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者按:中国经济的问题是,本该穿上棉衣静悄悄地过冬,他偏光着膀子拼命跑,结果跑得大汗淋漓,体力过早透支,身巴骨虚了,穿上棉袄也忍受不了寒冷了, 并且搞得房价和物价飞涨,通胀怎么按也按耐不住。一个长期重商主义的发展战略和一个不冷静的临时宏观刺激政策,真把家底折腾苦了,光是一个银行负利息, 每年就从百姓身上刮去一两万亿资金,无怪牛刀写文章骂央行厚颜无耻,真是该骂。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这两年里,我们的宏观调控刺激政策 就是胡乱刺激,不该刺激的乱刺激,该刺激的不刺激,今天应该反省了。大军智库聚集的多是非官方智慧,请看冯建林和曹军两位学者每月定期发表的F0ST经济报告 和云汉月刊,并欢迎社会多多订阅他们的报告。 正如曹军所说,中国经济的沉疴在于养了一个庞大的低效率官僚阶层。在这么一副状态下,中国国民的福利和生存质量是可想而知的,上网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一期文集里我们可以领略刘源 将军的文采,在高干子弟里,他和刘亚洲的确都很有文采。 在关注当下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之外,我们还刊登一些有趣的历史文章,填补过去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事情。有读者感叹,大军网站的信息量之大和观点之公允,是任何网站难以相比的,但必须仔细阅读才能得到这种感慨。十年来,大军网站像一部大书,汪洋恣肆,内容浩荡,如果是一个大军网站的老读者,其所得定当匪浅。这里我们就不王婆卖瓜了,但大家确实要珍惜大军网的价值。由于冯建林的报告中说了句中国等待新的刺激政策,我们一听刺激这两个词就发憷。所以本期题目就起了个“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刺激政策”?]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刺激政策?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9月2日

目录

网编:一边是世博,一边是舟曲

牛刀:厚颜无耻的中央银行

回延安:定向宽松政策不过是向奸商倾斜

冯建林:经济增长全面放缓 物价普涨 调控难度加大(点击察看)

冯建林:经济进入缓速增长期 等待新的刺激政策 (点击察看)

曹军:云汉经济月刊

张明:全球经济再平衡:美国和中国的角色∗

一组经济数据文章:财政预算、国企和上市公司分红

艾米 卡兹明:物价上涨激化亚洲劳资纠纷

王志浩 :剖析中国私企工资统计数据

吴晨:后经济危机的政策反思

张洞生:郎咸平反对征收房地产税是在忽悠大众

孙连华:对一些公共政策的帕累托改进思路

李永生:消费者责任中国行宣言

白益民:日本军工巨鳄渗透到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根基

余云辉:如何处理好新时期的中美关系

福斯特:垄断金融资本的时代(余治国译)

王占阳:紧急呼吁全国人大慎重对待政改试验

亚刊左右分析框架无法描述中国现实

闻佑平:党权与金钱操纵中国法院?

牟传珩:南巡讲话背后的玄机

余杰:温胡之比较

宣昶玮:当今中国理论八大江湖山寨

天雷:钱伟长先生文革在北京特钢厂没有受迫害

桑普:反三俗运动与郭德纲事件?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节选----什么是人民自由?

马立诚:老左派们的反动与遭遇

胡德平:为何“耀邦不愿动华国锋”?

张显扬:反右锋芒所向首先是中间路线

李雪:李希光率清华学生到尼泊尔采访尼共

刘源:永不投降的共产党人----读张木生

耶鲁大学校长:中国大学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

汪丁丁 :教育是怎样变得危险起来的

王岳川:还高力士的真实历史面目----警惕新戏说历史成风

陶短房 :太平天国的改名癖

郭德宏:王明、博古比较论

郭德宏:王明与中共中央的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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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Jianlin Feng" <jfeng7@sina.com>  2010-09-02 17:32:4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 标题: 发改委要求全力加快投资,证实FOST预判

    仲老师,谢谢把FOST产品上网。我们的预判得到了证实,发改委已经开始启动新的投资刺激。下面是相关消息和FOST给客户的短信。冯建林

发改委要求全力加快投资,证实FOST预判

    8月26—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贵阳市举办2010年投资工作研讨班。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穆虹作了《全力完成4万亿元投资计划,提前谋划“十二五”投资工作》的讲话,要求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认清当前经济形势,进一步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决战决胜的态度和信心,全力推进中央投资项目顺利完成并发挥效益。一是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确保 已下达投资计划的项目在中央检查组秋季检查前按要求如期开工建设;要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实施,尽快投入使用、尽早发挥效益。二是切实落实好地方配套资金,确保 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主要用于中央投资公益性项目地方配套投资需求,不留资金缺口。三是进一步加强管理,落实工作责任制,确保工程质量和资金安全。对于中央检查组查出问题 整改不到位的项目,要逐项督促整改落实。

    FOST点评:这标志着国家启动了新一轮的刺激政策,证实了8月17日和8月31日《FOST专题报告》对于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的判断。

    8月17日《FOST专题报告》认为,“经济增长全面放缓,物价普涨,调控难度加大”。8月31日《FOST专题报告》认为,“经济进入缓速增长期,等待新的刺激政策”,主要观点:(1)7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和环比都在下降,经济陷入滞涨。同时,先行指标持续下行,未来经济将进一步减速、并进入低增长区间,目前尚难排除二次探底的风险。

    (2)现有政策难以推动经济重新快速增长,必须出台新的刺激政策。

    (3)从新的刺激政策角度看,促进投资仍是见效最快的选择。

    (4)从新刺激政策出台时间看,8月中旬至9月中旬是最佳时机。

 

仲大军的回信

    建林,

    在整个经济结构还没调整过来之前,不刺激还好,越刺激越坏!调结构还是搞刺激,是当前中国的战略选择。当前发改委的思路还是老套子,一搞刺激就是加大投资,看来这些人是没有招了。这样搞下去只会越来越坏。你的报告不仅要告诉大家信息,更要有观点,评论这个措施的正反效应。这样的报告才有价值。

   9月2日,

 

 

一边是世博,一边是舟曲

----中国沿海和内陆发展不平衡的鲜明写照

本网编辑

2010年8月

建立在掠夺基础上的发达

    上海世博会繁花似锦。甘肃、四川等西部地区水深火热。随着滚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们的心灵在巨大的美与丑、喜与悲反差中波动!

     中国每年都有盛事要庆祝,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耗资巨大,破费不菲。然而西部贫困地区的人民仍在狭小贫穷的空间里觅食。生态日益破坏,环境日益恶化,城 乡差别仍然悬殊。其实,拿出举办这些盛大活动经费的一勾,就足可以解决西部生态破坏的问题。东部地区花团锦簇的富裕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西部生态环境掠夺和牺牲的基础上。

    消灭城乡差别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但是社会主义并没有消灭城乡差别,而在今天的西方国家确实已经看不到城乡的差别,因为乡村拥有和城市一样的基础设施。富有的阶层他们多居住在乡村的小镇,而不是聚集在大城市的中心,因为那里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五六十年前,舟曲河两岸的山坡上森林覆盖面积大,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湿润,生态环境平衡。当时的森林覆盖率为百分之六十七。由于五十多年的森林砍伐,这里森林覆盖率下降到百分之二十,成为了中国著名的滑坡、泥石流、地震三大地质灾害多发区。古人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在这个地质灾害多发区建设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本身就是一个大错误。

   舟曲县城的选址问题,并非是这次灾害发生后才第一次提出的,而是在这之前多次被科学家和人大代表质疑过,但是一直没有受到重视,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据当地政府官员的解释是,县财政没有钱,缺少八千万资金。地方财政缺钱,但是中央政府不缺钱!举办上海世博会,中央政府有钱;解决舟曲县城选址问题,政府没有钱!这个解释很难让人接受。

    既然舟曲地区是全国著名的地质灾害多发区,为什么在这个地区不安装卫星监测系统。中国政府为三峡水库周边地区安装了滑坡和泥石流的卫星监测系统,只要滑坡体发生位移,卫星监测系统就能发出警报,当地政府部门就可以通知居民避让。

过度开发与发展不平衡

    当灾害发生后,驻扎在兰州的CCTV记者接到台里的命令,八月八日零晨四时出发赶往灾区,可是到中午时分,还在路上。按照中宣部的命令,关于灾害的报道,以新华社、《人民日报》和CCTV为准,但是灾害发生了十二小时后,记者尚未赶到现场。

  为什么舟曲县城的对外交通公路这么容易被阻断?这和汶川大地震的情形十分相似。四川和甘肃都是属于西部大开发的区域,而西部大开发又是以水电开发为先。岷江、嘉陵江、白龙江等河流上均实行梯级开发,达到疯狂的地步。仅舟曲县境内就已经建设和即将建设近五十座水坝。

  白龙江是山区河流,一般公里路都是沿河流一侧、利用自然河流阶地建设的。虽然道路旁一侧的山坡依然陡峭,但是已经经过千万年的崩塌滑落,不稳定的地层已经落入江中被水流冲走,剩下较稳定的岩层。河流梯级开发后,原有的道路被水坝建设而抬高的水位所淹没,人们需要建设新的道路,只好在更高的高度上再开挖山坡,从而引起山坡的重新失稳。同样抬高的水位也会使山坡的失稳,而增加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的危害。

  目前,汶川县境内正饱受山洪和泥石流灾害的折磨,映秀镇等地受灾十分严重,多处发生滑坡、泥石流、塌方、堰塞湖、洪水等灾害。这又是一个安置地震灾民居民点的选址问题。

  一边是上海美丽的世博会,一边是灾难的西部边城,中国沿海与内陆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假如把打造橱窗城市的钱用一点到西部,中国的生态环境会有多少改变啊!西部的生态压力太大了!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2010-08-28 19:24:5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xujingan@vip.163.com>, <david3182@vip.sina.com> 标题:不加息房价还要暴涨!

厚颜无耻的中央银行

----负利率使存款人每年付出1.6万亿人民币的损失

央行不加息房价将会如何?

牛刀

2010年8月

    全球没有一个国家的央行,有中国的央行这样厚颜无耻。明明是严重的负利率,每年人民币存款人将要为此付出1.6万亿人民币的利率损失,而央行就像一个抢劫犯,指着老百姓的口袋说:我就是要抢你的钱,你怎么办吧?

    央行从它存在的第一天,神圣的天职就是维护币值的稳定。币值不稳,天下大乱。从我们现在看见中国社会事故频发,商品价格从单个上涨转向整体暴涨,全在于缺乏稳定的汇率机制。美联储尽管一直实行的是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的政策,但是,从不敢长时期实行负利率政策,何故?因为只要产生负利率政策,美国国会将向美联储问责。

    中国人大没有向央行的问责机制,但并不因此就成为央行为所欲为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拒不纠错的道理。前有滥发货币在先,现有拒不加息在后,试问,央行究竟想干啥?

    中央政府调控房价步履维艰,主要原因就是货币政策不配合。货币政策不配合,而调控又不能停止,怎么办,政府下一步只有实行房产税的征收,用税制的改革,推进房价的下行。但是,税制改革付出的调控成本比货币政策要高得多,因为不仅仅存在经济风险,还存在社会风险。

    货币政策的推出,只要付出1.6万亿的利率成本,就可以告诉市场,人民币停止贬值,盲目的投资不动产已经不会有什么收益,房价大约就会产生整体性的下跌,而城乡居民也因此增加对人民币资产的持有信心,商品价格暴涨的局面也将开始结束,民众才有安居乐业的环境和心态。

    不加息,维护的是资产泡沫的泛滥,维护的是地方政府的贪腐烂帐,维护的是商业银行的暴利,央行只要稍微为城乡居民的利益、为中国社会的稳定、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好好想一想,此时,就应该动用货币工具,解决市场供求关系无法解决的问题。

    就算把这几点都维护好了,就有用吗?没用。一切都是在消耗时间,地方政府的债务将一如既往的暴增,商业银行无论有多大的暴利还是需要在股市融资,相反,货币政策稍微做一点改变,地方政府才不会进行无谓的投资,商业银行才会进行结构性调整。中国的贪腐问题,也将大大的减少机会。

    对老百姓来说,央行不加息房价将会出现三大市场特征:一大特征是中央政府的遏制投资投机行为功亏一篑,只要不加息,就不可能阻止购买住宅进行资产保值的念头,更加不能阻止许多实体经济的大小老板取得银行贷款后转向炒楼的客观实际,对冲了所有的调控的政策效应。调控所要达到的效果不是成交量的下降,而是将投机炒作逼出市场,但是,现在上海、杭州、深圳90%的购买行为还是投机,还是炒买炒卖。

    二大特征是结构性泡沫破灭的地方和区域房价将重新暴涨。新政百日以来,三亚、海口,北京的望京、通州,河北的燕郊,深圳的后海,上海的迪斯尼片区等等投机炒作严重的片区,房价开始出现大幅下降,只要不加息,半年后,这些区域的房价将开始恢复性暴涨,调控的效能不用半年就将全部丧失。

    三是全国房价继续保持两位数的涨幅,直至泡沫破灭,中国房地产宣告崩盘,房价暴跌,房企大规模倒闭,整体中国经济受到影响。这将耗去中国民众两年的时间,难道央行就想这么一直耗下去吗?
 

 

 

发件人:"中国人民民主监督员俱乐部" <zgrmmzjdy@gmail.com> 2010-08-20 19:08:06 +0800 收件人: " "zdjun" <zdjun@263.net>, 标题: Re:中国工人(共产)党  我国实行的定向宽松,不过是向房地产奸商集团定向宽松。

定向宽松政策不过是向奸商倾斜

回延安

2010年8月

    2010年8月13日,央行宣布实施定向宽松的金融政策。这个定向宽松不过是向房地产奸商集团定向宽松。

    向松祚曾写过一篇《美联储会议显现的无奈》,文章虽短,却颇有意义。因为他正确指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无法刺激美国真实经济复苏,却会对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为什么呢?因为在私有制金融寡头集团垄断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及其政治体制下,如向松祚先生所指出的所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伯南克式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所释放的货币和刺激的信用,极少可以到达低收入的普罗大众手中,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流入富裕阶层和大金融机构、投机机构或投资机构手中。易言之,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所释放的货币和信用,可以非常方便地刺激投机性需求,刺激虚拟经济(各种金融资产之价格)快速上涨,与此同时,真实经济却持续萎缩。

    任何一种政策的推行,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中,这是一个大前提。在美国那样的金融寡头集团垄断控制下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社会,其所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可能不利于大资本。在那样的社会制度下,期望大资本的政治经济代表推行有利于普罗大众的政策,简直是与虎谋皮。因此,定向宽松----通过资助低收入的普罗大众来刺激真实需求----向松祚先生的解决危机之道,愿望不能不说是好的,办法不能不说是高明的,但是,在那样的社会制度下,有可能实行吗?

    而且,提升普罗大众之真实收入,包括财政转移支付、税收减免、大力扶持消费信用、大量发放消费券、甚至开动直升机将钞票撒到低收入的老百姓手中,这些办法作为大资本集团的私有物的美联储怎么可能实行呢?难道大资本家们都是活雷锋吗?

    可见,要实行定向宽松,至少第一个条件就是没收美联储----实行公有或社会所有,起码也得国有化。有人会说,我国不是国有的中央银行吗?是否可以实行定向宽松呢?我国倒是实行了定向宽松,不过是向房地产奸商集团定向宽松。

    可见单单是国有的中央银行还不行,还要求这个中央银行必须是普罗大众的,是真正为普罗大众服务的。不仅如此,人类生活发展与这个地球上,应该自觉,不能无限制地向地球索取,不能破坏地球整个生态的平衡。那就要自我控制,使整个人类保持一个合理的人口规模和结构。使人类的发展从粗放式的外延式掠夺式无度扩张,向内涵式的优质高效节能环保的发展转变。

    这些只有在全球大同的新社会才能实现。什么叫大同呢?天下为公,和而不同,是为大同。总起来说,所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际上也是定向宽松政策----哪个集团统治着这个社会,就向哪个基团宽松。金融寡头集团也好,买办权贵资本集团也好,其量化也好,定向也好,都不可能是向着普罗大众的----他们的作为不是已经证明了么?对于普罗大众来说,还是国际歌唱得好。

 

 

发件人:"Jianlin Feng" <jfeng7@sina.com> 2010-08-31 18:17:1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FOST专题报告

    北京福盛德经济咨询有限公司(Beijing Fost Economic Consulting Company Limited, FOST, http://www.fostecon.cn)创立于2008年,独立从事宏观经济和经济政策研究分析,为大型企业和国内外机构投资者提供与中国宏观经济和经济政策有关的研究咨询服务。Telephone: 86-10-5211-8483。电子邮箱:jfeng7@sina.com。

    公司创办人冯建林博士毕业于美国肯塔基大学,曾任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处长。FOST发展愿景是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智库。

    Beijing Fost Economic Consulting Company Limited (FOST) is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firm, dedicated to providing valuable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services to global investors and enterprenors and helping them to understand Chinese economy and economic policies. FOST was founded in 2008 by Dr. Jianlin Feng. Dr. Feng recieved his Ph.D. from University of Kentucky, USA and was a deputy division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f China. FOST's long-term goal is to become a leading thinktank about Chinese economy and economic policies.
 

FOST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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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全面放缓 物价普涨 调控难度加大(点击察看)

北京福盛德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冯建林

2010年8月17 日 星期二

Beijing Fost Economic Consulting Company Limited
http://www.fostecon.cn  电子邮箱:service@fostecon.cn +86-10-5211-8483

    本报告分析 7 月份宏观经济运行特点,并对未来经济走势和政策动向作预计。

    摘要:7月份,中国经济的供给和需求增长全面放缓,主要体现为工业、投资、消费、进口、出口的同比增速均持续回落。重工业增速持续快速回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大幅放缓,工业化和城镇化两大引擎乏力。物价方面,多数商品价格持续上涨,7月份CPI创年内新高,其表面原因和导火索是高温和洪涝灾害,深层次原因仍是宽松的流动性。

    未来数月,中国经济内外环境将更加复杂,经济增速将继续放缓,而CPI将在高位振荡攀升,经济政策不得不在保增长和抑制通胀之间作微妙的平衡。我们预计,货币政策仍将较为宽松,调控流动性主要依赖数量型工具,利率和汇率调整将更多地以改革的形式出现。财政政策的“保增长”压力加大,将更加积极,对保障性住房建设、中西部基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消费的支持力度将加强。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7月份,中国经济增长全面放缓,通胀压力进一步攀升,经济增长的内外动力均显疲态。

一、经济增长全面放缓

    7月份,中国经济的供给和需求增长都在放缓。从供给看,农业产出略有下降,工业增速持续放慢。

    (1)夏粮丰收,但产量同比下降。今年夏粮再获丰收,总产量为12310万吨(2462亿斤),比上年减少39万吨(8亿斤),减少0.3%。夏粮单产比上年减少0.4%,其中云南、贵州等受灾较重的省份单产下降较多。小麦连续七年增产。7月中下旬以来,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伏旱,截至8月12日,全国作物受旱面积3533万亩,受旱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山西、河北、湖南、甘肃、重庆等省区市。从秋粮看,全国秋粮面积预计比去年增加,长势总体较好。8月11日,国务院部署了进一步支持晚稻及秋粮生产的政策措施,力争完成年初确定的“千方百计保持粮食产量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目标。

    (2)工业增速持续放缓。自年初以来,工业增速逐月放缓,其主要原因是重工业增速大幅回落。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约70%,重工业持续快速增长一直是近年供给增长的主要动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4%,比6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增长13.3%,增速比1-2月回落10.4个百分点,呈持续回落态势;轻工业增长13.5%,比上月有所加快,比1-2月仅回落1个百分点,增长态势较为平稳。

    工业增加值月度同比增速(%) 图

    从需求侧看,7月份,投资、消费和进出口需求增长速度都呈持续放缓态势。

    (3)投资增速持续放缓。1-7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9866亿元,同比增长24.9%,比上半年回落0.6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落1.5个百分点,呈持续回落态势。分月度测算,1-2月、3月、4月、5月、6月、7月,城镇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6.6%、26.3%、25.4%、25.4%、24.9%和22.3%,持续放缓。特别是7月当月,增速比上月放慢2.6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今年以来,第一产业投资增速逐步加快,第二产业投资增长较为平稳,第三产业投资增速逐月放缓。分所有制看,国有和非国有投资增速均处于较低水平,而非国有投资增速明显快于国有投资。
分行业看,1-7月,房地产开发投资23865亿元,占城镇投资的19.9%;房地产投资增长37.2%,增速明显快于其房地产投资。从当月情况看,7月份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28.1%,增速较6月份下降了6.2个百分点;非房地产投资增长21.1%,比6月份下降1.7个百分点。

    城镇投资中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及其他投资 图

    (4)消费需求增长连续放缓。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253亿元,同比增长17.9%,比6月份回落0.4个百分点,比5月份回落0.8个百分点。若考虑物价因素,则7月份社会消费品总额实际增速已降到15%以内。

    分城乡看,7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0655亿元,同比增长18.2%,增速比6月和5月分别放缓0.5和0.9个百分点;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598亿元,增长16.1%。城镇市场销售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90%。6月和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城镇消费增速放缓。

    1-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4922亿元,同比增长18.2%,与上半年增速持平。

    (5)进口和出口增长同步放缓。7月份,我国进出口值2623.1亿美元,增长30.8%。出口和进口增速均呈连续回落态势。其中出口1455.2亿美元,增长38.1%,增幅比6月和5月分别放缓5.8和10.4个百分点;进口1167.9亿美元,增长22.7%,增速比6月和5月分别放缓11.4和25.6个百分点。

    从环比来看,7月份进出口总额较6月份环比增长3%,月度出口值及进出口总值再创历史新高。需要关注的是,7月份贸易顺差大幅增加,达287.3亿美元,比上月增加8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1亿美元。其中,对美国贸易顺差达280.4亿美元,比上月增加了60.8亿美元。我们预计,未来数月,顺差均超过200亿美元,11月和12月的顺差均接近400亿美元。

二、物价普涨,通胀率持续攀升

    从物价运行角度看,7月份,CPI同比上涨3.3%,创年内新高。从环比看,7月份,CPI比6月份环比上涨0.4%。受高温和洪涝灾害影响,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9%,推动当月CPI环比上涨0.3%,是推动CPI涨幅创新高的主要因素。

    我们认为,高温和洪灾只是引发CPI上涨的表象原因。在本轮CPI上涨之中,各类商品价格呈现一同上涨的特征,是明显的全局性物价上涨。以7月份为例,当月八大类商品中,衣着类价格环比下降,家庭设备价格环比持平;其余六大类环比均上涨。

    从各类商品价格同比增幅可以更清晰地看出物价普涨的特点。2009年,是物价运行的低谷期,目前各类商品价格均处于上升期。

    从深层次因果关系看,当前物价普涨,是去年超常宽松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我国货币供应和CPI的关联性较为明显,时滞约一年。去年末,M2增速接近30%,而目前CPI仅上涨3%左右,应该说,今年以来央行着力调节和收缩流动性,对通胀起到明显抑制作用。

    7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环比下降0.4%;同比上涨4.8%,涨幅比6月份回落1.6个百分点。1-7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5.8%,涨幅比上半年回落0.2个百分点。PPI回落,有助于缓解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对CPI的传导压力。

三、经济走势复杂,调控难度加大

    目前,经济环境相当复杂。从国际经济形势看,美国和日本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欧洲经济表现强劲,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增长也在放缓,全球经济回升动能减弱,走势的不确定性增加,主要经济体的政策面临两难选择,回旋空间较小。美国等在经济放缓时往往倾向于加强贸易保护。同时,我国外贸顺差增加较多(尤其是对美国贸易顺差较多),将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

    从国内情况看,未来数月,经济增长将持续放缓,CPI仍将在3%以上高位运行。我们预计,8月份CPI同比上涨约3.1-3.3%,9月份上涨3.4-3.7%,10月份上涨3.7-4.1%。而房地产调控、淘汰落后产能、清理地方融资平台等工作均已进入关键阶段。加大调控力度,则会加剧经济增速回调,增加经济硬着陆风险。中止调控,则相关问题又会反弹。

    可能接受的,保增长将是最重要的目标。而保增长的唯一选择是扩大内需。货币政策仍会较为宽松,但需要在保增长和调控通胀之间寻求平衡。央行调节流动性的主要工具仍是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方面,央行有可能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而基准利率不变。人民币升值压力会增加,我们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有可能升值,对一些非美元货币则可能贬值。信贷政策将坚持全年7.5万亿元的目标,控制贷款节奏和防范风险是主要政策取向。

    财政政策将更为积极。今年以来,财政收入增加较多,为下半年保增长提供了条件和回旋余地。促进投资仍是见效最快的选择,相关措施可能包括: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中西部热点区域的投资,加快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高铁建设,加快新能源和环保项目建设等。当然,财政在促进消费增长方面也更为积极,主要措施可能包括:加大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加对社会保障、卫生、教育等的投入。同时,财政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将逐步加大。

    外贸政策以稳为主,框架仍是2009年5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六方面。对“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会有所调整。

     房地产政策将以落实现有政策为主线,保障性住房建设将加快,对房地产炒作的打击会进一步深入,囤房和囤地有可能是下一步加强调控的目标。中央政府和各方面的政策博奕将继续,房价很可能在高位震荡,销售量仍处于较低水平。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会继续取得进展,但同时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地方阻力。

 

FOST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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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进入缓速增长期 等待新的刺激政策 (点击察看)

北京福盛德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冯建林

2010年8月31日

    摘要:年初以来,在经济恢复形势好于预期、须防止过热的意见的影响下,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打压政策集中出台,导致负面效应叠加、经济持续快速放缓。7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和环比都在下降,经济陷入滞涨。同时,先行指标持续下行,未来经济将进一步减速、并进入低增长区间,目前尚难排除二次探底的风险。从政策看,现有政策难以推动经济重新快速增长,必须出台新的刺激政策。

一、今年以来的经济形势和政策轨迹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末和2009年,中国当局出台大量刺激政策,发行天量货币,甚至推出鼓励房地产投资这个危害性极大的政策。在这些政策作用下,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迅速反弹、通胀压力开始显现;同时,国际经济复苏态度良好,中国当局对经济形势的判断相当乐观,并开始担心经济过热。3月份和4月份,学者和机构热烈讨论加息和政策退出问题。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逐步转向并开始退出,在二季度还酝酿出台了多项打压政策,主要包括:4月初,三年期央票恢复发行,央行连续回收流动性;4月中旬,出台“国十条”,加大房地产调控力度;5月初,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通知》,开始强力推进淘汰落后工作;5月下旬,部署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6月中旬,重新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6月下旬,宣布自7月15日起取消406种商品出口退税。

    在去年同期基数升高和这些收缩打压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 济增速持续迅速回落。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速由前2个月的同比增长20.7%一路下滑
到7月的13.4%,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前2个月的同比增长26.6%下滑到7月的22.3%。总体而言,经济快速回落一定程度上是打压政策集中出台、负面效应叠加的结果。

   回头看,如果说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有过热迹象,则说明2008年底和2009年当局出台的刺激政策力度过大。如果说近几个月经济回落过快,则说明当局在政策退出时机和打压经济升势两方面把握不当。

    进入7月份后,决策层重新强调保增长,并表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推进结构调整等工作的前提”。然而,此时,中国经济已陷入低增长或短期停滞。

 二、7月份中国经济陷入临时滞涨

   总体上看,7月份经济增长全面放缓,这不仅体现为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增幅持续放缓,更重要的是多数经济指标环比出现负增长。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6月份环比下降10.2%,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8.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0.6%,进口下降0.5%。与此同时,CPI却出现反季节上涨,环比上升0.4%;同比上涨3.3%,创下年内涨幅新高。若用两个字来概括经济形势,那只能是“滞涨”。


需要说明的是,每年7月,工业、投资、消费等指标均会出现季节性环比下降。不过,与以往正常年份不同,今年7月的环比下降是总体经济持续快速下滑中出现的,需要特别警惕,以分清是正常季节性下降还是趋势性下降。

从发展趋势看,8-10月,工业同比增速很可能进一步持续回落,CPI同比涨幅将攀升到4%左右。可以说,7月-10月,中国经济处于滞涨期。国家统计局尚不发布GDP环比数据,我们不便判断经济是否出现环比负增长,但可以肯定的是,经济进入了低速增长期,不能排除二次探底的风险。

1992年一季度至2010年2季度,各季GDP增速均值为10.3%,标准差为0.71%。目前,一些机构预计四季度GDP增速可能回到8%。若是如此,则当季GDP增速比多年均值低3.2个标准差,可以认为是二次探底。

三、经济先行指标继续下行

 

    从经济景气指标看,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堪忧。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先行指标自去年10月开始下降,到今年7月已回落9个月,目前仍在快速回落、尚没有止跌企稳迹象。

    从具体先行指标看,M2增速仍在下降。未来一段时间,为抑制通胀,央行也不大可能明显放松流动性。

    从投资看,与往年城镇固定资产新开工项目数不断增加不同,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数不断减少。

    从订单情况看,今年以来,制造业新订单指数明显弱于往年,7月份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仅为50.9。 企业消化库存的压力加大。
 

四、必须出台新的刺激政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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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福盛德经济咨询有限公司(Beijing Fost Economic Consulting Company Limited, FOST, http://www.fostecon.cn)创立于2008年,独立从事宏观经济和经济政策研究分析,为大型企业和国内外机构投资者提供与中国宏观经济和经济政策有关的研究咨询服务。公司创办人冯建林博士毕业于美国肯塔基大学,曾任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处长。FOST发展愿景是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智库。

    Beijing Fost Economic Consulting Company Limited (FOST) is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firm, dedicated to providing valuable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services to global investors and enterprenors and helping them to understand Chinese economy and economic policies. FOST was founded in 2008 by Dr. Jianlin Feng. Dr. Feng recieved his Ph.D. from University of Kentucky, USA and was a deputy division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f China. FOST's long-term goal is to become a leading thinktank about Chinese economy and economic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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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  2010-09-01 21:47:2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敬请查收云汉经略最新《云汉月刊》和导言,谢谢!由于本人上周因病卧床两天半,本期月刊晚了一天,向各位深表歉意!换季之秋,请大家保重身体!曹军

《云汉月刊》第95期导言

曹军

2010-08-31

    感谢叶檀女士本月帮大家算的一笔简单帐:“以1978年为基准,当时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1.25元,年平均工资为615元,如果家庭某个成员达到这个职工工资水平,可以养活一个家庭。而2009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是900元,2008年北京市职工平均月工资是3726元,这分别是51.25元的17.6倍和72.7倍。如果以3000元来衡量在北京51.25元的购买力水平,则是58倍。而我国的CPI累计仅为5.7倍,如果你的月薪增长5.7倍,达到每月292.125元,你不仅养不活家人,也养不活自己,这时候你就是工资不到最低保障线的赤贫阶层。”我接着帮她补充三组背景数据:

    1,2009年投资占GDP之比已经达67%,而在2000年,这一比例还只是37%(3.3万亿/8.9万亿)。同时,2009年增量为10多万亿的贷款大约换来了3万多亿的GDP增幅;

    2,目前,中国M2余额如今已经接近70万亿,为世界之最。2003-2009年,广义货币从18万亿涨到67万亿 (美国目前为8.8万亿美元);同期名义GDP只涨了1.83(中国的GDP约为美国的1/3);

    3,据官方统计,2008年,我国上网接入速率约为1.8Mbps,远远低于日本的63Mbps,韩国的40Mbps以及中国香港的20Mbps。2008年,我国宽带用户平均月资费83.8元,相当于每Mbps每月46.6元(约合6.7美元),是韩国宽带价格(0.37美元)的18倍、日本(0.13美元)的51.5倍。如果考虑到收入差距的话,2008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是我国的6.9倍,这意味着我国的宽带资费水平相当于韩国的124倍。透过以上诸多数据和背后的逻辑,就不难对总理所呼吁的“两难”问题感到颇有“同感”了!

    当然,本月美国的故事还是老样子:尚需将历史最低的基础利率“无期”(extended period)延长,不仅还要动用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来保障流动性供给,还要防着通货紧缩 – 和谈通货膨胀呢!最古老的产业 – 房地产业在部分数据上还依然创出创历史新低,而成规模的新兴产业依然未见曙光----新一轮的财政刺激是否出台和经济是否二次衰退的争论此消彼长。倒是去年破产的通用汽车,本月已经递交IPO申请了!美国财政部在危机之中出手购入的房贷衍生品居然为纳税人盈利15%!美元的贬值,让黄金和其他有色与贵金属涨势凶猛;但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的石油不大见动静。

    有一点是共同的:如果始于2007年年末的此次世界性的金融-经济危机是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猛烈的一次,那么指望各国政府花点钱就能很快过去的想法显然需要更多的严肃反思和高素质的对策了!

 

云汉经济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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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期 No.95

本月国内重要的财经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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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8-27 09:02:30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59 短期国际资本流出放缓

全球经济再平衡:美国和中国的角色∗

The Rebalancing of Global Economy: The Roles of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明

Aug. 2, 2010 www.rcif.org.cn

zhangyuxuan@gmail.com

    【内容提要】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收支失衡的演进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再平衡有赖于各主要失衡国的集体努力。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的交互作用提供了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系统框架。从储蓄—投资缺口导致经常账户失衡的视角来看,美国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可归因于私人部门储蓄率的下降,而中国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可归因于政府与企业储蓄率的上升。从汇率失调与进出口管制导致经常账户失衡的视角来看,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可归因于美元汇率高估与出口管制;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可归因于人民币汇率低估与扭曲的出口退税制度。为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美国应提高私人部门储蓄率、避免财政赤字继续恶化、让美元适当贬值、促进高科技革命、放松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限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等,中国应改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失衡、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速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取消扭曲性出口刺激政策等。

    【关键词】全球失衡;再平衡;全球金融危机;储蓄投资缺口;汇率

    【作者简介】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北京 邮编:100732)

    ∗ 写作本文的最初思路来自笔者于2010年6月1日参加日本北海道“APEC增长策略”研讨会所做的题为 “如何平衡全球经济”的发言,在此对会议组织方——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I)表示致谢。此外,作者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所提出的修改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一组经济数据文章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0-08-27

财政部公布预算执行报告


  8月26日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做了《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报告说,今年后几个月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以及2009年同期财政收入基数的逐步抬高,全年财政收入增幅将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走势,财政支出压力依然很大,全年财政收支矛盾仍很突出。

  前七个月财政收入完成预算近七成。报告说,1—7月,全国财政收入51132.97亿元,比2009年同期(以下简称同比)增加10460.92亿元,增长25.7%,完成预算的69.2%。其中,中央本级收入26970.41亿元,同比增长25.7%,完成预算的70.9%;地方本级收入24162.56亿元,同比增长25.7%,完成预算的67.4%。1—7月财政收入增长较快,是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物价水平上涨以及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等因素的综合反映。

  报告说,1—7月,全国财政支出39622.23亿元,同比增加5734亿元,增长16.9%,完成预算的46.9%。其中,中央本级支出8259.97亿元,同比增长18.3%,完成预算的51.5%;地方本级支出31362.26亿元,同比增长16.6%,完成预算的45.8%。与去年同期比较,中央本级和地方本级支出进度分别提高4.9个和1.9个百分点。

  1—7月支出总体进度加快,主要是按照全国人大有关要求,狠抓预算支出执行管理,强化部门的预算支出执行主体责任,加强分析和动态监控,建立预算支出执行情况定期分析、通报等制度,加快转移支付资金拨付进度,完善项目支出资金预拨制度等,取得了初步成效。

    去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1.4万亿,地方财政3万亿!

  民生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1—7月,中央财政拨付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资金867亿元,调动了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中央财政拨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基金595亿元,全国1.3亿名农村中学生免除学杂费并得到免费教科书,中西部地区约1228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得到生活费补助;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稳步推进,拨付专项资金50亿元;中央财政拨付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专项补助资金53亿元,截至7月底,试点地区总参保率达到70%以上;拨付城乡低保、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资金837.82亿元,切实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促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中央财政分别拨付补助资金399亿元和46亿元;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平稳运行,各级财政补助标准由人均80元提高到120元;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基金下达进度,中央财政廉租住房补助资金447亿元、城市棚户区改造补助资金15亿元、公共租赁住房补助资金20亿元、农村危房改造资金75亿元已全部下达。

国企红利 何时全民共享

  把一部分利润留给国企本无可厚非;但企业应留多少,国家应收多少,收上来的钱用到什么地方,却关系到国家财政实力的壮大和国有企业的规范管理,涉及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切身利益。

  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继续保持较快增势,累计实现利润10967.7亿元,同比增长50.1%。在为国有企业骄人业绩感到欣慰的同时,人们也更加关注:这些利润如何分配与使用,国企红利何时才能全民共享?


  国有企业、国有股权是国家投资形成的,国家作为投资者收取投资收益,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实,早在1994年,国家就出台了关于国有资本收益上缴的规定,但由于当时大多数国有企业更新改造任务重,盈利水平低,这项规定一直暂停实施。近年来,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基本上建立了完善的现代公司制度,企业整体经营状况有了明显改善,甚至相当一部分国企成为赢利大户。即使是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2009年,国有企业仍累计实现利润13392.2亿元,同比增长9.8%。可以说,国企的利润总额规模大、增速快,已经具备了向政府分红的能力和条件。


  根据2007年出台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对于中央企业的国有资本收益,国家将采取区别不同行业适用不同比例的方式收取:第一类是具有资源性特征行业企业,上交比例为净利润的10%;第二类为一般竞争性行业企业,上交比例为净利润的5%;第三类为国家政策性企业,暂缓3年上交或者免交。然而,国企红利在实际收取中比例明显偏低:2007年至2009年三年加起来,共收取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1572.2亿元;今年国有资本收益的预算收入也只有421亿元。


  从国企红利使用情况看,国家收上来的这部分利润,目前主要是用在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上。比如,国有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央企业灾后恢复生产重建,中央企业重大技术创新、节能减排,境外矿产资源权益投资以及改革重组补助支出等。也就是说,国企上缴的红利尚未纳入到公共财政收入当中,并以增加民生投入的方式为全民共享。


  在国企利润分配上,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留一部分利润给企业本无可厚非;但企业应该留多少,国家应该收多少,收上来的钱应该用到什么地方,却关系到国家财政实力的壮大和国有企业的规范管理,涉及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切身利益。留在企业的利润过多,就可能导致企业的盲目投资及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利于国家调控和引导国有资本投资方向和领域,也不利于企业自身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大量国企投资还可能挤占民间资本的机会与空间,导致更多的利润向国企集中,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国企利润过高,还会带来职工工资、福利的“水涨船高”,拉大收入差距,引发社会分配不公。

  近年来,虽然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但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三农、民生等需要加大投入的领域很多,而可用于统筹安排的公共财政收入却明显偏低,财政收支矛盾仍很突出。当前,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都需要国家真金白银的财力支持。因此,在不影响国有企业长远发展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国企红利收取比例,并将其纳入公共财政范畴来进一步加大民生投入,既解决了可用公共财力不足的问题,又实现了国企红利全民共享,可谓一举两得。

618家上市公司近3年没有任何分红

----如何让投资者分享公司成长的收益?

