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中国的确有许多不明白的事,不光是对经济发展,还有政治、思想、文化等问题。中国人的确还要努力学习,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不肯认真学习,不肯多做研究,刚刚有了一知半解,就以为真理在握,成竹在胸,就要把这些观点和思想强加给别人。这是当前中国社会浮躁的主要问题。加上历史上形成的斗争习惯,不文明行为,很容易形成像流氓打架一样的态势。所以,改造社会,最好先从改造人开始。没有好的品行和品德,怎能立足社会活动。仲大军先生写了几篇文章,有人不大理解,有人进行批评质疑,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畸形了近一个世纪的民族,猛地让它矫正过来,很多人会不习惯。所以,要慢慢来,但需要大家平心静气,耐心的学习。另外敬告投稿者,文章不要太长,尽量写短文。】

中国的几大不明白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12月4日

目录

经济

卜明:中国十大荒谬经济现象 百姓想破脑袋也想不通

天问:这国家到底叫什么?

叶继涛:如何牵住通货膨胀的牛鼻子

王钧临: 本轮通胀或将催熟资产泡沫

樊纲:中国的货币冲销措施

曹军:中国忙降温 美国急添柴火

李华:过高的土地价格恶化了通货膨胀

一组经济新闻:

美国CPI创新低

地產商疯狂搶地,一日買地300億創紀錄

年内将再加息一次

11月股市大盘悲情收场

中国股市清理“强盗贵族”

中俄将用本国货币实现双边贸易结算

中国铁建麦加巨亏41亿始末

中石化折戟萨哈林,日本财团再次胜出

反垄断反出来的三大巨头

央企在境外恶性竞争

民企呼吁国家放开原油进口权

北京平谷273个村庄将整合撤并

李众敏: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回顾与展望*

 

犹太人在中国大开赌场,直逼鸦片贸易

荷兰劳动力结构特点和失业现状

几近完美的荷兰社会福利

江宜淸:走出世界经济的困境----货币工具简论

马建明 郭娟:如何发展我们的经济?

郎咸平:农产品涨价到底富了谁?----用反垄断法治理投机炒家

叶继涛:给张新光的一封信兼谈对农村干部感受

曹久强:当今青年学子渴望成功的再思考

文贯中 熊金武 :城市化向“东”还是向“西”

中央党校访德代表团:德国土地整理和乡村革新的经验及其启示

政治

刘函冉:薄熙来与李纳夫妇看红色经典歌曲演唱会

香港明报:北京拟邀连战任国家副主席

谢宝富:中国政治列车为什么不应提速

郑永年:如何重建中国包容性社会

李悔之:于建嵘的“三不”令人伤感和遗憾

天雷:给大军网站编辑的信——博文被大军网编入文集有感

张洞生:中国社会的3种政治力量和3种发展前景

贺卫方:美国议会、司法和新闻制度对官员犯罪的震慑

思想文化

横舟:仲氏新道统理论批判

柳祥平:与大军先生商榷制度与道德的关系

乱云飞渡:张宏良教授与街头流氓李悔之

宣昶玮:中国的民主化为什么是世界上最艰难的民主化

贝淡宁:儒家学说与社会主义的和解?----中国传统的复兴

迈克尔·沃尔泽:当代左派儒家没有做出任何有影响的批评

耿硎:丧事岂能无葬“礼”

张祥龙:孝的发生

薛超:斯文扫地——勉仁书院寻访记

邓敬雷:在大有庄100号的日子里——中央党校三年散记

邓敬雷:消灭大师

赵岩:追思宪政专家蔡定剑教授

赵素芬:关于柯庆施的传记出版

 政史:曾庆红整肃杨家将内幕

梁光烈力挺空军上校戴旭

李敖谈中日关系很精辟

右派政治势力阴谋要分裂中国已到了图穷匕见之时

缅甸果敢排华战争透露出中国不作为

秋石客:新社会主义的党政群三权分立民主集中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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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12-02 16:58:02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转发:中国十大不明白 From: "李志仁 " <lizhiren1978@yahoo.cn>Date: 2010-12-02

中国十大荒谬经济现象 百姓想破脑袋也想不通

卜明

2010年12月3日

    1、到底物质财富是财富,还是美元欠条是财富?

    我们为什么宁愿拿物质财富廉价贱卖,换来无法使用的美元,存到美国?为什么有着这么多贫穷的人民,却攒下这么巨大的外汇储备?不断贬值的美元是不是将辛辛苦苦积攒的国民物质财富都贬没了?换来无数美元欠条,就代表我们富裕了,我们的经济就发展了?

    问题背景:29年来(1980-2008),我们人为地降低人民币汇率,低价贱卖自己的物质财富,根据国际公认的购买力平价汇率法计算,我们总共拿出价值40万亿美元物质财富,只换来6万亿美元商品加2万亿美元欠条,免费奉送32万亿美元(附录1)。由于我们一直贸易顺差,就没有机会在国内使用这些美元欠条,这些美元欠条还在不断增多。由于低价贱卖,我们如果拿美元欠条换回物质财富,换回的物质财富就会大幅度减少。到底是让老百姓保存价值34万亿美元的物质财富,还是让国家保存2万亿美元欠条更有利于我们的国家和老百姓?

    这是不是中国人始终贫困的原因?!

    2、为什么我们是美国第一大债主,但要去优惠引进外资?

    问题背景:到2009年底,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8000多亿美元,购买其他债券至少5000亿美元。连美国媒体都惊呼,中国成了世界最富强的国家最大债主。

    另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引资,每年都大力引进外资,根据国家统计公报,2008年引进外资924亿美元,到2008年底,29年来共引进外资8,800多亿美元,根据国家工商总局通报,外资在中国 的资产到2007年底已经膨胀到2.11万亿美元。到2010年底,估计可达到3万亿美元。而我国在海外的实物投资资产不过一千亿美元。这种现象是怎么回事?

    3、为什么我们有钱搞出口退税,但没钱将住房、教育和医疗推向市场化,让老百姓自己解决?

    问题背景:近年来,每年搞出口退税,让出口企业降低出口商品价格贱卖,等于补贴外国消费者,每年支出5000亿元人民币。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减少支出,将住房、教育和医疗推向市场化,让老百姓自己解决。为了增收,不断提高房价,使普通老百姓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子,辛苦工作都解决不了一家人基本生存问题。例如,由于技术进步,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国内从事农业的农民很少,大部分农民都进城打工,却无法成为城市居民。减免农业税,实际不过减少200亿元人民币,与出口退税补贴外国消费者根本无法相比。

    4、为什么我们将物质财富出口换美元欠条,然后在国内增发人民币,搞通货膨胀? 为什么不能根据经济发展需要直接在国内增发人民币? 难道真正的物质财富还比不上不断贬值的美元欠条?

    问题背景: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我们不能随意增发人民币,但是,中央银行可以增发人民币收购企业出口产品换的外汇,于是,企业出口物质财富获得外汇后,国内就增发了大量人民币购买企业的外汇。到2009年底,国家储备2.4万亿美元外汇,国内就增发了至少16万亿以上人民币。物质财富没有了,我们能增发人民币,物质财富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不能增发人民币,这是什么道理?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据说是依据手里储备的美元增发的,可是美元实际购买力是不断下降的,40年来,按照黄金价格计算,贬值幅度超过30倍。而且由于低价贱卖换来美元,使用美元换回物质财富时,换回的物质财富比卖出时要少得多。

    5、为什么不能增发人民币给老百姓,让国内资本家赚走,使国人皆大欢喜,而物质财富也都留在国内?非要将物质财富免费送到国外,人民币也奉送外国在中国的资本家,手里收点无法使用,不断贬值的美元欠条?

    问题背景:参见上个问题,笔者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路线,对比出口拉动发展经济的。两者唯一区别是内需路线是物质财富在老百姓手里,而外需路线是物质财富送到国外,国家免费奉送大量财富之后,拿着无法使用,不断贬值的少量美元欠条(存放1百年,恐怕1%原始价值都不到,99%都被美国人骗走了)。由于国外市场控制在外国人手里,出口企业大都被外资控制,海关统计资料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出口物质财富,获得人民币的主要是外国在中国的资本家。到底这两种路线,那一种对国家和老百姓有利?西方国家发达的根本原因是提高老百姓收入,增大国内市场。没有市场,产品卖不掉,如何扩大生产,发展经济。

    6、企业和银行都交给外国人管理,这对中国有利吗? 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就是人是自私的,一切都依靠外国人,靠得住吗? 不知道你们家财产是否也交给外人来管理?

    问题背景:30年来,我们搞优惠引进外资,搞三减一免,减免外资各种税,出口产品还退税,使其处于竞争优势,在开放的21个行业,外资都彻底打败内资,成为外资一统天下。去年底还在布置外资兼并所剩无几的国企(附录2)。我们是否要将所有内资企业都消灭,企业都交给外资来管理?学过西方经济学的都知道,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就是人是自私的,将民生相关的企业都交给外国人,如果外国人要撤走怎么办?最近发生的谷歌撤退事件,你是怎么看的?现在维持工业企业的运行,在技术上都非常复杂,一个水厂,一个电厂,都由无数机器设备组成的,关键设备或零件少一个都开动不了,企业如果都让外国人管理,有一天,他们都撤走了,你能将其马上运转起来?

    7、自己的企业都卖给外国资本家,国人都当打工仔,能致富吗? 到底是做老板能致富,还是做打工仔能致富?

    问题背景:去年底,精英们还在鼓励外资投资和并购所剩无几的国企,优先给予土地和信贷。将企业都卖给外资,国人只能当打工仔。在中国当打工仔,一个农民工,都无法在城市安家,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更不用说致富了。这种方法能领导中国人民致富吗?

    8、为什么中国制定的银行法,不能借钱给自己的政府,而能借钱给敌视分裂中国的美国政府?

    问题背景:参见1995人大通过的中国银行法第29条规定,禁止央行借钱给自己的政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代表政府管理外汇储备的央行却购买美国国债8千多亿,借钱给美国政府。美国人炸中国大使馆,卖武器支持台湾分裂……敌视中国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和美国发生战争,你会借钱给美国人买枪炮弹药枪杀消灭你?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搞出来的荒谬法律。美国政府并不理睬这个理论,更不会立法束缚自己。08年美国危机期间,就大印美元7000亿给其救助的几家美国银行。我们为什么要采用这个荒谬理论来束缚自己?为什么看不到美日均从央行等大量借贷,甚至超过一年国民产值?

    9、由于引进外资的美元实际无法使用,等于免费将财富送给外国资本家办厂赚中国人钱,为什么不能印钱借给自己的老百姓办厂?

    问题背景:所谓引进外资,就是外国资本家拿一笔外汇,如美元到中国银行换人民币,在中国国内办厂。由于中国不使用从外资手里换来的美元,等于免费奉送财富给外国资本家办厂,而利润都归外国资本家。我们为什么不能借钱给自己的老百姓办厂,让利润归中国人,非要送给老外?正是我们压制老百姓收入,使企业利润微薄,又优惠引进外资,挤跨内资,使国内企业彻底倒闭。

    10、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是提高老百姓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还是提高生产能力,增加产值和外汇储备?现在我国生产的物质财富完全满足国人需要,为什么要大量贱卖出口换取无法使用不断贬值的美元欠条,同时使国内大量老百姓温饱出现问题?

    问题背景:我们生产的粮食和肉类,按人均计算,超过日本人均消费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附录3)。我们建设的住房,按照人均计算,达到30平方米,也接近日本平均水平。我们生产的衣服供应了全世界,远远超过中国老百姓需要。可是,我们的老百姓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太低。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我国有4.3亿人,平均一天消费量低于7.2元,不够一个人在普通城市吃一顿快餐。普通居民,一场大病,就会倾家荡产,成为贫民。我们到底是赚一堆美元欠条就万事大吉了,还是需要为老百姓分配足够的物质财富,解决老百姓衣食住行问题?任何时代,如果有一定比例的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成为问题,这个国家还能稳定发展吗?(历史上无数事实都表明,将导致社会崩溃。)由于老百姓收入低,消费能力低,生产的产品过剩严重,导致生产发展也难以增加,从而经济陷入停滞。国家于是搞低汇率出口,增加生产,免费奉送敌对国家财富32万亿美元,却不管国内老百姓缺衣少食,这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

调侃

1、 发展基本靠拆,升迁基本靠拍;
  外交基本靠财,民怨基本靠埋;
  医疗基本靠宰,教育基本靠拐;
  历史基本靠盖,真相基本靠赖。
  执法基本靠踹,官位基本靠卖。
  民意基本靠猜,买房基本靠债。
  研发基本靠掰,创新基本靠寨。

2、钓鱼岛的建议:一,炸沉;二,共管; 三,暂住;四,三字完全屏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万事大吉。

3、普京气势语录:
  1、领土争端没有谈判,只有战争。
  2、俄罗斯国土虽大,却没有一寸是多余的。
  3、俄罗斯只有两个盟友——陆军和海军。
  4、有本事来抢!

4、 各国慈善事业,大致有四种形式:
  政府做事,政府掏钱—福利国家;
  民间做事,政府掏钱—香港模式;
  民间做事,民间掏钱—美国模式。
  最有趣的第四种组合,政府办事,民间掏钱—这恰恰是 “中国特色”。

 

血色奢华

时寒冰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媒体报道称:“本届奥运会燃放的烟花数量为历届奥运会之最,总数达十二万多发,是以往所有二十八届奥运会燃放的总数的四倍,创世界吉尼斯纪录。”

    广州亚运会的开幕,媒体做了如下报道:“广州亚运焰火燃放指挥部执行总指挥、熊猫烟花集团董事长赵伟平告诉记者,开幕式焰火总数为16万发,比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多,而其中三项特别的创意将申请吉尼斯纪录。”

    无尽的奢华,让世界瞠目结舌。我不知道这种奢华的张扬到底要表达什么,但我知道,这些费用,足以让全国所有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回到校园,圆他们含泪的求学之梦;但我知道,这些花销,足以让全国所有无依无靠的老人,得到最基本的养老保障,使他们不再生活在恐惧不安的阴影之中……

    血色奢华,我好想亲手抓住你,哪怕一点点,让一位带着渴求的孩子或者老人,圆一个普普通通的梦!

 

 

这国家到底叫什么?

天问

1。这个国家的贫富差别 为30倍以上,当今世界第一。

2。这个国家的官员拥有的财产不会公布。

3。 这个国家的房产是可以用来做投机的,房产投机是合法的,政府从不干预。

4。这个国家富人可以拥有十几,二十多套房子,而不必付任何税。

5。这个国家官员拥有的房产是百姓的3倍或更多。

6。这个国家每年用于官员吃喝的费用超过国家教育开支。

7。这个国家的官员的退休金是普通百姓的2倍以上,且计算方法不一样。

8。这个国家的官员的公务车数目比例世界第一,最低一级的官员,镇长就有专车且公私从来不分。

9。这个国家的地房产价格以普通百姓年收入计算要100年以上,而世界的标准是5年到15年

10。这个国家每年可以抓出部长级官员贪污腐化二十多人,且已连续多年,并未见有减缓的迹象。

11。这个国家的执政党据说是有三个代表,但好像就是不代表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最弱势阶层,好像就是不代表占人口比例最大的农民,好像就是不代表占城市人口最多的蓝领就业百姓,好像就是不代表收入最少的群体。

12。这个国家里至今还上演着二三百年前工业革命开端时圈地运动的血腥惨剧,当年是羊吃人的圈地,现在是房圈地的暴力拆迁。

13。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至少已有三十年没有清理过门户,而过去是每隔若干年就要来个整风什么的。

14。这个国家的官员百分之八十以上都享受过公费出国旅游,累计官员出国人次超过法国国家的总人口。

15。这个国家的政府业务部门的开支,其业务主项的开支仅占十分之一,其余均用于官员的旅游,吃喝,住房,和其他享乐。以该国地震局的预算为例。

16。这个国家的最大博士群体不在教育科研部门,而在政府部门。

17。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威统计部门居然用的是三十年前的统计方法,且统计工资增长数字不包括占就业人口一半以上非公营机构的就业职工, 因而报纸宣传每年的职工工资大幅增长。

18。这个国家的大学入取标准不是全国统一的,但考题是同样的,评分标准也是同样的,但同样的分数,在一个地方可以进名牌大学,而在另一地方,却连中专的门也进不了。

19。这个国家对供应外国人的食品,其食品安全是百分之百承诺,可以承诺到在外国人口中一块肉是哪个猪身上割下来的,这猪是哪年出生的。 但普通老百姓嘴里的肉,是不是真的是肉,有时还是个问题,食品安全的标准是不同的。

20。这个国家的公营事业的员工工资是非公营员工工资的数倍以上,且主管工资和员工工资的差别超过当今世界上所有发达和不发达国家里的公营机构主管和员工工资的比例。 以法国为列:是3-5倍。 美国总统年薪工是22万, 政府员工最低的是2万多, 十倍左右, 而在这个国家最大的差别是50倍以上。

    以上材料不是杜撰的,是从这个国家公开发行的报章,电视和其他新闻媒体上摘取的。还是我来回答以上二十个问题:

1。这个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即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句话,与资本主义一点也沾不上边。

2。资本主义国家不容许房产投机,以北欧,澳洲, 西欧美大部分国家为例,每一套房的在5年内出售,除非再购仍是自住,否则其利润大半由国家收取。国家严厉打击房产投机,也不容许房产投机。

3。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财产早已公开透明化,税法面前,人人平等。

4。资本主义国家个人如拥有超过自住的房产,税收马上跟进。

5。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房产不可能拥有房产是一般百姓的三倍, 很多官员租房住。

6。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供官员吃喝玩乐的预算,想都别想。

7。资本主义国家的退休金制度全国划一,没有一国二制。

8。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务车少的可怜,且公务车标明是公务车牌照,周末,大街上看不到公务车, 如被私用,人人可举报。

9。资本主义国家的房产价格一般是普通员工的年工资5-10年。

10。资本主义国家有贪污,但无论级别,数额,和人数都远远达不到这个国家的程度。

11。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的很简单,就是宣扬可以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也不敢说可以代表谁。

12。资本主义国家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早已绝迹,那是几百年前的事。暴力拆迁更是闻所未闻。

13。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党员不可能有任何一般百姓得不到的好处。

14。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雇员出国名额严格控制,有些做到退休都没有公费出过国。

15。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部门预算公开透明,90%用于该部门的主管业务。

16。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博士群体在教育,科研,医疗,生产和法律部门。

17。 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数字是公开和透明的,是可以感受到最起码的真实性,不像这个国家,一方面,统计说房价只上涨1.5%,另一方面,政府说房价已是不安定因素,1.5%就不安定了?15%也不会不安定,150%才是不安定。且统计数字包括所有的公民和纳税人, 没有只计算公营部门的收入。

18。资本主义国家招生标准全国统一,透明和公开。

19。资本主义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划一,不分本国人和外国人。不分平时和节庆日,不分奥运会和世博会。

20。资本主义国家的公营部门的主管和员工的工资差别被控制在5-10倍之内。

    以上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实行的制度的描述,不是我臆造出来的,而是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并在继续实行,且不断完善。所有的事实,可从这些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政府的条例中找到。

 

 

发件人:"yjt66" <yjt66@163.com>  2010-11-24 16:43:40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如何牵住通货膨胀的牛鼻子

    因工作调动,不再从事研究工作。但最近看到一些洋奴专家发表祸国殃民的言论(说我们的百姓要承受5%的通货膨胀率,因为我们的GDP增长在10%以上),忍不住再提笔讨伐这些害人精。当然,我观点也不一定全面和完全正确,敬请大家在友好交流的前提下给于指正。

如何牵住通货膨胀的牛鼻子

叶继涛

2010-11-24

    摘要:最近一首《物价上涨歌》在网上很流行:“我在遥望,市场之上;有多少东西在自由的上涨;昨天已忘,掏干了钱囊 ;我要和你重逢在借钱的路上;手头越来越紧,只能回想;有钱的日子,像在天堂;呕也,呕也,呕也..;谁在呼唤,工资快涨 ;昂贵的猪肉像白云在飘荡 ;东边借钱,西边还帐;一摞摞的钞票,就送到了银行 ;在工资没涨的沧桑中 ;致富的路在何方 ;再紧紧裤带,来碗面汤”。强烈反映了广大人民对物价上涨过快的无奈。在中国,为什么物价总是引起人民的注意呢,说明我们的经济政策、政府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完善,要理顺各种价格机制的关系,政府要重视对基础产业的调控能力,我们能有哪些调控的经济、法律、行政等政策手段,且听我慢慢道来。否则,我们就会被发达国家牵着鼻子到处碰壁,让国内人民福祉受损。

一、价格上涨过快的原因:根子在于对基础产业产品的定价简单的与国际接轨

    经济学上讲物价上涨的原因无非就是几种:成本推动型、需求拉动型、二者混合型。而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物价上的原因更为复杂,有输入型通胀、有乱发货币引发的通胀、有游资热钱炒作引发的通胀、有汇率操控引发的购买力非平价引发的通胀,等等。具体就目前中国较为严重的通货引起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说中国通货膨胀严重呢,因为国际上通货膨胀警戒指标为3%,美国政府调控的通胀率为2%,中国今年、明年的预期通胀率估计在3-4%)?有所谓的专家说是因为中国乱发货币,大量的搞基础设施投资,什么4万亿等等,可是同样的乱发货币、大量政府投资的美国却没有出现中国目前这样严重的通货膨胀呢,相反,他们还是一直处于通货紧缩期呢。又有所谓专家出来讲了,美国乱发货币是全世界人民来消化和购买,而中国乱发货币只能由国内的人民来承受了。这种观点听取来颇有道理,其实也只是盲人摸象,说对了一小半。根据经济学原理,限定好这些原理的前提条件,结合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我国目前及未来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如下:

    1、基础产业产品和大宗商品的价格简单和国际接轨是引发输入型通胀的直接原因

    (1)原因分析:我国目前在煤炭、石油、天然气、大豆、小麦、铜、铝等产品的价格简单的和国际期货价格挂钩,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的作用今天,表面上是合理的。而深入分析,这是个规则是利益集团、精英集团改革愚弄老百姓、重新瓜分人民福祉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拿煤炭为例吧,国内煤炭的开采成本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成本(国内煤炭资源丰富、采空区治理不到位、人工成本低、采用机器自动化生产的比率低,按美元国际价格销售让煤炭行业处于暴利,极不正常,大量承包小煤窑的暴发户又到处买房子,投资性的无效需求推高了房价,造成了新的经济结构不平衡和分配不合理),当然不能按照以美元计价的期货价格在国内销售,因为煤炭资源全国人民共同的财富,应该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在国内销售,否则,美元相对于人民币一贬值,因煤炭价格上涨引发连锁反应的电价、工业产品成本、化肥、农业产品成本都得上涨,CPI走高也就必然。

    (2)应对办法:如是又有所谓专家会说,国内外煤炭价格倒挂,会让煤炭企业将煤全部出口,不卖给国内企业。这个好办,通过立法增加战略性资源出口关税,使得煤炭在国内销售价格+关税=国际上的价格,这样做也是合理的,因为采煤造成资源环境污染破坏是留在国内,留给了子孙后代,应该通过关税、资源税来建立各种利益补偿机制。石油、天然气、大豆、小麦、铜、铝也应同样采用这种办法。这样,通过完善关税、资源税等税收制度建设,以抵消美元贬值、升值对过国内价格的影响。

    2、低价出口导向政策是引发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1)原因分析:为什么全世界的资本都愿意来到中国来投资,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已经消灭了产业工人(国有企业改革),只剩下没有没有太多要求的农民工,他们的觉悟不高,组织性不强,对工资的要求不好,没有什么组织来与资方对话获得相应的合理权益。因此,我们的利用外资来提高我们的产业技术并不理想,从开放30年的实践来看,各自为政的利用外资,技术没有引来,倒是被别人轻而易举的占领了市场。外资利用我们低廉的人工成本获得超额利润,并以超低的价格出口其母国,又让我们国人创造的福利被外资母国的人民无偿占有。我们的政策是只要就业,不管人民的工资是否能实现工人自身生产再循环(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根本不够支付城市的正常的房租、孩子的教育、必要的生活开支)。于是我们的政府未来追求顺差,居然实行出口退税,把更多福利无偿转移给进口国。这样更多的商品被出口到外,造成国内商品相对短缺,这是必然造成需求拉动型物价上涨。

    因此,尽管美国可以大发钞票,但因为我们的廉价商品,反而让他们的物价不会快速上升。同时,美国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说我们是反倾销,对我们出口的商品征收进口关税。我们用公共财政收入来补贴的出口退税,美国再征关税,我们的公共财政就这样无偿划给了美国政府。我们的决策者为什么不来反思呢?更要命的是,美国资本来中国投资,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获得了超额利润,再加上这些年人民币升值,这些美资再以现在的美元计价从中国撤资,不知道赚了多少倍呀,我的心真疼啊,都是洋奴政策造成的后果。我们的外汇储备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不知道损失了多少,可我们有能从美国手里买到什么东西呢,他们的高科技产品、武器都不卖给我们,这说明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自由贸易,我们只能用外汇储备买美国的垃圾国债。现在又有谁来这些失败的政策负责呢?

    (2)应对办法:第一,与其让美国等国家加征进口关税,不如我们自己加征出口关税。因为这些低价商品是靠我们低廉劳动工资、低成本(无成本)环境污染、粗放式的土地利用来支撑的,通过加征出口关税,提高出口成本,让更多的商品在国内,这样就可以增加商品供给,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价格就会下来,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第二,有人会说,出口减少,我们产业会萎缩,会有更多农民工失业,这是一个大问题。确实是大问题,大问题需要大思路、大手笔来解决,通过财政二次转移支付和降低农民进城成为市民的成本,提高他们的收入来实现。这些进城成为新居民的市民,他们的边际消费率非常高,因为什么都需要重新买,二次分配提高他们的收入,就会在短时间来扩大内需,弥补外需的缺口,重新带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二、加强政府对国计民生领域调控,是应对物价上涨损害民生的重要手段

    现在一些所谓的专家在国进民退争论不休,其实这是个伪命题,关键是要搞好制度建设,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有一条政府不能放手不管,那就加强对涉及到国计民生领域的调控力度,这些领域不能完全市场化(计划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都不是万精油)。国有企业要加大对基本的粮油、蔬菜、肉豆禽、房租、教育、医疗等投资和控制力度,在关键和紧急时刻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能很好的渠道平抑物价,保障民生。在这里,我要更加强调和警告的是,目前高房价在未来10年必将引起长时间的高通胀,原因为,现在投资房价所获得的租金投资收益还不如把同样的现金存入银行的利息收益,除非是房价继续上涨产生的溢价收益,目前大家投资房产都是希望能得到溢价收益。如果房价下跌,金融风险很大;如果房价继续大涨,未购房的人不愿意,农民进城会很慢,成本很高,不利于城市化;如果房价不涨不跌,那房产投资者只能靠提高租金要获得合理投资回报,租金上,会引起所有行业的成本上涨,必将导致全面的物价上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要考量下一届政府的智慧了。

三、加强立法,严厉打击游资对涉及到国计民生产业的炒作

    资本是趋利的,这是资本的本性,也是经济规律,但我们政府不应仅仅是经济政府,更应是民生政府、服务政府。非常有必要加强针对民生领域的立法,通过立法绝对禁止、严厉大力针对国计民生领域的游资炒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住、吃、喝)。

四、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慎用货币政策

    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根源是马克思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表现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不匹配而造成的全球经济结构失衡,背后的原因是现在资金、贸易、商品、信息都可以在全球各国相对自由流动,而劳动力不能在全球自由流动,这样就使得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失效了,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尽管这一过程可能会很长),可能会引发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国际金融规则重新改变。因此,在这个大背景下,要加强金融创新,争取制定国际贸易规则和金融规则上我们有更大的话语权。同时,经济运行时好时坏是正常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使用经常性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就像急刹车,容易出现经济的异常波动,增加经济调控的难度。

五、要下决心启动收入分配改革,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这才是解决扩大内需的根本

    现在所谓专家说什么“黑色收入”、“灰色收入”、“白色收入”都是在玩概念,关键是要正本清源,尊重宪法,重新并真正回到“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第一,打破行业垄断收入。比喻金融业,就是要放开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降低存贷率差,这样就可以避免银行什么都不干就可赚钱,中国的银行存贷率差在2%以上,而国际上的通常在1%以下。当然还包括石油、电力、铁路、电信等行业。第二,通过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解决同一单位、企业不同层级员工的收入差距。第三,完善个人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启动点,建议以家庭为单位,这样更为公平。第四,改革企业、事业单位、公务员退休金待遇的差距,今后退休金应根据工作期间所交养老金多少来领取,公务员要尽快与这个制度来接轨。

六、应对当前物价上涨过快的措施

    短期措施为加息;长期措施为提高人民收入,尤其是中低阶层的收入,让他们的收入增长比CPI增长更快,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的福祉。怎么样提高人民的收入呢?前面讲了一些办法,但这些还不够,还是中短期的措施,长期的措施是增加对中低社会阶层再教育投资,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

 

 


发件人:"Iwantrue" <wantrue@hotmail.com>  2010-11-25 08:40:13 +0800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标题: 本轮通胀或将催熟资产泡沫

本轮通胀或将催熟资产泡沫

王钧临

2010-11-25

     走势诡谲的美元指数

    目前中国的经济,似乎在被美元指数牵着鼻子团团转。不仅大宗商品为美元走势是瞻,而且股市涨跌也要先看美元的“脸色”。 作为全球最重要储备货币和所有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美元指数走势的变化一直在深刻影响着国际经济、政治的格局。但当前国内对美元指数走势的过度敏感,本身就已说明中国经济的虚火之盛。

    然而美元指数的走势却并不好把握。金融海啸爆发以来,其走势一直较为诡谲,在2007年触及了近二十年的最低点(70.7)后,一直在75-90之间进行区间震荡,今年上半年拉起一波上升行情,并作出试图上破90整数关口的态势,但随后又开始走弱,并重回区间整理中。

    一些学者认为,在量化宽松和巨额外债的背景下,美国中长期只能选择美元贬值这一路径。笔者以为,此结论还不能下的过早。金融危机以来,美指的走势一直是在根据自身利益需要进行涨跌波动,而目前还没有看到其选择突破的意愿,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其继续这种涨跌轮替的可能性应更大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如果2011-2012年美元指数继续其弱势走势,甚至跌幅超过今年,包括带来超过100美元/桶的油价和大幅的粮价上涨,则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将难以承受。

    通胀之路刚刚开始

    11月19日,央行再次宣布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不仅距离上次调整只过去9天时间,而且使存款准备金率达到了历史新高(18%),可见央行对通胀的忧虑之深。近期另一个“新高”则是10月的CPI。10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4%,创出自2008年10月以来25个月的新高。这两项都清晰表明,我国已全面进入通胀时代。

    由于金融危机之后货币量发行过多,中国不得不为此进行痛苦的全民买单。一般来讲,通胀压力的释放将在货币投放后的18个月左右开始体现。2009年推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在今年中下旬表现为尽人皆知的通胀压力,而2010年新创造出的流动性,又将在未来继续带来新的通胀释放。所以目前来看,我们仅仅是站在通胀之路的入口处。

    遍阅古今中外的通胀史,一旦进入全民通胀时代,将注定不会成为短期行为。根据中国历年物价上涨的基本规律,明年的上半年或将进入物价集中冲高的时期,而最近国家有关机构也已作出明年最低通胀4%的预警,对比当前百姓年收入的增长水平,的确令人触目惊心。至于加息的幅度和速度,由于受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制约,将很可能赶不上通胀膨胀的速度。我们有理由相信,2011年身边更多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都将会被赋予黑色的通胀称号。如何避免恶性通胀集中爆发的可能,将成为明年重中之重。

    资产泡沫即将催熟

    我们更有必要将通胀情况与资产泡沫结合起来看。

    为了遏制2009年以来的楼市疯涨,避免楼市泡沫破裂,国家自今年4月份以来开始了密集的楼市调控。目前看,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一线城市已呈现出量跌价滞的状态,二三线城市在成交量下降的同时价格涨跌不一,但总体幅度不大。由此可见,在货币较往年更为泛滥的情况下,楼市并没有发挥类似往年的货币蓄水池的作用。所以,中国很可能在今年以较高通胀为代价,来换取对楼市泡沫的暂时可控。但如果楼市泡沫的压力得以一定舒缓,而通胀压力再次来袭、甚至对社会稳定带来一定影响,则明年货币又将被赶入楼市圈中。所以,未来房价在货币注入和通胀刺激的双重支撑下,必将具有更为充足的上涨动力。

    这也意味着,或许在2011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楼市调控将出现松绑,包括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价格反弹。由于一线城市的泡沫已经很大,所以明年将奏响二三线城市载歌载舞的乐章。这也意味着楼市泡沫化向全国范围挺进。

    伴随通货膨胀的高歌猛进,股市也正在走向通往成熟泡沫阶段的进程中。在经历了大半年的低位盘整后,在宽松货币政策和通胀预期的刺激下,股市在年底前终于重拾升势,展开了一轮宏大的上涨格局,并将于短期调整后迈向新高,甚至在未来超过2007年6000点的高度。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升温,全面通胀时代的到来,海外热钱的积极布局,以及股指期货的推波助澜,都为股市进入泡沫化提供了注脚。

    如果套用生命周期理论的话,笔者以为,本轮宏大的资产泡沫周期,经历了2003-2005年的肇始期,2006-2009年的成长期,并将于2011-2012年进入到自身的成熟期。而通胀正是促其走向成熟的关键助力。

    但,秋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
 

 

中国的货币冲销措施

China's Monetary Sterilisation

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成员

樊纲

2010-12-01

    当前中国所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减少经常和资本账户盈余以便减少外汇储备。进一步的汇率重估是有必要,但这只能扮演次要的角色。中国更重要的挑战,是降低相当于2009年GDP的52%的储蓄率。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实施一系列财政、社会保障和税务改革措施。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不久后,中国人民银行(下称“人行”)旋即连续两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个比率目前处于18.5%的历史新高,即使在国际上也是如此。

   当美联储计划向美国经济注入更多货币的时候,人行反而在努力减少国内的货币流通量。被商业银行挪作存款准备金的货币被锁定在人行的账户中,不能再用来作为贷款。结果,金额空前庞大的货币被冻结。

  美联储希望刺激需求来让美国经济走出衰退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人行为何却要收紧货币政策呢?中国经济并未过热,增长率依然居高不下,每年都能达到约10%,但已开始放缓。当前的通货膨胀虽然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已经从去年9月的3.6%升高到今年10月的4.4%——但这也无法解释人行为何在今年早些时候三次上调准备金率,因为当时的通胀率依然维持在较低水平。 

提高准备金以抑制通胀

  事实上,人行的政策是预防性的:消除过多的流动性并使货币供应得到控制,以防止通胀或经济过热。今年年初,提高存款准备金可以被视为纠正由经济刺激计划所导致的货币过度供应的措施。最近这两次则主要是为了冲销由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所导致的“被动货币供应”。

  单在今年9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就比8月增加了几乎1000亿美元。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中国的贸易盈余开始增长。此外,由于高增长中不断涌现的实际投资机会以及对重估人民币的预期,国外资本流入也大幅增加。

  但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因为人行每储备1美元都要相应地发行6.64元人民币(这比率自6月以来已经下降了3%)。也就是说,人民币供应量单在9月就增加了7000多亿元。而两次提升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的措施恰好就锁住了相等金额的流动性。

  当一个国家拥有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盈余,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的时候,通常会出现过量货币供应和高通胀率。但中国虽然的确存在过量货币供应的情况——人行目前拥有超过2万6000亿美元外汇储备——通胀率却相当温和。这得归功于冲销措施。 

售卖“央票”以回收货币,大约四分之一的中国货币处于非流动状态

  存款准备金比率是常用的冲销手段之一。另外一个则是销售中央银行所持有的政府债券,以此来回收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这同美联储的做法也同样是背道而驰。中国政府并没有多少公共债务,人行早在2005年已经将手中的债券售罄。因此,它得创造其他产品来出售。

  人行推出了所谓的“中央银行票据(央票)”,由各商业银行自愿购买。当银行买入这些央票时,他们所支付的货币也被锁定在人行的账户内。迄今为止,已经有约5-6%的总货币通过这种方式回流到央行。

  此外,人行还不时采用一些非常手段,比如向商业银行施加“信贷限额”或“信贷配额”。这可能带来银行不能用来发放贷款的“额外储备”。今年初实施的信贷限额便为商业银行制造了2-3%额外储备。

  这些冲销措施的效果加起来,让大约四分之一的中国货币基数处于非流动状态。因此,即便中国的货币总供应量看似超额——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目前是约190%——真正的货币基数却比所看到的要小很多。因此,中国的通胀及资产价格也都维持在可控制范围内。

冲销措施仍有实施空间

  这些冲销措施将持续多久和执行到何种程度呢?存款准备金比率上调到什么水平,会让中国的商业银行开始亏损呢?

  冲销措施或许还有进一步实施的空间。首先,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商业银行的强制性储备可以获得合理的利息(“额外储备”除外),因此人行的冲销政策对各银行造成的损失,就算有也不会太大。

  其次,通过规定存款和贷款利率间维持约3个百分点的差距,中国央行仍然控制着利率。因此,即便存款准备金率比其他国家的银行高,中国商业银行还是可以更长久的维持运作。

  当前中国所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减少经常和资本账户盈余以便减少外汇储备。进一步的汇率重估是有必要,但这只能扮演次要的角色。中国更重要的挑战,是降低相当于2009年GDP的52%的储蓄率。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实施一系列财政、社会保障和税务改革措施。

  但汇率重估和改革都需要时间。与此同时,美国方面造成全球不平衡的原因也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事实上,在美联储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后,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人行也因此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其冲销措施。

 

 

 

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 2010-11-30 14:35:29 +0800 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敬请查收最新《云汉月刊》(第98期)和导言。

中国忙降温 美国急添柴火

----《云汉月刊》本期导言

北京云汉经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裁 曹军

2010-11-30

    《诗经·小雅·北山》第二章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这个月中国的财经头条归纳起来最主要的不过两条:物价控制(官方的CPI都达4.4%了)和接二连三的回收流动性的频繁措施(结果是银行储备金率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依然难现真正的市场主体 ,一切都还得由政府来定,这次叫做“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感兴趣的话题自然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可以涨”的“商品”了,呵呵。这当然也得请示政府!我倒建议发改委下个“文”,“规范”一下价格听证会,譬如水价、电价、天然气价等一系列国有占主导成分的基础价格(这些本来是“可以涨”的嘛);不然,农副产品一涨价,就慌得连三农问题这样每年国务院一号文件所致力要解决的问题都“被规范”了----现在需要的是游戏规则的明确,而不是游戏本身!市场规律和法则一样,如果都是“内外有别”的话,将会搞得所有的市场与计划参与者都很辛苦,还不用说财富巨大的“被波动”中的酸甜苦辣了。

    这个月股市的大幅下挫,惊恐的好像不是CPI本身较大的涨幅,而是政府开出的“整治”较大涨幅的罚单与背后的机制 。不知道货币超发的罚单要开给谁啊?现在每天要收到的卖房短信至少有二十来条,感觉到其“产能与产量”真的是过剩了,虚火太旺;而且还伴随着明显的“结构失调病症”。说句公道话吧,政策导向的梳理真难啊 !毕竟要管得过宽、过细和过严些嘛:要拉动内需,但出口不能少;要提高收入,但财政税费不能少;要货币宽松,但广义上的物价不能涨;要减排达标,但拉闸限电不能多......两难可真不少啊!

    这倒好,美国这个月的怪事也不少:1)第二轮的QE经美联储给市场了快三个月的招呼后终于开始实施了,但是美国国债收益率居然还上升了、美元还应声而涨了 。加上中国收紧银根等的政策刺激,大宗原材料价格开始大幅回落;

    2)美国在其货币政策的价格工具几乎为零以及QE第一阶段的巨量(量化工具)刺激下(两者都是美国货币政策史上没见过的 ),通过CPI和PPI表现出来的依然还是通缩的压力而非通胀的忙乱。大家担心的QE第二轮之后可能引发的通胀,美联储说了,一旦通胀抬头,他们会知道收紧的。格林斯潘当主席时,Bernanke也是执行委员会成员 。本论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家都非常统一地批评了格氏时代的货币政策反应过慢,对房产泡沫的形成似乎是“视而不见”。

    3)通用在宣布破产17个月后,本月新通用的IPO创下了美国IPO的记录----全球认购踊跃,发行价格还大幅上调,开盘交易后还涨幅达约8%!

    中国忙降温、美国急着添柴火、英国(包括刚出事刚救赎的爱尔兰)等欧洲国家勒紧了裤腰带、德国经济受益于坚挺的出口和稳健的财政自律,难怪本月的G20达不成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共识!

    在听说有人自己养鸡、种菜后,从这个月开始,我能做的就是决定还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了!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0-12-02 20:34:1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过高的城镇土地使用权价格恶化了通货膨胀

过高的土地价格恶化了通货膨胀

李华

    我国一些大城市主城区的住宅价格近几年来已经超过了许多欧美大国大城市主城区的住宅价格.这些国家的主要建筑材料价格是我国的两倍左右,人工费用是我国的十到二十倍,欧美国家的住宅建筑工程直接费用要比我国高的多,由此及彼,我国有些大城市住宅的地皮价格要比欧美国家贵的多.欧美国家居民购买房屋时所得地皮是土地的所有权,我国国民购买房屋时所占用地皮则是不足七十年的土地使用权.从理论上讲,我国住宅用地是全民所有制,国民购买房屋的同时也超高价购买了属于自己的住宅土地有限使用权.

    近十年来,我国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价格暴涨,尤其是住宅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在不同的地区暴涨了十几倍到几十倍.许多大城市主城区住宅建设土地使用权的价格从十年前的每平方米三千元左右涨到了现在的三万元以上,许多小县城的住宅建设土地使用权的价格每平方米从十年前的百十元涨到了今天的三四千元.

    现在我国有一些城市每年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额已经超过了一千亿,全国建设用土地使用权的交易额则有数以万亿计,同时还有伴随着以土地使用权出让额为基数需缴纳的各种税费,这些钱最终都会让房地产开发商摊分到房屋销售价格里面.

    今年上半年以前,工程建设方获得土地使用权只需先交纳首付土地出让金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在房屋销售总额中支出补齐.由于现在购房人买房大部分是利用银行的中长期房贷,实际上是银行的钱由建设方开发商一次性转交给政府做了土地出让金,这笔空账由购房人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以购房贷款的月供形式归还.

    这样的房地产经营模式实际上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是共同经营者,政府利用银行出地出资,房地产开发商雇人建房卖房.房屋交易完成之后,房地产开发商退出,由放贷银行和购房人承担债权债务关系,所有的金融风险归结到银行.这样的金融模式实质上是政府发行了货币或者债券.这些货币或债券的特定流动性促成了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

    今年下半年,政府出台了两个相关政策,一是提高了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首付比例,二是房地产开发商销售房屋时需要在银行开立专门的帐户,售房款由银行监管,这样一来就提高了政府回笼土地出让金的安全系数.由于高昂的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价格和相关税费占房屋销售价格的比例甚高,近期房价下跌的空间有限.一个中等居民小区的楼盘营造周期约在两到三年,如果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价格近期不会明显下降,今后的两到三年内住宅房屋的销售价格也不会有明显的下降.

    近十年来我国建设用土地使用权的价格猛涨直接推升了住宅房屋价格和出租房屋价格的暴涨,但是我国的CPI指数统计并不包含这两项指标,如果近十年来每年连续把新屋销售价格/二手房销售价格/出租房屋租金价格统计在CPI数据中,我国每月每年的CPI数据要比早先公布的数据要高的多.实际上我国近些年来已经进入了居民消费品价格上涨周期.

    近十年来层出不穷的集体所有制土地上建造的所谓小产权房和50/70年长期出租房,实质上是这些土地的控制人在设法提高自己控制土地的使用权价格.这些房子虽然比所谓大产权房屋价格低许多,但事实上对于当地原有居民来说,仍然是房屋价格在大幅上涨.

    工矿企业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上涨,增加了工矿企业的固定资产初次投入成本,必然会造成相关企业产品生产成本的增加和投资回收年限的增长,从而造成产品销售价格的增高.

    中小企业由于租用厂房及仓库和经营用房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导致其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商业及各类公司由于商场和办公用房的租金上涨,必然会对其所经营的商品的营销价格上涨造成影响.由于所有的社会生产商品都具有比价效应,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价格也会传导到其他用途使用土地生产的商品价格.

    我国许多地区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价格和农业用地使用权价格的比值在1500-2000倍.相同土地上种植农产品的纯收入1500年以上都赶不上经营2-3年房地产行业的纯收入.这也会逐渐导致粮食棉花和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

    我国许多地区的养殖业/畜牧业土地使用权的价格比起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的价格比值也在1000倍以上,相同的土地上盖了奶牛房/肉牛圈/猪舍/羊场/蛋鸡房/肉鸡房,养殖业者经营1000年以上的纯收入也比不上房地产行业经营2-3年的纯收入.2008年我国大范围内爆发的毒奶事件实际情况是从养牛户到收奶者到奶加工厂层层迭迭在奶里兑水然后加三聚氰胺做假,多年来我国各地在牛肉/猪肉/鸡肉里注水已是常见的现象,食品加工业在熟肉里加注淀粉/在馅食里大量添加植物蛋白也成了普遍的现象.这些都是变相的价格上涨.

    我国近年来木材的价格在不断上涨,无论在工业和民用使用范围,实木的价格每年都在以百分之几的价格在上涨,化工合成和金属的代用品减小了木材涨价的压力.由于高房价和高出租房租金的挤压,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相对缩减,这就增加了所有行业的员工加薪压力,各个行业也会把在自己单位增加的支出转移到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上,提高相应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现在北京市的外来就业人员高峰时超过800万,这些人员绝大多数人是租房子住,每月房屋的租金普遍超过他们工资的三成,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提高自己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是理所必然的举措.
我国大中城市的瓜果蔬菜价格逐年上涨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增加了摊贩在经营场所的摊位管理费,增加了摊贩居住房屋的租金,从而增加了他们的经营成本,使得他们把这些增加的支出转嫁到瓜菜价格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走向不可逆转的文明社会/法制社会/信息社会/商品经济社会.二十年以前,我们可以只凭换一个户口本就征用农民的土地,十年以前,我们可以用极低的补偿费征用农民的土地,现在我们则需以较高的价格改变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性质.

     土地使用权性质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正是土地使用权的性质问题造成了我国长时间以来的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现在我们建设的和谐社会,就是在顺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规律,缩小这些差别.同地同权,同地同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近些年来的扩大土地使用权差别的作法违背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一部分土地使用权在行政管制下取得了超额的收益,但是这也给整个社会经济带来了其他的负面效应,有可能过高的城镇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价格会导致全面的通货膨胀.

 

 

发件人:"JohnWells" <holyyeast@hotmail.com>  2010-12-02 11:02:26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美国CPI创新低引发一片质疑 指责其损人利己

    能够发行国际国币就是牛,印了钱到国际市场上买商品丰富本国市场还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还可以印钱还债。你要是不用美元做国际货币吧,美国又没有“购买力”了,到时候美国没钱卖你的廉价商品,珠三角的过剩产能怎么办,就业问题怎么办?中美国连体怪胎……

 

 

一组经济信息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12月3日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12-01 11:28:50 +0800收件人: <zfally@163.com>, "张光明" <zhgm308@yahoo.com.cn>抄送:标题:Fw:转发:紧货币宽财政可能成为2011年宏观政策主调

美国CPI创新低

北京晨报  2010年11月19日

  美国二次量化宽松政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通胀压力。可是,滥发货币的美国物价却不见上涨。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10月份美国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仅上升0.6%,但仍远低于2%的通胀目标。这是美国自1957年开始编制该数据系列以来最低的通胀率。

  CPI数据为美联储壮胆。虽然美联储已经采取了6000亿美元的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而近期农产品(20.02,-0.38,-1.86%)期货市场价格上涨也非常迅猛,但似乎对美国的物价水平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10月份美国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微升0.2%,低于分析师原先预估的0.3%。10月CPI增幅偏低主要因为汽油价格持平以及其他产品的成本下滑。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10月份美国CPI构成中,原油和食品部分都有所上涨,但食品价格涨幅仅为0.1%,低于前两个月的涨幅。不过,美国物价走低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并不是什么好消息,美国哈里斯银行首席投资官杰克-阿布林称,“这份数据为美联储壮了胆。CPI数据不及预期,强化了伯南克推行量化宽松政策的合理性。”

用全球通胀解决自己的通缩

  “美元诞生100多年来,美分作为最基本的货币单位仍然在市场上流通,美国物价的稳定可见一斑。”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后李巍认为,美国物价能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使得美国的普通民众对货币政策并不敏感。

  与美国物价走低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物价却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之下急剧走高。上月物价上涨4.4%,韩国上涨4.1%,远高于预定目标。

  “美元三分之二是在国际市场流通,他们实际上在用全球的通胀来解决自己国内的通缩。”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认为,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大量的美元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因此全球所有的美元持有者都共同分担了美联储增发货币所带来的成本。

  再提改变中国增长方式

  在部分学者看来,中美两国CPI如此大差异的根源在于不同的经济关系形态。李巍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廉价出口,压低了美国商品价格,同时中国又将挣得的大量美元兑换成证券资产,这从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抑制了美国物价上涨的空间。李巍表示,中国经济由倚重制造出口转向自主创新,实现产业转型是今后发展的必经之路。

  但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造成了不同的消费价格指数。摩根大通中国投行副主席龚方雄认为,“......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它们主要应对的是近期核心通胀率的下滑趋势和可能持续一段时间的通缩力量。而中国近期的宏观数据却表明,明年甚至存在经济过热的风险。”

    美国外汇储备76%是黄金,中国99%是美元, http://www.texindex.com.cn/Articles/2007-9-3/106293.html

 

地產商疯狂搶地,一日買地300億創紀錄

明報專訊

2010/11/30

    在通脹預期下,不少地產商為防資產貶值,近期不顧資金鏈危險仍瘋狂搶地,據內地媒體報道,僅在11月25日西方「感恩節」這天,全國各地土地成交總金額超過300億元人民幣,創出內地單日買地金額的新高。

    最近一個月內,地產商不斷出手。先是世紀金源以35億元拿下福州國際會展中心區域兩幅地塊;富力地產則相繼在上海、北京和太原等地密集拿地,20天斥資高達50億元;隨後,萬科集團在廣州24.42億元中標開發區某地塊,並聯合五礦豪擲52億元奪得北京新地王。綠地集團也不甘示弱,以53.98億元拿下武昌車輛廠地塊。

廣州全國地王86億成交

    進入11月下旬,土地市場愈發火熱。其中以25日的廣州新地王的爭奪最為激烈,廣鐵集團與珠光集團攜手,經過200多輪舉牌,最終以86億元成交,高出底價38億元,創出今年「全國地王」。

賭通脹不顧資金鏈危險

    以中國商業銀行為例,其1年期存款利率僅為2.5%,而10月CPI增幅高達4.4%,也就是說,1萬元存款1年的收益實際為-190元。當前部分房企手握數十億元甚至數百億元現金,為防止資金縮水,大量購進土地已成為現實的選擇。

    報道指出,大型房企頻頻逆市搶地,實際是他們認為調控很難真正打壓樓價,樓市「賭漲」情緒再次抬頭。市場低谷時大肆儲備土地,市場回暖後高價賣房。但也有業內人士認為,在當前調控並未出現鬆動象,市場仍存變數,開發商此舉將面臨一定風險,特別是資金鏈的嚴峻考驗。

年内将再加息一次

2010年 11月 26日

    中国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考虑到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化等因素,预计12月中国再度加息一次已无悬疑,此外年内仍有上调0.5-1.0个百分点准备金率的可能性. 考虑到11月份CPI的变化、公开市场操作在管理流动性上遇到的困难、政策部门官员的相关言论、缩短政策时滞等四个方面的因素,加息时点料在12月7-18日之间;在加息方式上,更可能是大致对称加息.

    中国央行此前自10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为近三年来首次加息;央行并将于11月2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为年内第五次上调,亦为本月第二次动用该数量型工具对冲国内流动性,这使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8%.

    以下为鲁政委的评论: 首先,11月CPI将继续向上超预期。我们的最新预测显示,11月份CPI将继续上升,达到4.8%左右。这一变化已完全背离CPI的正常季节波动规律,呈现出食品和非食品同涨的态势。面对持续向上的CPI,需要以加息来表明宏观当局坚定的反通胀决心。其次,央票集体地量发行倒逼央行加息。在强烈加息预期下,机构为避免未来出现的浮亏,对央票认购热情不高,由此导致本周央票发行居然跌到了只有几十亿元的地量水平。此时,公开市场操作已几近于丧失流动性管理能力。在年内外汇占款、财政存款等流动性外流暗道导致货币达标压力依然巨大,且准备金率日渐趋近经验极限值的情况下,公开市场操作的失灵显然是无法容忍的。而如果要想恢复其流动性管理功能,必须加息,在波段利空出尽,加之利率继续上升之後,其回笼量可望有所回升。

 

11月大盘或悲情收场 12月翘尾行情恐难现

星岛环球网

2010-11-29

  与10月大盘一片红火相比,11月A股市场太不给力。沪指冲破3100点后不久就一路下行,退守至年线一带。如今,11月只剩下两个交易日,到底该月将以何种形态画上句号,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而即将到来的12月能否上演一出反击战呢?《每日经济新闻》近日通过分析48月均线以及回顾历史上11、12月A股的表现,为投资者提前把脉行情趋势。

神秘48月均线困扰11月

  从7月的反弹到10月份大举进攻,沪指以月线4连阳的良好形态进入11月的征战。11月的前9个交易日,大盘霸气十足,不仅重回3000点,而且最高涨至3186.72点,离3200点仅一步之遥。然而正是这个最高点,成为整个行情的转折点。最近11个交易日,沪指跌幅8.77%,前期涨幅凶猛的个股纷纷遭到围剿。截至上周五收盘,沪指仅为2871.7点,离3000点似乎渐行渐远。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11月高开低走呢?除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利空外,还发现了两大秘密。在11月初,《每日经济新闻》独家报道了《神秘48月均线成牛熊风向标》一文,从历史走势来看,该指标对行情大趋势的判断极为精准,通过这条均线,投资者可以更好地把握好长期牛熊市的转换以及在关键点位的支撑或者压力。而正是这条神秘的48月均线,压制了整个大盘继续上行。

  据观察,目前沪指的48月均线的点位在3192.5点,而11月份市场反弹的高点在3186.72点,离该位置不到6点;然而正是这条牛熊分界线带来的压力,使多头后劲不足,整个市场的反弹也戛然而止。周五沪指又一次跌破年线。据统计,近10年以来,11月份A股有8次报喜,“红11月”几乎是市场的代名词。

12月多为震荡 “反击战”难现

  11月或许难以改变收阴的命运,那么,2010年的收官战,A股又将何去何从呢?从历史运行的趋势看,每年的末月都跌多涨少,整个月的走势多为震荡整理,难有大行情出现。2009年12月,沪指强势震荡整理,最后在收尾的两周才实现大涨,整月勉强微涨2.56%;2008年12月,虽然首周同样实现开门红,但在当时市场环境偏弱的背景下,最终高开低走弱势震荡筑底,月跌幅为2.69%;而2006牛市初期,A股12月暴涨20%以上、2007年则因当年11月超跌,12月迎来反弹行情,全月上涨8%;此外,从1998年至2005年间,12月几乎都为震荡整理。

 

中国股市清理“强盗贵族”

吉密欧

2010-11-27

    日益攀升的通胀,加之投资者对中国政府下一步将采取何种措施抑制食品与房价不断飙升的担忧,是近期中国股市出现小规模崩盘的主要原因。但中国分析师、官员和市场人士表示,市场近期的走势,也与政府打击猖獗的内幕交易及股票操纵行为有关。此次打击行动似乎是多年来最严厉的一次。

    中国基准股指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大跌逾9%(尽管周三略有反弹)。事实上,股价的下跌与此轮牛市行情中的上涨同样急速。10月8日至11月11日之间,大盘上涨了近20%。而此次下跌,适逢中国国务院上周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形势严峻”的内幕交易的打击行动。

    中国内地股市的不透明与投机性强是出了名的。从散户投资者到顶级基金经理,所有人似乎都在根据号称有“内幕”消息的熟人的建议炒股。《红色资本主义》(Red Capitalism)作者之一侯伟(Fraser Howie)表示:“如果你询问任何一位中国投资者,是否认为某公司董事长或高管在交易自己公司的股票,90%的人会给出肯定的答案,就象他们认为所有政府官员都在受贿一样。”侯伟还著有其它以中国股市为题材的书籍。

    上周的公告,是中国国务院首次公开谈论内幕交易问题,投资者将其解读为政府决心阻止新一轮股市泡沫的信号。此前政府打击市场违规行为,通常都是为了配合证券监管部门抑制股价暴涨而采取的,比如2001和2007年的两次。侯伟表示:“一旦开展这样的行动,短期内所有人对这个市场都不会有太大信心。”中国投资者与基金经理似乎已准备好迎接一波诉讼浪潮,而最新行动的首批“受害者”已开始浮出水面。

    中国媒体报道及市场传言称,三名顶级基金经理已受到调查。这三人均否认自己受到调查,但其中两人已从中国领先的投资基金中辞职。尽管,如果政府是认真的,这可能是多年来最严厉的一次打击内幕交易行动,但中国政府捉逮内幕交易者的记录一直很差劲??尽管市场中的所有人都认为这种行为已泛滥成灾。过去8年内,中国证监会(CSRC)提交国内法庭进行刑事调查和起诉的内幕交易案不足90起。

    今年9月,上海祖龙景观开发有限公司(Dragon Wing Development)成为1997年以来,首家被判犯有内幕交易罪的中国企业。中国政府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期表示,中国股市正处于“强盗贵族时代”,他同时指出,政府官员的内幕交易行为尤其普遍。中国高层监管官员私下承认,政府官员及其亲属位居最严重的违规者之列,而且,在那些本应维持市场秩序的官员中,这个问题也十分严重。

    自10月下旬以来,市场上一直流传着证监会内部可能出现大规模变动的传言,当时证监会市场监督部门一名官员在北京跳楼自杀。但鉴于政府糟糕的记录,以及中国一党制体系中覆盖了大多数官员的裙带关系网,对于此次行动能否在根除内幕交易方面产生什么效果,分析人士并不乐观。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刘纪鹏表示,在中国,政府官员有权力影响上市公司哪怕微不足道的商业决策,从而获得了相对于普通投资者的巨大优势,以及操纵股价牟利的强烈动机。刘纪鹏表示:“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制度,而核心问题是政策制定者决策信息泄露。这是一个制度性问题,许多‘强盗’就在监管部门内部。”  (何黎 译)

 

中俄将用本国货币实现双边贸易结算

中国日报网

2010年11月24日

    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1月24日圣彼得堡报道:温家宝总理和俄罗斯总理普京宣布,双方决定用本国货币实现双边贸易结算。中国有关专家认为,此举没有直接对美元造成挑战,且维护了双方自身的经济安全,说明了中俄关系得到进一步深化。中俄两国之前多用于其他货币结算贸易,特别是美元。但是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俄双方领导人多次就用本国货币贸易结算进行了沟通。

    目前,卢布在中国的挂牌交易已经开始,不久之后,人民币也将在俄罗斯挂牌交易。中国社科院中亚研究所孙壮志认为这种新的货币结算方式是趋势所向,是金融危机后美元主导的单一结算方式弊端凸显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庞中英教授认为这种新的结算方式有助扭转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美元主导带来的不平衡,可以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

    普京和温家宝总理还签署了包括能源合作的12项协议,但一位俄罗斯高级官员透露,中俄双方不可能向许多媒体希望的那样,就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价格达成一致意见。普京表示其中一项协议的内容是关于我国田湾核电站购买2座俄罗斯核发电机组。

    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表示:中俄关系到达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中俄也将永不为敌。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并支持俄罗斯复兴强国计划。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csrglobal.cn@gmail.com> 2010-11-23 23:19:54 +0800收件人:"socialenterprisecn"<socialenterprisecn@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GLOBAL信息简报138期 央企没钱怎会在境外恶性竞争 2010-11-23

央企在境外恶性竞争

2010-11-23

    某央企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央企间境外投资的恶性竞争近年来屡屡发生。已经有好几个项目,本来我们的企业可以花5000-6000万美元收购的项目,由于央企之间的相互抬价、恶性竞争,结果花了1亿多美元。这是很不好的行为,影响也非常不好!”对于这一现象将国资委将下发文件予以规范,以防范央企境外投资风险(10月19日《国际金融报》)。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央企之所以这么做还是“利润”所致。既然都是为了“利润”,那么,竞标一个项目就肯定会慎之又慎,就算再不懂经营的是被委派的央企“老板”也不可能不知道“成本提高,利润下降”的道理。这一点不管是从商业行为来说,还是从乡亲情谊角度来说,同为中国企业想必是不会在外国为了一个项目闹得如此不开心的。

    话又说回来,央企在境外确实斩获不小。有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央境外单位资产总额4万亿元左右,接近央企总资产20%。2009年,央企境外单位实现营业收入接近2.8万亿元,实现利润3000多亿元,约占全部央企利润总额的40%左右。从资本流通角度来说,实现利润无非是这两个途径,一是降低成本;二是提高产品价值。但从目前角度来说,这两者所占比例都很小(因为央企在境外为生产性的企业很少,多为走向境外去竞标工程项目)。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垄断,因为垄断往往带来暴利。

    虽然企业的终极发展目标都是走向垄断,只是方法不一样而已,或合法手段,或非法手段。习惯了在国内占有垄断地位的央企在境外是否依然骄横?这不得而知。不过,从上述这位央企负责人的爆料来看,某些央企在境外骄横是铁定的事实。恶性竞争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某个项目的经营权,只是互相竞争的同为中国中央企业而已。这就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还让外国政府“坐收渔翁之利”的同时让人家笑中国企业的傻帽。

    其实,央企之所以如此大手脚,其根源还是央企的阔绰。在国内,现如今人们最想找的工作除了公务员就是进企事业单位,而这其中尤以央企为最。为何,因为这些企业的工资高,福利好。虽然账面上的工资不一定高,但过时过节发过节费,平常发放各种或物质补助,或现金补助,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总之,一切该有的都会有,不该有的也会有。这些都需要钱,钱从何而来?因为央企本身就很有钱(至于怎么来的,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

     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因为央企的钱来得太容易了,所以花起来就自然大手脚,不管是对相关的员工,还是争一个项目——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在国内不好争(有国家管着),在国外就可以放开手脚了。加上好面子要强的国人心理,恶性竞争要项目就在所难免了。

 

中国铁建麦加巨亏41亿始末

新世纪周刊

2010-11-16

    距离11月14日穆斯林的宰牲节开始还有一个星期,来自北京的马大伯及同行的30多个中国夥伴,10月19日就从北京出发,辗转新疆乌鲁木齐抵达沙特麦加(Mecca)。他们此行是通过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组织安排的麦加朝圣团,与个人自己前往朝圣不同,因此又称为“公朝”。

    朝圣,是每位有条件的穆斯林一生需要完成的一件大事。平时到圣城麦加的朝圣被称为小朝觐,相对而言,宰牲节期间的朝圣被称为大朝觐,为期五天,每年吸引的朝圣者都在百万以上。

    今年,像马大伯一样的朝圣者,有机会获得与往年朝圣者不同的体验??乘坐轻轨完成朝圣。11月13日,麦加一条专为朝觐活动修建的轻轨,将正式开通运行。这条轻轨只在朝觐活动期间运营,平时关闭。

    对于这条轻轨的修建者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601186.SH/01186.HK,下称中国铁建)几千员工,能够赶在大朝觐前完成工程,原本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此刻却很难庆功。

    10月25日晚间,中国铁建公告称,由于承包麦加轻轨项目,出现实际工程数量比预计工程量大幅增加等原因,预计将发生41.53亿元人民币的巨额亏损。

    中铁建深陷麦加

    麦加是伊斯兰教的第一圣城,轻轨项目起于加马拉站,经米纳、穆茨达里法赫,至终点阿拉法特站。正线全长18.06公里,环形折返线长1.6公里,其中高架段长13.36公里。正线为双线,全线共设九座车站,其中高架站七座,另设一座车辆段,轻轨最高运送能力为每小时7万2千人。

    2009年2月10日,中国铁建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城乡事务部签订《沙特麦加萨法至穆戈达莎轻轨合同》(下称合同)。根据合同,轻轨项目采用“EPC+O&M”总承包模式(即设计、采购、施工加运营、维护总承包模式),中国铁建负责麦加轻轨项目设计、采购、施工、系统(包括车辆)安装调试以及从2010年11月13日起的三年运营和维护。

    该项目合同总金额为66.50亿沙特里亚尔,约为17.7亿美元,按2010年9月30日的汇率,折合人民币120.70亿元。这也是中国铁建首次采取类似模式承建项目,在此之前,多数项目都是EPC模式,即俗称的“交钥匙”工程。

    之所以会出现後来项目的亏损,中国铁建方面认为,主要是由于项目进入大规模施工阶段後,实际工程数量比签约时预计工程数量大幅度增加所致。比如,空调设计最初是按照室外温度38度进行设计,最後提高到按照46度进行设计,标准提高带来了成本增加。

    根据合同,2010年11月13日开通运营,达到35%运能;2011年5月完成所有调试,达到100%运能。根据中国铁建公告,按2010年9月30日的汇率折算,麦加轻轨项目合同预计总收入120.70亿元,由于工程量的增加,合同预计总成本160.69亿元,两者相减,合同损失39.99亿元。加上财务费用1.54亿元,中国铁建预计该项目总亏为41.53 亿元。消息宣布之後,10月26日中国铁建复牌,A股股价下跌至7.59元,H股跌至9.59港元。

    成本增加之谜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中国铁建方面并未透露增加的39亿元成本细节,但是强调与业主的多变和拖延有关。在土建桥梁跨越道路形式、结构形式、车站面积、设备参数、功能需求等方面,业主提出众多变更要求,其中仅土石方开挖就由原来的200万立方米变更为目前的520多万立方米,增加了320多万立方米。

    “在国内,1立方米土石开挖成本大概20元左右,在沙特可能100元-200元,这部分可能增加成本约4亿-5亿元。”一位有着多年国际工程索赔经验的律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但是,在另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从中国铁建已披露的信息看,中国铁建在投标之前对项目风险评估不足,或许是成本失控更重要的原因。

     正常工期状态下,工地都是分区流水作业,比如,浇混凝土的工人先做好一个区,然後负责绑钢筋的工人跟上,同时浇混凝土的工人则转到另一个区。但是,麦加轻轨项目为了赶工期,多增加一套人马,就两边同时浇混凝土,然後绑钢筋的工人也同时上,导致浇混凝土工人此时只能在旁边歇着,此即所谓“窝工”。

    圣城大会战

    从项目施工开始,中国铁建就面临着施工困难。中国铁建负责人透露,2009年,中国铁建在这一项目上就出现了2.94亿元亏损,到2010年上半年又亏损2.54亿元。但是,中国铁建以亏损额并不大为由未进行披露。

    “进入2010年第三季度,麦加轻轨项目进入大规模施工阶段,工程成本增加很多,因此麦加项目亏损额集中发生在这个季度,所以才进行披露。”中国铁建负责人解释。

    “走出去”任务

    根据中国铁建财务报告,2008年营业收入2261.41亿元,其中海外收入占比为7.6%,2009年这一比例为6.2%。中国铁建负责人透露,2010年截至上半年末,海外收入占比仅为4.3%。沙特轻轨项目金额只占其2009年全年营收0.4%。

    目前中国铁建有180多个在建项目,海外市场主要分布于亚洲和非洲,来自中东市场的占比并不大,据中国铁建负责人介绍,目前不到10%。

    索赔与补偿

     中国铁建负责人强调,目前预计的41亿元亏损,只是在目前时间节点上的一个数字,最终麦加轻轨项目是挣钱还是亏损“还未定论”。根据公告,中国铁建已经根据合同向沙特方面递交了变更及索赔资料,沙特方面也承诺在项目结束後将成立专门委员会,商谈相关“索赔和补偿”问题。

    “对于索赔还是比较有信心。”中国铁建负责人称。一位有着多年国际工程索赔经验的律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说,在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的EPC合同中,业主一般会对项目的使用功能有一些初步的界定。承包方是否有权索赔,关键看变更後是否对业主项目要求进行了实质性变更,如果进行了实质性变更,总承包方有权提出索赔或补偿的要求。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10-11-25 13:05:47 +0800收件人:L "baiyimin001" <baiyimin001@sina.com> 抄送:标题: 白益民:中石化折戟萨哈林,日本财团再次胜出

中石化折戟萨哈林,日本财团再次胜出

白益民

2010年11月09日

   当中石化折戟俄罗斯远东油气项目萨哈林时,日本人却在当地挣了个金钱与能源双丰收,他们是怎样实现的?

