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针对当前急剧变化的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中国政府突然面对着诸多的救市要求,但到底应当怎么做?哪些措施有效,哪些无效?千头万绪,都在于一个水平问题。如果当前的中国政府能高瞻远瞩,就会拿出事半功倍的长效措施,如果走一步看一步,只是被迫和被动的应对,那么修补政策终会功亏一篑。下面发出的文章都是具有长远眼光的见解,供政府和社会参考。应特别注意《应当揭开中国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面纱》、《中国金融派系倾轧爆出惊天黑幕》等几篇文章,中国的经济问题很可能由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

中国政府救市应当干什么?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10月9日

目录

陆一:《政府救市应该基于什么?》

杨芳洲:《陷阱之中谋自救还是为他人垫背》

余永定:《美国次贷危机:背景、原因与发展》

江涌:《美元崩溃,只差临门一脚》

李宪源:《维持还是乘机颠覆“资本全球化”体系框架》

杰克:《62万亿CDS成心腹之患FED促建中央清算中心》

宋鸿兵:《信用违约掉期的惊险梦游》

yxlzwl:《从美国的GDP数据变化探讨次贷危机》

香港太阳报:《中国金融派系倾轧爆出惊天黑幕》

钟洁锦:《应当揭开中国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面纱》

中金员工:《揭发一个官场腐败和金融卖国的典型》

迈克尔·赫德森:《美国金融资本绑架世界经济》

黄卫东:《西方经济学是如何误导国人的》

郑永年:《规制国家与中国再社会主义化》

丑牛:《对十大精英《中国改革30年的思考》的思考》

李宪源:《加美面包影碟和中国产品价格之比使人心头滴血!》

张新光:《新一轮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仍是解决土地问题》

黄卫东:《我国农民的出路在何方?》

张新光:《20世纪以来世界农业发展中几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吕加平:《美国东文西武全球战略与中国的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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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Yi Lu" <flynn6183@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10-06 20:52:1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最近的稿子

    看来巴菲特已经接近于一个哲学家了,纽约时报对2004年SEC放松监管的反思是不是有点晚了?昨晚我国政府公布了节前就流传出来的救市第二步:融资融券,传说中接下来还有T+0和股指期货。看来为了增加流动性和"救市",放松管制已经成为主流,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正在我国堆积……附件是我9月30日写的稿子,但愿我是杞人忧天……可今天的市场反应证实了我的预计。呜呼! 陆一

政府救市应该基于什么?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员  陆一

2008年9月30日

    在“9•18”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联合出手后,下一张“救市牌”如何出成为市场聚焦的重点。近来,越来越多的市场舆论认为,中国股市太需要双边的交易机制和多空双方的平等博弈,建立双边的交易机制是改变中国股市的盈利模式和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制度变革。而对于中国股市而言,能够承担双边交易机制的工具主要包括两种: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

    据外电报道,中国证监会早些时候向国务院提交并请求允许保证金交易和卖空交易的计划,即融资融券计划。目前已获国务院正式签署同意。中国期望通过上述制度提振市场交易,以防止在政府机构回购股票促进市场回弹之后,“前功尽弃”,重新出现进一步下滑。但市场盼望已久的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甚而至于T+0交易制度,真的会给市场带来利好吗?

一.融资融券是救市措施吗?

    2008年9月26日,彭博资讯(Bloomberg)透漏,中国国务院已经批准证券监管机构允许市场融资融券的计划。9月24日,路透社文章称,近期中国证监会已要求沪深交易所上报融资融券相关实施方案及准备情况。有市场传言称,监管层原来要求证交所最快12月底做好融资融券准备工作,现已改成提前到10月完成所有准备工作。目前方案有两个,可能只有融资,也可能是融资融券一起推。

    但彭博资讯的报道还指出,中国的这项举措与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在过去的一个星期,禁止卖空金融股的措施背道而驰。中国政府冀期望于此项计划能够继国企增持之后,进一步控制股市继续走低并促进交易的繁荣。所谓融资融券,在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并非史无前例的创新,它在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庄家横行、市场云雨翻覆的不规范阶段有过极其“出色”的表现,以至于2005年修订前的《证券法》将其设定为市场禁止行为。

    从概念上来说,“融资融券”又称“证券信用交易”,是指投资者向证券公司提供担保物,借入资金买入上市证券或借入上市证券并卖出的行为,所以也称之为保证金交易和卖空交易。包括券商对投资者的融资、融券和金融机构对券商的融资、融券。

    融资是借钱买证券,证券公司借款给客户购买证券,客户到期偿还本息,俗称“透支”,客户向证券公司融资买进证券称为“买空”。 融券是借证券来卖,然后以证券归还,证券公司出借证券给客户出售,客户到期返还相同种类和数量的证券并支付利息,客户向证券公司融券卖出称为“卖空”。

    融资融券有增加市场流动性和成交量的作用,但是它也为资金规模和市场风险带来巨大的放大效应。在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下信用交易不仅不会起到价格稳定器的作用,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市场波动。风险表现在两方面,其一,透支比例过大,一旦股价下跌,其损失会加倍;其二,当大盘指数走熊时,信用交易有助跌作用。

    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的次贷危机进入2008年的蔓延期之后,欧美各国政府监管机构都开始积极干预市场买空卖空行为。早在2008年6月份,英国金融服务 管 理 局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就已宣布相关限制措施。而近日FSA更是明令禁止沽空(融券卖空)金融股,有效期至2009年1月16日,并指措施不排除会扩大至金融股之外其它类别的股份以稳定市场。同时,沽空股份超过已发行股本0.25%的投资者需要披露交易状况。

  至7月中旬,眼见金融股巨幅下跌的美国SEC也发布紧急命令,对主要大型金融公司的某些类型的沽空行为进行限制。美国这次的政策市导演得十分成功,道琼斯指数随即飙升276点。而在9月22日,SEC又再度扩大了限制沽空的公司范围,总数增至900家。随后,限制沽空潮开始在全球各大市场蔓延。9月19日,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宣布自9月22日起禁止无担保沽空交易。同日,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与瑞士证券交易所也表达了坚决打击无担保沽空的决心。

    目前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士等欧美股票市场都已相继发布限制沽空令,而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新加坡、巴基斯坦、中国台湾也都紧随其后。只有中国香港市场成为极少数能够做空金融股的国际市场,但香港金融管理当局已经表示将严厉监管和打击恶意沽空行为。

    在9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否决了财政部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后,全球股市出现崩盘式的暴跌,只有中国股市因为国庆长假而躲过一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在国庆长假后以救市为目的推出融资融券的措施,那无异于和救市的初衷南辕北撤。

二.股指期货会给市场带来利好吗?

    首先,上证指数的成份股是以总股本市值计入股指权重的,而成份股实际上在市场中流通的股本市值却大大小于计入股指权重的总股本市值。例如,占上证指数权重16.63%的中国石油,真正在市场上流通的股本和市值比例却只有2.18%;在上证指数权重比例超过2%的成份股中,流通股比例都没有超过10%。这意味着这些公司的股价波动所产生影响的杠杆是1:10,而中国石油的股价波动所产生影响的杠杆居然达到了0.2:10,加上市场上机构投资者主要买卖的都是这一类蓝筹股、指标股、权重股,在杠杆作用下,2006-2007年以来的股指快速上升就有了技术上的支点。当然,权重股的这种特点也存在着另一个方面的相反作用,当市场指数下跌时,权重股的杠杆作用也同样放大了市场指数下跌的速度和恐慌程度。这在2008年大半年的市场下跌中有充分的表现。

上证综合指数权重超过1%的股票数据一览表(截止日期:2008年6月30日)

成分代码

成分名称

上市日期

指数权重[%]

流通股本[亿]

总股本[亿]

流通股本比率[%]

601857

中国石油

2007.11.5

16.63

40

1830.21

2.18

601398

工商银行

2006.10.27

8.56

149.5

3340.19

4.48

601988

中国银行

2006.7.5

4.95

64.94

2538.39

2.55

600028

中国石化

2001.8.8

4.88

84.99

867.02

9.80

601088

中国神华

2007.10.9

4.26

18

198.9

9.04

601628

中国人寿

2007.1.9

3.42

15

282.65

5.30

600036

招商银行

2004.4.9

1.94

72.46

147.07

49.26

601328

交通银行

2007.5.15

1.8

154.76

489.94

31.59

601318

中国平安

2007.3.1

1.62

39.27

73.45

53.46

600837

海通证券

2007.7.31*

1.41

2.34

82.28

2.84

601006

大秦铁路

2006.8.1

1.21

35.11

129.77

27.06

600030

中信证券

2003.1.6

1.09

55.83

66.3

84.21

600019

宝钢股份

2000.12.12

1.05

56.11

175.12

32.04

601919

中国远洋

2007.6.26

1.04

17.84

102.16

17.46

601601

中国太保

2007.12.25

1.02

10

77

12.99

601898

中煤能源

2008.2.1

1.01

15.25

132.59

11.50


    *注:海通证券于2007年7月31日借壳上市,资料来源:Wind资讯。

    其次,我国的资本项目尽管尚未对外开放、我国证券市场尽管是封闭的,但现实已经存在的H股和A股市场中大量的大型国有企业在H股和A股市场同时上市,而且诸多两地挂牌的大型国有企业都是A股市场的蓝筹股、指标股、指数权重股,这就已经形成了两地市场之间联动的瘘管。再加上这些两地上市的公司在H股和A股市场流通股比例的悬殊不同、以及这些股票在两地市场中对指数权重占有比例的不同,这就很现实地形成了利用流通股比例的杠杆作用和对指数权重占有比例的不同来对两地市场指数和股价进行影响从而套利的通道。

    仅以中石油为例,它在A股市场的流通股本比例仅为2.18%,占上证指数权重却达到16.63%;而它在香港H股的流通股比例为11.53%(是A股市场的将近5.3倍), 占恒生指数的市值比重却只有4.08%。这种不平衡和不一致之间的套利空间是任何市场投机者都不会忽视的。

中石油2008630日股本结构

总股本

18,302,097.78

100%

  流通股(A股)

400,000.00

2.18%

    H

2,109,890.00

11.53%

非流通股 (发起人国家股股份)

15,792,207.78

86.29%

    资料来源:中石油公司半年报

2008929日恒生指数成份股每日变动情况

Stock Code

股份代号

Stock/Index

股份/指数

Sensitivity Factor#

指数因子

Contribution to Index Change##

影响指数升跌

Weighting in HSI (%)

市值比重(恒生指数)

857

Petro China

中国石油

0.9204

-52.46

4.08

    注:#Change in HSI (points) per spread change in stock price. 股价变动一价位对指数之影响(点数)。## Contribution to the Change in HSI (points). 股价变动对指数之影响(点数)。资料来源:恒生指数公司Hang Seng Indexes Company Limited.

    如果股指期货推出,在正常的市场状况下它也许能依靠双边交易机制起到平衡市场大幅波动的理论预期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内地证券市场机制和监管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外部恰逢全球因次贷危机而涌现的金融风波冲击,再加上我国内地证券市场的指数构成和两地上市企业股本流通结构的不同,在这种背景下,不做制度上和监管手段上的弥补而仓促推出股指期货,只会造成市场投机者利用杠杆加剧指数波动幅度、利用内地和香港市场的指数和股价的互动来扩大套利空间,甚而至于造成致命的市场冲击波。

     融资融券、T+0回转交易、金融(股指)期货,都是活跃市场、增加市场流动性的技术工具,这些东西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上都曾正正反反地扮演过各自的角色。但是,任何对市场的创新都应该立足于战略高度来规划,仅仅满足于技术性的、工程性层面的创新必然会忽视社会性的整体风险。

    对市场的干预,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在市场危机即将或已经衍生出社会信用危机时,被政府果断地采用。尤其是在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中,市场的非正常涨跌,肯定与社会信心和预期有关,就必须要跳出技术性的、工程性的思维,以维护政府信用、挽救社会信用和恢复市场信用的政治和全局角度来考虑问题。尤其是当预支了政府的政治信用和社会信用、累计多年而造成市场不良预期积重难返时,任何技术性的、工程性的、局部的修补都是于事无补的。

    正是基于这个道理,我国总理才在美国向深陷次贷危机的美国金融界人士谆谆教诲:“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但愿这个道理也能够适用于中国已经跌得半死的证券市场……


 

发件人:"晓陆 杨" <yangxiaolu_8@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10-05 19:33:1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杨晓陆传文(附件)

陷阱之中谋自救还是为他人垫背

杨芳洲

2008年10月5日

    值此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之际,美国政府计划大量注资挽救其濒临崩溃的金融业,为此向其盟国及中国等求助,而其G8中所有富裕盟友无一肯为其火中取栗。唯中国总理9月26日在纽约宣布:中国已经准备好参与全球救市。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于9月27日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表示,“美联储局与中国央行确实在进行谈判,中国可能考虑通过向美国注入流动性的方式帮助美国‘救市’。”[注1]

    此前也有中投公司欲以600—700亿美元为日本等救市[注2],及中投正与资金链出现问题的摩根士丹利洽商巨资入股等报道,除中投外,“国家外汇管理局也计划投资25亿美元入股美国基金公司知名基金——德州太平洋集团(TPG)成立的新收购型基金,”很可能被其用于收购我骨干国企。[注3]

    凤凰卫视最新消息:中国可能购买美国国会刚通过的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中2000亿美元美国国债,以帮助美国共渡难关。由于我外汇投资长期无视安全原则暗箱操作,我们已经犯了最令人痛心的大错,将至少万亿美元买了美国债券,其中一半是美国国债,另一半是机构和公司垃圾债(如两房、雷曼、黑石、大摩等)。如果美国政府不包下两房等债务,我们这一半公司和机构垃圾债必遭灭顶之灾。如果美国政府包下两房等债务,等于要增发数万亿美元货币,美元币值及美国债评级必大大下降,无论怎样我都很难避免惨痛的国力损失。连财力雄厚的美国政府如此巨资救市都不能使我免遭重大损失,我仅余区区两三千亿美元外汇现金又如何能“救人救己”?!况且我再买入美国国债“救美”的外汇,也同样会构成使美元和美国国债贬值的压力。我们自己的钱将打压我们自己5000亿美国国债及5000亿机构公司债的总体价值。我们为此而损失的就不止是“救美”的钱,而是还包括上万亿美债总体贬值的损失。

     我们已经大错特错,大亏特亏了。难道还要继续错到底,不惜流尽国家民族最后一滴血脉为美国殉葬?!美国的危机是历史的必然,此宿命是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剥削全世界后的必然补充。不是我们区区几千亿美元能救得了的。现在去“抄底”也无异于自填虎口。

    美元只有在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情况下才能流向世界,执行世界货币的功能。每一个因国际收支逆差而(流向世界)执行世界货币职能的美元,最后都会构成货币市场上供大于求的部分,从而都是其贬值趋势的动力,否定着其作为(能升不能降的)世界储藏手段职能。进而也否定着其自身世界货币的性质。

    美元长期贬值大势难以逆转,因而动摇了其地位(即人们的持有信心),地位动摇和贬值趋势互相强化,形成恶性循环。更进一步显露出美元的过量发行。庞大绚丽的金融衍生神话非但挽救不了美元及美国经济的宿命,却只会使积累起来的矛盾爆发得更猛烈。美元因此而濒临崩溃边缘,这次金融海啸,就是其金融泡沫破灭后对美元的一次总清算。

     以社会资产(用于抵押的私人资产都是负债取得)为私人担保进行投机而创造的金融泡沫,必然形成史无前例的巨大社会金融风险。使货币特殊的社会功能(社会流通手段)与其私人所有性质的对立前所未有的尖锐起来[注4]。

    美国及西方各国金融管理当局尽管对其银行金融机构大量注资,但其规模巨大的金融衍生品债务链条绷得确实太紧了,一处断裂则立即产生巨大的资金供应缺口,并在流通渠道中形成严重堵塞,导致流通速度迅速下降(流动性消失)。以往一般的银根紧缩形成的货币供应缺口就可造成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其金融系统的巨额注资,应付过去的银根紧缩程度也许是足够的;但在今天因其金融衍生品市场超大规模的发展及比以前绷紧不知多少倍的债务链条(一份资产可以循环抵押多少次而派生出不知多少倍的贷款和债务)[注5], 当虚幻的衍生品需要实际的资金支付时,则区区几千亿乃至上万亿美元的注资就如杯水车薪而无济于事了。加之此次因金融泡沫破灭后造成的债务链条断裂远非一般的债务拖欠,大量虚拟财富灰飞烟灭形成的债务链条死结,必将使美国政府补充流动性的注资措施效率大减,资金循环沉淀大大增加。因以上原因形成的巨大资金黑洞必将无情吞噬一切财富,在此勿庸置疑的必然性面前,美国的盟友尽管都富得流油,却无一国敢出手相救。唯独中国,一个第三世界穷国却要充大个给美国垫背。

    其他国家的共同救市,是这些国家同时对自己的银行金融系统注资。是大家各扫门前雪的共同行动,起到互相影响,互相配合,共同清欠,稳定全球信心的共同救市作用。唯中国放着自己全球跌幅最大(已跌去七成多)的股市不救,而去为他人火中取栗。有人忽悠说:救人就是救自己。那其实是害己害人。当今中国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如中国替人垫背而先垮,必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引起衰退。现在的形势恰恰是救己才是救人,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正如张宏良教授所说,建立在泡沫基础上的金融资产不存在抄底问题。只有以实业为基础的资产才有底。美国的意图很明显,将其手中的金融泡沫置换成中国的经济实体。最后中国人手里的美国金融泡沫全都破灭,而中国的经济实体都被美国人控制。[注6](中国股市跌去十分之七,完全符合美国及国际金融资本廉价控股中国经济命脉的需要。)
美国的经济危机,反而成了中国人的灾难,美国人的机会。

    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之所以缺乏活力,恰恰是美国损人利己的华盛顿共识(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在全球不断制造经济灾难,从而剪羊毛控制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命脉,扼杀其民族经济创造力造成的。如果中国的经济命脉再被美国等西方资本廉价控制,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全世界的灾难!

     美国金融危机必殃欧洲、日本,进而发展为西方全面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目前刚揭开序幕,远谈不上见底。因此,对西方国家金融产品投资不仅是高风险投资,而且都是逆大势而为的危险投资!我国银行海外投资理财产品(QDII)亏损面超过95%就是证明[注7]。现在去“抄底”无异于自填虎口——白送。

      新公布的《外汇管理条例》刚刚写上总则第十条 “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依法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遵循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为何墨迹未干,就公然违背自己定的规矩?拒不反省投资美国债券的惨痛教训,仍不顾起码的安全性要求继续拿我仅存的一点外汇财富冒险?!不倾家荡产为他人垫背就不甘心?!

      美国金融业的惨重损失,是其利用美元过量发行及金融衍生品泡沫剥削全世界(包括剥削中国人民)后的必然宿命,不义之财取之无道,自然要破财方能免灾。其自作自受,乃天道轮回;成也美元,败也美元;成也衍生品,败也衍生品;其今日之失,乃昔日之得;我未从其不义之财中获分毫之利,却被其剥削苦大仇深。美国人尚不愿为华尔街买单,为何中国人要代其受天道规律之罚?替其偿无道暴富孽债?

    那些巨额凯子外汇投资的直接责任者,现也都在主张巨资救美。他们对国家民族犯下的罪行本应受法纪严厉追究,如何又让他们继续拿人民的血汗送礼,置国家民族于死地?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虽然可对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注资、托管,但前提条件都是改组其领导层,解雇那些造成亏损的负责人。为何我国仍让这些败家子继续掌控国家巨大财富?任其继续蛊惑操弄巨资填美国黑洞?即使有些直接当事人确实是因水平问题而无卖国故意,但造成如此严重后果却毫无愧疚悔恨之心,仍要一错再错,其居心十分可疑,大有意图消灭祖国债权人而永远免遭被追究其卖国孽债之嫌。

巨额外汇储备傻瓜投资已造成我重大民族灾难

     我因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买美国债券,这部分外汇形式的财富就没法变成产品形式的财富去吸收对应的外汇占款,其通胀因素也因此而生。而央行收回外汇占款的对冲操作因要还本付息,却无进口商品去吸收这些还本付息金额而对通胀因素无能为力。央行也因对冲操作要对国内付出利息(而买入的美国债券利息不够抵偿美元贬值的损失)而亏损累累[注8]。真正能回笼因境外金融投资所生通胀因素的是我们每年30%高速增长的税收。(我每年的税收与国际收支顺差相差不大。) 即我们杀鸡取蛋式的税收并未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主要用来借给富裕的美国人白使(美国债券利息不够抵偿美元贬值的损失),并补贴因此而造成的负效率亏损——(央行对冲操作)无谓使用资金的利息负担。仅此就几乎封杀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可能,税收中只留给中国财政极其有限的可支出余地(甚至负数),使我们只能简单维持,稍一发展便“超出国力”,产生通胀因素。

    一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用于美国债券等西方金融投资,算上利息和美元贬值因素使我白白丧失了十几万亿人民币的建设资金,(如以我每年国债建设资金约1500亿元计算,则相当于近百年的国债建设资金。)不仅造成我基础建设严重不足(包括医疗、教育、科技等),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失业。而且如此超巨额资金让他人白用,却没有带来任何产出,必将大大减少今后商品供给总量(尤其是瓶颈部门),无疑是巨大的长期通胀因素。

    因我巨额外汇主要投资于美国债券,而没有进口价格看涨的战略资源,以低成本建立必要的国家储备,我们不得不承受美元贬值所转嫁的全球性通货膨胀,粮食、燃料成本大幅上涨。而我因税收大都通过买美国债券而实际补贴了美国人,又由于我整个对外开放的腐败而形成巨额财富利权外流滔滔不绝(包括投资美国债券的惨重损失)[注9],因而产生更严重的通胀因素(货币失去所对应的使用价值财富即成废纸),就是高额税收也难以将其全部对冲回笼,则国家财政就只能补贴最基本的粮食生产,以维持粮价稳定。而对其它农产品和基础原材料生产则再无力补贴。由此而导致基础产品生产成本大涨及严重亏损,其前景要么这些产品价格大涨,形成严重通货膨胀;要么在价格受限而国家又不补贴的情况下,则这些行业彻底破产。普遍的假冒伪劣则是行业垂死挣扎的破产前兆。牛奶全部兑水及为检测达标而大面积掺毒只是暴露出一个行业的问题。(舆论将此归结为道德因素,得了便宜卖乖的美国人更是振振有词谴责中国人道德堕落。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因荒谬的外汇投资将税收给美国人白使,及大量财富外流给美国而无力给注定亏损的奶农补贴。奶农自去年就纷纷杀牛或以菜牛价贱卖奶牛集体逃离养牛业[注10]。道德和法律固然可以规范人们的逐利动机,却难以禁止其生存动机。古今中外都一样。)

    巨额财富流失大大加剧了我国社会内部矛盾。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迅速扩大。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奴隶制剥削(黑砖窑、黑煤窑、东莞梁山童工),教育、医疗、住房成为民众难以负担的新“三座大山”。另一方面,中央通过增值税将巨大的经济损失转嫁给地方,大大加剧了各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矛盾及离心倾向。

    荒唐的外汇储备投资以其巨额亏损(亏给美国人)拯救美国经济,造成我永久性巨额财富损失。我亏损掉的巨额财富连同其每年的利息收入永远都回不来了,(免了美国人占我巨财还本付息之责,) 这巨大的损失(连同买办化开放方式形成的其它巨额财富利权外流)无疑将通过最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分摊给每个中国人。

    人民币未完全自由兑换本可使我与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有所隔离无大关联,但因银监会、央行、中投等盲目加快金融开放及巨额傻瓜外汇投资,使我落入美国金融陷阱,(加之管理层15年的宏观政策为美国服务,已形成买办化殖民地化经济结构,财富利权外流难以遏止,美国因此而享受着一切利益,而中国人民则为此承受一切痛苦和风险,)我因此而面临失巨财,毁国力,必通胀,亡天下之前所未有险境。正如张宏良教授所说,现处陷阱中最需救助者恰恰是我们自己!自救才是当务之急!

    美国再怎么灾难衰落,也败不到中国这个份上。因其法制健全,科技发达家底雄厚,衰退它几年早晚还可恢复。而我法纪废弛,政治腐败,经济体制扭曲,效率低下,资源耗尽,环境恶化,内部矛盾极端尖锐,且又被外国控制了金融和经济命脉,财富利权外流滔滔不绝,若经济出现大问题,必天下大乱国家分裂,数十年难有翻身之日。

    眼下若我财富大失血危急之势再不扭转,继续听任心怀异志之买办权臣秘密操作,以我仅存最后财力储备“救美”“抄底”,必致财尽国亡,民不聊生,天下大乱。当此美国金融海啸觊觎我财富和民族产业并意图转嫁危机之关键时刻,看好自己的家当,堵住财富流失的管道,不惑于诳言,不轻率妄动,周密策划,稳步脱险,方可转危为安。

    为此,当前必须立即严格禁止任何境外金融投资,止住财富进一步外流。以稳住阵脚,冷静判明形势,研究对策。

重大对外投资决策应信息公开充分论证严格监督人大审批

    必须立即改变目前对外投资暗箱操作掩盖内外勾结的严重状况,重大对外投资(尤其金融投资)决策应信息公开,充分论证,严格监督,人大审批。

    长期以来,因我法纪废弛无监督机制,也无视人大对重大问题的审批权,及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以致我对外投资乃至整个对外开放中均存在严重的内外勾结黑箱操作现象,使我国家利益蒙受重大损失。巨额外汇投资严重亏损只是问题之一,但仅此问题就足以淌干我们以巨大代价换来的财富积累[注11]。

    必须严肃境外投资信息披露制度和纪律。国家外汇储备及其它财产,乃我全民共有,非管理者私产,有关部门不得限制剥夺民众知情权。较大境外投资需官方媒体公布,不得限制民众在网络及正式刊物发表意见进行讨论。以彻底改变国家资财管理使用中的黑箱操作乘机寻租状况。不惩前不足以毖后!必须严厉追究外汇储备投资及其它方面造成重大损失责任者及其上级主管的法律和行政责任,以严明法纪,杜绝以蓄意“失误”寻租。

    银监会、央行、中投公司的负责人对我巨额外汇储备的亏损和险境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重大责任,应受国家安全机构的调查和党纪国法惩处!重大对外投资决策过程必须公开透明,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必须有各种有代表性对立意见的辩论过程,以全面论证避免偏听。并经人大批准。 必须建立以民意为基础的独立监督机构,对对外投资及开放严格监督。

实行积极自救的经济措施

    1.安全稳妥管理现存外汇,建立价值资源(保值的战略资源)储备。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继续发展,美元必加速贬值,从而使我巨额外汇储备套牢亏损程度不断增大的险恶形势下,保持住所剩最后三千亿美元财力储备对稳定经济极为重要。

    美国为避免美元崩溃,必不顾代价使美元不时表现出阶段性强势。我们应抓住强势美元(各种战略资源产品价格回调)的时机,在兼顾流动性的基础上用我所余外汇储备建立国家战略资源价值储备(金、银、油气资源、重要金属、木材等基础资源),即储备了财富价值(保值),也可以基础资源储备稳定物价。(以期权期货方式进行储备可利用杠杆以较少资金进行大规模资源储备。)如此尚可在财富已经大量流失的不利形势下保持住经济基本稳定,还可有调整经济结构的机会(结构调整需要时间),成功实现外向依赖经济到以内需为主的过渡。否则,将最后这点外汇储备轻率冒险“抄底”“救美”,则逆大势而为必彻底赔光,再无自救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机会,从而只能听任因巨额财富外流而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恶性发展肆虐。(我们这两年感受到的生活物价全面上涨就是前几年巨额外汇境外金融投资及其它财富外流而产生的通胀因素,外汇储备的巨大损失及比前些年更大大发展的财富外流则必导致今后更严重的通胀形势。)最终引发银行挤兑风潮乃至经济崩溃。

     应立即废除黄金、白银等我最需要的价值资源的进口关税及一切进口环节税,国家则以人民币(按高于国际市场即时标价)收购符合国际交易标准的黄金、白银、白金,并为此提供一切方便条件(需要增设收购网点等)。这将鼓励出口企业以出口外汇换回标准金、银运回,他们或自己储存金、银,在需用钱时则可随时以金、银卖给国家而得到人民币。这样国家和国内民间金、银储备都会增加,贸易顺差和结汇都将大大减少,国家也不用放出那么多人民币,即使放出人民币,收进的是不断升值的金、银而不是不断贬值的美元。而且民间受利益驱动自发在国外分散地购买金、银运回,不显山不露水,美国人尽管不高兴也难以阻止。

    按照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包括储备需要)及时调整重要战略资源产品的进口关税及进口环节税,可使各类商贸公司受利益驱动在我需要时自行向外汇管理局买外汇以各种方式进口各种资源自动进行储备。从而以于我有利的方式减少顺差和外汇储备。

    此举只是改变一些政策,却可扭转继续储备(根本没有保值能力的)美元资产的荒谬。这实际上也是堵上了将税收给美国人白使这一重要财富外流通道。为统一计划协调国内各类价值资源储备,应成立权限凌驾于各部委之上的国家储备委员会。(详见我2008年9月21日文章《要储备委员会不要中投公司》)

     2.央行将我最宝贵的600吨黄金储备全部运到美国存放,这是我金融安全的重大隐患。当此我金融风险空前严重之际,应尽早运回这600吨黄金,稳定金融!

     3.盘活套牢在美国长期债券上的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对我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在当前美国金融风险空前巨大的情况下,首先应设法减少我美债风险,应抓住美国政府接管两房使其暂稳后的一段时机尽早全身而退。也争取在无大损失的情况下将我所持美国非政府债券尽早都置换成安全资产。

    对于我们的5000多亿美元美国国债,由于是长期债券,短期难以脱身,其风险主要是美元贬值,强于非政府美债既有美元贬值风险又有更大的金融市场风险。《金融战争》作者廖子光先生提出美国债可抵押贷款用于进口战略资源。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仲大军、张宏良等学者则提议以我所持美国债券置换被美国人买走的我民族产业,及关系到我国家战略安全的产业——金融、零售超市等外资企业(国家颁布关于哪些战略安全行业外资不能进入的法令)。具体操作或以美国债券直接支付对外资的收购,或以美国债券抵押贷款收购外资企业。(既然美国人惦记用我们的钱买我们的产业,我为何不能以我们的美国债券交换美国等在华外企?何况很多“外企”本来就是我们被廉价兼并的产业。)

     这无疑也是个非常好的主意。若能实现则将大大缓解我险恶的金融和经济形势。只是在具体操作中应注意防止内外勾结,使我贵买外企而方便外资高价逃出。因此,以美国债券收购在华外企也应建立并强化国家经济安全监督机制。(外资兼并我民族产业时,须防止我内部人贱卖。而在我买外企时,则须防内部人贵买。)

    4.积极救自己的股市,重新严格外汇管制。我股市仅半年多暴跌超过七成,为国际资本廉价控制我经济命脉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为防止西方国家趁机实现以其金融泡沫置换我实业,政府不仅应立即救市,而且应严厉惩处内外勾结,以各种手段(包括政策手段)蓄意制造股灾洗劫人民的犯罪行为。没收一切违法所得并处以大倍数罚款。以实际行动为股市立法立规。

     为防止现已坐底的境外热钱待我股市转牛后高位撤离,洗劫我财富并制造经济灾难;并防止我其它方面财富利权继续严重外流。须重新严格外汇管制,以阻碍热钱及各类流失财富大规模出逃。

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美元的必然贬值趋势及此次金融危机显现出此趋势更进一步加快的前景,使美元失去世界货币财富储藏手段功能已不再有疑问。这也充分暴露出以我实实在在的使用价值商品交换此既不是具体使用价值也不再是世界一般价值财富的纸币的荒谬,为已根本不具交易资格(没有为对方所需要的交换物)的“交易”对象白打工的傻瓜外向型出口经济已走到尽头,难以为继。经济结构向内需为主调整是唯一出路。(此时仍腆着脸满世界吹嘘如此全球化改革开放发展楷模和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伟大成就,让人感到既滑稽,也可悲。)

    经济结构调整最该优先解决的问题是将出口减少后那部分“过剩”生产能力和就业者转变为为国内生产。并消除因我巨额财富外流损失所产生(并将延至今后恶性发作)的通胀危胁。这在技术上应该没有问题,须作出如下重大政策调整。

    1.减轻企业税负

    将内资企业所得税率降至15%,与外资拉平。除企业所得税外,企业增值税也有很大的减税空间。长期以来,沉重的企业税负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基本封杀了我社会利润空间,“动是找死,不动是等死。”这句商场流传的口头禅是业者挣扎的真实写照。开公司办企业风险巨大,造成我严重的失业问题。企业为拼命降低成本苟延残喘,统统是短期行为,不仅根本无力搞科技研发,技术上只能依赖外国。而且假冒伪劣、野蛮运输、破坏环境则成普遍现象而难以禁止。

    减轻企业税负将使企业普遍获得利润空间,会有更多的公司企业开办及扩大业务,解决相当一部分就业问题。也因此而扩大了内需。并彻底扭转企业无力技术创新,不得不以假冒伪劣等短期行为挣扎的困境。由于所减企业税收即直接增加企业利润,而企业利润在销售额中平均不足10%,因此企业利润对商品供给(销售额)的影响有10倍以上的杠杆调节作用。(即减企业税负对抑制通货膨胀有至少10倍以上的杠杆作用。) 所以此举也是有效抑制通胀的良方。

    对企业减税不仅使税收可以不减少,而且还可大大增加财政收入。这是因减税金额对企业销售额(营业税税基)、增加值(应纳增值税税基)和利润(应纳所得税税基)有10倍以上的杠杆调节作用,虽降低了税率却也大增了企业应纳税基础。(与商品降价会增加商品销售额一个道理。)另一方面,企业因减税而大增商品供给,带来增发货币的需求,从而增加财政收入。如宏观经济环境处于通货膨胀时期不增发货币,则减税所增加的商品供给可有效地吸收与之相同的通货膨胀量,即可抵消相同的货币紧缩金额,并至少减少相当于货币紧缩数量3倍多负的(破坏性)乘数作用。这样带来的宏观经济及财政利益会更大。

    经分析,因减企业税负而带来的财政收入大约可比减掉的企业税多出一倍。(详见我2003年9月的文章《减税增币可实现GDP增速和财政收入双翻番》,2006年5月的文章《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并轨有何难?--将内资企业所得税率降至与外资同等水平是最佳选择》 http://yfzh.blog.china.com/#)

    2.扩大对瓶颈产业和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

    只要我们不再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债券等境外金融投资,(等于我税收不再主要用于给美国人白使,)我们就有了足够的建设资金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

     除每年的基本建设资金大幅增加外。必须立即改变1.55万亿特别国债的用途,停止对运作外汇储备毫无意义且浪费巨大的二次对冲。将此巨额国债资金用于水电、水利、农业、教育、科研、国防、医疗、就业培训、航天、气象、环保等瓶颈领域。只有将大量投资主要用于瓶颈产业和部门,才能获得最大的回报,产生最大的效率,从而以大量社会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将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吸收在萌芽之中,并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问题。此举无疑将大增生产和生活消费的国内需求。当然,对瓶颈领域除投资外,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投资不是万能的,但不投资是万万不能的。

    3.消除国内商品流通障碍 降低流通成本扩大市场规模

    我国内并非没有消费能力,之所以国内市场不振而将产品大量出口,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市场流通成本太大,很多产品零售价高于出厂价数倍。同样的中国产品,在国内卖价可比美国高数倍。这是因为销往美国的产品出口后只有外运(主要海运)费,到美国后再无其它费用,而且产品一出口甚至一出厂就能回笼货款。而国内处处地方保护,公路到处是收费关卡。因腐败导致法纪废弛,流通秩序极为混乱,零售业(包括外资零售巨头)经常无故拖欠货款,商业银行和保险业也未能为国内商品流通提供可靠的金融和保险支持。以上这些均大大增加了国内商品流通费用和风险。很多厂商宁愿低价出口以获得虽仅微利但可靠的销售收入,以维持持续再生产,却不愿冒货款拖欠甚至赖账的风险为国内供货,要供货就提高价格,以丰补欠。

    可见,我混乱的法纪和流通秩序扼杀了我们自己的市场和生产力,使我们低成本的丰富劳力资源只能为万里之外秩序更好更有效率的市场生产,这其中当然也有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政策造成萧条的问题,但腐败和法纪废弛无疑是我基本的致命弱点,也是我们十几亿人的国内市场反而不如美国两、三亿人的市场发达的根本原因。

    如果我们能严明法纪,认真整顿流通秩序,认真解决债务拖欠问题;并清除地方保护主义,取消大部分公路收费,消除一切限制国内商品流转的障碍,定能显著降低商品流通成本和零售价格,大大扩大市场规模。顺利实现向内需为主的结构调整,并抑制通货膨胀。严明法纪惩治腐败关系到政治层面,有赖于政治革新的效果。

    4.建立主权信贷 出口以人民币结算

    廖子光老师提出应趁此美元危机之际,建立人民币主权信贷,即出口以人民币结算,银行可提供人民币出口信贷。此举可使我外贸减少对美元依赖,并使进、出口及人民币汇率自动保持在一个恰当的波动范围,维系其平衡,避免为储藏已无财富储藏价值的美元而盲目生产。此建议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切实可行。是个好主意!