  正在陆续披露的半年报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截至目前,A股上市公司2010年半年报披露已过半,1000多家发布半年报的公司中,业绩增长的超过六成,半年报一片红火的背后,股市“铁公鸡”却大行其道,分红的上市公司只有几十家,大部分公司选择不分红。

  究其原因,上市公司是否分红还受到其现金流的制约。上市公司不分红,其净资产就会增加,用于企业自身发展的资金就会增加。近3年从未有过分红的公司多达630家,其中包括沪市2009年6月IPO重启以来发行的新上市公司,若剔除新发行的上市公司未来得及分红的因素,仍有618家上市公司近3年没有任何分红。这个数字占到了全部上市公司的三分之一左右。

  上市公司分红的意义在于,让投资者分享到公司成长的收益。分红直接涉及到上市公司能够给股东多少投资回报。只有当上市公司能够支付给股东满意的投资回报时,人们才愿意向上市公司投资,否则人们只能去投机,博取短线差价,而股市也只能成为一个高度投机的市场。

  虽然通过分红,投资者账户上的额度可能并没有因此增加,只是股票数量增加而已,但是,分红的态度和频率是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和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是赢得投资者信任的重要因素。

  应当注意的是,上市公司的分红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比较问题,有些效益好的上市公司分红比例不高,而投资者仍然愿意向这些公司长期投资,因为这些公司具有较好的成长性,投资者购买的是这些公司的未来,是为了获取长期的差价收益。

  证监会在2008年8月22日发布过关于上市公司若要公开再融资,近3年的现金分红不得少于3年平均利润30%的规定,但上市公司的分红情况改善并不明显。A股上市公司不分红和少分红,反映的是市场整体回报投资者理念的缺乏。成熟市场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透明、连贯而稳定,大多“按季分红”,并预先向投资者公告。目前,不少境外上市公司税后利润的50%至70%用于支付红利。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0-08-31 14:33:23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socialenterprisecn@googlegroups.com>抄送:标题: CSRGLOBAL信息简报126期

物价上涨激化亚洲劳资纠纷

艾米 卡兹明

2010-08-31

    为H&M、Gap和玛莎百货(Marks & Spencer)等西方品牌生产服装的孟加拉服装工人,近期在首都达卡制造了一场骚乱,他们愤怒地烧毁汽车,并抢劫商店。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的工资上调了80%。

    他们是全世界工资最低的服装工人。此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将从11月起生效,他们的月薪将从23美元涨到43美元。这是4年来他们的第一次涨薪,而在此期间,食品和燃油价格大幅飙升。不过,当局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到每月75美元,这令工人们感到愤怒。

     “这点钱不够工人们及其家人维持生计。”孟加拉全国服装工人联合会主席阿米鲁?哈克?阿明(Amirul Haque Amin)表示。该工会大约有2.3万名成员。“包括食品、衣服、居住和医疗等在内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孟加拉当局逮捕了三位著名的劳工维权人士,指控他们骟动骚乱。这三人否认了这一罪名。

    然而,对于希望躲避中国工潮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影响,把更多生产转移到亚洲其它制造业中心的跨国零售商来说,孟加拉工人的愤怒无异于一记警钟。

    孟加拉、越南、柬埔寨和印尼等亚洲制造业中心虽然起步时成本比中国更低廉,但随着食品及其它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也面临着不断增多的劳工运动和巨大的涨薪压力。“该地区各个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中,不存在涨薪压力的国家不多。”

    总部位于孟加拉的“亚洲虎资本”(Asian Tiger Capital Partners)执行合伙人伊弗提 伊斯兰(Ifty Islam)表示,“雇主支付极低工资的能力正在不断减弱。”遍及亚洲各地的涨薪要求,反映出在这些增长速度超过西方(它们的市场)的经济体,就业机会正不断改善。

    在柬埔寨,政府近期把最低工资标准上调21%,由每月50美元上调到61美元。这低于柬埔寨273个工会中较激进分子所要求的水平,但工人们没有真的举行为期3天的全行业罢工。

    在越南,在高达9%的通胀率冲击下,工人们去年共举行了200次罢工。例如,去年4月,一家台资鞋厂近万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加薪。

    在印尼,地方当局不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印尼工会颇有势力,拥有数百万会员,在劳资谈判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2008年,雅加达把本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0%,至每月近100美元,但该国偏远地区的工资仅为这一水平的一半。

    不过,印尼纺织业也发生了多起罢工,上月在万隆就发生了一次为期一天的罢工,来自各纺织厂的4万名工人上街游行,抗议电费屡次上涨。

    “物价飞涨,而我们许多会员都要养家糊口,送孩子上学。”西爪哇省服装业工会主席穆罕默德?帕蓬(Mochammad Papon)表示。该工会成员来自14家纺织厂,大部分是女性。他们正计划本周发动罢工,要求加薪。

    在印度,芬兰手机制造商诺基亚(Nokia)、德国汽车配件制造商博世(Bosch)、韩国的现代(Hyundai)、沃尔沃(Volvo),以及无数本国企业都面临着不断涌现的劳工运动。

    但谈到工人们的愤怒,哪个地方都没有孟加拉强烈,就连该国总理谢赫?哈西娜?瓦吉德(Sheikh Hasina Wajed)也表示,现行的最低工资“不仅太低,而且不人道”。

    孟加拉上次上调最低工资是在2006年,自那以后,当地粮食价格上涨了31%左右。而那次上调最低工资之前,该国整整12年没有调整过最低工资。Sommilito服装工人联合会主席纳兹玛?阿克托尔(Nazma Akter)表示,工人们“想挣钱维持生计,却几乎无法糊口,日常用品对他们来说都十分昂贵。”

 

温家宝:在华日企应提高工人工资

Andrew Browne/Norihiko Shirouzu 华尔街日报

2010-08-31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坦白地警告日本,在华经营的日本企业应该提高工人工资,就威胁中日两国关系的新问题交换了强硬的意见。

    温家宝周日讲话之前日本外相冈田克也(Katsuya Okada)呼吁改善日本企业在华经营环境。周六冈田克也在中日一高级别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今年中国爆发的一系列劳资纠纷影响了日本许多向中国投资的著名企业,包括本田汽车(Honda Motor Co.)和丰田汽车(Toyota Motor Corp.)。

    日本外务省声明称,温家宝回应日本官员说,中国发生劳资纠纷的背景是一些外资企业工资相对较低,该声明援引温家宝话说,“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配合解决问题”。

    温家宝的讲话显示了对本田汽车和丰田汽车配件工厂生产工人的同情。工人罢工使汽车生产中断,并令人怀疑这些企业的投资策略,这些公司此前认为中国工人相对听话。中日会谈范围广泛,涉及了两国的外交和经济事务,但劳工纠纷问题引发了争论。

    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中,日本企业一开始就受到工人不稳的冲击。欧美企业也抱怨中国投资环境日益恶化,不过他们的原因互不相同。西方企业抱怨竞争不利于他们,而有益于中国国有企业。他们特别对让他们与中国企业分享他们的最先进技术、以换取市场份额的作法感到愤怒。在周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日本外务省发言人佐藤悟(Satoru Sato)说,由于来自工厂的威胁,日本企业在华持续运营面临困难。

    七月,中国天津的日本三美电机工厂工人举行罢工。佐藤悟说,当日本方面向中国同行提出这一问题时,他们被告知,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冻结两年工资后,日资企业内中国工人希望提高工资的要求完全可以理解。

    温家宝向日本企业提出增加工人工资的警告,部分是向中国国内听众传达的具有政治动机的信息,听众中包括数百万普通工人,他们为中国庞大的制造业辛苦工作,但目前越来越焦躁不安。在一个政府支持是企业成功的基本要素的国家里,他说的话很有可能在日本各大公司当中引起恐慌。

    丰田驻北京发言人横山仁(Hitoshi Yokoyama)说,公司为那些在与中国汽车制造商合作的几个装配厂和其它制造厂工作的工人支付的是“恰当的工资”。横山仁说,我们通过考虑工厂所在地的物价水平以及汽车和其它行业的整体工资和薪酬条件,制定出恰当的工资水平。他说,我们以后还要继续这样做,努力在制定恰当的工资水平时与员工保持密切对话。

    中国共产党希望被视作支持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并保证坚决消除国家不断扩大的贫富分化。中国政府希望提高工资水平,借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转为消费拉动型。

    之前,温家宝总理呼吁全面改善农民工待遇,农民工是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型制造工厂的主要劳动力。温家宝说,他认识到,新一代从农村出来到工厂上班的农民工不会满足于父辈忍受的艰苦条件。这些刊登在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上的评述并没有直接地讨论最近的罢工事件。劳动力市场分析人士援引传闻表示,温总理的建议没错,一些日本公司在支付工厂工人与办公室白领的工资方面不如西方公司慷慨。

    当位于中国南方工业城市广州和北方港口城市天津及周边一带的日本人当老板的汽配厂发生罢工事件时,德国大众汽车(Volkswagen AG)一位高级主管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就不担心会发生类似罢工。他说,我们给的工资一般大大超过日本汽车制造商给的工资,但他拒绝为此提供具体数据。

    新加坡高级猎头公司HRnet One一位咨询师表示,寻找日本在华企业经理职位的中国人经常抱怨日资公司薪酬低。这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咨询师说,求职者常说自己应该学英语或德语,因为这些语言“可以帮他们找到薪酬高得多的工作”。

    日本官员还在周末举行的会议上提出了中国“稀土”出口限制的问题,稀土是高科技产业所需的关键原材料。中国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出台限制措施是为了保护环境。

    资料:

全球工资报告2008-2009

国际劳工组织

2009-01-01

    国际劳工组织首部《全球工资报告》告诉人们困难时期的到来,2009年的工资将会下降。缓慢或者负的经济增长,加上较高的通货膨胀,人们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将下降,特别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讲。在很多国家的中产阶级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2008年10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增长报告的估计和预测,以及经济增长和工资的相关统计分析,正面预计2009年的工资增长在工业国家最高是0.1%,全球水平为1.7%;而负面预计工业国家工资会有0.5%下降,全球水平为1.1%。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0-08-31 14:33:23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抄送:标题: CSRGLOBAL信息简报126期

剖析中国私企工资统计数据

渣打银行中国区研究主管  王志浩

2009-11-06

上周,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城镇私营单位工资的官方统计数字。这是中国工资统计工作取得的进步。该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1,423元(合210美元),较国有企业人员月平均工资2,584元(合380美元)低了约45%,较此前官方公布的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2,436元(合358美元)低42%。公众对国家统计局以往公布的平均工资数字普遍表示怀疑,原因是它只反映了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教师、医生等)的工资水平。官方月城镇平均工资现修正为2,077元(合305美元),显得更为合理。理论上讲,这个数字包括加班费、奖金和补助,但不包括社会保险福利。

    不过,新的工资统计数字仍存在问题。首先,工资统计调查的范围有所扩大,这是好事,但还不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官方劳动力统计调查,新工资统计样本似乎除原有的国企和国有机关事业单位的1.22亿人之外,还有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6,680万从业人员,进而得出1.9亿城镇从业人员数量。然而,根据官方数据,2008年城镇地区从业人员有3.02亿人。也就是说,有1.12亿人没有被统计在内。

    其次,我们怀疑,即使是官方的城镇从业人员数字(根据就业调查得出)也少统计了约7,000-8,000万人,其中大部分为城镇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还有一点值得考虑,那就是官方数字将中国劳动力的39%视为城镇从业人员,而中国城市化率已经很可能达到了约45%。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实际城镇从业人员很可能更接近4.5亿人,而不是3亿。

    上述两个问题加在一起,意味着新的工资统计调查只涵盖了4.5亿从业人员中的1.9亿人,也就是42%左右。这意味着,新的城镇平均工资很可能仍然存在高估,原因是调查没有覆盖数千万城镇就业者,他们的工资水平一般来说要低于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

    到底低多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工作时间长、工作辛苦,收入主要以工资为主,几乎没有社保福利。从事服务业的城镇居民更有可能享受更有保障的工作、更短的工作时间和更多的社会保险福利。2008年,全国外来务工人员的月工资约为1,600元(合235美元),经通货膨胀调整后,2008年上半年较上年同期增长了约20%(我们没有2008年下半年工资下滑情况的数据,当时企业为应对出口订单的剧减,整个出口行业都在减薪)。这比官方统计的私营单位工资要高。我们估计服务业从业者的工资水平比官方统计的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要低(举例来讲,官方统计调查显示在城镇地区的餐饮和酒店的服务人员的月工资为人民币1,200元。)

    总体来看,我们假定新的城镇月平工资统计调查中没有覆盖的2.6亿城镇从业人员与调查中覆盖的私营单位人员的平均工资相当。在此粗略的假设基础上,我们可以计算出2008年的城镇平均工资。我们得出的数字是1,476元(合217美元),相当于年收入17,712元(合2,600美元)。这表明,官方数据仍高估了30%。表1列出了官方数据和我们的粗略估计。如果说我们的估计存在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我们的估算可能也有所高估,而不是相反。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0-08-31 14:33:23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socialenterprisecn@googlegroups.com>抄送:标题: CSRGLOBAL信息简报126期

后经济危机的政策反思

社会资源研究所副所长 吴晨

2010年9月

    经济危机是否见底,业界和学界都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从2009年十月起,珠三角地区在经历了一年多的订单“寒潮”之后,再度出现了巨大的用工缺口。“巨大”这一词并非刻意夸张,东莞等制造业基地的不少企业给予劳动中介每人50-100元不等奖励。而在长三角地区的温州用工缺口一度达到十万人。

    民工“慌”向“荒”的过渡,是否得益于政府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吸纳有大量农民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何看待政府的刺激政策?它们是否得益于政策刺激而延缓了裁员措施?

    北京的民间研究机构社会资源研究所历时一年,跟踪经济危机下政府促就业政策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的实施效果,深度访谈了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及中西部五十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社会审核员和劳动律师。并于2010年5月发布了研究报告《经济危机下的就业-鼓励企业吸纳劳动力政策研究》。

    企业陷入经济危机,第一反应便是设法减轻运营负担,短期内可立竿见影的便是削减人员开支。即使企业主也认可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但远水与近渴之间的权衡,仍促使大多数企业在缺乏有效政策支持的前提下,频繁使用裁员手段减少成本支出。

    政府颁布的稳定用工政策,以减少失业、维护社会稳定为目的,采用的手段是减轻企业负担以尽量减少企业的裁员行为。根据减负的途径差别,可进一步划分为: 规范裁员政策、减税政策、社保优惠政策、贷款优惠政策和职业技能培训政策。

    政府的规范裁员政策中有一个倡导取向,号召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在经济危机中稳定就业岗位,同时深化自身改革,以发展来保就业。那么国企发展是否真能带来就业增长?

    虽然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贷款非常困难,资本需求被人为持续压低。而享受政府软预算保护并受到干预的国有企业却是国有商业银行放贷的首选对象。对于那些容易得到贷款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资本变得相对便宜,劳动相对昂贵,从而诱导出产业和技术选择中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产值增长不能带来相应的就业扩大。户口制度下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强化了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一般城市劳动力难以进入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垄断部门。由此,这些部门必然进一步使用低于市场估值的资本替代劳动,导致高投资、低单位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

    减税是否能激励企业招募再就业困难人员?在面对面的访谈中,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企业会按照自己的订单来决定雇佣员工的数量,并不会受到激励政策的影响。部分企业的人力资源工作者还特别针对运营成本提出了质疑,如果为了减免十万人民币的税收而需要耗费30个工作日来跑部门,这究竟是减负还是增负?调查还发现,政府规定的持《再就业优惠证》的劳动力多为本地城镇户口,这部分人群本享有较高的失业补贴,一旦找到工作后就会失去户口带来的权益,而工作后的收入相对并不高,因此企业即使愿意以安排就业换取减税资格,也难以招募到合适的人选。如果再计算上政策规定的一年以上期限合同以及社会保险费用,和有限的减税额度相比,大部分企业也就放弃了减税资格的申请。

    社保优惠政策对推动企业招募就业困难人员的影响力更小,调查发现,受调的大部分中小企业事实上并没有为职工参保,因此即使刺激政策给予新员工以社保全额补贴,企业也不会因为这一年的补贴,而承担此后多年的社保成本。

    贷款优惠政策对企业的吸引力,相对其他政策要强很多。由于贷款优惠主要针对小企业,各地区在参照国务院规定之后,一般要求当年新招用下岗失业人员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总数30%以上,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1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优惠贷款。而受调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人数最多的达到12,000名工人,如果按照申请门槛扩招现有职工总数的30%,人力成本上升会迅速抵消100万贷款的功效。

    政府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优惠政策包括两个目标对象,一是为达到一定条件,如承诺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提供技能培训补贴和转岗培训补贴;二是通过职业培训机构,为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但从企业的反馈来看,多数企业没有听说过招募的农民工曾经接受过技能培训,而了解职业技能培训的企业,多认为培训内容部符合企业实际需求。

    用工企业是农民工培训的主要提供者,企业大多采用成本较低的学徒制方式对农民工进行培训。部分企业在人力资源部设置有培训模块,以企业内部纪律和规范为主要内容,专业技能培训很少。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强,大多数企业不愿意自己出资进行技能培训,以避免为别的企业免费提供熟练工。目前政府下属的教育、劳动等公共培训机构所提供的培训,多数只对城市下岗职工开放,尚未覆盖到进城农民工。而劳动流出地的政府部门组织的职业培训集中在农民工春节后出门打工之前,一般安排2-3天的培训内容,主要告知农民工进城之后的注意事项,与技能培训毫无瓜葛。

    报告撰写人、社会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吴晨认为:政府颁布的一揽子稳定和刺激企业用工的政策多针对城镇失业人群,以招募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从政策中获得的实际效益极小。而在周期性失业背后,是更为严重的自然失业,包括:

    1.中小企业急需资本支持,它们吸纳劳动力的天然能力被拥有低价资本的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不断打压;
    2.城乡对立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制约了中小企业吸引、培养、维持高素质劳动力的途径。
    3.缺乏提供高质量及时信息服务的职业中介、公共就业指导机构,失业人群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物质成本才能找到第二份工作;
    4.缺乏针对性强、周期短,花费较少的职业培训服务,劳动力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并存;

    社会资源研究所一直倡导培育中小企业吸纳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在本次调查中,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中小企业在贷款、税收等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和不公,而他们本应该是吸纳就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呼吁政府区分对待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吸纳农民工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采取税收激励等措施吸引后者吸纳更多劳动力以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的社会效益。
 

 

发件人:"ZhangDongSheng" <zhangds12@hotmail.com> 2010-08-29 02:26:33 +0800 收件人: "军张洞"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新稿件

郎咸平反对征收房地产税是在忽悠大众

张洞生

2010.7.30

Email: zhangds12@hotmail.com

    郎咸平发表演讲,公开反对征收房地产税,说什么“征收房地产税”是“劫贫济富”。郎咸平现在开始替中国的富人说话,变成郎嫌贫了。故意开错药方,忽悠中国政府和广大民众了。谁都知道,欧美发达国家都收房地产税,像美国康州(Connecticut)连汽车都当做财产与房屋同样收税。因为不按土地和物质的价格征收物业税是社会最大的不公平,是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美 国地方的市政府正是用这大笔房地产税的收入的一小部分为低收入者提供免税或低税住房,为退休老人提供老人房,或对退休老人的自主、自住房减税。而房地产税的大部分收入还用于地方政府员工的工资。这是最有效的“劫富济贫”、调整收入分配方式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政府收了大量的房地产税后,才能抽出其中小部分帮助地收入者、老人、穷人,为他们建设廉价房,使“居者有其屋”。否则,中国政府只能和现在一样,自掏腰包来建经济商用房了,这才是真正的“劫贫济富”,花纳税人的钱。这当然又是肥了开发商和官员了。如果鼎鼎大名的郎咸平教授不了解欧美国家收支房地产税的实际情况,而在中国忽悠政府和广大民众,信口开河,就请按孔夫子的教导“过则无惮改”,快快更正,无误导中国政府和民众了。

    其实很简单,只要看看权贵、官员、富豪们无一不害怕和反对征收房地产税,就可知道郎咸平反对“征收房地产税”是在替谁说话、在为谁的利益“摇旗呐喊”了。
郎咸平教授过去因多次批评政府的经济政策而不为政府采纳,使他积累了很高的知名度。虽然他过去使权贵、官员、富豪们不喜欢,但他的观点并未为高层决策者们所采纳,也就损害不了他们的实际利益。所以郎教授仍然可以到处“吆喝”、“吃香喝辣”而“畅通无阻”。但是,郎教授当然心内明白,“今日中国之域中,竟是谁 家之天下”的道理。如果郎教授在此关键时刻,以他过去积累起来的名望,仍然高喊“征收房地产税”,在舆论和民意的胁迫下,为政府所采纳,必然会使权贵、官员、富豪们从口袋内掏出“真金白银”的。而且,他们所包养的N奶们的支出也会大大地增加,他们非法受贿的房地产也会曝光。这样,郎教授将可能再也无法在中国的大地上混下去了。连小命能否保得住,也很难说。因此,郎咸平以“征收房地产税”是“劫贫济富”的吓人口号为由,大喊反对“征收房地产税”,也许是“情有可原”的。如果郎教授与西方接轨,学美国议员私底下接受某些团体的游说和馈赠,为其利益“奔走呼号”,也不足为怪。毕竟出来混的人总不能作赔本买卖喝西北风吧。

    现在政府最怕的是征收房地产税会刺破房地产泡沫,使GDP大幅下降。当然,征收房地产税的的幅度和时机仍需很好的掌握。为什么政府还要使经济虚热增长到9%呢?其实,在现在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转型的2~3年内期间,GDP下降(5~6)%而能保持4%的增长就很好了。政府可以发放失业救济金和粮食券。政府可借此调整收入分配、实现经济转型。政府可借此裁减官员,减少3公浪费,使市场的大量浮钱就从用于炒房而转向实业和第三产业。这些都是大大的好事。当然,对官僚来说,就是大不利了。但问题还在于谨小慎微的胡温是否有这种魄力和担当承受得起内外的巨大压力和责难,完成经济政治社会转型的艰巨的历史任务。

    下面,请参考作者前不久发表的“必须征收房地产税”一文的第六节。

    1。土地和一切物质资源为全国公民所共有,也应共享。富人的别墅和高级公寓占有大量的土地和物质资源,不交物业税就等于无赏地占有,而广大的窝居平(贫)民占有极少的土地和物质资源。因此,不按土地和物质的价格征收物业税是社会最大的不公平,是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收物业税?何况,现在很多外国资本家和华裔外国籍大款都在中国有大量的豪宅,对他们也不收物业税,这是什么国策?这对内是按权分配的封建主义,对外是买办主义。所以李厚泽先生一针见血地讲:“中国是有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真是一语道破我们制度的天机。让房价在高高的涨吧!高涨的房价就是压垮这个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

    2。几乎所有贪官受贿的赃钱都是房地产,这也是所有贪官包N奶、养情人小蜜的必须的本钱。因此,征收物业税就是暴露贪官赃财的最有效的措施。这就是征收物业税遭受官员极力阻扰而长久不能实施的根本原因。

    3。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高层最近强调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征收物业税就是首要的、关键的实际措施。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不过是吊胃口的空谈而已。》

    再请参看作者过去的文章“试论中国目前经济中的房地产泡沫问题”的一段节录如下:《在市场需求已经饱和的情况下,房地产的巨大泡沫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结构下就成为恶性肿瘤。破灭是大有好处的:

    1.现在中国的房地产是暴利行业,泡沫愈大,暴利愈大。房地产主有了暴利,就能有巨额的现金和套房贿赂官员,形成官商勾结,父官子商,父官妻商等等贪腐暴利链。房地产的暴利是官员腐败的主要来源。只有看看被揪出来的大贪官几乎90%以上是与房地产有关的。因此,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就是断了腐败官员的奶。这是政府反腐的釜底抽薪之策。

    据我党最高理论刊物《求是》的姊妹刊《小康》杂志进行了一项"社会群体诚信调查",其结果表明"妓女比政府官员更讲诚信"。妓女在五大诚信群体中位列第三,前两名是农民、宗教职业者,后两者是军人和学生。调查报告说:"二○○九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大幅下降。超过百分之九十一的受访者说,再也不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调查数据。"

    2. 高价的房地产泡沫使工商企业的成本增高,使人们的消费顾虑增加,使资金流向暴利的房市,而不愿意投向利润低的中小工商企业,这阻碍了经济的正常持续的发展。

    3. 高价的房地产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不少房地产大款和权威们倒因为果,说什么通货膨胀造成了房地产泡沫。媒体权威们都在说假大空的话来忽悠人们,说买房就能增值赚钱。

    4.股市上涨还能为工商企业集资,其小泡沫对经济发展还多少有促进作用。而房地产商与官员经济学权威们勾结在一起,将高价房的陷阱挖的更深更阴蔽,让买房者可以透支几代人的血汗,世代为"房奴",几代人缩衣减食只为买个比原先居住略大的一点空间;而卖房者则享受着空手套白狼一夜暴富,过着"奴隶主"般的腐化生活。

    5.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大量的游资就可以流向发展民生所需的工商企业和第三产业,比如,医院,技术学校,环境保护,向各种研究室(所)投资等等。

    6.可急剧地减少可耕地和可用地的流失。为子孙后代确保18亿亩耕地作贡献。

    7。将巨额款项借给大款炒房,无论他们赚了钱或者赔了钱,都可能是“肉包打狗”,有去无回,因为他们可以和陈水扁赖昌星杨秀珠等一样,很容易通过国外的子女或亲朋将巨款转移到国外,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因此,银行还不如拨款市政府直接买一批公房和买股票来得合适。所以很多网友说:“不买房真的就是爱国”,我觉得很有道理。”

 

北京首套房贷者平均年龄27岁 远低于美德日

记者 于立霄

2010年08月28日

  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而日本、德国首次购房人的平均年龄是42岁,在美国30岁以上者才有经济能力购房。这一数据充分表明,北京年轻人过早且过于依赖父母的力量购房。

  链家地产市场研究中心与光大银行联手合作出台的《北京市二手房贷分析报告》公布了上述最新统计数据。该报告显示,近年来,北京购房人的平均年龄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尤其是申请购房房贷者的平均年龄从2007年的34岁,一路下降至2010年的27岁。

  当前,刚毕业的中国大学生月薪大约在3000-5000元之间,工作若干年后,一部分年轻白领的月收入有望达到10000元左右。按照目前北京四、五环路内房价每平米2万元计算,一套面积为80平米的普通住宅需要消费160万元。

  报告显示,毕业仅4年、年龄在27岁的适婚年轻,若按每月还款金额最高为9000元计算,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即使两个人共同偿还房贷也需要15年方能还清。而这每月支付9000多元房贷,远远超过一般首购群体的承受能力,还款收入比更是超过了警戒线。

  北京购房者年龄提前,不但造成了购房压力的年轻化,而且推动了北京房地产市场长期供不应求的状况,令高企的房价亦难以调控回落。

  有专家分析认为,如何延缓年轻人依赖父母过早购房的需求,抚平初为父母者在步入社会时出现的“暂时性无房”的恐慌心理,将是北京房地产市场走向健康发展的关键。

德国:租房是人们的主要选择

人民日报

2010.9.2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09年的最新统计,德国57%的家庭是靠租房过日子的,拥有个人住房产权的家庭仅占德国家庭总数的43%。1993年个人拥有住房产权的家庭为39%。虽然这一比例在十几年间增长了4%,但总体上变化不大,德国住房的主流依然是租房。`

  德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是否购买住房与年轻人是否结婚没有关系。德国单身家庭租房的比例为76%,无子女家庭租房的比重为52%。购买住房的主要是带子女的家庭和高收入者。

  据统计,德国3人家庭拥有个人住房的比例为57%,4人家庭拥有个人住房的比例约为70%,5人或5人以上家庭拥有个人住房的比例约为73%。德国家庭月净收入以2000欧元为分界线,月净收入低于这个数值的,绝大多数是租房户;月净收入高于这个数值的,买房的家庭愈来愈多。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德国拥有产权房的家庭,大多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工作和婚姻都相对稳定;二是出生后的孩子需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三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蓄后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

  德国人崇尚节俭,租用住房的面积一般不是很大。据统计,德国租用住房的使用面积平均每套为69平方米,而买房人每套住房的使用面积平均为121平方米。

  德国年轻人极少买房,这主要是由于年轻人的职业面临着多次选择,住所和收入都不稳定。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在于租房比买房方便、实惠。德国房屋租赁市场发达。有关材料透露,仅仅在德国东部地区,就有100万套闲置的住房供出租或销售。在德国西部地区,仅仅是德国联邦、州和地方3级政府拥有的廉租房就有300万套。此外,住房合作社、公司和居民个人还有大量的闲置房屋可供出租。

  在欧盟的成员国中,德国经济实力是最强的,但居民占有个人住房的比例,德国排在最后。欧盟成员国居民家庭拥有个人住房的比例,平均为63%,德国的这一比例是43%。

  值得一提的还有德国的房价。最近10年来,德国商品房房价几乎原地踏步。有些地方,例如柏林,房价甚至有所下降。在高房价地区或城市,比如法兰克福或慕尼黑,每平方米房价在1500欧元左右。

  德国通货膨胀率很低,10年来工资也基本没有什么调整。以德国人的平均收入来看,每个月的工资,如果全部购房,足可以买2平方米的住房。如果买二手房,房价肯定更低。但德国人不愿意负债,他们更看中休假、买车。房价很难炒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德国的人口呈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不着急买房,也在情理之中。
 

 

 


发件人:"孙连华" <sunlianhua@pku.edu.cn> 2010-08-28 15:21:3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仲老师,您好!孙连华对一些“公共政策”的
“帕累托改进”思路(小汇总),请您指导(可约我去您那里,见面聊)

对一些公共政策的帕累托改进思路

孙连华

2010-08-28

     1,三农(城镇化)

    《十字城镇》一些初始想法,新农村建设,不太注重村庄合并(太慢,新房仍建原村里是“速度打折”)!还有就是快速地大拆大建(太快)!改进 的措施是:农村合并、农业连片、减少农民!适度加大农村合并力度,新房不得随便建在原村里,把新房尽力向“乡镇”所在地合并,然后土地自然就连片了。人们居住集中后,公用 基础设施将更加普及!(“减少农民”见下文“就业”条目)

    理由:分散地建设“小村庄”的基础设施,很不经济,也不安全可靠。不建,民生就难提高、也易受灾。有规模地建设(适中规模),才更经济、安全、可靠。改建过程将是一个几十年的漫长过程,即随着房屋的“自然老化-翻建”进度而改(而不是:经济发展-城市化率“逻辑斯蒂曲线”),反对对尚在可用阶段的房屋大拆大建!

    2,就业(社会保障、内需)

    已有《按需生产经济学》即“市场-计划经济学”一些初始想法:当前状态:“先产再卖式”竞争就业,导致有人被挤失业、包括毕业就失业、企业被挤破产,强者有“我要抢你(弱者),但你别和我抢”心理,产品过多而卖不出时就“出口”(上班的人,义务多、权利少,一个人干多人的活)。

    改进措施:“按需生产式”就业,有合理需求后,就要付出相应的就业,强者是“我干完我的任务量就走,我不替你(弱者)干”心理,则人人理顺“权利-义务关联”,是内需拉动的,则不再“失业救济”(权利-义务平衡关联)。还有,产业结构得以理顺,农民数量减少。理由:“你别和我抢”心理变成“没人替你干”心理,就业就顺畅了!

    3,教育、人才:当前:教育收费在先,毕业后不再收教育税。逼得一些穷孩子上不起学,毕业后本来喜欢干那些清贫领域的人才不得不也去竞争急功近利的高薪领域,例如不去研究基础科学,而是研究股票赚钱。改进:入学前免费,毕业后再收税。理由:类似汽车的“费改税”,更加公平,避免人才因穷失学、毕业后的急功近利。人才、国家、银行多赢!

    4,医疗、体育。当前:大力发展“病后产业”,却轻视预防环节。改进:大力发展预防工作、中医、群众体育(广播体操)、全民印发健身小册子!医生待遇参考消防队:根据所辖区的人数和年龄结构,每月固定给医生相应数量的钱,之后病人如有看病的、拿药的,则病人不再花钱,而是医生从固定费里出!为防止医生不做为,凡有不正常身故者,医生要被多倍扣款交家属!则最符合医生利益的做法是:每月拿到固定钱后,经常给所辖区人们体检、催促大家健身、推拿,多预防、出力,而避免开药、即使开药也多开便宜的中草药!少花钱、多出力!理由:医疗,从GDP指标上应该“反发展”!

    5,计划生育。当前:4-2-1收缩结构。改进:晚育!可以20、22周岁结婚,但25岁前不得生育,否则重罚款!25岁以后可生第一胎,妇女32岁时很健康者可生第二胎(即:加大两孩子时间间隔),给不能生二胎妇女以奖励。理论上一个妇女只能间隔7年、生2个,生子数量达到后,即便再婚也不得再生小孩。理由:变“短时间、窄收缩”为“长时间、平行线”。

    6,老龄。当前:家庭养老为主、子女压力大;国家发养老金压力也大。改进:养老院为主,以服务代替发退休金为主(财政资金主体部分是发给养老院的,而不是发给老人)。老人与老人在一起也容易交流,唱歌,打牌,子女经常来看即可。理由:改变“心有余而力不足”问题!

    7,住房。当前:房价贵、城市挤。改进:“十字城镇”稀疏城市拥挤。特大城市可以高房价以减少人口,但小城市必须低房价!理由:通过价格杠杆不让住大城市,那得让住得起小城市!

    8,交通。当前:发展高铁:乘客少,发展轿车:城市堵。改进:大力发展普通公交、地铁,3环14线规划理顺路网,人们就近上班、上学避免远距离。提高小汽车单价、油高价、高税(只有“社会塔尖”上的人才坐轿车!类似奥运会入围 。指标,原始队员再多,最后也要“有限入围”)理由:车代步的意义应该是速度、而不是拥堵!

    9,科技。当前:科研单位分散地搞科研难搞大项目,直接卖厂家时价很高难推广,忽视基础研究损未来。改进:国家统一科研,包括基础科研(变全国几百家重复科研为不超10家对照组)。各工厂每年强制交一定费用,然后随便使用各种适用技术,类似ADSL宽带包年!用户相对用哪个对照组的比例多,那个科研组就高薪,则有创新的动力!理由:这样改革后,科研会推进、科技部从各企业收钱则不会亏,各企业随便用好的工艺也不亏!


    10,产业结构。当前:为了赚钱,搞得重工多、轻工少,想横向精细(粗放-精细),未太想竖向调比例(轻工-重工-原料)!改进:调整竖向比例:轻工略多,与人们的需求总量相匹配,重工偏少、与轻工的生产规模相匹配。理由:“按需”逐层理顺!

    11,环保(正积极倡导“跨领域”的《低碳社会标准》的建立)。当前:以罚代管。改进:通过产业从轻工到重工的理顺,促进工厂规模化,促进环保。科技创新“包年用”促进环保、《按需生产经济学》中的“万人分工”各环节尽责思维保障环保。理由:不能再“先污染,再治理”了!是饮鸩止渴!年轻时拿命换钱、年老时拿钱换命,不是白折腾吗!!!

    12,水利。当前:汇集式河流,容易产生洪峰。改进:配合十字城镇的“河流双下游”理论,分流式!根据十字城镇模型,全国建设“规模性水库”数仅1万多个(每城一个)理由:“双下游”可使水向旱处分流并蓄积住(大禹治水式疏导),调节旱涝、避免快速入海。

    13,国土:当前:18亿亩红线。改进:粮食产量由土地面积乘以单产得出,有了“河流双下游”稳定旱涝、稳定粮食单产,则可以适度调低土地面积。“节约粮食”、减少吃肉、造酒等措施也可适度调低土地面 积。我在2007-03-08解读2007两会报告时略谈到“河流双下游”可以让一些沙地慢慢变耕地、林地的思路,但当时未太考虑明白,属于“保住”思维,还不是“可降低”思维(注:天则所茅于轼老师曾经做过该课题,2008年12月24日《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理由:多因素统筹考虑!避免单因素僵化考虑!

    14,公益慈善(已有些细化文章:对2009慈善捐助的“竖向分析”等)。当前:倡导大家多给亡羊补牢环节捐款。改进:多给预防环节捐款,以避免亡羊补牢事故的发生,从而降低亡羊补牢捐款压力!让少量的预防投入,通过智者的放大,去帮助更多需要“亡羊补牢-鱼”帮助的人,即诺贝尔 。慈善模式!理由:慈善,从GDP指标上应该“反发展”!

    15,文化。当前:缺失!不信神!不信古(祖宗)!改进:重建信仰!扩充“八荣八耻”(道德标准)。了凡四训、弟子规类书籍应成为全民必读书(德育)!理由:再不重建道德信仰,就会有更多的三聚氰胺、抢夺赚钱!毁国、毁子孙、毁人类!!!

    16,民主。当前:选人民主。改进:选事民主、学术普查,而选人是次要因素。理由:选事民主,避免犯错,则不到任期避免换人!社会少折腾、内讧,多稳定!

    17,政府改革。当前:大部制、省管县、撤村。改进:“十字城镇”合并思维为这个行政改革提供空间支持:中央-100省-100县-16乡镇(让当前冗余市长择优去当省长,村长择优竞选镇长)。理由:空间合并的配套措施,才可避免单独改行政而不改空间时的鞭长莫及管理问题!

    18,国防。当前:各国增加军费,实现的是高风险的制衡。改进:参考碳减排的《京都议定书》,各国逐年降军费,实现低风险的制衡!理顺就业和信仰进一步实现“自我约束”不必扩张。理由:军事,从GDP指标上应该“反发展”!

    19,社会治安。当前:压,尧舜模式。改进:疏导:通过就业梳理(按需生产)、信仰重建,多自律,减少维稳开支。理由:大禹治水。

    20,食品安全:当前:三聚氰胺反复出现!事后问责制。改进:事前预防制:卖什么的,全家就要跟着吃什么!长期连带责任!理由:卖什么不吃什么,赚完钱就跑,当然要努力考虑劣币驱逐良币!所以要改。



    本人精力有限,所以今天先梳理这20个我比较关注的“主领域”,以后加入哪家研究机构,形成团队后,再继续添加、细化,包括多人合作出书,每“大领域”一章(当前流行情 况是:每“小领域”就洋洋洒洒写一大本书)。总原则:使XXX领域回归到“自然有序状态”、顺应自然为主、人工改造为辅。避免:无序、改造自然为主!若哪家机构此前想过以 上创新方向,请及时告知我,以便针对性学习!谢谢您!

    我还未太想明白的领域有:港澳台、外交、军队、民族团结、宗教工作、侨务、财政、货币、腐败。。。。。。本次汇总,属于“切分式叙述”,不包括“统筹表达类”创新(如“20关系”类文章多篇、两会报告总脉络图等)!

    为什么我要花多年时间先辨别“战略方向”,再细化“战术细节”呢?以尧舜、禹的“治水”为例,尧舜的战略方向是“堵”,大禹的战略方向是“疏”,结果,“堵”费了 很多力气,劳民伤财,也没搞太好,事倍功半;而“疏”没费太多力气,效果却很好、效果很长久,事半功倍!另外,成语“南辕北辙”同样体现了“战略方向”的重大意义:战 略方向如果错了,战术上再好,也达不到目的!所以,要先“明确方向”!

    我目前的“战略层面扫描”阶段已经基本完成,希望进入相关“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细化研究,既为机构的具体课题贡献智慧、贡献国家、人类,也通过参与,学习锻炼自己 的“细节做事能力”,进一步接近“落实”环节!---此前学术、办事中的粗糙之处,对不起大家!还望各位老师、朋友原谅!

    公共政策,关乎全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国家的和谐与稳定、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指导、团队合作支持、资金资助,以便更加扩展、深入研究,提出 更加可行的办法!(参与这些高端领域,志在天下、善达万民!是属于“一善抵万善”的!)

    独立学者 孙连华 1352 193 1166,sunlianhua@vip.sina.com,sunlianhua@pku.edu.cn,sunlianhua@163.com,2010年8月28日星期六 北京。

 




发件人:"牵手未来" <759899584@qq.com> 2010-08-31 13:24:50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周孝正" <zhouxiaozheng@vip.sohu.net> 抄送:标题: 消费者责任中国行宣言

消费者责任中国行宣言

李永生

2010年8月

    我们都是现代人,人与人之间是在维我状态中相互争夺相互伤害,还是在兼爱状态中相互扶助相互监督,考量着现代的人文环境;人对自然是残酷索取以满足少数人的、短期的需要,还是理性开发以满足公共的、持续的和谐,检验着现代人的自然环境。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和谐稳定的现代环境中。在现代市场关系中,每个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消费者普遍的理性消费将会有效推动生产者承担社会责任。全民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就是公民社会。

    黄宗羲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万民之忧乐就是民心之所系,就是大众对公共利益的共同需求。公益事业是以公共关怀为起点进行维护公共利益的生产和服务。拥有共同利益就是拥有共同的保障,会让人们提升公共意识,感受大家庭的温暖,免于相互伤害。公共道德的树立和公共秩序的完善,取决于人们对公益事业的理解和认识,对公益事业的参与和可支配程度也检验着社会的文明程度。享受公民待遇应该从享受公共利益开始。具有主动、相互、持续的公共关怀的社会环境是现代人享受公民待遇的可靠保障。拥有公民权利,与承担公民责任同时开始。对人的尊重,对环境的保护,永远是公民责任的核心内容。

    社会应该是一个整体,每个人每个社会组织都部分地存在于社会整体中,如果每个人都有一种‘先他人之忧而忧,后他人之乐而乐’的情怀,整个社会将充满公益的氛围,公益就真正成为社会的维生素。每个人的社会活动都具有服务意义,是否具有服务意识也是检验公民素质的标准之一。服务品质将决定一个人一个组织的发展状态,被社会淘汰的一定是缺乏服务意识和服务品质的个人或组织。

    拒绝一次性筷子、一次性餐盒以及塑料袋,让每一片土地都拥有绿色;面对忧患重重的食品安全,让每个人都拥有健康;面对开在居民楼里的黑砖窑和一个个传销白区,让每个求职者都远离欺骗和暴力,让每个创业者都拥有公平公正的市场机会;面对伤害和贫困,让我们送去兄弟般的问候和帮助;面对横行霸道的假冒伪劣,让每个消费者都具有公共意识和忧乐情怀,是理想,也可以是行动。一群普通人,一群普通网友,一群普通消费者,将带着这个理想开始行动,带着感恩的心,带着消费者责任,带着公共关怀,一起上路,希望走近每一个消费者,走近更多的良知企业,走近所有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一起设立承载爱心的公益仓库,也希望和那些缺乏公共意识和服务意识的人一起拓宽公益之路,一起完成情感和利益的融合,希望和更多的人在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互助合作氛围中相互监督,希望和那些习惯于相互争夺的人在自我治理的过程中营造出免于仇恨免于恐惧的现代环境。让我们与责任同行,与文明同行,与健康同行,一起走进自由和谐的公民社会。

    我们将以公开的捐助者和服务者的姿态行走中国,接纳全民参与,接受全社会监督。我们相信,责任公民在支持我们,责任政府在支持我们!
让我们一起:兼爱天下,温暖中国!