  2010年9月28日,中石化集团撤出了在俄罗斯远东油气开发项目萨哈林-3号上的全部作业人员,该项目的勘探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中石化(萨哈林-3号)的两口深海探井虽然花费了几千万美元,但勘探成绩并不理想。

    早在2005年7月,中石化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签署了正式的项目合作文本。根据协议,对萨哈林-3号项目的一个深海区块进行油气勘探。这也是当时中石化在俄罗斯获得的第一个“大家伙”,为此中石化抽调旗下精兵强将,派遣了30多名专家前往萨哈林,另有100名中国专家在钻井台上进行钻探作业。此外还从国际石油勘探公司租用相应的勘探钻井设备,开始进行前期的勘探开发。与陆上油气勘探开发不同,深海油气勘探开采设备的租金很贵,每天50万美元以上,为此中石化在萨哈林投下了数千万美元。俄罗斯《2020年前能源发展战略》预测,俄罗斯的石油资源量为440亿吨。

  “然而经过几年勘探,只在那里获得了两口干井,没有油气发现,只得折戟而归。” 原中石化勘探开发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张抗对记者表示。

  萨哈林岛,是俄远东惟一出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地区,有“远东科威特”之称。萨哈林岛及其周围大陆架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根据俄罗斯《2020年前能源发展战略》预测,俄罗斯的石油资源量为440亿吨。

  萨哈林岛距离中国较近,油气运输成本将大大降低,对中国市场油气供应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样,萨哈林距离日本交通也更方便,从萨哈林的工厂将液化天然气运到在日本的“东北电力公司”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只需一天。

  随着世界资源需求国家对有关能源的争夺日益扩大,萨哈林的油气资源俨然已成为了能源争夺的战场。然而与中石化的一无所获不同,日本财团通过在萨哈林的整体协作,获得了金钱与能源双丰收。

  萨哈林的“二当家”

  在斯大林时代,萨哈林就是俄油气领域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目前已自北向南设立了从萨哈林-1号至6号等多个油气开发项目,其中,已签订“产品分成协议”的有萨哈林-1号和萨哈林-2号工程,萨哈林-3、4、5号工程正在寻求合适的投资方,萨哈林-6号工程进展缓慢。

  萨哈林-2是比较成功的案例,不但发现油气,而且还设立了一个LNG(液化天然气)工厂。

  在1994年,英荷皇家壳牌公司(Shell)、日本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日本三菱财团的三菱商事成立项目公司,开始共同开发萨哈林-2号天然气项目。萨哈林-2号的石油储量为6亿吨,天然气储量为7000亿立方米。鉴于当时俄罗斯政府并没有开发该项目的资金实力,萨哈林2号油气项目完全由外国公司参与开发。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 Plc)是该项目最大的股东,拥有该项目55%的股份,另外45%的股份分别由三井物产(25%)和三菱商事(20%)持有。

  2006年底,在俄罗斯中央政府的干预下,这两家日本商社被迫转让部分股票给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但最终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仍然持有12.5%和10%的股份。

  萨哈林-2项目所生产的石油从1999年以来就一直出口到日本,由于已开建一条连接产油区和普里戈罗诺耶的石油管道,这个项目的石油产量在2008年底从日产8万桶水平提高到15万桶。

  此外,萨哈林-2号的项目公司——萨哈林能源公司2007年2月8日与日本大阪能源燃气株式会社签署了一份时间跨度达23年的对日本供应LNG的销售合同,该公司打算年产960万吨LNG,其中60%以上的LNG产量将运往日本的公用事业公司(其余LNG产量将销往美国和韩国),此外还包括东京电力公司和东京天然气公司,这个数字约占日本总天然气进口量的7.5%。

  2009年,从萨哈林岛驶来的第一艘LNG船抵达了日本。东京方面希望借助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个LNG项目来减少其对中东地区国家能源依赖的计划得以实现。

  或许是日本人一贯的“忧患意识”,抑或是看准了原油及天然气市场逐步向高位推移的趋势,日本财团参与上游权益的热情高涨,除了萨哈林-2号是日本的三井三菱联合入股外,萨哈林-1号则有日本第一劝银财团的伊藤忠商事与富士财团的丸红这两大日本综合商社投资的日本萨哈林石油天然气开发公司。萨哈林-1号的可采储量约为石油3.07亿吨、天然气4850亿立方米。埃克森-美孚、日本萨哈林油气开发公司、俄罗斯的罗斯石油公司、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在该项目中分别占股30%、30%、20%和20%。俄气公司称日本拥有天然气液化的成熟技术,而埃克森美孚等都不掌握液化技术。俄罗斯希望通过吸引日本的投资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的天然气精炼工业及机器制造业。

  日本最大的炼油企业,三菱财团的新日本石油公司(三菱财团金曜会成员),2006年开始从俄罗斯的萨哈林Ⅰ期项目进口原油。

  由此可以发现,日本财团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萨哈林岛上这两个已经部分投产的油气项目中,占股分别达到22.5%和30%。目前两个项目的大部分油气都在供给日本,日本在萨哈林岛的所产油气的话语权不可小觑。

  如果日本财团再次拿下萨哈林-3号项目,日本是萨哈林“二当家”的称号可以名副其实了。

  去年曾陪同俄总理普京访日的俄气总裁米勒曾谈到,公司准备在实现萨哈林-3油气项目时优先选择在萨哈林-2项目中的合作伙伴,主要是日本三井、三菱公司,密切关注日本三井和其他公司在俄罗斯其他天然气项目上的合作建议。今年9月26日,俄气副总裁Alexander Medvedev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进一步确定说,俄气已经制定了一份计划邀请参与萨哈林-3号项目开发的公司名单,日本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都出现在了这份名单上。

  一鱼多吃,整体作战

  日本财团的实力之处就在于他不是一两家企业在作战,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大型综合商社在为日本获取萨哈林油气资源的同时,还积极组织日本相关企业参与其中。能源是最易于综合商社发挥其信息机能、交易机能、金融机能及组织机能的领域。(参考白益民的新著《瞄准日本财团》)

  日本财团参与了萨哈林项目的油气管道铺设、液化工厂建设以及输送等业务,涉及了从上游至下游能源价值链的所有领域。

  前不久,日本和俄罗斯已经同意在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传统称海参崴)共同出资建造一座天然气液化厂,日本将全面参与萨哈林天然气液化厂和输气管兴建工作。除了伊藤忠商事和日本石油勘探与开发公司将参与此项工程外,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说,俄罗斯要求日本为这个项目贷款10亿美元,而日本方面反而同意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但条件是,这笔贷款应用于购买日本生产的输气管。无论是在零下40度的西伯利亚,还是在水深2000米的西非沿海,还是萨哈林的1万米地下,不可缺少的就是无缝钢管。

  日本的无缝钢管在世界上占有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住友金属工业生产的油田天然气用不锈钢无缝钢管,占整个市场份额的50%,而在高级品上,则占到80%。住友金属工业的高级不锈钢无缝钢管“HiArroy”被称为是钢管里的“劳斯莱斯”。

  在2000年,由三井物产、伊藤忠商事、住友商事组成的商社联盟曾为俄罗斯蓝溪(Blue Stream)天然气管道的水下部分提供过31万吨钢管,价值4亿美元。商社联盟通过向4家日本钢铁制造商——住友金属工业、新日铁、川崎制铁、日本钢管订货,最后供应给俄罗斯。

  此外在LNG船运输方面,三井财团的商船三井、三菱财团的日本邮船以及第一劝银财团的川崎汽船并称为日本三大海运公司。日本邮船公司和俄罗斯国营船务公司Sovcomflot组成联盟;商船三井、川崎汽船与俄罗斯普里莫尔斯克航运公司组成联盟,两联盟分别与萨哈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SEIC)签署长期的定期租船契约,为萨哈林-2运送LNG。与此同时,世界上冰区LNG船的主要建造商,三财团的三大造船公司三菱重工、川崎汽船与三井造船分别接到了两联盟订购的冰区LNG船用于萨哈林- 2。

 

反垄断反出来的三大巨头

罗川 华尔街日报

2010-11-29

    3Q打仗的时候,有声音建议提起对QQ的反垄断调查。

    这事让我记起2000年在微软总部工作时所经历的反垄断官司。美国司法部对微软的反垄断调查起源于对互联网入口──浏览器的争夺,微软在windows95中附带了免费浏览器IE,使竞争对手网景(NETSCAPE)公司的浏览器Navigator一败涂地。2000年4月3日,微软被判违反《谢尔曼法》。6月7日,杰克逊法官作出裁决,要求微软必须拆分为两个公司,一家经营windows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另一家经营office等应用软件和包括IE浏览器在内的网络业务。当时微软员工群情激愤,作为一个产品经理,我也花了较多时间学习反垄断法相关的知识和案例。发现在西雅图,微软居然不是第一家遭到反垄断制裁的企业,当地以反垄断法规被拆分的首家企业居然是波音。

    近现代的反垄断法,通常以1889年加拿大《禁止限制性贸易的合并法》和1890年美国《防止不法限制及独占的保护商业与贸易法》(谢尔曼法)为标志。咱们最熟知的美国反垄断案例,可能是在电信改革过程中反复引用的美国贝尔公司案例:1974年美国司法部以违背反垄断法为由,起诉当时的美国垄断电信商“贝尔系统(BELL SYSTEM)”。经过8年法律诉讼,贝尔系统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条件是贝尔系统主动分拆成8个小贝尔公司。

    而针对波音的反垄断则发生得更早。波音公司成立于1916年7月1日,由威廉?爱德华?波音创建,1917年改名波音公司。 1929年,波音与普惠,西科斯基等其他公司合并后,更名为联合飞机及空运公司。1934年根据反垄断法规要求拆分成三个独立的公司:联合飞机公司、波音飞机公司和联合航空公司。

    这就是后来的联合技术公司,波音公司和美联航。在随后70多年的运营中,这三家企业都成为世界500强企业,并成为所在行业中的翘楚。

    波音公司大家都很熟悉,在1996年合并了麦道公司后,成为全球最大的飞机制造企业。2009年收入约682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创汇”企业。

    联合技术公司(UTX)2009年收入是529亿美元。主要产品有飞机发动机、空调和电梯等。常常在飞机发动机上看到的普惠(P&W)标志,就是联合技术的产品。另外,在建筑行业中经常使用的奥的思(OTIS)电梯和开利(carrier)空调也是联合技术公司的产品。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在前几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差点破产。借助经济回暖,并较好的解决了劳资纠纷,又欣欣向荣。今年10月1号,美联航正式与美国大陆航空(Continental)公司合并,成为了目前全球最大的民用航空公司,新公司一年的营收约200亿美元。

    从历史看过来,当年对波音公司的拆分似乎并没有对企业产生致命的打击。而分拆出来的公司,因为强壮的基因,又长成了三棵参天大树。

    回头看看微软。2001年6月,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杰克逊分割微软的判决,但维持了微软是一家违法垄断公司的判决。11月上旬,经过了马拉松式的法庭辩论和谈判,微软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妥协,条件是:微软开放API,并允许一个由司法部指派的特别小组审阅源代码。其目的都是使竞争者能够更有效率地在操作系统上编写应用程序。藉此,微软保全了公司的整体性。不过从随后运营的情况看,微软在互联网上并没占到什么便宜,除了IE占有优势以外,在互联网服务上,Google,Amazon,甚至ebay和Yahoo都比微软在行业中占到更大份额。倒是1999年从微软拆分出去上市的Expedia.com,后来成了全球最大的在线旅游服务网站。如此看来,反垄断对被反的企业来说,也未必一定是坏事。

    (本文作者罗川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工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担任微软MSN大中华区的负责人。 2007年,和投资界朋友共同创建了MySpace中国公司。 2008年,加入中国移动旗下的一三九移动互联,担任首席运营官至今。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民企呼吁国家放开原油进口权

张启安

2010-11-27

    柴油荒之后,为保证能源安全而实行的石油垄断再次遭到众多民营石油企业抨击,他们呼吁国家放开原油进口权,打破石油垄断,建立多元化市场格局。

  11月26日,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会长张跃在北京表示,石油垄断弊病甚多。他认为,长远来看我国用油量是世界第二,但是炼油能力却占到世界炼油能力的百分之十几。

  由于没有原油进口权,我国民营企业的炼油能力与产量相差巨大,张跃表示,我国民营炼油厂有60多家,一年的炼油能力在1亿吨左右,可是实际炼油量在5000万吨左右。张跃透露,像精细化工这样的技术,我国落后于亚洲地区的日韩,亦落后于台湾地区的整体技术。“由于石油行业垄断,造成我国民企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会”。

  短期来看,他认为现阶段柴油荒是国内主要石油集团对柴油消费市场估计不足,他给出的数据是,1-10月石油消费量同比增长10%左右,但1-10月份我国成品油出口2290万吨,同比增长19.8%,其中9月份出口290万吨,10月出口188万吨。

  “在国内需求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国内出口仍在大幅增长,这就反映出目前仅靠几家国有石油公司做进出口,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上肯定是滞后的”。

  对此张跃提出三点建议。首先, 培育多元化石油市场,尽快制定新36条的实施细则,建立公平市场准入制度,建立以三大石油公司为主体,民营外资共同参与的市场格局。

  其次,逐步放开对非国营石油企业的进口控制。在两大公司大量进口原油的同时,给予地方炼厂原油进口权或使用权(可暂时先使用非国营贸易配额),并应逐渐增加这些企业的原油进口数量。准许非国营进口配额的原油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使地方炼厂具有平等的地位。再之,搭建可交易的石油平台,获得世界石油市场定价的话语权。

 

北京平谷273个村庄将整合撤并

2010年11月26日 京华时报

     本报讯(记者王硕)前天,平谷区政府与北京市农研中心正式签约,成为本市首个“农村经济发展创新研究试验区”。平谷区农工委书记吴连江在签约后表示,目前平谷已经制定农村社区化管理的全区规划,全区273个村庄将逐步整合撤并,打造新型生产生活社区。

    “基本思路就是小村并入大村,农村向小城镇集中。”吴连江说,根据最新规划,在平谷区16个乡镇273个村庄中,平谷新城周边的18个村庄将并入平谷新城;马坊、峪口、金海湖等5个市、区级重点小城镇则将就近吸纳周边村庄,形成新型生产生活区;余下的11个乡镇将各自打造2-3个大型生活社区。

    “撤并部分村庄后,部分农村劳动力将向第二、三产业集中区域聚集,而原有土地通过流转实现专业化、规模化运作。”吴连江说,作为新农村经济试验区,平谷区在村庄撤并工作中将结合“社区化管理”,为农民提供良好的生活服务。

    焦点1:土地问题 土地将规模化经营

    农民上楼,土地何去何从?吴连江表示,农民上楼后,可通过3种方式进行土地流转,从而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一是农户间的流转,使土地集中到某一户农民手中,让真正想种田、会种田的农民留下来,成为种田大户。二是成立土地合作社,反租农民土地。农户按入社土地产生的效益以及跟合作社的约定获取分红收益。三是农民自愿将土地流转出去,集中向社会出租转包,发展现代农业项目。农民成为项目的工人,同时可获得土地出租的收益和打工的收益。

    利: 有利发展“专业”农民

    吴连江表示,土地流转一方面有利于土地的高效利用,推进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从而提供大宗农产品[20.43 -1.78%],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社会分工,让一部分农民依靠大面积种植,成为“专业”农民,而另一部分农民从农事中解放出来,靠务工收入成为工人。

    弊: 部分人暂失土地收益

    “当然,土地流转有些时候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吴连江说,目前农产品价格较低,农民种田收益不高,一户4口人的家庭,仅靠每人一亩三分地的收益,可能一年也不足5000元。随着农产品价格的提高,种田的收益也可能提高,但土地一旦流转出去,就必须遵照合同,农民在合同期内不可能再把土地收回来,因此将失去这部分土地收益。

    焦点2:社会福利  比对城镇标准配套

    农民变居民,社会福利如何跟上?吴连江说,村庄整合撤并后,将逐步建立起大的生产生活社区,实行社区化管理。首先,在体制上,村委会将被撤销,同时成立居委会。居委会将在社区内由居民选举产生,更好地为居民服务。其次,在医院、学校、娱乐场所等配套设施建设上,将比照城镇标准制定严格规划。例如,在5000人以上的居住区,配套大型医疗、教育、娱乐场所等,在5000人以下的社区,提供基本的服务设施、卫生室、小商店等。此外,在户籍方面,部分村民将按规划范围转成城镇户口,并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权益,部分村民则保留农村户口,通过在二、三产业就业,享受单位的社保、医保等。

    专家观点: 城市化切忌操之过急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他说,只有靠农村大量人口转移,剩下少许村庄和少数专业农户,农民富裕水平才能达到城市平均水平之上。在城市化进程中,切忌操之过急,更不能强制,应让农民享有实实在在的现实收益,让农民自己选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认为,城镇化应该是一个自然缓慢的过程,不能依靠行政力量强制实施。他表示,城镇化过程中必须按照国家的土地政策,尊重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其次,城镇化更不能只靠“拆”,要有二、三产业做支撑,为上楼农民提供创业资本和就业机会。

     试点情况: 2000户村民先“上楼”

    作为小城镇建设试点镇,马坊已率先起步。吴连江说,马坊镇的打铁庄等9个村庄的2000户村民将率先“上楼”,实现农转非。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11-29 07:13:55 +0800 收件人:抄送: 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82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回顾与展望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回顾与展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李众敏

lee.zmin@gmail.com

(请点击查看!)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0-12-02 12:59:19 +0800 收件人: <hihualee@gmail.com> 抄送:标题: 澳门赌博收入大增57%,接近2000亿人民币

犹太人在中国大开赌场,直逼鸦片贸易

澳门网友

2007年12月1日

澳门11月博彩收入同比增长42%,至173.5亿澳门元

    澳门11月博彩收入较上年同期飙升42%,但增幅低于10月份创下的月度增幅纪录,因10月初中国大陆黄金周假期客流量大幅攀升。

    据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Gaming Inspection and Coordination Bureau)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博彩收入总计173.5亿澳门元(合22亿美元),大大高于上年同期的122.2亿澳门元,但较10月份的188.7亿澳门元低8.1%。

    上述数据符合富国银行(Wells Fargo)分析师Carlo Santarelli周一根据11月前28天数据作出的预期172亿澳门元,但大大好于该行最初预期的同比增幅29%。Santarelli称,11月份环比增速放缓与2008年及2009年11月份出现的平均环比增幅下降情况相吻合。

     除了黄金周假期因素之外,10月份比11月份多出一个周末。这也提振了10月份的博彩收入。澳门1-11月博彩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57%,至1,694.6亿澳门元。

     注:1澳门元(MOP)=0.8315人民币(CNY)

   在澳门.很欣喜你把澳门犹太赌场的运作与货币战争联系在一起.我已经观察好几年了,感觉非常危险.犹太人利用赌牌在中国周边掠夺,其毒害不亚于当年的鸦片贸易.在港澳回归前,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对国际犹太财团其实是很警惕的.犹太财团在香港只有海洋公园,蓝桂坊和半岛酒店几家.犹太财团在澳门几乎没有什么势力.回归后,犹太财团借美资身份大肆登陆港澳,首先是迪斯尼乐园,随后是澳门的两张赌牌(威尼斯人和永利).现在又加入了美高梅.他们在澳门投了几百亿美金投资.现在又要在港澳间搞航运,珠海横琴岛也要买下来,据说还有计划从迪斯尼修巨型赌场旅店毫宅公寓带到澳门,简直是疯狂地敛中国人和华人的钱,居然中国和世界华文媒体没有一丝批判的声音.澳门特首已经被收买,估计珠海广东的官员也都买通了.他们的另一条路径是控制媒体.深圳广东电视上的广告几乎都是犹太财团控制的品牌广告,由此可见他们已经进入和影响了深圳和广东的电视媒体.

    下面是我搜集的几篇文章供参考:

澳门美资赌场利用体育节目在中央电视台作广告

    今年春节初二 ,央视体育台大规模推出什么美国NBA 联赛,还搞了个仪式把 NBA犹太 大老板请出来讲话, 还给央视体育台的领导发了什么奖.随后就开始那个跟中国体育没有一点关系的美国篮球联赛 .在中国人民传统节日的黄金时间 ,身为国家电视台不播中国的体育赛事反而为外国的体育赛事当吹鼓手 ,本来已经很出格了, 更荒唐的是这个节目竟然是澳门最大美资赌场赞助的.那个赌场的大标志赫然多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上 ,出现在亿万观众面前 .中央电视台为了挣钱还有没有社会良知. 澳门的犹太国际财团控制的三大赌场已经对中国大陆形成类似鸦片战争前的威胁.

    那个赌场自 2003年获得澳门赌牌后投几十亿美元巨资在中国特区建比北京天安门广场还大的赌场 ,自称是世界第一大私人旅游投资项目, 每日上千万美元的赌场收入,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大陆赌客 ,广东周边地区的居民得益于自由行 ,成千上万的人天天到澳门赌博. 数亿的中国大陆资金流入美资赌场.该堵场日益坐大 ,还取得了在港澳间开办航运的执照. 港澳间的水域大部分是中国水域,外资赌场从事中国领海内的航运 ,不知是否需要中国政府批准 ?该赌场据说现在已经把澳门周边珠海的横琴买下, 将澳门珠海联成一片开更大的赌场.

    这样一个赌场巨兽 ,为了可以在中国大陆有更大的曝光率, 现在频繁使用的一个宣传推广手段就是搞知名体育节目.由于美国的大型知名体育赛事基本都是犹太财团控制 ,该赌场频繁在它赌场里的体育观里搞国际知名体育活动 .最近以来举办的活动包括 :NBA中国明星站比赛, 世界知名网球明星赛.他们就是利用这些所谓知名体育赛事 ,利用央视体育台的为了自身利益的大肆宣传 ,而皇而堂之地在大陆有亿万观众的频道上做广告, 打品牌.强烈要求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对利用体育节目在央视为赌场做广告的做法加以禁止 .

    犹太人在澳门建的赌场有四个人民大会堂那么大 !

    中央政府也该管管了 .美国犹太财团太贪婪啦 ,他们先建了一个巨大的金沙赌场就日进千万 .现在他们在 (之水 )仔岛建的新赌场简直是庞然大物 ,有四个人民大会堂那么大还不止 ,据说里边要有几万张赌台 ,真是到中国地盘上抢钱都疯了 .在它旁边 ,另一家犹太博彩公司也在建一个巨大赌场 .听说他们现在正在和珠海市接洽准备把与澳门 (之水 )仔接壤的横琴岛也拿下来 ,在那里再投资几十亿建什么度假村 .现在的澳门已经把周边广东福建地区的钱都吸引过来了 , 广东那边的小老板打工仔很多人每天就在澳门赌场呆着, 已经是非常大的社会问题了. 当时澳门政府发牌的时候是要求每家投标公司必须有一家本地华人公司合作. 结果等他们拿下赌牌后, 就不同华人公司合作了, 居然自己单搞. 不知他们通过什么办法, 澳门政府居然就同意了.

     现在在澳门有两家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的大财团, 全是犹太财团. 他们而且和以色列政府和极右势力有密切联系, 是给以色列的捐款大户. 他们先是利用澳门政府的赌牌在美国上市, 圈了一大笔钱后, 就来投资了. 没想到他们这么疯狂. 利用澳门政府条例漏洞( 没有限制一张赌牌多大规模), 现在在澳门弄出了这么个妖魔. 现在他们正在拼命在澳门政府和议会找代理人, 同时介入和扰乱澳门的银行体系. 当年英国是通过鸦片疯狂掠夺中国的财富, 如今港澳回归了, 英国人葡萄牙人走了, 又让犹太人挤进来了. 他们这回是要用赌场来掠夺中国人的财富. 在西方各国, 赌场都是本国政府经营的, 或是本国资本经营的, 这种无本万利的生意根本不可能让外人插手. 而中国正相反, 自己不搞, 把这么好的生意供手送给美国人, 让中国人的钱花花地白白流入外国人的腰包, 真是傻到家了. 中国政府再不出面关注, 将来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赌王何鸿燊:蛋糕不再一人独食

  澳门赌场经营权一分为三,垄断澳门赌场40多年的何鸿不得不重新适应和洋赌场老板共处。

  何鸿燊(Stanley Ho)生于1921年,出身名门,祖父何福系英国渣甸洋行买办,叔父何东是爵士,父亲何广是犹太人沙逊家买办。早在20世纪30年代何家已是香港名门望族。1961年,澳葡政府立法将赌博业合法化,更名“博彩业”,并公开在社会上招标专营博彩业。刚刚不惑之年的何鸿燊踌躇满怀,联合霍英东等几个香港阔老板一举拿下澳门赌牌,专营澳门赌业。从此,几十年惨淡经营,澳门博彩业在何鸿燊手中如日中天。何氏现拥有11家赌场,经营彩票、赛狗及其他博彩娱乐,使澳门博彩业跻身世界四大赌场行列。去年光博彩业上缴的税收就高达60亿之多。另外,他还经营海空航运和旅游业、房地产、港口机场等庞大而广泛的经济实体。资产以数百亿美元计,雇员以十万人计,成为澳门之首富。

  5月18日,拉斯韦加斯金沙娱乐场在澳门开业举办庆典时,何鸿燊到场祝贺,与新来的竞争对手相聚一堂,谈笑风生,他对在场的记者说:“我们有机会相互学习,蛋糕会越做越大,我们都会分一份。”他的竞争对手、金沙娱乐场的老板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说:“何先生需要改变他的思维。”

  对葡京酒店动刀

  面对竞争对手的进攻,何鸿燊也采取策略进行反击。他的女儿何超琼是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简称澳娱)的董事,正在和世界上最大的赌场经营者美国美高美集团(MGM Mirage)商谈合作。

  另外,何鸿燊也加大了投资力度。他旗下的葡京酒店被称为鸟笼式建筑,自20世纪70年代建成至今,一直是澳门的象征性标志,澳门最大的赌场就设在这里。然而,现在这条街店铺陈旧,环境杂乱,居住在附近的菲律宾妇女桑托斯在接受《时代》记者采访时说:“老的赌场只不过是有一些桌子,供你赌钱用。”

  为了改变这一不利状况,何鸿燊投资2.5亿美元对酒店进行扩建,还投资1.4亿美元建造“渔人码头”休闲公园。他的生意伙伴,澳门地产开发商戴维·周(音)说:“我们希望向中国游客提供一个适合居家游玩的地方。”

拉斯维加斯的两位美国赌王:LVS的埃德森和WYNN的韦恩)

抢夺澳门的“通关叠文”

    近几十年执澳门博彩业之牛耳的是港籍华人和葡籍犹太人混血的何鸿燊。最近,澳门也引进美国拉斯维加斯的犹太人赌业巨头在澳门投巨资从事博彩业、娱乐业和旅游业,并准备开辟会展业。澳门的外资经济税收所占比重已经超过澳门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再加上何鸿燊本身原来就是港葡籍犹华混血(其子叫“何犹龙”,意为“犹太中国龙”),就是有外资结构,何鸿燊是很容易与外资连成一片(作为新生代的其子何犹龙更容易)。

  看看最近澳门私人中、小赌业主纷纷倒闭,而赌业巨头则生意蒸蒸日上,酒店入住率高,澳门人生活费大幅度提高,甚至,到了澳门本土工人已经很难找了,需要从中国大陆招聘员工了。可见近来澳门经济发展是不错的。但是,澳门外资超过“半壁江山”,也同样存在很大风险,外资很容易影响政府的决策;澳门的博彩业很容易吸引大陆人到澳门去赌博,容易引起大陆入赌人员及其家庭等等的社会问题;而且,博彩业本身也是资本密集的行业,也很容易变现为短期投机资金。而其中,一些外资势力已经是直接在澳门,或者间接的借道澳门来投机(“围剿”)中国大陆经济。

澳门病态赌徒增加

        自澳门赌权于2002年开放后,“澳门人不赌”的神话其实就已破灭了。冯家超指出,澳门病态赌徒出现增加的趋势。根据调查,在2003年病态赌徒占澳门人口4%,2007年已急升至6%,情况令人担心。他说,病态赌博问题已影响赌徒的家庭。每一个病态赌徒可能牵涉三个人,即有澳门五分之一的人口(澳门总人口约10万)直接或间接受影响,人数不少。

     不过,他也强调,澳门的病态赌博问题尚未发展至极端情况,因为博彩城市的病态赌徒比例一般较高,如美国内华达洲病态赌徒也占人口的6%。因此,他认为目前还不需要立法执行强制的“负责任赌博”,但建议澳门特区政府尽快订定“负责任博彩”内部执行指引,规范博企营运。

     澳门目前六个赌牌的博企共有大小娱乐场33家,去年总共吸引了2300万游客,预计今年访客与去年大致持平,当中絶大部分为大陆人,他们到澳门后大部分都有兴趣去赌场试试手气。

 

 

发件人:"zgrqzz" <zgrqzz@hotmail.com> 2010-11-29 11:58:59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更正错误

读者来信

    看了贵网站的最新文章汇编(2010年11月23日),发现一个小问题:《清王朝垮台前已丢尽了脸》前文介绍说:“湖南《潇湘晨报》因在10月30日出版的“辛亥革命100年特刊”中,刊登了批判清政府的文章——《清王朝垮台前,爱新觉罗利益集团已丢尽了它的脸》,其总编辑刘剑被免职、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被调离内容部门。”

    其实当天《潇湘晨报》“辛亥革命100年特刊”中,刊登的文章标题是《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团已经丢尽了它的脸》。现附图为证,见附件。

 

 



发件人:"JohnWells" <holyyeast@hotmail.com>  2010-11-27 18:07:45 +0800收件人: <weizuoweiyou@gmail.com>抄送L_C_cc:标题: 荷兰的失业率为什么在欧洲偏低?因为大量使用临时工

荷兰劳动力结构特点和失业现状

荷兰北京走向世界留学咨询中心

2010/4/27

  1、就业结构的巨大转为。

  自60年代初期以来,荷兰的就业结构经历了三大明显的变化:首先工业、农业和渔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急剧减少,而服务业和公共部门的就业比重却在不断上升;其次,从职工结构而言,低技能的工作岗位在不断收缩,而高技能的从业人员在增加,白领工人替代了蓝领工人;第三,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逐渐被教育层次较高的人员所代替。就业中呈现出的另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非全日制就业人员迅速增多,大量采用临时工和合同工。

    1995年,荷兰非全日制人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重为37.4%,居于经合组织国家的首位,而同期法车、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 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15.6%、16.3%、6.4%、7.5%和24.1%。临时工的比重在荷兰虽不是最高,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居于中游水平,但1994年也占到了总就业的10.9%。

  2、劳动力的年龄构成相对年轻化。荷兰总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0.6%至0.7%,年龄段在15-24周岁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呈急剧下降趋势,而年龄在45-54周岁间的人口的比重却在不断上升,该年龄组的人无论在总人口和劳动力年龄构成中的比重都呈上升趋,但相比欧盟其他国家如德国,荷兰的劳动力年龄构成相对而言还是偏向年轻化。例如,1994年,年龄小于45周岁的劳动力占总劳力的比重为67%,而超过45岁的占总劳力的33%。

  3、劳动力增长很快。

  在欧盟国家中荷兰劳动力(按每周工作12小时以上者计算)的增长速度是非常高的,1984-1992年和1993-1996年,荷兰劳动力的增长率居于欧盟国家的首位;特别是在1993-1996年,劳动力构成变化呈现出以下几大特点:妇女在总劳力中的比重急剧上升;年龄在24岁以上的青年人的比重在迅速减少,而年龄在45-54岁的劳动力在急剧增加;外来劳动人口在增多;只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在减少;而受到高等职业培训和大学教育的劳动力在增多。

  4、失业和就业现状

  自70年代末期,荷兰的失业率呈不断上升趋势,1983年失业率高达12%,而同期欧盟15国的平均失业率仅为10%。自1984年荷兰的失业率开始呈下降趋势。在90年代初经济萧条时期,荷兰失业率有所反弹,但并不象欧盟其他国家那样迅猛。1994年的失业率为7.5%,近几年失业率始终低于7%。在失业率保持相对较低水平的形势下,在1983-1996年间,荷兰就业人数的增加相对较快,全日制就业人数年均增长率为1.4%,大大高于欧盟15国0.4%的平均水平。非全日制就业岗位也逐年增多。荷兰年轻人的失业率也于80年代中期开始大幅度的下降。1996年,荷兰年轻人就业率高于大多数欧盟成员国。

    据有关人士称,VVD, PVV 和CDA正在严肃认真地商谈对待没有工作或没有足够收入的人的不同福利政策。目前还没有达成这些改革的一致协议。

    VVD要取消对困难户、残疾者和失业者的资金援助。CDA也要对原有的福利政策进行改革。PVV对这大改动不太同意。这一削减的确可以节省出很多的钱,但是对那些享受福利的不能工作的残疾人很不利。

    Mark Rutte早在2006年就写下,在一定时期后救济金应该完全取消,只是对残疾人考虑发放。现在他的政党要所有人都去工作,彻底取消福利。

    对于失业金发放、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房屋市场政策上这3个政党的分歧很大。虽然他们对内阁重组协议的出台充满信心,但短期内达成一致意见,做出决定还有难度。他们对退休年龄,对老年人的护理和社会治安等还需商讨。

 

几近完美的荷兰社会福利

    在荷兰生活的18个月,我经历了从痛恨到不解到心悦诚服的整个过程。在那里生活的头几个月里,让我最为痛恨、寝食难安的是一个数字:52%——荷兰人必须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比例。这意味着我在那里写文章和在一所大学授课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都必须交给荷兰政府。作为一个美国人,没有什么比这个 52%的税率更刺激我的神经了!

    无所不包的福利制度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愤怒渐渐被隔三差五发生的事“平息” 了。一天,有两笔“神秘”的钱登录我的帐户,每笔大约410美元,备注栏写着:“住宿和教科书费”。我望着付款单位——社会福利局及社会保险银行,有些不知所措。之后,每隔4 个月,社会保险银行都“不动声色”地给我的帐户打入665美元,下面标注是“儿童福利补贴”。后来我了解到:荷兰政府提供儿童津贴以帮助父母解决子女抚养费用。任何在荷兰居住的父母都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季度补贴,直到子女 18岁。

    在荷兰,福利补贴是多方面的。政府补贴儿童上日托或幼儿园的费用达70%,而一个儿童每年这方面花费是1.4万美元! 去年5月,一笔总数为4265美元的意外款项打入我的帐户,这笔钱是旅游费用。在荷兰,每年夏季到来之前的5月,几乎每个人的银行帐户里都会有这样一笔钱。即使你是失业者,也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定数额的基本度假金,理由是:如果你得不到休假,你就会变得忧郁沮丧、萎靡不振,这样的精神状态岂能找到工作?

    集体主义的模范开拓者

    在阿姆斯特丹居住了数月,我感到一种政府制度的味道。可是这种制度最初萌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脑里,而荷兰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荷兰开拓了跨国企业和创立了世界上首个股票交易市场,这里怎么会有如此完美的社会福利体系呢?从我的住处大约走6分钟,可以看到一个水坝广场。800年前,1200名移民计划在这里安家落户。阿姆斯特河从这里流入内陆海湾,为了控制河水,移民们筑坝将河道堵住。水坝广场成为阿姆斯特丹历史的中心,成为荷兰人与水进行战斗的历史见证。它是理解荷兰市场经济与全民福利共存不悖的关键。这个低洼的国家注定要超越封建制度。为了生存,水手、商人和农民都购买商船的股份,大家共同填海造田,荷兰人自称是有集体主义精神的“模范开拓者”。研究中世纪历史,你会发现每个荷兰人都必须与水打交道。对于一个开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抽走淹没在洼地上的积水。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大家的土地连在一起,单独抽水是不可能的。从历史记录上看,荷兰人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协定——所有人都必须一起干抽水的活,由此产生了集体主义协作精神。荷兰人现在仍是开垦者,在各种政党中寻求一致的观点,雇主与雇员之间都是合作的关系。而在美国,雇主与工会通常是敌对关系。

     福利面前人人平等

    怜悯穷苦是奠定荷兰社会福利制度的另一历史基础,而许多美国人却认为社会福利是对财富的威胁。1992 年,我的作家朋友朱莉从纽约飞到阿姆斯特丹,与从事翻译工作的杰克逊结了婚,两人把家安在了阿姆斯特丹。不久后,他们的女儿降生了。荷兰实行全民医疗卫生保健,即使朱莉与她丈夫是陷于困境的作家和翻译,他们的医疗保险范围和金额也十分广泛,朱莉产前、产后和孩子出生后的护理全部免费。不仅如此,产后还有 7 天、每天5个小时的家政援助。有人到你家来为你洗衣服、打扫房间和教你如何照看新生儿。接下来,政府的托儿补贴就源源不断地到来。“数量之大足以令我过上悠闲的作家生活,而不必为钱发愁。”朱莉得意地说。虽然荷兰实行市场经济,但他们有强烈的平等意识。花钱多就能得到更好医疗的观点是荷兰人绝对不能接受的。新修订的荷兰医疗福利方案仍在着重扩大基本医疗的范围。我还有一位朋友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从美国移居阿姆斯特丹4年了。“在4年里,我们几乎看遍了不同的医生”,他说,“令人惊异的是,几乎每一次看病都比在美国满意。在美国你遇到的是官僚作风 ——态度冷淡和无休止地填写表格。而在这里,看病就是看病,没有复杂的程序。我希望美国议员能到这里住一段时间,看看荷兰人是怎么干的。”荷兰福利制度还拥有很多老式的传统,如富有私人感情的服务。几乎荷兰所有的医生家里都设有呼叫系统以及对老年病人的特别服务。许多医生投身于每天一小时“上门式”的访问贫穷或孤寡人家的活动。对一个四口之家的美国家庭来说,我每月得交1400美元的保险,还不包括看牙的花销,而在荷兰只需交388美元的保险,连给我女儿买牙套的费用都包括在内了。

    我在荷兰待的时间越长,觉得生活中与整个福利体系可分离的东西越少。人们要想真正理解这个制度,也许必须站在更高的精神层面。在荷兰,人们相信的不是政府,也不是个人,而是他们的社会。一位荷兰教师曾对我说“我们研究美国医疗保险体系,才发现竟然那么多人没有医疗保险!真不敢相信一个如此发达的国家会选择这样的制度。”

    2007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全球21个发达国家的儿童健康和福利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荷兰儿童名列榜首,美国儿童倒数第二。美国社会福利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你失了业,你将没有收入。这样不仅对你个人而且对于国家的经济都是一件糟糕的事。相反,荷兰的社会福利是相当安全的。美国人经常说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可他们普遍的担心是,如果自己得了心脏病死掉,妻子和孩子该何以为继?美国也许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荷兰人却是生活得最自由自在的国民。
 

 

 

收件人: "editor" <editor@qstheory.com>, "dxxuebao" <dxxuebao@126.com>,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如何重建中国包容性社会

走出世界经济的困境

----货币工具简论

江宜淸

2010-12-01

    如今的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历史转折阶段,这是一个大的过渡阶段,人类发展经济的许多观念和方法也必须改变,否则世界经济就无法走出困局。人类不能无限度地增长所谓的经济,而是必须适度和均衡。除此之外,世界经济发生的许多冲突或矛盾,很多都只是一个人类对货币性质在新形势下的重新认识和如何妥当运用货币工具的问题。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走出世界经济困境,妥善完成历史性过渡的基本方法。

一、世界金融危机的引爆是货币运作出了问题

  通常,我们把经济划分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大部分。那么,无论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离不开货币的运用。货币既非完全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也不完全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而是引导和运作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领头羊和工具。货币如何供给和分配,基本上可以决定社会经济的走势。货币是所有经济领域运动的起点和归宿,是人类操控经济和促进财富增长的绝妙手段,进而也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发展变化。当然,货币工具能否运作得好,这首先取决于人们对货币经济的认识是否正确。货币也是双刃剑。

  在这个世界上,货币显然已经居于高位,它的发行数量、投向和流通分配情况如何,极大地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未来。正确认识货币问题,基本上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处理好了一切都可以好,处理不好一切都成为问题。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引爆,无论近看远看,都与货币运作出了问题有关,而要解决问题,仍然必须以正确运作货币工具为手段。

    我们知道,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大背景仍然是全球的生产过剩,但这也是由于各方面长期存在的货币运作失误累积起来造成的。其中尤其是对虚假生产过剩的处理不当和对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引导不利。对这两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未能加以正确的认识,人类社会存在的贪婪更助长了错误趋势的发展。比如,因为错误使用货币工具,以至于各国都存在大量有需求而缺乏购买力的社会群体,市场的空间被人为局限了,所以就造成部分商品和服务的虚假过剩。这是因为在货币分配当中存在的严重不合理所导致的问题;反之,对于那些早已经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真实过剩行业,社会却没有及时运用货币手段引导他们转入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经济领域,没能为早已十分拥挤的货币资金寻找到正确出路,致使大量的过剩资金为寻求利润在世界上四处乱串惹祸,扰乱世界经济秩序。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世界经济出问题只是迟早的事情,而且一定会首先从货币链条的薄弱环节引爆。

  所以,今天无论社会的什么问题,最终都会与货币问题相联系,如今的市场经济就是货币经济。对货币的发行、分配和流通的正确认识和操作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发行货币并不引发物价高涨

  货币是特殊商品,是高于一般商品的信用商品。世界上几乎没有人会拒绝它。世人需要货币是因为它代表着通行于世的一种特殊权利,是社会认可的价值总代表,可以用来储藏财富,分配财富,完成购买,实现拥有者的多重目的。而且,在如今,在生产过剩的时代,货币甚至已经从财富的代表完成了向财富化身的升华,也就是说货币本身甚至已经成为财富了。谁掌握货币就掌握了权利,也掌握了财富,且远远胜过掌握一大堆具体的商品财富。一大堆不需要的商品,如果不能变卖成为货币,就不仅没有用处,有时反而会像垃圾一样,成为令人厌烦的负担。

  货币因此更加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甚至成为一些人的生命追求(尽管这十分错误)。所以,任何具有强大信用的货币,人们都会对其具有极大的需求,而且是多多益善。人们还会利用不同货币之间的差价变动来赚取更多货币,并自发地将不具有可靠信用的货币,及时兑换成具有可靠信用的货币来加以储藏。因此,货币作为特殊的商品,可能是如今这个存在严重商品过剩的世界上,唯一的不会过剩的商品,并成为人们摆脱困境的必需品。

  强大的货币币种作为主导和运作社会经济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运用它就可以调动全社会,这也成为货币的特殊使用价值。社会运行无一日不需要货币。其主要具有三大互相联系和不可分割的功能:一是流通媒介;二是储藏价值;三是分配财富。货币这三大功能是不可分离的。举例来说,社会无法专门建立一项只具有价值储藏功能,却不能流通的货币币种,若强行设置,则仍须得到可流通货币的强力支持,并必须与流通中的货币形成兑换关系。所以,与其如此就不如直接储藏流通中的货币更加简单有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只是货币流通媒介功能的表现或重要组成部分。

  货币的信用保障。在今天,一是国家的权力;一是社会的综合实力。后者主要体现在社会生产力方面,换句话说,如今货币的物质的信用保障,也就是它的发行国所拥有的,能够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需要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及其生产能力等等;而其非物质的信用保障,则是这个国家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国家政权发行一定的货币,只要政权存在,货币也就存在;社会综合实力越强大,社会产品越丰富,货币的价值就越稳定(但不是说不波动),社会就越是愿意接纳它。因此,货币发行的条件必须具备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性。没有政府的许可,再强大的经济实体都不能够发行货币;反过来,仅凭政治设置,缺少经济实力,也不能发行货币,比如联合国目前就不能发行自己的货币。

  在过去短缺的经济条件下,过量发行货币必然引发社会物价高涨;而在生产过剩的条件下,过多发行的货币常常并不至于引发物价的高涨,多发的货币人们会存储起来或者用于生息或生利的活动。虚拟经济的发达,也使得再多的货币,都可以找到游戏的地方,或者增值更多,或者被蒸发掉。在过剩的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各种具体的商品需求已经得到极大满足,而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却越发显得无限度。

  从短缺到过剩是人类经济发展的质的转变,也使货币作为价值符号的地位更加稳固,功能也更加强大。货币经济如此的发展,也可以看成是过去人类对货币工具的操作基本正确所产生的成果。这一发展成果必然影响到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也使我们可以更加方便地利用货币工具来调整今后经济发展的结构和方向。

  综上所述,只要国家政权稳定,社会产品供给充足且过剩,那么只要有正当的社会需要(甚至可能常常是由于一些社会问题所引起),无论该国的货币流通范围有多大,都可以按照合理的分配方式和渠道增加货币投放,即使有所过量也基本上是没有风险的,反而会受到过剩的经济社会的欢迎。反之,若不能及时适度地向出现货币短缺的社会部位增加货币投放,则必然造成扩展性的社会伤害,产生的是连带的社会不良效果。这也就形成社会危机。

  顺便提一句,以金或银为货币信用保障的年代早已成为过去。这主要是因为金或银的局限性太大,实在是不能充分满足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应当大量发钱给失业者

  我们不妨以粮食的生产消费与货币供应的关系来看这个问题(其实医疗保健、环境保护等行业也都如同此理)。假如现在社会有 1 亿人从事粮食生产,且完全可以满足 13 亿人吃饭,即粮食生产已经完全饱和。但是,如果此时社会上有 5000 万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收入,买不起粮食。那么社会应当怎么办呢?假设此时社会其他方面也不能提供货币支持,那我们就只能依靠增加相应的货币发行来解决问题了,如果此时不增加发行则对社会健康发展不利。原因如下:

  1 、从社会的角度看。 5000 万人得不到粮食,就会生存不下去。任何社会都不应当眼看着有人饿死而不救助,人的价值必然高于货币和其他商品的价值,因为人本身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再者,人没有饭吃,就必然导致社会犯罪的增加,社会就会受到伤害,代价可能付得更大,即使只是增加警力也必然会增加货币支出;如果一些人犯罪,被关进监牢,社会也不得不供养他们,等等。

  2 、从粮食生产者的角度看。生产出来的粮食卖不掉,价值就得不到实现,占用的资金收不回,该赚的钱也赚不来,也必然给生产者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对有些生产者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他们也成为受害者,不仅其劳动产品的价值得不到实现,作为人的存在价值也受到伤害,所从事的农业经济也受到损害,农村农业也难以繁荣。

  3 、从货币所担当的职能看。该发的货币不发,就必然构成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一方面社会存在消费的需求,另一方面社会也存在相应的产品,却只是缺乏相应的货币媒介,这样的货币原本就是应当发行的,不发行就必然造成社会经济的局部僵化。如果不加以及时解决,就必然扩大成为社会的危机。反之,若及时增发合理的货币数量,则必然有效支持和稳定了农业的发展,也化解了社会各方的危机,并充分实现了各方的价值。除此之外,其实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可能社会上有许多人的疑问在于,这是不是太便宜了这 5000 万人?因为在这些人当中,有些可能是因为懒惰不愿工作而没有收入。其实,无论什么原因,他们终归是存在不幸。如今的社会很多人甚至不愿意看到一条流浪街头的狗被饿死,更何况人呢?而且我们无论同情或不同情,此时的道德评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必须妥善处理各类矛盾,否则对社会就有害。我们不能总是指望满街的乞讨者都靠着人们的怜悯,用街头施舍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且,要知道,还有一些人是不会向人乞讨的。所以,政府必须代表社会出面,通过建设正常的社会机制来妥善化解矛盾。

  或许,这样的问题也一直受到传统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的局限。人们总以为要获取货币就必须通过劳动来换取。听人说,甚至凯恩斯也有一个看法,就是在一些人没有工作可做的情况下,为了解决就业,可以让人挖坑,然后再填上,如此就可以给人发工资了。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个说法的正面意义,但仍然认为这未免过于僵化,尤其是在今天商品生产已经严重过剩的社会里。其实无意义的劳动也并不具有价值,有的是浪费,有的甚至具有破坏性。

  我认为,价值就是能够满足人类一切正当需求的有用性,既可以凝结在人类劳动的产品中,也可以凝结在自然物或其他什么当中。简言之就是需求创造价值。只要能够满足人类正当需求的东西,就都具有价值。人类的劳动产品如果不是人们所需求的,也不具有价值。或者虽然具有价值,但是因为缺少货币媒介,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也无法实现其价值。白送虽然可以实现产品价值,但却亏了生产者,这属于非经济领域的慈善做法,对社会和商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必须要用正确的方式,使人们得到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各方面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所以,人们获取货币的途径不可僵化,要根据个人和社会的合理需要,能够满足正当需要的,就有价值,就应当去做。

  所以,尽管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通过劳动来换取货币,但是他们有正当需求,其中包含延续生命的需求,前面说了,人的价值高过货币的价值;同时,社会也积压了大量足以满足这些人正当需求的产品,且这些产品也正需要实现其价值,这本身也是一种需求,还很紧迫。那么我们只要把货币用正确的方法提供给消费者一方,各方就都可以皆大欢喜,货币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当中具有的最大价值,就是使人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满足,实现了和谐。这正符合多年来我们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如今的经济条件也终于使得我们可以更多地实现这样的目的了。

  我以为,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不错,但却不够完善。应当是凡能够满足人类正当需求的就都具有价值,否则就不具有价值。所以,我们不要斤斤计较货币,只要有正当合理的要求就可以发行,而且应当达到足量发行。这样的货币一投下去,立刻就产生良好的流动性,就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

  当然,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人们理应通过从事有意义的劳动来获取货币收入。但社会确实不应当僵化。这个问题与劳动就业方式与观念的改变也存在密切关系。

  四、在人淘汰人的时代保持体面和尊严

  在人类生产力高度发展,相当多的生活消费产品和服务日益饱和的今天,劳动就业方式和观念也必须逐渐有所改变。长期以来,劳动就业率一直对社会和政府形成很大压力和负担。为了提高就业率,社会常常甚至不惜盲目刺激已经高度过剩的经济部门继续运作,并号召人们花钱消费。这其实等于是饮鸩止渴,会给人类社会造成许多的危害,比如过度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同时也造成社会的错觉,一些人已经过度消费,造成了严重浪费,自己却还以为是在为拉动经济做好事;而另外许多人因为缺钱,又不敢大胆消费,号召也不起作用,甚至造成社会反感。所以,我们应当是通过正确的货币供给方式,造成社会均衡的社会购买力布局,使缺钱的不再缺钱,扩大有效的市场空间,并达到刺激社会就业的目的,使我们具有更健康的经济循环。

  但是,在日趋饱和的经济条件下,生产力持续高度发展,社会已经不需要更多的人来从事传统的劳动,传统的就业岗位也容纳不了更多的劳动力,有一天如果自动化更加普及,人类的就业方式更将完全改变。如今连打仗都在使用机器人了。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即使一些人不从事任何工作,社会也仍需要给他们提供有尊严的生活保障。因为这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我们不应在不具有合理性的情况下,强行创造就业机会和强求提高就业率。

  仍以前述的粮食生产为例。如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在社会只需要 1000万人从事粮食生产就可以满足全社会的需要了,这原本是大好的事情,但其他 9000 万人就被挤出来了,当社会其他行业的就业也严重拥挤的情况下,这部分人就只能失业了。这似乎又成了不好的事情。

  但这种情况在如今的社会已经越来越变得正常,我们恰恰应当把生产力发展的好事情继续下去才对。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改变人们就业的方式和观念,还必须调整整个经济运作的方式、方向和货币供给、分配的观念和作法。因为,未来随着生产力的更加发展,直到有一天社会真正出现完全的生产过剩(充足),那时人类“各取所需”的时代可能也就到来了。人类没必要仍然像今天这样来勉强就业。货币作为财富分配工具的特点届时就更加突出了。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但现在已经开始了,人类现在就必须逐步开辟全新的经济领域才能满足就业的需要了。

  为此,人类的就业观和就业范围现在就应当扩展。我认为,任何人做任何有意义的事,都可以算为就业了,就业的方式也应当很个性化。如今丰富的社会产品也足以使每人都能得到一份基本的生存资料,这首先也就体现在可以拥有一份足以保持尊严生活的货币供给份额上面(以更高标准的社会保障来体现的)。至于货币供给数量,此时也完全不必考虑与社会产品的平衡问题,因为产品是完全充足的,厂家商家也是欢迎的。而且无需用什么消费券之类的东西,因为消费券可能产生许多麻烦的问题。比如在流通中与货币的兑换问题、使用者和消费券本身可能被歧视的问题、账务核算方面的问题,等等。

  当其就业的观念和现实改变了,人们获取收入的领域和方式也应当随之改变。比如,受教育也可以视同就业,哪怕终身受教育也可以领取足够生活的收入(以前我国就曾实行过带薪学习,如今也有在职学习。);或者个人从事某些有意义的科学技术研究、艺术创作,乃至空想等活动,即便终身也未能产生任何有效成果,社会也可以提供相应的货币支持。因为这些活动都是有价值的。甚至从特定意义上说,只要不犯罪就都具有某种社会价值(罪犯不是也被供养着吗?)。甚至即使有人愿意终身任何事情也不做,社会也不妨将之当作特殊病人抚养起来,实际上,正常的人也没有愿意整天无所事事的。而且对每一位社会成员,社会都应当提供日益充足的医疗保障(正如我们今天正在做的)。这些货币的投入也必将有利于刺激医疗卫生行业的就业和收入提高,甚至还可以大大减少用各种不法或不道德手段来谋取利益的情况发生。

  当一个人的基本生活有保障之后,他所选择从事的工作(事情),往往也是他最愿意从事的,创造性会最强,个人的能力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社会也会因此而更加丰富。这会更加符合如今建设创新性社会的要求。

  在物质产品高度丰富的时代,人们都有条件受到体面尊严的对待,我们也就应当及时这样去做。否则,就可能制造出社会的破坏因素,对谁都不利。所以,正确运用货币工具是实现社会良性运作的重要手段。但前提是首先需要人们能够普遍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状况和正确改变观念。

  当然,这也更要求社会合理调整在岗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如果那些被人们认为的不劳动的人们,都应当得到基本体面的生活保障收入,那么劳动者的货币收入就应当更多。社会必须拉出足够的收入等次,以便鼓励人们摆脱懒惰乐于工作。同时,社会的货币供应数量和分配也应为此创造条件,使之能够满足流通中的货币需求。

  五、危机时期货币供应的方向主要是社会救助和保障

  有一个很简单却很重要的经济学道理。危机期间,由于经济过度膨胀,商品生产严重过剩,导致企业大量裁员或破产,这使得人们的收入反而突然间大大减少,使原本就已经不足的市场空间更加缩减,结果就如同雪上加霜,必然更为加重了商品过剩的危机。

  所以,此时的社会货币供应方向:一是应当通过社会失业救助和医疗养老等保险体系,普遍帮助失业人员和低收入人群等一切有迫切需求的群体,尽可能使他们仍然保持相对正常的收入水平,努力维持社会正常的经济需求规模不至于降低过多,并适度释放扩展出仍然存在的社会需求空间,这包括适度的投资建设;二是向社会生活所需的必要企业提供维持性的救助,即以政府财政性贷款来保障社会必须的企业的存在,防止其大量破产,并仍然能够从事社会必要的经济活动,使社会危机不至于加重,更使社会不至于突然又跌入短缺。但应注意不使其盲目生产。

