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这期文集中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内容,但副标题却用了一个“郭德刚与姜昆的区别”,因为今天中国的不少争吵是发生在官与民之间,用姜昆和郭德刚来比喻当下的官民分歧太形象了。除了官与民,民与民之间也吵得不可开交。刘利华与郭松民最近的一场争论便是例子。其实吵来争去都是在符号上乱用功,什么新左、新右全是扯淡,就像一群瞎子在摸象,各说各的话。如此这般,不如再看看仲大军先生早就写出的官派民派文章,以及袁剑先生的《中国将面对怎样的未来?》。这两个人都是独立思考和善于创造的人。 象辛子陵、任剑涛、郑永年、姚中秋、田国忠都写出了关于下一步政改的文章,但各有各的看法。中国是个大国,各种人等差异太大,这一阵子就让各种事情闹得不可开交, 那些紧急呼喊简直能把人的神经绷断了。邮箱里接到的全是这些急三火四的东西。一个大国,一旦乱起来也够可怕的。现在到处人势汹汹,从未有过的躁动。到底是谁惹的乱子?政府真应该动脑子想一想了。官员们不会变得聪明一点吗?管理个国家怎么就这么笨呢! ]

论中国的民派和官派

郭德纲与姜昆的区别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9月9日

目录

仲大军:再论中国的民派和官派

中华网:郭德纲与姜昆的区别

吉密欧 :中国银行业:高盈利下的高风险

李昌平: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民上楼运动一定会席卷全国

童大焕:伪城市化实质是与民争利

张斌:伟大的城市成就伟大的国家

日本《选择》月刊:中国是幻想的经济大国

长海:中国财政收入全球第二,人民福利世界第几?

杨曾宪:中国的GDP有水份吗?——兼谈对中国隐性经济规模的认识

丁学良:中国模式的未来?

冼岩:中国经济的体制优势

张伟林:外汇趋势以及国际经济的走势之我见

韩西雅 李文采:立即解除对赵东民律师的拘留

铁流:行动起来营救《大迁徙》作者谢朝平

杨晓陆:紧急叫停一亿孩童麻疹疫苗注射

常凯:赋权给新生代产业工人

赵蕾 于梦溪 :劳资谈判,为什么不向人家学习

胡星斗:可控民主对于中国是个好东西

姚中秋:重提转轨并论其可能性

刘利华 郭松民:对中国“新左派”的讨论

潘祎:中国新左派是中国知识阶层里堕落速度最快的

丁学良:中国只有年纪不老的老左派,没有真的新左派

马超:一位当代青年的困惑

乔续:中国正在打造房主剥削阶级----北京的房租价格是如何涨起来的

辛子陵: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入手?

任剑涛:建构国家哲学,为政改铺路

郑永年:哪里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

阜远:越南的政治民主化

田忠国: 毛左派的政改观

辛子陵:《浩气长流》----抗日战争的忠烈祠

袁剑:中国将面对怎样的未来?

孔庆东:文化缺失与精英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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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民派和官派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0年7月

    当今的中国仍然被两个传统的符号纠缠着,这两个符号一个是左,一个是右,它们成了描述和划分人们政治特点和思想倾向的标志。多少年来,人们都逃脱不了这两个符咒的纠缠, 一直囿于传统语言的捆缚之中,社会的矛盾争论仍然沉浸在这两符号的划分体系中,不是左,就是右。这种状况令人苦恼。

    用左派和右派来划分人们的身份特点,很不科学,很不清楚。 左右影响挥之不去,说明当前的中国始终停留在传统的政治思维之中,政治上没有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 ,当社会已经清晰地出现了多元化利益格局的时候,话语却被肤浅的政治符号扭曲着。之所以仍然运用两个陈旧的词语,主要是思想方法陈旧, 跳不出语言工具的束缚,不能清晰地分析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因此,今天的中国需要寻求一种认识的突围,理念的突围,语言符号的突围。

    我们提出一个民派的词语,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当前社会已经有了庞大的民间基础,却难以梳理出清晰的民间思想,民主思想。这种状态或许是出于左右之争的干扰。左和右是旧思维和旧政治的产物。左右之争,给当代中国带来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它既分裂着中国社会,又羁绊着社会的前进,误导着人们沉湎于旧的历史图形。如果不甩掉这些历史陈迹,当今社会就不能轻装上阵,特别是不能认清当今中国的真问题。所以 ,不愿被传统语言、被左右符号紧箍的人,一定要打出一个新的符号,那就是民派!

    我认为当今的中国,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主要是官派和民派!左派和右派不能清楚地说明当今中国问题的实质。左派与右派之争,更多地沉湎于历史的范畴,而民派与官派的分界,更多地表现为现实的利益之争,官派和民派的区分在今后将日益明晰起来。

    当今中国社会的思想体系划分不应由左和右来描述,而应由官和民来描述。这是因为当今的官民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当然,左和右两个词语并非不能沿用,但必须进行重新矫正和定位。那就是左派代表革新的民众意愿,右派代表保守的官僚意愿。左具有改革的倾向,大众利益的倾向,即改革特权和不平等的现状。右派的传统意义是保守,因此,今天的中国只有那些顽固地坚守既得利益而置民众意愿于不顾的群体才属于右派。

    如此分析后可以看出民派与左派的联系,官派与右派的联系。也就是说真正的左派应该是民派,真正的右派应该是官派。而今天中国社会的左派右派之分基本上扭曲了这一意义。譬如,某些被称为左派的人,实际维护的却是官派的利益。官派往往以国家利益来绑架社会,一些左派也往往以国家利益来维护官派。而某些被称为右派的人,奉行的却是民主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如其长期混淆下去,不如引用民派与官派的概念,用两个新的术语,事情便可一目了然。
今天的民派,其意义应涵盖宪法中所称谓的人民这个主体,它的诉求和主张应当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之所以用民派这个新概念来描述传统的人民,主要是因为当今的中国,官民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今天必须解决官与民的矛盾。

    任何社会派别的思想和主张离不开社会基础。首先我们需要来清晰地界定什么是民派。民派是的权力之外的社会群体,凡是非政府、非国有垄断、非特权之外的群体,都属于民派范围。 即使是体制内的成员,不管是政府官员或政府学者,只要他们具有民众的思想意识,具有正义感,倾向于关心平民大众的发展,都属于民派的范畴。民派是一个以思想观念而不是以身份来区别的一个群体。

    之所以需要民间力量的崛起,之所以需要民派的出现,之所以需要人民的监督制约,是因为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无产阶级的政府已经变质,无产阶级专政更多地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政府已变成了有自利行为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完善人民的权利,人民必须有监督制约官员和政府的能力。中国社会必须有承载社会利益诉求的知识群体,体制内外的民派学者就是一种形式。

    三十年的改革,已经使中国经济清晰地显现出官营垄断经济和民营市场经济两大轮廓。中国虽然从计划经济迈入了市场经济,但中国经济改革的结果,如其说改出了一个权力平衡的市场经济,不如说 是改出了一个官营垄断经济,市场经济只是中国经济躯体中的附庸和从属,庞大的经济资源、政策资源和经济动力依然掌握在政府和国家垄断企业之中。一句话,改革已改出了个庞大的政府垄断的上层建筑。

    尽管民营经济在人数和产出上看来规模庞大,但由于不掌握定价权,经济利润少得可怜。目前,在民营企业里就业的人数约为3亿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约为3亿人,而在国有垄断企业里工作的人数只有大约3000万人,但这3000万人的收入,足可以比得上民营企业中3亿人的收入。

    整个工业、服务业的利润收入大部分落入垄断和强势部门。银行、证券业人均年收入高达三四十万元,国有大垄断企业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5万元。而民营中小企业的平均年收入仅有一万多元。中国的企业间已经出现了惊人的收入差距!这种状况近年来愈演愈烈, 去年新报出的数字更令人瞠目结舌。 证券公司拥有着800亿利润而不向社会分红。

    国有大型垄断企业掌握着基础产品定价权。电、气、油、通讯、医疗、教育等价格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价格,所有其他行业产品的价格都要依此来定价。当垄断部门将这些基础价格抬高之后,其他部门的利润只有被挤薄,被榨干,甚至企业破产退出。 民营的中小企业毫无公平竞争而言。

    这种以权力为中心的改革已经使国家经济产生了严重倾斜,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收入分配拉开了巨大的差距,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之所以出现这种结局,只能是民间力量薄弱的原因。这些年里,民间学者日益被边缘化,倍受歧视和冷落,民间力量正在发生毁灭性的坍塌,代表民营和市场的民间智库几乎荡然无存。 政府垄断着思想、文化、教育和学术领域,权力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和不可抗拒性。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民间力量如此薄弱,才会出现改革利益向一端严重倾斜的局面。因此,中国必须有民派利益代表的出现。

     目前,中小企业艰难拮据,步履维艰,国家垄断企业形势大好,今年上半年取得5000多亿的高增长的利润。在其他领域,官派学者垄断着主流话语霸权,垄断着媒体 ,垄断着舆论。这种状态严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均衡发展。因此,走过社会要形成共识,给民间以空间,反对官僚特权,反对垄断,反对不公平竞争,反对强权资本,反对崇洋媚外,仰人鼻息,出卖国家利益,反对官僚和资本结合起来挤压大众,反对国际资本在国内的超国民待遇,反对外资挤压民资,纠正多年来不公平不合理的经济政策。

    我们希望中央政府切实关注以上所叙述的基本事实,我们建议政府部门改变历来排斥和边缘化民间学者的做法,转而听取民间学者的意见。尽管从形式上看,中国99%的学者都是政府学者,体制内学者,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代表着中国99%的思想和愿望。中国庞大的思想资源很多储存于民间,来自民间。中国政府必须改变多年来形成的一贯做法,由屏蔽改为聆听,由排斥改为合作。并且,中国的民间学者并非不具备合作性,中国政府必须把民间学者看成是一股建设性的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只有建立科学的官民沟通机制,才会避免社会发展的畸形,才会避免越来越多的矛盾冲突。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09-04 17:10:41 +0800 收件人:  "陈沙" <13311531101@189.cn>, 抄送:标题: Fw:FW: 何等犀利!郭德纲的10万捐款和姜昆的一条短信

郭德纲与姜昆的区别

中华网社区

2010-08-20

    此二人一个主流,一个草根,一个是官,一个是民,一个舞台在春晚CCTV,一个舞台在小剧场,一个台上常说:多亏党的政策好,一个返场必唱:我代表北京德云社感谢我的衣食父母。一个强调要用相声教育人民,一个强调相声的本质是娱乐大众,一个是相声界职位最高的,一个是相声界名声最大的,一个用十年时间掐死了相声,一个用十年时间复苏了相声,一个出名后就开始做官,一个出名后仍然偶尔回到小剧场(就在不久前,德刚回到剧场连说四天单口)

    俩人都有钱,一个钱从曲协经费里面来,一个钱从演出门票里面来。这次舟曲遭灾,一个捐献短信一条,并高调号召大家为灾区人民献上爱心,一个捐献人民币10万,并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回复:既然有关组织已经内定郭德刚是三俗的代表人物,楼主发此贴莫非是想与和协社会对抗?欲与有正规定单位的“反三俗的撑门人”姜昆、李金斗们对着干? 同门相戏,不足为奇,姜头当了官要为一个界别负责,老郭出了名,要为声誉负责,一个徒弟出了事,搞得全世界都乌烟瘴气的,其实就是小事一件,还真把阿毛当令箭了。

    捐献短信一条,并高调号召大家为灾区人民献上爱心------------估计短信费还是公家给报销的。真小人郭德纲义捐十万,假高尚姜昆发短讯拔一毛。

    另:与郭德纲相关 20万的组成是:郭德纲个人10万,德云社5万,北展演出的主办方是什么娱乐的5万。一个靠自己奋斗拼搏出来的草民是值得尊敬的,比那些靠溜须拍马或官二代们要高雅许多,比贪污腐败而发财的要有道德得多。那些贪污腐败分子在国外买豪宅,还看得上圈这一点绿地的吗?

    旁边好象是贪官的情人吧。我是姜的本土老乡,我为他觉得脸红。一个靠自己奋斗拼搏出来的草民是值得尊敬的,比那些靠溜须拍马或官二代们要高雅许多,比贪污腐败而发财的要有道德得多。那些贪污腐败分子在国外买豪宅,还看得上圈这一点绿地的吗?

 

 

中国银行业:高盈利下的高风险

吉密欧

2010-09-03

中国大型银行全部为国有控股,其最高层管理人员大多为中共任命的前央行官员,它们创造利润的商业模式也高度一致。但即便是来自一个高度“同质”的行业,中国各大银行上半年的业绩也相似到了诡异的程度。

中国工商银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以及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均公布,上半年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27%。以市值计算,工行和建行分别为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银行,中行是以资产计算的中国第四大银行。

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净利润增长速度略快,达到30%。商业模式的相似性是各大银行盈利能力如此一致的一个原因,但这种一致性也突显出整个中国银行业正在累积的风险。

中国的银行从公司和个人那里获得存款,然后将大多数资金出借给由政府支持的大型贷方,用于建设工厂、钢铁厂和房地产项目。中国的企业与个人的投资选择非常有限,但储蓄率则名列世界前列。银行的绝大部分利润来自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巨大利差。这种利差由央行制定,目的是保护银行免受激烈竞争之苦。

这种盈利模式在中国被称为“资本消耗型”模式,因为它会鼓励银行尽可能多地对外放贷,直至其资产负债表遭到侵蚀,然后银行便不得不回到资本市场募集更多资金,以满足监管要求。

“长期来看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Stone & McCarthy驻北京经济学家汤姆•奥尔利克(Tom Orlik)表示。“但只要你相信中国的增长前景,只要政府不放开利率、不允许外资竞争对手获得大量市场份额,那么这些银行仍将是会下金蛋的鹅。”

中国“五大”国有银行——包括工行、建行、中行、交行以及新近上市的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今年上半年净利润总额将近达到2740亿元人民币(合400亿美元)。

分析师预计,下半年银行收益将减缓,但全年净利润整体增幅仍将超过20%。然而,更长期来看,中国大型银行在经济形势良好时期收获差不多利润的这种统一性意味着,如果形势开始恶化,各大银行将暴露在相同的危害和风险之下。去年中国新增贷款较2008年增加了一倍,达到空前规模,一些经济学家称此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宽松措施。尽管自年初起,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减缓贷款增长速度,但信贷条件仍然比早些年宽松得多。就连中国顶尖银行家都很快承认,过去两年贷款并不是都发放给了具有良好信誉、可行性高的项目,而且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贷款可能永远无法得到偿付。

Stone & McCarthy预计,发放给地方政府、房地产项目以及经济冗余部门的新增不良贷款,会在未来两到三年里使银行业的整体不良贷款率从目前的1.3%提升至约7.9%。如果出现房价下跌幅度超出预期、地方政府违约率上升的更极端状况,不良贷款率可能上升至13.4%,总额可能达到约5.4万亿元人民币。

十年前,中国金融体系在经历了一轮由信贷推动的刺激措施之后,大体上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境地,官方公布的不良贷款率超过30%,引发了一场银行业危机。这场危机造成的烂摊子,中国政府迄今都尚未彻底清理干净。自去年年底以来,中国财政部已经对逾7200亿元人民的十年期不可转换债进行了展期。这些债券是十年前发放给工行、建行以及中国银行,用以交换其部分不良贷款的。

寥寥数笔,中国政府便将上一次银行纾困计划的结账日又往后延了十年,但十年后,银行业背上的重担可能还会增加,至少会增加一批新的不良贷款。与此同时,中资银行将继续求助于政府和资本市场,来满足其对新鲜资本的贪婪需求。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9-08 09:32:58 +0800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李昌平: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民上楼运动”一定会席卷全国

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民上楼运动一定会席卷全国

李昌平

2010-09-04

    建设新农村:政府下海,农民上楼。

  中央做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议已经有6年多了。前几年,新农村建设主要是“两依赖”:农村基础建设依赖中央财政,农村经济发展依赖引进外资,“两依赖”的新农村建设几乎没有大作为。最近两年,新农村建设热闹起来了,最典型的是山东诸城、淄博、临沂、济宁、德州、聊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被媒体称之为“新农民上楼运动”。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民上楼运动”大有燎原之势。

  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上楼运动的核心内涵概括起来说是两句话,一是“撤村建设社区”,二是“宅基地换住房”。甚至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政府下海(经商),农民上楼(失地)。

  2005年以来,本人曾经在《回首乡建一百年,有待我辈新建设》、《新农村建设的五个问题》、《假如给我2万亿》等多篇文章中主张新农村建设要“大拆大建”,即:要集中土地、资金和公共产品等资源重点建设中心村和中心镇,要以“宅基地换住房”、“集体建设用地换股权、换福利”的优惠政策引导农民向中心村、中心镇集中,要做到自然村基本不住人。

  如今,山东诸城等地都在大力推行“撤村改社区”、“宅基地换住房”的新农村建设了,这和我当初设想的新农村建设有些“不谋而合”了。

  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好处多多:第一,有利于守住18亿亩耕地。我国城市化每年占地数百万亩,但农民进城了,农村的宅基地、自留地等依然闲置着,这样是守不住18亿亩耕地的。山东诸城等地实施的“撤村建社区”“宅基地换住房”的新农村建设,至少可以节约出一半的村庄建设用地(宅基地、自留地、学校、窑场等建设地),如果其经验在全国推广,全国农村至少可以节约出1.5亿亩集体建设用地;第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大大节约了。全国有70万个行政村、500多万个自然村,如果“撤村建设社区”,将农民引导到8-10万个社区居住,农村道路、水电网管、学校、医务室、敬老院等基础建设将减少一半以上的投资,其维护费也会大幅下降;第三,农村公共品供给更加有效。为分散在500多万个自然村的数亿农民提供公共品是及其困难的,也是及其无效的。如果数亿农民集中在8-10个社区生活,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就可变成现实了;第四,农村治理更加有效。数亿农民分散在500多万个自然村,无论用什么方式治理农村都是很难达到善治的,如果数亿农民集中居住在8-10万个社区,村民自治制度转变为社区居民自治制度,不仅其治理成本会大大降低,治理也会相对有效得多;第五,农民的住房变得可抵押了。分散在500多万个自然村的农民住房,是不能在银行抵押贷款的,如果经过“撤村建设社区”后,农民在社区的住房就可以被银行认可为抵押品,这有利促进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发展。除此以外,我认为最大的好处是新农村建设摆脱了“两依赖”的困局,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依赖“跑部钱进”,农村经济发展依赖 “引进外资”。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通过政府下海等“制度创新”,使地方政府成为了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以农民上楼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步入了日新月异的轨道。

  表面上看,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与笔者纸上谈兵的新农村建设有不谋而合之处。但本质上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一是新农村建设主体不一样。我期待的是农民和农民集体自主建设新农村,政府全心全意服务农民的新农村建设。但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政府是主体,农民和农民组织只是政府新农村建设棋局中的棋子;二是新农村建设的目的不一样,我主张新农村建设是为了农民和农村发展,但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是为了盘活农村土地——农民上楼,政府下海(经商赚钱);

  如果全国都学山东诸城搞“新农民上楼运动”,至少可以节约村庄集体建设用地1.5亿亩。如果农民以“宅基地换房”,这1.5亿亩土地就会落入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腰包。以每亩价值30万元,总价值为45万亿,除去以房屋置换土地的成本,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应该至少可以净赚30万亿。

  很多专家学者对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民上楼运动”有很多非议。非议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说农民生产不方便了,担心出现“挑着粪担上电梯的尴尬现象。”二是担心农民生活成本上升;三是说农民“宅基地换住房”吃亏了。

  笔者认为专家们的非议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是可以克服的。笔者6年前到吉林德惠县考察新农村建设,吉林德惠6年前的新农村建设也是“撤村建社区”,但有些做法是可以弥补山东诸城等地新农村建设的不足的。德惠的做法是财政贴息贷款帮助农民统一建住房,住房贷款由农民5-8年还清。“撤村建社区”后节约出来的土地(集体建设用地),一部分用地用于建设专业生态养殖园,养殖专业化了;另一部分用于办厂(或出租或用地指标转让)。集体建设用地的经营收入归集体成员共享,按照股权或成员权分配,优先用于偿还住房建设贷款。这样,既不存在“挑着粪担上电梯的尴尬”,也不存在“宅基地换住房”吃亏的问题。此外,德惠还在生产和就业上进行了创新,一是社区还组建了大型机械服务合作社,农户土地以保底价加入合作社了,绝大部分农户不种地了,但农业收入不减,不存在生产不方便的问题;二是帮助8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实现了非农就业,农民家庭收入比过去成倍增加了,也不存在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了。

  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欣赏吉林德惠的做法,德惠的做法与我的设想更接近。德惠坚持了农民主体性和自主性,政府是农民建设新农村的服务者。政府不以赚农民土地(钱)为目的而帮助农民建设新农村的,如果山东诸城等地的政府也能做到不在新农村建设中赚农民的土地(钱),我想,很多专家学者担心的问题是非常容易避免的。

  有些专家学者看到了山东诸城等地“新农民上楼运动”的一些不足,以此判断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民上楼运动”不可能推广为全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笔者不这么看。笔者认为,六年前吉林德惠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是很“完美”的,之所以不能形成“燎原之势”,恰恰因为太“完美”了,完美得地方政府无利可图了,所以无法在全国、甚至在吉林形成“燎原之势”。山东诸城等地以“新农民上楼”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恰恰因为不完美——政府下海(30万亿的利润),正是为了这30万亿的净利润,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民上楼运动”一定会席卷全国。笔者甚至认为,最近发源于山东诸城的“新农民上楼运动”会比10年前发源于山东诸城“陈卖光运动”更有冲击力。

  依赖中央财政拨款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依赖引进“外资”搞农村发展,农村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农村的前途,只能靠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创造性工作了。在笔者看来,“政府下海,农民上楼”的新农村建设,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总比“两依赖”的新农村建设好。所以,无论是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还是吉林德惠等地的新农村建设,我都顶!在顶的同时,笔者最大的担心还是“新农民上楼运动”的“大拆大建”,虽然笔者也认为农村必须“大拆大建”,但是,“大拆大建”不是搞破坏,是搞建设,对特色村、特色建筑、特色“风水”、特色文化、特色习俗等等是一定要保护的;“大拆大建”也不能搞一刀切,如山区农村,以“政府下海, 农民上楼”的方式搞新农村建设,未必可行,未必是最好的办法。

  全国农民一盘散沙,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地方政府无利可图,全国农村就只能一潭死水!地方政府“唯利是图”,“大拆大建”实难避免。中国就是这样。

 




发件人:L_C_colon<zffz010098@sina.com>  2010-09-02 14:18:18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标题:L_C_colon xcgc (31) 2010.09.02

伪城市化实质是与民争利

童大焕

2010年9月1日星期三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接受央视访谈时指出:很多地方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社保。农民的住宅是合法的财产权益,而社会保障是应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地方可以跟老百姓讲,你要获得我的公共服务,你就要拿你自己的财产来换,没有过这种事情。所以这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2010年8月30日央视《新闻1+1》)

    这是迄今为止我注意到的、对“宅基地换住房、土地换社保”大声说不的最高级别官员。此前,各地方官员都热衷于“宅基地换住房、土地换社保”。重庆启动了据说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转市民改革计划。按照该计划,未来10年时间内,1000万重庆农民将有望变成市民。该计划被当地官员形象地称为“三件衣服”换“五件衣服”政策:农村户口捆绑了宅基地、林权、承包地“三件衣服”;城市户口捆绑着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五件衣服”。

    山东诸城则率先撤销全部行政村,几个小村庄合并成大的农村社区,引导农民集中居住。除诸城外,淄博、临沂、济宁、德州、聊城等地都推行了“撤村改社区”。然而住上了楼房的农民却在担心农具拖拉机还有牲畜往哪里放。集中居住距离承包地远了,耕种很不方便,农民如果把土地流转出去,租金又很低,怎么保证一家老小的生活。(2010年8月26日《广州日报》、8月30日央视《新闻1+1》)

    农民现有的宅基地、承包地、林地“三件衣服”,事实上是他们的财产权利,而所谓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五件衣服”,充其量是公民的福利权,二者之间的权利级差非常巨大,就像生命权不可以置换成财产权,财产权也不可以置换成生命权一样。把不同级差的权利互相混淆和置换,有“混水摸鱼”之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城市居民必须拿出房屋或者土地来换社保的,为什么农民就“必须换”,而不是像城市居民一样“应该得”?

    事实上,这些举动都是在城镇建设用地紧缺的情势下出现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积极主动“引导”农民上楼,以户籍改革名义也好,以新农村建设的名义也好,以城市化的名义也好,本意并不在“城市”,更不在人的市民化,而在于“土地整理”。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保障农民的自由迁徙权利和其他各项社会权利,而是为政府进行土地储备。

    山东的“撤村改社区”和重庆的土地房屋换社保,不过是当前中国新农村建设和所谓城市化运动的一个缩影。当下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不该城市化的地方过度城市化或者说伪城市化;该城市化的地方不城市化。

    此话何解?伪城市化就是如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2010年8月6日举办的第8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上指出的:把小城镇发展成了战略重点(此外还有“新农村建设”——笔者注)。很多农民工把赚的钱弄到老家镇上去建房,而全家还留在大城市工作和发展,这既造成土地资源和农民工财产的严重浪费,也不利于市场发育和调动内需。

    而该城市化的地方不城市化,则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2010年8月7日“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的,中国城镇化率被严重高估,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市民的权利。

    中国的城市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几乎没有明显进展。在各方面的呼吁下,原建设部出台“人口统计方法的改变”,将工作于城市6个月的人都算做城市人口,于是,城市化率一年上升一个百分点。但是这只是统计口径的改变而已,除此之外,对入城的农民工和新市民的待遇毫无改变。

    城市化说到底是人的市民化,而不是物质层面上的楼房化和建制镇化。归根结底,城市化、城镇化是为了人的自由、幸福的,而不是为了地方政府储备和集中土地的。城市化的真正标志,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减少,而不是把他们变成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颠沛流离、候鸟一般的“两栖人”。

  当前,地方政府热衷于“整理土地”,还会造成未来巨大的地方债务风险。多数人只看到因土地征占而引发的矛盾,很少有人关注到,名为新农村建设、城镇化或者户籍改革的地方政府圈地形成巨大的地方债务,而这些地方政府债务最终都有可能表现为银行的不良资产,从而给我们的金融埋下巨大隐患。因为最终,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并非各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可以主导的、想在哪里城市化就在哪里城市化,而是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其中,有一些地方注定是要衰落的。人口在集中、在增加的地区,地方债务容易化解;而人口在减少、在分散的地区,政府无节制集中的土地,最后就会空置浪费,由此形成的债务,就将变成呆账和死账。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9-08 09:04:19 +080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61 伟大城市成就伟大国家
 

伟大的城市成就伟大的国家

中国社科院政治与经济所  张斌

Sep. 8, 2010

bjzhangbin@gmail.com

    只要照猫画虎地渐进学习发达国家的制度构架,按部就班地学习发达国家更高级的生产技术,中国会毫无疑问地成为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二流国家。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成为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二流国家虽然还有很多困难,但没有太大悬念。毕竟,很多东西不需要深思熟虑,也不需要什么创新,学习和照搬就行了。我们周边的小龙、小虎们都是这么做的,他们都成了还算富裕的二流国家。他们能学会做到,已经高度开放的今日中国没有理由做不到。

    二流国家也不错,生活比现在还会改善很多,但是中国还有成为比二流国家更进一步的可能。因为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人口规模优势,中国有成为当今世界最伟大国家的可能。国家之伟大,在于民众伟大;民众伟大,在于其创造力;创造力之源泉,在于不断地学习和反思;学习和反思之源泉,在于多样性和近距离。多样性提供了学习和反思的需求,近距离降低了学习和反思的成本。历史上伟大的人类文明发源地从来都在大江、大河附近,推动力量在于大洋和大河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让更多的人更容易见面,大家聚在一起促成了多样性,多样性带来的羡慕和嫉妒激起了学习和反思的欲望,提高了民众生产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给定了地理位置和对对外交通成本,人口规模本身很重要,更大的人口规模既扩大了多样性可能,也降低了单位民众的学习和交流成本。

    人口规模对于伟大国家,仅在于提供了可能性。人口众多而贫瘠的国家就在我们的过去和身边。如果说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是每个人从日常生活周边学习到了什么,这里的问题是更大的人口规模如何影响了每个人从日常生活周边的学习。经济增长理论非常强调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通过国际交流和贸易可以向外国人学习,提高国内民众的生产力。但是,民众在国内交流和贸易的重要性应该更甚于国际贸易,内部的交流和贸易同样是学习,是提高民众生产力更重要的源泉,但这方面的研究至少在国内寥寥,人口规模如何影响国内民众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更缺乏细致的讨论。

    更大的人口规模蕴藏了更大的多样性可能,这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但其他条件也很重要。密度很重要,即便有人口规模优势,如果大家住的很分散,交通成本会天然地扼杀很多东西,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未见得多,学习和交流的成本未见的低。差异性很重要,即便具备人口规模优势,如果穷人和穷人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穷人看不到富人的生活和工作,差异性体现不出来,穷富之间的学习和交流会被割断;如果工人和工人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工人看不到商贩的生活和工作,差异性体现不出来,工商之间学习和交流会被割断;如此等等。按照多样性和密度的标准来看,农村会制约但不会推动经济发展,城市是创造力和增长重要发源地,但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做好密度和多样性的安排。

    简.雅各布在60 年代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指出了伟大城市的几个共性:1,功能混杂;2,高密度;3,新旧建筑并存;4,狭窄街道的街区。简.雅各布的几点总结提出了城市对多样性和密度的要求。功能混杂是提供多样性和激励学习的好办法;高密度是降低学习成本的好办法;新旧建筑并存不仅节约了城市建筑成本,也保持了多样性;狭窄街道的街区的作用更精妙,街道窄了,会有毛细血管般的更密的交通网,更多人步行、更多路边小店、更亲密的邻里关系和安全感,这些对节省成本和促进交流都有帮助。

    简.雅各布这本书的背景,是对美国50-60 年代大规模城市改造(公共住房建设、旧城更新、高速路等)的批判,她认为当时大规模的改革筹划缺乏弹性和选择性,破坏了城市的生命力。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在一路高歌,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方兴未艾。今天的城市发展和布局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有莫大关系,一条不当的街道设计可能扼杀了一个天才的诞生。今天中国的很多大城市大力发展CBD、开发区、功能区、高速环路,这些工程的带来的究竟是民生福利改善还是满足炫耀和虚荣心,是增添还是扼杀了城市和经济增长生命力,这些都需要我们反思。伟大的城市成就伟大的国家。中国的城市规划者们仅是学习发达国家经验还不够,还要充分认识到发达国家的失败教训,不要让错误重演。宏观经济决策者们用仓促上马的大规划、大项目刺激经济更不可取,这不仅是项目本身的浪费,还会破坏城市演进的自发力量。有些大而不当的项目甚至比不上挖坑,再把坑埋上的刺激GDP 方法。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2010-09-07 11:36:1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New civilization 各位朋友:附件中的三篇文章,虽然表达了某些事实,但却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立埸。有美国、日本人的轻蔑,亦有中国人要走出困境的谋划,仅提供给愿意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朋友参考。向东

中国是幻想的经济大国

日本《选择》月刊

2010-8-10

    日本《选择》月刊5月至7月号连载题为“幻想的经济大国” 文章,以下为主要内容:经济增长率、外汇储备额、汽车销量、股票总市值等印证经济大国的数据,中国一个也不缺。2008 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 年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发展状况。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严酷的劳动状况、内陆农村的贫困以及国有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贪污腐败横行等现实,又使中国经济大国的形象大打折扣。用“沿海和内陆的差距”或“发展过程中必然的矛盾”来做解释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现在的中国可谓有名无实的、“幻想的经济大国”。

经济增长依赖投资

    在距上海3小时车程的江苏省中部的一个农村,一座74层、高达328米的超高层建筑即将竣工。当地颇以这座“世界第15高的建筑”为荣,但冷眼之下显得突兀、不协调。该村名为华西村,是中国广为人知的富裕村。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个村子根本没有这么多的办公需求来满足这座处于绿色田园环抱之中、造价15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层楼房。

    世界经济复苏,中国被公认为是最大的拉动力。2008年11月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不仅时间上先于发达国家,而且在规模上也遥遥领先。这一果断决策博得世界一片喝彩。问题是这种经济刺激政策中包括了像华西村超高层楼那样经济效益甚微的无意义经济增长指标“人为制造”。中国重视的不是如何充分利用已建成的基础设施来搞活经济,而是通过建设工程项目来创造原材料需求和工人就业机会。

    依靠政府财政支出的拉动,2009 年中国GDP增速为8.7%,其中大部分来自投资增长,消费增长贡献率仅为4.6%,外需的贡献率为-3.9%,对投资的依赖十分严重(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7月2日将2009年GDP增速上调为9.1%——本报注)。虽然作为紧急措施在所难免,但在经济明显复苏的去年秋天以后,政府主导的投资仍在持续增加,这完全是因为中国害怕经济增长放缓。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使国际社会承认其统治正统性的绝佳机会。由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对中国需求、中国资金的依存使日美欧的反共论调失声。鉴于美国国债过于依赖中国资金来消化,美国政府无法再高调批判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化问题,这使得中国领导层切实感到“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箴言的分量。对中国来说,通过政府投资来强求加快经济增长,是出于经济目的之上的政治目的的需要。

楼市泡沫危害严重

    中国大城市中心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已经与现在的日本不相上下。

    毫无疑问,中国居民收入除极少数富人外,远比日本少得多。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约3400美元,依旧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从整个中国来看,房价已经达到工薪阶层平均年收入的20倍以上。购买这些与工资收入相去甚远的公寓者不乏贪腐官员、无视纳税义务疯狂敛财的个体户、以投资为目的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等。作为这种房地产投机的代表,在中国媒体上频频亮相的是浙江省的“温州炒房团”和“山西煤老板”。普通百姓甚至也走上了房地产投机的道路。

    很多日本媒体在解释这种现象时往往将原因归结为中国当局为克服经济危机实施的货币宽松政策和由此创造的过剩流动性以及内外投机资金的涌入。虽然这说的是事实,但终归只看到了表象。中国当前房价飙升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患上了不治之症,只有房地产才能使中国经济维持虚假的繁荣。这才是最大的原因。

    在思考房地产价格的异常状况时,首先应该关注的是中国的股票市场。股票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和变卖性,然而,奇怪的是,现在中国的泡沫,大部分资金都转向了房地产,没有流入股市。资金不流入股票市场将产生很大的危害。因为如果企业无法顺利上市或增资,就会影响企业的设备投资、研发、并购等融资行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影响的不仅仅是百姓的住房问题,还有可能成为制约中国企业发展的隐性原因。

企业技术进展不多

    过去10年,政府拼命强化研究开发,试图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但除了一部分极例外的企业外,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依旧只是利用外资企业的最新技术、制造装备和零部件组装产品然后出口。中国自诩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大国,但市场还是由大众、通用、丰田、本田、现代等外资厂商掌控,吉利、比亚迪等中国汽车厂商只能通过模仿外资汽车、生产低价车,来抢占市场份额。

    中国通过出台4 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来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增长,但本质上依赖低工资劳动的经济体制并没有改变。如果支撑中国经济的工人工资结构瓦解,中国的竞争力无疑会大幅下降。比中国工资还低的国家在亚洲有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等。

    对中国经济来说另一个巨大的冲击是,中国政府迫于美欧的压力在6月作出了增强人民币弹性的决定。这等于再次容忍了自2008年以来事实上与美元固定的人民币汇率浮动。人民币如果升值,作为出口型制造业基地的中国,其竞争力肯定会下降。工资上涨、人民币升值的双重打击足以给中国经济造成重创。当然“世界工厂”并不会完全终结,但中国政府却无法阻止大多数外资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至非洲等其他地区。

    “幻想的经济大国”的现实即将展现在众人眼前。

 

 

中国财政收入全球第二,人民福利世界第几?

长海

2010-09-05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数字显示,有的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比中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超出4倍到10倍之多。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高福利,是一道冷酷的不公符号。

    当前,造成民众不公平感的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连年下降的趋势。数据显示,1996年至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57.5%,累计下降11.8个百分点。中国的储蓄率从1998年37.5%升至2007年49.9%,其中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而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仅上升2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目前中国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已处于全球高水平,企业未将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成工人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支出。1996年至2007年,在劳动者报酬比重大幅下滑同期,企业利润所占比重却从21.2%升至31.3%。目前,作为中国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

    今年1-5月,中国财政收入为3.5万亿元。据此保守估计,今年全年财政收入将轻松突破8万亿元。在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改革等问题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时,这一新闻的出炉再次让人们反思政府财政高增长背后的隐忧。

    最近几年接二连三的高通胀让许多人认准了这么一条理财上的真理:“要让财富不缩水,你一定要跑赢CPI”。但其实要想让自己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光跑赢CPI是不够的,还得跑赢整个国家的财富增长速度。然而过去十多年来,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却始终低于GDP的增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财政收入却连续多年两倍甚至三倍于GDP的增速。显然在财富增长的长跑比赛上,老百姓已经被政府远远地抛在了后头。

    最近又出现了一条新闻足以证明“老百姓收入增速远远跑输政府”: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5月,全国财政收入3547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362亿元,增长30.8%。这一数字比去年前6个月的还要多两千亿元。全年财政收入将至少超过8万亿元,这意味着中国将紧随美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二财政收入大国。“财政收入世界第二”其实并不仅是一个将要发生的事情,而是早已存在的事实。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测算,2009年6.8万亿元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再加上收费罚款、土地出让金,以及社保费、国企上缴利润、彩票发行等方面的收入,中国政府的实际收入已高达10万亿元以上。

    照理说,这则新闻应该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因为单纯从理论角度看,政府收入增多,国家宏调能力必然增强,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利于改善民生。从1950年到2010年,60年间增长接近一千倍。2002年中国财政收入还只有1.9万亿元,如今却已达到了8万亿,其几何级的增长势头的确让人感到惊叹。更何况,眼下全球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相继出现1%左右的低速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局面,相比之下中国高达30%的财政收入增速更加显得耀眼夺目。然而这件原本应该让人感到高兴的事却受到了舆论的广泛质疑,究其原因,乃是因为理论与现实之中有着巨大的鸿沟:国富民穷,或者干脆是官富民穷。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曾撰文指出,近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成为最大受益者,收入增幅远在民众之上。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加1.2倍。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为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

    通过横向比较,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政府财政收入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陈志武指出,近年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已占到GDP的20%以上,而2007年,美国财政税收占GDP比例为18%;日本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则低于10%。因此早在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就已经超过日本,而同年日本GDP是中国的2倍以上。与欧洲比较,2007年德国联邦及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约占GDP23%。目前中国的这一比例,已高于美、日,略低于德国。然而以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速来看,今年中国的这一比例可能将达到24%,一举超越德国,然而德国国民福利之高却远远超过了中国。

    因此,在网的调查中,有超过八成的网民认为,面对迅猛增长的财政收入,政府应该尽快还富于民。网络关于“你认为国家应当如何使用财政收入?”的调查如下:还富于民42810票(81.29%);增强国力 9041票(17.17%);其他 813 票(1.54%)。“你认为哪项措施能更有助于提高收入?”:合理进行收入分配31184 (59.21%);降低税收增加福利19894 (37.78%);其他1586 (3.01%)。

    除了政府拿的钱太多了,老百姓还“不高兴”政府拿了那么多钱后,却没有把这些钱花在“刀口”上。换句话说,海量的政府财政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这些钱在政府的口袋里捣鼓了半天,到头来并没有花在老百姓的身上。

    政府花在老百姓身上的钱,最典型的就是教育、健康、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这些投入可以对老百姓的生活产生最直接的福利。然而政府在这方面的经费投入却一直无法让人满意。以教育投入为例,早在1993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并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中有一条明确规定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在2000年达到4%。但是这一目标并未实现。结果2004年3月24日,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在两会上承诺,要在2008年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到了2008年,统计数据显示,当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为3.48%,依然没有达到政府自己设定的目标。

    对此,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分析指出,过去20年来,中国教育总费用呈现逐年递增之势,占GDP比重超过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从1991年的3.4%提高到2007年的6.6%,超过经合组织的5.9%和中等收入国家的5.6%。然而与此同时,公共教育经费在中国教育总费用的比重却逐年下降——即使以2008年的3.48%来看,中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还是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平均5%的水平,而且也落后于中等收入国家4%的水平。由此可见,中国教育总费用中家庭支出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政府支出,这无形之中等于加重了中国老百姓在子女教育投入上的负担。

    与政府在教育投入上的增幅不足相类似,近年来虽然政府通过新医改加大了医疗保障投入,扩大了覆盖面,但2009年中国居民的自费卫生支出平均比率依然为38%,为世界最高。其中,各基本人群的医疗自费比率分别为:城镇职工30%,城镇居民50%,农村人口62%。与此相较,美国居民的自费卫生支出比率仅为14.3%。

    同样的道理,近几年低保投入一直持续增长,城镇低保2007年的支出为274亿元,2008年提高到385亿元,人均补偿额由2007年的102元提至2008年的141元。随着经济回暖,2009年低保投入为461亿元,但增速依然达到了17%。然而低保受益人口覆盖率及农村补偿额却并不高。2009年底,低保受益人口为7100万,比2008年增加了500万,增长率仅为6%。相较于美国社会救助的受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中国低保受益人口比例仅为0.5%。

    由于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增速相对落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相对落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导致社会保障处于相对萎缩状态,于是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四大基本民生项目就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四座大山。正因为此,老百姓才有钱不敢花。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国民储蓄率创历史新高,达51.3%,然而1998年中国国民储蓄率仅为37.5%。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也成了中国长期内需不振的主要原因。中国社保问题专家郑秉文据此认为:“尽管近三年国家财政每年都加大社保投入,但国民高储蓄率创历史新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社保制度的不完善。”

    据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的研究,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45%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民生方面,而美国地方政府的总支出中,用于教育卫生、各种社保的支出比例更高达70%;而同期中国的财政支出中,社保、救济、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支出仅占16%。以卫生和教育为例,这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面对类似“全民免费医疗”、“12年制义务教育”这样的民生呼吁,一些政府部门的回应总是“财力不允许”。

    都说政府财政收入将要超过8万亿元,都说政府是中国最“不差钱”的主儿,但为什么在事关民生安危的重大问题上,政府总是“很差钱”呢?

    人们可以很清晰的发现,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此前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4%,德国为2.7%,英国为4.2%,韩国为5.1%,美国最高,也只有9.9%。而据周天勇教授的研究,“2007年我们政府供养人员的支出比例是预算内外全部实际支出比例的44%左右”。答案很明显:一方面由于缺少300万元及时加固大堤导致江西抚州唱凯提垮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亿元;另一方面抚州市每年用于公务接待的费用就高达1千多万元。而近来频频曝出的政府“豪华采购”、“天价餐”、“豪华政府大楼”等事件一再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事实,中国行政管理费用以及一直不对外公开的“三公”费用方面的支出非常庞大,造成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将始终处于落后状态。

    据中新网报道,中国教育支出占GDP比例为近3%,还不到国际平均水平的一半;医疗卫生支出只有将近4%,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全都高于15%。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医疗公平性排名为全球倒数第四。中国百姓收入是欧美的几十分之一,房价却赶超欧美;中国房子可以是自己的,但土地永远是国家的!物权法规定:“房子是土地的一部分”!

    中国成天叫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教育兴国”,“教育是根本”……,但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之少与非洲穷国乌干达看齐,百姓自掏教育经费之多全球之冠!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针对初、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学费的大国,而其他大国都免费向其国民提供。

    中国公务员的薪水不拿全国的平均水平,而是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中国的大中城市发达程度与欧美相当,但绝大部分农村和非洲穷国的农村在一个发展水差之强烈堪称世界奇观。中国那些在现代工厂工作的打工者们,其工资待遇远低于墨西哥甚至远低于其邻国越南等国家,堪称世界最低……
 

 

 

发件人:"杨" <yzx228@163169.net>  2010-09-04 15:19:26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杨曾宪稿件:中国GDP有水份吗?

中国的GDP有水份吗?

——兼谈对中国隐性经济规模的认识

青岛社科院 研究员 杨曾宪

    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很弱智的问题:难道中国的GDP没水份吗?这之中,有专家,也有普通百姓。笔者曾在讲座时就此提问听众,几乎98%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偶有1、2位听众“NO!”,我便会说:恭喜你,答对了!

    当然,我绝不认为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是准确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这已不是秘密;各地GDP增速年年超中央数据,一直备受质疑。多年前关于GDP虚报的“段子”更是多多。譬如,一个农民养了几头牛,报上去便变成几十头甚至几百头了。当时,我曾问过一些乡镇干部,你们数字是怎么“统计”的,他们几乎都笑了。正因为积累了这样多的经验,坚信中国GDP有水份,几乎已成国人共识。但是,如果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中国的统计数字问题多不假,但其最大问题恰恰是统计“不足”而非“过度”。换言之,中国的GDP,不仅没水份,反倒是被严重“甩干”的。其下,是我的论证。

一、为什么2004年以来的中国GDP增幅是可信的?