    发起人兼召集人:李永生,社会学者,国际著名企业家慈善家联合会副秘书长;全国科管委核心思想研究与社会公益专业委员会高级专家;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研究员;身份证号码:132629196512150832,联系电话:010-86732872,13671086525,电子邮箱:youle710@sohu.com。

    共同发起人:赵本山,著名表演艺术家(拟邀请共同发起人)
    共同发起人:谢昌逵,中国青年报创始人之一,中国社科院青年问题研究学者
    共同发起人: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国际著名企业家慈善家联合会理事长
    共同发起人:周鸿陵,著名社会活动家,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
    共同发起人:周孝正,教授,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共同发起人:金 白,自然自我-社会创新平台 创办人,爱在中华义工队 队长

社会责任与社会关系

“消费者责任中国行”活动引言

    社会责任是针对所有的社会人提出的,是所有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应该承担的,包括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涵盖所有公民责任,但是,就人们生活所必须的市场供应关系而言,多数人都是生产者,人人都是消费者,社会关系的主要成份应该是企业和消费者。社会秩序来源于社会关系的协调,对权力和责任的平衡是保证社会关系和谐的基石。

    每个企业所扮演的市场角色根据所处的产业各不相同,但应负的社会责任基本一致,都应该包括对人的尊重和保护,对环境的保护。

    企业社会责任,简称CSR,1999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了“全球协议”,并于2000年7月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该协议号召公司遵守在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方面的各项基本原则,其内容是:

    1,企业应支持并尊重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不参与任何漠视和践踏人权的行为,
    2,企业应承认劳资双方就工资等问题谈判的权力,
    3,消除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有效禁止童工,
    4,杜绝任何在用工和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
    5,企业应对环境挑战未雨绸缪,
    6,主动增加对环保所承担的责任,鼓励无害环境科技的发展与推广。

    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经过西方两个世纪的修正和补充,已经基本达到了稳定社会关系的要求,这不仅仅是一个国际标准对企业提出的要求,也是人的价值提升的根本保障。所谓综合国力,实际上是各种资源的整合力,就是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加强,技术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模式不断优化,资本融通环境逐渐匹配,而不是残酷压榨和扭曲本国劳动者的血汗与尊严。不能离开人的价值提升和对环境的有效保护谈强企强国。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观念与国际标准存在着很大偏差,很多企业还仅仅把社会责任停留在产品质量提升以及对社会捐助方面,当然这样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不过,整个社会是需要完善的监督体系来持续发展的,企业的发展同样需要整个社会的协调,对企业的监督就显得非常必要。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也是对监督体系的一种考验,因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所依托的环境和品牌需要全社会来营造和维护,那么,市场方面的社会责任就应该是企业责任和消费者责任的总和,在法制环境不尽人意的情况下,消费者拒绝假恶丑的能力将决定或者制约良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同样检验着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

    每个企业在产业链条中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是一个企业依靠良知就可以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的良性互动是推动公民承担社会责任的起点。

    三、 消费者责任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 主动拒绝破坏环境危害健康的生产和消费,2、 主动拒绝为假冒伪劣和血汗工厂提供劳务和原材料,3、 主动宣传推广绿色消费理念,4、 主动使用节能环保健康的产品。

    消费者不能主动拒绝假冒伪劣,不能拒绝血汗工厂生产的产品,不能拒绝破坏环境的相关消费,比如一次性筷子、一次性餐盒和塑料袋,一方面是因为价格低廉,拒绝消费的个人行为不能起到太大作用,一方面也是因为拒绝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利益支持,甚至会损伤自己的眼前利益,还有一点是,没有相配套的产品及服务,比如消毒餐具的推广,比如非一次性使用的物美价廉的购物袋,还有这些相关厂家的利益转移,这些都是一次性消费的关键因素,故此本人认为,企业应该把捐助的目标转向对消费者责任的支持,以提升消费者拒绝假冒伪劣的能力,让消费者明白保护自己和他人利益的途径不仅仅依靠政府行为,营造一种共同拒绝的大环境。

    企业家都知道,对品牌的保护是规模化发展的根本保证,而消费者拒绝假恶丑的能力直接影响品牌的延伸拓展,企业家的眼光应该转向培育和激励消费者责任,为此,本人发起了“中国消费者责任万里行”活动,以宣传推广社会责任为切入点,推动、促进、激励人们的良知和责任感,打通企业与消费者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渠道,探索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以及全民健康有机结合的新模式,积极有效地推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消费者责任中国行”活动,旨在对中国境内的企业进行社会责任问卷式调查,广泛征集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新思路新模式,收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拓展计划,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和消费者责任的交互性发展,促进资源整合,推动优势互补,同时在企业的积极参与下进行志愿者宣传活动,针对拒绝伤害性消费品需要解决的问题召开研讨会、论坛等等,希望得到相关政府部门、良知企业、公益机构、各个媒体的关注和支持,推动社会责任理念的学习和深入,让企业市场开拓与公益推广并进,志愿者投身公益与互助合作同行,受助与建业并重,环保与健康兼程,慈善与服务并举,责任与利益结盟,让我们为企业的良性发展、为社会的和谐共同努力。

    “消费者责任中国行”活动策划人:全国科管委和谐思想研究与社会公益专业委员会专家 李永生 , “消费者责任中国行”官方博客:http://youleqs.blog.sohu.com, 联系电话:010-86732872 13671086525,邮箱地址:shzrwlx@sohu.com youle710@sohu.com,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10-09-01 06:23:51 +0800 收件人: "baiyimin001" <baiyimin001@sina.com> 抄送:标题: 《瞄准日本财团》连载(4) / 日本“军工巨鳄”渗透到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根基

日本“军工巨鳄”渗透到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根基

白益民

2010年8月

    暗中渗透的三菱财团

    日本三菱重工的业务包括武器、机械、核能、电力、交通等领域,其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多,与中国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三菱重工以民用品开路,逐步渗透进中国装备产业基础,在中国装备市场上攻掠斩获巨大。它用了些什么战术?它用什么手段将中国纳入其全球化的战略?

    在进入中国初期,三菱重工一方面利用金羚洗衣机搭建的宽广平台快速实现盈利,减少投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三菱商事(综合商社)的介入,保证了在开拓中国市场的过程中,能得到来自三菱财团长期帮助。近年来,三菱商事重电机本部在中国市场频频得手几十亿元的项目。

    三菱商事更多看中的是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与中国企业建立一种“亲密”的联系。三菱重工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同时三菱商事结合金融、政府公关、日元贷款项目等手段,将发电、环保等装备制造与中国产业捆绑在一起,强化了三菱财团与中国生产企业间的联系。

    第四章内容提要

    三菱重工业破解了当时还是中国国家机密的大庆油田情况:认定大庆油田在中国东北北部,推算出油井的直径和油田的大致储量和产量。

    在三菱汽车中国网站上,可以看到三菱汽车的6家中国合作伙伴,其中竟有4家是军工企业或者有着军工背景。

    三菱商事、川崎重工、日立制作所、东日本旅客铁道等14个企业团体发起“日中铁道友好推进协议会”,聘请前首相竹下登担任会长。

    三菱重工将触角深入到中国建材料核心研发领域,同时三菱商事与北新集团建立联系,使三菱财团的成员企业都能够从中获得发展的机会。

     轰动一时的"徐工并购案"的背后,三菱重工施加了影响力。2003年初,在卡特彼勒与徐工双方高层会面密谈的地点,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日本东京。

    以中国最好的理工大学和清华大学为平台,三菱重工投入大量资源。“清华-三菱重工研发中心”对中国能源战略的决策施加了重大影响。

    设立在上海的三菱商事(中国)有限公司总部被设定为一个投资性公司,其他所有在华子公司都是围绕这个投资总部来开展工作的。

    在国际市场上,三菱商事(综合商社)的强大商权,迫使中国企业要想获得项目机会,不得不求助于三菱商事这样的公司。

 




发件人:<yuyunhui@139.com> 2010-08-28 23:42:54 +0800 收件人: "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如何处理新时期的中美关系 请仲老师指正。余云辉

    作者简介:余云辉: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某高校会计系执教5年,1991年至1994年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证券行业,拥有15年的证券从业经历,曾担任海通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项目经理、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基金部副总经理、交易总部总经理兼战略合作与并购部总经理、德邦证券常务副总裁、总裁等职务。现为中国中材国际独立董事、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电子信箱:13901625258@139.com ,

如何处理好新时期的中美关系

——兼谈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思路

余云辉

2010年8月

第一部分

    中美关系无疑是中美两国之间最主要的国际关系,但是,处理中美关系的主导权并没有在中国手中。这是中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必须面对的现实。在这种格局之下,中国政府必须牢牢把握处理国内问题的主导权,并在此前提下,围绕着实施正确的国家战略,主动调整国内经济关系和产业结构,从而使中国在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过程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果中国政府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断丧失处理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主导权,同时,美国利用中美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操纵着中国的内部关系并不断地侵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长远利益,那么,中国将面临着极其被动的局面。这种被动局面主要表现为,如果顺从美国的意志则丧权辱国;如果逆其利益则可能爆发直接或间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冲突。从目前的局面分析,中国已经陷入了这种尴尬和被动之中。

    知己知彼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前提。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过程中之所以陷于尴尬和被动,原因在于既不知彼、也不知己。

    “知彼”就是要清楚美国现阶段的核心利益。美国从一个英国殖民地发展成为独霸全球的超级大国,其核心利益在不断地演化。美国的核心利益已经远远超越了二百年前追求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目标。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的核心利益已经上升到美元、上升到维护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上升到维持美元的全球霸权。从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到引爆希腊债务危机,都是为了巩固美元的全球地位,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因此,任何挑战美元的国家和地区都构成对美国核心利益的挑战。美国对此决不会视而不见。遗憾的是,中国在基本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试图以人民币挑战美元。

    当前,尽管人民币有了一定的国际信用基础,但是,人民币的国际信用基础并非来自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而是来自于中国的美元储备。因此,以人民币挑战美元,实质上是以中国的美元储备挑战美国的美元地位。在此情况之下,人民币挑战的不是美元,而是人民币本身。人民币挑战美元的政策后果是暴露了中国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意图,但是对美元却不构成任何威胁。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力量所形成的综合实力和国家信用还无法挑战美国的地位。基于这一现实,中国应该默认美元的国际地位,谨慎发布人民币挑战美元的观点和政策,不再公开地、直接地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在目前的状况下试图挑战美元,属于不了解美国的核心利益,属于“不知彼”的表现。

    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不仅需要“知彼”,而且需要“知己”,尤其需要站在中华民族全局的高度和长期生存发展的角度,充分了解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需求。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需求是什么?对这一根本问题的不同回答是检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知己”的试金石。

    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需求不是GDP和GDP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1840年之前中国GDP远超过现在的比重而达到当时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是仍然没有逃脱战败国破、赔款割地、沦落为半殖民地的命运),也不是各级政府追求的GDP的增长速度、更不是众口一词的所谓城市化、城镇化和“世界工厂化”,而是实现新型工业化,实现工业现代化。

    新型工业化或工业现代化的内涵及其衡量标准是:

    1、每一个产业的龙头企业由本国资本控制,本国资本控制着产业链的主要环节,并拥有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不受外资控制;
    2、本国装备工业可以提供各个产业部门开展工业化生产所需要的核心装备和核心技术,这些核心装备和核心技术不受外国政府和企业的控制;
    3、本国所有的工业部门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机构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能力;
    4、本国产业部门的主要企业拥有国际和国内各类原材料采购的定价权和产品销售的定价权,他们牢牢控制着国际和国内的各层次流通渠道,各种流通渠道和商品定价权没有被海外资本所控制;
    5、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创造的财富以利润、工资、利息和税收的形式主要由本国资本、劳动者、金融机构和政府拥有,而不是由海外资本和海外组织所拥有;
    6、本国资本控制的工业企业具有良好的国防装备生产的转换能力,国防工业实力强大。
    7、金融监管部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可以为国家实行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而不是急于通过设立A股国际板等输出国内居民储蓄而为境外企业提供资本支持。

    对照上述标准,中国哪些行业和部门已经达到或正在达到这些标准?还是相反地远离或正在远离这些标准?

    中国已经是产品的“世界工厂”,也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世界工厂”,但是,“世界工厂”并不意味着中国工业化已经达标,并不意味着工业现代化已经实现。伴随着无序的对外开放和盲目的招商引资,海外跨国资本乘机迅速完成了中国诸多工业部门的“斩首行动”,中国的工业体系逐步被外资控制和肢解,核心技术和市场网络已经控制在海外资本手中,而中国的大部分产业离上述工业化的内涵越来越远。这正是威胁着中华民族长期生存发展基础的致命问题所在。

    当我们偏离了工业化的目标和工业现代化的内涵而去追求世界GDP排名、追求经济增长率、追求外汇储备、追求城市化和城镇化扩张、追求人民币挑战美元之时,我们已经偏离了国家和民族生存的根本,遗忘了自洋务运动以来几代人追求的工业装备自强的目标,沉陷于价值迷失、目标迷失、使命迷失的状态之中。我们追求浮华、崇尚浮夸,自视甚高(GDP世界第二),其实毫不“知己”。可见,达到“知己”的境界所要求的智慧决不亚于“知彼”。

    反观美国对华政策可谓“知己知彼”、攻防兼备、循序渐进、始终如一。美国国会、政府、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上下配合,在中国有条不紊地从工业到农业、从生产到流通、从实体经济到金融部门、从商品定价权到货币发行权展开渗透、瓦解、操纵和控制的活动。他们没有对人民币挑战美元的言论、提议和政策动作提出反击(在美国看来人民币挑战美元霸权属于天方夜谭),而是将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政府采购、自主创新、市场开放等等对中国实现工业现代化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他们知道人民币无法抗衡美元,但是,控制中国的市场空间、打击本土资本的创新能力、抑制装备技术的进步、转移中国的资源和财富,才是削弱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根本,才是阻止人民币挑战美元、维护美元全球第一储备货币地位的关键。

    海外资本已经有效地把中国的民间资本和国家资本从产业实体部门逐步驱赶出来,并将这些资本驱赶到房地产领域、虚拟经济领域、奢侈品消费领域和海外移民市场。我们的装备工业甚至无法为地处南部新疆轮台县的民营企业提供加工果酱的自动化生产线。

    中国的本土资本从其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在本土遭遇了国际竞争,遭遇了国际资本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走进各地沃尔玛和家乐福的超市货架,民族品牌产品的比例不断在下降。宝洁洗发水的市场份额居然高达70%。这种现象即使在所谓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日本都难以想象。但是,这却构成了中国各地无序开放模式的主要特色。这种以追求“世界工厂化”来代替工业现代化的模式在世界经济史上没有先例,更谈不上成功的先例,在现实中也没有找到成功的踪影。美国兰德公司已经预测到20年之后中国将再度陷入贫困和混乱。中国经济政策的摇摆和跟风源于价值、目标和使命的迷失。当西藏、新疆、黄海和南海重新燃起硝烟,已经预示着现行发展模式的终结,于是,反思和调整成为当前的主题。

第二部分

    当我们看清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并看清了美国主导下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格局的情况之后,当我们重新认识到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始终在追求实现工业化、而现实状况却离工业化的内涵和标准甚远的情况下,中国需要避免与美国核心利益的冲撞;需要抗拒GDP、增长率、工厂化、城市化、城镇化、房地产、招商引资等等短期利益的诱惑;需要顶住外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各种压力,加大力度支持本国企业自主创新并保护好国内市场的;需要集中政治力量、政策手段和经济资源,重新聚焦于新时期工业化的目标和内涵,迅速完成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为此,围绕着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千秋大业,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和对内经济政策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应该采取以下策略:

    第一、在国际政治言论和国际经济关系方面,避免人民币直接挑战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不要试图与日本、韩国等美国军事力量存在的国家结成货币联盟来推行所谓的“亚元”从而谋求削弱美元在亚洲的地位;不要为争取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点无关紧要的话语权而付出太多的代价和承担太多的责任,更不要试图利用美国控制的国际组织挑战美元。

    第二、不要因为国内经济和政策因素被动地增持美国国债,也不要因为美国国债行情看涨而主动地增持美国国债。目前,美国国内的税收收入只能维持它国内的各项支出,而美国海外庞大的军事支出则是通过发行国债来维持。事实上,美国是通过发行国债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元来维持海外的军事布局,包括对中国的军事合围。中国拒绝购买美国国债并寻求机会逐步抛售美国国债,是一种减轻美国对华军事压力的釜底抽薪的策略。我们不选择主动与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但我们一定不能在资金和资源上支持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合围和挑衅。

    第三、利用非汇率手段减少中美贸易顺差。美国始终以贸易顺差为借口逼迫人民币升值,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达到多重目的。人民币升值必然导致中国海外资产贬值、必然导致热钱在国内升值并造成国民财富流失、必然导致在华跨国企业更具竞争力(人民币升值可以有效降低跨国企业进口国外配件的成本)从而进一步挤压本土资本生存空间等。因此,解决中美贸易争端只能利用汇率之外的其它手段:

    1、取消所有对美出口补贴。
    2、通过提高国内资源价格(如水、电、煤、油、矿产等价格)、粮食价格和劳动力价格,提高出口产品成本,有效保护本国资源。主动提高资源价格、粮食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必须与通货膨胀在概念上区分开来。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前一类的涨价是价值规律使然,后一类的涨价则是货币超发使然。
    3、进一步减少稀土等矿产资源的出口配额,大幅度提高各类矿产企业的环保标准。矿产企业的环保投资必须达到甚至高于国际标准。目前,国内矿产企业的环保投入仅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
    4、主动提高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出口关税,根据出口产品的资源消耗情况和重要性确定出口关税的提高幅度。

    上述措施,可以达到以下目的:
    1、有利于提高中国商品在美国的销售价格,从而推高了美国居民的生活成本,甚至引发美国的通货膨胀。
    2、有利于减少中国产品的出口,从而减少这些低附加值商品所附带的资源出口和能源出口(中国因出口产品所消耗的原油就达到每年3亿吨)。
    3、有利于减少贸易顺差,从而减轻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堵住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借口。
    4、有利于减少外汇储备并由此有利于减少外汇储备对人民币的占款,从而减少美元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干扰,使中国货币政策可以走向独立自主。人民币不受美元政策的干扰和操纵是人民币逐步走出国门的重要条件。
    5、可以取得正当的理由抛售美国债券,不再影响中美关系。随着贸易顺差的减少,甚至逆差的出现,人民币不仅没有升值的压力,而且可能产生贬值的趋势。海外热钱将闻风而逃(此时,应该注意:在人民币贬值到位之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挡住热钱外逃,逼迫其接受人民币贬值的趋势)。随着贸易顺差的减少和热钱的撤离,中国需要大量美元用于支付,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抛售美国债券。

    如果主动减持美国国债,则可能被美国理解为中国的不友好;相反,如果因为贸易逆差和热钱出逃而被动地减持美国债券,则显得顺理成章,甚至美国因此不再担心人民币挑战美元霸权了。

第三部分

    中美之间经济关系的调整及其相应的政策主张的实施,必然造成出口的减少和与出口有关领域就业岗位的减少,因此,对外政策调整必须制定出相应的国内政策进行配套,以便实现整个产业结构的有效转变。这个转变意味着自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开始从“佣人经济”向“主人经济”的转变。为了理顺中美经济关系、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国内就业,化解转型过程中的增长压力、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中国的对内经济政策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1、各级政府和企业必须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途径和内涵,改变空谈的现状,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几十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转变发展方式的目标始终漂浮不定、内容始终变化不断。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从“坚持外延型型扩大再生产”到“发展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到“发展内需拉动型经济”,可以发现,发展方式一直在改变,宏观经济一直在调控,现代化的目标一直没有实现。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没有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和途径。因此,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需要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内容和途径,并纠正有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认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有一个目标:更好更快地实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不是把工业化理解为“工厂化”、把现代化理解为城市化、城镇化和房地产化。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有二条途径:一是让本土资本拥有各个产业、各个行业的技术创新主导权,并利用技术创新主导权开展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二是让本土资本能够有效控制流通领域的渠道和网络,从而能够拥有原材料采购定价权和产品销售定价权,并利用流通领域的定价权提高产品附加值。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是五个方面:其一,本土资本主导或控制着国内所有的产业部门;其二,主要的产业部门拥有国内技术话语权甚至全球技术话语权;其三,主要工业原材料的采购和主要产品的销售,拥有拥有国内定价权甚至全球定价权;其四,出口产品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其五,国家、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拥有可持续的良好的经济回报。

    迄今为止,全国上下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途径和内容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以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次沦为空泛无物的党八股口号。我们需要在明确了经济发展转变的目标、途径和内容的前提下,制定产业振兴计划和政策、开展产业投资和结构调整。

    2、通过加大投资,大力发展国民经济体系中滞后的产业部门来增加社会就业。

    目前中国发展最滞后的地方是农村、最滞后的部门是农业、最大的低收入群体是农民。我国学者蒋庆在贵州乡村感叹道:“我也没有想到农村会这样凋敝,这里的村寨已经有初中生吸毒了,已经没有什么社会组织了……”(详见李响的《一个儒者的现代突围》,《文化纵横》2010年8月)。面对这种局面,有关政府部门试图投资5万亿发展所谓新能源产业,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如果正视现实,可以发现,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仅造成巨大的城市就业压力,而且使中国未来进一步实现工业化缺乏坚实的农业基础。长期来看,“三农问题”不仅属于直接影响工业现代化的发展问题,而且属于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稳定问题。

    与中国的做法恰恰相反,美国联邦的财政资源不是倾注于“铁公基”和所谓的新能源,而是倾注于农业部门和军事部门,以此获得全球农产品话语权和全球能源话语权。农业同样是美国经济的基础、是美国工业体系的基础、也是美元的信用基础之一。美国农业属于高耗能、高耗水、高效率的石油农业,其生产的产品和转基因种子属于非绿色、不健康、环境隐患巨大的产品。中国既没有条件发展美国式的石油农业,也没有必要牺牲自己的资源和耕地去生产低附加值的工业品来进口美国的转基因产品、更不应该支持美国的农业产业集团打败自己的农业产业和剥夺本土的农民。

    中国必须放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步伐。大跃进式的城市化和城镇化一方面造成农业劳动力的匮乏、大量耕地撂荒或被挤占、农业资金转移到城镇房产等领域,另一面造成城镇就业压力增大、环境治理压力增大、教育卫生医疗压力增大。

    大豆、玉米、大米已经开始依靠进口。中国粮食和油料作物开始依靠进口,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城镇化是建立于流沙之上的海市蜃楼,随时可能坍塌。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种因果关系,其中,工业化是因,城市化是果。假如背离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水平而为了房地产商利益、建筑商利益、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利益而大跃进式地盲目推进城市化和城镇化,那么,中国必将逐步陷入就业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其实这些危机已显端倪。

    今天我们已经发现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出了偏差。我们把追求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误读为那些缺乏核心技术的世界工厂化、房地产化、城市化、城镇化和市场自由开放化。现在地方政府高举着城乡一体化的大旗,怀着增加土地财政收入、大搞政府形象工程的企图(实际上,多数政府形象工程就是“洗钱工程”),试图通过消灭农村、消灭农业、消灭农民的方式解决“三农问题”。这无疑是自私、短视、后患无穷的做法。解决“三农问题”对于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为此,各级地方政府和商业机构必须停止一切掠夺农民、破坏农业、消灭农村的做法,同时,应该通过“农民组织化、农业科技化、产品分类化、服务网络化、乡村宜居化”等政策措施来减轻城镇就业压力、增加农村和农业的就业机会,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改变农业补贴模式,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一场解散农村生产组织的“去组织化”改革,而不是一场以新的生产组织替代旧的生产组织的改革,其改革的结果是农民重新成为无组织的个体。随着农业市场的对外无序开放,中国农业部门已经面临着毁灭性的不公平竞争。农民无组织、农业无保护、农村无宜居的现状,怎么可能形成与全球四大粮商和孟山都等国际公司进行竞争的竞争力?怎么可以避免中国的农业、农民、农村被海外资本控制的命运?怎么可能能够形成中国农业的自主权?怎么可能为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因此,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是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前提。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需要改变现有的农业补贴模式,即取消现有的“国家—农民”的补贴模式,改变为“国家-农业合作组织”的补贴模式,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以农业合作组织代替农民个体作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生产经营单位。

    (2)利用农业合作组织兴修水利、改善土壤、保护环境。我国农村水利失修、土壤恶化、环境破坏与农业“去组织化”的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属于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那么,国家用于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方面的财政拨款势必更多地将转变为项目承包商的收入,同时留下一大批的豆腐渣工程。历史已经证明,存在农村合作组织的情况下,国家花小钱甚至不花钱可以办大事;解散农村合作组织之后,国家花大钱却难办事。这就是有组织与无组织之间的差异。历史上,中国社会变革的成功和早期工业化的成功,其根源在于把农村和农民组织起来;未来中国因就业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而导致社会动荡和工业化中断,其终极根源也在于“三农”的“去组织化”。因此,应该在恢复农村合作组织、发展本土农业企业的基础上,通过对农村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的扶持与投入,提高财政资金投入的效率,修复和建设水利设施、保护好耕地和环境,同时,增加农村就业岗位。

   (3)以国有资本为主、民间资本为辅,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和渠道,投资成立不同类型的、专业化的、覆盖全国农村的农资销售连锁企业、农副产品采购连锁企业、日用品零售连锁企业(农村超市)。全国性的农资销售连锁企业必须控制农村主要的种子、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的销售,通过农村的渠道控制来有效阻止海外各类转基因种子在中国的传播。

    政府决策部门必须清楚,在农业武器化、粮食武器化、种子武器化的时代,控制粮食和作物等种子的传播权比控制土地的所有权还要重要。只有利用本土资本的力量控制了农村各类商品的采购和销售的渠道,才能控制农村市场,才能避免海外跨国资本对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渗透、操纵和控制,才能落实中央政府的农村经济政策,才能有利于农民的再组织化,才能提高中国农业的定价权和竞争力。

    当本土的优质大豆产业被进口转基因大豆打垮,当国内玉米产业正在重复着大豆产业的命运,当国际跨国资本开始落子布局和控制东北、华北和中原等中国传统粮仓,当急于招商引资的地方官员对跨国资本的错觉和对农业战略地位的无知,还等同于十六世纪美洲印第安土著酋长对待那些手持彩色玻璃珠用于交换他们的土地、珠宝和香料的西方侵略者的认知水平,中国农业正在走向深刻的危机之中。中国的广大农村是被国家资本和国资委遗忘的领域,这一情景正如当年广大的农村被蒋介石政府遗忘了一样。当海外资本开始重复着我们所熟悉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谁将失去中国经济的永久控制权呢?答案不言自明。

    各级政府应该了解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常识而摆脱类似于土著酋长的蒙昧,政府必须觉醒,国资委必须觉醒,央企必须觉醒(当中粮集团旗下的企业还在投入巨资在城市争当地王的时候,正说明一些央企已经丢失了它本该承担的历史使命)。国有资本必须大规模进入农村和农业。这本身也是新时期内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增加社会就业机会的客观需要。中央和国务院已明确要求国家资本“要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农业就是重要行业,农村就是关键领域。国家资本必须首先投资、整合、建设和控制全国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渠道、全国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渠道、全国农村日用工业品的零售渠道等“三大渠道”。现代互联网技术和连锁经营模式完全可以实现上述全国性的流通网络建设。这是国家资本大规模进入农业产业和农村领域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全国性的农村“三大渠道”建设有利于扶持和推动农民合作组织和农业生产企业的有序发展,有利于农民的再组织化,有利于优质良种、无毒低毒农药、先进生产工具、农业科技知识的传播,有利于避免海外资本的渗透、操纵和控制,有利于提高支农、富农政策的落实,有利于提高中国农业的全球话语权和定价权,有利于增加全社会的就业机会,也有利于国家资本的保值增值。如果把投入于外贸出口和海外债券的各种资源转投于中国的“三农”领域,那么,将带来中国整体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其战略意义非同一般。

    (4)通过农村“三大渠道”的建设,借助现代信息化的产品识别技术,建立农副产品差异化的定价机制,提高农民收入。不同的地域、气候、土壤、水质、污染度、种子(非转基因种子或转基因种子)、施肥(有机肥或化肥)、防虫与种植方法(杀虫剂、除草剂的使用)等因素,决定着相同的产品具有不同的产量和不同的品质。因此,需要建立起差异化的农副产品识别体系和差异化的定价机制。

    政府对于食品安全的管理需要从目前的产成品终端管理模式(即“终点管理模式”)转变为源头管理、过程管理和终端管理相结合的模式(即“全程管理模式”)。这样才能彻底克服目前广泛存在的大米、食用油、乳制品、猪肉等食品的质量危机和声誉危机。全行业的质量危机和声誉危机就是产业危机和政府监管危机。

    国有资本为主的本土资本必须控制全国农产品的采购、仓储、运输、销售等渠道,同时,将全国各地不同的农业合作组织和各类生产企业,组织和控制在全国性的不同的专业化的流通渠道之内,克服目前小规模、无序化、低品质的生产经营状况,实现信息化、规模化、有序化、高品质化的生产和流通。政府应该以国有资本为主导,建设大网络、组织大生产、覆盖大农业、服务大农村。

    建设专业化、信息化、规模化、有序化的农产品的生产与流通体系,是有效控制农产品质量和食品质量的基础、也是建立农产品差异化定价机制的基础。这将有利于组织农村专业化的生产,有利于农民的再组织化、农业的再组织化和农村的再组织化,有利于提高好环境中生产的好产品的价格,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有利于提高各地农村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本土农产品抵御外来农产品的竞争力,也有利于增加农业产业链的就业机会、减轻城镇的就业压力。

     (5)建设宜居化的新农村。农村是水和食物的源头,而不是电子垃圾和城市生活垃圾的填埋场。乡村宜居化不是城乡一体化,也不是农村城镇化、农民居民化、居民无业化,更不是农村经济的房地产化。宜居化的新农村是指:国有资本主导的信息化网络、产品采购和销售网络、生产资料和农资供应网络、农业科技服务网络、乡村金融服务网络以及公共财政支持的医疗教育文化卫生方面的网络,可以全面覆盖中国农村;差异化的农产品定价机制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中国农产品和食品以良好的质量控制体系和良好的品质声誉赢得了国内外市场;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被组织在信息化、有序化、规模化的生产、销售、服务的体系之中。达到宜居化目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表现为:乡村环境优美、居住条件良好、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持平甚至更高,城市人才和资金开始流向乡村。

    中国环境与资源的约束以及全球石油能源的日益紧张,决定着中国不可能复制美国式的高耗能、高耗水农业。如果中国追求美国模式而将13亿人口中的98%转变为城市人口和城镇人口,那么,必然引发环境危机、资源危机、粮食危机和就业危机,最终爆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基于基本的环境条件和资源约束,中国必须走也只能走生态化农业和田园化生活的道路,把大部分人口留在农业和农村。这是维持中国农业低能耗的需要、也是保证中国人自己能够养活自己而不受制于人的需要。从这一角度看,保护农村、保护农业、保护农民就是保护中国长治久安的根基。

    3、深刻理解工业化的目标和内涵,重塑中国的工业体系。在夯实农业基础的同时,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聚焦于工业化的目标和内涵,重塑中国的工业体系。
(1)国有资本和国内民营资本应该主导或控制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服务领域中各个行业的前三名公司。2010年度国务院国资委把企业划分为10个大类、47个中类和97个小类。本国资本应该在每一个行业门类中主导或控股前三名的企业,改变目前大部分产业部门的前三名公司由外资控股的局面。

    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国家大型投资公司应该通过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等方式,向不同领域的国有控股公司和民营控股公司提供资金,帮助后者通过自身发展或兼并收购等途径取代外资企业,成为所处行业的前三名企业。对于进入行业或子行业前五名的企业,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禁止被外资控股和并购。本土资本必须成为各个产业、各个行业的主导性力量。

    在划分自主创新型企业方面,科技部等政府部门需要纠正把注册在国内的外资企业当作本土企业的错误做法。在华外资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不属于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因此,在和平时期,外资企业所有权转移所产生的税收收入不属于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外资企业技术资产也不属于本国政府的征用对象。可见,外资企业要求政府给予本国自主创新型企业的待遇显然无理且霸道,而各级政府给予外资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甚至超国民待遇显然短视且无知。如果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在华研究机构可以当作本土自主创新企业,那么,只要每个行业引进几家全球技术装备最先进的外资独资企业或外资控股企业,中国岂不是可以一夜之间就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了?

    任何一个大国经济体必然有“骨干”与“皮肉”之分,其中,本土资本必须充当骨干,外来资本只能充当皮肉。如果外来资本主导了各个产业的骨干部分,那么,这个经济体将成为“无骨经济体”或“软骨经济体”,这种经济模式必然属于附庸经济模式;同时,基于这种经济体特征和经济发展模式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展示出来的大国政治必然是“无骨政治”或“软骨政治”。因此,中国经济必须警惕“无骨化”或“软骨化”的趋势,某些政府部门必须改变“无骨化”或“软骨化”的现状。

    (2)认真总结我国在水泥装备、高速铁路、第三代核电设备等少数领域在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借鉴日本韩国的引进技术的模式,制定切实可行的、相互配套的装备工业振兴计划。每一个行业领域的对外开放和技术装备的引进,都必须坚持“三项基本原则”,即对等开放原则、统一谈判原则、国内资本主导原则。必须避免装备和技术的重复引进;在同等技术水平下,鼓励优先使用国产设备,切实保护好国内装备工业产品的市场。

    自由贸易理论仅仅是经济强国抢占弱国市场的洗脑工具,WTO规则不过是西方工业国推行贸易霸权的对外手段。在世界经济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信奉自由贸易理论和遵守WTO规则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无一例外是依靠提高关税、贸易保护来扶持本国幼稚产业的发展、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在首先完成本土市场的占领之后再走向国际化。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利道出了美国成功工业化的秘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靠的是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美国著名政客帕特里克.布坎南总结说:“在由华盛顿、汉密尔顿、克莱、林肯以及追随他们的共和党总统们所建立的关税高墙后面,仅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美国就从一个海边的农业共和国变成世上前所未有的最大工业强国”(详见王荣军《美国有贸易保护的传统》一文)。时至今日,贸易保护主义的各个显性手段和隐形手段仍然构成各个工业强国保护本国产业利益的有效壁垒。中国应该放弃自由贸易的幻想,悄悄拿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武器,加快自身的工业现代化进程。

    4、通过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等多种手段向本土商业企业尤其是各类本土商业连锁企业投放资本金和贷款,迅速占领城乡商业流通渠道,同时,设置各种有效壁垒,阻止外资在中国城乡商业渠道的布局。

    市场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没有渠道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各级政府不计后果地招商引资,鼓励外资商业企业在中国城乡攻城略地,抢占渠道。在他们狂热追求GDP的大脑中已经遗忘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常识:丢失了中国的市场,就无法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渠道为王的时代,渠道资源决定着中国产业的生存空间,决定着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

    很难想象西方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如此放任外国商业资本在本土的疯狂布局。当中国商业资本走到欧美日本,发现处处是铜墙铁壁。因此,政府应该从推进中国工业化战略的角度,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高度,推动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迅速抢占城乡渠道资源,主导国内商品流通渠道,避免商业渠道进一步落入外资的控制之中。外资控制并主导了中国本土的商业渠道,将意味着中国本土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各类产品的国内定价权的丧失、意味着外资实现了对中国经济的“拉美化”改造,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将陷于无解的困境。

    为了重新掌控国内流通渠道和商业网络,确立和巩固中国商品在本土市场的竞争力和定价权,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1)外资商业企业在国内设立商业连锁网点的权限上收至商务部,各级地方政府无权审批流通领域的引进外资项目;商务部将根据我国商业企业在海外有关国家设立商业网点的数量极其难易程度,给予对等的审批条件和数量。商业领域的开放必须遵循对等开放的原则。
    (2)政府通过加大国有资本直接投资、放松商业贷款条件、降低商业企业股票发行与上市以及并购重组等要求,迅速完成国内各个商业业态的企业在全国城乡的布局,并形成强大的竞争力。
    ( 3)、鼓励生产型企业自建销售网络。
    (4)建立全国性统一的政府采购平台,将各级政府的采购纳入有序的管理,并利用全国统一的政府采购平台扶持民族产业的发展。在同等条件下,政府应该优先购买本国资本控股类公司的产品。
     (5)外资投资企业不得享受流通和定价方面的超国民待遇。比如,跨国医药企业不得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特殊的定价优势;除非存在不可替代等特殊原因,外资企业生产的药品不得进入医疗保险目录;外资企业药品进入中国医保的数量与程序,应该与外国政府部门批准中国医药产品进入该国市场的数量和流程保持对等和平衡。

    5、围绕国家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战略,理顺和重建立法机构、政府机构和企业组织之间的关系,形成立体化的全球竞争与全球博弈的优势,扭转被动、盲从、迷信的状况,以科技创新能力、工业装备能力、市场定价能力、自然资源的储备能力(而不是GDP总量、城市化人口和外汇储备数量)打造中国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竞争与博弈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1)全国人大及其专业委员会需要进入主阵地,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全球竞争和全球博弈。全球博弈和全球竞争的最高形式是法律、规则、标准之间的博弈和竞争,这也是最高层次的博弈和竞争。如果海外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及其在华的代理人影响、操纵甚至控制了中国的法律、规则和标准,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和对外开放已经摔倒在起跑线上。因此,首先,全国人大应该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增设和调整各类专业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主要由专门领域的法律专家和行业专家组成。原则上,行政官员不得成为全国人大专业委员会成员。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的法律素养和立法能力应该足以抗衡美国国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的对华干预。

    其次,全国人大及其专业委员会应该及时纠正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自我授权、自我扩权、自我越权的状况,防止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基于部门和地方的权利、基于官员的寻租私利而出台损害国家利益和产业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各地方和部门出台的规章、制度,需要经全国人大专业委员会审核并出具无异议函之后方可颁布和实施。

    (2)重新梳理政府职能、重新调整政府部门制定政策的流程。行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制定行业管理政策和地方发展政策方面,必须充分征求和尊重国内骨干企业的建议和意见,充分体现保护民族产业的意志和要求。在和平时期,民族产业是纳税和就业的主要力量;在战争时期,民族产业是战争动员和战争支持的主要依靠。因此,围绕民族的发展、借助民主的方式、体现民生的利益,应该成为政府部门立规定制的基本原则。
    各级政府制定的产业发展政策和行业管理制度必须上报全国人大相关专业委员会,在获得“无异议函”之后方可颁布实施。在此之前,行业协会和国内企业可以就上述有关产业政策和行业制度发表意见或向全国人大有关专业委员会提交修改意见或反对意见,以便修改不合理的条款、或阻止不合理制度的颁布。
    全国人大、政府部门和国内企业之间必须建立起有效的互动流程、科学的制衡机制、及时的纠偏制度。这是保证中国经济少走弯路、不走错路、最终完成新型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制度前提。

    (3)进一步明确和强调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的目标、任务和使命,充分发挥国家资本的主导性功能和国有企业的骨干性作用。

    第一、,应该纠正理论界和舆论界对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幼稚理解和片面认识,创造一个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如果中国历史可以倒退300年,在国际垄断资本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强调国退民进、发展自由资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在招商引资和无序开放的背景下,国际垄断资本渗透并控制了国内大部分产业部门之后,所谓国退民进的政策主张只能导致国有资本退出、海外垄断资本进入,最终导致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拉美化”。国内经济思想界的混乱和新闻舆论界的无知已经登峰造极,使得国家资本的壮大、国有企业的发展处于不利的“软环境”之中。这种状况需要纠正。

    第二、在国内所有产业和行业中,国家资本必须发挥主导性作用。在能源、石化、通讯、铁路、国防等领域中,应该进一步扩大国家资本对这些领域各个产业链的控制力。在汽车、电子、机械、医药、物流、连锁商业、食用油、日化等国际垄断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国家应该对该产业和行业中排名在外资之后的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进行资本性扶持和政策性扶持。国家资本可以直接向这类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增加资本金,也可以定向购买这类企业发行的债券和可转股债券,以此壮大企业的资本实力和竞争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发挥国家资本主导性功能的载体。吉利汽车通过多种渠道利用国内资本的支持完成外收购,这一经验值得推广。

    第三、国有企业经营权应该由行政性授权方式转变为市场化授权方式,使国有企业成为拥有人事自主权、经营自主权和资本自主权的市场竞争主体,有效地发挥国有企业的骨干性作用。在体制改革方面,既要反对政府的企业化、也要反对企业的政府化。反对企业政府化和行政化就需要通过科学的途径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所谓“两权分离”就是要做到:所有权归属于国家并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代表国家负责行使;经营权必须以信托契约的方式和市场化竞标的方式,授予专业化的产业管理公司或信托公司并负责行使。只有实施信托化的国有企业管理模式,才能避免那些变卖企业所有权的改革,才能有效地实现“两权分离”,才能避免国有企业的政府化和行政化,才能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才能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的骨干作用。

第四部分

30年前,我们在危机中孕育着繁荣;3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繁荣中孕育着危机。当这种危机从产能过剩危机升级到货币主导权危机,从城市的医疗、卫生、教育、就业、住房等危机扩展到农村的环境、土地、水利、种子、劳动力、粮食、油料等危机,这表明,我们繁荣背后孕育的危机正在走向系统性崩溃的边缘,宛如舟曲泥石流爆发前的暴雨之夜。在这个关键阶段,美国开始主动调整中美关系,开始主动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收网。我们仿佛手持气球,需要与军舰博弈。在此,我们不能过分地责备“裸官”和明星们移民海外行动所表现出来的江水寒暖的先知先觉,也不能责备城乡层出不穷的抗议、上访和群体性事件,而应该更多地反省我们长期以来执行的开放战略和改革政策。改革和开放只是两种施政动作。任何动作本身没有意义,动作必须赋予意义。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把这两个动作使命化甚至宗教化。必须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火车头不能偏离“两根轨道”:其一是坚持民族、民主和民生,其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其动力越大,破坏力就越大;其速度越快,危机来临越快。

    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处理中美关系需要了解美国现阶段的核心利益,避免发生直接冲突;同时,重新回归自洋务运动以来的工业化追求和国防现代化追求,明确新型工业化的目标和内涵,正确认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途径和内容,避免GDP、增长率、城市化、城镇化、工厂化、房地产化的诱惑,在民族、民主、民生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架构之内,清理、整顿、调整和设计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组织,力求在不多的所剩时间里,扭转国内经济社会爆发全面危机的趋势。

   2010年8月23日星期一完稿。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 <yuweiyuwei4@hotmail.com> 2010-08-31 02:41:26 +0800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一篇1年前的文章,一篇译稿

垄断金融资本的时代

[美] J.B.福斯特 著

 独立学者 原某大学老师 余治国译

    美刊《每月评论》2010年2月号发表了J.B.福斯特题为《垄断金融资本的时代》一文。该文是福斯特参加越南首府河内市胡志明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于2009年12月15日举办的“今日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研讨会”上关于“经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讨论组的提交论文。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3年前,即2006年12月,我为《每月评论》写过一篇《垄断金融资本》的文章(中文译文见《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3期)。当时有个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1966年出版《垄断资本》的40周年纪念活动。“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垄断资本》40周年纪念中所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我写到,“资本主义变化了吗?其演进是在他们所描述的垄断阶段内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已超越了垄断阶段呢?当然,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最明显的事实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的变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很明显,资本主义体制还未找到一种解决其推动力即资本积累问题的前进方式。《垄断资本》中所描述的资本停滞现象更趋恶化:新的腐蚀性的症状形成了,而那些潜在的弊病还在蔓延和深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体制找到了复制自身的新方式,并且资本在这种停滞中通过金融资本的爆炸式增长或斯威齐所称的‘金融资本的胜利’(《每月评论》杂志1994年6月号)获得了反常的兴盛。我暂且称这种体制的新混合阶段为‘垄断金融资本’。”

    本文继续讨论停滞性增长(或停滞)和金融化的“二重性”,这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目前阶段的特征。我总结了以下两种可能:第一,金融和经济危机主要以“全球债务崩溃和信用紧缩”的形式爆发;第二,垄断金融资本中经济停滞与经济金融化的共生关系继续存在。我将说明,实际上,我们在过去两年所经历的事情总结如下:这是自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并且,通过抵消经济停滞的正规方式的金融化手段,资本主义制度努力地进行自我纠正。随后,我将尝试概括出这个论证的逻辑过程,特别要指出的是我的观点来源于巴兰、斯威奇和哈瑞•马格道夫,我还将概述出这与我们目前的经济与社会困境有怎样的关系。

一、资本主义垄断阶段

    在《垄断资本》中,巴兰和斯威齐介绍了由美国所体现出的发达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少数巨头,即垄断(或寡头)公司主导经济和社会秩序,这便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生产集中与集聚的结果。这个体制的核心特质是剩余(价值)的上升趋势。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区域倾向于获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价值),这种现象之所以可能出现主要在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增长,成熟性的垄断产业中真正的价格竞争已经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主要制约不再是生产经济剩余,而是吸收剩余,换而言之,有效需求将长期不足。

