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者按:由于三十年缺腿改革出现的巨大权利不平衡和财富不平衡,发展到今天,两大格局中的贫富群体已经展开了争夺财富的剧烈博弈。表现在房产税上的激烈争论就是贫富两个群体对峙的表现。中国的富人绝不愿意轻易让出财富,总是要千方百计地维护和辩护,郎咸平的真面目也就此暴露出来。当今中国的那些热门学者的尾巴终归是要露出来的。社会这时要擦亮眼睛,辨别什么是合理的说法。然而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还不是乱糟糟的小敲小打,各个派别还想更大程度上地扭转局面。郭松民文章《关注中国的红色理想》叙述的是一派,谢滔文章《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叙说的是一派,海观文章《中国内部的分歧与斗争》主张的是另一派。各派都在竖立旗帜,拉山头。难道中国的问题真的这么难以融合吗? 难道只有唱红和宪章才能救中国吗?如果仔细看看谢滔的和郭松民的文章,便可以从中发现很多相同之处。如果大家都发现了相同之处,中国便有了希望。]

关注中国的红色理想

中国的穷富博弈正在拉开序幕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8月29日

目录

刘海波:也谈征收房产税为什么凭什么

洞见:利益集团发出最后的吼声:房产税将摧毁中国经济!

明报:香港商界掷百亿扶贫 削减仇商情绪

郎咸平 :别学美国征房产税

记者:中国豪客疯狂炒房经

郭宇宽 :郎咸平不仅为强权说话更维护富人利益

中国网:西安一企业作弊牵出任志强

放生:《公司的力量》隆重献映

张明:短期国际资本流出放缓

张洞生:这才是真正的崛起:巴西全面赶超中印

阿文德:印度难以赶超中国

(美)保罗 克鲁格曼 :美国走向黑暗

余治国:清末新政中的“咸与维新” 

何帆:断层线

白益民:日本重回世界第一!日本谋划战胜中国!日本扼住中国企业的喉咙!

秋风:人大代表法修订,不应为改革设立禁区

中国工人党:增设中共中央政治局顾问一职

魏典:北京公安局网监处长于兵贪污受贿1400余万元

申剑丽:《工会法》要大修

胡星斗:中国为何没有一流的大师

严德贵:二级政权 三级管理 人民执政

郭松民:关注中国的红色理想----中国唯薄熙来敢政改

乔续:中国改革附庸派的2011决战

海观:中国内部的分歧与斗争

《往事微痕》唁电:谢韬老人在北京病逝

谢韬: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胡讲:钱伟长逸事----一个中国精神贵族的沦落

孙文广:抗议封杀郭德纲

杨伟中: 铲除专制,光靠写写文章肯定不行

林红兵:那些故意被遗忘的中国文化

周孝正:中国社会诚信出了大问题

周之金: 中国不应成为世界政治孤儿

英台:看看我们领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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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刘海波" <lhbsea@263.net> 2010-08-22 14:54:15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标题:Re:回复:民主就从争论房产税,宏观调控开始

也谈征收房产税为什么凭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海波

2010年8月

    《南方周末》2010年6月10日刊登了一篇“征收房产税为什么凭什么”的报道,一些大牌学者谈了种种反对在中国征收房产税的理由,笔者认为这些理由似是而非,故不揣浅陋,也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房产税要解决什么问题

    房产税的目的是要建立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与效率的土地资源配置机制。它能够直接影响的是居住总支出中房价所占的比例,房价和征收房产税的目的不相干。

    很长时间中国人一直谈房价问题,以及如何降低高房价。这样提出问题就是表面、肤浅的,难免落入错误的解决方案中。我提一个问题,在高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我国中等收入的劳动者是否买得起或住得起中等住宅?我国的中位劳动者(只可能是制造业技术个人而不是教授或处级干部)是否能够在中国的中等城市比较容易地买得起或住得起中等住宅?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做不到这一点说明土地政策出了问题。高房价仅仅是表面现象,房价背后是土地,土地问题的实质是地租分配问题。我国城市土地政策上世纪90年代后设计不当,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政府投资所建的公共设施导致的土地增值,最后归少数私人所有,实际上培养了一批专门的地租掠夺者。采用征用土地制度,这本是社会主义的遗产,土地增值部分自然归公,但实际上是增值大头归了开发商,一部分归了先期购房者。我国城市土地名义上叫国有制,实际上是级差地租少数私人占有,土地利用严重行政干预这样一种奇怪的制度。中国在土地制度上的问题在深圳体现得极其明显,即原住民、深圳户籍居民与移民、非户籍居民在地租分配上的极度失衡。我们不怕一个人利用较大甚至很大的土地从事生产经营,而怕的是一个人拿走了土地较大的地租。

    我国城市房地产问题不在于一两个金融中心地价多高,如果是世界金融中心,赶上纽约很正常,而是中等收入者买不起中等房。我国典型的中位劳动者,技术工人,不可能在中等城市的中等地段购买中等大小的住房。可是,一个青年农民,在本村给自己盖房,为什么不很困难呢?无他,宅基地免费取得而已。现在,工资收入最高的一批人,金融业白领,也无法在一线城市买房,副部长、大学校长也要求助于保障房。现在的高地价里隐含的一个问题是“政府税负极端的不平等”,怎么讲呢?前人十年之前买房向政府交税(土地出让金在内),但是十年之后房价10倍。如果让80后、90后承担这么大的税收负担,税收大家用,他们肯定会累垮。这里面隐含了税收负担极端不平等的问题。

    我们的房地产政策鼓励私人对地租的无限度占有,缺少一个土地增值归公的税收体系!解决问题靠实现“均占地价,地租共享”的政策,隐含了每一社会成员,可以无成本地占有一份地价。这是抽象而实在的权利,实在是类似村社成员拥有获得一份宅基地的权利,抽象是主要靠税收政策实现均占地价,而不是实际占有支配一块土地。那么,中等收入者拥有中等住房就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就好像一个普通农村小伙拥有村里的一所住宅并不困难一样。

    实现地租均享的手段是合理的税收政策,房产税本文称为土地保有税是其中重要一环,还应该包括房产交易所得税、遗产税、针对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税。对于土地保有的税收(房产税或物业税)和增值所得税,说白了,一个房子买到手,为了保有它就需要每年交税;如果卖掉它,买进卖出中间的差价增值部分还要被政府收走,这个比例通常是75%。这里必须说明,这不是对房子征税,只是对土地征税。征的是地价税,根据住房实际占有土地的价值而计税。在王府井住了一个破烂公房,又是矮层,一定被征高税,因为房屋占的土地价值太高了。在荒山野岭很大而且黄金檀香木盖的房子,可能不用负担什么税,尽管房子很贵,因为所占地没有什么价值。

    这些政策,必然要影响的是居住总支出中房价所占的比例,在一个人一生的居住总支出中,房价甚至可能占小头。结果是买房不是什么大问题,养房问题更重要。一个人能够住在什么地方,取决于他当下的财富创造能力。当下财富创造能力最强的人可以住到上海的金融区,有中等的财富创造能力,可以比较容易获得中等的住宅。住房总体成本最高的地区,人口会是流动的,人退休了就会负担不起,刚好搬到小镇上享福。这样来说,土地税一方面体现了地租的共享和分享,另外一方面保证土地最有效的利用。一种累进式征收的土地保有税并且要加上遗产税,加上不动产交易的所得税,它的意义并不是要降低一线城市的居住成本,如果上海是世界金融中心,它的居住成本和纽约一样,这没有问题,不是所有人都能住,它是一个公平分配的问题,是一个资源的有效配置的问题。最简单地说是让当下最有财富创造能力的人来住,还是继承财富的人来住?在美国可能不能叫房价,它叫居住成本,居住成本在一线城市里面始终是高的,一线城市那也不是大多数人能够负担得起。难道每一个美国人都可以到纽约去住吗,也不可能。相反纽约的情况是,如果一个中低收入者,有人白送给他一套豪宅,他也住不了,因为每年要交的房地产税就会把收入吃光。问题在于,一个人占据高价值土地的依据是什么,是依据财富的继承,原来财富的累积还是当下的财富创造能力?任志强反复说是高房价把低素质人口阻挡在外面,现在是年薪三十万的白领,不可能在上海落地,是把高素质的人阻出去了,还是把低素质的人阻出去了?科举制没有增加官位,但优于世袭制,土地税在一线城市的作用与此相同。

    土地税将根本改变以房地产投机为核心的不劳而获的资源配置、财富分配机制与逆激励机制,后者给中国社会的创造力、凝聚力及民生根基带来了毁灭性伤害。

    中国城市化真正的障碍,是没有采取适当的手段平均地权,实现地租的社会成员共享均享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一点既是公平的又是保证效率的。在这个制度下,完全没有必要限定70年土地使用权,可以是无限的。这样分散个体可以在土地上长远规划,通过交易配置土地资源。

为什么是征税而不是保障房模式

    现在大谈保障房、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名目繁多,本文认为不是办法。

     新加坡的保障房是村社逻辑,而非救济逻辑。中国不是新加坡,新加坡是个大村社,其保障房逻辑和按成员权分配宅基地的村社类似。我国住房改革前的分配住房办法依托的单位体制,单位也可以视为村社,依据平均和资历、等级混合的原则分房,获得住房的关键是获得一个单位的成员权。只有小范围的城市共和国才宜采用这种制度,针对本国公民搞保障房是可以的。在大国,非农土地的地租分配问题更加复杂。城市化中,人们由面上居住到点上居住,出现不同的集聚点,由此形成由中心区域到边缘区域土地价格逐级落差的情况,而且形成不同地块、不同城市土地之地租差距,较之农地间差距,远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主要是靠税收的办法,实现 “均占地价、增值归公”,而不能靠直接为每人保障同等面积住房的办法。

    保障房办法如何避免社会阶层的隔离?不同城市居民的隔离?如果市民相当大部分甚至大部分从本市政府获得住房保障,户籍不比国籍还严厉,行吗?肯定要划出一个界限,不仅是经济能力,更重要的是居民身份。不然,安徽农民都到上海要保障房,怎么办?重庆大建公租房,立意很好。重庆声称公租房建设不搞贫民窟,地段和容积率都很好,公租房要打破城乡和内外差别,让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进城务工人员、引进专业人才和外地来渝工作人员都能够申请居住。黄奇帆说,凡年满18周岁,有稳定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具有租金支付能力,本市无住房或住房面积低于城市住房保障标准的,都可申请,不受户籍限制。看来,重庆公租房的对象是中位劳动者甚至偏上,我敢说,实践中一定出问题。重庆本身就太大了,还处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中。如果我们真要推广保障房,这个中央强硬包括作秀,只会把我们的户籍制度弄成不同地区的区别和国家的区别一样严厉才行。如果在京沪这种地方大规模推广保障房,一定要以本市户籍作为一个甄别的依据,那时,我敢说一个人可以到美国取得美国国籍,但不见得能拿到京沪的居民资格。如果说无甄别的,比如他有工作,有固定收入就可以,这个以后肯定会遇到麻烦。城市化的大国只能采取征税的办法平均地租。大国提供的保障房和新加坡的制度逻辑上不是一回事。

    怎么尊重住房消费者的选择权和住房在多个主体间流转形成的福利优化或资源更佳配置?因为上班地点、子女入学、喜好清净或热闹、愿意住小房而多旅游、愿意住大房而节省其他消费等等。住房的流转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应该非常普遍经常。所以不能在流通环节设置障碍,换个工作或者小孩换个幼儿园,就换房很正常。

    不怕住房市场化,就怕地租没有社会化,就怕土地成为投资品。住房以消费品的形式存在,不具有投资属性。住房既是必需品,又是满足品,也是奢侈品。作为必需品,一般人不难获得;作为奢侈品,如城中心的四合院,因为累进性的土地税,房主除非在其他领域有充足的现金流,否则住不起这相当于养了一头白象。本文的上述办法下,中位收入者自能凭自身收入住上中等房。政府只需救济孤寡废疾和一线城市必须的一部分低收入者,甄别成本低。实际上,甚至不需要政府另外建什么保障小区,只需在普通小区购或租来一些房子提供给这些人就可以了,或者免除一些人的土地税就可以了,这样不产生社会隔离。一般人,不要为一些不太幸运的同胞和你住得一样生气,他们的不幸运是明显的,没有开着宝马来住的,在私车、旅游、美食、时装方面他们还是比你差。

土地税不应该仅仅是地方税

    不同于一般的鼓吹者,本文一个至关重要的认识是,土地税不能学美国,成为完全地方化的税收。土地税不仅仅是地方税,一线城市要和中央财政分享,省会城市要和省级财政分享,县城和全县人民分享。城市土地地租社会共享的范围应该多大?不能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地域范围内部共享,这与城市的性质有关,城市土地的价值是一个地理现象、区位现象。而区位现象,因为别人远了,所以你近了;集聚到此处,所以不能集聚到彼处;这里是北京上海,所以其他地方不是北京上海。因为有了中国所以才有了上海,如果没有了中国,上海还是什么上海?要注意到,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地产在增值,同时远乡地产在贬值,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线城市土地税收入有一部分要交给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统筹使用,受惠的对象超出一线城市居民的范围,使哪怕穷乡僻壤的居民也分享一线城市的地租。

其他反对房产税的理由不成立

    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城市土地是国有的,所以不应该对不是我所有的财产征税。这里反映了普遍的误解和概念的混乱。首先,在法律上人们拥有的不是财产,人们拥有的只是财产权利,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土地税严格说是对土地上的财产权利征税,财产权利究竟叫使用权还是所有权都可以被征税,关键在于拥有这项权利带来了什么样的收益。

    国有在不涉及外国人时不是一个财产权利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权力的问题。说土地是国有的,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财产,它的意义在于对外国人——美国人、越南人等等的排斥,外国人要使用就要多交钱,或者根本不允许使用。族田、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所有、个人所有等才具有财产权利的意义,因为都具有排斥性。就财产权利而言,所有的概念意义也不是很大。最小的土地上的财产权利,就是露天电影厂前画一个圈,今天晚上有权利在这里坐,为习惯所尊重的时效为一个晚上的使用权或者优先占用权这就是财产权利。无论是70年的使用权,或者一两年的租赁权,甚至说某块土地可以通过的权利,当然可以包括所有权,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所有的问题,因为没有绝对的权利,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区别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它是一个类别意义上的。整个关注点是哪种具体的财产权利,这种财产权利产生了什么样的利益,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需要注重的是具体的财产权利,所有权不是源头,也不是起始点。

    既然都是对某种土地上的财产权利征税,对无论是使用权还是所有权的保有征税,在法理上并无本质区别;我国当前的土地制度带来了地租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城市土地增值收益为少数人掠取,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应该针对事实上获取较大地租的土地上权利征税。另外小产权房,农民的宅基地房也要征税,从而打击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出租宅基地房的食利阶层。

    政府管理中的一般原则不能用来反对房产税,这在逻辑上不通。有些论者提到“税收法定、财政透明”等等问题,我承认这些原则,但这是政府管理中的一般原则,不能单单用来反对房产税。

   
 

利益集团发出最后的吼声:房产税将摧毁中国经济!

洞见

2010年8月

    以下是一些狗屁专家反对房产税、物业税、保有税的言论,看来他们已经狗急跳墙了。

    1、征房产保有税、物业税不符合法规。虽然西方国家征,但人家是连土地加房产都是私有化,而中国居民却只拥有房产权,并且有70年使用期限,若要征保有税,首先得将土地所有权也归私有,至少也应取消70年使用期限。奇怪的是,对此涉及到全国亿万家庭切身利益的大事,地方政府竟然可以越过全国人大,越过立法和民主程序,自作主张,自行其事,还通过媒体大张旗鼓地立标准,定税率,搞试点,法制意识之空白,令人咋舌。

    2、何谓“保有”,很难定性。如果把人均30m2以外算作“保有”,请问,政府推行住房商品化以来,造过30m2一套的房子吗?如果把200万价值以上的房子算作“保有”,请问,北京、上海市区还有200万以下的房子吗?是否强行要他们搬到郊外?如果把拥有二套房、三套房算作“保有”,那么就会遇到一连串的问题:改革之初福利分的房怎么算?老人遗留下的住房怎么算?市区动迁补偿的多套房怎么算?年轻人婚前名下就拥有的父母房,在婚后合在一起怎么算?一个家庭虽拥有多套房但实际是让双方老人居住的多套房怎么算?在1998年通货紧缩时期防止卖不出去时响应政府促消费、扭通缩号召而买的多套房怎么算?不出租只为改善生活而轮流居住的多套房怎么算?军烈属、残疾人、从国外引进人才的多套房怎么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3、保有税有悖于投资自由原则。房产作为一种投资品,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理财产品。在市场经济时代,人们有了钱,或投资股票,或投资房产,或投资艺术品,或投资黄金,或投资实业,或投资股权,这都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只要资金来路合法,投资渠道合法,交易合法,都应予以保护。如果今天规定二套房、三套房要征保有税,那么,明天是否可以规定拥有多少数量以上的股票、艺术品、黄金、实业、股权甚至人民币存款,也都要征收保有税?

    4、新税种不能追溯以往。即便经正常法律程序后规定,要对富有房产征保有税,那么也应从新税法颁布之日起生效,对其后买入的富有房产征,而不能对以往的富有房产补征收,这涉及法律法规和契约的严肃性。若强行追溯以往,是指10年、20年的房子,还是包括50年、100年前的房子?是仅指中国人,还是包括外国人?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征收,那就有损于政府的诚信和公信力。

    5、征保有税的公正性很难保证。如果以人均面积为准,那么,不同城市、不同地区、市中心与市郊的差别如何把握?如果以房子价值为标准,是以买入价计算,还是以市价算?市价又是以何时为准?由谁来评估?评估机构和仲裁机构由谁来组成?若因腐败、走后门、通关系而导致评估不公,势必激化矛盾,引发群体性恶性事件,危害社会治安。更多的情况是,为了避税,导致夫妻离婚、父子脱离关系、家庭解体的案例大量发生,影响社会的安定。

    6、房产保有税摧毁的是整个市场的信心。流通性最好的股市,在从3181跌倒2870点基础上,因保有税传闻,又整整跌了400点,尤其“5.17”就暴跌了136点。房市尽管价格目前还扛着,但成交量大幅萎缩,有价无市,一旦征保有税成真,房价势必雪崩,不仅损害60个相关产业,而且将导致银行大量的坏账,葬送经济复苏的成果。在市场经济中,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宝贵。保有税固然可增加地方政府的连年稳定收入,但摧毁却是整个市场的信心。

    7、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良方是降低“面粉”(土地)价格,抑制需求(控制贷款)、增加供给(在郊区大量造廉租房)、提高投机成本(对炒卖二套房、三套房者重收资本利于利得税)。否则,大城市,尤其市中心的“面包”价(房价)是降不下来的。

    面对欧洲危机升级和美国危机二次探底,中国通胀风险将变成通缩风险,因此,对房地产的打压不能再升级,对房产保有税必须明确予以否定,股市才有宁日。

 

 【明报专讯】

香港商界掷百亿扶贫 削减仇商情绪

李先知

2010年8月

    行政长官曾荫权为制订今年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正密集地咨询各界人士,楼价过高造成市民置业困难的问题固然是最多人关注的课题,还有一个相关的议题,在施政报告的咨询场合经常出现,那就是社会大众的仇商(或称仇富)情绪不断上升,令工商界和北京都非常担忧。据悉,一些商界极有分量的人物,正在游说特区政府每年增拨至少100亿元经常开支,配合最低工资的实施,令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得到实质改善,减少仇商情绪。

    仇商情绪升温,成为社会矛盾,已经是客观事实,许多任务商界的领袖都注意到了,笔者过去数月在多个不同场合,都听到他们就这问题反映忧虑,有一些富豪正构思加大做慈善的力度,希望缓和矛盾,也有一些富豪,甚至包括个别的地产商,倡议适量复建居屋,同样是希望纾缓社会不满。北京派来香港收风的特使,除了关心应否重推23条立法,主要话题也离不开贫富悬殊和仇商情绪,希望特区政府有所作为,避免矛盾激化。

    政坛耳语透风称,有工商界领袖向特首提出,为了落实最低工资立法,全港雇主估计每年要多付约100亿元的薪金,令时薪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雇员可以改善收入,但就算最低工资定在时薪30元水平,按打工仔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工作25天计算,月薪亦不过是6000元,以今时今日香港的生活水平来说,只是仅够餬口。既然全港雇主合共多付了100亿元改善基层市民生活,特区政府是否也应该拨出同样或更多的资源,配合最低工资的实施,一起改善基层市民的生活条件?

    有工商界领袖提出,政府如今卖一幅地也动辄有上百亿元收入,政府如果愿意增拨100亿元扶贫,社会上最需要帮助的40万低收入人士便可每个月有2000元的额外津贴,加上6000元的最低工资,生活将会显著改善。至于发放津贴的名目和方式,工商界认为政府有许多选择,例如在几个地区试验了好一段日子的低收入人士交通津贴,每月金额有600元,如果能够全港推行,惠及所有低收入人士,距离上述百亿扶贫的目标便迈进了一大步。其它可行选择还包括把现行综援计划下的低收入综援项目更改名称,减少卷标效应,鼓励合资格人士申请,成为一种鼓励就业的津贴。此外,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童书簿津贴也有改善的空间。

    对于工商界领袖来说,曾荫权在竞选特首时曾承诺把利得税减至15%,如今承诺还未兑现,在当前的仇商情绪下,恐怕已无法实现,否则会招惹极大民怨。既然减税无望,特首可否把这笔原来承诺了给商界的资源,用于改善基层生活,减少社会怨气,令商界人士可以少受一点压力?
 

 


发件人:"service" <ceshi@porter.com>  2010-08-26 01:02:2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资本与管理频道最新精品内容

别学美国征房产税

香港学者 郎咸平

2010年08月18日

    自2010年中旬以来,为了遏制房价上涨,我国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地产调控政策。虽然房价上涨的势头得到部分遏制,但是全国房地产市场陷入僵持。在这个时候,社会各方关注的目光逐渐集中到了税收上,在过去几个月中,各种消息层出不穷,北京、上海、深圳、重庆等地产改革前沿城市先后爆出房产税征收草案的传闻。然而迄今为止,国家对此并未明确表态。

    西方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征房产税,如美国50个州都已开征房产税,税率一般为1%到3%。理论上来说,住房价格上涨意味着资产价值增加,个人税款也因此增加。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00年到2007年,美国的个人收入增长了28%,中等价位房的房价增长了48%,而美国房产税的同期增幅是62%。

    美国政府拿走房产税之后把每一分花的钱都在百姓身上、教育上、治安上,他们当然愿意交。因为百姓自己不可能有这个钱去改善环境的,政府必须集合所有人的房产税的钱大面积的改善治安、学校、环境,所以你房子自然增值,因此对于美国老百姓而言,每一年只出1.38%的钱却可以享受到这么多的福利,所以我门可以看出美国房产税是为了藏富于民,为了让房价升值。

    我们为什么不能征收房产税?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先看一看我的火山理论,了解一下房产税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首先,熔浆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就是企业家的投资经营环境恶化,大量的企业资金进入房地产;第二个就是通货膨胀,使得大量逃避通货膨胀的避险资金进入房地产形成岩浆。而岩浆快要爆发的时候,政府插下两根导管,第一根导管就是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的垄断,老百姓是自己不能卖地建房的,一定要向地产商买,所以人为的形成了垄断;第二根导管是目前各级政府,除了重庆等地以外,没有大规模的兴建廉租屋经济适用房,把全国老百姓都推向商品屋的结果就是房价水涨船高。两根导管一插下去的结果,就是火山岩浆顺势爆发,房价一发不可收拾。过去为什么调控失败呢?那就是政府把一个大石头直接压在火山口堵住,而这个大石头是经受不了火山岩浆的喷发的,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调控只有短期的效果。那么你知道房产税是什么结果吗?房产税就等于从火星上面拿来一块天外来石,直接压在火山口,这种宇宙上面的岩石特别抗高温,一压上去的结果还真能压住了,但是,我警告各位朋友,过去压上大石头压不住火山熔岩那还好,最多就是石头熔化了,火山熔岩继续爆发,房价继续涨。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拿一个房产税压住火山口,长期压住了,那么高温的火山熔岩就会从地壳的最薄弱环节再次爆发,就是说恶性通货膨胀立刻爆发、中国经济进一步衰退!千万不要一冲动就听从那些宠物经济学家的意见,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搞懂房产税的本质,人家美国是在创造财富、藏富于民,我们可好,用来打压房价,完全搞错了!一旦搞错了,我们的经济就要承受不可想象的结局。

    希望在哪里?

    房地产市场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呢?我认为希望可能还是存在的,比如说重庆模式,只要重庆模式推出就可以解决火山问题,它可以斩断第二根导管、建构四千万平方米的廉租屋、经济适用房,同时透过引进大量的外资,包括惠普、富士康、思科等等,稀释掉火山岩浆。大量外资进来之后必然改善了投资经营环境,再加上减少税负、增加融资的管道,自然可以消化岩浆。所以目前政府的决策有两个,第一个房产税,第二个重庆模式。所以很多人问我未来股价如何走势、楼价如何走势?我不知道。目前就这两个不同的力量在博弈,只要房产税占了上风,将来前途一片黯淡,如果重庆模式占了上风,将来中国地产可以慢慢步入正轨。

    香港政府在这方面的做法是,保证大家有房住、政府负担50%的住房。1999年,政府所提供的廉租和经济适用房高达49%,2004年51%,09年53%,过半数的房屋都是政府所提供的。我们这边有吗?连重庆市也不过是20%!其他地方更不用讲了。那么,香港什么样的人能够享受国家补贴呢?月收入6万港币以上者,必须向私人开发商购买商品屋;月薪在2.6-6万之间的,政府提供低息贷款,优惠价供应住宅;月收入在1.1-2.6万之间的,以低于市场价30%-45%的价格出售房屋;月收入低于1.1万者,廉价出租屋。严格执行的结果使得香港50%的老百姓都有政府的补贴,所以香港人没有仇富心理的。

    新加坡截止2009年底,政府总共建设了99.2万套经济适用房,保证85%的老百姓的住房,而且他不是根据成本核算的,而是根据收入核算的,保证老百姓6年的收入可以买一栋房。有15%的人住商品屋,每平米价格在4万到5万人民币,高地价、高房价保证用地的效率维持低税率。新加坡还有一点比香港好,就是香港的工业用地每平米高达8万港元,全世界最贵,所以它的制造业全线崩溃,只能做服务业金融业,而新加坡通过政府的绝对垄断,提供绝对低的价格,80%的工业用地都集中在政府工贸部所设立的裕廊集团内,出租价格每平米200-280元港币。所以新加坡有非常繁荣的制造业,这都是政府的规划。新加坡、香港、重庆目前都是采取双轨制,允许商品屋市场涨价,无所谓,但是一定要推出大量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屋!

    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香港、新加坡、重庆,采取双轨制,不要房产税,允许商品屋随便涨,如果政府多抽税也有没问题,大规模利用这些税收大量构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屋!这样我们的未来才有希望!

 

 

参考文章:

发件人:"service" <ceshi@porter.com> 2010-08-26 01:02:2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资本与管理频道最新精品内容

中国豪客疯狂炒房经

上海侨报记者 严姗隽 特约通讯员 江陵、莫小骢

见习记者 朱怡婷、严凌华 发自多伦多和洛杉矶

2010年08月18日

    自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抄底海外楼市一直是投资的热点,尤其是今年国内楼市屡出调控政策、国内房价胶着的当口,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富豪与华人将炒房的目标转移到了北美地区。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7月底公布的数据,华人成为美国第五大买房群体,他们买房的数量已经占外国人在美国买房的5%。经过内地楼市的历练,咱们炒房可跟老外不一样。老外没听过“学区房”,咱们就炒这个;老外没见一口气买下一整栋公寓楼,咱们就组团一天搞定……当大量国内豪客登陆北美地产市场,他们带去的不仅仅是大把现金,还有属于自己的“潜规则”。

“潜规则”一:学区房,必火!

   多伦多,一对华人夫妇又一次来到地产中介,目标是William Berczy附近的房子。为什么偏偏是这里?答案只有一个,这里附近有位列全省第一的小学——William Berczy Public School。这家公立学校开设有4年级到8年级的Gifted Program(资优课程),有点类似于中国国内的重点小学的重点班。是的,还没等老外明白过来,来自中国内地、带着大量现金涌入多伦多的豪客,纷纷炒起了北美地区的学区房。

    按说中国的学区房好判断,加拿大呢?也容易!不少中介会向内地投资客推荐一份加拿大权威研究机构菲莎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每年一度出具的《安省小学成绩表》(Report Card on Ontario Elementary Schools)。投资客只要根据这份排名按图索骥,圈出心仪的房产就行。

    加拿大百利地产的老板袁先生给记者举了个例子。Pierre Elliott Trudeau High School在约克区高中学校排行榜上是数一数二的,今年约克区Top10学校中的NO.1就是该校。所以,这片区域的房子特别好卖。

    “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周女士为她的儿子在这片区域买了一套半独立带花园的house。8 年前这座房子仅售37万加元,今年她买下时就涨到43.5万加元。”袁先生说,“这位女士对房子很有信心。说因为是学区房,将来还会再涨,就像上海一样。”

    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以长岛的大颈镇为例,那里的中小学以小班制为主,从小学到高中都有校车接送。几年前以7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一套公寓的冉小姐告诉记者,她10岁的儿子在这里读书,长岛的交通很便利,无论开车还是坐火车,到曼哈顿都只要半小时车程。现在房价已经涨了8%左右。

“潜规则”二:非贵不买,越贵越买

    让老外看不懂的,不只有价格逆势上扬、节节攀升的“学区房”,还有来自中国豪客一掷千金的魄力。“非贵不买,越贵越买”成了华人买房的两大标签。

    在多伦多,一对来自北京的夫妇去年7月以1180万加元买下位于Bridle Path有“小凡尔赛宫”美称的豪宅。该物业占地2英亩、建筑面积1.8万平方英尺。无独有偶,同样在多伦多,大鹏地产经纪韩建国曾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买家在同样区域以1200万加元买下占地6英亩的另一处豪宅——Park Lane 44#。

    位于劳伦斯路(Lawrence Ave。)与湾景路(Bayview Ave。)东北方的全加拿大最贵、最大豪宅区,目前已成加国知名富豪、犹太裔以及华裔人士三足鼎立抢进的地段,房价不仅叫价近2000万加元,占地更超过2英亩。

    被称为纽约“第二”唐人街的法拉盛地区,经过各地华人多年来的推进,房价已经升到很高。据了解,10年前的法拉盛,房价只有100多美元一平方英尺,而如今已涨到200多美元了。已在法拉盛购房的任小姐说,华人热衷于购置房产,因此华人聚居处的房价上升很快。

    “熟悉国内地产市场的人都知道一条简单的规律,房子买涨不买跌。如今这些中国内地客一掷千金,其实也践行了这条规律。因为豪宅的地段优越、环境优美、配套齐全、社区成熟,所以抗跌性能比较强。”加拿大百利地产的老板袁先生分析说。

潜规则”三:一天吃下一栋楼

    温哥华冬奥会速滑馆附近高档公寓150个单位,从一层的54万加元到300万加元以上的顶楼单位,平均价格90万加元。今年6月,从内部认购到首日发售,其中的142个单位已名花有主,20多个200万加元以上的单位全部售出,其中九成买家是中国人。

    这些人买房速度之快让当地地产经纪目瞪口呆。“几百万加元的房子一个星期就搞定,怎么可能?”而对于来自上海的地产经纪小林来说,这一点也不稀奇,“2003、2004年的时候,温州人就是这么在上海买房子的,一天之内吃下一整栋楼,甚至一个小区。只是现在,目的地变成加拿大而已。”

    在上海,某专业经营美国豪宅物业的地产中介仅今年上半年几乎以每月一个的速度推出豪华看房团,12天,3.9万元人民币/人,看房城市囊括了美国房价最贵的纽约曼哈顿、长岛、新泽西、迈阿密、洛杉机、圣地亚哥、旧金山等地,预定火爆。

    来自中国的买家不仅带旺了北美市场,更引发了 “中文热”,要想做地产经纪,普通话是必修课。来自香港,现在在温哥华工作的地产经纪Andrew Wong告诉记者:“我在努力学习普通话,不然,就会丢掉饭碗。我的加拿大老板还来不及学中文,马上聘请了中文翻译,中国内地人的购买力太强大了。”

“潜规则”四:以房养房最保险

    “没有人傻到买下几套房子放在那里等着升值。”纽约长岛房产经纪公司总经理Charles告诉记者,在美国,地产税相当高,而且繁华地段更是高税率。一套100万美元的别墅,一年的地产税就要付3万美元,加上护理费用,差不多要4万美元,美国房价不可能涨得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国国内一线城市一样快。

    Charles的判断不无道理,但他小看了大部分华人买家的抗风险能力。对于这些在中国内地地产市场早就赚得盆满钵满的豪客来说,只要房子不大跌,凭借着这些房子在市中心或学区的区位优势和北美的低息按揭,以房养房绝对可行。

    来自福建的林女士几年前在多伦多买入一幢价值35万加元的独立屋,因为房子所在区域内有一所排名第一的Kennedy小学,所以目前的房子已经涨到45万加元。林女士将地下室稍做装修,改成三室二厅,出租给三位单身人士,每月仅收租金就足以付银行按揭。

    另一位来自北京的长者,在美国7年间相继买下两幢别墅,然后将房子装修成无数个小间,分租给不同的人,楼上楼下,包括地下室全是租客,犹如现代版的“七十二家房客”。而他自己则与在美国的子女挤在一套小公寓里,每个月租金才几百美元。想想看,他的房租收入除去贷款,将是多么可观的一笔数字。

    “其实,不光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客,在国外的华人、技术移民之类的,都会选择出租房子来付房贷。” Charles告诉记者,去年,在美国房价低谷时,他用最低限额的首付5万美元买下了一套公寓房,每月还贷款1000多美元。节衣缩食还贷的同时,他也当起了房东,租出一个房间,收到租金500美元,还贷压力就小多了。

    尽管当房东赚钱也不容易,需要懂得美国的法律,也要过英语关,不然无法和租户沟通。另外,铺水管、做泥瓦匠、铺地毯、刷墙、装门锁等杂活,也都要亲自动手。不过,这一切在Charles 看来都是小case(事情),“华人的聪明和精明在这方面体现得很好。”

地段户型很重要 其他开支要算清

    世界各地的华人对房子的渴望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新移民购买物业,还是国内成功人士投资海外物业,在选择房子方面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环境。除却医疗、交通、购物、学校等因素,还要考虑四周的居住人群。比方附近有无吸毒、抢劫、打架等不良事件发生,这一区域以什么样的人群为主等。二是不买四种房。靠大路、高压线、路冲房、大麻屋。这些是买房者最容易被忽悠的地方。特别是大麻屋,由于这些房子的地下室曾被改成田地种大麻,所以很难有升值空间,无论多便宜都不能买。

    三是房子自身。首先建筑质量要好。买了质量有问题的房子后,经常需要花钱维护。像温哥华的人工贵,与材料的价格比常常是1:1,有时人工比材料还贵。此外,户型结构也要选择好。在中国改户型很容易,但在加拿大,户型往往不可随便动。要按法律行事,不符合规定的改造会受到罚款。如果买的是独立屋,改造户型花的钱不菲,加一个洗手间都要几千加元。

    另外,在美国和加拿大购房,除了贷款的本利外,还要考虑到房产税(即地税,每年约是房产估价的1%-3%)、保险(一般价值20万美元的房子每年500美元)、物业费(每月150-500美元)、维护费(独栋屋每年要花钱剪草、浇水,隔几年,大的部件还要维修和更换,比如房顶、热水器)、管理费(付给管理租客的管理公司)等开支,估算投资回报率时,必须扣除这些费用。

当心“金科玉律”失灵

    造房子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比如用多少钢筋水泥、打多深的地基,投资房子有没有呢?对于不少中国内地豪客来说,有!看着节节飙升的多伦多William Berczy小学边的物业售价,仿佛来到了上海徐汇区襄阳路附近的中介。是的,那里有知名的向阳小学,所以一房难求。

    热炒学区房、以房养房、快速买进卖出赚差价,这些中国内地市场司空见惯的操作手法,如今在北美市场愈演愈烈,让老外有些看不懂。中国内地的金科玉律好不好用?至少在学区房方面反馈还不错。多伦多一部车直达大学校区的公寓一般每月租金在1000加元左右,如果是市中心的公寓,可以租到1400加元。然而,以房养房却并不那么容易。贷款是否有麻烦?赶走租客是否容易?有无法律和规划方面的限制?这些在中国内地不是问题的问题,出了国,全是大问题。