    2004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得出了该年GDP“总量为159878亿元”的结论。同时,该次普查中,国家统计局对各地“九十年代初甚至八十年代虚报的数……一刀两断”,做了切割。这表明,2004年之后,中国的GDP统计质量有所提高,虚报现象受到遏制,此后逐年递增的GDP数字应该是可信的。但“应然”不是“实然”。特别是2004年以来中国GDP的持续高增长率,不能不令人生疑。我们当然没证据直接证明中国GDP增速的真实性,但是,却有一个间接证实其可信性的路径,这就是中国税收的同步超高增长率。现将2004年—2009年中国GDP和税收增长率并列如下(其中GDP数据是调整后的):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上半年

GDP 9.5% 10.2% 11.1% 13% 9.6% 9.1% 11.1%

税收 25.7% 20% 21.9% 31.4% 18.8% 9.1% 30.8%

    以上数据显示,除2009年度因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税收增幅缩小外(2010年上半年又反弹回来),其余年份,中国的税收增速大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GDP统计涵盖一、二、三产,而中国的一产比重不小、年增速却有限,这就拖了GDP的“后腿”。特别在2006年后,一产基本免税,税收主要来自二、三产,而这些年正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力的年份,这便出现了像2007年税收增速为GDP增速2.41倍“奇迹”。

    学界对中国税收如此增长是否合理,一直有争论,但却从未有人怀疑过这些数字的真实性。GDP可以吹牛,税收却不可吹牛、也无法吹牛,因为收入国库的税款,必须是“真金白银”。正因为懂得“吹牛要上税”的道理,所以,各类市场主体在征税员面前,都绝对是“谦虚”、“收敛”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税收增速依然倍数于GDP增速,便客观证实了中国2004年以来GDP增长率的真实性。

二、中国存在规模庞大的隐性经济

    基于以上事实,我们便可做出这样的假设:除一产外,凡被GDP统计的二、三产领域,大都应被税收所覆盖。道理很简单,如果在二、三产中还存在大量被GDP统计却逃脱税收的领域,那么,GDP增速应相对提高、税收增速应相对降低,便不会出现后者连年倍数于前者的情况了。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凡属“税收盲区”的隐性经济活动,理论上都应是“GDP统计黑洞”;只要我们能证明中国隐性经济规模足够大,“中国GDP被严重低估”这一事实判断便可成立。

    当下中国存在那些隐性经济活动呢?我分非法的黑色经济与未必非法却无税的灰色经济两大类列举:

    (一)黑色经济

    黑色经济活动虽非法,却依然是经济活动,产生消费、刺激生产,客观上应给于正视。

    1、黄赌毒。中国存在着严重的黄赌毒现象,这是客观事实,无须多论。

   2、假盗非。尽管年年打假、打非、反盗版,目前各种非法、盗版、假冒产品的生产销售活动依然非常猖獗。分析起来,它们间还有所区别:有些非法出版物的生产过程可能在地上(被征税),其销售渠道则在地下(为税收盲区);有些假冒产品(如假酒、假烟、假文物)生产过程在地下,其销售渠道却可能在地上(有些宾馆也卖假酒、拍卖会也卖假画);而假发票或盗版光碟的生产销售过程皆在地下。显然,只有地下部分才属隐性经济。

    3、钱权交易。这里说“钱权交易”不笼统说“腐败”,是因为贪污行为不构成经济活动。作为中国式腐败主要形式的钱权交易,尽管非法、缺德、践踏社会公平,却具有完全的商品交换形态。所谓的“商品”,便是“权力”,“公权力”或“非公权力”(包括私企职员的采购权力、医生的技术权力、教师的知识权力)。中国的钱权交易已深度融入到市场运行链条之中。譬如一个建筑商行贿,厅局长之外,各职能部门的处长、科长、科员,凡与“权”沾边的,通常人人多少有份。中小官员拿到钱后不会埋起来,而是继续消费,或进行新的钱权交易:给医生送红包、给孩子老师送礼等等。医生和老师拿到钱,也会继续消费或“送礼”……。这样,中国的钱权交易既构成我所谓的“第1.5次”分配(不属于第一次市场分配,也不属于第二次福利分配),又发挥着刺激消费的效能,不可小视。

    (二)、灰色经济

    所谓灰色经济,也即属于税收盲区的经济活动。搜索它们的存在并概括分类,非常不易。以下初步归类可能挂一漏万。

    1、街头贸易。近年来我国城镇街头突然出现的那些开着卡车、面包车、轿车经商者,他们的一辆车,就是一商铺,其营业额远非昔日街头小贩可比。小商贩不征税合理,但这类街头贸易逃税经营却不合理。

    2、家教市场。现在的家教课程不仅是外语、数学,还包括奥数、作文、表演、书法、舞蹈、音乐、滑板、棋类等各门类艺术、体育。有些缺德教师,课堂讲一半,剩下的便放到家教中。在“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口号蛊惑下,中国的家教市场正在超常规发展。

    3、网上交易。网上交易,包括正规网店销售,也包括通过网络实现的其它商品如盗版软件、个人信息交易、“肩客”交易。网上交易规模及数额甚大,目前多数尚未征税。

    4、民间金融。特指金融监管当局监管范围之外的民间金融组织、金融活动。其中,跨境买卖外汇的地下钱庄或个人倒汇行为,属非法存在,其它民间金融活动已被默许,让其合法化的尝试正在进行。

    5、艺人学人走穴。国内演艺明星走穴已被税务机关盯住,可以不论,但城市农村一些草台班子或“非著名演员”走穴、参加婚丧演出,却基本处于无人监管状态。同时,著名学者四处开讲,不仅出场费在5位数以上,且由于邀请方多是各级政府,纳税者不多,也属“盲区”范畴。

    6、论文买卖。体现学术原创力的论文被公开买卖,这是中国高教及科研体制失败的表征,也是学界无德的体现。但从经济学角度讲,如此从论文写作、买卖到发表提供一条龙服务的产业链,既然已成规模,自然应正视。

    7、房租经济。在中国城镇中,购房租房已成为许多居民投资盈利方式。鉴于房租连年大幅上涨,许多人的租房收入已远高出其正式收入。对房租经济,税务部门同样监管乏力。

    8、地下废旧市场。活跃于中国城乡的各类地下废旧物品收购(包括药品礼品回收)、销售活动,往往被人小觑。其实,它所吸纳的城乡从业人员和发生的营业额、产生的利润却非常巨大。城市小区的收废品者,其收入远超过一般打工者。

    9、小金库。通常的小金库,指政府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的账外资金;广义的小金库,可涵盖各种所有制单位、企业的账外资金。中国许多纳税人往往有两本账,官员和老板行贿,能一掷千金,就因为有小金库支持。小金库资金的进出未必都在地下,但多数情况下却肯定见不得阳光。

    10、文物及艺术品场外交易。中国虽有公开经营的文物及艺术品市场,但绝大部分的交易却在“场外”进行。重要文物,市场上不露面;著名画家,会在家中卖画。这些,当然都是税收盲区。

    11、掮客生意。这里的“掮客”,指合法经纪人之外从事各类商业中介活动的人员。这些人为获取回扣、提成给买卖双方牵线搭桥,做着掮客生意。其低端从业者,整日在火车站拉客、在医院当医托;其高端从业者,则专为传媒拉广告、为演艺活动影视作品拉赞助。还有擅长为权钱交易搭桥的“能人”,或明或暗获取一方或双方的好处费。更有甚者,地方政府“跑部钱进”,有时也要动用掮客,给予提成。这类掮客助长了腐败,但其生意本身却未必属于腐败,只是常常偷漏税。

    12、私自从事的职业活动。这类“私自从事的职业活动”,特指属于税收盲区、且在上述11类外的个体经济活动。其中包括私自从事工程设计、广告创意人员,家庭装修工、家电维修工,各类商品包括保健品、药品推销员,“黑车”营运者、“黑导游”等等。他们中,有些还属于业余兼职。如设计院的工程师、家电公司的维修工都常常会夹带着“干私活”。

    13、寺院经济及迷信活动。中国的众多寺院目前收入非常可观,且依法免税。寺院外,打着宗教旗号的盈利活动、或隐蔽或公开的算命卜卦看风水活动,同样非常活跃,营业额巨大。
    14其它逃税经营活动。中国日常商业活动,“要不要发票”是商家常问的一句话。这就是说,即便是纳入税收的商业活动,其偷逃税款的情况也是严重存在的,相应地,其营业额也必然是缩水的。

三、认识“中国GDP被严重低估”事实的重要意义

    中国的隐性经济规模究竟有多大?在缺少可靠数据情况下,谁也说不清,任何拍脑瓜的“神仙数”肯定不准。但我们仅从一些零碎数据推导猜想,其结论也够“恐怖”的。譬如,中央机关曾审计出5170张虚假发票、列支金额达1.42亿元。由此推开去,全国列支金额绝不止千亿。还有报道指出,一本非法教辅材料就能印千万册……,如果再加上各种盗版产品及假酒、假文物,仅这一块,全国的“产值”也要数千亿……。中国城市的中小学生,几乎每人都要上1到N个家教班,每月家教费在数百上千元。按全国中小学在校生1/3匡算,这家教费每年也在数千亿!其余各类,每一类猜想空间都很大,累加起来,肯定是天文数字。
    尽管这些“猜想”不具实质意义,它却足以证明中国的GDP确实被严重低估。认识这一事实,对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社会现实及未来趋势具有极重要意义。
    曾几何时,“中国崩溃论”在西方甚嚣尘上。但突然间,没任何过渡,怎么就变成“中国威胁论”了呢?撇开政治动机不论,关键就在于,观察家们对中国经济真实状况缺乏认识,屡屡发出错误信息,这才使得西方人面对中国的“突然崛起”惊诧莫名而感到“威胁”。还有国内各方关于高房价成因的归纳。诚然,房价飙升与地方政府、地产商、炒房团或银行的盈利动机正相关,但是,最终决定市场房价的不是卖方盈利动机,而是具有真实需求的买家能力。买家没钱,一切都是财富幻觉,炒房只能炒出阑尾楼、炒家最终只能“跳楼”。真正助长中国房价飙升的因素,不是别的,正是多年来由隐性经济积聚的巨大隐性财富。基于同样理由,我们对城镇失业及贫富差距现状也须重新认识:“开宝马领救济”的肯定不是个案,真正的失业者,可能是那些从未登记的“啃老族”;那些开1、2千工资没任何外快的工薪阶层可能生活窘困,那些工资不高的中小学教师则可能月收入过万!显然,不触及隐性收入,仅在工资收入上做文章,是难以有效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最后,由于隐性经济大都归属三产,并直接转化为国民收入,所以,关于中国第三产业、中国国民收入占GDP比重过低的结论便应大幅修正了。
    但怎样修正?这便又涉及到对中国隐性经济规模的估判了。它们究竟占已有GDP的10%、20%还是30%?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显然是大不同的。尽管要彻底搞清隐性经济规模是不可能的,但通过专业人员扎扎实实的暗访摸查、抽样调查、估算排查,全国分地区、分类摸清隐性经济的大体规模则是可能的。此前,已有专家对此已做过调研,并给出了“惊人”数据。但面对中国如此庞大复杂隐秘的经济现象,单一课题组的调查结论难以被采信,只有由几十个专项调研组独立进行平行或交叉调查,调查范围达到相当规模时,其综合结论才较为可靠。有关方面只要大幅减少那些欺世盗名的泡沫课题,完全可筹足所需经费,一年之内,便可能拿出结论。
    须说明的是,此举的目的只是摸清中国隐性经济的大体规模,以便作为参数矫正现有GDP数据,使之接近中国经济实际,为宏观决策做参考,而绝非要直接修改GDP数据。其一,任何调研数据都不能取代统计局的依法统计数据;其二,国家GDP统计只有口径稳定统一才具可比性,才有认识价值;其三,黑色经济虽构成隐性经济,但无论过去将来都不可能纳入GDP统计中,因为它们无合法统计路径。今后,随着反腐斗争深入、法治化进程加速、公民纳税觉悟提高、金融监控手段加强、现金结算规模缩小,黑色经济大幅萎缩、灰色经济走向阳光,中国的GDP便可能像发达国家一样,越来越靠近经济实际了。届时,中国GDP被低估的现象便会成为历史。但在此之前,对中国隐性经济的认识把握问题,可能要一直存在。

杨曾宪 青岛社科院 研究员,本文欢迎转载或公开发表;公开发表者请电邮 yzx1948@qingdaonews.com 告知。

 

 



发件人:"Xueliang Ding" <xueliangding@yahoo.com> 2010-09-05 13:32:08 +0800收件人: <dingdong1951@126.com>, <soxld@ust.hk>, <fangjue2005@hotmail.com>, <ganyang@netvigator.com>, <jixgek@yahoo.com.cn>, <guhb2000@sina.com>, <lthanxing@163.com>, <huxingdou@sohu.com>, <j-zh-y@vip.sina.com>, <leiyi42@hotmail.com>, <liming1944@126.com>, <lcp163cn@yahoo.com.cn>, <lideshun45@126.com>, <hhcompa@mimi.cnc.ac.cn>, <abc21cus@yahoo.com>, <zhongyingpang@gmail.com>, <qianlq@pku.edu.cn>, <mrqiufeng@gmail.com>, <minkebu@263.net>, <shenghong@unirule.org.cn>, <wangxiaolu@neri.org.cn>, <wu.jiaxiang@gmail.com>, <xgq46@shnu.edu.cn>, <xianyan9738@vip.sina.com>, <yanhcq@sina.com>, <dongpingy1111@263.net>, <y13651018000@yahoo.com.cn>, <zhuanxu999@126.com>, <yongdingyu@gmail.com>, <dpzeng@gmail.com>, <zxh56@263.net>, <zhangboshu@gmail.com>, <tgyh@public3.bta.net.c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模式" 争议好得很!
丁学良:中国模式的未来??

中国模式的未来?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2010-09-05

  对中国模式过去20年来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不能低估,但是对这个过程中付出的成本代价也不能低估,从某种意义上更不能低估,因为前进的政策创新来源是对问题代价方面的反思。

  近5年来,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讨论非常热烈。与那些国际性的讨论相比,国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两点上与之有巨大差异。第一,国内讨论中国模式时意识形态化太强,而在国际上讨论时主要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尽可能客观理性。我本人就非常反对将中国模式过分意识形态化,这是中国和国外讨论中国模式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个重要区别是,国际上讨论中国模式,有支持有反对,但基本上是将它看作多种发展模式中的一种,而不是将它看作一个就要取代其他的发展模式。国内讨论时,好像只要肯定了中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下一步就是这个模式要打遍天下无敌手。我自己极力想将在国际上讨论中国模式比较理性的、着重于事实的,而且具有开放性而非排他性的思考介绍给大家。

  在我看来,到现在为止,中国模式大概只有20年到21年的寿命,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本成型,在过去20-21年的时间内有重要发展,但最根本的目标和框架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定型的。在这之前,虽然改革开放也有十几年,但那时并没有很清楚的中国模式。包括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以及胡耀邦、万里等,我都查过他们当年的重要讲话,他们在很多重要问题上观点不一样,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的道路还是在摸索之中,还不是很清楚。既然道路还是在摸索之中、还不很清楚,当然不能说有一个模式在那儿,如果说模式,要大框架比较清楚才能谈得上。

  关于这一点,我在北京跟几位资深学者有争论,他们说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有模式推出来了,我说不是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第一线的领导人,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他们对未来中国走向什么样的目标,虽然不是100%清楚,但是大体有一个共识,就是经济我们要走向市场制度,政治上要走向民主制度,至于怎么走,观点不太一样,但基本的两大目标是有共识的,然而这两个基本的认识,在他们同一代的领导人之间也存在很大分歧,因此那时中国呈现出非常不稳定的摇摆状态,具体体现在1979年到1989年这10年时间内,一些重要政策出台之后几个月,突然又变了,第一个政策和第二个政策之间往往互相矛盾。但这种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大大下降,不但目标比较明确,而且该怎么走争议也比较少。

  中国模式的代价和成本

  在过去20到21年历史中,中国模式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就,这不能否定。那么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和成本才取得了这些成就?有一句名言,很适合描述中国模式的代价和成本,这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模式的代价和成本非常大。就像我们不能否认取得的成就很巨大一样,我们也不能否认为取得这些成就而付出的巨大成本。这些成本,我把它分为两大类、四个方面。

  第一类很容易看得见、可以马上举出一大堆实际的数据。中国模式在过去20余年里所取得的那些非常引人注目的成绩,其最主要的代价体现在对中国的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相对弱势领域持续不断的剥夺。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相对弱势领域,为了中国过去20多年的中国模式的成绩,是付出代价最重要的方面。

  第二类成本,我把它称之为对中国人深层的环境生态系统进行持续的剥夺、掠夺和损伤,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可以观察到。

  第三类成本,这是指非物质性的,体制性质的。在掌握公共资源的部门内发生着越来越广泛和细腻、精致化的不规则行为,而在不规则行为中则爆发着范围更广的腐败。

  第四个方面的成本是指在过去的20余年里,在整个中国模式推出和不断贯彻执行的时间内,中国公共政策领域受到的限制越来越严格、范围越来越广。使得在一连串非常重大的公共政策上无法进行公开的、持续的和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讨论。

  这个代价从表面来看好像并不严重。与腐败及环境问题相比,好像在公共政策领域不能进行公开的、透明的、持续的、前瞻性的讨论并不太重要,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像中国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家,每人每时都会遇到那么多的问题,如果有公开、理性的持续公共空间讨论、探索这些问题,对已经浮现出来的问题进行更系统的梳理,过程中就会激发出新的政策思路,就会有开创性的具体措施被提出来,对那些显性的和隐性的重大问题进行及时的处理,以创新的思路来进行重要的社会层面上的实验。但是很遗憾,在过去20余年里,这方面的空间在大部分的时候受到了限制。这样就导致原来并不太大的问题,在产生的初期就被掩盖起来了,而这些被掩盖的问题就会被发酵、就会被膨胀和恶化。具体的事例太多,每年都有。

  中国模式继续运转的压力

  刚才讲了中国模式20余年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成本,下面我想强调一下中国模式如果要继续这么运转下去,会遇到怎样的日益增加的压力和日益严峻的环境。

  我把在这些挑战和压力中,最被中国政府、中国社会特别关注的部分,称为三个轮子,也即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无论国际还是国内,一种观点正被越来越突出地指出,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逐渐萎缩了。我本人也一直强调中国GDP的增长,三个轮子始终不协调、不配套。在过去20年到21年里,有两个轮子越来越大,转动得越来越快,有一个轮子被压制得越来越小、转动得越来越慢。这种严重的不协调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越来越黯淡。

  三个轮子中,一个轮子是靠出口带动,一个轮子是靠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基本基建项目的大项目。另外一个轮子变得越来越弱小,这就是国内居民的家庭和私人的消费。2008年之前,这些问题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从2008年9月份到今年上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冲击之下,这三个轮子之间的不协调造成的结构性偏差变得越来越突出。

  依靠出口贸易来提升GDP的增长速度,并不是中国的创新,中国是沿着二战之后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出口带动的道路来脱贫致富的第四代。根据美国南方中心的一项研究,中国GDP的增长率在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之下的2009年,要比在外贸出口很强劲的2002-2007年期间,至少下降了2.5%。这个报告就说到,尽管中国各级政府挥动了刺激经济的大手笔,但是在未来的几年内,除非中国改变严重依赖出口推动GDP增长的发展战略,否则中国很难维持高于7%的GDP增长率。这跟中国国内的统计数据非常不一样。

  情况非常清楚,拉动中国增长的第一个轮子在过去十几年里越转越大、越转越快,靠的是全球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景气、需求旺盛,而现在很明显的是,发达国家的景气和旺盛状况大大地萎缩,中国出口最多的这些市场,从现在到2015年期间景气是下降的,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大趋势。所以第一个轮子要像以前那么转下去,变得越来越难了,它只会越来越缓慢。

  第二个轮子就是中国国内的基础建设投资。在中国,这样一种严重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GDP增长的政策和思路,有着比出口拉动更深远的根源。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前,在全球的研究比较政治经济学的领域里,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就是投资饥渴症。这个术语总结了所有指令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持续不败的一个现象,就是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对扩大投资近乎疯狂的追求。从纯粹的经济学来解释,是很难的,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掉产能已经过剩了,为什么还要投资、还要扩大产能?只有将这些决策者自己官位的升迁、个人权力的膨胀这些非经济的参数引进去,才能理解他们投资饥渴症的动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发展史上,现在是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第二个高峰期。如果我们将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系统建立以来的历年投资率做一个回顾,就可以看出来,投资总额占GDP比例有两个时期最高,一个是“大跃进”的三年,1958年25%,1959年29%,1960年33%。第二个高峰期是1993年以后,1993年是32%,然后从一路飙升到2009年的47%。如果你不将从1949年到现在长期发展的投资饥渴症,将这个最基本的政策偏斜看进去,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值得我们焦虑。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个轮子,是国内居民的私人消费。这是最被忽视、最弱小的,呼吁了这么多年,这第三个轮子始终大不起来、快不起来,也强不起来。我收集到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国内家庭和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由49%下降到37%,下降幅度几乎达到了1/4。2003年到2004年是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国GDP里被固定投资资产所拿走的这一块,在那一年开始就超过了国内居民消费的总量,此涨彼消,二者之间的剪刀差拉得越来越大。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以上趋势并不是很难理解,正如很多国内国外学者指出的一样,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政治对老百姓的生活虽然有了更多的关怀,但从决策层来看,国内普通居民在决策过程中始终是一个边缘群体,与此对应,行政系统始终是强势集团,他们在分配公共资源时做出的决定是强制性的,可以在很多年里抑制居民、私人对福利增长的要求,能够将家庭私人消费水平从总量上压缩到相对的低水平的。

  居民的私人和家庭消费的比例指标,中国在全世界所有主要的经济体中是最低的。即便是那些人均G D P比我们低的多的经济体,在国民生产总值怎么分配这个问题上做的都比我们好一些,因为他们具有比较稳健的或者至少是在显著发展中的民意的制度化渠道,而中国明显缺乏普通居民的利益诉求通过他们的代表输入政府宏观经济决策过程中的机制,这导致对中国G D P增长之后财富怎么分配具有偏差性的现象。

  中国的这种问题属于不属于指令性经济计划经济的通病呢?我将所有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数据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在过去的50年内,从国内生产总值大饼里取走的那一块,不但大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大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就说明我们的国富格局不单在全世界强势,我们国富格局在社会主义国家格局里也是最强的。至于原因,我初步的观点是,在所有曾经存在和现在还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实行了最严格和最长期的城乡居民户口分隔制。

  预算公开破除国富民穷

  我感受很深的就是要扭转中国国内家庭私人消费总量相对于G D P的比例一年比一年下降的局面。从纯粹经济发展的理论来看着当然是要改变的,因为中国13亿人,如果说内需中让民需而不是官需持续提升,就要出台一系列配套的社会福利工程,要修正一系列公共财政法律规章,比如说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必须通过同级的人大和政协的公开辩论。这个信息一定要上网。而且要改革、改良一系列的产业政策。

  这两年国内一直在讨论国进民退。咱们中国人民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为止,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现在的中国模式,将别的国家的人享受的、看电影的、跳舞的、上教堂的所有时间辛辛苦苦用来干活,将经济干得不错了,这时政府官员出来了,说民间不能让它有太大的自主权。关于这样的国进民退,要将眼光看得远一些,要理解在中国历史上国进民退已经来来回回很多次了。

  当政府将经济管制得太严、官员对中国经济资源掌控得太全面,将中国经济搞得气息奄奄了,然后就放开,因为他管不下去了,这时就是国退民进。这时老百姓又开始勤劳,辛辛苦苦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好了,但中国官员也回来了,又鼓吹要国进民退了。这次辩论国进民退,要将它放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个大背景下看,我认为当时是中国改革开放了不起的起点,因为刚刚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状态中走出来,从上到下都知道那条道路是走不下去的,然后有了国退民进,日子好了,又想到那条道路上了。政府行政系统的财政预算,如果说没有同级的人大、政协公开辩论、审核,该减的减,该算的算,没有本地区居民对财政透明度的了解,就没有办法改变国富民穷这个相对格局。

  最后还要讲一下,对中国模式过去20年来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不能低估,但是对这个过程中付出的成本代价也不能低估,从某种意义上更不能低估,因为前进的政策创新来源是对问题代价方面的反思。我们在比较一个政策、比较一个体制好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反对绝对主义、极端主义的提法。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理性的,尽可能不要太意识形态化的面上讨论中国发展政策、中国模式该怎么样修正。

  在国内一提到中国模式的时候,很多人就讲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模式,你要讲中国模式有毛病,你想怎么样?实际上他就是堵塞了对中国模式中成本代价系统实事求是的全面检讨和反思,然后就堵塞了对中国模式进行重要的调整和修正的创新来源。

  我们非常不希望这样的局面延续的时间太长。

  (此文据丁学良先生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演讲录音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阅)

 ◎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Dr. X.L. Ding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
Hong Kong U of Science & Technology
Room 3389, SoSc
Clearwater Bay, KLN, HONG KONG
tel: (852) 2358-7818; 2358-7812
fax: (852) 2335-0014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 2010-09-02 10:04:57 +0800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 "标题:中国经济的体制优势

中国经济的体制优势

凤凰周刊首席记者 冼岩

2010年9月

    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二次转型”,劳动者待遇逐渐改善,环境保护日益增强。与之相应,企业在工薪与环保方面的支出比重也开始上升,曾经作为“中国竞争力”重要构成部分的成本优势开始衰退。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将随之终结,“中国奇迹”不再,中国经济与社会将步入前所未有的困难期。

    这种观点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确实需要面对一种青黄不接的危险:原来的部分优势被主动放弃,而新的、更加注重质量从而更可以持续的优势,需要培植的时间与土壤。但这种观点失之于片面,它没有看到,在整个转型期间,“中国竞争力”中一个比成本优势更重要的优势仍然存在,并始终发挥作用,那就是中国经济的体制优势。

    今天来说中国经济的体制优势,注定要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嘲笑。在这些全部知识建构来自于西方传承,将西方经济近几百年的成功个例视为普遍真理、乃至视为“唯一正确道路”,并依此建立学术模型的人看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没有优势,只有劣势:远不完善的市场体系,随处可见的行政干预,这既是一些国家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原因,也被主流经济学视为中国经济一切问题的主要根源所在。 但是,正是这种不完善的经济体系,连续多年创造了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所不能创造的奇迹;这个被指责为问题多多、随时可能崩溃的经济体,一年接一年地走在世界前方。中国的表现,不但超过了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发达国家,而且优于同样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乃至自然资源优势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其中一定存在某种原因。

    有人将原因归结为中国经济的“低人权优势”,即由于对劳动者、消费者乃至居民的人权保障水平较低,便利了资本扩张。这种看法同样失之片面。“低人权优势”确实存在,它其实是构成中国经济低成本优势的因素之一,同样面临着被此次转型抛弃的命运。而低成本,只是中国优势的一个方面。

    中国优势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被主流经济学所蔑视的中国经济体制。这个本来不怎么好谈的问题,随着近几年西方连续发生的重大经济危机,有了一个切入口。2007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近几十年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危机稍见缓和之际,2009年底引爆的希腊债务危机,再次使全球经济遭受重挫。这两次危机也是中国优势的验金石,它让人们能够相对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究竟有没有优势,优势何在?

    危机中,中国的出口遭到重创,但中国最快挡住危机的冲击,保持了经济增长幅度,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经济并非只有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更重要的是,从对危机爆发原因的检讨中,人们可以直接对比出中国优势。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是金融体系积累的借贷风险。垃圾贷款在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作用下,横扫金融市场。但是,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的金融体系一直被视为成功的典范;而作为对立面的,正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被主流经济学界视为脆弱、隐患的代名词。无论是系统的良性运转,还是贷款的风险控制,都被认为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可以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么,为什么公认为资产风险最大、不良贷款积累最多的中国金融体系没有爆发危机,反而是被视为安全、良性典范的美国爆发了危机呢?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是预算赤字与政府债务。从帐面上看,中国政府的赤字和债务比重当然没有希腊高。但问题在于,按照一些“中国崩溃论”者的观点,中国的隐性债务早已超出GDP甚多,性质当然比希腊严重。那么,为什么危机没有在中国却在希腊爆发呢? 一次或许是巧合与偶然,同一现象的反复出现,就代表了规律。在这种现象背后的规律是:美国、希腊等被视为体质良好(市场化程度高)的孩子,实际上面白虚胖,有一点细菌感染就会大病不止;而中国这个按市场标准测量体质脆弱不堪的孩子,不但力大体壮(经济增长快),而且抵抗力超强,什么细菌感染到它这儿,咳嗽几声就没事了。

    不同的功能表现,源于不同的结构特征。中国经济的这种体制优势,表现为三个特征:

  一,政府对经济的强调控力

    这种调控力主要由三方面构成:国有企业可以主导关键性行业,政府直接、间接掌控着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一定程度的直接行政干预。

    市场体系虽然能够更好地调动个体活力,但它的系统平衡性具有天然脆弱的特征:价格信号所引导的资源配置,最后总会走向失衡;平衡崩溃后,需要通过周期性的衰退来重建平衡,这就是马克思所论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样一种周期波动,不是基础薄弱、增长快速的中国经济体所能承受的。所以,中国的经济体制一直没有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而是通过上述三种因素,保持了政府对经济的强大干预力,形成一种“半市场”的独特体制。这种体制在市场的基本配置作用之外,实际上还存在另一种配置即行政配置,可以称之为“双配置”。通过行政干预,政府强行熨平市场的周期性波动,保障经济的持续增长。

    另一方面,这种行政控制力也意味着,可以采用更大力度的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来刺激经济;由此产生的副作用,同样可以用行政手段熨平。很多人对中国2009年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不看好,认为这种拔苗助长的手段,违背了市场理论的金科玉律,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将带来通胀、浪费、结构失衡等新问题。结果,中国成功挺住了危机,保持了增长。当然,一些副作用在所难免,就连吃感冒药也可能导致头昏脑涨呢!

    在此,被一些人有意“忽略”的二个问题是:1,如果中国不启动4万亿方案,能不能挡住经济危机?如果挡不住,结果会怎样?难道会比现在更好吗?2,如果是美国或其他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中国这样的重手法(按照中美实力的不同,同等份量的刺激方案在美国应该是4万亿美元,而不是它现在采用的8千亿美元刺激计划)刺激经济,结果会怎样?能不能挺得住服药后的副作用?会不会又导致一场经济危机?

    依据美国的体质,来判断中国的药方不可用;在中国服药病愈后,又指着打嗝、腹泻等反应说,自己早有先见之明,这就是某些人的惯伎。正因为中美体质不同,所以按照美国标准判断不可用的药方,在中国可以用;而在美国生效的一些方法,在中国可能不见效。这也是为什么相似的信贷、债务风险,在美国、希腊酿成了滔天危机,而在中国只掀起了小小波澜的原因。

    这种“半市场”体制并不是没有缺陷,它始终伴随着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比之平衡脆弱的“完美”市场体制,显然它更适合于今日中国的需要。

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与整合能力

    由于经济增长和地区就业被当作官员考核的最重要目标,所以,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经常可以“压倒一切”;又由于地方官员也可直接、间接支配诸如资金、土地、税负、环境、劳动力成本等影响企业竞争力的要素与资源,所以他们具有强大的经济整合能力。

    在成熟的市场体系下,将各种生产要素整合成生产能力,这是企业家的使命。但在中国,地方官员也热衷于这种整合。于是,经济增长在中国就同时拥有了两副引擎。在大多数情况下,两副引擎的动力显然要强于一副,何况其中一副引擎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着以行政力强制配置资源的优势。这就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另一个体制原因。

    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是这种体制特征导致的另一面。但要看到,在全球竞争的序列中,中国正在一步步往上升。这是实实在在的进步。最终胜负、每个中国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以全球为舞台的这种竞争。

三,“半开放”的经济体系

    通过对外汇的严格管理,对汇率稳定性的不懈坚持,中国始终保持着金融上“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能力。国际对冲基金可以在呼啸之间打跨东南亚的新兴经济体,践踏希腊,甚至狙击英镑,但对“半开放”的中国经济体系却无可奈何。虽然在这些大鳄的眼中,中国大陆的经济漏洞和缝隙大得惊人,但它们就是无处下嘴——它们甚至连大陆翼护下的香港也搞不定。

    从这可以看出,中国即使在加入WTO后仍不开放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此一决策是何等的英明!时至今日,汇率稳定性的坚持确实给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造成了不少困难和问题,但是,与赢得整个经济体系安全的收获相比,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只赚不赔的买卖,有的只是对得失利弊的权衡。

综上所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既借鉴了西方,同时又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独特体制,它大略表现为“半市场”、“双引擎”、“半开放”三大特征。这种特殊性,使它持续不断地受到主流经济学乃至主流知识界的批评,成为其他国家持续不断打压和阻碍中国发展的借口,但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不断地保持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奇迹”的体制基础,是构成“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其实是一种“赶超模式”。它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世界上也没有这种东西),即便是中国,当人均收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时,或许也需要尝试和摸索新的发展道路。但是,“中国模式”可以为当下所有在国际竞争体系中仍处于相对落后位置的国家,提供某种借鉴与参照。尤其是“中国模式”中的体制优势部分,由于对要素禀赋没有特殊要求,所以它可以为所有后发展国家、转型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新的思路。

    中国模式及其经济体制所取得的成功,印证了一句话:最好的创造是综合。
 

 

 

 

发件人:"yxlzwl" <yxlzwl@sina.com> 2010-09-08 15:03:26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标题: 投稿1 这是一份投稿,希望采纳。谢谢!

外汇趋势以及国际经济的走势之我见

张伟林

yxlzwl@sina.com

    本文将涉及四个主题。首先,论及美元指数。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美元与黄金脱钩,从而才有了美元指数。从最初的100开始,在1985年2月到达历史的最高点164.72。之后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开始有序大幅度的下跌,直至进入一个下跌长期通道。在1991年2月,即时隔整整6年到了底部的第一个低点80.6。引起这场美国经济危机的根源也是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紧密相关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任时有多场司法官司就是和他在担任州长期间的辖任州房地产弊案有关。而后在1991年7月回调到98.23,随后在1992年9月下跌到本轮下跌的最底部78.19,期间有过一次快速大幅度的波动。之后就是一次回调,在1994年2月到了高点97.1。再后又是一次下跌,在1995年4月到了新底部的80.05。即经历了4年又2个月,美元指数才完成了构筑底部的整个过程,当时的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开始于1993年,老布什就是由于赢了第一次海湾战争输了经济,而无缘连任。之后,美元进入新的一轮上涨周期,在2000年10月美元指数到了顶部的第一个高点118.9,同时欧元到了最低点的0.8226,上涨时间长度为5年半。随后,各国央行联合干预就是一个快速回调,在2001年1月美元指数回调到108.04。之后,在2001年7月形成了本轮上涨的最高点121.02。接着,2001年9月(9.11事件)就是一个回调到111.83。最后,在2002年1月形成了最后的顶部120.8。

    最近一次的美元下跌始于2002年1月,在2008年3月到了第一个低点70.68,时间长度为6年又2个月。在2009年3月回调到89.62,中间经历了一次快速大幅度的波动即2008年11月的高点88.46和2008年12月的低点77.69。我们知道最近,在2009年11月美元指数到过一次低点的74.18,在今年的6月又到了高点88.76,现在运行到80附近。这里,首先一个问题,这74.18是第二个的底部吗?而这一问题就和下面将要讨论的欧元有趣地联系在一起了。个人观点是完全可能不是,美元指数完全可能跌破70点,在这之前不排除有一个上升的过程,虽然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这里介绍一下现在美元指数的构成十分有必要。各权重:欧元57.6%,日圆13.6%,英镑11.9%,加元9.1%,瑞典克朗4.2%,瑞士法郎3.6%。这里介绍一下杠杆货币这一概念,将有助于分析外汇市场的走势。所谓杠杆货币,是指减缓美元指数波动的货币,通常是日圆和加元中的组合,有时英镑也会起到杠杆货币全部或部分的功能。

    最后,美元会有一个长周期的上升周期吗?现在谈论还为时尚早,有人会说一定,我说不排除否定。但是,如果即使有,顶点也在100左右和最早出现在下一届总统任期内,本届任期内肯定无望了。

    下面,讨论第二个主题,即“有趣”的欧元。何说“有趣”?相信就在几个月之前,经济学家们有关“欧元崩溃论”的观点不绝于耳,这些所谓“经济学家们”实在太可爱了,或者更贴切地说太幼稚了,幼稚似乎到了荒诞的程度。欧元的诞生从来不就依据经济学“模型”而设计出来的,这是政治,也只有政治才能决定的。同样地,所谓“欧元退出”只有也仅有政治才能决定,根本不会存在依据那种“模型”决定是否退出。如果经济学家们要欣赏他们“美妙绝伦”的模型,更不应忘记模型的使用条件和边界。此类模型,记住:存在着“一票否决”的决定性力量,这就是政治。欧洲国家在推动欧盟,进而欧共体的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不会停止,作为共同体关键一环的欧元更无言退出。欧元不可能退出,除非在欧洲内部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所带来的结果。欧洲国家在吸取了1992年9月英镑暴跌的经验时,更加坚定了,也加快了欧元进程的历史步伐。而从最近几个月所接连发生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的“财政危机”所产生的影响来看,即使有意大利的“财政危机”,要引发欧元大幅度急跌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希腊财政危机的产生可以说是一个特例,与高盛公司所设下的对冲陷局有关,这种欧元区的“特洛伊木马”近期难以再现。这就是说,欧元在今年6月所到达的低点1.1877,今后几年不会再现。甚至,今后几十年内不会再有了。这里作为“添足”,爱尔兰政府的实际债务危机不会亚于希腊,但是在外现上远没有希腊严重,这是为何?因为,掌控美国政治与经济界中爱尔兰后裔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下面,就发表一下我的理由。 对于欧元的问世,美国从来不曾掩饰过愤怒与憎恨的情绪,根本原因就是欧元的到来极大地妨碍了美元霸权的地位,甚至威胁到美元霸权本身,而现在的美国立国就仰仗着美元霸权。但是,美国即无能力,也无魄力发动一场经济战争,尤其现在包括将来强迫使“欧元退出”。如果美国敢做,其他大国即欢迎又应加码促使这场战争不停止,因为获益者必是这些大国,美国和欧洲两败具伤,也就是美国在自掘坟墓。历史曾有一天,欧元流通前三个月跌到历史低点的0.8226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央行两次联合干预。有否政治上的运作,不得而知,但是比起现在,那次才是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要谈论所谓“欧元退出”的论点时,首先不应忘记,也应该记住这场联合干预。同时也应该记住:由于美国与欧洲其联系程度过于紧密,美国任何逼迫“欧元退出”的行动都是它自己也无法承受其所带来的伤害。

    对于欧洲来说,任何如果说有的话从“欧元退出”中可以获得利益,那么这个利益与与之相伴而来的战争风险来比简直就是微不足道。对于德国来说最好忘记战争这一话题,因为这常常会带来“勒索”的感觉。但是即使德国也知道,只要欧元的存在,欧洲内部才有远离战争的保障。

    2001年7月美元指数能够到达121.02这一高点,恰恰是欧元问世所带来“天上掉下馅饼”的机遇,这种世纪大餐不会,也不应该再有了。即正常的话完全在远低于121就打住,甚至不排除美元根本就没有这波长期上涨周期的可能。下面就用数据与事实进行说明,之前说明一下本文所用的GDP,全部是现价GDP,即现在经济学上的所谓名义GDP这一概念。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欧元区的GDP始终大于美国,最高占当年欧元区GDP的15.9%(1974年),即使在美元指数年均值最高的1985年也有5.59%之余。在1991年发生了逆转,从1993年后就始终逆转,最大的年份就是2001年,占当年欧元区GDP的59.8%。那么,从1991年以后欧元区的经济与美国相比就是如此显著快速恶化吗?显然不是,而是另有其原因,请关注以下数据。纳斯达克指数在1994年6月到达低点690.95后进入一个快速上涨通道,2000年3月到达峰值5132.52,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例是7.43倍,间隔为5年9个月。同期道指在1994年4月到达低点3520.8,2000年1月到达峰值11908.5,同比为3.38倍,间隔相同。德国DAX指数在1995年3月到达低点1893.6后也进入一个快速上涨通道,2000年3月到达峰值8136.16,同比为4.30倍,间隔仅为5年。但是英国FTSE指数在1994年6月到达低点2844.7,1999年12月到达峰值6950.6,同比为2.44倍,间隔为5年半;而法国CAC指数在1995年3月到达低点1711.8,在2000年9月到达峰值6944.77,同比为4.06倍,间隔也为5年半。由此可以得出,这一次的美元指数上涨周期,对应的欧元区内各货币的快速下跌周期是伴随着美国证券市场的扩容速度原高于所有其他主要西方国家而来的。所以,人们在谈论美国新经济革命对美国的财富增长的作用时,别忘了,这个作用更主要来自于由于欧元问世的临近,富裕庞大外汇贮备以及灰色经济尤其地下经济多余庞大资金的投资所带来的效果。现在欧元区的外汇贮备仅为二千余亿美元,这仅为欧元问世之前欧元区外汇贮备的1/3到1/4之间,同时还有一笔数目惊人的灰色经济的资金,在欧元区货币快速下跌的时候,在美国资产快速上涨的时机主要投向到美国,给美国捡了一个“世纪大便宜”,同时也盈育着一个巨大的泡沫。同时在欧洲内部,德国的资产扩容也是惊人的,与纳斯达克指数同样在泡沫破裂之后存在一个剧烈之痛。同期,黄金价格在1996年2月到达417.5后就一路下跌,在1999年8月到达252.5,之后长期维持在低位震荡。这是与欧洲国家的中央银行不断地减持黄金贮备,困境中的俄罗斯出售黄金与IMF也大幅度减持黄金贮备有关。这也就印证了作者的观点。

    同时,也可从下面的分析中同样作出印证。在本人的《次贷危机--传承华盛顿“捞钱”的神话》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次贷危机是美国国家战略的一种体现,美国实施了一场经济战争:把提振美国经济的负担转嫁到主要竞争国和提升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实力与地位。这是因为之前已有涉及的在欧元问世前后一个巨大的资产泡沫破裂之后,美国是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呢?用战争与次贷来提振美国经济,根据最新的IMF数据,2008年与2000年相比,美国的GDP扩大了46244亿美元。小布什政府的8年与克林顿政府的8年相比,军费扩大16455亿美元,另有数字可观的武器输出扩大量,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扩大24103亿美元,加上安全费用的扩大,以及次贷规模与相关产业的扩大,最终反映在GDP上的溢出效应,完全可能大于46244亿美元这一数字,即经济学家们很容易得到结论:其他各部门的GDP增长贡献为负。这里,我实在对经济学家的专业知识能力无以信任了,还是这些经济学家在故意回避事实。克林顿政府期间的GDP扩大了34793亿美元主要得益于欧元问世所带来的庞大富裕资金流入美国还有一处主要资金来源处的日本(由于篇幅有限,这场经济战争只能从下面所涉及的数据中体认结果,而源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资金等等实在微不足道),支撑着“新经济革命”这一泡沫;而小布什政府期间的GDP扩大46244亿美元则完全甚至溢出来自于战争与次贷的贡献。如出一辙,同为“不劳而获”。而现在奥巴马政府致力于货物输出的扩大所遇到的困难,不正是前二任政府所致力经济结构改革的结果吗?但是不劳而获能永续吗?答案将是否定的。所以,才有我在前面提出的论点:不排除根据常规而来的美元上升周期不存在。美元指数将保持长时间继续向下不断探底的过程,甚至美元指数将消失。如果一个不能成为国际关键储备货币的美元,美元指数有存续的理由吗?不就是在日元等等货币中加入美元而已。甚至可以大胆地假设,一个分裂的美国还会继续存在美元吗?如果说美国的分裂是不应考虑的话(个人的观点是国际政治操作得当,可能性是相当大的),那么“欧元退出”更属天方夜谭了。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不要总跟在所谓的国际经济学大家后面“牙牙学语”,要堂堂正正地多做一些对得起祖国人民的正经之事。

    下面再直接回归欧元话题。欧洲国家在不断地欧元区扩大的过程中,并没有失去利益,而外汇储备大幅度缩小与灰色经济的释放这是无法避免的现象。两德统一后,通过强势德国马克的政策,德国将统一成本转移到其他欧洲国家,所以才会产生1991年之后几年的欧元区GDP规模与美国相比发生逆转。而欧元问世前后,德国也大幅度吸纳了外汇储备与灰色经济所释放的资金,虽然规模无法与美国相比。这一切都与欧元紧密相关的,目前为止在欧洲所发生的一切,用一个贴切的语句来形容,那就是:日耳曼民族与北欧在新欧洲大肆扩张,占据着这些国家主要经济部门特别是金融业的垄断地位,尤其是德国工业扩张的深度更为明显;西班牙与葡萄牙则在拉美国家大肆渗透,而老欧洲在资金上占据有力的地位;英国凭借着其金融地位,为新欧洲还有前苏联国家的地下经济提供“藏污纳垢”的通道或去处,而爱尔兰与冰岛等国为其提供周到的金融服务;新欧洲借助于欧元区来提升“财富”,扩大资助,承接产业的转移。所有这一切,或多或少,都与欧元紧密连在一起。欧洲国家为何要“欧元退出”,这是疯子才会做的。

    这里提供一个实例,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东盟的一些国家短期借贷急剧扩大,这些借贷主要来源与南朝鲜,但是南朝鲜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老欧洲国家。现在,在新欧洲的各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抢占中也可以见到这种链条的资金供应形式。

    德国借着前任总理施罗德经济政策的余荫,克服了新千年泡沫的严重危害与福利国家经济政策的危机,已经走出经济的困境,重新回到欧洲国家中经济最为健康的大国。现在一些欧洲国家调整经济政策,克服过度的福利政策,这是必须要过的一个“坎”,是与欧元有否无关的一个“坎”,借着现在的时机调整经济政策,这是适实的明智之举,欧元区将迎来一个更好的明天。而且,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榜样,德国。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那将给欧洲的经济带来更好的明天,我认为与现在为止的美欧经济关系相比只会提升欧洲的经济实力。

    “经济学家们”如此亢奋地议论“欧元退出”简直不不可理喻,如此无知与低能,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总是如此而已,那将是中国之大大不幸,毁了中国也将毁了他们自己。是的,“欧元退出”在理论上是一种无可厚非的选择,但是,更不应忘记:随之而来的产生货币的成本。我想,这些“经济学家们”不会低能到直接联想到“亡国”或者直接整合到美元之中吗?如果认为欧洲国家在克服现实的经济困境所需资金都无法落实的话,那么再加上发行新货币所需庞大外汇储备的增加而相反地认为更容易资金的落实。真的,不可思议。别的一切不谈,欧洲国家不会愚笨到放着可以大幅度减持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升本币的外汇储备地位不要,相反地倒贴巨大的资金去做资金巨大浪费的增持外汇储备和拒之本币货币地位提升的巨大收益。那才是演了一场“经济学家们”愚不可喻的荒诞闹剧。前一段时期,在如何挽救希腊债务危机时法国第五共和时期最未“教养”的现任总统在威胁德国女总理默克尔的话:法国退出欧元。如果不能领悟其政治含义,那就属于政治“白痴”,事实上如果能正确地理解前述的欧元与战争的关系,那么这些“愚论”就不会存在了。记住:是国际政治决定着国际经济,绝不是相反的。

    实际上,至今为止的本轮金融危机发展过程,全球最为担心的是类似1929年10月华尔街崩盘后美国举出贸易保护主义而将世界经济拖入无底深渊那样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在全球中最有实力进行贸易战是欧洲也只有欧洲,因为一个经济严重依赖以金融为首的服务业以及军工产业的美国根本没有实力和本钱进行一场全球贸易战,而是相反在祈求欧洲不要作出开战的决策,这可能是这场经济危机中最大的幸事,否则贪婪的美国一定会进行讹诈。这次,全球贸易战甚至连像模像样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都没有发生,可以说完全仰仗于欧元。如果说欧元不存在,分离的欧洲各国中一些国家按照历史的规律必然实行一系列贸易

    保护主义政策,在欧洲内部首先将爆发贸易战,进而如果政治处置不当会引发雪崩效应,从而演变成一场全球贸易战。在欧洲国家中,受到伤害最深的首先就是那些小国。所以,世人不要轻言“欧元退出”,“欧元退出”将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一场灾难,绝不会是一件幸事。

    最后,请不要低估欧洲的决心与毅力以及潜力。当前的欧元危机只不过,也仅仅是欧元“生长”过程中的纹波,最多也不过是一次震荡而已。如果说会产生崩盘,那么伴随着“生长”过程中将会有无数次的“崩盘”。如果要期待“崩盘”,就不会有欧元诞生的故事,一个不会诞生的欧元,何谈“崩盘”?
结束本主题之机,简述本人的两个观点。其一是,欧元不带有侵略性,不具有浓厚的残忍血性,将比带有侵略性,弥漫着残忍血性的美元更具有历史生命力,世界更应该欢迎欧元。历史逃不出其发展规律,也符合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当一个疯狂的霸主,穿着厚重的“盔甲”,向人们显示其“超凡”的气吞山河实力时,实际上掩饰不住其阵阵的色厉内荏,“大厦”将倾了。人类与大自然相比是如此渺小的,美国就能逃出自然规律之约束?

