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这期文集就以蔡历文章的题目为主题,这是一篇从经济到思想到文化全面考察的文章,显示了今天中国年轻一代学者的认识水平。这批文章出自不同的学者,视角不同,观点不同。李华文章认为中国的通胀不是输入型通胀,颇有新意。孙立平和郭树清先生更是有一些深入而独到的看法,特别是郭树清认为中国完全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消费增长太快,满足不了需求。这话的确有道理!张建平的文章就显得浅薄片面了,而那位刘鹤先生是中国西化精英的代表,他的本质是歧视大众的。这一点从当年他开始筹建“50人论坛”就显露出来,不过是自吹自擂,买弄一下海派家底。另外,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极少直接过招,但今天冼岩开始挑战了,他批了徐友渔又点秦晖的逻辑问题。不管他说得有没有道理,交锋是开始了。中国就应该这样,左右两边完全不对话是不正常的现象。如果意见相差太大,就没有说话的必要了,能说上话,说明还有商讨的余地,就象前几天刘利华和郭松民的一场网上辩论一样,握手而终。中国需要共和党,这一点知原先生已经看到了。其实吴敬琏和郑永年的文章说的都是这个道理。请大家认真阅读本网文章,悟性高的,掠一遍就够了,而初入门者,要认真读,才能读透。

    有网友来电说,网上文章上得太慢,其实看那么多也没有用,信息太多就是垃圾,还不如歇着。每隔上十天八天看一下大军网站,就什么都知道了。]

2011年是末日,也是希望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11月5日

目录

仲大军:面对改变了的气候和山川——反思中国的生态环境

蔡历:2011年是末日,也是希望

张斌:更多利用汇率手段遏制通胀

李迅雷:中国货币供应量全球第一的反思

安妮:中国为什么不承认通货膨胀

李华:中国的通胀是输入型通货膨胀吗?

编辑:一组经济信息

徐奇渊:中日经济关系:不是零和游戏

(德)Hans-Werner Sinn:中国的美国朋友不可共患难

英《金融时报》:中国是怎样“消化”高铁技术的?

张拾迈:揭密高铁背后不为人知的隐患

李先一:实行三天工作制 解决失业问题

张建平:法国大罢工带来的信息

孙立平:中国已形成吸收财富的巨大黑洞

吴敬琏:中国的极左极右都很危险

郑永年:中国的稳定需要大力扶持社会中间力量

王占阳: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五点意见

丁学良:没有透明化的监督 财富公平是空谈

刘鹤: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 不能走民粹主义道路

秦晓:中国未来三十年变局及应对之策

郭树清:中国消费的问题是规模太大 增长太快 难以持续

----告别狭义的经济改革

刘军宁:重税治国时代的来临——公平的分配离不开议税

冼岩:徐友渔为什么认为政府“发疯”了?

许耀桐:组阁制辨析

辛子陵:一次被取消的演讲

冼岩:秦晖教授的“逻辑”问题

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惠军:当今社会的语言幽默

知原:乌左、毛左的软肋

王绍光:谣言止于……?----凯斯.桑斯坦《谣言》序

吴丽萍 张小鼐:中国民主主义再认识

吕宁思:非洲人对中国人的九大印象

王康:重庆谈判的历史悲喜剧

黄鹏:真实的张献忠

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

辛子陵: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文明史的歧路

丁耘:大陆新儒家与儒家社会主义——以梁漱溟为例

卢然:致所有逝去时代的挽歌——读《昨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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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曾东萍" <dpzeng@gmail.com>  2010-11-05 10:00:30 +0800 收件人:"曾东萍" <dpzeng@gmail.com> 抄送:标题: 送上《同舟共进》第11期,见附件。

面对改变了的气候和山川

——反思中国的生态环境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0年9月

    2010年,堪称考验人类生存的元年。气候异常显示威力,多个国家暴雨成灾,北半球国家酷热难耐,南半球国家却气候严寒。在中国,整个夏天被酷热和暴雨折磨得苦不堪言,直接经济损失可能高达几千亿元,而间接的心理伤害更是无法估算。

    面对接踵而来的气候、生态等自然压力,人们不能不问: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地球真的是变了吗,人类真的需要无休止地与灾害相伴吗?看看我国南方长江流域的人们,每到夏天便要与洪水、塌方、泥石流作斗争,至今有些地区的灾民仍生活在困苦与威胁之中。

    答案很简单:这是不健康发展的结果。很多地方围湖造田,占河造楼,与水争地。发展了这么多年,很多地方富起来了,漂亮的公路、洋房和村舍处处可见,但威胁却高悬头顶,很多地区变成了人类不适宜居住的地区,一发大水便是汪洋泽国。为什么辛辛苦苦努力发展到头来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

    回想我们这一代人贫穷落后的童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有这么多自然灾害吗?那时的生活的确清苦,但有那么多对自然天气的担心吗?我童年时住在家乡,村外的山坡上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松林,房前屋后树阴茂密,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然而,上世纪80年代之后,没几年光景,青山变成了秃山,绿村变成了灰村。

    这是山东半岛的情况,西部地区又是怎样呢?1982年秋,我在新华社陕西分社工作,去到陕西最南边的一个县——镇巴县腹地,已经很难见到高大的树木。然而据村民说,刚解放时,这里到处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直径一两米粗的大树比比皆是,整个秦岭和大巴山都被森林覆盖着。仅仅20年光景,秦岭秃了,大巴山秃了。

    为了寻找森林,1982年初冬,我去到秦岭南麓的佛坪,陕西林业局海拔最高的一个作业面。这里,松树早已采伐净尽,只剩下海拔2500米以上的杉树林。当我来到秦岭西部的太白林业局时,海拔2600多米高的作业面只有稀疏的白桦林。金丝猴在树枝上跳跃,为它即将消失的家园哀鸣。

    甘肃陇南舟曲的命运与秦岭和大巴山一样,昔日郁郁葱葱的舟曲此时已变成荒山秃岭。当森林消失之后,由于没有植被截留雨水,降雨可以迅速形成山洪,形成泥石流。发展到今天,降雨已不是以山洪形式出现了,而是以大面积的滑坡和泥石流形式出现。人类生存的根基已经动摇了,情形比当年恶化得多。现在的中国,由于植被破坏后,已经发展成地质危险区的面积有多大?几十万平方公里,还是几百万平方公里?今天我们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

    由此我想起人口问题。看看刚发生过地震的青海玉树,在这样生态恶劣的地方居然还生活着那么多的人。而舟曲,那么狭小的空间里,居然有那么大的一个县城。密集的人口与脆弱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今天我国的西部地区,按联合国标准每平方公里只适宜生存4人的一些地方生活着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就是这些人口,在已经退化的土地上啃噬,使西部的生态陷入恶性循环。上世纪80年代,我在陕北黄土高原搞调查时,就意识到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人类活动所致;上世纪90年代,我在内蒙黄河南岸看到几乎荒漠化了的沙原上仍有牧羊在啃噬着稀疏的植被,感到这已经是无奈的发展了。

    为此,我在多年前曾建议从西部向东部移民,把那些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移到东部来,但这些建议从未引起重视。是我国的东部地区无法容纳西部的人口吗?不是!我国每年到东部地区打工的人口有一亿多,东部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几千万人,而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区的人口也不过一千万人,移出一部分人来本非难事。

    这些年里,许多地方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追求GDP,能砍的砍,能挖的挖,竭泽而渔,但环境恶化需要将来付出多大代价,几乎没人关心。增长至上的发展模式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生态压力和环境破坏。人水争地,人兽争地,人树争地,成了引发生态灾难的重要诱因。中国的生态环境压力太大了,已经是超负荷了,很多自然灾难都是因此引起的。近些年来,某些学者对计划生育政策发起攻击,呼吁放弃独生子女政策,笔者并不认同。的确,我国面临着老年社会的到来,但可以明显地看到,假如没有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今天我国的人口压力和生存压力、环境压力还不知道大到什么程度。

    严酷的老龄化社会已经来到了,的确不好过,但你不能既享受人口红利,又拒绝老龄化社会,又逃避生态灾难。在老龄化社会和生态灾难之间,在经济增长与生态资源压力面前,在发展与环保之间,你必须作出选择。这就是现实,压力和张力并存。

    中国要发展,无可置疑。但如何发展,还有待思考。

 


 

发件人:"蔡历" <cljixiang@126.com> 2010-10-25 09:32:1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sherwin lu"<lusherwin@yahoo.com>, "zhai" <zggjzyz2002@hotmail.com> 抄送:标题: 2011,是末日,也是希望

2011年是末日,也是希望

北京大军智库特约研究员 蔡历

2010年10月

一、灾难时代即将来临

    2011年年底附近,全球经济可能陡然失速,陷入一场崩溃式的灾难,而中国将是重灾区。如果用地震做比喻,这场经济灾难就是汶川512在全球经济领域重现,而中国是震中。不同于汶川地震的是,这场经济灾难将不是一次的、孤立的,而会开启一个灾难不断的新时代,经济危机在未来将成“新常态”。
     二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历史空前的超级繁荣期,至今已持续了近70年。2011年的经济灾难,则将标志着这个超级繁荣期的彻底终结。在这个超级繁荣期内,资本主义不仅在内部保持了社会和平与经济增长,而且资本主义自身也成功实现了全球扩张,目前资本主义文明已经主宰全世界。
    此前存在着一种幻想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也将会把这个超级繁荣带给全世界。然而事实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仅仅刚具雏形,便引得各类危机频发,使这个超级繁荣期的可持续性遭遇挑战。更为严重的是,可持续性遭遇挑战的还有资本主义文明本身。
    2011年的经济灾难不是别的,只是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延续与深化,更准确地说,是07年美国次债危机的延续和深化,标志着这场肇始于2007的经济危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问题之所以会在2011年出现恶化,其原因在于全球的政府们都不认为07年起步的这场危机不是真正的实体经济危机,认为只是金融层面的问题,实体经济保持增长的基础还在,只要采取合适“救助”和“刺激”政策,经济就会“复苏”。
    全球将经济复苏主要寄望于三个方面,一是货币刺激,二是新兴市场,三是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然而,在本文章系列的以下的部分中,我们将陆续证明:货币刺激不但无效,反而使实体经济层面本就很严重的问题出现恶化;新兴市场是镜中之花;而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更是靠不住。08年以来各国经济救助、刺激的是总体实效是,在压缩了本就不足的有效消费需求的同时,还拉升了生产成本,使全球需求不足的局面更加恶化。
    已经比08年更严重的问题,总要在某一天以比08年更严厉的方式爆发出来,这个可能时点就在2011年年底附近。当然,也许不是2011,也许会推后,但该来的就一定会来。
    事实上,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有经济危机、经济灾难,还有资源、环境危机,包括目前全球瞩目的气候危机。深入研究可以发现,这一系列危机在深层都共同指向一个共同的根源,就是当前主宰全球的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实现,它好的一面已经展示殆尽,从现在开始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它不好的一面,坏的一面。
    面对即将来临的经济灾难,面对即将开启的危机、动荡不断的时代,我们该何去何从,老百姓们该咋做,政府们该咋做,我们也给出了一些建议。
    这个文章系列共包括九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你已经阅读的内容,其余八个部分分别是:二、肆意货币扩张的恶果;三、新兴市场是镜中之花;四、新能源产业近乎“炼丹”产业;五、中国房价是灾难的扳机;六、资本主义总危机;七、全球大趋势;八、老百姓该咋做;九、政府该咋做。

二、肆意货币扩张的恶果

    2011年可能发生的经济灾难,只是08年危机的延迟和放大,放大的原因就是那些所谓的经济救助、刺激政策,尤其是全球范围内规模空前的货币扩张。美国不仅实施了零利率,还搞起了“量化宽松”,而中国的银行则在2009年制造出近十万亿的“天量信贷”。
    然而这些货币刺激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几乎是失效的,因为这里的资金大部分流向了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但这些资金并没有进入新兴市场的实体经济领域,没有进入中国的实体经济领域,没有增加那里真实的有效需求,而只是对一些关键资产和商品进行大肆炒作,恶化了实体经济层面本来就已经存在的问题。
    2008年以来,共道发表一系列研究文章指出,2008年的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层面的危机,而是实体经济出了问题,经济分配出现了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差距太大,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这种收入分配的差距不仅存在于国家内部,也存在于国家之间。
    实际上,全球范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过程已经持续了将近40年,它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以及撒切尔夫人的自由化改革,“生产”、“效率”逐渐主宰世界。“巧合”的是,中国也与这个世界潮流高度同步——我们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几乎与欧美的“自由化”同时起步,“生产”和“效率”也逐渐成为中国社会运行的指针。
    但是,全世界的政府偏偏不承认问题出在实体经济层面,更不愿意承认收入分配出了问题。他们拒绝任何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只愿意去进行财政刺激和货币刺激,尤爱货币刺激。
    值得指出的是,货币扩张在08年后横行全球,还与被一种叫“货币主义”的经济学说误导有很大关系。可以说,这个“货币主义学派”的兴起,也是全球自由化浪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全球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过程也是同步的。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就是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全球对货币主义,对弗里德曼有着宗教狂热式的信奉。不过,弗里德曼本人恰恰在美国次债危机爆发的前一年(2006)去世了。不管是否巧合,弗里德曼的故去正在引领一个时代的终结。
    货币主义,主要是弗里德曼本人在研究美国大萧条时得出一个重要判断,美国大萧条是由当时“错误”的、紧缩式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其推论有两点:一是,如果美国当时不采取那些“错误”的货币紧缩措施,大萧条完全可以避免;二是,一旦出现经济危机的苗头,就应该进行货币扩张。伯南克是一个杰出的货币主义者的追随着,他自己也发表了一系列针对大萧条的研究论文,这给他带来很高的“学术声誉”。就是这个人也是在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前一年当选为美联储主席,请大家记住颇为这个颇为诡异的2006年。
    事实上,货币主义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很难分清楚大萧条时期美国出现的货币紧缩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还是经济危机的结果。货币主义风靡全球,并非因为它的确是科学严密的,而是因为当今时代存在一种盲目的信仰,一种迷信。
    我们早就指出,这些不涉及结构调整的所谓的经济刺激、经济救助,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恶化,被恶化的问题将会在未来以一种更剧烈的方式爆发出来。现在看来,这个“未来”更可能在2011年年底附近。
    自美国开始实施零利率算起,全球进行货币刺激已经一年零10个月了,效果如何?美国的CPI一直在1%附近徘徊,失业率至今还是维持接近10%的高位。显然,在美国是失效的。
    也许很多人会纳闷,美国是号称用直升机撒的钱都跑哪去了?看看中国或许便会豁然开朗。在老百姓收入增长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的房价在2009年出现离奇暴涨。尽管中国也有巨量贷款,但没有可观外资的参与,这也是很难想象的。毕竟08年年底我们的房价已经出现实质性跌势。同时,中国也很快由通缩转向通胀,目前CPI已经超过3%。同是超级货币刺激,在效果上中美却冷热悬殊,唯一的解释是,美国的扩张效果流向了中国,而中国的过热则更可能是中美两国货币扩张共振的结果。(美国国内因素对其货币扩张效果的抵消,这里不做讨论)原因也很简单,目前全球经济看新兴市场,而新兴市场则看中国。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流动性的汇聚地、大本营。美欧复苏无望,唯有“中国概念”有能力为大规模的投机资金提供容身之所。
    然而,不对经济结构做调整,货币刺激并不能刺激出真实的消费需求,而只能刺激出大量的投机需求。推动中国的过热的并非真实的消费需求增长,而是投机需求的泛滥。来自全球的大量投机资本,并没有进入中国实体经济领域,没有增加任何真实的生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只是进行大量的投机炒作,其炒作对象集中在中国房地产和一些有炒作题材的重要大宗商品上。其结果是,在真实的需求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房价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反而出现飙升。房价不用说了。在大宗商品方面,以农产品为例,白糖、强麦、棉花的期货价格目前均创历史新高,豆粕的价格也创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
    无论是房价的上涨,由房价带动的房租的上涨,还是大宗商品的上涨,都将大大拉动中国生产成本的上涨,以及老百姓生活成本的上涨。在收入没有增长,甚至下滑的情况下,生活成本的上升会压缩本来就萎靡不振的消费需求。而生产成本的上升将有两种可能结果,要么向下传导,要么自己消化。向下传导将推高终端消费品价格,进步一步推高通胀,进一步压缩消费需求;而自己消化将降低企业的盈利水平,抑制其投资需求。
    总体来看,全球货币刺激只是在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收到明显效果,然而,这个效果却是负面的,因为它压缩了中国的有效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使得中国本来就很严重的需求不足的局面进一步恶化,比08年更恶化。中国的效果,也是全球的效果。
    从财富分配的层面看,货币刺激也是进一步扩大了本就很严重的分配差距。一方面,货币刺激使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出现通胀,引发“劫贫济富”的财富再分配效应;另一方面,从新增资金的流向看,增发的货币最终主要流向“权势利益集团”,流向了大企业,政府背景的企业,而没有流向老百姓,没有流向那些作为创造就业主题的中小企业。也导致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目前的全球的分配不均程度也是比08年更高。有效需求不足的恶化,也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应有之意。
    总之,无论中国的,还是全球的经济问题,都没有因全球政府所实施的救助和刺激而得到任何实质性改善,反而因大规模的货币刺激而比08年更严重。这些更严重的问题,终究有一天会爆发出来,即便不在2011年年底,也会是在12年、13年的某个时刻。

三、新兴市场是镜中之花

    08年危机以来,支撑全球信心,支持全球经济复苏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新兴市场”。美国的消费增长因次债危机的爆发而消失了,没关系,我们有新兴市场,那里消费者会取代美国人,承担消费增长的重任,拉动全球经济继续增长。正是在这样的概念下,那些被超级货币扩张刺激起来的全球投机资本,便把目光锁定在新兴市场,而中国则被认为是新兴市场的龙头。所以中国也就成为全球热钱的首要炒作对象,这也是美国的货币刺激在本国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些“欠发达”的、新兴市场里的老百姓,目前故然存在很多消费空白,是待“发展”的,他们很多人的确没有房子,车子,没有洗衣机、冰箱等大件,甚至有很多地区连电都没有,所有的家用电器都是一片空白。这里确实存在潜力巨大的消费需求,从这个方面来说,新兴市场的确是“新”的。
    但是,从深层的经济结构来看,新兴市场一点也不新,甚至还很“旧”,因为新兴市场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也很严重,甚至比发达国家更严重。由于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存在,尽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总量增长很快,但是,这些增长分配到普通老百姓手里的很少,他们的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总量,他们的消费需求增长也当然落后于经济总量。再加上金融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这使得新兴市场国家实际有效消费是普遍不足的。
    中国是新兴市场的龙头,中国的消费不足问题也尤为严重。据统计,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从1985年的53%降至2008年的35.3%,而目前美国的这一数据为70%左右,日本也有65%。
    中国出现如此严重的消费不足,根源就是收入分配差距太大了。关于中国的分配差距究竟有多大,争议也比较大,目前没有准确的数据。值得关注是王小鲁博士的一个研究,他在《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一文中指出,导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隐形收入,2008年隐形收入高达9.3万亿。算上其影响,以城镇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来衡量,人均收入差距应从统计数据显示的9倍调整到26倍。以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来衡量,人均收入差距应从统计数据显示的23倍,调整到65倍。王小鲁认为,这些隐形收入的主要部分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或缺陷导致的灰色收入。而灰色收入主要是围绕权力产生的,是与腐败密切相关的,往往是来自凭借权力实现的聚敛财富、来自公共资金的流失、来自缺乏健全制度和管理的公共资源,或者来自对市场、对资源的垄断所产生的收益。
王小鲁的研究符合中国实际。共道在今年年初的一篇研究文章也指出,当今中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均是由权力分配不均造成的,造成权力分配严重不均的最主要因素是行政权力参与市场经济,也即所谓的官商勾结。当前哪部分人的收入最高?一定是官商勾结利益集团。要真正压缩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需粉碎官商之间的勾结;要粉碎官商之间的勾结,必需堵死官员权力流入市场的渠道;要堵死官员权力流入市场的渠道,必需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必需实施官员财产公示。
    总之,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所谓的“新兴市场”中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并不能转化为有效消费需求,在收入分配不改善的情况下,让新兴市场的消费增长去替代美国的想法,类似于把镜中之花当成真实的花朵了。
    “城镇化”概念是“新兴市场”概念在中国的翻版。每每谈及中国经济的未来,很多人都想当然地把城镇化当成一个重要增长点,好像城镇化自动就会实现似的。我们的城镇化率固然目前还很低,我们的农民们又何尝不希望搬到城市居住,但是,他们搬的起吗?他们的收入不见增长,但房价、房租翻着番的往上涨,你让他怎么搬?
    中国目前固然存在巨大的城镇化的潜在需求,但是,由于存在巨大收入分配差距,这些潜在城镇化需求无法转化成真实的城镇化需求。如果不改善收入分配,中国的城镇化将停滞不前,甚至会出现去“城镇化”。
    所以,企图让新兴市场来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无疑是一种幻想。当然,对当下中国而言,说城镇化将继续对经济增长构成支撑,也是一厢情愿。

四、新能源产业近乎“炼丹”产业

    为摆脱08年的危机,拉动经济“复苏”,全球制造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是“新能源”。奥巴马搞了一个“能源新政”,主要就是针对新能源的,中国也将新能源列为“战略新兴产业”。形形色色的企业,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大谈新能源,都往新能源上靠,都声称自己能够提供这样或那样的新能源。

    新能源如此火热,因为目前存在巨大、紧迫的潜在需求,这些需求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应对能源危机,另一方面是应对经济危机。能源危机也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短缺,二是污染和排放,尤其是碳排放。
    从历史的经验看,只要社会上存在一种巨大的潜在需求,并且其间蕴含的利益巨大,那么一定会有很多人跳出来,说自己能够提供这种手段,事实上他根本没有。
    一个典型例子发生在2200多年前的秦始皇时代。秦始皇强烈渴望长生不老,由于他是天下之主,不仅是天下所有财富的主人,而且掌管天下苍生的生杀,那么他的这种潜在需求就是巨大的。谁能够满足这种需求,那他也一定会获利非常,得到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后来也真的涌现出这么一大批人,说自己能够冶炼出,或寻找到这样药、那样的仙丹。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叫徐福,他创造了一种很完善的“长生不老”理论体系,声称自己掌握了炼丹技术,知道原材料如何寻找,获得了秦始皇的极大信任,人生由此大富大贵。事情的最终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徐福借口要去东海寻找仙药,揣着丰厚的银子消逝了。显然,徐福就是一个骗子,一个“术士”。
     以我们的观察,目前的新能源产业,与秦始皇时代的炼丹产业非常类似。这种类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需求方面看,从根本上来说,目前全球对新能源的需求类似于秦始皇对长生不老的需求。尽管潜在需求很强烈,但是却无法满足,提供满足这种需求的手段远远超越人类的智慧;另一方面,从供给方面来看,目前形形色色的新能源企业所声称的已经开发出的新能源技术,实际上是,要么这些技术根本就不存在,要么他的那个技术根本达不到新能源的要求。也就是说,那些声称拥有新能源技术的人或多或少都是徐福再现。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要找到可以经济地、大规模地替代化石能源的新能源,目前面临巨大的技术挑战。这个挑战究竟有多大,大到要彻底颠覆自人类诞生以来的所有的文明的存在方式。
    从能源利用的角度看,任何的人类文明都是依赖消耗地球上的已经存在的资源而诞生和发展的。最初是柴薪,从利用小规模的草木,到大片大片的森林;接着就是化石能源了,从主要依赖煤开始,然后过渡到石油,目前对天然气的依赖程度在逐渐加大。如果要真正回避短缺和污染排放问题,那么这个未来的替代能源就一定不能是一种地球上已经存在的资源,只要依赖地球上任何现有的资源,一定就存在短缺问题和这样那样的污染问题、环境破坏问题。
    目前业界主流的观点是新能源最有希望的实现途径是开发太阳能。固然太阳能来自地球系统以外,满足无限持续的要求,但是初始的太阳能的能量密度太小,远远低于燃烧化石能源甚至柴薪能源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密度。要提高太阳能的能量密度,需要兴建大规模的设备,而且这些设备的使用寿命都是有限的,需要定期更换。尽管太阳能本身来自地球系统之外,但是提高太阳能能量密度的设备所需要的原料却来自地球系统内。譬如当前主流的太阳能电池技术,需要硅这种材料。尽管硅的储量很大,但是它还是有限的。而且,提炼硅的过程,也会带来污染和环境的破坏。所以,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传统能源所带来的问题。
    事实上,“新能源思维”存在一个致命悖论:一方面,人类需要和希望在这个地球上继续生存;另一方面,却又希望不从地球内部获取能量。希腊神话中安泰俄斯的遭遇可以深刻说明当前人类的困境。安泰俄斯是大地女神盖亚的儿子,只要他保持与大地的接触,他就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从他的母亲那里持续获取无限的力量。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发现了安泰俄斯的秘密:安泰俄斯的无穷力量来自于与大地的接触。在两人的战斗中,赫拉克勒斯将安泰俄斯举到空中,最后把他扼死了。是地球创造了人类,人类在能量获取上,可能像安泰俄斯一样难以摆脱对大地的依赖。脱离大地之日,可能就是人类灭亡之时。
    能源危机产生的最根本原因不在化石能源本身,而是在人类对自身物欲的放纵。能源危机本质上是,这个曾经孕育人类生命的地球再也无法支撑人类物欲的膨胀。控制物欲是痛苦的,寻找新能源,就是企图从地球之外找到一种不竭能量,从而支撑自身继续纵欲无度。这和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的仙丹何其相似。像仙丹永远无法找到一样,这种来自地球之外用之不竭的新能源也最终无法找到。
人类已经放弃对可以维持长生不老的仙丹的追求,人类也应该放弃寄望从地球外部追寻一种用之不竭能量的新能源思维。我们应该像克制长生不老的欲望一样,克制肆意膨胀的物欲。
    也就是说,从终极意义上看,解决能源危机的途径不可能依靠从地球外部寻找新能源,宇宙中不存在这样的能源,而只能依靠在人类内部克制物欲。
    我们亟需的不是新能源,不是替代能源,而是“新文明”,“替代文明”,一种新的、替代的生活方式。
    然而,目前人们普遍没有意识到这种“新能源悖论”,而天真地认为,人类的技术能力是无限的,新能源会变成现实的。他们说,历史上人类也曾经面对很多资源瓶颈,但最终不通过技术问题解决了吗?这是事实,无论是马尔萨斯的粮食制约论,还是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木材短缺危机,人类都克服了。但是,需要清楚的是,人类克服这些危机的方式都是以地球上一种资源去替代另一种资源,都没有摆脱对地球现有资源的依赖,只是资源的获取由地上转移到地下而已。但是,这次不同,这次是要彻底摆脱对地球现有资源的依赖。人们目前普遍对技术进步存在一种盲目的迷信,似乎人类需要什么,通过技术进步就一定能够实现。
    对所谓的技术进步的迷信,实质上也对人类自身智慧的迷信,相信技术万能,就是相信人类自身的智慧是万能的。事实上,人类智慧是有限的,2200多年前秦始皇梦寐以求的长生不老技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出现,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出现。
    所以,对新能源技术的追求,将会像人类对长生不老技术的追求一样,最终带给我们的将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最终不得不完全放弃,只是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不排除一些“优秀的新能源企业家、科学家”获取丰厚财富,就像优秀的炼丹术士徐福一样,但最终都将会被证实,他的新能源术要么是妄想,要么是欺骗。希望从新能源产业中为经济复苏提供动力,也终将是竹篮打水。

五、中国房价是灾难的扳机

    次债危机后,以美国为火车头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崩溃。对全球经济的未来,目前形成的预期格局是:全球经济增长看新兴市场,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看中国,中国经济增长看房地产。最近IMF对2010年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预测为:全球4.8%,发达国家2.7%,新兴市场7.1%,中国则是10.5%。这样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就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就占据至关重要的战略位置。而房价又是房地产市场的焦点,所以中国房价也就成当前全球经济中焦点中的焦点,是万绿层中一点红。中国房价有点风吹草动,必然会在全球引发巨大的“蝴蝶效应”。中国的房价的如果崩溃,也必然成为最终引发全球经济导火索。
     不幸的是,它真的会崩溃。
    在本文章系列“二、肆意货币扩张的恶果”部分中已指出,本已泡沫巨大的中国房价在2009年出现进一步暴涨,是中美两国超级货币扩张共振的结果。这些货币扩张,催生出大量投机资本,疯狂炒作中国楼市。中国的房价已经严重超越老百姓的收入承载力。一般说来,价房是居民家庭年收入的3~5倍,是可承受的。而有研究报告称京、沪、深、杭四地纯商品住宅的房价收入比均超过14,甚至有人认为北京的房价收入比已经高达27。以租售比看,1:200--1:300是合适水平,而北京普遍超过1:500。
    当投机资本开始大规模撤出中国房市时,房价将会出现崩溃,这个时间段很可能就在2011年年底附近。以下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出现,都将成为崩溃的导火索:一是中国经济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二是中美都发出收缩货币的明显信号。
    前文已经证明,中美两国的非常货币刺激导致中国经济的内部矛盾更加恶化,在压缩有效消费需求的同时,又提高了生产成本。中国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2011底之前,衰退的迹象可能会变得明显。一方面,市场届时对经济刺激的认识将更加理性;另一方面,“四万亿”的拉动效果将会平息。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经明显上升的情况下,推出新的财政刺激措施的难度已经加大。
    事实上,一些衰退迹象目前已经出现,只是不那么明显而已。中国的汽车销量在8月份出现同比下降。同时,10月上半月,北京的房租相比9月同期下跌了5.38%。
    中国之所以一定会收缩货币,其动因将主要是对通胀恶化的担忧。目前CPI已经超过3%,如果不给投机资本一些颜色,通胀将会进一步恶化。事实上,人民银行已经上调了部分银行的存款准备率,并且意外地在10月19日加息。
     而美国收缩货币将主要是为了遏制美元持续贬值的势头。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元贬值可以刺激制造业,从而刺激美国经济。这种观点忽略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美国的经济是以消费为核心的,美元贬值会提高美国消费品的进口价格,从而抑制美国的消费增长,这对美国经济的打击更大;另一方面,美元贬值将促进资本外流,没有人愿意在美国投资,没有投资哪来的就业增加,这会使其本来就严峻的就业局势更加恶化。更重要的,美元的持续贬值将会动摇全球对美元的信任,将危及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中国出现经济衰退的明显迹象,中美同时紧缩货币,这两种情况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必然会出现其中之一,甚至同时出现。不管是出现其中之一,还是同时出现,都将扣动中国房价崩溃的扳机。中国房价的崩溃将引发全球经济的崩溃。

六、资本主义总危机

    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存在的必要条件。回顾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过去的经济增长却是依赖两种方式的“掠夺”实现的:要么是对非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掠夺,要么是对自然进行掠夺,莫能例外。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残暴的“损人利己,损天利己”的文明。
    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昔日的非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逐渐强大起来,也成为资本主义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没有“非资本主义部分”再供资本主义掠夺。而历经人类的肆无忌惮的“开发”,我们的大自然已经遭到空前的改变和破坏,一方面,有限的资源正在被消耗殆尽,民众对地球资源有限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另一方面,被大规模改变的自然愈发不再适宜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甚至全球气候也可能因温室气体而出现系统性的变化,这些都可能引发生态系统崩溃。对大自然的掠夺也无法继续了。
    也就是说,对“损人利己,损天利己”的资本主义来说,目前已经“无人可损”,而对“天”又不能再损。当两种掠夺都无法继续时,经济增长便失去保障,那么在全球汹涌发展了300年的资本主义文明,也就步入绝境了,比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总危还要严重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即将来临。马克思在观察资本主义危机时,仅仅关注资本主义文明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资本家对无产者的剥削,而资本主义即将面临的总危机将不仅包括马克思意义上的人与人间的矛盾,而且包括人与自然的矛盾——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系统的崩溃。所以,这次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超马克思主义”的。
    所以,2011年的经济灾难,将开启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危机的时代,更是一个文明危机的时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时代。
     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掠夺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早期,率先搞资本主义的西欧国家对世界其余的文明社会进行了疯狂的、惨无人道的侵略和殖民,掠夺他们的财富,屠杀这里的居民,并在这些地区殖民和倾销产品,非洲、美洲、澳洲、亚洲无一幸免。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制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一战和二战;实施了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奴役,非洲奴隶贸易;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和文明灭绝,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印第安文明、澳洲的当地的居民和文明均为受害者。
    如果说对非资本世界的侵略是掠夺,大家很好理解,因为它的对象是人,而说对自然的“利用”、“开发”也是掠夺,大家可能就很难完全赞同了,因为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当前全球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都告诉我们开发自然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是“神圣”的。事实上我们已经被严重误导了,被教育误导,被主流价值观误导。“开发”自然,通过“技术进步”越来越大规模地开发自然,不仅是一种掠夺,而且是一种比对人的掠夺后果更恶劣的掠夺。对人的掠夺,受害范围还仅仅只是那些不幸落入资本主义魔爪的人们,而对自然的掠夺,受害范围将大的多,甚至遍布全球。如果全球的生态系统出现系统性恶化,地球将可能变得不再适宜所有的人生存,那么等待我们的将不仅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灭亡,还有整个人类的灭亡。
    对自然的掠夺是经由“技术进步”而实现的。正是这个所谓的“技术进步”给资本主义披上了“和平”和“文明”的外衣。二战以来,大规模的战争再也没有发生过,资本主义似乎变得和平而文明了。事实上,资本主义的掠夺的本性没有改变,只是将掠夺的对象转移了——由对人的掠夺,转向对自然的掠夺,或者说,是对自然的掠夺替代了人类之间相互的掠夺。这个人类社会的和平和繁荣是以牺牲自然为巨大代价的。“技术”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用来屠杀和掠夺的工具,要么屠杀和掠夺人类,要么屠杀和掠夺自然。
    用来屠杀和掠夺人类的被称为“军事技术”,而用来屠杀和掠夺自然的,被称为“民用技术”。事实上所有的技术都是军事技术,都是用来发动战争的,都是用来屠杀的,只是战争的对象不同而已,屠杀的对象不同而已。
    资本主义对自然大规模的持续掠夺,目前已经将我们推到这样一个境遇,要么消灭资本主义文明,要么人类坐等灭亡。人类未来的唯一出路是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而换取人类自我的生命的延续。
    既然,资本主义赖以维系的两种掠夺无法继续实施,既然经济继续增长失去保障,既然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已经到来,那么,从今往后,将是一个危机不断、动荡不断的新时代,不仅有经济危机,更有资源、环境危机。这个危机何时才能结束,答案是,人类什么时间放弃资本主义文明,放弃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找到一种能够激励人类理性克制自身物欲,促进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全球新文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时,这个危机时代才能最终结束。

七、全球大趋势

    2006年,美国房价开始下跌,没有主流的观点告诉你,这会引发美国次债危机。
    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开始出现,没有主流观点告诉你,这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没有主流的观点告诉你,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出资实体经济层面,需求进行实体经济层面的大规模改革,否则更大规模的全球经济危机将会爆发。
    2011年,全球经济的灾难将真正来临。
    一次次,主流的精英们,无论中国的,还是美国的,一直都在试图掩盖问题,而一次次我们所真正面对的却是规模越来越大的危机。
    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全球的政府都坚持这仅仅是一种金融层面的问题,只要这些问题解决了,经济将会很快“复苏”。实体经济在结构上没有大问题,无需对其进行调整和改革。
    目前,相信全球经济一定会“复苏”的理由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方面,货币刺激会促进经济增长;第二方面,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会成为未来拉动经济的增长点;第三方面:新兴市场会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动力。但是,我们在前面的“二、肆意货币扩张的结果”,“三、新兴市场是镜中之花”、“四、新能源近乎炼丹产业”部分中分别证明,货币刺激将使问题变得更糟,有效需求不足新兴市场给全球经济提供不了多少动力,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所谓的战略新兴产业根本靠不住。
    总体来看,08年以来,全球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正在恶化实体经济层面的矛盾,尤其是货币刺激政策,导致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流动性泛滥。在投机资本的炒作下,世界的一些重要大宗商品,中国的房价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暴涨。一方面,使中国本来就不足的有效消费受到进一步挤压;另一方面,生产成本又被迫提高。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出现崩溃,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全球经济当然会随着中国的崩溃而崩溃。在“六、资本主义总危机”部分中我们又证明了,由于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全球化,而资源和环境危机目前又已经非常突出,支撑经济增长的两个掠夺已经无法继续,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总危机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危机,乃至资源、环境危机将成为常态。二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历经了长达70年的和平、繁荣和扩张阶段。现在看来,这个和平、繁荣的阶段已经终结,全球经济已经步入一个动荡不安、危机重重的崭新阶段。
    进一步看,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是文明危机。资本主义这种生活方式,自从在英伦小岛诞生以来,经过三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几乎为全球所接纳,而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生活方式。它使人类的整体“财富”得到极大增长,使一大部分人摆脱物质贫乏,体会到极大的经济自由。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在世界范围内沟通相同村一样方便。然而,这一切却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的巨大改变和破坏的基础之上。
    事实上,人类的一切“财富”都是来自自然,都是对自然的改变和破坏。人类财富的增长速度与自然的被破坏速度是等速的。这意味着,我们获取多少,就会同样失去多少。获取的是财富,失去的是生态。财富固然可以使个体得到自由,而自然的生态也是人类之生存所必需。维护自然的绝对不变去禁止追求财富,对个体固然是一种痛苦;而放纵个体的物欲,肆意地去获取财富,最终的结果将是生态的崩溃,等待我们的将是集体毁灭。
    现在是该对资本主义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文明进行深刻、彻底反思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已经走的太远。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在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的时代,固然也存在对自然的改变和破坏,然而由于“技术”落后,“生产能力”极低,那些改变和破坏效应是很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然而,在经济、技术已经充分“发达”的今天,对自然的改变和破坏与昔日远远不在一个级别上。这个孕育人类生命的地球已经被反过来被人类改变地太多,破坏地太多。
    事实上,目前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上世纪70年代就有人提出“增长的极限”的问题,而80年代联合国就已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我们的思维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框架之下,还是企图继续延续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文明。而“不可持续”恰恰是资本主义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文明所造成的。现在我们的化石能源快消耗完了,而且造成了对自然的巨大破坏。当前的主流思路不是去反思自身当前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而是企图通过“技术进步”去化解这些能源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正是技术本身造成了,而现在又企图用技术去解决它,岂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是一种贪婪,孩童般的贪婪;这是一种赖皮,孩童般的赖皮。
    解决当前种种危机之道应该是,调整人类当前的生活方式,改变、甚至放弃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放弃资本主义的文明,去构建一种崭新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可持续的文明。
    全球亟需一种新文明去替代资本主义文明。
    所以,2011年的末日,不仅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末日,也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末日。2011开启的不仅是经济、资源危机频发的新时代,也是文明危机的时代。文明危机是人类社会中最高级别的危机,如果不对文明进行革新和调整,其结果将是人类这个物种整体的灭亡,甚至地球整个生态系统的灭亡。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激发人们,全球的人们去探寻一种替代性的全球新文明。
    所以,即将走来的危机时代,也将是一个孕育全球新文明,全球替代文明的时代。
    2011是末日,也是希望。
    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末日,也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末日。
    却是全球新文明的希望。
    全球新文明的成型之日也是这个动荡时代的结束之时。反过来,这个全球新文明一天不出现,这个动荡时代也就会延续一天。
    当前全球局势非常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其相似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都在实施疯狂的掠夺,这些掠夺给所有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威胁和痛苦;二是,都亟需一种统一的新文明,来消除这些威胁和痛苦。只是稍微不同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掠夺主要展开在人于人之间,表现为无休止的诸侯混战,人与人在开战,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而当今全球的掠夺主要展开在人与自然之间,表现为人类为追求财富和经济增长,而肆无忌惮地开发自然,破坏自然,是所有的人在与自然在开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战争。
    无论当今的世界,还是战国时的中国,又都处于英国哲学家霍布森在17世纪时所指出的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然状态”。霍布森在《利维坦》一书中出色地论证,如果没有任何的外在约束,而处于自由自在的自然状态,自私而贪婪的人们将会相互攻击,相互掠夺,整个社会将会处于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状态。但是霍布斯仅仅将战争局限在人与人之间,而忽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战争,如果加上这一条,他的理论就完美了。战国时代的中国的战争是体现在人与人之间,而当今世界的战争则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是所有的人对自然的战争。霍布斯的结论是,要结束无休止的战争,必需给人人类施加一个外在的约束,唯有在一个强大的“利维坦”(怪兽,比喻政府)的控制下,人类社会才会和平有序。中外的历史证明,霍布森是对的。遗憾的是,当时以及后来的欧洲人却认为霍布斯是错的。后来以及现在统治欧洲人的主流思维是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坚称人类是有能力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因为人人都有“同情”的心理和道德。所以,亚当斯密主张应该对人类“自由放任”,这是《国富论》的核心观点。最终西欧走向自由放任的道路,亚当斯密的理论构成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论核心。然而后来的事实是,资本主义不仅引燃了人类历史上人与人之间最惨烈的战争,而且引发了最惨烈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战争。相信如果亚当斯密复活,他会满面羞愧地将自己写的那两本小书付之一炬。
    为规避战争的痛苦,建立一种和谐有序的社会,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先人进行了卓越而伟大的理论探索。这些探索理性、智慧而又全面,形成中华文明史上一道最璀璨的风景。所以,这个战乱痛苦的时代又被后人称为“诸子百家”的时代,“百家争鸣”的时代。尽管“诸子”的侧重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就是构建一种文明,探寻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文明中,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天下苍生能够永恒过上安定的生活。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就是以儒家为主体的文明体系,简称儒家文明。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儒家文明体系并非“诸子百家”中单纯“儒家”一家的理论,而是以儒家为核心的诸子百家的集大成。之所以选择儒家为中心,并以儒家命名,因为儒家的包容性最强,而且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最“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独尊的是已经汇集百家之精华的儒术,罢黜的是纯粹的各个流派,也包括纯粹的儒家。到目前还有一些人沉浸于所谓的流派之争,所谓的“儒法”之争,显然对儒家文明的形成过程没能准确了解。
    儒家文明有三个核心要点,一是尊重自然,师法自然;二是理性对待人类的物欲,既承认人有欲望,又引导个体进行自动克制、调节。引导人们克制、调节欲望的手段是“礼教”;三是强调社会秩序,通过建立完备的以血缘和行政为基础的尊卑观念和制度来实现,也是“礼教”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历史事实证明,这套文明体系的设计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她持续2000年。如果没有西方的干扰,很可能中国依然那样生活着。目前全球不是在苦苦追求“可持续”发展吗,无疑未来的全球文明必需从中华文明中汲取营养。如果研究文明的可持续性,儒家文明是这个地球上所有存在过的文明中最好的案例。儒家文明之所以如此成功,因为于她不仅合理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合理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成功实现了教育人们去理性地克制自身的物欲。
    当然儒家文明也存在一些缺陷,最突出的是对国家元首——天子的选拔沿袭了传统的血缘继承制,而且是嫡出长子继承制。这导致当一批“太子”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兴趣当这个皇帝时,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同时,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上也存在一些问题:皇帝的权力无法有效制约,对官僚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也是自上而下的,民众的力量被完全忽略了。
     儒家文明的成功与她的形成过程也密不可分。不仅儒家文明自身是伟大的,她的形成过程也是伟大的。而最能展示这一过程伟大的莫过于“稷下学宫”了。稷下学宫为齐桓公与公元前370年左右兴建,随着秦灭齐而消亡,存在了150年左右。“稷下学宫”的初始定位是齐国政府的智囊,但由于待遇丰厚,以及政府的态度非常宽容,并且实行的是“不治而议论”,就是只给政治建议,而不实际参与政治,比较超脱,所以,这里形成著名的思想、学术交流、研讨圣地。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学者们聚集一堂,围绕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礼法、王霸、义利等话题,展开辩论,相互吸收,共同发展。对此,司马光在《稷下赋》中说:“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事实上,可以说“百家争鸣”就是在稷下学宫展开的。
    当今世界,也亟需一个“百家争鸣”,来研讨和探索全球新文明。只是这次的关注范围更大,是真正地理意义上的“天下”的。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天下,是心理意义上天下,而非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但是,不能以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天下,而否认诸子百家的胸怀,和百家争鸣的意义。事实上,心理上的天下比地理上的天下更重要。心理上天下才是真正的天下。正是这种心理的“天下观”,给予“百家争鸣”胸怀天下的宏伟气魄,她不仅在空间上关注所有人类的命运,而且在时间上关注人类的永恒命运,而在研讨过程博采天下的众家之长。所以,无论是关注内容上,还是研讨方式上,当今世界的“百家争鸣”,都应该从中国先秦的“百家争鸣”汲取营养,去复兴她。
    总之,在未来全球新文明的设计中,不仅文明本身需要从儒家文明中汲取营养,在文明的形成过程上也亟需向中国的战国时代学习。
    我们成立“共道学宫”的目的,就是秉承“稷下学宫”之精神,在即将来临的全球“百家争鸣”时代,为未来全球新文明的研讨和设计提供一个堪与“稷下学宫”媲美的交流场所,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早日找到那个梦想中的全球新文明,替代“损人利己,损天利己”的资本主义文明。