    5.尽快纠正过度开放,以保持自主宏观调控能力,形成宽松货币环境并抑制通胀。

    一国经济要有活力,必须有充分的流动性,以维持流通速度及由其决定的经济运行效率。此乃重要经济利益。但长期以来,我们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政策扼杀了社会经济活力,流通速度降至极低水平。此乃我宏观政策被美国误导为其利益服务的结果。(只有误导他国紧缩经济,才能消除其社会利润空间,造成其普遍衰退萧条。从而实现:1.使这些国家成为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2.使这些国家的资金因无投资机会而流向美国以支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3.利用这些国家严重的经济困境,以最低的成本控制其经济命脉。)而向内需为主的经济结构调整,则必须彻底纠正此为美国利益服务之经济结构和宏观政策。

    何况任何经济调整,都必需在较宽松的货币环境中才能完成。只有较宽松的货币供应才能提供新的有效需求以利企业转型,并抵消掉转型过程中的坏账对流通渠道的堵塞。因此,以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结构调整提供流动性支持,是结构调整能否顺利进行一关键所在。但麻烦的是我已开放过度,尤其金融。在商业银行方面,我国现有大量外资独资银行,却无一家中资独资银行,我所有商业银行均被外资参股20% 多,还有不少被外资控股。“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也已被新的《外汇管理条例》拓得太宽太宽,外汇管制早已名存实亡。因此,热钱大量进出投机炒作我已难以掌握。这大大增加了我以货币政策支持经济调整的难度。

    我若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搞活经济支持结构调整,则境外投机热钱大量进进出出,爆炒我股市楼市,不仅我财富大量流失,而且投机过度,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失衡,造成巨大浪费。并产生严重的通胀因素。而真正需要发展的国计民生及瓶颈部门和产业却仍缺乏资金,形成停滞。而我若以紧缩货币抑制投机,则又会抑制正常生产流通。显然,由于我现在的腐败法制环境,所有通向外部的血管只能是以我单向失血为结果。过度开放已形成我经济肌体中与我异化的失血毒瘤,不对其下药治疗,则其发展将危机我正常经济肌体;对其下药,则将伤害我正常经济细胞。我调控经济自主权因此受到严重限制。

    因此,必须尽快纠正单方面过度开放(尤其金融领域),并重新严格外汇管制。我国经济当前只能是在保持和提高国内流动性及其所产生的效率的同时,对世界金融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状态,放缓与其接轨。堵上财富外流闸门。这也完全符合《服务贸易总协定》有关文件中所认同的金融业审慎原则。纠正单方面过度开放其实并非难事,只要坚持开放的对等原则,要求我对其开放之国也平等地对我开放同样的领域,否则即根据对等原则停止对该国开放该领域。问题既可解决。

    6.严肃法纪加强监管 建立公平高效的资本市场

    多年以来,权贵买办与国际资本勾结,将我股市搞成残酷洗劫中国人民的圈钱场所,现又将股市打下七成,意图使美国等国际资本坐底,既可廉价控股我民族产业,也获得暴利。中国股市已完全失去了其资本市场最基本的融资功能。正是由于资本市场功能环节的缺失,使我全世界最丰富的储蓄资源不是流往海外支持美元,就是在国内爆炒房地产。我大量民族产业却严重缺乏资金。

    为恢复股市融资功能,使我丰富的储蓄能高效率地转化为真正的产业资本,须严肃法纪法规,严厉惩处非法牟利,加强股市监管,以重建投资信心。经济结构向以内需为主调整,就是将为美国服务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主导产生的经济结构调整回为满足中国人民生活、生产和社会发展需要服务的经济政策和结构。中国之所以走上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发展道路,根本的原因在政治上,是买办内奸主导了管理层的必然结果。因此结构调整的主要障碍也将是政治上的,会充满买办化殖民化道路与振兴民族经济的斗争。结构调整的效果有赖于健康力量的斗争能否导致积极的政治变化。

关于一些“救美”及买美债的理由

    有人认为,当此美国最需中国援助之际,如巨资救美将使中国对美国更重要,中美关系将发生变化,中国将因此而与美国平起平坐。此论谬矣!中美关系何以美国占尽一切利益而中国承担一切损失和风险?这并非因以往中国对美国不重要,而是买办意志和外国意志取代了我国家意志。买办卖国的问题不解决,中国不论为美国作出多大贡献和牺牲,都不会成为美国平等的伙伴,尽管美国会更需要中国,但那不是需要伙伴,而是狼更需要羊。只有在中国的命运完全由维护国家利益的国家意志主宰,中美关系才会是真正互利的伙伴关系。

    (近日美国对我提高焦碳出口关税而大张挞伐,说我此举是使我钢厂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要向世贸组织提出控告。他美国不会生产焦碳么?为何他们可保护环境不生产高污染的焦碳,却要让中国污染自己的环境廉价为全世界生产焦碳?如今有求于我仍如此霸道蛮横,足以说明狼永远是狼,美国还是那个美国。给强盗交保护费可与其平起平坐乎?)

    有主张巨资救美者至今仍在忽悠:若不救美,其经济崩溃我向谁出口?若出口受挫企业倒闭,失业如何解决?美国经济长期衰退已成定局,我救不救美都不能影响此必然趋势,我们那点钱也无法左右美国经济崩不崩溃。问题是美国还有什么资格与我继续交易?还能拿出什么交换物?美元吗?那已不再是世界财富的代表,其不断加速的贬值趋势已使其财富储藏手段功能荡然无存。难道要为空手套白狼的“交易”对象白打工解决就业吗?

    网上也有些观点认为:我美元储备不过是美国政府打的白条,对我无用,而只能买美国债券,这也是不得已而为的无奈之举。此等言论有意无意宣扬了我巨额外汇储备买美债是别无选择。因此,鄙人有必要在此对其予以澄清。美元失去的只是世界货币财富储藏手段功能,但还未丧失国际流通手段功能。美元的问题是其贬值趋势,但贬值需要时间,如作为转瞬即逝的交换媒介一手进一手出,可无任何损失地完成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

    美元再怎么贬值,各种商品之间的相对比价却并不受什么影响。因此,只要卖出商品得到美元后立即花出去换成其它商品,就无美元贬值之虞。所以美元的正确使用原则应是当作流通手段及时买回各种需要的保值资源,而我们却恰恰把它当作财富储藏手段来用,从而饱受其贬值之害。
至于美元白条问题,是指美元清算中心在美国央行—美联储,如果谁花美元买东西影响了美国战略利益,美国就会发现并阻止(如冻结该款项等),我军工贸易部门就曾有此遭遇。因此,我投美元巨资进行各种战略意义重大的产权和武器交易会受限,但对大量的民用交易,尤其是比较分散的交易,美国当局就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影响美元信誉)过多干涉。因此,美元绝非只能买美债而不能买其它,恰恰是只应买其它不应买美债,即用其利而避其害,而我们完全相反的做法却是用其害而避其利,此乃管钱者主观故意为之,而非美元客观性质。

注释:

注1:消息来源:人民网-《国际金融报》。2008年 9月29日《联合早报》(天津综合讯)

注2:见9月2日《每日经济新闻》(NBD.com.cn)头条《中投600余亿美元抄底海外 首次进入日本》(记者马骏骎 发自上海)

注3:同注2。

注4:由于最具社会属性执行特殊社会功能的货币为个人所拥有,因此在社会最迫切需要货币的功能或这种社会需要已过了头的时候,个人为规避风险或为追逐利益,会做出与货币的社会性相反的选择。当银根紧缩资金回收困难时,人们为财产的安全竞相撤出资金,使流通速度下降货币供应缺口更加扩大。而当通货膨胀经济过热时,人们为获利反而又竞相投入资金,使流通速度加快经济更热。总之,不是雪上加霜就是火上浇油。

注5:2006年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已达37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GDP总和的8倍多。其中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有100多万亿美元。投资资金杠杆比例甚至可达六百比一。(见宋鸿兵《货币战争》)

注6:2008年9月29日《联合早报》“《财经》首席经济专家沈明高表示:应避免美国救市中国‘买单’。……沈明高指出,美国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是,中国购买美国政府国债,美国政府用国债置换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美国金融机构或其他投资者再利用资产置换增加的资金投资于中国,这相当于中国用流动性较好的优质资产,置换了流动性较差的美国国债。”

注7:见《新京报》2008年09月09日 苏曼丽文章《九成半银行系QDII亏损 部分产品亏损接近60%》

注8:见2008年9月6日香港《明报》专讯《美报:人行缺钱 须财政部注资》“《纽约时报》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在过去7年疯狂地买入约值一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债券,以及两房按揭抵押债券,在人民币升值之下,有关投资大幅缩水,令中国人民银行仅仅32亿美元(即约224亿元人民币)的资本,已不够抵消亏损。 因此须财政部注资。” http://www.mingpaonews.com/

注9:看看我们的财富外流:贪腐非法收入造成资本外逃也至少在5000亿美元以上;外资廉价控股我民族产业造成的财富外流也是巨大的数目,其中仅廉价参股我银行金融系统一年就赚走我1.7万亿元(见张宏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再有各地各部门招投标歧视国货,进口并不先进的昂贵外国设备(如铁道部)等,财富外流也是天文数字;我大量海外上市公司将国内垄断暴利给其海外股东分红超过其国外融资额数倍乃至数十倍,又至少造成成千亿美元财富外流;加之我万亿美元投资美国债券的巨额亏损(其中1000—2000亿美元次级债已所剩无几,3700亿美元两房债券也因无买家接盘而难脱险境,5000亿美元美国政府长期债券任其不断贬值,这些巨大的亏损只是还没有表现在帐面上);我们的股市每每总是让外资坐底而获暴利,哪次不流失成千上万亿财富,此次跌幅达七成多,损失市值20万亿元,至少又要流失财富数千亿乃至上万亿美元;所有这些财富利权外流至少已达平均每年数千亿美元规模。(如此还能撑几时?)现在又要允许外资公开发行A股、债券、金融债券,财富利权外流必成倍增长;而且新外汇管理条例又将“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财富外流通道)拓得太宽太宽;这些巨额财富流失的累积无疑正使我面临因此而导致恶性通胀经济崩溃的严重局面。

注10:见《奶农集体逃离养牛业》(《中国经营报》特别报道)记者 李国华2008-07-28内蒙古通辽报道 (来自:中国经营网http://blog.sina.com.cn/chinabusiness) 文章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4383d01009v86.html见《山西饲料价涨奶价降 奶农挥泪卖掉致富奶牛》2007年06月11日 来源:《山西农民报》记者连成亮见《奶牛存栏量持续减少 国内乳业面临“寒冬”》 2007年08月30日来源:《羊城晚报》

注11:我之所以能有较大的贸易顺差而积累了外汇储备。是我国工人忍受着全世界最低的薪酬,使我出口商品有着全世界最低的成本。而之所以形成此全世界最低工薪标准,是因我(被美国误导)经受了10年(1993-2002)经济紧缩的惨痛损失。一大半国内企业因此而倒闭,经济损失超过四万亿元。银行坏帐高达30%以上,城市数千万人失业,数亿农民重陷贫困。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空前扩大。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经济秩序极度混乱,假冒伪劣高达90%以上,环境和资源破坏更是绝无仅有。因此我们这点外汇储备就更弥足珍贵,如同大病一场后又失血过半所剩下的最后一点血脉。其中每一个美元都凝结着我民族付出的太大代价,太多血泪。

    造光我全部外汇储备,我以巨大代价换来的对外开放这唯一一点成果全部尽付东流,等于我93年以来十几亿国民忍受着巨大苦难整整十五年为美国白干,一分钱工资也没有。而如果因造光外汇财富引发金融和经济灾难,则等于我建国60年来以巨大代价和牺牲取得所有经济积累全部无偿奉献给美国等国际资本,我六十年一甲子轮回,又回到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旧中国。所改变的不过是3倍的人口及资源和环境的恶化……。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10-08 10:44:0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CIF Working Paper No. 0817 - 美国次贷危机:背景、原因与发展

美国次贷危机:背景、原因与发展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 余永定

Oct 8, 2008

yongdingyu@gmail.com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介绍了次贷危机发生的背景,包括美国金融市场的结构、次贷与证券化的关系,并解释了RMBS、CDO与CDS等在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衍生金融产品。其次详细剖析了次贷危机的爆发与传递过程,次贷危机迄今为止经历了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萎缩这三个阶段。最后,本文总结了次贷危机给全球金融市场、投资者以及中国政府提供的经验教训。本文截稿时,两房危机刚刚浮出水面。发稿时,随着AIG(美国保险集团)品濒临破产和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的提出,美国金融危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美国经济已经陷入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关键词: 次贷危机 衍生产品 信贷紧缩 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经历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美国资本市场更是空前繁荣。2001年IT泡沫破灭,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采取了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经过13次降息,到2003年6月25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1%,创45年来最低水平。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导致美国住房价格的急剧上升。2002年,笔者曾撰文指出:“从总体上看,还难以判断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是否严重。但是在某些地区,房地产泡沫是严重的。造成美国房地产价格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股票市场崩溃、投资者转向房地产市场、住房抵押贷款的税收优惠等,但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则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宽松货币政策,特别是低利率政策。在这种政策的刺激下,银行发放了大量各种形式的住房抵押贷款。贷款条件过于宽松使得许多人购买了超出自己偿付能力的住房,住房抵押债务急剧增加,美国的住房抵押债务对收入之比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人们越来越对住房抵押贷款发放失去控制而感到担心。”1正如经验一再证明的,当我们身处泡沫之时,往往难以判断是否存在泡沫,而只能在泡沫破灭之后才能得出结论。自2003年以来,每年都有经济学家警告说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将会破灭,虽然这一预言一直没有应验,然而,该发生的迟早要发生。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突然爆发,不但房地产泡沫终于破灭,美国还陷入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美国的次贷危机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危机或类似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这种局部、短暂的金融危机。美国当前的这场危机是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把东亚危机的发生归结于“裙带资本主义”、银行系统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过高、资本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过弱、监管不力等等。与此同时,他们在世界各地大力推销盎格鲁-萨克逊金融模式。同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相比,更遑论东亚模式,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被视为最完美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金融体系模式。而发展中国家也诚惶诚恐地按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改造本国的金融体系。然而,当学生还未来得及交出令老师满意的答卷之前,老师自己却突然出了问题。谁说没有“后发优势”呢?

    对于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严重金融危机,我们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笔者曾撰文指出:“在美国,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其金融体系似乎并未受到严重打击,这确实可能是因为美国的金融体系、特别是其银行体系十分健全的缘故(但直到最近,美国的金融机构仍频频爆出丑闻),但这也可能是美国银行机构在90年代通过种种技术手段分散风险的结果,如通过把债权打包出售给其他金融机构,特别是保险公司。即使泡沫破灭确实产生了大量坏账,由于这些坏账已被转移到保险机构,因而它们便被隐藏起来(保险机构不必遵守银行机构所必须遵守的一系列透明性原则)和被分散化了。这种情况下,美国房地产泡沫对其整个金融体系最终将产生什么后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日本的经验和教训说明,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经济调整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美国是一个高负债国家,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尽管目前并无明显迹象),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估计。”2 显然,当时我们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认识是粗浅的,对细节缺乏了解,因此,对后来次贷危机的发生和发展做出准确判断是不可能的。在次贷危机发生刚满一周年之际,搞清次贷危机的有关细节,重构次贷危机发展的历程,对于我们把握次贷危机的未来发展,判断这一危机对中国的可能冲击,特别是对重新思考中国今后金融体系改革的方向应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王洛林、余永定主编:《世界经济黄皮书2002-2003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 余永定:《2004年世界经济将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1期,第1~10页。

美国的金融市场

    按借贷期限的长短,金融市场可以分为货币市场(一年以下)和资本市场(一年以上)两大类。而资本市场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债务市场和股票市场,或分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其中货币市场包括银行间隔夜拆借市场、债券回购市场、商业票据市场等。而资本市场,以美国为例,则包括公司股票市场、居民抵押住房贷款市场、公司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市场、公共机构证券市场、银行商业贷款市场、消费者贷款市场。其中公司股票市场规模最大,其次是居民抵押住房贷款市场。到2006年底,全球资本市场的总值为88万亿美元。其中股票市场总值为50万亿美元,而债务市场总值为38万亿美元。

    自由化、证券化是美国金融市场的最重要特征。在美国,对金融业(主要是银行业)的管制是大萧条以后逐步形成的。管制主要表现为:(1)对银行支付存款利息率的限制 (Q条例);(2)对银行进行证券业务的限制(格拉斯-斯蒂格尔法);(3)存款保险制度;(4)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存款保险公司、贷款保险公司、住宅贷款局等等)的管理和监督;(5) 限制新银行开业;(6)联邦储备银行的集中和加强;等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一股对大萧条重新认识的思潮。这种思潮认为30年代银行发放冒险性贷款和进行风险性投资并非政府管制不严(如允许银行对存款支付利息等)所致。因而,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严格的管制是错误地总结了30年代银行危机的教训的结果。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外,经济条件的变化也对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1965年之前,在普遍低利率的情况下,Q条例并未形成实际约束,因而并未影响银行的存款吸收能力。1965年之后,由于利息率的普遍提高,政府管制变得具有约束力,从而限制了银行的获利机会,于是存款人把资金转向利息率不受限制的票据和证券。非银行金融机构(货币市场基金等)的出现更是吸引走了大量存款。于是,银行只得设法通过发行商业票据、回购协议和吸收欧洲美元等方式进行反击。金融自由化在某种程度上是金融创新的结果。管制必然导致逃避管制,各种金融创新就应运而生。大额存单、回购协议、商业借据(CP)、欧洲美元和货币市场基金等等都是为了逃避Q条例的限制而创造出来的。面对如雨后春笋般的金融创新,管制变得十分无效,而逃避管制的做法则导致银行效率的下降。不仅如此,在无法实行有效管制的情况下,强行实行管制不但不能确保、反而会降低银行体系的安全性。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先后对金融实行自由化。首先是利率自由化(如逐步取消Q条例),而后是业务自由化,特别是打破银行业和证券业的从业界限。

    3, 张明:《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演进逻辑和风险涵义》,载《银行家》,2007年第9期。

    4, 根据Inside Mortgage Finance提供的资料,在美国2006年新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中,优质贷款仅占36%,而中级贷款和次级贷款分别占到25%和21%(三个比重之和为什么不是100%?原因是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贷款,例如巨额贷款Jumbo Loan)。2001年美国次级贷款总规模占抵押贷款市场总规模的比率仅为5.6%,到2006年该比率上升到20%。参见张明:《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演进逻辑和风险涵义》。

    在金融自由化的基础上,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证券化的急剧发展。证券化是通过金融工程把流动性差的某个或某一组其他形式的资产转化为证券的过程或倾向。例如,如果某个银行发放了许多住房抵押贷款,该银行(或某个第三者)可能会把所有这些住房抵押贷款捆绑在一起组成一个住房抵押贷款池,发行以这个住房抵押贷款池为基础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RMBS)。这样,一只债券(证券)就被创造出来。证券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金融工程。应该说,美国这次次贷危机的爆发是证券化走到极端的必然结果。

次贷与证券化

    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总值达12万亿美元,是美国资本市场中仅次于公司股票市场的最重要市场。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通过以下三项指标来区分客户质量:一是客户的信用记录和信用评分,二是借款者的债务与收入比率,三是借款者申请的抵押贷款价值与房地产价值比率。3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提供的贷款则相应地按质量分三大类:优质贷款(Prime)、中级贷款(Alter-A)和次级贷款(Subprime)。三类贷款在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中的份额大致分别为75%、11%和14%。4

    次贷借款人是违约风险非常高的客户群。他们被称为Ninjna,意为既无收入、又无工作、更无财产的人。既然如此,银行为什么还要贷款给他们呢?

    首先,住房贷款金融机构发放的次贷似乎不存在安全性问题。由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作为抵押品的住宅价格一直在上涨。即便出现违约现象,银行可以拍卖抵押品(住宅)。由于房价一直在上涨,银行并不担心因借款人违约而遭受损失。其次,证券化使得银行可以把风险转移给第三方,因而住房金融机构并不会因借款人违约而遭受损失。那么,为什么证券化可以把风险转移给第三方呢?

    在证券化过程中,涉及十多个参与机构。其中包括发起人(住房抵押贷款金融机构)、住房抵押贷款经纪人、借款人、消费者信用核查机构、贷款转移人、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评级机构、包销人、分销人保险公司、特别服务提供者、电子登记系统和投资者等。在证券化过程中,SPV发挥了重要作用。SPV一般具有以下几个重要性质:

    1.购买次贷,或根据某种协议获得次贷的所有权或处置权。次贷所有权的转移使发起人实现真实出售,发起人与资产风险实现隔离,债权人(投资者)不得向发起人(住房贷款金融机构)行使追索权。

    2.在法律和财务上独立于发起人(如住房贷款金融机构),尽管可能是发起人所设立。

    3.是一个壳公司, 可以没有任何雇员,在泽西岛(Jersey )或开曼群岛(the Cayman Islands)注册。

    4.是债券(如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发行机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RMBS)则由发起人转移给它的次贷所支持。

    通过检查特殊目的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次贷的证券化过程。

表1 特殊目的机构(SPV)的资产-负债表



    如前所述,SPV购买或根据某种协议获得次贷的所有权或处置权,然后将这些次贷(可能是成百上千项次贷)捆绑在一起(正如将许许多多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以这些次贷为基础(这些次贷是SPV的资产),相应发放债券(SPV的负债)。这就是说,原本是住房抵押贷款金融机构和借款人之间一对一签订的、各不相同的一些住房抵押贷款合同,被住房抵押贷款金融机构转卖给了SPV,而后者将其打包之后,又以债券的形式卖给了投资者,这些债券就是所谓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RMBS)。这就是次贷被证券化的过程。投资者,即RMBS的购买者因持有RMBS而获得固定收益(像持有一般公司债券一样),同时也要承担债券违约风险。而住房抵押贷款金融机构由于已经将其对借款者的债权转给(或卖给)了SPV,因此将不再承担借款人的违约风险,当然,它也不再享有获得借款者所支付的利息和回收本金的权利。对于一般基金来说,对应于同一资产组合,一只基金(Fund)所发行的基金债券是完全相同的,即基金债券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和享受的收益完全相同。与一般基金不同,尽管所对应的是同一资产池(由大量次贷构成),SPV发行的RMBS却有不同等级。RMBS的等级是根据约定的现金分配规则确定的。投资者可以选择购买同一RMBS的不同等级,从而获得不同回报和承担不同风险。假设某一RMBS的价值是8000万美元,作为这一RMBS基础的8000万美元住房抵押贷款可能会出现部分或全部违约。

    可以假设存在四种违约情况:第一种是有2000万美元住房抵押贷款违约,第二种是有4000万美元违约,第三种是有6000万美元违约,第四种是8000万美元全部违约。对应于这四种情况,MBS可以被分为四个等级:股权级、C级、B级和A级,投资者可以选择持有任何一个等级的同一RMBS。当出现第一个2000万美元住房抵押贷款违约时,股权级债券持有者承担全部这2000万美元损失;当出现第二个2000万美元违约时,C级债券持有者承担这2000万美元的损失;当出现第三个2000万美元违约时,B级债券持有者承担第三个2000万美元的损失;当最后的2000万美元违约时,A级债券持有者承担相应损失。股权级债券持有者承担的风险最高(最先承担违约风险),因而股权级债券回报率最高。相反,A级债券持有者承担的风险最低,因而A级债券回报率最低。在实践中,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后产生的RMBS分为优先级、中间级和股权级,三者占的比例分别约为80%、10%和10%。而RMBS各部分(段,trenches)的等级要由评级机构确定。不同投资者有不同风险偏好。有些投资者愿意首先承担损失以换取高回报,而另一些投资者则宁愿取得较低收益,而不愿冒较大风险。RMBS的分级满足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需要,因而使RMBS得到投资者的追捧。事实上,养老金和保险公司是RMBS高段级的购买者,而对冲基金则往往愿意持有回报较高但风险也较高的RMBS低段级。这样,通过证券化,住房抵押贷款金融机构就把发放次贷的风险转移给了RMBS的购买者。转移风险的过程可用下图表示:

图1 证券化与风险转移

 

    有意思的是,次贷的证券化过程并未止于RMBS。由于中间段级RMBS信用评级相对较低(风险较高),而发行RMBS的金融机构希望提高这些资产的收益,于是以中间段级RMBS为基础,进行新的一轮证券化(Resecuritization)。以中间级RMBS为基础发行的债券被称为担保债务权证(Collateral Debt Obligation, CDO)。CDO 与RMBS的主要区别是:CDO资产池的资产已经不再是次贷,而是中间段级RMBS 和其他债券,如其他资产支持证券(ABS)和各种公司债。根据同RMBS类似的现金收入流的分配规则,CDO也被划分为不同段或等级:优先段(Senior Tranche)、中间段(Mezzanine Tranche)、股权段(Equity Tranche或Junior Tranche)。现金收入流首先全部偿付优先段CDO投资者,如果有富余,则将偿付给中间段CDO投资者。最后的偿付对象是股权段CDO投资者。同MBS的情况相同,如有损失,股权段所有者将首先承担损失。由于股权段CDO投资者风险最大,因而投资收益率最高;而优先段CDO投资者风险最小,因而投资收益率最低。不仅如此,中间段的CDO又会被进一步证券化并作为另一个CDO的基础资产。这种过程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出现了可形容为CDO平方、 CDO立方……之类的证券。需要指出的是,在对次贷危机的讨论中,另一种经常被提起的重要债券是资产支持债券(ABS)。ABS与MBS的主要不同是:ABS的资产池不仅包括次贷,而且包括其他各种形式的资产,如信用卡信贷、汽车信贷等等。换句话说,RMBS是ABS中的一种类型。

5, 决定保费的最主要因素是所保债券的信用等级。根据每年所需支付的保费,可以算出CDS的利息率(及与给定基准利率的利差)。这一利息率应该保证CDS在合同生效时的现值为零。

    不难看出,住房抵押贷款→RMBS→CDO→CDO平方→CDO立方→……这一过程,原则上说是可以无限进行下去的。这不但是一个次贷被证券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衍生金融产品被创造出来的过程。如果说次贷是一个基础产品,RMBS则可称之为最初级的衍生金融产品,而CDO则是衍生的衍生金融产品。自然,CDO平方是衍生的衍生的衍生金融产品,依此类推。这样,由加利福尼亚州的某一个Ninjna(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的人)同当地某一住房金融公司签订抵押住房贷款合同所产生的风险,通过MBS、CDO、CDO平方……的创造与销售就被传递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理论上,通过金融创新创造各种债券和债券的债券,风险转移的链条几乎可以无限地延长,以至于投资者会误认为风险已经消失。但是,尽管通过证券化可以转移风险,却不会减少、更不能消灭风险。事实上,由于证券化,贷款者和借款者不再有一对一的面对面接触。经纪人大力推销按揭贷款,但并不提供贷款,贷款者和经纪人并没有保证贷款不发生问题的强烈动机。对贷款者和经纪人的支付方式(算总帐)也使二者产生尽量增加贷款的强烈动机。在这种情况下,风险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但是,不管怎么说,至少从表面上看,风险已经从发起人转移到最终投资人。虽然最终投资人愿意承担较高风险,但问题是,他们往往低估自己所承担的风险。

    除转移风险外,次贷证券化的另一重要作用是:在资金给定的条件下,住房金融机构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贷款,从而增加盈利。由于每份住房抵押贷款合同各不相同,住房金融机构难以将各不相同的住房抵押贷款合同出售给第三方,因此,住房抵押贷款本来是没有二级市场的。但是,现在通过打包(把各不相同、但数量巨大的住房抵押贷款集合在一起),做成标准化的金融产品,住房金融机构便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出售这些产品。由于标准化的金融产品依靠评级机构评级,潜在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成本得以降低(只要相信评级机构就行了),从而增加了投资者对金融资产的需求。与此同时,发起人(发放住房抵押贷款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通过RMBS和CDO的发行,不必等待住房抵押贷款到期就收回资金,可以扩大贷款规模,增加盈利。此外,把次贷转移到SPV,实现了金融机构资产从资产负债表到表外的转移,从而可以规避对于资本金的有关限制。而这在早期曾是金融机构推进证券化的重要原因。

    除RMBS和CDO外,信用违约互换(CDS)是次贷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另一重要衍生金融工具。CDS的作用是将某种风险资产的违约风险从合同买方(信用风险资产的投资者)转移到合同卖方(信用风险保险提供者)。合同买方定期向合同卖方支付“保费”(Premium)。5 而当参照实体的违约风险增加时,“保费”就会相应提高。而“保费(率)”与某种基准利率之间利差的增加,则反映了相应债券风险的提高。如果说次贷的证券化是将次贷风险由发起人(住房金融机构)转移到投资者(其他金融机构),那么RMBS和CDO的投资者购买CDS则是将风险转移到CDS的投资者。而CDS的投资者则又是形形色色的金融机构。CDS本身是一种保险工具,但却可以成为一种投机工具。例如,投机者(CDS卖方)可以和投资者(债券购买者――CDS买方)签订一项CDS合同,并收取10万美元保费。如果作为信用参照体的公司(第三方)并未倒闭,投机者在未曾进行任何投资(但要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就将获利10万美元。CDS的定价(PV)是根据经折现后的、不同时期赔付额(减保费)与其发生概率乘积的现值确定的。CDS的价格随信用参照体(债券发行公司)的信用等级(违约概率)的变化而变化。


6, 当出现违约等“信用事件”时,保险卖方按票面价格接手保险买方所持债券,或以现金补足保险买方所持债券票面价格和已回收现金之间的差额。

7, 例如,ABC公司目前的CDS按照265个基点的价格交易。换句话说,为该公司债务提供1000万欧元保险的年度成本就是26.5万欧元。如果同一笔CDS在一年之前以7个基点的价格交易,这就意味着市场目前认为ABC公司的抵押贷款债务的违约风险上升了。

8, The Economist, March 8-14, 2008, p.82.

    如果发生参照实体(出售公司债券的第三方)违约、破产等“信用事件”时,保险卖方(可以是投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就必须向保险买方赔偿损失。67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某公司出现违约危险,投资者就会将所持该公司债券折价出售给风险偏好较强的另一个投资者。如果所担心的违约并未发生,风险偏好投资者就不但能够按票面价值收回本金,而且可以因为当初的折价而获利。在存在信用违约互换的情况下,风险偏好较强的投资者(投机者)可以从某一交易方(counterparty)购买该公司债券的保险――CDS。如果该公司违约,尽管根本没有购买该公司的债券,这个投机者依然可以通过收取赔付的方式获利。尽管CDS是场外交易衍生金融工具,但和债券一样,已经生效的CDS合同也是可以买卖的。CDS的价格随信用等级的改善而下降;反之则反之。如果对公司资信的变化趋势的判断正确,投资于CDS所能得到的利润将超过投资于作为CDS保险对象的债券本身所能带来的利润。在美国次贷危机期间,投资者(为了避险)和投机者(为了盈利)大量购买CDS(CDS作为一种场外衍生交易工具,其供应量可以是无限的),CDS价值总额达到62万亿美元,8大大超过了作为其投保参照实体(如CDO)的价值总额。CDS的出现,增加了债券市场的流动性,促进了债券市场的扩张。但是,如果CDS交易的对方无法赔付(例如,某个保险公司可能会因为意外事故同时大量发生而破产),市场就会发生危机。

    CDS的发展是同CDO的创造密切相连的。事实上,CDO可分为现金型CDO(Cash CDO)、合成型CDO(Synthetic CDO)和混合型CDO(Hybrid CDO)。如果金融机构把MBS完全卖给SPV,后者再通过打包和分级做成CDO,则这种CDO便是现金型CDO。另一种情况是,发起人并不将MBS卖给SPV,而是与SPV签订一份保险合同:在正常情况下,发起人定期向SPV(保险提供者)支付保费;如果出现违约,则SPV赔偿发起人的损失。在这种安排下,SPV出售的CDO被称为合成型CDO。在这里,作为CDO基础的信贷资产的所有权并不发生转移。发起人并未将其资产卖给SPV,而仅仅通过CDS将其所拥有的资产的信用风险转移给SPV,并由SPV最终转移给证券投资者。

次贷危机的爆发与恶化

    2007年8月16日,美国康特里怀特金融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 Corporation)宣布动用银行的信用额度115亿美元。由于康特里怀特金融公司是美国最大的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美国购房者17%的按揭贷款都是由该公司提供的,因此其资金周转发生困难(更有分析家认为该公司已面临破产)引起市场的极大恐慌。一时间,几乎所有债券都卖不出去了,谁都借不到钱了,最为安全的美国财政部短期债券成为投资者的唯一选择。在2007年8月之前,国际金融领域的流行词汇是“流动性过剩”,为什么几乎在一夜间出现了流动性不足呢?问题的源头还是房地产市场。

    2003年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为防止通货膨胀反弹,从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长期以来,大量美国居民利用住房抵押贷款的再融资(refinancing)来获得更多贷款,以维持自己入不敷出的生活方式。由于市场利率较低,房屋价格不断上涨,住房抵押贷款者可以以已经升值的住房为抵押,以比原有贷款更为优惠的条件,借入一笔新的贷款。在偿还旧贷款之后,多出来的部分便可以提取现金,作为自己的消费开支。但是,美联储不断升息导致住房贷款市场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再融资者无力偿还新贷款,于是出现“断供”。违约率的上升导致以次贷为基础的RMBS和CDO的价格下跌。更糟糕的是,相当大部分住房抵押贷款采取的是浮动利息率。根据次贷的有关规定,在经过前两年低利息率期之后,次贷利息率必须根据市场利息率加以调整,次贷合同进入利息率重新设定期。利率的提高使得大多数次贷借贷者难以承受,次贷推迟偿还和违约率都大幅度上升。甚至Alter-A按揭贷款也未能幸免。首先,违约率上升使提供次贷而又未实现次贷证券化的住房金融机构倒闭或申请破产保护。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oration)申请破产保护。其次,由于RMBS和CDO
价格急剧下降,或出现有价无市的现象,使购买了大量较低级别RMBS和CDO的对冲基金的投资人赎回压力骤然增加,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Cos.)旗下的两家对冲基金被迫关闭。再次,较低级别的RMBS和CDO的风险上升,导致评级机构对较高等级的RMBS和CDO进行重新评估,这些产品的信用级别被调低,其市场价格也相应下跌。这就使购买信用评级较高的RMBS和CDO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也随之受到冲击。

    9,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版,第598~599页。

    MBS和CDO的最终投资者是保险公司、养老金、投行、对冲基金等等。但是,还有一种被称之为结构投资机构(SIV)的金融机构。SIV是由大投资银行、大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的、同SPV有些类似的金融机构。其目的是持有RMBS和CDO。SIV虽然是次贷相关债券的持有者,但却不是这些债券的最终投资者,换言之,SIV不是用自己的钱,而是借他人的钱购买RMBS和CDO。SIV在购买RMBS和CDO的同时,必须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在货币市场融资。通过持有RMBS和CDO,SIV取得固定的收入流,直到这些RMBS和CDO到期。投资收益与融资成本之差即为SIV的收益,或者说是其建立者的收益。RMBS和CDO债券的期限往往长达4~5年。而从货币市场所筹集到的资金只能是短期资金,ABCP的期限只有几个月。这样,就存在一个借短债进行长期投资的问题。当货币市场流通性很强的时候,通过不断借新债还旧债(rolling-over),SIV持有RMBS和CDO,直到这些债券到期是不成问题的。2007年8月初突然间出现流动性短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SIV突然发现,没有投资者愿意购买它们所发行的ABCP。换言之,它们已经无法从货币市场借到资金。SIV出现融资困难后,它们转而求助于自己的资助者(sponsors)――大商业银行提供资金。后者需要在银行间拆借市场筹资,但有富余头寸的商业银行却不愿拆出头寸。它们囤积头寸,以备不时之需。这样,银行间拆借市场也出现流动性短缺,银行间拆借市场利息率随之上升。商业银行原本打算通过建立SPV和SIV等机构隔离风险,通过证券化创造形形色色的衍生金融工具转移风险,但是风险依然存在于金融体系之内。由于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同银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银行最终仍然无法摆脱次贷所带来的风险。