    其二是,中国前期投资欧元区的节奏与时机完全正确,个人只认为力度欠缺。中国的经济战略是有序并且有控地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有序并且有控地在配合国内经济改革的基础上最大幅度减持外汇储备;在整合相关国家的经济过程中积极推进人民币“同心圆战略”,择机推动国际经济结构从“金子塔型”向“橄榄球型”转变;积极使用“外汇贮备”这一杠杆,减缓国际外汇市场波动的频度与幅度,即有节制地增加美国“坐庄”的成本;打击美国经济,在改革国际经济结构的过程中相对扶持欧洲;中国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符合国情,符合产业调整战略的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的战略,延缓上升通道的长度,最大幅度降低变化的强度与频度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也符合推动“同心圆战略”以及成为国际主要贮备货币的核心利益。当然,必须也必须加大军事保障的力度,等等,这是后话。

    第三个主题将围绕人们最熟悉不过的“货币”进行展开,这里将本位货币以外的现行所有货币统称为法币。法币在现行的经济学上有明确的定义,去掉其他的货币共有属性,那就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的特质,与未来国家税收作担保的或者有明确相对不变有价值之物作担保的。这些经济学上的观点我并不认同,这在我的一篇论文《建立在流转货币与交换物的总量对价原则基础上系统模型的分析》中作出全面阐述,该文由于在现行的经济刊物上难以发表,本人将择式发表。法币具有法律规定的与如何确保流通信心的属性,在理论上是可以无限制发行的。在探讨问题之前,与问题相关的现行经济体制形成规律可以总结为在不断扩大的信贷过程中,货币化的各式各样的“财富”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远远不断地创新种类,并以不同方式进行杠杆化。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通货膨胀化”,用经济学上流行语言就是“泡沫化”。上述课题在《次贷危机--传承华盛顿“捞钱”的神话》一文中已经或多或少有过论及,当时我提出两个概念:虚增与压低。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央行到底发行了多少货币,这将是一个谜,对于论证理论模型也无多大的意义。下面就主要涉及任何一个理论模型的边界等几个实例作出分析。

    第一,到2008年为止的战后53年为例,美国的GDP从2223亿美元扩张到144414亿美元,换算成年平均增长率为8.19%。据查证,除了1950年的实质增长率为8.7以外,其余各年度美国的实质增长率都低于,甚至是远低于8.19。即8.19这一数字表明这是与一个不断地泡沫化的经济增长过程相联系的,这是除了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体以外的全球各个经济体的共同特征,与之对应的货币至少也应该是同步泡沫化的。相关课题的讨论,我在《进行GDP纵向与横向比较时汇率、通货膨涨率因素影响的分析》,付标题为:与《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文中观点的商榷,一文中进行过详细理论分析。

    第二,1995年日本的GDP为52779亿美元,以后其经济一直处于低于该年度值的状况下运行的,同期美国的经济从73977亿美元上升到142563亿美元(2009年)。换其本币来论述,1995年日本的GDP为493.588兆亿日元,其后最高年份是2007年的515.52兆亿日元,究其原因是日本经济长期运行在通货紧缩状况下。一个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呈现未泡沫化经济体对其经济本身“伤害”程度,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了,但是注意,同期日元的发行量是在不断地“膨胀”,即不断地加大货币的泡沫化。这就需要认识一下所谓货币化的“财富”,不仅在数量上,也在种类上不断地扩张与杠杆化以及货币在法定地区外流通的作用与使命。

    第三,现在就论及人们感兴趣的话题,这涉及法币一个属性:理论上可无限发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研究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给世界带来的金融大灾难后提出了一个名言:如果有必要,就用直升机撒钞票。不是在印证了法币的这个属性,伯南克也确实在“落实”他的名言,美国不就是在2008年之后疯狂地发行美元了。但是,产生了传统经济学一个难以解释的悖论,对应的通货膨涨没有如期而至,而现在又给这些经济学一个重击,一个更难以解释的悖论,对于前期惶惶而言的通涨现在更担心的是通缩。一个不断地经济上在去杠杆化,天量发行了货币,资产在不断萎缩,经济增长在极度放缓的美国有通缩的困扰,是否上帝在开欢笑吗?不,而是美国政府更担心的经济“日本化”的危机。这种痛苦的程度可以在第二的数字中得到体认,对于日本来说更有实感,美国也有其惨痛的历史教训,1929年当年美国给世界带来的经济大萧条,只是借助二战美国经济才走出这一困境。这里再给出一个数据,2008年日本人均GDP低于1995年的峰值,在全球中的排名从第三位落到第23位,在G7国家中从首位落到末位。所以,我相信读者对我前面提到的有关美元指数走向可以说有感觉了,我的观点不是空穴来风,是在新的理论指导下有数据可以印证的。这里,我的观点是:美国步入日本的后尘,一样都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欧洲没有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而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经济体将更难以治理,仅凭这一点可以判断:欧洲的经济健康于美国。

    第四,现在流行的观点是青睐于已经消失的本位货币制,但是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了,本位货币制已经不可能恢复,这在《建立在流转货币与交换物的总量对价原则基础上系统模型的分析》一文中已作出了完整的分析。这里,就用最通俗的语言进行描述。现代流行的经济结构是建立在不断地泡沫化的过程中的,或者整个经济体制是建立在不断地泡沫化的基础上,这一点可以说是无容置疑的共识。现以作为推动泡沫化金融领域的重要一环人寿保险业为例,如果一个经济体长期运行在通缩或者接近通缩的状态下,单位货币的购买力在不断增加或者恒定,则到期约定的支付将是寿险业的巨大负担,将影响这个行业的正常发展甚至运行。现在的日本经济长达十几年都难以走出资产负债表衰退恶性循环的困境,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与此并叠加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环境直接紧密相关的。如果物价在持续不断地下降,收入也在持续不断地下降,那将对这个经济体的经济运行形成致命的打击。在作为本位货币的物质例如黄金流入到货币领域的增长量远远跟不上需要货币化的“财富”包括商品的增长量时,如果货币的流转速度的变化是有限的,或者假设恒定不变,而且相应结果往往将是减缓的,唯一的出路是需要货币化的“财富”在价格上不断地下跌。人们在面对是购物还是持币的选择上,答案将是十分明确,倾向于持币。即,印证了货币流转速度处于减缓的循环之中。人们将惊奇地发现老子孜孜以求的“小国寡民”理想社会降临了,现在人们倡导的低碳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就如此容易地如此自然地一部就位了。但不幸的是这是梦想,仅仅梦想而已。否则人类将不是现在的人类了,首先美国将不成为现在的“美国”,人们该庆幸不用与“恶魔美国”相伴了。而且人们不应忘记一个比现在流行的经济运行模式更为接近于理想的计划经济模式被人类自己无情地抛弃了这一事实,悖论,又是一个悖论。

    第五,现在,贪婪的美国给人类带来的世纪“大礼物”--金融危机造就了被经济学定义为“破产”国家,例如冰岛,所欠下的债务可能即使归还利息,每年的GDP都不够,那么对于冰岛的货币经济学如何才能解释呢?近几年津巴布韦,这个曾经非洲的富足之国过去几年通货膨涨高的离谱,亿为单位的货币已经不足为奇了,这种货币形式在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了,经济学又如何才能解释呢?在《进行GDP纵向与横向比较时汇率、通货膨涨率因素影响的分析》一文中对一国的经济有何影响以前苏联解体之后一些国家的实情为例有过涉及。这里,再来个更刺激的例子。在上世纪2,30年代德国的货币经历了“过山车”的动荡,在贪婪无耻之极的协约国安排之下,德国的货币单位简直到了“天文数字”式上升,德国在协约国的愿望之下已经符合经济学上的“死亡”定义了。可是,对于货币用换一种方法进行流通,与物质财富的创造与限定国内适用挎钩在一起,货币回归正常流通了。更为惊奇的是,希特勒就是在这个濒临死亡之国,仅仅几年,它的战争经济实力强大到欧洲的所有国家联合起来都无力为敌了,叹为观止的财富增长,试问“可爱的”经济学如何才能回答呢?如果中国人为着1979年以来的经济成就感到无比骄傲的话,那么与那个时代的德国相比简直难以启齿了。中国的成就应该,也完全有理由让世界骄傲,只是现行的经济学不适用而已。

     第六,到此为止或许人们会说:对你的理论也罢观点也罢没有感觉。那么,就给一些感觉吧!所涉及的内容在《次贷危机--传承华盛顿“捞钱”的神话》一文中更为详尽。当中国人在辛辛苦苦地在创造物质财富时,其价值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被金融领域瓜分了。当然,不可否认金融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过分,过度,过量的话那就另作他论。在金融业这个国际垂直分配体系上,美国获得了最多。在《建立在流转货币与交换物的总量对价原则基础上系统模型的分析》一文中从理论上建立了这样一个依据:一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使得金融业在所有的财富分配中占据有力地位的历史。这里,还是用中国的古老哲学观来提问:人们的物质财富创造真的是如此渺小,如此一文不值吗?人类首先要解决生存,为生存而创造的财富就是如此无价值可言,那么就要拷问人类自己:人类的地位,人类的价值在何处?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换一个角度归纳为:我的就要更值(虚增),你的就是不值(压低)。这就包含着一部血淋淋的历史,因为这本身就需要“屠刀”来支撑着维护着。

    现在,进而用中国的一些“富有者”在这场金融风暴中所遭受的经历来说明。金融机构所推荐的理财产品,这些产品往往含有繁复数学模型作为依据确保具有多重避险功能,但是避险功能再加上启动条件等等所有这一切真正地不是为客户而设计的,而是为金融机构自身所设计的,所以在确保了金融机构自身丰厚回报的前提下客户的血本无归则是当然的结果。由此引伸讨论,如果在一个货币系统内,客户损失了相对应货币单位的财富,而金融机构制造了价值为负的正GDP;如果在不同货币系统,一个系统损失了与客户财富相对应的货币单位,而另一系统产生了与金融机构回报相对应的正GDP,但是对大系统而言并未改变这一正GDP的价值为负的性质。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一是产生了价值为负的正GDP;二是价值为负的劳动价值的回报近似“天文”数字,相言下一般最广泛人的物质创造的劳动价值的回报几乎是“毫无价值”。更进一步而言,类似负价值的正GDP的制造给整个社会或则国际带来难以计量的社会治理成本,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的风险成本,但是制造者并没有支付甚至毫无支付相应的成本与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美国新版的金融系统管理规则的核心所在:尽可能规避本国的金融动荡风险,对国际社会的规范对冲基金的诉求不予采纳。因为,几十年来这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也是美国发动一次又一次的经济战争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即美国继续希望,也必须借助于类似工具体从打击对象国的经济实力来相对提升美国的竞争力。

    第七,再向人们揭示前二任总统期间美国GDP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来源之一,即日本长期保持几乎零利率政策以及“巴塞罗那协议”这一为日本量身定做的协议所带来的(相对)财富转移。传通上日本工作人员在退休是可以领取退休时的3-5年的基本工资额,一般而言,如果利率是西方国家的平均值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储蓄利息也大致超过日本的生活保障金额。但是,现在几乎为零了,这就导致了日本迟迟不能走出资产负债表衰退或者通缩型经济危机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从结果而言,是降级的日本金融机构提升了攻击于它的对手国金融机构的实力,并进一步形成一个循环;是日本金融机构自身为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了几乎无需成本而言的庞大资金在市场上兴风作浪,有时还攻击日本,甚至日本常常在有序有控的汇率波动中承受汇率损失。
    实际上,一部法币的历史可以告诉人们,从法币的诞生之日起,它的发行者就没有想真正履行所谓“担保”的义务,只不过游走在流通信心进行平衡而已。这种例子可以说数不胜数了,最好的例子就是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美元与黄金脱钩的政策,将已是公开的秘密公诸于众。如果将国家的公开的债务,未公开的债务,隐形债务,各级地方政府的各种债务,等等全部加算在一起,世界上有多少国家的政府能够承受得起,即不属于经济学上的“破产”定义范围之内呢?所有的政府都寄托在“通货膨胀”之上,寄托在“人口红利”之上。但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已经是全球的趋势,事实上,地球也承受不起无限制的“人口红利”。那么,这就需要人们反思:法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反思现在的经济学那些是适用的,反思人类应该取怎样的生活方式?
    这里,我们体认到作为货币其约束性与公共性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是背离的,也体认到利益集团尤其是金融寡头集团其无限膨胀的私欲性正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越来越严重的不利影响。现在广泛的话题是:是否存在着国际金融寡头集团操控着国际政治的变化与趋势呢?虽然在寻找证据上人人皆知极为困难的,但是提醒国人:宁可信其有。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所推行全球化的核心是国际金融寡头集团依附于某个强有力国家载体上,以武力威胁为后盾通过各种形式的战争对各国作有限解体。即对国家一些元素进行标价化,在“虚增与推低”、“自由与规制”中实现“利润”最大化。而这股全球化浪潮的理论核心缔造者的伯特兰?罗素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无限进步造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只要主权国家能自由地发展其科学研究和工业能力,所有的国家都能造出核武器。因此,要想世界保持安全就必须限制不发达国家获取工业技术,消除科技进步并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消灭国家主权、建立一个“专制”的世界政府。
如何实现罗素所希望的“世界政府”呢?对于国际金融寡头集团来说,尽可能多的将各种元素引入到“市场竞争”中,通过业已形成的或“指导”形成的各种有力条件,在最小化考虑社会成本与管理成本的条件下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进而控制政权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社会成本与管理成本是由国家,最终有利益集团的操纵对象自己承担。
    最后,以前几年我在一篇《该为“名义GDP”一词正名了》的博文中一段话作为结语。年初(注:2008年)看到了宋鸿兵先生所著的《货币战争》一书,也看到了一批“大腕级”经济学家的反击之声。虽然我对宋鸿兵先生在书中的一些观点,尤其是有关金本位的一些建议难以赞同,但是该书至少给国人及时地敲起警钟:提防经济战争,尤其针对中国的经济战争。虽然“利益集团”在操纵世界经济,在有限地解体国家的观点是难以得到印证,但是作为国人拉起这个“弦”实属必要。但是,在次贷危机严重地危害全球经济的今天,这些“大腕级”经济学家为何不给国人一个及时的警钟呢?为何对类似危机如此钝感呢?国人也有权利问责你们:到底为谁服务?

 

 


发件人:"宋宝铃" <aiqun365@126.com>  2010-09-08 04:51:0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你们的网上能登这些吗?能登则登,这是中华民族的大事。谢谢!

撤销国务院2010年8月14日发布的《国务院公告》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会暨胡锦涛总书记,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依法撤销2010 年8月14日发布的《国务院公告》!中华民族不容玷污!中国人民不许愚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六)、第(七)款的规定,我们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特致函贵会,请求依法撤销国务院2010年8月14日发布的《国务院公告》。

    今年8月7日22时许,我国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发生特大泥石流地质灾害,全国军民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万众一心,克服重重困难,战胜洪魔,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英勇气概和坚韧精神。但是,令人非常不解和遗憾的是:我们国家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务院却发出这样一个公告:要求全国各族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投降的8月15日举行下半旗默哀仪式。8月15日这天,暨非前两次震灾似的中国传统的头七,亦非我国特定的祭奠先人的日子,却是中国民间每年欢欣鼓舞庆祝日本投降和我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大喜日子。日本右翼势力在每年这一天都要参拜存放日本军国主义亡灵的靖国神社。今年刚上台执政的日本左翼首相菅直人不久前郑重其事地向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东亚各国致歉并保证不在8月15日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每个饱经蹂躏盼到解放的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明白:敌人的悲伤日就是我们的欢喜日。而我国国务院的一纸公告却让中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尊心降到了冰点:人民寒心了,人民愤怒了!他们感到了屈辱,他们感到了被愚弄。尽管在严厉的新闻管制制度下,他们的声音被封锁,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打听到了新成立的中国工人(共产)党,他们通过打电话,写信,发邮件等形式倾诉了他们的愤懑和怒火,并希望中国工人(共产)党能替他们向我们国家的当家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交涉:作出解释,承认错误,向全国人民公开谢罪和致歉,同时,依法惩办责任人;以给全国各族人民心灵上得到慰藉。在此,我们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全国绝大多数同胞的强烈要求,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转达人民群众的如上要求,并进行严正交涉。

    此次人民的起码要求如果得不到满足,人民群众将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向最高公、检、法机关提起控告或诉讼,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并依法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示威游行。

    特告。此致敬礼!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主席:齐志平

    二〇一〇年九月六日
 

 


发件人:"zggrgcd" <zggrgcd@163.com>  2010-09-08 14:49:40 +0800 收件人: "y4511" <y4511@163.com>, "yangchenay" <yangchenay@126.com>, "yangshasha68" <yangshasha68@hotmail.com>, "yanhcq" <yanhcq@sina.com>, "yawei liu" <chanellliu@gmail.com>, "ydcydcydc3" <ydcydcydc3@163.com>, "yefeiran" <yefeiran@sohu.com>, "ygh7323" <ygh7323@163.com>, "yinanzzz" <yinanzzz@gmail.com>, "yingxilu" <yingxilu@sina.com>, "yiyunlinsh" <yiyunlinsh@hotmail.com>, "yi zhu" <jyushyur@gmail.com>, "yq667799" <yq667799@sina.com>, "yu_keping" <yu_keping@yahoo.com>, "yueyuanle" <yueyuanle@yahoo.com.cn>, "yuxuan566" <yuxuan566@126.com>, "z_cxh" <z_cxh@hotmail.com>, "zdjun" <zdjun@263.net>, "zggr2005" <zggr2005@hotmail.com>, "zgjsntwwd" <zgjsntwwd@163.com>, "zgrmmzjdy" <zgrmmzjdy@gmail.com>, "zgys2006" <zgys2006@sina.com>, "zhangxg482" <zhangxg482@163.com>, "zhangzhijin1" <zhangzhijin1@tom.com>, "zhaomingwqw" <zhaomingwqw@163.com>, "zhaoqian-wu" <zhaoqian-wu@163.com>, "zhao xu" <h19541210@163.com>, "zhmr999" <zhmr999@sohu.com>, "zhongboxia" <zhongboxia@126.com>, "zhongtianbinhai" <zhongtianbinhai@126.com>, "zhouning" <zhouning@bank-of-china.com>, "zhuchao1960" <zhuchao1960@yahoo.com.cn>, "zhugang18" <zhugang18@hotmail.com>, "zhw0309" <zhw0309@126.com>, "zou super" <zousuper@gmail.com>, "zqd" <zhenyuan19731979@126.com>, "zuoxiaolei" <zuoxiaolei@chinastock.com.cn>, "zwqyjbjb008" <zwqyjbjb008@sina.com>, "zwyh2006" <zwyh2006@163.com> 抄送: 标题: 抗议日本军舰撞我渔船,北京爆发示威游行

抗议日本军舰撞我渔船,北京爆发示威游行

中国工人(共产)党

    据九月八日北京讯:今天上午十一点许,北京居民近四十人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前为抗议日本军舰在我国东海钓鱼岛海域撞我渔船,抓我船长事件举行示威游行。游行民众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举着“日本滚出钓鱼岛!”大幅标语,高喊“外惩日寇,内惩汉奸!废除东海共识!”口号。在示威者向抗日战争阵亡烈士默哀后游行示威代表向日本驻华使馆递交抗议信函,强烈要求:“日本立即滚出钓鱼岛!日本官方释放我方船长!”游行民众群情激愤,在使馆外排队办理签证的群众和路人纷纷鼓掌支持。

 

 

 

发件人:"远方" <565414741@qq.com>  2010-09-08 15:01:06 +0800 收件人: "大军网zdjun" <zdjun@263.net>, "黄飞梦" <xhwhfm@163.com>, "人民网" <kf@peopledaily.com.cn>, "新华社国内" <xhsgnb@xinhuanet.com>, "胡星斗" <huxingdou@sina.com>, "huxingdou" <huxingdou@21cn.com>, "中国在线" <cn1n@163.com>抄送:标题: 转发:要立即解除对赵东民律师的拘留

立即解除对赵东民律师的拘留

韩西雅 李文采 等

2010.9

xiaoliwencai@163.com

    编者按:惊闻赵东民律师的妻子邓永霞于2010年8月31日凌晨不幸辞世,我们深感沉痛与震惊!赵东民律师于2009年8月19日被西安新城公安分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至今仍被关押在西安新城分局看守所。案件没有结果,不审也不判,就连他的妻子邓永霞病危的时候申请见赵东民一面,也被置之不理!为此,现重发全国总工会韩西雅等同志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的文章,以示声援。面对如此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我们强烈要求释放赵东民!!

    2009年8.19日,维权英雄赵东民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拘在新城看守所,一年多不审不判。事情发生后,左派网站及时报道了此事。全国总工会离退休干部韩西雅 、王之云 、李程之、 张 华 、 唐玉良 、蒋永清 、甄国顺等提出“要立即解除对赵东民律师的拘留”。巩献田教授撰文《赵东民被捕到底发出了什么信号?!》对该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解剖。他说:“刑拘赵东民一事,清楚地证明,陕西西安地方政权公然违反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违背宪法和法律,破坏社会主义民主,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对抗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无视jintaohu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不仅‘让普通群众受到伤害’,而且直接逮捕和伤害普通群众所热爱的维权代表,把‘维权的旗帜’从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夺走,故意让别人插手利用,企图让群众闹起来,已经完全站在全国人民的对立面——敌人的立场上去了!”。另外,许多左派网友对此事也进行了措辞严厉的声讨和批判。

    可是,一年多过去了。左派的上述声音,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被巩献田拥戴的jintaohu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根本就不搭理这个茬。我们的英雄依然被拘留在看守所。2010年8月31日,噩耗传来,赵东民的妻子邓永霞因病、因气抑郁辞世,留下一个两岁的小儿子和正上初中的大儿子。据说邓永霞病危的时候,家人曾经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让他们夫妻见最后一面,但没有被批准,直到邓永霞的遗体火化,赵东民也没有能够看上妻子一眼……

    冷酷的现实,令我愤怒,更促使我反思:

一、西安市新城区看守所何以竟敢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擅自长期拘押维权英雄赵东民?

二、西安市新城区看守所何以置人情人性与不顾,竟然残忍到就是死也不让赵东民夫妻见上最后一面?

三、以捍卫社会主义为己任的左派,原本是一支庞大的革命队伍,何以无能到连一个无罪的革命英雄都解救不出来?如此虚弱的左派,你究竟靠什么来光复社会主义?!靠什么来拯救中华民族?!

    下面,我就上述三个问题分别进行阐述,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西安市新城区看守所何以竟敢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擅自长期拘押维权英雄赵东民?要想深刻认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党?什么是国家?党是指为了共同利益而结成的集团。国家是指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机构。执政党的性质和国家性质是统一的。其次要搞清楚,现在的共产党的性质是什么?现在的国家性质是什么?

    去年,我在我的《显微镜下看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早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官僚阶级和官僚资本阶级和官僚买办汉奸集团统治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党章里面规定的许多内容和实际是相反的。”不久,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公报指出:“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

    我自认为我对于共产党性质的判断是清醒的,正确的。这个判断和共产党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里面对于自身的判断,也是基本吻合的。问题是,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的、先进的共产党会蜕变成今天这个模样?!对此,我在我的许多文章中一再指出,经过三十多年的资本主义改制,中国的社会制度倒退了至少一百年。中国早已没有了社会主义的踪影。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汉奸集团的联合统治。换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国在扭曲的体制下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线,于是就有了现在的结果。现在,尽管共产党名称上还叫共产党,其性质已经远不是从前;尽管中国还是中国,其颜色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了,党是指为了共同利益而结成的集团,国家是指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机构,那么所谓的“党纪国法”,无不是为了维护执政党的利益,为了捍卫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权益。这就是“党纪国法”的本质。而维权英雄赵东民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触犯了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汉奸集团的权益。于是,赵东民遭受刑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也许你会问:不是有“党纪国法”么?我要告诉你:那不过是形式罢了,逗你玩儿!有些左派学者教授把这个逗老百姓玩儿的形式的东西太当一回事,只能说明了其在政治上的天真。

    二、西安市新城区看守所何以置人情人性与不顾,竟然残忍到就是死也不让赵东民夫妻见上最后一面?我想问问大家: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蒋介石上台,背叛革命,抛却三民主义,悍然发动4.12政变,屠杀共产党,蒋介石考虑人情与人性了么?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制造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考虑人情与人性了么?开发商在当地政府怂恿下强拆民房,考虑人情与人性了么?邓贵大兽性大发扑向邓玉娇,考虑人情与人性了么……

    回答自然都是否定的。也就是说,西安市新城区看守所代表的势力和背叛革命以后蒋介石国民党的性质、侵略中国制造南京惨案的日本鬼子的性质、强拆民房的开发商的性质以及邓贵大的性质,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都代表着罪恶和反动。倘若革命者认不清这一点,对于他们寄予期望,幻想他们能够表现出仁慈和人性,那就注定要犯绝大的错误。

    三、以捍卫社会主义为己任的左派,原本是一支庞大的革命队伍,何以无能到连一个无罪的革命战友都解救不出来?如此虚弱的左派,你究竟靠什么来光复社会主义?!靠什么来拯救中华民族?!我的回答是如此地简单:一盘散沙。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左派中有相当多的颇有影响的“革命的左派大佬们”反对组织起来。那么“革命的左派大佬们”为什么反对组织起来?

    因为那些颇有影响的“革命的左派大佬们”一贯认为,多党制是资产阶级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多党制是资本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他们对于变了质的共产党寄予了过多、过高的期望,顽固反对结社自由,反对多党制。在他们的极力反对下,左派一盘散沙了三十多年,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可是,真理果真如那些颇有影响的“革命的左派大佬们”认识的那样么?恰恰相反。

    1、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活的灵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结社自由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重要内容,多党制又是结社自由的必然结果。否认多党制,就是否认结社自由。否认结社自由,就是否认人民民主。否认人民民主,就是否认社会主义。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2、结社自由是社会主义宪法赋予人民的神圣权利。多党制是结社自由的必然结果。反对多党制,就是反对结社自由。反对结社自由,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宪法;

   3、我们说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在***的领导下来进行。但是,并没有说一定要在一个特定的***的领导下来进行。***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两个,甚至是三个或者更多。究竟由哪一个来领导(准确地说,应该是由哪一个来执政,而不是来领导),人民说了算。多党制和社会主义非但不矛盾,而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

    4、多党制并非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把多党制和资产阶级挂起钩来,与社会主义决裂开来,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解。

    退一步讲,即便那些颇有影响的“革命的左派大佬们”的主张正确,那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的观点才能够成立。问题是,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么?

    显然不是。分明是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汉奸集团专政,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被专政。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阶级、官僚资本阶级和官僚买办汉奸集团害怕人民组织起来,反对人民组织起来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人民一旦组织起来,他们就不能为所欲为了。可是,那些颇有影响的“革命的左派大佬们”拼命反对多党制,反对结社自由,还冠冕堂皇地打着捍卫社会主义的幌子,这就说不通了。我在此到要问问那些颇有影响的反对多党制的“革命的左派大佬们”:你们究竟是在捍卫社会主义还是在捍卫修正主义?究竟是在维护人民的权益还是在捍卫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汉奸集团的反动统治?嗯?!

    赵东民的妻子含恨走了,英雄的赵东民还在狱中,而赵东民事件留给我们的反思才刚刚开始。赵东民事件不过是千万个人民大众遭受欺凌事件中的一个。人民大众要想摆脱目前的被奴役、被代表、被欺压境地,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丢掉幻想,组织起来,勇敢斗争!否则,今天的赵东民,今天的邓永霞,就是明天的你和我。

     最后,向赵东民的妻子邓永霞致哀!向英雄的赵东民致敬!向英雄的赵东民学习!向所有关心英雄赵东民的朋友们致谢!照顾好英雄的家人,我们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网友议论

     重庆工人运动领全国之先,收效之快、代价之小,蓝领和白领先后维权成功的业绩值得其它地方认真学习和借鉴。统一维权!凡是率先支持反腐的富豪,人民是不会追究其原罪的,将继续发财。

    可以成立中国工人(共产)党指导下的一些群众组织,好把对意识形态不太感兴趣的群众团结起来,比如:中小股民联盟(张宏良、郎咸平)、失业者联盟(周群、王士吉、白建平、张宏雷)、职工大联盟(包括农业合作企业职工)(何慧丽、刘永佶、谢明康、周伊康)、中小非公企业主及职业经理人(包括国企)联盟(马宾、施晓渝、黎卫东、张荫乾、王宏斌、高东坡)、护宪维权律师联盟(宋宝铃、思宁、郝劲松)、廉洁行政人员联盟(薄熙来、李毅中、李成瑞、王立军)、公正司法者联盟(江平、尚秀云)、公正立法者联盟(李金华、黄方伯)、宣教文卫科体正义联盟(催永元、杨压难、杨帆、朱云川、袁隆平、韩寒、石悦、李默然、黄飞梦)、爱国学生联盟(项观奇、巩献田、王培荣、易中天、鲍鹏山)、宗教玄学正义联盟(贺云飞、周译)等,与原有的工会、共青团等组织交叉互跨,在中国工人(共产)党的带领下服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 ­

    现在已经有一些现成的团体,只等中国工人(共产)党声势壮大后就会自动来归附,除此之外他们别无政治前途,就算放开民主党派的党禁,也需要更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来领导。

    本人能力有限,不会演讲,不善交际,由于经费不足,暂不参加具体事务,希望敲敲边鼓,抛砖引玉罢了;大家集思广益,还会有更好的办法和人选,比如马评网的同志理论水平也可以 ,还有很多未公开身份的志士……

    希望中国工人(共产)党的建党原则是(原创)马列斯毛主义(真正的斯大林主义)(原创)马列斯毛主义(真正的斯大林主义)

    张宏良教授做客新华网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他对具体经济问题还是很熟悉,以后成立中小股民联盟等组织的一些具体事务,可以交给他和郎咸平教授去做。 ­

    还有革命军人联合会(梁光烈、毛新宇、张召忠、戴旭、张文木),希望未来谙熟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张召忠教授领衔总政,空军出身具有超视距战略眼光的戴旭担任总参首长(个人认为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具有平行的不对称性,也就是说一方面网军、天军将大行其道,同时信鸽、刺刀也能派用场。戴旭说一个国家崛起前要先定国体,而这需要漫长的时间。他说得对,我们正在确定中国的国体),毛泽东之孙毛新宇领导整个中央军委。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掉民心就会亡党亡国。 对搞分裂的人别理他,整合左翼要靠薄熙来这样的能人。对斯大林铁碗要肯定,对斯大林主义应正名,适当的时候真正想干事的人会进入中国工人(共产)党,只要打黑在全国铺开,为数不多的左翼就会陆续受到中央起用,中央是可以随大流的,这个大流我们自己来创造。目前是共运低谷,但重庆打黑跟拉美社会主义运动一样,是世界文革的一部分。重庆的农村合作社有消灭股份制的苗头,这就是重建公有制,前途是光明的。我欣赏王金存的《帝国主义历史的终结》一书中的观点: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必然会让位于社会主义全球一体化。我在(原创)斯大林模式与准斯大林模式的对立统一(第一次修订) (2008-10-25 12:39:19)中也这样写道:“个人认为三大差别中如果只剩下脑体差别就可算作进入高级阶段了,这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公有资本已主宰世界,可以在资本主义国家大都是共产党上台的基础上慢慢消灭资本,建立产品经济了”。苏、东骤变和中国渐变就象海啸前的海枯现象一样,必将迎来社会主义的滔天巨浪!

 

 

 

发件人:"Fgh" <zhengyijian_5010@yahoo.cn>  2010-09-08 12:46:26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请您能够尽快看到这封信 北京 易工

    各位老师您好!现将全国六十余名学人、记者、作家呼吁书发给您,如果您同意在呼吁书上签名,请将您的姓名,地区反馈给我们,谢谢您正义的支持! 往事微痕:易工

为营救谢朝平向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紧急呼吁书

中共中央书记处呈转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大常委:

    我们本着爱国爱民之心,仇腐憎恶之恨,不得不向你们集体呼吁控告陕西省渭南市警方严重的违法行为。他们于8月19日非法闯入首都,在不具备任何法律程序下,以所渭的“嫌涉非法经营”为由,悍然从丰台区拘捕带走《检察日报》和《方圆》杂志社的记者谢朝平同志,关押于陕西渭南看所守,距今逾二十余天。这是建国以来最大一起严重地侵犯记者、作家正当写作权益的恶性事件。他伤害的不是谢朝平一人,而是共和国成千上万的有良知的记者和作家,严重破坏了“改革开放”30年来大好的“安定团结”局面。中央一再说“稳定压倒一切”,而渭南警方为了保护渭南一小撮腐败分子的既得的利益,不顾党纪国法,也不顾警察的荣誉和尊严,竟然蜕变为黑恶势力的工具,制造了此一震撼国内外的丑闻!使得神州大地沸沸扬,人心激愤,仇浪翻滚,举国无下无不义愤填膺。

    记者是社会的眼晴,作家是民族的灵魂。作为共和国的一名记者,21世纪的一位作家,就要义不容辞地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要向一切残害百姓、压迫百姓、鱼肉百姓的贪官墨吏作殊死斗争。作为记者和作家的谢潮平同志不辱使命,从2006年起他六次去三门峡库区采访,先后接触了几百名移民和阅读了数百万字的血泪材料,发现陕西省渭南市党政部门的一些领导干部,借用三门峡水库移民侵吞国家下拨的移民巨额数千万元,还强占移民土地,使数代移民至今未得到妥善安置。有的居无定处,有的食不裹腹,长年上访申诉,喊冤叫屈,问题不但未得到解决,反冤上加冤,难上加难。这些贪腐官员为了掩盖贪腐的罪恶,竟动用公、检、法、司,对上访的移民进行丧心病狂的打压、拘捕、关押,甚而判刑和送“动教养”。天理昭昭,有耳皆闻。为了伸张正义,为库区移民鸣冤,他含着眼泪和义愤写成了十余万字纪实性的长篇报告文学《大迁徙》。书稿落成后,山西省历史悠久的《火花》杂志经过编辑、总编审查之后以增刊方式问世。渭南当局派出警察,在中共中央所在所在地北京,抓走为民说话做记者、作家谢朝平同志。

    陕西渭南公安局治安大队,有权插手新闻出版管理么?什么叫“涉嫌非法经营”?《火花》杂志是国家批准的正式出版期刊,,作品内容详实,所揭露渭南地区官员贪腐行为有论有据,无任何捏造瞎编;作者依照规定自费出书,与“经营”无涉,何来“非法”?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又是学人、记者、作家,对此不公不义的黑恶势力,竟敢明白张胆与“胡温新政”对抗的渭南地区一小撮贪腐官员,提出以下三点强烈要求:

一、我们强烈要求陕西渭南警方,立即无条件释放作家、记者谢朝平先生;
二、我们强烈要求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领导,以及纪检和司法部门,对相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和法律的处理;
三、希望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彻查三门峡库区移民的贪腐官员和严重违纪的失职人员。

    联署倡议人(排名不分先后):杜光、辛子陵、铁流、郭道晖、萧默、姚监复、茅于轼、、郑海天、白祖诚、王建勋、何清涟、艾晓明、焦国标、博绳武、刘利华、石天河......

    响应支持人 (排名不分先后):戴晴、程迺欣、徐建达、赵旭、董小英、 熊永年、王晓红、汪廷奎、 李松璋、任嘉祺、吴淦 、王永智、刘绪贻、王荔蕻 、张允若、何士林、艾晓明、赵枫生、苏州 黑沨、马育忠.、傅升、魏國輝 、 王尹、 夏业良、侯小晶、戴昭铭、向东辉、俞梅荪、艾风、蒋文扬、蒋绥民、马文都、李家騤、黄大地、张抗美、王誉虎.......
 

 



发件人:"sunhuijun8881" <sunhuijun8881@163.com> 2010-09-07 22:29:38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段宝林" <duanbl99@126.com>, "国学网" <wlb@guoxue.com>, "吉克南" <ykm@live.jp>, "荆克" <jingke579@163.com>, "汪晓京" <guoxue@guoxue.com>, "王宗仁" <wzr448000@163.com>, "郑济仁" <jrzeng48@yahoo.com.cn>, "李芹" <jkktliqin@126.com>, "郑严" <zy0828@126.com>, "周绪银" <zxy194548@126.com>, "俞五经" <yuwujing@126.com>, "张亚男" <sunnyzy168@gmail.com>, "韩梦" <hanmeng02@126.com>, "李全起" <bjczxhlqq@sina.com>, "刘刚" <lg1970@yahoo.cn>, "宋正海" <tdsrsong@yahoo.com.cn>, "孙文鹏" <sunwp33@sina.com>, "王文光" <wangwenguang6@sina.com>, "孙振远" <sunchnyn@public3.bta.net.cn>, "陈平" <pchen@ccer.pku.cn>, "蔡维俊" <cwj115@163.com>, "纪坡民" <jpm1245@126.com>, "江山" <js88@vip.sina.com>, "李清振" <liqz@bjbenguo.cn>, "胡康健" <hukangjian9999@sina.com>, "翟保国" <zhaiyizhu@tom.com>, "张立华" <zhanglihua5649701@yahoo.com.cn>,  <zdjun@263.net>, "周楠本" <zhoueditor@yahoo.com.cn> 抄送:标题: Fw:Fw:_紧急呼吁

向全国有良知的记者、作家紧急呼吁:

大家行动起来营救《大迁徙》作者谢朝平

铁流

    今年4月一天,北京知名作家任彦芳先生邀我去他家,商讨谢朝平力作《大迁徙》出版一事,于是我认识了谢朝平。谢是四川老乡,诚实热情,写作态度谨严。他是《检察日报》《方圆》杂志社的正式记者。他说,从2006年起他六次去三门峡库区采访,先后接触了几百个移民和阅读了数百万字的血泪材料,发现陕西省渭南市党政部门领导干部,借用三门峡水库移民,侵吞了国家下拨的巨额移民款项和强占土地,使十万移民至今未得得妥善安排,有的居无定处,有的食不裹腹,长年上访申诉,喊冤叫屈,问题不但未得到解决,反冤上加冤,难上加难。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为了掩盖贪腐的罪恶,竟动用公检法司打压、拘捕、关押上访移民,80多岁的老人还送去“劳动教养”。为了伸张正义,为库区移民鸣冤,他耗时六年,含着眼泪和义愤写成了十余万字记实性的长篇报告文学《大迁徙》。可是书稿落成后找了多家出版社都不敢出版,不是婉拒便提出隐去地名、时间,均遭他拒绝。任彦芳先生问我有无办法帮他联系出版社,尽快使此书早日问世。

    我20多年混迹北京新闻出版领域,先后承办过国家正式刊物《当今农民》、《科技与企业》、《神州》等大型期刊,当即提出建议用期刊出特刊,又快又省事。恰好任彦芳先生与《火花》杂志社熟悉,便由他出面找《火花》联系。饭后谢朝平老乡坐我车回单位,一路上我们还聊了一下有关写报告文学的事情。我说报告文学的生命是真实,敢于挞腐鞭恶,蔑视权贵,为老百姓说话。他说我的《大迁徙》就是这个思路,不知面世后有无危险?我乐观地一笑说,现在已不是独裁专横的毛泽东时代,不会为一篇文章再把你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大约三天后任彦芳挂来电话,说己和《火花》杂志社敲定,用专刊出版《大迁徙》。我听后很高兴,说他做了一件好事。

    三个月后的今天,我突然收到朋友发来的邮件,告知我谢朝平为《大迁徙》一书,于8月19日被陕西渭南警方派员从北京租住的家中抓走,理由是“涉嫌非法经营”。奇怪的是陕西渭南检查机关至今也未下达逮捕证,全是个别领导人的权力暗箱操作,严重违反司法程序。记者、作家谢朝平何罪有之?什么叫“涉嫌非法经营”?他自费出书,书的内容详实,所揭露渭南地区官员贪腐行为有论有据,无任何捏造瞎编;再者《火花》杂志是国家批准的正式出版期刊,有权利出专刊,“非”在哪里?

    我是一个老记者、老报人、老作家,对此不公不义,严重违反国家法令法规,破坏“安定团结”,侵犯记者、作家写作正当权益的违法行为,感到十分愤慨!特紧急呼吁全国有良知的,在位和不在位的记者、作家站出来捍卫法律的尊严和正当的写作权益,集体联名上告到中央有关部门。我是个七十有七的老人,为此事愿意擎旗,甚至毁家纾难,支持谢朝平先生!

    一、我们强烈要求陕西渭南警方,立即无条件释放作家、记者谢朝平先生;
    二、我们强烈要求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领导,以及纪检和司法部门,对相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和法律的处理;
    三、希望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彻查三门峡库区移民的贪腐官员和严重违纪的失职人员。

    呼吁擎旗人:老记者、老作家铁流,本名黄泽荣,别号晓枫

    2010年9月5日于北京

    联系电话:13901038114,邮箱:mr_tieliu@126.com,Gmail:tieliu411@126.com ,网址:http://tieliu2010.bokee.com。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0-09-06 15:09:45 +0800 收件人: "" <bailiming1@hotmail.com>, 抄送:标题: 杨晓陆来信(附件)

紧 急 报 警 !!!!!

叫停并彻查一亿孩童麻疹疫苗注射一事

    惊闻今年9月11日至20日,我国为配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将在全国范围对1亿少儿(8个月到14岁)计划外强制注射麻疹疫苗,而不管以前是否接种过此类疫苗,拒不接种者将被开除学籍[注1]。

    鉴于“该疫苗母本来自美国,在中国复制,但是去年我国第一大疫苗生产企业已经被瑞士罗氏制药控股。而瑞士罗氏制药的背后控股股东是共济会犹太金融核心家族───罗斯切尔德家族!!!”[注2]

    鉴于一亿孩童十天内全部接种神秘疫苗,此蹊跷之事对我国家民族前途关系重大。尤其在疫苗源自境外及生产企业有共济会国际金融资本控股背景[注3],该疫苗的安全性并非我可控制的情况下,我一亿少儿的健康安全将因此面临极大风险。

    鉴于不久前,世卫组织的合作者比尔•盖茨一鸣惊人地声称:新型疫苗和转基因食物是降低世界人口的好方法![注4]鉴于美国财阀特纳、盖茨和巴菲特都是共济会高层会员,也是全球人口大规模减少项目计划的主要资助者。[注5]鉴于这些项目对人们进行非自愿绝育。如:20世纪90年代早期,世界卫生组织监督了在尼加拉瓜、墨西哥和菲律宾进行的大规模破伤风疫苗接种行动。疫苗中含有使女性无法维持妊娠的成分。[注6]

    鉴于该麻疹疫苗只针对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儿童进行注射。[注7]鉴于上述各事项,完全存在被不怀好意的敌国利用疫苗对我进行生物战争消灭我人口的可能性,并且此隐患因我疏于防范而愈加严重!而我对此严重性却视而不见毫不设防。我国在防范生物战争方面存在致命的巨大安全漏洞,此次短期大规模麻疹疫苗注射很可能因此导致异常严重的后果。

    因此,我们特向国家有关部门紧急报警!!!!!望国家采取果断措施,叫停并彻底调查此次一亿孩童麻疹疫苗注射一事!

    此外,有鉴于我国目前并无麻疹疫情发生,及2008年,我国儿童发生麻疹后的死亡率才仅为0.77‰,打疫苗后的死亡风险是得麻疹后死亡风险的20多倍。[注8]又鉴于卫生部对此次风险巨大的一亿少儿麻疹疫苗接种给出的理由仅仅是:必须履行对外国卫生组织的承诺───而不是对中国人民的生命、后代和健康负责![注9]可见此次短期大规模麻疹疫苗接种其实并无必要,为中国人民及其子孙后代健康着想,理应彻底取消这次得不偿失风险巨大的麻疹接种!

    如以后经科学论证需要接种疫苗,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疫苗,首先应确保疫苗绝对安全,疫苗的生产研发必须完全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即使这样,也不应10天大规模接种一亿人,为确保安全,应在疫苗绝对安全可靠的基础上分批渐进的完成接种,以利于对接种结果进行观察,并有机会纠正错误。

 

 

 

 

 

赋权给新生代产业工人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 教授  常凯

2010-09-07

  摘要:中国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市场化条件下的新生代产业工人群体,保护劳工权益,需维护“劳动三权”即团结权、谈判权、集体争议权。对待罢工,政府应“理性对待、法治解决”,而作为关键角色的工会,必须从制度和机制上促进和保障其代表工人利益。

  在我国高层不断发出“体面劳动”、“有尊严地活着”等声音之时,发生在五、六月的本田南海职工罢工事件与富士康跳楼事件,再次引发当局对劳资纠纷和劳动者集体争议问题的高度重视。这两起事件最后都以工人加薪而告终,但是,两起事件中,为何工人选择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如何看待新一代产业工人?在处理劳资集体争议事件上,劳方、资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如何妥善解决?此类事件给我们哪些启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新生代产业工人

  最近发生的劳资矛盾事件,其深层原因都是劳工权益问题。富士康和本田的工人同样是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但是对待遇不满的表达方式却完全不同。这种差别,与劳动者所处的工作环境和管理制度不同,以及文化和地方差异等直接有关。

  富士康是一个高密度、半隔绝、半军事化管理的企业社会。工人的基本工资是以当地最低工资为参照确定的,工人要提高收入只能是通过加班。超时加班是富士康的一大特点,工人已经异化为生产线上机器的附庸。同时,原子化和碎片化管理也是一大特点。工人之间互相没有联系,也没有自己的组织。同乡、同学到了富士康立刻就被分散开来,住在一个宿舍的工人都互不认识。这样会抑制工人的团结并防止工人集体行动,所以罢工在富士康难以发生。但在这种紧张压抑的环境下,工人们缺乏群体之间的联络沟通,没有组织依赖和寄托,在心理上是孤独的,精神上缺乏社会力量的支撑。当个别工人遇到问题排遣不开,对于前途失去信心,就会选择一种极端的方式。而这种极端的方式在高密度同时有高分化的人群中,更容易产生也容易传染,而且一旦产生也难以控制。


  南海本田的情况跟富士康不一样,本田企业有2000多人,工人大多数是职业中专毕业的学生经过实习生阶段后留在企业的,共同的求学经历和实习经历,使得工人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也有着更为接近的思想基础。除了人际关系和富士康不一样,本田的生产和住宿不在一起,工人有自己的活动空间。而且本田的加班很少,工资标准也比富士康相对高一些,工人有自己的闲暇时间,可以思考问题。由于工人有互相沟通交往的机会,因此,本田工人容易形成共同的意识,并由个别意识发展为集体意识。加之个别工人领袖的作用,所以本田能够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并发起一场自发性的工人罢工。


  南海本田事件以及此后一系列罢工所形成的罢工潮,表明了中国的劳动关系正在逐步由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转化。而促成这种转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以“80后”“90后”这代工人为主体,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市场化条件下的新生代产业工人。

  和他们直接接触后,我为他们的素质和能力感到很震惊。就其社会定位而言,这些人并不仅仅是“新生代农民工”,更主要的社会特质是“新生代产业工人”。这批年轻人是在市场化的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是非公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中基本的构成和主体力量。他们的成长、发展和农民基本上没有联系。这是一代有文化、有理想,特别是具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一代新人。他们不同于上一代国企工人,也不同于作为他们上一辈的第一代的农民工。他们并不像一些国企工人那样要求“主人翁”的权利,也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能够逆来顺受。


  作为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开始逐步形成了作为一个阶级形成标志的集体意识和行动意识。他们明确主张要实现自己的劳动者的权利,并且他们知道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中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的选择是积极的、向上的,他们处理劳资争议的方式也是理性的、节制的。理性有序,和平罢工,没有过激的行为,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表现出的觉悟程度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让人佩服。尽管他们还并不成熟,也缺乏经验,但这是一个有希望有未来的新一代——新生代产业工人。他们也代表了中国工人的未来和希望。


  这一劳动关系主体构成的新特点,是我们把握劳动关系发展、完善政府劳工政策中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工资增长机制与“劳工三权”

  引发劳资冲突特别是集体冲突的核心问题是工人权利受损,特别工资问题。为保障劳动者的这一权利,我国的劳动法律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但对此一直有人反对,认为规定最低工资会影响就业,他们主张市场调节工人工资,国家不要干预,认为这才叫市场化。但笔者认为,市场化条件下的工资必须要有法律法规来干涉,完全任由市场调节,在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可能。如美国在2007年,国会批准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由每小时5.15美元提高到7.25美元,增幅达40%。而在劳资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政府更有责任通过公权介入来实现劳资双方力量的相对平衡。如果劳动者的权利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最终会引发更激烈的劳资冲突。


  但是,工资问题仅靠法律解决还不够,国家法律只能解决最低工资的问题。市场条件下工资决定的机制主要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是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主动制定的工资调整增长机制。这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方法,但是企业必须要有工资成本和企业发展相互关系的正确认识,必须摒弃那种仅仅靠压低劳动力成本来发展企业的思路。遗憾的是,能够具有劳动关系战略眼光、主动持续提高员工工资待遇的企业所占比例甚少,大部分企业仍然是以压低劳动成本作为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第二种手段,就是通过劳资集体谈判机制来解决工资问题。由于在一般的情况下很难实现企业主动提高工资,所以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提高主要是通过集体谈判的机制来解决,或者说是通过工人的力量和工人的争取来解决。


  工资集体谈判的核心是工人享有集体谈判权。从理论上讲,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出卖者,他们有权利介入劳动力价格的决定过程。但是,集体谈判权不是一个单独孤立的权利,这一权利是与劳动者的另外两个权利相辅相成而成为劳动者的集体权利或称集体劳权。


  “劳动三权”即团结权、谈判权、集体争议权,是市场化条件下劳动者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所谓团结权即工人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没有一个代表劳动者的真正的工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工资集体谈判。集体争议权主要是指工人罢工的权利。这是工人保障集体谈判成功的最主要的压力手段。团结权是集体谈判的前提,集体争议权是集体谈判的保障。南海工人最终通过谈判获得了劳动条件的改善,这次谈判是一次完整意义上的集体谈判。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工人有一个独立于雇主的团结的力量,其次,这次谈判是以工人的罢工为后盾的。而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集体谈判是走过场和形式主义,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谈判缺乏团结权的前提和争议权的保障,致使集体谈判缺乏实效。


  由此可见,工资增长机制与实现市场化下的“劳工三权”是密切相关的。而目前我国劳动者集体权利的明确和保障,在立法层面、制度层面和实施层面,都还非常薄弱。加强和完善劳动者集体权利的实施和保障机制,是完善我国劳动法治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政府:“理性对待、法治解决”

  政府如何对待和处理罢工等劳资集体争议?笔者一直主张,政府应当“理性对待、法治解决”。作为南海本田事件中劳资谈判的法律顾问,笔者认为,当地政府在南海本田罢工事件的处理中,采取了一种恰当的处置方式。


  首先,地方政府并没有将此次罢工简单地作为“突发性事件”或“不稳定事件”而以国家机器强力介入,也没有简单宣布“工人违法”而直接干涉工人的行动,而只是将这一事件作为一种因工资问题引发的劳资纠纷,政府站在第三方的中立立场,调解斡旋,敦促劳资双方坐下谈判,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并最终达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集体协议,使得这次集体劳动争议得以顺利解决。


  理性对待最重要的是要正确判断劳动者罢工行为的性质。就目前我国出现的罢工行为来看,绝大多数属于经济性质的劳资纠纷,其中原国有改制企业的集体争议多由于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和工人权益受损所引发,而非公企业的集体争议则基本上都是由于劳工标准问题所致,或者标准过低或者待遇不公。如果说,改制企业的罢工还涉及以往政府的相关政策因而事件所涉及的问题还比较复杂,而非公企业的罢工性质一般更加简单,就是工人要求改善待遇、提高劳工标准。

  对于工人罢工的性质判断,还需要具体分析工人为何选择罢工。对于工人而言,发起罢工或者参加罢工,绝不是一种轻率的举动,而是反复斟酌痛下决心才决定的。罢工对于工人而言,是一个风险成本非常高的举动。在目前我国法制建设很不健全的情况下,罢工的最后结局谁也无法预料。参与罢工将会面临多重风险,这些风险包括经济风险,可能会停发工资、解除合同;政治风险,可能会被冠以“不安定因素”“破坏稳定”等罪名;刑事风险,可能会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如果工人发起和参加罢工,一定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最后的抉择。就是说,这是在其实现合理要求的所有救济途径都已经被堵死的情况下的选择,如果有其他途径可以解决问题,绝不会出此下策。而且 ,几十人、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参与的行动,也不是个别人能够“煽动”起来的。当然,我们并不希望工人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诉求,而一旦工人选择了这种方式,则说明工人已经没有其他路径可选。对此,我们更应该给予深深的同情,并希望能够在法治的框架内尽快解决。

  因此,政府在处理此类事件时,不应该强制雇主必须要答应工人的要求,也不应该强制工人必须无条件复工,而是应该站在公正的和中立的第三方立场,具体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在劳资之间斡旋调解,促进和主持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争议。

  关于法治解决,是指在罢工事件的处理上,要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来解决问题。对于如何处理罢工事件,我国法律是有具体规定的。《工会法》第27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这一法律规定明确要求,要恢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的企业事业单位的生产工作秩序,必须做好两个“应当”:其一是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其二是企业“应当”解决工人的合理要求。很显然,解决罢工工人的合理要求是恢复生产工作秩序的前提条件。而解决的途径,就是通过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本田罢工,正是在解决了工人合理要求的基础上实现了复工。

  坚持罢工事件的法治解决,需要防止将劳资纠纷政治化,防止将劳资纠纷简单当成突发性事件和社会稳定问题而予以强力压制,或动用警力强制工人复工。这种做法从表面看罢工被强制结束,实际上却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结果不仅会使劳资关系更加紧张,尤其令心理上和感情上的疏离和对立更加严重,而且会使本来属于劳资之间的冲突,由于政府的这种做法而转变为工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政府冲到前面替老板埋单,工人将更多的怨恨转向了政府。对于执政党而言,这是一种极为得不偿失的短视行为。


  从各国劳工政策的发展历史来看,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尚未确立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政府才对工人罢工采用这种强力压制的手段,而今这种手段早已被市场经济国家所摒弃。我国在宪法上仍然明确规定“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沿袭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劳工政策来应对劳资冲突和工人罢工,是一种极不明智的政治选择。


  南海本田事件的处理,即是当地政府对于事件“理性对待、法治解决”的结果,是政府处于公正的第三方立场,促进并主持劳资双方诚意谈判的结果。这对于今后此类事件的处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尽管本田罢工事件的解决在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圆满,但潜在的、关键性的问题还远未触及。其中一个制度性的问题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集体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所调解仲裁的对象,只是限于个别劳动争议。集体劳动争议的处理,法律还只是就集体合同履行的争议有所规定,但集体谈判争议和集体行动争议(罢工争议)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而这些原则如何具体实施则缺乏制度和机制的安排。所以,各地对于集体争议和集体行动事件的处理和解决,往往无所遵循。因此,构建一个完整的集体劳动争议的处理机制,已是目前完善劳动法治的急迫问题。

工会作用: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的关键

  在南海这起集体劳资争议的发生和处理中,工会的表现令人失望。中国的《劳动法》和《工会法》中明确规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遗憾的是,工会并没有履行自己的法律职责。首先,罢工事件的发生与南海本田企业工会在平常不能代表工人解决问题有直接关系。而罢工发生后,当地工会竟然与罢工工人发生冲突,更进一步加剧了劳资矛盾,使得冲突升级。

  企业如果发生罢工事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工会没有发挥作用。对此,广东省工会主席邓维龙先生有着深刻的分析:“这样的工会主席根本不是民主选举的。很多企业工会在工人心目中只是老板的附属机构,工会在平常就做些困难员工帮扶、主持活动竞赛的事,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为老板创造价值。”工会不代表工人,工人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正常的组织和渠道反映和解决,问题越积越多最终必然会在一定时机爆发。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即是这样发生的。因为企业工会不但没有站在工人的立场上代表和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反而站在企业一方来压制工人,所以工人提出的谈判条件中就有一条:整改工会。

  而罢工发生后工会应该如何处置,法律是有具体规定的,这就是“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这里所讲的工会,在现实中更多的是地方工会介入罢工,代表罢工工人来解决问题。如广州市工会、深圳市工会、大连市开发区工会等,都有很好的在处理罢工过程中履行法律职责的作为。但此次南海罢工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当地工会,不仅没有代表职工与雇主交涉并提出解决方案,反而公开站在雇主一边,要求工人立即复工并因此与工人发生冲突。如果是代表雇主一方的劳资部门或保安人员与罢工工人发生冲突,倒还在情理之中。而工人在罢工中被工会的人打伤,在国际工会运动史上也鲜有先例。尽管这只是个别工会的行为,但这一事件使得本来在社会上和职工中信誉度就很低的中国工会更加蒙羞。这一行为不仅遭到社会和员工的谴责,而且许多工会干部也痛心疾首。尽管当地工会对于这一行为公开道歉,然而这恶劣影响已经难以挽回。

  工会与罢工工人冲突是一罕见的案例,但工会在罢工之前和罢工发生后不能发挥作用和不能履行职责,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发生,如广东省工会主席邓维龙先生所分析的:“现在的企业工会和工会主席,很少是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的,基本上是企业老板内定。一旦出现劳资纠纷,工会就成了企业老板的代言人,根本不会站在职工的利益角度说话。”

  南海本田事件中工会的表现,将中国工会如何在劳动关系调整中发挥作用履行职责的问题,提到了一个非常紧迫的位置。而且也表明,工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关系中的核心和关键问题。目前这种状况不改变,不仅工会组织有被工人抛弃的危险,而且中国劳动关系的集体调整也无法实现。而工会要发挥作用,必须要解决由工人选举,并要在制度和机制上能够促进和保障工会代表工人利益。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0-09-07 17:44:08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socialenterprisecn@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GLOBAL 信息简报127期

我国部分地区试点工会选举

刘子倩

2010-06-24

工会的新机会

数据显示,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3亿。而中国更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会组织。随着长期以来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修订,中国有关工会的法律完善程度足可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然而近来一系列停工事件的发生,却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工会组织究竟该如何扮演它的角色,是否在有效履行其职能?