    中国内地投资者在北美寻找租客一般不愿意通过专业的管理公司,因为每年要付出一大笔管理费。可自己找租客,能看懂专业的信用报告、工作证明、租房申请表并签订租房合同吗?在按揭方面,近些年来,加拿大和美国的按揭利率几乎是历史最低点,银行的紧缩政策显而易见。在买房时请不要高估自己的承受能力,更不要把将来可以进账的租金满打满算。过去银行在考察贷款资格时可以把租金考虑在内,但现在可没那么容易了。

    总之,“有钱买房,稳赚不赔”这条中国内地市场的金科玉律,在海外市场是否依然管用,每个攥着大笔现金的中国内地投资客,都该多想想,再算算。

 

郎咸平不仅为强权说话更维护富人利益

郭宇宽

2010-08-19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郎咸平:为强权唱赞歌,称更集权中国才有出路。他认为: 民主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中国当前只有加强中央集权和严刑峻法才有出路。郎咸平的言论很有煽动性, 加上郎还雇了公关公司来包装营销自己, 在网上,任何批评郎咸平的言论,都会遭到很多谩骂。所以上次批评过郎咸平以后,我想,行了,我已经尽到提醒公众的责任了。而且从那以后,我观察郎咸平也有了很大转型, 最近几年他很少再就国家政治体制问题发表他的所谓“学术见解”。也不再提他当年发表的“国有企业效率高”等观点。而是专心到各地演讲赚钱。

    要是能专心赚钱少搞些似是而非的见解,倒还真是一种进步。不过最近几天,有朋友发来郎最近的文章《印度的腐败,难以想象》,在文中,郎把印度描写成了一个非常不堪的国家,尤其是嘲笑印度的民主。在我看来涉及到一些常识性的判断,这种误导性的观点,在转型期的中国是非常有危害的,而这篇文章代表着郎几年前就让我警惕的价值观依然一以贯之。

    我从2006年起成为美国New School 大学中印研究所的Fellow,在其资助下,曾两次前往印度进行访问和田野调查,接触了政府官员、商人、学者、社会活动家,包括底层的农民、矿工、手艺人,甚至毛分子游击队。以我的亲身经历,更觉得郎咸平对印度,尤其印度民主的评价,错乱不堪,有一些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捏造。

中印比较的逻辑基础

    很多学者都喜欢比较中印这两个亚洲人口大国,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比较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简单和粗糙,很多人又爱下大结论,诸如通过中印的GDP或者出口数据比较,就得出哪个社会制度更优越。这是非常不严谨的态度。

    如果一定要比较印度和中国,最基本的逻辑基础是多变量的综合分析。比如说你要评价炸鸡翅这种食品对人的健康好还是不好,你不能拿飞人博尔特来跟我比,博尔特喜欢吃炸鸡翅,他得了奥运冠军,我不喜欢吃炸鸡翅,跑得没博尔特快,所以多吃炸鸡翅的人跑得快。这算是学术研究吗? 可郎咸平的比较逻辑也是这样,印度搞民主选举,中国不搞民主选举,中国GDP每年增长10%,印度每年增长8%,说明民主不管用,不搞民主,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真正了解中国与印度之后,会发现虽然看上去,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但其资源秉赋特别是历史积累其实差别很大。

    印度不像中国,早在周天子的时代就形成了中华认同概念,秦始皇又建立了大一统,而印度,在漫长的历史中更像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国家概念。直到今天,印度普遍国民的国家认同也远远没有中国人强烈,这使得印度很多问题上确实像是一盘散沙。要是干像中国那样动员全国的资源来搞奥运会的事情确实比较困难。

    印度大陆是平坦的,表面从数字上,印度的可耕地比中国多,但印度处在热带地区,全年分为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历史学家兰德斯的著作《国富国穷》从经济、文化、制度、自然资源、历史传统等方面对国家经济潜力进行比较,他的分析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温带到热带总体趋势是越热的地方国家越穷。而中国由于多山,虽然耕地面积相对不多,但是多处在暖温带和少部分亚热带,气候更加温和,有更好的条件发展农业和包括理论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发育。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印度到了漫长的旱季,气温常常动辄接近50℃。这样的气候,不要说种庄稼很困难,劳动也是很大的痛苦。睡觉,减少身体消耗,是最明智的选择,所以释迦牟尼时代能够制定僧团组织过午不食的纪律,而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晚上不吃饱饭是抗不住的。这也是一种传统,在一年之中,印度人的工作时间要远少于中国人。

    再加上印度教有乐天知命的传统,甚至反对现代化,中国民族意识的崛起,伴随着学习“洋务”,兴办实业,而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他的政治理想,不是让印度发展经济,而是让印度回归反工业化的田园社会。甘地的理想也深远地影响了印度社会,在这种观念看来,要赚那么多钱干吗,活这么累干吗,知足就行了,经常唱唱歌跳跳舞不是蛮好的么。甘地自己就整天只裹一块破布,过绝对的低碳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的人均GDP不如中国,而按照盖乐普的统计分析,印度的国民幸福感却排名在中国之前。学过经济学的应该知道,幸福感水平是比GDP或者出口量更能衡量国民需求的满足程度。

    郎咸平先生也是知道这个事实的,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做很有良知状说“中国人的收入全球最低,工作时间最长”,但为什么在他进行中印制度比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重要变量差别呢。在我看来不能理解什么是幸福的人,很难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

    中国现在每年GDP增长10%比印度高,但有多少含量是靠透支资源,搞建设,搞拆迁,把一条路修了再挖,挖了再修搞出来的。而印度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8%,是靠软件业、服务业这些更有技术含量的领域,增长质量比中国要高,而且人家的增长是在一边唱歌跳舞的条件下达到的,中国如果还不感到危机感,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像郎咸平这样嘲笑印度的民主,未来只会证明自己的可笑。

    郎咸平还说印度“人口比我们少2亿,耕地面积比我们多40%,结果他们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他们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这说法和事实不符,印度的稻米和一些经济作物的出口,都远远领先中国。而就算印度进口很多粮食也不能得出“印度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的结论。印度不像中国用户籍制度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而是放开劳动力流动,允许土地撂荒,他们的农业政策,没有搞“以粮为纲”,缺粮食,就到国际市场上进口,做更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事情,这未尝不值得我们参考。

    如果真是认真学了经济学的人,就应该知道阿马迪亚森的重要研究,中国和印度相比,中国因为当年的体制,一边已经遍地饥荒,一边还在向国外出口粮食,结果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搞出个“三年自然灾害”,印度是真遇到了自然灾害,却因为政府能够反映民众的需求,通过进口粮食避免了饥荒的发生。郎咸平如果是一个尊重事实的严肃学者,他先应该回答,中国有这么温和适合耕作的气候条件,和全世界少有的勤劳人民,当年却搞出饥荒的惨剧,这和他呼吁的加强集权,有什么逻辑关系。

    印度的腐败程度真的难以想象么?

    郎咸平先生告诉中国读者,“印度的腐败程度难以想象”,这非常让我吃惊。印度确实有很多的腐败,腐败确实有传统因素的影响,不是光靠民主就能解决的。可是,郎咸平这个一年到头在大陆捞钱的人,说他发现印度腐败“难以想象”,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根据“全球腐败指数”,印度和中国的腐败水平,基本是不相上下,同一水平的,大致都是在七十几名左右。印度是一个地方自治的分权制国家。所以腐败也各有特点。在我看来,印度的腐败更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分沾机制,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侵占机制。

   所以我也接触过一些在印度投资的商人,他们普遍反映越是在印度基层地区,越是腐败严重。在印度有些地方的政治家几乎是赤裸裸的腐败分子,报纸经常报道,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民众就是愿意选他,因为他在腐败中,也维护了地方利益,甚至腐败来的钱,很大一部分,也要为了选举的需要,给选民送礼。

    如果一个地方政治人物,光是腐败,而对他的选民不大方,下次别人就很难再选他。我听印度基层地区的朋友介绍,有的地方,竞选人会给一个家里送一台电视机,一台摩托车之类的贵重礼物。在印度很大程度上的腐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利益分配渠道。而在印度的政治高层,相对比较精英化,道德职业水准也较高,比如商务部一个处长就可以捞几千万的案例,在印度是比较罕见的。

    而让郎咸平判断印度不如中国的最主要例子是:“香港一个大集团的CEO,他带着香港的商会去印度投资,他回来抱怨说,在内地我做个生意,我可能会找内地官员和人脉,问题不大,成本并不是很高。但印度不行,我找了那个A部门还不行,B还要说话,B说完之后,C又出来说了,到最后我发现,我请了一堆人出来,没有人能办事。”

    这体现了他最根本的逻辑,在中国,郎咸平认为只要花钱就好办事,而在印度花钱也不见得好办事,就觉得中国比印度好。从此你就可以理解郎咸平所提倡的法治到底是什么货色,也能理解他的道义包装背后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

    在中国大陆某些地方,商人到一个县投资,“成本不高”。而在印度权力有一个分权的制衡系统,不是搞定一个人就行的,这其实是说,在中国腐败成本比较低,腐败收益比较大,而在印度,腐败成本比较高,而腐败收益比较小。这样两个国家,听完郎咸平的介绍,读者如果自己用脑子想一想,会觉得哪些腐败更加可怕?郎咸平向中国读者宣称印度“这一种多元化的腐败体系,它所造成的交易成本之高,是中国的10倍、100倍”,我真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学术研究”算出来的。

    这种腐败模式的差异,也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差异,中国的经济巨头,更多钱权交易,明显的表现是比如中国的富豪榜上,几乎多数都是地产商,依靠从政府拿地赚钱,而印度排名在前的富豪,几乎没有地产商,而是以Infosys为代表的世界级软件巨头;甚至想收购宝钢的更加国际化的米塔尔钢铁;搞实业的汽车巨头塔塔……这些在国际舞台上的印度企业家,用周其仁教授的话来说,“一不靠出售自然资源,二不靠廉价劳动力优势,三不靠贩卖军火,四不靠政府补贴。靠什么呢?靠技术创新产品、管理、本土和非本土市场开发。”

    印度的企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不说学习,至少也应该值得很多中国企业和学者的借鉴,而不是像郎咸平那样出于无知,或者忽悠老百姓以自恃高明的嘲笑。

知识分子应该为苍生说人话

    在郎咸平看来,印度的体制是低效的,他举的例子是“你看那个浦项制铁,它当年进印度的时候,那真是费了劲了,为什么?它要占用村中的林地,这些居民闹得李明博跟辛格谈判了好几次。”与此相比中国的体制, 官员的决策实在是太高效了。

    这是郎咸平所推崇的集权带来的高效,在中国,一些地方官员,想拆哪片,就拆哪片,想拆谁家的房子,就拆谁家的房子,想征哪个村的地就征哪个村的地,转手卖给开发商,地方政府就可以赚大钱。谁不服,地方官员就压制,甚至可以把人抓起来。这种所谓“高效”而无视法律的权力机构,就是郎咸平所提倡的,在郎咸平看来是低效的,在我看却是对哪怕最弱势的公民权利的保障。

    在中国不少县,你都会看到政府门前宽阔无比但是格调低俗的大广场,看到八个车道的大马路在赤裸裸地炫耀权力的意志。这种郎咸平所提倡的高效有执行力的政府,常常让我感到惶恐,和为它的人民而痛心。不谈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光讲集权和人治,是无知而无耻的。

    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应该为苍生说人话,而不是为人治的强权唱赞歌。郎咸平和他的营销团队,包装他的口号是“良知”二字,虽然我认为学者首先要保证的是尊重事实和逻辑,为公众提供真实的判断,但如果一定要谈良知,从目前的言行来看,假如郎咸平身上真有被叫做良知的东西,还真的要思量思量。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8-23 10:51:0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明报: 舞台劇《資本.論》

西安一企业作弊牵出任志强

中国网

2010-08-23

    新一轮土地 “整风运动”,牵出地产大腕任志强。8月19日,国土资源部对外通报了7宗土地违法违规案件,其中,陕西省西安市立丰御海置业公司以伪造公文骗取办理用地手续一事尤为引人关注,因为该公司于2007年做此举动时,控股股东正是地产界大腕任志强旗下的华远地产控股子公司华远置业。

    任志强与此案有无关联?如有关联,将受到怎样的处罚?这些疑问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国土资源局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2007年,在办理西安市雁塔区小寨西路13号地块房地产项目的相关用地手续时,陕西省西安立丰御海置业有限公司使用了伪造的有关批准文件和补办出让手续许可证,顺利从政府相关部门得到了相关用地手续。此外,该公司还对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了变更登记。公司通过伪造公文,将政府批准转让土地的建筑面积,从10万平方米魔术般地转变为26万平方米,涉嫌伪造国家公文和侵占国家土地收益。

    西安市工商局网站上的公司登记资料显示,西安立丰御海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7月20日,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及配套服务。

    根据华远地产的公开信息,2007年西安立丰御海置业有限公司开发西安市雁塔区小寨西路13号地块房地产项目时,任志强旗下华远地产的控股子公司华远置业是其控股股东,占该公司80%的股权。换句话说,2007年违规时,任志强可以说是西安立丰御海置业有限公司的幕后大老板。

以零溢价率蹊跷转让

    不过有点奇怪的是,华远地产2009年年报显示,去年12月,华远置业将其手中持有的西安立丰御海置业有限公司80%的股权,以1200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了一家名为立丰(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为西安立丰御海置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华远置业此时以1200万元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80%的股权,溢价率为零。

    为何华远置业此时如此急于以零溢价率的水平,转让西安立丰御海置业有限公司80%的股权?这让人疑惑不已。不过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当时正值国土资源局加紧对全国土地出让市场进行整顿调查的敏感时期。

    这笔交易的另一个可疑之处在于,股权转让完成后,双方又协议规定,交易完成后,立丰(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手中持有的80%的西安立丰御海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回了华远置业。

    此举又是什么意思?这更让人疑惑。任志强及秘书未联系上因为该地块在办理土地相关手续时涉嫌违法,根据《土地管理法》等法规的规定,目前西安市国土资源局已依法解除了该项目的土地出让合同,并注销该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目前,任志强及华远地产仍未对此事作出过任何回应。20日晚,《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试图联系任志强,但其手机处于关机状态。随后记者试图联系华远地产总裁秘书刘雪松,但电话打通四五秒后,便自动转入了语音秘书台。本案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任志强是否是幕后大老板?本报将继续关注事件进展。

 

 


发件人:"公司的力量" <gongsideliliang@myshenwu.cn> 2010-08-23 16:22:5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CCTV2十集纪录片《公司的力量》将于今晚21:20播出

《公司的力量》隆重献映

----中央电视台10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公司的力量》隆重献映

放生

各位朋友好,

    央视财经频道(CCTV2)开播一周年巨献,十集纪录片《公司的力量》将于今晚播出。该片由《大国崛起》原班人马创作,秉承了其一贯的理性精神和全球视野,是近年屏幕上难得的有思想、有情怀的作品,值得政界、产业界、知识界精英关注。今日21:20首播,次日12:30重播,连播10天,敬请收看!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 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公司,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广泛高效的经济组织形式,被看作是“人类的成就”,而股份有限公司则在公司的各种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被公认为现代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它集合资源,分散商业风险;它跨越血缘、地缘,连接起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它凝聚个体生命,拥有任何个人无法比及的能量;它开启了人类经济生活乃至现代文明的新篇章。今天,由公司编织的全球经济网络,几乎笼罩了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公司已无处不在;公司已化身为一种生存方式。

    然而,就在公司扮演着新知识、新技术的创造者,制度创新和文化再造的助推者的时候,公司也将一切明码标价,在强大商业利润的蛊惑下,变作千夫所指的祸首。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并且持续至今,而这次巨大的震荡却发端于某些公司的不良运作。好比有只蝴蝶轻轻扇动了一下翅膀,一场飓风便可能横扫千里。

    自利的本能、道德的底线,公司从未摆脱过其间的矛盾纠结。对贪婪的讨伐、对市场的质疑,公司深陷功与罪的争辩。回顾历史,重大的危机常常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全球化之下,公司历经的这场严峻挑战,会将世界经济引向何方?一切都在提示我们,让我们无法不去认真探究这个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组织,这个显示了足以撼动世界的组织,这个正将世界带到新的历史转折点上的组织——公司。

    公司如何诞生?如何发展演进?公司的力量源自哪里,公司的力量又如何改变了世界?所有这些疑问凝聚成了一个关于“公司”的故事。而公司缘起和植根的背景,公司自身变迁及其日渐扩张的路径,蕴含着人类不断认识财富、认识市场、认识权力、认识人性的思想历程,勾画出市场经济深入演化的清晰脉络。

    《公司的力量》一片共10集,每集50分钟。分别为: 第一集:公司!公司! 第二集:市场无限!第三集:猎富时代!第四集:进步之痛!第五集:危机时刻!第六集:谁执权杖!第七集:独领风骚!第八集:创新先锋!第九集:本土雄心!第十集:地球无疆。

    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实践近二十年,公司作为市场运行中的重要角色,是我们寻找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的核心载体。了解各国公司走过的历程,无疑将有助于中国公司的健康、壮大,将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

    《公司的力量》一片从立项筹备到制作完成,历时两年。本片六大摄制组,跨越欧、亚、美三大洲,分赴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中国、印度等八个国家,详细挖掘了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寻找并拍摄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和遗址,很多都将首次在电视屏幕上呈现给中国观众。

    其中包括意大利国家档案馆,那里珍藏着西方世界现存最早的商业账簿以及13-15世纪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商业契约;意大利梅迪奇家族博物馆,一个被称为资助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神秘家族;17-19世纪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历史遗迹;

    藏于英国国会档案馆的世界上第一部《公司法》原件和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案的原件;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索尔特尔小镇;市场经济鼻祖亚当?斯密的故居;

    美国最早的工业家族,也可能是美国最富有的家族——杜邦家族的早期火药作坊和18世纪的实验室;曾经左右美国经济、堪称富可敌国的洛克菲勒家族的故居;被誉为最伟大的企业家亨利?福特的家族故居;开创美国钢铁工业的企业家卡内基的墓地;

    印度西岸卡里卡特港,西方人达伽马抵达的第一个东方港口;德国拜耳公司档案馆现存于世的最早的阿司匹林;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的历史纪念馆等等。

    《公司的力量》一片共拍摄、记录了50多家最具典型意义的公司。摄制组依据对公司演进、对国家发展以及对社会进步的影响,从历史上的东印度公司、南海公司、密西西比公司、圣戈班公司,到活跃于现代市场的联合利华、菲亚特、欧莱雅、西门子、拜耳、阿迪达斯、杜邦、可口可乐、福特汽车、通用汽车、IBM、英特尔、微软、苹果、丰田、本田、松下、京瓷、趋势科技、阿里巴巴、吉利、比亚迪、深圳迈瑞等。

    《公司的力量》一片遍访了全球数十所高等学府、商学院和研究机构,包括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克莱蒙特大学德鲁克管理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黎高等商学院、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德国企业史研究会、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东京大学、一桥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

    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9位商学院院长,逾百位来自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学等领域的各国资深学者,对公司和现代社会提出了各自的不同理解和精彩阐述,交汇成一次全球顶级学者的智慧碰撞。

    此外,在全球企业界极具影响力的杜邦公司董事长、福特公司董事长、京瓷集团董事长、英特尔公司总裁、阿尔卡特朗讯公司首席执行官等等亦积极加入了对公司话题的讨论。

    在创作理念上,《公司的力量》强调从现实出发、从中国出发,巧妙实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以期让历史更贴近现实、让世界贴近中国。

    在讲述方式上,《公司的力量》强调以小见大,从细节和故事出发,引发的思考多以讨论而不是结论的方式展现,注重提出问题而非直给答案。

    在电视表现上,《公司的力量》采用了更富现代感的影视语言。为满足现代受众、尤其是青年受众的需求,全片打破了纪录片通常的缓慢节奏,剪辑手法明快跳跃,信息量极为丰富。加之原创的交响乐以及震撼感的多媒体特技,《公司的力量》试图在历史和现实间构筑起一部公司史诗,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公司——这个熟悉的陌生人。

    本片由曾取得重大社会反响的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的原班人马摄制,继续秉承一贯的理性精神和全球视野,追求诚实、冷静、客观的媒体姿态,试图以开放的心态为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国人打开视野,也期许能为正处在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中的世界提供几许思考。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 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8-27 09:02:30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59 短期国际资本流出放缓

短期国际资本流出放缓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 张明

Aug. 27, 2010

zhangyuxuan@gmail.com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2010 年7 月中国新增外汇占款1710 亿元人民币,明显超过5 月份的1316 亿元与6 月份的1172 亿元,但仍低于1 至4 月2585亿元的月均增量。

    较之用“月度外汇储备增量—月度贸易顺差—月度FDI 流入”的方法,“月度外汇占款—月度贸易顺差—月度FDI 流入”的方法在计算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方面具有两个明显优点:一是不用考虑主要国际汇率变动的汇兑损益,二是不用考虑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用第二种方法计算的2010 年1 至7 月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状况如表1 所示:

             表1 2010 年1 至7 月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状况

              201001  201002 201003 201004  201005  201006  201007
外汇占款余额(亿元人民币) 196094  197889 200591 203454  204769  205941  207650
外汇占款增量(亿元人民币) 2982    1795  2702  2863   1316   1171   1710
美元汇率           6.82   6.82  6.82  6.82   6.82   6.79   6.78
外汇占款增量(亿美元)    437    263   396  420    193   173   252
贸易顺差(亿美元)      142    76   -72   17    195   200   287
FDI(亿美元)         81    59    94  73     81   125   69
残差             214    128   374  330    -83   -153   -104

    资料来源:外汇占款余额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美元汇率数据来自中国银行网站,贸易顺差与FDI 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

    如表1 所示,2010 年1 至4 月,中国面临持续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流入总额达到1046 亿美元,月均流入262 亿美元。2010 年5 至7 月,中国面临持续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出,流出总额达到340 亿美元,月均流出113 亿美元。短期国际资本流出在6月达到153 亿美元的峰值,7 月显著回落至104 亿美元。

    我们可以用另一组数据来印证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表2 显示了2010 年1 至7月中国外币贷款的增量。不难看出,外币贷款增量变动的方向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方向是完全一致的。1 至4 月,外汇贷款持续增加,累积增加340 亿美元,月均增加85 亿美元;5 至7 月,外汇贷款持续减少,累积减少73 亿美元,月均减少24 亿美元。即使我们认为,外币贷款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外汇储备乃至外汇占款的变动,那么即使剔除外币贷款变动的影响,短期国际资本在1 至4 月流入,在5 至7月流出的结论并不受影响。

          表2 2010 年1 至7 月中国外币贷款增量单位:亿美元

        201001 201002  201003  201004  201005  201006  201007
外汇贷款余额   3888  3986   4083   4134   4120   4117   4061
外汇贷款增量    94   97    97    52   -14    -3    -56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导致短期国际资本在2010 年4 月至7 月持续流出的最重要原因,在于4 月希腊危机的爆发再度改变了全球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全球投资者重新进入去杠杆化进程,导致短期国际资本呈现出从风险资产市场流向无风险资产市场(美国国债市场)的格局。另一个原因在于,2010 年4 月至7 月,海外人民币NDF 市场上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明显削弱,中国政府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也打击了投资者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升值预期与资产溢价预期的削弱共同导致了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向逆转。然而,这次短期国际资本流出恐怕持续不了太长时间。如果本轮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强度并不高于美国次贷危机,那么本次短期国际资本流出的持续时间也不会超过两个季度(上一次是2008 年第4 季度与2009 年第1 季度)。这意味着,大概从2010年第4 季度起,我们可能重新迎来新一轮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导致未来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主要原因包括:第一,随着欧盟与IMF7500 亿欧元救市方案的出台,全球金融市场在短期内再度趋于稳定,去杠杆化过程可能终结,短期国际资本再度向风险资产市场流动;第二,6 月19 日人民币汇改重启以来,尽管目前市场上双向波动的特征非常强烈,但市场上仍普遍存在人民币在2010 年下半年至少升值3%的预期;第三,无论是流动性、通胀预期,还是估值水平等因素均显示,2010 年下半年中国A 股市场可能迎来新一波行情。目前需要有特定的内部或外部冲击来提振投资者信心,从而启动新一轮的上涨周期。而对A 股市场由熊转牛的预期也将吸引更大规模的热钱流入。

 

 

 

发件人:"ZhangDongSheng" <zhangds12@hotmail.com> 2010-08-23 13:12:0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b.g.q." <baiguangqiu@hotmail.com> 抄送: 标题: 参考。

这才是真正的崛起:巴西全面赶超中印

张洞生

2010-06-08

    埋头奋斗近10年,一个崭新的巴西出现在世人面前。联合国有关机构在评价巴西的成就时,说巴西政府把世上最珍贵的东西给予了巴西人民,那就是希望。

    2006年曾有一份统计数据表明,全球每年发生10起囚犯集体暴乱事件,3起就可能发生在巴西,巴西是个不折不扣的“越狱大国”。一直以来,巴西被指为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一个坐拥广袤疆土和丰饶资源却只能沦落为二流地位的国家。

    然而,最近欧美媒体上讨论最热烈的新兴大国,不是印度,也不是中国,而是巴西。巴西连续11年取得了基尼系数持续下降的令人震惊的成绩,意味着这个国家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持续得到缓解,社会财富分配更趋合理,中低阶层的劳动收入持续得到提高。到2008年,巴西总统卢拉提出的“零饥饿计划”,使全国贫困人口比例减少了一半。在很多新兴国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而陷入“粮食安全”问题之时,巴西却稳稳地坐上了“世界粮仓”的地位,其出口的拳头农产品大豆、蔗糖、咖啡、水果、棉花、鸡肉等,正源源不断涌向全球市场。一些新兴国家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失效而沦为世界打工仔时,巴西的科技却比肩世界诸强,其大飞机制造技术仅稍逊于美国波音和法国空客,以先进技术推动的航天航空、通讯、核电、半导体、软件及制药业,进步神速,有些已经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巴西的工业品90%以上实现自给。在石油蕴藏量丰富的拉美,最能赚钱的油企不是世界耳熟能详的石油巨头,而是名不经传的巴西石油公司;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则掌控着世界半壁铁矿石市场。

    巴西国内经济结构性质变,大大提升了其国家实力。之前一直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低调的巴西,似乎一直等到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逼近1万美元大关的2010年才完成了蓄积实力的准备工作,突然发力,其表现之出色,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世界诸强为伊朗核僵局绞尽脑汁之时,今年5月,巴西联袂土耳其,居然达成一份国际社会期待已久的伊朗铀浓缩协议。在拉美事务上,巴西正积极扮演阿根廷与英国对马岛归属之争的仲裁者角色。在世界政治经济版图重组上,巴西建立了南非、印度和巴西G3对话论坛,是全球气候问题“基础四国”之重要成员。巴西在今年举办了金砖四国G4峰会,抢夺了几天前在美国召开的核安全峰会的风头。2010年,也是巴西重返77国集团“天然领袖”地位的一年。

    巴西共有26个州和巴西利亚联邦区,属联邦共和制国家,总统既为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其政体是仿照美国建立起来的,在上世纪60年代曾一度崛起为拉美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但过度依赖外资、社会不公、经济结构单一、全民教育低下等系列致命缺陷,终于使巴西只享受到“昙花一现”的辉煌,之后就患上了长期的“拉美病”,国力衰败。本世纪初,巴西政府在卢拉的领导下,埋头奋斗近10年,终于以一个崭新的巴西出现在世人面前。联合国有关机构在评价巴西的成就时,说巴西政府把世上最珍贵的东西给予了巴西人民,那就是希望。

    巴西的“静悄悄”崛起,是本世纪头10年结束之际的一件重大地缘政治事件。由于它拥有自然资源,有先进技术,有市场,外贸依存度低,外债和内债水平不高,外汇储备足,粮食充裕,社会逐步走向公平,国际社会在热议其崛起时,基本上没有出现“巴西威胁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慷慨地把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和2016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了巴西人。可以预期,未来巴西人在国际舞台上将越来越受欢迎。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8-20 18:25:5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 印度难以赶超中国:英联邦运动会甚至索性取消

印度难以赶超中国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阿文德 萨勃拉曼尼亚

英国《金融时报》 2010年08月20日

    随着印度迈入独立后的第64个年头,其经济动态呈现出自相矛盾的景象。从衡量市场亲善程度的大多数指标来看,印度经济落后于拉美甚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与其它大多数国家相比,印度经济对待贸易和外国资本仍更为封闭;仍受制于对经济活动的广泛限制(如繁琐的劳工法),也仍然掌握在庞大的公共部门手中。简言之,印度经济应该以每年5%、而不是8.5%的速度增长。

    长期增长有赖于为之提供支持的公共机构的质量。诚然,从监管角度看,今天印度的环境已不再像1991年改革开放之前那样恶劣。一些机构运作得相当不错,例如,那些主持选举、维护财政稳定以及监管电信行业的机构。但除了这些例外,整个政府表现软弱,内讧不断。印度经济实现了如此惊人的增长,政策改革实在不应贪天之功。

    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印度政治越来越入罪化。国家政令在近四分之一的领土上无法施行——其中大部分地方饱受着叛乱的折磨。腐败现象十分普遍。此外,尽管印度的高增长本应带来低负债,但财政上的民粹主义做法,使得印度公共财政丝毫不比那些债台高筑的工业国家更稳固。

    正由于这种危机,英联邦运动会(Commonwealth Games)缩减规模、甚至索性取消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印度本指望借此机会,庆祝一个崭新印度的崛起。包括体育场馆在内的新设施仍未竣工。成本超支惊人,贪污现象猖獗。这与中国2008年奥运会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充分暴露了印度政府治理上的核心缺陷。

    这种缺陷是形势逐步恶化(在政治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以及对政府要求不断提高的结果。但这不禁让人迷惑:印度为何还能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增长?通常的解释都着重强调精英教育和充满活力的信息科技行业。这些因素在增长启动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们的规模太小、产生的益处也十分有限,不足以维持一个如此规模经济体的增长。真正的缘由或许是,尽管政策制定者们在启动增长方面的贡献可忽略不计,但增长本身已成为了变革的动力,正促成进一步的增长。

    这种动力通过三条渠道起作用。首先,30年的增长扩大了企业家群体,并让追求财富成为值得尊敬的事情。用政治学家德韦什?卡普尔(Devesh Kapur)的话讲,现在印度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到处是热衷于赚钱的人,不断地寻找经济机遇——包括设法绕开繁冗的规定——而这进而会让增长引擎继续轰鸣。

    第二条渠道,需求增长使私人部门得以取代公共部门。不妨以教育为例。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家一直抱怨印度政府未能提供好学校。但经济增长让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提高了教育的回报率,由此提升了对教育的需求。在印度农村地区,由于公立学校里教师经常缺勤,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再就是由于高等教育机构管理上一团糟,城市中的企业纷纷成立培训中心,以培养员工技能。

    最后,印度国内各邦之间的竞争也有所帮助。为印度大众市场生产廉价车的标志性尝试——Nano汽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地方政府阻止该车制造商塔塔集团(Tata)在西孟加拉邦设厂。搁在以往的印度,这个项目也就此被扼杀。但现在,被视为经济治理罕见典范的古吉拉特邦已批准了该项目。

    即使只有几个古吉拉特这样的邦,也应该足以逐渐迫使其它邦政府改变政策,而强劲的增长也会迫使更多的邦做出反应——即使动作力度不大,且时断时续。一个功能并未完全失灵的政府,结合新的毫无约束的赚钱欲望,意味着印度的经济希望不太可能破灭。但在开启或刺激更大范围的经济变革方面,印度政府很难走在经济趋势之前。而这种瓶颈将让中国式的增长速度显得不可思议。

    本文作者为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和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高级研究员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8-20 19:20:58 +0800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 克鲁格曼:美国夜空一片黑

美国走向黑暗

(美)保罗 克鲁格曼

纽约时报 2010-08-17

    美国全国未来将失去光明——字面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讲。Colorado Springs登上了头条新闻,因为其拼命想要省钱,关闭了1/3的街灯。但是相同的情况正在,或是即将在全美国发生,从费城到弗雷斯诺无不是如此。

    同时,美国这个曾经一度以其在交通上的视觉投资(从伊利运河到州际公路系统)让世界赞叹的国家,现在正在经历逆向发展的过程:很多州政府,当地政府都在砸开他们无力继续维护的公路,让这些路重新变成砂砾路。 而且,曾经珍视教育的美国(是首先向所有的孩子提供基础教育的国家之一),现在所做的就是拼命削减经费。教师们被解雇了,教育项目被取消了;在夏威夷,连学年本身的时间都缩短了。而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进一步的削减还在前头。

    美国人被告知说,我们是别无选择的,基本政府职能——那些几十年来一直提供的服务——已经不再是可支付得起的了。而且的确,受到衰退重创的州和地方政府,都是捉襟见肘,囊中羞涩。但是,只要这些政府的政客们愿意考虑以下一些税收的增加,这种极端局促的情况可能就会有所减轻。

    而正在以1.04%的低利率卖防通胀长期债券的联邦政府,却一点也不资金匮乏。联邦政府完全有能力,也应该给地方政府提供援助,保护美国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儿童的未来。

    但是华盛顿提供的援助却是少之又少,吝啬至极。共和党人和“中间派”的民主党人说,我们必须将赤字放在首要解决的问题位置上。刚转过脸,这些人又宣布说,我们必须保护极其富有人的税收削减,而其预算成本在未来10年中将会达到7000亿美元。

    实际上,很多美国的政客都显示了他们优先考虑的事情:是让最富有的2%的人继续按克林顿时期的税率交税,还是让美国的地基崩溃——字面上说,就是让美国的道路崩溃,比喻意义上说,就是在教育方面让美国失去发展的基础。他们这些政客选择了后者。

    不管从短期还是从长期看,这都是毁灭性的选择。 短期来看,这些州和地方政府的缩减是阻碍经济的最主要原因,使得破坏性的高失业率居高不下。

    当今人们对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的支出失控的政府颇有怨言,还要考虑到的就是州和地方政府的情况,这一点十分重要。是的,联邦政府支出增加,虽然幅度可能没有一般认为的那么大。但是州和地方政府正在作的事情就是削减开支。而且如果你将这两方面放在一起考虑,就会发现唯一支出增加的领域就是安全网项目,比如失业保险(由于衰退的严重性,失业保险成本激增)。

    也就是说,关于失败的刺激措施,我们做了太多的评论,但是如果你将政府的支出作为整体来看,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刺激措施。而且随着联邦支出的逐渐减少,而州和地方政府持续大幅削减,我们面临的问题恰恰是反向的。 但是,让富人的税收保持在低水平也是刺激措施的一种形式吗?你会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当我们保住了一个教师的工作,很明显就是帮助了就业,但是当我们给百万富翁们更多钱的时候呢,很可能这些钱的大部分还是虚置,不会起到任何帮助作用。

    那么美国经济的未来呢?我们所知晓的所有经济增长的知识都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新兴国家都在大力加强其公路系统,港口和学校。但是,在美国,我们却在走回头路。

    美国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这些都是30多年来反政府政治辞令的必然结果。30年来的政治辞令一直都在说服投票人说,税收而得一美元,通常就是浪费一美元,公共部门啥事都干不对。 反政府运动的言辞一向是反对浪费和欺诈的,揭露社会的腐败,政府的无能。但是,当然很多其实都是误解。现在这些运动已经取得了成就,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些岌岌可危的东西:除了最富有的人外,每个美国人的需要;政府必须提供的服务(就像有灯的街道),可以驾驶的道路,还有总体上说像样的学校教育。所以,反政府运动最终的结果是,我们的方向出现了灾难性的错误。美国现在暗淡无光,挖掘道路,以致无路可走。

America Goes Dark

By PAUL KRUGMAN

The lights are going out all over America — literally. Colorado Springs has made headlines with its desperate attempt to save money by turning off a third of its streetlights, but similar things are either happening or being contemplated across the nation, from Philadelphia to Fresno.

Meanwhile, a country that once amazed the world with its visionary investments in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Erie Canal to the 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 is now in the process of unpaving itself: in a number of states, local governments are breaking up roads they can no longer afford to maintain, and returning them to gravel.

And a nation that once prized education — that was among the first to provide basic schooling to all its children — is now cutting back. Teachers are being laid off; programs are being canceled; in Hawaii, the school year itself is being drastically shortened. And all signs point to even more cuts ahead.

We’re told that we have no choice, that basic government functions — essential services that have been provided for generations — are no longer affordable. And it’s true that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hit hard by the recession, are cash-strapped. But they wouldn’t be quite as cash-strapped if their politicians were willing to consider at least some tax increase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hich can sell inflation-protected long-term bonds at an interest rate of only 1.04 percent, isn’t cash-strapped at all. It could and should be offering aid to local governments, to protect the future of our infrastructure and our children.

But Washington is providing only a trickle of help, and even that grudgingly. We must place priority on reducing the deficit, say Republicans and “centrist” Democrats. And then, virtually in the next breath, they declare that we must preserve tax cuts for the very affluent, at a budget cost of $700 billion over the next decade.