    马克思曾说过:“危机一旦爆发,问题就只是支付手段。但是因为这种支付手段的收进,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要依赖另一个人,谁也不知道另外一个人能不能如期付款;所以,将会发生对市场上现有的支付手段即银行券的全面追逐。每一个人都想尽量多地把自己能够获得的货币贮藏起来,因此,银行券将会在人们最需要它的那一天从流通中消失。”92007年8月出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形势:没人愿意购买除美国国库券之外的任何债券;人人都希望把手中的债券卖掉,以换回现金;只有借款者、没有投资者;RMBS和CDO要么价格暴跌,要么是有价无市。流动性突然出现短缺,导致三月期货币市场利息率与美国国债的息差急剧上升。

    流动性出现短缺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第一个阶段。面对货币市场利息率的急剧上升,欧洲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和美联储统一行动,在货币市场上注入大量流动性。流动性短缺在2007年8月、12月和2008年3月出现三次高峰。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流动性短缺而不得不被JP摩根低价收购。中央银行的几次迅速干预,使每次出现的流动性危机得到暂时缓解,货币市场利息率得以回落。但是,很难保证流动性短缺不会因某种原因再次出现。尽管流动性的注入使SIV得以继续持有手中的RMBS和CDO,使各种金融机构不必低价卖出这些债券,从而避免了这些债券价格的进一步下跌。然而,次贷危机却又很快从流动性危机发展为信贷紧缩危机。

    高杠杆率是当今资本市场金融交易的重要特点。所谓杠杆率是指金融机构的资产对其自有资本金的倍数。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均采用了杠杆经营模式,即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远高于自有资本规模。例如,如果杠杆率是10,则对应于1美元的资本金,银行将能提供10美元的贷款。对于给定资本金,杠杆率越高,金融机构所能运作的资产越多,金融机构的盈利就越高。风险偏好高的金融机构倾向于保持较高杠杆率。对于给定的风险偏好,金融市场风险越低,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就越高。金融机构的各项资产具有不同程度的风险,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应该能够在必要程度上承担该机构总风险。金融机构的杠杆比率与其承担的整体风险成反比。在经济状况良好、资产价格上涨时期,杠杆作用使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规模急剧放大,导致资产泡沫的产生。如果资产价格下降,金融市场总体风险上升,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则金融机构将不得不将杠杆比率降低。降低杠杆比率有两条途径:金融机构出售风险资产,或吸引新的股权投资来扩充自有资本规模。在2007年以来的次贷危机中,资产(RMBS、CDO等)价格下跌,根据按现价计算的原则(mark to market),金融机构(RMBS、CDO等的持有者)的资本金必须随资产价格的减少等额扣减(在先扣减利润的会计原则下,利润可以作为资本金的缓冲)。在分子大于分母的情况下,分子、分母等量减少,意味着杠杆率(倍数)的上升。在资产价格下降和市场风险提高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相应增加资本金,为了维持或降低杠杆率,金融机构必须主动大幅度减少资产(及负债)。

    例如,在2007~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中,据估计,按揭信贷损失大约为4000亿美元,其中2000亿美元的损失要由美国银行承担。据估算,由于美国银行资产总额为20.5万亿美元,在补充资本金和把杠杆率降低5%之后,美国银行为企业和居民所能提供的信贷额将减少9100亿美元。金融机构压缩资产负债表,意味着企业将难以得到信贷(银行不想增加贷款,企业自然得不到贷款)。信贷紧缩则可能进一步导致经济衰退,据同一估算,减少9100亿美元的信贷将导致美国GDP下降1.3个百分点。在压缩资产负债表的同时,金融机构还可以通过吸引投资者注资来降低杠杆率。众多资金充裕的主权财富基金是这些金融机构的争取对象。中央银行向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可以使SIV得以避免由于缺乏资金而不得不抛售手中的RMBS和CDO。但是,中央银行无法制止次贷违约导致的RMBS和CDO价格的持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政府和外国投资者大量注资,金融机构的信贷紧缩是不可避免的。

    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信贷紧缩,已经并将继续对实体经济造成重要影响。实体经济的收缩是继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之后,次贷危机发展的第三阶段。实体经济的萎缩必然导致住宅价格的进一步下降和与次贷相关的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降。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路径见图3。

    经过美联储的一系列“救市”行动(注入流动性、降息和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之后,2008年第二季度,美国金融市场出现恢复稳定的趋势。不少人认为,尽管由于次贷危机及其后遗症,美国经济将陷入衰退或明显减速,但美国次贷危机的高峰已经过去。然而在7月份却又不断有坏消息传出。先是美国储蓄管理局(The 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 ,OTS)宣布住房抵押贷款商IndyMac Bank破产。IndyMac是美国历史上OTS监管下破产的最大存贷款银行及第二大被关闭的金融机构,仅次于1984年的伊利诺斯大陆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 National Bank)。值得注意的是,IndyMac的专业不是发放次贷,而是提供所谓的“Alter-A”抵押贷款。这说明,美国房地产市场危机已经不只是次贷危机,而是范围比原来人们所预料的广泛得多的危机。几天之后,更令人担忧的事发生了:美国最大的两家住宅抵押贷款金融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由于巨额亏损而濒临破产,投资者开始在股票市场上抛售这两家公司的股票,两家公司在短短一周左右的时间内便损失了一半左右的市值。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规模约为12万亿美元,而房利美和房地美持有(及作担保)的抵押贷款债权大约5.3万亿美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值得注意的是,房利美和房地美并不发放次贷。

    作为特殊的政府支持企业(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s,GSE),房利美与房地美本来的业务是收购其他住房抵押贷款金融机构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使这些机构能够腾出资金进一步发放新贷款。但是,在房地产热中,它们除从事传统业务外,还购买其他私人金融机构发行的MBS,从中赚取自身资金成本与所购买RMBS之间的息差。从1997年到2007年,房利美购买的其他机构发行的RMBS从185亿美元上升到1278亿美元,房地美购买的其他机构发行的RMBS从250亿美元上升到2670亿美元。据估计,房利美与房地美大约购买了整个私人机构所发行RMBS的一半以上。10 尽管房利美和房地美只投资于高等级的RMBS,但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由于信贷风险从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逐渐扩展到整个抵押贷款市场,各种贷款,包括满足房利美与房地美标准的优质贷款——的违约率都大幅上升。房利美和房地美所持的RMBS的信用评级被调降,市场价值相应下滑。1112

图3 次贷危机的发展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10, “End of Illussions”,The Economist, July 17, 2008.转引自张明、郑联盛(2008):“次贷危机走向纵深——房
利美、房地美危机透视”,《当代金融家》,第8期。

    11, 张明、郑联盛:《次贷危机走向纵深——房利美、房地美危机透视》。

    12, 2007年,房利美发生了35.6亿美元亏损,房地美发生了30.9亿美元亏损。2008年第1季度,房利美又出现21.9亿美元亏损,房地美出现1.5亿美元亏损。转引自张明、郑联盛(2008):“次贷危机走向纵深——房利美、房地美危机透视”,《当代金融家》,第8期。


    13 “End of Illussions”, Economist, July 17th 2008.

    14 Testimony by Secretary Henry M. Paulson, Jr. on GSE Initiatives before the Senate Banking Committee, July 15, 2008.引自美国财政部网站。

    15 Testimony by Governor Ben S. Bernanke on Semiannual Monetary Policy Report to the Congres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 U.S. Senate, July 15, 2008.转引自张明、郑联盛:《次贷危机走向纵深——房利美、房地美危机透视》。

    15 张明、郑联盛:《透视房利美、房地美危机》。


   从绝对数额来看,“两房”的损失并不十分巨大。但由于依赖政府的隐含担保,“两房”的资本金率极低。换句话说,“两房”的财务杠杆过高。截至2007年底,这两家公司的核心资本合计832亿美元,而这些资本支持着5.2万亿美元的债务与担保,杠杆比率高达62.5。这就使得“两房”在资产价格下跌的冲击面前极为脆弱。 13

    房利美和房地美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救助。第一,由美国财政部向两家公司提供期限为18个月的临时贷款,贷款金额没有上限;第二,美国财政部保留在18个月内购买两家公司股权的临时权利;第三,由国会授权美联储加强对两家公司的监管。14 美联储则表示将向两家公司开放贴现窗口(此前,该窗口只对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开放),贴现贷款可以两家公司发行的债券作抵押。美联储提供的贴现贷款同样没有上限。15美国政府的救助措施出台后,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股价迅速回升,其发行的债券价格也大幅上升。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房利美和房地美资产规模巨大,如果美国政府不得不为两家公司注资,其注资量将极为巨大,届时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大量增发政府债券,而政府债券的大量增发,必将导致美国国库券价格的急剧下跌,其对美国国债持有者的冲击将是巨大的。事实上,次贷危机的发展已经使美国的所有类型金融资产(包括美国国库券)的资信受到动摇。这种动摇的政治、经济含义是不言自明的。

    房利美和房地美危机的爆发说明,美国的次贷危机和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全面的金融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一切还仅仅是“结束的开始”。更具体地说,随着越来越多的次贷将进入利率重设阶段,加之美国经济的不景气,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率还会进一步上升,各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的价格还会进一步下跌。只要这些金融资产价格继续下降,流动性短缺和信贷收缩就难以避免。美国政府通过从外部注入流动性化解危机的空间将因通货膨胀受到挤压,将有更多的金融机构陷于破产,金融秩序的混乱将进一步加剧。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模式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小 结

    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曾指出:60%~70%的美国人实际工资下降,靠借钱维持过去的生活水平;20% 的美国人靠借款维持超出其收入水平的生活水平。在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负债的最常见形式是住房抵押贷款。在此基础上,通过再融资(refinancing),美国居民进一步扩大了负债。

    储蓄率的下降和负债率的上升,意味着风险的提高。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只能转移风险,并不能减少风险,更不能消除风险。美国货币当局无法令利息率无止境地下降,也无法令住房价格无止境地上升。当Ninjna们最终无法偿还贷款(付息)之时,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日。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衍生金融工具的创造和使用虽然不能最终消除风险,但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转移风险,掩盖风险,推迟金融危机的最终爆发。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一旦金融危机爆发,其严重程度也必将大大增加。资本市场既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能制造巨大泡沫。资本市场越是发达,可以制造的泡沫就越大。美国次贷危机为我们提供的第二个启示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是有节制的,限制资本市场过度扩张的各种传统政策不应轻易废除。例如,限制混业经营的各项政策不应轻易废除,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和证券化应该受到限制。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并不是唯一的,不应该作为我们效仿的终极模式。

    美国金融市场上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的复杂性充分说明,政府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能力有限,私人评级机构也不可能对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充分了解,因此,所谓加强监管往往流于形式。事实上,在自由化的条件下,监管永远是落后于市场的。美国次贷危机的第三个启示是:对于政府和社会金融监管机构的能力不能高估,而且关键在于,从一开始就应该限制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

    风险的存在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存在,不确定性的存在意味着投机获利的可能性。投资和投机的界限很难确定。从次贷到RMBS,再到CDO、CDO平方、CDO立方、……;从参照实体到CDS,我们可以看到,对距离基础金融产品(如住房抵押贷款)越远的金融产品(衍生层次越高的金融产品)的投资,越具有投机性。衍生金融产品的发展一方面适应了避险的需要,另一方面也适应了投机的需要。投机加大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认为投机可以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与投机相伴而生的各种金融游戏,浪费了各种实物资源,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美国次贷危机的第四个启示是:必须限制投机。

    贪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动力。马克思说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6 在离谱的高额利润和高收入刺激下,机构和个人很容易丧失理智。对高额利润的追求必然导致对风险的低估和无视。硬要把次贷塞给Ninjna,就是住房金融机构的贪婪所使然。美国次贷危机的第五个启示是:必须设计某种机制,限制离谱的高额利润和高收入。

     通过金融全球化,美国已经把次贷危机的风险转移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作为美国金融资产的主要持有国之一,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根据外电报道,中国外汇储备中有70%左右是美元资产,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国库券。中国持有的美国机构债(主要是对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债权)高达3700亿美元。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到底有多大现在还很难量化。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人之一,存在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的严重危险。目前,我们已经因美元资产价格暴跌、美元贬值、美国通货膨胀率上升和部分债券违约而遭受损失,今后,随着危机的恶化,这种损失可能会更大。不仅如此,如果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再出问题,中国的损失将会极为严重。美国政府解决危机的所有措施的核心是保证货币市场有足够的流动性、资本市场有足够的资金。中国、日本和其他贸易顺差国(即对美资本输出国)继续持有和增加持有美元和其他美国金融资产,是美国得以解决次贷危机的必要条件。任何金融危机的解决都是需要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承担的。中国不是美国的“利益相关者”吗?

    在积累了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损失分担者”,独善其身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除了期盼美国次贷危机早日结束,中国目前已经难有作为。现在,美国人(除非是弱智政客,或装装样子)是不会要求人民币升值、不会希望中国停止向美国出口廉价商品的。当然,他们更不会反对中国进一步积累外汇储备(只要是购买美国金融资产)。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一些官员和经济学家似乎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尴尬地位,还留恋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还希望尽量保持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对出口部门来说,这些顺差代表利润和就业增长。但对整个国家来说,这些顺差代表中国可能或已经遭受的真实财富损失。我们可以批评央行购买美国资产不当,批评中国投资公司(CIC)投资失败。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谁能做得更好一些呢?如果中国维持巨大双顺差的局面不改变,如果这些顺差不能转化为直接投资或其他币种的资产,我们就只能持有美元或将其用于购买美元资产。换句话说,我们就只能为美国次贷危机买单。因而,中国必须加速经济增长方式、增长战略的调整,坚决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尽快转移到内需上来。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版,第829页。

 

美元崩溃,只差临门一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江涌

2008年10月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7月26日签署命令,任命对美“强硬”人士谢尔盖?基斯利亚克出任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国际有评论认为,俄罗斯已经做好与美国“决裂”的准备。这纯粹是一则政治信息,但若将其与美元持续贬值、次贷危机恶化、“世界第一产油国”易主以及美俄对抗不断升级等关键词联系到一起解读,就很可能会得出“美元崩溃难以避免”的结论。

促使美元崩溃的能量在持续、快速积聚

美元稳定的基础越来越薄弱

    世界各国普遍厌恶通货膨胀,像德国几乎视通货膨胀为洪水猛兽,但对美国而言却不尽然。通货膨胀对美国有很多积极功用,可以将国际财富悄悄转移到美国,可以减轻其国际债务。美国需要通货膨胀,但是又不希望公众与国际社会意识到通货膨胀,因此,美国在不断制造通货膨胀的同时,也在不断编制五花八门的理由来掩盖通货膨胀。《美元大崩溃》一书分析,以所谓核心通货膨胀来替代一般通货膨胀,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CPI(消费者价格指数),要远低于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的CPI。剔除的原因是,食品和能源价格容易受到短期因素影响,但实际上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早已长期化。而且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后,消费者的其他开支会相应缩减,其他商品价格因此还会下跌。将通货膨胀归结为“成本推动”、“需求拉动 ”、“工资——价格螺旋上升”以及通货膨胀预期等因素,有意忽略政府的蓄意行为。实际上,美联储的货币供给扩张才是导致美国总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美联储已经成为制造持久通货膨胀的引擎。

    储蓄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生命线。没有储蓄就没有资本积累,而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资本投资,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增长。美国人原本习惯于储蓄,节俭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在没有信用卡与房屋净值贷款(房屋市价与房屋按揭额之间的差额可以作为依据用来进行新贷款)等金融产品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同样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事实上,信用卡与房屋净值贷款等金融产品的发明,给美国经济铺就了一条走向自我毁灭的不归路。无节制的借贷消费,使目前美国积累起约9.6万亿美元国债,如果再加上或有负债(即过去事项引起的、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类潜在债务,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退伍军人福利等)计算在内,美国的债务规模超过53万亿美元,人均超过17万美元。显然,这是不可持续的。庞大的国债和预算赤字,使美国政府总是倾向推行高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政策,这样有助于缓解国家债务与财政赤字压力。

    在巨大的债务存量上,是迅速增长的债务增量。根据白宫预算办公室不久前公布的年中预算报告,美国联邦财政赤字 2007财政年度(从10月1日计算)为1620亿美元,预计2008财年为3890亿美元,2009财年将面临更大的赤字压力,超过2004年4130亿美元的记录,达到482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由于美军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等开支未被计算在内,因此实际的赤字将会更为庞大。布什政府原先预计在2012前消除赤字,这几乎不可能了。与此同时,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美国各州的财政陷入紧绌状况。根据全美州议会联合会的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美国各州财政(从7月1日计算)预算赤字累积达到400亿美元,是2008年的三倍以上。

美国在不断制造假象掩饰美元危机

    美国政府、大众传媒和华尔街因为有着显著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因而联手制造了“美国一切运行良好”的假象。制造假象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篡改经济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最先由政府部门发布,然后再经过政府发言人和金融界人士解读,最后通过大众媒体传播,为迎合政府的需要,相关信息早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美元大崩溃》一书认为,美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宣传幌子而已。

    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必须依赖经济,因此总是千方百计地延缓各种问题出现的时间,以便使这些坏消息发生在其他执政者任内。美国的现代政治是建立在民众的高期望值基础之上的,政府已经熟练掌握了一种“技巧”,即如何将不利的经济信息转化为有利的经济信息,这样便可以取悦民众,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政府官员定期操纵经济数据,以继续维持消费者和外国投资者的信心。然而,政府的每一次暗中操纵都只会使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作为美联储,执着于制造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而且将创造通货膨胀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它打开了货币这个“潘多拉魔盒”,通过货币扩张来维持美国经济的繁荣,其结果就是以房地产泡沫取代股市泡沫。格林斯潘在1987年~2006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大部分时间里,非但不采取措施吸收过剩的流动性,反而增加了更多的流动性,从而导致在房地产与消费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泡沫。格林斯潘的继任者伯南克萧规曹随,与格林斯潘有着同样的思维。

    华尔街又会怎么样呢?在乐观的市场情况下,华尔街会赚到更多的钱,因此华尔街积极为政府帮腔,粉饰太平,总是希望国际与国内投资者背离理性决策。为此,制造了一系列诸如“贸易赤字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志”等似是而非的理论,搞出数不胜数的金融创新工具,误导民众借贷与投资。次贷债券,这一“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沃伦?巴菲特语)就是华尔街金融创新的产物。而这一“金融武器”在杀伤世界的同时,也杀伤了美国自己。

次贷危机重创了美国信用,也重创了美元

    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1年9.11事件后,为刺激经济,美国政府出台了1.35万亿美元的减税方案、一系列的增加开支计划以及美联储大刀阔斧地降息。这些措施虽然暂时性地扭转了经济衰退趋势,但是也催生了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破灭冲击的不只是房地产业与金融业,而且涉及广泛的消费领域。因为房屋净值贷款早已成为诸多消费的源泉。房屋净值的消失促使消费开支缩减,由此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阴影中。经济衰退将进一步加剧房价的崩溃,而房价的崩溃又将恶化经济衰退,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格林斯潘慨叹:“有一天,人们回首今日,可能会把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评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则更进一步指出:次贷危机“是6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时代的终结”。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甚至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都介入了针对房屋建造商、贷款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与银行等众多机构在内的涉及投机、欺诈等违规行为的调查。西方媒体报道,甚至包括金融监管在内,美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广泛的道德风险。由于金融创新可以分散风险,放贷机构因此肆意放贷,根本不在乎借款人是否能够偿还贷款,因此有了“零文件”、“零首富”的放贷条件。在房地产不断升值的诱惑下,在抵押贷款公司极其优惠与便利的放贷鼓励下,购房者(借款人)会故意隐藏不利于实现其目的的信息,或者是提供虚假的信息来骗取贷款。华尔街的银行(包括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从放贷机构那里购入抵押贷款后,精心包装,以次充好,衍生成各种“有担保的债务权证”(CDO),然后再出售给各类投资者,转移风险。信用评级机构“付钱给级,钱多级高”,众多低质高险资产得了高等级标号,以光鲜亮丽的外表呈现在债券市场上。购买持有次贷债券的有各类银行、基金尤其是对冲基金等投资机构,其经理们为了眼前业绩,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赌博,很少对购买的次债进行风险对冲,使得风险暴露严重。监管机构也存在着道德风险:次贷泡沫本身就是美联储以超低利率刺激经济而一手造成的;美联储像1998年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样,出手拯救贝尔斯登,显然会助长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美联储是个有“私人身份”的特殊的中央银行,是华尔街利益的代表者,因此倾向于华尔街的金融决策。

    虽然FBI介入了次贷调查,但如果由此推断FBI扮演着最后公正角色,那就大错特错了。FBI的介入是保证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以纠正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减弱其对美国国家利益可能造成的伤害。国际有报道披露,美国决策层早就预料到次贷危机的爆发,并为应对这场危机做了最好的准备。因此,美国远不是次贷危机的最大受害者,欧洲中央银行比美联储的市场注资要高得多,中国等新兴市场的股市财富“蒸发”远远超过美国。美国借次贷危机推进美元贬值,而美元贬值是美国转嫁和化解危机的有效手段,由此所造成的通胀只要在美国人尚可承受的范围内,反而能对美国发挥积极作用。因为美国总体上是个负债国家,通胀可以减少美国国家、机构、企业、个人的各类债务。近来,随着房地美和房利美两大巨型金融机构惊爆债务危机,美国政府意识到,金融投机有可能毁掉美国的金融系统,危及美国国家利益,因此SEC迅速发布紧急命令,强化对金融市场秩序的管理,保护包括房利美、房地美、雷曼兄弟、高盛集团及花旗银行等在内的19家重要金融机构免于遭受金融投机的冲击,并向50余名对冲基金顾问发出传票。但相关专家认为,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美国国会与政府都曾信誓旦旦要打击石油期货恶性投机,然而国会议案旷日持久,政府则是顾左右而言他,惩戒之剑又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对金融投机的“严厉打击”肯定又是不了了之。明眼人都知道,美国的把戏已经玩完了。

天真的可能会塌下来

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崩溃

    从2001年底以来,美元指数连续96个月下跌,从112降到72以下。美国人对美元早就缺乏信心,美国跨国公司与美国投资者在海外赚取的利润都不愿换成美元;美国从政府到机构发行的各类债券,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持有,因此不断需要海外资金来填补。1971年美国放弃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应当承担的义务,关闭了“黄金窗口”,终止了美元与黄金挂钩。这样,美元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的购买力,而美元的购买力又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元供给的规范性。美国出现巨额赤字,累积起天量债务,美国解决的方法不是节衣缩食,而是不断发债。各种迹象与研究显示,美国从未认真考虑过如何清偿债务,而是不断发新债还旧债。

    当债务累积到一定数量令美国不堪重负的时候,美国就通过美元贬值的办法加以缓解。次贷危机爆发后,是美联储而不是财政部冲在第一线;解决信贷萎缩与资金紧缺的方法,不是财政资金,而是发行货币,由此流动性增加而导致的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则由全世界承担。美国无约束的消费开支与美联储的“不负责任”增加货币供给的经济政策,严重地损伤了美元的购买力,进一步促进美元的贬值。《美元大崩溃》一书的作者认为,美国政府鼓吹的所谓的“强势美元政策”,犹如“大脚怪 ”与“尼斯湖水怪”一样,都是一个幌子。当国际社会意识到美国“强势美元政策”只是一个“美丽谎言”的时候,在不久的将来,将不再接受美国的货币,而且他们还会用先前的储备来蜂拥购买美国生产的商品。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即便美联储采取措施限制货币供给,商品价格也会迅速上涨。届时,美国就会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严重衰退的深渊。

岌岌可危的美元之崩溃

    其实,美元之崩溃只差“临门一脚”。能够扮演这关键角色的有很多经济体,且不说日本、中国等这些拥有巨额美元证券资产的国家,就连阿布扎比主权基金都有这个能力。只是,顾及与美国多方面战略关系以及错综复杂的利益,这些经济体都不会轻易出手。然而,美国一手“培植”的俄罗斯既有这样的意愿,也拥有这样的能力。

    石油美元以及石油以美元计价结算是美国金融霸权的基础,但同样也是美国霸权的最薄弱环节。二战结束前,中东石油的2/3由英镑标价。但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与“第三点计划”,使“美元石油”最终取代了“英镑石油”。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出现,生成了对国际金融产生巨大影响的“石油美元”,并形成了所谓“石油美元环流”。上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摇摇欲坠的美元及时得到了“世界第一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鼎力支持 (1974年沙特宣布以后的石油交易只接受美元),通过与石油“挂钩”,还有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日本的协助,美元才继续充当“世界货币”。“石油美元”以及“美元石油”不仅给美国带来持续的丰厚收益,而且直接支撑着美国经济的繁荣。

    但是,石油以美元计价以来,价格波动日益加剧,其原因不仅在于石油市场的供求,更主要的是石油计价货币——美元币值的起伏以及美国对外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化。在每次油价大幅波动中,西方石油类金融寡头总是赚取大头,而作为国际主要石油输出者的OPEC不仅难以获得“石油溢价”的更多好处,而且还在油价波动中不断降低国际市场份额,并遭受国际社会的普遍指责。有鉴于此,早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夕,包括美国亲密盟友沙特在内的一些中东石油生产国就曾表示要增加石油出口的欧元结算部分,或将“美元石油”转换为“欧元石油”。从2003年底到2004年初,OPEC多个政要纷纷表示:从长远看,必须将欧元代替美元作为原油的结算工具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然而,慑于美国的权威,这些国家敢怒、敢言而终不敢为。2000年11月,前伊拉克政府决定将石油交易从美元转换成欧元,后来又将100亿美元储备改为欧元。美国经济学家随后预言:“当伊拉克在2000年底转向欧元时,萨达姆的命运就已注定”。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算是“杀一儆百”,保住了“美元石油”。然而,时移势易,如今挑战美国霸权的不仅有其近邻、产雪茄的古巴,更有盛产石油的委内瑞拉与伊朗,尤其是俄罗斯,越来越拥有埋葬美元的实力,而一大批中东产油国明显在持观望态度。

    苏联解体,俄罗斯破出。俄一改先前的冷战思维,采取全面拥抱西方的策略。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趁俄罗斯虚弱,加紧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欧盟越滚越大,北约不断东扩,颜色革命在“独联体”内开花,导弹防御体系正向俄罗斯边境延伸,因“休克疗法”而陷入经济凋敝与社会矛盾凸显的俄罗斯只有忍气吞声。而当经济走向复苏、社会实现凝聚后,俄罗斯又展现出巨人的能量。尤其是国际油价持续攀升,大大助长了俄经济实力。进入新世纪,俄罗斯一举扭转了持续十年的经济下降,变为快速增长,八年来俄罗斯年均经济增长率近7%,2007年的GDP达到1.3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财政预算也由赤字变为盈余,黄金外汇储备从150亿美元增加到5021亿美元,对外从欠债1370亿美元到拥有250 亿美元纯债权。经济实力增强,对科研、国防的投入不断加大,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对抗的本钱越来越雄厚。

    如今,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是,俄罗斯的原油产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原油出产国。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显示,2008年一季度,俄罗斯原油日产量约为950万桶,沙特为920万桶,排名第三位的美国为510万桶,第四名的伊朗为400万桶,委内瑞拉是第十大生产国但是第五大输出国。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直接影响欧洲的油气供给,掌握着欧洲的经济命脉。在美国不断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同时,俄罗斯也正在全力反击。国际关系专家注意到,俄罗斯正与美国的主要敌手构筑反美同盟的迹象日益明显。目前主要停留在政治与外交层面,但是经济与金融层面已经暗流涌动。

    俄罗斯总统6月7日公开将当前影响世界经济的金融危机直接归罪于美国的“侵略性金融政策”,并声称“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正式作用与其实际能力并不一致,这一点正是造成当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油气价格的持续上涨,给俄罗斯持续积攒挑战美国的武器弹药。从2006年7月1日起,卢布就已实现自由兑换。在俄庞大外汇储备中,黄金比例不断增加,美元比重持续降低,已不及欧元。迹象显示,俄罗斯早就在做美元崩溃的准备。2008年7月22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访俄时,直接提议以卢布计价石油。因此,依照美国与俄罗斯目前持续对峙态势,俄罗斯与伊朗、委内瑞拉联手引爆美元崩溃只是时间与时机问题。

美元崩溃,中国将面临严峻挑战

    依照《美元大崩溃》一书作者的分析,仅就内在问题不断积累,美国经济与美元崩溃迟早会发生。这可能是突发性的,即美元突然失去储备货币地位,或出现美元挤兑;也可能是渐进式的,即美国政府成功掩盖了美元购买力不断下降的事实,由此延缓了美元崩溃的时间。但不管是哪种形式,美国经济和美元崩溃都将不可避免地冲击全球经济,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混乱,甚至是恐慌。未来,有了俄罗斯的“临门一脚”,美国经济与美元难以避免会出现突发性崩溃。

    美元一旦发生崩溃,可以预料的结果是:其一,全球巨额的外汇储备资金涌向美国,竭尽所能地购买美国资产。但是,美国以防范主权基金的名义,已经通过了《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等相关立法,强化了对外国购买美国资产的审查和限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将巨额外汇储备转换成美国资产将十分困难。其二,世界通货膨胀急剧而且严重恶化,黄金、资源性大宗商品价格会出现爆炸性上涨,欧元、瑞士法郎、英镑甚至卢布的汇率急速攀升,持有巨额美元储备的东亚国家的货币肯定会一败涂地,巨额外汇储备势必成废纸一堆。其三,国际金融会剧烈动荡,国际贸易大幅萎缩,世界经济衰退不可避免。高度依赖对外经济的东亚国家将陷入持久经济危机,而拥有丰富自然资源、黄金储备雄厚的国家的经济与金融实力将会进一步增长。

    自从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送给中国“Stakeholder”(利益共享者)之后,中国似乎真的扮演起美国的 “利益攸关者”的角色来,在努力地与美国一同承担起大国责任,承担起纠正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承担起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责任。在政治外交领域不便多言,就经济金融领域来说,中国明显承担着远远超出自己能力的负重。中美之间,中国本来是债主,结果债主却一直被债奴劫持,不断被敲诈: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人民币不断升值,热钱不断肆虐,股市不断动荡,欣欣向荣的珠三角与长三角的中小企业不断倒闭——最近数字已有6.7万家……

    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8088亿美元。由于其中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因此美元大幅贬值使中国外汇储备损失巨大。不久前,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巨型金融机构陷入危机,使中国持有美元资产问题部分水落石出。根据美国财政部2007年6月30日发布的海外持有美国证券情况报告,中国持有3760亿美元公司债券,其中资产支持债券为2060 亿美元。而资产支持债券主要就是住房抵押债券,并由“两房”发行或者担保。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去年夏天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还增持美公司债券1000多亿美元。

    《美元大崩溃》一书作者这样写道:外国央行总是认为庞大的美国经济是不可能衰退的,这一想法是“非常天真的” ,因为他们被美国政府、大众传媒和华尔街联手制造的“美国一切运行良好”的假象给蒙蔽了。其实,被蒙蔽的少之又少,缺乏的只是指出“皇帝什么衣服也没有穿”的小男孩。当俄罗斯点燃美元崩溃的引信时,我想没有几个国家会站到美国一边,原因很简单,失道寡助。美国的诸多盟友,包括中东与欧洲的盟友早就持观望态度,大厦将倾时,都会夺门而出。

 


发件人:<li_xianyuan@sina.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wang hui"<wanghui1010@yahoo.com.cn> 发送时间:2008-10-04 05:35:25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仲大军:美国金融危机的程度与中国的应急对策,

维持还是乘机颠覆“资本全球化”体系框架

李宪源

     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似乎大军此文《美国金融危机的程度与中国的应急对策》最有操作性和针对性;这几天我也一直在这么想。同时最好能把控制中国大宗出口产品销售的超级连锁企业主要股权买下来。 搞“土地经营权流转”,如果规模经营土地的新兴企业,无法把农副产品的国际营销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对国际市场风险自己倒闭破产不说,对亿万失地农民的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现有巨额美国国债,既然被套牢,应该采用“歪打正着”的应对办法,或明或暗地、波浪式地推动美国股票债券世界性抛售恐慌,在推动股市猛烈下跌低谷时, 趁底吸纳符合国家长远经济利益规划与发展的美国企业股权。在这类收购引起金融市场价格回升到一定程度时,再次高位抛售……,如此往复不断,可以在逐步脱身过程中,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当今世界,也只有中国掌握了远高于美国7000亿救市资金的债权,具有这种可以充分利用的呼风唤雨能量。

    如果美国政府再次阻拦中国收购,要求中国支持“救市”的话,就无从实施了;根据“完全市场经济制度”的运作原则,美国也没有这个理!总不能一面恳求中国资金进入,还必须按照美国人的意愿购买中国人不想购买的美国企业股权吧?而且可以采用全面回购甚至公开没收美国在华资产作为报复,强硬补救中国外储 投资美国金融债券所遭受的巨大损失。

    如果从更广角度出发,现在立即发兵占领台湾,以不抛售美国债券为条件换取美国不干涉,也是一个极好机会。当然了,说到底,是主管这类问题的决策权,如今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家贼不除,挺不起腰杆来,千载难逢的良机,也只能坐失,最好的建议主意,也是白搭。尽管大军和本人还是站在维持而不是乘机颠覆“资本全球化”体系框架的前提下,考虑问题。希望社科院和国内民间左翼学者中,有人做更为彻底的另类替代
方案重大课题。

    基于中国所处的国际金融风险与实体经济将出现的困境,本人有如下想法。

    除大军网站所提回购资产和本人建议的巨型超市跨国公司外,就我熟悉的加国情况看,年内高达18.96加元的“北方电讯”,因北美经济受损、订单剧降和大幅裁员,今天股价跌破2.20加元;据说加国这一最大高新技术企业有被并购可能。连同去年被美国十亿美元并购的加国最大哈密尔顿钢厂,似乎均该列入中国潜在购买名单之列。如中方决计大规模抛售所持美国债券股权资产,果断推动美国企业资金周转受阻、订单猛跌、大幅裁员等以引发其实体经济企业大量破产,这两大企业股值必然还会遭受进一步贬值冲击。特别是那家原本就困难重重、无以为继的钢厂,美国收购后经营现状如何?中国市场占其产品销售多大比例?能否在抛售美国债券股权同时,大量有意削减中方相关订单?

    举这两家作例子,无非强调:如果中国决计抓住当今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把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和被动死守,变成全力拉倒其实体经济的绳索,取得反败为胜的可能,是完全存在的。

    这需要有个专门机构,协调军事、政治、外交、公众舆论各方面通力配合。中共内部亲美派和强硬派要以国家民族利益全局为重,善于发挥各自角色作用和对美诱骗施压功能。在温家宝赴美利益交涉效果不彰情况下,强国论坛、乌有之乡等,应大力加强“批温”火力,虚虚实实大造中国高层“亲美派失势”之类非正规消息。民间网络和军方同时应大造攻台舆论,让美国在失去台湾傀儡政权、失去中共党内亲美势力、失去沃尔玛等重要产业链和如何合理补偿中方外储投资损失诸方面,被迫作出“次劣”选择。

    大军网站文章主张的国有资产外股回购,必须放在“大抛售”造成美国控股企业自身资金周转发生困难和股市时发周期性恐慌之后进行,以求“高售低买”效果而非急于求成。总而言之,中国既面临一损俱损、被美国金融危机拖垮巨大危险,也存在审时度势、趁火打劫和取而代之的宝贵机遇。中国人如果犹豫不决、只算短期大量抛售美国资产可观损失之小账,而不算打破世界金融美元垄断体系、巨大长远收益与大账,那就无异于是对中华民族犯罪。中国亲美派在重大问题上,偏偏不愿向惯于趁火打劫的美国老师学习效仿,真是混战透顶!