    在通常的资本主义支出的分析中,剩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被吸收:一资本主义消费,二资本主义投资。资本主义消费增长将遇到资本本身的内在积累动力的阻碍(“积累!积累!这便是摩西和先知!”),然而,如果所预期的新增投资的回报较低,企业通常会回避投资。这种预期会被工业产能利用率的现有水平所影响,闲置厂房和设备的存在阻碍了达到更高产能的商业投资。并且,由于资本具有获取更多剩余的倾向往往使得实际工资增长率要低于生产率的增长(即工人受到更多的剥削),基于工资的社会消费相对于社会生产力必然长期不振。这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净投资的萎缩。因此,在垄断资本条件下,长期的增长停滞趋势的特点是非常大的甚至还在不断扩大的失业缺口。所以,换而言之,由于劳动力和资本品的利用不足,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因此,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是停滞或缓慢增长的根本性趋势。

    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停滞不应该和消费产品或技术的停滞相混淆。事实上,生产技术的持续发展是资本主义(包括其垄断阶段)的普遍特征,但这只提高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潜力,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过度积累倾向。在对整个经济与地理都有影响的条件下,像大规模蒸汽机,铁路和汽车等划时代的技术革新的出现,会产生与现有的收入制约因素无关的对新增投资的巨大需求。只有这种情况,才能将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低迷中拯救出来。然而,巴兰和斯威齐认为,那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尚未出现。

    的确,垄断资本已经充分证明,在许多情况下,产生新的消费产品高峰的创新的结果并不是为了满足真正的消费需要,而是人为制造的需求。但是,尽管有所谓虚构的“创造性毁灭”和浪费性商品的迅速扩散,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可否市场饱和的长期趋势。

    《垄断资本》出版于战后的经济“黄金时代”,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似乎离经济停滞很遥远。这是主流经济学家(不是最后一次)宣告经济周期结束的时代。但巴兰和斯威齐坚持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原因,在于为了抵消经济停滞而采取的大量偏离正常经济发展过程的特殊经济刺激。其中有些经济刺激是暂时的,另一些刺激或多或少都永久化了。他们指出,随着FIRE(金融,保险,房地产)的增长,巨大的销售努力已渗透到生产过程本身。以冷战或朝鲜和越南热战的形式,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通过吸收未利用的产能推动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相比之下,作为美国GDP的一部分的政府民用支出也已经达到了20世纪30年代晚期以来的“外星界限”(美国系列电影,主要表现超出科学界限的超自然现象——译者注),从而限制了经济刺激的作用。 (在过去40年直到今天,政府民用支出和投资占GDP的百分比一直保持在接近于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水平。) 这整个分析指出,具有各种抵消停滞措施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来看难以避免陷入停滞。

二、经济停滞和金融爆炸

    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停滞现象,而是滞胀(即经济不景气加上通货膨胀)。主流的解释是,通胀才是真正的元凶,因此以下措施便成为对各种赤字进行经济调整的主要策略: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哈耶克时代代替了凯恩斯时代。美联储主席保尔•沃尔克在1970年代的利率冲击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危机,那可是整个紧缩政策的一部分。美国进行了一个新一波的军费开支增加和帝国主义干涉,同时还削减工人阶级的收入,把穷人的收入再分配到富人头上。这在国际上则表现为以第三世界国家债务的全球结构调整为杠杆,从而迎来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

    斯威齐和马格道夫(前者于1969年成为《每月评论》编辑)仍继续主张在此期间的停滞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倾向,生产和实际经济增长的弱点被财政大幅度的增加所掩盖。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他们出版了《繁荣的终结》(1977),《停滞和金融爆炸》(1987)和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重点探讨的是基于日益显示出结构性衰退迹象的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上层建筑的膨胀。“抵消停滞倾向的力量”, 他们在《停滞和金融爆炸》一书中观察到,“从1960年代开始到1970年代中期严重的衰退之后,没有什么比增长更重要,但增长也更少地被经济分析者所理解,国家债务结构(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底层‘实际’经济缓慢扩张的步伐。结果,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而脆弱的金融上层建筑承受着日益威胁到整个经济稳定的压力和张力。”

    马格道夫和斯威齐所研究出的信用债务系统投机性增长的趋向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愈演愈烈。美国经济的私人债务从1970年占GDP的110%增加到2007年的293%。(债务总额,包括由公众持有的政府债券,从1970年占GDP的150%上升到2007年的346%。) 金融不稳定性在周期性的信贷紧缩中表现得愈加明显。《每月评论》认为,债务增长就像吸毒成瘾,这是因为要获得相同的刺激作用必须要用越来越多的药物。在1970年代,美国GDP增长每投入一美元新债务就可以获得约60美分的GDP。到2000年初,这一比例已下降到每投入一美元新债务才可以获得约20美分的GDP。

    在过去40年(1970-2010年),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尽管在亚洲一些地区在快速增长——已经经历了长期地增长减速。美国经济增长率 (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已经在慢慢地衰减了:1970年代经济增长率低于1960,1980年代和1990年代比1970年代又要低一些,2000-2009年比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还要低。非住宅净投资从1965-1966 年占GDP的4.8%下降到2005-2006年的2.6%。非农劳动力的实际小时工资率在1972年达到顶峰,到2006年,回落到1967年的水平。此外,工资和薪金支出从1970年占GDP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6%。相似的停滞的普遍趋势也影响了欧洲和日本。

三、资本主义金融化

    到80年代末(1987年股市崩溃之后),并一直到90年代后期,斯威齐都认为,金融化是一种高级垄断资本主义或多或少的永久趋势。这是滞涨主义者观点的另一面。他在1997年写道:“在起始于1974-1975年经济衰退资本主义近期的历史中三个最重要的基本趋势是:(1)总经济增长率的减缓;(2)垄断(或寡头垄断)的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3)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他认为,全球化这第四个基本趋势是一个更长、更复杂和多元化的现象,反映了帝国主义扩张和返回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起点的现象。)

    资本主义金融化能被定义为资本主义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转变。斯威齐观察到,金融危机和不稳定性已经成为经济周期顶峰的一个部分。但是,怎样解释金融化扩张的长期趋势?现在颠倒了历史经验的设法不依赖于快速增长却依赖于缓慢增长的金融投机是可能的吗?显然,面临着投资机会的缩减,公司和获得剩余的财富投资者竭尽全力企图通过资产组合的投机来维持和扩张货币资本。不太明显的是它能提供一个似乎无限的外来和不透明的金融工具:所有种类的远期,期权和衍生品。但是,数十年来那样一种“赌场经济”的延续虽然由于保持游戏继续的最后贷款人即央行的干涉而被信用紧缩所打断,但资本主义经济并未发生质的变化。

    在斯威齐对《垄断资本》进行25年回顾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既定传统中,我们(已经)把资本积累当成对实际资本存量的实质上的增加值。但是,事实上,这仅仅是资本积累过程的一个方面。资本积累也可以是金融资本存量的增加值。当然,这两个方面有相关性,但这个相关性的本质起码可以说是存在疑问的。”尽管如此,相关性很多方面的问题的已经表现越来越明显:通过FIRE行业和各种财富效应(财富效应可以把资产升值转化为新的需求)所创造的就业,金融化能帮助提升停滞的经济。金融化无法改变生产停滞的根本问题,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恶化了它。相对于实际经济的金融增长还意味着可能破灭的金融泡沫的出现。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在金融危机时作为最后贷款人提供流动性和资本。央行越能有效地防止金融系统崩溃,就为将来创造更大的危机。如果金融泡沫膨胀到足够大,它就会压垮央行和国库,在这种情况下,严重的债务紧缩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经济权力在从公司董事会转移到金融机构和市场,这会通过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以复杂的方式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金融日趋重要的作用是很明显的,这不仅在于金融公司的扩张还在金融分支机构和非金融企业活动的增长,以至于金融和非金融公司之间的界限尽管意义重大,但却日趋模糊。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金融化是长期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新力量,并且在整个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时代都是 确定的组成部分。金融化日趋和政府债务相互联系在一起,金融化转变了赤字的作用,尤其是美国这个全球金融化的中心。由于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停滞趋势,资本主义经济除了继续金融化过程以外,别无他法。

四、金融大危机和第二次收缩

    我和哈瑞•马格道夫、罗伯特•麦克切斯尼一起在《每月评论》2002年11月刊发表的的一篇文章首次提到,基于一般模型,不动产/房产泡沫的膨胀是一个潜在的导致美国经济不稳定的因素。紧接着我们又在第二年春天一篇题为《复苏是什么》的文章中声称:“房产泡沫可能直到破灭都会继续膨胀。”由于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关键,我在2006年5月的《每月评论》上写了“家庭债务泡沫”(《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11月),该文指出不可持续的房产抵押贷款(以巨大的负担压在工人头上),还指出泡沫有可能破灭而影响到整个经济。再后面的一篇文章是弗雷德•马格道夫发表于《每月评论》2006年11月刊的“债务和投机爆炸”。因此,尽管在2007年夏末首次爆发的危机的某些具体方面让我们感到惊讶,但就危机的一般性发展来说,我们并不感到惊讶。

    就像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思•罗戈夫在《时代不同了:八世纪的金融闹剧》一书中指出的:“金融危机很少在真空中发生。很多时候,一场金融危机仅仅在一个真实冲击减缓了经济增长的步伐后才真正开始。因此,金融危机是一种放大机制而不是触发机制。”所以,他们称之为“第二次收缩”(1930年代大萧条是首次收缩)的概念以我们分析的逻辑来说可以被解释由停滞力量引起金融泡沫破灭,泡沫破灭则是一种放大机制。

    金融大危机本身能被看成某种回到实际经济停滞趋势基本面的金融利润的“回归平均值”,这造成数万亿美元的损失。这便成了“金融化危机”的打击,而金融化恰恰是抵消生产停滞的主要手段。在2007年9月至2009年3月的18个月中,全球50万亿美元资产蒸发,其中包括7万亿美元的美国股市财富和6万亿美元的美国房产财富。2009年3月初,经通货膨胀调整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已经“回落到1966年水平”,以至于又回到了40多年前巴兰和斯威齐发表《垄断资本》的那个年代。

    2008年末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引起金融系统彻底崩溃的恐慌,在这之后的一年多出现了逆转,我们看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驱动性的资产价格复苏”的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策略已经从直接的数十万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演变为更协调一致的努力。把金融化恢复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原动力,这在历史上真地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然而,这却带来了明显的危险。.2009年11月上旬,纽约大学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警告说:“自3月以来主要资产的价格已同步反弹到顶点以上。”,这不过创造出包括“新美国资产泡沫”的“高杠杆的全球资产泡沫之母”。11月晚些时候,美联储委员会主席伯南克谨慎地回应了华尔街所关心的问题,华尔街担心金融驱动的复苏会构成对了巨大的即将破灭的资产泡沫的威胁。他(以一种不否认的否认态度)简单陈述道:“虽然这很难说,但对我来说还是很明显的……目前在美国金融体系存在巨大的失调现象。”《华尔街日报》给出“伯南克:美国现在没有明显的资产泡沫”这样的标题来报道这件事。

    2009年底显而易见的华尔街恐慌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混乱的金融市场高速膨胀到完全脱离了实际经济。引起恐慌的并不是其他因素,而是泡沫膨胀得太快太大,这可能导致泡沫迅速崩裂而带来毁灭性后果。

    英格兰银行金融维稳执行董事安德鲁•霍尔丹预兆性地谈到“死亡循环”。 他估计,在目前的危机中美国和英国给银行的援助几乎达到两国GDP的四分之三。他认为,这项庞大的对金融机构的政府援助是在鼓励基金经理们去冒更高的投机风险,这是在把现在的危机推迟到以后发生,而以后将会更大的危机。
就像奥巴马首席经济学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在2009年3月所观察到的:“泡沫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经济动荡和混乱不仅会影响到推动泡沫过度膨胀的那些人还会影响到无辜者。即使泡沫可以持续膨胀,也并不表示经济是健康的。在2000-2007年这么一个稳固的经济总量增长的时期,典型的在职劳动者家庭的收入下降了近2000美元。中产阶级收入的下降正如最富有的1%人口收入暴涨一样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必定是资产价格上涨,另一个原因必定是金融部门利润的爆炸性上涨,金融部门利润占2006年所有公司利润的40%。”

    萨默斯在发表这个陈述时深知,垄断金融资本实在没有其他的途径,基于金融救援的资产价格膨胀刺激经济复苏所带来的则只有危险。因此,他试图向他的听众宣布:“确保我们不会把一个可持续的资产膨胀转变为又一次的痛苦的衰退,这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奥巴马政府的正式立场是另一次金融崩溃可通过实施新的金融管制而得到避免。事实上,这是不承认经济停滞和金融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也不承认经济增长与金融政治力量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长期来看,金融化经济的有效管制是不可能的事情,原因正如20年前哈瑞•马格道夫所解释的:“债务投机泡沫膨胀得越厉害,政府管制就变得更具有威胁性,否则泡沫就会崩裂。央行行长和其他官员不仅要限制干预(除拯救濒临破产的大银行和大公司外),他们还不得不进一步放松管制以缓解压力以防止潜在的过度化金融的崩溃。”此外,国际资本市场的增长限制了国家金融管制的力量,迫使国家力量让位给金融市场的力量。因此,尽管新管制可能会到位,但新管制最终必定不能构成有效约束。

    过去一年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恢复速度反映了如前所述的权力从非金融企业董事会转移到金融机构和市场,即便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转移也是与日俱增。1990年10家最大的美国金融机构占美国金融业总资产的10%,到2008年,则上升到60%以上。同样的现象是,全球最大的10家银行在2009年占全球银行业资产的70%,而2006年才占59%。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高级经济官员都和华尔街有直接联系的这一事实就不足为怪了。

    尽管美国经济正表现出经济复苏的迹象,然而就像首席金融分析师大卫•罗森伯格所形容的一样,这是“魔术师般的复苏”。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利润总增长额的80%来自于金融部门(只占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第三季度与第四季度一样,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毛利增加值都下降了。消费支出仍然没有提高,投资也很薄弱。在这个公认的“复苏”中的利润增加主要是因为弱势美元(这提高了源于国外的收入),停滞的或下降的单位劳动成本(反映了失业率在两位数水平的这一事实),低税率、低利息(由于国家干预)等非工资成本的下降的结果。

五、资本积累的新阶段?

    在这篇文章的开始,我所提到的问题是:资本主义金融进入一个新阶段了吗?在2006的那篇《垄断金融资本》的文章中,我提到把垄断金融资本当做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新阶段”。如果我们把把资本主义阶段——或者说,19世纪竞争性资本主义和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看做为动态阶段,在这些阶段中,经济转型创造出提高资本积累的新方式的基础,那么,垄断金融资本阶段似乎并不需要单独划分出来。相反,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区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同时,资本积累日趋依赖于金融投机来维持微弱的增长。在目前阶段,我们能看到的是,在发达资本主义核心区生产的衰退,是这些社会的资本积累逐渐成熟的结果。因此,停滞与金融化变成一种陷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化已经提升了财富与权力,在金融垄断资本时代,金融化创造出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事实。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区的资本积累以许多种方式来抵消其历史限制以得到提升,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局面。

    我们今天面临的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运作的最复杂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垄断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全球化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外围金融化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呢?这包含这样一个问题,即亚洲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崛起的重大意义,不仅要关注东南亚国家,尤其要关注中国和印度。毫无疑问,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区的停滞与金融化与低工资外围区出口拉动工业化的新兴开放体有结构性关系。同时,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的整个时代与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危机有紧密联系。这个时代还设法在不发达经济体创造出新的“金融结构”,这引起了欠发达国家的新的金融依赖性。甚至,尽管中国和印度有巨大的经济进步,但却仍然不能突破外汇和金融控制的帝国主义体系,这让两国往往是被动地应对首先由美国、欧洲和日本“铁三角”所决定的各种倡议。虽然新兴经济体现在是巨量美元的债权人,但是,美国经济是其无法控制的,美国仍然会继续决定一切,加强他们对外部出口的依赖,从而使得这些国家产生的经济剩余从外部渠道(和安全的离岸金融避风港)转移出来。亚洲地区金融化也在快速增长。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世界银行最近也关注到亚洲地区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问题,尤其是“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越南的不动产”。

    根据萨米尔•阿明的观点,目前金融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寡头”,而金融寡头构成了资本主义寡头的核心,“铁三角”国家和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所谓的国际经济组织(诸如世界银行和IMF)的权力则支持了这些金融寡头。这个体系能够允许边缘地区有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但却仍然企图通过外汇、金融、技术、通信、战略性自然资源和军事力量的垄断来维持对边缘区的支配权。

    日益恶化的金融危机和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衰退显示出整个体系已经病入膏肓。现实情况是,美国的霸权即垄断金融资本帝国的地缘政治的关键所在,正处于危机之中。将整个世界经济组织起来的核心——美元霸权,在越南战争期间由于美元的巨额海外出口第一次遭到了质疑,这迫使尼克松将美元与黄金脱钩。现在的美元看起来似乎在恢复它的长期下降趋势,这可能导致在某个时候全球崩溃的到来。

    当然,所有这些正将我们引向何方,这是很难说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趋势不能与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和环境的有效转型相分离。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我们目前正处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向其他制度过渡的转型阶段。事实上,行星生态危机表明,资本主义文明可能正引起地球历史中的整个人类世时代的最终危机。这个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宣告资本主义的灭亡。但是,如果我们不改变方向,整个人类文明也会陪葬。

    在这个新的投机时代,一切固态的东西都在空气中融化。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困难和危险的时代,我们的所有希望现在必须依赖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策略的进展。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替代物。

 

 

 

发件人:<wangzhanyang56@sina.com>  2010-08-29 02:16:45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回复:回复:宣昶玮:当今中国理论八大江湖山寨

紧急呼吁全国人大慎重对待政改试验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王占阳

2010年8月

   据8月24日《京华时报》报道:8月23日,代表法修正案首次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代表法施行18年来的首次修改。草案明确规定代表不得设个人工作室。草案建议增加规定,代表不脱离各自生产和工作岗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表示,鉴于中国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是代表履职的集体参谋助手和服务班子,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

    显然,这是对于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近两个月试行专职人大代表并设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的高速立法反应,在我国立法史上也是罕见的。我认为,急于以立法方式禁止这种改革试验,很不合适。作为罗江县改革的参与者,我希望并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积极慎重地对待罗江县的政改试验。

    首先,罗江县试行专职人大代表并设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积极稳妥的试验,理应予以鼓励。

    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完善”的前提自然就是有不完善的地方。是否完善的根本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发展人民民主,落实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必须通过选举人大代表和人大代表发挥作用才能实现。这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因而也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因循着“业余代表最了解社会、也能够最好地发挥作用”的理论。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提出这种观点实际至多只能说是提出了一种科学假说,而假说都是需要经过实践检验的。实践检验的结果也有多种可能:或者是证实,或者是证伪,或者是证明需要修正。

    事实上,我国的实践和法律已经对于这种“业余代表优越论”做出了相大的修正。人大常委专职化就是由此产生的。虽然这种专职化还不彻底,但全国人大常委必须辞去政府和司法职务才能任职,这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都已确认了。

    罗江县试行专职人大代表,实际也是推进这种进程的一种过渡性尝试。笔者也参与了策划这项改革的活动,应该是比较了解情况的。

    我想在这里负责任地指出,罗江县试行专职人大代表,根本就没有将来把全体业余人大代表都变成专职人大代表的意思。与会所有专家都很清楚,中国人大代表的数量太大,都变成专职人大代表,财政根本就负担不起,而且也不应当让纳税人承受这么重的负担。所以,整个设计的意图,只是想让少数人大代表变成专职人大代表。再者,罗江县试行专职人大代表,实际也不是要在县人大常委会外固定地搞一批专职人大代表,而是推动和走向县人大常委专职化的一种过渡。

    目前,在我国各级地方人大常委中,专职常委的比例普遍比较低。从人大工作的实践来看,兼职常委在依法行使职权时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利于人大工作的有效开展,所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推进地方人大常委专职化。

    罗江县试行专职人大代表,就是在往这个方向努力。但它又有自己的独创之处,这就是不是只搞形式上专职化,而是注重使专职代表能够充分发挥密切联系选民和代表民意的代表作用,即注重专职化的质量和效能,防止专职化变成专职常委官僚化。这种努力非常可贵,完全符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方向和要求。但要密切联系选民和更好地反映、代表民意,那就要有相应的更加地方化的新的工作机制,以及居住地县以下地方的县人大代表,而这又不是人大的传统工作机制和该县现有人大常委自身的条件所能适应的。这个问题原本可以部分地通过换届选举加以解决,但现在又不是临近换届选举,不可能通过选举产生新型的人大专职常委。那么,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罗江县设置专职人大代表,以满足当前改革之急需,又为未来的新型常委专职积累经验、创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既积极又稳妥的努力,理应予以鼓励和支持。这实际是一种过渡,一种暂时的双轨制,将来是要通过选举而并轨的,是要并轨到常委专职化或大幅缩小人大规模后的人大代表专职化,而不是要把这种双轨制固定下来,更不是要把现在的人大代表统统专职化。

    还有,专职代表或专职常委是否设个人工作室,这也应当允许探索。“中国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是代表履职的集体参谋助手和服务班子”,并不能构成否定个人工作室的充足理由。这里特别应当澄清:罗江县是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并且县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是个人工作室的大本营,并不是以后者否定了前者。这就好比部队打仗,既要有大部队,又要有小分队。罗江县的个人工作室实际就是小分队。

    县级人大代表或常委要联系本乡镇的选民,既不能天天住在县城里等着选民到县里来,也不能在本乡镇连个比较固定的接待地点都没有,让选民很难找到他。所以,设立个人工作室,实际只是便民需要,是代表为民服务的需要,实在不应予以禁止。

    其次,共产党不是代表人民利益和为人民服务的吗?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是人民代表机关吗?那么,力求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改革试验怎么能说禁止就禁止呢?

    这种改革究竟好不好?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不是有利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重要问题难道就不应该首先让全国众众和学术界充分讨论一下、进而认真广泛倾听人民和学术界的意见吗?民主立法,是不是也应该在这里体现一下呢?

    现在公权力的公信力已经受到严重损伤,这是非常危险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信力是很宝贵的,理应加以特别的珍视和维护,这是不是也应考虑到的一种重要因素呢?如果罗江县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改革试验刚刚冒头,人大常委会就以粗糙的理由迫不及待地将其扼杀,这将让全国人民怎么想呢?将使全国人民对人大常委会有何观感呢?将使人大常委会、进而使执政党的公信力随之受到何种伤害呢?这是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诸公也应认真考虑的事情呢?

    再次,按照邓小平理论的精神,我们对于改革创新应当允许试验一段时间,而不应急急忙忙地加以禁止。

    我们现在特别应当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以下重要论述:“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所以,按照邓小平理论的精神,我们也应对于罗江县的改革采取允许试验的态度,而不应急急忙忙地加以禁止。

    最后,对于罗江县的改革试验,实际很容易处置:只要发一份人大文件,指出“在现有人大规模的基础上不可能也不应当普遍实行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和设置普遍代表工作室,但作为过渡性的改革试验,试行少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和设置代表工作室,以为发展地方人大常委专职化创造经验和条件,则是可以允许的”,这就足以解决问题了。
现在真正深层次的问题是:究竟是要真心实意地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切实兑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承诺,还是只想以“完善”的名义使人大继续花瓶化?坦率地说,全国人民现在都在看着这件事。而且人民现在已经越来越心明眼亮了,继续忽悠人已经不大可能有效了。

    基于上述,我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慎重地对待罗江县的改革试验,积极开明地适应全国人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热切希望,而不要把本来是合法的或者至少也是不违法的改革变成非法的,不要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与全国的主流民意相对抗。若能如此,则人民甚幸,人大甚幸,执政党甚幸,各位常委们也甚幸!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8-30 20:51:14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倒温”VS“保温”

    《“倒温”VS“保温” 谁来保卫温家宝? 》这篇文章再次反映出流行的左、右派的分析框架无法恰当地描述中国现实。附件是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获奖演说“渐进自由”,可能还更有助于描述中国现实!

流行的左右派分析框架无法描述中国现实

《亚洲周刊》

2010-09-05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深圳讲话高调推政治体制改革,表明政治理念,反击各派对他的攻击;传统左派一直猛烈抨击温家宝,视其为「赵紫阳集团」的领军人物。自由派作家余杰、极左毛派和权贵顽固势力也对温家宝看不顺眼,冷嘲热讽他为「影帝」。支持温家宝的不但有中共体制内开明改革派人士,也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崔卫平等人称温家宝为体制内上升的力量、民主的力量,指出他的深圳讲话堪比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作为中共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国务院总理相当于「CEO」,既要瞩目于技术层面的操作,又要以政治家的担当,修补共和国大厦的裂痕与空洞,他更是精神导师,要鼓舞十三亿民众的信心。多重身份,一样情怀。今年六十八岁的温家宝,二零零三年三月出任总理,尚有一年半任期。二零一零年一月,美国欧亚集团评选出新的一年最值得关注的全球十大领导人,温家宝排名第一;最近,美国《新闻週刊》选出十名赢得各界尊重的国家政府领袖,温家宝获讚扬为「人民公僕」。被众多中国人暱称为「平民总理」的「温爷爷」,对他的评价,在中国国内却引起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的激辩。有人激烈「倒温」,有人热诚「保温」。

  八月二十日一连两天,在深圳特区三十週年前夕,温家宝前往深圳考察,这是他出任总理以来,第八次考察深圳特区。他说,「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这一番激昂言论,已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他在讲话中高调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更以空前语句反击中共传统「左派」,即党内保守派的抨击。令人不解的是,在深圳电视台的报道中,这些话却不见踪影。人们纷纷从各个角度揣摩温家宝讲话的背景和涵义。

  就在温家宝考察深圳的消息披露后的翌日,传统「左派」大本营网站华岳旋即发表宇太的《我反对的是不怀好意的改革》、网上亦有陈中华的《建议中国停止错误的改革政策》、《改革不是对国家和民族进行温水煮青蛙》等文章。宇太的文章说:「我反对的是错误的改革,是不怀好意的改革,是打着改革幌子掠夺人民共有财富的改革,是假以改革谋求自家先上天堂而不惜把人民推向地狱的改革。有一些所谓精英,实际是叛国叛民者,意欲以改革为手段,搞垮中共,搞垮人民,以便达到彻底搞垮中国之目的,为美国献上一份超级大礼……凡私慾熏心者,不足以领袖也,不足以解救苍生也,不足以谋天下也。怀念毛泽东,中国属于人民。」这些宣言式的文章,影射温家宝「不足以领袖也」。

  近年来,在中国政坛和民间社会,特别是网络上,谴责温家宝的风声不绝于耳,勐烈抨击温家宝当总理八年来的政绩与政策,把温家宝视为「赵紫阳集团」的领军人物。这股批判潮流是怎麽形成的,对中共十八大中南海领导层,乃至中国发展的未来趋向有何影响,这是人们所关注的。

  令人瞩目的是,被视为自由派的作家余杰,也在香港出了一本《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书痛批温家宝(见二十六页专访),成为「倒温」声浪中三股势力之一。这三股势力一是中国国内称之为「极左派」、「保守派」的毛泽东思想左派;一是权贵势力,即特殊利益集团;一是对温家宝「只说不做」看不顺眼的自由派人士。按理说,这三股政治力量走的原本就不是一条路,一个反对当今的经济体制改革,更不愿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企图在中国恢复毛泽东时代;一个致力于维持现状,阻碍改革继续深化,以保护特殊利益、既得利益;一个是呼吁推进政治改革,捍卫普世价值,却认为温家宝只会「作秀」,没有行动,不配当总理。他们以不同的立场,将矛头指向温家宝。

  当下,「倒温」逆流已经是第四波了。第一波是二零零七年三月,温家宝提出「普世价值论」之后;第二波是零七年十月中共十七大至零八年三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共和政府班子换届前后;第三波始于二零一零年春天,二月中央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提出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三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温家宝再度重提「人民尊严论」;当下,温家宝在青海地震、甘肃泥石流以及考察深圳的讲话,激起第四波「倒温」潮。

  二零一零年以来,温家宝突然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风貌。他连续多次,以不同的方式,诸如春节前与网友的交流、春节团拜会上讲话、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两会后答记者问、《求是》杂志撰文、在灾区和高校的言谈、在深圳视察的谈话,宣扬社会公平与正义,倡导人民幸福与尊严,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宣称「我的时间不多了」,「在我在任的最后几年,我将为这件事情尽最大的努力」,这既向国人坦露他的紧迫感,宣布今后的施政方向及重点,也因其高标独立而很不寻常,让人欣喜之馀也颇感惊讶。

  勇猛果决的反击

  如果联系到近数年来社会上和执政集团内部一股势力掀起的倒温潮,对温家宝宣示的普世价值的勐烈而持续的批判,可以想见这是温家宝在隐忍多时后的一个旗帜鲜明而果决勐烈的反击。此举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敢,却也似乎是破釜沉舟、有进无退的最后一搏,表现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悲壮。

  早在零六年九月,温家宝在接受五家媒体採访时就说过:「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在零七年二月他再次强调了民主等普世价值。零八年他在美国接受CNN採访时说:「我相信我们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推进政治改革。因为发展是全面的,所以改革也应该是全面的。」至于批判温家宝,根本原因也在于他赞成普世价值,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这些讲话无疑强烈地触动了那些政治体制改革反对者的神经。

  二零一零年八月上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二零一零年专题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奎元讲话指出,在苏联垮塌以后,社会主义的理想及发展模式,几乎威信扫地,「在许多人的眼里,美式资本主义是完美无缺的」,是「历史的终点」。这种观点在中国理论界、社会科学界特别是青年人中的影响也非同小可。「在思想理论界有些人产生崇美的心理,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完全改弦更张才是出路,这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不容低估」。「美国的领导人将中国称之为『利益攸关方』,而不是称作朋友或伙伴。他们不会放弃遏制中国持续发展的战略,中国不能一厢情愿做美国新帝国主义的诚实伙伴」。

  在两年前的七月至十月,陈奎元就借批判普世价值之名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他在多个场合一再强调:「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我们要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搞任何盲目崇拜,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

  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被网友推举为「乌有之乡」旗帜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发表《千古兴亡 亡于一相》,把两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描述为「宰相亡国史」,以古喻今,影射国家带来最大危险、威胁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是当朝宰相——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五月下旬开始,北京政坛和学界流传前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勤德《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一文,将温家宝树成最大靶子,公开挑战现行政策。这篇写于零九年九月的文章,给温家宝扣上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产生更大影响」,「庸俗发展观造成更大危害」,「卖国求荣的犯罪行为更严重地发生」,「赵紫阳集团的气焰更加嚣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更大损害」六顶大帽,甚至提出关于温家宝太太与儿子从商的各种传言,要温家宝澄清。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温家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一週年的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于是,不少人发表文章譭谤胡耀邦,把胡耀邦说成是「中国诸多灾难形成的标志性人物」,借否定胡耀邦,打击温家宝。

  零八年秋冬,署名李必胜的《人人都应提问和回答的七大问题——对三十年改革「十大失误」原因和责任的追问》一文,在京城流传。这篇文章把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种种社会恶疾,全算在温家宝的头上。是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侯惠勤,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发表的文章也指出:「把资本主义文明看做是不可超越的终极存在,是『普世价值』热播者的意识形态前提;把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纳入资本主义世界文明的轨道,是他们热衷传播『普世价值』的根本目的」。「今天我国某些人大谈『普世价值』,既表明了其挑战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而又信心不足的虚弱本质,又表明了其臣服于当代西方强势话语而又极力加以掩饰的矛盾心态」。

  是年九月十六日,北京《光明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天城《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际就是西方的价值》。九月十日,《人民日报》转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七期冯虞章的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八月二十九日,《北京晚报》发表题为《虚伪的「新闻自由」与媒体的社会责任》一文,批判普世价值……

  中央党校教授杜光说,他们直指「赵紫阳集团是当前最危险的敌人」,「眼下我们面临的斗争焦点,是如何防止和反对赵紫阳集团」,不点名地把温家宝封为「赵紫阳集团的新头子」。赵紫阳和胡耀邦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带头人。把温家宝看做「赵紫阳集团的新头子」,一方面反映出这些人反对改革的本性,也说明温家宝受到他们攻击、诽谤的真正原因,是他坚持了改革开放的路线。

  打击温家宝架空胡锦涛

  有学者认为,「倒温派」把责任推到温家宝头上,其醉翁之意,是要清算赵紫阳主张政治改革的总帐。他们为主张政治改革的人,创造了一个名词「赵紫阳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任仲夷、李君如、杜导正、杨继绳、谢韬、杜光、李慎之、周瑞金、高尚全、吴稼祥、茅于轼、徐景安等人,而这些人的总代表就是总理温家宝。「倒温派」把所有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弊端,统统算到温家宝头上,目的在于:为当前的中国经济倒退、金融危机、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民怨沸腾、社会动盪,寻找替罪羊,为特权阶层解脱责任;倒温派否定赵紫阳政改主张的最终目的,是要影响改革的道路和方向。他们自称是社会主义改革派,他们说的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一党专政。陈奎元说,他决不赞同那种脱离党的基本路线,背离人民利益的那种改革。杜光认为,「批判普世价值的人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来设计和建设的制度。他们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他们表面上是拉胡倒温,实际上是透过打击温家宝来架空胡锦涛,这已是他们的主要策略原则。

  在二零零九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国民经济增速「保八」的一年,是自然灾害频发的一年,温家宝三十六次考察,足迹踏遍中国内地。二零一零年过去了大半年,不少网民感动于六十八岁的温家宝表现的勤勉热忱和中国士大夫传统。

  有网民写道:「为中国民众有这麽一位『心繫苍生,爱共黎庶』的领导人而庆幸。作为一国的行政首脑,你花甲已过,活得太累,随时随地要担忧各地的发展、安全、稳定,担忧突发事故,担忧百姓吃不起饭,穿不上衣,过不上年。你是务实的总理,从电视看到你,颤微的脚步,嘶哑的嗓子,忧愤的心,为一个农妇承诺追讨欠薪,在井下与矿工一起吃饺子,为地震遇难者流泪,向小学生遗体三鞠躬。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位国家领导人能像你那样,把政治权力阐释得如此温情脉脉。」

  也有网民说:「在中国做官,有很多种做法,温家宝选择了人民希望的做法。他一句句大白话,大实话、大真话,在中国官场上不多见,却在民间流传。西方有言,总统是靠不住的。我知道,好总理不如好制度,但好制度也要好总理来推动。」

  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八月二十五日接受採访时,一提到温家宝,便一再用一串优秀的形容词称讚他。杜导正说:「据我了解,胡锦涛是很支持温家宝的,近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一直放手放权挺总理。赵紫阳生前也对我说过,『温家宝这个人很好,胡锦涛是个明白人』。我认为,应该给温家宝更多的权力,施展他的才华,这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保护温家宝,不是维护一个人,而是维护一个主张,维护一个力量。」

  杜导正说:「我和我身边的一批老朋友,对温家宝的评价很高很高,他是真心实意地、坚决地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理解邓小平做的那一套,他是坚定地、鲜明地、不屈不挠地在行动上实践改革开放的,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不仅表现在言论上,就是在行动上,恐怕现在中央最高级领导人中间,他是旗帜最鲜明的,他也是最有功劳的。他的言论很多,文章很多,很多高层都不敢说这些话,他却敢说。他是赵紫阳、朱鎔基一脉相承的一位很优秀的领导人。他在作风上,更是中国共产党人那些传统的东西,非常亲民,非常务实,非常感动人,大雪、地震、洪水,他第一时间出现第一线,与非典病人、艾滋病人握手。他也是活人,他也是一条生命,却不考虑自己,他一贯如此,不是作秀。他很有学问,记忆力又极好,我认为,他的表现,是以他的学问和传统为基础的。」

  杜说:「温家宝是中国当政者中,一个很优秀、很优秀、很优秀的人物。如果让我投票,我把第一张票投给他,我这话不是代表我一个人,我周围一大批朋友,对他评价都很高。古今中外,优秀人物往往被人诽谤,反对的力量有时出于某种目的造谣生事。我希望,境外希望中国进步的力量,都能维护他,保护他。当然他也是活人,人无完人,会有缺点和错误。至于他家属的问题,根据我们的了解,温家宝是个纯粹的人,他本人绝没有问题,外界对家属的一些议论,真真假假,温家宝家属可以出来正面澄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讲的是有道理的,哪些是他制止不力。日前,邓小平长女邓林在深圳接受媒体访问时,就澄清外界多年来的传闻:邓家没有海外帐户和存款。这样就很好,政治不透明,往往会被一些人利用而攻击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说,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中央九常委中,温家宝总理最鲜明最具体地代表中央发出毫不动摇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坚决防止改革开放停滞倒退的声音,联繫到他明确肯定政治文明的普世价值,深情回忆胡耀邦,这必定会在海内外引发广泛关注。

  周瑞金认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情况下,温家宝最冷静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性战略高度,指出中国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不成熟,因此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以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成完善、成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周瑞金说:「温总理反覆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最直接具体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当下「有相当一部分人沉醉于『中国模式』的盲目乐观之中,温总理却慧眼特具看出中国改革开放有停滞甚至倒退的危险。因此这次借深圳之行,大声疾呼,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停滞与倒退不仅会断送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机遇,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发件人:"yi wang" <wxck07@gmail.com> 2010-09-01 16:43:48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ZM201009 外文三篇选择阅读,

党权与金钱操纵中国法院?

闻佑平

2010年8月

    中国是个酷刑传统悠久的国家,「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的古代民谚诠释了权力的狂暴。今天,「何求不得」的主角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坐堂审案的老爷,使用的工具也不再是「三木」刑具,而是党权和金钱。所以,中国大陆学界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对法院的枉法裁决深恶痛绝。法院成了疯狂扩张的邪恶丛林。

  法院枉法裁决是造成大量外地访民进京上访的最主要原因。今年五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在广东汕头召开专门会议,研讨应对政策,最高法副院长江必新在会上疾呼:「摒弃让行政机关胜诉是支持、让行政机关败诉是添乱的错误认识,不姑息迁就违法行政行为,不迎合屈服于各种非法干预。」

  《乌有之乡》为访民喊冤

  中国大陆左派一直认为「党管司法」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因素之一,对他们指称的「自由分子」引进西方法学理论持抵制态度。但是,近两年司法不公造成的汹汹民怨使左派认识到,他们必须在「党管司法」与自己一贯主张的社会公平原则之间作出选择。就在最高法汕头会议一个月后,最著名的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十分罕见地为民喊冤,六月二十五日发表了浙江农民维权代表暨诉讼代理人林炳文的文章,揭露温州中级法院枉法裁决的丑行。此事尚未有初步结果,但它从一个侧面说明江必新的呼吁连杯水车薪的作用都起不到。

  问题的症结仍然是「党管司法」。比如,在北京南边的河北沧州市,其市长为一桩行政诉讼案亲自找到中级法院的行政庭长,威胁说:「我不只是市长,还是市委第一副书记,在常委里排在政法委书记之前。你们要判市政府败诉,除非你法院的党组织关系全挪到北京去!」市长为何屈尊去威胁一位庭长呢?原因是他作为被告若输了案子,消息传到他曾任常务副市长的廊坊市去,那里告他的人「会更起劲」。据传他任廊坊常务副市长时借给大学城批地之机捞了上亿的好处费。人虽调走,廊坊的数十位知情人仍在坚持向中纪委举报。类似的情况太多,可说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薄熙来打黑但不反腐

  党权大于法理是中国的一项政法原则,法律在法官心目中既不神圣也不严肃。相反,用手中的审判权力换取经济收入即在裁判具体案件中寻租,就成了法院系统见怪不怪的事情。比如,河北高院的副院长刘某在检察系统以严厉反贪而获中纪委赏识,但在调任现职后迅速腐化,不仅弄到了上亿的资产,而且还有四个老婆,以至于出现四妻争产的闹剧。据了解刘某的人士说,刘私下里有一句名言:「给多少钱办多大的事。」他的最高受贿额一次达到过一千二百万,而且是打入他实名的银行卡的。

  一些媒体评论人士对法院的肆意妄为深为担忧,呼吁「警惕丛林法则兴起」,但残酷的现实告诉平头百姓:丛林法则在中国社会不仅很起作用,而且在司法不公的推动下,邪恶丛林在疯狂的扩张,大有吞噬底层社会的趋势。人们注意到,在山西一件轰动全国的大案审判中,被告人当庭举报县委书记索贿五千万的事实,法官却宣布为「与本案无关」。在这个被中宣部叫停追踪报道的新闻之外,少为公众所知道的是:大量的卖官受贿案在开庭审判之前,法院就取消了买官者受审的「资格」,倘使检察机关在起诉书中对买官者有所涉及,法院也会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来保护买官者。

  法院暨主审法官保护买官者,连薄熙来那么强势的人都无可奈何。在文强大案中涉及到买官者有近百人,受到刑事和内部纪律处分的不过四十几个人,五十几个平安地坐在花钱买来的官位上。说薄熙来是「中国反腐的希望」,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消息人士指出:重庆那些呆在现有位子上曾向文强花钱买官的人,在文强案开审前向法院送的钱丝毫不比给文强的少。

  法院是庞大的利益集团

  中国法律是中共垄断的特权消费品,司法实践不仅会保护买官者,比如「与本案无关」的排除性操作,而且还给那些受到公众舆论批评的官员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二○○六年的「彭水诗案」虽在舆论关注下,使涉案被告秦中飞免遭牢狱之灾,但是,从那以后各级政府利用诽谤罪来打击批评者的事件丝毫未见减少,有不少人因此被判刑。

  此种恶劣的作法激起民意反弹,最高人民检察院不得不在八月初做出新规定:「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舆论认为此举是为了限制法院滥权,但是体制内的学者如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郑旭公开表示:「目前这一举措只是检察机关内部工作机制的一个调整,能实行多久尚不明确。」

  法院自身已经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也是党权私有化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他们会很技术化地借「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口实来反击公众舆论。比如,在江必新发表改进行政诉讼工作的呼吁后,比他职位更高的常务副院长在七月下旬法院宣传工作会议上要求法院系统「加强新闻执政意识」,即学会像外交部发言人对付国外记者那套来对付国内百姓。对于这样的说法,常务副院长似乎也有些不情愿,因此,在会上他强调这个发言是「受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之托」而讲的。

  法官收钱的主要渠道

  既然「给多少钱办多大事」成为潜规则,那么法官获取经济利益就有特定的渠道。就目前情况来看,其主要渠道是:一、行政诉讼案初审时,若是政府一方作为被告与某个商业机构或富商个人利益一致,政府部门的行政复议主持人员就会将从后者那里拿到的钱转送一大部分给主审法官。这在拆迁案例如维权人告政府而政府又服务于开发商的行政诉讼中十分常见。至于地方行政首长能屈尊找法官又大胆用党权要挟后,一般情况下是其手下负责行政复议的官员如法制办主任提前给法官送了钱。

  二、在涉及官员贪贿案件审理中,被告一方的律师会通过社会关系与主审法官沟通。比如初拟判无期的案件若能改在十五年以下,律师则以涉案金额的百分之十的起步来贿赂法官。如果一个法官尤其是审判长敢冒风险且运用好专业知识,替一个贪官压低了起步刑罚,一夜之间就能暴富。所以,传说中河北高院副院长刘某有一亿资产并不为多,何况他的地位必然在具体案件的审判长之上,又是审判委员会的成员呢!