八、老百姓该咋做

    面对即将来临的空前经济变局,即将置身于一个充满动荡与危机的时代,普通老百姓该如何自处。
    在这里给出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建议。
    短期建议就是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2011年经济灾难。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保障自己的财富不受损失。我们的看法是即不要轻信官方主流的观点,也不要轻信那些投机家的观点。抛出一切风险资产,持有现金,或一些诸如国债之类的相对安全的资产。
    官方的、主流的观点一般是在说经济前景如何如何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也会继续复苏下去;投机家会告诉你,赶快买黄金,买房地产,不然在通胀会侵吞你的财富。主流的观点前面已经批驳过了。投机家的看法也是似是而非。
    坚决看多房价的人,其最重要的理由是政府不希望房价大幅下降。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嘲笑中央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屡屡失效。从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在抑制房价上涨,而房价却一直在涨,甚至暴涨。事实上,中央调控的失效,恰恰说明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力是很弱的,是控制不了市场的。既然中央政府没有能力阻止房价上涨,凭什么说他就有能力阻止房价的下跌。如果连中央政府都没有能力阻止房价下跌,凭什么相信地方政府就具备这样的能力。
    坚决看多黄金的理由也有很大问题。其主要立论是全球的政府尤其是美国在大搞货币扩张,大家在对美元失信,甚至有人提出要回到金本位。美联储固然有不负责任的地方,但是现在的美元已经不是美国的美元,而是世界的美元。在没有替代品出现的情况下,现在押注黄金暴涨,美元崩溃,你不是在和美联储的利益对赌,你是在和全世界的持有美元资产的人,全世界希望用美元做生意的人在对赌。也就是说,你是多方。而全世界持有美元资产以及利用美元结算的人是空方。谁的实力更强一目了然,你简直就是蚍蜉撼大树。
    我们认为,在流动性已经充分泛滥的情况下,目前没有任何具备投资价值的资产,最好的资产是现金。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局面下,通胀压力的传导主要是投机资本造成的,而非来自实体经济层面。这注定通胀没有任何可持续性,一有风吹草动,投资资本就会望风而逃,通胀也会旋即转为通缩。
    持有现金,不仅能够使你回避2011年经济灾难到来时将带来的资产大幅缩水,还会给你那时的“抄底”提供弹药。这样你可以两头赚。
    从长期看,大家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危机、动荡时代驾驭自己的人生小舟,去获取一份生命的安全和心理的宁静。
    同样,我们的建议是你要提高自己的辨识能力,对身边的,对社会当前风行的一些做法,一些价值观念要进行必要的思考,做出必要的取舍,不能一味地强迫自己去适应它们,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已经存在太多的荒唐,太多的作茧自缚的枷锁。
首要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财富。
    当今世界财富至上,唯利是图,中国尤甚。“钱”、“利润”、“好处”成为判断一切事物的好坏标准。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主要仅仅依据赚钱多少,“财富”占有多少,至于钱是怎么来的则无关紧要,真真是“笑贫不笑娼”。这就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畸形的价值导向,鼓励大家不择手段去多赚钱,挣快钱,激励欺诈,最终导致一个“相互欺骗”的局面出现。中国有多少商品不存在假货,又有多少商品不存在质量问题。食品有毒,楼房倒塌,医院宰客,药品造假,教育堕落,论文抄袭……
    有一个古老的典故,说几个人约定分别从家带酒,然后兑到一起喝,搞个聚会。结果一个人就想,既然另外的几个人带的都是酒,我带一罐水过去,兑到一起,大家也喝不出来,于是他就真带一罐水去了,想占别人一个大便宜。但当所有的人坐下来品酒时,发现自己喝的是水。这是一个相互欺骗的结果。事实上,目前中国比这个典故的后果要严重地多,典故中无非喝一些水而已,是其出发点是“利己不损人”,当然也不“损天”,但在中国的现实中,为了“利己”是既“损人”,又“损天”,大家最终喝喝不是水,而是毒药。
    如果考虑到这种相互欺骗,中国的GDP要打一个大大折扣。
     钱是什么?财富是什么?无非是一种对别人劳动的购买力。你赚了很多钱,你占有大量财富,最终体现在你对很多人劳动的占有上。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对自己的劳动漠不关心,弄虚作假,故意欺骗。那么你的财富所对应的也就是虚假和欺骗。在一个相互欺骗的时代,你花钱能够买到的唯有虚假和欺骗。
    所以说,在一个唯利是图,相互欺骗的时代,如果你赚了很多钱,占有了巨量财富,将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你供给和生产了大量的虚假和欺骗,二是你将有能力购买到大量的虚假和欺骗。你的财富越多,你造的假越多,骗的人越多;你的财富越多,你得到的虚假也越多,骗你的人也越多。
    大家都在辛辛苦苦地造假和欺骗,然后辛辛苦苦地等待被造假,被欺骗。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如此荒唐的时代。更严重的是,目前的“财富观”不仅给人带来伤害,我们生存其间的自然是更严重的受害者。
     在本文章系列“七、全球大趋势”部分中已经指出,所有的财富都是来源于自然,都是对自然的一种改变和破坏。财富增长量与自热的被破坏和改变的程度是呈正比的。所以,你的占有的财富越多,你挣的钱越多,也就意味着你对自然的破坏越多。从这个意义上看,财富的的确确是一种罪恶,破坏和屠杀自然的罪恶。财富越多,罪恶也就越大。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是世界闻名的大富豪,他们也是间接屠杀自然的大刽子手。希特勒屠杀了很多人,大家说他是刽子手,是恶魔。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工作导致我们的自然被大规模地改变和屠杀,大家却称其为英雄,崇拜他们。事实上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与希特勒一样,都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希特勒手上的血来自人类,而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手上的血则来自自然。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说要把他们的财富捐献出去,大家管这叫“慈善”,这不是慈善,这是对其“罪恶”的救赎。
    所以,请你放弃“损人利己,损天利己”的财富观吧,损人必害己,损天更害己。

九、政府该咋做

    最后,我们给全球的政府提供一条一般性的建议,给中国政府提供一条特殊性建议。
    对于全球所有的政府来说,面对即将到来的经济灾难,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时代,你们在制定政策时,务必牢牢把握住两点,要以这两点为执政核心。第一点是促进分配的公平,第二点是善待自然,促进与自然的和谐。
    150年前,马克思说经济危机的根源是收入分配不均,这是至今无人超越的经济洞察,而对分配问题更深邃的理解则来自2500年前的孔子。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孔夫子的“政治经济学”至理名言,历经了后来中国2500年历史的检验。这短短的七个字也是儒家文明处理政经问题的核心理念。儒家文明能够历经2000年而不衰,与这一理念也密不可分。事实上,这2000多年期间,中国社会也历经数次重大危机,但这些危机冲击的只是一个朝代,或者一个皇帝,而非儒家文明。这导致中华文化中出现一个独特的“朝代更迭现象”,所谓的“历史周期律”,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一个朝代之所以出现危机,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无论哪种因素最终都一定出现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场景,背离“不患寡而患不均”。而下一个朝代的兴起,下一个开明皇帝的中兴,也一定是从压缩财富分配差距起步,都是重拾“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抑制豪强”,“平均地权”历来是朝代中兴的核心政治举措,也是所有成规模的农民起义的主要诉求。
    但是,现在主导全球的政经思维却是相反的,是“不患不均而患寡”。一方面,大家都在追求经济的增长,经济不增长了,或增长慢了,便被认为是灾难;另一方面,大家又都对收入分配不均几乎是听之任之。
     2500年以前的中国尚且“不患寡”,不担心短缺,认为经济总量本身不是一个问题,而在物质财富已经极大丰富的今天,大家怎么反而越来越“患寡”了呢?越来越担心短缺了呢?担心自己经济总量还不够呢?如果非洲、朝鲜患寡,或许可以还可以理解,他们的确很穷啊?你美国、你日本、你西欧怎么统统地谈寡色变呢?你们可是已经富得流油了。当然还有你中国,你的2500年以前的老祖宗都不嫌寡,而2500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你怎么突然也严重患寡了。

    经济不增长,我看天塌不下来。

    中国200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全球的政府亟需抛弃对经济停滞的恐惧,也要抛弃对经济增长的沾沾自喜。总之要抛弃错误的经济增长观。应该把你的精力放在“患不均”上。
    其实,大家之所以担心经济增长下降,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别国增长了,我国不增长,或增长慢了,岂不是我这个总统窝囊,担心被人小瞧;另一方面,担心经济失速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企业破产,并最终形成社会动乱,不仅自己的元首宝座可能不保,甚至还可能被认为是人民的罪人,而留下千古骂名。
    现在我告诉你们,在未来这些担心都是不必要的。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在未来全球经济危机将会成为常态,经济不增长,或增长过慢将成为一个常态。也就是说以后大家的日子都会不好过,谁也不会比谁好哪去,所以第一个担心就成多余。经济失速固然肯定会导致失业增加,企业破产。但问题不在这里,社会不会因为失业本身,破产本身而增加不满。社会的不满如果会增加,也是因为这些失业、这些破产导致社会总体财富分配不均的程度加大了。你的声誉和宝座最终也不取决于是否发生失业和破产上,而是取决于社会的不均程度是否因为失业和破产加大了。如果没有加大,那你的声誉将不但不会因为失业和破产而受损,而且还会有所增益;你的宝座不但不会失去,反而会更加稳固,当然超过法定任期的不算。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发生在美国大萧条时期。大家对当时的总统胡佛之所以陡增不满,最终导致其连任失败,并不在于在他任期内发生了经济崩溃,出现了严重的失业和破产,而是他对经济崩溃所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均的急剧增加而不作为,事实上,危机之前的不均程度已经很高了。而罗斯福之所以大获赞誉,成功替代胡佛,并且史无前例地连任三届,并不在于他的新政“迅速”拉动了多少经济增长,马上降低了多少失业率,而是在于,他的政策增加了收入分配平均的程度,使穷人得到真正的救助和尊严,并且对富人进行了“残酷”的征税,达到“劫富济贫”的目的。罗斯福所做的事实际上和中国开明皇帝的“仁政”是一致的,都是在“抑制豪强”,“平均财产权”。但同时,罗斯福任期内,美国的经济也是出现过大幅反复的。罗斯福新政的价值并不体现在对经济的直接刺激上,而是体现在对收入分配不均的降低上,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完美体现。当然,对收入不均的压缩,也为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未来经济增长奠定了一个坚实的长期基础。资本主义二战之后的超级繁荣期与罗斯福新政密不可分。
    全球的政经理念亟需向“不患寡而患不均”回归。危机不可怕,经济不增长以及增长得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收入分配不均的扩大。
    关于善待自然的问题,目前大家对资源危机,尤其是能源危机,对污染排放问题已经有充分的认识。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大家都同意需要进行碳减排,但是大家的思维还是沉浸在旧有的经济增长观里,还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生怕控制碳减排会危及本国的经济增长。所以不放弃旧有的经济增长观,不消除对经济失速的恐惧,恐怕大家很难制定和实施真正有效的善待自然、促进与自然和谐的政策方针来。
    事实上,碳排放问题也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也是一个分配问题。真正阻碍在碳减排责任谈判进展的,是全球的财富在国家间分配不均的问题。如果,能够促进国家间财富分配的平均程度,争论和分歧也小的多。但是,目前提高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均等程度相对要容易一些,毕竟它有一个主权政府。但是,如果提高全球财富在国家之间的分配均等程度,现在看来几乎不可能。因为那涉及所谓的“政治主权”,目前的主流观念是,国家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在全球化程度已经很高的今天,在全球面临严重共同威胁的今天,我们需要放弃传统的“主权观”了,至少需要调整这种主权观,我们的确需要一个全球政府,全球的所谓的主权国要在一定程度上服从这个全球政府的领导。当然,具体什么权利上,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个全球政府的领导,这还有待研究和探讨。建立这个全球政府似乎是全球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各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认真思考,都提出一些想法来,联合国也应该把这个问题列为一个重要的工作。
    对中国政府,我们给出的特殊建议是,你们应该这一轮的全球新文明的塑造中承担更多责任,现在就应该将对未来全球新文明的研究和设计列为一项重要工作。而不是像现在做的,仅仅将眼光盯在经济刺激上,盯在所谓的新兴战略产业上,对气候谈判也是仅仅跟在欧洲人屁股后边讨价还价上。
    为什么说中国政府将在全球新文明的塑造中承担更多责任,原因很简单,历史唯一一个大规模的、成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就出现在中国,她就是我们的儒家文明。目前能够真正理解儒家文明的人,只可能出现在中国。当今世界所有的重大危机,经济危机也好,资源危机、气候危机也罢,其根源都是当前主宰全球的资本主义文明,这个文明是“损人利己,损天利己”的。损“人”利已必然招致“人”的反抗和报复,损“天”利己也必然招致“天”的反抗和报复,更严重的反抗和报复,这注定资本主义不可持续。这个资本主义文明更多地来自西欧的传统。要消除目前形形色色的危机,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必需要抛弃这个资本主义文明,理性克制自身物欲,实现人与人,人与天的和谐共生。而东方的传统在这方面做的更好,印度如此,中国更是如此。而相比印度来说,中国传统更中庸,更理性,更可行一些。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全球新文明要么不出现,如果出现,她一定是以儒家文明为精神内核。而如果不出现,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将永久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目前你们不喊出了实现中化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口号了吗,这很好。现在我就告诉你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绝佳时机已经到来了。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们的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能靠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而是靠我们的传统文明,我们的儒家文明。中化民族的强项,儒家文明的优势,绝不在经济上,也不在科技上,而是在可持续发展上,在实现人与人、人与天的和谐共生上,在理性克制人类的物欲上。儒家文明不能带给人类快感和刺激,但她能拯救人类整体的生命。
    说中华民族的优势不在经济和技术上,不是说她在这些方面做不好,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均领先于全球。而是说,我们的传统文明在形成之初就明确地、理性地对技术和经济做出过评估,认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不仅不是最重要的,还可能是有害的。所以,儒家文明不但不以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为目标,而且还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目的地进行了理性的抑制。也就是说,儒家文明不但不以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为荣,而且以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为耻,尤其以科技进步为耻。在21世界的今天来看,我们的先人用心何其良苦。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全球新文明的形成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儒家文明复兴并全球化的过程。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充当全球文明重建的领导者,也必需充当这个领导者!但哪届方能实现,就难说了,这取决于中国政治家的努力。

    (共道学宫 www.gongdao.org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10-29 09:50:14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73 更多利用汇率手段遏制通胀

更多利用汇率手段遏制通胀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斌

2010年10月

(请点击查看)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0-10-27 11:45:14 +0800 收件人: <hihualee@gmail.com>抄送:标题: Fwd: 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可能5年内突破几百万亿大关

中国货币供应量全球第一的反思

李迅雷

2010年09月21日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规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于是大家就开始计算中国GDP规模超过美国的时间,保守的估计到2030年超过美国,乐观的估计2020年即超过美国。本人认为GDP超过美国恐怕不需要10年时间,因为我们的GDP统计有很大的遗漏,很多服务消费都没有纳入到统计范围内,既然现在大家都认同居民收入被大幅低估,那么消费同样被大幅低估。中国的汽车销量全球第一,中国的游客遍布全球,中国居民的奢侈品消费(包括在海外购买奢侈品)肯定也是全球第一;中国的商店普遍在晚上九点后打烊,中国人在晚上创造的GDP远远超过美国。

  不过,大家恐怕还没有太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我们的货币供应量M2早已经是全球第一,8月份M2达到68.7万亿,而美国目前的M2为8.6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8万亿,中国的M2竟然超过美国大约10亿人民币。中国的广义货币M2(现金加定活期存款总额)为何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全球第一呢?这恐怕与这些年来M2的增速较快有关。过去10年,中国年均M2增速在18%以上,而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是个位数的增长。

  M2的高速增长与我国资产规模和经济活动规模的增长是相关的,但我国的M2占GDP比重达到180%(假设今年的GDP达到38万亿),而美国只有60%左右。这说明中国的M2高增长与资产规模的扩张有更大的关系,比如,美国M2的增速在过去20多年中基本与GDP的增速保持同步,而中国则大大超过GDP的增速,也超过GDP增速加CPI大约6个百分点左右。这被麦金农等经济学家成为“中国货币之谜”,即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没有引起通胀;我觉得谜底就是资产价格,尤其是土地价格、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上涨。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4亩,美国人均接近10亩。在经济高增长、中国又挑起为全球提供消费品制造的重担,把面积不大的沿海地区用作世界工厂,同时还要解决富人和全国各地过来的打工者的居住问题。于是,土地价格、房价都大涨,政府通过拍卖土地,也获得了可观的收入,有的沿海城市,政府拍卖土地获得的收入都要超过财政收入,中国的土地交易量、房产交易量都是全球第一,这就带动M2 急剧上升。这样的情形也同样在耕地相对人口稀少的工业大国日本和韩国发生过,日本和韩国的人均耕地面积都小于1亩。如日本、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速分别为20%(1967-1973年)和34%(1966-1988年),明显高于中国目前的水平,因此时至今日,日本和韩国的M2占GDP比重也比较高,分别为159%和147%。

  不过,令人担忧的问题是,日韩已经过了M2的高速增长期,他们都已经进入了全球富裕国家的圈子中,而中国人均GDP只排在全球100名国家之后,致富的路途遥远,货币规模却已经是全球第一了,M2/GDP也都超过了日韩。虽然这其中有外汇占款导致M2过于庞大的因素,但计算一下,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约占了M2的27%,不算太多。而我国政府对M2的增长率的控制目标却一向是17%,如果按此增长率,则10年之后,M2的规模将达到340万亿。即便是降至15%的增长率,也会达到285万亿,这就相当可怕了。但这不是没有可能,如韩国从1966年到1988年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年均M2增长幅度竟然达到34%。而中国经济目前还是处于发展潜力很大的阶段,城市化率只相当于日本60年代水平,经济再保持年均8%的十年增长似乎不成问题。但日韩人家在步入发达国家经济水平时,M2/GDP只有100%左右,而我国还没有富,M2/GDP却已经达到180%了,照此增长速度发展下去,届时,全球的货币都将被人民币所淹没。

  是否人多地少经济发达的地方,很多稀缺资产都会被炒得飞上天呢?比如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前,一个东京可以换半个美国。而中国的房地产在过去10年中也已经涨了5倍以上,城乡住宅总市值接近100万亿,占GDP的比重大约为290%,而美国目前只有200%左右。我们再看一下过去十年古玩、艺术品、珠宝等的涨幅,几乎也上涨了10倍以上。所以,在这片国土上,什么稀缺,什么属于小品种,什么就可以被炒作,包括大蒜和生姜。包钢稀土(91.80,4.49,5.14%)是一家上市公司,去年年初的价格大约是7.5元,前段时间最高被炒到77元,一年多时间价格涨了10倍!因为货币实在太多了,货币在寻找稀缺资产,就连货币本身也可以被炒作,据说1980年版的50元面值的人民币,目前的市场价被炒到5000元,收益率达到100倍,说明存银行远不如把现金压箱底,压得越久越增值。

  但是,泡沫终究要破灭,M2的膨胀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拉大,靠买房卖房发财的富人在M2中的占比越来越大,而把养命钱都存到银行里的普通百姓的财富在M2中的比重却越来越低。于是,政府也越来越关注贫富差距问题,并承诺为此去改善,这也引起了部分富人的恐慌,于是,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去海外移民,去购买海外房地产。由此而提出的一个疑问:假如人民币一旦可以自由兑换,资本市场双向开放,那么我国居民究竟是更愿意持有人民币,还是更愿意持有美元?

  目前,大家都沉浸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中,但事实的情况是,目前上海一套130平方米的公寓房,可以换美国纽约附近新泽西州的一栋别墅。如果M2再膨胀,恐怕去美国买房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发现,曾经M2增速超过30%的韩国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货币大幅贬值,在美国08年的次贷危机中,韩元又大幅贬值。因此,我担心的是,中国M2已如此大规模,且还会继续大下去的情况下,未来人民币将承受巨大的贬值风险。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0-10-29 09:30:5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为什么不承认通货膨胀

中国为什么不承认通货膨胀

安妮

2010-10-27

    现在的中国正在通货膨胀。大蒜两年上涨了200倍,房价日涨千元, 甚至北京和上海的房价超过了美国纽约和洛杉矶,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为什么中国一直不敢公开承认巳经出现的通货膨胀呢?

    从2008年到2009年,中国直接投资4万亿,银行贷款10万亿到中国市场,贷币流通泛滥成灾,通货膨胀必然产生。可是,jiabao一直不愿公开正式承认通货膨胀正在发生,总是很彆扭的讲未来有通货膨胀预期和风险。2010年9月下旬他在美国接受CNN采访时还不是正式承认有通货膨胀。他说:“第一,中国确实存在通货膨胀的风险,这也是我们提出要小心调整好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和管理通胀预期这一重要任务的原因。这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我对中国管理通胀预期确实存在担忧,这也是一直以来我着重要妥善管理的地方,因为我认为腐败以及通货膨胀会对我国zhengquan的稳定造成负面的影响。... 这是我对中国通胀问题的看法。”

    jb不愿明确承认中国大陆有通货膨胀恐怕和他担任PM有关,害怕受到斗争。仅管如此,他还是无法解释物价疯涨的原因啊。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谢国忠说:“大蒜两年上涨了200倍,房价日涨千元,并非个别城市个别现象,中国恶性通胀已发生”。大蒜和绿豆等农产品价格疯涨是通货膨胀的一个侧面,是一个表象,它否反映了中国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呢?

    欧美和日本等国处理通货膨胀时,通用的办法是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压抑贷款额,减少货币流通量。但是中国央行坚持不提高利率,仍保持一年存款利息 2.25% ,而2009年8月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3.5%。3月末金融机构住户存款馀额为28.5万亿元,低利率等于向储户家庭征收了1.4万亿的税 (28.5万亿乘以5%的应加利息计算得出)。

    为何央行坚持不加利率,其根本原因是央行的大贷款户是房地产商、国有企业以及各级政府,他们都有很强硬的后台老板,就是各级太子党和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政经集团势力大过于央行的势力。央行充其量只个大掌贵而巳。低利率只会对这些拿到贷款的部门有利。房地产商、国有企业以及各级政府这些大贷款户最喜欢通货膨胀,低利率大量贷款费代价使用国库资金。

     央行不怕贷款收不回,致使银行破产吗?这二年我们在美国看到不少美国银行宣布破産,被美国联储会接管或别的银行收购。但我们从未见中国的银行破産,中国央行也不担心破产。中国表面上不宣布破产,但持续不断的印钞票泛滥成灾,钞票贬值,通货膨胀,也会造成人心浮动,社会动荡啊!这是否正是jb最担心害怕的,最终是zhengquan的不稳定呢?

    是的,这正是jb担心的,他说:“因为我认为腐败以及通货膨胀会对我国zhengquan的稳定造成负面的影响”。通货膨胀继续在发展,不会停止。
 

通货膨胀的逻辑

韩和元

2010-10-28

    对于通货膨胀的内在逻辑,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但归根主要由如下几种:

  我们以2007年的通货膨胀来打比方,当时石油价格猛长,有人认为这种上涨是因为以中国和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经济迅猛增长,上游是工业社会的血液,所以有人认为正是中国和印度的需求推动了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这就是需求拉动论;而有人则认为通货膨胀本身就是因为石油价格上涨而造成的,这种说话就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论;

  但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这纯属胡说八道,世界上不存在成本推动通货膨胀。所谓通货膨胀就是指货币多发了,他们认为这才是通货膨胀的本质,价格上涨只是其结果而已。跟奥地利学派持相近观点的是以芝加哥大学为中心的货币主义学派,该学派的一代宗师弗里德曼就一直认为通货膨胀只不过是一种典型的货币现象。

  但我个人的观点是,诚如罗伯特.希勒教授所指出的:世上的绝大多数的事件,我们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当这些事件朝着极限方向发展时,就像2008年引发的大危机一样,通常是因为一大堆因素的积合,其中任何单个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整个事件。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危机是多种多样的因素——重要的和次要的,间接的和直接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那些寻求科学精确性的人来说,这一模棱两可的说法难以令人满意,而且要确定和分离出那些诱发因素是极为困难的。但正如同希勒教授所感叹的:“不幸的是,这恰好是事件的本质。”

  也正是基于此,我个人认为通货膨胀的产生不是某一单一原因的结果,而应该是多种原因的集合,但在这几种解释中,我更接近于货币现象论,成本的上升本身只应该是货币发行过多的结果,譬如我们今天的国际原油价格已经到80美元一桶了,照目前的走势最后上涨到180美元都有可能,但我们又环顾世界经济,我们发现事实上当前经济虽然回暖复苏,但经济还远没有到达2007年的水平,但原油价格却逼近了,所以需求拉动并不足以解释。同样,国际原材料价格普遍偏低和人力成本比较2007年远要低,当前原油的生产成本、销售成本也远应该比2007年低,但为什么原油价格却逼近2007年水平呢,显然成本推动型更不具有说服力,那么合理的解释就是,货币发行过多,货币本身的购买平价贬值,而导致原油价格走高,当原油价格被拉升上来后,它又的确以上游原材料成本形式传导给其他行业,从而形成通货膨胀。

  那么其内在的逻辑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认为还在于错误的货币政策。

  当政府对市场进行货币干预,这将直接导致银行对商业信贷的扩张。诚如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解释的,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人们总会把一些货币花费在消费领域,剩下的被储蓄起来,也可以被用来投资到高级的资本生产和其他不同级别的生产中。

  但消费与储蓄或者投资的比例是由人们的时间偏好决定的,时间偏好也就是人们对现在的满意程度与对将来的满意程度的比值。人们越是不喜欢现在,那么他们的时间偏好值也就越低,这样纯利率也就越低,纯利率是由社会中的所有个人的时间偏好决定的。投资与消费的比值较高可以反映出时间偏好较低,这时,生产结构以及资本结构被扩大了。另一方面,时间偏好较高,纯利率就较高,而投资与消费的比值也就降低了。市场中最后的利率是由纯利率加上或者减去企业风险和购买力成分而得出的。企业风险的变动程度引出了一系列利率,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利率,而购买力成分则是每一单位货币所体现的购买力的变动,同时它也体现了企业家在价格变动中所处的特殊位置。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纯利率。这一利率首先体现在“自然利率”上或者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变动的“利润率”,这个变动的利率通过信贷市场的利率得以体现,信贷市场的利率就是由变动的利润率决定的。

  那么,当银行印刷出新的货币并把它投向商业领域,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毋庸置疑,新的货币会流入到信贷市场并因此而降低信贷利率。商人被银行的通货膨胀所误导,以为储蓄资金的供给要高于它实际的数量。这种货币供给突然大量增加,但基于人们的储蓄诉求和传导时滞影响,在短期内,货币需求增长难以传递到总需求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产量和价格上升,也就是因为V这个变量的影响,在短期内QP将严重滞后于M。这也就决定了,出于交易动机的货币需求很难在短期内上升。为了让货币市场重新恢复均衡(假定银行存款利率和风险资产预期收益和风险偏好短期内都没有变化),只有通过风险资产价格P上升带来的风险资产收益率下降才能让市场重新恢复均衡。在这样的环境下当储蓄资金增加,商人会对“更为长期的生产过程”进行投资,特别是对于那些“高级生产领域”,那些远离消费者的生产领域,商人拿着他们新得来的资金,抬高了资本价格和其他生产资料价格,这就促使投资由“低级”(接近消费者)的生产领域向“高级”(离消费者最远)的生产领域转移——从消费品行业向资本商品行业转移。但随着时间的延续,货币供给增长带动总需求上升,实体经济中的产量和价格上升,交易功能的货币需求上升。为了让货币市场(同时也是风险资产市场)恢复均衡,需要风险资产价格下降减少货币需求,进而满足交易性货币需求增加。

  总之,商人受到银行信贷膨胀的误导,对高级的资本商品进行过度投资,而这类商品的生产要得以顺利维持,就必须伴随着较低的时间偏好以及大量的储蓄与投资;一旦通货膨胀渗透到大多数人民生活中,旧有的消费——投资比例就被重新确立起来,同时对较高层生产领域的商业投资就显得多余而浪费。商人由于受到信贷扩张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由市场利率变化的影响,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所以,“繁荣”中充斥了浪费而错误的投资。正是在这个时期里,人们犯下了许多错误,而这应归咎于信贷扩张扰乱了自由市场。当消费者重新确立了符合他们要求的消费——投资比例,银行信贷扩张停止,繁荣也随之停止,“危机”也就不期而至了。

  当然从供需角度来说,需求拉动会造成通货膨胀也是客观存在的,譬如石油,我们知道石油是工业社会的血液。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的是,石油具有不可再生性,用一点少一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的国家却需要更多的石油,自然也就形成了供需的不平衡,当需大于供,那么物价自然上涨。这个时候人们的消费就应该转移,从而使供需再度平衡,但问题是石油这个东西短期内却很难找到相应的替代品,转移也就根本做不到。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这种昂贵的工业社会的血液自然又以成本的形式将通货膨胀传导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0-10-24 11:54:20 +0800 收件人: <hihualee@gmail.com> 抄送:标题: 从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看中国的通货膨胀率

中国的通胀是输入型通货膨胀吗?

----从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看中国的通货膨胀率

李华

2008年

一、中国的货币投放量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

    中国的人民银行的官方数字是货币年增15-25%之间,如果加上其他杠杆资金投放,货币的总体投放应该在30%以上的年增长,那么,中国每年的税收增长30%多有极大部分属于资金回笼,而中国的GDP的人民币数字的8%左右的增长速度其实是负增长。

    税收每年增长30%,连续5年了,钱从哪里来?当然是钞票印多了。也就是说很多税收属于货币回笼.除非货币投放跟上,否则雁过拔毛,老百姓手里的纸币早被收缴完了。还有个就是拍卖资源和提前收钱,比如地皮收70年的,总之就是横征暴敛,以饱私囊。

    现在至少有两个数字是相对真实的。一是每年的税收增长,30%以上,连续N年。二是人民银行的M2数据,每年20%左右增幅,历史上92年南巡也有次纸币印刷大跃进,还有一次是80年代陈某搞的。至于什么GDP、PPI、CPI,根本不透明,完全是数字游戏,参考价值不大。

    津巴布韦的GDP估计年增长比中国高多了吧,这些都是数字游戏。近十五年来,各类资源可是变卖了不少,如果人民币再学津巴布韦来次暴跌,估计离辛亥没多远了。现在看来,三袋禁止印大票子禁止狂印纸币还是相对善良的。

     一些基本货币供应的基本知识,世界各国对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以便中央银行控制有所侧重,具体为:

M0=现金(通货)
M1=M0+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
M2=M1+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包括定期储蓄存款)
M3=M2+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
M4=M3+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CDs)
M5=M4+政府短期债券和储蓄券
M6=M5+短期商业票据

    其中,对M1到M3的监测和调节被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所采用,比如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最看重M2,英格兰银行则注意M3,而日本银行强调的是M2+CDs。

    人民银行的货币数据,统计数据的正确解读是非常有意思的。2008年1月份,M0为36673.15 亿,1999年,M0为13455.5亿,为2.73倍,m2现在为 443141.02 亿,1999年m2为 117638.10 亿,为3.77倍。如果统计M3的话,可能会到5-10倍左右。

    税收总额呢?1999年为 10315.0亿,2007年 49442.73亿元。如果税收每年增长20%,9年税收增长(1+0。2)^9=5.15倍。税收基本上是跟上或者超过了货币投放的速度的,稍微超过M2。

    如果比较一下m0与税收总额,2007年12月份,M0为30181.32 亿,税收为 49442.73亿元,1999年,M0为13455.5亿税收为 10315.0亿。也很有意思不是。

    m0这个东西,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失去意义了。因为电子货币可以看做是另一种印刷形式。如果我们能看一下津巴布韦的 货币投放数据和税收数据,会觉得更有意思。不过,津巴布韦今年要抹掉货币面值后面的15个0了,少了些趣味。

    GDP现在被中国老百姓亲切的称为”鸡的屁",据说有两个中央官员(不是地方官员,不是什么事情都责骂地方官员)对吃了两排屎,就为中国gdp贡献了2个亿。如果将拉链马路也统计在内,这个GDP还真是胡搞。GDP和M0/cpi一样,在逐渐的失去其原本的意义。

    如果比较一下m0与税收总额,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货币现象:2007年12月份,M0为30181.32 亿,税收为 49442.73亿元, 1999年, M0为13455.5亿,税收为 10315亿。如果没有电子货币的大量使用,税务局柜子里的纸币如果超过m0(市场里总共的纸币),就像2007年,那么结果是什么?

    老百姓将没有纸币用。很有意思不是?很搞笑不是?M0由于电子货币和电子结账的日益广泛使用,而在逐渐失去意义。随着科技的发展,将来可能会完全地取消纸币,全部使用电子货币,也就是”刷卡“。中国前一段还鼓励多用电子结账呢。所以说,m0越来越失去了衡量通货膨胀的意义。但即使如此,中国这几年的纸币印刷量的增长速度也是惊人的,每年两位数的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经济增长。

    中国没有公布m3以及更多的数据, 我们从周遭的感受里,可以大致估算出,中国这5年的年通货膨胀率在30%左右。一边是狂印票子,狂炒房价,狂搞运动会这样的庆典工程,一边是狂收税,刻意压低粮价和劳工价格,刻意通过股市的暴跌暴涨以及高价发新股;我们认为,这5年,是公众财富被加剧掠夺的5年。

二、将通货膨胀归结到热钱是错误的,其实热钱多数也是外流贪腐资金的回流

    原来国家的统计数据是,中国吸引的外资,80%属于假外资。什么叫假外资? 也就是大陆的资金在香港过一圈再回来投资到大陆。2006年之前都是这个样子的。

    去年和今年呢,由于WTO要求金融等的加速对外开放,以及股市对外的开放,以及汇市等的强制结汇导致的外汇储备猛增等等因素,可能是洋人的钱和国内外逃贪腐资金55对半,但也可能还是贪腐资金占大头。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贪官子女加入了外国国籍或者在国外生子,也成了“洋人”, 这个统计已经失去了必要。

    我们统称他们为“贪腐热钱”就可以了,没必要深究其国籍。这也符合先哲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文里对全球化的伟大预言和深刻洞见。总而言之,一句话,通货膨胀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占人口99.99%的老百姓的财富被0.01%的极少数人掠夺走了。

三、中国房地产和m2的复杂互动关系初探

    而中国的房地产业由于其中国特色(土地国有,房屋产权证类似烟草、盐业,属于垄断专营),其货币投放又存在着极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是一种互为因果的正反馈。

    1。高房价和高地价,是实现货币投放的重要工具,没有这个工具,则无法实现每年30%以上的M2增速。

    2。高房价,拉高了交易成本,客观上增加了物价上涨。例如菜市场的房租拉高了菜价。这是通货膨胀的自我恶化过程。

    3:高地价,减小耕地总量,必然导致粮食蔬菜价格的相应上涨。这也是通货膨胀的自我恶化过程。

    所以,要遏止通货膨胀,只少量加息意义不大,必须降低房价和地价,否则食品价格将在可见的几年内飞速上涨。而且由于通货膨胀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加速效应,恶性通货膨胀一旦爆发,即使是紧急大量加息或者限价令也没有效果,必然导致非常严重的社会和经济恶果。

    现在的房地产行业,其实是类似黑社会的垄断暴利行业,房地产的暴利是对国民财富的土匪掠夺,可谓是社会的毒瘤,必须近早治疗,防止进入晚期。 实际上,如果将上海一地的房地产去银行抵押贷款,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整个中国13亿国民劳动一年创造的社会财富。

    比如,上海普东一个偏僻小镇,一亩地和上面的商业住宅就达到了上百亿人民币,更不用说闸北老区了。如果上海闸北老区土地住宅货币化,则可能达到几万亿的货币投放量。这不是在回收货币流动性,而是类似现在海南的台风。可见,高房价和高地价,将对中国造成什么影响。

    现在是经济学家和发改委的官僚,包括历以宁周其仁等,他们根本没有正确的金融货币知识,属于学术骗子。而中国的银行界和金融界的官僚学者,则出于行业利益,不想说明这个事实。比如周小三。这就是现在的舆论界新闻界歪理邪说横行的原因。

    银行针对地皮和房地产的放贷,是一个非常标准的m2创造的过程。而且和铁公鸡不同, 房地产业是直接将货币投放到了民众,其流动倍乘效应是 高铁等基建项目的几倍。

四、中国的通胀是输入型通货膨胀吗?

    关于所谓的“人民币的美圆本位问题”(也就是周其人、何新的人民币处于外汇管制的而产生的被动发钞的解释)的逻辑荒谬性。

    比如周其仁:根据周其仁自己的介绍,其研究领域为:农业,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人力资本与企业理论,竞争、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其在金融银行和货币上的知识并不很多,但他被国务院官僚委任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是反对通货膨胀的,这点要比历以宁以及统计局发改委鼓吹通涨合理不同。他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是输入型通货膨胀,也就是强制性结汇导致的被动性发钞,也就是每年几千亿美圆的顺超以及廉价商品出口,他认为这是中国通货膨胀的主因。

    周其仁对货币和通货膨胀的看法,很多都是他的个人感性,并不符合科学。周的理论是将中国的通货膨胀歪曲为输入型通货膨胀,这基本是错误的,是一种对金融学的无知。

    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需要正确理解下面几个基本事物:1,商品的价格,劳动、资本和价格的关系,2,汇率和国家主权、金融投机之间的关系,3,央行对m0和m2的不同的控制能力,4,阶级问题。也就是所有制问题,生产关系问题,财富的占有和分配制度问题。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金融学家认为金融、价格、汇率、通货膨胀等问题的核心还是阶级问题,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对于主权国家,所谓的“输入性通货膨胀”是一个伪命题。港元、南美一些小国等等的确是美圆本位的,而主权国家则有很大的区别。此部分将有更详细的分析。欢迎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研究。

五、对何新观点的点评

    周其仁、何新等人的将中国的通货膨胀归结到海外热钱的阴谋论是荒谬的。这种言论看起来是爱国和反美,但实际上混淆了事实真相。通货膨胀的主因还是内部因素,也就是房地产、铁公鸡、贪腐政绩工程、维稳四大因素。实际上,投机热钱主要还是国内贪腐资金外逃之后的回流,而西方对中国的投资主要目的还是要尽多的占有中国的产业、科技、矿产原材料商品、市场等等资源,而不是参与国内房地产、股市、汇市、利差等等投机性热钱的泡沫炒作。国内的投机资金主要还是以国内贪腐资金为主。

 

一组经济信息

 

发件人:"泰和昌_(THC)" <thc@thc.cn> 2010-10-29 08:38:57 +0800收件人: "泰和昌(THC)" <thc@thc.cn>抄送:标题:中国油价只升不降的数学秘密

中国油价只升不降的数学秘密

肖道

     以国际油价为80元,国内油价为6元为例:

1、当油价从80 元涨到83.2元,涨幅达到4%,油价从6元升到6.3元; 
2、当油价从83.2元跌回80元, 跌幅不到4%,油价不变;
3、当油价又从80元涨到83.2元,涨幅达到4%,油价从6.3元升到6.6元;
4、当油价从83.2元跌回80元, 跌幅不到4%,油价不变;
5、当油价又从80元涨到83.2元,涨幅达到4%,油价从6.6元升到6.9元;
6、当油价从83.2元跌回80元, 跌幅不到4%,油价不变;
7、当油价又从80元涨到83.2元,涨幅达到4%,油价从6.9元升到7.2元;
8、当油价从83.2元跌回80元, 跌幅不到4%,油价不变;
9、当油价又从80元涨到83.2元,涨幅达到4%,油价从7.2元升到7.5元

    发改委和石化双雄真是天才儿童,用小学数学知识就忽悠了全国人民。

    “现行成品油价格机制是2008年12月国家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时确定的。机制的核心内容是,国内成品油价格实行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有控制地间接接轨,即以国际市场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为基础,加上国内平均加工成本、税金和适当利润确定。当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超过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可相应提高;当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下降超过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降低。当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过高、过低或剧烈波动时,国家将采取相关措施对汽、柴油价格进行适当调控。”

 

货币战争可能引发新一轮资产泡沫

《中证报》

2010年10月12日 星期二

     路透北京10月11日电---中国证券报周二发表社评称,货币战争可能引发新一轮资产价格上涨,美元持续贬值将导致资源品价值重估.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涨,正在向新兴经济体输入新一轮通胀压力。

    目前,金融危机大有升级为货币危机之势.各国间展开激烈的货币贬值竞赛,但收效甚微.而货币贬值竞赛是饮鸩止渴,短期虽能略微缓解本币升值压力,中长期必将引发国内国外新的货币泛滥,资产泡沫将卷土重来。

    社评表示,这场货币战令中国的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境地,在多国重启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背景下,中国若单方面使用利率手段,必将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最佳选择是利率继续按兵不动,同时把握好人民币升值节奏,避免快速升值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社评称。

    社评认为,美元、日元引发的低息套利货币将使"热钱"流入新兴经济体等高收益市场,不仅将推高这些经济体的股市、楼市,带来资产泡沫,也将给这些经济体的金融稳定带来冲击。

    社评强调,从根本上来说,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之一,也是导致全球汇率市场陷入混乱的重要原因.要消除这种负面影响,就必须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倡导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方为治本之道。

    此前,美联储已然释放出继续扩大流动性的信号,美元持续走软,非美货币面临的升值压力骤增;美元单边主义政策已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紊乱,全球新一轮量化宽松预期强化。

     此举导致国际国内资产市场行情火爆,基本金属、黄金、原油、农产品等期货持续走强,全球股市上涨势如破竹。
 

加息的目的是要增发货币

何新

    加息就是提高利率。所谓利率是利息率。利息是什么?是借贷人民币的使用费,相当于租赁房屋获得的租金。房租提高,意味着用房需求扩大,房子更值钱──也就是房价的间接提升。所以,加息,提高存贷利率,意味着人民币的间接升值。人民币更贵了。

     央行此举的主观意图也许是要表示实施适度收缩的货币政策。但实际上,在国内外资金已经相对可以通流的情况下,由于忽略了外部资本的影响,此举未必能抑制通胀,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原因是:

    1、人民币利率上升,并不能阻止美日低息贷款资金对新兴市场的炒作。由于加息加大了中国货币市场利率和美日金融市场利率之间的利差(美日利率基本接近零),会引发更多的外部套利资金涌入中国。

   换句话說,加息== 人民币升值== 吸引热钱,会导致──股市扬升──出口商品上涨──美元续跌──通胀加大──外资加大进入,会导致──国内资金市场货币宽松──房市上涨──

     总而言之,继续加息可以吸引国际热钱。

    2、据报载:受中国央行自2007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消息影响,周二美国股市大幅收低,道指收盘跌破11000点关口。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65.07点,收于10,978.62点,跌幅1.4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2481.810.81%]下跌43.71点,收于2,436.95点,跌幅1.76%;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8.81点,收于1,165.90点,跌幅1.59%。

    在中国加息的影响下,周二欧洲股市收低。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收盘跌0.5%,至265.24点。三大主要股市中,英国富时100指数收跌0.67%,德国股市DAX指数收挫0.4%,法国CAC-40指数回落0.71%。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收低2.6%,收于每盎司1336美元。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收盘跌破每桶80美元。

     美欧股市大跌,表明大量资金离场,离场去哪里?───当然是伺机进入中国。外部资金进入,加之市场已经投入流通的货币总量不会减少,所以加息对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效果微乎其微。

    3、所以,央行此举的真正目的未必是抑制资本市场的炒作热情──而是为了在今后几年保持某种程度可控的通胀,继续实施”量化宽松“以吸引外部资金继续留在国内。因此,外来引起通膨的货币将会进一步流入中国资本市场。

 

上海电气获印度信实100亿美元订单

英国《金融时报》

2010年10月29日

    信实电力(Reliance Power)向上海电气集团(Shanghai Electric Power)订购了价值上百亿美元的电力设备,数家中资银行将为此笔交易提供融资。这是中印之间签署的最大合同之一,突显出亚洲两个最大新兴经济体之间不断增强的贸易联系。

    在周四于上海举行的签约仪式上,印度亿万富翁、信实ADA集团(Reliance ADA)董事长安尼尔?安巴尼(Anil Ambani)表示,此笔交易是“电力行业历史上最大的订单……也是印中之间规模最大的单笔商业往来。”

     信实表示,上海电气将在未来3年向信实提供3万兆瓦的燃煤发电设备,价值约为100亿美元。上海电气是上海市最大的电力企业。

    上海电气之前宣布,此笔交易价值83亿美元。但信实表示,该数字没有计入已交付的订单部分。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及数家中国商业银行将为此笔交易提供融资。

    信实表示,交易包括42套发电机组,每套发电能力为660兆瓦,其中有6套已经交付。安巴尼表示,“这不仅仅是一笔买卖设备的交易,”更是一种战略性合作。上海电气还将提供备件、服务和培训,并可能在印度进行生产。

     上海电气总裁郑建华表示,关于在印度境内生产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上海电气正在进行最后的决策。此笔交易可能加剧中印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印度电力设备行业抱怨中国人为压低价格,呼吁政府对中国制造的设备设置贸易壁垒。印度当局也在严卡中国设备安装所需的工程师及其它工作人员的签证。

     安巴尼驳斥了有关信实应向本国企业购买设备的说法。“印度电力设备制造商2015年前的产品都卖光了,就我们所需设备的规模和复杂性而言,我们只能从国际上采购。”

     中印贸易近十年来增长迅猛。“2010年,中印双边贸易额预计将超过600亿美元,中国将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以中印业务为核心的企业顾问机构马凯公司(E. J. McKay)的常务董事表卡迈勒?罗塔(Kamal Rungta)表示。

    印度政府已决定不对大型电力项目的设备开征进口关税。

 

中国不能“宠坏”银行

FT中文网

2010-11-01

    中国银行(BoC)和中国农业银行(ABC)——中国首批发布业绩的大型银行——周三发布的第三季度业绩报告中,通篇可见关于“促进(银行)健康发展”和“管理风险、提升竞争力”的说教。这不仅仅是套话。不负责任的时代已经结束。

    去年,整个银行业体系大举放贷 —— 新增贷款比2008年增长32% —— 被视为确保中国经济复苏的必要之举。任务已经完成:过去9个月,资产增长速度缓和了许多,中行和农行分别为15%和14%。这符合人们对2011年新增贷款目标的预期——可能定为7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增长率介于14%-15%之间。

    此外,危机期间有所放宽的贷存比率上限正得到更严格的执行。(中行的这一比率为74.7%,逼近75%的上限。)

    最后,资本状况是最关键的问题。中行披露的核心资本比率为9.4%,高于平均水平,而资本比率低于平均水平的中信银行,则获准在上海和香港两地或其中一地增发新股。上周,中行和中国建设银行(CCB)(资本比率也高于平均水平)获准总共融资1350亿元人民币。

    早该对银行多加管束了。银行利润连续7年增长,去年达到极致,增幅惊人,银行因此获得非同一般的收益。例如,农行在前3个季度的股本回报率(ROE)达到23%,远高于沪深300指数成分股公司的平均水平(16%),表明银行收益相对于总体经济而言已处于过高水平。去年监管部门对银行的利润率视若无睹,因为银行家正被塑造成模范工作者。如今,银行正回归到服务于经济生产的寻常事务之中。
 

盘点各银行员工房贷福利

和讯网

2010-09-27

     房地产新政导致的房贷利率上浮制约着买房者的资金实力,但一些股份制银行的员工们依然能享受低息房贷。据悉,招行员工可享有招行的低息贷款买房福利,能获得上限为80万、贷款利率为三个月存款利率的低息贷款。三个月存款利率换算成年利率为1.71%,低于央行公布的一年期5.31%贷款利率,甚至还低于一年期2.25%的存款利率,这简直是“招商银行赔钱为员工贷款”,银行业内人士称。

    据编者调查,有类似“房贷补贴”的银行并非招行一家。同样享受低息贷款的银行还有兴业银行,其员工按照不同等级享受不同的额度,但都是享受3%的贷款利率,仅为央行公布的5年以上贷款利率5.94%的一半。

    两年前,一封发向各大媒体的举报信,揭开了浦发银行的内部员工福利贷款黑洞。如今,浦发银行及中行、农行、工行等大行则相继取消了相关低息贷福利,而北京银行、交通银行等行则采取房补的形式来做为员工住房福利。

      银行员工福利房贷表:(略)。

 

AIG筹资370亿美元偿还政府贷款

英国《金融时报》 汤姆·布雷斯韦特

2010年11月02日

     曾于2008年接受美国政府纾困的美国国际集团(AIG),通过出售旗下寿险公司美国人寿保险(Alico)和将亚洲业务友邦保险(AIA)上市,已筹资近370亿美元。

     AIG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本默切(Robert Benmosche)表示,“我们曾承诺偿还美国纳税人的资金,上述筹资是还款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里程碑”。该公司表示,将用筹资所得偿还纽约联储(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的信贷安排。

    AIG的下一步重组内容是,美国财政部将所持AIG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这将使政府持有AIG 92.1%的股份。按周一AIG每股41.98美元的股价计算,上述股权将价值697亿美元,从而使美国政府的投资实现了账面盈利。

    纾困AIG引发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一些最富戏剧性、最群情激昂的时刻。AIG在接受1800亿美元纾困后向其高管支付奖金,加大了公众的不满,并导致人们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预计这将在周二的中期选举中给民主党造成影响。

    美国财政部退出AIG还需要更多时间。财政部周二宣布,将再为AIG提供220亿美元贷款,以便其收购纽约联储持有的资产,但补充称,这些资产的价值高于新注入的现金。

    AIG表示,已经完成了向美国大都会保险公司(MetLife)出售旗下美国人寿保险的交易,价格为72亿美元现金加上价值约90亿美元的MetLife证券。友邦保险的首次公开发行(IPO)则筹集了205亿美元资金。

    就在AIG宣布完成美国人寿保险出售、并筹集偿还纽约联储资金之前一周,美国政府卷入了有关纾困华尔街后果的激烈争论。

    在一份报告中,负责美国政府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特别督察长尼尔 巴洛夫斯基(Neil Barofsky)指责称,财政部新近对AIG纾困的最终成本的估算与先前不一致——从452亿美元削减到了50亿美元。美国政府为此进行了辩解。

 

印度电力发展远逊于中国

英国《金融时报》安吉利·拉瓦尔报道

2010年10月29日

    在GDP增长方面,印度或许正在赶上中国;但在电力供应上,印度仍明显落后。两个大国形成了鲜明对比:近4.04亿印度人目前仍过着没有电的生活,而中国的这一数字只有800万。

    而且,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一份报告,中国计划在2015年前实现全国电气化,而印度要到2030年才能实现。在能够用上电的印度人中,对电力的需求正在飞速增长。随着手机、笔记本电脑等设备日益受到青睐,印度的用电量正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到2030年,印度电力需求将增长一倍以上。

    提高能源的可获得性,将是印度实现经济两位数增长的关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云盖拉(Kandeh Yumkella)表示:“现代能源服务供应匮乏,是印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但就算是那些有电可用的人中,人均年用电量也不过100千瓦左右,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使用电灯,但仅此而已。这是不够的。”

 

中国推出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英国《金融时报》北京报道

2010年10月29日

    中国已把美国挤下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制造国的宝座,这显示出中国在开发先进技术方面日益活跃。

    新研制的天河-1A系统是由国防科技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研制的,周四在北京召开的一场超级计算机会议上亮相。该系统的运算速度达到2.5petaflop,即每秒可进行2.5千万亿次运算,超过了美国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一个国家实验室的Jaguar系统。在6月份发表的上一份全球超级计算机排名中,Jaguar排名首位。

    中国的天河-1A由曙光信息产业公司(Dawning Information Industry)拥有,该公司得到中国科学院的支持。系统安装在天津的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天河-1A系统使用了英伟达(Nvidia)的芯片。这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图形芯片设计公司证实,天河-1A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快的系统”。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Institute of Software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的张云泉负责编制中国超级计算机百强榜单,他预计天河-1A将在下月出炉的下一次全球超级计算机榜单上领衔。“拥有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将带给我们一种自豪感,它就像在奥运会上赢得金牌那样,令人振奋,”他表示。

    从电信和国防等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领域,到产品设计,超级计算机在很多领域都至关重要,这一事实可能引发西方对于中国实力日渐增强的担忧。中国能够在超级计算机领域跃升至世界头把交椅,突显出北京方面在吸引世界级研发活动方面的实力。

    尽管中国本土企业和研究机构在自主创新方面仍落后于美国、日本和欧洲,但中国在推动跨国公司在华设立规模可观的研发业务方面做得相对成功。与超级计算机竞赛中其它某些国家的做法不同,天河-1A的核心部件来自外国厂商:它使用英伟达和英特尔(Intel)的芯片,而日本富士通(Fujitsu)正在建造的一台超级计算机,则完全依靠日本技术。

    不过,在周四于北京举行的全国高性能计算学术年会(HPC China)上,专家们表示,天河-1A系统的知识产权是中国自主开发和拥有的。“这说明我们的系统集成以及研发制造能力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准,”张云泉表示。下一步将是加强中国在软件方面的能力,目前中国在软件领域仍严重依赖国外技术。

    一些芯片技术专家表示,天河的榜首名次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就像日本在2002年曾超越美国一样。不过,这套新系统只是中国全面持续努力的一部分,突显这种努力的是:在6月发表的上一份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中,中国有24台超级计算机上榜。

    官方的新华社称,天津市气象局和中海油(CNOOC)已开始试用这台新型超级计算机。

 

兰州计划投资几千亿元开发房地产

再造一座兰州城:千亿融资如何可能?

