆来组织,而是由国家文化部与重庆市共同主办,所有参加演出的也不只是本土团队,而是有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在内的各地合唱团体,演唱的歌曲除《英雄赞歌》、《咱们工人有力量》外,也有像《绿岛小夜曲》个别抒情类的歌曲,但整个晚会绝对是典型意义上的“红歌”,以《黄河大合唱》为初音,以《爱我中华》为终曲。
  晚会结束后,第一次传来了北京的声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给重庆“中华红歌会”发来贺信。贺信第一次高度肯定了重庆的“唱红”努力:“红歌起源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浴血拼搏、团结奋进的伟大实践,鼓舞了一代代中华儿女勇敢地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凝结着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举办中华红歌会,既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又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形式好载体。”同时“希望”重庆“认真总结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途径”。这是中国当下对一项文化活动能有的最高表态,也是薄熙来“唱红”以来最高平台的肯定。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分别打电话对在重庆上演的“中华红歌会”的举行表示“热烈祝贺”。
  至此,打黑与唱红,获得了中国最基层与最高层的拥护、首肯和“热烈”支持。

  二、薄熙来“重唤激情”,主打红色品牌

  在对重庆“打黑唱红”的主题表达进行符号学意义平面梳理后,进一步对这符号内核作些考察,或者会发现很多可能因思维的惯性而掩盖的另外的东西。
  薄熙来是条汉子,也是一个“时世英雄”。这个冠名其实并不大好听,而且可能会有另类解读。但是,我要说的是,在一个几亿民众麋集一“网”的信息高速时代,在一个不再把“红色文化”当成正宗甚至着意于远避的自由表达时代,薄在常量中选取了变量,这是不能不让佩服的。置身于一个以利益运动为行为主皋的财富价值观年代,薄的眼光显然超越了官场视野,穿透了历史的时空,在科学发展观的空间里,真正发现了共产党由小而大由弱而强的内在真谛。常量与变量问题,其实也是个哲学问题。事物的兴衰演变、强弱转换,无一不隐藏着常量的守旧与变量的创新奥秘。更何况这个“变量”的筹码是根植在共产党起家立业的深厚土壤里的,也曾经是一两代人记忆深处最可抚摸的那一段时光旧影。薄属于红二代的领导人,由他来谈红色文化,由他讲述共产党的基本理念千头万绪就是一条为人民服务。这样的话,也许换一个人说是一种味道,但薄熙来说,那就是一种正宗。所有这些,便成就了他的唱红之举,他的符号系统选择是成功的。
  那么,如果仅限于此,薄熙来就只是个政客。但薄一定不愿意只当一个政客,他着意于当好的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同时也是他所要求于他的团队和我县书记们的。他要推动的事业就是怎样重建一个真的“人民政府”。也就是说,在他的治下,一定要是为民众所认可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为人民服务”——这曾经是一个时代最让人回味不已的口号与执政理念,与之相并列的一组群像如张思德、雷锋、王进喜、焦裕禄一如梦中故乡院子里老友,常常让人感慨昨日的欢乐竟成旧事,一种童贞般的记忆总萦系心头。这不只是一代人的旧梦,他们的后代也同样希望那种道德故事复原于当今生活,以唤醒失落的记忆,重新走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哪怕是一种并不真实的呈现。
  薄熙来深知根植于民间的这红色年代金色阳光的记忆及其价值,他的为政理念里那与生俱来的红色文化烙印,是可以亲切地承载老百姓那种对于凯歌行进年月里的童贞梦幻的。这是一种共享。而共享的和谐里,一定会有新的激情点燃。
  于是,薄熙来的“重新唤起”便选择了红色文化。
  2009年的10月8日,在共和国六十周年大庆典礼结束后,薄熙来从北京回到了重庆,并请来重庆40个区县的党政一把手,在唱完激情当年的红歌后,他给每位区县“班长”送了两尊小铜像,一尊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一尊是“铁人”王进喜。薄对大家说:“焦裕禄是领导干部的楷模,人民的好公仆,希望书记们都以焦裕禄为榜样,永远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铁人’王进喜有句著名的话,‘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区县长们要像‘铁人’一样,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关键时刻冲得上去,成为群众信服的干部。希望咱重庆多出一些焦裕禄、王进喜式的领导干部!”
  每一位都能从薄熙来所送的这份“礼物”中感到期待的份量,有很多人心里涌动着一种久违了的情感。不敢说这样的情感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给这些“一把手”们以多么持久的力量支撑,但那一刻,心中升腾着的是一份崇高的情感。
  这份崇高,就是我们执政党起家的东西,不能丢。其实这些东西,也还一直深藏在大多数人心中,鲜活在热爱着这个国家的所有民众的心海里。重庆的唱红努力,实质上就是执政党夺回话语权的一种方式,是重新走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高峰要地的罗盘与利器。

  三、寻回共产党原教诣真义:为人民服务

  唱红当然只是一种“话语”形式,一种“符号”系统。红色文化的实质与根本还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这是我们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舍此,一切的口号都将失却意义。
  不管当前体制下所厚养着的社科院、党校、发展中心是如何地出台这系统那方案,如果都只顾完善个人的“理论体系”,玩观点出新,最终都将被民众所遗忘。类似的所谓理论这些年已经太多太多。但是,我们在重庆的作为里,发现了其实不需要太多“发现”的东西,那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基础上的对于价值运动的回归,即重拾毛泽东和他的建国团队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思想,这是最好的政治改革方案。
  一清在重庆呆了不长的一些日子,感受到了民众对政府的“新作派”的认同。重庆提出的“五个重庆”建设,最核心内容就是民本的东西。“宜居”建设,侧重是优化公共空间,为民众提供舒适的居所;“畅通”则侧重于改善交通条件,提升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森林”侧重于推进城乡绿化,优化生态环境;“平安”侧重于满足民众的安全需求,增强安全感;“健康”侧重于提高人的生存质量,让民众生活得更健康、更幸福。看得出,这都是围绕着民生二字而来的,是真正体现“以民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从执政党角度出发,这是“宗旨”与信仰的坚持,因为中共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性质决定的,是党的奋斗目标和任务对党员提出的根本要求。从政府角度说,就是要心里要装着老百姓,是个真正的人民政府。如果说“五个重庆”还有些抽象,那我们再看重庆的“十大民生工程”,这是重庆市政府要求于2012年完成的民生工程,具体为:主城区危旧房改造,五大煤矿棚户区改造,增强廉租住房保障能力,支持郊区县(自治县)城市功能设施建设,完善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完善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加快农村公路改造,加快农村清洁用能,增强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加快生态移民步伐。看得出,这都是些与民生利益息息相关的东西。
  什么是政治?保护民众核心利益就是最大的政治;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所有改革都是为最广大的民众利益着想,而不是为少数利益集团谋利的改革,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1980年8月所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就提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目标,那就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动摇或怀疑中国的社会主义选择及其信念,要在现实中真正地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这是政治改革的重大任务,因为我们的体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制,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共和的国家。一切都必须回到这个原点上来。回不来的体制,就是需要改革的。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当然,所谓的回到原点,是指核心价值观上的。中国在经过了三十年经济体制改革后,积累了巨量的财富,我们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从这个基础上重新出发的,将要“改”的是原点上制度设置上存在的问题,将要“革”掉的是分配体制上制度性设置对最广大民众利益造成伤害的不合理部分。重新回到共产党人当年抛头颅洒热血所要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的理想上来。只要是中共执政,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不能丢。1938年,毛泽东在回答一位英国记者有关建立新中国的想法时,毛憧憬着说:“人人懂得公民的权力和义务,有受教育和愉乐的公平机会。婚姻习惯应改革,工业要发展,还要建立六小时工作制。没有外来侵略,没有任何人在压迫别人。实现平等、自由和博爱。”毛和这段话,应该看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原教诣所在。谓汝不信,可见温家宝总理最近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内涵”的表述,竟如出一辙,“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
  重庆人得到共产党原教的真诣,他们找回到了红色文化的根本,他们在坚定地组织实施向黑恶势力的进攻,因为这样的势力就是与“社会公平正义”作对的,是“人在压迫别人”。他们落实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真刀真枪地、真抓实干地建立一个“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的人民政府。

  四、重庆新政“积土成山”而“至千里”“成江海”

  当回头审视重庆新政时,我们看到,有关体制改革的行程,重庆已经走在了前头。在整个山城,薄熙来要求于区县干部的是,问一问自己,在焦裕禄王进喜面前,我们的言行,是否合乎组织的期望与要求。发生在2010年端午节前夕市委的一个专题会,集中研究的是“全市群众吃粽子的事儿”。这看起来有“作秀”的嫌疑,但是,你听一听薄熙来所说的一段话,也许就会改变武断看法。“咱重庆是个大家庭,明天就是端午节了,要多关心困难群众的生活,端午就要让全市百姓,不论贫富都能舒舒服服地吃上粽子,这才叫过节。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有了大发展,‘吃’对于富人来说早就不成问题了,不少人还胖得发愁,要‘减肥’;但对困难群众来说,一年难得痛痛快快吃几顿。咱重庆还有18个贫困县,不少群众生活很困难,城里也还有不少低保户和困难职工、鳏寡孤独和老弱病残,他们舍不得吃喝,咱可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不要小瞧这件事,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多想办法,多干实事,给各个角落都送去温暖,加到一块儿就是和谐。哲学上讲,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对于百姓来说,生活改善的次数多了,就能增强幸福感,从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薄熙来还强调说,为领导干部送吃送喝是不正之风,而为困难群众张罗吃喝正是共产党的本分,怎么做也不过分!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改革干部官僚体制,凡是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的,像焦裕禄一样的干部就上,否则就下。有关这一点,重庆市委和政府已经在政法系统做了很好的尝试。让我们回到重庆“打黑”上来,这个过程中所发生在体制内的故事,亦为今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在专项斗争进行到深层次时,重庆市委和政府审时度势,在王立军领军和指挥下,启动公安局直属单位、分局机构的改革工作,按照“民主、公正、透明、依纪,公开、公平、公正相统一,组织意图、群众意见、个人意愿相结合,干部品行、才能、资历与任职岗位相匹配,机关与基层、一线实战单位循环互动”的基本原则,创造性地组织展开干部公选,即全员下岗重新聘任上岗,全局所有符合条件的领导和民警均有机会在同一平台上参与选拔,公选活动24小时接受全体民警监督。重庆市公安系统的这一改革举措,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国家政权机构的一次大胆的体制改革实验!
  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相较于重庆新政的系列实践经验,似可证明当下中国的一些具体领域有着基本的“修正”功能,或修正或改良或改革。重庆在各个方面探索着,以实实在在的功课、扎扎实实的“小为”而向体制性的改革迈出步子。我们不要小看薄熙来所赠送于区县委书记的那一尊小小的焦裕禄塑像,也不要小看了市委在年节时期类似于“粽子关注”一类的亲民努力;不要小瞧了农村学童喝奶的财政安排,更不要小瞧了这个班子常挂唇边的“衣食父母”之论和情感倾向,他们是在向着一种习惯成了自然的现实世相作体制上的修正与革新,是一种站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平台上的“鱼水关系”的重建。《旬子》曰,“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蹞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正是今天重庆新政“积土成山”的先行尝试,政治体制改革才有“至千里”“成江海”的可能。
  反过来说,如果重庆新政努力不能获致现有体制和主流声音的正向肯定,或可照见中国主流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难以回头的改变。如是,则情何以堪!

  五、并非最后掌声,但认同源自红墙

  正像老百姓极其盼望北京能对重庆的“唱红”努力以肯定并最终也获得了这样的阳光拂煦一样,重庆新政的其他努力也在另一个早上迎来蓝天白云百鸟啁啾。2010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来到山城,据信是“调研”“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工作而来。周永康来到山城,对有关民生的改革表现了特别的关注,对公租房建设、户籍制度改革方面转户农民利益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等制度性建设问题一一过问。到达重庆后的第三天,周永康说,过去曾多次到重庆,但这次来又感到一切很不熟悉,因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很兴奋。我看到的是群众一张张高兴的脸,是广大干部奋发向上的精神。让我高兴的还有,重庆市委、市政府把以人为本、把科学发展落脚到民生问题上,而且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项目和行动。市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50%以上用于民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20个百分点。前不久市委还出台了“民生十条”,要在未来2年半投入3400多亿,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10大民生问题。重庆财政并不富裕,能做到这一点相当不易,体现了真正的科学发展观,也完全符合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重庆的“五个重庆”建设,公租房建设,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城乡居民就业水平等,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善民生之举,在全国也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在讲到上面提及的“三项重点工作”时,周永康强调要进一步全力推进其向纵深发展,形成长效机制,力争在重庆创造新经验。已经创造的一些经验,要在制度性、全局性层面推进。
  周的声音不能看成是最后的掌声,但一定来自政治局常委的认同。
  自此,重庆的“打黑唱红”得到了全方位的肯定,重庆的经验,正在越来越多地获得全国性的关注。重庆价值观的寻找所带给这个利益世界的震憾与欣喜,将会让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出海之航获得民心定位与同舟共济的抱团合力。
  重庆,这个中国西南最大的城市,共和国的第四个直辖市,正在承担着更多的制度创新的任务,它以其稳妥沉实的探索和付出,正渐次地走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舞台中心。

    网民评论:

    [24] 回复:重庆,走向中国政改舞台中心

    薄熙来是左派领袖的领军人物,祝贺他能够在重庆探索一条左翼人士政治改革的路子来。但不要回到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上去。左派和右派应该互相制衡才能平稳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王立军也不过是薄手上的一枚棋子和工具而已。在这个民主和权利诉求成为主流的时代,他两人的行为和言论,总是如此的刺耳,屡让人担心不久前那段尚未清算的历史的回归。这感觉就跟当年红卫兵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一样,道出了心声。

   用户:哲学农民 发表于:2010-11-21 5:44:46支持(20) 反对(1)[4] 回复:重庆,走向中国政改舞台中心

   这篇文章,一句话,恶心,薄的一出出文革旧运动,只能使人反感。唱红歌,可红歌矛盾重重,比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翻案不得人心》等。打黑,看看中国红帽家族,哪一个不是最黑,霸占了所有资源。学习工农兵,工农在哪里,不是下岗就是被赶离土地,而他的工资却在“腐朽”的资本主义,以高昂的学费在练免疫力。

   用户:fengxxy 发表于:2010-11-21 2:29:31支持(31) 反对(1)[2] 回复:重庆,走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舞台中心

    恐怕是一厢情愿,适得其反。不论是老百姓,还是中央的态度,作者恐怕都在掩耳盗铃

    用户:有点汗味 发表于:2010-11-20 23:45:15支持(36) 反对(1)[1] 回复:重庆,走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舞台中心
怎么看怎么觉得有点象闲人街头侃故事,象猫儿念经,一点真实的滋味也感觉不出来。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 2010-11-22 11:01:43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中西体制驱动力比较及合法性问题

我赞成今日中国暂不谈民主

----中西体制驱动力比较及合法性问题

凤凰周刊主笔 冼岩

    随着“中国模式”话题的热烈,中西体制的优劣比较又重新进入公众视线。非官方主流舆论一般认为,西方体制优于中国,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就是对西方的模仿与复制,只不过中间遇到阻碍,走了弯路,变成现在不伦不类。支撑这种观点的最有力论据,不是西方发展了几百年的成熟理论,而是上世纪末两大阵营之争西胜东负的结局。但是,随着近30年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另一种声音也逐渐响亮,那就是认为历史的路径不只西方一条,中国正在走出一条独特而卓有成效的新路。随着东西冷战而终结的意识形态之争,似乎又开始重燃战火,并且方兴未艾。

    体制比较是复杂的事,很易陷入因视角、标准的不同而“鸡同鸭讲”。但是,正像汽车走得好不好主要看发动机一样,体制比较也有一个简洁而不易混淆的切入口,那就是比较两种体制的驱动力:它们分别是被什么驱动,体制运行的动力从何而来?

    徒法不能自行,体制运行靠的还是人,体制的驱动力其实就是对体制内官员的驱动力。西方由于实行竞选,主要官员(包括各级行政首长和议员)由民众选举产生,要跻身于此官员行列,必须赢得选民选票。所以,西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驱动力主要来自下方,来源于选民,政客以满足强势选民的需要,作为政治主张和行为的基准。随着问题、情势的不同,选民的组织化程度、强弱及需要都会发生变化,所以政策也必须随时调整。同时,体制内也有制衡政府力量的设置,政府能动用的力量有限;就是此部分有限的力量,也必须根据选民力量和意愿的变化不断调整,不能长期稳定在一个方向上。不但要分散兼顾,而且须随时变化,所以这种体制的行动效率较差,政策缺乏连续性;但它变化更灵活,调整更及时,能较快反馈和贴近多种多样且多变的民众需要。

    在中国,政府官员主要由上级任命,最高领导人由前任指定,所以体制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上方,官员逐级服从上级指令。指令的形成,源于决策层对现状的主观认识和判断。因此,整个政府系统以某种人为提炼的社会整体利益目标作为工作方向。这样的体制,目标单一、稳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长期使力在一个方向上,所以在目标方向上效率高,政策稳定。缺点是关注面单一,易忽视除目标外的其他社会需要;反馈现实变化的速度慢,调整滞后,在现实中,政策变化经常搞成了“危机应对”。例如,中国革命是以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所以建国后前30年中国专注于社会主义“平等”目标,效果颇显著,却因不能兼顾民富,造成严重的消费品匮乏,民众生活困难;后30年不得不“改革开放”,专注效率,专注经济发展,同样成效显著,却造成官员腐败、官民矛盾、贫富分化和环境破坏等问题。现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欲解决已形成的新问题,但如果不改变这种长期集中力量于单一方向,难以兼顾其他目标,调整滞后的体制模式,结果很可能是再花个30年高效解决今天的问题,到时又形成其他严重问题。

    所以,中西两种体制各有所长,各有其适应性,不能抽象说谁好谁差。具体说,西方体制较适合经济和生活水平较高,在国际竞争中已居优势,效率增长的压力不大,民意压力却较大的社会。现在西方体制运行成功的国家,大多是这种情况;在广大后发展或发展中国家,学西方的多,运行良好的罕见。中国现在的体制较适合那些在国际竞争中承受较大压力的后发展国家,在那些国家,效率是最重要的,没有高效率,其他都只是空谈。在全球竞争压力下,在人权意识普及的背景下,有了效率,社会公平自然会逐渐增进;仅有人权、公平而无效率,以后未必还能获得发展机会。最近薄熙来有段话,说“如果“蛋糕”分得不公,做“蛋糕”的人本身就没有积极性,这个“蛋糕”就永远做不大。只有“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积极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这话其实只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市场体制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就在于将人的基本需要都纳入了一种竞争机制。就像穿上“红舞鞋”,你不能不拼命跳舞,哪怕是处于不公平的境遇,哪怕是在“血汗工厂”;它甚至可使人抢着去争夺那些有生命危险的矿工位置。不公平在市场条件下的弊害,不是损害个人积极性,而是可能导致不稳定,影响市场秩序;同时减少内需,使经济增长失去内在动力。所以,以“强政府,低人权”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其优势主要体现在“赶超”阶段。迈过这个阶段后,又需要重新选择道路。

    中国体制最易遭批评者攻击的一点,是它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西方政治理论把合法性说得很玄,其实它主要是通过构建社会成员的认同,降低体制刚性,减少社会紧张程度,增加弹性。它最终要落实在怎么对待反对者的问题上,因为只有体制或政府的反对者,才会利用它的合法性困难。

    体制的拥护者往往是受益者,但任何体制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受益,更不可能永远只受益、不付出,所以,任何体制在任何时候都不乏反对者。合法性解决得好的社会,或者是通过某种意识形态实现超越利益立场的思想统一(这一点在信息时代和市场条件下较困难,中国前30年的相对成功,既是由于官方理论未遭实践挫折而具有强大说服力,也是由于信息封闭单一,利益结构简单),减少反对者;或者是通过程序容纳和消解反对的势力与声音,二者都可以降低治理的成本和难度,以及社会紧张程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中国又是最不好治理的,由于没有解决好政治合法性问题,压力集中在政府身上,对统治者的要求高,责任大。不断增加的“维稳成本”,很大一部分与合法性有关。

    不过,合法性在今日中国并非迫切问题,它只是一个长期问题。现在主要还只是部分知识分子操心这事,因为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程度高。但是,随着城市化的扩大、高等教育的普及、民众收入的提高,要求解决合法性的呼声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普遍,因为这涉及到一种随着智识而增长的普遍人性或曰“权利意识”:为什么由你来统治我,为什么我对此没有参与决定的权利?随着这种呼声越来越强烈,解决合法性问题终究不可避免,因为它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利益(权利)所在,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就妨碍、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对很多人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大,用其他利益替换的代价越来越高,直至无法替换。

    一些支持中国体制的人对此的回应是:合法性只是个伪问题,中国政府的支持率比西方政府高;中国有问题,西方存在的问题未必就比中国少;选举不等于人民当家作主,它更多只是一种程序、一种作秀。例如美国,你只能在两个傻子中选一个,选别人都没用,这难道代表了民众参与决策,决定领导人?

    确实,竞选式民主只是一种程序,但这种程序也并非只是摆设,它至少可产生三方面重要作用。其一,为社会不满情绪和反政府、反体制的力量提供一个宣泄渠道,把反对容纳在体制内,消解在程序中。这样可减少对体制的冲击,减少体制刚性,降低社会紧张程度。不像中国政府,什么矛盾都要自己硬扛,动不动就搞成“你死我活”。

    其二,由于参选官员(或议员)需要竞争选票,一定程度上必须迎合民意。这就一定程度改变了官民之间的传统关系。不能否认,中国官员的官权、官威比西方体制下高得多,官民力量的对比也悬殊得多,这是由驱动力自上而下的中国体制决定的。

    其三,它可以让民众有一种政治参与感。长期而言,这一点最重要,如上所述,它对应了一种人性需求。随着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生活状况的改善,他们心目中的需求排序会发生变化,要求政治参与的意识会越来越强烈。这种需求,虽不能用物质数量或经济业绩衡量,但它同样是人的一种利益,一种精神利益。国家政权要么满足它,要么以越来越多的其他利益替换它,否则它会变成政权的对立面和反对力量。

    说美国民主只能在两个傻瓜中选一个,这显然简化了事实。只设两党是为便于操作,节约成本。这种制度的关键,是建立了一种面向选民的竞争格局,两党既竞相取悦选民,也竞相趋优。竞争中,政治方案并不限定是出自两个候选人之手,其他人有什么更好的、更具吸引力的方案,两人必然会竞相吸收;人才也一样,如果出现了公认优秀的执政人才,两党都会竞相争取。所以,由于建立了竞争机制,具体竞争虽然只由两党或两人操作,选择面其实覆盖了全社会的多种可能性。

    比较中国和西方谁的问题更多,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各自问题不同,对各自的意义也不一样,就像穷人和富人的问题不同一样。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影响,确实被有些人有意无意夸大了。但群体性事件对中西两种体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西方而言,群体性事件是合法的、正常的,至少是为体制所容忍的,不具有颠覆意义,只是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博弈的一种方式;而对中国来说,群体性事件大多对体制具有颠覆力,难以容忍,表现出来的,只是没压制住的,还有更多矛盾潜伏着,社会结构较紧张。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确实比西方严重,但这主要不是因为制度,而是由于发展水平——穷人病一场就可能要命,富人哪怕体质更差,常年病歪歪,但各种医疗资源撑着,人家可以就是不倒。问题严重的原因虽与体制无关,结果却对体制造成压力。部分压力会直接指向体制,尽管换一种体制可能后果更糟,但大多数人都只看到已发生的,看不到可能发生的。所以在舆论上,反对派总具有天然优势,现状中的一切弊端都可归咎于政府:做得好是应该,出现问题就该死。1949年以前中共之所以成为民心所向,部分原因也在此。

    政府的支持率在中西也具不同含义,因为西方基本允许批评政府声音的公开表达,以及对阴暗面的较充分披露,中国则这方面管制甚多。这种信息和表达的不同尺度,必然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观感和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信息管制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和治理成本。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新闻自由并不只是新闻界和知识界的狭隘群体利益,它可以通过赋予民众知情权和表达权,形成一种对官员的监督和制衡力量。这就是毛泽东在著名“窑中对”中所说的“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监督的前提是知情,是透明。这个问题在前30年并没有解决好,这也是毛泽东要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这方面问题更严重,中国的官员名义上是公仆,其实是大老爷,这是由体制及其自上而下的驱动方式决定的。

    有人说,西方也有新闻管制,并非真正自由。确实,西方也会管制舆论,有时可能处理比中国更严厉。但西方所谓“严厉”,只是对违规处理的严格;在对违不违规的认定上,西方比中国宽松得多。许多在中国属禁区的,在西方可以无忌。就像一则笑话所说的:美国人说“我们很自由,我们可以骂美国总统”;中国人也说“我们很自由,我们也可以骂美国总统”。

    西方对舆论当然也有导向,在那儿资本的力量很强大,整体而言(不绝对)那是一种有利于资本的舆论环境。但资本的垄断与政府的垄断不同,它不能强制,只能引导。虽然资本的意志占主流,但不可能让其他人发不出声音。弱势群体的声音、反主流的声音纵然弱小,想听的人还是能够听到(不需要翻墙),一定条件下就能形成共鸣。这对主流、对精英构成一种制衡,使其行为多了不少顾忌。西方也有左翼、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能发出声音,纵然资源少、声音小,但陈胜、吴广揭竿就能起义,并且席卷天下,如果某种主张真能获得那么多人认同,资源少也会形成气候,让声音壮大起来。

    但是,新闻开放确实也是双刄剑。经历过21年前新闻开放的人,都会对那种冲击力有所体会。那时还只是有限的开放,社会矛盾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今天中国的这个体制和社会,能不能承受那种冲击,很难说。

    所以,我并不赞成现在的中国舆论应当自由到西方那种程度。中国现阶段积淀的矛盾太多,经济水平不够发达,人均收入低,容易出乱子,经不起折腾。我赞成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把舆论管起来。但是,无论如何应该保障舆论监督官员的功能,中央应支持舆论对各级官员腐败、侵害民利、行政不当、乱作为或不作为的报道与监督,为权行无忌树起一道藩篱,这是舆论的本职功能——首先应该承认自己存在的问题,包括新闻不自由,然后再解释问题的原因、不自由的理由。如果连基本事实都否认,必然丧失基本说服力,立论也只能立在沙堆上。

    我赞成在今日中国暂不谈民主,因为它对大多数中国人不具有迫切性,反而可能造成混乱,导致不稳。今天大多数人迫切的,是经济和生活状况的改善,而改善的前提是稳定、有序。以后中国要不要搞民主,需要到时候再具体分析。在这儿不要说什么“普世”,纵然民主、自由是普适的,中国传统的、现在的很多东西又何尝不是?大家都普世,谁重谁轻、谁先谁后?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2010-11-15 00:37:3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New civilization

血色的奢华

时寒冰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媒体报道称:“本届奥运会燃放的烟花数量为历届奥运会之最,总数达十二万多发,是以往所有二十八届奥运会燃放的总数的四倍,创世界吉尼斯纪录。”

    广州亚运会的开幕,媒体做了如下报道:“广州亚运焰火燃放指挥部执行总指挥、熊猫烟花集团董事长赵伟平告诉记者,开幕式焰火总数为16万发,比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多,而其中三项特别的创意将申请吉尼斯纪录。”

    无尽的奢华,让世界瞠目结舌。

    我不知道这种奢华的张扬到底要表达什么,但我知道,这些费用,足以让全国所有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回到校园,圆他们含泪的求学之梦;但我知道,这些花销,足以让全国所有无依无靠的老人,得到最基本的养老保障,使他们不再生活在恐惧不安的阴影之中……

    血色奢华,我好想亲手抓住你,哪怕一点点,让一位带着渴求的孩子或者老人,圆一个普普通通的梦!

    血色奢华如果是这个时代的符号,那么,承载这个符号的肌体,到底是什么?当奢华可以用这样无度的方式来表达,还有什么边界和底线可言呢?

    当阅读华盛顿、俾斯麦、戴高乐等人的传记,我常常忍不住感叹,人性的光辉如此普通,又如此的伟大。

    人性的光辉胜于一切奢华的装饰。

    在结束独立战争后,手握兵权的华盛顿,向国会交出了全部的权力。华盛顿与财政部的审计人员一起核查了他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的开支,所有的账目清楚、准确,有疑问处用自己的钱补贴进去。这是一次伟大的权力交接。当人们热泪盈眶走向他,与他拥抱,为了不使自已过于激动,他泪流满面地默默离去,成为一位农民。

    华盛顿对权力毫不眷恋的胸襟,成就了今天繁荣、自由、民主的美国。

    高贵的灵魂,不需要任何奢华的装裱。

    俾斯麦是我最欣赏的政治家之一。他把智慧和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德国,在列强的虎视眈眈之下,相继通过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顺利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其外交策略之精妙,常常令我拍案叫绝。1890年,俾斯麦被新皇威廉二世命令辞职,回到庄园。即使在晚年最孤独的时刻,这位老人,依然心系德意志。俾斯麦没有制造出任何浮华的奢华,他也没有得到任何奢华的奖赏,但他为德意志留下来的财富,足以让一个民族傲立于世界。他是德意志的灵魂。心无私者大智,没有俾斯麦就没有今天的德国。

    凡是充满人情味的政治家,都不会过度的享受奢华,更不会沉浸在血色奢华中不能自拔。

    戴高乐的夫人分娩前,遭遇车祸,因在治疗过程中服用大量药物,而导致小安娜生下来就弱智。戴高乐夫人曾含泪写道:“只要安娜能跟别的女孩一样,我和夏尔(戴高乐)甘愿舍弃一切,健康、财产、升迁、前程、所有的一切。” 戴高乐对夫人说:“我们两个人的责任,就是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幸福。”戴高乐无论多忙,都会陪伴安娜,给孩子带来欢笑,怀抱孩子安静地睡去。即使在流亡期间,亦不离女儿左右。

    戴高乐一生非常节俭。但他担心,自己先于安娜死去,留下安娜得不到照顾。这位在国际上声名显赫的人,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财产,便以自己撰写回忆录的版权费做抵押,设立了“安娜·戴高乐基金会”,不仅仅为自己的女儿,也为和女儿一样智障的孩子。

    安娜在20岁的时候,不幸离开人世。戴高乐在痛苦中,继续帮助和女儿一样智障的孩子,以这种方式延续女儿的生命。这是人性深处的善。

 

 

发件人:"Mingwei Sun" <sun_mingwei@yahoo.com.cn> 2010-11-14 20:16:1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回复: 修改稿,也算给大军网的投稿吧,一点感想

我的祖国

南开大学 孙明玮

2010年初冬

    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正是80年代初期。

我们带着羡慕的眼神看着美国的航天飞机,

看着欧美国家令人眩晕的摩天大楼天际线和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

看着日本洁白色的新干线列车。

我们都在想,哪一天我们也有了这些,我们就会很幸福的。

我们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正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我们看着那些新兴国家都在争办奥运会,并且那些小得可怜的国家在金牌榜上远远领先我们的时候,

我们很伤感,也很嫉妒,希望有一天我们要压住它们的气焰。

当我们即将跨入中年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发现:

载人飞船和探月已经成为了我们科技创新的招牌;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摩天楼群出现在中国,那几个典型的天际线已经成为宣传经济成就的招牌;

高速公路已经渗透到很小的县城;

世界最高速度的高速列车网已经在中国建立;

奥运会和世博会一个接一个来到中国,宏大的规模若干年内无人可以匹敌;

奥运金牌榜我们遥遥领先;

一个个庞大的工程不断兴建,世界记录不断被我们打破;

世界500强的排名中国企业又进去一大堆;

祖国的经济总量也要马上跃居世界次席;

......

一个接一个的兴奋剂不断注入我们的体内,我们的视觉被不断的满足,

可以想见,一个盲人生活在我们的祖国会多末的遗憾。

但是兴奋过后呢,我们发现:

那些飞船不知道探索了何种科学原理,也看不出来跟我们日常生活有何相关;

身边壮观的摩天楼和CBD,曾经让我们热血喷张,我们却怎还要象昆虫一样蜗居,为了一张暂居的床而可以处处忍气吞声;

那个号称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列车,我们会尽量回避,挑选那残剩的为数不多的普通列车出行;

你的高科技总离我们太远,看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低科技,牙膏、香皂等,确被国外侵蚀;

那些盛典式的盛会,我们总觉得太短,就好像大烟鬼离开鸦片一样,神智清醒的感觉太难受了;

我们只在奥运会期间知道我们的体育这样强,这样能给人带来快乐,跳水、举重和体操等,可是平时我们怎样才能体会到体育竞技的快乐呢?周末欧洲的职业足球联赛,咀嚼起来总不是味道,毕竟是西餐;

祖国在各种数字表格排名的次序不断上升,因为我的祖国就是为数字而存在的,

祖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

发生了几回巨大的自然灾害,我们一起为死难的同胞默哀,

我们知道了何叫极尽哀荣,

我们在想: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看来永远是荣光,不,应该是幸福不了了,

因为只有那个世界才是天堂。

祖国象一针兴奋剂,不断使我们处于难以自治的癫狂状态,

可是,平静之后,我们想要的一碗天天能喝的不算太丰盛的菜汤呢?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1-17 19:48:22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陈道明:我就觉得有些东西是倒退 主题: 陈道明:我就觉得有些东西是倒退

时代审美受颠覆 战士化妆像妓女

电影演员 陈道明

2010年11月12日

    主持人:你要么不说话,一说话就尖锐的很,着急不满的是陈道明,有条件找你合作,你嫌烦,愿意让自己边缘化,无奈于世道,也让世道无奈于我。我主持人何东就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我深知这知识阶层的人有个最大的问题,把什么事情都看淡了,真正找到自己还不去做。
    陈道明:我拿毛主席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毛主席早就批判过知识分子,就是“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我就是属于比较典型的。因为有些东西确实是看到了,你不能“为之”的,干一点自己能“为之”的。你比如说吧,你说你干一点自然能为之的,既然有投资商给你投资你“为”呀,我已经也说了我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我说米饭不好吃,但是给你米,给你锅给你火,我又不会做,但并不失去我说这个米饭不好吃的资格。
    主持人:我知道就是美食家和厨子是两回事。
    陈道明:其实不是说中国从来没有好电影,是中国现在好的电影不多。这应该是比较客观和准确的,而且大部分中国电影目前来讲是给中国人自己看的,应该这么讲,所以就像我们大部分的电影文化还是来源于别人的影响,我的自发性、自创性的东西有多少。有时候我们看一个电影,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人家为什么写的这么好。就是非常简单的故事,而且非常美好,里头也没有什么凶杀暴力,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就写小人性,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写的特别好,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事,怎么就没有人写,我觉得这就是能力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创作者来讲,都是在“你看我我看你”的抄袭各种题材,它的知名的原因,我认为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不够,不屑去亲自体验这些东西,那怎么能够有感而发的呢。你想想一个作者拿到一个30集的命题大纲,他哪有时间去体验啊,他每天想的是终于这集完了,开始下一集。当写到30集的时候,大笔一扔马上就想到自己卡上的帐号了,什么时候汇款是重要的。
     我不觉得这是错误的,因为这是时代所至,大环境逼迫着这些创作者们放弃了自己最根本的源头。包括我们演员,比如说你演一个这样的人物有多少时间,过去我就想那个时候文艺年代你演一个工人,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演一个独幕话剧,演一个炼钢工人。我们在钢厂整整呆了三个月,这个独幕话剧就意味着半个多小时,不到40分钟。我们在一个炼钢厂,我在一个冶金实验厂呆了两个月,在轧钢厂呆了一个月,但是这个时候你真实上台的时候,穿上那身炼钢服的时候就是不一样了,那个衣服就变成你自己的了,而不是戏服了,你有这种体验你明白吗,你有这个炼钢工人的体验,你立刻就觉得这衣哪不对,这衣服太干净了,哪干净,哪应该最脏,哪摩擦的最厉害,最应该有补丁的地方,你心理都很清楚。现在我为什么说句话可能听着不好听像抢钱呢。所以我就觉得有些东西,这就是倒退,我所指的倒退就是这些东西。
    陈道明:我现在因为我不太看电视的,但是有时候看新闻,一会儿八路军,一会儿游击队,一会儿工人,再看穿的那些衣服,那些画的比妓女还要重的妆的八路军战士,你说这是人有管呢?还是没尝试?我不知道。
    主持人:我觉得标准不一样。
    陈道明:过去你演一个戏不对,“你这个头发不能这么乌亮乌亮的,你的眉毛不像能柳叶眉”。现在根本就是,哎呀,不说了,挺没意思。我觉得过去最大的批评家不见了不可怕,更大的批判家原来是观众,现在观众已经不批判了,他已经认可八路军就得越好看越好,打扮的越妖艳越好。

    我觉得就是人们的审美已经颠覆了历史,人就说你总拍那些破破烂烂的给谁看,人家就愿意看美的东西。怎么能够把美学的观念理解的这么肤浅,是谁带的这条道。你可能看电视,我建议你调一部解放战争,还是抗日战争那个时期的民国片,你去看看,何东,看看那些女卫生员、,女战士,们现在都打扮成什么样。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如果从技术环节看就是我为什么看不起很多导演,就是导演问题。导演要求创作上导演是第一把扶持,你没有这个要求。

    真的,何东,我也建议观众朋友,你们去看一看再在把那个时期的八路军战士的照再在调出来看看,可以调解放抗争时期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咱说男的就先不聊,就把这些女兵们调出来你们去看一看,别说我胡说八道,你去调出来看一看。

    主持人:不,陈道明你有一张照片,你是知道的,就是周恩来最被国外拍的那张照片,我就想找原照看吧,全给也化了装。
    陈道明:真的,我就觉得咱们现也一个个美学文艺片的美学倾向问题被颠覆了,我们的古装戏原来延续是了戏曲的那些行头,也还算作罢,因什么呢?为多少还是算有点根源的,因为我们戏曲取就把唐宋元明清都已经戏曲化、,舞台化了。我们原来对香港的那些胡编乱造,所谓的纯造形的东西嗤之以鼻,现在你不这么做是不行的,这就是文化的退步。你不是说什么是退步吗?
    主持人:堕落。
    陈道明:比比皆是。现在你看看我们的古装戏,我刚刚说了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还穿了一条接上去的裤子,接上一块补丁的裤子。你看看那些人,就是说已经没有人去思考这些问题了,只管养眼两字了。这女孩子打扮的越美,他可能是晚上做梦越有内容,是管这个事的吗。所以我就觉得你说你有力改变吗,观众已经不认可你那种真实了。
    主持人:所以我就绕到这了,采访你之前我就在想,你我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看问题是很锐利,那么举世滔滔如此还能做些什么?就各自在自己的行业,难道就真不做了?
    陈道明:做不干涉别人的事呗,真的只能是这样了。比如说这个戏要去演,那我必须把所有的我认为不对的东西咱们先统一好,统一不了,那你另请高明,比如说我如果演个八路军,旁边要搁这么一个女孩子,我不干,我必须把这些统一好。
    主持人:于是我听到陈道明特别不好合作。
    陈道明:其实我挺好合作的。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1-11 12:15:24 +080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 Fw: 关于新左派思潮对大学生影响状况的调查报告

关于新左派思潮对大学生影响状况的调查报告

孙一先 陈爱生 李云丽 樊红艳

(南昌航空工业学院,江西南昌 330034)

  [关键词]  新左派思潮;影响;大学生
  [摘 要]  新左派思潮是当前影响大学生思想的主要非主流思潮之一,本文概括了在江西五所大学1271名大学生中的问卷调查结果,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对策和建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与新自由主义观点对立的新左派思潮在我国不断蔓延。新左派这个提法,最早于1994年同时见之于北京和香港的报刊。新左派是相对于老“左”派而言的。二者的区别一般认为有两点:第一,老“左”派一般是指党内思想比较僵化的同志,新左派则是年轻知识分子;第二,老“左”派讨论问题时,用的是传统的马列主义语言,而新左派则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语言。新左派的观点,涉及的是我国改革道路和方向的重大问题。其合理之处是看到了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负面作用,对20世纪我国的历史采取了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基层的民主给以了充分肯定,对社会中的不公表现了合理的义愤,在制度问题上抱有较多的创新意识。其主要错误一是对发展经济或生产力标准的重要性和首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二是对改革开放的现实持批判态度,三是理论武器的多样化除了兼顾马、恩、列、斯、毛以外,也看重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女性主义和环保主义等。

    为了弄清新左派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程度,以便加强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 2005年9月,我们课题组设计了一套问卷,在南昌航空工业学院、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农业大学、华东交通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等5所学校的1271名大学生中进行了抽样调查。问卷设计了26个问题,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调查大学生对新左派基本观点的看法,共11个问题;第二部分,调查大学生对新左派关于一些热点问题观点的看法,共12个问题;第三部分,调查大学生接触新左派思潮的主要途径,共3个问题。

1 数据与分析

1. 1 大学生对新左派思潮基本观点的认同度比较高

新左派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1. 1 在如何看待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认为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主张要放弃冷战思维;认为中国当下的问题与全球的资本主义问题密不可分,中国必须在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走一条超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之路

    问卷题之一:学者李泽厚认为: 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给中国带来很深的灾难。因此今后要改良,要进化,要告别革命;而学者甘阳严厉地批评中国知识界中的这种思潮,他拒绝以任何名义否定辛亥革命以来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理由是它们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您赞成哪种观点? 有65%的被调查者赞成新左派学者甘阳的观点。

    问卷题之二:对于苏联解体和东欧演变,有些人为此而欢呼,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这意味着人类进入了"世界自由"。而学者韩毓海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这些人忘记了,当今的世界,这不过意味着解了一个(社会主义的) "套" ,却进了另外一个更大的(资本主义的) "套"。您是否赞成韩毓海的观点? 有49%的被调查者赞成新左派学者韩毓海的观点。

    问卷题之三: 学者崔之元认为,中国不能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必须在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走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的道路。您赞成他的观点吗? 有70%的被调查者赞成新左派学者崔之元的观点。

1. 1. 2 在全球化的问题上,认为全球化、现代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化

    问卷题之四:学者汪晖认为,全球化、现代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化。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包含了许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持久批判和反抗;没有为争取下层阶级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的社会斗争,就不会有现代资本主义的成就;如果没有民族解放运动,当代世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因此,我们需要揭示“全球化”背后掩盖的不平等关系。您赞成他的观点吗? 有56%的被调查者赞成新左派学者汪晖的观点。

1. 1. 3 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认为改革的目标并不是要走向“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开放”的含义意味着注重西方思想界本身近年来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反省问卷题之五:香港学者王绍光认为,我国改革的目标并不是要走向“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更必须避免走向俄国式的寡头暴富资本主义,相反,改革的目标应该以扩大政治和经济民主的方式来达成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对均衡机制,以保证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避免贫富差异的无限扩大。您赞成他的观点吗? 有72%的被调查者赞成新左派学者王绍光的观点。

    问卷题之六:有学者认为,“开放”的含义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接受资本主义的逻辑和仅仅寻求被纳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依从位置,相反,“开放”更意味着应该特别注重西方思想界本身近年来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反省———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反省,从而为思考中国文明的未来敞开更大的理论空间。您赞成这种观点吗? 有66%的被调查者赞成新左派学者的观点。

1. 1. 4 在自由与民主的问题上,认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民主比自由更重要问卷题之七:有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民主比自由更重要,因为自由往往意味着少数人享受的“自由”,普通老百姓只有“做奴隶的自由”。您赞成这种观点吗? 有42%的被调查者赞成新左派学者的观点。

1. 2 大学生对新左派思潮关于一些热点问题的观点同样有相当大的认同度

1. 2. 1 关于我国阶级阶层变化问题

问卷题之八:学者孙立平认为,中国已形成两个越来越大的集团,即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强势集团大体包括权力的拥有者和上层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一个集团,并已基本形成稳定的联盟,这个联盟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另外一个社会集团:弱势群体,包括农民、下岗职工等。未来几年可能遭遇激烈的阶级对立的挑战。您赞成他的观点吗? 有39%的被调查者赞成新左派学者孙立平的观点。

1. 2. 2 关于剥削问题

问卷题之九:学者祝东力认为,马克思对资本有特殊的定义,“物化的劳动"只是其属性之一,不是全部。现实社会中劳资共赢可能存在,但首先劳资双方“赢"的程度各有区别。还有,即使这种各有区别的“双赢”也不是中国的主流现象。同样,“被剥削"也有个程度问题吧,工人一个月八百元工资固然是被剥削,八十元也是被剥削,你想要这后一种被剥削吗? 中国现在的被剥削,不就是使很多人连简单的生命再生产都难以为继了吗? 所以党中央才提出“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您赞成这种观点吗? 有39%的被调查者赞成新左派学者祝东力的观点。

