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者按:这一时期让钓鱼岛事件搞得确实紧张了一段时间。但看了那么多文章,没有几篇有实际内容的,所以只选了李建的一篇文章《他是保钓英雄还是违法捕鱼? 》。其实这是沿海渔民都知道的事情,各国划定的渔业作业区,远洋作业的渔船都清楚。为什么这次发生了冲突?这里是有原因的。

    对经济问题的评论已经没什么热点,通货膨胀了,人民币涨价了,黄金上1300美元了,这都是早就知道了的事,现在的问题就是温水煮青蛙,问题慢慢显现。是美国基金公司GMO说的对,还是奈斯比特说得对?外国人都在赌中国,各种鬼子的话都有道理,都要听。因此,既要看GMO写的中国红色警报,也要看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但是,最根本的还要看对中国基本分析的文章,如仲大军和资中筠等的文章。本期文集由资中筠女士引出了一个话题:中国的道统。其实这是一个对大家来说还很陌生的概念。中国的道统早就被中国现代革命抛到一边去了,但仲大军和资中筠等近来又挖掘出来了。中国今天还需要道统之类的东西吗?看看仲大军先生的《发扬儒家文化中的仲子精神》就明白了。】

什么是中国的道统?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9月28日

目录

仲大军:中国工会官方化和官僚化的问题

资中筠:中国要进行根本性制度改革

富士康调查报告:21世纪的工人集中营

记者:重庆农村留守儿童深圳中秋团圆之旅

星洪:不喊万岁,建国初期清华学子的水平

长海:道德沦丧与高价维稳

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仲大军:发扬儒家文化中的仲子精神----透视中国真正的道统

白鹤鸣:中国民族主义已经“毕业”

李建:他是保钓英雄还是违法捕鱼?

孔志国:中国海权面临的挑战

冀勇庆:国美事件折射出的金融资本面孔

黄益平:“美元杀手”余永定的思想轨迹

王小鲁:中国还是要走大城市的道路

卢映西:十日谈:应当对改革进行改革

胡德平:面对挑战,戳破谎言

胡星斗:将土地权利还给人民

美国基金公司:遥望鄂尔多斯城新建的鬼城----中国的红色警报

(美)约翰·奈斯比特:中美发展模式的对比与前景

余治国:从对奇瑞的辱骂看部分国人的奴性与自虐心理

王占阳:党权、民权与人大代表专职化

 姚凡林:读易中天和李泽厚的谈话感

李泽厚易中天对话:中国往何处去最危险

姜莱:茅于轼先生的思维错位

章立凡: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章立凡:抗战期间的民族工商业智库

章立凡:吕思勉先生的史识与史德——吕著《中国通史》读后

章立凡:有所不为张嘉璈

章立凡:陈光甫不幸言中

章立凡:我们处在“低智商社会”中已经很久

周国平:中国人缺少什么?

郭松民:亲历朝鲜的社会主义公费医疗----访朝纪事之一

张野:柬埔寨“春天的故事”

霍金排除上帝创造宇宙

汉心:再论发展不是硬道理

《人民日报》:中国为什么不能搞私有化

《人民日报》:为什么中国不能搞西方多党制

北京人士聚会欢迎谢朝平归来

辛子陵:强烈要求开放报禁 保护言论出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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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会官方化和官僚化的问题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0年9月12日

zdjun@263.net

一、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异

    在刚开过的全国总工会十五届三次主席团会议上,全国总工会领导人高度赞扬中国工人的伟大品格和重要作用,说中国工人信念坚定、立场鲜明、艰苦奋斗、勇于奉献、胸怀大局、纪律严明、开拓创新、自强不息,是在现代化建设征程中奋勇前进的不竭动力,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力量源泉,是保持中国发展稳定的中流砥柱,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全心全意依靠的对象,没有中国工人,就没有中国的发展与繁荣,弘扬中国工人的伟大品格是党和国家当前的重要任务。

    中国宪法将中国工人的政治地位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中国宪法《总纲》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无论是官方的舆论和宪法的规定,中国工人都被捧到了极高的位置。但在实际生活中,中国工人的地位却是一落千丈。

    上海市曾搞过一个调查,据一项4000户入户调查资料显示,只有1%的被调查者原意当工人。99%的人对工人不感兴趣,这说明工人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政府官员的高调言论与宪法里的崇高内容,与当今中国工人的现实遭遇拉开了巨大差距。

    先从经济方面看中国工人的待遇。之所以当今的中国工人受冷落,主要是工人的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恶劣。1996年,中国的劳动报酬占GDP的54%,2007年降为39%。工资增长赶不上经济增长,以广东省为例,2003年,最低工资标准是当年职工平均工资的48%,2009年降到了22%。

    与此同时,企业内职工与高管的收入差距却在急剧拉大。根据近几年的上市公司年报,208家上市国企高管与员工的收入差距从2006年的7倍扩大到18倍。在对劳动群体的调查中,劳动者收入过低是当前社会的最大不公平。

    再从政治待遇上看,中国工人缺少有效的法律保障和政治权利,罢工权、结社权和谈判权这几项重要的政治权利,基本上缺失。中国工人没有自己组织的工会,有的只是政府的工会官员。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来,中国工人基本上是一群被任人宰割的驯服的羔羊----工资收入被压到最低,劳动权利被压缩到最少。中国是世界少有的缺少罢工的国家,也是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一个工会官员通过实际调研发现,某个国企老总的年薪达到了1200万,而他企业的一个普通劳务派遣工,月收入只有几百元。高管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竟然扩大到了几百倍乃至数千倍!

二、作为政府部门的工会

    中国工人的这种孱弱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工会不发生作用。尽管中国也有工会,但工会是政府的行政部门,工会领导是政府官员,只听命于政府而非工人。

    中国的北京有全国总工会,各省有各省的省工会,但全国总工会和各省工会完全是政府机构,是受党和国务院直接领导的直属部门,工会的官员是国家的公务员,工会的行政经费来自于国家的财政经费。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工会的基本性质和特点,那就是中国的工会与工人有着根本的行为差异和情感差异,他们很难代表工人的利益,而主要是听命于政府或企业资方的驱使。在很多情况下,工会完全成了工人的对立面。

    在政府一味追求GDP的年代,劳动工人的利益被严重忽视了,劳动权利被严重剥夺了。整个中国劳动群体成了一个时代的牺牲品。这是赶超时期中国工人的命运特征。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工会的政府化和工会领导的官员化。从更深一层来说,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问题,造成了中国工人劳动权利的缺失。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中国工会部门基本上是尸位素餐,只拿钱不管事。在中国近些年里发生的几百起罢工事件中,没有一件是官方工会组织的,全是工人们的自发行为。

    如果说一些工会部门不作为,那可能还是好事,最糟糕的是,很多工会部门成了企业老板的御用工具----工会不是在为工人着想,而是为老板服务。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2010年发生在广东南海市本田汽车公司的工人罢工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当地的工会不仅不支持工人们的罢工行为,反而百般阻挠,进而出手打人,干出了连企业老板都干不出来的事情。在南海本田罢工中,当地工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中国《工会法》第27条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

    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冲突中,处在最显著位置的是工会,但在南海此次罢工事件中,罢工之初根本看不见工会的踪影。当后来工会出现时,态度却完全倒向资方,并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

    工人们对此非常不满,说:“我们每个月都交5元钱工会费,但工会对我们来说只是个摆设。按理说,工会的作用应该是为员工争取利益。”

    中国的执政党原先是工人先锋队组织,而今天的中国工人却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罢工、结社和谈判权利,某些工会甚至沦落为资方的雇员。这一切说明,今天的中国工人早已走下了意识形态的神殿,摘去了头上的光环,光荣的工人阶级只剩下了一个空洞的政治符号,而工会只是一个政府的工具或资本的附庸。

三、中国劳动群体的悲惨存在

    今天的中国应当认真关注劳动力价格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忽视、工人群体陷入悲惨境地这一社会事实。

     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片面追求GDP增长的政绩冲动,对劳工保护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于中国工人的经济待遇、政治待遇和社会保障水平被压到了最底层,中国工人已成为社会中最悲惨的一族。这些年所报道出来的新闻令人触目惊心,譬如像奴隶一样用工的河南和山西黑砖窑,成百上千的矿工在一个个矿难事故中死去,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恶劣工作环境中患上了职业病。一个职业病工人为了证明自己患上肺矽病的病情,竟然到医院开胸验肺。

    那些因工伤致残的工人大多数悲惨地返回农村家乡,也有人铤而走险,向老板讨赔偿。2010年,一个伤残工人在与厂方交涉无望之后,愤怒地将老板杀死。然而,大多数的中国工人采取了委曲求全、忍气吞声的办法。他们无奈地承受着老板的剥削和管制,在实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只有悲惨地自杀死去。

    2010年,最惊心动魄的悲剧出现在中国最大的血汗工厂----深圳富士康公司,工人们一个接一个的跳楼自杀,全是些20岁左右的年青人。当一连有十五个工人跳楼自杀后,终于引起了社会和企业的关注。

    自杀成为当代中国最大量死亡的现象,每年中国大约有几十万人自杀。在这一数字背后,隐藏着中国工人的悲惨状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工人大多数时间是在默默地忍受,他们的苦难真是罄竹难书。

    中国最近几年新闻节目里天天报道的不是奥运会,就是世博会,新闻媒体天天拿出来给人看的全是些眩人眼目的高科技华丽场面。与此同时,富士康公司里的年轻工人和一些煤矿里的工人却在一个个悲惨地死去。中国的新闻媒体放着亿万人民大众切身发生的事情不去报道,却天天盯着奥运会世博会,连篇累牍地宣扬着盛大和奢华。

    事情就是这样可悲,富士康公司今年以来已经有十几个工人跳楼自杀了,中国的媒体中却没有一个公开报道。中央台的焦点访谈到哪去了?东方时空到哪去了?新闻调查到哪里去了?所有的官方媒体都哑巴了。这种新闻制度又是一种可悲。除了资本虐待工人,新闻媒体也封锁工人的消息。

    对比之下,富士康跳楼事件发生后,台湾的各个社会组织立刻行动起来,到富士康去抗议。可是大陆的反映如何呢?既没有民间组织在行动,也没听说有工会在行动。所听到的仅是中央已经派出调查组,9个社会学者发出呼吁。难道工人们的事情和命运仅仅靠一个中央调查组来解决吗?中国的工会干什么去了?由此反映出海峡两岸的不同体制。工会哪去了?新闻媒体哪去了??

    这样一种工会状况和媒体状况,使中国的劳动群体更悲惨。真相反映不出来,呼声发表不出来,整天看到的全是虚假华丽的外表。在一个被精英、金钱和权贵绑架的社会里,工人农民的生存状况怎么能真实地得到反映呢?

    当前的中国,是一个被权力、资本和金钱异化了的社会,再加上被科技力量的异化,更是使人难以忍受。这种非人性、不人道的高科技、军事化的企业管理比传统的农业社会还要痛苦。再不进行政治文明的进步,中国必将隐发着更大的悲剧。

    富士康跳楼事件是一声警钟,它昭示了新一代中国工人群体的无声抗议,它透露出中国社会的深层危机。就象一个打工仔所说,我们不能沉默了,否则大家都会跳下去。

四、工人自己组织工会并发动罢工

    鉴于工会在中国是一个灭火器,而不是领导工人维权的组织者,中国近些年里所有的罢工或抗议活动都是工人自己组织的。
在中国工会这么一副状态下,近些年里,很多企业工人自发地组织起自己的工会,并发动了一个个有声有色的维权活动。

    中国的劳动大众决不会甘心默默地忍受沉重的劳动环境与残酷的经济剥削。有些地方,在官方工会不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工人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工会。烟台澳利威公司就是生动的一例。

     烟台澳利威企业工会,是2006年10月由工人通过艰苦的罢工,并最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直接支持下成立起来的。成立后的烟台澳利威工会,不但得到了丹麦工会的指导和支持,而且得到了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但在澳利威工会成立的过程中,这个积极维护工人权利的工会受到了企业资方、上级总工会中的反动分子、政府职能部门中的极个别坏官员等敌对势力的残酷迫害。对方采取的手段有:逼迫利诱工人签订黄狗契约、经济封锁、造谣陷害、人身威胁、串通一气作伪证、非法操纵澳利威工会选举、非法扣留工人精英的职工档案......这一切说明,中国工人自发组织工会是多么得不容易!

    看完中国的赤色基层工会----烟台澳利威工会的事迹,谁还敢说中国的工会全部是聋子的耳朵?大量实践证明,工人们如果想提高待遇,共享经济产出成果,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就必须有自己的独立工会。正是在工人们自我组织的情况下,近年里,中国掀起了一片轰轰烈烈的工人维权运动。今年以来这些自发的组织行为有:

2010年1月15日,苏州联建(中国)科技有限公司2000多名员工聚集于厂内进行抗议,破坏厂内设施并打砸企业车辆。
2010年5月1日,山东省枣庄市万泰集团一棉分公司(原枣庄市第一棉纺织厂)工人罢工。
5月5日,南京新苏热电公司工人要求加薪未果,举行大罢工。
5月5日,深圳横岗荷坳百达五金塑胶厂两千多名员工集体大罢工。
5月17日,日资本田广东佛山南海厂工人罢工,要求加工资,致本田在华4厂全线停工。
5月20日,江苏昆山国有锦港集团工人反对企业改制而举行罢工。
5月24日,重庆綦江齿轮传动公司因一名工人过劳死亡而引发工人大罢工。
5月26日,日资上海夏普公司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5月27日,北京凯莱大酒店200多名员工罢工,抗议资方赔偿不足。
5月27日,云南红河州13县市巴士司机罢工,抗议当局新政减少他们收入。
5月28日, 韩资北京星宇车科技公司千名员工罢工,要求加工资三成。
5月30日,兰州维尼纶厂发生了罢工事件。
从5月12日到6月初,江苏仪征化纤工人已罢工二十多天。
6月7日,江苏昆山花桥台资KOK书元机械厂超过2000名工人罢工,要求加薪,罢工超过三天。当地警方则出动数百特警前往制止,造成至少50人受伤,其中5人重伤,伤者中有1名孕妇。

     ……

    种种情势表明,无论是在沿海新兴外向型产业带,还是在传统工业基地,原有的劳资关系都走到了一个新的节点。政府、企业、工会以及工人如何秉承理性法治精神,存异求同,平稳度过劳资关系转型期,将决定中国劳资关系的未来。今天的中国,工人群体中的压抑如隐藏的地火,将来有一天终会爆发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官方工会必须要有准备。

五、变革中的官方工会和期待中的独立工会

     由于中国的一些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居于低端地位,劳动力价格只能被压在最低的水平。这也是中国工人悲惨遭遇的客观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改变错误的过度外向型发展战略,才有可能改变中国工人的现实处境。当然,进一步改革中国工会制度也会改变中国工人的现实处境。

    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我们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今天的中国正在深刻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以“低人权优势”维持的发展是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为了防止类似富士康的悲剧重演,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中国工会必须变革,必须在今后的劳资纠纷和劳动者集体争议中发挥作用。

     变革的第一步,首先要给中国新生代的产业工人正当的政治权利。中国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市场化条件下的新生代产业工人群体,必须要维护劳动者的三项权利,即团结权、谈判权、集体争议权,来保护劳工权益,使中国工人能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活着。

     变革的第二步,中国要建立真正为工人群体服务的工会。罢工是中国工人争取权益的重要手段,各级工会要从反对态度变为支持态度。对待罢工,政府应理性对待、法治解决,而作为关键角色的工会,必须从制度和机制上促进和保障其代表工人利益。

     多年来,中国工会一直实行产业与地方相集合、以地方工会为主的组织管理体系,工会工作的传统着力点放在企业层面。面队新形势和新问题,今后的集体协商级别应扩展到更高层次。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修改《工会法》,在新的《工会法》修正草案中,对于工会的会员资格、职工代表大会的产生程序,基层工会干部的选举、工会经费保障等方面,都将有更加细致的规定,将更加突出民主管理的程序,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工人都可加入工会。

    在工会法修正草案中,还针对工会发展的深层次体制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突破,争取在工资集体协商、集体劳动合同签订方面有一个突破,将现行以企业为单位的制度,扩大到产业工会的层次。这是破解企业集体协商无力的一个有效做法。最近几年由于工会等部门的大力推进,虽然有七八成的企业都搞了工资集体协商,但真正起作用的恐怕只有20%。

     特别是工会的干部要拿企业的工资,受制于企业资方,这种状态很难保证工会人员有效进行工人维权。因此,工会的人事和经济要独立,要尽可能斩断工会干部与企业的直接联系,派出的工会干部并不从企业支取工资,而是由上级工会支付。

    诸种因素限制,使得劳动法规的实际工作成效大为削弱。工会本身,迄今并无行政执法权,只有社会监督权。如何增强工会的力量成了下一步重要的事情。目前,官方工会正在逐步在各地推进工会主席的直选工作,由上级工会安排工会干部派驻企业推行民主选举,通过民选产生工会主席。

    尽管中国的官方工会一直在新形势下做着各种努力,但官方工会的作用一直在受到社会质疑。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与工会相关的一系列体制问题尚未理顺。

    官方工会的作用无疑存在种种局限性,究其原因,工会主席的任命选举大多依附企业从而丧失其独立性。其二,基层工会缺钱,经费困难。其三,工会缺少独立性,受制于政府和企业的层层干预。

    一位全国总工会的领导说:“无论独立性如何增强,根本的两点是不变的。一是不脱离党的领导,二是工会不搞多元化。即便有直选,也不能脱离现行的上层工会领导、上下一统的工会体制下,另辟一套。” 这种工会模式和改革最终说明了它的有限性和作为程度。

    因此,中国的独立工会目前看还遥遥无期。官方工会在中国的作用是有限的。

 

中国要进行根本性制度改革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原所长 资中筠

2010年9月

     大概好多年前了,有一个外企的老板命令全体工人下跪,要不下跪的话就开除他们,有一个工人坚决不跪,于是被开除了,报上大大宣传这个不跪的工人,在外国人面前保留中国人国格。

    我写了一篇文章,国格和人格孰先,如果是中国们老板采取这个办法,你是跪还是不跪?中国人的老板对职工的压迫也很多,限制人身自由,上厕所只许一分钟,很多的,对于这个媒体就没有什么报道,我写了这个文章之后,提出了自己的间接,我看到梁启超的新民说,他说一国的国民在本国整天是受迫害,拿他不当人对待,怎么样,外国侵略以后,你要求他站起来保护国家,这是妄想,所以他说要做新民,使得本国的国民有平等的权利。如果你自己迫害自己本国的国民的话,你根本不能拿国家和国家来讲,就像鲁迅说的,不要再反对做帝国主义的奴隶的同时,说还不如做我们自己国家的人的奴隶好一点,中国人在这个文化当中,为什么现在极端民族主义特别被煽动起来,如果对外,大家特别理直气壮,对内的话,个人的人格就不是广大老百姓觉悟到的一个问题,这个应该算一种文化,跟制度没有关系。

     现在官员的权力太大了,需要改革,但是人的观念来讲,为什么改革开放必须达到两个凡是,所谓真理的标准的辩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文化的解放,思想解放,但是那个很不彻底。后来实际上又回到两个凡是上面去了。

     你要冲破一些东西的话,你必须要思想解放,制度改革。现在碰到的不光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早期改革碰到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说马克思讲的雇工几个以上就是剥削,现在的问题是既得利益的问题,心里明白的人,包括掌权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碰到很多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个改革的冲击力应该是自下而上,就更加需要普及某一种维权的思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讲传统,说我们把儒家思想打破了以后,道德就没有依据,你不可能所有都取消之掉,建立全新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我比较欣赏道德抽象继承论,旧瓶装新酒,传统道德还是要的,但是你忠于什么就不一样了,忠君是忠,忠于自己的事业,忠总是一个好的品德,不能说一个人一天到晚老背叛是好的,这个里面可以在新的社会需要里面装进新的内容去,这样就可以跟传统结合起来。我们有的时候,应该把1949年以后的传统,跟1949年以前的传统应该有一个区分。

    把 1949年以后发生的一些坏事都算到孔子身上去,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原来的一套旧的文化里面有一个东西,在1949年以后才有的,就是道统和法统的合一 。今天刘军宁先生讲到中国的皇帝直接受命于天,没有先知来制约他,但是皇帝只代表法统,他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还是有一些大臣,或者饱学鸿儒在制订道德标准,所以有昏君。

    1949年以后道统和法统合二为一,我奉行马克思主义,谁在中南海掌权,就说我说这个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学者研究的,这个是我们以后非常大的改变,跟传统文化还不能都算在老祖宗的帐上,谁掌权谁就代表真理,这对知识界的冲击和摧残是非常严重的。时间不够了,我暂时先讲到这。

 

 

发件人:"吴丰恒" <wufengheng2010@gmail.com>发送日期:2010-09-24 23:39:17收件人:主题:Fwd: 大陆、香港、台湾学生最新富士康工厂调查: 自杀抑或他杀?——两岸三地大学师生为你解开富士康自杀事件之谜

21世纪的工人集中营

----来自富士康的后续调查报告

自杀抑或他杀?解开富士康自杀事件之谜

两岸三地大学师生

2010年9月

    今年1月23日至5月27日短短四个月期间,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科技集团(下文简称“富士康”)陆续有13名员工以跳楼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连环跳楼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5月27日,由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和公安部组织的中央部委联合调查组进驻富士康进行了调查;。在民间,从传媒到社会团体,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都以各自的方式,对“自杀事件”进行着反思、讨论与行动。

    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如今,“跳楼事件”已渐渐平息,但是人们对于跳楼事件背后的原因,对于80余万富士康员工的境遇,对于富士康管理运营模式的关注一直都没有停止。因为人们在怀念逝去生命的同时,更希望知道怎样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人们意识到,我们有着1.5亿外出农民工,我们的国家被称为“世界工厂”,这样的“连环跳楼事件”不是特殊事件,而是一个标志,是一种警醒。

    但是人们发现,要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不容易。富士康这个有着80万员工,生产着全世界几乎所有著名高端电子产品的代工“帝国”其实是神秘的,是筑起了高高围墙的。人们不知道上调工资、开设关爱热线这样的措施是否解决了员工的问题,也不知道富士康是否如其宣称的是一个守法且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模范企业”,更不知道代工“帝国”的光环背后一代代工人付出的青春与血汗。

    于是,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关切,对真相的渴求,以及了解代工企业生产管理模式的愿望,今年5月-8月底期间,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在内的,来自两岸三地约20所高校的60多名师生对富士康在大陆的工厂进行了实地调查。

    通过调查,我们希望能够了解工人生产生活的真实情况,找到富士康在工厂管理方面的问题并对此提出建议,希望富士康在为国家GDP总量作出贡献的同时,落实工人的合法权益,改善工人的福利,承担起应尽的企业社会责任。富士康作为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它的改进必然具有强大的示范作用,对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我们知道改善工人的生活境遇,不单是企业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职责。因此,我们也希望通过此调查给国务院以及相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切实保障工人权益,提高工人福利水平,使得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更加平衡和谐。

    本次调查涉及富士康位于深圳、南京、昆山、杭州、天津、廊坊、太原、上海、武汉等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共7省市的12个厂区。调查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共获得有效问卷1736份,其中在深圳与昆山两个历史最长、工人密度最高的厂区集中获得有效问卷1500份,其他地区以深度访谈为主,共获得访谈案例约300个。另外还有14名调查团成员进入了富士康,亲身经历数十天的打工生活,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第一部分 走进富士康

    通过大量详实的资料,我们将以一系列的报告揭示富士康存在的问题,为公众深入了解富士康的整体运作提供基础。

    系列之一:被“绑架”的学生工 

    在富士康的深圳、昆山、太原、武汉、上海厂区,均存在大量滥用学生工的情况,在某些车间,学生工使用率竟高达50%。富士康利用无须跟学生工签正式劳动合同、无需为他们缴纳社保的法律漏洞,大规模使用学生工作为廉价劳动力。富士康更公然违法,强迫学生工超时加班,强制未成年工加夜班。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在出现工伤时,学生工陷入企业、学校、政府“三不管”的困境中。

    系列之二:21世纪的工人“集中营”?

    工厂管理:规训与惩罚的军营

    调查发现,富士康的管理模式最显著的特征是“人训话管理”而非“人性化管理”,“高效”的生产以牺牲工人的尊严为代价,其本质是劳动的严重异化与剥削。具体而言,包括工时超长与劳动强度极大,工人反映“累得眼泪掉下来”;工资方面,实质上“涨工资是明升暗降”;劳动过程的管理原则是“服从,服从,绝对服从!”,导致出现“把人当机器,活着没意思”的困局;门禁制度严格,工人感觉“工厂像监狱”;“你的命运不在你手里,在主管手里”……总之,对工人而言,富士康是一个新时代专制主义的工人集中营。

    B.生活空间:囚在富士康帝国

     调查发现,富士康表面上为工人提供了食宿与娱乐设施等“便利”,但实际上工人的休息时间、宿舍生活都被纳入工厂管理,服务于“零存货生产”(just in time production)的全球生产策略。实质上,工人的生活空间仅仅是车间的延续,工人的饮食、睡眠、盥洗等日常生活也像流水线一样被安排。具体来说,吃的饭“你要忘记它的味道”,住在宿舍“像在坐牢一样”,而且还要“做义工以换取居住权”,“一星期休息一天,很少有时间娱乐了”。而工厂外面的社区则不但容易遭抢劫而且只要风闻涨工资,周边的房租、日常消费就全都涨起来了。因此,工人在工厂内外的社会空间面临双重挤压,以至于在事实上被剥夺了生活的全部空间,犹如被囚禁在这个代工帝国之中。

    系列之三:出卖血汗还要出卖血肉?——职业危害与工伤调查报告

    调研组走进工业区附近的医院探访了富士康工伤员工,深入访谈了10余名工伤患者和职业病隐患受害者,结果让人震惊。调查发现,在职业安全方面,电镀、冲压、抛光等车间工作环境极其恶劣,职业安全隐患诸多,工伤频发、工伤瞒报谎报、处理不规范等问题十分严重。在医院探访中,我们惊讶地发现,由于富士康严格的“三级连坐”制度,工伤事故往往被基层管理部门层层瞒报,通过“私了”的非法手段解决。因此,受伤的工人虽然缴纳了社会保险,其医疗费用和赔偿却依然得不到保障。用这种“私了”的违法手段处理工伤的现象在不同厂区都有出现。如此,工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工人在出卖血汗的同时还要出卖自己的血肉。

     系列之四:花季少女的哭泣——富士康的罪过与田玉的劫后余生

     在深圳龙华人民医院的白色病房里,躺着一个已经半身瘫痪的17岁花季少女——田玉。这个曾经爱笑、爱花的开朗女孩儿,在今年的3月17日,从龙华厂的宿舍四楼跳了下来。与其他十多个逝去的年轻生命相比,她是幸运的,她存活了下来。然而,她也是不幸的,因为年轻的她在无数次手术之后依然瘫痪,一生将在病床与轮椅上度过。这个涉世未深的孩子在富士康这个冰冷的集中营孤独无望,在第一次发工资时由于工厂管理的问题领不到工资卡,不耐压力,酿成了悲剧。悲剧发生之后,田玉的父亲卖光了家里的家畜和田地,赶来照顾女儿。面对纯朴老实的父亲和痛苦无助的少女,富士康却一直拖延赔偿,甚至施加压力,限制这对父女对外寻求帮助。从3月一直拖到中秋,在田父几近绝望,向公众发出求助信之时,这个庞大的帝国才拿出了区区18万的赔偿金,打发父女两个回乡。富士康愿意耗费千万举行“珍爱生命、关爱家人”的“誓师大会”,却不愿救助一对无助的父女,足让世人为之心寒。

    系列之五:工会何在?——求助无门的富士康工人

    在1736位问卷调查受访者中,近九成工人表示自己没有参加工会,四成工人表示工厂没有工会,大部分人不知道工会的职能,我们不禁要问,在工人面对种种问题之时,在他们的权益遭到侵害之时,富士康的工会何在?。在深入访谈中,受访者表示:“没听说工会干的是什么”;“有问题反映了也没用”;“他们和企业是一伙的”。在监督企业合法运营方面,工会也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在探访工伤和自杀幸存工友期间,我们没有看到工会的影子,更不用说工会代表工人向富士康争取工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部分 揭露伪善的面目

一、富士康五大违法违规行为

     富士康历来以“自觉守法”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然而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富士康实际上存在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仅就调查结果来看,富士康已经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见习条例》等法律法规。

     1、强制加班、超时加班——违反《劳动法》

    根据《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工厂每月加班时长累计不得超过36小时。然而,富士康工人的每月加班时间在发生“跳楼事件”之前超过100小时,“跳楼事件”后还保持在80小时以上,大大超过劳动法规定的最高限。名义上的“自愿”加班,实际是在每个月初要求工人签署《自愿加班切结书》,可见是变相强制性加班。如果工人不签署,整个月都丧失加班机会,并且会受到种种惩罚。

     2、克扣加班费——违反《劳动法》

    在跳楼事件之后,富士康严格规定每月加班时间按80小时计算工资,超出80小时的部分,不支付加班工资。有工人反映,在每天10小时工作时间内未完成生产定额的情况下,管理者会强迫整条生产线的工人义务加班。根据《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富士康的此种行为不仅违反了《劳动法》有关限制加班时间的规定,更克扣了工人应得的加班工资。

     3、滥用学生工——违反《实习见习条例》

     调查发现,在富士康的许多厂区均存在大量滥用学生工的情况,在某些车间,学生工使用率高到50%。如深圳龙华CMMSG事业群一个生产车间里2600人中有700-1000为暑期学生工;根据昆山厂区外中介所述,暑假期间进厂打工的学生实习工为10000人,而整个厂区的员工数为60000人。廊坊工业区有30000多员工,其中5000名以上为学生工。

     对于年少的实习生与未成年工人,富士康也像普通工人一样对待,每月加班超过八十小时,并且实行日夜班轮换制度,每三周或每月换一次班。根据《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见习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学生周实习时间不得超过四十小时”,富士康这种强迫学生进行高强度加班的行为,已经严重地违反了条例规定。

    4、漠视职业安全隐患——违反《劳动法》、《职业病防治法》

     《劳动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然而,据一位在富士康工作长达十六年的工人反映,他从事电镀工作,长期接触铅、镍、氰化物,氨气等有毒有害物质,但在他工作期间,并未依规定进行定期职业健康检查,仅做过两次职业预防普检,且未做血液重金属项目检测。富士康这种漠视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

     5、“私了”工伤事故——违反《工伤保险条例》

    在工伤处理方面,生产车间里的三级管理人员联合隐瞒工伤情况,并且强迫与工伤工人“私了”,导致工人赔偿不足,无法得到工伤保险条例的保护。在医院探访中,多名工伤工人反映管理人员不允许他们进行工伤鉴定,他们需要垫付医药费,有的甚至因为无力垫付而导致伤情恶化,更不要说获得法定的工伤赔偿。

     可见,富士康并非它所声称的那样是个“守法”模范,而是明目张胆地逃避法定责任,侵害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二、富士康误导公众、欺骗工人

    1、加薪是假的!

    在“连环跳楼事件”之后,富士康宣称6月份起工厂会为工人加薪30%。这一消息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有经济学家担忧富士康的大幅加薪会影响其企业运营,也会对其他企业造成巨大压力。然而,以富士康加薪前1100元的基本月薪为基准,加薪后工人的基本工资仅为1200元,这与前者相比仅增加了9.1%。可见,加薪30%只是富士康为了应对公共危机、逃避舆论谴责,慌乱中下的虚假承诺。

     此外,不少工人指出自己的实际月收入并没有增加,以生产线的普工为例,五月份的工资在1800左右,加薪后,七月份工资约2000元,但同时,富士康取消了工人的年资津贴和季度奖等福利。工人也反映,加薪之后,生产排配明显增加,工作压力加大;另外,富士康在违反加班时长规定的情况下,还克扣了工人的加班费,如前所述,每月超过80小时加班时数的部分没有支付加班费。许多工人批评这次涨薪是“明升暗降”。

     2、名不副实的关爱中心

     跳楼事件后,富士康火速成立了员工关爱中心,并且开通员工关爱热线,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关爱中心不但不能够真正解决工人的需求,反而把工人的求助或投诉信息直接返回基层管理部门,侵犯了工人的隐私,给工人带来巨大压力。关爱中心设置的24小时通报机制,针对员工心理异常状况,设立有奖通报热线,然而这一“关爱”举措事实上成为富士康排查“问题”工人的工具。一旦一个工人被“举报”,这一信息很快会到达基层管理部门,由基层管理人员层层评定,转交关爱中心处理跟进。工人只要比平常沉默一些,或是情绪化一些,就可能被“心理咨询师”怀疑有心理问题,24小时之内就会被迫自动离职回家。因而,所谓“关爱中心”并非真的关心工人的身心健康,反而是富士康不顾工人权益、逃避责任的“有效工具”,杜绝一切“自杀隐患”,工人的一切都掌握在工厂的控制之中。

    除此之外,一万人的非自发性的反自杀“誓师大会”,究竟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还是对工人的精神绑架?背诵郭台铭“语录”究竟是培养企业忠诚度还是引导工人个人崇拜?

第三部分 工人眼中真实的富士康

    调查中我们发现,56.3%的受访者到富士康工作都不满半年,由此可见,它的人员流失速度之快、数量之大。尽管富士康在同类代工企业中工资福利是相对较好的,却仍然留不住人,可见,富士康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形成了一股推力,将工人向外“推”。

    这种推力首先体现在生产车间里。日夜重复的劳动动作,极高的工作强度,使工人对工作没有任何的新鲜感、成就感、主动感,只能感到十分的“枯燥”、“累”、“不人性”……当我们问道“你觉得自己在工厂里是什么角色”的时候,答案让我们心痛。我们心痛于工人境遇的悲惨,工人的绝望,还有工人的透彻。他们说:“我们比机器还要像机器”;“空调是用来给机器服务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处于所有劳动关系的最底端,他们的地位甚至低于没有生命的机器。“工人是用来被机器损耗的”,这是一个工人对工人与机器关系的精辟概括;“我只是车间里的一粒灰尘”,这是组长线长们对无限次对工人训话后,工人产生的自我“重新”认识。以上种种使得无力反抗的工人只能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中贬低自身的价值,消磨生命的意义感。

    这种推力还隐藏在生活管理之中。在富士康工作,就不存在真正的休息,真正意义的生活。宿舍并不是工人得以生活的场所,而只是工厂政体的延伸。除了拥挤导致休息经常受到干扰,不少宿舍条件设备太差之外,宿舍管理非常严苛、无理:工人不得自己洗衣服,不得用吹风机吹头发,夜晚11点前必须归宿……违者都有重罚。在宿舍安排上,老乡绝对不会被安排在相同的房间,一个车间的同事也绝不会住在同一间宿舍,这种原子化的管理方式,使得工人之间在生产之外的生活被完全割裂,工人除了孤独,只能冷漠,这使得工人失去了人身自由与个人空间。

    可见,这种肉体、空间、精神上极度压抑的宿舍劳动体制把一个正常的工人逼到崩溃的边缘、死亡的悬崖上。不少工人在受访中用到“牢笼”、“监狱”这样的词汇形容他们眼中的富士康。然而,这是不是造成“跳楼事件”的全部原因呢?并不尽然。他们可以选择离开富士康,尽管离开的手续不简单。调查过程中,我们也遇到离开富士康,或者曾经离开过富士康的工人。很多工人在离开时都会很豪气地大呼:“我把老板炒掉了!”;“老子终于离开富士康了!”。但是,离开的人仍然是难以找到发展前景的。事实上他们不少人在其他工厂干了几个月,就又回到富士康;也有不少回家乡创业的人,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创业无门,几个月之后回到城市,其中有些又回到富士康。他们除了富士康,或是像富士康这样的工厂,无路可去。

结语

    在富士康调查时,每当我们提到“连环跳楼”事件,上到管理人员,下到普工,绝大多数被访者的反应都异常冷静。大部分人认为,自杀是个人的行为,与个人性格相关性最大,不一定是工厂造成的,并表示自己不可能这样选择。然而,在他们表述对工厂的管理制度与个人工作生活的感受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十分“不冷静”地向我们倾诉。压抑、枯燥、乏味、辛苦、忙碌、累、没前途、无聊、无奈、空虚是他们对于富士康的描述中使用最多的词汇。如果他们与自杀者绝非同类,他们的个人感受当中为何会有这些词汇频繁、密集的出现呢?

    正如他们所形容的,富士康帝国改变了他们的性情,格式化了他们的头脑,禁锢了他们的思维。尽管每个人抗压能力、消解压力方式不同,但是他们都被富士康改变了、改变着。“压抑”、“累”、“空虚”构建了一个新时代工人集中营的精神面貌,囚笼般的生产和生活遮蔽了他们探视事件背后真相的双眼,麻木了他们的同情心,减弱了他们自我保护的意识。

    事实上,无论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富士康工人,都是挣扎着的同一类人。跳楼的人选择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来控诉;而活着的人则默默忍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劳役,甚至徘徊在精神死亡的边缘,他们不知道是否只能向专横的管理制度妥协,也不知道他们的未来在何处。但是,没有人应该这样地牺牲,也没有人应该默默地忍受。无论资本,还是体制,都没有权力以剥夺工人的生命与尊严去实现所谓“合法”的“宏伟”目标。这样的环境是应该改变,也是必须改变的。

    作者:“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 联系人:卢晖临、郭于华、潘毅。

    高校师生团队成员来自: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南京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上海大学 中山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暨南大学 广州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台湾大学 台湾清华大学 台湾中山大学 台湾世新大学 台湾东海大学

    吴丰恒电子信箱: wufengheng2010@gmail.com,手机:186 0004 5325 QQ:182315044。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0-09-26 18:57:4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重庆农村留守儿童深圳中秋团圆之旅

    当今中国有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尽管有关部门伸出了关怀之手,但这些举动仅仅是杯水车薪。

重庆农村留守儿童深圳中秋团圆之旅

----孩子们走了,心留在了深圳

深圳商报记者 黄顺

2010年09月25日

  昨天,61名参加“重庆优秀农村留守儿童深圳中秋团圆之旅”的孩子返回重庆。和父母相聚只有短短3天,从陌生到撒娇,许多孩子觉得仿佛如在梦境。临行前,孩子和父母眼中噙满泪水,依依不舍。据了解,重庆的农村留守儿童达130万人,他们的父母大多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

  3天旅程仿佛做梦

  “爸爸妈妈,我会想你们的。再见!”“孩子,在家乖,听爷爷奶奶的话!注意身体!”昨日中午,在深圳人民大厦一楼,61名孩子准备启程返渝。根据主办方安排,家长们没有送孩子到机场,而是提前与孩子们道别。隔着车窗,孩子们不停挥手流泪,大人们也开始红了眼眶。

  下午1点,大巴车开动。在重庆读高一的小李一边示意父母早点回去,一边强忍泪水。他对记者说,他不能哭,“因为回家我还要独立生活,我要坚强。”

  此次活动由重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等单位共同举办,尽管只有3天,但在这些留守孩子和他们远赴深圳打工的父母心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61名重庆留守儿童中的绝大多数是第一次来深,孩子们和父母一起游览了明思克航母和东部华侨城,更重要的是能和爸爸妈妈吃、住、睡在一起,聊天、撒娇、吃月饼,过一过“普通”生活。

  “这3天就像在做梦一样。”这是不少孩子内心的想法。在驶向深圳机场的大巴上,孩子们捧着爸爸妈妈送的礼物,想以此证明这次行程并非虚幻。

  打工父亲泪流满面

  昨日上午,参加“重庆优秀农村留守儿童深圳中秋团圆之旅”的所有成员还举行了一次座谈会。11岁的陈露在重庆酉阳铜鼓小学读6年级。她在座谈会上说,来深圳那天她起得特别早,“第一次坐飞机,觉得它飞得非常快,但我还想它再快一些,早点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飞机降落后,看到他们在人群里寻找我时,我很激动。”陈露抹着眼泪说:“这么多年,我终于和爸爸妈妈一起过了一个中秋节。”

  马永刚来深圳打工13年,他的妻子来深近8年,“我们虽然在千里之外工作,但心里无时无刻不牵挂孩子。8年里,没有和孩子度过一次中秋节,为没有在身边照顾他感到愧疚。”马永刚哽咽着说:“也要对我年近七旬的爸妈说声对不起,请原谅我这个不孝子。来深圳13年,不要说中秋,连春节都没回去过。”

  说到这里,马永刚泪流满面。马永刚说,尽管对儿子、对父母都满怀愧疚,但在深圳他没有白过。“我在深圳半导体行业,不仅学到过硬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还拿到本科毕业证书,为深圳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并随时准备为家乡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马永刚的发言,博得热烈掌声。

  重庆留守儿童达130万人

  据随行的重庆市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一方面让61名孩子在中秋佳节与父母团聚,另一方面引导更多人行动起来,关注留守儿童问题。

  据了解,今年重庆市“民生十条”之六提出,要培养照顾好全市农村留守儿童,让孩子们健康成长,解除这些孩子的父母在外务工的后顾之忧。调查显示,留守儿童在营养、心理情感等方面都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尤其是心理上的不健康,使他们在成长之路上容易进入误区,包括身体发育和个性养成及对集体和祖国的感情。

  据统计,重庆共有130万农村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很多都在深圳工作。重庆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首次在中秋节把重庆农村留守儿童接到深圳与父母团聚,接下来每年还会举办这样的活动,目的地也许会是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希望这次活动产生比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从正面呼唤和引导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为留守儿童营造更好的成长环境的活动中去。”

  李兵家的第一张全家福

  年近不惑的李兵让记者看一张照片:他站在右边,左边是爱人唐竹青,中间是儿子李坤耀。这是前天一家三口参观明思克航母后照的。李兵说,这是他们家的第一张全家福。

  李兵说,明思克航母长274米,普通相机无法拍全,那天,看见有人能把明思克航母合成在人像后时,想也没想,花了70元,拉着妻儿合照了一张全家福。20分钟后他拿到照片。虽然能明显看出合成痕迹,但李兵并不在意,反而觉得很好。他掏出100元递给工作人员,说:“麻烦你再帮我弄成钥匙扣,我老婆说要把这张照片一直带在身上。”

  一张全家福70元,一个钥匙扣10元。要知道,为给妻子治病,李兵已花掉近20万元,日子过得很节俭。记者问,花70元得到一张合成照片,值吗?李兵说:“哪怕是200元也要花!娃儿都11岁了,这是第一张全家福,值得!”

  妻子唐竹青舍不得把带有全家福的钥匙扣挂上钥匙,而是放在提包最里面的一层。来深圳打工16年的唐竹青说,这是她和老公、儿子第一次过中秋,第一次照全家福。“每次回家,要么是他回去,要么是我回去,11年了,我们没有一起回过家。”

  11岁的儿子李坤耀长得虎头虎脑,他告诉记者,以前不理解爸爸妈妈,觉得他们把自己丢下不管。“平时就算接到妈妈的电话,我也不会主动说话,我有些恨她。”后来得知,母亲因为红斑狼疮,不方便冬天回重庆过年,而父亲为了给母亲治病,在深圳辛苦打工。“去年过年,我给爸爸妈妈寄了一份礼物,就是我的期末考试卷和三好学生奖状。”李坤耀说,我开始懂得爸爸妈妈,我爱他们。

  尽管开始理解父母,但这次刚见面时,李坤耀还是和父母有距离感。随着活动进行,李坤耀开始和父母沟通,嚷嚷着让父亲给自己买玩具。也许是玩具起了作用,也许是相处时间长了,在东部华侨城耍了之后,李坤耀向父亲撒起了娇。“他要我背他。”李兵回忆说,他背着已经一米四八的儿子从台阶一路走下来,“一点不累,儿子还会给我擦去额头上的汗珠”。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9-22 18:27:0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xcgc (43) 9.22

建国初期清华学子的水平

----喊“万岁”的民族有指望吗?

星洪

2010-09-25

     60年前,参加开国大典的清华大学学生不喊“毛主席万岁”。60年后,在2009国庆庆典上,由2379名清华大学学生和935名武警战士组成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方阵通过天安门。

  据王炼利先生撰写的《60年前的觉悟:不喊“毛主席万岁”》介绍,解放初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钱宁先生,11月5日凌晨在美国,通过越洋电话,向她倾述了60年前发生在清华大学的一件有关开国大典游行的事情。“老大姐非常健谈,三个小时的电话中,她谈了令我大开眼界的许多事情,其中一件事情,我被深深震撼”——

  “你知道吗?1949年10月1日,我参加了开国大典游行,并且是清华大学学生队伍中领呼口号的。”

  “是这样的,那时,从清华到市区是没有公交车的,校方对同学们是否会步行这么远的路去参加开国大典,没有把握。所以学校里就找我谈,让我组织学生去参加天安门开国大典——你知道为什么找我吗?我在我们那届清华考生中,考分第一,有影响力。

  “我答应组织学生参加游行,他们又提出,要让我领呼口号,于是,我提了两个条件:一,不喊毛主席万岁;二,不喊共产党万岁。”

  “您提这样的条件?”我大为吃惊!

  “我有理由哇!我说了如下理由:毛主席不是封建帝王。喊‘毛主席万岁’,是贬低了毛主席,将革命领袖贬低到了封建帝王,这是对毛主席的极不尊重。

  “对共产党更不能喊‘万岁’!马克思说过,党派消忘了,共产主义才来临,共产党如果‘万岁’了,共产主义来临不是没有时日了?

  “理论,要有一以贯之的逻辑。不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共产党万岁’,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

  话筒那边,大姐爽朗地笑了:“……我没有领喊‘毛主席万岁’和‘共产党万岁’,众多同学们自然也没有喊。但有一个同学喊了,他是拼命喊着‘毛主席万岁’,其他同学都朝他侧目:你还来自清华园呢,封建帝王意识!”……

  不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共产党万岁”,是1949年清华学子的觉悟。当年清华大学学子的觉悟,无疑是可以“代表”中国当时大学生的觉悟的,自然,也可以“代表”当时国民的进步,时代的进步。接下来的年代,正如作者所说,中国的思想界不配有名誉。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恐怕还不如四十年代末的中国大学生会“思想”。那么现在,暂且不谈建国后30年的那一段历史,就说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今日之中国,国民的觉悟,已经“提高”到怎样的水平了呢?

  ——上面的两篇文章,让人们看到了清华学子两种表现:60年前不喊“万岁”;60年后高举“万岁”。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笔者自感愚笨,不敢妄下结论;但请读者与我一起想想看——

  首先,这恐怕是当今所有要求“进步”的民众所自省、所拷问的问题。谁都知道,“万岁”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的产物,虽说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推翻了封建主义王朝,但其思想余孽并未从此销声匿迹,反而到了“文革”,竟被推到极致:“万岁!万岁!万万岁!”如今的清华学子,还能不能代表中国的大学生,我也不敢说,但即便就算代表北京的大学生,性质仍是相同的。话说清华学子“代表北京的大学生——无疑也是可以被认作是代表“国民的进步”,“时代的进步”——承担了“政治”任务;几天之后,在隆重的“60年大典”上,亿万国人便都目睹了这个事实:不仅检阅式上高举了“万岁”的牌子,现场上有人高喊了“万岁”的口号,网络上也到处飘飞着“万岁”的影子……

  其次,经历了一个甲子,清华学子在对待“国庆”所表现出来的两种行为,开始是不喊“万岁”,后来是高举“万岁”——如果这两个结果掉过来说的话,是可以看做是正常的;然而现在却完全是反过来了:本应该的,没有发生;本不该的,却发生了。想必这是给所有有脑袋的国民敲的一记响钟吧!在思想观念和传统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里,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民众,停留在可怕的灰色地带,至今仍没有步入到“翻身做主人”的光明大道——这是中国当今在经济、科技以及其它各方面无论取得多么伟大、多么可以耀人的成就也无济于事的(民众这种“四肢发达、头脑萎缩”的现象,更令人可怕!)。

  第三,联系新中国建立60年的曲折历程,从这件刚被披露出来的发生在60年前的“小事”上,不能不让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喊“万岁”的民族会有指望吗?一方面,让人忍不住想到:带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高举一面什么样的旗帜、坚守一个什么样的宗旨,走向新世纪、新时代、新未来;另一方面,从如今清华学子“高举”表现与当年“不喊”表现的差距上,人们似乎可以作出判断,即:在中国政治民主、法制建设和民族进步的进程上,仍有相当长的一段艰难的道路要走。这就是“任重而道远”的含义吧!

  (对本文所引述的有关清华大学参加庆典活动事实的文字,谨向王炼利、左黎两位作者表示谢意)
  王炼利博文引自:http://www.blogchina.com/20091120844983.html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9-21 17:47:3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T 9.21

    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当今中国的道德沦丧达到了何种程度,就凭河南的一则报道就可以知道,一个农村的老太婆,被大儿子关在门外,不让进家,半月后硬硬冻死。就凭这一件事,就可以知道这个社会已经沦落到何等程度。几千年的封建中国也没发生的事情,今天都发生了。这也叫进步!整天就知道抓GDP,把人们都沦为猪狗,我们不知当今的进步为何物!