In effect, a large part of our political class is showing its priorities: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asking the richest 2 percent or so of Americans to go back to paying the tax rates they paid during the Clinton-era boom, or allowing the nation’s foundations to crumble — literally in the case of roads, figuratively in the case of education — they’re choosing the latter.

It’s a disastrous choice in both the short run and the long run.

In the short run, those state and local cutbacks are a major drag on the economy, perpetuating devastatingly high unemployment.

It’s crucial to keep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mind when you hear people ranting about runaway government spending under President Obama. Ye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spending more, although not as much as you might think. But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are cutting back. And if you add them together, it turns out that the only big spending increases have been in safety-net programs lik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which have soared in cost thanks to the severity of the slump.

That is, for all the talk of a failed stimulus, if you look at government spending as a whole you see hardly any stimulus at all. And with federal spending now trailing off, while big state and local cutbacks continue, we’re going into reverse.

But isn’t keeping taxes for the affluent low also a form of stimulus? Not so you’d notice. When we save a schoolteacher’s job, that unambiguously aids employment; when we give millionaires more money instead,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most of that money will just sit idle.

And what about the economy’s future? Everything we know about economic growth says that a well-educated population and high-quality infrastructure are crucial. Emerging nations are making huge efforts to upgrade their roads, their ports and their schools. Yet in America we’re going backward.

How did we get to this point? It’s the logical consequence of three decades of antigovernment rhetoric, rhetoric that has convinced many voters that a dollar collected in taxes is always a dollar wasted, that the public sector can’t do anything right.

The antigovernment campaign has always been phrased in terms of opposition to waste and fraud — to checks sent to welfare queens driving Cadillacs, to vast armies of bureaucrats uselessly pushing paper around. But those were myths, of course; there was never remotely as much waste and fraud as the right claimed. And now that the campaign has reached fruition, we’re seeing what was actually in the firing line: services that everyone except the very rich need, services that government must provide or nobody will, like lighted streets, drivable roads and decent schooling for the public as a whole.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 <yuweiyuwei4@hotmail.com> 2010-08-20 17:24:30 +0800 收件人: "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清末新政中的“咸与维新”

清末新政中的“咸与维新” 

余治国

2010年8月

    中日甲午一战,将据说当时GDP世界第一(权威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结果)、海军世界第六的似乎已经崛起的大清帝国打回民不富、国不强的原形。《马关条约》签定后,一向以“图自强,御外侮”为己任的张之洞痛心疾首,上书言甲午一战使大清“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短短五年后,西太后和她的大臣们为扭转乾坤,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八十岁的老太太仍然“血气方刚”地同时向西方十一国“纸老虎”们宣战。结果,不过是让清廷再一次地惊呼洋人不可战胜,而民间则如张之洞1901年的“江楚会奏”所描述的:“民众之情感与三十年前已不可? 

    不见棺材不掉泪,满清统治者迫于无奈,除了改革别无他法。1901年1月29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这标志着大清王朝一个拨乱反正的新政改革时代到来了。奥巴马说 :“Change,we need。”而此时,光绪皇帝心中的唯一念头就是“维新”,并且要“咸于维新”。

    新政的主要目的就是“振兴商务”。1904年,《商律》公布,《公司律》公布,《商会简明章程》公布。1905年,《商标注册试办章程》颁发,《重订开矿暂行章程》颁发,《奖励公司章程》颁发,《改订奖励华商章程》颁发,《试办银行章程》颁发,《农会简明章程》颁发。1908年,《大清银行则例》公布。从纸面文章来看,那是相当地轰轰烈烈,热闹非凡。

    然后,实际情况却是冰火两重天。大清第一家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自创办后就与在华的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等轮船公司进行了激烈的竞争,“无异与恶虎争斗,稍一疏忽,即为吞噬”(南洋烟草公司创办人简照南语)。然而,清廷不仅没有任何扶持措施,反而日益勒索之。在甲午战争时,清廷向招商局借款41.1万两规银(当时通行的银两流通标准,每两块规银约合银元一元四角左右),进贡 “还想再活五百年”的西太后寿辰规银5.5万两。清政府还大搞企业赞助,强制招商轮船局每年捐助北洋大学(天津大学)规银2万两,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规银6万两。1899年,清政府又派大学士刚毅任钦差大臣,南下彻查招商局账目,企图从中大捞一笔,使得招商局不得不答应以后每年上缴利润的20%给朝廷。

    不管黑猫白猫,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尽管清末风云人物盛宣怀是个路人皆知的既为官又为商的巨贪,但新政的官办企业民营化还得靠他。经过MBO(经理人持股)改革,盛宣怀摇身一变,成了轮船招商局的第一大股东兼董事会主席,招商局的9名董事及另外选出的查帐员则基本上都是盛氏集团成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结果,盛宣怀的亲朋好友们“挂名文案,得支乾修;或图船上坐仓之职,事由副手代理,彼则坐地分肥;或为分局帮办,时与当道酬应,于局事无裨,而糜费愈多”。

    轮船招商局的命运可想而知,“愈发陷入困境,每年债息高达数十万两,完全无力支付。船舶破旧,栈房失修,‘经济竭蹶,每况愈下’,已经面临破产的边缘”。当然,盛宣怀穷庙不穷和尚,他的资产却是急剧膨胀,如果当时也有个福布斯排行榜的话,中国首富非他莫属。

    1907年,朝廷委派未来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政坛不倒翁徐世昌同志担任东三省总督,负责东北新政。徐世昌改革的“成果”,赵本山老乡——大城市铁岭人、汉军正蓝旗、官方国史《清史稿》主编、大清史馆馆长相当于现在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满清皇室死忠分子赵尔巽同志有过深刻的评价——自徐世昌来奉天(沈阳)后,“未及三月,库藏如洗。民间新政之说洋洋盈耳,以为虽去此款,而吾民从此必有焕然一新之象,有识之士无不乐观。其成乃迟之久久,并不见新政者为何事。第闻经济困难必募外债以给,而后知新政发端固于是,不禁惊心动魄,奔走相告。”徐世昌“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结果是,“越二年资已告罄,仅造成宏丽之公署,他唯电灯马路之类。”

    新政不兴的原因,李鸿章一语道破天机:“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原来,振兴商务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让政府和官员们聚敛财富,聚敛财富不过是为了让统治者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稳定压倒一切,只要能够将任何不稳定的苗头消灭于萌芽状态,维护社会稳定,保持他们的骄奢淫逸,国家主权、国家利益都是退居二线的。清廷对改革的目标毫不关心,只保持“咸与维新”的门面,甚至于“所有参与制订改革方案的人都各谋私利”(《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七章第七节)。因此,当时在华洋人的观察——“盖华官性最畏葸,而心又贪婪,若令矿务一兴,工匠必多,工匠既多,颇易滋事,官甚畏之。如开办后……官又思欲分肥,多方剥蚀,设法侵渔,以致半途而废者甚多……某银矿、铅矿类皆旋开旋止,徒费经营。仅存某煤矿未停,亦以捐税太重,挑费太巨,势渐不支……东地富商甚伙,固不必官长集资开办,无如动辄必为官长掣肘,遂至有利难图。” ——自然不出意料之外了。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8-25 09:10:24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58 断层线

断层线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何帆

Aug. 25, 2010

hefancass@gmail.com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位著名学者都出版了他们的新作,对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比如一直预言美国要爆发金融危机的“末日博士”鲁比尼推出了《危机经济学》,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Kenneth Rogoff 和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Carmen Reinhart 也出版了《这一次不一样了:过去800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美国联邦法官、经济法学的代表人物波斯纳先出了一本《资本主义的失败》,似乎还觉得意犹未尽,很快又写了一本《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很多出色的记者也出版了关于金融危机的新书,比如:《金融时报》副主编Gillian Tett 的《愚人之金》(Fool’s Gold),《纽约时报》专栏作家Andrew Ross Sorkin 的《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 《华尔街日报》华盛顿分社副社长David Wessel 的《美联储与我们同在》(In Fed We Trust),等等。

    尽管已经有了这么多出色的作品,拉詹的新书《断层线》仍然显得卓然不群。拉詹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和津加莱斯合作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已经在国内翻译出版。拉詹曾获美国金融学会的费雪-布莱克奖,该奖专门奖给四十岁以下的最优秀的金融学家。拉詹在此书中谈到,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尽管人们已经有很多反思,比如金融机构盲目的进行金融创新、金融监管漏洞百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存在严重失误,但是,金融危机的根源要比这些原因更为深层。拉詹此书取名《断层线》,借用的是地质学中的术语。当地壳岩石承受的压力超过其本身的强度之后,就会发生断裂,出现断层。地质学家发现,地震往往是沿着断层线发生的。拉詹谈到,有三条断层线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且,由于我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未来的危机仍然会沿着这三条断层线爆发。

     第一条断层线来自于美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美国国内政治之间的冲撞。1976年,收入最高的1%的美国家庭,占美国家庭总收入的8.9%。到2007 年,这一比例已经增加到23.5%。从1976 年到2007 年,美国全国的实际收入每增长一美元,就有58 美分流入最富有的1%的家庭的腰包。因大举沽空次贷按揭一下走红的对冲基金投资经理人John Paulson 在2007 年的收入是37 亿美元,相当于74000 个美国普通家庭收入的总和。拉詹谈到,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更切肤的感受是收入在水平线以下的家庭状况不断恶化。而这又是因为美国教育体制存在着巨大的弊端。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往往受教育程度更低。由于工作岗位对教育和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有大学文凭的雇员和没有大学文凭的雇员的工资差距不断拉大。2008 年,有高中文凭的劳动者平均年工资为27693 美元,而有大学文凭的劳动者平均年工资为48097 美元。收入低的家庭受教育程度更低,受教育程度更低则下一代的收入水平更低,这样一来,教育的差距会使得收入差距越来越恶化。普通劳动者的后代在竞争中弱势会越来越明显。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其他发达国家如欧洲国家相比,覆盖的时间更短。一般来说,失业救济只管6 个月,而且,医疗保险是和工作挂钩的,一旦丢掉工作,就很难加入医疗保险。这种社会保障体制或许在过去是适合美国国情的。从1960 年到1991 年,美国所经历的经济衰退都是短暂的,就业也能迅速恢复。但是,从20 世纪90 年代之后,美国屡次经历“没有就业增长的复苏”。1991 年,美国的经济产出用了三个季度就恢复增长,但就业用了23 个月才回到衰退之前的水平。2001年,美国只用了一个月就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就业用了38 个月才回到衰退之前的水平。

    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社会保障的落伍,让美国人越来越感到焦虑和担心。政治家们必须对此有所回应。改革美国的教育体制,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本来应该是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但是,美国的政客们希望用更速效的药、味道更甜的药。于是,他们开始以刺激消费的政策讨好选民。这种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随着利率降低、信贷扩张,刺激了人们的消费,尤其是房地产消费。信贷扩张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迅速的、广泛的,但是其风险和成本却被隐藏起来。美国原本就有房地产政策金融。1929年大萧条爆发之后,很多美国人因为失业而还不起月供,到1933 年春,超过一半的住房抵押贷款出现问题。

    罗斯福总统上台之后,很快就成立了有房户借贷公司(HOLC)和联邦住房管理局(FHA)。1936 年HOLC 停止运作,美国很快就成立了联邦住房全国抵押贷款协会,即后来的房利美。1968 年政府国家房贷联盟(即吉利美)成立,1970年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即房地美)成立。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开始鼓励以抵押贷款的方式支持美国人民买房。1992 年美国通过了联邦住房企业安全法案,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提高低收入家庭和少数民族家庭的自有住房率。无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小布什政府,都对房地产金融推崇不已。2002 年小布什在美国住房建设部演讲时就谈到:“拥有自己的住房就是实现了美国梦”。房地产信贷能帮助政客拉选票,而银行看中的是政府的隐含担保,所以大胆的进军房地产金融。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支持房利美和房地美还有助于减少政府赤字,因为一部分赤字其实转移给了这些“政府支持企业”。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房利美和房地美尽管自称从来不做次级贷款,但实际上,这些政府支持企业持有大约59%的次级贷款。为了讨好民众而大肆扩张信贷,最终一定会带来严重的银行危机。美国1929-1933 年大萧条之前,就出现过民粹主义政府支持下的急剧信贷扩张,过了没有十年时间,金融危机就过来敲门了。

    第二条断层线是国际收支失衡。靠借贷消费是有限制的,一旦对消费品和服务品的需求强劲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央行就不得不提高利率,这就会让消费者借钱的能力下降。但是,在过去20 年间,美国家庭消费的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外的资金,尤其是德国、日本、中国等贸易顺差国。这些国家的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因此才出现了经常账户顺差。为什么这些国家,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会走上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呢?归根到底,这是由于这些相对落后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焦虑症。过去的经济增长从来没有这样快。1820-1870 年间,当时的“新兴市场”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是1.8%和1.3%。它们成长为发达国家,靠的不是高速增长,而是长期持续的增长。但是,1950-1973 年日本的增长率已经超过8%,中国在过去30 多年的经济增长甚至超过了日本。德国和日本在战后鼓励出口,是出于形势所迫。当时,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满目疮痍,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口。日本和德国的成功经验很快被发展中国家所模仿。一开始,很多发展中国家借鉴的是苏联模式,热衷于建立国有企业,但效果并不理想。后来,发展中国家发现,出口对于经济增长能带来两个好处:一是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是真刀真枪的,只有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生存,把自己的企业逼到国际市场上,有助于其加速成长。二是国际市场可以克服国内市场狭小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实现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的优势。但是,为了鼓励出口,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压低利率,尤其是存款利率,以及压低汇率的政策,这不利于鼓励国内居民的收入增长和消费。与此同时,国内的服务业往往受到政府的过度保护,效率低下。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实行出口导向的发展中经济大多是威权主义政权,这是因为,靠压抑国内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靠一个民粹主义政府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问题在于,这种重出口,轻消费的政策从长期来看是难以持续的。政府也要对民众的怨言做出反应。但是,当各国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往往已经积重难返。德国在这一问题上比日本做得更好,这主要得益于德国加入了欧盟,因此很多会得罪既得利益的国内改革,可以借助欧盟的外部约束实现。日本就没有这样的便利。加之日本很快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实施改革更是难上加难。日本的官员回忆,说20 世纪80 年代日本的股市和楼市价格暴涨的时候,日本政府本来是希望利用财富效应,鼓励国内投资和消费,借机实现战略转型,结果出乎意料的是,企业投资没有增加,因为日本企业都到海外,尤其是劳动力更廉价的东亚地区投资了。消费的增长只是昙花一现。到1990 年之后,日本的股市和楼市泡沫破灭,日本从此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时机,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第三条断层线是不同的金融体系之间的碰撞。

    在英美国家的金融体系被拉詹称为“保持距离式”(arm’s length)的金融体系。这种金融体系非常注重信息的透明,有法律约束。金融家不需要刻意和企业客户保持紧密的关系,他们需要企业的信息,可以通过各种公开的渠道获得,如果企业经营状况不好或是不还款,有市场和法庭来制裁。英美金融体系中以直接金融为主。但是在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金融体系主要靠的是银行。在这些地方,关于企业的信息不透明或不公开,要想知道企业的真实状况,银行必须和企业建立长期的紧密关系。由于政府有意压低存款利率,缺乏对消费信贷的完整纪录,而且没有司法体系的保护,所以消费信贷难以得到长足发展。一旦金融机构提高对消费者贷款的利率,政治家就会出面,以保护消费者的名义加以制止。在两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需要从国外融资,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不同的金融体系之间的碰撞。一种情况是传统的发展中国家,比如1994 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墨西哥,以及一些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内储蓄太少,所以需要国外融资。另外一种情况是1997 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东亚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国内投资太多,所以需要国外融资。当英美金融资本来到发展中国家之后,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会采取三种办法:一是只借短债不借长债,方便随时出逃;二是用外币贷款不用本币贷款,这样可以回避汇率风险;三是通过国内银行贷款,这样一来,国外资本的利益和国内银行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救本国银行,一旦救了本国银行,也就等于救了国外的金融资本。这样的碰撞带来了“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即本来要用本币,但借到的却是外币,本来是想长期贷款,但得到的都是短期贷款,所有的风险都转嫁到了发展中国家借款者的头上。这就是新兴市场出现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1988 年,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投资占GDP 的比例平均为29%,到1996年就剧增到42%。触发东亚金融危机的另一个导火索是1995 年日元贬值,日本的出口增长,但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却纷纷下跌,结果东亚经济体突然陷入增长停滞,危机不请自来。

    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政策对策来看,大抵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无论是采取扩张性的刺激政策也好,还是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也好,都没有触及拉詹所说的断层线。全球经济的地壳仍然在断层线的两侧移动,粗糙不平的断层面相互摩擦,并考验着岩石的承受力。当岩石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产生断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在脆弱的断层线上,地震将再一次爆发。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10-08-23 17:22:10 +0800 收件人: <baiyimin001@sina.com>抄送:标题: 《瞄准日本财团》连载(1) 美国金融危机后,日本重回世界第一!

美国金融危机后,日本重回世界第一!

——《瞄准日本财团》连载(1)

白益民

第一章作者题注:“日本第一”不是过去时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出版了《日本第一》这本书,美国社会上下形成了危机感,从而促使美国政府对日本提高了警觉,并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当时,日本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其GDP排在世界第二名,仅次于美国;其人均GDP更是超过美国,遥据各大经济体之首。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人们似乎才感觉到“日本依然世界第一”。日本各大财团陆续收购美国大量金融资产:12亿美元购买了美林证券的可转换优质股;90亿美元投资了摩根士丹利21%的股份;接管了雷曼在亚欧及中东的业务;54亿美元从花旗银行手中买下了日兴证券及相关资产。

    现今,日本掌握了大量海外矿山,同时又是“城市矿山大国”,金银等贵金属拥有量世界第一;日本被称为“国民酷值”(文化产业)第一的国家;2009年4月,英国《经济学家》公布日本创新力全球排名第一;5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世界人均寿命日本第一。如此等等,还有很多……

    第一章内容提要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日本企业毕竟实力雄厚,靠着财团内部的互相扶持和政府的金融改革,日本经济慢慢地转危为安。

    日本成功完成金融业的改革重组,银行效益明显改善。日本六大金融机构2005财年中期的税后纯利达到1.4万亿日元,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日本已经毫无疑问地巩固了多年来世界第一债权国的地位,伴随着其海外资产不断壮大,它正在向着金融帝国的目标迈进。

    日本不像中国卖廉价产品和劳动力,也不卖自己的企业,而且它向海外大量输出资本,同时又积累了高额外汇储备,到底从哪儿来的钱?

    所谓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遇到麻烦的是日本的“在地经济”(GDP)。但日本企业的海外行动证明它的“离岸经济”是在稳定地、高质量地成长中。

    当一个人成熟了,重量变化就不再那么明显,但你不能据此说明他的身体不好。日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年人,身体依然强壮,经济依然向好。

    近十年来,日本很多大企业从传统产业领域退出,在节能环保、新能源、电子信息技术、生物科技、装备制造业等扩大市场空间以及领跑幅度。

    以日本为鉴,中国应该更注重产业升级,注重对物流渠道的控制,完成在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并形成类似日韩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财团)。

第一章的背景资料:日本装穷为哪般?

    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告诉人们,太强和太弱一样,都会是不安全的。强大要有一个度,这个度把握不好,就会失去安全。上世纪80年代,雄起于世界的日本经济十分张扬显赫,四处扩张,日本威胁论甚嚣尘上,结果是四面楚歌,招徕了一片喊打声。

    1989年,在美国国会传阅着一份《日本对美国经济侵略的文件》,言词激烈地指出:“美国正面临着两种世界战争,即与苏联的军事斗争和与日本的经济、技术斗争。”该文件还认为,美国拥有核武器,有足够的能力阻止苏联的进攻,但却没有相当于核武器的经济手段足以阻止日本的经济、技术侵略。

    西方一些战略家开始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像一次、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陆上、海上进行血与火的拼杀,军事实力的强盛在作战中起决定作用。而未来的战争,是信息战、科技战、教育战、经济战,是整个国家力量的整体较量。

    美国的杰克?安德森和戴尔?尼阿塔在《华盛顿邮报》刊文鲜明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是一场经济战。”而在这场表面稳定而内在剧烈的持久的经济战中,美国正走向失败,其主要对手是日本。为此,美国政府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重新调整了对日政策。

    1989年,美国以不公正贸易为由正式向日本提出了“超级301条款”,对日进行制裁。美国提出了200项以上的改善结构障碍的条款,从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批评开始,涉及到日本的经济政策、企业行为、商业习惯,甚至于日本的产业文化,最后归结到打击和“改造日本”的目的。

    克林顿总统于1993年1月上任后不久就设置了国家经济会议(NEC),接着又设立了国家情报会议(NIC)。接着,克林顿总统对国家情报会议的负责人约瑟夫?奈说,要将中情局的活动目标从对付俄罗斯转向日本的财界和政界。克林顿还要求《日本第一》的作者沃格尔与约瑟夫?奈一起工作。

    经过一番被美国打击的痛苦体验后,日本一改其咄咄逼人的强大气势,借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短暂颓势,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始终无法从颓势中走出、失去了10年美好光阴的虚弱巨人。整个世界一改过去对日本戒备和警惕的心态,转而用同情或嘲笑的目光关注和打量起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经济巨人了。

第一章之“难忘的记忆”

    2009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CCTV2)培训部的赵忠仁发来的电子邮件,希望我为他们的40多位制片人做一次讲座。经过与培训部领导的多次沟通,最后确定了主题是“日本模式PK 拉美模式”。然而,我在这个主题演讲的第一部分设置了一个标题“日本依然世界第一”。

    长期以来,我们对经济实力的排名仅仅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这样一个唯一的标准去衡量。日本媒体早在2008年4月份就报道称中国GDP即将赶超日本。同时持这种看法的国内经济学专家不在少数。然而,GDP无法反映出国民教育、公共服务、公民权益等方面的差距。

    事实上,从各种经济和社会指标看,日本在很多方面远远超过被视为世界第一的美国。如果仔细分析基尼系数(衡量贫富分化)、工业产品能耗(节能环保)、新技术专利量、失业率、犯罪率、人均寿命、国民储蓄与负债、国家的债权与债务等指标,日本的表现都优于美国。

    借用这次给央视制片人讲座的机会,我希望能提醒他们更多地从微观的视角去看日本。我一直有个不解的疑问,中国的媒体是不是因为找不到中国其它可以超过日本的指标,所以才整天在“GDP超日本”上做文章?也许是我们的国民已经更习惯于接受矮化日本的新闻报道。

    在中国的众多媒体当中,我感觉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是最有忧患意识的媒体,刊发的文章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环球时报》时刻提醒着我们的国民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充满了战争、陷阱与危机,我们应该时刻面对世界列强对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压制和挑战。

    在2009年的7月份,《环球时报》国际评论部记者刘颖找到我,请我为该报撰稿。因为平时忙于新书的创作,很少能抽出时间写文章,往往都是口述的方式,刘颖不怕麻烦地把录音内容整理成文字,向她这样敬业的记者值得钦佩。在此,我选择了“产业升级远重于GDP赶日超美”这一篇收入在本章中。

    与高颖一样,《经济观察报》的记者王延春也是一名出色的女性记者,她也及时注意到了我对日本财团的研究。采访我之后,她于2009年9月30日发表了“日本商社的秘密”一文,引起了学界的更多关注。随后,她又刊登了我和助手王维撰写的一篇文章“真实的日本制造”,被收录在本章中。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10-08-25 18:43:25 +0800收件人: "baiyimin001" <baiyimin001@sina.com>抄送:标题: 《瞄准日本财团》连载(2)  日本财团主导政府,谋划“战胜中国”

日本财团主导政府,谋划“战胜中国”

——《瞄准日本财团》连载(2)

白益民 编著

    第二章作者题注: 日本财团谋划“战胜中国”

    主导日本与周边国家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往往是隐藏在政界人物背后的另一个集团。日本财界领袖级人物永野重雄曾说:“自己不能搞政治就派代理人去搞。有这种力量的就是财界人。”1955年鸠山政权的倒台,是经团联会长、三井财团东芝公司社长石坂泰三等财界主流的极力反对。

    1997年,前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市川周出版了《战胜中国》一书,提出了日本包围中国的“三区域”理论。在包围战略取得成效后,2005年2月,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所长寺岛实郎明确提出,日本应该转而向“亲美入亚”努力,从而为日本财团大举占领中国市场吹响了号角。

    以三井为代表的日本财团,正围绕“全套完整产业链”而构造组织结构,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原料和技术,进而控制市场。日本财团通过共生和竞合等手段,将目标企业控制在产业链的特定位置上,使之持续地为财团带来收益,并长期顺应财团战略发展的需要。

     第二章内容提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地和需求产地,所以三井在外围控制上游资源的过程,实际上是为掌握在中国的这些投资企业的上游控制权。 在这场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棋局中,日本企业已经默默耕耘了相当长的时间,统合中国同行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反观长虹走过的道路,人们还能发现以下名字:松下、东芝、索尼、日立、三洋。说长虹已经被并入日本财团的势力范围并不过分。由于中国没有日本那种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产业群做支撑,长虹为了生存一步步走向日本财团已经规划好的产业路径。

    财团的核心部分就是综合商社,综合商社是财团的情报机构,同时又是拓展海外市场的先锋,它在财团内部有巨大的协调能力。

    三洋的确像中国企业一样—“兴于代工,亡于代工”,而三洋的老师松下除了不断完善自身的产业链布局外,还与三井-住友财团体系内企业合作。

    通过与三井-住友财团内外企业建立密集而牢固的联系,松下才能够在国际电子行业的发展中拥有强大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日本企业这种“做大做强”和中国企业的“做大做亡”形成了鲜明对比,其自身培养企业的方式与那种靠资本运作发展企业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章背景资料

    市川周与石原携手“战胜中国”

    1997年,前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市川周出版《战胜中国!》一书,提出日本对中国要有“竞争对手意识”,并要求充当“战斗的(东亚)家长”,海洋国家日本要与大陆国家中国对抗,并提出亚洲分为三个区域的理论。市川周还提出要利用“非华人对华人感到的压力”,广泛团结非华人国家对抗中国大陆。

    2002年3月,日本《文艺春秋》刊登了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文章,标题是“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石原慎太郎宣称,只有同“前门虎”美国对峙,并遏制住“后门狼”中国,日本经济才可能复苏,日本才有可能作为战略国家而得到重建。他鼓吹为同中国对抗,除建立日元圈外,还要把日本建成亚洲网络的指挥塔。

    石原很早就积极提议构建东亚经济圈,并曾与东亚经济共同体(EAEC)提倡者马哈蒂尔首相联合著书。但是,看后来,石原的观点好像与马哈蒂尔首相的观点略有不同。马哈蒂尔先生在国际会议等场合主张,要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圈和创造亚洲共同货币。市川周与石原慎太郎共同著书主张的是将中国排除在外。

    市川周简历:1951年9月1日生;1975年4月,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入社;1982年7月,美国三井物产纽约本店;昭和63年(1988年)11月三井物产本店调査情报部;平成3年(1991年)5月,三井物产贸易経済研究所(现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 ;1996年10月,同研究所咨询事业室长;平1997年7月,株式会社市川Associates设立,同社代表取缔役(现任);2005年6月,当社监査役(现任) ;2006年7月,社团法人世界经济研究协会专务理事(现任) 。

    石原慎太郎简历:1932年9月30日,出生于神户;1952年,入学一桥大学法学部,后转入社会学部;1956年,在《文学界》杂志发表《太阳的季节》,获《文学界》第一届新作家奖和第34届芥川文学奖;1956年,出版中篇小说集《太阳的季节》;1968年,当选日本参议院议员;1972年,当选日本众议院议员;  1987年,竹下登内阁的运输大臣;1989年,竞选自民党总裁失败;1999年4月11日,当选东京都知事(至今)。

     第二章之“难忘的记忆”

    除了在我做编委的《环球财经》杂志以外,我和助手发表文章最多的杂志是《董事会》,而且这也是最早发表文章的刊物。《董事会》杂志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主办的、中国唯一的以公司治理为核心内容的专业财经管理期刊,以全球视野审视中国公司治理改革和董事会建设问题,关注董事会建设。

    初次在《董事会》杂志上发表文章,这要感谢刘柠同志。刘柠曾经在日立(中国)公司工作了14年,当他从朋友那里得知我出版了《三井帝国启示录》(2006年)这本书后,主动为我在《新京报》写书评,还邀请我参加他的“纵横沙龙”聚会,由此结识了《董事会》杂志驻北京记者站的负责人刘晶(笔名:羽良)。

    2006年11月,在刘晶的推荐下,当时的《董事会》创始人、执行主编袁剑先生很快提出向我约稿,从此将我引上了与财经媒体的合作之路。谈到袁剑,他早在2004年写过一本书,一直在网络上被广泛流传。最后,几经波折,该书《中国:奇迹的黄昏》于2008年在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在本章中,我选择了在《董事会》发表的 “虚幻的长虹”和“游子‘三洋’的回归”这两篇文章。为了与本章的主题相配合,我重新修订了标题,请大家留意。前一篇文章,人们可以看到日本财团借助高举民族产业大旗的长虹,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进入中国市场,后一篇文章则展现了日本财团的整合方式。另外,本章还选择了一篇2007年3月在《董事会》发表的封面文章“日本财团巨头如何整体作战”。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把日本的财团体制定义为“民有国营”,并明确指出日本和韩国把那些本国的巨型企业称为“社会型企业”、“国民企业”,是全体国民所有的,并非个人财产。

   谈到日本的这种“民有国营”体制,就不得不理清日本财团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按照中国人的思维定式,“政府是主,企业是仆”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天经地义了。然而,日本财团其实才是主导日本经济和政治的真正力量,他们隐藏在幕后。也就是说,在日本“财团是主,政府是仆”。

    2007年12月底,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问了中国,这被中国媒体称为“中日之间在政治层面互动中的又一盛事”。然而,这其实只是“日本的仆人”(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主人”(中国政府)的例行访问。事后,我的助手张凌发表了文章“日本的‘商人幕府’”,现收录在本章中。

    —— 本文摘自《瞄准日本财团》(白益民编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日本的“影子帝国” 死死扼住了中国企业的喉咙

——《瞄准日本财团》连载(3)

白益民 编著

第三章作者题注 隐秘布局的三井财团

    鲜少有人知道,丰田、东芝以及“7-11” 、Versace等耳熟能详的品牌背后,都因为一个名字而相互联系——三井物产。如影子般站在企业背后,三井物产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发达的贸易体系以及占有的丰富资源,在推动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向着世界微观经济的每一个角落渗透。

    三井物产热衷于通过各种程度的持股形式,参与和渗透到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中,在保证对资源的充分占有的同时,又通过控制贸易端而获取利润的最大化。无论是农作物、矿产资源还是消费品,无论是原材料、中间件亦或是终端商品,三井物产都扮演着“幕后推手”的角色。

    隐藏于背后的三井物产,有着自己的一套“行动逻辑”——资源、贸易、金融以及信息是为关键词。它将财团关联企业推到台前,不断地扩大着市场、资源和疆土,而自己则隐藏起来,像极了“影子帝国”里的王者,不动声色地观看着一幕幕城池的“攻陷”和王国的扩张。

第三章内容提要

    只是鲜少有人知道,Versace、东芝、丰田以及“7-11”等耳熟能详的品牌背后,都因为一个名字而相互联系——三井。 如果三井物产想争这个风光,他们也许只要把部分投资公司的收入并入账目,或是简单地将财团中的企业并入进来,就可以坐到500强第一的位置。

    东芝竞标西屋电气和三井收购铀矿,在很多人看来是两家公司互不相关的行为,然而他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背景。

    无论是农作物、矿产资源还是消费品,无论是原材料、中间件亦或是终端商品,在所有的生产、贸易和物流环节,三井都扮演着“幕后推手”的角色。

    如果将三井比作帝国,那么,铁矿石就是这个帝国王冠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而这颗明珠的诞生过程,是对三井“帝国攻略”的最好诠释。

    三井物产的优势之一主要体现在它对商品价格的控制力度上,三井物产力求价格稳定,部分情况下甚至可以控制商品价格走势。

    在大陆合资的华联新光百货,其股东就是北京华联,台湾新光三越,新光集团,三越百货和以三井物产为首的几个日本商社的集体组合。

    三井通过子公司或者少量参股的形式,以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结合的高效形式渗透到产业的上下游链条中,从中获取高额的交易利润和商业机会的“制高点”。

第三章背景资料 三井财团简介

    三井财团的前身是由三井家族统治的三井财阀。创始人三井八郎兵卫高利于1673年在江户(今东京)和京都开办绸缎庄,以后兼营钱庄,从18世纪20年代起开设了以经办银钱汇兑业务为主的三井兑换店,成为商业资本加高利贷资本,并资助封建诸侯,替德川幕府包办汇兑。

    明治维新时,三井家族转到朝廷方面,资助新的天皇制政府调度兵粮军饷,发展成政商,得到明治政府的照顾,把持了全国的金融业。1876年开设了日本第一家私人银行三井银行,创设了三井物产公司。1910年建立了总持股公司,形成了三井财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三井财阀成为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三井财阀所属直系和旁系公司及其子公司共达273家。三井财阀在此之后曾一度被解散。50年代初,由三井银行发起成立了月曜会,接着以促进三井物产公司的合并为目的而成立了总经理一级的五日会,1960年改名为二木会,逐渐成为三井财团的统筹领导机构。三井财团表面上组织结构不那么严密,但是能发展成为如此规模就与其松散战略有关。

    三井财团是通过企业同盟来协同集团内部企业关系,主要的平台就是作为综合商社的三井物产,在全球拥有上千家的关联企业群。该财团在能源、钢铁、化工、重型机械、综合电机、汽车制造、房地产、核发电、半导体、医疗及办公电子设备等行业拥有优势。26家主要企业组织的“二木会”,以便定期聚首、互通信息、促进友好。

    三井财团“二木会”(总经理会议)成员(2003年):三井住友银行、三井保险、三井物产、三越百货店、三井矿山、三机工业、三井住友建设、日本制粉、王子造纸、日本造纸、东丽、三井化学、电机化工、太平洋水泥、日本制钢、三井金属矿业、东芝、三井造船、石川岛播磨重工、丰田汽车、三井不动产、商船三井、三井仓库除了二木会成员企业外,还有未参加二木会而参加月曜会的16家直系子公司。此外三井财团还通过贷款、持股和人事关系,控制着一批旁系公司,其中持股率超过10%的联带公司达114家。此外,三井伞下有还有三井广报委员会、三井业际研究所、网町三井俱乐部、三井情报系统协议会等几个组织,很多著名的企业都是这些组织的成员。

第三章之“难忘的记忆”

    2008年元旦刚过,接到了《商务周刊》记者商思林来的电话,希望了解有关三井财团的情况。据他说,三井的企业在中国健康糖产业上抢注了专利,阻止了中国企业的发展。为此,商思林上网搜索资料,准备撰写一篇文章,却看到了我发表的研究三井财团的文章,特别想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商务周刊》是一本不被普通读者所关注的杂志,而明确以中国新兴的工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为主要读者对象,重点关注金融、IT 、通讯、汽车、消费电子、地产、制造工业、垄断行业及国内外一线公司的变局, 以客观严谨和信息全面的商业事件调查, 独立专业和连续深入的产业与公司报道。

    在商思林采访后的一个月,我看到了他和同事发表的一组封面文章“三井财阀觊觎中国”(本章选用其中两篇)。说实话,我很佩服他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我的研究资料,并用生动的语言展现给读者。即便我在三井物产工作过12年,却难以描绘三井财团企业间因为贸易和投资产生的无形联系。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到《环球财经》这本杂志,从当初2001年4月创刊到2008年易主,他的执行主编是葛方新,其刊物在报道国际经济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同时,格外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和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对知名公司全方位、课题式调查采访,与《商务周刊》很相似,重点在产业经济上。

    在中国,有能力深度挖掘产业问题的杂志媒体非常稀缺。幸运的是,我在2006年6月接受《环球财经》杂志记者梁志坚的一次采访后,与该杂志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梁志坚采访三井物产总代表副岛利宏,但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资料,不得已在网上搜索时,看到我的“超级主义者网站”而找到了我。

    这次采访后,梁志坚在《环球财经》的2006年第8期发表了题为“三井迷语”的文章,第一次正式向中国读者掀起了三井的面纱。此时,我的《三井帝国启示录》(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一书正在排版印刷之中。后来,我在《环球财经》创作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有本章选用的“日资卡位中国流通‘国家队’”。

    如今,《环球财经》经过2008年的资本方变动,以及2009年的编辑团队重建,已经转身为政经类的杂志,更多从国家战略和制度建设层面发挥其民间智库的力量。与此同时,《商务周刊》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在产业经济领域进行着耕耘,并积极推动中国的官、产、学之间的互动。

    (本文摘自《瞄准日本财团》 ,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电子版下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87b7290100kgn8.html。)

 

 

 

发件人:"姚中秋" <mrqiufeng@gmail.com> 2010-08-27 09:34:40 +0800 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请关注一件事情

人大代表法修订,不应为改革设立禁区

独立学者 秋风

    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开始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正案草案》。已经披露出来的部分修订条款,令人震惊。它试图阻止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已经进行的强化人大民主性的尝试,并为未来的创新设置红线。

    第一条:禁止人大代表专职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透露,为充分体现中国的人大代表都有各自的工作岗位,从事各自职业的特点,并处理好执行代表职务与开展本职工作的关系,草案增加规定,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岗位。不过,草案同时又规定,代表出席本级人大会议,参加统一组织的闭会期间的活动,应当安排好本人的工作,优先执行代表职务。这位人士说,中国的人大代表都有各自的工作岗位,从事各自职业的特点。本次立法,似乎要坚持这一中国特色。

   评议:人大代表完全兼职化,这确实是一项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问题是,这样的中国特色对于人大代表履行宪法、法律所规定的职责,究竟是好是坏?它是民主的特色还是反民主的特色?