    本人纯属左翼民间批评人士,1989年出国前有无锡外贸公司外销经理之实务经验,出国后持有加拿大国家级股票证券交易证书;目前经营一照相录像小店。信中所提对策,直接跟本人被套牢并已大幅贬值之两万余加元股票升值期盼作对——大抛售必将导致本人所持股票更大贬值,温总强调的“英雄救美”立场,才符合我被北美股市绑架的个人利益。明知中国现状是卖国有道,报国无门,但还要说。

 



发件人:"jackDence" <jack1998168@hotmail.com> 收件人: "Alex Zhai" <zggjzyz2002@hotmail.com>, <bxy4966@163.com>, <zdjun@263.net>, <yangalexyong2003@hotmail.com>, <xq2677@gmail.com>,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10-09 12:04:2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转贴:算一下美国金融危机有多严重;62万亿CDS成心腹之患FED促建中央清算中心;

62万亿CDS成心腹之患FED促建中央清算中心

杰克

    现在威胁华尔街的魔鬼成了信用违约互换(CDS)市场。在房地产市场抵押贷款市场CDO市场先后崩溃之后,预估规模在62万亿美元的CDS市场成了美国金融业的心腹之患。为避免近五倍于抵押贷款市场规模的CDS市场崩溃,美联储(FED)正在积极行动。当地时间10月7日,纽约联储将与部分银行、投资公司举行会谈,商讨建立一个CDS中央清算中心。

62万亿规模的CDS市场

CDS,信用违约互换,又称信用违约掉期,是一种基于交易者信用事件的金融衍生品。买家定期向卖家支付一定金额的头寸,如果信用主体没有出现违约事件,那么卖家将不会有任何现金流出;如果信用主体出现违约,CDS卖方有义务以现金形式补偿债券面值与违约事件发生后债券价值之间的差额。

CDS合约出现在1988年,近几年来CDS市场规模飞速提升。国际清算银行(BIS)报告称,2007年6月时CDS市场规模已由2006年的28.9万亿美元升至42.6万亿美元。据ISDA估算,2007年底,CDS市场规模已达62万亿美元。据美国货币监理署(OCC)报告,2008年3月,部分银行交易的CDS规模达16.4万亿美元。美国2007年GDP为13万亿美元。由于CDS完全是场外交易,没有集中的交易平台,因此其交易数据信息几乎没有透明度,几乎是监管的真空地带。

两房雷曼CDS面临清算

    贝尔斯登倒下、两房国有化、雷曼破产……一连串的信用违约事件敲响了CDS市场的警钟。“许多投资者持有雷曼CDS”,摩根大通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这些投资者需要与交易对手进行结算,这可能意味着不小的损失。”

    10 月6日,以两房为信用主体的CDS已经完成了集中清算。承销商Creditex和Markit提供的数据显示,交易商为两房高级债券出价为票面价值的 8.5%,而次级债券出价仅为0.1%。这样,卖出了以两房为信用主体的CDS的交易商将不得不为未受担保的两房高级债券支付票面价值91.5%的现金,为次级债券支付票面价值的99.9%。

    10月10日,以雷曼为信用主体的CDS也将通过标售方式进行结算,《金融时报》预测,标售结果不会超过票面价值的11%。

成立清算中心迫在眉睫

    饱受对CDS市场缺乏监管的指责,纽约联储周一表示,将于10月7日与部分做市商会面,讨论在CDS市场设立中央结算对手(centralcounterparty)。今年7月,美联储(FED)曾与主要做市商达成协议,最晚在今年年底建立起一个中央结算中心。此前,做市商们曾提出,由位于芝加哥的TheClearingCorp(CCorp)行使这一职能。该公司由包括贝尔斯登、雷曼、美林在内的12家主要交易商,CreditexGroup、MarkitGroup等三家CDS承销商,以及Euroex共同持有。CCorp已建立起了用于CDS交易的电子系统,其主席MichaelC.Dawley表示,“通过多边交易网络和逐日盯市定价系统,CCorp的交易系统提高了CDS交易的透明度,并可以有效的限制交易对手风险和市场的系统风险。”

    但FED坚持要求CCorp必须获得一张银行执照。这意味着CCorp将受到美联储的直接监管。记者未能联系到CCorp发言人就此事置评。此前,CNBC报道称,美联储曾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以及洲际交易所(ICE)接洽,协商建立CDS交易市场事宜。

监管者再陈整肃决心

    舆论纷纷指责美国金融监管者在这场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的缺位。10月6日,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发布声明,指出了下一步加强监管的主要措施。该小组1987年由里根建立,由美国金融市场的最高监管者组成,成员包括财政部部长、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及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主席。在声明中,工作小组表示,“目前面临困境的机构多种多样,调整的范围之广和复杂程度之高要求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发挥合力。”该小组对各监管机构的角色加以强调,并重申了整肃金融市场的决心。

    声明指出,今年CFTC已对操纵商品市场价格的投机者开出了6.3亿美元的罚单,SEC和CFTC仍将继续对证券和商品期货交易中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声明还强调,将着力建立完善的清算体系以保护投资者的权益,“监管者将严密监控清算结算系统以保证其有效的运行,并提供更好的市场透明度,加强交易对手风险管理。”

 7000亿救市资金真实去向

    美国批准7000亿美元资金救市,消息传来股市不升反跌,显示这笔资金对于救市远远不够.那么这么一大笔钱到底跑到那里去了呢? 要知道它的真实去向,只需看懂下面这篇文章就可以了:”华尔街奇才趁美国次贷危机大显身手把1.5亿变280亿 ”

    这个投资人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利用次贷危机使财产增值近200倍,几乎净赚280亿.他赚钱的原理很简单,他买了一种称为CDS的所谓金融产品,实际上就是一种金融赌注,赌的是那些发放次贷的金融机构不能按时收回贷款,也就是有出现金融违约.如果没有违约,他赔钱;否则,别人赔钱,他赢.当他在2006年刚开始下注时,他还真赔钱,因为那时房价还在上涨,大部分人都正常还贷款.当然,现在就是他赢钱的时候了.我们还不清楚这笔赌注到底有多大,但肯定非常非常的大.这篇文章出现在2008年1月份,那时的违约率远不如今天.现在他的赢利肯定是天文数字.赔给他的几百上千亿的钱足以让大型银行倒闭,因为银行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所以就需要美国政府”救市”,需要纳税人掏钱,需要全世界掏钱,为那些付不起赔款的银行交付赌金.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到底要为他们付出多少赌金才算完.有一点很清楚,这个赌场上的总资金是62万亿!把美国和中国都卖了也付不完这笔钱.估计这批赌徒并不指望拿到所有的钱,但他们现在想的是能捞就捞,捞到多少算多少.特别是要在大众还没有明白过来之前尽量的捞.我对这个事件的建议很简单,不要为这些倒闭银行付一分钱.拿这笔钱重开一个银行.

    关于次贷和CDS之间关系的详细分析,请参考笔者前面一篇文章:

算一下美国金融危机有多严重

    对金融危机最普遍的官方解释是次贷问题,然而次贷总共不过几千亿,而美国政府救市资金早已到了万亿以上,为什么危机还是看不到头?有文章指出危机的根源是金融机构采用“杠杆”交易;另一些专家指出金融危机的背后是62万亿的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那么,次贷,杠杆和CDS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它们之间通过什么样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在众多的金融危机分析文章中,始终没有看到对这些问题的简单明了的解释。本文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解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答案,为通俗易懂起见,我们使用了几个假想的例子。有不恰当之处欢迎批评讨论。

    一。杠杆。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 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二。 CDS合同。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按照规定,不允许银行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CDS。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 CDS市场。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B想,我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下, 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的抄,现在 CDS的市场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四。次贷。上面A,B,C,D,E,F....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自美国的次级贷款。人们说次贷危机是由于把钱借给了穷人。笔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次贷主要是给了普通的美国房产投资人。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本来只够买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价快速上涨,动起了房产投机的主意。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投资房。这类贷款利息要在8%-9%以上,凭他们自己的收入很难对付,不过他们可以继续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D,E,F等等都跟着赚钱。

    五。次贷危机。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此时房产投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头无路的一天,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此时A感到一丝遗憾,大钱赚不着了,不过也亏不到那里,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那么现在这份CDS保险在那里呢,在G手里。G刚从F手里花了300亿买下了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 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1%到2%的违约率。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的保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加上300亿CDS收购费,G的亏损总计达 1300亿。虽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濒临倒闭。

    六。金融危机。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因此A 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除了A之外,还有A2,A3,...,A20,统统要准备倒闭。因此G,A,A2,...,A20一起来到美国财政部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游说,G万万不能倒闭,它一倒闭大家都完了。财政部长心一软,就把G给国有化了,此后A,...,A20的保险金总计1000亿美元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七。美元危机。上面讲到的100个CDS的市场价是300亿。而CDS市场总值是62万亿,假设其中有10%的违约,那么就有6万亿的违约 CDS。这个数字是 300亿的200倍。如果说美国政府收购价值300亿的CDS之后要赔出1000亿。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违约CDS,美国政府就要赔出20万亿。如果不赔,就要看着A20,A21,A22等等一个接一个倒闭。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美元大贬值已经不可避免。

    以上计算所用的假设和数字同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法低估。

 

信用违约掉期的惊险梦游

宋鸿兵

    2008年6、7、8月以来,美国金融市场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全球股票市场出现了罕见的集体暴跌行情。笔者曾在6月16日《次贷危机没有过去警惕美国金融风险升级》(《第一财经日报》)中明确指出,“美联储完全清楚问题的严重性,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已不可避免,发生的时间段就是2008年6月到2009年夏,但直到目前为止,美联储完全没有向世界投资者发出任何预警。在毫无警觉和预防的情况下,世界范围内的广大投资人势必遭受重创。”

    7月12日,历经11天银行挤兑,美国第二大房贷银行IndyMac轰然倒塌,这是美国历史上破产的最大存贷银行及第二大被关闭的金融机构。9月7日,房利美、房地美被美国政府托管,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拯救行动。9月16日,美国第四大投行,拥有158年历史,资产高达6000亿美元的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美国股市当日狂泻504点,创下美国2001年911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同日,已有94年历史,资产高达9000亿美元的美林公司(MerrillLynch&Co。),周日晚间同意以大约440亿美元的价格将自己出售给美国银行(BankofAmericaCorp。)。至此,华尔街五大投行高盛、摩根士坦利、美林、雷曼兄弟、贝尔斯登中,三家已经灰飞烟灭,仅剩高盛与摩根士坦利尚在风雨中飘摇。

    2008年以来,美国已倒闭了11家银行,另有117家可能破产的银行正被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严密监控,其中最有可能很快破产或被兼并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包括:华盛顿互惠银行(WaMu)、Wachovia、AIG等。当美国最大的存贷银行WaMu级别的银行再倒闭2-3家时,FDIC自身也将陷入资不抵债的窘境,这个仅有452亿美元自有资产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竟然为比自身资产总量大101倍的全美银行储蓄保着险,当它出现危机时,如果美国财政部不紧急救援,必将导致整个美国银行业的挤兑风潮。

    很显然,美国的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着严峻的危机时刻。实际上,真正令美国政府和华尔街极度恐惧的并不是银行破产本身,而是这些机构所创造出的高达60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可能发生崩盘,这一世界金融史上规模空前的超级“堰塞湖”正在发生危险的溃决,特别是其中62万亿美元的信用违约掉期(CreditDefaultSwap,CDS)已构成了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的迫在眉睫的重大威胁。这正是贝尔斯登在72小时之内被吞并、美林在48小时被收购、两房被政府突然接管的真正原因。这一至关重要的信息被美国的媒体有意地“忽略”了。

    美林和贝尔斯登都是CDS的超级玩家,其中贝尔斯登就是高达13万亿美元CDS的风险对家,9月8日两房更面临高达1.4万亿美元CDS合约的清算,美国政府接管两房的本质就是以美国政府的国债违约赌博来置换两房无可避免的债券违约所造成的高达1万亿美元的即时违约支付,这样规模的即时偿付金额将毫无悬念地摧毁华尔街几乎全部的金融机构。如果没有财政部的立刻介入,美国金融体系在9天前就已完全崩溃了。

什么是信用违约掉期(CDS)

    信用违约掉期是1995年由摩根大通首创的一种金融衍生产品,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金融资产的违约保险。长久以来,持有金融资产的机构始终面临一种潜在的危险,这就是债务方可能出于种种原因不能按期支付债务的利息,如此一来,持有债权的机构就会发现自己所持的金融资产价格贬值。如何“剥离”和“转让”这种违约风险一直是美国金融界的一大挑战。

    信用违约掉期的出现满足了这种市场需求。作为一种高度标准化的合约,信用违约掉期使持有金融资产的机构能够找到愿意为这些资产承担违约风险的担保人,其中,购买信用违约保险的一方被称为买家,承担风险的一方被称为卖家。双方约定如果金融资产没有出现违约情况,则买家向卖家定期支付“保险费”,而一旦发生违约,则卖方承担买方的资产损失。承担损失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实物交割”,一旦违约事件发生,卖保险的一方承诺按票面价值全额购买买家的违约金融资产。第二种方式是“现金交割”,违约发生时,卖保险的一方以现金补齐买家的资产损失。信用违约事件是双方均事先认可的事件,其中包括:金融资产的债务方破产清偿、债务方无法按期支付利息、债务方违规招致的债权方要求召回债务本金和要求提前还款、债务重组。一般而言,买保险的主要是大量持有金融资产的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而卖信用违约保险的是保险公司、对冲基金,也包括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合约持有双方都可以自由转让这种保险合约。

    从表面上看,信用违约掉期这种信用衍生品满足了持有金融资产方对违约风险的担心,同时也为愿意和有能力承担这种风险的保险公司或对冲基金提供了一个新的利润来源。事实上,信用违约掉期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热烈追捧,其规模从2000年的1万亿美元,暴涨到2008年3月的62万亿美元。其中,这一数字只包括了商业银行向美联储报告的数据,并未涵盖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数据。据统计,仅对冲基金就发行了31%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

致命缺陷

    问题是,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性缺陷,62万亿美元的规模将整个世界金融市场暴露在了一个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信用违约掉期完全是柜台交易,没有任何政府监管。格林斯潘曾反复称赞信用违约掉期是一项重大的金融创新,在全球范围分散了美国的信用风险,并增加了整个金融系统的抗风险韧性,他认为银行比政府更有动力和能力来自我监管信用违约掉期的风险,从而坚决反对政府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然而,事实是信用违约掉期已经发展成为一枚正在嘀嗒作响的“金融核弹”,随时威胁着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的安全。

    信用违约掉期的另一个巨大风险是没有中央清算系统,没有集中交易的报价系统,没有准备金保证要求,没有风险对家的监控追踪,一切都是在一个不透明的圈子里,以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形式在运作,目的就是为了交易商们获得最高的收益。与此同时,信用违约掉期早已不再是金融资产持有方为违约风险购买保险的保守范畴,它实际上已经异化为了信用保险合约买卖双方的对赌行为。双方其实都可以与需要信用保险的金融资产毫无关系,他们赌的就是信用违约事件是否出现。这种对赌的行为和规模早已远远超出信用违约掉期设计的初衷。

两房CDS的惊险梦游

    2006年夏季以来,美国房地产价格暴跌了25%,4万亿美元的财富已灰飞烟灭。以大约33倍杠杆运作的两房显然无法消化这种规模的损失,两房的资产支持债券(MBS)的违约率急升6-7倍,这是导致两房自有资本金损失殆尽的直接因素。我们原本估计两房在9月30日高达2230亿美元的短债滚动(借新债还旧债)时将会失败,从而导致现金流断裂,但美国政府于9月7日提前介入以避免矛盾的表面化,达成了消解CDS危机于无形的目的。

    政府的托管行为提前触发了信用违约掉期的“违约事件”条件,那些豪赌两房不会发生违约的超级赌徒们在9月8日将立刻面临高达1万亿美元违约支付金额,这些必然失败的支付将产生庞大的信用违约掉期更大范围的扩散,至9月11日,违约总额将达到10万亿美元,而9月12日违约总额将高达20万亿,9月13日以后,世界几乎所有主要金融机构都将不复存在了。当然,事情并未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这是因为政府托管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隐性好处。那就是,政府保证两房债券不会出现违约。实际上,美国政府是用国家信用来置换两房债券的信用,其实质就是以美国国债出现违约的可能去替代两房债券出现违约的可能。显然,作为美元的发行者,美国永远可以开动印钞机去偿还以本币支付的国债,从而使美国国债出现违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样一来,两房的债券违约的可能性大大地降低了。

    这就是9月8日当两房最大的13家信用违约掉期的风险对家们坐在一起还能够心平气和地喝着咖啡,微笑着探讨关于两房CDS交割方面的细节问题的秘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是美国政府的直接干预挽救了本来应该已经崩盘的62万亿美元的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在鬼门关前梦游了一回。

    梦游的人自己还不知道,可看梦游的人却吓出一身冷汗。

 

发件人:"zwlyxl" <zwlyxl@public1.sta.net.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10-08 10:04:5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从美国的GDP数据变化探讨次贷危机

从美国的GDP数据变化探讨次贷危机

yxlzwl@sina.com

2008年10月

    有关次贷危机形成的原因,有各种角度进行讨论的,本文从观察GDP的变化进行评论。文中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GDP数据采用的是当年价格下的数据,即当年实际运行价格体系下的数据,而GDP增长率的数据采用惯例的实质增长率。

    在2001年发生了9.11事件以来,即小布什总统任期内为单位考察美国的GDP数据的变化。根据资料,2000年美国的GDP为98170亿美元,而2007年的数据为138438亿美元,即7年来增长部分约为4万亿美元。首先要提问的是:这增长部分是来源何处?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去除了所称的增长部分,则美国的GDP是否存在增长?这里仅作现行美国经济运行结果范围内讨论,不做扩大条件下的讨论。

    如果把次贷危机中现显出来的最底层不良贷款即房子与信用卡的不良贷款,一般估计约为1.5万亿美元,加上到2007年为止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约为6千亿美元的费用和提高安全措施的拨款,即直接贡献给GDP增长部分不低于2.2万亿美元,以及乘以对GDP增长的因子,那么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没有上述因素的贡献,美国经济处于负增长之中,即美国经济本因处于严重衰退中的。所以小布什政府以及格林斯潘等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美国所做的贡献是:通过次贷危机和战争使美国避免了一场应该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

    其次,从另外一个层面探讨次贷危机形成的原因。在克林顿前总统任期最后一年的2000年,美国经济正面临着由互联网引导的“信息革命”所诱导的“泡沫”破裂,即美国总统交接前后美国经济大幅度下滑,数据显示1999年至2001年的GDP增长率数据分别为:4.45,3.66,0.751,而且在2001年又发生了9.11事件。这一泡沫经济所带来的奇特现象,这里举一个例子,当时西方国家用高的离谱的价格拍卖移动通信的3G牌照,而事实上至今为止3G的大规模营运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要走。所以说小布什政府所要面临的美国经济是一个千孔百疮的经济。

    这里,回顾一下克林顿前总统任期内如何完成经济从衰退->繁荣->衰退这一过程的。克林顿前总统上台时,美国经济刚刚经历了一场衰退。1991年美国的GDP增长率为-0.17,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至今为止唯一一年负增长率,这是由于“里根经济”带来的负效应所导致的,所以才有老布什“赢得战争,输了经济”的下台。而克林顿前总统的美国经济繁荣期是建立在以下几个因素内的。首先美国赢得了在美国历史上首次自己无需支付军费还可以攒回军费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及冷战的结束为美国节省了大量军费和军工企业的重组与休整赢得了机遇,戈尔前付总统所积极推广的信息公共通道战略实现了美国牢牢站在科技革新的制高点也并为金融改革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平台,个人养老金个人可以直接与自己选定的基金挂钩打开了美国资本市场上涨的资金口,前南的二场战争为打击欧元建立起良好的平台,而欧元的市场推出所产生的资金富余也为美国资本市场上涨打开了又一资金口,最后整肃经济竞争国日本的成功以及日本长期零利率政策的实施消除了强势美元的后顾之忧与打开了又一资金口。以美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为例,从1993年1月的最低点3219.25上升到2001年1月的最高点11224.41,即最大上涨幅度为3.49倍。但是泡沫总归是泡沫,这一“盛世之宴”或则格林斯潘所称的“非理性繁荣”总归会结束的。

    最后,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必须直面一个已经千孔百疮的美国经济,所能使用的方法又有那些可以选择呢?小政府,“里根时代”已经完成了;公有企业私营化,“里根时代”也已完成了;养老金改革,克林顿时代已经完成了;医疗保险的根本性改革,不可碰的“雷区”;通过战争来提振美国经济,结果二场战争的结束在任期内绝无可能;通过技术革命的突破,例如3G技术的突破来占领新一轮经济繁荣的制高点,实属遥遥无期。事实上,通过3G技术来达到提振经济可以说已走入歧途,确切地说绝无可能,必须等到4G技术和新一代互联网的大规模使用。所以小布什政府要提振美国经济所能实用的途径在哪里?似乎只有房贷扩大化这一一途了。

    当然,有人会提出通过大量举债这一形式使美国经济走上繁荣时代,因为前面所提到的提振经济方式中除了战争这一形式以外都属于不用政府提高债务而给经济提振注入资金的途径,即也否可用相同途径来解决经过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直接进入经济繁荣时代呢?可以这样认为:除非战争期间,单纯地使用举债形式来使美国经济经济进入繁荣时代,过去也没有,今后也绝无可能,尤其在众目睽视下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回顾一下美国在二战后经济发展历程就可以一目了然了,下面简单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过程。美国分别在1980年1月-同年7月,1990年7月-1991年3月,2001年3月-同年11月进入经济衰退期,其中时间为经济增长期。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经济政策的实施确实导致了美国国债的大幅度攀升,但当时引导经济增长的也与前面提到的小政府与公有企业私营化所带来相对资金的流入有着密切关系,同时里根时代后期所实施的“星球大战”所带来的军费大幅度扩大与同盟国的资金投入,同盟国积极配合从强势美元到弱势美元货币政策的转型,即间接地为美国经济注入资金也有着密切关系。货币政策转型的二个重要事件就是人们所熟知的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与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这直接成了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地狱之门”的推手。而克林顿任期内的经济增长期正如前面所述的那样是与是否大规模发行国债无关,事实上其任期内却是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与美国国债规模的。

    以上讨论了整个小布什任期内的经济困境,当然人们可以提出美国可以通过与小布什前三任总统任期内所实施的金融战争来筹措资金,但是问题是面对着已经陷入经济深渊的日本经济,面对已经筑起严密防护墙的东亚各国,面对已经日趋强势的欧元区,发动一场金融战争的代价是如何?即使成功了,资金量能到位吗?结果,小布什政府选择了开启扩大房贷这扇大门筹措来度过已经来临的经济危机。这本是一场严重衰退的经济危机,这就是小布什给后人留下的遗产。

    在接下来的文章将讨论次贷危机给美国经济已经带来的,和即将带来年的影响。

 

 

发件人:"晓陆 杨" <yangxiaolu_8@yahoo.com.cn> 收件人: "hui wu" <wuhui69@yahoo.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10-10 21:53:4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乌有之乡】 香港太阳报:中国金融派系倾轧爆出惊天黑幕

香港太阳报:中国金融派系倾轧爆出惊天黑幕

作者:太阳报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11091    更新时间:2008-10-9     http://www.wyzxsx.com

转载于:http://www.anti-cnn.com/forum/cn/thread-105624-1-1.html

太阳报/美国次按危机,使华尔街的金融黑幕逐渐曝光,华尔街巨头失去光环。雷曼兄弟前CEO甚至在健身锻炼时,被人迎头痛击,狼狈不堪。这多少反映出民众对华尔街巨头多年来为所欲为的不满。

相比于华尔街的黑幕,中国的金融黑幕也同样惊人。近日,一篇名为「揭开中国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文章,在海内外的各大网站广为传播,成为网友们点击的热门文章。 这篇文章指名道姓,直指中国金融决策圈,包括央行、中投公司、中金公司多位在任的知名人物以及xxx成员,指他们在重大和长远利益的驱动下,「长期经营、盘根错节、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霑」,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政局,在国际上有能量呼风唤雨的一股势力。

文章行文大胆,引用的证据之多、人脉梳理之清晰以及揭露黑幕之深,令人咋舌。该文章相信出自熟悉内情人士之手,而且还大有来头,尤其是此文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开会前突然散发于网络,明显就是为了引起中央最高层的关注。

丑闻迭爆风气败坏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国家开发银行王益桉的爆发,中国金融界风声鹤唳,并引发人事大洗牌与重组,有可能是部分人因在派系斗争中失利,狗急跳牆,将行业黑幕公诸于众,来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 如果撇开其中的政治斗争不谈,单就文章所透露的黑幕而言,已相当惊人;如果属实,那麽中国金融界很可能像华尔街,将成为葬送中华民族复兴的无底洞。

近年来中国金融界丑闻迭爆,早已被国人声讨。远的有几间大商业银行海外上市,低价出让,流失上万亿国有资产,近的有投资美国黑石公司失利、购买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的几千亿美元因次按危机而风雨飘摇。 由于金融是当代经济的根本与龙头,金融不稳,地动山摇,因此,金融行业的丑闻分外引人注目。

上届分管中国金融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的秘书王维工,其情妇写了一本关于中国金融方面的书籍,各大银行的头头脑脑们为了取悦王维工,纡尊降贵,不仅为其情妇的着作做序,而且还出席新书发布会,订购书籍,大拍马屁。一个小秘书,居然将中国金融单位的权贵们指挥得团团转,中国金融行业的风气之坏,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存在,毋庸置疑,早已成为中国的一颗致命毒瘤,正如那篇文章所言,这些利益集团已掌控了中国的金融决策、货币政策、对外投资、金融机构,中国的金融安全已形同虚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的分配权,早已让给美国人,而这正是中国最大的隐患。从近期美国次按危机的一些事实来看,值得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警醒.

 

应当揭开中国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面纱

钟洁锦

原文:http://www.anti-cnn.com/forum/cn/thread-105624-1-1.html

随着中国反腐败工作的进一步深化,最近中国政府陆续双规了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并中国证监委(证监委)前副主席王益、商务部条法司前正司级调研员郭京毅等在内的一批金融界和涉外经济涉贪高官。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越来越一损俱损,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又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及时揭开中国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黑幕,对于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平稳运行和政治与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在中国三十年经济开放过程中,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手段,在攫取着改革的成果,危害着民众的利益,孕育着社会动荡,侵蚀着政权的基础。而其中,得利最巨大、手段最隐蔽、勾结最紧密、持续最长久的莫过于中国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目前中国所有被毙、被抓、被双规的贪官,其金额和罪责加起来,恐怕都难以与这一利益集团相比拟。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和长远利益的驱动下,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根错结、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政局,在国际上有能量呼风唤雨的一股重大势力。

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滋生和壮大于朱鎔基总理当政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形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大规模参与国际金融业之时。在此之前,中国尚未进行大规模的商业银行改革和全面的企业股份制改造,涉外金融业主要包括小规模和零散的外汇结算等业务。当时中国的外资业务也主要是吸引外国厂商企业直接投资。国际金融业包括全球性投资银行和金融中介还没有什么中国业务,也不大能插上手,在国际投行打工的中国籍雇员不仅职位低微而且数目不多。在朱鎔基副总理让李鹏总理赋闲,而于九二年实际掌握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主导权并后来继任总理后,伴随着股份制改造的推进,国企开始海外上市,银行开始商业化运行,国内股市也开始活跃,外国投资银行开始大规模介入中国业务,这一切,为这一涉外金融集团营造了滋生土壤,使其如脱缰的野马般一发不可收拾。朱鎔基总理当年提携的一批人马正是这一涉外金融集团的核心,如今遍布于中国各金融要位和海内外金融机构,共同拥戴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成为主导和影响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金融业的最有组织的力量,并且其个体和总体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实际受益者。朱鎔基总理当年可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其执掌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大权后,所推行的一系列金融和经济政策,例如雷厉风行的国企海外和国内上市、疾风暴雨般的国企兼并破产、成千上万工人的下岗分流等等,在企业和民众忍受巨大痛苦之时,实际上为包括自己儿子朱云来在内的涉外金融集团提供了获得天文数字般个人利益的机会、基础和环境。人们说,朱鎔基总理个人可能做到了清廉,但是其公子朱云来却是中国依靠国家和特权、官倒和帮派而成就的名符其实的亿万富翁!

朱鎔基总理当年就有不循照旧规,内举不避嫌,重用其班底的美名,不仅在其主管的金融领域,更影响着海外金融机构。综观中国历史和当前,恐怕没有一个领导人有朱鎔基总理般的高瞻远瞩并顾及实际,不仅确保其班底长期掌控中国金融和财政大权,并且构筑百年大计使得其班底能够实际拥戴幼主,长期保持实权和共享利益。朱鎔基总理深明现代治国最重要的是掌握金融和财权的道理。就这一点相比起来,毛、邓、江、胡,无一有朱鎔基总理的谋略和务实。朱鎔基总理当年所用之人,虽然丑闻不断,折将不少,如爱将朱小华、王雪冰等被捕于朱鎔基总理任内,但仍然是前仆后继,硕果多存,其班底不仅在本届政府仍然执掌金融和经济要津,而且极可能会延续下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邓小平可能完成了隔代任命政治领导人,但是朱鎔基总理却是实现了隔代乃至多代掌控金融和经济权力的宏伟大志。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核心人员,分别控制着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命脉部门和要害岗位,并且涉及到外国的机构。这些部门和机构包括,1、掌管着至少2000亿美元规模,最有能力投资海外的中国投资公司(中投公司),实际掌握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决策权;2、对中国所有的重要金融机构实行控股和参股,并直接控制着中国的金融业包括银行业所有重要实体的中投公司下属的中央汇金公司(中央汇金),实际掌握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决策权、人事任免和话语权,进而直接影响银行系统的运作;

3、由朱云来作为个人企业来掌控的,在朱鎔基总理任内特批设立并获得所有经营特许,占有通过建行出面的国家出资,与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和个别香港人士构筑了战略利益关系,有着便捷资金出入推出机制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4、在中国长期投机,包括从中国各类企业收取上亿美元费用、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吞云吐雾、去年将中投几十亿美元投资化为泡沫、并且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中又企图设计诓骗中投公司为其买单、作为中金公司外方股东的摩根士丹利及其为代表的外国投机机构;5、由周小川掌控的中国人民银行(人总行)操持着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国家外汇的投资,包括附和美国利益和压力让人民币快速增值,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在美元不断贬值之时,让中国持有巨额面临贬值的美国国债。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包括:1、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是朱鎔基总理在上海时就重用,并且在退出总理位置之前专门安排去财政部"盯着钱袋子"的嫡系。中投公司依赖国家的外汇储备,不仅是中国最大投资者,而且是世界最大的主权基金之一。西方评价他是中国最有权势之人、对中国改革最具贡献之人。2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当年由朱鎔基总理跨过正常程序,由王雪冰手下的子公司负责人一举提拔到证监委当副部级副主席。虽然各种告状信一箩筐,涉及他超生(至少3个)超婚(至少2次)、生活作风、经济犯罪等,但却能得到该利益集团的搭救和重用,屡屡化险为夷。3、境外人士如摩根士丹利中国区主席孙玮女士和因丑闻而下台的香港前财长、目前担任美国黑石集团(黑石)中国区主席的梁锦松等。他们合伙安排中投公司以总计80多亿美元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逆时入资,使国家损失过半。对黑石的投资是孙玮代表摩根士丹利作为财务顾问、朱云来从中牵线搭桥、梁锦松名义上得到功劳和好处、中投公司(并先前的中央汇金)楼继伟、周小川、高西庆和汪健熙共同搞定的。对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投资损失也是同样由这几个人以相同的手法密谋定案的。4、朱鎔基总理的前秘书李剑阁,目前担任着中央汇金副董事长,同时还担任着朱云来当总经理的中金公司的董事长,年收入以千万计。

5、人总行行长周小川,在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屡败屡战,应当对中国证券市场和货币政策近年来的重大失误承担责任,他与美国财长保尔森等遥相呼应,强买美国国债,强逼人民币升值,强把中国直接牢牢绑在美国经济战车上,使中国失去应对free度。周小川也是由朱鎔基总理主要提拔,自六四流亡海外归来后,几年之内,即被安排担任中行副行长、建行行长、中国证监委主席,直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6、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从小与周小川同院长大的玩伴,虽然劣迹癍癍,却一直就受到周兄弟般的关照,一直带着到中国银行、证监委、到建行、担任中央汇金副董事长、中金公司董事长(后传给李剑阁)、担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国内外市场上广泛认为,这些天之骄子,哪里有钱上哪里,哪里热门到哪里,哪里有权在哪里。

7、众心捧月的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是这一利益集团的核心。朱云来在朱鎔基总理任内转行到金融领域,在美国的无名大学短暂留学镀金后,由美国一家投资银行最低层次的职员,在九十年代后期一举被安排成为中金公司的总经理。中金公司的背景是建行、摩根士丹利以及香港查史美伦家族作为股东,在中国特批的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当时中金公司的董事长是后来被判刑的建行行长并曾任中行行长的王雪冰,中金公司的董事包括摩根士丹利的总裁、现今仍然担任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麦晋桁,此人去年在摩根士丹利走下坡路时从中投公司拿走中国56亿美元,目前已经亏损过半。港人史美伦当时被朱鎔基总理直接任命为中国证监委副部长级副主席,在中国证券市场引起广泛争议,留下长远隐患,后来不得不黯然挂冠离去。

二、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基础和核心在于小集团利益均沾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根错结、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其组织之严密,运作之顺畅,古今中外,难有其上者。

1、长期经营、盘根错结。

该利益集团起始于九十年代初,历经两届政府,横跨近二十年,并且强劲不衰,大有继续传呈之势。当年朱鎔基总理以副总理之名掌总理之权,进而担纲总理之位,前后达七、八年之久,牢牢掌控金融和经济各口,使其能够广猎班底,遍插亲信,充分锻炼,羽翼丰满。其它派系的后备干部,难以有机会真正涉猎金融财经实务,造成直到今天也只能经验断代,隔靴搔痒,望洋兴叹。朱鎔基总理的班底,几乎都在其任内就实现了积累阅历,掌握经验,实现卡位的历程,确保能够在继任政府中担任重任。楼继伟在朱政府中,实现了由上海市政府局级,挂职到云南省副省长,到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过程。现在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也走了挂职云南省副省长的路子。高西庆在朱政府中,实现了由中银国际总裁,到证监委副主席,到社保理事会副理事长的过程。李剑阁在朱政府中,实现了从经贸委司长兼朱的兼职秘书,到证监委常务副主席的过程。周小川在朱政府中,实现了从中行副行长,到建行行长,到证监委主席的过程,为担任人民银行行长奠定了基础。朱云来在朱政府期间,则实现了从美国无名大学的普通留学生,到中国最重要的和当时唯一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总经理和实际掌控人的飞跃。要说朱鎔基总理"清廉",看来还是需要事实来说话。

该利益集团还相互盘根错结,相互依存。朱云来执掌中金公司十来年,几乎垄断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和国内的股票上市、企业融资、财务顾问的高端市场,其所得个人利益保守计算也达数十亿元人民币,这完全是在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庇护之下非法取得的。在朱云来执掌和大肆利用中金公司大发其财的起始和大部分时间里,为父的是当朝总理,为子的是最大合资投资银行的总裁和实际控制人,靠的是吃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饭,发得是个人的亿万横财,并且没有任何回避和遮掩。事实情况还是,众多跨国公司、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老板到中国访问,都把会见朱云来(英文名字为Levin Zhu)视为最重要行程,以见到Levin为荣,而朱云来在国外的行程安排规格,不低于一个王子,搞得中国国不为国,相信从这些年朱云来的工作行程中不难找到相关答案。朱云来执掌和运营中金公司,获取几乎所有重要国内金融和海外涉华高端业务,并破例获取国内券商牌照时,高西庆和史美伦是证监委副主席、周小川是证监委主席。朱云来执掌和运营中金公司介入中投公司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海外投资时,楼继伟、高西庆和汪建熙是中投的决策人,而外方则是与他们私人关系密切的麦晋桁、孙玮和梁锦松。朱云来执掌中金公司总是由该小圈子的人为朱云来担任保驾护航的中金公司董事长,他们是:王雪冰(被判刑)、周小川、张恩照(被判刑)、汪建熙、和当前的李剑阁。该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成为一个真正的严密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入。业内外和海内外广大人士迫于这一利益集团的权力之压,只能敢怒不敢言,仰叹人家彼此抱团,利益攸关。

2、相互提携、内外呼应。

该利益集团可能是所有政治经济组织中最能显得志同道合,相互提携且不大遮掩的。当年朱鎔基总理在涉及人事问题时,就往往独断专行力排众议。可能是由于共拥其主或利益相关之因,其班底都相当团结,相互照应。楼继伟在组建中投公司班子时,就力主排除其本身所出之财政部的力量,而强求安排其同属一伙的高西庆和汪建熙进入班子,实际集中了对中投公司的绝对控制,结果才会出现像黑石和摩根士丹利这样靠私人朋友做事,让国家蒙受巨额损失的重大投资失误。中投公司40亿美元入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所关联的J.C.Flowers私人直接投资基金,就指派周小川在当证监委主席时安排在证监委后又安排到建行的亲信宣昌能前去担任高管,又是自家人作自家的生意。当前中投公司又在全球招兵买马,提携亲信和知己,又是其建筑跨代班底结帮结派的佳机。周小川当证监委主席时,排挤异己,安排亲信,把他带到中国银行的高西庆和汪建熙分别安排当副主席和主席助理,港人史美伦当副主席,港人梁定邦当顾问,把中国的证券市场搞得乌烟瘴气,消极影响至今难以消除。

周小川到人民银行当行长,继而当上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后,更是大肆培植个人势力,不仅直接插手商业银行的股改、上市、并购,而且亲自大肆安排自己的人,在银行上下引起了公愤。他把汪建熙安排成建银董事长兼中央汇金副董事长兼中金董事长,一时间成为举世无双的"三环董事长"。他把为其做尽坏事,飞扬跋扈,道德败坏和人称"人总行恶霸"的秘书李超短短几年里一路安排为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主任、发言人和行长助理。该利益集团的相互提携还是跨境跨国的。周小川等把在香港因为触犯法律和道德而被迫下台,以年轻的中国跳水皇后伏明霞为妻的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安排为交通银行董事,使其得以东山再起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中介中投公司投资于黑石,犯有诈骗、误导和传播虚假信息罪责之嫌。李剑阁的女儿就是由梁定邦亲自安排到美国最难进入的私立贵族学校留学。本身没有国内背景自己嫁给外国人的孙玮女士更是照顾一大批国内高官的子女,或就学,或进入摩根士丹利等投行,进行利益输送,其中就有已被双规的落入国内"情妇门"的前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的公子,换取了中石化的众多业务单子。难怪人们说,所谓前财长金人庆因之下台的李蔚的国内"情妇门"比起"国际情妇门 "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该利益集团的网络远不是局限于国内,而是遍布全球各重要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其布局之广泛和严密,令人震惊。在美国追查其投资银行兴风作浪引发金融危机的犯罪行为的今天,着实有必要彻查该利益集团多年来主要通过境内外投资银行等机构进行利益输送、内外呼应的犯罪事实。众所周知,所有的金融、银行和投资业务,都是有一定比例的中介费用和成本的。在这些业务竞争的过程中,除非依靠明显的业务优势和综合效益取胜,否则一定会有灰色利益的输送,或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或是冠冕堂皇的权力关照,这是商业的基本规律。周小川在人民银行任内,在与保尔森唱双簧,让人民币快速升值造成中国经济内伤的同时,却在美元大幅贬值之时促使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达到近六千亿美元,造成中国政府和国民巨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造成中国不得不在美国金融危机之时为避免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的继续贬值,而不得已可能再行购买美国国债,造成"美国救市,中国买单"的被动局面。

试问,美国国债的买卖和交易都是有中介交易的,中国政府是如何挑选和使用这些中介的?这一过程透明和清廉吗?楼继伟、高西庆、汪建熙等操持中投公司与孙玮、麦晋桁、梁锦松等在巨额亏损的美国黑石和摩根士丹利投资中的相互关系,超出一般的商业逻辑和投资规则。试问,他们相互间的利益如何?究竟谁遭受了损失?谁得到了好处?摩根士丹利多年来在中国业务中,呼风唤雨,享尽特权,去年在自己走下坡路时能够让中投公司逆势投入巨资蒙受几十亿的损失,用国家的钱去救摩根士丹利董事会眼看就要罢免的麦晋桁,今年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关头还竟然在美国政府最后通牒摩根士丹利要么关门要么转业的关键时刻,差点让中投提高摩根士丹利已经遭损的投资比例,并且由高西庆和孙玮在美国进行了秘密谈判。试问,都是哪些人得到了好处?孙玮女士是否就是外面广为传说中的那种经济间谍?高西庆等人是否就是外面广为称之的那种金融买办?