道德沦丧与高价维稳

长海

     2010年9月10日,因血拆而导致三人自焚的惨剧,江西省抚州市在海内外“一举成名”。9月13日,抚州召开全市信访维稳工作座谈会,确保不发生赴京赴省集体上访,确保不发生群体性事件。一个杀气腾腾的“抓”字,充分显示了官权力的居高临下、蛮横傲慢,是武治。

     在这种“维稳”体制下,中国人民被毒害的还不仅仅是身体,还有灵魂。最近就有两则新闻报道,让人对中国社会道德的毁灭感到刺骨的悲凉。

     9月4日中午。江苏泰兴司机李先生在行车途中正好看到发生了车祸:一辆三轮车和一辆大卡车相撞,三轮车上一名老妇受伤严重,躺在地上无法起来。李先生见围观者无人伸出援手,就协助货车司机将老妇抬上自己的车,送往当地医院。由于抢救及时,老妇没有生命之虞。不过,这则新闻最让人震撼的是,在救人之前,李先生竟然用手机对现场进行了拍照,以此证明车祸与自己无关。

     另一则发生在南京9月8日的凌晨。一名女子突然冲向一辆路过的货车,幸亏司机避让及时,女子幸免于难。等到警察赶到,女子如实相告,撞车不怪司机,是自己因为丈夫赌博,一时想不开才采用这种方式自杀。司机听了女子的一番话,激动之余竟然当众向她下跪致谢,并说出了这样的下跪理由:“无论她是不是想撞车自杀,只要她受伤或者死亡,我就说不清楚了,我这个家庭就麻烦了,所以我要感谢她没死成。”

     在官权力的这种围剿下就出现中国社会道德的垂死。几个月前某公共汽车上,有乘客突然发病,众人惊恐如鸟兽散。而这种事例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惯例。自古中国就被视为“上邦大国”,从汉代起更是将“仁、义、礼、智、信”视为基本的做人准则。爱人利物的胸怀叫做“仁”;合宜正当的事叫做“义”;谦让有礼叫做“礼”;慎思明辨的能力叫做“智”;诚实不欺的态度叫做“信”。但这些基本的做人准则,早就被大陆当权者当成“封资修”而掀起的一次次毁坏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中毁灭殆尽;只是在当前的体制中,当权者以“维稳”的名义,给予了雪上加霜的摧毁。

     2010年8月,在美国洛杉矶求学的留学生王东炎成为国际知名人物,原因不是他学业优异受人追捧,而是他的父亲王永利坚持要到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前自焚抗议,因此在8月17日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写了一封公开信,被热议。王东炎写道,“父亲在遭受住房被强制拆迁、法院判决而无法执行的1,100多万资产无法要回、媒体抹黑、上告无门等挫折后,已经对一切绝望,他一直要采取自焚的方式进行抗议。”8月6日,中国韶关这家“最牛钉子户”坚持了8年诉告无门,被200多警察强制拆迁,王东炎的母亲、八十多岁的外婆和奶奶被警察带走,母亲受伤送医院治疗,外婆高血压发作昏迷送院治疗,医院下了病危通知。王永利的诉讼代理人到现场揭露拆迁违规的真相,竟然被抓捕拘留15天。但这些事实,大陆官媒视而不见,却根据政府单方面的说辞,说王永利招聘10多名保镖,利用狼狗对抗拆迁。愤慨的王东炎在美国跨海向国家主席求救。

     9月18日,深圳特区进行了成立3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实兵演习,据《南方都市报》报导,这次演习以深圳市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为背景,以安保行动为主要课题,有20个单位、3000多人、800多件装备联合参演,演习现场还动用了直升机、防化侦察车、高炮、高射机枪等。演习现场包括,恐怖份子企图在大运会期间对南山某电厂实施破坏,6名可疑背包男子靠近电厂,在大门外引爆炸弹;还有明年大运会一场足球比赛结束之后的现场,体育场门前的两辆公交车突然爆炸幷燃烧起火;甚至还包括一辆防化专家组搭乘的直升机从天而降。

     这次兵演还展现了抗议民众手里拿着“还我住房”的横幅维权,与警察发生对抗的场面;对此,网友认为,这次演习就是镇压人民的演习,对付愤怒的维权百姓是演习的亮点。网民说,那些抗暴警察就是对付维权民众用的,把老百姓当作恐怖分子、敌对分子来对待。网民还说,其实大家都明白,最大的那个恐怖组织是谁。不少深圳市民也都表示,随着亚运临近,实施安保措施过左,亚运越临近,社会上的气氛越紧张,越容易产生恐惧感。

     有网民评论,深圳所谓演习,以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为背景,让人难以置信。温家宝在特区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深圳市却把政改抛在一旁,反而把“还我住房”的维权老百姓当作恐怖份子、敌对分子,动用飞机、大炮来对待。广东已经有老百姓跑到美国去自焚,还嫌不够,难道深圳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是为了主动将全世界的大学生请到中国开放改革引为为豪之地,让世界目睹中国的党和政府是如何“维稳”的?!

    当然这也不错。但笔者相信,全世界的大学生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所谓“维稳”,其实就是两种“维权”的剧烈冲突:官家要维护权力的垄断地位,老百姓要维护本属于自己的基本权利。——这就是中国“维稳”的实质。
 

 

 

发件人:"yi wang" <wang24786@googlemail.com>  2010-09-24 21:37:46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炎黄春秋文章

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

原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 资中筠

2010年9月

    本文试图将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的精神演变从一个角度理出一条脉络,探求出路。重点在思想文化,不可能涵盖一切,当然也不可能孤立于大的历史发展背景。

  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从思想层面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但文化学术也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中国农耕文明达到的高度和精致程度为世界之最,适应这一文明的专制皇朝制度也设计周到、高度成熟。所以凭武力征服中原的游牧民族都在文化和制度上被汉化。又由于地理的特点,可以长期封闭,“六合之外,姑存不论”。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是唯一未中断的文明古国,原因在此。所以笔者常说中华民族早熟、早慧。

  一般欧洲史家把欧洲近代史从15世纪中叶算起,因为那时开始出现与中古告别的文艺复兴、宗教改良,以及各种新思潮,为后来的启蒙思想家提供资源。中国的近代史始于19世纪中叶,从那时起,极端封闭的社会被打开了一个口子,从此“以夏化夷”的途径逆转,西学开始东渐。所以中国的“近代”比西欧晚了400年。以发展道路论,至少从明朝开始,就拉开了差距。这种分法不是主观随意的,或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根据文明发展的客观标准。

源于古代的传统

  中国古代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不过西方的哲学重理性、逻辑,通向自然科学,造成以后的科学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国的哲学通向道德伦理和政治,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传统的读书人都致力于政治文化。正因为如此,人际关系之道和政治文化十分发达,而自然科学、市场经济和工业化难以发展。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是独立自由的。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君主采纳他的意见,一国不行,就到他国,困厄、饥饿,在所不辞,到处碰壁,“吾道不行”则宁可“乘桴浮于海”,也决不妥协。他要求见用的首先是自己的主张而不一定是本人,所以决不放弃自己的学说来迎合在位者。“乡愿”被夫子斥为“德之贼也”。孟子的言论就更加鲜明,与“王”谈话是教训的口吻,一副“帝王师”的架势,是后来的“士”所艳羡、向往而再也做不到的。孟子表达了当时儒家治国的最高理想,现在经常引用的“君轻民贵”之类的话虽然不能附会为现代民主原则和民本思想,但在等级制度正在发展巩固的时代,提醒在位者重视“民”,已属难能可贵。他以他特有的坦率而透彻的风格提出的理想社会和对君主提出的要求是专制君主不愿意也做不到的。难怪到了朱元璋那里,感到难以忍受,就大力删《孟子》,几乎把今天看来闪光之处全部删掉(邵燕祥曾为文详细摘录朱元璋所删《孟子》的章节),而且取消了孟子陪享孔庙的资格。

  一般都把“春秋”与“战国”相提并论,实际上到战国后期,司马迁所推崇的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气度已经大减,变得功利和实用,以《战国策》为代表,一批舌辩之士用舌头混饭吃。他们只能是“谋士”而不是帝王师。所以总是准备几套方案:“上、中、下三策”供君主选择,其目标是助王称霸,而不再是促王行仁义。他们讲究的是“术”,而不是“道”。从道德层面看,也不再坚持原则和人格独立。自此以后,中国的读书人日益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经典著作也仅仅被当做治国的工具。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如果秦皇朝得以巩固,也许可能正式以“法家”治国,但是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树立自己的道统。到汉武帝从董仲舒独尊儒家之后,在道统上儒家学说统治了两千年。董仲舒的原意可能是想用儒学对皇帝有所约束,但是儒家所主张的以德治国、行仁义、“内圣外王”那一套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并杂以黄老之术。如毛泽东从柳宗元说:“百代都行秦政法”。只是柳着重的是肯定郡县反对封建(分封宗室)制,而毛着重的是肯定专政否定仁政。不过对读书人说来,还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治国的理想都是从孔孟书中汲取资源。而他们唯一的出路是从政,特别是隋唐行科举之后,更是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

  这样的历史轨迹造成的“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

  1. “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其依据的现实条件是“学而优则仕”。能有资格“忧国”的,大小都做过官。即使暂时不“居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还是有官职,而不是“庶人”。“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是有一定的“位”,不是草根百姓。尽管皇朝是一家的天下,在朝的大臣还是视同己有,因为舍此无以安身立命。

  2. 重名节,讲骨气。“士林”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是赖以立身的道德准则,从而铸就了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他们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顾炎武在明朝败亡之际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意把“天下”和“国家”分开,他明确说“国家(指朝廷)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没有责任的。那是因为朝代更迭他无能为力,只能努力维护作为精神支柱的道德体系。当然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

   在政治思想上尽管定于儒家一尊,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从没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说。 “士”一旦入朝成为“大夫”,潜意识的还是继承了为帝王师的想法,以“致君尧舜”为己任,还是努力企图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他们心目中有“明君”和“昏君”的评判标准,历代官史也尊崇“直臣”,蔑视“佞臣”,不少当红的宠臣位高权重,却为同僚士林所不齿。文天祥在殉难前想到的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不是宋太祖或其他什么皇帝的训诫。鲠直之士 “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因为自以为真理在握,有这份自信。所以,尽管有杀头、灭族的危险,面折廷争,冒死直谏之士代代不绝。另外,君臣都重视身后名,对“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很在乎。这一点也是坚持原则的动力之一。

  在学术层面,由于有一定的独立性,较少受皇权的干扰,即使在“注六经”中也还能形成不同的学派,特别在唐中叶以后,书院兴起,至北宋蔚为大观。无论在朝在野,学者和书院对道统的传承和丰富起了很大作用,甚至还能发展出疑孔、非孔之学。另外还有一条隐逸之路,在“邦无道”或自己想远离“帝力”时,还可以归隐田园,保持一定的精神独立,并创作出无比丰富的、灿烂瑰丽的文学艺术珍宝。“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为千古名言,深入人心,不论是否能做到,却无形中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向往。

  3. 与以上二者并行的还有另一种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见用则“皇恩浩荡”,“感知遇之恩”,万死不辞;获罪则不论如何冤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语出自韩愈《幽拘操》。韩愈是最正统的儒家道统维护者,也应算是直言敢谏之士,明知皇帝好佛,偏要上《论佛骨表》,遭贬黜在所不辞,“肯将衰朽惜残年”!他以同样的忠诚作《幽拘操》,想象当年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时的心情,写出了这句也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周文王代表了儒家所向往的最理想的天子,他坐牢时也有《歌》传下来,注家有不同解释,此处不论。可韩愈觉得他应该抱这样的态度。这种发自内心的绝对服从,其伦理的依据就是儒家的“三纲”,现实的基础则是人身依附。因为在那种制度下,读书人除了“报效朝廷”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用其学。冒死直谏、犯颜上书,都是出于忠心,就事论事,绝不是反对皇帝本人。无论哪朝哪代多么开明的皇帝都不会容忍对本人公开的否定,连“腹诽”也是罪。为人臣者基本上自觉遵守这一条,因而天王永远“圣明”的“颂圣文化”流毒久远。

西学东渐以后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是,以鸦片战争为契机,古老的农耕文明遭遇了上升的工业文明,无法再照老路对入侵者在文化上加以融化。这“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中国人的现代“启蒙”于此开始,到清末民初渐成气候,新潮不可阻挡。

  这一探索持续百年。由于面临的问题与以前完全不同,“亡国”不再是朝代更迭,而是与“灭种”联系起来,那时所谓“灭种”,不是真的如希特勒对犹太人那种“种族灭绝”,而是指整个华夏文明的存续问题。所以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烈,探索也空前活跃。在精神上,传统因素还是起一定的作用。上述1. 忧国忧民的担当与2. 骨气和勇气,在新的条件下赋予了新的内容,驱使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在谭嗣同、秋瑾等烈士乃至早年共产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精神。不过他们不是为维护原来的“道统”,而是力图打破它,朝廷和国家已不是一回事,而是为救国必须推翻朝廷,至少要彻底改造之。这种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与从西方引进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以及“社会良知”可以相通,并相互加强。

  他们告别的是上述第3点——“颂圣文化”。这是“新文化”的精髓,从严复的“开启民智”( 严复晚年的转向遭人诟病,但他前期对启蒙的贡献和精辟言论不可抹杀)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一代人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呐喊,都是企图唤起民众摆脱在“颂圣文化”下培养出来的奴性与愚昧。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是传统的,而所承载的观念和思想是新的,从外面引进的。这是一场持续的启蒙。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经历了百年的“新文化运动”(广义的),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上和学识上堪称贯通中西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文化教育没有停顿,还在继续发展,新旧结合的“士”的精神没有出现断层。甚而可以说,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现在常为人们所称道的西南联大那些人和事可以为代表,当然不止西南联大,还有“中研院”以及其他高等院校和学人都有可歌可泣的表现。那时政府也是专制,也有高压,甚至还有暗杀,但是总体上,知识精英还是保持了气节和一种价值共识。张奚若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言被蒋介石打断,就拂袖而去,下次开会可以退回差旅费,拒绝参加;马寅初公开揭露孔祥熙,把他骂下台;直到1947年已是内战方酣之时,傅斯年公开发表文章《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半个月后宋子文就被撤职。1940年冯友兰受西南联大教授委员会的委托给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写的那封信最集中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精神的结合。那件事起因是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全体教授的抵制,委托冯先生起草回绝函。信是典雅的古文,套用诸葛亮《后出师表》的语气,内容是据理批驳教育部的指令文件,通篇贯穿现代教育独立于权势的理念,掷地有声。特别指出如果按此规定办理,大学将等同于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大学教授在学生心目中将不如科员,受到轻视。结果教育部的指令就此被顶回,学校保持了独立。这里讲的是一种精神。至于个人在多事之秋各自信奉不同的学说,在国家分裂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是另一回事。

  讲“新文化”还应包括另一个群体,就是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的一批实业家和他们成就的事业。从张謇到卢作孚到陈光甫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来。后来他们被归入“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不同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一般的企业家,因为他们身上也承载了中国传统加外来先进文化,办实业和金融带有浓厚的“救国”的目的。近年来从国外引进并自21世纪开始时兴的“企业社会责任(CSR)”之说,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企业界是普遍默认的一种价值观。“为富不仁”、“见利忘义”、“背信弃义”都是为业界所不齿,一旦犯此恶行,难以在本行业立足。特别是在日寇压境时,不少人毁家纾难,不当汉奸是区别良莠的底线。现在“儒商”成为一种时尚,成为某些新富所追求的装饰。而在那个时期,不少企业家、金融家本身就是读书人,他们的传承与修养以及本身的优点与弱点同“士林”是相通的,而且以他们的经济实力支持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这里不谈他们对民族经济所作的贡献,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应该也是“启蒙”的一部分。

  这一百年“启蒙”并非持续不断,而是常为内忧外患所打乱。当时的环境是列强环伺,内政混乱,启蒙和反帝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启蒙需要向西方学习,反帝的对象则是西方列强,从这里引发出难以化解的矛盾。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似还不够准确。最初启蒙就是为了救亡,毋宁说是日本侵略打断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最后是革命压倒了启蒙。

1949年以后的“政教合一”与“颂圣文化”的新发展

  60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15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30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60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已经初步建立的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详见《科学文化评论》2010年第2期113页)。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地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详见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第十一章“真理的终结”)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 “家国情怀”的延续。

  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云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 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

  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 知识成为原罪。

  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 “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

  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改革开放以后的曲折道路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30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的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刊、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史、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30年、后30年—— 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的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民族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30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发扬儒家文化中的仲子精神

----透视中国真正的道统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10年9月16日

zdjun@263.net,电话:010-63071372

一、孔子与子路的特殊关系

     在孔氏教育集团中,仲由(字子路)与孔子的关系最为特殊。从辈分看,孔子只比子路长9岁,子路19岁那年认识孔子,当时孔子28岁,还没开始办学。按任继愈先生的考证,孔子办学是从30岁开始的。这说明,在正式办学前,子路就是孔子的朋友或兄弟。孔子在这帮兄弟中又是大哥,又是老师。子路是孔子最早时的第一批学生,如果说在孔子办学的头几年子路与孔子还是师生关系,那么到了后来在长达四十多年时间里,他们俩已变成同事和伙伴关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对合伙人。他们俩是儒家事业的共同奠基者。

    孔子说过:“自吾得由,恶言不闻於耳。”[1] 这句话说明,自从子路跟从孔子的那一天起,他们俩的伙伴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子路初入孔子门下并不仅仅是个学生,而是保护孔子和学校的安全。子路的到来,使孔子的学校得以顺利发展下去。子路对儒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在以后的近50年时间里,他们俩的关系更是同事和伙伴关系。子路是保证孔子事业安全发展的坚强屏障,他们俩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合伙人,整个儒家教育集团主要是在一文一武的两个人操办下发展起来的。

二、子路是儒家教育集团的重要管理者

     子路曾做过执掌鲁国大权的季氏家族的家宰,是鲁国著名的将军。在帮助恢复鲁君权力的过程中,他“勇隳三都”(拆掉三桓家高大的城墙),威名赫赫。因此,子路是儒家教育集团中被公认的从政资质最高的一个人。孔子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2]

    在孔子被迫离开鲁国周游列国期间,子路辞官不做,回到孔子身边。在这一期间,子路无疑是孔氏教育集团的第二号掌门人,是儒家教育集团的主要领导者和指挥者。出国后,学校发展规模一度较大,出行动辄上百辆车子,学生人数可能达到几百人,子路是这个学校的主要管理者和教育者。他不仅是儒家教育集团的创始者、管理者,经营者,也是夫子,教授。高柴(子羔)就是他最贴身的弟子之一。

    从公元前522年孔子办学那一天起,到公元前484年孔子结束在国外的颠沛流离回到鲁国,在这将近40年的时间里,子路与孔子是最密切的师生、同事、伙伴、朋友和兄弟。子路应当说在这一期间是儒家教育集团的主要领导人,特别是子路在儒家教育集团的安全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两件情可以反映出子路在儒家教育集团中的地位。第一件是鲁国贵族季氏的家臣公山不狃在费邑搞独立,派人来请孔子前去共同治理。孔子当时正处在人生不得志的时期,想施展一下才能,但子路不让去,孔子只好作罢。

    《论语卷九 阳货第十七》记载了这件事:“公山弗狃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3]

    第二件事是晋国贵族赵简子的家臣佛肸占据中牟,搞独立,也派人来请孔子去参与政务。孔子想去,但又被子路拦下。孔子无可奈何地说出“坚硬者磨而不薄,洁白者染而不黑,丘非匏瓜,焉能系而不食”的哀叹。

     这件事也见于《论语•阳货第十七》:“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子路是孔子教育集团中说话算数的人,子路是儒家教育集团后期的重要管理者。在孔子教育集团中,必须有老师,有管理者和经营者,孔子不能身兼几任,很多学校的事务都需要子路协助办理,孔子需要合作者和管理者,子路其实就是这样的人物,子路的角色就象今天学校里的教务长一样。

    孔子结交子路的目的还有安全。在那个世道险恶的年代,武装和力量是不可缺少的。孔子必须在武力为后盾的基础上才能从事教育事业。因此,在那个时代,所谓的教育集团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武装集团和武力集团。

    这一点在后来的周游列国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儒家师徒围匡、囚蔡、困陈、险宋之时,之所以没有被当地人消灭,完全是因为他们是一伙武装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子路是为首的将领。他们靠自己的武装实力抵御了敌对势力的侵害。遗憾的是,后代人逐渐把孔子教育集团中的武学教育内容淡化了。儒学的主要内容只剩下了四书五经,同时也把子路的作用忽视了。

    如果没有子路为孔子保驾护航,儒家学说是否能流传下来,儒家学派能否在社会上发生这么大的影响,都是个问题。后来墨子发扬光大了儒家的武学精神,使墨家弟子更象一支具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军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4]

    子路与孔子的关系是整个孔子教育集团中最特殊的一对关系。也可以说,子路与孔子的关系是孔氏集团中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因而,儒家思想与子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影响。

三、子路也是一个大思想家

    仲由(字子路)比孔子小九岁,是与孔子相处时间最长、说话交流最多的人。子路也是一个大思想家,并且,孔子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子路影响。孔子思想的形成与他周围最亲密的几个师生朋友有密切的关系。没有一个集体的思想氛围,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群体,没有社会一部分人的拥护和赞成,孔子是独木难以成林的,儒家学派也是难以形成的。因此,儒家学说与其说是孔子一人的思想,不如说是儒家师徒集体的思想,是孔子与广大师生一起切磋研究后形成的。

    孔子善于思考和表达整理,但儒家思想必须是一个社会思想氛围的产物,是社会中一群人的价值观念,儒学与当时的社会是鱼与水的关系,只有在鲁国这个社会文化氛围里,只有和仲由这么一批朋友和门徒一起,孔子才能整理出完整的思想体系。

    《孔子家语》一书中记录了孔子与仲由的大量对话。如:“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 [5] 从此段可看出子路经常以一些做人的原则规劝孔子。

    下面这段话也可以看出子路在一些重大的道德判断上的能力,子路问孔子:“管仲之为人何如?”子曰:“仁也,得仁道也。”子路曰:“杀子纠,召忽死之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槛车,无惭心,是无丑也;言无耻恶之心,事所射之君,是不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6]

    子路对管子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孔子辩解说:“管仲……欲立子纠而不能,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知权命也;桎梏而无惭心,自裁审也;事所射之君,通于变也;不死子纠,量轻重也。夫子纠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义,管仲不死束缚,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虽死,过与取仁,未足多也。”[7] 儒家的道德仁义观就是在师生们一次次的争论中明晰起来的。

    《论语》中也有一些显示子路思想水平的话。在周游列国的途中,有一天子路借宿一个隐者的家里,事后子路评价隐者的行为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8] 这段话把当时社会矛盾的状态完全分析出来。既要行君臣之道,又要不仕无义,在一个天下无道的社会里是多么难啊!

  子路影响孔子的语言随处可见。《孔子家语》中记载了子路与孔子的这样一段对话,子路对孔子说:“昔者由也,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殁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复得也。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若过隙。”孔子感叹说:“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 [9]

     这完全是两个大思想家的对话!子路作为一个兢兢业业的教育家、思想家,甘为儒家教育事业献身,甘为辅佐孔子献身,可以说没有子路就没有孔子,子路的高尚品格,令人敬佩。

     其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都是有子路等人参与讨论过的,然后形成了儒家思想。就象今天的毛泽东思想一样,决非都是毛泽东一人的思想。它是整个中国共产党革命群体的共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也决非孔子一人的思想,必然是一个集体的共识。所以,子路是儒家学说的奠基人是决不夸张的。

四、儒家文化中的两种风格

    在大的政治思想方面,子路与孔子没有大的分歧,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各有不同的方式方法。为此两人也经常发生一些争执。这些分歧往往能显示出孔子和子路各自的特点,那就是文与武的不同和曲与直的不同。这种不同的性格特点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两种传统:孔子风格与子路风格。

     《孔子家语》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子路在蒲地为宰,带领人民兴修水利,子路自己掏钱为民工买饭吃,买水喝。孔子听到了,认为子路这样做会有碍君德,特派子贡前去制止。子路生气地反驳说:“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民修沟洫以备之,而民多匮饿者,是以箪食壶浆而与之。夫子使赐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

    孔子回复:“汝以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10]

    这件事可以看出孔子的世故圆滑,处处为君主着想,而子路一心只想着平民百姓。在这场分歧中,子路明确地告知孔子:我不能听你的。但在孔子心目中,君王名誉是至高无上的。孔子有句名言:“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11] 所以,孔子从来不说君主的错误和短处。这一点也是孔子的一项弱点。如果孔子更多地汲取子路的风格,那么中国后代的文化会阳刚得多。但到了晚年,孔子终于改变了,变得阳刚了。《礼记》中最后的一篇文章“儒行”,就是完全的阳刚文化。这不能说不是子路影响的结果。

    子路重视在实践中学习,反对死读书,讨厌空谈,强调实践能力和在干中学。在这一点上他与孔子也发生过分歧。例如,子路在季氏家当总管时,任命学习还没毕业的学生子羔为费邑宰,孔子说那是害人子弟,子路反驳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12]

    子路认为子羔可以边工作边学习,不一定死读书。后来的子羔果然成为鲁国的重臣。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子路与孔子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的差异,儒家子弟对孔子并非完全言听计从,子路对知识的获得仍然有自己的看法。

    不光是子路与孔子有时发生分歧,其他一些学生也经常与老师展开辩论。宰予明确反对守孝三年的做法,并举出理由说,君子为了守孝而三年不干活,不演习礼仪,不练习音乐,就必然误事。孔子对此也无可奈何。子路与宰予一样,都反感儒家的一些繁文缛节,并进行了适当的抵制。

    这些事例反映了儒家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和师生之间的率真、耿直。今天的中国,要大力发扬儒家教育中的这种民主性和灵活性,打破僵死的师道尊严,刻板的循规蹈矩。

     孔子与子路以及众多的弟子们决不仅仅是单向的学习关系,而是双向的学习。孔子一生曾教过3000多学生,其中可称为贤人的有72个。孔子接触到这些多的贤良的学生,怎么能不从中获得大量的反馈呢?譬如孔子总结的仁与孝、忠与义,就与子路、闵子骞、冉耕等有关。当然,在儒家教育集团中,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孔子的做法,如澹台灭明、墨子等人,就是不赞成儒家学说而离家出走另起门户的著名学者。

    子路耿直的性格,直言不讳地批评孔子在卫国见南子,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儒家文化的公开性和批判性。对错误的做法敢于抵制,敢于批判,是儒家文化高尚的传统。后来我国的“臣死谏”就是来自儒家这一优良传统,而这一传统充满了子路的人格影响。

     子路、颜路、曾点是和孔子一辈上的人,只比孔子小六七岁或八九岁,是孔子当年聚徒办学时最早的一批学生和伙伴。而冉求、颜回、子贡、曾参等都是比子路小20多岁的晚辈。颜回是颜路的儿子,曾参是曾点的儿子,冉求是冉耕的侄子。至于说子张、子游等就更小了。子路在以后大半生的时间都是在帮着孔子办学,是儒家教育集团的掌门人之一。

     所以,今天的中国儒学,应当更多地发扬子路一系的儒家文化传统,扬弃后儒中的一些世故哲学,如“为尊者和亲者隐”等封建成分,剔除糟粕,使其更符合当代社会的科学精神。

五、仲由是儒家思想伦理的创造者和实践者

     从仁、义、礼、智、信、忠、勇、孝、廉、耻、简、约等各方面看,子路都是这一思想伦理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子路不仅是思想和伦理的贡献者,而且也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

    子路年轻时的忠孝仁义、扶微济困是他最突出的特点。山东西部地区至今流传着子路“百里负米”的故事。反映了子路对父母的热爱和孝顺。

    《论语》记载:“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13]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子路是一个多么重视承诺的人。我国古代有“一诺千金”、“一言九鼎”等词语,子路就是当时鲁国有名的一诺千金、一言九鼎式、说到做到的人。

    “子路无宿诺。”[14] 守信用是子路的最大特点。正是由于武士有着格外崇高的义气与品格,所以子路当时在鲁国有着极高的威望。举一个事实就可以知道。当时鲁国与南部相邻的小邾国交涉事务,为了确保安全,小邾国的人要子路出来做保证,可见子路当时在鲁国以及周边国家的人格威望有多高。

    “由也果”。[15] 孔子说子路办事果断勇敢。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16] 孔子说,子路几句话就可以把一个复杂的案子判断清楚。通过这两条,可以看出子路办事具有高效率。所以孔子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 [17]

    子路曾经在卫国蒲地为官,孔子去参观后,连连称赞,后被誉为“三善治蒲”。这些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孔子的智慧与子路的实践相结合,使子路成为一个勤恳勤恳为人民服务的好官。“子路为蒲大夫,辞孔子。孔子曰:“蒲多壮士,又难治。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执勇;宽以正,可以比众;恭正以静,可以报上。” [18]

    子路与孔子,一个是实践者,一个是学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诞生了儒家深刻的政治学思想。直到今天,儒家的“恭、敬、宽、勇、静”都应当是从政者遵循的座右铭。

    子路曾经与孔子深入探讨过如何做官,孔子回答了三句话: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不知疲倦。“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19] 这是中国最早的政治学思想,儒家政治学,是由孔子和子路一起摸索探讨出来的。他们两个人在实践和理论中探索,为我国传统的政治学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子路的确是当时的一位伟大的实践家和政治家。特别是,子路还是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20] 这句话可以看出子路的豪爽大方和热道心肠。

    而在忠诚、守责方面,子路又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了儒家的道德价值。子路为了阻止奸臣贼子篡权乱国,为了平息卫国的政变而英勇献身,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诠释了儒家崇高的道德品格。

    仲由忠实于国家和社会,为职责而死,至死履行了他的责任。子路是儒家文化的最高楷模!子路以自身的实践书写了儒家文化的伟大,浩然正气!

    一种文化中如果没有浩然正气,这种文化便是犬儒文化。儒家文化之所以历几千年经久不衰,正是因为有着子路这样的英勇实践做基础。

     子路反对孔子的明哲保身处世之道,是孔氏教育集团中最忠勇正义、刚直不阿的人。孔子对子路会冒死赴义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此他说过仲由“不得其死然”的话,后来的事情果然如孔子所预测。

    子路在卫国为平叛结缨正冠而死,反映了他堂堂正正的人格威严,死也要死的庄重体面。子路的死,终于为儒家补上了在孔子方面所缺少的血性精神,弥补了孔子韬晦有余、刚强不足的弱点,使儒家文化既有柔又有刚,刚柔结合,游刃有余。

六、“儒行”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最高境界

    子路的死也唤醒了孔子。在他与鲁哀公最后的一次对话中,他全面地总结了儒家的思想。这次讲话记录就是《礼记》最后的一篇文章“儒行”。在这次讲话中,孔子一连串说出了许多掷地有声的话,如“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21] 后来孟子在这些话的基础上延伸出儒家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

     但是,反映儒家最高精神境界的是孔子最后说的一句话,儒者“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22]

    这里最应注意的是“不臣、不仕”,这表明儒家学者的内心深处已达到完整的独立人格的境界。一个大写的、独立的、顶天立地的人终于出现了!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并不意味着儒家子弟不去从政,而是在做任何工作时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尊严,都要对得起天地,对得起百姓。

    应当说子路的死对孔子产生了极大的刺激。想起儒家子弟艰苦从政几十年,到头来落得了什么结果?辛辛苦苦,最后还成了权力更替和争权夺利的替死羊。孔子想到这里便不能气愤填膺。于是,当着鲁哀公的面,孔子终于将“不臣不仕”这一最终的思想毫不隐瞒地说了出来。

    儒家学士再也不为统治阶级卖命了!儒家学者是顶天立地的正人君子,再也不为那些卑鄙龌龊的争权夺利之事营营苟苟了。

    这就是儒家真正的“道统”,这就是道统与皇统的区分!“道统”高于“皇统”,其基础也即是儒家独立人格思想的体现。

     儒家的独立人格,于当今十分重要,对当前社会很有现实意义,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够。早期儒家很重视这一问题,孔子、子路、子思、孟子都是很有独立人格的学者。稷下先生中亦多有此性格。《战国策》中记载的颜斶见齐宣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正是儒家超越当时封建等级文化的独立人格,使春秋社会诞生了一群摆脱了君王精神统治的知识群体,从而诞生了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然而,这一思想精神的诞生,正是子路与孔子在长达14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中锤炼出来的。

    今天,我们可从孔子的《儒行》中吸取可贵的养料。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将《儒行》印发给大臣,让官员们都学习《儒行》。在整个宋明之前,中国充满了率真的自由精神和刚直不阿的道统。但明代之后,皇权泛滥,奴性毕露,“儒行”竟被抽出儒家重要经典之列。到了明清之后,儒家精神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和阉割,儒学已沦落成小人儒,竖儒,犬儒。

    这种状况使近代以来,世人对儒家和儒学多有诟病,就像孔子当年遇到的对儒家非难的情况一样。因此,今天的中国,必须正确认识儒家的精神和本来面目 ,儒教的精神必须以“儒行”为本。一个学说只有存在着正义和高尚的力量,这个学说才能被人看得起,才能被别的文化所接受。

七、发扬子路精神,恢复中华民族的阳刚文化传统

    “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 [23] 我们在子路的身上发现了超越物质的人格力量。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24] 儒家的“君子固穷”这一思想很重要。当今中国社会有很多人因做不到坚守,走上坑蒙拐骗的道路。今天的社会特别要学习儒家的这种精神。

    公元前497年,当孔子仕途坎坷,在鲁国待不下去的时候,子路放弃季氏家宰优厚的待遇,毅然与孔子一起踏上逃难的路。孔子感叹地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25] 这一件事反映了子路与孔子患难与共的道义精神。

    他们两个是真正有志向、有追求的人,他们俩是儒家教育集团的核心,儒家学派主要靠这一文一武两个人在社会中打开了局面。子路对儒家学派的发展所做的贡献,除了孔子,无人可比。因此,仲由子路是儒家学派的重要的奠基人。

    今天我们纪念和追忆先人仲由子路,主要是要发扬光大他勇武、刚直和见义勇为的精神传统,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阳刚之气,敢于与腐败和邪恶做斗争,敢于推进社会各方面的改革。

    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儒家文化中的两种精神传统,一种是孔子的智慧、理智与避险精神,一种是子路刚毅、勇敢和豪放精神。如果说孔子代表了儒家文化柔的一面,那么子路便是儒家文化中刚的一面。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大多数继承学习的是孔子柔的精神传统,惟独对刚和正直的精神传统有所丧失。孔子有点象他的先祖微子,打不过就跑,一走了之。“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26] 孔子思想中有很多保命哲学和机会主义,灵活有余,勇敢不足。而子路的见义勇为精神恰恰可以弥补儒家文化的这种遗憾。

    子路身上充满了堂堂正气,即后来孟子总结的大丈夫之气。今天我们研究子路,就是为了恢复儒家已丧失了的传统的阳刚文化,从子路的事迹中汲取力量。仲子是儒家教育集团故事最丰富、性格最生动的一个人物,我们一定要将他的精神发扬光大。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2],《论语卷三 公冶长第五》。
[3],《论语卷九 阳货第十七》。
[4],见《淮南子》。
[5],《孔子家语始诛第二》。
[6] ,《孔子家语第二卷春秋•孔子门人 致思第八》。
[7] ,同上。
[8] ,《论语卷九 微子第十八》。
[9] ,《孔子家语第二卷春秋•孔子门人 致思第八》。
[10] ,《孔子家语第二卷春秋•孔子门人 致思第八》。
[11] ,《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12] ,《论语卷六 先进第十一》。
[13] ,《论语卷三 公冶长第五》。
[14] ,《论语卷六 颜渊第十二》。
[15] ,《论语卷三 雍也第六》。
[16] ,《论语卷六 颜渊第十二》。
[17],《论语卷三 公冶长第五》。
[18] ,《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19] ,《论语卷七 子路第十三》。
[20] ,《论语卷三 公冶长第五》。
[21],《礼记•儒行》。
[22],《礼记•儒行》。
[23] ,《论语卷五 子罕第九》。
[24] ,《论语卷八 卫灵公第十五》。
[25] ,《论语卷三 公冶长第五》。
[26] ,《论语卷四 泰伯第八》。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0-09-28 12:08:06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GLOBAL 信息简报130期

中国民族主义已经“毕业”

白鹤鸣

2010-09-25

    由于东海撞船事件,9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一场针对日本的示威游行。我全程参加了这次游行,但现场看到的却和想象的不太一样。在数百名警察严密注视、众多记者冷眼旁观的游行队伍中,举着标语的游行人士只有区区十几个人,其他一百多人什么都没有拿,似乎看热闹的居多。在警察组成的人墙的引导下,这只游行队伍和平地走过了日本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过激行为。相比五年前这里连卫星都能看见的庞大人流,这次的游行实在是太平静了。

    不过,中国政府这次的表现并不平静。中国政府把撞船事件视为影响自己在国内威望的重要事件,拿出了罕见的强硬态度。9月19日,当日方延期拘留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的消息传来后,中国外交部立即采取了严厉的回应措施。中方中断了中日双方省部级高官的一切互动,取消了经济方面的几场重要谈判,推迟了日本青年访问世博会等民间交流。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时,没有与近在咫尺的日本首相菅直人见面,却采用隔空喊话的方式要求日方放人。另外,在23日,有4名日本公民因涉嫌偷拍石家庄市的军事管理区,被当地国家安全机关“审查”。最终,不知道经过了什么样的决策过程,日方于24日决定放人。

    五年前自发上街游行的人们肯定想不到,今天中国的对日外交,是处于中国政府的绝对主导之下的,政府为之承担一切责任,而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无法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甚至在9月17日都没人知道,第二天的焦点话题竟然不是反日游行和历史问题,而是江西的一起拆迁引发的执法不当事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可以被忽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民间联系比大多数人所了解的更为紧密。如果日方不放人,中国政府四面出击的“回应措施”便一定会持续下去,而它不仅会影响日本,还会影响到无数学日语的、给日企打工的、以买卖日本商品为生的中国人的生活,但在中国舆论界,几乎没有声音质疑这些回应措施的合理性,这无疑是民族主义的作用,中国政府这次能够比日本打出更多的牌,也是因为中国政府顺应了这种“民意”。

    在中国,政府顺应民意很难得,因为中国的民意永远处于迅速变化和自我否定的过程中,极难形成稳定的、明确的呼声。8月15日,当中国全国为舟曲的遇难者停止娱乐活动一天的时候,大家因为被剥夺了娱乐而怨声载道,交友网站和微博上出现的是铺天盖地的嘲讽和抱怨,但我的一位朋友对此评论说:“两年前呼吁设立全国哀悼日的,不就是你们这些人吗?”面对这样的网友,政府怎么做,都会收获一样的批评,于是便可以理所当然地对这些批评熟视无睹。

    不过,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还是有点脉络可供研究的,因为它毕竟是主张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的,必然反映出国家地位的变化。在我看来,百余年来,民族主义在中国是持续演进、不断成熟的。回顾一下历史,有助于理解今天的民意。

    现在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以民族情绪特别强烈著称,分别是亚洲的韩国和欧洲的波兰,他们一个逢日必反,一个逢俄必反,经常令中国人难以理解。其实,过去的中国比波兰还要激进,几乎所有识字的人全是“愤青”,那是因为中国太落后,接受现代民族主义的时候已经进入二十世纪了。一个处于资本主义世界边疆的落后国家,面对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其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带上了“火烧赵家楼”式的激进色彩。作为一种解决民族悲剧的方案,民族主义鼓励人们抛弃历史遗留下来的家族和地域结构,无视工业化带来的贫富矛盾和荒唐社会现象,忘掉水火不容的各种左右理论,共同团结在“民族国家”这个新颖的旗号下对抗敌人。

    而日本就是这个敌人。那个时代的日本是一个真正危险的对手,它不断地试图“独吞”中国,试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而在几十年的交往中,中国人发现,日本强大的力量恰恰来自它的民族主义本身,于是,威胁和榜样的效用合二为一,中国在五四运动和抗战中实现了彻底的民族觉醒。而中日关系从此就成了最容易激起民间情绪的领域。2005年因日本申请入常而引发的大游行,就是那段惨痛的历史在中国人内心深处引发的最强烈和宏大的回声,并最终推动中国政府投票反对日本入常,成为了民意影响政府决策的经典案例。

    但中国毕竟没有停留在五四时代。在民族主义大旗下展开的救国运动,即“新民主主义运动”,在20世纪40年代取得了胜利,此后六十多年再无外敌入侵。不过,改革开放后,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悲哀地发现,中国的文化、经济甚至政治等领域,与先进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在不自信的来源已经消除、而自信的来源尚未建立起来的90年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勃兴。1999年的反美游行,2005年的反日游行,都是时代思潮的反映。在这两次游行中,示威者们感到自己的国家因实力不足而受到了强烈的侮辱、挑战和威胁,但并不认为中国的实力匮乏到了不能接受挑战的程度。“给外交部寄钙片”——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许多中国人的心声。依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边疆的中国人的心情,正好接近在国际舞台上同样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法国人。于是法国成了中国在90年代的最好朋友,与中国惺惺相惜,一道致力于创造出、或者空想出某种“多极世界”,然后各自成其一极。

    没几年,这种情况又变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快,从总量上说,已经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早就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疆了,而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的国际新闻,则传来了涉及“发达国家”的各种坏消息:日本被混乱的政局折腾得手忙脚乱,GDP也被中国超过;金融危机席卷西方,各国纷纷邀请中国救市;法国率领欧盟趁2008年西藏骚乱之机羞辱中国政府,但不久就被中国外交“搞定”;美国从反恐战争两线全胜的光环中掉了下来,落到了阿富汗的泥潭里。在这些确实是事实的消息的影响下,对自己国家不自信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了。

    在这一刻,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完成了其全部历史使命,宣告“毕业”。将来能够威胁中国未来的根本问题,不再是外国的入侵或封锁,而是国内各阶层利益严重分化造成的社会不稳定。中国需要的是一种自洽的、对一切社会问题都能提出解决方案的理论体系,它可能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但不再是泛泛其谈的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虽然本身就是为调和各阶层利益而产生的,但中国已不再有把它召唤出来的手段。能在一个超级大国中唤醒民族主义的,只有全面战争——弗兰德斯战壕里的英国人、硫磺岛海滩上的美国人,其爱国精神和勇敢作风并不逊色于对面穷凶极恶的对手——但现代的全面战争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有许多人开始炒作金融阴谋、转基因阴谋、当然还有美日阴谋对中国的威胁,试图“唤醒国人”,但多数人却总是抱以冷眼,无动于衷。民族主义的“毕业”,已经不可逆转。

    (注:作者是中国一位“85后”独立时事观察者,他的电子邮箱是forourhomecountry@gmail.com)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9-22 18:27:0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xcgc (43) 9.22

     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十日拘留期已过,在中国政府系列措辞强硬的抗议声以及中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之中,日本法院十九日批准将詹其雄的拘留期限延长十天至二十九日。这意味着,日本已经在事实上完成了对钓鱼岛撞船事件的执法,在法律上证明了其拥有钓鱼岛的合法性。

他是保钓英雄还是违法捕鱼?

李建

2010-09-22

    中日因钓鱼岛事件似乎矛盾正在逐渐升级,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最终上纲上线,演变成不可收拾的争端,最近多项中日活动也被取消,温总理也拒绝会见日本首相,高层停止互访。

    笔者不解的是:一个普通的渔民,因为非法捕捞被扣押,传到国内却是关于保钓问题。继而引发一系列反日效应,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在中国这个团圆的日子里,为了一个犯错的渔民和几条违规的鱼船,大动干戈至于吗?第二如果这位渔民真的是扣押得冤枉,或者即使真的违规,那么中国就不应该是除了反对、谴责和停止活动来抗议,而应该像美国一样,通过协商的办法先解救自己的国民再说,国民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所谓民族大义先放一边吧。

    由于渔业资源分布的特点,优质渔场大多分布在大陆架内,而这一区域恰恰是主权争端最集中的区域,这导致了本身并不难解决的非法捕鱼问题复杂化。况且,中国近海优质渔业资源多分布在邻国专属经济区内,而两国间达成的渔业协定只能提供海产品需求量一小部分,中国渔民的非法捕鱼相对严重。但排除客观因素,对两国间的渔业协定,以及他国法律的遵守也是应有之义。

     据韩联社报道,济州海洋警察厅19日拘捕了一艘在韩国专属经济海域进行非法捕捞活动的中国籍拖捞船辽章渔25068号。事实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渔业纠纷已非一日之寒,一方面是专属经济区划界还存在多处争议,但中国渔民在已划界的他国海域非法捕鱼现象也非常普遍。

     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资源属于本国,他国不能随意捕捞

    最初,在现代海权概念还没有成熟之前,到大海上捕鱼,是每个人的权利。只要你有船有技术,就可以去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捕鱼,这种权利叫“公海捕鱼自由”。但随着海洋对沿岸各国越来越重要,各国开始寻求保护本国海洋资源。1958年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上通过了《公海公约》和《捕鱼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其中出现了限制“公海捕鱼自由”的规定:在毗邻领海外的一定宽度的海域内,实施专属捕捞管辖,未经同意,其他国家渔船不准进入该区内从事捕鱼活动。专属捕捞管辖权从彻底上打破了捕捞自由的传统,随后提出的专属经济区概念巩固了专属捕捞的合理性。在该区域内他国不能捕鱼,但航行、飞越、铺设海底电缆等活动仍享有公海自由。

    他国捕鱼须签协议缴费,并限制捕鱼地点、时间、种类、数量

    介于各国对鱼产品的需求不同,以及捕捞能力的差异,沿岸国会互相签署渔业协定,在一定程度上许可他国在规定时间、规定区域、规定鱼种和作业量,并且还需缴纳一定的费用。在这种前提下才能进入本国专属经济区捕鱼。例如,每年中韩双方举行一次渔业共同委员会会议,确定下一年中国渔船进入韩国专属经济区和韩国渔船进入中国专属经济区捕鱼的额度。

     韩国每年允许1900艘中国渔船进入韩海域捕鱼

     《中韩渔业协定》规定,每年允许中国1900艘渔船进入韩国海域捕鱼,允许捕捞鱼种有小黄鱼、带鱼、马鲛、鲳、鲐 鯵类、虾蟹类等。并且中国渔船在作业时需要办理由韩方颁发的涉韩入渔许可证。而中日、中越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渔业协定,在这些渔业协议的规定下,中国渔船进入他国海域捕鱼才是合法的。

    著名渔场多位于大陆架,94%的产渔区被划归各国专属经济区

    事实上,世界上著名的渔场大多位于大陆架上,距各国的领海较近,这在近代以前对人们的渔业活动是一个便利的条件。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后,各沿海国相继将本国领海宽度基线向外200海里的区域划为自己专属经济区,对位于专属经济区内的所有生物和非生物资源享有主权,并加强了对本国专属经济区所拥有的渔业资源等所有资源的管辖力度。所以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制度确立后,占世界海洋捕鱼量的94%的产渔区都被划到了各国的专属经济区内。这样一来,中国渔民的合法捕鱼范围就非常狭窄。

     中国渔民传统作业渔场大多位于朝韩及日本专属经济区一侧

    在东海、黄海海域,中国渔民的传统作业渔场都位于朝鲜、韩国和日本专属经济区一侧。实施专属经济区制度以后,这些传统作业渔场都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中国渔民捕鱼就需要中国政府与他国协商,并且捕鱼量种类时间等都被限定。并且中国与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都存在海域划界问题,在此区域捕鱼争议颇大。

    国内捕捞业严重膨胀,开渔后三天广东养江渔场就被捕捞一空

    对国内渔业资源进行保护也是国际惯例,中国国内也已普遍实施休渔制度。但这种措施在严重膨胀的捕捞能力面前明显作用有限。中国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周遒麟称,广东地区的养江渔场是中国著名的渔场。在实施了三个月的休渔期后,渔场内已经可以看到鱼儿咬尾的盛景。但休渔期一过,三天之后鱼群就被捕捞一空。

     中国政府定调内海捕鱼零增长,鼓励远洋捕捞

    早在1997年,国务院针对中国海洋渔业提出,要实现中国内海渔业的零增长,转而大力发展远洋捕捞业。从此中国远洋捕捞的范围越来越广,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中国渔民赴蓝水捕鱼。但目前中国与一些邻近国家在渔业合作领域还缺乏足够的协议,只签订了中韩、中日、中越等少数几个捕鱼协议。按照世贸协定,如果到他国专属经济区从事渔业捕捞,必须首先征得资源所在国同意,并交纳一定的资源使用费,还必须遵守资源所在国的相应渔业法规。

     5年间共有2196艘渔船赴韩国海域非法作业

    由于国内捕鱼业严重膨胀,而优质渔场多在他国海域内,中国渔民非法捕鱼的情况非常常见。据韩国海洋警察厅12日公布的资料显示,从2004年到2008年5年间,共有2196艘中国渔船未经许可进入韩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非法捕鱼。在此期间被捕的中国船员达20896人,仅保释金就交了213.55亿韩元(1元人民币约合180韩元)。在一名韩国海警前不久盘查中国渔船时与中国渔民发生争端落海身亡后,韩国更加强了对中国渔船非法作业的打击力度。中国渔民的非法捕捞主要以无证捕鱼、瞒报捕鱼量为主,并掺杂技术违规。

    非法作业船只或对捕鱼规定知之甚少,或抱侥幸心理

    中国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周遒麟表示,据他所知中国渔民对赴他国专属经济区内捕鱼的规定知之甚少,韩国木浦海洋警察署一名工作人员13日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说:“一些船看到有捕捞许可证的船在这个海域收获很大便眼红,因此抱着侥幸心理来此非法捕捞。”他透露,非法作业被捕的话,根据船的大小要交一定罚金。一般50吨以下罚3000万韩元,50吨以上罚款5000万韩元。如果交不起罚金,就会被拘留。

    非法捕鱼伴随“武装抵抗”,4韩国海警曾被中国渔民扣押

    据台湾《中央日报》报道,非法捕鱼被捕后须缴纳3000万-5000万韩元(1人民币元约合172韩元)的罚款。这对中国渔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一旦被抓到,几乎倾家荡产,所以在面对韩国海警追查时,渔民们“会誓死抵抗”。据中文媒体报道,韩国海警接近中国渔船后被扔石头是常事,甚者还有用斧子、钢管、镰刀等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抵抗”。据韩联社报道,木浦海洋警察署3003号舰2008年9月23日在盘查非法捕捞的中国船只时,该舰艇4名海警曾遭中国渔民监禁,并被殴打致伤,最后以“交换人质”方式获释。两天之后韩国海警强行盘查另外一艘中国渔船时,因与渔民发生冲突,一名海警落海遇难,两事件曝光后在韩国引起极大震动。

    非法捕鱼触角远伸澳大利亚、秘鲁、智利等国

    中国渔船的非法作业主要集中在东海黄海南海等海域,但远至太平洋“对岸”的澳大利亚、秘鲁、智利等国海域也出现了中国渔民非法捕鱼的身影。据澳洲《星岛日报》报道,澳洲当局2006年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的打击非法捕鱼行动中,截获的最大吨位船只即为中国渔船,分别是“德远宇001”和“德远宇002”号。而在执法过程中,中国渔船逃逸后澳方海巡船曾向中国渔船开火示警。无独有偶,2005年印尼炮艇曾炮击中国福建渔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渔船的捕鱼许可证已经过期且没有续签。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秘鲁曾在2004年发起历史上最大的打击非法捕鱼行动,针对的即是中国渔船。秘鲁方面称中国渔船在公海和秘鲁专属经济区分界线附近捕鱼,在没有秘鲁海警巡逻的时候进入专属经济区捕鱼,海警到来之后又逃到公海以躲避追捕。