2010年10月27日

    今年上半年,兰州市全口径财政收入完成152.96亿元,预计年底,兰州市财政收入有望突破300亿元,而其一般预算收入(含非税收入)则有望突破100亿元。而现实情况是,兰州市仍然是“吃饭财政”,全市民生项目支出还存在缺口,每年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财力不到10亿元。

    10亿元财政如何撬动1000亿投资?在融资平台贷款、地方自主发债等融资通道被堵之时,这座城市正通过种种方式寻找着融资出路。仍然是土地。此前,兰州市政府通过政策获得了400平方公里的新区用地,其中5年内可用于出让的土地超过100平方公里。当地官员估计,由于兰州市此前发展受限于狭长地带的土地资源限制,兰州土地价格每亩约为300万-1000万元。

    按照500万元/亩的价格估算,100平方公里土地至少可以获得7500亿元的土地出让收入。这块土地和巨大的出让收入就是投资商看重的“蛋糕”。

    简单的评论

    不仅仅是西北的兰州的7500亿人民币的土地计划,同时:苏州在房地产上的开发计划接近1万亿,包括太湖附近的3000亿和城区附近的几千亿。

    宁波,舟山等地(包括岛屿等),其房地产投资计划也在几千亿。杭州、南京、武汉等省会城市在房地产上的投资计划也各是几千亿以上。

    上海更不用说了,虽然没看到统计数据,但上海仅仅在世博场馆的狭窄地区(拆除场馆后)的房地产金额为上千亿,还有老城(闸北等地)的大拆迁,最少是2万亿的房地产计划。这是中国华东一地的几个大城市的未来几年的情况。

    初步估算,中国正在规划的房地产投资,总金额接近50万亿。 也就是说,考虑到通货膨胀和地价等的涨幅,中国5年内的房地产产业将产生下限为100万亿,上限为500万亿的资金需求。

    2009年,中国GDP总量为33万亿元,今年8月中国货币供应量M2达到68.7万亿,10月份达到90万亿元。经济规模相当于中国3倍多的美国目前M2 为8.6万亿美圆,折合人民币为折合人民币约58万亿,中国的M2比美国多30万亿人民币。

    美国是全球金融中心,其美圆的货币供应是辐射力是全世界,而中国的人民币的货币供应则是内部消化。5年内,中国的m2,将可能接近几百万亿。如果货币供应量的自反馈效应激化,极有可能中国的m2从现在的90万亿激增到突破几百万亿。这是一种纯粹的科学逻辑分析,并没有考虑到将来的政治军事和其他社会变故因素。

 

最新40万份泄密文件 12万伊拉克平民死亡

英国金融时报

    在今年7月发布7万份阿富汗泄战争秘密文件之后,Wikileaks 刚又发布最新40万份伊拉克战争泄密文件。考虑到美国官方现在也承认伊拉克其实并没有所谓“大规模杀伤武器”(发动战争的理由),12万伊拉克平民死亡不能不说是对人权的极大破坏。

    不过,应该承认美国言论自由的确程度相对较高:根据下文,虽然提供秘密文件的人现在监狱里,但美国政府并没有能关闭Wikileaks 网站,只是上周五网站被攻击中断几小时,而美国防部否认和攻击有关。
 

 

发件人:"JohnWells" <holyyeast@hotmail.com> 2010-10-24 13:12:09 +0800 收件人: "li1lei" <li1lei@live.cn> 抄送:标题: 新加坡老人

没有退休金的新加坡老人

大海

2009-02-18

    以前曾经去过新加坡,由于没有深入的了解,被它的表面繁荣所蒙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所在。去年,在这里学习10天以后,从老师讲课到自己观察,才了解到新加坡绝不是多么好的国家,尤其对于老人。

    我国的古人早就对社会发展有一个美好的期待,即老有所养。尽管我们国家现在不怎么发达,但是我们的老人一般过了60岁,基本可以休息了,或者至少可以少干或者不干活了,以养老来消磨晚年的光阴。而新加坡可不是如此,我们出门打出租车或去商店去饭馆,随时都会看到很多出租车司机、商店卫生员、饭馆服务生是老年人,有的已经接近或超过70岁了。

    我们就问,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一位出租车司机,一名69岁的老人告诉我们,他们没有退休金,过去曾经积攒的一点公积金也消耗没有了,所以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为了自己还能有饭吃,他们只好出来打工挣钱。他说,有的年岁大不能干活的老人,为了不给儿女添麻烦,就跳楼自杀了。他说前几天就出现了一起这样的事件。他说得凄凄然,我们听得潸潸然。从报纸上我也看到,就在头两天,一个出租车因疲劳驾驶?

    那天,我们去一家商店,见一名卫生员正在擦地,仔细一看这是一名老太太,年龄至少在70岁以上了,花白的头发稀疏地散在头上,瘦弱的身体,双手持一个比她身体还高的拖把,在那里吃力地工作着。我的心忽然有些酸,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母亲。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10-27 09:18:06 +08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72 中日经济关系:不是零和游戏

中日经济关系:不是零和游戏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徐奇渊

2010年10月

(点击查看)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10-29 12:21:5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xcgc (49) T 10.29

中国的美国朋友不可共患难

China's Fair-Weather American Friends

慕尼黑大学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 教授

德国Ifo经济研究所主席  汉斯-韦尔纳·辛恩 (Hans-Werner Sinn)

2010-10-28

    由于中国已经将其估值过低的货币人民币与美国挂钩,因此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元每次贬值都意味着人民币对其他世界货币贬值。但是中国真的是全球货币战争爆发的罪魁祸首吗?

  韩国、巴西、台湾、日本、瑞士以及其他许多央行,正在购买美元来防止它们本国货币的升值,以此来保护他们的出口。对于欧元汇率超过1.4美元,欧洲也是紧张不已。这远远超出了1.17美元的购买力平价率。

  如今,美国正在采取严厉措施对付中国,也准备着一场贸易战。(美国)国会已授权总统,如果中国仍旧不愿大幅提高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那么就对中国商品强加进口税。

  但是人民币的估值过低——目前低了45%——已经存在许多年了。为什么美国突然采取富有侵略性的措施呢?为什么美国早前不采取措施呢?

  原因在于资本的流动。以前中国用中美商贸中赚得的美元来填补美国的财政赤字,因此美国接受人民币的低估值。而今,中国人喜欢把资本投入到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原材料上,这让美国决策者愤怒不已。

美国得了便宜还卖乖

  中国的投资转变非常剧烈。在2008—2009年间,中国以每月170亿美元的速度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但是在2009年9月,中国改变了投资方向。在2010年的头7个月,中国不仅不再买入美国政府债券,甚至还开始出售手中的债券。中国每个月净出售7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美国现在神经紧绷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伦敦市插入了中国留下的投资缝隙,提高了对美政府债券的购买量。在2008—2009年期间,伦敦的购买量是每月10亿美元左右,在今年头7个月增至平均每月280亿美元。由于英国本身是一个资本输入国,因此我们可以猜测,伦敦并不是自己持有这些债券,而是通过简单地重新包装这些债券,然后为这些债券取个印有伦敦盖章的新名字,然后转售到世界其他地方。

  尽管不再为美国政府提供资金,但是中国仍旧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自2006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这个地位。在2007—2008年,中国平均每年输出4000亿美元的资本。当时,美国每年需要8000亿美元的资本输入,来抵消几乎完全中断的私人储蓄,中国的大部分资本输出流到了美国。中国人的不愿消费,使得美国人能在许多年间依靠借来的资金建造新房,维持一个美国经济无力维系的消费水平。

  当然,中国人一般不为美国的私有房地产提供资金。他们一般只购买政府债券,以及由半国有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发行的证券化的房地产工具。直接的房地产私人资本融资主要来自其他国家,比如德国。尽管如此,中国人通过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原本要从美国纳税人中收取的资金,帮助美国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准。

  就这段历史来看,如今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是有点卑鄙的。中国的汇率政策使美国人能在这么长的时期内,享受超出自己收入的生活水平。美国经常称人民币的低估值损害了美国利益,其实正是人民币的低估值,让美国人能做全民有房的美国梦。廉价中国产品的进口,使美国能腾出资本和人力,来大规模增加房产数量,由此急剧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准。

  如今,中国人不愿意继续在美国投资,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曾尝试购买优尼科,进入美国能源市场,但是美国的政治人士阻止了这一并购举措。国会同样还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阻止了中国其他的直接投资。

  人们只要回想光纤公司Emcore和金矿公司Firstgold的竞标案就明白了。美国想要中国人的资金,但是却只愿意提供信誉无保障的结构化证券,以及如今有通胀和贬值危险的政府债券。

  如果美国停止频频对中国做卑鄙的道德指责,那么世界和平将会受益。事实比赤裸裸的政治利益更加微妙。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1-04 13:39:50 +0800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英《金融时报》: 中国是怎样“消化”高铁技术的?

中国是怎样“消化”高铁技术的?

英《金融时报》

    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最近在上海时,曾在中国制造的子弹头列车前留影。这一场面的历史象征意义可不一般。

    这位“终结者州长”当时正在亚洲进行“购物游”,为升级加州铁路网、建设高速铁路的计划物色列车、技术和资金。加州铁路网很大一部分是在19世纪由中国劳工建造的。

    施瓦辛格在上海说:“我的所见所闻让人印象十分深刻。我们期待中国也能与其他国家一道参与竞标过程,让我们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建设高速铁路。”

     在国家控制的中国铁路企业为国内外新建铁路大量制造高速列车之际,北京方面恐怕很难为“和谐号”高速列车找到更好的名人代言了。然而,对于曾为中国高铁计划提供大量技术的欧洲、日本和北美企业而言,施瓦辛格的访问突显出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

    在许多跨国公司的高管看来,这是对其他行业的警告。这些企业多年来一直在向政府背景的合作伙伴“转让”或销售技术,以换取市场准入,但他们得到的回报却是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日益缩小,因为中国的国家政策向本土产业倾斜。

    这些公司现在发现,自己的高速铁路技术已被“消化吸收”。按照政府的定义,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是一个多步骤的过程,包括购买引进国外技术、在现成的平台上创新,再(由当初的中方合作伙伴)以国内品牌销售。此外,外国公司还发现,在全世界竞标时都会遭遇中国企业短兵相接的竞争,中国企业以折扣价格销售消化了的高速铁路技术,往往还得到国有银行廉价信贷的慷慨支持。

    短短几年间,中国国内的高速铁路产业便像雨后春笋一样成长起来。虽然中国企业尚未向成功向海外销售,但行业专家指出,首笔交易可能很快就能达成,买方可能是加利福尼亚州,也可能是众多渴望高铁技术的国家之一。

    高铁行业发展的推力是国内铁路网的扩张。分析人士表示,这项浩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几乎肯定是自美国建设铁路网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国铁路系统老化造成的瓶颈问题,严重限制了地方乃至全国的经济增长,而这些空前的建设规划对于解决瓶颈问题十分关键,也构成了2008年出台的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方案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还计划到2020年扩展到目前的约三倍,超过1.6万公里,总长度足够从北京延伸到伦敦,再从伦敦折回北京。政府已经决定未来几年每年安排逾10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建设新铁路线和升级陈旧的铁路网络。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估计,这个数字预期将占同期全球铁路投资金额的一半以上。

     这块诱人的市场吸引了世界各大铁路集团。10多年来,北京方面欢迎德国西门子(Siemens)、法国阿尔斯通(Alstom)、日本川崎重工 (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和加拿大庞巴迪(Bombardier)等集团与国有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激烈竞争之下,技术转让成了一项要求。

    2002年,为了挑战外资主导地位,铁道部推出了国有制造企业完全利用自主知识产权、花费1.4亿元人民币研发的高速铁路系统“中华之星”。然而不到两年后,铁道部便宣布其核心技术“不成熟”。

    中华之星悄悄驶入侧路后便被遗忘,政府鼓励国内企业转而加紧消化国外技术。与此同时,铁道部也在不断提高“国产化比率”的要求。

    铁道部拒绝回答英国《金融时报》针对此类要求提出的问题,但官员们曾多次公开表示,任何铁道工程都必须有至少70%设备由国内企业生产。其结果是,外资企业的市场份额急剧下滑。

    2002年,中国在有外国公司参与的高速铁路市场(包括车厢、信号设备和其他高科技轨道交通组件)中投入近40亿欧元,当时外国公司在其中占据了 70%的市场份额。行业数据显示,今天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投资达到了170亿欧元,而外国公司仅占15%至20%的市场份额,盈利与八年前大致相当。

    铁道部2007年庆祝本土组装的高铁列车问世之时,避而不谈那些列车是在川崎重工提供的日本技术平台基础上制造的,而只是强调在消化外国技术方面取得的国家成就。铁道部高调宣称,国有企业以“明显低于”标准的成本,成功吸收了高铁技术。

    在东部港口城市青岛一间熠熠生辉的厂房里,“消化再创新”计划的最新成果正在接受测试。中国南车四方(China Southern Railways Sifang)正在建造的子弹头列车最高时速达380公里,将行驶于北京至上海的高速铁路,京沪高铁定于2012年底竣工。在预览中曝光的这些列车,与日本最新推出的新干线(Shinkansen)子弹头列车不可思议地相像。

    南车四方技术中心副总工程师罗斌解释道,他所在的公司向川崎重工购买了使列车时速达到200公里的原始技术后,已不再与川崎合作。“这是我们以消化吸收的技术为基础所做的创新设计,”罗斌指着测试轨道上光亮的新机车这样说。“完全是我们自主设计的成果,与庞巴迪、西门子无关,与新干线更加无关。”

    日本东海旅客铁道株式会社(Central Japan Railway)运营高速铁路服务,并参与新干线系统的一部分开发工作。其会长葛西敬之(Yoshiyuki Kasai)透露,他曾警告川崎重工不要试图达成最终会造就低成本竞争对手的合作协议。他3月份对英国《金融时报》说:“他们没有听取我们的建议。我想这对他们是一个苦涩的教训。”

    “他们当然愤怒,但也知道与中国政府作对只是浪费时间和金钱,无济于事,”一位十分熟悉向南车供应列车的项目的日本高管表示。“一开始日本人和欧洲人都感觉未来恐怕会发生这种情况,但并没有意识到会这么快。中国的赶超如此迅速,他们根本想象不到要(与中国人)竞争美国的合同。”

    外国铁路企业的经历,在许多人看来对航空、汽车、信息技术乃至绿色科技行业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分析人士在这些行业中观察到正在显现的行业战略,具有国家背景的企业利用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前景,争取到外资企业转让宝贵的技术,使自己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全球竞争者。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10-25 19:04:50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转发 揭密高铁背后不为人知的隐患  原发件人:ruisheng11@sina.com 发送日期:2010-10-25 11:35:24 收件人:wfpan2000 <wfpan2000@sina.com>,gfj333888 <13660613666@126.com>,liymbj9206 <liymbj9206@126.com>主题:转发:回复:转发

揭密高铁背后不为人知的隐患

张拾迈

    中国浩大的高铁建设工程:悄悄开启群发性地质灾害的魔。

  2006年春节前,当千家万户沉浸在阖家团圆的欢乐气氛中,一位老人孤独地躺在西安交大附属二院的病床上,在弥留之际反复重复着一句话:“高铁,一定不要建……高铁,一定不要建……”两天后,他留下了最后一句:“如果非要上高铁,至少一定要用有碴道床。”便与世长辞。

  这位老人,是中科院西安地球环境研究所的张拾迈教授。在中国的高铁大潮面前,张拾迈是为数不多保持着谨慎、理性的学者。经过全面、细致的研究,他得出 “中 国的地质不适合建高铁”的结论。认为在中国的地质条件下,高铁产生的夏尔谢夫力将导致严重的斯蒂芬金效应,引起群发性的地质灾害。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一直致力于阻止高速铁路的盲目上马,他曾多次向铁道部和国务院写信表明自己的担忧,却屡屡遭到无视。而现在,随着这一批高铁线路的陆续通车, 张拾迈教授的警 告正在渐渐地不幸变为现实。

揭密高铁背后不为人知的隐患

  “夏尔谢夫力”,是科里奥利力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由俄国铁路工程师夏尔谢夫于1903年发现并引起重视。由于地球的自转,任何移动中的物体都受到一个侧向的作用力,在北半球向右,在南半球向左。火车当然也不例外,在北半球会受到向右的力,对钢轨产生挤压,钢轨又将这种作用力传给地面,从而对地面产生一个向右的切向力,这个力就是夏尔谢夫力,车速越快,夏尔谢夫力就越大。早期火车速度慢,夏尔谢夫力并未严重到需要人们加以警惕的地步,然后随着火车速度越来越快,加之建铁路的地区地质条件千差万别,在特定条件下夏尔谢夫力终于量变产生质变,并引发斯蒂芬金效应。

  斯蒂芬金效应,系詹天佑的同门,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年轻工程师斯蒂芬金发现的。1926年,斯蒂芬金考察落基山区的铁路线时,发现翻过山顶后高速冲下的火车,使得行车方向右侧的岩层、山崖发生断裂甚至小规模滑坡。这种地质破坏,正是因重力加速的火车产生的夏尔谢夫力引起的,而且这种破坏可以是“隔山打牛”型的,斯蒂芬金亲眼观察到与铁路线隔着数条河谷的山崖,在火车通过时产生了裂纹。因为地表岩土的刚性可以使夏尔谢夫力持续传递,远至数百公里以外,就像一粒高速运动的台球击中一列紧挨着排放的台球左侧,最右边的球却会被弹开一样。坚硬的地表岩土起到了那一列台球的作用,传递着夏尔谢夫力,直到遇到特定的地质结构使力无法继续传递,便在此时释放能量,造成地质破坏。夏尔谢夫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山脉、峡谷等复杂地貌反射、折射而改变行进方向,使得追踪和研究它变得尤为复杂。

  斯蒂芬金效应并不总是造成严重的破坏后果,它的作用效果与当地的地貌、地质有着密切的关系。遍观全世界,建有高铁的大多数国家分布在西欧和日本,它们的地 质和气候条件能让斯蒂芬金效应降到最低,从而适合高铁的建设,而中国很不幸,各种地质和气候条件决定了不宜照搬欧洲和日本的高铁方案。

    在地形平坦的地区, 夏尔谢夫力很容易被均匀地分散开,就像形状规则的蛋壳能够承受一定的撞击而不破碎一样。而在起伏不定的地形,夏尔谢夫力的传递不再齐头并进,遇到突起的山 峰,深陷的河谷等,数百米范围内不同大小的希尔谢夫力就会对局部地形产生撕扯、挤压、剪切的效果。西欧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夏尔谢夫力的被均匀的分散了。

    日本虽然山脉众多,但是绝大多数人口居住于大城市中,山区只有少数农民,且由于地震频发,大多数夏尔谢夫力造成的隐患已经在地震中被一并释放了,日本的地 质灾害预防做得好,房屋抗灾标准高,使得斯蒂芬金效应无法产生有破坏力的影响。同样的地形条件下,在弹性系数大的岩土中,夏尔谢夫力则更容易被缓冲、吸收。日本和欧洲的土质条件也远比中国适合高铁。日本湿润多雨自不必说,西欧也比中国大部分地区多雨,加之欧洲和日本气候比中国寒冷,土壤中的有机质被微生 物分解矿化的速度慢,地质史上数十亿年的积累使得欧洲和日本的土壤中含有大量的胡敏酸、多聚六磷酸肌醇络合物等大分子有机物,弹性系数大,能起到吸收缓冲夏尔谢夫力的作用。

    中国气候相对干燥少雨,夏季受副热带高压作用气温往往高于32度,微生物矿化速度快,加上近半个世纪来水土保持不佳,土壤沙化、板结, 更是不利于土壤有机质的形成和积累,土质弹性低,无法起到降低夏尔谢夫力的作用。地球是个扁球体,纬度越低的地点地球半径越大,受到的夏尔谢夫力也就越 大。日本和西欧建有高铁的地区比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纬度高,如日本东京的纬度接近于中国济南,法国巴黎的纬度比满洲里还要北,而德国柏林的纬度,则相当于中国最北端的漠河。中国大部分地区地处低纬度,遇到的夏尔谢夫力之强是西方的高铁建设者们不曾遇到过的。

    2004年,当中国政府的代表与参加竞标的西门子 集团洽谈高铁和动车技术引进时,德国人以近乎傻气的严谨和善意提醒到:“贵国是否论证过高铁项目在地质灾害方面可能带来的风险?”这种宁可自砸饭碗也要为客户的安全负责的态度,却被中国代表当作了耳边风。

有心无力的智者

  日本和西欧的气候、地质条件能有效地减少夏尔谢夫力带来的斯蒂芬金效应,适合建高铁,而中国需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国情制定铁路修建方案。张拾迈教授清楚地看 到了这一点。年迈的他肩负着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背着沉重的仪器走遍了中国的山川大河,详细测定了各地的土壤弹性、硬度系数等指标,考察了地形地 貌,绘制了无数张地形图,挑灯夜战演算夏尔谢夫力的作用模型,计算了数百处可能发生灾害的“问题地带”,并写成报告,多次致信铁道部和国务院,陈述了高铁 的风险,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张拾迈教授又对世界各国的地质、气候条件与中国做了详细的比较,为 中国的铁路发展指明 了方向——学习印度的成功经验:不盲目追求高速度,降低车速以降低夏尔谢夫力,同时以更经济的手段提高运能。

    印度地处南亚次大陆,气候比中国更加炎热,土壤弹性小,纬度也比中国更低,印度铁路的夏尔谢夫力也是不容小视的。印度没有为了政绩或者自豪感而盲目提高火车速度,而是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降低车速,减 小夏尔谢夫力。为了提高因缓慢的车速而降低的运输效率,印度在单位车次的运输量上发掘潜力,甚至不惜把车速降到人可以自由攀爬和跳车的地步,让每一列火车都发挥它最大的运能。

    张拾迈认为,中国尚有8亿农民,他们并不富裕,分散居住于广大的农村和县城地区,他们需要享受铁路带来的便利,需要与外界联系。借鉴印度铁路的模式,让火车慢下来,让农民可以随时随地搭车和下车,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让中国最大的群体享受到出行的便利,他们的经济状况会随着与外界的交流而提高,才能提高整个民族的富裕水平和发达程度。在这个问题上,张拾迈教授不仅肩负着中国地质安全的责任感,他也为中国最广大群体的切身利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2004年,张拾迈不顾家人的关心劝阻,以无比的责任感,拿着自己微薄的退休金作路费,自费去印度考察铁路,直到患上严重的肠胃疾患,倒在了异国的土地上,吊着输液瓶被抬回国。在养病期间他也闲不下来,在病榻上写成《印度国铁考察报告》,寄给铁道部和国务院。这份燃烧了一个老人的生命和健康写成的珍贵报告,却被上面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2005年起,张拾迈多次带着自己的报告和数据上北京,希望能向相关部门的领导陈述高铁方案背后的隐患,却始终无法如愿。最后,张拾迈把希望寄托于他心中 的底线,希望高铁建设至少保证使用有碴道床——就是平常我们所见的有石子铺垫的铁路。石子可以对夏尔谢夫力起一定的缓冲作用,而今天我们的高铁建设中普遍 采用的无碴道床,把钢轨硬生生钉在水泥地上,则会给夏尔谢夫力带来火上浇油的效果。2005年底,劳苦奔波的张拾迈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这一病就再也没有起来。

  潘多拉之盒已经慢慢开启

  在2006年以前,中国大部分铁路的运营时速在120公里以下。今天,随着一批时速220,350,甚至380公里高铁的建成通车,夏尔谢夫力和相应造成的斯蒂芬金效应相比过去是飞跃性的。自2009年下半年起,中国的地震灾害变得异乎寻常的频繁。

  2009年12月16日 ,武广高铁建成通车。2010年2月6日,郑西高铁建成通车。2010年5月12日 ,成灌高铁建成通车。2010年2月25 日,云 南楚雄发生5.1级地震。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造成数千死亡。8月7日 ,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伤亡惨重。8月14日,四川汶川发生 泥石流,造成41人失踪。2010年4月27日,广东梅州地陷,出现400平米巨大天坑,深度超90米 ,四川宜宾更是在7天之内发生数十次地陷,产生26 个深不见底的天坑。

    7月19日,正值长江洪峰期的九江大堤,发生数百米宽的崩岸。这些突然增多的地震灾害冥冥中仿佛有一种必然,与高铁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也许只有逝去的张拾迈教授能告诉我们。

 

 


发件人:"李先一" <firstlee01@163.com> 2010-10-31 23:16:4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老师好

实行三天工作制 解决失业问题

北大历史地理研三学生 李先一

    实行三天工作制,破解人性恶,消灭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指日可待。每周七天是西方宗教得来的,我国原来没有。

    英国欧文最初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后来无产阶级斗争罢工要求,现在西方每周40小时,35小时,但仍然社会破裂,资本主义矛盾弊端重重,过重消耗全球资源。

    日本人用自己的方式曾超过了美国人,然而我国却用更大的代价来所谓的超越。

    西方有人收入过亿,有人失业,中国也在走这条路,是愚蠢的。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永远实现不了。

     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可以实现机械化,自动化,产能巨大并过剩,少量人口劳动就可。关键是科技进步,西方是第三产业发达。
实行每周三天工作制,轮班,交接班,一个岗位两个人,增加一倍就业,而且必须平等互助才可顺利完成好工作。更多时间用来休闲和学习进修,社会有大量平台供学习进修。

     个人获得解放,思维更关注创新,个人和社会关系更加和谐,以人性善为主导,引导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未来就可以做到人的劳动是人的需要,人基本物质条件也将达到,而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大量浪费,大量失业,不平等。另外,钱学森的大成智慧教育,也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前提。当然社会其他方面也要改革,但三天工作制,是在生产关系上改动,将带动这个社会的变革,而与生产力发展相协调。

     目前可以更好的在生产关系方面加以改革。而现在仍然照搬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走老路,西方已经走不通,社会弊端重重。难道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就实现不了吗?是因为,西方以全球资源来封锁你。

    现在往共产主义思想改革,以人性善为主导,生产关系调整,一样可以发展生产力,社会发展的更好更快。现在很多工作产能过剩,效率低下,如果实行三天工作制,有些工作岗位是可以实验的,个人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进修交流,发明科技,创新。或者休闲,发展第三产业,而且可以做到70岁退休,适应老龄化社会。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10-29 12:21:5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xcgc (49) T 10.29

法国大罢工带来的信息

张建平

2010-10-29

    注:这是一篇典型的混蛋文章,作者帐建平根本都不了解真实的法国社会情况,却在这里大放厥词。法国五十岁以上的人,只有30%的人在工作,大多数人已经失业或待业,就等着六十岁领退休金,而作者却把这一批人说成是工作者,说他们要休闲而不要劳动。哪个失业者不想工作?你能找着工作吗?真是胡说八道到了极点。中国现在就出了这么些半调子学者,他根本就不知道等着领退休金的痛苦心情,还以为这些人都在工作,真是愚不可及。特做点评。

  法国的公共服务系统几乎瘫痪了,因为法国工人正在进行大罢工,罢工的原因是政府要延长现在的退休年龄两年,这相当于政府少养民众两年,这两年需要民众自己养活自己。因此,法国人愤怒了,已经就业还没有退休的人不愿意多工作两年,也不愿意延迟领取养老金;尚未就业的学生也参与了游行示威,抗议延长在业人员的就业年限从而减少了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到目前为止事态可谓让萨科奇政府喜忧参半,喜的是法国参议院前天以177票对153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这项延迟退休的法案;忧的是法国各个公会组织纷纷表示要将罢工延续下去并且要升级,大罢工不知何时休止。

  俗话说,鞋子好不好只有脚知道。民众不惜被逮捕被警察打伤去反对一项法案的通过,是对这项准法律的优劣评价的最好表态。大罢工充分说明了“劳动”并不是值得劳动者追逐的一项权利,而休闲才是他们真正的权利。法国上下大罢工,就是抗议政府延长就业时间,剥夺居民的休闲时间。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无法解释法国工人的这次大罢工了。

  很显然没有人愿意劳动,而人人都愿意休闲。自从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大规模社会化生产兴起以后,劳工阶层就一直在为休息的权力的斗争,而资方一直在用加班加点的方式强化着劳工并不需要的劳动权。1886年为争取休息权的斗争,导致了5?1国际劳动节的诞生。虽然名字叫做“劳动节”,却不是为了什么劳动权而设的节日,而是为了休息权设立的。

  在中国,富士康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模式让一些员工难以享受这种劳动权,最终意志脆弱者只能一死了之以求解脱。我们很难说让民众但求一死也不愿接受的东西属于他们的一种“权利”。

  法国工人之所以抗议延长工作年限推迟退休,就是因为法国的现有制度对他们的退后生活是有保障的。如果没有完善的退休福利制度,怕是民众只有去“被享受”萨科奇总统送给他们的这项附加的劳动权了。

  法国政府的行为告诉世人,当代在推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主体还是厂商,而非居民,在深陷危机的时候,西方国家政府首先救援的是金融企业;一旦经济形势趋紧,政商一体化的政府首先要保的还是厂商,而不是居民,政府会首先让民众为财政赤字、国家债务和经济复苏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近些年来也一直有延迟退休年龄、退休弹性退休制等等意见时常表达于媒体,面对法国大罢工的事实,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已经表态,中国政府一定会认真听取社会意见慎重考虑退休年限问题的。

  究竟是对法国大罢工前车之鉴的恐惧,还是认识到了民众其实追求的是休闲的权利而不是劳动的权利呢?如果认识到了,那么,是学习萨科奇政府立法延迟退休年龄呢?还是,尤其是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剩余劳动力存在的情况下,应该立法保障居民的休闲权呢?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11-01 22:29:0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xcgc (50) 11.02

中国已形成吸收财富的巨大黑洞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孙立平

2010-11-01

  10月31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上,孙立平称,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吸收财富的“黑洞”,这个“黑洞”将发展成果的相当一部分吸收进去,因此剩下能够分配的非常有限。这个“黑洞”有多大,据他估算,2009年,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的财政收入约11万5千亿元,占了GDP的三分之一。以下为孙立平的演讲全文:

  各位早上好!今天主要是谈谈社会建设与“十二五”改革。为什么谈这个问题,我想谈社会建设的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理念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很多的问题都是这样,开始的时候好象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但是过一段看则是一个和人们的生活甚至和人们的饭碗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环境保护的问题就是这样,80年代的时候可能还只是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是一个很超前甚至有点奢侈的东西,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这已是一个现实问题了。民主的问题、社会建设的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多少年前也许还是一个理念,但是现在成为与人们的饭碗休戚相关的一件事情,社会建设也是如此。“十二五”规划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这次会议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即收入分配的改革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在制定“十二五”的过程中人们经常提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还有提出国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增长,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明确提出“十二五”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然而,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网上对此的反应可以说是一片冷落,甚至在一些论坛上看到寥寥的几条反应都是冷嘲热讽,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样一种冷淡甚至是冷漠的反应是有原因的,可能是人们基于这些年的经验对政策落实有所担忧,很好的一个政策到最后结果很难说。所以政策很重要,机制更重要,如果没有好的机制保证政策的贯彻执行,最后说不定会走向反面。

  我们在政策的层面,报纸和各种舆论上讲得更多的是收入的倍增,现实当中反而是另外一种担心,会不会是收入的倍增计划变成支出倍增的现实,收入的倍增还看不到明显的迹象,但是支出的倍增的迹象已经比收入倍增趋势明显得多。最近一段时间来说至少有两件事情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物价的上涨,特别是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比如粮食、石油、蔬菜、肉类、各种食品、水、电、煤气这些生活的必需品价格大幅上涨。这段时间里,民众在这方面的支出已经远不是CPI 增长3%、4%能够衡量的了。第二,今后这一段税费的负担将会明显加重。这一段物业税、车船使用税、环境税、社会保障税等等都在酝酿中,一系列的税费将会明显的增长。

  前两天人大讨论关于车船税的问题,在人大常委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说税负这么重的情况下还是要老百姓掏钱,变成了任何的调控最后都是收钱,经济增长快了要收钱,房价高了要收钱,汽车多了要收钱,对经济社会的调控最后都变成收钱。这篇文章指出中国人税负痛苦本来就很高,比如车主的税负本来就很高,一部车负担了诸多税费,像增值税、年审费、牌照费、拥堵费等等,各种税费占了一辆车车总费用的40%,这种情况下还有专家或者人大代表提出为了鼓励人们少用车,各个单位不许免费地向自己职工提供免费停车的地方,最后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收钱。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个出发点良好的,朝着国民收入倍增这个方向努力的政策,会不会最后变成老百姓支出倍增的结果。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现实,即狭小空间里的有限腾挪。这一届政府强调民生,特别是强调提高底层人民收入,从实地走访一些地方的情况看,农民的状况这几年是有明显改善的,免除农业税、义务教育、新农合这些政策对改善农民生活还是起了比较好的作用,尤其是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地方这些改善的迹象更为明显,但是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种努力其实是在社会在其他的方面付出的巨大代价的情况下获得的。说得更直接一些,最近这几年底层的改善与对中产阶层的剥夺是密切相关的。

  最近有两个调查相当的令人震惊,一个是网上的调查, 7千多人参加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有比较模糊的移民意向达到88.2%,接近90%第二个是汇丰银行的调查,调查的对象是月薪超过12000元,流动资产超过50万元的人,这部分人当中10年内有移民计划的达到60%。这样的调查结果相当的令人震惊,有人把这称为精英集体逃亡,也有叫第三次移民潮,还有的叫用脚投票。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小的空间,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当中,只要补了这个地方就得挖另外一个地方,或者叫拆东墙补西墙。最近这些年各级政府做了一些非常有诚意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当中作出的有限的腾挪。

  从民众的角度来说,或者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面对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症结就在于社会当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吸收财富的黑洞,这个黑洞把社会发展成果相当的一部分吸收进去了,剩下的老百姓能够分到的是很有限的一部分。在这剩下的很有限的一部分中要改善这个部分就必须以另一个部分受损,这就是有限的空间。这个巨大的黑洞在依托权利形成的灰色收入。

  有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据周天勇的数据,我计算的结果是2009年政府各种形式的收入的是11.5万亿,占当年33万亿GDP的三分之一;第二个数是王小鲁做的一个计算, 2008年GDP收入中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分丢了,不知道落实到谁的头上的有9万亿,也是GDP的三分之一。这个钱去哪了?想想中国现在的房价,这个数也差不到哪儿去。如果说这两个数都是有一定的依据的话,就出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一个结果。国民一年创造的财富中政府收入占三分之一,分丢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才是属于规范性分配的部分,企业的利润也在这三分之一里面。这些发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们提出的目标也好,口号也好,和现实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中间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各种可能的好的口号都提出来的,但是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这背后体现的就是一个机制的问题。社会可能是机制出了问题。现在看收入分配的问题,不能用原来的以工资为主要形式的收入分配的概念去理解,应当考虑怎么能解决中国的资源分配和财富分配的问题,如何能够形成财富和资源分配的新机制。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力量,解决利益失衡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再进一步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究竟是要重建权力还是要重建社会?最近这些年来的一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即权力在不断强化,社会开始又重新回到依靠权力来解决问题的趋势,用权力来包打天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趋势,我们有时候理解可能过于简单,其实有一个更深刻的背景,就是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包括市场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快速的城市化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过程造成了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这是现实的挑战,客观上要求一种更强的治理能力,但在我们既缺少市场又缺少社会的情况下,对更强的治理能力的要求很容易就直接转化为对权力的一种呼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够尽快形成市场、社会、政府的多元治理结构,是很难以应对这个挑战的。谢谢各位!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11-04 08:05:16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Fw:王荣钧转: 社科院_李玉真 一部颠覆性著作.....