 

南巡讲话背后的玄机

牟传珩

2010年8月

    自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中将剑指国家现行政治体制,预言「十年之内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不可避免」的谈话曝光并引发海内外舆论猜度后,近日在深圳举行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前夕,总理温家宝又异乎寻常地于八月二十至二十一日来到深圳「南巡」,发表力挺「改革」、重提「不争论」、「违背人民意志,最终只会死路一条」的「重要讲话」。其针对性极强,政治意味深远。这显示了中共内部十八大前的路线与权力斗争加剧。温家宝如此「南巡」发表的「重要讲话」,其背后究竟有何玄机?

  记得近两年来,总理温家宝曾三提「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今年全国两会前后,他又再三提出公民尊严是「首要价值」,意在避开姓社姓资对立,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连接普世价值目标。继而,在胡耀邦蒙冤谢世二十一周年纪念日,温家宝更是借机撰文表达对这位因推动政治改革被迫出局的前领导人的缅怀之情。接着,六月二日,温家宝又在接受日本东京NHK电视台专访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时表示: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完善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温家宝这些被视为「作秀」的言论,在当今的中共领导集体里算是「另类」了。

  近年来,来自中共最高层的主流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向全国人大做工作报告中,曾锋芒对立地誓言「两个绝不」;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也在中共意识形态高端杂志《求是》撰文拒绝普世民主;紧跟着就是中共意识形态衙门中宣部发行《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一书,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给全民洗脑,批驳普世价值;而《求是》杂志也连续发表编辑部集体署名秋石的文章,大批特批普世价值。

    二○一○年五月十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联合与胡鞍钢更是联名在《人民日报》刊文称:中国绝不能搞「三权分立」,力挺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新一期《求是》杂志更具针对性地刊文《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声称中央提出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是回答「六个为什么」的继续和深化,而且使问题更集中。

    该文特别强调「在意识形态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在政治发展上,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在文化建设上,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一句话,就是直截了当地要划清「姓资姓社」的界限。

    这场一浪高过一浪的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意识形态宣传,十分清楚地否定了邓小平时代对「不争论」的强调──这不仅是来自中南海主流的真实声音,也是温家宝「南巡」讲话的舞台背景。

逆风而上重提「不争论」

  自从邓小平著名的「不争论」原则炮制出台之后,江泽民时代中共党内左右之争一度沉寂了多年,但近年来在最高层讲话的示范带动下,这种争论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并越燃越烈。今年六月初,中国互联网上流传一份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局长、左派代表人物张勤德的公开信,题为《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该文指控温家宝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产生更大影响,猛批温家宝「在公有制经济逐步丧失主体地位的情况下,策划和主持制定的『非公三十六条』,大大推进了产权私有化」。

  正是在此背景下,温家宝此次「南巡」刻意拜祭邓小平,重提「不争论」,大有逆风而上之势。他借赞扬特区经验之际,特别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份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

  在经济政策上,国务院系统近来也动作频繁,不仅力促备受争议的民营和外资加快进入国计民生重要领域的「新三十六条」出台,而且国务院新闻办日前还拍摄「国家形象宣传片」,公然轻蔑左派攻击,竟在国家形象代表人物的选择和全片价值取向上,大胆用了一群「资产阶级分子」代表「国家形象」。

  根据中新网的报道《外报关注温家宝深圳行:政治体制改革话藏深意》文章,其中列举了不少港台媒体的积极评论报道。此外,外国媒体也纷纷聚焦,发表议论,甚至对中国政治改革想入非非。路透社的标题是《中国政府首脑号召展开政治改革》,法新社则以《中国政府首脑显然要加强公民权益》为标题,而德语区著名报纸《新苏黎世报》以《中国政府首脑提倡更多的民主监督》为题发表评论。

北京举行温深圳谈话研讨会

  在国内,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北京民间各界群众,于密云水库隆重举行了两岸三地「温家宝深圳谈话」研讨会(座谈会),出席人员包括徐友渔、崔卫平、罗世宏等知名学者以及国内诸多推特知名网友。同日晚上六点,在广州的国内部分媒体人士和港澳媒体人士也举行了相似的研讨会。杨恒均博士主持了该研讨会,李悔之等国内著名网络作家也参加了讨论。还有,国内网站不少网友发表评论,对温家宝深圳讲话过于乐观,甚至寄予厚望。

  日前,网络作家杨恒均博士在谈到温家宝「南巡」讲话时说,「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温家宝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政治人物中唯一一位本身执掌政权,却表现得像一位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似的。」我基本赞同他的这种看法,不认为温家宝的言论仅仅是在作秀。其实,温家宝在党内始终无法确立其正统地位,而且势单力薄。我曾在《温家宝三哭胡耀邦》一文中写到:「温家宝在党内势单力薄,施政举措处处受制,迫使他今年两会在记者会中自叹『机会不多了』,今后三年要效法屈原『九死未悔』,为公平正义而战的悲情宣示。」今天,温家宝「南巡」讲话能如此发出「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的吶喊,决不仅仅是效法屈原「九死未悔」,为公平正义而战的一次诠释,更是反证着党内路线斗争已难以继续掩盖的现实。

今日中国左在中南海

  在今日中国政治生态下,不仅党务、人大、政协都构成了对温家宝施政的制肘,而且宣传、政法两大保守系统唱红(核心价值)打异(异见人士),遥相呼应。因此,当今中国依然看不到真正自上而下政治体制改革的契机与环境。温家宝注定没有回天之力!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今日中国「左」就左在中南海的主流声音。这种主流声音如不变调,期望体制内的自发改革,实在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温胡之比较

余杰

2010年8月

  当年因胡耀邦逝世引发「六四」事件,导致胡耀邦在此后二十多年里成为一个「敏感词」,虽然胡耀邦的敏感程度不及赵紫阳,但他还是基本上从公共空间和历史叙述中消失了。尽管如此,与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意愿相反,胡耀邦在民间的声望却越来越高。胡耀邦逝世二十一周年之际,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撰写题为《再回兴义忆耀邦》的纪念文章,全文三千多字,刊登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的显著位置。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胡耀邦的忌日发表纪念文章,被外界解读为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这篇四平八稳、空洞无物的文章,被某些海外学者「过度阐释」为胡温连手战胜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保守派、即将启动政治改革的信号。在我看来,此看法谬之千里。在今日的中共党内,究竟谁是保守派呢?我认为,保守派并不是已经衰落的江系,而是掌权的胡温。比如意识形态上的严密控制,比如经济上的国进民退,比起江泽民时代来都是巨大的倒退。此次温家宝撰文纪念胡耀邦,无非是想利用胡耀邦的威望挽回日渐衰微的个人形象罢了。温家宝企图从胡耀邦身上捞取最后的一点政治资源和民意皈依,跟人们望眼欲穿的政治体制改革毫无关系。

  胡耀邦晚年曾经对妻子说,他绝对不入八宝山,这句话表明他对现体制完全绝望,这其中也包括对温家宝的绝望。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免职后,其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保卫待遇都要降低规格,正是温家宝代表中共中央向胡耀邦一家宣布中共高层的有关决定。据报道,温家宝的表情相当冷漠,令胡家人十分反感。胡耀邦在去世之后,邓小平决定低调处理。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既是胡耀邦治丧办公室七人小组成员,亦受命起草讣告。温家宝还到胡家宣布中央的有关决定,其表情也一如八七年时的冷漠,胡家人因此觉得他不近人情。

    温家宝缺乏求真之心

  这些年来,关于胡耀邦的出版物中,比较有价值的有两本,一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胡耀邦的女儿满妹所著之《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另一本是在香港出版的李锐、胡绩伟、谢韬等中共改革派元老所著之《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前者描述了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胡耀邦,一改中国的宣传机构将领导人塑造得「高大全」的传统,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胡耀邦呈现在读者面前。温家宝离胡耀邦的真精神有多远呢?

  身居高位的胡耀邦,最让人敬佩之处就是其求真之心。在如同鲁迅所说的中国源远流长的「瞒和骗」的传统之中,在中共「报喜不报忧」的情报反馈体制之下,领导者要想获得真实的、第一手的信息非常不容易,除非他肯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那些「老(老区)、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境地区)、贫(贫困地区)」的土地。胡耀邦是历届中共领导人中下基层最多的人,而且,他从来都是轻车简从。

  温家宝也自诩跑过两千个县,并多次引用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和白居易的「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冻饥声」来展示自己爱民如子。然而,温家宝到过的地方虽然有可能超过胡耀邦,但他看到的大都是类似于「横店影视基地」那样的布景。有网友透露说,温家宝两次去玉树时,某灾情严重的学校,其废墟本来已经清理,夷为平地,但为了让温站在废墟上讲话,有震灾效果,救援队又连夜将瓦砾石块等运回原址。次日,温家宝作艰难状爬上废墟发表讲话。由此可见,温家宝一边卖力地作这样的表演,一边似乎很真诚地撰文纪念胡耀邦。

  胡耀邦民主意识与温「尊严论」

  张显扬认为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本思想与党文化的分歧」,杜光则认为胡耀邦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可以支持上面的结论:八十年代初,「父亲视察内蒙古锡林郭勒时,有人谈到多年来有大量外地人口流入当地,认为是『盲流』,主张『清走』。而父亲认为,人口流动是正常现象;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业人口流入城市是其必然,政府要做出相应安排,而人为地堵是不对的,也是堵不住的;流动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中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

  那个时候,当局还在使用「盲流」这个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的词语来形容「流动人口」,这是毛泽东时代将农民牢牢固定在土地上的统治思路的延续。即便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因为中国的宪法中缺乏对公民的迁移自由的保障,官员们仍然将那些背井离乡寻求活路的农民视为「不安定因素」。在此背景下,胡耀邦说的虽然是常识,但这种「将自由还给人民」的想法却相当可贵。不是将自由赐予人民,而是将自由还给人民,因为自由本身就是人民自己的。

  与之相比,常常将「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的名言挂在嘴边的温家宝,倡言「让人民活得尊严」的温家宝,却不明白自由与尊严的关系。

  中国人有争取生存权的权利和自由吗?高耀洁、万延海、胡佳三人,并非政治异议人士,只是艾滋病救助人士,却因为揭露中国艾滋病泛滥的真相以及地方政府的玩忽职守,而遭到各种形式的打压与迫害。高耀洁和万延海先后被迫流亡海外,方能畅所欲言;胡佳被关押在狱中,身患重病而不得保外就医。这些个案温家宝不可能不知道。在一次记者会上,有外国记者向他问及胡佳一案,他虚伪而冷酷地回答说,「此案是依法处理的」。这不是一个愚人国的玩笑吗?中国人连争取生存权的权利和自由都被剥夺了,又如何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胡温有政改的意欲吗?

  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增长,改革的条件优于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百废待兴的那些年月。然而,胡锦涛和温家宝基本无意重启八十年代夭折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无论是几年前胡锦涛允许中央召开纪念胡耀邦大会,还是温家宝发表追忆胡耀邦的文章,都只是「一个苍凉的手势」罢了。

 

 

 

发件人:"宣昶玮" <x-ch-w@hotmail.com> 2010-08-28 20:52:24 +0800 收件人: <huxingdou@gmail.com>,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宣昶玮:当今中国理论八大江湖山寨

当今中国理论八大江湖山寨

宣昶玮

2010年8月

    一,引子:中国民间崛起,与朝廷分庭抗礼

要说那原因,也就因为不知从何时起,朝廷威权渐渐衰微,民间崛起;以至于三十年河东,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的改革,已经造成中国的社会内部几乎所有政治经济关系全部大变动:再也不是当年的那清一色的模样了。由于朝纲颓废,于是江湖上草莽丛生。酝酿了三十年后,中国江湖上崛起了众多的理论山寨。欲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就不得不去了解这些风云在当下社会上的,中国民间江湖山寨。

    二,当今中国理论八大江湖山寨

    以下江湖理论山寨,就是当今中国在社会上异常活跃和有影响力量的理论山寨,或者说是舆论山寨。排名不分先后,以山寨姓氏笔画为序。

    瓦岗寨:这个山寨就是当今在中国社会上声势浩大的左派理论山寨。大本营在今河南滑县。

    社会主义往往有民粹主义和泥腿子至上倾向,因此取名“瓦岗寨”:以示和当年的瓦岗军,即农民起义者一样,都是出身下层工农,和为工农争利益之意。中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和故乡,却也算是社会主义的老巢,根据地之一吧,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影响的主要地区。因此,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上有一定的市场。而左派就是继承了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衣钵的理论派别。左派理论干将众多,以至于即使他们自己,也不好排出座次了。左派是非常不纯洁的派别,混迹于其中的人士鱼龙混杂,各种目的都有。

    单纯的为思想理论信仰的左派当然是纯洁的,因为他们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他们说是为人民就真的是为人民;说是为工农就真的是为工农;而不象有些左派,其实只是要把左派当作混饭吃的招牌,骨子里并不真的认为工农伟大,和社会主义优秀的:在这类人的心里,他们渴望的是当官做老爷,真实的心思是要把工农当作牛马一样奴役的呢。只是为了愚弄工农和愚弄人民,他们也会在言谈话语之中口口声声的喊“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和那些把工农当牛马的特权分子是一般的模样和嘴脸。

    水泊梁山:此山寨之中,聚集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帮最大的野心家和投机家。

    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张宏良,以他为首聚集着一帮投机家,干着蛊惑人心、颠倒黑白、煽动民众的勾当:就是他在那里一口一声的鼓惑叫嚷:“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以尽量的把中国当前的人民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尖锐矛盾,转移到对外国人的仇恨的身上,以保护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不受损害,能稳稳当当的坐稳权力的宝座;因为他如此的报效朝廷,因此他是脚踩两只船,一只脚踏上朝廷的官船,一只脚踏上千万劳苦大众的木船上,两头讨好:真个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好伎俩。

    有左派理论家李文采写文章揭露道:张宏良是中国当代穿西服的宋江,他在工农民众中煽动,其目的是为最终出卖民众而保护朝廷。

    面对如此尖锐的揭露,这个当代最大的投机家竟只能一言不发:说明李的揭露恰恰击中了张宏良的要害。此公打着一面大旗帜,上面大书:“乌有天堂”:哄骗人民只要跟着他起哄,将来前途就和天堂一般,以此迷惑民众。此公名义上是左派理论家;而实际上是欲出卖梁山好汉和广大农民工人利益的的宋江。

    这个山寨虽然表面上也是主张社会主义,即表面上也是左派,其实骨子里却是投机家的山寨:这是一个冒充商家的黑店:表面上是正常的旅店生意,实际上却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又由于山寨寨主在朝廷里有众多大臣作为知己,因此年年评为信用优良,税费不但全免,朝廷每年还送来“爱民如子”杏黄扁挂在“聚义厅”内,很是蒙蔽了太多的不明真相的劳苦大众。

    该山寨大营坐落在今山东梁山境内。因为有当朝众多大臣暗中支持,又迷惑了无数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因此目前山寨日子还算兴旺。

    鸡毛寨:即“妄评猿”、“五毛党”等类人为啸聚山林而组成的山寨。

    因为这帮人大都隐名埋姓,而且又做的是偷鸡摸狗的勾当,摸回来的鸡吃了之后鸡毛就丢在山寨后面的山沟里,日子久了山寨中的鸡毛堆积如山,因此起名“鸡毛寨”。之所以起这个名称还有一个典故,就是这个山寨内的不法之徒建立山寨时所依靠的是一座冰山,其早晚都要融化掉的;而且近年来地球变暖,他们所背靠的冰山这些年来又有加快融化的趋势。因此取名“鸡毛寨”,也有依靠漫天的鸡毛保持冰冷,以达到使冰山更长久的不会融化的意思。

    鸡毛寨寨主人不知其名。人人呼其“草泥马”。

    因为背靠的冰山正在加速融化,因此鸡毛寨寨主的压力很大,主子要求其做好维护冰山的舆论工作,“一定要把欺骗××的工作做好”,使他们大都处于“不明真相”之状态;方法如多多偷鸡摸狗,搅起漫天鸡毛等:以遮挡人民大众的视线;让人民混乱中以为天正降大雪,所以那座冰山还和以前那样,照旧是固若金汤呢。

    冰山上蒙着一层鸡毛,鸡毛寨徒就宣扬冰山正在“崛起”:天下将越来越冷矣。

    鸡毛寨和水泊梁山上的投机家们很是暗中舆论配合:后者把人民的不满和仇恨尽量往西方和美帝国主义身上引导,往没有实际权力的官僚身边的“精英”身上引,以开脱真正的有实权的那些朝廷和大臣的责任;而鸡毛寨的大小喽罗们则装扮成群众和“右派”跟着叫嚣、叫骂,以造成民主派是当今左派的最大敌人、现在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民主派卖国造成的这样一种假象,以达到转移人民矛盾与关注焦点的效果。

    鸡毛寨是一帮专做“地下工作”的暗探一般的人组成的,做的事情也见不得人。因此虽然山寨之徒大多有公开的正当的职业,但加入鸡毛寨之后则全部隐名埋姓。连山寨究竟建设在什么地方都是国家级机密,一般百姓根本无法得知;因此鸡毛山寨究竟坐落何处,至今还是个谜。

    秀才山庄:就是“政右经左”版的“中国百名公共知识分子”的山寨。

    该山寨寨主有当年王伦之心胸;却没有当年王伦之眼光:入选此山寨者不是这个机构的专家,就是那个部门的学者;某某出版过十本书,某某出版过二十本著作:几乎被清一色的书斋文人和名人知识分子所占据,尽管百人之中也确实混进去一部分货真价实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挡不住也成为一些徒有虚名之徒的广告版。

    山庄庄主招募庄员的标准赫然列着:“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标准: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或如古人云:立德、立功、立言者。”

    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回事,可谓名不符实。因为风云际会,当今中国社会民间英雄鹊起;可是不管中国社会如何英雄遍地,此秀才山庄庄主是年年老一套的名谱,五年十年都能丝毫不变:真个任你风吹浪打,我自闲厅信步:此庄主竟是要以此千年破烂古董招牌在工商局一次性注册,就能享用万年的俸禄矣。

    于是人们始明白:此秀才山庄庄主也就把此一招牌,当作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之外的,另一种在当今遍地黄金的社会上混饭吃的招牌和工具也。更有甚者,秀才山庄庄主又逼迫入住山庄者每人须交高粱窝窝头三个、办证纹银三钱、每年年检费另计、并进贡鸡毛一根,因为此鸡毛可当令箭;每年庄员晋见礼因人而异。

    由于秀才山庄庄主当年到工商局注册“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和“秀才山庄”商号之后就再也不思进取,年年不见长进,坐吃山空:已经获得秀才山庄庄员的人士再也不会丢失资格,因此“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名额满了之后就再也不会变动,因此几乎和朝廷的“顾问委员会”一样,成为“养老机构”一类的东西矣,这就失去了权威性。

    总体来看此秀才山庄庄主心胸狭窄,大的眼光没有,更别说千古只眼了;因此除了“翰林”、“博士”、“欧美留学归来”、“中央领导重视并接见”等势利眼特色之外,此山庄再无其他特长。因此其“百名公共知识分子”招牌,在百姓眼里实在缺乏含金量,已江河日下矣。

    皇袍寨:就是由那些崇拜毛泽东的“理论人士”和信徒们组成的山寨,俗称“崇毛派”。

    因为毛泽东过去是中国“天字第一号人物”,被视为开国皇帝;而“崇毛派”信徒们又视毛泽东为神,认为天下从此再无第二个此类人物矣,因此崇拜有加。并且认为凡是和毛泽东有关的一切都具有了神秘的意义:因此便拿来了当年毛泽东坐朝时“亲自用过”的皇袍来恭恭敬敬的礼拜,每天三遍;每年一千零九十五遍。并取山寨名为皇袍寨,建寨于京城。这一派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派别,在中国社会上特别兴旺,更在工农百姓那里有市场。

    皇袍寨信徒日常仪式:“只要凑够9人以上,即可聚会一次,地点可以在会议室,也可以在家,也可以在操场、公园,也可以野外。每次聚会可以安排9项仪程:1、到场时,相互握手,相互祝福:"主席保佑!";2、齐唱国际歌,三段都要唱,放声地,壮严地;3、念一段毛主席语录,主持人负责解释这段语录与当前形势、与日常生活的关系;4、放一段录音或录像,或读一篇文章:有关文革和改革;5、结合语录、录音、录像、文章,各自谈心得体会。特别是有勇气忏悔,反省自己过去对毛主席的误解。???”
皇袍寨信徒崇拜毛泽东之狂热程度,真乃一大世界奇观。这世界上只有历史上的极少数非常国家才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现在朝鲜的金正日的被朝鲜群众崇拜,似乎可以与之相媲美。

    桃源寨:就是由那些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家和学者聚集在一起,所组成的山寨。凡人大都有向往美好社会与幸福生活的愿望,因此才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流芳百世;因为民主社会主义是主张全民幸福的制度,人人平等,不愁吃穿,没有人欺负人的现象,因此和《桃花源记》中的描述,几乎一致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主张民主社会主义者便聚集起来,把自己建立的山寨取名桃源寨,有羡慕桃花源中人生活之意。

    这个山寨的成立与组建只是新近才有的事情,山寨的历史只有几年的时间。也就是在中国名人一个叫谢韬的,发表了相关文章之后,这一派才渐渐成了气候。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很是有特色。例如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是由一个名人发起的,于是立刻便有无数的人为之侧目;而如果仍然是此一主张,却原先只是由一乡下不知名之老农发起的,那么我敢断定几乎不会有一人响应。

    这一派比较著名的人物有知名学者谢韬、潘维新、辛子陵、金雁、王占阳、莫知耻和民间人士丁礼庭、景祥、范海辛、艾马恩、罗伯特卡帕、民士和金煊等。在民主社会主义中,民间不少人是马克思一元论者,如艾马恩、高寒、闻道等。这是对国外信息缺少了解的结果。金煊和景祥、冷水、民士等是多元主义者。

    桃源山寨在今陕西省商洛市商山,就是当年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地方。由于此山寨主张政治平等,强调民主,因此不设山寨寨主,有事大家民主协商,共同决策。“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源山寨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今中国非常具有影响的一种思潮,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

    这一派的理论家和学者都是算比较纯洁的人们,因为他们不希望在他们打下江山之后就自己去当官做老爷,然后就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而这种念头,恰恰是一些瓦岗寨左派理论家和那些水泊梁山上的政治投机家们的人生最高目标。

    正是由于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都比较纯洁,又断了瓦岗寨部分左派理论家和那些水泊梁山上的政治投机家们的当官发财的路子,于是引起这帮一心一意要一朝得势,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们的仇恨,竟然把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看成是比美帝国主义更加凶恶的敌人:因为美帝要把朝廷关进笼子;而民主社会主义者竟然要把朝廷和大臣、知府、知县,甚至连七品、无品官员,统统关进笼子里,真是太可恶!“简直不让人活!”必须坚决反对!

    就说他们是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走狗;他们要把我中华民族推进万丈深渊、使广大劳动人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使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再次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就说他们不学毛主席著作;就说他们不听列宁的教导!反正群众又不明真相,很好糊弄的。

    这些连做梦都想再次当官做老爷的“左派理论家”和政治投机家们,是把民主社会主义看作比美国帝国主义更加可恶的敌人:因为他们直接断了这些人的财路。

    朝天寨:此山寨是由那些不愿入伙,而只是愿意由着自己的性子,自己单打独斗独往独来的剑仙侠客组成的山寨。

    他们取名“朝天寨”有三个意思:一是因为他们惯常的口头禅是:“大路朝天,你我各走半边”,因此取名自己山寨为“朝天寨”;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都是独行侠,常年一个人行走天下,并“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最爱打的就是抱不平:因此大路之上如果有了他们,路上的行人就会凭添几分放心。又是和路有关的。取名“朝天寨”,也就是有整顿一番道路治安和秩序的意思。三是他们常年行走天下打听民意,因此知道民间的疾苦和问题最多;每每在收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民意,或者在有了重要的意见后就写上一份奏折奏上朝廷,或者干脆直接公告天下,其中当然也有给朝廷看的意思。而朝廷名为天朝;他们既然爱上奏折,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自己的山寨取名“朝天寨”。

    由于此山寨的人士爱打抱不平,又要整顿道路法制,因此那些最爱不遵守交通法律的,开着小汽车乱跑的官僚们常常不高兴,所以有时候就想挑这些“朝天寨”侠客的毛病,并想教训教训他们。可这些侠客都是吃软不吃硬的好汉:你若惹恼了他们,一气之下他光着膀子就空手拆了这些官员的藏宝阁和妃子园,还让你“哑子吃黄连,有口说不出”;那些惯于做违法乱纪勾当的朝廷大臣和官员们见这些“朝天寨”侠客个个都是如此的脾性,于是也只好自认晦气,从此再也不敢轻易去招惹这些侠客好汉了。

    一位名叫胡星斗的教授,就是当今“朝天寨”中的一员大将。此人身长八尺有余,面如黑铁。常年骑匹枣红马,奔跑于朝天寨和嘉峪关,以及黔、滇等西南苗民聚居地之间,调查平民百姓的疾苦,探听民意也。

    其他的“朝天寨”内的侠客还有多个。只是由于这些人不爱张扬自己的名声,因此叮嘱作者最好不要写上自己的名字,因此我们只好在此打住;只有胡教授一心忙着调查民众疾苦,电话也找不着他,于是就把他的大名公布,让天下人也知道原来天下还有这样一帮侠义心肠的仁人志士。“朝天寨”山寨大营是一座大军行营,人马兵器嘈杂。就随时随地建在大路上。以便于侠客们行走天下去调查民意,和做除暴安良的善举。

    雁荡寨:此山寨位于浙江乐清雁荡山,始有名于南北朝,兴于唐,盛于宋,素有“寰中绝胜”、“海上名山”之誉,史称“东南第一山”。山以奇峰怪石、古洞石室、飞瀑流泉称胜。因山顶有湖,芦苇茂密,结草为荡,南归秋雁多宿于此,故名雁荡。此雁荡山寨是近几年来才风起云涌、异军突起的中国民间思想理论劲旅,即那些由本来名不见经传、不为世人所知的民间思想家所组成的江湖山寨。

    雁荡山寨始作俑者宣昶玮,从2005年起行走江湖,扯起民间思想家的大旗帜,在中国当今遍地黄金之时机,却不会赚钱,而一面思想,一面乞讨,人称不务正业,讥其为丐帮帮主也。

    为何建山寨于雁荡?原因有四。一是此雁荡山山顶的雁荡湖是为雁荡山寨的建寨之处,距天只有三尺三,离天最近。过往飞鸟甚多,常常带来天外消息;又因为这帮民间思想家是当今最贫穷的分子,无钱买电脑和上网,电话又用不起,所以就依靠过往的飞鸟获得外界的信息,又有南归秋雁带来世界各地的消息。二是由于此处离天最近,便于这帮思想家“杞人忧天”,和考察天之究竟,因此建山寨于雁荡,最是便当理想。三是此处离大海近在咫尺,而海上常有海市蜃楼呈现:各种幻象,很是有利于这帮幻想家们浮想联翩;他们又是一帮理想分子,爱做的就是白日梦;面对如此的美景,更是认真的去构想人类未来的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真个身在污浊当世而心在天堂净土也。四是这些民间思想家由于只顾思想不顾挣钱,久久入不敷出矣,茅屋又为秋风所破;而此山山顶雁荡湖所产芦苇,正好割来搭设茅屋,被山面湖而居,每日里还能听雁鸣阵阵,颇能引动无穷的遐思。

    这帮思想呆子没有银子买粮食,便上山采来蕨薇,在湖水里洗弄干净,就用湖中清水煮来食用,略加一点咸盐和两滴香油而已,甚是清谈。因此人人面有菜色。于是雁荡山寨之中十有六、七都是光棍汉子。目前雁荡山寨还算人丁旺盛,有好事者还特意编了一部《中华民间思想家英雄谱》广为散发,也因此引起朝廷的不满。至于不满的细节,这里略去不叙了。

    上述中国八大江湖理论山寨,朝廷当下最紧张和特别予以关注的,就是雁荡山寨。这是因为当今中国出现的顶尖的理论见识和顶尖的思想,大多出自这个山寨中人,也因此让朝廷大感震惊和相当的不安。为了使此山寨中者能为朝廷所用,有些人也很是愿意下本钱。

    此招也确实在极个别民间思想家身上起了作用,于是被招安了:极个别民间思想家也因此已经住进了在西湖岸边专门建造的西式别墅,每日吃的是山珍海味,又有西式大餐和洋酒,更有西洋美女身边伺候。一改当初在雁荡湖边清食山泉煮蕨薇的滋味。

    此事确实应了一个四柱大师的高论:不能用来换官当的思想根本就不是思想;不能被招安的思想家根本就不是思想家。四柱大师又言:凡是和朝廷过不去的人不可能是思想家;这帮穷汉子其实全都不是思想家。

    于是让人不得不想起来当年之事:一个民间思想家在听到京城传来消息宣他进京接受朝廷特使私下接见之后,竟然激动的三天三夜未睡。

    可是朝廷也很烦恼:因为此雁荡山寨中人却大部分不吃这套,而是宁愿每日山泉水煮野菜,茅草屋内度日月,仍然冥思苦想人类应如何美好,和天究竟会不会掉下来?
于是往来的大雁还是一年又一年的从雁荡湖上飞过,湖边的芦苇还是一年又一年的枯荣。湖水清澈见底:雁荡山寨中人依然三三两两坐在茅草屋外的雁荡湖边思考人类的将来。

    三,放眼天下:当今中国风云不看朝廷,看山寨

    由于存在着如此众多的江湖好汉,和出现如此众多,且如此有特色与个性的各路江湖理论山寨,于是中国的社会上就非常的不平静了。为此朝廷的宣传大臣是愁肠百结,茶饭不思。这就是三十年经济市场化带来的变化:中国的有些事情再也由不得朝廷一手遮天的安排了。因此放眼中国:当下的中国看朝廷;未来的中国看山寨!此事由不得你我他也。

 

 

发件人:"qhntjg" <qhntjg@163.com> 2010-08-30 10:41:5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发文《钱伟长先生文革中在北京特钢厂劳动生活点滴》

钱伟长先生文革中在北京特钢厂没有受迫害

天雷

2007年8月20日

    去年下半年,中央电视台先后两次播出了《大家》专访栏目主持人曲向东采访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的节目。节目解说中提到“1968年,这位已经五十五岁的科学家被分配到首都特钢(笔者注:当时的名称应为北京特钢厂),以炉前工的身份按受改造。”

    央视插入的这段解说,很容易将观众的思维引向“受迫害”这个预设陷阱。果然,网上有人在节目播出后斥责钱老文革期间在炉前炼钢是干牛马活,是“惨遭迫害”,是毛泽东时代的又一“滔天罪行”。

    笔者对这种思维定式嗤之以鼻。笔者曾多年从事特殊钢冶炼工作,炉前炼过钢,交流过经验发表过文章,完全有发言权。按炼钢炉的实际工作特点,一个外行人根本不可能参与实际操作,就像没摸过汽车方向盘的人不可能去打方向,最多只能坐在副驾位置上学习观摩而已。钱老先生到钢厂一线与工人同劳动,按当时的说法是“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类似现在的深入实际。网上那些以此做文章的人只是凭主观臆想。

    这里必须指出,那时钢厂干部参加现场劳动很常见,钢厂机关干部定期到现场参加劳动都是制度化程序化的,特别是生产创高产之时,干部更要深入班组。那时的口号是“工人身上有多少汗,干部身上有多少汗”“干部自觉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强调干部要与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文革时的工厂干部不好当,得靠干,决不能像现在这样对工人颐指气使,动辄罚款。

    今年年初,因工作关系,笔者出差北京到首钢下属某设计院洽谈一个工程项目,负责接洽的是总工程师老候。老候是资深冶金专家,业务功底深厚,为人朴实,在北京特钢厂工作了几十年,虽已过了退休年龄,仍继续工作。我特地问起央视《大家》栏目说的钱老文革期间在特钢厂参加劳动的事。

    “那时我们可熟了”,回忆往事,老候感到很亲切。老候说钱老一开始就在他所在的炼钢车间,老候当时也是车间生产负责人之一。

    我提起央视节目中讲的当年钱老当炉前工,对此老候显得困惑,显然节目解说中讲的钱老“以炉前工的身份按受改造”与他记忆中不太符。

    老候称钱老为钱先生,这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养成的。老候回忆说,那时钱先生在车间与工人同劳动,参与运耐火材料工作,用车子运耐火材料。

    “这工作你应该是很熟悉的”,老候对我说。

    这个情况笔者当然熟悉,就是将烘干的材料运到使用点,路程一般在百米左右。

    老候说,也不是钱先生亲自拉,工人拉车,钱先生在一旁协助一下就行了。老候一边说一边做了拉和推的动作。“对钱先生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大伙都是尽量照顾他”,老候说,“那时我管这些,我具体安排。”

    老候回忆说,当时钱老在工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相处得都很好,钱先生很朴素,对人很客气,吃饭时与工人一起在食堂排队买饭。

    “工人都很尊敬钱先生”,老候几次这样提到。

    据《大家》节目讲,钱老后来被周总理调回,参加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钱老没来得及准备,脚上的鞋子还是总理的。

    “后来你们还来往了吗?”我问。

    “没有,自那以后再没来住了”老候说。

    钱老离开特钢厂已有三十多年了。

    我对老候说,自央视播出那个节目后,有人指责钱老在特钢厂是受“残酷迫害”,对此大加谴责。

    老候显得很惊诧,“什么?!”老候有点激动,身体向我靠了靠,“钱先生这样说话?那他没良心!”

    老候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急忙强调说,钱老一点也没说过这种话,是有人看了电视后在网上说的。老候略为平息,喃喃地说:“钱先生可不能这样讲,他要是这样讲就是没良心了,那时工友都尊敬他照顾他,大家的关系都处得很好。”

    老候的话我信。因为央视节目中就有这样的两段解说:“对于闫师傅(笔者注:当时与钱伟长先生一起的工人)和其他工友来说,他们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他们一起白手起家建造的热处理车间,三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和钱老一起工作过的特钢工人都已经退休,但是直到现在,钱老对于他们来说,仍是一段无法忘怀的记忆。”“除了热处理车间,钱伟长和工人们还设计建成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

    我想,解说词中阐述的工人对钱伟长老先生结下的浓厚友情,钱老参与建设的热处理车间,以及参与设计的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等等,这些应该是钱老在特钢厂留下的最好纪念。

    百度百科“钱伟长”词条对他在文革期间的这段经历是这样评述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深受冲击。1968至1971年间,被下放到北京特种钢厂炼钢车间劳动锻炼。在与工人群众接触后,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原作于2007年8月20日

 

 

发件人:"yi wang" <wxck07@gmail.com> 2010-09-01 16:43:48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ZM201009 反三俗与郭德纲事件,

反三俗运动与郭德纲事件?

桑普

2010年8月

    国内新道德运动(反三俗运动)雷厉风行,引人注目。今年六月,国家广电总局下令整顿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公开相亲的电视节目,拉开反三俗运动序幕。七月下旬,胡锦涛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正式吹响「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的斗争号角,中宣部随即动员全国紧跟。八月一日,国内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的弟子推搡北京电视台记者,事后郭德纲力挺其弟子。有心人士趁势发动群众,大肆批判嘻笑怒骂的郭德纲,其相声社团德云社更遭停业整顿,电视节目一律停播,书籍和音像作品全部下架,个人博客日志全被删除。直到八月十四日,他才得以率领弟子重登舞台,事件似乎暂告段落,但前景尚未明朗。

  一个强势政权要斗臭一个无辜公民,真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例如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以揭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为名,封杀白桦《苦恋》,摧毁创作自由。如今,政府依然全面掌控各大媒体(背后可能包括曲艺界嫉妒郭德纲的宿敌和直通中央的权威人士),有关人士还是藉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尽情抹黑郭先生的人格,让人愤慨。

  八月初,先有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不点名批判郭德纲「如此庸俗、低俗、媚俗的表现是多么的丑陋」,后有中国曲艺家协会党组书记姜昆在《光明日报》间接揭露批郭的真正动机:「有个别相声演员却把反三俗作为笑料,在演出中任意调侃,用戏谑的态度应对,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大家至此才恍然大悟。

  的确,郭德纲是国内相声界中一位敢言的演员。他的相声段子,往往紧贴时弊,在闭塞气候中,尽力畅所欲言,调侃反讽教人回味。关键还得数他的名作《我要反三俗》,调侃韵味浓郁,值得摘要引述:

    一、你的工作就是教育人,你一定要注意节目的品味,你今天这个作品教育人们学会什么了?这是你的工作,你不要考虑他乐不乐。二、知道什么是高雅吗?和人民作对!三、发明手机的目的是让你们怎么用它实现四化。我要是科学家,我研究一种新的手机,我就让你们聊不了天。四、提升品味,要高雅。天网恢恢,肥而不腻。五、李丽珍、舒淇、饭岛爱、高树玛丽亚,太三俗了。我是批判性的看,我要看她们堕落到什么程度,我熬点儿夜儿算什么,我反三俗了我!六、那不行,她们都好了我怎么办?我怎么能批评她们呢?我一定要批评人,我要教育人嘛。七、你堕落了,你现在记住了,你需要有人带领你走出泥潭。你进一步就是立即枪毙,回头一步就是保外就医。

  郭德纲的相声表演相当精彩,其它通俗作品《你要折腾》、《我是黑社会》、《养王八》、《抓娃娃》等已经在国内网上流传,家喻户晓。姑勿论大家是否接受他的俗语和调侃,但他的表演毕竟贴近社会现实,反映民众心声。七十后的郭德纲,有如八十后的韩寒,各自利用他们狭小的言论空间,把真心话说出来,实在相当难得。中国今天不需要什么新道德运动,反而急切需要足以抗拒政治势力干预文化领域的政治制度与公民自由。庸俗无法歼灭,文化不容革命,要学懂这么简单的道理,六十年时间还不够吗?郭德纲调侃得好:「你看那些官员,伸手要钱,跟贼似的,你看那贼,有组织有纪律的,你分得清谁是官谁是小偷吗?」

 

 

发件人:<wangzhanyang56@sina.com>  2010-08-29 02:16:45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回复:中共中央对人民的自由的论述

什么是人民的自由?

——读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

王占阳

    本文不是我个人的作品,而是《论联合政府》中有关“人民的自由”的重要论述。

    《论联合政府》是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共七大提交的书面政治报告。同年5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5月31日,七大通过了对于该报告的决议案:“大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论联合政府》的详细起草过程迄未公布,但肯定是毛泽东主导下的集体创作。1945年3月31日至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了该报告草案,毛泽东对于报告草案作了说明,其中讲到“我己修改了八次”。5月31日,他在阐述报告内容时还曾特别讲到:“《共产党宣言》中讲得很清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01页)

    以上足以表明,《论联合政府》及其有关“人民的自由”的论述就是中共中央的论述和决定,也是当时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毛泽东思想万岁”是指这个“毛泽东思想”的话,我看那倒是基本可以的。

    近年来,认为毛泽东当年关于自由民主的论述都是一种策略的观点颇为流行。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种观点的始作俑者之一。因为我在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书中就已用史料指出这一点了。坦率地说,当我在史料中看出这种策略意图时,心里相当震撼。但我并不认为这里毛泽东当年的固定见解。事实上,毛泽东具有很大的可变性,他在抗战胜利前后的形势中确曾考虑过履行这些诺言,而不是将其作为纯粹策略来看待的。特别是,当时党内上层的主流意见更是准备郑重地履行这种建国理论和政治承诺的,这就是《论联合政府》能够获得一致通过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既然这是党的决定,党就理应贯彻执行。既然无数革命先烈己经为此流血牺牲了,党就更须履行这种承诺了。政治需要讲策略,更须讲道德。让人投票的承诺必须兑现,让千百万人为之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承诺更须郑重兑现,绝对不能说话不算数,否则人们说什么都不过分。除非有人能证明中共当年承诺的自由民主之路是错误的,否则,这种已经浸透了烈士鲜血和曾让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的政治承诺就是必须予以兑现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甚至连自由、民主价值都要加以公开的羞辱和批判的话,我们就有一切理由代表已经逝去的革命先烈和前辈,对于这种叛卖行径拍案而起!

    在结束本篇荐言之前,我想首先摘引《论联合政府》中的两段名言,希望党员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能牢记在心,并见诸于自己的行动: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推荐阅读:

《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

1945年4月

    目前中国人民争自由的目标,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着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们不能反对日本侵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惩办汉奸、间谍、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贪官污吏,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废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的文化的和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为着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不清楚么?

    一九二五,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终的遗嘱上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对于认真唤起民众、认真保护民众自由权利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则称之为“奸党”、“奸军”、“奸区”。我们希望这种颠倒是非的时代快些过去。如果要延长这种颠倒是非的时间,中国人民将不能忍耐了。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则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的分析看来,我请大家注意,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这个可能性,这个前途,依然存在,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好,国内人民觉悟程度增长和有组织的人民力量发展了,它就似乎没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这是一方面,这是必须注意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内外情况的分析看来,使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也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

    ……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要求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实现婚姻自由……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呼声,也是各同盟国广大民主舆论界的呼声。

    现在谁也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没有自由,在日寇占领区域,人民不能参加选举,有了自由的中国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又不承认它,在这种情况下,那里来的国大代表?