     中国专属经济区多与邻国重叠,领土纠纷和渔业冲突交织

    由于中国在各海域和邻国之间均存在多处领土纠纷,如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存在南海争端。在争议地区的捕鱼所发生的纠纷更加复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中菲美济礁和黄岩岛争端所导致的捕鱼争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后,菲律宾在1997年对黄岩岛提出了主权要求,并称黄岩岛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开始加大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的巡逻力度。1999年,在黄岩岛海域就发生了菲律宾军舰撞沉中国渔船的事件。

    争议海域捕鱼应搁置,日本划定钓鱼岛禁渔区日方渔船也不得进入

    面对争议海域多如牛毛的局面,特别是争议大并且极其敏感的海域,各方最好的选择是搁置捕鱼,以免局势恶化。据台湾海洋巡防总局官员刘斌全指出,台、日双方均将钓鱼岛12海里海域设定为禁渔区,各国渔船皆不得在禁渔区作业,虽然钓鱼岛海域在台湾当局的暂定执法线内,但“海巡署”仍表示钓鱼岛周围12海里不能捕鱼。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禁止本方渔船赴钓鱼岛捕鱼,以此保护日方渔民的安全。

 

中国海权面临的挑战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孔志国

2010年9月

  如此广阔的“蓝色国土”,其中蕴藏的丰富海洋资源,以及在运输上、国防上可能给中国带来的便利,显然都是中国海权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无论是在可控还是不可控的范围内,中国海权都面临挑战。

  我国经济对海洋经济的依赖越发凸显。国家海洋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29662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87%。而1979年,这一数字才不过6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刚到1%。此外,中国国际贸易总量的85%以上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中国商船已经遍及世界1200多个港口,世界航运市场19%的大宗货物运往中国,22%的集装箱来自中国。中国已是世界铁矿石进口第一大国,石油进口第二大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第三大国。

  在此背景下,2009年年初,中国海军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这一刻在未来将会被证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其意义并不在于一雪100多年前甲午中日海战失败之前耻(现在谈这些还过早),而是在于远航的中国船只在遥远的海域也能够得到政府的军队近距离提供的安全服务了,而中国也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实施15年之后于自己的领土之外开始对新海权的探索了。

  但是,航路安全挑战挥之不去!在那些不存在争议的海洋收益中,如何保证安全甚至主权完整始终是中国挥之不去的难题。

  台湾地区显然是最大的一个变数。按理,如果两岸融为一体,不但置于中国怀抱的台湾海峡完全由中国掌控,台湾成为中国在东海、南海交界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而且,两岸还将因为商贸的自由往来而享受到市场扩容和人民福利增加的好处。可在两岸依然存在隔阂的今天,且不说整个国家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国防利益应得的便利荡然无存,本来属于内政的台湾和台湾海峡问题,竟然成为美日等国阻挠中国崛起的利器,台独势力求诸国际力量支持的筹码,自然也是压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心头的一块疙瘩。

  和这一情形十分相似的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海上通道。中国进出太平洋要通过众多的海峡和海路,被朝鲜海峡 、大隅海峡、巴士海峡、马六甲海峡封闭着。在三条主要的出海航线中,北线朝鲜海峡、千岛群岛是必经之路,东线由日本列岛、琉球群岛、钓鱼岛、台湾岛之间的海路组成,南线则或经台湾海峡或由广东、广西沿海径入太平洋,然后经太平洋至印度洋 ,然无论如何都绕不过马六甲海峡。

  如果台湾海峡两岸实现统一,中国在东线、南线上都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可现状是,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使得中国没有完全掌控任何一条出海航线。不仅如此,自身反而还被美、日等国主导的所谓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两条岛链重重包围。

  在和平时期,这也许还是不太大问题,只是若出现意外,在海上就几乎被完全困住。而近海领域海洋通道的不利局面只是一个侧面,随着中国远洋航线遍布世界海洋,中国当然有利用全球通道的需要,可是,这些权益现在尚无法得到保障。

  美、俄、英、日等大国,都很重视对世界性通航海峡的控制。美国选择了16个世界性的通航海峡,作为维护自身海洋权益的海洋航道“咽喉”,其中,除朝鲜海峡、马六甲海峡外,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巴拿马运河等对中国也很重要。这些海峡一旦被有关国家占据和封锁,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能源进口都要遭受很大的损失。前些日子,“德新海”轮在印度洋被索马里海盗劫持就是一个。

  而另外一个让人尴尬的事情是,虽然有学者一直呼吁我们应该重视对曾母暗沙、黄岩岛 这样的本来属于中国、在国际上没有主权争议的海洋权益,强化主权,积极开发。可由于各方面重视程度不够,一直没有拿出切实的应对措施,结果导致潜在争端形成了公开麻烦。2009年2月下旬,菲律宾议会宣布黄岩岛为其主权领土,曾母暗沙的处境将因此而岌岌可危。

海洋收益困局

  在自己完全可以左右的海洋收益中,中国的表现有待提高。在潜在的海权收益方面,中国也是刚刚迈出第一步。

  世界海洋面积的2/3属于公海,国际海底“区域”总面积达2.517亿平方千米,且各种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储量丰富,比所有国家主权海域资源的总和还要多。因此,任何有见识的国家都会尽力扩大自己在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的利益。

  中国在公海享有符合国际法规定的各项公海自由,包括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自由、建造人工岛和其他设施的自由、捕鱼自由以及科学研究的自由,还有权分享国际海底“区域”内的其他资源。

  但是,迄今中国除因为对外贸易和国际交往的增多较为充分利用了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自由等权益并在太平洋海底已申请一块7.5万平方米的多金属结核矿区外,在其他海洋权益获取方面少有建树。

  中国自北向南被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所环绕。这4个海区的总面积约473万平方米,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大陆岸线总长18000多千米,岛屿岸线总长14000多千米,500平米以上沿海岛屿6961个(不包括台湾岛、香港、澳门诸岛)的中国,可以主张管辖的海域约300多万平方千米。如此广阔的“蓝色国土”,其中蕴藏的丰富海洋资源,以及在运输上、国防上可能给中国带来的便利,显然都是中国海权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受闭海、半闭海和岛链等地理因素的影响,中国自北到南与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印尼8个海上邻国都存在海域划界问题,需要划定的海上边界总长约7000多千米。中国300多万平方千米的“蓝色国土”能否得偿所愿,可能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国际法院或者国际海洋法院的判定,但无论如何,都需要得到周边相关国家的认同或者默认。

  在这种情况下,岛屿主权争端亦势必长期陷入僵持。根据一些国外学者的统计,一个直径仅为1英里,面积约0.8平方英里的小岛,从围绕该小岛的领海基线 算起划定宽度为12海里 的领海,则该小岛可以拥有面积190倍于其陆地面积,多达155平方英里的领海海域。若再考虑到还可以围绕该小岛划定宽度为12海里的毗连区和200海里的领海以及可多至350海里的大陆架 ,同时考虑到这样大的海域附带的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其利益更是惊人。

  因此,日本对中国在钓鱼诸岛,越南、菲律宾等对中国在南海诸岛本来不应有任何争议的主权持有异议,日本两块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韩国对苏岩礁 精心经营便在情理之中。它们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0-09-28 12:08:06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GLOBAL 信息简报130期

国美事件折射出的金融资本面孔

冀勇庆

2010-09-27

    国美电器即将召开特别股东大会,两位重量级男人(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和国美电器现任董事局主席陈晓)的较量也将水落石出:他将掌控国美这艘家电零售巨舰,到时候就会见分晓。

    不管谁赢谁输,这都将是一场资本的对决:根据国美电器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的8项议案均需要出席股东的50%以上认可才能获得通过。这些天来,两大阵营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拉票,因为资本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资本到底会支持谁?也许要到投票当天现场才能见分晓。虽然黄光裕和陈晓阵营均宣称得到了大部分机构投资者的支持,而实际上他们谁的心里都没底:资本是如此的善变,他们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改变立场。

    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谁将赢得这场胜利;可是,谁又关心国美的长期发展?经过这场空前惨烈的鏖战之后,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众多投机资本刀口舔血满载而归,国美则陷入长期纷争的动荡之中,进一步拉大与竞争对手苏宁的差距。此时,在光鲜耀人的正面之外,资本的另一副嘴脸也暴露无遗。为了追逐短期的利益,资本从来就不会在乎公司的长期发展;资本是贪婪的,它吃的是公司的血肉,吐出来的却是骨头。

    无论是黄光裕还是陈晓,都曾经是很好的实业家,而当他们进入到了资本的圈套之中以后,却都迷失了方向。陈晓辛辛苦苦地创立了永乐电器,为了加速扩张引入了投机资本,签下了对赌协议,正是因为他赌输了,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被国美收购,这也导致了他如今又利用资本进行报复。黄光裕一开始也是搞实业的,香港借壳上市之后尝到了资本运作的好处,于是香港股市有了著名的“套现王”——他陶醉于资本游戏之中,从资本市场上套取了大量资金,又投入到三联商社等等新的资本运作当中。据说到了后期,黄光裕已经根本不关心国内的经营状况,而是醉心于所谓的“商者无域”,也就是“空手套白狼”的资本运作中去了。

    资本当然是个好东西,拿到它之后公司能够快速扩张;资本市场当然也是个好东西,它能够把公司未来N年的“大好前景”在今天就全部体现出来。但是,资本真的就是完美无缺的吗?很多年前,迈克尔·道格拉斯演过一部叫做《华尔街》的电影,剧中的那位投资银行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被收购公司的工人们的利益,不惜进行内幕交易,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资本的另一副嘴脸。当然,最近CCTV也正在播放大型纪录片《华尔街》,我还没来得及学习,估计应该是一部讴歌资本的好片子,不知道其中有没有说到资本的另一面?

CCTV也在播放另一部大型纪录片《公司的力量》。那么,公司在资本眼里又是什么呢?它不过是一头奶牛,挤完了奶之后,就没有人再去管它的死活了。陈晓当初做永乐的教训就是过于相信资本,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资本的“善良”上,最终却被这群“狼”咬得遍体鳞伤。

    一位朋友曾经告诉我:“分配财富的人挣的钱,永远都是远远多于创造财富的人”。华尔街的人动动嘴皮子就能够左右数以亿计的资本,从而最大限度地将公司产生的利润划拉到他们的名下。要知道,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每年都会把绝大部分的利润用于员工的花红,即使在金融危机肆掠的时候也不例外。

    由此也出现了一批迎合资本的所谓“资本掮客”,这些人在中国也不少——他们往往对华尔街的那套数字游戏和游戏规则烂熟于心,他们经营公司一切都从短期利益出发,他们往往还窃据了公司的高位。几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一家准备去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中层,谈到当时CFO给他们“上课”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这位CFO用右手以45度的角度,斜着从下往上划出了一条优美的直线,然后踌躇满志地说道;“华尔街就喜欢这样的公司,我们的业绩必须做到这样。”于是,公司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的包装,而没有花心思去弥补经营管理方面的漏洞。最终,这家公司没上成市,而是被另一家大公司收购了。可是,谁又在乎这些呢?CFO套现走人之后,很快又将另一家公司鼓捣上市了。

    上市成功之后会发生什么?这些资本掮客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套现走人。我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部分海外上市公司的CFO,往往会在上市一两年内就拍屁股走人,当然,他们离开的时候荷包是满满的。在国内的创业板,我们同样也看到了一大批在公司上市后不惜通过辞职尽快套现的公司高管们。看来,资本确实是没有国界的,中外都一样。

    谈到这里,我们看到了张朝阳和丁磊们(他们都是公司的创始人)对代表资本的所谓华尔街分析师的不屑一顾,曾经沧海的他们已经深深地理解了美式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不再被资本束缚住手脚。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海外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当中,创始人牢牢掌握控制权的公司的发展状况,要远远好于那些所谓的“无主公司”。

    当你看到了资本的另一副嘴脸,他们就不会再去迷信资本的力量。资本可以锦上添花,却永远不会雪中送炭,反而会趁火打劫。如果你还不相信,请记住马克思说过的那句名言——“自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0-09-17 21:28:32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 标题: Fw: 余永定的思想轨迹 发件人: x zhang发送时间: 2010-09-17 12:57:53收件人: CuiZhiyuan 抄送:主题: “美元杀手”的思想轨迹

“美元杀手”余永定的思想轨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 黄益平

2010年09月13日

    老余的思考要比大多数经济学家超前近十年,但并未被政府真正采纳。被海外媒体誉为“美元杀手”的余永定教授,对国际资本市场深具影响力。这位喜欢被称作“老余”的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呼吁央行减持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并因此多次导致国际市场上美元汇率走弱。老余是受到政策界、经济界和学术界尊敬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也是中国政府在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重要智囊。他常年活跃在国际经济政策论坛,作为中国经济学家的代表,向国际社会阐述、解释中国的政策立场。

  中国不缺敢言的经济学家,但十几年来敢言始终如一的经济学家并不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收录了老余从1996年到2009年所写的25篇文章,副标题“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恰好反映了他对中国国际经济问题思考的发展过程。我对余永定经济政策主张的关注,始于他在1997年发表的关于外汇储备的战略思考一文。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000亿美元,但他已经明确提出中国积累外汇储备的实质,是穷国存钱并将其以极低的成本借给富国使用。这样做是与中国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的。

  当时我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观点,尤其是后来东亚金融危机爆发,许多汇率高估但储备缺乏的国家遭受了严重的危机。不过,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太多已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老余的思考要比大多数经济学家超前近十年;第二,政府并没有真正采纳老余的政策建议,现在不幸地陷入了被动的境地。

  不过,余永定所反对的,其实是通过扭曲汇率来追求外部顺差并积累外汇储备。当然,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以维持亚洲及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但他认为,危机过去后应尽快回归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并于2003年写了一系列文章,阐述增加汇率弹性和消除升值恐惧的政策主张。

  让市场因素在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决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帮助中国经济逐步消除结构失衡,从而实现可持续增长。开始的时候,老余的支持者并不多。但央行终于在2005年7月21日重启汇改,当时正值余永定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相信他的大声疾呼也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

  从2006年开始,老余开始关注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并将研究主要聚焦到中国和美国面临的困难。他对美国经济失衡分析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美国的债务负担将难以为继。这一点,在最近的全球危机之后将表现得更加突出,美国公共债务占GDP之比已经接近90%,今后几年可能会上升到100%以上。因此,最近老余多次警告全球债务危机的风险已经大幅提高,不过因为时间关系。这一最新结论的研究没有能够被收入本书之中。

  老余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美元难逃贬值大势。美元的问题直接提出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要求。2008年-2009年,老余作为诺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领导的联合国货币与金融改革专家委员会成员,参与设计全球储备体系改革方案。他认为,美元颓势对中国的直接挑战就是外汇储备资产如何保值。他一再呼吁央行减少新增外汇储备,并减少已有外汇储备资产中的美元资产。不过,他对美元资产减持的前景其实是相对悲观的。既然中国已经占有美国国债市场的23%,要想全身而退,基本已无可能,也许我们只能把这些资产损失作为过去政策失误的代价了。关键就是不要再犯新的错误。

  余永定教授经济思想的发展,与中国国际经济政策问题的演变紧密相关。他的一部分思想变成了政策实践,比如人民币汇率逐步走向更为灵活的制度。当然,老余的主观意愿是希望汇率市场化的进程能走得更快一些。他的另一部分思想还没有被接受,比如他最初提出外汇储备的问题时,中国的储备只有1000亿美元;今天他还在呼吁减少储备,但外汇储备已经高达2.5万亿美元,已成为中国沉重的经济包袱。还有一些新的思想,比如全球可能爆发债务危机的预言,还有待于未来经济实践的检验。

  《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余永定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6月第一版。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9-17 11:50:08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L_C_cc:标题: xcgc (40) .9.17

中国还是要走大城市的道路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小鲁

2010-09-17

  解决当前城市化的诸多矛盾,只能靠推进财税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而不是绕开大城市发展、向小城市和小城镇倾斜配置资源。

  最近一段时间,在“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口号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提出了城市发展“大干快上”的蓝图,于是乎,大规模征地,大范围拆迁,“以地生财”,有愈演愈烈之势。据媒体报道,湖北省正力求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支持省内中小城镇发展。该省所辖仙桃市称,到2020年城镇化水平要达到60%左右。在浙江省慈溪市,其新城规划面积就达2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其现有建成区面积的6倍多。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曾提出要“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但由于地方重复建设严重、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此后中国城市化方针改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目前,在“十一五”即将收官、“十二五”即将启幕,中国城市化战略重点似有重回“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倾向。这引起一些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和质疑。

  从国际范围看,人口和资源禀赋决定了城市化的格局。日本、韩国,由于人多地少,50%以上的人口都集中居住在两到三个中心大都市,以提高国土资源的利用率。相比之下,美国人少地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众多,但也有43%的人口居住在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

  中国,作为人口第一大国,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城市化、工业化水平远低于美国和日本。“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中国而言,是正确的城市化方向吗?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认为,当前,应该尊重国际范围内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思“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经济合理性,实行均衡的城市化战略,把发展大城市和城市网提上议事日程。

  在王小鲁看来,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和缜密的成本效益分析基础上,否则重点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很容易演变成新一轮地方政府罔顾经济合理性的投资狂潮,甚至形成空壳城市,造成资源浪费。实际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经历了大城市主导城市化发展的过程,而且通常都会自然形成一个或几个大都市圈作为经济和人口的核心区。这是因为,城市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城市达到相当的规模,才会带来人口和产业进一步集中,导致市场规模扩大、运输成本节约,土地的更有效利用、产业配套能力的增强、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服务设施的完善,以及技术、知识、信息传递、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这些效应会导致对生产要素的更高回报,进一步吸引产业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导致更高的生产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大城市及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往往成为引领发展的核心力量和产业聚集中心。

  王小鲁指出,相对于大城市,小城市和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偏低,难以形成产业配套能力和相应的商贸物流、金融、技术等服务及居民服务条件。由于就业机会有限,也往往缺乏对人口聚集的吸引力。

  从土地利用上看,与大中型城市相比,小城市和镇的人均占地面积大得多。据中国2007年地级市统计数据,按市辖区面积衡量,小城市人均占地是大城市的近5倍。中国如果走向小城市和小城镇倾斜的城市化道路,土地占用量将会大幅增加,耕地保护红线会被大大突破。

  王小鲁认为,即便农村人口在政策引导下真的会大量转移到小城市和镇,但如果其社会福利和保障问题无法解决,缺乏充分的就业机会,那么这种倾斜式城镇化政策只是把矛盾从大城市推到小城市和镇,而且会带来更多的矛盾。

  中国的经验证明,凡发展得好的小城镇,几乎无例外地位于大城市圈或其辐射范围以内。而孤立的小城镇很难发展起来。全国“百强镇”中,90%以上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而这两个地区都形成了以超大城市为核心,以几个百万人以上大城市为主干的大都市带。

  王小鲁警告,如果想人为跳过大城市发展的阶段,用行政力量向中小城市和小城市倾斜配置资源,结果将事与愿违。事实上,解决目前城市化的诸多矛盾,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推进财税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而不是绕开大城市,推动小城市和小城镇倾斜发展。

 

 

发件人:"x8b8x8" <x8b8x8@163.com>  2010-09-21 15:29:20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卢映西投稿

十日谈:应当对改革进行改革

南京财经学院副教授 卢映西

2010年9月

    2010-09-12:有消息说,武汉汉口最大的城中湖——塔子湖,被别墅群包围,公湖变成了私湖。我真诚地希望,那些买得起这些别墅的富人们,赶紧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移民到发达国家,去包围别人的湖泊,去糟蹋别国的景观,别再剥削和祸害本国的百姓了。

  2010-09-13:法学家张千帆最近感觉到:“改革正在走下坡路,我们已经开始走上了越改越糟的这条路。”其实何止是司法领域,可以说几乎在所有领域,一般老百姓早就对“越改越糟”深有体会了。知识精英往往以“启蒙”为己任,却不容易意识到其本身就常常陷于蒙昧之中。因为蒙昧,所以就不可能认识到,整个社会之所以陷入这种“越改越糟”的困境,与知识精英们不遗余力的瞎忽悠高度相关。

  2010-09-14:中国的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这话正在成为陈词滥调。但凡做一件事,做的过程有困难,然而最终肯定会成功的,那么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过程就可称为“攻坚”。相反,如果事情最终肯定要失败的,例如造永动机,那么屡战屡败的过程只能叫做“撞南墙”。吊诡的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总是无法判断自己是在攻坚还是在撞南墙。

  2010-09-15:据法制新闻报道,18岁的廖珍平骑车在北京丰台区撞伤一老太,写下3万元医药费欠条后自杀身亡,他在遗书中留言称“无钱以命还债”。多年前,也曾有人被数额不大的债务逼死,他叫杨白劳。廖珍平喝的是敌敌畏,杨白劳喝的是卤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进步。

  2010-09-16:前两天,卸任后的李荣融先生为央企的垄断辩护了几句,结果遭到了精英们的炮轰。在竞争性强的行业里干过的人都知道,一个企业如果完全没有垄断地位,那就只能过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日子。所以,垄断企业其实是在市场经济汪洋大海中比较幸运的诺亚方舟,舟里的人好歹能吃上几口安稳饭,舟外的人只能一边呛水一边挣扎。从这个角度看,反垄断就是反人类。

  2010-09-17:2004年,当上白领的农家子弟麦子对城里的同龄人说:“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2007年,优游发现白领其实很可怜,于是愤愤不平:“我奋斗了18年不是为了和你一起喝咖啡!”今天,释均告诉大家:“奋斗18年也未必能坐一起喝咖啡”,因为如今身份背景对后天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了。虽然,以GDP来衡量的话,中国已经可以和美国坐在一起喝咖啡了。

  2010-09-18:李泽厚先生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时想到:“一个邪恶的理论,而且是非常肤浅的理论,一旦忽悠了群众,和权力结合——希特勒可是通过选票上台的——可以造成多么巨大的灾难,由此可以推论出理论工作的意义,即反对邪恶的理论、思潮、思想非常重要。”这个观点很对很经典。可是稍加琢磨就会明白,原来这只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智慧,并不足以阻挡下一次灾难的到来。

  2010-09-19:曾经主持神木医改的县委书记郭宝成被“贬”了。神木医改与当年的小岗村“土改”可有一比:后者是要打破“大锅饭”,前者是要在一定领域内和一定程度上回归“大锅饭”,但两者有一点十分相似——在开始时都是秘密进行的。郭宝成先生的遭遇说明,医改的成功还有赖于全社会形成这样的共识:我们当前面对的问题不是所谓“深化改革”,而是对改革进行改革。

  2010-09-20:江西宜黄又现拆迁自焚惨案,接着上演的是更为常见的上访与反上访的拉锯战。《人民日报》有文章认为“围堵上访无助化解官民矛盾”,很对很经典。问题是,有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的办法在哪里?大道理要是管用,对上访又何至于由疏导到截访再到围堵?上访是没用的,不要以为老百姓不清楚;截访是愚蠢的,不要以为地方官员不明白。道理人人懂,办法处处无,于是只剩下没有办法的办法:自焚不息、围堵不止。

  2010-09-21:几年前读过一篇社论《矿难:话已经说尽,痛仍然存在》,深有同感。按说,矿难在外国已经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难题了,难道是中国人天生比别人蠢?但最近发生的事情否定了这种无端猜疑。我们看到,政府已经想出了对付矿难的高招,就是规定矿领导要与工人同时下井、升井。下面的煤矿仓促接招,突击提拔一批矿长助理下井带班。无论政策还是对策,其中的创意,估计都超出了外国人的想像。

 

 

From: "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Date: 2010-09-21 08:07:57To: "lin chun"<c.lin@lse.ac.uk>Subject: Fw: 胡德平:面对挑战,戳破谎言?

面对挑战,戳破谎言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胡德平

2010-09-20

     9月15日,我从南京回到北京,就看到《纵览中国》网站上的一篇文章——《胡耀邦家人如何看待温家宝》。作者不知何人,亦不知网站由谁所办,但因其文章现在还转贴在国内一些门户网上,所以有做答的必要。我的家人和朋友也催促我说明真相。

     作者引“知情人”所披露的全部独有消息,无一真实。既不是事实,却造谣惑众,为何?只能解释为:为了某一目的,而有计划地编造谎言。面对挑战的谎言,必须戳破谎言。但我仍有一个疑问,这些全部独有消息到底是“知情人”所供,还是作者所造?若是作者上当,还望作者作一主动更正。

     该文说我对温总理的文章:“冷笑一声说,什么呀,他哪里是纪念老爷子,除了沾老爷子的光,他什么也没做过。”

    真实情况是:为兑现光彩事业活动的承诺,今年4月中旬,我和几个企业家朋友应邀正在新疆伊犁州考察一个生物能源项目。15日早饭前散步,同行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温总理发表了《再访兴义忆耀邦》一文。我当时一惊,没有多想,即刻给在北京的郭栋秘书打电话,请他转达对总理尊重历史的敬意。第二天段永基找来文章的电传稿,才认真拜读完毕。当时见到新疆的党政领导也表示文章写得感人。回到北京,见到郭栋,我告诉他:温总理的文章写得平实诚恳,我相信没有谁违背作者意图大删大加大改过,也不像集体正式讨论后的纪念稿,完全是总理自己的手笔,一气呵成。难为总理了,不要第二次给他办公室打电话,打扰他了。

    这都有我的日记为证,何有“冷笑”之说。况且家中四个兄弟姐妹在家中都叫父亲为爸爸,叫母亲为妈妈,老爷子长、老爷子短的称谓绝不会挂在我们的嘴上。至于谁沾了父亲的光,谁欠了父亲的情,我们心中也少有个人的恩怨芥蒂。因为父亲在文革中对我们兄妹有过非常生动、深刻的教育,他说:“毛泽东思想重要不重要,毛主席的接班人重要不重要?都重要!但放在第一位重要的还是毛主席开创的伟大事业!这个事业就是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伟大祖国。革命自有后来人嘛!”他对热心于伟大事业的年轻人、中青年干部充满着关心与希望,对背离这一崇高事业,为追逐权、利、禄而迷失方向的干部总是痛心疾首,甚至愤怒!

   父亲退下来以后,如果见到过去曾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中青年干部还在工作,他总是非常欣慰地说:还在工作,还用你,很好!做好工作吧!这种话就对家宝同志说过几次。

    家宝同志和书记处的许多同志都记得,1985年11月20日是父亲70岁的生日。晚饭之后(是不是在家中吃的晚饭我已记不清楚),他还沉思蹀步在勤政殿的走廊上考虑国是。温总理在文章中说:“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只要是有良知的共产党干部都会理解这句话中的感情和意义。“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情此景,今日回想起来,难免让人落泪。

    1990年12月父亲的骨灰在江西共青城安葬,乔石同志去机场送行,家宝和杨德中同志乘机陪同,毛致用、吴官正等人在机场迎接。对党中央的安排全家表示感谢。一路上家宝同志及所有中办同志对母亲非常尊重,我们全家也感谢他们周到的服务。何有“暖人的眼神”全无之态?家宝同志既有此行,怎么又会反对耀邦同志九十周年的纪念会呢?为了这次纪念会,温总理还给我家提供一张父亲、锦涛同志和他在贵州与地方干部合影的照片,母亲也出席了纪念会,这都有公开资料可查,该文竟硬说母亲拒绝出席会议,真是太藐视广大读者的记忆了。

    2005年11月18日,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温家宝、曾庆红、吴官正同志与李昭夫人等耀邦同志家属合影留念。

    2003年全国人大十届大会召开,家宝同志荣任国家总理,大会结束以后,温总理马上就拜访了我们兄妹的母亲。母亲除祝贺之外,就是希望他谈谈国内的经济形势,至于什么“胡家的事”、个人的问题从未出口。对温总理如此,对历届来家中探望的中央领导人也从未提出过什么个人要求。

    父亲选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时,有一个原则,就是要选一个“生面孔”的人到中办,选好以后,就要努力工作,不能串门子。现在这种做法是否不合时宜,太拘泥了?他却很为这种选拔干部的方法而自得,他认为党内外的中青年干部这么多,怎么能老在熟人中间、在门第中间做文章呢?他也注意在老一代革命家、在开国元勋中的后代中培养人才,但同时强调,这些青年同志一定要有地方、部队基层生活锻炼的经历。父亲那种对干部五湖四海、一视同仁,又以干好事业为标准选拔干部的眼光,我拥护。

    该文说胡家受到所谓“压力”,故派出三儿子胡德华接受媒体采访,这又是作者的无端猜想。4月15日三弟德华和妹妹李恒都在江西,参加国防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行车的路上德华接到了《东方早报》和其他一些媒体采访请求,德华婉拒不过,就接受了记者的长途电话采访.没有任何家庭压力,更没有家庭的派出。

     有人会问,为何温总理写这篇文章?我认为对于我党历史上肯定的代表人物,人人可以写纪念文章,为何总理就不行?当然人都不是完人,都有其局限性和过失,因此就成为媒体上的禁忌,这才是大问题,这么做到底对谁有利?也有人说,总理说话太多,有做秀之嫌。当然每个领导人的言行都要受实践的检验,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干部言不及义的假大空话太多,或是一脸木然,不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不作为。中国人民真该认真想想,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民公仆。

    对一位过世的公众人物来说,家属、亲友、熟人、同事、上下级的纪念,固然让家人感动,但令许许多多不认识的“生面孔”的人纪念他、记住他就太不容易了。温总理是个例子,更多“生面孔”的人记住他,才更有历史的魅力。

2010年9月16日

 



发件人:"union50000" <union50000@gmail.com>  2010-09-23 21:09:39 +0800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抄送:标题: 将土地权利还给人民;中国人祸占世界大半,建议设立“科学节”

将土地权利还给人民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10年9月

    目前中国房价高、房奴多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供应的不足,而要解决供应的问题便要打破国有及集体(伪集体)的土地垄断,增加供应的主体,将土地的权利还给人民。

    一要实现城市土地所有制的多元化,适宜国有的地方就国有,适宜集体(包括股份制)的地方就集体,适宜私有的地方就私有;二要实现农村土地的农民所有;三要实现城乡土地制度的对接和城乡土地权利的同等化。

   城市土地所有制的多元化有利于国土的开发与保护,也有利于资源的开发与环境保护。政府、国防、公共工程、公共事业用地属于国有,其他的土地因地制宜,一些山林、海滩、荒地、沙漠、草原、海岛应当按照公平公开拍卖的方式卖给个人。经济学上有所谓“公有地的悲剧”,也就是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公共草场必然面临着过度放牧、无人保护的问题,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私人行为呈现出负的外部性。而要解决此“悲剧”,必须产权明晰化,按照科斯定理,无论产权配置给交易的哪一方,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总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安排具有不同的效率,私有产权制度往往是效率最高的。所以在发达国家,一些沙漠、荒漠土地往往卖给了个人,个人有激情把沙漠、荒漠变成绿洲。现代环境制度的第一项要求便是产权清晰。

    农村土地也应当多元化,城乡土地权利应当平等化。城市宅基地应当量化到个人,农村宅基地、大多数耕地也应当归农民所有。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很容易异化为村长所有、乡镇私有,乡村干部、地方官员实际上垄断了土地的支配权。只有土地农有化了,才能够有效地保护耕地,保证粮食安全。一些人担心,土地私有化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建设占地、耕地减少,其实,恰恰相反,私有化只会增加耕地,有利于粮食安全。因为土地公有,才导致了土地的荒芜、浪费与肆意侵占,土地归农民所有后,制定耕地保护法,农民会遵纪守法的。中国的法律管不住征地的官员,但管得住农民。所以,私有化会大大地促进耕地的保护。

    只有土地农有化,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建设新农村的目标。土地归农,既是对农民长期以来为国家做出了数十万亿元贡献的补偿,也是为了提高农民的投资能力、融资能力(实现土地的抵押贷款)、消费能力,解决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没法创业、金融真空、内需不足等问题,由此推动国内市场的发育,降低GDP的外贸依存度,促进二元结构的一元化。

    土地农有化有助于实现乡村自治、形成农村道德规范。财产私有是民主、法治、人权、公平的基石,财产公有(或大部分财产公有)必然导致专制。农民一旦拥有土地,产生了协作与合作的需求,那么,农村的民主选举、村民自治、财务公开等才有了实施的动力与可能。同时,农村的自组织、广泛的协作与合作必然产生共同的规则、乡村伦理信用与道德规范。

    土地农有化是人格独立与公民社会的基础。只有当人民拥有了不可剥夺的私有财产时,其人格才能够独立,其自由精神才能够形成。而土地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财富,土地归农将大大地促进农民独立人格、公民意识的形成。

    农村土地的多元化、私有化将从制度上铲除因土地公有制度形成的地方官员权力寻租、专制腐败的所有制温床,遏止政府和官员的利益驱动行为,促进有限政府、廉洁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建立。

 

中国人祸占世界大半,建议设立“科学节”

胡星斗

2010-9-23

    五四运动距今九十多年了,五四的口号“民主”与“科学”一个都没有在中国扎根。如今的中国人既没有民主意识也没有科学精神,虽然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天天都在学“科学”,但是科学精神在中国仍然难觅踪影;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人祸死亡人数占世界的一大半,因此,我建议设立“科学节”,建立“人祸纪念馆”,以唤醒国人的科学精神和道德良知。

    我曾经在“可怕的死亡定律——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一文中指出:“中国人各种非正常死亡均占世界的70%以上!”

    “1949年以来,中国的地震死亡人数占世界地震死亡总人数的54%[1];如果加上这次四川大地震,中国的地震遇难人数占世界的70%;

    2006年,广东省地震局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发生同等破坏性地震时,美国的人员伤亡大体上是日本的1/10,中国的人员伤亡约是日本的10倍。’其实,何止10倍、100倍。如1992年6月2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兰德斯市地震,7.3级,仅一人死亡;1989年10月17日,美国旧金山海湾地震,7.1级,仅67人死亡;1964年3月27日,美国阿拉斯加州地震,8.5级,仅131人死亡;1952年7月21日,洛杉矶地震,7.7级,仅12人死亡。2007年7月16日,日本一县发生地震,6.9级,仅11人死亡;2005年08月16日,日本宫城县地震7.2级,无死亡;2008年6月14日,日本岩手县7.2级地震,目前已知死亡10人…而中国的唐山大地震遇难24万人,民间估计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在40万。

    中国每年的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也占世界的70%以上[2];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人祸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亦占世界的70%以上。叶剑英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汉学家麦诺教授估计,文革非正常死亡773万人,上亿人受迫害。”

    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溃坝事件是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垮塌,死亡24万人(另说为23万人)。

    以上有些灾难看起来是天灾,但其实都是人祸,也是中国人缺乏民主与科学、缺乏科学精神所招致的惩罚。比如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之前科学家都有准确的预测,唐山附近的青龙县还向全县民众通报了地震预报,结果青龙县在唐山大地震中一个人都没有遇难,但当时的最高当局仍然选择了隐瞒地震预测。如果像美国、日本那样,各地每天如同天气预报给出地震的概率预报,那么即使没有发生地震,也不会产生“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至今中国仍然把地震预报权、地震信息发布权牢牢掌握在最高层,禁止科学家发布有关信息,也不进行地震的概率预报。

    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还有大量的事例——汶川所在的龙门山地震断裂带上建有几十座大型水库;三门峡水库当年仅凭“圣人出,黄河清”的民谣而决定上马,认为不会形成泥沙淤积;葛洲坝水库赶在毛泽东生日匆匆上马,后来因为选址错误而停建了几年,周恩来曾经为此大发脾气;三峡水库论证时赞同上马的专家请进来,反对上马的专家请出去,人大会议讨论时不发不利于三峡工程上马的材料;“一任市长一个规划”,城市的房屋拆了建,建了再拆;中国建筑的寿命平均只有30余年,存在大量的豆腐渣建筑,而英国房屋的平均寿命高达130年;大量的工程在赶进度,国家项目的经费也必须按期赶着花完,否则来年不给拨款或减少拨款;中国的大多数工程都属于“首长工程”、“书记工程”、“政绩工程”,地方领导人先决定上马某个项目,然后让政府部门、研究院或研究室按照“必须上马”的要求进行“可行性论证”,因此,发生大量的人祸事件不足为怪。

总之,为了“五四”精神在中国大地上得以传扬,我建议设立“科学节”,建立“人祸纪念馆”。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09-24 08:58:52 +0800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Fw:转发: Re: 美国著名基金报告

遥望鄂尔多斯城新建的鬼城

----中国的红色警报

美国著名基金公司GMO

2010年323

编者按:此为美国著名投资公司GMO发表的研究报告,列出了中国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的十个特征。报告一面世,就引起了中国是否存在泡沫的又一次大讨论。323日,美国著名投资公司GMO发表了这篇研究报告。一经面世,就引起了关于中国是否存在泡沫的又一次大讨论。此前,今年1月,美国著名的空头投资者詹姆斯查诺斯预言,中国经济可能面临巨大的危机。

华尔街近年一直追捧中国,但内心深处的一丝隐忧始终存在。这份报告把这种担忧表达了出来。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李晶已经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反驳文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飙升未必是坏事》。但李晶的观点不乏批评者。财新网的名家博客Barrons即撰文驳斥。财新网已经在331日刊登文章美国著名基金预警:中国现狂热投机先兆,介绍这篇报告。为了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报告的内容,财新网将全文作了翻译,全文约1.2万字。

金融危机之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前景十分萧条:家庭需要减债,西方政府不得不勒紧钱袋。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许多投资者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投资者的这种热情很容易理解,因为中国有着13亿人口,且经济增长空间巨大。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但中国有非常好的增长记录。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16倍。那么其中的蹊跷在哪里呢?那就是,目前中国呈显出了许多投机狂热的特征。本文的目的就是描述历史上一些著名泡沫的特征以及概述中国经济目前的脆弱性。

第一节:识别投机狂热和金融危机

我们能够在泡沫破裂前就识别出投机狂热么?我们能够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看出它的端倪么?纵观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央行官员以及华尔街权威人士在过去十年中的观点,上述问题的答案就是:不可能!

但事实上,泡沫还是可以在事前识别的。尽管经常被忽略,但确实也有一些人在研究判断金融危机的先行指标。几年前,这套指标中有不少指标反映,美国和其他一些地区的经济变的很脆弱。而今天,这些红色警报盘旋在华尔街新宠――中国的上空。

过去的投机狂热和金融危机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下面,我将列出三个世纪以来著名泡沫的十大特征。

1.巨大的投资灾难往往始于一个令人信服的增长故事。

它可以是一些革命性的新技术,比如19世纪的铁路、20世纪20年代的收音机,或者最近的互联网。即使这些技术都是真实的,但它们的预期增长率却可能被高估。早期的快速增长,往往让人们推定,这种增长会持续到遥远的将来。

同理,这样的增长神话也可能针对某个特定的经济体。某个经济体将有潜力成为霸主,在很多时候往往是投资者的一场空想。1719年的法国密西西比泡沫,源于就是被约翰·劳(John Law)的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所吸引,相信其可能使法国成为欧洲的霸主。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京,投资者们蜂拥而至,就是因为相信日本可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2.对当局能力的盲目信任是另一个典型狂热的特征。

20世纪20年代,由于美联储的成立,人们相信经济的繁荣与衰退交替的周期已经终结。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人们认为股票不再那么有风险,股票估值直线上涨。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相似的理由也悄悄流行,人们相信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已经驯服了经济周期。新范式在新千年中的熊市中消失了。很快,它被伯南克的大缓和理论所取代,伯南克认为,高水平的按揭债务是可行的,因为货币政策制定者的水平已大大提高。哎,结果证明大缓和不过是又一个可笑的自我安慰:人们在被哄骗时,经常会自己安慰自己:这一次是真的不同了

3.投资的普遍增加。

这是是金融灾难的另一个先行指标。在盲目的乐观中,资本经常被胡乱浪费。只有泡沫破裂之后,这种错配的恶果才显示出来。正如19世纪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Mills)所说,恐慌并不摧毁资本。资本在此前因为投入毫无希望的无效项目中被摧毁,恐慌只是反映出被摧毁的程度。

19世纪40年代英国狂热的铁路投资中,伦敦与Peterborough之间建了三条铁路。但其实,只要一条铁路就够了。技术泡沫破裂后,新的光纤网络过剩了很多年。而IMF最近发布的一份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GDP中投资占比过高,往往会致使国家遭受最严重和长期的经济低迷。

4.腐败激增总是与巨大的繁荣相伴而来。

正如维多利亚时期伟大的新闻人、经济学家Walter Bagehot所说,所有人在最快乐的时候总是最容易轻信别人,当他们拿到钱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欺骗他们的绝佳机会。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29年大崩溃》(The Great Crash)一书中,描述一个欺诈行为的链条。在繁荣时期,人们总是放松的,愿意相信他人,钱总是很多。但即使钱再多,也总有一些人要更多的钱。在这种情况下,贪污的比例就会增长,被发现的几率就会减少,收受的赃款也就会更多。

5.宽松的货币。

货币供应的强劲增长是金融系统脆弱的另一个重要指标。自17世纪30年代得郁金香狂热事件以来,在所有的重大投机背后,总有宽松货币的身影。低利率让投资者寻求更加高回报,更有风险的投资。Walter Bagehot写道,英国佬(John Bull)可以承受许多事情,但却不承受不住2%的利率。他评论道,当利率下降到如此微薄的水平,就驱使人们用千辛万苦攒下来的积蓄去投资一些不靠谱的东西——比如一条通往堪察加的运河、一条去沃切特的铁路、一个让死海复活的计划、以及一个往热带运输冰刀的企业。

6.固定汇率。

固定汇率国家往往产生不合理的低利率,它虽然能轻易催生繁荣,但最终会以泡沫破裂终结。欧洲货币联盟的创始人就是忽略了这点,他把低利率和繁荣的房地产带给了西班牙和爱尔兰这两个小成员国。固定汇率还造成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也是金融不稳定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7.信贷疯狂增长。

危机通常发生在信贷长时间疯狂增长之后。在繁荣经济时期借的债,最终无法偿还。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研究表明,贷款严重偏离过去的轨道,呈现超乎寻常的增长,有80%的概率导致金融危机。最近对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信贷繁荣的研究也表明,信贷长期超常增长是金融危机的重要预测指标。

8.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巨大投机狂热的另一个共同特征。由于人们普遍相信当局不会让金融系统出现问题,贷款的繁荣往往因此走向极致。不负责任的行为得到了纵容。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任期之内,市场普遍相信,只要投机者遇到麻烦,他就降低利率,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格林斯潘对策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泡沫以及新千年的房地产热潮负有责任。

9.金融结构变得不稳定。

债务的增加并不是惟一需要担心的地方。经济学家Hyman Minsky发现,在繁荣时期,金融结构变得不稳定。用借来的钱进行的投资,回报无法偿付贷款。(Minsky称其为庞氏骗局”)。结果就是,金融系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即使是平时微不足道的小事件,诸如利率小幅上升或者资产价格下降,也会酿成大事。20世纪20年代的高杠杆率投资信托、最近十年来出现的次级债CDOs,都是庞氏骗局的典型例子。

10.快速上升的房地产价格。

有危险的贷款往往由房地产抵押担保,所以,贷款迅速增长与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涨同时出现,可以很确定地预告未来痛苦的泡沫破裂。地产崩盘时,大量新建住房会让情况变得更糟,西班牙、爱尔兰和美国,最近都提供了血淋淋的教训。

总之,研究表明,信贷的迅速增加是金融系统不稳定的最重要的领先指标资产价格泡沫的出现是第二个最为可靠的危机指标。低利率和快速的货币增长也是好的警告标志。由于投资泡沫造成资本错配,房市的崩盘会造成严重且长期的经济衰退。典型的投机狂热往往由一个令人信服的增长故事和对当局的盲目信任相伴而来。这一切因道德风险和猖獗的腐败而变本加厉。

第二节:中国梦分析

全球信贷紧缩和经济大衰退的巨大痛苦,似乎本应足以让世界各地对金融有个清醒的认识。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大量发放便宜的货币尚未能成功地解救垂死的房地产市场。而在地球的另一端,诸多指标显示,中国已经出现了投机狂潮和金融脆弱的典型症状。

1.中国梦

几个世纪以来,外国人都在想怎样从中国巨大数量的人口赚钱。今天,中国梦比以往更加生动。中国有超过13亿的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农村人口正逐步转移到城市。未来十年,大约3亿农村人口会搬到城市,美国的人口不过也就3亿。人们普遍预计,未来数年,中国将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

近几个月来,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并且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是全球大宗商品的最大市场,近期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消费市场。中国工人的工资是美国同行的十分之一,但未来会与西方国家看齐。日本在1960年后的30年里就是如此。

中国必将崛起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最近持这种观点的书不少,如马丁·杰克斯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信心非常高。

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预期,令中国成为华尔街的宠儿。如果他们是正确的,那么在未来几年中国工业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将成倍增长。然而,就像上世纪90年代对互联网的预期,这其中很可能被夸大了。

就像对网络的狂热,投资者似乎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中国的增长预期。比如,声称城市的人口到2025年会再增加3.5亿,到时接近10亿。但在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很可能被低估了,因为按照西方的标准,很多中国的农村地区的人口密集度其实已经很高。更复杂的是,许多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因为没有居住证,可能没有纳入官方的统计数字。人均GDP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一项考核指标,所以他们有动力低报人口数字。

许多新到城市的人没有户口,收入微薄,而且在过去10年的实际工资没有增长。这些人构成了周期性的劳动力,找得到活的时候来到城市,找不到活时离开城市。这些农民工为中国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来支持中国的出口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像中国人口学专家学者所说,将城市人口增长等同于中产阶级的人数增长,是片面的。

华尔街趋向于淡化中国人口故事的黑暗面。中国的人口到2015年将会下降。同时劳动力数目也会见顶。新增的劳动力也会快速下降,然而,正是这部分人来到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如果农民工数量减少,实际工资将可能上升,这让工人的消费能力增加。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这可能是双刃剑,因为该国的国际竞争力可能受到伤害。近年来,城市化一直是中国的生产力增长的主要来源。如果降低,那么未来的经济增长只有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

2.我们相信中国政府

20年前,有人争辩说日本是不同的,而东京的经济政策是优于西方的。许多畅销书赞美那块太阳升起的土地。有一本书叫《日本第一》,如今臭名昭著。今天,同样有许多人说,中国经济是特别的,中国的政策优于其他国家。同样有许多人预计,中国将问鼎经济霸权。

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比前苏联成功的多。30年来,中国的经济不可思议地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本世纪初,政府在经济没有停顿的前提下,成功地解决了银行的巨额坏账问题。近年来,中国建立了达2.4万亿美元的巨大外汇储备,令其有了不可战胜的光环。

中国似乎成功地避开了全球金融危机,这进一步增强了决策者的声誉。在出口市场崩溃的情况下,去年中国经济依旧轻松超越了8%的GDP增长目标。

一位著名的英国投资者近日宣布,他放弃退休,到香港来运行一个中国基金。其中的一条理由是看好中央计划的有效性,现代中国的奇迹之一是,它使一些世界上最热情的资本家热烈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的经济中。

不过,无论是经济理论和历史,都证明中央计划不是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中国确实迅速发展了三十年,但在中央政府看得见的指挥下,经济已成畸形。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增长。中国向西方的出口,已经是日本最繁盛时期的两倍。不靠贸易保护,该国已无法保持贸易顺差。经济大衰退发生后,这种威胁变得格外尖锐。

非常高的投资水平也带来了资本错配的风险(这点在下面会更详细讨论)。还有就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过高。中央政府制订GDP增长目标,并分解给地方政府。问题是,地方政府可以糊弄中央。古德哈特定律指出,每当经济指标成为政策目标,它就失去了信息的作用。在中国,GDP增长已不再是一个经济过程的结果,而是成为了目标。

传闻证明,地方政府的许多决定,无论是开展新的基建项目和发展房地产,都是实现增长目标的需要。在许多方面,这使人联想起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公司在牛市时期设立的收入增长目标。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当资源分配的目标是为了一串数字,不好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中央的政策似乎也扼杀了国内企业。虽然国有企业的作用已经下降,但仍从国家控制的银行获得贷款优惠。相比民营企业,国企得到了优待,因为民企不得不从银行体系之外获得高利率的融资。香港金融管理局最近的一项研究称,如果国企以与民企同等条件的利率贷款,利润会消失;研究还发现,超过半数的民营企业没有机会从银行借款。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所写的书介绍,中国正从上世纪80年代的企业资本主义转向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将注意力放在大型投资项目(比如上海浦东金融区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上。中国在此期间建立了诸多较好的基础设施,但经济发展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GDP中的消费份额下降和创新的缩减(以上海新的专利衡量)。黄教授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带有欺骗性的,因为国家可以比私营部门更快的速度投资。然而,投资的质量较低。

3.投资热潮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不稳或混乱时,投资应该会下降。然而,在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30%,对去年经济增长贡献达到90%。投资创纪录地上升到GDP58%。这些都是了不得的数字。关键的问题是:这些钱用的怎么样?