    至少有很多民众、包括地方人大认为,这样的兼职化并不是最优的制度安排。有关人士就提到了这样一种情形:有些人大代表是运动员,其赛事安排和人大会日期“撞车”,是参加比赛还是参加人大会?代表法修正案草案中明确规定,各级代表的本职工作和执行代表职务在时间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执行代表的职务。如果是普通比赛,当然无所谓。但是,让我们假定,这个运动员面临的是奥运会、世界锦标赛的比赛,而且他的身体正处于巅峰状态,很有可能拿到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冠军,那么,对他来说,究竟哪个最“优先”?谁来确定这里的优先性?

    更不要说,当下各级人大代表,大多数是党政官员。党政官员兼职人大代表,这就是人大制度的所谓中国特色。这样的人大必然变成党政部门的橡皮图章。人大根本无法发挥宪法、法律赋予它的权力,无法承担其对选民的政治责任。

    正是鉴于这种状况,过去一些年来,有些地方尝试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事实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在推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

    现在的立法等于完全否定了这样的改革。在分组审议中,陈斯喜委员已经指出,他担心“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岗位”将来执行起来会引起误解,他建议,法律上不要作这样的表述。这是一个明智的态度。

    第二条:禁止人大代表设立个人工作室。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还透露了另外一项修改条款:鉴于我国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是代表履职的集体参谋助手和服务班子,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

    这样的立法修订似乎也有所指。代表们不以个人身份活动,同样是中国人大制度的一大特征。不过,若干年前,一些地方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就在尝试改变这种做法,设立个人工作室。有些地方人大甚至在一定范围内推动这种做法。而相对于原有制度,这种制度确实拉近了选民与人大代表之间的关系,人大代表在地方治理中发挥了更大、更积极的作用。然而,本次法律修订似乎准备完全禁止这样的做法。

这样的立法取向令人不解

    人大制度是官方所说的中国式民主制度的核心所在。宪法赋予了人大以巨大的权力,宪法也要求各级人大对选民承担重大责任。不过,对于人大如何行使这些权力,如何承担这些责任,法律规定向来比较粗疏,而且缺乏逻辑的连贯性。举例来说,法律授予人大超出所有国家议会的巨大权力,那就要求这些人大代表、至少其常委会组成人员,拿出全副精力进行审议、辩论,然而,事实上,人大代表全部是兼职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也大多数是兼职的。如此人大代表,同样无法对选民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正是机构构成与其权力-责任的不对称,导致选民与人大之间较为疏远,而人大对行政权力也无法尽到监督之责。面对这种情形,不少人大代表、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寻思变革之道。这包括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引入竞争性因素;人大代表自行设立工作室,定期与选民接触;有些地方走得更远,尝试人大代表部分专职化。

    这些尝试,有的引起舆论、专家的关注,有的没有。不过,选民对于这样的尝试,多持支持态度。当然,这些做法的长远效果如何,可以继续观察。但至少从立法的角度不应完全杜塞人大代表、地方人大的尝试之路。

    必须承认:中国的人大代表制度是不完善的。立法者也显然承认这一点,否则,与人大代表相关的各种法律也就不会频繁地修订来修订去。既然不完善,那就应当允许人大代表、地方人大进行制度创新。而作为规范人大代表制度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应当保持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对于人大代表和地方人大的制度创新保持开放性。没有这样的创新,何来人大制度的完善?

低劣的立法技术

   上述两项立法修订,从立法原理的角度看,也是无法成立的:第一,用任何标准来衡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都属于宪法性质的法律,这样的法律只能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第二,即便把这个《人大代表法》理解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全国人大制定的内部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无权为地方人大及其代表制定行为规则。因为按照宪法,地方人大属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们是地方上的主权者。它们与全国人大没有上下级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能越俎代庖,规定地方人大代表不可专职化,也无权禁止地方人大代表设立个人工作室。

    第三,法律规定人大代表不得设立工作室,也是对人大代表角色本身的否定。法律的基础是道德与伦理,人大代表法对于人大代表行为的规范,须以人大代表的政治职业伦理为前提,这种伦理要求人大代表必须尽一切手段强化与选民的联系,回应选民的诉求。立法禁止人大代表作这样的努力,完全违反《人大代表法》的基本取向。它剥夺了人大代表应当享有的权利,也妨碍人大代表寻找对选民承担政治责任的有效途径。

    第四,法律必须是抽象的、普遍的,作为宪法性法律的《人大代表法》不应对人大代表的行为作出任何过于具体的规定,这样的规定只能把《人大代表法》变成一个笑话。

 

 


发件人:"zggrgcd" <zggrgcd@163.com>2010-08-22 23:12:04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中工(共)中央建言献策函【建字第14号】建议增设中共中央政治局顾问

规范离退休中共最高领导人地位 增设中共中央政治局顾问一职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言献策函【中工建字第14号】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暨胡锦涛总书记,亲爱的同志们:

    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壮丽事业,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被西方敌对势力和其国内、苏共党内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折腾解体覆亡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先例可以参考、借鉴了,完全是在探索中艰难前进的。因此,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就避免不了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甚至错误;这应属于正常情况。而作为已经干过两届积累了相当政治经验教训的前任领导为后任领导人“骑上马送一程”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实际上,目前贵党中央也是把前任最高领导人当作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待的,只是没有正式的法律手续从制度予以确认,使这一做法在具体实践中引发了不少矛盾,尤其是与一个号称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文明国家的根本制度的本质不相适应。所以,国内外对这一不合法的做法出现不少非议就不足为奇了。

    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目前,如果已离退休老同志的本人或姓名偶而出现在正式场合,即会招致莫名的非议和嘲讽,使本不愿意出现在大庭广众的老同志遭到无谓的难堪,同时,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共产主义政党的声誉遭到无谓的精神损失。作为与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中国工人(共产)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深为兄弟的中国共产党着急。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共产党人也应该适应现代化这个世界潮流而与时俱进,因此,在贵党和国家制度上使自己的组织系统适时地规范化、法制化已是刻不容缓的时代要求,这是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增设中共中央政治局顾问一职,于贵党于我国人民于我们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们党郑重建议贵党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就此议案和改正贵党十七大报告涉嫌违宪、拦腰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指导思想的严重错误问题一起作出相关决议,同时正式作出相关任命,并以中央全会的名义提出建议,将在中共十八大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时进行及时补充有关条文,使这一做法规范化、制度化。

    建立中共中央政治局顾问制度的设想始于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为了解决中共党内新老更替时也提议设立过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制度,事实证明,这一制度在贵党和国家命运攸关的重要时刻起过非常的历史作用,曾有效地避免了中共先于前苏联和东欧解体覆亡;这个历史功绩和经验教训必须永远铭记和借鉴。中共中央政治局顾问一职的增设与无产阶级两党制一起,能有效地协助执政的中共中央为人民服务,从制度上完善了中国共产主义政党的政党制度和组织制度。这是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无产阶级政党制度上的改革和社会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能从制度上较有效地避免封建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中国工人(共产)党经过一年的实践运作,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有益的成功经验,特推荐给兄弟的中国共产党。

    众所周知,共产主义政党是不以执政参政为目的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和使命的具体要求。相信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会正确理解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这一制度的增设和改革,彻底摒弃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干扰,促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事业的蓬勃发展。

    致以中国共产党人的敬礼!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主席:齐志平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8-25 14:50:23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t 8.25

公安局网监处长于兵贪污受贿1400余万元

魏典

2010-08-24

    令人 吃惊的不是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原处长于兵贪污、受贿1400余万元徇私枉法的犯罪事实,让我吃惊并且感到震撼甚至欲哭无泪的,是于兵收受瑞星的钱迫害微点杀毒软件公司时候,国内其他几家成名软件公司的助纣为虐、落井下石。

    2005年7月,微点公司新产品即将上市之际,于兵接受瑞星公司420万元贿赂。瑞星公司行贿目的是打压微点公司。接受贿赂后,于兵授意手下突击检查微点公司,并以“非法传播四种病毒”的罪名逮捕了微点公司副总田亚葵。

    事后,于兵竟然还对外宣布“破获了国内首例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案”。他指使办案民警把扣押的装有微点核心技术的计算机直接送到瑞星公司;并给微点总经理刘旭“指明”两条“出路”:一是把公司卖给“像瑞星这样有实力、有背景的公司”;二是不要在北京设立公司,搬回原籍福建。刘旭被迫将公司迁到福建。

    田亚葵因“涉嫌故意传播计算机病毒”的罪名被非法羁押长达11个月。

    为了“斩草除根”,于兵又以微点公司涉案为由,给全国唯一的防病毒产品检测机构——国家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验中心发公函,要求其对微点主动防御软件不予检测,从根本上切断软件的面世之路。由于种种阻挠,微点公司新产品的上市时间停滞了三年,损失高达3000余万元。

    上面的事实令人心惊肉跳,权力对市场经济的侵犯强暴赤裸而霸道,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中国的首善之地,这是任何宣传和打扮也掩饰不了的中国原罪。

    权力公然践踏法律和市场准则,权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权力罪大恶极,权力罪该万死,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权力不是好东西,我们要警惕权力。而权力之下那些同属弱者和被迫害、被压迫者的同类们的倾轧、尔虞我诈和落井下石,更令人痛苦万分。

    据报道,于兵以公权迫害微点的同时,北京杀毒软件行业的几家成名企业都跳出来为虎作伥,甘心情愿充当于兵的急先锋和凶悍打手。

    首先,一向高举“民族软件企业的旗帜”的金山公司在“微点造毒传毒”案中做伪证,“弄得微点公司几乎‘家破人亡’,产品几年后才上市”。360杀毒软件公司董事长周鸿祎认为,金山公司做伪证的原因在于,“如果瑞星能把微点打下去,金山可坐收渔翁之利,消灭掉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如果事情败露,瑞星将遗臭万年,市场正好被金山接收。这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需要的只是在火坑边上推微点一把,做个小小的伪证。”

    金山公司之外,江民公司等反病毒公司也曾为该案中出具过虚假的“病毒爆发”证据。也正是这些证据,更加坐实了微点的所谓“涉嫌故意传播计算机病毒”,使迫害升级和理直气壮。

    商业领域的不正当竞争本来是很下作的事情,瑞星收买权力的不正当竞争不但没有被杀毒软件这个行业抵制和排斥,金山、江民这些中国杀毒软件的领航者们竟然纷纷跳出来落井下石,如果这仅仅是杀毒软件业的道德沦丧和败坏还不令人恐惧,令人恐惧的是,这样的现实早已经成为当下我们这个社会生活的常态,背信弃义、卖主求荣、落井下石、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早已经成了一种成功学和价值观被普遍奉行和追捧。一个没有正义、没有常识、没有底线,只有利益和关系的社会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野蛮社会,这个社会弱肉强食、残忍邪恶,这个社会的基本法则已经跟文明无关,这是一个充满暴虐和戾气的丛林社会。

    这样一个社会里,他人即地狱,一个人的死是另一个人的面包,而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都不会有安全感。要么先下手为强去害别人,要么在同类被害的时候落井下石,这样可以减轻自己被害的可能。这样的生存状态下,每一个人的结果和结局都不美妙。每一个人所面临和即将面临的,都将是一个你往何处去的问题,这是乱世或者末世将至未至的先兆,很快,我们都会在劫难逃的!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0-08-24 17:22:30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socialenterprisecn@googlegroups.com>抄送:标题: CSRGLOBAL 信息简报125期

《工会法》要大修

申剑丽

2010-08-24

    核心提示:一直以来,中国工会实行“产业与地方相集合,以地方工会为主”的组织管理体系,工会工作的传统着力点被放到企业层面。“但总体而言还很有限,集体协商的级别,还应该扩展到更高层次。”

    颁布已60年之久的《工会法》,将迎来第三次大修订。昨日,全国总工会法律部部长刘继臣在《中国工会法60年和劳动法15年》研讨会后,向记者透露工会法修正案的起草工作,目前正由全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等有关部门合作展开,初步修正案已接近完成。

    在新的《工会法》修正草案中,对于工会的会员资格、职工代表大会的产生程序,基层工会干部的选举、工会经费保障等方面,都将有更加细致的规定,将更加突出民主管理的程序。“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工人都可加入工会。”

    此外,修正草案中,还针对工会发展的深层次体制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突破。“我们的愿望是,争取在工资集体协商、集体劳动合同签订方面有一个突破,是否可以将现行以企业为单位的制度,扩大到产业工会的层次。”刘继臣说。

    此举被学界人士普遍认为是破解企业集体协商无力的一个有效做法。针对“工会无力”的质疑,刘继臣回应指出,全总包括各省工会的作用发挥都比较好,但基层工会、企业工会的作用却在减弱,各级工会正在采取措施解决。

    执行层面不协调

    此前,刘继臣曾参与了劳动合同法、工会法、破产法、工资条例等一系列法条的起草。就自身主管领域,刘继臣介绍了此次《工会法》现状及修订进展。

    对于现状,刘的观点是,当前我国协调劳动关系的法规体系基本雏形已经建立,包括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仲裁条例和即将出台的社会保险法等,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劳动法制建设同时面临着一系列严重挑战:“包括工业产业结构性调整与解决大量人口就业难题的矛盾、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劳动法条政策制定后无法完全执行落实的矛盾等。”

    “某个国企老总年薪达到1200万,而他的企业一个普通劳务派遣工,月收入只有几百元。”经常进行一线调研的刘继臣,对劳动关系的矛盾感触颇多,曾诧异于收入差距竟然已经扩大到了几百倍乃至数千倍。

    在劳动法执行层面,刘继臣也坦言,虽然《工会法》和《劳动合同法》将劳动关系法律执行主体赋予了行政部门,在涉及到劳工权益保护时,中央政府确实非常重视,但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片面追求GDP增长的政绩冲动,对劳工保护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带来中央和地方在执行层面的不协调。

    单就最近几年工会等部门大力推进的工资集体协商看,刘坦言,现在虽然有七八成的企业都搞了工资集体协商,但真正起作用的恐怕只有20%。

    工会的人事和经济要独立

    “一个企业干部拿着企业的工资,自己的饭碗都很难说保不保得住,何谈帮助提高企业其他职工的工资呢?”刘继臣说。

    诸种因素限制,使得劳动法规的实际工作成效大为削弱。工会本身,迄今并无行政执法权,只有社会监督权。下一步,有关部门正在筹谋增强工会力量。

    对于基层工会的难题,未来将从试点地区开始,逐步在各地陆续推进工会的主席直选工作。“由上级工会安排工会干部派驻企业推行民主选举,通过民选产生工会主席。”刘继臣还特意强调说,当中的要点在于尽可能“斩断”工会干部与企业的直接联系,派出的工会干部并不从企业支取工资,而是由上级工会支付。

    此前不久,全国总工会曾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工作、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决定》,其中就明确提及到2011年,将逐步实现全国乡镇工会、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聘任工会工作者的工资由上级工会分级负担的政策。而对于基层工会的经费来源问题,刘继臣也透露说,此前的相关法律就有规定,各级基层工会经费收缴工作,可由地税部门按单位工资总额的2%全额代收,下一步将督促各地落实。为保证企业工会运作经费,刚刚通过政策文件形式下达的规定“企业工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单独设立工会经费账户。税务代收工会经费实行全额征收,保证企业工会经费足额到位”,也拟写入《工会法》中,增强约束力。

    除进一步推动基层工会发挥作用外,刘继臣介绍说,全国总工会、各省总工会,也在加大各种劳动法规的立法参与力度,在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方面据理力争;在县市两级,则主要通过对地方劳动政策法规制定过程的主动介入,来达到对劳动关系协调的积极干预,并同时配合人大进行工会法的执法检查。“比如我们就建议,如果政府自身不落实劳动法,是否可以追责,乃至负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协商层次或提高至产业工会级别

    一直以来,中国工会实行“产业与地方相集合,以地方工会为主”的组织管理体系,工会工作的传统着力点被放到企业层面。据了解,两年前颁布的《劳动合同法》有所放开,允许“在县级以下区域内,建筑业、采矿业、餐饮服务业等行业,可以由工会与企业方面代表订立行业性集体合同,或者订立区域性集体合同”。但长期关注行业集体协商的学者、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郑桥直言说,尽管这个文件颁布前后,在浙江温岭等地陆续出现了一些行业协商探索,由工人直选成立羊毛衫加工行业工会,代表工人与企业老总集体协商,“但总体而言还很有限,集体协商的级别,还应该扩展到更高层次。”

    郑桥建议,在不根本改变现行体制的前提下,探索建立“产业级别集体谈判与企业级别集体谈判相互协调”的制度。在产业层面,由产业工会与产业雇主协会就劳动条件、劳动标准、劳动报酬等进行高级别谈判,为产业内各企业提供一个框架协议,企业工会再据此与雇主进行充分协商,并允许适当浮动。

    “重要的一点在于,可赋予产业工会以集体行动的权利,以便在必要时向雇主施压。”郑桥说。而此项政策探索和突破,将有望在工会法修正案中得以体现,并争取在工资集体协商、集体劳动合同签订方面提高到产业工会的层次。除了集体协商层次提高的可能修订设想外,刘继臣还透露,在职工代表大会的组成人员、人员机构产生程序,包括基层工会干部的选举等方面,修正案中也会有更加细致的规定,将更加突出民主管理的程序。但刘同时强调,诸种修订细节,仅仅代表一个可能方向。具体法条尚待全国人大审议通过,而最后的出台时点,预计是明年下半年以后。

    需要脱离企业的独立性

    在介绍工会法修订进展外,刘继臣也积极回应了各界对工会的质疑。

    针对近期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工会作用不行”的质疑,刘继臣认为“主要是基层工会和企业工会的作用没有发挥好。”而作用未发挥好的主要原因,在于与工会相关的一系列体制问题尚未理顺。“工会作用的发挥遇到很多障碍,从而引起大家的误解。”

    “比如之前我们搞劳动合同法时,法条还没颁布,很多的经济学家或企业人士就认为,劳动合同法提高了用工成本,干扰了企业自主权。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这部法,金融危机过后,大批劳动者将被无条件辞退,劳动者的处境会更为艰难。”

    刘继臣希望,大家能够“一分为二”地看待工会的作用及现实局限性。究其原因,工会主席的任命选举大多依附企业丧失独立性,是其一;基层工会缺钱,经费困难是其二。而针对一些呼应工会独立的言论,刘继臣强调,“无论独立性如何增强,根本的两点是不变的。一是不脱离党的领导、二是工会不搞多元化。即便有直选,也不能脱离现行的上层工会领导、上下一统的工会体制下,另辟一套。”

    在官方努力之外,专家学者也对工会法修改提出了诸多建议。

    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裘德?霍威尔教授,曾在中国进行过多次实地调研,她认为在中国,工会直选的进度一直慢于村民直选,其中关键的一个原因在于企业工会直选的法规尚未制定,在全国尚未形成法律上的机制。对此她建议,应尽快出台这个机制,先期可以组成一个由政府党政官员、工会领导、劳工界知识分子等人士的联盟,一起推进工会直选。

    美国德保罗大学公共服务学院教授陈耀波,刚刚完成了宁波等四个沿海城市服装业工人及企业工会调查,他认为暂时不要纠结于短期无法解决的工会体制和独立性等矛盾,而要通过扎实调研,理性提出一些增加基层工会生命力的细节与步骤。要对各行业各地区的最低工资线与企业实际工资的变动,有一个更加细致的梳理,有更多细化的研究,才可能制定出更加完善的政策。

    陈耀波强烈感觉到,对于提高工人工资收入的细化环节需要梳理,要特别注意由于单纯工资协商和加薪要求带来的外部效应,比如改变工资结构、拉长工时、开除员工等等。“如果通过协商工资确实涨了20%,但实际工作量却增加了40%,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提高,这显然不会符合工人的初衷。”
 

 

 



发件人:"huxingdou" <huxingdou@sohu.com> 2010-08-24 22:15:15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抄送:标题: 在中国高等教育转型论坛、人民摄影及央视“金镜头”颁奖晚会的发言

中国为何没有一流的大师

----在中国高等教育转型论坛、人民摄影及央视“金镜头”颁奖晚会的发言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10年08月23日

    2010年8月17日下午, “革新与复兴——中国高等教育转型论坛”在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召开。这次论坛由《中关村》杂志主办、新浪网协办,著名文化学者、凤凰卫视高级策划王鲁湘担任主持,周孝正、张颐武、胡星斗等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表了精彩纷呈的言论,剖析中国教育的弊端,纵论中国教育的出路。以下为中国问题学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先生的演讲实录:

  我今天就中国为什么不能够有一流的学者、大师提出自己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应当鼓励民营大学的发展。而且前一段时间,我提出中国应当实行教育第一、科教优先的战略,后来我在翻译一些书的时候,我发现蒋介石在六十年代就提出了教育第一这个战略,还是蒋介石比我高明。如何实施教育第一、科教优先的战略呢?我认为首先要明晰产权,从产权改革入手。如何改变中国的大学行政化的现状?也只有大学民营化这样一个途径,否则所谓的大学废除行政级别、大学自主招生、教授治校,其实都是空谈,不可能做得到。只有将大学民营化,加上政府的法制化,才能解决政校不分、大学官场化、学术不独立、不自由等这样一个状况。

  当然有人经常跟我争论,认为最主要的是政府要法制化,而不在乎民营化。但是问题在于,没有民营化的话,实际上就没有法制化,在一个国有单位林立的地方肯定是没有法制的地方。比如说我提出土地归农民所有,有的人说土地归农民所有,也不可能遏制征地的状况,因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和无法无天不可能改变,但是问题是说没有土地财富民间化,怎么可能有一个法制社会呢?只有财产归民间所有、个人所有,才可能形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法制环境。

  只有将主要的大学变成民办,才能够提高教育和科研的质量,而且也只有将主要的大学交给社会来办,才能够保证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否则我们主要的经费都用于办大学了,义务教育经费是捉襟见肘的,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在全社会形成捐资助学的风尚,而且在国外捐资助学主要是捐资办大学,而不是像希望工程办小学,因为办小学义务教育那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捐资助学。

  目前中国对官办大学与民办大学采取的是亲疏有别、宠爱前者、歧视民办大学的差异化的政策,凡是官办大学在招生、就业、教师评奖、户口、评优、申请经费以及学生申请贷款等各方面都优先,而民办大学一般来说只能招收淘汰的高考生(除了少数民办大学之外),而且在办学条件、政策、教师与学生待遇等各个方面都受到很大的阻力,所以民办大学能够坚持下来的不多,很多都被人为地打压,生存都困难。生存困难因此没办法淘汰学生,学校本身报名的人很少,收得费用很少,因此就想方设法挽留学生,因此不惜降低教学质量,所以形成差学生、差学校、差待遇的恶性循环。

  公立大学垄断一流的资源和生源,同时我认为生产了大量的“垃圾产品”,当然不是全部,我只是说比较多,比如论文的数量全球第二,恐怕99%都是垃圾论文。博士生数量、硕士生数量全球第一,但是就像刚才朋友们所指出的,很多都是权钱交易的产物,有些人到这儿亮学位,确实因为有些学位遭受到质疑。各个大学都以论文数量、科研经费的数量论英雄,但是有近60%的经费可能没有用到科研上。

  我是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山东省2006年的省级报告公布,高校科研经费能够用在科研费用仅占40.5%,大部分科研经费没有用在科研,即使用在了科研,许多可能也是被浪费掉了,一部分科研人员年复一年在申请课题,经费到手以后基本上由博士生、硕士生门做,想尽办法花掉这些费用,花钱买版面出论文,或者是申请专利,因为很多课题要求要有专利,就能够结项了。这样就形成很多专利实际上是垃圾专利的局面,比如说我们国家专利局做统计,只有19.9%的专利是属于发明专利,中国绝大多数专利都是外形包装和商标专利,发明专利不到20%,而发达国家是80%多,即使在发明专利中,我们国家的发明专利大部分都是小打小闹的个人发明和重复性的发明,属于职务发明、单位发明的、群体攻关发明是相当少的,发明的质量是非常成问题的。

  有了课题就召开一个科研成果的鉴定会,邀请一帮朋友们相互捧场,说达到国内的一流、国际先进的水平,然后就结题,往往一天半天的鉴定会,谁也没有时间看研究的数据是否是真实的,也没有必要核实,很多人心照不宣,今天我给你捧场,明天你给我捧场,反正最后申请的是国家的经费,这就是官办大学的弊端。由官员分配研究经费、支配研究经费,而经费的使用缺乏应有的监督,由官员评判学术,所谓的大师、院士应当说都是官方喜欢的人。像黄万里那样的,批评三门峡工程,又批评三峡工程,即使大家公认数一数二的大学者,但是他当不上院士,不仅当不上院士,而且水利科学著作都不允许发表,这就是中国的大学。

  用政绩标准催生教育产业化、教育大跃进,不关心教育质量、学生质量的滑坡,国有的大学和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是一样的问题,由于产权不清,治理结构的不科学,某些大学领导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也不在乎糟蹋学校的名声,所以北大、清华挂靠了多如牛毛盈利单位,也都无所谓,反正不是私立的,不是我个人的大学。就像鲁湘兄所说的,目前的中国只有官学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将主要的大学民营化,废除对于民办大学种种的歧视,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才能逐渐提高教育质量和科研质量,才谈得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否则建设一流大学只是一厢情愿,只有将主要的大学私立化,由企业家组成学校的董事会,由教师代表、学生家长代表组成学校的理事会,组成这样合理的治理结构,加强对大学的监督。

  主要的大学民办之后,不可能全都民办,可以有少数的国办,主要的大学民营化之后,财政拨款主要用于搞义务教育,这样才能够保证农村的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的钱从哪里来,从慈善捐款和大学科研对外服务中来,刚才大家也说了,美国的大学主要是私立的,但是经费一点也不缺,异常宽裕,像哈佛大学教育基金都是人家捐赠的,有三百多亿,经过金融危机有一点缩水了,两百多亿,两百多亿美元教育基金,像耶鲁大学也有两百多亿。

  据报道2007年全美大学捐赠基金在股市投资就超过3400亿美元,而且美国各种各样的捐款六七千亿,由于慈善制度比较完善,特别是校友都回到学校捐款,大学主要靠校友捐款等,所以形成了一种公益慈善之风,中国也应当改革慈善体制,应当允许慈善捐赠抵个人所得税或者是免税,而且只有让大学民办,才能按照市场的需求为学生设计课程,调整专业,增强创新方面的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国有大学肯定就如同国有企业一样,不可能重视产品的质量,大学生的质量就没办法提高,如果民办了,逐渐竞争,民营大学的质量提高了,学生的质量提高了,大学生毕业以后,才会有那种对母校感恩戴德的心里回报学校和母校,中国也会形成像美国那样的校友回校捐赠母校慈善之风,由此也形成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的提高。

  所以作为大学民办的试点,我建议北大、清华办成民办大学,如果这样的话,张颐武他肯定不高兴,因为到那个时候他将变成民办大学的教师,但到那个时候民办大学的教师可能是最光荣的,谢谢大家!

 

 


发件人:"ydg" <1052831531@qq.com> 2010-08-23 11:23:3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二级政权 三级管理 人民执政

二级政权 三级管理 人民执政

严德贵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毛泽东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宪法》中提出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可惜,1949年建国《共同纲领》就规定的 “普选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60年来都不执行,不愿建立一个好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来有效地实现这一伟大的思想,而是基本照搬了苏联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将共产党置于国家政权的核心,以自己良好的愿望,垄断了国家政权,垄断了社会思想。这就很难逃脱历代王朝政权演变的规律——由兴盛到衰亡。苏联和东欧剧变就是明证;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及历次政治运动,所犯的重大错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腐败盛行,都是明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直不能有效地实现,是社会主义中国一切问题之根源。因而,从人民的角度而不是从共产党的角度,设计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将人民的权力还给人民,是中国一切改革之根本。否则,只能是舍本求末、脚痛医脚、头痛医头,从根本上制约了改革的效果。改革的初期甚是辉煌,可是到后来,是越改革社会越混乱,越改革社会越腐败。尽管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生态环境的恶化、社会风气的恶化,是有目共睹的。整个改革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而且改革的前途、中国的前途,全系于党中央的几个主要领导人身上,再过几代又会是怎样?真是吉凶难料也。因此,我从人民的角度,初步设计出二级政权三级管理人民执政的方案,是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

二级政权 三级管理简图:

最高政权机关 {全国人大、国务院等,管辖255个中层派出机构}

中层派出机构 {每个中层派出机构管辖255个基层政权机关}

基层政权机关 {每个基层政权机关平均管辖2万人口}

255乘255乘2万=13亿人口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完全可以将整个世界变成地球村。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不仅应该让科技改善我们的经济工作,还应该运用科学知识,更快、更好、更科学地设计、完善我们的政治体制、完善我们的国家政府体制。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完善所带来的影响和作用将是无与伦比的。

    因此,应迅速成立政权体制改革研究所。集中一批人类学、社会学、社区理论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长期在基层工作有一定真知灼见的人员,进行专业性的研究。先搞一个二级政权三级管理的整体规划,再搞一个省作为实验基地,建立中央的中层派出机构和基层政权,边研究边实验。努力使这项研究工作做得更好、更科学、更符合实际,也便于今后与中央政权对接。成功后,再在全国建立二级政权三级管理。这样就保证了政治体制改革万无一失。

    目前我国是中央、省、地、县、乡、村{事实上村也相当于一级政权}六级政权。将其改造成二级政权三级管理。减少我国的政府层级、政治层级,将是我国目前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效果最好的改革,必将对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但这项二级政权三级管理的改革,最关键的是做实做好基层一级政权,广大基层政权若能高效运作,何愁全国搞不好。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省级政府、地方政府,它所做的任何事,都是要对社会的良性运转产生一定的作用,最终都应该落实到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每个单位。而政府的层级越多、传递手就越多、传递的时间就越长、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落实的效果就越差。政府的层级越多,它所占有的、浪费的社会财富和资源就越多,必然导致公共财富和资源的不必要的巨大消耗。

    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将是国家逐渐消亡的过程。随着经济现代化、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将会变成地球村。这无疑已经验证了“国家逐渐消亡”的论断英明伟大。而国家逐渐消亡的过程,必然是政府层级的减少,国家和政府向着社区化、社会化的方向融入、回归。

    综上所述,科学设计政权、减少政权层级、规范行政行为,必将对提高行政效率、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社会效益,产生巨大的作用。因此,应当早一点将我国目前的六级政权体制,改革成二级政权三级管理的体制。

    政权设计的根本原则:就是权力回归人民,执行高效有力。运用科技网络多媒体技术减少政权层级、降低行政成本,努力使政权组织最简化、最优化。权力机关是人民行使权力的组织者,执行机关{政府和法院等}是人民管理国家的专业化工具、其领导人只是便于人民使用这个工具的手柄、不好使就应该随时更换。只有私人的权力和执行可以不分开,公共的权力和执行必须分开,因而公务员{执行者}不得当代表{用权者},公务员只能列席会议接受代表们的质询。权力机关不需要自己直接执行,执行机关必须主动及时地向权力机关汇报。

一、权力机关

    权力机关设计的目标,就是怎样让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真正地掌握权力,有效地行使权力,充分发挥绝大多数人民的聪明才智,保障整个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进步。权力机关的根本原则:就是多数人决定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运用更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共同参与决定。能够让更多人参与的决定不得让少数人进行,任何违反多数人决定原则的,一律无效并追究责任,造成损失的赔偿损失,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权力属于人民,才能彻底产除腐败。权力机关{或代表}的主要职责和任务,就是组织带领人民行使立法权、决定权、监督权、任免权。为了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转,为了保障人们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组织大家制定法律法规;为了保障国家公务和司法执行的公正、高效、有力,组织大家看着政府行政、看着法院审判,不断地给予、收回官员们的执行权。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要有一部分科学精英和一线群众参与,使科学知识理论与客观现实相对接,便于广大代表、便于广大人民科学地掌握实际情况,正确地进行判断,提高权力机关和人民群众行使权力的科学性。

    1、基层{社区、村、镇}权力机关,或叫基层人大。每个基层政权所辖人口约2万人,18岁以上的选民约1万4千人。每100名选民,每年一次推选出1名代表,共约140名代表。在这140名代表的主持下,每年差额竟选出1名全国人大代表,1名主任代表{主任代表任期5年}。基层政权成立的第一年,可差额竟选出5名主任代表,他们的任期可按得票多少,依次为5年、4年、3年、2年、1年,以后每年都有1名主任代表到期、只需差额竟选出1名主任代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由140名代表和5名主任代表组成,5名主任代表,作为基层权力机关的核心,主持日常工作。根据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或代表大会要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可选择不同意见的3名精英和不同意见的3名群众,在大会上发言,让代表们分析判断作出正确的决策。大会选聘出基层政府的组成人员,任期5年。

    基层权力机关的主要职责就是带领而不是代表本辖区全体人民,制定乡规民约,监督基层政府管理本辖区的公共事务、公共财物,将这种管理置于大家的眼光之内,公开选聘或免去基层政府的{一}正{一}副领导人,组织陪审团参与上级法院涉及本辖区的审判。

    2、中层议事机构,由255个基层权力机关,直选产生的255名全国人大代表组成。议事机构每年差额竞选出6名常务代表,其中得票最多的作为全国人大常务代表,其余5人作为中层议事机构的核心,任期1年;主持议事机构的日常工作。中层议事机构,可不作为权力机关,只是对最高执行机关派出的中层执行机关进行监督和指导。

    3、高层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主要由255乘255=65025个基层权力机关的选民,直选产生的65025名全国人大代表组成, 255个中层议事机构,每年选出的255名全国人大常务代表,组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提高大会内容的科学性,可特邀世界级科学大家作为核心成员审议大会内容{可设想让科学大家和两院院士作为当然代表},根据需要可确定3名精英和3名群众参加大会,精英是根据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或会议要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的需要来确定,群众是根据与主要问题相关联的情况从基层一线产生,精英们的不同意见,群众的不同意见,在大会上安排发言,让代表们掌握情况正确判断。大会每年差额竞选出2名主任代表{任期5年}。高层政权成立的第一年,可差额竟选出10名主任代表,他们的任期可按得票多少,每2人依次为5年、4年、3年、2年、1年,以后每年都有2名主任代表到期、只需差额竟选出2名主任代表。10名主任代表,作为高层权力机关的核心,与每年选出的255个全国人大常务代表一起,主持大会闭会后的日常工作。在这265人的主持下确定各类官员的候选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差额竞选出国务院组成人员、法院检察院组成人员、国家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5年。

    权力机关中265名主任代表、常务代表,是由大会选举产生,其他全部由基层直选产生,而且每年重新选一次,使各级权力机关、特别是高层权力机关,直接从基层人民群众中产生,保证了国家权力的人民性,使《宪法》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能够真正地实现,这样每个公民每年都有机会通过竞选直接参与国家权力的行使,这是培养人民国家主人公意识的最好方式。而几个主任代表任期5年,和执行机关5年任期相对应。

    各级官员候选人的产生办法:权力机关的常务人员组织专家学者制定各级各类官员的主要任职条件,并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再由大会决定后,按任职条件公开报名,然后公布名单、代表{选民}签名支持,按签名者由多到少的顺序和候选人的数量确定候选人,参与差额竞选、竞聘。

二、执行机关

    执行机关,就是政府、法院、检察院、军队等。执行机关是权力机关实施社会管理的专业化工具,即人民保卫国家、管理社会的专业化工具。执行机关就是按照人民的意志保障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自然环境、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1、基层执行机关。根据人口、面积确定管辖范围,平均以2万人口为标准,人口高度集中的大中城市可以是5万人、6万人为标准,人口少面积大的地区可以是几千人为标准。基层执行机关就是基层政府,不设法院、检察院、财政部门,各小城市和有一定数量基层政府的地区,可根据需要由中层派出机构设立财务结算中心、行政服务中心、110治安防控中心。基层政府的公务员由3部分组成:1是由中央政府直管基层政府协管的公务员{包含户籍治安民警},主要是执行全国性的法律规章;2 是由基层政府管理的公务员,主要是管理本辖区的公共事务;3是由楼栋长、村组长组成的半官半民的公务员,可几个人一张办公桌在会议室办公,一周只需周二和周四两天上班,主要在政府和居民之间起着联络、沟通、信息传递的作用,每1000{或500}个居民设1个栋组长,每个基层政府平均有20{或40}个左右栋组长。