1. 2. 3 关于解决贫富差距的途径问题

问卷题之十: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太大,解决的办法是实现直接民主,让底层民众能够参与经济生活的决策和管理,并通过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保证广大平民享受普遍的生存权和福利权,并在资源分配上向弱势群体倾斜。您赞成他的观点吗? 有43%的被调查者赞成新左派学者的观点。

1. 2. 4 关于股市问题

问卷题之十一:郎咸平2005年6月26日接受香港凤凰台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近来中国证监会等国家机构采取的股权分置改革、降低交易费用和税收,社保基金、保险基金入市,推动基金护盘等所谓改革和保市举动都是细枝末节,不是问题的关键和根本。根本是国家信用的丧失。几年来国家采取不少的救市和推动股市上扬的措施,但却收效甚微,关键在于,国家允许上市的公司多数不是好公司,或者好公司上市后得到资金容易,不再好好经营,而假账泛滥,使国家丧失信用,广大中小散户不再相信国家的声音和号召,对股市丧失信心。您赞成他的观点吗? 有43%的被调查者赞成新左派学者郎咸平的观点。

1. 2. 5 关于卫生体制改革

问卷题之十二:王绍光早在2003年就发表文章《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批评卫生改革对市场的迷信。他说,在改革开放20多年里,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比重平均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节节攀升,到2000年已高达60. 6%。无怪乎老百姓觉得医疗卫生的负担越来越重呢。与其它国家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的医疗卫生领域恐怕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之一。您赞成他的观点吗? 有52%的被调查者赞成新左派学者王绍光的观点。

1. 2. 6 关于大学生就业难

问卷题之十三:某大学教授杨帆认为,大学生就业难是因为盲目扩大招生。其理论误导就是主流派经济学家所宣传的人力资本理论,说什么你的父母供你上大学是一种投资,把人性、母爱完全资本化,拿投资回收来刺激家长,结果就是巨大教育泡沫。实际上,家长负担巨大的教育费用,是出于对子女的关爱,而不是什么投资行为。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法,家长就应该让大学生不读大学早早就业,因为上大学是亏本的,或者去当三陪小姐,这样挣钱多能够收回投资。您赞成他的观点吗? 有26%的被调查者赞成新左派学者杨帆的观点。

1. 2. 7 关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

问卷题之十四:学者左大培认为,正在开展的这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应当检查的是党内的那些“权力资本精英”———党员政府官员,他们一是打着搞“政绩工程”的幌子支持房地产公司,靠残忍的强制、暴力剥夺农民和城市拆迁户的土地使用权,把拆迁户甚至购房者的权益化作少数有特殊关系者暴富的财产;二是打着“公有企业改制”的旗号实行权贵私有化;三是以“招商引资”为旗号公然作外国资本的奴仆,将中国人民的大量财富拱手送给外国富豪。您赞成他的观点吗? 有41%的被调查者赞成左大培的观点。

1. 2. 8 关于反思改革开放过程

问卷题之十五:苏铁山先生2005年2月27日在某大学的一次会议上说,面对现在的大批工人失业下岗,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工人、农民群众在上学、看病方面的诸多困难,我们不能不反思我们的改革开放过程,难道这就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难道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初衷吗? 您赞成他的观点吗?有45%的被调查者赞成苏铁山的观点。

1. 2. 9 关于台湾问题

问卷题之十六:关于台湾问题,杨帆教授认为,你总不敢说打才丧失民心呢! 什么是民心呢? 现在台湾的民心就是欠打。打了也不用占领,打了以后撤回来让他投票,投完以后看你变不变,不变的话再打。再打完了以后让你再投,投了不行再打,一直打到他认同中国为止。您赞成他的观点吗? 有32%的被调查者赞成新左派学者杨帆的观点。

1. 2. 10 关于对美外交

问卷题之十六:某大学教授李希光认为,美国媒体对中国长期以来是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妖魔化中国,因为美国传媒经过选择展现给读者或观众的新闻事实是至少要满足两方面的需求: 1)增强国家的自信和自豪感; 2)满足公众的集体情绪。美国在中国媒体上有两种面孔:霸权、傲慢、恃强凌弱的世界军事帝国;科教发达、经济繁荣、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国家。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对美国的报道不会强硬起来,更不敢煽动公众的反美情绪,不敢妖魔化美国,“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太重要了。”您赞成他的观点吗? 有33%的被调查者赞成李希光的观点。

1. 3 大学生接触新左派思潮的主要途径之一是上网

问卷题之十七:您主要通过哪些渠道了解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观点? 回答通过上网的占38% ,听广
播的占22%,与他人聊天的占22% ,其他途径占18%。

1. 4 大学生对新左派思潮具有一定的接触面

问卷题之十八:谓我自然、毛泽东旗帜网站、北京大军观察网、主人公论坛、乌有之乡、今朝风流、太极文化网、新湘江评论、
清乐哲学网、思维风暴坛、工农天地网站、昆仑之声、中国与世界、兴华网、中国晶牛毛泽东思想网、中华英雄
网、铁血社网、龙腾中华网、小草集网、世界工人论坛网、东方之光家园网站、国际共运网等网站,在以上网站
中您曾浏览过几个? 回答曾浏览过10个以上的占10% , 5个以内的占42%。

2 建议与对策

2. 1 应高度重视新左派思潮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

    邓小平理论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不仅挽救了中国经济,使之走向空前的繁荣与发展,而且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并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划时代的进步,这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根本事实。邓小平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尖锐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左”的思潮最容易抬头。事实上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打破沉默,谈论改革开放的失误,一些新闻媒体对此大加炒作。主要表现,一是将改革中的某些具体失误和改革不到位引起的问题归咎于改革的基本方向、基本原则;二是将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和要求,直接损害市场经济发展的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本身,批判市场体制和所谓“市场迷信”;三是用某种不正确的情绪对待某些社会矛盾,错误地理解社会公正、平等、和谐等等重大概念,提出一些不正确或不恰当的社会政策主张。如果这种思潮占了上风,势必引起大学生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确性的动摇,进而引起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动摇。

2. 2 有针对性地介绍、评析和批判非主流社会思潮

    我国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具有很强的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由专门的队伍从事这类课程的教学,形成了独立的话语体系,一般不大注意了解非主流社会思潮的状况。而大学生却通过各种渠道了解非常广泛的信息,他们常常打破我们提供的思想理论、理想信念、道德观念、价值判断和选择的单一参照系。如果我们的教育内容、方式和机制不作相应的调整,主动、有针对性地介绍、评析和批判非主流社会思潮,就不可能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困惑,不可能提供有说服力的疏导,不可能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当前,应特别注意引导大学生正确对待新左派思潮。形势与政策课,要针对缩小收入差距、走向共同富裕,看病难、看病贵,教育收费等社会关注热点问题,讲授专题,引导大学生在这些问题上划清与新左派思潮的界限,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2. 3 有意识地组织网络评论员队伍

    中央16号文件要求,“要建设好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的主题教育网站或网页”,“要密切关注网上动态,了解大学生思想状况,加强同大学生的沟通与交流,及时回答和解决大学生提出的问题。”“积极开展生动活泼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成网上网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目前的高校思想教育网站,坚持了思想性和严肃性,但缺乏针对性和与“网民”的沟通与交流,离中央的上述要求的差距还相当大。民间的或境外的网站,都组织了一批写手(体现该网站观点的作者群体) ,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及时发表文章或贴子。而我省高校网站基本没有有意识地组织网络评论员队伍。要形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生动活泼局面,必须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专职政工干部中,遴选理论功底和文字能力较强的人员,组成网络评论员队伍。让他们关注网上动态,了解大学生思想状况,围绕着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时在网站上发表观点正确的文章或贴子。

 

 


发件人:<wangzhanyang56@sina.com> 2010-11-17 00:42:43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王占阳文章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前沿问题问答

——共识网“学者在线”第一期

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王占阳

2010-11-17

    共识网按:2010年已近年底,共识网推出学者在线栏目,并特别策划“年度关键词”在线交流活动。我们对2010年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政体改革”、“选举法修订”、“房地产调控”、“维稳”、“社会极端暴力”等,分别请关注这些领域的学者就其中的某一话题跟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11月10日共识网“学者在线”第一期如期推出。本期主题为“中国政改前沿问题”,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王老师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世界历史理论、历史哲学、普遍幸福主义理论、新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世界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近期在新著《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2月第1版,2006年9月修订版)中提出并系统阐述关于普遍幸福主义、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基础理论。另著有长篇学术专著《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50余篇学术论文。

  本文为这次交流活动的文字整理,经王占阳教授审校改定,在此向王老师致谢!

  地点:共识网访谈室 时间:2010年11月10日下午15:00-18:00


  王占阳:各位网友,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可能期待已久了。共识网策划了年度关键词学者在线交流,对于2010年共同关注的问题跟网友进行交流。今天我们有幸邀请了王占阳教授,来跟大家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王老师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我们有请王老师,跟网友交谈问题,给网友在线解答。

第一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问题

一、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那一天:皇埔平先生提出改革三步走,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他同时认为,这三种改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想请教王老师的是,社会改革谁来主导?民间的各种创造力,其实最终都会遇到政治瓶颈,民间活力和政治体制之间的张力要怎么认识呢?

▲王占阳:从世界近现代史来看,凡是经济发展到我国目前这种程度的国家,如果能有相当程度的民主基础,即能获得较为顺利的发展。民主实际是社会改革的基础,所以也是民生的基础。历史上,西方国家都是在民主发展的基础上才出现了相应的社会改革的,这种经验后来又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复制,说明它是包含某种历史规律的,这种规律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这当然并不等于说历史的顺序不应和不能有些许的调整,但我们仍然应当看到社会改革所要解决的是社会公正问题,特别是要实现真正公平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而这种改革所需要的主持公道的政治权力只有民主政体才能可靠提供,威权政体的可靠性和充分性则就差得多了。

二、关于政治改革与民生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八宝粥:王教授,您好!丁学良教授指出:中国当局有时候引导公众去错误解读政改,比如将民生改革、行政改革等当作政改的部分,他说应该厘清政改概念,政治改革是和权力相关的,且政治改革在短期内并不会呈现明显的物质或经济利益回报。他进而得出结论,执政党并无政改动力,你是否赞成这种说法呢?

▲王占阳: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政治体制改革不同于行政体制改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政治体制改革与民生问题之密切也是毋庸置疑的。

    公共财政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民生问题、发展问题,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政治体制问题。公共财政事业发展越深入,它的政治体制改革性质就越强,这是因为,所谓公共财政就是具有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法制性的财政。如果公共财政还只是处于在财政收支方面向民生方面倾斜的阶段,这还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但要使这种倾斜达到应有的程度,并使之得到应有的保障,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现实,那就必须使之向阳光财政、民主财政、法制财政的方向发展。在这时,我们就进入政治体制改革领域了。

    现代民主法治本来就起源于财税领域里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它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至今也仍然是用于解决财政收支问题的。议会必须拥有决定纳税的权力,否则就不成其为议会。议会更要有决定财政支出的权力,否则它也不成其为议会。民主法治是为公民利益服务的,而公民利益大部分就是经济利益。所以现代议会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于讨论决定财政收支问题的,现代政府也是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落实议会确立的年度预算法案的。可见政治体制改革与民生问题的关系必然十分密切。

    民生问题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得到决定性的解决和保障,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有通过强调它的民生功能才能赢得最广泛、最有力公众支持。就此说来,五中全会决议提出的“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实际就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财政问题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广泛重视,也没有被纳入到某些人士心目中的宪政视野。
    也许某些官方人士认为只要利用现政体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改革和民生问题的解决,这样就能尽可能地拖延和逃避政治体制改革,但历史已经并将更加有力地证明,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实际只能是一厢情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欺欺人,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等等,实际就是它的最好腿脚注。民生仍将是民主的强大动力和源泉,而财政问题就是民生与民主的最大结合点。

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大河中游:王教授您好! 政府大谈经济转型,可一个五年计划过去了,收效甚微,而且经济对出口、对资源、对大投资项目、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到底出路在哪里?显然单从经济到经济的手段是没有新路可走的。只有实现民主转型才能克服现在的弊端。

▲王占阳: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出路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实现必要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所以十二五规划成败的将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取决于规划表达的良好愿望,也不是取决于缺乏合理政治体制支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手段的运用。

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

   ■网友laohan:公权腐败早呈蔓延之势,广大弱势百姓受尽了权力的欺压,可行政体制改革却长期停止不前,请问王教授:这是为什么啊!?

▲王占阳:原因很清楚,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实现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在行政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行政体制改革肯定是有限的和容易倒退的。所以行政体制改革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只有在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时,才能够达到其理想目标。

■网友吴锦宝:昨天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全文)》,您对“法治政府”乐观吗?

▲王占阳:国务院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但只靠国务院又是不可能建成法治政府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和专横。没有分权制衡谁都没有办法。政府只有在与人大、法院的分权制衡中才能受到持久有力的充分制约,因而也才能最终变成“法治政府”。

■网友流泪的幸福:我认为,没有司法独立,言论自由,权力制衡,其它改革比如分配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等,都很难推行下去,因为,没有外部压力,一旦涉及到自身部门利益,就会遇到强大的阻力。王教授的看法呢?

▲王占阳:你说的对,没有权力制衡,什么都难办。但我们也不能等到权力制衡的网络编织起来以后,再去做现在已经急需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只能是边前进、边改革,逐步达到理想的彼岸。

第二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紧迫性问题

   ■网友疯癫与文明:我记得共识网有一个调查,问网友对政改紧迫性的看法,90%多的网友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时不我待,应及早迈出关键步伐。王教授认可这一看法吗? 您认为中国民众对政改的紧迫性是否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还是仅仅是媒体和知识界在鼓吹?

▲答:近几年我一直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高度的紧迫性,这种紧迫性是指一种战略紧迫性。也就是说,虽然现在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也能过得下去,但我们将会因此失去改革的历史机遇,特别是失去改革的基本条件,以至将来再想改革都不可能了。
改革的战略紧迫性是许多知识界的朋友、许多党政干部、许多有见识的网友、还有相当数量不上网的朋友都已看到的,并不是媒体忽悠出来的。历史将会证明我们的这种历史感、这种政治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现在社会上确有许多老百姓没有意识到这种紧迫性,也有不少干部并不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很紧迫,但这并不能证明目前仍不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紧迫性。这种战略紧迫性并不是每种认识水平的人们都能认识到的,但它仍然是一种客观存在。

■网友有名有份:看了大家的提问,我内心很沉重,为什么沉重呢?好像大家觉得现在政改非常具有紧迫性,非改不可了。但是,政改紧迫性成为朝野共识了吗? 我怎么觉得老百姓压根不关心这个问题?大家关注的还是怎么挣钱,怎么谋利,请问,如何解释这种认识差异?

   ▲王占阳:(1)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是指它相对于社会发展需要和社会稳定需要的紧迫性。对于这种紧迫性的认识和表达,首先有一个认识问题,同时也有一个利益问题。有人不是不知道这种紧迫性,但又认为这种改革对自己不利,所以才又鼓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紧迫性。这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了。但利益问题实际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认识问题,并不是真正的利益问题。我在《关于如何实现民主改革的六点意见》一文中已经讲到过这个问题,这就是“解放利益观”。

  (2)老百姓在多大程度上关心政治体制改革,这需要系统的社会调查。依靠个人的接触,各种结论都可能得出。比如给我们家装修房子的泥瓦工,就曾突然非常主动地大谈起多党制的好处,令我非常惊愕。所以说面上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还需要科学的调查,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3)无论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是否已经意识到中国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迫切性都已是客观现实了。因为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有至关重要的分配制度改革,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基于扩大内需的整个发展战略,不可能继续长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通过真正制度性的反腐败、公平分配、司法公正等等从根本上扭转近十年来人心迅速流失的危险趋势,因而也就不可能避免因经济恶化、社会矛盾尖锐化和人心流失所导致的未来(十年以后)的重大社会危机和危险变局。这样一种认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轻易达到的。但到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那就极有可能已经是没办法再改的时候了。也就是说,那时出现的极端严重的形势更有可能导致的是政治激变,而不再是温和的政治改革了。

■网友玉帅:政改是否真的迫在眉睫,还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戊戌变法在甲午惨败才兴起,清末新政在庚子之役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后才有动力,且说时间较近的台湾民主化转型,也是在民间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展开的。而反观今日之中国大陆,外无列强威逼,内无规模化、组织化的民众反抗,而当政者又在“积极稳妥”地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只有一批上不着天(高层)、下不着地(民众)的知识分子嚷嚷地厉害。如此情势之下,政改动力从何而来?请问王教授对此怎么看?

▲王占阳:现在大家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紧迫性,实际都是指它的战略紧迫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更是如此。大改革必须有大的提前量,不能等到火烧眉毛时再动手,那时可能就太晚了。火烧眉毛后,改革派很容易因为对手的顽固等原因而走向过激,演变成为革命派,以至改革彻底失败,革命也是半吊子,不可能达到理想目的。你提到的戊戌变法和晚清新政,就都是这样。从“稳坐钓鱼台”的角度看,现在政改确实仍未迫在眉睫,但从政改的战略紧迫性看,现在政改实际已经迫在眉睫了。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这是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历史责任感所使然。现在即使是《环球时报》公布的调查结果也已表明:“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应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所以知识分子只是见识更多一些、紧迫感更强一些、呼声更高一些罢了,并未处于“下不着地”孤立状态。至于所谓“上不着天(高层)”,也不真实。在中国老百姓中,最能“着天”的恐怕就是知识分子了。那么,“如此情势之下,政改动力从何而来?”我认为动力己经有了,只是增长、凝聚的还不够,还需要积蓄和凝聚更大的力量,才能最终在政改中显现出来。

■网友爱新觉罗?不易:王老师,有人说中国目前的情况,物价上涨,通货膨胀问题严重,很像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历史会不会重演?有没有苏联式转型的可能?

▲王占阳:放心吧,如无意外,十年内中国大局稳定。也就是说,十年内时局是可控的,即使是出现了严重局势也是这样。但若不在这十年内抓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话,我们就会从根本上丧失继续决定性推进这种改革的历史机遇,而改革失败后,形势就会从根本上恶化,进而导出新的历史大变局。至于这种大变局具体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爆发,那就非常难以预料的了,因为那将是必然中的偶然,而偶然性是几乎不可预测的。也就是说,一旦到了那个份上,那就已经是防不胜防了;否则,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爆发了,齐奥塞斯库也不会有事了。但中国那时不会出现苏联那种相对平稳的转型,则是可以预计的,因为这是由我们的历史传统、文化素养和社会现实基础所决定的。

第三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

■姜嫄网友:王占阳教授您好:您的那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五点意见》,我觉得这五点意见很好,可是,改动的动力从哪里来呢?好像改革还是有基本共识的,但是推动力在哪里?依靠哪些力量呢?

▲王占阳答:历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动力都在社会、在民间,在于人民的要求、觉悟和行动。其次,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扮演着将社会的、民间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加以概括、凝练,进而提出相应建议的历史角色,是使社会的政改需要和要求转变为政界的改革意愿和方案的中间环节,所以知识界的政改努力和见识也很重要。最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还在于许多党政干部也具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功立业、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以及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党政干部群体内部的不公现象需要。所有这三个环节都是不可缺少的,所有这三种力量都是依靠力量。

■网友吴锦宝:王老师,谈政改有许多现实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现在似乎表现最为明显的问题表现在地方征地、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群体事件上。

▲王占阳:其实这些自焚事件、群体事件正是改革的原始动力,事件中的群众也正是不自觉的改革原动力。整体说来,普通民众都是改革的原动力,是改革的“一级火箭”。知识分子至多只是“二级火箭”。改革派领导干部则是“三级火箭”。有了这枚“三级火箭”和它的“成功发射”,才能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到来。历史是合力的产物,事在人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切莫妄自菲薄。

■网友华国心:如果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来划分,现在哪些力量是促进改革的进步力量?访民算不算? 互联网算不算? NGO算不算? 还有哪些呢?

▲王占阳:历史将证明,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民主进程将发挥伟大的推动作用。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历史规律性。当我们想到印刷术之于文艺复兴,报纸之于十九世纪社会变革,广播电视之于二十世纪的大众民主之时,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这只是对于这种技术手段的政治功能的整体评价。同历史上各种传媒技术进步一样,互联网也会被落后、保守、顽固、以致反动的力量所利用。但这只是支流,不是主流。从总体上来看,互联网非常有利于中国的民主与进步。

信访制度与依法治国相互矛盾,前者在实质上是对后者的否定,而且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所以我也认为应当取消信访制度,同时真正健全我们的司法制度,使公民能够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有关的法律问题。访民应当因此而消失,而不是通过“安元鼎”而神秘的消失。

NGO当然应当尽快发展。许多作者已经阐明了这种发展对于民主法治建设,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促进改革的进步力量还有很多,恕不能在此一一列举。

■网友青枫林下:王教授认为体制内是否存在开明派和保守派这样的一个区分?您认可这两个说法吗? 如果有所谓开明派,那么,哪些人是开明派?是什么决定了他们成为开明派?

▲王占阳:这个说法大体上不错,但也不完全准确。腐败分子往往在国际视野和现代文明方面很有见识,但是在政治体制方面又是保守派。有些同志廉洁奉公,兢兢业业,但见识不够,观念保守,因而也成为了政治体制方面的保守派。所以中国保守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奇异的结合体,即这两种在腐败问题上立场、态度上截然相反的人士之间的奇异结合。

毫无疑问,体制内有大批的开明人士,他们当中既有高、中、低级党政干部和公务员,也有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大家实际都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明了,这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基本事实。

还有,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真实的,因为在中国,不仅党政机关,而且所谓群众团体(如工、青、妇)和事业单位(如绝大多数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也都是体制内的。那么,这样放眼望去,所谓“开明派”,难道不是无所不在的吗?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代表人士,难道不是你一闭眼睛就能想到的吗?

■网友有名有份:王教授,官民矛盾激化到这种地步,为什么官员们还不觉醒?是他们身在其中身不由己,还是利益驱动?还是其它原因?

  ▲王占阳:其实官员们已经普遍地感觉到这个问题,在许多官员中都在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许多官员也都因此很想搞一些政治体制改革,以舒缓来自民间的越来越大的压力。目前的现状是党政干部中程度不同地主张现在就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很多,沉溺于既得利益、买官卖官、仗势欺人、花天酒地、害怕政治体制改革给自己带来严重损害的人也相当多。打破这种僵局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顶层的制度设计和战略决策。所以近年来有些专家一再呼吁尽快重建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我认为这个呼吁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不识东西:党内似乎还有“民主派”、“改革派”,但“改革”能否跟上人民的诉求?您在体制内工作,想听听以您的了解,党内高层人士面对改革都持怎样的态度。

  ▲王占阳:党内确有许多高中级干部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很有见识,思想并不保守,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网友克尼卡:请问王老师个问题:1、政治体制改革是谁在想?2、政治体制改革是谁在改?3、政治体制改革为谁改?4、政治体制改革要改什么?谢谢?

  ▲王占阳:知识界在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很多网友在想,这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好多干部在想——有的在想怎么推动,有的在想怎么防范,有的在想改完以后会怎么样。确实是大家都在想,有想积极推进的,有想消极防范和开倒车的;有在旁边遐想的,有在其中出谋划策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整个说来就是政界、知识界、老百姓都在想。

第二个问题是谁在改?应该确切地说谁在推动改革吧?第一是老百姓在推动,这是最原始的。比如,群体性事件实际就是在无意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的不满情绪也在无意中成为了改革动力。

第二是知识分子在推动。知识分子实际主要是借此说话,所以是一种中介性的力量。但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因为没有知识分子,一些上层人士就难以体谅民情、体认大势和成为改革派干部;一些干部总是出没于豪华场所,哪里知道多少老百姓的疾苦和心声,理解多少思想界的见识和要求;所以知识分子也很重要。

第三是好多干部在推动。这些推的办法呢,有的是偷偷地、悄悄地说:得改了,再不改就不行了,不好办了。这种舆论在悄悄地扩散。有的跟知识分子说:你们说,我们不便说。所以知识分子就被人家当枪使了,但我们也愿意,因为我们的枪本来就是往那个方向开的。还有的在私人友情聚会场所,大家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情投意合。这些都是政界中的舆论推动。还有,有的干部给这种舆论开绿灯,提供讲台,提供场所,提供论据,甚至提供论证。我看更有一些干部是在积蓄力量,观察动向,按兵不动,等待时机。是不是有人正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政改)”,也可以观察。

为什么干部中会有这种现象?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干部的学历、素质普遍比较高,见识比较广,因而对于历史大潮也比较敏感,再加上历史责任感和正义感,自然容易倾向于改革。

再就是他们普遍感到干部升迁不公,大多数人是受害者,这更是大部分党政干部支持政改的普遍原因。前不久我就知道一件事,一个省厅级单位有10个正处级干部,忽然腾出了一个副厅级干部的位置,但最后却是其中最差的那位升上了副厅级,结果另9位都在骂。所以我们老百姓要理解到,干部当中也不是很公平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追求公平,官民之间要追求公平,干部之间也要追求公平。不公平当中得益的总是少数人,受害的总是多数人。所以政改的要求实际是无处不在的,这在党政干部中也是一样的。

■网友自由旭语:渠道在哪里?四处都在暗涌,没见有智慧的大禹来疏通,反而是感觉更加堵塞。

▲王占阳:暗涌多了,大禹就来了!

第四部分 如何认识和克服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

■网友谭郑盖:王教授您好,很高兴能与您在这里交流,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到我提的这个问题:政改似乎已经到了政权存亡的最关键时刻了,但改革却迟迟不见前进。官方媒体近年多次强调“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但进去这么久了,为什么就爬不上来呢?您觉得改革的阻力有哪些?很多人说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政改,您认为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哪些人?如何突他们的阻挠呢?

▲王占阳:当我们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问题时,我们首先应当问:阁下,您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哪种内涵的改革?我们应当说,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改革的动力和阻力也就不同,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谈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阻力问题,而应在确认改革内涵的前提下讨论这个问题。

比如,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立即实行多党制,我相信绝大多数党政干部都不会同意,许多明智的社会公众也会担心由此导致的社会动荡而持怀疑或否定态度。但是,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这个涵义,而是指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公共财政制度,逐步扩大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的实际范围,并在制度上作出相应的改革。又比如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展开各级人大代表的真正自由平等公开的竞选;又比如在党的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出法律制度后,在行政方面能够落实依法行政,在司法方面能够实行司法独立,依法判案……,那么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相信拥护的人就能很多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大小,实际还取决于改革者的政治智慧。譬如,如果能采用“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法逐步过渡,就能化解很多阻力。又如,如果能够采用“以大官的刀削小官的把”的办法来推动改革,同时又对大官的不当利益采取一定的妥协措施,那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克服和化解中下层政治改革的阻力,增加改革的动力。再比如,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如果是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可能会使矛盾骤然激化,改革的阻力陡然增加,就像当年的百日维新一样。但若掌握好改革的节奏,善于利用时间因素化解或绕过改革的阻力,就有可能取得成功。特别是我们必须得有一个大思路,这就是我们恐怕需要以大妥协换取大改革。

[★微博网友评论:无邪之剑:这需要一个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同时又有坚定信念的领导人,标准太高了。]

   我们的改革不以任何人为敌,我们希望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和子孙后代都能够幸福。但我们希望有关人士能够明智地看待和对待利益,客观地观察和认识形势,理解和懂得历史大势,以明智的态度对于人民的改革要求做出应有的让步,进而最终实现自身的“安全着陆”和我们民族的普遍共赢。

特别是,历来改革都不是天上掉馅饼,没有必要的历史压力、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没有由此产生的对于改革的利弊得失的有利于改革的利益计算,改革通常是不会发生的。所以马克思说过,改革的发生,不是缘起于强者的软弱,而是缘起于弱者的强大。(大意)所以说,推动改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觉悟起来、勇敢起来和呐喊起来的时候,改革才会向我们走近,也才会成为真切的政治现实。

[★微博网友评论:梦想晶莹 转发此微博:是的!当所有人发出同样的声音,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荷尔德林的童年:权利向来都是斗争取得的!

 唐古草:弱者要有透明的资讯,组织的自由,才能变得强大。非常认同你所说政改先改革媒体。自由旭语 这一条我强烈支持!!一同呐喊,发出弱者的最强音]

■主持人:听您回答,我有一个感觉:改革需要大智慧。

  ▲王占阳:是的,改革需要大智慧,不能小家子气。

■网友苏露锋: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只要触及到权贵的利益,或寸步难行,或异化走样,何况伤筋动骨的政改?自由民主空间的拓展,向来都是民间与当权者不断博弈的结果。没有民间力量的壮大和推动,政改只是水中月、镜中花!请问王教授对此有何看法?

▲王占阳:政改在破坏旧体制的意义上应该是伤筋动骨的,但对人则应是比较平和的。如果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你死我活,那就错了。改革不是你死我活,革命才是你死我活。改革是大家都活,而且力争使大家都活得好。自由民主空间的拓展既需要民间力量的壮大和推动,又需要官民改革者与被改革方的必要妥协;前者加大动力,后者减少阻力,进而形成普遍共赢的前景,这样才能取得成功。

■武陵山人网友:请问是否赞成清算腐败分子?

▲王占阳:中国的腐败在很大约程度上是制度性的腐败,风气性的腐败,以致是不得不为之的腐败,再加上腐败的面积已经很大,所以已经不宜用简单清算的方法解决问题。有的干部曾经当着我的面表示希望能够考虑这种背景,采取适当的妥协策略,他们也愿意妥协后支持改革。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以大妥协换取大改革的阶段。关于这个问题,将来我还会有比较充分的论述发表。

■网友冷酷的Noah:吃进去的还愿意吐出来么?

▲王占阳:如果是改革,那就并不要求全部吐出来,以便以妥协换取改革。改革派官民将能控制局面而实行这种温和的改革,长期实行一党执政体制也可以保障这种承诺的长期有效性,直至超过追溯期。但若死活不改,非要逼着这个社会重新走上革命道路的话,那就极有可能是极端血腥的暴力复仇了,谁都挡不住!

第五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问题

■网友江淳:欢迎王占阳教授!关于改革有一种言论:改革已死;关于政改我认为是在忽悠,连起码的言论自由都没有。

▲王占阳:应该这么说吧,只要人民还在要求改革,那就不能说改革已经死了,至少改革还有一口气,还有可能被抢救过来。但若人民对于执政党绝望了,以至于把原来的改革要求普遍地变为了更换政权的要求了,那就意味着改革已经彻底死掉了。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还有改革的机会,但这种时机已经越来越少了。在这个意义上,拖延就意味着死亡。

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要求不是忽悠,因为只有在公平公正的政治体制下人民才能普遍过上好日子,这是一种正常的历史要求和人民意愿,不是忽悠。

至于是否有官员在忽悠?我认为目前有忽悠总比没有忽悠好,至少舆论可以宽松些,这对改革比较有利。

■rawboy 回复@avalonlh:所以才会有“郑青原”同志出来正本清源:我们已经改革了,不是没有改革,我们的改革,就是不学西方那一套,也就是你想要的逐步改革的内容。这块土地的可怜之处就在于此,没有人为民族的命运想一想。他们要的都是眼前利益。

▲王占阳: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党内高层是有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好干部的,而且他们也是有力量的。只要坚持为人民服务,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有希望。

所以我们现在应当特别强调党政干部要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承诺。要努力保持和强化这种社会政治要求和压力,而不是使之逐步淡化。

有论者说“为人民服务”过时了,我看这不对。“为人民服务”实际已是世界通行的政治语言,但我们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们许多人一讲到“人民”就想到它是与“敌人”相对立的范畴,但这实际只是毛式理论影响太深的后遗症。在世界通行的政治语言中,“人民”主要是与“政府”、“政党”相对应的范畴。政府、政党当然应当是为人民服务的,否则人民就不理他了,他们也就完蛋了。

■网友leehan1468:王教授请问:我个人对政改是没什么信心的,因为它触及了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要让那些既得利益者出让权利和利益无异天方夜谭。请问王教授你对政改有没有信心,如果能有一点改变的话突破口在哪里,最容易实现的是什么?

▲王占阳:未必是天方夜谭。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邓小平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有可能使我们相当受益。只要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传统得到相当的恢复,再加上必要的政治智慧,那些看似你死我活的利益矛盾,实际几乎都是可以化解的。

■网友谭郑盖:关于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对待政改的态度:地方现在不乏“改革家”,也确实做出了一些改革的举措,但现实是地方走的很远了,中央却迟迟不动,甚至以修法的形式阻挠改革。这一点,您参与的罗江县人大代表专职化试点的结局是最好的明证。更可怕的是今日官媒连连发文强调“正确的道路”,这意味着什么呢?当上层成为改革的阻力之后,您觉得中国政改的希望何在?

▲王占阳: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自由从来都是人民争取来的,不是任何人恩赐的。这是毛泽东在七大上说的。我们不介意一时一事的得失,而介意历史大势和人民意志。这次五中全会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政治信号,至少也是一个很好的尚方宝剑。我们应该相信党内的健康力量仍然是很有力量的,相信党是能够领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家都不要绝望,要相信形势比人强,相信一切最终都是由历史大势和人民的努力所决定的。我们当然也担心党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重犯尾巴主义的错误,不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只要稳妥不要积极,即事实上仍然不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我们可以相信,这种“消极稳妥”的尾巴主义并不是真正的中央精神,至少从文件上看是这样。

■网友丁当爸妈:请问王教授:您的路线图有一个隐含前提假设——就是共产党核心要达成政改利益算计的共识。我认为这个前提假设现在并不存在,而且从温家宝多番发话却少人呼应也看不到有任何达成共识的苗头。恐怕,你的那个路线图只是个空想而已,共产党正在丧失和平转型的最后机会。

▲王占阳:共识是需要逐步达成的,现在不存在不等于将来也不存在。“共产党正在丧失和平转型的最后机会”,这倒是应当引起负责任的政治家高度警惕的。

■大河中游网友:民主转型谈何容易啊!但就真的难的不可迈步吗?

▲王占阳: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难到不可改的程度。如果不改革,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社会矛盾等等都会逐步激化,最终后果不堪设想。现行政治体制已经不可能长期维系了。按照高放教授今年上半年的估计,十年以内,它将不得不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说,到一定时候,想不改都不可能。一旦人心思变,那就非得变。但我们不要等到那时再变,而应该现在就变,这样才能利用好当前难得改革机遇,争得主动,进而取得较好的改革成效。

  ■主持人:网友“欢心记”,政改需要信心,民众和改革派也未必有,王教授对政改前途有多少信心?

▲王占阳:我认为虽然中国社会这种压力的逐渐积累有可能导致大爆炸,但更大的可能是在这种高压逐渐到来的时候,我们政治人物通过实质改革而使之得到化解。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领导人将会越来越聪明,而且中国官员的抗压性实际并不强。

■网友徘徊者:有个网友说的,中共20大以后政改才有可能开始启动,诸位不要瞎操心,做清流派没有任何意义,眼前还是要维稳,把经济乱象治理好是下一届中共头们首要事务,不然的话革命又要走到了政改的前面,那就惨了。

▲王占阳:你说的对,千万不能让革命又要走到了政改的前面!但要治理好经济乱象和维护稳定就必须有足够份量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经济乱象和社会不稳的首要根源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旧政体。如果等到20大以后再启动政改,那就太晚了!未来12年再不政改,势必腐败透顶、经济崩溃、社会动荡、人心丧尽,从此走上亡党亡国的不归路。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第六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普世价值问题

■网友恍然大悟: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普世价值理念吗?如果没有,那么是不是要和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理念并轨呢?因为,没有这些理念,就没有政改的方向。而没有方向的政改,不是造乱,就是忽悠。

中国共产党来自于共产国际,且始终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行为宗旨的。那么,当今世界产生了一个一人权、民主为核心的普世价值。作为世界一份子的中国,是不是也要站在世界大多数人的一边,推崇这种价值观呢?如果不是,而是反对。那么,这是不是违背了自己的最初宗旨呢?又如何向国人交代自己始终是站在大多数人利益上的呢?

GDP行为,其实是逼迫下属地方官员之良为娼、为匪、为盗的行为。作为执政党,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政改会不会又是另外一出逼良为娼、为匪、为盗的全民性悲剧呢?

官媒说,以往方向都没有错误。那么,没有方向上的错误,还能叫政改吗?没有方向上的错误,只能是改良或者叫修正。

以上几点,都仅仅只是政改的一些前提。如果没有给予这些前提以明确的答复,政改将会成为什么样?

▲王占阳:共产党有没有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呢?当然有!我曾有《普世价值是立党之本、建国之基、改革之源》一文专门阐述之。从理论上来说,共产党的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观。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类的普遍自由,这不是普世价值观是什么啊?如果没有普世价值观,哪能有中国共产党呢?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说他们的基本价值观仅仅适用于欧洲,不适用于全人类,当然也不适用于中国,不是普世价值观,哪我们中国人还凑什么热闹、搞什么共产党啊?所以普世价值观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普世价值观,中国就不需要学欧洲搞什么共产党了,也用不着搞什么民国了,就像清朝那么干就行了。
你说的对,普世价值是符合人民的普遍利益的,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之。
官媒说以往方向都没有错?不知道你指的是哪家官媒?我们的官媒在任何时期都是说以往有方向性错误的。毛泽东的“十次路线斗争”,当年官媒炒翻了天。后来邓小平又说毛泽东晚年犯了极“左”错误,那当然也是方向性错误,官媒上也沒少说。

要说有问题,那就是有的官媒把邓小平批评的“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美化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在实质上取消了政改任务。但我不相信《求是》、《人民日报》比邓小平更权威。他们当中谁敢站出来说自己比邓小平更权威?中国官方的政改论述,在总体上至今仍然无人能够超过邓小平。不仅没超过,而且仍然严重地落后于邓小平,仍然需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邓小平仍然是超级理论权威,谁人有资格和敢于与之相比肩?所以那是官媒的错误,并不代表官方法定(宪法、党章)的正确观点。

邓小平对于21世纪的政经改革有很好的大思路,按此推进应该不会有大问题。GDP不是至上的,这在邓小平那里也是早已明确了的。但后来一些人把邓小平理论曲解了,天天就是GDP之类,这才出了大问题。

第七部分 关于“中国模式”问题

■网友萨科齐怪:王教授,现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在反对“普世价值”,更热衷谈论“中国模式”,并引以为豪,您认为“中国模式”是个什么东西?又做何评价?政治上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呢?

▲王占阳:第一,据我所知,在北京知名学者当中,赞成普世价值的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反对普世价值的不到百分之一。

第二,中国过去实行的是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则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种体制,进而建立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体制;只有在这种现代体制已经建成之时,我们才有资格说我们已经摆脱了苏联模式,建立了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到目前为止,改革开放还远没有成功,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还有大量尖锐复杂的问题有待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公然宣称已经形成了所谓“中国模式”,其实质无异于要以这种中国模式论否定邓小平理论,阻挡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当然个别改革派学者也主张中国模式论是出于某种纯学术的考虑,尽管这种考虑并不稳妥)。邓小平曾经说过,搞现代化,第一步靠改革,第二步也要靠改革,第三步更要靠改革。现在正是走第三步的时候,正是“更要靠改革”的时候,却冒出了所谓中国模式论,而且在某些人中甚嚣尘上,岂非咄咄怪事?!这是一股历史逆流,必须加以坚决反对!

第三,在政治体制问题上,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一个模式。比如说,北欧几个小国,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小国尚且如此,大中型国家就更是这样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未来也会出现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政治模式。但这种政治模式还不是现实,还有待于通过长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来创造。

■网友莓事儿透着乐:现在是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是怎么划分的?从那年开始的?

▲王占阳:从2000年开始。邓小平的“三步走”规划是: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 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从21世纪初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21世纪的发展“更要靠改革”,这是邓小平的原话。

第八部分 关于中西民主异同问题

■网友徘徊者:党媒一再强调,绝不走西方民主的老路,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那么,西方民主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有哪些根本缺陷? 有哪些数据能够说明西方民主走不通?

▲王占阳:邓小平理论是已经写进宪法和党纲的。邓小平同志主张,我们将来要建立比西方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这个话有两层涵义,第一,西方现在已经建成了高度的切实的民主;第二,我们将来还要更上一层楼。这个基本判断我们要坚持。从十九世纪起,马克思、恩格斯等社会主义领袖就开始极力推进西方社会的民主化。人类二十世纪的伟大进步之一就在于首先通过实现普选创造了邓小平所说的高度的切实的民主政治。否认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西方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人类文明伟大成果,故意无视西方政治体制良好运作的客观现实,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政治态度,不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张之所在,而是一种严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错误观点。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要前进,那就必须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而这其中就包括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所以,如何认识和评价这种政治现实,将会深远地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首先讲究原则性,特别是讲究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

动辄强调所谓西方民主和中国民主的对立是错误的。正像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全球通用的一样,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则也是全球通用的,而且这两套规则是配套成龙的。这种世界普遍性是第一位的,国别特殊性则是第二位的,尽管这并不等于国别特殊性就不重要,比如并不等于党的领导就不重要。

还有,邓小平说我国实行的是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把这种政体美化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我看问题很大,实际是从根本上取消了政治体制的基本任务。这不是真正的邓小平理论,连山寨版的邓小平理论都够不上。看不出这种未经任何论证的“新观点”有什么高明之处。我看还是邓小平理论高明。邓小平主张本世纪中叶实行大选,认为那时才是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此前都是“不够格”。这才是地道的社会主义理论!

■网友:王教授,请问:走中国特色的民主,最终是不是还是全盘西化?西方的民主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已繁荣200年(比如美国),难道我们不跟最发达的国家学习吗?

▲王占阳:我们当然应当向发达国家学习。民主法治的基本规则是全球通用的,而且它也正是在发达国家获得充分实现的。不向发达国家学习,不尊重基本的政治理论、逻辑和规律,总想南辕北辙地另搞一套,根本就行不通。我们要对自己的国家负责,首先就要承认落后,承认普遍性,不能自欺欺人。

但要将此概括为“全盘西化”,那也不妥当,而且可能导致实践中的严重偏差。世界各国的宪政民主,不仅道路各具特色,而且结果也各具特色。英国是议会制,美国是总统制,法国是二者的综合,中国究竟搬哪个?总不能将这三样都搬过来吧?仅此即可说明“全盘西化”不可行。当然还有更多的道理可以说明之。所以,作为结果,中国未来的民主绝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民主,而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普遍民主”。

■网友sixururong:王占阳先生,您好,请问您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什么?一个怎样的体制才算是一个好的体制?怎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人民的幸福感来自什么?新社会主义新在哪里?

▲王占阳:目标应当就是宪政民主,而且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比较成熟的宪政民主,那才算是一个好政体。许多人不知道,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远期目标也是宪政政体。十三大确定的只是近期政改目标,不是远期政改目标。

讲到社会主义,首先就有一个定义问题。我曾用许多篇幅证明: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按照这个定义,哪里实现了普遍幸福,哪里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哪里没有实现普遍幸福,哪里就是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因为19世纪近代社会主义兴起之时,它所面对的基本现实就是普遍痛苦,而它的最终追求就是实现普遍幸福。

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因为社会主义并不能直接替任何人创造幸福,幸福实际是需要每一个人去独立自主地争取和获得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实际是创造普遍幸福的条件,普遍幸福的条件就是普遍幸福的源泉。这些条件既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等等内容性的条件,又包括具有普遍幸福主义功能的各种制度性的条件,当然也包括普遍幸福主义的政治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创造和完善普遍幸福主义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只能是宪政民主制度。但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做到这一点。现阶段我们应当努力实现一个政改计划,这就是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初步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初步建成民主政体。

什么是新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是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宪政民主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是宪政社会主义;就是明确地以普遍幸福为最高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因而也是最富有理性和能避免种种异化现象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而是早已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广泛发展、完善的客观现实,也是中国未来的历史必由之路。

第九部分 关于民主转型模式问题

■网友威廉退尔:王占阳先生,您认为,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台湾模式、韩国模式、苏联模式,这些转型模式,哪一种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最大?

▲王占阳:我不久将在《论超大型国家宪政道路的特殊性》一文中系统地讨论这个问题。简要地说,超大型国家的宪政道路不可能是中小型政治共同体宪政道路的翻版,中国不可能实现急剧的宪政转型。中国必须通过几次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上几个台阶,才能最终实现宪政民主。

■主持人:现在问一个微博网友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对台湾模式怎么借鉴?