基础设施投入占去年的经济刺激开支的三分之二以上。大约四分之一的项目是政府主导的。许多项目明显是为了满足政府的GDP增长目标。YouTube的一个短片(转播自半岛电视台)显示,内蒙古鄂尔多斯城有一个新建的鬼城有被访者认为,这个空城,可容纳100万人,只是为了满足政府的增长目标。

相对于其经济发展的现状,中国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去年,中国高速公路使用率估计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2%。许多较小的机场仅使用了容量的一半。国家建设高速铁路网的计划,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但投资回报会成问题。国家发改委的一位交通研究人员警告说,拟建中的18000公里高速铁路,将面临成本收不回的问题,可能无法达到实现收支平衡的最低客运量然而,大多数华尔街分析师仍然乐观。如果中国继续以过去的速度增长,他们说,那么所有这些新的道路、桥梁、铁路在短时间内亦将流量拥挤。

类似的问题在中国的重工业领域随处可见。当大衰退来临,非出口部门被要求不裁员。许多行业持续投资,尽管产能利用率较低。

制造业,其中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带动环比提高27%的资本支出帐户(20091月至200910月)。一项由欧盟商会的报告,去年11月生产能力过剩的包括造船业、平板玻璃、钢铁、水泥、多晶硅、风电。例如,在水泥行业资本支出增加了三分之二,但能力方面估计有78%运行的利用率。产能过剩由中国投资的高增长预期时间推算是合理的。

以高储蓄和投资和巨额贸易顺差,中国一直遵循一位评论家所说的亚洲的增长推动模式然而,这种增长模式的缺陷,在过去20年,即证明了日本的弊病。在1994年一篇著名的文章中,亚洲神话的奇迹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亚洲猛虎般的经济增长依靠不断增加资本投入。然而这种投资,依然受收益递减规律影响。

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中国,投资效率(GDP按每单位增量的投资增长来衡量)有下降的趋势。对于猛虎(日本)来说,穷人的投资范围显露在199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之时。中国的问题更大,因为它有潜在的投资占GDP的比例比任何其他亚洲经济体在历史上的比例都高。

4.腐败

所有巨大的投机性躁狂症都伴随着不断升高的欺诈。只有在萧条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个怪物的全部情况,如安然(Enrons)、世通(WorldComs)、麦道夫(Madoffs)的曝光。中国地产和基础设施支出的回升,为渎职提供了一个周期性激励。中国最近在2009年国际清廉指数排名中下滑至第79名,略低于布基纳法索。

房地产的繁荣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土地经常被夺走,交给开发商,而对被拆迁者补偿不足。金融部门沉迷于拿回扣。基础设施支出,让地方官员有机会中饱私囊,对劣质建材视而不见。中国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然而,纽约时报估计,多达一半的销售与贿赂有关。

中国为裴敏欣教授所说的分食提供了佐证。系统性腐败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正如其他受害的一些亚洲国家,最明显的是1997年危机之前的印度尼西亚。裴写到,流行性腐败稳步提升了一个国家的系统性风险。正如因此,其金融体系脆弱,其环境退化和敏感,其执法强制腐坏而无效,其基建不安全,其公共卫生服务麻木不仁以及其监管系统摇摇欲坠。

5.宽松的货币

诺贝尔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不同于他伟大对手凯恩斯的理论。凯恩斯辩称泡沫是混乱的动物情绪,而哈耶克声称,过低的利率推高了资产价格通胀。哈耶克说,通过货币和信贷扩张产生的宽松货币,导致了一般价格或资产价格的通货膨胀。当利率低于它们的恰当的水平,企业倾向于投资在一些在遥远的未来才有回报的项目。这就产生了资源错配或不正当投资。

  什么是恰当的利率,谁也不知。但经验法则认为,利率应与经济的中期增长相适应。在美国,最优惠利率平均比过去40年的名义增长高出一个百分点。相比之下,1990年以来,中国最优惠利率平均比GDP增速低约九个百分点。

  低利率是中央政策的一部分,以促进投资和补贴国有企业。低利率也促使中国家庭投机股票和房地产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过去十年已导致高通胀和资本市场的忽上忽下。在最近的一次泡沫中,上证指数从2006年初到200710月,涨了四倍多,然后又跌去70%以上。

  去年,货币供应增长了近30,而利率远低于经济的名义增长率。再次,中国储户发现自己陷于对通长的恐惧和对高回报的贪欲之间。再一次,泡沫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形成。

    6.固定汇率和资本流入

  人民币是盯住美元的。低估的汇率促进了出口,并压低了利率。它还鼓励大量资本流入,主要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资本管制限制了热钱流入,不过,投机性资本流入最近有所抬头。

  许多新兴市场危机是由其货币引起的,因此,看到中国高达2.4万亿的庞大外汇储备,许多评论家感到很安全。然而,这么大量的美元应该是令人担忧的。它反映了一个散漫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不平衡。

  美元的标准使得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可以消费大于产出,由此积累了庞大的对外债务。其他国家,大多在亚洲,享有持续的贸易盈余,并取得巨大的外汇储备。

  有人认为,中国的巨大外汇储备使中国经济立于不败之地,这其实不对。这些储备可以用来购买外国资产、进口、或防御货币攻击。但有一类问题,它解决不了,比如,在资产泡沫破灭后,银行坏账大量出现,不良投资到处都是。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相对于全球GDP,只有两个国家先前曾经累积过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他们是1929年的美国和1989年的日本

    7.信贷繁荣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出口订单的崩溃,中国下令银行放贷。去年,新的银行贷款增加了近1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29%的GDP。这些贷款大部分流向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国有企业。这使经济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类似推注肾上腺素抢救心脏骤停。然而,大多数分析师没有考虑信贷狂潮的后遗症。我们自己最近的经验证明后遗症是明显的。

  信贷扩张的规模本身就值得忧虑。信贷如此迅速地膨胀,很可能没有严格遵循标准。事实上,许多人相信,中国的银行体系会有另一次不良贷款的激增危险,就象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那样。然而,传统的智慧认为,只要中国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去年的贷款不会变坏。

    8.道德风险

  主要的中资银行是由国家控制。他们曾有滥发贷款的历史。然而,市场认为,银行现在不会出问题。中国主要银行的市值全球领先,已经太大而无法倒闭。它们是中央经济政策的主要工具。坏不了。

  道德风险对银行体系带来的恶果,亚洲人并不陌生。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大银行也被视为财政部履行政策目标的工具,同时在利润上也受保护。当时,日本的银行市值雄踞世界第一。后来,这种信仰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失去的十年,日本的银行产生的亏损相当于它们的初始资本的两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好几个亚洲国家都暴露出道德风险对金融系统的危害。

  给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曾给中国的银行带来麻烦。本世纪之交,标准普尔估计中国不良贷款占未偿还贷款的约50%。银行被重新注资,不良贷款打包给资产管理公司。这个救援行动相对没有痛苦。一些人估计,中国可能故技重施。另一些人认为,没有必要担忧,因为中国银行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可以运用现代风险管理方法。如果中国的银行真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什么还要在中央的授意下进行大规模的政策性贷款?

    9.冒险的借贷行为

   2007-2008年的信贷危机暴露了许多美国和欧洲银行恶劣的贷款决定。在音乐还在响的时候,这些银行降低了贷款的标准。许多贷款用现金流无法偿还,为了让贷款不坏掉,他们需要进一步的资产价格升值。当市场回落,这些金融把戏现出原形。中国最近的许多贷款似乎就属于这一类型。

  例如,贷款流入基础设施项目,如新的铁路、收费公路和桥梁。这些项目由地方政府主办。然而,地方政府被禁止为贷款担保。相反,他们建立了融资平台,资本金由地方政府出,剩下的钱是由银行提供。据估计,去年一半的银行贷款,流到了这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里。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中,许多只有少量的现金流,甚至没有现金流。

  这些贷款将来怎么还?如果经济持续以过去的速度成长,可以假定这些新机场和收费公路将来都能产生收益。或者,地方政府可以靠未来的卖地收入来还款。麻烦的是,卖地收入占了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半。因此,如果房地产市场回落,地方政府可能无法履行这些隐含的义务,顺利归还基础设施贷款。

  华尔街分析师称,因为中国没有把次级贷款证券化,所以中国的贷款系统是正常的。但中国的银行业有自己的独特的可疑做法。根据惠誉国际评级的测算,很多银行把贷款重新打包,出售给散户投资者、其他金融机构和企业。

  惠誉写道,卖出贷款的银行承诺在未来某个时候回购贷款,在这种情况下,贷款可能不会出现在卖方或买方的财务报表中。通过把贷款放在账外,银行得以让贷款增长率符合政府设定的限制之内。

  中国银行业似乎特别不愿意报告问题贷款,因此没有人可以测出其信贷体系的健康程度。安永(Ernst & Young)会计师事务所2006年发表了一份报告,估计中国的不良贷款高达9000亿美元,这份报告随后被撤回。甚至在2008年股市崩盘和出口休克时,官方报告的不良贷款依然下降。惠誉指出,中国银行业习惯于不断地将问题贷款转期。银行员工也隐瞒不良贷款的动机。一个信贷员如果报告了他放出了问题贷款,他的工资会被扣至低于农民工的工资。似乎很少人关心隐瞒不良贷款的做法,因为一般人认为,只要经济继续迅速增长,不良债权未来会转好。

    10.泡沫

  信贷激增重燃了中国投资者的动物精神去年上半年,上海股市强劲复苏。去年7月下旬的某一天,上海A股的成交量超过了纽约、伦敦和东京三大证券交易所的成交量之和。去年第三季,以市值论,中国IPO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二。全球最大的10IPO,中国占有七个。新股往往高倍超额认购,上市首日暴涨。去年10月,深圳创业板市场推出。开市首日,2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涨幅在76%至210%之间,市盈率平均达150倍。

  高换手率、新股大量发行、新股一上市即劲涨、成立新交易所,这些都是投机狂热的经典迹象。去年夏天,市场见顶时,上证指数的PE倍数为38倍。中国股票的高估值基于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憧憬。不过,股市只是一个插曲,真正的大戏发生在中国狂热的房地产市场。

  本文讨论的许多红色警报信号在中国狂热的房地产市场随处可见:有一个夺目的增长故事(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和未来的经济高增长率);建设热潮帮助中国实现GDP增长目标;低成本信贷流入房地产领域;腐败到处都是;道德风险普遍存在,相信政府不会让楼市崩溃;资产价格高估,投机盛行,凯恩斯讲的动物精神到处都是。

  住宅市场

  由于现金的利率低、股票波动性大,对中国储户来说,房地产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在过去十年中,全国房价以8%的年均速度上涨。这一贯表现使人们普遍认为,楼价只能上涨。

  支持住房市场是中央经济刺激计划的关键一环:贷款利率被降低,银行被勒令打开信贷投放;抵押贷款的成数上升;向二套房的买家提供优惠的按揭利率;降低购房的税收。国有企业也受到鼓励进入住房市场。地方政府为购房者提供优惠券和居留证,他们还为新项目提供了近一半的融资。

  这些措施施展了魔法。去年,中国的住宅销售上升到3.8万亿人民币,比2008年同比增长87%。平均房价在2009年上升8%。几个地方的市场出现20%以上的强劲上涨。住宅新开工项目也迅速上升。新建住房开工(按建筑面积计算)在去年前11个月上涨了16%。2010年住房建设预计将再上升20%。这就提出了一个潜在的供过于求的问题。大家的一致看法是,新的供应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随着经济持续扩大而被消化。

  但按现在大城市的房价,农民工毕竟是买不起的。大城市的住房所有者比例已经上升到70%。在北京,住宅建成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速。这种供应过剩的部分被地产市场投资者所吸收。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最近已出售的房产有五分之一空置。由于新房子出租后往往价格下降,所以很多投资者选择把房子空着。公寓大楼夜间熄灯的照片,揭示了投机者的住房所在。

  住宅价格已经高的惊人。摩根士丹利估计,即便支付了大笔的首付款后,供按揭的钱要占平均收入的43%。就全国而言,房价已攀升至收入的8倍左右。

  由于收入分配不均衡,这可能低估了承受不起的问题。在北京,房价与收入的比例已经上升超过152000-2008年平均为10倍)。相比之下,东京公寓价格在1990年达到高峰,为平均家庭收入的9倍。首次购房者据说要通过借家庭成员的钱来凑够首付款。隔代的按揭贷款也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房产的一个特点。

  房屋已成为一个国家的困扰。最近几个月,几个重要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都对住房市场的泡沫表示了担忧,但华尔街没有理睬这些担忧。分析师说,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以其最近的速度增长,那么一切都会变好。

  商业房地产市场

  商业房地产市场看起来也同样离谱了。作为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允许开发商承担更多的债务,以促进土地的购买。去年,商业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了21%。中国正在建设的房屋建筑面积总量相当于罗得岛(Rhode Island)的大小。

  按国际标准,在主要城市的商业租金也非常昂贵。去年夏天,在上海和北京的黄金地段,估计分别为每平米702美元和每平方米532美元。这些价格大体上与纽约相同,尽管曼哈顿的人均产出是中国大都市的4倍之多。

  国有企业被要求支持商业地产市场。他们标出了很多地王。例如,在20099月,中国海外发展支付人民币70亿元,购买了上海一块31.3万平方米的地,楼面地价每平方米人民币22400元。

  地方政府拥有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已是房地产市场繁荣的主要受益者。卖地收入约占其2009年收入的一半。去年,地方政府获得了人民币1.6万亿的卖地收入,相当于中央的刺激计划的40%,或者GDP5%。这些收入被循环,作为开发商购买更多土地的贷款。正如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谢国忠评论的:当国有企业借用国有银行的钱,在土地拍卖中把钱交给地方政府,这个地价还有什么意义?

  高层建筑正在纷纷建设,而按西方标准,空置率已经非常高。在浦东新区,空置率已达50%,但新楼还在盖不停。投资者自我安慰,如果中国的经济保持像这样迅猛生长,那么所有的空办公室将很快会有找到租客。

  梦想之地

  三年前,温家宝总理用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来形容中国经济。而经济危机并没有治愈这些个。相反,中国过热的投资和天量的信贷加剧了上述的经济失调。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呈现出了典型的泡沫状态——过高的价格、疯狂的投机以及大量的新建筑物。这个泡沫迟早破裂。

  过去,当以上十个红色警报在一个经济体都显现出来的时候,总会发生令人不快的结局。预测泡沫何时破灭非常困难,因为泡沫总能推至极致。加上中国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让预测难上加难。国有企业可以被叫来支撑市场。像过去一样,亏损也可以被掩盖起来或塞到某处。但是诸如此类的手段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推迟问题的爆发而已。

  就算未来危机发生的具体时间无法预测,也并不意味着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问题就应该被忽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房地产投资占据着GDP12%。对于中国的许多重工业,建设是主要的需求来源。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数据,大约有20%的银行新增贷款直接流向了房地产市场。另外,房地产还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北京市去年20%的收入就是来自卖地。而大多数基础设施的贷款要靠地方的卖地收入来偿还。国企的大多数贷款以房地产做抵押。最后在正常银行系统以外,还有一个房地产借贷市场,数字不详。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事实上是中国的整个经济和金融系统,都形成了一个信仰,即未来中国将以过去的速度继续增长。这一假设让更多的投资变得合理,从而刺激增长,进而带来更多的投资。中国的这种现状令人想起互联网泡沫的后期,投资者把过去的增长率套用在了未来,然后被广阔的增长空间所迷惑。伴随着互联网的兴盛,巨大的投资创造的需求似乎印证了最乐观的预测。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梦想之地,一个先建设,一切都会随之而来的经济体。

  一个评论家把中国与好莱坞的惊悚片《生死时速》联系起来,中国就好像一辆装有炸弹的大巴在路上飞奔,而一旦速度小于每小时50英里,它就会爆炸。这个比喻很贴切。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灾难可能就会发生。大部分新建的基础设施将会毫无用处。过剩的产能将在很多工业存在很多年。房地产泡沫将会破裂,而银行系统将面临大规模坏账。那些正沉浸于中国梦的投资者忽视了这样的场景。当中国这部巨型机器最终停滞,这些投资者们就会从美梦中痛苦的醒来。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9-26 17:08:32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奈斯比特在中国呆11年: 中美发展模式的对比与前景

中美发展模式的对比与前景

(美)约翰·奈斯比特

2010-9-26

    主持人 魏建国: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大趋势》一书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和夫人。

    大家都知道,约翰·奈斯比特先生是埃森哲评选的全球50位管理大师之一,他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趋势》,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世界的两本书之一。大家知道,一本书是《大趋势》,一本书是《第三次浪潮》。《大趋势》一书目前已在全球共销售了1400多万册,印成了14种文字。最近,奈斯比特先生又以《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一书再次进入我们大家的视野。《中国大趋势》站在全球的高度,精辟地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的理念,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那就是中国目前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新的政治体制。他的新型的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个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而已。奈斯比特相信,中国模式最终会将影响到整个世界。

    今天,让我们近距离地聆听奈斯比特先生的演讲,感受他博大精深和新颖独到的理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奈斯比特先生给我们演讲。

    约翰·奈斯比特: 非常感谢,感谢您非常出色的介绍。《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这本书,是我夫人和我共同起草的,多丽丝是天津奈斯比特中国研究所的主任,她在欧洲也是非常出色的作家,不知道刚才为什么没有介绍她,魏秘书长刚才只介绍了一半,所以我介绍一下多丽丝,我们两个是共同的起草人。

我想告诉大家更多的故事,这样你们可以更加了解今天的演讲人是什么样的人。从我的口音当中大家能听出来,我是美国人,但是过去11年我都没有在美国,我在中国呆着。多丽丝是2000年的时候跟我结婚的,她是奥地利人,我们结婚以后,在过去的10年当中,共同在中国访问。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67年,然后我不断地到中国访问。结婚以后我们决定,世界上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中国,所以我们决定要在中国进行研究,我们的研究所是4年前成立的,是在天津成立的。我们去年出版《中国大趋势》这本书之前的项目,就是天津的中国研究所。

    我非常熟悉政府和商务界的人士,在肯尼迪政府当中我是副部长,我在白宫也曾经任职。多丽丝是来自于出版界、写作界,我们过去十年当中共同研究中国。 你要不要再说两句?现在另一半开始说话了。

    多丽丝·奈斯比特: 早上好。今天我们很荣幸,谢谢。我们非常高兴一起来。亚洲使我和约翰走到了一起,1995年的时候,我当时是德国德语出版社的社长,是在奥地利。约翰希望在奥地利出版一本关于亚洲的书,我们的出版社非常希望能够成为那本书的德语版的出版商,所以当他在奥地利进行演讲的时候,他是主旨发言,我一直在追他,因为我希望能够出版他下一本书。所以大家也能够想象,我们后来确实是出版了他那本书。我们当时合作的那本书是《亚洲大趋势》,那本书非常成功,这就是我们商业关系的开始。之后,我们的商业关系成为了非常好的个人关系,2000年我们两个就结婚了。

     约翰·奈斯比特: 我也想说几句。我向你们报告,很多出版社和作家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最后这样好。

    多丽丝·奈斯比特: 我们对于PPT并不是很熟悉,因为我们本身并不喜欢这个软件。我想说的是关于全球化的影响,我们庆祝一个新的杂志的诞生,就是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即将出版的《全球化》,我们非常期待着这本杂志的出版。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问题,在绝大多数的场合是合适的,因为全球化中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几乎全部全球化的影响都是经济性的,有人说,全球化会轻视他们的文化或者政治,但是全球最大的趋势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要有一个经济体。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对于多样性的尊重,对于我们文化特点的尊重。我们在经济上越融合,就越关切我们的身份,我们个人的身份、国家的特点、民族的特点,由于经济上的互相联系而受到威胁。现在我们对于这种互相联系的反映也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母语,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有一个表面上的文化全球化。比如说电视或者电影等等,这还是非常表面化的,并不是刻骨铭心的全球化。所以,全球化在今天来说,更大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和我们对于各自文化特点的尊重。

    文化的交流是对于我们经济不断互相联系的一种反映,当然毋庸置疑的是,两个国家正在受着世界上最多的关注,这就是美国和中国。中国和美国不仅是跨一个大洋,而且有不同的历史根源,所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得到的研究成果是什么样的呢?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用我们的思维方式,用我们的是非观,来判断中国。我们希望做什么事情,希望我们做的事情中国也跟着一起做,这是西方世界看中国的一种方式。渐渐地,西方必须要放弃这种方式,因为他必须接受一点,中国是有不同历史传统的,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有不同的行为方式。

    多丽丝·奈斯比特: 西方世界不能认为哪个国家更好,哪个国家更坏,我们必须接受两个国家是不同的,中国用一种方式行事,而西方世界用另外一种方式行事。

    约翰·奈斯比特: 比如说中国和美国都同意,在政治上,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政府是依靠人民的政府。江泽民主席非常喜欢引用林肯的话,政府是来自于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美国和中国都有各自的民主方式,也就是让人民参与的民主方式,政府是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1996年的时候,我个人和江主席进行过会晤,那个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虽然有翻译,但是江主席还是说的英文。江主席当时背诵了林肯的讲话,最后讲到政府是来自于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于人民,我们如何实现这一点,如何应对人民的意愿,方法是不同的,没有对错。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多丽丝·奈斯比特: 作为一个欧洲人,我们一直自称欧洲或者希腊创造了民主,美国自称他们是“现代民主之父”。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民主真正意味着什么,民主源于希腊词汇,是两个词加在一起的,即人民和执政。所以民主的意思,正是意味着人民执政的意思。人民如何获得权力,并没有在这个词的定义当中显示出来。在这个世纪,我们并不认为人民执政只有一种方式,有很多方式能够实现人民执政,或者有几种方式能够把国家权力赋予人民。

    在我们做研究的这两年期间,也就是我们做《中国大趋势》这本书两年期间,我们访问了28个人,他们在密切地跟踪追究形势发展、中国管理形势的变化。对我们来说,有一点非常清楚,在中国的体系和制度当中发生这种变化,约翰在写《大趋势》的时候,不仅密切地关注中国的变化,也关注美国的变化。所以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我们正在见证着一个崭新的经济社会体制的诞生。当然,它目前还不是特别成熟和发达,但是正在发展过程当中。

    所以,当我们当初在想如何表述这一点的时候,大家可能知道,有各种不同的表述,比如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不同的定义,但是所有这些描述和定义都不能让我们满意。所以,我们的初衷就是要找到一种很好的、起码能使我们自己满意的一种表述,使它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在中国发生的这种变化和趋势。

    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在西方,我们是代议制的民主,也就是议会民主制。(图)大家看到,这是一种横向的图表,美国人民是在这种横向的制度下行使权力的。在美国,每隔两到四年,其他国家是每隔四到六年,人民就有权进行选举,选出他们认为能够代表他们的人。简而言之,我们有政党A站起来说,我们要为国家和人民做这些;B政党说,不,政党A说的是错的,我们要做这些,而我们要做的这些对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所以我们的人民就可以在政党A和政党B之间进行选择。当然,这两个政党之间要进行非常激烈的竞争,因为要赢得选举,一个政党就要证明另外一个政党是错误的,能力是比不上他们的。这就是西方的议会制民主和代议制民主基本的运行模式。

    约翰·奈斯比特: 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着代议制民主的全球性的危机,这种具体的民主形式,也就是议会民主制正在经历一种全球的危机。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家可能在媒体上不断地读到关于美国、印度、日本和欧洲的议会都不能正常运转,不能执行自己的职责,比如说美国、欧洲的议会基本上瘫痪了。所以,代议制民主很显然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它已经“过时”了。但是,没有太多的人直接把这一点说出来。

    大家应该记得,代议制民主是200多年以前出现的。代议制民主出现的时候,人民之间的联系还不像如今这样密切,所以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多议会去代表你发表意见,他可能骑马去议会,然后骑马很长时间回来告诉你议会发生了什么争论。现在我们经历了信息的革命,信息的传播渠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信息革命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和政治家们所掌握到的信息是一样的,所以,在所有的国家,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这种代表了。这种代议制民主已经“过时”了,是因为它现在已经不再起作用、行不通了。所以这些议会制民主国家要重新设计他们的民主制度,使得人民有更多的参与,来改善它的民主进程。

    多丽丝·奈斯比特: 大概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以前,你是不是在《大趋势》这本书里也提到了这一点?

    约翰·奈斯比特: 是的,谢谢你提醒我。三十年以前,在《大趋势》这本书里,我就预测到这种议会制民主必将走向死亡,就是因为信息革命给我们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多丽丝·奈斯比特: 我们比较了两种制度,把美国的议会制民主或者说西方的民主比作是一个美丽的建筑,但是这个建筑有些陈旧了,需要重新粉刷、装修、装饰;中国正在形成的这种制度,是一个正在建设之中的大厦,有时候建一所新房子比翻修一幢旧房子要更容易。在我们的研究当中,我们主要关注中国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研究了中国模式,也研究了西方模式,记了笔记,还做了一些图表。大家可以看到,(图)上面是一个大的方框,这个方框代表了领导集体,还有一个方框代表人民。我们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说是人民执政或者人民掌权,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体系下,领导人并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他们也不是每隔几年就进行竞争的。所以我们自上而下地关注了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这是一种不同的方式,领导的决策实际上是根据人民的一些建议,所以中国的体制结构是纵向的,人民的意愿和领导集体的指示当中有很多的交集和互动,这种情况有时候很像是西方的议会。我们可以看到,政协和人大现在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愿意倾听人民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我们认为,当中国的体制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人民政协制度也会进一步成熟,也会在人民和领导集体之间的互动当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约翰·奈斯比特: 多丽丝刚才说中国的体制正在日益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在1949、1950、1951年这三年的时候,政协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的立法机构,是行使了人大的职责的。现在各省都有政协,上周中国的领导层宣布,这些写博客的人可以直接在网上通过博客向中央建言献策,这是个好主意。但是,这种制度必须要成熟。无论如何,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想法的提出就是同中国的自下而上的民主的操作方式是非常合适的,通过这种做法,领导就可以越来越多地倾听人民的想法。

    多丽丝·奈斯比特: 这张图上我们没有表现出来的还有一点,就是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当领导和人民两种力量碰撞的时候,这种可持续性就会面临危险,有时候一方要妥协,或者另一方妥协,一定要达到这两种力量之间一种微妙的平衡,才能使这种模式维持下去。

     约翰·奈斯比特: 现在我们再回头说说全球化背景下的这两个国家。我们知道,现在出现了两个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就是美国和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有时候并不像表面上看来的那么激动人心,我们应该仔细地考虑一下。

    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很快,GDP的总值应该是5万亿,美国是15万亿。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如果我们看看全世界发生的情况,美国是遥遥领先的,是15万亿。然后是日本、德国和中国。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超过了德国、超过了日本,现在成为了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第二和第一之间的差距仍然非常大,一个是5万亿和15万亿。

    还有另外一个误解,美国人均GDP是46000,而中国的人均GDP是3600。我们现在谈的就是总体的情况,无论如何这两个数字还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中国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答案是不会很久的将来。西方夸大中国威胁的时候,就说中国在未来的三四年,甚至今年圣诞节的时候,就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我们知道,5万亿到15万亿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的,美国还会领先的,而且中国继续前进发展的同时,美国也会继续发展,所以我们觉得中国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现在美国经济总量的水平。所以我认为,中国不会在很近的将来赶上美国。

    多丽丝·奈斯比特: 刚才约翰说了,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出了问题,但是这一点经常被忽视,所以我们特意在这张表里写到,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有几百年的历史。美国的历史大概是300年。300年以来都是按照这种模式运作的。

    约翰·奈斯比特: 当然,在中国这边我们缺少了一个数字,是5000多年。我们知道,中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美国这边是普遍性的思维,中国是现实主义的思维。美国的普遍性思维,就意味着有普世的价值观,有全球适用的行事的方法,“在全世界有唯一正确最好的做事情的方法,尤其是世界上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行使民主的方法”,这是美国和欧洲人的想法。而中国的现实主义思维确认为,“等一等,别说得那么快,那就是中国人要自己决定什么是对中国最合适的,最好的”。美国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对美国最好的,可以不同,但是这两种方式都是对这两个国家最有利的。

    多丽丝·奈斯比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西方事事都按照中国的思维来做,但是西方要尊重中国的思维方法和意见。

    约翰·奈斯比特: 中国的崛起并没有带来任何的真空,也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在西方逐渐衰落的过程当中,中国日益崛起,所以这是一个共同的进程。所以西方衰落的程度和中国崛起的程度基本上是大体相当的,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西方的衰落是由于哪些原因造成的呢?因为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并不注重西方的衰落,而这种衰落正在持续之中。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关注的是亚洲和中国的崛起,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西方为什么衰落?西方的代议制民主面临着全球危机,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在瘫痪,选举驱动政治思维,这就意味着他们比较注重短期的利益,A政党必须证明B政党是错误的,所以大家考虑的是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或者长远的利益。

    多丽丝·奈斯比特: 当然,大家知道,西方有的时候对中国还有一些批评的意见。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支持了中国的崛起。对我们来说,一个主要的因素,在过去三十年当中促进中国不断发展的原因就是它有非常务实的政治思维,因为领导人不需要应对短期的政治选举,所以可以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同时,他们也不会关注短期的利益,就像在一个公司一样,有的时候,公司会追求股东的短期利益,由于他们要向股东负责,所以要更加关注短期利益,他们关注的就是在我任职期间有什么样的政绩,很多西方政治家考虑的是我怎么样能够再次当选。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中国可以进行战略性规划,为国家利益进行战略性的长期规划,长期的项目,机场、超高速公路,在西方,这些项目是受阻的,因为这对个人的既得利益有损。如果损害个人利益,由选举驱动的政治家就会放弃这样的项目。在中国,考虑到长期的利益,考虑到长期的规划,所以可以避免短期利益的一些不良规划。

    就像约翰刚才说的一样,由于西方的衰落,更加凸显了中国的崛起。中国有非常乐观的、非常美好的未来,但是在前进的道路当中,会有一些障碍,会阻碍中等收入国家的实现。大家都知道,现在有着很大的城乡差距,我们的研究当中非常关注中国的农村,我们现实地考察了一些农村地方,来看看不同的城市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农民工问题,来应对中国城乡差距的挑战。而且,腐败问题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障碍。贪婪不只是在中国的问题,在西方也有贪婪的问题,一定的情况下,腐败和贪婪会导致中国很多人民利益的损失。

    我们和很多年轻人进行了交流,中国人的思维也在改造,这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非常贫苦的经历,没有新中国建立时的经历,他们把现在的幸福想当然,他们只知现在有什么样的东西,他们需要有更多的进展,他们需要在其他的国家能够拥有的东西,比如他们希望政治有更多的透明度,有更多的个人参与。中国的政治家不显露出私人的一面,他们作为人的需求和担忧,是有这样需求的,就会导致一些问题。还有污染、能源、水的问题,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我们在欧洲和一些欧洲的律师进行交流,中国的法律实际上是符合西方标准的,但是对于法律的实行却是滞后的。在一些地区,一些情况下,法律实施的滞后性更加严重。还有人口的老龄化,也是中国领导层正在考虑的问题,他们已经考虑要采取哪些措施来面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约翰·奈斯比特: 我总结一下,然后进行互动的环节。中国新社会、新经济体系建立的八大支柱,这八大支柱是支撑着中国过去的三十年的快速的经济发展,和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在我们的书当中提到了中国新经济体系,我们提到了八个支柱、八个原则、八个体系,这八个因素对于中国快速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能以如此高的速度发展。

    刚才我夫人给了我一张小条,她经常在我耳朵旁边说两句。她说我们现在可以提问,或者先跟大家说一下八大支柱,然后进行提问环节。我们现在非常民主,有多少人支持现在开始互动的环节,然后再解释这八大支柱?有多少人想现在开始提问?有多少人现在想听我们的八大支柱?(听众举手)

    很多人希望我们继续讲八大支柱。

    多丽丝·奈斯比特: 就像在西方民主社会一样,我们的参与投票率并不很高,这是代议制民主当中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

    约翰·奈斯比特: 在一些国家当中,要求你进行投票,对我们并不是好的办法,在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是低于50%的。在过去的四、五届总统选举当中,投票率都低于50%,而政府的支持率,在很多代议制民主国家都是非常低的。在美国,四十年代的时候,支持率只有20%。在欧洲,政府支持率也是非常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到代议制民主的衰亡。
现在我们讲一下中国新社会经济体系的八大支柱,第一大支柱就是解放思想。当邓小平执政以后,这是在78年的时候,他说我们必须从僵化的思维转向解放思想,他说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一点,政府不能自己进行改革,必须要有人民的支持和人民的参与。解放思想是一个过程,是慢慢发展的过程。但是,这种解放思想的想法,也就是从僵化思维到解放思想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多丽丝·奈斯比特: 第二大支柱,我们刚才谈到了中国纵向民主的时候已经谈到了这一点,就是中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中国的纵向民主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执政和“自下而上”的参政的相互作用之上,这样能够使中国的体系保持一种平衡。

    第三大支柱,就是要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当邓小平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人民给予了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框架,他们从农业开始,在西方国家,任何一种框架都被看作一种限制,而另一种看框架的方法,就是这个框架给你一种保护,在体育当中,体育运动的规则是一种框架,在框架之内大家可以自己行事。中国的框架是不断地变化的。随着体系的不断成长而不断地调整。

    约翰·奈斯比特: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中国建立了一些经济特区,这个框架就是经济特区,有一些经济发展的特权。但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各个企业家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来抓住机会,更好地利用机遇。所以,要规划这样的森林,然后让树木在森林的框架之内自由成长。

    第四个支柱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非常好的中国谚语,我们非常喜欢。我们把个人生活和这个谚语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我们做自己事业的时候,也摸着石头过河。 在中国的发展框架来说,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实验室,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实验。如果这个不可行的话,就放弃这种方式。所以,中国人民不断地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摸着石头过河,如果这个石头不行的话,就换另一个石头,目标就是要过河。所以,摸着石头过河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个人和国家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多丽丝·奈斯比特: 刚才说到西方民主就像一个房子需要维修,在西方体系当中,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忍受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美国正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他们从来不会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加州实验一下这个模式,在另一个州实验一下另一个模式,他们从来不会这样做,因为政党政治的原因,所以中国在这方面确实是西方的榜样。

     约翰·奈斯比特: 第五个支柱就是艺术和学术的发展。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抓住了解放思想的机会,引领着解放思想的行动。我认为,没有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参与,不可能有任何新的成功的社会可以被建立起来。在中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真正抓住了机会。在78年的时候,有一些展览是被禁止的,在北京、上海都是这样。但是,艺术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当中,成为了世界上非常著名的艺术家,他们在伦敦、巴黎都用高价出售自己的艺术品。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发展,实际上是大家往往会忽略的地方,但是对于中国三十年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约翰·奈斯比特: 第六大支柱就是融入世界。非常清楚的一点,中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融入世界。实际上,1978年的时候,邓小平去日本访问,我们回顾那段历史是非常有趣的,他去日本是想向邻国发出一种信号,因为日本之前是中国的敌人,他想发出一个信号,中国是一个新的国家。他为什么选择日本呢?因为在二战以后,日本是一个奇迹,他希望到日本看看,日本在二战以后做了什么事情,中国可以效仿。中国不断发展过程当中,希望能够融入世界。经过了15年的努力,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2004年的时候,中国也希望承办2004年的奥运会,但是失败了,中国又一次竞选,最后成功举办了2008年的奥运会。而且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留学生都去国外留学,数量不断地扩大,而且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也不断地到中国来留学。所以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在经济的层面上,都希望融入世界。

     多丽丝·奈斯比特: 第七大支柱就是自由和公平。不管任何一个国家作出什么样的努力,我们都不能否认,不公平是自然的规律,我们的相貌、财富和智商,都是天生的,这是一种不公平。为了实现公平,每个国家都希望采取措施,一方面支持人才,因为这些人才可以给我们带来创新,可以推动祖国的发展,他们是领军人物。而在另一方面,要支持那些需要支持的人。这种社会保护网有一些滥用和错用的问题,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帮助,对于不需要帮助的人给予太多的帮助。但是,对于自由和公平的向往和追求,在中国、在西方,都是一个目标。

    当中国宣布要在奥运会上取得最多金牌的时候,大部分国家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中国最终证明了他实现了这个目标。欧盟宣布2010年欧洲将会成为最具有活力的、最创新的、最含有知识含量的经济体。但是,最终发生,什么事情呢?2010年,欧洲遇到了问题,法国遇到了问题。大家可以看看,中国以往历次五年规划,中国都超额完成了目标,我们认为中国是有能力实现它的目标,有能力为它的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自由的环境,使它的国家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

    约翰·奈斯比特: 我们刚才谈到了不同的政府、不同的民主制度,多丽丝跟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在这个国家政府应该相信人民,人民也应该相信政府,这应该是大家为之努力的目标。这对于我们世界上所有人来说是为之奋斗的目标。讲中国故事这一部分我们跳过了,当然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展开讨论,但是约翰跟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不是相互指责和批评。

    非常感谢。

    2010-09-21 10:02:13

    主持人 魏建国: 谢谢奈斯比特夫妇,感谢你们所做的非常精彩的发言。我想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建议我们首先茶歇,然后我们再展开互动。

    主持人 魏建国: 现在进行第二阶段的活动,主要是进行互动。奈斯比特先生今天特别高兴,还有多丽丝·奈斯比特女士。多丽丝·奈斯比特是长期关注全球社会经济和政治趋势的一位女士,也是奈斯比特中国研究所的负责人。她不仅是《中国大趋势——新社会八大支柱》的作者之一,也是《中国模式》的作者之一。她还有一本新书,叫《我的中国》,这本书将于今年的4月出版。她目前在南开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担任教授职务。多丽丝·奈斯比特教授在出版界有非常出色的经历,她曾经任奥地利司格农出版社社长,这期间,她通过与国际上知名作者的合作,提高了整个奥地利司格农出版社在世界的声誉。此外,她在德国、瑞士大力拓展德语市场,将司格农出版社打造成为出版界业内德语市场精英。

    除此之外,多丽丝·奈斯比特还将其他的国际作家引入世界市场,其中有世界知名书籍《第15条纪律》的作者比特·舜杰,还有《危机经济学》作者唐· 塔普斯科特的一些著作,她还获得了整个制片人华特大卫电视机构片的大奖。在39岁的时候,多丽丝·奈斯比特就进入了出版界的工作。大家还不知道,多丽丝·奈斯比特女士在维也纳也受到表演艺术学院的时尚和戏剧的好评。她与奥地利最有名的两位苏西·尼古拉提和托拉·韦斯利合作,做了很多有关艺术和表演方面的著作。目前,他们两位在维也纳、奥地利和中国天津常住,刚才约翰·奈斯比特说我没有介绍他的夫人,我在互动之前赶快利用这一段时间介绍一下他的夫人。

    主持人 魏建国: 刚才奈斯比特跟我说要介绍一下赵启正先生,赵启正是我的老板,因为赵启正先生是最早的上海第一任浦东开发区的主任,后来担任上海市的副市长,最后又到了北京担任国家新闻办主任,又到了我们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同时他也是全国政协两会期间的政协新闻发言人。这次我刚刚在七天之前跟赵启正、李肇星到日本去,是9月3号,我们正在搞中日的高层会谈,因为赵启正管过这一段,我想在座的新闻媒体的朋友,大家都认识。我再一次完成奈斯比特交给我的任务。谢谢。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我有两个问题,但是我会把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个。您在做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做预测的时候,您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是什么?我知道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理解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也非常高兴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在很快迎头赶上,所以对于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陷阱,您是如何看的?

    约翰·奈斯比特: 关于我们的研究方法,大部分新闻从业者,采访人持续跟踪,我们的方法是自下而上,我们认为在地方上、在基层上发生的事情,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如果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就能够反映出这个国家整体所发生的变化。在美国,我们跟踪所有50个州的小城镇、村庄,把我们得到的信息综合在一起,我们认为任何事情、任何变化开始的起源。在中国也是这样,我们关注所有的省“自下而上”,我们关注地方基层发生的事情,各地方、基层所进行新的项目和新的政策。我们关注的不是中国如何集中,而是中国如何具有多样性。外国人看中国总是千篇一论,中国社会是存在巨大的多样性的,人才智力和天才的中心,项目的项目,并不是发源于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而是来自于中国各地,所以我们关注基层、关注底层,当然我们也关注领导人的行踪和动向。我们最关注的还是全国范围内或者基层层面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基层的经验和体验,多年以来我们在中国广泛的旅行,在中国经验的基础是中国的人民,中国人民的活力和他们的激情给我们留给下面深刻的印象。中国人民才是我们关注的主要对象。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请问奈斯比特先生和魏建国先生,最近有一个新的报道,5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和中国有足够多的价值观使他们在未来的多年里进行合作,您对这一观点有何看法?

    约翰·奈斯比特: 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是生存,这是我们两国共同持有的价值观。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当然我们有时价值观不尽相同,我们也有一些短暂的想法或者有差异的想法,大家都想实现愿望、实现梦想的机遇,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幸福生活。我们作为人类,我们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就是要生存,继续生活。

    魏建国: 这是个好问题。如果目前这个比例是精确的话,我估计以后中美两国在价值上更加接近的,这个比例会逐渐上升。我个人认为,因为我在国外呆了20多年,随着我们中国跟国外,特别是当前中国的外交政策被国外理解和公共外交的实施,这个比例会越来越上升。如果有一定比例差异的话,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好多事情不可能取得一致,中国是一直主张多极化,有些问题看法和有些问题的观点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会通过我们互相的沟通、对话和了解逐渐的加深,这一点是加深,尤其是民间互相的了解加深比什么都重要。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很多人认为历史迟早要终结,尤其是看了电影《2012》以后大家更坚信这个想法,对于未来世界来说主要的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是什么,是核武器,是自然灾害还是其他别的东西?谢谢。

    约翰·奈斯比特: 世界末日或者历史的终结,这一说法已经影响了大家好几百年,对于世界末日或者历史终结说法的讨论永远没有终结。我认为这纯粹是胡说八道,电影也是胡说八道。这些世界末日的理论为什么能够吸引人们,为什么人们会相信有世界末日呢?

    多丽丝·奈斯比特: 自从历史记录以来大家就在讨论世界末日,在媒体上大家看到的只是坏消息。如果大家报道史密斯夫妇100岁生日,昨天刚刚被庆祝过,这条新闻的价值和吸引度远远不如史密斯夫妇昨天被谋杀了。我想新闻报道应该更多地鼓励乐观主义,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公司,还是国家,如果是悲观的,能够取得多大的成绩呢?所以,只有乐观主义的这方面我们从不犹豫,我们对中国充满乐观,如果中国不解决它的城乡差别问题,如果不解决水资源的问题,当然水资源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会有更大的问题,当然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多的考虑在这种现实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做什么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在世界末日之前让我们继续吃喝玩乐,享受生活。

    记者: 刚才您提到增加中国中西部考察的机会,去观察追踪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您在考察中有什么体会?您认为中国农村现在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现在是处在城市化巨大的进程中,关于这个模式有很多争论,比如说有人说吸引更多的人到类似于北京、天津、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有人说,这样的模式可能资源承载不了,希望在中国的更广大的地区去发展小的城镇或者是一些新的农村,您认为哪种模式更适合中国?谢谢。

    多丽丝·奈斯比特: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您说到解决方案不只是把人吸引到大城市,而是要建一些小的城市,如果看一些数据的话,美国和欧洲有很多的小城市,小城市的数量比中国小城市的数量多得多。刚才说到中国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是不同的,就流动性来说,在过去的1000年来说中国的人口流动性不强,而欧洲某一个人会把儿子送到一个国家,然后他忽然想起来就建一个教堂,围绕这个教堂又新建一个城市,在欧洲有一些特别多的小城市,而不是全是大城市,欧洲美国只有一些数量有限的大城市。城乡差别来说,这个问题也是由于中国的结构不一样导致的,在西方,比如在欧洲,土地的所有权是在人民手里的,如果需要在某一个城市进行开发的话,要建一个工业园或者建一个高科技园区或者建一个大的购物中心,农民是直接把土地卖给工厂所有人或者是开发商的,所以这个财富是直接流到人民的手中。

    中国的土地不是私有的,我们研究了这种模型,怎么样用不同的方式来重新分配城市化的财富,农民在出让他们土地的时候可以得到更多的补偿。比如他们现在得到1000块钱,农村的村委会可能是1万,开发商可能是10万或者100万,在这个分配当中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模式,由于腐败或者是非常坏的开发商的影响,农民的损失更大,我们必须要强调一点就是要改革财产所有权的思维方式。我们认为在中国现在很多人都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产权的问题。

    伊利集团副总裁 陈福泉: 刚看到您讲八大支柱,讲到摸着石头过河,说明你对中国非常了解,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说法叫做“群众已经过河了,但是领导在那儿摸石头”。在我们深圳提到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您对这个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建议,您认为对改革最终会是什么样的形式,将达到什么样的模式?谢谢。

    约翰·奈斯比特: 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法制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多丽丝刚才说的那样,中国的法制还是有很大的滞后,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法制真正成为法制,在中国的发展当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的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更多的透明度,政府的透明度、企业更多的透明度,很多方的透明度,这样会解决腐败的问题。美国可能不是所有事情最好的榜样,但是有一个方面我们做得很好,就是透明度。和其他的国家相比,美国的腐败程度非常的小,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透明的,如果你想真正的隐藏某一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法制,因为透明度,可能有很多的机会能让你隐藏任何事情,因为有透明度、有法制,很多的事情就会水到渠成。由于现在一些问题的存在,就是因为透明度和法制的缺失。

    新浪财经: 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一直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汇率,美国最近一段时间也抓紧对于人民币升值的施压,并且已经联合欧盟一块儿施压,不知道您对于说“中国是汇率的操纵国”这样的评价是怎么样的评论?您认不认为人民币应该向美国希望得那样一次性、大幅度的升值?您觉得这个幅度的量到底应该是多少?您觉得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于平衡中美之间的贸易方面有怎样的作用,在多大层面上会有影响?谢谢。

    约翰·奈斯比特: 关于汇率和人民币的低估问题,90%是政治化,10%是跟经济相关的,因为美国11月份要举行国会选举,由于这样的选举所以政治的因素占在上风,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反对中国的汇率制度的声音并不那么大。美国让中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助美国解决它自己的问题,使人民币升值,这样中国的出口的成本就更多,美国的出口就可以更多。我的建议是中国不是一个慈善机构,中国不是来帮助美国解决美国出口问题的国家,中国是一个经济体,它必须要为中国的利益来作出决定。为推动中国在今后几十年的发展来作出它自己的经济决定,而不是要帮助美国来解决它自己的经济问题。

    多丽丝·奈斯比特: 大家看欧洲的话,德国在对华出口方面做得非常好,不断的增加对华出口,虽然汇率是一个因素,但是对华出口是非常好的。所以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替罪羊,如果我们谈论一下汽车工业的话,现在在北京的汽车已经太多了,但是更多的汽车可以卖到中国的西部,中国的消费者可以自己作出决定是买美国车、日本车还是德国车,产品越具竞争力,销量会越好,这是整个游戏的规则。

    听众: 非常感谢您和我们今天交流,我是北京的一个投资公司。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您知道,第二位的位置是非常敏感的,日本30年前就占了这个位置,而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比如汇率的调整方面,您能不能给中国提一些建议,因为中国现在处在非常敏感的地位。

    约翰·奈斯比特: 中国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经常和日本相比,在1993年的时候,《亚洲大趋势》这本书说到日本将会超过美国。说索尼会超过美国,但是日本正在不断的衰退,在这个地区的重要性和世界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为什么?因为日本现在处在一种僵局,它的经济微观管理方面处于一个僵局,日本面临的问题不是说让日本的经济自己管理经济,虽然是过去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微观管理上有非常大的问题。在日本很多的大公司的微观管理非常差,失业非常高,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日本都深受其苦。从政治角度和文化角度看,日本不能够帮助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够让经济的自由的发展,自由的管理,它必须要进行集中的管理。这对于日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继续要为日本的经济做微观的管理。

    中新社: 关于中美未来爆发冲突有可能在哪些领域,会达到什么规模,这种冲突会对中美之间的发展是有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呢?第二个问题,美国对华的高科技出口会不会有一些实质性的举措?谢谢。

    约翰·奈斯比特: 我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回答您的问题。我认为您的问题最后一部分,美国一直在抱怨,说人民币的汇率太低,但是美国又拒绝向中国出卖一些高科技的产品,比如说电脑等等,也拒绝美国的公司在中国出售这样的产品。我认为美国至少应该取消这样的高科技的军事产品的出口限制,不然的话,自由贸易意味着什么呢?什么叫做自由贸易呢?因为中国不断的提及这方面的问题,而美国只是说,请你们把你们人民币稍微升值一点,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出口问题,但是并没有作出实质性的措施。

    多丽丝·奈斯比特: 当然西方批评中国对于它国有企业的支持,使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当中更有优势,这对于其他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大企业,由于他们没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我认为,西方经济如果越来越趋弱,他们对于中国强大的抵触情绪可能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中国是一个西方产品的巨大市场,同时在政治上西方又必须要反对中国,我认为这是一个两难境地。

    约翰·奈斯比特: 如果中国成为最大的替罪羊的话,欧洲的一些政治的问题都可以归罪于中国,这样欧洲和美国他们的问题越多,中国越来越成功的话,中国就会越来越多的成为替罪羊,美国和欧洲会不断地说这是中国的错误和中国的原因,我们必须要防止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也会出现。

    中新社: 奈斯比特先生,您刚才说了中国大概在20年的时间内会赶上美国,您能跟我们说一些细节吗?您为什么相信中国在20年之内会赶上美国?您说的是一种趋势还是只是一种可能性?