    2、中层执行机关。即中层政府、法院、检察院,由最高执行机关派出,其公务员、法官、检察官由中央直管,接受中层议事机构的监督指导,主要执行全国性的法律规章;中层执行机关管辖范围为255个基层政府,辖区内各个城市、较大的区域,设财务结算中心、行政服务中心、110治安防控中心{该中心统管交警、巡警[兼管市容和督查城市规划的执行]、刑警}。中层执行机关的公务员、与直管的基层公务员要适时定时地交流。

    3、高层执行机关。即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国家军事委员会。管辖255个中层执行机关,总管全国需要统一的公务、协调平衡地方公务,科学的规划设计全国重大的战略性的发展。国家军事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的武装力量,公安部受国务院和国家军事委员会双重领导,国家的征兵和地方武装力量由地方公安部门负责管理。

    以上二级政权三级管理的设计,就是怎样让人民执政,就是怎样让人民当家做主。将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力{相当于国外总统的权力},都交给人大会议和常务代表会议,以会议行使权力取代我国目前基本上由领导人行使权力的状况。而这两个会议的组成人员主要都是由下面的人民直选的,这就等于把领导人的权力交给了人民。并且,由高层执行机关直接管理的公务人员,直插中层和基层执行机关,以及基层执行机关半官半民公务员的设置,可以有力地保障国家最高权力的执行统一、高效、直达民间,而民间又能通过直选全国人大代表,直接参与国家最高权力的行使,即直插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两个“直插”,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有效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又能使各级国家权力的执行,统一高效直达民间。这就极大地拉近了国家最高权力与民间的距离,将从根本上避免国家政权时常产生的官僚腐败和脱离实际的状况。

    两个“直插”, 实现权力来源于人民、执行高效统一、上下级与自治融合。实质就是政权回归社会、政权回归人民。

    二级权力机关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是由基层民间直接选举产生,而且每年选举一次,这就相当于全国人民每年轮流一次去执政、保障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这才是人民自己执政的开始,这才是人民的政权。国家政权本来就是从人民组成的社会中产生的,理所当然要由人民执掌。没有人民何来国家,没有人民何需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是从中国人民中产生的一个组织。他的根本任务就是建立起人民的政权,让人民执政;而不是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让自己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多年,很多自己正确的主张和愿望不能实现,很多全局性的重大的错误之所以产生而且不容易纠正,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做到怎样让人民自己去执政。我们不能搞领袖个人迷信,我们也不能搞共产党迷信,迷信是科学的大敌,必将给人民、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

    我想,一个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有着高度觉悟和崇高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不会抱着自己行使得不好且应该由人民行使的权力不放,自然会将手中的权力交给人民,自己再以人民的一分子和人民一道去行使权力,更何况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政权,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为之奋斗的目标。伟人邓小平为了中国人民的事业,带头废除了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今天掌权的少数共产党人,也一定能够将手中的权力交给人民。事实上,一党执政很容易产生独裁统治,如国民党时期的蒋介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一党执政最好的也不过是一党集团的统治,是党的领袖个人的统治到多人分权式的统治,是个人统治的扩大化而已。由于党的集团自身利益所决定,任何政治思想教育,都无法保障党的集团完全代表人民、完全为人民执政,最多也就是少数正义感极强的人、少数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人,为了人民的利益苦苦的奋斗,而这部分人绝大多数都是未掌权的人。

    多党{轮流}执政,由于各党派集团利益的不同,也必然是各党派之间的军阀混战,如当今的美国、台湾等所谓民主的国家和地区,他们那里今天游行、明天示威、后天闹事,搞得不一乐呼。这样激烈的民主方式代价是否高了点,人民当家的民主需要这样吗,人民如果能自己行使权力还需要这样去闹吗。人民通过每年的选举轮流组成了自己的权力机关,再由权力机关产生了政府等执行机关的官员,人民完全可以让权力机关去处理政府的任何不良行为,人民完全可以让权力机关去停止直到免去任何官员的职务,这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因此,只有想办法让人民自己执政,让人民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才是最好的办法。

    中国共产党、其他的各党各派,只能作为人民政权不同的思想库、不同的参谋部,让人民自己根据实践去选择某种正确的思想方法。各党派只能以更科学更正确的思想、更好的主张让人民去选择,也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出更伟大、更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我们知道,马克思的伟大,不是因为马克思执政、掌握了国家政权,而是因为马克思伟大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国家政权后,应该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努力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党团组织努力宣传党的思想,而不是努力领导、掌握国家政权。我想,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权,不会不接受共产党为人民的思想。事实上,所谓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产物,是富人的俱乐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后,应该是全体人民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是党派的民主,更不是富人的民主,根本就不需要向资产阶级学习,非得搞一个政党来掌握国家政权,由政党掌握的国家政权其实就不是人民的政权,而是党的政权,其实质是党的几个领导人的政权。人民的政权是不需要政党的,需要的是科学的、正确的思想。

    当今中国,共产党很多为人民的正确思想,国际上很多科学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验,执行起来都变了味,甚至还不如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而我们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却是从共产党的角度而不是从人民的角度来设计的。我们知道,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人的组织形式,是物质性的、是基础性的、是根本性的、是最终具有决定性的。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不从人民的角度去设计,而我们的政治思想意识却口口声声为人民,这当然就会出现言行不一的状况,因为政权组织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党派集团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去执行。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在整个社会都是起着主导作用的,他不但左右着我们的政治思想,而且左右着社会上的其他组织、左右着整个社会制度。这种主导作用,要一直到政权组织被彻底改组或推翻才会停止。

    苏联共产党执政近百年,最终造成苏联解体,自己下台被其他党派所取代,根本原因何在。如果苏联共产党能从人民的角度去设计政权组织,让人民自己执政,会出现这种悲惨的结局吗。

    无论是国家,还是共产党,都是历史的产物,也必将在历史中消失。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组织,一定能够自觉地融化于人民之中。我们要顺应社会发展规律,我们要顺应社会发展需要。人民的事业、人民的利益,根本上还是要靠人民自己,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代表、更不能代替,关键是让人民通过选举组织起来,关键是让人民自己行使权力,关键是让人民当家做主,关键是让人民执政。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是救丗主、也不可能成为救丗主,马克思从来就不相信救丗主。我们不能人为地强化共产党、国家等某种组织机构,去代替人民行使权力,去代替人民当家做主,去代替人民执政,使我们自己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一生追求人类社会理想化、科学化的马克思,如果他能活上一万年,我想他也不会因为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而停止自己的追求,更不会容忍共产党因为把持着人民的权力而使党退化。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曾带领人民创造了无比的辉煌,也都因长期执政犯下了许多重大的错误。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任何组织、任何人,掌握着人民的权力,必然走向没落、腐败、灭亡。人民的权力,只能让人民掌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一定能让掌权的少数共产党人将权力交给人民,一定能让人民自己执政。

    为了让党中央、胡锦涛执政为民的思想能够真正地实现,为了让中国今天的改革发展少一点问题、少一点弯路,为了让中国越反越多的腐败能够走到尽头,为了让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马列主义的本色,只有将人民的权力还给人民,只有让人民自己来执政。行动吧,中国共产党人;行动吧,中国人民。让二级政权三级管理人民执政早一天实现,是我们的最佳选择。为了造就一个更加辉煌的祖国,我们就勇敢的选择吧。掌权者失去的只是一点眼前的利益,得到的将是一个代代和睦盛世。

    实施二级政权三级管理,让人民自己执政,根本改善我国的政权状况,为中华民族的迅速崛起,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千秋大业,提供最好的组织保障。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08-28 07:56:40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新毛共说。。。

    学渊评:文化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仇富思想的多寡和深浅。最近美国有“茶党”反对奥巴马的济贫路线,这些人大都是白人基本群众,但他们要站出来“护富”,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不是美国最富的富人,但是美国是世界最富的国家,他们不愧是英美文化的草根。今天中国才有几个富人,仇富的毛泽东派就立刻涌现,仇富是中国文化的基因,一富就要革命的中国,当然是不会“长富久安”的。有人辩说中国富人不同于美国富人,中国的富人“为富不仁”“巧取豪夺”,这些话是情感,而非理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有富人,而在于没有公正,譬如没有“巧取”与“豪夺”之间的准确界线。那些打着“为弱势群体利益”招牌的毛泽东派,非但不以建立公平的制度为目的,而是煽动打富济贫的情绪。今天的毛派还不同于延安的毛共,他们不仅仇富,而且反智,竟明言反对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而且还把自由派知识分子视为敌人。须知,四五个全国性的新毛共组织已告成立,而且正在坐大,何日风云又起苍黄?

关注中国的红色理想

----中国唯薄熙来敢政改

郭松民

2010年8月

    (学渊又评:文章实在写得太好,洗练而达意,是人才。)

    薄熙来在重庆接见大学生,引用毛主席语录“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与同学们相勉励。有同学说:我们这个团队还意穿上了红色的T恤衫,因为我们是红色的接班人。薄熙来则称赞说:大家是共青团嘛,就是要坚持我们的理想信念!我们就是要“唱红”,就是要举红旗。

    举红旗,是一个很勇敢的说法。因为现在官员只愿意说举旗帜。红旗是色彩鲜明的,没有任何含混之处,旗帜就暧昧多了,我们不知道旗帜是什么颜色的,甚至不知道它是星条旗、米字旗还是膏药旗。

    这样的语言,这样的气氛,再配上一张薄熙来和上百位身着“红装”,青春逼人的大学生的合影,我感觉重庆有一点当年陕甘宁边区甚至延安的意思了,这种感觉也是久违了的。

    二○○七年,当薄熙来从商务部长任上,“左迁”到重庆担任市委书记时,海外媒体普遍认为他遭到了“贬谪”,但现在看来,这次“贬谪”反而成就了他,因为对一个天生的政治家而言,市委书记这种主持全面工作的岗位,显然更有利于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商务部则专业性太强,实际上更适合职业官僚。

    薄熙来早在一九九○年代初担任大连市长的时候,就因为成功地把大连建设成了花园城市而成为“明星官员”,但直到他在重庆唱红打黑,干得风生水起之前,我也并未过多地关注过他。因为从早期的步鑫生、马胜利,到后来的仇和等,这些“明星官员”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铁腕”主要是用来帮助资本,对付大众的,他们很善于抓GDP,并由此获得了政绩、声望,但留下的往往是更大的贫富差距,更加腐败的官场。薄熙来似乎比他们出色一点,坊间早就传说,在他的治下“官不聊生”,但也仅此而已,似乎和其他“明星官员”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但当薄熙来到了重庆之后,他早年的红色记忆似乎在一夜之间苏醒了。和别的地方把招商引资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不同,重庆的特色在“唱红打黑”,“嘉陵江边红一角”,薄熙来终于显露出了他作为“红二代”的本色。

    去年年底,我在接受一家电台采访时曾经说:从实际政治效果来看,重庆的唱红,并不仅仅是怀旧,而是为了唤醒共产党人早期的红色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新社会”。薄熙来是在通过唱红,来争夺文化领导权,为打黑来营造一个理直气壮的舆论氛围。而重庆的打黑,也不仅仅是维护社会治安这么简单,因为其规模之大,涉及的官员、“民营企业家”之多,使其明显地带有调整利益格局的性质,甚至可以说,重庆在进行一场“没有被称为革命的革命”,而重庆老百姓的欢欣鼓舞,也让人清晰地感到,他们有第二次被解放的感觉。

    我最后说:中国要继续前进,就必须调整目前的利益格局,要调整利益格局,就必须有人要让出利益,而在经历了以原社会主义体制为对象的三十年改革之后,普通的工农大众已经一无所有,甚至成为“负翁”,没有任何利益可以继续出让,所以调整利益格局就必须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阶层,即在改革开放中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动手。中国过了这一关,从此就进入和谐社会,今后可以从容应对各类国际风险,过不了这一关,就相当于在长江航行总出不了三峡,以后就很难说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薄熙来在重庆的实践,是在为中国寻找出路,是在为中国“趟雷”,我不理解中央为什么对重庆的实践始终不表态?

    当然,如果真的以“革命”为标准的话,那么薄熙来在重庆做的还是非常有限的,比如他根本还没有涉及到生产关系层面。但我想,薄熙来已经在他能做的范围内,做到了最好。要知道,当年在陕甘宁边区,也停止了土地改革的政策,而改为“二五减租”,这是宏观的形势和革命的阶段性所决定的。

    中国的“自由派——新右派”则一直是带着狐疑,挑剔的眼光来看待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的。待到“李庄案”发生之后,他们感到总算抓到了什么把柄,立刻大哗,什么“黑打”呀,什么违反“程序正义”呀,似乎他们多么热爱法治,多么热爱正义,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自由派——新右派”从来都是“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单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比新老左派更像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比如小布什绕开联合国,用一个捏造的理由侵略伊拉克,完全是黑社会的做派,哪有什么程序正义可言?但当美军攻陷巴格达时,中国的自由派还不是一片欢呼,甚至盼望美军坦克有一天能够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再比如,中国的国企改制出现了多少黑社会的手段?但由于符合“私有化”的政治正确,自由派仍然在为之百般辩护。

    中国的“自由派——新右派”反对薄熙来的真正理由其实只有一个(而这个理由又是永远说不出口的),那就是薄熙来在重庆的实践,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只要共产党愿意调整路线,回归自己早期的红色理想(这种理想主要是被毛泽东所代表的),就仍然可以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重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而不必进行以西方模式为蓝本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这就等于要了中国的“自由派-新右派”们的命!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三十年来所进行的“启蒙”都白费了,意味着他们可能永远看不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的那一天了。所以他们宁愿看到共产党烂下去,那怕中国也一起烂下去也在所不惜,而不愿意看到共产党有任何恢复健康的可能。

    其实,如果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薄熙来的做法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任何一个政治运动,在遇到困难时,都会下意识地到自己的先辈和文明源头那里去寻找灵感,因为那里保存着最原始、最纯真、还没有被后人出于自己狭碍的短期利益所污染的理想。西方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动不动就会到古希腊、古罗马那里去翻箱倒柜,美国人更是动不动就把“国父们”的教诲搬出来;伊斯兰世界则喜欢到《古兰经》那里去寻找灵感,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的勃兴,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人类这一思维和行为习惯的逻辑结果。中国的“自由派——新右派”对毛泽东不断进行妖魔化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杜绝社会主义复兴的任何可能性!

    所以,薄熙来作为当代中共领袖群体中的一员,当他要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种问题时,把目光转向中共早期的红色理想,并依据这种红色理想来矫正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改革开放以后,官员和精英们只喜欢谈“创新”,而不愿意谈“坚持”,他们实际上不懂得(或假装不懂)这样一点:创新只能是方法上的,理想则只能坚持,不能创新,对理想进行创新,说得温和一点叫“变质”,说得严厉一点,则叫“背叛”,如果用宗教的语言说,就是叫“异教徒”了----这里要强调说明的一点是,普通老百姓可以成为“异教徒”,他们拥有自己的信仰自由,这是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信仰而迫害他们,但共产党员没有信仰自由,如果你不信仰共产主义了,你可以退党,退党之后你就是普通公民了,就重新拥有了信仰自由。

    许多人喜欢揣测薄熙来的动机,而我历来反对这样做。“自由派——新右派”揣测他的动机,是为了对他做诛心之论,比如说他有野心,想冲刺十八大等等。左派揣测他的动机,则暗含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他们可能用支持某个具体的人,来取代对路线的支持,而我一直认为,路线才是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也要经过路线的检验——如果他坚持了正确路线,则支持,如果他离开了正确路线,就反对,至于他内心深处的动机,并不重要,也不必揣测。

    但对薄熙来本人来说,动机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他自己能够走多远?假如薄熙来真的像中国的“自由派-新右派”揣测的那样,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十八大常委名单中获得一个位置,那格局就太小了。在我看来,历史实际上为薄熙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面对这样的机会,薄熙来如何选择,将决定他未来的历史地位。如果他作出了正确选择的话,那么若干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十八大常委”的位置其实并不重要,有了当然不错,没有也无妨。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这个机会就是:假如我们用大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黑暗的时代!说它空前黑暗,不仅是因为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类追求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的努力遭到了灾难性的全面失败,还因为这种理想本身也被玷污、被嘲笑、甚至被踩到了脚下,这是人类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但正是因为已经到了最黑暗的时刻,也就意味着黑暗即将过去----这正如子夜是最黑暗的时候,但子夜恰恰预告了黎明的到来。由于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蓝图建立的世界秩序,必然反对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它也必然会被大多数人所反对,因此,世界现在也正处于社会主义运动全面复兴的前夜。

    面对这样的历史机遇,薄熙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既然历史为自己提供如此之好的机会,那么就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经验和影响力,勇敢地举起红旗,站出来领导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甚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关键性领袖人物(由于中国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现实,更由于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所决定的国内矛盾特别尖锐且无法向外转嫁的现实,所以中国必将在新的革命高潮中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最终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奠定自己的历史地位;第二种,只考虑自己的权力和荣华富贵,目前在重庆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在十八大上被“招安”,最终成为“接轨派”中的一员,那这就是比较令人遗憾的。

    无论薄熙来做何选择,历史都将会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但如果薄熙来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则会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巨人,如果薄熙来作出了不正确的选择,则会成为历史站台上落落寡欢的误车者,满怀惆怅地看着历史列车呼啸远去(我相信他还不会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人)。薄熙来将如何选择?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2010-08-25 17:36:20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说说改革附庸美国派的2011决战

中国改革附庸派的2011决战

乔续

2010-08-25

    最近在网络上经常碰见一个小丑诋毁胡主席,好长时间没有动笔了,看到这个小丑,让我想起了之前薄熙来与汪洋的言论,让我觉得得把我去年的一些思考写一写了。

    现在好多人在分析现在的政治局势的时候还在说什么左派,右派,左派是毛主席思想,右派则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如果粗略的划分,这个划分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后是适用的,那个时候左右派分歧的焦点是如何发展中国的问题,一个认为是毛主席的思想发展,一个认为是沿着刘邓的主张发展(暂且不论这个两个人的主观目的以及他们幕僚的用心,客观上中国人中有支持这条道路的民意)。然而从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失败,国有企业大批倒闭,工人下岗,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局势开始发生变化,左右的问题开始退居第二,爱国与卖国的矛盾开始上升,然而当时的领导人因为被改革冲昏了头脑,或者说是中了美国人的阴谋,并没有认清这个矛盾的变化,仍然把左右问题当成主要矛盾,这样造成了今天中国的被动局面。

    90年代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失败,国企开始大规模倒闭,工人下岗,这个时候中国面临三种道路的选择,一个是恢复毛主席的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然而随着一大批左派报刊被打压关闭,新闻忽悠老百姓所谓改革的伟大成果成就了改革的合法性的民意基础,这个道路被堵死,一个道路是全面发展民族工业,重点扶持大的国企以及大的民营企业,并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组建国家控制下的垄断企业财团完成对中国经济的整合,当时中国在重点研究日韩的财团体制,这个体制就代表了中国的另一条道路,然而之后这种研究突然全面消失,这种对中国真正右派最有利的一种发展模式也被堵死,随后出现的中国大批的企业开始主动或者被动的向国外资本财团投怀送抱,当时很火的“民族工业的骄傲”—海尔就已经被国外资本财团整合进去,并被国外资本财团利用来误导中国产业的发展。中国恰恰走的是对中国最不利的第三种道路表面为了快速的提升GDP实质美国是最大赢家的附庸式的发展道路。表现就是产业政策上重点扶持外资,贸易政策上力争加入WTO,文化上开始西方化,教育上开始自由主义主导,这种发展模式在07年达到了发展的高峰。

    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从90年代后期算起也过去了十多年,过去的量变已经转化为了质变,过去一直没有认清主次矛盾造成的政策战略的失误如今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各种矛盾风起云涌,各种政治力量已经到了不可忍耐的地步。产业上外资基本上占据了中国产业的高端,拿走大部分利润,贸易上WTO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大门,却并没有为中国进军国际市场提供多少便利,文化上精英开始明目张胆的西化,甚至在中国的土地上否认共产党的合法性(这是奇耻大辱),教育上造就了一大批的自由派,然而卖国路线下大部分财富外流,造成国内包括新白领在内的人经济情况恶化,客观上促使一些年轻人开始反省自己受到的教育以及影响,然而还是存在很多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傻子自由派,这些人自由起来更是狂热。

    从2008年开始各种乱象开始显现,天象也在示警,今年则各种乱象频出,工人罢工由过去的个别车间办公室的罢工发展到整个工厂甚至整个开发区的罢工,自由派开始大批量的移民美国以躲避即将到来的大纷乱,群体性事件成倍增长,国内卖国派也按捺不住,开始模仿邓某人来个南巡讲话,当年南巡讲话是在震慑党中央,各大武警军区相应,然而现在的南巡讲话也是在震慑党中央,然而是外部美国演习相应,因为某人仅仅获得不多的武警指挥权,还不稳。

    如果说过去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左右问题,那么2000年之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就表现为爱国与卖国的问题,左派一直是爱国的,这里就不说了,右派里面有爱国的,也有卖国的,卖国的里面有很多是在1949年之后长期潜伏在中国大陆的国民党特务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也有很多是以后被发展起来的,或者被别人抓住小辫子的人。07年经历了中国经济的最后疯狂之后,08年因为中国左翼的成长国外资本财团无法完全把矛盾转移到中国而无法维持爆发经济危机,使得中国改革派开始分化,一派主张中国学习当年的苏联趁着国外的危机迅速发展起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强国,这是改革强国派,这些人本来在90年代走重点发展民族工业的路线是对他们最有利的,但是现在已经晚了,来不及了,错失良机了,薄熙来与汪洋的表现就是改革强国派的表现,这些人也是爱国的,只是中国资本天生弱小以及经验不足使得他们没有认清形势而被美国人忽悠到现在。一派是改革附庸美国派,这些人里面有的是美国49年之前安插潜伏的人,有的是改革开放后安插的,也有后来被策反的高层官员,还有一些傻逼类型的被西方垃圾思想洗脑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人,这些人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想到的是首先去救美国,他们高喊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他们说的所谓救中国是他们在中国实施这项政策的合法性,仅仅是口号而已,然而时间长了会露馅,他们声称的救美国才是最终的目的。这些人还继续大张旗鼓的说解决现在问题的方法就是继续深化改革,继续开放。然而历史留给他们忽悠中国人的时间不多,他们似乎已经等不及了,这不有点疯狂的味道。最近两房债券问题标志着改革附庸派开始无法兑现承若的开始,所以他们开始疯狂了,他们急需要政治上合法性的保护,需要美国的助威。

    2008年到10年,我个人认为是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火拼前的整合时期,这其中美国也参与进来,军演只是他们的参与的手段。07年时中国买办式经济发展方式的高峰年,之后经济开始出问题,伴随经济问题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然而各种改革派最后的晚餐则是08年到10年的奥运会与世博会,世博会之后,2011就是改革强国派与改革附庸派分道扬镳的时候的开始,世博会与奥运会在附庸派来说是他们向国外主子献殷勤的时候,是他们与国际接轨的手段,也是展示他们执政合法性的手段,世博会与奥运会在改革强国派来说是他们展示改革开放伟大成果的手段,也是展示他们改革为了强国的手段,同时通过这个也展示自己的合法性。然后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最后的晚餐也终究是会散的,今年的种种迹象都在表明改革强国派与改革附庸美国派已经分裂。他们会在晚餐结束之后,既他们共同的利益结束之后开始火拼。08年到10年时决定中国国运的关键三年,未雨绸缪则我中华会在之后蒸蒸日上,在2030年之前完成崛起,如果不然,则会日渐停滞,在2030年之后或者时间更前,出现大的衰退。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实质上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中国经济的实质现在已经是在停滞,GDP的增长只是表象,相信某些国家关键经济部门的人是不否认我的这个中国经济的实质现在已经是在停滞说法的,现在开始的经济停滞实质是中国会在2030年或者之前出现大的衰退的预兆。而现在所谓的GDP的增长只是改革附庸美国派证明自己合法性的手段,是他们忽悠中国人民的手段,这是因为这个,他们才不惜一切手段维持高房价,大量发钞的。

    如果说现在中国还要继续解放思想的话,那就需要解放过去三十年的思想牢笼。改革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改革开放不是包治一切的灵丹妙药。现在某些改革强国派也许还在做梦,还在被美国人忽悠,认为中国经济还会继续增长三十年。这是一厢情愿的,首先美帝国主义不会同意中国经济继续增长三十年,中国被美国的军事基地重重包围,这样一个一个对中国有如此敌意的国家绝对不会允许中国继续发展。再次改革附庸美国派也不会允许改革强国派维持现状,因为改革附庸派的承诺是兑现不了,他们经济上的利益在政治上一直合法性的保护,所以他们急需要政治上的“继续深化改革”,而不是改革强国派的维持现状,某人南巡讲话不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吗。再个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发展必然会增强中国的国力,促进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爱国主义的凝聚,民族自信心的增加,这必然会在某一天把那些吃里爬外的人送上断头台,所以附庸派是希望中国衰落分裂的,那些就没有人跟他们算账了。继续这样发展下去,老百姓也是不会同意的,就全中国范围来讲,改革的共识早就破裂了,现在老百姓中涌动着一种躁动和不安,不是能否继续增长下去的问题,而是能否这样持续下去的问题。再一个就是中国的左翼不会同意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左翼因为过去被打压,舆论上被妖魔化,其实现在在老百姓里面已经算不上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虽然中国老百姓在经济上应该是属于左翼阵营的,但是他们在思想上却小心的与左翼保持距离,少数的务实一点,觉悟高的人开始慢慢认同左翼思想,不过以后认同左翼思想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这一点是肯定的。就像当年大批的年轻人不远万里去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一样。

    今年的一些事件表明中国的改革附庸派已经开始为2011年或者最早今年年底的决战做准备,以前的所谓08决战,09决战可能仅仅是烟雾弹而已,真正的决战在2011年,2011年是最后的晚餐结束的时候。留给改革附庸派兑现承若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种种的社会乱象也在腐蚀他们执政的合法性,所以他们急了,但是他们又不能在奥运会世博会的时候闹,毕竟这是盛事,中国左翼说奥运会世博会的坏话结果闹得好多人不高兴,还有改革附庸派的主子也等不及了,金融危机的黑洞急需要中国去买单,娴熟于自由市场的改革卖国派的主子不会允许改革强国派设置这么多的壁垒来强国的。于是近乎疯狂的改革措施频出,美国主子也在外部军演助威。

    耶稣说现在的世界匍匐在恶者的脚下,现在美国是世界警察,美国独霸世界,当然美国就是邪恶的代表,自由市场经济以人的欲望刺激为动力,则自由市场经济就是恶主导的经济,理性经济整天考虑自己的利益,则理性经济人就是恶人,中国78年的改革开放开始了物质刺激,之后就出现种种社会乱象,则78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靠邪恶的力量推动的,据说深圳这个地方在风水上就是一个很邪的地方,某个大学还设计了一个八卦图来镇它的邪气。一次次的要把中国拉向殖民地的改革旗帜竟然都是在一个地方竖起来的。开始是经济特区,后来是某某讲话,现在的这次就不说了。

    耶稣说什么是天堂,他领人进入一个房间,所有的人拿着长柄勺子给对方喝粥,则天堂就是人人互助,崇尚高尚道德,人人学习雷锋的社会。耶稣说什么是地狱,他领人走进一个房间,所有的拿着长柄的勺子自己喝不着粥也不给别人喝,则地狱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社会,就是一个所谓的理性经济人的社会。

    中国古代淮南子里面说,人人为公,则天下太平,人人为私,则天下大乱。这里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人人为公时间长了,则天下太平,人人为私时间长了,则天下大乱。远古时期中国古人崇尚高尚的道德,后来崇尚智慧,再后来就只崇尚力量了,就是社会达尔主义,是人吃人的社会,人人为私。于是老子感叹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春秋战国这个礼崩乐坏的时候,子杀父,臣弑君,什么地方风气还好一些,老子说到边缘的山区找,然而现在边缘的山区也已经风气败坏了。

    问中华路在何方,漫漫长夜,我们看到了北斗星,东方的天空已经翻红,光芒万丈的太阳即将升起。

    中国出路在哪里?这不是一个某个国家崛起,某个国家称霸的问题,中国应当走出一条新路,这条新路不是旧路的延续,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就在这里,三千年前中国人道德败坏了,一次次的天地不佑,世人自残,现在中国人应当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了,建立一个崇尚高尚道德的社会,一个人人学雷锋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是人间天堂,是毛主席为中国设计的社会。

    在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之前,首先需要打败恶者,以及恶者的那套恶的哲学。这就需要现在的改革强国派认清形势,果断行动,联合左翼铲除改革附庸派。最近网络上一直有人在离间胡与中国左翼,这应该就是改革附庸派搞的,他们的目的就是防止改革强国派与左翼联合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铲除他们,领中国走出一条新路。

    改革附庸派已经开始行动了,还学了92年那次讲话,改革附庸派的主子美国也在行动了,他们从伊拉克腾出手来,集中来中国周边助威,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到了。

    现在改革附庸派力量是很强大的,改革强国派处于弱势,中国的左翼现在还仅仅处在宣传阶段,没有实权,中国的老百姓则经过30年的分化现在一盘散沙无法对附庸派构成制约,中国军人天生的使命以及血性所决定他们与改革附庸美国派不共戴天。所以现在能够解决改革附庸美国派的只有改革强国派,中国的军人政治力量,中国左翼的联合。

 

 

发件人: <fsjzl815@gmail.com>日期: 2010年8月25日 上午12:57主题: 发送附件收件人: bo zhong <bolang100@gmail.com>,  <bjm999999@gmail.com>,  <zscfqc@gmail.com>, <wsheng16@gmail.com>

中国内部的分歧与斗争

温家宝罕见提政改 中共18大面临选择

海观

2010年8月23日

    8月21日,中共总理温家宝在深圳考察工作,罕见地发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的言论。这是军方将领刘亚洲6年前批评现行政治体制言论不久前被中共海外喉舌热炒后,“改革派”再次出招,显示中共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在18大前的权力斗争。

    中共自十三大以后再未提过政治制度改革,后来的政改都是“行政制度改革”。温家宝这次喊话不同寻常。据海外媒体的报导,以“太子党”为主体的“保守派”势力所期望的18大格局是“习薄配”,即习近平、薄熙来分别做主席、总理﹔“改革派”则希望将太子党彻底赶出权力核心,团派李克强任国家主席,王岐山任总理,王沪宁任中宣部部长。

    时值中共18大前,各派势力积极投入卡位战之际,温的讲话被视为“改革派”的一次强烈表态。此前,“保守派”也曾频频出手,攻击温的“民主”言论,称中国“绝不搞三权分立”﹐等等。

    8月21日,温家宝在考察深圳工作的时候发表讲话。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6月2日,温家宝在接受日本东京接受NHK电视台专访时表示,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近期中共海外喉舌热炒军方刘亚洲中将发表的《西部论》中,也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并称“不可能有退路”。

    人民日报在5月刚刚发表了整版的文章,宣传中宣部的理论著作《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在文章中,作者称中国不能搞“三权分立”,并称长期以来,总有“极少数人极力鼓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模式,妄图改变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或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甚至鼓吹改变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温家宝处于内斗中心

    在保守派的一个网站《文革研究》上,至今还可找到发表于2009年的张德勤《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一文。张指责温家宝的第一条是:致使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到第四条,温家宝要面对“致使卖国求荣的犯罪行为更严重地发生”的指责。

    保守派对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念一直并不非常赞同。据外媒称,这次利用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德勤的话,由他出面点名批判温家宝,就把温家宝和赵紫阳联系起来,把对温家宝这个现任最高层官员的攻击和中共最终政治取向联系起来。

    温家宝在2月22日的团拜会上的“尊严论”,也引发了保守派的大幅攻击。3月12日,代表中共军方立场的解放军报,特别发表《军队代表委员热议“尊严论”国家强大才是硬道理》的记者述评文章。

    在文中周和平委员说:“十多年前我就讲过,碗里有肉吃,桌上有酒喝,穿西装扎领带,坐好车,但是头上挨炸弹,还谈何尊严。国家的安全感没有了,你就是百万、千万富翁,也幸福不起来啊!”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粟戎生代表则说:“尊严是靠实力说话的!”而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原副主任金一南委员强调:“强大,才是硬道理。”

    据香港媒体的分析,这些军方言论,可谓项公舞剑,锋芒所指。此文以军方代表、委员之口,将温强调的“人民尊严论”,改为保守派所需要的“国家尊严论”。

    毛问题成两派发力点

    据中国消息人士表示,中共保守派的典型做法就是“捧毛打邓”,而且已经开始聚集在重庆薄熙来那里。薄熙来成为左派和太子党的领军人物,“唱红打黑”就是其拉拢民心的典型手法。

    与之相比,“改革派”的手法是藉机贬抑毛泽东。2010年2月份开始,袁腾飞揭露毛泽东的视频在各大视频网站广泛传播,直到5月份毛左派势力对袁腾飞言论发动反击,才引起中宣部的重视,要求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和国务院新闻办全力删除有关视频。而之前的袁腾飞视频能够广泛传播两三个月,有分析人士称应该归功于国务院新闻办有意的“失察”。

    同时“改革派”所掌握的南方媒体也借李庄案,大规模非议薄熙来。据外媒称,中共25个政治局委员,目前也只有薄熙来“享受”到了这种待遇。

    据海外媒体的报导,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改革派创办了《炎黄春秋》杂志。其中郭道晖发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大评议》,抛出了诸多轰动性的材料,力图改变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看法。最近一期的《炎黄春秋》杂志则正面介绍赵紫阳主政四川期间的政治功绩,逐步为赵紫阳恢复名誉。

    近日保守派的习近平在党史工作会议上点名批评了郭道晖的《对党史的一次民主大评议》一文,《炎黄春秋》最终被迫在新的一期杂志上登出新的文章进行修正。

    据中国消息人士称,保守派明里有“唱红打黑”,在暗中也是动作频频。有人士称要在重庆成立“真正共产党”,和现在的中共竞争。但是最终这些消息都在网上被删除。 消息人士还表示,保派的一个行动,就是策动各地工运,而且专门选择日本工厂,要在中国民众中引起共鸣。

    在刘亚洲和一些中共改革派人士的政治改革言论出台后,引发各界人士的热烈评论。 从刘亚洲的言论,可以得出中国就算转型到民主制度后共产党还执政的结论。现政权已进入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晚期阶段,它不会产生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拱手相让既得的利益和权力。

 

 



发件人:"Fgh" <zhengyijian_5010@yahoo.cn> 2010-08-25 21:06:37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唁电:

谢韬老人在北京病逝

《往事微痕》唁电:

    《往事微痕》读者、作者和全体义工痛哭谢韬老人在北京病逝。

    惊闻中共老党员、老革命、老知识人,中国民主革命的斗士和先驱者,最早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往事微痕》的动议者、发起者,谢韬老人以89岁高龄之寿,于今日上午9点零3分在北京病逝。

    对此,《往事微痕》全体义工及众多的读者、作者,表示最沉痛的哀悼。谢韬老人一生追求民主自由,反对独裁统治,为了中国人民民主自由独立事业,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安康,早年奔赴延安,拿起战斗的笔,愤怒的向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冲锋陷阵,义无反顾,留下了许多惊世之作。

    新政伊始,谢韬老人旋即卷入“伟人”钦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遭到长期的批斗、打压、关押,一个时候成为“政治贱民”,祸及妻女,长期生活在风雨雷电之中。

    1976年冰山崩塌,作恶多端的毛氏家族“四人帮”,一举被愤怒的老百打倒。

    春风化雨,百业复兴,谢韬老人“官复原职”,出任人中国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之职。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为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桃李满天下,学生遍南北。

    90年代离休后,谢韬老人身离志人不离,长灯伏案,继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打拼,写出了不少批判毛泽东独裁专制的雄文。

    他支持“改革开放”,他拥戴“胡温新政”,仇视专横,藐视独裁,破天荒地提出:要实现中国宪政民主,不能等待,要推、要促。

    我们悼谢老,哭谢老,永远铭记谢老的教导: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反对独裁,反对专横,一定要落实贯彻“以人为本”的人性社会。我们将踏着谢老的未尽的遗志,坚持把《往事微痕》办的更好,为中国的批毛战斗打响第一枪。

    《往事微痕》全体义工和全国各地读者、作者,再次深深地向谢老哀挽,并向谢老家人问候。谨此!