▲王占阳:台湾经验的一个要点就是先推行县市级的民主改革,发展地方民主选举。其实这个经验也是欧美各国的共同经验。欧洲中世纪的自由城市不仅有自由,而且还有民主法治要素。威尼斯商人那时就是这样。所以,地方自由民主法治先行发展,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经验,台湾经验再次证明了这个经验是可用的。所以当年邓小平、彭真先推基层、县级民主改革,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也主张首先积极推进县级政治体制改革。

至于全局性大的改革,大陆和台湾虽然都是一个文化背景,都是中国人,但政治共同体的规模差异太大。在这样大的政治共同体中,要想一步到位地实现宪政民主是不现实的。必须经过几次大的改革,上几个大的台阶,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至少几十年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民主转型。

有人说,搞民主,一个礼拜就能搞成。要我说,如果严重缺乏充分必要条件,搞成一个礼拜后,就会被扭曲得不成样子。

当我们考虑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我们应当把它当作一个大洲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来考虑。当你这样思考问题的时候,你看看欧洲就明白了:欧洲从1500年左右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变,转变到现在俄国还没有彻底民主化。五百多年了,容易吗?所以大的政治共同体和小的政治共同体是不一样的。有机会我们再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无休止符:如何避免一些组织利用上位的权力或庞大的经济实力干预基层的民主?

▲王占阳:这个问题我过去谈过,办法就是积极推进县乡级政治体制改革。

■王老师,缅甸军人集团通过他们自己主导的“路线图”,既实现政体形式从军政权向文官政府的转变,又保持了军人集团的特权。对这种转型形式,特别是宪法中规定军人占有议会1/4席位,还有在实际上军人脱下军装组成自己主导的政党利用当权优势来竞选,您认为对中国的政治转型、对中国的执政党有什么意涵?有什么启发?希望您能直面回答呵!

▲王占阳:我喜欢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这样才有意思。我谈三点意见:

(1)这件事再次证明,民主竞选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历史大潮。我相信全国人民都能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感悟到这一点。执政党的政治文化素质高,更能领悟到这一点。

(2)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地考虑过“民主关”的问题。不是绕过民主关,而是闯过民主关。也不是闯过民主关后就伤痕累累地倒下了,而是能够更加长久地活跃于中国政坛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了。办法多得很,关键是思想要解放。思想不解放,就会束手无策,结果只能死守摊子,“稳定压倒一切”。只有思想大解放,才能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中国是超大型国家,不能模仿缅甸等中小型国家急剧转向多党制的模式。正如邓小平一再指出的,现在搞多党竞选,势必天下大乱。但中国也不能因此就不搞任何竞选,拒绝走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大道。只是中国在走这条道路时必须有自己的特殊性,这样才能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走通人类共同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首先就是我说的“选人不选党”的道路。如果连这样的改革道路也拒绝,那就只能走“治乱循环”的历史老路了。

第十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问题

■网友那一天: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建立政改特区,我认为这一思路是可行的,风险又小,为什么不允许地方大胆试验?

▲王占阳:我个人不倾向于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我主张在理性的制度设置的基础上,尽快地推广现阶段切实可行的政改措施。搞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再在特区里实验十年,十年后再推广“先进经验”,黄瓜菜都凉了。香港实行基本法难道是在香港的某个角落试行十年,然后再推广的吗?在人类政治文明已经有了大量积累的情况下,现在需要实验的东西并不多,大量的是运用已经成熟的逻辑、规则和经验。真正需要特殊考虑的,一是党的领导执政与民主法治关系;二是地区间的重要差异。

邓小平搞经济特区,骨子里不是搞“试验”,而是搞“桥头堡”,然后逐步推开。但市场经济可以由点到面地逐步推开,民主政治则不能用这种马拉松的方式由点到面地逐步推开,因为整部国家机器必须保持大致的统一,否则它就会走向紊乱、瘫痪和崩溃。

但我赞成经济特区增加政治改革的任务,而不再是单纯的经济特区。不仅经济特区是这样,全国各地也应是这样。

■网友不识东西:王老师,民主谈来谈去,还是那些东西,话都讲滥了,但似乎还是没有进步。民主是不是早该进行技术阶段了。民主改革的“一五计划”是否该明确提出了呢?您有没有一个可行的方案设计呢?

▲王占阳:(1)当前仍然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对于民主的具体认识还需要普及。比如我们最近讨论的人大代表专职化问题,就是一些长期推动民主进程的人士也没有关注到的重要问题。

(2)当前确实已经进入到了需要通过广泛的研究、讨论制定中国民主改革路线图和实施方案的时候了。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一步到位,必须经过多次重大飞跃才能达到最终目的。因此,当前我们尤其需要的是制定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从而使五中全会提出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得到应有的落实。

第十一部分 关于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的关系问题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地位问题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同意开放党禁?

▲王占阳:关于所谓党禁问题,这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组织的主观愿望问题,而是历史发展的应然性和可能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党中央是实事求是的。小平同志论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始终都是围绕着现代化的需要展开的。沿着这个思路,现在中央文件的正式提法是“长期执政”、“完成执政兴国使命”。这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应该坚持党的领导。至于再往后的事情,那就没有新的论证了。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修改目前有利于一党制的宪法条目?

▲王占阳:我认为宪法规定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无需变动。至少可以几十年不变。但在落实这种制度时,必须进行重大改革。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改组ZG为社会民主党?

▲王占阳:什么叫做“改组中共为社会民主党”?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是指改党名,那么我认为改不改无所谓,至少也是不具关键性。延安时期美国人曾经建议毛泽东改党名,毛泽东也曾认真考虑过,后来说不改了,因为改不改名我们还是这个党,你们也还是认为我们是共产党。有人把党名看得很重要,认为很敏感,其实根本就没有他们想的那么重要。就是第三国际的政党,不是也有一些不叫“共产党”吗?

现在的问题也不是在于党名,而是在于党的实质性内容。我认为,现在的首要问题就是共产党在伦理道德方面、特别是在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方面,一定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不能有让人民伤心的严重的自私自利、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再就是党在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一定要体现邓小平讲的“三个面向”,要有开明性和进步性,而不是封闭保守的。三是要有政治诚信和政治能力,言必信,行必果,说得到,做得到,以为国为民的实际成绩取信于民。我看只要能做到这三条,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网友莺歌艳:我觉得我们民间的思考力还是不足,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说政改,马上把矛头对准共产党,一说有什么问题,马上找政府,这本身就是政治惰性,这种风气不改,谈政改很难。共产党是一个虚拟的主体,我们要改的目标应该更具体,具体到某一个部门,某一个领导。王教授您觉得呢?

▲王占阳:一说改革就把矛头对准共产党,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因为你把矛头对准共产党就是革命了,而且这个革命是革不成的。在中国社会的现状中,是不会出现真正完整意义上的民主革命的。首先是价值观就乱得一塌糊涂,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怎么可能搞出一个比较纯粹的宪政民主革命呢?所以,如果把共产党弄没了,那还真的不好办了。但这不仅是民间思考力不足,也是官方思考力不足,因为官方也没有给老百姓指出一个政改出路来。所以我曾说过,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能力问题。

■网友恍然大悟:政改的本质,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重新定位问题。如果不存在这个问题,还需要政改吗?如果不涉及到这一点,就不能称之为政改,而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改良。

▲王占阳:这话讲得有一定道理。政改的实质就是使共产党一党执政制与民主法治政体相结合,即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结合”。通过这种结合,一方面,共产党在民主法治政体中重新定位了,另一方面。民主法治政体也稳妥建成了。所以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你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那就必须认真地考虑共产党的政治利益,考虑它在政革中和新政体中的地位,而且要尽量地使之放心满意,而不是对这件事心不在焉,只是一门心思地强调民主法治;否则,改革就不可能被启动,即使启动了也有可能出现大问题。因清高而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这可以理解,但解决不了问题。改革要力求在整体上走出一条所有各方都能互利共赢的道路来,这样才能有前途。所有各方都不要靠欺骗,因为大家都不儍。这样开诚布公地搞互利共赢的改革,党和人民在政权体系中的地位都会重新定位。党的领导将转变为人民当家作主条件下的领导,这样它就不再是在三权之上直接发号施令的以党代政的领导,而是首先通过人大实现的新型领导;不再是为民做主的党的领导,而是真正领导、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党的领导了。同时,人民也不再是被代表了,而是切实选举自己信得过的人代表自己当家做主了,党也就成为人民赖以当家作主的条件与环节了。这样一来,党和人民的地位、关系根本转变,“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也就实现了。

■网友一土月禾:请问王教授:能解释一下多党制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的理由吗?

▲王占阳:严格说来,这不是能不能搞的问题,而是效果好不好的问题。邓小平说得对:“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 '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所以邓小平又一再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也就是要管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之时。再往后管不管那就可以另议了。

■网友rawboy:这些逐步的改革也不会给你的,这才是问题重点。因为这些东西一放开,多党制马上就要来了。

▲王占阳:“这些东西一放开,多党制马上就要来了”,这实际是在干部中引起无谓恐慌的一种幻觉。这种幻觉的根源则在于教条主义地套用苏东剧变和中小型国家剧变的历史经验于中国,缺乏基于中国条件的独立自主的理性思考。

实际上,这在中国并不是必然的,而且是完全能够避免的。关键是:

(1)超大型国家宪政转型道路的长期性客观上需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而且也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这是真实的,不是忽悠人的。

(2)只要能够积极稳妥有效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并使之不是严重滞后于而是至少基本上适应各方面对于改革进度的基本需要,从而使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在改革中得到明显的持续改善,使人民从中看到渐进性改革确实大有希望,确实可以行得通,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激进情绪就会大为消解,因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也能实现。

(3)特别是通过改革逐步实行“一党执政与普遍竞选相结合”的民主制度,也就是使“一党专制”变成“一党民主”,使多党合作制也真正地活跃起来,从而切实满足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公众对于民主法治的迫切需要,尤将极大地增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极大地缓解实行多党制的国际、国内压力,进而也在比较祥和的氛围中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

(4)在上述前提下,继续实行“党指挥枪”,也是一种重要保障。特别是在政改推进的初级阶段,尤为如此。再往后发展,社会氛围愈益祥和,军队和武警的内政职责也随之在客观上日益失去了大部分用武之地,再加上党与民主愈益融合,那时这种保障的重要性才会逐步降低。

可以相信,只要有了这四条,许多官员对于“这些东西一放开,多党制马上就要来了”的担心,就是不必要的了。

真正的危险实际是两条。

一是死活不改革,想方设法不改革,尽一切可能地拖延改革,或者只是搞一点不痛不痒的改革,骗骗已经骗不了的公众,最终旧政体导致大崩溃,多党制自然随之到来。这样搞能坚持多久?比较把握地说:十年。十年以后就很难说了。因为旧政体不改,几乎必然会在十年内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与人心向背变化相结合,那就很难说产生怎样的聚变反应了。唯一可能延缓的机会是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地实行强有力的民生改革。但在重庆范围内大体上能够做到的事情能否在全国复制,复制的效果又如何,那还是一个大问题。

二是模仿苏东等地,搞激进的大变革,一下子全部放开,包括一党执政体制和党军体制也都全部放开,那当然就会立即转向多党制。

所以说,最稳妥的办法实际还是“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二、关于党的领导与普选制度相结合的选举制度问题

■网友whqhm:老师你好:你的第4条选举制度,操作起来,几乎无法实现制衡;几乎会成为又一个骗局哦。而且,它的成本很高。

▲王占阳:(1)只要能够实行真正的普选,切实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那就必然是一种少投入多产出的良性政治。为选举而花的钱,将会比因为缺乏选举而带来的腐败、分配不公、决策失误、挥霍浪费等等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少得多。所以民主政治是经济的,而不是赔本的。

(2)一切权力制约最终都是没有权力的人对于有权力的人的制约,所以只有通过普选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权力制衡。

(3)与你说的相反,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唯有用我所说的方法,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即无骗局,无真正民主选举才会有骗局。

三、关于党权与民权的关系问题

■网友风景:王教授您好,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的三结合:党的领导,人们当家做主,依法治国,其中非常难处理的一对关系式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矛盾……

▲王占阳:关于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我在《党权、民权与人大代表专职化》一文中已经有所阐释。实际上在政党政治时代,世界各国都曾面临过或正在面临着这种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无解的,而是有解的。在议会制国家(即通过议会产生政府的国家),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普选,使党进入议会,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党,进而获得组阁权,掌握行政权,又通过掌握的立法权立法,再通依法治国,这样贯彻党的意志,从而实现党的领导执政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在中国,我们实现这种统一,也必须遵循这种普遍的政治逻辑和路径。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特殊性的话,那么这种特殊性就在于我们在宪法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也许有人会认为,没有多党制和政党更替就不民主,但是事实上,一切政党更替最终都是人事更替。采用我说的普选方法,虽然不能实现政党更替,但能实现人事更替,而且是通过多次普遍的自由竞选所实现的人事更替,那么,这样的选举制度还能说是不民主的吗?从历史上看,不是先有多党制,后有民主制,而是先有民主制,后有多党制,这难道不也是事实吗?而这样的事实难道不是已经可以证明我们现在可以实行一种没有多党制的民主制吗?

■网友小烨:王老师您好:请问您如何看待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关系?

▲王占阳:党内民主应当和人民民主(首先是人大民主)相结合。党内民主的意义就在于为人民民主创造条件,党内民主实际也是实现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环节。以选举来说,在政党政治时代,实际普遍是首先实行党内选举,然后再实行党外民选。

四、关于“党的领导”与“党执政”的关系问题

■网友风景:王教授您好,您对“党的领导”这一提法有什么见解?跟官方表述有什么不同?

▲王占阳:人们往往以为“党的领导”就是党执政,但这是不确切的。在政党制度时代,任何国家都有执政党。中国1949年以前也有执政党,这就是国民党。那么,如果说党的领导就是党执政的话,世界上哪个国家不是“党的领导”?

在中国,“党的领导”是有其崇高的特殊含义的,这就是在政治上要领导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走历史进步之路。所以“党的领导”并不等于党执政,而是首先等于党在政治上走在历史的前列,成为社会进步的先锋队,进而带动整个社会向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发展。所以“党的领导”的最本质的内涵就是党的先进性及其实现。由此,1949年以前,中共没有执政的时候,就有党的领导。1949年中共执政以后,也有党因犯错误而未实现党的领导的情况;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所以,坚持党的领导,最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先进性,不断地领导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实现新的历史进步。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而是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党要紧紧地抓住各种权力,而不管历史是否进步,人民是否幸福,那就是彻底地亵渎了“党的领导”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也是把共产党降低为了一个贪恋权势的旧式政党。

由此可知,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实际首先就是党应当积极地行动起来,努力领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党在人民的民主要求后面扮演尾巴主义的角色。

在这个前提下,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中,“党的领导”同时又有“共产党执政”的内涵,但它同时又是和党的先进性相统一的,而不是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党要死死地抓住手中的所有权力不放,即使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过当权力也不放。

应当指出,上述观点实际也是中共长期坚持的基本观点,尽管党内也一直有人在偏离这种观点。

五、关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问题

■网友nianqingshihou: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江泽民同志早在2002年就有经典论述,他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请问:既然说优势,就应该有所体现,有一定的标准,那么,这种三结合的政治模式优势在哪里呢?其内在的关系有没有冲突? 对照这一标准,我们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离这一目标还有多远?问题在哪里呢?

▲答:这种三结合的体制目前还是我们的理想,不是我们的现实。主要的缺环就在于民主和法治太薄弱。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民主太少,还需要不断地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

实现三者结合确有很大的困难,其焦点在于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与民主法治的统一,也就是党权与民权的统一。但这并不是没有出路的。我在《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五点意见》、《党权、民权与人大代表专职化》等文中已经指出了解决这种难题的某些关键性的方法。实现这种统一是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内在要求。我们不能在党权和民权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只能着力寻求二者的有机统一。否则,两权的对立和对抗,最终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的悲惨后果。

我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和改革实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种统一,尽管这还是非常非常初步的,甚至在某种上还是不很情愿的统一。所以我们的社会中既有党的领导,又有民主自由因素和法治因素,也有三者之间的某种协调一致。但是,真正实现三者统一的最大关键还是在于实现党的领导与普选竞争制的有机统一。只有在这种统一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理顺三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全面实现三者的根本统一。就此来说,我们现在距离实现这种统一,实际还有很大的差距。

六、关于政改目标与政改道路的一致性问题

■网友哈哈君:王教授:我是一个搞道路工程设计的。目前正在着手的一个道路工程项目,由于规划变更的原因,为了照顾已有的规划与现状,新项目的线型变得特别扭曲难看。我的问题是,王教授,你的那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五点意见》所设计的中国政改路线图,是不是跟我当前正在进行的这个道路项目一样,人为的扭曲痕迹太重。以至实现起来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呢?
补充,我的意思是,如果为了达到目的地,必要的绕行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绕得太厉害,会不会将目标本身也给绕没了?

▲王占阳:放心,不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但是,我们也都应当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也都是一种我们必须考虑到的重要因素。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国家,我们所有的改革方案都必须以承认这一现实、主张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执政为前提,否则那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中国还要革命吗?我看还是告别革命比较好。条条大路通罗马,每条大路都有自己的特殊风景。那就让我们欣赏这不同的风景,穿过不同的地带,达到我们心目中的罗马城吧!

第十二部分 关于言论自由问题

■网友guxiangdeyun:王教授您好,我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在司法改革,人大制度改革,党内民主,媒体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您认为最迫切需要进行的是什么? 共识网有个调查,网友对“推进以媒体开办自由、取消言论管制为导向的改革”和“逐级推进司法独立取向的司法体制改革”呼声最高,您的看法呢?

▲王占阳:我认为最迫切需要的是媒体改革。这当然不是说要一步到位地放开,而是说要贯彻落实邓小平当年给朱厚泽的指示:要宽松一些。这是最起码的改革,也是最急需的改革。

我认为网友呼吁扩大媒体自由度的要求是人民的呼声,是正义的呼声,是历史的方向,也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主张相一致的。改革之所以要从言论自由开始,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改革的原始动力,并能以舆论监督的力量暂时地弥补民主法制制约不足的缺憾,防止各种社会不公现象恶性发展,避免发生大的社会动乱,使民间的力量通过改革的渠道得到和平的理性的释放。

■网友青枫林下:王占阳先生对国内目前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言论自由权利的现状怎么看? 温家宝总理说,言论自由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重要的,但就现在而言,废除报禁的障碍在哪里?

▲王占阳:言论自由的现状大家有目共睹,既有进步,又有缺憾。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的大普及,所谓报禁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已经被突破。现在上网的人比看报纸的人多的多,所谓报禁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大幅度下降。邓小平多次讲过我们要搞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对内开放也包括逐步推进媒体开放。近三十年来,虽然没有放开民间办报,但媒体言论自由的尺度已经大幅度地放开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我国社会主义自由化的重要成果,理应予以充分肯定。媒体的进一步放开实际首先还是在于言论自由尺度的继续放开。至于民间参与传统媒体的创办,这在互联网已经铺天盖地的今天,也已不应再是什么敏感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在媒体继续开放方面,应当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以满足人民的新期待和适应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网友whqhm:老师你好:如何保障新闻的真正自由?

▲王占阳:归根到底,言论自由的保障来自于社会力量给予的保障。当这种保障上升为政治法律制度时,就会实现进一步的保障。所以,保障言论自由首先就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实践言论自由的愿望、勇气和意志。我们不能把保障言论自由的首要环节放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因为这种政治法律制度本身就是需要我们去创造的。

■【主持人】:微博上有网友问:请问王教授,前段时间求是上发表了一篇争议很大的文章,文章里提到《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联想到前段时间,十数名老人写联名信呼吁言论自由;再联想到您个人以前的文章《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化》,您怎么看言论自由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王占阳:应当说,那篇文章对于苏联经验的总结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决定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这在社会舆论问题上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舆论,而不是少数人的舆论控制决定社会舆论。特别是在资讯如此发达、民智如此开化的今天,而且是在社会舆论的基本走势上,就更是这样。如果认为少数人的舆论控制就能决定舆论大势、进而决定国运兴衰,那就是彻底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是典型的唯意志论。邓小平就不相信这一套。他反复强调的就是通过改善人民生活而赢得民心、赢得舆论、赢得前途。所以那篇文章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是与党的理论、党的指导思想是相对立的,大家对此提出批评意见是理所当然的。

这就等于说到根上了吧。

[★独孤求败 转发此微博: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网友真相的未来:王教授您好,我的问题是关于如何对待历史的。您知道,无论是北京日报,还是人民日报,或者新华社,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中,都会提到,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和光辉历程,以及现有地位的正统来历。

但正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到的那样,共产党有功绩,也有错误,甚至可称得上罪行的错误,但我们怎么对待它的历史呢?搞清算当然行不通,但是,没有真相,哪来的和解? 希望能得到您的回答。

▲王占阳:党史中的真相,我也知道很多,而且可能比一般人知道的更多一些,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共产党现在是否应该执政的关键。政党是可以变化的,美国历史上的那个支持奴隶制的政党现在不也还是很活跃吗?共产党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都是正确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大目标是正确的,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正确的。问题确实不少,有些问题还特别严重,甚至是触目惊心,但我认为一切的关键并不在于历史,而是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否在当前的大局之下继续领导中国走共同富裕和自由民主之路。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党的现实表现。只要这一条站得住、过得硬,其他历史上的不愉快的事情,人民都是可以原谅的。

苏联当年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它的历史真相被揭露后,历史被否定;它的现实进步也距离人民的希望差距太大,现实又被否定;历史和现实都被否定,这就形成了人民对于整个党的否定。所以并不是单纯的历史真相和历史否定导致了整个党的垮台。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历史真相,而在于现实的进步。八九风波时邓小平就已讲过这个道理。有改革开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这才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础。我们一定要理解到人民是更加关注于现实问题的解决的。如果不是致力于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以至于现实问题越来越严重,同时又在已经很难掩盖历史真相的网络条件下笨拙地掩盖历史真相,那就只能适得其反,导致与苏联同类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否定,进而导致整个大厦的彻底坍塌。

第十三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统一问题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联邦制?

▲王占阳:单一制与联邦制问题都是可以研究的。中共从“二大”到“七大”,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是主张搞联邦制的。直到1949年才转向搞单一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不仅如此,如果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彻底落实,实际也是联邦制。我们是因为有党的集中领导体制,所以才成为单一制。联邦制对于国家统一的影响首先取决于是何种类型的联邦制,美国是地域联邦制,苏联是民族联邦制,地域联邦制一般对于国家统一没有多少影响。真正危险的是民族联邦制,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因此解体的。所以中国不搞联邦制应该特指的是不搞民族联邦制。我们要保证未来民主改革中的国家统一,还要做一项前提性的工作,这就是逐步淡化,以致最终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的原理和民族联邦制是相通的,其中都包含了导致国家分裂的种子。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还是有时间创造这个前提的。至于将来究竟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这可以研究。我们还可以思想解放一些,考虑实行介于单一制和联邦制之间的某种中间形态。因为中国有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又缺乏地方自治的传统,所以搞完全的地域联邦制,恐怕也不太现实。

    第十四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维权、维稳和军队问题

■网友艾末未:这么多提问的,都很少提到民间力量对政改的影响,我想知道,民间的维权活动对政改的影响有多大? 维权活动的下一步会走向哪里?会不会朝街头化和组织化的方向发展?

▲王占阳: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最重要的是应当加强党和政府对于维权工作的领导、组织、支持和协调,使党和政府维权工作的领导者、主要组织者和主要协调者,形成官方维权工作与民间维权活动的积极向上的协调机制,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的切身利益与社会稳定。

具体做法,比如可以考虑将“维稳办”转变为“维权办”。维稳办比较容易给人以官民对立的印象,形象不太好。邓小平曾经嘱咐我们,千万不要把党和人民的关系弄到相互对立的地步去。这个指示非常重要。把维稳办变为维权办,可以更好地体现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和宗旨,更积极地处理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并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维权办不是第二个信访办公室,它不搞信访,而走依法治国的道路。也就是说,它首先是给受害方提供某种形式的法律援助,在这个基础上,在辅以其他必要的手段解决问题。这个办法是否可行,建议大家研究。

最根本的维权实际还是进行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因为以权力过度集中为病根的苏联政治体制,实际就是导致大量侵权现象、侵权事件的总病根。所以说,从深切关系人民利益的高度看,我们也必须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同意改组军队为国防军并交由包括联合国、大陆、台湾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临时指挥?

▲王占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是国防军。不仅如此,即使在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是国防军。在一定的意义上,所谓军队国家化不应该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事实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已经大幅度地转变为国防军了。

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党与军队的关系不是一个焦点问题,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方向上来没有什么益处,只能模糊改革的方向,徒增改革的阻力。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成立紧急委员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该委员会对于国土分裂活动有核请动武的权力?

▲王占阳:不赞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拥有这个权力,不能再将这种权力授予其他任何特殊组织。搞所谓紧急状态委员会,就有可能违背人民意志,制造政治恐怖。

■网友leocn90:我的问题很简单,请王教授帮我分析下中国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专政”是什么意思。非常感谢。PS:能介绍下这个词如何写到宪法中的就更好了。

▲王占阳:(1)早在1949年9月,这个词就写进了《共同纲领》,这是当年新政协的决定,当时不叫“无产阶级专政”,叫“人民民主专政”。文革后,邓小平再次恢复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这实际是恢复“新民主主义”的先声。

(2)这个“专政”最初是指阶级专政。但到邓小平理论阶段,它的日常主要含义已经变成了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这在《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中表现的非常鲜明。

第十五部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对外关系和两岸关系问题

■武陵山人网友:请问是否同意改组军队为国防军并交由包括联合国、大陆、台湾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临时指挥?

▲王占阳:除我们派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外,中国军队怎么能够交给联合国指挥呢?这是断然不能的!至于两岸军队的关系问题,则应视两岸关系的发展,再予进一步的观察和考量。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由联合国在选举期主持并监督选举?

▲王占阳:不赞成联合国主持和监督中国的选举。因为中国不是“失败国家”。

■网友武陵山人:请问是否赞成国民党民进党等台港澳政党以及海外华人政党组织来大陆建立组织并参加选举?

▲王占阳:邓小平说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但是将来能谈出啥结果来,我也不知道。

■网友大河中游:共产党能否学学国民党主动政改,能不能来一次100年的社会大和解,国共两党和平竞争,我以为这是一条可行且捷径的路!!!

▲王占阳:国民党说不定哪天又成为在野党了,靠不住。一切还得靠自己。

第十六部分 时政评论

■网友爱新觉罗?不易:王老师,让我们谈谈八十年代吧。纵观中共建政60多年,八十年代似乎是其给人印象最好最为深刻的一个时期,那时候面对改革的主观与客观环境,与现在有何不同呢?

▲王占阳:我就是“八十年代新一辈”,对八十年代很有感情。简要地说,八十年代的改革是社会各方普遍共赢的改革,是不断给人们以新的激动和期待的改革,是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为主导的改革。据我所知,这与邓小平在幕后的主导有很大的关系。邓小平那时就一再指出,关键不在于GDP,而在于改善人民生活;强调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再就是,当时主政的大多数还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老干部,他们为民服务的精神比较强,他们作为理想主义的一代仍然在感染着我们的社会,因而官场上的腐败堕落问题也远不像现在这样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心情自然是比较舒畅的。同时,市场经济的弊端还没有显现出来,这也是导致乐观情绪的一种重要因素。

了解了这一切,自然也就知道了现在与那时的区别究竟有多大。

■网友胡公公:请问王老师您对最近的“我爸是李刚”的事件怎么看?

▲王占阳:这件事是对否认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论的根本否定,尽管它本身还不是全面的否定。这种否定是从政治体制改革与解决干部特权问题的关系展开的。

干部特权并非现在才有,孩子无意中跟着父母享受某些特权也并非现在才有,而是早在“文革”前就有了。但那时基本上还是很朴实的,特别是对于孩子的个人心理很少有影响。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革命传统教育,不是特权影响。

说到“我爸是李刚”,我就立刻想到,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曾有一个同学在寝室里神气活现地说:“我爸是营长!”。其实在我们学校里他爸官最小,但他不知道,我们大家也都不知道。当时不时兴这种炫耀,一进学校就是浓厚的革命传统教育,诸如请老红军讲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等等,所以“我爸是营长”很另类,令我印象特别深。但从今天的观点看,这实际只是一个孩子对于自己父亲的一种崇拜和荣耀感,是一种正常心态。那时是“文革”前夕,他爸肯定也是打过仗的,是闹革命的,不是欺负人的,所以“我爸是营长”不含有任何仗势欺人的心理和威胁意味。但“我爸是李刚”的潜台词就已经是“我爸能收拾你”了,这是非常跋扈的!那么,从“我爸是营长”到“我爸是李刚”,这说明了什么?这首先说明:在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长期侵蚀之下,干部特权已经非常严重地发展了;革命党不仅没有转变为正规的执政党,而且更日益严重地蜕化变质了,以至孩子们也变得越来越不像话了。老革命们给孩子的教育与李刚们给孩子的教育显然是截然相反的。干部特权已经如此深入骨髓,由此可见一斑。

再就是邓小平当年提出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干部特权问题,所以这更说明,即使是相对于这个目标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也已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了。严重滞后于什么?在这里就是严重滞后于特权发展蔓延的速度,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速度和进度远远满足不了控制和消除干部特权的迫切需要。现在网上“我爸是李刚”的造句已经达到了40多万条,可见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何种程度了!都到了这个份上了,却还在那里否认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这让人怎么想?是不是非要等到这种苏联政体使得党和国家彻底蜕化变质、革命先烈的热血彻底白流、人民群众走向彻底绝望之时才能叫做“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啊?!简直是莫名其妙!

  ■网友生在红旗下:王先生,请问:您怎么看伟大领袖薄书记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农民上楼、大学生“上山下乡”运动?毛主义是否有重夺政治话语权的可能?

▲王占阳:我在1993年就出版了一部50多万字的《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人总是认为毛泽东思想都是跟改革开放相对立的,作为专业研究者,我不认可这种观点。我认为毛泽东的好多观点,特别是1949年建国以前的许多观点,实际是很适合改革开放的需要的。

至于重庆薄熙来同志主持的工作有声有色,引人瞩目,但是我的研究不够,不能发表完整的见解。我认为打黑是没有问题的,全国人民都支持打黑。唱红,唱唱“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它实行了民主好处多”等等,也挺好。至于“社员都是向阳花”之类,我觉得那不是“红歌”,是“灰歌”,那就不宜唱了。除“红歌”外,我觉得唱唱“蓝歌”也挺好,比如《蓝色的多瑙河》之类,陈老总也很喜欢的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之类,也都非常健康,应当推广普及。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如农民上楼、大学生上山下乡等等我都不大了解。但中国迫切需要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和现代文明理念的有能力的领导人,则应是毋庸置疑的、

■主持人:现在问一个微博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广州的亚运会前两天推出一个非常尴尬的举措,地铁免费,免费是好的事情,但是最后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政府紧接着马上就采取的措施,取消了这个免费,就改成了补贴。我的问题是,您认为现在体制内的政府人员,他们自身对改革是怎么看的?

▲王占阳:其实发达国家也有很多免费的地方。我们是该免费的地方没免费,不该免费的地方却免费了。北京地铁实际上是半免费,也没有全免费。有些地方是需要经济调节的,经济调节的作用好一些。广州市政府也是好心,就是走得猛了点,变成了全免费了,这就出问题了。这里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政府在这些问题上欠缺世界性的视野、理论的功力、逻辑的推敲,政府的决策往往只是少数人的决策。

■主持人:这位网友想要表达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很多政策没有经过调研就出台了。可能本意是好的,但最后产生的效果却不一定好。

▲王占阳:其实这样一种大范围的政策是需要一点调研以至于小范围的试验的。我们不应说任何地方实行免费乘车都会挤成这个样子。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时候,它的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有轨电车,而且凡是旅游者都可以乘坐红色的免费有轨电车,我们也坐过。当地人也可以说我是旅游的,没有人管他,但这种车并没有被挤爆,还是挺宽松的。可见在那种社会环境中搞这种免费车是可以的。但在中国的环境中,因为我们的收入差别太大,低收入群体太大,有的人是能省一分是一分,能省一毛是一毛,他当然就要挤这个车了。这跟人家福利社会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福利社会行得通的免费车,在我们的社会中就行不通,这是很自然的。


  ■主持人:今天王教授已经回答了很多问题,非常宝贵,我相信很多网友都对您今天的回答应该会很满意。我们很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我们想最后请您跟共识网说几句话。

  ▲王占阳:共识网现在成为了中国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和公众事业的主流网站,这是共识网非常重要的成就,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达到这样的境界确实是非常不容易。我对你们过去的成功表示衷心的敬意。对于你们未来的成功寄予高度的期待。

  ■主持人:感谢王教授,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欢迎大家就这个话题继续进行讨论。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10-11-11 12:16:51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Date: Thu, 11 Nov 2010 12:16:51 +0800

公权私有制社会探讨

横舟

    公权私有制社会,是人类最为没落的社会。

    自从有了人类集群以后,人们出于生存的依赖,形成了公共社会。于是就有了社会权力的呈现。各种社会权力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才逐渐形成了公共权力。于是,公共权力就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为了人类社会的公平起见,人们要求社会权力的公共所有,于是就产生了公权意识。公权主导下的公共所有制社会出现以后,社会相对趋于平稳。公权意识也是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明显区别。于是,社会上就形成或者说产生了:公权公有制社会,公权私有制社会,私权私有制社会,私权公有制社会等这几种社会形态。

    公权公有制社会朝公权公有制社会转变,这一过程,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就有过两次,第一次是母系氏族社会朝父系氏族社会转变。那个时候,母系氏族社会的公权公有制转变成为父系氏族社会的公权公有制。父系的公权公有制社会,是民间产生了私有制的社会。

    再有一次,就是共产党以公权公有制社会,取代了国民党的公权公有制社会,而国民党的公权公有制社会,是民间存在私有制的社会。共产党是以消灭是以消灭私有制,构筑社会结构的政体。

    我们现在所探讨的是公权私有制社会。在公权公有制社会形成之后,由于制度的原因,使人们的贪婪欲,和对他人利益的占有欲膨胀。一部分掌管社会权力的人,在掌握了社会资源后,也就出现了侵害他人利益的私心行为。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私欲,由此来改变社会结构,以掩饰贪婪的罪责。

    公权私有制社会是少数人超级享受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社会(如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和炮烙);是少数人为主人,多数人为奴隶的社会;是少数人有自由,多数人没有自由,只是生产工具的社会。是准原则上的奴隶制社会。

奴隶制社会就是劳动者只是获得生存线上的社会报酬,虽然是劳动阶层,但永远是不能靠劳动而获得享受生活的阶层,更不用说致富。他们就像工蚁一样,每天只是早出晚归的劳动,直到死去,然后下一代亦是如此。

公权私有制社会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劳心者也制于人。劳心者永远的存在于幻想之中,甚至于做上皇帝的梦,而事实是,他们的命运已经早掌控在别人的手中。自认为高尚,高贵,其实所干的事情和他们自己的命运,下贱的连奴隶都不如。

    而劳力者,只是社会的劳动工具,他们没有人权,没有话语权,有的只是奉献。奉献他们的力气,奉献他们的身体,奉献他们的财产,奉献他们的年轻女人。需要时,还要他们奉献鲜血和生命。而公权私有者们,在这个社会上,可以为所欲为,占尽了这个社会上的“好”字。什么好他们就要什么。什么好吃他们吃什么,什么好玩,他们玩什么,有什么好去处,他们就去,什么好听的,他们都听,什么话好说的,他们就说。

    公权私有者们所作的大多数事情,都是打着平民百姓的名义做的,什么人民公仆啦,为人民服务啦,想百姓所想啦,共同富裕啦……其实,干的都是毁坏老百姓的利益,给自己抄肥的事情。表面上仁义道德,内心里男盗女娼,不干一件好事。

    公共权力私有制社会,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特殊时期出现的特殊现象,他不同于皇权社会。因为皇权是私权,皇帝的王朝建立起来后,要把自己的私权尽量的共有化(和朕共享天下荣华富贵),这样才能号召其广大的士子们为他卖命。否在,他的王朝就不会长久。而公权私有,是指已经变成公共的社会权力,却被不良势力私有化了。历史上的袁世凯,就是把已经共和了的国家体制,演变成了自己的皇权政治。所以,公权私有制的形成,对于政治体制来讲,很大程度上,是有篡位的成分。

    那么有人说了:王莽也是篡位,你怎么解释?是的,王莽是篡位,但他不是公权私有,他是私权私有。他篡的是私权,建立的还是私权私有制社会。所以,他留下千古骂名,就是因为他不在“公”理上。

    公权私有制社会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因为窃取了公权的这部分人,由于本身就是出于私利起家,在他们掌管了生产资料后,必然要导致全社会范围的分配不公。自身的腐败,本来不够伤及人身安危。可是做贼心虚的铁律使他们无法逾越自然法则的教条,腐败必然残民的天律昭然若揭的又呈现出来。天性使然,这些人必须要以民为敌,从而也奠定了他们自己注定覆灭的下场。

    有史记载的公权私有的最早事件,就是启的即位,这一改变自然法则,倒行逆施的行为,从而使禹的儿子,启,恶名昭彰,遗臭万年。还是这个启,上任以后腐败、残民,暴虐拆迁,逼得老百姓上吊、跳楼、自焚、喝药……最后又把百姓引入战火之中。

    启即位之后,没几年,就把国家搞得天怒人怨,不是这地方干旱,就是那地方洪涝,要不然炎热无比,要么地震、地陷。百姓们流离失所,人不能安其居,鸟不能落其巢。户户有怨声,人人喊不平。

    怎么办?公权私有制的另一个要素,就是战争。启,面对着自己狼藉的名声,在其对于周边矛盾无法进行调节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战争。“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尚书.夏书.甘誓》)”。利用战争,转移社会注意力,改变社会结构,改变自己的困难环境。 然而,好逸恶劳的启,虽然窃取了公权,又通过战争,巩固了自己的私权。但是,毕竟他是个无为之辈,没有给公共利益做下任何好的事情。还连累了自己的少爷儿子,他的儿子即位后,由于不务正业、贪玩,很快失去了宝座和性命。

    到袁世凯这里,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袁世凯利用私利窃取了公权,也遇到了同当初的启一样的麻烦。可是,袁世凯这时候才发现,自己没有发动战争巩固权力的本钱(因为当时,天下公心已定),结果,生生把自己给吓死了。

     公权私有制方面,在历史上只是有几处闪点,但很快就消失了。其公权私有制的始作俑者,都没有得到好的结局。历史证明,社会权利你可以凭着各种手段得到,但是,不要打着公众的旗号营私,你可以强奸一人,但不可以强奸万民。否则,结局可悲。

公权私有制社会探讨(之二)

    专制制度下的经济繁荣,是政权衰亡的特征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有其特定的运行轨迹的,正常的经济运营轨迹是要有严格的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才能运营的。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科学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商品经济的发展受社会体制限制,什么样的社会体制,决定什么样的经济形式。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只要发展商品经济,在人类社会就不会有经济利益分配上的公平,其原因就是因为人类社会永远存在着社会分工不同。所以,国家政体的作用,就是正确的运营好经济发展以后的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的原则,尽量使社会的经济利益分配差距减小,尽量的使之经济利益分配趋于公平,从而消弭社会矛盾。而专制政权的体制是永远也处理不好这一原则的,这是先天因素决定的。

    纵览中国的专制社会史,任何一个专制时期的政权,都是以限制社会的经济发展为宗旨的。因为专制政权认为不能藏富于民间,藏富于民间政权就会不稳固。民间就会出现各种各样要求,这些要求深化以后就会成为权力上的争夺,运用财力聚民以后,就会危及政权。

    中国的老地主有句名言:长工们吃饱了,就不听话了。这也是中国专制制度的永恒策略,即:饥民政策。让民众处于饥饿状态,他们永远的为生计奔忙,就不会,也没有时间考虑危及政权的事情了。而逐利,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特征,任何专制政权专政时期,又都没有真正的消弭人们对于经济利益的追逐。所以,专制政权只能从政治上打压,社会上限制,尽量的使经济运营者没有社会地位,使之成不了气候。但是,专制政权总也跳不出历史的周期律,当主政者的生活消费达到空前奢靡的时候,为了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就需要大量的从民间敛财。这样就不得不放松对于民间经济运营者的限制,大量的搜刮藏在民间的财物来满足自己。

    由此也可以得出,专制政权的衰亡,不是因为发展了经济,而是因为自身的生活奢靡和腐败的原因。统治者需要骄奢淫逸的生活,就要有大量的钱财充实。也就是说,专制政权发展民间经济,不是为了社会的发展,而是为了自己敛财。统治者的需要,给了经济运营者们一个广泛的空间,而且是带着权力进行经济运营,极大的刺激了经营者们的胃口。在权力的化学作用下,社会上的商品经济在短时期内就会突发一个高潮。因为,权力经济剥夺了劳动者的各项权利,专制社会下的劳动者就是奴隶。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没有劳动成本的商品经济,会是多么繁荣。一方面是权力和经济所有者的超共产主义生活享受;另一方面是一群只能吃半饱肚子的劳工奴隶。廉价的劳动力是专制政权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所以,另一个社会问题就潜移默化的埋下了,就是由于社会的两极分化后,激化的社会矛盾。

    任何一个专制政权在它经济繁荣时期,就是腐败、穷奢极欲的生活达到了顶点时期,也是两极严重分化的时候。由于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无法调节,也都是专制政权行将结束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权力经济市场,因为商场上运营的都是权力,所以,都是投机商,没有真正的经济运营者。

    这个时期的经济结构,不是社会正常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是专制政权的权力经济的派生结构,是没有自身生命力的,他们不会再派生出来新的社会力量,更不会作为社会的新的形式存在,它们将随着专制政权的消亡而消亡。

公权私有制社会探讨(之三)

    公权私有制社会的司法机构,沦为权力和金钱交易的平台。

    专制政权的司法机构,就是一个对外不得不设置的摆设,对内则是不可缺少的权、钱交易的场所。对于强权者来讲,法律是他们手里随时把玩的魔方,根据需要,他们随时变换着司法行政的方式和对于法律不同的解释内容。

    而在公权沦为私有以后,司法制度基本上就当然无存了。因为,专权者连最起码的表面作秀都不愿意要了,索性就把国家的司法人员收为家奴。顺者则昌,逆者则亡。这时候的司法机构完全成为了对于当权者的一切胡为,进行“合法”解释和保护的机构。

    这个时期的法律,对当权者基本不起作用,比如:可以冠冕堂皇的宣扬“刑不上大夫”。也可以根据个人和集团的意志,对法律随意的进行修改,即使是加进一些非常荒诞的内容,也在所不惜。懒惰者索性连修改都不去进行了,法律是法律,行为是行为。不管当权者干了什么,司法机构是他们各种不轨行为的保护伞。

    秦二世时期,赵高指鹿为马的典故,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他明确的告诉你,当今之时,我就是法。不以我的意志为原则,就要你 的命。什么国法,什么皇权,都可以搁置一边,因为国家的重权在我赵高手里。这时候的国家法律,就是赵高一个人的意志。

    官员们无道乱法,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当政府官员带头无法无天的时候,社会上的百姓当中肯定就没有法的概念了。当上面法无定法的时候,下面肯定就是不法法也了。这上下一齐乱法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上无道,下无法。官员们带头破坏了天道,百姓们就不在尊法了。百姓们不尊纪守法,个案还可强行专权治理。大型群体事件的发生,就没有法可治了。因为,自然界遵从众人无法的法则,众志成城。民众的意志是天道,是自然大法。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末世时期,都是因为官员们行奸佞、贪赃、乱政、胡为、公权私授、枉法误国,才导致了政权的衰败和灭亡。所以,不管是什么性质的社会,都必须严刑重典的打击官吏乱法之事。

    在私权所有制的任何朝代,国家的府衙制置,都被皇权的统治者视为神器。所谓的君权神授,就是这个道理。那是任何人都不能碰的,碰者死。他们不惜把君权无限的放大,放大到对于颜色的使用,车马住行的安置,言谈话语,以及行文的运行,生活习俗等等……

     而公权私有制社会,对于这种官员们乱政、乱法的制约与私权公有制社会相比,就弱得多了。因为,那些伤害政权的官员们所伤害的不是皇帝个人的私家利益,而且,有时候“大家”都在共同做着各种各样不同的“伤害”之事,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的是“公权”。面对这时候的官吏败行,没有纠正他们违规的负责任者,因为大家都是不负责任者。