中国的极左极右都很危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2010-10-31

  贫富差距悬殊,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大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贫富差距开始扩大。有人说,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47,也有人说已经超过0.5。无论结果如何,都表明中国贫富差别已经到了十分悬殊的程度。

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太大

  怎么看待中国贫富差别的现状,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偏大,除了统计上的误差外,还存在历史原因,因而无需把它看得那么严重。就是把问题看得比较严重的人,对这一问题的成因,也有不同的分析。

    中国贫富差别过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对它们要做具体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这一点,可以从租金总额占GDP的比例清楚地看到。租金总额其实就是贿赂总量的上限。从80年代后期到最近,有许多经济学家计算过。结果差别不大,它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

中国工农的权利太少

  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差别过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增长模式的缺陷。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贫富两极分化时指出,造成分化的原因,在于“资本有机构成”,或者说,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断提高。我们现在也存在类似问题。由于主要依靠投资实现增长,它必然使得资本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而劳动者(包括普通劳动者和各种专业人员即“白领工人”)的收入所占份额越来越小。

  还有其他的原因造成劳动者收入偏低。比如,一般工人在工资谈判中地位跟资方不对等:资方虽然没有组织,但往往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则完全是无组织的。在这样的谈判中,与其说是劳动市场决定工资水平,还不如说双方的谈判地位起了决定作用。

     至于农民收入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产权没有得到保护。据农学家计算,这些年,光是从农民那里低价拿地获得的差价收入总额就达到了20万亿-30万亿元。土地管理部门和建设部门的大贪官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层出不穷。一些有特权背景的房地产商也趁机大发横财。总之,对于当前的贫富分化问题,要综合考察,然后分门别类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

    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由于市场经济实行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原则,人们的收入差别必然较之平均主义时代要大一些。但是,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由这种分配方式导致的收入差别不会太大,而且,社会对这种差别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应该把它同利用行政权力或垄断地位引致的差别区别开来。对于由市场经济引起的收入差别,特别是它对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造成的消极影响,应该用政策和民间组织的工作来加以消减,但是,现在有些人运用民粹主义的说辞来转移目标,把大众对贪腐分子的厌恶、仇恨转移到一般的富裕人群身上。富人有各种各样的,有靠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不加区别地把二者混为一谈,提倡盲目仇富,会扰乱社会阵线,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西班牙的教训

  任何一个社会,总是存在左、中、右等不同思想倾向的人群。问题在于,这些年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向极右和极左两极走的状况,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林达写的《西班牙旅行笔记》引发了我许多感想。我深切感到作者提出的问题对于当前的中国极富现实意义。

    1931年,西班牙国王退位,成立“第二共和国”。开始的时候情况还不错。虽然有各派力量的纷争,但是,在主张共和制的温和左派和主张君主立宪制的右派之间,分歧并不是很大,完全可以通过宪法程序来解决。可是,后来,在两个国际集团即法西斯集团和苏联第三国际的操纵下,西班牙社会向两极分化。这样,在左的极端分子和右的极端分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中间力量被排除掉,以致不管哪一派取得胜利,都会是一场民族的灾难。历史的事实是极右派取得了胜利,结果就是对左派人士的血腥镇压和将近40年的佛朗哥法西斯专政。

     然而,如果是极左派取得成功,又如何呢?当然,历史不允许假设。但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现实的证据,使我们能够有把握地推断,即使左派取得胜利,后果不一定比弗朗哥的专制统治更好。奥威尔是作为一位英国左派人士满怀热情投入西班牙内战的,可是,由于他参加的“国际纵队”“列宁营”被莫斯科派来的肃反机构认为是托洛茨基派控制的组织,他陷入了左派内部残酷血腥的派别斗争之中,险些被整死。奥威尔正是根据自己的这一段经历,写出了入木三分地揭露极权主义的名著《动物庄园》和《1984》。

  对于西班牙来说,幸运的是,经过这一番曲折和苦难以后,左右双方的一些领导人都觉悟到过去路线的错误,放弃了极端的做法。在1975年弗朗哥死后,在左右两翼中温和派的共同努力下,西班牙很快实现了民族和解与经济振兴。

打破“两暴怪圈”

  中国目前似乎也有类似的问题。极右方面的权贵腐败不仅对弱势群体剥削压榨,也严重损害没有权势的中间阶层(专业人员、大部分企业家等)的利益。然而,“极左是对极右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极左力量又力图利用大众对权贵资本主义的不满,极力宣传回到毛泽东晚年的道路;要求重搞“文化大革命”,实现“全面专政”,从语言暴力到实际的暴力,都跃跃欲试。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也有人说,中国人几千年就这样。正如一位企业家所说,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叫做“彼可取而代也”。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出现新的暴君”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是不是中国人的宿命就是如此了?我认为并不尽然,原因是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古代中国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上层是极少数权贵,下层是广大无立锥之地的农民,所以,生长出两种力量——暴君和暴民。在当下的中国,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新中等阶层正在成长起来。这个阶层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呢?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或称白领工人组成。这个阶层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离开了他们,现代生产根本无法维持,更不用说发展了。而他们是一种保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基本上认可,虽然要求改良,并不希望从根本上推翻。社会基础的这种变化,给了我们一种希望,使我们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权贵们太厉害、太霸道了

  现在中国也存在另一个怪圈:权贵们太厉害、太霸道了,于是,一些人就支持加强政府的强力控制,想以此来遏制权贵。殊不知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到头来还是加强了权贵的力量。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目前,新中等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还不大,但数量在增长。据一些社会学家调查,绝对量的增长还是很快的,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日显重要性。

  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原因是现在的中国中等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个弱点,是利益自觉不够,没有认识到中等阶层作为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在于把经济社会制度健全起来。于是,有些人就想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个别解决问题最容易办的办法,就是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租金大锅中分一杯羹。表面上看,用这种办法,个人的境遇很容易得到改善。但是,你得到了特殊的政策优惠,意味着损害了同一个社会群体中别人的利益。想靠这种办法使整个中等阶层的利益得到提升,就等于想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另一个弱点,是公民意识的缺乏。改革开放以前,大家都很穷。也许是因为穷怕了,生活开始有点改善后,就专注于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而没有意识到个人生活的改善,从根本上说,源于整个社会的进步。现在有许多进入中等阶层的人,忘掉了自己的公民责任,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生活取得的改善和进一步提高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中国的稳定需要大力扶持社会中间力量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10-11-02

    为什么中国要大力扶持社会中间力量?道理很简单,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力量过小、过弱,社会发展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失衡状态,社会稳定缺少社会基础。培植和扶持中间力量就是要追求社会的平衡发展,为社会创造一个自主稳定基础。这一点也已经为越来越多人所认识到,包括决策者。这表现在人们对中国的“包容性”发展模式和建设“橄榄型”社会的诸多讨论中。

  把建设社会中间力量放置于目前中国的“维稳”困局中显得更有意义。因为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维稳”任务显得格外重要。但无论政府的“维稳”努力有多大,技术手段有多高超,这些都是“外科手术”,只能产生一种机械的外在稳定。并且,正如人们在历史上观察到的,“维稳”很有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即“维稳”的努力越大、投入越大,社会越不稳定。这也不难理解。对政府来说,目前的“维稳”不管其内涵如何,其主要表现为经济和暴力两种形式。

  用经济力量来“维稳”,比较具有软性,但不可持续。“维稳”的经济学逻辑就是会鼓励和激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通过“不稳定”状态而获得经济利益。政府作为掌握国家暴力唯一合法的组织,暴力在“维稳”过程中也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经济手段不能发挥作用时,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但历史经验说明,使用暴力会导致更多的暴力。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的、针对政府的社会暴力行为,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维稳”的这个困局对维稳者本身也是一样的。对中央政府来说,稳定当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但对维稳者或者维稳政策的执行者就不见得了。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庞大的、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维稳体系,并且被赋予了超出想象的政治重要性和与之相适应的公权力使用权。但是人们看不到这套体系本身如何可能被监督。这套体系本身就有可能滥用权力,从而导致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再者,这套体系本身的利益就是社会的“不稳定”状态。一旦社会趋于一个稳定状态,那么这套体系的利益就要受到影响,甚至威胁。就是说,对这套体系来说,“不稳定”状态是符合本身的利益的。“维稳”因此有可能演变成维持不稳定状态。

  在任何社会,“维稳”或者说人们常说的“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但是这里必须明确在“法律和秩序”过程中,社会能够做什么,政府能够做什么的问题。社会本身秩序的存在是稳定的基础,因为这是一种内在的稳定。政府的“维稳”如果破坏了社会的内在稳定,那么就会导致社会更大的不稳定。政府在“法律和秩序”过程中主要扮演两种角色,一是为社会的自主稳定提供社会基础,二是防止社会内部的极端因素破坏社会的自主稳定。

  在任何社会,不能过分夸大政治在社会稳定过程的作用。如果社会本身不能产生一种基于自身的秩序,那么政治往往是分化社会的力量,从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力量。无论在民主社会和非民主社会,这都是一样的。西方民主,尽管也不时会有极端的力量出现,但总体上是稳定的。西方社会的稳定主要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存在着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庞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或左或右,都要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说,是社会自身,而非政治,稳定自身。中产阶级之所以是稳定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财产问题需要稳定,更是因为遇到新的局面和问题,中产阶级会理性地思考,不走极端路线。这也就是中国传统上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之所在。

外部力量无法持续稳定社会

  相反,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权威政体,社会稳定没有任何基础。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一般的情形是,各社会群体,经济上(收入和财富)高度分化,思想意识上高度对立,少有妥协的空间。如果存在民主政体,那么各派政治力量不仅没有能力整合社会,反而使得社会更为分化,它们各自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和其它反对自身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无政府而非秩序往往是这些社会的常态。如果存在权威政体,那么社会秩序往往是通过强权甚至暴力来维系的,就是说,社会秩序依赖的不是社会自身,而是外在于社会的政治权力。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的可持续性随时都可以成为问题。

  目前的中国社会表现形式比较特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间力量如果从收入和财富来看在成长,但还没有成为主流社会。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成长中的中间阶层在思想意识上没有能够确立自身的话语。同时,中国社会的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在收入和财富方面高度分化,在思想意识方面表现为高度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稳定就是一个大问题。社会本身没有整合自身的能力,只有依靠政治力量。这样就出现了上面所说的“维稳”局面。

  如果这样的“维稳”局面不可持续,那么就要寻找另外的方法。怎么办?从长远来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政府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来建设中间力量,从而为社会的自觉的秩序创造条件。一旦社会出现自觉秩序的条件,那么政府维稳的任务只是“法律和秩序”的问题,而不会出现像现在这样的“维稳”困局了。在这方面,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不少很宝贵的经验。

  改革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政策目标。之后,很快就形成了“小康社会”的概念。1990年代以来,在一部分人首先进入小康社会之后,执政党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概念和政策。“全面小康社会”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中国执政党的中产阶级观。人们目前所看到的中间力量就是这些连续政策目标的产物。

  尽管政策方向很明确,但诸多原因使得中国离一个“全面小康社会”还很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政策改革进步缓慢,缺少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改革开放政策培养出了一个中产阶层,也使得数亿人口脱离贫穷,但很显然,国家既没有保护中产阶级的有效机制,也不存在防止已经脱贫人口重返贫穷的有效机制。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市场机制可以产生一个中产阶级,但市场机制不能保护这个自己培养出来的中产阶级。在欧洲社会,保护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保障、医疗服务、教育、公共住房等等公共政策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产物。从马克思所分析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现在人们所看到比较符合人性的资本主义,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保护了资本主义。不难发现,在西方,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往往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得好的社会。市场经济为社会创造财富,而社会主义保护社会。

  一句话,一个被保护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发达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实际上,保护中产阶级始终是市场经济社会政府的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任务。如上所说,因为选举政治的存在,所有政府也必须采取有效的举措来保护中产阶级。同样重要的是,资本者也认同这一点,因为一旦社会失衡,社会秩序遭破坏,资本的正常活动就会成为问题。

  中国的情况又怎样呢?没有市场经济的引入,很难想象人们所看到的财富。一些人现在看到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就开始怀疑市场经济,这并不公平。中国的问题并不处在市场机制的引入,而是在于缺乏社会保护机制。市场经济发展了,但诸多社会政策包括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教育、房地产等等要不建设力度不够,要不没有建立起来。更为严重的是,因为GDP主义的盛行,中国各级政府往往和资本结合,通过破坏社会来完成GDP增长的任务或获取暴利。诸多社会领域例如医疗、教育和房地产,需要政府大量投入,但在中国往往成为暴富领域。

  因为缺少社会保护,中间力量不仅不能像经济增长本身那样得到成长,而且没有任何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轻易使得今天的中产阶级在明天就演变成为贫穷阶层。同样,已经脱贫的阶层也容易重新沦落为贫穷。实际上,除了体系内部占据重大战略地位的少数阶层之外,任何阶层都随时可以演变为贫穷阶层。正是因为对自己前途的不确定性,中国中产阶级的中上层开始选择“退出”,即移民海外,寻求保护。不过,可以确定地说,无论是基于知识的中产阶层还是基于财富的中产阶层,他们的“退出”会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稳定。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他们在内部不能得到保护机制,不能得到确定感和安全感,他们的“退出”很难阻止。

  也就是说,要对目前的“维稳大局”进行政策反思。如上面所讨论的,这种“维稳大局”思路不仅无能推进改革进程,反而阻止和破坏社会产生一个自主秩序的可能性,从长远看,反而会导致更大程度和范围的不稳定。如果认识到中间力量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那么中国的改革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也不难回答诸如改什么、为什么而改革、怎样改革等问题。要培养中间力量就必须继续创造财富;要创造财富就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但同时必须加快社会改革,确立社会政策,保护社会。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会进步,发展出一个可以持续的自主社会秩序,为政府的“法律和秩序”创造一个有机的社会基础。当然,这样一个自主的社会秩序,也是执政党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

 

 

发件人:<wangzhanyang56@sina.com>  2010-11-04 00:38:1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占阳回复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五点意见

——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十年反思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王占阳

2010-11-4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不多了,再不抓紧改革就只能等着翻船。邓小平说,政治体制改革不应是修修补补,而是革命性的。革命的对象就是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破除新的“凡是论”。只有象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那样尊重现代政治体制构成和运行的普遍规律,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成功。必须有一个具有系统性、前瞻性、安全性、妥协性、可操作性的根本改革方案,才能打破僵局,真正把政治体制改革启动起来。以下谈五点政改意见。

  1、参照香港模式,创建大陆模式。

  香港没有多党制,但它的政治体制的运作却是良好的。它有四个支点:一是财政由立法会来决定,表明它有分权制衡。二是它有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三是它有很好的法治。四是它有民主背景或民主因素。香港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这就是在没有多党制的情况下也可以有一个不错的政体,所以多党制并不是良好政体的绝对必要的条件。这就表明,大陆完全可以参照香港模式,在坚持党的领导、不实行多党制的前提下,通过培植和发育这些现代政体的基本要素,创建符合大陆实际的现代政体。这种改革就是具有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

    2、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应当是建设现代公共财政制度。

    公共财政制度就是具有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法治性的财政制度。民主政体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是用来解决财政问题的。抓住了公共财政这个民主与民生的最大结合点,就能使政治体制改革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力。

  3、着重实行财政分权制衡体制。

  众所周知,如果一个单位的会计、出纳、审计都是一个人,那就会有很高的腐败概率。所以,财政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首先必须相互分开,然后再相互制衡,这才是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制度措施。

  4、实行党的领导与普选制度相结合的选举制度。

  中国从1949年起就已在宪法层次上规定了普选制。但是,普选制在世界上都是与多党制相联系的,这就使真正落实普选制几乎成为了不可能。但这个僵局是可以打破的。落实普选制的根本措施是:我们可以普选人大代表而不选党。也就是说,大陆在普选时不搞政党之间的竞选,只搞人大代表之间的竞选。为了保障党的领导执政地位,我们可以把宪法中的有关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原则规定具体地落实在选举法的有关条款中。比如,我们可以考虑规定在人大代表中区分政党席位和非政党席位,政党席位占70%、非政党席位占30%。其中政党席位是中共和八个民主党派的,其人大代表候选人首先来自于各政党内部的竞选,其次来自于中共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其他则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的人士的非政党席位。政党成员也可以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竞选,但通常不能享有政党人事提名之待遇。

  共产党员要成为居于政党席位的人大代表需要经过三个步骤:一是通过党内竞选成为中共代表大会的成员,二是通过参加党代表大会内部的竞选获取人大代表候选人资格,三是参加人大代表竞选,通过人民投票选举而成为人大代表。经过这些选举后,中共依法成为人大中的多数党,因而获得组阁权。政府首脑和政府主要成员(政务官)也都需要经过选举产生。他们首先必须经过上述三个步骤的选举成为人大代表才有资格成为政府首脑和政府主要成员。除此以外,他们还需要参加更多的竞选。借鉴国际经验,中共至少应当向人大提供两位政府首脑候选人。这两位政府首脑候选人需要通过党内专门竞选而产生。然后再在人大代表中竞选,竞选成功者即为政府首脑。中共还应向人大提供至少相当于两套班子数量的其他政府主要成员侯选人。这些候选人也都需要通过党内专门竞选而产生。进入人大后,他们首先需要通过当选政府首脑的遴选而进入内阁提名名单,然后再经人大代表投票而正式入阁。未能经过这个环节成为政府主要成员的则可通过任命制途径任副职,或者至少是获得政府主要成员的候补资格。这样我们就能实现党的领导与普选制的安全有效的结合,亦即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结合。

  5、经过上述选举后,我们可以通过以党领政和依法治国解决党政关系问题。

  以上这些不是完整的政改意见,只是想以此说明,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我国也完全能够实行具有革命性、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根本性的政改之路仍然存在,就看我们走不走。

 

 

没有透明化的监督 财富公平是空谈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 丁学良

2010-10-31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深圳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华侨大学、中南大学等内地六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是比较发展/现代化、转型经济的社会环境、大学制度与国家/区域竞争 力。他的英文中文论著分别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联经出版公司发行,有《中国经济再崛起》、《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液 体的回忆》、《从“新马”到韦伯》等。目前正在修订《中国模式更新换代》(博源基金会2009-2010年度专项研究项目)。 

要给个人创造自己“造大饼”的机会和条件

    ◎我认为有三点需要格外强调:一是政府在宣布目标时,应该尽量将其具体化;第二,在目标的实行过程中,所有的环节均应该透明化,接受媒体以及公众的监督;第三,在验收的时候,要客观,而验收的结果不能完全由行政官员来垄断。

  ◎在越来越公平的基本保障之上,令有才能的人有更好的收入,而不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最终使社会越来越公正的结果不是鼓励懒人、笨人,社会应该为特别出色、有潜力的人创造更多的条件。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一直备受诟病,从2006年开始,中国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一直在争议中走走停停。政府除了考虑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以“分大饼”的形式分享给社会外,也要给个人创造自己“造大饼”的机会和条件,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为此,执政者需要从医疗卫生系统以及公共教育系统两部分,给劳动者以提升人力资本良好的基本保障。

改革不要停留在纸面上

  社会分配不公早已被诟病,但当矛盾还没有过度激化的时候,问题总是不被重视。从2006年开始,中国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一直在争议中走走停停,而近期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其实,中国分配制度早就应该改革了。政府这次对分配改革重视程度提高,但希望 一切不要停留在纸面上。尤其是在对民间比较照顾的政策方面,以往的经验显示,尽管领导人讲得很好,但在现实的执行中往往打折扣,造成实际的结果和政策的出 发点形成鲜明对比。而相反,任何一项措施只要照顾到有权势、有行政权力的官员,政策执行起来就有力度。要照顾弱势群体和低收入人群,更重要是要把政策通过 具体途径落实,而不是变成大而化之的东西。

  与此同时,还需要不断把落实的程序、手段、工具讲清楚,对落实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即时披露,而在落实中走样或打折扣的部分也应该允许媒体及时报道监督。

  同时,政府在宣布了一项政策的时间表,比如在计划公布两三年到达目标后,不能仅 仅让行政官员去验收,我们看到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种情况,即不合格的部分,在被部分官员进行“数据按摩”后,原本严重的问题变得不再严重甚至无关痛痒——— 这样做的负面效果是,使下情不能如实上达,实际上也严重影响了中央政府对形势的判断、决策的正确性以及对地方的管理、监督。

    综合上面所说,我认为有三点需要格外强调:一是政府在宣布目标时,应该尽量将其具体化;第二,在目标的实行过程中,所有的环节均应该透明化,接受媒体以及公众的监督;第三,在验收的时候,要客观,而验收的结果不能完全由行政官员来垄断。

社会公正不等于社会平均

  在收入分配调整这个问题上,别人已经提了很多方面,包括关于最低工资标 准提高、税收制度合理化等等,这一部分我就不再重复。需要强调的是,根据别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在19世纪末以来的工业化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部分先于我们 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早期曾经遇到过同样问题,而他们的应对措施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先例。

  我本人特别重视的是两点,一是从长期的过程来看,要给普通人、弱势群体以提升人 力资本最重要的保障,因为只有如此,普通人、弱势群体才能有从底层上升的机会,而这一部分人在上升的同时,也能为周围人群带来样本作用。这样做的整体效果 是,将对社会结构合理化、经济发展带来面上的综合作用。因此我认为,政府除了考虑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以“分大饼”的形式分享给社会外,也要给个人创造自 己“造大饼”的机会和条件。

    社会的公正不等于平均。一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是个人人力资本可以不断 地上升,参与到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条里,并且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在越来越公平的基本保障之上,令有才能的人有更好的收入,而不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最终使 社会越来越公正的结果不是鼓励懒人、笨人,社会应该为特别出色、有潜力的人创造更多的条件。

没良好保障,财富公平是空谈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社会的发展需要无数有才能的个体不断推动。

    给普通人、弱势群体以提升人力资本最重要的保障一是公共医疗卫生系统。中国居民不管年纪大小、贫富,都给予足够公共卫生保障。以前的经验显示,人一旦生病,伴随着收入以及生存条件的下滑,社会地位也随之迅速滑下去,这对于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的 居民,尤其明显。如果一个人连命都保不住了,该怎样保住刚刚实现的上升?对于这一点,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是,公共医疗卫生保障体制要健康———不能 仅靠个人,一定要依靠全社会基本的、牢固的保障。
  第二大块是公共教育。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公共教育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至少到保障到 职业高中档次。与此同时,公共教育系统要有多方面资源输入,给什么样的人分配资源,要越来越公开透明。要令贫困家庭学生能够介入现代经济,成为有用的参与者,要给其带来这样的阶梯。反之,他们谋生的手段将非常有限,要么就停留在打工者的角色,或者干脆去偷去抢。

  对于这一块,我个人的感受很深。中国人老觉得只有自己最重视教育,这其实是一个古老的幻觉。在我生活过的、学习研究的地方,比如美国,非常重视教育。不要总是谈汉唐,我们只提过去50年。美国全社会各渠道向教育注入了多少资源?而我们又是怎样?

  根据我多方面切身得到的资料,在美国,如果青少年愿意学习,有相当好的天赋,即便他很穷,一定可以得到这样的渠道和机会。美国社会对家庭收入不高者,除政府法律渠道,还有庞大的来自民间的资源贡献和捐助。美国最昂贵的私立学 校,2010年美国最好的私立大学,即研究型的综合大学,美国有35到40所,2010年一学年全年学杂费住宿费全加在一起才6万美元,这还只是对完全得 不到任何资助的人的数字。如果学习能力经过竞争后的表现,都能达到私立入学标准,可以相当放心地得到经济的资助。

  而且即便在最好的私立学校里面,其计算方法也应该令我们感到羞耻。美国非常讲究 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需要家人递交个税表———这是最权威的财产依据,然后根据税表计算家庭能够负担起多少学杂费。如果两个孩子上大学,要交学费,资金缺口 由录取的学校做综合性的指数,一部分来自奖学金,另一部分来自勤工俭学,由学校做出综合性的方案。即使最昂贵的综合性学校都会做出这样的安排。这样才能保 证底层人力资本能够爬上去。

  好的医疗卫生系统给个人以健康和体力上的保障,而好的公共教育系统,则为个人提供教育和才能,如果没有这样的保障渠道,仅谈财富公平是空谈。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1-04 01:25:49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 标题: Romer被咨询: 刘鹤谈十二五规划

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 不能走民粹主义道路

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刘鹤

2010-11-01

  刘鹤,58岁,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他是《建议》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因工作关系,参与过从“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四个五年计划的筹备工作,对国家制定长期规划的工作知之甚深。刘鹤本人是经济学家,是“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发起人。

  刘鹤简历:1952年生,北京市人。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MPA,主修国际金融和公共政策。长期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综合局、政策研究室、长期规划司工作,参与“八五”以来历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1998年任国家信息中心主任。2001年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分管电子政务和国际合作工作。2003年3月起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参与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报告起草工作。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在10月18日发表,九天后的27日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文公之于世,立即成为舆论焦点。

  中国从1953年推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其间有蹉跎曲折,但是,“五年制”的经济规划模式一直延续至今。2005年中央决定由“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时段不变而内容更着眼于治国方略。“十一五”规划将在2010年结束,将于2011年启动的“十二五”规划必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关系重大。

  当然,更重要的背景还在于“十二五”《建议》的出台时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中国都处在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后金融危机时代复杂的国际环境,人均GDP将达4000美元的发展关键期,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改革胶着期的期待与焦虑,各种因素相互影响之中,“十二五”规划的问世显得格外重大,其透露的改革路向、政策方针和政府工作重点必然引来八方关注。

  “十二五”规划《建议》制定工作正式启动于今年4月2日,整个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推进。起草组组长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组长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建议》的筹备工作则早从2009年初即已开始,中财办和国家发改委组织国内67个部门,上万名专家参与,有针对性地对相关30个重大课题开展了研究。此外,前世界银行高级官员、第一任驻华首席代表林重庚还接受委托,Spence、Diamond、Romer等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际著名的重量级经济学家与筹备规划《建议》的中国官员、学者举行多次面对面交流,并就中国向知识型经济转型、城镇化道路、服务业发展、社保体制建立等议题展开深入研究,于去年12月形成初步书面建议。《建议》起草工作启动后,起草组深入省区市调研,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使得起草过程本身成为一个充分吸收民意、逐步凝聚共识的过程。

  最终形成的《建议》近两万字,12部分共56条。宏文重心何在,思路如何解读?在细读文献之后,我们采访了刘鹤。此时,他已经从起草《建议》的驻地“下山进城”,转至北京某宾馆,投入即将于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

转变到了临界点

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形成倒逼机制,不转不行

  刘鹤:首先是国际背景不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制定了从“六五”到“十一五”六个五年计划。如果说“十二五”和以往最大的不同,首先是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碰上了国际金融危机,而且国际市场总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国际间存在东亚出口模式、美国高消费模式,还有资源供给国的经济模式,形成三角循环,世界经济处于黄金期。金融危机基本打破了这些模式。“十二五”规划最明显、最突出的思考是,未来的全球市场在哪里?为前几个五年计划提供了供给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更重大的问题是,怎么创造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

  从国内来看,按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今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会超过4000美元。中国将呈现很多新的发展阶段性特征,面临很多可以预见的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我们关注怎么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全球范围来看,“二战”以后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顺利跨越这道坎,而大部分国家只能至此徘徊不前。中国如何迈过这一陷阱向更高水平迈进?这就要求国家制定非常明确的发展战略,实现小康目标。

  这次的规划《建议》的关键前面已谈到,“十二五”规划建议特别强调主题、主线,明确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穿“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关键词。过去提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增长方式就是提高效率,这涉及罗默(Paul M. Romer)的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的知识含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多是改进供给效率。而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包括三个内涵,第一要转变总需求结构,要从出口、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消费、出口、投资协调拉动增长。第二是转变供给结构,从依靠第二产业拉动增长,转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特别是服务业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转变要素投入,从数量扩张转向依靠知识、科技、管理等全面提升。这次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的认识又有所深化:不仅是经济层面,如果消费不扩大,民生不改善,社会建设不跟进,整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不能落实。同时,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这是《建议》的基本逻辑。

  一个月以前,中美经济学家举行了第二届颐和园对话。其中有一位劳拉·泰森女士,是美国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委员。她认为我们转变发展方式是十分认真的,也是可信的。美方经济学家认识到,在全球经济中,中国已经扩大消费,美国储蓄虽然有变化,却是波动的,而中国扩大消费则有成效。我们深切认识到,外部经济形势变化,是真变了,不是假变,是长期变,不是短期变。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央立即做出判断,这次危机表面上是对增长速度的冲击,实际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所以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这一点。2010年初,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等四位领导人均强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说,这是中央领导层的战略决策。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形成倒逼机制,不转不行。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城市化加快,服务业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内需空间,老百姓有过上好日子的强烈愿望,我们必须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这是转方式的内部客观动力。所以,这一转变是能够见实效的。

  从中国长期历史的进程来看,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物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压力,中国的事情认识再好也做不成。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所以,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可以说到了一个临界点。

    如何处理“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

  在转变中促发展,在发展中促转变。保增长是保就业,因为没有就业就没有民生。但是,仅有速度的路子已经走不下去了,因此要调结构。从某种意义上,两者是统一的,增长的内涵是调结构。调结构并不是过去说的调整三个产业的比例关系,其首要内容是扩内需。如果不调结构,产品卖不出去,市场交换实现不了,就无法获得增长。

  在调结构的过程中,需求结构变了,产业结构需随之调整,供给结构要相应跟进。《建议》提出要改造制造业,创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业,就是希望供给结构能够跟进需求变化,增强供给体系的效率和弹性。

    这次《建议》没有提具体的增长速度指标,具体指标要留待有关部门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来定,最终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虽然这次没有提到数字,但是在提到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目标的时候,提到了四大宏观指标,里面特别强调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我们认为,适度的增长是必要的,但对中国来说,经济长期平稳健康协调发展更是至关重要。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扩大,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相对低于“十一五”时期,因为基数大了,不可能总保持11.4%那样的高速度,会呈现自然递减。

新发展方式的基本逻辑

  如前面所提到的,这次《建议》的基本逻辑是,适应内外条件变化,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和加快改革。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是改善民生,改善民生的实质性问题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转方式、扩内需、改善民生,最根本的东西是要创造新的体制机制条件予以支撑,这是高度强调改革的原因。通过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一个新的环境,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够在“十二五”期间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内容上看,有三点格外重要。

  第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中国经济要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创造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我们既要保持制造大国的地位,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又要成为居全球前列的大规模的市场。《建议》提出,要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这是核心、关键的一句话。对国内来说,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共同富裕。对国际社会来说,我们要应对全球经济市场总需求不足的新挑战,因此,要创造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内大市场。面对1929年大危机,凯恩斯学派的主张是创造总需求。这次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存在着怎么创造总需求的问题。世界缺乏一个新兴的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一个巨大需求方。目前,中国GDP总量占全球的8.5%,消费约占世界的5.4%,我们希望通过实施“十二五”规划,在全球GDP份额比重上升的同时,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也能位于全球前列。

  第二,扩大内需必须稳步推进城镇化。城镇化意味着更多的就业和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意味着更大规模的中等收入阶层,意味着规模效益提高,意味着现代公民理念的形成,其深层的意义非常丰富。《建议》强调了城镇化的形态和模式问题。中国历来有“大城市派”和“小城市派”之争。有的认为应该多发展大城市,或者巨大城市、国际大都市,而且认为这是世界潮流;另外一派认为中国应以小城镇为主。现实问题是,一些大城市堵车、拥挤、地价上涨、房价上涨,虽然有工作机会,但是,农民工生活成本太高。小城镇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前提是要有国际市场。市场是决定城市化模式的重要因素,但国际市场出现了明显变化。这次《建议》特别强调,要把大中小城市网络化,通过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合理分工,大城市提供市场,中等城市界定产业分工,小城市、小城镇增强居住功能,形成合理的经济圈和生活半径,既能够转移农业人口,又能避免某种城市过大过小的弊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同时,要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建立相应的制度,包括医疗、教育以及其他公共服务。

  第三,高度关注民生,特别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既能创造社会财富,又能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这是《建议》阐述的重点问题,虽然这个内容没有在同一章节表述。

  处理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拉美国家的教训。拉美国家发展战略一度出现失误。首先是坚持内向型经济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使得普通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没有收入,大企业高度垄断。此外,在处理增长和分配的问题上,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对穷人承诺不切实际的高水平福利、教育,但政府实际上没有足够财力支持。政策重点没有放在扩大就业、改善教育、改善公共服务等最基本的方面,而是以民粹的态度来呼应短期的社会舆论,致使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恶性的政治周期。从军政府到民选政府的不断动荡,不停地印钞票,引起超级通货膨胀(super inflation),导致资本外逃,经济长期大起大落,教训非常深刻。再一个教训就是金融危机。对于其起因,国内外一个共识是美国采用宽松货币政策,但我们要看到,盲目提高没有支付能力阶层的住房产权率是金融危机的重要起因。

  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必须有长期、冷静的战略眼光,真正关心人民的利益,非常负责地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这次《建议》特别强调几条,第一,强调就业。特别强调发展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来创造就业,创造各种制度环境改善就业条件;第二,强调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第三,强调教育。劳动者能不能增加收入,最终取决于是否具备市场适应能力。《建议》高度重视教育质量和公平;第四,强调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强调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强调机会公平,同时要调节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违法收入。最后,强调要引导社会舆论和社会心态,鼓励大家共同奋斗。

  小平同志早就讲了这两句话。我国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以后,必然要走共同富裕道路。但是,究竟库兹涅兹曲线(注: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编者注)会以什么形态在未来的十年内逐步伸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效。

  “刘易斯拐点”会在“十二五”期间出现吗?存在很大争议。“二元结构”会不会趋同,最终取决于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所以,“刘易斯拐点”的内涵和定义首先需要明确。现在的问题是,有技能的劳动力明显短缺,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依然过剩,呈现结构性特点,我们很难用是不是出现拐点来判断。但我倾向于认为,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发生了明显变化。


  联系到城镇化进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工资成本会较快增长吗?我不认为会急剧增加,而是稳步提高。一部分市场适应能力强、知识背景扎实的人,工资上升速度会比较快。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会明显增强,这将有利于收入增长。

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

  改革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

    “顶层设计”指的是主体结构和主要模式。有了这个设计之后,才谈得上其他。提出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改革30多年,现在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顶层设计,包括主要目标以及先后顺序。具体的顺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安排。

  最近油价调整了,资源税也在一些地方试验,我们会从实际出发加快推进改革。以什么机制调整价格,存在很多技术性环节的问题。我想指出,对“供求决定价格”的理解需要深化。最近,我与美国同行讨论时了解到,同样是电价,同样说供求,我们和美国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美国涉及公共产品价格的决定需要通过模型(model)精细测算,通过听证,然后再到州政府批准。消费者、生产者收益或损失算得非常细,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么简单。现实往往与微观经济学理论不一样。理论是静态的,没有限定具体利益关系。这种经济体只存在于虚拟的孤岛,在现代社会中不存在。逐步理顺资源产品价格关系,完善重要商品、服务、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关系国计民生,需要非常科学和审慎。

    对汇率改革,《建议》中加了一个定语,“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确认了今年6月以来的汇改。这个表述已有共识,就是渐进式改革。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理解几个基本问题:首先,美国失业不是中国汇率造成的,因为美国现在的失业主要在建筑业,而不是制造业,失业群体缺乏市场技能,他们的失业与人民币汇率无关。

  另外,“十二五”期间,中国有自己的改革议程,既包括汇改,也包括资源税、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和工资调整,这有一个顺序问题。逼迫人民币迅速大幅升值的想法是对中国情况不了解。最后,我们反对“汇率战”,希望通过合作实现共赢。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第一出口国,我们不希望贸易顺差过大。从出口来说,主要是改善品种、提高质量、调整结构。这次《建议》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促进贸易收支基本平衡。与改革开放初期追求顺差和出口创汇相比,现在有非常重大的变化。金融危机发生后,投资银行家们议论的首要问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此过程中,引资政策必须与时俱进。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1-04 10:48:46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王小强谈邓英淘:

中国未来三十年变局及应对之策

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 秦晓

2010-10-28

     一个月前,秦晓已经卸去了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的职务,告别了企业家身份。不过,告别企业家身份的秦晓并不想完全退休,而是担当起了一名知识分子的角色:五卷本的文集《秦晓集》已经出版,包括他的博士论文、供职于企业时的论文和工作文章,其中一卷的书题是《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而现在他的身份是博源基金会理事长,这是一家以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为目标的智库机构。

三大变化——人口红利、出口调整、价格要素改革

    我是学经济学的,但是背后始终有一个脉络,就是在公共领域做一些研究、探讨。我感兴趣的是,这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有关吧。我们这一代人从小也是受传统的理想教育成长起来的,有对国家、对民族的发展前途比较关注的情结吧。

    “文化大革命”我们也经历过。我们一度跌到了底层,成了草根,这也促使我们反思了很多问题。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我们也卷进去了,我们也算是一个参与者吧,虽然层面不一样,但是一直也都在关注着。然后到现在,我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三十年、改革开放又三十年,我觉得未来三十年有很多条件会发生变化。有很多问题在第二个三十年不突出,但是第三个三十年会比较突出,所以我有必要把我们的担忧、思考讲出来。

    对于未来的三十年,一些条件会发生变化,哪些条件会变化?或者哪几个层面会变化?我们持续三十年高速增长的这个阶段,我认为已经过去了,不过不会突然停下来,增长依然有很大的惯性和空间。但是,一些条件也看得见,已经在发生变化了。

    首先是对于人口红利的判断。现在比较主流的说法,人口红利已经进入一个平滑的下行曲线。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我比较赞同蔡昉(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的看法,中国比较特殊,中国的好处是先工业化后城镇化,这和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先城镇化后工业化就不一样,我们没有贫民窟那样的东西,很多城镇人口都是工业化起来后,有一些需求之后再进来的,不管是工业、建筑业,或者是服务业。这是比其他国家要好的地方。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城镇化的速度太快,快了以后就造成了几个问题。

    首先,这所谓“城镇化”46%的数据是大有水分的。据蔡昉的研究,大约有12%没真正变成城市居民,也有人估计,可能只有30%真正变成城镇居民了。这些“城镇居民”的户籍没解决,各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没完全解决,还是两种身份,他们其实很不稳定,稍微有变化他们就回去了,如果不是稳定在城里待下来的话,城镇化就有很大的水分。

    其次,按“刘易斯拐点”的理论来讲,两个部门的边际效率在改变。传统农业部门因为人多,其劳动生产率就是低的;工业部门因为在增长过程中,它可以吸纳新的劳动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的过程中,“人口红利”的拐点就会出现。工业部门劳动力再增加的话,反而会降低农村的农业生产率,同时也可能增加不了工业生产率。所以在我们看来,因为受年龄、知识结构等因素限制,农村能出来的人已经不那么多了,能进入工业部门的也就不那么多了。

    但是,农业部门依然有过多的人口需要解决,大概两三亿人口需要出来。另一方面这些人遭遇到工业化改革,因为人口转移的过程过快,导致失衡了,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是很多人事实上没有真正变为城市居民,流动性还是比较大的;第二就是两个部门的转移,不是一个平稳、均衡的转移。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们的人口红利已经过了最高点了。人口红利的变化,可以引起一系列的变化。第一是储蓄为主、投资为主的结构会慢慢地发生变化,可能会面临着赚钱的人少、被赡养的人多的局面;第二是我们支撑国民经济的建筑业也会发生微小的变化,住房问题是从最底层、中产阶级到富余阶层一级推一级的,假设城市人口未来几年增长的速度慢了,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什么水平了?因此建筑业高峰已经过了,不可能再上涨那么快了;第三是农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解决难度更大了,因为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产业给他们,老龄化后的农民安排就业比年轻人群更难了。

     第二大变化,出口结构性调整比较大。出口现在恢复得比较猛,但是要维持30%以上出口增加,我认为太难。因为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不能持续,这对于中国和美国都是一种失衡的状态。美国人、特别是私人家庭,充分吸收了过度出口化的问题,最终会导致我们的外部需求减少。

    第三大变化是,我们的一些经济领域还没有完成重大的改革。比如说要素的价格,首先从土地来讲,靠土地财政来转为投资、转为地方政府开销的方式可能也要发生变化。当年我们认为资本是稀缺的,土地不是稀缺的,我们用廉价的土地换取资本,今天无论是从城镇化的进度,还是从工业用地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土地价值来看,未来土地真正的价值反映出来的话,企业价值就会发生变化,国民经济也会发生变化。

    另外,能源长期保持高价格,矿产资源税也没有到位,包括通讯资源、航空运用的一些空中资源也未完全反映市场价值。此外,还有劳动力的成本,尽管有《劳动合同法》了,但还未完全反映出劳动成本。《劳动合同法》是不是能足够保障农民的利益或者是工人的利益?引入谈判机制这样的事件说明,劳动力成本正在争取反映、但还没有完全反映,加上各种社保、医保,都将是劳动力的成本。

    还有,资本价格也会变化,公共事业的产品价格,譬如水、电、气的价格也没有到位,环保成本、安全的成本也没有计算在内———为什么老出事呢?很多事应该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也有很多事是操作的原因,你没有足够的安全投资它就会发生问题,有一些灾难可能是百年不遇的,你现在可能十年遇一次,说明滑坡、泥石流这些问题你没盯住。

    土地、劳动力、能源、原材料、资本、公共事业产品、安全、环保这一组要素价格到位后,长期维持低价格竞争,长期维持一个低利润、高成本的模式,是不能持久的。 人口、出口、要素价格这三大层面的变化,会对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些变化加起来构成了新时期的边界,“十一五规划”就显示出了这个边界。我们增速还有多高?我们还能不能达到8%、9%,甚至是两位数的增速?这些问题是要回答的。在我看来,增速是要往下走的,至于下多少需要研究。

     这样,我们再制定新的政策,才能真实反映中国的经济,才能代价更小,这是我们应该寻求的一个东西,不光关乎到国民经济,也关乎到社会改革。我们现在用的是增长的红利和劳动生产力的红利,无论水电气、汇率还是劳动力成本,边界小了你就不能再靠它来发展。

     我认为,我们以前三十年、特别是前十年,由于制度的变化———包括国内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改革,加上全球一体化制度带来的W T O等等———释放了很多生产力。所以我们的企业可以不断地进行新投资,不断地回利,招商银行每年可以新建10%以上的网点,港口业务可以不断地进行收购,这些都是因为有一个增长的因素在驱动。

    如果增长因素放缓了,这些都要发生变化,是吧?比如说油价提高了,那么航空业是个什么状态?比如说电价要提高了,那包括农资产业在内的企业是一个什么状况?比如说息差,假如利率自由化了,银行会是什么情况?这些恐怕都是要面对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从人口红利到外部市场改变、到要素价格改变,都是前三十年没有触及的问题。现在,这些变化有的发生了,有的会慢慢发生,但是我认为在未来十年当中都要发生。

三大挑战——腐败、农民问题和分配不公问题

    要素的价格改革已经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的改革了,是不是说需要政治领域的改革才能推动?如果说跟政治领域相关,主要是跟政府职能的改变有关。但是要素价格还不是政治领域的问题。在政治领域可能有一些利益集团不愿意动,但是既然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是市场导向的目标和方向,市场机制的一个核心就是产品、商品的价格是市场定的,你说是不是可以政府管制呢?

    方向是这个方向,我想没有会人去质疑这些要素价格要不要市场化,质疑的只不过是什么时候市场化、以多大的速度进入市场化。在未来的社会领域,我们将面临哪些挑战?

    第一个,我们面对愈演愈烈的腐败问题。这是必经的阶段,美国为此后来发生了“进步运动”,其他国家也曾经有这个问题。所以,是不是由于经济不发达、文明程度不高,就必经这个阶段?而且,我们可以容忍这样的一条路呢?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认为根子就是行政权力和资本是结合的。权力和资本应该是分开的,政府应该提供公共产品,政府不能有这么多经济资源,我不是指财政,而是指经营品。这就是政府职能要不要改变的原因。

    第二是农民的问题。我刚才讲到,未来农民中,一些不容易进入工业领域的这一部分人可能还需要我们解决,我觉得还是不要期望值太高了,城镇化速度太快加上工业收缩,解决的速度会慢一点,这是未来三十年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农民的问题还是绕不开土地。按《宪法》的精神讲,国家可以去征购土地,把集体所有变成全民所有,但是《宪法》后面的意思是说,它必须是为了公益性。不管怎么说,我们要重新回来研究这一套东西。我觉得最好是把征购与拍卖之间赚来的差额,尽量通过转移支付给农民。因为这一块是从农民那里来的,本来也应该要转移支付的。如果说地方财政要靠土地财政吃饭,那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关系,就是财权和事权怎么划分的问题,不能这样让地方政府从农民那儿来补财政。

     转移支付给农民之后,农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社会也更加公平了,我觉得有利于社会体制的发展,这是好事。如果完全回到和农民谈判买地,农民没有严格的组织,从法律上讲他要举手表决,征购是做不到的。所以尽管是为了商业目的,我也能容忍国家征购,但是我反对差价,要设立专项基金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其中还包括一个农村建设问题,指的并不是住房问题,也不是指耕地问题。这样的事每年都在发生,去年是整个不到6万多亿元的政府收入中有1.8万亿元来自土地,这一块涉及到财政问题,也涉及到政府的行为。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了。这一问题未来三十年也要去解决,否则问题会越来越大。对于这个问题,可能要反思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问题了。当时我们的政策是倾向于资本的,不是倾向于劳动力的,所以汇率很低、利息很低、土地也很便宜,鼓励资本进入中国。现在,虽然我们依然需要资本流动、资本进入,但是我认为资本在中国不再是稀缺了,因此,我们应该从一个倾向于资本的政策,变成倾向于劳动力的政策,使得劳动力在这里面的价值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解决分配不均的另一个办法是政策由重化工倾向于服务业。原来我们都是鼓励重化工,不鼓励服务业的,但是重化工对劳动人口就业的吸收,以及对连带产业的配套起的作用有限。前些年我们的重化工过程做得相当成功,从中国国情出发,要把政策由重化工倾向于服务业。如果把这个政策调整了,居民的收入分配可能更合理,起码在资本和劳动力上,另外有一些人多就业了,每单位的劳动成本也提高了,就业的人多了,同时收入也就高了。

    当然还有一条,解决分配不均要让大家能有资产性的收入。一方面我们庞大的国有资产是政府经营的,有一些还是垄断性的,另一方面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有巨大的缺失,无论是医疗、教育还是社保,很多基础设施也是欠账的。能不能把国有资产通过资本市场买卖减持,或者是划拨为社保的资金,这也是可以讨论的。大家如果有资产性的收入,也会改善收入分配的差距。

三大支柱——市场、法制和人文精神

    腐败的问题、农民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有没有共同的症结?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可能跟政府的行为有关系,这是一个政策主导、政府行为主导产生的结果。政府在未来三十年还能不能照原样办?需要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尖锐地讨论。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会引起一些政策性的变化,然后我觉得最终政府职能也会做一些调整,这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那么,有没有可行性的解决办法呢? 三大问题都受到现在的地方政府的驱动,地方政府的驱动给中央很大的压力。有一条思路,要建立一条幸福指数或者是民生指数去考核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收敛一点,促使国家经济去做增长模式的调整和转换。

    在人口红利尚存的情况下,假设以十年为基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转变。仅仅从内需和外需的角度来讲发展模式转变,我认为不够准确,因为我们是一个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出口拉动的特征还不如投资拉动的特征强;那么,是不是能从消费和投资的角度来表示模式转变呢?一个很简单的说法是,我们应该从依赖投资变为依赖消费的发展模式,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太准确,因为假定我们是处于这样一种人口结构和人口红利的情况下,储蓄多是肯定的,我不能把这些储蓄都变成消费,那等于说你人口红利没有的时候,老龄化的人口都来消费,这些储蓄就都没有了。

     不能改变人口状况,不能变储蓄为消费,那该怎么办?