6月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中,特别重申工会的职能问题。《紧急通知》要求“做到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工会组织,哪里有工会组织哪里就有工会作用的发挥”,“保证企业工会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正如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说,企业和上级的工会组织应摆正位置,代表职工依法维权,真正成为工人利益诉求的“代表者”和“代言人”。这将是中国工会组织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也可能是新的机遇。

工会的非常时刻

6月12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召开广东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电视电话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指出,要加快建立非公企业的矛盾冲突协调机制,加快建立健全非公企业的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企业和上级的工会组织应摆正位置,代表职工依法维权,真正成为工人利益诉求的“代表者”和“代言人”。

2010年6月1日。高礼紧紧攥着自己打印的《工会法》,站在南海本田的工会办公室里,表情坚毅得像农妇“秋菊”。他难以接受,在这座拥有1800余名工人的日资工厂,工会组织架构图中的7名工会委员,竟然没有一个月薪千元的一线工人。若是以往看到这张架构图,高礼会不以为意。在这些80、90后工人的脑海里,工会代表的是资方利益,即便工会委员均是公司高管也不奇怪。但最近所发生的一切,让他们迅速地“被成熟”了。突击补习的法律知识告诉他们,“工会应代表工人利益”。

5月17日,高礼所在的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本田)因劳资问题发生停工事件。薪酬标准尚在反复谈判中,5月31日却曝出工会殴打工人的事件,让稍有缓和的劳资矛盾骤然紧张。工人们的集体诉求也从单一的提高工资,转向重组工会、重新选举工会干部。如今,南海本田将工人工资上调35%,劳资双方据此签订了协议,但在工人看来,如果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不及时成立,参与了劳资纠纷的人便有被“清洗”的可能。

前沿团变调

2007年初,19岁的高礼从广西老家来到还未正式投产的南海本田,成为一名操作工。当时厂区四野荒凉,厂内只有400多名接受培训的工人。随着2007年2月本田第一个变速箱项目正式投产,多家世界五百强企业逐渐聚拢。这个位于佛山南海区狮山镇内的经济开发区亦声名鹊起。最令本地人引以为豪的是,本田、丰田、日产三大日本汽车汽配供应商,以犄角之势齐聚此地。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汽车城。但看着不断从生产线上开出来的汽车,高礼时常感觉自己也像是站在流水线上的一台会呼吸的机器,毫无技术含量可言。他日复一日的生活是,规模化生产,规范化操作,规律性的生活,每月几百元的工资,半年之后,高礼第一次感觉到工作的枯燥和前途的渺茫。

为了让个体的弱势和一盘散沙的生活找到凝聚力,工人们开始自发地抱团。彼时,组装科制造系系长戴晓文创立了一个名为“前沿团”的组织。该团有统一标识、团歌、团训和理念章程。这让高礼眼前一亮。前沿团是一个极为特殊和复杂的组织,只限于组装科。组装科的工人若要加入,必须在入团介绍人带领下,递交《入团申请书》,面试后方可入团。它像一座金字塔,设置了书记、常委、主委、委员、候补委员、普通团员的等级职位,团内成员每月缴纳5至20元团费不等。戴任书记,常委由各班班长担任。

在本田的职务体系中,公司承认的最低职务为班长,享受公司补贴。随着前沿团的不断壮大,组装科的员工们只有在加入前沿团后,才有可能升迁。大多数工人抱着“升官”的念头,加入这个组织。尽管这些职务不为本田公司所承认,但一旦加入这个系统,即使一名候补委员也可以批评普通的工人,享受地位的优越感。

前沿团将自身的组织定位为“团指挥枪”,团即前沿团,枪代指生产线。此后3年,高礼从一个普通团员升至委员,谙熟了其中的规矩,“组装科就是前沿团,你可以不入团,但必须接受团的领导。”他说。

起先,前沿团还像保姆一样负责工人和企业间的上传下达。随着前沿团的不断壮大,这个组织开始更多把心思放在了管理工人上。它实行自己特有的管理规范,几乎所有条款均严于公司的规定。如,公司规定“女员工必须有效地包扎头发”,而团内则不允许女员工留长发;公司不准工人在生产线上进行与工作无关的闲聊,前沿团索性禁止工人说话。为此,前沿团高层甚至专门买来望远镜观察生产线上员工的一举一动,一经发现,立即要求相关等级的人员上前批评指正。对于犯错者,轻则写检讨、贴公告栏示众,重则调至工作量繁重的岗位。

经过一年的积极努力从团员升至候补委员的小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他对前沿团严苛的管理模式越来越怀疑。此外,前沿团每周定期召开会议,总结一周得失,对下周工作进行安排。一些新员工还要写心得体会。一名团员的总结至今被高礼称为经典:“多为上级着想,多和上级沟通,多给上级点子,少给上级添麻烦。”

前沿团成立初期,每周一是员工活动日。员工可将对公司的不满反映给前沿团领导,最终反映到公司。问题主要集中在工资过低,食堂伙食太差,但团员们发现,尽管每周建议,但结果均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一年后,这个活动就无果而终了。但前沿团的成员还在不断壮大,从成立初的二三十人到100多人仅有了一年多时间,鼎盛之时前沿团团员占组装科总人数的近40%。戴晓文也由系长升为副科长,这是中国人在南海本田的最高职位。

与富士康总裁郭台铭白手起家的励志故事不同,这里缺少神话,很少有一个低层员工晋升为副科长的成功榜样。“精神不能当饭吃”,高礼说,这里只有铁打的营盘和流水的兵,仅今年组装科就已有一半员工离职,加之停工事件影响,如今无法正常运转。高礼最近反思认为,即便组织严密如前沿团者,在劳资纠纷、几十天的停工和谈判面前,一样无能为力。它只是在管理,在等级隔离,在竭尽所能让生产效益最大化。

逼出来的觉悟

2008年,南海本田正式成立工会。此时正是前沿团最为繁荣的时期,此后它成为工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戴晓文成为本田工会的七名委员之一。在工人们的记忆中,工会曾经进行过一次工会委员的选举,在一张选票中有数位候选人,从中选出七个,而候选者均为厂领导。当时,于大多工人而言,工会只是一个福利机构,他们并不清楚工会的性质和作用,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两年之后,他们会喊出 “重组工会”的口号。有了“工会”,工人们开始有了所谓的福利。

每每新员工进厂,老员工就会善意提醒,加入工会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只需填一张申请表,每月交5元钱,就会换来每年春节、中秋和过生日时的3张购物卡,总价值300元。此外,还包括每年一次的集体旅游。当时的工人们不知道,工会的这笔福利是有法可依的。按照《工会法》的规定,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缴经费。所以,几乎大部分员工都主动地加入到工会之中。而至于工会主席吴佑合,工人们更是了解不多,他们已经不记得这个主席是自己选上去的,还是上级任命的。总之这个主席总是笑呵呵的,平易近人,尽管语言表达能力常被取笑,但从未因此红过脸。元旦晚会上,工人们甚至拉吴上台唱歌。今年春节过后,工会曾组织工人分三批分别到肇庆、清远、长隆旅游。

而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广东全省的工会就有条不紊地在推行民主选举。是年底,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就曾表示,广东省12万多个基层工会中有三分之一,也就是4万多个基层工会是经过民主直选产生。而推动其进行民主直选的原因,孔祥鸿说广东市场经济发育较早,所以能够最早实现与国际惯例接轨。但遗憾的是,佛山的企业却始终没有实现工会的民主直选。在2010年初,佛山市总工会表示将在有条件的企业积极探索开展工会主席直选试点工作。

对于这些新闻,缺乏法律知识的工人们根本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连工会是做什么的都不清楚。直至2010年5月17日以前,高礼与工友们一样,认为工会是公司主管工人“吃喝玩乐”的内部机构。这一天,南海本田工人停工、要求涨工资,南海本田总经理山田一穗出面劝说工人复工的时候,工人们开始纳闷,平时为人随和的工会主席吴佑合,为什么会“像保镖一样”陪在总经理的身边。

“我们从来没有真正了解工会”,高礼事后回忆。20日的劳资谈判,公司把收集到的108条意见通过投影仪打在屏幕上,每念完一条意见,一位工会委员就征求工人意见。工人要求将意见打印出来,遭到资方拒绝,高礼遂带人离场。“他们一点诚意都没有,对于工资问题一字不提。”

十几分钟之后,高礼等人被请回会场。108条意见已打印出来,工人代表人手一份。工人代表们提出要调整工资,加强员工培训,山田一穗均一一答复,而坐在旁边的工会主席吴佑合自始至终一言未发。随后,高礼等工人代表召集工人开会,传达谈判内容。忆起这段经历,高礼认为是成长的代价:“这些工作本来是工会来做的,我们吃亏就吃在不了解工会,不懂法律。”

24日,劳资双方再次进行谈判,而这一次工会主席终于开口了。在会议室,摆放一个八字型桌,资方与工会分坐两旁,而工人代表却坐在了台下。与之前相比,高礼发现,资方的阵容越发强大,南海本田工会律师团律师及狮山镇工会代表均首次出席。

主持会议的吴佑合站在台中间,首先询问工人的意见,随后便问资方的态度。此后,吴佑合多次走到资方桌前,弯腰细听总经理的耳语嘱咐,而手中的麦克风传出的是其连连应允之声。“我们见到他一直点头,从来就没摇过头。”高礼忿忿地说。

工人已完全不相信“工会”了

此后,律师突然发难,指工人停工是违法行为。一位台下的工人代表壮着胆子反问:我们违反了哪条法律?律师并没有回应。

谈判中,工人提出的工资提高800元、全部加入基本工资的要求并未被采纳,资方只同意增加55元餐费补助,双方再次不欢而散。但对于高礼们来说,这次谈判意义非凡,“第一次知道工会是应该为我们说话的”。之后,工人代表们上网下载了《工会法》,打印出来相互传阅。此时,他们对于吴佑合的不作为极为不满,26日厂区内游行时,工人喊出了“重组工会”的口号。但对于如何重组,工人代表却一脸茫然。

高礼坦言,这种意识都是“被逼着启发来的”。但如今,无论高礼如何劝说大伙,要有工会意识,要依靠工会,工人已完全不相信“工会”了

小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工会委员也想为工人争取利益,一直反映工资低,但无能为力,毕竟在公司担任职务,怕公司为难他们。“吴佑合管理科副科长的身份决定了他的这种行为。”一位业内人士说。当本田工人为工会无力维护工人利益而纠结之时,一些地方已为此开始了有益尝试。江苏南京市总工会在南京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将试点聘用专职工作人员,“专职化”后的工会主席将不端老板给的“饭碗”,工资和待遇由上级工会解决。与此同时,抚顺市总工会探索向非公企业派驻工会主席,工资待遇由市、县(区)工会承担,“不用看老板脸色,理直气壮替职工说话”。

 

 

劳资谈判,为什么不向人家学习

赵蕾 于梦溪

2010-09-07

    广州市工会代表团赴美国、新加坡探访当地工会,他们和资本主义工会面对面,在不同国情和体制的比较中吸取了什么?

    当了17年广州市总工会主席的陈伟光,访问过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工会组织,不过8月出访美国、新加坡,看来恰逢其时——人还没动身,耸动的消息已经传开:广州市总工会拟与美国工会结盟、施压苹果公司向富士康让利。

    传言令陈伟光哭笑不得,“你觉得有可能跟他们结盟吗?那只是美国方面的一厢情愿。”结盟的传闻听上去确实有点梦幻,对于中国工会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避免激烈的劳资冲突发生——怎么让工人和企业主坐在一张谈判桌上?双方要是谈崩了,政府以什么角色介入?套用官方的说法,就是要找到理性引导和解决工人诉求的途径。

    这正是广州市工会代表团此次出访美国、新加坡工会的关注点之一。一份官方权威杂志透露,广东2009年第一季度的劳动纠纷比2008年同期增加近42%。在沿海省份浙江,劳动纠纷年增长率达160%。对于广东各级工会组织来说,今年更是压力空前。或许最糟糕的时刻就是改革的最佳时机。10年前广州市总工会就开始推行工资集体协商,直到今年,陈伟光感觉到这件事已水到渠成,“不仅是工会在推,党也很主张”。

    中国工会一直缺乏与人谈判的实践。在发生纠纷的工厂里,“很多问题没有现成的经验。”陈伟光说。“中国的工会应该学习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工与就业研究中心副主任关少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广州总工会此次访美,参观了她所在的研究中心。

    陈伟光也坦率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劳资谈判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的发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先进经验,为什么不向人家学习呢?

    2010年8月26日,北京国家体育场,几名工人身系保险绳,清洗“鸟巢”上的灰尘。工会要在工作实践中真正代表这些工人的利益,并不容易。 (CFP/图)

和美国工会聊《摩登时代》

    广州市工会代表团访问了华盛顿的美国国际劳动者团结中心。在和中心法律顾问厄尔布朗交谈时,陈伟光提到美国喜剧演员卓别林的一部电影《摩登时代》,还把富士康的工人和电影中的工人做了类比,令厄尔布朗印象深刻。

    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讲的是20世纪20年代,工人查理工作强度大、工资微薄,重负之下被逼疯,最后进入精神病院的故事,反映了机器大生产条件下流水线工人的悲惨境遇。今年5月,《越南青年报》曾刊载报道,认为电影中的情景正在40万工人聚居的中国富士康厂区重演。“讲《摩登时代》,他们会很感兴趣。”陈伟光说,向美国人介绍中国工会的情况,有时会有障碍,“你老说政府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不爱听。”

    双方分歧,在于对政府角色的理解。在厄尔布朗看来,政府的角色是保证工人有谈判的权利,应该给企业主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与工人进行谈判,在双方谈判出现僵局时中立调停,这是欧美国家的通常做法。而在中国,有些地方政府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考虑,有时会站在企业主这边。这种所谓的大局观念,陈伟光认为欧美的工会比较缺乏,他们过于强调工人利益,容易出现过激行为,造成无政府主义。

    广州市总工会在这次出访的总结报告中特别提到,中国提的是工资协商,不是谈判,措辞上的考究反映了和其他国家处理类似问题的不同方式和倾向性。

    最近广州日系汽车配件企业劳资纠纷的解决,就是在广州市委市政府的协调下进行,工人工资普遍提高了三四成。这次出访,有美国人问陈伟光,你们现在每次劳资纠纷都用工资协商解决,工人下次谈判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诉求?陈答,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关键是制度安排要解决好,工会要注意引导员工把眼光放得更长远。

     随行翻译、广州市总工会国际部的吴蕾说,和前几年不一样,这次去美国,已经没有人提出敏感刁钻的问题。虽是如此,在美国的八天里,广州方面还是免不了解释、澄清。他们特别说明,中国出现劳资纠纷是经济原因,工人虽然要求民主选举工会干部,并没有要求要搞一个脱离共产党领导的第二工会。

求解工会何以强大

    广州总工会10年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试点,过程并不顺利。顾问肖胜方说,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资方不屑于谈。工人方面则没有谈判代表:有的是没有建工会;有工会的,工会也没有发挥作用;有的工会主席和管理层关系密切;有的工会主席怕遭报复。

    广州市一家国有企业工会基层部部长说,他所在的公司,工资集体谈判的双方是工会主席和总经理,工会主席是党组成员,总经理本身也是工会会员,“谈判看上去非常怪异、别扭。”

    改革仍在别扭中推进。目前,广州市总工会正在大规模培训工人如何进行谈判,要求到年底必须有六成以上企业进行工资集体协商。“我们不能再轻易下判断说中国的工会完全没有做实事。”关少兰告诉记者,陈伟光对于工人利益的承诺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告诉陈伟光,要让培训后的工人积极参与劳资双方谈判,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工会,“强大的工会与工资上涨是直接挂钩的。”

    广州代表团此番赴美收获之一,就是领教了美国工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工会的强大。他们走访了美国最强势的行业工会——电子行业工会。

    这个行业工会的运作模式令广州代表团成员们感到吃惊:工人加入工会必须通过考试,合格后将获得一系列技能培训;工作机会也由工会介绍,就业后必须将薪资的一定比例交纳会费,工会将所有会费的40%用于购买医疗和养老保险,60%作为工会代表会员与政府、企业谈判的各项支出;还聘有企业研究员、律师、财经专家和谈判专家,他们熟知各个公司的情况,对各个工种的工资、最新的通货膨胀率等指标了如指掌,能代表会员与资方进行有效的谈判。
听完美国同行介绍,访问团成员当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上个月,广州刚刚成立了环卫工人工会联合会,这是广州第二个行业工会,推行起来非常艰难,经费问题首当其冲。

    “不可能给公务员的编制,目前市、区工会都在压缩、调整自己的开支,出钱聘一些人来做。”陈伟光说。目前,广州环卫行业工会联合会的人员工资由市总工会全额支付,意味着工会干部不端企业老板饭碗,以此促使工会干部全心全意为环卫工人维权。第一个行业工会建筑工地工作委员会,主席就由广州市总工会发薪水。

    由市工会掏钱只是权宜之计。陈伟光主张学习香港的工联会,实行会员上交会费的AA制,走群众化办工会的路子,逐步改变工会的官办色彩,打破行业工会窘境。

    美国电子行业工会的做法给了访问团很多启示。随行翻译吴蕾觉得,他们的强势让工人的权益得到保障,吸引更多人加入,又使工会更加强大,是个良性循环的过程。美国人还跟广州访问团分享了另外一个工会强大的经验:让工人选举工会代表和官员。两年前,广州就明确工会主席不能由企业行政负责人兼任,在全国打响了第一炮。陈伟光对美国同行坦言,他很清楚,工会的屁股必须坐在工人一边,未来会让工人们自己选择工会代表和官员。

    当南方周末记者问起时,陈伟光认为,他这个位置可以由区代表间接选举,而区代表可以由工人直选。“如果全广州二百多万工人来直选工会主席,那不可想象。”他还建议,富士康的工会主席,可以由工人间接选举产生。

“工会的春天可能要来”

    广州代表团对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新加坡的短暂访问,给他们的启示似乎更深。“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和工会各自独立,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陈伟光告诉记者,作为新加坡惟一的全国性工会组织,全国职工总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接受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强调与人民行动党的密切合作。新加坡劳方、资方、政府三方共生的关系,值得中国借鉴。

    新加坡全国职总副秘书长杨莉明介绍,新加坡工会保留了组织罢工的法律权利,但实际上他们还是愿意选择谈判、协调、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劳资纠纷。

    陈伟光和代表团其他成员,都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到,新加坡工会不是为抗争而抗争,而是通过与资方协商的方式,来为工人谋福利。比如新加坡工会认为,对工人最大的照顾就是充分就业,因此,他们有义务去帮助政府改善投资环境,让外国人愿意来投资。这多少跟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不谋而合。

    陈伟光坦承,政府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广东在起草有关法律文件时的大难题。陈伟光也在思考,在文化和体制上,新加坡和中国很接近,相关做法可否为我所用。但新加坡的体制也有中国无法比拟的地方,例如工会干部和党政干部的交叉任职、相互渗透,相形之下中国工会干部在政府面前基本处于弱势。“我们不敢奢望跟政府平起平坐,工会把自己目标定得太高不合适。”陈伟光说。

    身处产业工人密集区的广州总工会还是嗅到了改革的气息。陈伟光说,他每次在北京开会,都是心潮澎湃,以为工会改革的春天就要到来,回到广州却不见动静,“这次没开什么大会,我感觉到春天可能要来了。”

 

 

 



发件人:"haoranzhengqi1" <haoranzhengqi1@gmail.com>  2010-09-05 22:33:51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抄送: 标题: Fw: 可控民主对于中国是个好东西

可控民主对于中国是个好东西

——人大代表法修正案草案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我主张可控民主。可控民主对于中国是个好东西。

    什么是可控民主?可控民主就是注重民主过程的可控,民主过程必须公开、有序,强调程序性,提倡室内民主,反对街头政治,也就是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礼堂、教室等发表竞选演说,反对在大街、广场等开放型的场所面对不确定人群发表政见,以免引起社会的混乱和暴力场面的出现;可控民主也是协商民主,鼓励政治协商,促进不同党派不同利益集团的平等对话与谈判,加强和改革人大与政协的作用;我们更主张法治民主,认为在中国,推行法治可以优先了推行民主,反对“文革”式的无法无天的大民主、大字报、大辩论,主张制定竞选法、新闻法,依法在一定的场所、使用能够覆盖所在选区所有选民的媒体进行民主辩论;我们还倡导间接民主,建立代议制度,公民只选举产生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然后由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通过选举及协商产生各级行政官员。

    中国实行可控民主的基本形式便是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尽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如理论上政府、检察院、法院都出自于人大,而人大又听命于各级党委,这样很不利于权力的分立、制衡与监督;人大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也容易演变为个人专制及家长制;按照宪法,因为人大是权力机构,而不仅仅是西方式的代议机构、立法机构,因此人大代表必然需要有大量的官员代表,这样就造成了人大监督有可能演变成自我监督、人大经常成为“橡皮图章”的尴尬,但是,我认为人大制度通过改革还是可以成为中国可控民主的实现形式的。

     人大的职能主要在重大决策、审议财政预算、选举与罢免官员等方面,人大代表要能发挥代表民意的作用,就必须针对重大决策的可行性、财政支出的合理性、官员的履职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尽管人大代表可以参加集体的调研,但毕竟集体的、组织的、统一的调研极容易演变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色彩很浓的活动,其有效性、针对性很可能大打折扣,因此,人大代表的专职化或者部分专职化、人大代表的精简化及专业化、人大代表的个人调研、与选民的个人沟通等都变得十分重要,通过设立人大代表工作室、对外公布人大代表联系方式、聘用助手而使得人大代表更具专业性,这样,人大代表才能提出更具体的有利于民众的切实可行的议案,而非目前的为世人所诟病的“雷人”提案。所以,人大代表的素质和作用决定了人大职能的发挥,而人大职能的发挥决定了中国可控民主的进程,可控民主的进程又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和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其实,在全国各地早就有人大代表工作室的存在。

    2004年3月17日,浙江省温州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周德文成立了“人大代表工作室”,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记者等10人组成。

     2008年2月17日,湖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刘晓武成立了“全国人大代表刘晓武工作室”。

    2008年3月31日,山东省淄博市人大代表杨光磊的工作室挂牌成立。

    另外,浙江宁波奉化市人大代表练旭华成立了网上“人大代表练旭华工作室”;金华市的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也设立了工作室;据报道浙江省温岭市的人大代表工作站已发展到40多个;至2006年9月底,广州市海珠区的18条街道都建立了人大代表工作室。

    这次人大代表法修改案的草案过度强调人大代表的集体职能,否定了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也不鼓励人大代表的个人调研,甚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在8月23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关于代表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时表示,“鉴于我国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是代表履职的集体参谋助手和服务班子,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这等于是将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设立工作室的尝试急于扼杀掉,使得两个月前成立的被舆论誉为“民主宪政探索的一种有益尝试”的四川罗江县人大代表李国喜的工作室只得更名为“幸福罗江促进室”,身份也从人大代表改为调解员,这样他才能继续从事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的工作。深圳市的人大代表杨剑昌近日也向媒体宣布,他开设了5年之久的人大代表接访室将撤消,不再接访。

    否定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否定人大代表的个人调研、否定人大代表工作室显然是一种反改革的行为。我们认为,任何人都无权将有利于发扬民主、建构和谐、完善现行制度的改革设为禁区,更无权把人民群众欢迎的改革扼杀在萌芽之中,无论谁都无权通过立法将人大制度永远定格为“花瓶”的形象。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多次强调:谁不改革,谁下台!
 
    温家宝总理最近发表讲话,表示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将是死路一条。可见,中央高层对于时局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是一些人又被维稳思维和既得利益所左右,眼看着社会矛盾积累越来越多,但仍然像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强化特权,害怕改革,任由体制僵化、社会停滞,甚至试图开历史的倒车,将可贵的改革尝试扼杀在萌芽之中。

    一些人怕字当头,不敢试,不敢闯,是源于思想的不成熟、心理的不自信。如果实行可控民主,对政治体制、人大制度进行有序的改革,社会不但不会乱,而且这样做,国家会逐渐地走上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只有推行可控民主,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民富国强,否则,国家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迟早有崩溃的一天。

    2010-9-5


 

 

发件人:"姚中秋" <mrqiufeng@gmail.com>  2010-09-09 08:42:19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Date: Thu, 9 Sep 2010 08:42:19 +0800
易乾: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欢迎访问我的博客http://liberalqiufeng.blog.sohu.com/

重提转轨并论其可能性

姚中秋 (秋风)

2010,9,9,

    从今年开始的五年,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立宪时刻之一。下面将会当下中国的各种政治、思想力量略作分析,初步的结论是,各界精英必须作出重大政治决断:要么透过理性的协商、合作、选择,打败权贵资本主义和极端的政治原教旨主义,平稳地完成转轨;要么得过且过,听任伦理、社会秩序溃散,政治秩序崩溃。

社会结构的极化与紧张

    2004年是当代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构成了1992年以来的分水岭。在这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动、由“三个代表”理论予以确认、中国加入WTO予以加速的市场化,因为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权贵私有化,及工人权益遭受广泛而系统的侵害,也因为教育、医疗等领域商业化改革的失败,至此破产。这意味着,所谓的改革共识不复存在。社会开始急剧分裂、乃至于断裂。此一分裂的背后乃是权贵联盟之自觉,从这一年开始,权贵联盟公开化:

    1、经济上,官府在经济上的政治倾向性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从这一年开始,国有企业取得眩目成绩,“国进民退”大规模展开,国有企业成为民众的众矢之的。一般领域的私营企业与官府之间的蜜月终结,成为官府的刀下之俎。

    2、土地利益集团强势出现,它们的构成分为多个层次:核心层是权贵型房地产开发商,与各级政府中主政官员;其次是商业银行、投资、信托公司;再次是大学、研究机构中的所谓专家和房地产媒体。相当数量的城市中产阶级也被裹挟进这个集团,因为他们的财富集中于房地产,这笔财富的安全仰赖于这个集团对政治的操纵。

    这个徒弟利益集团目前是中国最具有政治操纵意识和能力的群体。它们的行为连贯而彻底,因而它们可以几度扼杀《拆迁条例》的修订,也可以操纵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因为它们能够带来经济高增长,因而也在政治上居于主动地位。

    这两个权贵联盟肆无忌惮,引发大众愤怒,导致三个重要社会结果:1、精英全面失信:大众首先失去对官员和富裕阶层的信任,进而失去对专业人士的信任。从诸多流行词汇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黑衣天使、叫售、砖家。在李庄案中大众也表现出了对律师群体的深度怀疑,薄熙来正是利用了这一情绪。总之,原来尚被人们尊重的体制内精英,已经基本上丧失了领导社会的资格。

    2、官、民关系紧张和冲突弥漫、加剧。其中大部分是由土地利益集团的非法行径引起,“维权运动”就是在此背景下兴起的。

    3、贫、富间的对立日趋严重,贫富分化已被人们视为最为重要的社会问题。这种紧张和对立具有弥漫性,事实上影响到所有人看待所有事情的心态。
总之,不满、愤怒、怨恨已经变成这个社会基本的情绪,社会基本上已经陷入失序状态。

 维稳体制与改革的终结

     党政统治体系已经深刻感受到这样的社会紧张所释放出的巨大压力,曾经在九十年代被各方有意淡忘的“专政”,突破粉红色的改革话语体系,而坚定地构造自己,形成了“维稳体制”。

    中共本为一个革命党,1949年所建立起来的政府乃是一个革命政府——因而这是一个专政政体。在70年代遭遇严重的危机后,八十年代启动“改革”,部分地掩藏了其革命政府性质。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具有强烈的革命政府性质,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就是:党政统治体系用革命的手段实现经济增长,因为这个时候,经济增长已经被当成革命的主要任务,被当成证成革命的主要依据。但是,这个专政体系可以随时回归。第一次系统回归发生在1989年之后。此后,革命性再度被遮掩,三个代表理论与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官方话语,表明了非常规的革命治理之正当性丧失之后,重建常规统治之正当性的一次努力。随后引入民主、法治政府的政治价值,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不过,这样的努力并不完全成功。因为,革命依然是这个统治体系的基底,增长依然主要是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的。而革命一旦介入日常性商业过程中,就必然变成不公正的制造者。不稳定就是革命推动增长的模式所造成的。而一旦出现秩序不稳定,根本没有完成转型的统治体系也就必然立刻回归革命。维稳体制是专政体系在八十年代以来的第二次系统回归。不过,这两者间也存在重大区别:上一次的专政针对明确的一小撮敌人,这一次的敌人却是根本不知其在何处的大众。因此,目前的维稳体制不能享有任何正当性,而不能不遮遮掩掩地运转。但是,可以预料,目前的维稳体制将日常化,。如果社会日趋紧张,专政的力量也将趋向强化。

    从政体科学的角度看,本轮维稳体制与1989年后的维稳体制大不相同。上次的专政是由老革命者进行的,他们充满了控制的自信,因而可以说,他们重建了革命政府。而革命政府的基础永远是被人信仰的意识形态。但是,本轮维稳体制则缺乏这样的意识形态支持,因此,2004年以来似乎是被无意识地构建出来的维稳体制不再是革命政府的重建,而是威权主义政体的构建,它将主要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和暴力威胁。

     这样的维稳体制基本上采取防御态势,它的目标仅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秩序。这意味着,它没有能力消灭它所圈定的敌人。因此,维稳体制注定了将是不稳定的,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性政体。而在此期间,自上而下的改革很难存在,而且必然出现所谓的“倒退”。维稳体制的出现,就明明白白地意味着改革的终结。因为,改革必然改变秩序,维稳则要维持秩序,两者是直接对立的。这样的体制自身是难有改革动力的。这个时候,必须重提“转轨”。

    “改革”是一个故意含糊其辞的概念,这个概念主要为执政党使用,几乎所有变化都被称为改革,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改革体制”,它是一个软化版的“革命体制”。对于信奉自由(包括自由市场制度)、民主、宪政这样的价值的人士说,八十年代以来,他们期待的一直是“转轨”。“转轨”的意思就是从现有的治理秩序转入另一种治理秩序。九十年代苏联东欧变化引入了这个词。不过,随着东欧转型的形象破灭——这部分是专家的短视和媒体的偏见所致,人们几乎很少谈论转轨了,相反,出现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之说。此说的潜台词是:中国已经找到了恰当的制度框架,因而根本无需转轨了。转轨已经完成了。

    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个幻觉。中国仍然处于过渡时期,几乎所有思想流派、几乎所有严肃思考中国问题的人都相信,中国迟早要经过一次大变革,也即“转轨”。因为,维稳体制注定了是一个过渡性政体,它没有前途,必须另找前途,因而必须转向另一个轨道。

思想界新趋势

    对此,思想界已经进行了一些思考。过去十年中,中国思想界经历了相当剧烈的变化:

    1、2004年,伴随“郎顾之争”,经济自由主义声誉扫地,市场化改革被大众抛弃,而鼓吹市场化的体制内外经济学家,也基本上被执政党和政府抛弃,大大丧失话语权,在整个决策过程中边缘化。相反,出现了与他们的信念完全相反的强大趋势:国进民退。经济自由主义丧失信誉,也连累了自由主义,因为当时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接终于市场化的话语浮现。面对大众声誉危机,自由主义开始分化。

    2、维权自由派兴起。这一派掀起了公民维权运动,在征地、拆迁、宗教、上访等领域,相当活跃。在此过程中,涌现了一批维权律师和专业维权活动家,遭到政府镇压。

    3、在学术界兴起了宪政主义。推动自由主义理论从空洞的自由概念转向相对具体的制度构造研究。

    4、在人文主义学者圈中兴起了和解自由派。它似乎首先形成于海外,近来不少国内自由主义者受到东欧转型成功启发,转而强调建设性,主张妥协与和解。

    5、毛左派异军突起,九十年代,国有企业工人大量下岗,这些工人很自然地重回其本就十分熟悉的毛思想。新世纪的贫富差距扩大,扩大了其接受范围,大量大学生、大学新毕业而生活落魄者,信封了毛思想。他们愤怒的第一个对象是资本及他们想象的资本代理人——经济自由主义者,第二个对象则是支持改革的当权者。他们是中国版的极端原教旨主义。

    6、学术界还有国家主义之崛起,这属于中国版的极右翼,其代表人物是刘小枫。

    7、民主社会主义顽强地生存,他们是“一二九”一代及八十年代改革派的老人。他们主张执政党回向新民主主义,或者直接走向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他们介于体制内外之间。

    8、儒家同样兴起,尤其是政治儒学别开洞天,并产生巨大影响。

    9、执政党正式机构内部也活跃着一批民主主义者,不少官员是法治主义者。

    10、中国的民族主义始终不成器,没有发展出系统的理论言说,因而很难说是一种思想流派,它更多地是一种情绪,但这种情绪具有相当强的弥散性,会贯穿多个思想群体,比如国家主义、毛左派、儒家都不乏民族主义情绪。

    上述思想流派,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温和派,包括经济自由主义,维权派、人文派自由主义,宪政主义者,部分儒家,民主社会主义、党内法治民主派。它们构成了一个松散的自由主义联盟,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要求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尽管对其理解存在严重分歧。通常,他们也反对暴力,恐惧可能出现的暴乱。

    第二类是极端派,主要是毛左派,它呼唤暴力与暴乱,试图颠覆整个秩序。它不仅准备颠覆现有政治秩序,重归毛式强人独裁;也试图颠覆现有经济与文化秩序。因此,它是中国式的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与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异曲同工。也因此,它们与这些原教旨主义频繁呼应。

    一点也不奇怪,上述两大派都不满意于现状,都要求变化,而且都要求根本性变化。这种根本性变化就是宪制革命,尽管是完全不同的革命。可以说,整个思想界关心的主题已从八十年代的文化、九十年代的经济,转向政治、宪制,转向统治权的重新安排,尽管其价值取向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思想界这一趋势说明:转轨不可避免。

 执政党的精神分裂与政治分化

    谈及思想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已经溃散,根本无法提出任何具有吸引力的概念,更不要说体系了。执政党已经没有愿景。它基本上是在没有灵魂的状态下生存着,靠着革命党的遗产生存着——也即靠着人们对它的恐惧生存着。它仅仅为了生存而生存,也即仅仅为了既得利益而生存。这意味着,现在的它基本上丧失了政治性。这也正是维稳体制不是革命政府的根源所在。

    不过,如果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目前的党政统治体系并不完全可以用维稳体制来概括。它的身体是复合的,在价值上,它处于精神分裂状态。一方面,执政党始终坚持其原有的专政性宪制框架,因而“专政”、“敌人”这样的词汇依然具有合法性。这些也是维稳体制的理论依据所在。但另一方面,过去三十年,中国深受全球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响,也坚持“改革”,并且沿着改革逻辑,引入了大量现代文明符号,比如市场、人权、民主、法治。“民主”是以前就存在的,且经过了系统的1984年式解释。不过,因为其他概念都是全新的,并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地概念框架,“民主”被置于全新的概念框架中,它的1984式解释也就逐渐剥落,而转向了主流的解释。党内民主法治派和财经官员就是这一价值的承载者和守护者。

    这两种价值同时存在于统治体制内,执政党试图将其融合为一体,但没有、也不大可能成功。这样,就形成符号与制度的脱节,言辞与行动的分裂,公开言辞与秘密言辞的相互矛盾。执政者陷入精神分裂状态。这种精神分裂的政治后果之一是:它基本上丧失了真正的专政者的自信心。而且,维稳体制必然遭致其身体内部的反弹。当然,这种精神分裂也敞开了体制内出现政治分化,进而出现了变革的可能性。

执政党精英的结构与心智变化

    革命政府通常是铁板一块的,因为,意识形态可以支持其清理——甚至从肉体上消灭——价值观念上的异己者。维稳体制却没有这种能力,因为所有人本来都没有坚定的意识形态信念。因此,维稳体制尽管试图维持秩序,但它的内部其实就缺乏革命性秩序,相反,它具有常态社会的多样性。过去两年中,执政党的最高权力层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随着执政党换届将继续进行:

    1、精英的权威结构发生变化:过去六十年中,统治的单一中心权威在持续地衰减,到今天,已经接近其极限。这种结构正在向多中心权力结构转变。从而有可能形成精英共治-分治的格局:重大问题上脆弱的共治,日常的分治。

    2、执政党精英的心智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也即从工程师、辅导员向红卫兵转换。这一转换可能产生重大政治后果。工程师只能根据他人的蓝图组织施工或者操纵机器,辅导员的心思是琐碎而乏味的。两者都缺乏政治上的想象力,也缺乏政治责任感。相反,红卫兵具有激情和想象力。红卫兵敢想敢干,不畏惧任何权威。红卫兵具有政治意识,具有宏大政治抱负:他们曾经准备解放全人类。这样的抱负让他们倾向于思考和解决根本问题,而蔑视细节。最为重要的是,红卫兵具有政治家意识,他们知道大众的重要性。

    正是这种心智,推动他们狂热地卷入文化大革命。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挫折,让他们经历了对毛体制的一次彻底幻灭。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他们又是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其中不少人推动了八十年代的改革。因此,红卫兵一代精英具有变革的政治意向,如果有必要,他们也可以作出决断。

温、薄异曲同工:政治新现象

    正是上述变化,催生了一个值得深度关注的政治新现象:大众政治的初步浮现。两个人物是其主角:

    1、过去两年中,温家宝频繁地表现其亲民形象,并不断发表关于政改、法治、民主、正义的言辞,赢得舆论的广泛支持,也在自由主义联盟中引起强烈反响——比如,各地网友目前正在“组织学习”温在深圳关于政改的讲话。

    2、主政重庆的薄熙来通过“唱红”进行大众政治动员,通过打黑、通过打击律师,通过民生措施,取悦大众。

    两人的政治取向大不相同,操作手法却惊人相似。由他们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具备了“政治”意识。这里的政治就是寻求民众、大众的信从。除了毛之外,共产党没有人玩过这样的政治——毛时代也只有毛一人具有玩政治的特权。到了后毛时代,中共的基本活动形态是宫廷政治,精英依据势力——主要是人事和资源控制力——分配权力,即便是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也是秘密的。

    这两人则启动了大众性政治,或者说准大众政治。政治精英把目光从庇护人、从同僚,总之,从宫廷,转向了大众。他们知道取悦大众的重要性。而大众的支持,也确实成为他们政治的政治资源。这当然是因为,庇护人已经不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了,而“同僚”也都缺乏深厚的人脉网络,整个庇护-被庇护体制不再那么紧密有效。这个时候,寻求扩张权力的精英,就只能向下寻找,通过大众的支持,积聚政治力量。这是过去三十年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形态变化之一。有人批评温家宝作秀,这是对现代政治无知才会得出的结论。

    这样的政治,天然地与维稳体制之间存在冲突。维稳体制倾向于秘密操作,大众政治必须公开。由此可以理解,即便薄在进行黑打,但它仍然允许媒体采访。因为他相信,通过这种公开,可以向大众展示律师的无耻,从而赢得大众支持。

转轨共识:六成可能性?

    上面对当下中国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执政党结构和观念略加考察,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根本性变革,也即“转轨”已构成一个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必然性;第二,“转轨”也具有一定可能性。

    体制外精英的转轨意识始终未变,最近一年发生的若干事件证明,体制内精英的转轨意识正在重新苏醒:温家宝的政改讲话,秦晓对中国模式的否定,和对现代国家构想的阐述,刘亚伟关于中国十年必然民主化的讲话,都表明,他们默认转轨的必然性。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政治态度遭到毛左派的激烈反对。这一政治原教旨主义的激烈反对,足以构成任何明智的精英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限制性框架:任何关于中国前途的思考,必须以化解、避免这种原教旨主义运动为前提。这个运动已经积聚了非常强大的力量,随时可能爆发出来,并淹没现有的一切秩序,不管是体制的秩序,还是体制外人士珍视的财产权、个人自由、社会等等。

    这一限制性框架让转轨不仅是必然的,也具有可能性。也就是说,为了反对共同的、最危险的敌人,体制内外所有理性的、明智的精英应当联合起来。唯有如此,中国主流社会才有可能对抗政治原教旨主义。这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所有人需要对此做出决断。事实上,这种反对政治原教旨主义的联合,也是有可能的:

    1、体制外寻求转轨的各种自由主义的力量,一般而言,对大规模暴力和动荡的前景心怀恐惧。他们通常是社会精英,因而期待平稳转轨。人文自由派甚至已经明确释放出了和解的信号。

   2、精神分裂的统治体制中,已经有一半是认可转轨的,温家宝就代表了这一力量,它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和党内民主法治派。这两派目前已经联合起来,默契配合。民主社会主义的老人们中不少本来就横跨体制内外。需要考虑的是体制内的另外两派:

    3、体制内存在一个传统派,它对党的事业还保持了一定盲目忠诚,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执政党始终维持其存在,甚至是强势的存在。

    4、还有另一派,权贵资本主义派,主要就是自上而下的土地利益集团。它关注于短期的掠夺。

    传统派如果具有政治的明智,就不能不承认,七十年大限很可能是一个普遍经验性规律,中国目前的社会状态似乎也指示了这一规律的有效性。既然如此,为了实现它的目标,它需要考虑的问题就不应当是永久甚至长期执政,而是如何实现平稳转轨,最好是掌握着主动权的转轨。简单地说,它其实从现在就开始,尽最大努力复制海峡对岸的国民党的转轨路线。这是保持执政权的唯一可行策略。万年执政之类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而有害的幻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派应当认可党内民主法治派的努力,而与体制外自由主义联盟形成默契。

两个最危险的敌人:权贵资本主义与毛左派

    真正的难题是如何处置权贵资本主义集团。其实,如果党内民主法治派与传统派联合起来,是完全可以遏制这个集团的。但传统派却经常与这个腐败的集团紧密合作。因为,这两派都属于保守派,他们都倾向于维持现状。只不过其理由并不相同:传统派唯恐任何变革会导致统治权的丧失;权贵派却担心,任何变革都可以让自己丧失进一步掠夺的机会。也正是基于这一共识,权贵资本主义把自己的私人利益装扮成党的利益,游说传统派采取强硬措施。民众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反抗,也确实会被传统派理解为是对党的统治体制的反抗。恐怕正是这两者的合作,构建和维持了维稳体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体制内变革能否启动,取决于传统派是否足够明智。如果他们不明智,转轨的可能性就只有四成。中国社会的结局很可能就是玉石俱焚,包括传统派的价值甚至人身。如果他们足够明智,转轨的启动就有六成可能性。

    全社会向上的力量就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两个最危险的敌人:权贵资本主义与毛左派。这两种力量都缺乏理性,而放纵激情:一个是放纵贪婪,一个是放纵仇恨。他们相互敌视、恐惧,因而也都拒绝理性,拒绝妥协。他们之间形成的正反馈,随时可能从内部爆破整体社会政治秩序。中国能否完成转轨,最终取决于他们之外的一切理性而负责任的精英能否联合起来,凝聚成一种压倒性力量,化解、瓦解、以至摧毁这两个极端主义的、反政治的力量。

   (2010/9/5-6初稿,9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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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新左派”的讨论

刘利华 郭松民 潘伟 丁学良

2010年9月2日至9月6日

    丁学良:中国只有年纪不老的老左派,没有真的新左派。

    郭松民:丁学良算什么东西,不过一条洋狗罢了,有什么资格谈论新左派?