    约翰·奈斯比特: 两者都有,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在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就,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在过去的30年里像中国的经济发展得这么好,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任何因素或者任何的方面能够阻止中国在未来20年的发展。但是即使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10%,当然不太可能,7%或者8%是可能的。在未来的23或24年中,中国的经济总量才会达到15万亿,再过23年,美国的15万亿又会变成20万亿,所以20年可能是一个乐观的说法。但同时在经济的各个方面、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将会有机会超过美国。

     在中国发生非常有趣的现象之一就是创新,每个公司、每个国家都说我们要创新,每个公司也说我们要创新,但是这个国家的人和这个公司的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和公司,但是中国人民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从模仿、抄袭向创新转变,这是中国目前所设立的目标。这是同创新有关的。比亚迪公司的王总说,对我们来说,同通用汽车、同福特或者其他汽车公司在以汽油为燃料的汽车研发方面是无法竞争的,因为他们已经在这方面从业有100多年了,但是对于电动汽车或者清洁能源的汽车我们都处在同样的起跑线上,我们可以再延伸一点、拓展一点。

    中国的政策现在就是,我们不会同西方或者西方公司在一些他们有优势的、有非常历史悠久生产经验的领域进行竞争,我们要在一些新的领域同他们进行竞争,比如说纳米技术、电动汽车、生物技术、机器人、信息科技,在这些方面我们将会同西方竞争,因为我们处在同样的起跑线上。所以当中国经济的总量日渐增大,并赶上美国的时候,在总量赶上美国之前,在某些具体的行业和具体的领域,中国有可能首先取得领先地位。我认为这些会很快发生,不需要等到20年。

    听众: 首先感谢您提到《全球化》这本杂志,同时也要感谢您说30年之前就开始撰写有关全球化的著作,30年以后,中国现在成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我认为全球化将会继续下去,但是谈到全球化的时候,我们还注意到其他的一些趋势,可能不是大趋势,这些趋势就是,一些大的政策决策权仍然是在国家手中,我想借此机会请问约翰·奈斯比特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我知道一周以前您刚刚与他见了面,并畅谈了两个小时,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约翰·奈斯比特: 刚才这位先生的英语说得很好。几周以前我们到中国来,然后去俄国,参加了一次会议,在莫斯科以北的一个城市,坐车要5个小时,在那里有一个会议,会议是梅德韦杰夫先生发起,和当地城市共同举办的。在这个论坛期间,我夫人和我参加了一个同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小范围的见面会谈,我们谈了两个小时,总共有16个人在场,6位俄罗人和10位外国人,包括我和我夫人。梅德韦杰夫跟普京非常不一样,梅德韦杰夫在进入政坛之前是在大学任职的,是大学校长,他是个有着浓重知识分子气息的人。普京是非常大众的,更大众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同梅德韦杰夫的见面是非常有趣的。大部分的教授和所谓的俄国研究专家问了问题,梅德韦杰夫也回答了这些问题,我夫人多丽丝一会儿会亲自跟大家讲她的经历。多丽丝·奈斯比特问了一个问题之后,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我们当时不知道,实际上在这个小组会谈之外还有一个听会室,这个听会室里坐了很多人,像我们现在这个屋子这么大,有几百个人在听我们的讨论。我们出去之后,所有这些记者见到多丽丝都非常兴奋,要问问她到底问了总统什么问题,可能现在大家的胃口也被吊起来了。

    多丽丝·奈斯比特: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一位先生成功把这样的学术问题变成他夫人的个人故事。男女很显然是不同的,除了长相上的不同以外,因为女性通常有更多的感觉和情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16人的小组当中,每个人都想提出一些非常机智聪明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无法同他们竞争。我想问一个我最想问的问题,但现实是我们现在关注的是中国,俄国媒体关注的是中国和俄罗斯有什么不同,在那三个月之前,中国和俄国在莫斯科附近建立一个高科技研发中心,我不记得那个地方的名字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来到了这个论坛讨论高科技,在那之后,同学生们还进行了讨论,在同学生们进行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他们觉得这个中心不会运转的很好,会有很多的人际关系存在,会有很多的腐败政治等等,我们不会从中受益。我们把这个情况同中国学生座谈的情景作了比较,我们同中国学生座谈的时候,当然他们也有批评的声音,但是大部分的中国学生是非常乐观的,他们不想永久地呆在欧洲或者美国,他们想在中国创业。所以在俄国年轻人的情绪就是没有希望。所以我对梅德韦杰夫的问题是非常简单的,我问他你如何点燃俄罗斯年轻人心中的希望之火,如何让俄罗斯年轻人能够相信他们的未来在俄国。

    约翰·奈斯比特: 梅德韦杰夫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吃惊,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因为现在俄国人普遍感到没希望,尤其是年轻人当中。每个人在想方设法离开俄国,因为觉得俄国没有希望。所以多丽丝提的问题是一语重的,切中要害。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非常荣幸有机会聆听奈斯比特先生和夫人的演讲,我是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研究人员,我有一个问题,今年9月份奥巴马政府发表了国家出口计划宣言,计划在2015年,美国的出口要增长一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GDP国家,您认为这个计划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您的观点是什么?谢谢。

    约翰·奈斯比特: 我的回答可能是零,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正像我夫人说得那样,所有欧盟的部长们在2000年就提出了目标,说2010年欧盟要成为一个最富有活力的经济体或者最创新的经济体,但是他们说是说,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因为他们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来激发公司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因为政府可能觉得他们提出这个计划之后,每个人都会积极的响应,但是既然提出这个目标和计划就要给人民实施这个计划的工具,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提出这个目标以后每个人都在面面相觑,互相问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因为要实现这个目标靠的是公司和企业家,如果政府不进行必要的改革,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如果美国要增加出口,增加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是最好的方法,但是这样做的障碍依然存在,我不知道他们如何才能使这个出口量翻番,我想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听众: 我非常敬佩你,我在天津南开大学上学的时候就非常崇拜您,我还在美国工作学习了14年,我的问题是很明显美国的中期选举正在临近,您觉得中国的政府和中国的企业家、商界如何能够更好地和美国的同仁们相处,如何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谢谢。

    约翰·奈斯比特: 如果有人问我一个相反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才能让美国更好地了解中国,我将会说,你必须到中国去。西方有很多人,尤其在美国有很多人对中国有很强烈的意见,有很强的不满,但是他们从来没到过中国。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观点却很肯定,他们觉得对中国的观点全是正确的,所以我想我的这个答案是对于双方都适应的,对于美国人来说如果想了解中国,要到中国去,学中国的语言,了解那里的状况。对中国来说如果想了解美国,就到美国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美国的生活,了解美国发生的情况,必须要深入实地,才会有真切的感受。对中国来说,到中国来也不要只到北京,到其他的地方去,到成都和其他内地一些城市,全国各地的城市,尤其是西部的一些城市,到内地去,这样才能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

    主持人 魏建国: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次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我们再次感谢奈斯比特先生和夫人的精彩演讲,也感谢各位参会的朋友们和在座的各位媒体。我宣布今天经济每月谈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次经济每月谈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谢谢大家参加。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 <yuweiyuwei4@hotmail.com> 2010-09-19 15:37:20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我的一张大字报:从对奇瑞的辱骂看部分国人的奴性与自虐心理(上次发的,内容有些小错误)

从对奇瑞的辱骂看部分国人的奴性与自虐心理

——中国为何从来不缺窝里斗、买办与汉奸

余治国

     作为土生土长的芜湖人,一直都对奇瑞公司的发展非常关注。从1997年公司创建以来,经过10余年的发展,奇瑞轿车销量在2009年一跃达到50多万台。从绝对数字来看,销售相当可观。但是,2009年全国汽车销量高达1390多万台。奇瑞汽车的销量增长幅度显然不应该这么低。

     再仔细地搜集一些数据与资料,结果令我感到非常痛心。奇瑞销量的增长居然是依靠出口!鲁迅讲,哀国人之不幸,怒国人之不争。可是转念一想,普通大众都是过过小日子,谁管什么国家、民族的前途,都是见风就是雨,人云亦云。绿林好汉、男女奸事,更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茶余饭后之趣事。因此,“人民群众”最容易被夹带私货的高超的宣传与公关技巧所迷惑。一群乌合之众!

     中国一向不缺伪军与汉奸。抗战时期,几百万伪军难道这是假的吗?回溯到南宋,崖山之败不就是出自汉人张弘范之大手笔吗?到了明朝,区区17万战斗兵的满汉蒙大杂烩的满清八旗部落如果没有几十万皇协军的帮助,如何获取中原的花花江山?

     不怕外人,就怕内鬼。国人到哪都是这这副耗子扛枪窝里横的怂样。美国的福建华人帮派以欺负华人为己任,见到“美洲非裔”就要尿裤子了。跟美国高丽裔相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硅谷里面华人相互排挤难道还是新闻吗?硅谷里面,窝里斗的华人早被抱团的印度人打得抱头鼠窜,沦落成硅谷的“社会底层”。华人走出国门后,变成新加坡人、台湾人与香港人,无不对大陆人歧视万分,而大陆人则以巴子、港灿回击之。也许是上帝的安排,如果国人都团结了,世界上的其他民族该如何立足呢?

     如果说,争做汉奸与买办,妄图挟洋以自重坐稳高等华人的位子是部分国人劣根性之一。那么,上海这个地方则是最为集中体现这种现象与劣根性的地方。笔者曾在上海呆过10余年,上海这座城市是典型的买办聚集地,这个地方从开埠以来就是依靠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发展起来的。上海从来不是中国人的骄傲,只是中国人被殖民与歧视的落后与耻辱象征。上海以中国广大内地的萧条与败落为代价支撑起它东方纽约不夜城之繁荣。

     外滩一幢幢美其名曰亚洲金融中心的古旧建筑的背后,是刺鼻的战争硝烟与醉人的鸦片云雾之画皮。汇丰、太古、英美烟草,诸多洋行、银行,哪一家不是依靠鸦片起家的?又有哪一家不是以胁迫官府以压榨中国民族产业为己任的?很多年前,英美烟草对南洋烟草的压迫,太古公司对宁波长江航运企业的排挤,直到今日,仍在我的眼前久久徘徊,无法褪去。

     今天以上海为代表的买办与汉奸们继承了百多年前它们精神祖宗的伎俩、手段与无恶不作,采用各种花样百出的营销与公关策略,大肆污蔑奇瑞,严重误导消费者。仅择几个较为著名的例子来看这些几千年中国从来不缺少的有奶便是娘的买办们是如何狡诈而无耻的。

     2004年,天津市有位奇瑞QQ用户将自己的车送到修理铺子去保养,方向盘的固定螺栓因修车师傅的疏忽没有拧紧,结果被拧掉了下来。这件事情早就被辟谣了。可是在上海买办们的操纵下,通过国外公关公司的策划,将事发地点改到了上海,时间变成了2009年,在网络上被转载得到处都是。一时间,“奇瑞奇瑞,修车排队”的呼声又在高企。

     就拿“奇瑞奇瑞,修车排队”这两句顺口溜来说,都是上海买办们找的一位海外华裔公关操盘手做出来的结果。在鄙视这些买办的同时,不得不说,他们的宣传技巧非常高超,对中国市场的攻城略地,国外的“中国通”汉学家们与这些买办们功不可没。

     我不知道,如此没有理性的乌合之众,一旦被错误的宣传与公关所误导,他们会做出什么样非理性的抉择。也许文革就是这样从好心变成办事的。

     我们再来看看国内的日本车企。日本人将品质最好的车卖到欧美与本土,将最烂的车卖给中国人。东洋人比西洋人更懂得中国人的爱面子心理,或曰劣根性,将外观做得豪华大方,将看得见的地方的工艺做得美轮美奂,而内在的性能与品质是一塌糊涂。曾经碰到大众谋零配件商的生产部经理跟笔者说过,日本车凡是看不见的地方,品质都极为低劣,比如座椅下面用生锈的弹簧。诸多交通事故也证明,日系车的安全性能极弱,有些事故连奇瑞QQ都撞不过。而如此低劣的日系车却被买办们吹嘘为“吸能”高科技,祝这些买办早日被日车“吸能”。

     其实,就算国内的日系车品质变好了,又有什么好的结果呢?日本汽车企业与重工业尤其是军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在的三菱就有生产线可以生产坦克、大炮与飞机。

      多年前,腐败的官府就联合洋人压榨民族产业,导致爱国的“实业兴国”的民族资本家无路可走。这么多年过去了,部分官僚却仍然没有长进,尤其是地方保护主义最为严重的上海官僚。居然连“上海市自主创新”这种文件也敢颁发出来,干脆你独立算了,省了喝全国人民的鲜血。

     其实,奇瑞车早就在伊朗、俄罗斯和南美各国建立CKD组装工厂了,相当于通用、大众、丰田和现代在大陆的盒子企业。但可笑的是,应该说极为可笑的是,浙江某地居然引进伊朗汽车。该车的技术还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实在不明白,浙江当地官僚是出车祸脑门被挤了,还是先天智障。

     更有甚者,部分中央部委居然要将通用、大众、丰田这种企业的产品要当成国产的自主知识产权,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晓不晓得,丑陋的“丑”字与羞耻的“耻”字是怎么写的。难怪马克思说,僵化了的官僚集团就是没有精神气的行尸走肉,除了钱权色,啥都不知道。

     这些官僚、买办与汉奸们也不看看自己的老子与老娘是不是国货,他自己是不是国货生产出来的纯正新一代国产货。如果是个女人,也就算了,还有嫁给黑白黄各色外人之可能。如果是个带把的男人,我看你还是少以洋人来抬高自己吧!你也就是一个大陆黄猴子而已。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受到严重的打击,留下百年创伤。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施暴者对被虐者施以酷刑之后,被虐者反而对施暴者抱有极度崇拜、喜爱之情。国人的奴性、窝里斗和买办横行之原因就在于此。实际上,这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病,与花痴、武疯子类似,只是患者不自知而已。

     100年前的美国货,50年前的东洋货,20年前的高丽货,在世人的眼中是垃圾与残次品的代名词。而他们知耻而后勇,在政府与民众的保驾护航下,顺利由弱小变强大,由低质到高质。任何企业,任何国家的技术能力并不是什么图纸、资料和买来的技术,而是技术研发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由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与政府、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等相关协调人员所构建成的网络。而技术积累则需要数十年? 氖奔洌诵

     幸好,中央的领导并不傻,也还是有点血气的,多少还知道什么叫做耻辱,什么叫做丑陋。去年国庆大阅兵,工业成就方阵那辆高档轿车就是奇瑞的瑞麒G5,这辆车代表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最高水平。

     希望政府官僚们能支持我们的中国汽车,而是动辄奥迪。也许有人讲,WTO不允许保护本国企业。我们暂且不谈WTO本身就是对落后国家的一种欺诈性的不平等条约,与商场的霸王条款类似。难道不能学习美国人的律师治国的策略,采用其他各种迂回方法与技巧来设置壁垒吗?

     拿来主义不是“造不如招(商),招不如买”,而是奋发向上,杜绝人人想做公务员个个争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提高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与待遇,向发达国家学习并赶超之。

    不是不能做,就怕根本就不想做。

    部分裸官与买办们自以为移民国外,钱放瑞士银行,就万事大吉了。不学无术的部分官僚多看看历史吧,如果中国工业彻底沦为殖民工业,你们跑到哪都没用,他们会用你们的人头来取悦中国的民众,改善他们在中国人民中的形象。路易十六就是你们的下场。

    如果有人说,这是给奇瑞写的软文,笔者是车托,那么我一百二十分地愿意做这样的车托,写这样的软文,而且还是免费的车托,免费的软文,而不是一千字八十元的买办们的走狗。最后声明一点,本文没有谈奇瑞的技术问题,有兴趣的可以去新奇军网站自己学习与观摩。

 

 

发件人:<wangzhanyang56@sina.com> 2010-09-15 22:27:49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王占阳:党权、民权与人大代表专职化

党权、民权与人大代表专职化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教授 王占阳

2010年9月

[中评网编者按:本文为王占阳先生在中评网92日组织召开的“人大代表制度创新与代表法修订”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稿。已经作者审阅。 

[内容提示:代表法修订草案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党权与民权的关系问题。共产党坚持的道路并不一定都是社会主义道路。不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甚至是阻挠民主化进程,就是党的领导已经犯错误了。目前党内已有很大一批高中级干部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党内民主派实际已经形成。但他们又都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不会把党的领导执政地位搞丢了,把国家搞乱了。政改方案必须考虑他们的合理忧虑和关切。否则,保守派就会永远占上风。]

这次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两个引起很大争议的修法草案,一是经济犯罪免除死刑,二是代表法修订草案。讨论免除经济犯罪死刑时,有人大常委直接主张贪官免死,消息传出,激起了广大公众的强烈反对。前天晚上搜狐首页上“贪官免死惹争议”一文的跟贴竟然多达16万条,几乎全是痛骂、非常激烈。与此同时,代表法修订草案也在关心民主政治的人士中激起了很强的反对声浪。

    这两个修法草案合起来给人一个什么印象?我想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管死人大代表,放生贪官污吏。合起来就是坚决抵制反腐败。再反过来说就是将腐败进行到底。当然主观上未必就是这个意图,但在客观上这种局面非常之不好。

824日下午两三点钟,我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代表法》修订草案的内容,当时心里面很震动,想想就开始写了,晚上就发出去了,第二天大家就看到了这篇东西。

在此之前,我曾参与了罗江县的改革。612日,在社科院农村所召开罗江县改革研讨会,我和蔡霞老师都去了,也都发表了意见。后来建嵘很快发来了罗冮的实施方案,要我提修改意见,我又写了一些意见寄回去。修订《代表法》年初就列入计划了,也是今年立法的重点,但对人大代表个人工作室的明确否定等等,显然是特别针对影响颇大的罗江改革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次修法也是对于罗江改革的一个极高速的立法反应。

(王建勋:效率似乎很高啊!

(王占阳:高效率,而且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

我认为,《代表法》修订草案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实际是党权与民权的关系问题修订草案的问题则是由此派生的。

人大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途径,是法定的民权中心。但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很难相互兼容。苏式政治思维更是在私下里认为,伸张民权就是否定党权,坚持党权则就必须压制和虚化民权。这样,从苏联到中国,凡是实行这种政治体制的国家,人民代议机关都成了橡皮图章。人大成了“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的人大,而不是少数人故意吹嘘的“充分民主”的人大。

不仅如此,在人民和人大代表的民主意识逐步觉醒、主要来自基层的人大民主化改革逐步出现时,在这种历史惯性中形成的害怕民权否定党权的思维定势,还很容易使人不由自主地怀疑、恐惧、以至否定这些民主改革,从而又成为了人大体制改革的深层思想障碍。

显然,这个党权与民权的关系问题不解决,不仅人大代表专职化,而且人大的一切民主改革,哪怕只是改革的萌芽,也都会被扼杀。

克服这种思想障碍,首先就应明确:坚持党的领导,并不等于坚社会主义。把共产党领导等同于社会主义政治是荒谬的。社会主义政治本质上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实际就是走民主化道路。共产党领导实际只是某些国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但共产党坚持的道路并不一定都是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说得好:“党的领导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坚强还是软弱,就看这个领导能够不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年谱》第809页)这就意味着,在政治领域,如果只讲党的领导,不讲人民当家作主,只强调集中,不强调民主,只坚持党的领导,不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甚至是阻挠民主化进程,那就是党的领导已经犯错误了,就是它已软弱涣散了,而这种错误的党的领导,当然是应当予以抵制、批评和纠正的。我们现在批评《代表法》修订草案,实际就是在做这件事。

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之统一,首先就要从统治者统治人民的陈腐思想和心态中解放出来,真正树立起向往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只有这样,才能从党权与民权两极对立和排斥民权的伪社会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真心实意地追求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

与此同时,我们还特别需要通过关键性的制度创新,着力克服苏式政体中党权与民权互不兼容的制度弊端,切实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统一。

目前党内已有很大一批高中级干部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党内民主派实际已经形成。但他们又都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不会把党的领导执政地位搞丢了,把国家搞乱了。显然,这种担忧不解除,这种关键性的改革力量就难以采取行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从根本上来说,我国是超大型国家,超大型国家必须走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而不是走激进的改革道路。在我国的现实政治环境中,这就意味着,我国只应走着力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的改革道路,而不是走以党权否定民权的保守、反动道路,也不是走以民权否定党权的激进主义道路。

所以,我主张,党权要保持,民权要伸张。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做实人大。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所谓改善党的领导实际主要就是通过推进人大民主化而形成通过人大领导执政的现代化的新型党的领导。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我国的民主制度设计中把党的领导执政位置安排好。这样才能使党内的政治改革派放心,使之更有理由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也才能使民权在政改中得到伸张。否则,保守派就会永远占上风,最终把中国推入万丈深渊。

实现人大民主化,无非是两条,一是实现普选,二是人大代表充分发挥作用(包括解决好我们今天讨论的代表法问题)。在这两个环节中,都需要安排好中共的领导执政位置。

首先看普选。各共产党国家在宪法中规定的都是普选,但又都没有实现普选。这是因为,普选制在传统上是与多党制捆绑在一起的,实行普选制就意味着实行多党制,因而不接受多党制也就无法真正落实普选制。但我们可以设计一种既能保障党的领导执政地位又能真正实现普遍竞选的新制度,即设计和实行一种“选人不选党”的新型普选制。

关于这种新型普选制,我在前年已经提出:宪法已经规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政治协商制度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我们完全可以使这一宪法条文在选举法中具体化。比如,我们可以规定70%的人大席位是政党席, 30%的人大席位是非政党席。政党席专属于中共和民主党派。这70%的席位定了,再怎么选中共也是人大中的多数党。这就能够确保中共在人大的领导地位和中共的组阁权。一个共产党员要成为人大代表要经过三关:一是通过党内竞选成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二是通过党代表大会内部的竞选成为党的人大代表提名,三是再经过通过人大代表竞选成为人大代表。由此可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普选制的矛盾实际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那么,普选后的党政关系又怎么办呢?美国大选一结束,党中央就烟消云散了。我们不能这样搞。我们应当和可以实行有中国大陆特色的以党领政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党内领导与中共人大党团领导有相当程度的交叉。党中央或地方党委在选举后仍然拥有某种关键性的领导权。只是党不再是在三权之上直接发号施令,而是必须得通过人大、通过法律程序实现党的领导和执政了。由此,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也就能够实现了。

再来看人大代表发挥作用问题。

大家知道,要使人大代表充分发挥作用,就要在很多环节实行重大改革。比如,人大代表不能太多,数量要大幅减少。会期不能太短,时间得大幅延长。开会不能主要是表态赞成、举手通过,要有人大辩论制度,质询制度要落实,如此等等。这里还有一个基本环节,这就是人大代表必须专职化、职业化。

但最近的代表法修正草案却增加了一款: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岗位。”这显然是要在法律上把人大代表兼职化固定下来,同时完全排除人大代表专职化的可能性。这是这一修正草案的核心条款,也是它的主要精神、主要意图之所在。但这个条款是根本错误的。人大代表的专职化无疑是必要的,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人大代表专职化的必要性至少有五个方面。

一是人大代表专职化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内在要求。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首先就要对于这一根本政治制度采取郑重的态度。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对于苏联模式的人大制度的民主改革,真正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的一项基本条件,就是必须逐步推进和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职业化。只有专职代表才有可能有时间、有精力、有条件、有能力承担起人大代表的繁重工作,这是毋庸置疑的。政府官员是专职的,法官是专职的,检察官是专职的,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主体的人大代表更应是专职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是专职工作制度,而不能是业余工作制度、兼职工作制度。这样做才是郑重地对待人民代表大会制,郑重地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要求和政治要求。人大代表的兼职化、业余化实际是被邓小平批为“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的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一项重要特征,也己被充分地证明为了严重妨碍人大代表发挥作用的制度障碍,理应予以革除。所以,人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逐步推进和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

二是人大代表专职化是克服“官员代表大会”弊端、进一步实现分权制衡的客观需要。目前人大代表多为各级官员,人民代表大会有如“官员代表大会”,这是与分权制衡的民主原则相矛盾的,非常不利于人大发挥决策、监督作用,也已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而“官员代表大会”现象的制度根源,实际就是人大兼职制。解决“官员代表大会”问题根本途径,自然也在于推进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人大代表专职化的首要内涵,就是人大代表通常不能同时在政府、法院和检察院担任公职(只有内阁制的少数政务官除外)。所以,只要实行了人大代表专职化,就能真正实现分权制衡,根本解决“官员代表大会”的问题,切实发挥人大代表的重要作用。

三是人大代表专职化是消除权钱结合的制度安排、维护公平正义的客观需要。目前人大代表中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家,这本是出于支持民营经济、加强统战工作的好意,但在人大兼职制的轨道上,却在事实上成为了一种权钱结合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消极后果,轻则是有无人大代表身份的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不公平,重则是某些企业家借助人大代表身份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人大代表专职化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企业家若要担任人大代表,那就必须把自己的生意委托给代理人,自己在任人大代表期间与之完全脱钩,以确保其成为真正的选民代表,避免权钱结合可能带来的种种弊端。这种权钱分离的制度安排显然比权钱结合的制度安排更公正,也更科学。

四是人大代表专职化是节约人才资源的现实需要。现在人大代表中有许多科教文卫等领域的精英,但他们主要是象征性的代表,并不是真正的代议士。他们的长项通常都在自己的职业领域,并不在于参政议政和立法。他们可以用于本业领域的时间和精力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将其用于自己并不擅长而且也没有多少实际效益的严重形式化人大事务中显然是一种浪费。所以,通过人大代表专职化,让这些专业精英能够更多地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也是节约人才资源的现实需要。

五是人大代表专职化也是人大其他相关改革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只有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才有可能充分延长人大会期,形成和发展人大的辩论制度和质询制度,建立和完善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常年联系制度和设施,从而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重要作用。

对于人大代表专职化的以下担心都是不必要的。

一是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会不会否定党的领导执政地位?毋庸赘言,只要在选举法中规定政党席占70%,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而且,通过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改革党的领导执政方式,党的领导执政地位还会更巩固,也更加有生气。

二是目前的专职化试验会不会导致全面专职化?当然不会。因为我们所谓的人大代表专职化并不是现有全部人大代表的专职化,而是部分人大代表的专职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大代表人数大幅减少后的全部人大代表专职化。如果人大代表人数暂时不能减少,则就是人大常委会人数适当增加后的全体人大常委的专职化。现在人大代表的人数过多。全国人大代表近3000人,全国各级人大代表更是多达260万人。如此庞大的人大代表队伍,如果都专职化,即使财政能够负担得起,那也是负担过重,是让纳税人承担了本不应当承担的过多责任。最根本的是,人大代表的人数过多,人大的会议民主就难以实现。当只有少数人有时间发言时,多数人就成为了听众,少数人就掌握了话语权,会议民主也就随之流失。适当规模的议会,既能保障会议民主,又能节省财政开支,具有最好的规模效益。所以我们所说的人大代表专职化,也是这种规模范围内的专职化。

三是会不会突然出现全面专职化的急剧转变?当然不会。人大代表专职化是一个理想目标,但要实现这个目标显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10年内实现这个目标,几乎不可想象。大概至少需要一、二十年时间,才有可能达到目的。这里的制约因素至少有四。一是传统的惯性及其所带来的疑虑、犹豫和阻力,这个力量相当大。二是代表专职化需要以人大规模的缩小或人大常委会规模的扩大为前提,这种规模的调整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三是专职人大代表发挥作用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和相应探索,这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四是人大代表专职化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都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不断地探索、试验和总结经验。

在这些因素制约之中,只要不在法律上或政策上明文规定全体人大代表都必须专职化,同时又容许继续试行(特别是容许基层试行)人大代表专职化,就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兼职代表为主,专职代表为辅”的双轨制过渡局面,而不是突然出现全面专职化的急剧转变。这其中的直接制约至少有二。一是兼职人大代表通常都是在自己的专职领域内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他们通常很难放弃自己的职业、职务、事业而转任专职代表。局长不当局长当专职代表,老板不做生意当专职代表,明星不当明星当专职代表,教授不当教授当专职代表……,这种事情的概率显然非常低。二是只要规定专职代表必须经常性地密切联系选民,而不是使专职代表官僚化,它就不会因为是一种舒适的肥缺而令人趋之若鹜。在这种制约中,实际只能有少量人大代表愿意转任专职代表。人大代表专职化试验已经有将近10年时间了,现在也还是处在最初的萌芽的阶段,就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所以,即使是对于专职化的远景有忧虑,也不必害怕当前的这点专职化萌芽。只要不明文规定全体人大代表都必须专职化,大局就不会变。

最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象邓小平对待“傻子瓜子”那样对待今天的专职化试验,而不是急于在法律上规定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岗位”,急于中断这种改革探索。我们现在特别应当重温和遵循邓小平的以下重要论述:

要“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否定代表专职化改革,是这一代表法修正草案的主要意图。为此,该草案还增加了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这一条款。人大代表专职化后,其在闭会期间的活动自然就会以个人活动为主,所以这一条款显然也是针对代表专职化而来的。

我认为,这一条款也是错误的。

因为,第一,判断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究竟是以集体活动为主好还是以个人活动为主好,应当有一个标准。有标准才能有论证。从根本上来说,这个标准只能是是否有利于人大代表充分发挥作用。再稍为具体点,则就是是否有利于人大代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事实证明,代表小组的活动次数甚少、时间甚少、联系选民甚少、实际收效甚少,根本无法与专职代表的个人履职活动相比拟。所以说,代表以个人活动为主无疑比以集体活动为主要好得多,也更受选民的欢迎。这种更有利于代表充分发挥作用的活动方式,理应受到鼓励和支持,而不是以立法方式加以禁止。

第二,人大代表的权利是宪法权利,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是宪法要求,规定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则在实质上是通过限制代表的活动方式限制代表行使宪法权利的实践范围,严重剥夺代表的宪法权利,严重阻碍代表发挥作用,所以说,这是一项违宪条款,在政治上也是根本错误的。

第三,人大代表的权利本质上不是个人权利,而是为众多选民所赋予并代表众多选民的集体权利。即使是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主要是个人的履职活动,他所行使的也仍然是集体权利,而且是在从事代表与选民共同构成的公共事务。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究竟是以集体活动为主还是以个人活动为主,这在实质上只是活动方式问题,而不是活动实质问题。以“集体活动为主”暗示代表以个人履职活动为主是脱离人大的个人活动,这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以这种规定限制代表选择活动方式的权利,进而限制代表发挥作用的时间、空间(包括社会空间)和条件,则在实质上就是通过削减代表的宪法权利削减选民的宪法权利,因而在法律上和实践上更是根本错误的。人大代表的法定领导实际只是选民。人大代表行使权利的基本活动方式理应符合选民的集体需要和意志。事实证明,选民普遍欢迎人大代表以个人活动方式履职。因此,不仅是人大常委会,而且全国人大也无权立法规定“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只有全民公决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四,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的规定在人大代表的活动范围方面也严重地违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及其选举制度。这种错误的集中表现就是代表小组成员的活动范围与代表选区范围严重背离。如某镇有市、县、镇三级人大代表98人,在镇人大主席的组织下,把各级代表划分成5个代表小组,以代表小组为闭会期间主要活动形式,在该镇范围内从事活动。这就暴露出了大问题。以镇级代表组成代表小组还说得过去,由镇人大把市、县级代表组成在本镇范围内活动的代表小组,则就不仅是镇人大越权了,而且更是在闭会期间把市、县级人大代表变成了镇级人大代表——或者更确切地说,这就是大大地限制了上级人大代表的活动范围,使之不能代表更大范围的选民履行自己的职责,实际等于更大范围的选民失去了自己的当选代表。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条款也是一个既违反了宪法、也违反了选举法的错误条款。

第五,这个条款来源于一份文件,是该文件的主要精神,修正草案的说明也表明,增加这个条款就是要把这个文件精神上升为法律规定。但宪法已经明文规定,一切政党和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无论这个条款有着怎样的“文件根据”,只要它是违宪的,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权把它写进代表法。更进一步说,有关方面本来就不应该在文件中写进这种违宪的政策要求,更不应该试图将这种违宪条款写进代表法。

在代表专职化问题上,还有一个“代表个人工作室”问题。修正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也走错了路。

首先,修正草案并不包含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的禁令,草案与说明相互矛盾。

修正草案提出,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是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集体服务机构”。代表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据此提出:“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但从前者并不能推出这个结论来。由于“代表个人工作室”不是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集体服务机构”,所以这个关于“集体服务机构”规定对于否定“代表个人工作室”本来就是完全无效的。只有规定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服务机构只能是集体服务机构”,才能否决“代表个人工作室”。可见,代表法修正草案并不包含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的禁令。有关说明在逻辑上不成立。说明者的逻辑思维不严密。这种立法实在太粗糙。

其次,立法禁止“代表个人工作室”没道理。

我们可以相信,人大常委会确实是想以此条款否定“个人工作室”。所以,更根本的问题实际是:设立“代表个人工作室”是否正确?

实际上,是否应当设立“代表个人工作室”的问题只是是否应当实行代表专职化问题的一个派生性问题。如果禁止代表专职化,自然就会否定“个人工作室”。如果肯定代表专职化,则是否应当设立“代表个人工作室”就只是一个应以何种具体方式和制度保障代表履行职务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可以探索和讨论的技术性问题,而不再是一个需要立法解决的原则性问题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证了人大代表专职化的必要性。只要不能否定这种必要性,则以立法禁止“代表个人工作室”就是毫无道理的。

最后,这个修正草案还包含了限制代表发言权、建议权、批评权、提案权的不良条款,这也是一个严重问题。

如有新增条款规定:代表发表意见,应当围绕议题,实事求是,简明扼要,遵守议事程序。

又有修汀条款规定: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明确具体,注重反映实际情况和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意见。

这里所隐含的限制代表言论自由的借口至少有四种。

一是“不具体”。代表的任何发言、建议、批评、提案都有可能以“不具体”为由被打断或被否决。这是一种极大的和极危险的限制。具体与抽象的界线大多是相对的,这就给有关人士行使这种非法的(违宪的)否决权留下了极大的空间。更为根本的是,任何稍微宏观的发言、建议、批评、提案等等都会具有某种程度的概括性、抽象性。规定人大代表的发言、建议、批评、提案只能是具体的,不能具有某种程度的概括性、抽象性,这本身就是对于代表权利的粗暴否定和践踏,是严重违背和破坏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错误规定。

二是“不实事求是”。代表的任何发言、建议、批评、提案都有可能以不实事求是”为由被打断或被否决。而在这种过程中,执行这种否决权的人士就成了判断是否实事求是的裁判官,即成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岂不是太荒唐了吗?问题更在于,一旦这种荒唐条款被通过,它就会成为了自封为“真理标准”、“真理的化身”的人士任意削减人大代表的言论自由权的尚方宝剑,人大的民主化进程就会出现新的严重倒退。

三是“不简明扼要”。这又是一个赋予有关人士颇大自由裁量权的模糊条款。“不简明扼要”,这也是有关人士可以用来任意削减人大代表的言论自由权的一种尚方宝剑。

四是“缺乏改进工作的具体意见”。“应当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意见”,是不是有某种程度的概括性、抽象性的建设性意见就要拒之门外了?是不是如果代表反映事实、提出批评的言论之后不跟上一个“改进工作的具体意见”就要被排斥、被否决了?所以这种条款实际也是有关人士可以用来任意削减人大代表的言论自由权的一种尚方宝剑。

上述这些要求,即使是作为工作要求,也是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而将其上升为法律规范,则就完全不合理了。作为法律规范,它们的实质就是限制人大代表的言论自由权。所以,它们也是一些反民主、反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反动规范。

总之,目前这个代表法修正草案的基调实际就是限制人大代表的权利,尽可能地阻止人大代表发挥作用,急欲扼杀基层人大代表专职化改革,力图巩固和强化“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的苏联模式的人大体制,破坏人大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不惜以违背民意的历史倒退来维稳,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想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了,不想搞以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了。

显然,这种性质的修法,不仅人大常委会无权,而且全国人大也无权。如果这个大方向问题不能解决,这次争议很大的修法活动理应就此中止。

我建议有关方面集中学习,学习《邓小平文选》,学习《邓小平年谱》,学习民主法治理论,领会时代和人民的政改要求,重拾人民当家作主理念,重拾改革精神,然后再来重新考虑和讨论这一修法问题。

 

 

 

发件人:"同创博文" <1161314039@qq.com> 2010-09-22 15:44:57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易中天 李泽厚 谈话感  

读易中天和李泽厚的谈话感

‘派’和‘走’

 姚凡林

    下午认真仔细地读《易中天 李泽厚 谈话》一文,两位高谈简论哲学,思想,法治,受益良多!三遍之后,脑中有些想法,姑且行之成文。本着赞同加批判的眼光审视文中两位提出的‘派’和‘走’的问题!

易先生问到李先生国内可能产生纳粹思潮的担忧,李泽厚先生认为纳粹思潮是“一个邪恶的理论,而且是非常肤浅的理论,一旦忽悠了群众,和权力结合——希特勒可是通过选票上台的——可以造成多么巨大的灾难”,由此进一步指出:“理论工作的意义,即反对邪恶的理论、思潮、思想非常重要”“ 书生还真要有点历史感和责任感,要对自己所写所说负责,不要把人们引入错误方向。现在有此危险”。

由此可见,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有走向纳粹思潮的危险,杜绝这个危险错误发生的办法是要‘书生’有历史感和责任感,对于此,我十分赞同。但,正如后面李泽厚先生所提到的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哲学在“二战”时被纳粹以物质力量填补他那个面向死亡前行巨大的深渊,个体生命的意义成了罔顾一切只奉命前冲的士兵的牺牲激情和动力”,“他在政治上与纳粹的关系还是次要的,他的思想在深层次上很危险更为重要。”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为纳粹提供了某种精神力量,那么产生的根源又是什么?国内能否产生这种思想?用中国现实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基本上产生的可能性非常小。新思潮的产生必然独立于现有思潮之外,不然又何为新?当下,国内基本不具备独立思潮的土壤,一切关于新思想的思考都会遇到某种程度的抵制打压,消灭在萌芽状态。“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即无社会群体性的独立思考那么纳粹思潮的产生就不具备担心必要。另外,同上,‘书生’的独立性不在,历史和责任感更是一句空话。

自由派和新左派以及国学派是易先生和李先生谈话文的重点。本人愚鲁,分不清某某派,尤其是左派.右派实在是弄不明白。姑且用自由派即追求思想精神,权利自由为号,而左派激进,右派保守,来理解吧!

李泽厚先生认为自己“跟新左派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与“自由派有理论上的不同”,不赞同“天赋人权” “不赞成目前在中国搞一人一票的总统普选、多党、议会制,这样会天下大乱”。进一步解释“天赋人权”的错误是“近代才提出来的,古希腊没有,原始社会更没有,封建社会也没有,因此我还是同意马克思的说法,工业社会经济的变化使得雇工、农民开始出卖劳动力进入市场,这才是前提,由身份制到契约制等等,由此衍生出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思想。”从这里看,李泽厚先生认为人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人权是在社会变革进程中契约制产生之后形成的非生而既有!天赋人权“在理论上不正确。”这是一个十分宏大的问题,既然天赋人权理论错误的观点,那权利来源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权利来源到底是什么?契约制的产生就是要求权利的分散公平,即各方均有某种权利和义务,框架内各自平等,这样理解,那么权利产生于制度,人权即是制度!订立合理的制度就能让人权得到保障!而合理的制度包括道德和法律,尤其是法律是社会至关重要的制度,由此,李泽厚先生提出 “主张法治” 的观点就不足为奇,十分符合逻辑。于此,尚提出几点质疑,第一,‘契约’订立的方法,即谁在‘契约’订立过程中掌握说话权和主动权?第二,社会‘契约’订立的过程怎样监督公平,公正和正义!第三,谁来负责‘契约’的实施!?如以上三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推翻天赋人权说毫无意义。

李泽厚先生提到“我一直强调法治,例如强调程序法,强调形式正义的重要,强调落实法治的具体措施,等等”,实际上问答了以上三个问题,也说到了法治实施的根源。当今,国家一直在推行法治,颁布数量众多各行各类的法律,但是现实却是屡屡自说自话,不按章办事,有时候违法乱纪恰好还是执法者本身。问题何在?“不要什么刑法、民法,我们开会就是法律”,“法律束缚了我们的手脚”。法治的根本缺失是什么?是立法的权利来源问题而不是颁布众多法律。对于立法的权利来源,李先生未曾谈及但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追求立法的法上之法。即要有程序法,形式正义,落实法治等等法上之法。如此,就能解决法治的根本问题。对于此,我虽十分赞同却抱有疑虑,还是一个权利来源问题,法上之法是国家和人权的根本,是法治的关键。但是如果不能解决权利来源问题,而是靠“强调程序法,强调形式正义的重要,强调落实法治的具体措施,等等”,是否会落入画虎不成反类犬之行!?那么话题又回到了原处!权从何来?说到底不管是“天赋人权”还是“人赋人权”或者是“王权神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限制“权”?正如李先生所说:“非常赞同自由主义强调的世界共同追求的价值必须坚持。对社会的批判目前重点也仍在反封建反专制,这非常需要,因为今天在经济迅猛发展成绩斐然之下掩盖了很多问题和某些领域内的停滞和倒退。”

人治还是法治,中国未来要如何走?李泽厚先生提到邓小平先生的“摸着石头过河”。通俗理解就是边走边看,看菜下饭!如此,不走弯路不走邪路。“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完全美国化,对人类是个巨大的灾难。因此,当年新左派提出中国走自己的路,我非常赞成,但十来年他们要走的自己的路是照搬西方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后来又和新儒家、新国学结盟,高唱民族主义等,我就非常不赞成了。”正如摸着石头过河,目的是‘要过河’,方法是‘摸石头’,要求是‘安全’。那前提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有‘石头’,如果没有石头可摸,恐怕安全不保生命堪忧。哪里有‘石头’?哪一块才是真‘石头’,还是要边走边实践,那实践之后无非三个结果,完全错误的,完全正确的或者是还行!如果我们走一个石头,实践完了之后发现是错误的,追悔莫及,下面又改正过来,恰恰走了一个正确的,高兴万分,完了之后发现还可以选择更加正确的。如此,摸着石头过河,看似完美无缺,实际上也不过是无法之法,一路惊险,走不好有沉河之险!即便走好了,弯路也应该走了不少!那么‘渡河’最安全的方法是什么?当然是过桥,其次是渡船。为什么偏偏要‘摸石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不代表就应该盲目冒进,不照搬西方制度也不应该完全抛弃。中国要怎么走,恰恰应该是‘寻马造车,建桥渡河’。即‘守制创新,兼学自善’。

易先生和李先生谈到大学“重建象牙之塔”。易先生“我不想说自己不想说的话,我不想写自己不想写的字,也不想申请什么别人规定的‘课题’”,这种精神很让人佩服!进而,易先生说到自己之所以做到的原因在于“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人格独立;没有人格独立,就没有思想独立。”一言以蔽之,就是应该让‘书生’具备经济独立然后达到思想独立,‘书生’思想独立的前提是经济独立。李先生则说:“也有人辛辛苦苦地在做学问,坐冷板凳,不管东南西北风,却非常清贫。”这里看出来李先生和易先生稍许争执,易先生更是提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因为还可以“种豆南山下”。一旦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餐餐饭都要靠别人施舍,想到庙里挂单都不行,有几个人能不被收买?人,总有扛不住的时候,除非下定决心饿死在首阳山。”看来,易先生赞同的是先饱其腹然后才能饱其思,饥寒顿迫不能让思想独立前行,只会让影响大学精神独立。那么,按照易先生之论,中国大学应该是独立开放的。现在的大学教授几个像陶渊明那样要靠“种豆南山下”来维持人格精神独立,更不要说“饿死首阳山”。工资不够高,要多多加工资,住别墅,年薪数千万才算经济独立,方可人格独立,进而学术独立?恐怕易先生会说这观点太偏激,是歪曲其意思。实际不然,这样说即非反驳先生之观点,也非不赞同先生经济独立进而思想独立的观点,只是对杜甫先生那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俱欢颜”更深层次的理解。易先生说“经济独立,不等于“富可敌国”,只不过是‘不必看人脸色’”。正是‘不看人脸色’说明了易先生作为一‘书生’的种种不平。现在的大学,十万年薪不独立,那满足到百万,恐怕还有些人认为不独立!应该是千万!?不知对也不对?大学教授的工资不是满足思想独立的借口,要满足的恰恰不是经济独立,而是对于思想独立的尊重和认同,是社会对于知识和科学的无比崇拜。整个社会的拜金观念,对于“辛辛苦苦地在做学问,坐冷板凳,不管东南西北风,却非常清贫”的人都嗤之以鼻,不闻不问,这才是整个问题的根源,是那些即使经济独立到了可以称为富豪却继续“填那些表格”“申请别人规定的‘课题’”的根本原因。可以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已经对知识无视和轻蔑到了前有未有的地步。大学象牙塔应该重建,重建 ‘书生’精神,树立社会对有识者的崇拜和景仰,批驳拜金思想导致的学术沦丧,抛弃市侩的制度和官僚的体制,如此‘书生’方可独善其身!

易先生提到:“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大量民间资金外流,移民成为一个新潮流,其中大量是精英。”李先生对于此十分“审慎的乐观”,因为“中国那么多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跑到外面去的,哪怕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牵涉到的人那么多,不可能都移民,所以他们也并不希望社会越来越坏,因为也对他们不利。”看来,李先生认为中国博大,乐观认为中国可以承受的起一小措‘外逃’之流,审慎之余让我惊讶这份乐观!暂且不论这些所谓之“精英”的真伪,即便是精英,照搬派别之说,这些是否可以划为“反动精英”一流!希特勒能挑起世界大乱,李先生研究也是极为深刻,不知道中国的“反动精英”公开的卖国之举为何却能博得“审慎之乐观”。既便我们“应该想的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这就叫“知其不可而为之”,那坚决打击是否好过“知其不可而任之”!希特勒一人独裁万千生灵涂炭,中国却有上万成千如此之流,君不见乎!?借用先生之语‘蒙启’,蒙的启不启来。

易先生在谈话中说道:“现在要是有人提和日本、美国干一仗,他们都群情激昂,都愿意。”李泽厚先生则认为:“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看来二位先生旗帜宣明地反对战争,易中天先生更是“完全同意,举双手赞成”。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危险结合正好是二公反对的理由,扣的帽子不可谓不大,‘国家社会主义’是为纳粹思想。进而易中天先生再次提出“反对讲“国学”,反对所谓“儒家社会主义”,更反对定儒学为“国教”。

中国道路,不是这么走的。”又一次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大帽!以上二观点,反战争,反对讲国学讲儒家。然而再读一遍谈话,原来二位先生自己也没弄清楚何谓“国学”。李先生说:“什么是国学?我的著作中从来不用这个词,因为这个概念本身不清楚。”,而易先生则强调:“有人还把我划进新国学,我到处声明我可不是,我是被强行划进去的。可是他们根本不听,还以为说你国学是抬举你。”既然如此,易先生又何必为了一个自己都没搞清楚的名词派别较劲,大旗一挥要反对讲“国学”,至于何为“儒家社会主义”更是奇怪又奇怪的一个大帽,如果说仍然有不少人坚持要继承一些儒家的经典道德礼仪,要运用在当今的社会道德法治当中,这样就是‘儒家社会主义’。

那么,也未尝不可。一则中国现在确实需要寻找缺失的道德体系,不能全民都自甘堕落为金钱奴隶;二则儒家在中国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乃至近代道德法治经典体系的支柱,虽然有一些是封建糟粕,但是一个用了五千多年的思想体系,在易先生眼中就那么不值一提,不值一讲。是什么让先生抗起大旗,声嘶力竭大呼发对呢?‘谈三国’让先生成为学术明星,大作《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鄙人更是拜读几遍,也不见先生全盘否定儒家,真是让人费解!至于战争,二公旗帜鲜明地反对,大帽是“国家社会主义”,这更是让鄙人长吁不已。二公厌恶战争,无外乎是战争让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简要而言,战争要死人,而且是很多人,所以应该不对。二位先生果具慧眼!看到了战争的危害之大。然不得不问二位,为什么‘他们’会“群情激昂”誓于日美“干一仗”?此问题不搞清楚,二位先生当头就是一大帽盖来,是否有未战而先怯之嫌?

要知道日美经济,军事都强于中国,“干一仗”中国胜负难料,‘他们’这些人绝对都不是傻子,即便其中有一两个‘傻子’,但总有那许多清醒明白之人。为什么“群情激昂”知其难为而为之?!如若按先生之言,当年热血青年五四游行,要求“外争主权,内诛国贼”“还我青岛”也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二位先生反对战争却独独不讲战争的原因,只知大帽一盖,编几个不知所谓的专有名词,看来高论也仅仅如此。依鄙人看来,盲目反对战争和盲目发动战争二者为祸均大且前者为甚,至少盲目战争者拿出了那么些勇气,其败虽恼人却还有些许让人敬佩。战争原本就是历史的根基,从古至今,别管是那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资本社会。发展历程当中,哪一个改变不是源自战争,哪一个时间段又没有战争存在,大大小小,多多少少,为生存,为财富,为制度,为思想,为宗教,为主义,战争就是在这各种各样理由中存在且延续。

     反对战争的理由又何止先生这一条,现在就有一个官方的理由“韬光养晦,和平发展”,想来先生之理由万变却不离其中。盲目反对战争比盲目发动战争为祸更甚,这应该是历史教训。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的百年屈辱史尚在眼前,而在这个屈辱史的过程里,处处可见盲目反对战争害怕战争进而反对战争的例子!满清政府签订的割地求和条约恐怕可以建一个不小的博物馆。如易先生此等精读历史之高才相信定是了然于胸,不用小子多言。朝鲜战争近在咫尺,此战中国死伤不可谓不小,不知先生作何评价,是否可以盖上“国家社会主义”的大帽,将那些客死异乡的亡魂定性为冤死鬼。可‘他们’明明死的时候觉得自己无比光荣,让中国也获得了六十多年和平时光,真正 ‘独立自主’。当时,若按先生之“国家社会主义”恐怕此战休矣!现在中国东边应该是南韩美国在鸭绿桥边竖起导弹对准北京!战争不可怕,战争就是一种手段,一种维持利益的工具。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里的察就是要省时夺势,正确运用,不惧怕,不滥用。维持自身利益尊严之时,虽要经历过程的痛苦,却不得不为,且必为之。谨以孙子兵法为结语:“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附文:

中国往何处去最危险

----李泽厚、易中天对话

新京报

2010年09月19日

谈哲学:书生要有责任感

      易中天:先生曾谈到对国内可能产生纳粹思潮的担忧,能否具体讲讲?

     李泽厚:我今年七月份去欧洲走了一趟,专门到波兰看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个地方我一直想去看,以前特地去华盛顿看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些实物资料,这一次想到实地去看看,这毕竟是20世纪最大事件之一。看到的毒气室、焚尸炉比我想象的要小,在现代科技运用下却可以短时间内消灭几百万人,太可怕了。不仅是犹太人,还有苏联的战俘、共产党人、吉卜赛人。纳粹鉴别“纯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还有一套“科学”的方法,如测量面骨等数据。

     易中天:这是“人种学”的所谓“科研成果”。

     李泽厚:当时我就想,一个邪恶的理论,而且是非常肤浅的理论,一旦忽悠了群众,和权力结合——希特勒可是通过选票上台的——可以造成多么巨大的灾难,由此可以推论出理论工作的意义,即反对邪恶的理论、思潮、思想非常重要。我以前常说书生百无一用,现在倒认为书生还真要有点历史感和责任感,要对自己所写所说负责,不要把人们引入错误方向。现在有此危险。

    易中天:以前有句话,叫“真理为广大人民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

    李泽厚:列宁也讲,“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是在希特勒之前,我曾称之为士兵的哲学,是向前冲锋、向前行动的哲学,海德格尔哲学在“二战”时被纳粹以物质力量填补他那个面向死亡前行巨大的深渊,个体生命的意义成了罔顾一切只奉命前冲的士兵的牺牲激情和动力。我觉得他在政治上与纳粹的关系还是次要的,他的思想在深层次上很危险更为重要。

     易中天:那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海德格尔?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现代、后现代”?为什么如今的学术界如此抛弃西方古典哲学,不讲康德,不讲黑格尔?