    《往事微痕》全体义工和读者、作者敬上。

    2010年8月25日于北京18时,

 

 

 

 



 

 

 

发件人:"meisun yu" <2007to1957@gmail.com>  2010-08-27 20:55:45 +0800 收件人: "to1957to2007" <to1957to2007@yahoo.cn> 抄送:标题: 送上有关谢韬的文章,供参考。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谢韬叙述李慎之和他六十年的交往以及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谢韬

   〖按〗 谢韬是太平军石达开部的后代,舅舅周尚志是1925-27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任四川地下省委常委,共青团地下省委书记,1928年被反动政府杀害。他从小生活在贫困中。后来一次次受审查,查阶级,查三代,他被认为“根正苗红”。他对共产党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和李慎之是上世纪40年代共同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老朋友,后来都到了延安中央机关,又大约同时进了北京城。一个在人民大学教马克思主义,一个在新华通讯社负责编发国际新闻和主要供中南海要人阅读的参考资料。50年代,先是谢韬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后是李慎之被划为“极右分子”。这篇文章,是谢韬对他和李慎之六十年的交往的回忆。

    我和李慎之成为朋友,从1943 年开始,直到2003年李慎之去世,正好六十年。从癸未到癸未,一个“甲子”周期。这大半个世纪是一个大时代,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我们的经历和自己的思想的变化,也是波涛起伏,既深且巨。我们共荣辱、同浮沉,始终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在我被打成“反革命”他被打成“极右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在我们交往长达六十年的朋友中,而今除我之外,大都已经离开人世,许多事情我不说,别人也许就无从知晓了。我虽然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还想把李慎之想要做而没有做完或没有做成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这里谈谈我们俩甘苦与共的六十年交往的历程,谈谈我们对共同经历的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和前途进行的思考。通过这些,可以看到李慎之和我六十年间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也就是: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要走到哪里去。供后来者借鉴。

思想发展的起点

    李慎之1923年8月15日生于江苏无锡,祖父是米行小老板,早已去世,祖母出身书香门第,守寡养大儿子,把他培养成知识分子,就是李慎之的父亲。他父亲跟钱钟书的父亲是世交,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在法院里当过录事,在县商会当过文书;自己办过在当地有些地位的报纸,做过上海《申报》、《新闻报》驻无锡的记者。李慎之从小熟读经史子集,深受中国士大夫的美德与气节的影响: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顾炎武),“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汉书·司马迁傳):二是傲视权贵,为民请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礼记·大学》);三是敢于独立思考,勇于讲出真话,“朝无争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汉书·萧望之传》),“谔谔能昌唯唯亡”(唐·周昙)。

    我祖父一代是福建龙岩人,参加了太平军,随石达开部进入四川。太平天国失败后,祖父流落在川北,主要靠在川江拉纤为生,还在自贡农村租了一点地种。在清朝,太平军的后代被称为“匪属”,不许上学。祖辈吃了不识字的苦,父亲就搭别人家的私塾,在村里读了两年书。以后到一个布店做学徒,仍然勤奋自学。后来得到一个机会,到成都最早的一家现代银行(聚兴成)做职员,兢兢业业,逐步升任经理,成为高级职员。我1922年1月在重庆临江门铜鼓台出生的时候,家道小康。两岁时候随父亲迁居富顺县(今自贡市)自流井。四岁多开始读私塾七年,才上高小、初中。父亲后来经营失败,生活又陷于贫困。我舅舅周尚志是1925-27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任四川地下省委常委,共青团地下省委书记。1928年执行上级指示发起暴动,失败后被捕。当时反动政府杀害了十名共产党员,他是其中之一。我母亲性格刚烈,对我舅舅非常佩服,在我小时候常对我讲她这个兄弟如何如何好。

    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是初中三年级学生。我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自贡市学生救亡工作团,和两个同学成了这个二百多人的团体的头头。这是我参加革命活动的起步,心里充满了革命激情。1938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考上成都华西协和中学读高中。这是个教会学校,华西大学的附属中学。学校里有中共的地下组织,有一些进步社团。《大声》周刊社(车耀先、韩天石他们办的)在这个学校也有活动。我和一些同学做了《大声》的推销员,利用周末、星期日,打起鼓,吹起号,在街上叫卖:“请买抗日周刊《大声》!”每次卖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免费到车耀先办的“努力餐”饭馆去“努力餐”一顿。这时候,受到比我年长一些的进步学生如胡绩伟等的“星芒社”的影响,他们当时已是大学生。我的生活圈子渐渐扩大,结识的进步朋友渐渐多了起来,有些成为我终生的好友。1939年,我表哥以“赤色分子”的罪名被绥靖公署逮捕,关押在成都的拘留所。看守人员天天打牌、喝酒,来人只要塞给他们一些钱,就可以同关在里面的人见面。我常去看望表哥,送吃的,送衣物。从此我对专制独裁的当局越来越憎恨。

    慎之和我都在基督教会办的学校中受过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得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等思想的熏陶。慎之在上高中的时候,遇到一个好老师,是无锡的民主革命元老。他最早让慎之看的是《公民》课本,一开头就讲宪法,讲人民的权利和义务。还把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撕掉封皮给慎之看,还有巴金的小说。他还主动找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看。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看了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来改名《大众哲学》)。后来读了一本薄薄的《中国历史教程》,它不按中国的朝代讲,而是讲中国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他读的古书不少,还曾通读过《资治通鉴》,没见过这样讲历史的,就觉得这本小书里有大学问,社会发展五阶段在他脑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1940年高中毕业时考进燕京大学,因病一年后到北平入学。不料刚刚一百天,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解散封门。他到上海在圣约翰大学借读,1942年秋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他在这年冬天到成都复学。

    我很羡慕大学生的比较自由的学习生活,等不到高中毕业,就在1939年初以“同等学力”考进当时在成都的朝阳法学院,半年后又考上上了从南京内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我原想学化学,觉得物质的化学变化奇妙有趣,这个瓶子里的东西倒在那个瓶子里,就变出新的东西来。而且金陵大学的化学系很有名,有吸引力。偶然碰到一位姓林的,上海之江大学毕业生,他问我考大学准备学甚么,我说想学化学。他说:在当今中国学了化学能干什么?不过是做点雪花膏、肥皂什么的,至多像天津的久大公司那样,搞点盐碱。他还说:“我在大学学铁路建设,你看我现在能干什么,还不是一个“孔乙己”!中国的社会这样腐败,又大敌当前,只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改造了社会,才能发挥每个人的才智和能力……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报考了社会系。

    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着中华大地,国民政府军队虽然也曾有一部分浴血奋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绩,但由于总体上的专制独裁、腐败无能,在强敌的攻势下常常溃不成军,大片大片国土沦丧,亿万人民呻吟于日寇的残暴统治之下。不愿作亡国奴的青年学生,纷纷流亡到大后方,对当局由期望转为失望。家在大后方的青年学生,眼见亲历当局的蛮横腐败,日益苦闷彷徨。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自然不甘心忍受这种状况,反专制、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要求团结抗战的呼声日渐高昂。1944年日寇更深入西南,中华民族面临沦为亡国奴的危险。因此,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我和慎之这一代年轻人首先思考的大问题。

    在那个时代,现实社会十分黑暗丑恶,军、警、宪、特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我们眼见广大地区民不聊生。蒋介石集团强化一党专政,实施党管国家、党管军队、党管一切的独裁政策。国家政权腐败无能而又无法无天,人民没有人权,没有应有的一切自由。这些都是我们亲身感受到的现实。因此,我和慎之这一代人,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专制政权,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建设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新中国,作为理想,作为我们毕生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李慎之和我这一代人思想发展的起点,或者说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发展的基础。这种思想的起点和基础,并不只属于任何个人,它是时代的客观的产物,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和李慎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相识的。他当时名叫李中,我名叫谢道炉。当时,各个大学的学生为了商讨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办法,自发组成了各种名目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社团,我们俩各自在就读的大学里参加了这样的组织。在各个社团成员相互串联秘密接触中,我和李中渐渐熟悉起来。我们都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熏陶,古文、现代文、英文都学得不错,谈起话来十分投机,彼此只恨相识太晚。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对我们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先经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实现民主自由,经过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进入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当时进步青年成立的各种组织,都围绕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

    当时在进步青年群体中流行着一句话:“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照耀着全人类的前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我们知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主动宣布取消沙皇俄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这使我们相信苏联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俄国和苏联作家,如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萧洛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人性的描写,也影响了我们一代人。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工农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是一个自由、民主、幸福的人间天堂。(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对稍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残暴镇压,在1956年以前,都被严严实实地隐瞒了,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当时决心跟共产党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十年后,有人问李慎之:如果时光倒流,你还会坚持原来的选择吗?他回答:当时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我们要抗日,看到的却是国军不断溃退;我们要民主,感受到的是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而共产党则高举抗日和民主的大旗。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就不会选择另一条路。

民主运动的实践

    1944 年,成都各校学生社团之间联系日益频繁,开始联合行动。1944年10月组织了两千多人参加的“国事座谈会”(名为座谈,实为群众集会),谴责一党专政,要求民主自由,是1941年初皖南事变以后大后方陷于白色恐怖状态中的第一次公开大型集会,引起轰动。接着,“双十一”(11月11日)举行了全市六千多人参加的反对当局指使警察殴打中学生的示威游行;结果反动当局被迫撤换了成都市长和警察局长,群情振奋。 1945年5月4日,九所大学师生两千多人举行了烛光晚会,发扬“五四”精神,推进民主与科学强烈批评专制当局的独裁腐败、倒行逆施。会后大家举起火炬在成都主要街道上大游行。当时李中在这些活动中都是组织者之一,还曾担任与反动当局对话的主要发言人。

    当时我和李中都不是共产党员,但越来越心向共产党,因为不但共产党的主张和理论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们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周恩来称“双十一”为新的“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指出:“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民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鼓励学生继续为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在呼唤民主自由,宣称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而且声称,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只要国事包揽于一党之手,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我们每次看到这些言论都为之兴奋不已。

    1944年夏,我毕业后留在金陵大学哲学系做助教,1945年暑期,李中也毕业了。我们的活动引起了专制当局的特务们的高度注意。他们要抓人了。有人告诉我们,有个抓人的黑名单,李中和我都名列其中。在共同斗争中遭到共同的患难,我们两个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结成生死之交。虽然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中共党组织对我们十分关心,既支持我们参加民主运动,而又关怀我们的安危。省委负责人吴玉章、张友渔认为我留在成都有被捕的危险,建议我回家乡自贡市另谋职业。李中也得离开成都。

    我回到自贡市,改名谢逸明,在蜀光中学任教。这是盐业企业家和开明教育家联合举办的学校,张伯苓、喻傳鉴等曾任董事长或校长,按南开模式办学,反对国民党进驻学校,主张民主办学、专家治校,教导主任陈著常(后来任校长)毕业于北京大学,深受蔡元培办学思想的影响。李中也到这个中学来了。相继而来的还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毕业的一些民主运动积极分子。我们组成一个小组,经常到我家里聚会,议论时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在我们中间秘密流传。我和李中两人住在一间宿舍。他和我曾经反复阅读这些著作,一起议论。我们相信,中国社会一定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新民主主义,经过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时期,再走向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的社会主义。

    那时候,李中就教全校的“公民”课,讲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还借此机会大讲“新三民主义”,大讲社会发展史。我教地理、历史,还在上音乐课的大教室开设哲学课,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主要内容。我们还向学生介绍鲁迅、高尔基的作品,在学生中传阅中共、民盟、民协的报刊。学生们经常到我们俩的宿舍谈论时事,特别是各地民主运动的情况,专制统治者镇压民主运动的真相。在我们的影响下,学生成立了一些社团,出了一些壁报。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消息传到自贡的时候,学生十分忿怒,在壁报上声讨反动派的罪行。我们到蜀光中学半年多,学生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活动就开展起来。

    这些又引起专制当局的特务的注意,他们故意露出别在腰间的手枪,威胁我们。朋友和家人都劝我们俩离开自贡。我们俩商量后,决定抢在特务动手之前秘密出走。这半年多,蜀光中学学生们的纯真、热情,他们对民主自由的向往,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李中到晚年,还念念不忘当一名“公民”课教员。我到今天还同当年蜀光的师生保持着密切联系。

    为了防备特务追捕,我俩在不同时间、取不同路线秘密重返成都。在成都很快找到中共地下组织。我们向以基督教活动为掩护的老党员陈鼎文汇报了在蜀光中学的情况,表达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我们认定,我们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建设富强幸福的新中国的理想,与当时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共产党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政治主张,使我们感受到强大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促使我们下定决心成为共产党人。

    我们倾心长谈,同感在蜀光中学这大半年工作中太莽撞了,只图痛快,不谨慎,不踏实,结果弄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而且暴露了那些与我们有联系的朋友和进步学生。于是,李中改名李慎之,我改名谢实之。后来,由于“谢实之”三个字都是仄声,不好念,就从邹韬奋的名字中取了一个“韬”字,改名谢韬。

跟着共产党走到延安,走进北京

    张友渔与南方局联系,得知重庆《新华日报》当时急需我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就要我俩前往。还是为了躲避追捕,我俩还得分两路走。我走北路,经过三台去重庆。他走南路,经过宜宾到重庆。到了报馆,我被分配到采访部,他被分配到编辑部资料室。这样,不仅可以经常得到党的指引,而且有了为民主自由进行活动的公开身份,不用再担心被特务秘密逮捕了。这期间,在这里,慎之和我如鱼得水,工作得十分愉快。在新华日报馆工作期间,由张友渔做介绍人,我和李慎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期间,我作为记者,按照报馆的安排,访问过许多民主派人士。在访问胡风的时候,胡风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坚决拥护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主张。他在反动统治下如此公开表示和共产党站在一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与他很少来往,更无私交。只是在成都与我一同组织“现实学社”的好友方然,与他熟识,我曾通过方然的关系,到他家约他为《新华日报》写稿。

    那时候常能遇见周恩来,他对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十分亲切,有一次我回到报馆门口,正好他乘车出们,他从车上看见我,特意伸出头来向我招手,亲切地叫着:“小谢,小谢!你采访回来啦!”

    1946年夏,周恩来带着潘梓年、章汉夫、熊瑾玎、乔冠华、章文晋、宋平、陈家康、林默涵等人去了南京、上海,李慎之是无锡人,就跟周恩来去了上海,参与筹办《新华日报》上海版。我是四川人,仍然留在重庆新华日报馆。

    这时候,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挂牌成立,公开活动,吴玉章任省委书记,重庆新华日报馆由吴老直接领导。吴老是我们自贡市荣县人,他领导的荣县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比武昌起义早半个月宣布荣县独立,成立了荣县军政府。我第一次见吴老是张友渔引见的。吴老笑眯眯地说:“你也是自贡人。”向我问起自贡的情况,问我的家庭和妻子的情况。我说到我舅舅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而且是1928年在成都被国民党枪杀的十四人之一,吴老说:“我知道那次屠杀,二三十年过去了,革命不是更壮大了吗!”我只觉得吴老是个无比仁厚的蔼然长者,与我心目中的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开国英杰的形象似乎不完全一致。但稍一接触,就感到他容貌谦逊而身有盛德,在不言中就足以使人顽廉懦立。

    1946年初在重庆达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被国民党内的极端反动势力推翻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的公开机关遭到驱逐,先后撤到延安。在延安,我与慎之再次相逢,喜不自胜。我俩都被分配到新华通讯社总社工作,慎之在国际部,部主任是吴冷西。我在国统区部,部主任是廖盖隆。

    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攻打延安,毛泽东和部分中央领导人,继续留在陕北;刘少奇和中央的另一部分领导人组成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到山西。新华通讯社组成的精干队伍随刘少奇的中央工委行动,迅速转移到山西。留下老弱病残和未成年的孩子,总共一百多人,组成一个大队,其中有新华通讯社的老干部韦君宜、杨述,瞿秋白的女儿独伊和女婿李何,以及方实、白天、王丹一等,还有李慎之的妻子张贻(原名张秀敏,原是1940年在北平入学的燕京大学西语系学生,1941年随校到成都复学,1946年曾到一度解放了的张家口参与外语训练班,从张家口撤退后到延安广播电台和新华通讯社工作,在那里与李慎之结婚)因为怀孕挺着大肚子,只好留在这个大队中。

    我的妻子卢玉带着一个小孩,负责大队的医护工作,張贻则是她的重点护理对象之一。新华通讯社领导同志任命李慎之担任大队长,我当大队支部书记。我们必须带着这支老弱病残孕与未成年的孩子们组成的大队,安全地撤离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柳林,再转到临县三交镇,同新华通讯社总社会合。总社只给我们派了两个战士,带着一条长枪和一支短枪,负责保卫工作,其他所有事情都由李慎之和我全权处理。这个任务对我和慎之来说是十分艰巨的。我们人生地不熟,听不懂当地百姓的土话,百姓也不懂我们的话,只能边说边做手势,才勉强明白对方的意思。尽管如此,我通过地方政府找到当地老百姓,千方百计弄到了一百多匹骡马和毛驴,还有部分车辆,解决了尽速撤离的关键问题。李慎之对我大加赞扬。

    撤离延安时,正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不仅行路十分艰辛,还要解决一百多人的吃和住的问题。我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钣,早晨出发时吃一顿,晚上到住宿地再吃一顿,中午饿了就拿出硬梆梆的干馒头,使劲啃才能啃下一小块。李慎之跟随大队前进,跑前跑后照料老人、小孩、孕妇、病号。我则先行一步,走在大队的前头,一边做路标,一边寻找住宿地。在一个老乡家不到五、六平米的炕上,要挤上四、五家人。实在没有地方住,我和慎之就把猪圈打扫一下,与猪同眠。第二天一大早天还不明,我就要提前上路。有一回我24小时没有休息,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爬山涉水行进了120里路,实际行程超过150里。事后谈起来,许多人部不相信,两个被人讥笑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教书先生,居然带着这支老弱病残的队伍,在北国的凛凛寒冬中翻山越岭,安全到达目的地。时至今日,回忆起这段经历,都感到当时那股干劲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提起这段往事,我只想说明慎之与我,包括当年到延安的大批知识分子,无论是牺牲了的还是活着的,无论是升了官的还是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的,都曾经舍生忘死、备受艰辛、真心实意地为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贡献过自己的青春年华。

    新华通讯社从晋西临县转移到太行山武安县(原属河南省,后属河北省)的冶陶镇,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我和李慎之在那里参加了整党运动,整党的内容是“三查”(查阶级成分、查个人历史、查思想立场)。当时能够上大学的人,不可能是无产者或贫农家庭出身,查上三代,几乎每个人的家里都能查出一堆“问题”。我和李慎之的家庭成分是高级职员,比上(无产者、贫农)不足,比下(地主、资本家)有余,还算是比较好的。在个人历史方面,没有参加过反动党团,没有被捕过,十分清白。可是还不能不做自我检查,我们只好批评自己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不安心工作、不服从组织纪律等“小资产阶级思想”。每个人都必须把各式各样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扣,把自己说得越臭越好。当时还有一个理论,说是无产阶级思想是不会自发产生的,共产主义思想必须强行灌输。我和慎之都在教会学校念过书,我们就悄悄议论:这种说法跟基督教的“原罪论”有什么区别?

    半年整党把大家都弄得灰溜溜的。但是这种情绪很快就被胜利的喜悦冲淡了。国民党专制政权以想象不到的速度土崩瓦解,我们被告知迅速做好准备,去国统区按管政权。真没有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觉得“毛主席的领导是多么伟大、多么英明!” 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董必武任主席。为了培养建国后急需的大量干部,设立华北大学,吴玉章当校长。吴老知道我在金陵大学当过助教,要调我到华北大学当教师。当时新华通讯社社长由中宣部副部长廖承志兼任。新华通讯社当时虽然已经有编辑、记者四百多人,可是全国解放之后,要在每个省设立分社,人手就不够了,因此不同意放我。吴老找到刘少奇同志请他帮忙,刘少奇把意见转告廖承志,廖承志说要听听我的意见,我没有表示要留在新华通讯社,只说:“服从组织分配。”这样,同年8月我到了设在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当时学校最缺的是“马列”课教员,我一面学一面教,担负起“马列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任务。

    1949年3月,华北大学迁到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北大学于1950年改名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起我担任了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负责人。1954年12月被评定为教授。全国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大都是在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研究班培养的,我也成了这个研究班的教授。

    1949年进城以后,李慎之仍在新华通讯社总社。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当了几天“打虎”组长,不久又被调去朝鲜,以红十字会名义与“联合国军”交换战俘。在谈判没结果时,又被调进中央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考察团,到苏联和东欧考察。一个多月后又被召回朝鲜,调查战俘情况。在朝鲜,他写过《开城观察家评谈判局势》,发回国内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1957年以前,周总理重要出访都要他作为笔杆子跟着去。亚非会议,写了关于《亚非会议的介绍》;日内瓦会议,写了《日内瓦会议日记》、《日内瓦会议最后的报导》。他还直接给周总理起草公告。他自称是外交部的“客卿”,周总理要出国,就找乔冠华,乔就找他。有时是总理直接点名叫他去。

    当时,他是个走红的干部。他的正式工作是担任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分工管《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参考资料》一天要出三大本,而且一定得在早上8点、中午1点、晚上7点送到中南海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中央领导人对国际动向的了解,主要通过这个渠道。这样“一日三参”,工作繁重。甚至周末和假日都难得休息。我们相见的时间少了,但直到1955年我失去行动自由之前,仍然一有机会就相聚交流思想,议论时事。

当时我们议论了些什么?

    我们不能忘怀,当初我们倾向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最热中的是新民主主义。1949年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庄严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作为开国的根本大法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的自由权”;经济政策是促使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和慎之同全国人民一样,浸沉在胜利的喜悦中。

    仅仅过了三年,就风云突变。1952年秋天以后,特别是年1953夏天以后,我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被抛弃了,《共同纲领》不算数了,急匆匆宣布进入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人民民主专政一变而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有点联合政府的样子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改组了,成为清一色的共产党政府了,而且常常只有一个人说了算。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几乎都还没有真正开始实行,阻碍生产发展、阻碍民主生活的东西还那么多,落后于先进国家一百多年的中国,怎能这样快“蹦”进社会主义呢?慎之和我都十分不解。

    我们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还说“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950年,他还说:“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些,怎么转眼之间都无效了呢?

    经过自己学习和党的反复教育,似乎“明白了”,承认自己思想落后于时代了,跟不上伟大领袖的新的战略部署,其实内心并没有真弄清楚。我们依然崇敬伟大领袖,不知道毛泽东已经不是我们原先心目中的那个毛泽东了。更没有料到,中国从此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专制黑暗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也就是要各级干部以至群众进行“整人”的斗争,这次“整人”的人们下次又挨“整”。这是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方法。当然,还要加上种种不同的监狱和“劳改”农场,一整套自上而下四面八方无远弗届的空前严密的党的和社会的网络组织系统。

1955年1957年两人先后遭难

    1955年,毛泽东突然宣布有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根据在重庆的时候直接了解的胡风的政治倾向,不同意说胡风是国民党特务,认为共产党不能过河拆桥。我为胡风打抱不平,毛泽东知道了,十分生气。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经毛泽东批准,由公安部逮捕,对我实行专政。其实,我与胡风仅有的一点关系,只是他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知道我在大学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委托我查对过两条语录。听说吴老亲自同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联系,说:谢韬是人大教师,这个人的情况我了解,人民大学有责任查清他的问题,是不是查清之后,再考虑要不要捕人?

    不久后,公安部来了一位处长,让我带上行李坐进一辆小卧车随他离校。我自忖:会被投入何处铁窗中去?谁知小卧车把我送到东四6条胡同39号小院吴老的家中。安排我住在东厢房,就在吴老看管下接受审查。半年后,把我迁到一处叫嘎嘎胡同的人民大学宿舍内,继续接受审查。当时担任北京市第一副市长的张友渔,我的入党介绍人,专程前往看望我,他先问了问我认识胡风的经过,我说完后他没有责备我,叫我一定要相信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向党说清楚自己同胡风的交往,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不可乱说。

    对我的审查一直没完。实际上没有审出任何问题,只因为是毛泽东亲自批捕的,谁也不敢说毛批错了。我心里明白,在毛泽东生前,老人家是不可能承认错误的,我若能苟且偷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只可惜自己的青春年华,只能付诸东流之水了。

    1960 年,因“大跃进”造成大灾难之后供应困难,我不能在人民大学白吃饭,公安部把我“调”进秦城监狱,与范汉杰、廖耀湘、黄维等关在一起。想当年我出生入死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如今却在共产党的铁窗中成了国民党战犯们的狱中“难友”。1965年不少战犯出狱了,我才被宣布“免于刑事起诉”,户口仍留在北京,人回老家自贡市去。

    回到自贡,被安排到自流井盐业博物馆总务科当办事员。半年左右,“文革”开始了,我成了自贡“最大的反革命”,每次批判自贡市“走资派”的时候,我都被拉去陪斗。

    1966年岁末,我在自贡街上拉架架车,边赶路边看街上的大字报和贴报栏。作为监管对象,不准阅读任何书报,可我总想弄清我们的党和国家为什么像患了恶性疟疾似的,只能从这里获取一点消息。忽然从贴报栏中看到一行黑体字:吴玉章同志逝世!这条消息让我五内俱焚,我不能在大街上动容哭泣,卸罢车回到斗室中,我的眼泪才毫无顾忌地流淌下来。云山千里,道路阻隔,身不由己,不能前往吊唁。我只能遥望北方,臆想京都,呈诗一首:

十载相随受教深,拨云驱雾感宝箴。

山城一别承多训,临县重逢叙斗争。

奉召石庄蒙重托,执鞭人大时相亲。

拜辞未遂初衷愿,哀悼灵旗泪满襟。

    1979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准备办一个《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需要一批有较高理论水平的编辑人员。成都“民协”时代老友王晶垚知道我还蒙难在家乡自贡,就向杂志社推荐,于光远和黎澍不顾我的冤案尚未平反,立即同自贡有关单位联系,把我“借调”到社科院。自贡方面把我当作包袱,乐得放行。于是,我回到了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任哲学编辑室主任。有一天,在建国门内社科院院部附近遇到多年前从陕北到河北同行的杨述,他头一句话就是:“你还活着呀!”相对苦笑之后,第二句是:“你受了不少苦!”惊喜和感叹之中浓缩着三十年的风雨血泪。

    胡风集团冤案昭雪后,我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常务副社长。1982年底,中国人民大学要求我回到学校任副校长兼任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回校后,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党籍在学校里竟然还完好地保存着。校党委决定:谢韬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组织关系中断,现在恢复组织生活。全国所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一律被开除党籍,在北师大工作的我的妻子卢玉,由于与我“划不清界限”也早已被党组织无辜除名。听说当年处理我的党籍时,吴老曾表示:“既然尚未审查清楚,做什么组织结论呢?”我可能是全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党员中唯一没有被开除党籍的。

    李慎之1957年遭难的时候,我还在被禁闭审查之中,后来才听他谈了他被定为“极右分子”的前因后果。

    定他为右派的材料列举的第一条罪状,居然是说他“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这使他大为惊讶。在批判会上,从来也没有人这么说过。况且,他主持《参考资料》本是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任务,他还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很有功劳的。不但“一日三参”反映情况详尽及时,而且除了几十期专辑,如各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第一部类第二部类孰先孰后问题的议论,等等,毛泽东曾一再表示满意,予以嘉奖,称赞“新华社的工作做得很好嘛”。李慎之曾被评选为中央机关的先进工作者,也就自认为是党的宠儿,很有党性,总是和党赤诚相见。但正是这种赤诚相见,在新华社使人认为他的“右派言论”是最多的。他也觉得自己说话“没边儿”,有话就直说明说,不打弯,不加保护色。

    他后来才悟到,因为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抢救那样的政治运动,不知道“运动”的厉害。(实际上,被打成右派,与他兴之所至发明了“大民主”这个词儿有关。这个问题后面再谈。)

    反右派运动正式开始是1957年6月8日,处理、降级、放逐、开除党籍则大都在1958年3月以后。本来,新华社党委除一个人外,都不同意把李慎之划为右派。但由不得他们。上边已经决定了,下级谁也无法改变。1958年3月8日,支部通知他:你已经被定为极右分子,从现在起不再是共产党员了。他说,那时
候真觉得自己好像成了离开娘的孩子。

他为呼唤民主而成为“极右分子”

    李慎之是怎样被打成“右派”而且被定为“极右分子”的?

    他在担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期间,不但负责编译大量的《参考资料》供领导人了解天下大事,1965年还出了二十本《苏共二十大文集》。他后来说:“那时候如果在世界上找对苏共二十大了解最多的人,我算一个。吴冷西对我说,中共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八大以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乎天天开会,这是我党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会议主要讨论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要求我们国际部搜集全世界对此问题的反应。我和当时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姚臻一起编的《批判斯大林问题集》,在搜集各国的反应方面,可以说是最完备的。国际问题资料一直是新华社的.专利.,而当时新华社的国际新闻就靠我们了。如果说需要把国外的新闻报道经过过滤,为我们所用,作意识形态转换,我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当时我年轻力壮,一天十几个小时地干。

    毛泽东每天都要花时间看我们编的《参考资料》。(当然无论什么,他总是用他的眼光看问题,别人改变不了他。定我右派的罪状说我企图用内参影响中央,岂非无稽之谈!)苏共二十大对我们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毛泽东来说,这非常意外。他处于矛盾状态。斯大林曾给中国共产党出过一些坏主意,而且不信任他,他对斯大林是不满意的;他也可能很早就意识到斯大林的某些问题。但是他认为,斯大林治理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是不能放弃的。因此,他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因为这会危及他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看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的秘密报告后,人们有的相信说的事情是真的,有人则不相信。我是相信的。因为我看过很多苏联清党文件以及乌克兰大饥荒的报道,还看过一本书叫《我选择自由》。看的时候我还不相信,后来赫鲁晓夫报告对其中涉及的时间、地点都有印证,看来不是什么帝国主义造谣,我就相信了。”

    赫鲁晓夫的报告在全世界引起强烈的震动,冲击波不断扩大,以致在波兰、匈牙利出现乱局。李慎之后来说:“我自己在铺天盖地的外国新闻报道日日夜夜的冲击下,也是忧心忡忡,到了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我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太严重了,希望只能寄托在胜利才七年而领导着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为全世界革命人民众望所归、一贯提倡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而且素有宽容 与开明之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一个民主与宽容的范例。”1956年,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越来越宽松的一年。大家相信毛泽东说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要转入以经济文化建设为中心了。提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皆大欢喜,一心想着向科学进军。5月间宣布了以往在社会主义阵营从来没有提出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苏共二十大提出反对个人迷信,也促进了许多人的思想解放。李慎之说:“我在这样的大潮激荡下,思想也越来越转向寻求所谓社会主义民主。”

    这年秋天,波匈事件闹得不可开交以后,毛主席派秘书林克到新华社国际部向当时接触有关情况最多的王飞(当时的国际部主任)和他,征询对事件的看法和我们如何应对的意见。(林克自1949年起在李慎之手下工作,曾任《参考消息》選报组组长,1954年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帮助毛看一天几十万字的《参考资料》。)两人对林克放言: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套民主制度。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说,是因为能够“通天”的为毛泽东所信任的吴冷西对他们讲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李慎之想到这些话,就坦然地对林克说:“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小学中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者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应当实行大民主,应当建立宪法法院。”李慎之说:毛泽东引用《红楼梦》人物凤姐的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更使我钦佩他老人家胸襟之宽阔,气魄之宏大。因此,我放大胆提出:“革命胜利以后就是要搞点改良主义……”这些话,都是从上述毛泽东的话引发出来的。当时,慎之还以为自己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没想到自己对毛的本意并未真正理解,弄得南辕北辙了。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讲法很形象化,他们就借用这个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23页)这段话说的就是李慎之和王飞。其实他们当时的职务是处级,但因为是十一级干部,相当于司局级。当时新华社社长也才是司局级,因为过去它隶属于新闻总署之下。(后来,1982年,在玉泉山起草“十二大”文件,胡乔木把李慎之叫去,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当年主张.大民主.的李慎之。”)

    后来吴冷西对他和王飞说,毛主席说:“大民主就是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他后来说:“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并没有想到要上大街。我是说过,我们现在是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但是确实没有说过.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的话。.大民主.、.小民主.是我讲得忘乎所以的时候的临时.发明.。我说的大民主,是指国家在大政方针上应该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是指政治制度问题。当时我感到,虽然政治上大体可称清明,却又痛感人民群众没有多少参政议政的权力,认为这是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即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和自由,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我说的小民主太多也是有针对性的。

    当时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调资定级工作刚刚过去。那次调级,我坚决反对上级给我提级,对于几乎天天都有我们国际部的人到我办公室,甚至到我家里来诉苦,我十分反感。来的人都说自己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现在级别是多少,别的什么人跟他同时或比他还晚参加工作,现在级别是多少。我以为一个人自己到上级面前伸手要求提级是岂有此理的事。几乎人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一次调级,半年不太平。此外,分房子,调工作……一概如此。我说的小民主太多,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这都是太讲人情、不讲法治的结果。我自以为所见甚是。不了,过了几天,毛泽东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我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

    后来吴冷西特为此事找王飞和李慎之传达:“主席说,这两个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又说,“这不仅是几个人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思潮。”林克知道了毛主席的讲话内容,又来找李慎之,问是不是他把李的话传错了,颇有歉意。李说:“我没觉得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只是要再次声明,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针对小民主而说的,而且是认为敌人已经被打倒了,我们才可以搞大民主。”林克听了他的话,又去向毛泽东解释了一番。毛说:“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什么不同。”于是,家住新华社大院的林克又把毛的这句话向李慎之传达了一遍。

    当时李慎之听了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但还是并不在意,不认为自己犯了大错误,当时也的确没有人当面批评他。随后他就跟周总理出访亚欧十一国了。回国以后几天,就听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他说:听了这个报告以后,心头越来越热,心潮澎湃,认为毛主席要带领我们走一条全新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了。因此还是故态不改,放言无忌,终于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行政级别降六级。大概由于毛泽东在批评“大民主”的时候曾说过“这两个人是好同志”,不便再算这笔账,在李慎之被定为“极右分子”的最后定案的罪状中并没有写上“大民主”这一条。实际上,这一条是“题中应有之义”。

多情却被无情恼

    当年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慎之被打成“极右分子”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还常常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还自作多情,向党向毛主席表忠心,说要认真改造自己。慎之在“反右派”运动结束的时候,还给自己做了一副对子:“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作多情,多情却被无情恼。”他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匿名信,引用了这样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说明自己对党的感情。他说:他被定为“右派”以后,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一想起来就会掉眼泪。还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絕没有一丝一毫反对他老人家的意思。自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总是从内心说服自己:为了“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这两句话,自己理所当然得当右派。听贝多芬《命运》交响乐,为其中面对命运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所感动,也曾一时激动:要抗争,抗争!另一个自己就站出来说:你就是错了嘛,抗争什么? 不要抗争,不要抗争了。实际上,自己脑子里也还有些多年间灌输进来的“左”的思想,一下子消除不了,还在那里做戏。

    六十年代初,“大跃进”引起大饥荒以后,看到听到遍及城乡的悲惨景象,想想我们当初投身革命的愿望和理想,看看残酷的现实与毛泽东当年宣告的建设富强、民主、幸福的新中国的许诺截然相反,我们才开始比较清醒了,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开始滋生了怀疑以至异议。对比现实,“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绝大的讽刺。我们觉得不能再自己骗自己了,没有必要再在心里做假戏了。慎之说,那时候,他就借用《封神演义》中哪吒的话对自己说了八个字:“削肉还母,剔骨还父。”

    我和慎之虽然被打倒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但是我们的脑子还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在宣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出现如此荒谬如此黑暗的新式专制时代?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会走向以至走到反民主反自由的专制主义?慎之在“劳改”中,我在共产党的监狱中,虽然没有联系也不能联系,却都开始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1971和1972两年的8月15日,他48周岁和49周岁生日,还在新华社“干校”劳动,各写了一首诗:

无花无酒更无人,独立苍茫影弔形。

长城中坏到今日,沧海横流观我生。

生入玉门未有信,上穷碧落又何情?