    刘利华:这种态度真是太可笑了。人家哪儿说得不符合事实,没有道理,给人家有针对性地指出来,把自己认为正确的道理摆出来。什么道理都不讲,上来把人家说成“什么东西”,进而骂人家“不过一条狗”,有什么意思?鲁迅说得好:“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连战斗都不是,也就更不是讲理了。这对于学问和思想的进步毫无价值。我本来没想现在就仔细拜读这篇对话丁学良,反倒因收到此骂,把邮件一拉到底读了一遍。感觉知识上挺有收益的。感谢丁教授!“左派”在西方国家把保护底层人民弱势群体的利益,真诚而热情地捍卫他们的自由权利视为己任。与丁教授介绍的西方新左派有相同原则的中国“新左派”,还真的是没有,且光靠骂也骂不出来。

    郭松民:为什么说丁学良是条“洋狗”? 我前天在回复一封群发邮件时,顺口说了一句丁是一条洋狗,有朋友表示不同意,我觉得有必要做一点解释。先给洋狗下个定义。我这里说的洋狗,并非指的是什么“德国黑背”之类的洋血统的狗,很可能也不过是中国的土狗罢了,但因其为洋人所豢养,以洋人的是非为是非,洋人让他咬谁他咬谁,所以名之曰“洋狗”。这是一种比喻,不是骂人,当然,如果你一定要说我是在骂人,那就算是吧。

    为了避免误解,我在这里还一定要解释一下:如果一个中国学者在某个问题上和洋人的观点一致,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是洋狗,因为洋人并非一无是处。洋狗的特点在于没有自己的思考,一切以洋人的判断为标准。

    再说丁学良。丁断言中国没有真的新左派,只有年纪不老的左派,根据是什么呢?只有一条:西方的新左派不是这样的。这是什么混蛋逻辑?!凭什么西方的标准就是最高标准?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与语境,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与语境,问题与语境不同,观点和结论自然也就不同,如果你和西方不一样就“不是”,这不是洋狗的思维方式又是什么呢?

    按照丁的逻辑,我们就不难作出这样的推导:洋人是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丁本人却“不幸”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所以洋人是人,丁则不是人,丁先生同意吗?

    几年前,丁学良断言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其逻辑和这次的逻辑如出一辙,可见他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内化的骨子里的,是一以贯之的。 丁学良虽非香港土著居民,但长期生活在香港。而香港有100多年被英国殖民的历史,丁因此养成殖民地式的奴化思维,这本不奇怪,奇怪的是大陆学者居然也和他唱和,可见大陆学界也存在自我奴化的问题。

    丁学良挟洋自重,一向嚣张霸道,肆意羞辱中国学者,但无论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也好,新左派也好,却无一人敢撄其锋,均取唾面自干之态,这令人费解,也让人感到悲哀!

    刘利华:您怎么可以这样明白无误地歪曲别人的“逻辑”?丁学良明明白白地说:“(西方)新左派不过是原来的老左派中间的一部分人,看透了苏联斯大林等那一套都是骗人的。他们原先也是怀有社会主义理想,拥护苏联,拥护完了发现,现实中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可能达到它原先宣传的那些目标。然后新左派说,我们本来以为这条道路能够取代资本主义,能够给人类带来更公正的一个社会制度,在现实中发现不对,怎么办? 一部分人就转到自由主义阵营中去了,还有一部分人说我们要更上一层楼,不能因为老左派欺骗了全世界,我们就抛弃社会公正、反对剥削、反对人跟人不平等这些目标。

    西方新左派清醒地看到这中间的核心,就是老左派们把政权取得当作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保障。于是他才发展出人权高于主权,他是这么过来的。你可以说新左派很多观点是乌托邦,但国内的所谓新左派谁有这个勇气?”

    这里丁学良的逻辑非常清楚:西方新左派的前辈西方老左派曾对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会实现人民的利益深信不疑,但是新左派因为活在当代,因此他们看到老左派可能在活着的时候看不到的东西。他们勇敢地面对真实的历史教训,深切地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其实质是执政党专政--给在其治下的人民敢造成的人间地狱般的苦难,而回归普世价值的基点:承认每个人在基本人权和人格尊严上是平等的,进而以此为保护劳动人民、争取弱势群体的权益的道义根据。

    您要驳斥丁学良,也容易,一,拿出事实,指出他对西方新左派的概括违背事实。二,或者承认这是事实,但指出丁学良对其的赞许是错误的,换句话说,您得论证,西方“新左派”不应该对老左派改弦易辙。三,把中国“新左派”之所新,新在哪里,为什么不适用西方新左派作参照,一、二、三地列出来。

    人权与主权有机统一不可分离。西方新左派说“人权高于主权”有些偏激,但是在西方的语境里不会产生什么消极后果。而说“主权高于人权”则不只是偏激,而是臭不可闻的了。因为这一向就是专制主义骗人的谎言,是压制人民的自由权利,对其实行控制、奴役、宰割的可耻依据。

    中国所谓的“新左派”,至今在理论上根本看不清楚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新型专制的要害,对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甚至灾难视而不见。对现在中国仍处于这样一种专政的制度落后从不进行批判,不但不批判,反而还怀念更加专制落后黑暗的毛泽东时代,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中国所谓的“新左派”“新”在何处?留过洋、受过大学教育,这类事实显然不能作为说明一个思想流派“新”的理由。

    附上我的两篇随笔小文《何谓反动派》,一篇为《毛派,只要不说我找揍我就当朋友》,供您和各位朋友参考、批判。也感谢您把我当朋友。

    郭松民:我确实把您当作朋友,但也确实认为您不懂逻辑。我是当兵的,您大概是学者,怎么我反而会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啊?对西方新左派和中国新左派各自的理论是否正确,如何评价等,我完全没有涉及,因为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我反对的只是丁学良把西方的一切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正确标准,然后以之来衡量一切,剪裁一切的态度和思维方式,这正是他的逻辑,有什么歪曲的呢?我希望不要再纠缠这个问题了,真的很费劲。

    顺便说一句,我对西方新左派的理论很不以为然,他们事实上已经堕落成了垄断资本和侵略者的帮凶,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在前南斯拉夫,在伊拉克都已经酿成了巨大的人权灾难,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奥思维辛集中营,都是人权失去了主权保护的结果,没有主权还谈什么人权?今天不多说,以后有机会再驳斥他们吧!

    潘祎(何必):中国新左派是中国知识阶层里堕落速度最快的。

    昨天,李延明转发了香港丁学良有关新左派的说辞。从李延明转发的名单里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收到了该邮件,其中包括这几天我一直批评的新左派人物。丁学良的基本看法是,现如今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新左派。西方新左派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既反政府,也反资本。按照如此标准,中国的新左派就不存在。郭松民收到如此内容后,回复说,丁学良算个什么东西,就是一条洋狗。嘿嘿。

    俺和郭松民曾经吃过饭,并且经过他的当场允许,从他那里舶来了中国官场“逆向淘汰机制”的说法。不过,自从郭松民从空军指挥学院离开后,就越来越和传统左派形影不离了。他最著名的举动,就是在汶川地震后与范跑跑同场而被网民称之为“郭跳跳”了。从他对丁学良的评价当中,很是有传统左派的风范吧?

    刘利华就郭松民对丁学良的谩骂回复,引用鲁迅有关辱骂不是战斗的言辞,认为郭松民张嘴就骂人,这种做法既不可取,也无法让人信服。

    最近,刘利华的普世价值宣言还是传播得很广的。由此,李延明邮件的收件人里,有郭松民这样的传统左派,有崔之元那样的新左派,也有刘利华这类的自由派。于是乎,看点就很是五彩缤纷了吧。也由此,可以看到对于中国思想界的流派,分歧是何等巨大。反过来说,现如今中国的新左派称谓众矢之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丁学良是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谈及新左派的。他被问及倒是丹尼尔•贝尔的状况,也就是著名的思想界人物的现状,也就因此涉及到了中国与西方在新左派领域的区别。

    中国的新左派都是一群青年才俊,除了领军人物汪晖之外,基本上都是海归。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下面讨论的新左派,只是中国的新左派,不再另加说明。第二,人们把温铁军也列入新左派,但需要重复的是,在我看来,温铁军一直是新左派当中一个异数,我所了解的温铁军,并不是个乐观主义者。第三,新左派一直不公开承认是个有组织性的群体,可唯独左大培对人们把他列为新左派的分门别类照单全收,但我从来不认为左大培是新左派之中的一份子,只不过就是传统左派的一员,新左派的成员也从来不认同左大培是其成员或者同路人。如此,新左派的群体特征是什么?在国外受到教育,并且获得了国外的学术认可。

    人们在分析王小强、王绍光等人的经历时,看到他们都经历过文革期间插队务农的过程,并在改革之后获得了机会。或者说,新左派基本上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六四后王小强在《中国税务》张木生处的经历,也使得中信泰富大风出版社对张木生最近的作品投桃报李。这种经历,使得他们相对一帆风顺春风得意,回到中国来时已经有着荣归故里的学术资本和国际上的人脉资源。这些特征是具有决定性的,使得新左派区别于中国其他与改革如影随形者。

    曾几何时,新左派以关注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权力、呼吁加强对弱势群体保护而著名。朱镕基财政分灶吃饭就是采取了新左派王绍光的政策建议,也因之有了国税和地税的区别。

    王绍光的建议当中,还有着很多的附带条件,即政府必须履行的强制性义务。但是,在朱镕基那里,政府的义务却销声匿迹了。也就是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在受到糖衣炮弹的攻击时,把糖衣留下了,把炮弹给扔回去了。政府采纳新左派政策建议时,只选取了对政府有利的方面,而对政府不利、或者说要求政府义不容辞的内容,却被置之不理了。

    王绍光一直是个坚定不移的加强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鼓吹者,扩大政府收入是其亘古不变的主旨。但是,王绍光所倡导的增加政府收入,目的是政府有资源用来达成社会公平。

    可现如今政府收入大幅度增加,却都进入了贪官污吏自己的腰包。这是王绍光始料未及的。而新左派的标志性变迁,就是胡温当政之际。从那时候起,新左派就不再公开批评政府,而逐渐沦落到为委府歌功颂德,甚至与委府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地步了。人们谈论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了多少人吗?新左派王绍光提出,印度也饿死了大量的人,只不过因为印度是西方人眼里的民主国家,因此印度饿死人的事情被只字不提。

    人们谈论杨佳袭警事件吗?新左派崔之元发来材料说,中国警方正是因为开门办公为人民服务,所以才导致了杨佳袭警的可能,这在美国由于警方不是像中国那样为人民服务而不会发生杨佳袭警,也就是说,中国的为人民服务给杨佳之类的歹徒造成了可乘之机。人们谈论三聚氰胺毒奶粉吗?新左派崔之元找到了美国150年前也曾经有过毒奶粉。这种材料是想说明什么呢?因为美国也有过毒奶粉,现如今中国的毒奶粉的出现和谋财害命就是不可避免的?150年后的中国的孩子们就死有余辜?

    人们谈论2008年3月12日西藏拉萨事件、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事件当中,中国当局的民族政策的怙恶不悛吗?新左派崔之元等等找到费孝通和顾颉刚等人有关中国民族认同的内容,对我党的民族政策的巨大失误以及到现在我党依然坚持民族自治这种效法前苏联的遗患无穷的政策执迷不悟的状况溜须拍马。人们谈论现如今中国的贫富差距、官逼民反、怨声载道、男盗女娼的状况,新左派汪晖则在口口声声“为何中国模式不会崩溃”。人们谈论富士康员工接二连三自杀吗?新左派崔之元发来材料,法国电信业就在这两年也曾经过接连自杀的事情。……这种例子,数不胜数。

    去年,我与传统左派文胆和旗手张宏良喝酒时(顺便在此说一句,宏良兄今年一直在说什么时候再聚会喝酒,并且问我对黄纪苏是不是有过节以及邀请黄纪苏一起共饮我是不是在意,我回答说我和纪苏兄没有任何龃龉,很乐意能够和他们一起胡聊八侃,可宏良兄到现在又没有了动静,以至于距离去年9月23日喝酒已经快一年啦,去年宏良兄就说,因为总是不兑现,所以可能导致体重迅速增加,不知道宏良兄现在是不是已经胖得走不动路了?哈哈。)我们都很诧异于,崔之元、王绍光等等新左派人物,为什么会对千疮百孔的中国如此乐不可支溜须拍马?他们难道真的具有对现实视若无睹的本事?

    此前,富人与我也曾经专门讨论过这种现象,富人一言以蔽之,或无知或无良,也就是说,新左派王绍光崔之元们,或者对中国状况无知,或者就是知道但却没有良心。

    按照或无知或无良的路数,如果新左派们一时半会无法面对中国的惨不忍睹的状况、以及到现在富人和精英纷纷落荒而逃放弃中国国籍移民国外因之彻底抛弃中国这艘行将沉没的泰坦尼克的现象一无所知的话,那么面对着集中爆发的群死群伤事件和大规模的环境污染事件,以及今年歹徒连续进入校园杀害孩子等等状况的视若无睹,那么就真是不可能再用一无所知来描摹,只能让人非常怀疑新左派成员们最起码的做人良知和道德究竟如何了。

    萧功秦曾经专题分析过中国思想界的流派,其中讨论过新左派。(萧功秦此文却对传统左派只字不提,不知道他是看不上这个乌合之众的群体,还是有所遗漏。)可是,萧功秦的论述,却没有关注到新左派在胡温任上的决定性变化。

    我曾经分析过,改革之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所谓第二次改革开启到现在,中国所有群体当中,知识阶层沦落的速度是最快的。可如果进一步分析,看看知识阶层当中,哪个群体沦落的速度是首当其冲,那么非新左派莫属。

    按照萧功秦的分类,其他那些个流派也是五花八门。虽然新左派之外的其他流派也是江河日下,但是,却没有新左派这般触目惊心。

    自由派风光无限,早在朱镕基时代就已经把其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和言必称美利坚所能够具有的思想红利消耗殆尽,到现在,改革已死,市场化和私有化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到了惊天动地的程度。现在还继续为改革摇旗呐喊者,也就是张维迎、茅于轼、崔卫平、杜光、辛子陵、徐景安等等与时代渐行渐远者了。现如今自由派在中国已经非常没有人缘。

    但是,自由派的一个让人佩服之处,在于其立场的坚定不移和旗帜鲜明。相形之下,新左派的改弦更张却是尽人皆知的。最突出的,就是从还具有些许的批评权力监督政府,到了现在为中国当局的倒行逆施歌功颂德以及煞费苦心寻找理论和先例来让我党得以获取遮羞布。由是,新左派也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中国委府的走狗。

    这种基本立场和诉求的变化,使得新左派成为中国思想界里变化最大的,也成就了沦落速度最快这种结果的木已成舟。丁学良的分析是不是有道理?中国的新左派与西方的新左派可以同日而语吗?

    新左派崔之元能够经年累月为黄奇帆树碑立传,甚至不去讲课带研究生而干脆到了黄奇帆手下的重庆市国资委做主任助理美其名曰挂职,这种行径,太能够说明新左派的表现、及其向权力俯首帖耳的态势了吧。这种举动,自由派里何许人也会如此这般?

    现在人们的流行说法是,防火防盗防专家。中国知识人的沦落状况已经妇孺皆知。而其中,又属新左派下滑速度最为令人叹为观止。新左派的如此迅速的跌落,也使得中国知识阶层的沦落状况得以整体性加速。也就是说,新左派在加速国内外对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背离与谴责上功不可没。

    新左派向委府的摇尾乞怜,也注定了他们的命数,以及逐渐为国内外所唾弃的基本走向。汪晖博士论文涉嫌抄袭造假事件,只不过是国内外民众对中国新左派的一次评价的群体性反应而已。而且,这仅仅是个开始。

    丁学良对新左派口诛笔伐,也仅仅是新左派逐渐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的一个序幕。嘎嘎。

    郭松民:关于丁学良是不是一只洋狗的问题,我和利华本来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讨论,何必兄洞若观火,又何必非要逼我再说一遍呢?既然如此,我就再说一遍吧。对西方新左派和中国新左派各自的理论是否正确,如何评价等,我完全没有涉及,因为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我反对的只是丁学良把西方的一切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正确标准,然后以之来衡量一切,剪裁一切的态度和思维方式,这正是他的逻辑,有什么歪曲的呢?我希望不要再纠缠这个问题了,真的很费劲。顺便说一句,我对西方新左派的理论很不以为然,他们事实上已经堕落成了垄断资本和侵略者的帮凶,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在前南斯拉夫,在伊拉克都已经酿成了巨大的人权灾难,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奥思维辛集中营,都是人权失去了主权保护的结果,没有主权还谈什么人权?今天不多说,以后有机会再驳斥他们吧!

    刘利华:丁学良再明白不过的意思就是,按照西方“新左派”的标准,中国没有“新左派”,有的只是年纪不老的老左派。如果根本不涉及西方新左派和中国新左派的理论内容及立场,如何谈得上丁学良用来“衡量一切,剪裁一切”的标准的应用呢?所以在因丁学良的标准而展开的讨论中,不管有没有文字涉及他的标准的内容,实际上都是以他的标准的内容和他的观点为前提的。

    更进一步,说自己“对西方新左派的理论很不以为然”,等于是承认了丁学良对西方新左派的情况――包括西方新老左派之间的历史关系和他们理论观点及立场的异同――的陈述符合事实。既是在人家的语境和逻辑前提的基础上作判断,就绝对不可以反过来把人家说成是“算什么东西,不过一条洋狗罢了,有什么资格谈论新左派?”因为这样会骂到自己。

    您可以说,我不同意丁学良表明的倾向“西方新左派”的立场和观点的价值取向。这种观点和立场是完全错误和有害的,因为一,二,三,……。但是这样一来,您实际上已经基本上是承认了中国现在以“新左派”自居的人,与西方新左派的观点、立场完全对立,而与西方过去的老左派本质上相同。您看,您对当今中国“新左派”的实然判断,已经完全与丁学良不谋而合了。既是这样,您骂丁学良的话,也就完全可以骂在自己身上了?既然您在他所界定的意义上谈论“新左派”,他没资格,您的资格又从何而来呢?

    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的灾难不能简单地说是“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造成的,这样的简单化首先不符合事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南斯拉夫人民的的人权、伊拉克萨达姆专制统治下的伊拉克人民的人权,何尝有一天高过他们国家被垄断的国家“主权”过?南京大屠杀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中国的“反右”、“文革”……造成的对人的生命及尊严的惨无人道的毁灭,从肇事者所以杀人掠物还理直气壮的动机看,却明白无误地都是奉行非普世价值立场――认为一个民族优于其他民族,一个阶级高于另一个阶级――的结果。

    顺便申明一下,我认为我与郭松民先生的讨论,至此在我一方面可以暂告一段落。我不再回复新的讨论邮件,既不意味着我赞同可能的新邮件中表述的思想观点,也不意味着我蔑视新邮件的书写者,只是我的时间不够用。

    我建议我们把这个讨论同时贴上“选举与治理网”和“乌有之乡”吧?我愿意把首发权给“乌有之乡”。我等三天,即三天之后,我再贴到“选举与治理网”上我的文集里。贴“乌有之乡”时,题目可改为“郭松民与刘利华关于‘新左派’的讨论”。好吗?祝各位好!利华 2010年9月6日

    郭松民:不讨论了,各说各话,找不到交集之处,讨论没有意义。讨论记录您可以全权处理,我没有意见。看来无论讨论任何问题,都应该先搞清基本概念,否则的话热情越高,浪费就越大。

    刘利华:谢谢您的大度授权!这种大度并不是任什么人都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不过我还是希望您或能者把这个讨论先贴上乌有之乡的网页。说不定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会有人从旁点拨指正我们。当然我之要往网上贴,首先是想促进大家对于我们涉及的那些问题的思考。我会等三天之后,再往我的网上文集里贴。

    我感觉您对我还是比较客气和礼貌的,谢谢您!人与人之间就应当如此。首先做到彼此在人格上互相尊重,观点不同,是很正常的,通过讨论,双方都能发现自己的不全面不透彻和先前有所不知的东西,就会有进步。我这些天跟“毛派”和您的讨论,让我也长了新见识,比如网上的毛派网友明白地说,毛派并非不承认普世价值;而您也并不否定人权的价值,只是认为“主权”的价值在“人权”之上。这些都是“交集”。只可惜我现在时间实在是紧张,暂时不能再和您继续深入讨论了。

    也有朋友听到“洋狗”就想到以“土狗”对骂。即使观点、立场与我相同的同道,我也不赞成这样骂来骂去。观点和立场上有什么分歧就说什么分歧,即使不能彼此统一认识,至少可以了解分歧是什么,知道与自己不同的观点与立场的存在,这可以使人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而不至于误以为自己可以感动世界,更不至于把自己误当成最高真理。随便骂人,以为自己出了口恶气,可是在旁人看来,首先是文明休养不够;不然就是性格急暴,见火星就燃,缺乏成人应当有的淡定;再则也表现了理论上的不自信。

    哎!我本来是要感谢您赞扬您的,又冒出上面这些“教训”人的话来,我大概有“好为人师”的毛病,先做自我批评,以后会小心。既已经写出来了,就仅供您和大家参考吧?请您不用怀疑利华的坦诚。邮件里写的这些,我不会上网。要往网上贴的,只是附件的内容,包括您的最后一封邮件中的相关内容。

    祝好!

 附录:

中国只有年纪不老的老左派,没有真的新左派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2010年08月27日

    丁学良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公室像个书的丛林。大概只有20平米,书架12个,像竹笋一样长得没章法。其余的书以碉堡的样式从地面长出来,层层叠叠掩着角落里那张办公桌,丁学良就埋在桌子后头。
  继“中国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惊人之语后,近几年来,公共平台上很少听到丁教授的声音。“一来是忙,忙得没办法追究;二来是在中国,很多重要的事没法追究,除非你三五年什么都不干,只追究一件事,或许能追究出一点名堂。”
  他忙于跟德国哥廷根大学合作,为该校建立一个亚洲研究中心帮忙。德国人的严谨、较真,使他不得不面对没完没了的沟通与文件起草。在这样的状态里,交谈变得紧凑——只要你给出关键词,丁教授那带着皖音、偶尔夹着英文单词的普通话便像拧开的水龙头一样哗哗流出。他甚至有时候都没听清你在问什么,就一路讲开去了。

  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新左派

  人物周刊:您现在跟老师丹尼尔•贝尔还有联系么?
  丁学良:老爷子在养老院。我前一阵去美国一个礼拜,每天给他打电话,只能跟录音电话讲话。找遍了我能打电话的他亲戚朋友,都没有办法联系到他。我想可能是以现在的状态,老先生不太愿意见人了。如果人生是一程400米跑,我的老师大概跑到395米了。我们这辈人也跑完300米了,很快的。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贝尔先生政治立场的转变和晚年对于新左派的批评?
  丁学良:他原是新保守主义教父级的人物,年轻时是左派,偏向于托洛茨基派。欧文•克立斯托尔 (新保守主义始祖、《公共利益》杂志创办人) 年轻的时候,是在纽约大街上跟托洛茨基派激进分子一起演讲的,都有照片留下来。他们那时的主要思想就是要用暴力在全世界推行一个最公正的制度。
  但后来,他们看透了极左的根源。新保守主义跟新左派最大的差别就是:新保守主义者可以对新左派说,你们现在讲的那些我们年轻时都讲过,我们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他们看着斯大林没有走通,毛泽东也没有走通。西方的新左派有托派的思想渊源,很厉害,是强硬的,原本就是要用武力解放全世界。“9•11” 后主张打伊拉克的,就是由这帮人里转变成“牛康”的。
  人物周刊:您说的是“西方新左派”,中国新左派跟西方的有什么不同吗?
  丁学良: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新左派。西方新左派的首要主张就是人权大于主权,中国有这样的新左派吗? 欧洲民主国家跟南斯拉夫因为科索沃而关系紧张时,很多西方新左派在后面鼓动,摇旗呐喊,说人权高于主权,结果北约就打起来,连带把中国大使馆也炸了。
  前几天我在广州的南都论坛上讲:中国现在只有年纪不老的老左派。新左派,很难当的。我当场就问,你们哪个是新左派? 哪个敢站起来, 国内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他们敢说人权大于主权?
  新左派在西方,左手打本国政府,右手打本国大公司,两边不讨好。虽然他指的那条路未必现实,但他至少有那个勇气。而中国的所谓新左派主要是抱政府大腿的,哪来的新左派啊!
  人权高于主权之后,西方新左派的第二个主张就是民权高于国权、军权。只要民权与政权发生冲突,民权至上。
  人物周刊:新左派的老祖宗是谁?
  丁学良:新左派不过是原来的老左派中间的一部分人,看透了苏联斯大林等那一套都是骗人的。他们原先也是怀有社会主义理想,拥护苏联,拥护完了发现,现实中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可能达到它原先宣传的那些目标。然后新左派说,我们本来以为这条道路能够取代资本主义,能够给人类带来更公正的一个社会制度,在现实中发现不对,怎么办? 一部分人就转到自由主义阵营中去了,还有一部分人说我们要更上一层楼,不能因为老左派欺骗了全世界,我们就抛弃社会公正、反对剥削、反对人跟人不平等这些目标。
  西方新左派清醒地看到这中间的核心,就是老左派们把政权取得当作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保障。于是他才发展出人权高于主权,他是这么过来的。你可以说新左派很多观点是乌托邦,但国内的所谓新左派谁有这个勇气? 那些在国内鼓吹所谓新左派的人,大多数是在国外拿不到像样饭碗的人。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很有可能是西方由来已久的对华人的不公平待遇。我在美国待了10年,知道那种感觉:你比人家强的,人家不一定承认你;你比人家弱的,人家看得很明显。但你不能把个人在西方受到的、在你看来是不公平的待遇,来取代你基本的价值观,然后把人权、自由、民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准都抛掉啊!
  其实我不管他是什么主义、什么派,我反对他们打着借来的旗子去瞎骗人。
  人物周刊:如果一定要站站队的话,您算是哪个阵营的?
  丁学良:我从来不和哪个阵营的人绑在一起。我的体会就是,你不能从一两件事情上去给一个人的思想划线。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更赞成这一派,在另一件事情上我可能更赞成另一派。我不会在所有事情上都立足在一个阵营,因为事情本身没那么简单。
  在跟中国有关的大部分问题上,我大概是站在自由主义偏中间的位置,或者中右一点,或者中左一点。我不会讲我就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不反思,对它的任何主张都没有怀疑。因为事实证明不是这么回事啊。

  大学里抓起来的人大多数是搞基建的

  人物周刊:从师资上讲,科大可能是香港最好的。而国内一些老牌大学,不得不面临所谓的改革难题。
  丁学良:科大是新的,所以教师的水平比较齐整。那些老大学确实面临一个问题:条件不好的时候招的那些老人你不能让人家滚蛋,总得消化掉吧。在香港,一些老大学也都面临这个问题。
  不要以为中国大学改革遇到的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国情,全世界都有类似问题。比方说美国有些大学本来不怎么样,后来条件稍微好一点,想再往上升一级,但你不能把老教授都请走,法律上不允许,那怎么办?新招的人按新的条件评,老的按照老条件评;招进来以后,在教学和研究的时间分配上,让老师自己讲,你更偏重教学还是更偏重做研究。学校里大部分就是这两种人,有的教学生好,有的擅长研究,就像有人跑步快,而有人游泳好,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衡量。有些老师可能做不出非常好的研究,但他教学非常好,非常认真,这也是很了不起的。教学也很重要啊,否则学生进大学干嘛?
  大学要改革,路子是有的,虽然不平坦。但大学不愿意认真去改革、不愿意认真去做你有什么办法嘛! 所以我说中国现在好些事情都是大家在集体骗人、蒙人,有能耐多骗一点,没能耐少骗一点,傻一点就是被骗的。
  现在国家手里有了点钱就找一些重点大学砸钱。砸得外面很漂亮,像个Shopping Mall一样。这点钱好好用的话能做好多事情的,不好好用就搞基建。搞基建就是搞钱,大学里抓起来的人许多都是搞基建的。我上次去武汉一所大学,接待我的人说,上次接待你的人都进去了。手里掌握了几千万,也没有哪个监管,于是这个包了3个二奶,那个买了5套房子,最后一查,大家都这么干,于是都抓起来了。
  这个事情一点都不用惊讶。不是说我们这些人有抵抗力,是没这个机会。可能第一年在道德上你觉得不能这样做,没贪;但第二年你发现大家都这么干,而且不同流合污你就没法混下去。大家都不干净就你一个人干净,那不行,大家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也拉下水的。我问过 (大陆) 好几所大学,搞基建的都是提心吊胆,我猜全都是留下把柄的。

  天天泡在一起,总有一天要入伙

  人物周刊:钱多可真不是件好事啊。
  丁学良:巴基斯坦有句民谚讲得非常好,翻成英文是“Rich is bad, poor is worse”(富不好,穷更糟)。这是常识性的思维,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再捱穷了,贫穷更可怕。
  人物周刊:那您作为学者,是怎么跟商界打交道的呢?
  丁学良:我不跟他们接触太深。商界的人有点怕我这样的人,他自己知道跟我们是讲不深的。
  人物周刊:您是批判型的。
  丁学良:不是批判,是因为他知道他不能绝对控制我。商界的人接触学界人士,有一个最基本的考虑,就是看这个人能不能被完全控制。如果你不会受他们完全控制,他就跟你保持大距离。否则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张口就把他的底牌露出来了。在中国这个体制下,哪个商人敢说他没有一丝一毫违规?
  这是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国古代朝廷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除非你不经商,只要经商,你肯定会违规,有把柄落在朝廷手里。朝廷抓着你的把柄不一定治你,一旦换了个皇帝没准就要收拾你。不过从前朝廷能力有限,管不过来,只能管到一些大的红顶商人。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看清楚的。一翻报纸,这个企业家被抓起来了。你也不能说他没问题,但该不该判个10年20年,是另外一个问题;日子长了你发现总是这样在重复。再翻翻历史,心里就会慢慢形成一个想法。我也认得几个比较大的商人,私下里跟我讲:“要是不沾一点‘黑’,我能经商吗?”
  掌握一点资源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规章制度放在那里,就是让你犯错的。
  人物周刊:学者跟商界走得太近会生出什么样的毛病呢?
  丁学良:尽可能不要走得太近,要跟他们保持距离,天天泡在一起,总有一天要入伙。不管政界、商界,我都不跟他们走得太近太紧。我不想当官,也发不了大财。
  人物周刊:这些年来中国商人在道德层面上似乎有长进,宣讲“仁义”的多起来了。
  丁学良:自古以来中国执政者都明白,“仁义道德”是约束人的东西,是管人的人要下面人遵守的东西。鲁迅的《狂人日记》把话讲到底了:翻开历史,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最后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仁义道德本来应该是社会的共识,但中国自1949年以来,就是每一代人都亲手参与打破前一代人认为不该打破的东西,最后底线统统没有了,导致“文革”期间一个匪夷所思的局面——你不做点坏事就没法生存下去。

 






发件人:"马超" <machaoalbert@126.com>  2010-09-08 03:21:2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一位当代青年的困惑

一位当代青年的困惑

马超

2010年9月

尊敬的仲教授:

    您好!这是我第二次给您写信,仍然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您是一位为了社会更加美好为了大众更加理性而辛苦奔走的人。您和您的网站以敏锐和理性的思想启迪了智慧,教化了大众,持久而深入的影响了读者的思维和价值观。在这里,我谨代表青年大众向您表示由衷的敬意,并希望贵网无论晴天还是雨夜都能一直坚持走下去。

    我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已经初步步入社会,以前关于国家社会的思考与现实个人的境遇产生的激烈的碰撞,由此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产生了困惑,恳请仲教授不吝赐教指点迷津。我的以下观点可能是幼稚的,肤浅的偏激的,但却有一定的代表,恳请仲教授包容学生拙见一直读下去

    关于经济。我认为国内没有市场经济,经济的主体始终是作为权力的或政治的附庸出现的。暴富的群体是接近权力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认为抛却政治变革去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抛却政治变革去讨论经济转型,收入倍增是毫无意义的。

    关于教育。高校扩招人数,高等教育普及率是无法为教育事业的失败来遮羞的,教育事业既无法为我国发展提供足够的优秀的人才,也无助于大多数国民自身价值的提高。重智育轻德育,重结果轻过程,重灌输轻引导,形式主义,机械主义,官僚主义,虚伪浮躁,腐败欺诈之风已经使教育事业千疮百孔。数以万计一线教师的努力因方向不对而付诸东流,更多的学生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却无法做到学以致用。对此,我有切身的体会。入学军训后的第一节课不是讲入学指导人生规划专业解读的,而是直接的专业学习,我们中的很多人直到将近毕业才知道大学应怎样度过。我们所学的方向是市政事业部门,知道实习我们才知道,那些事业部门是不欢迎我们这些平民子弟的,他们需要的只是那些只掌握具体操作但不知具体原理的关系很硬的官僚子弟的。毕业后,我们专业没有一个同学专门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但不并不妨碍这个专业的老师得到奖金,得到经费,公布高的吓人的就业率,以及后续的火热招生。我们所学的设备和操作方法永远都是过时的,将要被淘汰的和已经不适用的。如果只是我们学校存在这种现象还情有可原,但据我所知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二三流大学内。这是谁的错?这就是教育部门只追求数字只重视数量的结果。素质教育空喊多年却无实质进展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教育部的领导不想改革。对如此明显的教育弊端却视而不见不去改革的人为什么能在那个位子上稳居多年?是因为政治体制的原因,这种体制只是从上到下的任命而无从下到上的流通。如今,新官上任大谈改革却不知没有政治变革的教育改革能走多远?

     关于文化。我一直对民国期间文化名人百家争鸣的局面充满怀念,那时的中国文人相对来说是有相当多的自由的。很多创新的文化作品,很多社会批判力很强的文艺作品都是在那个时代诞生的。文人摩拳擦掌,恣意而为,生龙活虎,意气风发地想开创一片新天地。环视当今的局面已今非昔比,太平盛世的浮华远胜于昔,而其风骨却已丢弃殆尽,视人民的疾苦如若无物,宋太平盛世想破头颅,媒体,报纸杂志书籍要么去追逐盛世的浮华要么就干脆一头扎进发霉的历史,实在有些民生苦难就转换角色让凶手变成救世主,即使是小人物的奋斗也要磨圆矛头让阻力一闪而过,皆大欢喜的结局娇柔而又造作。不是文人懦弱而是现实实在太硬。没有一个自由展示艺术的平台,即使有也是戴着镣铐起舞,即使跳得起来也不一定会允许观众进入。我们有肖申克救赎吗我们有索尔仁尼琴吗?我们也许有,但都是建国前的。我们的儿童在看喜洋洋,少年在看流星雨,青年在看杜拉拉,老年在看江姐…什么时候我们能在荧幕上看到我们自己?---大多数同胞真实处境中的喜乐伤悲。为什么我们拥有那么多深刻的题材却没有产生优秀的作品?面对现实,我们为什么集体失语?因为我们有世界上最严格的审查制度,为什么要审查?因为….. 国家不惜花费重金在全球宣传中国文化,有一点却是他的致命伤,它足以让前面的努力付诸东流,那就是不自由!没有政改的文化方面我们该如何突破?

    关于外交。我认为我国的外交地位跟我国的实力很不相称,总体感觉很像一个迂腐文弱又有点自卑的书生。在一些问题上不敢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不敢宣称自己的利益,总把自己标榜的很清高很正直,却忽略了国家利益超越一切的行事原则。改革开放的一段时间,邓副总理制定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那时我国在国外的利益不多,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应该说韬光养晦的政策很好的服务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但今非昔比,如今我国在对外交流经贸往来国际事务方面有着较多的利益,外交上以退让求和解以忍让护大局已经严重伤害了国家及国民利益。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消极的防御,总是别人指责我们转嫁给我们矛盾,我们坐在被告席上无辜的去辩解去开脱。我们什么时候能主动进攻?在一些我们关切的议题上率先发难。我很羡慕一些国家的国民,他们国家的官员为在他国犯法的国民总是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甚至自己的国民犯了罪都还花费大量的外交资源去开脱去洗罪。他们狡猾无赖的举动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形象,我认为他们是非常称职的,他们国家官员以人为本的实践令我们感动。当一个人代表个人的时候他尽可以博爱但当他代表国家时他必须要自私。有些事外交上每退一步国民可能就会低一头,外交上的妥协退让已经严重挫伤了国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君不见,每年有多少人挤破脑袋想移民吗?它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不仅如此,在一些国家核心利益上玩些文字游戏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比如失败的南海政策和在边界谈判中的忍让退缩,在一些豺狼面前标榜君子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名为求和实为卖国的无耻行径令人愤慨!挟一己之私置民意于不顾,总有一天相关人员必须为此承担历史责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民意比不了上意。这就又回到了政治制度上,政治不改革,外交焉能蜕变?

    关于国防和军队。总体感觉我国军人很喜欢谈论和平。我认为军人去谈论和平是一件很失职很危险的事。我不怀疑非常时期军队对国家的忠诚度,但我担心一旦战争来临,我们的军队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和平不能靠乞求,利益不能靠谈判。国际关系中从来都是由丛林法则运行的。强盗和猎狗在我们的周围虎视眈眈,一旦他们决定下手,我们的军队是否有能力保护我们善良的人民?我认为军队应该适时亮剑增强人民的自信心,震慑敌人的不良居心,哪怕只是象征性的威慑,可是在菲律宾和越南猖狂占领南沙的时候我们的军队一言不发,这让国民很受伤。我们不希望南沙出现战事,我们只希望军队能亮下牙齿和拳头。我一直认为大国其实不需要实战去打败对手,有时只动用一下威慑力量就能达到目的。可是我们的军队温顺的像只绵羊。其实我最忧心的还不是这些,因为我们的子弟兵在非常时期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真正威胁到军队的是无处不在的腐败。我不能说太多,多说无益。我只说下身边的事。从小我就想当一名军人,现在也是,可是我却被剥夺了机会。虽然我是年满18周岁的公民,虽然我身体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甚至都不近视。可是我既没有关系也没有钱送,现实中这足以推到前面的一切优势,粉碎我的军人梦想。我们这儿的价格是两万左右,这只是在军队两三年的价格,如果想继续留下去得继续送钱,这在我们那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可怕的是从军队到地方从领导到民众都对此熟视无睹,甚至默许了它合法的存在。天佑中华!希望不要重蹈八旗兵的覆辙,可是他果真能幸免吗?除非他改革军队里的官僚体制,这就又到了政治变革,除此还有他途吗?

    关于政府,跟它最亲近的一个词就是腐败。而且从上到下对待触目惊心无处不在的腐败的态度都是放任和姑息。我从来不认为100个腐败分子挑出一个去定罪是真正的在反腐。民众对此非常非常失望和愤怒。我家打过一场官司,一场再清晰不过的交通事故,竟然拖了两年多,期间花费的精力和金钱都是惊人的。工作人员的推诿与扯皮是在等待红包与宴席,我们当然知道送礼是不对的,可是面对基层权力部门已经退化为以个人或部门盈利为目的的赚钱工具时,我们一介小民如何能逆势而为?基层腐败的程度是远远超出一般人预料的,如果你没有跟他们打过交道。我非常质疑透明国际给中国廉政指数的分数与排位。 是腐败到了无药可治了吗?根本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多得是,只需要还人民以政治权利和监督权力以及诸多自由就行了,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丢弃政改去反腐,还有第二条路吗?

    关于社会问题。经济的高速发展,严重不均的财富分配,矛盾化解渠道的缺失,政府官僚作风的处事,主流价值观的缺位,造成了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在一个物质生产极端丰富,另一方面却有大批底层劳动者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社会,如果再缺乏应有的关怀制度,这个社会一定会出问题。当生存受到威胁,自私和暴力就会产生。政府部门简单的维稳打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另外,社会风气,商业环境,社会合作方面都在每况愈下,这与政府的失职和有意包庇有直接关系。简而言之,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政治制度。社会变革需要以政治变革为基础。

    关于官僚,关于党国,因为处于问题的核心,多说无益,反被跨省。

    我曾经数次设想中国应怎样进行温和平稳的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革,以最小的代价换来民主自由与繁荣。政治和社会变革需要民众的觉醒,民众的觉醒需要社会运动,学习教育,以及诸多媒介的积极参与。而上述活动却又需要把许多自由落到实处,而这又需要政改---又回到了起点。难道非得用偏激的方式才能完成变革吗?我怕我们会陷入历史的怪圈。我们走的弯路已经太多,历史不允许我们再次犯下同样的错误。还有更好的路可走吗?

    在很多人眼里我只是个愤青,可是我知道我不是,我只是太爱这个国家,所以希望她更好,所以不能容忍她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有一天我的国家和人民遭到侵犯,我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哪怕为此献出生命,失去了这片土地和人民我将一无所有。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一直仲教授为榜样,希望在民族复兴,家国富强的道路上努力求索。可是回到现实我甚至连一份工作都没有,我害怕我会在社会和生活的压力下逐渐变得麻木和冷漠,事故和圆滑。我害怕有一天理想让位于生存,现实取代了梦想。因为加入蚁族后多少人曾在这一转变中浑然不觉顺理成章。

    中国需要像仲教授一样的学者拨开现实的迷障去唤醒民众的觉醒,中国也需要像迅翁一样的作家批判社会的不公与民众的麻木。

    回到文章的开始,我好像又绕进一个圈。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一点,我们却无法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请问仲教授,我们该何去何从?家国的未来在哪?文章仓促写就,文理不通标点不范,还望仲教授谅解。

    祝您身体康泰,工作顺利! 困惑的青年人,,,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2010-09-06 19:22:1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L_C_cc:标题: 北京的房租价格是如何涨起来的

中国正在打造房主剥削阶级

北京的房租价格是如何涨起来的

乔续

2010年9月

    今年上半年以来一直住在北京的蚁族聚居区二里庄小月河,所以对北京上半年房租价格的上涨没有什么切身的体会。但是最近几个月从最近某著名大学搬来几个毕业生打破了我安静的生活,一个人大晚上的吹嘘自己的工资虽然只有一个月1000元,但是自己是管后勤的经理的手下,以后油水大大的,只要跟着经理混就可以,说自己可以找一个做销售的一个月2000多的工作,但是考虑以后的油水问题,就选择这个1000块钱的工作,还有的大晚上十二点吹嘘自己能交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并不惜为朋友而该打,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们几乎差三岔五的就在走廊聚会,自己做或者出去买几个小菜,然后搬来几箱啤酒整个晚上的喝,一边喝酒一边吹牛,喝啤酒不过瘾,他们还喝白酒,我心里就纳闷,这帮人也不怕把肝给喝坏了。  

    实在受不了这帮大学生了,就决定到附近的居民区租房子住,起码那里安静,考虑到现在的收入以及需要多存点钱以备以后房价崩溃了好准备买房子,所以我能接受的租房价格是一个月1000元左右,当然最好是1000元以下。上个周开始在网上的58网以及赶集网搜集信息并打电话询问,才知道我能接受的价格在二里庄这一块只能租一个不大的隔断间,窗户只能是朝内部走廊的,5个以上的人排队用一个厕所,而且晒衣服只能在内部走廊晒,我如果租一个正规的卧室的话,就得1500以上,最少也得1300,就像那个中介的说的,太不了解市场行情了,租一个有对外窗户的最少要1300,后来问他们有地下室,他们说有,20平米,主卧,1300。我感慨万千,偌大的北京城竟没有我安心睡觉的地方。心里暗暗向上天祈祷,希望上天能帮我找到一个能接受的房子。  

    后来询问一个以前的同事,他那房子多少钱,他说自己现在一个人住一个两室一厅的,一个月1600,要我过去跟他一起,真是感谢上帝,感谢佛祖,感谢安拉,感谢毛主席,总算找到了一个还算能接受的房子。  后来去爬山的时候,同事告诉我他这个房子上年房东的朋友曾经劝房东把房子租给他。  

    见识了房租价格疯涨成果之后,我感慨万千,偌大的北京城,就连破地下室都涨到了1000以上,那些收入不如我的人又如何在这里生活呢?那些刚毕业的学生又该如何在这里生活呢?难道资本在看人们不肯买房子之后要通过房租来榨干人们吗?上半年的房租是如何上涨的呢?因为最近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就仔细梳理了一下。  

    房租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国通过房地产暴利爆发起来的资本利益集团在看到房地产市场无大利可图之后开辟的又一个对老百姓特别是刚毕业大学生吸血的领域。这些通过这次房租价格上涨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利益集团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细微的领域,为什么西方社会有吸血鬼的神话,因为西方国家存在吸血的资本家,以前听说任何邪恶的事情背后都有魔鬼的阴谋,现在吸血鬼也出现在了中国,这次房租价格上涨看出了这些新兴的资本利益集团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他们已经具备了在一个他们完全没有控制权的领域迅速切入并控制的能力。  

    今年上半年工作之余,听说一个同事去年跟房东签了两年的租房协议,月租1400,后来房租借口自己要搬回原来地方,要求这个同事搬走,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是有中介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把房子租给中介,中介给的价格高一些,后来同事要求给违约金以及搬家费,再后来这个房东就妥协了,让他们继续租了。还有一个同事家里有多余房产,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出租房屋信息,结果这个同事老接到中介打的电话,后来就干脆不接了,有的时候竟然一天有70多个未接电话。这明显是资本集团在企图控制租房市场的房源,他们虽然靠着与政府相互勾结能够控制房地产市场的房源供应,并靠着投机炒作来提升房价谋取暴利,但是他们没有控制租房市场房源,所以中国一直存在着租售比很大的问题,租房市场的价格一直涨不上去。

    这不,今年上半年房屋价格实在太高了,加上国家调控,加上某些人提出了“打倒开发商,人人有住房”的口语,政府考虑自身的执政合法性也不敢让房价继续上涨,因为共产党就是靠着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他们深深知道“打倒开发商,人人有住房”这句话的政治意义,现在虽然没有地主土豪了,也没有佃户了,但是现在地主换成了房主,佃户换成了租房者,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相同的故事。

    开始的时候这些资本利益集团企图与政府作对,他们打出了“房价是总理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也许很多人听到这句话也仅仅判断一下是谁说了算,但是我认为这句话标志着靠着房地产暴利起家的资本利益集团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政治的舞台,说明了这些资本利益集团具备了完全抵制共产党维护自身合法性政策的能力,具备了很大的政治能量,他们与共产党政府勾结合作的时代快要过去了,因为共产党自身合法性以及天然属性的基础已经成为他们继续谋利的障碍,这些资本利益集团以后会自动的与改革附庸派勾结,会成为终结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的一个重要政治力量。这次房租价格上涨则是资本利益集团对中国的“佃户”们展开的一次赤裸裸的吸血,是他们第一次赤裸裸的站在了中国“佃户”的对立面,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主”阶级。  

    上半年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北京的最大的蚁族聚居区唐家岭开始被拆,也许这仅仅是一个拆迁,是新农村的改造,但是如果把这个事件放在房租价格上涨以及时间点的选择上来看,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这个拆迁明明就是为了增加租房市场供给量的,10几万人员搬出这个聚居区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新的房子租,就造成了租房需求的增加。  

    房租价格上涨的时间点正是在大学毕业生离校的时间之前,这段时间会有大量的大学生开始毕业实习以及开始寻找毕业之后的居住地。  

    可以想象一下,在大学生毕业离校之前的时候,在唐家岭大批人员出去寻找新的租房的时候,在大量租房者被房东赶出去寻找新的房子租的时候,这个时候大批的中介早已经开始囤积房源哄抬租房价格,让房地产领域的暴涨局面在租房市场上重新出现,这样就出现了上半年租房价格上涨的局面,不过个人认为明年的上半年可能那些资本利益集团又会开始一场新的房租价格上涨的阴谋,现在可能是他们在谋划的时候。  

     明年房价上涨的幅度可能还会比今年还大,具体原因有如下几点:  

1.今年资本利益集团第一次小试牛刀,经验不足,明年他们有经验了。  

2.今年有很多没有把房子租给中介的户主在看到别人的房子租出了价钱后,明年到了续租的时间会停止租房合同并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中介,这个规模会比较大。  

3.今年一些中介正在利用不卖房有钱用的手段开始囤积大量的房源一控制租房市场的房源。  

4.今年下半年估计又会有某个或者几个蚁族聚居的区域要开始拆迁改造,把人员逼着去租资本利益集团控制下的房源。  

5.明年上半年又会有大量的毕业生准备毕业后出去租房。  

6.今年已经有很多人被迫租了中介的房子,这些人将面临明年资本利益集团提高房租的要求。  

7.资本利益集团手中有大量的现金,他们能够撑得住长久的房屋控制并与“佃户”们耗下去。  

8.在面临房地产领域已经无力可图的局面下,他们在寻求稳可靠的收入来源,这个来源就是类似于以前的地主收佃户的房租,现在则是资本利益集团通过控制住房房源来不断提高房租,将中国房价暴涨的局面在租房领域继续上演。  

    这些事件的背后可以看出这些资本利益集团的资金量是很大的,这一点不值得奇怪,他们已经通过房地产暴利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他们有大量的现金来囤积房源。还有这些资本利益集团的政治渗透能力是很大的,他们能让政府很快就答应改造一个蚁族聚居区域,政府被他们利用来破坏自身执政的合法性竟然还没有感觉。还有这个事件清楚的表明了旧社会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重新变种为资本利益集团控制下的中介组织与租户之间的关系。  

     最近任志强与潘石屹发表演说,说房价要降到09年初的水平,这并不是他们仁慈,他们的意识已经被吸血鬼控制,他们绝不会改掉他们贪婪的本性,他们实质上是在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因为全世界房地产泡沫是没有一个不破灭的,所以他们绝不会傻得自己把泡沫吹破,所以他们选择降到09年初的水平,这样大家都好说,政府有面子了,他们也不用担心房价泡沫破灭了。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利润点,就是在房租市场领域,今后他们主攻的方向可能就是这个领域,这个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些人虽然创造财富方面的创新能力极其低下,但是他们在聚敛财富方面的创新能力却是全世界一流的。  

    当中国的房价维持在09年初的高点,即资本利益集团成功的维护了自己的改革发展成果之后,他们将在租房领域进一步的榨干老百姓,这标志着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先富者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成为了新的资本利益集团,而后富者或者叫待富者则几乎没有了富裕的机会成为了新的被剥削阶级。用改革开放设计者的话说中国的改革走向了邪路。  

    然而历史不会按照这些资本利益集团的设计发展,有句话是:万民可欺,上天不可欺,人算不如天算。这些资本利益集团有如何的下场就不多说了,让历史去回答吧。

德国:租房是人们的主要选择

人民日报

2010.9.2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09年的最新统计,德国57%的家庭是靠租房过日子的,拥有个人住房产权的家庭仅占德国家庭总数的43%。1993年个人拥有住房产权的家庭为39%。虽然这一比例在十几年间增长了4%,但总体上变化不大,德国住房的主流依然是租房。`
  德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是否购买住房与年轻人是否结婚没有关系。德国单身家庭租房的比例为76%,无子女家庭租房的比重为52%。购买住房的主要是带子女的家庭和高收入者。
  据统计,德国3人家庭拥有个人住房的比例为57%,4人家庭拥有个人住房的比例约为70%,5人或5人以上家庭拥有个人住房的比例约为73%。德国家庭月净收入以2000欧元为分界线,月净收入低于这个数值的,绝大多数是租房户;月净收入高于这个数值的,买房的家庭愈来愈多。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德国拥有产权房的家庭,大多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工作和婚姻都相对稳定;二是出生后的孩子需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三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蓄后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
  德国人崇尚节俭,租用住房的面积一般不是很大。据统计,德国租用住房的使用面积平均每套为69平方米,而买房人每套住房的使用面积平均为121平方米。
  德国年轻人极少买房,这主要是由于年轻人的职业面临着多次选择,住所和收入都不稳定。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在于租房比买房方便、实惠。德国房屋租赁市场发达。有关材料透露,仅仅在德国东部地区,就有100万套闲置的住房供出租或销售。在德国西部地区,仅仅是德国联邦、州和地方3级政府拥有的廉租房就有300万套。此外,住房合作社、公司和居民个人还有大量的闲置房屋可供出租。
  在欧盟的成员国中,德国经济实力是最强的,但居民占有个人住房的比例,德国排在最后。欧盟成员国居民家庭拥有个人住房的比例,平均为63%,德国的这一比例是43%。
  值得一提的还有德国的房价。最近10年来,德国商品房房价几乎原地踏步。有些地方,例如柏林,房价甚至有所下降。在高房价地区或城市,比如法兰克福或慕尼黑,每平方米房价在1500欧元左右。
  德国通货膨胀率很低,10年来工资也基本没有什么调整。以德国人的平均收入来看,每个月的工资,如果全部购房,足可以买2平方米的住房。如果买二手房,房价肯定更低。但德国人不愿意负债,他们更看中休假、买车。房价很难炒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德国的人口呈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不着急买房,也在情理之中。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9-08 13:03:07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tb 9.8

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入手?