     李泽厚: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赶国际时髦太厉害。海德格尔在哲学上确实有成就,他把死亡问题提了出来,只有死亡对你是不可替代的,是独一无二的,从而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即个体的重要性被分外突了出来,所以有吸引力。同时,启蒙在西方也确实遇到了困境,理性主义在西方产生了很多问题。我在美国生活,美国不是十全十美的,问题很多很大。于是好些人喜爱种种反理性的哲学以追求生存的意义。

警惕民族与民粹主义

    易中天:先生怎么看自由主义和新左派?

    李泽厚:《己卯五说》“说历史悲剧”文中我说过与这两派的异同。十年来,我的基本看法没变,但也有一些变化,那就是跟新左派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和自由派有理论上的不同,比如我不同意“天赋人权”、“原子个人”等等,我认为这是非历史性的假定,我是历史主义者,不同意。也有实践上的不同,比如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不赞成目前在中国搞一人一票的总统普选、多党、议会制,这样会天下大乱。

    易中天:为什么不同意“天赋人权”?

    李泽厚:“天赋人权”是近代才提出来的,古希腊没有,原始社会更没有,封建社会也没有,因此我还是同意马克思的说法,工业社会经济的变化使得雇工、农民开始出卖劳动力进入市场,这才是前提,由身份制到契约制等等,由此衍生出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思想,所以,根本不是什么“天赋人权”,自由主义的这个假定如同专制君主的“王权神授”一样,在理论上不正确。

    但某些不正确的理论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有好作用,如“天赋人权”在启蒙、在开民智上就如此。所以我非常赞同自由主义强调的世界共同追求的价值必须坚持。对社会的批判目前重点也仍在反封建反专制,这非常需要,因为今天在经济迅猛发展成绩斐然之下掩盖了很多问题和某些领域内的停滞和倒退。

    我不同意一些自由派认为的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我认为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这条路如果走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完全美国化,对人类是个巨大的灾难。因此,当年新左派提出中国走自己的路,我非常赞成,但十来年他们要走的自己的路是照搬西方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后来又和新儒家、新国学结盟,高唱民族主义等,我就非常不赞成了。

    易中天:有人还把我划进新国学,我到处声明我可不是,我是被强行划进去的。可是他们根本不听,还以为说你国学是抬举你。

    李泽厚:有人还把我划进去呢。什么是国学?我的著作中从来不用这个词,因为这个概念本身不清楚。有些搞国学的人大讲“三纲”,公开主张专制等等,如果再和“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相结合,最容易煽起群众性的民族情绪,这很不好。

    易中天:现在要是有人提和日本、美国干一仗,他们都群情激昂,都愿意。

    李泽厚:均贫富、倡平等、一人一票直选总统的民粹主义和儒学最优、传统万岁、“中国龙主宰世界”的民族主义一相结合,其中包括新老左派、后现代与前现代的合流,假如变成主导的意识形态,便非常危险,它将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厉行专制。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

谈法治:天赋人权理论上不对

    易中天:先生反对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的“纳粹倾向”,我完全同意,举双手赞成。我也反对讲“国学”,反对所谓“儒家社会主义”,更反对定儒学为“国教”。中国道路,不是这么走的。但我感觉先生好像有点冤枉了自由主义,自由派也不都认为现代化之路就是美国之路。

    李泽厚:同一个派别,人与人也不一样。必须具体人物具体对待,对自由派、新左派、国学派都应该这样,这里篇幅不够只好笼统而言之。

     易中天:先生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天赋人权”,那么请问先生主张“什么人权”?

    李泽厚:“天赋人权”理论上是错误的,但现实中是有用的,作为策略可以讲,对人权有好处。

    易中天:但如果我们想彻底一点,策略上可以讲,理论上也可以用,有没有替换的提法?

    李泽厚:当然有,我一直讲我们每个人都有人权,这个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有的。

    易中天:可不可以说“人赋人权”?

    李泽厚:当然可以。

    易中天:那到底是“人赋人权”,还是“法定人权”?

    李泽厚:这只是词的问题。

    易中天:不,还是要分清楚。

    李泽厚:我主张法治,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我不同意王元化他们提出“新启蒙”,因为现在不是要再煽起来一个启蒙性的群众运动,而是要把人权切实落实到制度上,也就是法治。从八十年代后期起,我一直强调法治,例如强调程序法,强调形式正义的重要,强调落实法治的具体措施,等等。

    我看到一个材料,一个管政法的书记,最近竟然说,“那些法律条条不要管它”。这种思想是有来历的,1954年第一部宪法通过,到1958年,就有高层领导直接讲“不要什么刑法、民法,我们开会就是法律”,“法律束缚了我们的手脚”。所以,现在讲人权、讲民主,主要是要通过法律确定各种具体的规范条例,并且坚决执行。我讲有三点必须做,第一要党内民主,第二要鼓励舆论监督,第三要独立审判、检察也要独立。中国太大,情况复杂,这些可以慢慢做,渐进,累积。现在的大学教授很多都在搞假大空的项目课题,以获取经费,这不能责怪教授,是体制造成的。反倒是好些媒体每天都在做,每天都在推动,所以我看重媒体。

谈大学:应“重建象牙之塔”

    易中天:这也是我十几年来想的一个问题。从大学学术量化管理那一天开始,我就决定走一条自己的路。我不要填那些表格,我不想说自己不想说的话,我不想写自己不想写的字,也不想申请什么别人规定的“课题”。

    李泽厚:但没有多少人能像你这样冲出来,不容易。

    易中天:不管是谁,也都要养家糊口过日子啊!所以,我还是坚持十年前的那句话: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人格独立;没有人格独立,就没有思想独立。

    李泽厚:也有人辛辛苦苦地在做学问,坐冷板凳,不管东南西北风,却非常清贫。

    易中天:这样的人我很敬佩,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正所谓“墨子独能任,奈天下何”?何况清贫也不等于一文不名,基本的生活总要有保障。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因为还可以“种豆南山下”。一旦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餐餐饭都要靠别人施舍,想到庙里挂单都不行,有几个人能不被收买?人,总有扛不住的时候,除非下定决心饿死在首阳山。可是,就算你自己扛得住,老婆孩子呢?要不要管?

    李泽厚:所以,现在应提出“重建象牙之塔”,这也要有巨大资金保证才行。

    易中天:重建象牙之塔,十分必要。巨大资金保证,也很重要。但关键是“象牙塔”里的人,不能有“后顾之忧”,更不能“卖论求资”,靠出卖观点去获得“资金保证”。所以我强调“经济独立”。经济独立,不等于“富可敌国”,只不过是“不必看人脸色”。这跟“安贫乐道”不矛盾。一个人再清贫,只要那为数不多的钱是自己的,照样可以保持“人格独立”。

谈改革:始终是“审慎的乐观”

    易中天: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大量民间资金外流,移民成为一个新潮流,其中大量是精英。有人写文章,说现在是资本和思想在移民,我不知道剩下什么了,请问先生,希望在哪儿?

    李泽厚:我的观点仍然是“审慎的乐观”,中国那么多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跑到外面去的,哪怕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牵涉到的人那么多,不可能都移民,所以他们也并不希望社会越来越坏,因为也对他们不利。应该想的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这就叫“知其不可而为之”。

     易中天:我再问先生一个问题,先生既不赞成自由主义的美国化,也不赞成新左派的纳粹化,那么请问,中国道路应该怎么走?

    李泽厚:中国道路怎么走,我仍然赞成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目前应该提出“中国不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易中天:太好了!先生的意思是说,重要的不是“中国往哪走”,而是“不往哪走”。我也赞成先生的小步前进,但问题是,你小步前进,如果触动到一些东西前进不了了,怎么办?

    李泽厚:十年前,我就和新左派口头激烈争论过,他们认为中国会崩溃,不能加入WTO,等等,我认为不会,一定要加入WTO,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改变过去的说法了。美国也有人说“中国崩溃论”,出过著名的书,但现在他们也无话可讲了。

    易中天:我也认为不会崩溃,但就怕遇到一个硬要焚烧古兰经的牧师,咋办呢?

    李泽厚:好像不烧了。因为对方提出不在9•11遗址附近建清真寺,他也不烧了。你看,总会有妥协的办法。但我不知道这个讯息是否准确,没去核对。所以,我始终是“审慎的乐观”,以前是,现在还是,只是有时“乐观”多一点,有时“审慎”多一点。现在经济大发展了,某些领域却停滞或倒退,经济领域中也有严重问题,所以要审慎。

谈国学:“文化相对主义”错误

    易中天: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思想界那么多人往左转?

    李泽厚:贫富不公、社会矛盾凸显是很大一个原因,官商一体对社会伤害非常大,贫富分化过速过大确实要好好解决。

    易中天:先生注意韩寒吗?

    李泽厚:我知道这个人,我最欣赏的是他赛车,赛车是会丢掉性命的,但他成绩非常好,一定不容易,对这一点我愿表示敬意,其他不说,因为完全不清楚。

    易中天:陈文茜骂韩寒知道吗?

    李泽厚:不知道。

    易中天:为什么一些人在左转?我认识的一个人,以前是彻底反传统的,他曾跟我说中国的传统包括唐诗宋词都要彻底否定,结果现在都转向了。

     李泽厚:因为国学热嘛,经济发展了就以为什么都了不起,自卑又自大的民族情感嘛,鲁迅早说过。以前反传统的时候,他们骂中国文化骂得一塌糊涂,对传统一概否定,那时候我写《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多少人骂!现在国学热,我又挨骂,因为我不赞成搞这些东西。我把这叫做“蒙启”,把启蒙再蒙起来。

     “文化相对主义”是错误的。文化首先是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梁漱溟说坐马车比火车舒服,可是你从北京到广州坐马车试试?80年代有外国人对我说,你们中国不要发展汽车,骑自行车挺好,你们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也挺好,我说你愿意骑自行车从纽约到华盛顿吗?你现在还愿意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吗?恐怕大多数人不愿意,这里没有什么相对。

    我的“吃饭哲学”是批评文化相对主义的重要武器。15年前我提出来现代化的四个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首要的是发展经济,当时多少人骂我啊。

    本版记录整理/本报记者 赵继成。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9-22 18:27:01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xcgc (43) 9.22

茅于轼先生的思维错位

姜莱

2010-09-20

  老姜对茅于轼先生是非常敬重的。我的床头至今仍放着一本他的经济学小册子,没事就拿来翻翻,颇有点当年的中国人天天读红宝书的情结。俗话说,文如其人,茅先生虽然写的大都是一些抽象的经济理论文章,但从这些虽抽象却很平实的文字中,老姜还是能读到他老人家的善良、正直和祥和。

  不过,最近我的印象似乎有了点改变。这种对茅老看法的变化,不是源于先生有什么变化,而是由于他的一成不变。茅于轼先生的观点、原则,看问题的方法都没太大的变化,可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他老人家研究对象的性质、结构、背景都在变,可茅老先生却死不肯变,硬杠到底,这就难免给我留下刻舟求剑的印象。刻舟求剑是迂腐的代名词,一个人若是迂腐得过了头,硬要一味的迂腐下去,就是固执;固执过了头,就有点不讲理了。我现在写这篇文章,脑子里就会浮现这样一幅情景:茅先生在船身边刻了一个箭头,指着水下说道:剑就掉这里了,就在这下面!可这时船早就开走了。茅先生也知道船走了,但他还是要坚持着说:剑就在这里,在这里!一位本来很谦和的老人,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执拗了?

  茅先生的刻舟求剑,如果不是因为性格的固执,乃至面子虚荣心作怪,就是他的思维出了问题。在老姜看来,他老人家最近一系列的言论都表明,至少在三个方面,他的思维出现了错位。

  第一个错位是,他混淆了专业(工具)型知识分子与公共(价值)型知识分子的区别。茅先生近些年来一直在对普罗大众们喊话,说他就是要帮富人说话,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更是升高了调子,把替不替富人说话的问题,上升到了讲不讲真理的高度。可茅先生应该知道,当他在公众媒体上一再说这些事儿时,他已经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了;他所宣传的东西,也成了一种价值,而不再是什么实证知识。并且,由于他在替富人说话时,主要是冲着既不富又不贵的人们来的,因而在强势与弱势者之间,他实际上选择了站在强势一方,而这是与知识分子的的角色身份相冲突的。知识分子常被人们称为社会的良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强势与弱势、石头与鸡蛋之间,他们通常都能站在弱势即鸡蛋一边。任何人,只要他们自称是知识分子,就不应该在公众场合公然宣称自己要替强者说话。在这件事上,茅先生显然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底线。

  在大众场合与媒体上,不替富人说话,是因为相对于穷人而言,富人本来就拥有更多的说话通道,话语的影响力也与穷人不可同日而语。无论在专制还是民主社会,知识分子不替富人说话,总会有人替他们说的。正常情况下,富人比穷人更容易组织起游说集团,来影响政策的制定;富人手上的财富和资源也表明,他们更容易接近权力,在权势者中间找到代理人,在有些社会结构中,财富甚至直接就是权势。在社会博弈中,穷人话语的影响力天然就弱于富人,这时知识分子还要去帮富人说话,这种锦上添花的勾当,不该是知识分子的作为。

  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知识分子都不能替富人说话?也不是这样。关键是这种话该冲着谁说,从什么角度说?富人的强势地位,是相对于穷人而言的,相对于权贵或统治者来说,他们又成了弱势;尤其在法治不健全,特别是像古代中国那种刻意抑制工商业的社会,富人站在达官贵人面前,就不仅是弱势,而且很可能还是受压迫的阶层,在这一背景下,知识分子直面统治者时,敢于为富人说话,就不仅合符情理,而且非常难能可贵。现在的事实是,茅于轼先生的替富人说话,并非(至少不是主要的)在向统治者建言献策,而是在教育普罗大众,并且他这种教育的出发点,竟然是普及经济学常识。这就涉及到茅先生的另一种思维错位,那就是对经济学的滥用,用经济学的语言取代本该由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和伦理学述说的话题。茅于轼先生多次说要替富人说话,他无非是要告诉大家,按经济学的道理,富人是不能被歧视和仇恨的,如果一个社会不树立致富光荣的风气,反而老是仇视富人,打击和捉弄富人,就会失去经济发展的动力。这番话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但这是一个小孩都懂的道理。如果一种经济学反反复复、唠唠叨叨说来说去的,就是这么一点道理,这种经济学也太可怜了。茅先生倘若真想把为什么要保护富人的话题说透,他就应该跳出经济学,从社会学和政治哲学的角度把这件事摊开。富人的保护问题,如同社会弱势和穷人的尊严问题一样,从根子上看,都源于人的自由、公民的权力这类普世价值;富人必须保护,其中有一条基本的理由,就是私有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而免于这种侵犯的最靠谱的举措,就是法治和公民社会的建立。茅先生不从这些方面讲道理,而是在不厌其烦的重复经济学常识,也难怪不少人有反感,甚至烦不胜烦。

  这件事背后还隐藏着茅先生的一个判断,那就是他认为中国人普遍存在着所谓的仇富心理,这种心理已成为一种文化,源远流长。当然,这不是茅于轼先生一个人的想法,很多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老姜对这个问题倒是做过还算深入的研究,所以也来说几句。而我研究的结论是: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仇富文化。中国人也是人,对富人当然会心生羡慕,但要说到他们仇富,那就是扯蛋了。大部分正常的中国人,他们如果碰上了富人,往往是羡慕、巴结、奉承多于疏离和回避。一户普通的中国百姓家庭,他们如果与大户人家为邻,绝不会首先想到要邻居家破产,把邻居家的财产夺过来,而是在仰慕之余,怪罪于自己的命不好,祖宗的坟墓没有开裂,同是也会想办法发愤图强,迎头赶上,包括鼓励子孙们好好读书,将来能科举取士等等。从中国的大历史看,老姜也没发现有哪次大的动乱,是由所谓的仇富引起的。这些乱源基本来自权贵们和统治者的内乱,只是蔓延到穷人身上,逼得他们走投无路了,他们才会揭竿而起。请问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又有哪次的农民造反,是因为子虚乌有的仇富文化而起的?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嘛。这些农民头之所以铤而走险,是因为他们没有生存的退路了嘛。

  现代中国“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运动,也跟所谓的仇富文化扯不上边,它们根本就不是什么民间的自发行为,而是有组织动员和和安排的结果。正因为中国的穷人中不存在所谓的仇富文化,所以才需要搞运动来做这件事。我们在现在已经解密的一些土改文件中,甚至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聚雨》等小说中,都能读到一种真相,这就是土改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往朴实的中国农民的心里灌输仇富意识,而且这项工作非常艰难费事,成了土改工作队员们的主要任务。为什么要灌输?因为农民们心里本来不存在什么仇富情结嘛。为何这项工作非常艰难?因为中国朴实的农民身上原来就有一种道德本能,认为去抢别人的东西不光荣嘛。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或《暴风聚雨》的描述中,土改队员们通常是这样进入角色的:他们来到某个村子,首先找到村里的几位最穷的穷棒子(有些就是好逸恶劳的二流子),通过他们去村里串联,向其他村民施压,要他们接受仇富意识,然后就去抢夺和瓜分富裕农民的财产。当然,无论是农民的造反,还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事情一闹起来,中间总会出现一些自发的烧杀抢掠的行为,但这是疯狂状态下的变态行为,不可与正常状态相提并论。正如在战争期间,士兵们可能丧失人性,去***妇女,但我们若是根据这一点下判断,说某国存在着一种***文化,就有些说不通了。现在,茅于轼先生到处宣传要为富人说话,是因为他认定中国存在着一种仇富文化,他要与这种文化作坚决的斗争,这就有点唐·吉柯德大战风车的意味了。

  最后,再说说茅老的另一种思维错位,即他将经济学中的享受、满足等感念,与社会心理学的有关感念的混同。经济学是这样一种学问:它从效用、满足、幸福感等说起,说着说着,就说成了财富和金钱,干脆直接将二者等同了起来。经济学这么做,也是没办法的事,否则它根本无法从经济的角度计量这些现象,经济学体系也无从建立。而经济学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就在于它在其中隐含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假设,即有一份财富(如货币收入)出现,必定对应着一份人的享受、快乐、幸福感即效用。尽管随着财富的变动,人在单位财富身上获得的满足感可能会发生边际递减或递增,但总的来说,随着财富的增加和丰富,效用即人的幸福感必然上升。现在,我看到的材料是,茅于轼先生对这种说法进行了修正,他把享受、满足这些东西挑了出来,作为与财富、收入并列的独立指标,对它们从新进行了解释和考察。根据这套理论,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虽然中国出现了以财富货币计量的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但若以享受和满足来计量,中国社会不仅没有两极分化,这方面的差距反而缩小了。而支撑他观点的证据,竟然是以前的老百姓们不能打电话坐飞机,现在它们也有了这种权利。

  茅于轼先生错在哪里?就在他虽然将财富与人的享受和满足感做了区分,最后却又回到了传统思维中,用财富、而且是物质财富的电话飞机来诠释人的满足感。如果照此推理,是不是现在的任何一位屁民,在享受上都超过了古代的帝王啊?古代帝王再牛逼,他们也没见过手机,没坐过飞机,到了炎炎夏季,他们也没有空调可吹,充其量只能叫几位宫女站在身边拍拍扇子。如果这样来考虑问题,那就什么奇怪的结论都能得出。而且这套说法也没办法解释,深圳那些富士康的农民工,他们在乡下家里好好的,可到了深圳富士康,用上了手机,吃上了白米饭和精致面食,钻进了空调房,为何反而一个个的跳楼自杀了?如果用上手机就意味着满足感提高了,他们跳楼干什么?

  当然,茅老可能会说,我讲的是特权的减少,以前的百姓们不能打电话坐飞机,并不是因为收入不够,而是由于他们没有这种特权。不过,这不正好说明,所谓的享受、满足感等等问题,不能只在经济学上做文章,而应该视为中国现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社会、社会心理学的课题吗?而如果我们进入这个视角,就可能会得出与茅于轼先生正好相反的结论,即中国不仅出现了经济学意义上的两级分化,而且出现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两级分化,并且后者可能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也不难理解:近三十年来,中国虽然逐步取消或减少了物质消费方面的特权,但却出现了财富积累和争夺上的新的特权,并且这些特权拥有者的势力越来越大。中国虽然不存在所谓的仇富文化,但面对社会的不公、人们权利的严重不平等,百姓们还是难掩心头之痛,之愤和之忧。也主要因为这些事儿,有些百姓虽然物质生活有所提高,他们收入水平的下降,也主要是相对于富人财富水平的提高而言的,但他们的满足感、幸福感却出现了绝对下降的趋势,以至于相对于财富上的两极分化,他们与权贵富豪们在心理方面形成的强烈落差,不仅没有任何缩小,反而越来越扩大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看看中国社会这些年来层出不穷的跳楼事件、自焚事件、杀童事件,以及弥漫在底层社会的焦虑、失落、失望乃至绝望感,就一目了然了。


 

 

发件人:"frank zhang风雨读书楼主人" <plato2nd@hotmail.com> 2010-09-12 15:42:12 +0800 收件人: 抄送: 标题: FW: 立凡2010年2月-9月 文稿  顺祝 中秋快乐 章立凡

是父亲,也是朋友

——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章立凡

    西方有句格言:“you cannot choose your family but you can choose your friends.”(你不能选择你的家庭,但你可以选择你的朋友)。东方大国“阶级路线”盛行年代,对“可教育好子女”也另有名言训导:“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

    自1957年七岁时起,“章乃器”这三个字,就成了笼罩在我头上的一片阴霾;二十三年后风水轮转,如今又几乎成了我的头衔之一,总是有人在不同的场合提起。我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人,“某某某之子”的称谓令人厌烦,总是要求媒体去掉,但今生今世恐无从摆脱。按血统定位后代,这是东方家族社会的思维惯性,或赞或骂都要加上“老家儿”(北京话,读作“老尖儿”)。

    家庭出身不能选择,将“朋友”兑换为“道路”,对我也没什么两样。从小学时代起直到“文革”中,父亲与我的关系更像是朋友,关系是平等的,而他的身教言教,对我的人生道路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一、阅读与动手

     很多人都说父亲是个工作狂,当部长的时候,每天工作10-12小时,星期天也经常不休息。罢职闲居后,只挂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社会活动减少。但他依然勤奋,每天除了例行健身外,很多时间放在读书和记笔记上。他这种阅读的习惯,不经意中传给了我。我真正的知识启蒙,不是从上学开始,而是从阅读开始。

    我最早从阅读中获得知识,是来自一本《科学日历》,里面有很多科学知识,还有不少著名科学家、文学家的简介。稍长之后,父亲推荐了两种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和《展望》(后改名《国际展望》,对我的成长影响颇大。这两种刊物他都存有全套,“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与其他藏书一道焚为灰烬了。

    《知识就是力量》创刊于1956年,以介绍国际前沿的科技新知为主,信息量大,文字生动活泼,还有不少科学家的传记故事,以及阿西莫夫等人的科幻小说,很适合我的口味。那时中国尊崇“老大哥”,好像俄国人一切都领先,故很多内容译自俄文。字里行间虽有意识形态痕迹,但毕竟是科普刊物,偏见相对较少。像“大跃进”中的反科学说教,基本上未收纳。中苏交恶后,该杂志停刊。

    《展望》创刊于1950年,是一本国际文化交流杂志,有大量人文、地理、历史、政情的内容。这本杂志兼容并包,意识形态上比较开放,译文来自世界各国,很大程度上开拓了我的人文视野,可惜60年代就被停刊了。

      那时没有互联网,阅读杂志是汲取知识最简捷的途径。我比较喜欢短小精悍的文章,可能是当年潜移默化的结果。后来自己写作,也是多用减法,注意将一切骈枝文字裁并删除,力求简洁。进入快餐式阅读的互联网时代后,帖子超过3000字就容易影响阅读情绪,也影响传播。这种读写习惯却令我受益匪浅,近年一些报刊邀我开专栏,字数一般都限制在1500字到1800字之间(这样的字数也很适合网络传播),我能纯熟地“螺蛳壳里做道场”,将信息最大限度地浓缩到专栏文章中。

     父亲的友人中有好几位藏书家,例如邵力子先生和章伯钧先生。他常称道邵老先生,说每次政协开会,他手里都拿着一本书,边开会边读。那时政协基本上是“一言堂”了,邵老“一心二用”,其实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命质量。我走入社会以后,也长期保有随身带书的习惯。章伯钧藏书也很多,记得父亲从他家借来一套线装足本《金瓶梅》,但不许我看。

     他虽是文物收藏家而非藏书家,但藏书量对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已经很奢侈了。我爱读各种杂书,例如《搜神记》、《山海经》之类的神仙故事及各种稗史类书,这些书有不少是没有标点的竖排本,我完全靠“硬读”,学会了古文断句,逐渐能阅读儒家经典和史书。父亲曾亲自为我讲解《周易》第一章,其余的要我自行研读。他爱读老庄,曾向我推荐《老子》和《庄子.秋水篇》。这些启蒙教育,不仅打下了传统文化的根底,也启迪了哲学的思考。

    父亲书橱里的《文史资料选辑》,那时还是灰皮的内部发行本,其中有不少作者是父亲的老友,从前清、北洋的遗老遗少,到国民政府政要及各界名流,不时能在政协遇到。第一届政协的纪念册上的人物,以及他相册中合影的朋友,都是我的关注对象。我经常缠着父亲问他与这些人的关系,他会谈起一些相关的往事,评价则有褒有贬。久而久之,我养成了一种对掌故的癖好,后来最终选择历史作为专业,与早年的阅读及挖掘故事的爱好有极大的关系。

    某次我发现一个隐秘的小壁橱,里面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动”书籍,记述中国近代史,关于红军长征一节的标题竟是“万里流窜到陕北”,受了多年的“正面教育”,忽然发现同一段历史竟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令我十分震惊。此后,读禁书成为我的一大爱好。“文革”中我终于从一位朋友那里,借到了父亲不许读的《金瓶梅》,是1957年毛泽东恩准限量发行的“高干读本”,每套书都有编号。越是禁果越想尝,乃人之天性,这习惯保留至今,演变为上网“翻墙”。

    上小学那年,北京天文馆落成。我去参观后迷上天文,曾幻想将来当天文学家,父亲是比较赞成我将来学自然科学的,特地为我订了《天文爱好者》杂志。后来不断遇到种种挫折,天文之梦落空,但仰望星空也影响到我性格的发育。读了一些西方哲学著作后,对宇宙的好奇逐渐转化为对事物规律的探求,这种思维境界有助于超越各种逆境。

    我的另一梦想是成为画家。对美术的爱好,也与父亲的文物收藏有很大关系。我那时最喜欢做的事,是把家中的橱柜一个接一个地打开,轮番捧着锦盒中的古物,问父亲这些东西的朝代和来历,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还不时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器物展示。渐渐我被熏染出一种好古之癖,但出于儿童心理,最感兴趣的是古兵器,不时戴上父亲收藏的古代头盔,挥动沉重的青铜剑,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大将军。

    父亲收藏的画册、法帖和印谱,也是我喜爱翻阅的东西。我对书法及绘画的兴趣,就是从《三希堂》原拓本及他访苏时带回的列宾、苏里柯夫的画册开始的。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捏橡皮泥,但绘画能力较差,上小学时才陡然提高。中学时代正值“阶级路线”当道,我自问上大学无望,产生厌学情绪,痴迷于山水画和篆刻,经常临摹《芥子园画谱》,自刻了不少印章,还用粉笔头雕刻各种人像,艺术之梦即从那时开始。父亲曾指出我的印文不符合篆书书体,我就专门跑到西单商场古旧书店,买了一本《说文解字》自己钻研,无意中又引发了对文字学的兴趣。我曾按“桃花源里可耕田”诗意,自制了一把画扇,到处晃悠显摆。“文革”爆发后,大字报的书写也大大提高了我的书法水平。

    “文革”抄家后父亲搬到呼家楼,每月只领50元生活费,生活全靠自理。他不时到菜市场买些下水、猪肺之类价格便宜的东西,下厨做成溜肥肠、酱猪肚、猪肺汤等菜肴,以补充动物蛋白。父亲的厨艺很不错。我跟他学会了腌制腊肉,做“腌笃鲜”汤以及一种青田家乡的特色风味——山粉饺。抄家劫余的一套花梨木桌凳,由于年代已久,开始散架。他找出两条干鱼鳔,熬成鳔胶,带着我一起动手拼合粘黏,再用绳索绑紧,第二天解开绳子,整套家具修复如初。

    未能成为艺术家,是我人生一大遗憾。但从父亲身上,我学会了许多生活经验,特别是动手的能力,至今逢年过节,我都能下厨做几道拿手好菜;有些器具损坏时,也能亲自动手修复。

二、独立的思考

    关于父亲的性格,他在“七君子之狱”时的同室难兄邹韬奋先生,曾有如下描述:“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拗;他和朋友讨论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便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在争辩的时候有时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

    父亲也承认自己“好辩”,他告诉我:我撰文立论时注重逻辑,会为反方假设一位辩护士,提出种种反对自己的理由,通过交互质证导出正确的结论。他在“反右”时曾多次舌战群儒,甚至与总理面折廷争。周恩来曾承认“他们说不过你”,也讲过“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父亲只问真理不畏权势的个性,导致因“态度顽固”而加重处分,撤职时排名“右派”第一。

    从“反右”时起,我开始关心时事,小学三年级时,已能较为顺畅地读报。对儿童来说,比同龄人早熟,或许是一大不幸,这是那个泛政治化年代留下的烙印。最近,有位从事统战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写了本书,其中有篇文章谈到章乃器,引用了他的政协发言、致周恩来书信,以及父亲朋友们的小报告等。读后勾起了我对当年场景的回忆,也解答了一些记忆中的问号。本文摘录了其中的部分内容。

    父亲一直主张“独立思考”。1962年1月至2月,他以政协委员身份到山东、上海、浙江三省市考察。回京之后,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有四次发言,就经济建设、政治运动、民主法治等问题发表意见:

    潘汉年、胡风没有审判,凭什么把他们逮捕扣押几年,这不是违反宪法么?关于右派处理办法,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就是违反宪法。在反右时,《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指出某某是有罪的,因为他是头面人物,可以不加逮捕,不予论罪云云,这是司法机关的判词,《人民日报》有什么资格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机关可以判处右派,判处劳动教养,而劳动教养是巧立名目的劳动改造,机关有什么权力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

    对我五次围剿,我不死,是我坚强。既是敌我矛盾,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哪里来的这些辩证法?这是对宪法的蹂躏。

    现在只提12条、60条、70条,就是没有人提到1954年制定宪法106条。经过1亿5千万人制定的宪法。1957年群众运动一来就被忘记了,怎么能使群众信服?现在政府法令没有威信,群众奉公守法精神不够,司法机关知法犯法。

    1957年我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心向往之。但我受到了打击。在旧时代,我们说“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现在是“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沉默了。”现在是“言者有罪,闻者恼怒”。

    父亲针对“大跃进”的反科学蛮干,提出:这些年来由于缺乏常识造成很多缺点和错误,主张开展一个恢复常识的运动,来教育那些不懂常识的人。比如:学生以读书为主,教室以教学为主,科学院是科研工作的基础,这些本来连小学生都懂的普通常识,现在居然要在中央文件和一些领导人讲话,重新来规定这些定义,岂不笑话?他举例说:

    《人民日报》经常发表一些违反常识的文章,如现在各地纠正了“一平二调”,而《人民日报》还在宣传“大河有水小河满”,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平二调’的思想基础。

    ……有些教条主义理论家,还在宣扬家庭是上层建筑,也可以消灭。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1958年这个时期,我们就把人家的家庭也拆散了,女的参加妇女队,男的参加突击队,把家庭中男女老幼的自然协作关系打掉了。

    他发言之后,曾对人说,我的发言,是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我发言时会场寂静,但见会心的微笑与叹服的点头。

    在我的记忆中,1962年初曾见父亲连续数日伏案写提案,我看了内容之后,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不久,他在三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两份提案,我担心地问会不会招来新的麻烦,他回答:“不好说,反正提案已经印发给每一位委员。”

    提案之一是《请大会作出决议,重申宪法不可侵犯的尊严,以整肃国家法制,提高社会公德,并加强企业、机关的管理》,另一提案是对1957年被划“右派”的申诉。事前他对人表示,提案提出后“不会推出午门斩首,也不会凌迟处死,最多把政协委员去掉”,“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他在第一个提案中说:

    《宪法》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居然有人认为:“在机关、企业中,非党的正职必须服从党员的副职,非党的上级必须服从党员的下级,而且认为这样才算接受党的领导,否则就是反党,这就显著的造成公民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如果党在国家工作者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是通过法令规章的制定和实施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是通过思想教育以贯彻党的主义,而仅仅是通过党组书记、党委书记甚至党员个人的特殊地位来实现,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全国造成千千万万个宗派主义的独立王国,造成分散主义的混乱!离开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片面强调组织性乃至人的依附关系,是不能不走上只问亲疏、不问是非的危险的宗派主义道路。

    他在引用宪法第87条、89条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后说,“在群众斗争中,任何人只要被扣上‘反党’的‘帽子’,他就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甚至是答辩的自由,……当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的时候,还能谈得到什么人身自由呢?”

    他说:“民无信不立,国家必须以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法令以取信于全民”, 对宪法“加以冷落,乃至侮慢”,是“国家事业莫大的不幸”,是“建国12年来最大的一笔浪费”!

    父亲的这些言论,在当时被认为是向党“猖狂进攻”。1963年1月,民建中央通过决议,开除了其创始人章乃器的会籍。同年3月,他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也被撤销。一连串政治、经济上的打击接踵而来,但父亲不为所动,他致信周恩来说:“我绝不能昧杀良心,做一个盲从错误乃至助长领导错误的误国佞人,也不能做一个‘国家事,管他娘’的行尸走肉。”

三、理念的坚守

    父亲离开政治舞台之后,并未停止独立思考。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父子间的交流也多了起来,许多话题都可以讨论甚至争论。记得他对批判修正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竞赛及议会道路是正确的,说外交部变成了“外攻部”。我那时每天在学校接受“革命”教育,当他点评某件时事之际,我会尝试引用老师或报刊的说教来抗辩,辩论中很快自行发现这些论据站不住。

    父亲是通读过马恩列斯著作并持有独立见解的人,也向来不把背诵教条的“理论家”们放在眼里。有次我告诉他,看到国外有份研究资料说“章乃器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听后颇有几分得意。

    讨论政治问题时,我总是担心壁间有耳。按理说这不是一名学生会去考虑的问题,但自从读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后,我就小心翼翼地提醒过父亲,在家说话也要当心。但他对我的话很反感,认为自己坦坦荡荡,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公开。

    他的这类言论,也被汇报上去。例如:“党应该做导演,可是他们既当导演又当演员,又搞灯光,还当经理”,“这种赤膊上阵的办法是愚蠢的”,“他们把国家机器放在一边,事事由党包办”,“一个几亿人口的国家,不遵守法律,随便用党的名义破坏法律”,“反右斗争是违宪的,宪法上只有公民,没有什么内部和外部的区别”。他还指出:

    把“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引用到政治上,我们的人民都是舜尧,就不要法律了,造成国家无法制,社会无信义,企业机关无管理的现象。

    造成三年困难的根源有三,一是平均主义;二是供给制思想;三是只要党、不要国家的“无国家主义”。

    蒋介石的天下是马上得之,马上失之;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得之,这几年又以群众运动治之。如果不是转得早,恐怕要垮在这上面。

    他在1962年致周恩来信中也说过:“‘马上得之,不能马上守之’……在革命时期草莽英雄是值得尊敬的;建立国家之后,还能再草莽下去吗?”这一年年底,他总结了从1957年到1962年的十六条经验教训,其中谈到:

    四年来的经验证明,没有党外民主,就更加没有党内民主;没有城市民主,就更加没有农村民主。而没有民主,自然就会发生浮夸风、瞎指挥风,以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等。

    片面强调组织性,而把原则性削弱了,就可能变成宗派。以亲疏定好恶,以好恶定赏罚、定是非,就是宗派主义,所以宗派主义只要组织性,不要原则性。

    1963年他预言说:“一个统治阶级浮夸到这种程度,没有民主,不要批评,上下欺蒙,不说真话。必然要发生严重问题。”这一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第二年又发动了“四清运动”,他再度警告:“官僚主义、过火的斗争和唯成分论都是造成不满的根源。……造成这种形势之后,又利用它作为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和事实根据。这样搞下去,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循环发展。”

    在他提出这些警示两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将国家拖入一场长达十年的大灾难,这场浩劫结束时,国民经济再度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5年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摘掉父亲的“右派”帽子,周恩来当时有三条指示:

    一, 可摘掉右派帽子。
    二, 愿在国内或到国外可自由选择。
    三, 在国内生活予以安排。如坚持原观点也可以,可作为反面教员。

    4月23日,由陈云出面约父亲谈话,宣布了摘帽的决定。事后他对我母亲说:“戴帽子是错误的,摘帽子也是错误的,我根本就不承认那顶帽子。”2007年我访问这次谈话的当事人之一张劲夫时,他对我谈及:“你父亲对陈云说,我的观点没有错。”又不无歉意地对我说:“我们党对不起章先生。”

四、遗爱与遗训

    父亲的老友许汉三曾经记述:“我和他交往几十年,看到他办事情,总是要实事求是,在参与会议或商量事情时,或赞成或反对,总是态度明朗不作模棱两可之词。遇到情况特殊,势炎逼人,不能反对的时候,他宁肯沉默不语,也不作违心之论,以表苟同。”

    父亲的个性很清高孤傲,最反对唯唯诺诺,最看不起阿谀逢迎。他自称:“我素来不接客,不送客,不拜客,不请客,不送礼。”国初政坛尚能用其所长容他做事,随着个人崇拜的增长和逆淘汰体制的形成,这种个性的人不仅领袖不喜,同僚也无法见容,1957年政潮一起,被整倒是必然的。一个甲子后再看官场,潜规则也断乎不容这种人存在。

    我幼年就知道了“七君子”的故事,但没什么特殊感觉。他周围的人个个有名,对我而言,父亲仅仅是父亲。1957年父亲遭批判时,我尚年幼懵懂。从小就被教育要相信毛主席,毛主席要批他,那他一定是犯错误了。但父亲坚持自己的见解,声称:“部长、人大代表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来认错,而是他们要纠偏。”

    今年父亲节,我重读三十九年前的“文革”家书,那是1971年8月25日,即“红八月”之难五周年时,父亲的一封五千字长信,我至今引为遗训。

    他在信中回顾平生忧患:辛亥革命时十五岁,从浙江丽水奔赴南京投身革命军;为了国家的利益,两次自毁家业;过了三十年的城市生活之后,主动走向抗日游击山区……。

    父亲谈到了诚信做人的重要性:

    老实是我一生的特点。我记得曾经告诉你,当我还是一个淳朴的山乡孩子的时候,读到当时小学教科书国文,内中写了宋朝的司马光和美国的华盛顿终身不妄语的故事,给了我永不能忘的印象。以后,我长期在银行工作。在银行工作要讲究言而有信——讲信用。这就使我得以保持老实的性格。我曾经因此吃了多次的亏,但我始终不悔,因为觉得所失小而所得大。能心安理得地过活就是很大的所得。……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大公无私的人。

    父亲还谈论了自己的健身之道,并建议我用气功疗法,自疗当时所患的胸膜炎,他一生曾经沧海,晚年身处逆境,“文革”横遭暴力,全凭顽强的意志和坚强的体魄硬挺下来,活到八十高龄。曾文正公的“挺”字,是他经常对我讲起的。他在信中说:“人决不可以娇惯自己,更不可以娇惯下一代。”

     每读至此,我脑海中就会闪回某年冬天的一幕:那天风雪交加,本来准备回学校的我,畏缩着不想走。父亲激励说:“做人就要有一股冲风冒雪的劲头!”坚决把我打发出门。多少年来,在人生道路上遭遇困难挫折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冲风冒雪”的教诲。

     “朋友”式的父亲确实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在那个全民盲从的年代,社会言论无自由,家中父子有民主,他坚持独立思考的种种言传身教,有意无意间令我养成了“为什么”式的逆向思维,并在后半生的学术研究中受益。

 

 

抗战期间的民族工商业智库

章立凡

2010年9月

    民族工商业的困境不仅关系到工业界本身,而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和中国工业化的前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地区民族工业大规模内迁。这些厂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惨淡经营,支援抗战,为大后方的军需民用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39年国民政府确立“国营为中心”的战时经济体制后,民族工商业饱受重税、征购、限价、管制、高利贷等的盘剥压迫,加上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投机囤积猖獗等原因,濒于崩溃边缘;孔、宋等权贵资本凭藉政治特权,肆意摧残吞并民营企业。

     当时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多是为“实业救国”理想奋斗的有识之士。他们先后组织了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战时生产促进会等五个工业团体,为争取民族工业生存和发展,亟谋自救之道。

     我的父亲章乃器曾是一位银行家,30年代在上海创立了第一家华商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1939年以后,他在重庆经营实业,是迁川工厂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和常务理事,也是重庆商圈“星五聚餐会”的活跃人物。他和吴蕴初、胡厥文等工业家都认为,民族工商业的困境,不仅关系到工业界本身,而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和中国工业化的前途。章乃器提出:民族工业现有基础必须保存,必须发展,否则战后欲图重振旗鼓,更非易事。……为了挽救民族工业的危亡,工业界自己应该设立一个研究所,为民族工业从事调查研究,宣传呼吁,仗义执言,指出阻挠民族工业发展的反动势力和错误政策,减轻工业界所受的压力。

    这一倡议得到工商界、经济学界人士的响应和支持。1942年4月,迁川工厂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通过了“筹备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提案;12月召开发起人会议,通过章程及第一年度研究计划,选举了董事会。吴蕴初、章乃器、胡厥文、吴羹梅、胡西园、张肖梅、林继庸、刘攻芸、庄茂如等21人任常务董事,公推吴蕴初为董事长,章乃器为所长。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正式成立,聘请周有光、毕相辉为副所长,延揽沈经农、伍丹戈、王寅生、王易今、韩明漠、胡式如等工业经济专家担任研究工作。该所董事及正副所长每周聚会一次,讨论并决定研究方针和研究项目。“聘请研究人员力求精干,办事力求俭约,编写报告、出版发行,力求切实有效。研究课题的选择、规划,调研工作的安排,大都从工业界和工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着手。”(何萼梅、王易今:《一个为民族工业服务的研究机构》)

    研究所经常举办各种重要经济专题座谈会,如黄金问题座谈会、物价与工业问题座谈会、工业问题座谈会等,对民族工业面临的一系列迫切问题进行探讨,并将研究成果编制成学术报告。研究所还编印出版不定期的工业问题丛刊、工业经济参考资料、专题研究报告、专题座谈会纪要和各种文集。自1943年11月起,研究所开始发行物价旬报,将物价指数、外汇行市、各重要城市利息行市、国家岁出岁入预决算、外人在华投资等数据随时汇集成刊,分送工业界人士参考。章乃器还主持编纂了60万字的《工商手册》,内容包括各种工商事业的组织、管理、会计、法令、税收等所有有关专题,附有详尽的数据、公式、文簿程式等,成为工商界案头必备的小型百科全书。

    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很快成为民族工业界的智库和代言人。吴蕴初、章乃器、吴羹梅在1943年的第二届全国生产会议上,联名提出《工矿业固定资产增值转作资本的建议》。章乃器、潘序伦、吴羹梅、徐崇林等还参加了中国工业协会的税制研究小组,针对工业税收过重的情况,提出改进稽征办法的建议书,要求在国家预算中规定所得税的合理数额,各地各业各单位的税额应通过市商会协议合理分派。

     1944年底,研究所为解决民营冶炼、机器工业滞销的危机,将各方初步意见汇编为《工业界当前之困难》、《工业界当前困难解决办法》;经进一步搜集意见和反复论证,拟订出《换救冶炼机器两工业目前危机办法草案》及《动员冶炼机器两业大量制造农业相具以挽救工业危机提高农业生产方案》,提请当局铺设四川省内轻便铁道、修理长江区损毁轮船,并且大量制造农业机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工农两业同时受益。两案经迁川工厂联合会等五工业团体联合向国民政府提出,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认为不仅可救当前工业的燃眉之急,且能为战后工业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章乃器还倡议国家银行和社会共同投资,由银行承受股票,将所得资金用于投资联合企业。

    章乃器提倡“有职业的人的政治运动“,民间智库的活动,唤起了民族工商业家的自为意识。他们不仅争取经济民主,还积极与闻国是,参与大后方的宪政运动,并在战后组成了自己的政治团体——民主建国会。
 

 

吕思勉先生的史识与史德

——吕著《中国通史》读后

章立凡

身处浮躁的互联网时代,阅读讲求“吃快餐”,太长的文字没人看。记忆学原理中有一条:付费的知识不易遗忘,价格越高越记得住。上网浏览毕竟有别于捧书阅读,好书还得买来读。在书号成为有价证券的国度,出版者不得不计算成本和利润,总喜欢出厚一点的畅销书。90年代以前那种要言不烦的小册子(党政文件除外),如今已日见稀少,盖因其性价比往往仅适于读者而非商家。

不时有朋友问我:以最便捷的阅读了解五千年来的中国史,读哪种通史好?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排除掉《史记》、《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那样的文言大部头,读过的新式中国通史中,范文澜、蔡美彪先生主编的有10册,白寿彝先生主编的有22册,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是两册,均为1949年后的版本,或多或少都有“以论带史”的特色;相形之下,吕思勉、钱穆、黄现璠先生的通史类著作,比较简约精要且鲜有政治烙印。

  广博的视野和独特的视角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出身书香之家。他幼承家学,次第入塾入县学,旧学根基深厚,基本上是自学成才,未接受新式大学教育。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若按当今只重学历不重才识的官式教育制度,他连执教资格都不具备。民国时代学术重镇在北京大学,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前往任教不成问题,他却选择了留在私立光华大学(50年代并入华东师范大学)直到逝世。吕先生的学历、学术旨趣,与当时西方教育背景的学术精英不甚合拍,而坚守“私学”传统,不愿涉足官办的公立大学,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吕先生是一位通博之才,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以及大量史学札记,共有八九百万字。这部《中国通史》原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连结”。在上册中,他将《史记》“八书” 体例加以细化,分解为十八个门类,分别加以论述。下册从民族起源、古代社会始,按时序叙述历朝历代史事直至民国开创。以人文史为纬,以政治史为经,表述分明,议论风发,浓缩中国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于一书,仅用了三十八万字,其功力非同一般。

应该用怎样的视角和立场,去回顾和审视历史?我认为至少应做到两点:一、先有宏观视野,后有微观视角,随时穿越时空,不断调整焦距;二、保持平常心,不预设立场,审视距离放在目标时段的一百年至五百年之后。通史写作需要具备穿越时空的视野和高屋建瓴的史识,否则很难驾驭海量的史料。吕著《中国通史》不仅继承了司马迁以来的史学传统,同时采用了清末梁启超“新史学”所开辟的学术视野,将中国史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放到世界史的时空中观察研究,并对梁先生的酷锐视角有所调整,与政治保持了适当距离。

  对儒、法两家经济思想的评述

我在阅读中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吕先生建立在旧学底蕴和新学高度上的历史观。原书由私域扩展到公域,自初民的社会生活始,从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而及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从实业、货币到衣食、住行,从教育、语文到学术、宗教,解析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的演变。各章节的排序及内容的表述丝丝入扣,具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关系。

吕先生治学的严谨,不仅在于具有宏观的视野,同时也关注到历史的细节。他从经济制度上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大时期:“有史以前为第一期。有史以后,讫于新室之末,为第二期。自新室亡后至现在,为第三期。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

他注意到:“在东周之世,社会上即已发生两种思潮:一是儒家,主张平均地权,其具体办法,是恢复井田制度。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其具体办法,是(甲)大事业官营;(乙)大商业和民间的借贷,亦由公家加以干涉。”法家在统治技术(治术)方面,懂得“创设新税,自当用间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于农民。在与百姓日用相关的盐铁上“加些微之价,国家所得,已不少了。”汉代法家桑弘羊的盐铁官卖及均输政策,“筹款的目的是达到了,矫正社会经济的目的,则并未达到。汉朝所实行的政策,如减轻田租,重农抑商等,更其无实效可见了。直到汉末,王莽出来,才综合儒法两家的主张行一断然的大改革。(第五章 财产)

吕先生认为:“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王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长期停顿,仅出现过“平和的、不彻底的平均地权运动“,如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至唐德宗朝改为两税制后,“国家遂无复平均地权的政策”。宋朝王安石变法,关注点已转移到粮价,推行青苗法用意虽良,但在商品交换及市民社会尚未充分发育的年代,权力无法监督,改革最终沦为秕政。他总结说:

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第五章财产)

这段论述是相当公允的,肯定了改革者的历史地位,而较之“文革”中为政治需要生造出的“儒法斗争史”,又不知高明凡几。

  对文化与制度的思考

吕先生在解析财产制度由公有制向私有制演变时,提出“人类的联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无分彼此,通力合作,一种则分出彼此的界限来。既分出彼此的界限,而又要享受他人劳动的结果,那就非于(甲)交易、(乙)掠夺两者之中择行其一不可了。而在古代,掠夺的方法,且较交易为通行。在古代各种社会中,论文化,自以农业社会为最高;论富力,亦以农业社会为较厚;然却很容易被人征服。”而征服者在建立统治之后,就得考虑统治(或曰剥削)的可持续性,不随意干涉原有的社会组织,甚至同化于比自身更先进的社会文化:

(一)剥削者对于被剥削者,亦必须留有余地,乃能长保其剥削的资源。(二)剥削的宗旨,是在于享乐的,因而是懒惰的,能彀达到剥削的目的就彀了,何必干涉人家内部的事情?(三)而剥削者的权力,事实上亦或有所制限,被剥削者内部的事情,未必容其任意干涉。(四)况且两个社会相遇,武力或以进化较浅的社会为优强,组织必以进化较深的社会为坚凝。所以在军事上,或者进化较深的社会,反为进化较浅的社会所征服,在文化上,则总是进化较浅的社会,为进化较深的社会所同化的。(第五章财产)

对于从封建时代到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嬗替,吕先生认为:

封建社会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夺。人人都靠武力互相掠夺,则人人的生命财产,俱不可保。这未免太危险。所以社会逐渐进步,武力掠夺之事,总不能不悬为厉禁。到这时代,有钱的人,拿出钱来,就要看他愿否。于是有钱就是有权力。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于狡猾悭吝的守财奴之前了。这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根源。平心而论:资本主义的惨酷,乃是积重以后的事。当其初兴之时,较之武力主义,公平多了,温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欢迎的。(第四章阶级)

在工业文明东渐之前,中国的农业文明曾是一种强势文明。吕先生指出,游牧民族入侵后,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同为农业文明的佛教文化输入中国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中国虽然不断和外界接触,而其所受的外来的影响甚微”;“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最彻底的改变,这些表述,揭示了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成为主流文明的历史必然。

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是一个争执已久的话题。对于改造西方宗教为本土教门的太平天国革命,吕先生分析其失败之原因“实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若再推究得深些,则其失败,亦可以说是在文化上”。他指出:“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吕先生这一分析十分精到,近代以来中国人对革命的误解,恰恰在于混淆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区别,将两者同时并行。

离现实越近的历史越难评判,吕先生在分析清朝的覆亡时,除缕陈戊戌维新失败的权力斗争背景外,也指出文化上的守旧愚昧:“只要中国人齐心,即可将外国人尽行逐去,回复到闭关时代之旧”的思想,是酿成蒙昧主义排外运动重要原因。而革命超越改良的原因则在于:“孝钦后自回銮以后,排外变而为媚外;前此之力阻变革者,至此则变为貌行新政,以敷衍国民。宫廷之中,骄奢淫佚,朝廷之上,昏庸泄沓如故。满清政府至此,遂无可维持,而中国国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谋政治的解决”。(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腐朽的政治、滞后的改革和媚外的外交,最终导致了革命爆发和王朝倾覆。

   余论

上述种种,仅系阅读中的一点心得体会,无法尽述吕先生的博大精深。

严耕望先生将陈寅恪、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其他三家都令名远扬,惟吕先生相形落寞,直到近年“国学热”兴起,才重新“被出土”。1949鼎革之际,钱穆先生出走香江,不与新政权合作;陈寅恪先生走到半途滞留羊城,成为非主流代表人物;陈垣先生留京痛悔前非,为新主流所接纳。如此看来,功名可“正取”也可“逆取”,有心无心的“政治正确”或“不正确”,皆足以扬名立万。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士大夫历来有当“帝王师”的冲动,统治者想干点好事或坏事,往往摆出“以史为鉴”的身段向史家求教。其实在主子心目中,这些人大多是备用的“两脚书橱”或歌功颂德的词臣。治学如不能与政治保持距离,学者很容易失身入彀沦为政客,吕先生毕生潜心治学不求闻达,坚持做学界隐者,尤为难能可贵。

清人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指出: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正史出于胜利者,而信史出于旁观者,从这部叙事心平气和、解析鞭辟入里的中国通史中,不仅能窥见作者的史德与史识,也可洞悉中国历代王朝兴替的周期律,令后来者鉴之,祈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2010314  风雨读书楼

注:本文是吕思勉著《中国通史》的再版代序。(吕思勉:《中国通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月重版)

 

 

有所不为张嘉璈

章立凡

    金融为百业之首,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密切,自不待言。政府习惯于将银行作为自家钱袋子,在今日中国似乎顺理成章。但银行的服务对象是社会,经济亦自有其运行规律,银行对政府事事俯首帖耳,甚至服从乱命,对经济、民生危害甚巨。

    谈起民国时代的银行家,很多人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一副长袖善舞、骄奢淫逸的大亨形象,其实这只是长期宣传造成的思维定式。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银行业领袖,当年不乏其人,张嘉璈即是其中佼佼者。

    张嘉璈(1889-1979)字公权,江苏宝山人,出身官宦家族。1909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报界和北洋政府中任职。1914年弃官从商,经中国银行总裁汤觉顿推荐,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时年28岁。当时的上海分行总经理,是银行界前辈宋汉章。张在宋的支持下,引入现代银行制度,对簿记、服务、人事体制多有革新。他善于交际,与沪上金融领袖交往密切,发起由各行经理组成的星五聚餐会,日后发展为上海银行公会。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成立于1903年的户部银行;1908年改名大清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这是一家官商合办的股份制银行,1000万两白银的股本中,官商各占半数。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商股股东成立“商股联合会”,于1912年1月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建议将该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作为新国家的中央银行。同年8月,中国银行成立,官股消灭,在原商股的基础上,添招商股500万两,组成股份有限公司,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代理国库,发行货币。具有同等地位的,还有成立于1908年的交通银行。

    张嘉璈在国内银行界一举成名,起因于1916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对抗北洋政府“停兑令”的事件。

    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为对付南方革命党,连年战事频仍,军费浩大,军头们不信钞票,要求以现洋支付。北洋政府一直将中、交两行视为自家的印钞机,要求垫支各种财政支出,导致发钞过量,影响银行信誉,也损害了股东利益。1916年袁世凯取消帝制时,两行已累计发行钞票7000余万元,库存现银仅2000万元。5月间京、津两地发生提存挤兑,库银告急。交通系财阀梁士诒主张停兑现银,并密谋将中、交两行合并。同年5月12日,国务总理段祺瑞下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顿时震惊朝野。

    有操守的银行家,视信用为事业之生命,一旦遵命停兑,不仅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创,对银行则无异自戕。停兑令下达前,各地中行反弹激烈,纷纷表示不愿陪交行自杀。宋汉章、张嘉璈密筹应急对策,决定公开抗命。二人分头行动,宋前往上海会审公廨谋求法律援助;张负责联络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称“南三行”)及外国银行。中外同业深知停兑令对金融业打击巨大,唇亡齿寒,一损俱损,决定鼎力支持抗命。

    抗命行动得到著名实业家张謇等商股股东力挺,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郑重宣告:“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拒绝执行国务院和北京总行的停兑令,并公布五条办法:一、由股东联合会推选监察人到行监察,将全行财产负债及发行准备金移交外国律师代为保管,再由外国律师委托宋汉章、张嘉璈二人继续营业;二、所发钞票,随时兑现,不得停付;三、一切本行存款,均届期立兑;四、政府以后不得提用款项,一切均按普通银行营业办理;五、将来商家如遭损失,均由本会向南北政府交涉。宋、张复电政府:“为对持票人负责,无论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愿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兑”。为预防现银不足,还与外国银行订立了200万元的透支契约。

    停兑令下达之日,各地交行皆遵命停兑,中行上海分行成为抗命的中流砥柱,门前出现了2000余人的挤兑大军,以后逐日递减,一周后风潮平息。宋汉章、张嘉璈的壮举保住了银行信誉,个人也成为业界英雄,为日后经营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业务。

    张嘉璈于1917年出任中国银行副总裁,1928年出任总经理。任内敢于抵制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勒索侵夺,对银行民营化及开拓国际汇兑业务等多有建树。1935年,宋子文才在蒋介石支持下,攫取了中国银行的控制权。张嘉璈一生清廉自守,活跃于商政两界,退休后两袖清风。1949年离开大陆后,曾在澳大利亚、美国大学执教,1979年在美逝世。

    在权钱交易成为普遍潜规则的今天,国有制银行贪腐、席卷巨款外逃的案例层出不穷。这场近一个世纪前的抗命事件,给今人留下诸多思考:作为股份制银行,银行家负有社会责任,首先要保护的是储户和股东的权益,而不是屈从于强权下的乱命。政府以信用为基石,银行以信用为商品;人民如果监督不了政府,人民股东也同样监督不了银行。

 

陈光甫不幸言中

章立凡

  “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1949年3月20日,银行巨子陈光甫自上海飞抵香港。尽管对这片土地有无尽的眷恋,但直至1976年在台北辞世,他再也没有回过大陆。
  
  陈光甫(1881~1976),江苏镇江人,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开拓者之一,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回国后推动江苏官钱局改组为江苏省银行,辛亥革命后任该行监督、总经理。1915年脱离体制下海,创办了一家资本仅七、八万元的微型民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陈光甫以“服务社会,顾客至上”为宗旨,引入现代经营,管理方法和制度,以吸收小额存款为服务特色,陆续开办了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蓄、礼券储金等业务,并拓展到工商业、农业贷款和外汇业务。他主持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三十年间成长为行业巨舰,在全国拥有八十多个分支机构。陈氏本人也成为江浙财团的领袖人物,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尽管他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但也不可避免会介入,曾支持蒋介石上台,历任政府经济部门要职,对抗战时期金融贡献甚大。
  
  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大势已去,陈光甫出走香港观望形势。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及故旧李济深、资耀华等不断邀其北上,陈氏于去留之间也再三权衡利弊。他在日记中,对中共当政后的政治、经济政策作了种种分析推测,预料到“一边倒”的前景:

  毛泽东来,恐怕不见得安定。有人说毛欠俄债太深,如东三省一百五十万人所用军火,通归中共使用,则外交政策必徇俄人之政策。又觉共内部必有分裂之情势。故香港仍为本行重要之中心。(《陈光甫日记》1948年12月6日)

  陈光甫身为银行家,却没有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成见。他认为:“社会主义在分配,而分配得法乃在生产。”要发展生产,只有两个办法:“(一)要叫人赚钱;(二)逼迫做工,派人押得他做工,如古时之奴才。”他设想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提出十二条政策要点:
  
  一、鼓励投资,保护投资。香港繁盛,即是此法也。
  二、合理工价。
  三、鼓励外来来华投资及其技术。
  四、外汇自由,不加管理。
  五、外人可在长江内河航行,借此我们向他学习管理法,亦可限制中国军人跋扈,公务员猖狂,如此真真为人民服务。
  六、政治方面,各省自治,自由发展生产,不受中央控制。
  七、行政多用外国人,减少官样文章及不负责行为。
  八、速办学校,教育公务员而成文官(Civil Service),切不可交给党治学校去办。
  九、币制独立,换而言之,即是不用发行弥补数字。
  十、裁兵,以省下之钱做救济难民工作。
  十一、大学由人民办,小学中学为强迫教育。
  十二、此外一切新花样、新议论,严禁宣传,严禁不负责任之演讲,以免人心骚动。
  只要如此做法,五年内即有成效。(1948年12月12日)

陈氏援引苏联“新经济政策”成例,期待中共建政后仿行:
  
  中国要实行规规矩矩的社会主义,须看工业化之政策如何,均要长期试验,取得民心,随时改进,且要有民主精神,真乃一件不容易的事,故敢断言共党今日之作风,必仿行斯太林新经济政策。在中国之新经济政策,当然必要看中国之环境,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主政者以农工主政为号召,此之谓俄式民主,与美国民主不同也。(1948年12月27日)
  
  他担心“中国之命运落在革命家手中”,并将中国革命家分为:(一)醉心革命者,一切无可理喻。(二)报仇,如孙中山排满……又如毛泽东三万里长征,立志推翻蒋政权。(三)热心名利之徒,追随时代,在左比在右容易得人欢迎。至于悲天悯人的人士,本非革命家,故谈不到后果。(1949年4月7日)
  
  苏联1921年颁行的“新经济政策”,是对建政初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调整,内容包括:废除余粮收集政策,实施实物税;停止配给制度,允许商品买卖;放松贸易限制,鼓励外资企业投资,将资金与技术引进俄国;停止以没收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改造,改以租借和租让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这一政策实行到1928年,被斯大林废止。
  
  陈光甫认为“新经济政策”须有政治制度为保障,且忧虑“全盘苏化”的前景,可谓不幸言中。1949年《共同纲领》中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政策,只实行了三年就开始变卦,随着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改造”的开展,私有经济在1956年被彻底消灭。“不断革命家”的瞎折腾,两度将经济拖到崩溃边缘。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或可视为第二轮“新经济政策”,实现了从“逼迫做工”到“叫人赚钱”的转变;但斯大林主义体制架构未去,“热心名利之徒”盘踞自肥,致社会分配严重不公。
  
  陈氏当年“规规矩矩的社会主义”发展蓝图,至今仍为可参照之历史标杆。

 

 

我们处在“低智商社会”中已经很久

章立凡

2010年07月08日

    搜狐文化:章老师您好,现在网上关于凤姐、马诺,或者兽兽之类的新闻只要一爆出很多人就会关注,这您觉得这种疯狂的围观,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笨蛋社会”的怪圈,您觉得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

  章立凡:在互联网的年代里,信息爆炸,人们越来越不珍惜获得的答案,也不再分辨获得信息的途径,因为他获得信息的途径越来越简单,这不需要他来思考和沉淀。

  同时,我们历来不提倡独立思考。很多时候,官方不希望民众有太多想法,他们希望大家娱乐至死,因为这部分人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觉醒了,就会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他们希望人们什么都不关心,这是一种治术。其实你说的这种狂热现象并不是现在有的,以前社会中狂热追捧领袖,现在狂热追捧偶像,一直以来,我们都处于一个低智商社会中。

  现在传播者和推手通过凤姐、兽兽这样的形象来娱乐大家,其实这种娱乐更是一种愚弄,是一种恶意的宣传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按正常的智商,这种东西不应该被关注,至少不会被热捧,但是现在人们热衷于这些丑的、扭曲的事物和价值观,把他们作为娱乐,是比较疯狂的。

  搜狐文化:您觉得这种“笨蛋社会”的现状会发生改变吗?

  章立凡:现在已经具备了解决的条件,因为互联网上的妖魔化的内容是一方面,但通过互联网,很多信息的传达也更快了,无论怎么压制还是有一些信息流出,这些东西其实更能引起公众的思考,更值得关注。

    中国是否已经进入笨蛋社会?当代人的智商比以往要高,当代社会的“集体智商”却正在衰落。是故,日本管理专家大前研一称日本当代社会为“低智商社会”又称“笨蛋社会”。所谓笨蛋社会,不是指一个社会上充斥着笨蛋,而是指这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所表现出来的集体智商是超级低下的。当今中国的问题也正是如此:貌似每个人都聪明绝顶,却又集体干着异常愚蠢的事。

    笨蛋社会八大标志:

    1 自虐倾向。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2 肥皂节目受热捧。现代人脑子好使,但是偏不愿意使,对电视节目的选择也都是喜爱那些不用动脑子的。所以愚蠢搞笑,不动脑子的娱乐节目、肥皂剧霸占了荧屏的黄金时段…

    3 词汇单一化。现代人用动词不动脑子,一个“搞”字可以胜任所有动词的作用。听听如下的对话:“咱们准备搞一个活动,你帮着搞个场地吧?什么?搞不到?搞什么搞啊……”

    4 “经济文盲”遍地走。现代社会,文盲不多了,但经济文盲还是屡见不鲜。典型特色易被忽悠,专家说啥信啥。所以会有那么多说错话的“专家”,而且他们说错了我们还会继续信任他们…

    5 官员弱智化。总是念错字、乱用成语,而且说的话下属都不信。似乎中国官场形成了这么一种常规:领导说什么不重要,下属不信,领导自己也未必信,开会基本就是走过场,领导渐渐成了无用的摆设…
6词性变异化
骚、屌,这些10年前很难听的脏字,如今在小S、周杰伦的洗脑之下成了流行词汇。港台流行恶俗文化对大陆文化的侵蚀是潜移默化的。这姑娘真骚,这小伙超屌。曾经的脏词被无脑地洗白了…

    7 恶搞成风。在传统观念看来,罗玉凤这种类型的女孩无论如何不会成为大众红人。但在笨蛋社会却可以。如果说大话西游式的恶搞还有些微文化味在里边,那现在凤姐成为大众明星就是无底线恶搞的标志…

    8 拿无知当个性。不怕笨,就怕笨还不自知,拿无知当个性。现在是个追求个性的时代,这本无可厚非。但在人们普遍缺乏常识,喜好哗众取宠的大环境下,很多貌似个性的举动,其实恰恰是无知的表现…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09-26 11:50:13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中国人缺少什么?

    学渊评:是论存在的档次,中国人以“食为天”,此外什么也不缺。

中国人缺少什么?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周国平

     三,王国维:重视精神价值的一个例外

     中国思想界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例外。正因为此,他不是一个幸运的例外,而是一个不幸的例外,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外,而是一个失败的例外。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

    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

    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两年前,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种的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种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一八九八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一九○三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侯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本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中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唯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辩、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些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作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

    尤使王国维感到愤恨的是,当时的新学主流派不但不通过引进西方的精神文明来扭转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反而把引进西学也当成了实现政治目的或实利目的的工具,使得中国在这方面发生改变的转机也丧失了。他沉痛地指出:政治家、教育家们混混然输入泰西的物质文明,而实际上,中国在精神文明上与西方的差距更大。中国无纯粹的哲学,无固有之宗教,无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的大文学家,如希腊之荷马、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者。精神文明的建设无比困难:“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精神文明原本就弱,培养起来又难,现在只顾引进西洋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前景就更加堪忧了。

    四,中西比较:对精神价值的态度

    这么看来,对于“中国人缺少什么”这个问题,在本世纪初已经有两种相反的答案。一种是王国维的答案,认为最缺的是精神文明。另一种是除王国维以外几乎所有人的答案,认为最缺的是物质文明,即富强,以及为实现富强所必需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武器。至于精神文明,他们或者还来不及去想,或者干脆认为中国已经充分具备。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早或晚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说西方是物质文明发达,中国是精神文明发达,甚至是全世界最发达的。直到今天,还有人宣布,中国的精神文明全世界第一,并且承担着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云云。

     当然,在这两种不同答案中,对于精神文明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王国维看来,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对精神价值的尊敬,承认精神有物质不可比拟的神圣价值和不可用物质尺度来衡量的独立价值,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成就体现为它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其他人所说的精神文明,基本上是指儒家的那一套道德学说,其成就体现为社会的稳定(或无进步性,学渊评)。

    你们一定已经想到,我是赞成王国维的答案的。在我看来,中国人缺少对精神价值的尊敬,从而也缺少对守护和创造了精神价值的人的尊敬,这是明显的事实。我暂时先提一下这方面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在欧洲国家,任何一个城镇的居民最引以自豪的事情是,曾经有某某著名的哲学家、艺术家、学者在那里生活过,或者居住过一些日子,他们必会精心保存其故居,挂上牌子注明某某何时在此居住。我在海德堡看到,这个仅几万人口的小城,这样精心保存的故居就有数十处。在巴黎先贤祠正厅里只安放了两座精美的墓,分别葬着伏尔泰和卢梭。如果不算建祠时葬在这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人,进入先贤祠的必是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科学家,总统之类是没有资格的。想一想即使在首都北京保存了几处文化名人故居,想一想什么人有资格进入八宝山的主体部分,我们就可知道其间差别了。

    五,从头脑方面看中国人缺少精神性

    说我们不重视精神本身的价值,这是一个婉转的说法。换一个直截了当的说法,我要说中国人、中国文化缺少精神性,或者说精神性相当弱。所谓精神性,包括理性和超越性两个层次。理性属于头脑,超越性属于灵魂。所以,精神性之强弱,可以从头脑和灵魂两个层次来看。

    精神性的一个层次是理性。通俗地说,有理性即有自己的头脑。所谓有自己的头脑,就是在知识的问题上认真,一种道理是否真理,一种认识是否真知,一定要追问其根据。从总体上看,西方人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非常认真,而我们则比较马虎。

    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一定知道,西方哲学家们极关注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这方面的讨论成了西方哲学的主题。如果要对人类知识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会发现其可靠性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如果说与对象符合的认识才是真知,可是对象本身又永远不能在我们意识中出现,一旦出现就成了我们的认识,那么,我们如何可能将二者比较而判断其是否符合?第二,我们承认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同时我们又相信在人类的知识中有一种必然的普遍的知识,它们不可能来自有限的经验,那么,它们从何而来?康德以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之所以孜孜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就是想把人类的知识建立在一个完全可靠的基础上,否则就放心不下。相反,中国的哲学家对这类问题不甚关心,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总体上怀疑知识之可靠性的只有庄子,但基本上没有后继者。知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即使讨论也偏于知行关系问题。宋明时期算是最重视知识论的,可是所讨论的知识也偏于道德认识,即所谓“德行之知”。程朱的格物致知的“知”,陆王的尽心穷理的“理”,皆如此,分歧只在悟道的途径。

     在哲学之外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西方,具有纯粹的思想兴趣、学术兴趣、科学研究兴趣的人比较多,他们在从事研究时只以真知为目的而不问效用,正是在他们中产生了大思想家、大学者、大科学家。中国则少这样的人。以效用为目的的研究是很难深入下去的,一旦觉得够用,就会停下来。同时,唯有层层深入地追问根据,才能使理论思维趋于严密,而由于中国人不喜追根究底,满足于模棱两可,大而化之,所以理论思维不发达。此外,本来意义上的热爱真理也源于在知识问题上的认真,因为认真,所以对于自己所求得的真知必须坚持,不肯向任何外来的压力(政府,教会,学术权威,舆论,时尚)屈服。中国曾经有过许多为某种社会理想献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苏格拉底这样为一个人生真理牺牲的哲学烈士,或像布鲁诺这样为一个宇宙真理牺牲的科学烈士。

    六,从灵魂方面看中国人缺少精神性

    精神性的另一个层次是超越性。通俗地说,有超越性即有自己的灵魂。所谓有自己的灵魂,就是在人生的问题上认真,人为何活着,怎样的活法好,一定要追问其根据,自己来为自己的生命寻求一种意义,自己来确定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决不肯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糊涂地度过。而一个人如果对人生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诸如死亡与不朽、世俗与神圣之类根本性的问题,会要求以某种方式超越有限的肉体生命而达于更高的精神存在。从总体上看,我们在生命的根据问题上也远不如西方人认真。

    七,其他弱点可追溯到精神性的缺少

    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缺点往往可以在精神性之缺乏中找到根源,或至少找到根源之一。例如,为什么我们不把个人自由本身看做价值和目的,而仅仅看做手段呢?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不觉得有必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思想自由对他就确实不重要;如果他不觉得有必要让自己的灵魂来给自己的人生做主,信仰自由对他就确实不重要。关于这一点,梁淑溟说得很传神: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的很,不懂得要这个作什么,一种是吃惊得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另一面呢,“西方人来看中国人这般的不想要权利,这般的不把自由当回事,也大诧怪的”。因为他们一定会觉得,一个人如果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都不能自己做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哈耶克确实告诉我们:自由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人人生而不同,每个人的独特性是每个人的生命的独特意义之所在;而强制之所以可恶,正是因为它把人看成了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灵魂的东西。奇怪的是,在当前的哈耶克热中,人们对他的这种价值立场很少关注,往往把他的理论归结成了经济自由主义。

    又例如,梁启超曾经提出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中国人在精神的层面上最缺少的是公德,即对社会的责任心。在我看来,其原因也可追溯到中国人缺少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因此而没有敬畏之心,没有绝对命令意义上的自律。我们不但不信神,而且不信神圣,即某种决不可侵犯的东西,一旦侵犯,人就不再是人,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意义。灵魂的严肃和丰富是一切美德之源,一个对自己生命的意义麻木不仁的人是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同情之感、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的。

    我想再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说几句话。我常常听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是缺乏社会承担和独立品格。据我看,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并不缺,真正缺的是独立品格,而之所以没有独立品格,正是因为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太多了,内在的精神关切太少了。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有社会责任心,但这种责任心若没有精神关切为底蕴,就只能是一种功利心。我们不妨把中国知识分子与俄国知识分子做一个比较。俄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承担方面决不亚于我们,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而被流放,服苦役,但是,他们同时又极关注灵魂问题,这使得他们能够真正作为思想家来面对社会问题。只要想一想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等人,你们就会同意我的说法。一个人自己的灵魂不曾有过深刻的经历,则任何外部的经历都不可能使他深刻起来。譬如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也许不亚于俄国知识分子在沙皇专制下或斯大林专制下所遭受的,可是,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写出一部以“文革”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哪怕能够勉强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这恐怕不是偶然的。

    八,原因和出路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应该说,人性在其基本方面是共通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头脑,都有理性的认识能力。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灵魂,都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意义。这本来都属于共同的人性。事实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有人对于知识的根据问题和人生的根据问题持认真态度,而特别认真的也都是少数。那么,为什么在西方,人性中这些因素会进入民族性之核心,并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而在中国却不能呢?我承认,对这个问题,我尚未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发件人:"JohnWells" <holyyeast@hotmail.com>  2010-09-17 19:41:03 +0800 收件人: "高寒" <gaohan2005@gmail.com> 抄送:标题: 郭松民:访朝纪事之一:亲历朝鲜社会主义医疗

亲历朝鲜的社会主义公费医疗

----访朝纪事之一

郭松民

2010-9-17

    外出旅行,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就是生病,而我偏偏就生了病,并且是在受到联合国严厉制裁的朝鲜。这场病差点毁了我的朝鲜之行,不过也让我看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东西。

    ★平壤的早晨,没有焦虑

     9月9日,朝鲜的国庆之夜,当我在平壤五一体育场观看大型团体操“阿里郎”时,感到嗓子有点痛,没有在意;第二天果然开始咳,仍然没有在意,自信能够挺过去。但到了晚上,当我们开始乘车从平壤前往元山——从朝鲜的东海岸到西海岸——时,我开始发烧了,虽然身上盖了一件厚西装,但还是冷的浑身发抖,由于按照计划是要到元山吃晚饭,我当时的感觉是又冷又饿,再加上车窗外一团漆黑,真是在进行“苦难的行军”了。

     晚上10:30左右,我们终于赶到了元山,饭店很贴心地为我们准备好了姜汤——和中国的红糖姜汤又辣又甜不同,朝鲜的姜汤是咸的,有点像鲜鱼汤。我又向饭店要了一暖瓶开水(朝鲜人似乎不爱喝热水),专心致志地躺在床上发汗。这个土办法还真管用,第二天早上我不发烧了。

     下午的项目是登金刚山,团友见我刚刚恢复,便纷纷建议我在大巴上等着。但我思虑再三,觉得金刚山这样的地方并不是以后想来就来得了的,便放言宁肯被抬回平壤也要登山,众人见我如此“嚣张”,也就不再相劝了。

    金刚山像一位绝代佳人,一路上有说不尽的,且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美景,这自不待言,但最糟糕的是,下山的时候,我又开始发烧了,身上穿了三件衣服还怕冷,此时天上飘着小雨,而同行的孔庆东教授,则只穿了一件短袖,虽然早已被雨水、汗水湿透,但仍兴致勃勃,指点江山,若无其事,尽显一代醉侠之彪悍本色。

    晚上入住金刚山宾馆,我故技重施,仍然想靠“发汗”来退烧,然而这次却不灵验了。第二天早上,当我们乘大巴回元山的时候,谁都能看出来我病了,因为我靠在椅子上无精打采的样子太明显了。两位导游,“大金东木”(金成日)和“小金东木”(金京姬)更是满脸焦虑,不断用手在我的额头上试试温度。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破例在路边一家小医院旁临时停车,带我到医院去看病,其他人只能留在车上,这样我就幸运地成了唯一一个能够亲身体验朝鲜社会主义医疗的游客。

    许多人疑心外国人在朝鲜看到的都是被精心安排的,但我这次得以“参观”的医院,绝对不可能事先安排。实际上,大金东木很不愿意让别人参观医院,因此其他团友要下车陪我的要求,都被他温和而坚定地拒绝了,他还安排小金东木守在车门口,防止其他团友溜下来。

    这家医院,据大金东木介绍,是一个“里”的卫生院,大约相当于过去中国的公社卫生院,是一座相当整洁的两层小楼,绝无今天中国一般农村医院的混乱与肮脏,我们一进门,就被要求先脱鞋,走廊上的地板革一尘不染,照顾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习惯,值班护士专门为我拿来了脱鞋。

    由于这天正好是星期天,医院里只有一位三十多岁的男性医生在值班,大概是因为经常要送医下乡的缘故(朝鲜的农村医生上午坐诊,下午巡诊,以方便老人或不能亲身到医院看病的人),他肤色黝黑,以至于让我怀疑他是不是个农民。

     医生简单冲我点了点头,没有和我握手,也没有对我微笑,只是全神贯注地听大金东木介绍我的病情,然后拿出一支体温计让我先测量体温,结果是38度。接着,医生用听诊器仔细地对我进行检查,听了前胸听后背,最后的结论是“上呼吸道感染”。

    确诊之后,就是治疗了。医生给我开了两种药,一种是退烧药,一种是消炎药,并亲自装进两个白色的小纸袋里,写上药名和服用时间交给我。然后又用肌肉注射的方式给我打了一针青霉素(当然,他先让我做了皮试),同时交给大金东木两个一次性注射器和相应的药物,让他带回宾馆再给我打(大金东木简直无所不能,还像阿妈妮那样耐心、细心和热心)……

     ★像阿妈妮一样的“大金东木”

     在做完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医生一直不苟言笑的脸上,忽然绽开了极为淳朴、真诚的笑容,露出了雪白的牙齿,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和他紧紧地握手,并且拥抱了他。

    我向大金东木表示应该由我自己来承担这次治疗的费用,但大金东木说,虽然我作为外国人,不能享受朝鲜的全民免费医疗,但作为友好的表示,这次就免费了——我终于享受到了社会主义的免费医疗。

    离开医院时,虽然大金东木遮遮掩掩地不想让我参观,但我还看了几个办公室:在其中的一间,我居然看到一套相当不错的牙科设备,药品似乎也很充足,整个卫生院看上去井井有条,水平不低,满足周边农民的基本需要当无问题。

     回到车上一个来小时,还没有到元山,我的烧就退了,显然,治疗是有效的。

     ★远离首都的朝鲜民众在举行文艺演唱会庆祝国庆

    据了解,朝鲜从1953年起就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所有的人都不用交医疗费和药费,人民军的医疗机构也向一般居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免费医疗的直接结果是延长了朝鲜人的寿命,朝鲜目前的平均寿命是:男73岁,女77岁。

     朝鲜实行免费医疗制度时,战争刚刚结束,有人提出这会使财政负担过于沉重,但金日成首相说:“对人民没有什么可吝啬的,目前情况非常困难,但一定要实行免费医疗制,世上没有比人民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朝鲜经济曾连续9年负增长,但免费医疗制度却一直坚持下来了。

    中国的医疗改革象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乱碰了很多年,现在也拿不出一个像样的方案来,在我看来,其实榜样就在身边,不必强调什么“特色”,干脆就直接照搬朝鲜的医疗模式算了!

 

柬埔寨“春天的故事”

张野

2010-09-13

    “越南老挝柬埔寨”,这三个国家曾经是我们飞铁杆老友,当然,也都面临着改弦更张的要求——因为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柬埔寨的改革进行得怎么样呢?

    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的柬埔寨森林和淡水鱼资源丰富, 是东南亚典型的农业国。属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工业基础薄弱,电力短缺,技术落后,设备老化。柬埔寨经济出现飞跃发展,近三年经济增长率平均逾百分之十一,傲视东协。这些变化,以其领导人洪森息息相关。

    洪森生于1951年4月4日,柬埔寨首相兼柬埔寨人民到领袖,据说他父亲祖籍为海南,而自己可能拥有华人血统。洪森心直口快、语言通俗、作风粗旷。不过,他也承认自己有时脾气暴躁,而且要改也难。他说,让他像谢辛那样温文尔雅很难;就像让谢辛像他那样粗声大气讲话一样难以做到。 洪森是个敢于创新的现实主义者。洪森注意吸收外国的经验和理论,但是又不被他们所束缚。他强调的是柬埔寨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愿望。他不在乎别人怎样看他,不在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上的差别,共产党和自由分子在称呼上的不同,看重的是实际上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利益。 洪森重视维护柬埔寨国内和平稳定,把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列为首要任务,同时积极拓展对外关系,制定加快融入国际社会的政策措施。1994年1月,他曾与拉那烈联合率柬埔寨王国政府代表团正式访华。1996年7月,以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二首相身份对华进行工作访问。1999年2月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2004年4月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已婚,有6个子女。2003年7月21日,柬埔寨新闻部签发了一份公告,正式要求柬几家华文报纸从即日起将首相“洪森”的中文译名改成“云升”,2004年又将中文译名改为“洪森”。

    在接受《亚洲周刊》独家专访中强调,他要成为经济强人,挥别了政治的意识形态,但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找到灵感,让人民拥有私有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穷。他全力加强基建,房地产猛升七成,旅游业火爆,合法赌场激增。丰沛的海底石油全力开采,储量约七亿桶。建设西哈努克港,每年带动出口二十亿美元。他全力发展信息业,也获中韩日等国巨额资金与技术支持。

    因为洪森的果敢和坚定,柬埔寨,一个曾经被数十万越南大军占领、一个曾经有数百万人民被屠杀的集权国家,正快速蜕变成为拥有民主多党政治、私人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君主立宪王国。

    这个曾历遭战争摧折的国家,已经把战争伤痕抹去不少。首都金边及部分城镇的面积扩大了,马路也宽直了,商业也繁荣了,新建筑如雨后春笋挺立起来,农村的茅草房大多数翻修成砖瓦房或木板房,特别显见的是柬国民族喜爱鲜艳的色彩,如朱红色和蓝色的屋、漆浅黄色和白色的墙,这些彩色房子隐约在翠绿椰子树和芭蕉叶后面,掩映之间,别具魅力。在金边,还到处看到电视天线和移动电话发射塔,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可以看到电视,城市人使用手机非常普遍。城市街道和各条国家公路上,穿梭着汽车和摩托车,金边的摩托的士(出租车、出租车)也在升级换代,为国际游客提供更舒适便宜的服务,而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更显得活泼、自信,和现代化接上轨,喜欢计算机和手机,喜欢用MP3听流行歌曲和跳舞。

    早在一九八二年,柬埔寨总理洪森便已萌发对柬国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进行改革的想法,并着手推动手工业和轻工业的私有化。一九九三年,柬国实现全面和平之后,市场经济成为柬国的根本经济制度体系。这十多年来,柬国虽然仍有零星内战,但经济发展却没有停滞,尤其是二零零四年七月,由洪森领导的人民党成功掌握实权后,提出以国家和平、安全、稳定、和社会秩序为核心的“四角战略”,希望确保持续的百分之六至七的年经济增长率,消除贫困,并使柬国的经济在二零零七年达到百分之九点六的成长,从而使近三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达百分之十一点三,成为东协(东盟、亚细安)国家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从其改革的具体步骤来看,1993年王国政府成立后,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推行经济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经济获得一定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柬埔寨进行的改革包括宏观经济政策改革、经济结构改革,以及将柬埔寨经济融入区域和世界经济的各项工作。这些改革都获得良好的效果,尤其是落实经济稳定和自由化改革方面,使柬埔寨经济在九十年代出现了迅速的增长,每年经济平均增长百分之六至七,而通货膨胀率也减少和维持在百分之五以下。

    1998年新的一届政府成立后,把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作为首要任务,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人才培训作为优先发展目标。出台了多项改革措施,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裁减军政官员,减少行政开支,集中财力进行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效。2001年,柬GDP达到32.96亿美元,同比增长5.3%;人均收入约275美元;通货膨胀率降至最低水平,为0%。外汇储备4.67亿美元.

    柬埔寨目前实行对外开放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2001年,柬GDP达到32.96亿美元,同比增长5.3%;人均收入约275美元;通货膨胀率降至最低水平,为0%。外汇储备4.67亿美元。农业在柬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85%,可耕地670万公顷,以种植水稻、玉米、大豆、薯类为主,粮食可基本自给。经济作物有橡胶、胡椒、棉花、糖棕、大豆、烟草和麻类及各种热带水果等。2001年农业产值占GDP 的31.9%。

     随着政局的日趋稳定,柬埔寨已逐渐成为各国企业家眼中的投资乐园。近年来,外商投资兴建起了较大型的纺织服装业、木材加工业及建材生产业等,使柬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2001年柬工业产值占GDP的24.4%。

    柬埔寨旅游业呈上升势头。作为东南亚地区文明古国之一,吴哥窟是著名的佛教圣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首都金边的名胜古寺和没有污染的西哈努克市海滩,吸引着数以万计的外国观光者。2001年共接待游客6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0%,创汇2.42亿美元。

     作为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柬埔寨积极争取国际社会援助,用以恢复和发展经济。自1992年到2001年,国际社会对柬援助总额约42亿美元,其中多边援助15亿美元;双边援助23亿美元;非政府组织援助3.5亿美元。多边援助主要来自联合国机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盟等。双边援助主要来自18个国家,其中日本为援柬第一大户,援助金额高达8.8亿美元;排名第二和第三位的依次是美国(2.9亿美元)和法国(2.8亿美元)。中国也是柬埔寨重要的援助国之一。

    对外贸易总额逐年增加。1996年为18.04亿美元,1999年增至21.61亿美元,2001年达26.47亿美元。其中,2001年出口为12.2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4%;进口为14.22美元,比上年增长13%。主要出口商品有木材、橡胶、大米、服装、农产品及水产品等。2003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2.97亿美元,其中进口为17.15亿美元,同比增长6%。出口额为15.82亿美元,同比增长8%;主要贸易伙伴为美国、欧盟,东盟、中国、日本、韩国。其中普惠制贸易国家有美国、欧盟和加拿大等共40个国家。2003年9月,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主要进口商品为:石油产品、香烟、白糖、纸张、建材、汽车和电器、日常用品等。主要出口商品主要有纺织品、木材加工产品、橡胶加工品等。

    柬埔寨的改革及其成功,告诉世界这样一个道理:不管一个国家大小,也不管这个国家有过什么样悲惨的遭遇挫折,只要它接受普世价值,愿意改革,终究会有走上康庄大道的一天——这一点,对现在还在独裁专制泥潭中挣扎的朝鲜而言,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霍金排除上帝创造宇宙

2010-09-03

    英国天文物理学家霍金排除上帝创造宇宙的可能性,势必引起争议,这是他去年9月在瑞士日内瓦大学创校450年典礼发表演说。(欧新社) 英国天文物理学家霍金(Steven Hawking)在新书「The Grand Design」(大设计,暂译)中宣称,宇宙的创造无须上帝介入,宇宙能够无中生有、自我形成、不假外力,包括上帝。

    霍金和美国物理学家麦洛迪诺(Leonard Mlodinow)合着的「The Grand Design」将于9日出版,伦敦泰晤士报2日刊出书摘。 霍金指出,万有引力等物理定律足以说明宇宙生成的「大霹雳(Big Bang)」理论,「自发创造正是无中可生有、宇宙能够存在,以及我们能够存在的原因,无须再请上帝出手,让宇宙运行」。

    「大霹雳」常被认为是发生在很久之前、创造宇宙的大爆炸事件。「大霹雳」陈述了在人类所能逆推的太古之初,宇宙便已处于不断膨胀、稀释与冷却的状态中。

    霍金书摘中引用科幻作家亚当斯的作品「银河系便车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的句子,说明此书是试图解答「生命、宇宙和所有事物的终极问题」。霍金的答案是「M理论(M-theory)」,该理论假定了11度空间、动弦、质点、二度空间薄膜、三度空间斑块,和其他难以描绘及占据更多维空间的物体。他在书摘中对此未多做解释。

    自1974年起,霍金便致力于结合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物理。但霍金这次最新的见解显示他已和过去的想法分道扬镳。

    在1998年的代表作「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中,霍金并未排除上帝创造宇宙可能性:「如果我们能找出一套完整的理论,那将是人类理性的终极胜利,因为届时我们将可理解上帝的心意。」

    在新书里面,霍金表示1992年在太阳系外发现一颗围绕恒星(非太阳)运转的行星,解构了物理学之父牛顿有关宇宙不可能由混沌状况中创造,必是出于造物主设计的观点。

    这使得霍金否定牛顿,挑战上帝。他写道:「这使得我们这个太阳系各种恰到好处的行星现象没那么了不起,像是只有一个太阳、太阳与地球的距离适中、以及太阳的质量恰当等。地球出于巧妙设计以适合人类居住的论证也薄弱许多。」新书名称「大设计」,似乎有意针对此一争议玩文字游戏。

 

 



发件人:"心 汉" <hanxin65911@yahoo.com.cn>  2010-09-18 12:01:0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汉心致仲老师!

仲老师您好!别来问安!

    常读仲老师文章,也由此引发一些个人心得和焦虑,综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叙事,总是伴随着一种自我贬损,解而不构的“自虐主义”倾向,上溯至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几乎所有关于乡土中国的论述与表达,似乎都陷入一个必须依赖西方话语“实证”、品评才能成立,才能佐证中国文明是否还有生发机能,还有可以称得上体面的高度。综观这一在认知领域不能祛魅的文化现象,窃以为: 这或许源于我们领受了太多来自内部法权明目张胆的侵犯和褫夺,亲历了内生国民性市侩习气,知识分子唯西方强势马首是瞻,且无所不用其极的诋毁与羞辱,所以才导致如此绝决而毫无顾惜地选择了文化上的自辱,政治上的自戗,这种取向一旦泛滥成主流风尚,并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其对社会的追讨必然诉诸于每个置身其间的中国人,谁也不可推咎!另
附几篇拙作就教于仲老师,望不吝指导,谢谢!汉心敬上!

再论发展不是“硬道理”

汉心

    肇始于人的本性和欲望被正名、被肯定、被大肆张扬并“去道德化”之后,人的好恶便成为权衡利弊的唯一标杆,从而跃升为罔顾天地苍生、凌驾于一切之上裁决万物的最高尺度,故此,被誉为“二十世纪良知”的史怀哲神父呼吁:“我们都应该懂得对生命伦理的尊重、学会礼赞和分享,那种仅仅以人类对于生物亲疏远近的立场和感觉为出发点是纯主观的,我们谁能确知哪一种生物本身有什么价值?对全世界又有何意义?这种分别必然产生一种见解,以为世上真有无价值的生物存在,我们能随意破坏或者伤害它们……”。事实上,宗教训诲对人类心灵的启示也表明:宇宙万物的存在都有目的,都有机能上不可或缺的相关性,所以,《圣经》上说:“我们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然而,始于“人文主义”之后对自由意志的放任和误读,使得人们认为无需敬畏谦卑,无需“以德配天”也不会有因果报责罚,由着“唯物主义”文明反叛对人的道德属性一路清洗祛魅,其结果势必让“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妄想和偏执所主导。从而促使所有的社会辩论和观念形态,都立足于投人之所好,以取悦于人“目好色、耳好声、心好利……”的私性意志和享乐为旨归,让所有国家政治动议乃至“全球化”公共决策理念等,都只能“因势利导”顺服人的意愿,讨好人的极端利己主义诉求。

    伴随着科学原教旨主义无所不能、大胆妄为的扩张与拓展,人类基于自负与自私的意志被无限度扩充、被激活,甚而被赋予了无上的光荣与正义性。于是,我们相信人的大能、寄望于人的自我解放和终极救赎,然后一次次要么“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毛泽东语);要么“上穷碧落下黄泉”,秉持着唯意志论的妄念气吞山河、改天换地征服自然!于是,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自足于破坏性、毁灭性罪感抒情的得意,沉湎于围猎苍生、杀戮同胞的残酷游戏;于是,我们翻江倒海、填湖造田,修水库筑大坝、建超级城市搞人工转基因生物工程……。总之,正如有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当信息泛滥和对人欲的放纵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时,你除了陶醉于当下的物质文明和幸福想象之外,便只能趋炎附势跟着公众胡思乱想,这时候,谁都会因过度的发热和激情澎湃而找不到自己的经纬,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水土家园,从而失去了自己在宇宙中的本相本位,异化为只有物念而无心肝的经济动物!众所周知,由于人自身的幽暗性之所致,人们对财富与幸福的期待在狭隘政治利益与商业交易的怂恿和协迫之下,其恶性的竞争必然导致对资源存量的过度开发和榨取,使得谁都想显示自己的政绩和文明优势,从而将无限的“发展”与竞争作为整全性理念植入国家、社会和一切共同体成员的生存意识之中。

    盖因如此,“效率与速度”必然凌驾于国家意识形态之上,人的意志必然被贪得无厌的消费需求和永不知足的发展主义“激素”所催化,从而万众一心投向速度和效率合谋演出的现代化“饕餮盛宴”;如此,则连颇具“定力”的精神与心智领域如宗教哲学等,都争相效法“经济人”落入俗道帮腔造势,挤身于“三界五行”争名逐利,让所有社会政治目标、公共话语,资讯传媒等都齐声喝彩、相时而动;如此,则举凡有人迹生灵之处,无论荒郊野岭、深山古刹,都会因现代信息技术(电视、电话等)无孔不入的浸蚀而被迫跟进。将国家意图、主流趣味和发财致富的样板闹剧重复教化、广泛宣示,把人们沉睡的欲望激活唤醒,从而被鼓动、被挑拨,然后急火攻心拥入“经济社会”……。于是,人们被告知:“再也不能这样过,这也不能这样活”! 再也不能忍受“篱笆墙的影子”,然后“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渊明语),再也不能奉天承运自足于士、农、工、商各守其位。这时候,乡村没有了田园牧歌,山民失却了温良敦厚,民意人心随着“全球化”攀比和国家发展主义导向的刺激和撩拔,谁也不愿意因循守旧,不喜欢安贫乐道。于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永无止境的物质与文化高消费需求,国际国内、城市乡村便只能无度地冒进开发、增量扩张,从而宿命般绑定在全球化“恶性发展主义”之中而难以超脱解困。

     基于这种仅仅“为人谋福利”的全球化物量增长和发展主义大势所驱策,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组织和社会单元,都对“文明”之下的各种社会困境和灾难视而不见,对现代性高技术规模化概率算计、内外调控,对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全方位侵犯和伤害缺乏警惕,从而不加以道德自律和行为约束,放任自由竞争,绥靖优势“文明”加之于劣势的移植改造,甚至施以战争和暴力干预,纵容极权主义胡作非为,在族群、国家、行业和个体之间煽起贪心妄想,制造等级分别,从而展开不间断的对抗、苦毒和仇恨,然后引入“市场”博弈,怂恿人们无限度地巧取豪夺,经济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执著于效率主义和GDP增长;政治上优胜劣汰,崇尚“马太效应”赢者通吃。如此比拚、如此较劲,谁也不甘落后的发展与享乐主义争强好胜、奢华攀比,不仅导致科学失去其探究精神,成为“实用主义”反道德化伤天害理的刚性硬器;也迫使文化教育偏离“传道解惑”的正向目标,庸俗化为讨好卖乖,投合公众低级趣味的市侩玩物。至此,则不仅会助长专制主义因势利导,凭借其超强赎买能力一路坐大,也导致“民主政治”因受制于公众见利忘义的短见而下陷堕落,沦为投机取巧无原则奉承强势资本,阿附“选民”急功近利、耽于现货收购的营销策略。

    因为一切都见之于物性,见之于可以量入产出实体论价,所以人们既不再有高韬远虑,也不会兼顾人伦亲情、环境生态,甚至也不会虑及子孙后世,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当下,戮力于可以立杆见影一次性完成的“现在时态”, 如此,“则树欲静而风不止”,大至国家组织,小至社团个人,任谁也不能清火降压,谁也不能遏止基于发展与幸福的幻象,然后违天悖理到处侵犯打劫、任意索取。所以,有人说,现代人的困境就在于太急切、太功利,因而人人都耽于效率、迷恋快捷,崇尚催化性高速度超标的“物量”享乐然后“向死而生”! 由于迫切地想把这个经验的世界展开,而且也确实作出了有效率,看得见的规划和安排, 所以,我们的城市越建越大,高速公路到处开疆拓土,“人欲”工程气逼山河,空中飞的、地上行的、水中游的,土里埋的……,哪一样不惟我所有、尽收毂中!举凡一切可以通过市场竞争,交易赎买而得的好处,有哪一样不方便、不快捷,不舒心不人性化!只要我们有意愿、有能力,并且支付了相当的交易成本,一切人间快活与幸福都可以垂手可得,都能满足即时性消费而且还可以人工保鲜。不仅如此,你还可以做到在不同的时空境域之中,将这种幸福与快活进行流水线批量复制、规模化向外拓展推介……

    当得益于科技力量的广泛介入而使一切都变得可能时,政治鼓动、商业与文化煽惑必然促使人性对速度与效率的期待产生致幻情境。从而无限量激进递增,不断升级换代、变相变量催化更新。至此,即使有足够的物量支撑,也只能确保瞬间的热度和临时性的光鲜。及至此时,我们才发现幸福与快乐由于缺少心灵的呵护而没有了着落,甚至安全都因失去了可以依赖的屏障而没有了稳定性和常态感,所以便只有积极入“市”、参与竞争,从而深陷于“妄想、分别、执着”,沉湎于“贪、嗔、痴、慢”( 佛教语),纠结于弱肉强食的俗道之苦,轮回于不堪承受的市井之累。因为总是要划界判别这是你的我的,拈量谁多谁少,所以便互不相让、彼此攻伐。如此,则以极端个人主义为旨归而形成的精神环境、情感氛围,势必将“市场”变得坚硬冷酷而缺乏人间性,从而迫使一切社会统合思想和制度选择,都倾向于对人不信任、不放心甚至不把人当人,所以便只能动辄诉之于武装防范,寄望于契约司法看守。如此,虽则钢性上能确保人们不敢公开作奸犯科、行恶使坏,但也因此忽略了对人性良善因子的教化养育,使得公共生活与日常交往伦理,都因过度依赖利害的算计而缺乏体认、缺乏彼此的眷顾和心灵上的共鸣,从而代代相传一路演出争锋相对“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戴罪”历史,沿袭宿命般无法释怀、无法解困的众生苦相。正是基于这种人性中的“常理实相”,不仅佛陀、孔孟立于众行之上的“大觉”与“道德榜样”不足以力挽狂澜,阻止家国道统法制“礼崩乐坏”的颓势,甚至苏格拉底、耶稣基督圣洁的“祭献”,都没能启示人们免于试探、戒除恶习,从而了悟到神的慈爱、公义和惩恶扬善的道德信实。

    所以,有学者指出,“现代性”的困境和各种灾难记忆都彰显了一个事实,即文明与野蛮是共生的,前者意味着创造、秩序和教养,它将人性导向光明的前景从而达成人文与自然同向共荣,后者则内涵着侵犯与剥夺,将人心引入黑暗、罪恶从而把天道人伦败坏。有鉴于此,古希腊哲学和东方智慧都普遍认为,世界构成乃是基于精神与物质的能量平衡,并据此警告我们,谨守爱与珍惜、彼此兼容的宽恕之道,才能促使阴阳相生、事物能量交换趋于平衡,才能成就人与人、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由此,则让我们能从喋血的历史境遇之中学会反躬自省,学会怜悯、学会体贴,懂得推己及人并据此建立起彼此关切、“利己与利他”的文明与道德范式,让人在不可把持、不可抗拒的灾难之中有义务、有担当,在抵达自己的同时兼顾苍生万物,由此突破一己的幽暗让人看见光亮,看见未来的文明和希望,从而养育出具有建设性的文明属性;反之,一但偏离善道走向利己主义,走向唯我独尊的专横与霸道,则不仅会引发物质的分解、冲突和逃逸,还会造成人类文明的坎陷和湮灭。

    现代科学和神学都启示我们, 天、地、人以及万象本为一体,都是精心调制的有计划、有目的甚而是有情感和意志的存在,所以都是气脉贯通、相互依存且生息共振的系统化构件,是彼此和谐、因果关联的整全性有机统一,这一切原本没有分别,没有对立,没有人文与自然,人与人乃至人与社会之间相互排斥,彼此悖离各行其事的对抗性二元关系,更不可能有自足于三界五行之外,独立成仁成圣、互不关涉,单凭私欲恶念修成正果的冷血“极端自由主义”。因为我们本来共处一隅修养生息,天地万物也都灵性相通“肢体“连接,所以才化育出基于爱与协力结合而成的人文与自然生态,才构建了万物之间能量交换、彼此关联动态守衡的和谐伦理,爱因斯坦有言:“上帝虽然高深莫测,但他绝对没有恶意”。据此,我们本来就应当循天道、究人伦,顺服于上帝成就万事万物的美意,承认所有的“存在”都有根据且都秉持着自身不可忽略的指向和目标,都以其意态情趣抒写着不能篡改的内涵,都有着自身不可更动、不能替代的唯一性。

    我们都知道,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宇宙、一个系统,又是一个与周遭所有“存在”互相依赖、彼此成全的子系统,因而其存在本身就是他的目的,就是他的价值和不可置换的全部意义!所以,我们需要超脱于世道的得失荣辱,规避“唯心主义”的对立与统一。消除基于“利权本位”而派生的“丛林主义”哲学。至此,我们需要仰观天地、俯察品类,然后学会感恩, 学会降身屈服并由此洞悉到个人见之于天地苍生、家国人伦不可或缺的相关性,然后天人交通、物我感应。倘能如此,即便遭逢如何苦毒,如何艰危的人生与历史灾变,于我们都是宿命中的熔炼和求善至美的“涅槃”与祝福,都是此生“有缘”才得领受的世道风情。这样,我们便能做到通情达理,学会聆听、懂得体贴并倾心于天地苍生的苦乐祸福,从而谨守天道人伦以尽好自己应有的职份, <<圣经>>上说:“神造万物, 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倘能如此,即便仍然要应对各种不可抗拒的危局,仍然要置身于无常境况之中,我们也能以端肃敬畏之心养生送死, 懂得“自净其意,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佛语), 从而以虔敬谦恭之心回应天地造化成全人子的无上恩典和美意!