微吟自寄幽兰怨,不作清秋变徵声。

    干校当然不会无人,这里说的是没有知音和亲人,思想独立的他四顾苍茫,心中充满孤独之感。中华民族的元气和优良传统已遭破坏而中断,自己一生都在沧海横流之中。生命进入宫阙玉门而得不到诚信,“通天”了又有什么情义?悄悄地自吟寄托高洁的幽怨,却也不采取悲伤的音调。
 

曾经四十九风霜,镜里头颅诧未苍。

入世无心远忧虑,献身有愿立刚强。

三生慧业销难尽,九死形骸老更狂。

呵壁问天天不语,微吟渐似入微茫。

    他的“天问”,问的正是当时难以回答而日夜思索的问题。“三生慧业”,即贯通过去、现在、未来的智慧的业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无论怎样折磨也不能放弃,思考还要进行下去,青年时代献身民主自由的志愿依然刚强。虽九死而犹未悔,老而更烈。好在虽然经受了几十年风霜,并未白发苍苍,身体还是健壮的,精神还是年轻的。

    他是1973年周总理点名让他回北京的。那时候,“文革”把国际宣传、对外联系大为削弱了,急需恢复和加强。周总理把新华社军代表张纪之找去,说,朱穆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出来工作嘛!李慎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出来工作嘛!这样,慎之就回到了新华社。这年生日,他又赋诗抒怀:

难得金刚不坏身,偶拊髀肉只惊心。

百年已半阅今古,一事无成感鬼神。

渐觉知非兼知命,应能忧道不忧贫。

补天填海情未了,独对斜阳鞭影频。

    虽然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尚未解决,总算又回到岗位了。历经许多折磨,体格依然强健还是可以庆幸的。偶尔拍拍大腿激动一下,也只是所见所闻使人有点心惊而已。五十年来阅历了不少历史和现实,专制传统和造神运动总在作祟,当初理想中的目标都还没有达到。到了知命之年,已经渐渐觉悟什么是谬误,什么是客观规律,并不为自己困苦发愁,只是为理想中的大道未行忧虑。补救民主与科学缺失的大工程的热情依然激励着自己,虽然已近黄昏了,时不我待,但是历史责任仍然像鞭影一样频频驱使自己奋进。

    1976年8月,还是在他的生日,他锐敏地感觉到,“文革”已是强弩之末,新的变局正在酝酿之中。他又以诗言志:

回首苍梧云正愁,覆棋一局未全休。

曾经沧海鱼龙壮,已迷归程燕雀秋。

四塞河山横落日,八方风雨逼皇州。

戴盆郁郁成何意,且向樽前摩蒯緱。

    这里的苍梧指湖南九嶷山。愁云弥漫,“文革”已是残局。这年清明节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人民民主运动,已经显示出来反对专制的力量正在壮大,我们这些曾经投身民主运动的老人壮心未已;而维护专制权威的那些跳梁小丑已经像迷路的小鸟一样在秋风中挣扎着。“红太阳”正在西沉,大地河山阴影横陈,八方风雨正在逼近京城。岂能“戴盆望天,不见星辰”,郁闷寡欢,痛饮一杯好酒,手握草绳缠绕的剑柄准备战斗吧!

    二十多天后“红太阳”终于落山。不久,“四人帮”就擒,四海欢腾。“文革”不宣而止。

    那时候错划“右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1978年3、4月,胡乔木忽然让第一个改正了错划“右派”的温济泽对李慎之说:你赶快写个报告,检查一下,要求重新入党。慎之坚持自己并没有可检查的,首先得宣布我是冤枉的,把党票还给我,而不是重新入党。拖到1979年1月,上面指定要李慎之随邓小平出访美国,当顾问,新华社才加速给他办完了改正错划右派和恢复党籍的手续。他并没有作什么“检查”。后来他在给党支部写的一封信中说:“我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我曾経承认了我没有犯过的罪。”

    自从我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之后,就同李慎之失去了联系。1979 年我回到北京后我就去找他。他们夫妻俩与三十多岁的女儿,同住在复兴门外黄亭子一个1 5平米左右的房间里。生活虽然艰苦,但夫妻俩都很乐观。我们离别二十多年,劫后相逢,感慨万千,想起来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谈起件件往事,无不催人泪下。

    1980年,他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组建美国研究所,任所长。1984年1月,担任赵紫阳总理率领的访问美国代表团的特别助理。1985年,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8年初,当选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选为主席团委员和常委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委员。这些年,他又满怀希望地奔忙起来,为的是中国能够早日进入世界民主潮流。在历经苦难的中国大地上,尽管还泛起过“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逆流,改革开放的主流一经形成,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拽住它前进的总趋势的。

    1989年春天,以中国新一代青年学生为主力的爱国民主运动勃然兴起,洪流滚滚。其中难免混入一些别有用心的极少数人,而执掌特权的某些人也就捕风捉影,借此陷害和打击满怀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号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领导人竟然惊慌失措,调动几十万大军对待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酿成史无前例的流血惨案。最后,不知是为了缓和还是为了掩盖,用了一个中性名词,叫做“政治风波”。我们作为四十年代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参与者,完全理解新一代爱国青年学生们纯洁无私的心灵。李慎之很自然地站在青年学生一边,反对无端戒严,反对武装镇压。他坦诚表示不愿在刺刀底下“做官”。于是,他又一次成了“犯了严重错误”的人。1990年9月被免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之职。1995年离休。我在1985年人民大学调整领导班子后保留了一个校务委员和顾问的名义。1986年9月到1988年8月应胡绳同志之邀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1990年秋就离休了。

    我俩重逢以后,特别是离休后,直到他去世前,经常来往,一起反思历史与现实,对中国,对世界,上天下地,无所不谈。我们的思绪一起发展变化,互相启发,互相激励,互相应和。真可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八十年代初,当我们从“地狱”出来重新回到“人间”的时候,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健忘症”或“僵化症”患者和不肯放弃从专制制度中获取的特权的人们以外,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亿万人民,都在反思同样的问题。在这场没有人发动、没有人号召、没有人领导、没有人组织的全民大反思中,一些知识分子,一些经历丰富的老同志,走在最前列。李慎之自然也带着自己二十多年间已有的反思,走进这个浩浩荡荡的反思大军。

    他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熟悉世界各国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博古通今,视野开阔,自然想得很多很多。但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前,他几乎没有以书面形式发表过自己的所思所想。1999年,在为《燕京大学人物志》写的《李慎之自述》中,他曾坦言:“我还是一个胆小鬼。八十年代,我虽然也在若干全国性的学会当领导,出席各种学术会议,高谈阔论,但是并不敢写什么文章,原因只是因为心有余悸,怕让人抓住把柄。九十年代开始,有时也敢写点文章了,然而瞻前顾后,不敢尽辞,而且一年顶多也不过一两篇到五六篇”。

    敢于公开说出自己“胆小”,这正是一种难得的勇气。而且,这恰恰说明,在这个国家里,公民还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

    不论如何,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二年,终于说出了心中沉寂多年的话,发出了我们时代反专制、反垄断、争民主、争自由的最强音。“数”不在多,有“质”则灵。只是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就风传海内海外,具有雷霆万钧之力。十二年间发表了将近五十篇,几乎每篇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精辟的议论。这里只能作些简要的介绍。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1999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这年元旦,我写了一首诗:

九九新年桃符新,中华五十历征尘。

英雄鲜血铺前路,烈士遗言警后程。

肝胆陈词真国士,逢迎腐败多小人。

艰危时局风云骤,向背何归系人民。

    为纪念“五四”,李慎之“肝胆陈词”,写了一篇大文章,题目是《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最后大声疾呼:“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起来!”这可以说是这十几年他做的大量工作的主旨。由于种种缘故,“五四”启蒙运动八十年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这是中国人民多年来遭受的一切灾难的总根源。启蒙,主要是揭开专制主义对人们的蒙蔽。

    到了二十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实现民主化,为什么中国还是专制社会?李慎之认为,这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他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是指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比如:诗、词、曲、赋,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学说,政治、宗教、礼仪、风俗等。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丰富的、复杂的,是不断产生又不断消亡的。“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渗透在各种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神或灵魂,它是基本不变的、相对稳定的、单一的,贯穿在上述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之中,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它的核心就是:“九五之尊,至高无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在皇帝被推翻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专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仍然长盛不衰。

    我和李慎之在上初中的时候,学过一首歌,头几句就是“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几十年来全国人民都得高唱《东方红》,歌颂“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一个什么“救星”,这就是专制主义的另一面——奴隶主义。专制主义这个合二而一的结构,决定了中国的政教礼俗,也决定了中国的国民性。“文化大革命”中,万亿民众被训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胸前佩戴毛的像章,手中挥着毛的小红书,口中喊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种专制下的狂热,比起三十年代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法西斯狂热,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专制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李慎之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算作中国专制主义的起源。中国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持续了大约二干二百多年,在世界历史上是最悠久的了。从1840年算起,中国向现代文明的过渡,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在这160年中,各代在物质文明方面都有所成就。但政治文化传统变化很少。中国专制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顽强,不但为两千多年间历代皇帝所实行和发展,而且在帝制被推翻以后,还为一代又一代的当权者所死守,视为巩固自己的特权的无可代替的法宝。

    1999年国庆之夜,慎之在《风雨苍黄五十年》这篇血泪文字中写道:

    五十年前,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国建立后的大政方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最重要的一段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 最初读到的时候,心头不免一震。但马上就想,这不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气派表达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共识:“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后若干年,再回想在西柏坡的时候,听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敢于胜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扫龙庭坐天下”;又再过若干年,听到毛主席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才憬悟到其中有一个贯通的东西,有一个规律,那就是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而那是我在开国的时候不但理解不了,而且想象不到的。

    李慎之揭示:实行言论管制,愚民政策,这是中国专制主义最可恶、最黑暗的一个特点,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在中国以言获罪,以文字贾祸的,代不绝书。毛泽东时代,几乎每次政治运动,都抓住人们的言论来批斗、定罪。不只是政论,还有诗歌、小说,不仅是公开发表的文字,甚至搜罗人们的私人通信、日记、笔记。到今天,报纸、书刊、甚至互联网上发表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列入中宣部的“黑名单”,从此禁言,或者以“颠覆国家安全”的罪名,判言者有罪。

    中国专制文化传统之一是把专制主义虚伪地伦理化、人情化,老百姓是“子民”,历代统治者都“爱民如子”,而儿子必须绝对服从老子。直到现在“父母官”还挂在人们嘴上。“文革”期间更是大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中国近代的许多思想家,都批判过专制主义,倡导过民主主义,李慎之的创见是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区别开来(也有其他一些学者持相同或相近的观点),从而比较深刻地揭露出来毛泽东推行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中国专制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毛泽东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是打着革命旗号的专制政治体制。

    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从“焚书坑儒”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一直在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的桎梏下。如何才能拔除专制主义这个毒根呢?李慎之呼吁:首先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和民主启蒙教育,而且只有先实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才能完成大众的民主启蒙教育。

究竟什么是民主?

    我们这一代人从年轻时候参加民主运动,但是许多人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李慎之说:我曾问-个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分人的认识。甚至我们的师长,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亦是如此。在“五四”运动中高举民主旗帜的陈独秀,当时也不十分清楚民主的含义,曾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当他晚年病在四川江津时才醒悟到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分,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导致个人独裁。但这时他已不能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了。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如果国家不建立民主体制,民众不具有民主意识,那么把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可能会被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在中国,似乎谁打下江山谁就该永远坐江山。结果是“以暴易暴”,独裁者一个接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台”,专制主义香火不断。

    争民主必须反独裁,但是反掉独裁之后如果不建立民主的国家体制,如果不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教育,保证公民学会行使手中的民主权利,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那么新的独裁者就会应运而生。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实际上当年的民主国家部有类似的教训,如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波仑一世和三世,都曾是反对专制独裁斗争的领导人,他们一旦取得政权,就利用自巳的威望,重新走上专制独裁之路。在苏联和中国出现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新的专制主义,打着最革命的旗号复辟专制主义,具有迷惑群众的特征。不断揭露这种新的专制主义,还民主的真实面貌,这是我们早年争民主争自由反专制反独裁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李慎之对中国人民的重要贡献。

    在中国,许多人是不懂什么叫民主的,突出表现在“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泛化已极。慎之说:“就我个人经验所及,没有哪-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儿的。”常有人说:某某人作风民主,某某人作风不民主。或者说:这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类说词,在国内几乎处处可以听到。对外简直无法翻译。这些年,李慎之特别求索了民主的确切内涵。他追究了民主这个概念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根据世界上大多数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确认民主应当严格地归于政治范畴,它由互相联系的两项内容組成:第一,民主是用来表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即国家政权的组织、管理和运作机制。第二,民主是用来表示公民拥有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的,即公民拥有选举、监督、罢免国家领导人和决定国家重大事情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利是普适的、不可剥夺的。“争民主”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国家的民主体制,保证全体公民拥有普适的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

    李慎之认为政治改革必然有一定的风险,但付出的代价是最小的。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中国大陆在民主的发展上,不但远远落后于俄罗斯,而且落后于印度。俄国行,印度行,中国为什么不行?如果不及时启动政治改革,中国将来的经济改革可能像飞机在空中失速一样,造成惨剧。

    李慎之“发明”了“大民主”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后来却在全中国甚至几个民主国家里,闹得鸡犬不宁。这怪不着李慎之,是毛泽东接过这个词儿赋予它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内容。毛在1956年批评了李慎之提出的大民主,到了“文化大革命”却又提倡“大民主”,甚至把体现他的“大民主”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塞进了“宪法”。他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实同李慎之心目中的大民主截然相反。当时新华社有几个造反派头头对李慎之说:“你这个右派分子也该翻翻身了。毛主席也主张大民主,你说大民主有什么错?”李慎之说:对这,我只能木然以对,渐渐在心里凑成这么四句:

十年前事已成尘,不向天花悟昨因。

洗尽狂名销尽想,笑他多事解铃人。

    他说:在“文革”中我己经悟到,毛泽东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实与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至少是用以巩固专政的一种手段。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与“文化大革命”其实都是他所说的“大民主”。只不过,相对而言,反右派与反右倾是比较小一点的“大民主”,而“文化大革命”则是特大的“大民主”。奇妙的是,“十年风水轮流转”!又过了十年,邓小平又否定了毛的“大民主”,取消了“四大”。慎之说,他小时候受过一些孔孟之道的教育,长大了又受过一些西方老派自由主义的影响,一贯警惕群氓心理,痛恨暴民政治,从心眼里反对“四大”。

削肉还母,剔骨还父

    李慎之从个人迷信中开始觉醒的时候,说要“削肉还母,剔骨还父”。这不仅是要把受之于自己长期崇拜的那个人的几乎成为自己的血肉的那些思想,抛还给那个人。经过以后反思再反思,这句话的含义,也包括了曾经长期支配我们的一切的所谓“红色经典”——实际上是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那些东西。

    前边在“思想发展的起点”那一部分已经提及,我们这些人当初倾向共产党和参加革命的一个因素是受到书报上所介绍的苏联的美好景象的影响。自然,连带着也就很容易地接受了苏联化、教条化(经过斯大林炮制)的“马列主义”的某些概念。中共又把这些概念神圣化,使之成为支持我们的理想的骨架。

    苏共二十大以后世界上接连发生的许多震撼人心的事件,早已引起李慎之的思考。1957年夏天“反右派”运动开始的信号,是《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后来,在李慎之的脑子里,不知道出现过多少个“这是为什么?”世界上一年又一年出现的很多实际情况,看来看去,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那些理论,总是对不上茬。 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1989年夏天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以后,同年冬天到次年年初74年前“一声炮响”出现的那个庞然大物突然崩解以后,人们都在更加深入地反思。是脱胎换骨的时候了。

    李慎之是这场大反思中的佼佼者。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新华通讯社担任国际部副主任时,主持过《参考资料》的选材、翻译、编辑工作;先后担任过周恩来、邓小平、赵紫阳的外交顾问、出访助手,熟悉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在担任社科院副院长期间,主管美国、日本和西欧等研究所的学术工作;经常出国访问、交流及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因此,他能及时地获得未经歪曲的国外真实信息。他本人有很高的外语和中文水平,不仅能直接阅读和使用外文资料,还能发现过去“经典”翻译中的错误,这些错误往往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密切关系。他主观上有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进行反思的强烈愿望,客观上又有如此有利的条件,因此在二十世纪末,他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不足为奇的。

    在反思中,认识到自已早年特别信奉的关于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的理论并不正确,而关于人类社会分为三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是符合世界各国历史情况的,也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这三个发展阶段是:原始(狩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此相应的发展阶段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也叫现代文明)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开始的。虽然发达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具有不同特点,但具有共同规律。传统社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别,现代社会却基本是相似的: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体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从三十年代开始,我和慎之就领略了当代共产党人观察分析世界的方法:即将世界分为两大营垒:一个是资本主义的营垒,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营垒。前者是黑暗的、没落的,后者是光明的、欣欣向荣的。无论发生什么天灾人祸,国内形势任何时候都是一片“大好”。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种认识和分析世界的观点和方法,大概维持了四十年。到毛泽东晚年:曾提倡“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他,才又别出心裁地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取代“东风”与“西风”。过了十来年,柏林墙被推倒,苏联解体:“三个世界”理论随之失效。就像走夜路的人曾経需要拿—盏灯笼或者拿一个手电筒一样,否则就无法迈步,那么中国人在失去“马列”这盏灯笼或手电筒之后,应如何认识当今世界的发展呢?

    李慎之处于世纪之交,回顾过去的一百年,展望今后的一百年,肯定无疑地预测:对于二十一世纪来说,现代文明即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化”的进程必然会继续下去。

    在中国,李慎之第一个提出了“全球化”理论。我认为,全球化理论是他的思想的又—精华,是他经过多年反思,抛弃社会发展五阶段的理论,认识到“英特纳雄纳尔”不可能实现之后,对人类社会和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

    他清醒地看到,中国从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包括经济、政治与生活习惯在内的广义的文化,要向一种全新的文化转变(不仅要向工业化时代的文化转变,还要向信息时代的文化转变),这是一个激烈而痛苦的过程,交织着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当务之急就是要发掘出我国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与其他各民族文化共同的价值观念,加速汉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和,从而促使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逐步融入全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之中。他特别警惕,中国经济和文化的振兴,如果走上沙文主义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祸:如果走上全球主义的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福。

    李慎之特别期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出一个“全球价值”来,这也是自古以来贤哲的理想。人类早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这类比较抽象的概念,渐成“全球伦理”,各个国际组织所制定的各种公约,如联合国“人权宣言”等“游戏规则”将会更加规范。在二十一世记,专制主义、权威主义、暴力理论必然要消失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球价值之中。个人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同属现代化的三要素,而在中国传统中压根儿没有个人主义,“五四”之后刚介绍进来,不久就被批倒、批臭。没有大批富有进取心和创造性的自由的个人,现代化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是搞不起来的。当然,分散的个人并不能形成最有效的力量,要把有进取心、创造性的自由的个人组织到真民主真法治的社会中来。也可以说,只有实实在在的民主法治社会才能培养出这样的个人来。

晚年的企盼——做个启蒙的公民教员

    李慎之重温了世界史,确知所有现代化的国家,从农业文明转轨到现代文明,都经历了反对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启蒙运动。而且,启蒙的过程中都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艰苦工作。欧洲的启蒙运动继承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反对中世纪以神本主义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成果,尽管如此,仍然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经历了种种风刀霜剑。在这过程中难免有反复,曾经信誓旦旦为民主而奋斗的某些人,一旦掌握了统治权,过不多久就会重新专制独裁起来,或明或暗地登上皇帝的宝座。这在历史上并不罕见。

    李慎之回顾了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实行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的时间特别长,启蒙运动更不是可以短时间完成的。从十九世纪末的戊戌维新算起,经历了一百多年,曲曲折折,至今离完成还很遥远。“五四”运动,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杆大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进步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在胜利进军中蒋介石一变脸,又成了专制独裁。抗战时期,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大旗,反专制争民主的运动风起云涌,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理想,在爱国青年中广泛流传。抗战胜利以后,人们认为实行宪政民主己经伸手可及了,出现了又一次民主运动的高潮。这场运动持续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告停顿。而启蒙的任务远未完成。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启蒙运动的停止,也是十九世纪末以来八十年间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最后结束。但是,“五四”的火炬在人们心中长存不灭。

    李慎之经过细研深思,弄明白了:“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就是三百年来早已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在人类社会由现代文明向信息文明前进时,重大的科学发明都是从个人开始,然后通过信息共享成为全人类的财富。这些事实说明:当人类社会向信息文明迈进时,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与人权,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亿万中国人都从奴隶主义和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文明需要的富有个性的充满创造力的思想解放的自由人,中国才能有真正的现代化。

    李慎之分析了毛泽东批判的所谓“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认定两者与真正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毫不相干,是把具有正面意义和精确内涵的学说庸俗化了,败坏了在启蒙运动史上有积极作用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名誉。毛的批判,实际上是提倡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和奴隶主义,在五、六十年代生活过的人,都还记得在反右斗争后开展的批判个人主义运动,提倡做共产党的“驯服工具”,做“小小螺丝钉”。虽然这个“比奴隶主义还奴隶主义”的工具说与螺钉说,在今天已经无人提及,但将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视作洪水猛兽者,还大有人在。李慎之特别希望重新回到“五四”,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正名,真正做到“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在李慎之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像个孩子一样,经常突发奇想。他想得最多的是两件事: 第一,望能做个大学校长,为国家培养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高水平的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化人才。他批评我:你当过大学校长,但不能实行你的办学思想,学校成了党化和政治化的工具。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大学本来应该是进行启蒙的最好的场所。

    第二,如果有“来生”愿意当一辈子中小学“公民”课教员。希望能够为中小学生编一套12册的《公民》课本。要让新一代中国青少年从小就知道民主、自由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力;从小就知道批评和监督国家和地方领导人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从小就知道如何保卫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如何完成自己应尽的批评和监督领导人的义务。这是最起码的启蒙。

    我们企盼着那一天早些到来,那时候,每个公民都成为懂得并且切实实行和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合格的公民。

    我们深信:“五四”先贤的遗教绝响必然会重新振作,他们的嘉言懿行必然会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他们的信念必然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信念。九曲黄河归大海,万流虽细必朝宗。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人人都能尊严地以自由、自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加全球价值的建设工作。

    我们从争民主的运动中走来,还要向建立完美的民主制度的境域走去。

    我们老了,但只要一息尚存,总要尽力向那里走去。

〖编者附记〗

    从这篇纪实之作里,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四十年代,只要是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知识青年,会选择什么道路。他们看到并亲身感受到国家民族危亡、当局专制腐败、社会黑暗萧条,同时又看到唯有共产党高扬着抗日民主团结进步的旗帜,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活动,尊重他们,爱护他们。如何选择,是明摆着的。

    轻信了吗?着魔了吗?当时在他们面前实在只有一条可走的路,就是站到共产党一边。而且,一旦认定了,在这条路上不论遭遇多少艰险,也不回头。甚至,到了后来他们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极右分子”,坐牢,劳改,仍然想,或许是误会,也许自己真是错了。他们仍然坚持着当年的民主理想,仍然把当年崇拜的人当作民主的尊神,却不知道,全面专政时代与草莽时代是两回事。

    直到“大跃进”“公社化”造成惨绝人寰的恶果,他们才开始醒悟。再经过十年浩劫,到80年代开始思想解放,再经历又一次政治风波,一步一步,越来越清醒起来。许许多多的“为什么”,有了一个总答案:仍然是专制主义作怪——两千多年的老专制主义仍然活着,又加上几十年的苏式专制主义。它的另一面,就是奴隶主义。为之服务的,则是蒙昧主义。

    经过长期反思醒悟了的李慎之因之大声疾呼:把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起来!他的反思是彻底的,立论是精辟的,文笔是锐利的,但并不主张急躁行事。他吸取历史教训,认定这决不是短时间的简单的呼喊能够见效的。在切实逐步地促进政治改革、促成宪政民主的同时,还要扎实地从头开始对各级干部和青年做启蒙工作,给中小学生编写“公民”课本,做“公民”教员。令人痛惜的是,他过早地辞世了。

    欲知李慎之和谢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活动,可看《红岩儿女》第一部《从潜流到激流》第18章《民主力量在积蓄:成都华西坝》,第23章《春风吹又生》,第25章《“双十一”:初冬的春雷》,第26章《“民协”——民主青年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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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逸事

----一个中国精神贵族的沦落

胡讲

2010-07-31

   今天上午,中国科学家钱伟长在上海逝世。钱伟长是一个对现代中国科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他与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等四人被称为中国近代力学和应用数学的奠基人。有意思的是,这四个人在早期求学的经历上有著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分别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之后,都曾经在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求学和工作过。其中,钱伟长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四年,而其余三人均为加州理工大学博士。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近代物理学是在美国的加州奠基的。三十出头的钱伟长也正是在加州期间达到了其科学研究的顶峰,他的论文得到了爱因斯坦的称赞,并且与爱翁的文章发在同一个集子里。

    像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一样,钱伟长是爱中国的。他比著名“三钱”中的钱学森更爱国。钱学森的回国,是被美国人逼回去的。而钱伟长的回国则是自愿的。他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便回国参与建设了。当然,年轻时代的钱伟长对科学的追求和热爱应该是不在他对国家的爱之下的,要不然,他也就不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九四零年,离开战乱的国家到加拿大去求学了。同时,要不是爱科学和爱真理,他也不会在一九五七年口无遮拦,得罪了当时的毛皇帝。

    一九五七年,钱伟长因为反对苏联办学模式和主张理工合校而被打成右派。随即被剥夺从事科学研究权利。时年四十五岁。随后的二十年,这个享誉国际的科学家经历了大多数正直而敢言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磨难。这个成果卓著的力学家只能成天与扫帚、拖把、抹布为伴。已经排好版的《应用数学》一书不仅被禁止出版,他甚至还要赔偿排版费。在文革期间,他曾经被下放到北京特种钢厂炼钢车间当炉前工。

    对于这段经历,他在晚年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称之为“分明拿好马当驴使”。他的子女也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面对无书可读的子女,其内心的痛苦自不待言。但是也如同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钱伟长身上那种高贵的批判精神被逐渐消灭了。在文革面前,他变得温顺了。在被剥夺了包括人的尊严在内的一切权利之后,他甚至会对任何一点点在伤口上的虚伪的“抚摸”而感激涕零。

    据北京特种钢厂的一位工人事后回忆,被剥夺了给大学生上课权利的钱伟长,曾经为了被允许给工人师傅们讲一次课而“感动得痛哭流涕”。当然,八十年代以后的优裕生活,更是让他彻底地归顺了党。人们再也看不到他为正义奔走的身影,看到的只是一个保持缄默的温顺老人。他的经历,简直就是一个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如何由一个精神上的贵族沦落为精神上的奴隶的缩影。

    我想在这篇短文的最后加以申明,钱伟长在我的眼中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对于他对科学的贡献和年轻时的坚持真理的精神,我是非常敬仰的。对他那一代遭受磨难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我没有苛求的权利,也没有半点责备的意思;这里所表达的只是对“阉割”中国知识精英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忿惫和无奈。

 

 

 

发件人: <fsjzl815@gmail.com>日期: 2010年8月25日 上午12:57主题: 发送附件收件人: bo zhong <bolang100@gmail.com>, <bjm999999@gmail.com>,  <zscfqc@gmail.com>,  <wsheng16@gmail.com>

抗议封杀郭德纲

山东大学 孙文广

 2010-08-17

    近几天,国内反“三俗”,官方媒体发起了批判相声演员郭德纲的“运动”。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央视CCTV把矛头对准郭德纲,《人民时报》发文章说︰“郭德纲把自己骂下了舞台”。中国曲艺家协会党组书记姜昆指责郭德纲会“遭到公众的抛弃”。BBC记者说︰郭德纲成了“运动的靶子”。 南方周末报道︰随后郭德纲“节目在北京台停播,其作品在图书市场下架,而《德云社》也进入了停产整顿,郭德纲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种种迹象说明,中国的强势集团要封杀郭德纲。

    (一)相声的灵魂是讽刺丑恶,揭露时弊

    郭德纲是中国的著名相声演员,他的很多段子广受观众喜爱。有些段子,引起人们思考深层问题。传说有一段郭德纲自称“不让播的段子”内容如下︰

    “这年头,警察脾气特横,说打就打,说骂就骂,越看越像流氓;流氓啥事都管,组织纪律性不断提高,越看越像警察。你能分得清,谁是警察,谁是流氓吗?

    这年头,官员黑手常伸,得拿就拿,得搂就搂,越看越像小偷;小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教养十足,越看越像官员。你能分得清,谁是官员,谁是小偷吗?

    这年头,导演生性风流,玩了这个,再玩那个,越看越像色狼;色狼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越看越像导演。你能分得清,谁是导演,谁是色狼吗?

    这年头,流言飞遍天下,基本属实,极少掺假,越看越像新闻;新闻一屁俩谎,隐瞒真相胡吹乱侃,越看越像流言。你能分得清,哪是流言,哪是新闻吗?

    这年头,电影枯燥乏味,从头到尾都是宣传说教,越看越像政治广告;广告越拍越精,画面优美引人入胜,越看越像艺术电影。你能分得清,哪是电影,哪是广告吗?”

    郭德纲这样的演员,讽刺当局,揭露丑恶,当然不会受到上层的喜爱,上面示意,打手到处都是。多年来社会上有个顺口溜︰“我是D的一条狗,站在D的家门口,D教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这是打手的写照。

    相声的讽刺是其灵魂。8月12日 “报刊文摘”上登了一幅漫画,刺猬宝宝问他妈︰“自从我剪了刺,别人都来欺负我、嘲笑我”,这形象的说明了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相声和小品脱离了讽刺灵魂,走进死胡同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文艺大师

    温家宝曾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文艺大师,看来总理为大师出世而焦虑。为此我在2007年2月写了一篇《建议温家宝看伶人往事》的文章(见网上《孙文广文集》),在《伶人往事》中章诒和女士既描写了1949年之前中国文艺界的繁荣,也揭露了在这之后的悲残经历,著名艺人,有的自杀,有的潦倒,数以百计的戏目剧团被封杀、解体,泥石流下,何谈大师?

    20世纪在中国文艺遭封杀的事例层出不断,40年代延安整风,王实味因为写了一篇《野百合花》,讽刺当时的领导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结果遭到围剿,最后被枪决。(应该是砍头)

    1949年后的五十年代,先是全国批判声讨电影《武训传》,57年把一批著名的作家刘宾雁、流沙河、王蒙等打成黑五类,使他们沉默22年。“文革”中文艺受到全面的封杀,最后只留下了九个样板戏,“文革”结束,80年代出了一批较好的电影,像《芙蓉镇》等,也有一批讽刺“文革”的相声很受欢迎,中央极左派忙着出来打压,反对“自由化”、“精神污染”。白桦写的《苦恋》,内容是揭露“文革”黑暗,结果受到自上而下的批判,封杀。 全面围剿。当时关在监狱中的我,实在看不下去,愤愤不平,1981年写了两篇“上书”一篇叫《关于“香火熏黑的佛像”——对批评《苦恋》的反批判》、另一篇是《讨论《苦恋》及有关“批评”的建议》,这两篇都是为白桦鸣不平,(已收入香港出版的《狱中上书》)。

     今天批郭德纲和当年批白桦很类似,都是杀一儆百,要把文艺纳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轨道上去。不同的是当年批白桦是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今天批郭德纲是说他搞“三俗”。有人问,现在有些演员的俗气,比郭德纲有过之而不及,为何他们可以上春晚,红得发紫,善于拍马逢迎,歌功颂德的演员都是当今的喜爱,他们常得奖励,倍受推崇,名利双收。郭德纲之“俗”与他们有天壤之别,现在却受到全面封杀。

    有正义感的人们应该为郭德纲仗义执言。郭德纲做为一名相声演员有他创作、演出的自由的权利,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郭德纲不是没有错误,出现一些分歧应该摆事实、讲道理解决,如果犯了法要依法处置。任何仗势欺人,依靠垄断的权力封杀异见的行为都应受到谴责,甚至受到法律的追究。

    在中国,在文化专政下是无法出现大师的。

    (三)艺术应该雅俗共赏

    现在有关领导,要反对艺术的三俗(庸俗 低俗 媚俗),何谓低俗、何谓庸俗各人解释不同。艺术当中有比较高雅和比较通俗的,发展艺术应该有个雅俗共赏的氛围。高雅有高雅的市场,通俗有通俗的观众,各有各的爱好,各有各的欣赏。雅俗之间可以包容共存,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要强求一律。两者不应该偏废。对京剧,有人欣赏,有人看了就睡觉,古人有云︰君子不夺人之美,不强人所好。社会大众当然欢迎那些讽刺丑恶揭露黑暗的作品。有些人劳累一天回到家中,想看些通俗、逗乐、搞笑的节目。为什么不可以?

    (四)艺术的生命是自由

    发展艺术,繁荣文艺,最重要的是︰保障创作自由,演出自由。习惯于专制的人去管艺人、去领导文艺,那是文艺的灾难。

    自由是艺术的生命,谁要剥夺了作家、演员、观众的自由权利,那就是历史的罪人。聪明的领导人,应该尊重民间喜好,不要为文艺打造样板、制造清规戒律。2010年又出现了围剿郭德纲的事件,说明当局对待文艺,仍然没有端正态度。仍然没有养成尊重文化人权的习惯,仍在坚持专政思维。

    一个政权,如果它既不能接受法治的监督、制约,也不容忍文艺的讽刺、揭露,那么最后等待它的只能是彻底的腐败、腐朽,即使其外表被粉饰得多么伟大、辉煌,也逃脱不了坍塌的命运。让它最后倒下的可能是一根稻草,一阵微风,或者像雪崩前的一声枪响、一声怒吼。不论是古罗马、清王朝或苏联,其崩溃的主因都是内部、整个机体的腐烂。

    2010年8月16日 于山东大学 0531-88365021 13655317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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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专制,光靠写写文章肯定不行

——专访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会长杨伟中

杨伟中

2010-08-23

  杨伟中,1971年生人,曾任台湾自主劳工联盟执行长,关注全球化资讯中心召集人,台湾新新闻周刊采访主任,现任旺报主笔,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会长。这是台湾社会的一个“神人”。他出身国民党正统家庭,又深受左翼思潮影响,参加过著名的野百合运动,甚至为反对教育商业化参与街头抗争被当场拘捕,;他至今仍然是高中文凭,却两度考入台湾最牛的台大又两度肄业;他没做过一天记者,却空降台湾两份大报担任主笔,更在4个月前接任台湾记协主席。今天,且听他以一个资深媒体人身份,和我们细数台湾媒体的抗争历史,海峡两岸的转型比照。

一、如果只是停留在写写文章,启启蒙的话,那么台湾现在肯定还是专制。

  南都周刊:台湾解除报禁到今天正好是22年,这个转型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大陆读者特别是媒体界人士还比较陌生。想请你这个记协会长介绍一下情况。


  杨伟中:戒严时期各行业也都有相应的国民党党部,媒体界自然也不例外。另外,国民党文化工作会会对媒体报导和节目进行干涉,我们叫文工会。但那时有个缺口是地方议会的选举还是开放的。国民党再怎么样还得有个选举的样子,允许候选人介绍情况,发传单,办演讲等等。这样党外反对派参选时就纷纷到学校、公园和寺庙等地借场地办演讲。于是定期选举就变成了民主假期。

  最重要的是,办演讲的时候趁着人多,就开始卖党外杂志宣传理念,透过这个过程,就出现了群众集会。群众集会成为了反对派冲撞维权的重要形式。因为新闻封锁,大家都觉得我只有在演讲和集会时才能听到真相,这样党外媒体就在这种情况下获得大发展。也有可能党外媒体会造谣,但大家还是愿意听,因为可以听到你在正常渠道看不到的事情,这是一种大宣泄。

  南都周刊:但这个街头媒体的搞法似乎还只是个公共传播的初级形态,似乎很难固定住传播效果。

  杨伟中:对的,这样出版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有个特殊情况,在台湾办刊物比出书困难,办杂志需要先登记。当时党外想了很多办法来冲击体制。比如郑南榕一开始办杂志《自由时代》,一开始就被查禁。但他登记几十个名字,用这个方式来跟你斗。查禁一本再办一本,《自由时代》禁了,就叫《开放时代》,再禁了就叫《独立时代》什么的。也有的杂志出不了,就改用丛书名义继续出版。

  1979年美丽岛杂志出现,这是以杂志社做政党的形式。美丽岛有个总社,各地成立分社,中央有社务委员,编辑有编辑委员,分社有分社委员,其实就是网罗各地的党外人士。美丽岛杂志只办了四期,但非常畅销,影响很大。

  这些党外杂志,现在从新闻专业角度看的话,的确是不够资格。但特点是非常通俗,风格辛辣,由几个主要部分组成,比如首先总是挖国民党的黑幕,这里当然不排除造谣或渲染;其次是党外动态;第三是揭露国民党历史上的一些颠覆性问题,比如西安事变的真相啦,把蒋介石的道德形象和国民党的正当性打下去。老百姓很爱看。

  南都周刊:这就是通过媒体来重修党史,挖人祖坟。

  杨伟中:对的,这个东西很有用。所以我们看这边也很重视这个问题,刚开了党史工作会议,习近平还发表了讲话。后来的美丽岛军法大审也和媒体的作用直接相关。蒋经国决定军法大审时开放媒体报道。他和国民党这样做事为了证明你是暴徒,你是台独,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自信。对党外来说也是一个宣传的机会。比如施明德在法庭上那个吊儿郎当的不怕死样子,手插在裤子口袋里,那不得了,对民众是直接感染,据说有法警听了党外的法庭辩论还流泪。

  80年代开始,党外杂志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社会运动也慢慢开展。1984年,党外知识份子成立了台湾劳工法律支援会,同一年原住民青年成立了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到后来,党外杂志甚至可以在杂志上公开讨论组党问题。到了1986年9月28日,党外在推举候选人的后援会上突然宣布组党。那个时候国民党没抓人,并且宣布进行政治改革,开放党禁,开放报禁。

  南都周刊:在这段时期里,国民党不能通过管制媒体切断党外信息传播吗?