    因此,公权私有制的社会,是无法无天的社会。公权私有制的司法机构,是一少部分人的私营保镖公司,司法人员充当的是打手、黑帮的角色。公权私有制的司法内容,是直接残民的主要动力。因为是权钱交易的主要场所,也是社会上各种案件的起始之源。

    人类之所以延绵这么长时间,没有断流,就是因为在人类生活中,遵循着各种严格的社会生活之法。没有这些法则,规范着人类生活,人类社会不可能生存在今天。所以,也可以说法律,是人类生活的准则,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天道。破坏了这一准则,超出了这一天道规律,将会是什么结果呢?历史上的罔替兴衰,不是很好的证明吗?任何一个王朝在他衰亡的时候,法律必然是先被人为祸乱的。

公权私有制社会探讨(之四)

    公权私有制社会的文化,是人类社会最为荒诞的文化。

    袁世凯掌握政权以后,为其回复帝制打造舆论。宣扬尊孔复古,主张女性坚守贞洁牌坊。与此同时,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新青年运动,主张政治上解放女性,变革社会的主张。同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中国的新文化启蒙者梁启超、胡适等人,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之后,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先生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形成了当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清新了几千来飘荡在中国社会上的腐朽没落的陈旧文化。才有了后来的新思想,和今天的文化基础。

    鲁迅先生死后,被国人追捧为民族魂,这是有事实和历史依据的,不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昏头。鲁迅先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之根,这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一民族的脊梁,就是文革时期也没能拆散。

    历史上有多次专制政权围剿文化的事件发生,启在接管政权前后,都大量的制造了很多舆论,宣扬家族政治的责任性,以换取民心的同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明王朝的东林党事件,及满清政府的文字狱,无数次专制政权的对于文化的围剿,都没有能够毁灭中华民族的精神。

    专制政权的社会文化是极其荒诞的,袁世凯为了彰显自己的开明,就曾让其几个姨太太带着一帮妓女搞妇女教育。最后,上街游行,声援他登基当皇上的,主要是这帮人。这个时期的社会文化,都是帝制的优越性。仿佛辛亥革命白搞了,千万人的鲜血白流了,推翻帝制搞错了,中华民族的头上必须要有一个皇上。

    强权下的荒诞文化,会使一部分人顺从,就跟着袁世凯喊恢复帝制;另一部分人迷茫,无所适从,感觉不知道什么是对还是错了。还有一部分清醒的人就不干了,他们愤然起兵,要跟着时代进行二次革命。倒行逆施,必然导致自毙。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春秋》到鲁迅,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就是中华民族的魂魄所在。因为有了《春秋》性格,才有了中华民族性格的成熟。从春秋延续到现在,历经了多少朝代,有多少英烈为了民族的理想,付出了多少血的代价,才使得中华民族蔓延到今天,才有了近现代史上的新文化运动,才产生出了鲁迅这样的民族英魂。

    也正是因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才有了辛亥革命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梁启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是中国新文化的先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也是人类新文化史的典范,抽掉他们就是抽掉中华民族的脊梁,泯灭中华民族的灵魂,就是反华。

    八国联军没有剿灭他们,满清政府没有剿灭他们,北洋军阀,没有剿灭他们,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剿灭他们。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是永远不会被征服的。就像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一样,有高潮,也有低谷。

    公权私有制状态下,那些人类的文化大师们都可以被随意的糟蹋,当代文人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警察随意的带走个把文人,那就不会是意想不到的事情了。这种形态下,打压文化,依然是这一时期专制机构行使其特权的主要职能。

    所以,公权私有制的文化特点,依然是专制制度下的文化特点。这一时期的文人没有话语权,没有人身自由,警察会随时找上你。畸形的社会结构,必然产生畸形的文化。受其畸形文化的本质限制,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也是反文化的。但是,一个不要文化的社会是不会长久存在的,因为社会不能长期存在于愚昧之中。

公权私有制社会探讨(之五)

    公权私有制社会的政治体制,是家族式世袭体制。

    由于公权力的私有化,使得拥有权力者采取了对于权力的世袭制度。就像公侯王爵的爵位世袭禅位一样,老子传儿子,没有儿子传女儿、女婿,一代接一代的传承。虽然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但有强大的科技国防做后盾,十分牢靠。

    这种现象的形成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自身政权稳定性的需要:非我族群,必是异类的近亲繁殖。不能把权力交给外人,交给外人不放心,还是同一血统的自家人可靠。二是私利要求:交出权力就等于交出了一大块社会资源和财富,心理上不平衡。

    面对强大的现代国际社会,操纵着这么样的社会结构,怎么向外界交代呢?那就是抛洒财富与列强共和。宁可予以洋人,绝不便宜家奴。资本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们要的是财富,不是嗷嗷待哺的饥民,谁也不会给人家养贫民。所以,公权私有制社会为了稳定的需要,要制造出一大批贫民来,以示意国际列强们望而止步。

    公权私有制社会还需要有人在底层喊民主,一是借以凝聚自身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二是以适应国际社会的舆论需要。自身内部领域要有一个协调,不能因为财富的分配不均匀而矛盾激化,这就需要有对立面,那些闹民主的人最合适。要时刻被民主派们提醒着,政权的外面有危机,所以自身要增强凝聚力。

    还要适应国际社会的舆论,协调好国际关系,以便生存。所以,有时候不免的还要鼓舞一下民主人士们,为自己的开明营造声势。有时候感觉民主派没有力度了,实在不行,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出来喊两句,以壮行色。

    这一社会形态的存在,最大的特点就是销毁国家的栋梁之材,从上到下一体的贯穿这个主体意识。畏文化如虎,视人才为敌。力图把一切文化和知识型的分子,彻底的泯灭在其还是萌芽状态的时候,实在扼杀不了的也要驱逐出境。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镇压和分化,不惜挥发巨大财力,不惜动用军警宪特。

    然而,尽管弥补了体制上方方面面的漏洞,由于自身智商素质的局限性,各种治国人才上不来,使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制定出长治久安的既定国策。专权者自身的腐败必然导致无限的残民,挥财富于无度,积毒怨于民间。使自己已经置身于火山口上,势危如累卵一样的过着每天都惊心动魄的生活。

    世袭传统掩盖不了自身素质的良莠不齐,更何况是聚集在了一艘帮倒低漏的破船上,难以维系所有的人都同舟共济。即使是掌舵者也是带着迷茫中得过且过的意识,走一程算一程,能走到哪里是哪里,不看前面看眼下的短浅意识。水载舟亦覆舟,更何况是一艘连一张帆都没有的帮倒低漏的破船,深处于社会动荡的急流险滩之中。

    在人类社会滚滚的历史长河中,公权私有制社会只不过是短短的一个瞬间,稍微有点头脑的政治家也不会迷茫到缺失意识的程度。尽早的改变现状,制定出长治久安的国策,以利于民族与国民的康复大计。逆潮流而动的世袭制度,与现代社会的民心不符,乃是国家大政方针的一蚁之穴,将会导致万里江山的崩溃。

公权私有制社会探讨(之六)

    公权私有制社会的武装力量,是政治舞台上的丑角。

    军队应该为国家所有,应该是国家力量的象征。而公权私有制社会的武装力量,对外是仪仗队,对内是震慑民众的虎皮。实际上,公权私有制社会的为政者们,根本没有驾驭军队的能力,只是出于国家建制的需要,不得不养一支军队充样子而已。但是,军队是属于国家公器,是国家非常特殊的组成部分。

     军队作为国家威仪的象征,要给外界一个冠冕堂皇的形象,也是国家威力的展示。但是,在公权私有制社会中,军队就成为了当权者不得不具备的累赘。对外虽说是仪仗队,但是人家不拿你当仪仗队,就是一些周边的鸡毛小国,也会让你战车横卧,旌旗倒置,弄你个灰头土脸的,出尽你的洋相。

    对内,它们又是张牙舞爪的老虎,以震慑国内不满意的国民。但是,又有养虎为患的铁律,兵者凶器也,自古就有此说,弄不好自己养的老虎要找上自己的麻烦。所以,养虎者总是处于胆颤心惊的状态下,时刻又防备着老虎伤及自身。

    公权私有制下的军队本身也是出于被动状态,因为毕竟是为少数人看家护院的,有一个军人脸面上的光彩问题。再有就是正义之剑和非正义之剑之间是有差别的,那个为武者愿意为非正义者看家护院呢。

    公权私有制的社会状态出现,实际上当权者就已经与国家脱离了。当军人在民众与为政者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就出现了难堪的局面。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于是就自然的沦落到了丑角的位置上。

    军队应该属于国家,军队必须要效忠国家。在公权私有制社会,军队在国家与为政者之间迷失,是正常的。但是,军队在这个时候必须要选择民众,因为,这时候只有民众才是代表国家。因为,军队存在的条件就是必须保护民众,否则,它就没有存在必要了。

    军队不能成为个人或者少数人捞取私利的打手,更不能成为少数私利分子劫掠平民百姓的帮凶。否则的话就不能称其为军队了,说好了也只是个绿林英雄,而不是执掌正义之剑,保卫的国家的武装力量。所以,公权私有制的为政者,要尽快摆脱这个诡异的社会

公权私有制探讨(之七)

    公权私有制社会的官员结构,是人类社会的倒悬。

    公权私有制的官僚体制是世袭制结构,实在摒弃了崇高信仰后产生的怪胎。所以,出于这种特殊结构的性质,在官员们的任用上也是任人唯亲的。因为他们奉行的是党同伐异,非我族群,必是异类的意识形态准则,是绝不容许他人染指政权的。

    这就开创了一个恶性先河,就是用人上都要使用比自己弱的,比自己本领小的人,就像武大郎开店一样,不能用比自己高的人。再通过近亲繁殖,物以类聚等过滤手段,组成了一个强大而又瘫痪的官僚机构。

    试看:在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社会底层都存在着这样一群人,就是象:镇关西、牛二、西门庆……流落在社会街面上的泼皮无赖们。他们在街面上,打瞎子、骂哑巴,刨绝户坟、踹寡妇门,横行乡里,强男霸女,社会俗称二流子,泼皮混混。

    在公权私有制社会里面,这个层面的人就消失了,在街面上很少能看到他们。那么他们到哪去了呢?由于他们的优点:没本事,没志向,没好名声,没有人缘儿。就成了当权者们广为关注的目标,继而成为当权者物色使用的可靠对象----他们变成高球了。于是街面上的那点事情就官有化了,合法化了。

    把这些人弄到政府里面来,没有学历的,让你有学历。没有人缘儿的,让你有人缘儿。没有地位的让你有地位,总而言之,只要你听话,干什么都行。给你高官,给你厚禄,还让你象高球那样,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

    这样一群人掌握重权之后,由于他们是一群:赌徒、淫棍、酒鬼、烟客、骗子、妓女之流,天生的人种下贱低劣,难以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性和作风。可是由于他们手里有权,社会上就不得不顺应他们的下流生活,在他们手握重权的状况下,形成一时的流行风尚。

    这时候的社会流行的是吃、喝、嫖、赌、抽,笑贫不笑娼的下流文化,他们可以公开的宣扬这些下流文化,把他们推崇为主流文化。这就要无情的打压传统文化,诋毁人类文明。如果不这样,他们的下流文化抵制不住主流文化的传播,他们的行为就要受到传统道德与法律的制裁。

    所以,要千方百计的诋毁、堕落人类社会文明,泯灭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打压人类文化精英。这样,才能给他们挤出一个让蛆虫能够适应和生存的环境。而为了这一切,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暴力残民。激化和恶化社会矛盾,借以转移公众视线。实在转移不了的,就动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进行镇压。这个时期的百姓和人类社会文明就象鱼肉一样的摆放在案子上任其宰割,没有一点反抗余地。

    这个时期的社会风尚,由于这些“倒行”官员的胡为,完全的处于诲淫诲盗,恶性暴行的文化氛围里面,他们把社会矛盾制造的复杂化,让多数百姓处于生死线上,忍受着恶行官吏的蹂躏。把国家的稳定建立在这些恶行官员的残酷暴政上面,开放和允许他们对百姓的野蛮劫掠和盘剥,以保证上层权力机构的“稳定”。恶人当政,必然导致恶性残民。

    公权私有制的社会结构,就像漫山遍野流放着人群,而放牧者,是几只猪、羊、牛、马。特殊的人类历史时期出现的这一特殊的人类社会生存景象,是人类社会的悲哀,也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耻辱。你被一头头猪流放,活得可荣光?

 

 

 

 【大军网编者按:柳先生这个人算是白活了,中国文化正面的东西没看到,只看见了坏的。这就是典型的片面。仲大军先生在前几期文集里已给大家推荐《礼记》的“儒行”等文章,希望大家好好读一读。建议大家看问题要全面!】

发件人:<lxpbkyx@sina.cn>  2010-11-14 12:01:3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当将中华文化一把火烧掉

    你好,大军先生,我并不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人,但近来深感我国文化队我专制政府和民众的影响已根深蒂固,并以影响到我国民主的发展。深思之余,浅作一文,发来你处。柳祥平

当把中华文化书籍一把火烧掉!

柳祥平

    曾看鲁迅先生描写的假洋鬼子、赵老太爷、孔乙己、祥林嫂、润土、阿Q等一干人,曾看老舍先生笔下的唐铁嘴、刘麻子、黄胖子、宋恩子、吴祥子等一班人,曾看柏杨先生将国人的脸皮一层层地剥了个精光。原以为,社会各色人物五彩纷呈,为官者的精明,为民者的苟且,各阶层各有其特点。作为老百姓,精明者毕竟个别,大多不过是平常人。或许有一些会像祥林嫂一样或许有些个麻木,会像润土一样或许有些个木讷,会像孔乙己一样或许有些个迂腐。但像唐铁嘴刘麻子假洋鬼子一干人等,不过是一些人的嘴脸,一些人的丑陋而已。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些人,而是很多很多,而且这种人还会像瘟疫一样在蔓延,有迅速膨胀的趋势。并且他们不再是掩掩遮遮羞羞答答,他们昭然于我们的周际,那丑陋不堪脸皮儿傲然地在那挂着,在我们眼前恣意地游荡。
    近来常感喟当今社会种种丑恶现象,国人民风民俗的每况愈下,社会道德正义的岌岌可危。忧心之中,免不了要寻根问由。赫然发现,这问题,尽然出在我们一向标榜的煌煌千年文明的文化之中。
    当今社会,我们不难看到,不管哪里发生了什么事,都会有一大堆围观者,其情景犹如鲁迅先生《示众》和《药》中的看客,甚至比他们有过之无不及。旧时的看客们,对许多数人来说,这世间的事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与自己是无关的。而一旦在其他人身上发上了,他们只会充满着好奇。内心的麻木,少有知道许多事的发生也是与自己千丝万缕联系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天威”是不可触犯的,有史以来生活就是这样的,谁教你多事?现今的看客们,则不仅是好奇,他们也感知这世道的种种不公和不平,自己身上也或多或少患着相似“病”,心里也常是愤愤然的,但多少还没有被逼到这一步,所以就会庆幸,就会幸灾乐祸。所以在我看来,这恐怕不只是麻木,而是良知的丧失,是道德的沦丧。
    即或是一些善良的民众,也多少沾有一些阿Q的习气,看到比自己好的便免不了要羡慕要攀附,在内心却又充满着怎样的嫉妒和仇恨;看到比自己差的便免不了会不屑会鄙视,在内心却又充满着怎样的得意和傲气。所以,见了权贵便会将脸上所有的肉堆在一起,拧做一朵花儿在迎着,低首俯身像绵羊一样恭顺,甚至会像狗儿见了主子般的频频摇尾示好;见了下属或见了不如自己的,便不知哪来的傲气,变成了刺猬。这时,你需离他远远的,否则即便不刺你,也会摆出一副驴脸来,让你不顺畅,有时甚至还会像恶犬一样狂吠几声以示威严;见了同僚则满脑袋都装着 “智慧”,行事诡秘,处事狡黠,遇到了不平,多不敢直言,喜欢背后捯饬,善于忽悠他人,总想着坐收渔翁之利。

    难道他们对此种种恶习浑然不觉?我看也不是。在当今世界“西风”劲吹的潮流中,尽管他们也会随着新思想的渐入在内心深处有着种种的变化,使他们的中间的一些人反省到自身的丑陋和卑劣,也由此常常遭受内心种种的煎熬和苦闷。无奈他们就像一个久受禁闭或将是一个奄奄一息的人,也渴望着能有一缕阳光照射进来,温暖一下早已冰冷的心;渴望着有一丝新鲜的空气吹进来,荡涤一下早已污秽的胸腔。如同旷野中几声惊梦般的呼喊:“起来!挺起你的摇杆来!”但只如酣睡中的梦幻者,猛地被惊醒了,乍地坐了起来,稍后便又佝偻起来,沉睡过去。
    是的,他们已无法摆脱这种内心深处的桎梏。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酣睡,习惯了这样佝偻着腰身去苟活,习惯了在这种恶浊的环境中做着相互撕咬拼杀游戏。或许他们也多有不如意,但这种麻木了的习惯又自感着种种良好,总能找到不如自己的,跟他们比,找出平衡点,找到自豪感。如同一只匍匐于禅后的螳螂,那顾得身后黄雀;如同一只栖息于河马身上的红嘴牛椋鸟,哪管得周遭的污秽和险恶。又如同荒野中的一群正在啄食鸟儿,偶尔也会被远处一声尖利的声响惊掠而走,但旋即又飞回来继续着它的啄食,因为他们习惯了在这样一方土地这样一处环境中觅食嬉戏,尽管在不远处常常还有难以预料的险恶在等待着他们。
    在他们而言,那这种渴望不过是脑海中一瞬间的愿望。他们更害怕破坏了已有了的习惯了的酣睡,他们不愿将这一场梦弄醒,哪怕是恶梦。毕竟这种酣睡对他们来说也还有几份满足,偶尔也有几份意淫的快意。一旦失去了,便什么都没有了。这一缕阳光、一丝空气,在他们来说,虽是新鲜,或许也能感觉几份短暂畅快,但更多的只是好奇而已。就如同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些乡民们见了燕尾服、文明棍,在短暂的好奇之后便免不了要排斥,要嘲笑,全然不知自己的浅陋和短视。因为在他们的思想深处,这天地世界本就是这样的,是容不得怀疑的,更是动摇不得的,所以是容不得你去动“歪脑经”的。

     在他们的眼里,世世代代都是如此,故而他们也当如此吧。看来,这数千年文明,数千年的文化浸润,已成为沉垢,难以剥脱,使他们所有的参悟也都禁锢于此。故而所思所想也在此,生活也大抵如此。

    当今的世界,都在提倡世界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只有我们还在乐道于适者生存,强者为王。满世界都在推行普世价值,只有我们还在崇拜金钱,崇拜权力,崇拜你死我活的争斗。

    过去我也曾与众多朋友们一样,一说起我中华民族便有一种“泱泱大国,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自豪,这种自豪不仅溢于言表,更火热于心。而今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便免不了要产生种种疑问。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礼”,谁在奉行这这种“礼”,谁又在享受着这种“礼”遇?想到这些,便对我千千万万民众在这种“礼”的教化下失去了独立的思想和人格而愤慨,却又很是无奈,因而就如鲁迅先生所说“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了。但回首想想,这责任在谁?在我中华千年芸芸众生吗?不,是在这一朝又一朝血淋淋大刀下,用这标榜着的煌煌千年文明教化愚弄着我一代又一代千千万万民众的结果。正鲁迅先生言:“翻开历史,那一页不能看到血淋淋的两个字:吃人!”这吃,不仅在吃着别人,也被别人吃!他们的愚昧和麻木也正在于此,谁又逃得过?

    我们千年的文化有什么?很多,但总的说来却又逃不出“四书五经”和“三纲五常”的范囿。它们里面有没有优秀的思想,有!但作为统治者对老百姓进行教化的思想,都是被骟割了的“精华”。世界各国的文化和文明的传承大都遵循一个重要的原则:“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在我们这数千年历史中文化和文明的传承也遵循了这一原则了吗?我看没有!我们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唯统治者的马首是瞻,是:“取其糟粕 去其精华”。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除了知道这“四书五经”“三纲五常”里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有“仁、义、礼、智、信”。还有别的吗?没有!这些被骟割了的思想足以将人变成愚忠的奴才,变成势利的走狗。我们除了知道孔子一些有关“君臣、礼仪、教育”方面的思想,还知道其它的优秀思想吗?不知道!孔子晚年的《儒行》中的“不臣不仕”等独立的人格思想,我们少有知道的,都被一代又一代的当政者骟割掉了。这些骟割了的思想,使我千千万万民众失去了自由独立的人格,将人驯化成奴才,驯化成走狗。

    也正是这千年奴才文化的浸润,才养育出我们民族特有的奴性,使得封建专制得以一朝又一朝延续着专制。正如西方哲学家黑格尔所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数年前有人说当将我四大名著一把火烧掉,我当时很为反感。现在想来,确有道理。这四大名著,的确是我国千年封建历史奴才文化浓缩了的一部部将人驯化成奴才和走狗的“精华”。

    且看这《三国演义》。蜀主刘备虽盗得刘氏宗室的名号,且有足智多谋诸葛亮的相谋,横刀立马五虎将的相助,虽最终仍逃不过“功败垂成”命运,却仍得个英主的美名。而“功成名就”的魏王曹操,不过获得了个奸雄的恶名。这似乎也不符合我们历史上一向遵守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理啊。仔细想来,他的作为,维护了封建皇朝的业已残败尊严,短暂地延续了危如累卵刘姓天下的血统,尽管这一脉血统真假难辨,尽管这短暂的延续使得生灵更加涂炭,但这正是一代又一代封建帝所王希望的。就连那关羽,不过一莽夫而已,他又做了什么?竟然被称为关帝,并处处立庙。他忠义的那个残败破落的刘姓天下尚需打个问号,确切地说不过是追随了一个沽名的刘皇叔,而让人津津乐道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也不过是护了个沽名的皇嫂。凭借诸葛亮足智多谋尚不能挽回一垂死的刘姓汉室,更何况这一介武夫乎!

    数年前看电视剧《水浒》,妻子看了著名演员李雪健演的宋江,愤恨地说:“他咋演的?一个梁山首领,有那么多‘好汉’帮衬,又屡战屡胜,非要投降受什么招安那。尤其见了皇帝,就跟没了骨头,活像个奴才似的,把一个好端端的水泊梁山葬送掉。”我笑着说:“这你就不懂了。他演得是非常到位的,把宋江的骨子里的东西把握住了。宋江虽是梁山首领,带着一帮‘好汉’看起来不怕天不怕地,所向无敌,但他与他的兄弟们骨子里的奴性是改不了的,这就是几千年教化的作用。”妻子虽默然,但她那里知道,几千年的教化,已使宋江等一干人习惯了暗度陈仓逞凶斗狠且黑白通吃勾当。其目的,就是为了一朝成为鹰犬,成为奴才,匍匐于主子脚下,光宗耀祖。就这样一群人,黑白均沾,在我国民间多少年来竟被传为英雄,让人仰慕不已,崇拜不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再说这《西游记》。孙悟空本事比谁不大,上天入地,斩妖除怪,但却只能受着这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又不能识妖除怪明辨是非唐僧的管制,乖乖地送他西天取经。明确地告诉你本事再大,也不过是奴才,得尊礼,得守规矩,得听话。否则,有紧箍咒等着你,更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即便是斩妖除怪也不能由着性子来,也还要注意分寸,要适可而止,要知道他们后面可都有着后台,是各路神仙的卒子。它整个就是一本对老百姓的奴化教材。而作为一部煌煌巨著《红楼梦》又怎样呢,不说也罢。

    尽管如此,我们的文化培养出了奴性的国民,我们的封建专制政府就长久了吗?没有!我们看到,尽管新的专制政府也会汲取前朝的教训采取一些休养生息的惠民政策,尽管专制政府也会采取一些比较严厉的措施提高政府的执行力或反腐等,但作为一个专制政府,不说它法律制度在制定上的偏颇,单说它的政府职能的实施,它的实施主要不是靠法律制度运作行使的,而是靠一级一级的“圣旨”来进行职能的行使的,说穿了看上级的眼色进行职能的行使的,因而它是无法克服人性中的私心和私欲的。尤其是当政权一旦稳固后,专制也会进一步得到强化,国民奴性就会得到极度得张扬,往往就只会顺着统治者的心情唱赞歌。这样,更使得政府机构运作系统和自身的免疫系统逐步失灵,社会矛盾就会进一步恶化,少不了会出现种种的内腐外侮,以致于最后积重难返。

    而这种奴性又不可避免地与趋炎附势有奶便是娘等种种恶习并生,人人盼望着成为奴才,争当奴才,以达到享有特权,光宗耀祖的目的。对于权贵,能攀附则攀附,攀附不了给拧劲,使绊子。迷信权力,崇拜特权,更崇拜金钱。只要能攀附权贵,什么招都有;只要能弄到钱,什么主意都有。即便什么都弄不到,就等着看人的笑话。指望着别人出点事,找心理平衡。在这种争名夺利的氛围中,倘若你想过一种宁静淡然的生活,就会被人视为平庸无能因而被人瞧不起,遭人嘲弄,使你无法恬然独行。相互之间,明争暗斗,如一盘散沙。一旦大难来临,不仅会“各自飞”,还会因内心积攒的诸多不平反过来帮着新主子咬旧主子一口。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历史上虽然也还有几个能担当的,有几个忠臣良将,有几个民族英雄,但仍未能挡住他们所效忠的皇朝的衰败。那些愚忠的忠臣良将民族英雄们,得到了主子们的嘉赏了吗?没有!宋末的岳飞、明末的袁崇焕都曾使他们的敌人闻风丧胆,但哪一个又能将垂危的皇朝力挽狂澜了,哪一个又得善终了。个中缘由,不言自明。

    这都说明,一个充满奴性子民的国家,当专制政府一方面凭借着国家机器压制民众,一方面又只喜欢听赞歌的时候,它势必将会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力,步入危境也浑然不知。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也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去年,有一篇文章说,日本侵略中国时,有的县只派了一个日本人就能完成这个县的统治。过去我不相信,现在我相信了,这归功于我们数千年的奴性文化。就是现在,我们也常看到一些地方政府,一些企业,上面只要派一个人就能领导这个地方或企业的运作管理,也不管他是牛鬼还是蛇神。

    这种遗患,不仅于国内,就是迁居国外也一样暴露无遗。曾有说我中华子民移居欧美后,常有责怪我中华国穷民弱,造成他们在欧美的社会地位不高,以致于常遭受不公平待遇,遭歧视、受欺凌等种种问题。试问,那些非裔等其他居民他们祖国比我们强大吗?我看没有!但他们为什么在欧美的社会地位远比华裔高呢,在我看来他们没有华裔身上那种文化沉垢在作怪。他们不会像华裔一样一盘散沙一样各自干着攀附权贵勾当,也没有在同种同族同事朋友间勾心斗角互拆墙脚相互挤兑的种种心计和天赋。他们或许没有华裔身上那种小聪明,行事却有担当。因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在欧美逐渐得到认可,并赢得尊重。而我们华裔则近数百年固步不前,实非偶然。其实,我们华人何止在欧美抬不起头来让人瞧不起,就是我们的周边东南亚一带也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这方面的事例就不再多说了。最近常有报道说我们的火箭上天了,我们主办了奥运会世博会,华裔们的地位提高了腰杆子直了。在我看,这恐怕难。华裔自身的沉垢不除,很难会有实质性的改观,至多不过多听几句恭维话而已。

    说到文化,我们仍免不了要谈到书。那么,我们可以看看,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们在看什么!他们在看《资治通鉴》,在看《二十四史》。他们在里面寻找治国方略,说穿了是寻找人治方略,愚人方略。表面上看是为了政权的稳固,国家的长治久安,实质上是为了专制特权的代代相传,他们不可能放弃专制带来的种种特权来搞什么民主。纵观我国数千年历史,我们的千年文明千年文化,如同一部机器,教化出的芸芸众生,外表看起来不一样,本质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关羽,还是宋江。也不管是赵贵翁,还是陈老五,还是是佃户,他们的思想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性子都是一样的,都充满着奴性。或许也有几个如鲁迅所谓的“狂人”,只恐怕还未冒出“尖儿”就已成为社会的“弃儿”,置之死地而后快,或成为砧板上的“鸡”,以免猴子们猖狂。使统治者一代又一代在延续着人治,延续着他们的专制。

    历史上的元、清两朝,追根溯源,他们的先祖,在我们汉人眼里不过是“夷人”而已。但他们将却宋、明两朝这个自傲于天下的“巨人”打得一败涂地,赶出了历史舞台。一方面,说明这些“夷人”的文化中由于是有多个部落组成的文化思想,或许还有一点开明之处,或许还有一点民主之处。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奴性文化的沉荷痼疾难去。只可惜,当他们坐上了皇帝宝座,又迫不及待的把前朝的旧衣披上了,这也是他们势必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我们近代历史中,不管是洪秀全的天朝天国,还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它们革命的初始阶段都无一不借助了一些西方民主文化,推翻了前朝的专制独裁政府。只是,当他们借助西方民主文化夺取政权以后,由于他们在骨子里也还有着封建专制的余孽。一个干脆迫不及待地成立了天朝政权,自立为“天王”。一个虽则口口声声要搞民主,却又让一些御用文人大肆放言,说什么在中国谈民主为时尚早,中国的国民素质还达不到等种种理由做借口,故而建立起来的政府,仍逃不出专制独裁的魅影,使得我中华奴性文化再一次四处泛滥,社会种种矛盾和困境又危机四伏,难以化解。以致于使它不退出中华民族的政治舞台,就只好退出了中国大陆历史舞台,偏居于台湾一岛。当今的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跳出此范囿了吗?我看没有!

    数千年来我们的老百姓,世世代代只在看《四书五经》,也只能看《四书五经》。因为,它是我国科举考试人才遴选的唯一途径。通过科举考试,不但给人以“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种种幻梦,更主要的给人了做奴才的资格,可以借此光宗耀祖。这近百年,我们的所谓的正统的教育中,虽然也还接受了一点西方文化、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我们民众在文化教育中所受的知识和思想仍逃不过这些历史典籍,这些历史文明中被骟割了的“精华”。

    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仍旧不过是看看《红楼梦》、《水浒传》,看看《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被骟割了的精华。因为这些,仍旧是我千千万万中华子民文化教养的象征。即便是有几个在闲暇之余,还看看《西厢记》之类言情小说,还看看《聊斋志异》之类的鬼怪小说,还看看《三言二拍》的因果报应小说。若仔细品读,它们仍旧跳不过封建礼教奴性教育的程式,它在调剂着人们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灌输着奴性思维。而与它们一起在民间流行的,恐怕最多的还有《菜根谭》《厚黑学》等一系列教化人们如何在专制社会中苟且投机钻营等技巧的一些书籍了。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培养我们独立人格的良师益友?那些看西方小说的,也大多不过寻章摘句用来装点门面而已,如同假洋鬼子身上的燕尾服,手中的文明棍,真正知道,真正懂得的,又有多少。这也就是我们有许多国学大师,却没有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大师的原因。

    近代一些能称之为著名作家的作品,仔细读来,也大多不过是一些御用文人用来讨好主子欢心的歌功颂德的贡品,根本没有什么新的先进的思想可言。而真正能称之为文学大师的作品,在我们这个时代又少有推崇。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反映出了过去和现代社会中我们人性中一些丑陋不堪的东西,反映出了我们民族骨子里的奴性,还有投机、奸诈、虚伪等诸多不光彩的一面,让人看了多少有些不舒服,感觉在打自己的脸。它们太不符合时代潮流了,不得不被束之高阁。所以我们不难看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种种怪现状仍在我们身边重演,鲁迅老舍笔下的众生相仍在我们身边游荡。

    这让我不得不想到,当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奴性盛行的时候,也常常是一个专制盛极之时,麻木者更麻木,奸宄者更奸宄。社会上势必会有像假洋鬼子唐铁嘴刘麻子宋恩子吴祥子等这样的一群鬼魅恣意横行,正义被搁置,道德在沦丧。这,也是专制社会必然的产物。

    当今的社会,说来已有了百年的思想解放历史,尤其是在这近六十年,我们的思想解放了吗?我看没有!因为我们仍可以看到,种种封建遗患总是因某些政治上的需要以各种面目出现。诸如我们一方面高喊着“打到封建王朝!”、批判着“吾皇万岁,万万岁!”,一方面又在狂热地跳着忠字舞,山呼着“XXX万岁,万万岁!”、“XX党万岁,万万岁”;我们打倒了孔家店,砸坏了孔家庙,如今一个个又以国学的名义香火又旺了起来。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在我们政治生活和工作运作等诸多方面,不管是国家的法律,还是政府的有关政策法规,都不容置疑;只要是领导说的,都必须遵照执行。这就如同封建皇朝的帝王,他们是金口玉言,他们的权威动摇不得。每当我们的社会运作出现种种问题的时候,不能去怀疑我们政制体制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不能去怀疑否定领导者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只是指责某个人或某些人的问题,痛恨于他们,批判他们,鞭挞他们。这无疑是以替罪羊的手法来达到平息民怨的做法。所以,尽管在执政者的内心深处或已意识到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大失误或错误,但我们仍要高举前任的“伟大旗帜”,坚持“两个凡是”,继续着“四个坚持”等一系列错误思想,掩盖执政者的失误。而不是想着要从根本上去改变它,使它顺民心,顺潮流,固守着原有的政制体制不变。这在当今世界,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想,这也是我们一向标榜的煌煌千年奴性文化遗患所致。如此文化,不如一把火烧了去。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0-11-12 12:57:24 +0800 收件人: "editor" <editor@qstheory.com>, "dxxuebao" <dxxuebao@126.com>,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周恩来如何在1964年准确预言苏联解体过程?

周恩来在1964年准确预言苏联解体过程

权延赤

2010年11月12日

     美国对东欧实行和平演变,苏联跟着要东欧资产阶级化。先露骨地出卖西柏林,能出卖西柏林就可以出卖东德,进而出卖整个东欧,最终必然是出卖苏联的所有革命成果……一切谈判,无条件是鬼话,谈来谈去就是出卖,最多谈出个出卖条件……

    苏联的经济很僵化,停滞不前,民族矛盾复杂……最终是要出大乱子。

    人的一生都少不了说几句“预见预言”,哪怕是为了表达某种信念或诅咒。比如撤离南京时,多数人都郑重讲过:“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电影里也是这样演的,但是没有谁像周恩来那样具体、细致、准确地预见其过程和结果。

     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建立在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是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通过科学智慧的分析判断而作出的。

    1941年12月13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预言:“太平洋战争将是长期的。初期还会有若干挫败,也许会丧失若干岛屿、某些土地以及某些交通线……解决日本以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英美今天还不能,且不宜对日立即采取攻势,而须先巩固南太平洋圈内要塞的守卫。必须以持久的消耗战和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他,才能制他于最后的死命。必须记着,生产能力是决定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

    这是周恩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5天后所写的文章。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完全如周恩来预言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展开。70年代我看日本拍摄的电影《啊,海军》,其反映的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也完全与周恩来的预见相吻合!若没有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地理、历史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丰富知识,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预言的。

    1949年,周恩来检查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鸟瞰当时成十字形的“广场”,对北京市的负责同志们预言:“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天安门城楼这么雄伟,将来一定要配上个大广场;周围的规划要从长计议。我看东面可以建一座历史博物馆,西面可以建个大剧场,作为人民聚会议政的地方……”

    10年后,经人大代表及专家们讨论、研究、设计、建设的天安门广场完全与周恩来建国时的设想不谋而合,只不过这个“大剧场”的名称叫做“人民大会堂”。

    有时,周恩来的预见颇有些“神”,若被算命先生拿去肯定要大做文章。话虽如此,这些预见确实证明了周恩来观察事物之细,知人之深,深谙事物发展的规律。

    那是1957年春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日程包括游览杭州。周恩来提前一天到杭州,准备迎接。

    早晨起来,我们工作人员陪他散步。走到一座寺庙前,周恩来朝着庙顶注目片刻,忽发一声感慨:“再过几年就不会有人来抽签了。”

    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从我个人跟随周恩来十几年的体会,他不信神,不信命,并且竭力在领导全民族走向科学。但是,在他破除迷信时,不能不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几千年来都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既要破除迷信又要保护民族文化,既要同宗教的反科学性作斗争又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里就有一个矛盾,在把握和处理上,政策性是很强的。1957年春末是处于一个微妙的时刻,富有政治生活经验又处于权力最高层的周恩来当然很清楚地感觉到那风暴到来之前的动荡。他一边感慨一边侧过脸,望着站在他旁边的外事秘书马列,问:“你有什么心愿没有?”

    马列挠挠头,说:“今年我的大孩子要考中学,我希望他能考上个重点中学。”

    周恩来目光一扫,天还很早,四周围没有行人。他忽然发笑,朝庙里指指:“那你进去抽个签看看。”

    马列也笑了,只当是开玩笑,果真进了庙。工夫不大,拿着签出来了,是半尺来长的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卦词,嘟哝着:“这写的什么东西啊?看不懂。”

    周恩来刚接过签,就轻轻“哎呀”一声,说:“糟糕,是下下签。”马列皱着眉头抱怨:“老和尚刚睡醒,迷迷糊糊,见我不烧香不拜佛,上去就摇卦签,他不高兴,准是咒我呢。”

    周恩来一句句地解释那几句卦词:“这是说你办事不顺,万事难如意,还要倒个大霉。”接着摇摇头,笑道:“马列,你要遇上不吉祥的事呢。”大家哄笑一番,并没放在心上。结果,马列的大孩子如他所愿考上了重点中学北京8中。他高兴得很,那个卦签简直是胡扯淡。可是,没等他笑够,他的爱人林颖就被打成了右派,从行政12级降成14级,开除党籍,调离纺织部,下放到保定化纤厂去工作。这种一连串的倒霉事叫贺老总一说就简单了。

    贺龙曾对廖汉生等将军说:“运气这个东西就是怪,你们说有没有?我看是有点。运气来了,牌坊也挡不住;运气要是走了,牛也拖不回来。”其实,贺龙所讲的“运气”,是指一种客观规律性,而规律这个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周恩来听说林颖被打成右派,并没立即找马列谈话,也决没因此“株连”马列。只是后来聊天时,随便说几句:“都是工作上的事,不要背包袱。其实林颖同志就是娇骄二字,是个阳性人,有啥说啥,心里不藏事。”周恩来这个评价与组织部对林颖的结论相距甚远,这是因为周恩来讲的都是实话,而非政治上的风头话。林颖确实是冤枉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是错划了。她不过就是坦荡直率,敢讲真话而已。周恩来了解这种同志,是“阳性人”,不是阴面人。

    我个人常想,卦签的事周恩来也许是说签巧合,但也不排除他知人知形势的一种预感。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要求反右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许多中央的领导同志甚至讲,不研究反右的问题不参加会。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料定反右运动势在必行,运动一旦起来,不可能四平八稳,历史的经验没有不误伤人的,特别是那些“阳性人”容易受到伤害。

    周恩来的组织纪律观念在党内可说是最强的。他不可能去插手一级组织的工作为林颖解脱,但也绝不因此对马列有成见,在生活上,他比过去更关心马列,常问候他爱人和家中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是在表明他的态度。讲这些小事上的预见预言,是为了引出我要讲的周恩来的第三个预见预言。这个预见预言已经完全被今天的事实所证明。那还是吃“精神食粮”的年代,社会风气好,群众热情高,但吃面要面票,吃肉要肉票,吃蛋要蛋票,广大农村还为温饱问题发愁。

    不过,还有比我们更愁的。比如“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反对修正主义最激烈,国家也最穷;过去依赖苏联吃饭,这时依赖中国吃饭。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列加又来访问了,说白了就是要援助。当时要援助要得最厉害的就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而且给少了不行,动不动就闹“脾气”,惯出毛病了。

    那几天周恩来心情很不好。老百姓只知道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知上面有争吵。双方谈得不好,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后来,总理决定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意思是叫他们看看我们的农民是怎样一种精神,怎样一种奋斗。科列加去看了,说了许多赞誉的话,但东西一样不少要。

    送走科列加后,周恩来心情沉重。当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场合,接连讲过几次: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

     周恩来对此是赞同的。他在送走科列加后说:搞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经济上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阿尔巴尼亚在经济上只会依赖我们,他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迟早是要垮的。

     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曾寄希望于新领导班子。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失望了。回国后,他作过一次形势报告,对阿尔巴尼亚、东欧乃至苏联今后的发展作了具体详细的预测预言。

    早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时,毛泽东曾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至此已经登峰造极,恶贯满盈,从此要往下走,走向他的反面。这个预见被证实了,不到三年赫鲁晓夫下台。

    1964年10月19日上午,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作报告,讲赫鲁晓夫下台,不讲垮台。他说:“娃娃们议论纷纷,垮台跟下台有什么区别?”周恩来解释了区别。一个赫鲁晓夫下台了,但其思想、路线、政策并没变。最后变不变还要看。所以讲下台不讲垮台。

    去过莫斯科,证实赫鲁晓夫是下台,而非垮台。周恩来在分析赫鲁晓夫的假马克思主义时,有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许多人都作了笔记:“(他们)连资本主义也不如。阿朱别依(赫鲁晓夫女婿)去访问西德,据说他访美访法访西德,主席团不同意时,赫就让他当《消息报》主编,一步登天。赫鲁晓夫任人唯亲,搞封建家族主义,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培养蒋经国,花30年功夫,还要照顾部下,照顾影响,赫鲁晓夫什么也不顾。阿朱别依在美国替赫鲁晓夫开道,到法国道没开好,又到西德。甚至连乌布利希有癌症都说出来。西德来访华的人跟我们讲,阿朱别依在西德说:西德打中国,我们让道,让我们共同防止黄祸……”

    周恩来接下来进一步预言东欧各国及苏联。他的预言并非出于某种信念而预言一个结局,而是具体地预言出了他们的演变过程。

    当时国内外不少人预言“坚持社会主义的重担最终将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苏联帝国最终将瓦解”。但没有谁像周恩来这样以其惊人的知识、阅历、对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作出如此具体、鲜明、准确的预见和预言。

 



发件人:"中工(共)中央" <zggrgcd@163.com>  2010-11-12 13:50:3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齐志平在人民网博客发表文章《崇祯皇帝的历史悲剧》

崇祯皇帝的历史悲剧

齐志平

二〇一〇年十月八日

     崇祯是明朝末代皇帝,名叫朱由检。崇祯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他有雄心,有抱负,还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有德之君,生活俭朴,为政勤勉,不近女色。如果不是大明在他手里亡了国,崇祯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历代皇帝的楷模。

     崇祯17岁登基,从明熹宗的手上接过了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他并非昏庸无能之辈,亲政之初即采取韬光养晦,以守为攻,怀柔和麻痹权臣的策略,待政权根基稳固之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终以漂亮干练的手法解决了客魏(客氏和魏忠贤)集团,其政治手腕之娴熟,行政调动能力之强悍堪与清圣祖康熙扳倒权臣鳌拜之手法相提并论。他勤俭自律,清心寡欲,励精图治,勤勉和贤能超过了历朝历代的帝王(当然也有人说他生性多疑,刚愎自用,贪财小气以至于富而亡国)。

     但是,无论如何,他是无法改变在他之前漫长的近乎荒唐的历史,277年的明朝历史,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以及仁宣时代外,明朝的皇帝可以说是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有好大喜功,被瓦刺俘虏差点亡国而又两度登基的明英宗朱祁镇;有经常溜出宫门调戏良家妇女,荒嬉无度,近乎变态的武宗朱厚照;有替自己父母争名份而与大臣誓不两立,打了多年口水仗的世宗朱厚熜;有几十年不理朝政,几十年不任免官吏的神宗朱翊钧;有为了荒淫无度而吞食红丸以致暴毙而亡的光宗朱常洛;有沉迷于做木匠,迷恋自己乳母而不问朝政的明熹宗朱由校;更为荒唐的是在位长达45年的嘉靖皇帝竟迷恋于用年轻貌美的宫女身体制作供其长生不老的丹药,以至于被忍无可忍的宫女们试图勒死于龙床之上。荒唐的历史同时还孳生出诸如王振、曹吉祥、刘瑾、江彬、钱宁、谷大用、严嵩、魏宗贤等几十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奸佞之臣,若按奸臣数量排列,明朝当列诸王朝之首,一句话:整个二十五史,没有像明朝这么胡闹的朝代。