3、朝野相随、利益均沾。

该利益集团的重要特点还在于其在体制内外遥相呼应,亦官亦商,定时换位,利益均沾,享尽体制内外的优势,当官赚钱两不误,更使得巨大个人利益国际化和形式上的合法化。人们说,该利益集团没有一个人不是隐形支持着一个或者几个境内外金融机构的运作并得利其中,就像贾府门前的狮子一样不干净。例如,李剑阁在体制内外的角色变换,成为年收入几千万人民币的中金公司董事长;高西庆在体制内外的进进出出,利益所得难以估价;汪建熙在机关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来回跳跃,由中金公司董事长变换为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游弋于名义收入和"投资收益"之间;港人梁锦松丑闻下台后凭借与国内的关系得到黑石投资和年薪几百万美元并加奖励;被称为可能是国际"情妇门"的摩根士丹利中国区主席孙玮多年来依靠中国"业务"收取了几千万美元的工资和奖金;朱云来实际上将国家持股的中金公司据为己有,每年个人收入上亿,十来年积累个人财富几十亿,尚不算其占有和隐藏的股份和资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朱云来单凭自己是朱鎔基总理的儿子,多年来掌握和控制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攫取巨额利益,成为中国金融和经济界一个高衙内式的恶霸的事实,将作为古今中外最大的官倒,载入史册,而朱鎔基总理也要避免因为纵容朱云来官倒而可能被当成中国历史上的高俅,严重影响他个人的声望,特别是国家的荣誉。更为重要的是,朱云来凭借朱鎔基总理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大鳄和官倒,将遗憾地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脚注,永远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国的全体人民抹黑。

中金公司是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由建行代表国家持有大股,其余股东包括摩根士丹利投资和香港查史美伦家族等。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本不是学习金融和经济的,他放着环境保护本行专业不做,在美国的无名大学留学镀金后,由美国一家投资银行最低层次的职员,在九十年代末一举由后来被判刑的建行行长王雪冰经请示朱鎔基总理后,安排成为中金公司的总经理,实际掌控了这一国家投资的平台并据为己有。自此之后的十几年中,中金公司成为在中国享受最大特权、拿到最多投行业务、取得最多牌照、个人收入最高的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

首先,朱云来一直把国家持有股份的中金公司作为个人公司来经营。早在近十年前,华尔街日报就有整版文章揭露说朱云来如何象黑社会老大一样把持中金公司,并把股权和资产偷偷摸摸往海外转移。第二、以拥护朱云来作为幼主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拱手将中金公司实际上转让给朱云来,并且保驾护航,分享利益,成为中国历来国有资产流失的最恶性和最典型的案例。中金公司的董事长由该利益集团与朱云来商定,由朱云来拍板,已经成为惯例。自朱云来以来的中金公司董事长分别是:王雪冰(被判刑)、周小川、张恩照(被判刑)、汪建熙、李剑阁。

第三、其官倒性质造成了中国金融业的变相垄断,破坏了金融业的正常竞争机制,造成了以国企为主的广大客户企业不得已而支付垄断价格,其对中国金融秩序的破坏,对中国企业文化的糟蹋,对中国大众不满心理的压迫,进而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影响,难以估量。

第四、朱云来数年来已经从中金公司攫取了巨额财富。美国投资银行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管理层无限的贪婪和巨额的报酬。中金公司就是以美国投资银行的模式建立的,在依靠父荫和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朱云来的中金公司拿到了中国涉外和国内投行、券商和财务顾问最多和最优厚的业务和收益。特别是中金公司一直采取比照外国同行的分配方式和规模,朱云来十来年从中金公司所得到的收益,已经达到数十亿元人民币。换言之,朱云来依靠官倒,用国家投入的平台做个人的生意,发个人的大财,并且披着合法的外衣,实乃旷世未闻。

第五、朱云来一直在盘算和实施着将国家在中金的投入,以貌似合法的方式,例如个人持股激励、个人持有关联业务乃至最终上市,彻底归为己有。这种赤裸裸地瓜分国有资产,必须予以坚决制止和惩戒。国家用国有资产建立、用特批执照增值、用国企业务喂养的中金公司,如果让朱云来私有,将是最大犯罪和丑闻。在此过程中,朱云来与作为中金公司股东的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麦晋桁和中国区主席孙玮之间,就摩根士丹利所谓的自愿减持中金股份的勾结,如果放在朱云来与涉外利益集团有意或无意在投资黑石和摩根士丹利过程中使国家遭受巨大损失的背景中,其相互勾结就不难理解了。

在美国都认定独立投资银行模式是当前金融危机的祸首之一而开始调查其管理层犯罪事实的今天,完全有必要争取主动,尽快彻查和取缔中金公司、彻查和惩治朱云来和该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种种犯罪行为、没收不法财产和所得。这就如同打老虎运动,惩处了这个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整个金融和经济界就会振奋,就有正气,就能立威!否则中国金融和经济就会另有决策中心,中国金融危机的隐患就永远难以得到消除,胡温的和谐社会目标就难以真正服众和实现,社会的公信力也就长期得不到建立。

综观中共历史,没有哪个领导人的子女能够有朱云来的胆识,能够公开傲视一切,高调巨额攫取利益,垄断市场破坏金融秩序,内外勾结损害国家安全。毛泽东不能、邓小平不能、江泽民和李鹏也只是在体制内根据孩子们的特长低调渐进地往前培养。胡温就更是循规蹈矩大气不出。父亲在前面当清廉的总理搞经济改革,儿子在后面掌控并试图将中国最大和最早的合资投资银行居为己有,做国家的生意,直接成为亿万富翁,旷世未闻,简直就是对国家的讽刺和对人民的嘲弄。

三、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危害性在于内外勾结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攫取巨大利益,破坏金融秩序,左右金融政策,损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的经济安全,影响政治社会安定。首先,他们攫取巨大利益,中饱私囊,个体和整体都成为中国改革过程中最大的收益者,将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最大定时炸弹。例如,他们操持国家购买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好处费是多少?他们合伙大量垄断企业上市的承销和顾问,好处费由多少?他们将大批银行贱卖给外国人,好处费有多少?他们逆势向海外投资于贬值企业,好处费有多少?人们都知道,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官倒是朱云来,最大的利益集团是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

第二、他们破坏金融秩序,垄断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投资领域的高额和高端业务,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扭曲了市场价格,妨碍了资源配置,压制了市场人才,减低了市场效率,犯下了破坏国家金融、经济和市场秩序的严重罪行。第三、他们左右金融政策,内外勾结,掌控了中国的金融决策、货币政策、对外投资、金融机构,他们恃主傲人,以其他人包括其他领导人不懂金融和业务为名,独断专行,危害了正常决策程序。虽然当前中国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暂未受波及,但是他们要对中国经济的内伤和金融风险的隐患负责。

第四、他们已经对国家利益造成了明显的和未知的巨大的损失,他们主导的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投资亏损、将国家外汇储备的巨大部分错误地购买美国国债实际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让国家大型金融机构以海外上市的名义贱卖给外国人等等,已经远远超过了决策失误,而是严重渎职。加上其内外勾结,利益输送,已经成为百恶不赦。

第五、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国家经济和政治安全,其长期以来内外勾结,损害了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外汇政策、国企改革等重大决策,与外商一起损害国家现实和长期的经济利益,其性质就是里通外国。第六、他们长期掌控金融和经济,破坏了国家政治、组织和思想工作在金融和经济领域的正常开展,其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影响力,由于其国内外相勾结和掌握金融命脉,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比掌握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器都有效的权力,与中央存异心,欺上瞒下,干扰中央决策,短路政策实施,严重危害了中国政局的稳定和政府的运转。第七、在中国以稳定压倒一切,强调和谐社会,优先解决农民和工人疾苦问题的今天,如果不尽早和干净地剔除这块毒瘤,将有可能引起广泛民愤,使得国将难有宁日。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发件人:"yanghang0707" <yanghang0707@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5 07:12:1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揭露金融卖国贼谢平嘴脸, 尊敬的女士、先生:请将揭露金融卖国贼谢平的举报信上传到互联网。谢谢。

揭发一个官场腐败和金融卖国的典型

央行一些知悉内情的员工

尊敬的中纪委领导:您们好

    前段时间中国外汇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我们惊讶地看到道德作风败坏的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竟然被任命为副总经理。我们感到有责任向您们反映他的斑斑劣迹并期待引起您们的重视。谢平在被任命为汇金公司总经理后便洋洋自得,到处以国家金融大管家身份自居,做演讲报告,处处显示出他在银行改革中做出多大贡献,好像他就是国家代表,没有他,国有银行改革不可能成功。在一次北京高校的演讲中,他竟然自吹他个人可以在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和吸引外资中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里我们先不提传说中的他与入股建行和中行的外资银行在华代表之间说不清楚的利益关系以及接收贿赂出卖国家经济的行径,我们仅就他的个人作风、腐败以及多占住房问题向您们汇报。

    1、出入色情场所。早在谢平在央行湖南省分行挂职锻炼和任金融研究所所长和央行研究局局长以及金融稳定局长时,地方分行以及央行的同志就传说他在任职期间和利用到外地出差之便,在广州等地出入色情场所,找小姐按摩嫖娼。遗憾的是,这些的反应没有引起央行领导重视,使他被带病提拔。

    2、包养二奶,生活糜烂。有一次,我们中一位同志在与他的杨姓司机吃饭时(平时人们均称他为“杨子”),该司机无意间透露谢平自2000至2004年四年间包养一个小他近20岁的女青年。该女子为一厦门公司驻京办事处职员。谢平把受贿来的钱和消费卡不断交给这名女子消费。杨子还当着谢平的面称这名女子为嫂子。谢平带这名情妇外地出差开会时,杨子负责接送。2004年谢平另寻新欢后,还让杨子出面找这位女子摆平。

    3、利用职权,多占住房,个人拥有豪华楼房多套。仅据我们了解,他除了在二环边上的远洋风景拥有一套高级住房外,还在雍和家园拥有一套豪华住宅。凭他的工资收入,如何能拥有如此多的豪宅?谢平的太太并不住雍和家园的房子,这里就成为他与一些女子鬼混淫//乱的安乐窝。他的司机非常清楚这几年间谢平共带几个女子到他的住处过夜寻欢。

    谢平的所作所为严重违背了《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起码资格。

    谢平上述行为,组织如果认真调查,很容易了解清楚。他的住房,他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均可向他的司机调查。该杨姓司机为谢平开车多年,与谢平关系极为密切,对谢言听计从。谢的许多腐化堕落的事情他均知情。如果组织真想了解事情真相,可以向该名司机调查,作为突破口。
我们坚信,如果组织真正反腐败,完全可以把谢的问题查清楚。

    让谢平这样一个作风败坏,收受贿赂,而且还道貌岸然,以专家学者自居的人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我们作为央行的老员工老党员感到不安,感到有责任向您们报告。请您们在百忙之中过问为盼。

    央行一些知悉内情的员工敬上
    2007年12月21日
    抄: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银行、中投公司领导

 

 

美国金融资本绑架世界经济

译者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王姝

2008年10月

    美刊《美国土地》2008年1月号刊登了对美国著名进步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的访谈。在访谈中,赫德森论述了美国金融资本如何通过控制世界货币体系、资源、能源和粮食,辅之以战争、暗杀、颠覆等手段,掠夺世界经济的种种劣迹。赫德森除作理论研究外也长期在华尔街从事金融实务方面的咨询服务,他的论述除了有理论意义外,还有很大的实际参考价值。访谈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土地》:我们先从次级抵押贷款的持有者说起,它们之中的182家现在已经破产了,其他一些金融机构也正在报告逐渐上升的亏损。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迈克尔·赫德森:次级低押贷款的贷款人发放贷款的时候没有进行信用审查,当时这些房屋的价格在膨胀,现在那些管理人拿着丰厚的补偿离任了。他们以不道德的方式为他们的客户设了一个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废除,给发放坏账的贷款经理带来了便利。《华尔街日报》的迈克尔?赫德森(不是我本人,是另一个同名者)描述了银行是如何通过其附属机构发放超越借款人还款能力的按揭贷款而获利的,因为银行知道自己可以转手将这些按揭贷款卖给其他人,从而摆脱责任。没有人知道谁应为违约买单。是目前的按揭贷款的持有人?是那些最早借下按揭贷款的人?还是那些现在已经置身局外,根本不会承担责任的按揭贷款经纪人?弄清楚这些将是一个漫长的法庭过程。

    《美国土地》:对于目前的这种情况,有什么补救办法吗?

   赫德森:我在这里讲述一种我认为不错的方法。这个方法在美国革命前的纽约州很流行,并且现在还作为法律被写在《欺诈交易法》(the law of fraudulent conveyance)中。在美国革命年代,许多纽约州的农民们从英国放款人那里借款,这些英国放款人放出的贷款远远超出了那些农民们正常的还款能力,然后,每到庄稼成熟之前,也就是在农民手中将要获得现金之前,这些英国放贷者就要求农民归还贷款。然而,农民们或者因为尚没有卖掉粮食而无法还贷,或者因为贷款数额太大而无力偿还,英国贷款人就取消了农民们的抵押品赎回权。为了阻止这种行为,纽约州通过了一项欺诈性交易法律,该法规定如果贷款人向根本无偿付能力的借款人放贷,这笔贷款将是无效的。如我前面所讲,这项法案仍然有效,并且上世纪80年代在法庭上经常引用,尤其是当恶意收购人想以巨额公司债务拖垮另一公司时。如果这项法案在全国实施,一旦“诱惑性”低利率调到很高的水平,则这项法案也将适用于次级贷款的借款人,以及那些签署了远超过自身还贷能力的贷款协议的借款人。

    《美国土地》: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大量的美元流到国外然后再流回到我们这里。我们希望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如何运作的?我们是如何从一个贷款国变成一个借款国,并且持续进行一场每周花费我们20亿美元的战争的?

    赫德森:我曾经在我的《超级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战略》一书中描述过这一过程。这本书的最新版于2003年出版。1951年,美国由一个国际收支盈余国变为赤字国。赤字产生于朝鲜战争。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全面的国际收支赤字的根源在于美国海外的军事开支。而在同期整个私人部门是收支平衡的,政府部门(军事除外)在其对外援助方面事实上处于盈余状态。1971年8月当尼克松总统取消金本位制度之后,美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赤字国。一旦欧洲和亚洲国家以及它们的中央银行不再把它们的过剩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它们只有一个选择,即用它们的外汇储备投资美国的国库券。那些中央银行不投资股票市场,不投资房地产,不购买企业。由于最安全,它们只买政府债券。由此美国发现,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多,注入到国外经济体的美元就越多。出口者和公司销售人是美元的持有人,他们要到中央银行把多余的美元换成本币,那么央行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处置这些美元?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购买美国国库券。

    无数的美元流入外国的中央银行,当它们转而购买美国国债时,它们的购买量足以为美国大部分联邦预算赤字提供融资。因此,国际收支赤字最终成为联邦预算赤字的融资方式。这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免费的融资工具,使得美国能够使用别国的储蓄发动战争,而不必动用自己的黄金储备、公司所有权和资源。这些国家的选择有限:他们的中央银行要么接受过多的美元,使之重新回流到美国的国债上;要么不购入,而是在市场上出售这些美元,那么这些国家的货币将会对美元升值。这将提高出口价格,导致出口行业的失业率增加。当他们抱怨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时候,美国政府却说:“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美国政府发现它可以保持国际收支赤字而永远不用偿还,迄今为止,美国财政部共欠外国中央银行2.5万亿美元。

    美国的经济无论如何也偿还不了这2.5万亿的巨额债务。这2.5万亿中将近一半是欠中国的,与此同时,美元仍源源不断地被注入到世界经济中。事实上,美国出口美元纸片、国债纸片,换回其他国家出口的货物和服务、出售的公司股权和自然资源。美元使美国获得免费午餐。美国欠外国中央银行的债务将永远都不会偿还。

    《美国土地》:难道这些国家不清楚这一切吗?

    赫德森:它们当然清楚,但是它们至今仍没有政治上的回应。因为这需要改变整个国际支付体系的运作方式,并将美国经济逐出全球经济轨道,隔离美国经济,直到美国能够付清其负债。这也要求重建欧洲和亚洲国内经济,用其国内市场代替出口市场。要求外国能够真正拒绝接受过多的美元,拒绝向美国出口,努力发展其国内市场。但是,德国反劳工的政府拒绝建设其国内市场。与德国相似,中国主要的生产仍用于出口。

    《美国土地》:它们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德国在面临高失业率的情况下还如此依赖国际贸易,中国也一样,什么时候它们拥有服务于自己的国内经济?

    赫德森:因为它们似乎并不关心自己的国内经济,除非旧的阶级斗争再次爆发。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就是这样传授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很多年前停止教授经济学的原因。许多人试图解释为什么欧洲中央银行如此白痴地加入这一体系。一个解释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某个人被绑架时,受害者尝试去认同绑匪,像德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这类受害者有这样一种意识,即无论如何都必须按照美国政府的主张行事。这是一种消极的心理。但是对于欧洲和亚洲来说,这样做有悖于所有国际关系理论。根据这些理论,每个国家均应该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但是如今的世道似乎只有美国政府在这样做。美国为什么喜欢用美元纸片换取外国的资源,很容易理解;可这些外国政府为什么如此配合,就很令人费解了。

    《美国土地》:这些国家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经济呢?

    赫德森:我认为,欧洲可以采取双重的汇率体系,例如,对于资本账户实行一种汇率,而对于贸易账户实行另一种汇率。这样可以像美国所做的那样,征收利息均等税来平衡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利率;它可以如美国国会1921年在德国马克升值时做的那样,针对升值的货币设置浮动的关税;或者它可以使用美元购买德国境内的美国资产,使之国家化。这样可以用实际资产而不是美元纸片来结算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欧洲大陆似乎是一个纯粹按照惯性做事的大陆,似乎不太关注历史教训,无论如何,这种不体面的行为,就是为什么拉姆斯菲尔德轻蔑地称之为“旧欧洲”的原因。欧洲已经不再有管理其外交和国内经济增长的优势了。他们认为出口商品给美国人比提供给自己的人民更能获得利益。

    《美国土地》:为什么他们要漠视自己的国内经济呢?

    赫德森:我能想到的惟一原因是:中央银行热衷于阶级战争,他们被训练成如此憎恨劳工,以至于他们愿意免费给美国任何东西,如果这样做能够损害自己的国家的劳工的话。这种反劳工的意识形态是在中央银行获得工作机会的前提条件。

    美国一直都是世界上主要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家。通过保护主义,美国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和农业。然而,荒谬的是,美国采取的农业保护主义,让美国农业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取得了比这个世界上和历史上任何行业都高的生产率。美国一直以来都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其他国家之上,这是很正常的事。令人觉得不正常的是其他国家并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它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大力推进对美国食品和美元的依赖。

    《美国土地》:您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进驻巴拿马?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赫德森:有一些国家不具备国家的特征,巴拿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货币、外交政策、税收体系。但是,美国想吞并巴拿马,控制作为世界商业咽喉的巴拿马运河。可以说,美国希望拥有巴拿马运河的收费权。美国企图从当时的诺列加总统手中抢夺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而诺列加并不是美国想要的可靠傀儡。

    《美国土地》:为什么巴拿马对国际石油业和银行业如此重要?

    赫德森:石油行业不愿意缴税,并由此创造出巴拿马和利比里亚两个伪国家以便石油公司在那里注册他们的国际船运公司。这就是所谓的“方便旗”(指商船为逃避税收而向别国注册并挂该国旗帜),意在通过在别国设立虚拟公司以逃避本国的税收监管。就像埃克森石油公司的财务总监曾经对我解释的那样,石油公司将其在欧佩克成员国生产的原油,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它们在巴拿马或其他伪国家的附属船运公司,这个价格低到可以不向欧佩克成员国税收当局申报任何净收入。在巴拿马注册的那些船运公司转手把这些原油以极高的价格卖给他们在欧洲或者特立尼达这类准国家设立的炼油厂,这一价格高到使这些处于下游的生产企业根本无利可图。因此,所有的利润都集中在巴拿马、利比里亚或其他无需缴税的避税天堂。

    《美国土地》:这些是怎么发生的呢?

    赫德森:越战期间,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前往大通银行和其他一些银行游说,希望它们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使之换成美元,平衡由于战争而引起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他与银行算出这个世界上最具现金流动性的行业是毒品和犯罪业,如黑手党、哥伦比亚的毒品集团等等,当然也包括美国为了在整个拉丁美洲、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维持其权力并进行阶级战争所扶植的独裁者们的腐败行为。然而,那个时候它们的主要钱财都集中于瑞士银行的账户之中,从而推高了瑞士的通货。因此,大通银行和其他银行在加勒比海和其他准国家岛屿建立分行以吸引资金。比如,开曼群岛本来已经宣布从大不列颠独立,却又在独立之后再次加入大英帝国,从而成为一个洗钱中心。在这些国家建立分行的美国银行们找到了一个廉价的资金来源,也通过在这些国家建立本地虚拟公司(时称“多层面纱”)找到了帮助它们的客户避税的方法。但是,存款从这些避税分支机构再循环到纽约和其他金融中心城市。黑钱就这样变成了美国平衡收支的支柱,与此相伴的是,推动国外对美国粮食出口的食品依赖。

    《美国土地》:阿连德在智利被推翻是国家安全问题吗?

    赫德森:不,那纯粹是意识形态。基辛格说如果智利人愚蠢到投票给一个不支持美国的人,那他就等着被推翻吧。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跳出来说,实现自由市场经济惟一的方式就是关闭这个国家除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这所大学与芝加哥大学有紧密联系)之外的所有的政府经济部门,然后流放、迫害或者谋杀那些和我们有不同思想的人。可以说,自由市场诞生于枪口之下。在枪口下经济被私有化,并成为少数内部利益集团的盛宴。这也是小布什试图把美国社会保障进行私有化的模仿对象,还把这伪装成一场胜利,而不是一场国家的灾难。20世纪70年代末,智利几乎每一个私有化了的社会保障基金都垮掉了,它们直接掠夺工人的养老基金储蓄,并转移至银行,而这些银行是那些支持军事集团的大财团的一部分。

    《美国土地》:谁是这个阴谋的幕后杀手呢?

    赫德森:由基辛格在智利之外动员起来的国际暗杀力量,对阿根廷、其他拉美国家以及美国人民进行谋杀。这根本不涉及真正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实上,在大的时间跨度内,你可以看到拉丁美洲国家如巴西、智利、委内瑞拉反对美国从事的暗杀政策的整整一代的教授和社会评论员都被谋杀了或被驱逐出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独裁永存,同时给其他可能寻求从美国经济中独立的国家一个警告。

    《美国土地》:皮诺切特分子在哪里发迹?

    赫德森:克林顿时期以财政部长鲁宾为代表的民主党的想法是,准备在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做他们基本上曾在智利所做的事情。智利是20世纪80—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最大骗局的先例。芝加哥大学教授阿诺?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是智利谋杀的策划者,他娶了一个智利妻子并做了皮诺切特独裁政府的顾问。他成功地摧毁了智利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并对公共部门进行私有化,进行英国圈地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财产掠夺。有人希望安排他去哈佛任教并担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主任。值得称赞的是,哈佛学生抗议并指控哈伯格在皮诺切特政权中幕后指使谋杀那些与他见解不同的教授。杀掉不认同你理念的人,这真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学术界的好方法呀!哈佛最终没有接受哈伯格,而是把这一职位给了不太知名也不那么劣迹斑斑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那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萨克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幌子,通过他的紧缩的计划和休克疗法摧毁了南斯拉夫的经济。因此,萨克斯成为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主任,并前往俄罗斯导演了本质上曾在智利上演过的一幕,即不经过流血但可以让数百万人死于丧失生活意志的贫困、酗酒、吸毒。

    成为寡头和窃国大盗的俄罗斯恶势力建立了他们所谓的右翼力量联盟,换个词,他们明确地称自已为皮诺切特分子。他们崇拜皮诺切特,想让俄罗斯经济私有化,并无偿占有国家资产。这个想法和在智利发生的一模一样,在那里,军事集团的支持者们建立一家银行,政府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存在私人银行里,然后这些人把国有公司进行拍卖。银行将会用政府存款签发支票给政府以换来公司的私有化。政府拿到支票之后重新存入银行。所以,实际上这是私有企业的免费接管。

    很大程度上,前苏联的党团核心成员、非法的内部人进入了核心集团。这就是一个把俄罗斯公共财产免费送给政治内部人的过程,这与美国在19世纪中期把西部的土地送给铁路大亨,最终使之成为美国最大的地主如出一辙。

    《美国土地》:这也就是导致普京与寡头之间对峙的原因?普京把霍多尔科夫斯基关押起来,这就是所谓的杀鸡吓猴吗?

     赫德森:霍多尔科夫斯基不仅是俄国最声名狼藉的逃税者,而且他把俄罗斯的石油工业进行私有化,正打算像列别佐夫斯基和其他俄罗斯寡头所做的那样,转手把他的公司卖给埃克森石油公司,把资金转移出俄国。本质上看,就是把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出卖给其冷战对手美国。如果霍多尔科夫斯基真的这样做了,俄罗斯经济将被彻底摧毁。霍多尔科夫斯基还宣称说他将参加总统竞选并且充当右翼皮诺切特党的主要资助人。这实际上就是右翼力量党。所以,毫无疑问,普京把他投入监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他们是最大的窃国大盗,建立了这个世界上最集中的寡头统治。需要指出的是,相同的现象几乎发生在前苏联的每个共和国。他们都为工人设计毫无价值的虚假证券私有化计划。他们都把资源和土地出卖给内部人。曾经和我一起工作的人提出了更好的计划。但是世界银行和右翼智库大量贿赂当地的市长和官员,换取对土地的免税,以及不把土地和自然资源保留在公共领域。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摧毁俄罗斯的农业,它们使农业机械和种子行业得不到资金,从而使俄罗斯依赖来自美国的食品进口。当然,其他行业也遭受了打击,尤其是制造业。美国的想法是彻底摧毁前苏联的工业体系,一个国家的工业被摧毁就无法支撑其军事工业。

     这个计划是1990年在休斯顿,在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组织专门针对俄罗斯问题而召开的会议上提出来的。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人很沮丧,他们本以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会像美国发展自己那样帮助俄罗斯发展。他们没有意识到美国不仅不愿意看到任何竞争对手,美国甚至不愿意看到任何合作伙伴,他们只希望有附庸国和属地。在苏联解体之前,新自由主义计划的轮廓已经清晰。这个方法首先是通过恶性通货膨胀洗劫每个人的储蓄,其次是当整个经济没有任何购买力的时候,对其进行私有化。现在,在国内储蓄无力购买的情况下,廉价出售政府资产,很显然,此时政府除了把这些资产无偿或以一美分的价格卖给内部人外,惟一有能力买得起的就是外国人。如果政府以二美分的价格把这些资产出售给美国人或者其他外国投资者,外国投资者将会成为亿万富翁。同时,通过一个价值十亿美元的投资,美国将会得到千亿美元价值的资产,从而获得对俄罗斯原材料、农业、土地、房地产和制造业的控制权。

     美国已经撕毁了几乎所有与俄罗斯签订的条约,这些条约曾经承诺如果苏联解体,美国将不会推动北约扩充到那些从俄罗斯分离出来的国家。正如普京最近指出的那样,美国几乎是立即推翻了承诺。美国承诺共同裁减核武器,但现在却背信弃义。目前,这迫使俄罗斯与中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结盟,印度很可能也会加入。这样,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其他美国官员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中俄同盟的噩梦,在克林顿和布什政府的卑劣行径的推动下终于成为了现实。

    《美国土地》:美元不断贬值的同时,中国正在通过买入我们的货币为我们的战争融资。

    赫德森:绝对如此。

    《美国土地》:如果中国人停止购买我们的货币,那将会发生什么呢?

    赫德森:如果那样,我们将不能在伊拉克或其他任何地方发动战争。

    《美国土地》:这提出一个问题,世界将会忍受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多久?

    赫德森:没有人知道能够有多久,除非有人推翻这个货币体制。从美国的观点看,答案就是:一种推力不断进行,直到发生逆转反应。然而,美国仍没有看到任何反应,所以美国将没有限制地走下去,直到某些国家采取某种方式终止美国的免费午餐。

    《美国土地》:为什么会有这些战争呢?

    赫德森:这是一个残酷的法则。我们想要让世界明白,当任何一个国家不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时都会被推翻。我们希望控制石油,想到处设立军事基地和海运基地。基本上,这些战争要保障以下观点,即世界上的所有资源都必须置于美国的有效控制之下。任何不合作的国家和个人都将遭到暗杀、制裁、石油禁运,甚至袭击。

    《美国土地》:换句话来说,遍布全球的737个军事基地是不是正在某种程度上在恐吓这个世界?

    赫德森:我并不认为他们担心军事行动,因为你必须侵略才能从军事上征服一个国家。你可以通过空中或海上轻而易举地轰炸一个国家,但是美国没有人力去侵略或从内部控制一个国家。从这种意义上讲,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纸老虎。

    《美国土地》:我们甚至不能实施有效占领,不是吗?

    赫德森:正是如此。美国军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正陷入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所以说没必要担心军事威胁。这是财富的失败,没有人设想任何替代的选择。

    《美国土地》:是不是可以说战争已经过时,原子弹已经过时?

    赫德森:是的,因为拥有原子弹的国家面临着约束:它们不能使用原子弹。原子弹不能为美国赢得朝鲜战争,也没能赢得越南战争,同样也无法赢得近东的石油战争。美国的核武器无所作为。

    《美国土地》: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意志问题。

    赫德森:是的,不但是意志问题,而且是想像力问题。诸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样的美国政府的代理机构,在全球投入巨资支持学术和学者,排挤任何替代性的国际外交方案的研讨。除了委内瑞拉和少数国家之外,其他国家甚至不考虑保护自己的产业。

    《美国土地》:在您的论文中,您认为土地大概占真实财富的75%—80%。

    赫德森:是的。

    《美国土地》:是土地,还是来自土地的产品?

    赫德森:是土地本身,它定义为包括地上附属资源,甚至地上的广播的波长频率。但是,主要还是土地,包括城市的区位价值、供给“瓶颈”和农村的农业耕种土壤。即使当罗马帝国步入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土地所有制阶段,人们还是把财富投入到土地,以此作为对财富收入的主要控制手段。例如,纽约市房地产的价值大大超过美国所有工业厂房和设备的价值。土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地域具有自身价值。

    《美国土地》:这是不是表明您属于亨利?乔治的学派?

    赫德森:这基本上是古典经济学。我更愿意谈论索尔斯坦?凡勃伦和西蒙?派顿,而不是乔治。乔治谈论农村土地,并不谈论城市土地;由于他是一个新闻记者而不是经济学家,他对经济租金几乎没有清晰的概念。他的追随者的活动也不是学术活动,而主要是为建筑业进行游说,试图将税负从高楼大厦和设施转移到工人的住宅上。那并不是乔治本人提出的。大多数人都知道乔治是《贫穷与进步》一书的作者,这是他在1879年出版的一本非常精彩的书。但是自从1886年竞选纽约市长之后,他被政客控制并从左翼转向右翼。他创办自己的报纸和政党,并变成一个宗派主义者。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拒绝谈论货币政策、债务和利息问题,逐渐疏离了他的多数追随者。外部购买人通过从银行贷款以购买方式进入不动产,并允诺用租金偿还银行利息费用,而他对用租金偿还银行利息的过程毫无概念。无论是乔治自己还是乔治主义的运行体系都对此不甚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像迈克尔?弗卢夏姆(Michael Flurscheim)这样的他的最贴近的追随者和写作了《美国豪门巨富史》的古斯塔夫斯?迈尔斯(Gustavus Myers)这样的作家都同他决裂的原因。乔治甚至把麦克林恩神父排除出他的运动,其根据是,天主教会是共产主义的。所以说,乔治成为一个早期的麦卡锡主义分子。

    《美国土地》:您提到了索尔斯坦?凡勃伦。

    赫德森:1923年,凡勃伦写了一本非常好的书叫《不在场产权与商业企业》。他说,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小城,你就要明白大多数市长的竞选和政治都是当地房地产开发商操办的,美国所有的城市都是一个房地产推广项目。城市助推手和政论作家的目标是提升土地价值,以便房地产商可以转手出售他们的土地和不动产,获得资本收益,即土地价格收益。可以说无论在凡勃伦时代的小城镇,还是在今天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都存在这样的事实。如今每个城市,甚至国家层面上最大的竞选捐款人,都是房地产利益集团,他们背后是金融利益集团。因此,银行明白,降低物业税表面上有利于房主或农场主,实际上使外部购买者向银行获取资金买进不动产成为可能。物业税越低,更多的净经济租金抵押给银行并被资本化为抵押贷款。政府削减物业税时,事实上,并没有降低房地产所有者或房主的运营成本。这仅仅是用向银行支付利息代替了税负。问题是,由于那些市和县不再征收物业税,它们不得不转向征收所得税和营业税。我在2006年5月发表于《哈珀斯》杂志的一篇文章中用大约12张图表描述了这些问题。

    《美国土地》:他们应该解散中央情报局,然后代之以订阅《哈珀斯》杂志。

    赫德森:那无疑会节省很多钱,而且可能会取得更好的结果。

    《美国土地》:几个月前,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说,如果艾伦?格林斯潘去世,我们将不得不给他带上墨镜然后把他送进像电影《万世英雄》中那样传说的战争中去。万世英雄死时,人们在他的背下面放置了一根权杖,让他掌控与摩尔人的战斗。换句话说,麦凯恩是在说,此人是如此地杰出和重要以至我们前进的途中确实不能没有他。我想知道您对这一神人的看法。

    赫德森:联邦储备委员会选择格林斯潘的原因在于,他既不杰出也不显赫。我给你讲一些掌故。我过去在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工作,保罗?沃尔克比我的职位高得多。20世纪70年代,我不得不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造访白宫,并偶遇一名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说:“迈克尔,你同保罗?沃尔克一起工作,和他一起出席会议,你觉得他像什么?”我说,“哦,在会上,沃尔克可能是这样的人,他会说‘X先生这样说,B先生那样说’,并且他总是能够复述每一个人的观点而永不表明自己的观点,总是作居于中间的那个人。”那个政客说:“那就是我们想要的人”。果真,几周后,沃尔克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当格林斯潘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时,他的角色主要是一个反劳工政策的花言巧语的设计师。记得我曾说过,中央银行的角色是代表商业银行界、金融部门来反对劳工。格林斯潘被认为是一个政治仆从,一个负责为他的雇主发布骗人广告的专家。他非常像案例中老练的证人,老练的证人会尽力将结论导向有利于其雇主的方向。可以说,他是一个专业的辩护人。格林斯潘证明了他作为一个反劳工的专业辩护人的能力。1982年,为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他将税负从有钱人身上转移到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的90%的社会底层人身上。他通过了审查,因此让他当美联储的领导者很合适。你不希望美联储的领导者很杰出,你希望他不会吓着你,希望有人只是低声咕哝些老生常谈。就格林斯潘而言,爱因?兰德(Agn Rand)的自由市场的行话塑造了他的整个职业特征。

    《美国土地》:税负从高收入者转移到低收入者身上,这不是非常接近朝鲜战争以来的情况吗?