国防大学退休教授 辛子陵

2010-09-06

  2010年7月上旬,曾任瓦文萨的顾问,被誉为波兰1989年和平转型的灵魂人物的亚当·米奇尼克应邀来华。这位“和平演变”的专家来访当然不是官方邀请的,但必须得到官方批准。他于7月8日上午接受崔卫平(米奇尼克名著《通往公民社会》的译者)的专访,下午与秦晖、徐友渔、戴晴等中国自由派学者进行座谈。7月10日与中国推友会面并回答问题。

  旅美学者、极具洞察力的朱学渊先生认为,“波共时代的异议分子米奇尼克在北京与崔卫平等十多个温和公共知识分子会面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动向,这比北京同意香港民主派政改方案更为敏感,政府无疑监控了这次见面,当然也默许了这次会面,甚至还安排了一名优异的翻译。我认为米奇尼克访问中国,可能是中共向波兰引进政治转型技术(know_how)的一个动作。”

  在中国现行制度下,米氏与异议者座谈,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两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是形势使然。今天当局已经没有能力将批评反对的言行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到了“萌芽”蓬勃生长的时期。2003年发生群体性事件6万起,2008年是12万起。2009年是国庆60周年,为保平安,建立了各级维稳办公室,大规模增拨了维稳经费,以武装警察、防暴警察为主力,以国安局、公安局、派出所为堡垒,以片警、保安、街道积极分子(线人)为侦察兵,以网特、五毛党为秘探,编织成严密的社会控制网,却心劳力拙,越“维”越不稳,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超过23万起。[1] 其中有数起超过万人参加的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它们分别是贵州瓮安事件、川渝教师罢课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有人预言2012年前后可能爆发全民大起义。

  在民变蜂起的高压下,“和平演变”才成为可以讨论的话题,而且是听取“和平演变”的专家介绍经验。不论官方有何居心和目的,起码这比拒签米奇尼克入境申请,以里通外国、阴谋颠覆国家罪逮捕崔卫平等人,是个进步。米奇尼克有关中国的谈话,有两个要点:一是中国必须结束一党专制,转入民主制度;二是坚持非暴力主义,希望中国和平转型。允许米奇尼克来华游说是当局承认和平演变的信号,起码是领导集团中主张和平变革的势力占了相对的优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 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经济特区30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变化,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肩负着更加光荣而神圣的任 务。必须永远牢记,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温家宝总理作为改革派代表人物,在政治体制改革淡出政治家视野20年后,重新举起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听说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坚定支持。希望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党政第一把手共同谱写“胡温新政”新篇章。引人注目的是新华社21日通稿《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 》,把温家宝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一周以后(8月26日)补充报导说,温家宝在深圳重提政改引起关注,成为深化改革的信号。这一删一报,反映了高层的犹豫、争论和斗争。希望改革派在觉得力量不足的时候,要像英雄安泰 [2] 那样足踏大地吸取力量。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亿万人民是你们的大地,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执政必须经过人民的授权。这是现代民主的天经地义。对于第一句话,党内在表面上是有共识的,谁也不敢说不是。对于第二句话,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接受,抗拒。他们的理论是“打天下者坐天下。”打天下的老一辈人过世了,儿子接着坐,一代传一代。由于一举粉碎“四人帮”打破了毛泽东的家天下布局,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党天下,现在连县以下都出现了变相世袭现象,平民子弟中的优秀分子上升的道路越走越窄。

  党天下传承三代以后,入党的人与共产党当初的理想和传统已相去甚远,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立志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当然不乏其人,但也有许多怀着升官发财动机的人和投机者、野心家混入党内。最可怕的是党员干部队伍中逆淘汰的潜规则。文强临死之前说:“现在不贪不色,谁敢用你呀!”正人君子成了异类,又贪又色的人一路蹿升,他由片警升到公安局长。


  十五届中央纪委书纪吴官正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3] 这说明共产党已经发生了蜕变。三代以后的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坐天下”的战功铁券和道义资格。他们为了续上“打天下坐天下”的香火,为自己“坐天下”寻找合法性,迎合毛派,也跟着高举毛的旗帜,掩盖毛的错误,塑毛像,唱红歌,一唱红歌,好像就缩短了与正统的距离,找到了毛爷爷授权的感觉。毛的旗帜成了抗拒政治体制改革、掩护贪污腐败的保护伞。

  毛泽东创造的政体,是个“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党国政体,是个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政体,是60 年来中国人祸不断的根源。依靠这个政体创建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它的宪法两次(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被颠覆,根据宪法组建的代议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必须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的橡皮图章,虽如此文革中仍觉得碍手碍脚,被停止活动十年。它缺乏稳定性和程序性,发生了六次非程序更迭——毛时代是打倒刘少奇、林彪和粉碎四人帮,邓时代是撤换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它被操纵通过法令,承认将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的事实,并对他们进行司法处理;它被操纵通过法令,违背民意没收了全国城乡人民的财产,将饿死了3755万人的公社制度写进宪法。对独裁者,这个政体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抵抗和斗争,许多开国元勋和民族精英被迫害致死。


  宪政民主是什么?就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高于一切,政府必须民选,总统必须人民授权。人民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例如美国,人民监督政府,是通过新闻出版自由表达各阶层、各种族、各界别的群众意见来体现的。美国没有官方通讯社、官方报纸,除了一个对外广播的“美国之音”是官办,没有对国内宣传教化的官办电台和电视台,在州和地方也是如此。两大政党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和电台、电视台。[4] 没有控制舆论、审查书报的机关和制度。舆论导向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间,不是官导民,而是民导官。总统、国务卿放下身段向民间问计,了解老百姓的意见和要求,调整施政方向,改善政府的工作。不是人民必须同执政党和政府保持一致,而是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同主流民意保持一致。

  我们死守着林彪的“两杆子”理论保权,强化暴力,统死媒体,党和政府把自己摆在了与人民为敌的地位。现在大陆人民享有的民主自由不如回归前的香港人。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统治的殖民地。那时候,总督不能民选,要由英国政府任命,这个没商量;但给港人充分的民主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言论、出版各项权利,都是兑现的,落实的。即如我的书,能在香港出版,仍是港英当局出版自由的延续,而不是回归后的福荫。共产党在大陆掌权既然声称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可人民连殖民地人民的民主自由都享受不到,这在全世界太丢人了。最近连敦煌学者萧默的《一叶一菩提》那样平和理性、近乎佛家禅语的书都遭到了查禁。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想到这些就血脉喷张。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延续下去了。


  民主宪政并没有堵死高干子弟参政的管道。像布什家族两代总统,但小布什是凭政绩民选上台的。许多高干子弟维护党国政体,是因为这个政体的领导人,可以避开民主程序,在幕后权斗中胜出。他们认为这是上升的捷径;但想没想过也可能成为这个政体的受害者?连斗遍党内无敌手的毛泽东,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他死后不到一个月,老婆、侄子就被捕入狱。毛远新说他是替他的伯父背过坐牢。专制体制下,最不安全的是官员。今日上主席台,明日可能成为阶下囚。

  改革党国体制,首先受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他们的进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护,他们的工作摆脱了“婆婆”的干扰,他们的政绩和缺点错误,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和评判,他们退休以后能够体面地度过晚年。

  政治体制改革的锲入点很重要,要从领导和民众共同关心、都能接受的地方开始。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要落实这个“最高”,就要废除毛泽东留下的那个“党在国上”的政治体制。先不谈“三权分立”,不谈多党制,共产党继续执政,但要改变党和人大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就从这里开始。既然承认党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党就不能站在宪法之上去领导“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你是唯一的执政党,不能又把自己变成领导执政党的皇帝。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要自觉地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顶在自己的头上,接受人民的监督。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要恢复延安的“三三制政权”。[5] 什么是“三三制政权”呢?董必武解释说:“就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各级参议会代表也好,各级参议会选举出来的各级政府委员也好,中国共产党自己规定,共产党名额都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选举出来的代表或委员,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就有一部分自请辞职,让给次多数的非共产党人士。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6]

  关于政府的组成也要实行“三三制”。毛泽东曾规定:“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7]

  全国人大与执政党的关系不应该是遵命、执行、保持一致的关系;在政权体系中,全国人大要履行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职能;要履行这样的职能它就必须对国家领导人的进退有最后决定权。国家主席、政府总理还由共产党提名,但你提两个候选人叫人大票选行不行?现在越南已经这样做了,国会议员也实行了选民直选,[8] 我们还死扛着恐怕不行。省以下政府首长,也由共产党提名,但部分打破任命制,要提两个候选人由省以下人大票选。如果在毛时代代表全国民意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能够有效地制衡毛泽东,就不会有刘少奇的悲剧。要把罢免国家主席、总理等最高领导人这个最高权力分散给几百人(人大常委会)或几千人(人大全委会)去票决,不能党的领袖“动一个小指头” [9] 就把国家主席打倒了;也不能几个退休的元老一串联,开个党的生活会,就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废了。

  省以下各级政权尤其需要一个有权威的、有实权的民意机关,监督约束党政第一把手。党的第一把手不得出任人大主任。否则他们就会成为“天高皇帝远”的诸侯,可以不理会中南海的政令。福建有个周宁县,有一任县委书记叫林龙飞,在任上实行“三光政策”: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 看中的女人搞光。”他说到做到了。他与22 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后来东窗事发。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请教吴邦国委员长,全国2700个县,像周宁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样的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这样似是而非的废话能治国吗?如果县人民代表大会是个有权威的民意机关,能够约束他的行为,有权抵制他,揭露他,绝不会糜烂地方以致如此。比照吴官正的调研结论,如果县一级政权也有百分之八十的一把手不合格,每个县会制造多少起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发生 23万起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根源。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百姓也已忍无可忍,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只能等着李自成、洪秀全式的暴力革命,玉石俱焚了。

  风生水起的维权运动,其主力一是工人,包括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二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现在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是越来越严重,大量农民正在迅速沦为无地可种的游民;第三就是复员转业军人,数量越来越大的复转军人离开军队就是失业者,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当局把工农兵都得罪了,连我们这些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干部,都成了“维稳”对象(昨日在餐馆举行谢韬追思会,安全部派人出面干预),这样干法社会无论如何是稳定不住的。中央必须改变治国理政的思路,把这些人当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力量和依靠力量。维权运动的斗争目标不是推翻政府,是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所衍生的对百姓的经济、政治权益的侵害。本质上是要求调整利益关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自发的而不是官方制造的、真正代表民意的群众运动。民意的要求就是政改的目标。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维权运动相结合,才有操作抓手,才有推动力量,才有社会根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如果主事者视维权运动为“动乱”,继续敌视、打压维权运动,或避开社会热点,选一些冷僻问题作秀,必将一事无成,成为悲鸣的孤雁被边缘化。

  维权运动是公民社会水到渠成的组织形式,是民主宪政的社会基础。和平请愿、非暴力主义是维权运动的特点。这是推动和平变革的伟大动力。其最终将汇合成为洪流,上升到改变制度的层面。坚持非暴力主义不是懦弱,是一种更宏大的抱负;不仅是策略,而且是对保存人类文明承担起社会责任。


  许多人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信心,认为权贵集团、地方诸侯、黑社会,势力太大,改革派斗不过他们。殊不知进行着不懈斗争的弱势群体数以亿计。一旦在中央和各级的领导下整合起来,就是一支攻无不克、坚无不摧的改天换地的政治力量。什么黑社会,什么地方诸侯,什么权贵集团,谁也阻挡不住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制度上、法律上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侵犯,落实宪法第35条,保护公民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让公民有气有地方出,有话有地方讲,有冤有地方告,受了欺负能讨回公道,受了损失能得到赔偿,这才是以人为本,这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动态的公平正义,而不是静态的鸦雀无声。

  当前中国社会很脆弱,很危险, 不知随机性的哪一天,不知偶然性的哪个事件,引起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如果不是有组织的、有秩序的转型,可能不只是政权倒台,而是整个社会的大崩溃,天下大乱,成为无政府状态。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积蓄了太多太深的仇恨,一旦发生社会崩溃,将是各地民众的全面暴乱,以及地方权势集团的残酷镇压。海外有人期待着出现内战局面,不希望看到这种形势缓解,指责米奇尼克误导了中国的自由派,甚至说米奇尼克访华是共产党使出来的“毒招”,温家宝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欺骗民众的缓兵之计。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这次温家宝没有放空炮,言出法随。国务院8月27日召开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强调依法行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从理念到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会开过了行动要跟上来。依法行政就要站在维权的弱势群体一边,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要求,代表他们的正当合法权益,协同有关政府部门,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就发现了造成这些问题的体制和制度上的缺陷和弊端,一点一滴地整改,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正如温总理所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政治体制改革宏观上先解决党和人大的关系问题,微观上先解决各地维权运动百姓的切身利益问题。管住官员,关心百姓,这将是“胡温新政”最大的一个亮点。这也是百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低要求,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办不到的事情,属于“为长者折枝”,只要肯作为就能办到。锦涛、家宝同志,珍惜你们最后两年的任期呀!


  当然,我们也需要对当权者中的顽固派有充分的估计,他们是宁可毁了国家,血流成河,也不愿放弃权力。但是他们想这样做是一回事,能够做到这一步是另一回事。首先,现在没有邓小平那样的军事政治强人了,中国的权威政治已是一个空架子。制造第二次“**”事件的人,一定是齐奥塞斯库的下场。顽固派是有这个贼心,没这个贼胆。其次,党和人民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不会出现胡耀邦、赵紫阳那样孤立无助的情况,会有人振臂一呼,形成多数,制止顽固派胡来。第三,党内改革派站出来,一定会得到广大党员、军队和亿万人民的支持。如果顽固派动用暴力以“维稳”的名义再一次把政治改革的要求打成“动乱”,人民有权在改革派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包括非暴力革命和暴力革命,打倒顽固派,实行宪政,再造中国。

  [1] 2006年官方公布的群体性事件数字是9万多起,2007年超过10万起以后即不再公布。23万起的数字来自境外,见林培瑞 (Perry Link): 《期待维基泄密能解开北京的七大秘密》。原文:Waiting for Wikileaks: Beijing’s Seven Secrets|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发表时间:2010年8月19日8:45a.m.译者:@yigroup 校对:@xiaomi2020


  [2] 安泰,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在地面上交战他是无敌的;但对手如把他举到空中,就能把他扼死。


  [3] 《中纪委简报(2006年10月12日) 》 ,转引自《中央大动作,地方负责人被请上京“摊牌”》中部经济网2006年11月20日。


  [4]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5] 三三制政权 1940年3月,抗日根据地各级民主政权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6] 《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10页《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7] 毛泽东:《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


  [8] 早在2007年5月20日,越南登记选民5千万人,从857名候选人中直接选举出500名国会代表、相当于民主国家的国会议员。


  [9] 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讨论四清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刘少奇争论时说的话。见辛子陵着《千秋功罪毛泽东》下卷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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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国家哲学,为政改铺路

中山大学政治学院院长 教授  任剑涛

2010-09-02

  如果一个国家对未来没有长期打算,缺乏一种对未来预期的希望哲学,那么它必然会由活力社会进入疲态社会。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必须建构国家哲学,必须以确定性来矫正不确定性,以便带给国家以持续发展动力的境地。在这个关头,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下一步究竟怎么走的问题,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断定了。

  国家哲学是一种政治哲学。它供给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理念、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架构,以及基本的政治生活秩序。国家哲学既展现为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因此这一理论体系的意识形态结构特征较为明显;同时,国家哲学也显示为一套制度设计思路,它提供整合社会秩序的资源;再次,国家哲学体现为潜移默化的日常秩序,它成为国家范围内公民们对国家与社会认同的保证。

  为发展而矫正的三十年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无疑是受制于西方国家的既成意识形态的产物。推翻了国民党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典型的列宁主义政党,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政党——国家意识形态,以绝不妥协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国家的刚性特征。无疑,需要高度肯定这一国家哲学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自然结构方面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这一国家哲学推动一个政党建立其国家结构之后,却难以在同样刚性的计划经济基础上长期推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陷入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不发展意味着崩溃,发展意味着国家振兴。”自此,刚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硬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从实际出发的轨道,发展成了判断政党与国家采取的政治和政策措施是不是适当的唯一标准。矫正型国家哲学就是在这种矫正国家发展方向的努力过程中逐渐出现并正式成型的。理解矫正型国家哲学,就可以理解形成中的中国模式的独特性。

  所谓矫正型国家哲学,是以矫正国家发展方向、推动国家发展为唯一取向的国家哲学形态。这种国家哲学或意识形态,并不是具有确定含义的意识形态,它对现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任意体系并不采取坚持到底的态度,相反是只要有利于发展,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国家哲学要素;同时,这种国家哲学对于任何现代基本制度安排并不采取绝对对峙的态度,只要是有利于推进生产力的进步,它就干脆采用;再者,这一国家哲学对于现代发展经验高度关注,不论是来自什么国家意识形态或基本制度的发展经验教训,它都注意吸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改革开放初期刚性地对待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态度,也跟着有了缓和。国家领导人明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既要从国情出发设计,又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这些说法在推动中国改革、矫正改革前中国僵化的政治体制弊端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于后起的领导者进一步借鉴西方现代文明的生态文明理念,就更是在情理之中了。总之,只要能够维持发展,矫正既成制度就是必要和可能的。


  这样,在中国发展逻辑的需要中,传统意识形态具有了新含义。有一点人们不会怀疑,只要能推动国家发展,不管是左的意识形态还是右的意识形态,都丧失了它的政治正当性。除非这类意识形态的论说有利于推进中国的发展。


  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不断变换发展意识形态的说辞,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普世价值”、“核心价值”的变化,人们似乎觉得其中意识形态在发生某种人们期待的转变,意识形态的矫正型说辞,由此获得了充分的政治灵活性。

  国家哲学:文献与实际的疏离

  能够让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受现代刚性意识形态的羁绊,可以使得国家哲学的文献表达与实践抉择之间具有可接受的政治距离,与两次关乎意识形态层面的中国现代国家哲学的双重文献化过程紧密相关,它并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发展至上性选择的结果:一次是1949年政局变迁及其对西方现代国家哲学的文献化处理;另一次是1978年执政党对于政党自身基本理念的文献化处理。正是这两次对现代刚性意识形态的文献化处理,才使得改革开放之后的执政党能够免于意识形态的严格政治约束。

  中国共产党对于宪政的文献化处理,与其对于自身意识形态的文献化处理,构成两个相互联系的国家统治理念建构界面。因此使得国家哲学适应疾速变化的形势需要的可能性大大强化。


  就前一次将西方主流现代意识形态文献化处理来看,最主要的举措不是后来兴起的一次次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大批判运动,而是1954年宪法的制定。这部宪法对中国此后发展的宪政效用不大,但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文献化的功用,以及规约此后中国宪法的制定与修正的作用则非常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近三十年政治功能,就是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奠定了非意识形态化的基础。

  就后一次对中共自身意识形态的文献化处理来看,其效果就更为明显。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如何对待这种意识形态遗产,成为横亘在中国能否启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起点上的首要问题。邓小平以过人的政治智慧将毛泽东个人错误与作为中共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切割开来,从而首先将毛泽东晚年思想悬置起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邓小平不断以解放思想的名义对某些左倾教条主义理念进行批评,努力推动人们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化心态中解放出来。实在没有办法绕开传统意识形态约束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出了最有利于免除意识形态争执的法宝—“不争论”。他强调的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他进一步申论的“三个有利于”,更加强势地将发展主题的绝对优先性提了出来。


  两次对国家哲学基本准则的文献化处理,一方面使中国的国家哲学显得有些紊乱,但另一方面也使国家哲学矫正空间急剧放大。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几乎就彻底解除了现代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受到不同意识形态体系严格约束的限制,成为一个意识形态氛围浓厚,但却又不受制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体系约束的国家形态。


  从效果上看,一方面,这使得改革开放的中国,无法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视角都可以加以明确辨认;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腾出了国家哲学的结构要素选择的充分余地。这是矫正型国家哲学引导下的中国发展给人的活力所在,也是国家哲学的文献与实际疏离并不会引发即时的政治焦虑感的原因。

  政治改革的国家哲学建构

  近三十年的中国可以说尽显活力。在一种免于意识形态刚性约束的、不确定性的氛围中,国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这种不确定性所发挥的支持国家发展的动力,需要汲取新的内源。因为,其一,提供活力的意识形态矫正空间愈来愈狭窄。其二,制度选择走到了十字路口。其三,生活世界的含混性不足以整合国家的日常秩序。


  从第一个方面来看,缺乏完整性与贯通性的矫正型国家哲学,已经很难继续整合国家范围内不同的观念主张,人们对深度改革的期待无可挽回地分化了。这就是人们感叹的改革共识丧失的事实。


  就第二方面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在回避中国遭遇的现代政体选择问题。矫正型国家哲学无疑一直在以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遮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而这种以回避或者仅仅承诺来应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已经到了非决断不可的十字路口:要么坚定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便为改革提供更为深层的动力;要么仍然踌躇不前,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作为击鼓传花的手绢扔来扔去,从而最终断送矫正型国家哲学已经取得的成就。


  再就第三方面而言,在改革走过了三十年历程的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无法继续承担缺乏规范的负担;对不确定性的观望与对确定性的期望,成为两种相应存在的社会心理。人们迫切需要足以整合国家日常生活秩序的国家哲学。如果这样的社会心理得不到满足的话,长期失范淤积的社会不满,将会产生出瓦解社会秩序的可怕力量。

  归纳这三方面显示出来的矫正型国家哲学的缺陷,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尽力并及时提供具有确定性特点的国家发展哲学,中国的持续性发展就难以预期。

  当下,“中国模式”问题的提出,就是适应国家必须寻求确定性的处境的产物。这样的问题,在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中国改革开放处境中,绝对不是问题。只有在中国无法回避确定性国家哲学的客观需求逐渐显露出来,并使人们无法熟视无睹之时,它才成为国家哲学层面的真问题。


  早在1987年,邓小平就未卜先知,明确指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因为此时已经显现了矫正型国家哲学单纯落定在经济体制上的严重局限,“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但问题在于,“中国不能乱”与政治体制改革肯定会遭遇一时混乱的矛盾,使邓小平无法从容组织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使矫正型国家哲学无法像处理经济体制问题那样游刃有余。


  中国发展到今天为止,确实需要建构确定性基础上的国家哲学,那么动员学者力量进行国家哲学建构,就成为凸显中国发展确定性的必需。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曾经被中国文献化了的诸现代性政治理念、制度安排与秩序供给方式,势必重回国人脑海,而成为中国无法拒绝的显示国家现代特性的坐标。


  这个时候,寻求在确定性基础上建构中国国家哲学,就显示出温家宝总理的论述切中肯綮:“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正是这种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互相歧视、敌视、排斥,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

 

 

哪里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

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2010-09-07

  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已经多次论述中国政治改革。在3月两会期间,温家宝就强调“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现代化事业就不会成功”。最近在纪念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时,温家宝再次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应当指出的是,总书记胡锦涛在不同的场合也有类似的论述。)历史会证明,温家宝的判读是正确的。

  从政治改革论述的角度看,温家宝的几次讲话实际上都远远没有超出邓小平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了权力高度集中导致领导人专制、滥用权力和腐败等等问题。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多次强调要推进政治改革。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政治改革一方面来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去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

  三十年以后,温家宝重新多次强调邓小平所强调过的问题。尽管这并不是说在这三十年期间,中国政治体制一点也没有变化,但的确说明了,三十年之后,中国仍然被政治体制所困扰,政治体制仍然面临三十年之前的老问题。

  政治体制问题继续存在,对此人们不难理解。中国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路径不同。在俄罗斯等前共产主义国家,改革者把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改革一起推进,尽管造就了各方面的激进变迁,但也导致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无穷的问题。其中,中国最担心的是苏联式的激进政治民主化导致的民族国家的解体。与之相反,中国把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区分开来,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改革重点。总体上说,早期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的重点是社会政策的改革。不过,重点放在经济体制和社会改革并不是说不需要政治改革了。相反,如果不配之于政治改革,经济和社会改革很难推展和深化下去。这一点从邓小平到温家宝是非常一致的。

  温家宝政治改革论述反应冷淡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社会对邓小平讲话和温家宝讲话的迥然不同的反应。邓小平的每次有关政治改革的论述一出台,全社会反应激烈,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党内和各级政府积极配合。不管成功与否,政治改革的思想都会转变成为相应的政策讨论和实际的改革政策。但是,今非昔比。今天,中国社会对温家宝的政治改革论述的反应及其冷淡,可以说是集体失声,不管是主动失声的还是被动失声的。

  这样的变化表明什么?实际上,这种变化的背后就是今天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之所在。这种变化至少说明了几个大的问题。

  第一,中央权威的消失。这是多年来最显著的现象。中国不是没有改革的话语,而是改革者缺失改革的具体政策和实行政策的能力。这不仅仅发生在政治改革方面,而且也发生在包括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其它很多方面。经济改革没有得以深化,社会改革停滞不前。邓小平是公认的政治强人,但即使是邓小平,其在1980年代曾经多次强调要加强中央权威。现在就没有领导人再作此强调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央较之前有了更多的权威,或者说权威已经得以强化了呢?显然不是。在很大程度上说,由于中央改革权威的弱化,中国社会已经犯上了一种“改革疲惫症”。谁都在谈改革的重要性,但结果是什么行动都没有。久而久之,还有谁再相信改革者的改革话语呢?

  第二,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是因为执政党一直是改革的主体。尽管改革如邓小平所言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执政党始终是引导和领导着改革。和其它政治体制相比较,共产党体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其思想共识和动员能力,一旦党内达成共识,就可以动员各方面的改革力量达到改革的目标。不能说执政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被弱化。恰恰相反,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执政党的物质和组织动员能力已经大大强化,这可以从应付各种危机的有效性方面看出。在世人的眼中,中国的体制是最具有动员能力的。如果动员能力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集体共识的缺失。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实际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社会,很多人早就开始怀疑党中央的权威。执政党作为一个集体往往对重大改革问题失声或者保持沉默,人们所听到的只是个别领导人的微弱声音。这种微弱的声音也经常导致社会上一些人“这种声音是否代表中央”的怀疑。

  第三,正如其它方面的改革一样,政治改革的困局也说明了中国的既得利益已经强大到何种程度。实际上,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地位的弱化和既得利益的强大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既得利益现在已经挟持了改革议程,而这个和执政党没有改革共识是紧密相关的。既得利益力量大得很,一旦改革触动它们的利益,它们可以阻止改革共识的形成,可以阻止改革共识转化成为有效的政策,更可以阻止改革政策的执行。另一方面,它们更有效地追求着自己的私利。正因为这样,早有人呼吁“执政党领导集体要和既得利益切割”。的确,如果执政党的议程被既得利益所挟持,那么改革就变得不可能,最终有悖于执政党的整体利益,更不用说的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了。

  要不改革,要不社会激进化

  到了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要不改革,要不社会激进化”的关键阶段,主要表现为既得利益和社会大众的高度对立。既得利益没有一点的动机来做改革的妥协,反对一切形式的改革,社会大众的激进化已经成为一大趋势。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尽管各种既得利益还是有其本身的“有机知识分子”替它们说话,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已经表现出和既得利益的对立。尽管左派、自由派仍然有各自的话语,不过在针对既得利益方面已经表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

  与之相关的是草根基层的崛起。无论属于哪个意识形态的光谱,各种草根阶层都在通过各种形式寻找和积蓄自己的力量。而既得利益阶层和草根阶层已经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和沟通渠道,前者往往通过合法的暴力来控制后者,而后者往往通过非法的暴力方式来和前者进行互动。今天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形式多样的针对既得利益和精英阶层的社会暴力是以往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的结果。而这些矛盾本来应当是通过改革得到解决的。

  那么,从哪里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呢?执政党如果要重新确立自身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回到邓小平是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思想解放,杀出一条血路”。邓小平的改革运动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执政党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思考改革策略、不断动员改革的力量,实现改革目标。所以,人们称邓小平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现在没有了邓小平,那么党的中央集体必须成为这样一位“总设计师”。如果执政党继续不思改革或者缺失改革共识,那么不可避免地要继续被社会推着走,更有可能发展到被社会来改革自己的局面。
  

 

 

越南的政治民主化

阜远

2010-09-07

  越南的政治民主化,最近成了热门话题。我想说说我所知的越南,以飨读者。

  首先需要交代我的消息源。三个:一是越南奥委会的某副会长,我和他结识于北京奥运会前的一次国际奥委会会议上,之后保持电邮联系,他是政治学者、华裔——在越南被视为一个少数民族;二是我报在越南的雇员;三是在越南的日本侨民。

  越南的确在民主的道理上发展的很好。他们的最高权力机关——国会(相当于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实现了全民直选。越南的国家主席、总理或由国会选举,或必须国会认可。所以国会直选,就代表着该国已经普遍、直接的民主选举。

  当然从具体做法看,仍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比如,国会代表的选举,并非西方政党角逐或者候选人自荐为主,拉票的选举。而是国会常务委员会和政协组织牵头,在全国从下到上经过三轮协商最后确定近900人的候选人名单,然后由国民从中选出500人组成国会。

  自荐为候选人是合乎宪法的,但经过三次协商,最后成功成为候选人的自荐人不到自荐人总数的5%,所以可以说基本上还是“钦定代表”。所以越南的国会选举,与其说是选举,不如说是对执政党,对体制的信任投票。

  当然瑕不掩瑜,从无到有的改革当然困难。一个和我国一样古老的封建传统浓郁的民族,一个曾经的殖民地,一个山地居多交通不便的国家,一个还比较落后的经济体,能取得这样的民主政治成就,弥足珍贵,值得赞扬。

  而这样的信任投票,在我国都无法举行,只能说明当局的心虚、胆怯。越南国会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国会代表的直选,也表现在国会能够卓有成效地监督行政。比较有重要的例子可以举两个:

  一是“中铝”投资西原问题。越南政府招商引资,中铝决定投资越南西南部的西原高原地区,开发那里的铝矿。但越南社会各界,从元勋武元甲到科学家、少数民族人士,多以环境、农业、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等理由反对。最后越南政府不得不向国会做出专项说明。越南政府显然将国会当作了民意的代表和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来源,这非常符合宪政精神。但越南国会就是不为所动,没有批准该计划,所以西原开发至今没有进展。

  二是越南总理提出的南北高速铁路计划被否决。越南总理、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阮晋勇发起了南北高铁计划,有越南“梦工程”之称。计划斥资560亿美元从日本引进新干线技术,在越南打造一条连接北方政治中心河内市和南方经济中心胡志明市的黄金通道。

  根据越南法律,凡预算在19亿美元以上的项目,必须经国会批准。早在2009年8月,越南政府便经由越南国家铁路公司和日本新干线公司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经过近一年的准备,才于今年5月正式将此案提交越南国会审议。尽管此间越南国内反对声此起彼伏,但主导此案的越南常务副总理阮生雄基于以往经验并不担忧,而且此前通过国会常委会摸底调查,也显示至少六成代表愿意投赞成票。不料,十二届国会七次会议期间,大家依然面红耳赤。最后427名议员(共493名,部分议员未能与会)投票表决,结果185名投赞成票,占37.53%;208名投反对票,占42.19%;34名议员投弃权票,占7.96%,议案未获半数以上代表赞同,被否决。

  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当然,我不是那种认为一搞选举什么问题都解决的人。越南的经济还很成问题,通货膨胀非常厉害。我在胡志明市的同事说,他们买房需要用黄金,因为越南盾的价值天天在跌。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恐怕这也是不成功之处。同时、越南的地区差距很大,胡志明市已经现代化,中部长山山脉、西部毗连我国云贵的地区还仿佛非洲。少数民族权益、性少数派权益的保护,也总体落后于我国。

  中国模式,这个词汇不知何时开始频繁强奸我们的大脑。我的解读是,早年说中国特色时,当局想的不外乎和普遍真理(右派语汇是普世价值)对抗——中国不需要走你们西方的路,云云。曾几何时,有了几个臭铜板,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可以向外输出模式了。而越南的革新开放,在中国报道中实在是改革开放的翻版。好像越南用的正是中国模式。殊不知人家的模式比你的好得多。

 

 

发件人:<xtos@live.cn> 2010-09-09 09:54:3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Date: Thu, 9 Sep 2010 09:54:33 +0800

毛左派的政改观

田忠国

2010-9-9

    网上诅咒毛左的人有几个,并且,他们声称,“政府”把毛左的言论一一记录在案,一旦政治“改革”成功,对毛左格杀勿论。什么是毛左派呢?

    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劳动大众拥有社会制度的选择权和劳动大众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的权利,始终站在劳动大众共同利益的立场,观察、思考问题,我们称之为毛左派。毛左派的首要任务,就是捍卫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党的领导,捍卫党章宪法,捍卫劳动大众对社会制度的选择权和劳动大众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的权利。因为,这是劳动大众的根本权利。人类全部历史证明,没有劳动大众的根本权利,就没有劳动大众的根本利益。但是,劳动大众的根本权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贪败官吏所赐给的,而是劳动大众团结起来,共同斗争争取来的,所以,毛左派同时坚持,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对毛左派而言,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首先是针对自身的思想文化革命,同时,以自己的具体行动和思想言论改造社会。陈奎元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专题研讨会上强调指出:“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培育的以破私立公、为人民服务为特征的革命传统,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引以为自豪的精神优势。”毛左派以为人民服务、乐于奉献、乐于创造为天职。

    毛左派认为,中国只有坚持公有制经济,才有劳动大众的政治民主权利。因为,经济权利是政治权利的基础,政治权利是经济权利的自然延伸。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类的整个历史,除原始共产主义外,都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和政治权利是经济权利的自然延伸史。正因为如此,劳动大众只有拥有对社会制度的选择和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的权利,劳动大众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受剥削压迫的命运。换言之,没有劳动大众选择社会制度和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的权利,劳动大众掌握自己命运就只是一句空话。梁柱先生在“毛泽东防公仆官僚化思想”一文中说:“毛泽东强调要在管理上多做文章,从制度上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人与人的关系,使他们能够直接参加对企业乃至国家事务的管理与监督,这是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思考 和战略措施。应当指出,毛泽东对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1956年他就提出:“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认为,“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他特别强调:“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 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

    所以,毛左派认为,中国政改,唯一正确的方向就是还劳动大众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同时还劳动大众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的权利。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才能步上重新崛起的康庄大道,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朝相反的方向解决,中国必然步上二次革命的道路。有反对者认为,劳动大众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无法操作,太空。但是事实上,文革后期的农村,每到冬天,就是一个全村人共同总结一年工作,重新修订程序、标准、制度的过程。这一事实说明,劳动大众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不仅可以操作,而且,效果卓著。或许有人问,为什么非得让劳动大众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呢?因为,简单的说叫众私为公,也即,劳动大众各自站在个人利益的角度,通过争论形成共识,那个共识即是公。由此可知,所谓公,即是劳动大众共同的、平等的个人利益,而非消灭个人利益。试想,如果消灭个人利益才叫公,劳动大众的物质幸福又从何而来?如果仅仅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共同创造的精神幸福又从何而来?当然,反毛派认为,劳动大众选择社会制度和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是暴民政治,所以,中国政改只能由“卖国精英”代民当家。

    晚清“卖国精英”代民当家的历史证明,“卖国精英”代民当家日,就是国家遭难时。杜牧在《阿房宫赋》里说:“秦人不暇哀之,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而复为后人哀之。” 当今中国应鉴之矣,而不应“复为后人哀之”。但是,有媒体证实,2003年发生群体性事件6万起,2008年12万起,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超过23万起,加之近期中国极右翼的政改理论证明,中国在晚清的道路上,正快速滑落。由此可知,中国主流“精英”的政改观,与全国劳动人民的政改观,也即毛左派的政改观,形成了尖锐对立的格局。

    这种尖锐对立,或许正在孕育中国的二次革命。

    有朋友提示我说,话不要说得太过尖锐,避免树敌太多,影响个人安全。但是,毛左派认为,没有今天的尖锐的和平斗争,并通过理论斗争达到取得社会共识,或许中国未来就只有一条路好走:二次革命。解决社会矛盾的形式是由矛盾性质决定的,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而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为,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辱、民志不可夺。违之则民意必悖,辱之则民心必怒,夺之则民志必反。

 

 

《浩气长流》----抗日战争的忠烈祠

辛子陵

2010-09-07

  2005年9月3日,北京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对日抗战中,“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不再强调共产党和毛泽东对整个抗日战争的领导作用,是实事求是地还原历史真相。对增加两党共识,沟通两岸关系,起了积极作用。

  2010年7月7日,来自大陆的一幅还原中国抗战历史真相的巨幅多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应邀在台湾国立国父纪念馆开展。这幅巨画承认国民党和国军对抗日战争的主要贡献,承认蒋介石是抗战领袖。前往观看者逾万。正在展出的这幅作品,集中国大陆美术、史学两界几十位画家学者五年半心血绘制而成。总长度900 多公尺,高约2.5公尺。依据中国抗战时期史实绘制的相关政治、军事、文化、外交、中外、朝野各界人物1018位,介绍说明相关文字20多万字。这次展出是由台湾国家文化总会、台湾国立国父纪念馆、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重庆陪都抗战文化有限公司等两岸文化、历史机构联合举办的。

  这件大事是独立学者王康先生策划组织的。艺术总监是重庆画家江碧波,领衔画家是马一丹、欧治渝、张春新、李犁等几位画家和教授。他们省吃简用,不拿工资,工本费用220万,运输展览费用130万,共计花费人民币350万元。这笔款完全是民间捐助的。大陆官方要给钱,台湾官方也要给钱,都被王康婉谢了。王康认为,一拿两岸官方的资助,就失去了独立性。王康是个穷文人,靠卖文为生。但他带头,把安葬父母的9万元捐出来了。同仁捐献之外,主要是一些企业家捐款。王康说:“去年8月18号我们在北京见陈云林先生——他是海协会会长——的时候,我就特别强调这一点。我说,我们这幅画完全是民间的立场,民间的标准,是民意的表达。我们是老百姓,希望能够尊重我们的民间立场。这个陈云林先生倒很开明,听完我们的介绍之后,他说的第一点就是:我们非常理解,也非常支持你们以民间的立场行事,到台湾展览。”陈云林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态度,是中共中央的态度。运到台湾,连战、吴伯雄、江丙坤都题了词。

  这件预计荆棘丛生的事情进行的出乎意料地顺利。王康说:“我们没有钱,很快就有钱,我们没有批文,很快就有批文,一路顺风。我的感慨就是:我个人从来没有交过好运气,但这次所有的好运气都来到了。人家都说,你们这次太顺了!怎么会这么顺呢?台湾很多媒体都说,这个大陆怎么会可能把这个画放行过来?他们觉得很不可理解,难以理解。我相信很多其他人也觉得难以理解。我觉得没什么难以理解的。这表明一个大的时代开始了。一种光明开始出现在中国。” 中共对《浩气长流》放行,就是共产党化解与国民党历史仇怨的一份大礼。

  《浩气长流》总共六卷。

  卷首的两幅作品是“故国”和“晴天碧海”;卷尾也是两幅作品:“祈祷”和“千鸽图”。

  卷一“山河岁月”,表现抗战时期三千多万中国难民躲避战争、逃往重庆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的大迁徙和流亡;这一卷另外一个内容是屠杀与反抗,如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重庆无差别大轰炸等。这一卷的主题是民众受难。

  卷二“血肉长城” ,主题是保家卫国。抗日期间,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作战,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战争的重心在正面战场,几百万国军挑起抗日救亡的重担。发动会战22次,如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最高统帅蒋介石动用70万国军发动的淞沪会战,国军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国军陆军为补充战损而五次发布动员令,超过半数的团职以上高级将领以身殉国。淞沪会战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但使日军的速决战战略遭受挫折,还为上海工业向西转移赢得三个月时间。重兵集团会战之外,尚有大型战役1117次,小型战斗38931次。在常德保卫战中,第74军第57师的8000名官兵阻击10万日军15天之久,最后只有200人能够战斗。师长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是:“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八年抗战国军伤亡官兵高达322万余人。依据这些史料绘制了国民革命军抗日阵亡的少将军衔以上的全部将领,共242位,其中240名是国民党军人。也适当反映了敌后战场重要战役战斗,绘制了30多位为抗日殉国的师级以下共产党人。这一画卷以一个活动的“抗日忠烈祠”载入历史。


  卷三“精神堡垒”,据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建于陪都重庆的抗战纪功碑之“精神堡垒”而命名,表现抗战时期退守重庆地区的全国各地文化界、艺术界、教育界、科学界、学术界的大知识分子、各学科学派的开山鼻祖、奠基人物,总共250多位。


  卷四“信义和平”,表现国共合作时期政治军事领导人物,以及抗战以降,中国鼎盛时期赢得非殖民化和主权回归胜利的外交精英和国际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还画了二战时期美、英、苏、中同盟国的四巨头。


  这幅长卷不仅在内容上还原历史真相,而且能夠做到在选材上不以成败论是非,不以政争论长短,超越历史鸿沟和党派恩怨,以自由独立的民间立场,展示全景式的中国抗战风貌,从而独具恆久的人文价值。


  《浩气长流》的横空出世,颠覆了大陆官版抗日战争史。中国的“抗日忠烈祠”是以国民党为主体的,这在早几年是共产党绝对不能接受的。单是卷四出现了二战时期美、英、苏、中同盟国的四巨头,也就是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的巨幅画像,这个层次竟然没有毛泽东的位置,在过去就可能被指责为“丑化共产党,歪曲历史”。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这就叫实事求是,这才是实事求是。这是共产党对待历史问题第一次允许艺术家实事求是。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浩气长流》提供了两岸和平统一的新的政治基础。台湾是大中华的模范省,2009年平均每人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两万美元,早于1988 年解除党禁和报禁,1996年实行政府领导人直选,完成了从国民党一党执政向民主宪政的转变。无论是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都走在了大陆前面。国民党今天的成就,加上抗日战争保家卫国的功劳,应当受到尊重,不应当被矮化。两岸和平统一是对等的,不是共产党收编国民党,让国民党成为第九个政治花瓶。应在宪政民主的基础上,恢复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国共谈判的格局,虽然主客、强弱易位,但民主、平等、多元不变。此事的大前提是大陆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民主宪政的共同道路。毛泽东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自己成了大陆的蒋介石,专制独裁比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

  和平统一的基础应该是民主宪政,而不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作为收回香港、澳门的政策,是正确的,行得通的;作为统一台湾的国策,则难有突破和进展。仅对“一国”的解释,双方辩来辩去,十几年费了多少笔墨和唇舌,落脚到“一中各表”,各归各位,各说各话,丝毫没有靠近。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系于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共把当年索之于蒋公而蒋公不予的政治民主诸条款给了今日台湾的国民党(当然得先给大陆人民),就一定能开启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只有民主宪政才能突破一国两制的僵局。如中共支持《浩气长流》意在趁国民党在台湾当政开启第三次国共合作,则中华幸甚。

  2010年9月3日,北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强调中国战胜日本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领导和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否定了胡锦涛关于两个战场的客观表述,引起了台湾国民党方面的强烈不满。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认为“与史不符。” 其发言人罗智强4日上午转述马英九的严正立场说:“对日抗战八年,是在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导下获得最后胜利,当时由国民党执政,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唯一的历史真相,《人民日报》所称‘中共领导全民抗战’,与史实不符。”并表示赞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抗日战争的表述。

  在纪念抗日战争65周年之际,掌控媒体的负责人无视中央评价和表述抗日战争基调的重大变化,继承不实事求是的“左“的提法,又一次给中央帮了倒忙。他们不会不知道代表民意的《浩气长流》到台湾展出所产生的良好影响,存心要添劣,表示民间的评价不代表本党,他们要出来显示权威。但这样一来,《人民日报》将党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置于何地呢?评介历史事件和人物,以民意为基础,官方向民间看齐,很容易做到实事求是;枉顾民意的好恶向背,要求民意向官方看齐,离实事求是就愈来愈远,官方吹起的泡沫——无论是红色的或是黑色的,总要落到地上,经过过滤,恢复本色,走入民间,走入历史。

 

 

 

 

 


发件人:"henaijun2004" <henaijun2004@163.com>  2010-09-06 21:33:51 +0800 收件人: "大军经济"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无主题)

中国将面对怎样的未来?