  对那些社会不必要产业和企业,社会可以不必专门救助。因为危机本身也是调整社会经济的过程。

  所有救助性的援助和新领域的开拓性的资金来源,都应当由政府出面承担。此时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因为其赢利性质并不具有能力直接救助企业或个人。危机中的商业金融机构本身也常常成为救助对象。但他们拥有的存量货币资金却应当成为政府公债的募集对象,使其转化为政府救助社会的资金来源,这可以使得已发行到社会上的存量货币得到有效利用,减少了不必要的货币新增发行;同时也使危机中的商业金融机构得到生存机会,广大储户也有利可图。形成良性循环。

  如此一来,社会应当可以比较好地保持相对正常的消费需求和经济规模,并释放社会仍然存在的市场空间,缓解过剩的经济危机,为企业和社会下一步调整产量和寻求新的投资方向留出可以缓冲的空间。

  六、贫富差距应当消除

  这一次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进一步表明,人类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从普遍的短缺转变为局部的短缺,并开始出现了普遍的剩余。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这样富足过,这是好事情;但是,人类经济发展的观念和方式也面临着实质性的变化。如今,人类必须要致力于开拓新的经济发展方式、道路和空间,并建立正确的财富观,极大地降低对财富的贪欲,使贫富差距缩小,乃至消除。不然我们就无法完全摆脱目前所陷入的危机,今后也会频繁发生这样的危机。

  在过剩的经济条件下,哪怕增加发行的货币有些过量,导致出现通货膨胀,却并不至于引发物价普遍高涨,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并不见得会下降。而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则不同,通货膨胀肯定会导致物价普遍高涨。这也是一个本质性的转变,对货币工具的使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社会如果确实需要增加货币发行或者提供救助性资金,仍必须准确投递到有基本生存需要被满足的人们手中,他们才是特别需要货币的人们,也是社会还存留的市场空间。如果货币被发放到已经比较富裕的人们手中,这些钱就只能被存起来或用作他途了,并不能有效地刺激所谓的消费,当然也刺激不了就业。一般来说,如果人们的消费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我们就不应当刺激其进行不必要的消费,那是浪费,靠这样刺激起来的经济其实是有害于社会的。真正的经济是讲求节约的。节制消费就是节约能源、资源,就是环保。节约才是发展经济的健康方法。人类经济发展的希望在于开拓新途径和新领域,而不是不顾一切的消费。必须把货币投递到真正有用的地方,实现货币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在微观上,不需要的商品就不要购买,以免造成需求假象诱使企业继续盲目生产,将来必然造成不可回转的社会危机。人们应当把多余的钱存起来,由个人或社会来合理利用才是正确的途径。

  如今,赚钱存钱几乎是人人都愿意做的事情,鼓励人们用正当的途径赚钱和存钱才是刺激经济的好方法。如前所述,社会则应当正确运用货币工具,及时、适量、准确地投入货币,媒介经济健康发展。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其实并不在意这些货币来自于何处,如有过量,人们也总会为其找到被占用的处所,有价证券市场就是投资、占用和蒸发多余货币的最佳场所之一。人们也会创造出许多玩钱的方法,比如次贷实际上就是一些人创造的赚钱游戏,只可惜漏洞太多,链条太长,超出负荷能力太大,没玩成功。

  货币是高于一般商品的商品,是一般等价物,是几乎可以通吃的一种权利,谁掌握得越多,谁就在世俗社会中显有更高地位。所以只要发行国政权稳定,又有过剩的经济实力作为保证,货币就是一种不会过剩的特殊商品。人们劳动就业,企业从事生产,直接目的都是为了获得货币,一些人甚至不择手段地攫取货币。对货币的拥有也是人们心理的强大安慰剂,即使没有实际的用途,人们也想多多拥有。许多人只要想到自己家里或存款帐户上的巨额金钱数字心里就会大感快慰。所以,无论从何种角度观察,货币的社会需要量在主客观上都几乎是没有止境的。社会只要处理得当,使缺钱的人们不再缺钱,有钱的人即使更加有钱,社会也不会出现严重问题。社会收入差距是不可消除的,但贫富差距却是应当消除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社会上还有许多人缺乏基本生活的保障。这是必须尽快加以消除的。所以,所谓贫富不均的问题,主要出在贫困者缺钱,而不是富有者有钱。所发行的货币如果能使缺钱者足够过体面的生活,仇富现象将会大大减少。人人都是有产者的社会往往是最容易稳定的社会。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时代,如果还有人过着穷困悲哀的生活,那是非常不应该的,也表明这个社会缺乏应有的爱心、智慧和能力。

七、税收不足以还债,就要增发货币

  虽然如今的货币发行风险极小,但货币发行仍然必须是慎重严肃的,必须在严密的监测下进行,必须要与社会物价变动和社会经济政治等情势密切配合。必须要遵循三性:一是严肃性。就是要严格依法进行,要设立一套科学的法律来约束;二是正当性。就是要有社会可以普遍理解的正当理由;三是合理性。货币发行一定要有正确的方式方法。

  货币首先仍然是信用产品,任何产品也都需要拥有信用,否则就不能存在下去。任何产品都必须要对全社会乃至全世界负责。货币商品更是如此。信用是无比重要的。

  因此,增发货币在任何时候都要谨慎进行,能够避免新增发行就应尽量避免,而是应当尽可能利用流通中已发行的存量货币来完成社会经济任务。这才是更加负责任的,也是维护货币信用和正确运用货币工具的必要;这也可以促成社会中更多的生息资本形成,造成个人或机构资金的盈利机会,有利于储蓄和金融投资,形成良性的货币流动性。当然也减少了不必要通货膨胀。

  一般的顺序应当是:首先通过税收手段来满足各项救助的需要;其次针对金融机构发行公债或直接对民众发行公债;第三,向海外发行国债;最后才是增加财政性的货币发行。

  如前所述,在危机中对公民个人和企业所需要进行的救助,任何赢利性机构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主要由政府出面,利用减税、财政补贴、国债、失业救济、社保、医保等手段来解决,如果资金不足,则应优先考虑发行针对金融机构或公民的公债。这都属于运用存量货币的社会资金范畴,可以有效回避新增货币发行。如果确有必要增加货币发行,也不应迟疑。在过剩的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也是安全的。

  如此看来,随着人类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将来政府财政的经济调控功能应当会更加增强,政府财政性的货币投放可能会增多,因为这在今后可能会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而且早在凯恩斯时代这个问题就已经显现。别的不说,单单随着国债的积累,仅靠税收就可能不足以偿还到期的国债本息,当其用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也不足以偿还时,就只能增加货币发行了。

  如今美国政府就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是最大的美元储备国,美元被赚到了中国。如果未来美国的逆差国地位不能改变,美国就永远也还不清对中国的负债。现在美国的经济出了问题,需要美元救市,要发行公债,如果自有的不够,就只能从中国借回。如果我们不肯买他的国债,或者虽然买了,但仍然不够,他就只好自己增加发行,这就造成通货膨胀。有人认为我们吃了大亏。但前面分析了,在过剩的经济条件下,虽然通货是膨胀了,但购买力却不一定下降。这在国际大宗商品的贸易价格上必然有所反映,比如油价的变化就会有所体现。另外,也要看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动情况。所以,要综合考虑之后才能确定我们是否发生了巨额损失。

    目前看来,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美元仍然是最硬的。但这确实有利于逼迫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因而有利于改变美国目前的逆差地位。人民币升值对我们是有很大好处的,可以极大地减少本国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可以更多地利用他国资源,美方早就要求人民币升值。当然由于不利于出口,可能对我国的就业形势造成很大压力,但我们可以开拓国内市场,在国内合理投放货币(正如我们正在做的),提高国内的市场购买力,这虽然可能造成人民币贬值的因素,但是中国 2 万亿的外汇储备却是更加强劲的升值后盾。所以人民币还是应当升值。过去,许多国家不愿意本国货币升值,总想多赚外汇,该升值也不升,这是不妥的,对自己也是不利的。国际间的贸易最终还是要达到基本平衡才公平,如果让人欠债欠到还不起,吃亏的就总是自己了。实际上如果没有综合实力做后盾,也不是谁的货币想升值就生得上去的。

  但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各国要从维护世界经济安全的总体出发,通力合作消除危机,这才符合各方的利益。世界经济不可能永远不出问题,再硬的货币也不可能不波动。不能一出现问题就过于紧张慌乱,对内对外互相指责。这不利于合作解决问题,问题已经出了,如果解决不了,那才是伤害我们的大问题。应当说目前国际社会彼此配合得还是不错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拥有近 2 万亿的美元积累,恰恰是我们今天能够在国际上有分量的重要因素。无论怎样分析,今天美元仍然是最硬的国际货币。如果我们今天还像改革前那样穷困,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资源储备,我们在国际上讲话的分量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大;如果不是有大量的美元外汇积累,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我们也很难顺利度过。所以,拥有巨额美元外汇,连同其他我们所取得的好处,这都是改革开放 30 年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不能看不清楚这一点。我们的确存在问题,也应当常常反省,特别是国内市场开发晚了一些,但仍是可以纠正的。目前的举措应当说基本上都是合理的。

八、防止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领域的资金大量转向进行投机炒作

  无论货币资金来源于新增还是流通中,其投放的重点首先是民生的各个方面,然后就是要用来引导生产力转向可以无限成长的领域,比如教育科技、医疗健康、休闲娱乐、文化艺术、太空开发、环境保护等领域。在保持合理适度和必要的生存性经济规模的前提下,逐步使社会经济结构完全调整过来,彻底摆脱商品过剩的纠缠,最终完成人类社会经济的历史性转型,这才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虽然目前世界各国采用增加货币投入的方式来恢复经济的方法是基本正确的,但这只是第一步,真正能够使世界更为彻底地摆脱经济困境的方法则是努力构造可永续发展的经济体系,并形成顺畅的与之配套的货币供给系统。

  另外,就目前而言,我们还应当改进经济控制方法。应考虑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尽快设置有效的防火墙,隔断双方的不良影响,要随时防止虚拟经济领域的资金大量转向实体经济进行投机炒作,致使社会物价飞涨(垄断和炒作是如今可能导致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因素),经济失序。但同时又不能限制虚拟经济的资金正常健康地向着实体经济溢出,比如炒房应阻止,但建房却应允许。反过来对实体经济也一样,也要防止突发性的大量转移资金冲击虚拟经济,导致金融市场的不正常异动。社会应设置有效监管机构,全方面加以有效的监督,基本保证双方的良性互动性质。否则就极容易引发危机或造成相互间的拖累。当然也要防止监管机构本身干扰正常的经济活动。在实体经济或虚拟经济内部,若有必要,也可以设置细化的防火墙隔断。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具体探讨。

  总结起来说,未来经济调整和发展的要点大致如下:

  1 、运用财政金融等一切合理与必要的手段,尽可能满足社会上缺乏购买力的群体对货币的需求,释放仍然存在的市场空间。

  2 、利用市场力量,合理缩减社会经济当中确实过剩的经济部分,但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金融措施,切实维持合理的经济规模不受伤害,确保足够的社会生存能力。

  3 、把未来的经济增长点,摆放在可以永续发展的领域,如教育科研、医疗健康、环境保护、太空开发、文化艺术、 休闲娱乐等领域。社会必须动用财政金融力量,并引导社会其他资金力量投向这些领域,构造新的可无限发展的经济体系,并形成良性循环。这是世界经济未来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

  4 、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以及所属各经济部门之间,设置必要的防火墙,来隔断互相的不良影响,增进良性互动。

  以上四方面,要求各国对现行的社会政治经济体系进行全面调整和改革,其过程很难预料,时间也不能预定。但是必须开始了,否则后果严重。

  九

  最后,列举一个在极度短缺的时代,国民党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手段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例子。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采取了特殊的财政货币政策。当时的战争开支十分浩大,而且必须保证,战争是无一日不支出的。可是当时的内债已经借到国内民众不能承受的程度;外债也已经不能再借到;物资又极度缺乏,那是一个真正的短缺经济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只能采取增加货币发行的办法。其主要路径是:中央政府汇总各级政府财政的支出赤字,然后由中央财政用来年的税收为担保,向中央银行借钱。而中央银行在并不掌握足够的可资借贷的存款资源的情况下,于是就只能靠增加货币发行来满足政府的借款需求,并通过财政系统发放出去。

  这在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必然引起社会商品价格快速上扬,这是很无奈的,但却避免了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因资金不足而导致的无所作为的情况发生,也保持了财政金融秩序的基本稳定,使所有的社会必要领域的运作得以维系,所以这样的举措是合理也必要的。于此同时,为了配合实体经济的运作,以对付物价上涨,当年的职员工资全都采用发放实物的办法。这就尽可能地避免了社会基本生活的混乱。这样的通货膨胀政策,打劫的只能是有钱人,客观上也调正了社会的分配格局。希望这个真实的案例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我们知道,其实真正能够给人类造成问题的仍然是能源、食物、矿物和其他一切实体资源的供给局限。如果有一天所有的资源全部枯竭,人类的生产和消费都无从进行,那么货币就没有了可以代表的财富,也没有商品或资源财富可供货币来分配,货币也就不会再流通了。我们但愿这样的时刻永远不会来临,但愿人类临到的是人们可以各取所需,各尽所能,不再刻意追求财富,不再贪图货币权利,不再你争我夺,货币自然消亡的时代。 所谓货币工具,就是分配资源、分配收入、调度资源、调控经济的工具。

 

 


发件人:"马建明" <zbmjm@163.com>  2010-11-28 09:15:50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L_C_cc:标题: 如何发展我们的经济?(修改)

    增加:当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为6.7:1,但这仅仅是名义上的汇率,或者是名义上的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考虑到出口退税以及其它鼓励出口的各种优惠政策,那么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或者是实际的的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将不会低于8.0:1。

如何发展我们的经济?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马建明 郭娟

2010-11-28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深刻的矛盾和困境,物价不断上涨、房价高涨、外汇储备过高、人民币汇率成为热点焦点、就业形势依旧严峻、连年的宏观调控与四万亿投资也没有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深刻矛盾与困境的解困之道,为了稳定物价,国务院最近出台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面对不断上涨的房价,一波又一波的房价调控无果而终,适得其反,物价的调控结果将会如何?房价调控不了,物价如何调控得了?那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深刻的矛盾和困境的根本原因何在呢?

    在当前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这样的经济发展理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理论。但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了生产、交换和消费三个方面,这里生产和交换都是手段,消费才是是目的,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投资仅仅是生产的一部分;出口仅仅是对外贸易的一部分,因为还有进口,对外贸易只是整个商品交换的一部分,因为还有国内贸易!把投资、消费、出口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显然是一种片面的经济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把我们的经济发展带进误区,劳动力便宜是一种优势,美国人用比较优势理论把全世界分成了两块,一块是美国人,美国人认为它的优势就在于生产美元,而你们全世界其它国家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你们自己去看,中国人的比较优势理论就发现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我们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将劳动力便宜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势是一种可悲的发展观,这样一种发展观与发展经济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其所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而不是劳动者的利益。将劳动力便宜作为一种发展经济的优势,实际上是把劳动力看作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这样一种发展观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完全背道而驰。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经济的结果就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劳动力依然便宜,劳动者如何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在经济发展上,不讲生产、交换和消费,单讲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把廉价的劳动力作为我们发展经济的优势,如此这般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经济学逐步走进了西方经济学的陷阱,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深刻的矛盾和困境与之无不相关。

    美联储开动印钞机,中国的物价为何快速上涨呢?简而言之,美国印钞给美国民众,用以购买中国的商品,而中国用商品换回了更多的美元,与美元汇率等额的人民币再进入国内流通领域——这是一种畸形出口战略的必然结果。美国印钞,中国通胀,美联储难道是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国生产、美国消费这样一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才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再来看看近年来的汇率之争,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成为持续的热点问题,那么汇率的实质是什么呢?归根到底,汇率的实质是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是出口两把斧头与进口一只绵羊之间的交换关系。从人民币汇率的历史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1978年的1.7:1一直下降到1998年的8.3:1,近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逐步升值,目前为6.7:1。过去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路贬值的时候没有争议,今天人民币面临升值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争议呢?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1.7:1意味着我们用1.7把斧头交换回来1头绵羊, 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8.3:1意味着我们用8.3把斧头交换回来1头绵羊, 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6.7:1意味着我们用6.7把斧头交换回来1头绵羊,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唯一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财富在对外贸易中不断地大量流失了。在系统的出口导向政策指引下(人民币汇率低估、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的各种政策),大量廉价的出口消耗了国内的资源,不断推高着国内的物价。国内现行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还不包括房价,如果把房价纳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将会是个什么样子?但是房价不是物价,白马非马。

    当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为6.7:1,但这仅仅是名义上的汇率,或者是名义上的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考虑到出口退税以及其它鼓励出口的各种优惠政策,那么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或者是实际的的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将不会低于8.0:1。

    加入WTO,我们的经济发展逐步融入了主要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体系中。过去的帝国主义是一种野蛮的帝国主义,通过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可以看见硝烟的战争来掠夺财富;而今天的帝国主义是一种文明的帝国主义,文明的帝国主义则是通过国际货币、汇率、WTO、知识产权、国际贸易规则、通过金融、通过不平等的贸易关系等等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你的财富就源源不断的跑到了人家的手里。在我们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要想摆脱当前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深刻的矛盾和困境、必须摆脱为美国打工的局面,必须破除“出口就是保就业保增长”的这一理念,打破对出口下降的“恐慌症”,不再将出口当作经济发展与解决就业的万能之药。我们发展经济决不能依赖出口,出口只是手段,进口才是目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根本。

    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才是经济发展之本。我们的经济发展只有摆脱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一架马车的发展方式,回到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发展轨道上来,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深刻的矛盾和困境。

    受美国金融危机的拖累,全球经济陷入泥淖,至今不能自拔。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却放出惊人之语,说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高储蓄率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能不能听懂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的惊人之语呢?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的惊人之语是不是完全是胡说八道?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0-11-30 18:03:23 +0800

农产品涨价到底富了谁?

----用反垄断法治理投机炒家

郎咸平

2010-11-29

    各位都看到这样的消息,总理温家宝11月17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四项政策措施,其中包括:确保供应,把握好储备粮油糖投放力度;完善补贴,对低收入人群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增强调控,必要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加强监管,整顿主要农产品收购秩序,抑制过度投机,打击恶意囤积、串通涨价。

    农产品到底涨成了什么样?拿糖来说,在云南的糖产区,一日几价。11月4日,500克袋装冰片糖零售价7块,第二天就涨到了8块。云南糖价可谓是逐月上涨,8月才4000块一吨,9月就5000一吨,10月6000,11月将近8000,短短几个月就实现了翻番。

    有人说了,下半年以来,农产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涨价是多重因素所致,天灾减产、成本上升、通胀预期、游资炒作、国际价格传导等等。可是我问你,怎么办呢?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比如云南,正在建设中央直属食糖储备库,要加大国家对食糖的收储规模。我告诉你,农业产业链整合和反垄断法才是重点。(下面我会给出我的建议)

    农产品涨价,一头连着消费者,一头连着农民。我们是既想要不明显增加消费者负担,又想要促进农民增收。你以为农产品价格上涨,好处就到了农民手里?我在新书《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里就已经呼吁,呼吁什么?呼吁政府开始抓人,逮捕。为什么逮捕?因为那些炒家干的这就叫垄断。下面的文章就摘自我的新书。

    为什么我们的蔬菜这么贵?为什么小菜贩子卖菜像玩股票?我跟各位谈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产品是如何被操纵的。一种是可储藏的,一种是不可储藏的。

    先说可储藏的农产品如何操纵。来看看大蒜的建仓分成哪几步曲。(绿豆也一样)

    第一步曲:一定要控制上游。控制上游的花费并不大,从2008年11月21日到2010年5月25日的大蒜价格走势图可以看到,2008年大蒜价格大概最高是1块钱一公斤,2009年大蒜价格跌到了4毛钱一公斤,炒家迅速建仓。我们做个简单的计算,看看需要多少钱就能操纵整个市场。2009年山东金乡的库存是95万吨,如果在2009年2月到5月入仓的话,控制1/3就可以控制价格,30万吨乘上4毛钱一公斤,也就是说,你只要花1.2亿就可以了,可以说是非常便宜。最后翻了几番?4毛钱一公斤的大蒜,最后卖到了12块一公斤,比玩股票爽多了。所以我建议股民们以后别炒股了,都炒大蒜吧。

    第二步曲:控制中下游。建好上游之后,你也得控制住中下游,为什么呢?如果上游建好仓之后,准备抛售,万一抛售被下游接了,都给你买光了,那你怎么打压价格?如果你要全面收购呢?你收购之前,可能下游都先帮你收购了,这也不行。所以一定要让下游跟中游听上游的话。上游建仓完成之后马上进入第二步曲,控制中下游。怎么控制中下游?搞代理,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三级经销商或者代理商。你对每一级经销商都收取非常贵的代理费、经销费,其实也就相当于保证金。你敢不听话吗?你不听话我就修理你,扣你的保证金。

    第三步曲:舆论造势。2009年9月,舆论造势,热炒甲流概念,拉抬价格。10月继续舆论造势,包括说大蒜是提高免疫力的天然药物;食用大蒜可以让感冒发生几率减少三分之二,所以建议每天生吃大蒜;2009年山东大蒜种植面积下降20%,等等,再度拉高价格。

    第四步曲:对敲。就像股市一样。怎么对敲?这些炒家拿出20%的货卖给自己人,就在2009年10月、11月期间来回对敲,把价格敲上去,说白了,就是火上浇油,自买自卖。最后在2010年的四五月间将大蒜拉抬到了猪肉的价格,立刻套现离场,让后来的资金接盘。

    那么,不可储藏的蔬菜的价格上涨又是怎么回事呢?

    2008年12月河南汝州的大白菜六分钱一公斤,甚至一车才卖10块钱,如果实在卖不完,就烂在市场里。但是2010年情况就大不同了。以上海市番茄批发价为例,2010年5月6日是一斤3块,7日涨到4块,13日又跌到2.5元,价格怎么变动这么快?福州市(亚峰)蔬菜批发市场的豆角价格,5月12日5块钱,5月14日7块,5月17日又降到5块,5月24日跌到3.4元,这个价格波动跟股价差不多了,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全部是操纵。

    我最近的研究发现,小菜贩子卖菜就像搞股票一样。其实这些菜贩子真的很可怜,拿出几万块钱进货,搞得自己每天心惊胆战的,他们总在不停地琢磨,进货价格高了卖不出去怎么办?可能今天价格涨了,明天就跌了,后天可能涨也可能跌。为什么价格波动得这么厉害呢?这是大中小批发商的博弈结果,这些批发商通过下面两步曲操纵了蔬菜的价格。

    第一步曲:降价。大批发商用这个方式打跑对手,控制上游。假设大中小三个批发商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两块钱进货,然后大批发商用1块5的价格在市场抛售,他们的目的是要把那些中小批发商全部挤走,这样他才能垄断。垄断以后他再回去控制菜源,怎么控制?他们跑去找种菜的农民,告诉他们说,农民同志,市场价格一斤只有一块半了,我给你2块钱收购你的菜好不好?农民一听非常激动,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农民自然很高兴地接受了。接着大批发商又说,不过你得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你的菜全部让我收购;第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我什么时候叫你去拔菜,你就拔菜,反正绿菜放在田里面多两三个礼拜也没问题。

    第二步曲:控制中下游,造成缺货现象。然后这些大批发商就告诉农民,不准他们现在拔菜,目的就是要造成市场缺货的现象,拉高菜价,套现离场。他们干的事情和炒绿豆、炒大蒜是不一样的,因为大蒜和绿豆是可储藏的,炒作的话要打持久战。但是绿色蔬菜这玩意儿就不一样了,它不能储藏,所以只能是个短期活,价格必须在几天之内大涨大跌。各位应该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哭泣。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的国家,却总是把什么事情都推给市场解决。我们过去的医改、教改、房改,政府自己扛不了了,就都不扛了,就把这些问题统统推给市场去解决,最后是什么结果?“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之后住不起屋”。现在又把蔬菜价格推给市场,结果只能是被操纵。

    过去我们思维里有个误区,我们总认为这些批发商控制渠道是图利一下自己,谁做生意不是为了挣点利润呢,没有那么暴利的。拿上面例子来说,农民种的菜卖给批发商是1块钱1斤,然后因为批发商控制了渠道,它就可以以10块钱1斤的价格卖给我们广大消费者,我们没有办法不买,因为没有其他人卖给我们,渠道都被这些大批发商们垄断了,已经没有竞争了。这样的话,批发商就一下子赚了9块钱。再看看我们政府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政府仅仅是简单地提高收购价。就好比过去批发商收购价是1块钱,然后卖给我们10块钱,从中赚了9块钱。现在政府要求批发商把收购价提高到2块钱,透过这个方式,把批发商的利润压缩到8块钱。政府干的事叫什么?就叫做“下游不准涨价,提高农民的上游收购价”。我们的政府到现在还是在用这种古老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

    要知道,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突然发现,这些批发商已经不是过去赚9块钱的那些人了。农民还是拿1块钱,农民被剥削了。而我们广大消费者呢?更惨了,过去10块钱的菜,现在卖给我们就90块、100块,甚至1000块都有可能,我们消费者也被剥削了。整个市场就被这些炒家给操纵了,他们不仅剥削了农民,也剥削了全体消费者。而且这些炒家很可恶,我在2009年下半年曾经批评过大蒜的操纵,于是这些炒家竟然找了一批人在网站上对郎咸平进行人身攻击,多么嚣张。

    各位可能要问我了,你认为我们政府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首先我得说,过去1块钱给农民,9块钱给批发商,10块钱的零售价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的这些批发商已经不满足挣那么点小钱了,他们会把价格炒到90块,炒到100块,甚至1000块。所以我呼吁政府开始逮捕这些农产品炒家,因为他们操纵价格,形成了农产品的垄断。什么叫垄断? 联合起来控制价格的行为就是垄断。我认为,反垄断法必须用在这些人身上。我呼吁政府立刻派出公安到农产品的集中产地,把那些大规模租用冷冻仓库的人全部抓起来,他们肯定都是炒家,不会错的,用反垄断法起诉他们,这些炒家就是我们农民和消费者的敌人

    说说农业产业链。农业产业链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这种有别于传统农业生产的新产业结构,使得美国农业的经营机制就此进入现代管理体系中。之后,农业产业链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发展。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从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经过近20年的发展,农业产业化正由局部探索转入全面推进,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农业,来了一场新的“上山下乡”运动。那么,我们要如何构筑我们的农业产业链呢?

    我呼吁,学习美国的新奇士模式(新奇士模式是一种农业的产业链,包括种子、种苗、农药、化肥、科技指导、股东、收购包装、仓储运输、批发零售),整合整条农业产业链,也就是说,透过政府或者是中间批发商和农民做整合。怎么整合?

    第一步,给农民股权。农民的股权不是看他们实际出资多少,而是根据每个农民生产多少农产品来配给股权。如果农民A有5个橘子,农民B有3个橘子,农民C有2个橘子,那这三个农民的股权就是50%、30%和20%。

    第二步,聘请职业经理人贯穿经营整条产业链。整条产业链的利润分配必须公开、透明。每一个产业链环节必须赚合理的利润。也就是说,农民不应该只赚1块钱,他应该赚3块钱,最后的利润应该按照50%、30%、20%的股权比例来分配这3块钱。把中间环节压缩到2块钱,最后零售价就不是10块钱,而是5块钱了。

    我们把这种新的农业产业链整合和反垄断法结合起来,结果是农民得到了实惠,消费者也得到了实惠。你不要看这个事情小,能做到这一步的话,就做到了我一再呼吁的藏富于民的第一步。过去我们要花10块钱买的菜,现在5块钱就可以买到,消费者就可以省下5块钱。如果农民过去只能赚1块钱的话,现在就可以赚3块钱,农民也富裕了,这就是我所说的藏富于民。

 

 

发件人:"yjt66" <yjt66@163.com>  2010-11-25 17:21:5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L_C_cc:标题: 投稿

给张新光的一封信兼谈对农村干部感受

叶继涛

2010-11-25

张教授:

   很久没有联系,我是从小在新县长大,因同在大军网站上发表文章,有些观点与您有些分歧,前几年与您有过电子邮件交往。因去年工作调动,不再从事研究工作,也不便在期刊和网站上发表文章。但我一直认真学习大军网站上各方的观点,取其精华,并将建设性的观点、建议落实到工作之中。

  刚才,在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看到您的大作《中国第一部《村史》创作老人的哭诉与呐喊》、《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忧思录》,同时还有卫文武《我心目中的乡村干部》。你写的应该我觉得是与你的工作经历有关,也许非常客观。但从我儿时的记忆,乡村干部给我留下的印象更像卫文武所写的那样。你在担任乡党委书记期间,那是时候我正是我读初中、高中的时候,也是我经历磨难最多、困难最大的时候,那时候尽管学费不高,但因我父亲英年早逝(1982年离开我们),我是依靠妈妈、哥哥姐姐辛苦劳作供养我读书,那个时候哥哥姐姐都未成人,也只能靠养猪、上山挖药、摘茶叶,只能挣很少的钱,一年的现金收入也就5、6百元(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可是农业税、三五提留,我家每年要想乡村上缴3-4百元(富人家年收入上万,也是每人叫一百多,我家很穷,也要交同样的数,我当时觉得这个社会极为不公平)。没有钱,村干部、乡干部就来我家抢我的谷、赶我家的猪,好几年弄得我没有钱交学费,最后是靠舅舅出钱来补交学费。

  在我的记忆中,我只记得有一次(1987年)大年初几吧,村支书在我家附近用土枪打野鸡,我奶奶宰杀了一只老母鸡来款待村支书,这个村支书帮我家写了一个白纸条子,我姐姐凭这个条子到乡粮店领取了60斤大米,再没有得到村里或政府里的什么照顾。相反,就是年年难过,一到年关乡村干部来要农业税和统筹款。

  1994年我上高中,那个时候,正好赶上计划生育最严的时候,每到月末回家,看到路上雷人的标语,“宁可家破,不可国亡,什么牵牛拆屋”,不知道有多少快足月的胎儿强制人流,这简直是犯罪。我想,这些东西您也大概执行过,大多数乡村干部干过。那个时候,在我的眼里,这些乡村干部比日本皇军手下的汉奸还坏。

  干过这些事(尤其是抓那些足月胎儿人流、拆人家房子的行为)乡村干部,应该到出家寺庙里出家,请神灵原谅他们的罪过吧。这类人还好意思说是再要待遇。

  至于你说村干部待遇的问题,我想这个是立法上的问题,《村民自治法》等法律规定,村干部不是公务员,是选任制,如果不再当选,就是普通的农民,他们的医保、养老保险应该和普通农民一样统筹解决。当然,对于那些改革开放前、有过长期村干部任职的干部,也可区别对待,老人老办法,要尊重历史事实,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他们中大多数人还是无私奉献,各级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适当提高他们的晚年待遇。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委会好,居委会也好,在60年前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其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很多基层矛盾需要依靠他们来协调解决,不然的话“根基不牢,地动山摇”。

  当然,我也只是从自身的经历来上述一些事实,观点不一定正确。张教授很多观点是很有建设性的。如何深入突进农村改革,找准改革方向,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专业化生产,如何将剩余农村人口有序流向城市并定居下来,实现新农村建设和工业化、城市化无缝对接,是有志之士都在思考的大问题,也需大力发挥村干部的积极作用。祝贺您能在“三农领域”有更多的科研成果、更好更客观的现状分析和对策建议和调研报告。


 

 

发件人:"qiankunyidian" <qiankunyidian@126.com>  2010-11-24 21:16:4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

当今青年学子渴望成功的再思考

曹久强

     在乌有之乡看到了梁经龙写的《关于当今青年学子渴望“成功”的思考》,我觉得文章写得很不错。从文章可以看出作者是比较熟悉马列主义著作的,也是一个对于生活很细心,能够经常对生活进行独立思考的人。在这一点上,作者很值得当今很多青年学习。作者不是浑浑噩噩的生活着,而是追求理想,掌握了时代最科学的知识——社会主义思想。我本人其实与作者也比较相似,而且已经毕业三年多了,作为一名北漂有年的社会主义者,还在北京寻找自己的梦想。

    对于我来说,我从来不向往开私人公司挣钱,实现当今所谓的“成功”。但是,马克思说的好,经济是基础。没有经济基础,连生存都生存下去,就不要说什么理想了。于是,尽管我讨厌资本主义,但是,生活却迫使我一次次走入私人公司。三年多来,我在多家私人公司辗转漂泊。在这三年的工作中,我终于体会到了以前我在书中看到却不知道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芒刺在背,《三国演义》中汉献帝看到曹操时所产生的感觉。每次进入私人企业,特别是当私人企业老板在身边盯着自己、催促自己干活的时候,这种感觉特别深刻。这个滋味让我感觉到很不自由、很压抑。尽管如此,我还是一路这么过来了。

    正如作者所说的,现在是资本主义占据统治的世界。这是现实。但是,我不认为现在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我只认为我们现在的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是比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正是这样的生产力下,资本主义企业才遍地产生,而且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很有“活力”与“效率”。尽管这个效率是建立在剥削、压迫与奴役工人的基础上,尽管这个“活力”与“效率”让工人过早衰老而进行惊人的人力浪费,但是,资本主义企业能给资本家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最主要的,这才是他们效率的最好体现。当然,这样效率下的资本家也觉得自己非常成功,而且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也经常以自己为例子,让有些工人向他学习。这样对于他来说,也是有利的。在社会普遍这样的说教,以及众多资本家的范例下,成功吸引了不少青年。他们就成为青年“成功”的标本。

    另一方面来说,有些青年如果不相信他们所说的。但是,新的“成功”标准在哪里呢?像马克思学习吗?我们知道马克思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可是,他的老婆一天也没有跟他享受过比较平常的生活,更不要是奢侈的生活。他们夫妻两在贫困交迫中渡过了一生。有两个子女就是这样在饥饿下饿死的,要是没有他一生最好的朋友--恩格斯的救济,估计马克思活不到写出《资本论》那一天。试想一下,对于众多的青年,你们谁有幸一生中有这样一个知趣相投,如此对待自己的朋友呢?这样的概率是非常小的。即使有,有多人能自己并看着家人与自己一样忍受贫困潦倒的生活呢?这需要很坚强的意志。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生存问题一直在压迫着我们,要么接受现实进入私人企业,要么等着穷困潦倒而死吧。尽管,在物质方面马克思一家是匮乏的,而且是非常匮乏的,我们也承认他精神力量的伟大。但是,不能期望每个人都像马克思一样具有如此先进的觉悟,而且有如此坚强的意志,能够不为生活而折腰。对于绝大多数人,特别是作为社会后备力量的青年是做不到的。如果中国的青年都有马克思一样的觉悟与意志,那么中国的资本主义早就被青年消灭了。要达到这一点,需要社会主义的彻底成熟才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做不到的。而且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得到,那就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而是成熟阶段了。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思想才会这样深入每个青年脑中。

    可见,现实中由于社会主义的不成熟,确实也缺乏榜样。现在中国的国企依然有很多的问题,你让青年在众多的资本主义企业包围下如何信任国企以及社会主义呢?中国的国企工人也没有树立非常鲜明,别具一般的成功形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大多数青年人来说,他们往往不会把自己的思想走在社会的前列,因为前面的事情没有把握。相反,绝大多数的人与青年人只能现实,现实的走好每一步。尽管可能这一步相对于未来社会来说,属于落后的,但是,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只想到现实,并不考虑在他们看来虚无缥缈的未来。要让他们相信一样东西,除非他们亲眼看到、体验到,否则,他们不会接受。社会主义没有成熟,他们无法体验到成熟社会主义的状态,他们只能先接受现成的资本主义。因此,他们不能去试图追求社会主义的成功,而只能追求资本主义的“成功”。

     在这里,我们无须谴责他们的落后,也无需批评他们的过分现实。而只能怪我们的生产力还太落后,社会主义还太不成熟。生产力发展与超越资本主义需要时间,社会主义成熟需要时间,青年们接受社会主义也需要时间。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我们无须为现在青年的现状而气馁。

    同时,在现实中,当我们置身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下,商品充斥的社会,我们对于商品形成了极强的依赖。大到飞机、汽车,小到一根针,我们自己都不能生产,都需要去交换。也就是说,我们比以往的社会更加依赖他人的劳动。而现实是,工人阶级却是有史以来最没有保障的阶级。奴隶社会虽然奴隶任人宰割,但是,奴隶至少认为自己有一个固定的主人,主人把自己当做财产还有点爱惜,至少对于维持生活还是有一定的保障。农民虽然也很惨,但是,至少有点土地,或者租有土地,有时可以自给自足的生产。而工人什么生产、生活资料都没有,生产依赖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生活却极度依赖商品。于是,在这样的双重依赖下,工人除了表面上的自由,什么保障都没有。作为青年,在走入社会的过程中就会深刻地感觉到这些。

     正如卢梭说的“我们生而自由,却处于无处不在的束缚中”。生活就像一根绞绳,时刻在卡工人的脖子。作为青年人,社会的后备力量,他们正如其他社会的工人一样,都无可避免地走向这样的命运。而获得“成功”当一名资本家,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物质资料,摆脱这个时刻卡脖子的绞绳威胁,从而获得自己的自由。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成功。至于自己是否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剥削他人基础上,他们并不必要考虑。即使考虑起来,他们还理直气壮,因为他们会说他们没有违法。更为“牛”的资本家还会说自己养活工人,为社会做了贡献。

     毫无疑问,现在的国家法律确实没有把正常的资本家剥削当作非法。很多人把符合现在法律下的收获当作成功的一大前提。于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下的私人企业以及符合私人企业发展的法律都完整地支持着现实的“成功”。

     有诸多的现实范例,有现实的法律支持,还有自己一套理论。这样诸多的配合下,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功”没有理由不被青年吸引。可见,现在很多青年正在追求他们的“成功”再正常不过了。何况,有些“成功”的青年还会当一下慈善家,回报一点给社会。这样他们就觉得“名利双收”了,何其“高尚”,何其“成功”。果然是一个很“精明”的权衡与计算。

     于是,每个人不同的思想,就处于不同的境界,也就有不同的成功追求。社会主义现实曲高和寡,属于阳春白雪,而资本主义却下里巴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与现在的很多青年人一样,既是不幸的,也是幸福的。马克思的不幸在于,他生前家人与自己贫困潦倒,饱受生活的折磨。幸福的是,一百六十年后,世界都知道他的名字,他的著作成为后人的思想源泉。他以前与现在都是一位时代先知。正如释迦摩尼抛弃舍卫国王子身份出家,立志普世度人一样,马克思舍弃了中产阶级的生活而顿悟真理,立志解放全人类。他们牺牲自己,造福他人。而我们一些青年人可能会成为资本家,生活无忧,大富大贵,这也是幸福的。但是,他们沉迷于资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资本的奴隶,他们只是人类社会被动履行自己角色的过客,很快消失在漫漫历史中。没有人记得他们,或许也无需记住他们。这就是他们的不幸。当然,正如历史上的那些努力“奋斗”的王侯将相一样,他们牺牲别人,成就了自己。最惨的是另一部分青年人,他们费尽心力,到头来也没能成为资本家,还是工人。既不能摆脱命运的绞绳,又这样不自由的忙碌一生,默默无闻一生。无论是现实还是未来都是一个匆忙而没有自由的过客。

     对于上文的作者,我想说,没有必要失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认定的东西,没有什么彷徨的。我们社会主义者没有必要像众多的青年一样去追求“成功”。因为我们现在思想表明我们本身走在了时代前列,现实的成功并不属于思想处于时代前列的人。思想处于时代前列的人应该有新的、更加美好的成功标准。

     同时,社会生产力在不断进步,社会也在不断前进。很多人注定都是历史的匆忙过客,而思想处于前列的人才是历史的真正主角。因为历史的道路从主观上来看是他们开启的。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的成熟,中国的青年也必然会走上社会主义,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而我们应该庆幸,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也是我们成功的一大表现。

 

 

收件人: "csrglobal"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socialenterprisecn" <socialenterprisecn@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GLOBAL信息简报139期

城市化向“东”还是向“西”

美国三一学院教授  文贯中

美国三一学院访问学者 熊金武

2010-11-27

     城市化的真谛只有一条,就是吸纳农村人口进城定居,以降低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就是说,不仅农村劳动力,其配偶、子女,甚至亲人都要能自由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和定居,真正成为具备在城市环境下自身再生产能力并能融入城市生活的市民。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城市化,让农民分享城市的集聚效应。几亿农村人口亟待进入城市定居,中国城市化任重道远,可谓最大的民生工程。这个国情要求中国城市化必须以吸收农村人口,尤其是边远地区的贫穷农民先行。这样可提高土地和投资利用效率,充分发挥城市人口集聚效应,形成可持续性内生经济增长,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人口密集型城市化

  人们常说,中国官方城市化率在2009年已达46.6%,约1.5亿到2亿名农民工进城工作,并由此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不过,政府主导下巨额资金和土地投入到大、洋、全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却导致城市房价高涨,新建成区人气不足,缺乏吸纳农村移民的能力。

  已经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很难取得户口、住房、就业、医保和社保,更无法实现家庭团圆,大部分最终只能重返农村。这说明上述城市化率被显著高估,据经济学家华生严格按照城市户籍人口计算,发现城市化率仅为30%左右。

  通过惨痛的教训,我们认识到经济发展的路径须基于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在究竟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问题上,我们也无法回避本国的要素禀赋。究竟是走人口密集型的东亚城市化道路,还是走土地、资本密集型的北美城市化道路,已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如果在有限的城市土地上最大限度地吸收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工作定居,实现人口密集型的城市发展,中国城市化水平就能获得实质性的提高。

  然而,在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下,城市化成本居高不下,新建小区往往缺乏内在活力,形成巨大的城市集聚效应的无谓损失,有碍于以扩大内需为主题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选择符合国情的城市化道路成为当务之急。

  “老浦西”“新浦东”

  “老浦西”和“新浦东”是同一区域形成的城市化经验。“老浦西”兴起以近代上海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新浦东”则在政府主导下在短短20年里一跃成为世界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城区之一。

  在将“租界”和“旧上海”这些符号抽象掉,并抛开笼罩在这些名词身上的意识形态外衣以后,“老浦西”和“新浦东”不仅代表城市发展先后顺序的不同时间概念和分列黄浦江两岸的不同地理位置,更体现了两种城市化道路及其产生的城市集聚效应的绩效差异。对于正向世界各地寻找城市化启示的中国来说,认真反思和比较“老浦西”和“新浦东”所代表的宝贵的本土性经验,具有特别的指导意义。

  “老浦西”的兴起得利于由租界开创并为华界当局借鉴的一系列市场导向型城市制度,主要包括《土地章程》、中外人口自由流动制度和地税、房捐制度。《土地章程》奠定了城市土地明晰的产权基础,城市扩张所需土地是郊区农民基于对土地市场的价格信号做出反应而自愿提供。

  “老浦西”中心区土地面积只有87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扩张不超过1平方公里,而1950年人口达到414万,超过了4.7万人/平方公里,吸纳就业人口186.5万人,超过了2.1万人/平方公里。

  小刀会起义后,华洋分居被打破,外来人口可以自由进入租界和华界,构成“老浦西”总人口的85%,其中很多是来自外省的穷苦农民、难民和灾民。地税和房捐成为城市房地产增值收益再分配的合理机制,占到租界财政收入的60%,构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

  “老浦西”城市化是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人口、土地、资本等要素根据市场供求以价格为杠杆自由流动,体现了强大的人口吸收能力,极大地发挥了城市集聚效应,方才成就了近代上海的辉煌。“老浦西”模式代表了一条人口密集、土地集约型的城市化道路,吸纳了大量农村人口,符合城市化的真谛。

  “新浦东”的兴起得力于在城市土地管理制度、户籍制度和土地财政框架下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土地和资本要素投入。截至2007年,浦东新区累计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额1883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7549亿元,而出让土地面积累计达到7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减少151.7平方公里,相当于耕地总面积的65%。2007年“新浦东”建成区面积已快速增长到228平方公里。在1997年后的十年间每年扩展面积超过15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租界”。

  不过,高企的房价和户籍制度排斥绝大部分的外来农民进城定居。这导致“新浦东”吸收外地人口,尤其是外地农村人口的能力极低,不仅建成区人口密度和单位面积吸收就业人口远低于“老浦西”,且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所占比例只有30%左右,实现定居的外来人口也多不是农民,于是“新浦东”人口集聚效应微弱。

  向“东”?向“西”?

  可以看出,“老浦西”市场主导型城市化道路能大量吸收外地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不仅符合城市化的真谛,而且符合人多地少、农村人口庞大的国情。

  这种模式是循序渐进的,尊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社会进步的多样性,对各种收入结构的人口,特别是来自外地贫困地区的农村人口具有高度包容性。

  同时各种要素在价格的指引下,自由流动以反复探索各种穷尽城市集聚效应的机会,实现符合国情的资本、技术、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的最有效配置,符合经济内生增长的要求,是可持续和可复制的城市化模式。

  “新浦东”经验代表政府导向型城市化,并未做到大规模吸收农村人口融入城市,降低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有目共睹的是,投入了巨额资金和土地的“新浦东”建成区由于人口密度低和楼宇空置率高,导致服务业难以发展,进而越发难以吸引外来人口定居,形成恶性循环。与“老浦西”人口增长和服务业繁荣的良性循环相比,“新浦东”城市集聚效应远未穷尽,缺乏内生性的经济发展活力。

  总之,人口密集型的“老浦西”模式就是一条具有可复制性的市场导向型城市化道路,与土地资本密集型的“新浦东”经验相比更符合国情,更能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可是现行体制下,劳动、资本和土地三大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所面临的种种制度性障碍,其中又以土地要素和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受到的制度障碍为最。

  为了提高城市资源配置的效率,加速农村人口进城定居,在加强城市规划的同时,中国应废弃将土地的用途管制等同于对土地的民间所有权的彻底剥夺的做法,彻底改革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使城市化转到市场主导的模式上来。能否接受和推广“老浦西”模式,是对国人眼光和气魄的严峻考验。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1-24 09:58:13 +0800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 谢谢建宇翻译: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我们都是受损者!
 

德国土地整理和乡村革新的经验及其启示

中央党校访德代表团

2010-11-24

    摘要 巴伐利亚州以在农村创造与城市等值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为理念,进行土地整理和乡村革新,其独特经验对于我们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 农村建设 土地整理 乡村革新

  德国巴伐利亚州是德国最大的农牧区, 人口1200 万, 面积7 万平方公里, 80 %的国土用于农林业。近年来巴伐利亚的经济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这个昔日落后于北部各州的农业区已成为德国经济实力最为雄厚、发展最具活力的联邦州。巴伐利亚州在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方面取得了独特的成功经验, 因而被欧盟当作现代化农村建设的一个标本。到过巴伐利亚州的游客, 都会被那里迷人的田园风光和高质量的生活水平所吸引。

  一、巴伐利亚州的土地整理和乡村革新

  巴伐利亚的农村曾经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如农村人口老龄化和随之而来的对公共服务的特殊要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结构转型后富余人员无法消化,乡镇财政赤字严重,等等。此外,巴州还要应对从2004 年5 月1 日起向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开放市场和大批投资外流的挑战。

    在这种形势下,巴州着手调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规划土地发展政策,包括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政策。总体目标是在不同的农村地区和中心地区周围的居民区即为数众多的村庄、小村落及单个农庄提供等值的生活条件,从而实现各个地区生活条件的等值。巴州的国土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了农村地区发展的主要原则: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地点,使之尽量为居民获得统一的商品和服务提供保障。州政府的资金支持应尽可能为城市和乡村带来相等的利益。农村发展主要是对农业、村民和村庄进行帮助,如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创造就近就业的机会;充分利用居住和交通用地;解决村镇的资金难题等。解决现存的农村结构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对农村发展的项目提供一些支持。农业主管部门的农村发展项目主要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即土地整理和乡村革新。二者的法律基础都是联邦土地整理法。项目的强度取决于土地整治和农业管理所具备的各种条件。除建设项目之外,还包括村内地产和耕地的等值交换和整合。

    巴州现在大约有13 万名农场主,平均地产大约112 公顷,这在欧洲是很小的土地面积结构。分散的土地所有权,特别是在以前因遗产继承而把土地分割成小块,影响了农村发展。因此,需要把那些相对较小的和零星分散的土地进行有效的整合。进行土地整理,将分散的小块土地进行合并,便于大型农业机械耕作。通过土地置换,能将优等的土地用于生产,劣质的土地用于建设基础设施和工厂。通过土地整理,使农村用地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生产效率,提高了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现代化水平。

    在上个世纪30 年代,一个巴伐利亚农民只能养活10 个人,农民占从业人员的33 %。现在巴州一个农民可以养活100 个人,农民人数仅占全部从业人员的3 %。土地整理对于解决筑路、水利、自然保护、居住区规划、能源供应等财产冲突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土地整理十分重视生态目标和水利目标,如种植保护土壤的植物,防止土壤被冲蚀;保护湿地,为水生动植物提供生存空间;陆地盆地用来保存分散的地表水,减少洪涝灾害的发生,并降低有害物质流入水域等。土地整理还大力支持大型公共建设项目(高速公路、联邦公路和跨地区的铁路段等) ,其做法就是购买土地,进行土地储备,用于需要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保护土地所有者的产权,使他们在其它地方获得价值相等的土地;避免分割需用土地,对零星的地块进行集中整合;减轻公共设施建设项目承担者在实施过程中的困难。慕尼黑北边有一条联邦高速公路,为避免它给农业和自然景观带来的损害,就在划定的高速公路周围购买了足够的土地,建造了一处绿化林和一处新的休养区。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土地整理对大型公共建设项目的作用。水库和工业区等方面对土地的需求,也是采用类似方式。巴州在过去的五年里共储备近7000 公顷土地,其中大部分准备用于公共设施及镇上用地,费用由土地获得者支付。

    为了在农村创造与城市等值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巴州采取“开发”和“保护”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乡村革新。所谓开发,即各地根据未来发展和改善生活的需要,修建地区和乡村的基础设施,如乡村公路、供电供水及排污等系统;兴建中小学校、体育场馆及影剧院等文体设施。所谓保护,是指有效保护农村传统的社会生活环境和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各地方政府在土地整理和乡村革新
过程中,注意保护古老的村庄文化,开展丰富多彩的农村文化生活;组织村民参与设计自己家乡的建设,强化人们的乡土观念;保护当地的历史文化遗产,发扬健康的地方民情风俗。据统计,巴州农村地区现有各种博物馆900 多个,各种剧院剧场近百个。每年在乡间有近114 万场文艺演出,观众达500 多万人次。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巴州政府还先后规划出两个国家公园、528 个自然保护区和510 个风景保护区,使保护面积达全州总面积的2918 %。此外,政府还经常组织以村或乡为单位的“环境竞赛”。多年来,巴州的经济虽然有了巨大发展,但农村面积仍然保持在85 %左右,其自然和人文资源均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为实现地区可持续性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优化乡村生活质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巴州政府还动员大公司到农村开办企业,给一部分富余农民提供新的劳动岗位。政府实行积极的产业引导政策,鼓励各地区根据自身的条件和优势发展多种经营,通过职业培训让农民改行从事其他职业,帮助农民开办小饭店、小旅社、供暖站、原料加工厂等各类中小企业。目前巴州有2/ 3 的中小企业扎根于乡间,其中巴州农业企业14 万个(占全德的1/ 3) 。许多企业开展多种
经营,有56 %的企业的非农业收入高于其农业收入。为了扶助农民转产,政府还设立了专项资金,加大对农副业、农产品加工业及农业科研的资助,并免费为农民提供技术支持。政府派出大批技术人员向农民提供免费咨询,动员农民保住自己的房舍和地产,用此作为信誉抵押,到银行申请贷款,开辟新的致富途径。

     2003 年巴州的社会生产总值达3709 亿欧元,已超过欧盟25 国中的19 个国家。人均产值为29917 欧元,也明显高于德国和欧盟的平均水平。近年来,德国经济不景气,但巴州的经济增长率持续高于德国的平均水平,失业率也明显低于全德其他各州。巴州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纯农业占GDP 的比重下降到1 % ,工业、科技及服务业所占比重增至99 %。上个世纪60 年代一度出现人口外流的情况,而今出现了人员返流的现象。目前巴州共有60 %的人(大约700 万人)生活在乡村。德国的出生率近年来在下降,但巴州的人口在增加,而且农村地区的人口增长(每年1217 %) 是城市人口增长(每年612 %) 的1 倍。现在巴州的农民已从50 年前的140 万人减少到2114 万人。但是,农村经济却在不断发展,不仅为居民提供了种类丰富的农产品,而且成为全州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州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年产值为320 亿欧元(其中纯农业产值为60 亿) ,是仅次于汽车和机器制造业的第三大产业。农产品的出口额由1970 年的5 亿多欧元增长到现在的45 亿多欧元。城市、乡镇以及众多高新技术产业中心点缀在山川、森林、草地和农田之间,构成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景致。巴州农村的生活与城市已没有明显差异,甚至由于农村地区风景秀丽,空气新鲜,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生活在乡村。巴州已经连续多年被德国人选为境内生活质量最高的地区。

  二、巴伐利亚州乡村发展经验的启示

    世界各国农村的特点不同,但都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根本性的问题,如农村富余人员的就业问题、基础设施薄弱问题、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及变革能力减弱问题、土地供求矛盾问题、环境和资源问题等等。农村地区和农村发展问题被纳入联合国、欧盟、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等方面召开的国际会议的议事日程。巴州经济发展所走过的独特道路,成为欧盟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样板而引起了全球关注。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与已经现代化了巴伐利亚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二者在面积、人口和其它许多方面也是不可比的,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甚至差异很大。但是,巴州土地整理和乡村革新的经验给我们诸多启示。

    一是确立农村与城市生活等值的理念。巴伐利亚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理念是实现“农村与城市生活不同但是等值”。所谓等值,指的是不通过耕地变厂房、农村变城市的方式使农村在生产、生活质量实质上与城市逐渐消除差异,包括劳动强度、工作条件、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居住环境等与城市一样。这样,在农村居住仅是环境选择,当农民只是职业选择。巴州政府为了实现全州各地德国土地整理和乡村革新的经验及其启示区经济的均衡发展,提出在农村创造与城市“等值”的生活条件,有效地保证了农村人口安居农村,并且取得了预期成就。这种城乡生活等值理念是现代化的理念,对于我国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解决城乡之间过大的差距,是有启发的。

    二是探索具有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时,巴州资源贫乏,工业落后,20世纪50 年代曾出现大批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情况。当时,许多欧洲国家包括德国其他州,普遍采取放弃农村,发展工业化城市的模式。60 年代,欧洲共同体甚至制定了一项政策,倡导各国放弃边远农村地区,将农村居民迁移到条件优越的地区集中搞建设。巴州的农村发展之路独具特色,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内涵上变革农村。如千方百计地防止农民卖掉田产远走他乡,在村里或附近创造就业机会,不让从农业中脱离出的劳动力迁往人口稠密地区,帮助他们在本地开辟新的生路,让农业、农村、农民就地获得均衡发展。这种重农村建设来推进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三是重视农村发展的规划和管理。巴州政府认为,尽管农业发展始终是农村发展的核心部分,但农村发展大于农业发展。巴州农林部是最高机构,下设7 个农村发展管理司,管理着约1600 个成员组织,现在大约有1500 名在职人员。农村发展管理司是1992 年由土地整理管理司更名成立的,其职能定位是:在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过程中始终是土地所有人的伙伴、农业生产的伙伴、乡镇和小城镇的伙伴。其任务是改善生产和工作条件,进行完善村庄、居住区和景观的建设。巴州在农村发展项目方面,逐渐形成了一种规划完整、能持久发挥作用、覆盖范围广的农村管理机制。其特征表现为信息与咨询、设计与参与、建设与发展、规划与解决矛盾“四位一体”,构成“四声道立体声”。具体做法是,一方面采用现代管理手段、跨学科的合作机制来管理土地,另一方面加强公民事业心建设,实行居民、专家和(地方) 政府合作的机制。农村发展管理司的作用包括负责协调与其它专业机构的合作;为成员组织提供专业和法律方面的帮助;承担从项目的准备、地块的价值评估到新地块的测量等方面的技术工作;更新新的航拍图以及地产册和地籍册,作为将来规划和制作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等等。

    四是靠机制、法治解决矛盾。土地整理和村庄发展在巴州是由合作社来组织的, 项目实施区域的土地所有者成立一个合法的成员组织, 或者由土地所有者选举产生理事会, 拥有项目规划和实施的权力。合作社在农村发展管理局的支持下工作。土地整理和村庄变革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只占1 %) 首先由政府、土地所有者代表组成的理事会来调解, 解决不了的可以提交由行政官员、法律专家和土地专家组成的仲裁机构仲裁,仍然解决不了可以上诉到州行政法院, 再不服还可进一步上诉到联邦行政法院。

    五是依靠村民参与来进行乡村变革。只有村民能亲自参与决策与实施, 才会取得长期的有效的结果。这是巴州的一条重要经验。农村发展政策规定, 制定完整和综合的农村发展方案和规划必须符合人们的愿望, 要以全体居民和经营者的参与来强化“自下而上”的参与过程以及赋予村民更多的责任。这种政策抛弃了那些出于好意强加给村民的专家规划, 而是代之以由对话形成的规划, 即让规划涉及的人在规划时有发言权, 并且得到专业人员的指导, 最后由负责此项目的镇政府作出项目决策。村民都积极参与他们所生活的地方的改造, 也被允许参与基础性决策。这是农村发展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保证。但是, 村民的参与必须以掌握基础知识为前提, 有知识才能分析乡村的优势和劣势, 并且有目地地利用涉及村庄和乡镇未来的机会, 如就近休养、发展旅游业和加工业、恢复经济等。为此, 农村政策强调教育和研究中心对于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在巴州在10 年前就建立了农村发展学校, 让村民和村庄代表学习土地整理和乡村革新的一些专业知识。

    我国“三农”问题的背后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导致的产业结构调整难、城镇化水平低、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差别明显等。实现市场化和城市化,使劳动力自由流动、平等就业,使同质要素收入趋向均等,才能根本解决城乡间的各种不合理差距。这一点几乎已是共识,但各国的模式或做法不尽相同。农民为了追求和城市居民同样质量的现代生活,是应该进入城市还是应该留在自
己的土地上创造与城市居民同质的生活? 我国幅员辽阔,全国农村的发展也很不平衡,改善农民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方式方法必定是多种多样的。巴州土地整理和乡村革新的理念和做法在我国一些地方是可以借鉴的。

    (执笔:中央党校科社部贾建芳教授;审稿:中央党校访德代表团团长严书翰教授)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1-28 20:13:0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薄熙来与李纳夫妇。作 者:刘函冉

薄熙来与李纳夫妇看红色经典歌曲演唱会

刘函冉

  11月26日晚,总政歌舞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梦鸽携手她的丈夫、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李双江在渝登台,为重庆市民带来了一场充满激情的《如梦如歌》红色经典歌曲演唱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李纳夫妇观看了当晚的演出。

  这台晚会以梦鸽充满音画诗意的系列作品《如梦如歌60年》中的红色经典歌曲为主,既有歌唱生活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向前方》,也有歌颂祖国的《祖国一片新面貌》、《我的祖国》等经典老歌。其中,梦鸽与李双江共同演唱的《双脚踏上幸福路》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不少前来观看演出的当地市民也跟着音乐一起轻声哼唱。

  演出结束后,薄熙来与李纳夫妇上台慰问了参与演出的演职人员。薄熙来说,重庆正在开展唱红歌活动,毛泽东的女儿李纳今天能够出席让重庆人民感到格外亲切。1945年,毛主席参加重庆谈判,为中国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重庆人民倍感光荣。

  李双江在演唱会后接受采访时称,没有理想就没有追求,红歌能够唤起人们的激情,是人民的财富。他希望有更多人能创造出极具生命力的歌曲,用歌声歌颂伟大时代,歌颂老一辈创造出的新世界。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0-11-29 15:20:13 +0800 收件人: "editor" <editor@qstheory.com>, "dxxuebao" <dxxuebao@126.com>,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美国霸权流失将使中国面临更大国际压力

中国政治列车为什么不应提速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谢宝富

2010-11-29

  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像秦皇、汉武、唐明皇那样才干杰出、作为超凡的激进型政治家,大多没有好的政治结果;雄才大略、经天纬地的汉武帝、唐明皇恰恰是强盛的汉唐极盛而衰的转折点;而像西汉文帝、景帝那样才干似“非”杰出、谨慎温和、与民休息的稳健型政治家,却常有好的政治归宿。古代如此,晚近毛泽东与邓小平亦不例外。

  之所以如此,个中原因固然复杂,但也无不与中国小农的经济基础有关。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小农的经济基础一向脆弱,即使汉唐盛世,百姓生活也不过是“温饱有余而小康不足”,承载不起上层建筑领域太多作为。强盛的汉唐正是由于汉武帝、唐明皇对西北少数民族用兵过度,过于提取民力,使貌似坚实无比(整体实力上)、实则脆弱不堪(微观小农方面)的经济基础崩溃,结果是:对西北少数民族的仗是不折不扣地打赢了,但也不折不扣地打垮了自己。

  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者的经济基础,与汉唐盛世的小农相似,一个家庭若不买房、不生大病、不供大学生,则“温饱有余”;若有买房、生大病、供大学生——所谓新“三座大山”之一,则很可能破产,是为典型的“小康不足”!由此我常想,中国的孩子是最没有理由不好好读书的,若不竭力读书,是最没有良知的,因为他们的父母多是以几近破产的方式在供其读书啊!

    中国经济基础尚难承受民主

  政治家的笔是“在农民肚皮上写文章”,只要笔力稍重,百姓就会痛彻心肠。面对如上基础,如若进行民主改革是不能没有风险的。置身如此基础的农民及城市中低收入者,如何承受得起改革可能带来的深度阵痛,不能不令人沉思!