     到了明末,社会矛盾激化,“民心如实炮,捻一点而烈焰震天;国事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 官无好官,民无善民,是当时社会情况的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想力挽狂澜是很难的。从这一点上说,不能把亡国的责任完全算到崇祯头上。历史上评价他是有德无福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崇祯还是有责任,他的责任在哪里呢?有些历史学家把明亡的原因归咎于崇祯杀了袁崇焕,这其实是很片面的,一个上亿人口大国的命运,如果仅仅寄托在一个武夫身上,这本身就很危险,崇祯就是不杀袁,他也有可能战死,有可能病死,这不是明亡的根本原因。

     我个人觉得,崇祯的责任应该在两个方面。一是面对如此激化的社会矛盾,没有大胆的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去化解矛盾,具体的说,就是没有去减少和限制统治阶级对老百姓的疯狂剥削和压迫,改善民生,救济灾民,化解社会矛盾,用现在的话说是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农民暴动。二是没有有效的整顿吏治,以至于到后来无人可用。李自成到了北京,竟然连个探马都派不出去,到最后连他自己都发出“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的感慨,有此两点,明亡也是必然的了。

    治国先保民,后者治吏。如果既不能保民生,又不能治贪吏,那国家灭亡也是迟早的事。崇祯的教训,值得后人借鉴。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0-11-12 16:16:49 +0800 收件人: "editor" <editor@qstheory.com>, "dxxuebao" <dxxuebao@126.com>,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吴敬琏谈中国体制性障碍:政府掌握太多重要资源配置权力

限制官员权力已成中国急务

邓聿文

2010-11-12

  从“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到“没有拆迁知识分子吃什么”,最近发生在江西官员身上的这些“ 雷人之语”引起了中国社会对强制拆迁的强烈关注。前者出自宜黄事件后当地一位官员的博客文章,该事件导致一死两伤的后果,也使得当地两位最高领导因而去职;后者语出万载县委书记之口,该县委书记对知名学者于建嵘在本县讲学期间鼓动干部反对拆迁表示不满,两人在宴席上发生争议,导致于罢席而去。

  尽管一个是公开的发言,一个是私下的争议;一个是无特定的对象,一个是有特定的指称——知识分子,但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即都反映出权力拥有者的那份傲慢和霸道。相对而言,万载县委书记的话更显恶劣,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是被权力施舍的人,难怪于建嵘会拂袖而去。

  但并不仅仅江西官员才有这样的想法。在目下的中国,许多地方都有相当多官员真把自己当成百姓的救世主,以为治下的子民都得依赖他们,靠他们“赏赐”一口饭吃。

暴力拆迁凸显了限制官员权力的必要性

  中国官员的膨胀心态,源于他们掌握的权力。权力具有内在的腐蚀人的“魔力”,当一个官员权力过大而又没有受到社会实质的制约时,一个谦虚的人可能也会变得傲慢,心中毫无敬畏。这在中国的拆迁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地方势力之强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连官方的新华社都公开说,最近一段时间,在一些地方,频繁发生暴力拆迁事件,甚至出现流血事件。

  为什么暴力拆迁事件现在愈演愈烈?从政府角度看,有两个因素,一是政府主要是地方领导的政绩需要,二是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源。前不久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国家竞争力报告”蓝皮书有这样一段话: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并非靠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来获得,而是靠消耗资源和扩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业膨胀发展。换言之,房地产业支撑了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那位宜黄官员的“拆迁拆出个新中国”实际上是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做了颇贴切的诠释。

  只要把高经济增长视为“新中国”的一种象征,一个地方官员的最大政绩,就是保持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什么最能保持地方经济的增长,当然是造城运动,于是拆迁就成了体现政绩的唯一至少是不可少的途径,也可能是保乌纱的最好手段。万载县委书记可谓深得其中“三味”,他的另一“名言”是:“要发展,就得拆”。

  自从四川唐福珍自焚事件发生后,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界就一直在讨论如何制止暴力拆迁,呼吁废除现有的拆迁管理条例。现在看来,多数人把希望寄托在新的拆迁条例的出台上。旧的拆迁条例已被证明对维护民众的利益毫无帮助。不过,除非新拆迁条例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否则,对此不要寄予过大期望。原因很简单,条例如不能有效约束权力,那么,就不应指望它能保护民众权益。虽然新的拆迁条例几经周折,到现在还未见其端倪,但对一部法律阶位不高的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法规在约束权力方面的作用,实在不应抱过大期待。因为,即使条例如此前讨论的那样对公共利益作了严格界定,政府也可通过解释权变相否定,甚至根本用不着解释,就直接拆迁,民众也无可奈何。

限制领导人权力有助于政治改革

  这里的关键,还是那个老问题——政府尤其是领导人的权力过大。邓小平当年在设想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时,曾把领导人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过大,看作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总病根”,把解决一把手过大的权力,作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中心任务来抓。尽管此后中共在权力监督方面启动了一些改革,如建立集体领导制度和退休制度,实行公务员体制,加强了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完善了多党合作制度,加强了基层民主建设等等,但对这个“总病根”并未有多少触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强化。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可交换的资源和利益越来越多,官员特别是领导人手中的权力也就越来越重要。

  领导人的权力过大,必然使得完善的民主监督制度难以形成。因为民主监督是以权力的合理划分为前提,以不同权力的互相制约为基础,而领导人的个人集权,会使得监督失去分权制衡的基础,造成权力的授受关系不顺、模糊甚至颠倒。

  从这一角度看,政府的政绩需要不过是表,领导人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才是里;或者说,党对领导人的政绩要求会加重领导人的集权欲望。因此,要解决暴力拆迁之类的问题,必须要解决政府权力过大特别是党政领导人的权力过大问题。在这方面,正反经验和教训已证明,对政府体制的小修小补无法真正约束官员,惟有改革现行政治体制特别是党政领导体制,才能建立起对权力的有效约束。

  民众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既直接表现在对政策的制定、执行等政府行为方面,也间接表现在政府由哪些人构成,通过选举来决定谁为社会的管理者方面。后者又进一步体现为主要政治权力结构的制衡问题、党政关系问题等。从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要求与期待来看,核心问题是改革选举制,建立竞争性选举机制。目前的选举多是长官意志为主导的形式性选举,而不是充分体现选民意志的实质性选举。应首先从党内高层做起,同时不断推进基层民主,抓两头,带中间,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同时建立和完善与之配套的弹劾罢免制度,以及明确的任期制和严格的离退休制度。如此,方能从制度上消除家长制、变相家长制作风的影响,以及以变相的委任制代替选举制的现象。

  总之,限制官员过大的权力已成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必须建立起人民群众对政府权力特别是领导人过大权力的民主制约机制,在这方面需要抓住时机,迈出实质性步伐,而不能搞形式主义,走过场。否则,包括强制拆迁在内的目前影响中国社会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将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发件人: 文采 李 <xiaoliwencai1966@yahoo.com.cn>主题: 左派要尽快走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误区 收件人: ""程恩富" <65344718@vip.163.com>日期: 2010年11月21日 大家好:给各位寄来拙文两篇,敬请赐教。

    李兄讲的情况,极左派(不能说是左派)也清楚,但是,他们是怕自己改革了会失业,或没有了地位。他们不是忧虑不改革中国会大乱,人民生活在三座大山下的痛苦。金喧,

左派要尽快走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误区

李文采

    我们现在实行的政治体制究竟对谁有利?回答是: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汉奸集团。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在这个体制下,中国走过了最黑暗的三十多年,使得老百姓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体制,左派大佬张宏良却把它举到了天上,说什么是“毛泽东留下的这个基本政治制度,党的一元化领导,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决策,政治协商会议的精英主导,人民政府的执行机构,是世界历史上最先进最有效的权利制衡系统,是唯一能够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参见张宏良在《当前形势和中国左翼的任务》) 岂不怪哉?!

    诚然,如张宏良所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政治最干净、公平和效率结合最好、社会最朝气蓬勃、人民最扬眉吐气的国家,但是,原因却不是如张大教授认为的是因为这个政治制度,而是归功于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毛泽东的清廉为民。毛泽东一去世,换了一个人,还是这个制度,中国的天就变了颜色。

    透过《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是宪政的坚定支持者。文采希望那些顽固反对宪政的人好好读一读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透过这篇文章,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抓住了宪政的内容亦即宪政的性质,对于宪政的形式,亦即宪法至上,以宪法为中心,以宪法限制政治权力,却忽略了。而宪政是民主与法治的结合,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世界上从来没有不包含内容的宪政。那种空洞的宪政,实际是骗人;世界上也从来没有脱离了宪政形式的宪政。脱离了宪政的形式,宪政的内容就失去了有效地保障。实际也正是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一手建立了脱离宪政形式的宪政,实际是党国官僚体制,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吃了夹生饭,使得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成果未能得到切实巩固。后来,随着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这种夹生的宪政也就随之带到了社会主义。这就为中国后来的麻烦埋下了伏笔。

    若干年后,毛泽东在文革前的一次与外宾的谈话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 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殊不知,毛泽东期望找到的这种形式,就是宪政。现在,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再糊涂了!该醒悟了!

    附文:

巨变前夜——当前国内外形势分析

张宏良

2010-11-11

  (这是10月16日在乌有之乡演讲的大纲,由于演讲录音文字稿还没有来得及校对,先把大纲发出来供参考。)

  一,中国已经进入巨变前夜

  1,普世价值派的政改目标决定了中国已经进入巨变前夜。标志就是美国和普世价值派的政改目标,已确定是要建立“中美共治”的政治体制。虽然普世价值派还不敢直接说出来,但是美国已经替他们说了出来。普世价值派只是含混地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要保卫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成果,就是形成了“中美国”。所以,建立“中美共治”的政治体制,是“中美国”这一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必然要求。

  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中美共治”,绝不是中美共治世界,而是中美共治中国。如果说此前“中美国”经济体制的建立,剥夺的只是中国老百姓的财富,那么现在要建立的“中美共治”政治体制,则是要同时剥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力。中国共产党绝不可能安然接受美国和普世价值派的政治安排。并且,中美共治对中国版图和老百姓的罪恶安排,决定了中国老百姓也绝不能安然接受其灭绝性后果。这就决定了矛盾总爆发和政治大决战已不可避免。

  2,普世价值派的政改特点也决定了中国已经进入巨变前夜。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主要是财富的转移,可以通过“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实现。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权力的转移,不可能通过温水煮青蛙逐步实现,只能通过暴力方式完成,21世纪的主要暴力方式就是街头革命。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复杂性和不可包容性,决定了政治冲突不可避免。在目前中国这艘大船上,形成了三种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一是稳定派,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稳定,只要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稳定发展,不管姓“资”姓“社”,可以选择任何航道;二是改航派,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求改变航道,走共同富裕和自主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三是沉船派,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推翻共产党和解体共和国,尽快沉掉中国这艘大船,实现建立“中美国”的最终目标和家族资本的永久安全。这三种政改目标绝难互相包容,特别是与沉船派的矛盾更是不可包容,只能通过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大决战,来最终决定胜负。

  3,当今中国也具备了实现历史巨变的客观基础。一方面,中国具备了建立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学上,人人有医疗,人人有保障,人人有工作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中国也具备了被解体的历史条件。中国完全在重演当初的洋务运动,接下来必然是八国联军。洋务运动和八国联军是同一场戏的上下半场。上半场已经演完了,下半场自然会出现,至于怎么演,则要取决于三派政治力量的生死博弈,而不可能像当初洋务运动时期那样,人民大众完全被排除在政治博弈之外,道路的选择只能由代表封建集团的保守派和代表洋人利益的改革派这两大派来决定。

  二,中国进入巨变前夜的国际因素

  1,世界进入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的历史转型期,与中国政治转型期相互联系在一起。大众政治的革命大潮正在兴起,以往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已经是适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理论。而今天是大众民主与精英民主之间的斗争,指导这一斗争的只能是毛泽东思想,并且主要是毛泽东的文革思想。街头革命本身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由中国人民开拓的新的政治斗争形式。并且要从根本上解决西方丛林文化,也只有东方和谐文化。所以,只有中国能够带领世界人民走向大众政治时代。中国在客观上成为全世界大众政治文明的革命中心。没有中国大众政治理论的指导,世界大众民主运动就没有发展方向,历史三年多的欧美反资本主义大游行至今找不到一句政治口号,就是典型证明。所以,美国等资本集团必须在西方大众民主的革命全面爆发之前,打掉中国这个指挥部。这是国际精英集团和国际资本集团的切身利益决定的。

  2,虚拟经济时代与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尖锐冲突,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定要找到中国这样的大国牺牲品。虚拟资产的价格由未来预期收益决定这个特点,决定了美国可以摆脱实体经济进行透支消费。但是这个透支是有限度的,必须以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为限,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超出了这个限度,形成了巨大的资源危机,他们必须要找到无偿资源来填补货币水平与资源能力之间的巨大差额,否则就只能通过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来化解货币泡沫,降低美欧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必然会造成美欧老百姓起来造反。美国等西方国家自身不可化解的这个尖锐矛盾,只能依靠中国才能解决。因为当今世界所有大国中,只有中国把全部资源和环境已经变现为巨额财富,而其他任何一个人口和资源大国都没有变现,并且人民也不允许变现。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只能依靠牺牲中国老百姓来摆脱危机。

  3,美国已经完成了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和全方位控制,具备了在军事威慑下解体中国的战略条件。以往国家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军事较量,从美国打击中国开始,军事打击有可能会变成一种威慑力量。在军事力量威慑下,采用政治手段解体一个国家,中国将成为国家和民族之间斗争手段转换的第一个试验品。美国为了避免试验失败遭到中国报复,对13亿中国人民埋下了转基因种子。一旦美国围堵和解体中国失败,立刻启动基因武器灭绝中国。

  动用基因武器进行打击,是美国对付中国的最后手段,就目前而言,美国对付中国主要是四大战略手段:

  第一,继续巩固和扩大“中美国”这个寄生性经济共同体,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中国回头扩大内需。支持中国分裂势力和颠覆势力,把中国关系绷得很紧,迫使中央政府只能依靠地方官僚维护稳定,也就只能任凭地方官僚压榨百姓,扩大内需就必然落空,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就只能依靠出口,乖乖送往美国等西方国家。

  第二,收缩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由原来的十大军事基地包围和岛链反锁,进一步收缩为联手周边国家对中国进行包围、摩擦、蚕食,不断自造各种麻烦,并用频繁军事演习震慑中国,让中国陷入内外泥潭。目前中国已经被困笼中,基本失去了反抗能力,沉船派也就是普世价值派对全国媒体的控制,使中国政府连转移国内矛盾的自信都没有了。如此下去,中国的资源和民众都会出现崩溃。钓鱼岛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中国守土能力已经丧失,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国土虚位化”时期。最近梅德韦杰夫宣布视察北方四岛,李明博密令韩国海军可以对日开炮,都反衬出中国的“国土虚位化”状况。现在是中国政府向老百姓圈地,日本人率领周边国家向中国政府圈地。并且都是暴力圈地。中国政府变成了一个转移枢纽,把老百姓的土地转移给了日本人,把老百姓的财富转移给了美国人。

  第三,继续对中国进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曾经提出的“文力讨伐”,控制中国的金融、媒体和行政三大资源,把中国精英集团打造成为一个汉奸集团。通过福特基金会培养的经济学家,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资源;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培养的生物学家,控制了中国的转基因餐桌和生命过程;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培养的社会学者,控制了中国的媒体资源;通过海外财产和亲属,控制了中国许多官僚,进而控制了中国行政资源。

  在此基础上,又通过海外媒体和国内媒体联手对中国(借批文革为名)的妖魔化,在道义上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公敌。中国对西方国家哪怕是有丝毫反抗,立刻就会招来全世界共同讨伐。刘晓波案和方舟子案就是政治演习——刘晓波案是在道义上讨伐中国的政治演习,方舟子案是控制中国媒体和行政资源的政治演习。

  第四,抓紧对中国进行转基因主粮的布局,为美国战略失利做最后的灭绝性准备。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学界到民间,推广转基因主粮和反对转基因主粮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越斗越狠,只是由于中国基因学家和媒体整体上站在美国生物资本一边,强力呼吁推广转基因主粮,致使转基因主粮在全国已经全面铺开。今年只是全国大规模种植转基因主粮的第一年,许多地区就已经出现了老鼠灭绝和男性精子数量急剧下降的可怕现象,一旦遭遇美国基因武器的打击,中国大陆人口的灭绝将势不可挡。

  三,中国进入巨变前夜的国内矛盾

  胡锦涛主席曾经用两个“前所未有”概括当今中国,即“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现在我们才明白前所未有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沉船派。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遇到沉船派。以往的卖国贼只是出卖民族利益,并非是要灭绝民族本身。而今天的沉船派,则是要灭绝中华民族。这是普世价值派与以往卖国力量包括改革教的最大区别。实事求是地说,前期的改革教只是为满足本集团利益而不顾民族利益,但是还没有发展到要灭绝中华民族。这是因为他们的利益仍然是和国家利益捆在一起的。现在,普世价值派的家族利益已经和西方国家的资本利益捆在了一起,唯一安全的途径,就是灭绝中华民族,所以便死不改悔地选择了亡国灭种的道路。

  沉船派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在所有领域开始了最后的疯狂掠夺。

  第一,大肆掠夺百姓财富,拼命加剧两极分化。从抢占企业的私有化掠夺,到资本市场的掠夺,到高房价的掠夺,再到通货膨胀的掠夺,直到最近副食价格暴涨的掠夺。价格是一种分配工具,定向性通货膨胀是富人对穷人的战争。中国之所以形成定向性通货膨胀的价格掠夺机制,主要是四个原因:一是工资双轨制把精英集团与通货膨胀隔离开来,形成了通货膨胀的防火墙。二是富人有组织,穷人没组织,不能形成等价交换的市场关系。三是颠倒的价格补贴机制,用补贴富人的价格体系,代替补贴穷人的价格体系。毛泽东时代补贴穷人的价格体系,全世界都在使用,唯独中国消灭了,不仅消灭了,还要倒过来让穷人补贴富人。埃及大饼50年价格不变,中国大饼的急速上涨甚至来不及更换价格标签。四是政府动用国家行政力量帮助富人进行掠夺:水电气涨价涨到了富人和洋人腰包里;富人把房子高价卖给穷人,就是市场供求规律;穷人在拆迁中向富人要高价,就是必须严厉打击的暴徒闹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房产税和汽车拥堵税,更是对百姓的欺诈性掠夺。

  上面四个因素加在一起,便把所谓市场经济变成了掠夺经济,对外是美国掠夺中国,对内是富人掠夺穷人。

  第二,加剧经济殖民化,帮助外资全面控制中国。

  一是今年全面开放所有领域,包括媒体领域。目前中国已经外汇成灾,按照美元已经贬值20%计算,2.6万亿美元的外汇损失已经超过4千亿美元,相当于损失3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仅仅美元贬值造成的外汇损失这一项,就超过了全国每年医疗费用6倍,超过每年军费开支7倍。并且美国还在大肆投放美元,还在逼迫人民币继续升值,中国外汇损失将会越来越大,中国老百姓用背负三座大山换来的2.6万亿美元(相当于18万亿人民币),已经损失掉的变成了美国财富,还没有损失掉的,也通过美国国债和股票的方式,变成了美国的财富。这等于是把相当于中国总产值的一半的巨额财富,白白奉献给了美国。在美元已经泛滥成灾的情况下,在国内已经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不仅不增加国内商品投放,减少收取美元,反倒宣布要全面开放所有领域,更大规模引进外资,更大规模收取美元,更大规模增加国内人民币投放,继续用我们宝贵的资源和商品去换取更多美国印刷厂印制的“废纸”美元,这究竟是出于荒唐无知还是暗中包藏祸心!

  二是继续坚持战略资源出口,中国落入了世界军事包围之中,包围中国的尖端武器绝大部分是用中国稀土制造的。世界稀土97%来自于中国,也就是,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百分之九十五的制造尖端武器,是依靠中国稀土自造的。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稀土资源却封存起来,准备在中国稀土资源耗光以后再进行开采。由于中国稀土资源在全世界的开采使用下急剧减少,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纷纷进行大规模战略储备,全部战略储备也主要来自于中国。中国的稀土资源不出20年就会完全耗光,其它稀有金属资源开采周期绝大多数有缩短到10年左右,等不到下一代中国人长大,中国绝大多数矿产资源将会完全耗光,留给子孙的将是光秃秃的一片贫瘠土地。

  三是牺牲中国资源和环境建造世界工厂。国际资本正在把全世界的资源耗费性产业向中国转移,牺牲中国的资源和环境,为整个西方国家生产商品,牺牲中国劳动力满足跨国公司对暴利的追求。吴建民在反对抵制日货时透露,日本索尼公司95%以上的产品是中国生产的。这意味着索尼等跨国公司在全世界销售的绝大部分产品都是中国生产的,在日本销售的全部产品都是中国生产的。这是在用中国的资源、环境和劳动力在养活整个西方国家。

  第三,网络媒体法西斯化,实行赤裸裸的资本专制。法西斯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衍生品,随着中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法西斯主义迅速崛起。由于中国法西斯主义是在“中美国”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带有美国麦卡锡主义的特点,就是打着“自由民主”旗号的法西斯主义。中国媒体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法西斯专制统治,这是资本专制取代官僚专制的第一个领域。网络是公共资源,博客是个人财产。任何人都无权强占。网络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决定了中国必然会进入暴力循环周期。

  第四,普世价值派是中国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治势力。把民生政策变成整治民众的政策,把转变发展方式变成转变增长方式,把美国金融危机变成中国经济危机,把美国透支性消费变成中国通货膨胀,把中国变成“中美国”,把中国13亿人民变成美国生物资本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小白鼠……所有这些,最终形成了双重掠夺机制,在国际方面是美国掠夺中国,在国内方面是富人掠夺穷人。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美国越是大规模掠夺中国,中国的富人就越是疯狂掠夺穷人;中国的富人越是疯狂掠夺穷人,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就越尖锐;中国内部矛盾越尖锐,就越是软弱无能,只能任凭美国更大规模掠夺;以至于循环往复,不死不休。

  第五,普世价值派提出的政改目标,把国内外所有反动势力全部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了压倒国家法统派的强大政治力量。普世价值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保卫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成果,就是私有化和“中美国”。如此一来,普世价值派便拥有了强大力量,一是保卫私有化的成果,可以把中国富人阶级团结在自己周围;二是保卫“中美国”的成果,可以获得美国支持;三是控制金融资源,具有强大经济力量;四是控制媒体,具有强大舆论力量;五是控制行政资源,具有强大政权力量;六是代表精英利益,可以获得精英支持。总之,普世价值派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上述这些力量加在一起,不仅能够改变军队选择,甚至能够改变许多民众选择。

  四,人民大众的选择和对策

  首先必须明确,如同胡锦涛主席所说的那样,今天不是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政治体制朝什么方向改革,建立什么样民主制度的问题。普世价值派在这个问题上故意搅乱视野,是因为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政改目标。

  1,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有三个选择,一是建立党内官僚民主,二是建立社会资本民主,三是建立人民大众民主。我们必须选择建立人民大众民主,这是世界大潮,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特别是在已经具备了建立大众民主的当今条件下,再去建立数百年前的资本民主,完全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主张。如同官僚民主是对其他社会集团的专制一样,资本民主同样是对其他集团的专制。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完全是以一种专制取代另外一种专制,对人民群众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绝不能建立资本民主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和媒体都控制在西方发达国家手里,一旦建立资本民主,等于是接受西方国家的控制,无论是面对被肢解还是被灭绝,将再也无法掌握自己命运。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只能是建立大众政治制度和大众经济制度。

  2,目前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大众民主制度和大众经济制度的物质基础,完全能够实现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学上,人人有医疗,人人有保障,人人有工作,人人有自由的和谐社会。概括起来,就是完全能够实现“五有社会”和“四大自由”。虚拟经济具有了全民直接占有社会财富的历史条件;目前的物质财富具备了建立五有社会的经济条件;网络通讯具有了实行大众民主的物质条件。所以,取代与实体经济和传统媒体相结合的精英民主,不仅具有顺应人民大众利益和要求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完全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我们所说的大众民主,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的结合:一是直选式民主与直免式民主相结合,人民大众不仅拥有直接选举权,更重要的是还拥有直接罢免权;二是约束最高领导人与约束各级官员特别是约束顶头上司相结合,民主是一种经常性利益,而绝不仅仅是四年叫喊一次的权力;三是对权力的约束与对资本的约束相结合,权力和资本同样是支配社会的一种强制力量,因而同样应该受到监督和约束,绝不能用资本专制代替权力专制。

  我们所说的大众经济,就是马克思当初设想的人民大众直接占有社会财富的一种形式,其间不再需要任何人来代理,公务员将和医生、教师一样,纯粹是一种为社会服务的职业。

  3,中华民族面临的外部环境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必须实行三个结合,一是必须把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运动结合起来,五星红旗决不不能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决不能改;二是必须把中国共产党的新生和中国人民大众的新生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决不能丢,中国共产党已经和中华民族的理想主义、奋发向上等积极因素融为一体;三是必须把思想解放运动和东方文化复兴结合起来(丛林法则、肉欲至上等是西方糟粕),把被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所以,必须走党群一体化道路。所谓党群一体化,一是实行党官分离,党组织选拔干部,党员不当干部,只当一般老百姓;二是党组织任命干部,人民委员会罢免干部;三是党中央制订路线方针政策,政府执行路线方针政策,人民大众监督路线方针政策。

  4,鉴于目前中国将随时会发生亡党亡国的街头政变,中国毛派共产党人、中国左翼爱国力量,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的人民。

  第一,是要做好理论纲领准备。左派被妖魔化了30多年,许多人并不知道左派的主张。要告诉人民大众左派的基本主张。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而不是任何政治集团和政治势力的私产。中国人民比任何人都更加追求人权,追求自由,追求民主,追求平等。但是就目前而言,什么是人权?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是当今中国最基本的人权!什么是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就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自由!什么是民主?造反有理就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民主!什么是平等?废除权力世袭制和资本世袭制,就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平等!

    有资本世袭制,就有贫困世袭制,就谈不上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当今中国的贫困问题,绝不是财富短缺造成的,而是没有天理造成的。我们不仅是要建立一般的五有社会,而且要建立更加符合穷人利益的五有社会。人人有房住,首先是民工有房住;人人有学上,首先是农村孩子有学上;人人有保障,首先是弱者有保障;人人有医疗,首先老人婴儿有医疗;人人有工作,首先是青年有工作。

  第二,是要做好组织准备。一旦美国支持中国普世价值派发动街头政变,立刻夺取普世价值派控制的所有领域。普世价值派声称已经控制了中国几乎所有媒体,这是一件好事情,这就可以降低人民革命的甄别成本,迅速变法西斯媒体为人民大众媒体。不要怕街头革命,中国人民是街头革命的老祖宗。世界进入街头革命的时代,就是由中国文化大革命开辟的,从文革开始,世界才进入了街头革命的新时代。

  改革的历史游戏已经结束,革命与反革命的历史较量即将开始。我们坚信,中国是中国人民的,而不是反动派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打败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再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反对精英统治的大游行,标志着大众民主的革命浪潮已经兴起,只要中国能够坚定不移地走上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的大众政治道路,就一定会成为世界革命的大旗,就一定能够冲破美国的军事包围和政治控制。虽然中国陷入了美国包围之中,但是同时美国却陷入了世界革命的包围之中。只要中国高举大众民主的历史大旗,就一定能够冲破美国包围,并且形成反包围。

 

 

反思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前后对比断想

刘立群

2010-11-11

    [导读] 有些人觉得毛泽东时代社会风气比较清廉,领导干部普遍艰苦朴素,因此把当今贪腐严重归咎于改革开放,主张回到极左时期......

  “毛泽东时代”通常指1949-1976年即毛泽东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27年时间。这27年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7年为第一阶段,1957-1976年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7年以经济恢复和建设为主,毛泽东功大于过;第二阶段20年以连续搞各种极左政治运动为主要特点,至“文革”十年发展到顶点,毛泽东过大于功。为便于区分,特把1957-1976年称为“极左时期”。

  经历过这27年的人们心中大多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各人情况也极不相同:人们对第一阶段的7年普遍留下相当美好的印象和回忆,尤其是和1949年之前国家长期陷于极大战乱和政局混乱相比,那7年堪称天翻地覆、焕然一新,人们普遍意气昂扬、奋发向上;而从1957年4月开始,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便发生很大分化:当年紧跟毛大搞一系列极左政治运动、搞大批判甚至专门整人的那些人,有一些至今不愿正视和彻底否定这些闹剧和丑恶现象,甚至认为那些政治运动应当搞、搞得好;而惨遭政治迫害、受到历次政治运动摧残的大批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则对这一阶段深恶痛绝,由衷地感到改革开放是一次大解放。

  “乌有之乡”网站最近刊载一篇署名“网络”、题为“中国三十年经济改革三十项公认失败”的文章,历数改革开放30年来从“夏时制、分餐制”到“企业承包制、干部改革、机构改革、国企改革、工业改革、农村改革、土地改革、教育改革、科技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金融改革、法制改革、宪法改革”等等,无不冠之以“失败”,声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本想发展生产力、实现民族复兴,结果却是经济越来越繁荣、生产力越来越落后、社会越来越扭曲,人生越来越痛苦”,如此等等。此文不顾大量基本事实,把一切问题都简单化地算在改革开放的头上,显然代表了该网站全面否定改革开放、主张走回头路的极左基调。目前我国允许各种不同观点意见的存在、尤其是在网络上发表,这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这在极左时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不过如此荒谬的文章却无人站出来据理反驳,说明中国学术界得了“软骨病”、“无能病”,或者说极左思潮依然有很大势力。

  有些人觉得毛泽东时代社会风气比较清廉、领导干部普遍艰苦朴素、没有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因此怀念那个时代,把当今贪腐严重归咎于改革开放本身,甚至攻击为“复辟资本主义”、主张回到极左时期。当今社会贪腐严重无疑是丑恶现象,理当深恶痛绝;不过在极左时期是非颠倒、随意整人同样是十分丑恶、十分不正常的现象,绝不应让其重演。也就是说,这些都同样是丑恶的现象,都不应当肯定。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产生这些荒唐丑恶现象产生的原因并认真研究应当怎样解决,而不应因噎废食、走回头路。

  毛泽东时代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整体收入水平很低,收入差距很小,实行低水平的平均主义,人们的财富欲望普遍很低,客观上贪腐的机会也很少,加之当时刚刚走出革命根据地和战争年代,民风淳朴,社会风气因此普遍较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整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人们的财富欲望大大提高,贪腐的机会也大大增多,加之思想理论创新严重不足,人们的思想出现严重混乱,各项制度建设存在许多空白或软肋,社会风气因此严重下滑。这说明市场经济对人的素质、对品德教育、对制度建设、对政府管理、对理论创新等都提出了远比计划经济时期高得多的要求。换句话说,计划经济时代社会风气比较好并不能说明计划经济本身是可取的、正确的,改革开放以来问题增多并复杂化也不能说明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是错误的。

  极左时期搞闭关锁国,国外好的东西进不来,不好的东西也进不来,这也是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相当好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卖淫、赌博、吸毒等丑恶现象。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好的、有价值的东西大量进入中国,同时也有大量不好的、丑恶的现象和影响也进入中国,由于实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加之各项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一时没有跟上,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没有跟上,人们思想出现较大混乱,一部分人便趁乱大搞贪污腐败、胡作非为。闭关锁国固然可以十分简单地把好的和坏的东西都拒之门外,但那是历史的倒退,是不现实的,也是心胸狭隘、心虚气短的表现,是小农意识、小家子气的表现。

  当今社会贪腐严重、贫富分化严重主要不应归咎于改革开放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应当归咎于改革开放依然还不够,主要是思想解放、制度创新仍远远不够,即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必须正视现有的各种问题,打破各种思想束缚,尽快创造出全新的理论学说去认识和解决大量新的问题。(详阅笔者《超越西方思想(增订版)》一书及“学说连线”等网站上笔者发表的60多篇学术创新文章)

  极左时期虽然没有严重的贪腐现象,但那时人性被普遍地严重扭曲,盛行“亲不亲,阶级分”等荒唐的做法,号召对所谓“阶级敌人”不能心慈手软,而是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完全丧失了起码的人性,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酿出许多人间悲剧和惨剧,昔日功臣劳模成为阶下囚、冤死鬼,发生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参阅《炎黄春秋》杂志及其网站所披露的大量事实)

  毛泽东固然为中国的解放和进步立下了历史性功劳,但是他本人有很大历史局限性,尤其是他的知识结构相当片面和陈旧,他熟知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并笃信马列学说百分之百正确并坚决贯彻实施,此外还有相当严重的小农意识、家长制作风和封闭色彩,他一生没有到过西方发达国家,只是从书本上了解西方,因此并不了解西方国家战后以来的最新真实情况。这些都是造成他晚年大搞极左的主要原因。他把“反修防修”作为最严重的政治问题和最大的政治任务,而民生问题则是次要的。在他看来,“富则修”,因此他几乎从来不提“致富”,而且反对刘少奇等“发家致富”、采用一部分市场经济因素的主张,甚至把农村小小的自留地都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不允许存在。四人帮因此引申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荒唐透顶的逻辑,使亿万劳动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重新“受二茬苦、遭二茬罪”,在20年间有约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毛泽东通过其警卫员等一些渠道得知农民受苦的情况后也十分痛心并自己一度限制吃肉等,但是他并没有把这种现象与自己所坚持的政策路线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毛泽东是心系劳动人民的,主观上想为劳动人民谋利益,但是他的观念和路线实际上却强迫中国人民走到一条基本上是错误的即共同贫困的道路上。这无疑是他个人的极大悲剧。

  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任何人本来都会有局限、有缺点,都会犯错误,但是偌大一个中国的命运却完全掌控在他一个人手中,他一人拥有无限大的权力,同时也就必然承担着实际上他无法承担的无限大的责任,客观结果就是中国和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包括几亿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上千万人的身家性命和巨大的社会财富,而他本人的一世英名也因此严重受损。

  毛泽东还犯有一个特殊的重大失误,即人口决策的失误,“错批一个人(马寅初),多生几亿人”。这个错误所产生的后果极为严重,纠正极为艰难。庞大的人口基数连同其巨大的增长惯性已经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并会继续长期影响后世,同时大大增加了经济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因果链条或多或少都可以追溯到人口过多这个根本性大问题上。如何解决好由此引发的自然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人口平均素质不高、经济运行吃紧等一系列难题,给后世留下极大的后遗症,在很长时期内将是对中国最大的挑战。

  毛泽东时代也取得不少成果和一定的进步,毛泽东本人无疑也有一份功劳,不过尤其在1957年之后,中国所取得的成果和进步应主要归功于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较为务实的努力,尤其是周总理在“文革”十年混乱中力挽狂澜,尽最大可能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而所产生的巨大问题及混乱和倒退(尤其是“文革”期间)应主要归咎于毛泽东及他所倚重的极左分子、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等。

  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的理论水平并不算高,但是邓懂得并相信常识,而毛却不顾常识,教条式地以为马列学说完全正确并坚决全盘贯彻实施之。需指出,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纠正极左错误、实行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这一历史性转折立下了最大的功劳,但是他也有思想上保守僵化的一面,尤其在理论创新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现在应当在他所开辟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道路上继续大胆向前走。

  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真正和持久地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不可能做到“物质极大丰富”。极左时期虽然高喊要达到“物质极大丰富”,但实际上却缺吃少穿甚至吃糠咽菜;改革开放以来才真正实现了物质极大丰富。

  极左时期压抑了广大中国人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八个样板戏”唱了十几年,让人听了直倒胃口。改革开放极大地释放出十几亿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工作热情、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生活情趣,不仅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大多数人丰衣足食,而且文艺创作空前繁荣,科技发明成果层出不穷,人们的精神面貌普遍发生很大变化,这些在极左时期都是不可想象的。仅举一个具体例子为证:从1949年至1978年近30年中,我国有出国经历的人仅约28万,平均每年出国不到1万人次,占当时平均约6亿人口的6万分之一,即每年平均每6万人中才有一人次出国。而改革开放以来出国人数逐年递增,仅2007年一年就有4000万人次出国,占13亿人口的约1/30,即平均每30人有一人出国,同时有5600万人次外国人来到中国。没有改革开放,这些情况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说明中国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而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闭关自守的中国。

  目前社会风气不佳与奢华之风盛行有关,应当采取多种手段即通过有关立法、建立有关制度来严厉遏制奢华和奢靡之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追求过度奢华和奢靡是一剂社会毒药,是与收入悬殊、富人炫富密不可分的丑恶低俗现象,类似于卖淫吸毒等社会弊病。应当尽快造成以奢华奢靡为耻的社会风尚。人类迄今对此问题的认识仍远不够,尤其是西方社会在这方面带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引发世界性奢华之风,而中国不少富豪由于缺少必要的基本素质,因此更加变本加厉。由此可见,许多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而是世界性的问题和难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尽管在各国的具体表现有一定差异。

  需要指出,奢靡之风这个全球性社会问题的存在与所谓“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并无必然关联,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并无必然关联。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并不是万能的和绝对的,并不意味着对市场经济本身没有任何限制和约束。同理,这个问题的存在本身也不能说明改革开放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只能说明必须在新的情况和基础之上加速进行大胆研讨和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去解决这些连发达国家迄今都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在将来应当向发达国家传播中国人所做出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同样是世界性问题,西方以多党竞选制为主要特点的政治体制同样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绝非十全十美,更谈不上是人类的理想状况。

  总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在局部上则有不少失误及偏差,所出现的大量问题主要是前进道路上的问题,而且许多问题和困难的出现或加剧与极左时期酿成的严重失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在为过去所犯下的巨大错误来“买单”;而极左时期的大方向基本上是错误的,在局部上则有可取或正确之处。

  如果说毛泽东等由于历史的局限而犯下巨大的极左错误,那么当今时代的中国人不应重犯当年的错误,不应死抱住过去的陈旧教条不放,更不应走回头路,而应当与时俱进,不断汲取国内外各种经验教训,创造出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否则才是愧对先人、愧对先烈、愧对伟大的祖国,无论是主张倒退回改革开放之前时代的极左思潮还是主张全盘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极右思潮都是如此。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0-11-17 00:49:52 +0800收件人:"yangxiaolu_8" <yangxiaolu_8@yahoo.com.cn>抄送:标题:按波茨坦公告规定 日本仅有本土四岛

按波茨坦公告规定 日本仅有本土四岛

张超

11/15/201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胡继平表示按照《波茨坦公告》,公认的日本领土仅限于九州、本州、四国和北海道这四个岛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胡继平接受《青年参考》报采访时说。胡继平强调,“因为日本是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的,按照《波茨坦公告》,公认的日本领土仅限于九州、本州、四国和北海道这四个岛屿。”

  “如果说俄罗斯对日领土斗争能对中国有什么启发的话,我觉得就是俄罗斯方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的强调。”11月9日下午,在俄罗斯新闻社北京新闻中心就“俄日领土争端问题”组织的中俄专家视频会议结束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胡继平接受《青年参考》报采访时说。胡继平强调,“因为日本是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的,按照《波茨坦公告》,公认的日本领土仅限于九州、本州、四国和北海道这四个岛屿。”

     资料图:日俄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地理位置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胡继平表示按照《波茨坦公告》,公认的日本领土仅限于九州、本州、四国和北海道这四个岛屿。

  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会议上,中国、美国和英国联合发表《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公告第八条明确指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指定其他小岛之内。”胡继平认为,“按照对《波茨坦公告》的理解,不仅仅是钓鱼岛,连冲绳都不是日本领土。”

  出席9日视频会议的俄罗斯专家有,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委员涅纳舍夫、俄远东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帕夫利亚坚科以及东方大学教授科什靳,而中方学者则包括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邢广程、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的万成才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胡继平。

  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委员涅纳舍夫介绍了日俄领土争端的历史因由并指出,近50年来,日本政府逐渐把北方领土问题灌输到了日本国民的意识之中,日本一直在利用各种工具,宣传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和认识,而这也是出于日本国内政治的需要。“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俄罗斯曾想跟日本寻求解决领土问题的方法,但是当时作为战胜者的日本说,‘我们在战争中胜利了,我们得到了什么就会留给自己什么。’而二战,是我们胜利了。我敢说,我认识的人或组织中,没有任何一个希望把南千岛群岛的岛屿交给日本,甚至连讨论都不会去讨论。”涅纳舍夫说。

  与会俄罗斯专家还指出,目前民众和社会舆论也对领土问题产生着重大影响,以俄罗斯为例,有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俄罗斯总统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让步,超过60%的民众将不会在未来的选举中投他的票,即便有政治考量,但民意在民主社会中是必须要尊重的。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的万成才也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对于领土问题的态度,实际上与没有清算日本的二战历史责任有关。“中日与俄日之间都有领土纠纷,也都与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有关。在欧洲,当年同样存在领土问题,但战后的德国政府,是由反纳粹主义者组成的,他们承认并认真反省了德国的战争责任,并与邻国妥善解决了领土纠纷。但日本既没有清算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没有由真正对那段历史认真反省的人来执政,甚至继承了侵略政权的衣钵。”万成才说。

  记者注意到,本次中俄专家的视频会议不但吸引了中俄两国媒体参与,日本媒体也到场拍摄,并数次更换录像带全程记录会议内容。

北方四岛与钓鱼岛的一样与不一样

李建

2010-11-11

    正当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尘埃未定之时,2010年11月1日上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北方四岛中的国后岛。这是俄罗斯国家元首首次视察俄日之间存在争议的岛屿。此举,立刻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日本首相菅直人当天发表讲话,称“非常令人遗憾”,日本外务大臣前原诚司也对梅德韦杰夫此举表示抗议,并临时召回驻俄大使。那么,俄国总统的登岛事件和钓鱼岛撞船事件之间有没有什么耐人寻味的关系呢?