袁剑

2010年9月

    作者袁剑 中国著名财经评论员。曾担任《价值》杂志主笔,现任财经杂志《董事会》执行主编,著有《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一书、《中国:奇迹的黄昏》。

一、寂静的巨变

    1989年6月3日的晚上,恐惧牢牢地植入了一个民族的灵魂。手忙脚乱、慌不择路的一着昏招,却意外地为一种新型政治奠定了长期的心理基础。在这个夜里,人民恐惧了,退却了,威权政府却趁着夜色呱呱坠地,威权政治其实变成了中国政治唯一的选择。由于这种政治转型几乎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察觉。

    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有一种非常普遍而且牢固的印象:中国经济领域已经天翻地覆,但政治领域却纹丝不动,即所谓只有"经改",而没有"政改"。但很显然,这并不是事实。事实是,中国政治不仅一直在变,而且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如果说"6.4"之前,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还将信将疑,因而还是一个半带宗教色彩的极权政府的话,那么在"6.4"之后,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则彻底灰心丧气,从此,中国共产党政权开始向一个马基亚维利式的世俗政权急速转型。虽然1989年之前的改革已经为这种政权转型作出了铺垫,但6月3号晚上的枪声,对这种转型则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

    就像一个人在经历人生巨变之后突然变得玩世不恭一样,"6.4"之变,也让中国共产党如梦初醒。这种大彻大悟导致中国共产党在两个方面脱胎换骨。一是政权性质发生了改变。"6.4"之后,中国共产党从整体上开始演变成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官僚集团。在"6.4"之前,无论是左翼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还是右翼的党内自由民主派,都对共产党的施政设置了某种道德约束和理想主义目标,不管这种目标的具体内容如何,这种影响都是非常强有力的。但在"6.4"之后,共产党彻底摆脱了来自左、右翼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纠缠,成为一个实用主义的官僚集团。"6.4"之后,前中共政治局委员邓力群所代表的传统左翼以及胡耀邦、赵紫阳所代表的民主右翼迅速而且彻底的失势,非常能够说明中共去意识形态化的趋势。红旗落地,道德凋零之后,世俗利益的自我实现就成为这个官僚集团唯一的冲动。这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丧失了表达、整合社会各阶层意见及利益的政党功能,变成了一个仅仅表达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团。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相当活跃、派别斗争非常频繁,这固然极端无序和混乱,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表达基层、平衡利益的整合功能。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到前邓小平时代,共产党主要分布在文化、教育、宣传、军队等部门的意识形态力量通过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行政官僚部门起到了强有力的牵制和钳制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时代的所谓权力斗争主要就是表现在毛泽东所代表的力量(有时候表现为党的力量。当党也官僚化的时候,就表现为毛个人的力量)与刘、邓所代表的官僚力量的拉锯式平衡。这虽然经常被解读为派系斗争,但从功能上看却起到了某种整合利益的作用。毛泽东对行政官僚系统一直有深刻的怀疑,他经常会借助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或者直接诉诸于底层民众运动来钳制甚至残酷整肃官僚系统,向官僚系统输入压力。但邓小平却恰恰相反,他似乎更喜欢官僚系统的理性化所带来的秩序感。所以在邓小平终于成为仲裁者的时候,在几经摇摆之后,他决定将左右两级的意识形态和激进力量彻底边缘化,而将行政官僚体系变成他的改革和发展惟一可以托付的力量。从邓的经验和禀赋出发,在中国,惟有讲究程序文化的行政官僚系统才是稳健和务实的,因此也惟有官僚系统才有能力在保持安定、秩序的条件下推进经济发展。在毛时代,代表激进和浪漫主义力量的毛取得全胜,而在邓时代尤其是邓小平铁心依靠行政官僚体系的后邓时代,官僚系统则取得压倒性优势。邓凭借其一手缔造的经济神话的威力将所有方向上的激进分子(按照邓的标准)彻底扫地出门。如果说,毛时代共产党是以党代政的话,那么在邓小平时代则完全颠倒为"以政代党"。人们可以发现,在后邓以及江泽民时代,中国党内的意识形态部门表现的得相当顺从和务实,而人们一直借以预测中国共产党走势的意识形态争论和派系斗争奇迹般的销声匿迹了。这种反常的发展,实际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权实现了一次静悄悄的剧烈转型: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左翼极权一跃而转变为右翼专制。而这个新政权的基础就是越来越专业、务实但同时也越来越利欲熏心的行政官僚体系。在这里,"党"(以及党的意志)彻底消失了,它被"政"彻底吸纳,彻底融解,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僚政权。也由此,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变成了官党一体化的"官党"。这就是是为什么在邓小平之后的时代,以前经常困扰中共并引起争吵的老大难的"党政关系"问题神秘失踪的原因所在。

    与以前充满意识形态狂热的"党政权"相比,邓小平时代的的官僚政权虽然具有越来越专业化、理性化的色彩,但其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特征与毛泽东时代的党政权毫无二致。毛泽东的"党天下"变成了邓小平的"官天下",一个极端狂热因而也极端残忍的政权变成了一个极端理性,因而也极端自私的政权。这实际上是邓小平为自己的改革留下的一个灾难性的后门。对于一个丧失了信仰同时也丧失了道德自律的官僚政权,这种理性化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则为这种极端自私的最大化提供了绝佳的制度条件。今天中国贫富极度悬殊的现实以一种绝对冷酷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曾经用他一贯的冷嘲热讽说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毛的这个梦魇在1990年代的中国迅速变成了事实。只不过,这个所谓"资产阶级"与现代资产阶级并无太多相似之处,它更像是那个古老的"官僚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政权更像是蒋介石先生逃往台湾之前的国民党政权。1990年代之后,在老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中流行过一句感慨"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表达到就是对这种历史重来的无奈。

    1990年代,我们一直有一种天真的判断认为,邓后时代中国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将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原教旨主义分子提供新的活动舞台。但这种情况根本就没有发生。中国的社会问题的确恶化了,但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却比以前更加边缘,甚至成为与右翼民主力量一样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网站被封、集会遭禁止,景况与右翼丝毫没有区别。这种发展说明,共产党赖以起家的传统社会基础即那些传统产业工人、农民的命运,已经在今日共产党的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作为一个执政官僚集团的共产党的利益边界十分清晰,那就是维护本集团及其精英联盟的利益。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几乎从来就秘而不宣,但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先生在公开场合的一句戏言,却不经意的暴露了这个秘密。在一个公开场合,江以一种得意甚至亢奋的神态告诫大家要"闷声发大财"。这句半真半假的戏言,似乎是说给中国老百姓听的,但在了解中国政治演变的知情者看来,这怎么都像是说给共产党人自己听的。

    从一群满怀乌托邦激情的狂热信徒跌落到一个看破红尘、自私冷酷的官僚利益集团,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在心灵秩序无疑经历了一次彻头彻尾的崩解。在任何时候,对一个权力趋于极致的执政集团来说,这种心灵秩序的崩解都可能导致社会的全面失控。然而,1989年之后的中国似乎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其秘密在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利用现代知识和技术逐渐构建了一套成熟的现代经济的控制系统。作为内在失序的一种外在补救,现代化的宏观(尤其是宏观经济)控制系统的逐步完善不仅是中国政权转型的另外一个重要面向,也是整个1990年代中国社会保持基本平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这方面,一批具有现代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的崛起功不可没。

    在1993年6月采取霹雳手段惊险渡过了一次极其危险的金融混乱之后,中国总理朱熔基曾经在颇有成就感地说过,如果不是他,共产党在年底就会完蛋。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情况,朱熔基的这个说法并不夸张。这个例子,突出表现了新一代技术官僚1989年之后在政权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事实上,1989年之后,中国经济遇到的险情并非1993年一次。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每次都能够化险为夷,并在1989年之后长期保持比较平稳的经济增长,与中国新一代精通专业的技术官僚的崛起密不可分。虽然这一批技术官僚在1989年之后采取的各种短期措施的长期影响,还需要更长时间来检验,但无庸置疑的是,它起码在短期内起到维持经济稳定的作用。也就是在维持经济增长并不断做大馅饼的意义上,以朱熔基为代表的中国技术官僚群体抢救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如果不是他们,以共产党在"6.4"之后的道德脆弱性,共产党政权肯定是难以安然渡过1989年之后的各种经济危机的。换言之,它随时可能因为意外的经济挫折而分崩离析。

    自朱熔基以下,包括现在仍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温家宝、周小川等人,是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的代表性人物。这批人虽然缺乏上一代政治领袖如毛泽东、邓小平们那种改天换地的本事,但却多了一份专业知识和国际眼光。与魅力型政治领袖善于打破现有的约束条件,推动系统变化的特长相比,技术官僚似乎更长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找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正是因为这种技术官僚成分被注入政权之内,中国在1990年代的执政,在增加了一份理性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份拘谨;在多了一份短期权衡的同时,也少了一份长期战略考量。

    由于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大多分布在中央政府内,他们几乎清一色的是中央集权的拥护者。所以在整个1990年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政治发展趋势,一方面是中国宏观管理制度的不断理性化、国际化过程,比如税制、金融等方面,另一方面是中央集权程度不断膨胀的过程。中国宏观管理制度(几乎完全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建构,虽然大部分是因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被动调整的,但长期不断调整的结果,不仅显着增强了政权的控制能力,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这个政权的面目。我们可以看到,在经过长期的演变之后,中国已经在中央政府层面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的宏观管理框架。不管未来的中国政治如何演变,这一套框架将是可资继承的。正是凭借这一套演进出来的宏观管理框架,中国政权才在1989年之后直至今天长达十余年转型中有惊无险,免于失控。从更长的历史接续的角度看,中国1990年代技术官僚做了1949年之前蒋介石想做但还未来得及做好的事情。可以观察到的是,中国政治技术官僚化的趋势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同样体现立法、军队等多个领域,只不过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罢了。1990年代中国共产党政权向技术官僚的转型,弥补了这个政权在道德自宫之后不断流失的政治合法性,也大大延长了所谓邓小平神话。(不然的话,邓小平神话在1992年到1993年之间就可能寿终正寝。)然而,政治决不仅仅意味着管理,更不仅仅意味着宏观经济管理。统治者单方面不断完善的统治和管理技巧与人民的自动遵从更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没有一个同样具有现代性的下层结构加以配合,呼应,那么一个哪怕再精巧、再现代的宏观的控制和管理框架的效能都可能大打折扣,甚或为零。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个具有自我组织、自我稳定的人民,那么这套宏观管理架构随时都可能遭遇意想不到的攻击。正是在这层意义上,1989年之后中国社会的稳定除了技术官僚的精心维护之外,也与好运气有莫大的关系。

    总起来看,在1989年之后,中国的政治既有不断进化的一面,也有急速退化的一面。如此,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中,中国重新建立了一个在道德上极端自私但在统治技巧、管理技术方面都非常现代化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政权吸纳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专业和行政知识的技术官僚(非常像,装备了先进的当代信息技术和威慑力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官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与道义力量则相当脆弱。显然,这是一个极其古典和极其现代的一个复杂的政权组合。将一个极其落伍的政治精神内核与一个极其发达的外在统治技术巧妙组合在一起,并对一个巨型国家实施有效的治理,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生存、接续能力。1989年之后在中国诞生的这个"新"政权面目模糊、难以辨识。对此,大多数人用西方概念将其归类为共产主义的后极权政权,或者右翼专制政权,但更为贴切描述可能是:这是一个继承了中国官僚政治精髓,但糅合了西方统治、管理技术的现代官僚政权。显然,这是一个中式而非西式的政权,至多,它是一个中体西用的政权。其内里,与一个天子加士大夫的王朝政权更为相似。这就是摸石头高手邓小平模来摸去最后摸出的政治体制。这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政权,也难怪人们会对它感到难以捉摸,迷惑不解了。

    1989年之后,太多的人对中国政治发展做出了各种不祥的预言,然而,中国这一独特的政治体制凭借其神奇的适应能力,将这些预言一一击得粉碎。而中国1989年之后持续至今的经济增长神话更是对那些西式的民主理想构成残酷的嘲弄。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的政治领袖和各级官僚都从1989年之后的政治实践中吸取了越来越强的政治自信。在表面上,中国的政治领袖仍然战战兢兢,但在私下里,他们则相当傲慢(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拒绝任何政治改革的态度中看到),在他们那里,中国共产党在1990年代的政治发明,不仅在未来可以应付自如,甚至还可以长命百岁。未来要做的,充其量也就是使这部机器更加灵巧,更加精致。不过世事难料,过去的成功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包袱,如果中国政治领袖真的以为能够以不变应万变,那么,中国这架看上去运转良好的政治机器,就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出其不意的抛锚。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抛锚的迹象。因为,1989年之后由执政者刻意设计出的博弈可能正在曲终人散,中国的政治逻辑也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换,所以,专门为这场博弈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机器肯定也会不断遇到麻烦。

二、狡猾的博弈

     "闷声发大财"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1989年之后的主流意识,也同样是这一时期中国民间的主流意识。而后者,正是执政者通过枪杆子的威慑和财富的利诱刻意诱导出来的。1989年之后,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教化力量双双失效,在这个时候,强大的威慑和世俗的利益便成为这个政权实施统治最可行也是最后的两种手段。威慑的目的在于告诉人民不可以做什么(比如"6.4"上街之类威胁政府统治的举动),利益则可以诱导人民努力去争取些什么,一堵一疏,亦威亦惠。统治者既然以一种马基亚维利的方式统治,那么人民也就迅速学会了一种马基亚维利式的生存。经"6.4"一役,"不合作",成为部分人反抗政权的最高手段,而更多的人则一种表面驯服姿态与政权开始一种新的博弈,以一种补偿的心理玩命地追求财富。人们知道,只要不冲撞政治高压线,任何追求财富的方式(哪怕再不道德的方式)都是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的;在另一边,统治者也非常清楚,只要能够给予利益,人们就不会(起码暂时不会)挑战官僚政权的垄断统治。显然,这是1989年之后人民与政权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或者说隐性契约。正是这种隐性契约,维系了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平衡。在这种默契中,既没有任何正式的游戏规则,也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只有相机行事的机会主义灵感。机会主义虽然意味着个体理性程度的增加,但在没有任何准则和道德基础的情况下,这种理性不如说是一种奸猾。政权如此,人民亦然。如果说机会主义策略对个体来说可能意味着理性的话,那么将这种机会主义叠加、放大到一种民族的战略,陶养成一种民族文化,则可能在长期中构成整体的不理性。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有政治评论家曾经恭维邓小平,说他"抓住了高速变动中的社会最急需、也最短缺的政治商品:秩序。"但这显然只说对了一半,事情的更全面的真相是:邓小平依靠了枪杆子带来肉体的秩序,但却没有带来甚至瓦解了人们心灵的秩序。从长期来看,后一种秩序更加昂贵,也更难获得。肉体的秩序可以短时间迅速重建,而心灵的秩序一旦破坏,则很难复原。"6.4"之后,一切文化的约束,一切内心的敬畏都从中国人的心灵中被驱逐出境,他们不再服从鬼神,不再服从信条,不再服从人类最基本的同情,一句话,不再服从任何东西。在一个崩溃的心灵秩序面前,任何看上去强大无比的制度都将被狡猾的人性所击败。中国改革中诸多制度失效,大抵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事实上,人民与政权之间这种狡猾的博弈,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看上去,这个统治游戏似乎天衣无缝,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实践更从经验上对此加以证明。但稍做推理,人们就容易察觉这个游戏赖以维持的一些一些基本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它必须不断地提供财富增量以满足人民的财富欲望,用一句更加通常的话来说就是它必须有能力不断"将馅饼做大"--这可以说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民之间,各阶层之间达成的惟一共识。不仅官僚阶层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进一步发展(注意,不是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也经常是中国官僚阶层为什么经常赞成改革甚至主动推动改革的谜底),而且民众也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争取更高的生活水平。不如此,统治者诱之以利的治理策略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难以为继。幸运的是,中国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出色。这个关键条件的满足,实际上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相安无事,波澜不惊的原因所在。对于这一点,中国的执政者是格外清醒的。也由于这种清醒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与此同义的诸如"发展是硬道理"之类的口号,在1989年之后不仅被奉为执政圭臬,而且得到了政治领袖们极其顽强的强调。如果说1989年之前,"发展"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执政理想或者一种追求的话,那么在1989年之后,"发展"则成为权力得以生存、游戏得以维持的一种生死攸关的先决条件。对此,以直率着称的中国前总理朱熔基曾经做过非常形象的诠释。一则未经证实的故事说,在1993年中国宏观调控开始之后不久,朱熔基在视察处于困境的东北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时候,听到一片倒彩式的"打倒"之声,性格倔强的朱撂下一句狠话:经济搞好了,你打也打不倒,经济没有搞好,你不打我也倒。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假未经考证,但它的确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发展"的极端重视。以这个角度观察,1990年代后期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趋于衰竭之后,中国执政者不惜代价、不惜手段追求GDP高速增长的狂热,就是一种非常容易理解的现象了。因为游戏的主导者知道,非如此不能生存。在中国执政者那里,发展,不再是一种出自人民的普遍价值,而是维系政权生存的一种手段。这实际上也注定了"发展"这一概念在1990年代后期的异化悲剧。一点都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执政思维在今天的胡锦涛时代,得到了几乎原封不动的继承。所谓"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不过是用胡锦涛的嘴再讲了一次邓小平的话,可见其深入骨髓的程度。虽然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GDP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停滞的迹象,但常识和经验都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终究会有停滞的一天。在这个时候,对于一个以利诱为条件甚至是唯一条件的治理游戏来说,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不过,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游戏而言,另外一个隐藏更深的条件可能更值得观察。这个条件就是在认可官僚集团在财富上的优先分配权的同时,必须让人民也分得一杯羹,哪怕这杯羹只是巨大财富增长中的一点面包屑。换句话说,人民从财富绝对增长中所获得的满足必须能够抵消官僚优先分配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至少,这种相对剥夺不能超过人们容忍的极限。显然,这是比"把馅饼做大"更加苛刻的一个条件。而对于操纵游戏的中国执政者而言,更是类似走钢丝的高难度技巧。这个隐藏至深的隐性契约虽然难以启齿,但无论是领袖集团还是平头百姓都心照不宣地予以了默认。其证据就是,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最高领导层那里都得到了超乎寻常的、长时间的容忍。事实上早在1990年代早期,这种腐败所导致的财富分配问题就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1994年的一份非正式统计表明,在北京一家银行中,上亿存款的大户共有17人,其中15人是太子党。19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和中国高层对官僚集团极其精英联盟腐败让人诧异的宽容,十足的凸现了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盛行的机会主义政治文化。有趣的是,这种以社会公正作为抵押的危险政治平衡,竟然也奇迹般的实现了。这当然不是因为剥夺者在剥夺时真的有所克制,而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在物质财富上从无到有时的那种巨大边际满足。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财富绝对增加所带来的满足效应都有边际递减的时候,更何况还有剥夺的真相逐渐败露所带来的抵消效应呢?如果睁大眼睛,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改革游戏中,受到了绝对剥夺。与改革之前相比,中国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在医疗、教育等方面所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了他们货币财富的增加。

    现在看起来,1989年六月四号晚上的枪声就宛如一声发号令,在中国催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机会主义竞赛。这是一场由最高领导人发动,官僚集团主导并亲自参与,广大人民被迫加入的机会主义比赛。在这场比赛中,什么社会公正、什么道德原则,统统都成了百无一用的书生之见。但俗话说得好,"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老猎手",人民再狡猾,也狡猾不过手握权力,率先偷跑的官僚集团,也狡猾不过反应机敏、道德衰败的精英分子。在当代中国,除了毛泽东之外,惟一能够用个人权威约束官僚阶层的领导人恐怕就剩下邓小平了。然而,邓小平既然要依靠官僚系统来推动改革,那么他对官僚阶层的惩戒就只能点到为止。所以我们看到,在邓小平之后,中国政治领袖对官僚集团的"抢蛋糕"行为几乎完全无计可施。而官僚精英联盟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更使这种"抢蛋糕"行为变得相当专业和隐蔽。这种的职业化行为表现的相当无奈。以此观察,这场比赛的结果在一开始实际上就已经注定了。只不过,被动卷入的大众并不知道这个长期契约的后果竟然是如此惨烈,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中的很多人竟然会输得一丝不挂。人民是无辜的,因为无论在权利还是在信息方面,他们都与官僚集团、精英集团存在着天壤之别的不对称。若干年之前,一位已经做了大学教授的同学,在饭桌上愤愤然捋起袖子,做出一副大梦初醒的样子说:既然大家都在抢,自己也无法改变"抢"的规则,我们也埋头抢吧。我的回答是:"你抢得过人家吗?"。回想起来,这真是一语成谶。精英分子尚且如此迟钝,又何况对改革懵懂无知的平头百姓?虽然到目前为止,这场起于1989年枪声中的漫长赛事仍未完全终局,但结果似乎已众所周知。于是,清算比赛,推倒重来的呼声渐次响起。如果说在这场比赛的开始,中国十数年来不断涌现的致富奇迹对人民仍然示范着某种"你也能够"的榜样,因而起着某种正向的激励作用的话,那么在比赛接近终点,结果即将揭晓的时候,这些财富神话所示范着的更多则是如何盗窃,如何抢夺的另外一种真相。让出局者看到这种真相是相当残酷的,但你显然很难阻止他们追问:我们究竟是怎么输掉这场比赛的?

    如果说,前面27年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和推动经济增长(做大蛋糕)的话,那么从此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受到的压力主要是如何更加公平的分配蛋糕,甚至是拿回被偷走的蛋糕。而后者显然要比前者困难得多。支配中国统治机器运转的政治逻辑正是在这里悄悄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熟练运用了多年的统治秘笈将遇到新问题。旧游戏结束了。

三、"核心"可以走多远?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对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总结6月事件的经验时说:"从这次事件看出,工人阶级靠得住,农民靠得住,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但是如果中央自己出了问题,那就难说了。"

    邓小平这段话固然有自我安慰之嫌,但基本上道出了实情。"6.4"之前,作为中国主体阶层的工人、农民在改革中基本上没有受损,并没有成为"6.4"运动的主力,至多,他们只是以道义声援的方式加入了这次运动。因而,"6.4"运动虽然血流遍地,异常惨烈,仍然只是一场在中国精英分子之间展开的搏杀。这种搏杀,同样以剧烈的方式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赵紫阳以及胡耀邦的残部与党内老官僚之间的这场恶斗,险些弄翻了共产党这艘大船。这让素来以开"钢铁公司"(毛泽东形容邓意志刚强的评语)着称、见过无数大阵仗的邓小平也难免心惊肉跳。惊魂未定之际,说出一句"如果中央自己出了问题,那就难说了",其中半是侥幸,半是恐惧。

    出于这种高层分裂的担忧,邓小平彻底抛弃了在改革初期的政治改革幻想,开始重新强化共产党的传统决策模式。这个政治决策模式就是邓从毛泽东手上继承下来,并最终为邓小平所正名的所谓"核心模式"。邓小平时这样论述"核心"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师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毛主席作为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时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的三代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同意的江泽民同志"这段话其实就是"江(泽民)核心"的由来。

    所谓核心其实就是最终决策者。在中共最高的决策过程中,核心起着弥合分歧、平衡利益,最后仲裁的作用。按照共产党的正式说法,核心就是有"最后决定之权"的人。在邓小平那里,核心的巨大作用尤其体现在危机来临之际,没有核心,中共就可能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出现两种声音甚至多种声音。这样一个核心与其说是在一个最高层新政策、新理论的发动者,到不说是一个随时可以超越集体决策的最高集权者、独裁者更为合适。这是中国共产党决策不至于瘫痪的最后保险。在邓小平的想象中,如果没有他自己这个核心,共产党在""期间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最深的创痛往往容易铸成最牢固的个人经验,完全可以推论,邓小平对"核心模式"的信赖,主要是植根于""这个创深痛剧的个人经验。在改革开放初期,邓曾经在最高层尝试过某种分权制衡的制度,在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军委主席与党的总书记长期分立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的经历使邓小平彻底回心转意。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邓才在离开政坛之前,极力扶持了一个江核心,即便是在1989年到1992年江泽民明显背离他的改革开放方向的时候,邓也没有换掉这个核心。相反,一旦江开始回归到他的既定路线,邓就全力维护和巩固这个核心。他甚至不惜让一贯拥护自己的"杨家将"下场休息,以免继续威胁江核心。不仅如此,有广泛的传说称,邓小平甚至隔代指定江之后的核心,胡锦涛。作为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邓对核心模式的坚持和期许,应该是出自他对中国形势的具体判断。邓或许相信,这个明显具有独裁色彩的政治决策模式,起码还可以在中国适用两代人。

    然而,"核心模式"得以顺利运转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一个能够胜任"核心"的潜在领袖人物存在,否则,"核心模式"就可能卡壳。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无疑是具有这一资格的。毛将一个被人追赶四处流窜的反叛集团变成一个牢固控制中国社会的执政党,不仅是共产党的救星,也具有民族英雄的光环。毛不仅是共产党的核心,也是全民的核心。所以,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经常听到的不是毛核心,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个"首"字直白的显示了毛超然于他人,甚至超然于共产党的克理斯玛地位。在毛时代,重大决策往往是毛的书房里而不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做出的。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将毛比附为"核心"多少有些误读历史的味道。事实上,更加符合邓小平核心模式定义的人物是邓自己。邓在中共党内的深厚资历及其改革开放所赢得空前成功,都为邓担当和巩固他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雄厚的权威基础。不过,与毛核心相比,邓核心显然已经具有了更多的协调和协商的色彩。起码,邓小平的最高仲裁的核心地位是通过政治局的正式决议被赋予的(赵紫阳在"6.4"期间披露了这个秘密)。这其中,已经多少体现了政治局的某种集体意志。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决策模式,邓小平时代的核心模式仍然一种依赖于邓的个人威望、德行和能力。换句话说,没有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核心模式就随时可能停摆。

    实际上,在江泽民时代,核心模式就运转得非常吃力。从1989年江泽民担任共产党总书记开始,一直到1994年9月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为止,邓小平对江核心进行了长达5年的扶持。如果不是这种扶持,江泽民个人哪怕再努力、再勤奋、再广结善缘,恐怕都无济于事。江泽民从一个普遍不被人看好的"弱核心"最终脱颖而出,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除了邓的鼎力扶持之外,元老们的自然凋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经过江泽民多年的深耕,江泽民的同代竞争对手之间再也没有人拥有与江一搏的权力基础。这是江能够保持核心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无论如何,江核心已经不是邓核心,更不是毛核心,这个核心是一个经不起折腾的核心,更不要说出现类似"文革"和"6.4"这样的折腾。幸好,借助邓小平市场化惯性的荫庇,江时代的经济发展相当平稳。经济增长之强弥补了江核心之弱。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合法性屏障,是"核心模式"在江时代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显然不能说明核心模式是一个多么有效的治理模式,而不过是一种阴差阳错的历史巧合。事实上,承平时代的时势是很难创造出英雄式的魅力型领袖的,世俗化了的中国也再不会有个人崇拜的位置。"核心模式"所要求的超凡权威已经失去了基础的文化土壤。在晚期,江泽民也试图确立某种形式的个人崇拜,但很明显,他遇到了强大的抵制,以不到80岁的年纪退出政坛--这个年纪大大低于他的前任邓小平。不管江泽民退出政坛有多少自愿的成分,但时代变迁,形格势禁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换言之,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形势已经不再允许出现超越规则,君临一切的领袖了。江只能按照某种新形成的某种"法理"(呈文或者不成文的)来统治,他可以在"法理"的空白之处寻找扩大自己权力的机会,但是决不可能明显的践踏、逾越这种法理。在1990年代中期,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中"后邓时代"以及"邓后时代"的说法颇为热闹,但到了江泽民即将退休的时候,人们几乎从来没有听到所谓"后江时代"这种提法,这种差异中所隐含的假设是:没有人认为江泽民在退休之后还会对他的继任者发生重要的影响。人们的这种直觉并没有错,江泽民从最后一个位置退下之后,便迅速地从中国的公共舆论中消失。其影响力消退得甚至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快得多。基本上可以判断,江泽民在2003年正式退休,实际上是按照某种没有公开披露的内部惯例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这个核心实际上是受到某种内部法理约束的法理型领袖。正是依靠这种法理,中共在江泽民之后推出了一个更弱的"核心",胡锦涛。

    虽然早在1992年的时候胡锦涛就被储为核心,但在他作为"王储"的大部分时间中,胡锦涛似乎并没有机会大力培植其权力基础。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在胡锦涛在正式成为核心之后才开始大力提拔团派干部。资料显示,胡锦涛在在成为总书记并接任军委主席之后,提拔了大批共青团干部,以充实其权力基础。外界将其简称为团派。帮派,即围绕某个山头形成的非正式利益共同体,它以对帮派尤其是帮主的个人忠诚、人身依附为前提,换取派系和帮主的保护,共享派系利益。帮派虽然一直在共产党内普遍存在,但由于其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并将公共利益私相授受的特征,在正式文化中仍然是相当犯禁忌的。邓小平在1989年向江泽民交班的时候就特意叮嘱,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他总结说,"我不是完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的确,毛泽东可以不搞小圈子,邓小平也可以不搞小圈子,那是因为他们有超越所有派系之上发挥影响的威望和能力,但江泽民如果不搞小圈子,不使用自己人,恐怕就很难贯彻其政治意志。所以,不仅江泽民要搞小圈子,胡锦涛也必然要搞小圈子,不如此,他们就很难形成主流政策的人事基础。有趣的是,胡锦涛大批提拔共青团干部的举动似乎并没有引出多少物议。这与江泽民大举提拔"上海帮"时所导致的普遍非议形成了鲜明对比。看来,经过江泽民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非正式的授予了党内"核心"提拔自己人的某种特权。由于中共核心几乎形成了某种默认的任期制度,这种特权就非常接近西方民选总统或总理上任之后的组阁权。区别仅仅在于,组阁的人不是民选的,而是按照某种大家共同默认的惯例形成的。这种利用组阁权力所形成的人事班底显然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因为向最高决策者邀宠而相互缠斗的利益集团有很大区别。有人解释说,胡锦涛擢拔团系之所以没有受到非议,主要是因为团系人马比较清廉,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如果说团派现在仍然没有传出更多的腐败丑闻,那是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机会,一直没有可供他们腐败的位置。所以,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共产党已经默认了核心模式,也同时默认了核心的"类组阁权"。"五湖四海"(即提拔人要不分派系)的正统文化已经被江泽民击溃。

    容易猜想,共产党对核心组阁权的默认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江泽民时代政治成功的某种鼓舞。在1989年之后已经成为唯经济论信徒的共产党人看来,经济发展的成功就是政治成功的标准。这种简单的直觉式推论虽然颟顸,但却给胡锦涛的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胡锦涛不再需要磁场般的个人魅力,仅仅依靠中共赋予核心组阁权的惯例(党内的政治文化)就可以继续维持核心模式的运转。江泽民必须用几乎兵变的方式打掉杨家将、扳倒陈希同,方能够真正坐稳核心位置,但胡锦涛仅仅是借SARS之机象征性地免掉张文康、孟学农就顺势继承大位。其权力继承过程,不仅比当初江泽民要顺利得多,也比人们猜测的要顺利得多。而谜底,就是政治惯例赋予胡锦涛的力量。邓小平是将"核心"禅让给了江泽民,但江泽民将"核心"传给胡锦涛则更多是出于惯例的压力。越来越弱的核心,越来越强大的政治文化惯性,这就是今天中国最高层的政治时势。

    与江泽民时代相比,胡锦涛时代的所谓政治时势的另外一个显着特点是,派系斗争的削弱。大多数中国政治观察家出于一种方法上的惯性,总是紧盯中共派系斗争,以观察中国的政治动向。但这个方法在江泽民时代就已经不太管用,在胡锦涛时代就更加不管用了。

    八九年之后,共产党高层的危机感相当强烈,生怕那一天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地丢了政权,被一锅端去。意识到了这一点,共产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变得相当克制,不至于像以前一样搞得你死我活。因为派系斗争一旦用力过猛,把大船整个弄个底朝天,那就对谁都没有好处。"6.4"之后的共产党人精明而市侩,对这种大局当然心知肚明。所以派系斗争都是点到为止,不至于演变成同归于尽的全面决斗。像江泽民撂倒陈希同那样的残酷斗争,不仅屈指可数,实在也是江泽民于公于私都不得不为之举。所谓"危机可以导致内部凝聚"的社会学原理,""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个相当典型的实证。八九年之后,外部观察家越是盯着中共的派系斗争动向,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似乎就越是沉得住气,以至于今天几乎踪迹杳然,其原因正在于此。另外,正如我们上面多所强调的那样,"之后"共产党已经不是一个革命党,而是一个世俗化的利益集团,所以"派系斗争"尽管总是余音绕梁,阴魂不散,但既然已不是冰火不容的观念、意气之争,而是现实的利益博弈,其所谓派系斗争也就变成了“你多得一点我少得一点或者你少得一点我多得一点”的理性游戏,而不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残酷斗争。

    中共这种世俗化大大降低了以往派系斗争的那种烈度。中共于血雨腥风之中成立以来,于今已有将近90年历史,其中60年为和平时代,那种在战争岁月之中所形成的袍泽之情,生死之交,大多也由于漫长的和平时代而日渐消磨,而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老山头,旧朋党,也终不敌日月流逝而逐渐枯萎凋零。掌门人既然不在,派系内部的团结自然要大打折扣,派系的界限当然也就不再泾渭分明。事实上,在江泽民时代,这个特点即已凸现。最为重要的是,从江泽民时xx始,中共党内对任期制度已经有某种预期,你江泽民再有能耐也不过是两任十年,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跟得太紧,那一天换了"核心",可能就要吃不了兜着走。换成更加学术一点的说法就是,由于中共内部制度化程度的提高,帮主以及帮派能够给予派系成员职位、保护以交换他们忠诚的能力在逐渐减弱,派系形成的激励也就大大减弱了。于是乎,还是别跟得太紧为妙。形势比人强,这种形势自然大大削弱了派系的凝聚力,模糊了派系的边界线。江泽民被自己搞出来的内部惯例逼退之后("常委七十岁不得连任,必须退休"的这种规则本来是用来逼退了乔石、李瑞环等竞争对手的),中共内部对高层任期制度的预期更加明显。短短十年,要想升官发财,还是紧跟"胡核心"这个主流的好。胡甫一上台,被外界指为"上海帮"的江核心人马纷纷带枪投靠,个中秘密也正在于此。毛、邓之后,中共再无那种可以"不行就上山打游击(毛泽东语)","没位子可以抢位子甚至制造位子"的枭雄和狠角,剩下的大多是那种靠位子吃饭的"识时务者"。这些人一旦失去了位子,影响力就丧失殆尽,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在一个意识形态遁隐的时代,位子是第一要紧之事,于是随风使舵,保住位子(对于他们来说,位子可以换来财富,财富比位子靠得住,美元比人民币靠得住)就是政治的潮流所向,大势所趋。那里还有什么死心塌地,坚贞不二的心腹、死党。这样的逐利之徒所构成的派系当然是乌合之众,稍有变局,自然就风流云散,消融于无形。派系的松散与流动,不特党政如此,中国军队也如此。

    1990年代之后,中国军队的职业化、官僚化、技术化趋势日趋明显(这乃是时代之大趋势所迫),军事首领们的调动频繁(所谓"将不专兵"),同乡旧谊所形成的小团体固然不绝于缕,但坐镇一方号令三军的军阀势力就完全失去了历史土壤。胡锦涛下车伊始,就挥刀裁掉20万军队,在外界看来,这种大胆之举,有自找麻烦的嫌疑,但中国军队中却几乎不见任何反弹和骚动。这并非证明胡锦涛很强大,而只能证明中国军队内部已很少有战斗力坚强的派系堡垒。在1949年之后的中共历史上,枪杆子和党的分离,只是在邓小平最后一次复出之后短暂出现过,邓小平曾经将党权先后给予过胡耀邦和赵紫阳(当初也的确有分权制衡的考虑在内),自己紧握枪杆子,但是"6.4"之后,邓小平立即察觉了其中的凶险,于是在江泽民时代又重新恢复了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军委主席三职合一的现象。邓小平时代的"枪监督党"又重新回到了"党、枪合一"并集中于核心一人手中的局面。大致可以预测,在胡锦涛时代,中共传统上的派系将更加萎靡,派系的内部团结和凝聚程度将更为松散,派系斗争的烈度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是说,基本上很难再有其他内部派系能够挑战和威胁胡锦涛的权力。当然,如果胡锦涛在任上遇到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挫折,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新的派系往往是被危机形势催化而成的。

    1990年代之后,一个老式的政治话题不断被人提起,那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在毛泽东建立了最强大的中央集权之后又重新出现,主要是因为1980年代之后的放权改革模式所致。这个分权模式所引发的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的紧张关系,在1992年到1994年之间达到最高潮。当时这种在新时期出现的旧事务,让很多政治观察家印象深刻,因此也被他们作为一种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新视域而沿用至今。

    1990年代初期的中央与地方矛盾的确相当紧张,经济势力迅速膨胀的沿海省份如广东、山东者拥"财"自重的地方诸侯,也的确有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形迹,但这种紧张关系很快就被心急如焚但却眼明手快的江泽民、朱熔基所化解。朱熔基用几近一对一的谈判方式搞掂的分税制,虽然阻力甚大,但却总算暂时平衡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分税制不仅粗糙,而且有诸多负面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制度。除此之外,将强势地方的领导人以一种不成文的党内惯例纳入政治局的决策过程,也大大减少了地方领导人与中央的冲突。让姜春云、谢非等领导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官升一级,虽然有调虎离山的权谋考虑,但也的确在实质上增加了地方利益的表达渠道。也因此,将强势省份领导人纳入政治局被作为一种有效的惯例沿用至今,且有人员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个过程大大增加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和谐程度。其实,即便没有上述措施,地方政府的所谓独立也只是一种简单的历史联想,在军队完全受中央节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拥兵一方,挑战中央权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中央政府无饷可发,军队的整体性被瓦解。而考诸胡锦涛时代,除了上述几点之外,省委书记一级的封将大吏几乎完全为外省人担任,像1990年代谢非、姜春运那种土生土长的,长期坐镇原籍的地方诸侯在中国已经绝迹,加之换岗频仍,就更加除去了地方实力逐渐座大的可能。这种换岗显然是承继了中国古代的"回避"制度(汉制中既有本君人不得为君守的规定)的精髓。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地方利益(它经常与地方保护主义联系在一起)在道德上天生就是弱势的一方,甚至是邪恶的代名词。不管这种文化是好是坏,但时势如此,由不得你地方派系揭竿而起,对抗中央。以上诸种制度、文化上的因素,几乎决定了,胡锦涛的"核心"权力很难遭到所谓地方实力派的挑战。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通过军队、警察、财政、任免等手段就可以搞定一切。2004年,胡温在中国大搞宏观调控,其力度、手段与朱(熔基)老板1993年的宏观调控并无二致。但在地方上所激起的反对声浪却比上一次小得多,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地方政府的势力和抗拒中央政府的决心已经大不如前。形势如此,地方领导就只有唯唯诺诺的份了,再也容不得他们冒充诸侯,打肿脸充胖子了。如果读者更加仔细一点就应该发现,以前在中国不时响起的"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决支持中央权威"这一类宣示,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已经消失多年了。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地方作为一种挑战中央的实力派系,可能已经暂时退出中国政治的历史舞台。

    孟子说,有智不如趁势。就高层政治态势而言,第四代核心胡锦涛可谓趁势之便,有时之助。要雨得雨,要风得风。胡锦涛不是克理斯玛,但却是一位运势极佳的福将。不过,以未来的眼光观察,胡锦涛在任期内也将面临一些非常棘手的任务。其中最有可能造成高层政治震撼的,就是权力继承问题。

    胡锦涛虽然有组阁权,但却没有继任者也就是下一届核心的指定权。江泽民是邓小平指定的,胡锦涛也是邓小平指定的。但江与胡的区别在于,后者必须在自己的任期内,对下一届中共领导人的产生负责。这个从1911年帝制废除之后在中国一直悬而未决的政治难题,将历史性的落在胡锦涛的身上。如无意外,胡锦涛的任期将在2012年结束,在这之前,也就是最迟2011年,胡锦涛必须为自己找到继承人,有点巧合的是,这个年份正好是辛亥革命100年。这不仅是对胡锦涛的大考,也是对中国百年发展的大考。
前面说过,胡锦涛在1992年刚刚50岁的时候就进入政治局常委行列,但纵观十六大之后的中国政治局常委中,却找不到一位50岁的"年轻人",这意味着,起码到现在,还没有一位被政治局集体认可的王储(下一届核心)出现。这个关键的空缺说明,江泽民没有被赋予指定下一届核心的权力。江泽民如此,胡锦涛就更不用说了,江泽民好歹是个核心,而胡锦涛却仅仅是个总书记。这从中共正式的说法中可以找到依据。在江泽民时代,中共的正式说法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而到了胡锦涛时代正式说法却变成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词之差,决非偶然。这意味着,胡锦涛这个核心,比江泽民这个核心无论在法定权力还是权威能力方面都要稍逊一筹。邓小平可以一口气指定两个核心,江泽民和胡锦涛纵然有心,也无力就做到这点了。威权加速递减,乃是现代社会不移之趋势,又岂是个人之力所能逆转?在这个意义上,核心模式是为邓小平所量身定作的。同一个核心模式,邓可以玩得游刃有余,江泽民就只能勉强维持,而到了胡锦涛,恐怕就要改改规矩,换换口味了。对于弱主而言,最好的办法还是寻求制度的保护。

    中共十七大届满之时,按照年龄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全部都将与胡锦涛一起退休。既然胡锦涛没有被赋予指定下一届核心的权力,那么胡锦涛的继承者就必然按照新的规则产生。依目前中共党内强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的趋势,这个新的规则一定是带有某种民主性质的选举或者协商方式。说穿了,所谓民主一定是在势均力敌的竞争中产生的。党内民主一开,社会上的民主就有可能风起云涌了。如何在党内民主开始的时候,保持秩序将是胡锦涛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所谓弱主,就是打破惯例、创设新制的能力较弱,但诡谲的是,胡锦涛这个弱主必须在其任期之内完成这个新制度的创设。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胡锦涛对此做好了准备。虽然有不少人观察到,胡锦涛上台之初,也大谈了几天宪法、党内民主(比如政治局向中共中央委员会述职之类)。但诚如我们所私下推测的那样,胡锦涛的这个民主试验很快就偃旗息鼓、没有下文了。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江泽民上台之初也大谈过一阵"民主集中制"的同样情形。不管胡锦涛是真心推动党内民主,还是为了在党内党外赢得民意而做秀,党内民主都将是一条陷阱密布的道路。2006年2月,一向以敢言着称的中国"冰点"周刊被停刊之后,主编李大同循党内民主程序正式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申诉,控告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相关负责人,并指控他们违反宪法及党章。这个"反常甚至是荒唐"的举动(之所以称其为反常,乃是人们从来就没有将党内民主程序当真过,所以很少有人像李大同那样真的提出申诉)对胡锦涛贯彻党内民主的真诚程度构成了考验。站在胡锦涛的角度,如果真的批准李大同按照党内民主程序走,那么先例一开,党内的申诉可能就会像雪片一样飞来,并进而裂解共产党的团结;如果不批准就会立即暴露出胡锦涛党内民主的虚伪性,结果不出所料,胡锦涛采取了让《冰点》复刊但主编撤职的折中办法,以个人批示的方式,迅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免引出更大的连锁反应。胡锦涛的这种暧昧态度,其实反应了他在党内民主上的巨大两难。党内民主好说不好做,一不留神,就会成为胡锦涛一笔重要的负资产。从现在的迹象看,胡锦涛已经视此为畏途。

    然而,中国自接受民主理念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民主不仅成为精英分子的文化潜意识,也成为大众的一种文化潜意识,这把瘾是一定要过的。当普罗大众都觉得民主是一种价值、一种善的时候(共产党虽然不敢搞民主,但却从来没有否定过民主价值)民主就变成了所谓历史潮流,历史的大趋势。如果你不让人们过这一把民主的瘾,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了。经济发展可以延缓民主化,但决不可能替代民主化,因为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玩过股票的人都知道,逆势操作有多么费劲。不管这个"势"是不是理性,也不管操作者有多么杰出,逆势操作都会头破血流。民主之"势",在中国一蓄百年,其发必猛。所以,不管民主有多么大的风险,胡锦涛都应该顺势而为,并将这个"势"引导到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而不是贻误时机,让其他潜在的权力竞争者借势。与顺势而为的风险相比,逆市操作的风险可能要大得多。就此而论,胡锦涛时代可能正是中国最高权力接近某种带有民主特征的规则性更替的关键过渡阶段。

    如果不出现出人意表的外力(比如经济崩溃、民族战争、金融危机等等)打击,胡锦涛的核心权力将很难受到有效挑战,作为中国政治最高枢纽的中共政治局也将在"保证不翻船"的底线上保持团结。邓小平如果能够有幸活到今天,他就暂时不必为"中央自己出问题"而担忧了。因为,胡锦涛的挑战已经不是来自政治局,而是来自于中南海之外。

四、软抵抗:官僚的狂欢

    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我们可以将其抽象为三种力量的博弈。即领袖层、官僚集团以及民众之间的博弈。我们所说的领袖层,就是集中了中国最高权力的中共政治局和那些位置已经接近政治局的具有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的政治官员。以这种标准计,中国领袖层人数充其量不超过百十人。所谓官僚集团指的是那些通过合法权力执行领袖层决策的党、政、军、企中握有实际权力的官员所构成的集团。这是一批世俗欲望(尤其是财富欲望)远远大于政治理想的俗人。更加宽泛一点定义,我们可以将那些1990年代之后逐渐被赎买的知识及企业精英所构成的准官僚阶层纳入其中--这些人和官僚精英一起奠定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精英政治的社会基础。我们所说的民众,则是指被权力支配的那一部分人。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领袖层对民众中所潜藏的破坏能量相当警惕。虽然有农村改革、西单民主墙时期与民众的短暂蜜月,但这种蜜月很快就烟消云散。及至1989年那一场刻骨铭心的事件之后,中国领袖层对民众的警惕更是上升为一种畏惧。共产党靠民众起家,当然不能明说他们并不信任民众,但在背地里,这却变成了一种支配着中国领袖层行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与此同时,改革之后一度被中国领袖层寄予厚望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在""之后被列入了"靠不住"的行列。虽然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部分知识分子被逐渐赎买,但其中经历相当长一段的冷冻时期。逼手逼脚之下,中国领袖层将其意志全部托付给了中国官僚集团。反过来说就是,官僚集团变成了中国领袖层可以实现其意志的惟一工具(注意:是惟一)。中国领袖层与官僚集团的这种关系,构成了一种类似于现代公司中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委托xx关系。如果我们将中国看成一个巨型企业,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在将中国改革政治中的几个参与者做以下角色分配:中国领袖层是老板、官僚集团就是经理层,而民众则是员工兼股东。这个抽象模型虽然挂一漏万,但却能够很好的解释中国转型期的政治博弈。

     1989年之后,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国领袖层的施政目标被逐渐窄化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在实践中进一步蜕化成GDP的增长,而受托实现这一目标的的经理人就是中国的官僚集团。中国官僚集团受托发动、组织、维持经济增长。

    在老板(中国的领袖层)的逻辑中,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将其类比为中国这个巨型企业的利润),经济增长的福利就能够自动惠及所有员工和股东(民众)。所以,只要作为经理人的官僚集团能够实现经济增长这个目标,那么官僚集团就是胜任的。即便在这个过程中,官僚集团从这个利润中多贪污一点,多收得一些不义之财,也是小节,不足挂齿。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中国领袖层一向是懂得这种驾驭之术的。这是在1989年之后中国的大老板(中国领袖层)与经理人(中国官僚集团)之间一直延续的一种默契。凭借这种默契,中国领袖层与官僚集团之间一直相安无事。不过,官僚集团显然是不仅仅满足于做最高领袖层的xx人的,它一定要想方设法利用这种xx权力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1989年之后组织、推动经济增长的实践中,中国官僚集团对xx业务日益"精湛",他们与老板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逐渐加大,老板(中国领袖层)因而也对经理层(中国官僚集团)越来越失去控制能力。

    1990年代中期之后,1992年狂飙突进的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能量逐渐衰退,中国这个巨型企业制造利润(经济增长)的能力也开始不断减弱。但不幸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官僚集团经理层在xx过程中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和胃口也不断膨胀。官僚集团及其外部合谋者不仅要将利润(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据为己有,甚至还要将属于股东和员工(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本来就已经相当可怜的份额据为己有。如此一来,中国政治在前改革时代的仍然可以勉强维系的局面就开始破裂了。

    概括中国官僚集团及其合谋者在1990年代至今的所作所为,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幅图景:基层官僚集团黑社会化、中级官僚的利益集团化、高级官僚集团的买办化。基层官僚权小责大,可供利用的合法资源非常稀薄,要想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包括权力和财富),就必须借助法外手段直接剥夺最底层的民众。这是中国基层官僚集团黑社会化的一个主要背景。2005年6月11日,河北定州市委书记和风在征地过程中雇佣300名黑社会成员,造成六名农民死亡、数十农民受伤的案件,非常典型的刻画了中国基层官僚集团逐渐黑社会化的特点。在中国基层,定州绝非孤例。与基层官僚集团相比,中国省市一级主要盘踞在大中城市的官僚集团则有逐渐形成牢固的分利集团的明显趋势。在中国黑龙江(田凤山案件)、辽宁(慕隋新案)等省份,省、市级干部成批量被抓的案件都是这种趋势的直接证明。这种分利集团虽然较少直接诉诸暴力,但他们毫无遮拦的利益最大化对民众福利的吞噬能力则远为剧烈。在最上一层,中国官僚集团则有与全球化力量合谋,进行跨国寻租,从而形成全球化官僚的趋势。全球化官僚更多的不是利用传统的寻租手段,而是利用全球化力量对旧有政治结构的嵌入甚至主动引入全球化力量,以创建新的寻租结构。这个过程虽然相当复杂而且总是掩盖在种种现代金融技巧之后,但其本质无非是将本来属于民众的福利拱手外献,并从中赚取xx费用。这与中、低级官僚集团挤压民众福利的作用并无二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这种寻租的难以识别,他们甚至比中低级官僚的掠夺更为剧烈。加入WTO之后的几年中,这种现象有逐渐蔓延的趋势。

    与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恶性扩张同步发生的,是老板(中国领袖层)要求经理层(官僚集团)上缴的份额也逐渐开始最大化。1990年代末期以迄于今,中国政府税收直线飙升就是这个最大化的形象说明。在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领袖层为了维系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刚性投入(这关乎老板本身的合法性)以及国防、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投入,在经济增长红利中所索取的份额也水涨船高。这两个刚性的最大化叠加、耦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作为员工、股东的中国民众的福利被压缩在极限甚至出现绝对的倒退。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民众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方面所遭受的剥夺,可能远远超过他们工资增长。也就是说,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相当规模的人群中出现了明显的福利倒退。在中国改革过程中,中国民众的福利本来就被设置在相当低的水准之上,倒霉的是,他们不仅碰到了一个左支右拙的老板,而且还碰上了一批贪婪无良的经理,两相夹击之下,难怪许多股东、员工要在生死线上浮沉了。

    虽然中国领袖层并非民选,在法理上也无需对民众负责,但他们仍然对民众负有某种最低限度的隐性责任,比如你不能搞得民众民不聊生,衣食难周。就像你不能搞得股东或者员工血本无归,颗粒不收一样。因为到这个时候,老板最低限度的合法性就难以维持了。换句话说,老板能不能继续当下去就会成为问题。这一点,在中国领袖层在那里叫做,稳定,或曰:注意人民对改革的承受能力。1990年代的中国改革,我们深刻见证了中国人顺民的一面,但顺民与暴民只是一体两面,俗话说,会咬人的狗不叫,中国顺民是不是有这种性格我们不得而知。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以现代食物技术之发达,信息技术之先进,将部分中国民众逼到不得不反的地步似乎并不容易。但1990年代末期以降中国农村以及偏僻城镇越来越频密、越来越暴烈的骚乱,不由得让我们对上述信条在中国的适用性颇感疑惑。我们疑惑,在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长率之下,怎么还会有如此之高的愤怒?我们疑惑,中国的官僚xx们究竟已将人们剥夺到了什么程度?