  除了经济基础,中国未进行民主改革还在于民主本身。民主是好东西,但民主绝对不能包医百病,劣质的民主反而还是个坏东西。民主是社会舆论充分开放的系统,民主是社会被充分组织起来的系统,民主是所有问题都能被媒体和社会组织充分放大的系统,民主是所有伤疤都会在选举中不断被揭开的系统。从好的方面看,每个人的背后都有强大的组织支持他,每种声音都可借媒体的播扬而不至于淹没在人海中,因而每个人的意见和权益,都能被空前充分地表达与保障,都可以对政府产生足够的压力。对于政府,每个人都像是嗷嗷待哺而又十分会哭的孩子。可是,在欠发达国家,政府资源有限,难能一一满足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与要求,当政府无法满足各种纷至沓来的利益与要求时,她会像贫病交加、别无乳汁的母亲,望着嗷嗷待哺的孩子一样感到无奈!这样就会产生所谓政府超载甚至民主崩溃现象。

  然而,在威权体制下,高度强势的政府却能将社会要求有效管控起来,不让足以对其构成无法承受的压力的要求,得以充分表达,因而能集中精力谋发展。所以,威权体制下的贤能政府,较适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而民主则有点像嫌贫爱富的小姑娘,一国经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少、民主土壤越肥沃,她就越适应,越能推动其发展;反之,她就越难适应,越难推动其发展。这就是为何民主在发达国家总能舒卷自如,在欠发达的亚非拉老是磕磕碰碰的原因。

  民主是高度开放、高度组织起来的系统,在个体感到空前有力的同时,群体自然更会感到空前有力。如若中国进行民主改革,在地区差异虚悬、台独及边疆民族分裂势力猖獗的背景下,如何防范地方分裂、民族分裂团体借机兴风作浪,也是一大难题。台独、疆独、藏独势力不约而同地“喜欢”中国民主改革,即足以说明问题的存在!

    当然,中国迟迟未进行民主改革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这便是既得利益者的问题。政治改革最好是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和平进行,这样阵痛最小、代价最低;但由上而下的政改的最大困难,是改革的推动者又常是被改革的对象,让自己革自己的命,几人能够?

  无论是从理性还是现实,目前中国都不可能开启激进的民主改革。执着于普世价值,提着一张大嘴对中国体制开骂,无异于犬吠火车,中国行进的列车,不会因为任何口水而真正变轨。既如此,那就该“少讲点主义,多谈点问题”,多一点建议、少一点批评。

  威权体制的贤能政府宜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要建立该贤能政府,需要最高决策人物确属旷世贤能;吏治清明;法治完备;政府虽强势,但公民对其权力能有所制约,公民权利有一定保障,社会生活尚有较大的自由面。中国封建王朝之所以会出现兴亡周期律,原因是王朝早期皇帝大多历经血与火的洗礼、体恤民情、励精图治,国家吏治清明,社会矛盾缓和,所以执政效果较好;而皇位传了几代后,那些儿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大多不知稼穑之艰难,往往既无心、也无力挑起皇帝这副天底下最为沉重、最有风险的担子。

    中共需要借民调改善吏治

  同时,王朝延续一段时间后总是社会问题日积月累,官僚系统越来越烂,等烂到特定的程度,即使有好皇帝也无法收拾。此外,唯血统论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虽然简单、有效地解决了皇位继承问题,但也存在着极大的漏洞与风险,一旦某位皇帝的嫡长子是头“猪”,那么未来坐在龙椅上的很可能就是“猪”,如同连“寒暑之变”都无知觉却在位18年之久的晋安帝。可是,皇帝的宝座,那是“猪”最不该呆的地方啊!所以封建王朝不仅存在兴亡周期律,也难免人亡政息的悲剧。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中共领导的探索与自律,中国业已建立独特的接班制度,有效解决了领导核心的交接问题。不过,仅仅如此还远不够,吏治与法治同样不能忽视。历史发展一次又一次证明,威权体制下如无切实监督,官僚系统总会越来越烂,整饬吏治应属当务之急!在人民无法用选票教训官僚、所谓党内民主实际上仍然是书记做主的背景下,建议采用群众满意度测评的方法来加强监督。

  具体做法是在中央设立国家民意调查中心,每年春节将有关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施政满意度的测评表寄至各家庭,各家以无记名的方式填好后,将测评表直寄调查中心,中心算出结果后将其交各级党委组织部。出于稳定考虑,测评结果可不公开,但须严格规定测评结果与GDP一样,是官员晋升的基本依据,满意度低于一定标准者不予提拔,凡升职者须公布其满意率。该办法若执行到位,庶可于无碍稳定的前提下,能对地方政府的强权与妄为有所抑制,使地方官员在朝思暮想GDP时,多一点聚精会神为人民。

  当然,遏制官员腐败,仅从如上角度还不够,还须改革现行监察、司法制度。现行该制度颇为人诟病的问题是监察、司法区域与党政区域一体化。该制度不仅是地方保护主义的渊薮,而且使书记能够通过官帽子、票子的事实控制,得以在地方建立封闭的“张氏王朝”、“李氏王朝”,以至“想不腐败都很难”。中国封建社会固然谈不上法治,但在监察制度的设计上却常匠心独具,无论是汉武帝在郡县之上设立的十三部刺史、还是唐太宗在州县之上所设的十道,均是在二级地方行政机构之上另设大的监察区,使监察机构与被监察机构相互独立,且居高临下、以强制弱,该设计符合权力监督的逻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今日中国也应在精简地方层级、实行行政扁平化的基础上,在地方行政机构之上另设大的监察、司法区域,以遏制腐败与不公。

  历史上“无为而治”确曾带来不错的政治效果,但“无为而治”不是没有前提的,这前提便是王朝早期皇帝励精图治,体恤民情,吏治清明,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等;待到吏治腐败、社会矛盾深重时,搞“无为而治”,哪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历代的庸君治国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为而治”,只不过其“无为”乃是真正的“无为”罢了。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12-02 09:16:42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 标题: Fw: 媒体惊曝:北京拟邀连战任国家副主席

北京拟邀连战任国家副主席

香港 明报

    本港亲北京杂志《镜报》最新一期发表《两岸发展之前瞻性思维》文章,指北京可能会在2013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让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担任国家副主席。台湾时事评论员南方朔认为,国民党和马英九即使能赢得2012年的总统大选,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国民党则拒绝评论。

    《镜报》由已故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创办,现任社长由徐的长子徐世英担任。该刊12月号署名陈星战的文章引述权威人士称,北京对于两岸合作的下一步已有计划,即邀请连战出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文章称,连战在05年以国民党主席身分,首次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会面,有政治家的智慧,身分也不成问题,因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且全国政协不少港澳委员也手持外国护照,技术上完全行得通,履行公务外访也不成问题,「北京的构想已非一朝一夕,北京的诚意不容怀疑。」若成事最快可在两年多后的十二届人大确定。

    国民党发言人陈淑容回应本报查询时说,该文章「来源不清楚,我们不作回应」。而台湾时事评论员南方朔认为,大陆方面提出这种邀请,甚至连战本人接受都有可能,因为连战与胡锦涛私交很好,但在现时「反中」仍是台湾社会主流的情下,即使马英九在2012年赢得总统连任,国民党和马英九都不可能接受这种安排,「被人骂一骂,吓都会吓死」。

    此外,维基解密最新泄露,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去年5月到新加坡时,内阁资政李光耀对他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处理两岸问题上,较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更有弹性和耐性,不急于在任内统一,可用20、30年拉近两岸关系。李光耀还相信,习近平未来会继续推行胡锦涛的两岸政策。

 

如何重建中国包容性社会

国大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2010-11-30

    中国领导层最近强调中国要追求包容性经济增长(inclusive growth)模式。包容性增长是与排他性增长(exclusive growth)相对的。两者的区别不难理解,前者指的是不同社会群体都能共享发展成果的增长模式,后者指的是只有一些社会群体可以享受成果的增长模式。

  提出建设包容性社会非常重要。原因很简单,排他性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社会已经演变成排他性或者封闭性社会,也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分化性社会。排他性增长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化。排他性增长表明一些社会群体垄断经济发展过程,独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而被排挤出经济发展过程的社会群体,所能分享的经济成果甚微,甚至没有。这样的增长模式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即一些社会群体越来越富,另外一些群体越来越贫穷。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必然导致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这就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实际情况。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社会呢?这首先要寻找产生封闭性或者排他性经济模式的原因。在任何社会,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社会都会随时面临挑战。这是因为总有很多因素促成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趋向排他性和封闭性。例如,产权和资本不平等分配,会导致一些社会群体拥有各种垄断机会。一些占据社会、文化和政治战略要位的社会群体(例如高等级身份者和贵族)也会使用他们所有的资源来垄断机会,排挤其他社会群体共享发展机会和成果。

任何社会都会产生排他性发展

  即使是现代民主社会也会产生排他性的发展。正如已逝美国教授奥尔逊(Mancur Olson)所言,即使在开放社会,利益集团经常会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或者“分利性”集团,垄断机会,驱使社会向封闭性发展。因此,在任何社会,如何保持经济发展过程的开放性和社会的开放性,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奥尔逊教授是比较悲观的,认为一个社会从封闭性向开放性或者从排他性向包容性的转型,大多是在战争和激进的社会运动之后才会达成。

  中国改革早期是典型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增长,但最近的十多年来,增长模式越来越呈现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那么,早期是如何造就开放性发展的?后来又如何变成封闭性和排他性的呢?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此之后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即社会群体的大多数都从经济成长过程中获得了利益。包容性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政府把经济发展过程开放给所有社会群体而实现的。任何社会都存在着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都不可避免地要阻碍改革。开放经济过程给不同社会群体,成为中国改革者克服既得利益的有效手段。因为中国城市既得利益比较强大,因此政府选择农村改革先行。农村一直流离于体制之外,来自体制的阻力小。

  同样,在城市改革开始时,因为国有企业部门既得利益很大,因此就先不动国有企业,而是容许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先不动既得利益,而是容许在既得利益之外产生新的利益,等新利益成长起来之后再动既得利益就比较容易。因为新的利益不仅会对既得利益产生很大的压力,而且新利益也开始具有能力来消化和吸收改革既得利益所能带来的后果。这种方法不仅仅是中国改革者的改革策略,而且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使得现存经济体制和经济过程越来越开放,把不同的社会群体容纳进来。(应当说,对外开放也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的双重失败

  但是,因为改革没有能够深化,甚至出现改革偏差,1980年代和1990年代使多数社会群体都能受惠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快就演变成为排他性的和封闭性的发展模式。这里主要表现为两个失败,一是经济的失败,二是政府作用的失败。经济的失败指的是“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但没有能够实现“走共同富裕”的局面。政府的失败指的是既没有能够促成一个包容性经济结构的产生,也没有能够在二次分配上保障基本的社会公平和公正。

  这两个失败是相互关联,互为促进的。封闭性经济结构导致了中国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固定化。一方面,无论是财富和权力都具有了封闭性和继承性;另一方面,财富和权力之外的阶层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这种情况本身就可造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局面,再加上政府分配的失败,社会的高度分化就不可避免。

  用中国经济的术语来说,这两个失败也可以说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双重失败。在中共十七大之前,中国经济政策的主题是“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就是说,无论是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没有能够促成包容性社会的形成;相反,这两次分配都促成了社会向封闭性和排他性发展。

  政府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过程中的作用应当有分野,这并没有错。但如果把一次分配仅仅看成是“效率”,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对包容性社会来说,一次分配远较二次分配要重要,如果一次分配不能实现社会的基本公平,那么不管二次分配如何努力也会无济于事。道理很简单,一次分配是结构性的,而二次分配只是对一次分配的补充和纠正而已。

  因为一次分配仅仅强调效率,而效率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只是以GDP来衡量,这就促成了一切为GDP服务的经济结构。这样一个结构必然是一种不平衡的结构、一个封闭性和排他性的结构。这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国企和民企、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外企和内企等等关系中。中国的现实是,大型国企是中国经济的主体,而中小型民企占据非常次要的地位。前段时间有个统计,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不及两大央企,就是这个现实的写照。在要把央企做大做好的政策取向下,国家大部分财力(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流向了央企。央企大扩张是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一个特色。相比之下,中小型民企的情况非常糟糕。缺少资金的民企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的大力支持,而财力比较富裕的民企则没有投资空间。

  这种局面产生着很多问题。国企经常是依赖其行政和政治权力取得垄断地位来扩张,较之民企,其生产效率低下。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国企不是西方的公共部门,而大都是一个个封闭的“小王国”,和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没有丝毫的关系。名义上属于国家,实际上属于国企的掌管人或者国家代理人,他们对国企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国企的财富从理论上应当属于国家,但实际上属于代理人。这就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国企用行政和政治权力向社会聚财,但聚集起来的财富则在内部分配。同时,国企扩张导致中小型民营企业空间缩小。在任何社会,中小型企业是解决就业和分配公平最有效的手段。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已经承担着解决就业的重任,但在政策上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政府角色错乱使二次分配也失败

  此外,在外企和内企之间,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政策也往往倾向于前者。外企在很长时间里享受着本国企业所不能享受的特权。为了地方税收,地方政府往往站在外资企业一边,拼命压低劳动者工资和土地价格。

  在一次分配方面,还存在着政府的规制问题。政府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来促成一个开放和公正的经济结构,例如制定反垄断法和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但很显然,这方面政府也失败了。反垄断法在庞大的国企面前只是一纸空文。最低工资标准不仅资本者反对,地方政府也有很大的抵触和抵抗。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极端畸形的一次收入分配。经济从结构上保障了少数社会群体的利益,而不顾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

  如果一次分配失败了,那么还有二次分配。但是,二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比一次分配更失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希望通过提高和强化“国家能力”(主要是税收能力)来达到二次分配,从而实现和保障基本的社会公平。但现实又怎样呢?最近十多年来,国家的税收收入一直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在增加,但社会居民的收入差异(主要是以基尼系数来衡量)也在以同样的速度扩大。这和原来的设想刚好相反。国家税收能力越高,收入差异越大。这种情况是很难用任何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的。

  为什么会这样?税收的增加取决于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和税收的增长具有一致性。税收增长和收入差异扩大的一致性,主要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一是经济增长的来源,二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公共部门的缺失。很多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显然不是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改进,而是依靠破坏社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医疗和教育、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房地产,都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来源。这些在西方属于公共部门,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和保护,但在中国往往成为暴富产业。这种发展模式本身就表明,中国难以确立一个像西方那样的公共部门,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等。在早期,政府缺少社会政策的意识,没有注意建设公共部门。等到现在有意识了,公共部门已经高度经济政策化,并且已经被既得利益所占据。因此,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政府努力建设公共部门,但另一方面是经济模式破坏着公共部门。

  很显然,要实现包容性发展模式和建设包容性社会,就是要重新打造一个如改革开放早期所出现的开放性经济过程和开放性社会。这里政府和改革者的策略非常重要。如果改革者站在既得利益一边,那么无论怎样的改革,都会深化经济过程和社会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但如果改革者在既得利益之外培植新的利益,那么不仅可以克服既得利益,塑造开放性和包容性社会,使得社会的各种利益重新回归一种均衡状态。

 

 

发件人:guan8378 <guan8378@126.com>发送日期:2010-11-24 07:33:06收件人:"李悔之" <li_liqin2001@yahoo.com.cn> 主题: 三不观点的探讨.....

于建嵘的“三不”令人伤感和遗憾

李悔之

li_liqin2001@yahoo.com.cn

    前些天旅行在外,难得有时间打开电脑,今天中午打开于建嵘先生的微博,发现了这于建嵘先生在本月13日发的博文:
今天中午请广东来的李悔之先生吃饭。与他谈了我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不要把自己当人物,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没有政治目的。第二,不要认为自己有什么秘密,光明正大地做一切事情;第三,永远不加入任何组织,不搞联名之类的行动,做一个独立的人,只发表自己的观点。只有这样,才有安全和快乐。

    其实,在北京与于建嵘先生吃饭时,我对于建嵘先生提出的“三个没有”立场曾持认同态度,记得于先生的“三个没有”是:

(1)没有野心;
(2)没有秘密;
(3)没有组织。

    我之所以认同这“三个没有”,理由一:“没有野心”,这一点是毋须讨论的;而“没有秘密”也理应如此——推动民主进步是光明正大的事情,绝不是见人不得的勾当,我们要在无处不在的电子眼面前理直气壮地展现自己的一言一行;“没有组织”同样是鉴于当今的政治生态、为了更好地推进民主进步而不得不的权宜之计——虽然在一个正常国家中,合法的“组织”是国家和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组件。加入合法“组织”,是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

    然而,于建嵘先生在微博中发表的“三不”,与当时吃饭聊天时的“三个没有”有较大的不同(或许是当时我没有完全领会于先生的意思)。也正因为如此,我不但当时表示认同他的“三个没有”,后来我曾再次向他表示同意“三个没有”观点。

    然而,今日看了于先生的“三不”,越看越感有不妥之处。尤其是“没有政治目的”和“永远不加入任何组织”这两点更值得商榷——如果这个国家的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精英人人如此态度,实难想象这个国家和民族最终会走到哪里去!而现实中国,最糟的问题恰恰在此——国人普遍患有政治冷漠症和恐惧症,“国家事,管他娘”,成了绝大多数人的“明智”选择。正因为如此,当今神州大地万马齐喑。体制内知识分子纷纷成为权力的附庸,甚至成为同谋和帮凶!像于建嵘一类知识分子虽不能说是凤毛麟角,也是少之又少,令人痛心,令人尴尬,令人失望……

    这,就是令人“伤感”的原因所在——二十一世纪了,中国人仍然没有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知识分子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快乐”,仍然需要采取种种令人不可思议的“韬晦”之策,这是十三亿中国人的悲哀!

    下面,无妨对于建嵘先生“三不”中“没有政治目的”和“永远不加入任何组织,不搞联名之类的行动,做一个独立的人”的观点作一番探讨:

    “不要把自己当人物,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这一点我认同,这是一位真正的大师风范。然而,“没有政治目的”一句,却难免让人困惑不解:有“政治目的”,难道都是见人不得的事?我的答案是:

    ——为了一党之私,为了个人私利,不顾世界历史潮流,不顾绝大多数人民的呼声,将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置之一旁,还每天编造连自己也不信的“理论”,这种“政治目的”才是龌龊、可耻的!才是不可见人、见不得阳光的!

    ——为了人民的福祉,为了民族大利,为了祖国的明天,“铁肩担道义”,为国家最终朝着民主、共和轨道运行这个“政治目的”而呐喊,而奋斗,是真正“伟光正”之举,为何要羞于谈及?——于建嵘先生过去所做的太多令人感动的事情,难道不是为了达到前述伟大的“政治目的”吗?

    “永远不加入任何组织,不搞联名之类的行动,做一个独立的人”,同样令人困惑:难道加入了某个“组织”,搞“联名”,就成了不是“独立的人”吗?前面说过,在一个正常国家中,合法的“组织”,是国家和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组件——就像美国既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一样;就像英国有保守党、工党和自民党一样;就像台湾有国民党、民进党和新党一样……当然,还有政党之外的各种形式的社团组织。

    在国家政治生态不正常的情况下,不加入“组织”,是恰当、明智的。然而,一旦国家政治生态进入正常状态,政府必须实行政党轮替和在野党监督的时候,社会需要成立各种合法组织维护公民利益的时候,如果任何人都持“永远不加入任何组织”的态度,这个国家和民族还有希望吗?——问题出在“永远不加入”中的“永远”两个字!

    而“联名”,更是一个正常国家政治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结合中国实际——在国家政治生态恶劣,个人力量远远不能与强权或强势集团相抗衡的情况下,如果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快乐”,人人都明哲保身“不搞联名”,暴力相欺和弱肉强食岂不更加肆虐无阻?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像于建嵘先生这样一位知行合一,具有博大爱心,并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和传媒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为了“安全和快乐”,竟也不得不发出“没有政治目的”、“永远不加入任何组织,不搞联名之类的行动”的表白,其中的苦涩,其中的酸楚,其中的悲哀可想而知!

    我虽迂腐,但不愚蠢,——不会不理解于建嵘先生的苦心。但对于建嵘先生“三不”中凸现出的“韬晦”和“超然”意识实在难于苟同——“政治”,与每一个人的生活、甚至与每一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与我们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血肉相联,每个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都要积极参与“政治”,决不能作置身于局外的旁观者。我们不要鲁莽,我们反对暴力,我们需要智慧、有条件的妥协、有原则的宽恕……但,我们不能羞羞答答地说自己所做的一切“没有政治目的”,而要理直气壮地宣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政治目的”的!这就是:为了我们自己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而获得一个“安全和快乐”的生存环境!这就是:为了我们的祖国和民族能在一个自由民主、长治久安的和平环境中不断走向繁荣和富强……

    现代公民社会需要名正言顺、合法守法的各种“组织”,个人和少数人的“超然”可以理解,但“永远不加入任何组织”如果成为大多数国人的处世态度和原则,将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建设现代公民社会需要每一个国人的积极参与,如果“没有政治目的”和“永远不加入任何组织”成为大多数人的处世态度,将会使我们这个本来缺乏血性,国人普遍懦弱、胆怯、冷漠、麻木的民族一步步走向堕落、衰落!

    于建嵘先生的“三不”立场如果不是在公共场合中发表,诚然无可非议。然而,作为当今中国影响越来越大的学者和公共人物,他已日益成为太多国人的敬重人物乃至偶像。他的言论,将直接影响到,甚至左右太多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处世态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从太多的评论者言论中可以看出,他的“三不”竟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甚至赞赏。这就是令人“遗憾”并引起我忧虑、因而撰写此文进行探讨的原因所在。

    (作者与于建嵘、张耀杰先生合影)
 

 

 

发件人:"qhntjg" <qhntjg@163.com> 2010-11-30 21:44:22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给大军网站编辑的信——博文被大军网编入文集有感

给大军网站编辑的信

——博文被大军网编入文集有感

天雷

大军网编辑:您好!

  八月末,我将三年前的旧文《钱伟长先生文革中在北京特钢厂劳动生活点滴》投寄北京大军网,大军网9月2日一期的《经济与社会观察》文集中,将本文名称中“生活点滴”更换为“没有受迫害”纳入该期。(http://www.dajunzk.com/wenji100901.htm)大军网在该期的按语中说道,“在关注当下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之外,我们还刊登一些有趣的历史文章,填补过去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事情。”这应是发表此文的本意。我投稿是因为看见该网站的某些文章将钱伟长老先生一生的作为称之为“一个中国精神贵族的沦落”(胡讲:《钱伟长逸事----一个中国精神贵族的沦落》,大军网,8月29日),颇感不以为然,这是投稿的初衷。

  但是网站将文章名字做出如此修改,则与我的本意有较大出入。因为对于历史事件中的人与事,有时很难用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进行描述;往往不是用“受迫害”或“没有受迫害”这几个简单的概念能概括得了。文稿名字被这样改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网站编辑思维方式的死板与历史知识的不足。这也是当今一种普遍现象。

  钱伟长先生文革中到首都特钢厂劳动,按主流舆论的要求,只有将这段生活描写得惨不忍睹才算合格。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仔细阅读此文,传统的“受迫害”一说显然站不住脚;然而另一方面,钱先生去那儿显然也不是享福,也与自己的专业无关,且呆那么长时间,也显然很不合适。

  文革中,上层人士——相当于过去的官员与士大夫——纷纷到基层劳动,特别是有组织的到五七干校劳动,是极普遍的现象。家父文革前就是党的高级干部,文革中也到五七干校劳动,大家轮换,也没什么闲话。本人至今仍记得当年家父从五七干校回来的情景:身着染成蓝色的军便服,手提公家配发的旧式牛皮公文包,风尘仆仆,精神饱满。做为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再次实地体验一下工农生活,理所当然。消灭三大差别本来也是人类的理想,做为共产党员亲身实践也是名副其实。

  但是,文革中发生过严重的左倾(极左)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后果是严重的。当年的极左对当今极右起到了相当的助长作用。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总结,这也是历史赋予后人的任务。真理往前多迈出一步就成谬误,至于对这一步的起点、角度及范围的界定,则需要进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评估。然而文革后,政治界、思想界主流却将“文革中的极左”偷换成“文革是极左”,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有意混淆!于是凡是文革,必是迫害,必是疯狂,必是荒唐。而且这也成为一种新的“凡是论”。其实,社会各个阶层对文革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大致来说,对于社会上层,受冲击最大,因此可能对文革的感受很负面,而对于劳动阶层特别是工人阶层而言,则感受可能与之相反(特别是经历了大规模下岗及私有化的今天)。就我个人来说,文革期间到农村(学农)、到工厂、到部队,广泛接触社会实际,收获颇丰,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文革初期那两年也玩得痛快,也是一生中读书最密集的时期。

  因此说起钱伟长先生,当年到基层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这一点并没什么错。看看现在某些主流精英对工人农民的蔑视,这些“翻了身”的“精英”人物们倒真的应该象钱伟长先生那样到群众中去,增加与大众的感情,改造改造自己。(几年前,亲眼所见社会学教授在课堂中为“剥削有功”正名,为汉奸汪精卫翻案。在这种人看来,消灭三大差别当然是“极左”,一种邪恶,要百般辱骂)

  钱老在基层一呆就是三年(期间并非全在钢厂),对一个非冶金专业人士来说,显然不合适。这确是当年运动中的不足之处。事情过头了,就走向反面。这就是应该检讨之处。但是反思也不能过头,反思过头同样走向反面(有些反思过头是恶意的)。比如当今科技界的现状,风气如何?比钱老那时又能高明多少呢?同样的情况还有对待当年上山下乡的态度,现在连基本的学工、学农都没有了,小孩子从小就为将来的高考而奋斗,这样的学校教育是否合适呢?这是否又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大军网的全名为“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网站”,过去的名称是“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这是一个相对严肃的综合学术型网站。网站自称兼容并包、超越左右,选编的文章立场观点各异,确实有一定的包容性。不过细心辨析,觉得编辑们的倾向依然是有的。遂想起毛主席所说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最后,感谢大军网将拙文收集,并祝网站越办越好。


    天雷

    2010年11月30日

 




发件人:"ZhangDongSheng" <zhangds12@hotmail.com>  2010-11-24 00:27:23 +0800 收件人: "军张洞"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文稿。请审阅。

中国社会的3种政治力量和3种发展前景

----中共18大哪一派掌权决定中国的前途

张洞生

2010-11-24

Email:zhangds12@hotmail.com

    【内容摘要】:由于金融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中国从2010到2020年的国内外的政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过去30年来靠劳动密集型的廉价低端出口产品和基本建设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中国正处在3岔路口,有3种可能的发展前景。然而中国今后只有将现有的“劫贫济富”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为“抑富助贫”,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即回到走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才是正确的方向和前景,才能避免日后造成社会的大动乱,而转危为安。但关键问题在于中共高层能否克服“权贵利益集团”的阻扰。现在 该集团已经占据了党政军经高层,左右着政府政策和发展方向,他们不会自动放弃既得利益。因此,18大高层只有进行政治改革,实行相应的“法治民主”,有效实施宪法第35条,才能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和民众的合法权益。只有民主,才能保持社会稳定,走向“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轨道。

    【关键词】:中国社会的“贫富对立”、“官民对立”和“黑(社会)民对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收入分配结构;2012年中共18大;中国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中国党内的3股力量和未来的3种发展前景;

    【一】。对整个今后政治形势发展大势的看法和分析。

    2010年2 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说:“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他就此提出了8点意见。在第一点中就提到“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胡锦涛主持的“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内容为主题的中央高层学习会议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部署2010年财政工作时,强调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一针见血的指出:“经 过2009年,大家对‘调结构’的理解发生巨大转变,以往调结构更局限于产业结构,现在则认识到,调结构,首先是调整收入分配的问题,其次是消费不足储蓄过高问题,然后是内需不足、外需过高的问题,最后才是产业和区域问题。对经济结构的逻辑关系认识得更为真切。” 温家宝总理说,“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其实也关系到整个反腐败,应该也必须管得住”。

    中国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政治问题,政治体制问题,是上层建筑阻碍了经济持续协调地发展。但是,知易行难,能否贯彻实行胡锦涛温家宝的上述正确观点和路线,主要取决于中共高层领导能否有效地反贪和克服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治改革的操控和阻扰。现今胡温的17届政治局受制于江泽民旧势力的阻扰,连官员申报财产的制度都通不过,大量的3公挥霍(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和不少官员到境外赌博都管不住。从2010年3月初人大政协两会上的空话、套话、官话来看,毫无新意。 2010年两会刚结束,北京一天之内成交6块土地,总金额达143.5亿,拍出了3块地王,均为央企所得。可见现在的胡温政府在18大前只能仍然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空话治国”。由于没有制度性的保障,胡锦涛的上述正确思想能否成为18大的政治路线就难以预料了。

    从前的东亚四小龙和日本、现在的巴西的崛起的历史经验证明,当经济起飞后,在威权体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收入分配,只能走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中国也不可能例外。在2012年刚上台的中共18届高层中,新的人才辈出,江泽民旧势力式微,人心思变。在“物极必反”的危机面前,有利于中央高层顺应民意,克服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行必须的、有效地“法治民主”,包括必要的党内民主制度,比如差额选举,才能缓和“贫富对立”“和“官民对立”。走回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的道路,使中国社会转危为安,正如从前毛泽东和邓小平在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所作所为的一样。但如果18届高层仍然被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掌控,依然故我,中国的发展前途会危机重重,可能会出现社会的大动乱,甚至分裂。

    【二】。现在中国国内和党内实际上有三股力量,这三股力量代表着代表着3种利益和3条路线,代表着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的三个不同的发展方向。

    纵观过去历史上东亚4小龙、日本、希特勒德国、巴西60~70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都只能维持20年左右就必须转型。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长达30年,已经是世界的奇迹。这种例外的巨大成就一方面是拜中国地大、物博、劳动力众多所赐,同时也是由于“一党专政“能够靠强大的武力维持社会稳定。中国前3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权贵特殊利益集团,造成现在的尖锐的“贫富对立”和“官民对立”。说明中国现行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方式已走到了尽头,处于3岔路口,面临危机和“拐点”。中国现行的这种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发展,这种“劫贫济富”式的发展,这种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不配套不平衡的发展,如坚持不改变,就可能引发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和动乱。[15] 今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可能有以下的3种路线和前景。

     《2-1》。第一种路线和前景:这股力量是“极左派”。他们是一小撮不得志、权欲膨胀而崇毛的知识分子、年轻人和曾经得势而现在失势的一些城市平民和工人。他们打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毛泽东的一些极左口号,煽动仇恨和阶级斗争,企图将现在的改革开放路线退回到毛泽东时代。党内的“极左派”想利用现在尖锐的“贫富对立”和“官民对立”,鼓动底层民众的不满,特别是无知的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人的不满,疯狂地煽动“崇毛热”,反对“政治民主化”,极力维护“一党专政”,鼓吹逐步扩大“国进民退”,排斥消灭私有企业,加强政府控制经济,缩小市场经济,然后企图以反贪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搞阶级斗争,最后倒退回复到毛泽东式的贫穷、平均、专制、封建的“社会主义”,像现在的朝鲜一样。但历史也不可能简单平顺地由原路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因此,如果“极左派”得势上台,就只有一路的血腥的波尔布特式的大屠杀才有一点可能完成这种历史的倒退过程。这种历史的倒车是违反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世界潮流和全国大多数人的意愿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倒退的后果必然会搞得民怨沸腾,民贫国弱,导致社会动乱或者国家分裂。最后逼得中央高层或某强人出来带领广大民众收拾残局,重新返回到“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因此,这种前景实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其代表人物却打着维护正统和“公平正义”的旗号招摇撞骗,迷惑底层民众和文革后的年轻一代,是引起社会动乱的思想根源。他们一方面反对“政治改革”的正确路线,另一方面对“劫贫济富”的错误路线也有某种批判抵制作用,所以任何事物都具有的两重性。其实,他们中的代表人物的真实意图不过是藉民众的不满,以图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而向当权者分要一些权力的残羹剩饭而已。

    《2-2》。第二种路线和前景:这股力量是“极右派”,他们是现在占据了党政军经的高层、要维持现状的权贵既得利益者,是掌权派,即贪官、买办、暴富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左右和掌控者党政的政策和发展方向,他们反对“经济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坚决维护现在的“一党专政”,大搞“国进民退”,要继续近15年所实行的江泽民式的“劫贫济富”的“3个代表“路线,贪污腐化,意图维护和延续他们富贵N代。

    在改革开放头30年中暴发起来的太子太妹们所组成的官僚、买办、大款、精英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今后还长期在党政高层得势,就会继续操控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决策权,继续“劫贫济富”的发展路线。他们所坚持实行的实际上是暴富的封建、权贵、垄断、买办资本主义,极力排斥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维持垄断和操控市场,排挤私有中小企业,操控市场,实行家族和近亲繁殖,贪污腐化,掠夺和出卖国家利益和资源,垄断金融和国家银行,他们用保持大部分人贫穷的政策,维护其家族N代的权势和利益。

    中国现在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不转型而继续发展,就是在走60 ~ 70年代的“巴西模式”的拉丁美洲化的老路,这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而与东亚四小龙日本和现在的巴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不相同的。

    60~70年代中的旧巴西的基尼系数(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是0.45;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100家最大企业中75%的资产是国有资产;要知道,当时很多评论家预言巴西将成为西半球巨人,可以在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但是巴西的繁荣不到15年就没落了。[7] 现在中国正在大搞“国进民退”,是在走旧巴西的老路,应该牢记旧巴西的经验和教训。过去学界对中国收入分配拉美化讨论得较多,如果收入分配长期拉美化的结果,必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拉美化。

    中国的现况也很类似从前的巴西,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也逐渐出现晚期的过胖疲态,经济虚热和产能过剩。例如,2005年中国兴建全球最大的“华南购物中心”,如今空置率高达99%。此外,中国在内蒙鄂尔多斯兴建的一座豪华城市,如今也成为空荡荡的鬼城。房地产泡沫和产能过剩都靠政府和银行输血以维持暂时的虚假繁荣。

    中国现在有些暴富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暂时的派生物。这正是上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错误观点。但观察其它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韩国在70年代中期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也恰是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80年代初韩国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就稳定下来 了。?而东亚模式是真正经济成功的模式,拉美模式则是经济失败的模式。也就是说,中国的部分官员和学者执意要用不成功的拉美经济模式来支持收入分配不公,却刻意完全忽视成功的经济模式,其目的在于为中国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服务。?

    一个国家收入分配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不能良性循环的。巴西当时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落后于GDP的增长。

    结论:中共如果今后仍然由“极右派”掌权,坚持不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结果只能是:1*。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强军强国,走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老路,这种路子最多也只能走10~20年,就会和希特勒德国或者前苏联的结局一样。 2*。或者由于“贫富对立”和“官民对立”日益恶化,由于房地产泡沫破灭、高通货膨胀、高失业、官员压迫掠夺老百姓等,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而走向拉美化。

    《2-3》。第三种路线和前景:这股力量是“中间派”即“政治改革派”,他们是由广大的中产阶层和平民大众以及各界的政治改革派所组成。他们要求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他们坚持要求推进改革开放,实行政治民主化,以便实现经济发展发展方式转型、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和产业升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关键在于中共18大高层今后能否使“改革开放派”得势,以便逐步实行一些有效的“法治民主”制度,以反对和克服特殊利益集团对经济转型、调整收入分配和反贪腐的阻扰。

     可以看出,过去30年的发展是一个“劫贫济富”的、过分追求GDP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这种发展模式已接近“山穷水尽”的地步,危机重重。特别是后15年的畸形发展,造成中国是世界上问题最多的国家: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导致天灾连年,如2010年春的云南广西贵州的大旱灾。空气致命,水有毒,食物也有毒。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福利处在世界低端水平。多少民众在苦苦地等待老有所终,幼有所养,妇有所保,壮有所工,病有所医,学有所教,更有那几十万喝了“三鹿奶粉”的孩子和几百万为假疫苗所害的孩子,被判无钱赔偿,处在无处可诉、无所可依的惨境。但中国政府几乎全然不予理会,一面打肿脸充胖子,大搞面子工程,使权贵富豪们乘机捞钱,一面到国际社会上去充当救世主,一如“2012”所描写的一样.。中国在拯救世界,但又有谁来拯救中国呢?

    综合媒体2010年11月1日报道,北京环球舆论调查中心近日针对政治体制改革所做的民调,近80%的受访民众表示中国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只有15.5%的受访者认为政改目的是推行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一个不实行政治改革的政府能与世界潮流和广大民众的民心能够坚持对抗多久?

    中间派即,改革开放派认为,由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所带来的许多严重问题,只有“依法治国”和必需的“政治民主化”才能解决。就是说,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继续改革开放,就是必须经济和政治都要转型。一方面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有充分有效的“自由民主权利”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和过有尊严的生活。这就必须反对贪腐,要官员申报财产以便接受媒体和群众的监督。另一方面要大力抑制“国进民退”,大力发展私人中小企业和服务业、扩大内需、产业升级,以壮大中产阶级。还要相应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公共福利事业,扶助弱势群体、增加广大民众收入,减少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广大底层民众的生、老、病、死、居住、教育、就业的7大最基本而较公正的权利和社会保障。最终使80%以上的农村市镇化,将80%以上的农民脱离农业转入城市。这才是“以人为本”的持续稳定发展正确道路。

    《2-4》。结论:1*。经济转型必须配合相应的政治转型是世界上所有过去成功转型为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如过去的东亚4小龙、日本、现在的巴西等。中国只有特色,但必须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不可能成为例外。

    2*。如果中共18大高层不能顺应民意、世界潮流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不管是“极左派”上台实行毛泽东路线,搞阶级斗争为钢;还是现在的权贵利益集团的“极右派”继续掌权,坚持现在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以维护他们N代的富贵。其结果必然是中国将会走向灾乱。当然,在灾乱20~30年之后,中国还是会走回“经济和政治转型”的正常轨道的。正如毛泽东在消灭中国资产阶级25年之后,邓小平不得不开始又引进部分资本主义,以救活毛氏“封建专制的、极端贫困的、人咬人的、垂死的社会主义”,道理是一样的。历史规律、世界潮流、人心所向,是不可违的。

    3*。中国现在正面临“经济和政治转型”的“拐点”。正确的道路是18大由改革开放派掌权,才能能够顺应民意,克服权贵利益集团的阻扰,作出必须的有效地政治改革,依法治国,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三】。中共2012年18大前“极右派”联合“极左派”对“政治改革派—中间派”的激烈斗争。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只能从逐步实行和扩大党内的民主开始。这就是“鸟笼民主”,而后逐渐扩大鸟笼。

    《3-1》。以3个代表为首的官僚、买办、富豪中的太子太妹们为骨干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右派”们,为了维护他们富贵N代的利益,反对更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极力维护现在的“劫贫济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现有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反对“以法治国”和党政职能的转型。他们最近广造舆论,提出了许多反对政治改革口号,如有:“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政治总代表”,“强军强国”,“国进民退”等。2010.9月,光明日报发表一篇重要文章,批评“深圳政治改革有人「混淆了由谁统治、如何统治的问题」”,该报意指“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维护共产党“一党制”下的民主。一个对社会不追求公正的党和政府,连党内民主都不敢提,却侈谈“社会主义民主”,他们连宪法第35条都不敢承认和实施,连最起码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都通不过,何来民主?因此,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民主。在现今权贵家族及其代理人控制中共高层的现实下,所谓“由党统治”,实际上是要在“极右派”统治下由他们分赃的民主。

    《3-2》。以张宏良等为代表的毛左派,即“极左派”,主要是利用后30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弊病和问题以否定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以证明“今不如昔”,即“改革开放”的后30年不如毛泽东统治的前30年。他们不敢具体地描述前30年的封建专制独裁统治下的真实的民间惨状,而用抽象的“一笔带过”的模糊的教条语言和概念说明当时的点滴好处。他们知道现在民众虽然不满现状,但决不愿意回到过去的“吃不饱、穿不起、无房住、不敢言、不敢怒、人斗人、动弹不得、被奴役”的穷困的生活时代。因此,时代不同了,他们想用打倒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方式回复到毛泽东的封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他们大多数人只是为了想从极右派手中分享一点权力和利益而已。

     因为“极右派”打不出像样的旗号以迷惑文革后的中青年和底层民众,都是形左而实右,比如,主管宣传的中常委李长春,其女李彤,掌管香港中国银行属下一间私募基金。貌似极左的中宣部长刘云山,其儿子刘乐飞,是「中信产业基金」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所以利用极左派的崇毛旗号。而“极左派”都是“权欲熏心”的小爬虫,他们力量微小,所以要依附和借助“极右派”的力量往上爬。因此,现在两派狼狈为奸,共同抗拒和阻扰政治改革,以图维持现在的“一党专政”体制不变。

    吴敬琏:《极右方面的权贵腐败不仅对弱势群体剥削压榨,也严重损害没有权势的中间阶层(专业人员、大部分企业家等)的利益。然而,“极左是对极右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极左力量又力图利用大众对权贵资本主义的不满,极力宣传回到毛泽东晚年的道路;要求重搞“文化大革命”,实现“全面专政”,从语言暴力到实际的暴力,都跃跃欲试。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现在中国国内的“崇毛热”有升温的趋势,就是“极右派”玩火,而纵容和利用“极左派”、两派‘狼狈为奸’的结果。目的在于阻止18大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在高层的权贵‘极右派’都有外国的禄卡,并不害怕万一‘极左派’的可能得势,所以能够‘放心大胆’地利用毛左派兴起“崇毛热”以阻止政治改革。比如,鼓动毛左们胡诌《奸相掌军权是亡国之兆》以批判温总理。这叫做‘放狗咬人’。

    《3-3》。“中间派”就是以胡温为首所代表的广大民众利益的“政治改革派”,即邓小平派。他们的政治主张是进行“政治改革”,以解决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的转型和存在的问题。他们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邓小平的理念:“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实行政治民主化,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真正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终实现共产党由“一党制”转型为民众选举的合法的“执政党”,使政府职能转变为守法执法型、服务型、利益协调型的机构。社会转型为多权力结构相互制衡的多元社会。
在中国现实中,共产党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权力,民主党派有少许的议政权,平民几乎只有服从和被宰割权。因此,在短期内从体制外进行政治改革是完全不可能的。“民主化”只能从逐步实行和扩大党内的民主开始。这就是“鸟笼民主”,而后逐渐扩大鸟笼。实际上,从前各国资产阶级民主也是这样进行的。我觉得,如果能在广大舆论和民众的压力和配合下,将这种“鸟笼民主”,即 “有限的民主”(而不是假民主),在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下,逐步有序有效地在党内扩大和向党外扩散,使政治改革的进程能分阶段进行,这种 “鸟笼民主”可能并不是坏事。现在,越南共产党成功地扩大党内民主的做法就值得借鉴。现在在中越边境,有十万以上的边民逃亡到越南定居,就表明了人心所向。

    【四】。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和必须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

    现在中国不仅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还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今天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将批评反对的言行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到了“萌芽”蓬勃生长的时期。2003年全国发生群体性事件6万起,2008年是12万起。2009年是国庆60周年,为保平安,建立了各级维稳办公室,大规模增拨了维稳经费,以武装警察、防暴警察为主力,以国安局、公安局、派出所为堡垒,以片警、保安、街道积极分子(线人)为侦察兵,以网特、五毛党为秘探,编织成严密的社会控制网,却心劳力拙,越“维稳”越不稳,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超过23万起。其中有数起超过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它们分别是贵州瓮安事件、川渝教师罢课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有人预言2012年前后可能爆发全民大起义。这说明广大民众的切身权利被非法剥夺而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全国已经像一个未引爆的大炸弹。实名制买刀从北京传到上海又轮到了广州,成为中国特色的传家宝。

     邓小平说:“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据有资料指出,现在中国全年的军费是800亿美元,而维稳的费用已经达到了750亿美元,用如此强大的武力、财力、人力来对付自己的手无寸铁的民众。这就是中宣部所称的“社会主义民主”?

    《4-1》。由毛泽东创造的政体,是个“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封建专制政体,是60 年来中国人祸不断的根源。依靠这个政体无法创建和谐社会和长期的持续的“科学发展”。谁都知道,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是60年来在“一党制”下形成的“党大于法”、“权大于法”和“官大于法”。特别是经过近15年来经济的“劫富济贫”式的高速发展,造成了尖锐的“贫富对立”、“官民对立”和“黑社会与民众的对立”。在过去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满足民工脱贫愿望的情况下,这些尖锐的对立没有显性化。现在,在内需不足、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社会保障福利严重不足和官僚富豪黑社会暴力掠夺民众财产的5重压力逼迫下,社会大小的群体动乱事件已达到无法压制的临界点。

    《4-2》。“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是铁律。现在中国官员的贪腐已成为“集团化,部门化,市场化、高层化和黑帮化”的五化特征。而“权、钱、色、黑社会”之间的勾结和利益交换使无权的民众成为“任人宰割”的猪羊。实际上那些已经成为暴富的封建权贵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成为统治中国的统治阶级。他们是掌权者和反对政治改革的主要阻力。现在不仅权贵和官员欺压百姓,无法无天。而且官二代、富二代飞扬跋扈,已经成为社会公害。一个毫无公平正义的社会,严重的压迫必然会引起群众的反抗和社会动乱。频繁的杀害小学生事件,杨佳、邓玉娇、“我爸是李刚”等事件是大动乱的警信。

    《4-3》。政治改革的关键无疑应该是实行公平正义的法治,保证“依法治国”能有效地实施。但是只要存在着破坏法治的足够强大的集团力量,法治就无法实行。这就必须要有效地“政治民主化”,以便能对破坏法治的强大势力的权力给以一定程度的削弱、压制和打击。现在官僚买办富豪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他们家族富N代的富贵,与毛左派一唱一和,极力维护现在的“一党专制”制度,阻碍和反对经济转型、依法治国和政治改革。大搞“国进民退”,他们现在是极其强大的政治力量。

    《4-4》。毛泽东时代也有法,现在法更完善。但为什么不能实行呢?毛泽东“无法无天”地整死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并不是、也不敢依法宣判,他对地富反坏右和臭老九等上千万人的专政劳教和监督劳动改造都可以不通过法律来实行。而现在的党政高层把宪法第35条当作废纸。地方大小地方官员都变成“无法无天”的小毛泽东。这说明,要能够实行“依法治国”,必须有强力的政治制度作保证,赋予民众和媒体足够大的有效权力,才有能力抗衡破坏法制的强势力量。这就必须实行有效地“政治民主化”。

    《4-5》。因此,要能有效地实施“依法治国”,就不能官权独大,就必须分权,使民众有足够的权力去制衡和监督官员的权力。所以,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实行有效的“政治民主化”。一方面削弱和减小官僚买办权贵的权利,另一方面增加和扩大民众权利。才能保证实行温总等提出的“公平正义的法制”以“依法治国”,和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民主政治。”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可见政治改革不同于经济改革,它触动的主要是国家各领导(统治阶层)阶层的权力和利益。因此,实行政治改革的过程既是社会各阶层力量较量、拼搏和斗争的过程,只有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地长期的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民主化才能实现。只有中共高层和有实力的领导出来领导民众争取实行“法治民主”,才能在民主化过程中避免大的暴力和动乱,保持社会稳定。

    《4-6》。中共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2010。9月13日以头版位置刊登题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民意所向》的文章文章认为,世界民主化潮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以及由腐败与分配不公所引发的人民对公平正义、幸福与尊严的要求等三大因素,促成了民意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4-6》。结论:可见,中国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即逐步实行政治民主化,就只有死路一条。这是世界潮流、历史规律和民心所向。瑞典、丹麦等国自从建立现代民主制度300多年以来,没有战争和社会动乱;英国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国内没有发生战争和社会动乱;提倡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美国在200多年内除因奴隶制政策导致“南北战争”外,没有发生内战,更没有血腥的权力之争。这说明民主政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这就是民主制最大的好处。说什么“中国一民主就乱”,这是“极左派”和“极右派”为了维护现有的“一党专政”体制,放出的吓人谎言。
像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家的乱像,是由于军阀割据、或宗教、或种族、或地区经济不平衡等一些因素综合而成,并非民主惹的祸。

    【五】。中国政治改革的道路虽然崎岖,阻力虽然强大,但不必悲观。对中共18大应该寄予希望。从古到今,实际上所有的改革或革命几乎都是被“逼出来”的。哪个统治者不想过舒服太平的日子,吃饱了没事干,却愿意冒着风险去搞改革?民众愿意冒死干革命?

    现在的胡温虽然“空谈误国”,无为而治,大概尚未到“火烧眉毛”的地步,“皇帝不急太监急”也没有用。中国的事情在不饿死人和不大动乱的情况下应该也只能慢慢来。不必操之过急。老子:"治大国如烹小鲜"。

    在18大的2012~2017的5年内,不仅是“危机四伏”,而可能是危机大爆发。外有2012年的美国大选、俄罗斯大选、台湾改选,巴西、俄罗斯、印度崛起,东欧发达,越南缅甸民主化。国内可能会出现房地产泡沫破灭、通货膨胀或紧缩、高失业率、权贵富豪官僚掠夺民众引起的群体事件,再加上太阳风暴和地球磁变所可能引起的广大地区的巨大天灾、转染病,所有这些都是悬在今后中国天空的许多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机缘巧合的某些剑汇集在一起在较广大的地区落下来,很可能引发出中国的巨大危机或者灾乱。在巨大的危机或者灾乱面前,中共18大高层是无法躲避的,不在危机中倒下,就在危机中崛起。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江山代有才人出。在2012年的中共中央18届政治局里,许多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上山下乡和工厂劳动,上无老,下只有独生子女,家庭利益链短,包袱少.有利于建立反贪腐的权威和通过个人和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比如,习近平.薄熙来,王歧山.李源朝,汪洋,仇和等等,有助于他们中之一些人施展其政治智慧才能和抱负。不象从前的D.C.W.L,L,J,Y等等元老家族有许多太子太妹需要照顾提拔和委以重任,使他们为了家族的私利而牺牲广大民众的利益,甘当腐败官僚买办和大款的代言人和保护伞。
同时,“上帝让谁灭亡,必先使他疯狂”。现在,在特殊利益集团疯狂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得不到政府和民众抗拒和抵制的状况下,他们贪婪成性的欲望在18大前必然会更加恶性膨胀,当他们弄到天怒人怨、党和政府危机四伏时,也就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之时,到那时,“反贪腐者,得民心,得天下”,自然会有顺应民意而有远见、有智慧才能、有政治理想和魄力的党内高层集体或者领袖出来收拾他们,正如从前毛泽东邓小平所作的一样,也正如从前的香港和新加坡所作的一样,谁不愿意抓紧“大好时机”一跃而以成为“转危为安”的领袖人物呢。必须记住,世界上凡是不符合天理(自然规律)、潮流(时势)和人性(民心)的东西,不管一时多么强大,终究会被民众抛弃的。

    克服危机需要广大民众的支持,就必须满足广大民众的权利要求,就只能向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右派”的利益开刀,就必须实行有效的政治改革和政治民主化。

    关键在于18大以习近平为首的领导班子如有智慧、能力和魄力,在大危机来临前能够顺应民意,政治改革就能成功,就能避免社会大动乱。如果在大危机到来后才被迫进行政治改革,危害和损失就会很大很大,危害的时间可能较长,还有可能造成国家的分裂。

    【六】。总结论:今后10年,中国如不进行必须的有效地政治改革,使经济政治转型,必然会爆发重大的社会危机和动乱。在2020年前,如果18大和19大能领导经济转型,政治实行了相应的民主化,以后中国可能会较平稳地发展,会继续政治社会的 转型。

    《6-1》。中国是一个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国。因此,中国的主要问题还是内部问题。只有中国内部能够稳定和持续发展,与外国的冲突甚至局部战争,都不能阻止中国的发展前进。新中国成立后,本来就应该走以前共产党所承诺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毛泽东折腾了27年之后,邓小平用恢复部分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办法,才将毛氏社会主义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经济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但由于“政治民主化”严重的滞后于经济发展,形成了现在种种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如果18大后“极左派”上台,走毛泽东的路线;或者现在在台上的“极右派”拒不实行经济转型和相应的政治民主改革。如前所说,中国一定会发生大的社会动乱或者分裂。但在折腾20~30年后,中国还是会走回经济上消除“工农、城乡、地区3大差别”,和政治上“民主法治”的道路的。但是,经过再折腾20~30年后,西藏新疆台湾南海是否会失去,就难以预料了。

    《6-2》。从以上的分析和论述可见,未来10年,是中国发展和转型的关键年代。面临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转型和“拐点”。3派力量较量,胜负未分,使中国现在处在3岔路口。现在“极右派”和“极左派”联合打压“改革开放的中间派”的斗争很激烈。如上所述,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如果中共18大高层在重大的内忧外患危机面前,能当机立断,有能力顺应民意,领导民众,克服“极右派”和“极左派”的阻扰,走向必须的、相应的“法治民主”,就能克服危机,转危为安。

    《6-3》。中国对外的核心问题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冲突斗争和可能产生的局部战争,当然主要的还是金融经济战争,在2020年前,如果中国在对美国的较量中没有被打垮,台湾又能够“被统一”,世界就可能成为一个真实的多极世界。在“核威慑平衡”的条件下,中国与美国、俄罗斯、印度等核大国的关系会有摩擦和斗争,但很难出现战争危机。如果台湾仍然未“被统一”的话,则中美之间的斗争和较量就仍然为主要问题。虽然美国的力量有可能衰弱一些,但仍然会比中国强大得多。但由于中美2国的经济结构经过10年的调整之后,在金融经济方面的纠缠会减少,2国之间的其它冲突会在2020年之后减少。

    《6-4》。各国社会历史的前进绝对不会走直线,它会左右摇摆,但无论摆幅多大,它总会围绕着历史主轴的方向前进。在2020年之前,中国如果解决了台湾问题。在18大后,中共克服了权贵利益集团的阻扰,有效地反贪、调整收入分配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并以实行宪法第35条为基础的“法治和民主化”,以缓和“贫富对立”和“官民对立”,维持中国内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就基本上走上了持续的“共同富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的正确轨道。那么,中国以后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就会平顺得多,当然不可能再有GDP增长10%以上的奇迹。如能维持(4~6)% 的增长就很好了。但民众的生活会过得平安幸福和有尊严。

    《6-5》。任何国家的“法治和民主”都是有缺陷和不完善的,都是该国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所以,法治和政治民主化是长期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它保证人人应有的基本权利,从而保证社会的长期稳定;它调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不平衡的发展。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它保证市场经济的公平进行,以促进经济繁荣。所以民主是世界潮流、人心所向,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到封建王朝被消灭后,必须采用的政治制度。只有封建王朝专制独裁者、军国主义才公开反对民主。垄断资本家和集团不大敢公开反对。所以,中国今后无论偏向左或偏向右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暂短的偏离改变不了围绕历史主轴的方向前进。各国根据其国情可以实行不尽相同的“法治和民主”制度,但是,以“公正、平等、自由、博爱、人权”等为核心价值的“法治和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所以具有普世价值。而无这些核心价值的“民主”都不过是骗人的口号,是假民主。

【参考文献】: [1]。郎咸平:三驾马车无一能动 2010年中国经济的困境 。郎咸平博客2010-01-05 01:16:28
[2]。张洞生:试论中国目前经济中的房地产泡沫问题。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aa0201
[3]。张洞生:试论熙来在重庆打黑反腐的重大意义。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aa0201/
[4]。张洞生:中国现在大力发展的国有垄断企业,今后是否会成为祸国殃民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www.wenxuecity.com 董申章博客此后, [5]。张洞生:为什么中国现在反腐败太难太难,以后还有出路吗? www.wenxuecity.com 董申章 博客
[6]。中国的困扰:普遍、庞大、凶猛的"特殊利益集团"。中评社 于 2009-12-02 09:35:35
[7]。“中国模式”有多独特? 信源:亚生博客|编辑:2010-03-01| 网址:http://www.popyard.org
[8]。国企、央企推波助澜 。联合早报:这才是中国畸形高房价的真正病源。
中评社2010-04-17 21;50;12

 

 

发件人:"sunhuijun8881" <sunhuijun8881@163.com>2010-11-24 16:33:14 +0800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Fw: 101034

美国议会、司法和新闻制度对官员犯罪的震慑

北大教授 贺卫方

2010-11-24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犯罪这么严重,而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法治国家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以使官员们在前期不敢犯罪。而后来老百姓看到了,于是就愤怒,政府就拿那些官员出气。有人说:“我们把他杀了怎么样?”老百姓说:“杀了好啊!”政府就开始杀。但是如果前面制度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济犯罪?

    美国的官员也不少,为什么很少听说美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贪污受贿,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有三个因素使官员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工作而不敢贪污腐败。

    第一个是他们的议会制度。议会是干什么的呢?民选代表组成这样一个机构天天监控政府官员,他们只要有一点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就可能被弹劾。比如英国议会——最典型的议会制度,这边站着执政党,那边坐着反对党,执政党的问题还能逃过那帮议员们的眼睛?议员的眼睛是贼亮的,他们会将你的所做所为全部揭露。因为他们的政治是竞争性的,他们不仅是市场化的经济,而且是市场化的政治。你如果做不好的话,你就下来,我就上去——反对党的目标就是:随时准备着,为上台而努力。有时候执政党一个经济上的丑闻,就可能引发人们的不信任,就可能下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使得官员们必须谨慎行事,绝对不能干那些错事和坏事。议会的监督使得官员们不得不俯首贴耳。

     第二个是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构成了官员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震慑。美国专门为总统设置了特别检查官,前特别检查官斯塔尔先生,对于总统来说是小官,但是这个小官的权力可了得!因为他可以不经司法部长的批准,启动对总统的调查程序。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之间那点事,说老实话,对于我们国家的好多官员其实算不了什么,在我们这儿,不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浪漫情怀而已(笑声)。斯塔尔先生不惜动用联邦经费5000万元,来调查总统性丑闻,搞得总统颜面尽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特别检查官这一职不得被任何人罢免,他手下有一帮得力人马。那个总统好当吗?总统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监督,更不用说下面的那些官员了。天天被司法监控着,一旦有犯罪情况,司法绝不手软啊。尼克松在其担任总统时发生了水门事件,有证据显示尼克松总统也许知道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的情况。但是尼克松总统说他不了解,法院命令尼克松必须交出他的录音带。尼克松总统有一点僻好,就是天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边放一个录音机——即使没人也要放这个东西,只要有人谈话,录音机就会把它全部录下来,他办公室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记录。当法院命令他交出有关事件的三盘录音带时,他拒绝了,他说:“不,我不能交出,这是总统的特权,我不能交给你。”法院问:“你交,还是不交?(笑声)如果你不交出来,就犯防碍司法罪。”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尼克松不得不交出所有的录音带。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所以说美国的行政首脑要服从司法的命令,这些官员都要受到司法的监控。

    另外一个监控手段是新闻媒体,自由的媒体是官员们廉洁最重要的制度性的保障之一。美国全部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私人办的,还有电台也是私人办的,除了一个电台——美国之音是美国国务院办的之外。美国之音在播音的时候,有时会说现在播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美国之音是政府办的,但是它不允许在美国本土发布信号,所以在美国是听不到美国之音的,要听美国之音还要跑到中国来听(笑声)。之所以他们不允许政府办媒体,是因为政府办媒体就会向人民批发对政府有利的信息,于是整天在造假,说我们的形势一片大好。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过,叫《善待官员》。我说,我常常想,监狱里面服刑的手扶铁窗的陈希同先生面对国内外人们的挖苦与讽刺,心里是怎么想的。

    前几天,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笑声)。胡长清说,如果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露克林顿丑闻那样揭露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现在的省委书记,他们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报纸每天都在报道他们又在会议上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牢记“八荣八耻”,天天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腐败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于官员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这种诱惑,因为你做的坏事不会被人揭露,那有钱还不得拿着啊?大家想想看,突然听说一个人贪污了800万,觉得数额巨大,挺可怕的,其实在中国做一个县委书记,这钱就哗哗地来,你不能不接受,你要不接受你就干不下去,你就不尽情理,你就不体谅革命群众的心情(笑声)。你得病了,好家伙,人们都去看。人都走了,突然发现床底下全部是钱!(笑声)

    官员一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下面人就知道要升迁了,急忙提 着东西去看。800万,太容易了,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去贪啊?谁不喜欢钱啊?“钱是催笑草 ”,一数钱的时候,嘴都笑成这样了(示意,笑声)。钱是多好的东西,谁不需要钱啊?一些领导人小孩出国留学,那钱都是别人包了。谁不喜欢好的车,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小,谁不喜欢美色啊?——像蒋艳萍,一个女官员,她也喜欢男的啊!(笑声)这是人性使然。人性这个东西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要一有问题就被揭露,那个媒体就盯着你不放,使得你不敢做坏事,使得你不由自主地就成了孔繁森,你不可能成为王宝森。当你第一次把一套房子送 给你的情人时,报纸上就吵得沸沸扬扬,你还敢做另的坏事吗?如果有这样的媒体的话,你连这套房子都不敢送!一点坏事都做不了,你说做雷锋多容易,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老对自己的官员实行死刑问题还这么严重,而别的国家不是呢?前面的制度没有好好建立,后面就发狠,就像一个不争气的父亲,从小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长大后犯了错误就打孩子,往死里打,甚至把他打死——当然我这个比方不太恰当,政府应该是我们的儿子,我说倒了(笑声),邓小平都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儿子(笑声)。

     你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后面只是震慑,没有用的!你就看这几年来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换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这倒好,但是我们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来敷衍塞责,敷衍我们的老百姓。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10-11-28 09:05:41 +0800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稿件

    【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仲氏的道统理念不过是恢复真 实的历史,因为历史在两千里已经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所以在作者眼里,仲氏的理论有点新鲜。】

仲氏新道统理论批判

横舟

     仲大军,195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系仲由(字子路)第75代孙,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先后在新华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后为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总裁。著名政经学者,社会、哲学家。

    传统的道统理论,是皇家的铁门槛,是专门为皇家的专制统治服务的。那么仲氏的新道统理论是什么呢?为什么在当今民众民主意识浓厚的今天,仲氏又搬出“道统”这个理念呢?请看仲氏在他的最新一篇文章《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不臣不仕》中的一段表示:

    “不臣不仕并不能被机械地理解为不去朝廷做官,不向君主称臣,而是而要做一个有独立人格、不从属、不附庸的人。即使你在朝廷做官,也是一个有个人意志、尊严和品格的人。这种理念与西方社会的人人天生平等、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平等人格一样,超越了当时的封建等级社会,使春秋社会诞生了一群摆脱了君王精神统治的知识群体,从而诞生了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

    “从当年匍匐在君王的脚下,到直立起来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孔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此,中国一批具有高尚人格的正人君子站立了起来。”

    传统的道统理论是君为上,皇权至上,皇道即是天道,即是大统。编者按:错了,作者可能并不知道中国有皇统和道统之分,皇统是皇统,道统是道统,两者不能混为一体。皇统是官的,道统在一定程度上是民的。)仲氏的新道统理论讲的是民为上,民权之上,人人平等,民心即是天道。这就是仲氏新道统理论的核心,也是历史上孔子思想的另一层面。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是从皇权角度去诠释孔子思想的,如今仲氏要从民众角度诠释孔子思想。

    无疑,这就是仲氏新道统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仲氏给我们诠释出的孔子思想的又一解释,或者说是在阐述着新的“儒行”理念。这样一来,大统的概念就阐释出民心所向的概念,完全变成了世界大同的概念了。

    两千多年的传统观念,如今要被仲氏理论翻一翻,两千多年的思维方式,如今要被仲氏理论变一变,无疑这是一件要起争议的事情。我们先不说如今的民主概念产生的根源,先不说如今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的程度。就孔子本身的思想意识的表达来讲,就存在一个后人解读的角度问题。

     颠覆一个传统的道德规范,建立起一个新的道德规范,这是要社会重新制定游戏规则的事情,而且是要颠覆以往的游戏规则。大家听到这里也许不明白,有人会说那还用你说,民主意识我们都讲了好几十年了。不是的,我们现在所谈的是传统哲学意识,是后人对孔子学说的解读方式,也就是说,按照仲氏理论,就要改变对于孔子哲学的解读方式了。

    那么首先要解决的是在孔子学说影响下,产生了现代哲学呢,还是现代哲学使得孔子学说要重新诠释。而仲氏理论的机关所在就是“道统”观念,这个在孔子学说与现代哲学之外的“学术强权”,被仲氏理论巧妙的移植了。皇权道统,转变成民权道统。天不在是皇权,而是民意,这就是仲氏理论的气眼,也是仲氏理论的用心所在。

    仲氏一方面对传统的道统理论进行新的诠释,一方面又详细的阐述了他的“民派”思想。实际上,不管是他对传统的道统理论做出新的诠释,还是他极力推崇的“民派”思想,起根源都是一脉相承,即是:仲氏的新道统理论。

    新道统理论赋予民主意识以历史的根源,尤其是在我们中国,在思想文化上还原了民族意识的本源。在这个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根基上动土,给当今新思想,新文化一个源远流长的根基。可以更加的坚定我们现在对于民主与自由的追求。

    另一方面,在传统的教旨主义哲学意识主导下的顽固势力,是不会允许仲氏里论这么去诠释传统的道统哲学的,因为,仲氏理论动摇了传统教旨主义哲学的根基。这样一来,势必是要有一番争论。两千多年的传统道统哲学理念,根深蒂固的融化在人们的血液中,现代人的新理论形态,是不是有清除的力量。养育了这个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形态,已经形成了这个民族的性格,是不是有清除的必要。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几千年的民众抗争,已经使得传统的道统理论,早已是千疮百孔了。而就在这被千疮百孔的一次次变化过程中,又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间文化形式。有人说:几千年我们都忍受过来了,还在乎我这几十年?