    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么?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争联合政府的运动,同时就是争统一的运动。我们在具体纲领中提出了许多争自由争民主的要求,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要求,同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现在还只有解放区的不很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很不够,可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军队。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么?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谋独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使全国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是谋自由、民主和统一。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学得了许多东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必要,而这些条件是互相关联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国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

    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没有爱国活动的自由,民主运动被认为非法,但是包括许多阶层、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的积极活动是在发展中。

    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菲律宾是马科斯和马科斯夫人贪,即最高领导人贪,我国是朱熔基模式,即最高领导人是清官却纵容下面的人贪,是两回事。菲律宾好办,全国人都恨马科斯和马科斯夫人,而且有高层阿基诺等领军反对他俩。我国是全国依赖最高领导人,获利的依赖领导获利,受穷的依赖领导反贪。这个局面不可能靠正义的诉求修得正果,当局今天缓解你一两个要求,明天抓你三五个进监狱,我等始终被当局玩弄于股掌之中,高层也没阿基诺,赵紫阳式的人,苍蝇般微声嗡叫也没作用,他们的权术由于他们的势位决定玩得炉火纯青,你我几个被分化了的散兵游勇面对鬼打墙毫无还手之能力,也不可能组织起像样的申诉,无赖之计,只有等它,促使它烂透。不是阴谋问题,是你本身干不了啥的问题。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8-30 11:37:43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xcgc (30) 8.30

老左派们的反动与遭遇

----“旋风”阵阵攻改革

人民日报  马立诚

    进入21世纪,英国《卫报》说欧洲左派衰落了。该报在2010年2月9日说:“意大利左派不复存在,法国社会党一片混乱,社会民主党成为德国大选最大输家。” 但我们这边不尽然。也许体制上的弊端有利于左派生存,中国老左派反而加剧了进攻态势,第四波博弈令人大开眼界。

    第四波交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自2004年改革大争论起,一直到2008年,至今余波未息。二是波及面广,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教育,无不涉及,大有全面进攻的态势。三是扔下面纱,与中央领导层彻底决裂。他们不但彻底否定改革开放,而且点名批判邓小平。更为激进的是,老左派在文章和讲演中,把当今的“执政集团”定位为“现代修正主义集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左派要求为 “四人帮”平反,呼唤再来一次“文革”,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介绍这一波博弈之前,先说一件2001年发生的一件大事。这件事是第四波的序幕。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日发表讲话,要求把“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里所说的“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这是党建学说的一个重大突破,得到社会好评与支持。

    老左派事先得知此事酝酿过程,先发制人。《真理的追求》杂志在2001年1月号就发表项启源的文章《工人阶级的政党岂能吸收资本家?》,《中流》杂志4月号发表宫韫书的文章《决不能把私营企业主拉进中国共产党》。 但是,这些动作没能挡住江泽民,老左派十分气愤。江泽民讲话之后,7月20日,邓力群、吴冷西、李尔重、魏巍、林默涵、袁木等17人实名发表公开信《七一讲话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在社会各界和网上广泛流传。信中说:“我们认为,七一讲话不是什么重大的理论创新,而是重大的理论修正。它涉及到根本改变建党学说和共产党的基本性质,这是严重违反党章规定和组织原则等大是大非问题。”与这封信问世的同时,还有另外5封实名公开信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些公开信说,江泽民的讲话 “向国内私营资本公开投降,等于公开傍大款”,“将资本家引狼入室,等于变成全民党”……一些公开信还说江泽民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党中央。

    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胡德平站出来反对老左派。他在7月24日的《发展导报》上发表文章《让有产者在政治上站起来》,指出个体私营业主也是劳动者,应该与其他阶层享受同等政治待遇。 这一回合,老左派实名上阵,显示出无所畏惧的决绝态势,渐行渐远。

    接着介绍第四波交锋。 自2004年6月起,郎咸平接连在内地媒体上揭露TCL、格林柯尔、海尔等公司借国企改革之机侵吞国有资产。他认为,国企不需要改革,国企改革必须停止,应该“以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来纠正国企改革”。郎咸平的意见引起激辩,改革大争论由此而起。在此期间,郎咸平多次与左派人物开会,共同声讨“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老左派兴高采烈地称赞说,中国大地刮起了一场“郎旋风”。

    2005年11月27日,郎咸平在《亚洲周刊》发表文章《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文章说:中国国企改革蠹虫肆虐,教育改革成本穷人负担,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三农”问题触目惊心,政府腐败低效。再加上没有法治,官商勾结,环境污染,黑道拆迁,资金外流,大量浪费,司法暴力,已经天怒人怨。中国社会之坏,是5000年历史从来所没有过的。他问道:“这种人吃人的国家还能称作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些网民说他是“唯一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

    郎咸平关于停止国企改革的主张,遭到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秦晖、刘吉等人的批评与驳斥。国资委一些官员也不赞成郎咸平简单化、情绪化的意见。胡鞍钢则赞成展开争论,认为有争论是好事。

    2005年7月,一篇题为《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文章在网上问世,被称为“重磅炸弹”。时年82岁的刘国光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他说,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一些海归派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他说,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被西化色彩很浓的人篡夺了,要打教育部的板子。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在复苏。一旦中国经济改革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经济基础就变了,共产党就掌握不了政权,私有制代表就要掌权。他说,经济学界反马克思主义,鼓吹私有化,已经形成势力。他要求强调计划的指导作用,他认为市场环境是产生腐败的温床。

    北京乌有之乡书吧、毛泽东旗帜网站和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连续召开三次会议支持刘国光,称之为 “刘旋风”。在发言中,有人说,自1993年起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主导中国改革。有人说,与私有化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建国以来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有人说,毛泽东在他一生的最后岁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亿万群众反对和平演变的大演习(指文化大革命),难能可贵。有人说,国家财政系统的领导岗位也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有人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复辟资本主义,领导权问题是要害,我们要多考虑领导权问题。

    在讨论中,刘国光引人注目地再次提出姓社姓资问题。他说,争论焦点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还是坚持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这是又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姓社姓资是回避不了的。

    高尚全出来驳斥刘国光说,中国改革是按照邓小平理论来实践的,难道摸着石头过河是新自由主义吗?高尚全的意见得到了国务院领导人的支持。吴敬琏、晏智杰、皇甫平、何祚庥也相继发表文章批评刘国光。

    200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8月12日,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在网上发表《致吴邦国委员长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指责《物权法(草案)》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巩献田的意见引起激烈辩论,从而掀起了“巩旋风”。

    巩献田说,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首要任务就是 “废除和破坏私有制”,因此,社会主义宪法一定要明确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国宪法第十二条正是这样写的;巩献田认为,《物权法(草案)》把公共财产头上的“神圣”二字拿掉了,这是不可接受的。《物权法(草案)》具体条文是这样表述的:“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巩献田认为,《物权法(草案)》将公共财产和个人财产平列,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巩献田说,《物权法(草案)》的立法原则“背离了苏俄民法典的社会主义传统”,迎合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此信一出,引起轩然大波。老左派为之叫好,他们多次召开会议,声援巩献田,对这位“破土而出”的“斗士”赞赏不已。但是,法学家江平指出,巩献田这封信的本质是 “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姚红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物权法(草案)》符合宪法规定。因为宪法规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平等保护各类财产,是市场经济的特点决定的。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享有平等权利,如果市场主体不平等,市场经济就没法搞。如果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受到同样侵犯,而保护不同,老百姓不会答应。

    争论了近两年。巩献田先后发表20多篇文章批评《物权法(草案)》,并多次发起签名活动,反对《物权法(草案)》,最多的一次签名者达3000名。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对《物权法(草案)》进行表决。2799票赞成,52票反对,37票弃权,获得通过。 巩献田表示,他不服输,还要用各种方式反对《物权法》。

    2005年2月24日,温家宝总理签署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36条”)颁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意见》要求放宽市场准入,对非公有制经济给予公平待遇,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业和国防工业。要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政金融支持。

    2007年5月1日,一份由年过90岁的前冶金部副部长马宾牵头的109人签名信《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在网上流传。 《建议书》坚决反对国务院的“36条”。马宾等人说,“36条”违背了宪法关于“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大致占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二,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支持?《建议书》说,国内贫富分化,是由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造成的,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安全不利。马宾等人提议,由全国人大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撤销“36条”。

    老左派大声疾呼的讨伐造成了混乱。2008年7月21日,时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的保育钧在《财经》杂志发表文章说,“36条”是一个划时代的好文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落实起来非常困难。保守势力和一些垄断利益集团用种种手段阻碍贯彻“36条”,私营经济仍然面临诸多门槛,被挡在“玻璃门”之外。

    最严重的一次攻势,发生在十七大召开前夕。

   2007年6月曝光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刺痛了社会神经。7月12日,一封由马宾牵头的17人实名公开信在网上流传,引起轰动。海外媒介也纷纷发表这封“爆炸性”信件。
信的题目是《关于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信中说:这一事件“非常突出地暴露出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深刻思考的、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不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迷失了正确的方向?……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很多问题越发展越严重……民愤告急,党和人民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公开信说:“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20多年以来,我们执行的是一条以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路线。不彻底打破这种思想束缚,不纠正私有化的方针,不改变让资本家入党的错误原则,只是在二次分配上搞几项福利措施,抓几个贪官,不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劝说中央政治局常委改正错误,回头是岸:“只要党中央领导同志能痛下决心,猛然醒悟,真正回到马列毛的革命路线上来”,“就一定能拥有更美好的前途和未来”。

    很显然,黑砖窑事件,成了他们否定改革开放,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发力点。 应该说,这些老人对社会弊端痛心疾首,萦怀于心,值得尊重,但是他们开错了药方。

    针对老左派大举进攻否定改革开放,当年10月召开的十七大,重申了改革开放的国策。胡锦涛在报告中列举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得出结论说:“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老左派提出的 “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要求再次碰壁。 在十七大上,胡锦涛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改善民生,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解决目前社会上存在的诸多问题。 但是,十七大精神未能说服老左派改变自己的立场,非但如此,老左派反而发起了更激烈的反抗。渐行渐远的结果,终于走上了彻底否定改革开放,批判邓小平,要求为“四人帮”平反,呼唤“文化大革命”的不归路。

    十七大之后半年多,2008年4月,我曾到乌有之乡书吧买了6本书,这些书均系自费印制。马宾的 《纪念毛泽东》,30元一本。梅俏的《毛泽东的“珠峰”》25元一本。 马宾在书中说,中国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统治中国的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党内修正主义新三座大山。他说:“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不推倒这新的三座大山,就不要想有社会主义。”

    怎么形成这样一种局面的呢?马宾说:“其历史根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

    怎样解决问题?马宾说:“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个名字,非常适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我们应该规划,积极准备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阶段或叫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马宾还特别提出:“在城市打倒炒房地产的暴发户,把所建房屋没收,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

    马宾认为再来一次“文革”还不够,“七八年一次,进行几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至此,马宾公开要求:“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

    2008年2月,北京一些人召开了马宾著作座谈会,会后还印发了一本《向马宾同志学习》的小册子,在乌有之乡书吧发售。 在会上,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说,中国目前的状况是邪教状态,要用“文革”的方式来改变。他说:“‘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就提出了发扬五敢精神,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这是一种何等大无畏的精神。”张先生问道:“目前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人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导致中国兽性化发展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西方文化中所谓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以及物欲为本、肉欲至上的纵欲主义。30年来用这两个原则对整个国家进行强制训练,结果把人性和文明全部过滤掉了,把人降低到了动物本性支配的原始状态……演变为一种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教行为。”“马宾同志高龄率先跨出第一步,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

    梅俏则点名批判邓小平。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好多人跟不上,而且同情心在邓小平这一边。当时发表一篇社论,《红旗》杂志发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现在读这篇文章是很正确的。江青讲老干部70%到80%都是民主派。从现在结果看,江青的话有什么错?” 梅俏说:“邓小平不读书、不看报,自己说上几句话就叫做邓小平理论?”

    一位叫敬东的发言最激烈。他说:“30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我们没有看到什么进步。我们看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大倒退,是全面糟蹋了社会主义,糟蹋了我们的共产党,糟蹋了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把我们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退化到了充斥着买办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白领、贪官污吏、男盗女娼……的旧社会。这些东西招摇于市,通过改革开放把这些推上台,允许他们招摇过市,压迫、剥削、毒害人民,这算不得进步,这是对党、对人民、对社会的犯罪。”

    敬东说:“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么严重的反共产党宣言的观念,使共产主义观念、思想、道德全被冲得人仰马翻,进而公开把共产党引向了邪路。”“中国社会在短短的30年造就一大批特大官僚、特大地主、官僚买办、大资本家,这是什么执政纲领造成的?”“今天中国社会、官场、市场发生了问题,人民大喊大叫控诉的问题,令全世界耻笑的问题,正是当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批判的问题。可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群众、造反派受打击、遭迫害,也有30多年了,这是中外有史以来没有过的残酷。”

    “马老以他彻底唯物主义的立场,用他无私无畏的观点,剖析了现代修正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伪装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出卖和背叛。” 敬东呼吁道:“我们不得不呼唤人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由于马宾公开要求为“四人帮”平反,呼唤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其激烈程度超过邓力群,再加上邓力群病重住院,马宾遂成为老左派近年来新的领军人物。
梅俏所著的《毛泽东的“珠峰”》则是一本高度评价 “文化大革命”的专著,书的首页就有“纪念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的字样。该书盛赞“文革”是人类史上的珠穆朗玛峰。该书在称赞江青是“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同时,说邓小平是 “阴谋诡计”、“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叛徒和敌人,必须“彻底否定”。

    纵观老左派30多年的抗争史,我们可以看出,老左派思潮的要点,是坚持斯大林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坚持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改革开放,批判市场经济,尤其恐惧私营经济的壮大发展。

    老左派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疾病的高度敏感,他们指出的许多严重问题,的确有引发思考的作用。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他们对中国的一份责任感。前些日子,《南风窗》杂志报道了老左派重要人物之一、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李成瑞拿出自己一部分离休金捐赠给下岗工人。我虽然不赞同他的主张,但这种品格,还是值得尊重的。
多数人并不赞同老左派的主张,但他们的意见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情绪和焦虑。在国家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人们普遍感到改革乏力,腐败丛生,国富民穷,黑恶横行,法治不彰……种种现象令人扼腕愤慨,相当多的人甚至产生了束手无策的沮丧感。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抬头实属必然,因之,老左派的市场反而略有扩大,这是人们不能不正视的现实。

老左派们的遭遇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保障部所辖北京市北极寺老干局第一干休所原空军指挥学院一离退休老干部因在今年春节团拜看望老同志期间询问其原单位现领导一句“听说江泽民同志死了?”隔了几个月后,总参保障部政治部保卫部门派遣八名干事入户质询情况,因彼此言语冲突,这八名派遣干事竟要当场动手带走老人,迫使老人进厨房拿出菜刀要自刎,差点酿成惨剧。此事在军内外造成的影响极坏。

    已退休的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勤德同志为维护贵党中央的有关重要决定,著文批评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多次违反贵党纪律,擅自公开鼓吹西方“普 世价值”和资产阶级多党制、制造思想混乱、误导改革开放的错误言行,受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个副主任、六个局长的多次围攻,并威胁要对张勤德同志实行“双开”,使张勤德同志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身体明显逐渐消瘦。

    已故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魏巍同志因批评贵党在改革开放中的失误和社会黑暗情况,遭到北京军区政治部某些领导同志的残酷打击,曾被禁闭在家中,造成了八旬老人身心严重损害,心情长期压抑、肝火旺盛,以至患肝癌不幸离世,给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国际和国内政治影响恶劣,后果极其严重。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因通过合法途径多次善意批评贵党中央领导机关在改革开放中某些政策方面的失误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被国家统计局某些领导禁止从国家统计局窗口收取信函。

    某些部门法纪意识淡薄,工作作风粗暴,在老同志之间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

新左的崛起:两个新共产党的成立

 
    二○○八年便已成立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以上海为基地,在二○○八年五月四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宣称:“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后期,是世界发展史上人类最辉煌、最美好的时期”,“中共(毛泽东主义)和中国执政党的斗争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斗争。”

    他们发表声明,印发传单,还送到互联网上公布。他们反对改革开放,反对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路线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是一条封建、官僚、买办卖国的反动路线。”他们这样做,却未见报刊上有过什么批判。这个“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称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公开挑衅执政党,却不见有关当局半点动静。

  无独有偶,二○○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一日,中国工人(共产)党在它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宣告成立,出席“一大”的五十六人,代表了十一万二千党员,推举毛泽东为终身名誉主席,选出十八名中央委员,五名候补委员,成立了“中央委员会”,还选出七名执行委员。他们虽是个小党,口气却不小,号召什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同心协力帮忙中共,努力走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他们公开提出“无产阶级两党制”,似乎要与执政党“轮流执政”了。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8-30 10:01:34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xcgc (29) 8.30

为何“耀邦不愿动华国锋”?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胡德平(胡耀邦之子)

2010年8月

    “耀邦不愿动华国锋”。这是杜导正记录赵紫阳说的一句话。我相信这句话不会有假,赵对胡态度的判断也是准确的,赵紫阳更为完整的话是这样说的:“耀邦不愿动华国锋,主要考虑是怕自己来接。”

    但为何胡耀邦不愿动华国锋呢?胡耀邦基于什么考虑而“怕自己来接”华的职务呢?人们对历史问题,总是希望能透过层层表象,看清问题的真相和本质。为此,历史学不但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还要对这些史料提升出观点、结论来,哪怕是带有情感性的倾向,也不排斥。只要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联系能趋于最大的一致。本文想对上述史料再做些补充和说明,从而进一步探讨胡耀邦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背后的思想活动是什么,揭示出这段真实史料蕴含的历史真实性。

    赵紫阳当时说这句话的背景是:1980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舆论,认为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犯了严重错误,如宣扬个人迷信,坚持“两个凡是”,影响老干部的解放使用,要对“洋跃进”负责,甚至一些党内老同志还指责他是“文革”中的造反派。有的同志对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毛远新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毛主席遗体身边的八人合影竟一时糊涂定性为“八人帮”。总之党内外的舆论非常复杂,其中相当一部分意见是对的,一部分则缺乏分析,一小部分则是极端的情绪之词。但形成的主流意见则是华国锋党中央主席的位置应该变动一下。如何处理这个尖锐问题,人们期待着党中央的决策。赵紫阳说,叶剑英不赞成动华国锋,他和胡耀邦也不赞成动华。但赵也很遗憾,他对当时的情况已记忆不多,对此他说:“可零星回忆,主要是前几年没有留下东西,有些忘了。”

    对华国锋功过的评论,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是想根据我当时的日记,对赵紫阳叙述过于简单而没有讲透的问题,作一注释,以防歧义。当然更多的也是想为胡耀邦当时的思想理念和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道德人品,也作一个注释,以备历史的查询。

    人类的历史是客观的社会进程,历史不能复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历史科学。历史科学若不建立在真实的史料之上,不是用史论结合的方法,而是想用“以论代史”的方法说明历史,那就只能深陷在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中,那么历史的挽歌就不能引起人们伤痛,而历史的颂扬也不能唤起人们的信心。

    1980年年末,随着党内对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反对声音的高起,胡耀邦又成为接替他的主要人选,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1980年11月23日晚,父亲下班回家。那天,他在各省市自治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讲了一篇话,题目是《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父亲问我听到这篇讲话没有?不知怎么,我突然联系到华的去职,很可能由他替任的问题,我当时很冲动,脱口而出:“你难道在当主席的问题上,也想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吗?我不同意你任此职。现在是你最据有优势的时候。”(1980年11月23日胡德平日记)

    我说的“此职”,即指党中央主席之职。我之所以说父亲现在是他“最据有优势的时候”,那是因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生产目的大讨论,平反党内外大量冤假错案,为“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摘帽之后,那时的政治局势,是上有老一辈领导人掌舵,下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父亲又是中央常委、党的总书记,这种条件正是他为党为民服务做事的大好时光,华国锋同志即便不做主席,也应由老一辈领导人,如邓小平、陈云担当才妥。

    耀邦同志之所以不赞成动华国锋主席的职务,还有他一些更深的想法,他认为动华而引起的人事变动,不是一件小事,甚至还是一步险棋。他说:“新的考虑,我认为是步险棋,我、赵、胡都不太同意,但想的也并不完全一致。……把人事放在第一位,不是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行!”(1980年10月12日胡德平日记)

    胡耀邦和赵(注:是赵紫阳无疑)、胡(注:应是胡乔木)想法不完全一致,那么胡耀邦有些什么具体想法呢?他说:“我想设一个主席团,我在主席团中占据一个很不突出的角色。我也认为我在主席团中也不合格,……在这样的位置上多做工作。”(1980年11月23日胡德平日记)

    胡耀邦这一设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提出过,但未被接受。六年后,未曾想到赵紫阳也向胡提出过这类建议:“在谈话中,还向胡提出个设想,可以考虑今后不再设总书记,由政治局常委轮流担任主席,譬如说每人半年,主持全党工作。” 所以在1980年12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议决是否向党的六中全会建议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时,胡耀邦并未参加投票,而是提前出京到湖南,名义上是解释几次中央有关会议对华国锋问题的讨论意见。

    当月27日晚,父亲和军队干部谭友林谈话完后,又找我谈话,提醒我和德国一名历史学者交往的言谈举止要多加注意。借此机会,我又问他“有关党的领导还有无更改的希望,……我不希望它成为现实”。父亲似乎又高兴了些,他的谈话,我是这样记录的:他说还有希望,没有最后定,还可以再做工作。他认为最后(注:“后”字应为“好”)搞主席团制,职务都是主席,制度是常委(制),每个人都是一票的关系。我们索性在最高的领导中,搞彻底的民主制,彻底的集体领导。(1980年12月27日胡德平日记)

    说到他本人,胡耀邦接着说: 我只是其中之一,七分之一,这样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同上)

    大家知道,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只有六位常委,那第七个人是谁呢?不言而喻,在胡耀邦的构想中,非华国锋莫属。

    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我知道他找了很多党内同志讨论此事,直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他都为此构想努力。这些史料既印证和补充了赵紫阳的回忆,又能较好地解释为何他对华国锋采取这样一种态度的思想根源,他对进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也坦诚表明了他“可以做更多的工作”的心愿。

    当时,胡耀邦对华国锋之所以有这种态度,还有一段宝贵的历史原因可供参考。即1962年年底至1964年上半年,胡耀邦和华国锋共同在湖南湘潭地委工作,共同领导了那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俩人不论职务的高低,合作得很好。他们都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对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一次教育运动。评论运动合格不合格的标准,主要是看紧张的干群关系能否得到正确处理,农业生产能否有一更大发展,农村社会能否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俩人还都以毛泽东的学生互相勉励,1964年春,俩人和湘潭地委的部分同志还集体上了一次井冈山,到了黄洋界和“朱毛”当年生活过的居处。这一期间毛泽东还亲临长沙两次,找他二人座谈“四清”问题,并牢牢记下华国锋的名字。

    因此,对华国锋在党中央主席位置上的去留问题,胡对华也有批评,但他不赞成说华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也不赞成说华是“坐飞机”上来的。他说:“国锋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

    胡耀邦对华以上的评述并不是全部内容,现在历史也要对胡的评述再做评述,但胡对华历史的介绍我认为还是公正的,因为对华认识的这一底线,有很多人并不认同,否定这些,我认为对党的事业非常不利,对华更不能丑化!

    这次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选的变动距今已有30年了。我愿根据我所知所记的材料,将赵紫阳回忆的这一史料补充得更丰富些,把史料背后胡耀邦的思想活动解释得更清楚一些。当时,胡耀邦不愿把人事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能够一分为二看待华国锋同志,在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他希望华能继续留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并提出改中共的主席制为主席团制。这都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所表现出的眼光和品德。如果要说他还有什么做得不足不够之处,或有什么缺点?那我认为,就是他已经看到这种人事变动是步险棋,但没有更多强调这步险棋如不加警惕,也有酿成更大损失的可能性。再有,他既然提出了党中央的主席团制度,为何在党的十二大上不公开讨论一下这一制度呢?

    历史,我说的是当代史,往往二、三十年就会有一次史料信息的大爆炸。我当时的态度、意见,现在仍然健在的邓力群同志也清楚,如他愿意,也可为我作证。我认为,史料的真伪及取舍一直是历史学中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激烈斗争的一个领域,一个分水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科学就是对社会发展问题,知其然又能必须知其所以然的一门社会科学。

 

 

发件人:"yi wang" <wxck07@gmail.com> 2010-09-01 16:43:48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ZM201009 反右锋芒所向首先是中间路线,

反右锋芒所向首先是中间路线

----胡治安揭秘反右派斗争的要害?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张显扬

2010年8月

    解开毛发动反右斗争谜团

   胡治安先生的《统战秘辛──我所认识的民主人士》(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二○一○年二月出版),是一部难得的使人长见识、开眼界的好书。它第一次大规模地展示了中共统战工作中鲜为人知的内幕,披露了梁漱溟、马寅初、章乃器等诸多被称为「民主人士」的政治家和大知识分子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们同中共的打击迫害拼死抗争的故事,读来令人不胜唏嘘。

  全书三十篇文章,每一篇都有故事,都很耐读。我最看好的,是最后一篇:《我看一九五七年的「阳谋」与阴谋》。这篇文章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讲一个人、一件事、一个细节,而是完整地讲述了一九五七年发生的那一场可怕的斗争。胡治安先生是统战部的老人,前后几十年,从办事员一直做到人事局长。一九七八年受命参与中央五部委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的工作,历时三年,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起草和参与起草若干中央文件、电报,编发简报,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外出调查,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查阅大量有关档案材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还结交了一大批「右派」朋友。可以说,他是当今中国最有权威的右派问题专家之一。这篇文章,有理有据,提供了一个全方位观察反右派斗争的平台,为学界彻底解开了一个谜团:毛泽东发动这场斗争,锋芒究竟指向何方?

  半个多世纪来,人们众说纷纭。有说毛泽东要整治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秉性难移,总想说点自己的话,碍手碍脚;有说他要整治民主党派,因为他怀疑他们口是心非,二心未泯;有说毛泽东打从骨子里是个独裁者,听不得任何民主自由的声音;而在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发出的最刺耳的声音,恰恰就是反对独裁,主张民主自由,因而非把他们打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不可。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毛泽东确实整了大批知识分子,整了民主党派,而他们的罪名多半与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自由有关。但是,从这场斗争的实质看,我觉得这些说法还没有把毛泽东斗争的锋芒落到实处,也就是说,没有抓住要害。这是一场空前严重的政治斗争,而不是一般的思想斗争或反倾向斗争。政治斗争是一定要指向某种政治派别或政治势力的。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便不成其为政治斗争。

  毛要铲除中间路线的民主势力

  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发动的那些惊心动魄、充满谎言和血腥的政治斗争,没有一次不是明确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一定的政治派别或政治势力,而只是泛泛地针对某种思想或某种倾向的。一九五三年那场党内斗争,反对的是「高饶联盟」;一九五九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针对的是「彭德怀反党集团」;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倒的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各部门的代理人」。文革以后,邓小平如法炮制,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矛头所向,也非常明确,那就是党内民主─改革派的领军人物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也不可能例外,不可能不瞄准一个明确的目标。

  二○○四年初,拜读了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我就影影绰绰感到,反右派斗争的主要目标,不是以往所说的知识分子,而是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是因为和民主党派的政治诉求发生共鸣,才被牵连进去的。但是,究竟是所有的民主党派呢,还是某个特定的民主党派,我无法作出判断,因为当时各个民主党派都有头面人物发表「右派言论」。

  胡治安先生的文章,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让我茅塞顿开。原来,毛泽东那样气急败坏地发动反右派斗争,锋芒所向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一般民主党派,而是一个特定的民主党派,那就是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章伯钧、罗隆基两位先生是其代表人物,毛泽东称之为「章罗联盟」。他这样定位,意图非常清楚,就是趁机把这个从抗日战争时期发轫、国共内战时期壮大起来的号称「中间路线」的民主势力,从中国这块土地上连根铲除,以绝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后患。

  民盟是中国革命过程中唯一有组织有纲领有实力的民主党派。这条所谓「中间路线」,看似介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势力,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民主建国的路线,它既不赞成行将灭亡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不赞成即将建立的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当时,它是国民党的反对派,共产党的朋友。国共斗争大局已定,他们作为统一战线的成员,参与建立新政权,在其中占了一席之地。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放弃原来的政治主张,只是有所收敛而已,按其本质来说,仍然是中国民主势力的最大代表。这一点,毛泽东心知肚明,视其为心腹大患。

  令毛刺眼的民盟和农工民主党

  五十年代,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最怕的,一是人民群众,二是民主党派。而真正令他头痛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民主党派。在几个民主党派中,毛泽东最刺眼的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他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就点了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名,说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

  毛泽东为什么要从「整风」转为「反右」?因为他看到收敛多年的「中间路线」的头面人物,又一个个探出头来了。

  章伯钧罗隆基言论涉分权

  毛泽东翻脸不认人,认定「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决定性原因,是章伯钧、罗隆基的动向。章伯钧说:「我们要搞社会主义,一是经济民主,二是政治民主,但还要加一条思想民主。政治自由的具体表现,就是『百家争鸣』自由讨论,我主张两院制,人民代表大会是众议院,政协是上议院。」又说:「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有活力?就是因为有多党制,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活力。」罗隆基认为,中共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国内形势有了很大转变,民盟应该放手发展组织,迎接这个转变」。他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都要参与其事,对过去历次运动进行审查。还说,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的矛盾,是外行领导内行的矛盾。这就是被认定为最大的右派罪名「轮流坐庄」、「政治设计院」、「两院制」和「平反委员会」的来历。很明显,这些言论已经超出共产党整风的范围,而涉及到政治制度和权力分配的问题了。这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使他看到了当年「中间路线」的鬼影。章伯钧、罗隆基,就是这条要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中间路线」的主要代表。于是,他便毫不含糊地抡起大棒予以反击。

  胡治安先生说:「反右斗争的锋芒,最初就是指向中间路线。」这是一点不错的。

  为了阻止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势力东山再起,彻底挖掉中国民主自由的根苗,中共当局指挥民盟对章罗两位先生大肆围剿,斗得他们颜面扫地,五内俱裂。同时,为了壮大声势,他不惜拿几十万知识分子和各界有识之士去陪绑。凡是对共产党有意见的,凡是对以往历次政治运动有所不满的,凡是发表过类似民主自由言论的,统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俗话说「杀一儆百」。毛泽东是「杀一陪百」,「株连九族」。他明文规定各地方、各部门打击的比例,不达标的要补课,许多「右派」都是第二年为达标而补划进去的。如此荒谬,岂能不扩大化?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如此不足以彻底击败对手,收到斩尽杀绝的效果。

  追求中国民主自由的艰难

  毛泽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反右派斗争以后,整整二十年,中国再没有出现过有系统、有力度的民主自由思想,整个国家鸦雀无声,死水一潭。民盟和所有其它民主党派一样,整个儿换了一个模样,他们唯中共的马首是瞻,全然失去了当年向国民党争民主、争自由的勇气和风采。对此毛泽东非常得意,认为这是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至于这个「胜利」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多大灾难,那不是他所关心的。

  行文至此,便不难理解,邓小平为什么死抱住反右派斗争不放。尽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右派已经改正,他还是认为反右派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目的就是要向国人宣告:主张民主自由本身就是罪恶,管你反不反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今后谁要是这样主张,他们照打不误!

  胡治安先生的文章,让我们重温了反右派斗争的历史,看到了追求民主自由的艰难,激起了我们对前辈民主人士的敬意。民主自由是奔腾了数百年的世界潮流,是觉醒了的人们不能割舍的诉求,后来者一定会效法先辈的榜样,继续奋斗下去。为了彻底摧毁民主思想的社会基础,以便斩草除根,毛泽东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整个知识界。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是倾向于民主自由的。歧视知识分子,把他们视为异己,是中国的一贯传统。这一次更是摆开架势,要和他们算总帐。为了打断知识分子的脊梁,封住他们的嘴巴,使他们再不敢说三道四,不惜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这些所谓右派,大多是知识分子中有独立思想而又直言不讳的精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可宝贵的血脉。毛泽东一刀把它斩断了。中国知识界遭到了一次恒古未有的大劫难!

  反右派斗争,首当其冲的,是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势力;受害最深、伤损最惨重的,是作为民主思想社会基础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历时两年的反右派斗争的始末:从打击民主势力开始,到摧毁民主思想的社会基础结束。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0-08-28 19:19:4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清华细纹大篷车采访尼共(毛派)主席普拉昌达侧记 发件人: xiguang发送时间: 2010-08-28 18:01:15收件人: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抄送: 主题: 清华细纹大篷车采访尼共(毛派)主席普拉昌达侧记

李希光率清华学生到尼泊尔采访尼共

——清华大篷车课堂采访尼共(毛派)主席普拉昌达侧记

清华学生记者 李雪

    2010年8月下旬,李希光教授的清华新闻大篷车课堂开到了尼泊尔。一阵颠簸,破旧的出租车驶离了王宫前面的大道,转向了一条狭窄泥泞的胡同,这是一辆加德满都满街在跑的旧式奥拓小汽车。李希光和一个手持摄像不停录像的学生坐在闷热的后座上,前座上坐的是为他们联系这次神秘采访的当地记者喜玛尔。

    “普拉昌达主席家在哪里?”喜玛尔五六次让车停下来问路旁小贩和居民。被问的人热情地告诉他方向,好像加德满都平民百姓都去过这个共产党领袖的家。

    像行驶在迷宫一样,出租车连续拐了十几个弯之后,停在了一个被墙包围的居民楼前。墙外站立着一个手握步枪的年轻战士,她绿色的军帽上缝着一颗醒目的红五星,军装的领子上缝了两个红领章。 她似乎事先得到了通知,主动为李教授和学生打开了大门。

    “她是尼泊尔人民解放军战士,”喜玛尔说。“尼泊尔现在有两支军队,一支是尼泊尔政府军,另一支是普拉昌达主席领导下的尼泊尔人民解放军。”

    普拉昌达一家七口住在二层一套3室两厅的屋子里。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微笑地把李教授一行引进屋内。狭小的过道墙上挂着一面共产党党旗,客厅的墙上挂着两幅描绘尼泊尔人民战争场面的油画。小伙子是普拉昌达的私人秘书,他一边为李教授和学生送上尼泊尔奶茶,一边说,“普拉昌达主席这几天每天主持党中央会议到深夜,马上他又要去开党的会议,请你们抓紧这个空档采访。”

    普拉昌达是很多大学生心目中的胡志明、切?格瓦拉。25年前,普拉昌达带领贫苦农民,拿着两条破枪,走进深山老林,运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开展推翻君主制的人民战争。2007年,普拉昌达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与尼泊尔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结束内战。在2008年的议会选举中,毛派夺得议会第一大党地位,普拉昌达就任尼泊尔首任民选总理。2008年8月,普拉昌达访问中国,参加奥运会闭幕式,会见了胡锦涛主席。有媒体说,由于普拉昌达就任总理后第一个访问的是中国,而不是印度,回国后面临来自国内外极大压力,不到一年后就辞职了。普拉昌达正在重新聚集力量,争取在下一次的选举中重新上台。

    “我和我的学生们首先对尼泊尔人民获得民主、自由和解放表示祝贺,”李希光见到普拉昌达走进客厅,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说。

    “我们的新闻大篷车教学法就像普拉昌达主席所遵循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毛泽东理论,把中国新闻学生带进火热的人民生活和社会变革的第一线,通过他们亲身体验和一手采访,培养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下一代记者。”

    普拉昌达赞扬李希光新闻大篷车课堂培养记者的教学模式。他说,“今天很多媒体被利用来损害人民的权益。我希望李教授的大篷车新闻课堂能培养出站在人民立场上、维护人民权利、为人民说话的好记者。”

    李希光新闻大篷车在尼泊尔期间,先后两次采访尼共(毛派)主席普拉昌达。他们对普拉昌达专访的完整录像9月份将在一家卫视频道播出。

    新闻大篷车课堂是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主持的国家精品课。自1999年开创以来,每年夏天李希光教授都会带领中国学生到边疆或域外展开中国边疆史地和人文故事的采访写作。10年来,李希光和他的学生们在新疆罗布泊、楼兰古城、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畔、青藏铁路线上、中俄边境的珍宝岛、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古长城沿线、太行山上、红军长征路上,学习用全球的视野、历史的深度、讲故事的方法来展现现实生活。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9-01 12:03:3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 Fw: 刘源(刘少奇儿子):永不投降的共产党人﹗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序言

永不投降的共产党人

----读张木生

军事科学院政委 刘源(刘少奇之子)

2010年9月

    每读木生书文﹐总要细嚼慢咽﹑反复品味﹔放下《我读李零》﹐依然思绪万千﹑感慨不尽﹗他再三敦请作序﹐本是善意高抬﹐却像蓄意拿我打镲。坚决推辞吧﹖不恭﹑不敢﹑心又不甘﹔遂其所愿呢﹖关公门前耍大刀﹐死定了不说﹐纯属自残﹐还活该﹗为此﹐我五内焦虑。

    2007年﹐遵木生嘱﹐为《超越左右说实话》写了篇千字前言。2 现将全文挂出凑数﹐足见我人懒笔拙﹑才思枯竭。好在﹐省些笔墨﹐也方便读者﹕

    1 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 我读李零》﹐(香港)大风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http://www.strongwindpress.com/product/9789881838049.aspx)。

    2 张木生﹕《超越左右说实话》﹐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

    从《我读……》﹐追考《……说实话》。“读”为“说”﹐“读”深为“话”真﹐“读”得好﹑就为“说”得“实”。“察起点﹐定基点”﹐为的是“超越左右”。“先搞清﹐再搞定”﹐也是本书的主题﹕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几年前﹐一家著名电视台评论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大腕主持人和名嘴嘉宾一唱一和﹐谴责志愿军残杀美国少爷兵﹐意思是说中国人太野蛮﹗这话符合全球化“普世价值”﹕凡沾上“共党”﹐都归为“恐怖”。此节目引起国内非主流舆论大哗﹗主流媒体﹐倒挺沉得住气﹐饮恨吞声﹐不动如山。

    现时﹐太多自封的“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共﹑反恐战除外)﹗连带着﹐也就贬低武力﹐诋毁武士。要说反对人类自相残杀﹐恐怕没有人不赞同。

    特别在中国﹐先进的真超前﹐落后的够邪性﹕某大屠宰场“人道先兵”﹐猪牛羊先“执行电刑”“安乐死”﹐再“过刀”放血。如此非暴力﹐总给人虚头巴脑的感觉﹔虽不敢苟同﹐又能说什么呢﹖然而﹐再“人道”﹑“畜道”的地方﹐或常会深陷“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潜意识﹐不能自拔﹔最“反战”﹑“反暴”的人﹐或也为衣﹑食﹑住﹑行﹑抢配偶﹐打得昏天黑地﹑鼻青脸肿﹖

    战争来自人的欲望﹐人欲不灭﹐消灭不了战争﹗谁都怕战争﹑恨战争﹔可是﹐谁都逃不脱﹑躲不开战争。由此﹐结晶出人类最古老﹑最重要的智慧 — 战争文化。我绝对无意指责那些调侃战争﹑游戏战争等艺术形式﹐既然是大文化嘛﹐就笃定包罗万象﹑丰富多彩。我只想说﹐战争和战争中的人﹐太辉煌﹗太伟大﹗太沉痛﹗太厚重﹗不容我们所有人不尊重﹗作为足够成熟的人﹐需怀有虔敬之心﹐应秉持膜拜之礼。对此﹐不谙世故﹐很无奈﹔不知善恶﹐很可怕﹔知恶行善﹐很不易﹑很可敬﹗

    许多人﹐总不明白﹕“养兵即为战”﹐天经地义﹗但兵活着﹐绝非仅为战。

    军队﹐专司暴力﹔但不意味着战士都崇尚暴力。恰恰相反﹐人命就一条﹐人心肉长的﹐出于与生俱来的求生恐死本能﹐面对血腥残杀﹐兵的内心﹐最反暴力。因此﹐全世界的军人不约而同﹐都自称“崇尚和平”﹗而中国﹐自古更有“善士不武”﹑“乐杀不祥”的哲理﹐“全胜无斗﹐大兵无创”的“非战”兵法﹐享誉全球。3

    孙子曰﹕“兵以利动”﹔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很简明﹐战争服务于经济和政治﹐是低一个层次的“手段”。这没错﹗但由此想当然地误认军队也是低俗一个档次的“工具”﹐则大谬﹗

    战争这个最大的怪物恶魔﹐凶残强暴﹐杀人盈野﹐万事避让。当人的生命﹑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系于旦夕﹐甚至人类毁灭在即﹐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等人造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战争﹐亡国旺族﹐绝非一般的“手段”﹗一旦开打﹐吞噬一切﹐万端环绕﹐自身变为中心﹔军队﹐兴邦灭种﹐岂可仅视为“工具”﹖一朝动武﹐生杀予夺﹐铁血统治﹐永远是征服者﹗

    征服﹐亦即驯化。“文明”的核心是人对人的驯化﹐没开始驯化动植物﹐就已驯化人﹐从“娃娃抓起”。人类社会走父系这条路﹐和打仗有关﹐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在这点上﹐什么人种都一样。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也不是和平鸽。

    3 笔者兼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深感中国兵法对战争理解阐述之精辟深奥﹐深知中国古今兵学在世界上的影响。

    关于战争﹐似知而又非知的“点”可不少。随意拈来﹕杀人﹐当然不好﹔可多数人认为杀坏人尚可。进一步﹐“杀生”也不能说好﹐一些人反对得厉害﹐但谁离得开杀生﹖包括“打了左脸伸右脸”的大主教﹑持戒吃斋的大和尚﹐全得治病吃药﹐杀菌灭毒打虫子﹔都需吃穿住行﹐果蔬蚕裘不算生﹖不杀生﹐人活不到现在﹗很遗憾﹐不打仗﹐就没有人类的今天。

    战争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谋杀(敌人)﹐是变着法儿的蓄意打(敌)人。不管科技多发达﹐武器多智能化﹐战争中敌对的还是人﹐打杀的还是人。认为“敌”不是“人”﹐“杀敌”不算“杀人”﹐西方人最爱矫情﹕在阿富汗﹑伊拉克﹐自己死几千﹑不得了﹐杀掉人家几十万﹑不算数﹔朝鲜﹑越南人死了几百万﹐老美眼睛都不眨﹔而千万﹑上亿的印地安人与黑人﹐被驱逐屠戮﹐被贩卖虐杀﹐“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藁”﹐4 谁统计﹖谁心疼﹖

    据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描述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萨时有句名言﹕“也许他是狗娘养的﹐但他是咱们的狗娘养的。”知此﹐就明白什么叫“同态复仇”了﹕用我的对称﹑打你的非对称﹐用我的全接触﹑打你的非接触﹐用我不值钱的命换你值钱的命﹐以命抵命﹗不再费劲刺王公﹐就叫妇幼炸平民﹗飞机撞大楼﹑路边人肉弹﹐同样不拿杀敌当杀人﹐玩儿的就是这心跳﹔打得新鬼烦冤旧鬼哭﹐此恨汹汹无绝期﹗不可理喻﹐千古胜负如赌博﹐无论善恶﹐名帅痞子难掂量﹕见利忘义﹑避战毁国﹐图利忘危﹑求荣得辱﹔拿破仑也铩羽奔北﹐本‧拉登却得意高歌﹐谁也别笑话谁。

    4(唐)王昌龄﹕《塞下曲》。

    大家都承认﹐兵凶战危﹐侵略如火。道德极差劲﹑兵法最厉害﹕用间﹑暗杀﹐兵之正法﹔劫持﹑收买﹐战时常例。目的极高尚﹑手段最卑劣﹕核弹﹑化武﹑生物战……坑﹑蒙﹑拐﹑骗﹑谋﹑诈﹑抢﹐军队作战﹐无所不用其极﹐是对生命的大摧残﹐是对文明的大破坏。兵最老实﹐不骗自己﹐才不厌诈﹐乃以诈立﹗

    很多人或许没注意到﹐人类文明史﹐往往由最残酷﹑最惨烈的战争来划定阶段。国家是强力机器﹐正由暴力铸就﹔历史写满杀戮血祭﹐新文明﹑新文化﹐往往以战争为起始。寓生于死﹐生死相依。很难解释﹐尽人皆知的残暴“手段”﹑世人都恨的恐怖“继续”﹐怎么会屡屡荣膺历史﹑文明﹑文化中划时代的圣杯﹖5

    新中国远离战争几十年。坦诚说﹐即使军人﹐对战争血泪也几无感悟﹐对种种荒诞谬论﹐多听之任之。倒是百姓﹐更念之忧之。令我惊异钦佩的是﹐张木生﹑李零﹑王小强﹑杨松林﹐或许还有未曾谋面的丁力﹐都不是军人。但他们却把战争蕴涵的真谛﹐放在人类发展长河中回述﹐鸿篇卓著﹐大义凛然。不苛求句句精当﹑字字珠玑﹐端赖于大事无误﹑大理公正。“文采风流今尚存”﹐6 实乃真军人也﹗

    史上真军人﹐未必曾是兵﹗国内外著名的军队统帅﹑战法兵学大家﹑军事战略大师﹐没当过兵﹑没统过军的﹐比比皆是﹐何尝鲜见﹖最典型的不用追远﹐建国前后的“五大领袖”﹐除朱德总司令外﹐四位都没当过兵﹗但哪个不是文武双全﹑统兵百万﹑叱咤风云的伟大军人﹖

    5 中国近代史的起端就是由罪恶的鸦片战争划定。

    6(唐)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7 我们曾迷信一个经典定义﹕迄今一切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下﹐“阶级斗争”不愿再提了﹐说历史是人类斗争史﹐没错﹗古籍连牍﹐青史满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琢磨﹐称之为人类对立统一的历史(或斗争团结史)﹐好像该完整全面些﹖对立统一也罢﹐斗争团结也好﹐其最高级﹑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
战争﹐“国之大事”﹐与文明史﹐与文化历史﹐密不可分﹗

    兵者﹐“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稍有淡漠恍惚﹐都意味着巨大代价﹐“不可不察”﹗7 我们不该认真检讨﹑仔细审视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吗﹖

    我们常满怀深情地说﹑唱﹕“祖国啊祖国﹐亲爱的母亲﹗”这可能是最常见的赞美词了﹐但细究追索﹐字义词源上并非没有毛病﹕祖国的“祖”﹐来自男性崇拜﹐专指男性长辈﹔祖﹑先﹐各指我们的男女来源。严格讲﹐“祖国啊祖国﹐我们亲爱的父亲﹗”才名副其词。此例﹐绝不碍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却能以小喻大。

    中国史观﹐近几十年最大的问题﹐或许莫过于按苏联的唯物史观“五种社会形态说”的中间一段﹕所谓“奴隶社会少奴隶”(奴隶制度占主体证据不足)﹑“封建社会不封建”(分封建邑7《孙子‧始计第一》。 8 制度不为主)……

    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是国家“大一统”。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最早的两次大一统。西周是典型的“分封建制”大一统﹐没有典型的奴隶制﹐甚至没有类似美国的普遍黑奴制记载。8 我们的正统通史却讲﹐社会形态“跨奴隶社会”。9 岂不是“奴隶社会少奴隶”,或谓“没奴隶”?