     生命周期就是这样的一代一代代替的,老百姓要把这个钱留给下一代用。说消费品多了、储蓄肯定小了,这种说法太简单化、太理想化,好像老百姓都不知道该怎么花钱了,他要去告诉老百姓花钱、忽悠老百姓花钱。但是,老百姓加入社保以后,花钱就多了。收入的增长、政策的改变这些因素,都改变不了中国人口的生命周期,人口红利也是改变不了的。如果改变不了的话,接下来的问题是老百姓的储蓄只能投资,不能消费,储蓄就是投资嘛。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是投效益好的资产变成未来养老保障,还是投效益差的项目、变成一个泡沫?那么,是谁来决定投资是一个养老保障还是一个泡沫呢?是市场不是政府。市场怎么决定呢?你把市场要素价格都理顺了,它就会有一个激励机制,还有一个约束机制,老百姓就知道什么能投、什么不能投。如果要素价格都是扭曲的话,老百姓就会盲目地投。

    我整个的逻辑就是这么一个逻辑。为什么整件事是相关的?就是这么回事。

    经济上的问题靠指数来改变是改变不了的,靠一些号召来把储蓄变成消费,也是空说的。要有一个市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你不能对每个人都去做思想工作,你不能做一个急刹车,得让老百姓自己明白,市场本身有这样的条件、机制,我们没有把市场条件、机制充分体现出来,现在要通过改革把它充分体现出来。

     我们刚才讲的腐败、自然环境的破坏、收入差距拉大、农民问题。这个是不能用发展速度来遮掩的,因为你所讲的现代化是一个物质、经济指标。我们要以人为本,人最终没有得到好处,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好处的话,你的现代化是要被质疑的。

    现代化背后是需要有其他支撑的。社会需要三个支柱,第一个是经济的支柱。你是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你是不是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我们应该是朝一个好的、完备的市场经济发展。这个支柱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虽然建立得不完善。 第二个社会支柱是法制,这个当前比较弱。如果没有一个法制支柱去支持,这个市场不可能是好的,经济也不可能是好的。第三个是精神的支柱、人文精神的支柱。

    第一个支柱靠企业家,第二个支柱靠政府,第三个支柱是靠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社会是发展了还是败落了,要看人的价值是否得到张扬、体现。败落了,首先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被摧毁了。发展之后,是不是压抑了我的价值?是不是以价值为代价的发展?这些都是要公共知识分子出来说话的。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0-26 14:28:57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郭树清的重要文章:告别狭义的经济改革

中国的消费规模太大 增长太快 难以持续

----告别狭义的经济改革

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郭树清

2010-10-26

    《财经》编者按:作为上世纪80年代“整体论改革者”的参与者,郭树清见证了当初的经济体制改革设计。他那纵向历史分析与横向国际比较相结合的独特视角,以及跨越多种学科的广阔视野,集理论与实践为一体,在决策与执行的超前和现实中徘徊、思索、定位、驾驭。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与中国改革同命运、共思考,从未停止探索。这位集“官产学”于一身的银行家预测:下一个30年的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本、劳动和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更受制于人力资本、知识财富和生态环境等新的增长条件,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十分广泛,因此,未来内容广泛的社会变革将取代狭义的经济改革而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

  此次金融危机,是少数最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转型调整的必然结果,它们在向更高层次转型,即物质性生产将进一步收缩,非物质性生产比重将进一步提高。与之相比,中国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从实物生产主导的模式逐步转变为非实物生产主导的模式,服务业超过制造业份额,是中国经济下一轮战略调整的实质所在,而社会政策将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金融危机再解读

  金融危机对华尔街打击几十年所未见,但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危机只是发达国家经济在更高层次上转型的调整,即实体经济从原有的传统支柱产业中进一步撤离出来,向更高端服务业扩展延伸。此次危机发端于华尔街,就金融体系而言,它确实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但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性影响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

  前年美国和欧洲经济负增长3个到4个百分点,去年美国就正增长了。当然,最突出的影响是失业率高,美国一度接近10%,但也没有超出上世纪80年代最坏时的情形。

  许多事实清楚地表明,这次金融危机其实是最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转型的一个调整,即更进一步从原来的传统支柱产业撤出来。它们在向更高层次转型,物质性生产进一步收缩,非物质性生产比重更加提高。其中,美国、英国转型最快,瑞士、瑞典也紧随其后,实质是在新的起点上提升服务业,继续强化以知识技术创新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

  导致此次危机的原因有二:一是服务业主导的实体经济本身还有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传统支柱产业会被进一步削弱;二是作为货币经济或虚拟经济的金融服务业过度发展。危机前,金融业占发达国家就业人口6%以上,增加值平均在9%以上,创造的利润占全部企业的15%以上,最高的一年,华尔街的利润占比高达40%左右,这是极不正常的。

  为什么这两个原因联系在一起了呢?因为金融业本质上属于工业社会的核心产业,在后工业社会实际上已经步入衰落轨道,近些年来它在发达国家的膨胀并没有多少实体经济的支撑。尽管金融业的自我循环看似很复杂很高级,但它本质上不是进步和升级,其实是泡沫,迟早会破裂。

  可以预期,发达国家的金融业今后将日渐式微,华尔街会恢复生气,但很可能永远不会再达到过去的鼎盛时期。

金融危机也是发达国家经济转型的代价

  这次危机为发达国家经济转型产生了更强大的推力。危机前很久,传统支柱产业就显露出衰落的趋势,应当说,美国的经济转型还是比较成功的,上世纪90年代GDP以2%-3%的速度稳定增长。信息服务、研究设计、教育培训、旅游休闲、文化体育、医疗保健等行业提供的新就业岗位数以千万计。英国也是如此,失业率一度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不到80年代的一半。

  不要只看高科技泡沫破裂,那是因为互联网公司被炒得太高,现金流与市值不匹配,实际回报率不高,但不等于互联网不行,像谷歌、脸谱、雅虎,如同微软、因特尔,还有甲骨文、思科等都属于技术和商业模型全球领先的新型大公司。

  美国的500强,过去都以制造业和工业为主,而现在基本转向服务业为主,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原本是典型的设备制造企业,现在已将自己定位为服务业企业,转向研究设计、提供解决方案,硬件完全委托他人生产加工。

  住房和建筑业是发达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最主要的缓冲领域,也是包袱最重的行业。近十几年的失业主要来自于制造业、建筑业,几百年来建筑业始终都是支柱产业。美英政府老想将此维持住,买房减税,建立庞大的住房金融体系,给大家优惠的贷款利息。

  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很早就普及了汽车,衣食问题解决得更早,只有住房条件差别大,自有率也不高,所以人人有房子,许多人要有多套房子,逐渐成为“美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克林顿当政时期,就高度重视住房问题,布什政府更提出所谓“所有权社会”,主张每个人都要有财产,有私有住房。

  英国长期拥有一个庞大的“住房信用合作社”体系,后来逐步转入商业银行。而在美国,房地产金融是世界上最大的政策性金融,号称最自由主义的美国一直经营着很大的准政府企业,这就是“两房”(房利美、房地美)再加上十五六家联邦住房贷款银行。

  多年来房贷一直是最大的金融业务,衍生产品最多,有毒资产也从中派生,背景就是要“普及住房”,而且住房要大,环境要好,这成为美国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两党谁也不敢轻言放弃。国会则更是各吹各的调,甚至同一党派同一议员自己的看法就相互矛盾,可能是良好愿望与邪恶私利兼而有之。

全球经济再平衡

  所谓全球失衡,要害是极少数最发达国家利用占据经济金融制高点的有利条件,获得了近乎无限的支配地位。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也是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国家。

    全球经济失衡触及到一个许多大经济学家都感到困惑的现象,传统经济理论中所谓的国际收支平衡已经失去了过去的意义。首先,双边平衡不能说明一国的贸易状况;第二,顺差的实际受益者很可能并非本国的企业和投资者,例如中国的出口一多半是外商投资企业所创造;第三,经常账户顺差国家千差万别,并不能说明其经济实力,从最落后的资源输出国到新兴工业体,从德日这类老牌制造业大国到瑞士瑞典这类创造性强国,都拥有较大顺差;第四,综合竞争力越强的国家,从国际金融市场借的钱越多。没有这些差别,怎么会有国际分工细化,怎么会有全球化,怎么会有世界经济过去20年的高歌猛进?

   发达国家向更高层次转型,不同经济体转型中高度互补。原因基于两点:一是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实质;二是各国所面临的特定的经济转型与差异性。所谓全球失衡,要害是极少数最发达国家利用占据经济金融制高点的有利条件,获得了近乎无限的支配地位。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也是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国家,看似奇怪,实则非常合乎逻辑。

  一方面,资本和资源在某些地区或某种市场过度积聚,从而形成资产泡沫和超量消费;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受困于资本短缺和商品匮乏,这就是金融危机的根源。

  美国成为净债务国已20多年,英国则快一个世纪了。瑞典和瑞士的外债也很高,因为它们的金融体系吸收了大量海外资产,但是净负债不多。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都是大债务国,包括爱尔兰、冰岛、希腊这些原来很落后的欧洲国家也会从这种国际货币金融格局中受益匪浅。

  现代经济发展方面最显著的一个历史进步,表现为每个经济体都得到了更多选择。各国都面临着特定的经济转型,而这些转型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互补性。例如,中国需要提高服务业比重,降低制造业比重,而印度正好相反;德国和日本需要从缺乏竞争力的工业生产中退出,新兴经济体正好有条件承接;美国和英国需要向更先进的非物质生产主导的经济类型转变,其他工业化国家则可以在许多行业扮演美英过去扮演的角色;所有国家都可以发展富有自己特色的农业和矿业,而且大都能找到各自合适的市场和买家。

  现在大家讨论汇率,美国指责中国商品卖得便宜。便宜是事实,但和汇率关系不大。2005年中国就开始汇率改革,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20%,但同期美国对中国逆差进一步扩大;假定人民币从现在开始升值一倍,但中国工人工资仍然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如果产品和技术一样,单就生产成本和价格,美国仍没有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出口高度依赖进口,本币升值,进口价格便宜了,所以并不会完全转移到出口价格上去。然而汇率机制改革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很有促进作用。

  尽管就业形势很不乐观,实际上发达国家就业还有很大潜力。例如美国和英国长期存在教师不足、护士短缺,还有许多低端服务岗位需要进口才能满足需求,因为本国公民不愿意从事这种工作。再如,旅游业规模最大的是法国和西班牙而不是美国和英国。还有就是它们对出口产品和技术管制最多,等于自缚手脚。我们还知道,美英两国的基础设施存在着更新改造的巨大需求,更不要说两国应对能源和环境挑战,最终很可能不得不实施“重新城市化”,这些都意味着难以估量的产业和就业潜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英都是金融服务业强国,而货币经济又属于虚拟经济,最容易形成泡沫又难以及早察觉,优势成为隐患。但是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不能等同看待。对发达国家来说,服务业高度发达,对中国来说,这方面还非常落后;它们金融过度发达,中国是严重欠发达。

  目前,中国金融企业的利润上升,大银行占全部企业利润的比重提高了,去年建行一家的税前利润就达1400多亿元,税后1000多亿元。但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整体欠发达,无论从就业比重和增加值比重,还是从提供的服务看,都是如此。

中国转型再思考

  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格局。发达国家身处危机中心,受到的冲击自然很大,但其转型的压力和动力也大;对中国影响较小,但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发人深省

  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格局。发达国家身处危机中心,受到的冲击自然很大,但其转型的压力和动力也大;对中国影响较小,但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发人深省。首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但效益较低。中国的GDP、财政收入、外汇储备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增长速度更是首屈一指。但是,我们的国民福利水平并没有同步提升。

  其次,在国家竞争力上,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发展很快,但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中国的信息化也在前进,有些尖端行业如高速铁路、新能源和新发电设备等已经靠近世界先进技术,但国民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还差很远。

  第三,从企业竞争力上看,世界500强企业中,2009年美国占比27%左右;中国大陆和港澳台总共10%多一点。而且中国的企业都是依靠市场规模和客户数量,几乎没有依靠技术创新等独特优势在业内领先的。例如,建行进步很快,全球排名116位,5年提升了199位,去年净利润甚至是全球第5名,和国际上先进银行的生产率水平接近得非常快,目前相当于它们的65%左右。但并不能说我们在技术上、管理上已经取得了国际领先优势。

  第四,从科技教育上看,最近英国泰晤士报评比,世界最好的200所大学里美国有72家,英国29家,德国14家,中国大陆只有6家,加上香港台湾也只有14家。英美两国占一半以上,如何赶超?这个差距恐怕不是几年或十几年就能缩小的。

  第五,从社会付出的代价来看,我们面临的形势更不容乐观。中国的工业化带来的城乡分割、地区差别、城乡差别更大得多。仅就农民工一事而言,几亿人背井离乡,不少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留守儿童”更多达四五千万,社会的、心理的、教育的、文化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未来即使付出巨额财务资源也难以全部挽回。

  最后,生态环境极不乐观。中国有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如果要恢复到欧美国家那样的生态环境,可能要花费超过这个数额十倍的代价。光看物质产品生产、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资产积累,中国确实在高速发展,但其他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可能还没有缩小,生态环境更是严重透支。

  除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增长有六个决定性要素,其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因素对中国经济规模扩展影响不大,但另外三个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人力资本、知识积累和生态财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

中国的调整难在哪里?

  中国在人力资本、知识积累和生态财富三方面恰恰非常薄弱,调整难在哪里?第一个难点是中国工业长期处在世界产业链低端,改善非常缓慢。发达国家的国际公司处于有利地位,而且一直在不断地向产业链高端转移,通过研发、设计、品牌、标准制定,以及营销、配售和融资,占据有利地位。

  去年美国500强公司,在经济处于所谓战后大萧条、不景气的情况下利润增加近三倍,达到3900多亿美元,平均一个公司近8亿美元。

  原因有二:一是从上一年的大幅下跌形成的低谷反弹;二是从全球经济复苏中受益。这些公司大多是跨国公司,中国、印度、非洲、拉美,包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它们都能直接或间接受益。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们的工业还集中在低端。我们扮演的是“打工者”的角色。

  第二个难点是服务业比重低,国内因素就是城乡二元制度改革太慢。近年来,农民工的工资不断提高,但是和城里人实际得到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比还是差很远,同样工作,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一。虽然这些不平等受到了一些企业的欢迎,但总体上看并不划算。

  第三,能源和环境状况令人担忧。在相当大程度上,我们的能源消费模式正在趋同于美国,不断地买车、修路、摊大城市。另外,全国城市规划和建设随意性很大,相当一大部分GDP靠拆迁。我发明了一个新词,叫“拆毁性建设”。这种马路反复修,房屋不断拆迁等创造的增加值,都要计入建筑业,计入GDP,但实际财富和国民福利并没有增加。

  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是在社会、资源和环境方面付出巨大代价的条件下取得的,这种模式今后是无法继续下去的。因此,我们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强化人力资本,减少环境损毁,使增长建立在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

中国主要的问题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投资和消费浪费太大

  总的说来,与国际上进行比较,中国投资率确实偏高,需要提高消费比重,但消费规模远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小,中国主要的问题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投资和消费浪费太大。

  投资方面的浪费,主要体现在政府主导的各种建设比重太大,原来搞工业项目,现在主要搞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市场扭曲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形成资源浪费和闲置。例如,人为压低工资和地租等要素价格造成的一些行业繁荣、行政干预建设的工厂、经常处于停产状态的污水处理设施、没有多少车辆通过的公路。由于频繁变动的城乡规划和随意决策的建设,永远有相当部分的资源用于拆除和搬迁,年复一年地重建、快建快拆。

  多年前我在央行工作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我们的工资性支出占行政经费的10%左右,另外90%用于会议、交通、差旅、通信等等方面,而外国的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正好相反。这有工资福利制度差异的原因,可能也有思想观念的原因。

  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人对增加工资津贴或个人货币收入非常敏感甚至反感,但是对往项目上花钱,采购物资花钱一点都不心疼。制定经济刺激计划,说要搞投资项目,大家都欢迎,说要搞社保医保,可能就有很多人反对,传统思想中就有重资产、重物质的影响,“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根深蒂固,将互为依赖的两个方面对立起来,用过去的话说,是典型的形而上学。

  消费方面规模最大也最典型的浪费就是住房。买多大房、住多大房不是从需要考虑,而是觉得这是一个财产、地位、身份象征,或保险和投资,农村也是如此,农民辛辛苦苦攒了钱,就回家盖房,而这些房子一年绝大多数时间可能没人居住。

  我们的规划、政策引导也不够,一些地方,农民让土房变砖房、砖房变楼房、楼房变更大的楼房,但是由于过度分散,没有配套设施,许多就建在稻田里,现在又开始拆毁、迁建和集中。浪费太大,而且按照统计规则,它都计算在储蓄、投资、积累里面,而最终的社会净增财富和福利就大打折扣。

  对中国来说,高投资是很重要的驱动力,但也有高消费拉动的作用,可谓相辅相成,互为前提。如果从绝对数字看,中国消费增长是世界上最快的。根据多种材料来估算,过去20年调整后的储蓄率平均在42%左右,消费率平均为58%,投资率平均为39%左右。由此可见,中国既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也是一个主要依赖内需增长的国家。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不是投资,高消费驱动高投资

  搞好国民经济核算,必须对各种数据进行交叉验证。从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来看,食品、饮料、衣着、住房、交通、通讯及其他日用品的消费增长,中国都是名列前茅。即使从奢侈品消费来看,如果把旅游购物包括进来,中国差不多都是第一或第二的进口国。

  中国从去年开始已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今年前八个月的汽车销售又比去年同期增长40%左右。中国的不少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增长也都在世界名列前茅,如洗衣机销售量,电冰箱、吸尘器增长,移动电话、旅客运输量、互联网上网人数的增长等。

  同时,居民消费增长速度可能存在着低估,如农村居民自产自销产品没有足额按市场价格估算;企业成本中用于客户营销和员工食宿的支出数额;私营企业主多数时候将家庭生活费支出列入企业生产性支出;居民消费统计选取的样本通常不包括介于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涉及约1亿户,合3亿人口;居民自有住房的虚拟房租低估90%左右。

  中国的高投资率与高消费增长率紧密相关。住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事实上,中国居民自有房屋的虚拟房租估计占到GDP的8%左右。因为中国居民住房自有率极高,在农村将近100%,城市约80%。按照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办法,虚拟房租既要计算在产出里,也要计算在居民收入中,还要计算在自住者的消费里,数额比照市场租金。

  住房是如此,其他如交通、能源、水利、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最终都会与消费紧密相关。虽然这里的转换效率不无问题,但总体上必须保持基本同步,否则国民经济循环就会成为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足够的消费增长,一个经济体系持续的高速发展是不可实现的,持续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都是无法形成的。

  中国消费在结构上存在的诸多不平衡,如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消费份额、城市与农村消费、产品与服务消费,住房与非住房消费以及私人与公共服务消费之间的不平衡等。这些不平衡问题非常严重,必须努力进行调整。但从总量上看,从长远来考察,中国消费的问题是规模太大、增长太快、难以持续。比如,近年来全球石油的新增需求一半来自中国;铁矿石和主要金属40%左右由中国消耗;水泥和玻璃大约50%由中国消耗。其实质在于如何避免重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这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对世界的挑战。

告别狭义的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出现的突出问题主要根源在于社会方面,其实质是社会管理还没有从过去的旧体制中转变出来。社会政策将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领域

  中国经济转型及持续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根源究竟在哪?首先,城乡二元分割制度长期没有实质性改善。从跨越地区和跨越行业角度看,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很好。但是城乡户籍不同,往往意味着劳动报酬不同,社会保障条件实质性差异,子女教育条件巨大差别,有无政策性住房福利,以及社会治安、司法保护等等公共服务的不均等。

  其次,缺乏相应的利益代表和协调机制。最突出的是劳资关系、土地关系,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和开发权关系、企业生产经营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城乡不同社区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同地区之间的矛盾等。新的中间组织和社会管理体制尚未形成,司法公正问题也愈来愈突出。

  第三,教育管理的行政化官僚化问题。教育投入,特别是政府投入,与经济发展相比,相差甚大。更严重的问题是,学校教育脱离社会和市场需求,学生就业适岗能力弱,缺乏创新精神,大学变成行政化机构。

  第四,公共卫生和医疗制度广受诟病。食品安全、卫生检疫、医疗服务面对着成堆的问题,严峻的挑战。

  这些都涉及到公共政策以及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问题。我在1992年写的一本书里就提出所谓的“中国道路”,前几年又提出未来30年要实现从物质生产为主导的模式逐步转变为非物质生产为主导的模式,突破口在哪?

  现阶段的要害问题是人口的城市化,它目前明显落后于土地和就业的非农化城镇化。这需要实实在在地把农民工当市民对待,解决工资待遇、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平等。这背后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还有教育体制改革,也是完善劳动力市场、土地使用权市场的关键。

  从社会管理来看,目前城乡人口融合迫在眉睫。中国现在有超过3亿的农村户籍人口,在城市居住,其中有1亿左右被看做流动人口,完全处于城市的任何管理之外;同时,全国有近2万个镇,最大的人口超过70万,估计有上亿农村户籍人口长期居住,但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此外,沿海地区和内地大中城市附近,有许多村庄,实际的经济和就业早已转变为非农产业为主,按国际标准应归为城镇,但是上亿的村民仍然被看做农民,村庄的规划、管理依然没有纳入城镇体系。

  现在最热点的问题,大都是因为人口城镇化遇到了障碍。统筹城乡发展从2003年开始,已经取得很大进步,坚持下去取得实质突破,中国经济一半的问题就处理好了,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就会有保障。

  第二是把能源和环保的模式搞清楚,否则我们会付出更大代价。关键在于,是不是还要沿着现在的路走,不断修公路、买汽车,毫无节制地增加石油消耗?这本质上是美国走过的道路。能源交通模式,涉及到环境,涉及到未来增长的质量生活的质量。

  第三是教育。将来的经济增长一定要靠人才,靠知识积累和知识挖掘。现在特别担心教育方面的改革能不能有实质性推进,解决应试教育遗留的问题,真正提高学生素质。还有就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苏联式的科研管理体制,加上我们自己论资排辈“吃大锅饭”的习惯,官本位、行政化十分严重,必须根本改革。接下来,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必须创新,否则在未来,我们仍旧不会建立起真正的优势。

“一石三鸟”的构想

  城市化绝非简单的户口问题,而是背后的一系列制度机制、秩序和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能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提出“一石三鸟”的构想,提出把一定数量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收益划归社会保障体系,但时代的发展过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对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不同时期把握问题的本质也会有差别;其次,就是既得利益与部门利益的问题;第三,还有传统思想的影响。

  就拿土地来说,彼此都是利益相关方,具有占有权,但只要把土地及其增值收益给农民,很多人会反对,这固然首先涉及到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法律制度,也确实可能影响到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公共事业的发展。

  1993年我第一次去台湾,谈到政府官员的腐败,台湾朋友说,最大的贪腐是把政府规划泄露给自己的亲友,让他们早得信息,去将来修路要通过的乡村买地,等待以后漫天要价。这是一个实际问题。西方也有两种情况,如日本,有的农民很厉害,硬不让步,飞机跑道都得拐弯;但也有像美国那样,宪法本身有规定,只要是公共利益,给予适当补偿,就可征用土地,老百姓也习惯了,在美国较少听到有“钉子户”之事。

  国有资产划转社保,上世纪末就开始制定方案了,即国有企业上市融资时拿出10%减持,变现后交给社保基金,由社保基金理事会负责经营管理,但后来资本市场不景气,就停下来了,只保留了在海外的一部分。香港上市时,我们这几家银行都减持,也交钱了,但份额很小。其实不一定减持,划拨股份就行了,因为社保基金拿到钱后还是要投资的。投在国有企业、银行,既解决了国有股份具体代表的问题,也解决了多元化问题,不是汇金一家有养老机构、保险机构等,但目前这个力度太小,最好能再大一点,比方说30%或50%,因为是划拨,并不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

  “一石三鸟”,既解决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也解决了国有企业 “所有者”的缺位问题,并且可以通过市场更顺利、更平稳地调整产权结构,包括解决国有企业和银行内部管理的机制转换,以及健全公司治理结构、防止“内部人”控制问题。同时,土地收益一部分转给社保体系,将农民全部纳入福利计划,也可以使农村人口城市化持续平稳,避免土地用途转变收益被挪为他用,甚至也可避免补偿农民的现金被农民自己挥霍一空。从理论上、法律上说,国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如果具体融合到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那么这种关系就更为清晰,也不会产生“垄断收益归谁所有”的质疑了。

  中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即工业组织空间过于分散,对整个经济长远发展和内部结构平衡造成消极影响,这与西方史学家所认为的“中国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业革命”有关,他们认为中国虽然拥抱了后工业社会,但仍然是农业文明的心态。这是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有关。

  工业组织的过度分散,与中国60年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和30年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关。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乡镇企业发展尽管有规模不经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但是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它所带来的对计划经济的冲击既是致命的,也是温和的。

  由于制度和政策上沿袭了“二元体制”,乡镇企业资源被挤到城市经济体系之外的地方寻求出路,以其为特征的农村工业化,导致了工业组织在空间上的分散,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大约87%的乡镇企业分布在农村,直到今天大概也只有一半左右进入城镇和园区,服务业市场形成相对缓慢,乡村人口的非农化也放慢了步伐,这些消极后果在最近几年越来越严重地显露出来。除了当时的资本投入浪费和持续多年的银行贷款坏账,资源、环境,以及人口质量方面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与西方工业革命、城市化进程有很大区别,从某种程度上也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

防范城市化的盲目自发

  我说的“盲目自发”是指城市化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和规划没有跟上,不主动不积极,长期以来落后于实际经济需要。有3亿多农民进入城市,还有一部分进入小城镇,还有一部分在农村就地转移到了非农产业,就是说本来他们已不再是农民了,但又不把他们当市民看待。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统筹城乡发展,变化非常大,大家慢慢认可并认为应该把他们纳入城镇,当然各地进度不同,深度也不同,而以前则认为应该把他们甩在外面。五年前,甚至三年前,还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国的优势,城里没工作就可以回农村,国家没有多少负担。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他们不需要社会保障,因为乡下有土地。但各国的历史及我们自己的经验早已证明,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离开土地是永远离开,只要你给他留地,他就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地,但他能回去吗?退一步讲,他能回去,他的子女能回去吗?回不去的。退一步,这么多人在农村生活就业,你怎么解决他们的生活富裕问题?

  由于对城市化必然性的认识不足,“规划跟不上”的一系列问题就出来了,比如全国城市化布局,是以小城市、小城镇为主,还是大城市?很多地方需要小城市,但大城市也是需要的,超大型城市在经济上很可能更有合理性。

  但是,中国很大,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约束条件不同,难以一概而论。以北京为例,这是首都,华北少有的平原地区,而且严重缺水,交通已经十分拥堵,目前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020年的控制目标。为什么总在超计划,因为企业、个人、外国投资者、党政军机构都喜欢来北京。这里面有经济规律,产业就业是跟着城市规模走的,越大的城市越容易找到工作赚钱,说得通俗些,做买卖的人多,捡破烂的地方还多呢。

  地区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界定长期不甚清楚,城市规划布局有问题,土地制度有问题,财税制度、就业和社会保障,直到教育、文化、卫生等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都有关系。以土地制度为例,我们实行的是城市国有和农村集体所有,反复强调“集约节约”,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各地执行结果千差万别,用途管制并不严格。“农用”不断被通过非正式途径转变为“非农用”。

  首先,农民要变,他想把宅基地承包地拿出来搞经济作物,搞民俗旅游,建出租房。其次村委会想变,过去给乡镇企业开个口子,叫生产经营用地。按理应该减少这类用地,因为工业要集中,成本不划算。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早该做调整了。再则,各级政府都想变,粗略估计一年的卖地收入可能近2万亿元,这还不包括灰色地带的“小产权”。土地制度要“开正门,堵旁门”。现在终于在几个城市进行了城乡统筹改革试点,把工业集中起来,这样成本低,管理方便,可以更好地兼顾多个方面。

政府如何更高效率、更低成本

  政府的功能不应忽视。你看欧美,政府的调节作用很强,政府能决定大学、医院、科研机构甚至军事基地,布局都是全国布局,比如美国州政府所在地,并不总是设在最大的城市。名牌大学多数不是在大城市的。我们的好大学、好医院都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几个城市里面。

  我们整体上讲政府主导,但在某些方面却缺乏政府规划,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做专门的计划。换言之,我们缺乏符合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规划。大学办到市中心有什么意义?学生整天受商业区干扰,可能真不如盖在偏僻的地方。这与理论的缺失有关。我们引进西方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一个不完整的基础上,因为研究对象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很容易导致经济决策的随意性。

    外国学者批评自己国家的社会现实说, 左派为政府的强权提供理论依据,右派为政府责任的缺失提供基础,结果导致了政府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乱”做。

  我们实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一直没有间断。从十六大开始,就提出政府有四个方面的基本职能:宏观调控、市场监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政府做的事很多,如在公共服务方面,国际上也非常肯定。义务教育从60年来看比较慢,但最近很快。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0-11-04 13:13:14 +0800 收件人: "abc21c" <abc21c@hotmail.com> 抄送: "大军" <zdjun@263.net>,  标题: 老刘这篇文很不错,搞民主只有从这些地方突破,讲政改,宪政,普世价值没用的 施晓渝

重税治国时代的来临

 ——公平的分配离不开议税

刘军宁

  甲:我主张苏联应该放弃一党独大,实行多党制。

  乙:我赞同多党制民主,但是坚决反对在苏联实行多党制。

  甲:为什么我们苏联不能搞多党制?

  乙:你开什么玩笑?一个党我们都养不起了!

  ——前苏联笑话

  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提出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说这是群众呼声最强烈、全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谁来调整,当然是政府来调整。如何调整?把财富从一部分人的口袋挪到另一部分人的口袋里。以什么形式?当然主要以税收的形式。所以,可以预计,纳税人的税负将进一步爆发式地增长。

  从月亮上看,中国人也许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一顶破草帽居然有几十顶大盖帽跟着伺候;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因为中国人均占有的公仆名列世界前茅。凯迪网上的一份资料透露。山东东营一个小小地方共235个部门,还不包括未列入的非公开机构和遗漏。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持续努力,每五年一次的机构改革,把一个县级政府的机构由几十个精简成几百个了。最近中共国税总局局长撰文称,目前中国约30%的宏观税负还无法满足公共支出需求,今后十年中国税收占GDP比重还将继续上升。这意味,还将有更多的公仆走上岗位,还要有更多的民脂民膏供公仆开销。难道这还不足说明以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呢?再说,如果中国每个人都是公务员,中国不就是世界上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了吗?

  可是,从地球上看,中国人税负几乎是世界上最重的,而且重量还在快速增加。现在,每出现一个社会问题,统治者就新增一项税收。房价高?房产税!污染?环保税!堵车?拥堵费!缺电?加电费!股价高?印花税!统治者的信条是,税收是万能的。有什么难题,那就开征什么税。中国是个官僚主义作风极其严重的国家。公民办件小事,都不知要盖多少公章,跑多少次衙门。但是,开征新税却是程序上最容易的事情。新税出台,根本不用跟纳税人商量,连"橡皮图章"都懒得盖。财政部税务局一纸通知,新税就开征了,旧税就加重了,政府就可以从纳税人口袋里掏钱了。一道道已经出台和正在酝酿的新税都在向世界宣布,中国的重税时代已经来临!

  政府是什么神秘的机构,有这么大的特权?在我看来,政府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公民作为纳税人与政府(官员)作为公仆之间是主仆关系。政府为纳税人服务,就像保姆为主人服务。仆人是家政人员,公务员、官员是国政人员,都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官员不是父母官,纳税人倒是千真万确的官父母。从这个意义讲,纳税人是政府及其官员的真正衣食父母。

  议会首先是议税的地方。不议税的立法机关就不是议会,也不是真正的立法机关。大家就征多少税办多少事讨价还价。这是议会最初的意思。代表纳税人的议员责任重大,故不能由公仆来指定,而是要由公民通过公平、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公民及其代议士要牢牢地把劳务的雇佣和定价权掌控在自己手中。不能由保姆来决定如何花主人的钱,包括保姆的工资。同理,不能由公仆来决定征多少税,给自己发多少工资。

  劳务市场和议会的存在都是有人性依据的: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钱随便让别人花,没有人有权利随便花别人的钱。现代文明社会是一个由不分高低贵贱的全体纳税人结合而成的纳税人共同体。政府的征税决定应当得到被征者的同意。公民应当享有税赋立法的参与权。原则上立法机关制定出台每一项税收法律,都要由纳税人的代表来审议,都要在媒体中进行公开讨论。就是说,没有纳税人代表参与制定税法,没有公众自由讨论,就不纳税。税,不仅在于征多征少,而且更在于征税是否得到纳税人及其代表的同意,税收的用途是否经过审议与批准,税款的支出是否受到监督。否则,多征一分钱,乱花一分钱都是不应该的。

  官员们花的钱是课征来的,当然就不像老百姓那样珍惜,使用的效率肯定也低。这是人性使然。如果官员花钱比老百姓还仔细,那计划经济肯定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对于政府,一是决不能让它从事任何生产活动,决不能有官办企业,二是像对待孩子的零花钱一样,一定要对其支出从严控制。

  在我看来,服务性政府的口号中藏有很大的陷阱。它为多征税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因为,保姆干的活必须受到主人的委托。要不然的话,保姆干什么活都跟主人要钱,洗煤球也要领报酬,主人就养不起这样的保姆。主人不能让保姆决定她该干什么活、干多少活。所以政府并不是服务越多越好,公仆越多越好。政府的任务是把受到委托的服务以最小的成本做好了,它就是好政府。服务越少的政府也越容易监督。政府越大,办事越多,越难监督。税收多不是政绩,而是相反。可是这样的事却常常被堂而皇之地写入了公仆的业绩清单。

  大政府的坏处在于把财富以政府多提供服务的名义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中。政府的一切作为,都要靠税赋来支撑。政府要干的事越多,势必征的税越多。可是,财富放在民间比放在政府手里要更有效率。苛政的政治哲学是:再穷不能穷政府,再富不能富百姓。我的看法是,再富不能富政府,再穷不能穷百姓。我担心公仆更容易被惯坏。再说,那些财富本来就是老百姓的。

  要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纳税,起码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有议税代表;二是有退税政策,税收多了要退还。三是食税者收入公开,主人当然有权知道全职保姆的工资单和收入来源。如果这三个条件到位了,纳税人再拒绝缴税,那就没有道理了。否则,要公民纳税的理由就不成立。

  反过来看,如果纳税人看到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形象工程、恶俗而豪华的税务大楼,再看到一辆又一辆挂着公家车牌的豪华轿车的时候,能确定那些坐在豪华舒适环境中办公兼办私的官员们心里会惦记着纳税人吗?看看那些官僚不可一世的表情、对纳税人不屑一顾的眼神,什么答案就都有了。若你是主人,你看到你家的仆人这样,你怎么想?你还肯纳税吗?对纳税人来说,最坏的情形是纳了税,自己没有得到相应的服务,反而要饱受苛政之灾。只有食税者把纳税人的利益摆在自己的利益之上,通过限制执政者的权力,实行有限政府,由纳税人及其代表来议税、定税,公民的生命价值和尊严才能得到珍惜,财产才能得到保护。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  2010-10-29 10:59:40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标题: 徐友渔为什么认为政府“发疯”了?

徐友渔为什么认为政府“发疯”了?

凤凰周刊主笔 冼岩

    最近徐友渔确实有理由感到很委屈。在他看来,他只是尽知识分子的本分,践行自己的价值理念而已;即使以政府的标准衡量,也只是稍稍“越线”而已,政府怎么就敢让他“出门也受到限制”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我很有名吗?不知道我有着国际影响力吗?这种名气难道不能兑换成某种赦免权吗?你们怎么就敢把对待网上发帖人的那一套,用到我身上?你们这不是逼我越走越远吗?这不是在“制造敌人”吗?——所以说你们“非理性”,“发疯”了。

    这种抱怨确实很有道理,但他可能不知道的是,政府方面拿他们这些稍稍“越线”的名人,也很为难。管吧,其实又不能就此把他们怎样,反而会激起知识分子因尊严受损而迸发的愤怒,推使其越走越远,实际效果确实等同于“制造敌人”;不管吧,又怕他们胆子越来越大,就像当年的方励之:试着试着觉得没有什么事,于是越走越远,最终走到美国大使馆去了。

     当然,还有个取巧的办法:杀鸡儆猴。惩罚那些名气小的,以警戒名气大的。这样做,成本较小,但结果不确定。有可能警示成功了,让那些名气大的人切身感受到:这样做确实有风险,自己以后没必要再这么冒险,要践行责任和理念,还有其他方式嘛。但也有可能警示不成功,甚至适得其反,让人想入非非:看看,他们敢对付这个人,就是不敢拿我怎样,可见我的名气够大,够特殊,他们不敢轻易惹我;既然他们怕我,那我就没必要怕他们了,下回不妨胆子再大一些——如此一来,自然也越走越远,终将成为“敌人”。

    可见,“越线”的第一步一旦迈出,后面的变化往往已不是双方主观所能控制的,它经常会循着一种诡异的轨迹自动地延伸到位。所以,除非已经做好自己的生活必将发生重大改变的心理准备,否则知识分子应注意分寸火候的把握,不宜轻易迈出看似无风险的第一步。在这方面,何清涟是典型案例。

    反观吴思,就高明得多。论价值立场,吴思与徐友渔差别不大;论影响力及对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吴思更远非徐友渔可比。而吴思之所以能为大事而避大险,关键在于始终只“踩线”不“越线”。对他的言行,政府或不喜,但可以容忍。这就是政治智慧的体现。

    中国要向前走,需要左中右各种力量共同发挥作用。为保持战斗的韧性,减少前行的反复和社会的颠簸,不妨以只“踩线”不“越线”为守则。这样,才能保持持久的作用力,积蛙步以致千里。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10-29 12:21:5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xcgc (49) T 10.29

组阁制辨析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许耀桐

2010年10月

     摘 要:西方国家实行的政府内阁组阁制,究其实质,就是在民主普选的基础上,当产生了行政首脑之后,授予他(她)挑选、确定政府各部部长和其他政府组成人员的权力。组阁制的优处在于:减少了过多的选举负担,加强执政责任和提高了行政效率。我国需要组阁制,可以采用组阁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现在实行组阁制,需要严格做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行政首长必须经由民主选举产生,走民主选举之路,解决权力来源的合法和正当性问题;二是行政首长提出的组阁名单,必须主要是政治性官员;三是组阁名单必须经党委、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通过;四是加强法律监督、党的纪律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形成多渠道的、有效的监督机制。

    关键词:西方国家;组阁制;行政首长;民主集中制

    在我国政治生活领域,“组阁制”的消息时有所闻、不绝于耳。例如,2009年9月江苏省睢宁县教育局推行“校长组阁制”,给新聘任校长选拔学校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的权力,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凝聚力,提高教学质量;2010年1月重庆市忠县拟在全国“海选”一个乡镇和两个部门的“一把手”,最后的当选者获得组阁的权力,组阁者给老百姓作出的承诺必须实现,如果没有完成,则整个班子下课;还有更早一些,在1989年1月安徽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进行村委会民主选举实验时,村民便采取“组阁竞选制”的选举方式,首先竞选产生村委会主任,再由村委会主任“组阁”村委会班子,以使村委会能够更好地为村民工作和服务。不管怎样,上述组阁制的出现,在我国实属新鲜事物。对于组阁制,大家似曾相识、议论纷纷,褒贬不一、难断是非,这就很有必要对之进行一番研究分析。笔者曾撰写《值得借鉴的组阁制》一文(载《民主与科学》2010年第2期),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现再撰此文以期深入,求教于方家。

一、组阁制的由来及国外现状

    在西方国家,组阁是一种早为公民所熟悉的由行政首脑挑选、确定政府官员的方式和制度,它最早起源于英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组阁制(to form a cabinet)的产生与内阁密切相关。内阁(cabinet)一词,本义是小房间、密室,被借用来专指英王同亲信大臣们举行密会的议事厅。英国内阁是由枢密院的外交委员会演变而来的。早在十一世纪的诺曼王朝时代, 英国国王为了加强封建统治,设立了御前会议的组织, 供其咨询, 并协理立法、司法和行政诸般事务。此组织又称“谘政院”,是英国最早的中央政府机构。到亨利六世(1422-1461)时代, 由于御前会议人员过多, 不能经常集会, 于是从其中分出一部分, 这就是枢密院。在查理一世(1625-1649)时, 枢密院开始设立若干常设委员会及临时委员会, 分管各项事务。其中以专管外交的常设委员会权力最大, 而且也最受英王信任。后来, 这个委员会对于国家大事几乎无所不问。英王和这个委员会的少数亲信枢密顾问官, 经常聚在一间房子内秘密讨论国家的内政外交,由此生出“内阁”的说法。十三世纪末英国在威廉三世时, 枢密院外交委员会已有内阁之称。尽管“内阁”一词早就有之,但直到1900年才第一次正式见诸于议会布告。而又到了1937年,根据通过的《国王大臣法》,这一名称才有了法律依据。

    原先的英国内阁是由英王主宰的,之后才转为由首相来领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动。1714年,根据“王位继承法”,选帝侯妃索菲亚的儿子乔治一世代表当时新的德意志汉诺威王朝, 登上了英王的王位。新王朝在英国人看来当然是外人,它的最初两个代表者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也把自己首先看作是汉诺威的选帝侯, 认为英国的王位只是他们家族发财致富的一种工具, 只是为经营自己的德意志侯国事业而获得外交援助的一种便利方法而已。由于乔治一世根本不懂英语, 只能吃力地用拉丁语和自己的大臣谈话, 也不了解英国的情况,所以他不能出席和主持历经各朝代之后职能和重要性都不断增长起来的枢密院会议(内阁会议)。从1717年开始,内阁会议改由一位资深大臣主持,开创了政府首席大臣(the first among equals,或first minister,即“同等阁员之首”、“第一大臣”,与其他大臣并没有太大区别;以后于1905年正式改称prime minister,即“首相”,这才明确区分了与其他大臣的主次关系)主持内阁会议、并实际领导内阁、而英王不得参加内阁会议的先例。对此, 英国人十分乐于,显然他们不愿意让一个外族人来主宰自己的国家。由于政府首席大臣以及其后首相的出现, 就把枢密院从国王的一个谘议机关变成了不依赖于国王的各部大臣的内阁。

    从1721年至1742年,受命主持内阁会议的财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1678-1746),对英国内阁制的形成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首先,他领导的内阁由辉格党人组成,因为当时辉格党在下院中占有多数席位。这就开创了内阁成员要由议会多数党担任,首席大臣(首相)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的先例,由是被称之为“政党内阁”、“议会内阁”。其次,沃波尔内阁在1742年下院中未获多数支持,他立即辞职,他的内阁全体成员也集体辞职,这又开创了内阁若失去下院支持必须全体辞职、向议会负责的先例,由是被称之为“责任内阁”。因此,一般认为沃波尔政府是英国史上的第一届责任内阁。

    1783年,托利党人威廉·皮特出任首相,第二年皮特内阁没有得到下院多数支持,但他并不辞职,而是解散了下院,宣布重新选举,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又开创了内阁在得不到下院支持时,首相可以解散下院举行大选的先例。

    总之,经过200多年的实践,英国内阁制逐渐形成,大致包括了这样几项内容:第一,内阁首相由议会选举产生的多数党领袖出任。第二,组成政府内阁的各个阁员(大臣)由首相提出人选名单,呈请英王任命。第三,首相有权免去内阁大臣,对于不听从首相指挥的内阁成员,首相以保持内阁一致性为理由免去他们职务或迫使他们辞职,补进他所喜欢的大臣。虽然这也要提请英王下令,但英王照例总会同意。第四,英王不负行政责任。所发布文件必须经内阁首相和有关阁员的副署,否则无效。因文件而发生的责任由内阁承担。第五,内阁代表英王对议会负责。议会对内阁有不信任投票权,如议会通过不信任案,内阁就要辞职,或者首相提请解散议会举行大选。新议会选出后,对内阁仍不信任时,内阁必须辞职。第六,内阁首相和内阁阁员,必须是下院议员或上院议员。

    英国政府的内阁制或议会内阁制、责任内阁制,其后为许多国家所借鉴采用,如德国、瑞典、挪威、丹麦、加拿大、法国、美国等国家。德国的总理是联邦政府的首脑,联邦总理一经选出,便着手组织政府。联邦政府由总理、各部部长、总理府国务秘书等组成,总理根据法律,确定内阁人数和职权范围。各内阁成员由总统根据总理提名任免,联邦总理个人向联邦议院负责,因此,一旦总理被迫辞职,内阁就必须解散。瑞典内阁成员在20-22名之间,由首相提名入阁,被提名的主要是政党的领导成员,各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及知名人士。挪威的内阁成员也由首相确定,内阁成员一般来自国会议员,同时规定,内阁成员必须回避裙带关系,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兄弟和姐妹等不得在内阁同时任职。丹麦在大选结束后,首相受命组阁,内阁通常由17—21名组成,如果组成的政府是联合政府,为协调参加联合政府的各党派力量,内阁规模通常比较大,首相提名阁员时要协商内阁职务的数量并在各党派之间妥善分配。加拿大由总理进行组阁,阁员一般来自下议院多数党议会党团成员,有的也从上议院挑选,但现在已不多见。

    法国和美国都是总统制国家。法国的总统制兼有议会制特点,总统掌握行政大权,任免总理、组织政府、主持内阁会议。内阁各部长的任免名单虽然由总理提出人选,但要征求总统意见,并得到总统认可。美国是典型的总统制政府,总统也被称为The Chief Executive,即“行政首脑”或“最高行政长官”。总统在组成政府时,采取了由总统直接提名政府组成人员名单进行“组阁”的方法。总统因“组阁”任命的“政治行政官员”,主要是各部部长、副部长、助理部长、独立机构长官、管制委员会委员、总统办事机构各单位的高级官员等,这些人的任命,必须经过参议院批准。对于总统所提人选如无明显问题,参院一般予以通过,因为必须尊重总统所拥有的“组阁”权。

    西方国家的中央政府采取组阁制的方法,在地方的各级政府亦是如此。

二、组阁制的基本特点与优处

    西方国家实行的政府内阁组阁制,究其实质,就是在民主普选的基础上,当产生了行政首脑之后,授予他(她)挑选、确定政府各部部长和其他政府组成人员的权力。这样的组阁制方法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第一,组阁制以民主选举为前提,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官员任命制度。从组阁制的成长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是在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之后,伴随着民主、自由的发展和议会制度的不断确立、稳固,组阁制才得以实现的。虽然在实现组阁制的过程中,发生了某些偶然的因素,即乔治一世本人不是英国人,又不会英语,只能放弃参加和主持内阁会议的权力。但是,事实上归根到底是此时的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它不可遏止地成长为难以撼动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无论如何也要寻求机会要求和实现掌握政权。组阁制行使的是任命官员的权力,仅从形式上看,这和以前封建时代的国王任命群臣并没有什么两样。但从实质上说,以前是由“权自神授”的专制君权作出的任命,现在则由“权自民授”的民主权力作出的任命的,两者间的差别犹如天壤。如果离开民主制和民主选举,组阁制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倒退回封建时代。因此,首先必须肯定组阁制是近代以来民主制国家一个民主任命官员的制度。

    第二,组阁制以政治权主导行政权,实现了政治与行政的相对分离。组阁制是赢得政治大选、登上执政舞台的政党所获得的组织政府的政治权力,但政府是行政部门,它行使的只是行政权力。因此,组阁制是执政党以政治权力主导行政权力。以政治权力主导行政权力,表明这种权力是有边界的,其范围就限定在行政领域之内。组阁权不过是赋予执政党的出任首相、总理或总统的最高行政长官,选择政府其他政治性行政官员的权力。当然,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由于代表政府和国家,由于职权的需要,他也拥有一定的任命其他非政治性官员的权力,如派驻外国的大使以及一些高级文官,但他不可能获得国家全部官员的任命权。属于管理事务性官员的公务员系统,在整体上就不是由最高行政长官所能说了算的,公务员的晋升拔擢自成体系、自有法度,这就实现了政治与行政的相对分离。正因为在组阁制实现了政治与行政的相对分离的条件下,只有政治性官员才与行政首脑和整个内阁共进退,而公务员不必受到内阁更换的影响,能够保持政府行政部门的稳定。

     第三,组阁制授予最高行政长官组阁权,但最高行政长官不能随心所欲而要受到严格的监督。必须强调的是,采取组阁的方式,并不等于最高行政长官在人事任免上可以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为了防止最高行政长官滥用组阁权,西方国家形成了十分有效的制约手段。最基本的就是如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规定,出任内阁官员的必须是议会议员,他们已经具有民选的基础,因而也就无需议会再行审批。再则就是挪威等国家规定的回避制度,有效防止和禁止裙带之风。更有如美国的国会参院批准程序,在美国历史上,先后就有8名被提名的内阁部长未获参院审查通过。除此之外,最高行政长官的组阁权还要受到广泛的舆论监督。一般而言,最高行政长官的组阁名单要先行披露,这就给新闻媒体提供了监督的条件。如2001年1月获布什总统提名的劳工部长查维斯,因媒体披露她曾雇佣一名非法入境者,触犯了美国法律,在舆论压力之下宣布撤销接受提名。又如,2009年1月,奥巴马拟提名新墨西哥州州长理查森为商务部长,也因为媒体报道了联邦大陪审团正在就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公司因为帮助理查森的政治活动而赢得新墨西哥州提供的一项价值10亿美元的商业合同案进行调查,理查森只好向奥巴马提出撤销让自己在新一届政府中担任商务部长的提名。这些事例说明,舆论监督对于组阁权而言,甚至是一种最强大的监督机制,它使最高行政长官的提名在舆论大哗的情况下,还未进入一定的批准程序时就夭折了。

    上述组阁制的基本特点,决定了组阁制具有不少优处。首先,组阁制减少了过多的选举负担。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不是所有的政治性官员都要经过选举的,而只要其中的主要官员经过选举就行,对其他的政治性官员可以采取委任制的方式,组阁制就是如此,这可以减轻选民负担,降低选举成本。

    其次,组阁制加强了执政责任。在政治治理领域,权力和责任必须是对等的,最高行政长官既有组阁之权,就要受责任内阁制约,要有清醒、明确的责任意识。在组阁制下,政府如果政绩不佳或发生重大失误、给国家带来危害、而不受议会信任了,内阁就得集体辞职下台。如果个别阁员未尽职守、闹出事端或私行不检、出现丑闻,也得自动抽身退出。

    最后,组阁制提高了行政效率。由最高行政长官决定任免自己的阁员,为了执政有效的需要,当然会挑选与其志同道合的人作为拍档。被挑选的阁员自然也会服从指挥,竭力配合。这就有利于所有阁员与最高行政长官共处一条船上,齐心协力,避免相互扯皮现象。如果出现某个阁员政见不合、闹出矛盾的情况,最高行政长官即可免去该阁员,这就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行政执行力和行政效率。

三、组阁制可以为我们所采用

    迄今为止,组阁制在我国并没有得到明文规定和法律认可。过去,也曾有一些地方悄悄地尝试过“组阁制”的做法,但一经发现都被叫停下来并纠正过来。据说,之所以不能由着某些部门的“一把手”去“组阁”、挑选干部,原因在于它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民主集中制条件下,官员的任免须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确定、并报上级审批同意才行,而非“一把手”或某个领导所能自行确定。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在我国实行组阁制是否真的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呢?组阁制究竟是否为我们所需要?