    仲氏理论的另一个核心,就是社会的制度性建设。他总是想用他的哲学理念,规范社会运程,重构人类社会生存模式。这一点,在他的正经理论学说中尤为明显,充分的显示着仲氏“民本位”的思想灵光。把两千多年前的传统哲学理念,与当今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贯穿起来进行有机的梳理,试图达到和谐。

    这一思考本身就充满着儒生的味道,尚武的儒学文化,总是显示着文韬武略的学者之风,使它胆识过人的继承者们总是享受着无限风光。但是,如今的社会复杂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社会,现代“儒行”,究竟是否可行,还需大家来一起争论。

 

 


发件人:<lxpbkyx@sina.cn> 2010-12-02 23:30:4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与大军先生商榷制度与道德的关系

    您好,大军先生:自从两年前接触您开办的《大军经济研究中心》网站,看了许许多多让人耳目一新的文章,视角之高让人倍感新奇,观点之独特让人倍感新颖,思想之前卫倍感兴奋。从网站发表的的诸多文章中,尽管里面有一些观点不仅我不认同,有一些事件也可能缺乏真实性,我想以您的敏锐,以一个思想者对社会的独特思考,恐怕您对某些思想观点也会有不尽认同的地方,这都说明您和您创建网站的包容性,是容得各种思想在此争鸣。现将您发过来与陈申申《再论儒家的道德力量与独立人格-----关于制度与道德的关系》一文,看后的思考发来您网站,不妥之处,请多包涵!

与大军先生商榷制度与道德的关系

柳祥平

    近来看《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不臣不仕》,感慨颇多,说实话,在此之前我确实不知道孔子还有“不臣不仕”的思想,只知道孔子君为臣纲、劝学之类的思想,这一点我在《当将我中华文化一把火烧掉》中明确阐述。在您与陈申申讨论儒家思想《再论儒家的道德力量与独立人格-----关于制度与道德的关系》一文中,我看了数遍,对您在其中的一些论点有不同的看法,本想一笑而过,但不知怎的又纠结于心,需一吐为快。如有冒犯,请多包含。

    首先,我对您所说“人格与制度并不对等,人格并不取决于制度”一说不敢苟同。我认为,人格的建立固然与人内在的素质和自身的修为有关,但它更在于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一个好的制度,能够规范和维护人的行为,提高人的品格,使人格得到提升,使德行得以建立。人,都有双重性,既有善良正义的一面,也有丑陋狭隘的一面。一个好的制度,会使社会正义和道德普遍张扬,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在这种环境氛围中不断地省视自己,纠正自己的操行。反之,当制度不能有效地约束人们的行为时,投机钻营就会风行于世,社会广大民众内心深处的私欲不但会被激发,并且会随之膨胀,这都势必会造成社会正义缺乏,道德不断沦丧,这时,谁还顾及什么人格和道德。这时的人格,就只能是一朵孤芳自赏的花,处处都会遭排挤,处境极其艰难困苦。

    有句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人,也一样,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极个别的出淤泥而不染的道德之士,使道德能像春风一样,所到之处春意盎然。相反,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行为固然是令人敬佩的,但他们的处境也是极其艰难险恶的,他们非但挽救不了垂危的社会风气,反而会使人们目睹他们的“不幸”因而对道德更加失去信心。如果这种道德品格只是为了表现一种“鹤立鸡群”的标榜,却不能唤醒天下民众的良知,那除了具有欣赏的功能,还能有什么其它的意义呢。

     纵观我国数千年历史,之所以一朝又一朝会在兴盛不久便出现普遍的道德沦丧和腐化盛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道德这个神经太脆弱了。我们不能说那些贪官天生就是坏人,天生就无德,天生就没人格。是法律制度的缺失,才使大多数贪官们人格渐失,才使他们一步一步走向沦落。这就如《西游记》中妖魔鬼怪,之所以有恃无恐低作恶,是因为没有“法”治他们,相反,还有“德先生”罩着他们呢。所以我认为,人格是需要法律制度来保障来维护的,他是取决于制度的,这不仅是外因性的问题。

    当然,好的法律制度体系的建立,是需要来自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建立的,它要照顾到社会个阶层各方面的利益。而它的实施和维护,更是需要一些具有正义和正气的社会群体来监督和约束的。这些群体,不仅需要有较高的法律制度知识和科学技术水平,同样也需要他们具有较高的人格和德行,需要他们有坦荡的胸怀和公正无私的心。只有这样,法律制度才会彰显正气,社会道德之风才会畅行无阻。道德,作为一种品格,才会令千万民众敬而仿之。

    数千年来,孔子推行人治一直都为专制帝王所奉行。无疑,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管理模式。正因为它是理想化的,所以才会成为数千年封建专制帝王愚弄民众的工具,并对它进行不断地阉割,使它更符合封建专制帝王的要求。

    这种寄希望于用人格的力量来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人治管理模式,他忽视了人在本性中都有自私一面,都会有情感上难以防御的一面。所以尽管封建社会,一代又一代的封建帝王,为了使人治得以顺利实施,开展了举孝廉、科举等诸多方面的严格的官员遴选制度,但仍免不了怪事连连,以致于到最后道德沦丧卖官鬻爵盛行,民生凋敝,并且这种道德沦丧的周期越来越短。

    是的,“西方国家也并非全是法律社会,西方文化也有道德力量,这就是强大的宗教。”我想,这道德的力量,不只在于宗教,更在于它坚实的法律后盾。追求仁义、正义和自由平等是人的天性,也可以说是人的天赋。这也是人类普遍具有的善良的一面。而这天赋,本质上源于人在物欲和权利上的均衡感。这种均衡感一旦是失去了平稳的基础,人们心中的道德感就难以立足,就会逐步沦丧。其结果,社会正义正气非但没有在社会广泛地被树立被接受,道德也就成为一种噱头,不会普遍地得到张扬,倒还使社会民众社会失去信心,丢失了信仰,也丢失了人格。这也就是在当今社会,我们常看到的,不仅整个官僚系统风气越来越糟糕,还弥漫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一位老人摔倒了,没人愿去,也没人敢去扶一把;盗窃、抢劫、欺弱等发生在我们身边,没人敢去吼一声的原因。

    人治德治,说起来也有数千年的历史,有效果吗,没有!即便在当今社会,我们的当政者一再告诫各级官员们要“以德治国,执政为民”,其效果又如何呢?整个官僚系统不仅是前腐后继,而且到了你若不投机不腐败就进不了官僚系统,就无立锥之地。整个官僚系统在这种“以德治国”的理念中,不仅出现了对法律制度的漠视,也出现了对道德的漠视,其结果是官员们一个个寡廉鲜耻,投机钻营卖官鬻爵风行于世。这都是我们纲纪不振,法治软弱的结果。所以说,“以德治国,越治越失德;依法治国,才可能有道德成长的空间”一点都不为过。这也充分说明个人修养约束是极其脆弱的。因而,我认为要使人在私欲方面得到遏制,就需要用法律制度来约束,就需要法治。

    是的,法不能替代道德。但是,道德更不能替代法治。故而我不认为法治的建立就是人性退化,是道德败坏的结果。说穿了是人类本性中的无奈,它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至于您所说的“中国就是在这种 ‘法律至上’理论指导下的造就出一大批无耻之徒”,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备,我们的法律制度还不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保障。那些无视法律制度的存在,无视他人生命的珍贵狂妄而为的,远比认为只要不犯法,就可以任意干损人利己坑蒙拐骗的事的要多的多,也要恶劣的多。那些利用法律制度漏洞来钻空子的,多少还有几分对法律制度的尊重,或者说是惧怕,而那些无视法律制度的,表面上是做人的傲慢与狂妄,是人格的缺失,它的实质是对法律制度不屑,对他人最基本权力的不屑。这也正是李启明在撞完人后,傲慢地说出“我爸是李刚的”的原因。现在社会的种种怪像,您能说不是“以德治国,越治越失德”的现象吗?是的,当今的中国,也有一些人也跟在西方法律制度后面亦步亦趋,但又是一种怎么样的去“拿” 的呢,恐怕只拿了些对权贵们有用的回来吧。即便是有些照搬来了,全拿来了,也都会以适应中国特色而大改特改的吧。

    我认为,人的人格和尊严得建立源自法律体系的完善,源自法律对人格的尊重,源自法律制度的刚性。欧美国家很早便严格遵行英国政治学家洛克17世纪留下的一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物权格言,以及寻求一种社会各阶层均衡的普世价值观。“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不但表现出人权的不可侵犯,也表现出他们的法律从制度对人格的尊重。我认为,在这方面,民主和法治功不可没!这也是专制和人治无法达到的!英日等国虽然今天仍还是君主立宪制,但我们知道,它整个对国家体制来说,只是个形式而已,它的实质已转变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在欧美得以充分的体现 ,这都充分地表明了他们对公民的基本人权的尊重,使人格得到了保障。日本成田机场事件也都说明了这一点。随着历史的发展,王制或帝制在民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势必将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我们还在继续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每一级都享有着不同的特权,并借着“造福于民”的由头,任意地侵害践踏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人们怎么去相信他们的“德” ,又怎么去相信那些法律制度呢?当民众对他们的法制制度都失去了信心,还能指望与人治和德治吗?

    我想很多人,抱怨于法律制度的不好,是源于对法律制度的失望,更是源于对法律制度在实施中的绝望,进而也对社会产生了绝望。从人的良知上来说,都还是希望正义和公正得到伸张,道德得到张扬的,只是由于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原因,社会道德的逐渐沦丧,无奈而随波逐流者居多。这也就是官僚权贵尽管在国内占尽了天时地利之优势,却也常常感慨社会道德每况愈下人心不古,一个个移居海外,而作为老百姓,就只能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了。

    对于您说专制的产生在于刁民,我则更不敢认同。(大军网编者按:仲大军先生认为,刁民是指道德品行不好的人。如果人们个个都是正人君子,天下就天平了。官与民历来是一对博弈的产物。当今社会有一些闹得凶的人,往往都是一些性格性情有毛病的人。所以互相打来打去,骂来骂去,没有一点修养品德。)说实话,我一向认为您也是民众利益诉求的代表者之一。这刁民一词,竟然在您的嘴里脱口而出,着实让我吃惊不小,莫非您也是权贵阶层的代言人?这与我平时看到的您的诸多文章表现出的思想不一致啊。我认为,这刁民一词,当根源于执政者对社会民众利益诉求者的鄙视。这也是多少年来我国的执政者们一直将对民众管理当做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怎么管怎么做都由我的心境,都得由我说了算,由不得您们说三道四,您若多言便是刁民,这是执政者与民众权利和义务不明确不对等的表现,这是权力神秘化的表现。专制的产生,从另一点也说明执政者自身对国家管理能力的没有信心,对整个管理系统“德行”的没有信心。我想,没有那个人甘于走后门,甘于行贿,甘于卑躬屈膝,这都是执政者有意将政府的权利和义务神秘化的结果。是的,我们不是没有法律制度,我们不是没有好的法律制度,它之所以成为墙上摆饰,根源还是在法律制度。我们许多法律制度的设置,就体现出与民为敌的本性来,它害怕民众去触动这个权力这个神器的,害怕民众的监督。故而我们没有既没有言论的自由,也没有示威游行的自由,更没有结社结派的自由。这也造成民众既没有利益诉求的权力,更没有监督执政者的权力,这也是执政者专横跋扈的原因。执政者不能将自己的权力、义务和责任共示与众,民众不能明白自己的权力与义务,势必会有一些“胆大妄为”的利益诉求者成为刁民。我想这就是执政者把个别利益诉求者当做刁民的重要原因吧。说句玩笑话,以您的言论,当政者恐怕也将您列入刁民一族了吧。

    法律制度坏了可以矫正,矫正的前提是什么?当有“人言”。这“人言”,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一个阶层。您的说话不能代表您这群体您这阶层,只能说明是一己之利。那么,您的说话不如放屁。中国历代,当政者虽然常将老百姓比作水,并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说,但更多的是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是不容许民众自由地说话,表达心声,诉求利益的。而法律制度的制定也是由权贵们站在自己的立场,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而制定的。事实上,一个孱弱的民众更多的时候只是执政者和政治家们利用的工具。美国南北战争以后,华盛顿若当了皇帝,我想今天的美国恐怕又是一番景象,恐怕不会站在世界之巅。华盛顿之所以没有当皇帝,我想不仅在于他的德行,他的襟怀,更在于他的周围有一群来自五湖四海桀骜不驯的民众,他们知道怎样地进行利益诉求。这,靠的不是“德”。

    我想,今天的中国,民众不要指望着专制政府会给你建立一个“人人大同”世界,不要指望执政者用“德”管理国家会有什么利国利民长治久安的大业来,更不要指望一朝或能得一有德的明主,便可以有国泰民安共享富裕永享太平的好日子,要摒弃数千年来的君权神授的思想,摒弃的幻想,积极督促执政者建立起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来。

 

附一篇样板文章!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0-11-24 23:20:00 +0800 收件人: <hihualee@gmail.com> 抄送:标题: 乱云飞渡 六批张宏良

  [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当今的社会已经打成一锅粥了,下面的文章就是一个典型。仲大军先生之所以烦感刁民文化,就是指这种现象。做人要先做君子,才能治国平天下 ,否则就只能互相谩骂。】

六批张宏良

张宏良教授与街头流氓李悔之

乱云飞渡

2009.11.04

    如果我们用“百度”或者“谷哥”搜索“批判张宏良”这样的词条,至少可以得到大约27700篇条目的相关文章和网页。张教授的名气由此可见一斑。不过,这些以“批判张宏良”为关键词的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张大教授以及他贩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当做“极左”来批判。这些把张大教授视为“极左”的人难道没有看出张大教授身上披着的“红色外衣”是二十一世纪制作的一件“皇帝的新装”吗?不是。他们批判张大教授,与张大教授揭露洋奴买办和卖国贼转移工农群众反抗剥削和压迫,反抗河蟹帝国法西斯统治的方向和矛头一样,都是为了维护官僚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进而维护自己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中获得的各种利益和特权。事实上,张宏良教授不仅不是“极左”派,甚至连“左派”中的“右倾”都算不上。说穿了,张宏良教授那些激昂澎湃的文章,不过是用红色词句掩盖下的假象,是彻头彻尾的“形左而实右”的表现。这些文痞们之所以如此痛恨张大教授,并把张大教授当作“极左”分子推上断头台,是因为张大教授始终把“毛泽东”或者“毛主席”几个字挂在嘴边,并且自诩为“毛左派”。就像被蛇咬过的人看见井绳一样,一听到有人喊“毛泽东”就浑身颤憟,毛骨耸然!实质上,这些把张大教授视为“极左”的家伙与张宏良教授一样,都是一丘之貉!

    张大教授目前的境遇,正如目前的中华帝国一样,一方面遭到来自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又遭受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白眼。帝国主义时不时地用习惯性的语言,如“反贼”或者“眉心里长的就是反骨”等词汇,刺激一下“河蟹帝国”的神经,戏弄一下卖身投靠者,发泄一下淤积在胸中的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仇视的情绪。另一方面,又与“河蟹帝国”紧密地勾结起来,共同压榨和剥削中国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尽管张宏良教授始终鼓吹“阶级和解”并自我作贱地向特色当局抛送眉眼,并且不惜把贵州瓮安、吉林通钢等地的工农群众反抗剥削和压迫,反抗河蟹法西斯统治的斗争歪曲为“反对黑社会”和“资本家”,以此作为“投名状”献给特色当局,梦寐以求地渴望爬进统治阶级队伍,但是,终因张宏良教授至今舍不得脱下那套“毛左派”的伪装,至今舍不得扔下手中那面骗人的“社会主义”旗帜,依然难以得到大小右派分子的接纳和认可。甚至连右派分子中的无名之辈,高兴的时候也会对张大教授戏耍一番。

    看来,张大教授注定要成为二十一世纪“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了!

    把张宏良教授视为“极左”分子来批判的右派分子中,最积极、最主动,也最具有代表性的,当然要数一个被张宏良教授称为“街头流氓”的李悔之这条赖皮狗了。

    经过前面几篇文章的揭露和批判,我们已经对打着“毛左派”旗号欺骗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的张大教授有了清醒的认识,那么,李悔之这个无名之辈到底是一个什么作色呢?这混蛋与张大教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先欣赏一下这个“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荒之时,长于十年动乱之间”的无耻文痞给自己绘制的一幅肖像吧!

    李悔之:“曾有多个名字——‘李东红’、‘李卫东’、‘李文革’。我党精心教育培养成长的贫下中农后代。由于深受大环境熏染,长大后几乎集中国人所有丑陋于一身——从小就最喜讲假话、大话、空话.尤其最爱说谎骗人。极爱虚荣;最憎批评;口是心非,爱吹牛拍马;畏强凌弱、好欺上瞒下。虽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其实背后却做了不少坏事,丑事,恶事,故取笔名为“李悔之”,以期洗心革面之意。”这样的人品和特征,的确像张宏良教授送给他绰号:一个不折不扣的“街头流氓”形象!

    我们之所以要把这位被中国右派大小喽啰誉为不遗余力地与“极左分子”孤军奋战的勇士李悔之与张宏良教授联系起来,不是因为李悔之这个邓小平的孝子贤孙积极主动地批判张宏良鼓吹“阶级斗争”,也不是因为张大教授打着“毛左派”的旗号欺骗工农群众,而是因为张大教授与李悔之之流一样,都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与无耻文痞。所不同的是,张宏良教授打着“毛左派”的旗帜欺骗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而街头流氓李悔之之流则是赤裸裸地反对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缅怀毛泽东!赤裸裸地反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遗余力地鼓吹资产阶级民主。他们身上披着不同的行头,口中唱着不同的戏文,而实质都是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使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长期持久稳定地延续下去。

    尽管张大教授与李悔之是一丘之貉,但是,根据李悔之的出身和他在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一惯特征,我们认为,张大教授送给李悔之“街头流氓”这个雅号还是基本符合李悔之身份和行为的。

    李悔之的流氓之处还不在于他甘愿允当官僚资产阶级走狗,这个背叛自己阶级——如果真像他自己表白的是“贫下中农后代”的话——像张宏良一样卖身投靠官僚资产阶级的混蛋自认为“秉性本不坏”,然而,在坏事做绝之后还是非不分,一股脑地把自己做绝坏事的原因归结为“人生遭遇怪”!就像乡下人经常揭露和责骂那些浑水摸鱼的家伙“不会凫水总怨杂草绊住腿”一样,这与他疯狂诅咒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并把大跃进中由于刘邓等人从“极右”跳到“极左”而搞的“瞎指挥”导致“浮夸风”、“共产风”盛行等罪恶,把“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右派分子为了转移斗争方向,蛊惑思想落后的群众向革命派疯狂反扑而“导致无数国人身心饱受折磨、导致包括国家主席和开国元勋在内的无数国人死于非难”的原因,统统归结于毛泽东的倡导和发动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农民阶级的无耻叛逆,从来不从自己身上查找原因!这个无耻的家伙把自己由“秉性本不坏”到“做了不少坏事、丑事、恶事”归结为外界的影响,目的是为自己无耻的背叛而开脱!这才是他取名“悔之”的本质。这种街皮无赖一惯采用的卑鄙手段与张宏良以及所有资产阶级的走狗和文痞一样,都是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手段歪曲事实,把事物发生质变的原因归结为外部条件的变化,把社会的动荡和混乱归结为工农群众的上访与反抗,而把真正制造社会不“和谐”、不“安定”事件的罪魁祸首从私设的暗道中放走。

    这个流氓曾经恬不知耻地在自己的博客中感叹说,“一提到‘文革’和‘反右’的罪恶,一提到‘三年大饥荒’的罪恶,一提到毛泽东时代的荒诞与荒唐,便十分不满,甚至暴跳如雷,不共戴天。甚至百般否认。最后,竟发展到百般美化……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毛泽东发动的、曾经导致无数国人身心饱受折磨、导致包括国家主席和开国元勋在内的无数国人死于非难的‘文革’,竟成了正当的、合理的、必要的‘大革命’了。而导致中国人几乎没有过一天安稳日子的毛泽东时代,竟成了一些国人心目中最美好的岁月了!……”从李悔之之流这段独白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条在“三年大饥荒”中没有饿死的邓氏走狗,揭露张宏良教授散布谎言的目的,就是为了借助臭名昭著的张大教授宣传自己的谎言!

    街头流氓李悔之还在《张宏良之流将毛泽东再次供上神坛为哪般》中对我们的张大教授揭露道,“这些年,张宏良之流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利用当前国内的政治社会矛盾煽动仇恨情结,聚积政治力量,企图达到将中国拉回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目的。为了使毛泽东的旗号更具号召力和凝聚力,他们充分利用民众的盲目崇毛情结大做文章,曾经被请下‘神坛’的毛泽东,又被张宏良之流一步步抬上‘神坛’——对毛泽东曾经犯下的种种过失和罪恶,张宏良之流断然认定是‘别有用心的坏人’和西方颠覆势力代理人凭空捏造的。纵然是中共官方关于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之说,他们也公然声称这是‘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对毛主席的恶意污蔑’;纵然偶尔承认毛泽东确实有个别过失,但同时又认为这是被党内一些‘奸臣’蒙蔽之下犯下的过失……在张宏良为代表的毛派极左人士的蛊惑下,在绝大多数毛迷的心目中,毛泽东又成了没有任何黑点的‘红太阳’。” 张宏良教授的确是“利用当前国内的政治社会矛盾”把毛泽东再次“抬上神坛”,但绝不像流氓李悔之在文章中说的“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煽动仇恨情结,聚积政治力量”,更不是为了“将中国拉回毛泽东时代”,张大教授“赋予”毛泽东这个名字“某种荣誉”,不过是通过把毛泽东偶像化,试图把毛泽东“变为无害的神像”,试图把毛泽东变成与佛教中的释迦牟尼、基督教中的耶稣那样一樽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菩萨,“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通过把毛泽东偶像化,“阉割”毛泽东“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通过把毛泽东偶像化,以便使对毛泽东怀着深厚感情的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忘记”毛泽东学说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灵魂”。正因为如此,张宏良教授“赋予”毛泽东这个名字“某种荣誉”,并“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这与执政的特色党和特色政府把毛泽东偶像化、无害化,用毛泽东这樽偶像欺骗工农群众完全一致的,也是与流氓李悔之一惯站在“右翼集团”的立场上反毛去毛,维护和巩固官僚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完全一致的。

    李悔之之所以惧怕张宏良教授把毛泽东“搬上神坛”,并把工农群众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恶毒地诅咒为“邪教”的反动实质,根本不是为了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更不是为了让国家和人民永久安宁与和平,而是一个叛徒惧怕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有朝一日觉悟后,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砸碎法西斯帝国的暴力机器,从而剥夺背叛自己阶级利益的无耻叛徒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中获得的各种利益;是一个背叛自己阶级利益的无耻之徒惧怕无产阶级有朝一日觉醒后,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粉碎资本主义复辟,从而剥夺这个农民阶级叛徒的罪恶生命!流氓李悔之批判张宏良无非是用先法治人的讹诈手段把对手张大教授押到审判台上,并以此证明自己对主子的忠贞罢了。这与张大教授用激昂澎湃的语言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然后把工农群众的斗争方向和矛头转移到洋奴买办和卖国贼身上的手法如出一辙。看来,李悔之不仅把张大教授用激昂澎湃的语言制造耸人听闻效果的手段学到家了,而且还采用请君入瓮的手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把他“街头流氓”的无赖行为发挥到极致。这能不让打着“毛左派”旗号欺骗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的张大教授妒火中烧吗?这恐怕就是张大教授在乌有之乡网站发帖,赋予李悔之之流“街头流氓”绰号的原因了!

    街头流氓李悔之在《唯恐天下不乱——张宏良意欲为何?〈评张宏良《从反左到杀左——是谁发出了大屠杀的信号?》〉之三》中还对张宏良教授揭露说,“张宏良将当今执政者描得越黑;将中国的富人描得越贪婪、越没有人性;将中国的自/由/民/主精英描得越‘汉奸’,越‘卖国’,越能煽动这些人的仇恨情结。”这种“描绘”,“不但把中国的穷人阶层和富人阶层彻底对立起来。也把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群彻底对立化、仇恨化、敌对化。所以,对张宏良的极端思维和思想如果不予以揭露和制止,而让其继续泛滥,必然造成族群撕裂,国家和民族必将陷入一触即发的危机之中!” 事实上,李悔之对张大教授这种危言耸听的揭露与张宏良教授仅仅把洋奴买办和卖国贼当做自己批判的靶子,完全出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本能。因为,任何一个背叛了自己阶级的无耻之徒都是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主子的统治地位和政治利益的;因为,他们比自己的主子更惧怕工农群众起来清算他们在历史和现实中制造的各种罪恶。街头流氓李悔之揭露张宏良教授“唯恐天下不乱”,并把张宏良教授说成“步希特勒后尘,搞‘国会纵火案’”的实质,不仅是为了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更主要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只有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确保这个背叛自己阶级的街头流氓能够尽快爬进上流社会;只有维护邓氏的声誉和地位,才能确保这个背叛自己阶级的街头流氓永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尽管张宏良教授总是拿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用澎湃激昂的语言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让张大教授用来制造耸人听闻效果的根据也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张大教授耸人听闻的目的,只是为了转移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斗争矛头和方向,这与街头流氓李悔之歪曲事实,否定中国“右翼集团”存在的实质和目的也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是为中国最大的“右翼集团”、最大的“买办势力”而辩护。

    看看流氓李悔之下面这段论述我们就会清楚地明白,街头流氓李悔之否定中国最大的“右翼集团”的存在,把中国最大的“右翼集团”经常在全国各地制造的各种事端,接连不断地挑起群体事件一律归结为“极少数网民的暴力语言”的煽动,以此掩盖官僚资产阶级对工农群众残酷剥削和政治压迫,企图建立一个永恒持久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无赖行为也是昭然若揭的。

    “在毛泽东‘造反有理’思想在中国仍然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在社会分配日益不公,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底层民众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条件下,张宏良公开煽动阶级仇恨、公开鼓吹暴*力*革*命的文章和演讲,往往能在一些觉悟不高的底层民众和社会边缘人群体中产生一种极大的消极因素。并进而成为社会的极大隐患。这,就是张宏良身边总是聚集着一群‘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原因所在。这是当今中国不容忽视的社会隐患。”

    流氓李悔之也太抬举张大教授了!事实上,张大教授不仅没有“煽动阶级仇恨”,不仅没有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思想教育“革命群众”。张大教授经常用溜须拍马的语言向特色党和特色政府的最高元首献媚取宠,不仅从现实中,而且从历史上为当局调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河蟹社会”寻找合理合法的注脚,竭力主张“阶级和解”,甚至还不惜用尽平生所学为中国最大的“右翼集团”和“买办势力”辩护。请看张大教授在《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这篇文章中对官僚资产阶级竭力倡导的“河蟹社会”的壮丽图景所作的一番非常明确而形象的描述吧!“和谐社会的前提是阶级和解,阶级和解的前提是要给百姓留条活路,不能随意剥夺百姓的生活,不能随意侮辱百姓的信仰。” 在《国庆盛典下的尖锐对立……》中,张大教授向遭受着官僚资产阶级和遍及全国各地的“西门庆”式的“暴发户”剥削和压迫的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蛊惑道,“大宋王朝在当时人民起义的遍地烽火中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下来没有灭亡,不是因为它本身统治有术,而是因为它还具有处死王婆这最后一点儿天理,人民才没有下决心推翻它,不仅没有下决心推翻它,甚至还主动维护它。”“无论一个人、一个政府、一个朝代邪恶到什么程度,只要他还讲一点点儿天理,还有一点点儿天良,还守一点点儿天道,人民就仍然会继续接受他,承认他,甚至保护他,鼓励和推动他重新回归正途。” 就因为特色党和特色当局还能够坚持在六十庆典上安排一个“毛泽东思想方阵”这样一种虚伪骗人的“天道”,所以,不管工农群众遭受多么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不管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遭受多么大的委屈和不公,都不应当起来造反并推翻它;不仅不应该起来造反并推翻它,而且还应当像对待曾经哺育自己,并且犯了“严重错误”的父母那样“保护他,鼓励和推动他重新回归正途。”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街头流氓李悔之与张宏良教授一样,不惜用耸人听闻的语言对忠于特色党和特色政府的张大教进行讹诈,并像张宏良教授那样不惜捏造事实的无赖手段把官僚资产阶级的走狗张宏良教授送上断头台,完全是官僚资产阶级豢养的两个忠实走狗与文痞争宠献媚、勾心斗角的骗人把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转移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的斗争方向和矛头,把关心社会进步,渴望改变社会现实的广大青年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两个心照不宣地编导的双璜戏上,使他们忘记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忘记官僚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和奴役自己的痛苦。

    正如许多左翼网友揭露“凯迪”与“乌有”两个网站共同上演双璜戏那样,一边是“凯迪”网站气势汹汹地对“毛氏家族”和“毛左派”喊杀震天,一边是“乌有”振臂高呼“中华民族再次到了危机的时候”,组织网民阻击“凯迪”网站的嚣张气焰;一边是中国的“极右势力”明目张胆地起草公布“08宪章”,一边是以乌有网站为代表的“形左而实右”势力假惺惺地空喊“09建言”。张大教授骂李悔之为“街头流氓”,而李悔之则回敬张大教授“居心叵测的‘权力的狩猎者’”和“唯恐天下不乱的小丑”,两个官僚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和奴才一唱一和,你来我往,配合得多么默契啊!

    正是由于许许多多像张宏良教授与街头流氓李悔之一样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忠实奴才和走狗共同把持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唯一能够用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宣传阵地,在黄天厚土背景下的中国大地上,同台出演着一出出儿绝妙的双璜,用各种各样的词句割裂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继承关系,用一切似是而非的理论和带着红色标签的谎言蛊惑关心社会进步,期望改变工农群众和被压迫阶级地位的青年学生与没有马克思主义鉴别能力的小知识分子,才导致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诡波云谲,几多混乱。他们用各种卑鄙伎俩推波助澜,共同制造思想文化领域大混乱的目的和险恶用心是显而易见,昭然若揭的:那就是企图阻碍中国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的觉醒,延缓中国工农群众组织成一个阶级,迟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统一思想,破坏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核心的形成,最终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从而,有效地维护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特色党和特色当局的法西斯统治。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四日

 

偏激文章的典型

发件人:"宣昶玮" <x-ch-w@hotmail.com>  2010-12-02 20:54:49 +0800 收件人: <huxingdou@gmail.com>,  "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宣昶玮:中国的民主化为什么是世界上最艰难的民主化

    【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这是一篇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文章。世界上的事情最怕片面性,攻其一端不及其余。建议宣先生打开《礼记》看看后面的“儒行”篇。最好看看大军网 www.dajunzk.com 最近仲先生刚写的文章(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不臣不仕)。东亚国家都是儒家文化国家,为什么日本、韩国、新加坡(包括台湾)都实行了政治民主,偏偏大陆不动?是儒家文化在阻挠吗?不是,是马列主义。宣先生连这一点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却在大放厥词,痛骂儒家,实在是南辕北辙。学问做得不够就只能出这种洋相。劝民间学者多做些功课,再出来说话,否则丢人现眼,让人家瞧不起。】

中国的民主化为什么是世界上最艰难的民主化

宣昶玮

2010-12-02

    这是大家已经早就看到了的事实。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如此的顽固而不易转化,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却少有人进行深入的探讨。

    理论家对待一个社会,也就如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一样 ;而现在的中国,则就是一个好象病入膏肓的专门推崇专制的顽固的病人,正等待着医生能开出医治的好药方呢。下面,是笔者给中国社会顽固专制症状的把脉。

一.中国全社会浸透了的封建观念意识,是社会民主化的最大天地

    中国的民主化比任何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转向都困难,可以说早就被许多人感觉到了。其实这只要和中国类似的制度和类似的地理的周边国家一对比,马上就非常的明白:泰国实行民主制度了、印度也是民主制度、甚至连那个非常闭塞的尼泊尔,也实行民主了,近来则有缅甸也开始民主选举,而越南则早就实行了民主,俄罗斯那更不用讲了:人家早就开始了民主进程。而只有这个“有中国特色”的国度,却一直在以各种百端狡辩的理由,千方百计的拒绝实行民主: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过去我们曾经以为,这是当局权术运用的结果;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卑鄙的结果;也是社会经济落后的结果。但是,中国经济再落后,也不会比尼泊尔还落后吧?也不会比印度落后吧?可是人家都是非常容易的就转变为民主制度了呀?

    其实,造成中国社会专制如此顽固的总根子,在于我们大家几乎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封建的东西,几乎根深蒂固的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它已经强行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而强行塑造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使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摆脱封建专制的对于自己的无所不在的各种,已经深入血液和深入我们骨髓的影响:于是中国就非常艰难的再进行民主化了。

     民主、自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和专制独裁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封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则处处和专制一脉相传,却处处和民主自由水火不容。越南、缅甸、泰国、尼泊尔、印度和俄罗斯这些国度,人家哪一个国家也没有中国如此这般浓厚的封建意识观念,例如等级合理观念,出人头地观念等,人家都不象中国如此这般的强烈;而中国则恰恰相反:首先大量的老百姓就认为等级待遇是合理的,进而广大知识分子也认为这种情况从古至今一直都这样,所以潜意识里认为也很合理:所以当温家宝下基层“亲自打雨伞”,和中国的各级官员为表现自己的亲民,纷纷到民间“访贫问苦”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分子边县的和老百姓一样:都觉得官员和总理真是道德的“楷模”,“人民的公仆”,你看看他们多么的“为人民服务”呀。而其实这些现象全都是封建意识观念在中国人心中太根深蒂固的表现:在官员和百姓、甚至在“广大的知识分子”那里全都是一个样。

    为什么在美国就没有如此这般的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对官员的感激涕零的情况?人家看到布什总统下民间也亲自打伞也没有感动非常?其实就是因为人家国度里的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全都没有如中国这般的强烈的封建观念意识,所以人家也就不会有“情不自禁”的“感激涕零”;而中国却不一样:一见总理亲自打伞,马上就广播电视网络连篇累牍的报道,甚至还要拍出电视剧了呢。这种情况,正是反映了两种不同社会意识观念,和两种不同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巨大差别。当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反映到社会上的时候,就是一种是平等的与民主的,而另外一种则是封建的和专制的。而当在一个封建意识观念非常雄厚的国度里实行民主转型的时候,于是就实际遭遇到了几乎每一个人的有意的和无意的抵制:可能连梦寐里中国人都是会抵制民主的,因为那“成何体统”——和中国人历来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不一致,怎么看怎么别扭,一点也不习惯。

    因此,当中国某个市的环卫工人在寒风中站了三个小时,却是为了最终获得市里某领导的十分钟的慰问讲话和发一点礼品,这个时候工人们也感觉非常满足,而且没有什么怨言;当幼儿园的儿童在酷暑太阳的暴晒下站立三个小时为迎接市领导的“对于儿童的亲切关怀”的视察,而此时的市领导姗姗来迟,儿童们则山呼万岁的时候,已经在中国儿童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浓厚的封建种子,将来就会开出“绚烂的封建专制之花”。电视报道摄象人员面对此情此景也激动万分,怎么感激市领导的对“祖国花朵”的关怀也不为过。

     想想吧:当我们的影视、报纸、舆论、中小学课本、大学教材、文学、历史、小说、绘画、牌坊、奖状、表扬、“高考状元”等等,还有包括现实中这一切等级合理、公众一致的对于不平等的认同、大家共同的实行、而且又都认为钻营合理、逢迎普遍、到处都是封建意识观念浸淫渗透的社会里,封建的东西就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定式”、一种公众的思维与行为“公式”,人们会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在自己今后的行动或行为里去参照、去模仿了;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民主的意识在哪里呀?民主的萌芽能够生长起来吗?而越南和泰国、印度等国人民根本就没有这些封建的东西,所以人家民主起来就非常的简单:因为人家头脑里没有如此这般的那些非此不可的思维与行为“公式”:明白了么?

二.中国社会封建综述

    中国社会的封建现象,在以下诸多方面都有强烈的表现:政治、政府行为、政策、法制、政党文件、经济、言论、影视、官员观念和行为、百姓观念和行为、知识分子观念和行为、社会主流意识观念、外交、文学、舆论,甚至理论研究都带有封建的倾向;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人们思维方式和封建意识观念会在具体建筑物上,例如在建筑、道路、城市规划布局等等方面显现出这些封建意识思维方式和观念的沉淀:建筑式样风格、城市规划方式等等,都会有比较明显甚至强烈的封建思维方式的表现。至于在军队领导方式、民间风俗习惯等等方面,封建的东西的表现那更是无孔不入了。

     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的例子证实上述的总结。

     例如政治上,封建社会讲究的是人治,也就是非常的看重个人在怎各个社会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往往是看重大官员。而中国的情形则先是看重毛泽东,后是看重邓小平,好象中国如果没有了这两个人,那么中国人简直就无法活到现在似的。可能现在还有许多人有这样的观念。现在的民间崇拜毛泽东,正是中国封建东西深入人心骨髓的最好注解。

     政策方面我们举无处不在的各种“双规制”现象:退休待遇双规制、医疗双规制,等等,总之中国有许多的双规制存在。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呢?就是要体现社会的不平等和特权制,而这都是封建的东西。

     而法制上我们则可以列举出中国惯常爱用的“上级指示”,要求“全社会开展严打运动”的通知云云:中国的法律是不严格的,可伸可缩,因此才给官员表现权威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而这些都是具有非常强烈封建性质的东西。

     至于言论、影视、文学、舆论等方面,封建意识的东西就更多了:那些帝王戏、领导下基层慰问穷困百姓的画面、“领导深入灾区第一线亲自指挥救灾”的报道,更是无孔不入的在宣扬领导如何的“放下千金之躯,与百姓同甘苦”。而公众此时看到这样的画面想到的并不是领导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因为你和百姓之间没什么不平等的;公众此时想到却是这些领导真是好官,没有一点架子,能和咱老百姓“亲切交谈”,老百姓真应该“感激涕零”。

     而在建筑物和城市建设风格上,中国的道路一概讲究“宽广笔直”,政府机构一概讲究“挺拔”、“雄伟”、“有气势”;而这些东西,却一概的和“权威”、“尊卑有序”、“皇家风范”等等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都是封建意识很强烈的东西。

    封建的实质是一种不道德也不健康的病态意识观念,也是一种不道德不健康的价值观念。具体的表现则有如下这些:

    等级合理观念、权尊观念、论资排辈观念、龙生龙凤生凤观念、帮派观念、清官观念、恩赐观念、权威观念、门第观念、世袭观念、祖荫观念、出人头地观念、明君贤相观念、官尊民卑观念、三从四德观念、家长观念、皇恩浩荡观念、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观念、牌坊观念、封妻荫子观念、知报感恩观念、爱民如子观念,等等,等等。非常的繁缛。

    在中国社会上,各个社会阶层的封建意识观念的多寡和表现情形的强弱状况如下:

    封建意识与封建观念表现的最强烈的是官僚阶层,以及依附于这个官僚阶层的知识分子和公务员阶层,包括他们的思想理论宣传等文职部门的人员;

    次强具有封建意识观念的阶层是工人和农民,这个阶层的对于官僚和公务员阶层的威风多的是羡慕,和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也能混到官员阶层里去,为家族争光,为父母争得一点面子,“也风光一把”;

    再次的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其实封建意识观念也非常的强烈。你只要阅读他们写作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就知道了:他们在作品里表现的全都不是对封建的厌恶和批判的态度,而是处处表现的如此封建到处的社会其实是合理的。

    我曾经阅读一部什么作家写的小说,大意是一个县级的干部到一个小地区去出差,谁知道当地竟然安排他到一个小旅馆里去住:作者的口吻从头至尾都是在抱怨这个地区怎么不会处事和怎么不“尊重”他这个“县级的干部”,而竟然把他这样级别的干部安排到这样的旅馆来住宿。还“要知道我是县级的干部啊”,因为“按照规定”这个级别的干部是应该住大宾馆的。

     而中国的一个很高级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也就给予这样的作品以“应有的重视”:发表了。

    一个电影明星叫王宝强的,出名之后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回家乡“风光一番”,而他的导演,那些“著名人物”也认为“此举非常必要”。要知道这些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恰恰就是中国封建意识观念的根深蒂固的典型表现。

    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导演,因为在国外遭遇正常的安全之类的检查,因为与检查人员发生几句口角而大为恼火,于是回国后便说:“这些人这么无理,要是在国内我早就发火了”。显然他觉得他是名人,一般的老百姓都要对他表示恭恭敬敬的,否则的话就是大逆不道了:以至于他要发火了。他当然认为他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的话,那么人家这样对待他他就是正常的了。

     又有一个女歌星,因为到了机场,非要小车开到下机处接她,否则的话他就不出机场,而又违反机场的规定,最后被人在网络上披露出来。要知道在中国,这些东西全都是封建一类的破烂玩意儿,和官场的习惯思维方式是完全一致的。

    当中国人生活空间里,社会上到处是这般封建东西的时候,你不能够遵守那就是不正常的了:你成为了一个另类。而另类往往没有好结局的:你将处处碰壁。

    在一个人人都崇尚封建的社会里,专制非常风光,而民主则处处受到抵制。

    虽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封建意识观念的强烈程度是低于官员阶层和工农的,但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却非常的坏:因为他们通过舆论和电视、电影文学等等,把许多封建的东西都灌输给工农,因此中国就只有在封建的烂泥缸里几千年的长久浸泡了。

    所以中国的民主就异常的艰难: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处处适合专制独裁的,而却处处与民主和平等相悖。这就叫思维定式:一种深入心灵和灵魂深处的东西。

三.中国封建的总根子,是儒家几千年来的无所不入的影响所至

    那么,中国人灵魂深处的这种非常适合专制而处处和民主对抗的东西是哪里来的呢?其实,就是现在还有无数人竭力在那里崇拜的儒家带给我们的。

     先看看孔子说了些什么。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颜渊问仁。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 色惡,不食。色恶,不食。 臭惡,不食。臭恶,不食。

    失飪,不食。失饪,不食。 不時,不食。不时,不食。 割不正,不食。割不正,不食。 不得其醬,不食。不得其酱,不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肉虽多,不使胜食气。 惟酒無量,不及亂。惟酒无量,不及乱。 沽酒市脯不食。沽酒市脯不食。 不撤薑食。不撤姜食。

    不多食。不多食。 祭於公,不宿肉。祭于公,不宿肉。 祭肉不出三日。祭肉不出三日。 出三日,不食之矣。出三日,不食之矣。

    食不語,寢不言。食不语,寝不言。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 ”

    “席不正,不坐。”

    “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侍食于君,君祭,先饭。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

    以上的文字,皆出自《论语》,就是当今还有无数人为之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孔子的言论。

    宣昶玮曾经分析:“要说这世界上的一切事情的形成,都必定会有一个简单的开始:就象眼前的一棵参天巨树,那必定是从一粒很微小的种子开始成长的。中国人身上的这一巨大的精神枷锁,也有一粒很微小的种子,这就是孔子的有关说教。这就是孔子的过分看重等级制度;和他的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以及学而优则仕;尊卑有序的礼制思想,等等。孔子种下了这一粒种子,接着便在儒生的努力下渐渐长出了尊贵与低贱、名节、忠孝等习惯;接着又长出了状元、牌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接着又长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接着又长出了八抬大轿、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出人头地、万人景仰、山呼万岁等等”。

    因此,“儒家的特点之一,是特别注重精神私利:如光宗耀祖、门第、等级、名位、名节、牌坊等,无不是围绕着精神利益(个人精神利益)。这种精神的实质内涵中有一个“私”字”,影响所及,“中国人的专制、独裁、万恶、卑鄙等等,都是儒家的决定性影响造就的”

    专制的精神毒瘤之所以能“健康的成长壮大”起来并深入到每个人的骨髓和灵魂,它的种子就是儒家的“礼”,甚至连“席不正,不坐”都对形成专制而消灭自由民主的任何萌芽都有决定性的贡献:这一点中国人还没看出来呢。

    儒家的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和决定性的,但首先征服的是历来各个朝代的知识分子:“夫学术之归,视乎科举;科举之制,董以八股;八股之义,出于《集注》;《集注》之作,实惟宋儒;宋儒之名,美以道学。村学究者,其史家《道学列传》之果耶!

    自明以八股文取士,而义必限以朱注,迄于今日,六百余年。遂至无论何乡,试游其地,必有面带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头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沐之泥,徐行偻背,阔颔扁鼻,欲言不言,时复冷笑,而号为先生长者其人者。”(《严复·道学外传》)今天则有于丹、何新、陈明等人或明或暗的在那里鼓吹崇拜儒家。

    知道为什么中国有人非常热心的要把孔子学院办到世界各地了么?希望那些还在鼓吹崇儒的人们,被人晃一晃之后,醒醒吧。清除儒家的在中国社会每一个人身上的流毒,是中国铲除专制建设民主的必走之路。

 

 


发件人: Daniel Bell 发送时间: 2010-12-01 09:47:10 收件人: Cui Zhiyuan 抄送: 主题: Fwd: Reconciling Confucianism and Socialism?

儒家学说与社会主义的和解?

----中国传统的复兴

贝淡宁 著

吴万伟 译

    共产主义已经失去激励中国人的能力。但取而代之的会是什么?应该用什么代替它呢?中国的政治统治显然需要新的道德基础,政府已经进一步接近正式拥抱儒学。奥运会上突出显示了儒家主题,开幕式上引用了《论语》中的名言,有意弱化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实验。上海新建的党校(浦东干部学院)的干部自豪地对来访者说主楼是按儒家学者的书桌样式设计建造的。在海外,政府通过建立类似于法国的法语联盟或者德国的歌德学院的孔子学院,旨在宣传中国语言和文化,推动儒学传播。

    当然也有抵制。仍然受到毛反对传统的影响的老干部谴责那些在马克思主义严密框架外推动其他意识形态的努力。但是40多岁50多岁的年轻干部倾向于支持这种努力,时间就在这些人一边。人们很容易忘记拥有七千六百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是庞大和多样化的组织.党本身更多具有了精英特征,鼓励学习好的学生入党,越来越多地提拔受到良好教育的干部,这些都容易产生对儒家价值观的更多同情。

    但是儒家学说的复兴不仅仅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学术界也表现出对儒学复兴的浓厚兴趣。心理学家进行的严格的实验显示中国人和美国人在认知思维上的显著差异,中国人更容易使用结合上下文的辩证方法解决问题。经济学家试图测量如孝顺父母等儒家观念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女权主义理论家把关怀伦理学和儒家对移情、差别对待、家庭作为道德教育学校的强调相提并论。医学伦理学家在讨论以家庭为中心的医疗决策的重要性。企业伦理学领域的研究者则在考察儒家观念对企业行为产生的影响。政治性民意调查显示对儒家价值观的认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强。社会学家研究了成千上万受到儒家价值观激发的教育实验和社会生活实验。

    学界对儒家的新兴趣也是受到对社会规范的担忧的推动:许多具有批评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转向儒学来思考处理中国当今社会和政治困境的方法。虽然并不完全排斥西方化,但他们相信需要找到稳定和合法的政治安排,它至少部分建立在中国传统政治理想的基础上。研究国际关系的理论家们求助于早期儒家思想家以获得外交政策的洞察力。法学家寻求建立在传统实践基础上的引起更少争议的冲突解决模式。哲学家求助于儒家伟大思想家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观点。儒家教育家则通过给年轻人讲授儒家经典致力于长期的道德转变。

    这些政治和学术发展得到经济因素的支持。中国是经济不断壮大的国家,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文化上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考虑到拥有儒学传统的东亚在经济上的成功,儒家思想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韦伯式观点开始受到广泛地质疑。和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不同,儒学从来没有对经济现代化进行有组织的抵抗。重视教育及关怀子孙后代的价值观将对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随着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现在轮到中国开始确认自己的文化传统了。

    但是现代性也有不利的一面。它常常导致一种原子主义和心理上的焦虑。对于社会地位和物质资源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随着社会责任感的衰落和其他倾向世界观的出现,社群主义生活方式和文明开始崩溃。即使那些成功者也开始询问“现在该做什么呢?”人们认识到赚钱不一定导致幸福。它只是获得好生活的手段,但究竟什么是好生活呢?仅仅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吗?至少在中国,许多人并不想被看作个人主义者。仅仅关注个人幸福的观点似乎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了。要真正自我感觉良好,我们也需要对他人好。就是在这里儒家思想发挥作用了:传统就是建立在好生活在于尽到社会责任的假设基础上:做个完整的人,就要承担涉社会责任和政治承诺。总之,儒家道德能帮助填补常常伴随现代化而来的道德真空。

    简而言之,心理、经济、政治和哲学趋势的这种结合帮助解释了儒学在中国的复兴。我预测这些趋势可能继续下去,未来的复兴在可能更强烈。但是因为儒学是丰富和多样化的传统,值得询问的是复兴的儒学属于哪个派别。对于思考中国政治未来的人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应该复兴什么样的儒学派别。

哪派儒学?

    儒学复兴中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是于丹,她有关《论语》的自我帮助的书销售量超过一千万册,包括六百万盗版书。她成为全国闻名的明星,经常在电视上讲解儒学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好处。于丹也参观中国监狱,为囚犯讲解儒家价值。但是从学术角度看,她的贡献或许不那么显著:她故意回避了有争议的问题,运用非历史性的简单化为自己的观点服务。更重要的问题是,于丹自己公开承认受到道家比较个人主义形式的影响,她对儒家的解释忽略了比如社会责任和政治承诺等重要的儒家观念。她的《论语》解读似乎是没有政治色彩的,实际上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造成人民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因而是对现状的一种隐含的辩护。

    学术性更强的复兴包括对于儒家传统中并没有企图为当代社会提供直接影响的重要人物的历史研究和解释。就我们的目的来说,让人更感兴趣的是政治儒学的竞争性解释。这些解释都旨在影响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形式是遭到二十世纪批评家贬损的解释,即传统的“保守”或者“官方”儒学。在中国整个皇权时期,儒学一直和中国的另一主要政治传统法家结合在一起,企图证明盲目顺从统治者、使用严厉的惩罚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合理性,以及在很多方面让现代人敏感的心理感到厌恶的对妇女的压迫。

    今天,中国政府强调“和谐”以及“孝顺父母”等家庭价值。如果和谐意味着和平解决社会冲突而不是毛主义的暴力阶级革命,这样的价值观或许仍然值得提倡,谁能反对它呢?但是它们的使用往往是有问题的,即用来为默认和服从当权者辩护。公平地说,政府对于儒家价值的提倡和过去相比是明显的进步:今天,很少政府官员公开使用儒家价值来为压迫妇女辩护(有些学者如陈倩仪(Chan Sin-yee)重新解释儒学以便让它的核心价值如人人都应该竭力成为君子不会妇女排除在外)。但是,有必要考虑对儒家思想进行更多批评的解释。

    其中一个解释是主要由海外学者推动的“自由派儒学”。儒学不必和人权、民主等自由价值冲突,还可以被用来推动这些价值。但是“自由派儒学”也有问题:自由主义成为评价儒学的道德标准。儒学中和自由主义吻合的部分应该被推动,和自由主义冲突的部分应该被抛弃。这种途径没有把儒学当作能够丰富和挑战自由传统的严肃传统来看待。儒学难道不能成为和西方自由主义抗衡的有说服力的其他选择吗?自由派儒家倾向于排斥这种可能性,因而毫不奇怪的是,这派“儒学”在本来渴望从儒学中寻求灵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并不受到特别欢迎。儒学不仅仅是推广自由价值的工具。

    那么,哪派儒学最有说服力呢?如果我们关心的是创造一种在中国背景下可行的可欲的政治理论,那就需要考虑当今中国人的真实想法。任何解释都必须符合人们追求的基本理想,也应该推动改善这些理想.比方说, 这些解释应该建立在更广泛的共同价值诸如关心弱势群体的基础上。这派儒学也应该反映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是最迫切需要的问题:蒋庆认为国家需要新的哲学基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人民已经没有吸引力,儒学则更可能满足这种需要。因此,他试图提供一种能满足政治需要的解释,即稳定的机构应主要建立在中国政治传统基础上。但在我看来,批评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是“全盘否定”。实际上,对儒学的解释如果也纳入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更可能赢得政治阶层改革派圈子的认可。儒家解释也需要实证性研究的证据支持,比如测试照顾上年纪的父母是培养同情心的重要机制(老吾老及人之老)的这个想法就很重要。

    中国大陆儒学的复兴是新近出现的事物,现在还很难证明哪个学派会脱颖而出。不过请允许我探讨一个我觉得前景看好的一派儒学的大纲。因为它从社会主义传统中寻找灵感,可以被称为“左派儒学”。一个激动人心的新发展是中国新左派和儒家知识分子在进行对话,商讨对儒学的左派解释的目标,强调知识分子批评糟糕政策的责任,国家有义务为民众提供物质生活幸福的条件等思想,这在十年前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些价值的根源主要来自孔子、孟子、荀子等在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常常被滥用)前的“原始儒学”。在皇权时代,批评的传统是由杨继盛、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实现的。今天,新左派如甘阳在呼吁创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儒家学者如蒋庆公开承认他们对儒家传统的解释比较接近社会主义理想:不是中国当今“实际现存的社会主义”,而是卡尔·马克思等人捍卫的社会主义理想。这种儒学传统的目标是影响当今政治,但是它仍然区别于国家权力和正统思想,总是准备好指出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

左派儒学是什么?

    左派儒学是把社会主义传统和儒家传统结合起来的尝试,让儒家传统来丰富和改造社会主义。但是我担心左派在使用儒学标签来推动根源于西方的进步和社会主义观点,这种担心类似于我对于“自由派儒学”的批评。我并不否认中国需要采用这样的“西方”价值,如社会民主、团结、人权、法治,但是它们需要中国的改造,需要由儒学来丰富,有时候也需要儒学来限制。本文试图简要概述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及它们如何与一些“儒学”特征结合起来,以厘清“左派儒学”的轮廓。

    独立的社会和政治批评 苏格拉底以追求真理出名,他在揭露那些提出虚假真理者的错误时是毫不留情的。苏格拉底的榜样仍然影响着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学生被教导要培养对所学内容进行批评的重要性,他们在追求真理时并不担心破坏社会和谐。批评视角也影响着儒学。《论语》中最著名的段落之一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它具有明显的政治内涵。“和”与“同”的对比首次出现在《左传》里,它指的显然是统治者应该对于谋士的众多不同政治观点持开放态度。在中国皇权时代,独立社会批评的理想在由学者型官员组成的督察院中制度化,这些人被授权批评政府错误的政策。独立的儒家书院是培训学者的批评艺术的地方,它们常常位于远离国都的地方,这样不至于受到政治控制。受到儒家思想启发的社会批评家比如杨继盛、顾炎武和黄宗羲在正式的渠道外还发表更尖锐的政治批评。今天,社会批评家已经使用“和”与“同”的对比来敦促政府容忍不同意见,不要强行把单一国家意识形态强加给全体国民。

    但是儒学的新花样,姑且这么说吧,是只有建立在社会和谐与信任的基础上,批评才能收到效果。如果两个敌人相互批评,他们就要质疑各自的动机,结果肯定流血更多。如果建立在相互信任的纽带基础上,批评在导致情况改善的意义上可能是最有效的。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政治领域,批评都应该被看作出于关爱而不是敌对的动机。这实际上意味着批评应该以温和与谦虚的方式表达出来,以便维持和谐的关系。“不失面子”表达的就是这个理想。一些西方政客和以西方为基地的人权组织刺耳的和自以为是的批评常常在中国被置之不理,就是因为它们甚至被那些本来同意他们所批评的内容的人被看作粗暴的、不尊重人的。相反,采取合作和长期关系的途径往往效果更好。比方说,丹麦人权机构等组织就是采取了这样的方式.