    赫德森:是的。他们假称要促进储蓄,但根本没有这样做。他们所做的是把储蓄的用途从投资实物生产,转向给占人口90%的底层人民提供新借款。今天,尽管总储蓄率(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全部储蓄占全部收入的比率)与过去一样高,但情况却是,这些储蓄的100%被10%最有钱的人和金融机构借贷给90%的底层人民。因此,某人的储蓄表现为别人的债务。

    《美国土地》:人们议论纷纷的社会保障储蓄发生了什么?

    赫德森:几个月前,布什总统十分确切地说过事实上社会保障体系根本没有任何钱。它只是一部虚幻的账本。我们说社会保障体系持有美国国库券,但是财政部既不会偿还外国中央银行的美元存款,也不会偿还社会保障体系持有的国库券。

    《美国土地》:与此同时,它却将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从30%增加到大概45%。

    赫德森:是的,非常正确。他们假称这是费用由用者自付,但是,过去人们习惯于用主要指向最富有的阶层的一般性纳税收入——累进税来支付它。同时,格林斯潘所称“财富创造”是他对债务创造的委婉说法。

    《美国土地》:对于正在进行的政治上的大选,您有什么评价?

    赫德森:每次国家大选,投票率越来越低,这一状况可能将持续下去。看起来民主党基本上由那些自称民主主义的“克林顿们”来运作。如果一个人真的反对战争,那你可能选择共和党管理而不是民主党。因为,外国政府是如此地蔑视和不信任共和党人的布什政府,以至于别的共和党总统决不可能去推行克林顿式民主党人将追求的好战政策。我不能想像,反对战争的大多数人会去投希拉里或者其他共和党右翼分子的票。

    《美国土地》:在美国货币研究所的会议上,您说,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共和党可能真的愿意做一些努力让布什总统连任,但是,由于那是不可能的,他们下一个选择就是希拉里。

    赫德森:当然,你能从竞选捐助模式上看到这一点。布什的最主要的捐助人在最近的两场选举中也是希拉里的主要捐助人。因此你就能够明白,她在受谁控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基本上是一个私有化的政治进程。政治被出卖给竞选捐助人。你可以看希拉里和其他人,再继续看他们的捐助人,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期望的政策到底是怎样的。你也可以去看顾问,奥巴马的顾问是民主党国家委员会领袖,在上次选举中他拒绝支持反战的民主党人,并且只乐于将民主党基金给支持战争的民主党人。我认为奥巴马和希拉里一样支持战争。如果你支持战争但是你也想赢得选举,你说“我反对战争”,然后一旦当选,你就说,“那么,当然,这是正义的战争并且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安全,”就像威尔逊在“一战”中所做的那样。

    《美国土地》:希拉里不也是那样吗?

    赫德森:是的。很显然她是右派,和她的丈夫一样,她是一个披着民主外衣的华尔街共和党人。

    《美国土地》:是的,虽然她在谈论反对战争,但总是模棱两可,避免做正面回答。

    赫德森:我从未听到过她谈论反对战争。我想,乔治?爱德华兹最近谴责她支持李伯曼提案的辩论非常出色。她反对伊拉克战争,是因为她想要侵略并轰炸伊朗。这很疯狂。这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支持李伯曼进行伊朗战争的提案,她将自己置于他们的右翼。

    这很像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据报道,他曾说过:“如果你不能出卖他们,那么拥有选民支持干什么呢?”对民主党的支持者,希拉里也同样会这样说。无论何时,当一个民主党人竞选总统,你都不得不问他们将于何时何地发动战争,因为在布什发动近东战争以前,美国历史上的历次战争几乎都是由民主党人领导的。希拉里已经告诉我们她的回答。她将与伊朗开战。

    《美国土地》: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正在退出大选投票的原因。■

 

西方经济学是如何误导国人的

黄卫东

    经济学本身应是揭示经济运行规律的学问。例如,马克思揭示自由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生产能力过剩的经济危机。凯恩斯提出了政府干预的解决方案,使资本主义得以延续发展。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得比同时代社会主义好,这是我们国家近30年致力于学习西方的主要原因。但是,资本家自私本性并没有改变,西方给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夹带了很多误导我们的东西,例如,比较优势理论、资本和市场万能的理论。我们在这些错误理论的误导下,采取了很多错误的政策,这是目前我国经济遭遇很多困难的主要原因。

    1,鼓吹资本的神奇作用: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如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中,产出与资本存量成正比,经济增长率就是资本增长率。在所有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资本都是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因素之一。为了推销这种理论,美国发展了各种金融市场,搞起了五花八门的金融创新,在金融市场这个赌博场内,不断制造金融资本神话,吸引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力,向全世界展示资本的威力。

    然而,马克思经济理论认为,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是劳动者劳动效率提高带来的。金融资本本身没有多少价值,资本实际代表的是劳动者生产的存量财富,它们是经济的基础。正如大量黄金在古代原始社会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在现代代表的是财富。在现实中,西方国家并不相信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他们不断发展技术,依靠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数百年历史里,他们吃尽资本的苦头。由于压低工人工资,增加投资,使消费能力不断下降,生产能力不断上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每隔8-10年就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抢占第三世界国家市场,不断发展战争,包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二战以后,他们认识到,不能单纯增加投资,还必须维持消费与生产平衡,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提高老百姓消费能力。再也不做促进投资的工作。目前西方国家工资总额占GDP50%以上,加上社会保障等支出,消费占GDP70%以上。然而,西方这套理论却不断向第三世界国家推销,我国在这套理论误导下,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引进了股市、等金融市场手段,同时为了吸引外资,制度了各种优惠政策,到目前为止,约吸引了6000亿美元投资,仅相当于我国目前拥有外汇的三分之一。不断降低劳动者工资在GDP的比例,从而提高投资比例,目前已下降到前所未有的11%,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将产品销往国外,换来美元白条。目前40%产品市场依靠国外,同时政府将招商引资作为主要工作,作为第一政绩,不断从世界各地引来资本家,加大投资力度,依靠投资规模来发展经济,普通老百姓工资却始终不增长,甚至因为通货膨胀而下降,使生产和消费愈加不平衡,经济走上危险的羊肠小岛。国内28个开放行业都被外资垄断,民工为中外资本家在不断创造财富,自己却在城市无立锥之地,为资本家献出自己的青春和汗水,等老了或伤残了,就只好两手空空回家。国内引进的股市等成了资本家的提款机,他们通过操纵股市,不断从股民中卷走财富,使我们的消费能力不断下降,加剧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从而使我们的经济更加依靠美国的市场,更加容易崩溃。美国的金融市场实质上是美国的金融大鳄骗走中国外汇财富的赌场。次贷市场已经卷走了近四千亿美元,现在又邀请中国参股救助美国的商业银行,等着卷走更多的中国外汇财富。

    2,给中国推销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不同商品的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获得更多的财富。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我们国家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成本低,因而通过压低工资来发展我国的经济,工资占gdp百分比年年下降,目前已下降到11%左右,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大于50%的水平。在这种理论误导下,中国不增加劳动者收入,使国内消费很低,导致生产和消费严重不平衡,严重依赖美国市场。

    然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相信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例如,美国在发展玉米酒精作为汽车燃料时,其成本远远高于巴西甘蔗酒精,但是美国从来不考虑比较优势。与巴西相比,这个行业美国没有一点优势,因为玉米是淀粉为主,淀粉是葡萄糖聚合形成的大分子,发酵生产酒精时,需要先用酶催化高温(摄氏110度)解聚后在发酵,生产成本较高,而且玉米产量低而生产成本高于甘蔗。巴西国内汽车燃料主要来自甘蔗生产的酒精,以甘蔗生产燃料酒精历史已超过30年,技术成熟,甘蔗是两个葡萄糖分子缩合形成的蔗糖,可直接发酵生产酒精,成本低。美国政府通过补贴大力扶持使用玉米生产酒精,因为西方国家认识到,自己不能生产自己必需的大宗商品,最终这个商品的购买价格会增长到远远大于自己生产的价格,使自己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像中国的大豆生产市场化了,在美国政府补贴的大豆冲击下,生产不断下降,等到现在我们的大豆生产量远远低于我们的需求,大豆及其相关产品价格就在美国的控制下直线上升,远远高于我们自己生产的价格,使我们付出沉重代价。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长期以来还通过补贴发展扶持农业。

    应用比较优势理论指导国家发展是根本错误的。应用这个理论的国家必须要求别国能与它按劳公平交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交换价格中劳动力成本和利润相近,另一方面是积累的货币财富能公平地购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特别是技术设备。前一方面涉及到交换时两国产品比价,实际商品交换时,由于生产技术垄断,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换严重不平等,在美国主导的西方经济体系中,美国一个人的日劳动量可以交换中国一百人的日劳动量。更为重要的是后一方面。在比较优势理论中,假设我们积累了货币资本,可以购买技术设备等发展新的产业,如高技术产业,实际操作起来,根本行不通。因为我们发展产业需要的不是货币资本,需要的是技术和设备,它不能通过积累货币资本通过交换来获得,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技术人员通过研发,产业人员应用和生产去积累,国内还必须为它留足市场,一旦我们采用比较优势理论,必然放弃了这些工作,包括市场,就为今后放弃比较优势理论,自我发展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向别国放开市场,必然产生了依赖市场的利益集团,他们会为今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阻止国内产业发展。西方国家始终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美处于反苏共同需要,实际处于某种同盟的时候,美国和其西方盟国对中国的封锁要求都超出了前苏联。苏联崩溃以后,美国一段时间内更是以中国为主要对手,拦截“银河号”,炸中国大使馆,入侵中国领海撞中国的飞机,向台湾大量销售武器。

    总统布什上任之初,公开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认为: “中国不论变成何种制度,都是美国潜在的对手”。为了防止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地位形成的威胁,美国国内媒体还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为各种敌视中国行动制造舆论(刘斌,也谈中国威胁论,当代世界,2007年第七期)。近年来,在技术封锁方面,虽然也有一些松动表示,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欺骗行为,让一些中国人继续幻想,从而延缓自己的发展进程,实际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加强了。西方国家和日本、韩国结成了同盟,他们可以向日韩转移技术,绝对不会向中国转移技术。否则中国发展起来了,发展水平达到美国水平,大家可以想象,消耗的石油如果人均水平与美国一样,世界资源必然引起短缺,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必然大幅下降;此外,美国人担心的是中国压倒优势,会怎样对待美国和西方,会不会象美国人对待印第安人那样。因此,指望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是不可能的。

    即使两个国家之间处于非敌对的自由竞争状态,采用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经济也是不可能的。人是自私的,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到了国家之间也是相同的。竞争对手是不会将他们优势产业中的技术卖给竞争对手的,让竞争对手赶上;也不会进行平等交换的,在一国没有技术生产一种必须商品时,必然被对手攫取超额利润。在应用比较优势理论指导国家经济发展时,这个理论实质上违背了西方经济学所提出的最基本假设。

    西方国家还有一个误导我们的观点是说发展技术需要消耗大量资源。例如,空中客车中国公司总裁博龙也认为中国的技术和资金资源完全可以自己造大飞机,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同时表示,这样做需要很大的资源投入,也需要很长时间。然而,实际上,发展技术主要消耗人力资源,西方往往误导我们,让我们将货币资源理解为货币代表的物质资源。通常研制过程中消耗的材料很少,主要是人员工资,而人的基本物质需求,不管工作与否,都是要消耗的,是否利用这些人力资源,基本生活品消耗量差别很小。现实中,近年来,我们多的就是人力资源,大学毕业生和硕士博士培养数量急剧增加,高学历人员过剩严重。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很多年来,采取造不与租、租不与买的方针,很少进行自己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国家投入很小,企业也没有投入环境,技术人才市场需求不断萎缩有关。国家培养的高学历人才失业严重,是严重浪费。使用自己的人才,不仅发展自己的技术,减少失业,而且增加消费,缓解我国目前非常严重的生产和消费不平衡状态,对国家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而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线上进行生产的劳动者已经很少,主要劳动者是科研和教育人员,不断推进技术进步。著名的IBM公司有多少生产人员。

    现实中,我们有很多经验教训。我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达到了大型飞机上天试飞,当时欧洲的空中客车不过早上天十年,后来我们放弃改进,直到现在又重新从零开始,我们在此期间,多次希望通过合资合作购买等获得飞机制造技术,但均不成功,三十年来,我们只能购买民用飞机,在航空方面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当时我们自己去做。

    3, 鼓吹市场可以优化配置资源。

    西方经济学向我们推销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配置资源,搞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可以优化资源的配置。一些人出于个人利益考虑,还有更多的人被误导,接受市场可以配制资源观点。比如,房子涨价了,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资源就会配置到房子上来,猪肉涨价了,资源就会配置到养猪上来。由于房子涨价,房子的利润会相对提高,人们自然会把更多的资源用来盖房子。

    美国一直号称是市场经济,最近,美国政府准备花7000亿美元救助美国的金融机构,一些经济学家就评论,美国50年市场经济被打破。然而,实际上,美国自二战以后,从来就不是市场经济。美国最重要的劳动力市场,受美国政府严格控制,包括制定最低工资制度,纳税制度、福利制度。美国的技术和产业发展受美国政府控制,先后制定登月计划、星球大战计划、国民教育计划、互联网发展计划、玉米酒精发展计划等。政府配套相应的补贴措施。美国一直对自己的农业实施补贴,从来也不会让市场主导自己的农业生产。为什么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石油公司即使出高价,也仍然失败。因为美国有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你中海油出的价钱高,可就是不卖给你。美国的高科技是禁止卖给中国的,中国要想通过市场买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是绝对做不到的。历史上,西方国家吃尽了市场经济的苦头。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就是不断导致产品生产量远远大于消费量,每10年左右就给他们带来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为了市场还不断挑起战争,使经济彻底崩溃。

    只要人还是自私的,市场就不可能优化配置资源。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买什么、买多少,由消费者根据市场价格和自己的收入和偏好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要看生产什么更赚钱。然而,人们购买什么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直到购买的那一刻才决定的,因此,需求实质上是难以预测的。房地产市场高涨时,投机者以为房价会不断上涨,只要买房就会赚钱,不加控制的市场会导致房地产越来越繁荣,投入的资金不断增多,房子也越建越多,然而,繁荣的背后是泡沫,建好的房子大多空置,并没有被使用,当泡沫越来越大,终于破灭的时候,经济就轰然倒地。生产和销售平衡是无法由市场自动实现的。我们从现实中可以看到,商品积压是常态,我们必须时刻注意,调整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控制和减小商品积压率。

    总的来说,西方精英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意尊重经济规律,但是西方推销的经济学却是误导别人的经济学。西方发展经济学主要论述如何发展生产,不提和少提同样关键的消费能力培养包括分配问题。而在当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最不市场化,最受政府控制的是分配,是劳动者收入。西方国家政府制定福利制度,制定最低工资制度。这是因为马克思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历史周期性经济危机所证明了的,分配市场化必然导致经济危机。自罗斯福采用凯恩斯对策以来,才通过政府介入彻底摆脱了这个问题。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如何通过政府调控劳动力市场,在现有的西方经济学著作中却很少提及。我们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家被严重误导,相信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理论。国内生产能力非常大,却让资本家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拿走大部分财富,使普通劳动者收入很少,从而使自己的老百姓无钱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送给美国人换来并无多少价值的美元白条,美国人不要,自己的生产线就必须停产,经济就面临停滞甚至崩溃,这真是荒谬透顶的经济政策。

    过去我们没有强大的生产能力,经济规模由生产能力决定,现在我们生产能力上去了,消费能力严重滞后,使生产能力无法发挥,从而降低经济规模。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建设社会保障系统,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从而提高消费能力,这是一个西方二战前就开始应用,并且一直在西方普遍应用的手段,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目的的手段。

 

规制国家与中国再社会主义化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08-10-07

  不规制,就是死亡。这是人们能够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得出来的最简单的结论。因为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程度已经到达很高的程度,美国金融危机势必严重损害到中国经济,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就这一点,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访问美国期间已经表述得相当清楚。但是,中国的问题还远远不止如此。

  尽管中国还处于工业化早期,但经济规制或者监管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要比美国更甚。如果说美国的监管问题主要出在金融经济而非实体经济,那么中国无论在实体经济还是金融经济上都存在监管严重不足甚至完全缺失的情况。实体经济中的监管问题如这次的三鹿毒奶事件和山西襄汾的山泥倾泻事件因为媒体透明度的增加被不断报道出来。但金融领域并不是没有问题,只是透明度不如实体经济那样高罢了。

  不管怎样,所有这样那样监管问题的存在,表明了中共面临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那就是政府与资本的关系,或者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关系问题。可以这么说,中国历届政府无论是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还是现在的共产党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些年,中共一直在强调执政能力问题。但在种种执政能力那里,市场经济如何监管,这一关还没有过。同时,在理论上说,直面这个问题也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再思考。

贫穷社会主义的弊端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社会秩序是建立在“士、农、工、商”这一既是道德也是政治概念之上的。这里的“士”不仅仅是教育概念,更是道德概念。“商”在中国文化中隐含有一些非道德诸如投机和欺诈等意思。

  农、工(小手工业)是传统王权的基础,而作为统治者的“士”是绝对不会让“商”有坐大的机会的。历代的统治者都千方百计地来遏制商业活动,例如一旦当统治者感到商人的政治威胁时,就往往把商人和土地绑在一起,让他们成为地主。如果还不行,就会动用国家力量消灭商人。所以,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有商业发达的很多时候,但中国从来就没有发展出一个独立的商业阶层。这也就是中国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和西方接触以后,中国开始意识到近代化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但作为后来者,中国的民族资本很难和西方资本进行有意义的竞争,于是政府就进入资本领域,要不成为资本的主体,要不成为资本的后台力量。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政府和资本或者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到了国民党时代就最终演变成了政治权力高度依赖于经济权力的局面,最典型的就是“四大家族”问题。

  当政治高度依赖经济的时候,也就是政治力量毫无能力规制经济力量的时候。当然,当政治权力失去自主性的时候,政府就没有任何能力来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利益。这是国民党失去政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建国以后,中国逐渐走上当时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道路,厌恶商业和商业阶层,最终消灭了私有制。但消灭了商业和商业阶层之后,经济发展就失去了活力。在计划经济之下,人们个个贫穷,就是贫穷社会主义。这当然和马克思原来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这种情况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完全改观。大多数中国人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了短短一段时间对市场经济抱怀疑态度之后,自90年代开始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同样极端的市场化道路。在理论层面中国走的是不是学术界所指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可以争论。但从现实面看中国的改革很多方面,表现出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色彩。如果说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是因为那里的政权的垮台而解体,在中国则是用政权的力量加以摧毁的。

目前美欧都在社会主义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亲商”是各级政府的政策的唯一关键词。要发展经济,亲商非常重要。敌视商业或者对之不友好的政策是不能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各级政府的亲商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建设规制国家的努力就是在种种亲商行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最终发展成为名为亲商,实则害商。

  亲商就是要善待企业。如何善待企业?就是要为企业提供有利于良性竞争和发展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同时还要规制企业行为,防止企业恶行,最终自我灭亡。而中国各级政府的一些行为与其说是亲商,倒不如说害商。政府帮助企业提供和保持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企业雇员的权利并不在政府和企业的考量之中。

  政府对企业实行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地方保护主义。只要为地方带巨额利益的企业,政府都为不惜一切手段加以保护。在国家层面,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就会罩上“保护民族产业”的旗帜。对一些所谓的国家名牌实行质量免检就是表现之一。这样,规制就失去了空间。这些年来,中央政府想方设法进行规制建设,但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的情况下,规制并没有任何空间,就是说,各种规制没有可能得到实施。

  在不规制,或者没有有效的规制下,就造成一种“劣币淘汰良币”的局面,导致商业之间竞争的邪恶化,就是说越是恶劣行为就越具有竞争能力。一些真正的名牌就被这种恶性竞争所拖垮。中国的奶制品行业就存在着这种情况。这次三鹿事件本身就是没有规制的恶性竞争下的必然产物。

  规制缺失的情况在金融领域也非常严重。尽管中国实体经济还不发达,但因为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同时也俨然进入了金融时代。银行业在短短时间里飞速发展。在很多年里,中国也是世界上外汇最多的国家。但对庞大的金融业,中国到底有多少监管?纸面上的监管条例到底有没有发生作用?这可能是一个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

  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透明度。但有两个因素使得这个领域的监管实际上不可能有效。第一,银行业由国家所垄断。国家垄断表明监管即使有,也是左手监管右手,没有任何效果。

  第二,和美国一样,这个领域专业性强。除了操作这个领域的人以外,外界很少有人了解。当然,这也给这个领域逃避规制提供了很好的理由。 无论在实体经济领域还是金融领域,缺少监管肯定要出问题。一旦出了问题,企业自我毁灭,但真正的受害者则是社会大众。实际上,社会主义的出现本来就是要预防出现这种情况。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如果没有社会的监督,都会走上毁灭的道路。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次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如果美国发展成了社会主义,或者欧洲更加社会主义化,并不会使人感到惊讶。对中国来说更如这样。它提醒人们,中国需要避免的是意在消灭市场和资本的贫穷社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就是要社会对资本和政治进行节制和监管。毕竟,无论是“人民共和国”还是“人民币”,前面都冠有“人民”两个字。
 

 

对十大精英《中国改革30年的思考》的思考

丑牛

 2008-9-16 于武汉东湖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于今年初举办七届新年论坛,请了十位卓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三十年的评价、展望进行了思考。张维迎院长说:“这是一次场面精彩、论题深刻的盛会,将对未来改革的推进,产生积极的影响。张先生因此把这次精英论坛的演讲和代表论著,编成了一本书:《中国改革开放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在书的封签上还特别标明,这是一本“破解改革迷局的权威论著”。

    又是“权威”,又是“破改迷局”,我是抱着求知心情来读这本书的。哪知捧读再三,却疑团重重,产生出了更多的“迷局”。写出来,求教于“论坛”诸公。我不懂经济学,怎敢妄评大经济学家的权威论著。我只是一个多年来从事采访的记者。我是把“权威”论著放到社会实践中去验证、考察的。

改革的新纪元:1840年?

    陈志武教授把他演讲的题目叫做《改革开放160年》。“为什么说‘改革开放160年’?道理是‘改革开放’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是第一次。如果从《南京条约》逼中国开放算的话,差不多是160年。”

    “鸦片战争”是什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南京条约”是什么?逼中国改革开放!?

    这种“权威论著”,真叫人大吃一惊。,原来“鸦片战争”带给中国的耻辱,却是光荣;“南京条约”带给中国的屈辱,却是福音。

    为了阐明今天改革开放就是1840年“改革开放”的延续和继承,陈教授说:是英国人在1840年用海军(他讳言“炮舰”)开始的,美国人今天用规则(他讳言“普世价值”)来推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近来,也有一些精英学者提出这个观点。不久前,有14位学者联名建议人大设改革开放纪日,并在北京铸立改革开放纪念碑。在《建议》中写道:“从1840年开始,中国又开始了从绝对专制主义向现代人类文明转型,中国国门时开时闭,中国人民的命运时浮时沉……”“开”是什么?“闭”是什么?“浮”是什么?“沉”是什么?很显然,抵抗入侵者就是“闭”,妥协投降就是“开”;革命就是“沉”,卖国就是“浮”。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些英雄人物林则徐、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都成了反动派;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倒成了英雄。

    如果这十四位学者的建议获得人大通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竖立起纪念碑来,另一座纪念碑就得摧毁,那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因为该碑碑文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注意,也是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陈志武先生意识到了吗?你说的“改革开放160年”,正是帝国主义者百多年来,一直到今天还未放弃的行动和梦想。中国人决不会选择这样的“改革开放”,这是一条亡国之路。

田园“序曲”的“尾声”是分田卖地

    在“中国改革的成功与不足”的对话中,主持人要“论坛”精英就改革开放30年来让你感觉到最满意或最成功的有哪三项。厉以宁老院长毫不犹豫地回答:第一项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特别赞扬了“大包干”的发源地——安徽凤阳县的小岗村的18位按血手印的农民,“冒着生命危险选择了大包干,不久就在全国推广,财富涌现出来了,鸡蛋、花生米、猪肉、香油都有了。从而揭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
周其仁教授也说:“农村改革和特区开放,两端发力,把整个神州大地,卷进了改革开放的大潮”。

    这个“序幕”升起之后,下面的戏是怎样演的呢?“论坛”诸公在纵论改革开放三十年时,对这样的大事,却“避而不论”。

    让我们简略地叙述序幕开启后剧情的发展吧:推行“大包干”后,小岗村人确实过了几年温饱的日子,城里人也可以不凭票买得到鸡、肉、鱼、油和花生米了;先富起来的“万元户”也春笋般地冒出来了;贩卖农产品的“老板”在城市里喊得很响亮了;城里的“工商”为他们盖起了“集贸市场”,“乌龟大王”、“板栗大王”、“鱼大王”、“海鲜大王”、“花生米大王”、“香菇大王”……有的城市称“八大王”,有的城市称“九大王”或“十大王”。他们对农产品市场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我记得在武汉市至少连续两个春节,市长请“大王”们吃年饭,希望他们满足供应,平抑物价。他们也确实掌控了“定价权”。

    但到90年代初,当城市的市场敞开后,农民个体户就纷纷败走,“万元户”消失了,“八大王”、“九大王”有的消失了,有的还犯了各种法被抓起来了。从个体户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几乎全线崩溃,连家庭联产承包制下的小农业,在丛林法则的支配下,风雨飘摇。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争来的“承包地”,大量地抛荒。负担太重了,生产资料涨价了,种田亏本了。农村的社会秩序日益恶化,干群关系,日趋紧张。

    我有位朋友,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有次,我下乡去拜访。我问他:“现在田地全包给个人了,用不着天天抓生产了,你们忙些什么呢?”他说:“比过去还忙哩!”我问他“忙什么?”他调侃地说:“第一要钱,第二要命”。这真使我大吃一惊,共产党的干部怎能如此做。他说,现在国家对乡镇是“包税”了,完不成,工资也发不了,有时借钱上交去完成任务,我们不整天去要钱连自己也难于生存下去;至于“要命”,这是群众加在我们身上的话,是抓“计划生育”,天下第一难的工作,过去抓党支部、抓生产队长、抓各级妇联,现在农村是“各顾各”了,只有一家一户去做工作,一听说谁家怀了第二胎,得赶紧上门,顶牛、扯皮,我们头上有一把尚方宝剑——“一票否决”制,难免急躁、粗暴。

    一位省级干部退下来后回乡省亲。房族的老人给他讲心里话:“部长啊!过去你们革命是为穷人翻身打天下,今天穷人还是穷人啊。你到县里大牢里去看一看,关的是些什么人,都是交不起钱的困难户!”

    1998年,亲历了这一改革过程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着热泪给朱鎔基总理写了一封信,后来成了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三句话真是石破天惊,揭开了“大包干”后农村的“一片大好形势”的幕后。尽管李昌平为此丢了乌纱,流落他乡,但“三农”问题,却一下成为政坛上的热门话题,最终被列为党在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

    进入新世纪,让研究农村工作的权威学者们大惑不解的一件事发生了,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大包干”的小岗村,竟三次派出代表团访问正在“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南街村也是农村改革的产物,不过,它强调的不是“分”,而是“统”。因为中央文件中有这样一句话“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他们借这句话,竟搞起了“集体经济”,而且,很快把分田到户单干的“大包干”村,全甩到后边去了。华西、半壁店、刘庄、七里营、周庄、大寨、洪林、官桥八组、韩村河……据说全国有七千多这样实行集体经济的村庄,他们都富了,而且富得让全世界都用羡慕的眼光来参观、报道,光南街村每年要接待30万游客。

    小岗村人这种“大逆不道”,引起主流精英的一片嘘声,但新华社却如实地进行了报道:《每日电讯报》通栏发了这样一条消息,五行字的标题是:《小岗村,土地又合起来发展集体经济》。消息的导语写道:“率先打破人民公社‘大锅饭’开启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历史性变革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正在酝酿一场新的革命——重新把土地集中起来,发展集体经济。”

    小岗村人“新的革命”并不像第一次按血手印那样受到领导人的支持和认可,而是遭到主流精英经济学家们的齐声“谴责”。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党国英先生在南方某大报发表文章称:“著名的小岗村人访问更为著名的南街村时,表示将结束土地承包经营制度,重新走回原来的集体经营制度,在我看来,小岗村的领导人有些迷糊”。随即,由省里派到小岗村的党委书记立即表态:去南街村只是想学他们的团结进取精神。

   小岗村人采用了厉以宁先生的“股田制”,“公司+家户”制,请上海的公司来办养猪厂,没办成,又请了好几家“公司”来加农户,也半途而废,最后还是张家港市的长江村集体送给他们80亩葡萄园,各户去栽培,发展到了400多亩,丰收了又卖不出去,小岗人又只好各奔前程,甚至有家媳妇,仍然像当地民歌“凤阳花鼓”中所唱的“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三农”问题虽然列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迄今七、八年了,还没摸出一条解决之路。在此期间,世界顶级经济学家林毅夫发出了一个好主意,搞“新农村建设运动”。党内最老资格的农村工作专家杜润先生赞成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央一连发了五个“一号文件”。(推广小岗村的“大包干”也是发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但效果却不像当年“大包干”一样,得到普遍推行,从报纸上看,也没有办出一个成功的典范。

    这次精英论坛上,倒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土地私有化,把土地产权交给农民。吴敬琏先生讲道:“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都知道一个公认的道理,就是发展中国家并不是财富特别不够,他们贫穷的关键是因为产权不明确,资产无法变成流动的资产,就拿一个涉及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土地产权这个问题来说……有人主张把土地产权还给农民,比如我的提法是,把“田间权”(永久的使用权),也就是经济学上说的级差地租相联系的产权还给农民。”“这个问题不解决,许多像种田大户的加速形成,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生产资金和生活资金等问题都很难解决”。

    厉以宁老院长除了赞同土地使用权可以合理流转外,还提到农民的宅基地:“把宅基和宅基地上的房子交给政府,换成城市的一套商品房(面积相当的一套住宅),加上城市的户口,再加上城市的低保。换了以后,他们就可以进城了”。(厉先生这个主意实在是高,真有才,农民该高喊厉股份万岁了)国防大学的辛子陵研究员更高、更有才,他说,把土地交给农民,每亩卖一百万元,一家人几亩土地,就是几百万元,农民不是一下就富了吗?(异想天开!)

    让我们从幻想的“天方夜谭”神话里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看一看吧:在农村,土地流转早就在悄悄激烈地进行,从来就没有“三十年不变”过。据粗略统计,到今天,已有八千万农民失去了土地。他们非农非工,像幽灵般徘徊在城乡之间。他们中有多少人在“创业”?他们过着比一般农民工更悲惨的生活。他们没有土地作后盾,就失去了与资本家讨价还价的筹码,就失去了找不到工作时的最后保障,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无数的暴力群体事件,都是农民为维护土地权益的斗争。在对农民土地的抢夺中,已经出现了大地主,已经出现了地产大锷。连国际财团也在觊觎中国农民的土地,厉以宁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们有世界最大的金矿》。如果资本想掠夺这片土地,唯一的办法是“土地私有化”。

    美国学者埃里克森在网站上发了一篇文章:《耕者无其田:中国农村私有化的必然结果》。揭露了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和中国大力推动土地私有化的真相:他们托辞是“耕者有其田”,而其真实本质是为资本夺取中国土地大开方便之门。他特别揭露了“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在全世界推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目的,是保护世界精英阶层的利益。这个研究所“在中国青睐具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政策制定者”。

    我们可敬的权威经济学家们,你们完全知道国际资本推动“中国土地私有化”的目的,你们完全知道资本早期的“圈地”运动是怎么回事,你们完全知道中国大地产商和大地主是怎么形成的,但你们还是用“海市蜃楼”来忽悠中国农民,难怪长期研究中国农村政策的李昌平先生发出一声怒吼:“厉以宁先生应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我支持这种“血性”的呼喊。

国企该死么?

    国企改制是受农村“大包干”的启示,把“包”字请进城来而开始的。那时到处欢呼:“一包就灵”。在工矿企业,层层发包一直到生产小组,和农村一样,一时“激励”起了职工们的个人积极性,推行了二、三年之后,不对头了,农民的个人积极性是把集体资产掏空,职工的个人积极性是把国家资产掏空。北京首钢是最早引进“包”字进行管理的,结果是最先从国企挖出了几条著名的大蛀虫。

    接着是“放权”和“双轨制”来刺激企业的积极性,结果是催生了第一批权贵资本和寻租权力而获得暴利的资本家的诞生。国企,开始了在改革开放中的艰难跋涉。市场经济的兴起,使按计划经济运行的国企,难于生存。于是,对国企改革的“攻坚战”打响了。为什么叫“攻坚”?国企垮下来,会造成许多社会灾难,大批工人的失业(起了一个新名词——“下岗”)大批老工人及其家属陷入贫困(又起了一个新名词“弱势群体”)。怎么办?破产、破产、破产,卖、卖、卖。一批耀眼的经济学新星在中国大地升起,曹思源(曹大胆、曹破产),吴敬琏(吴市场)、厉以宁(厉股份)……。接下来是一批政府官员,参予诅咒国企。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后因贪污、重婚等罪入狱)是佼佼者,他作为政府部级要员,提出“国退民进”的口号,退到什么地步?退出市场竞争性领域。在这次论坛上,提得更“精确”:“国有资产都应从经营性领域里退下来”。这就是说,国有资产不得从事经营性活动。好家伙,资本主义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一统天下。这就是“国企改革”么!

    张维迎先生是这样来阐述这场“大变化”的:“在我看来,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意义或许是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国内体制的改革。在封闭的经济中,没有比较,没有竞争,低效率的体制可以长期存在。……事实上,正是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相比的低效率、推动了国有企业的转制和在竞争性领域的逐步退出”。

    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高成本、产权不明晰,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家们据以消灭国企的“天经地义”。果真为此吗?

    我曾经和老革命家李尔重同志探讨过这一问题,他曾经长期领导过武汉市的经济工作。他思索了一会严肃地回答我:“你站在武汉的长江大桥上,极目武汉的几座跨江大桥。一桥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半个多世纪,仅近年来桥面维修过一次;二桥、三桥是市场化的产物,从一建成,就开始修修补补,二桥做了不到三年,就大修;白沙洲大桥不能走载重汽车,一走路面就整体滑动。从可比成本来看,现在要多花一倍的钱,还要赔进去几个市、处级干部坐班房”。

    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曾经是武汉人的骄傲,武汉人每家每户餐桌上都有“肉联”的猪、牛、羊肉,火腿肠、香肠,从没有出现过病猪、死猪、撬猪、母猪等恐慌,“放心肉”工程是市场化的产物。

    他的效率怎样呢?我只举出一项:“肉联”建成后,第一个生产目标是“白肉无成本”。猪身上的毛,叫猪鬃,国际上供不应求;猪脑中的下垂体,贵重药物原料,洗下的胃液……制药原料,联合体办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制药厂,猪的肠子,制成了肠衣,猪的蹄壳,制成了明胶片……连猪粪也制成颗粒肥料和沼气。职工们开玩笑地说:“除了猪的声音我们都用上了”。这样一来,卖的白肉就是净赚的了。当时的肉联,一片生机蓬勃,“肉联”的足球队,“肉联”的乐团总是争霸江城。

    今日“肉联”已是一片萋萋荒草了,它的确是败于市场经济,但决不是它的低效率、高成本、没有竞争力。首先是人民公社的解体,乡镇各级食品公司、所的消失,斩断了它的供应链,二是外贸进出口公司和地方商业部门的改制,掐断了它的出口销售链。它能活吗?为了证明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我再举出一个在武汉市有代表性大企业的例子——“武汉重型机床厂”(简称“武重”)。

    “武重”在武汉赫然有名,仅次于“武钢”。建成时是“亚洲第一”。产品不仅武装了我国的机械业,还占据了亚非市场,甚至卖到一些发达国家。但在改革大潮中,它萧条了。世纪初,武重的工人就打起“我们要活命”的旗帜静坐街头。恰巧我遇到一位在武重担任经济师的朋友。

    我问他:“你们武重的工人为何捧着金饭碗要饭啊?”