    其实,对于西方国家的内阁组阁制方法,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并不反对,而是加以采纳应用。马克思在分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巴黎公社时就指出,巴黎公社通过普选产生公社委员,组成公社委员会。然后,由公社提名并任命下属各个委员会的部长,例如,公社就“委任了一个德国工人担任自己的劳动部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可见,巴黎公社的民主选举制并没有排斥委任制形式,而这种委任制是建立在选举制的基础上、赋予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和它的主要领导干部的一种权力,实际上也就是“组阁”的权力。后来,列宁甚至在企业管理领域提出实行“一长制”,即授予厂长统一管理企业的全部权力和厂长要负全部责任。“一长制”在实施过程中当然包括企业的人事权,道理很简单,厂长既要负全责,自然就要求有权提议和任免企业的其他领导成员。

    那么,组阁制是否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呢?并没有。众所周知,“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既讲民主,也讲集中,即总要形成一个共识或决定;当然,民主集中制所主张的集中,本身就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是曰“民主的集中”,具有民主的权威性;而非“专制的集中”,带着专制的权威性。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首先要讲民主选举,通过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和政府行政首脑。其次,在民主选举之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可以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实行代表制或委员会制,做决策时广泛民主议论,一人一票,经由多数决定;二是实行分工负责制,在政府行政部门要实行首长制,就是《宪法》中规定的“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即“首长负责制”。政府工作中难免会出现不同意见,行政首长当然也会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考量,但由他最后拍板决定,而并非经投票才能决定,这是由政府行政管理的性质和职能所决定的,政府需要的是行政执行力。之所以说首长负责制也是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体现,一是行政首长本身经由民主选举产生,二是首长负责制体现了“民主的集中”,首长负责制的权力是由“民主的集中”所授权。

    以上分析表明,组阁制也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所需要的基本方法,是实施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必然要求。我们需要组阁制,可以采用组阁制。政府进行公共管理,最重要的是要有行政执行力。组阁制从人事制度上保证了行政首长能够挑选自己称心如意的执政团队,进而才能名副其实地、雷厉风行地贯彻实施首长负责制。实行组阁制后,行政首长若领导无方、政绩乏善可陈或违法行政、出现腐败等,他也难辞其咎,自然要对整个执政团队并对党和国家负起全部责任。

    至于有人担心在我国采取组阁的方式,行政首长在人事任免上会拉帮结派、笼络亲信,容易造成专权或形成个人权力圈子。只要采取必要、妥善的措施,这样的担心是没必要的,也是可以避免的。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现在实行组阁制需要严格做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行政首长必须经由民主选举产生,走民主选举之路,解决权力来源的合法和正当性问题。二是行政首长提出的组阁名单,必须主要是政治性官员。我国的《公务员法》已把干部明确分为选任制、委任制、考任制、聘任制4类。其中选任制、委任制干部就属于政治性官员,而考任制、聘任制公务员则属于事务性官员。行政首长的组阁权力大致也只能限于那些政治性官员的职位,而不要涉及那些事务性官员职位。三是组阁名单必须经党委、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通过。这样,就可以有效防止行政首长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或有劣迹的人员等塞进领导班子。当然,党委、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查批准,主要是对组阁官员品质、资格方面的问题把关,如发现问题可以举行听证会进行质询。但批准过程绝不是故意刁难、无理挑剔,更不是取决于是否顺从自己的意愿、口味。四是加强法律监督、党的纪律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形成多渠道的、有效的监督机制。

 

 


发件人:"yi wang" <wang24786@googlemail.com> 2010-10-27 21:07:00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辛子陵先生最近的两篇重要文章

一次被取消的演讲

----2010年10月16日在三味书屋的演讲词

国防大学退休教授 辛子陵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推不动,阻力来自权贵集团的本能抗拒,他们的列宁主义护身符就是“划界论”。我写了篇文章《挑战两报一刊,推倒划界理论》在网上发表,就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划界论”,粉碎“划界论”。

     政治体制改革风声一起,主流媒体的写手们纷纷出来划清界限:问一问姓无姓资,划清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光明日报》于9月4日抛出《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署名徐振华,据说真正执笔为文的是主导意识形态的一位高官。9月8日《光明日报》刊登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的文章《划清两种民主的界限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同日,《解放军报》发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院长蒋干麟的文章,要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求是》第18期发表署名秋石的文章,题目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也提出了“划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两报一刊齐上阵,为反对政治体制改革造势。

    “划界”理论是祖师爷列宁传下来的,其代表性的著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当时底气十足地说:“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这一理论有两大要点:一个是阶级论,无产阶级民主制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平民坐天下,这是阶级的优势;一个是数量论,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平民永远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这是数量上的优势。列宁说:“无产阶级民主制(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正是为了绝大多数的人,即为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把民主发展和扩大到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地步。” 这两论一摆,反对者只好噤声。后来,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这个为护身符,理直气壮地实行一党专政几十年。

    这一套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时代,人民还是信服的。暴力夺取政权,首领不执政谁执政呢?两代人的时间,合法性的危机就出现了,三代人的时间,就出现了苏联垮台,东欧剧变,中越等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列宁为一党专政打造的“护身符”是1918年发表的,距今九十多年了。无产阶级民主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根本性变化表现在彼此易位。“无产阶级民主制”逐渐演变成了代表一小撮权贵资产阶级的政权(如中国、朝鲜),“资产阶级民主制”超出了有钱人的范围,变成了全民民主制的政权(如美国、欧盟诸国),投票权成了百姓维护自己权益的有力武器。

    先说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变化。16至19世纪,欧洲和美国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些革命并没有能够立即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想,欧美等国都曾经有选举的财产限制,说这个时期的民主仅仅是有钱人的民主大体是不错的。1883年恩格斯说:“‘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从19世纪末叶开始发生变化,这些国家纷纷取消了选举的财产限制,实行普选,美国和西欧国家逐步实行了政党政治,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有了一定的席位。当1890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把铁血宰相俾斯麦赶下台,废除了用恐怖手段限制工人运动的非常法的时候,恩格斯的观点完全变了。他肯定了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有成效地利用选举权,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他甚至认为这是一场“社会革命”。 1924年1月,英国出现了世界第一个竞选上台的工党政府――麦克唐纳政府;至六七十年代,美国和西北欧各国家逐渐演变成为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工党)带给资本主义制度的是政策调节,不是制度重建,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奠基的。所以从制度上说,这是一种改良,不是革命。但这次改良,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非比寻常,其影响超过了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一次试错,没有给人类找到出路。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使老资本主义变成了新资本主义,使暴力革命变成了和平进化,使社会重大的利益调整出现了双赢的结局:一方面,保留私有制,不剥夺资产阶级,保护了先进生产力,保证了生产率的不断发展;一方面,政府调节分配,向富人征收高额累进税,实行全民福利制度,实现了相对公平,缩小了贫富差距,这是一个资本家可以接受,劳动者也满意的根本国策。所以恩格斯把这种政策调整提高到“社会革命”的高度来认识。一个既非老资本主义,又非苏联式的老社会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就这样产生了。

     1945年二战胜利后,英国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领导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银行、交通运输、钢铁生产及社会服务性企业实行国有化,使经济领域中的国有成份达到百分之二十;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社会总收入的五分之二通过税收由政府实行再分配;实行“全民福利”的社会政策,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年老、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中小学生享受免费教育。艾德礼说:“工党政府正在英国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这么叫响的。

    美国学者W·E?哈拉尔把民主社会主义称作新资本主义。他在《新资本主义》一书中说:新资本主义是“一种沟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秩序。” “超越现有的‘旧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僵化的意识形态。” 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资本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指的是同一个事物,同一种社会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使原来的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瑞典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以上我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演变。它一开始是不完善,但它能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曾批评了美国对黑人的私刑, 当时确实如此。1963年美国黑人还在听马丁?路德?金的讲演,要求普选权,要求取消种族歧视。1965年黑人就有了完整的公民权,1969年就出现了第一个黑人市长,2008年就选出了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的祖父是奴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基础越来越宽广。由代表资产阶变成代表全社会的利益。

   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从来不作任何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改进和完善,它朝着比资产阶级还要资产阶级的方向改进和完善。叶利钦亲历了苏维埃政权蜕化变质的过程,请看他的生动叙述:

    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三个厨师、三个服务员,一个清洁女工,还有一个花匠。

    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他的巨大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五十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橡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十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地下冰柜。我们沿着宽敞的楼梯上了别墅的二楼。这儿也有一间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着精致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的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他东西。

    结束巡视之后,卫士长兴奋地问:“这个别墅怎么样?”我们好像哼哈了几句。我们一家人基本上是被惊呆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那样毫无意义。我现在对什么是社会公正、什么是社会两极分化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是乘专机,伊尔-62或图-134。在乘机时,一个人身边有好几个保镖和服务员。

    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高劳动生产率,还有全国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

    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共产主义。

     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

     这是苏联垮台前夕的情形,主要讲特权这个侧面,和我国现在的情况比较,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中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曰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苏联模式的变种,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历史地走向了反面。如果说上世纪40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产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扑后继”的党,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光明日报》的文章开宗明义地提出“由谁统治”的问题,好极了,我们就从这里切入,只要一较真就会发现,这正是执政党的软肋。构成我们政权的四樑八柱是些什么人呢?

     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报告披露: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市民 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财产超七百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00万至 2500万;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山东省,平均 700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

    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 幢,面积600平米至900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600平米;浙江省,平均3幢,面积500平米至6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山东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700平米;辽宁省,平均3幢,面积600平米至850平米。

    从2003年至2008年6月底,在职地厅级以上官员离婚再娶者52570人。这里头少数有正当理由,有许多属于喜新厌旧,更多的是为了转移财产,把巨额财产划在前妻名下,贪官自己,既保住了江山(职位),又可再娶个美人。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其中: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 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这个数字许多文章引证错了,说成了百分之四,是百分之零点四,即千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现在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经济改革,从单纯经济观点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谈付出了过多的环境、资源和劳力的沉重代价),但从政治上看,是失败了。要承认这个失败,挽救这个失败,经济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这个失败,将是历史的大倒退。我们政治上的失败,主要表现在共产党由穷人党向富人党的蜕变;政权由建国初期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经过了毛泽东独裁统治,向官僚资产阶级政权的蜕变。

     在高干子弟中出了2932个亿万富翁,平均每人财产六亿七千万,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政权的性质。前国家副主席的儿子曾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买了一幢豪宅,花了两亿五千万人民币,轰动世界。一般来说,三百万美元以下的算是一般豪宅;三五百万的算是中等豪宅;一千万左右的算是高档豪宅;两千万以上的应该是豪华庄园了,自家配有养马场、小型跑马场和高尔夫球场。1998年蒋宋美龄生前以280万美元卖掉了纽约长岛蝗虫谷豪宅,据行家估算现在应该价值1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000万元。曾伟的豪宅价值是蒋宋美龄纽约别墅价值的3.5倍。我党曾经义愤填膺地号召和领导人民打倒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如今我党领导人的家族,在经济地位上取代了四大家族的位置,在巧取豪夺的财富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他们,还硬说是人民在当家作主,这样的瞒和骗能够长久吗?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普通老百姓中近年发生了十几起为抗议政府征地拆迁而自焚的事件。上月10日,江西省宜黄县凤岗镇锺家,受县长带领拆迁队的野蛮逼迫,举家自焚,烧成重伤三人,一人不治死亡。锺家两个女儿上京告状,县委书记又带了四十多人追到南昌昌北机场,把两个女孩堵在机场女厕。县长、书记齐出动,如此残害百姓,这个地方政府还能算是人民政府吗?宜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受到了撤职处分。有的青年朋友认为,只要上级领导是包青天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非要政治体制改革呢?我给大家讲讲台湾是怎么解决这类问题的。

     社科院的于建嵘是个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他访问台湾,预定日程完毕之后,他要求接待方给他派一辆车,他要到各县随机采访。人家很大度,派了车,让他随便接触老百姓。于建嵘每到一家就问一个问题:如果政府要拆你的房子,你怎么办?台湾人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连说不可能,政府怎么会拆我的房子呢?于建嵘说:这是个假定、假设的情况,请您回答。台湾百姓说:那我给联系我的议员打电话,他在参议会弹劾县长,县长就可能被罢免。于建嵘说:真的吗?那户主人找出一张联系卡片,当场打电话,真把县参议员叫来了。我们的政治体制如果有这样的机制,宜黄锺家还至于自焚吗!遗憾的是我们的人民代表是协商指定的,不是民选的(虽然履行投票形式),和人民没有那个联系,你叫他,他不理你,你找到他家里把情况告诉他,他要和党、和政府保持一致,绝不会替你说话,他要替你说话,下一届的人民代表就当不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习近平最近说的“权为民所赋。”民选县长,县长怕百姓;任命县长,百姓怕县长。包公戏久演不衰,是因为没有包公,人们一代一代地期盼着。包公是人民理想中的小救世主。既不能靠大救世主,指望出个好皇帝,也不能靠小救世主,希望各地出包公。只有民主制度,老百姓把选择官吏、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选他,把他举起来;也能罢免他,把他拿下去,这才靠得住,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实现“权为民所赋”的过程。现在常说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一句貌似全面、正确的废话。县长和书记逼得锺家自焚,只见党的威势,不见依法治国,老百姓连自家的房子都保不住,遑论对国家大事的当家作主。

    两报一刊的文章竟然把“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和剥削说成“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它把过去只有少数剥削者才能享受的民主变为大多数人都可以享受的人民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这种站在云端说出来的神话,离开中国社会实际十万八千里,在官方改革派公布的那些官僚资产阶级巧取豪夺、贪污腐败的事实面前,显得那样虚伪,那样狡诈,那样无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到这种程度,连指鹿为马的祖师爷赵高都只能自叹弗如。在推动中共亡党亡国的问题上,两报一刊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又立了“头功”。

    结论:原来说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民众的,党的掌权集团经济地位的变化把这种代表关系完全颠覆了。“由谁统治”?现在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国体,一不代表穷人,二不代表多数。一党专政绝对失去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这样说,并不是说党和政府中就没有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人了,有,这就是改革派。2010年以来,国民收入的分配政策大规模地向民生倾斜,是胡温新政不绝如缕仍然存在的标志,但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权贵集团是通过绑架党、绑架政府的形式实现他们的利益的。现在是常人政治。一个普通人,跟我们一样的人,幸运地通过各种机遇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的合力来行事。在组成当今社会合力的各股力量中,权贵集团力量最强,所以权贵集团可能决定政策的方向,改革的方向。常人政治的常人领导人可能成为权贵集团的俘虏,被他们所掌控,成为他们的工具,这就是常人政治的困境。现在事实上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控制了党和政府,改革派不能有大的作为,连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媒体过滤掉,并受到主流媒体的围攻,他们企图把改革派领导人与人民隔绝开来。改革派领导人要摆脱困境,只有向民间寻求支持。

    现在共产党内事实上有三派:官僚资本主义派、毛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

    官僚资本主义派是当权派。他们控制着国有企业,控制着媒体,控制着国家机关。他们主张改革开放既不前进(搞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后退(放弃经济改革的利益回到毛时代),停下来。这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口号是“稳定压倒一切”。想的是“维稳”,干的是“维稳”。他们增加维稳经费,扩大维稳编制,甚至运用安元鼎保安公司这样半黑社会力量抓捕关押上访者,想在国庆60周年露一手,创造太平盛世。让他们没想到的是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达到23万起以上, 比起2008年的12万起,翻了一番。他们终于认识到,治理13亿人口的一个大国,靠暴力摆平一切是不可能的。他们抗拒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志有所动摇。标志性的事件是2010年7月上旬,曾任瓦文萨的顾问,被誉为波兰1989年和平转型的灵魂人物的亚当·米奇尼克应邀访华。

    毛派的主体是粉碎“四人帮”后政治上的失意者,以代表工农弱势群体的面目出现,打毛的旗帜,以“公平正义”夺取话语权,实际上是不甘心被边缘化的地位。他们并不是真心想回到缺吃少穿的计划经济时代,而是要夺取政权,至少是谋求政坛上的一席之地,急不可待地组织了两个毛派政党,又没见其中的共产党员声明脱离共产党,许多人成了“跨党分子”。他们甘为权贵集团利用,攻击改革派,成为权贵集团政治上的同盟军。

    民主社会主义派由党内民主派演化而来,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胡赵被撤换后跟着失势。这一派是一个广大的党内干部群体,离退休老干部多数属于这一派,在职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其人。他们人数众多,但不显山,不露水,不组党,不组派,是改革派在党内的坚定支持者和组织基础。他们忧国忧民,真心为党,主张把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建设性的救党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现在,一个类似社会民主党的派别或政党,已经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谁能举起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谁将在党内和民众中争得多数,谁将在十八大胜出,并主导中国的未来。

    令人欣慰的是温家宝总理最近明确表态:“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很久以前就提出的概念。尽管社会议论纷纷,尽管遇到阻力,我仍会坚定不移推动我的信念。在我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风雨不倒,至死方休。” 他还表示:“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决定国家力量的是人民。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愿望是不可阻挡的,顺者昌,逆者亡。” 温总理的坚定态度,说明在当权派中,改革派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硬。这种明智态度,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正当改革派的领袖人物向人民走来,与人民结合的时候,有人败坏温家宝的声誉,企图把温家宝和人民隔开。我很赞成一位网友的意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温家宝的真诚,勇敢和大度,他是活着的赵紫阳和胡耀邦,我们不要等待中国开明的领导人失去了权力以以至生命之后,再去纪念他,缅怀他,我们应当在此时此刻就给他多一些鼓励和支持!”

    我将恩格斯的一条语录,赠给党内各派: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

    今天的讲演主要是批倒“划界论”。撰写“划界论”理论文章的同仁如果不服,可以下一次到三味书屋来跟我辩论,也可以在中央电视台举行公开辩论,你们把我驳倒了,我辛子陵从今不再谈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是我把你们驳倒了,你们就不要再把“划界论”当作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万应灵药,现在是既麻痹不了自己,又忽悠不了人民。记住恩格斯的话: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 2010-10-27 10:55:11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大军" <zdjun@263.net>,  标题: 秦晖教授的“逻辑”问题

秦晖教授的“逻辑”问题

凤凰周刊主笔 冼岩

    秦晖曾经说:不管什么主义,至少要讲逻辑(大意如此)——言下之意,他对自己的逻辑性颇为自负。确实,相对于自由主义阵营其他人而言,秦晖还算是讲逻辑自洽的。但由于观念先行、结论预设,他的所谓“讲逻辑”,往往只能以牺牲事实作为代价和前提。

    同样是因为“逻辑”问题,不看秦晖的文字久矣。但是,最近秦晖谈“中国模式”的文章,海内海外、网络纸媒,铺天盖地,且反复以不同标题出现,想不看到都难。由此笔者也不免生出好奇心:难道秦晖发现新大陆了?还是他的逻辑已不再那么寒呛了?

     找来文章一看,原来说的还是那些老话,逻辑也还是那种逻辑。就在不太长的一篇文章中,谬误、漏洞俯拾皆是。惊诧之余,亦试为追捧秦晖者略略拾之:

    一,近两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是透析中西模式的一个观察点,秦晖也明白这点。站在他的观念立场上,必须为西方引发危机这一短处寻找一种解释。他的解释是,西方因为民主,所以政府必须搞低税收、高福利,于是形成财政大窟窿;又由于全球化,“债务窟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自然会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玩下去”。

    这种说法很稀奇。首先,就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而言,危机的爆发与秦晖所说的政府为多搞福利少征税而不得不多举债无关。否则,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方法,就不会是进一步地透支、举债,花上万亿美元搞经济刺激计划。危机完全是由金融业的非理性扩张引发的。老百姓确实事先没有感到危机,所以他们才成为受害者。但他们感不到的原因,与全球化关系不大,而是由于华尔街的贪婪及报酬模式:基金经理的收入取决于短期收益率,所以他们热衷于挖空心思搞各种“金融创新”,竞相争取短期内利益最大化,而不管后面留下的窟窿越来越大。其他相关行业,包括证券、银行、评估,精英们的报酬模式都差不多,所以积极配合,大家把游戏包装得很光亮。老百姓哪里能看穿这么多“专家”的合谋?所以争先恐后往人家挖好的窟窿里跳。说到底,这是由于缺乏监管、“自由”太多导致的问题。要纠正这种“右”,确实需要向“左”,但不是向秦晖所肯定的欧洲、尤其是瑞典之平等和福利的方向,而是必须向中国强化政府监管、不相信所谓行业自律的方向。事实上,美国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有人说“美国学中国”。

    就危机的后续推动者希腊而言,倒确实是由于政府行为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但危机的爆发,与全球化透支造成的危机掩盖无关,而简单地就是因为政府必须干的事超出了其收入能力,不得不举债;债务在大多数时候也没有被掩盖,大家都知道高负债,政府一直在想办法还债,但就是还不了,反而不得不不断地借后债偿前债,以至于窟窿越来越大。

    以上是事实部分,这里面有两个“逻辑”问题:1,“债务窟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政府的举债、透支,都反映在帐面上,而帐目是公开、透明的,怎么会“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希腊政府倒是一度有意掩盖债务,目的是提高信用度好借新债,但想到的办法也只不过是聘请高手来调整帐目也就是做假帐,与什么“金融全球化”无关。全球化不过是扩大了举债方的能力,使游戏可以玩得更大一点,爆发起来更猛一点而已。如果他们早知道秦教授兜里竟然揣了一本秘笈,可以通过全球化使透支“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包括希腊在内的许多政府一定会虚心向秦教授求教,并且感激零涕。

    2,秦教授说“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那么政府呢?这个“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游戏的具体决策者、执行者,它知不知道危机呢?如果知道的话,又为什么不提醒老百姓呢?恐怕,这才是类似危机发生的一大根源,而与秦教授所念念不忘的全球化没有关系。个中道理,就是方绍伟教授所说的多党竞选制度下由“低代际问责-承诺有效性”导致的“公地悲剧”:由于几年一任,最多连任两届,每届政府都追求短期目标,任内多花钱多办事,争取最大的民意好感;不能征税就举债,管它留给后任的窟窿有多大?只要任内混过去就好。所以,任内都不会提示危机,只会大谈成就,将隐含问题以种种未来计划或乐观可能性蒙混过去;而后任则必须不断为前任擦屁股,直至再也擦不了危机爆发——说到底,这些政客们的动力机制和行为模式,与华尔街经理人别无二致。

    二,秦教授为了把危机爆发的毛病归结到全球化上,而不是模式本身上,提出了一个反问: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运作,这些年就不行了呢?

    所以说,在预设结论前提下的逻辑自洽,必须以牺牲事实即选择性失明作为代价。秦教授当不会不知,西方模式哪里是什么“一直可以成功运作”?经济危机每几十年来一次,这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吗?只不过每次危机的爆发点不同而已。这也很好理解,危机总是从最薄弱点突破;每爆发一次后,原来的薄弱点会得到重点关注和修补,下次危机就必须寻找新的薄弱点。这和木桶效应是同一个道理。

    三,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甚至相对于欲“终结历史”的西方体制也表现出明显优势,这似乎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所以秦晖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无论左派右派,西方经济学家都夸中国。

    这还怎么得了,这样下去,岂不是要得出“中国模式优越”的结论吗?别着急,秦教授既然敢承认国内一些自由主义者闭着眼睛否认的事实,而不是选择性失明,就说明在他的“逻辑”中,已找到包容此一事实的办法,无须将其无视。果然,随即秦教授举出福格尔(R.W.Fogel)论证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比北方有“效率”、多马(E.D.Domar)论证17世纪以来东欧“二度农奴化”经济比自由农民经济有效率的例子,以证明“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激励,要讲让人玩命地干活它就未必敌得过铁腕体制”。换言之,你“中国模式”虽然能“让人玩命地干活”,但玩不了“创新激励”这种高雅活儿,这活儿还得靠人家西方模式——人家高雅你粗鄙,你有什么了不起?

    事情说到这儿,本来已经可以了。但秦教授可能觉得,上述说法还只是拾别人牙慧,他应该提出点自己的东西。于是他更进一步,把论证重心放在了“假如这样的模式(即“中国模式”),以及以这种模式和前面说过的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

     是呵,将会怎样?我们也好奇呢?对此,秦教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类似美国灾难片《2012》的恐怖图景:“如果我们靠这种“优势”真能把他们竞争垮了(前提当然是我们自己要继续为这“优势”付代价,而且由此积累的矛盾不会爆发),全球汽车业就靠我们这种“卖命模式”一家独大,那今后谁来创新呢?全球汽车业的未来在哪里呢?如果全球只剩下血汗工厂,没了“西方模式”下旺盛的购买力,我们的产量再大又让谁来买?我们“模式”最大的问题即产能过剩的问题到那时不会蔓延到全世界吗?”

    这可是个问题。秦教授因为不熟悉经济,但又必须指点江山,闹出过不少笑话。因此,他个人可能并不介意再说一些外行话。在这里不能确定的是,秦教授究竟是被他自己所举的例子忽悠了,还是仅仅在有意识地忽悠别人?

    难道因为秦教授举了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和17世纪以来东欧“二度农奴化”的例子,大方承认铁腕体制也有效率(他竟然没有闭着眼睛否认,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其“大方”),中国就必须将自己与奴隶制、农奴制等量齐观?否则,又如何理解秦教授竟然认为:垮了西方现有的工厂,全世界就没有人会创新了,甚至连产品都卖不出去了?

    且不说由于分工不同,处于产业链条高端的科技创新部分不会被低端生产线部分挤垮。仅说一点,创造力难道是专属西方的吗,难道它姓美、姓西吗?真正有创造力的,不是某个工厂,而是那些科技人员。这些人难道非得要吊死在竞争失败的某厂内,而不会流动到可以为他们提供创新条件的新企业去?

    有人说(秦教授莫非也这么想?),中国是血汗工厂,高科技人才谁去?但现状却是,中国企业现在已吸纳了不少高科技人才。中国是存在不少血汗工厂,但从来只听说对从事简单劳动的一线工人搞血汗,谁听说过对科技创新人员、市场开拓人员搞血汗的,那不是自掘坟墓吗?

    西方所谓“创新激励”,主要是指以市场机制为依托的自主性竞争和开放性交流的环境。原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创新不如西方,一是基础较低,二是计划体制下一切都被安排起来,缺少这种竞争的环境。现在中国的企业已经处在这种竞争环境中,想脱身出来都不可得,又怎么会缺少“创新激励”呢?之所以现在科技创新还不如西方,主要是因为基础较低,前面有高个的在顶着,自己学习、模仿,比搞创新更省事,效率更高。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当年的日本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一旦自己水平提高了,前面没高个挡着了,自然就要以创新为主了,哪里用得着秦教授杞人忧天“今后谁来创新呢?”、“未来在哪里呢?”

    购买力问题同样如此。购买力不是固定依附于某个国家、某种模式或某群人,而仅仅依附于财富。财富是流动的,如果西方企业被打垮了,那么一定有胜利者,有搭便车获利者,财富肯定流到那儿去了。财富在那儿也能形成购买力,为什么只能呆在西方?现在中国不是已经成为奢侈品的重要消费市场了吗?不用说汽车、电脑,更不用说鞋子、玩具、纺织品这些中国传统的出口产品。

    秦教授的惊叹和担忧,很难令人相信其真诚,但又很难令人怀疑其真诚。只能说,他是在和读者们玩一个智力游戏。

    四,秦教授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不是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但也不是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如果一定要在历史上寻找相似性的话,它倒更类似于17世纪原始积累时代、“重商主义”时代或“旧济贫法”时代的“资本主义”。”——这话既对,也不对。今天的中国确实存在17世纪原始积累时代、重商主义时代或旧济贫法时代的资本主义,但同时也存在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和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否则,就不能解释市场机制和民营企业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表现。一般来说,越靠近沿海、靠近港台的地区,越接近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越深入内地,越接近17世纪原始积累时代、重商主义时代或旧济贫法时代的资本主义,当然,也有例外。而在官方的公开表态和民间舆论中,2004年以前是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具有伦理正当性,现在则是唯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具有正当性。这是中国社会的一次伦理嬗变,它见证了中国社会前行的脚印。

     说来也不奇怪,中国是从“零资本主义”甚至“负资本主义”起步的,要在短短几十年走完西方几百年的资本主义进程,短时间内的几种模式并存,这不很正常吗?也因此,此次危机中“中国模式”体现的优势,并没有证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竞争不过“19世纪的资本主义”,“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又竞争不过“17世纪的资本主义””。优势源于综合,仅有“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中国也跑不赢西方。

    五,秦教授在自以为完成对“中国模式”作出除了够缺德,没什么长处的鉴定后,觉得可以开始改造中国的话题了。他说“如今“转变增长方式”(其实就是转变体制的委婉说法)已经势在必行”——说“转变增长方式”其实就是“转变体制”的委婉说法,这不但是典型的一厢情愿,而且是典型的强加于人。“转变增长方式”是中国政府的口号,而中国政府的觉悟似乎没有秦教授“其实”的那么高。从各种公开信息看,这里的“转变增长方式”,与“转变体制”不相干(除非秦教授另有获取信息的秘密渠道),而是要在原有体制下“转变增长方式”。无论扩大保障、增强消费,还是践行节能减排标准,主导者都是政府。体制没有变,变的只是使力的方向。

    六,对于此次危机发生后,“美国学中国”的说法,秦教授当然深恶痛绝,必驳倒之方后快。他完成这项使命的方式,颇具有“秦式逻辑”的特色,大家不妨一看。

    秦教授说:“由于目前阶段的危机在西方更为突出,而且西方言论自由,社会情绪也更外露,因此似乎是他们首先表现得乱了分寸。美国要加强监管,欧洲要降低福利,那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日子难以为继,而民众也深感烦躁。于是有人说,美国也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了。”然后他愤然反驳道:“但说实话,美国政府入市挽救大公司与其说是济贫不如说首先是“救富”,这连福利国家政策都算不上,何谈“社会主义”?至于奥巴马医改倒确实有福利国家的趋向,说是“社会主义”也可以,但这是西方固有的“民主社会主义”,说是学欧洲还庶几近似。说是学“负福利”的中国,岂不南辕北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这些文字中的概念绕昏,我个人善意地猜测,秦教授已经被他自己的话绕昏头了。明明在前面他自己还说“美国要加强监管”,“于是有人说,美国也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了”;后面他反驳的理由竟然是“美国政府入市挽救大公司与其说是济贫不如说首先是“救富”,这连福利国家政策都算不上,何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难道其特色只有一个“济贫”,“加强监管”难道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从这一点上说“美国学中国”,哪里有错,竟然要劳烦秦教授感叹“南辕北辙”?难道说,只有搞“济贫”才算是学社会主义、学中国,那岂不是说学西方就必须把头发染黄、皮肤漂白?更何况,秦教授在更前面不早就有论述:“济贫”、平等并非中国特色——何其自相矛盾乃尔!
把各种概念分解、综合,然后再根据结论和“逻辑”的需要分别使用和偷换大概念或小概念,概念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这就是“秦式逻辑”除对事实的选择性失明外的又一特色。

    七,秦教授说:“一些民主国家由于更偏好社会平等和公共福利而不那么“自由放任”、一些政治上的专制国家倒可以在经济上更加自由,这种现象无疑存在。因此世界上一些不喜欢“新自由主义”的“左派”看到一些专制国家比民主国家经济增长快就大喜,委实有点莫名其妙。”——我也莫名其妙:左派为什么不能“大喜”?新自由主义一直鼓吹他们的那一套才最有效率,现在另有一套比他们说的更有效率(虽然按秦教授的分析,这另一套“在经济上更加自由”,但总不能说它搞的是新自由主义吧?),新自由主义的效率神话不就破产了?其他人不就可以在新自由主义之外探求责增长效率之路?既如此,左派又焉能不高兴?

    进而言之,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但认为他们那一套最有效率,而且至善,所谓“在市场机制下,个人的自利行为将增进全社会福利”,因此,他们往往把1990年代社资之争中效率的胜利同时描述成道义的胜利。上面这个例子说明,效率与道义并非正相关,效率的落后未必意味着道义的落后,左派又焉得不“大喜”?

    不知道秦教授为什么对此也“莫名其妙”?我因此不能不对秦教授的“莫名其妙”感到“莫名其妙”。

    八,为了抵制当前为自由主义所视如蛇蝎的民族主义,秦教授在文中提出了他高人一等的“反美”新方式。他首先分析了现在流行“反美”方式的愚蠢,其一是:“或者坚持市场全球化但抵制所谓“西方人权标准”,继续坚持我们的“低人权优势”,继续凭借这个条件低消费高出口让别人透支,也就是继续玩现今的这种“Chimerica”游戏,甚至玩得更过火(否则补不了危机中暴露的美国窟窿)。那美国人恐怕会偷着乐呢!”

    但人们看到的现状却是,美国人不但没有因为中国人的这种愚蠢而“偷着乐”,反而表现出极大愤怒(当然,可能秦教授独具慧眼,发现这种愤怒其实也只是作秀,是一种举国朝野上下的作秀大合唱),认为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遏制了他们的实体经济,影响了他们的就业。

    道理很简单,一个经济体固然可以通过从外透支来提升消费,但在全球竞争背景下,长期而言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对外输出有效需求,效果是使自己的实体经济萎缩,从而使对方壮大;虚拟经济所依托的信用度,是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的,实体经济的萎缩,将使虚拟经济难以持续,最终购买力也会萎缩,实际上是转移到对方去了——由主动输出到被迫转移,这就是美国人害怕的地方,也是所有“出口导向”经济体的图谋所在。当然,这也是中国人节衣缩食忙着送便宜给别人的原因,是别人得了便宜不但不“偷着乐”反而愤慨的原因,更是今天全球贸易战、货币战加剧的根源。

    从这一点来说,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看似吃了亏,其实是占了便宜,要不然也不会有这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现在的问题仅仅是,这条路上已出现大的障碍,已经难以再走下去,所以必须另辟新路。如果还能继续走,“偷着乐”的只会是中国而非美国。当然,中国国内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调整,尤其是必须加强对民众的福利保障:高出口要求工人收入较低,但收入是相对于支出而言的;如果保障到位,必要性支出减少,低收入也能活得体面。

    九,按照秦教授的分析,美国对中国人最好,中国人在美国发展得也最好。他说:“君不见今天在工业化国家中,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善的是谁?不就是那个被我们视为“世界首恶”的国家么?比例如此少的华人却能进入社会主流,大批成为教授、科学家、高官等上层精英,这世界上还有哪里能够如此?”——秦教授似乎忘记了,华侨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几乎是财富、身份的代名词。华人在那儿获得的机会与成功,难道比在美国差吗?

    一些国家的排华虐华事件,与华人在当地的成功有关,当地土著认为华人抢了本属于他们的财富和饭碗。这种冲突,其实与美洲当年印第安土著与外来白人的冲突类似,只不过强弱移势而已。当年的白人为解决这种种族冲突,采取了先灭绝、后圈养的办法。今天的汉人当然做不到,中国也不是美国这种世界超级大国,可以仅凭威胁强硬就令对方就范。不仅如此,在周边敏感地区,中国实力虽相对较强,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势力的牵制。仅仅声明一下南海主权,就遭遇周边及美国的联合压迫之势;仅仅减少稀土出口,就被斥为“无赖国家”。

    在这种看似宽松、实则严峻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又怎么可能采用强硬手段保护外侨?强硬措施既然没有用,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在排华虐华事件并非常态的情况下,在当地政府承诺保护华侨的态度前提下,改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通过迂回方式改善当地华侨的境遇,这哪里又是什么“仅仅为了皇上的面子”?秦教授所谓“虐待、屠杀乃至大规模残杀我们同胞与公民的国家必定是我国的敌对国家”(此处竟然用了“必定”,可见其逻辑自信)的结论,首先要问问具体的时间和原由吧?如若不然,远的美、英、日、德、俄、意、奥、西八国,近的日本,再近的朝鲜战场上美、英等联合国军方,岂不都成了与中国不共戴天的敌人?

    十,不难预见,这无疑又是一篇势将招致秦粉丝以及自由主义道徒们泼口大骂的文字,因此,在文章最后有必要交代一下我的写作动机:我也就是看见这样一篇被众口追捧的文章,粗粗一阅竟然发现如此多的软硬伤,窃为秦教授羞之——没看到也就罢了,看到了忍不住说几句。

    本文无意攻击哪一种模式,也无意为哪一种模式辩护。我不认为现实中存在什么“好”的或“坏”的模式,关键在于适应性。我认为,相对于中国现状,在现有多种模式中,“中国模式”是最适合中国的,虽然它本身也确实存在需要改进,乃至令人痛恨的地方。所谓中国现状包括:改革是以高度集权、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挂帅的状况作为起点的;中国经济落后,人多,自然资源有限,政治上一党独大,等等。

     但是,原来的“中国模式”走到今天已到一个极限,内外挑战的增多,意味着中国有必要作出改变。我赞成秦教授文中这两段话:“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一个早上的突如其来,它也是个积“量变”为“质变”的过程。而且这也是此前黑人民权运动渐进推动的结果”,“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件件具体问题上未必激进、但却持续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包括具体的民生问题”——中国确实需要改变,但应该从现实出发探寻改变的方向、路径和步骤,而不是照搬某种现成模式或依据某种抽象理念。

 

 

发件人:"sunhuijun8881" <13701165487@163.com> 2010-10-25 13:36:53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Fw:

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 秦晖

2010年10月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 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 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 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 :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 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 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 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 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 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宜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 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 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易中“栽了跟头”, 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 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 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 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 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 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 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 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 "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 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 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 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 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 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 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 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 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 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 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 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 “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统治,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 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1900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 ,国 民收入增长78.8%。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 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 “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 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 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1917年2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象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象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 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 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 "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发件人:"sunhuijun8881" <13701165487@163.com> 2010-10-25 13:36:53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Fw: 10914 社会幽默

当今社会的语言幽默

惠军 编辑

新论

1、发展基本靠拆,升迁基本靠拍;
  外交基本靠财,民怨基本靠埋;
  医疗基本靠宰,教育基本靠拐;
  历史基本靠盖,真相基本靠赖。
  执法基本靠踹,官位基本靠卖。
  民意基本靠猜,买房基本靠债。
  研发基本靠掰,创新基本靠寨

2、钓鱼岛的建议:
  一,炸沉;
  二,共管;
  三,暂住;
  四,三字完全屏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万事大吉。

3、普京气势语录:
  1、领土争端没有谈判,只有战争。
  2、俄罗斯国土虽大,却没有一寸是多余的。
  3、俄罗斯只有两个盟友——陆军和海军。
  4、有本事来抢!

4、 各国慈善事业,大致有四种形式:
  政府做事,政府掏钱—福利国家;
  民间做事,政府掏钱—香港模式;
  民间做事,民间掏钱—美国模式。
  最有趣的第四种组合,政府办事,民间掏钱—这恰恰是“中国特色”。

5、官员们背后都有一个《红楼》,
  有钱人的子女全部《西游》,
  地方政府正在上演《三国》,
  老百姓们也只能酝酿着《水浒》了。

6、四大名著的现代意义 内涵啊!  
  《西游记》:出身不好,想成佛是有难度的;  
  《红楼梦》:出身不好,想嫁人是有难度的;  
  《水浒传》:出身不好,想当官是有难度的;  
  《三国演义》:出身不好,想创业也有难度。

7、 地球调成震动模式,
  地震局调成静音模式,
  灾民调成户外模式,
  同胞变成离线模式,
  总理调成飞行模式,
  部队调成待机模式,
  政府调成会议模式,
  什么时候才能重返标准模式啊???

8、 南方周末很给力:“可以在国内钓鱼执法, 却不能去钓鱼岛执法”

9、 汤唯因为演了色戒而被封杀,
  但是,她将因为出演毛泽东的初恋女友而被官方捧贺。
  这说明什么问题?
  我觉得是:你可以脱,但是要看脱给谁。

10、胡sir拿到了qq号后的尴尬:
  不能用真名做昵称; 不能在签名中用真名;
  如果和他人聊天的话,会因为传播敏感词被监+控;
  不能拉其他8常委建群,因为一群全是敏感瓷;
  唯一的用处就是以后看完演出上台和演员握手的时候,可以塞个小纸条给某女演员:这是大哥的qq号,加好友~~~

11、反腐败就像减肥:
  1、吃饱了才有劲减肥;
  2、去饭店庆祝一下成功减肥一斤;
  3、最常见的,越减越肥。

12、人的一生好像乘坐北京地铁一号线:
  途经国贸,羡慕繁华;
  途经天安门,幻想权力;
  途经金融街,梦想发财;
  经过公主坟,遥想华丽家族;
  经过玉泉路,依然雄心勃勃……
  这时,有个声音飘然入耳: 乘客你好,八宝山快到了!
  顿时醒悟:人生苦短,何不淡然!

13、新草本纲目: 尿频喝三鹿,胸平喝圣元,体毛过盛用霸王

14、人固有一死,或死于麻疹,或死于麻疹疫苗。

15、同事家上初中的女儿说,老师教他们:
  “你们要谈恋爱没问题,但是你们一定要找个有担当的,你说那些一见到老师就把你的手甩开的,要来有什么用。”

16、问:为什么北京首次购房贷款者平均年龄才27岁?急什么?
  答:因为27岁可以买到2.7万一平米的房子,37岁就只能买3.7万一平尺的房子了。

17、肯德基爷爷对麦当劳叔叔说: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永远出现在你周围300米范围内,默默地注视着你,然后把自己的鸡翅卖得比你贵一块钱~~~~

18、1949,被俘枪毙;
  投胎,至十岁,家贫,遇饥荒饿亡;
  复投胎,十余岁,家富,批斗而亡;
  再投胎,读大学,流弹穿胸而亡;
  又投胎,饮三鹿,结石而亡;
  还投胎,幼儿园,遇弑而亡;
  再投胎,2012……

19、现在无房无车无妹子的三无宅男有新名称:低碳哥。

20、毛时代的资本家分为被抄家的和即将被抄家的;
  邓时代的资本家分为入狱的和即将入狱的;
  江时代的资本家分为入党的和即将入党的;
  胡时代的资本家分为移民的和即将移民的。

21、工资就像大姨妈:一个月一次,一周左右就没了。
  工资就像大姨妈:到时间不来就心慌。
  工资就像大姨妈:从没准时到帐过。
  工资就像大姨妈:量多量少自己知

22、教育部删减鲁迅文章在中学课本的比重不是因为鲁迅的文章过时了,而是因为学生读完后可能以为鲁迅是当代作家

23、一般药店民营山寨药毛利都在60%以上,国营大厂的可能会有30%,外资产品因为严格控价只有大概10%,质量跟利润刚好是倒过来的,所以进药店,店员推荐什么就不买什么,这个是第一准则。第二准则是你把成分名读一遍,然后煞有其事的问“有外资的吗?”,就可以找到。

24、 我们来自景德镇,那里盛产杯具和餐具,最著名的就是敏感瓷。我们还分官窑和民窑,官窑专出敏感瓷,民窑尽出杯具。

25、七十年前,国民党负责打鬼子, 我们负责土地革命。七十年后,国民党继续负责打鬼子,我们继续负责土地革命。

26、说是人民搜索将请乒乓球冠军邓亚萍把关,有识者说“上此网者找抽”。

    27、钉子户大战拆迁队再好好发展一下会变成一个很好的游戏的。

    28、一个合格的程序员是不会写出 诸如 “摧毁地球” 这样的程序的,
  他们会写一个函数叫 “摧毁行星”而把地球当一个参数传进去。

    29、有人问:月薪1200该买什么车? 答:买副象棋吧,有四个车,还有宝马呢!