    当然,如今的媒体常常被看作公共批评的一个重要工具,它们有旨在暴露政府错误和社会不公正的调查记者。在中国,媒体在逐步开放,但是进展异常缓慢。左派儒学希望独立媒体生存的更多空间,使得它们有能力讲出社会问题的真相,指责政府的错误。但从儒家视角看,人们也有理由担心几乎全部用来报道坏消息的媒体模式。鼓励私有媒体按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报道新闻(只要他们避免极端暴力和色情)是很好的,但是媒体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推动社会和谐。这种媒体报道或许涉及宣传道德模范、呼吁人们善良的本性、唤起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等。

    更具体的是,受儒学启发的媒体管理模式或许意味着私人媒体的存在空间,同时资助寻求推动社会和谐而不是对党忠诚的公共媒体。比如在残奥会召开期间,中国媒体上大量报道残疾人运动员的英勇战绩。这样的报道在市场体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来自新加坡的记者朋友告诉我她撰写的残奥会新闻常常被编辑拒绝刊登,因为这些对提升报纸销售量没有贡献。在中国,我的印象是对残疾人的报道确实成功地改变了社会态度:虽然很难证明这种说法,但今天在北京大街上确实可以看到更多的残疾人。是的,这类报道在本质上带有宣传性质,正如电视新闻显示胡锦涛主席在残疾人奥运会上和残障儿童一起唱歌的场景(在和中国老人一起看电视时,我就注意到他被这个情景所感动)。不过,做好事的领导人为他人树立了榜样理应得到赞扬,只要做了坏事的领导人同样会受到批评。

    关心弱势群体 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儒学同意政府的首要义务是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弱势群体内涵的理解是一致的:即剥夺了确保任何体面的好生活概念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人。但是儒学可能加上新的含义,即弱势不仅仅是缺少金钱。同样严重的伤害是被剥夺了构成好生活的家人和朋友的陪伴机会。因此,当孟子说政府应当首先关心“鳏寡孤独”时,他说的不仅是物质上的贫困者。对于孟子来说,他们处于弱势部分是因为(不是主要的)他们被剥夺了主要的人际关系。这种观点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受到儒家传统影响的东亚国家常常依赖家庭来提供福利服务,国家帮助那些没有家庭成员的人。比如新加坡的健康保险计划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家庭成员有责任照顾相互的保险,包括长大的孩子有义务为年长的父母办理保险. 国家负责没有亲属的老人的生活。这样的保险安排在西方似乎是奇怪的,但是在有儒家传统的东亚国家并没有多大的争议。

    关心基本的物质生活 社会主义者追求减少贫富差距的目标。在西方国家,他们也倾向于支持社会平等,也就是说,不管身份如何,人人都把对方当作平等者的社会。无论老少,无论是老板还是雇员,在从事日常的社会行为时,应尽可能不考虑社会地位,如使用名字称呼对方。人们认为社会和经济平等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可能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是理想的社会应该消除不管是建立在社会地位上还是在阶级上的所有权力关系(约翰·罗尔斯的最初观点和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理想演说情景都在表达权利平等的理想)。另一个理由是人们越平等地对待他人,就越可能支持旨在减少贫富差距的措施。

    儒家不否认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消除所有权力关系。但是这样的乌托邦理想或许只适合于思想类似的小团体,比如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im)社区,或者由机器承担几乎人人都不愿意干的工作的高技术社会,如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儒家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权力关系必然存在于大规模的社会。儒家不像西方自由派那样担心这些社会关系和等级差别,尤其是建立在年龄和成就基础上的差别。如果必须在社会平等以及经济平等之间做出选择,儒家将选择经济平等,同时让社会不平等为经济平等服务。

    这是怎么产生的呢?古代儒家思想家荀子提出了包括由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组成的社会礼仪的观点。通过参加共同的仪式,那些地位更高的人形成照顾他人的感情,因而更愿意为公共利益服务。比如,日本和韩国的老板可能喜欢和雇员一起唱卡拉OK。这种仪式是有差别的,老板第一个唱,唱的时间或许还长些,但是经过了一段唱歌和喝酒等后,更亲热的关系得到巩固,老板就更少可能在经济困难时期裁员。这样的礼仪帮助解释了日本和韩国大公司实行终身雇佣的模式。更常见的情况是这种所有人都参与的仪式帮助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在社会上最不平等的东亚国家在财富分配方面相对更平等,在经济糟糕时期不受10%失业率的苦。

    或许像挪威这样单一性社会并拥有大量自然资源的小国能够提供任何方式的平等,但是儒家认识到大多数社会需要做出选择,要么成为像美国这样采用财富形式表达权力的社会平等社会,要么成为用表达不同社会地位的被非正式礼仪约束的社会,有权力者不需要依靠物质财富来显示同等程度的“优越感”。对于儒家来说,后一种社会更好。

    西方自由派和儒家的另一个差别是前者在政治权、公民权与经济权利冲突时往往倾向于选择政治权和公民权。即使像约翰·罗尔斯这样的左翼自由派没有多少论证就认定公民权、政治权优越于经济正义的原则。罗尔斯确实允许近于饿死的贫困社会有优先获取食物的权力,但这是西方大部分左派在为了经济权利而牺牲公民和政治权利时愿意走的最远极限。

    在东亚,不仅中国共产党说生存权是第一位的。国家有义务为物质贫困者提供帮助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孟子著名地为在当地社会提供相对平等的土地分配的井田制辩护,原因就是许多人需要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资料以培养道德品质(无恒产而有恒心者, 惟士为能))。相反,在西方政治史上,十八世纪前贫困被看作社会稳定问题或者慈善问题。因此,在发生冲突时,为人民提供生存保障的义务被普遍看作是超越其他政治权利的价值不应该让人感到吃惊。

    中国或许超越了“罗尔斯式的最低生存限度”,意味着很少中国人处于挨饿或者营养不良的状态,但民主应该等到经济进一步发展后再说的观点并不像在西方左派圈子里引起的争议那么大。比如影响很大的左派学者王绍光认为胡温政府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积极处理经济不平等问题,推动社会福利改革(“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undary 2 35:2 [2008])。按照王的说法,政府对公众最关心的议题越来越多的关注至少部分地说明了公民通过网络及大众媒体的方式影响政策制订的机会越来越多(“Changing Models of China’s Policy Agenda Setting,” Modern China, 34:1 2008)。

    在充分选举的政府中经济权利或许更稳固,但存在很多实证性的证据说明在财富程度低的社会实现民主可能阻碍经济发展(请参阅:Randall Peerenboom, China Modernizes, 2007)。东亚其他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显示非民主背景下的强势官僚政权能够成功地推动相对平等的经济发展形式。同样的历史显示,在某些时期,政权需要在国家层次下的政府机构里留出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政治参与空间,但这个变化不一定要一步实现,尤其是在当今动荡的时期。像中国这样庞大和多样化的国家确实是很独特的情况。最乐观的前景是在地方政府层次实验多种形式的政治参与,然后把成功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过去三十年经济改革就是这么做的。这种实用主义精神或许为未来三十年政治改革提供灵感。

    和陌生人的团结 团结是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价值(对自由主义传统就未必如此了)。对于法国革命者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改变政治体制以及等级差别的社会实践,比如禁止使用正式的人称代词(vous)而选择非正式的人称代词(tu)。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通向团结的道路在于暴力的阶级革命和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民主党则认为国家通过推行公民权利平等的手段实现团结的价值。

    儒家实现团结的方式在手段和目的上都和他们不同。这个思想表现在《大学》著名的开头一段:“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关系纽带从家庭开始被延伸到他人,到国家最终到达整个世界。但它的目的不是人人平等的全球团结。相反,关系纽带随着向外延伸而强度越来越弱。人们也许对待陌生人很好,但是肯定没有达到像家庭成员那样的爱的程度。

    这个“差等的爱”的理想是如何实现的呢?儒学强调了两个机制。第一个是在家庭内学部习关爱和照顾他人。然后用家庭成员的标签和模式推广到非家庭成员身上,从而把这种关心延伸到其他人。比如,在中国,好朋友和校友之间常常以兄弟姐妹相称,毕业留校的辅导员称学生为弟弟妹妹,在最好的情况下,老板和雇员之间也用家庭一样的语言相互称呼。家庭称呼的这些术语向非家庭成员的延伸比大部分西方语言都更广泛,这有助于东亚社会的团结。

    儒学团结还通过教导和提升人的道德的礼仪来实现,尤其是在竞争性关系的情况下,这种竞争如果不带来战争,至少可能产生敌意和对抗。儒学想当然地认为人类欲望能够破坏社会合作,我们的任务是将这些欲望文明化而不是压抑这些欲望。这对于有权有势的“胜利者”尤其重要。他们要以文明的方式行动,在旨在将人类欲望文明化的仪式中表现出谦逊和尊重。这些礼仪在过去和现在的体育运动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让我们看看儒家对于君子射手的描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3.7这和日本相扑的仪式相似。这样的礼仪也指导了在西方国家中的体育运动,人们很快会想到的是帮助把摔倒的对手起来的礼仪,足球比赛结束后交换被汗水湿透的短袖衫等,但是礼仪在受儒家影响的东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体育活动中处于更核心的地位。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的金牌获得者往往表现得更谦逊,对对手更友好,这或许是受到奥运会前进行的讲文明运动的影响。同样道理,中国观众一般来说也更尊重其他参赛队伍或者运动员。

    全球正义 社会主义者在正义问题上往往采取全球视角。儒家同意政治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世界人民的政府形式,或者至少是考虑到他们的利益。这是全民政治,但什么人重要呢?西方的左派倾向于强调世界上当今一代人的利益,或者最近因为环境保护运动的影响开始关注子孙后代的利益。但是儒家还认真考虑我们死去的祖先的利益。在受儒家影响的韩国和中国南部省份如福建,许多家庭和社区还实行祭祀祖先的活动。儒家学者蒋庆曾提出一个政府机构“国体院”(历史延续性机构),其明确的任务就是维持各种传统的延续性,包括少数民族传统如藏传佛教的延续性。对于儒家来说,我们的身份是由祖先的价值和习惯构成的,他们可能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在我们头顶上盘旋,所以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考虑到近期祖先的利益并不是牵强附会的说法。换句话说,只关注世界当今一代人利益而忽略子孙后代逝去先祖利益的政府在左派儒家看来是不公正的。

    另外一个重要差别是人民如何参与政治的思考方式。西方最神圣的政治价值或许就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那些质疑这种民主机制的人常常被认为失去了道德立场(在十九世纪就是另外的故事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用产生的后果来证明民主机制的合法性,为了更好的结果,他也愿意考虑给受教育的人更大选举权。)

    一人一票选举制的明显问题是平等终止于政治群体的边界,边界之外的那些人被忽略。经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领袖把注意力集中在国民利益上是体制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说,他们就是要为选民所在国家服务,而不是为生活在这个政治群体外的外国人服务。即使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也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本国国民的利益上,而忽视外国人的利益。但是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政治领袖做出的决定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他们做出重要决定的时候需要考虑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利益。

    因此,左派儒学提出了比西方民主模式更好实现全球正义的政治模式。这个理想不一定是个前文所说的人人平等对待他人的世界,儒家更喜欢把关心向外延伸,但认识到关心的强度随着从亲人向陌生人的延伸而不断减弱。虽然如此,在这样的世界,如果和大部分以本国国民为基础的民主国家相比的话,陌生人的利益将被更严肃地对待。实现全球正义的一个关键价值是贤能政治(meritocracy),也就是说人人在教育和管理方面具有平等的机会 (有教无类),但领导岗位分配给该群体中最有美德和最称职的人。这里的观点是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君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做出有效的和道德上可靠的政治判断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辨认出拥有超越常人能力的人。其中一个办法就是给予年长者额外的投票权:儒学认为一般来说人的智慧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人们的生活经验随着经历了不同的角色而变得深刻,比如成年的儿子关照年长的父母的角色特别能培养同感和谦逊的美德。而且,上年纪的人通常更少受到性欲望的困扰,这常常干扰人们做出可靠的判断。所以如果年长者继续追求自我修养,维持社会的网络,他们或许应该获得额外的政治权力。

    另外一个建议是成立由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府机构(通儒院或者贤士院),那里的代表是经过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考试机制而选拔出来的,该机构有义务维护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决策者往往忽视的人比如外国人、子孙后代、祖先、少数民族等的利益。(请注意它与美国最高法院这样的司法机构的区别,这些机构是没有立法权的,也没有权力保护领土之外的非国民的利益的)通儒院将平衡和补充经过民主选举的院(庶民院),不管这个建议多么不完善,它至少更好地接近了全球正义的理想。贤能政治的价值在东亚政治文本中是根深蒂固的,实现这种管理的政治建议一般也不被看作怪异或者危险的思想。在西方,大部分政治文本都认为国家要么是民主的要么是专制的,不符合这个两元对立模式的其他选择常常被排斥在外,不予考虑。

    宗教宽容 今天,大部分左派认识到宽容不同形式的宗教的理想。即使那些无神论者也并不主张禁止宗教,但西方的有些左派反对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任何作用。

    左派儒学对于宗教没有强烈的观点。遵循早期儒家思想家比如孔子本人的典范,他们采取开放的形而上学承诺,把注意力集中在尘世生活问题的努力上。比如一个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上的儒家信徒在形而上学承诺方面却是佛教徒或者基督徒,这并非不可思议的。早期儒学并不是要提供关于人类痛苦以及死后再生等存在问题的终极答案,它对这个观点持开放态度,宗教或许在这个方面能做得更好。

    但是有些左派儒家如蒋庆确实认真地把儒学看作有形而上学基础的宗教,隐含的意义是国家应该支持儒学作为国家宗教。他们认为儒学应该在中学讲授,在城市乡村推广,应该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部分原因是他认为儒学培养未来的拥有儒家思想的领袖,以德性治理国家。但是蒋庆强调要容许其他宗教的存在,他把自己的理想和瑞典和英国支持官方宗教,并不禁止其他宗教的情况对比。一个宗教即使在国家不支持的情况下也可以繁荣。他在其建议的三院制政府中明确为其他宗教的政治代表在历史延续性机构(国体院)预留了空间。

    虽然如此,国家支持儒学的观点似乎确实超越了北欧模式。在自然灾害比如四川地震后,蒋庆还建议重新引入国家支持的儒家葬礼的建议(虽然他容许少数民族可采用自己葬礼的可能性)。“官方儒教”影响政策的另外一个方法是公务员在父母去世时应该能获得一段时间的带薪服丧休假,类似于韩国公务员获得的一定的服丧假期。我们甚至可以说儒学观点已经在影响国家政策了,比如,如果成年孩子去世,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不同地方居住的上年纪的父母可以获得一份财产,不管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差异如何。让儒学成为国教可能让这样的政策成为公共辩论的题目,或许能引起一些改善。如果“官方儒学”的建议在某些方式上得到实施,比如宽容和尊重其他宗教,或许值得认真考虑。在中国皇权时代的“官方儒学”历史确实提供了让人们担心国家滥用儒学的理由,但也提供了一些让人兴奋的时期。正如余英时指出的,在十六世纪末期,利马窦(Matteo Ricchi)吃惊地发现中国宗教氛围非常开放和宽容,儒家、佛教、道教都被看作抓住了同一个道(道路)。

中国之外

    早期儒家思想家认为他们的理想具有普遍有效性,是旨在适用于整个人类的思想。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按不同的价值观生活的差异性世界长期以来被认为不是最好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是作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哲学提出来的,类似于自由主义和基督教。

但是哪些价值观具有真正的普遍性?在原则层面,一套基本人权观得到所有政府、宗教和传统的尊重。最明显的是禁止奴隶制、种族屠杀、系统性地种族歧视。当然,许多对人权的侵犯没有出现在历史记录中,但人权工作者的任务是揭露尊重人权的言论与侵犯人权事实之间的沟鸿。这是现实的工作,不是哲学的工作。在原则层次上,西方自由派和左派儒家也共享“丰厚的”价值观,如对性别平等的承诺,批评糟糕政府的必要性。但除此之外,存在明显的分歧:左派儒学更多强调政治上的贤能政治,教育上的背诵记忆、公共媒体的家长制倾向、以及用礼仪为弱势群体争取利益。

所有政治理论都应该留下相互丰富完善的可能性。在最好的时刻,儒学表现出对其他传统如法家、道家、佛教的开放态度,以至于人们很难在实践上区分这些理论。但在遭遇西方政治理论时,儒学一直是学生而不是先生,值得提出的问题的是,在什么情况下西方自由派能发现它具有同样吸引人的力量。其中一个条件是西方社会遭遇漫长的信心危机。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当自己的方式存在问题的时候,人们才更容易向他人学习。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传统社会和政治生活崩溃后才开始向西方学习的。西方或许需要在类似的信心危机后,才能让多数西方知识分子转向儒学寻求希望和灵感。在最近关于“中国模式”的会议上,一个影响很大的西方记者开玩笑说“请给我们时间,我们只有几个月的羞辱。”非常重要的是,西方如果不是尊重,至少应该宽容道德上具有合理性的差异性。

但是,帮助儒学走向世界的重大障碍或许是理论和实践的脱节。不错,过去几年儒学的复兴有理由使人感到乐观,但前面的路依然漫长。现在没有审查官监察御史。媒体倾向于为党服务而不是为弱势群体服务。社会福利改革者仍然更多求助于欧洲而不是东亚或者东南亚。低层次改革激发的任何政治体制改革几乎没有看到。年长者甚至没有得到投票选举高层决策者的权利,更不要说额外的权利了。旨在代表子孙后代或者外国人的利益的通儒院只存在于左派儒学的梦想里。旨在改善社会道德的儒家形式的教育在猖獗的腐败面前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中国在宗教自由方面存在明显的限制,国家并没有支持儒教作为国教。简而言之,左派儒学需要转变为实践。一旦中国的国家行为符合儒家道德观念,那就能产生自己的软实力并把它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如果只是口头说说,没有人愿意听的。

 

当代左派儒家没有做出任何有影响的批评

----对贝淡宁“复兴中国传统”一文的反应

迈克尔·沃尔泽

吴万伟 译

    中国真正左派儒学的兴起或许是值得欢迎的新发展,但贝淡宁对这个学派的概括性描述并没有说服我它将起到中国当今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虽然他谈到了里面应该包含什么内容,当代新左派如何促成了它的出现。贝自己也认识到左派儒学仍然有待检验,如果要认真实施的话。在此阶段,我仍然有三个担心。

左派儒学在对抗中国的专制主义和不平等上的贡献比不上它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修改和完善

    1)贝把左派儒学描述为批评性的学说,但只在最后一段才说了一些能够称为严肃批评的话。他没有提到当代左派儒家做出的任何有影响的批评。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而且这种不平等状况还在进一步加剧。世界银行报告说中国工资占GDP的比例从1998年的53%下降到2005年的41.4%。很难称为平等国家的美国的相应比例是57%。欧龙余(New Politics 47, Summer 2009)认为,政府当今的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集中在提高工资上,“虽然后一种措施在对付消费需求不足时比其他任何措施都更有效。”所以,如果用儒家社会批评的温和与谦卑的方式,“影响力很大的新左派学者”王绍光所说的中国政府“已经积极处理经济不平等”(选举民主没有即刻需要)并不可靠,批评力度不够。

     贝的文章里没有任何东西显示左派儒学积极从事抗议当今政府镇压人权律师和记者的行径,他们试图揭露校舍豆腐渣工程或者在因地震造成数千学童死亡后官员隐瞒真相的做法,更没有批评政府对待西藏和西部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做法或为工人组织起来的权利辩护等。

    贝似乎相信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已经是强大的力量(他引用例子说明儒学在很多领域的影响),但它显然不是批评性的力量,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种批评的出现。专注于和谐、稳定、家长制、以及“更少争议性的冲突解决方式”应该比西方式批评更好的批评模式。不过我倒要问问这“对谁更好?”

    2) 正如贝希望的,左派儒学似乎严重依靠西方意识形态,至少依靠他所批评的“自由派儒学”。他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社会民主、团结、人权、法治、以及他在文章其他部分几次提到的性别平等。但这些价值也必须“修改”以适应中国文化和中国的特殊情况。它们必须本土化。从道德和谨慎的角度看,这当然是能说得通的,但这里留下了棘手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评价这种修改?修改后的形式必须保留这些价值观,我们只能决定这些价值观是否保留了原来的意思。所以,最初并非儒家观点的男女平等就成为标准用以判断左派儒学任何形式的女权主义。当然,在本土化过程中存在协商的空间,但如果男女在权利和机会方面最终是不平等的,我们就不得不说这种修改走上了歧途。这和“自由派”儒学有什么区别呢?

     真相在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借用和修改西方价值观是很早以前就出现的事,而且已经非常先进了。中国的人权律师毫无疑问是勇敢的人,克服极大困难在努力工作,但他们决不是外星人。普通中国人或许在理解他们的话语时有点困难。在最近一本比较中国生锈地带和阳光地带的工人抗议活动的书中,李静君(Ching Kwan Lee)报道了生锈地带的老工人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而阳光地带的年轻工人使用的是人权语言。(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这些语言都是当今中国的语言,左派儒学是否更好的抗议语言仍然有待证明。

    3) 贝建议的儒家对民主的改造在我看来尤其是反民主的。我敢肯定“做出有效的和道德上可靠的政治判断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确实是不错的。同样真实的是“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辨认出拥有超越常人能力的人”。在民主社会中,那正是选民必须试图做的事。其他人能做这些事的观念有悠久的历史,但那是失败的历史。贵族世袭制从来成功过,它出产的政治领袖只会为贵族特权辩护。选贤任能确实可以为政府提供最好的和最聪明的人,但正如美国人能证明的,最好的和最聪明的人往往做出常识都可以避免的最可怕错误。儒家对年长者的青睐对我这个老人有吸引力,但我对自己很了解,我认识太多其他老人,很难想象我们应该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权威。我们只会为自己从前犯下的错误辩护一直到死(一直到其他人死)。我不知道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老人比年轻人更严肃地看待“陌生人的利益”,或者在竞争性考试中及格者比不及格者更加支持全球正义。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获得正义的方法是给予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政治权利。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方法。

     虽然这样说,贝的描述还是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在读了他的文章后,我认为左派儒学在对抗中国的专制主义和不平等上的贡献或许比不上它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修改和完善。中国需要更加犀利的主张。

贝淡宁的答复

    在1989年,我大力支持天安门广场上学生领导的亲民主示威游行。因为对中国不是很了解,我猜想我支持学生部分是出于一种自爱,似乎他们是想遵循我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我根本没有想到中国的民主可能采取扎根于自己传统的特殊形式。但是五年后,我读到了如下的话:

    我认识到学生(1989年天安门广场)论证中的使命感或者特殊政治角色显然和美国(民主)理想(一直存在一种对受教育阶级的敌意)是格格不入的,也可能和流行的抽象理论或者普遍理论格格不入。学生的精英意识或许扎根于列宁主义先锋队的政治,更可能是来自共产主义思想前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儒家的,正统思想),在任何形式的中国民主中这些肯定要显示出来。

    这些话是我最喜欢的西方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他的书《厚与薄》(1994)中写的,它激励我思考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的民主应该是什么样子。对于北美左派来说,受到良好教育者是视野开阔、开明智慧之人的观点并不一定站得住脚,但是我或许需要超越固定模式来思考。考虑到中国贤能政治的悠久历史以及反智主义的文革的苦难经历,在中国背景下思考给予知识精英权力的方法或许是有道理的。几年后,我草拟了一个两院制国会的建议,一个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下院,一个是经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出来的代表组成的上院。这时候,我已经知道沃尔泽不仅是激励人的理论家,而且是个友好的令人感到温暖的朋友,他说服我修改这个建议,上院应该在宪法上从属于民主选举的下院。

    但现在我改变了想法,这主要是因为我在中国生活的经验和我与那里的学生和著名知识分子的交往。在过去10年里,中国知识分子重新与过去衔接上了,许多不同的政治改革建议纷纷出现,它们至少部分是扎根于中国自己的传统的。最有思想深度和最详细的建议试图把“西方”民主观点与“儒家”贤能政治观点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儒家价值观或者机构作为先验真理的概念的附庸。里面包含劳动分工,民主制在某些领域占优势,贤能政治在另外一些领域占优势。如果是中国农村的土地纠纷,农民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如果是关于工资和劳动安全方面的纠纷,工人应该有更大发言权。实际上,它意味着更多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和政治过程中工人和农民的更大代表性。

    但是关于外交政策议题呢?把“权力交给人民”或许起作用或许并不凑效。如果美国的政治过程中受到大学教育的人获得额外选举权,乔治·布什可能就不会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就可能不会攻打伊拉克。子孙后代的利益怎么办?沃尔泽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获得正义的方法是给予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政治权利”,但是哪个以国家为基础的民主社会给予受到全球变暖影响的后代权力了?在当代选民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民主社会什么时候能站在后者一边?如果中国采用贤能政治的政府管理体制,将政治领袖代表子孙后代、外国人、以及所有可能受到统治者政策影响的人的利益的任务制度化,用儒家的语言“天下”,难道不应该鼓励他们这样做吗?为什么要盲目地支持作为普遍理想的民主,即使它违背中国自己的传统,违反当今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和理解呢?沃尔泽宣称儒学“显然不是批评性的力量”,但是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受儒家思想激发的理论家遭遇审查呢?在当今中国,出版一本关于民主理论和人权的书要比出版一本具有社会和体制隐含意义的儒家政治理论的书更加容易。在我看来,这正好说明儒学可能太多批评,太多乌托邦色彩,太远离现实.

    另一方面,儒学最近的复兴确实给人带来某些希望。或许西方左派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感到越来越悲观,因为他们珍视的一人一票制的理想和多党制似乎越来越遥远了。但是,如果具有批评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改革者现在越来越多地从儒家价值观如贤能政治、礼仪、和谐中寻求灵感,思考如何把中国传统与外国遗产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等结合起来,难道不应该对这些解释保持开放态度吗?或许“中国需要更加犀利的主张”,但我觉得如果这主张不是“来自共产主义思想前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儒家的,正统思想),在任何形式的中国民主中这些肯定要显示出来”,它肯定是不能长久的。

    译自:Reconciling Confucianism and Socialism? Reviving Tradition in China by Daniel A. Bell Dissent, Vol. 57, No. 1 (Winter 2010)

    作者简介:贝淡宁(Daniel A. Bell)清华大学(北京)政治理论教授。本文选自他的新书《中国新儒家:变化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本书的中文版将在2010年11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译者注:这是本文的完整版,其修改稿发表在《开放时代》2010年第11期,第26-33页。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0-11-24 13:26:16 +0800 收件人: "editor" <editor@qstheory.com>, "dxxuebao" <dxxuebao@126.com>,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丧事岂能无葬“礼”》《孝的发生》《斯文扫地——勉仁书院寻访记》

丧事岂能无葬“礼”

耿硎

    但凡今日在中国大陆城市里参加过丧事的人,可能都会有如下感受:仪式简短粗陋不中不西不伦不类,殡葬收费昂贵服务专横且无视家属心情意愿,来宾着装五颜六色毫无哀情甚而在礼仪过程中互相说笑……整个丧葬过程除了向遗体告别行鞠躬礼外,根本就不成“礼”。按理说,婚丧嫁娶乃民之大礼,丧葬礼尤为重要,古今中外皆是如此。今天,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自不用说,即使在很“现代化”的欧美各国,仍然非常重视丧葬礼,并很好地保留着各自富有民族文化特点的传统仪式。反观中国大陆,曾经的“礼仪之邦”已真正是“礼崩乐坏”,怪不得有人愤而论曰当今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无礼”的国度。此论虽有偏激之嫌,但也大致不差——君不见,今日的中国人见面不行礼、称呼不循礼、仪式不知礼等等现象比比皆是,尤其是对待丧葬礼草草了事之态度,可谓最有力的证明。

     在传统中国,丧葬礼是极为重要的礼仪,程式丰富,肃穆庄重,跟今日“改革”后的仪式不可同日而语。今日的葬礼仪式,源于新文化运动以来政府持续不断地殡葬改革,改革的初衷是针对传统丧葬风俗中的迷信、铺张流弊而倡导节俭丧事消除迷信。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政府在殡葬改革上着力不小,但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不顾城市、农村乃至地区差异,采取强制政策废除土葬实行火葬,造成的结果则是单纯追求高火化率,却并未实现高火葬率——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现在大部分死者火化以后同样要土葬、棺葬,这与当初提倡火葬不保留遗体、不建坟墓的初衷背道而驰。而且,因为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殡葬行业已经多年跻身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天价骨灰盒、天价墓屡见不鲜,老百姓因“死无葬身之地”、“死不起人”而怨声载道。更为严重的是,在“移风易俗”、“丧事从简”的口号下强行废除了很多制度层面的丧葬礼仪,如取消了国葬(这恐怕在全世界绝无仅有),废除了政府官员因父母逝世必须停职守制的丁忧制度(代之以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短短三天丧假),如此等等。这种对丧葬礼仅仅从现实功利的狭隘理解和处理,将丧葬礼落脚于经济实用,对一切“不实用”的丧葬礼仪制度采取否定态度和做法,其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则是逐渐消解了丧葬礼的文化意义而致使其特有的社会功能不再,过犹不及,使之陷入如荀子批评墨子的“蔽于用而不知文”的困境。

     丧葬礼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中国的丧葬礼仪式大体确定于周代,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直至后来的《唐开元礼》、《宋政和礼》、《大明会典》、《清通礼》中,均对丧葬礼的规格、等级、程序等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体现的是儒家所倡导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价值理念。终即指丧葬礼,追远是指祭祀礼,意谓“对死亡者的送终之礼能谨慎,对死亡已久者能不断追思,这样能使社会风俗道德日趋于笃厚”。钱穆先生对此句解释曰:“死者去我日远,能时时追思之不忘,而后始有祭礼。生人相处,易杂功利计较心,而人与人间所应有之深情厚意,常掩抑不易见。惟对死者,始是仅有情意,更无报酬,乃益见其情意之深厚。故丧祭之礼能尽其哀与诚,可以激发人心,使人道民德日趋于敦厚。”(《论语新解》)所以说,儒家的丧葬观乃生死之间一种纯真情之表现,通过慰藉死者之魂,安抚生者之情,使死者得到尊严,同时也会减轻生者的痛苦与恐惧,充分体现了从人情深处立教的精神。同时,儒家以天人合一为思想指导,在丧葬礼中遵循天人相通的原则,将人世间丧葬礼仪的生成、变迁同天地四时、阴阳五行的运转结合起来,使丧葬礼仪由世俗性向神圣性的转化,并以此来实现人生永恒的宗教功能。通过丧葬礼,对死者“盖棺论定”,给予其一生或隐或现的总评价——成功者,尽享荣光而使生命不朽;普通者,赋予尊严而使生命永恒。

    如果“慎终追远”是个人的情感心理之需,“民德归厚”则是其所达致的社会目的。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强调丧葬祭祀活动要重视其所内涵的精神内容,遵循“事死如生”的原则,做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礼记》云:“丧礼,哀戚之至也。节哀,顺变也。”孝子由于突失亲人,极为悲哀,不能自已,为了节制孝子悲哀,故制定礼仪以便使其言谈举止适应情感上的巨变,目的就是让人的内心情感和外在举止能够达到平衡有序而不致张皇失措秩序大乱以至戕害身心。丧葬礼仪的许多具体仪节都是在强化孝子的爱亲之心,诸如招魂、拜、叩头触地等,孝子对父母的哀痛之情在“事死如事生”的过程中得到了体现,既强化了子孙的孝悌之心,也教育和感染了所有的参与者和旁观者,体现的是儒家“天下万物皆归于仁”的教化理念。同时,采取聚族而葬的方式,赋予宗族墓地神圣性,在以之为中心举行祭祀礼仪增强家族团结的同时,也使每一个宗族成员可在寻根溯源的过程中追思祖宗,心有所归。

    而且,因为死者的离去,原有的社会关系链条出现断裂,聚集与之生前有社会关系的亲友故旧进行悼念,是为最佳的社会整合契机,有利于在特殊的环境氛围中对失衡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安排,诸如遗嘱公布、财产分割、责任分担等等,以使社会机制能够正常运转。此外,平时与死者或死者亲属有交情的,须去吊唁死者或慰问死者亲属,且明确规定“临丧则必有哀色”,“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适墓不歌,哭日不歌,送丧不由径,送丧不辟途潦”(《礼记》。邻里、故旧通过对某一家庭丧事的共同参与以表示情感和经济上的支持,既可增加相互之间的认同,密切人际关系,也促进了社区的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葬礼虽因死者而办,但更多的却是为了生者,通过对死者的后世安排,使生者的现世秩序得以继续并更加和谐。

     故此,在当今世风不佳孝道淡泊的情形下,倡导隆礼重丧,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而且,重丧并不等于厚葬,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这既是中国丧葬文化的传统,也符合当今“绿色殡葬”的精神和方向。关键问题是,外在的丧葬礼仪是产生、维持、验证行礼者心态的手段,内在的道德自觉则是礼仪行为的动机,是为一体两面,不可偏废。如果取消了葬礼形式,其所承担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则无所依托,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既不符合人情心理,也不符合“丧事从简”的目的。

    有丧事无葬礼,害莫大焉。因为,草草了事的不是葬礼,而是人生。

 

孝的发生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暨哲学系 张祥龙

2010年11月08日

     孝,如这个汉字所显示的,意味着子代对于老去的亲代的照顾和尊重。这一人类现象迄今还没有成为一个重大的人类学问题,也没有成为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因为它是人类的内时间意识的集中展现,从中可以窥见人性的最独特之处。不理解孝,人类学就还在颇大程度上徒有虚名,哲学家们,特别是儒家哲学家们所讨论的人性和人的生存结构就是无根之木。

    原来被认为是人类独具的能力,如使用工具、自身意识、运用语言符号、政治权术等,现在都在动物,特别是我们的表兄弟猩猩类中被发现了,起码是这些能力的初级形态。但是,孝这个现象,就像两足直立行走,却只是特立于人类之中,而成为标识人类的基本现象。

     古多尔等人多年观察的黑猩猩的典范母亲弗洛(又译为“芙洛”),曾身为群中雌黑猩猩的老大,养育了数个子女,当她变老后,那些后来很成功的子女——法宾、费冈、菲菲——并没有来照顾她。最后她死于一条河边,无“猩”理睬。

     黑猩猩没有绝经期,这是与人类的又一个区别,所以弗洛至死还在尽母亲之责。弗洛死后三周,她最后还在抚养的未成年儿子弗林特也死了。弗洛的子女们就生活在同一个群中,他们也曾很依恋她,帮她对付其他的黑猩猩,女儿菲菲也曾对于弟弟很有兴趣,弗洛死后菲菲也曾试图帮助弟弟弗林特,可见黑猩猩中是有某种亲属认同的,但他们都没有来实质性地帮助年老的母亲。为什么会是这样?在弗洛最需要成年子女照顾的时候,它们不在那里。这并不说明她的子女们不好,而是因为他们还根本不知道这是好的、应该的。黑猩猩的意识还达不到“子女应该照顾年老母亲”的程度,因为它们的内时间感受能力没有那么深长。

    但在人那里却出现了明确的孝行,而且进化论学者们也可以为这孝行找到增强进化适应力的根据,比如老年人的知识和经验对于群体的生存有帮助,特别是在出现异常状况时,比如旱灾时记得哪里有水,饥荒时知道哪种植物可食,瘟疫时知道哪种草药可疗。但是,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老年如何从无用变为有用,特别是,人猿之共祖如何知道这种有用,却是这种解释无法说明的。情况似乎倒是:造成孝行与造成这“有用”的实际上是一个过程。没有深长的时间意识,老年人就不会比中年人更有知识和经验的优势(在今天这个技术横行的时代里,老年人又变得无用了)。

     关键在于,在人这里,不管是能人、直立人、古智人(含尼安德塔人),还是现代智人,在某一时代、某一阶段出现了足够深长的时间意识,致使他或她能够记得或想到:母亲和父亲对于自己曾有大恩,应该在他们年老时回报。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在某个时刻感到不安和愧疚。能够有这种孝意识的人,一定是能进行跨物理空间和物理时间而想象和思考的人,能积累知识和经验,能够在各个层次上合作,也就是到老也能够被后代认为是有用的人。

     那么,什么使如此深长的时间意识出现?答案很可能是,人类新生婴儿的极度不成熟以及亲子联体。

     相比于其他高等灵长类,这种不成熟不只是量的变化,而是由直立行走引发的身体特征(如人族女性产道的变狭和人族头颅的变大)所导致的生存结构的变化——婴儿的提前出生和抚养期的拉长及艰难;它深刻改变了人类婴儿与母亲、父亲或任何抱养人的关系,乃至父亲与母亲的关系,也改变了人类本身的亲属及社会关系结构。人们总习惯于将男女或夫妇比作最明显的人类阴阳关系,相对、互补而又出新;但就人类的形成史和实际生存样式而言,由两足行走导致的新型亲子关系,才是那产生一切新形态的阴阳发生的源结构。人类婴儿的不成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 看一位人类学家M.F.Small所写:

    人类婴儿出生时,它从神经学上讲是未完成的,因而无法协调肌肉的运动。……在某个意义上,人类婴孩的非孤立性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它从生理和情感上讲只是‘婴儿-抚养者’这个互绕联体(entwined dyad of infant and caregiver)的一部分。

    这讲得不错。人类婴儿与抚养者(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史上,这抚养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婴儿的亲生父母)不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而首先构成了一个互绕联体。人类婴儿必须提前出生,他与母亲之间的肉体脐带虽然断了,但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脐带还活生生地联系着母子乃至父子。所以亲子关系,更可以被称为阴阳关系。正是由于它,导致了人类家庭。人类的夫妇关系,如前所说,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这个关系。从现实的生成顺序看,有夫妇才有亲子;但从人类学或人类形成史的发生结构上看,有亲子才有夫妇。

     婴儿出生的不成熟如何导致了内时间意识的深长化呢?婴儿出生的极度不成熟,意味着他的生命的极度微弱,随时可能而且比较容易死亡。因此,养活这样的生命就要求母亲乃至父亲的完全投入,深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从带孩子开始,亲代就失去了“自己的”生活,而进到一个互绕联体的生活之中。婴儿的不独立就等于亲代的不独立。这从母子夜间睡觉的方式可以略加窥见。

      另外,由于婴儿出生时脑部是远未完成的,所以出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头颅和脑要像个气球一样快速扩张,最后头骨才能合拢。可以想见,在这段意识身体(主要表现为头)的塑成期或“正在进行时”中,婴儿与母亲或抚养人的互动具有深层构造的、终身的后果。在某种意义上,婴儿与养育父母的内在关联,是“长进了”他的生命之中,而不只是一般的记忆关联。心理学家们将记忆分为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人类婴儿与父母的关系,其核心肯定属于长期记忆,而且应该是一种不会被遗忘的本能记忆或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记忆。我们学了外语,即便建立了长期记忆,但由于长期不使用,或由于年老,也会淡化或在相当程度上遗忘。但我们一旦学会了第一语言,或学会了游泳、骑车,其核心部分就不被遗忘,即便长期不用它。人与养育己身父母的关系,甚至早于第一语言的学习,所以起码属于后一种长期记忆,即质的长期记忆。人随着岁数的增长,甚至到年老时,这种记忆可能变得更强烈,即便父母在他或她年轻时就故去了。

      除了亲子之间的深度关联,这种关联持续的时间之长,在动物中也是罕见的。现在的人类后代,平均14-15岁性成熟,生活自立更晚,而我们可以推想,人类形成史上的婴儿成熟期从生理上还要迟,因为科学家们对黑猩猩和大猩猩的研究都表明,野生自然生活的要比圈养的成熟期迟得多。野外的雌黑猩猩生第一胎的平均年龄是14.5岁,而圈养的是11.1岁;野生的大猩猩生第一胎的年龄是8.9岁,圈养的是6.8岁。而现代人,特别是经过工业革命后的人类生活方式,相当于被圈养。灵长类养育后代要比其他动物包括其他哺乳类艰难,黑猩猩养后代也比大猩猩更困难,比如黑猩猩母亲携抱她的婴儿达5年之久,而大猩猩婴儿发展自身的运动能力比黑猩猩婴儿快得多,6个月的大猩猩幼仔就能骑到妈妈背上而不掉下来,两岁就基本上不用母亲抱了。而我们知道,黑猩猩要比大猩猩从生理到智力都更接近我们。情况似乎是:养孩子越是艰难、越是时间长久的,就越是被这种“长期投资”逼得要发展出内时间意识。

     这两个情况加在一起,使得人类必须有长远的时间视野,能做出各种事先的预测、计划和事后的反省、回忆,不然就难以养活子女,传承种族。

     相比于威尔逊津津乐道的所谓人类的好战性、一夫多妻制、鲜肉的极端重要性等等,人类婴儿出生的极度不成熟才是一个真正持久和影响深远的事实,它在狩猎—采集的人类社会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为它,在那样一个不断迁移的社团中,父母亲必须有更长远的时间意识,知道如何养活、保护自己和婴儿。比如,由于拉扯幼小子女的母亲的劳动能力和移动能力都很受限制,可以想见,她必须获得人际的合作才能维持自己和子女的联体生存。首先就是以上讲到的,女人择偶一定会极其看重男人的护家素质,除了他的保护能力之外,还有为人的可靠(忠实、热诚、慷慨等),而这些都含有内时间因素。而且,这男子不可太软弱,又不可一味地好斗,那样最终会葬送家庭,因为在这种“拉家带口”的情势下,几乎没有谁是战无不胜的。所以男子必须有权衡、合作、妥协和把握时机的能力。哪里最可能找到食物,哪里最可能有朋友而不是敌人,哪里是危难时可以藏身或避难的地方,哪种生存策略最能经受不测未来的颠簸……这是所有父母永远要操心牵挂(sorgen, care)的。再者,一位母亲与家庭、家族乃至邻里中的女性的合作也相当重要,婆婆、嫂子、小姑、女友等等,都是能够为她临时带儿女的分身存在者,她都要尽量与之协调。二三十年的育儿期,哪种意识能应对,它才会在几十代、几百代、几千代的考验后,留存在人性之中。因为这个或这些“小冤家”,人类才不得不是一种时间化的存在者。

     孝的出现而非保持,并不能由不少人类学家给出的“老人保存和传递有用知识”这样的理由来解释,因为孝的出现与能够保存有用知识是一个过程,使得孝出现的时间意识也会使得保存知识可能。所以,能够对孝做实用主义的考虑已经预设了孝。对于人之外的其他动物,包括我们的表兄黑猩猩,孝是无用的,徒然浪费可用来维持己身和抚养后代的精力与能量,于该种群的生存不利。

     这拐点很可能出现于人类子女去养育自己的子女之时。这个与他/她被养育同构的去养育经验,这个被重复又被更新的情境,在延长了的人类内时间意识中,忽然唤起、兴发出了一种本能回忆,过去父母的养育与当下为人父母的去养育,交织了起来,感通了起来。

     当下对子女的本能深爱,与以前父母对自己的本能深爱,在本能记忆中沟通了,反转出现了,苍老无助的父母让他/她不安了,甚至恐惧了。于是,孝心出现了。他/她不顾当时生存的理性考虑,不加因果解释说明地干起了赡养无用老者的事情,他/她的子女与他/她的父母的生存地位开始沟通,尽管说不上等同。起头处,他/她不会知道年老父母的“用处”,或偶尔知道了也影响不了日常的行为模式。老人越来越衰老,走向死亡;也没有灾荒来显示老人的智慧,因为在有孝之前,人活不过多老,也积累不了多少能超出中年人的智慧。但凭着内时间意识中过去与当下的交织,越来越多的“过去”被保持在潜时间域中,只要有恰巧应时的激发,那跨代际的记忆反转就可能涌现。此为人的意识本能的时间实现,与功利后果的考虑无关。“养儿方知父母恩”,说的就是构成孝意识的时机触机。

     孝心的出现,表明人的时间意识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与长度,能够做宏大尺度的内翻转。而且,由于孝迫使当前子女身荷未来(自己子女)和过去(自己父母)的双养重负,导致更大的生存压力,人类变得更柔弱、更不易成熟和死亡,于是其内时间意识就被逼得还要更加延长和深化,新的工具和生态位就更是生存的渴望和创造了。

     基于这种推想,4万年前在现代智人身上发生的“大跃进”,或许是人类实现孝的最晚时刻;从此以后,许许多多新的发明创造——精巧的新工具如骨器、复合工具、鱼钩、网、弓箭,及高明的艺术,如洞穴壁画、雕塑、仪式,乃至我们所说的这种语言,等等——以及它们体现的身心特征就奠定了现代人类的生存基底。“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1.2)这成仁也就是成人,因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

 

斯文扫地——勉仁书院寻访记

薛超

    2010年10月16日,正是传统的九九重阳佳节,也是一代儒宗梁漱溟先生的117周年诞辰。然而在此次诞辰之际,我的内心却无法如以往一般安宁,更多的是愁云满布,甚至带有一丝无助。半个月前的北碚之行,让我的满怀期待瞬间沉落到了谷底……

    十一长假的第三天,夏历八月二十六。经过前些日子的阴雨连绵,重庆终于迎来了近期难得的晴朗天气。正因为如此,在之前就已拿定主意的我,在这一天早晨乘坐着从主城区开往北碚的高速公交巴士,前去寻访此前只在书中得以见闻的由先生创立的勉仁书院。说来惭愧,尽管身为20来年的当地人,却是头一回有这样的机会前去北碚区。也难怪,尽管如今的北碚已成为重庆的主城区之一,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畅通无阻也不过是直辖后的这段时间。当然,作为重庆城数一数二的后花园,缙云山间、嘉陵江畔的北碚,为人们联系更多的,无疑是休闲观光的自然风景。想必也正是这宜人环境,让抗战时期身在陪都的文化名人,更愿意把北碚选作自家的安身之地。

    高速大巴开了不到一个小时,便达到了北碚公交总站。正在为交通的越发便利感到高兴之余,总站周边的滚滚人流和水泄不通的行路秩序,让这种喜悦没过多久便消失殆尽。我想这大概就是北碚地方政府要另辟新城区的理由之一吧,只是就任由这“老城区”这样自生自灭么?于是,在混乱中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能够上缙云山北温泉的公交路线。尽管缙云山北温泉疗养休憩的名声早已在外,然而上山始终不是个轻松的话题。尽管盘山公路早已平整不少,但外形略显破旧的公交车行驶看起来依旧很是吃力。

    终于在半个小时后,我在三花石车站下车,勉仁遗迹的寻访算是正式启动。说来也是巧合,在车站在离车站没多远的岔路口中央,刻有“缙云山”三个大字的石坡,清晰地告诉世人这里便是上下山的分界线所在。只不过面对前面就是缙云山风光美景的“诱惑”,我却没有任何的顾忌,满脑子里想着的,都只是行走路线和在想象中猜测书院故迹的现状如何。

     若要深究起来,人们常说的“勉仁书院”,其实是由两个不同的机构组成的:一个,是1940年在璧山来凤驿创办,次年迁至北碚的勉仁中学;另一个,则是梁先生调停和谈失败退出现实政治,回到北碚后于1947年创办的勉仁文学院。如今大家谈及更多的,无疑是后来曾被冠以“重庆第22中学”的勉仁中学。但要是只把勉仁中学当作所谓“勉仁书院”的所有,显然是不够全面和准确的。因此,我这一天的行程,便不仅仅只是造访勉仁中学而已。

    根据此前自己所查询到的可靠资料,我把第一站定在了三花石附近的北温泉疗养院。尽管重庆就已脱离四川省而直辖,但这个疗养院依旧属于四川省工会的管辖范围内。至于当地人为何称其为三花石疗养院,我便想当然地认为是因地名而得。但后面的事实,却让我很快纠正了自己的这一看法。

    如今这个年代,再要提及“疗养”和“疗养院”的字眼,会不会让人感到很陌生?虽然在我的印象里,这样的陌生感也仅仅有个10来年而已。旧日风光不再,让这本来让人清净修养的地盘,反倒显得有点人气稀疏。顺着疗养院的上坡方向走去,便看到一幢墙壁由奇异怪石点缀的楼屋,上书着“将军楼”三字。我意识到,这里应该就是寻访的其中一个目标了——梁先生曾在这里短暂居住过一段时间(从1949年5月至次年北上京师)。

    在进入外墙环绕的拱门后,我走进了将军楼所在的大院里头。苍翠欲滴的树木灌丛,让整个楼院如百草林园般清修宁静,实在不难想象先生为何选择此地作为自己作息之处,从而得以抛开此时外界的动荡局势,全身心投入到《中国文化要义》的定稿成书当中。再仔细把楼屋外观瞧了仔细后,才明白之前对“三花石”的出处需要作一个纠正了:其实就指的是这栋楼那由如花般绽放的多彩山石所装点的外壁。

    虽说将军楼故物犹在,然而在这里成为疗养院产权已有五十余年后的今天,再想从其中找出与先生相关的些许,想必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于是自己只能在睹楼思人的同时,回顾脑海中对《要义》大意的记忆。这时,我看到楼屋偏门外坐着一帮人在那儿喝茶闲聊,其中还有两个僧袍打扮的。面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的来临,他们只是瞧了一眼后便继续摆谈着被中断的话题。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了解,这里曾经住过一位一生对两个问题关心并为之奔波终生的老人:一个是中国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还有,融汇儒释道三教的梁先生若还能感应世间,会不会加入到他们谈佛论道当中并说上一番?

    离开疗养院,我便开始朝下山的方向走去。在踏上距离将军楼大约几百米处的环山公路时,我突然发觉楼屋坐落之处紧靠着山谷,真可谓是居高临下。而与此同时,公路对面的一片布满爬山虎的厂房区,引起了我的注意。若是掌握的情况准确的话,这里应该就是本次寻访的另一处遗迹的所在。穿过公路再一瞧,没错,厂区大门旁的单位名称,显示这里应该就是当地人所谓的原四川仪表四厂。而这里,曾经就是存在时间大约3年的勉仁文学院。其实若要寻找具有真正古代书院性质的“勉仁书院”,应该是指文学院。文学院在整体移交给新政权后,师生是被整体接收到了西南师范大学,而学院的地产则被厂区的一部分直至今日。不过,在看到厂区四周凋零沉寂的景象后,我内心中涌生出一种莫名的辛酸。书院不再,工厂不济,这片曾经的朝话夕语之地,究竟还要承受何等的失落感?

    沿着公路往下走,之前靠着在公交车上所估计出的距离感,我自认为接下来的路程,只需要步行就可以了。没想到的是,这样的自以为是让我吃到了教训:不能相信在汽车上的目测——这实在是不准确得可以。而此时,近期难得晴朗的天气,在午时又冷不防变得灼热起来,让经惯了秋装的我不得不卸去外套以继续赶路。在气喘吁吁靠欣赏山间景色来转移跋涉疲乏走了大约几里路后,我才总算来到了书院的另一个组成、外界更为熟知的勉仁中学的所在区域——金刚碑。

     不顾汗流浃背,我四处搜索着中学的存在,终于在一片桂花树丛中,看到了半山腰上两栋教学大楼的存在——不晓说应该就是勉仁中学了。但在为寻找到目的地而感到欣喜的同时,我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高处那栋教学大楼上的勉仁字样,好像是被撤下去只剩了痕迹的感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越想越感到有些不安。

     好不容易找到前往学校的上坡路径后,我对校园的第一印象,只有两个字:凋零。山脚下体育场和升旗台的破旧不堪还自罢了,即使透过校园大门却没有见着一丝的研读生气,这究竟是为何?我顿时心绪变得沉重起来。

    走进校门,传达室只有一个看门人在。我在说明来由后,才得知了一个晴空霹雳的消息:学校已在去年年中被废弃,剩下的师生被山下的学校所接收。而这位看门人,则是在学校废弃后不久受当地教育部门所雇,来与这残垣断壁作伴。

    登上石阶,顺着左手方向走过去,是学校的升旗台和食堂。食堂的蓝色玻璃上有着由“勉仁”二字而成的校训——“仁以立志,奋勉求学”。仁曰立志,勉曰求学,上合阳明子《教条示龙场诸生》之“四事”,下接泰州心斋先生《勉仁方》之述义。梁先生自由佛转儒后,便终生虔信并践行于王学当中,无论是粤豫鲁三省乡建,还是在巴山渝水奔走于国是与办学当中。即使是勉仁中学被新政权接收并在后来成为职业技术学校后,先生昔日培育人才之道依然生辉。今日目睹人去楼空之现状,除了心痛,还是心痛。

    凭着对资料里讯息的大致记忆,我还是很快找到了当初在梁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所建造的漱溟馆。说起来是“馆”,但实际上只是由一个有五幅橱窗等纪念长廊,以及一个先生的半身塑像所组成。然而如今的纪念长廊早已被四处滋生的野草杂树所覆盖,至于由费孝通先生题词的半身塑像,更是到处沾满了青苔。我不禁怀疑,这只是废弃有一年半就出现的状况吗?我唯一感到些许安慰的,是先生塑像中那双坚毅神情下的眼睛。与以前所看过的先生照片相对照,塑像算是精确还原了其中的风采。或许,正是这样的眼神,才不会让我等后生在现实的无情和周边的不解中苦闷沉溺,而能够擦亮眼睛、挽起袖子,以身为道而使圣学有朝一日得以昌明光大。

    此前听说勉仁中学里有先生的一馆一碑,这馆我已经找到了,然而碑又在哪儿的呢?而在长廊的背后,又看到一排长长的阶梯。于是带着这样的疑惑,我走上阶梯,希望找到答案。然而,我在没有找到答案的同时,看到了更为不忍的景象:被遗弃的教室和学生宿舍四周,到处是破旧的课桌、椅子,各式各样的垃圾和废弃物,以及锈迹斑斑的大门铁锁。若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可以镇定泰然,我觉得要么是超凡脱俗,就是铁石心肠。失魂落魄之下,我关掉了相机的电源。我害怕自己真的把周围的种种拍下,然后今后每每在回放相片时梦魇缠身。再往上走,大概是过去的技工实习厂房,现在也不知归谁所属,并且耐人寻味地提示外人因为内有恶犬,所有禁止深入。我知道这里没有我要寻找的碑身,于是朝下坡阶梯走去。看着由孙起孟题词的“崇实求真”,只觉得既讽刺又好笑——看到学校的这番景象,还能有所谓的“真实”感吗?如今学校还能值得一提的,莫过于处处都是翠色密林的覆盖。想必在先生经营中学的时候,在职中长期运行的时候,这里的一草一木,曾经也或多或少陶冶过一代又一代的学生。

    找来找去,始终没有找到有关先生的碑。我于是重返漱溟馆再探究竟,结果这次终于得以搜寻到碑身的存在。但让我感到无奈的是,不止因为我观察不细致而导致没能找到这距离纪念馆不足10来米的纪念碑,还因为疯长的杂草已经淹没了通往纪念碑的路径。谨慎过头的我,还拿了一根长棍在周围做了半天的“打草惊蛇”,才战战兢兢地来到纪念碑跟前。

    宽大的碑身,上书着由原重庆市副市长冯克熙题词的“梁漱溟纪念碑”六个字。只是铺置碑身的白瓷砖上的块块黑斑,提醒着我这里已经有长时间没有好生清洗过了。本来想绕过纪念碑正面去瞧瞧背后的纪念碑文的,然而已经无迹可寻的草堆让我知难而返,只好用相机在升旗台前照了下来。回去之后再仔细查看照片,才知碑文是以北碚区纪念梁漱溟百周年委员会的名义起草的。至于碑文的详细内容,可以通过网络资料进行查询,这里就恕不重复了。

    从之前所看的资料中,了解到其实在勉仁中学附近的竹林,也就是当地人称作的“菩萨沟”地带,曾经有一幢上世纪30、40年代风格的小洋楼,据说是梁先生在北碚期间的长期住所,其居住时间远长于只作为短暂停留的“将军楼”;不过,同样中也是在这份资料里获悉,故居早在30多年前便毁于火灾,而且通往该地段的小径早已为农田和竹木所阻塞,想要轻松前往探寻并非易事。望着校园主楼旁边已被竹林遮得严严实实的林荫小道,我明白凭一己之力已难以深入菩萨沟,只得抱憾而返。

    穿梭于草木丛堆之间,不知不觉身体有痒状反应。再一看,衣服裤子上到处是各种蚊虫,赶紧用手一一拍掉。这时,我就不由地庆幸自己身穿的长衣长裤,否则肯定会被叮咬得不行。正在这时,看见几个当地人在升旗台附近打打磨磨,于是好奇询问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回答说正准备挖取一些校园的树木,而这些树木在山下会有很大的升值空间……没等他们说完,我脑子一轰,有些神志恍惚。学校没有了,还有这些参天树木继续见证。但要是连它们也没有了,本就只剩下一副躯壳的勉仁书院,更是有被人戳骨扬灰之感了。

     在向校园守门人告别时,他告诉我其实连他也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守到什么时候。我不禁苦笑起来,心里暗想:若要这么说的话,那如果我还有能来北碚的机会,不知道那时还能不能看到勉仁中学的存在呢。清风拂过,浓香扑鼻,缙云山的桂花依旧盛装绽放,然而我这时却兴致全无,只想到马一浮先生那声“斯文扫地”的叹息。在美国记者艾恺先生的那本《最后一个儒家》里,先生曾自言一生没有遗憾和失败感——因为已经做完了人世间应该做的事情。不知道这个微妙年代中漂浮的我们,多年下来之后,还能否有触及如上境界的坦荡?我怀揣着这份凝重的心情,离开了艳阳高照下的缙云山。

    后记:

     下山离开北碚老城区后,我却并没有马上返回。而是乘坐另外的公交路线,来到距老城区10余公里外的歇马镇。这里是北碚区地方政府规划下的新城区,一切都还处于方兴未艾之中。在终点站下车后走了数公里的路,问了好些人,才在一片农业园区当中找到了当年与梁先生乡村建设交相辉映的另外一人——晏阳初先生的故居。只不过晏宅外门上锁,内部装置空空如也,只有地上到处放置的设备工具提醒着我:这里还处于修缮当中。也难怪,“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还是去年年底才匆匆树立的,显然很崭新。旁边一位收桂花的老大爷倒是很惊讶我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并给我指了指相距数百米的以晏阳初先生命名的初级中学校园。看着设施外观完好的校舍,我的第一感想居然是:这个学校的命运,应该会比勉仁中学好吧(苦笑)!

 

 

 

 

发件人:<dengjinglei@sina.com>  2010-11-28 14:55:0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请仲大军老师多多指教!(邓敬雷的个人简历和部分作品)

在大有庄100号的日子里

——中央党校三年散记

邓敬雷

2010-11-28

    北京大有庄100号是中共中央党校。1993年5月我考上了那里的博士研究生,9月1日入学。1996年7月毕业。

    在中央党校读书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三年别的收获不大,可是见的官员却是最多的,上至总理、政治局常委,下到县委书记,这里可是我党中高级领导干部轮训培训的地方啊!我在校时期的校长每逢学期初开学典礼和学期末毕业典礼,均亲自出席讲话,我一介草民亦能忝列其中,亲耳聆听“天音”,实在是三生有幸,现在回想仍然倍觉无限荣光!每个学期中间,尊为政治局常委的校长工作作风扎实,深入实际,隔三岔五地莅临视察,好几次我从食堂或开水房回来半路相遇,得以近距离一瞻“天容”,这更是托了学校的福!我的毕业证书上“校长”一栏盖的是“×××”的名章,这在往昔历朝历代可是天子门生啊!可惜的是,我这个学生和校长之间实在没有任何关联,远隔万水千山。

    有人将其比喻“黄埔军校”这实在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但是能够与手握重权、身居高职的诸侯和朝廷命官,在同一个食堂乃至同一桌吃饭,用统一配置的相同的开水瓶一同去开水房打开水,在条件相仿的宿舍住宿,同学习(在大礼堂一起听报告),同娱乐(在大礼堂一起看电影,在体育馆一起打球),早晚一同在与颐和园的昆明湖相似的人工湖边散步聊天,同样在澡堂凭学员证洗澡、享受残存的供给制的好处,和大多数人只能在报纸电视上一睹他们的尊容不一样,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这些高官显贵,倒是北大、清华这些中国第一学府的天才精英所不能比拟的。也可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尽管这个“月”是“水中月”,但是却切实对这些贵族的了解有了一个感观的基础。绝不是在电视上和报纸上看到的那种感觉,至少祛除了他们在大多数人包括以前的我心里的魅力。

    在中央党校读博士期间,我曾遵导师之命去参加为期一周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学习,去之前导师语重心长,千叮咛万嘱托,我心情激动,连连表态要格外认真、万分用心,第二天的情况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身临其境,听到那些省长、部长们又长又臭的发言,我振奋的情绪变得十分沮丧,我万万没有料到这些个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一般百姓平素只能在电视、报纸上看到的封强大吏、地方诸侯,水平如此之低!除了原来在海南事件中出名的雷宇名符其实,讲话确有水准以外,我再没听到一个让我开颜舒心的发言,我无比难受,如坐针毡,内心里竟然有一种被愚弄的愤怒。

    其中有一名年轻的副部级官员,因得知我们是同乡,休息时间与我闲聊,自称绿林出身,我不禁愕然,他解释说他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出身,没有读过多少书,文化底子差,不像我赶上了好时代,是科班出身,年轻人大有作为啊!他对我感叹。现在这位官员早已拥有国内某著名大学经济学博士头衔,已经是西部某省的主要领导(正部级),他自己才是年轻有为啊!我现在已入不惑之年,不过是一名普通大学教师而已。那个班副部级的官员现在均已是正部级,而且不乏“一把手”,他们才是党的事业的接班人、中坚和栋梁啊!

    我于是消极怠工,又迟到又早退还旷课,这一切被同在班上的副导师看在眼里,悉数报告正导师。事后,我被正导师严厉批评,他很气愤地说:“如果你连这些人都看不上,那你又如何谈得上去联系一般的人民群众呢?”些话迄今我仍然记得清楚。只是没有预料到,若干年后我本人还是一般群众。我极力用生活没有规律,晚睡晚起,生活习惯不好等等理由和原因搪塞,被正导师一眼看穿,一针见血地指出:“你是觉得他们没水平,你看不起他们。”导师的眼光是犀利的,让我诚惶诚恐,如同当年三国刘备与曹操一道青梅煮酒论英雄,被曹操一语道破一般,只是我并非当年的使君,与现今的省部高官相比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人家可是“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我又有什么资本或资格去看不起他们呢?实在是当初衮衮诸公,委实没有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之处,而我又书生气十足地把自己的好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还多次参加过在中央党校湖南籍学员(主要是那些领导干部)的在省驻京办事处的聚会,他们每逢省里一二把手来中央党校学习,便会组织安排一次,每次把我们研究生捎带上,于是我们便有了与大官们在宴席上同吃同喝的机会,而且还能够酒后晃着一张红彤彤的脸,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和省委书记勾肩搭背合影留念,他在这个时候是一点架子也没有啊!某一任从中央某部委外派到湖南的省委书记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便是酒是海量,虽是南方人,但酒风豪放,不分尊卑高贵,有酒必喝,很给面子,不管是谁敬酒,还是独自举杯,均一饮而尽,不留点滴,统统倒进口腔,不像某些当官的只是傲慢无比地用舌头舔舔,沾湿嘴巴。我猜测他大概一个人能喝一瓶酒鬼或者湘泉!一天,他在省部楼前与我们几个博士硕士研究生闲聊,竟然承诺硕士到县一级挂职,将博士安排到地市一级挂职,其时,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且全身热血沸腾,心里油然升起对这位省里一把手爱才惜才用才的无比尊敬之情,也产生了回到湖南报效家乡的强烈愿望。我顿时想,假设书记大人此话当真,我一定头一个报名回湘,只是我们太幼稚太天真,信以为真,人家只是一种姿态,一时兴起的表演作秀,真的是听者有意,言者无心啊!只能怪自作多情,怪不得人家言而无信。好在这种事情于我们还是毛发无损。

    听湖南同乡传说,党校研究生中的有一、二个有心人在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等大领导身上下了苦功,每天早晨陪他打太极拳,每天吃完晚饭陪他散步聊天,可惜回到长沙后,再也难见真佛,只得修书一封,请求帮助解决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工作单位,殊料对方只在来信上批了一句“请有关部门酌情处理”的平常话,这位仁兄差点被打发回土生土长的县里,四处碰壁,难得他咬牙挺住,坚持到底,在省会长沙折腾了大半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苦尽甜来,他又搭上了另外一条线,钓上了一条大鱼,准确地说跟上了另外一位大人物,当上了他的秘书。人生的道路不平坦,一波三折,好事多磨,人算不如天算,首长英年早逝,成为先进典型,秘书一下子没有了主子!到底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哪怕是倒了的大树,因为主子毕竟是全国的优秀榜样,故属下仍有组织关怀的温暖,现在组织部一要害处当副处长,神气得不得了!

    不知道,这种故事党校还有多少?农村出身的农家子弟考上了大学、研究生,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一旦当上了什么官,丑小鸭变白天鹅,灰姑娘变白雪公主,美丽的童话故事在人世间真实地发生了,那就性情大变,变得让人有点认不出来,官越大变得越厉害,官职具有能改变人的魔力啊!从平民布衣到带上乌纱帽,的确是一场人生的蜕变!