    西周封建是一次人口大重组﹑大融合﹐有天下共主﹔与欧洲封建的小国寡民无共主不同。中国传统的民族政策是柔远能弥﹐四海一家﹐子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孔子叫“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蛮夷戎狄﹑中原和亲﹐亲戚套亲戚﹐可以连成一大片。

    春秋礼崩乐坏﹐僭越滥封﹐乱世割据﹐始变贵族传统﹐平民可凭战功取爵。秦始皇的大一统和西周封建相反﹐不是靠热乎乎的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而是靠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秦始皇﹐收周秦千秋之功﹐罢“封建”﹐创“一统”﹕废井田﹐开阡陌﹐废诸侯﹐设郡县﹐统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用庞大的文官队伍执政﹐秦驰道是高等级的国家公路﹐秦直道是战备高速路﹐如此大功谁也抹不掉﹐引领世界先进。可叹﹐秦始皇也有砸锅崴泥的地儿﹐他搞学术大一统(焚书)﹐想收拾知识分子的人心(坑儒)﹐被骂翻天﹐很不成功。

    汉承秦制﹐骨子里是秦始皇﹐但阳儒阴法﹐拢取涣散的人心。知识分子交孔夫子管﹐尊儒尊孔是虚拟领导﹐代替活不长的真实领导﹐其效甚好﹔兴立祠畴﹐老百姓交各种祠堂宗族管﹐拜祖﹑愚民﹐抬死人﹑压活人﹐鬼得很。

    8 殷墟商王墓大规模人殉﹑“五奴匹马束丝”的记载﹐远不足论证奴隶制生产方式占主体。农奴制则更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9 认定中国有奴隶社会的理论﹐多把封建社会分期划在西周﹑春秋﹑秦汉﹑魏晋。故称(西周的社会形态)“跨奴隶社会”。 9

    “大一统”的帝国。“大”是国土大﹐疆域大。“一统”是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文化统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2200年﹐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王小强曾集中概述了中国古代发达的货币﹑汇兑﹑纸币﹑商品交换和资本经济……是回归重要史实的大手笔﹗他把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经济制度﹐概括为“小农经济加市场”﹐认为这绝不同于西方的领主庄园式“自给自足大农经济”﹐并远先进于欧洲的封建。不论怎么评价﹐他的理论创新(或可加杨松林的网上激辩)﹐都是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观的一个重大探索﹗

    无论按欧洲标准还是中国史论﹐秦汉相当于法国“太阳王”时期的中央集权专制民族国家﹐该属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基辛格也说﹕中国的统一领先欧洲两千多年。这以后﹐虽然魏晋南北朝复辟了一段﹐但中国社会中的“封建”已趋式微﹐“大一统”始成定基。10

    原本是封建制度的“礼崩乐坏”﹐然而﹐按“社会形态说”﹐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却叫“成熟的封建社会”﹐岂不成了“封建社会不封建”﹖原本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罢封建”大一统﹐倒叫成“封建大一统”﹐岂不荒唐﹖

    大一统﹐利大于弊﹐有利必有弊。文明痼疾﹐腐朽自大﹐高度的文明带来高度的腐败。“抚我则后﹐虐我则仇”﹐11 造反有理﹐以暴易暴﹗

    10 许倬云称为“编户齐民的天下国家”。“经过春秋战国的蜕变﹐古代的封建社会转变”﹐“封建制度崩坏后﹐人民不再属于诸侯领主﹐而是进入国家组织”(许倬云﹕《历史大脉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32页)。

    11《尚书‧周书‧秦誓下》。

    毛泽东好像说过﹐中国的改朝换代﹐要感谢农民起义。而中国的“大一统”﹐则要感谢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没有这些邻居的压力﹐没有应付“五方之民”的能力﹐就没有中国。

    恕我这里又不得不扯上战争和武力﹐包括应对游牧部落“胡未灭”的挑战﹐镇压境内“烧不尽”的野火﹐平息庙堂“吹又生”的廷变﹐侵略﹑劫掠﹑革命﹑暴乱﹑反叛﹑起义﹐无休无止;蛮族大入侵﹑农民大起义﹐没完没了﹗统一中国的力量﹐来自无穷的征战。皆知其所害﹐不知其为利之大。战争造就“大一统”﹗不战﹐哪来的大一统﹖不武﹐怎会有民族大融合﹑血统大融合﹑文化大融合﹑南北大融合﹖

    历史 — 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华民族的历史﹐仍是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各民族共同创造融合而成。战﹑武融合﹐还融出中国的“和文化”﹕从“慎战”﹑“不战”﹑“全胜”﹐到以战促和﹑和而不同﹑知和而和……充分反映出战争与和平的辩证规律﹐创造出只有中国才特有的战争理论﹐举世赞赏。

    对我们今天提倡的“和谐”﹑“和睦”﹑“和平”﹐老外总吵吵不理解﹑“不透明”。而对任何中国人来说﹐“以和为贵”﹐于脑于心﹑实实在在﹐早就融于血液和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之魂﹗当之无愧﹗战争﹐荣为历史﹑文明﹑文化的里程碑﹗

    中国历史的另一大特色﹐就是西北对东南﹑游牧对农耕的攻伐融合。除了商起于东而灭夏﹑朱元璋北伐撵走蒙元以外﹐都是西北“狼”东北“虎”冲向东﹑南﹐逐鹿中原而得天下。小邦周克大邑商﹐秦灭六国﹐是西北征服东南﹔汉之兴自蜀汉﹔隋唐聚起关陇﹔三国两晋﹑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烽火连天下﹔西夏﹑辽﹑金﹑元﹑朱棣﹐甚至李自成都是或北或西﹐挤压征服东南﹔满清更是北方夷狄﹔连毛泽东统天下也是在延安打下根基﹐刘少奇先期抢占东北后﹐几乎原样走了大清入关的“龙兴之路”﹐横扫千军。怎么这么巧﹖

    原来西﹑北有个以骑马民族为背景的“寒流”﹑“高压槽”﹐总是从西北横扫东南。司马迁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中国古代特现代化﹐独特地理位置产生独特的大国。国家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汉族是多民族的融合产物。夷夏杂处﹐如大漩涡﹐内外之辨﹐不在种族﹐而在文化﹐于农于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陈寅恪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即为汉人﹐胡化即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12

    正可谓﹐一统之世﹐民族胡越一家﹔多元一体﹐文化水乳交融。这种融合还在进行中。中国从没有统一的宗教﹐老百姓只要不造反﹐各信各的教﹐各有各的庙。没有宗教战争﹐对外侵略性肯定比西方小。中国文字一脉单传﹐没有失落的文明﹐全世界又是独一无二。

    西方的古典对立﹕西方民主﹐东方专制﹐这个说法是偏见。西方历史﹐古代四分五裂﹐近代才有统一民族国家。他们聚少散多﹐我们聚多散少﹔他们的合是合中有分﹐联是邦联﹐我们的分﹐有“天下共主”﹐有文化道统“一贯制”;他们的蛮族南下﹑被蛮化﹐我们的蛮族南下﹑被汉化﹐万里长城永不倒。封建制下﹐欧洲的领土和人民是领主封君的私产﹔我们自汉以降两千多年﹐“国”与“民”﹑“公器”也﹐“民贵君轻”被奉为圣训圭臬。中国传统和现代趋势最接近﹐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比近代美国多民族统一国家还现代化。

    12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4年。 12

    全世界的古代社会﹐民主代表原始﹐专制反而代表进步﹐此不可不察也。西方一向是以他们的“前后”当我们的“前后”﹐这对解释中国历史一窍不通。西方一直以“小国之心”度“大国之腹”。列强说了百年﹕边疆﹑国界﹑统一的民族国家都是近代概念﹐对历史上的大国﹐只一个法儿﹐大卸八块。台独﹑藏独﹑疆独﹑七块﹑八块论﹐一边一国﹐一切都待推倒重来。前台﹑后台有人家的分工。强盗逻辑﹐才是不折不扣的硬道理﹐靠的是帝国主义的硬实力﹑硬武力﹗

    李零反对用“封建专制主义”词组。因为在欧洲﹐“专制”的反面是“封建”﹐俩词儿不能捏一块儿。我托木生转告﹐他的道理咱明白﹐但在中国﹐词义矛盾不大﹐这个词组还取消不得。否则﹐秦始皇﹑隋炀帝﹑唐太宗﹑慈禧……不叫“封建专制”﹐叫什么﹖你们得先找出个同义词代替。哥儿俩没回音﹐估计私下跟我抬杠﹕两码事﹐别搁一勺儿烩。

    中国的封建社会﹐所谓封建主义﹑封建迷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封建”﹐与西方概念不同﹐与咱老祖宗的“分封建邑”原意﹐也早已风马牛不相及。常常﹐称其名﹑不逮其意﹐名不副实﹔用其词﹑生发歧异﹐词不达意。— 所以﹐急需换换。正如今日之“民主”﹐早已没有与“君主”对应的那个原词的原味儿了。西方公认﹕英国﹑日本和泰国这样的君主国﹐是“完全民主国家”﹔而推翻国王的尼泊尔﹐却算“非民主专制国家”。更怪诞的﹕就连视民主为“专利”的美国﹐对“民主”都没个准确的定义。时髦说﹐叫“广场三原则”﹔13 咱们说﹐那叫“为民选主子”﹗— 所以﹐急需澄清。

    “封建”﹐如此重要的政治﹑历史概念﹐竟这般扑朔迷离﹑无所适从﹔“民主”﹐如此常用的历史﹑政治词汇﹐都这样离题万里﹐含混不清﹗我们﹐包括你和我﹐都“反封建”﹑“举民主”﹗总要有个明确一致的坐标﹑共识吧﹖时下﹐如此这般的虚实之事﹐多矣﹗正是﹐“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14 我们不该返回理论原点﹑澄清定义﹐重塑﹑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吗﹖

    近年﹐仍常有人从国外搬个什么“主义”新名儿忽悠﹐甚至连理论内容和实际业绩都懒得介绍﹐就捧为完美理想的惟一成功范例﹐并神秘地说﹕从没经过中国化“变味儿”。对中国这样人多﹑地大﹑古老﹑事稠的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学习超强大国的终极经验﹐还是套用寡民小国的顶峰实践﹐不变味儿﹐肯定行不通﹗即使是口头推荐﹐也得先翻成中国话呀﹖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反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13 简言之﹐在中心广场上选举﹑游行﹑言论自由。

     14(唐)柳宗元﹕《晨诣超师院读禅经》。

    人有许多病都治不好﹐更不要说绝症。病笃乱投医﹐西医不灵找中医﹐中医傻眼找巫医﹐病人总是在三者间转磨。国家走的路﹐我们可没少折腾﹕美国﹑日本﹑苏联制度﹐都是生吞活剥﹑全套照搬﹔南斯拉夫﹑新加坡﹑匈牙利模式﹐当作佛脚灵丹﹑又抱又啃﹔休克疗法﹑颜色革命﹑解体易帜﹐炒成乌龟王八大补汤﹐全推介过。木生比喻﹕神农尝百草﹐拿自身试验到上吐下泻的地步﹗

     文化史观上也如此﹕传统不灵求现代化﹐资本主义没门儿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撞墙再寻回传统﹐也是转磨。释﹑儒﹑道﹑法﹑阴阳术……甚至医学﹑红学﹑养生学都来凑热闹﹐信誓旦旦﹕不仅救中国﹐还能救世界﹗

    1840年之后﹐面对资本主义文明﹐中国落后了。蛋糕太大要切着吃﹐西方列强瓜分豆剥﹐小日本大野心﹐要一口鲸吞中国﹐败得最惨。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管屡战屡败﹐却屡踣屡起。改革开放30年﹐经济改革自然自觉地顺应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创造了世界奇迹。但世人都说中国是经济改革的巨人﹐社会改革的侏儒。我们与官产学媒﹑主流非主流的共识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解决中国的两极分化和贪污腐败。

    分歧是﹐客家想惊险一跃﹐尽管有苏联东欧解体灾难在前﹐仍挡不住要全面实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土家想造反再乱﹐尽管曾自陷崩溃被否定﹐还记不住阶级专政“不断革命”是条死路﹔我家认为﹐社会与政治改革﹐要用经过实践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自己的理论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 15

    在突飞猛进而又积累了巨大矛盾的中国﹐我们必须严防造反余孽与民粹主义“愤青”合流的极左大破坏﹔又需警惕狭隘自大民族主义加“暴民”造势的极右大爆发﹗“文革”之鉴﹐德﹑日法西斯之鉴﹐后人必要鉴之。历史是过去的真实描述﹐然而绝不可能完全真实。历史是一面镜子﹐既照着今天﹐又照出明天﹗

    在颐和园幽静的后山﹐木生问﹕我只闷头默想﹕在当下的社会中﹐能够涵盖“主流非主流”合成的“最小公倍数”﹐能够弥合“左右理论”求得的“最大公约数”﹐可能非“新民主主义”莫属了。

    他是明知故问﹐我则借题发挥 — 将此问题留给读者们考证思索﹐请大家一块儿来回答。这不是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回归新起点的又一重大课题﹖几十年中﹐从“闭关锁国”年代的“小反革命”﹐到“两个凡是”环境中的“解放先驱”﹔不论在改革开放初期挺身陷阵﹐还是作为先知先觉的“自由化”精英﹐张木生和王小强们﹐凝聚了多少热血志士的共识。

    世纪之交﹐他们准确预见了“投机赌博新经济”造成的“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警告了今天面临的“史无前例的挑战”﹑“新三座大山”和诸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大对策﹑大战略﹐很多今天被采纳﹐明天也将被验证。每逢关键﹐他们卷起的思想旋风﹐今人难以企及。 16

    有人说﹐看看眼前﹐除了一双筷子﹐日常所用的一切﹐都已被“西化”了﹐还反什么﹖如果管这叫“西化”﹐所有人都不反对。然而﹐李约瑟说过﹐当今世界大部分文明﹐都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发明创造之上的﹔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于其它所有国家。这话远非全球共识﹐却还有人说是“中化”﹐甚至联系到“威胁论”﹗

    当今的社会﹐民主﹑自由﹑开放多了﹐几乎没人“打棍子﹑扣帽子﹑揪辫子”。多种思潮﹑多极政见﹑多元文化甚嚣尘上﹐反复碰撞﹑磨合杂交﹑融会贯通。加上阶级界限模糊﹑人际关系繁复﹐差别含混重迭﹐虽有新的矛盾凸显﹑激化﹐倒也并非你死我活。按说﹐官场﹑民间的容忍度该高些﹐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了﹗然而﹐也是今天﹐知识爆炸淹没你﹐影视网络淘汰你﹐权钱食色诱惑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还真难﹗坚守中庸﹑左右开弓﹐确实可能两面不认同﹑两端得罪人﹑两头不落好。能超越左右﹐摈弃主流非主流﹐何其不易﹗

    眼前﹐不是没路﹐而是路过多﹕大街小巷﹐曲径天路﹐阡陌纵横﹐眼花缭乱。说得再好﹐走不了﹑行不通﹐瞎掰﹔看着再靓﹐走太慢﹑行路难﹐边儿靠﹗路﹐是要人行走的。选路﹐历来作大难。惟一的标准就是实践的结果﹐又好又快﹐科学发展﹗前书的《说》﹐现书的《读》﹐无论“说”的﹐还是“读”的﹐“返回马克思的原基点”也好﹐“改造文化历史观”也罢﹐我们革命的初衷﹐根本如一﹕为了和平﹐为人的解放奋斗﹗我们建设的目的﹐始终没变﹕强国富民﹐为了多数人服务﹗

    蒋介石说﹕“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老蒋的话﹐很多都错得吊诡。他这话﹐我爱听﹐但绝不敢说正确。起码要加不少匡定诠释﹑修正说明。首先﹐不论是否投降﹐共产党犯的错误﹐海了去了﹔经历的失败﹐大了去了﹔垮台被消灭﹐多了去了﹗不败﹑不错﹑不垮﹐何来投降﹖党都散了﹑亡了﹑没了﹐谁来认栽﹑投降﹖老蒋好像自说自话。其次﹐共产党不投降﹐不等于说共产党员不投降。事实上﹐党的总书记都有不少背叛﹑变节的。国际国内﹐早年近年﹐不胜枚数。老蒋这话﹐忒诡异﹗15

    第三﹐要说共产党能够不投降﹐就因为有党内民主﹐有大量忠诚的党员善于反思﹕一次﹑再次地纠错﹐回到历史的基点﹔探索完善“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回到正确的原点﹔从失败的地方爬起﹐回到现实的起点﹔改造文化历史观﹐回到我们信仰的初衷。重新干起﹐百折不挠﹗山高水长﹐嵯峨浩荡﹗越是困难﹑迷茫﹑挫败﹑失望之时﹐越显出这样一批﹕独立不倚﹐卓而不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 —永不投降的共产党人﹗

    为什么读李零﹖李零讲的理儿和事儿透彻﹑先进。张木生下大力写出﹕《我读李零》。我使大劲郑重推荐﹕读张木生﹗

    15 蒋介石曾亲手勾决枪毙了变节的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和不少共产党叛徒﹔也饶了没投降的陈独秀﹔还收了已投降的张国焘…… 18

 

 


发件人: fen56789yuan发送时间: 2010-09-01 11:08:37收件人:  er56789chuan; 抄送: 主题: 转发:Fw:Fw:_最大笑话 发件人:"chaochen0416 <chaochen0416@163.com>" 发送日期:2010-08-30 23:34:02收件人:主题: Fw: 最大笑话

中国大学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

耶鲁大学校长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 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
“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况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

    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由于当前经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
“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
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教育是怎样变得危险起来的

汪丁丁

2010年8月

    试教育与迅速官僚化的教育管理体制相结合,正危险地培养出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缺乏基本教养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今天,多数人必须经历的教育过程大致被划分为三个阶段,依照教育场所的外在特征,其一是家庭,其二是学校,其三是社会——这第三个场所,我很难想到更合适的名称:在职教育?继续教育?工作单位?更恰当的划分,可依照教育的内在特征:其一,模仿(也称为“横向学习”),其二,自修(也称为“独立探索”),其三,灌输(也称为“纵向学习”)。不论如何,今天,教育是每一个人必经的过程,最短的义务教育,也要在16岁才结束。

    人生最初的16年,最初的3年学习语言(统计而言,男性比女性晚1年多,大约3岁可学会“说话”);其后的5年是“小学”——洒扫进退待人接物;再后的5年是学习各类知识的时期,至15岁,可发愿“志于学”,追索终身,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我认为可以这样描述我遇到的教育困境:一方面,我们生活在“文化-政治-经济”三重转型时期之内,核心价值观无从确立,社会失范,传统瓦解。另一方面,关于初生婴儿注意力的研究表明,生物个体首先注意的是与它息息相关的那些问题并由此学会适应环境。这些问题,依照它们对个体的重要性,首先是生命自身的维持问题,其次是生命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第三是由这两类问题派生的问题。伴随着个体生命求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依上列顺序,个体的社会认知——语言、道德、待人接物、权利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等——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因社会失范与传统瓦解,这些普遍可见的行为特征意味着人们的行为不再如稳态社会那样具有较高的可预期性。换句话说,个体的社会认知,有远比在稳态社会里更高的成本。

    当个体必须支付很高的社会认知成本时——注意,它只能通过社会认知而与环境保持足够稳定的关系,否则它就难以获取资源,在这一意义上,不论如何昂贵,它必须支付社会认知的成本——理性的行为方式是将短期内难以支付的成本,分摊为长期(许多短期的接续)可支付的。这样,在稳态社会里通常由“家庭”承担的教育职能,在转型期社会里往往被转嫁给“学校”。又如果学校教育因此而变得昂贵,则理性选择的结果是将稳态社会里由“家庭”和“学校”承担的教育职能相当程度地转嫁给更晚期的人生阶段,也就是转嫁给“社会”。于是,当教育失败了两代人或三代人的时候,我们周围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缺乏教养的成年人和老年人。

    我努力推动和直接参与的这项教育实验,主旨是“培养有灵魂的专家”(回应韦伯的批评“专家没有灵魂”)。在这样的教育过程中,我们必须在“跨学科教育”极富创造性的教学活动之外,主动地弥补学生“家庭教养”的不足。于是,我们必须从大学管理机构获得足够充裕的资源以便支付上述双重教育职能的成本。在稳态社会里,这一成本必须在学生家长、大学财政和政府财政之间分摊,但现在则必须由大学财政单独承担(否则我们将难以招收到合格的学生)。这是因为,中国教育管理无所不包的庞大官僚体制,随着资源浪费的迅速积累,确实令人惊讶地出现了许多(缓解浪费的)裂隙,允许我们与大学管理者达成“双赢”的合作——我们的合作可以更廉价地实现合作各方的目标,只要大学管理者帮助我们不断寻找和利用体制的裂隙。

    也可以这样表述,跨学科教育实验之所以能够存在而且顺利发展,是因为它最初只能发生在官僚化的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容易出现裂隙的那些地方。换句话说,跨学科教育不可能在诸如清华和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即官僚化教育管理体制的统治中心)生存和顺利发展。

    基于悠久“科举制”历史的应试教育,与我们迅速官僚化的教育管理体制,二者结合,正危险地培养出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缺乏基本教养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没有人可以被责怪,因为我们全体都知道是教育体制出了问题,虽然,是我们全体造就了这样的体制。

    与此同时,我们的跨学科教育也开始变得危险起来。因为,或许主要因为以往的教育失败得过于惨重,学生们越来越喜爱并且越来越信任我们的跨学科教育。可是,我们步履维艰,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因材施教”的“材”是否适合于这样的教育。于是,我开始有各色各样的梦——首先是关于失败的梦,其次是关于未来的梦,混杂其间的,是与跨学科教育密切相关的那些人物有关的梦。

    这些五彩斑斓的梦,就是我的教育和我所体验的教育的危险性。

 

 

 

 

 

 

还高力士的真实历史面目

----警惕新戏说历史成风

王岳川

2010年9月

    中国早在商代时就有太监出现,从西周到东汉时期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太监制度。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王室要保持纯净血统而要求宫内男性必须都是阉人,武士和护卫只有在王室出宫时才跟随其后。正因为宦官生活在权力中心的内宫,所以具有君主家奴与国家官员的双重身份。这种双重身份使得太监给人们的印象总是乱政误国、导致昏君的罪魁祸首。如《新五代史·宦官传论》就说:“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坏者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汉代五侯十常侍、唐代的仇士良、北宋童贯“出侯拜相”,明代号“立地皇帝”的刘瑾、号“九千岁”的魏忠贤,清代宦官李莲英等专权祸国、图谋废立等不轨的宦官。

    但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论,历史上也出现过清廉正直的宦官形象,如春秋的管苏、缪贤,东汉的蔡伦,北宋的秦翰,明代的郑和等,其中蔡伦造纸、郑和下西洋,声誉日隆,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性的影响做出重大贡献。

一 减少历史误读还历史本来面目

    历史地看,太监并非生来就坏,他们往往家境贫寒,大多数在十几岁就凄惨地遭受生理和心理戕害而进宫,从小太监步步攀升,最后在丧失人性的权力斗争中获胜,大权在手参与国政。人们忘记了他们的贫苦出身,而深恶痛绝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如何从太监在政权交替和权力圈层中的功能,去辨识他们的特殊身份以及隐藏在他们身后的历史,实在是需要一番历史胆识和眼光的。

    对高力士而言,过去的评价定位为鼻子上有白粉的“小丑”者多,今天则又翻案为“忠臣”的文章居多。人们在高力士是忠臣或奸臣方面互不相让,还历史本来面目地讨论高力士的功过是非还颇为不足。而且,对高力士的评价往往文学性大于学术性,如何利用考古新发现的高力士墓志铭和其他史料,使高力士研究更为准确和学术化,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看看史料:高力士《墓誌铭》说:“蕃而不劳,亲而不黩,谏而不忤,久而不厌,美畅于中,声闻于外。开元之后,见之于高公矣!”这一评价可以说是相当高的。《新唐书》说:“力士善揣时揣势,侯相上下,虽亲昵,至当覆败,不肯为救力,故生平无显显大过。”评价比较平实。而《神道碑》说:“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骄;顺而不谀,谀而不犯;传王言而有度,持国柄而无权,近无闲言,远无横议”。说高力士很有平衡权力的中庸之道。这些评价应该说还是比较具有客观可信度的。

    在文学史的圣殿里面,高力士却是同李白相对的、鼻子上有一块白粉的丑角。该怎么评价他呢?这是颇不易的事情。李浚《松窗杂录》说:“开元中,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供奉李白,立进清平调三章……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诸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曰: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耶?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贱之甚矣。太真妃颇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这大概是“高力士为李太白脱靴,反过来报复李白”原始说法。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说:“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其后世人们以此为成见,逐渐固定成为了“给李太白脱靴,挑动杨贵妃报复,唐玄宗赐金还山”的文学叙事结构。

    高力士作为大宦官成为一个史学家、文论家、文学家难以阐释的现象。就个人来讲,宦官身遭荼毒,悲愤填膺。对国家来说,他们又把身上、心灵上的创伤也可能烙印在国家身上。河北蔚县有一宦官叫王振,“跋扈不可制”的王振成为明代专权的第一个太监,被后世史学家列为“中国十大宦官之一”。1449年,他在和瓦剌的一次战争中,使明朝的英宗被俘,而且五十万大军损失过半。所有的军粮、辎重都兼为敌人所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把皇帝卖给敌人的“土木之变”,使王振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明朝宦官只管内府,而不管内政,但是王振不仅只是管外政,而且是渗入到军事军权的把握上。所以在向瓦剌进军的过程当中,他为了不让自己的家乡成为主战场,绕道宣城,结果一败涂地。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恶名。

    但是高力士与王振不同,他既不是高大完美的完人,也不是万劫不复得罪人,而是一个功过皆有功大于过的人。就此而言,对高力士的评价,应该说是虚构的文学性对历史性构成了文化误读,应该认真加以厘清。

二 虚构的文学观使历史人物的变形

    谈宦官问题,应该有正确的历史观。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应谨慎地对中国太监问题进行历史研究。太监是中国文化中值得研究的现象,有败笔也有正笔,有丑书也有优雅之书。更深地看,太监就个体而言是皇权文化的受害者。现在我们把这些受害者连同他们的历史全都还给了历史,甚至完全贬义的评价,是有问题的。而且太监作为人的个体也可以成为大写的人。高力士在文学叙事活动中,长期以来成为同李白相对立的陪衬而受到贬抑,应该回到历史的本身,用正确的历史研究观看问题,揭穿后现代史学和文学史的文化误读倾向。

    二,警惕新历史主义的“戏说”成风。清宫戏里面胡编乱造的比比皆是。比如唐僧玄奘是何许人?经过《西游记》唐僧已经远不如他的几个高徒了。经过周星驰的演义后,唐僧已经变成“腻腻歪歪需用板砖拍死的那个家伙”。于是玄奘的取经十八年,归来后译经十八年,那种义无反顾九死未悔的“玄奘精神”被成为人们笑谈和嘲弄的对象。还有就是捧杀或溢美。西方近几十年出了一个流派叫做新历史主义。它要反历史主义,反用史实说话的那种“历史主义”,认为那种历史主义也是按照意识形态编造的。于是,新历史主义重新改写历史和文学,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王子反复吟咏:“活着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大问题”——他在慎重的思考,反复掂量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可是经过新历史主义改编的所谓的新版《哈姆雷特》,就成为穿着牛仔裤、时尚紧身衣,手里抱着萨特《存在与虚无》,天天自言自语的这样一个“后现代哈姆雷特”形象。这还是哈姆雷特吗?当然不是。所以,当这样的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以后,今天中国的戏说成风、胡编乱造,将使我们今天的文学与历史变得更加艰难。因此应该回到历史的真实,去客观、公正、透明阐释现象。人们在改编历史的时候,过滤了什么样的文化符码,并在这种文化过滤中隐瞒了怎样的历史真实?

    三,在历史改编中不宜太多的文化过滤。人们在谈论高力士的时候,是如何把他有功有德有忠有义的地方过滤掉,而剩下一个白鼻梁小丑?甚至是一个宦祸宦权的这样一个角色?过度的忠和奸的区分,容易造成价值判断。在我看来,我们今天的价值判断当中,隐藏了许多错误的东西。历史总是要过滤一些东西、欺瞒一些东西,历史总是在权力运作下隐藏了许多话语。我们的历史研究应该把这些隐藏的历史话语发掘出来。这些隐藏的话语中,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对高力士最好不要从忠和奸上去分,我认为他是“心诚”和“义勇”。高力士在少年艰辛痛苦之后,进入伴君如伴虎三十多年的全立角逐,可以说是心诚而且义勇。后宫深似海,而他能够把朝廷的丞相、后宫的佳丽关系协调得如此好,与他审时度势、明哲保身紧密相关。他多次协助平叛、出生入死,以国家利益为重,参与了唐玄宗发动的两次政变。在“六月政变”中,其协助玄宗平定韦后之乱(见《新(旧)唐书?高力士传》、《高力士神道碑》),在“ 七月三日事件”中,其协助玄宗平定太平公主之乱,保护了玄宗的太子位。(见《新(旧)唐书?高力士传》、《资治通鉴》、《新唐书?诸帝公主传》、《旧唐书?玄宗本纪》)协助唐玄宗登基以后,亲历巩固政权,共同开创了开元盛世。很多人只是从小说中的阅读经验,就把高力士当作一个恶劣的例子,其实开元盛世与高力士仍然是有关系的。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在安史之乱中,高力士全力跟随唐玄宗逃难。一个人在得势的时候,锦上添花容易,而一个人在失势的时候,雪里送炭却非常艰难,恰恰在这时才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安史之乱后,肃宗登基后旧臣纷纷改换门庭时,高力士依然故我地跟随已经无权的“太上皇”唐玄宗,甚至为玄宗而得罪奸臣李辅国而遭受多年流放之苦。玄宗死后,他北望豪恸,绝食七天,呕血而卒,最后一人陪葬。

    四,不要用文学叙事代替历史的真实。今天人们应该回到历史回到常识,用日常生活的伦理来要求一个人,我们也能把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鼻子上再贴上白粉,将他妖魔化和小丑化。我想,一些小说为“高力士为李白脱鞋”之类,是小说家杜撰演绎的。因为明人钟泰华在《文苑四史》就已经指出“恐出自稗官小说”。清人王琦在《李太白文集跋》中认为:“后人深快其事(指高力士脱靴),而多为溢美之言以称之。然核其事,太白亦安能如论者之期许哉。”表现了一种冷静的理性思考。其实,听听李白怎么说更为准确:他在《代宋中丞作自荐表》明确地说:“天宝初,五府交辟(推荐),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掖庭。”“天宝初”和“开元中”相差大了,这种历史鸿沟怎能填平?

    小说者言终不可信,虚构的文学观使历史人物的变形,今天到了重新还原人物本来面目和历史本真的时代了。

 

太平天国的改名癖

陶短房

    明末陕西农民起义,最初的起义首领几乎都用的是假名,什么点灯子、不沾泥、射塌天、革里眼,五花八门,煞是热闹,究其原因,是这些人虽然造反,他们的妻儿老小却还在老家当大明百姓,隐姓埋名,为的是不连累家人。

    太平军举家随营,而且笃信天父天兄能帮他们打下江山,自然不屑前辈们那种躲躲闪闪的窝囊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喜欢改名,恰相反,太平天国上自天王洪秀全,下至普通一兵,改名蔚然成风。

    洪秀全自己的名字,按他儿子的话,是“天安的”。他本来谱名仁坤,小字火秀,开始传教之初,就假托天父旨意,改名洪秀全,这是因为上帝叫“爷火华”,自己名字当然不能有火。不但如此,秀全这两个字可以很方便地拆开来做文章,后来金田起义,上帝会就大玩拆字游戏,编造什么“三星高照日出天”,什么“三八廿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合在一起就是洪秀全要当帝王。这招显然十分好使,直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编造着新字谜。
不过洪秀全可不是只有一个名字,他自己记载,上帝让他改名时嘱咐,他“下凡这几年”,有时候要叫洪秀,有时候叫洪全,这大约是为了保密和逃避清方追查;后来当了天王,他给自己起了个小名“洪日”,这自然是因为他自称太阳之故。

    洪秀全的重臣、大将中,改名字的也很多。比如北王韦昌辉和弟弟韦志俊,原本叫韦正、韦俊;大将李来芳,本名叫李开芳;名医李俊良,原本叫李俊昌;英王陈玉成,原本叫陈丕成;答天豫薛之元,原本叫薛小。 其中有些人甚至改了不止一次姓名。如忠王李秀成,本名李以文,改名寿成,又改名秀成;赞王蒙得恩,本名上升,改名得天,又改名得恩;奏王赖世就,本名赖九,改名赖世国,又改名赖世就。

    为什么改名的人,太平天国特别多?