    30、我用一麻袋的钱上大学,换了一麻袋书;毕业了,用这些书换钱,却买不起一个麻袋!

 

 

 

只有废除特权政治,中国才有希望

颜昌海

2009-12-03

    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认为,目前中国最大问题是特权横行,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特权制度。不铲除特权腐败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无望的。正如胡锦涛曾经指出的: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是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的主要源头,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的主要课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是拥护、信任还是反对、不信任的主要呼声。

    中国的特权政治制度表现为以下8个方面。

    一,官位的等级制度。中国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官”的手中,虽然现在很多资源也市场化、民营化了,但是非“权力依附型”的企业是难以生存和壮大的。由于中国没有同时进行宪政改革,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等级制,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君臣尊卑的传统观念,并且将之法制化。与封建制度相比,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称为“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等。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和尚、副部级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一切官员也都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等等,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不同级干部更有不可逾越的排名及待遇--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看什么档,是否享受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公务员等等服务,全看他的级别高低。级别高的干部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从而可以傲视普通人,过着特权的生活。

     二,黑箱化的财政制度。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30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100倍。据有关调研报告: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每人花费公款600万至2000万元。2004年,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共计1045亿元,2005年为1276亿元;广东省2005年为2485亿元。如今更盛,只是官方不敢公布实际数据。

    三,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特权垄断常常造成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损失,如国有商业银行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兴业银行甚至以不到市场价格的1/10把股份贱卖给外资,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因为贱卖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的损失就达6000亿元,整个银行业损失上万亿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外国人。为了增加赢利,两大石油巨头不惜制造“油荒”以抬高国内价格,并且出口退税。这些国有企业凭藉垄断获得的巨额利润不但不需要向国家分红,反而得到财政补贴,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

    四,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也只覆盖了10%的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

    五,令人生畏的警察特权和司法特权。警察绝大多数是好人,警察和司法的特权源于缺乏民主监督的体制。哈尔滨市区电子监控设备发现,警车闯红灯月均近1200次。某县动用警察收提留款,动不动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刘振中说了一句“这赶上土匪了!”于是被警察四处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妇皆受牵连都被送进监狱。某警察甚至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开的就是这种店,打人是家常便饭”。“我打你是执行公务,你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

    六,歧视性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1999年北京市劳动局出台了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限制外来工的行业8个,职业、工种103个。南京上百万农民工5年中只有5人成功落户在南京,不到百万分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发展为7:3。中国农民高价购买生产资料交纳的增值税每年在5000亿元,是全国增值税的一半,相当于每个农业人口每年交税400-500元,而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表示,全国增值税的60%都是农民交的。但国家财政每年拨出支农资金高达4000多亿,大部分资金却补贴了粮食企业、化肥企业等权贵部门,农民获得的补贴很少,国家的扶贫资金也主要肥了地方政府部门。

    七,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师悉心照料,当上班干部;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服从权力。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武汉市举行少先队的特色比赛;当日,武汉最高气温达35.3℃,原计划8点30分开始的比赛,却因领导的姗姗来迟而延后。等一个个领导在太阳伞的遮阴下讲完“祖国的花朵们”之类的话,一直炙烤在烈日底下,穿着长袖制服,并且手套、帽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军乐队员,终于起步,开始比赛。手持指挥杖的小男孩,才走出几步,一头晕倒在地。当老师和家长的抢救时,领导们悄然离去。某市文化旅游节逢雨,领导们都有人给打伞观礼,而学生们个个立在雨中,浑身湿透。在河北省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一名小学生耐不住持续两小时的烈日炙烤,当场中暑昏倒,然后台上领导们也都悄然离去。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的时候,有人高喊着:“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中国的学术机构也处处渗透了权力。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高考分数线歧视则造成了地区特权、城市特权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恢复高考20多年来,北京的高招录取分数线大大低于其他省份,相差最高达160多分,在其他省份只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数,在北京竟能上北大、清华。

    八,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由于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特权,以及不允许出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除娱乐之外的明星,电视台等为了保险,“不出问题”,不敢报道真实消息,不敢追踪社会问题,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幕,因此天天播出娱乐节目,吹捧几个歌星,号称是弘扬“主旋律”。 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准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踪影。

    因此,只有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等,中国才能进步,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中国,亟待取消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道观佛寺的行政等级;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等公款福利特权;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公开化、民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一切支出改由各级人大决定;打破石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证券、外贸、烟草、粮食、地产、大型工程、农用生产资料、有色金属、民航、铁路、安全等领域的垄断,国家参与其分红,提高其税赋标准,引入竞争主体,形成市场化的多元竞争格局;废除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将沉淀在当地的户籍资料、人事档案、个人及家庭收入纳税、缴纳保险情况,信用、守法记录等等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码查询系统中;废除高考分数线的歧视;立法严禁在招工、教育、医疗、住房、自由迁徙、失业保障、养老保险等方面歧视任何一部分国民。取消财政对机关幼儿园、机关小学、重点中小学等的倾斜投资政策,促进学校的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规定一切城市不得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不得拒收或者高价接受打工子弟入学;规定行政人员、官员不得参与教授、院士等的评定;取消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允许民营媒体参与竞争,政府只需对其业务、内容进行规范;逐步建立宪政民主、以及公民监督、司法监督、媒体监督的制度;把各级人大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实现人民代表的专职化、专业化和自由选举,人民代表拥有罢免弹劾官员、决定财政预算决算、进行重大决策的权利;让司法、反贪、审计、监察、信访等部门独立于行政;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的权利救济、司法救济,媒体从各级官员的喉舌变为人民群众的喉舌。

     胡锦涛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铲除特权制度,确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中国目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

    只有废除特权政治,中国才有希望,只有废除特权制度,才能建设崭新中国!

 

 

发件人:"知原" <ctk3@qq.com>  2010-10-25 12:26:08 +0800 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乌左、毛左的软肋

乌左、毛左的软肋

知原

    以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为核心的乌左、毛左等极左派,原教旨主义派,仗着有一帮老人的支持,在中国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正面临着深层问题,有可能再作一次巨大转变之时。他们唱红歌,为文革粉饰,为暴政开脱。企图将中国人民再带入那个贫苦不堪、愚昧无知的年代。

    这一派的理论核心是“公有制”,但他们的公有制仅仅只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他们不明白生产资料公有制仅仅只是经济领域的公有制(简称“经济公有制”),还有比经济公有制更重要、更有意义的公有制,那就是政治领域的公有制(简称“政治公有制”),即权力公有制。另外,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通过建立现代福利国家制度的消费资料公有制的方式也可以通往社会主义。

    传统的中国是皇权专制世袭制社会,这种制度是一种典型的权力私有制社会,权力归一人、一家、一姓所私有。一个朝代就是一个家族统治中国的时代,朝代的更替就是家族的更替,朝代的兴衰就是家族的兴衰。从秦到清,中国就是在这种家族统治中轮回。广大人民被这些家族所绑架,成了这些家族的牺牲品,天下兴,百姓苦;天下亡,百姓更苦。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终结了这种一家、一姓统治中国的时代,却没能实现孙中山的凤愿——建立“共和”。在《走向共和》的最后一段中,他说,“我只知道共和这两个字。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两个字:共和。我们有许多志士同仁,为了共和,连生命都献出了!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他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孙文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他一定会实现共和的!我坚信这一点。”

    “共和”的英文单词为Republic,来源于拉丁语的respublica(公共事务)。“共和”的根本原则是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共和”在本意上是通过制度组织起来的公共事务领域,而不是一种组织形式或政体。共和主义强调政府的公共性、公平性与中立性,即政府必须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公益),而不能只为少数当权者的利益服务。刘军宁说:“共和”要义有三: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就是“天下为公、政权共享、和平共处”。这里的“天下为公”不是指财产公有,而是指权力公有,即确认国家权力乃天下之公器,不为某个个人、家族、党派所独有,必须共享共治;参与政治事务和处理政治纠纷的方式必须是和平的。这就是“共和”。

    与共和制相对立的是君主制(monarchy)。君主制的特点是国家最高权实际上掌握在某一个人、某个家族手里(皇帝、国王、大公、苏丹和沙皇等),这个人的权力有三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权力是绝对的;二、权力是终身的;三、权力是世袭的。那种虚君共和制应算共和制,而非君主制。君主制是一种典型的权力私有制,它把国家最高权力当作了某个人或某个家族的私有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即国家”这是君主们的内心表白。中国古代的王朝常常被称之为×家王朝,比如汉朝是刘家王朝,唐朝是李家王朝,宋朝是赵家王朝,明朝是朱家王朝,这体现的是君主制的家族特征。

    如果说,共和强调的是公共领域的权力公有制,那么人权则强调的是私人领域的权力私有制。君主制则将公共领域的权力霸为其个人、其家族所私有,又不保障人民的私人领域,所以常常侵犯人民的私人领域。

    作者简介: 笔名:知原。独立思想家,著有《中华复兴方略》、《哲学思考》、《新社会主义》等书。联系QQ:171550578 E-mail:ctk3@qq.com,网站:http://www.ctk3.cn。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1-05 13:12:41 +0800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Fw: 我为《谣言》写的序

谣言止于……?

----凯斯.桑斯坦《谣言》序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 王绍光

    互联网时代,谣言无时不在。在我下笔写这篇短序时,网上便充斥着诸如“废除粤语”、“泉州即将地震”、:“数百架战机飞越青岛”、“全国房屋空置数量达6,540万套”之类的谣言。其实不仅中国如此,各国皆然。否则,奥巴马总统新任命的白宫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原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也不会对谣言在美国大行其道的状况忧心忡忡,写下《谣言》一书了。

    值得注意的是,西文中的“谣言”(rumor)一词与中文中的 “谣言”意思不尽相同。在西文中,“谣言”是指在人群中传播的未经证实的说法,它可能为假,但也未必不真,这是一个外延十分广泛的词。 中文比较丰富,相关的词有 “传言”、“流言”、“谣言”与“谗言”等,内涵各有差别。“传言”是中性词,它不一定没有根据。“流言”是没有根据的传言,朱熹称之为“浮浪不根之言”(《詩經集傳》卷七),但它不一定是有意制造出来的。“谣言”不是一般的流言,而是有意制造出来的流言,但不一定都是坏话,“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与“迎闯王,不纳粮”便是经典的例子。“谗言”最严重,它特指毁谤、陷害他人的谣言。如此说来,“谣言”在西文中意义有点太过宽泛,而中文语境中的“谣言”往往指向后两种情况,是严格意义上的谣言。实际上,桑斯坦书中列举的例子也多属后两种情况。

    谣言杀伤力很大,不管是对个人、群体、还是整个社会。《离骚》中一句“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謡諑謂余以善淫”记录了屈原对谣言的愤懑;李白那句“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表达了对谣言的惊恐。谣言曾是古代宫廷政治的利器。翻开《二十四史》,满纸都是 “谗枉”、“谗计”、“谗杀”、“谗害”、“谗陷”、“谗恶”、“谗诋”、“谗构”、“谗訾”、“谗毁”、“谗诟”、“谗嗾”、“谗诬”、“谗愬”、“谗诽”、“谗谄”、“谗戮”、“谗谋”、“谗谤”、“谗铄”,让人不寒而栗。谣言也曾是改朝换代的推动器。从陈胜、吴广起义到辛亥革命,哪一场重大的历史变革没有谣言的影子?

    关于谣言,也有些近乎谣言的说法。比如“谣言止于智者”的说法十分流行。实际上,历朝历代、古今中外,在信谣、传谣方面,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所谓“智者”往往更甚于目不识丁的所谓“愚者”;在造谣方面,他们更是主角。又比如,有人断言只有在民智不开、公众的现代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普遍低下的条件下,谣言才会肆虐。实际上,现代以来,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谣言的数量以及它们传播的范围与速度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人说,谣言止于信息公开和社会开放,而他们心目中社会开放、信息公开的典范就是西方国家。如果真是这样,西方大量有关谣言的研究岂不是无的放矢(相反,中国在这方面几乎没有系统的研究)?桑斯坦这本书就表明,美国不仅不具有谣言的免疫力;相反,它是一个谣言充斥的国家,尤其是在危机时刻与选举期间。他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提醒读者,谣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的思维只会妨碍对它的理解与化解。

     这本书试图从三个方面解释为什么人们会信谣、传谣(很可惜,这本书完全没有讨论为什么有人会故意造谣)。第一,在认知上,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尤其是在不确定性很强的时刻。无论社会有多么开放、信息有多么公开,也不可能使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事实的真相。因此,所有人都可能相信那些听起来似乎合理的谣言,包括所谓“智者”。第二,在心理上,所有人都有情感,也包括所谓“智者”,他们会憧憬、困惑、愤怒、厌恶、仇恨、嫉妒、怀疑、恐惧、自信、自卑、无聊。同样,在不确定性很强的时刻,各类情感尤为强烈。这些感情因素会大大增加人们信谣与传谣的几率。第三,在立场上,所有人都有偏向,难以用不偏不倚的方式处理信息,尤其是所谓“智者”。面对相互冲突的信息时,偏见使人们更愿意相信与自己立场一致信息,哪怕它们是谣言;偏见也使人们更愿意质疑与自己立场相左的信息,哪怕它们是真相。

     如果谣言不但与事实相关,而且与情感、偏见也相关,那么遏制谣言的方式就未必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了。有人以为,只要不藏着掖着,及时公布事实真相,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了。但桑斯坦告诉我们,这样做不一定有助于遏制谣言的传播,反倒可能强化对错误观点的坚持。还有人认为,只要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谣言的外衣就会很快被一层层剥掉,使它失去插上翅膀、蛊惑大众的基础。但桑斯坦引用大量研究证明,信息交换的结果很可能是强化已经存在的观念,对遏制谣言传播毫无帮助。

    如果仅仅靠摆事实、讲道理未必有助于遏制谣言,那么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桑斯坦提出两个替代方案,一是法律途径,迫使谣言的制造者与传播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一些法律责任,用增加造谣、传谣代价的方式阻遏造谣、传谣。例如,纽约已通过立法来惩治散布有关银行金融状况谣言的行为。二是文化途径,人们逐步形成一种文化,了解互联网上大量的信息未必可靠,并对谣言保持警觉,不轻易相信互联网上流传的东西。不过,这两个替代方案也不是没有潜在的危险。法律途径可能产生“寒蝉效应”,伤害言论自由;文化途径可能妨碍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导致不信任文化。

    由此看来,对令人厌恶的谣言,桑斯坦并没有提出一套完美的解决方案,他只是告诉读者,面对各种不甚完美的方案,“选择权就在我们自己手中”。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2010年8月8日星期日

     香港吐露湾

    Cass Sunstein, On Rumors: How Falsehoods Spread, Why We Believe Them, What Can Be Don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9); 凯斯.桑斯坦《谣言》,中信出版社,2010年
 

 




发件人:"张萍鑫" <zxn_9999@163.com> 2010-10-13 09:39:25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民主主义——即现代社会变革历史与新旧民主主义时期——

中国民主主义再认识

----为纪念中共明年建党90周年之庆而写作,也为辛亥革命100周年撰文

吴丽萍 张小鼐

2010-7-31

    1.中国民主主义时期及新旧民主主义时期的概念

    何谓中国民主主义?乃近现代社会变革主要特征;通常称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历史,有些教科书亦名为中国革命史之——并将它分成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样三大类别。但革命是被逼出来的,不仅近现代如此,整部中国史都如此,并不是人们所愿意地;所以,革命史并没有充分地说明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实质;而主要在思想文化上落后,惟有民主主义去概括,以此取替所谓中国革命史才对,故应称为中国民主主义现代变革过程;对于以革命而建国立业的当代尤其要重新认识,从思想上彻底克服把革命当成优秀传统的错误观点。以通常所谓的革命去看,都有肓目性、爆炸性和缺乏经验与长期性地远见卓识等(这就是民粹化—— 或列宁指出的民粹主义,也是后发国家被压迫民族人民民主运动思想通病);更缺失可操作的制度运行,往往达不到目的,结果都会实际又回到原来的文化上去,成为中国历史恶性循环的真正原因。但历史表明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特点,是民主主义旗帜鲜明为根本!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也是从反封建奴役帝制确立地。而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完整地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却以西化而言至少落后了100年。邓小平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历史表明:反帝反封建奴役和社会主义事业,都要坚持民主主义!

    构成常识,民主主义指社会制度化的民主政治(也称权利政治),即现代政治制度,完全区别于传统文化;换言之,后现代国家政治上面临的是现代文化建设,即社会制度的转型,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民粹主义;用一个习惯性名词、我们所谓西化(法)既中国近现代历史特点,其核心亦于此——在确立人权基础上使权力回归于权利,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宪政,为政治文明精髓所在;简单地概括性说“文化向下,文明向上”;民主政治发展关键在制度建设、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这带根本与全局性、长期性和相对有一定地稳定性;更主要于具体地建立制度化保障机制(即现代文化建设);如果有人硬把它认为是西方政治,从意识形态上去解读,不仅完全错误,也是对事实的歪曲。正如邓小平在总结中共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精辟地说的:“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在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还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国家主席胡锦涛高度概括了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温家宝总理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这是我们面临的极为严峻的重大考验’”。最近温总理“在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讲话中更指明:‘中国现代化走到今天,先进落后并存,新旧矛盾交织,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中国。’”一言以蔽之,政治改革所要解决的,乃建立现代社会文化制度;这在近现代历史上,始终是实践中长期有争论的大问题,也是彻底改变中国历史的政治建设。

    中国近代社会是由自身封建奴役制王朝,遭受到西方殖民帝国主义侵略(二次鸦片战争)而进入近代历史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史称百年耻辱,落后挨打是中国近代历史写照;确切地说,其落后更是文化思想束缚,长期实行传统政治帝国极权统治奴役制,造成了国家积贫积弱。一部中国史,马克思说其在古代实行的却是皇家私天下“普遍的奴隶制”专权政治,士人则依附于这种强权统治为皇帝奴婢,从来没有过自我意愿和人权观念,更没有真正的以民为本;有学者指出:据考古发现,可以说龙山文化就确立了王权高于神权,乃皇权神授;如以春秋时期中国就进入封建文化的话,则后至秦汉首先在世界上进入到大帝国时期——这即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事业,各国封建诸侯被强权所灭,归于封建帝王皇权奴役制的帝国私家政治时代,至近终引发出实质上以民主主义为基本思想特征的社会变革,其代表性主要为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乃中国民主主义变革历史里程碑,是中国民主主义变革初期,后即分新旧民主主义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至粉碎四人帮;毛泽东时代未解决好社会主义还在于建立现代文化制度上,大搞民粹主义,政治上犯了错误;改革开放后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

    这三大时期又相互交叉“共轭”,并为后所取代之,构成中国近现代全部历史。旧民主主义只能始于辛亥革命,结束于国民党退出大陆政治舞台;新民主主义时期自共和国成立至结束所谓“文革”;确立邓小平为第二代领导核心,自此而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更新时代。正如党国英、于莫撰文所言:“要记住马歇尔的名言:历史没有跳跃。古代中国有技术发明,但缺少重要的制度创造。”认为中国“有一个专制社会,而西欧是一个封建社会。或者说我们只在短时期里有过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上更容易形成垄断军事集团,皇帝是军事首领。这给中国后来由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中国的宗教也是军事共同体的附庸。”实际中国史特点,即是自秦以降后长期封建奴役极权皇族专制下,形成所谓大一统的封建帝制文化至今,所以,鲁迅一针见血地说,那是要甘心情愿去为做奴隶、甚至于求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同时,在思想意识上又为人人想当皇帝,而皇帝只能有一个,是人人想当皇帝却不可能,必须认命;这样,传统文化便有了天命论的八卦命理学、心理迷信导向:人与人不是一样的,有的命好,有的命苦,都是前世姻缘,早由命里注定;有的人前生造孽,今世报应;劝人与世无争,与人与善;皇权神授,天子乃上天所赐,不是人人能做皇帝,只有皇帝失道再出天子造反之理。正因为始终是极权封建奴役帝制,也反证了唯有民主主义能够救中国,实现现代化。

    这样划分中国近现代史主要以社会制度确立为标准,同时也是以原来关于新旧民主主义基本概念而重新认识和区划的,仍是以原来的基本概念所确立;中华民国建立后属旧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共和国成立亦正式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真正建立起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如以中国近现代史状况在生产力及其关系上说,前者使中国进入到本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后者真正奠定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前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只是国家(极权)垄断资本主义,应承认为失败的曲折历史过程,不管有人能不能够接受,史实求是!正如伟大列宁说的:“发达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中的一级;由此向上才是社会主义,没有任何中间级。”由于是资本主义才有社会主义;不然也没有马克思主义!

    2.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变革及其性质(即第三种力量的历史表现)

    从中国近代史历程上讲,就如马克思分析研究的:“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竟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新税捐。”中国民众当时生活实在过不下去的;“羊毛出在羊身上”,战后清政府对地丁、漕赋加重浮收,把战争期间军费支出、赔款、“赎城”费,和直接被抢走的白银——总计达七千万元之多,都转嫁于民众;而少数人的挥霍,贪赃行贿,以及地租剥削、高利贷等越发增多,繁重的旧捐未缴纳,还要加上新税捐,这必然会激起民众的反抗;战后几年间破产农民暴动和不同民族反奴役统治就不断发生。清实录》载:仅1843年至1850年就有武装暴动70多起,遍及全国,晚清这些不同民族争斗中,主要以汉民族的反抗最具代表性,早期孙中山革命也属这种革命范畴。

    事实求是地说,晚清之败,首先就败于了中华各民族间这种传统政治下族群纷争不已的内斗。英国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拉开了中国近代历史,也打破了清王朝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封闭状态,并且促使中国传统社会内部解体,更激发起中国民众的觉悟,推动民主革命爆炸。恩格斯曾说:“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马、恩都对中国发生未来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高度评价。这充分说明中国近代史也是世界历史发展部分,一开始就与世界各国相互有联系,也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声援,我们不能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分离掉!而中国近代史更非自身发展结果,此其一;近现代历史(经)过程实质性属社会民主主义,这与西方国家相似,其路径发展不同而已。

    以著名文献来看,1856年因引发了英国与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马克思于同年1月7日、2月27日、3月6日、3月13日先后写下《英中冲突》、《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议》、《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等文章,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为了驳斥西方报刊一些有关于对中国进行残暴行动而辩护和诬蔑之词,他又不顾疾病的缠绕,再写了《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在4月10日以该报社论的形式公开发表出来。

    马克思以犀利的文辞说,英国发动极不正义的战争,使广州城无辜的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而这一切却还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如此荒唐地借口下进行的。针对有人硬说在“亚罗号”划艇事件之前,中国人就制造了一系列“侮辱在华英人”的行为,这些行为足以构成他们宣战理由的诡辩,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针对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件控诉,至少可以提出九十九件控诉。”并辛辣地讽刺了英国报纸宣传的虚伪性。

    事实上英国通过强权武力侵略,每年仅以非法的鸦片贸易,靠摧残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命和败坏道德而大量地充实着自己的资本积累;他们还经常贿赂清政府一些官员去打开海关大门,在各通商海岸无耻地凌辱性情柔弱的中国民众,并拿所谓契约欺骗善良的中国穷人去海外当华工,把这些华工卖到太平洋彼岸做牛马不如的奴隶,甚至横施暴行,以至杀害。马克思对此在文章中谴责道:而“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是多么沉默啊!”为什么英国侵略者在中国所制造的残暴行径,英国报纸上“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呢?原因在于“眼光不超出常去购买茶叶的杂货店的英国人,就完全可以把政府和报纸给公众的一切胡说吞咽下去。”英国人关心的不是社会和道德状况,而是他们钱袋子赚钱多不多的问题。“本来已趋于平息的、在鸦片战争时期的仇英火焰,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一切关于和平和友好的声明都未必能扑灭这股烈火。”反殖民帝国主义与外国资本侵掠,成为中华民族生存的一大表现;“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成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竟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进入到近现代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

    这是马克思有关中国社会近代史不幸遭遇、及对西方殖民帝国主义武力侵掠行为、以确凿的事实义正严辞予以深刻地揭露和谴责的部分重要文献。他一生都关心东方社会问题;19世纪50年代也是中国近代最苦难时期,当西方国家都异口同声地攻击中国人民的痛苦遭遇时,唯独马克思等人能站出来为中国人民说话,向全世界揭露了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坚决地声援中国革命。马克思这些历史性文献是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参考资料之一。总结中国民主主义初期社会,乃是封建奴役制皇权专政以及殖民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与中国广大民众的基本矛盾,反殖民侵掠与皇权专制是当时社会面临的双重任务;而民主主义时期并非所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始终不是主要问题,这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殖民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一个概念,也是我们过去理论上缺陷;同时,资产阶级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普遍地概念,例如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的区别,以及国际垄断资本等——尤其是传统资产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这是资产阶级中两大有截然区别的分野;“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新兴资产阶级则反对掠夺性原始资本主义与传统资产阶级,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派别都属于新兴资产阶级范畴。

    历史上,首先因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使中国民众奋起抵抗而自救,于中华民族不能不思虑。该时期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人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西化意识和走西方发展之路已在民众中开始萌动;中国士人最早发出过声音,如提倡社会变革反对封建迷信等文化陋俗,仅管受到封建专制打压,当时这种思想在中国不能得到正常地传播,也给造反者以机会(太平天国在某种程度上就借用过西方文化,如洪秀全撰《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就有西方宗教人文意识),但思想传播的正常性被压制是中国历史的悲伤,更不能以此去抹杀民主变革改良社会的思想先行者,没有他们发出的声音就不会有后来的历史——乃是中国民主主义初期代表了社会趋向的具体反映,亦与旧民主主义相区别,性质上根本不同,影响很大。

    太平天国并不能代表中国民主主义初期反应,改良主义与戊戌变法等才是初期中国民主主义真实表现,却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得不到应有的正常位置和总结,这是我们思想学术上一大缺失;既胡绳后来提出在近现代历史上,除国共两党之外,还存在中国社会变革第三种力量的看法。同时,在近代史上,确实有过一个与新旧民主主义完全区别的发展阶段,始于晚清的洋务运动,代表近代社会变革趋势,涌现出一大批变革人才,如曾国藩、李鸿章、林则徐、冯桂芬等,所谓北洋军队就是洋务运动的成果,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大本营;军阀文化水平不等,现代思想强。史实中,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虽同属一个时期,却没有直接地联系,只有历史性地相互承应之。但真正检讨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如能以晚清后期政改走下去,也许中国人会少受很多折腾。这是历史学应有的思想,很多东西就在历史的背后,即常所谓外明里暗之。

    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到严复所作《译〈天演论〉自序》,和早期康有为呈《应诏统筹全局折》、以及梁启超撰写《变法通议》等,都是该时期的主要思想代表性著作,特点为改良变法。魏源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提出了强国御侮可先“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不必仰赖于外夷”等观点,奠定了改良主义思想基础;(从中可以看出西化在近代就始终明确其中国化,)也为洋务运动开辟着道路,有确定的方向。孙中山早期也是社会改良派,曾进津想见李鸿章被拒之门外,所幸其上书后竟留传下来;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还写过一张大字报贴在校墙上,说要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做总理等;正是这些西化(法)的新观念冲击,使维新形成社会共识。

    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旧民主主义时期进行细化,分出一中国民主主义初期于历史教科书上;道理很简单,历史乃承上启下,旧民主主义更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社会变革都是由实践决定的。更重要的是民主改良是现代国家社会转型的成功之路,使西欧民主社会主义遍结出今天的果实;从中国民主主义初期也可以看到改良主义的成绩,仅管历史没有给他们最后的机会;但革命后现今对历史的反思中,我们认为中国民主主义具有积极的意义,革命的急风暴雨并不能产生出完满结果,社会变革是有规律地形成的,必须有相应条件和时机,民主变革才是正道。

    上面所谓得不到应有的正常位置和认识指北洋军队、后称北洋军阀集团势力,实际上是洋务运动果实,乃近代抵抗外强侵略战争中一直是中国主要武装队伍,晚清后期没有这支力量,中国可能早就成为第二个印度,清政府就真的成洋人朝廷了;因为北洋军队是晚清主要军事力量,他们承担了抵御外辱的基本责任,在近代史上不可抹杀;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支撑和主要变革实力,实际上保持了国家的历史;现今好几所中国大学名校,即由北洋时期所建立,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是不能被湮没掉的。实质上北洋军事集团是中国最早西化的队伍,而所谓的军阀却是当时西化变法中的主要力量;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没有他们直接参与,历史可能改写,民国也不可能建立,这是大功。这样的历史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没有其地位不行。

    历史上,过去我们因革命而完全否定中国改良主义的思想表现与社会作用的做法必须纠正,也是我们思想学术上的极大缺失,而且历史证明改良主义乃社会变革的正常反应,任何社会变革都不是革命手段能真正达到目的地,最后都要以不断改良的方式使全社会所接受,通过暴力行动则只是社会变革最无奈地表现,以扫除变革阻力。改良主义在中国退出历史舞台,并非是它的失败,而代表改良主义的思想主张却从来不能就此否定地。实质上孙中山抱病北上最后因此死于北京,就是要与北洋政府(史称的所谓北洋政府即当时的中国政府)沟通,实现和谈达成共识的改良主义行动;历史上西安事变亦为改良主义行为,逼蒋联共抗战,中共因此迎来了新生后的辉煌,步入到空前发展的历史际遇时期,延安成为中国现代传统的历史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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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对中国人的九大印象

凤凰卫视总编 吕宁思

2010年10月14日

  中国加大投入非洲农业

2010年的中国与非洲经贸易报告发布了。报告中涉及到金融危机继续蔓延的情况下,非洲资本流入少,出口环境恶化,外来援助减少出现经济困难的现状,以及中国如何进行经贸合作。报告中指出,从2000年开始中国加大了非洲天然气勘探开发力度,中石油、中海油在苏丹、尼日利亚、加蓬、喀麦隆等国家获得了油气资产。

  另外,中国对非洲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商品出口下降,但是在刚性需求的生活必须品方面表现了较量的竞争力,而在农业方面,中国的直接投资为3000万美元,还会加强继续的投入。

  非洲人眼中的中国人

  中国人眼里的非洲是什么样的呢?黑皮肤的人民、自然资源丰富、基础设施落后等等,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非常的印象还是比较单一的,那么非洲人眼中的中国人又是怎么样的呢?

    最近我们看到一位常年在非常生活工作的刘植荣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通过他密切接触的部长、省长、企业家、酋长,还有村民,等等各个层次的非洲人民,勾勒出中国人在非洲人心目中的九大印象。

  哪九大印象呢?第一,中国人吃苦耐劳。中国人不断在非洲搞工程还是经商,几乎都没有周末和节假日,早七点上班下午六点半下班,晚上还要加班,所以非洲人很佩服中国人的勤劳,有的人甚至不可思议的认为,中国人就是一个肉身的机器。

  非洲虽然是很贫穷,可是非洲黑人在劳动态度上与中国人是大不相同的,他们是比中国更早实行双休日的,加班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是家常便饭,甚至没有任何额外报酬,而在非洲你让非洲的黑人晚下班10分钟,他也会向你要加班费。

  如果不支付的话,就把你告上法庭。尽管加班工资比平常工资会高出很多,但是黑人也不愿意加班,他们要充分的享受法律赋予他们的休闲。非洲人对于中国人这种苦行僧式的工作态度,他实在是无法理解,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快乐在哪里,不知道中国人在享受什么。

  第二个印象是咱们中国人清心寡欲。非洲是一个性比较放纵的地区,多数国家实行一夫多妻制,他们见到中国人在这里单身,一呆就是一年、两年,甚至是三年不找女人,实在是无法理解。在非洲经常可以见到白人身边依偎着身材绝妙的黑姑娘,也经常看到健壮的黑小伙子挽着欧美来的白姑娘,那么孤独的就只有中国人。

  刘先生在埃塞俄比亚工作的时候,他的秘书就问他说,中国人出国前是否要打一针,打了针之后你们就没有性欲了,是不是,你们出国之后就不再想女人了。

  印象第三,就是中国人制造的商品是廉价的。非洲市场上中国商品最多的就是服装、小家电、五金,还有摩托车。一位中国同跑在那里为公司采购物资的时候,问当地的店主有没有便宜的,店主张口就说有啊,MindinChina,Verycheap,在非洲中国制造的是廉价和劣质商品的代名词,不好意思。

  还有在非洲就是很多中国企业,他们都不用中国的国产汽车,他们喜欢买日本的丰田、三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国产汽车质量也是不太过关。比如有一家在非洲的建筑企业,他们买了两辆国产的皮卡,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只能开一辆了,那么另一辆就停在院子里做配件用的,几个月后两辆车都成为一堆废铁,都堆在那里了,最后他们还是买了两辆日本的丰田。

  第四个印象是,中国人法律意识淡漠。在非洲一些中国企业老板无视当地的法律,经常和当地雇员发生冲突,那是官司缠身,比如雇工不签合同,不缴纳各种保险,工资比准低于所在国规定的最低保障工资,还有节假日强迫员工上班,他以为在中国了,加班还不付加班费,随意解雇劳工等等。

  非洲虽然落后,可能他们仍然是沿袭着殖民者带来的法律,现行的法律几乎都是从英国、法国那里原封不动的搬来的。可能是殖民者多年来对他们教化的结果,这个非洲人办事他是一定要找出法律的根据的。

  刘先生举了个例子说,在非洲有一家中国建筑企业,有一天法院突然送来了150张传票,原来是这家企业没有按照法律程序解雇员工,被解雇的员工是纷纷到法院把这家企业告上了法庭。所以中国人到非洲来第一件事是熟悉这里的法律,免的糊里糊涂的犯法,自己还不知道。

  第五个印象是中国人不注意自己的形象。这个非洲人虽然很黑,但是他们被白人强迫穿上衣服之后,一直保持着白人的传统,公众活动一定是西装革履,对一些恶习陋习,他们也是很讨厌,甚至恨之入骨,但是中国人在公共场合不顾形象,非洲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在非洲经常见到中国人在车子里就把鞋子一脱,光着脚,一下子就放在了挡风玻璃上,晒晒脚,看上去是不太雅观。2002年有一个中国人从埃塞俄比亚,你别看这个穷国,他从埃塞俄比亚乘坐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回国,不听飞机上的警告,坚持要抽烟,结果被罚款,并且在泰国曼谷的机场被扣留了一个星期。

  还有在喀麦隆,一些有实力的外国人投资的企业,从办公环境到员工面貌都很现代化,一进入办公楼大门,要用身份证换他们内部的电子证件。然后进了每个门都要这个内部证件刷卡,来访的客人进入哪个门,公司电脑系统都统统有纪录。

  相比之下,在非洲的中国企业一般都是艰苦奋斗,办公场所很简陋,尤其是一些建筑企业、百货公司,这些企业门面不重视装修,员工不注意形象,给非洲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好像我们中国人都是很邋遢的。其实我的印象是在咱们中国大陆,中国祖国内部已经不邋遢了,但在海外的中国人,有些人确实还保持着邋遢的优良传统。

  印象六是中国人扰乱市场。有一本书叫做《中国非洲》,它的作者米歇尔认为,中国企业逐步把欧洲企业挤出非洲市场,这是中国人超低价格投标造成的。一些企业低价中标之后,为了少亏,不亏,或者盈利就降低施工标准,违反合同规定,偷工减料现象严重,产品或工程质量是无法保证的。所以现在非洲人也对中国企业操纵价格的行为很恐惧,甚至愤怒,因为这抢他们的饭碗,要么就把他们挤出了市场,要么就让他们没有机会进入市场。

  第七是中国人不团结。在非洲一个单位的中国人到国外旅游,遇到了另一个单位的中国人,他们很少打招呼寒暄。虽然远离祖国几万里,但他们见到面之后,就如同见了外国一样,彼此没有任何亲切感。在非洲同一个城市,看遍了中国人因为竞争关系,大伤和气,有的时候发展到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是常见的。

  第八,非洲人说,你们中国人没有信仰。这个非洲见到中国人星期天也不休息,而且从来也不去教堂,所以他们对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人生观、人生价值观很是不理解。他们觉得工作赚钱是人生的过程,但不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应该是一种精神追求,人生的归宿应该是与上帝在一起。别看人家非洲人,人家上帝的观念很强。

  第九个印象,就是中国人什么都吃。中国人在非洲,尤其是那些中方员工较多的建筑单位,所到之处都是“三光政策”,猪光、鸡光、野味光。其实有些地方的一些动物那是不能吃的,所以到非洲去的中国人一定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能抓到什么就吃,就差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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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的历史悲喜剧

王康

2010-11-01

  历史曾将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任降于重庆,重庆以其巨大的牺牲和卓绝的奋斗报效了这一最高垂顾。历史又给予重庆惟一的契机,希望这座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城市,能继续导引国家走出君主专制、极权独裁“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循环,开出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的康庄大道。然而,重庆错失、辜负了历史的第二次偏爱,在严酷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面前,重庆交出的是一份令人扼腕长叹的答卷。

  重庆谈判也许是传统中国最后一次以战争解决政治争端的替代方式,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具有显赫的国际背景和公众舆情参予的试图以民意制衡党争、以理性驾驭武力的历史性尝试。很少有哪次事件像重庆谈判那样,唤起过那么巨大的希望,又终如一首即兴叙事曲,转瞬即逝,徒留难以言表的历史悬问,以及至今无人真正述及的时代启示。

  这幕风云际会、扑朔迷离的悲喜剧不仅汇聚了国共两党漫长而复杂的恩怨是非,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狂喜、感慨、疲惫,国共内战的阴云,而且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甫定而“冷战”铁幕正在降下之间阴郁不祥的氛围。

  重庆谈判正是在日本投降之际,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需要得到申张和保障,却因为苏美两国对中国难以抵御的干预而变成波谲云诡、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悲喜剧。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两小时后,蒋介石致电毛泽东,请他“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

  就在头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话,告诫说,“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蒋介石则要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他要拿刀,我们也拿刀;他要磨刀,我们也磨刀。……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同时,中共中央通告党内,蒋介石“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

  8月20日,蒋介石再次公开电邀毛泽东,称“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努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毛泽东鉴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已定,尤其“英美苏订立同盟条约”,“势必影响中国政治前途,国共两党势必要做长期合作打算”,决定“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即是极大利益”。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电文都由报刊、广播公之于世,毛泽东复电也公之于众,各界人士极为关注,纷纷投书致电,为国共领袖共商国是献策进言。

  8月2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社论称,“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目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感慨,又兴奋”。

  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我们的抗议》社论,对“中央社”所译美国《纽约时报》17日社论《中国共产党》予以详细反驳,对所谓“蒋主席邀请中国共产党领袖赴渝共商国是,……自中国共产党过去情形视之,此次或将拒绝,彼等并不愿参加合作”尤为愤怒。该社论强调,“中国共产党曾一再向世界宣告:我们反对一党专政,决不自己再来一党专政。我们所要的是全国各党派各阶级的民主联合政府,而绝非其他”。

  重庆朝野所造公开舆论,固然对延安形成前所未有压力,但真正促使毛泽东动身赴渝的力量,却来自遥远的莫斯科。

  同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直接电告延安中共中央,“你党应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若再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数小时后,斯大林径直致电毛泽东,称“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最后要求毛泽东“立即到重庆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赫尔利也指出:“毛氏出人意料地接受邀请而到重庆,可能部分地由于1945年8月14日由中苏条约的宣告所促成,该条约保证苏联援助作为中国唯一的政府的国民政府。”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与其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

 

 

 

发件人: "远方"<565414741@qq.com>;发送时间: 2010年10月30日(星期六) 下午4:48 收件人: "njhuang2"<njhuang2@126.com>;  主题: 真实的张献忠

真实的张献忠

黄鹏

    首先谈谈我对李自成现在的看法:他自认宋代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匪首李继迁为祖宗,我不再崇敬他为英雄,甚至怀疑他是故意毁灭汉族政权!老百姓没知识,不知道李继迁是党项人,还误以为是汉人!李自成在明朝全力抗清的时候从背后捅了一刀,而毛泽东为了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毅然放弃反蒋主张!张献忠是杀了很多人,但大都是剥削阶级及其狗腿子,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受孔教影响,拒绝张的礼聘出来做官并骂张为贼,由此激化了矛盾!张虽然被明朝反动文人和满清走狗骂惨了,但我作为川渝人的后代,仍然敬他是我们汉族人民的雄鹰!他可没有去认古代屠杀汉族人民的刽子手为祖宗!!!在他死后,他的余部和广大川渝人民生死与共,有力地回击了满清妄图分裂汉族所制造的谎言攻势!!下面转自互联网。

“张献忠屠蜀”真相

  (1)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难道这13年当中清军在和孤魂野鬼打仗?由此可见张献忠屠四川说法的荒谬。
  (2)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
  (3)历史就是历史,无论清朝的御用文人们怎么掩盖,在两个铁证面前,一切都败露了:
  一、“圣谕碑”而非“杀碑”;
  二、在张献忠1646年战死后,清军在四川尚有长达13年的征战。
  这两个证据不仅完全驳斥了清朝御用文人所谓“张献忠屠尽四川人”的说辞,而且还有力的把他们对张献忠污蔑的“记录”打回原形,成为他们自己“供述”清军屠杀四川的罪行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后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只不过鲁迅“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病后杂谈之余》)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后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后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么,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清兵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后,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清兵们吗?可见当时的清兵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后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后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后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制造“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11-04 08:05:16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Fw:王荣钧转: 社科院_李玉真 一部颠覆性著作.....