    我也有一次特别的经历,偶然和一名副处级的自称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最年轻的领导干部相识,引为至交,无话不谈,大有想见恨晚之感。一年后,此君离校返乡。我曾经三次去他所在的工作地方拜访他,吃喝、住宿和路费他全管,但是态度已有明显不同,个中微妙之处我苦思而不得其解。这位仁兄仕途一帆风顺,官运亨通,节节攀升,平均两三年上一个台阶,令人折服和艳羡!等到他当团省委书记时,他还在当地接待过去那里出差的我。等到他作为代表赴京参加十六大时,我们俩也在他下榻的宾馆门口见面。等到他当上市长时到北京参加中组部的培训班,在万寿路的招待所,我还和他见了面。等到他当上市委书记时,我打他手机,不是不接,就是关机,有一两次有幸打通,他粗暴地讲了一两句话就挂断了,迄今为止,我再也没有和他联系上过,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我潜心观察和研究过他当官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发现他一是和男女老少、三教九流都谈得来,没有架子,不似很多官员那般不可一世,二是在请客吃饭、招待客人方面出手比较大方,而且在送礼品乃至现金方面也是恰倒好处,比较注重人情世故等细节,有点《水浒》里面“及时雨”宋江的味道。但是,实质性的“大忙”他是绝对不帮的。我曾经数次向他表达过强烈的愿望,请求他在其权力范围内为我这个毫无背景和后台的书生提供一个发展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没有想到他断然否决,起初是婉言拒绝,其后干脆对我冷嘲热讽。我渐渐地终于明白了这位“老朋友”的真实面目。

    在中央党校修炼三年,养尊处优,但是我也一直苦苦思考和探索一些问题。众所周知,从中央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各个地市,再到各个县均有党校,有的行业、城市的区、街道,乃至某个单位还有党校,此外还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学院,犹嫌不够,再新搞三个干部学院,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衙门式的学校,都在干什么?曰培养训练干部,此话大谬不然!培养接班人的说法就是极端不民主的,只有封建王朝的皇帝才有接班人,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出任某职均由民众选举决定,不存在指定甲去接乙的班,或者乙的班的指定由甲来接。和平时代,民主和法治条件下,“干部”岂能靠“培养训练”?干部均属成年人,宦海沉浮多年,本来是早已定型的了,又何能“学习提高”?

    实质上,耗费了这么多的宝贵资源,人力、物力、财力,搞的只是一种徒劳的形式和过场,真正的人才在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中,那才是身经百战,在千军万马之中真刀实枪杀出来的佼佼者,为什么不到他们当中去选拔干部?偏偏要在这些才俊之外重新搞什么学习培训,让朽木不可雕的老于世故的官吏们去占用那些稀缺的教育资源?看来当官另外还有一种好处:就是享有教育的特权(如同成人教育,劳民伤财,另文专论)。把所有上述的经费投入到正常的国民教育之中,那么不光早就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十一年制义务教育,今天的高等教育之高收费也不至于让农村学生考得上、读不起。这真是一个不讲理的逻辑啊!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究竟能否“培养训练”出干部呢?“培养训练出的究竟又是什么样的干部”?明眼人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干部(官员)不是靠他们自己来培养训练的,官员的选拔权力应该交还民众,应该由民众来决定官吏的产生乃至升迁。

 

消灭大师

邓敬雷

    1949年以后中国大地上卓越的专家,人才。即人们习惯常说的称之为大师,消失得无影无踪,60年来绝迹绝种,这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现象。原因是什么?这成为了难以解开的奇怪现象,需要很多人从不同角度来寻找答案。我特别向往1911年诞生的中华民国,那是中国几千年推翻封建帝制以后绝无仅有的共和时代,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几年历史,有名号的皇帝被废除了,没名号的皇帝尚未发现。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所谓西学东渐,终结硕果,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学术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企业家,??????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争奇斗艳,好一派中华文明大气派!他们永远让我们后人景仰,顶礼膜拜!让我们骄傲!让我们激动!

    民国大师的光辉一度被专制政治掩盖和笼罩,但是金子就要闪光,何况如日月的星斗!他们光芒万丈,照耀在每个炎黄子孙的心田。改革开放以后的官教科书也承认了,民国有两个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一是北洋政府治下,二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
民国时期内忧外患,空前绝后,都是严重得亡国灭种之地步,老百姓没有过上一天安生日子,政府时时刻刻处在火山爆发的当口,为什么还有大师层出不穷?

    1949年后,中国成为一党之天下啊,全国一盘棋,被严格控制和整肃,既无外患又无近忧,只是当权者自己没完没了的折腾。并且不遗余力地消灭了大师。

    首先从教育的手段和机制上消灭。1949年出生的中国人从小受到的教育非常特殊,是中共的党教育。小学生从一年级第一学期,来到人世间认识的头几个字是“毛主席万岁”,课本第二页是“中国共产党万岁”,课文第三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再也不知道“三字经”,“百家姓”。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从小学的第一门课算能是画画,可惜初等师范毕业的父亲虽然发现和引导了我的兴趣,但是却没有太多的能力去培养我,因为他本人也是1949年以后接受的教育,并没有深厚的功底,纵然望子成龙心切,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在小学一二年级并没有好好地读书,稀里糊涂地就过来了,到了四年级,父亲开始抓我的学习,成天在家里叫我做算术应用题,做四则混合运算,把我搞得很紧张很苦,然后我的学习成绩上去了,考的分数很高,我跳级升入了初中,虽然下了很大气力学习数理化,可是后来我却对理工科也就是自然科学没有一点兴趣,实在是白白地浪费了少儿时期的宝贵精力和时间。我进到初中,父亲也让我每天早晨背诵一首毛泽东的诗词,直到把毛泽东那本红皮的诗词集全部背完,就是这一点点浅薄的诗词我也找找忘记得干干净净!假设我从七八岁或者再早一点,五六岁即将唐宋词里几万首背下来,那对今天的我而言是多么受益匪浅?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凭着我的早慧和勤奋,以及“童子功”的神奇作用,我大抵也算得上半个诗人了!”“四书五经”就更不用提,在我读研究生之前,碰都没有碰过!直到今天博士毕业十来年,水平仍然未见提高,打开文言文的古籍书,心里有严重的恐惧和厌倦情绪。博士的古汉语水平尚且如此,没有博士学位的人呢?

    曾经席卷中国大地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风浪,把我也卷入学习数理化的热潮当中,延误和耽搁了我这个原本学文科的材料的发展。现如今又有国学时髦兴起,我不知道将会带来什么。诚然,国学的根茎在于青少年乃至于童年的知识积累和贮备,没有好好地研读过中国文化经典著作,绝对谈不上对中国文化的掌握和了解。这需要下很大的苦功夫,得来非常不容易。我以及我的同时代人先天不足,后天又被缺粮断奶,自然在我们当中不可能出现大师问胚胎和维型。

    学校除了自然科学课程以外,语文课就掺杂了很多政治材料,政治色彩很浓,上成了半个“政治课”,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中共领袖。除了在文化知识上,党教育无孔不入地渗透,学校有书记,校长,教导主任,再然后教研组长,最后普迈教师,形成一个等级分明的准官僚体系。在学校生活中也处处政治化,小学一年级就负有全部责任的班主任,班级几十个同学推选一个班长,然后再有副班长各个委员,共同组成一个班委会。于是,小小年纪的孩子就生活在一个党教育的小环境中,耳濡目染,浸入幼小心灵。
除了学校主渠道,家庭环境也起着很大作用。1949年后的大多数作为家长的父母亲自身的文化水准不高,他们自己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更缺乏教育英才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方法,在中国家庭教育中,常常走两个极端,一是放任自流、庇护溺爱,美其名曰顺其自然;一是打骂侮辱,实施家庭暴力,奉行“棍棒底下出孝子”。尤为严重的是,长期生活在积极斗争和政治运动冲击下的为人父母者,心理和人格严重扭曲,思想僵化,观念陈旧,方式粗暴,有意无意对子女精神折磨和虐待,其子女在强烈的压制和刺激下,心理和人格也发生变异,极大地阻碍他们的健康成长成才。

    这一条可以概括为文化根除,教育摧毁。

    第二是1949年盛行集体主义,批判、否定和抹杀个人主义,使得全体中国人丧失应有的个性,而天才恰恰又非等闲之辈,是不能混迹于、等同于凡夫俗子的。中共把具有个性的人物戴上了一顶“自由主义”的帽子,名声狼藉。抹平了个性,也就挖掉了产生大师的可能。小学生一年级开始被抢锁、捆缚在一个几十人组成的班集体,强调要关心热爱集体,绝对不能脱离集体。几十年后,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喜爱三五成群,四六结队,尤其是在一个集体之中,更是两个或者以上的上形影不离,不分东西南北,不分文化高低,不分国有民营,不分机关企业,一律如此。如果有一个人独立特行,不合群,一定是他们在的群体之中最孤立的,也是大家都视之为怪异、不正常的人。这个人注定生活和工作都不顺利。于是,一系列的有形无形的障碍便产生了,堵死了这个也许是不同寻常人的特殊之人通往大师的道路。动物界有一个现象:狮虎猛兽都是单独一只独立行走,软弱的羊牛马才是成群结队。

    集体当中人各有不同,形形色色,想法差异悬殊,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大脑,大脑指挥每个人的行为。如果当中有一出类拔萃的人,他的思维和天赋远远高于身边周围的人,可是一个强大的外在力量却又偏偏让他要随大流,附和才智平平的众人,还要跟在众人后面亦步亦趋,学他们行事,这不是活生生抹杀一个大师吗?把他降为平庸多数当中的普通一员。中共对自己的干部十分宽容放纵,但是对真正的人才是十分刻薄和苛严的。

    我读高中时年方十五六岁,素对女同学偏心的班主任怎么看我都不顺眼,常常训斥我“独来独往”,确实,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一个人行为独立犯了大忌,不但部位组织和领导容忍,也不位同学同事容忍。

    第三是大师享有的社会地位和名誉丧失殆尽。中国自古以来,万物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所有人群当中以读书为光荣,为追求的目标。1949年以后,反其道而行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越来越反动,以工农兵为光荣,以大老粗为光荣,知识分子成为了“臭老九”,而且是脑力劳动者为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名声一下子臭不可闻,真正的名声辱没,斯文扫地。在实际行动中,1949年以后的每次暴风骤雨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打击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千万无辜读书人首当其冲,有的重者是家破人亡,下了九层地狱,九死一生,坎坷颠沛,结局和下场惨不忍睹。轻者则是用体力劳动来改造知识分子,毛泽东让无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在教育。废除高考制度,让中国人无学可上。

    即今是到了改革开放,中国人包括目不识丁的文盲也绝对在内心里看不起读书人,读书人在政治上虽然不再受压迫,整治和打击,但是在经济上有抬不起头来。中国人热衷于考大学,只是先获得一个增加自身分量的砝码,尤其是农村农民子女惟靠此改变命运。读了大学与能否过上幸福生活还存在很远的距离,最终能否升高发财,还取决于众多或明或暗的不可测、不确定因素。所以,大学生从1980年代的“天之骄子”已变成今天失业者,“读书无用”论早已风行多年。辛苦读书不能拥有权力、财富和美女,当然没有用。

    经过二十年左右辛苦时光的寒窗苦读和莘莘学子,在升官发财并没有明显的优势,甚至得不偿失,读书耽误了时间,花费了青春,到头来却和没有读书的人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去争抢共同的目标,往往还输给竞争对手。这如何能让人瞧得起?

    大师必定是精神贵族,没有精神上的高贵,大师就不能称其为大师,没有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没有人愿意去成为大师。大师的价值和意义作用也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和承认,大师自然消失了。

    现今的两院院士、博士生导师、教授也多如牛毛,他们走在大街上,有人投以仰慕的眼光吗?若他没有权和钱,连一个普通市民、司机和炊事员、传达室守门员、勤杂工都不会太把他当回事,他自己也没有底气。

    第四是经济地位的一落千丈。民国时代的大师,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没有人不食人间烟火,大师也不例外,亦有七情六欲。除了精神生活的虚高以后,他们还得有物质生活的实惠。当年北大教授如陈独秀、李大钊,月薪几万大洋,相当于在北大任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的十几倍,换言之,一个北大教授可以养活十几个毛泽东这样的图书管理员,那是何等的财大气粗!鲁迅可以在上海、北平、厦门、广州之间自由迁移居住,在北京一买就是一个四合院,凭着写文章的丰厚稿酬就能养活一大家子人口。是故,大师们西装革履,神气活现,绝不会为五斗米折腰,不会为柴米油盐发愁。大可不必把旁人放在眼里。

     1949年以后乃至改革开放以后的知识分子,囊中羞涩,捉襟见肘,为了钱低三下四,到处想着法子去挣辛苦的外块,赚零花钱,哪里还有半点人格、尊严和骨气?为了钱少不了巴结讨好官员、老板。

    1949年以后实行了几十年的严格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上下都是国家单位,把全部知识分子都分装在一个个单位的格子里,给他们发工资让他们吃皇粮,牢牢掌控他们的饭碗,真可谓把人的经济来源都拽在手里,还怕他们不老实不听话?作为知识分子,连吃饭都依赖党,还有什么人身自由可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放开,知识分子可以辞职下海,但是要想在中国混得好,过上滋润的生活,也得依靠党和政府的恩泽,更不用说大批呆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发文章出书,评职称,拿课题样样离不开组织和单位,一切都最后落脚到个人经济利益。

    中共编织打造了一张硕大无比的无形的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一网打尽,因为它手中掌握了一切有用的社会资源。这全部的社会资源都由它来分配。

    最后剥夺了与大师相辅相成的大师所需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大师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主要是指“自由之思想,独立之学术”。民国时期,北大校长蔡元培能挺胸而出保护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不但可以在北大“兼容并包”方地办学其后许多著名大学校长都能保护参与一次又一次学潮的学生。竺可桢可以独立地把浙大办成“东方剑桥”。北洋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均一概应允,排除政党干涉,非常给中国顶尖级教育家面子,亦即给中国的大学和教育大师高度尊重。

    1949年以后,中国的大学校长均成为了官僚、政客和党棍,听话的奴才。60年与诺贝尔奖无缘,即是大师灭绝又一佐证。不能文学奖拿不到,好不容易高行健拿到了,中共不予承认,反诬诺贝尔奖评选不公,有西方的政治阴谋,实乃自身的冷战思维作怪。诺贝尔奖得主高行健有确系反共,由此可见,中共与大师水火不容,不共戴天。自然科学也拿不到,拿到的是美籍华人,还有一个台湾人。在一向被中共丑化矮化的小岛台湾能够培养出一个李远哲,表明台湾有产生大师的土壤,假设李政道、杨振宁生活在中国大陆,他们纵然天生是物理大师,能否获得诺贝尔奖,我实在表示怀疑。李政道和杨振宁不是有好些优秀的同学留在大陆内地,最终成就与他们比有天壤之别。

     有原本是大师在1949年前后,判若两人,不但江郎才尽,而且受尽屈辱。如巴金、沈从文、曹禺等,名单可以开得很长。连中共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都难免投湖自尽的下场。同样是一个人,为何前后迥异?原因一切尽在不言中。他们的遭遇即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国家的悲剧这种损失恐怕无法衡量。鲁迅被毛泽东捧得最高,盛赞他的文章像“匕首”、“投枪”,戴上了“骨头最硬”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的桂冠。然而,毛泽东却在另外场合露骨地说“鲁迅的在解放后结局无非是要么识趣不吭声,要么关在牢里还在写。”哪怕是鲁迅这样的大师,只能识趣不吭声,要写便关在牢里,这是多么恐怖的条件和环境!于是乎,像郭沫若和钱学森这样往日的大师堕落成阿谀奉承的马屁精和变色龙,应声虫。

     当下中国的名人专家也车载斗量,汗牛充栋,他们均与官场和商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依赖各级领导和大小老板去升官和发财,夺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和金钱。这些名人和专家虽然声明显赫,有钱有势,已成为权和钱的附庸和仆人。与昔日的思想家鲁迅、梁启超,学术家陈寅恪、胡适,艺术家梅兰芳、华严君,文学家沈从文、朱自清,科学家竺可桢、陈省身,教育家梅贻琦、张伯苓,实业家张謇、陈光甫,相比,既没有创造流芳百世的光辉业绩的卓越才干,又没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既不能为国效力,造福于民,又不能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相反,屡屡违法乱纪,丑闻不断。他们注定成为不了大师。

 

永远的父亲

——在父亲追悼会上的讲话

邓敬雷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朋好友:

    今天是我们全家万分悲痛的日子,生我养我、含辛茹苦地抚育和培养我们五个子女几十年的父亲,如今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终身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从思想品德到文化知识到处世做人,事无巨细,严格要求,从未放松和懈怠。他在我们五个子女身上花费了无数的心血、精力和时间,把我们每个子女的成长和进步看作他最大的成就和光荣,相反,把自己的荣辱得失看得很淡泊,更不花气力去追求。从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了父母的爱是无私的人生道理!

    作为他唯一的儿子,我亲身经受了他的幼儿启蒙以及后来长期的言传身教。我四岁学画画,六岁学拉琴,深深受益于父亲先进的早期教育理念和实践。他用艺术的金钥匙开启了孩子智力宝库的大门。我少儿时代浪得“神童”和“天才”的虚名,实质上完全是父亲辛勤劳动和精心栽培的结果,我取得的点滴和微小的成绩,都应该归功于父亲!

    父亲对我们五个子女从学习到工作到婚姻家庭无微不至地关怀,操碎了心!虽然父亲在我们子女前面总是保持威严,但是我们每个子女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装在他心里,许多事情都是他老人家运筹奔波,亲力亲为。假如没有他的教导、督促和操劳,我们就不可能拥有今天的舒心工作、完美家庭和幸福生活。我们全家人从内心对父亲充满感激和爱戴之情!父亲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

    父亲热爱教育事业,师范毕业以后终身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无比忠诚,从无二念;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一干就是几十年,一直干到退休。父亲半辈子在乡村学校执教,他的足迹踏遍了苗岭山寨的山山水水,满头青丝变成苍苍白发。一生与粉笔为伴,吃过不少苦,受过不少罪,父亲无怨无悔,始终把当教师看成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

    他从小学教到初中、高中、教师进修学校,凭靠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他是一个做事极其认真的人,对工作和业务决不马虎,敷衍塞责。我清楚地记得,父亲为了自学和钻研古汉语,彻夜不眠。厚厚的教材被他精读了无数遍,书本最终都被磨损坏、被他翻烂了!父亲的韧劲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田!

    父亲心甘情愿当园丁和人梯,一生教过学生无数,培养人才众多。他对学生既从严要求,又关怀爱护,所以他的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都对他敬重喜爱,心悦诚服。父亲用一生的奋斗践行了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崇高师德!他将永远被后人怀念和景仰!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乐观豁达的人,更是意志坚强的人,勇敢面对人生一切困难和挫折。父亲足智多谋,从来没有被困难和挫折吓倒,一直是战胜困难和挫折的强大力量,从小到大,父亲在儿子心目中,永远是参天的大树,是真正的英雄!他的爽朗开怀大笑,他的幽默风趣言谈,感染着我们!激励着我们!鼓舞着我们!永远是我们坚强地生活和工作的精神动力!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为了创作诗歌和戏剧,通宵达旦,呕心沥血,他的作品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其他刊物杂志上,剧本在邵阳市获奖,曾荣幸地参加湖南省作协在韶山举办的创作培训班学习,这对于只有初等师范学历又长期在基层从事语文教学的普通教师,实属不易!父亲退休以后,年过花甲,仍然顽强笔耕,拼搏进取,奋斗不止,永远是我们子女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父亲留给了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对子女从严要求、高度重视教育培养的做法和家训,将被我们子女作为优良传统和作风继承、发扬和光大!

    我们所有儿女将永远铭记父亲的谆谆教诲,正直做人,积极工作,认真学习,快乐生活。我们将不懈努力,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今天,面对所有在百忙当中来关心、帮助和支持我们的领导和亲朋好友,我们首先三鞠躬,深深道谢!同时我们也郑重承诺:我们五姊妹一定会孝顺母亲,让她老人家安享幸福晚年,五姊妹之间一定会精诚团结,互相帮助;我们每个家庭会和谐和睦,互敬互爱;我们的下一代也会好好学习,健康成长。一切的一切,我们都会让父亲放心!

    为我们儿女和整个家庭操了一辈子心的父亲,请您安息吧!如果有来生,还请求您再做我们的父亲!

    亲爱的父亲,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公元二00九年一月三十日

 

 

发件人:"zhenxiangzi8" <zhenxiangzi8@gmail.com>  2010-11-30 22:41:03 +0800 收件: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Fw: 追思宪政专家蔡定剑教授/赵岩

追思宪政专家蔡定剑教授

前中国改革杂志社首席记者 赵岩

    几天前,我在台北看五都选举,在给博X发《中国人搞民主幷不比美国人差》时,忽然发现博X网上刊发蔡定剑教授突然因癌症去世的消息,我有些不敢相信,与国内的朋友核实消息,朋友告诉我的与博X消息别无二样。

     人生实在是无常的事太多,上帝也时常与人生开玩笑。当中国社会进入大转型之时,恰恰需要向蔡教授这样年富力强,懂得中国应向何处去的、又有良知的中年骨干之人才。上帝不顾中国的大势,生生地把毛麟凤角般的蔡教授请到天堂里去了,实在是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也许天堂也没有宪政,也没有民主,天堂和上帝也需要蔡教授这样的才俊,重新制定天堂的新规,天堂更需要蔡定剑教授。

     我与蔡定剑教授相识是在2002年的夏天(那时的蔡教授在全国人大办公厅工作,当时他是秘书处的要员,也是北大的客座教授),蔡教授在北大搞《村民组织法》的研讨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国家行政学院的杜刚建教授,民政部的基层政权司的副司长詹成付,北大的湛中乐教授等人,我是参会的记者唯一一个被杜刚建教授推荐可以发言的记者。可是民政部的某官员,因对我策划中国宪政第一人-----刘杰大姐,向国务院行政复议了民政部的不作为,幷直接挑战了违宪的、现行的《社团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时下领导严厉地批评了民政部,回文要求民政部给予答复一事不满,故在会上非常霸气地阻止我的发言,当时杜刚建教授对那位民政部的官员毫不客气地反驳说:“有些官员自以为自己是学着型的官员,有话语权,就可以不尊重冲在一线的记者,这是北大,不是官府,我希望你能摆正自己的位置。”

     杜刚建教授说完愤然离开会场。那位官员看着主持会议的蔡定剑教授,我也因在北大首次获得发言的机会,虽然不满那位官员的野蛮,但是也不想放过向与会的学者介绍一下,我从1998年下半年后,借《村民组织法》实施贯彻几多年的观察体会。蔡定剑教授向与会者介绍了说:“赵岩是中国用《村民组织法》策划了中国罢免‘村官第一案’事件的记者,也是报道了河北石家庄藁城岗上镇,因罢免村官,中国首起八名农民被判刑的记者,这两篇报道,前一篇发表后,中央领导和全国人大领导批示:要关注农民在新形势下,用法律维权-----,第二篇再次引起高层关注,XXX大领导在山东特意召开《村民组织法》六省研讨会。他写的中国首起公民用宪法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艰难的起诉》,是中国真正的宪政意义上的第一案-----”

    蔡教授介绍我以后,我向与会的学者和记者介绍了,各地官员正在用刑法和刑罚对抗《村民组织法》的现况,那位民政部的官员听的也满是认真--------

    第二次见蔡定剑教授是2003年的春天,那是非典前的事,蔡教授打电话给我:“小赵,你把你近几年写的代表作给我送来,我如约去了全国人大办公厅,到了那,蔡教授才告知我:“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李本教授来中国代美国政府考察中国记者,我推荐了你。”我听后很是感动,蔡教授与我非亲非故,这么大的好事他想到的是萍水相逢一面之交的我,可见蔡教授的人格有多么的高尚,他让我第二次肃然起敬。李本教授一周后找到我,同我谈的很愉快,幷直接代表美国政府欢迎我去美国访问数月,只是那年不久非典,我被安排的那轮访问计划被取消了。

    2003年6月5号,中国改革杂志社接到体改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的通知,指示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温铁军带记者参会,幷采访在北京翠微西里西部乐园举行的宪法修改研讨会。因该会议是由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指示:修宪要征求学者的意见。温铁军接到通知后立即招我到办公室,因我是在2002年8月在中共16大没召开之前,就写了《必须用先进的政治文化理念指导宪法的修改》,我把该文交给了时任综合版,内参版编辑的“笑蜀”(现在南方周末供职),笑蜀二话没说就编上了《改革内参》,到临时代温铁军审稿的副总编史克毅手中也通过了,但是史克毅把已三校的样板电邮给温铁军,温铁军立即发现了问题,幷叫停了该稿。等温铁军从美国、墨西哥考察回来当天开会时,首先批判了我的文章和思想,温说:“我发现,在我们单位有人的错误很严重,他们乘我不在家,大搞自由化,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我希望你们能自己检讨。”我知道温铁军在中央军委时因提“军队国家化”受到过整肃,我不希望因此事史克毅和笑蜀受到连累,但是我也不会轻易向温铁军承认,他所认为的错误纯在于我身上。我回答:“我只是按照你们党的第三代领导的倡导的精神,创造性地说修宪必行---人权和执政党的领导权的合法性等问题,是让你们党认识政治权利没有一劳永逸地--------”

    事后为了求证自己,我把该文发给了蔡教授,教授看过后说“没有原则任何问题”。2002年岁尾《南风窗》和《财经》发表了关于修宪的讨论,温铁军才肯把我的文章在删去三分之二文字后发表在内参上。

    西部乐园的修宪研讨会,因非典只能在房顶举行。到会的有法学泰斗江平、经济学家吴敬琏、宪法专家杜刚建、李林、李强、蔡定剑等30 多学着。大家就宪法是“大改”还是“小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蔡定剑认为不会大该,顶多是“三个代表”和“人权”两个词入宪。事后证明蔡教授的判断是基本准确。温铁军那天找了个理由,没去会场,他怕秋后算账,他让我代表他去开会后又后悔了,为了不让我发言,他派有杂志社“小特务”之称的某女士,追到西部乐园,幷呈上温铁军不准我发言的“手谕”,那一刻我实在觉得13亿人的中国改革太悲哀了,怎么就选了这么一位学者当中国改革的总编呢?

      2009年6月,全国人大的一位代表在北京读博士,她很想听蔡教授的课,我给蔡教授打电话问他何时有课,教授与我已是几年没见过了,我很想念他,他告诉我第二天在北大讲欧洲的国家“参与式民主”。

    第二天,北大能装80人的教室进去了100多人,来听讲的有大学的教授,有博士、硕士,本科生,有进修的干部,还有上访者。蔡教授把欧洲几个国家的参与式民主向大家介绍,幷回答了包括上访者的提问。我等到大家问题提的差不多了,走到蔡教授的讲台前与教授握手,蔡教授热情地问我:“小赵,你还在《纽约时报》吗?”我一时脱口而出:“教授你看,国内哪家新闻机构敢用我这没完没了说真话的记者?”蔡教授点点头:“可也是啊,”

     我把那位蔡教授的粉丝介绍给教授,因急着去接女儿,教授希望一起吃个晚饭我也只能谢了。哪承想?这一次见面竟成最后一面的永别!

    蔡教授为人善良正直,他临终的话:“宪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道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身为蔡教授的编外学生,再次借X讯这民主之声的平台,向教授的亲人道一声珍重,也向驾鹤西去唤一声:“教授,人间比天堂更需要宪政,如果人有转生,教授请早回。”

 



发件人:"sunhuijun8881" <sunhuijun8881@163.com>  2010-11-30 03:46:24 +0800 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Re: 值得一读!中央党校赵素芬教授写给欧阳淞关于柯庆施的传记

关于柯庆施的传记出版

中央党校 赵素芬教授

尊敬的欧阳凇主任:您好!

  我是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几十年来在完成科研教学任务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对柯庆施、李卓然、周保中三位党史军史之中的特殊人物进行调研。1987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拙作《周保中将军传》,1991年杨尚昆同志访问朝鲜时,将该书送给金日成,1994年6月,朝党史所邀请我访朝,定于8月初金日成接见,7月,金突然去世,未见成。以后我又多次赴朝、俄及东南亚,参加有关东北抗联史研讨会。

    拙作之所以在国内外有些影响,可用抗联老战士们在《周传》发表后的研讨会上概括的那样:首先,他们认为该书是用史学工作者的良知、胆识、责任及使命感写成的,比如: 敢于将犯有重大错误的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杀掉另一位抗日民族英雄祁志中的史实公布于众; 该书也是第一次在公开发表的书中对王康“六 三”指示信、“一二 六”指示信、北方会议、民生团、西征,中、朝、苏、日及敌、我、友等诸问题一一给以述评。尤其是该书第一次将多年来架在赵尚志头上抗日联军总司令的皇冠摘掉,第一次摆正了金日成在中国25年抗日14年的位置,也是第一次巧妙地处理了金正日的出生地,更是第一次将周保中这位鲜为人知的将军的位置、地位和作用公布于众,也是第一次澄清了有些东北历史的谜团。

   因此,座谈会上老同志们总结该书的五结合是:一是科学性与纪律性相结合,二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相结合,三是是非分明与安定团结相结合,四是注意敏感问题与对历史负责相结合,五是实事求是与顾全大局相结合。总之,书中虽然存在许多的不足,但却起了安定团结的作用,该书不但使东北抗联内部50多年纠缠不清的历史官司有了一定的了结,而且也使很多对立的家庭开始互相往来。

     拙作得到这样的评价,使我对写其他人物传记,也有了信心。后来,在史学专家、各级领导及有关老同志的支持帮助下,近十几年来(主要是退休后)我撰写的柯庆施、李卓然传已近尾声。《李卓然传》出版从目前来看不会有什么阻力,但《柯庆施传》出版就需要您的支持了。现将有些问题向您汇报如下:

一、柯庆施生平基本情况

  柯庆施,1902年7月10日出生于安徽歙县南乡竹溪村,1920年10月参加革命, 1965年4月9日病逝。45年来,他经历了党的发展全过程,为党做过大量工作,是重要的党史人物。是党史中的五老之一,最高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他主政上海与华东大局10年,仅上海市的工作,就领导上海重组工农业体系,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职工教育;改善人民生活;建立了科研体系;从全国大局出发,支援各地人力、物力、财力是有据可查的;他领导创立航天工业,参加研制“两弹一星”……上海工业总产值从1956年的113.92亿元增长到1965年的252.04亿元,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实现了工业产值“翻一番”。  

二、问题的提出

  柯六六(柯庆施长女)在病榻上编著《回忆柯庆施》书稿历时十多年,全国有30多位史学者审读过书稿,都认为应尽快出版,对于澄清误区、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将起到积极作用。贵室专家审读也认为:书稿相关叙述同历史史实没有大的出入,政治观点没有违背《历史决议》的问题。而此书稿在贵室科研部已放了两年多,至今是出版还是不出版无结果。既然书稿经贵室专家审读没有找出不能出版的问题,为何贵室科研部不尽快地同意出版,以顺应广大读者的期盼呢?

三、柯庆施书出版的必要性、阻力及其阻力变化

    (一) 有关必要性,我在其他文章中有阐述,仅就柯庆施的生平这一事实来讲,就已说明柯庆施的历史是研究囯史、党史、经济史、科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毛泽东思想不可忽视的主要内容;是我们一贯倡导的要尊重与珍视历史传承性不可丢掉的重要历史部分;然而至今,不但连一部传记都没出版,就连女儿柯六六的回忆都压住不发。这种现象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大历史、大胸怀、大气量,大传统、大文化、大文明、大智慧、大求是是不相符合的。但是,这样的历史空白至今还空着,这是有原因的,不能怨任何人、任何单位,不能怨党研室,尤其是您刚刚到党研室,千头万绪的历史都要过问,对柯庆施问题的了解需要有个过程。因此,没有填补柯的历史空白,首先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责任。

    (二) 难点及阻力

    1、史学工作者的胆识不够。比如我自己,研究柯庆施,不敢亮明自己的观点,怕丢掉自己的饭碗。为保护自己,将调研资料给柯六六、给上海、给安徽,还让自己的学生们帮柯六六查阅并整理资料。让柯六六站在一线去探险,去投石问路。我认为压在党研室的柯六六的书如能出版,将来我撰写的柯庆施传记出版才有底气。所以,我耐心的等待。

    前几年,我和孙英主任很熟(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我是我校西北组调研组长,在兰州和孙书记谈话3小时,很投机),我也曾想将柯事和他反映,但思来想去总认为不是时候。因为,我不愿意将刚改行的孙书记拉进矛盾的漩涡。

    2、经费的困难。前几年,安徽方兆祥书记看到我是用自己节俭下来的工资内查外调和购买大批资料的,方书记也曾让省党研室主任们来京和我面谈,拟给以支持。然而省党研室的主任们来京后,经过长谈,我们都有说不出来的难,于是我就谢绝了他们的心意,以后再没有给他们填过麻烦。但近一两年,研究柯的阻力有了变化。

    (三)柯庆施书出版的阻力变化

    1、2009年9月出版发行的第6版《辞海》中柯庆施条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辞海》第六版, 主编 夏征农、陈至立 ,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于2009年12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辞海》第六版出版总结表彰大会,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高度评价这是我国文化建设史上的一大盛事,是大成果。刘延东、陈至立、曹建明出席会议。

    2、《中华儿女》杂志2006年第三期编者按: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从1954年到1965年主政上海的十年,是充满挑战的十年:在共和国擎天屹立的经济大厦上,无论改革开放前还是之后,上海无疑都是这座大厦中一块支撑半壁江山的基石。翻开新中国的史册,特别是上世纪50至60年代,上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年轻的共和国作出了巨大贡献。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百姓们都知道:那时,谁家都会因为拥有一种上海产的产品为荣……然而,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的新上海绝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得靠在党领导下,历任的中共上海市委带领上海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及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卓绝地干出来!

    3、 柯庆施是左或右? 1957年12月25日,柯庆施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党代会

    上做的总结发言《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中说:“某些单位经过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斗争。” 上海科委系统的研究人员没有划一个右派,外事系统没有划一个右派,关于在大学生中抓右派的问题,柯庆施告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套比例。”这在全国来说还是独一家。上海的干部们回忆:“大跃进时,像‘浮夸’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们上海不多。农村也有虚报产量的,但柯老是不会这样做的,他多次反对这些东西。”就这样,柯老减少了大跃进在上海的损害程度。

    4、 据某某回忆,毛泽东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因为有了这段往事,毛泽东曾一度想用柯庆施来取代周恩来当国务院总理,但被刘少奇、邓小平挡住了 。

    实际情况是:毛的原话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包括毛泽东自己,不是专讲周恩来写不出来。

    《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1957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工作报告。周恩来总理参加了这天的会议。这个工作报告经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的集体讨论和上海市市长陈毅的修改。这篇报告不是个人行为,报告的是上海面临的问题和今后的工作。经多次档案查实“以柯代周当总理”是某某查无实据的推测,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实这个说法。相反,在这多事之秋的几次反反冒进的会议上,柯不但没有去反;还主动保护周总理。

    (1)柯庆施在1957年12月20的报告中强调的是 :为了加速上海社会主义建设“调动一切力量,组织生产建设高潮和学习文化技术的高潮。”他要求干部挤出时间加强学习: “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政治,学习科学文化,学习业务。”、“扩大眼界,开拓胸襟。”他提出,要改革现有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方法,“要从组织上保证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随着建设事业的大踏步跃进,应该下放的权力,必须坚决下放,以便广大干部得以大胆、主动地进行工作。某些现在看来应该修改或废除的管理制度,必须坚决改变。”“今后除了按照中央指示继续从工人、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中选拔干部外,同样应当从经过生产锻炼的、同劳动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

     关于反右,他说:“某些单位经过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斗争。”他要求领导干部们:“遇事多同群众商量,多动脑筋,多动手,亲自下去检查总结工作。”“不要把什么事都交给秘书代劳,不要只靠第三手、第四手不可靠的材料过日子。” “市委认为,应当首先规定每个领导干部,包括市委领导同志,每年应有四个月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直接帮助下级,取得经验。”“必须建立一个经常同基层联系的制度,经常了解他们的情况,研究他们的工作。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想办法去解决。”“最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干部经过参加体力劳动锻炼,具有完全的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造成一支对劳动人民无限忠诚的,能够经受风险的干部队伍。这篇报告,横竖找也找不出反反冒进的内容。

    (2)毛泽东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进行肯定时, 柯一再表示,该报告是在总理的关注下写出的,经陈老总修改多次才完成的。(这样的报告都是先报中央的)

    (3)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是一个在反“反冒进”,的喧嚣中,头脑发热定高指标的会议,至今,我采访查阅的结果,柯的头脑是冷静的。(李景泉秘书与童小鹏)

    (4)一个月以后,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上,提出了一条似乎令人欢欣鼓舞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会议号召全国人民,认真贯彻这条总路线,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号召要破除迷信,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这条总路线提出的初衷当然是想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但却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更为严重的是,此次会议改变了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实际上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的理论。这样一来,会上,各地代表们的头脑就更热了,各自争相报告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反党集团”。会上再一次的指向周总理的反“反冒进”的大有人在(十几位)。相反,柯庆施在这样一个极“左”的大会上,却反其道而行之,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逆着会议主题,既不谈经济,也不谈反“反冒进”,突然做题为《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的大会发言,避开了反“反冒进”,替总理解围,保护了周总理。可想而知,在三个半月的时间里,柯都是站在周总理一边的,怎么就会子午丑卯的出来个“以柯代周”?

    实际上,党中央对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快速的发展是满意的,(增速为16%),对中共上海市委在柯庆施领导下的工作是肯定的。7年之后, 1965年1月4日,柯庆施在全国三届一次人代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5、李锐说:“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当时华东协作区负责人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三版,第371页)  实际情况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龚育之查阅成都会议全部记录,没有找到这句话。(见:《怀念龚育之》,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12月)

    6、我非常尊敬的老主任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简编》(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06页)说:“1965年初,江青来到上海,在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市委写作组成员姚文元密谋,实施其所谓‘借用上海攻打北京’的计划。”

    实际情况是:柯庆施于1964年4月肺癌,7月离开上海手术,再没回去过。1965年4月去世。而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初稿,是1965年9月才写出来的。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铁健和郑惠去上海调查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发表的问题,查阅到当时《文汇报》就此文编写的一期一期向中央的汇报材料,及《文汇报》记者相关的笔记等,结果是:记录当时主持上海市委的陈丕显就此文召开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会,讨论得非常细。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将此文送到北京定稿,于当年11月发表。

    7、同样,2006年,我对我们的有一任的年轻主任出自一种爱心说:“姚文元小册子发表时,柯庆施已经去世很长时间了。打倒‘四人帮’后,我们教研部出的书和文章乱批乱挂柯庆施还是有情可以原谅的;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怎么还不好好核实一下?”我们的主任虚心地笑了。

    8、冯锡刚说:“柯庆施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冯锡刚:《“好学生”的最后十年》,《随笔》2002年第四期,第156页)

    实际情况是:姚依林说:“1962年柯庆施问过他:‘张春桥这个人你了解吗?’‘过去审干,他在历史上有什么问题?’”( 见:《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65一166页)“一九六四年春天,江青住在上海,想捞政治资本。她提出要找个人帮助她改戏。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先后推荐×××、×××去,都是当时华东宣传系统中第一流人物,江青和他们谈谈,都不满意。正好人家也不愿和她合作,结果都退回来了。后来叫张春桥去了。”(《上海文革史》,14页-15页)。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央文革小组名单,“各中央局也都推荐了一两个人,中南局的王任重、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刘志坚和华东局推荐的张春桥都列为副组长。小组的名单是经过中央常委同意后确定的。”(见: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页268)

    9、过去,柯庆施书出版的最大阻力是《陈丕显回忆录》中对柯庆施进行了全面的否定,现今,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何泉达及部队系统的余汝信等史学者们对此书中不实之处以真实史料来评驳。

    10、1965年4月14日,在柯庆施追悼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悼词对柯给以很高的评价,摘要如下:

    柯庆施同志对党对人民无限坚贞,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爱戴。

    柯庆施同志具有共产党员的高度原则精神和高尚品质,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始终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忠心耿耿,坚持不懈。柯庆施同志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彻底革命的精神。

    柯庆施同志在党内始终以革命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柯庆施同志的作风艰苦朴素,严肃认真。他坚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爱护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他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柯庆施同志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党和全国人民永志不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学习柯庆施同志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学习柯庆施同志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学习柯庆施同志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团结一致,为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为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至今,对于悼词中的评价,历届中央领导都从未在任何场合、任何文件中做过任何更改。柯庆施夫人1983年回北京原籍定居,得到了党中央及邓小平的关怀与照顾。

    至今,对于悼词中的评价,中央及有关领导同志,未曾在任何场合、以任何方式或在任何文件中做过更改。

    对柯庆施的不实之辞的澄清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研究柯的阻力的确在起着变化。尤其是最近,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习的话引起自己的反思,很惭愧。

    柯庆施是中共党史不可缺少的人物。但是,正如上海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邓伟志指出:中共八大的二十位政治局委员中,至今没有出版传记的只有柯庆施了。为了填补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这处空白,是否将柯六六编著的《回忆柯庆施》一书早日审阅出版,以顺民心。很快,会将我撰写的书稿呈上,敬请赐教指正,十分感谢!

赵素芬

2010年10月1日
 

 

 

发件人:"sunhuijun8881" <sunhuijun8881@163.com> 2010-12-03 00:34:46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Fw: 转发: 程★曾庆红整粛杨家将内幕

曾庆红整肃杨家将内幕

 政史

    江泽民、曾庆红真正的蜜月开始于1989年六四事件后。当江泽民被指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江泽民除了诚惶诚恐,更多的是一种前途莫测的感觉,不仅他的夫人王冶坪为他的北上流泪,他自己也似乎预感到重蹈前两任总书记复辙的风险。因此,当江泽民赴任之时,他向杨尚昆、李鹏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带曾庆红进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尚昆、李鹏答应了他的要求。为什么江泽民不敢只身一人进京?为什么江泽民偏偏要曾庆红与他共行?为什么江泽民不带更获他信任的黄菊进京?最关键的因素有三:

    一,胡耀邦、赵紫阳前两任总书记的下场令江泽民胆怯,他设想入主中南海前途凶多吉少,更何况他一点都不熟悉中南海的情况。相比胡赵,江在党内的资历更浅。稍有出错,可能导致比胡赵更为悲惨的结局。

    二,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现,国家大权仍然由这些老人掌握。更何况杨尚昆、薄一波仍然参与著中共中央最高事务的决策,拥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江泽民深感要处理好、协调好这些老人的关系非常不容易。

    三,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可谓无功受禄。主导六四事件决策的“头号功臣”李鹏没有获得晋升,内心积怨在所难免。如何处理好与气势逼人、内心不服的李鹏的关系,令江泽民的确无所适从。还有,乔石、姚依林这两位政治局常委资格老,权力根基深,人脉资源广泛,同样难以对付。

    这就迫使江泽民尽可能地利用自身能够利用的一切资源,来应对难题,处理危机。一人入主中南海,人地两生疏,没有人能协商,更没有人能帮助出主意,可能很快导致政治上的翻船。如果带黄菊,充其量能为江泽民分担一些日常事务,但黄菊从基层上来,长期在上海工作,对中南海的情况比江泽民更不了解,不可能指望他出谋划策。因此,当江泽民获悉自己被钦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他第一个念头想到的就是曾庆红。曾庆红从来以完全平等的姿态与江交谈,并且敢于当面纠正甚至否定江的某些想法,这使江对曾刮目相看。江深谙曾庆红政治手腕高超,同时还想倚重曾庆红家属的政治资源和曾庆红本人在北京建立的广泛的人脉关系。

    曾庆红的政治手腕得益于他父亲的薰陶。曾山任内政部长时,曾专门化时间苦读大量的明朝、清朝档案,从中体味为官之道。在曾山的薰陶下,并不喜欢读书的曾庆红对明清的宫廷秘讳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阅读了大量的明清档案,据说曾庆红最感兴趣的案例是如何在权力斗争中保护自己、打击异已,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把握时局,化解矛盾,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在巩固权力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所有这些,都在曾庆红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应用了。与其说,江泽民选择曾庆红是基于一种信任,不如说是为了利用曾庆红的政治韬略为其所用。同样的,与其说曾庆红辅佐江泽民是一种无私的忠诚,不如说曾庆红只是利用江泽民赋予的一次机会去实践他的政治梦想。曾庆红清楚,如果他能够成就江泽民的大业,日后必有大成。曾庆红终于找到了那条通向中国最高权力舞台之路。事实证明,曾庆红与江泽民的合作真可谓天作之合。没有曾庆红,江泽民不可能有十三年稳定的统治期。

    曾庆红协助江泽民做了最重要的六件事。前三件为江泽民保权位,求稳定。后三件为江泽民树权威,也为自己捞取最实用的政治资本。

    六四事件后,中国的保守势力空前强大,邓小平在党内的影响力比六四前大大降低。政治上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上进行“治理整顿”,当时中国的处境,一方面,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一方面,是整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彻底崩溃。更重要的是,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和平演变"为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已经停滞甚至倒退。邓小平多次告诫江泽民、李鹏“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因为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然而,邓的这些意见并未为江泽民、李鹏所接受,邓的改革开放不能变的政策失灵了,邓在北京说话失灵了。无奈之际,1991年1月,邓小平到上海发表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搞市场经济的谈话,这个谈话仍然没有被江泽民、李鹏所领会并接受,只有乔石、田纪云在中央党校发表了旗帜鲜明的呼应,朱熔基在上海组织专门班子以"皇甫平"名义对邓小平谈话发表了"七评",然而掀起的则是一场始料未及的轩然大波,邓的说话仍未获得江泽民、李鹏的积极回应,这令邓小平十分寒心。

    1991年底至1992年初,邓小平决定以88岁高龄再次南下,以老迈之躯推动停止转动的改革开放车轮。他先后到达湖北、江西、广东、福建,公开发出了"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示,对江泽民、李鹏发出了最后通牒。邓小平此行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准备在中共十四大更换中共中央领导层,撤换江泽民、李鹏,让坚决执行改革开放路线的人担纲。邓小平认为,江泽民软弱无力,思想保守,以反和平演变代替改革开放,态度暧昧;李鹏领导主持经济工作,是外行领导内行,治理整顿只会扼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邓小平曾考虑由乔石、杨尚昆、万里、薄一波牵头,成立中共十四大筹备小组,对中央委员会人事作出重大变动。这是一个摒弃江泽民、李鹏以及当时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宋平的方案。

    这一方案包括:由乔石替代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由李瑞环或朱熔基替代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由万里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杨尚昆卸任国家主席;彻底解散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最发人深省的是,这个方案还包括重新启用因六四事件下台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让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邓曾就这个方案向杨尚昆、万里征求过意见,并要求杨尚昆在合适的时候捎话给赵紫阳,要求赵紫阳在出来工作前承认一下六四事件中的错误,以防赵日后为六四翻案。

    为配合这一方案,1991年中,在邓小平支持下,杨尚昆、万里、乔石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让因六四事件下台的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重新出来工作,不久,胡启立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芮杏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阎明复任民政部副部长,这是邓小平准备让赵紫阳出来工作的先声。同时,为了表示对乔石的支持,邓小平对乔石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乔石在四川等地的讲话予以高度肯定,并说,“好久没有看到那么好的文章了”。在这次南行中,陪伴著邓小平的是他的密友、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反映最快、态度最鲜明、最积极的则来自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的杨白冰[注释7],他在《解放军报》公开喊出了“坚决响应小平同志号召,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口号。

    邓小平南行发出了准备在中共十四大更换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明确信号,引起了江泽民、李鹏的极度惊慌,更令执政两年半来一直树立不起权威的江泽民陷入沮丧之中。作为江泽民最亲近的助手,曾庆红非常明白眼前的处境,如果江泽民在十四大黯然下台,那也就意味著曾庆红此生政治命运的终结。与其被动下台,不如起而反击。除了曾庆红多次与江泽民一起拜访李鹏,让李鹏更加清醒地认识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政治含义,更让李鹏感到与江泽民精诚合作,面对挑战的极端重要性。在这个紧要关头,曾庆红让江泽民放下身段,主动与李鹏合作,很好地协调了江泽民与李鹏的关系,起到了稳住阵脚的作用。面对可能下台的危险,江泽民、李鹏一连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将近二十个文件,这些文件全部是关于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大胆促进改革开放的。有明确要求,有具体措施。一时间,江泽民、李鹏对邓小平要求改革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以此化解邓小平对他们的不满。

    更重要的,则是曾庆红对邓小平施以离间计,主动将矛头对准与邓小平关系最亲密的人,向他发动出奇不意的攻击。这是迄今为止曾庆红施展的最大胆、最凶险、最富政治智慧的政治手腕。曾庆红清楚,在邓小平正在酝酿的让杨尚昆、万里、乔石等人中,无论从资历、实权还是与邓小平的关系看,万里、乔石都不可能与杨尚昆相比。如果挑战万里或乔石,即使把他们打垮了,仍然不能保证江泽民不会下台,这不仅打不著邓的痛处,反而更激怒邓小平,从而加速江泽民的下台。只有削弱杨尚昆与邓小平的关系,才能达到起死回生的效果。然而,杨尚昆是能被轻而易举地挑战的吗?

    杨尚昆与邓小平是四川同乡,早在三十年代于中央苏区工作时,两人的关系就很紧密。中共建国后,杨尚昆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56年的中共“八大”,邓小平出任中共总书记,杨尚昆为中央书记处后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两人的关系愈加密切,开始成为相知相交的亲密战友。文革大革命中,邓小平与杨尚昆一起被打倒,邓小平被流放江西,而杨尚昆则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被称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比邓小平遭遇更惨,自1966年7月起即被捕入狱,直到“四人帮”垮台后的1978年底,邓小平复出重新掌握国家大权,杨尚昆才得以重见天日,前后离开政治舞台达十二年之久。杨尚昆复出后,得到邓小平充分信任。1979年2月,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副省长,与习仲勋一起主持广东工作。1980年9月,从广东调入北京,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81年7月,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1982年9月,升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1982年和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杨尚昆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继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1987年,经邓小平批准,杨尚昆的堂弟杨白冰从北京军区政委直接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邓小平的竭力坚持下,1988年4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杨尚昆更以80岁高龄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六四事件后,杨白冰更上一层楼,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主管军队日常事务。可以说,邓小平与杨尚昆的关系非比寻常。正是这种非比寻常的友谊,杨尚昆可以随意出入邓家,杨尚昆更成为邓小平退出权力核心圈后,传递、沟通邓小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信息的使者。中共中央政治局遇有重大事情向邓小平请教,都是通过杨尚昆传达的。因此,要离间杨尚昆与邓小平的关系,非有过人的胆魄和才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杨尚昆在军队中有著非常强大的势力,他与廖汉生[注释8]、肖克[注释9]、贺龙[注释10]家属有著天然的亲属关系,非一般人能够抗衡。廖汉生,杨尚昆的亲妹夫。1955年被毛泽东授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委。当时廖汉生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虽从军界退休,仍拥有较大影响力。廖汉生是中共十大元帅贺龙的亲外甥。尽管贺龙早在1969年“文革”中就被迫害致死。但他是红二方面军创始人,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中央军委国防科工委主任。作为一种象征,贺龙在军中的影响力仍然存在。更有甚者,萧克,1956年时的上将。当时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曾与贺龙一起出生入死并结拜为兄弟,并娶了贺龙妻子骞先任的亲妹妹作妻子。肖克与贺龙一起缔造了红二方面军。建国后又历任国防部副部长、农垦部副部长等职务,在杨尚昆担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后,贺龙、肖克、廖汉生的势力在军中再次强大起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杨尚昆的亲自关怀下,贺龙之子贺鹏飞在军中得以火箭式的上升,1984年初39岁时升任总参谋部装备部副部长。1986年41岁时升任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为了让贺鹏飞在中共十四大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同时晋升为中将军衔。自1991年下半年开始,杨尚昆、杨白冰多次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盛赞贺鹏飞,为他的晋升进一步造势。因此,要对抗杨、廖、肖、贺四大家属,除非获得邓小平的支持,不然,谁都不可能与之抗衡,更不必想从根本上削弱他们在军中的势力。

    真是天助曾庆红。就在曾庆红实施倒杨之计时,江泽民与曾庆红把握住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杨白冰提出了一个晋升100名将军的庞大名单,这个名单包括:

    时任副总参谋长的49岁的何其宗中将,

    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52岁的周文元中将,

    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的51岁的宗顺留少将,

    时任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的48岁的贺鹏飞少将,

    时任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的53岁的熊光楷少将。

    这个方案需报经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批准。刘华清经杨白冰亲自当面询问,表示同意这个方案。杨尚昆同意这个方案,并批示请江泽民审阅批准。江泽民拿到这个材料时,一时显得不知所措。他随即找曾庆红商量如何如置。曾庆红建议他压下,先置之不理。同时,他建议江泽民找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于永波来一起商量。于永波是江泽民在军中关系最亲近的人。江泽民任职上海期间,于永波当时是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曾两次与江泽民一起随团出国访问,与江泽民很谈得来。在江泽民于1989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一个月,江泽民即调于永波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于永波说,杨白冰提出的那个100人方案从未征求过他的意见,他根本不知道。从这个方案看,这100人基本都是杨尚昆、杨白冰的亲信。目的是完全剥夺江泽民的知情权,彻底架空江泽民。曾庆红认为,这个方案的出台,说明杨白冰有恃无恐,不仅根本不把江泽民放在眼里,更不把小平同志放在眼里。杨白冰就是想以杨家将人马来彻底替换邓小平在军队中的班底。于是,在江泽民实施拖延战术之时,曾庆红亲自联系了他的两个“太子党”盟友、也是邓朴方好友的俞正声、刘京,这两人都先后作为邓朴方的得力助手,先后担任过中国残疾人理事会副理事长,俞正声当时任青岛市市长,刘京当时任昆明市市长。先由俞正声、刘京向邓朴方论及当时的局势、论及杨家将的危险。随后,曾庆红亲自出面,与邓朴方深谈。

    在曾庆红与邓朴方会面之时,北京城关于杨家将不可一世的流言盛传,“杨尚昆想取代邓小平”、“杨尚昆、杨白冰试图搞一场不流血的政变”、“邓小平将不久于人世”、“杨尚昆想当军委主席”等等,一切不利于杨尚昆、杨白冰的流言突然间铺天盖地地流传开来。我们无法查证这些流言到底是被谁制造的,曾庆红是否主导了这一流言事件。但随著流言传播面的越来越广,杨尚昆、杨白冰的命运顷刻间黯淡下来。正是这个时候,曾庆红与邓朴方会面了。

    据极其可靠的来源,曾庆红与邓朴方首先谈了江泽民的处境,大意是:江泽民从来没有对“老爷子”(邓小平的尊称)不忠,他只是力不从心,因为杨尚昆实际上控制著党政军的实权,令江泽民没法干工作。特别是军中事务,根本插不上手,完全听命于杨,没有最终拍板权。江泽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只要全权予他,他一定能放开手脚干得很出色。不管怎样,江泽民是彻底忠于“老爷子”的。在谈了江泽民的处境后,曾庆红特别向邓朴方剖析了杨家将在军队中的势力。

    曾庆红的论述主要围绕二条:

    一,杨尚昆、杨白冰的势力在杨、廖、肖、贺四大亲属关系的基础上越来越膨胀,已经没有一个家属能与之抗衡。这次杨白冰推出100名将军方案,名义上实行军队的新老交替,实际上就是以杨家将人马来彻底替代“老爷子”的人马,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演变成变相的杨家军。有恃无恐。现在,杨尚昆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白冰是中央军委秘书长,是军委的第四号人物,这种现象于党、于国家、于军队都是十分危险的。

    二,杨尚昆有比较明显的平反六四的意图。如果“老爷子”考虑让赵紫阳复出,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等于间接承认了自己的决策错误。六四以后,杨尚昆一直间接否认是自己下令清场开枪,同情赵的处境,这就等于把责任推给了“老爷子”,这也就给了杨尚昆与赵紫阳重新合作的机会。如果赵紫阳复出,杨尚昆与赵紫阳合作,一切局面都会颠倒过来,国家可能再度出现不稳定。坚决不能让六四成为“老爷子”的一桩心事,让“老爷子”不高兴,“老爷子”健康长寿、颐养天年是人民的心愿。六四的事,可由历史来评说,匆忙不得。

    在曾庆红与邓朴方会面不久,江泽民亲自拜见了邓小平。江泽民是带著于永波去的,邓小平则召来了他的爱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注释12]。在这次会谈中,先是于永波介绍了杨白冰所提100人方案的来龙去脉,说明了有关的背景情况;江泽民著重谈了为什么他压下这个方案不办的想法,并说他压下这个方案后,杨尚昆曾问过他,为什么还不批,他说要请示小平同志后再办;刘华清则从旁边证实江泽民在军委大权旁落的状况。邓小平只是听取他们的情况反映,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

    杨白冰所提100人名单事件悄然无声地在中共高层内越传越广。一些本来就对杨尚昆、杨白冰看不惯者更是抓住机会反击。李先念对比他大一岁而接替他担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则对杨表示幸灾乐祸,陈云、彭真也认为杨尚昆、杨白冰的权力过大,不利于团结;出自第三野战军的张爱萍[注释13]等坚决要求不搞“家天下”,张爱萍亲自找江泽民谈话,并向邓小平、江泽民推荐了他的老部下、时任国防大学校长的张震协助江泽民的军事工作。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倒杨”声中,邓小平不露声色地放弃了与他共事几十年的四川老乡兼亲密友人杨尚昆,与陈云、李先念协商,成立了由江泽民、李鹏、宋平以及中共元老薄一波主导的中共十四大筹备小组,对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人事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理。邓小平与杨尚昆这对经常相见的朋友互不联系了,频繁走动的两家子女互不来往了。在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尚昆、杨白冰彻底退出了军界,代之以邓小平的老部下刘华清、张爱萍的老部下张震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辅佐无从军经验的江泽民。杨白冰100人名单中的绝大部分军官的仕途由此走下坡路。何其宗于1993年1月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周文元于1992年11月调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宗顺留于1993年3月调任沈阳军区后勤部部长,贺鹏飞既没有成为中共十四大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也未能如期晋升中将。唯一的例外是熊光楷,这位在总参谋部以最善察言观色而闻名的总参情报部部长,终于弃“杨主席”而投“江主席”,在中共十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时升任总参谋长助理。1993年3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杨尚昆、万里正式宣布退休,赵紫阳也永远失去了复出的希望。相反,江泽民则成为继毛泽东、华国锋之后,全面掌握党政军最高权力的第三位最高领导人,李鹏则再次连任国务院总理。

    1992年对邓小平、杨尚昆、江泽民、李鹏来说,都是极富刺激性和戏剧性的。与其说这场战斗是江泽民、李鹏的胜利,不如说是曾庆红的胜利。通过“倒杨”,江泽民领教了曾庆红变幻难测的高深政治手腕,认识到唯曾庆红能成其业,由此,江曾的关系已无人能够取代。尽管曾庆红在中共十四大仍被排斥于中央委员会之外,但是,江泽民不能否认,如果不是曾庆红帮助他主动挑战“杨家将”,他肯定会屈从杨白冰提交的这100人大名单。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肯定将会改写。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11-24 08:30:14 +0800 收件人: "王小东" <metaverse@vip.sohu.net> 抄送:标题: Fw:转发:_文摘

梁光烈力挺空军上校戴旭 请军内投降派早点转业

责任编辑  强国魂

    据香港媒体报道,空军上校戴旭抛出一些富国强兵言论以来,就受到中国外交部和军内亲美派的联合打压,纷纷指责戴旭让美国盟友和日本兄弟受惊吓了。一位的军委副主席更是扬言要给戴旭处分,认为戴旭的言论不是一个军人应该说的话,军人就应该领导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即使损受国家利益。

    但有关消息透露,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梁光烈将军认为戴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中智库,应该给予重用,军人本色就是为国捍为利益。有关媒体也报道,如果没有大的意外,戴旭上校在今年将提拨为大校。另外也有消息说,如果军内媚美亲日派谁敢处分戴旭,梁光烈就叫此人离开军队。

    据了解,梁光烈是解放军中少数不惧美军的将领,认为这个世界已到了更换霸主的时期,应该由美国一地霸主调整为中美俄三霸鼎力。2霸打美霸“西太平洋是中国的西太平洋,东印度洋是中国的东印度洋”,与戴旭言论相比,梁光烈更猛更烈,无惧外交投降派和军内媚美派的任何脸色。

     据香港《凤凰周刊》报道,为了打压中国军方鹰派,美国政府一直费尽苦心。据美国驻华大使馆一份秘密报告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每年都由国会拨出秘密巨款,用以收买中国外交战线和军方一些人士,让他们给中国高层施压,用以废除中国军方鹰派。

     《凤凰周刊》透露,前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际均,就是因为对美发表“不友好”言论,被中央情报局设法收买中国有关人将李际均搞倒。李际均参加过抗美援朝,后任 38军军长。被发表对美不友好言论后,被人搞到军事科学院养老。《超限战》一书作者空军大校王湘穗和空军少将乔良因在书表达了中国要具有和美同归于尽的决心,就被中国军方亲美人员暗算,王湘穗被勒令转业,乔良留在空军赋闲。

     据国内军事网站报道,梁光烈将军去年提出要对中国军事体制进行改革的四项主张后,被军内认为是史诗一般的军事变革,将目前的臃肿的军委四总部七大军区体制全部取消,改为军委领导下的国防部掌军体制,成立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陆军部空军部海军部,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略区。梁光烈一军事改革主张超过了俄罗斯的军事改革水平,对提升军队战斗力是强有力的发动机,被认为是军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军队改革主张提出来以后,军内和党内一些媚美派就找人在海外网站发贴,说梁光烈的军事主张不符合江主席的建军主张。

    有评论人士认为,不知这些人脑子怎么想的,毛主席在刚建国时就提出军委领导下的国防部掌军体制,并由首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实施了这一主张,从1954年到 1958年,军委都不设副主席,是国防部长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由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总后勤部长、总训练部长、总政治部主任任国防部副部长,协助国防部长工作。

    即使1958年后军内设立军委副主席,军委仍然是国防部掌军,一直持续到1968年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国防部掌军变成为国防部长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掌军。邓上台后,由于在任期间被第二任国防部长林彪欺压过,所以就将国防部空架子化,大部份权力转移到总参,由军委秘书长掌军。江上台后,由于江被军委杨秘书长也欺压过,所以就废掉军委秘书长,由军委副主席掌军。现在梁光烈只是恢复毛主席的建军主张,军内亲美派就开始跳出来了,后面是否有中央情报局支持值得警惕。

    更有人士指出,中情局现在将目标锁定梁光烈,派出CIA网络司令部特战人员在网上发贴,说国防部实体化说是否定党指挥枪,以此联合军内媚美派将梁光烈架空。香港评论人士邱震海愤怒指出,从国防部成立以来,不管是五十六年代的实体化还是八九十年代的空心化,国防部都是在最高统帅直接领导下,因而说国防部实体化就是否定党指挥枪纯属放屁。马顶盛也指出,由军委副主席掌军向国防部掌军只是恢复毛主席的建军主张,但军委个别副主席为了个人利益,肯定会反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

    戴旭发表爱国言论有梁光烈撑腰,估计空军和军委的亲美派也不敢把戴旭怎么样。但梁光烈提出强军改革主张,又能有谁给他撑腰了。

 

李敖谈中日关系很精辟

    台湾是中国的睾丸,急了会操刀自宫,我觉得实则不然,就中国近代历来的表现而言,除了毛主席时代雄起过,其他时候都象个臃肿的妇人。台湾不但是中国的一边乳房,而且是乳腺癌早期的乳房,动手术切掉中国会怕疼,而且觉得不美观,所以就有了自我安慰的想法,以为提高免疫力就可以自然痊愈,这就是和平统一。

     一百多年前中国简直就是个性奴,西边几个猛男一起上,日本也没闲着,他说让外人上还不如让邻居上。于是日本在中国身上玩虐待,光这样还不够,他想让全亚洲都当他性伙伴,玩腻了还想找山姆大叔搞玻璃,结果发育不全的小男孩和虎背熊腰的大汉扭打起来,流了鼻血死撑着,直到档部被踹了两脚他才冷静下来,战后中国没找日本索赔,怕别人说我们拿嫖资还是怎么地?我真是纳闷,我伟大的祖国在和强J犯行什么妇人之仁。打胎费总得要吧?