    对官僚集团这种敲骨吸髓的剥夺,中国的老板们多少是知情的。从逻辑上说,作为授权者的领袖层可以在任何时候解除官僚集团的权力,但是由于官僚集团是惟一的执行者,除此之外,别无分店,所以中国的领袖层在实际上几乎无法行使那种理论上的解雇权力。在当代中国,邓小平之后几乎不再有人能够以个人威权震慑和约束官僚集团,而领袖层鉴于对民众力量的畏惧,又无法通过民众以合法的方式来监督、约束官僚集团。正是参透了这一点,中国官僚集团才可以有恃无恐,一边受托,一边打劫,巧取豪夺几乎达到明火执仗的地步。到了这个地步,官僚集团在执行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就不再是一种理论上的推论,而是一种实践中的必然。这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的政治现实。显然,这是典型的委托xx问题在中国改革政治中的一次再现。

    2005年12月6日,在中国广东的汕尾市,地方当局出动装甲车等重武器射杀抗议民众。这次恶性事件不仅是1989年天安门之后最为恶劣的一次,也同样是中国的政治暴力在长期低迷之后开始复苏的一个强烈信号。在剥夺日深的当代中国,出现汕尾事件,丝毫都不让人惊奇,但作为一个检验中国领袖层对官僚集团的约束能力案例,汕尾事件却是一个极佳的观察窗口。汕尾事件发生后,中国领袖层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迅速严惩地方官僚,以平息民愤和国际舆论;另外一种则是装聋作哑,让事件自然平息。后一种处理方法,显然是对官僚阶层胡作非为的一种间接鼓励,其后果是刺激更多类似事件的发生。而前一种办法,则无异于自剪羽翼,瓦解官僚集团对领袖层本来就相当脆弱的向心力。更加重要的是,在汕尾这种具有特殊标签意义的事件中表态支持民众,惩罚官员,有可能形成一种领袖层支持社会自发动员的印象,这是中国领袖层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显然,胡锦涛及其同事面临着一种两难--一种胡锦涛时代中国领袖层可能经常会碰到的两难。不过,再难也要选择。不出意料,中国领袖层选择了难堪的沉默,而惩罚凶手更是完全不再提起。想当初,胡锦涛处理张文康及孟学农时是何等的雷厉风行,霹雳手段。但为什么时间过了不到两年,胡锦涛却变得如此畏手畏脚,进退失据?答案是,时机不同、性质不同。在北京,胡锦涛面对的是两个孤立的高级官员,恰好可以打虎树威,而在汕尾,胡锦涛面对的是整个官僚集团,则必须投鼠忌器。汕尾事件与北京SARS在性质上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可能触发广泛的社会动员,而后者不会有这种担心。这就是中国领袖层态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判若两人的谜底所在。同样的心理,在稍早之前发生的太石村事件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2005年7月,广东省番禺太石村村民通过合法程序罢免了村主任,但最后遭到地方当局的阉割。我们注意到,在太石村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代表中国领袖层意志的中国《人民日报》在2005年9月16日曾经发表文章,正面肯定太石村事件。该文说"普通农民懂得通过合法手段罢免不合民意的村官的现象,表明了在广东的某些农村地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受合法程序控制的民主生态已经初现端倪。" 然而,几乎在转瞬之间,中国领袖层就立即从这个立场上撤退,转而对地方当局的黑社会行为不闻不问。这种转变凸现了中国领袖层在民众与官僚集团之间进退维谷的深刻困境。在汕尾、在太石村,一个县级甚至村级官僚集团,在击溃不满民众的同时,也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政治局。这不啻于表明: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官僚集团正在彻底瘫痪领袖们的意志,中国领袖层对官僚集团的约束能力已经全线崩溃。一个看上去拥有无上权威的政治局在背地里却是如此虚弱,虽然不合常理,但却是中国政治的真实镜像。

    在某种意义上,所谓权威,就是超越正式权力的权力。它不需要使用,就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所谓不怒而自威。以这个标准看,中国今天的领袖层严重缺乏权威资源,有权而无威。邓小平没有任何正式职务也可以发动南巡,推动时局,而起后继者就只能靠位置赋予他们的权力来做事情。没有位置,一事无成。威权递减乃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之势,一定要在现代社会中搞威权治理,必然事倍功半,成本高昂。领袖层只能顺应大势,走出威权迷思,发展出某种法定的正式权力。改革之后,在政权技术官僚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领袖层逐渐发展出一套控制官僚们看上去比较科学的,因而也为各方所认可的"法定"权力。不过,即便这种正式权力,也因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被磨损殆尽。

    1992年之后,中国领袖层对下级官僚的一个主要控制手段是GDP指标的考核。谁制造的GDP高,谁获得政治奖赏的可能性就越高,谁获得提升的机会就越大。GDP指标不仅符合中国领袖层1992年之后唯经济增长的政治路线,在他们看来,这也是选拔干部惟一科学的定量依据。但中国的官僚集团不愧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职业官僚集团,他们玩起GDP这种现代玩意来,同样是炉火纯青。

    在早期,中国官僚还是使用最为传统的数字造假术(这和1958年大跃进时期各地方官员争放"卫星"的情景同工异曲),而到了1990年代末期,中国官僚集团则完全成为世界一流的GDP制造专家。与笨拙的数字造假不同,中国官僚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所制造的GDP完全是真实的,只不过,这种真实经常是以剥夺人民的未来福利为代价的。如果将外部性比如比如环境污染,土地收益流失等考虑进去,中国的所谓"发展"可能是负的。GDP在今天以政绩的形式体现出来了,但其成本却被推到了未来;GDP是真实的,但其福利效果却是负的。如此GDP,当然只能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随着中国内部自主增长能力的逐渐枯竭,中国官僚集团玩弄GDP的能力也逐渐臻于化境。在这个时期,中国官僚集团制造GDP的手段主要是以内部掠夺为特色的。

    从1990年代末期起,中国官僚集团将医疗、教育、房地产等公共品强行推入市场交易。由于这些公共品几乎是必需品,所谓"交易"就变成了完全失去了自由选择的强制和掠夺过程。考虑到房地产、教育、医疗等公共品在现代生活消费中所占的极高比例,这些与剥夺无异的市场化可以带动的交易规模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其制造GDP的能力与传统商品就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与环境污染、金融赤字等将外部性未来化不同,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所谓改革是在即期将外部性转嫁给其他人群。极少部分人的福利增加是以剥夺其他人群的福利为代价的。不过,剥夺归剥夺,但是它大大增加了交易,刺激了GDP,中国官僚集团想要的就是这个。这不但可以让他们的政治利益最大化(制造GDP以取悦上峰),也可以通过与外部合谋者的勾结让他们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两个最大化可以如此精妙的融为一体,你就不能不佩服中国官僚集团神奇的学习及适应能力了。他们不愧为一流的假帐高手。可以肯定,中国 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被巧妙偷换为完全属于官僚集团自己的经济增长。到这个时候,中国官僚集团所攫取的,就不再是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红利,而是超经济增长的赃物了。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观察到,中国官僚集团的剥夺可能正在迅速超越临界状态。顺便说一句,中国官员事实上的任期制度,意外地加剧了这种剥夺。因为每一个新官上任,就要放一把GDP的卫星,就要来一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旧戏码。一个人胃口再大,也总有被喂饱的时候,但如果一批又一批的饿汉上阵,那就肯定要鸡犬不宁了。凡制度都需要配套,在没有民主监督的情况下搞任期制度,自然会搞出画虎类犬的笑话。

    毫无疑问,正是上述种种"左手倒右手"的掠夺式交易--一场彻头彻尾的GDP骗局,维持了1990年代末期之后"中国奇迹"的玫瑰颜色。然而,中国领袖层几乎还未来得及享受这场"GDP奇迹"所带来的愉悦,民众就已经变得忍无可忍,纷纷开始以暴易暴了。直到这个时候,中国的老板们才发觉大事不妙,慌忙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口号。中国领袖层一定在疑惑:昨天还在高歌猛进,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危机四伏了呢?老板被经理们糊弄到这个地步,也真是可悲可叹。

    当然,中国的新老板并不是阿斗。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官僚体系失控的严重性。2006年年初,中国共产党的现任组织部长贺国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反思道: "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发展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在不少地方的人事任免和干部选拔中,最主要的依据就是GDP增长等硬邦邦的'政绩',一些地方因此出现了唯GDP增速论干部上下的简单做法。这样造成的不利后果,就是部分地方领导单纯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不顾长远协调发展,对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甚至为了'政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致使一些地方GDP增速虽快,但群众却无法分享发展成果,有的地方还因追求畸形发展背上沉重债务。"据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门准备在新一轮党政干部换届时,将使用一套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以约束和控制官僚行为。这一套新的考评体系,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通过引入群众满意度等新指标,尽量防止干部考察中容易出现的失真失实现象",以矫正1990年代以来唯GDP是从的极端倾向。不过,大致可以预计,这一套新发明,很快就会像共产党无数类似的新发明一样被束之高阁。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当一个地方官员的命运掌握在他的上级而不是在在地居民手上的时候,地方官员就只可能对他的上级负责,而不可能对在地的民意负责。要求受上级节制官僚对民众负责,当然只能是与虎谋皮。不解决权力来源的问题,就无法保证权力的使用问题。对于官僚集团来说,GDP只不过是权力滥用的一个手段,一个幌子而已。不要GDP,他们还会找到其他的手段,其他的幌子。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广泛流行GDP标准本身,也并非是地方官员发明的,而是中国领袖层自己发明的。地方官员不过是投其所好罢了。纵观1990以后的中国,中国领袖层对GDP速度的偏好一点都不亚于地方官员。GDP速度不仅是官僚的利益所在,更是中国老板们的利益所在。没有GDP的高速增长,中央税收远远超过GDP的线形需求就无法满足,中国最高层的赎买能力就迅速流失;没有GDP的高速增长,失业就会在现在现在的高危基础上迅速蔓延。而这些恰恰是脆弱的中国政治老板们最不能承受的痛苦。除非中国的政治领袖原因承担这种代价,否则,几乎可以打赌,他们将很快回到GDP标准上来。所谓中国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仅仅是某一项或者某几项特殊的经济政策失误所造成的,而是1989年之后岌岌可危的政治合法性对中国经济的一种内在要求。这就是说,不解除政治领袖的合法性焦虑,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只能被锁定在粗放方式上。这是中国领袖层或许还没有察觉但却深刻困扰着他们的又一个两难。在这种两难之中,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实际上已经陷入动辄得咎的境地。而随着矛盾的进一步积累,中国政治领袖们完全可能突然在某一天彻底失去腾挪余地,必须在民众和官僚之中择一而从。留给他们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

    非正式的权威和正式的权力既然都无法约束官僚集团,中国的领袖层大概就只能又回头在传统的道德资源中去寻求解决之道了。情况的发展正是如此。人们注意到,在上台后的短短两年多时间中,从"保先教育"到 "八荣八耻",中国领袖层已经将共产党传统的"整党整风"运动飞快地搞了两遍。形势之急,用心之苦,不在话下。

    坐困如此愁城,中国的老板们怎能不眉头紧锁,急火攻心呢?不过,这是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层正在遭遇的是一场无所不在的,与传统派系斗争大相径庭的软抵抗。这种分散的、消耗性的软抵抗根本不需要与领袖们正面冲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他们的意志于无形。面对这样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们纵有铁一般的意志和绝顶之智慧,又能如之奈何(回想一下那位曾经豪情万丈的朱熔基吧,在他离任的时候又是多么的形容憔悴,斗志全消)?胡锦涛可以轻松搞定政治局,但却无法搞定中南海之外的任何地方。套句共产党自己的老话就是,中国领袖层已经陷入了官僚软抵抗的汪洋大海之中。人曰"政不出中南海",此之谓也。孤独无助之感,莫此为甚。2004年,黑龙江鸡西市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为此,中国总理温家宝连续做了三次批示,但鸡西的地方官员一点都不给温家宝面子,直到温家宝派出国务院调查组,事件才算勉强落幕。在中国,类似鸡西这样的事件又何止成千上万,如果都件件都要勤政爱民的温总理批示甚至派出工作组,温总理办公室的编制恐怕得扩大一万倍才能解决问题。按照同样的标准扩张,中国中央政府的体积可能就会出现反祖现象,庞大得像头远古的恐龙。其人员之多、成本之巨,自不待言。

    的确,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非常顺利地继承了最高权力,他们甚至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加顺利。然而,此权力非彼权力,胡锦涛手上的权力已经是在邓小平,江泽民手上不断折旧过的权力。他与邓小平手上的权力、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同样是最高权力,但权力本身的效能已经大大降低。在新一代政治领袖自以为还可以对官僚集团令行禁止,吆三呵四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基本上被官僚集团架空,而成为官僚政权的囚徒。

    事实证明: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中,中国领袖层既解雇不了官僚经理们(在民主国家这种解雇权是通过定期选举来实现的),也控制不了官僚们。这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经典的委托xx灾难。

    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领袖们表现出了越来越技术官僚化的趋势,而到了胡温时代,这种技术官僚的特征则更加突出。技术官僚的优势在于:他们能够在给定的体制约束和给定的社会环境之下用最理性的方式提出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而其劣势则在于他们很少有能力打破现有的体制约束条件,创造出更好的体制环境。他们往往可以在现有体制给定的条件下将自己的行政长才发挥到极至,但却根本无力触动现有体制。在这方面,中国前任总理朱熔基以及现任总理温家宝都是杰出的代表人物。然而,以一己之能与体制搏斗,必然是逆水行舟,徒劳无功。正所谓:愁煞人,天不管。总有一天,中国的政治老板们会被他们任命的官僚经理们拖垮,在耗尽最后一丝力气之后猛然不支倒地。

    其实,中国的政治老板们原本可以不这么孤独,也完全没有必要如此事必躬亲、劳神费力。他们完全可以将控制、监管、解雇官僚的权力交给民众。然而,民众真的可靠吗?

五、危险的大众?

    以民众的力量(包括能够反应民意的媒体)限制、约束官僚行为乃是现代政治的常态。民众用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来消解官僚的权力的滥用,是现代政治中一个被证明非常有效的游戏规则。之所以说有效,是因为它能降低成本,否则,事事都要老板监督,中国政府就会成为一个头颅(决策机构)与身体(执行机构)一样巨大的怪物。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监督权和约束权力交给民众是政治现代化中的一种逻辑以及财政上的必然。这种安排,除了大大减轻政治领袖们的职能之外,也可以使他们能够专司"董事会"的决策功能。然而,逻辑仅仅是逻辑,它不能代表真实,尤其不代表中国的真实。

    在中国,对于民众的力量,中国领袖层却一直心存戒惧。由于“文革”和“6.4”,中国的政治老板们饱偿"民乱",可谓吃尽苦头,留下了相当深的心理阴影。在这样一种心理基础之上,中国领袖在1989年之后对民众力量一直采取抑制政策。具体的策略分为以下两种:一是让民众不敢,二是让民众不能。所谓"不敢",就是不惜采取武力镇压措施,以维持一种心理上的威慑。"6.4"是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也达到最大限度的心理威慑效果。"6.4"之后,这种极端的例子虽然不再发生,但小规模的暴力镇压事件并不鲜见,武力威慑的政策也未曾稍有放松。不过,当局要让民众畏惧,也是有极限的。那就是不能把民众被逼入机会成本为零的境地。也就是说,不能让民众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地步。到那时候,就可能出现人们最耳熟能详的所谓"民不畏死"的超边际选择,民众的"不敢"就变成"只能"了。将所有民众都逼得走投无路当然是很难发生的,但将部分民众逼到不得不反的墙角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一个如此繁荣的盛世,将民众逼得走投无路,肯定会被认为是耸人听闻。但1990年代以来中国频繁爆发的暴力抗议活动,成群结队的上访人潮,都能证明我们所言不虚。或许,这些被逼铤而走险的人只是一小部分人,但揆诸真实的历史,又有那一次朝代更替是在所有人都活不下去,所有人都开始铤而走险之后才发生的呢?又有那一次革命,不是一小点星火(偶然事件)抛进了一捆干柴(社会的普遍不满)从而引发了一场不期而至的冲天大火呢?辛亥革命在被历史描述成一场史诗,但他不过是几个不满调遣的新军官兵一时冲动而引发的一场巨大的链式反应而已。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这几个低级军官的一时义愤之举,竟然在几十天内就颠覆了有几千年传统的王朝。看看今天繁荣表象之下的中国,又何尝没有储备足够燃起一场冲天大火的能量呢?在这里,历史并没有什么不同。

    今日中国,官僚集团及其外部合谋者的剥夺已经达到相当令人窒息的地步,出现几个搏命的秀才加上一群亡命的穷人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件一旦过于频繁,就会将政治领袖搞得神经兮兮,坐卧不安。既然民众"不敢"的条件正在逐渐丧失,那么接下来的手段就是要让民众"不能"。所谓"不能",就是褫夺民众抗拒官僚的能力,尤其是组织起来的能力。在中国的政治词汇中,"有组织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定语。其背后之潜台词则是:组织是动员的基础。有组织就可能形成动员,一动员就可能群起而效仿,成星火燎原之势。所以,一定要将民众抑制在无组织的状态,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要将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比之"不敢",让民众"不能"的代价可谓巨大。你必须在各个层级增加警力,扩充装备,(这正是中国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必须面对强力官僚部门不断抬高的预算要价,直至变成一个警察国家。社会控制是需要成本的,对中国这样抗议频生的巨型社会实施警察控制则尤其如此。以现在中国现在各级政府警察成本不断增长的趋势,社会控制所带来的成本总有一天会拖垮财政(中国税收不断飙升这一问题在财政上的体现)。分析任何一个政府的崩溃,财政垮台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现在大多数抗议仍然发生在中国农村,如果这个趋势向中心城市蔓延(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中国社会控制成本将会在现有基础上暴涨。而这种成本带来的大多是负效的GDP。许多人都在中国城市中发现了一个与众(众多其他国家)不同的现象:家家户户都装有钢制的防盗门、防盗窗。这种巨大的需求带动了一个行业的畅旺。但深究之下,这个繁荣行业带来却完全是负的福利效果。它不仅浪费了巨量的钢材,消耗了宝贵的能源,但换来的却是完全可以通过社会和解而轻松得到的福利。在这个意义上,现在被人广为诟病的中国粗放增长模式就是这种政治治理方式的后果之一。由此可见,不断增加社会控制的成本不仅是负效的,而且也是不可持续的。一言以蔽之,让民众"不能",可能导致财政上难以承受的成本,很难免于最后的崩溃。

    既如此,最为明智的办法就是让民众"不愿",即民众不愿意起来造反。日子过的舒舒服服的,又有谁愿意提头闹革命呢?有人凭借一种浅薄的理论想象,将中国民众描绘成暴民--一群一有机会就可能打家劫舍,兴风作浪的痞子,一群一有机会就要摧毁国家机器的暴徒,并煞有介事地警告国人要警惕暴民政治。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想象而已,没有人天生就是暴民。暴民往往是暴政的产物,它与暴政往往是孪生姐妹。在今天中国,我们的确发现了暴政与暴民相互激荡而酿成灾难性正反馈的诸多迹象,但是,历史并必有所谓必然,困锁也同样是可以慢慢解开的。在当下,让民众"不愿"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官僚集团减少剥夺。完全消除剥夺过于理想,但减轻剥夺的程度则是可以做到的。这当然不能靠政治老板对官僚集团的道德劝诫,也不能指望他们对官僚集团的管束,这些统统都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所以,剩下的惟一办法,就是让民众自己获得力量,与剥夺者之间形成某种均势。而民众要获得力量,就必须让他们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加强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在整个政治结构中的谈判力量,从基层开始减轻剥夺。民众在所有的地方扞卫自己的利益,才能真正消解无处不在的官僚剥夺。

    在中国领袖层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认为有组织的力量比无序的力量更危险。但其实,对无序力量实施社会控制成本相当高昂。试图想象一下,当你找不到破坏者,但破坏者却无处不在地时候,你会怎么办?结果当然是,你会在所有环节上加强防范。长此以往,治理者的心理和财务成本恐怕都会达到极限。而如果与有组织的民众打交道,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不仅谈判目标明确,支付的成本也一目了然。这其实是将民众疏导到有序状态的最好办法。所以,"有组织"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是治理者之福,社会之福。真正危险的不是大众,而是无组织因而也必然是无序的大众,一个愤怒但却无处发泄的大众。那才真正是社会之祸。当然,站在中国政治老板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种计算:民众既然可以组织起来约束官僚,就可以组织起来约束自己,既然可以解雇基层官僚,就可以解雇最高当权者自己。在中国最高权力者的逻辑链条中,这是一个死结。说到底,是中国政老板对自己权力来源一种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在这样一种考量中,中国领袖几乎本能地将自己和官僚集团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看作是一个共生的结构。也正是洞悉了领袖层的这个软肋,中国的官僚集团才敢于肆无忌惮的绑架老板,毫无顾虑地剥夺民众。官僚集团可以不管身后洪水滔滔,但是天子们却必须要考虑天下社稷,百姓苍生。中国领袖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分野就在这里。合法性连接在一起,但利益却各不相同,这个当代中国不易察觉的政治悖论,也正是中国领袖们最大的困扰所在。摆在中国政治领袖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听任官僚在合法性问题上继续绑架自己,不断挥霍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将民族逼入历史的死角,另外一种则是,斩断自己与官僚集团的合法性连接,让自己有更多的腾挪余地。前一种是拖时间的办法,最终不免一劫;后一种则可能走出历史的纠缠,开启中国政治的良性循环之路。事实上,今天中国政治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解决合法性问题,而是解决官僚集团的剥夺问题,不是民众与领袖层的冲突,而是民众与官僚集团的冲突。换言之,民众要的是利益,而不是政权。只要给予他们可以有尊严生活的福利,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可能变得超乎想象的温和、理性甚至保守。在这个方面,共产党的手下败将国民党提供了非常好的历史教材。在台湾,国民党政权在总统选举之前很早就开放了基层(包括县市长)选举,但这一过程,并没有引发整个社会的激进动员。相反,它为最后的民主化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而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国民党是背着所谓"外来政权"的包袱来推动这种政治转型的。稍有不慎,整个政权架构就可能崩裂解体。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中国领袖们虽然有大量包袱,但起码没有背负"外来政权"的包袱。在整个中国政治转型的顺序中,基层民主是一个重要的环扣,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将基层(首先是农村县乡级,基层虽然不是中国剥夺最烈的地方,但却是最具有爆炸性的地方)的问题让基层自己解决,让民众在民主中学习民主,不仅可以部分缓解剥夺所带来的社会不满,走出中国良性循环的第一步,也可以将领袖的合法性与官僚集团逐渐切割、脱钩。在中国的政治xx链条中,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悖论,由于官僚并不对在地居民负责,而是对上级甚至远隔千里之外的更高级官员负责。而在理论上对民众负责的中国政治领袖们,又必须通过他们无法约束的官僚xx工具来履行这种责任,这样,实际上就造成了领袖根本无法对民众负责的情况。建立基层民主和自治,就是要建立官僚对在地居民切实负责的政治架构,打破中国现在的政治xx悖论。

    大多数评论家在谈论中国政治变革的时候,都着眼于上层,甚至仅仅着眼于中国共产党。这当然是中国政治本身的某种逻辑所决定的。但问题在于,没有底层的民主生活,上层的民主是不可能持久的,而有了底层坚实的民主基础,上层的民主其实迟早都会到来,所谓水到渠成是也。从本质上看,民主是一种大众的生活方式,而所谓普选、投票之类只不过是由这种生活方式浸润、衍生而成的有形政治结构。有稳定的基层政治秩序,即便上层秩序崩裂,大众的生活的也会完好如初。在中国基层重建民主与自治,就是重建中国社会已经被彻底碾碎了的自我组织能力。

    与中国1970年代末期的农村改革不同,中国的基层民主不可能像土地承包制那样可以立即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收到立竿见影的奇效,因而也不可能像GDP那样有明确的衡量标准,并迅速加强本身的合法性。相反,它看上去很可能是乱糟糟的。除非中国的政治领袖在意识形态上确立民主的价值,并用最大的决心加以保护,否则,中国的基层民主将随时都可能夭折。民主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政治领袖才对基层民主犹疑不决,起步多年却仍然在起点原地踏步),它着眼的是对资源以及经济成果的更公平的分配,并由此培育社会正义和社会和谐。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一个社会得以被结构的隐形地基,是创造价值的价值。在经过30年代的改革之后,今天中国所奇缺的并不是创造更多利润的动力,最缺乏的是对利润更加公平的分配机制(而这种不公平分配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内需不足以及经济结构畸形的关键原因),基层民主正好可以弥补这种机制的稀缺。1989年之后,中国一直采取的是"政治问题,经济解决"的办法,但现在我们恐怕得的掉过头来,采取一点"经济问题,政治解决"的办法了。在胡锦涛时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任务,已经从全力推动、维护经济发展的单一目标中退出,必须开始解决更为棘手的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社会分裂等同时出现的多重挑战。而这些任务的完成,单纯的经济改革已经力有不逮,需要中国政治制度实现切实的转换。时代不同,任务不同,中国政治制度正是从这种新的时代压力中获得了充足的转型动力。1989年之后,中国的上层斗争彻底消停了,但十多年之后,中国基层却正在着火。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基层民主和自治,已是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

    很多年以来,我一直有跟出租车司机交谈的习惯。在大量的非正式采访中,我吃惊的发现,他们中间理解民主,并认同民主价值的人数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什么叫历史潮流?这就是历史潮流。很多人低估中国基层民主的动力和可能性。但在我们看来,中国基层民主的条件已经烂熟。有这种基础,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就必定带有某种民主性质,不管你如何称呼它。时势如此,如果还只身相抗,那就不是明智的政治家了。时变而法不变者,乱。今日中国,时已变,势已变,惟独法不变。基层民主,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可塑性(或者称之为"可改革性")的一块试金石,如果基层民主都不敢或者无法推进,我们就大致可以判定: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已经失去了最低限度的弹性,其后果就是现体制在压力下的整体性崩裂。

    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中国,惟一比经济增长更快的是民众的怨恨和愤怒。对于一直沉溺于经济神话中的中国政治领袖来说,这一点多少有点始料不及。虽然我们无法定量测算中国社会中所积累的愤怒情绪,但就我们的观察而言,今天中国民众中所积累的能量已经远非"文革"前可比。现在绝大多数人"看到"的"文革",实际上是"文革"受害者描述的"文革",是一个经过加工后的"文革"。撇开高层权力斗争的维度,"文革"的另外一张面孔,是大众对官僚体系的反抗。作为一种强劲的动力,1949年之后在大众中压抑多年的对官僚的不满,借助高层权力斗争打开的缺口,像潮水一般汹涌而出。这就是发生在中国1960年代中期的"文革"。而后来的人们所记住的"文革",仅仅是无情纷争的高层,凶残迷狂的大众。将"文革"仅仅描述成"权力斗争+大众疯狂"不仅相当肤浅,也会让我们遗漏重要的历史心得。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中国改革时期的意识形态故意遮蔽"文革"的部分真相,才让中国改革在牺牲大众利益方面走得如此之远。继"文革"险胜,"6.4"大胜之后,中国官僚利益联盟在1989年之后的改革中,将利益的天平狠狠地拽向了自己一边。就对大众的掠夺而论,30年改革时期已经远远超过文革前的17年。难怪有人大声发问:改革会变成"武革"吗?这种剥夺甚至远非1949年之前可比。因此,其积累的反弹能量也远非那两个历史时期相比。一位下岗之后靠开黑车谋生的中共党员,在一路痛诉了社会的种种不公之后,在临下车时候非常认真地请求我这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以后你们搞什么组织一定要带上我。"显然,这是一股不断膨胀,正在四处寻找突破口的地火。一有机会,它们就可能喷涌而出,汇成滚滚洪流。这种能量既可以引爆一场无序而惨烈的动荡,也可能成为一场深刻变革的巨大推力。

    透视当今的中国政治情势,我们可以看到三把熊熊燃烧的大火:官僚利益集团欲火焚身,大众怒火中烧,政治领袖急火攻心。遭两面夹击的中国领袖层,虽然名义上握有最高权力,但却左右为难,完全找不到着力之处。灭大众之火,则官僚之火更炽,并最终将自己拖下水;灭官僚之火,则大老板断手断脚、自剪羽翼。面对如此困局,中国政治领袖们既然无法釜底抽薪,只好满足于不断地扬汤止沸疗法。除了一个正在逐渐变色而且随时可能彻底变色的"经济奇迹"之外,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上继承的唯一遗产,就是一个强大的官僚体系。除此之外,别无长物。官僚体系作为中国政治领袖们的惟一xx力量和执政工具,江泽民必须依靠它,胡锦涛也必须依靠它。所谓江规胡随,并不是胡要随,而是胡不得不随。然而,这个曾经创造了中国GDP神话的官僚体系,在长达30年代的转型中也逐渐累积了巨大的自毁力量。对于这种不断扩张的结构性自爆力量,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并迅速拆除其引信。当务之急是,必须在官僚合法性与领袖合法性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以防止火势向最高层蔓延,使整个秩序结构同步崩溃,与此同时,必须通过基层民主和自治,重建中国社会的基层秩序,以消解官僚体系力量的泡沫式扩张。否则,一旦官僚体系的权力泡沫因为扩展到极限而破裂,就可能同时炸毁下层和上层秩序,而陷整个中国社会于又一次悲惨的治乱循环。

    所幸的是,在中国官僚体系的合法性危机全面转化为中国政治领袖的合法性危机之间有一个时间差。中国大众政治文化中,历来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即贪官是坏的但是皇帝是好的。这种政治文化体现在今天,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种抱怨:"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下面的执行走了样。"民众这种对高层与官僚的区别对待,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却意外地保护了中国政治领袖们的合法性。目下的中国,官僚体系已经处于全面的合法性危机之中,但传统政治文化的保护膜仍然全力维护着最高权力者的合法性。对于中国的政治领袖们来说,这是历史赐予他们的一个极其宝贵的时间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未来几年,将是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能否摆脱体制惯性,创造奇迹的关键时段,也是我们观察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重要的时间之窗。

    出于历史的逼迫,中国在胡锦涛时代出现重大转折的概率相当之高。但种种迹象的确让我们担心,中国政治正在逐渐丧失和平政治转型的条件。所有改革的经验都表明,被迫改革的时候,总是领袖们最为脆弱的时候,利益集团最为疯狂的时候,民众最为暴烈的时候。所有异像,由模糊而清晰,都齐齐集于今日。中国,将面对怎样的未来?


 

 

 

文化缺失与精英养成

北京大学教授 孔庆东

2010-09-05

一、 思想观念的错位理解

  有文化的无技术,懂技术的乏文化,文化与科技之间的割裂,这一现象近30年来在中国表现突出。

  为什么这一矛盾表现得比较突出?因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过分突出了技术,偏离了科学技术的原始轨道。大家常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当然能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但是由于缺乏配套的相关阐释,所以当我们满口都是科学的时候,意下所指多半却是技术。从传统观念出发,我们又误把一些技术上的进步当成了科学的进步。 “科”、“技”之间不但混淆颠倒,而且我们人为地把科技抽离出文化之外。很多人理解的百花齐放、多元化,实际上是认为这些一个一个的元,一朵一朵的花儿是互不相依的,能够独自存在、发展,这其实从根本上就背离了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把科技从文化中单独抽离出来,虽利在一时,所产生的恶果却遍及今日的各个领域,也正造成了上文所述的科技与文化的矛盾。

  我们现在已经在技术的小道上歧路亡羊了,正需要重新回来讨论什么是文化。今天所谓的“文化”大都是贴标签的“文化”。一提起弘扬传统文化,就特地让孩子们去读四书五经,读《三字经》、《千字文》,认为这就有文化了。这种理解其实是狭义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知道自己没文化?就是因为我们对文化的狭义理解,没有厘清文化的概念。社会上很多领导干部,单纯认为文化就是文凭,将文化等同于文凭,导致一些人用文凭去掩盖没文化的事实。我很赞赏李瑞环同志,他的履历表上就写着中学毕业,堂堂正正,不以文凭自高身价,而用具体的领导业绩说话。领导得好,高中文凭也可以;领导得不好,博士头衔也没用。所以我觉得李瑞环就懂什么叫文化。泛东亚地区,如台湾、香港、韩国,长期被目之为比我们有文化,其实这说的多半都是文凭。真正有文化的表现是怎么对待别人,怎么做事。台湾要是懂得传统文化,要是懂得“忠孝”二字,就不会出现台独。国民党、民进党两个党都是没文化的党,不要看它党内有很多教授,就认为他有文化,那是两回事。

  所谓文化,是一种境界,是一种眼光,是把所有的具体技术能够整合起来的一种综合素养。倘若整合不起来,一切都是照猫画虎,屠龙之术就成了雕虫小技。中国人写不出《寂静的春天》这种集科技与文化于一体的名著,就是因为现在的人都活在一个个小格子里,邻近的格子里是什么他都不去看。比如我们北大中文系有文学专业,有语言学专业,有古文献专业,很多老师长期不知道同事在研究什么,也不去关注有什么重大成果。我们并不是说要向专业以外看齐,而是说如果留心了同事在干什么,最近有什么成就,可能你了解十个别人的成果,其中就有一个对自己的工作有启发。有了这种眼光,才能成为有文化的学者。不然,做学问只是照着做,导师写了一篇研究闻一多的论文,学生学着写一篇研究朱自清的,那样实际在学术上没有任何突破。其实广大高校老师也很想突破,学者们也很想创新,不是自己没有创新的欲望,而是束手无策,因为我们现在缺乏那种心胸与眼光。

  如果深入剖析,其实有文化的人未必没技术。如果一个人真的有文化,他一定是有技术的,至少也有一技之长。因为他要达到山尖,必然至少通过一条道才能登顶,只会随便在路上乱蹿的人是到不了山顶的。所以我觉得今天主要的问题是有技术的没文化,不是技术的问题,根本在于文化上。从统计学的意义上看,中国近年来不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领域,论文数量、实验报告、理论数据、重大项目似乎都有很多成就,蔚为大观,可是实际上没有多少真正能够转化为社会成果,增加人民对生活的幸福感。大部分都是抄来抄去,搬来搬去,“放卫星”。我们现阶段已经没有资格去批评前人的“放卫星”了,因为我们就处在一个“放卫星”的阶段,放的都还是技术“卫星”。中央政府也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也号召大家都来创新,但是如果就局限在技术领域,创新是出不来的。失去了文化,技术本身不可能有所突破。北大的王选教授,为什么能实现创新?就是因为有文化。他那一代人打通文理工,首先对汉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觉就很深厚;再者,他是学数学出身的,不是学计算机的。计算机只是一个技术,而他学数学的,又对文化有感情,因此就知道这个技术怎么用,往哪儿用,知道如何把计算机技术与文化结合起来。所以王选教授成为“当代毕升”不是偶然的,这是那个时代的人才培养结构所决定的。即使北大不出王选,别的科研部门也会出这样的顶尖人才,因为时代积累到了出人才的程度与阶段了。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在技术上获得了巨大成就,各行各业都有一流的技术人才,为什么最终没有创造出一流的成果?现在全民疯狂地学英语,很多人外语比前人说得流利,可是外国名著的翻译越来越差;京剧演员唱得也较以前有味,扮相更加俊美,可是拿不出好的作品段子来,唱来唱去都是四大名旦的老戏,自己的技术白费了。四大名旦当初靠的可不是模仿,而是创新。他能创新,是因为他有文化。你别看你是什么戏曲学院硕士毕业的,其实你跟梅兰芳比,你没有他有学问,你没有他有文化,尽管他没上过大学。所以,我觉得解决科学技术上的疑难杂症要从文化维度入手,最后还要落实到文化领域中去,不能再把技术简单地抽离出来。

二、教育层面的环境误导

  教育层面上我们也缺少培养顶尖人才的环境,很少考虑到深层的文化问题,往往把知识都拆分成一格一格的来让学生学。从中学开始,依照高考分文理科,学生在分科之前先就有一个文理科的趋向,然后想读理工科的就不怎么学文科的东西。又由于整个国家偏重理工科,导致很多学习不好的孩子去考文科,他们觉得文科容易点,却不想这样后果非常严重。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在修文科,我们正好相反,最聪明的孩子都被弄去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完了再出国,白白拱手把人才送给了外国。不仅如此,我们的家长都鼓励孩子小小年纪就去学那些所谓“有用”的东西,而不知道这些“有用”的东西适用期常常很短,比如今天出的计算机教程明年就没用了,由于没有文化底蕴,毕业之后科技飞速发展了,那些“有用”的已经没有什么用了。而对传世经典著作,家长都认为没什么用,说长大以后有空再读。事实上一个人不可能到40岁重新去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就像补钙一样,在青少年时候就要补到身体里头的,长大后多数人是不可能有空读名著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国家跟教育方针配套的教学和考试都加重了这个趋势。比如语文教学和语文考试,本应该是以整体滋润为主,不是以分解灌输为主,可是为了考试,学校里的教学硬是把一个活生生的文学作品肢解成许许多多的细节,把每一个细节讲得天花乱坠。不能说讲的都没道理,可能有一点道理,但总体上是一种过度阐释。这种过度阐释在学术界可能有用,但是对中学生来说是没用的。学者之间用很多术语来探讨问题,这些并不客观存在的术语只是一个工具,把这些工具下移到中学是就是过度。我们传统语文教学就是整体认知,觉得这首诗好就反复吟咏,有问题提出来老师解答,没有问题,吟咏过、背下来然后就可以去模仿写诗。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写诗,但是会回答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这里展现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这些问题看上去好像是技术性的,实际上恰恰是最没有技术的。老庄的思想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我们恰恰忽略了大用,专弄一些小用,这些小用往往进大学后就再也用不着了,因为中学的那点东西,到了大学老师根本不讲,所以说没什么用。


  我现在参与的一些语文课程改革工作,就是希望从这方面入手,逐步纠正这种毛病,不要把语文考试混同于其他知识性、技术性的考试,把所有的题目都分解成ABCD让学生去选,最后就把学生的语文素养扼杀掉了。我也看了其他科目的试卷,存在同样的问题,都是在培养学生的盲人摸象的能力,就是把自己摸到的这一块尽量地说得漂亮,然而却忽略了对整体的认知。

  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所有的国家几乎都出现了这个情况,但是西方国家好在它们的学者对此早有警惕。比如说美国,他的命运实际上就掌握在一万多个精英里面,为了这一万多个精英,他起码要培养几十万的精英,他有几十万人或者上百万人是真的打通文史哲,打通数理化,甚至从文化到科学到技术都能打通,一个民族要有这么一个精英团队,去领导那些文化不那么高的各行各业的纯技术人才,所以他这个国家发展得比较健康。中国说向外国学习,没有学到人家的真谛,不知道什么是人家真正的宝贵经验。现在顶尖人才越来越少,什么是顶尖人才?就是有文化的综合型人才,就是像王选、华罗庚这样的,我们现在就缺乏这样的人才。现在是惟数据至上,每年培养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全世界第一,好像再过几年中国发表的论文也全世界第一了,人口基数这么大,这些数据都是自欺欺人。中国现在最缺乏的不是大学生,而是专科生和技术工人。工厂里的工人多是简单的打工者,少见高级的“技术大拿”,过去,技术大拿是很受人尊敬的,作用也是很大的,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能够代替的。

  高端的技术人才少出、难出,跟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的知识结构有关。长期以来,领导班子当中大量的技术人员扎堆,不是说技术人员不能担任领导,而是说一个领导集体里边技术人员的比例应该是进行科学调配的。发达国家的领导班子,不可能全部由技术人员来构成。不是要学习美国嘛,你看美国,人家宁肯选一个演员来当总统,也不选一个技术员来当总统,因为演员通过扮演人物,他能体会人间的道理,他是有视野的,有大局观的。最近中国各级领导班子有所调整,但是力度还不够。因为一个健全的领导班子的构成不是加法的关系,不是一个工科再加一个理科、文科,而是让大多数官员既有自己的专业,又能拥有超越自己的专业去看问题的视野。以前批评“政治挂帅”、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这样领导的确会出问题,但是进一步思考,内行领导内行就一定相安无事吗?内行领导内行也会出现问题的,如果这个内行也是一个纯技术官僚,就只重视自己的专业,没有一个整体的全局视野,有时候可能还不如外行。相反,二流、三流学者当领导可能效果会好,因为他们的视野更开阔,工作做得也会更平衡一些。我去过很多单位,接触过很多领域,发现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不仅导致文化氛围受损害,而且技术也连带止步不前,在这种情况下出不了真正的技术人才。

三、通识教育的矫枉之弊

  通识教育兴起于西方,旨在填补分科教育的盲区,培养文理兼通的人才。国内大学近年来师法通识教育的想法是好的,至少说明我们发现了问题,所以才想超越学科界限,培养整体型的综合人才。但问题是北大的元培实验班,还有其他学校的一些所谓国学班,在具体的课程实施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大家还是用加法的思维来理解通识教育。比如元培学院以为,请中文系老师、历史系老师、哲学系老师来分别讲讲课,就能培养出兼通三系的博学人才了,其实不对。元培学院搞了这么多年,对北大来说,招生的魅力恐怕盖过了实际的初衷,就人文方向而言,它远远不如文史哲任何一个系,因为博学的人才不是那样塑造出来的。比如说《史记》,你能说它只是历史著作吗?它同时也属于文学范畴。我们古代的很多典籍,无法简单归类,往往都是跨学科的,所以需要整体认知再融汇进自己的精神生命中,而不是搞成文史哲几大版块来分别灌输。今天人文专业出来的著名学者,凡是真正有成就的,他都是能够自觉自悟。比如中文系的李零老师,很多人认为他是历史系的,我一说,他们知道是中文系的就很吃惊,“啊!你们中文系的学者怎么懂那么多东西?”我说为什么不能啊,你看我们现在中文系的学者,古代有李零,当代有韩毓海,不但是打通文史哲,还打通政经法。这就是我们的古人做学问的路子,古人做学问本来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今天上点哲学课明天上点历史课那样培养的。整体认知而非分科灌输,这就是文化与技术的一个显著差异。
  很多人都被现代专业分科洗了脑,他认为你要是文学专家,肯定会风花雪月,却不相信你对经济、政治能有深刻的观察。事实上,我们中文系的老师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做出成就,比如陈平原老师研究大学教育,他就先有一个文化视野,然后再深入进去挖掘材料,做出独特的学问。单纯教育专业的老师,太把那个专业知识当成技术,其差别就在这儿。这种整体的视野犹如武侠小说里边说的内功,要先练内功、练好内功才能外家拳脚挥洒自如。我有一个同学现任哈佛基金会副总裁,他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基金会总裁还有几个部门主管,本科全是文学专业出身,就没有一个学金融、经济的,这些职位按理说应该是金融、管理出身的人执掌。他们的履历几乎清一色都是本科学文学,然后读硕士博士的时候,再跨专业研习金融、MBA,而且现在工作这么忙,还能抽出时间读伏尔泰、斯坦贝克的作品。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学金融管理的人在担任高级职位?原因很简单,金融管理专业训练出来的人现在都在当中层干部。而他们当年学文学的时候,老师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去培养他。他们也不是像中学教学那样去分裂地学习,而是通过梳理文史哲经典的精神脉络,去体悟人情物理,然后就能举一反三、见微知著了,如同古人所说,“人情练达即文章”。
  实际上我们不用事事惟求功利,亦不用刻意去培养学生向某个方向发展,要做的就是把学生的底子打好。古代教育就是如此。老师没有培养学生去干什么,就是培养你读圣贤书,圣贤书读完了你去科举考试,考中了朝廷就派你去做官,朝廷从来没有考虑你能不能做这个官,没有质疑过你的能力,就认为你肯定能行。逻辑很简单,基础打得好,具体的操作就很容易。对大学而言,各个院系、专业当然也都担负着不同的任务,起码文史哲的培养方向应该是这样,培养得要笼统一些,更加注重基础一些,要相信基础雄厚未必不利于一个人实用口径的扩大。

四、今天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北大要培养的理想人才应该是分层次的,因为北大不可能完全培养精英。
  在最底端应该培养普通的人才,有一半或者说三分之二强的学生跟其他大学优秀的学生是一样的,他们属于合格的社会实用型人才,能为社会做贡献,有一技之长,可以解决自己的生存与生活问题。
  还有一部分(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应该就是真正的精英,他们是拥有综合性的视野,超越个人生活需要与所学专业,在个人生活不成问题之后,能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当然自身的专业就是帮助自己悟道的一条途径。
  最后一部分就是顶尖的精英,他们是为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为全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比如以前我们有王选这样顶尖的大师,有1965年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样顶尖的科技突破,未来的规划中应该培养出匹配的顶尖精英。
  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著名演讲里一再重申泥土比天才更可贵,所以我们北大的教学要为培养这三种人才去设计一个有层次的平台,其底线要保证我们的学生走上社会至少是一个优秀的实用性人才。当然要留出一些空间来,并且要创造对应的条件,为那些有可能成为特殊型、卓越型顶尖人才的学生提供沃土。
  理论上,从中国悠长的历史和深厚的积累来讲,顶尖精英应该是能出的。除了文化与科技的割裂,还有什么原因阻碍了顶尖精英最终没有出现?毛泽东时代英才辈出,包括八十年代很多的杰出人才其实都是毛时代受的教育,陈景润、王选就是典型。我们不禁发问,1978年以后培养的人才现在都在干什么?令我们汗颜的是竟然说不出几个名字来。三十多年过去了,应该出顶尖精英了,可是没有出,应该有一些拿得出手的东西了,可是只有一堆尴尬的论著。在技术层面上我们都超过了老师,因为八十年代大学生受教育的环境好,古今中外的资料都可以接触,但是现在却没做出比肩前人的成就来,简单地发牢骚,骂国家不好政府不好,都无济于事。虽然我们很多物质条件都比前一代强,但是有一条绝对不如前辈们,就是我们现在没有闲工夫。钱理群、洪子诚那一代老师年轻的时候,精神上是一种贵族状态,过得有滋有味的,我们现在就没条件提供这样一个有闲的精神空间。中文系刚出一本《筒子楼的故事》,很多老师回忆住在筒子楼的时代,那个时候没有优渥的物质条件,他们埋怨自己住得窄,天天都是锅碗瓢盆的事儿,但是那时候的生活其实是很丰富的,大家考虑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这一点,我现在特别羡慕他们,他们曾经沃土啊。有了沃土,还愁不出天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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