    首先,就军事层面的重要性而言,北方四岛与钓鱼岛可谓旗鼓相当——可以说,谁拥有了这些岛屿谁就将在战略上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从而“一览众山小”。

    先看北方四岛。北方四岛是俄罗斯在太平洋的重要战略出口,占据重要战略位置。它位于第一岛链最北端,北接俄堪察加半岛,南临日本北海道,是鄂霍次克海和太平洋之间的一道天然大门,是俄罗斯所剩无几的自由出入海洋的重要通道。为此,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倾力打造,将北方四岛变为重要的海空军基地,并使之与库页岛军事基地连成一线。北方四岛又与哈巴罗夫斯克的滨海区形成犄角之势,完全封闭了日本进入鄂霍次克海的各条通道,也是俄罗斯在东方牵制日本的战略要地之一。另据俄媒体披露,北方四岛是俄远东地区最重要的情报阵地,是监视日本海空军自卫队和美国太平洋舰队战机、舰船活动的最佳地点。通过拦截散布在空中的无线电波,俄军监听人员为总参谋部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再看钓鱼岛。钓鱼岛距日本本土约1000海里,距中国大陆仅90海里,如果日本占领了钓鱼岛,日本军队就可在岛上设立海空监控侦察设备及岸基反舰和对空导弹,从而很容易封锁台湾北部重要港口及空中航道。如果在钓鱼岛设置雷达,可以监视方圆400公里至600公里的海域和空域,其范围可达到台湾北部、大陆沿岸的福州、温州和宁波等大片地区。倘若如此,中国军事上的一举一日方及时掌握。 日本海权扩张的战略中以保障1000海里航线为其首要任务,占领钓鱼岛可以使其势力范围向西南方延伸,并可对台湾海峡附近海域的主要航道实行军事监控。这样,钓鱼岛海域就成了日本进入台湾海峡,南下东南亚、南太平洋必经的战略之路,也是日本赖以生存的中东石油能源补给线上最西南端的一个点。如果日本在钓鱼岛上建立军事基地或部署重型武器,则将对中国的国防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从战略层面来看,这些岛屿的得失与关系国在亚洲地位息息相关。

    就北方四岛而言,能否坚定拥有,关系俄罗斯在亚洲势力的消长。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重心有向东亚转移的趋势,采取种种举动高调“重返亚洲”,力图重新主导亚洲。日本则依仗美国势力,在与中国钓鱼岛和朝韩“天安号”事件上与美国加强军事合作,实质上是配合美国在战略上牵制俄罗斯和中国。俄罗斯有一大半领土在亚洲,在前苏联解体后,已经在欧洲饱尝了“北约东扩”的挤压和排斥,而如果放任日本配合美国继续在亚太地区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无疑是俄罗斯不愿意看到的。今年7月俄罗斯在远东举行的“东方-2010大型军事演习”,就暴露俄早已有一套完整的亚洲战略。此次俄总统高调登岛,就是向世界展示俄罗斯不会对损害其亚洲利益的事“坐视不管”。

    就钓鱼岛而言,钓鱼岛周围的资源对于资源小国日本在亚洲地位也有重大意义。按照联合国1992年公布的《国际海洋法公约》关于“主权国家以200海里内的海域为其经济专属区”的条款,钓鱼岛的实际价值是以该岛屿为依托,半径为200海里的庞大海域以及周围海域内的海底石油、矿产、海洋渔业等海洋资源和领海、领空的交通、运输权以及未来潜在的资源等。这些资源均应属主权国。随着日本军事力量不断向世界扩张,日本越来越觊觎东海等大陆架的资源和能源,尤其是中国钓鱼岛的资源。如果日本侵占钓鱼岛的阴谋得逞,就意味着中国东海海域将有74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被日本窃据。同时海域所蕴藏的800亿桶海底石油和油气。海洋扩张意识的膨胀、经济利益的驱动。 因此,日本对钓鱼岛志在必得。

    就历史层面而言,这些岛屿的归属直接与关系国是否能尊重历史和承接历史相关。

    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的举动向国际社会强烈昭示,北方四岛是俄罗斯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国防部下属的《红星报》3日在头版的文章中标题称《库里尔—俄罗斯领土》。(库里尔是俄对北方四岛的称呼)。 从历史的角度讲,俄罗斯对于北方四岛的控制有着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俄方认为其占领四岛是二战的结果,改变这一结果将意味着否定二战历史。俄罗斯不允许任何国家改变自二战后形成的领土现状。前苏联及俄罗斯与周边许多国家存在领土边界纠纷问题,如果向日本退让,有可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于对土地有特殊情节的俄罗斯民族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再看看中国的钓鱼岛。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没有对中国拥有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提出过任何异议。1884年日本那霸居民古贺首次登上钓鱼岛采集羽毛和捕捞周围海产物。他随后提出开拓钓鱼岛的请愿还被冲绳县知事拒绝。1885年后,冲绳县知事多次上书日本政府,要求将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归其管辖,日本官方都顾及中国清朝政府对这些岛屿的主权主张而没作答复。然而,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人击败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清政府将澎湖和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当时钓鱼岛仅仅只是一个无人居住的不起眼的小岛,在割让条约中并没有明确指出钓鱼岛是属于台澎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在大难临头之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小岛,这也就为后来的争端留下了伏笔。 二战时中国宣布向日本侵略者开战,声明此前两国间的所有条约作废,这也就包括马关条约。战争结束时盟国取得了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应收回所有被日本侵占的领土,钓鱼岛自然是应当包括其中的。可是当中国政府(当时是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收回台澎时却把钓鱼岛给漏掉了!钓鱼岛被当成是日本的小岛划给了美国军管。当时日本战败毫无发言权,美国又是中国的盟友,若中国注意到了钓鱼岛问题,并拿出历史上的诸多证据向美国提出收回,想来这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台澎都收回了遑论此小岛。可惜的是中国政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回想起来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是有意不去收回的,还只能说是钓鱼岛太小太不起眼,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可以说,钓鱼岛落入日本人手中,纯粹是近代中国政府操作失误所致。

    然而,在这些相同之下,又有那样一个很不相同的结果——这就是:俄罗斯通过国家领导人的登岛毫无悬念地宣誓了北方四岛的归属,日本除了抗议,只能饮恨在心。而钓鱼岛却被日方长期占领,中国除了渔民偶尔在其海域捕鱼并时常遭致驱逐外,没有任何领土宣誓的举措。

    一个国家强大与否,往往是通过细节表达出来的。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11-14 08:26:29 +0800 收件人: <an1947@sina.com>,  抄送:标题: Fw:附件网络文摘

林则徐之罪

佚名

一、引言  

  一直以来,林则徐在教科书上都是抵御列强侵略的民族英雄,是反帝斗争的爱国主义先躯,他的禁烟运动也被一致认为是大智大勇、利国利民之举。但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缺乏思考的妇人之见。在中国历史上,论起祸国殃民,林则徐绝对位列三甲,甚至很可能夺去状元的桂冠。

二、背景  

  道光年间,清帝国的腐朽落后越来越无法遮掩。西方列强纷纷盯上中国这块肥肉,不远万里跨海而来,把中国当成了产品倾销地,用经济手段源源不断地掠取白银。有些庸俗的历史书上说列强欲瓜分中国,这点是不客观地,至少在道光年间没有哪家列强有此动机。原因很简单,中国太大,大到谁也吃不下。而如果只吃掉一两个省,又肯定会和清廷撕破脸,逼着中国不惜一切地以倾国之力奋起抗击,加之占领区地下抵抗组织蜂起,侵略者必然会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列强们是来赚钱地,死人和战争不是他们想要的事。而且有数家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彼此争夺利益,互不相让。无论谁想独占,都会遭到其它国家的联合打压。
  要说起这些列强的到来,其实对闭关锁国、思维保守落后的中国也未尝没有好处。毕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接轨,让愚民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开化,推动清廷进行改良……至于经贸上吃的亏,不过是初学者在世界游戏中付的学费罢了,原本也不是不能暂时容忍的事。不过鸦片不同于其它倾销的产品,除了白银的损失外,中国烟鬼日增,社会风气和国民健康程度每况愈下。   

三、自取其辱  

  1838年9月,湖广总督林则徐深感鸦片危害深重,遂向道光帝上书要求禁烟。道光让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广州,全权主理禁烟事宜。林则徐一到广州就采取雷霆手段,强行收缴英商鸦片两万余箱,在虎门当众销毁,一时举国震动。
  然而这种不留余地的行为不啻于狠狠地当众扇了英国一记耳光,英国国会为此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对华的军事决议,并先后派遣两万英军来华做战,要通过战争找回场子、挽回面子,并重夺鸦片的倾销权。
  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招来了一场战争。清军腐朽无能,兵无战志,而且武器落后,缺乏训练。虽然道光帝下令抽调数省大军竭力做战,但英军仍然势如破竹。1840年7月6日攻陷定海,1841年1月7日攻陷虎门,26日攻占香港,2月24攻入广州,8月27攻克厦门,10月1日再陷定海,10日破镇海,13日下宁波。1842年3月10日,清廷花费数月抽调的八省联军在浙江大败,继海战惨败之后,中国在陆地上也彻底失去了对英的抵抗能力。英军乘势沿陆路进攻,上海、镇江等重镇相继失守,英军兵临南京城下。至此,军事上一连串的惨痛失败和因之引发的恶劣后果已经超过了清政府所能承受的底线,道光帝被迫向英军求和。 

四、惨痛后果  

  禁烟运动给清朝引来了滔天大祸,带来的损失之大,导致的下场之惨,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地。在两年的战争中,中国沿海经济和民生被严重破坏,英军一路烧杀,所过之处俱是断壁残垣,重建需要的人力物力是一个天文数字,很多地方再也没有恢复到从前的一半。英军一路烧杀不绝,生灵涂炭,不知有多少孩童妇孺被英国大兵挑上枪尖。
  1842年8月29日,中国被迫和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被严重侵犯,更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中国把香港和九龙割让给英国,并因鸦片的损毁和军费赔偿英国白银三千万两,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英国还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
  更致命的后果是,此战让各国列强看出中国比自己想像中还要贫弱得多,于是纷纷跑来进行军事威胁。短短几日后,美国就强迫清廷签订了《望厦条约》,法国强迫清廷签署了《黄埔条约》。几个中国人以前听都没听过的弹丸小国: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这些国家在过去连前来朝贡都不够资格,现在却纷纷跑来耀武扬威,大占便宜,葡萄牙甚至还公然强占了澳门。
  在虎门销烟的一时痛快之后,中华帝国陷入了不堪回首的半殖民地状态,禁烟妄举为中华民族带来了五千年来从所未遇的巨大屈辱。显而易见,如果把国家看作一个公司,此次禁烟行动是决策层的严重失误,道光固然要负领导责任,直接推动并主办的林则徐更是难辞其咎。  

五、十九世纪的愤青  

  林则徐的禁烟运动非但未能将鸦片禁绝,反倒把中国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国被狠狠烧杀一番后,还得割地赔款,可谓脸面丧尽。更讽刺的是,战前鸦片还是偷偷地走私,战后竟变成了公开地、明目张胆地倾销。林则徐的瞎折腾非但没能给中国带来半分好处,反倒招来巨祸,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小木船打不过大铁船,清末腐败的军队也无法打赢船坚炮利的英军。既然国家弱小,就应该卧薪尝胆,韬光养晦,潜心发展自身的军事力量。像林则徐这样不切实际,不顾彼此客观的力量对比,实力弱小还要玩横地,搞粗暴,没经过装孙子的忍辱负重就要直接充爷爷,其结果必然是自取其辱。
  在清朝,靠擅长八股文而做官的人中,不乏脑子不够数之辈,范进兄就是很经典的一例。很多只知圣贤书的官员根本不懂得为政者必须知道的权衡、妥协、审时度势、忍辱负重……更缺乏客观分析问题和务实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尽是林则徐这种只知吟诗做赋的书呆子,脑子一热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儿都敢做,根本不考虑后果。说轻了这叫莽撞浮躁,说重了就是缺乏责任心。这次沿海多少百姓家破人亡,尸横于地,林钦差和他的家小还不是尽皆安然无恙?不是切身的痛,上位者就不会当回事儿。
  林则徐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并不陌生。满嘴爱国口号,炎炎大言张口即来,擅空谈而不务实,缺乏睿智的头脑和长远的眼光,更没有冷静的心态和对局势客观的认识。做事以毛躁和过份的强硬为主要风格,常常说着说着就红了眼,不惜玩命一战,总想呈一时之勇,打不过也要打。至于后果,管他娘的,先痛快了这一次再说。
  这不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左派么,如今在网上把他们称做愤青。
  无独有偶,在愤青林则徐惹祸几十年后,中国又出现了另一位愤青----慈禧太后,把中国又向着深渊狠狠地踹了一脚。  

六、无妄之灾  

  鸦片战争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浩劫。英国在当着全世界被强硬异常的林则徐狠狠扇了一记耳光之后,都只以微弱优势勉强通过出兵议案。可想而知,如果林则徐在禁烟问题上能稍稍懂得变通,放下天朝钦差高高在上的架子,用上哪怕一星半点的怀柔手法和外交技巧,行为不那么激烈过分,稍稍留些分寸和余地,也不会把英国人逼得无路可退,那个出兵议案也就不可能通过。
  有些人做事,只想着我要如何如何,而从不考虑对方的感受;也不明白很多事情需要彼此妥协,各让一步;更不明白有些时候必须退让和忍耐,很多问题都是可以双赢地。这种人只知道一味蛮干,最终结果就是一拍两散,引发一场本不必要的两败俱伤。
  按当今的视角来看,英国人走私鸦片犯错在前,林则徐收缴焚毁有理有节。但在当时国家弱小的形势下,中国一直以来都默许鸦片出售,并且习以为常。林则徐跑来禁烟,其实最无法接受的是英国的那些烟贩子。如果换一个老练成熟的政治家,就会务实地考虑这种既成事实,用温和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同样的一件事,笑脸和厉色的结果是截然不同地,对方的感觉也会大相径庭。而林钦差却根本不懂国际交涉的常识,只知道一味使用严厉粗暴、缺乏技巧的外交手段和辞令。冲击领事馆,抓捕英国商人,强缴鸦片并销毁……把清朝官员管理本国老百姓的那一套搬到国际上去用,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可惜对方却并非国内那些逆来顺受的顺民。
  国与国之间从来都谈不上道理,只看拳头的软硬。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以当时的国力强弱对比,中国处于弱势,更需要谨小慎微,不要激怒列强,更不能给对方口实,此时忍气吞声才是理智清醒的策略。一些庸俗历史书指责清朝官员畏惧洋人如虎,却不考虑这些官员的苦衷。一旦因为小事引发外事纠纷,让列强用武力来解决争端,那损失比一时忍气吞声要大得多,会给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就和林则徐这次闯祸是同样的道理。
  林则徐此次禁烟本应从实际情况出发,在不激发战争的前提下力求控制住鸦片走私,尽量避免矛盾和冲突。清廷曾有过好几套禁烟手段,如强制以等价物而非白银交易鸦片,以防止白银外流;如在自己国内严打鸦片销售,严惩吸食者,断掉鸦片交易的下线;甚至试图用其它项目上关税的降低,来换取各国对鸦片走私的抑制。这些都是比较柔和的禁烟手段,不会刺激到帝国主义列强,显然比直来直去的方法更为可靠保险。即使是比较强硬的主张,也无非是要加强关防检查,加大对鸦片走私商的惩处力度,但都会循序渐进,给对方留下适应和改变的时间,而非林则徐简单粗暴地抓人烧货。按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国不让卖,最多也就是逼着对方把鸦片撤走,直接焚毁太不留余地,林则徐的行为已经有些过界了。本来中国是鸦片倾销的受害者,占着道理,结果让林则徐这么一搞,反倒显得没理了,给了英帝国武力介入的借口。如果换成一个成熟的外交官,用温和的手段处理此事,或许烟也禁了,战争也不会出现。
  做为一名封疆大吏,林则徐对国际、国内的形势显然认识不足。他在禁烟前极力怂恿道光帝,说禁烟不会惹出麻烦,英国决计不敢发动战争,道光这才允许他去禁烟,结果最后却搞到不可收拾。道光后来将其撤官罢职,固然也有平息英国人怒气的因素,但无疑也是对这个志大才疏,做事浮躁,给国家惹来天大麻烦的家伙心中不满。林则徐从未冷静地想过引发战争的后果,更没想过一旦战争爆发应该如何应对。在他单纯的思维中,只有列强敛财时丑陋的嘴脸和那些被鸦片毒害的面黄肌瘦的面孔在跳跃,所以他怒火中烧,不顾一切,烧完再说……四亿百姓和一个帝国的命运,被交到如此一个不通政务、不擅外交、缺乏理性和自控的愤青文人手中,这其实是一种职能的错位,也是中国选材和管理制度的悲哀。如果都如英国议会般投票定案,想必换谁做这个外交大臣,也不会做得如此离谱。   

七、几种牵强的辩护  

  在一些文章中,不少人对林则徐这些过激的盲动行为给中国招致灾祸,抱以宽容甚至是支持的态度,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  
   1、借口。不少人认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是早有预谋的事,禁烟不过是一个借口,所以林则徐粗暴的禁烟手法不过是“瞌睡给了个枕头”。而即使是他不去禁烟,不给这个枕头,英国人仍然会找茬侵华,所以此战不可避免。
  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客观地,271票对262票的微弱优势就是很明显的证据。而且英政府始终没有正式对华宣战,不愿把此战升级为一场国与国的战争,而只是把此次军事行动当成一种对林则徐不留余地行为的报复,要找回面子,索取赔偿,并重新打开鸦片市场。
  2、必不可免。中国积贫积弱多年,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迟早会对中国这块肥肉下口,中国这个封建国家进行体制上的转型,以及因之而来的阵痛必不可免。林则徐不过恰好是那个揭开疮疤的人,他令中国提早陷入受尽屈辱的日子。而中国人在痛苦中得到触动,渐渐开始觉醒,被唤起了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最终摆脱了半殖民地的苦难生活。
  这种看法的错误在于过于感性,且对林则徐的错误采取了文过饰非的态度。不要说中国未尝没有像西方其它国家般,从帝制改良进入资本主义,然后再加入列强阵营的可能。就算列强们对中国的侵袭真地不可避免,但在不同的时机,以不同的方式和力度爆发冲突,对中国和中国百姓来说仍然有着天壤之别。痛苦是能够让人觉醒,但真地有必要让中国和中国百姓一痛就是一百多年么?难道就不能用更合理地方式爆发冲突,刺痛觉醒,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更小些么?显然,持此论调者试图用诡辩之术来遮掩林则徐决策失误给中国带来了超出常情的伤害,把一切归结于模糊论然后草草了事。
  不说太过宽泛的,仅以第一次鸦片战争而言,林则徐就给中国带来了本不该有的重创。既然要主动翻脸闹事,那就应该预先做好战争准备,哪有挑事的不先厉兵秣马的道理?林则徐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一厢情愿地认为武力强大的英国会对自己忍气吞声,对很可能爆发的战争掩耳盗铃般不当回事,对国家和百姓根本就不负责任。等到战争爆发,清帝国连备战调兵的时间都没有,一时陷入极大的被动。后来中国在军事上的一败涂地,与准备时间的仓促有很大的关系。  
  3、未雨绸缪。林则徐曾提出,一旦任由鸦片倾销,那数年之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所以用雷霆手段禁绝鸦片是势在必行之举。很多人认为,这种观点是未雨绸缪的高瞻远瞩,成功地防患于未然,在局势尚未恶化到不可收拾之前就力挽狂澜。虎门硝烟是拯中华于水火的英明决断,林则徐无疑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上段中林则徐的那句话颇有惑众性,林则徐正是靠此语蛊惑了道光帝,才让他下定决心铤而走险,委派林则徐去广东搞政治冒险,结果最终被迫承受了远远超过自己想象的惨痛代价。这句话的错误就在于夸大事实,危言耸听。当时英国每年对华倾销鸦片四万箱,中国吸食者不到一千万人,只占四亿人口的四十分之一。事实上,大部分人根本没有吸食鸦片的经济能力,有钱人也只有少部分愿意沾那东西,即使并不禁绝鸦片,也不过是让吸食者缓步增加,国民素质进一步下滑罢了。即使一百年不禁烟,恐怕也到不了“无可用之兵”的程度。
  当然,虽然没有说的那么危险,能尽早杜绝鸦片的危害,也是一件幸事。但即使禁烟势在必行,也不表示林则徐的禁烟方法不愚蠢武断,如果他能冷静务实一些,用高明的手腕解决此事,想必不会让中国的下场变得那样凄惨。

八、尾言  

  历史纷繁芜杂,并非总如教科书上那样模式化,简单到非黑即白。事物都有两面性,很多事从一个角度看是对的,用另一个角度看就是胡搞瞎搞。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就是如此。虽然他的本心是希望振兴华夏,还在禁烟后为修造炮台捐献了大半家产,但用一腔爱国热诚所办的事,却未必明智,更不一定能对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事实上,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生活中,好心办错事的情形都比比皆是。
  怀着满腔拳拳的报国热望,却因举措失当而做了祸国殃民之人。历史用它的诡谲多变与不可捉摸,和林则徐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在目睹中国承受着因自己禁烟而导致的凄惨境遇后,被罢黜的林则徐,心中想必不会如那些庸俗的历史读物中所述,充斥着什么对昏君奸臣的无奈和壮志未酬的不甘吧。如果他还有几分理智,心中应该填满了做错事却又无力补救的愧疚与悔恨。
  时光一逝百年,如今的中国已然从那鸦片战争后的苦难中挣脱而出,国际境遇大为好转。在那历史的尘埃落定之际,林则徐当年的过失也渐渐自“民族英雄”这块扭曲的匾额中初现端倪。然而斯人已逝,时过境迁,留给我们后人的,也唯有那百年的屈辱,和那时空中曾显现过的斑斑血痕。

    原文标题:《林则徐飞起一脚,把中国揣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林则徐发给英女王的一封天朝特色的信

    1840年1月18日,林则徐发出《谕英国国王书》。这封信写得不容易啊。林则徐早就有写信的心思了,后来跟皇上商量之后,一度打断,所以才有1839年3月误传的所谓的致英王第一封信。按天朝惯例,凡皇帝谕旨涉及外国人的,一般由总督巡抚联衔照会该国王。鉴于天朝新定《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里有外人夹带鸦片专条,所以需要向外夷宣谕。林则徐认为,鸦片贩子主要由英美两国居多,但听说美国没有国王,没法传谕,便只好传谕英国国王了,虽然听说英国国王是个小女人,但毕竟是国王嘛。
林则徐会同邓廷桢、怡良写了致英国国王照会底稿,然后给道光批红。道光看了,觉得语句得体,同意发出。林则徐将照会底稿给袁德辉翻译成英文,又请美国商人威廉?亨德把袁德辉的英文本回译成中文,以两下对照是否有误。还不放心,他又托美国医生伯驾另译一份英文稿,再两下里对照,看是否有误。

    最后,在1839年的12月16日,林公破天荒地接待了一群外国人,他们是遭难英船“杉达”号(Sanda)上的人员。鉴于了解夷情的需要,林则徐对他们竟不耻下问了,态度也很亲切,虽然在自己的日记中,他照例还是要贬低他们的。该船夷生喜尔(Hill)详细记述了接待情况。这次会见,林则徐把致英国国王照会的英译本交付喜尔,让他审阅。

    喜尔说:“他交付一封给英国女王的函件。文辞仍旧是一贯的浮夸口气,使我不禁失声而笑。他一看见这种情况,便问是不是不合适。我们说我们所笑的,只是文辞上的几处讹误。于是他便吩咐我们将信带入里屋,在那里修改我们所发现的一切错误,并在那里进茶点。”(《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喜尔为什么笑呢?这信我们现在看了也笑:第一,把自家大皇帝夸得没边没沿:“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第二,摆着挖井人的姿态表扬英国国王,就像表扬孙子似的:“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

     第三,夷商中一些坏蛋贩卖鸦片,国王请给管管,因为天朝法度很吓人的:“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

    第四,中英贸易中,中国货都是利人之物,英人离了断断不行;英国货都是供玩的东西,可有可无,而且还有害人之物。天朝如果不是出于公心,早关门大吉不跟你们玩了:“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也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好玩,可有可无,既非中国之需,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无他,利于天下公之也。”

    第五,贵国王若能把那些鸦片产地扫除,就会有好报的,多福多子:“贵国王诚能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也。”(林则徐不知道,他写信的当口,人家小丫头尚没有结婚呢。而且后来,所谓快乐的女王、幸福的女人、延年益寿长子孙,所有这些她都拥有了——1901年,维多利亚在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一个外孙的亲情包围中,溘然长逝,她的寿命是82岁)

    第六,再次吓唬英国王,配合俺大清禁烟,否则“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最后给英国女王下令,好像面对天朝一七品知县似的:“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原文见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477页)

    1840年1月18日,林则徐的致英王照会,托付给了英船“担麻士葛”号船主弯喇,让他带往伦敦,问题是,林公如此慎重、经历过诸多周折的这么一封唬人的信函,英国外交部拒绝接收。英国拒绝得也对,人家在天朝自有官方代表义律,而天朝政府非得托民间代表递送,傲慢程度绝对不低于天朝政府的大英政府当然不愿意接受,何况那信根本就是大爷发给孙子的,英国政府接了,相当于自认孙子了。

    不过,这份大爷信虽然为英国官方所拒收,但对于英国传媒,则是绝好的报料了,《泰晤士报》全文发表了此信,供英国人民开心取乐。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两个+++对此信评价曰:“林则徐苍白的语言,无力的威胁,看起来非常可笑。这次事件被搬上了舞台,成为流行的喜剧,在其中,英国商人在广州的遭遇被用来取乐。他们挥舞着滑稽的、夸张的手枪,把自己打扮成海盗。在遥远的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成为伦敦的笑料和一种娱乐。”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96页)

    唉,这或许就是文化与民族的差异吧? 当然,林则徐对小女王的吓唬,建立在他对夷情的判断之上。林则徐,天朝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夷情判断如何?基于这种判断,他又做了什么准备呢?

 

马克思支持英国鸦片战争侵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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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30 岁时从德国移民到英国,在那里,他成为当时的大英帝国的“全球化”的辩护者,支持英国发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

    英国殖民主义宣传者史密斯辩称,人类的进步是依靠大英帝国的扩张、在全球散布“自由市场”来推动的。 另一种为英国殖民主义所作的类似辩护则是由卡尔.马克思推动的。马克思被称为英帝国主义的反对者,是名不符实的,因为他的著作故意利用人们的不满来煽动、操纵群众。马克思 30 岁时从德国移民到英国,并成为一个被英国首相Palmerston 愚弄的人。

    马克思是大英帝国的“全球化”的辩护者,这一点,在他为大英帝国对印度的掠夺辩护时,便已十分明显了。马克思以马基维利主义(Mandevillian)来作辩护,即,因为“资本主义”优于“东方的专制政治”,虽然英国殖民主义的行动和意图是邪恶的,英国的殖民主义却使印度受益!

    更为明显的是马克思为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辩护。在许多关于世界革命可能性的虚张声势中,马克思赞美鸦片战争把中国投入大混乱状态。他声称英国是在推进中国的文明,通过消灭中国的古老文化,打开中国的门户来迎接国际经济。他甚至赞许地报导,英国的政策造成了中国这么多失业人口,这样中国难民才能被用来在全世界做奴隶工。

    卡尔.马克思在1853年7月22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无论他们认为是什么社会、宗教、朝代、或国家形态的原因,导致了中国过往十年来的慢性反抗,以及现在聚为一体的强大变革,这个暴动的发生,无疑得益于英国的大炮将一种名叫鸦片的催眠药品强加给中国。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满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密封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这才有了在加州和澳洲黄金吸引下急速开展的交流活动(指中国奴工被“卖猪仔”到外国采金矿)。与此同时,大英帝国的生命血液──银币,便开始被吸取到英属东印度了。

    在当时的英国,主流民众狂热地支持第一次鸦片战争(而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有游行示威反对),作为此等种族主义的反映,马克思为英国强迫中国吸毒一事辩护道: “看来,历史要先让这些人民全部染上毒瘾,然后才能让他们从世袭的愚蠢中醒来。”

    马克思甚至辩称,中国人有一种对鸦片的爱好: “真的,中国人放弃鸦片,比德国人戒掉烟草更难。”

 

天有荒年:山西大旱考验下的晚清帝国

黄波

2010-11-11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度。灾荒之惨状,具见于各种官书野史。

  有史以来哪一次灾荒最为严重?当推晚清华北大旱灾。其时间跨度长,从光绪二年年底(公元1876年)至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受灾面积大,直隶(今北京、河北、天津一带)、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均在其中,死亡人数据估计更高达千万,五省又以山西受灾最为惨痛。

  可惜这样一次大灾,以往学者均感叹文献不足征。现在这一遗憾得到了弥补,岳麓书社最近出版了皇皇六巨册的《曾国荃全集》,而曾氏于大灾期间正在山西巡抚任上,关于这次灾情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应对措施,其书札、奏疏、批牍中均有翔实记录。如果我们利用先前发掘的资料,与此书进行比较,则可借此考察晚清帝国应对大事件的能力,也会对真切了解晚清社会有所裨益。

  清政府的动员能力经受着考验

  古有“荒政”,设立粥厂、平粜、放赈、组织慈善捐助、免饷减税,这都是一个正常的政府面对灾荒的既定动作。粥厂是随时都有的,但遇到荒年,则可由官方和民间增设以应急;平粜是指政府把常平仓的粮食拿出来,平价售卖,以稳定粮价并抑制商人投机,或者贷粮,待百姓有收成后归还;根据需要另有“散米”,这和粥厂施粥一样,是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最困难民众的免费救济;放赈除了粮食,也有发放银子的;免饷减税则一般在灾后,饷为军饷。而学界公认,清代是“荒政”发展最为完备的时期。

  对山西大灾,清廷的反应速度不能算慢。光绪三年五月,刚刚到任的曾国荃向朝廷汇报灾情时,即提出把光绪三年上半年的应解京饷五十万两,拨出二十万两作为赈灾,很快便得到了清廷的允准。除了山西官方设粥、放赈救急外,民间救济活动也踊跃开展了起来。从曾国荃在山西巡抚任上留下的几件批牍中,我们可以窥出当日官方敦促富人慷慨解囊的情形。榆次县在山西属经济较好之地,但募捐情况让曾氏不满,“该县著名巨富二十余家,闻其家赀大者亦五六十万不等,何以此次仅捐银十四万两耶?此上富未能尽力捐输之实据也”。他要求属下在民间宣传好“穷者不能生存,富人也无法安享富贵”的道理,“此次通省奇灾,全仗富者出赀,官场出力。方救全大众性命。贫民之心志贴然静谧,斯富民之身家乃能永保无虞。若富民但为一身一家之计,不肯出余赀以救人,牧令又常存一邑一隅之见,亦竟置大局于不顾,则赈务不易办矣”。

  应对大灾,必须调动一国力量。在山西之外,捐助活动也取得了很大成效。这种捐助主要经由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进行。在官方渠道中,一是由政府在官员中发动倡议,实近于摊派,据曾国荃光绪四年七月之奏疏,官员捐款捐物数量不菲,“除天津收过各省官绅商富捐助晋赈银两,业由直隶督臣李鸿章会同臣开单奏报外,所有山西省城赈捐局先后收过京外捐助赈需银米,截至七月十五日止,共银十万一千二百七十八两,粮一千五百石”;二是通过办理捐纳,即向有钱人出卖政府所颁之“虚衔”,以获得赈灾款项。这种做法今人称为“卖官”,但古今对比也有很大不同:它由政府公开出面组织;所颁系荣誉衔,要得到实授还要有很多条件;客观上有加强社会流动的功用。民间渠道的捐助活动多由有名望的绅商主持,“红顶商人”胡雪岩一人给山西、陕西、河南等各灾区捐银合计即高达十万两,另据《申报》,苏浙一批热心绅士亲历灾区,经其筹备的捐银前后超过六十六万两。如此种种,都证明作为国家符号,当时的清政府还是具备一定的动员能力。

  尽管如此,赈灾仍然存在很多不如人意之处。有的是细节不善,如粥厂往往设于城中,“近者得食,远者不获一餐。……使民奔走不遑”。当时媒体报道,“赴城领赈所须付出体力透支的代价,令乡人感到不值得作这尝试”。有的是历史遗留难题,如交通运输条件太差,使赈灾工作往往事倍而功半,曾氏感叹:“所有采买之粮,价值居其一,运费居其九,以故竭天下财力,皆销磨于脚运之中。”

  李提摩太:被疑忌的外来慈善家

  光绪初年的山西旱灾,在中国荒政史上意义非同凡响,不仅因为其灾情空前严重,还由于在赈灾过程中涌现了前所未有的元素,即外来慈善家以一种大大出乎传统中国人意料的方式介入了救济事务。中国人第一次知道,饿肚子居然还不仅仅是自己的家事。

  参与山西赈灾并取得了重大成效的外来慈善家就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1870年来中国,在中国度过大半生,因其广交政坛和知识界精英,对晚清政局有相当的影响力。李提摩太于1878年年初进入山西。他的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保存了一些当年的日记片断,读来触目惊心。在受灾最重的山西南部地区,李提摩太“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雉、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晨,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赈灾,在两种文化相互打量、提防的背景下,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疑忌。当李提摩太对官方提出赴山西的要求时,军机大臣瞿鸿上了一道《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在瞿氏的心目中,洋教士救济灾民只是借口,“其居心则险不可测。彼盖知近畿等省,灾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间而为收拾人心之计,且得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以逞志于我也”。瞿氏此言代表了很多士大夫的意见,为此清廷特颁发谕旨给曾国荃,要曾对洋教士“婉为开导,设法劝阻”。朝廷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影响和制约曾国荃。据李提摩太回忆录所记,李提摩太初至太原拜访曾国荃即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曾的秘书告诉他,巡抚因为李提摩太的出现而非常生气。李提摩太写道:“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两千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办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依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

  然而曾国荃毕竟不是死读圣贤书的腐儒,当其意识到李提摩太一行并无恶意时,很快改变了态度。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说:“他立即派地方官员及其助理前来与我商谈。他们有那些村庄所有家庭的名册,并打算依此给每个家庭发放救济金。他们提议为我安排几个村庄去救济,并派官员和绅士帮助我,以便不受干扰地完成工作。……在中国官员的完美配合下,救济工作开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结束。”1878年10月,当李提摩太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曾国荃给其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词的信,在信中,“他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代表我曾帮助他们摆脱饥饿的山西千千万万民众,对我表示了感谢”。而为李提摩太蒙在鼓里的,是曾国荃奉命调查他而上的一道奏疏,曾国荃说:“此次英国教士李提摩太等,携银来晋放赈,迭准直隶来咨,当即分委妥员会同办理,先在阳曲徐沟,诸称平顺。嗣该教士闻省南灾务尤重,愿赴平阳散放,亦经分饬照料办理,均极妥协,并无河南所奏情事。”从“并无河南所奏情事”一语中可以看出,当时同为灾区的河南的官员肯定对洋教士有不利报告,清廷才下令山西方面调查,而曾国荃对洋教士则给予了与同僚完全相反的评价。

  曾国荃与洋教士的诚恳交往,对山西赈灾意义重大。李提摩太自带银两不多,但他通过日记等形式向海外通报灾情,海外募捐效果空前。据统计,经李提摩太等西方施赈者从饥馑线上挽救过来的家庭数目达到十万户,得到救济的人员高达25万人。外洋赈款20余万两中,李提摩太及助手负责发放了12万两,领赈灾民超过15万人。李提摩太等人的赈灾取得很好效果,而这与曾国荃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设想一下,如果地方官员时时猜疑处处掣肘,洋教士救济灾民之情再热,也会被浇熄吧?

  用人头挂出来的秩序

  饥荒威胁之中,人心浮动是一种必然。特别是此时的山西局势原本就不宁静,捻军余部时时惊扰,与山西相邻的陕甘又爆发“回变”,对地方官员来说,稳定社会秩序不仅直接关系赈灾成败,更与清王朝生死存亡攸关。

  曾国荃奏疏中经常有夸奖山西“民性纯良”的句子,说民众“视饿死为应受之辜,绝无强夺强劫之案”,但这只是门面话,意在衬托“圣朝”的“深仁厚泽,浃于晋民肌肤也久矣”。实情当然并非如此,对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人讲法度本就是件高蹈的事情。而为了维护秩序,曾国荃除了以各种行动宣示朝廷的恩泽,以安抚民众,另外也采用了不少铁腕手段。光绪三年九月,他在给属下的书札中说:“查灾放赈,先安民心为要。……至于布散流言、匿名揭帖,断非饥民举动,必有奸宄招摇潜踪其间。此清查境内无业游民为最要也。地方官果能清查,勿令聚党生事。如遇外来面生可疑之人,不准溷迹境内,庶本境之饥民,望有涓滴之赈可以度活,而不敢萌异志;各路之宵小,惮吾严密之防,无从勾结,而不敢生觊觎。消患于未然,此其时也。”一名将官向他汇报派兵巡逻的情况,他更详细指示:“拣选谨慎之兵一十六名,作为两班,每班分四起轮流稽查要路,布置最为得法。但能使民间屡屡见有兵来,奸民自惧,良民自安。每起二名不嫌其少,若多则不敷分布,且恐益民间鸡犬之惊。惟巡哨之兵最宜安静,必须使莠民见之有畏心,不至使良民见之亦有惧心,则地方从此安谧矣。又称商贾粮车过境,任意截劫,毫无忌惮,或三五同伙拦阻孤身行客,夺抢物件。如此则粮贩无人敢来,境内之粮安得不日形缺乏?所关非细,仰即加意巡防,遇有截粮拦路行劫之案,一经拿获,即行会同地方官讯明情节确实,禀请就地正法,以安商而裕民食,是为至要。”

  所谓“就地正法”,这是非常时期给予地方官员的便宜行事权力,是典型的“非常手段”,即使在当日也是违反法律之举。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有特殊的效果。李提摩太赴山西救灾,他目睹惨状后曾经困惑,为什么很少看到抢劫?原来“每一个村中都贴了告示,宣布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现象出奇地少”。果然,不久他就在路边看到了挂着“两颗人头的笼子”,“这是对试图暴动的人的警告”。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李提摩太对此也表示了理解,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时的社会状况需要高压政策。”

  然而,如果“就地正法”施行无度,那绝对是民众的灾难。山西旱灾中,“就地正法”有无滥杀无辜情形?不妨先看曾国荃的一个批牍。当时隰州发生窃贼杀死巡夫命案,地方官员即遵“就地正法”之令,将嫌犯处决。曾国荃在隰州呈报的公文中批道:

  本爵部院前因被旱成灾,恐有不逞之徒煽惑饥民劫掠富户,谋为不轨,是以通饬所属,如有前项匪徒乘机倡首为乱,即行就地正法,以遏乱萌而靖地方。今窃贼杀死巡夫一案,无论事后挟嫌谋杀,或临时图财害命,总系寻常命案,自应遵照定例,填格录供,通报复审,按拟解勘,方为正办。该州前请就地正法,已属草率,即或实应就地正法之犯,亦应候示遵办,乃既经具禀请示以前,竟敢不候批示遽行正法,办理殊属冒昧,非寻常疏忽可比。本应立予撤参,以重人命,惟业据自行检举,禀请照例议处,且该州并属被灾较重,正当清查户口、办理赈抚紧要之时,未便遽易生手,姑从宽记大过三次,以示薄惩。……及嗣后遇有似此案件,不候批示擅专自便,定行严参,决不再宽。凛之!凛之!

  有了上峰“就地正法”的命令,地方官员很可能乐得简便,把赈灾中发生的所有命案都“从重从快”。这一封批牍透露曾国荃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所以他反复强调和训诫,寻常命案一定要回到常轨,遵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办理。

  大灾中的官员群像

  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称赞由做过将军的曾国荃来当灾区的巡抚是一种“幸运”,“当发现一位政府官员侵吞救济金,中饱私囊时,他下令立即处决。这种果敢的行动震慑了其他官员,缘此他使政府官员免于腐败,也使乡村不至于失序。”留意于整顿吏治和稳定秩序,这的确是赈灾之要着,如果吏治不清明,秩序不稳定,即使花费甚巨,赈灾的效果也会微乎其微。

  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曾国荃向清廷上了《特参州县疏》,所参的地方官吏,一个是吉州知州段鼎耀,其人“于省局拨解赈银胆敢扣留不发,实属玩视民瘼,忍心害理”。另一个是代理荣河县知县王性存,“借罚捐赈为名,借端侵渔”,还有“试用县丞郭学海,委解粮石,假公济私,任意迟延,亦属任性妄为”,曾国荃“请旨一并革职,归案审讯,按律定拟,以重赈务而儆官邪”。

  最有意味的是,两个知县仅因在灾中修理知县衙门,也受到了曾国荃的严厉处分。“稷山县知县王懋庚,到任数月,并未禀请批示,私派捐输,修理衙署”,所谓“私派捐输”就是在民间摊派,曾国荃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他斥责说:“该县衙署即使破烂,尚有考院(童子试场)可以暂借栖居,即欲修理,亦应候至年丰禀请,设法筹款,不应勒派捐输兴修。似此胆大妄为,荒谬已极。”和顺县一位姓夏的知县“修理衙署”,“复匿灾而不报,征收钱粮”,在曾的眼中,这是“括万民之脂膏,供一己之宴安,任听民间卖儿鬻女,尽填贪吏之欲壑”。夏知县被摘去顶戴,“以观后效”,王知县则更遭到了革职查办的惩处。除了“纪律处分”,有些贪渎官吏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山西阳曲县的仓书李林儒——一个管理放赈的小吏在承办粥厂放赈中,侵盗米粮五十石,被曾国荃下令就地正法。

  这些在大灾之中“玩视民瘼”、“忍心害理”甚至舞弊自肥的官吏,的确彰显了晚清吏治的一些漏洞。但腐败官吏的比重有多大?对政府赈灾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考虑到灾区辐员的辽阔,赈灾中调动财物的数额之巨,对上述问题当有一个实事求是的估价。据曾国荃在灾后向朝廷报告:“自去年筹赈以来,州县如有不实心竭力者,臣等查明无不立予参撤。其中亦有尽心爱民、勤劳卓著之员,理宜量予体恤,酌发应支之款,以鼓其气。……近日州县等官多有饔飧莫继者,且有得力之员因办赈焦劳过甚,遂至一病不起无以为验者。”

  朱其昂,李鸿章办洋务企业的干将,“为晋省筹赈筹粮、捐资济众,最为出力”,竟因灾中染上“时疫”于光绪四年五月殁于天津。

  张树炎,原为甘肃道员,山西大灾后经曾国荃奏调来晋,旋往河南周家口采办粮食,“冲风冒雪,昼则尽力奔驰,夜则被兀坐,设局办理转运,不辞劳瘁。严冬寒气逼人,冰霜满路,该道往返于泥淖之中,痛念饥民嗷嗷待哺,殚心设法多为拯救。乃以焦劳过度,遂致心火冲肝,郁为消渴之症。……计三月以前,于万难周转之间,犹能运粮一万余石力济灾区,自是心力交瘁,病益不支。……四月初九日扶病归里,该道即于初十日身故”。

  知州陈世纶、知县刘祥翰,“均克尽心民事,卓著循声,乃因办理赈务忧虑过度,积劳病故。……今年疫气流行,该员等不避艰难,驰逐郊关,因而染病,卧床不起”。
  ……

  曾国荃统计,灾情发生以来,“自初至今,计候补及在任正佐各员物故者,已近八十员”。官吏亡故如此之多,除了积劳成疾的因素,灾后疫情蔓延势必也加剧了赈灾的风险。

  曾国荃的奏报有无虚饰成分?基本事实谅无问题。传统社会,士人清议的力量实非今人能够想象,而且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人在京城做官,如果奏报不实,被京官参上一本,后果严重。曾国荃查办的部分贪渎案件,就是起因于京官的弹劾。

  天降奇灾考验着宛如夕阳西沉的帝国。作为一个前现代政府,清廷可以说竭尽了所能,很容易被今人诟病的官僚贪腐无能的病灶也并未大面积地恶性发作。究其实,紧接“同治中兴”时代,元老重臣均在,朝野风气未坏,中央政府的威严尚存,法纪和儒家道德并未遭到普遍蔑视,这些都是山西赈灾取得一定成效的根本原因。在此之后,一个看上去早已摇摇欲坠的帝国居然还能支撑三十余年,从山西大灾中也能窥出端倪。

  当然,终究是前现代的政府,前现代的官员,他们的思维终究无法突破过渡时代的一些显著特征。李提摩太离开山西时,向曾国荃提出了包括向粮价低的地方大规模移民、修筑铁路等建议。根据曾的指示,一群官员通过讨论给予了回复,“修筑铁路过于超前,并且必须引进大量外国人,这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从对山西是否最有利的角度看,最好不要修筑铁路”。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11-11 07:30:37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周天勇" <zhouty2005@sina.com>, "周孝正" <zhouxiaozheng@vip.sohu.net>,  抄送:标题: Fw:转发:官员的一种装糊涂
From: "yinong.xu" <yinong.xu@gmail.com>Date: 2010-11-09 22:51:52To: "shangtong zhu" <zst29@yahoo.com.cn>Subject: Re: 致谢并致敬!

    朱尚同先生:感谢及时转发此文!以古释今,如此淋漓尽至,入木三分,让现实中国病入膏肓的体制癌魔原形毕露,无法躲藏。读得我热血喷张!我以自己生为湘人为荣!请代我向刘剑、龚晓跃二位先生转致崇高敬意!!(附件是我阅读并作文档处理后的原文)
    许医农 9/11/2010

总编因刊登文章批判清廷而被免职

    湖南《潇湘晨报》因在10月30日出版的“辛亥革命100年特刊”中,刊登了批判清政府的文章——《清王朝垮台前,爱新觉罗利益集团已丢尽了它的脸》,其总编辑刘剑被免职、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被调离内容部门。)据悉,是因为“有关部门”点名批评了《潇湘晨报》的“辛亥革命100年特刊”,报社迫于压力,宣布对总编辑刘剑与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进行处理。《潇湘晨报》将为此刊登认错函。

    对此,著名媒体人士、前《南方都市报》总编程益中愤怒骂道:“因潇湘晨报刊登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总编辑刘剑、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被宣布停职,继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之后,辛亥革命也沦为敏感词,太鸡巴盛世了,太鸡巴和谐了。”而媒体人士王佩也表示:“听到《潇湘晨报》因为纪念辛亥革命,总编、执行总编双双被下课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爱新觉罗家族复辟了?’”下面是《清王朝垮台前,爱新觉罗利益集团已丢尽了它的脸》的具体内容:

清王朝垮台前已丢尽了脸

曾 鸣

2010年10月30日 潇湘晨报

    “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著名学者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这样评价过清王朝爱新觉罗“部族”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满驭汉,中央驭地方,是清王朝“部族政治”的基础。这两个基础的崩坏,构成了王朝的衰竭。而尤其是后者的改变,清晰地决定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形态:王朝不是被革命派中央军、民众义军或者外族军队推翻,而是在各省宣布独立的革命形态中退出历史舞台。蓄积于民间的“一省之力”的壮大、成熟和独立,在王朝部族集团自身衰败的同时,从另一个方向揭示了帝国政治走向革命立宪的独特的中国道路。

皇帝的独裁路径

   在美国梦之前,大抵无数人有过“中国梦”。中国美梦,就是做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个国家,皇帝最大,乃至大过一切梦想,可以制约一切梦想。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传统政治,皇帝独裁。不过,如果你想做一个独裁者的美梦,我建议你把梦境放在明清两朝;在汉、唐、宋诸代,你并不是那么为所欲为的,那时还有一个宰相,相权与皇权,是制衡政治的二元。你说宰相不过就是你的小弟?不不不。就拿唐代来说,宰相可能是你的“一群”小弟--唐代的相权,分赋于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合体,才相当一个宰相。宰相不是一个人,这叫委员制。在汉代,宰相是领袖制,那时候,相权才由一个人掌握。

    如果你在唐代当皇帝,你的命令,并不就是国家的命令。唐代政府的最高命令叫“敕”,但这个命令不是由你下的,而是由中书省发令,就是所谓“定旨出命”。那你有什么权力呢?中书省的命令送到你那儿,你画一个“敕”字,表示同意。就是说你有同意权。但最终拿主意的并不是你。你画完“敕”,命令还要送去门下省,门下省如果有意见,就大过你的意见,原诏书就要在被批注后送到中书省重写,这个叫“涂归”。而你画的“敕”就等于白画了。

    最后还有一个尚书省,等到门下通过了敕诏,就送到他那里去执行,它下面有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专门执行各种命令。这就叫三省六部制。但如前面所说,这个命令,并不就是你的命令。因为你画的“敕”字之下,得加盖一个“中书门下之印”,要是没有,就说明是你直接发的命令,这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被下面各级机关承认。

    如果你横一点,一定要自己下命令,那又怎么呢?武则天干过这事,结果遭到一个臣下耻笑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当时武则天把中书省改称凤阁,门下省则改称鸾台。这个意思就是,不经过中书门下,怎么好意思叫“敕”呢?