我们应该活出人的“高度”

汉心

   生命是一种奇迹、一种偶然,一种不经理性预设和科学实证,纯属秉承“天授神赋”的瞬间偶遇合成,因而其独立自在的客观属性中本然地蕴涵着不可重复、不可更动的神圣感。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宇宙,就是一个天地造化精心孕育并囊括了无穷想象力和创生机能的全息系统,是故其原生品质中便自发形成抗拒一切外在于本身伦理之外的社会改造和后天性的技术移植,即便是看起来具有严谨的求实精神抑或被认定为符合生物“优选机制”的科学发展观,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常常出现正向预期与结果反向逆行的严重悖谬。所以,只要还有一息尚存并依然承续着、连绵着生命灼热的悸动,我们便无需标榜“正确”的社会观念和伪真理的教化与修正,甚至也无需经验或事实的刻意论证求解,仅仅凭借直觉,凭借“我思故我在”的事实,即可以体悟到生命意识中温馨的眷顾和真切的记忆,体验到心灵内在的奔突并时时有向外的张望!这不仅拓展了个体生命外延无限的意义空间,也使我们感知到自己与外部世界休戚与共的关联性,进而自动生成体己度人的谦让与关切,不苟且不跋扈、不同态复仇,始终秉持着一种端肃、一种敬畏,而后“同舟共济”合力将阻止生命正向发展的败血因子消解清除,让每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处境与其存在的所有维度都具有机能上的同构性,所以需要相互依存,需要彼此宽容和认同,从而感恩于红尘际遇中所有的世故风情,陶然于个人灵性与万物同生共存的喜怒哀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处境改善和人的荣誉回归重新奠基加冕。

    曾几何时,我们总是迷恋于“科学主义”无所不用其极的偏执与霸道,总是受制于原欲崇拜和唯物至上论的蛊惑与教唆,致使在有关人的定位与价值遵从上总是不知所云地随大流跟“主题”,犹如临风游弋的无根叶子被裹挟着、驱策着,在历史轮回波云诡谲的场域进行“无意识”的滑稽表演,要么趋炎附势协从各种极端主义无故诋毁造化所赋予人的天性,将人邪灵化、妖魔化从而衍生出一场场毁人自义的惨剧闹剧;要么袖手旁观纵容人的自恋和迷狂,让暴力四处张扬并主宰着我们的心性,然后目空一切“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征服与掠夺,被庸俗政治经济学和泛“相对主义”一路裹挟并导向形而下的生存盲区,最终自动摈弃“绝对理性精神”和道德律令对人类生活的疏导与启示作用,一次次听命于强势者的“主观能动性”对人的本位进行恶意的社会“变性”和错置,从而形成一种仅仅基于利益博弈和力量对抗的异化社会生态,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由于内在自律性道德的缺席而越发紧张且冲突不断,因而便只能倚重冷态的律法和契约惩诫对人进行强制规训,以此维持一种徒具文明外壳而无内在激励机能的非自愿性“和谐”社会关系。

    这种导源于现实主义拜物教和强权硬性统合的社会伦理构成,由于缺乏超越性的精神阐发和内在的信仰基础,使得人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动物本能自在自为的盲目性获得了社会化的选择价值,但随着实证主义对人类神性存在的全方位否定和颠覆,人们既不能挣脱肉体的束缚沉湎于无所牵挂的精神逍遥,也不能回归传统寻根问祖以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如此,尽管我们曾经因为欲望的激励而创生出足以自赏的物质文明,但我们关于幸福的体验却每况愈下,即使置身于当下的“盛世”沉迷于肉林酒池的现实光鲜,我们却依然很难触及到有热度的身体和会心的微笑,纵是历尽了千般“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市井风情,但拔开芸芸众生绰约的风姿直抵其内在的精神实质,所透析出的却仍然是耽于利害角逐引发的异质化神经衰弱,是不能“承受”的价值虚无主义所导致的虚拟化神采。正是由于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和值得过的根据!找不到能激发人们立足高远、信守终生的价值理念,人性赖以存在的基础才如此脆弱,才如此常常被自己的聪明和虚妄所颠覆并造成人性自我认知上的种种迷误,从而难于克服生存的顿挫感以促成自我修复、自我完善和升华的理性反思意识。

    众所周知,人不能仅仅为活着而活着,这是一个客观而又严肃的事实,因为他本身的存在都具有目的性,都是个人与社会应当全力“经营”和维护的唯一有价值的正义主题。所以,让人活出意义,让人在置身其间的社群之中获得重视并始终葆有个人历史中温情的记忆,从而超越于“小我”的利害权衡自觉内生成不伤害、不侵犯和平共处的交往机制,沐浴于惺惺相惜的眷顾与悲悯共度沧桑,这就不仅仅是个人伦理的自我确认见之于社会最低度的意义诉求,也是人性基于自卫与共荣而应当持守的道德低线!因为人的本性表明他不愿意被当作手段和工具,不愿意仅仅作为社会构成的“数量集合”而引起注意,每个人的存在对他来说就是全部,就是其在对应于自己的一切社会与自然境况中毕生戮力表达的价值所在,所以他总是拒绝专横、反抗奴役,总是力图挣脱形而下的生物区间企望获致一种理性的、富有神情的文明仪态。因此,任何人,只要还有起码的知觉并能体察到自己依然存在,就必然会与其所处的世界形成信息互动和精神上的共振,从而在其人生意义的表达中就不仅止于活着,不仅止于将自己锁定在只是为了生存这一低度的工具化“物性社会主义”圈定的羞辱性人权范式之中。

    所以,英国学者史蒂森?卢克斯说:“理性的存在叫做人,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主观愿望和社会学的意义表达,同时也是一切制度行为和法理建制产生的前置条件”,基于这一表述,我们需要重树个人的信心和尊严,让人活出意义活出精神层面一切可能的气派,从而使人人都能遵循普适的文明人准则为自己定制有高度的社会品性。正因为有了这种认识,我们才有可能超越于庸常俗务的羁绊对人的处境进行深度的追问和检索,才能绕过原欲诱惑找回迷失于利益纷争中的光荣与梦想。至此,我们便能超越蒙昧主义长期奉行的以力相搏、赢者通吃的盗跖逻辑和丛林法则,消除“进化论”去道德化渎神主义的虚妄与自恋,让人从物性化自我贬损的迷误中向神性的意义回归,以此规避经济原教旨主义对社会人文价值取向的蛊惑和误导。所以,我们总是强调信仰之于社会良性发展所具有的建设性意义,强调价值理性对人类缺陷与罪性意志的质疑和批判,正如迦达默尔所希望的那样:“价值理性的功能除了对认识统一性坚持不懈的迫切要求之外,还可以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它呼唤人们重视灵魂,找到自己的天职并培育出基于爱与善的关怀和谦卑”。

    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对价值理性的遵从并将其置于一切现实的事务之上,我们才能依然仰望头顶的星空,关注内心的道德,才最终悬置出具有神启意义的“彼岸”以告慰人并让其有信心,从而使我们赖以生息的家园不致坍塌沦陷,并一次次脱身于幽暗的历史场域看到引领人性向善的光芒。至此,我们才有足够的精神强度抵御伪真理的迷狂,消解政治攻伐和利益争讼郁结的历史怨怼,将人的全面发展凌驾于任何观念形态之上,从而促成意识的本能自觉并滋生出内涵丰富的神意想象,使其天赋的创造性欲求和自我实现的内在张力被充分激活,进而自动生成希望被肯定、被尊重、以及对自由与爱的想象与渴求,由此,我们便因了理性的判断能将一切个人主体之外的干涉力量视为对生命属性的篡改与冒犯,从而自发地内生成对诸如歧视、压迫、弱肉强食、暴力伤害等负面社会经验和制度行为表现出本能的警惕和抗拒。因此,神学家史怀哲指出:“只要我们还有知觉,我们的本能便会意识到环绕于我们周围的也是有生存意志的生命,这种对生命的全然肯定不仅是一种精神性的工作,也是一种在道德上必须考虑的原则……”。唯其如此,我们必须依赖于主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并通过社会群体与个人之间的互动自为,使得人人都能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将个人的内在关注和自我体恤的伦理诉求延伸成为普适而具有整全性的社会理念,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在其所处的世界中保持足够的“高度”和社会正面地对话,最终形成一种根基于善与爱的伦理自觉与交流机制。

     于此,我们便有了足够的心智把持好个体对应于自然与社会的意义表达并由此确立自己作为人的天职,了悟到造化万象生死寂灭的轮回宿命,因而就不会重蹈“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妄念,从而于内心深处尽可能消除生命不能“恒在”的无望感和“天命不可知”的恐惧与迷惘,凭借着对爱与信仰价值的坚守,凭借着依然回荡于生活之中连绵的共鸣和会心的微笑,只要还活着,还能触及到生命的脉动而且知寒知暖,为了人的自我看护与救赎,为了仿佛久违的时空中依然波动着人性光彩,即使我们常常自足于个体心灵的沉醉,陶然于一己的私性甜蜜,也很难至清至洁风尘不染与恶浊的现实彻底分道扬镳,但却能因此而从金元交响的名利场中分离出基于爱的同情与共勉,找回透心的问候与点点滴滴的顾盼之情。至此,我们其实不必总是企图标举宏大的叙事,仰望历史与现实喧嚣的伟功,而只需在目力所及的当下积极介入和参与,于日常琐屑的饮食男女之间做作本该做的事,传递一种热量、一种希望和祝福,在无尽的生存困厄之中承续着、郁结着一己的爱与关切,维护着各自的尊严和自信不与鄙俗的风尚同吃同住并拒绝一切不公不义的威逼利诱,我们便能欣然自足于心中历练的全部惊喜与顿挫,从而在“不能承受之重”的命运感中活出入世的光彩,活出斗转星移、时序流程中有意味的生命“高度”。

 

专制必然造就民意的暗昧

汉心

    精神分析学对潜意识的发现拓展了人类认知状态中广泛而带根本性的领域,它确证了无意识对人类精神状态最本质的影响,也即我们一向依赖的理性判断所给出的关于人的定性或定义,极有可能是临时性或者机会主义式的社会表演,是人的潜意识外化或延溢出的某种虚象,是个体受制于制度文化、道德习俗等外环境压抑、协迫,故而表现出的与原生基质不符乃至于背反的特定角色。因此,如果要对人在社会处境中的真实性情和恒常状态作出全息的描述和定质,上升到对其进行文化表达或制度安排,便只有透过显象之下潜藏的境域才可以洞察到人之作为人的真实情景,或者说,正是囿于对人的潜意识状态这一本质现象缺乏体认和无知,才使得个人主体之外的传统专制公共权力和国家意志不能循天理究人伦,不能因势利导服从人的自愿性选择,从而做到“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得矣”,根据人的真实意愿构制相应的社会管理体系。所以,尽管其长期倚重严刑峻法拥武自重,变戏法般与时俱进地营销意识形态文明语汇为蛮横政治帮腔,但始终无法走出自证其能、自匡其正的权力倨傲和观念误区,无法做到体己度人自我反省,揭出这种长期协迫与误导人心败坏、人性堕落的制度与文化成因,从而返求诸己进行客观而理性的制度与文化检疫。也正是基于这种蒙昧主义在精神上长期作祟且不能祛魅,所以才难以从刚性法理和政治意识上做到既可以遏制人的破坏性罪感倾向;又能促使人在更广泛的维度进行建设性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将人的自由意志导向正面且具有创造性的价值区间。至此,当然也就无法有效化解历史与现实压迫和抗争中郁结的愤怒与怨结。

    根源于专制权力的幽闭性和弄虚作假的品质之使然,擅权者们才总是看不到造化赋予人的天性中既存在着神性的仰望,存续着对公义和爱的祈盼的同时,也潜藏着极具破坏性的反智主义倾向和耽于杀伐的叛逆性因子。总之,在专制威权处于高位优势、单极独大的情况之下,处于二元对峙中野生而不具抗辩力的民间社会,由于受专制文化与国家主义的长期恐吓与改造,使得人们都会因年深月久的浸淫而天然地具有见利忘义、投机取巧、以及恃强凌弱等负面的社会价值取向,这种朝野相互诋毁、反向逆动的国家构图,虽则能投合人性中趋炎附势和效率至上的偏好,从而使社会流动因体制优势网络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和人间精英,但这种极端权力主导的社会“马太效应”却也常常会因激活了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质,所以在其运作中必然纵容乃至故意吸纳各种精于盘算、钻营取巧的分裂型人格加盟结伙,在专制力量一路坐大做强的同时,也因其优汰劣胜的评价机制严重扭曲,而使得其体系内部蕴蓄了太多的不健康力量和败坏性因子,从而将其本应有的公共品性异化畸变,成为策动人心腐化、民意刁滑,主导社会祸乱与利权争端的推手和主谋,如此,民间社会则因势利的资本和跋扈的权力双重挤兑和盘剥而被逼向积贫积弱、不堪人居的荒寒境域。

    由于专制主义长期发醇演化,使得秉权者们都会因处于高位优势而主观臆断、狂妄自大,以此将人心误读,将民情误判,从而一路放纵、率性而为,天然地确信乃至迷恋威权统制的正当性,并将对权威的确立及其依赖的支撑系统如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等这种对抗性二元社会生态视为当然,视为合理,视为千古一律的治道法宝。至此,专制主义已俨然不是一种制度,一种公共权力和管理方式。甚至不是一种负面的国家学说或政治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不易突变和氧化的惰性精神基因,一种仿佛天授神赋、不可质疑的社会文化共识,其主导着人们的心性和日常的生活,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并将其延伸扩展为人人服从的整全性社会理念,使得社会结构和公共交往伦理都沿袭这一路径迁徙流转、承前启后。以至于将这种让“一些人天生就可以凌驾于人人之上”的专制主义虚妄当作信实,当作不可更动的客观存在,从而使治人者无法透过“治于人者”唯唯诺诺的虚象中反抗性潜意识的涌动,感触不到其内蕴的破坏性暗能正在寻机待发。由于长期耽于权力无限的陶醉和想象。所以,通常情况下秉权者都不能直抵人性的本质,去发现、去探究造成人们如此驯服恭顺,如此沉默乃至苟且无为的心理动机和制度之源。日长月久之后,专权者势必都会陷入个人或集团的自闭和冥顽而无法走向开化,因此常常将民意民心误解乃至误判,以致在施政决策上刚愎自用、破绽百出。故此,即便是看起来颇具亲民意味或基于权力统摄的需要,偶尔客串一下所谓德政仁治,也都由于缺乏体己度人的内心觉悟和人性发现,从而将其政策善举打折走偏,甚而畸变为意识形态口技煽情和道德表演,其在功能上既无助于改善民生处境,也无法引领人心向善从而为社会的结构性冲突清火减压。

    究其根源,乃是专权者们忽视了人之为人的双重性也即显性之下存在的,无法用理性规束和暴力清除的隐秘区间,所以才导致其治下之民总是被压抑、被修剪和改造,从而将人的本质意愿如自由平等、希望尊重和创造性能量的渲泄与挥发等,正面的价值取向和一切有意义的人生诉求颠倒重置,由此迫使人们不得以将“真身隐去”,然后屈从于主体之外的社会干预和误导,最终导致人的社会属性呈示出一种不可预期、不可把持,并难以进行有效安排和统合的分裂状态,一种吊诡的和异化了的不真实感,由此而使得社会公共管理与人性的本质需求之间处于一种既有相互利用的兼容性,又存在着彼此对抗和错位的悖离状态。当社会组织结构处于力量平衡或管制严酷而趋向于“稳定和谐”态势时,人们都会基于安全与自利的理性而将潜藏的意志冲动或收敛、或储蓄,或者将其被压制的势能引向创造性方面如诉诸艺术、宗教或体育运动等不具伤害性的领域,进行各自以为合适的价值实践和社会化表达,从而将人性内涵的负面潜能如好勇斗狠、自我放纵等破坏性倾向进行有效的转化和疏导,以使其最大限度地摆脱具有伤害性的血气无意识潜能。

     反之,这种完全依赖专制高压和精神巫术捏合而成的虚假型社会构成,如果一旦出现权力崩塌或管制缺位,致使公共秩序大面碎裂、失范并形成无政府状态,其中郁积已久的各种怨怒和仇恨等压抑性负面情绪便会寻求渲泄,寻找可以喷发的社会裂口,特别是当有人借机振臂一呼,或悬置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或主题宣示,人性中崇尚暴力和破坏性抒情的本能便会被催化、被激活,加上所谓众怒难犯、集体作恶因人数众多而无法确认问责主体,致使任何参与者都存在司法免责的侥幸心理,因而在行为上便会越显铺张和无所顾忌,从而集体趋向于选择用暴力分权、用杀戮开道,用报复求诉政治平反,用刀枪索价讨债……。这时候,暴力已不仅仅是人类基于自身利害和安全考量的本能反弹,而是泛化为自闭系统寻求无序化扩张以获得破坏性抒情的需求,这种人类同根相剪的生存方式不仅仅是政治对决中最便捷、最高效的手段和策略,也成为日常审美体验中不可或缺的关系项。正是基于这种心理,进入人们视野的群体性滥杀不仅激发不出对生命死灭的悲情和怜悯,反而有助于抵消枯淡日月中的无聊与沉闷,让人们在拥有“参政议政”的荣耀和光鲜的同时,还能获致一种充满快感的浪漫玄想和诗性表达。不仅如此,这种群发性的政治事件由于投合了人的从众心理,使得几乎所有参与者都必然选择拉结派、合纵连横,从而形成全民参政、集体打劫的破坏性造反运动。

    在这种情境之下,其彰显的乃是被压抑了的潜意识,一种非理性的渲泄式快感体验。因此,那种所谓的热血沸腾的群众特征其实就是压抑释放前的无主见判断,是一种消弥了个人意识的心理随同与附和。正是源于这种盲目性无意识的过度扩充,才导致个人主体一旦消解灭失于众意之中,激越的情绪共振必然扰乱其认知系统,使得人们最容易受领袖的魅力所盅惑,从而将其理性制约之下的爱欲和激情投注到个人身上,表现为一种个人权威指令之下的政治催眠和大众共情,一种返祖化、倒退性的反智主义的数量集合。据此,弗洛依德将其描述为“原始游牧人群原欲喷发和情感渲泄的结合与倒退”。正是基于这种分析,专制主义之下的群众运动都仿佛宿命般陷入这样一种情景:从现象上看有着极强的组织结构和效率预期,但其动力机制仅仅是人们因置身群众运动时感觉到一时间被注意、被关切,是弱势者在专制压迫之下长期“政治脱敏”之后的一种亢奋和激越,因为它源自人的私欲膨胀和破坏性抒情的需要。所以,其效应乃是人格分裂状态之下的情绪性协奏,是公众意志对极权政治长期压迫的一种非理性反弹和示威,因此,看似万众一心但却无法形成持续而富有建设性的社会力量。

二0 0七年十月十五日完稿于麻园村  原载<<学术中国>>

公权文明有赖于信仰支撑

汉心

    信仰是人类克服有限性焦虑和生存恐惧的精神救赎,它存在于我们的日常行为并贯穿于人的社会生活之中,因此,只要还活着,并依然存续着生命历险中的各种奇思妙想,人的属灵本性便总是憧憬着神性的存在,期待着有尊严的活法,从而于各种艰危处境之中也能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并始终对人所能达到的高度抱以期待和幻想。不仅如此,它还超乎族群和文化界别并凌驾于语言结构之上,为人的创造性表达提供了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所以,我们说它是人的本质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最高表述,是人摆脱生存荒谬感和内在痛苦的心灵慰藉,也是人在无限时空中悬置的最“有意味”的生命形式和社会标准。缘乎此,我们坚信,人一旦有了皈依和仰望,心中便有了支撑其生活的根基和目的,因而便自会产生追本溯源,探求主客观世界的原理性思考,从而由内向外孕育出抵御人性堕落的内在机能,将人的良性因子发醇壮大并衍生成人人心仪的普适性社会伦理,最终为人的处境改善提供健康的人性基础,使得和谐自为的政治文明和公序良俗的构建成为可能。由是观之,它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克服人的罪性将人欲引向光明的前景,还能依此路径疏导公共权力远离偏执和暴戾,远离世俗博弈中各种基于人性自私所行的社会伤害,最终从人性和民意的深层化解现实争锋中郁积的怨怼和仇恨,从而在根子上消除“权力与市场”资本专制主义赖以存活的文化基因和群众基础。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信仰不仅仅是对自己所感触到的某种法则的恪守和忠诚,它还能提供给人以精神的疗救和慰藉,使得人们能严于律己、克苦己心以顺服公义和爱,注重责任担当和对人类基本价值的坚守,在社会观念和政治上有清晰的判断和深刻的洞察力。倘能如此,即使因社会变乱而激发出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可以消除乘火打劫、混水摸鱼的政治投机主义行为,避免基于个人或团体私欲造成的公权跋扈和制度蛮横,从而使公权付诸公论时,人们都能有拒斥政客耍花招、玩手段的认知和警惕,能秉持着救赎的责任和爱的激情将个人利害得失置诸公义之上。这样,我们就能洞悉到人类自利的本性从而做到:既不因袭传统的老路,屈从于赢者通吃,惯于借势发力的属人威权;也可避免为虎作伥陷入“假托天命”诈骗民心民情的政治巫术和王道圈套。总之,面对属人社会与身俱来的幽暗意识所造成的种种缺陷和社会之恶,我们只有秉持着对人的自大与傲慢存有足够的戒心,在不可抗力之前降身屈服、心怀敬意,并由此廓清恺撒与上帝在裁量世道人心方面各自应有的归属权,才能确认个人与社会荣辱与共的义务与权利边界,然后依据人的天性和社会意识,从政治文明的高度为人的真实处境立心立德,最终做到既遵重人权民意,又能从理性上培育出善与力量结合的公共生态。如此,就可以凭借“因信得救”的终极守望引领人们摆脱原欲控制,摆脱低俗趣味从而超越于依赖血气斗智斗勇的丛林逻辑,从而最大限度降低欲望催化导致的破坏性道德与法理反叛,以此就能重振人的神意存在见之于现代社会应有的文明属性,挽回被物欲至上论和“政治达尔文主义”所遮蔽了的人性光彩,让人在不可把持的命运感之中活出方向感和正面的社会价值,活出乱象叠出的世道之中永恒的神意荣耀。

    我们知道,仅仅将世俗活法或身体关注作为终极目的的社会或族群,由于缺乏信仰支撑而使得人的自由意志和创造性本质不能充分表达,所以其社会成员才总是囿于感官需求,沉湎于无规则的游戏,从而导致其进退失据、情无所系,内心缺少属灵的神性皈依和多元化的人生选择,缺少在生物规定性之外寻求“非物质文化”价值的冲动。盖因如此,人们的眼晴和心怀都只盯着利益和实惠,由于主导人心的只有欲望而无明确的精神指向,所以人们总是特别懂得察言观色、阅人处世、,懂得把握“火候”“、相时而动,但其精明之处仅仅在于他们的全部努力都绝不让情感和良心支配,因而肯定不会去干于己不利之事。所以,人们不相信社会中可能存在没有现实利益动机或实用目的的社会事件,不承认有秉行公义和道德救赎的内心信念,因而便无需敬畏,无需虔诚和抱持恭行天地之间的内在谦卑,从而无意于与宇宙万象建构息息相关的精神联系。如此,人们便只能在有限时空求生存谋发展,从而无法在文化与信仰的高度建构抗拒世俗沉沦的价值体系。根据这一生存逻辑,由于人们一心向下、俯视眈眈,过度痴情于私性的领域而越显焦虑和紧张,因此也就不能反向经营丰富的内心生活,“看不到爱比暴力更有力量,质朴的人道主义原则才是改变世界的动力”﹙列夫?托尔斯泰﹚,从而无法摆脱纷繁俗务的纠缠,无法品味到连绵于生活之中的发现与创新所蕴涵的喜乐和美意。如此,在人生本应丰富多彩的社会化表演之中,“穿衣吃饭”这种低下的生存诉求不仅成为一般人戮力终身的选择,还因日长月久而泛化成为民意自愿性服膺的常识理性,使得利益驱动和饭碗政治不仅成为收购民气,制御人心的刚性硬器,同时也成为最具效应且承传千年而皆准的权力专横主义进行政治对决时的首选施政方略。

    根据这一分析路径返观中国的文明史和政治生态,由于长期囿于世俗争锋和各种权利火拼,因而使得中国人常常宿命般、群体性地被权力崇拜和物欲的过度彰显所煽惑,从而导致我们的文化选择和制度安排不仅无法摆脱低下的口福之欲,反而因经济基础决定论对中国社会的长期教化和改造,使得本属官方道统的意识形态溢出体制之外,泛化成为国人无师自通的常识理性。所以,即便是在如今全球化资讯共享的开放时代,也很难学得用有教养的方式进行文明的政治对话,懂得遵循并顺服公义目标为人的属灵本性立法。究其根源,乃是我们一以贯之地将政治曲解成掘权攫利的高效率硬器,加上专制主义和权利贪婪陈陈相因、不断内化繁殖,业己成为国民性自愿适应和效法,且具有普遍认同效应的社会化生活常态,使得其恶劣影响不仅祸及其治下之民,甚至也让统治者“自体中毒”,成为体制内自伤自残、挥之不去的政治痼疾。正是基于这一病理性的路径依赖,我们的社会才总是积重难返、改制无望,才无论在意识层面上如何内引外联出风头、学洋派动辄与世界接轨,但其政治文化却仍然只会反刍旧制、衣钵相传沿袭原有的习惯和经验,把毕生的功业和目标圈定在现世的利害之域,从而将人的全部心智汇集于当下,捆绑在可以确证、可以当场收购的眼前,最终把人心导向极端利己主义而不能自拔。正是缘于这种只专注于形而下层面的“求真务实之理性”,人们便只能局限于经验的世界而缺乏想象力,使得属灵的人性光彩不能充分释放,不能展开进而发育成为促进人心向善的社会化精神因子,所以才很难突破其有限的物理边界进行创造性的制度与文化更新。如此,则既不能超越庸常俗务为真理立法,也不能突破体制化的限定为人的自由寻求出路,当然也就无法为人在社会政治意义上的真正独立和自救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

    法国学者安托尼?库尔说过:“能够激发一颗灵魂的高贵、伟大的,只有虔诚的信仰。在最危险的情形之下,是信仰和虔诚支撑着我们;在最严重的困难面前,也是信仰和虔诚帮助我们获得胜利”。正是有赖于我们所处的社会中依然承续着对信仰的坚守和良知的看护,所以我们才不致太悲观太绝望,才有信心和勇气继续捍卫生命的尊严和人的自由,从而懂得人人都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并且都有足够的理智和上帝对话。因此,我们总是期待着能将个人的内在的自尊、自爱延伸成为普适性的社会理念,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处境之中保持足够的“文明和优雅”与社会正面地交流,最终培育出基于爱与同情的共缅。面对人间无常和现实中的种种不堪,我们需要心有所忌行有所规,需要有源自人性内在的自律和对宇宙万象十足的敬畏和谦恭,从而迫使人人都能从自己的感觉和经验出发,自动生成不排斥、不贬损的文明素养,做到推己及人、顺服公义。因为我们相信:人人都需要呵护,都希望获得所属共同体的眷顾和体恤,并活出其在有限的时光中足够的气派和风彩。所以说:对政治的关注和正义的伸张,无论标举什么口号旗帜,也不论姓资姓社或何种主义纲领,都应当懂得珍惜生命、顾恋苍生,懂得用精神价值抵御世俗取胜激发出的破坏性罪感和迷狂……。缘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当一个民族在内心信念上能表现出对公义的顺服和自然秩序的敬畏,能集体趋向于并选择与文明和正义合作,并形成一种普遍而行之有效的民意共识和从政理念,我们才会少一些趋炎附势和得理不饶人的专横与刁蛮,才会少一些公共领域内弃权免责式的冷血和麻木,由此方能确保人心不被收买和匡骗,不积极附会协从并能够与专制主义分庭抗礼,从而才能在民意归属上消除急切的功利之欲,瓦解权力专断赖以存活蔓生的群众基础。

    二 0 0七年八月十五日完稿于麻园村,原载《议报》第318期http://www.chinaeweekly.com ,
 

 

   官方学习文章:


中国为什么不能搞私有化

《人民日报》

2009-06-10

  3.为什么不能搞私有化

  主张搞私有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的一股思潮。有人认为“人是自私的”,市场经济的主体是自私的个体,即所谓理性的“经济人”,只有私有制才能搞市场经济,只有私有化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还有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今天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实行私有化,发展中国家要想富强也必须走这条路。

     私有化就一定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吗?

  目前,世界上实行私有化的国家和地区有近200个,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占极小部分。许多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私有化并不一定就能带来经济发展,更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前些年,西方一些人在俄罗斯、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大肆推销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俄罗斯搞所谓500天计划,以“休克疗法”搞私有化运动,瓦解了俄罗斯原有经济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催生了私人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形成,导致了金融寡头的出现,结果是经济急剧倒退,国家实力大大削弱,财富集聚在极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悬殊,贫困率、失业率迅速上升,卢布大幅度贬值,社会出现大动荡,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在乌克兰,推行私有化改革的10年中,国民经济倒退了60%。阿根廷在西方支持下进行“经济私有化”改革,结果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国家负债1300多亿美元,社会分化,人民贫困,贫困率由私有化前的7.7%猛增至30%,失业率超过了20%。私有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是遍地黄金,而是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社会动乱。

     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搞私有化经济改革相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些人开出的私有化药方,结果又将会怎样呢?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劳动人民势必会基本上或完全丧失生产资料,势必出现贫富悬殊,导致少数人拥有大量资本和地产,而多数人陷于赤贫,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主义制度难以继续存在。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如果没有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早晚有一天会为国际垄断资本所控制,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就难以保障。

  目前,在深化农村所有制改革问题上,有人提出要搞土地私有化,以土地私有化代替我们党提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要看到,我国实行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中蕴藏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靠人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耕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使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30多年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761元,扣除物价因素增长了6倍以上。实践证明,我国实行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合我国现阶段实际、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当然,我国农村改革发展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但土地私有化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国人多地少,经营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人均耕地仅约一亩三分八。如果任由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其结果非但不是快速、低成本地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反而是农村的两极分化,经济凋敝,失地农民大批涌进城市却难以就业,实现的不是城市化而是城市贫民窟化,甚至会天下大乱。目前世界上仅有不超过10个国家搞大农场制,那些老牌欧洲发达国家虽然经过了几百年的市场化,至今也仍然以小农场为主。即使是实现了土地规模经营的美国,其农业也没有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得到的政府补贴比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多得多。一些发展中国家,推行土地私有化,结果大多导致农民贫困化,社会问题突出,城市贫民窟泛滥。事实表明,搞土地私有化没有出路,实现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个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系13亿人口生存大计的重大政治问题。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是振兴和发展我国经济的人间正道。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搞私有化,那就是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违背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要求,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歪门邪道。

  4.单一公有制没有出路

  不搞私有化,是不是就意味着要回到过去那种单一公有制上去呢?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只会殊途同归地葬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单一公有制是不成功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巩固了公有制经济,很快便在一片废墟上初步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使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变成生机盎然、蓬勃发展的新中国。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公有制经济比重超过99%,结果不仅没有促进生产更好发展,而且因为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生活困难,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45亿元,农村有2.5亿贫困人口,城镇有上千万待业人员。可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片面追求公有制经济所占比例,违背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中国不能搞西方多党制

《人民日报》

2009-06-09

  中国有句古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非常形象地说明,做任何事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盲目照抄照搬别人的做法。近年来,一些人无视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否定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认为只有西方多党制才是民主的,提出中国应该实行西方的政党制度。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1.历史形成的新型政党制度

  搞清楚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不能搞西方多党制,首先要搞清楚中国政党制度是怎么形成的。

  在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没有搞过多党政治。辛亥革命后,中国曾一度效仿西方,实行议会制和多党政治,几年间就出现了300多个政党政团。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文化条件和政治环境,加之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阻挠,多党制并没有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站稳脚跟。从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刺杀到袁世凯胁迫议员选举他为大总统,从曹锟5000大洋1票贿选到黎元洪参加9个政党、伍廷芳在11个政党挂名,各党派斗争,或借助武力相威胁,或借助金钱相利诱,一时间乱象丛生、闹剧连连。梁启超批评道:“乃各杂以私见,异派因相倾陷破坏,而同派之中,亦往往互相忌刻,势若水火……此种现象实非好兆,亡国之根,即在此耳。”这种混乱的政党政治,不仅没有带来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反而由于各党派的争夺倾轧,引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国共两党曾进行过两次合作,尤其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毛泽东曾多次表明中国共产党关于要实行多党政治协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各民主党派也积极呼吁抗战胜利后实行多党制,但是蒋介石顽固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疯狂进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残酷屠杀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宣布各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使中国最终没有走上议会民主制和多党政治的道路。1948年,在解放战争将要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得到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11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各民主党派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事实表明,中国的政党制度安排,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共同作出的正确的历史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

    2.我国政党制度符合我国国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我国已经实行了60年。60年来,这一制度在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这一政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w
那么,我国政党制度好在哪里呢?

  这一制度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汇集了各民主党派等各界各方面人士,在社会基础、组织构成上具有极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现有政治体制,广开言路、广求良策、广谋善举,实现最广泛的有序政治参与。据统计,目前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中有党外人士18万多人,各级政协委员中有党外人士35万多人,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中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有3.2万人。这一制度,拓宽了民主渠道,能充分反映社情民意和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民主的实现。一些人从西方民主模式出发,认为只有竞选、一人一票才是民主的。这实际上是将民主形式单一化、绝对化。他们没有看到,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固然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也是民主的重要形式。通过充分协商,既使各方面的意见得以充分表达,又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意志更加统一,行动也更加统一,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效果也非常好。

   3.我们不能搞西方多党制

  坚持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必须搞清楚为什么我们不能搞西方多党制。西方多党制,是资产阶级在政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虽然在反对封建专制的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这种政党制度,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弱点,并不适合所有国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弊端。我们如果盲目照抄照搬,必然带来无穷后患。

  比如,有人认为,实行多党轮流执政,有利于民主,能更好地反映民意。这个说法是牵强的。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代表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他们所关心的是各自所代表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广大人民的利益。从美国来看,共和党的背后,主要有军工、石油、制造等“传统商业”的支持;民主党的背后,则主要有金融、电信、传媒等“新兴商业”的支持。所以美国学者伦德•伯格说:“美国实际上只有一个单独的党,即财主党。”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通过选举交替上台,轮流执政,表面看非常热闹、非常民主,实质上无论谁在台上,实行的政策大同小异,都不会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近年来,西方民众选举热情淡漠,投票率连年下降,就是因为人们逐渐看到了这种“民主游戏”的实质。西方国家虽然实行多党制,但对可能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党特别是共产党,是严格限制的。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共产党管制法》,后又通过了《麦卡锡法》和《蒙特法》,对共产党的发展作出了严格限制的规定。

  比如,有人认为,实行了多党制就能保证政治和社会稳定。这种说法也似是而非。从根本上讲,多党制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它们之间经常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各个政党以夺得或控制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目的就是搞垮对方,自己上台执政。因此在权力争夺中,往往不择手段,其结果必然是政治动荡、内耗丛生。多党竞争必然要争夺选民,争夺选民首先要“切割”选民,将选民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其结果必然是人为地扩大和深化社会分歧。政党频繁选举、政府频繁更迭,带来的是政局不稳定、经济发展受影响,这种民主只能是一种“泡沫民主”,对国家和人民是极其有害的。

  还比如,有人提出,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更有利于防止腐败。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事实上,多党竞选本身就常常被金钱、财团、媒体等影响和操纵,从而成为“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这些年来,西方国家竞选费用不断攀升,数目之巨令人咋舌。据统计,2000年美国大选所花费的金钱高达30亿美元,2004年美国大选的费用接近40亿美元,2008年更是高达53亿美元。试想,没有大资本集团的资金支持,各党派怎能参与多党竞选的权力角逐呢?所以,竞选的优胜者为回报那些重量级的政治捐款人,当选后就得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西方有些媒体把这种现象称为用金钱“购买权力”,是一种“集团贿选制度”,“民主”往往被卖给了出价高的人,广大人民的民主实际上被排斥在金钱势力之外。由此可见,西方政党政治的真正奥秘是金钱政治,金钱主宰着选举的过程和结果。

 在西方国家被证明是弊端丛生的多党制,通过各种方式移植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后,更是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冷战结束后,非洲许多部落众多的国家在西方的压力和影响下,宣布实行多党制,结果导致政党林立、竞争激烈,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国家陷入长期的纷乱之中。苏联解体后,一下子成立了几百个政党,国家陷入一片混乱,社会冲突不断,经济社会发展误入歧途。事实告诉我们,盲目照搬别国的政党制度,是取乱之道、取祸之道,其结果必然动摇国家的政治根基,引起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在中国搞西方的多党制,既不符合我国国情,也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团结一致、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只有始终坚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才能更广泛更牢固地团结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

  4.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历史和现实证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适用的政治发展道路。一个国家建立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实行什么样的政治模式,绝不是人们主观设定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特定的政治力量对比、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同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状况相符合,也同我国疆域广大、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等基本国情相适应,是有利于国家发展、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完善,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但也必须看到,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不相适应、需要完善的方面。比如,如何建立健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机制?如何进一步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民主监督方面的作用?怎样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如何进一步拓展政治协商的范围和领域?如何进一步创新政协工作的方式方法?等等,这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加以改进。

 

 

发件人:"yi wang" <wang24786@googlemail.com> 2010-09-27 18:08:53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特稿:强烈要求开放报禁 保护言论出版自由

    各位读者:送上特稿:强烈要求开放报禁 保护言论出版自由在京40余位知识分子9月25日餐叙欢迎谢朝平归来。

北京人士欢迎谢朝平归来

“渭南书案”促新闻立法,《大迁徙》呼唤言论自由

    9月25日的北京秋高气爽,连日塞车为患的首都这一天道路特别畅通,四十多位老中青记者、作家、学人,早早地来到北京西一家餐厅,参加为《大迁徙》作者谢朝平脱险归来举办的餐叙活动。

    一间长长的餐室墙壁上,挂着一幅醒目的红布横幅:“贺老谢脱险归来—是人民的力量!感谢全国媒体、网民、推手”。餐叙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主持,先后在会上讲话发言的有国内外著名作家辛子陵、民法专家郭道晖、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杨继绳、清华大学博士后郭宽宇、华东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孙旭培、学者丁东、任彦芳、梁晓燕,还有谢朝平的代理律师周泽。李锐、杜导正、李普、戴煌等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由杨继绳先生转述了他们的寄望。

    这是出席9月24日北京记者、作家、学人,为《大迁徙》作者谢朝平脱险归来举行的餐叙的合影。背面横幅是“贺老谢脱险归来—是人民的力量!感谢全国媒体、网友、推手”。

    从左自右(后排起)黄钟、郭玉闪、丁东、聂宽、戴晴、萧默、姚监复、王建勋、焦国标、王克勤、李琼、尹慧、谢朝平、郭道晖、辛子陵、田大畏、任彦芳、杨继绳、铁流、贾西津、郭宽宇、王和岩、任蘅芳、王老师等,未显示出的有展江、孙旭培、梁晓燕、史黎晴、何志毅、黄秀丽、范铭、张铁志、吴薇、王志安、焦蓓、贺信、龙平川、周泽、上官缴铭、刘凡、钱昊平、陈建、刘常、曾金燕、博绳武、俞梅荪、马文都等四十多人。

     在他们激情洋溢的讲话发言中,一致谴责渭南警方跨省抓捕作家谢朝平的严重违法行为,是对共和国宪法的挑战与践踏,无视人世间的道德底线,把公权力变成了贪污官吏的工具,堂堂正正的人民警察蜕变为利益集团的家丁,一致要求中央严惩此一幕后黑手,建议中纪委立即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大家认为 “渭南书案”的发生发展,更感到国家必须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保护记者、作家正当的写作权益。遗憾的是作为“记者之家”和“作家之家”的中国作协、记协一直缄默无语,对记者、作家谢朝平所遭受到的迫害,从不过问。他们早已不是民间群众团体,是个不则不扣的官办机构,因此不会保护记者、作家正当的写作权益,更不会为公民的言论自由奔走呼号。

    辛子陵先生在讲话中疾声呐喊:“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确地說:“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时间过去了七年,我们的立法机关、政府和党的主管宣传部门,公然对抗宪法,对抗国家元首的指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解禁,而且越管越多,越管越细,越管越狠,动辄封杂志社,撤总编辑,抓捕作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强烈要求开放报禁,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

     他越说越愤怒,最后握拳挥手喊道:“我们号称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但我们的言论自由不如殖民地人民。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年代,也是不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共产党搞地下工作,跑到香港设立机关,出版书报。香港竟成了民主基地。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连说话都要经过“公仆”批准。 我的书要拿到香港去出版。今年7月香港国际书展,推出了我一本新作《放言救党论国是》,在书展引起轰动。有朋友问我:“你救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为什么要拿到香港出,而不能在大陆出?”我说:“正因为不能在大陆出,共产党才需要救。”就因为这本书,我成了“救党派”。

    他“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中央部门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深文周纳地强化预防制。所谓预防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犯法。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预防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预防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日本于1869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把《大迁徙》作者谢朝平推上了讲台,他首先感谢全国各地记者、作家、学人对他的支持 ,感谢中央和高检领导对此事的关注,使他能走出渭南公安看守所。他说:“在渭南监狱里,我从办案警察的只言片语里,知道了监狱外有一股正义的力量在支持我,正是因为有这股正义力量的支撑,走进看守所,我才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种豪情。我在监狱里才能够以一个老检察官同一群警察进行业务竞赛的心态,以一个记者与腐败势力较量的心态度过那30天。才能够突发奇想,准备在逮捕证上写下:“总有一天,历史会审判炮制这张逮捕证的人,利用司法之手办政治冤案的腐败权贵和家丁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样的语句;才能毫不胆怯地告诉办案人员:你送我回监舍,我愿意把你的牢房坐穿!现在,我也才能自豪地告诉各位:不管是作为记者、作家还是检察官,30天来,我都无愧于这些职业。”

    他还说,“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国家昌盛,民族复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只是经济腾飞,科技发达,还需要精神文明,需要真正的言论、出版自由,需要对社会丑恶现象进行舆论监督。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舆论监督更需要法律保护,否则,无法可依,记者、作家就没有安全感,就会出现腐败官员凌辱记者,流氓地痞殴打记者,被披露的丑恶分子雇凶杀害记者而不被追究的可能,记者就有欲加其罪,何患无词之险,被媒体曝光的官员派警察上京抓记者的事情,渭南这种“焚书坑儒”的事情,临渭公安制造文字狱的事情就会去年有,今年有,明年也会有……对此,作为这一因言获罪事件的受害者,今后,我愿和大家一起,为推动我国新闻立法作出自己的努力。”

    胡佳先生妻子曾金燕抱着幼女胡谦慈向谢朝平献了鲜花。

    他的发言结束,“为自由而战”现还在狱中的胡佳先生妻子曾金燕抱着幼女胡谦慈向谢朝平献了鲜花。接着名作家任彦芳宣读了铁流先生拿出一百万储蓄建立“铁流新闻基金”的奉献词,并由铁流先生将首笔5000元“铁流新闻基金”当场给了蒙难归来的《大迁徙》作者谢朝平,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强烈要求开放报禁 保护言论出版自由

----在欢迎谢朝平被释回京座谈会上的讲话

原国防大学教授 辛子陵

2010年9月25日

    渭南书案事件,谢朝平虽然受了些委屈,从政治上说,这是谢朝平的光荣,他的为民请命的事迹将载入历史。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谢朝平先生致敬。

     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确地說: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时间过去了七年,我们的立法机关、政府和党的主管宣传部门,公然对抗宪法,对抗国家元首的指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解禁,而且越管越多,越管越细,越管越狠,动辄封杂志社,撤总编辑,抓捕作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强烈要求开放报禁,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号称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但我们的言论自由不如殖民地人民。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年代,也是不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共产党搞地下工作,跑到香港设立机关,出版书报。香港竟成了民主基地。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连说话都要经过“公仆”批准。 我的书要拿到香港去出版。今年7月香港国际书展,推出了我一本新作《放言救党论国是》,在书展引起轰动。有朋友问我:“你救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为什么要拿到香港出,而不能在大陆出?”我说:“正因为不能在大陆出,共产党才需要救。”就因为这本书,我成了“救党派”。

    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中央部门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深文周纳地强化预防制。所谓预防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犯法。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预防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预防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日本于1869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

    有个在美国的华裔作家,是位中共高干的女儿,发表作品署名“三妹”。出国前她家和李慎之住邻居,认识李慎之。她大批李慎之和我们这些救党派的历史局限性。她是铁杆的灭党派。这个三妹说,温家宝、刘亚洲、辛子陵这些救党派最坏,大陆积累的矛盾,像高压锅一样要爆炸了,他们出来说一通,提几条建议,好像是批评共产党,结果,小骂大帮忙,压力锅放气了,矛盾缓和了。三妹认为这次政改就是如此,温家宝说,刘亚洲说,辛子陵也说,他们在误导民众和灭党派,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共产党不可能搞政治改革,还是要立足于推翻它。

    三妹都看清楚了,政治体制改革是救党,而不是反党。可是我们的主流媒体却说,政治体制改革,对党和人民大大地不利,人民会失去当家做主的权力,国家会陷入混乱。《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求是》杂志都发了文章,明批我们这些人,暗批温总理。为维护特权集团的私利,他们宁可等着垮台,也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他们要把改革派的声音压下去,其做法和导致的结果,与灭党派殊途同归;三妹就是要求我们不说话,说不要求你们扯起旗子反对共产党,你们这么大岁数了,那样太危险,你就不说话,看着共产党垮台,这就是推动历史进步。我不能听她的。我们这些老党员当然有历史局限性。就是李锐老的两句诗: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

    去年一年的群体性事件是23万起,不仅是民心思变,已经是民变蜂起。风生水起的维权运动,其主力一是工人,包括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二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现在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是越来越严重,大量农民正在迅速沦为无地可种的游民;第三就是复员转业军人,数量越来越大的复转军人离开军队就是失业,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当局把工农兵都往绝路上逼,连我们这些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干部也成了“维稳”对象(9月5日我们在餐馆举行谢韬追思会,安全部派人出面干预),请问,你这个政权还依靠谁?这样干法社会无论如何是稳不住的。维权运动的斗争目标不是推翻政府,是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所衍生的对百姓的经济、政治权益的侵害。本质上是要求调整利益关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央必须改变治国理政的思路,解决23万起群体性事件的办法,不是继续增加维稳警力和经费,而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善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祸亟患深,不敢不告。

    201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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