    封建时代各朝都有“避讳”,帝王的名字不可以随便用于其他场合,如果是双名,一般规定不能连用。太平天国对避讳的爱好,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天父天兄的名字,洪秀全父子和东西南北翼五王的名字要避讳,一些不好的字眼,如丑、亥(和“害”同音)等要避讳,甚至有些常用字,如师(只许用于军师、先师、后师等)、龙(只许说“宝贝龙”而不许用于取名)等也不能用,“王”、“主”等看上去比较“威风”的字同样不允许用。这样一来,许多姓都不得不改,王是中国排名前三的大姓,洪秀全表哥家也姓王,可因为王这个字不许用,王姓都被迫改姓汪或者黄,太平天国境内因此连一家姓王的都找不到;洪秀全不许一般人姓洪,安徽人洪容海加入太平军第一件事就是改姓“童”,他后来投降清军,第一件事就是把姓再改回来。同样,赖世国改赖世就,蒙得天改蒙得恩,也是为了避开避讳词。李俊昌改李俊良,是因为北王叫韦昌辉,有个昌字;李开芳改李来芳,则是因为翼王叫石达开,有个开字。

    从蒙得恩等人的几次改名(因为避讳上帝的上改名得天,又因为避讳“皇天”的天改名德恩)可以看出,太平天国的避讳有逐渐加强的趋势,但也有例外,后期由于天京之变和石达开出走等,昌、开这些原本避讳的字变得百无禁忌,李俊昌、李开芳也因此恢复了本名,而因为洪秀全儿子洪天曾的出生,而不得不改姓“永”的太平军将领曾天浩、曾天养、曾水源等,也总算有了认祖归宗的自由。

    还有些人改名,是觉得本来的名字不雅。 太平天国起自草莽,很多人只有个诨名,像天地会出身的罗亚旺,还有打铁出身的赖九,小偷出身的薛小,贩私盐出身的孙臭(后来改名孙魁文),本来都只有个小名,如今当上“高级官员”,总要起个相称的大号。有些人本来有大名,不过觉得大名不够响亮,就顺势改一个,像李以文改名寿成,大约就该属于这一类。

    许多朝代的皇帝都喜欢赐名、赐姓,洪秀全也很喜欢这一套,陈丕成改名陈玉成,李寿成改名李秀成,都是他的杰作,特别是李秀成,这个“秀”是洪秀全自己名字里的一个字,本来除了杨秀清谁也没资格用,特意赐给李秀成,是为了告诉天下人,他对李秀成是一千个看重,一万个看重的。

    太平天国早期禁止结婚,已婚男女也要分别居住,许多深感寂寞的将士就到处搜罗孩童,当做义弟或养子,一些人丁单薄的高级将领,像杨秀清,也用这种方式扩充势力,这样也产生了许多改名人物。辅王杨辅清等十多个“东王宗”名义上都是东王杨秀清的弟弟,其实只是姓杨的骨干将士,杨辅清本来的名字叫杨金生,因为认了杨秀清为兄长,名字自然也就改为标志性的“杨X清”;而有些养子、义弟连同姓都不是,像比王钱桂仁的义弟钱寿仁,本名周寿昌,那是连名带姓一起改了的。

    还有些人的姓名,则是因为更特别的原因:单名。

    当年王莽认为双名不雅,下令全国都改成单名,没想到千百年过去,太平天国认为双名才是正理,,曾参加过三元里抗英的天地会老将周春,归附太平天国后就给改名叫“周春之”,捻军大首领龚得、张龙,也被太平天国写作“龚得树”、“张元隆”。

    高级将领如此,小兵底层就更委屈了,避讳什么的样样跑不了,有时名字给改了,自己都不知道。常州太平军中有个小卒,名字本来叫“龙角”,因为“龙”不许用于名字,这个小卒在花名册上就给随手改叫“隆郭”。 这还算好的,有个太平军小卒叫“李世贤”,和侍王李世贤同名同姓,尽管李世贤的名字不在法定避讳清单里,但惟恐“殿下不高兴”的顶头上司仍然大惊失色,勒令整改,这位小卒大约不过嘟囔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之类几句废话,就被“斩首不留”了。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9-01 16:09:4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gcyd 2010.09.01 (31)

王明、博古比较论

郭德宏

    在中共历史上,王明和博古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左”倾教条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在抗战初期又同样犯了右倾错误。因此,往往把他们相提并论。其实,他们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下面,就对他们作一个比较,并谈谈他们之间关系。

一 、相同之处

    王明和博古的相同之处是很多的,其主要之处是: 第一,他们都很有才华,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有志的革命青年和学生领袖,在革命斗争中渐露头角。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生于安徽六安县(今金寨县),1920年秋进入设在六安县城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学习。在那里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24年8月进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不久就和同学詹禹生发起组织豫皖青年学会,担任事务部主任(一说是事务处长),兼任皖籍同学会会刊《皖光》编辑,并开始在《商大周刊》、《皖光》等杂志发表文章。1925年积极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活动,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生于江苏无锡,比王明小三岁。1921年9月进入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后定名江苏公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简称“二工”、“苏工专”)预科,也开始在那里接受了进步思想。1924年夏参加上海大学孤星社(后改名为中国孤星社),7月参加“锡社”,8月成为中国孤星社苏州委员会委员,并开始在《无锡评论》、《锡钟》、《血泪潮》等杂志上发表文章。1925年春相继参加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积极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活动,7月被推为锡社执行委员、组织部主任,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王明和博古都在很年轻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在青年中有影响的人物。

    第二,他们都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被培养成了教条主义者,理论水平很高,并成为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小宗派的成员。

    王明是1925年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很快受到副校长米夫的赏识,1926年9月担任中大学生公社主席。在反对中共旅莫支部、“教务派”、“江浙同乡会”、“托派”、“工人反对派”、“先锋主义”以及中共代表团的活动中,他都起了重要作用,成为“支部派”的领袖,并逐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他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小集团,即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1927年9月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支部局宣传干事,兼任翻译、教员。1928年,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

    博古是1926年10月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比王明晚一年。除反对中共旅莫支部的斗争未参加外,他也积极参加了中山大学所有的派别斗争,成为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小集团的重要成员。他虽然没有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但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在学习中,他们的俄文都学得很好,理论也背得很熟。莫斯科的同学生涯,既奠定了他们的友谊,也奠定了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

    第三,他们都以极左的态度积极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

    1929年3月,王明回国,在上海中共沪西区委、沪东区委、《红旗》报、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劳动》三日刊、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工作。1930年5月,博古也回国,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及《劳动》三日刊工作。不久,他们之间有了联系。他们思想一致,在某些问题上与主持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李立三观点不同。当他们得知共产国际远东局对李立三1930年6月1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作为“立三路线”形成标志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有不同意见时,立即与王稼祥、何子述决定反对这个决议。7月9日,王明首先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发言,对6月11日的《决议》提出意见。博古等也接连发言。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李立三非常恼火,立即宣布撤销王明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等职务。不久,王明又受到6个月的留党察看处分,博古等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30年9月,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由瞿秋白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由于没有把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定为“路线错误”,招致了共产国际的不满。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不仅批评李立三的路线错误,还批评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当王明、博古从回国的留苏学生中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改变他们拥护六届三中全会的态度,决定进一步反对李立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11月13日,王明、博古联合给中央政治局写了题为《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意见》的信,说“李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和国际路线不能并容的”。信中虽然也说“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但中心内容是指责三中全会犯了一系列错误,并说“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立三同志为领导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三中全会最大的缺点就在对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 11月17日,他们再次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说他们的“政治意见是绝对正确的”,受到的批评和处分是不应该的,并提出撤销对他们的处分等三条要求。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上海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6日作出《关于取消陈绍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不久,王明被任命为在各省委中最重要的中共江南省委书记,博古被任命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在米夫的支持下,他们反对“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后来,王明说“博古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站第二位”[1]。毫无疑问,他就是反“立三路线”的第一人了。从此,反“立三路线”成了他们的政治资本。

    第四,他们都少年得志,没有经过多少实际斗争的锻炼,就在20多岁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从2月开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跃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2]因此,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成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上台的标志。这时,他只有26周岁。

    博古虽然没有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进入中央委员会,但从4月开始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由于敌人加紧了追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周恩来、王明不便于活动,而顾顺章不认识博古,于是决定让博古参与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3]这样,王明、博古都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层。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形势更加紧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王明不能再公开活动,于是决定王明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成立了由博古、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过去的很多论著都说,是王明提议博古进入临时中央政治局并负总责的。但据王明说,临时中央政治局开始是轮流当主席的,后来就逐渐由博古一个人当主席了。[4]不管是由王明提议,还是逐渐确定,博古实际上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这年,他只有24岁。

    王明、博古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时,都没有经过多少实际斗争的锻炼,主要是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他们这么年轻就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内是很少见的。

    第五,他们都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成为“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1930年11月底,王明抛出题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以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场反对李立三的错误,以比反“立三路线”更坚决的态度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他在中国社会性质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在阶级关系上,夸大现阶段中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作用,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在革命性质上,夸大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意义;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即将在包括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发生;在反对错误倾向问题上,极力强调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本小册子后来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成为“王明路线”的纲领。

    博古的思想与王明是完全一致的。1931年9月2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就是由王明起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1932年1月9日通过下发的《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以及后来由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制定的方针政策,与王明的《两条路线》以及《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在延安整风中,王明、博古在被批判时是并列的,被称为“王明、博古宗派”,犯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5]。

    第六,他们在抗日战争初期都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犯了右倾错误。

    1937年王明回到延安后,在12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在12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第一次联席会议上,王明被推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从此,王明、博古又走到了一起。

    对于王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即在武汉时期的错误,毛泽东在1941年9至10月间同王明的谈话,以及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曾指出有四个方面:(一)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二)国共关系问题——王明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战略问题——主要是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组织问题――长江同与中央的关系是很不正常的,常用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

    王明在以上四个方面的错误,博古也同样是存在的。王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期间起草的很多文件,都是经过博古等人参与讨论或一起署名的。例如1937年12月25日在武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由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博古就参加了讨论。[6]又如1938年3月24日,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王明擅自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交国民党,同时报中共中央一份。中共中央收到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后,感到这个提纲没有明确提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到底和坚持反对妥协投降、悲观失望的倾向问题,武装群众的问题及改善民生的问题,为补救其错误,于第二天另外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提出八条意见。可是直到4月1日,王明才与博古等致电中共中央说:“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议后于24日已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夜已开幕,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再如1938年6月15日王明与博古等在《新华日报》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的意见》,虽然也提到“积极进行民众动员与民众组织”,“领导和帮助民众武装和实行武装民众”,“领导和辅助民众武装和发展游击战争”,但都认为应该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来进行,而没有强调应独立地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创立敌后根据地等。

    第七,他们都在延安整风中受到批判,同时离开中共中央书记处。

    1942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领导的中共中央犯了“左”倾路线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题报告,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

    1943年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判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会议概括了王明右倾错误的表现,认为错误的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并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对王明的这些错误,博古也同样是犯了的。

    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的《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明确批评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甚至认为王明、博古是“反党宗派”,进行了“反党活动”。 这个指示说;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二十二年的经验,“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地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的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各地在我党七次大会决议发表以前可以在中央局至区党委的领导机关中及在这些领导机关周围已被历史证明无特务嫌疑的高级干部中,初步传达初步讨论内战时期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及严重损失(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抗战时期(一九三八年)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受其影响时期的损失)。这后一个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 “三、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独立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

    此后,毛泽东等人又多次对王明的错误进行批判。例如1944年4月12日、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中央党校第一部,就党内高级干部对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学习与时局》的讲演,批评了王明等人的“左”的和右的错误。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向题的决议》,又着重总结和分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讲话和报告中批评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这些批判虽然主要是针对王明的,但同时也是针对博古的。

    王明、博古不仅在延安整风中多次受到批判,而且在组织上也受到了处理。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从这时起,王明、博古不再是中央书记处成员,同时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

    第八,他们在离开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以后,在法律、宣传等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继续做出了贡献。

    王明离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后,从1946年6月参加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起,开始从事法律工作。1948年12月,他担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1949年10月,他又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直到1954年9月法制委员会被取消。在这期间,他参加了起草全国宪法及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理论工作,为法律的制定做出了贡献。

    从1941年3月开始,博古就负责筹办《解放日报》,从5月开始统一领导正式创刊后的《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并负责中共中央的对外宣传工作。离开中央书记处以后,他继续负责这方面的工作。1946年2月,还飞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这些岗位上,特别是宣传工作岗位上,他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不同之处

    王明与博古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第一,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不同。

    王明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那时,博古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只是在1931年4月才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他才参与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抗日战争初期,两人虽然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但王明很快就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博古只是长江局委员。所以在这两个时期,王明的政治地位都比博古高。

    但是王明于1931年10月离开中国到苏联以后,博古逐渐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又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王明仍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书记处书记。直到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常委在鸡鸣三省重新分工,由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博古在党内的地位要比王明高。

    第二,他们在错误中所起的作用、应承担的责任不同。

    王明比博古大三岁,政治地位比博古高,斗争经验比博古更丰富,因此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王明在与博古的关系中就起着主导的作用,博古基本上是王明的追随者。1930年在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中,王明是为首的。这年11月王明抛出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是此后“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博古的“左”倾错误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小册子的精神和思想执行的。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他们的右倾错误也是以王明为首的。因此,在他们所犯的“左”右倾错误中,王明一般是起着主要的作用,应承担主要的责任。

    但是,从1931年10月王明出国到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博古则应负主要责任,不能把这些错误都算到王明头上。过去有很多论著都说王明到莫斯科以后,仍然在遥控中共中央,主要责任还在王明。事实上,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其一,王明从1931年10月到莫斯科以后就脱离了中国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从那时起到遵义会议期间的实际工作都是由博古主持的,理应由博古负主要责任;其二,王明和博古后来也发生了分歧,王明还对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多次提出批评,因此不能把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错误都算到王明的头上;其三,莫斯科和上海及中央苏区相隔万里,通讯联系都很不方便,王明即使要遥控,也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就处理得比较好。该书没有再提王明遥控的问题,而是如实地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的责任。谁的责任就由谁负,这才是实事求是。周玉文、张学进、佘湘在《秦邦宪与王明路线》一文中,还指出博古不仅完全继承了王明的衣钵,深入地贯彻了“王明路线”,而且在统一战线、苏区军事领导和军事路线、宗派主义、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及苏区各项具体政策上,“发展”了“王明路线”,因而在博古主持工作期间,“博古应负责任比王明要稍大一些”[7]。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三,王明较早地认识到了一些“左”倾错误,思想上发生了转变,曾多次对博古主持的工作提出批评。

    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能够比较早地了解共产国际及苏联政策的变化。因此,随着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主张的转变,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发生了分歧,并多次对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批评。在我和周国全合著的《王明传》中,就谈到了这些分歧和批评。

    例如1933年11月30日,王明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底经济政策》一文中,提出了一些修改对富农、土地、工商业、劳动政策等方面的“左”倾错误的意见,指出当时不能从苏区经济中铲除资本主义,而应利用它振兴苏区的经济;不能消灭富农和频繁地重新分配土地,应当保护、发展工商业和允许自由贸易等,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又如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在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指出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上有“不可忽视的严重的弱点”, 批评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扩大化和斗争方法的不策略,其中主要的是:A、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分和夸大的批评,时常将个别的错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B.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时不策略,比如在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时,有个别同志将各种错误都说成罗明路线的错误,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这样在客观上不是使罗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斗争中可以避免的纠纷和困难。

    再如1934年8月3日,王明和康生在给中共中央写的一封长信中,对博古主持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关于粉碎六次围剿[8]的斗争 “是阻止中国走殖民地道路的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要扩大百万红军,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等提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艰苦斗争,六次“围剿”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把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作为目前实际行动的口号,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许多难于解决的困难(像武装、干部、供给等),同时还可以发生把地方武装都集中到红军来的现象,因之不能不减弱在敌人后方两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一省数省首的首先胜利和占领中心城市是不同的,占领中心城市必须在红军有了攻取敌人中心城市的新的军事技术等条件下才有可能,但这些条件目前还是没有的。在这封长信中,王明等人还针对博古等人的打倒一切和关门主义主张,对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目前必须首先提出反日反蒋的口号。在这口号之下,团结一切有可能参加这个运动的力量,来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

    1935年6月,王明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起草了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博古还处在长征途中,集中力量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其思想与王明是不同的。

    对于王明的思想转变,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也应该指出:第一,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因而他的思想转变是不彻底的;第二,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错误,与他原来所提出的“左”倾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他不做自我批评,只知批评别人,这种态度是不好的。

    第四,他们在延安整风中的态度不一样,因而结局也不一样。

    在延安整风中,王明基本上是拒绝检讨的,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在1941年10月7日晚,当毛泽东指出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右的错误时,王明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抓住不久前季米特洛夫关于考虑如何改善国共关系的电报,批评中央。在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还针对毛泽东批评的四个方面,逐条进行了反驳。当王明听毛泽东说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他提出的问题,要他说明自己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时,便突然于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再参加政治局会议。经过其他同志做工作,王明于1945年4月20日写信给任弼时,请他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表示赞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并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但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他又对一些同志对他的批评进行反驳。当会议决定要他写一个检讨错误的声明书时,他以种种理由拒不书写。1956年他到苏联治病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国。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他更根据苏联领导人的意旨,撰写《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9]等文章和书籍,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恶毒的攻击,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左”右倾错误辩护,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博古的态度就与王明完全不同。当他在延安整风中受到批评后,多次认真地作了检查。在1941年9至10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博古作了两次发言,承认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他是主要负责人。遵义会议时是公开反对的。自己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过去党的许多决议照抄国际的。[10]在1943年9月和1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再次作了检查,表示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抗战时期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然后,检讨了教条宗派形成的历史和个人的错误。[11]1945年4月30日,博古在中共七大讨论政治报告时发言,再次检讨了自己的教条主义错误。他说,在革命阶段问题上,他们在内战时期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抗战时期则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回返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民是革命底主干问题上,不了解与轻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在内战时期过度地强调城市与工人的作用,坚持城市观点,在抗战时期则牺牲农民的迫切要求以迁就大资产阶级;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在内战时期是在教条地空喊,在打倒一切之下把同盟者缩小到只有贫农中农的地步,在抗战时期则从空喊转变为公开否定,提出所谓“共同领导”的口号;在政权问题上,在内战时期死啃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公式,在组织形式上完全因袭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苏维埃形式,在抗战时期则把本质上、组织形式上并未改变、只有施政政策有若干改变的国民党政府,认为是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政治制度彻底民主化的开始,强调要时时、处处、事事帮助这种类型的政府,反对建立敌后的抗日民主政府;在革命发展前途上,是民粹式的企图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12]

    从上面的检讨可以看出,博古的检讨是诚恳的,而王明的检讨是不诚恳的。由于他们的态度不同,对他们的批判也是不同的。开始时,毛泽东着重批判的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左”倾错误,主要是针对博古的。由于王明不但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反而批评别人,所以批评的对象逐渐转移到王明身上,并由批判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批判他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1941年10月底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原来只写了博古,后来在修改时才加上王明的名字,而且放在博古前面,将这条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改为“王明同志和博古同志”,认为“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条错误路线”[13]。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的《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不仅明确地批评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甚至认为王明、博古是“反党宗派”,进行了“反党活动”。但由于王明、博古对错误的态度不同,在这之后,毛泽东等人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右倾错误的批判,就只着重批判王明,对博古很少提了。博古1946年4月8日遇难后,中共中央和权威的中共历史著作就不再将博古与王明并提,而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只说成是以王明为代表的。

三、几点启示

    从上边王明与博古的比较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条: 第一,要认真学习理论,但不能搞教条主义。

    不学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就不能搞好革命和建设,这是很多人的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因此,王明和博古怀着满腔热情到中山大学学习,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在学习期间,确实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得比较好,对马列主义的词句背得滚瓜烂熟,这对以后的工作都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对此也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不知道处处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只知死背教条,这就不能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王明在1945年4月20日写给任弼时,请他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的信中检讨说,他在《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所提出的对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许多意见,是从何而来呢?是从分析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根据当时中国人民的具体要求而来的吗?绝不是的。它是从抄袭各种决议而来的”。并说:“我之所以犯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的错误,也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基础,完全不懂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全不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以及简直不懂国际经验和民族传统的结果。尤其是由于没有群众工作经验和没有群众观点,以及小资产阶级社会出身的劣根性作祟的结果。”1945年4月30日,博古在中共七大讨论政治报告时,也检讨了自己的教条主义错误,说在革命根本问题上,战略问题上,由于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底个别结论与词句,无视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就曲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上走“左”右倾机会主义;在策略基本原则上,则根本忽视和违背了策略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团结中有斗争,斗争为着团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原则。他们在这方面提供的教训,是深刻的,有力地说明不管你理论背得多么熟练,如果脱离了实际,就必然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第二,犯了错误不要紧,但不能坚持错误不改。

    古语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就是说,一个人犯错误是难免的。即使是伟大的人物,也难免犯错误。特别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初期,没有经验,不知道应该如何进行革命和建设,更难免犯错误。但古语又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也就是说,犯了错误,如果能及时认识错误,改正错误,那是非常好的事情,就应该加以肯定。在这方面,博古就做得比较好。1935年2月他被免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后,并没有存在很大的抵触情绪,也没有消极,一直在尽心尽力地做着中共中央分配给他的工作。即使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受批判以后,他一方面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一方面仍然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宣传战线上做出了出色的成就。因而,他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谅解。王明的态度则与博古明显不同。他对自己错误的检讨,只有1945年4月20日写给任弼时,请他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的那封信,而且只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即使这次检讨,他在晚年写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中,也说是被迫的,并不是真心真意的。[14]因为他一直不诚心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反反复复,显得态度很不老实,所以始终得不到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谅解,最后郁郁终生,死于别国他乡。他们在这方面提供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有力地说明不管你原来职位多高,如果犯了错误不承认,不改正,就不会得到别人的谅解。

    201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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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孟庆树根据“王明同志回忆谈话”记录整理。
[2] 杨奎松《王明上台记》,引自杨奎松个人网站“我写我心”( 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rwyj/000103_7.htm)。 ( http://www.aisixiang.com )
[3] 《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材料》,,孟庆树根据“王明同志回忆谈话”记录整理。
[4] 《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孟庆树根据“王明同志回忆谈话”记录整理。
[5] 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各区党委的指示,见周国全、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 http://www.aisixiang.com )
[6]吴葆朴、李志英、朱星鹏编《博古文选·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第441页。
[7] 《娄底师专学报》2004年第4期。
[8]这里说的第六次“围剿”,即通常说的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9] 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和东方出版社2004年在国内出版时,将名字改为《中共五十年》。 ( http://www.aisixiang.com )
[10]吴葆朴、李志英、朱星鹏编《博古文选·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485页;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08-409页。 ( http://www.aisixiang.com )
[11]吴葆朴、李志英、朱星鹏编《博古文选·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500页;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11-415页。 ( http://www.aisixiang.com )
[12] 参见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22-423页。
[1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14] 书中说:他本来不“承认七中全会决议正确和作‘自我检讨’”,但有的同志对他说:“要是不承认七中全会决议,那七中全会还可能再‘通过’一个类似的决议;如果你还是不服从,就可能被开除党籍,那时进行斗争就更困难了……”,“这样,我就向七中全会声明:我服从中央决定。”见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

 


 

王明与中共中央的特殊关系

郭德宏

    王明作为1931年至1943年期间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其地位和作用也是变化很大的。下面分段加以叙述和分析。

一、从宣传“左”倾到反“立三路线”

    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是从反对中共中央开始的。

    王明原来是武昌商科大学预科的一名青年学生,1925年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成了校长米夫的得意弟子,成了一个教条主义者,并带头或积极参加了学校里的派别斗争,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一个小宗派。由于以瞿秋白、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不同意他们的做法,他于1928年带头开展了对中共代表团的活动,“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①]。

    1929年3月,在莫斯科呆了五年多的王明回到上海。有的著作认为米夫安排王明回国,是“想让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中尽早占有重要地位”[②]。但据王明自己回忆,当时中共中央、联共中央都对如何对待富农的问题存在争论。一方面李立三与蔡和森争论,另一方面布哈林与米夫争论。布哈林要联合富农,米夫不同意。他这次回国,就是被派回来平息李立三、蔡和森关于富农问题的争论的。[③]

    有的回忆说,当时中共中央提出让王明到革命根据地去工作,但他不愿意,也“不愿到基层工作,坚持要留在中央机关,一心一意想当领袖。他既害怕白色恐怖,又害怕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④]。但据王明自己回忆,开始时他的工作很不顺利。直到“五一”节前,他才和中央机关接上头。李立三对他说:“你虽然在莫斯科学习过,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要到最下层、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于是派王明到中共沪西区委,做“红旗”报的通讯员。但当王明找到那里后,才知道那里已经有了通讯员,于是只能做候补通讯员,每天只是领来报纸,送发报纸。[⑤]直到7月27日,才被调到沪东区委宣传部。10月中旬,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报编辑。1930年1月12日被捕后,他雇了一个印度巡捕到中央一个秘密机关送信,请求营救,致使党的许多机关不得不立即转移。所以2月18日他交保释放后,党中央批评了他,给了他党内警告处分,改派到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作《劳动》三日刊的编辑。6月初,又调任中宣部秘书。在这个期间,他写了几十篇文章,极力宣传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主张,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比李立三更“左”。例如1930年5月15日他在《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上发表的《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一文,就对形势作了夸张的估计,认为“从目前革命形势及军阀战争的形势看来,在武汉及附近各省(湘赣)开始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行动,并非什么很远的前途”,这“毫无疑义地是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开始”,要“力争革命首先在武汉及其邻近各省胜利的前途加速实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加紧进行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并认为这“是目前党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与李立三的“左”倾主张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王明这篇文章,是一篇追随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⑥]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代表“立三路线”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当王明听说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反对这个决议,共产国际也一直未批准这个决议时,便揣摩其意图,在7月9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与博古对这个决议提出不同意见。当时,李立三、向忠发等很恼火,立即给他们扣上“右派”、“小组织者”等帽子,给了他留党察看的处分。第二天即7月10日,王明又给中央写信,重申他在会上讲的意见。8月,中央又给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并调出中共中央宣传部,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王明提出的一些意见虽然是对的,但更多的是站在更“左”的立场上反对李立三的。

二、从拥护三中全会到反对三中全会,从一般干部到控制中央大权

    为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7月23日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于9月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虽然没有指出李立三犯的是“路线错误”,但实际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对于六届三中全会,王明也曾表示拥护,并表示服从党的分配,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工作。

    但共产国际看到中共中央报去的材料以后,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为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并于1930年10月发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来信”,实际上否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王明在离开上海以前,从苏联回国的学生那里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于是立即改变态度,从拥护三中全会变为反对三中全会,并以未撤销对他的处分为借口,赖在上海不走。11月13日,他和博古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用激烈、尖锐的词句反对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后的中央。4天之后他们又向中央写了第二封信,提出撤销对他们的处分等三条要求。

    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接到共产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认为不宜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的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指出王明等人的活动是为了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但王明根本不听劝告,进一步展开宗派活动。他一方面加紧撰写、修改他的《两条路线》,即后来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一方面进行串连,与罗章龙等人联名写信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解决党内的政治、组织问题。于是,中共中央不得不于12月9日作出《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

    但正在这时,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到了上海。他认为召开紧急会议并没有把握把瞿秋白赶下台,把王明扶上台,提议召开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一手把持下,中共中央撤销了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并任命他为江南省委(习惯上称江苏省委)书记。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王明作为一个刚回国不久的不到27周岁的青年学生,一个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一般党员干部,在米夫的一手扶植下,一跃登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从2月开始,他又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⑦]

    有一个问题有的人一直有疑问,即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只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也只排名第四,前面还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张国焘于这年4月到了鄂豫皖根据地以后,他也只排名第三。那么,为什么从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叫做“王明路线”呢? 我想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王明虽不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但操有实权,并且最受共产国际的信任。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就说:“四中全会后,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忠发在被捕叛变前,也只是挂名的总书记,因为他政治文化程度都很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是绍禹。”[⑧]毛泽东在批判王明的时候也说:王明在四中全会上实际上是“夺了权”,他“实际上做了总书记”[⑨]。这就像李立三犯错误时不叫“向忠发路线”,而叫“李立三路线”一样;二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的工作实际上是以王明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为纲领的,当时的各项方针政策不过是这本小册子的内容的体现和具体化。以后王明虽然到了国外,但新成立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贯彻执行的还是王明走前制定的那条路线,即“国际路线”。在延安整风时,中央曾把博古和王明并称,将这条路线称为“王明、博古的机会主义路线”。后来博古不幸牺牲,同时认错态度又较好,所以以后就只称王明的“左”倾路线了。当然,王明的这本小册子也是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的,不过从中国共产党内来说,把四中全会后的错误称为“王明路线”或“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还是符合实际的。

三、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1年10月18日,王明秘密乘船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开始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负责处理中国党的事务。后来,他担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书记处候补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职务最高的人。

    很多著作都说,王明之所以到莫斯科去,是由于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例如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说:“七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及一个秘密印刷所被破获,包括罗绮园、杨匏安在内的二十三名宣传部重要人员被捕。陈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辞去了中央总书记。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了莫斯科”[⑩]。

    但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说王明这次到莫斯科,主要是因为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后敌人加紧了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搜捕,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无法开展工作。书中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是1931年4月被捕叛变的,他不仅把被捕关在南京监狱里的恽代英同志出卖给敌人,还向陈立夫保证,他能设法逮捕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同时蒋介石也悬赏通缉向、周、陈三人,每人赏格为10万元。所有交通要道,都设有暗探守着。党、团、工会等的秘密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问题,首先是党中央机关的安全问题,受到空前未有的严重威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于这年6月被捕叛变后,通缉周恩来、陈绍禹的赏格升为每人15万元,形势更为紧张,他们根本不能公开活动。虽然时常搬家,但仍是随时可以发生危险。于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国际,国际决定调周、陈去莫斯科,半年后再回上海。周、陈因工作无人负责,不愿离开。但国际不同意,屡电催他们早日离开,同时派人布置到莫斯科去的交通。临行前,恩来改变了计划,说他不愿去莫斯科,因为他不久前(1930年秋)才从莫斯科回来,他愿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资格去中央苏区视察军事。于是,王明就于1931年10月18日启程赴莫。[11]

    很多论著都认为王明离开中国前,提议组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提议由博古担任总书记。但据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说,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担任总书记,都不是他提议的。书中说: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请国际领导批准的。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共有5人,即平时已参加处理日常工作的4人:博古、陈云、洛甫(张闻天)、康生,加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卢复坦[12]。在恩来和绍禹离开上海前,开了一次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解决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谁当主席的问题。因为卢复坦坚持要由他一人当主席,而他的工作能力不够(他基本上是个文盲)。当时周、陈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应轮流当主席。绍禹还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是由远东局建议,国际批准成立的。等将来正式中央政治局回上海,或迁到有相当人数正式政治局委员的地方,临时中央政治局应当结束,交出工作任务。后来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开始一个时期是按照恩来和绍禹临行前的决定,五人轮流当主席。以后逐渐地就博古自己一人做起主席来,不再轮流了。因为卢复坦自知不行,不再闹了。洛甫没有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陈云、康生自觉政治上不强,而博古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站在第二位,所以谁也不和他争。[13]

    王明的上述回忆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例如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员,王明说是5人,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却说是9人,由秦邦宪 (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刘少奇、卢福坦、黄平、陈云、李竹声、王藎仁(王云程)9人组成,博古负总的责任。[1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都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15]。其他不准确的地方,就不一一细说了。

四、从坚持“左”倾到较早地提出一些正确的主张

    过去很多著作都认为,王明到共产国际以后,仍然在遥控中共中央,贯彻他的“左”倾主张。我认为,这只讲了一个方面。王明确实通过共产国际,贯彻了他的一些“左”倾主张。但说他遥控中共中央,似乎有些夸大,因为莫斯科和上海及中央苏区相隔万里,电讯、交通都十分不便,王明即使要遥控,也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况且,王明和博古后来也发生了分歧。

    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能够比较早地了解共产国际及苏联政策的变化。因此,随着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主张的转变,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发生了分歧,并多次对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批评。在我和周国全合著的《王明传》[16]中,就谈到了这些分歧和批评。

    例如1933年11月30日,王明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底经济政策》一文中,提出了一些修改对富农、土地、工商业、劳动政策等方面的“左”倾错误的意见,指出当时不能从苏区经济中铲除资本主义,而应利用它振兴苏区的经济;不能消灭富农和频繁地重新分配土地,应当保护、发展工商业和允许自由贸易等,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又如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在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指出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上有“不可忽视的严重的弱点”,批评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扩大化和斗争方法的不策略,例如时常将个别的错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在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时,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这样在客观上不是使罗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斗争中可以避免的纠纷和困难。

    再如1934年8月3日,王明和康生在给中共中央写的一封长信中,对博古主持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关于粉碎六次围剿[17]的斗争“是阻止中国走殖民地道路的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要扩大百万红军,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等提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把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作为目前实际行动的口号,会不可避免的发生许多难于解决的困难(像武装、干部、供给等),同时还可以发生把地方武装都集中到红军来的现象,因之不能不减弱在敌人后方两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目前必须首先提出反日反蒋的口号。在这口号之下,团结一切有可能参加这个运动的力量,来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

    尽管王明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他的思想转变并不彻底,但对于他的思想转变和他对博古等人的批评,是应该肯定的。因此,不能把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错误都算到王明的头上。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就处理得比较好。该书没有再提王明遥控的问题,而是如实地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的责任。谁的责任就由谁负,这才是实事求是。有的学者还认为博古不仅完全继承了王明的衣钵,深入地贯彻了“王明路线”,而且在统一战线、苏区军事领导和军事路线、宗派主义、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及苏区各项具体政策上,“发展”了“王明路线”,因而在博古主持工作期间,“博古应负责任比王明要稍大一些”[18]。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五、从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到推行右倾错误

    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王明除了强调建立统一战线的意义,提出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及“联蒋抗日”的口号外,还曾强调统一战线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例如他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中曾说,“革命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具有极重大的政治意义”[19],共产党员应进行有系统的实际斗争,去夺取这种领导权。他在1936年7月撰写的《新中国论――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中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地应当表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的基础上订立政治的协定,同时,保存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因此,“在为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或者已经建立了这种统一战线的条件之下,我们不仅一分钟也不应当允许减弱我们自己的共产党及其组织,而且特别应当用尽一切力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更加保障党的纯洁和统一”;“必须坚决反对那些可以在实际上使共产党与某种反日斗争的政治同盟相混合的一切倾向,必须反对那些以为可以不加选择地允许一切宣布赞成或实际参加反日的人入党的提议。同时必须反对那些实际上可以造成重复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等机会主义错误的倾向,这种错误的实质,就是……使共产党丧失独立性和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变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尾巴”[20]。关于军队的独立性问题,文章也明确提出:“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应当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及其它军队根据共同反日武装斗争的政治协定而组成的联合军队……所有参加的武装力量,均完全保存其原有政治制度,均保存其原有的军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员成份”,“没有得到同盟军方面自愿的同意,任何一个参加联军的部队,没有权利去干涉另一参加部队的内部事情”,“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所谓用‘国民党改组红军’的方法”来改组红军。[21]

    1937年11月,王明与康生等启程回国,11月29日回到延安。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被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他与周恩来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12月18日,他与周恩来、博古等到了武汉。在12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上,他被确定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在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在一些大的问题上与中央是一致的。第一,他也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第二,他也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的;第三,他也是主张保持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反对取消中国共产党的。因此,他在长江局期间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长江局的成绩是主要的,也有王明的一份工作在内。

    但是,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也宣传和贯彻了他的右倾主张,在不少工作上犯了严重错误。1941年10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王明这个时期的错误作了以下概括:“(一)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二)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结论中,肯定了刘少奇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口号的批评,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并因武汉失守撤销长江中央局,便结束了王明对南部中国党的领导,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

    长期以来,一直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就被称为“右倾投降主义”。直到2002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才改变了这种提法,只说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右倾错误”,没有再提“右倾投降主义”[22]。

    近年来,不少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郭国祥、丁俊萍在2008年发表的《论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的合作与分歧》一文中说:抗战初期,王明与毛泽东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方面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相反两者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和抗战事业的胜利。即使是分歧,也要具体分析。抗战初期,战局瞬息万变,情况错综复杂,每个人对事情的分析不可能一致,有分歧、判断失误也是很正常的。[23]言下之意,就是不能再把王明在开展初期的错误看做右倾错误。

    李东朗于2009年发表的《关于王明右倾错误的几点思考》,提出了三个新的看法:第一个看法是不能以王明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七个“统一”说明王明坚持右倾主张。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全国抗战的主张。而且这个战略方针是就全国战局而言的,是正确的。至于七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武装、统一编制”,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为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武装争取待遇的,应该说出发点没有错误。第二个看法是王明右倾错误,主要不是在理论、认识方面的问题(虽然也存在认识方面的错误)。他在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口号的同时,又强调了维护中国共产党根本利益的内容,似乎认识是全面的,谈不上右倾错误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在处理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具体问题上,不能坚持原则,应对乏力,表现右倾。第三个看法是王明在抗战初期的最大错误是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在组织上闹独立性。这是王明抗战初期错误的主要问题,也是其犯错误的根源。[24]

    我认为,他们讲得都是有道理的。看清这个问题的关键,我认为是站在什么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如果站在中共党史的角度,王明的一些做法当然可以认为是右的;但如果站在中国现代史的角度,就不能认为王明在抗战初期是右倾的。王明回国的时候,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建立。既然是合作,就应该互谅互让,不能一味地强调斗争。特别是他回国不久,就到武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直接在那里同国民党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多地强调联合、团结与合作,强调有些事情要经过国民党同意,并没有什么错误。例如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中,强调不能“一切经过”国民党,应分别情况,或先斩后奏,或先奏后斩,或斩而不奏,总之是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脚。[25]从中共党史的角度,这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国民党确实想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不这样做就不能放手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但从中国现代史的角度,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似乎应该多“先奏后斩”,即先征得国民党的同意。例如对于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王明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此事应首先设法取得阎百川[26]之谅解。然后由阎批准,再经过阎呈报中央”[27],不能说这样做就有什么错误。

    即使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很难说原来批判王明的那些问题都是右倾错误。例如毛泽东批判的那几条:第一条是“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以及“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这只能说是认识问题,如果一定要说倾向的话,那不仅不是“右”,而且是“左”;第三条“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第四条组织上闹独立性,“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都是战略方针和工作上的分歧,即使有错误,也不能说是“右”。能够说“右”的问题只有第三条,即“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王明也不是一概错误,要作具体分析。第一,王明并不是不要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独立性。他在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口号的同时,对这个问题一致是强调的。第二,王明并不是没有开展对国民党错误思想及行动的斗争。第三,王明讲的很多话,毛泽东也讲过。当然,王明在很多问题上与毛泽东的看法还是不同的。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毛泽东与国民党殊死斗争了十年,对于如何反对国民党的限制和打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考虑得更多一些。而王明是带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加强国共合作的使命回国的,因而对于怎么和国民党合作抗日考虑得更多一些。所以后来毛泽东批评王明是“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28]

    很多著作认为王明这次回国是来夺毛泽东的权的。但从现在的材料看,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斯大林曾想过以王明取代毛泽东。相反,王明回国前,季米特洛夫曾一再告诫他回国后不要争权。他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29]

    陈松友在《王明回国是向毛泽东夺权吗?――抗战初期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原因之我见》中,曾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认为“王明回国向毛泽东夺权”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党中央不居领袖地位,而且在共产国际的认识当中,也并不存在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向毛泽东夺权”在逻辑上说不通。其次,王明回国前,共产国际认为王明不适合作中共领袖。最后,如果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向毛泽东夺权,那么,在王明回国前后也不会极力宣传毛泽东,并公开支持毛泽东做中共领袖。[30]我认为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六、从讨好毛泽东到对抗整风运动

    自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批评以后,王明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极力地吹捧毛泽东。1940年5月3日,他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说什么要学习毛泽东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学习的精神”,“勇于创造的精神”,“长于工作的精神”,“善于团结的精神”,说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便是我们党的主要的领导人,便是中国革命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大革命失败后他“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他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民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放在他手里,他都能做好,只要你向他请教,他都能告诉你经验和方法”;所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生以及全国的优秀青年,应该以毛泽东为模范,应该学习毛泽东”。对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他也说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在这篇讲演中,一切好听的名词几乎都用上了,和林彪、康生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吹捧相比,毫不逊色。对毛泽东做出这么高的评价,王明是第一个。

    可是在王明的心里,在另外的场合,王明对毛泽东就不那么“尊重”和“赞成”了。例如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后,他在女大传达报告时便说,理论联系实际要反对这也联系那也联系,变成“乱联系”,并说“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学它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见实际自然会运用。

    在整风运动中,他更是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利用一切机会对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进行反扑。他不但拒不接受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批评,坚持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而且抓住1941年10月4日季米特洛夫的一份电报,说应与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关系弄好,中央的方针太“左”了。在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他说“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未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今天的政府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中斗争尖锐了,是因为我们“有些地方执行政策是左了,有些斗争是可以避免的”;在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争,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他发言后与会同志对他进行了批评,他几乎逐条进行了反驳和解释。可是当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这些政治问题,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时,王明便突然于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并说他同意毛泽东10月8日关于他在武汉时期所犯错误的结论。从此,他就以生病作为拒不检查错误的挡箭牌。

    从1941年10月12日至1945年,王明就一直在医院或家里养病、治病。在治病过程中,他又抓住对他用药不当的“技术事故”大作文章,说是毛泽东通过李富春指使医生去“谋害”他,并说给他治病的金茂岳医生有政治问题甚至特务嫌疑。

    从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以后,王明不再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从此,他退出了中共中央的权力核心。

    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为进一步清算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11月29日,李富春与王明谈话,说很快就要召开七大,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在这种情况下,王明感到靠山已去,不得不于12月1日让妻子孟庆树代笔,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再一次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对于1941年10月间毛泽东等同志的批评,他“很感谢”,说这些批评“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在这封信的最后,他说希望对他给以指导和教育,“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表示”而已,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检查。

七、从初步承认错误到拒绝继续检查

    在1945年党的七大前夕,毛泽东把六届七中全会准备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送给王明看,并派人同他谈话,建议他写一个承认错误的声明书。王明迫不得已,于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一天,给六届七中全会写了一封长信,表示赞同这一决议,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在此信的最后王明声明说,中央对他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我都服从接受”,并认为应撤销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让他作最接近广大群众的下层群众工作,他“决心在党所指定的任何下层工作岗位上”,“一切从头学起,一切从新做起”,“尽一个小勤务员的能力和责任,以多少补偿由于自己错误缺点而造成的党的工作底重大损失于万一”。

    在这封长信中,虽然有些问题检查得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刻,但这是王明一生中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一次最全面、系统的检查。在一些问题上,检查得还是比较深刻的,态度似乎也是沉痛的、诚恳的。但是,在后来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中,王明却说这次检查是被迫的,并不是真心真意的,并攻击说什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伪造中共党史的第一个文件”[31]。

    因为王明检查了自己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七大上做了工作,七大仍然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在发言中从各个方面吹捧毛泽东和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但毫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对于他的发言大家提出了批评,他不得已在3月10日的第二次发言中作了一些检查,承认“过去有严重的无组织、无政府主义的现象,特别是在武汉时期,发表文章、声明等,那是严重的闹独立性”。在他检查的过程中,与会同志插了很多话,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对他进行了批评,他对有的问题进行了检讨,对有的问题进行了反驳或解释,说他从未反对过新民主主义,从未反过毛,只是“不知道他如此伟大”,“心里也没有想过当总书记”,等等。在大家的批评帮助下,他表示愿意“好好想自己的缺点”,“好好改正",“从新学习,从新工作”,并说“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指出要帮助王明改正错误,并要求王明写一份检查错误的声明书。但是,王明一直没有写这个声明书。

    1949年10月23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同他谈话,指出他不尊重二中全会决议,拖延不写声明书是不对的,并催他从速写好声明书。10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刘少奇对王明谈话时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王明必须遵守二中全会决定,“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可是他迟迟不作检查。

    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王明因病请假。由于他迟迟不写检查错误的声明书,会议作出了一个《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认为王明“到此为止,对于他过去他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因此全会决定:“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此次声明书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可是到9月上旬,王明便提出“请求到苏联医治”,10月25日动身到苏联去了。他虽于1953年12月回国,但到1956年1月30日,又再次到苏联去了。

 八、从躲避检查到谩骂攻击、越走越远

    从1956年1月王明去苏联,就再也没有回国。他去苏联固然是为了治病,但毫无疑问也是为了躲避检查。在1960年以前,他一方面养病,一方面写了很多诗歌,其中有些诗歌是赞扬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人民的胜利的,有些是怀念家乡、亲人及战友的。在抒发个人情感的另外一些诗歌里,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不满与怀恨,表示了他坚持错误到底的决心。对于国内的政治运动,他作了很多指责。其中一些指责,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这些运动确实搞错了,如他批评的“反右运动”和“三面红旗”等。但他在这些诗中竭尽嘲讽和挖苦之能事,而且把责任归咎于毛泽东一人,其态度显然是错误的。从1960年以后,他写的一些诗则明显地是对毛泽东的污蔑和攻击了。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他已明显地站到苏联当时的领导人的一边,适应苏联当时的领导人的需要,在反对毛泽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王明写了一系列诗歌和文章,从各个方面反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错误的运动,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王明加以反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他反对“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因为他认识正确,只不过他是以此为借口,继续反对毛泽东,以泄胸中之恨罢了。

    这个时期王明的“代表作”共三部。一部题为《论中国事件》,1969年3月19日首先刊登在加拿大共产党党报《加拿大论坛报》上,随后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印成小册子。第二部“代表作”是他于1970年4月借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写的《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一书,继续攻击毛泽东。第三部“代表作”是他1974年将自1971年以来所写的一些文章拼凑成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32]即所谓《中共五十年》一书,这可以说是他反对毛泽东的一本集大成及登峰造极之作。这本书刚编完,他就于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结束了他的一生。

    还在1968年12月8日,王明便在一首题为《生死斗争》的七律中写道:“吃喝全难排泄难,应停烟火作神仙。坐行都苦睡眠苦,何不飞升到太玄?争取生存为党业,力求述作反毛篇。”[33]1972年8月前后,王明“心脏病不时发作,肝胆肠胃亦常发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于8月24日写的《生活与生存》一诗写道:“浑身全被病纠缠,饮食起居样样难。为什么生存要续延?好多事儿未干完;尤其还要参加斗倒毛集团。”[34]由此可见,王明晚年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反对毛泽东身上,好像他活着就是为了反对毛泽东。

    王明的一生大起大落。他不到27周岁,就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中共中央掌握实际大权,但不到一年就离开斗争第一线。33岁时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回国风光一时,也是不到一年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失去实权,并在37岁时受到批判,实际上离开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很快成为“左”右倾错误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党的批判。

    但是,王明的一生也贯穿一条线,那就是教条主义。他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著作,但由于坚持教条主义,接连犯了“左”的和右的两次错误,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实际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他的深刻的教训。

    2010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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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②]孙耀文《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页。
[③] 《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
[④]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16页。
[⑤] 《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1929年7月,王明被调到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但没有材料证明王明担任了宣传部长,更不可能代理区委书记等职,此处回忆有误。 ( http://www.aisixiang.com )
[⑥] 黄允升《毛泽东与王明》,《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 http://www.aisixiang.com )
[⑦]杨奎松《王明上台记》,载杨奎松个人网站“我写我心”(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rwyj/000103_7.htm)。 ( http://www.aisixiang.com )
[⑧] 《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
[⑨] 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9页。
[⑩]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王明当时并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此处说法有误。
[11] 《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未刊稿)。 ( http://www.aisixiang.com )
[12] 即卢福坦,下同。
[13] 《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
[14]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1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页;《周恩来传1898-10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 http://www.aisixiang.com )
[16]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7]这里说的第六次“围剿”,即通常说的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18]周玉文、张学进、佘湘《秦邦宪与王明路线》,《娄底师专学报》2004年第4期。
[19] 《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6页。
[20]此文又名《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南华出版社1938年版,第28-30页。
[21] 《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南华出版社1938年版,第39-40页。
[22]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1-655页。
[23]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4]《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5期。
[2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7-540页。
[26] 即阎锡山。
[27]王明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转朱德等电,1938年1月28日。
[28] 1945年6月毛泽东同师哲的谈话,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264页。 ( http://www.aisixiang.com )
[29]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载《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 http://www.aisixiang.com )
[30]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31] 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和东方出版社在国内出版时,名字改为《中共五十年》。 ( http://www.aisixiang.com )
[32] 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
[3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417页
[3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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