     后来的唐中宗,也自顾自地下敕封官,但他到底不好意思,于是装“敕”的封袋,就不敢用平常的,改为斜封;写的那个“敕”字,也不敢用朱笔,改用墨笔。表示这是皇帝的命令,没经过中书门下,下级机关请打个马虎眼通融一下。通融是通融了,那个被封的官,从此被人看不起,得到一个“斜封官”的外号。而皇帝干的这个稀奇事,可称为“斜封墨敕门”。

     到了宋朝,宰相的地位就差一点了,最明显的是,他见你的时候得站着。在这以前,群臣朝见,宰相是有座位的,还有茶喝。这个叫“三公坐而论道”。到了宋代,宰相上朝,就站着不坐了。

    宋朝还有一个变化就是,门下和尚书办公地点搬到皇宫外边去了,中书省单独成为宰相。

     同时,宰相的权力也小了,军事、财政、用人三种权力都被别的部门分割拿去。他主要剩下的事情就是给你写命令,但跟唐朝不一样,他写的只算草案,决定权和同意权都在你。不过,你的命令最终还是要中书省点头同意。话说南宋宁宗那时,国家快要完蛋了,一个命令转几次手才能被同意,就显得缓不济急。于是皇帝就写小纸条,当时叫御札,觉得效率高一点,结果朝臣愤慨,说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

    举这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中国的传统政治,并不全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它有它的制度和法律。只不过,唐代以后,相权与君权此消彼长,皇帝的专制,慢慢形成了。而到了明代,由于宰相胡惟庸谋反,朱元璋就撤掉了宰相的职位,并且交代以后的皇帝们也不准再设。到这会,事情都由皇帝拿主意,他差不多可称独裁了。

“部族政治”——清朝统治的基础

    1903年,《国民日日报》有一篇文章,称“故至秦而民权尽亡,及宋而臣权尽亡,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权专制达于完全极点之时代。”这个意思是,在秦代,民权完蛋了;在宋代,相权完蛋了;在明代,人权完蛋;到了清代;一切权利都完蛋了,无论什么都是皇帝说了算,专制到极点。

    为什么一切权利都会完蛋呢?清代一个大背景是: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连百万都不到,他却要统治几亿的汉人,怎么办?这就产生了“满-汉”二元体制,字面上,是满族与汉族共同管理;但背后,就是钱穆说的“部族政治”--“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他们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

    牌面上看,清朝沿袭明制,中央设六部,依官阶大小分别是吏户礼兵刑工,每部门有两个尚书和四个侍郎;六部上面三世内阁,由四名大学士和两名协办大学士组成;地方上,有18个行省,总督和巡抚是最高长官,下面分别是布政使和按察使、道、府、县(州)。

     这种制度的有趣在哪里呢?首先,不管是内阁还是后来的军机处,都没有给地方上下命令的权力,所有的命令,都由皇帝来下。其次,六部里头的尚书侍郎虽然是名义上的上下级,但他们要是意见不合,却都有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这么一来六部虽然是中央机构,可它非但指挥不了下级,连自身都指挥不了,谁来指挥?皇帝。地方上也一样,总督比巡抚高半级,但都能给皇帝打报告,所以俩人掐起架来也只能请皇帝来做裁判,如此这般,皇帝就真正成了全国的独裁者了。而清代君主独裁的最大看点,还要数军机处和密折制度。

     军机处产生自1729年,顾名思义,它本来是雍正皇帝就秘密军务成立的一个小班子,后来因为效率高,就沿用下来。然后,起草谕旨、敕令和诏书这些本来属于内阁的活,就转移到了军机处。军机大臣作为皇帝的亲信幕僚,每天至少与皇帝见面一次,就军务、边防、度支、税收和外交等各个方面提建议。

    “密折制度”,即“寄信上谕”。清代政府的最高命令称上谕,又分明发上谕和寄信上谕两种,其中明发上谕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转交六部,但这都是些不要紧的事情;要紧的事情,由皇帝从军机处直接寄给受命令的人,其他人谁也不知。

     钱穆认为,从汉到明,中国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掌握在读书人手里,而读书人既不是皇帝的私人势力,也不是一个固定集团,因此这个政权是公开、开放的。而到了清代,作为皇帝私人秘书的军机处加上密折,就构成了一种秘密政治。这种权力集中,也就成为了满族作为“少数人”却可以统治“大多数”的制度基础。

    从官员人数上看,除了道、府、县这些地方长官都由汉人担任、理藩院只有满人和蒙古人担任以外,其他所有官职,看上去是满汉平分的,“满-汉”二元达到了公平。实际上,权力的分配与军机大臣和皇帝的亲疏成正比,而皇帝一般都信任满人胜过汉人,于是大量特殊和机密的使命都委派给满族军机大臣。

     事实上,在太平天国以前,清代的军政要职都由满人担任,汉人在清朝头两百年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只有一个岳钟麒。而25岁的和珅却能在两年之内从御前侍卫升上军机大臣,如果他不是满人,这是不可想象的,怪不得清末革命者邹容说,“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

    及至最后时刻被迫立宪政改时,清朝还曾于1911年演出过一台“皇族内阁”的临终丑戏,彻底暴露了其死也不想开放政权、视国家权力为一姓私产的反动面目:13名内阁成员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

    著名学者王亚南就此曾写到:“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

    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马戛尔尼,1794

“部族政治”对清王朝的自我杀伤

     所以,如果你梦想做清代的皇帝,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精力。“朕即国家”的另一面是,万事都由你做主,你得多忙呀。光奏折,每天你得批百来份;然后你还是最高法庭,案子你都得过一下;你还是宗教首脑,你要祭拜天地孔圣人封达赖喇嘛;你还要做学术工作,四库全书编完了都得送你给看一下,殿试由你主持,有时你还要去国子监讲课……

     所以,在清代,皇帝能不能干,就决定国运昌不昌盛。康熙、雍正、乾隆能干,就是康乾盛世;嘉庆、道光算是才智平庸;咸丰也一般,国家这时开始蒙耻;同治、光绪都是小孩,权柄由慈禧掌握,历时近半个世纪。慈禧不是庸人,堪称多谋善断,但她不得不受制于时代与个人见识,等到慈禧完蛋,大清的阳寿也就被折腾得没剩下几天了。 而整个清代王朝的衰竭,也许就是从乾隆65岁那年遇人不淑开始的。

    话说1775那年,65岁的乾隆遇见了25岁的和珅。当时和珅只是一个御前侍卫,应役在大内抬轿。一次乾隆出行,走到一半发现少了仪仗,大怒,左右皆震慑,和珅却应答如流,令乾隆异之。和珅就此交上好运,之后一年,这个年轻人到了户部侍郎,再过两个月后升任军机大臣,接着一个月后荣升内务府大臣。到27岁时,和珅就有了在紫禁城里骑马的特权了,这种殊荣一般是给那些年迈走不动路的极品勋臣的。后来,和珅又执掌户部和工部,40岁时迎娶乾隆最小的女儿。

    随着和珅扶摇直上的,是清代吏治的败坏,他建立的庇护制网络,渗透到各省官僚特别是军事部门之中。而围绕和珅的庇护网络,亲属关系、同乡关系,到师生关系、上下级官员关系等私人关系渗透进非私人的政治制度中,不仅破坏行政效率,也成为腐化的根源,这与和珅的贪腐,又互为表里。

    和珅的好运一直交到1799年乾隆驾崩为止,他的倒台见证着乾隆朝最后年月的体面丧尽。嘉庆抄查其家产,总值达8亿两。清代国库在1777年达到鼎盛时,年终结余亦不过8182万两。

    乾隆末年,循吏、清官几已灭迹,贪墨之徒充塞中外。当平庸成为主基调时,也就是官场上下利用权力埋头捞钱的时候了。及至道光时期,鸦片走私以新的时代形式,再次极大地败坏了晚清官僚政治。

    其实,和珅式的“权力决定财富”方式,不过是“部族政治”在经济上的表述。皇帝以“天下公主”的名义集中一切资源(土地、财富、知识、权威等等)时,这些资源就都被“权力化”了,而这种“权力资源”的“代理人”,就理所当然是和珅这些“部族政治”的得益者咯。 如学者王亚南所言,真正使晚清官僚政治“把一切弱点暴露尽了,一切丑丢尽了”,以至于成为“中国官僚政治史上结局最悲惨”的,还是清代官僚政治的另一层结构--满-汉二元体制。

“满—汉”“中央—地方”两个体系的破裂

    “部族政治”的一个命门在于,由于满人的任命不能进入道、府、县等地方上的基础政治,这就要求地方不能够拥有力量,否则满人王朝可能会遭到覆灭。而太平天国这场叛乱,恰好调整了“满-汉”二元结构的力量对比。从此,汉人在官僚行政中得势,亦令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焕然一新。

    曾国藩正是这种风云际会的集中见证者。1852年,太平军叛乱初起时,他还只是吏部侍郎,正在湖南老家为母亲守孝。由于太平军席卷湖南,于是朝廷任命其为“团练大臣”,要求他在湖南组建一支团练。团练是八旗兵和绿营兵这两种中央武装以外的地方自卫体系。当时,抵抗太平军的主力,仍是南京东郊的江南大营,和扬州城外的江北大营,团练充其量不过是辅助力量。 但曾国藩很清楚,绿营和团练,都不是太平军的对手,如要有所建树,必须超越皇帝的命令组建一支新军。于是一支湘军,便以类似“戚家军”的军制、以共同地方背景的基础、灌输以“维持名教”的使命感,建立起来。

    事实上,湘军的本身,就隐含着对清帝国权力的高度颠覆性。清代的军队,如旗兵和绿营,从来都直属中央政府,曾国藩的湘军,却因为士兵都由将佐招募,也只对官佐效忠,而不知有中央。这实际上是成了地方上的一支“私家军队”。

    湘军的军饷用度影响了清制。湘军薪饷很高,普通兵士每月饷银达4两半银,是一般家奴的十倍。面对这笔巨额军饷,地方上就要有固定的财政支持,首先是卖官鬻爵的收入,不久就有更大的来源--厘金。厘金1853年开征,是对存货、运输途中货物或茶叶等产品按价征取的商业税,金额稳定,数目很大。曾国藩的湘军先后征取过湖南、江西、湖北诸省的厘金。这么一来,地方就慢慢拥有财政权。

    1860年5月,江南大营的再次瓦解,成为清代历史的拐点。这意味着南京以东的清朝正规军被全灭,曾国藩和他13万湘军成为朝廷唯一的依赖。6月8日,曾被任命为代理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拥有指挥长江下游地区军事的最高权限。 在形势所迫下,“部族政权”终于网开一面,让一个汉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这是清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事情。

    这种“网开一面”,因为曾国藩的用人而继续扩大。1861年,曾国藩举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1862年,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这些都是汉人。事实上,曾国藩的私人幕僚和将官班底成了输送行政才干的温床、管道,其中涌现出许多一流地方官员,他们在19世纪后来的年代控制中国的军政大权。

    1864年7月19日,南京陷,17日后湘军解散。但在此前,曾国藩已按湘军形式创建了淮军,淮军的继续存在,使得曾国藩的权力传递给另一个汉人--李鸿章。日后,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在1870-1895年间乃是中国实际上的“首相”。

    曾左胡李等汉族名臣,终于守得清代中兴。但如乾隆末期的极盛隐藏衰败的因素一样,中兴也埋伏着终亡的阴影。满族君主政体与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融为一体的这个保守联盟,本身就是对“部族政治”的颠覆;王朝在苟延的同时,政府的权力也从满人慢慢转到汉人手上。

    太平军叛乱平定以后,中兴名臣尽成封疆大吏,后来,淮军渐变为练军,练军中著名的还有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张之洞的自强军。地方上从财政到用人再到军队,都有了自己的权力,以省为单位新体制框架慢慢形成了。而“私家军队”这种军阀特征,尤其成为了“部族政治”的挑战因素。

    既然满不驭汉,中央不驭地方,“部族政权”的戏,就渐渐有心无力。待到1911年武昌新军擦枪走火,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而袁世凯又不能完全受中央节制的时候,大清皇朝终于就垮了台。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1-11 21:38:38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朱永嘉: 辛亥革命前前后后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

辛亥革命前前后后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

朱永嘉

    按:这是我一篇讲中国近代史的旧作,作于今年四、五月间,在箱底压了半年多,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故在十月间,放在博客上,供大家阅读批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走过的历史进程,还是富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这一百多年如果以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分界的话,前面我们是在民族危机和灾难深重中跌跌冲冲地慢慢跋涉过来的,49年以后的历史,我们同样也是摸索中不断前进的,邓小平说过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换一句话,我们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摸索着前进的,现在人们喜欢说中国的崛起,换一句话说从49年起,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逐渐摆脱别人的指挥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吸取了不少教训,但毕竟走过来了,中国也就是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已是举世瞩目的对象了,我们并不讳言,我们还存在许多问题,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那一个方面都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们可以站着摸索着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们又是与世界各国人民最友好的国家和民族,总结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所经历的种种考验和教训,都是为了使我们走得更坚实、更有力。我们不会忘记先烈们的牺牲和功勋,不会忘记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留给我们丰富的遗产,也不会漠视前进途上还有不少艰难困苦需要我们去努力战胜,这一百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所需要的是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沿着先辈们的足迹,不屈不饶地继续奋勇前进!我们深信将来会更加美好!前途更加光明!由于文章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全文的重点只能放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全文较长,我准备分五次刊载。全文共有十一小节。

目 录

一.导语

二.关于辛亥革命的不同认识

三、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的“最精之大义”究竟是什么?………………

四、清廷《宪法大纲》的历史背景、制订过程及其颁布后的影响……………

五、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形势……………………………………………………

六、孙中山的让位于袁世凯是出于“道德光辉”吗?…………………………

七、民国初年的多党制试验………………………………………………………

八、走马灯似的三次内阁改组……………………………………………………

九、国会的选举与宋教仁被暗杀…………………………………………………

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与国会的无疾而终………………………………………

十一、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

一.导语

     明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是一次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以暴力的形式,推翻清朝统治为其宗旨,它的政治遗产便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起草的《临时约法》,它是照搬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同盟会的宋教仁是道道地地的议会迷,他正是为了国会选举被袁世凯暗杀的,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历史进程,值得我们重新回顾一下辛亥革命前后这一百多年来风风雨雨的日子,然后给它一个比较客观的历史的评价。当然,辛亥革命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许多问题我们得从清末的种种状况说起。

二.关于辛亥革命的不同认识

    前一个时期我读到李泽厚与刘再复二位先生关于《孙中山评说》的对话,李泽厚先生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可以有二种选择,一是康梁主张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暴力革命’之路,现在看来,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好得多,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刘再复跟着发表妙论说:“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等政治强人就缺乏孙中山那种道德光辉。”所谓孙中山的道德光辉,也就是辛亥革命后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孙中山把总统宝座让给了袁世凯,也就是把国家权力交给了袁世凯。今天刘再复说这个话,是要中共把权力交给谁呢?怎样才能发扬“孙中山那种道德光辉”呢?

    我记得杜光先生也有过一段非经典的话,他说:“袁伟时教授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做报告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话:‘我们在九十年代做的工作,大体上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什么是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就是宪政民主,是由上而下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的一九〇八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而且拟订了实施这个大纲的逐年筹备事宜的清单,列出君主立宪的九年规划,但这个进程被辛亥革命打断了。袁伟时这句话的意思,我想无非是说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要实现清朝皇帝没有实现的宪政民主,继续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

    从这一大段话,我们可以知道杜光先生的意思是,整个一部中国现代史应该重新评价,应该遵循清末宪政运动的路走下去,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切都走错了道路。

    这里应该弄清一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背景是什么?是谁打断了立宪运动的进程?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的宝座给袁世凯仅仅是“道德光辉”吗?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究竟在那里?这一百年的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有没有走错路?这一百年历史,中华民族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了?只要把历史事实客观地摆清楚,其中的是是非非自然也就清楚了。

    袁伟时、杜光、李泽厚、刘再复等先生的二篇文章所提出来的问题,都是涉及中国现代历史带有根本性质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依照杜光的说法,袁伟时教授报告提出的问题是“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问题,连用三个非常作为叠词,那我们也应该非常非常认真地思考一下,他们所提供的结论,究竟是否正确。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应该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所以我们应该先认真地讲一讲当时的历史事实究竟是什么状况,应该怎么来认识从清末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历史、现实、未来这三者的关系总是环环相扣的,正确地看待历史,是为了正确地评估今天并明确未来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历史是客观存在,是任何人也无法篡改的,篡改历史,无非是为了依照他们的意图欺骗不明真相的青年,从而达到他们改变历史方向的目的。当然,这只能蒙骗一部分人,他们永远不可能改变历史继续前进的步伐和方向。

三、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的“最精之大义”究竟是什么?

    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原文还在,不是光绪皇帝,而是慈禧太后懿旨颁布的,这份《宪法大纲》“最精之大义”,“不外数端,一曰: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二曰:君主总揽统治权,按照宪法行之;三曰: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得应尽之权利义务而已。其余节目皆以此为根本。”这就是清廷所颁布《钦定宪法》的宗旨,具体在宪法大纲一章,“首列大权事项,以明君为臣纲之义,次列臣民权利义务事项,以示民为邦本之义。虽君民上下同处于法律范围之内,而大权仍统于朝廷。”故“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关于君上大权,其云:

    “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一,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一,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议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一,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一,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一,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一,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一,爵赏及恩赦之权,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一,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纷歧。一,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一,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需交议院协议。一,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以上是关于君主权力的规定,总之决策、司法、行政、外交、军事、人事、财政、戒严几乎所有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在君王一人手上,这里哪有什么三权分立,什么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杜光称之为普世价值的东西呢?

    关于臣民的权利义务,《宪法大纲》也有规定,其云:“一,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一,臣民于法律范围之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一,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一,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逞诉之案件。一,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一,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一,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总之,关于臣民的权利与义务都限定在君王钦定的法律范围之内,这哪里有什么天赋人权的概念?关于议院组织的相关条文,其云:

     “一,议院只有建议之权,并无行政之责,所有决议事件,应恭候钦定后,政府方得奉行。一,议院提议事件,须关乎全国共同利害者,不得以一省寻常地方之事提议。一,君上大权所定,及法律上必需之一切岁出,非与政府协议,议院不得废除删削,其细目另于会计法内定之。一,国家岁入岁出,每年之预算应由议长协赞。一,行政大臣如有违法情事,议院只可指实弹劾,其用舍之权仍操之君上,不得干预朝廷黜陟之权。一,议院所议事件,必须上下议院彼此决议后,方可奏请钦定施行。一,议院有上奏事件,由议长出面具奏。一,议员言论,不得对朝廷有不敬之语,及诬蔑毁辱他人情事,违者分别惩罚。一,议员开会之际,议长有指挥警察整饬议场之权,如有违议院之法律规则者,议长得禁止其发言,或令退出议场。一,议员如有不合选举资格者,由议长审查得实,随时立予除名。”

    这些关于上下议院议事的种种规定,最根本的是议院没有决策权,只有建议权,决策权集中在君王手上。可以弹劾大臣,但没有罢免权,用人权仍操于君王之手。一年的财政收支状况,议院可以协赞,但没有否决权,最终由君王定夺。议员在议院发表言论,亦受限制,那就是不得对朝廷有不敬之词,更不用说对君王的非议了。总之,上下议院的议员只有参议的权力,这个参议也是有限的。至于议员的选举,在选举法上,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亦有种种限制。

    我们只要认真客观地分析一下,这样一篇《宪法大纲》,它追求的决不是公民之间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力和权利,它的宗旨是为了巩固君权需要服务的。中国近现代特别是二十世纪初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目标只能是,对外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中国的阴谋,对内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王朝,怎么能以这样一篇《宪法大纲》作为它的出发点呢?认真读一下这份《宪法大纲》,其中的是非应该不言自明了。所以,那些朋友要纪念这份大纲发布的一百周年,究竟能纪念它什么呢?

四、清廷《宪法大纲》的历史背景、制订过程及其颁布后的影响

   也许我们应该了解清廷出笼这份《宪法大纲》的背景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制订的,这份《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以后,对国内的政局究竟产生过什么实际的影响。弄清这些基本情况,或许有利于我们能够对它比较客观和正确地作出适当的历史定位。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于一九〇八年八月,我们只要排一下一九〇〇年以后的国内重大事件,便可知道钦定《宪法大纲》颁布的历史背景了。我们都知道一八九五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对日本的丧权辱国,促发了康梁戊戌变法的运动。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失败,于是一九〇〇年发生了来自民间对抗列强侵略的义和团运动,结果是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与光绪皇帝一起逃难到陕西的西安,清政府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联军占据北京整整一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一九〇一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一年我们面临着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如何救亡图存这一最为迫切的问题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紧接着一九〇四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的目的是争夺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权,而清政府却无奈地表示中立,听任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屠戮中国人民。对于这场爆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俄战争,当时大部分人认为日本无法抵御疆域辽阔的俄罗斯,结果是日本取得胜利,俄国成为战败国。这在中国士绅中就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日本之所以能以小克大战胜俄国,是因为它经历了明治维新,中国要自强也必须走变法的道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在于政制的改革,这样立宪运动的起点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迫使清政府考虑政制改革的起因,还有国内的各种因素,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不断起义反抗的影响,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他在檀香山的华侨中成立兴中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其宗旨。一九〇三年以后,在上海的爱国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建立革命组织,如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最终成立光复会,在湖南则有黄兴、陈天华等人组织的华兴会。一九〇五年七月,孙中山到日本,各个地区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成立同盟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政治纲领。海内外青年知识分子中革命势力的兴起,对清政府而言也是一种威胁和压力,特别是革命党人在内地发起的各次起义活动,对清廷的统治产生直接的威胁。如一九〇六年湖南萍、浏、醴起义,一九〇七年广西的惠州起义,光复会徐锡麟在安庆组织的安庆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等,正是这些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促使清政府思考如何改革政制,避免被革命党推翻的命运。另一个变化是在统治集团的上层,地方上的督抚大臣和上层知识分子在直接面对种种险象和危局时,也不得不考虑如何救亡图存的问题。一九〇六年上海成立了宪政研究会,以马相伯为总干事,其成员有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以《宪政杂志》为其舆论阵地,梁启超在一九〇七年发起建立政闻社,杨度在日本办宪政讲习会。这是清代上层知识分子企图借宪政来达到自救的运动,这些人的活动也必然影响到那些地方上的督抚大臣,如当时的张之洞、袁世凯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一九〇五年张謇与袁世凯有过一段对话,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麐回忆张謇对袁世凯“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室退处于无权,可消隐患。”当时袁世凯未为所动,次日,又召张謇入见,“嘱将预备立宪各款作说帖以进。”张謇这份说帖,就是后来北洋诸大臣奏请预备立宪的奏稿,实即张謇所拟,未易一字。在此之前,清政府高级官吏中已有驻法大使孙宝琦改革政体的奏文,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议请立宪之奏疏,两广总督岑春煊更是两次奏请立宪。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慈禧太后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决定派人出国考察何谓宪政。请注意这件事是慈禧太后决定的,那时光绪被软禁在赢台,故此事与光绪无关。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公元一九〇五年七月十六日)下诏派五大臣出洋,同时设立政治考察馆。一年之后,五大臣考察归来,连折敷陈各国宪法,认为必须立宪。这取得了慈禧的认可,她认为“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这里有一点可以肯定,清末的宪政是从外面被动地移植过来的。那时光绪还处于软禁状态,清末的立宪新政与光绪皇帝风马牛不相及,怎么能说继承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次年七月下达仿行宪政诏,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七月,改政治考察馆为宪政编查馆,由其具体负责起草宪法大纲的工作。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一九〇八年的六月,由宪政编查馆及资政院会奏,确定各省咨议局的章程及咨议局选举的办法,根据慈禧的懿旨,在八月颁布《宪法大纲》,确定九年之后召开国会,并颁布逐年具体筹备的事宜。这一年也就是九年计划第一年的事宜,包括各省督抚筹备咨议局,颁布城镇乡的地方自治章程,同时还颁布了调查户口的章程,清理财政的章程。从这个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的历史过程,可以知道它是清廷国势日蹙,在外患和内忧的逼迫下,为了自救而被动地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那么清廷是否真有诚意来实施这个《宪法大纲》呢?
   我们知道《宪法大纲》颁布后一个多月,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而且光绪皇帝早于慈禧一天去世,现在通过检验证明光绪是被砒霜毒死的。为什么慈禧要在她去世前一天把光绪毒死呢?因为这份《宪法大纲》是把权力集中在君王手上,慈禧及后党们怎么能让光绪在她死后为戊戌变法翻案呢?怎么能让流亡海外的康、梁这些帝党重返朝堂呢?从这一点上也足见慈禧及其党羽没有真正实施宪政的决心和愿望。九年筹备事宜的规划,实际上是清廷拖延立宪时间的一种手段。慈禧与光绪帝去世以后,清廷立溥仪为帝,由其父即光绪之弟载沣为摄政王。那时的宣统皇帝还是未成年的幼童,是隆裕太后抱在手上即位的,他对宪政又能知道什么呢?要后人来继承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不觉得可笑吗?那时清廷实际执掌国家权力的是摄政王载沣。

   宣统元年二月,清廷宣示朝廷一定实行预备立宪维新图强之宗旨。这一年各省的咨议局陆续成立,按照《宪法大纲》的规划,要九年后才能召开国会。从宣统二年起各省咨议局以请迅速召开国会为中心开展了请愿运动。一九〇九年的十二月三十日,以张謇为首,十六省的五十一位代表在上海召集会议,通过了请愿书的文本,于一九一〇年一月十六日赴京,向都察院呈请愿书。从速召开国会的理由,是有了国会,“政府有催促之机,庶政始有更张之本。”在财政上,有了国会,人民能与闻政治,外交得以公开,人民能在财政上增加支持,以纾国难。这次立宪派的请愿活动还是得到部分地方督抚和驻外使节的支持,第一次请愿,摄政王载沣表面上肯定代表们爱国热情,但仍认为民智程度不一,担心速开国会,反致纠扰不安,故加以拒绝。同年六月,立宪派又发动了第二次请愿,请愿书的言词更加激烈,表示若一日不开国会,法律必无效力。清廷仍然拒绝请愿者的要求,坚持“九年预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于是请愿代表团预定在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二月,进行第三次请愿,张謇建议在宣统二年宣政院开会时陈情。这次请愿团电告各省,“谓抵死请愿,无论如何危险,皆所不计。”清廷在各方面迫促之下,缩减预备立宪年限为六年,预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同时下令解散请愿团体,不许续请。大家还是不满意这个结果,是否能即时召开国会成为请愿团与清廷之间的矛盾焦点,而由各省咨议局代表组成的请愿团背后有各省督抚的支持,这实际上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问题,请愿团代表的是各地在咨议局成立过程中兴起的士绅及官僚资产阶级,是他们对争取自身权利的觉醒。张謇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人物,他既是一个实业家,又是一个官僚政客。清廷则是代表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力。三次请愿说明清廷对立宪运动召集国会议事基本是抱一个拖延的态度,皇室并不甘心让出自己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所以从三次宪政请愿运动失败,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了。清末新政的宪政运动的失败,难道真是被辛亥革命所打破的吗?显然不是,它的失败,有其内在无法克服的原因。

   那么,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辛亥革命与清末的立宪运动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后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客观的历史事实完全可以明确地回答李泽厚与刘再复二位先生在《孙中山评说》中所提出的问题。

五、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形势

   李泽厚先生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今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那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还有必要吗?只要想一想,一九〇八年清廷的《宪法大纲》并没有挽救清廷的灭亡,但辛亥革命则开拓了共和国的新纪元。我们该纪念什么?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辛亥革命也不是哪一位思想大师选择在哪一天举行的,是那时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所以分析一下辛亥革命前后的国内形势,看一下各个势力集团如何推动这一事变的发生,及事后又如何推动它哪个方向发展。不管最终结局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结束了至少在形式上结束了帝制,谁要公开复辟帝制,谁就一定失败。新的历史道路不是康梁开辟的,是孙中山和同盟会那样的革命派开辟的,所以我们两岸的同胞都不会忘怀辛亥革命的巨大历史意义。为了弄清辛亥革命的本相,我们还是从辛亥革命前后的国内形势说起,看看李泽厚先生究竟说得对不对?

   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去世以后,从形式上讲还有一个宣统皇帝,那是一个幼童,清廷再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能够掌控国家权力的全局,再也没有凝聚力了,实际上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的短暂时期,这个时期不可能持久,权力再分配必然会通过各种事变演绎开来。从当时的形势看,无非是这么几股力量,一个是一部分地方督抚有武装力量在背后支撑着他们,在北方也就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南方则是各地的地方实力派。另一部分是宪政运动中崛起的各地立宪派,各地的咨议局是他们活动的基本地盘。这二股力量之间既有矛盾,也有互相依靠的因素。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海外有同盟会,在内地则有华兴会、光复会这些革命组织,他们有的与各地的会党结合,有的则渗透在新军中。清廷权力结构的存在,离不开武装力量的支持,清代建国时靠八旗这支军队,以后靠绿营,再以后是靠湘军和淮军,以及李鸿章建立的北洋海军。甲午战争以后这些武装力量都已没落,不足支撑大清王朝的危局,于是模仿西法,训练新军。这支新军武器的配置和训练方法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而这支军队的管理还是传统的,士兵、军官与将领之间存在着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袁世凯通过小站练兵,及保定军官学校扶植和培养起来的北洋六镇,本质上没有改变“兵为将有”的基本格局。摄政王载沣感觉到袁世凯的存在,北洋军这支军队的存在,对清廷皇室的权力是一个威胁。慈禧与光绪皇帝去世以后,清王室实际上再没有人能够制衡袁世凯了,载沣想杀掉袁世凯,得不到奕劻和张之洞的支持,只能在一九〇九年一月发下上谕勒令其开缺回籍养疴。袁世凯虽然下台,北洋将领却仍然听命于他,载沣实际上仍然没有一支可靠的军事力量来支撑清廷,这是辛亥革命后促使清廷迅速垮塌的一个根本原因。

   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应该是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孙中山曾经说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要推迟一年半载。”一九〇九年咨议局在各地陆续成立以后,四川咨议局议长是蒲殿俊,副议长是罗伦、萧湘,他们成了四川地区立宪派的领袖。蒲殿俊是进士出身,与汤化龙、谭延闿等两湖地区立宪派的领袖同年,私交甚笃。蒲留日归国以后,曾在邮传部供职,短期参加北京宪政编查馆工作,回四川以后,在成立咨议局的过程中,自然成为当地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当时邮传部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中央准备借款修路。清政府由于财政状况紧绌,向外借款成为筹款的一个重要办法,以路权抵押向外国银行借款成为通行的办法。蒲、罗等咨议局的成员反对铁路国有化,自行组织川路公司,咨议局五人当选川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争路权一是争咨议局的政治权力,二是争筑路的经济利益,这样与四川当地的地方利益也结合起来,故护路运动迅速成为四川的群众运动。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成立,在成都发起罢课罢市抗议路权国有。九月五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设法诱捕蒲、罗等人,群众齐集督署请愿,要求释放所捕人员,赵下令开枪镇压,三十二人死亡,结果全川大乱,四川的护路运动成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四川局势失控。

   武汉地区的新军,由于革命力量和思想的渗透,新军中先后出现了振武学社、文学社、共进会这些革命团体,参加这些社团活动的多达三千人。对新军的失控是清政府的致命伤,四川因护路运动而局势不稳时,准备从湖北调军队进川镇压,为武昌新军起事准备了客观条件。湖北新军中,有组织的革命党达二千余人,同情者达四千余人。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密谋起义的机关及其领导人孙武,因制造炸弹意外爆炸被捕,起义计划暴露,同时被捕的有二十多人,革命党人被迫在十月十日提前起义,新军工程八营攻下楚望台军械库,迅即占领武昌,次日汉口、汉阳亦相继光复。湖北武汉三镇的起义,撕开了清廷统治的缺口,到十一月下旬,清廷所辖的二十四个省区,有十四个省宣布独立,脱离了满情政府的统治。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各省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共同行动的结果,如武昌起义以后,是咨议局的议长汤化龙支持促使局势迅速稳定,是他促使黎元洪接受都督的职位。湖南的独立,最早是革命党人焦达峰任总督,他被杀以后,是咨议局局长谭延闿任总督,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联合,稳定了湖南的局势。广西的独立是革命党人与咨议局议长德藩等说服巡抚沈秉坤、巡防营统带王芝祥一起同意宣布独立,这是两派联合与当地执政者协商解决的。广东、福建、浙江的情况基本相似。江苏的情况有些特殊,江苏咨议局的议长是张謇,武昌起义当天,他在汉口料理大维纱厂的事务,他离开武昌到安庆去时,正是武昌起义的时候,他立即直奔江宁,要求铁良出兵镇压武昌起义,铁良没有同意。他于是到苏州找巡抚程德全商议,去电北京,要求速开国会,改组皇族内阁。武昌起义后十多天内,他还想着挽救清政府的崩溃,到了十一月中旬,眼看大势已去,他又转向革命派,赞成共和了。在一个月之内,张謇的政治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一方面出于立宪运动三次请愿对清政府的失望,而与革命派联合,又寄希望掌握兵权的各地实力派能一起维护时局的稳定。故立宪派成为摇摆在南方实力派及北洋军阀与革命派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们幻想依靠实力派的武装力量,真能与革命派一起在中国走议会政治的道路。而南方实力派与革命派走得比较近,北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则以清廷作为筹码,与革命派讨价还价,谋取自己在全国权力的支配地位。他们追逐的是如何“合理合法”地攫取国家权力、地方权力,至于政治主张那都是他们用来忽悠百姓的一种手段,他们与立宪派、革命派之间的周旋,实际上是玩弄权术,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

   对清廷最致命的一击是上海和苏州在十一月四日和五日相继宣布独立,与湖北的革命运动相呼应,十二月二日,革命军光复江宁,这样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清廷能依靠与南方对峙的力量就只有掌握北洋新军的袁世凯了,而袁世凯又是骑墙的态度,把清廷作为与南方讨价还价的筹码。革命派在这次武昌起义以后,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呢?宋教仁很快抵达武汉,十一月九日,他在武汉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在这部约法中规定了由都督任命的政务委员、议会、司法机关,规定了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仰、居住、私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百姓有选举与被选举、纳税、当兵的权利和义务,法律由议会制定,议会的议员由民选议员组成。《鄂州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多地反映所谓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带有普适性的价值取向,那是清廷《宪法大纲》所无法比拟的。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十一个省的二十三位代表召开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十二月三日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部组织大纲规定共和国实行总统制,临时大总统由都督府代表选举,参议员由各省都督府所派的参议员组成,参议员的职权包括立法、表决每年财政上的预决算、议决税法、币制、公债等事项。大总统负责对外宣战、媾和、缔约,任用各部长、外交专使。中央分设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等部。国民大会由大总统负责。

    汉阳失 守以后,各省留沪代表决定以江宁作为临时中央的所在地,江宁改称南京。十二月中旬,十五个省的代表抵达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自国外回到上海,二十九日来自十七省的四十五位代表组成各省都督府联合代表会,在讨论政府制度上,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坚持总统制,大家倾向于美国式的总统制,总统是国家的象征,在非常时期应由总统独揽全局。十二月二十九日选举临时大总统,一省一票,孙中山得了十六票,当选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的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职时,提出了五个统一,即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之统一,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一月三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一月二十八日,由各省代表成立临时参议员,成员包括来自十七个省的三十八位代表,会上决定起草《临时约法》,三月八日由临时参议员一致通过。三月十一日,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正式对外公布,共七章五十六条。它宣布“主权在民”,即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中华民国的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临时约法》规定了中华民国的人民享有七项自由权,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住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享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有言论、著作刊行及其集会、结社之自由;有书信秘密之自由;有居住迁徙之自由。这次《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大总统虽有总揽全国政务的权力,但必须受制于内阁。大总统颁布的法令,必须得到内阁总理和相关国务委员的副署。《临时约法》所以由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如果南北和议,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后,以便借助于内阁制限制袁世凯专权。如果把《临时约法》与清末的《宪法大纲》作一比较,究竟哪一部宪法,在人民民主、平等、自由这些价值取向上更向前迈进一步,已经不言而喻了。我们怎能把辛亥革命后产生的《临时约法》置于一边,而去继承一九〇八年的《宪法大纲》呢?在这件事上的是非难道还不清楚吗?杜光在文章中所说的要我们现在还要去继承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不显得荒谬和滑稽了吗?问题是这些人民民主的权利,不是有了法制规定,就能完全付诸实施的。

六、孙中山的让位于袁世凯是出于“道德光辉”吗?

    李泽厚与刘再复把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给袁世凯说成是“道德光辉”,那仅仅真的只是道德的“光辉”吗?是不是不主动交出权力的人,“道德”就不“光辉”了吗?这些事还得放在当时历史的具体情况来分析。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孙中山回国以后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同盟会内部处于怎样的状况,立宪派在革命阵营内部处于怎样的状况,清廷为什么会逊位,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理解孙中山为什么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让给袁世凯以后结果究竟如何?那又是一回事。从历史发展看,这样的“道德光辉”究竟要得还是要不得呢?这在我脑海里都是一连串疑问,不回答这些疑问,我怎敢对李泽厚和刘再复所赞赏的“道德光辉”表示苟同呢?

    我们不妨先观察一下袁世凯这个人当时的地位和状况。我们知道袁世凯是一九〇九年一月被载沣下令“回籍养疴”的,其实他根本没有什么病,要他下台是剥夺他的权力,让他在家闲住,然后把他在朝廷的亲信逐个除去,如赵秉钧休致,唐绍仪被迫乞休,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问题是袁世凯在清廷的人脉关系太深太广了,地方督抚和带兵的将军很多皆为其私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铲除的。至于北洋各镇管带也不是清廷满洲亲贵所能随便插足的,他们又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一旦有事,这些亲贵们便惊慌失措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清廷便如惊弓之鸟,慌不择路,端方便奏请启用袁世凯代替四川的赵尔丰。清廷还没有来得及考虑端方的建议,武昌起义使清廷更加震惊,朝廷内外都认为非袁世凯不能收拾残局。而袁世凯则把时局动荡看作自己东山再起千载难逢的机会。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十一日是他五十二岁生日寿辰,正是双喜临门,他在那里大摆寿宴,亲信聚集,冷眼相看清廷危机四起。他装模作样地停办寿宴,表示“此乱非洪杨可比”,“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东山再起的时机到了,现在是如何向清政府要价的问题。清廷要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直接镇压武昌起义。然而清廷给他的这点权力,并不能满足袁世凯的勃勃野心,拿武昌起义来要挟清廷给他更多权力,启用那些被开缺的旧属,为此他把已开缺的王士珍、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以及仍在位的旧部冯国璋等都找到彰德来商量对策。于是袁世凯向清廷提出明年开国会,以拉拢立宪党人,组织责任内阁,以便自己独揽大权,并保证足够的军费。故武昌起义本身给袁世凯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逼迫清政府把全部军政权力交给袁世凯以平定南方的革命运动。到了十月三十日,他方才决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促北洋军猛攻汉口。十一月一日攻占汉口,既给革命军一个下马威,同时又迫使清廷解散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这样他回到北京,重新组阁,阁员皆是他的党羽和旧属,又请在南方的张謇做工商大臣,以分化南方革命阵营,谋求立宪派对他的支持。以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表示愿与流亡海外的立宪派合作,从而分化南方的革命力量,以便在南北和议中,进而分化瓦解南京临时政府。由此可见,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袁世凯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以北洋六镇的实力作后盾,要挟南北双方,谋取国家的最高权力。故陈伯达讲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此话并不为过。

    讲了袁世凯的表现,那我们不妨再观察一下革命阵营内部立宪派的态度。那个时期立宪派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张謇了,张謇是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在江苏他是工商界新兴的实力派人物。,他在清末政界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厚的人脉关系,他与袁世凯早有交往,二人私交颇深,他又与赞助立宪的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知己好友。所以他自然成为江浙一带立宪派的中心人物,武昌起义以后,他从反对转为参预,那是由于看到清廷大势已去,他希望通过南北和议牺牲清廷来帮助袁世凯收拾残局,从而在全国避免兵乱,尽早出现一个安定的局面。十月十五日,张謇曾在赵凤昌的私宅惜阴堂与袁世凯亲信赵凤昌、沈思孚等商定从拥袁开始,先促成袁为内阁总理,然后再在南北和议中,拥戴袁世凯为共和国的总统。为此张謇既可以通过赵凤昌与袁世凯联系,也可以与袁世凯密电往来。而江浙的立宪派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南北和议的过程中,张謇的密电明确告诉袁世凯,“甲日倘退,乙日拥公”换一句话说只要清政府逊位,南方的临时政府立即推选袁世凯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张謇的这个态度,几乎是革命阵营中所有立宪派成员最基本的态度。南京临时政府内部立宪派的态度既然如此,那么革命派内部的状况又如何呢?

    武昌起义以后,是黄兴担任湘鄂联军的总指挥,汉阳一战,南方的革命军被北洋军打败,汉阳失守,黄兴迫于汉阳龟山上北洋军的炮火,主张放弃武昌,而且武昌都督府也因中炮起火,武昌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但袁世凯并不下令渡江,提出南北和议。各省代表到达南京以后,准备组织临时政府,这时代表们认为大总统的位置应该留给袁世凯,选举大元帅代行总统的职务,先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此议被黄兴拒绝。十二月十八日,唐绍仪作为北洋军的代表,伍廷芳作为民军的代表,在南京签订停战协议。伍廷芳声明,谈判必须以承认共和为前提,同时暗中告诉唐绍仪,只要袁世凯逼迫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南方一定将大总统的位置留给袁世凯。在这个背景下,孙中山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国,二十九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一政治姿态实际上是用来向袁世凯施加压力的手段,所以孙中山宣誓就职以后,立即电告袁世凯,只要他赞成共和,便立即让位于他,请他来南京当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为什么那么软弱,一是因为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后盾,在军队的战斗力上不如袁世凯的北洋军。二是革命阵营内部阵线复杂,既有立宪派在内部与袁世凯遥相呼应,革命派内部在组织上亦无法统一。如在江浙的章太炎、蔡元培等光复会成员,与同盟会合作得很好,而同盟会内部却无法做到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在没有强大军事实力支持的背景下,孙中山能做的只是希望临时约法能牵制和制衡一下袁世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是南京各种力量共同确定的方针。孙中山在辞职的咨文中提出了三项条件,一是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二是参议院选举新总统到南京就职时,孙中山与国会才正式辞职,三是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政府的约法,临时政府已经颁布的政策法令袁世凯必须遵守。孙中山想用这三条来约束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时,不至于过于出格。这样一纸文书,能约束得了以北洋军作为后盾的袁世凯吗?显然不可能。袁世凯只要稍微玩弄一下手腕,这些约定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一九一二年的二月下旬,南京政府派蔡元培等人为专使,前往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搞了一次兵变的游戏,就迫使蔡元培等接受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了。故孙中山辞让临时大总统并不是什么“道德光辉”的高尚行为,而是袁世凯阴谋的步步得逞,迫使孙中山不得不让位于他。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什么“临时约法”,内阁负责制,召开国会,制定宪法,说到底都是一句空话,都无法改变袁世凯窃取国家权力的既定方针,人民在掌控国家权力的问题上,从来不是个人有没有什么谦逊的道德光辉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如何掌控国家权力的问题,历来都是由阶级和阶层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今天来宣讲孙中山的“道德光辉”究竟要谁来谦逊地让出国家权力呢?这个问题李泽厚和刘再复没有明说,但人们也可以意会得了。行文至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孙中山辞让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职之后,中国的政局究竟一步一步走向何方呢?