    他苦笑着说:“没活干啊”!

    我说:“人家说你们没有竞争力,该熄火!”

    他争辩说:“谁说的,我们还有一个车间,做尖端国防产品”。

    我说:“那为什么没活干呢?”

    他说:“一汽建设买我们的设备,二汽也是这样。现在你看沌口开发区几大一片新工厂,设备该我们做几年的了。人家是外国投资,设备、技术、甚至零部件,都是进口,厂子还没建成人家的机床设备就销售过来了,人家的厂子活了,我们就只有干瞪眼”。

    还有一种国企行业是死于“肠梗阻”,比如农机制造业。由于集体经济的解体,小农生产用不着农业机械了,湖北拖拉机厂的“神牛”,武汉柴油机厂的“6-8”动力机,武拖的“手扶”……洛阳拖拉机厂的“东方红”……当时是三班倒地生产还满足不了市场供应。如今,这些厂区也是一片凄凉了。

    在这次论坛上,他们对国企的衰落和死亡,简直是一片欢呼雀跃,认为是“产权明晰”论的胜利,是“冰棍消融”理论的胜利,是人类永恒“普世价值”法则的胜利。

    但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他们又普遍地感到忧心忡忡。张维迎先生讲道:“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之久的今天,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舆论,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却与这些转变背道而驰:人们对价格机制的信赖不是在继续提高,而是在下降,各种形式的价格干预在民意的支持下纷纷出台;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创业条件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企业用工越来越不自由,新式‘铁饭碗’重新成为社会就业的导向;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指责;媒体和舆论把大多数经济问题的根源都归咎于他们;对外开放政策受到质疑,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越来越有市场,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收紧本已开放的大门……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改革任重道远!”

    张先生这里一大段论述,所指的是什么我们将要在下面分析。这里只谈他们所忧虑的“国进民退”问题。近年来,“国进”、“国强”确实是一个可喜的现实,但“民退”却不是他们所说的“政策在变”,而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请问“长三角”“珠三角”的萧条是关闭改革开放之路带来的么!这完全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中小企业的危机是改革开放的政策改变的结果么!不,这恰是“丛林法则”的结果。

    国企在经历了市场化的阵痛之后,凭着国企的优势,在市场的博弈中复甦,发展起来,壮大起来。东北重工业地区开始摆脱了困境,迈步向前了,比如哈尔滨的量刃具工业;武汉的“武字头”企业,在2001年武汉市发了一份红头文件中,要求到2003年底全部改制完毕,但“武字头”的国企现在却重振雄风,前不久,“武重”“武锅”(锅炉厂)、长江动力集团(原基础是武汉汽轮发电机厂)组合成“武汉重工”集团。生产重型大型的成套设备,首先要争回“亚洲第一”。“武钢”呢,近年来可说是高歌猛进了。整合了“冶钢”(大冶),“鄂钢”(鄂州),早年还整合了“汉轧”(汉阳轧钢厂)和“武薄”(武汉冷轧薄板厂),又进军“柳钢”(柳州),前不久,与广西钢铁公司签订协议,共同在边陲防城建立大型钢铁基地。

    在这次论坛上,经济学家们对国企的强大,大肆污蔑和指责,张维迎先生“证明”国企是两极分化的来源,凡是国企集中的地区基尼系数就高。“我的一个简单判断是,国有部门可以说是中国的最大‘寻租场’,甚至可以说是‘耗租场’,因为它垄断了大部分资源,但只创造很少的价值。国有企业是‘全员寻租’,寻租者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头头脑脑’,普通的工人也在分享垄断租金。国有企业靠垄断赚的“利润”不上缴财政,亏损了就由政府财政补贴。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用多数纳税人的钱‘贿赂’一小部分人,也是一种腐败,类似选举中的‘贿选’。”

    在这次论坛上张维迎等人对国企的攻击、诬蔑已近疯狂,连国企的员工也成了寻租者了。他们完全忘记:把国企和政府分开,成为独立经济法人,是改革家提出来的;拉开距离,实行激励机制也是改革家提出来的;不再上交利润,利改税也是改革家提出来的。你们说,只有这样才能搞活国企;而一旦国企活起来了,还活得强大了,你们又要把它打翻在地,为什么这么多赚钱的事,不让资本家来赚啊!国企赚的钱,都由“头头脑脑”们分了。有这样的事,但只是个别人干的坏事。国企赚的钱,让国企做大、做强了,你们却要“反垄断”,甚至要国企赶紧从竞争领域里退出来。

    中国存在最大、最可怕的“垄断”应是跨国集团,他们正在控制着中国一个又一个的行业龙头企业,国企的做大做强,就有力地应对这种危险,跨国集团把中国国企的强大,惊呼着是“来自中国的威胁”。你们对跨国集团的“垄断”,赞扬备至,从来没听你们说一句要中国人提高警惕的话,却对中国打破外来的垄断,就横加指责。在这次“论坛”上你们一再指斥“中石油”等的“垄断”,并对它进入世界百强愤愤不平。但你们为什么不睁眼看看,如果不是中石油,在油价由国际石油巨头们操纵下剧烈地波动时,中国的石油市场能如此平稳吗?你们究竟在帮谁讲话啊!
前几天(2008年9月13日)武汉钢铁公司举行了五十周年的大庆,省、市主要领导人参加庆祝会,中央领导人也来电来信祝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在讲话中赞扬武钢,是中国“钢铁的脊梁”,50年来,实现利税1014亿元,其中上缴国家692.92亿元,是国家对武钢总投资的10.86倍。他表示“湖北省与武钢共生共荣、息息相关”。“我们将继续努力为武钢的改革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并积极围绕武钢抓配套、围绕武钢来发展”。

    论坛诸公,你们听到政府领导人的讲话,湖北武汉人对武钢的欢庆,以及武钢发展的现实,你们该作何感想。扬子江边的工人在掌你们在北京高等学府里胡说八道精英们的嘴吧了!

    当北京主流精英学者们在最高“学术殿堂”里攻击国企时,武汉人民、武钢职工却欢庆武钢的高歌猛进。

政府应当是“守夜人”!?

    张维迎院长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道:“不同的体制下,决策的主体不同。计划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政府官员,市场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队伍的兴起,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向企业家的转变,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重大变化之一”。

    政府决策和企业家决策有什么不同呢?张先生说道:“企业家作决策的时候,要预测未来,以价格为信号,以利润为目标……所以他的决策指向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创造社会财富的要求是一致的。……而政府官员不同,他们在决策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政治账’和所谓‘社会账’,而不是经济账。不考虑市场需求,不计成本,不关心利润,即使决策失识,项目亏损,也不影响他们的职位升迁,所以大量的政府投资变成了无效投资,浪费投资”。

    张维迎先生讲的企业家的投资目的是追求利润,而且是利润最大化,这不错;但讲到政府官员的决策时,却没有一句是真话,而且全是胡说八道。如果“大量的政府投资变成了无效投资,浪费性投资”,今天还会有国营企业吗!中国社会早就应该崩溃了。说政府官员要算“所谓‘社会账’”这确是与企业家的一大不同之处,不是“所谓”,而是认真的算“社会账”,这里的“社会”,应指“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政府和企业家有根本的区别,这也就是你们要削减政府权力,而政府不会把这个权力让给你们的焦点所在。

    两年前,广州市领导人对房地产开发作了一次讲话,要房地产商搞“安居工程”,不要光盖豪华别墅;有的地方还出台了政策,规定了“小套房”和“经济房”的比例。房地产大锷任志强先生立即作出了强烈的回应:“房地产开发不是为了‘扶贫’,要知道盖房子的目的是为了创造财富”。这就把话说绝了。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社会,为什么一方面是“天下寒士“望房兴叹,一方面温州炒房团到了哪里,那里的房价就陡然飙升。我们在豪宅林立之区,看到一幅奇特景象:空炒的房子,比入住的分子多得多。政府不得不干预“房市”,这就是“经济房”计划的出台背景。

    在这次精英论坛上,几乎所有与会学者都提出政治体制的改革,几乎完全一致地要求剥夺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要求政府从经营性经济领域完全退出,他们对政府仍然掌握着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掌握着大量的审批权力,很是痛恨。因此,他们认为下一步改革的对象是“领导改革者”的政府本身,而“政府改革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大幅度削减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还民众以创业自由”。

    “民众创业自由”现在可说是普遍了,一元钱也可以注册创业了。问题是政府要不要管,我这里举湖北的两个例子:一个是著名世界的神农架,我们祖先保留下来的一大片原始森林。改革开放后,大量的砍伐树木,人们形容说:路通到哪里,原始森林就消失到哪里。滥采乱捕,一些珍稀动植物资源破坏了。我曾经参加过一次专家的研讨会,一位林学家说:“这片土地怎么保护啊!依我看,封闭起来。研究气候、研究生物、研究水利、研究地质……简直是大自然的知识宝库。气象学家把这里看成是调节气候的枢纽带;水利学家说它是一座宏伟的天然水库;生态学家把它看成是华中的“绿肺”;建材商说它是高档木材基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建材商可以占有它,因为他可以掏钱把它买走。为了子孙万代,要求上级授权林区政府:“首要的职责是保护”。

    第二个例子是鄂西北磷矿的开发,这里是全国三大磷矿之一,磷,是世界上稀缺的矿种,又是国防、农业、日用化工的必需原料。工业强国都在争夺磷矿资源。因此磷矿一开发,就引来了“八方诸侯会荆楚”,大大小小的矿井,漫山遍野地开挖,黄磷厂山山扎营。一时间,这里的黄烟敞日,清溪泛黄,满目疮痍。采一吨富矿、抛九吨贫矿;炼一吨黄磷,耗15000千瓦的电,卖给外商万元一吨,能源成本就耗了60-70%,外商买去加工成磷精细化工产品,价格就翻了五、六倍卖给我们。污染,能耗也都留给了我们。但在这里一下子就产生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连基层政权的干部也加入了“暴富”行列。省地矿局专家估计,用不到十年,“宝地”就彻底消失了。

    怎么办?省委、省政府组织了大规模整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作出批示:“宁可不采,不可乱采;宁可不挖,不可乱挖;宁可少一些税收,少一些工业增长,矿区生活水平的提高宁可慢一点,也不能吃子孙饭,求得眼前发展”。

    一些被请出场的投资者愤然地说:“这简直是计划经济啊,过去赚钱是‘不找市长找市场’,现在连省长也管起来了。负责整合的省经委主任陈旭东回答说:“作为湖北极少数的优势资源,磷矿产业整合要坚持政府主导,而且是省政府主导。行政手段要和经济手段结合运用。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采矿企业和加工企业‘两张皮’的问题,从根本上遏制采富弃贫,乱采滥挖,扶持优势企业做大做强”。

    两年后,矿区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格局,几家磷精细化工企业强大起来。要政府完全退出经营性经济领域,行吗?

    我们不知道这些大经济学家们是否潜心研究过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在这次论坛上他们讲的多是“洋话”,他们用新自由主义的眼光来评判中国。他们指控中国政府仍掌控着大量的国家资源和土地资源,掌控着大量“审批”的权力,逼着“创业者”去向权力寻租,这就导致了腐败。厉以宁先生还狠狠地加上一句:“绝对权力,导致了绝对腐败”。(这里,我附带向厉以宁老先生进一言:如果你没有在中国政府里具有影响的资格权力,人家会付给你独立董事之类的薪酬么?)

    陈良宇案告诉我们什么呢?不是权力的扩大需要寻租资本,造就了腐败;而是资本的扩大需要寻租权力,导致了腐败。你们要政府把权力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家(资本家),那你们连“寻租”的资本也可以全免了。上海的社保基金进入市场,由你们去享用;上海的土地,由你们去自由买卖,天价豪宅盖起来。这种“自由”催生了多少个亿万富翁!老百姓怎办?去找“市长”论理,市长说:“不找市长找市场,我只是守夜人而已也。”这还是“人民政府”吗?我不是危言耸听,还真有一位在任省长,到处就喊这样的口号:“产业第一,企业家是老大,政府是保姆”。人民呢?算老几!

“理性思考”为何遭到“大众暴政”

    张维迎先生在这本书的末篇,推出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文章。作为这次论坛精英们对“大众”反思改革30年的反批判。他们把自己的论点,叫做“理性的思考”,把对他们的批判,叫做“血性”的“大众暴政”。文章一开头,他就对大众对改革30年的反思定性:“在目前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对一个民族来说,大众情绪是一种血性,有它的价值,但仅有情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因为仅靠情绪发泄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张先生把他的“理性思考”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必须尽量超脱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三、不能把直觉代替逻辑分析;四、实施一项变革改革时,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

    张先生把“理性思考”归结为四大类,从逻辑学来看,简直有些不伦不类,但一读到张先生的阐述,就明白了他的“腹内机谋”。张先生的“理性思考”第一条是超脱,怎样超脱呢?“不能农民只想农民的利益,工人只想工人的利益,穷人只想穷人的利益,富人只想富人的利益”。世界上有没有一种“超人”,代表着各种人的利益呢?我看是不会有的。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党,那么多的派呢?原来张先生的“超脱”是为了保护少数精英的利益,他说得十分明白:“如果只从自身的利益来评判是非……民主政治也会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真不假,穷人总是多数,富人总是少数,在改革中出现了两极分化,百分之十的人,占有百分之八十的财富,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还不就形成了“反理性”的“大众暴政”么!

    张先生的“理性思考”第二条是,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张先生指的不可行的“理想目标”是什么?“一项政策”是什么。他只假设了一种虚幻状况来论证:假定这个社会由两个居民组成,A种状况各得100元,B种状况甲得120元,乙得180元,C种状况是各得150元。A种状况双方都没有增长,B种状况都有增长,但有差异,C种状况不可行,B就是最好的选择。张先生何必小心翼翼,你大可以把话挑明;第一种状况是平均主义,大家都穷,第二种状况,是激励制度形成差异,但改革使普遍受益;第三种是共同富裕,不可行。张先生,既然是“理性思考”,为什么又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呢?平安保险的老总说他月薪6000万元是“物有所值”,国资委的主任说拿4600万元激励国企高管,换来了利润1500亿元,比你“坦然”得多。当然,他们也遇到了“血性”和“大众暴政”。但他们都不敢说自己是“理性思考”,是“超阶级的”。因为他们和你毕竟不一样,头上有代表无产阶级的花环。

     张先生“理性思考”的第三条是不能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这是哲学上的认识论,不是张先生的创造,但张先生借这个正确的哲学命题,却把文章做歪了,他想推销的是国家不能对市场价格进行干预。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用行政办法把药品的价格压低,国产药在市场上就消失了,患者不得不付更高的价格使用进口药”。这是“理性思考”么,其实高药价的来源,是医疗的市场化,越是高价药,医院的回扣越高,哪种药定了价,这种药就撤下来了,换了一种改头换面的同类高价药。国家不整顿,行吗?当然,限价只是治标,不能治本,但你张先生说高药价合理,应“理性”看待。你睁开眼来看一看,动脑子想一想,再去“逻辑推理”不是更好一些么!这也难怪啊,你的“理性思维”本来是要推出“自由市场经济”的“合乎逻辑”。这和你前不久推出的,“为了穷人上得起学,需要高学费”的“逻辑”思维是一样的荒唐。

    张先生“理性思考”的第四点是:“实施一项政策时,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这个命题就值得商讨了,但张先生的行文,却更值得商讨。张先生举了两个“向前看”的例子:

    一个是讲中日关系的。他说:“如果是记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考虑什么是对中国未来最好的选择,我们就不应该与日本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就应该抵制日货,但这样做只能是双输,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张先生故意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混在一起,把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与政治混在一起,这样把水一搅浑,就可以反诬中国人民对日本右翼军国主义思潮的批判,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我们对日本人民从来是友好的,尽管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带来巨大的浩劫,新中国成立后,完全免除了战争赔款,发展两国人民的睦邻友好关系。两国邦交的恶化,首先是日本政府领导人的反华、辱华言论,几任首相、朝拜供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事件、掳虐中国劳工事件拒不承认,甚至卢沟桥事件也不承认是“侵略”而只是“进入”中国。是日本右翼一再美化军国主义,你张维迎先生是大学问家,不知道吗?你批评中国人不会“向前看”,看什么呢?看“大东亚共荣圈”的再现。

    第二个“向前看”的例子是“对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违法’行为,只能以通过特殊的措施了断,才能把整个社会从‘违法陷阱’中拯救出来”。这个例子讲得实在迷糊,你就干脆直说吧:“不要再去追究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不然整个社会就陷入‘违法陷阱’。”为什么不好意思说,你自己大概也有点难为情,只好“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了。“原罪”如何处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完全不追究,恐怕不合你们一再高唱的“法治”精神,说一追究就会让整个社会落入“违法陷阱”,太危言耸听的了,“整个社会”都“违法”了,而且是“陷阱”,谁设的“陷阱”,共产党设的,还是政府设的?“原罪”如何叫“罪”,因为他做的事违法,法是“法网”不是“陷阱”,你张先生用这个词太阴险了:“原罪”是遭人“陷害”造成的。周正毅是这样的吗?顾雏军是这样的吗?张荣坤是这样的吗?他们都可以纳入“原罪”啊!
张先生的“理性思考”“向前看”,原来如此啊!“真有才”。

    还有更奇妙的哩,张先生可以在“理性思考”的魔方里,把“悖论”变成“正论”。他在这篇文章中讲了五点“悖论”的“困惑”和“破解”。我们只讲其中之一,看张先生的戏法是怎样变的。

    “第二个困惑是国有经济规模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因为国有企业更接近于按平均劳动生产率支付工资,所以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国有部门占经济总量比例大的地区,收入差距应该比较小。但我们看到的数字跟我们得出的结论恰巧相反。下图中,横坐标代表一个省所有的就业人员当中国有部门的比例,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

    这真是一个让人“困惑”的“悖论”啊!张先生是大经济学家,他应该思索一下“悖论”是怎样形成的,原来,这张表是2003年的情况,这是一份私人调查的资料,我们姑且承认它有参考价值,2003年,是国有企业改制的高峰,像辽宁、黑龙江等国营大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是国企改制的重灾区。工人连吃饭都十分困难了,而改制后的老总们,拿比工人高几十倍的工资。你张先生就以此来说明“国企越集中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这时的“国企”还存在多少?改制后残存的“国企”,也是面目全非。张先生,你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为什么在研究这个“悖论”时,却装糊涂呢?你们指导着对国企的一场大掠夺,“空手套白狼”,一下子赚成千上亿,而工人却急剧地贫困化,绝对的贫困化。在赚得钵满罐满的时候,反转来把污水泼向被掠夺者的身上。你们把收入差距扩大的罪名加到国企身上,有良心吗?你不是骗自己,而是骗社会,骗人民。

    这种“理性思考”,理所当然地遭到“大众暴政”的攻击。近两年来,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高尚全的“新西山会议”算一次吧,《炎黄春秋》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算一次吧,2008年元旦,《南方报业》掀起的“普世价值”算一次吧……。特别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强国论坛》上与网民对话后,使大众更受鼓舞。看来,这种“血性”的“大众暴政”还得一阵比一阵更猛烈地刮下去。

    读完《中国改革30年——十位经济学家的思考》,掩卷沉思,滔滔不绝的演说,洋洋大观的阔论,不外一句话:“资本主义必然消灭社会主义”。陈志武先生说得很坦率:“为什么‘改革开放’是‘华盛顿共识’的结果……市场经济以及与其相配的法治、人权、民主、宪政,这些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也是跟人种、肤色、宗教无关的东西。不是偶然,是必然”。因此,他讲“中国改革160年”,1840年英国用炮舰轰开了虎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世纪。“过去英国人用海军,今天美国人用规则来推销华盛顿共识”(仅仅是“规则”么?巡航导弹不是比英国炮舰更凶猛么!)

的确,从1840年以来,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现在还未结束。中国人怎样看待这个时代?汉奸,洋奴们又怎样看待这个时代?有史可鉴。可以肯定,这本书上的大多主流精英们不是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说话的。因此,我把这个“读后感”用了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你从哪里来?朋友!

   (2008-9-16于武汉东湖)

 

加美面包影碟和中国产品价格之比使人心头滴血!

李宪源

    首先,刻苦与受苦是不能混淆的;毛时代的人是又轻松、又不轻松。如果所在单位头头一身正气,为人公道,处处能以身作则,象焦裕碌,象王进喜,象当今南街村和华西村集体化共同富裕道路的村书记,下面人就会玩命干,艰苦奋斗,流血流汗,极少有人会偷懒图舒服。本人在中国国企十九年工作经历中,只要是摊上“好领导”的时候,出力卖命的自觉性,绝对不低于移民加拿大以后因害怕被老板淘汰的而不得不辛苦卖命的程度!区别仅在于,前一种苦干,是我甘心情愿地,心里很痛快;不是被老板有意设置的“同行必斗”之竞争格局和高压环境逼出来的,根本不害怕不担心有哪个老板觉得本人被榨油量不足而来敲掉我的饭碗。在1976年之前在中国企业上班当个汽车修理工,我可以畅怀哈哈大笑,能敲掉我饭碗的老板,早被毛领导的、震撼世界的伟大中国革命,给彻底干掉了!所以当年绝大多数工人从心地里拥护感激毛,不是没理由的。有,而且是挺自私自利挺精打细算的理由!

    中国产品如今以超低价格行销全球,我这个既当过工人、又当过外贸业务经理的北美购买者,每去“一元店”看到那么廉价的中国货,鼓吹“融入资本全球化经济体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们可以觉得骄傲、甚至自我夸耀,甚至竟然拿来作教育开导或批驳人的资料,我心里却好象在滴血!我又记起了方志敏烈士《可爱的中国》中那些四面八方插入祖国母亲躯体上疯狂吸血的一根根硕大抽血管!这些血管的一端,是西方资本财团经理阶层日收万金却给雇员以他们收入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薪金,同时又不必担心工薪阶级不满造反――感谢中国当局超低价格出卖资源、出卖劳力的鼓励出口路线,北美工薪阶级每一块可怜巴巴的加元美元,却能购取那么多价廉物美中国制造商品,因而可以维持比第三世界阶级兄弟姐妹们“幸福”好几倍的生活水准!

    而血管的另一端,则是中文网上广为流传的那些令人心碎的悲惨童工故事和 “血汗工厂”罪恶血腥!任何一个不乏起码经济常识和社会良知的中国人,可以不谈高深理论,搁置原有观点分歧,就摸着自己一颗中国人的良心,观察思考一下无数多伦多大陆移民天天能够看到的简单现象和不争事实:1989年我刚到多伦多时,675克的面包是$0.69,四升牛奶记得是$1.59。现在价格是多少?起码翻了一倍。可是走到“一元店”里看看那些中国货的价格,十多年来不仅一分钱不涨,还变得更加廉价!以前一元钱买一把起子,现在可以买一套!更使人难以忍受的巨大荒谬和反常是,绝大多数美国电影最新正版碟片售价20加元以上,而从中国进口之影碟机最低价格竟然不到20加元!这类令人惊诧发人深省的对比,背后到底包含了什么东西?是什么样的路线和幕后利益推动,导致了诸如此类中国人民“每年向美国消费者补贴一千亿美元(见多伦多《大中报》2007年5月28日最新披露)”之惊人杀贫济富结果?有谁仔细想过?

    这十几年中,亲眼目睹和经受了美加本地日常消费(食)品累计涨价100%以上的总幅度;但是加国美国最低工资总共可怜巴巴地增加了百分之几?他们全靠什么生存下来的啊?——全靠中国人民的血汗!!!

    如果用我们所熟悉的“剩余价值”理论来看,很显然,当年马克思所总结的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关系,在“全球化”的口号下,已经扩展为世界范围内的疯狂剥削、压榨和掠夺!而我们十几亿非常不幸的中国同胞,本人原来所属中国大陆工人阶级群体中绝大多数的父老兄弟姐妹,恰恰处于这不公正世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中被剥削、被压榨、被掠夺的一端!

    有人说:中国只要有“独立工会”就会有助于减少“血汗工厂”。 这种“解决办法”真实行起来,充其量,不过进一步压榨一下盈利率本来就很可怜的中国资本家。试想一个影碟机在加拿大零售市场只卖19.99加元,以本人前外贸业务经理的实务经验估算:去掉零售商、批发商(或加进口商)、海运保险和出口商的层层利润分肥,影碟机厂老板能分到3-5个加元吗?扣掉各类材料成本、管理费用和固定资产折旧,能有多少余地留下满足“工会提薪”要求?

    常有网右责问我为何“赖”在加拿大。鉴于这类小右理解能力实在太差劲,我一直懒得回答。今天不妨结合上述主题披露一下我的内心想法之一:在上述既定格局暂时无法打破之情况下,我不仅觉得自己,而且真希望看到大多数中国同伴,都能移民进入这一世界利益分配格局的优势一端,分享他们理所当然有权分享的“一杯羹”。

    我很理解某些中国“改革开放”铁杆支持拥护者的心理;本人当年不也当过不遗余力向国内青年们狂热鼓吹“改革开放”路线的右派“启蒙人士”吗?只有经过这十几年思想视野空前扩大的个人社会经历外加系统观察、分析和思考,才发觉自己原有的、站在右翼立场上的忧国忧民之心,其前提充满了偏差、谬误和政治偏见。毛时代的伟大和历史性光荣,在于毛独创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又不同西方对外经济掠夺型发展路线的最新人类发展轨道,最最切合广大“下等人”利益而不利于中国“上等人”利益的独特发展道路。正因为此,他的思想和实践,才能在西方世界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中,引起那么强烈的兴奋激动和具有那么巨大的感召力!毛泽东逝世时,全世界各类头面人物不分阶级对立政治分野,对毛的评价之高,恐怕是中国今后任何一代领导人均无法超越的了!

    而我单凭自己的感受,觉得毛的一大功绩,就是针对西方社会人与人、同事与同事、企业与企业之间象乌眼鸡那样以邻为壑、明争暗斗,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铁则的制导摆布下,一个个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兽化”现象和宿命,强调集体主义、强调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从而能够以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精神,在处于类似“人家有洋枪洋炮,我们只有大刀长矛”之劣势条件下,先后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上,把美帝纸老虎的真相一戳一个大窟窿。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毛时代就不重视科技和武器装备的力量。事实上,任何人只要愿意作一些客观认真的资料收集和调查分析,将不难发现:中国在科技和军事领域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差距,从1949年到1976年是步步逼近,而从1976年到2004年,差距反而显著拉大了。

    毛时代讲“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家凭自身经历,没有理由不相信。我总记得:文革开始时那一年,我老家那条街拥有自行车的,没几户人家。隔壁邻居同龄孩子因为妈在上海纺织厂做工工资高,他就不仅有很多玩具,而且能在“三角档”里踩着他爹的自行车的脚蹬,经常在街上来回兜风炫耀,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羡慕。

    可是过了1970年,1971年,我家兄弟姐妹五个,每人都有自己的一辆自行车,我第二年还有了手表(那时学徒工资第一年每月14元,第二年18元)。然后收录机,缝纫机之类“五大件”,六十年代初不敢想象的东西,短短几年就全有了!到1976年毛逝世前后,我家就有了我弟弟自己装配的电视机,我舅舅家和村上一半人家,都已新建了楼房(有无锡老乡者可去无锡县东北塘公社严埭大队尤巷小队查验核对)。

    我常在想,从1966年到1976年我所亲历的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速度,如果持续到今天,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应该跟南街村华西村都差不多了吧。用同样的速度对比从1976年到2004年这近30年,中国普通工农家庭生活提高程度又怎么样呢?

    如果运气好,家里没人轮上下岗失业或重病缠身陷入“医院无底洞”,除了从一周吃一顿肉(文革时期本人家中伙食就是这景况)到天天有肉吃,还有电视看,还有冰箱(少数人家还有空调)外,到底还有多大改变呢?

    更大的更触目惊心的改变,也不是一点没有。1995年我回国探亲时,蓦然发现我老家一条街上好多邻居已进不起(门票从一毛上生到十元二十元的)电影院和公园了。再过了几年,读到国内某一官方报道中国竟然有80%人家不敢上医院看不起病了!再过一两年,有关普通工农家庭子女上学难、上不起大学的新闻和引发的悲惨故事,已经不成其为新闻和已经感觉不到悲惨的味道了。

    更为叫人吃惊的是:面对大量民族工业科技开发力量被挤垮,农业陷入“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之“三农”困境,军事上仍然停留在毛时代的“两弹一星”踏步不前,“四个现代化”也干脆不敢提了!

    面对这些事实和现实,每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对生养自己的民族和人民还有一份感情的话,为何就不能离开主流媒体宣传的一片大好形势,跳出“只有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思想灌输,用逆向思维的方式反过来考虑一下,中国这些年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国内一些自由派朋友老把“政治改革不配套”,作为造成中国目前恶劣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根源。但当我反问他们:如果一开始就全面配套革掉中共的“一党专制”,能够确保“改革者”占尽好处的“改革开放”动力哪里来?一年六万起所谓“群体事件”靠谁来应付“化解”?剥夺了“一党专制”下高度集中的巨大权力和政治能量,谁能压制十几亿底层民众的利益愿望强行推动三十多年两极分化路线?没一个人,没一个人能够正面回答我的这类追问。

    澳大利亚的杨小凯和清华大学秦晖有关“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的种种解释,无视每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必定要符合该国特定“路径依赖”和主客观条件限定之规律,纯属欺人之谈。真正符合客观理性之分析要求的解释应该是:如果不以社会主义作对比参照,资本主义本身其实并无“好”与“坏”的区分,而只可能是:发生在美国或加拿大的资本主义,自有美国或加拿大的资本主义特征;发生在中国或俄国的资本主义,则必然具有中国或俄国资本主义的特征。用美国或加拿大资本主义的“完美成熟”,来为在中国资本主义的丑恶血腥作辩护,大谈特谈“应该是怎么样”而不敢谈论和勇敢批判剖析“实际是怎么样”,强调“黑乌鸦不是错,黑乌鸦没按照白乌鸦的高超理论要求洗白自己的羽毛才是错”,我看是非常不严肃,缺少学者愿意探究问题实质和根本原因的必要真诚。

    李宪源,居加华人。长篇历史小说《血火痴情——被尘封另类文革故事》作者,原无锡市中青年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会理事 http://blog.sina.com.cn/LiXianYuan。

 

 

发件人:"zhangxg482" <zhangxg482@163.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zdjun" <zdjun@263.net>发送时间:2008-10-08 08:52:3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及其新发展》(河南张新光稿件) 《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及其新发展》(河南张新光稿件)

新一轮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仍是解决土地问题

张新光

    当前,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一轮农村改革的突破口究竟放在哪个支点上,成为政府决策部门和理论界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众所周知,30年前的中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而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就是从调整土地政策入手,逐步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经过30年的改革,目前我国面临最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似乎都与土地制度有关联。从地方各级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到城市市民、郊区农民以及乡村的普通农民,几乎所有地方都存在违犯我国现行土地法律、法规、政策的强烈冲动。一项制度如果到了如此程度,就说明制度本身出现了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惟有“彻底变法”。人们不禁要问:新中国诞生后进行的第一场农村革命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30年后进行的第二次农村改革仍然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60年后进行的第三次农村改革还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种“马拉松”式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为什么会没完没了地持续进行下去呢?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实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使亿万农民失去了土地所有权,时至今日国家仍然没有恢复让农民合法拥有土地财产的权利。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诺思曾经说过:“一旦无效率的制度选择沿着原来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就会陷入一种‘自动锁定’的状态,初始的制度设计会强化现存的制度刺激与惯性,要想脱身而出就显得十分困难。正是由于国家决定产权制度的安排,因而政府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1](P11)。

    事实上,我国在建国之初确立的土地制度是“公益性土地归国家所有、经营性土地归农民所有”二元复合型产权结构。1954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当时,凡是分配给农民的私有土地财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均发给土地所有权证,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出租、典当、抵押等一系列权利。但在1955~1958年间,由于我国强制推行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运动,农民依照宪法和法律拥有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很快就被剥夺了。到了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正式出台后,农民就连祖传下来的宅基地也被收归农村集体所有了。直到“文革”结束时,中国8亿多农民几乎处于一种“食不果腹,衣不避体,家贫如洗”的极端贫困状态。1978年底,全国农村人口年均收入只有70多元,其中在50元以下的特别贫困人口就有2.5亿人。全国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资产还不到10000元,多数地方的农村甚至还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于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冒死搞起了土地“大包干”,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当时,农民群众真正期盼的是土地归个人所有而不是归农民使用,他们希望根据所有权而不是租佃权占有土地。但是,“在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农村改革一开始,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用‘包产到户’取代人民公社,乃是群众和领导机关经过长期博弈之后相互妥协的产物。当时把‘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统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考虑过土地用于农耕最忌掠夺性短期行为,因此想比照历史上有过的经验——‘永佃制’(即无限期租赁)来设计承包制。权衡过利弊,提出来酝酿,赞同者少,怀疑者多,认为不符合责任制概念。因怕节外生枝,由此引起新的争论,影响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这个主题,因此暂时搁置了。到1984年决定先定承包期为15年,看看各方反应,准备随机做出决策,再递增延长期。这样做,今天看来算不上最好的选择,但在当时却是不可避免的。总的来说,80年代初期的中国农村改革尽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可是不论哪一项只是开了个头,都是未完成的工程,尚留有一堆问题待解决。而到1987年,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2](p150-151)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与耕地承包责任制同步进行的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也因由此引起“乱砍滥伐”而被迫中断了。之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仅仅局限于“延长耕地承包期”和“促进耕地使用权流转” 两项内容,而忽视了耕地之外广阔的国土资源如林地、草地、沙地、湿地、海洋资源和农村建设用地、“四荒地”(荒山、荒坡、荒沟、荒滩)、农民宅基地等的改革与治理。这说明,我国近30年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不全面的、不彻底的、不完善的。

    2006年9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同志在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上作总结讲话时,明确指出:“我们在农村搞的‘大包干’,很好地解决了18亿亩耕地的问题,但耕地之外广大的国土资源(60亿亩草原、42.7亿亩林地、42亿亩大陆架渔场)在相当程度上还处于权责不清、主体不明、利用不够、经营粗放的状态。这已严重制约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效益的提高和农民增收的步伐。”[3]其实,即使是18亿亩耕地的问题,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譬如说,我国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一直存在两大“制度缺陷”:一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只能单项向城镇国有土地转移,由此造成了农业耕地资源大量的流失和浪费现象;二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隐含着“土地产权模糊”和“集体成员权平等”的平分机制,由此造成了地权分散化和经营细碎化的趋势不断加剧,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现代农业的发展。从1978年到2007年,全国耕地总面积由21.47亿亩下降到18.26亿亩,净减少了3亿多亩。即使是1996年中国政府提出了“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以后,最近10年间全国耕地面积仍继续减少了1.24亿亩。从1978年到1995年,全国平均每个农户承包耕地面积由0.57公顷下降至0.41公顷,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经营耕地面积由0.35公顷下降至0.29公顷。截止2007年底,我国耕地总面积已减少至18.26亿亩,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省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亩,还有660个县人均耕地不到0.5亩,已经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土地/人口承载力最低标准0.8亩的“警戒线”。如果按照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政策“路径依赖”继续走下去,那么让全国2.5亿个农户长期经营平均半公顷左右的有限耕地资源,必然将导致农民在高劳动强度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出现土地报酬递减、边际效益下降、甚至为零或负数的极端现象。

    总的来看,迄今为止我国并没有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土地产权制度,其主要构成要素包括:土地产权界定制度;土地产权配置制度;土地产权运营制度;土地产权法律保护制度。目前,我国9亿农民的土地权益仍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地方各级政府低价征收征用农民土地、补偿不到位等问题十分突出,农村土地纠纷案件频繁发生,已成为导致农村社会不稳定的第一因素。追根溯源,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存在着法律上的所有权与其经济上的所有权相分离的“有意识的产权模糊”,致使其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建立“第二财政金库”和政府官员与不法商人勾结起来谋取暴利的工具。相比西方发达国家农民拿土地换财富的做法,原本最具增值潜力的土地非但没有成为中国农民发家致富的主要来源,相反却在改革开放30年中造就了四五千万“三无农民”(失地、失业、无保障)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庞大弱势群体。据有关专家测算,从1952年至1990年,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建设贡献资金11594.14亿元,这其中有13.2%来自农业税,有75.1%来自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有11.7%来自银行储蓄。但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城市居民早已通过国有、集体企业股份制改造和楼市、股市等途径拥有了个人的财产性收入。全国9亿农民却由于失去了合法拥有土地财产的权利,而难以发挥土地作为增加个人财产性收入的“财富母体再生功能”。据有的专家推算,“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平均每年各种建设占地达到400万亩以上,25年间共征用农村集体耕地1亿亩左右。失去土地的农民从征用土地中得到的经济补偿最多不超过5000亿元,国家和城市工商业从农村集体土地转让中积累了9万多亿元的资产。”[4]“从1952年至2002年,农民向社会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51535亿元。以2002年农民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7858亿元推算,则相当于农民无偿放弃了价值26万亿的土地财产权。”[5]这是导致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的一项制度障碍。因此,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不解决,其他几乎所有的经济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中国即将进行的“新土改”预料将成为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讨论解决的最重要的一项议题。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主要是让9亿农民真正从土地中取得合法性个人财产性收益的权利。为此,国家将进一步明晰农村集体土地的财产权归属,进一步完善政府土地征用制度,进一步延长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期限,鼓励农村建设用地的市场交易和自由流转,甚至会允许农民宅基地的“永久性用益物权”等等一系列政策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但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凡是涉及国家“粮食安全”的18亿亩耕地和涉及国家“生态安全”的25亿亩集体林地私有化的问题,恐怕很难进入中央高层决策的正式议程。因此,我国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第一道闸门”,应该放在产权归属争议不大、且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影响较小的农民宅基地上(大约2亿亩),国家应鼓励和支持各地积极探索宅基地流转和抵押的办法,并在法律上赋予农民对宅基地的永久性用益物权。这对于我国整个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乃至农村经济社会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自然灾害频繁,技术装备落后,但我国国土辽阔,自然资源和劳力资源丰富,生产门路很多。如果只在占国土十分之一的耕地上做文章,不在十分之九的山区、草原、江河、湖泊和滩涂上打主意,农民就很难富起来。””[6](p849)

    因此,我国下一步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应从偏重于农业耕地使用权的改革,逐步向耕地之外的林地、草地、沙地、湿地、江河、湖泊、海洋和农村建设用地、“四荒地”(荒山、荒坡、荒沟、荒滩)、农民宅基地等诸多领域延伸和拓展。但不管怎样改革,我国建立现代土地产权制度法律体系的基础和前提是,必须首先明晰和界定涉及9亿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财产权归属问题。世界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德尔博格曾经提出:“如果给农民以土地的所有权,他们会把沙漠变成绿洲;如果让农民以租赁的方式来经营土地,他们又会把绿洲变成沙漠”。这说明,广大农民群众对国家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他们完整的土地财产权有着强烈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根本性的变革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回良玉.在全国农村综合改革会议上的讲话[Z].中国农业信息网(http://www.agri.gov.cn),2006-9-21.
[4]乔新生.工业反哺农业应当从土地入手[J].人民论坛,2006,(18):40~41.
[5]崔克亮.建立权利平衡、结构稳定的农村社会——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党国英谈农民组织与农村社会稳定[N].中国经济时报,2005-06-27.
[6]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A].21世纪乡镇工作全书编委会.21世纪乡镇工作全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通信地址:464000 河南省信阳市谭山包•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张新光书记/教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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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的出路在何方?