    照日本的说法,过去了就算了,历史是留给人遗忘的。虽然中国一再表态: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但那似乎只是少数有良知的国人才懂得的道理,普京在国际上一惯强硬,一个强大的政权从来都是铁腕政治。可是我们的外交就是这么暧昧,说一些有回旋余地的话,或者干脆装哑巴,女人吵架还会撕破脸,中国这算什么?太监!现在连越南和菲律宾都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中国人却还夜郎自大,自以为天下老子第一。

     看看那些哈日的傻瓜,这简直是个充满卖国贼的国度,特别是那些诋毁爱国平民的"精英。我是闲人,所以有空为很多狗屁不通的事瞎操心,操烂了心国家也没给补贴,还会说我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所以我气馁也想不谈国事,但我实在爱上瘾了,祖国让我爱恨交织,恨祖国什么?恨铁不成钢,人穷志短,我可爱的祖国什么时候能头脑清醒,不要再当东郭先生了,在同一块石头上要绊倒几次才知道疼?不是不知道疼,是忍气吞声。

    1997年印尼屠杀华人,我们的媒体干什么去了?国内居然对此事知之甚少。再看看3.14拉萨事件,西方媒体对此事尽展百般歪曲之能事,可是我们的媒体又干什么去了?最可恨的是印尼问了一个小日本动物说你是不是中国人,小日本动物用日语回答了一句,人家就把小日本动物给放了。说明杀人狂也是有脑子的,他们知道日本是什么国家,好惹吗?更知道中国是什么国家,李连英式的国家,别告诉我你连李连英都不知道是谁?

    谈谈最近,日本分别摸了韩国和中国的手(竹岛,钓鱼岛),韩国都想回家拿菜刀了,中国是被强奸惯了习以为常还是怎么了?日本说中国衣服穿太厚了(军费预算不透明),这就是强奸犯典型的逻辑,他的意思是说,你穿棉袄我想撕扯都不容易。

    日本又说你头脑里有和我做对的想法(说中国教育有仇日思想),中国上海教育部马上把"狼牙山五壮士"从课本里删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吃里爬外,日防夜防,家贼难防,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中国官员应该比我们清楚日本新干线是什么东西吧,上世纪70年代开发的,说速度比不上法国和德国,日本更不会把核心技术转让,磨损零件也会狡诈我们。

    中国莫名其妙就买了,这就好象一个男人提出性要求,女人就主动脱裤子。现在日本驻军下地岛,扬言要协防台海,你看,手都伸到中国胸前了。日本说"你不让我捏一把我就强J你。"中国如果大气都不敢喘,那就是纵容犯罪,中国要是宁死不屈当个烈女,人家敢碰你吗?

    日本就是喜欢无理取闹,台湾明明是中国的乳房,他偏要把自己的手当胸罩,总之他的理由随时可以遍出一大堆,对这种劣等动物,你还跟他讲什么道理?谈什么中日友好,中日友好就是米兰昆德拉说的性友谊,就好象你辩论男女间是否存在纯粹的友谊,那种纯粹的友谊就是纯粹的扯淡!

    日本想摸中国乳房,中国当然是严词拒绝了,太过分了抵抗是肯定的,但抵抗有多强烈那就说不准了,中国的近代历史让人寒心,我们退一步,为了发展经济忍辱负重,乳房也让他摸吧,可他摸了能满足吗?什么叫得陇望蜀,日本兴奋了那还了得,现在发育未全就已经跃跃欲试,现在不给他泼冷水他能降火吗?

    为什么把中国比做女人?我不爱国吗?我写这篇文章是在无偿献血,相信每个爱国的人都咬牙切齿了,什么时候能扬眉吐气?中国历史上把女人当惯了,也不差这一次,谁叫我们要说自己不结盟,在国际舞台上总是做出一副淑女的样子,有指甲也不敢抠人,连越南文莱马来西亚都敢占我们的岛礁,我们很友好,总向别人示好,总是礼让,可人家喜欢吗?人家会说我们骨子里贱,真正贱的是少数民族的败类,我希望国人不要等刀子捅进肚子才明白血是红的,那时就晚了。

    大概有人要说我XL了,用这么引人注目的标题和比喻,相比石原慎太郎我算差远了,他说"国防"就是防止本国女人被外人奸,其实他说这话是互相矛盾的,我怀疑他的血统有点杂,美国驻军当年一定没少上他们家串门,小动作总该有吧,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他的言下之意是让美国人"那个"不要紧,是荣幸,让中国人"那个"了,就是莫大的耻辱。

    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个任意凌辱的女人,你看韩国人多刚烈,同样是,人家什么规模,我们又是什么规模。你要一个强J犯怎么想?他现在说过去强J你是正当的,有种我们就煽他两巴掌,人家挑衅,我们有种吗?我们的身体有种,我们的大脑没种。

    是啊!不管对错,她都是我的祖国。我只是她的一个细胞,我何尝不想让她强大,可她的淋巴结有问题,她的头脑有问题,她让我悲愤,她让我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沸腾,我多么希望有一天她能对那些歹徒们说,操,想打架?

     面对战争中国是底气不足,小日本动物不是傻子,他比我们清楚中国的现状,为什么台湾想独立,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大陆,我可以给出很多数据,觉得脸红,中国哪来那么多贪官,携巨款往外国跑,中国的有钱人不爱国,要不为什么全往国外移民?

    引用我所看的文章里的话: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竞争是教育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中国的初级教育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 100年;中等教育相当于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后90年;高等教育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80年;教育经费相当于日本1920年左右的水平。与此同时,我国每年被贪&污掉的资金保守估计也在2万5千亿人民币左右。中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形同虚设,普通民众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苦不堪言。

    根据对比,中国今天的普通高等教育的收费相当于民国30年的贵族学校。毫无疑问这是改革以来最大的失败,必将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崛起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那么中外人士会问为什么中国表面上显得如此富裕,答案是中国的庞大人口基数。贪污污者、以权钱交换立业创收者和正当有产者就能形成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看上去就像一个上半身华丽无比下半身破烂不堪的怪人,问题是中国一直在尽心尽力的照顾上半身,似乎忘记了自己下半身的存在。

    全国总工会公布目前中国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有1千亿元左右,其中建筑业占百分之70以上。有些方,包工头欠民工的钱,建筑商欠包工头的钱,而最后是地方政府欠建筑商的钱。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全国各地**拖欠工程款占全部拖欠工程款的四分之一以上,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星斗说,一些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所谓"形像工程"和"政绩工程"而强行上马一些项目,但是又没有钱,于是只能让建筑公司先垫钱上马,地方政府于是成了是最终债务人之一。

    如果你在日本的大街上问一些日本青年,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日军二战中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教科书上没有,档案馆里也没有,如果有小日本动物揭露此事就没有公司会录用;

    日本始终坚持宰割中国的战略,毫不动摇,因为他明白一个强大的邻居曾经被自己摧残过。而现在我们的一些准汉奸还抱着中日友好、一厢情愿的幻想,理由是时代不同了。仇恨毫无用处,一切都靠实力。这根本是在扯蛋。

    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增加3317亿美元,达到3.2046万亿美元。而2003年中国的GDP是 11万亿人民币;日本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额每年在1万亿美元以上,2000年达到了1.3万多亿美元,这其中在2002年左右光电器就有中国消费者送的 150亿美金左右。这个数字已经超过日本国内市场,占日本电器商总收入的四分之三,你我现在用的光驱即便是中国企业造的也得给小日本动物付购买专利费,这就是悲哀所在,如果你仇日,你必须坚定的关注自己的每一个消费细节。仅日本制造业在海外销售额此一项,就超过了我国当年的GDP总值。

    2007年毒饺事件后,日本媒体别有用心的大势炒作,日本全民掀起了抵制中国食品的运动,现在在日本所有的超市,基本上再也很难找到中国食品的影子。这就是日本抵制中国食品的效果。可是中国人呢?喊抵制日货喊了几十年,口都喊干了,就是不见一个人行动,悲哀的很。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流通的商品中,有70%左右的高档货全是日本货。日本的国际难民援助金额为世界第一位,日本是除美国外向联合国捐款最多的国家,这是日本在国际政治中致胜利器。即使日本工业基础为零,用其资金重新打造一个工业王国,也会超过了中国的社会资产的总和!

    最近十年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1.3%左右,要明白即使他的一碎步,也会让中国跑几年的,经济总量摆在那里。日本在经济衰减的同时一边在喊哭穷,一边对技术开发和促进生产投入了9万亿美元。日本的媒体在这其中很好的配合国家战略,在哭穷的同时还抬出了中国威胁论,并且推广到国际上,中国还真有许多人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了。已经被人竖起准备当未来的枪靶子,还傻不愣鸡地高兴呢。

    中国醉生梦死的媒体战略和从业者的水平,中国人民已经不想再领教了,从背后充满丑恶交易的春节晚会到倒白开水似的电视节目,都已在失去公信力。有人说我没脑子,我的确没脑子,爱国者如果有脑子或许不会选择爱国,爱国多累?吃力不讨好,说点激动的话还怕被请去喝茶水,学周星驰说一句:什么世道!脑进水的人总是说我们脑中风,那些理性者为什么那么理性?因为他是以局外人的心态去看待国事,假如他妈病了,我相信他不会不着急,那么祖国病了呢?

    我习惯用自嘲的语气说话,我还是那么感慨,恨铁不成钢!不是我们愤青不老实,是不平则鸣,中国最缺这种人,现在看来就好象死绝了一样。为什么现在有些人民公仆都成人民公爵了(贪官)?这都是因为缺少监督,他们可以爬到人民头上撒尿。现在,如果一昧对小日本动物和美国佬讲什么狗屁礼仪和忍让,就准备接受被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拉尿吧。
责任编辑:五星之魂

右派政治势力阴谋要分裂中国已到了图穷匕见之时

  南方报系、《炎黄春秋》、凤凰卫视等主流媒体几乎年年纪念胡耀邦,但是,今年纪念胡耀邦出现了新特点:往年纪念胡耀邦一般都是纪念胡耀邦“改革先锋”的“功绩”,以宣传“XX造成的问题,只有深化XX才能解决”,“只有继续把国企卖给私人才能缩小贫富差距”,“降低房价只有进一步推动住房市场化”这类“理论”。今年纪念胡耀邦却以胡耀邦在西藏、新疆、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为背景,大力纪念胡耀邦的民族政策。

  胡耀邦到底实行了什么民族政策呢?概括起来说就是扶植少数民族的旧贵族,打压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在西藏,胡耀邦、万里1980年12月到西藏后,提出“不能很好地团结宗教界和上层人士,也就不可能把更广大的老百姓团结起来”,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不仅如此,胡耀邦还提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两少一宽”等等政策,使稳定多年的西藏、新疆开始动荡,时人称为“胡乱邦,胡乱邦,乱了西藏乱新疆”。  

  近几年的“3?14” ,“7?5”很大程度上和胡耀邦的错误民族政策有关。《人民日报》驻拉萨记者站记者刘伟在《拉萨骚乱纪实》中清楚的写道:“八角街某居民办事处负责人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总是不断叹气,瘦瘦的脸上是十分沮丧的神色。‘想不通’。他低低地反复说。……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昨天去办事处,有的市民就骂我们干部,连家属也遭受邻居冷眼。唉,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像我们办事处,四个居委会,管五千多居民,有六十多个党员干部,骚乱以后,只有一个居委会干部来反映了一下群众的情况。基层政权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一些市民住房条件非常不好,而有职位的干部,有钱人在郊区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楼,心里当然不满意,没钱吗?每年国家把几十万几百万丢给寺庙,老百姓得到什么呢?” 南方报系、《炎黄春秋》、凤凰卫视等主流媒体今年大力歌颂胡耀邦纵容分裂的民族政策,不就是为“藏独”、“疆独”张目吗?  

  正在纪念胡耀邦如火如荼的时候,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当然,玉树地震这种“小事”并没有冲淡纪念胡耀邦的热潮,很多主流媒体对胡耀邦的纪念又上新台阶。不过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青海玉树地震之初,很多主流媒体在报道中都是喇嘛救灾的画面。当真只有喇嘛救灾吗?从后续的报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社会各界都在参与救灾。需要指出的是,青海玉树地震的头两天,国内主流媒体和海外反华媒体的报道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海外反华媒体又加了一点解说词:“只有达赖喇嘛的支持者才肯救灾。” “解放军只对武装侵略有兴趣,对救灾推三阻四。” “玉树地震使藏族人怀念达赖喇嘛,厌恶解放军侵略者,希望独立。” ……一直到胡锦涛总书记和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提前结束出访回国,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之后,国内主流媒体才改变了这种为“藏独”张目,和海外反华媒体“用一个声音说话” 的极不正常的报道方式。这不禁让人心生疑惑。  

  让人心生疑惑的还远远不止这些。此次玉树地震存在一个十分突出的前震(据央视14日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孙士宏报道),其发生时间是当日凌晨5时39分57秒,前震发生仅半小时后,6时10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网站上即已发布此讯。此时,后续强震尚未发生。如果有关部门肯发出预警的话,损失显然会大大减小。可以作为旁证的是,玉树县第一民族中学值班副校长严力多德被前震惊醒后,他根据经验和直觉迅速做出撤离学生的决定,随后和4位值班老师一起到学生宿舍,挨个叫学生起床,检查确认连最贪睡的孩子都起了床后,将学生疏散到空旷地。两小时后,天崩地裂,学校瞬间成为一片废墟,学校830多名师生无一人伤亡。可是,有关部门没有发出任何预警,7时49分40秒,灾难发生了。(事后有关部门辩解说,尽管存在一个十分突出的前震,但是并不能确定一定会发生大地震,也有可能不发生。其实这是不值一驳的,既然有很大可能发生大地震,就应该进行预警。)然而让人心生疑惑的是,没有人因为青海玉树地震预警中的严重渎职受到处理。莫非,有关部门没有发出任何预警根本不是官僚主义,而是受人指使有意为之?  

  随后,又发生了袁腾飞鼓吹分裂事件。袁腾飞以教师身份在课堂上向学生宣扬“1989年达赖佛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反抗中共对西藏的武装侵略”,这是公然向学生宣传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是“对西藏的武装侵略”,公然鼓吹西藏不是中国领土。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袁腾飞宣传“卖国有功,压迫有理,群众愚昧,革命有罪”是一贯的,但是公开支持民族分裂还是第一次。以前袁腾飞为自己的汉奸言论辩解时说的最多的就是“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例如他说赞扬岳飞痛斥秦桧不利于民族团结,金庸小说称颂反清人士会造成民族分裂,等等。为什么这次袁腾飞突然跳出来力挺“藏独”呢?是内心想法的真实暴露,还是受人指使,亦或两者兼而有之?  

  附带说一句,有的朋友建议针锋相对也发视频,多发些反驳袁腾飞,歌颂毛主席的视频音频到各个网站去。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不可能。今天反对毛主席是潮流,拥护毛主席属于“敏感内容”,甚至可能遭到严重迫害,今天刘三英不是因为纪念毛主席被抓了吗?很多拥护毛主席的文章,如黎阳老师的《如何看毛泽东时代》在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被一封再封。文章尚且如此,何况视频呢?但是尽管如此,像袁腾飞这样上央视《百家讲坛》,受到央视的力捧,公开支持民族分裂的文章、视屏都能被中国的网警放行,还负责教师进修、教材编写、高考命题等方面的工作,没有人撑腰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尽管袁腾飞煽动分裂国家罪证据确凿,但是几乎不可能受到任何惩罚。即使袁腾飞受到了一点轻微的惩罚,一样会有侯腾飞、朱腾飞、姬腾飞之类的蹦出来。  

  有的朋友可能怀疑:极右派不也是中国人吗,会支持中国分裂吗?应该说,极右派虽然也是中国人,但是早已被转了美国的基因。既然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黄金储备存放到美国,把外汇储备“借”给美国,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不敢支持中国分裂?想当年,叶利钦不就是为了获得西方垄断资本的支持使自己掌权,公开支持国家分裂,让苏联从一个可与美国相媲美的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三流国家吗?如今,从高调纪念胡耀邦在西藏、新疆、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到玉树地震中国内主流媒体利用胡锦涛总书记出访的时机和海外反华媒体“用一个声音说话”,再到袁腾飞公然向学生宣传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是“对西藏的武装侵略”,极右派分裂中国的阴谋可以说已经图穷匕见。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人们,你们可要警惕啊!  

 

缅甸果敢排华战争透露出中国不作为

红旗飘飘

    缅甸政府军突袭果敢,将原由汉族组成的地方政府和武装一举驱逐和消灭。对此中国无动于衷。

    5亿美元,500名人员援建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在美国介入后。最后却被一家新加坡公司夺得了这个重要港口的运营权。因此只有在军队掌控下的国际航线才有战略价值。那么突破口在那里?

    在缅甸果敢特区—一个由汉族华人控制的地区。如何让这些华人产生对中国的向心力决定夺取缅甸控制权的关键所在。

    首先,由国家设立的组织应与华人政治上广泛合作,听取关怀,支援割断地区华人的政治诉求,让他们在缅甸获得更大政治权利,为中国赢得直接或间接让缅甸成为傀儡不可多得的宝贵条件。其次,经济上必须向缅甸华人倾斜,让他们壮大经济实力,财富殷实,进而在缅甸经济政策决策上获取更大权力。再次,文化上让缅甸华人与我国紧密联系,民间文化交往密切,中国心不能让他们忘掉,民族亲情不能背离,龙的子孙血脉相连不可分割。非我族者 其心必异,与其信异族,为何不相信龙的传人?

    最后,我国与缅甸华人的魂牵梦索必然导致缅甸军政府的猜忌,从中阻碍。因此暗地里武装缅甸华人实属情非得意,但华人的生命价值不可漠视。当缅甸华人强大了,影响了缅甸经济政治,打通印度洋的安全国际海运线指日可待。

     8月15日 “可汗探索-2009”多国维和军事演习15日在乌兰巴托以西65公里的蒙古国武装力量培训中心拉开帷幕,来自蒙古国、美国、印度、韩国和柬埔寨的700多名士兵参演。美国包围中国北方一环亦具稚形。

    8月28日 日本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申请的南太平洋大陆架延伸,无视中国反对。并二艘准航母下水,积极做好配合美国围攻中国军备建设。

    8月21日 南沙群岛230个岛屿,中国驻守仅有七个。其他由南亚各国事实占据。南海矗立千余口外国油井中国未生产一桶南沙油,而中国渔民靠近,则会遭遇外国军舰的强力驱逐,南沙群岛名存实亡。

    6月16日 印度往侵占的中国藏南增兵6万,加上原有兵力,印度在中印边境部署的兵力已达10万。军民总计70万在藏南安居乐业,视中国如无物。

    上述事件充分反映美国对中国战略包围基本完成。马六甲海峡频繁出现撞船事件或多或少引发军事遐想,不得不对中国油线安危深感不安。开辟多国际海运线具有更深远的战略意义。

 




发件人:<cccc543212345@sina.com>  2010-11-25 11:40:56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秋石客文

    仲先生: 我们见过面,没深谈。发此文想听你高见。秋石客

    秋石 先生,您好,文章收到,谢谢。我知道您对一些问题分析十分深刻,但您主要的问题在于对历史、对过去沉陷太多,而现实活动不多,对现实世界接触不多。这可能会影响您的思考和见解。读了您的文章,整个感觉就像回到四十年前那个味道,没有新意。所以,您的思想注定了是上一代人的思想,而历史和人民却已更新,如果再过多地一腔情愿,就成空想主义了。恕我直言!仲大军

新社会主义的党政群三权分立民主集中政治制度

秋石客

2010-11-25

    自有阶级以来,不同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有不同的统治方式和政体模式,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必然有其独立的政治模式,不能借用其他社会形态的政治模式,如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模式,否则必然灭亡。

    政治制度是有高低之分的,而对高级的政治模式探讨是我们今天政治学者的任务,我在这里做一个抛砖引玉。笔者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大众民主制的思想源泉来自三个方面:马克思高度评价的巴黎公社原则和毛泽东晚年的大民主思想,加上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制约思想。巴黎公社的普选权、监督权、罢免权以及公务员低收入制是值得充分借鉴的。

     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变化、发展、更新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民主制度是从封建专制发展而来的,虽然难免带有封建社会母体的某些基因和烙印,但已经基本上脱胎换骨,既不同于封建专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只有对历史文化不断地批判继承和发展,才能不断地推陈出新。可以预言,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包括民主集中制也会不断改进、发展,留其精华,去其糟粕,逐步完善,最后形成先进的、理想的、被世界绝大部分人类接受的社会制度,并迎接世界共产主义的到来。

    总之,通过上述,笔者希望强调,一方面,社会主义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另一方面,世界上尚无完善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制。许多左派把民主制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反对民主制是非常错误的;许多右派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万能论,不顾国情、不看现实、不计后果地追求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同样是错误的。我坚信,新的社会主义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强百倍,公有制加上民主制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才是人类最好的未来制度,值得全人类去追求、奋斗。左派只要高举起新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旗帜,就一定会赢得整个世界,反之,将进一步被边缘化。

    探讨社会主义新的政治模式,不只是认为斯大林政治模式有误,而且认为毛泽东晚年文革大民主也是非常态的,不易操作的。

    有必要指出,任何政体、包括民主和民主集中制政体,都离不开一定的生产关系,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本文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是公有制基础的社会历史条件,但至今天,中国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公有制社会已不复存在,成了一种理想的东西。虽然如此,笔者认为仍有宣传的必要,因为未来世界还要确立公有制生产关系,要有新的政治制度相配套。新社会主政治理想模式需要进一步探讨,而新毛主义党政群权力分立政治设想则是笔者的探讨。

一、社会主义党政群权力分立民主集中政治模式问题的提出

    1、社会主义党政群权力分立民主集中政治模式是在当代各种政治体制模式的比较中产生的

    关于对政治体制问题的看法,目前国内的政治精英和“票友”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推崇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理念;另一种是主张共产党一党专制,维持现状;还有一种主张吸取马克思和与毛泽东主张的民主集中制的精华,扬弃其集中有余民主不足的弊病,实行集中制加大众民主制的政治体制模式。持后一种观点的被称之为新毛派或新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派。

    (1)、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民主型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和以往任何专政有根本的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区别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阶级专政。剥削阶级为了统治多数人,只能加强其国家机器的暴力职能,所以要设常备军队、暴力机构、官吏﹑警察﹑特务﹑法庭和监狱等国家机器。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所以要不断削弱国家的暴力职能,逐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的人民群众代替常备军,用群众专政机构代替国家暴力机构,用公仆代替官吏,用无产阶级民主制(普选制﹑罢免制﹑监督制)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次试验,虽然时间很短,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马克思认真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

    巴黎公社的原则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条:a摒弃权力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形式,采用行政司法合一的政治体系;b用普选制﹑罢免制﹑监督制和低薪制把官吏变成公仆;c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的人民群众代替常备军;d人民大众直接掌握政治经济文化领导权,进行不断革命。以上四条,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政治基本内容。

    对于第一条,直到今天,许多同志未予重视和理解,他们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体区别不清楚,不知道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是更换不同的资产阶级统治者,而无产阶级民主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统治。这些人只迷信资产阶级的法律万能,迷信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那一套。对于第二条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没有实行,对于第三条只实行一半,对第四条也基本没有实行,对于后三条,应该充分反思。

    马克思型政治主张彻底的大众民主,并没有讲到集中层面,虽然后来恩格斯有过一些关于权威的论述,但不系统,没有上升到政治体系。马克思主义对新政治的研究忽略了集中层面,有无政府倾向。后来列宁主义解决了集中问题,却忽略了民主层面。

    (2)、斯大林的集权型

    斯大林模式本质上是公有制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由于运做过程中过分地强化了领袖独裁专制,事实上变成了封建专制。如今,斯大林模式已经变成了封建专制和独裁的同意语。

    在二十世纪初发生的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开端的无产阶级革命创建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接近平等,为建立真正的、彻底的民主制创造了条件,曾一度使全世界产生了希望。事到如今,对于十月革命的伟大贡献不容抹杀,没有十月革命,没有斯大林领导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就没有后来的苏联。斯大林虽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由于主观和客观的诸多历史原因,后来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把无产阶级专政演化成了政党领袖的独裁制,迫害并冤杀了许多革命同僚,用政党专政代替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忽略践踏了民主。苏联政治官僚制的形成,使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流于形式,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了封建官僚国家,共产党内外的新贵族支配一切,新生的资产阶级大量出现,广大人民群众沦为政治看客和一盘散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不大,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走向了反面。前苏联和斯大林的这些错误,极大损害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最后终于授人以柄,在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和无产阶级叛徒戈尔巴乔夫、叶利欣等人的操作下,导致了苏联的亡党亡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

    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政治家、学者和中国右派精英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证明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他们的错误在于把官僚特权封建社会主义破产看成真正社会主义的灭亡;还有许多号称无产阶级政治家、历史学家的学者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仅仅是由于力量对比失衡、修正主义上台所致,没有找到苏联灭亡的根本原因;还有一些教条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时的苏联和后来的中国等国家不具备社会主义生存的生产力等物质条件,搞社会主义是超前了历史阶段。他们都没有看到根本原因不是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错,而是错误的实践出了问题,政治体制出了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民主集中制出了问题。传统社会主义者(斯大林等人)不但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问题,反而建立了带封建色彩的专制政治制度,失去了民心,结果一遇风浪,社会主义的大船顷刻沉没。

    如果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确立的是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人民拥有组织、拥有武装,拥有政治权力,任何人想推翻社会主义大厦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都是不可能的。新社会主义大众民主制的确立,不但可以确保社会主义国家欣欣向荣,而且一定会极大影响全世界,引发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革命,人类的光明前景会日益呈现。

    有一个问题很少有人看到或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又称右派精英)在政治上继承的仍然是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不同的是在经济、文化领域,斯大林搞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新自由主义者鼓吹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前苏联主要是封建社会主义,现中国主要是封建资本主义。阻挠中国实现民主的力量,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理论下产生的新的封建官僚和资产阶级买办权贵集团(或者叫新地主和新资本家)。这个集团,是中国绝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占有者和管理者。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或者权钱交易获取高额利润,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大众民主不但不感兴趣,而且视如洪水猛兽。

    当今中国的新资产阶级,除了已经暴露的贪官污吏外,还有更多没有暴露的掌握权力的共产党官员,他们是拉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火车头。他们巨额财产和资本的原始结积累主要是通过对国有资产和人民财产的合法、半合法或非法占有来实现的,像马克思所说的一样充满了血腥。所以,它们的财富除了工资外,都是不合法的。因此,只要中国实行多党制和民主制,不管是新毛派还是新民主自由派上台,他们所占有的财富必然会受到清算。这点,无论是东欧还是台湾的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陈水扁就是“榜样”)。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极力阻止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3)、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型

    毛泽东的民主集中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中加民主的对立统—的二元合成思想。毛泽东在政治上是基本赞同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和以往任何专政有根本的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区别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阶级专政。因为剥削阶级是少数人要统治多数人,所以国家的暴力职能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所以要设常备军,要设暴力机构官吏﹑警察﹑特务﹑法庭和监狱等国家机器。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所以要不断削弱国家的暴力职能,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的人民代替常备军,用群众专政机构代替国家暴力机构,用公仆代替官吏,用无产阶级民主制(普选制﹑罢免制﹑监督制)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次试验,虽然时间很短,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原则,马克思认真总结了巴黎公社经验教训和原则,对这些原则,按马克思的说法是永存的。

     毛泽东的经历证明,建国前,他就吃了不少斯大林的苦头,很多党内斗争,无论是陈独秀还是王明,背后都有斯大林的影子。建国后毛泽东又不得不迅速面对斯大林的政治遗产,各种因素迫使新中国向老大哥一边倒,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基本上照搬到了中国,有利有弊。利是得到了苏联的巨大援助,弊是苏联共产党的许多不良作风,如专制专权、修正主义思潮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始蔓延,逐渐使中国共产党陷入了困境。虽然斯大林1953年就去世了,但他的思想路线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是很大的。对毛泽东来说,当时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背弃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宗旨和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同党内形成的特权阶层同流合污;要么坚持共产主义理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思想,坚持继续革命。为此,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党内特权阶层分道扬镳,彻底发动群众,重新组织队伍,粉碎党内外的特权阶层和修正主义思潮。毛泽东最终选择了后者,并为此战斗到死。

    从政治层面看,毛泽东反对官僚特权,但不打算废除一党专制和领袖专权的集中层面,引进了民主层面,把二者统一起来。在民主与集中层面,他强调的是集中,认为民主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在他看来,所谓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共产党如果不高度集权就不能领导和建设好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科技相对落后的泱泱大国。最终,面对国际反华反共势力的猖獗和国内党内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的干扰、反对,毛泽东迫于无奈,终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主张用群众大民主保障民主集中制的健康生存,利用群众专政,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老中青三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等措施进行试验,以求建立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政治模式。但是,由于他的某些失误和去世过早导致了他的试验以失败告终。

    文革之后的历史无情地证明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直到今天,关于文革的讨论和争论仍成热点,特别是民间,正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君不见上到权臣下到主流精英,文武兼顾,对文革和毛泽东讨伐、围剿了三十多年,结果毛泽东的信徒却越来越多,认为文革完全正确、基本正确或者起码有积极的一面的“遗老遗少”越来越多,岂非咄咄怪事?这说明了什么?难道仅仅是“文革余孽”们的“垂死挣扎”吗?只能说明文革里面有真东西。多年来,右派精英们异口同声地攻击毛泽东独裁,好象他们的“总设计师”多么民主似的;真正的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和地皮流氓们使出吃奶的劲儿恶毒地辱骂毛泽东,甚至扬言要把毛泽东诛灭九族,把毛派斩尽杀绝,跟真的一样。某些人骂毛泽东的同时,得寸进尺,迫不及待地要共产党下台,以便他们上台“坐庄”。这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中国目前还很不和谐,只能说明阶级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而且十分严重;只能说明弄不好中国将来某一天可能还要天下大乱,左右派可能要拼个你死我活,千百万人头将落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话又说回来,就算毛泽东独裁,谁反对他就是右派、反革命,这当然不对,但他心理始终想着人民群众。对反对过他的人和犯错误的人,除了极个别人外,他大部分都解放了,有的甚至重用了,他没有对反对派判处死刑,他更没有对人民群众动用过机关枪和坦克车……如今的中国社会,据说是太平盛世,据说是和谐社会,可是民工向老板讨要工资就被打断腿甚至打碎脑袋,黑煤窑老板可以把遇难矿工像死狗一样随便抛尸掩埋,省部级干部对情妇厌烦了可以用炸弹在大街上处理掉,至于贪官污吏遍地皆是,黑社会横行霸道,贫富悬殊地球上罕见……不知道这算什么太平盛世?难道这就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绩?难道这就是中国特色?谢天谢地,这些老板、矿主、贪官污吏、黑社会头子恐怕没有一个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没有一个是“文革余孽”,这真是天大的遗憾和笑话。

    我认为,无论结果如何,毛泽东的文革夹生饭吃起来仍然很有味道,文化大革命为中国及全世界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社会发展思路研究课题,也为新社会主义政治学奠定了基础。

    (4)、自由主义的民主型

    自由主义的民主型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是在否定封建王权独裁政治的过程中产生的进步政治制度,主要内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多党制、议会制、民选制、权力分立和制约制。资产阶级的民主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但不是万能的,不能迷信。某些人迷信西方民主制的错误在于,他们不了解真正的民主要有基本条件,那就是社会财富的分配相对合理,民众的社会地位相对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资源和财富集中在一小撮人手里,严重的两极分化和资本的无所不在的作用往往使民主流于形式,成为金钱的砝码和政客们的骗局。中国许多右派不仔细想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真实情况而盲目大唱赞歌,越来越不得人心。

     西式资本主义民主有如下明显缺陷:

    民主范围不彻底,有限。选举只限总统、议员、州长,而大量的社会单位如铁路、矿山、农业、银行、企业、商业、学校等几乎全是资本家老板的,权力是独裁的,人民只有打工赚工资的权利和罢工的权利,没有其他发言权。

    当总统、议员、州长需要竞选,而竞选离不开媒体,而媒体需要钱,所以,西方的有限民主实质是有钱人的民主,穷人不过是普选的分母和砝码,充其量也就是过把选举的瘾而已,是很难当选的。现在西方许多穷人看清了民主普选不过是有钱人玩的把戏,所以不愿再去凑热闹,很少去投票,造成西方的投票率很低,有不少勉强超过半数。拿上次美国大选为例,虽达到六成,但两党瓜分的结果,布什以微弱多数胜出。实际上这个总统只得到美国民众百分之三十多一点票赞成,近百分之七十不明确,这个总统怎能代表民意?

    既使总统是多数人拥护,他的权力也受很大限制,他对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尽管这些资本家每时每刻都压迫剥削着自己的雇员。

    通过以上四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私有制条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彻底的民主,有的只能是虚伪的有钱人的民主,四年一次的全民投票大选总统实质上并无多大民主意义,因为民意和舆论都被金钱、媒体、大财团、大企业家和政客们控制着,老百姓参加投票不过是过把瘾而已,正像我们去赶个庙会差不多。中国某些人看重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投票大选,说起来眉飞色舞,仿佛自己当了总统一样,根本无视老百姓投过票后依然是资本家的奴隶的事实。

   关于实行全国大选一事,笔者饶舌几句。中国和西方国家国情不同,经济水平、文化传统、人口、人均资源等差距太大。民主化是一个漫长的进程,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是从200多年前的贩卖黑奴、血腥内战、大移民、工业革命等一步一步演变过来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庞大的人口群和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特别是老百姓的民主意识决定了中国目前很难实行全民普选,更难以实行全国大选,那样非乱了套不可。有人会说印度人口和国情同中国差不多,为什么可以实行全国普选、大选?一是体制不同,印度是从英国多年的殖民地直接进入资本主义体制的,国民有一点点民主传统,仅仅是一点点而已。二是印度一直是一个宗教(主要是佛教)国家,有多年的宗教统治传统。实践证明,印度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和普选制并没有给印度带来什么优势和好处。印度长期经济落后(进几年有些发展),两极分化严重,世界上最大、最多的贫民窟都在印度;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领土问题成堆,国内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混乱,全国大选中已经发生多起候选人甚至当选总统被暗杀事件。诸如此类,能说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和全民大选是万能的吗?

    (5)、伊朗的政教合一型

    伊朗的政治是政教合—型,伊朗的政治决策权归宗教领袖集团,宗教领袖集团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但他们不直接执政,把执政权交给民选的政府,这样做的好处是使决策者有充分的时间减少决策失误,又能减轻决策者的腐败,又能有效监督政府。

    政治见解除以上五种模式外,还有许多种流派:

    社会主义多党制派

    主张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多党制(如共产党、劳动党、工人党),民选决定哪个政党执政,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政治的变种。

    一党多派制派

    主张共产党内多派(如邓小平派、毛泽东派、江青派等),民选决定哪个派执政。一党多派制,主张共产党内路线斗争公开化,由党内民主决定谁执政,不要清算政敌,邓小平、江青都有机会执政。—党多派政治学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政治的变种

    重大政策全民公决派

    是易操作又有效的政改,可抑制反人民的政策出台,如下岗、房改、教改、医改、多轨退休制等不得人心政策,都会被公决掉。公决政治学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政治的范畴。

    毛泽东式党政群三结合的一体化民主集中政治制度派

    这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全新政治模式,可以简称新毛派政治,是最好的政治模式,代表了人类政治的未来。

    通过以上不同政治制度比较,毛泽东式政治模式是最新的,是与社会主义配套的,是最好的。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真正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主要差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民主,其形式是民主集中制。

    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任何社会形势都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过中渡,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也不例外,它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这同样是一条客观规律,至今没有改变。这些客观规律都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一百四十多年过去了,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指引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其不可战胜的生命力产生、发展和壮大。科学共产主义不仅作为一种理论存在于世界当中,而且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于世界当中。自伟大的列宁创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以及蒙古、朝鲜、越南、古巴和中国都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强有力地支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强有力地支持和发展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的光辉已经而且正在照亮全世界。八十年代后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了衰落,并不能证明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结,而是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实践存在着缺陷,证明了有缺陷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破产,随着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和缺陷的反思和纠正,共产主义运动将重新崛起,并取得更大的胜利。既然社会主义是历史必然,其政治模式的产生也是必然的。而社会主义党政群权力分立民主集中政治模式必然是社会主义的选择。

    2、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以后的成就和不足

    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是极其伟大的。首先从政治方面看,社会主义国家在夺取并巩固政权方面卓有成效。中国、苏联、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都为建立新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作出了成功的尝试,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体制基本建立,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夺取政权、战胜国内外敌人、争得民族解放和独立等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其次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社会主义国家都以令人信服的速度改变了各国极其落后的面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建立,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原则有了初步基础,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总之社会主义初步建立了迄今最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使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公有制的建立,根本改变了劳动人民在生产中的地位,劳动者不仅作为一个生产力的因素是管理的对象,而且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而成为管理的主体。劳动成了光荣而豪迈的事业。公有制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合理地组织和运用社会财富,提高整个社会生产效率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按劳分配有利于劳动人民,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又使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经济结构当中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从根本上消除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自然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例如苏联的第二次大战前的一九三七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九一三年相比,苏联工业增长了4.88倍,而同时期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只增长了0.53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一九五O年到一九六O年的十年间,苏联国民总产值增长了158%,年平均增长率为30%;美国同期增长了38%,年平均增长率为3.3%;英国相应的指标为25%和2.3%;法国为54%和4.4%;西德为107%和7.6%;日本为96%和7%。可见战后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在发达国家中仍然是最高的。再如中国,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七年,三年恢复时期,我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4.9%,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为18%。我国在前八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但比资本主义国家快,而且比苏联快。我国从建国到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干扰,经济增长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是最快的。例如一九五O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内我国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3%,而同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应指标为4.6%,发展中国家也只为7%。总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仅高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高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面前,任何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动摇都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的。社会主义制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的最好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很不完善,还有许多缺点和不足。

    首先在政治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权力过分集中,干部终身制导致干部队伍的官化,缺少作为,缺少活力;民主制很不健全,导致人民的劳动政治热情降低等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一些国家在指导方针和路线方面的错误,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影响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在经济方面,计划经济不完善,僵化,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轻视市场经济,在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倾向,管理混乱,生产效率低,浪费大,产品更新缓慢,科技成果不够理想等等。总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许多方面还不完善,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有些方面还很落后。因此,任何过高地评价社会主义的成就,忽视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问题同样是不客观的,错误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制度的不完善和政策上的失误,极大的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崇高威望,使当今社会主义的前途蒙上了阴影。我们必须努力克服社会主义国家的不足,去寻求更加成熟更加健全的社会主义制度,以确保社会主义有更大的发展,以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以提高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中国目前的改革,正是当今社会主义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它集中代表了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

    传统社会主义的极权政体虽然有过积极作用,但危害是很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果是灾难性的,前苏联的崩溃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斯大林的政党单向集中政治,实际上剥夺了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忽略了人民的翻身解放最重要的内容是政治解放,不知道没有人民大众的政治解放就不能保障其他的解放。(2)、使先锋队脱离了人民大众走到了反面。没有人民大众的制约,先锋队会必然形成谋求特殊利益反人民的特权阶级,这一点以被全部共产主义的实践所证实。(3)、集权政治模式是人才逆向淘汰制,只对产生对首长负责制,这样必然会吸收投机分子和庸才,使政治腐败化。(4)、产生宫廷政治。前苏联处决贝利亚、两次反赫鲁晓夫的政变、戈尔巴乔夫的解散共产党、中国的热月政变等说明了这一点。5、)使公有制成为虚设。由于剥夺了人民大众的政治权力,一切权力归新官僚特权阶级,公有制实际上就成了特权阶级所有制。(6)、使计划经济僵化。有官僚阶级掌权,其计划必然有官僚成份,会破坏计划经济的科学性,造成不少经济问题。(7)、使文化精英化和官样化。(8)、使社会主义丑化和灭亡。社会主义本来是先进的社会形态,然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封建社会主义和封建资本主义却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形象,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实际上是反社会主义的模式,必须改变。

    3、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根本问题是政体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千条万条,根本的问题是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有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有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文化体制方面的问题,有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文体体制方面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个政治问题,不是其他问题。核心是政体建设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主要矛盾方面,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就必将成为改革当中关等重要的问题。破除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模式,不能用资产阶级政治模式取代,只能用民主集中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新政治模式,这是区分左右派政治改革的重要标志。

    任何新事物产生都需要一个过程,社会主义政体也是如此。资产阶级政体的成熟有一个过程,资产阶级革命从一六四O年算起,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才搞出一套以议会制为核心,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杰出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将不要那么长的时间就会产生。社会主义国家一定在不远的将来,创造出全新的合理的政体——世界最高水平的政体。

二、改革政体结构的指导思想

    改革应当是物质意识对立统一辩证论者

    要根据大量的调查和试验,分析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和实际政治结构,分析当代人的普遍思想和特殊想法。中国的政治改革有三种流派和倾向,一个是倾向资本主义民主,一个是倾向专制主义,再一个是倾向新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我们要根据这种特殊的中国国情和中国的改革现实,因势利导,力争确立科学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优势。

    改革应当是充满辩证法的,互相制约的。事物发展的事物本身是多样化的。我们不能单一地运用这种或那种思想、制度来解决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

    改革应当是发展的。改革者应力争尽量确立有生命力的改革。没有发展的眼光的倒退改革,是没有前途的,也是危险的。

    反对教条主义。不论是谁的学说,我们都不能奉为教条。只能把其作为历史的一种学说流派加以批判和继承,加以研究和利用。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神化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宗教,本身就是反马列主义。当然,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科学的社会学说,因此我们才主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学说,坚持马克思主义中符合社会主义实际的内容。

    改革的发展诱导方向应该是共产主义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者首先应该是共产主义者。我们的改革之所以允许非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存在,是因为共产主义是一门科学。比如在中国允许搞一些资本主义东西,并不是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而是在现阶级资本主义经营方法是符合某些客观实际的,因而在某些方面搞资本主义,恰恰是在为共产主义制造前提。但我们每个人必须明白,我们对待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前途应该是向共产主义方向引导,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保证中国在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发达国家。

    四个坚持和改革要统一。任何改革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不违反基本原则的,任何在改革中有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对立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必然要失败。

    改革不能违背多数人的利益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为多数人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决定的。改革的成功有待于多数人的支持,这事关改革的成败,任何想通过改革为个人和少数人谋利益最终都要失败的。现在的中国不是十七世纪的美国,也不是十八世纪的日本,而是二十世界的中国,人民有觉悟,有民主和自由,有平等要求的,把现代中国人当作奴隶、当作工具简直是大傻瓜的想法。只有依靠人民,改革才会获得胜利。

    改革的目的最终要确立人民法制,法律高于一切,没有法律的权威,其它都将成为空谈。

    改革应该注意整体性,系统性,缺乏全局性的,系统性的改革都是容易失败的。

    改革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党的领导要在改革的过程中全面体现出来。任何改革都要有一定的政治集团来完成,在中国,离开了中国共产党,改革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加强对改革的全面正确领导,并在改革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随时纠正错误的改革,这是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

三、新社会主义政体民主集中形式问题

    1、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要达到大治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即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民主制体现在多方面。如人民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对政治家的选择,在经济上的决定权,在文化上的自由选择权等。主要的是在政治上的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人民应当成为国家管理的实体,很难想象,没有民主制,正确的意见怎样能经常形成和贯彻,错误的意见怎样能迅速纠正,人民当家作主怎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高级的最彻底的民主,这种民主是不能用任何人和集团包办代替的,发扬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政治基础。

    2、集中问题

    光有民主行不行呢?不行,因为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归根结底,多数人的愿望和利益,最终还是要靠少数人领导多数人完成和实现,集中就是要有效地保证民主的正确意见的采纳和贯彻;集中就是要统一大家的意见,贯彻大家的意见,因此,以民主为基础的集中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3、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民主制和集中制,是社会主义政体形式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们是互相对立的不是互相依存的,缺一不可。民主是集中的基础,通过民主选举集中的代表人物,集中是民主的结果,集中人物通过集中贯彻民主的意见,两者都是治理国家的两个不同的手段,不可偏废。当然就中国目前现状来说,民主问题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因为民主制还很不完善,相对地说集中是较为完善的,因此民主制的确立和完善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彻底的民主和有效的集中相结合的制度。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政体必将发挥其不估量的威力。

    4、民主集中的阶段性和条件

    在大选阶段是大民主,民主为主,集中为辅。选举结束后,由集中人物开始集中,在执政的时期是小民主,以集中为主,民主为辅。

四、新社会主义政体的三权分立结构问题

    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应当是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主体的,以宪法为准则的三权分立、五机构并存并相互制约的国家主席制。三权分、五机构并存、国家主席制适应于一切国家机构。

    1、宪法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它全面地集中体现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集团的关系的合理解决,最集中地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民利益的最高法律保障。宪法应当成为社会各阶级、阶层、政治集团、各族人民统一的,神圣的行动准则。任何个人、集团、阶层、阶级都不得违反宪法。人民军队和警察应当首要捍卫宪法不受侵犯。其它各政治集团、阶层、阶级、各族人民都应当把宪法的利益放在国家的首位。

    宪法的制定应当由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人共同制定,并必须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过才能生效。宪法的修改权限也是由全国各阶层的代表修改,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在宪法没有修改之前,原宪法继续有效。

    2、立法委员会和宪法的关系及其职能

    立法委员会是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最高执行机关。立法委员会的最高领导组成由各党派负责人、政府首脑、人大委员长、顾问委员会主任、专家委员会主任五人组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应当成为立法委员长会法定主任。这样安排的目的在于使中国保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立法委员会的职责是负责正常的立法筹备工作,并监督检查宪法的执行情况。立法委员会应当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立法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3、三权分立五机构并存相互制约的原则

    所谓三权分立五机构并存

    三权分立就是指党、政、群三权分立。所谓五机构并存,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政体要有五大政治体制,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结构。这五大政治体制就是由各级共产党的组织、各级政府的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各级顾问委员会、各级专家委员会,简称党、政、群、顾、专五大政治体制。

    五大政治体制的关系

    党是领导核心向人民和政府负责,政是执政机关向党和人民负责,群是监督机关和社会生产主体向党和政府负责。顾问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向党、政、群负责,是参谋机关。即党制约政府,政府制约群众,群众制约党和在某种条件下制约政府,这三大权力机构都可以要求顾、专委员会服务于他们。三者互相依存,互相监督、制约,在宪法指导下发挥他们的作用,不断推动社会的发展。

    4、国家主席制

    国家主席制是由主席副主席组成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决策机关,由党的领导人任主席,群、政领导人任副主席,顾、专领导人任委员。

    五、三权分立五大体制的具体内容

    (一)党权分立

    1、党的权力分立,从本质上说是中国共产党改变了直接执政的方式为间接执政。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通常也是间接执政,他们是雇佣专家执政当总统。

    2、党的机构设置

    参政摄政部,负责推选竞选行政首脑的人选任务,制定选举和施政计划,力求击败竞选对手而直接执政,摄政是指在大选和动乱期接管行政权。

    先锋指导部。负责未来社会的长远规划和对各社会阶层和权力机关的指导。提出口号和目标,是党的理论思想库。

    组织部负责党的日常组织工作,纯洁党的组织。

    文化宣传部负责党的理论学习和宣传,负责对整个社会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宣传,等等。

    3、宪法内党的权力范围

    主要权力有:立法委员会主任从党内产生,主要工作是立法和制定方针办事,掌握军队和警察,参政权、摄政权,对党内的自由权力,对社会的宣传权,对政、群、专、顾组织的指导权,对政的监督权,在大选期间临时接管行政权代行政府权力,在非常时期接管政权等等。

    4、党如何完成他对国家的领导

    主要是通过指导性参政和直接参政以及监督罢免权的使用,以及对军队和警察的领导等。

    5、经济待遇问题

    各级党的领导的待遇实行大众工资,不随着各级政府的领导浮动,实际收入略高于党的工作人员平均工资。党的领导干部低待遇制是避免先锋队蜕化变质的关键,逐利主义者将远离政党,政党成为理想主义者的集团。

    6、党的性质不变,依然是无产阶级政党,以追求共产主义为目标,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二)群众的权力分立(各级人民委员会权力分立)

    新社会主义政治模式最重要的内容是让群众组织起来,并享有独立的政治权力。社会所有实体,都必须组织起群众组织,人民大众不能组织起来就没有力量,就不可能成为政治核心。随着人民政治水平的提高,群众的权力将成为核心。

    1、群的组织机构设置

    参政部:负责推选代表竞选政府领导;督政部:负责监督检查党政工作;福利部:和党在一起负责群众的生活困难等;文化部:和党一起负责群众体育,文艺活动等。

    2、宪法内群众的权力范围

    选举各级领导(行政);督政权和罢免权(对行政而言);建议权;对分配问题的批准权力;对党员及党的领导的审批权。先锋队必须得到群众的认可。

    3、群众组织的待遇问题

    各级群众代表权力机关负责人的待遇随群众组织工作人员一起浮动,实际待遇略高于平均工资。

    4、群众组织的性质,是国家权力的基础。

    (三)行政权的分立

    1、行政机构的设立由不同的行政首脑决定。

    2、执政时间为:国家四年,基层二年,可以连任。

    3、执政的产生

    选举期先由党接管行政权并领导大选。竞选人发表竞选演说,形成侯选人,通过选民选举选出执政者,然后由当选者组阁执政。

    4、政的权力范围

    处理一切行政事物。制定执政计划,决定管理制度,指挥领导群众工作,决定人员定员,决定分配,等等。

    5、政的待遇很高,有别于党群,但是是浮动的,要根据其施政结果决定,决定权由党、群共同完成。一般法定工资待遇为一般群众的数倍,还有其他特殊待遇等。国家鼓励行政工作人员发挥共产主义风格,执政人员可以决定是否享受特殊待遇和工资,执政不好的人中不得享受特殊待遇,即对政府工作人员实行奖惩制。

    6、党、政、群关系

    政有权指导群众,但必须接受党的指导和群众的监督。

    7、政的性质是党和人民通过民主选举雇佣的专家行政机关。

    (四)顾问委员会

    党政群的老干部都要有安置,要把他们尽量安排在顾问委员会,不搞离休、退休。老干部的经验和智慧都要他们有地方发挥。1、性质:是国家政治机构党政群的参谋机构。2、机构设置:由顾问委员会自己设立,允许有参政部。3、产生:主要由党政群专等的机构的卸任首脑中产生。4、权力:享受经济特权和行政建议权。5、经济待遇享受转为固定的特殊待遇。6、顾问和党政群的关系,附属于党政群。

    (五)专家委员会

    1、性质:是党政群的智能机构,是党政群的工具。2、机构:由专家委员会自己确定,可以设立参政部;3、机构成员由高级知识分子和专家组成。4、专家和党政群顾的关系,专家接受党政群顾的咨询。5、专家机构工作人员的待遇和党群组织并列,享受特殊发明、建议奖。6、权力:顾问权和主持专家日常工作。

    (六)各级执政的产生和权力

    1、各级执政人员可以从社会党政专群顾的侯选人中产生,但不得身兼二职。2、主要权力是组阁和管理权。

    (七)三权分立、五机构并存、国家主席制在国家机构中横的系统形态

    不论是国家的什么机构,如军队、警察、工矿、企业、省市县、学校、出版、文化和教育等部门均设立三权分立、五机构并存和国家主席制的体制。例如工厂有五机构,部队也有五机构,部队的群是士兵委员会,但部队有特殊情况,它的军事指挥不是选举的,而是由党、群联合任命的。

    国家机构的法律权限既定,不得更改。如工厂厂长、大学校长等必须选举产生,而部队首长必须由党组织任命。

    (八)纵的五五制和横的五五制的统一和相互渗透问题

    1、纵的五五制

    如国家机构的某一部门从中央到地方的关系。

    (1)长远来说,党中央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各省部级党的负责人由市级党的首脑选举产生。市级党组织首脑由县级选举产生,乡级由村级选举产生。基层党委书记由厂的党员选举产生。这是第一条纵的有机的链条。各级党的领导不得直接参与行政权,党的侯选人当选行政首脑后应脱离党的关系,一身不得兼二职。这是第一条从中央到地方的纵线。

    (2)政府,中央政府首脑(国务院总理)的产生:通过竞选,由全国各省部级领导人选举产生,产生后总理组阁任命各部部长。省长由各市市长选举产生。各县市长由县局级领导选举产生,县局级由科级选举产生,科由科员选举产生,基层政府首脑和企事业单位如学校、工厂等由基层群众民主选举产生。如厂长当选后,他可以任命各科长,车间主任及其班组长。政府是民主产生的,因而具有绝对的行政管理权,这是第二条从中央到地方的纵线。

    (3)群众组织,全国人大委员长由各省、部群众组织首脑选举产生,省部级人大首脑由各市群众组织首脑选举产生,市级群众组织首脑由县级群众首脑选举产生,依次类推,各级基层群组的首脑由群众选举产生。竞选行政首脑的群众领导人如果当选,不得担任群组的领导职务,这是第三条纵线。

    (4)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中央和地方都由享有顾问待遇的人自然推选产生,一般说来顾问必须是担任过党政群等的首脑的,这是第四条纵线。

    (5)专家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相似,但各级专家委员会的首脑由专家成员民主选举产生,中央一级专家和地方的专家关系一般无直接领导关系,只有业务关系。高级专家可以从低级专家中产生,这是政体机构当中的第五条纵线。顾。专的执政侯选人如当选执政,同样不得兼任顾、专的职务,不得顾、专的领导。

    总之,五五制纵的关系总的来说是下级服从上级,新式民主是分级递进式民主,适应于从中央到地方党、政、群、顾、专五大政治机构和主席制。

    2、横的党政群专顾的关系

    (1)党指导一切机构,政群顾专组织都要有党的代表列席。同样,党的重要会议也要有政群专顾代表参加。党有权是否听取政群专顾的意见。政群专顾代表无表决权。

    (2)政府中同样有党群专顾代表,并列席重要会议,并有权接受和拒绝党群专顾提出的建议,政府同样有向党群专顾组织派代表的权力。

    (3)群众组织中同样有党政专顾代表,并列席重要会议,群众组织有权接受和拒绝党政专顾的建议,群组同样有权向党政专顾派出自己的代表。

    (4)专政两机构同样如此,要有党政群代表参加,同样有权接受和拒绝党政群的意见,同样有权向党政群派出自己的代表。

    (5)本机构列席的其它机构代表,只有旁听的权力,被允许后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以上五种横的关系,以党政群为主,原则上党制约政府,政府制约群众,群组制约党,群众必须接受政府的领导,有意见可向党反映并通过党向政府提出,政应该接受党的正确领导,如果政府不称职,党可以联合群众行使罢免权。罢免行政必须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选民认可才能生效,党的领导要接受群众的意见,如果党的领导不称职,群组有权提出改造党的领导的建议,但必须得全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认可,否则无效。

     (九)、社会主义的政体是党、政、群一体化政体

    总之,以党、政、群为核心的五机构首脑形成后,又组成各级最高权力机关国家主席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综上所述,从党、群组织代表都有权当选执政,很像两党制但又不是两党,这是社会主义政体不同于资本主义政体的地方,同样,党、政、群三权分立也不同于美国的三权分立。

六、对各级行政内阁的奖惩制度

    对各级行政内阁的奖惩由党、群负责完成。

    (一)奖励制度。 享受特殊待遇。

    (1)如住宿专有内阁楼,住房面积为平均居民住房的三倍,只有执政的人才有权住内阁楼,能够连任的内阁,超过十年的可永久性住进内阁楼,或享受同等待遇。(2)子女优先就业。(3)工资最高。内阁有权决定这些工资怎样分配。(4)超计划所创的价值提成分红,内阁分红最多,等等。

    (二)惩罚制度

    (1)如果内阁完不成施政纲领,取消奖励,每个内阁成员的待遇按入阁前的工作待遇领取报酬。(2)如果内阁把工作等搞坏了,造成严重后果,如工人不能开支等,所有的内阁特权取消,严重的根据情况给予内阁经济惩罚和刑事处分。(3)内阁落选后,不得再享受内阁待遇,可享受新工作岗位的待遇。4)内阁的奖惩制都在大选期间确定。

    (三)国家提倡内阁成员不享受特殊待遇,提倡共产主义精神。

七、党政群权力分立、五五制政体的实施方法和问题

    (一)方法

    1、搞好理论宣传工作,弄清新政体的内容和意义。2、机构的建立,成立临时性新政实施领导机构,由各级党组织承担。3、原则上仅限于地方基层单位先搞,民主选举限于党外军外,条件成熟时后,县市省中央逐级展开。4、搞好试点,取得经验,以求推广,建议试点单位可选在大学、中型厂矿或城市。5、中央一级和各省市领导机构,在相当一个时期维持现状,以求稳定。

    笔者新政治理想系统的高级模式设想的实现显然是将来的事情,因为实现新系统政治模式的基础和条件都不存在,需要一个过程。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说,要完成政治改革只能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非理想和系统低级民主模式的尝试,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改良,第二步重建社会主义公有制后才能进行理想的、高级和系统的政治改良和革命。

    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民主都具有很大的风险,必须慎之又慎。必须看到,中国当前的问题不仅是民主不足,而且集中也被严重削弱,社会结构出现混乱,有崩溃的危险。既要加强民主也要加强集中,坚决制约地方豪强,是唯一的选择。

    如果进行政治改良,需要政治家的勇气和策略,要搞递增式、试验性民主才行,少不了要搞条块式突破。所谓条,就是在某一行业进行政治改革试验,如教育战线;所谓块就是在某一个县或市进行政治改革试验。

    政改要多种思路,如专制社会的谏官制和兼听制,传统社会主义初的副报告(对主报告的批评报告)制,资本主义的公投等都可借鉴。谏官制就是建立专门提出反对意见的官员的制度。兼听制,就是把各种思潮的代表汇聚起来听不同声音的制度,副报告制,就是在党、政、群的中央会议上除了主报告外,还有副报告,专讲批评意见。公投制就是对路线和重大政策全民表决的制度。如对文革、改革的认同公投,如对教育、住房、医疗政策的公投,我相信错误的违反人民大众利益的路线和政策都会改变。

    (二)可能出现的问题

    1、遭到现在掌管行政权力的一部分人和阶层的反对。2、出现暂时混乱。3、民主选举的集中人物不够理想。4、党的领导不知如何加强,党的领导相对削弱。5、无政府主义可能抬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正常的,要经过反复试验才能解决。

    八、结论

    不难看出,建立社会主义新政体问题,的确应该是当前中国及世界的重要课题。随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健全,社会主义将以资本主义所不能比的速度推动社会的发展。中国目前的政治变革事关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新的社会主义新毛主义党政群权力分立民主集中政治制度一定会建立起来。我们应当为社会主义的高度完善,大胆作出尝试。党政群三权分立式新政体无疑也是一种蓝图。新政体必将消除目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资改路线、资改汉奸派、官僚主义、浪费、效率低下和种种腐败与不正之风,会把优秀人才集中在领导岗位上,发挥他们的才能,调动全体劳动者的主动精神,推行合理的社会发展制度,进而逐步完成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新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不止反映在政治层面,还要反映到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是全面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总之,唯有如此,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光明的。新社会主义党政群三权分立民主集中政治模式前景虽好,但在与其它政治模式的斗争中将很困苦,在生长的道路上将充满变数,其完全的胜利,恐怕有待于一场避免不了的社会革命。我们目前只能先期待改革的低成本方式成功,避免高成本的革命,积极争取政治改革主导权,用毛泽东政治思想、用和平方式解决了政治缺陷问题。

    2010/11/21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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