七、民国初年的多党制试验

    一九一二年三月八日袁世凯在北京致电参议院,表示愿遵照参议院所定的办法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次日参议院复电承认,并为此通电布告全国。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由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誓。依照《临时约法》的规定,由袁世凯提名总理人选,然后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孙中山代表同盟会表示不能接受,因为那时同盟会是参议院中第一大党,经立宪派代表赵凤昌协调,采取折衷的办法,由唐绍仪加入同盟会解决这个矛盾。表面上是同盟会这个多数党组阁,实际上是北洋实力派在组阁。于是唐在二十五日到南京组阁,三十日发表内阁人选,外长是陆征祥,内务部长赵秉钧,陆军部长段祺瑞,海军部长刘冠雄,财政部长熊希龄,司法部长王宠惠,教育部长蔡元培,农林部长宋教仁,工商部长陈其美,交通部长由唐绍仪兼任。在组阁过程中,革命党人要黄兴担任陆军总长,袁世凯怎肯放弃兵权,改为黄兴担任南京留守,统率南方各省陆军。这样一个内阁,袁世凯把持了外交、陆军、内务、海军四个部门,财政亦在立宪派手中。这样一个内阁是混合内阁,袁世凯北洋军系及立宪派在内阁中占了优势,天然注定了这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内阁。三月间解决了内阁成立的问题,四月上旬南京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依照《临时约法》议员由民选,每省五人,议员总额为一百二十六人,实际只选出一百十八人。二十九日举行开院典礼,到会的仅七十一人,五月一日完成了新旧议会的交替。这样一套参议院的班子,这样一个内阁组织,民国初年在袁世凯手下能不能走上正规的民主议会政治道路呢?答案显然不是依靠理论上逻辑推理所能成立的,因为这一套从法国移植过来的议会和责任内阁制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在是水土不服。不妨去看一下民国初年政党的情况,看看作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是如何控制内阁和操纵各个党派在参议院活动的情况。

    民国初年的政党组成状况,在参议院无非是两大派,以同盟会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原立宪派为代表所组成的各党为保守派,但两派之间的阵线并不清晰,当时由于各派势力不断反复重组,所以那些头面人物跨党的很多,有的出于本人的意愿,有的不过是被一些政党派别拉去装点门面而已。如伍廷芳、黄兴有十一党籍,黎元洪、陈建章有九党籍,熊希龄、赵秉钧有八党籍。后来那个曾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说过:“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党的,不过有许多人来劝我进党,统一党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可见那时政党活动混乱的状况。赵秉钧原来就是袁世凯的心腹,其实赵秉钧心里只认一个主子,那就是袁世凯,什么党不党的问题,在他心目中,只不过是参议院里玩的政治游戏而已。

    临时参议院到了北京以后,在参议院的党派组成上,激进派的同盟会自然成了第一大党,由唐绍仪组阁,他参加同盟会,形式上也就成了政党内阁。同盟会本来是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辛亥革命以后,其本部由东京迁至上海,孙中山是同盟会的总理,任临时大总统时,由汪精卫担任总理。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仍由孙中山为总理,由黄兴和黎元洪担任协理,由汪精卫任主任干事,理财部是居正当主任干事,政事部是宋教仁当主任干事。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以后,热衷于国家的铁路建设,撰写《建国大纲》,那时表示自己“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向袁世凯表示,“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并且说:“孙中山十年之内负责造二十万里铁路,大总统练兵百万,必能使中国富强起来。”袁世凯微笑地说:“办铁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耳。”于是袁世凯委孙中山全权筹划全国铁路,组织铁路总公司,每月给孙中山三万高薪,而且孙中山与黄兴都主动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被袁世凯所婉拒。从孙袁之间的交往,可以知道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本质缺乏认识,对即将面临的政治危机毫无思想准备。那时汪精卫出国考察,同盟会的政事都由宋教仁操办。宋教仁清末流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法,醉心于西方的议会制度,认为只要把西方的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搬到中国来,中国的政治就会走向正轨了。他认为这是国家在政治体制上最理想的设计,所以他努力要把同盟会、后来重组的国民党发展成为第一大党,争取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然后真正实现责任内阁。要实现权责能三位一体的责任内阁,必须有强大的政党作为后盾,所以民国初期激进派中最活跃的政治家,反而不是孙中山和黄兴,而是从事党务活动的宋教仁。他接替汪精卫担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后,与那些小的党团,若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党团组织合并成立国民党,出任代理理事长,到处拉人入党。孙中山与黄兴想拉袁世凯参加国民党便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怪现象,他们一点也认识不到决定这些政治游戏命运的是袁世凯直接掌握的军警实力。选举和松散的党派组织不可能形成政党活动强大的实力后盾,民众参预政治活动的积极性,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高,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掩盖了中国议会道路极端虚弱的本质属性。

    在国民党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的过程中,原来保守的立宪派也在努力合并小党,以便在参议院形成能够与国民党抗衡的第二大党。江浙地区原来光复会的章太炎和立宪派张謇在民国初年发起成立统一党,以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为理事,以黎元洪为中心的民社。国民协近会、国民公会合并改组为共和党,这二个党派一度在参议院中的势力和影响几乎与同盟会并驾齐驱。此外还有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联合在南京成立统一共和党,以蔡锷、王芝祥、孙毓筠为总务干事在参议院成为第三大党,占有二十议席。梁启超也在幕后设法操纵把小党合并成大党,经过一阵凑合,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新政社这些小党合并为民主党,以第三党自居。民国初年那么多林林总总的党团,经过不断的分化组合,这样在参议院便形成国民、共和、民主三大党鼎立的局面。这样组成的政党,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的组织纪律,跨党的人很多,这样组合起来的政党,由于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很难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一旦遇到重大的斗争,在军警的压力和冲击下,便会顷刻瓦解。袁世凯让他们充分表演以后,当群众厌倦了议会政党中的政治游戏时,也就是他从根本上收拾政党政治,恢复帝制的时刻。

八、走马灯似的三次内阁改组

    民国初年除了在参议院有热闹的政党游戏之外,还有一个走马灯似的政党内阁的问题。《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命文武职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同意。”那就是内阁的任命必须是总统与参议院双方协调的结果,而总统重大人事任命又需内阁附署,才能生效。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先后有唐绍仪内阁、陆徵祥内阁、赵秉钧内阁走马灯似的更换组阁。唐绍仪是袁世凯北洋系的心腹,是袁世凯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所以袁派他作为代表与南方代表伍廷芳谈判南北和议的问题。他组成的内阁是混合内阁,参加同盟会,使其内阁多少具有政党内阁的色彩,尽管兵权、财权、外交权都在北洋系手中,而在唐绍仪内阁中还有四名同盟会的代表。迫使唐绍仪辞职的原因主要有二条,一条是财政预算上的问题得不到参议院的支持,另一条是原来的直隶总督王芝祥,虽然不是同盟会的成员,是统一共和党的人,但与同盟会在思想观念上比较接近。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袁世凯反对王芝祥任直隶总督,未经唐绍仪附署便发出任命冯国璋为直隶总督的委任状,把王芝祥调往南方。这当然侵犯了唐绍仪的行政权力,为此唐绍仪出走天津,唐内阁倒台。

    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袁世凯任命前外交总长陆徵祥为总理,当时共和党表示支持,同盟会也不反对,故陆徵祥总理的职务,在参议院表决时,有七十四票同意其出任总理,并着手组织内阁。但是陆徵祥在参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一口吴语,讲得猥琐支离,引起议员们的广泛不满,他提出六个内阁成员,周自齐、章宗祥、孙毓筠、王人文、胡惟德、沈秉堃,在参议院投票表决时,没有一个人能超过半数四十九票,结果内阁被参议院推翻了。议员倒阁是成功了,但六总长被否决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一片哗然,参议院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参议院反而成为被民众责问的对象。舆论认为议员受委托而不尽职,不能听任议员专制之恶习,甚至如同盟会的《民立报》也对此次倒阁抱批评的态度,袁世凯也通过这次倒阁事件取得了舆论优势,各地的地方实力派纷纷表示支持袁世凯设法压服参议院。袁世凯表示此次提出阁员,能胜任阁员的人还有很多,参议院再不通过,政府可以再提。同时袁世凯还约见参议员进行疏通,软硬兼施。没有院外群众和社会舆论支持的参议院只能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之下,七月二十六日参议院再次投票时,换了一些人,陆徵祥内阁总算顺利通过。这件事说明纸面上法律条文,如果没有相应的实力作后盾的话,它不可能给参议院带来任何力量,他们不得不屈服于来自地方实力派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加上袁世凯以北洋陆军作为后盾,他们对袁世凯无可奈何,这就是这个时期议会道路最为悲哀的地方。西方的那套议会政治,到了中国只能中看不中用。陆徵祥内阁就职时,发生了张振武案。张振武是武昌起义的元勋,与黎元洪之间存在矛盾。张振武到达北京时,黎元洪致电袁世凯请求逮捕张振武和方维,张、方二人遭逮捕后被秘密杀害。此事本与陆徵祥无关,但在连带责任声中,陆徵祥宣布辞职,八月二十日,由赵秉钧代理总理。参议院责问袁世凯,而孙中山主张以大局为重,应该继续信任袁世凯,履约与袁世凯面谈,帮助袁世凯度过了这次信任危机。黄兴劝赵秉钧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支持赵秉钧组阁。九月二十五日,赵秉钧出任总理,名义上出现了所谓国民党内阁。同时赵秉钧又是袁世凯的心腹,所以也能得到共和党的支持,参议院与内阁之间暂时出现了比较融洽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内阁改组名义上是同盟会或者国民党的内阁,实际上内阁总理都是袁世凯的人,内阁大臣掌握军政实权的也都是袁的人,这是袁世凯能够容忍在参议院玩组阁游戏的根本原因。到了一九一三年,面临着国会大选,接下来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都是围绕国会的选举展开的。为什么会有更尖锐的矛盾爆发呢?因为国会选举结果,如果一党独大,势必出现以执政党为主的责任内阁,那袁世凯大总统的权力势必被架空,这是袁世凯无法容忍的。另一方面当时参议院是根据《临时约法》由各省推选产生的临时机构,所以他这个大总统的位置也是临时的,大总统要由临时转为正式,必须经过国会选举产生。所以袁世凯要巩固自己总统的地位,离不开国会的大选。

九、国会的选举与宋教仁被暗杀

    《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本约法实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因此根据这项规定,应该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以前召集国会。要召集国会,必须要有《国会组织法》,国会包括众参二院,众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参议员由各省议会选出,这样需要有《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因而要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区的划定,二院之间权限的划定。一九一二年八月四日,参议院才完成这三部法律的制订,八月十四日,袁世凯公布了这三部法律。这是中国直接从西方引进的现代选举制度,选民的资格虽有种种限制,直接选民也有四千万之多。这样一个当时全世界最大规模之一的选举,连必须具备的人口普查也没有,故实际选举的过程便很难规范了。这次选举是在一九一二年底到一九一三年初进行的,每个选区包括若干个县,而具体的投票站设在乡村的集市。选举分初选与复选二次,初选当选的候选人集中到区内中心县市参加复选,选出众议员和省议员,各省的省议员大体上有一百余人,众议员全国共五百六十九人,而参议员则由每省选出十名参议员为全国的参议员,加上蒙古、西藏、青海及华侨所选参议员,法定的人数为二百七十四人。从选举的过程看,各地具体选举的过程当然会出现各种舞弊的现象,在竞选中也会出现肢体接触和碰撞动作。四千万选民的选举从当时讲毕竟是一件盛事,各政党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孙黄与袁世凯有过十三次谈话,给民众产生了良好印象。对国会选举最为重视的还是国民党,宋教仁全力以赴地去各地投入竞选演说,希望通过这次国会选举取得多数席位,利用政党内阁真正掌握国家政权。他竭力使国民党保持温和的形象,消除过去那种反对现政府的激进的反对派色彩,适应了多数选民的要求。一九一三年的这次选举,选出的国会议员,只有国民党和立宪派的进步党,但北洋派和地方实力派没有积极参预这次选举,所以在国会里他们没有相应比例的代表,因而选举结果产生的政治格局与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实际状况并不一致。袁世凯在选举结束后发现国民党拥有国会大多数席位,完全可以凭借多数议席组织政党内阁,合法地从自己手中夺取政府权力。北洋军人集团是一个家长制的军政集团,一切唯袁世凯马首是瞻,在袁世凯心目中,怎么能容忍宋教仁来组织国民党单一的政党内阁?怎么肯把军政大权拱手让出呢?这个时候的宋教仁势必成为袁世凯的眼中钉、肉中刺,非除之不可。暗杀宋教仁便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组织暗杀的是应桂馨,实际在背后指使的是洪述祖,洪是内务部的秘书。这样往深处追究的话,总理赵秉钧也脱不了干系。策划暗杀是在上海进行的,宋教仁遇刺时间是在一九一三年三月三十日,地点是在上海火车站,黄兴与其同行,宋教仁身中三枪,被刺身亡。当时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获悉宋遇刺身亡时,大惊失色,当即离座,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可见那时赵秉钧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对这件事难以摆脱干系。洪述祖是内务部秘书,过去是赵的下属,国民党直觉反应这是袁世凯下令干的。这样大局急转直下,国民党与袁世凯走向决裂,国会形势也开始发生急剧变化,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幻想破灭了。

    宋案发生后,各方呼吁调查事实真相,应桂馨、洪述祖先后被捕,赵秉钧无法摆脱干系,他背后的主使者当然是袁世凯。黄兴追悼宋教仁的挽联写道:“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在那样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孙、黄坚决主张非去袁不可,于是发动挽救共和的“二次革命”。尽管如此,宋教仁案的真相还等待调查,国会还得照开,国民党还不能与袁世凯公开决裂,还得在国会中争取多数。宋教仁被刺以后,国民党在国会中失去了有力的领袖,国会议员中的国民党员,脱党退党的很多,一方面害怕袁世凯的进一步迫害,另一方面害怕孙中山、黄兴的过激反应,使孙、袁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国会选举结束前,从袁世凯讲,他这个大总统还是临时的,要转正需要通过国会的选举,同时国会还要制订正式的宪法,所以还得尽量维持国会运行。袁世凯开始分化瓦解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多数,扶植立宪派三党合并,使他们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在袁世凯心目中,这一切都是形式,只是政治游戏而已,他依靠的始终是北洋系的军事实力,如果国会走过场的活动一切依照他的意图完成,他就会撕破脸面一脚踢开国会,开始上演恢复帝制的闹剧了。袁世凯一味依靠手中的军事实力,不把民心民意放在心上,这也是他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

    国民党在两院选举中占据优势的形势明朗之后,国会中立宪派又是如何思考和应对这个局面的呢?他们如何挽回自己败局的呢?他们从哪儿去寻找支持自己的力量呢?那时立宪派在国会中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便在酝酿合并以便将来在国会中与国民党抗衡,因为议员五百九十人中,国民党有二百六十余人,共和党有二百四十余人,民主党有三十余人,统一党有六十余人,三党合并为进步党,那么在国会中还可能与国民党抗衡,他们希望袁世凯也加入进步党,梁启超在三月十五日的信中,便曾讲到“党事大有进步,项城入党已决”。这说明立宪派需要袁世凯的支持,才能在国会党派斗争中有所作为,而袁世凯也需要立宪派在国会中制衡国民党的优势。宋教仁案发生后,袁世凯为了避免过于刺激国民党,参加立宪派共和党的打算只能暂时搁浅。国会开幕以后,立宪派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四月八日国会开幕,在两院的预备会上,国民党与其他三党围绕如何选举议长的问题发生激烈争吵,舆论焦点在议长选举究竟记名还是不记名上,国民党主张记名投票,可以监督本党的议员,而三党主张不记名投票,可以分化国民党的议员。四月下旬的十天中,由于部分国民党议员的叛离,国民党在众议院失去了多数的优势地位。四月二十五日参议员进行议长选举时,国民党的张继得到一百二十九票,王正廷得到一百二十七票,二人顺利当选参议院的议长和副议长,而众议院投票的方法通过三党的无记名投票,经过二轮的对决,至四月三十日,三党的代表汤化龙当选为议长,国民党的代表吴景濂少了数票而未能当选,说明这个时期十多名国民党的众议员被袁世凯收买而倒戈。

    四月二十六日,众议员选举议长,国民党公布了宋教仁被刺案的相关证据,把矛头直指袁世凯,南方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已经公开号召推翻袁世凯,并且派人到各地动员军队,为起兵作准备。各地支持袁世凯的军官也早已把这方面的信息传递给袁世凯,告诉他国民党准备起兵的图谋。因为南方实力派中,有一部分还不是袁世凯所能完全控制的,袁世凯为了应对南方军事力量的威胁,抛开国会,以盐税为担保,直接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双方剑拔弩张,都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立宪派三党夹在中间,形势促使他们加快了三党合并的步伐。五月二日,进步党在《亚细亚日报》上公开指出“国民党确有谋叛民国之阴谋”,在舆论上给予袁世凯公开支持。五月三日三党发表了合并宣言,十三日发表进步党的党章,二十九日召开成立大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汤化龙、蒲殿俊等为理事,立宪派著名人物皆名列其中,实际上主持党务的是梁启超和林长民。袁世凯面对这样的形势,也一度企图建党,从而在国会中拥有北洋系实力派的代表。刺杀宋教仁案的问题还停留在司法层面,国民党二次革命还处于酝酿阶段,国会议论的焦点自然集中在《善后借款合同》上。四月二十九日,参议院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否认大借款合法性的提案,五月五日众议院也决议退还政府关于大借款的《中国善后借款合同查照备案》,这等于否认了大借款的合法性。立宪派三党虽然在议长选举中获胜,取得了众议院多数席位,但在大借款的问题上仍然无法给袁世凯政府帮忙,因为进步党议员对袁世凯无视国会权威擅自签约也深表不满。尽管袁世凯的北洋系实力派对国会已完全失望,但袁大总统的选举,宪法的制定还离不开国会,所以还只能隐忍与国会周旋。这种状况也决定了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在中国不存在它生长的土壤,它的枯萎消亡只是时间问题了,宋教仁的被刺实际上已宣告了在中国实施西方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的死刑。

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与国会的无疾而终

    孙中山为了发动二次革命,在南方联络各地督军,结果并不成功,实际上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并不支持孙黄反袁的计划,反而把相关情况报告给袁世凯,这迫使革命党人提前起事。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十五日黄兴入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司令,接着安徽、广东、上海、福建、重庆等地相继宣布独立,这就是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但这次革命只是昙花一现,前后不到两个月,袁世凯一方面发动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对南方军人进行收买,各省的抵抗很快烟消云散。实际上只有江西、南京进行了抵抗,其他地方都是国民党自行瓦解崩溃的,如福建、广东就是自行取消独立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黄等革命党人再次逃亡日本,孙中山在日本重建中华革命党来代替国民党。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成功,借战争胜利之机,更换了一批南方不听话的都督,国内政局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袁世凯认为自己“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但他还需要国会来选举他作正式的大总统,所以他还没有到需要立即解散国会的时刻,当时身处北京的国民党国会议员则处于进退两难的窘迫状态。七月十八日众议院开会,国民党议员采取拒不出席的办法表示抗议,结果众议院由于出席者未达到法定人数而无法议事。进步党在这种状况下,一面通电反对二次革命,谴责南方的国民党,一面还表示现政府若有失职或违法者,不使贻误国家,以示与袁世凯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只是在反对二次革命的问题上一致,但并不是袁世凯的仆从。七月二十二日,参议院的议长张继呼吁议员离开北京择地开会,声讨刺宋元凶。七月二十五日国民党议员蒋举清提出八月八日以后制订宪法,宪法起草委员会未将宪法草案提交大会之前,不妨休会以待,这样可以使国民党留在北京的众议员回避来自袁世凯所派军警的骚扰。休会以后,进步党的活动也受到限制,进步党的策略是尽量设法使留京议员保持三分之二以上,并瓦解国民党的议员,以便乘机扩大进步党的势力,达到国会第一大党的目的。国会是进步党理想之本,所以众议院议长汤化龙、陈国祥谒见袁世凯,要求保证议员的安全,梁启超亦致信袁世凯,要求维持国会的正常运行,他表示:“使议员知政府之对于国会,并未改前度,则人人安心,而吾党亦得有辞以联络疏通,则两院多数之转移或非难也。”国民党的议员则进一步提出《请袁大总统辞职以平大乱建议案》,而且在七月三十日,由副议长王正廷列入议事日程,整个众参二院处于乱纷纷的状态。从南方实力派的情况看,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只是江西、广东、湖南、安徽四督,然而南方实力派的黎元洪没有响应二次革命,反而支持袁世凯,他公开通电为袁世凯政府辩解,成为南方抵抗二次革命的中坚力量。袁世凯在湖口事件以后,派段芝贵率领北军进攻江西时,由黎元洪节制,并由黎兼江西都督。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蔡锷联合滇、黔、川、贵西南四督通电反对二次革命,支持袁世凯政府,与湖北黎元洪遥相呼应。

    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北洋系进行决斗时,由立宪派转化而来的进步党处于左右逢源的中间地位,立宪派在南方实力派中仍拥有不可忽视的力量,袁世凯对进步党在国会中的活动,不得不表示支持,还得让进步党有上台组织内阁的机会,于是有意让熊希龄出来与进步党一起组织内阁,暂时维持国会。七月十七日,袁世凯与议院商议组阁人选时提出了熊希龄和徐世昌二人,议员多数赞成熊希龄为国务院总理,进步党则以总部名义致电熊希龄,促其启程进京。那时国民党在两院中的地位,由于南方二次革命而受到攻击,在国会中亦难以有所作为,所以《拟任熊希龄为国务总理咨请同志案》得以在两院顺利通过。熊在梁启超的催促下,八月九日致电吴鼎昌表示接受总理的任命,即日自热河赴京履任。熊希龄亦有非常明确的责任内阁观念,他希望成立一个志同道合的内阁。内阁成员经过众、参两院通过后,袁世凯正式以临时大总统令公布,任命梁启超为司法总长,张謇为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孙宝琦为外交总长,周自齐为交通总长,财政总长由熊希龄兼,前内阁留任的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梁启超是这一届内阁在思想上的领袖,协助总理统筹全局,司法部的事务几乎全部交托给次长江庸处理。这一届内阁可以说是立宪派与北洋派合作的产物,袁世凯仍然把持着军事、外交、内务的大权,除了梁启超以外,如张謇、汪大燮都是当年立宪派的头面人物。清末以来,这次似乎是立宪派真正掌握了部分中央国家权力,其实这一切在袁世凯心目中都是暂时的过渡而已,北洋派的权力怎能容许他人分享呢?袁世凯的图谋是稳住参、众二院,组织内阁为他转为正式大总统服务,这个使命完成以后,什么议会道路、政党内阁,这些东西都应该丢到垃圾桶里去了。这一点也正是立宪派最大的悲哀,他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议会道路、政党内阁制度无法在中国推行,因为中国的传统权力结构建立在兵权的基础之上,他们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形式上是文官政治,实质上始终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最基本也最简单的道理,而熊、梁的这次组阁,实际上是为国会无疾而终准备了条件。熊梁内阁在中国历史上第一届国会组成以后,既有国会的支持,又有大总统袁世凯的信任,一致获得舆论界的好评,那时候的梁启超好一个春风得意啊!但袁世凯心中的图谋,最终使熊、梁内阁只能以悲剧结束。历史证明他们的移植说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完全行不通。

    国会在完成组阁以后,继续面临的二大任务,便是选举大总统和制订宪法。按理应该先制订宪法,有了宪法作为依据才能选举大总统,国会将来会制订怎样一部宪法,袁世凯是否愿意接受宪法的约束,这些问题都实际存在。按照临时约法,总统是虚位的,在议会政党政治基础上建立责任内阁。袁世凯显然不愿放下依靠北洋军阀支持所掌握的实际权力,进步党为了讨好袁世凯,建议先选举总统,然后制订宪法,这个方案受到国民党议员的断然抵制。于是黎元洪致电进步党的领袖梁启超,要求先选举总统,再讨论宪法的问题。当时大家都知道无论先选还是后选,总统都会是袁世凯,这是既定的格局,所以先选还是后选并没有多少区别。九月五日,众议院通过先选总统的方案,九月八日参议院也以高票通过先选总统的方案。但是如何先选总统也需要法律上的依据,于是先把宪法中有关选举总统的部分提前议决,然后依此具体进行总统的选举。九月十六日,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了大总统选举法草案,接着在九月十七日、十九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两院合会逐条议决了宪法会议规则,以便正式讨论宪法的一部分,即大总统选举法,十月一日和四日,两院合会正式通过了大总统选举法。进步党在五日召开党内的议员会议,建议以袁世凯为总统候选人,黎元洪为副总统候选人。十月六日两院合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从法定程序讲,袁世凯这个临时大总统到这时才转为正式大总统。十月十日是国庆日,正式举行袁世凯就职典礼。

    接下来众、参两院的议题,就是如何完成宪法起草的任务了。《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所以政府无权参预宪法的制订。六月三十日,众参两院选出六十名起草委员,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起草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议会和行政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实际掌握国家行政权力的一方,包括北洋系和地方实力派,他们考虑的是由国会单方面制定宪法,难保不偏重政党议政决策这一方面,从而束缚行政首长的权力,致使国家统治力量的削弱,所以他们都主张应有行政权力方面的代表参加宪法制订工作。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与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黎元洪、蔡锷等意见完全一致,他们强调要有统一、集权、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伸张国力,所以袁世凯提出建立宪法研究会,作为起草宪法的预备,同时还聘请了美国人古德诺和日本人有贺长雄为政治顾问。这样袁世凯提前将他们起草的宪法大纲及各处关于宪法的意见书八十余件交给参议院,作为宪法起草的参照。然而两院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抵制了袁世凯对制订宪法活动的干涉,拒绝依照袁世凯送来的宪法大纲作为讨论的基础,而是自行起草,并且拒绝袁世凯派员参加讨论。宪法起草委员会确定了议事章程,以过半数通过为原则,选举了委员长和理事,分十二项,逐章讨论宪法的相关内容。袁世凯与宪法起草委员会争执的焦点是国务院总理的任命必须经众议院同意通过,这就限制了袁世凯掌握内阁的权力,为政党内阁开辟了道路。其次双方争论的问题是总统有没有权力解散众议院,争论的结果是总统必须经过参议院同意,才能解散国会。接下来争论的是总统的任期和能不能连任,讨论的结果是任期六年,不得连任,但可以再任,最后在袁世凯施加的压力下作出让步,改成五年一期,可以连任一次。

    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凯当选大总统以后,国会内的政治气氛发生变化,两院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内国民党与进步党的分歧开始缩小,而是一致对抗袁世凯干扰宪法起草的工作。袁世凯如愿当选大总统,开始不把国会两院当回事了,他既不到国会就职,也不到国会发表政见。他在保和殿就任大总统时,把两院的议员安排在朝房内,既看不到也听不到他宣读誓词的内容和过程,国会两院的议员感受到被藐视,明白袁世凯不可信任。十月,在天坛起草的宪法接近完成,袁世凯与国会在宪法制订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因为制宪权在国会,袁世凯不便直接干预,转而采取批评《临时约法》的办法来供给宪法草案,袁世凯派了八名代表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要求陈述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认为《临时约法》规定制宪权在国会,总统并无提案之权,故拒绝八位代表参加会议。这样国会两院与袁世凯在宪法起草问题上的矛盾尖锐起来,两者之间处于公开决裂的状态。于是袁世凯决心推翻国会,他借着攻击国民党二次革命,攻击两院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的国民党员,称:“其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他在十月二十五日通电各省都督,攻击“国会专制”,“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附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同时攻击各省之议会“依照国会专制办法”,“将尽天下文武官吏皆附属于百十议员之下。”求得各省总督的支持。没有相应的实力或者群众基础,议院要限制行政权力的专断,实际上是一句空话。

    通电次日,袁世凯通过机要秘书密电各省军政长官,要他们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各省军政长官果然迅即复电响应,一致攻击《天坛宪法》。袁世凯于是经内阁总理熊希龄副署,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这样国会两院议员只剩三百多人,不可能达到召开国会之法定议员人数,国会无形中瘫痪了,也就等于解散了国会。袁世凯还下令三日之内将国民党本部及各支部一律解散,在这样的背景下,进步党议员单独召集会议,商讨如何维持国会,两院议长与政府进行交涉,熊希龄提出实行五年军政的问题,要议会对总长负责。这样国会与袁世凯的矛盾,逐渐转移到熊、梁内阁身上。因为是熊副署以后才造成国会解体的状态,袁世凯借此把解散议会的责任推在熊希龄身上,进步党由此分裂为内阁派和国会派,那时剩余的国会派进步党议员大都属于议会民主派。二派争论的焦点,国会派主张取消解散国民党的命令,内阁派主张补选议员以维持国会。由于国会派不肯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于是熊内阁设法召集行政会议,各省派二名代表,中央各部门派一部分代表,共八十人,商讨迫切的行政事务。会议开幕时,全国二十二个省的都督、民政长、护军使共三十九人联名通电表示拥护袁世凯,电文宣称民元以来的议会政治完全失败,在立法方面一事无成。实际上政治会议取代了国会,解散了众议院。政治会议的议题,一是解散国会,二是修改宪法。次年一月十日,袁世凯根据政治会议的呈复,发布命令,宣布停止两院的各项职责,另行组织约法会议,增修约法,实际上否定了临时约法和宪法草案。国会两院正式解散,进步党陷于解体。接下来袁世凯迫使熊希龄主动请辞,进步党解体,熊梁内阁跟着解体。从清末到民国四年初,中国立宪派在全国推行立宪运动,经过四年实践,议会道路走不下去了,它不适应中国的国情,没有它顺利成长的土壤。国会的解散,进步党的瓦解,共和国的政体也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袁世凯走向复辟帝制的道路,从而引发军阀内战,共和国重新陷入长期混乱的状态。

十一、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

    袁世凯所以能在清廷与革命派之间纵横捭阖,靠的是手中拥有这支自小站练兵起家的北洋新军,这支军队在形式掌握了一些近代军事技能,军官经过武备学堂训练,有近代化的军事装备,但在思想观念上根深蒂固的封建家长制仍没有变化,军官之间的袍泽关系依然存在,大家生死相依,对袁世凯惟命是从。袁世凯正是依靠自己在北洋军中这一层封建关系,通过军人干政,迫使清帝逊位,迫使革命党人交出自己的权力,迫使孙中山让位于他,采用软硬两手,以欺骗和不断兵变的方式窃取国家政权,最终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直到恢复帝制,最终还是自己手下实际掌握兵权的段祺瑞、冯国璋反戈一击,使袁世凯落得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记得毛泽东曾说过:“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点回头路,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辛亥革命以后走回头路,固然有革命派自身的不足,亦还有帝国主义的外来干涉。民初那几年的政治斗争,尽管让人眼花缭乱,最终还是让人们懂得军事实力决定胜负,不能处理好军队干政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让政治走上稳定的轨道。

    民初这几年的政治实践也证明了议会政治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从而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准备了条件,在头破血流的绝望过程中,孙中山慢慢懂得在中国只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要巩固革命的军队,必须对军队进行坚强的政治领导。这才孕育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才建立起黄埔军校,确立党军制度,才懂得要用三民主义来统率军队,要在军队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军队内设立政治委员和建立政治部,才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运动,才有北伐战争,才有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才有党指挥枪。有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能在武装斗争中打败新旧军阀的统治,才能建立人民政权。经过二十八年的武装斗争,才能从根本上打击和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如果回顾一下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民族从灾难深重之中走出,军阀统治下的国家分裂,帝国主义侵略下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人民慢慢觉醒,拿起武器捍卫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中国人民正是在这五十年与各种灾难作斗争中逐渐站起来的。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族走上了复兴道路,面对朝鲜战争那样大的军事压力,我们没有屈服,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我们也没有屈服,政治上孤立我们的图谋也没有得逞,中华民族从此走向独立自主、国家富强的道路。现在怎么能重新拾起一九〇八年《宪法大纲》这个破烂,作为我们新的起点呢?时代的背景大不相同了,难道我们还要重新走民国元年梁启超、宋教仁所坚持的那条议会政党政治的那条道路吗?什么军队国家化,那时可是袁世凯最早提出的口号,他是为了吞并南方实力派提出的借口。什么联邦制,那是民初地方实力派为了地方割据提出的口号。这些早已被历史否定的东西,难道我们还要重新在中国大地上试验一次吗?什么议会道路,什么多党制的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我们都尝试过,那些政治实践已经证明它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民主、平等、自由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问题是不同时期不同的人们在这些口号的背后究竟要求的是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楚,现在我们究竟应该在哪些方面继续发扬人民民主制度,在哪些方面给予工农大众更多的平等权利,应该怎样地更多地开放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如何加强舆论对权力的监督。

    总之内容要说具体,目的要说清楚,否则只是空喊口号,却隐蔽自己的真实意图,它只能忽悠人们于一时。如果高喊西方式政治口号,真是要我们如清末新政那样接受直接移植西方议会制度到中国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此路不通。记得,当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学校每周要集合学生举行纪念周活动,学生都集合在礼堂内,礼堂上挂着孙中山的总理遗像,旁边更有他的两句遗言,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老师的训词反反复复讲的也是这两句话,孙中山讲的也就是期望后人继续革命。从做小学生起,我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49年取得胜利,有了政权,不等于革命成功,我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他从西柏坡到北京只是进京赶考,取得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民族的振兴,为工农大众谋福利,为国家的富强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打江山是为了坐江山,那不成了改朝换代,把自己蜕化为新的贵族官僚资产阶级了嘛,为此毛泽东讲要继续革命也就是这个道理,不能拿了政权,丢了革命,满脑子我就是执政党,就应该当官做老爷,个人发财致富了,那样的结果必然是再让工农大众受苦受难啊!辛亥革命以来这一百年的历史,就是革命史嘛,怎么能告别革命呢?那当初参加革命又为了什么呢?为了国家的富强,那么国家的富强又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人民大众过上幸福的生活,人民大众不是抽象的,是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工农大众,所以形势好了革命的精神和传统不能变,现在有一股思潮就是把革命妖魔化,把共产党九十年的存在丑化、妖魔化,他们只准压迫,不准反抗,不准革命,如赵老爷不准阿Q革命那样。李泽厚与刘再复对话的主题就是《告别革命》嘛!这怎么行呢?他们究竟要我们走向哪里啊!没有辛亥革命、没有49年的胜利,那有今天,保持革命的传统和精神仍然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它会为中华民族开辟出全新的天地,路还长着哪。

    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那篇文章中,说过那么一段话,他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值得我们警省,近年来认真研究我们自己近百年历史的氛围、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氛围确实是不浓厚的,那时言必称希腊的是指王明这些教条主义者,今天许多学者则是言必称美国,言必称西方的经典,什么都拿西方的尺子来衡量,好似我们革命胜利以后这几十年完全错误了,这不荒唐吗?所以类似杜光那样鼓吹清末钦定的《宪法大纲》的荒唐事会登堂入室,会迷惑我们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懂一点中国近代史,他们怎么能到处行骗呢?这个教训值得吸取。

    毛泽东还告诫我们:“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我们过去搞革命应该这样,现在搞现代化的建设也是这样,我们当然要了解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经验,还有他们的教训,但这毕竟是外国的东西,中国怎么办应该根据中国的状况,那就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些年来我们关注自己历史的氛围不浓,所以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的学生找工作最困难,为什么我们那么漠视自己的过去呢?甚至把某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故意歪曲地讲中国历史的种种谬论奉为至宝,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糟糕和令人痛心的现象。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外国的东西,但上百年来我们学习外国的历史教训,非常深刻地告诉我们,他们总是要求我们依照他们指挥棒所指的方向转变,但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进程,只能摸索着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决不能自卑自贱,并非什么都是西方的好。我们不是不要学习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即便是先进的好的东西,那也总得经过自己的选择、消化、吸收才能转化为自己的血肉;更不能忘记那儿有不少消极的东西,苍蝇蚊子不少,甚至血淋淋坑人的东西也不少,可得防范一些。

    历史证明无论你完全照抄照搬哪个国家的东西,总是行不通的。过去照搬西方的议会道路,民初的历史证明了此路不通,后来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几十年的实践同样证明此路不通。只有了解我们自己的民族长期历史形成的特色和风格,扬长补短,才能走上光明大道。只有懂得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现状,才能为未来指明前进的方向。根据这一百多年的经验教训,要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始终保持健康向上的状态,那么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军队的党建工作,坚持支部建在连队,坚持党指挥枪,军队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和常备不懈的战斗精神,也许是最根本的一条,有了它才有国家的稳定,才有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没有这一条,什么也谈不上。要动摇中国稳定的大局,第一条是动摇军心,如果军队思想建设削弱了,军事院校的教官们信邪了,如国防大学那个辛子陵那样的人物,到处胡说八道,如果真让他如此放肆,把我们军官们的思想都搞混乱了,对共和国而言,那才是最大的威胁。必须牢牢地掌握军队的政治大方向,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是近百年来我们必须牢记的最大历史经验和教训。我想杜光所讲的那些胡言乱语的是非,到此也应该很清楚了。向大家介绍一下钦定《宪法大纲》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也许可以使我们知道现在那些朋友再来鼓吹《宪法大纲》的事,在它的背后究竟包含有什么内容了。

    有的朋友最近在《文汇报》上讲把握历史主义,必须把握好当代意识,才能把握历史。我们有些同志喜欢玩一些新名词,什么“把握当代意识”,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讲了,还不就是博古通今,毛泽东说过的古为今用而已,这个今,只能落实于中国的现实,可不能把西方那些时髦的词儿来偷换成什么“当代意识”啊!其实这些概念也不新了,也是一些陈旧的老套了。所谓历史主义,也就是从发展的眼光,恢复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指出它的真实相,揭示它的来龙去脉,说明其何以会有如此的发展趋势,讲清楚它的所以然,从现实需要出发,领会其中的经验教训,以得到有益于今天人们的认识和社会实践。而不是依照自己个人的需要来胡编历史,如袁伟时、杜光之流,明明是慈禧太后懿旨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偏要说成这是光绪皇帝与宣统皇帝的东西,那不成了骗人的东西了嘛,明明是皇权至高无上,偏要说成是民主制度的开创,这样用当代西方意识来阐释中国的历史,岂不荒唐嘛!当然从文艺作品讲,又有所区别。一部《三国演义》与三国的历史是两回事,它是故事新编,一个时代有它崇尚的观念,依照它的需要借历史事件来编故事,从而达到它所想往的目的,这毕竟是娱乐性的东西,是从话本演化而来,如果研究三国的历史,没有史学家会引用《三国演义》来讲那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那么我们要观察的是那个故事大体应有一点根据,它究竟想给人什么,对社会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

    总之,历史与现实是紧密相连的,现实生活始终留有历史的痕迹,因为我们是从那儿走过来的,反之,我们读历史时,往往会感觉到现实,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可能完全摆脱历史的印记,加深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如何处理现实生活的矛盾也是有益的,问题是要我们把握当代生活的价值取向究竟是什么?我们该拿什么去反思当代生活中的种种矛盾?有许多朋友喜欢抽象地谈论民主、平等、自由、公正和正义,以及人性或者全人类,其实这种概念都是很抽象的,在不同时空,它们实际的含义是不同的,还是应该具体地讲,对大多数人民,工农大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不仅是绝对数字的提高,而且还要包括相对的地位,诸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相对关系、官与民之间的关系、老板与工人之间、商人与农民之间、所谓的“知识分子精英”与直接生产者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相对应的地位和关系,在与过去比较上,究竟是提高还是下降了。说到底还是要不要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从谁养活谁的视角想一下,我们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贵族老爷们服务的专制政治还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人民民主政治。

    在民主政治这个问题上,要讲具体的实质,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问题的实质是工农大众能否在各个方面实实在在的当家作主,各级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是对上面领导,还是对下面群众负责,官员们能否真正俯首甘为孺子牛。既要整治官风,也要改善民风,提高民众主人翁意识。所以把握当代意识,可不能赶时髦,如果要讲价值取向,那就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大前提,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保护绝大多数人,那也不是抽象的,也就是具体地讲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利益,把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离开了这个大前提去看待历史和现实,那我们只会重犯辛亥革命前后犯的错误,说不定跟着别人屁股后面为全球化唱了赞歌,最终带来的还是殖民地化呢?哪儿会有你立足的一席之地啊?现在美国的议会给我们搞汇率战,美国海军远渡太平洋在我们领海身边的军事演习;东亚与东南亚的事,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干吗由你远渡重洋来插上一手呢?将心比心,如果中国的海军到你美国太平洋岸边搞军事演习,你会做何感想呢?而且他们还不断地在给中国上“人权”课,他们那么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指手划脚究竟为了什么呢!这可是美国佬送给我们的一帖很好的清醒剂。我们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但这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还得希望美国尊重一点中国的民族感情,正由于美国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所以我们还得强化一点维护民族尊严和爱国主义的情怀。千万不要把爱国主义说成是民粹主义。这里既有感情的问题,更有民族立场和国家的利害关系问题。

    最近我与不少朋友就中国的现状和前途交换意见时,许多朋友对目前思想混乱的状况,都有一种忧心忡忡的感觉,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时兴了。”现在的状况,比五七年那时严重多了,不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且我们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也混乱得很啊!至于所以会出现这些思想混乱的现象,那是由于一些刊物报纸和出版物,专门夸大阴暗面,甚至无中生有,造谣生事地惑乱群众,同时这也是由于我们的一些朋友只看问题,只看消极面,不看基本面,看不到成就的结果。我则不然,我始终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中国这条大船,经历几千年的考验,什么风浪都经历过,沉不了。中国共产党也是一条大船,也有快九十年了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刚过六十年,他们都还年轻力壮着呢!苏联和东欧垮了,我们还坚挺地举着社会主义大旗,作为一条在大洋上航行的大船,当然还会遇到风浪和险滩,我们是一条大船,它自稳的性能特好,什么艰难险阻都不可能阻挡我们奋勇地破浪前进。

    随着洋流的变化,时而打左舵,时而打右舵,那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时而速度快一点,时而放慢一点,这也是正常和必要的,船的航行总有需要它随机应变的情况,而这个变化,亦还是为了使我们这条大船能继续乘长风破万里浪,勇往直前。虽然自己在三十多年前,连党籍也被“开除”了,而且还被关押了十多年,当我想起介绍我入党的陈仲信,在胜利解放时就牺牲在敌人的子弹下,我无怨无悔,关就关吧,反正我的信仰没变吧,蹲监狱反而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好好静下心来读书了。一以贯之,表里如一,这是我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与人为善则是我待人的基本态度。

    这一点我与那些自称所谓“老共产党员”的那几个诸如辛子陵、杜光、胡绩伟之类民主革命派不同,过去他们本来就是党的同路人,现在认为机会来了,跳出来表演自己本来的面目了,什么“两头真”,恐怕不对,前面一头是假的,压根儿你们从未真心为党的事业奋斗过,现在的言行,才是你们真实的本来面目,你们也是一以贯之,不过你们宣读入党誓言时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吧了,这样做也太缺德了吧!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对于你们那样以“老共产党员”自称的人实在耻以为伍,历史会给你们立传的,放在那一栏,那你们自己去对号入座吧!不用我言了。现在我人也老了,去日苦多,来日苦短,能做的事不多了,尽管现在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前途始终既忠心耿耿,又充满信心;中华民族前途无量,故仍然是“慨当以慷”。当然,看到这些所谓的“老共产党员”的所作所为,那就仍要“忧思难忘”,但这既不能是杞人忧天倾,更不能自己吓自己啊!他们就那么几个人,能量有限,所以千万不能丢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否则的话反而不仅害苦了你自己的心情,还伤了神。当然,对于现在流行的种种错误思潮,要敢于大喝一声,并直言相告,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最基本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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