黄卫东

    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大部分离开农业,成为工人或城市从业人员。这是由农业产出决定的。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农民收入不可能得到很大改善,因为人均产出低。同时还需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只有高效农业,才能做到少量人务农,生产足够全国人民所需要的粮食。这是欧美日韩等国历史所证明的。

    当前我国水稻生产技术有了很大进步。抛秧代替插秧,除草剂代替锄草,收割也常使用机械,化肥替代农家肥,灌溉有水渠。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实际农业从业人员比例已经很低。笔者2002年6月回农村老家,村中务农的基本是老人和孩子。青壮年基本外出打工。留在家乡的以木匠、瓦匠等手艺人为主。少数人家已空无一人。从每年春运人次来看,近年来,全国旅客春运运量超过二十亿人次,说明了农村劳动力大都外出打工。
然而,农民在城市打工,却无法在城市安居,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和极大浪费。首先,每年春节,我国的交通运输都极度紧张。如果没有民工运输问题,我国旅客运输能力建设的压力和投资要小得多,国民在运输方面的支出也会大幅度降低。其次,留在家乡孩子的教育问题突出。留守儿童无法享受到正常的家庭教育和关怀,性格和心理上均有可能出现偏差。而单亲监护和同辈或自我监护类型的监护人压力最大,家庭成员的外出增加了他们的劳务负担,他们要承受照顾家人和从事更多农业生产的双重负荷。第三、民工在城市居住条件差,身心健康问题突出。第四、农村占用土地所建房屋使用率低,造成土地浪费。全国农村宅基地约占农村可耕地20%以上,如能将进城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我国可耕地至少能够增加10-15%。

    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按照城市职工同等对待民工,极大地改善了民工的处境。然而,在关键的民工收入方面,没有刚性约束,民工工资低,在当前高房价政策下,无法在城市购房,仍然难以溶入城市。

    我国现阶段有能力安排民工定居城市。我国每年城市竣工商品房面积约6亿平方米,目前以中高档房为主,已大批积压。今后应以小居室为主,以进城民工定居为对象,按人均15m2计算,每年可安置4000万人。10-20年就可解决所有民工定居问题。我国商品房实际建设成本仅1000元/m2左右,正常利润下,政府主导的安置民工房可将售价定在1500-2000元/m2。三口之家,居住面积以50m2计算,总价仅75 000-100 000元。

    国家应提高最低工资,按小时工资应达到10元左右,使民工家庭两人工作,月收入能达到2500-3000元水平。从而使民工能在城市按揭购房。同时国家提供福利和保险,将民工彻底变为城市居民,彻底退出农村,从而避免目前农民在城市工作,辛苦积蓄变成自己大部分时间无法使用的农村住房。

    国家有实力实施此计划。我国生产能力远远大于国内消费能力。目前这些生产能力的很大部分用于出口,换回美元无法使用,等于拿财富换白条。今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同时石油涨价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使出口减少,产品积压,已经导致大批企业倒闭。产生此问题的实质是国家和投资者在分配中比重过大,而普通劳动者很低,使产品在国内没有市场。我们有足够的财富给民工涨工资。只有提高民工等普通劳动者收入,才能扩大消费市场,才能使现有生产能力生产的产品实现销售,从而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提高民工工资已成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受困的根本措施。

 

 

发件人:"zhangxg482" <zhangxg482@163.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zdjun@263.net>发送时间:2008-07-03 10:38:5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20世纪以来世界农业发展中几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河南张新光稿件)

20世纪以来世界农业发展中几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张新光

   【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主要特征是高度的商业化、资本化、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工厂化、知识化、社会化、国际化交织在一起,极大地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产品商品率和国际市场竞争力。历史经验表明,农业现代化最实质、最核心的内容是化“农”,就是农民比重大幅减少,农业比重大幅下降,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的过程,农业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与国家支持保护农业政策是并行不悖的。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两大实践难题是,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如何培育和发展农业资本的生成机制,归结起来就是“人往哪里去”和“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资本农业和外向型经济。

   【关键词】现代农业;小农制;资本农业;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国家保护农业政策

    一般认为,世界范围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是从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而全面启动的。尤其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大半个世纪,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世界农业在既有现代化成就的基础上又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发展,农业产业体系已成为高新技术的生长点、资本和知识的汇聚点、城乡居民生活福利水平提高的贡献点。总的看,当代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征是高度的商业化、资本化、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工厂化、知识化、社会化、国际化交织在一起,极大地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产品商品率和国际市场竞争力。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1](p934)。迄今为止,在我国13多亿人口中仍有9.49亿农民和2.5亿个小农户分散居住在380万个自然村,其中包括63%的农业人口、60%的劳动年龄人口、66%的老年人口和70%的少儿人口。这种小农村社制度天然地是一种最保守、最落后的东西,是一种非市场的东西,难以摆脱其分散经营小块土地、使用粗笨工具、利用落后技术、组织化程度低、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能力弱而与其他产业关联度低、商品率低、劳动生产率低、比较收益低等等特征,它势必排斥资本、技术、知识、人才、管理等新型生产要素向农业生产领域的转移,成为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当前摆在我国的两大实践难题是,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如何培育农业资本的生成机制,归结起来就是“人往哪里去”和“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本文重点探讨20世纪以来世界农业发展中几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以期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农业现代化的实质和核心是化“农”,就是农民比重大幅减少、农业比重大幅下降、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的历史演进过程。

    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前,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普遍存在着一种“低投入——低产出”的维生型小农经济,这既是一种古老的历史现象,也是一种广泛的国际现象。马克思指出:“这种小农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即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多样化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2](p916)。所以,“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2](p910)。但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后,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机器大生产逐渐占领了城市各个工业部门,资本也开始向农业生产领域渗透和扩张,打破了“资本主义前生产方式的规律,是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原有基础上的重复。相反地,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生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和国家的界限”[3](p187),从而“使农业合理化第一次有可能按社会化方式经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p697)。恩格斯晚年在谈到欧洲农业发展时曾指出:“1680年,小农业还是一种常见的生产方式,而大地产只是个别的,尽管不断增加,但总还是个别的。今天,大规模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已成了一种常规,而且日益成了惟一可行的农业生产方式”[4](p305)。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走向灭亡和衰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5](p485)。总之,“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史的枷锁、也摆脱了将其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革命”[6](p149)。

    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资本作为发动整个社会再生产“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的作用日益凸显,“它作为发达生产要素成为推动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7](p173)。随着农业资本化、企业化经营方式的发展,“使目前自己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多余”[2](p584),纯粹农业劳动者的人数越来越少,大批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工业人口,促使农业生产技术、组织形式、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等发生一系列的深刻变化,最终形成了现代大农业替代传统小农业的一场农业生产力革命。比如从1900年到2005年的百余年间,美国从事初级农业生产劳动力已由1200万人减少到不足200万人,所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也由35%下降到0.7%。欧洲主要国家纯粹务农人口的比重大约在2%左右,其中英国农民仅剩下45万人,法国为70万人,前联邦德国为60万人,意大利为74万人,荷兰为12万人,奥地利为11万人,瑞典为7.5万人,丹麦为6.8万人。目前,美国农业产值所占GDP的比重仅为1%,加拿大为3%,瑞典为3%,丹麦为5%,前联邦德国为2%,法国为4%,荷兰为4%,奥地利为4%,英国为1.6%,意大利为5%。二战结束后的日本农户总数从1963年的由575万个减少到2000年的312万个,农业从业者的比重也由76.6%下降到2.2%,农业产值所占GDP的比重仅为3%。从1913年到1987年,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8倍,西欧和日本等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倍以上,而同期的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仅提高了2.25倍,足见这两大农业生产系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8]。

    就世界范围而言,全球总人口由1946年的接近23亿人增加到1985年的48亿人,人口净增加了1.1倍,而同期的世界粮食总产量却由5.33亿吨猛增至18.41亿吨,增长了2.45倍,平均每年递增3.2%,农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远远超出人口的增长速度,因而世界人均占有粮食由234公斤/人增加到380公斤/人,净增加了146公斤/人。根据中外农业科技史专家的研究结论,人类在渔猎、采集农业阶段,每500公顷土地只能养活2人;进入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每500公顷土地可以养活50人;进入连续种植的农业文明阶段,每500公顷土地可以养活1000人;而在资本技术集约型经营的现代农业阶段,每500公顷土地供养的人口猛增至5000人[9](p3)。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荷兰人选择将有限的土地资源用于发展高附加值的畜牧业和园艺业,发展以温室技术工程为代表的现代设施农业,园艺作物基本摆脱了自然条件的约束,使1公顷温室的生产水平超过100公顷大田作物种植的产出规模,目前荷兰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农产品可以供养112人。这样的生产增长速度在世界农业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马克思曾经指出:“现代科学在农业的运用,将把农村居民从土地上赶走,使人口集中于工业城镇”[10](p662),“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11](p303),“将把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12](p240),“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13](p57)。总之,世界农业现代化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相伴而生的,其实质和核心是化“农”,就是农民比重大幅减少、农业比重大幅下降、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的历史演进过程。

    二、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资本参与利润平均化的规律与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是并行不悖的。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考察英、法、德、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农业发展时发现,在工业化革命早期,农村劳动力和农业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工业部门,势必会伴随着小块土地所有者被剥夺、小农户被驱逐的暴力史和大批农民走向贫困破产状态的血泪史;但当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平均利润率的降低和由它调节的生产价格在城市商业和工业的范围内形成,促使资本流入农村,这样就造成了资本对农业劳动的新的需求,从而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报酬。那时资本就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并在农业中找到用途,于是原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村积累起来的城市资本又部分地回到了农村”[14](p261)。这意味着资本的自由竞争和资本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与同等水平的社会平均利润等条件在农业的资本化、企业化经营之时都已经完全成熟,资本在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作用下,促使农业利润和工业利润接近起来,使农业工人工资和工业工人工资接近起来,最终将使工商业同农业相互配合、携手并进,并形成一种城市工业反哺农业的良性循环局面。因此,马克思在阐述地租理论时指出:“我们假定,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这种资本家和其他资本家的区别,首先只在于他们的资本和这种资本推动的雇佣劳动所投入的部门不同。……因此它的下列条件,如资本的自由竟争、资本由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可能性、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润等等,都已经十分成熟”[2](p693)。

    这样,“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各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的偏离会相互抵消。但它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的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永远也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2](p181)。也就是说,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型和利润率平均化的一般规律,是建立在“假定“在农业中正像在加工工业中那样,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是在减少,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是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因而从长期发展趋势看“资本会普遍实现一个一般利润”,即“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利润率具有平均化的倾向”。 然而在现实经济发展中,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一般低于工业的资本有机构,而农业的特殊性(如自然生命、季节性强、农产品流通和国际贸易竞争、生产组织特性等)又约束其效率改进的速度,再加上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垄断也阻碍着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因此“资本被土地吸引或排斥的程度,同谷物价格高于或低于生产费用的程度成比例。如果这个余额使用于资本得到比普通利润更高的利润,那么资本将被投到土地上;反之,则将被从土地上抽走”[15](p104)。总之,追逐私人利润是资本所有者决定把资本投入农业还是投入工业或是商业的惟一动机,而“工业的收益总是比农业多,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16](p693),这样就使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过程中寄生的和多余的阶级。因此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工业化在城市和工业部门率先展开,出现了农业落后于工业和农村落后于城市的新趋势,“这个历史现象就是工业(真正资产阶级的生产部门)比农业发展快。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但是比不上工业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在工业生产率提高到10倍的地方,农业生产率或许提高到2倍”[14](p7)。这就是著名的“斯密猜想”,即“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也赶不上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 [17](p7)。

    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资本迄今为止用来支配农民的一种符咒;是资本用来唆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借口。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消灭城乡差别”[18](p214)。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中间阶段,工农业关系的调整要经历“结合→分离→结合”这样三个阶段,同样的城乡关系也将经历“结合→分离”和“对立→融合”或“城乡一体化”这样三个阶段。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指出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9](p11)。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农业合作制生产是较为理想的农民自由联合体的主要形式,而“实行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19世纪伟大的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6](p129-130)。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方面应当并且完全能够比资产阶级做得更多更好。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善于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事情”[6](p287),“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20](p362),“铁路的敷设也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农业服务”[21](p247)。恩格斯晚年也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农业工人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农业资本家的利益。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9/10。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5](p501)。

    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资本参与利润平均化的一般规律与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是并行不悖的。首先是在农业资本参与利润平均化的一般规律作用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农场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不仅改变了农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结构和配置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以农业为轴心派生出很多相关联的产业,形成了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经营产业体系,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就业增收的渠道。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农业保护法案,逐步缩小农业劳动者与工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别,形成了“城市工业反哺农业、国家财政反哺农民”的农业保护政策。比如,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间,美国农场平均规模由191英亩增加到435英亩,扩大了127.7%,其中5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增幅为43.3%。1900年,美国平均每个农场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只有2.58美元(新英格兰)和3.88美元(大西洋岸中部),而到2002年已增加至53.8 万美元(建筑与土地市场价值)和6.66万美元(机械与设备市场价值)。1940年,美国开办一个农场平均需要6200美元,而到1972年则猛增至10万美元。据统计,1950年代初,美国平均每个农场主债务总额为2205美元,1983年猛增至9万美元,大约占农场资产总额的20.6%,有的农场主欠债高达几百万美元,每年仅支付利息就需要几十万美元,所以有人把美国农业称作是“债务农业”。正如列宁在20世纪初所指出的:“谁掌握着银行,谁就直接掌握着美国1/3的农场,并且间接统治着所有农场。按照一个总的计划,把占全部生产总额一半以上的百万农场的生产组织起来,这在现代各种各样的联合以及交通运输技术广泛发展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22](p236)。因此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美国政府在许多方面支持和保护农业,主要包括固定农产品价格、补贴性市场价格、出口补贴、限制竞争性进口、加强对种植和市场销售的管制、优惠贷款、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投入等等。这样,“在1960年,美国农场家庭平均收入为4054美元,全国家庭平均收入为6237美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65%;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农场家庭收入高于全国家庭收入的年份。大致在1990年代中期,美国农场家庭收入已经持续超过全国家庭收入的平均水平。到2002年,美国农场家庭收入已达到65757美元,而全国家庭收入仅为57852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14%”[23]。

    2005年,美国农场的净收入为832亿美元,其中政府补贴高达227亿美元,补贴主要流向大中农场。2006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达到770亿美元,其中小麦出口占世界市场的 45%,大豆占 34%,玉米占22%,成为当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据美国农业部经济学家测算,农业出口中每赚一美元利润至少可以为其他经济部门再带来1.32美元的利润,每出口10亿美元就可以创造17万个就业机会。目前,美国的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只有0.7%,而食品和农牧业部门二项的增加值合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9%,纯农牧业生产领域的就业人数仅占全国的l%,但食品、服装、纺织等部门就业人员的比重却占到了15%,尤其是美国零售行业就业人员的54%都从事食品销售。荷兰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84亩,属于世界上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列。但在20世纪末,荷兰农产品净出口总额超过美国而高居世界第一位,此外还拥有多项世界第一,比如农业劳动力人均创汇率最高(1997年为14.06万美元/人),土地产出率世界第一(1991年为2468美元/公顷),单位土地面积创汇率最高(农用地出口额平均为1.86美元/平方米),农产品净出口额增速最快(1961~1999年增加45倍),农业基础设施世界一流(玻璃温室面积占世界1/4)。荷兰农业劳动力只占世界的0.02%,耕地不到世界的0.07%,但其出口的农产品却占到了世界市场份额的9%。目前,荷兰每个农户年均收入在4万欧元以上,其中从事园艺业收入超过40%以上,农场以外的经济收入占到35%以上[24](p1-3)。在最近的100年来,丹麦大约有1/3的农民放弃自己在当地已有的社会关系而移民到经济发达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寻求生存机会,有1/3的农民选择了到相对较小的城市打工谋生,有1/3的农民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从农作物种植转向畜牧养殖,目前为数不多的农业人口全部纳入到由全国农民联合会(约有64000名会员)、家庭农场主联合会(约有17000名会员)和企业联合会共同构成的32个大型合作企业之中。因此,从1994年到2004年,丹麦农业抵押贷款债务比例由74.2%提高到76.1%,农业科技开发经费的90%以上都由政府提供,全国约有4300多名农业专业技术顾问为农民提供咨询服务,此外政府对发展有机农业按产值20% ~70%的标准补贴。目前,丹麦每个家庭农场平均起来算只有1.5个经营者,但其生产的农产品却占到了世界食品市场总量的3.1%,足以养活相当于3个丹麦人口的食物需求。全日制农民种植谷物者平均年纯收入为179000克朗,从事养牛和乳品生产者平均年纯收入为209000克朗,养猪农户平均年纯收入为497000亿克朗[25]。目前,欧盟向各成员国每年提供农业补贴大约为440亿欧元,占到了全部财政总预算支出的40%以上,这还不包括各成员国向本国农民提供的农业补贴。日本财政补贴农民的比例大约是农业产值本身的2倍,瑞士则高达4倍。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主要是靠工业化和政府高额的财政补贴浇灌培育出来的一朵美丽奇葩。

    三、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顺应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

    在20世纪的一个相当长时期里,约占世界总人口1/3以上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一直生活在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偏重于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而忽视农业,偏重于强调农业对工业的贡献(劳动、资金、外汇、粮食和市场)而忽视工农、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均衡发展。因此,前苏联经过70年、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三四十年的工业化建设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造传统农业,相反却经历了农民被剥夺、农业发展缓慢、农村贫困落后这样一段历史。目前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现代农业既面临着“人口多、耕地少”的资源性约束,又面临着工农、城乡发展失衡的二元结构和体制性制约。特别是经过了30年的农村改革,我国户均拥有0.5公顷耕地的超小型家庭经营格局基本没有得到改变,农村资金外流、国家金融支持农业明显不足的局面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这样就造成了发展现代农业与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发展现代农业投入大与农业比较效益低之间的矛盾。这是制约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两大根本原因。目前,我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全年生产谷物为804公斤/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07公斤/劳,更无法同美国平均水平95739公斤/劳相比。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只占国内制造业的1/8和服务业的1/4,一个农村劳动力每年创造的价值大约为536美元/人,而美国一个农业工人每年创造的价值为68540美元/人,相当于中国的128倍。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为48%,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30%,分别比发达国家低30~40个百分点。

    2004 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产品产值之比按小口径(包括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制品业、木材加工、竹木藤棕草制品业、造纸业等)计算为 0.72∶1,而发达国家一般是3:1~4:1,其中美国初级农产品加工增值在5倍以上。2005年,我国每千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高达366.5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5倍,分别是日本、美国、法国的1.6倍、3.6倍和6倍。2006年末,我国农业贷款余额为1.32万亿元,仅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5.86%。我国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已从1980年代初的 30%以上降到2006年的11.8%,而把2.1亿个农民工计算在内的城市化率只有 43.9%,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 56.1%,农业劳动力仍占劳动就业人口的40%以上,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农业现代化进程又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从1985年到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由1.86∶1扩大到了3.28∶1。预计到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以12%左右的实际速度(扣除价格因素)增长,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6%的实际速度增长,这与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越来越低的趋势是相一致的,是当今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走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为途径,以现代科技和装备为支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建成农工贸紧密衔接、产加销融为一体、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要立足于我国农业生产条件比较落后、基础设施薄弱的现实,着力提高农业物质装备水平;立足于我国农业科技不发达、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较低的情况,着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立足于我国农户众多、经营规模小的特点,着力推动农业经营方式转变;立足于我国农业结构尚不合理,生产、加工、流通有所脱节的情况,着力构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立足于我国农业市场体系还不健全、流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实际,着力完善农业市场机制;立足于我国地域辽阔、农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着力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立足于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着力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立足于我国农业生态较为脆弱、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的形势,着力加强农业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立足于我国农业支持保护水平较低的情况,着力构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符合国际惯例的支持保护体系;立足于我国农业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着力健全农业法律保障体系,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当前我国发展现代农业最需要解决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就是减少农民人口,减少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2006年末,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53100万人,其中农业从业人员为34874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大量的农村人口沉积在农业领域,使我国的土地产生率已经不低、主要农产品单产水平也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过去我们总是拿日本、韩国的例子来证明家庭自耕小农制的有效性和小农经济的生命力,但目前日本农民人均土地经营规模是我国的7倍,韩国是我国的4倍。事实上,我国人地比率早在清代中叶以后就已经低于“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的维生型小农经济临界点。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由于长期实行“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土地”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造成了“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的趋势更加凸显,结果导致几亿农民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化”种植模式下出现了土地报酬递减、甚至为零或为负数的现象。目前我国有14个省份人均耕地不到1亩,其中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已经低于联合国确定的土地对人口承载力0.8亩/人的警戒线。因此,从根本上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小农业与大农业、低收入与高投入的矛盾,必须使农村土地生产要素逐步市场化和资本化,扩展农业产业链,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和工业化、城市化的“红利”,并分享初级产品进入第二、三产业后的增值利润。同时,要立足于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通过扩大农产品市场贸易来缓解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存在的较大缺口。2006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630.2亿美元,其中净进口粮食2681万吨,约占国内消费量的5.4%。通过国外农产品净进口等于扩大农作物播种面积2445.6万公顷(折合3.7亿亩),占到国内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15.6%。若按每亩耕地用水量300立方米计算,相当于节约国内农业用水840亿立方米。这意味着中国已由过去的农产品净出口国变为农产品需求存在缺口的国家,而在现行食品消费模式下解决13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至少需要耕地21亿亩,这其中13%的耕地资源要靠国外提供[26]。总的看,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仍将取决于如何消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地关系,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挥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发展资本农业和外向型经济。正像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先生最近提出:“中国农业今天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面对这样的历史性契机,政府若能适当投资于农业和扶持农业,通过国家法律规定和市场机制来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包括定期的转租和带有回赎权的出典,借以扩大适度规模农场比例,农业当前的隐性失业问题应该可以在近10年间改善,而农业的低收入问题也应该可以在今后25年间缓解”[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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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新光(1964-),男,河南邓州人,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已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出版专著《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等6部。
通信地址:464000 河南省信阳市谭山包•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张新光书记/教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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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文西武全球战略与中国的国家安全

吕加平

2008年10月7日

    一、继美国参议院之后,众议院在10月3日晚也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经过修改的、总额高达7000亿美元(实为85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从而暂缓了金融危机的情势,这对美国打伊朗非常有利。而美国为了消除日后打伊朗时的东顾之忧,在不久前已经举行了以反潜协同指挥为重要内容的大规模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美国对打伊朗之战也已作好了各种战争准备。为了进一步转移因金融危机引发的国内矛盾和转嫁国内危机,同时也为了促使已处劣势的共和党在最后一搏的总统大选中能够战胜民主党赢得下届执政权,布什政府很可能会在11月4日美国大选前发动打伊朗之战而实施大中东战略。

    二、鉴于以能控制大中东地区能源战略要地和封堵、削弱俄罗斯为主要目的的大中东战略,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最高国家利益及其盟友的安全和利益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只要伊朗不放弃核武计划,这个以打击伊朗核设施为起点的大中东战略,美国是一定要予以实施的,至于何时实施,只是个启动时间的问题:即使美国在11月4日大选前不去打,布什政府也会在明年1月21日届满下台前去打;即使布什在任期内不打,获得大选胜利者,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取代布什政府执政以后也是会去打伊朗而实施这个对美国极为有利的大中东战略的。只是这三个启动时间相比较来看,布什政府在下台之前,尤其在金融危机因巨资救市暂获延缓而共和党麦凯恩还没有输掉选举之前去打伊朗,对美国、对小布什和目前处境艰难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最为有利,因此选择在选举前动手可能性更大些。

    三、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布什总统在众议院刚刚通过这个金融救援计划以后就迫不及待地立即予以批准,并且马上宣布对格鲁吉亚(为缩短折返航程、避免损失,以色列战机计划在轰炸伊朗后飞抵格鲁吉亚停留)、阿富汗(美军东攻伊朗的出发地)和巴基斯坦(美国反恐的主要争取对象)给予难民援助,美军空军同日又宣布要对驻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A—10型“雷电”攻击机进行优先维修,真可谓打伊心切之情跃然纸上。而也在通过金融救市计划的当天,聚集在伊拉克北部的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动用中型武器向土耳其境内的军营发起攻击,炸死土军15人,库尔德工人党23名武装人员也在此次袭击战中丧生。西方媒体对库尔德人的这次较大的攻击行动和他们要求建立自己国家的宿愿大加报道和宣扬,反映出库尔德人正在积极配合美国的大中东战略而加大建国武装斗争的力度。土耳其总统则强烈表示要不惜代价地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和所有恐怖组织的一切敌对分裂活动,土耳其军方实施报复,出动战机越境猛烈轰炸了位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目标,这预示着反对国家分裂的土耳其和要求恢复建国的库尔德人之间的武装冲突可能会很快升级并全面展开,此局面对美国帮助库尔德人恢复建国实施大中东战略很为有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救市计划没有通过之前,美国政府和媒体舆论都把这次金融危机说得极端的严重和危急,扬言如果不立即批准7000亿美元的救援资金,就会对美国的当前和今后造成多么多么大的损失和危害,在救援计划经修改而加码到8500亿美元以后,布什总统甚至命令式地要求众议院“必须通过”这个救市计划。可是众议院在10月3日表决通过和布什签署批准以后,美国政府却并不着急地表示要在两个星期以后才会实施这项金融救援计划,布什总统在10月5日又说该金融救援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表示这次救市实际上并不需要7000亿美元,这笔钱用不完,定有剩余。

    布什政府为什么先紧张后轻松、先急后不急呢?这很可能又与打伊朗有关。也就是很可能布什政府采用这种夸大危机的欺骗手段,先把这8500亿美元的巨款支配权诓到手,但却不立即用于救市,而是在不救市的两个星期内紧锣密鼓地做好打伊朗的一切实战准备。两个星期过后,也就是将要举行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不久,即就指令以色列轰炸伊朗核设施。如果美国真的这样做,这个打伊朗战争行动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和美国朝野的极大震动和哗然,也势必会引起油价爆涨和金融再度大震荡,这时布什政府再把已到手的8500亿美元抛出去救市稳人心,并以保卫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大肆渲染伊核伊恐对美国和世界的巨大威胁唬住国人世人,于是也就可以“理由充分”、“名正言顺”地去大打伊朗,以此转移国际视线和国内矛盾,并进而全面实施大中东战略。而由于金融危机有8500亿美元的支持救助,加上打伊朗会顺利得手,这对共和党的总统选举将大为有利,从而可以大大增加麦凯恩战胜奥巴马的机率。如果麦凯恩入主白宫,他的共和党新政府必然会更积极地推行大中东战略。

    四、美国大中东战略计划的核心战略内容和具体实施路线图大致是:

    1、先由以色列打头阵去空袭伊朗核设施“引蛇出洞”,如果伊朗反应过激,美国随即对伊朗发起“斩首行动”的打击,接着再以持续猛烈轰炸和两面夹击的大规模地面进攻,在伊朗内部亲美势力的策应下推翻伊朗政教合一的反美现政权,建立什叶派亲美政权,从而既消除了伊核伊恐威胁,又堵塞并清除掉俄罗斯在中东西亚目前唯一可以南下的通道和战略支撑;

    2、然后再把土耳其和两伊即伊朗、伊拉克以及叙利亚所属的库尔德人居住区从这四个国家的领土版图中分割出来,帮助库尔德人建立民族统一独立的库尔德国家,使其在中东成为继以色列之后又一个最亲美国家。接着再使属伊朗的阿赛拜疆族居住区从伊朗北部分离出来,并与南高加索的阿赛拜疆国组成联合体,从而使美国可以全面而牢固地控制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大中东地区,并阻碍土耳其加入欧盟和在俄罗斯南线形成一道包括格鲁吉亚、阿赛拜疆等南高加索国家在内的封堵俄罗斯南下的屏障。这时由于俄罗斯在欧洲方向已被东欧亲美国家阵线和美国导弹防俄墙网所封锁,于是俄在西线和南线即被美国堵住;

    3、作为对伊拉克的补偿,把原属于伊拉克行省的科威特重新纳入伊拉克版图,组成伊拉克亲美新国家,同时把伊拉克出海口的两个被伊朗占领的小岛归还伊拉克;

    4、然后在美国的掌控主导下,再对包括伊朗、南里海、阿拉伯半岛和北非在内的大中东地区的油气资源及相关的国家政治与国际关系进行符合美国需要的重新调配整合,从而完成这个大中东战略。

    五、美国在亚洲西部和涉及北非、欧洲区域内实行主要针对俄罗斯的大中东战略,在亚洲东部的环太平洋地区则实施主要针对中国的太平洋战略。这个反华制华、诓骗和劫夺中国财富的太平洋战略,其主要特点在于,在强大军事力量包围和威胁的高压下,对中国实行将其遏制、削弱和质变的“颜色革命”,因此它与以武打为特点的大中东战略相比较,更显示出了武力高压下的文攻色彩,由此构成了美国对付中俄的东文西武全球新战略;

    六、以局部战争手段为主的大中东战略和以武压下文攻手段为主的太平洋战略,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呼应和促进的。

    比如,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大量增加和云集高科技先进军事力量并举行旨在遏制中国东海南海方向的大规模多国军事演习,并且还在10月3日众议院通过金融救援计划的当天批准了向台湾出售64亿美元先进武器装备的军售计划,以大幅度迅速增强和提高台湾抗击大陆的军事力量,其主要用意之一是向中国显示强大武力,以便威慑中国,并吸引中国军方对台湾的注意力,防备中国趁美国西顾打伊朗时在东线太平洋出兵攻击和解放台湾,阻止中国牵制美国对大中东战略的实施。而美国的金融救援计划之所以会从7000亿美元加码到8500亿美元,布什政府一定在对华政策及对台军售等问题上与反对救市的国会议员进行了幕后政治交易,即国会两院通过加码1500亿美元的一揽子救市计划,布什政府则立即恢复对台巨额军售;

    再比如,一旦打伊朗之战得逞和大中东战略实施顺利,一方面美国就将从伊拉克到伊朗再到与中国接壤的阿富汗的美国和北约的战线联成了一片,从海湾到印度洋再到太平洋的航线更是联成一线而通畅无阻。美国又可以以反恐为由迫使巴基斯坦听令屈从于美而疏远中国,甚至会驻军于巴,对印度也会进一步加强合作,从而对中国西部形成直接逼近包围的军事威胁态势,同时又可以随时终止和切断中国从中东、伊朗的石油进口和运输通道,迫使中国因缺油而陷于经济困境;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大中东得手,也就可以回过头来加大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由此对中国形成从西经南到东巨大完整的U形包围圈,并在这种武力高压下对中国大举实施使其政治质变、经济削弱、由红变兰的“颜色革命”。

    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为实施大中东战略而去打伊朗,并且继续通过转嫁金融危机劫夺中国钱财,其对付中国的太平洋战略反华制华的文攻效用就会凸显出来,这时那些国内的汉奸国贼以及像陈水扁那样全家都是窃贼的贪腐罪犯便会与之里应外合、遥相呼应而越加猖狂地危害国家,这时中国国家的内外安全处境也就更加危险了。

    七、现在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汉奸内贼大量罪行已经暴露了出来:据媒体报道,自2004年以来,中国央行在上峰指令下不断用巨额外汇储备购买增持美国国债及两房债券,认购数额高达5187亿美元,占美国26764亿美元国债的19.3%,使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第二大债权人。但由于居美国债权首位的日本其持有量自2004年8月以来持续下降了1000亿美元,4年来从5934亿美元已降到4934亿美元,所以实际上中国是美国国债近年的最大买家。这种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去效劳美国富豪的购债行径,结果却发生了严重的金融投机失误,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大风暴大海啸中,使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外汇储备国债投资大量蒸发,已经给中国实际造成了超过千亿美元的巨大资金损失。

    虽然国家利益大受其损,卖国汉奸及贪腐分子却可以大获其利。美国国债的认购惯例是认购者可以获得百分之三到五的回扣,以今年7月底中国所持有的5187亿美元美国国债计,其认购者回扣所得约有155.6亿至259亿美元之巨,这些巨额回扣是否已经落入中国认领者和相关高官的私人腰包之中?又据香港《明报》10月5日披露消息,称在美国通过救市计划的8小时后,中国央行在上峰的指令下又一次承诺:一旦美国开始筹集7000亿美元救市资金,中国将认购不少于2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救市方案首阶段筹集的2500亿美元,中国会购入其中700亿至8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以协助美国渡过难关。中国方面这种再次主动送巨资上门的便宜事,正是用制造金融危机之法已经劫夺了中国大量外汇储备资金的美国所求之不得的,同时也给中国一些贪腐蛊虫借此机会又可以毫不费力地增收60亿至100亿美元以上的回扣大肥私囊。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实在太可怕、太危险了。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内奸家贼,这些贪婪成性、巧取豪夺、骗钱劫财、暗中洗钱、携巨款外逃的贪腐罪犯,历史和人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他们在改革开放幌子下积30年的里通外国、出卖主权、毁公利己、损国肥私、祸国殃民、危害国家安全的累累弊案罪行,必定会遭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和强烈声讨。

    安全第一,维护和确保国家安全是天底下第一硬道理!相信肩负保卫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重任的系统、部门及其领导者,一定会顺从人民意志,顺应党心军心民心,顺乎历史潮流,相信和依靠群众,秉公严执党纪国法,伸张正义,除恶扬善,为维护国家内外安全和人民利益毫不手软地擒贼捉奸。这些犯罪分子不管官有多大,权有多重,伪装得多好,隐藏得多深,一定要把他们一个个地揪出来,对他们的所有罪恶进行全面的司法严查深究,把他们为了私利而如何对外勾结进行出卖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叛国活动的暗盘政经军交易真相揭露出来并公之于众,绝不留情地进行彻底清算。

    以上所议,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作者系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联系地址:湖南省邵阳市东风路175号省祁剧院,邮编:422001 电话:0739—5222053 email: jiapin_2@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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