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李玉贞

2010-10-03

    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2010年6月17—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李玉贞等6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

     祖波夫1952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著名历史学家,现任俄罗斯东正教大学宗教研究室主任。据祖波夫介绍,参与《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写作的40余名专家都感觉到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白点”,“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诠释”而严重失实的地方。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

    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提倡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为11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便推荐了他。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索尔仁尼琴在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审阅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阿斯特(ACT)出版社将其印行。书名为《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一,列宁是否利用了德国资助

    虽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纪俄国史》中是以“政变”一词出现(顺便指出,这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本文作者为叙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在革命期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认为“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只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顺利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册,127页)。

    潘佐夫教授解释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是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r•契尔尼亚夫斯基认为,列宁不过是想利用德国援助达到在俄国掌权的目的。

   关于二月革命后列宁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书的描述是:列宁于1917年3月6日从苏黎世向彼得格勒发电报:“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一丝一毫也不支持……不得谋求与其他政党的任何接近”。他提出:“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同上,405页)

     同月,列宁在瑞士提出旨在进行社会主义政变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坚决支持”。3月22(公历4月4)日,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向柏林发电称,社会民主党的书记,以俄国社会主义者及其领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提出要求,请尽快允许他们从德国过境。此公使的电报最后说:“应予照准放行,使其尽快回到俄国……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盼急复”。威廉颁旨称,如果瑞士拒绝他们过境,就让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穿过火线过境(同上,405页)。

     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书中详细描述这些钱如何分批交到俄国革命者手中(同上,405~406页)。4月8日,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同上,406页)。1917年夏季就有英、法、俄反间谍机构探明这个情况,临时政府掌握了这个动态,但是没有能力立即予以处理。4月16日列宁一回到俄国便宣布了其著名的《四月提纲》,其宣布俄国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告结束,现在的任务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好准备。

二,关于十月革命

    如何估价这场“革命”?它“开辟”的新时代“新”在何处?对于俄国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它起了什么作用?《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对这场“革命”的评价:

     1 、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2 、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3、一般人们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是不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 4 、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实行让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 5 、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 6 、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同上,478页)。

三,关于罗曼诺夫皇族的命运

     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同上,129页)。

    书中说,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实行的是斩尽杀绝的做法。因世界史上有过法国大革命20年后波旁王朝复辟的先例。尼古拉二世等被杀的经过如下:

    俄国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理罗曼诺夫家族特别是尼古拉二世的问题,没有找到什么“叛国”的证据,便宣布其无罪。1917年8月决定把他们送到叶卡特琳堡州的托波尔斯克市的原伊帕季耶夫的别墅软禁。在那里一行人遇上了十月革命。1918年7月7日,鉴于这些人的命运“关涉极其重大事物”,列宁安排乌拉尔苏维埃主席与之保持直线联系。作者们引用1918年5月1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的记录说“关于尼古拉二世皇族人等今后的命运,交由雅科夫 &#8226;斯维尔德洛夫办理”(同上,532页),到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妇,其4个女儿(17—22岁),皇子(14岁),医生和仆人等4名,计11人,另有3条狗,在关押地被枪杀。女尸受到侮辱,一条波隆卡名犬被绞死。

    原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4人于1919年1月27日被枪杀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们的尸体投到附近的动物园。

    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子女等人的遗骨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1998年7月18日,也就是逊帝及其他10人被杀的7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决定按照宗教仪式将其安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安葬仪式上说: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说出真相,叶卡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遭到无辜枪杀的人,是为了替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页)。

 四,关于“红色恐怖”

    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遇到抵抗,只能依靠讨伐队维护其政权,因此“红色恐怖是必然的现象”(同上,544页)。早在1917年12月2日,即十月革命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托洛斯基说:“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没落的阶级,没有什么不道德可言。这是无产阶级的权力。你们说我们手软……告诉你们吧,过不了一个月这种恐怖就将采取极其严厉的形式,像伟大的法国革命者一样。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同上,544页)。12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别委员会”(即有名的“契卡”,是这两个俄文词的第一个字母),它是对付“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消极怠工”者的。其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1918年6月18日列宁写道:“要鼓励人们的干劲和大恐怖”(同上,545页)。

    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在莫斯科卢比扬广场矗立了许多年,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们将其掀倒,在旁边写了一个大牌子:“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这是后话。

     1918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上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的。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开始了”。然而,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反革命”并没有什么界定,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看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于是遍地设立公堂,就地“正法”。契卡们奉有的指示是“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同上,546页)。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这是维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必不可少的保证(同上,561页)。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同上,549页)。

     书中还介绍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令人惊愕的观点,“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确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同上,555页)。

     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被杀的人不少于200万。但是没有精确的统计,因一些部门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上,552页)。

五,“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就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他们还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五万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政府没有了财源。托洛斯基向列宁建言:

    “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让他们寻找活路,但不能单独地一个一个地去做,而要集体进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吃大锅饭……不实行军事化,这样的社会化是做不到的……军事化加上一天两顿热饭,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的做法定能为社会监督创造必须的条件”。作者们认为恰恰是这样的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错误。“国内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同上,496~498页)。在作者笔下,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从1917年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这里1917年的46名科学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仅有23名。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同上,498页)。

六,“全盘农业集体化”

    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同上,883页),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同上,884页)。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共产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年—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页)。

     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也不断遭到镇压,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国家安全部门抓获,其中18,966人被抢决。这一年13,754例群体性案件中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同上,890页)。难怪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同上,889页)。农业集体化后1932年—1933年出现了大饥饿,远远超过了1921——1922年列宁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归“联共中央,国家安全总局,红军和‘在农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的反抗最力”(同上,900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千分之十。但斯大林仍然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所需的机器。总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1930—1933年)死亡人数是930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同上,901页)。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村,1933年35万余名官兵被发现对苏维埃制度“不满”,“闹事”隐患多达4000起(同上896页)。可以说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规模清洗“阶级敌人”的伏线。

七,苏联的文化革命,造神气氛中的高尔基

    书中说,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遭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谙国是而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广大群众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932—933页)。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开始被广泛地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等,帕米尔有一个高7495米的山峰改名为斯大林峰,另一处高7134米的山峰被称为列宁峰,马克思峰高为6726米。

    对于历史研究,斯大林强调学者们与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一致,时刻牢记“要有正确的方针”,史料并不重要,那是“没用的官僚们才去做的事”(同上,933页)。

    于是人人自危,对于党的正确方针,只能举手“赞成”,今天开会决定批判或枪毙某人,你不举手,晚上就可能进班房,命运未卜。

     至于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党的人,通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高尔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苏联著名的哲学家、造诣很深的洛谢夫出版了一本《神话的辩证法》。在苏共高压政策下这是一件大奇事,令斯大林十分反感,于是忠于“斯大林同志”的高尔基便撰写批判洛谢夫的文章,称其“大字不识几个”(同上,933页),还要著书立说。

     高尔基被该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范,并举出了几个例证。1932年4月苏联取缔了所有文学艺术联合会,官办的“苏联作家协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而文学艺术创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高尔基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他对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拥护和无限忠诚。

     此后苏联各地便根据作家协会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协会,如作曲家协会、艺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其领导人一概由苏共指定。在这种高压和限制中,到30年代出现了严重扭曲历史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作者引用高尔基参观索洛维茨(即古拉格)集中营的表现,说明他对他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忠诚。一个男孩子据高尔基过去的作品把他当做“受压迫者的庇护神”,向他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遭受到的非人待遇,高尔基眼睛里闪着泪花听了孩子的讲述。但是并没有“庇护”他,男孩子很快就被处决了。

    苏联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劳力修建了白海——波罗地海运河,并以斯大林的姓氏命名,通航仪式上高尔基发表讲话,歌颂奴役般的劳动,高度赞扬斯大林的功绩。

     高尔基“不仅参加了兴师问罪的大合唱,他还为这个大合唱谱曲”,一位姓瓦尼的瑞士作家这样描述高尔基的作用。为建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高尔基不遗余力。

八,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法代表团于春天到了莫斯科,同苏联商讨如何对付希特勒。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会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20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能发生强大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党的专政。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新世界》杂志,1994年第12期,230—237页),《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9页)

     2009年8月20日,这本书的主编祖波夫和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电视台采访。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他说,结果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壁厢英法代表团同波兰商洽,那壁厢是斯大林利用这段时间同德国人商洽。潘佐夫说:“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一是通过战争可以占领一些国家并扩大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斯大林需要同希特勒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潘佐夫认为,这部书中关于苏德条约的论述足以确切说明“就其本质来说,作为两个社会思潮,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祖波夫说:那些在1937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是一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斯大林,都一样适用(可参见:www.radiorus.ru)。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才摒弃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

     这本书的作者们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国外的人“把俄罗斯的精神财富保留了下来,但是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作者们自认是在表达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

    “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盼着俄罗斯的复兴,期盼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

 



发件人:"yi wang" <wang24786@googlemail.com> 2010-10-27 21:07:00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辛子陵先生最近的两篇重要文章

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文明史的歧路

----尹振环著《列宁主义批判》序言

国防大学退休教授  辛子陵

2010.4.29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红旗永远降落。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算起,苏联存在了74年;如果从1922年12月30日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算起,苏联存在了69年。苏东剧变后,美国人福山写了一本书,叫做《历史之终结》,宣告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前苏联各国,好像是不堪回首话当年,对国家的兴亡迟迟没有一个深沉的反思和总结。直至1999年11月30日,俄罗斯《独立报》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才打开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时空隧道。遗嘱的权威鉴定人利佩茨克市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亚历山大?别列然斯基认为:“普列汉诺夫对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评是深刻、全面和极其客观的;他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垮台的预言惊人地准确;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也很现代。”这篇历史文献为我们重新认识十月革命,解决十月革命的历史定位,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定位,提供了历史视角和理论根据。中国官方学者对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轻率地判定是后人伪托,一篇代表性的文章认为:“关于社会的人道化和历史的人道化、阶级对抗和矛盾趋于和解、知识分子是未来社会主义变革的领导者等思想是相当晚的时候才成为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思想的。这方面的探索是20年代才开始的,而趋同论是50年代前半期才形成的概念,所以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不可能表述出这些思想。” 就在列宁诞辰140周年,中国继续歌颂十月革命、歌颂列宁的时候,俄国人要把列宁的遗体送到北京来。

    在这个历史关头,尹振环先生的《列宁主义批判——对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解读》一书问世,代表了中国学者的理性声音。尹先生借助俄国发表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观察苏联74年走过的道路,并从俄国人的道路,联想到中国人走过的道路,联想到建国之初毛泽东说的“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 ,对,还是不对?普列汉诺夫认为:列宁的根本错误,就是超越历史发展规律,要使封建落后的俄国跳过发展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毛泽东是亦步亦趋地跟着列宁的脚印走过来的,也是这种急性病,只是在破坏的烈度上有极大的发展。《列宁主义批判》一书,既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又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年11月29日生于俄国坦波夫省的古达洛夫卡,1918年5月30日在芬兰的特里奥基逝世。他开始革命生涯时,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是最早倾全力于城市工人运动的民粹派鼓动家之一。1882年,他所翻译并由马克思作序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问世。1883年秋,他在日内瓦与阿克雪里罗得、捷依奇、查苏利奇等人创建了劳动解放社,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雏形。劳动解放社是19世纪晚期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中心。1895年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在彼得堡出版。列宁认为这本书“养成了整整一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是把马克思成熟思想表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个人。

    普列汉诺夫比列宁年长14岁,普列汉诺夫创建劳动解放社时列宁才13岁。1897年2月,列宁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叶尼塞省米努辛斯克区的舒申斯克村。在这里,他结识了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俄国的著名学者普列汉诺夫。他们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普列汉诺夫回忆说:“我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他,全面帮助他,从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来。”

    1889年7月,普列汉诺夫参加在巴黎创建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并作了发言。会议结束后,前往伦敦拜见恩格斯,在几乎整整一个星期中和恩格斯就各种实际和理论问题作长时间的谈话。 从此,普列汉诺夫登上国际舞台。

    1894年普列汉诺夫与查苏利奇 秘密来到英国,经常与恩格斯会面,恩格斯让普列汉诺夫利用自己的藏书,其中有他和马克思的著作的珍本。恩格斯常常谈起马克思,把马克思的手稿拿给他看。有一次,普列汉诺夫来访时,恩格斯不在家,他留了一个便笺,其中写了这样一句诚挚的话:“我认为,我毕生的任务就是宣传您和马克思的思想。”

    恩格斯曾对查苏利奇说过:“我认为只有两个人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这两个人就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

    尹振环教授说:“《政治遗嘱》是普列汉诺夫思维发展的崭新阶段,有质的飞跃,这时普列汉诺夫才把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推进到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话有深刻的历史含义,是理解《政治遗嘱》的一把钥匙。所谓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暴力社会主义),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列宁信奉和坚持的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信奉和坚持的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普列二人在十月革命初期由分歧走向对立的根本原因。

恩格斯晚年对共产主义实践性的根本否定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修正

    1886~1894年,是恩格斯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恰恰是在这一时段,普列汉诺夫两次来到英国。两位把握历史脉搏大学者倾心交谈,互相影响,恩格斯晚年的思想被普列汉诺夫完全接受,形成了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成为批判“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武器。

    这一历史时段恩格斯的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这话最初出自1886年恩格斯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恩格斯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个不一致主要表现在:青年时代恩格斯坚持“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而“现在”,1886年的他,认识到共产主义理论“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一切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实践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轻视或忽略这93个字,没读过或没读懂这93个字,就是没弄通马克思主义。上了西天,没取到真经。如果在这以前你读过许多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读过《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些名篇,你就更要记牢这93个字,因为这93个字把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学说,就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案。他们生命的十分之七八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支持暴力革命,反对改良主义。他们的主要著作是中年以前完成的。思想转变是晚年的事情。

    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在《法兰西内战》中说:“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恩格斯晚年说:这些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就是承认了这些理论的乌托邦性质。告诉后人绝对不要照此去做,谁要照此去做,不仅绝对无益,可能比无益还要更坏。

    恩格斯的思想转变是从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同意巴黎起义。领导巴黎公社的是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主要是以布朗基为首的布朗基派。恩格斯说:为了“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33个布朗基主义者确信:“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根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恩格斯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条件:“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写于1875年的文件。出于某种考虑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到1891年哈雷代表大会时,恩格斯才公布这个文件。哈雷代表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于1890年10月12-18日在德国的哈雷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90年10月16日根据哥达纲领主要起草人威?李卜克内西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个新纲领草案,提交下届党代表大会讨论。这个新纲领于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被通过,通称爱尔福特纲领。

    恩格斯解释说:“哈雷党代表大会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不发表这个与这次讨论有关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

    恩格斯强调他和马克思不是哥达“纲领的秘密创作者”,“把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我们” 是不公正的。举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为证,划清马恩同拉萨尔派的界限。恩格斯并没有重申《哥达纲领的批判》一文的主要观点和主要原则,诸如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等。

    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不仅抛弃了哥达纲领,也没再理会马克思那些批判。由主张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到主张以选举为主要斗争形式的社会革命、把股份制当做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把民主共和国当做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恩格斯以《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代替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的批判》一文,对共产主义理论提出三个重要修正。

    第一个修正:由主张暴力革命到主张议会斗争。恩格斯说:“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它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有一点在我看来应该而且能够写到纲领里去,这就是把一切政治权利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再多走一步,暂时做到这一点也够了。”

    第二个修正:由主张消灭私人企业到主张保留股份公司。恩格斯说:“把为个人或股份公司谋利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全社会谋利和按预先拟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转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正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创造出来,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删掉‘私人’这两个字,这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 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可以不经过消灭私有制来实现。

    第三个修正:用民主共和国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民主共和国就是宪政民主,就是政党轮替,就是三权分立。既然不能用暴力夺取政权,就只有在承认宪政民主的条件下,在竞选中取得政权。1890年2月2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选票1427298张,占压倒多数,3月20日把铁血宰相俾斯麦赶下台,废除了用恐怖手段限制工人运动的非常法。恩格斯把1890年2月20日看作是“德国革命开始的日子。” 请注意,恩格斯把议会选举看作是“革命”的另一种形式。

    由于这三个修正,恩格斯把他和马克思用大半生构建的共产主义理论,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理论体系否定了。虽然他为了表示自己理论上的一贯性,有时还批一下“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 是机会主义思想。直到1895年3月,他临终前的五个月,他终于以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以对后代,对人类极端负责的精神,坦诚地、毫无保留地承认: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选举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藉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他就逝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议会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这样,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就有了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即通过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的道路)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资本论》第三卷和《<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是摈弃了暴力革命道路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把暴力革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和终极结论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的。庄子说:“始时所是,卒而非之。” 无论是自然科学家和社会人文学者,对事物的认识和对真理的探求,都要经历这样一个不断否定自己、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的过程。

苏中历史证明:共产主义“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争论是中前期马克思主义同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我们看看列宁写于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这是指导十月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他大量引证《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警句,谁能说列宁不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呢!

    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
列宁及其追随者指责普列汉诺夫是“孟什维克”,是“修正主义”,但他的“修正主义”理论来自恩格斯,就在1894年普列汉诺夫在伦敦接受恩格斯的耳提面命的时候,恩格斯说:“只有两个人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人就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可以说,普列汉诺夫是代表恩格斯在评价列宁,评价十月革命。

    历史是最权威的审判官。苏联模式在世上存在了74年,它给人类文明增加了什么呢?留下了什么呢?它没有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生产方式和生产力,也没有创造优于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在“共产主义”的炫丽外衣下,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全面向中世纪倒退。这就是十月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的历史记录。

    共产主义理论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20世纪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不顾恩格斯晚年的三次忠告:共产主义理论“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而坚持要把被恩格斯明确否定了的共产主义理论变成了许多国家共产党的政纲,变成了千百万人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实践,最终成为震撼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列宁、毛泽东以为只要凭借手中的暴力夺取了政权,就能随心所欲地改造社会,创造历史。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曾经盲目地自信:“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列宁这篇文章的副题是《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他想通过发动群众加班加点、不领工资的办法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鼓动很快就失灵了。经过七十多年的拼命努力,苏联也没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来。1967年苏联官方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当年美国的──32715亿美元──67%,此后再未公布。据西方权威机构联合调查,苏联解体前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12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10(美国同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64319亿美元)。可见当年苏联统计公报水分之大。 这样一种落后的、反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样板,理所当然地被历史所淘汰,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随着苏联的解体自然也就幻灭了。

    毛泽东也深知,劳动生产率,发展速度,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生命线。他在八大的预备会上说:“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17000万人口,我们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人家17000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他发动大跃进,放出豪言两年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英国1957年钢产量是2000万吨,中国是535万吨。1958年他下命令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命令9000万人“土法炼钢”,巨大的资源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不算,还赔了(贴补)40亿人民币,占1958年财政收入的1/10, 生产几百万吨无法利用的铁垃圾,上演了一出劳民伤财的大闹剧。而真正在钢产量上超英赶美,是在改革开放后的 2006年,不仅在钢产量上超过了英国和美国(2006年中国钢产量41750万吨,包括英国的欧盟25国钢产量19890万吨,包括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钢产量13350万吨) ,而且在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超过了英国。不过这不是按照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革命道路”,不是按照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赶上和超过的,而是按照受到毛泽东严厉谴责、据说可以导致 “亡党亡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赶上和超过的。中国如不是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会像苏联一样被开除球籍。

    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阶段,经过七十多年拼死努力,苏联和中国为发展经济赶超资本主义国家付出了饿死五千多万人的代价(苏联饿死1300万,中国饿死3700万)。伟大使徒们的错误就是把手段的有效性和目标的现实性混为一谈,把手段当作目标,殊不知夺取了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等于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他们高扬“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消灭小农经济,自以为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而斗争,实际上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消灭建立更高级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消灭了,先进生产力也随着被消灭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给社会的是永远的贫穷落后,永远的缺吃少穿,永远的票证经济。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经历。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个世界,但最终没有能够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当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进攻苏联,企图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验扼杀于摇篮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因为人民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富裕更公平的社会制度,经过一段艰苦努力老百姓可以过上好日子;当资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了两代人的时段,用先进生产力创造巨额财富改善人民生活,以抗拒“赤祸”蔓延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旗帜的社会制度——的致命的短处就暴露出来了,除了“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供高级干部享乐的“共产主义” 外,下层干部和普通百姓得到的只是多做奉献、少拿工资的教育以及一大把限量供应的票证,“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办法造成比资本主义“高得多”得劳动生产率,没有办法让人民过上像欧美百姓那样富足的日子。和平演变是双向的,公平的,不可抗拒的,优胜劣汰。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是历史的必然,还得回到在改良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现实中来。

暴力催生了改良,改良代替了暴力

    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段歧路,但也有它的积极意义和历史贡献。普列汉诺夫是辩证法大师,他认为:“如果布尔什维克哪怕能保住几年政权,那么受害的是俄国及其公民,而国际社会民主党则只会得到好处,因为西欧资产阶级慑于俄国的事变,将对工人阶级作出重大的让步。”普列汉诺夫对事变的估计惊人的准确。这一重大让步表现为:欧美等国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们,在人类主流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加进了公平和正义,在分配方式上向工人阶级和弱势群体倾斜,于是形成了第二条社会主义道路,即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要推进世界革命,宣称“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1919年成立了第三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总指挥部。到1924年在世界建立了40个共产党。要各党仿效苏联,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进而组成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邦。1920年进军波兰, 1921年策动德国革命, 1921年策动蒙古革命脱离中国。这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吓坏了。正是在十月革命道路的威慑下,欧洲资产阶级面对本国强大的工人运动,在要么革命,要么改良之间,选择了改良和让步。第二国际影响下的欧洲工人政党,执行恩格斯晚年的指示,放弃暴力革命,接受改良主义政策。当权的资产阶级政党同工人政党达成谅解,在民主共和国的框架内,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政党轮流执政,保护私有制但在分配政策上向工人和弱势群体倾斜,共享经济成果。1924年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1月22日工党领袖麦克唐纳组成英国历史上首届工党政府。麦克唐纳任首相兼外交大臣,内阁成员多数是工人出身。工党执政期间,对内通过了“惠特利住宅计划“,增加国家补助金用于住宅建设,还改善了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增加养老金和失业补助,废除了保护关税的政策。英国工人阶级切身感觉到恩格斯指示的正确,“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 于是在欧洲国家产生了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这股潮流强大到缓慢地改变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压迫和剥削愈来愈少,公平和正义愈来愈多。出现了资本家和工人双赢的结局。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为民主社会主义。

    普列汉诺夫说:“我从马克思逝世时起,尤其是本世纪初起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观察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灵活的社会结构,它对社会斗争作出反应,不断变化、人道化,朝着接受和适应社会主义个别思想的方向运动。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就不需要掘墓人。在任何情况下,资本主义的未来令人欣羡。野蛮的民族资本主义,野蛮的国际资本主义,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有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人道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演进可能出现的几个阶段。我认为设有必要尝试预言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具体特点,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可能长期并存,相互竞争,互为补充,在此后资本主义可能自己会缓慢地、毫无痛苦地死亡,但为此至少需要一百年,也许几百年。”这是完整的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观。怎么能说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不会产生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呢?

     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一个世纪人类的选择,当“科学社会主义”由于固有的理论阙失以及在传播中扭曲变形,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造成国家权力异化,专制独裁,官员腐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彻底失败,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十月革命的灯塔熄灭,主流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消退之后,原是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支流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以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卑不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条道路以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三点修正为纲领,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理想,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市民社会。他们凭借议会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宝,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在西欧和北欧建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如福山所说是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我们不再追求乌托邦,也不是要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邓小平的设计,是真心想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民主转型,当然属于民主社会主义。

    (此文在2010年总第35期《领导者》杂志发表,标题改为《十月革命的两幅面孔》。)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1-04 11:54:14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儒家社会主义——以梁漱溟为例

大陆新儒家与儒家社会主义

——以梁漱溟为例

丁耘

2010-11-4

    作者简介:丁耘,男,西历一九六九年生于上海。一九八七年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一九九七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一九九七年起任教于复旦大学哲学系。

现代新儒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态度

    儒家是一个具有深刻政治旨趣与复杂历史面目的思想流派。它同传统中国政治史、社会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关联,较之其他任何学派都更为密切。在传统向近现代转变的历史关头,儒家自然占据着争论的焦点。无论从政治、社会还是思想文化方面看,这段转变都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史。就政治而言,革命意味着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儒家与君主制本来就难以切割。近代儒门代表人物试图保全君主制的言论与行动,只能让儒家同君主制捆在一起沉入历史的深渊。就社会而言,革命意味着破除儒家所引导的、作为君主制正当性资源的宗族制度——现代共和国当然难以同传统的宗族社会相互匹配。当其社会、政治基础都已丧失殆尽,儒家在思想文化上便难以维持下去。

    无论情感上接受与否,道咸以降,有识之士均能清醒看到这一时代巨变。集中了传统中国泰半精华的儒门子弟,自然更不例外。即令殉道殉君,也正是确知势无可挽之后的决绝之举。儒门本身对儒家的检讨反省,其痛切深沉,一如明末遗老之于阳明心学。面对现代转折自我变革的儒家,虽已不据学界主流,但血脉所传,自成一系,这就是所谓现代新儒家。

    由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与分殊,新儒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复杂的分化。清末保守派、维新派乃至革命派中都有旧学统中的大儒,其中多当时政界的风云人物,虽彼此攻讦不已,但均能依据对儒学的发挥引领不同政见,此项暂且不表。本文所谓新儒家,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儒家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主客地位已然颠倒,儒家已丧失引领政治思潮的权威之后出现的统绪。他们不是因传统教育而持先天立场之儒家,而是了解新学,出入中外,以平心权衡折冲中西高下之后,重归六经的儒家。他们所处时代的中心政治问题,已不再是满清政权与君主制度的存亡,而是民国自身的政治危局:党派林立、军阀割据、中日关系、国共之争。

    虽然不必像清末儒家那样纠缠在君主制度与民族主义这些麻烦问题上,新儒家还是要面对那个时代最大的政治争论:中国应该建设怎样的共和国?或者说,在宪政与党国之间,在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之间,如何评判?

    鼎革之际,新儒家门下精英多选择离开大陆,故一般将新儒家与海外及港台新儒家相混同。20世纪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儒家思潮复兴,亦自立为大陆新儒家,以与境外新儒家相区别。但也许两造都忽视了民国新儒家仍有宗师居于大陆,建元之后尚著述思考不辍。

    本文拟重新梳理新儒家之谱系如下:新儒家于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之后,其整体在建国前后分化,一支为境外新儒家,以牟宗三、唐君毅等为代表,基本为熊门弟子,再加上钱穆、方东美等老一辈;另一支则为大陆新儒家,第一代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第二代则以近十年兴起的儒家人物为代表。大陆新儒家的代际之间,虽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但不可否认梁熊等作为大陆第一代儒家的地位。不唯宁是,作为境外新儒家大多数代表人物的师长辈,他们在共和国建元之后的思考,更值得思想界的重视。大陆第二代新儒家与他们面对着同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尤其不应当绕开梁熊二位的思考去谈论所谓的“儒家社会主义”。

    新儒家外王学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华文化传统和现代中国的关系问题。撇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60年的历程,现代中国从何谈起?

    从儒家立场出发,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体可以有这样几种态度:第一是既不承认其政统,更不承认其道统。于政治、文化全盘否认之。境外新儒家主流大体如此。大陆新儒家第二代中亦有此态度。第二种态度是将其政统作为给定的历史实际接受下来,但不承认其有独立之道统,效法历代儒家对待正统王朝的态度分辨道势、以道压君。大陆新儒家第二代的主流,例如所谓“政治儒学”之方案,即属此列。即使目前的“儒家社会主义”论调,也是将两造作为外在的东西相互结合的。第三种态度则是,正视新中国自有之道统,努力理解之,且把新老中国在道政二统上的联系视为最根本的问题。目前只能在第一代大陆新儒家中看到这种努力。

    由于儒家与革命政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直接冲突,要儒家严肃承认革命所建之国的正统性非常困难,遑论正视其后的道统。这既需要有一个足够展开现代中国政治及思想趋势的充分的历史过程,也需要直面实际不计俗议的大丈夫气概,更需要冷静全面地观察和客观深远地思考。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人物确实不多,我们且以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为例,简单地考察一下儒家对于社会主义与现代中国的第三种态度,为大陆新儒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方向上的参考。

梁漱溟与新中国

    与建国后在中共的建议下才去努力“接触实际”的一些纯学院派思想家不同,梁漱溟毕生的实践与思索本来就以“中国问题”为起点之一。民国年间,他在此问题上的贡献主要是两个方面,即“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对老中国的认识,见于其著作《中国文化要义》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建设新中国的实践,则主要是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在国共内战时期以民盟领袖身份的调停活动,而反映在著作上,则是《乡村建设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元之后,梁漱溟虽以参政建言的方式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但政治上的波折使他对新中国的旁观更多一些。这位在新中国生活了近40年(已略久于他在民国时期的生命)的老人因此获得了一个“认识新中国”的机会。这在著作上的主要体会则是文革期间草就的《中国——理性之国》以及建国初的《中国建国之路》。

     梁漱溟的思索和行动是贯通的。他政治生活的根本目的缘于他对老中国的认识。他对新中国——即使是一个不同于他自己理想的“新中国”——的态度也取决于自己在老中国时期的认知与实践。更重要的是,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社会进行过系统地研究和总结的思想家,他对新中国政治的文化根源进行了深邃的考察。梁漱溟是一个极其自信而有骨气的人,他对新中国的认识决非曲学阿世、有所贪求的一时狡狯之作,而是面对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历史存在的深沉思索。无论辩护、反省、批评与赞美,皆从廓然大公之直心流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此之谓也。

    《中国建国之路》是认识新中国的政统之作,而《理性之国》则是论证新中国的道统,将之同老中国之道统积极联系起来的作品。这两部作品也是他1949年之前所关怀的问题的自然延伸。

     梁漱溟在民国年间孜孜奔走数十年者,只为建设一个新中国。为此必须检讨老中国的崩溃。老中国是所谓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传统文化则是一个理性早熟的文化。与西洋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团体之地位弱于西方,家庭与天下的地位则强于西方。由于早熟的理性主要运用在生活伦理上,故既无科学技术传统亦无宗教组织传统;而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特点则排除了社会阶级的存在。老中国自有其治道,拥有这些特点怡然自得,无往不适。但经与西洋文化全面接触,这些长处同时即是短处。最大的一个结果是无法建立真正的国家。国家发育于团体生活,而必须以阶级社会为基础。

    “若特指其(指中国)失败之处,那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他。而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见长,也更无其他。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曾指出近代西洋的长处有三点:一是社会和政治上的德谟克拉西精神……现在……因我悟得德谟克拉西精神是团体生活的一种进步,不宜只提这一种进步,而忽置其根本团体生活……”(《乡村建设理论》)这里的团体,指超越家庭的共同体组织,包括宗教组织、阶级与国家。

    首先,撇开表述上的不准确,梁漱溟确实超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见解,与此相比,熊牟一系的新儒家仍然纠缠在道体坎陷、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思路上。甚至直至今日,不少以西方研究为业的学者,仍然没有领悟到家庭之上的“团体”(无论其为城邦、教会、阶级或者国家)之于西方远比所谓“民主”根本得多。团体其实也是梁漱溟所谓“个人”的另一方面,两者不可割裂。

     其次,梁漱溟对国家和阶级的看法大体符合马克思主义。但他对中国社会的判断则与中国共产党完全相反。梁以为传统中国社会根本不是那种阶级社会,是以俄国式的革命(无论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参见《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

    最后,既然中西社会之差别主要在团体组织,而国家亦由此团体发育而来。那么建国事业,莫急于建立这样一个新组织。又因为中国社会没有阶级,只有式微的家庭,那么建立这样的组织就该在旧式家庭占统治地位的乡村入手,以新礼俗锻造新团体。此即梁氏乡建运动的根本关怀——通过乡村建设入手解决中国问题。

    可以看到,在出发点与目标上,梁漱溟与老中国的那些革命者有共通之处,即建立新团体,进而建立新国家;但同时也有进一步的差异,即梁否认老中国社会有阶级,进而否定建立作为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政党之必要。梁1938年在延安窑洞里和毛泽东的热烈辩论,症结就在这里。毛批评梁没有看到人类社会的普遍性——阶级斗争;而梁则反驳毛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等等。

    历史为这场双方互不服输的辩论作了裁决。对中共的胜利建国,除国民党之外,最不服气的大概就是梁漱溟此类另有一套建国方略的人,但最慎重地加以思考与总结的也是他。1950~1951年之际,梁总结了中共之三大贡献:一则统一建国、树立国权;二则引进团体生活;三则“透出了人心”——即奋发向上的忘我精神。

    第一大贡献非常明显。第二大贡献实即能够建立主权国家的主要理由。梁的乡建乃至国民党的党建,何尝不是团体生活的努力,何以唯独中共成功了呢?这是给梁带来最大痛苦的地方——不仅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失败了,甚至他对老中国的认识可能也是错误的。而建设新中国之失败正因认识老中国的根本错误。在和毛的辩论中,他似乎是一败涂地了。

    但梁仍然坚持他对老中国以及中西差别的根本看法。在《建国之路》中,他认为中共在中国社会造就了准阶级(亦即原本无阶级),然后以一种近乎早期基督教的方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建立了团体生活。因为斗争能最大程度地凝聚团体的力量。与此相比,试图代表全民因而丧失阶级基础的国民党失败了,试图通过礼乐(而非斗争)建立团体生活的乡建道路也失败了。历史表明,中国的团体生活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成功地建立起来,而这是作为儒家的梁漱溟明知而不肯为的。

    “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

    “集团生活在数千年来我们中国人一直是缺乏的,而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其团体组织上的成功,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我苦心要引进团体生活,却不成功;因为我不想走这条路(笔者按:即斗争之路)。及至见到共产党成功了,胸中只有说不出的感慨。”

    梁漱溟没有接着去思考这个对于儒家来说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政治团体是否一定缘于斗争?政治团体内部的伦理风气与其外在斗争的需要如何相辅相成?相反,他直接将团体生活所需的基本伦理精神(人心)归诸中共无意所作的第三大贡献:

    “今天我的路没有走通,而共产党的救国建国运动却有成效于世。——特别是见出了人心的透达流行渐有其新道路,人的生命之相联相通渐有其新道路,大致可解答我夙日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自始即不理会这问题,但它却不知不觉竟然走对了……中共只是无意中作了两件事:好像一个伟大宗教的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从而引进了团体新生活,以代伦理旧组织。”

    团体生活所需的这个向上的、忘我的精神透出了人心的本性。人心与人生的问题本出于梁漱溟独得之思,也是他“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两大根本问题的联系中枢。梁漱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权基础一向颇有批评(这和中共的影响无关),即“权利”意味着一种利己的、占有的、向下的精神,表现了人心染污沦落的一面。是以所谓宪政民主的道路非但行不通,而且要不得。这是梁漱溟晚年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主要背景。

    由此大体可看出梁漱溟在建国初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政统与中国共产党之道统的基本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分裂建立国权,其政权之正统性自无可疑。其建国的根本方式也是引进团体生活。团体生活有两面性,一是对外斗争,另一是内部的积极向上之人心。对外斗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是中共最自觉的,然而不合道统,为梁所不取,却正是历史之所选择。积极向上之人心则关乎道统之基本问题,但又是中共为了缔造团体无意中获得的。总之,虽然人民共和国的政统毋庸置疑,中共之新统却不尽符合旧道统,即使有所发扬,也是不自觉的。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决不会像梁漱溟那样割裂斗争与人心。中共也不会承认它只是无意地弘扬忘我精神。用党的术语表达,阶级斗争、阶级意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梁漱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生活 20多年之后,在毛泽东时代的巅峰,他就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全面观察这一切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梁漱溟在《中国——理性之国》中继续了他对新中国的认识。与一切肤浅阅读告诉我们的相反,这部书固然是一次在道统上论证社会主义的笨拙尝试,但它同时也比《中国建国之路》更顽强地坚持了梁漱溟对老中国道统的一贯看法。这是一部融贯中国古今道统的奇特作品。梁氏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大成于中国,其主要根源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将来能在人类社会率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契机仍然在于发扬、提高传统之精神。

    为此,他对建国前后的观点作了大幅度的调整。表面上他不再纠缠于中共与他各自“团体化道路”的得失,但建国初年归为中共团体化道路特有优点的东西,梁氏现在几乎全部重新吸收到中国传统中去。他虽然承认了中国古代社会确实是阶级社会(这是30年代他和毛辩论的焦点),但他仍然强调伦理本位才是这个相当弱的阶级社会的根本特点。而伦理本位的文化在老中国的时代既使“汉族无比拓大”,更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有关社会力量,发扬超越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进行革命与建设。梁漱溟巧妙地运用了中共在工人阶级弱小的社会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例子,援引了列宁的理论,区别了无产阶级的存在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将中国革命与社会建设的成功归结为“无产阶级精神”,从而收入他自己所谓“人心”的方面。

    这就是说,随着对中共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了解,梁漱溟放弃了“中共不自觉地建立起向上之心”的看法,但同时立刻将此向上之心与基督教式的斗争─团结精神区别开来。在仍然只对“阶级斗争”教义做象征性援引的同时,梁漱溟将中共团体精神的实质同伦理本位的传统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积极地联系起来。这不能不说,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他提供了新的证据。

    梁认为,归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一、在大小集体中,如何把彼此协作共营的生活做好?二、如何提高人们的品行风格和陶成社会良好风纪,把劳动纪律、社会秩序径直寄托在人们的自觉自律上?……中国社会传统的伦理本位主义无疑地将是对前一问题最适合的贡献;而在后一问题上,则中国古人所好讲的礼乐正切合需要……”(《中国——理性之国》)

    梁修正了自己对传统中国文明的批评,将伦理本位主义与家族本位主义区别开来。认为伦理本位主义虽然没有导致老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却使得汉族在人类文明史上无比拓大,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基本的历史条件。更有甚者,伦理本位主义既克服了个人主义,也高于集体主义——因为集体主义只是放大的个人主义而已。伦理本位主义表示“心的时代”将取代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身的时代”之到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是这个人类的“心的时代”的先声。

    正是通过他的晚年“心学”,梁漱溟将哪怕脱离无产阶级存在的、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精神”与伦理本位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在新时代里完成了他对伦理本位主义也就是中华文明的最高肯定。他用这个自认为中华文明精粹的东西贯通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贯穿了儒家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括了中西文明—政治之高下。传统儒家能够克服狭隘阶级立场是伦理本位主义中为对方(包括被统治者)设身处地着想的因素(“无产阶级精神既有其高于我们传统习俗之处,同时又和我们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中国走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道路是因为伦理本位主义中重视义务而非权利的要素,中国将来能够率先进入共产主义,则是因为伦理本位主义中的人心向上因素。(“中国在世界上所以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盖因其自有几千年的文化背景在;这里根于同一理由,又可以指出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问题上,吾人较之西方人将容易的多。”)

如何继承第一代大陆新儒家的遗产

    从表面上看,大陆第一代新儒家的历史处境已经过去了,但他们留下的沉重遗产是无可回避的。梁漱溟朴拙深沉的思考给后人留下了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如何在中华文明的危机与中兴的历史背景下重新思考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对外斗争与对内团结的团体精神;更重要地,如何在伦理本位的中国式共同体中给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新线索?

     其次,如何总结中华文明的基本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这个问题即使在新儒家内部亦有争论,遑论其他思想流派。针对梁的伦理本位说,熊十力曾批评道:“中国家庭确是国家民族衰败危亡之原。他拿伦理本位来粉饰太过。实则帝制之久、封建思想之长不拔……皆由家庭之毒太深”。(《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此非一时激愤语,熊十力撰写《原儒》,本就针对着“伦理本位”之类的儒家而发。熊氏以一代儒宗,视中国传统家庭制度为毒刺赘疣,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再次,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第一代大陆新儒家历史处境的最大变化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和变化。社会主义中国本身的变化及其中之不变,乃是我们思考儒家传统常变之道的历史前提。

    总之,继承第一代儒家的遗产,首先是进入以下三方面所构成的完整的问题视野。即中外文明的消长之势、儒家传统乃至中华文明传统之再理解与现代社会主义中国之命运。这三方面缺一不可。尤其不能脱离现代国家与中外关系阐述儒家传统。而进入这个问题视野的最好线索,莫过于重新发动毛泽东、梁漱溟与熊十力辩论的核心话题:家庭、团体与国家的关系曾经是怎么样的?又应当是怎么样的?在这样的思考进程中,儒家的命运同社会主义的命运将难以逆料地纠缠在一起。

 

 

发件人:"王晶" <zuoye666@yahoo.com.cn> 2010-10-30 23:11:11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致所有逝去时代的挽歌 ——读《昨天的世界》(2010-10-30 16:53:58)转载标签: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历史传记书评杂谈

致所有逝去时代的挽歌

——读《昨天的世界》

卢然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我们是想理解我们自己。为了获得那种理解,我们努力发现我们走出来的那个洞穴和我们从中打凿出来的那块石头。”——厄奈斯特·巴克

    在变态的作业和各种琐事的间隙里,断断续续地读完了《昨天的世界》。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好书,验证标准即是它“不怕放”的优点,尽可拉长战线,今日读一章,明天原地继续。有了流畅的文笔,连贯有序的思路和丰沛的情感,阅读时几乎可以从任何一处切入,并迅速与其间背景融为一体。即使如此,当你读完最后一章合上书时,那种一气呵成之感像是刚刚读玩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历史比小说更富于戏剧性——对于刚刚过去的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这简直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作为一部回忆录,《昨日的世界》的基调是个人化的。没有年代表,没有干巴巴的数字,没有夸大的政治化修辞。然而历史的暗影无处不在,无声地潜行于文字之间,暗示我们绷紧神经,接受被乐观的当时人视作不可能的将来。作为经历过一切的“普通人”,这些文字真诚,冷静,不居高临下,将个人经历与历史背景徐徐并进地铺展开来。然而对作为“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茨威格而言,亲历历史绝不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而是交织了太多时代与本阶层特有的热忱与悲哀。从作者与里尔克、罗曼·罗兰、瓦尔特·拉特瑙、佛洛依德等众多名人的对话与他不时插入的内心自述中,可以窥见这个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多么忧心忡忡地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改变——尽管他们没有料到它来得多么凶险,多么迅猛无情地夺去人们曾经的生活和对美好未来的一切期望。茨威格记录了整整一代欧洲精英阶层的噩梦:急转直下的现实面前,由半世纪以来的稳定繁荣孕育出的世界主义精神与康德式的永久和平理想如此轻易地幻灭了。尽管不久之前,这些看法还是理所当然的。

    “一个安全的黄金时代”, 当茨威格这样形容他长大成人的十九世纪末时,我丝毫不觉夸张。那是英国人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法国人骄傲的la Belle Epoque(美丽时代),在新统一的德国和大洋彼岸的美国,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带领整整一代人迈向繁荣。对哈布斯堡王朝数百年治下的奥地利而言,生活安定有序,从容不迫;维也纳早就是名副其实的音乐之城,爱护艺术是全民的风尚。即使是被作者瞧不起的十三年基础教育都值得让今日的我们羡慕万分:课上学基础理科和五门语言(包括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课下还有广泛的机会接触新兴的哲学流派、诗歌、音乐与戏剧,甚至与名流对面交谈。艺术是这座城市的生命之源。大学教育制度也无比自由:以作者选择的哲学系为例,最后一学期末交论文和参加一次考试即可毕业。作者本人的安排是:前三年自主安排,学习什么的,最后一年再说!(对此我只能对我的高中和大学生活——体制主宰一切、过早的专业化取向——表示无比深厚的悲痛之情。)19世纪学校的缺点无非是缺少体育课、男女授受不亲、教学内容落后(现在就不落后了吗?)等等。当然必须承认,那时的大学仅仅是精英教育——一个世纪前的奢侈品。这三年中茨威格发表了诗集和小说,游历了伦敦、巴黎等都会,并与当地名流结下了友谊。(从这段自述中,我终于可以感慨一下名流的养成条件:阶层、钱、时间、文化环境、朋友——欧洲。)

     欧洲是独一无二的。法瑞德·扎卡利亚(没错,就是时代杂志上采访温家宝的那只政论家)如是指出,自然条件的优越与历史沿革的偶然性使资本主义的兴起首先发生在欧洲;二十世纪初的人们生活平静而愉快,物质的繁荣与精神的丰盛使他们的思想也变得如此开明,令人惊叹地超越了时代。茨威格平静地讲述着新世纪最初的十年:城市的扩张,开明风尚的兴起,科学技术的进步。当法国飞行员布莱里奥驾驶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时,“我们在维也纳欢呼雀跃,他好像是我们国家的英雄……我心里想,如果一架飞机轻易地能飞越国界,那么国界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些海关关卡和边防岗位哨就成了无用的摆设,与我们的时代精神是矛盾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热切地期望着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共同实现大同世界。”这种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观在今日看来难免幼稚,那时却不然。欧洲的前途似乎已被日益紧密的联系合为一体,人们密切地体验着,相信着这种情感。开明的、世界主义的、向往和平与自由的信仰似乎已是文明世界的主流;所以当1914年的战争来临时,几乎无人预料过它的发生。即使人们确定战争即将开始,来自旧日世界的单纯天真的信仰仍未被抛弃: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和平的他们以为,战争只是暂时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更美好,更正义、更和平的世界”。士兵们唱着歌开往前线,向送别的亲人许诺回来过圣诞节;知识分子和各种文化团体群聚中立国,舆论清一色地声讨战争;连挑起战争的政治家也千方百计撇清自己与权力政治的关系,为自己“文明国家”代言人的身份辩解。茨威格写到,“公元1914至1918年,我不得不一再强调,有一种追求世界民心的力量”。然而,在经历了血与火,战后的贫困,通货膨胀与动荡的1939年,战败国的人们不再会有同样的想法了。国际规范与道德的力量被野蛮而混乱无序的现实撕得粉碎:他们不再信任政治家或任何自称的正义;所有人都感到自己成了牺牲品,要么是政治,要么是无情的命运。

    人类是理性动物。这一点是经济学及大多数社会科学的前提,也是理想主义国际政治观的体现。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导致国家间的贸易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e)不断提高,顺水推舟助长了战争的代价。越是近代交战,往往越是两败俱伤。据此分析,1914——及之后的1939年——的战争无疑是非理性行为,本不该在经济联系一日比一日更紧密的欧洲发生。即便一战之后,很多人还是愿意相信,这场战争将是最后一次。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正是理想化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具现:提议成立国际联盟,以国际组织与公开透明的契约形式为和平之保障。然而强权政治压倒了微弱的理想主义之光:一次非理性的战争的严重后果,除除树立恶劣先例之外,更剥夺了人们以往认定是理所当然的东西——道德、互信和对自由根深蒂固的信仰。在一战后的德国,疯狂的通货膨胀导致了混乱,秩序和道德荡然无存。这种混乱表面上随1924年通胀的停止平息下来,却埋下了十年后毁掉魏玛共和国的祸根。共和国无法彻底安定秩序,亦无法为大多数人的经济损失负责,向战胜国支付巨额赔偿的责任与人民的怨恨和谴责全部落在她的肩上。茨威格带着酸楚的讽刺意味写到,“整个民族在暗地里都非常憎恨这个共和国,却不是因为共和国粗暴地压制了放纵的自由,恰恰相反,而是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松了”。

    25年之后的第二次总体战争并非师出无名。茨威格清醒而悲哀地注视着纳粹的得势,以及这道阴暗的潜流如何吞噬欧洲的未来。1933年之后,由于自由知识分子和犹太人的双重身份,他的作品在德国逐渐遭到查禁;1934年的住宅搜查之后,他离开萨尔茨堡回到伦敦,踏上了“脱离祖国的第一步”。这是值得庆幸的一步,毕竟作者为我们留下了一支敏锐而细致的史笔:没有及时离开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先是被剥夺职业,然后被送进集中营;而慕尼黑和谈带来的泡沫般的乐观主义在英国只持续了短短几天。人们惊恐不安地注视着这场棋局,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是如何不属于自己。当战争爆发的消息最终传来,他们反倒像是舒了一口气:尘埃落定,命运的钟摆重又停在了阴影笼罩过的位置上。没有人愿意相信战争,但它发生了:“(它)肯定会全面改变我们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默默聆听这条消息的那些人中间,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这条消息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悲哀不幸,绝望和危险,也许若干年后,那条消息还会具备另外创造性的意义……一个时代又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

    在与弗洛伊德的谈话中,作者极不情愿地证实了他早年不可能接受的人性断言。“有人总是责骂他(弗洛伊德)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现在人们看到……他的观点得到了最确切的证实:野蛮残酷、根本上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无法铲除的。”这种对于人性的悲观论调对我始终有着迷人的吸引力,因为它道出了人性的根本,即使在今天也不例外。科技进步与物质财富增长真的消灭了贫困吗?文明真的战胜了野蛮吗?每个人心中自有定数。全球化看似消灭了距离,却也给一些“落后”社会的产业与文化带来了毁灭。分明的国界线被不那么分明的身份所取代(有多少人为了一张美国绿卡操碎了心?),像1914年前的人们一样自由出入国境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安全世界的蜃景早已消失无踪。而新世纪的第一场战争已向我们证实:罪恶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另一种隐秘的方式转移到了世界地图的边缘。从冷战时代开始,大国们便习惯了躲在各自的第三世界玩偶背后继续利益斗争。霸权外交与恐怖主义的双重阴影之下,沦为牺牲品的,只能是那些不惹人注意的地名和不被记住的人们。

    这令我想起茨威格自愿选择的死亡。那是1942年2月,距《昨天的世界》完稿仅仅三个月。对作家而言,这该是在被昔日和平繁盛的欧洲背弃之后,以自己的生命一起为世界大同的理想而作的挽歌。不必埋怨他没有等到战争结束:世界的格局彻底改变了,像《尼伯龙根之歌》中的预言一样:旧世界毁灭,新的世界得以重生。要见到和平统一的理想,欧洲还要等到1991年,直到另一个被阴影笼罩的时代终结。

    读完最后一章时,不无缘由地想起了《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两千年前我们自己的语言,却又如何不是世界的,人类共通的语言!如河流改道一般不断动荡变迁的历史里,毕竟有人记下了人类不变的困惑与悲哀。这不仅仅是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而是面向所有人,所有逝去时代的警醒之语。然而,像许多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样,决心一死的作家仍然把最温暖的句子留给了健忘的世人:“战争的影子将贯穿我们全部的时代,不会从我这里消失……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了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才算是真正生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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