  杨伟中:正式媒体当然很难报道,不过也有自由派记者想尽方法做点报导,或是写评论要求国民党自我革新。同时党外或社运出现了新的媒体策略。这时成立了绿色小组,跟艾未未等地下纪录片工作室一样,拍摄制作各种录像带,到处卖。正好赶上那时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几乎家家都有录影机。这时有个突发事件使得党外媒体起到了关键作用。1986年,流亡海外的许信良组织了一个新政党,他带领干部想迁党回台。但国民党不让他在桃园机场下飞机,于是党外力量就发动组织了上万名群众到机场迎接,结果双方就发生冲突。主流媒体不报道这件事情,绿色小组拍下了这个影像,然后到处大卖,从此名声大振,绿色小组从此一炮而红。

  南都周刊:桃园机场这个场景我们很熟悉,这个绿色小组也很像大陆语境里的公民记者。

  杨伟中:对的。一炮而红后的绿色小组从此开始定期推出报道,并涉足报道工运和农运和学运。各地也有党外或生意人开始经营非法的有线电视。这样国民党封杀他们就越来越难了。这时又继续推进出版问题。当时台湾有个出版法,刚才说了,出书不需要书号,但书出了可以查禁你,大部分情况下是在印刷过程中就被查禁了。政治转型过程中,出版法的废除就上了议事日程,1999年正式废止。所以台湾今天没有出版法,也没有新闻法,除了广播电视有类似的管理条例。

  南都周刊:我观察你讲述的这整个转型过程中,媒体似乎都没有缺席。台湾媒体特别是党外媒体和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反对运动似乎是全程捆绑在一起的。

  杨伟中:是的。即便在体制内媒体,反对派记者碰到压力,报社有时也会出面保护。70年代末期中国时报有个前辈记者因为参选,遇到国民党压力,老板余纪忠就掏钱让这个记者出国,随便你做什么选题。这既是保护记者也是培养记者的一个非常规方法。当然党外媒体和反对运动的高度捆绑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很肯定地说,台湾的反对运动,如果只是停留在写写文章,启启蒙的话,那么台湾现在肯定还是专制。

二、开放报禁时,我们很难想象台湾报业会在百花齐放后迅速萎缩的状况。

  南都周刊:在解严前,台湾媒体人的自我审查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杨伟中:政治上的禁忌当然是第一位的,比如大陆共产党的事情,你只能报道坏的,比如哪里出了个问题以及灾荒等等,比如“毛匪”如何迫害人民等等,一定是这样报道,否则就是为匪张目;台独也不能报道,要报道也只能报道坏的消息。我记得海外台独有两位领袖先后回国投诚,当时媒体就大幅报道,主题是政府部门如何宽大为怀,这是我印象很深的现象。第三是留在大陆的党政军人员和文化人等,你也不能报道,因为你留在大陆就是“附匪”。比如老舍,鲁迅,我们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人,像陈寅恪这种也是这样。

  南都周刊:这些信息都被遮蔽掉了厚,最后成为了一个公众的认知盲区。

  杨伟中:对的,所以我小时候看到台独这两个字,完全不能理解台独是个什么概念,觉得很奇怪。我后来为什么知道鲁迅,是因为80年代鲁迅孙子周令飞来台结婚,台湾媒体开始大幅报道鲁迅孙子幡然悔悟,来投奔复兴基地。这时才隐约知道原来鲁迅就是一“亲匪”的左派文人。总是这样,我们总是要从负面报道才知道一些相关的信息。

  南都周刊:除了台独、毛匪和附匪这三个不能报,其他岛内的新闻呢,禁忌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杨伟中:敏感的政治话题很多,国会改造、本土意识、党外运动都是禁区。50年代的《自由中国》时期,曾经有过对警总的公开批评,那主要是集中在警总不能诱人入罪,不能钓鱼执法。1981年警总约谈海归学人陈文成,陈尸台大图书馆外时,全面的真相就很难报导出来;元首的健康状况,比如蒋经国有糖尿病,坐轮椅,往往也不能报,这些消息全是党外杂志曝出来的。当然报了后就大部分给禁了。

  南都周刊:你本来是搞工运和学运出身,怎么突然想起来进入报界?

  杨伟中:我是受国民党爱国教育长大的,觉得中国要复兴,也比较关心时事。在解严前后,受到社运冲击,也看了不少禁书,读鲁迅,读马克思,受到五四以来的民主和左翼思潮的影响。当时张国焘的回忆录我看了第一本,他办刊物,搞工运,那种启蒙和救亡运动,很感人,才发现原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宣传有所不同,是站在劳苦大众这一边的,这种理想主义气质很不错。那个时候台湾正好开始有工人运动和工党,我正好在念高中,台湾政府的劳工委员会就在我们学校旁边,相当于大陆的劳动保障部。当时很多工人在那里抗争,我下了课就过去旁观、参与。那时候见识了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包括媒体的扭曲,法律的不公。越来越发现体制本身的问题,进一步想到要参与。

  到了大学,就继续参加大学学运社团。离开大学后就到工会去做专职。我们其中一个使命是要建立独立于国民党控制下的自主工会。花了比较久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

  从小家里订中国时报,这是当年台湾知识份子最爱看的报纸,父亲是大学教授,在他要求下养成了阅报习惯,但进入报界是个偶然。我曾想过如果不从事社运,最好的工作应该是进报社当个主笔,批判时政,不过也只是闪过的念头。后来常在报纸写点评论,被周天瑞先生邀请进入《新新闻》周刊,才开始媒体生涯,也没想到真的进了中时报系担任主笔。

  南都周刊:解严后到90年代中期,台湾报业似乎有过一个比较短暂的黄金时期。

  杨伟中:从1988年1月1日报禁开放时算起到90年代,大概四五年时间,出现了许多新报纸,新的本土派报纸,新的晚报等。很快,到2005、2006年左右,多家报纸接连关门,震撼不小。台湾现在只剩下一家晚报,连很多人爱看的娱乐生活性报纸民生报都关门了。1988年开放报禁时,我们很难想象台湾报业会在百花齐放后迅速萎缩的状况。

  这里有很多原因,网络是一个原因,苹果日报进入台湾是一个原因,阅报习惯下降是一个原因,市场泛滥后的调整和淘汰也是重要原因。

  南都周刊:苹果的冲击力主要体现在哪里?

  杨伟中:内容麻辣,新闻取材在过去很难想象,直接把大腿和胸部摆上去。版面配置相当讲究,标题用语老辣。再加上联合和中时偏蓝,自由偏绿,苹果在中间。台湾读者在报摊买报,经常是买一份联合或者中时,再来一份苹果;或者买一份自由,再来一份苹果。这样你就该知道,报纸谁卖得好。

  南都周刊:若在大陆,苹果这个搞法早就被反三俗反下去了。你们台宣部和广电总局不准备搞一下吗?你现在是新任记协会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不考虑搞一个反三俗运动吗?

  杨伟中:哈哈。坦率讲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不过我们当然反对官方对媒体的任意干涉,我们还是主张并推动媒体的自律。我们有很多民间团体,比如说关注家庭暴力的,关注儿童保护的,他们都非常关注苹果的状况,给苹果非常大的压力,产生了一些效果。比如苹果也开始在内部新闻自律,他们邀请许多民间团体参加讨论,准备草拟一份苹果日报的自律公约。这个问题还在讨论中。比如说他的苹果动新闻要搬到电视上去,现在就会碰到很大困难。

三、韩寒也许是没机会接触上层,问题是陈文茜是没兴趣接触底层。

  南都周刊:前段郭德纲和北京台之间的事情,你肯定也听说了。我想问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台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杨伟中:郭德纲的事情好像是两段,一段是郭德纲和记者,一段是公权力介入。如果发生在台湾,前一段,媒体一定会批评,特别是像郭德纲这样的公众人物,坦白说,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是应该降到最低的,是要被媒体监督检验的。但媒体不会封杀他,何况封杀这种大牌也会损害媒体自身的经济利益。后一段,解严前的国民党文工会和新闻局也会有类似的举动。现在来讲,台湾当然不会再这么做,台湾政府相信不太敢出来封杀什么。当然我们也有通讯传播传播委员会,但相信不会使用三俗这么宽泛的字眼,你要规范媒体,这个规范一定是要相当精确的,要很谨慎的。我们基本希望把这个问题限制在行业自律的范围,国家管的越少越好。比如我们电视台组成的卫星电视公会有专门的自律委员会,一直在讨论自律公约等问题。

  南都周刊:另一个小风波是关于台湾媒体人陈文茜对上海青年韩寒的批评,这个相信你也有自己的看法。

  杨伟中:1984年党外杂志《新潮流》创刊,是后来民进党重要派系新潮流系的前身,陈文茜当时也参与其中,是党外运动的活跃分子。后来由于9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际局势变化,民进党堕落,大陆逐渐抬头,全球化大浪潮起来了。这个时候陈文茜开始出现了一个调整,不再谈以前的民主和社会公平正义,也不谈台独理念。转过来谈市场与机会,谈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的大市场,把目光摆在全球化下的中国崛起,她喜欢介绍上海是多么美好,世博多么精彩,宣传中国的形象工程。  再加上台湾媒体没有厚度,她的节目做得比较精致,所以吸引了一部分中产白领和知识精英。相对台湾一些无聊的琐碎化的政论新闻节目,陈文茜的节目就看上去显得有品位有深度有质感一些。这样也具备了另外一种欺骗性,她用这样一种包装,销售她这样一种美好的中国的观念。同时,因为台湾内部有很强大的诋毁中国的声音,比如中国威胁论,你也可以说她这种中国机会论扮演了一种平衡的角色。

  南都周刊:我看到有媒体报道,陈文茜后来做了一个补充解释,说她曾经深入采访了世博四次,而韩寒是没机会接触上层。

  杨伟中:这个不一样。韩寒也许是没机会接触上层,问题是陈文茜是没兴趣接触底层。

  南都周刊:海峡两岸ECFA协议的签订,刚刚在台湾获得议会批准,按说对台湾媒体也会发生不小的影响。

  杨伟中:目前看来,北京对台湾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是不可否认的。台湾媒体对言论上特别是对中国问题上的自我审查现象就越来越严重,这是比较大的问题。在现在台湾的报业市场越来越萎缩的时候,报业老板越来越希望政府赶快开放大陆广告市场。相信以后带来的政治作用就会越来越大。

  南都周刊:有种看法认为台湾已经失去了对大陆的责任感。其实它是可以分红的,甚至可以做股东。

  杨伟中:这句话很准确。但台湾400年来是个商业岛屿,台湾社会是很功利的,要打算盘的。其实,如果是吕不韦,或许也是要投资一下政治的。你看在上海的台湾人号称30万,但是这30万台湾人也不关心上海,更不关心上海底层啊。

 

那些故意被遗忘的中国文化

林红兵

2010-08-24

    今天这个日子属于一个故意被遗忘的中国,亡灵们的中国。农历7月15日,俗称七月半,在历法上应该与是正月十五对应的一个日子,它作为一个节日古老性无庸置疑。在道教的话语系统中,它被称为“中元节”,在佛教的语义系统中,被称为“盂兰盆节”,最为人熟知的还是民俗中的“鬼节”。

    民间有阳间过元宵节,阴间过鬼节的说法。相传,每年从七月初一阎王就下令大开地狱之门,让那些终年受苦受难禁锢在地狱的冤魂厉鬼走出地狱,获得短期的游荡机会,所以人们称七月为鬼月,这个月人们认为是不吉的月份,既不嫁娶,也不搬家。为鬼魂们提供吃喝是活人的义务,于是七月十五当天,家家户户都要到先人坟上烧纸钱和祭祀。过了七月十五,就关鬼门了,七月三十之前,如果有人还没有祭祀他自己的先人,他的先人一年就要变成游魂。这一个月人鬼对话的气氛很浓厚。

    中国的鬼神文化和中国的历史一样久远。按《说文》的解释,人所归为鬼,鬼实际上是人对未知和对自身认识的哲学存在,神则是鬼的提升。某种意义上,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鬼神所提供的价值尺度仅次于儒家的伦理系统。在儒家成为正统之前,以事鬼神的祭祀为中心的礼制是中国政治和想象力的几乎全部。即使在后来的儒家系统中,祖先的存在的重要性也是超过任何现实的物质形态。一本无神论的中国历史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政治领域的鬼神崇拜终止于辛亥革命,民俗领域的鬼神文化衰落于新中国成立后。以“七月半”为例,中元节过去是个很重要的节日,全国各地都如此,在上世纪20-40年代,北京城的中元节的各种活动远比清明、中秋规模都大。50年代,中元节依然热闹。但后被认为是宣扬封建迷信,逐渐边缘化。传统中元节都是商办官助,到50年代末,大部分的商业已被国有化,无人无钱,自然难以为继。到60年代中期,北海公园还办了最后一次中元节。不久特殊历史时期开始了,除了清明节,所有的传统节日都被取缔,中元节也没能幸免。今天只有在海外儒家文化圈还保留着中元节的盛况。

    从“问鬼神”到“问苍生”是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于鬼神文化,当下可以讨论的无非三个方面:是否有必要遗忘?遗忘的方式?遗忘的后果?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可以看作一部遗忘史,有选择性的遗忘史。一些被放大,一些被屏蔽,一些被藏匿。在上层建筑领域,遗忘王权,遗忘孔孟之道;在草根的世界里,遗忘伦理,遗忘江湖,遗忘乡土。“问苍生”必须要把鬼神从庙堂上拉下来砸碎、烧毁,是否有必要?世界各国有不同的选择,我们采取的是最极端的做法。各种鬼神的真身被消灭之后,人们精神上的鬼神的幻象何去何从,没有人能回答。

    在空间上,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的改天换地,传统属于鬼神空间的祖坟和山林被大量改造,成为道路和田地;火葬和西式墓园的推广根本冲击了人们的死亡观念;随着城市化带来的离乡背井,附着土地,附着乡情,附着伦理的鬼神观念必将灰飞烟灭。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人们心里的庙堂并未真正坍塌,但空空荡荡,经常有假鬼、假神、假仙坐上去出洋相,骗财骗香火。还有一些内心发虚的社会不当得利者,不管见神见鬼,倒头就拜。

    近年传统文化断代的危机加重,其话语环境也有所改变。连风水文化都成了某些大学的选修课。因此有人主张不能将鬼神文化以封建迷信的名义一竿子打倒,应该重视其曾经对中国道德伦理建设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在传统节日现代化背景下,有的地方开始挖掘中元节感恩、孝亲的内容,试图使其变成一个能适应新环境的活的经济动物,并像丰都一样想造一些鬼城。在博主看来,脱离尊重农业传统来改造更新传统节日,本身就是买椟还珠,以经济目的来复活鬼神文化无非是制造文化泡沫。

    鬼神经济怎么拉伸GDP,一个笔友有一个戏说:一是旅游经济,造各种阎王、大小鬼故里,地狱主题公园、望乡台主题公园;二是医疗产业,按过去的说法,生病大多与鬼神有关,生什么病,怎么治,花多少钱应该都在鬼神掌握之内;三是创意产业,鬼神文化内涵丰富,在影视、动漫产业大有可为,“生死簿大揭秘”、“你的前生”、“阴阳大配对”都是很好的主题;但真正有作用的还是房地产,中国人几百万的时候,地狱就是十八层,今天人口都十几亿了,地狱早人满为患,要来个保障性住房,GDP还不一年翻几十番。

    这是博大家一笑。无论如何,即使在多元价值框架下鬼神文化作为活文化的生存语境也已成为历史。也许在鬼神文化上还附着我们的信仰,还附着我们的敬畏。但一个无神论掌握话语权的时代,今天丰衣足食的人们还会害怕吗?我们生活已经非常“无畏”。有钱无畏,没钱更无畏;满腹经纶无畏,一字不识更无畏;占据道德高地无畏,无耻者更无畏。

    敬真“鬼”打假“鬼”,是我们内心的选择,也是理性的主张。抛弃鬼神文化带来的是无神论的快感,也有可能是灵魂的无家可归。有人主张将鬼神文化“融入”现代经济和文化的话语体系,那也许并不难实现,但肯定不是一件好事。

 

中国社会诚信出了大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 周孝正

2010年 7月 24日

    今年三月,上海市当局为了世博前的推广宣传,特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北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大谈世博,突然间一位外国记者向上海市长俞正声提出一个题外问题,说:最近中央要求高级领导干部申报财产,你个人申报了没有?俞正声笑着答道:我的财产早就申报了,这次中央扩大了范围,要申报住房和配偶子女等情况,我们都每年按照规定如实申报,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去中纪委查查。讲得是好听,但谁有本事去中纪委查看高官的档案呢?

    最近有关唐骏学历造假一事在中国全国闹得沸沸扬扬。中国学术打假专家方舟子前不久揭露中国的打工皇帝唐骏获得的美国博士学位是假博士,此后,有关唐骏学历造假的争论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唐骏学历造假门为何引起如此大的争论和反响,它到底反应了什么问题,首先因为中国现在缺诚信,无论是政务诚信,商务诚信,还是社会诚信。

    就拿价格问题来说,国家统计局说我们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多少,报纸上就说,国家统计局的人不买菜,因此他们说的数字和老百姓平时切身体验不是一回事。再有,房价现在涨得如此之高,正式的报告说才涨了百分之一点五,老百姓觉得太荒唐了。假的东西太多了,影响了老百姓的现实生活。

    另外,官员造假有些比较敏感,我们不能说。而唐骏他是一个所谓打工皇帝,一年据说能挣一个亿,这就更吸引眼球了。我们媒体有些可以报道有些是不能报的,而唐骏的事没那么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唐骏的事就引起较大的关注。各报都转载,其实不是说就他一个人学历造假,有些假的比他还厉害,但不让报。比如当年的三聚氰胺事件,这一造假案就掩盖了很多年。最近又报道说发现了很多吨三聚氰胺。在中国大陆什么事情炒得厉害并不是本身这件事有多大,而是各种综合因素造成某事件特别引起关注。

    最后,唐骏这个事情闹得大的原因还在于它本人的态度。本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西方人忏悔,我们中国人吾日三省吾身,共产党叫反思和自我批评。如果他公开道歉,做一个自我批评,但他不是这样,他还说,能够骗所有的人就是成功。这些话被传媒放大之后就引起了民众的普遍愤怒。 所以各种传媒和评论就开始不依不饶,实际上他自己有些事处理的不当。

    唐骏曾经出一本书,叫做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因为这本书他成为青年人的楷模,学习的榜样。你在一次访谈中却说,成功这个词语就是毒药,成功学危害巨大,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大家都在追求成功。

    成功有一个价值取向,现在在中国大陆一般人认为成功就是发了大财,当了大官。孔子曾说,邦有道,那么不成功是耻辱的事,但是邦无道,那么富有就是耻辱的事。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建成一个法制国家,还没有构建成一个和谐社会,而且中国现在到处有很多的忽悠,忽悠就是有组织诈骗。忽悠就是吹嘘自己有神秘的高干背景,有强大的靠山,有超级的资金运作能力和实力。这些人很多,确实发了财了,但是当中有很多是得了手的骗子,没有被抓到的在逃犯。

    中国青年报上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说成功是一粒毒药。我认为这种说话很对。中国有二点三亿农民工,他们辛辛苦苦的干活,一个月就挣一两千块钱。富士康还有很多人跳楼自杀。我们能说这二点三亿农民工都失败了吗?人家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还经常被拖欠工资。在他们眼里,一个老老实实工作的工人农民,一个没有发大财的普通人都是失败的,因此这种取向是非常恶劣的。还有说法是知名度就是生产力,这完全是骗子的逻辑。那么恶名算不算知名度,算不算生产力。这种说法都是非常恶劣的说法。中国某幼儿园做过调查,问孩子们长大想做什么,据说有一半人回答要当比尔盖兹。 这十分荒唐,一半的孩子都想当世界首富,太荒唐了。因此说成功就是一粒毒药。

    特别是唐骏的书,《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那么他一年挣一亿人民币,能复制吗?全世界六十八亿人,每个人都能挣一亿人民币吗?这是明显的浮躁和诈骗。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还因为人们碰到实际的日常生活的困难,现在什么都在涨,菜也涨,房子也涨。98年北京房屋成本价,一个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是一千五,到了08年是一万五,到了今年,四环之内差不多三万了,五环之内也差不多两万五了。 但是官员还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控制在百分之三,去年是百分之四。 老百姓认为这是滑稽的事。衣食住行的住不算在消费,算是投资。中国社会诚信出了大问题。

   收入虽增长了,但信誉下降了,而且经济增长了,货币增加了,但是 新鲜的空气没有了,清洁的饮水没有了,安全的食品没有了。这三样东西是老百姓最根本的利益,这三样东西没有了,经济也好,货币也好有什么意义呢? 原来说“国破山河在”,现在叫“ 国在山河破”。过了淮河往北,无河不干,有水皆脏。对环境的破坏,造成人们幸福感下降。你说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解放六十年来,中国九亿农民每年收入是四千九百六十一元人民币。中国说中国贫困人口只有三千六百万了。但是中国的统计数字没有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去算。中国说的贫困线是每天三块两毛八。一天三块两毛八能做什么是啊,一个打工的人连一张来回地铁票都买不起。 按照中国定的标准,贫困人口就减少了。如果再降低一点,中国连一个贫困人口都没有了。而且有些农民工的工资很低,如珠三角的农民工十二年才涨了六十八元钱。他们的生活费根本没赶上通货膨胀。所以说中国很大,从复杂性来讲,中国就是一个世界。中国最缺的就是诚信,不仅是国家主权信用,一般企业信用和自然人信用,或者叫做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都是很缺乏的。

 

 

 

发件人:"周之金" <zhouzhijin@gmail.com> 2010-08-24 11:06:22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这是TXT格式,有什么不对的还希望指正,谢谢。

中国,把握好民主旋律,请与时代的脉搏跳动!

致胡锦涛主席及各中央政治局常委建议函

周之金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及各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您们好,为国家和人民服务辛苦了。我,周之金——一个中国青年,在各位为国事繁忙的时候又一次致信于您们,在此首先表示我打扰的歉意,但我希望您们能理解我的用心与忧虑。因涉及的问题关乎很多方面,所以必须写给中央政治局。

    纵观国内外,目前中国(政府)面对的问题依然尖锐;体制内外,矛盾的冲突无时不在,总体形势是越加严峻。作为习惯性关注社会形势的青年,我仍旧同样也在担忧着。现坐在香江边上,遥望维多利亚湾的夜景,感慨良多;海水上空的乌云瞬间万变,思想也随之变化多端。

一 从回农村所见所为谈起

    7月份我回了趟(广西富川的)农村,我认为客观的了解中国,除了沿海城市那些个开放的城市,最好莫过于对普遍农村及基层政府真实情况的了解,弄懂了农民涉及的问题,中国目前所有的问题就可解决一半,所以带着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我经常喜欢奔走于农村。

事件(1),从个例看电信运营商的变相超高收费和发展方向;

    恐怖的电信收费单——一个月网费1098元!

    回农村除了各处走访,也需要随时了解每天的国内外新闻,尤其是要详细的即时的了解政府的各项政策、法规。因为本地电信以村庄偏远为由,拒绝提供有线网络接入服务,所以在7月1号我通过乡电信营业支局办理了一张3G无线上网卡,因为无有线网络接入服务,所以100元包60小时的时长套餐被拒绝,只能选同价位100元包2G流量的网络服务套餐。

    我每天就是浏览一下当天的时政财经新闻,顺便收发一下邮件,流量应该占用不多,所以一直到月底29日还可以正常使用,我无法查知用了多少流量,按一般的理解,服务没有被停断终止及为收到流量已经使用完的提示之前都可以继续用,因为我是用100元包了流量,按理说流量使用完了当是被即时限制服务的。可是一直都没有任何提示,我便在当晚在线观看有关抗美援朝的纪录片,随后重温60周年国庆大阅兵。很多时候看着中国军人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信心,尤其是思考问题陷入死角,甚至是对生活和未来失去信心和希望的时候,欣赏人民解放军的雄姿风采,领略他们英雄气概和勇敢精神实在是一种上进的动力和鼓舞。但正是在重温胡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豪迈满怀信心做庆典讲话的时候停顿停顿,之后再也连续不上——世事告诉我流量用完了。

    事隔两日之后,30日我接到电信的缴费通知:我被告知已经欠费998元!当时我被弄得目瞪口呆——我只是上网,怎么会使用了1098元!明明办理的是100元包月限用2G流量的套藏,当时开户就缴纳了100元,流量使用完就完了,缴纳的费用扣完就扣完了,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怎么就突然之间欠费近千元!我是在与外星人通话吗?100元的包流量套餐怎么忽的就变成了欠费998元!我以为系统出现错误,便询问1000客服。对方告之确实消费了1098元,已经欠费998元。我问在未得到任何方式的提醒情况下,就这样不知不觉的被欠费近千元是怎么回事?她说,原因是超过流量之后,系统会另行计费——我算计了一下,这种以微流量另行计费的方式超过普通计费的数十倍,以此方式计费上网,所需要花费的资金并不低于抽食鸦片!

    问题是,在这超额的另行计取费用过程中,我本人毫不知情,既未收到任何一条流量使用完的提醒信息,也未接到使用完后将另行计费的电话提醒,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之中进行着。我认为,类似这种在消费者未被即时告知及未征得消费者的同意之前,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单方面任何的计费方式的变更都是一种对消费者的严重欺诈,这是非常典型的故意引诱消费者上钩,以变相收取高额费用的违法行为!便进行投诉。

    客服1回复,没有任何道理跟我讲,就是认定是我的个人行为导致超过限定流量才产生的另计费用,欠费后果由我承担,欠费要按时补交。我说,我限定就是缴纳100元包2G流量,怎么不即时停止。对方答,这是系统设置的,超过要付费。

    客服2的回复让我更生气,她说此种3G无线宽带上网并不是适合一般人用,我们不建议一般客户使用,它只针对高端的商务用户。我继续问我的流量用完了,资金用完了系统为什么不仅不停止我的服务反而变相的计取高额的费用,为什么不及时通知客户?可不管怎么说,对方都不认为是电信问题,产生的费用要我补交。我一直难以理解,我们消费者少用的你们电信一分都不退,我们不知情的用多了,却按数倍的高额计费方式来收取,这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的欺诈,这明明就是抢劫,我一分都不会交!对方答道,不补交后果由我负责,他们将移交给有关部门处理。

    各委员们,请理解我开始就啰嗦这么多,但这不是一件小事,它需要引起您们的高度重视!因为此类事件它正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身上。像此种情况,面对强大的垄断官企集团,您们说哪里才是讲理的地方,老百姓找谁解决去?从这些年新闻报道来看,各通信运营商利用各种名义各种方式乱收费的情况成了全国最普遍的现象,在315各类事件投诉中,居各行业投诉排行第一位。欠费少的吞声忍气愿意挨宰,欠费高的双方弄上法庭,但普通民众面对强势的垄断巨头,胜算能有几何?

    我一直无法理解:我这一千多元的上网费是如何算计出来的,包流量又是什么意思,我一次性缴纳100元包2G流量使用完了为什么系统不停止我的服务?再未使用任何方式通知用户的情况下进行变相的高额计费这难道不是故意钓消费者上钩吗?我理解企业需要利润,通信市场竞争激烈,但是这样的收取方式是合法的吗?它的依据又是什么?而靠这样的手段来赚取利润又能够持续多久?不同的消费规则,不同的计费方式,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变相得掏着消费者的腰包,此类不得人心的乱收费方式全国各地的新闻都播报不断,在普遍消费者埋怨和投诉声中,早就已经成为了公愤,但是有关部门是如何监管的呢?而工信部能不能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发挥一下该有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大,指导和制定着各行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可这种普遍民众都在抱怨的变相乱收费的违法行为为何还不被禁止?

    脱离了普遍民众的参与,这样的商业也不会成功的。

    我在这也要问一下我们国家:而所谓的“3G无线宽带网络不适合一般人,只针对高端商务人士”,这个我更是弄不懂,国家自推出发展第三代通信技术的产业来,在这两年时间,通过重组后的3大运营商间接地投入了数千亿的资金和出台了很多政策去支持第三代网络的研发、建设和改造,发展这个的目的从大的角度而言是为了提高企业政府及各事业单位之间的办事效率,小的方面说就是为大部分个人用户提供生活和工作上的便利,总而言之,在绝大程度上,国家发展先进的通信技术,目的就是为了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在优质的通信服务下能够享受到生活的更便利。从这方面来看,大力发展通信行业,的确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可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各通信运营公司对3G收费如此之高,一般普通老百姓还真是只有望梅止渴的份,就以这个“针对高端商务人士”的说法可能这就是目前3G发展的方向吧。但是,这么一种利国利民的好产业,现在一上马,还不到一年时间,怎么就变成了只针对高端商务用户了呢?在10几亿人民的中国,所谓的高端人士占分量多少?一般的人(作为最广泛消费群体的普通民众)怎么就成了不适用群体了?而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大部分群众的不适用?

    细细的想来真是让人唏嘘不已:从建国初期的“人民邮电”到改革时期的“中国邮电”,发展成了今天的与邮政一分为二的“中国电信”,经过60年的发展,它终于成为了世界大牌。这些变化都是一步一脚印的踏踏实实走着,可它每一步都离不开全国老百姓的支持,才成就它今天的巨无霸。现在是财大气粗,是完全可以放开脚步大步的跑了,可是,这步子是不是奔得太快了,也至于让普通民众都追赶不上,最终成为了不适用人群——这个,几十年以来,是数亿普通群体的消费,才好不容易养大,可如今他们也想使用新技术服务的时候,怎么一脚就把他们踢开呢?难道国外的电信公司也是这样对待本国的底层消费者的吗?

    这个问题真让人郁闷:3G网络在国外数年前就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变成了最普遍的通信服务模式,可在我们国家怎么就成了高端人士专用品?“与世接轨”的声音这些年从未叫绝过,可这3G网络如何接轨,怎么才能也像国外一样成为普遍呢?

    现在而言,不仅是针对中国电信,国家推行任何一个产业都一样,想成为一个国家性的大产业,缺少了大部分群众的参与都不会成功,离开了最广大老百姓的支持,这个产业注定不会长久。目前的3G网络服务也一样,什么时候把眼光和思路放对了,当它真正服务于最广泛的普通民众时,那这个距离走向利国利民的成功之路就不远了。反之,再是以这种短浅的眼光用离谱的高价格把绝大部分民众都拒之门外的,假如某天一旦被迫向外资全面开放通信行业,那将会葬送未来大好前程的中国通信行业。

    我不是通信行业的专家,但是我知道:任何事情都一样,未来的社会全民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广大老百姓的支持最重要,脱离了绝大部分人的参与式不行的。目前的通信行业状况和产业方向,除了您们中央制定政策的能改变,其他人即使有眼光,也将会困难重重,对此,希望您们要慎重的考虑。

    另外,当中国电信有关部门通过法院给我发来传票的时候,我该如何面对呢,我相信类似我的遭遇,全国肯定不少。谁都知道,平民百姓是斗不过拦路抢劫的那些山大王的,唯一的做法就是向官爷求助了,到时我还希望您们(尤其是懂政法的委员)能指教我如何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事件(2) 从小事看县乡级政府及政体改革的必要性

    1,此时此刻,我姨妈的人生安危还在面临着威胁——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心痛:
今年的南中国又是天灾的一年,半年未过,不是干旱就是水灾,受损最大的还是农民,五六月份暴雨不停,农作物损失惨重,可怜的老百姓!

    在一场大暴雨过后,一颗过百年的老(槐)树倒塌了,足足有千斤重量,沉沉的倒压在我姨妈家的屋头顶上,房子暂时没有倒塌,大树也没有完全倒下来,就这样一直的倒压在了屋顶端上——这个房屋已经是有70多年的泥砖瓦片房,现在不管从哪个方向看都有随时倒塌的倾向。

    我姨妈是个可怜透顶的老妇人,现在已经快60岁了,进行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也就没有了任何的生活来源,而膝下又无子抚养,困难至极,所以前年申报成了光荣的低保户,享受到了国家对农村低保政策的补贴——一个月可怜的60元!前年我外公外婆相继离世,现在就只有她一个人居住在已经成了极度危险房的老屋中——确实没有地方落脚!

    像这样处在危险中不是办法,树太大太重,所以当时就请求村长问怎么办,村长说没有办法,也实在没有办法,现实生活中没有孙悟空,这么大的树没有机械类吊机是搬弄不走的,所以去找向民政办。两天之后有人下来拍照,之后就走了,意思就等消息,看上面怎么处理。可一等就是一个月过去了。我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姨妈虽然穷,但也是活生生一条人命啊,这树不想办法移走,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在里面怎么居住啊!

    我便于8月2日打电话给县扶贫办,我反映了情况之后,说事情对于农村的人来说确实很难办,我姨妈又是低保困难户,看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县扶贫办答复说,他们单位不针对个人,是面对群体的,要我找民政局去;随之又拔电话到民政局,接线员说要按程序来办事,先到乡里面反映,然后乡里会提交给他们。我说已经反映一个月了还没有任何消息啊。对方说再去问一下,要打报告走程序。我便立即去乡民政办,办公室两台电脑开着,两个女职员,其中一个在电脑上边玩棋牌边网聊,另外一个我说明情况之后才不急不慢的过来,说还没有向上面提交材料,因为办公室网络半个月连不上——我明明就看到还在上网,怎么尽是睁眼说瞎话,之后她才通过邮件把相片发到县民政局。我问这事怎么处理,乡里有什么办法。她居然显得很轻松的说,叫几个村民去弄走就可以了,上面的人不可能下来帮忙的,说只是树倒在屋顶上,只砸烂几片瓦而已,没有造成多少损失,后果不是很严重。上面不可能有什么补助的。听此话当时我就吓了一跳:一个在政府部门上班负责民政事务的看到上千斤的大树压在年久失修的泥瓦房上居然能够轻松的说没有损失,认为后果不严重!我不知道她是如果受教育的,怎么如此的毫无常识和丧失人性!

    现在房子没有倒下来是不严重,是只有几片瓦的损失,而现在夏天风雨多,要是哪一天砸下来压死人了怎么办?那那时损失后果如何?我大问是不是非得要砸下来把活人压死了才叫损失和后果严重。再说树也如此,倒塌只是个早晚的时间问题。我知道在这类人当中农民的命根本就不值钱,甚至配不上叫人命!她说没有办法,只能叫我姨妈写报告申请,而那也是一两百块而已。问题是,现在不是钱,是如果弄走这颗树,在农村靠村民用人手是无法搬移的,没有机动吊车之类的起吊工具拉起,稍微偏移就会倒塌,到时弄不好还会多砸死几个人。且房子砸倒之后我姨妈到哪里落脚去?我又问,国家不是有针对低保户可以根据特殊情况帮助出资盖个小房给他们安家落户的政策吗,其他乡镇就有很多例子。她说我姨妈不是五保户,那种政策享用不到。我告诉她在周边村庄再也找不到还有谁能比我姨妈更困难的了。同时电话里面也问了几个相关负责人,都表示不行。

    写到这里,我实在是无法表叙了,这么一个关乎人身安危的事情,按程序规章制度逐步反映,只请求上面想个办法弄走这棵树能有个安心。可居然拖着一个多月没有向上面反映(当然现在我知道即使反映了也毫无用处),还显得若无其事,哪有一点为老百姓办事的样子。这先不去论她的工作态度,我一直诧异怎么连半点人性关怀都没有?从这我看到了这些人的可怕。我姨妈虽然再穷,她现在也不奢求什么,政府手中掌握着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她现在最需要的是有个安全的地方落脚,需要他们帮树移开。而对于要是希望政府给予另外的补助,相关人员说没有任何可能,每个月60元的补贴已经很多啦!

    党教育人民群众有困难找政府,政府会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所以早上我也打了县长办公室的电话,联系上了副县长的秘书,说明情况之后他叫我去办公室一趟。于是在当天下午我又去了县政府,按程序首先在信访办公室登记,说明情况之后就去找管民政的副县长,不在办公室——当然很多时间也不可能在,外出开会是唯一的最标准的理由。某个股长级别的负责人叫我写份材料申报,听我说明情况后他说这边也没有办法,县里的单位不可能给你下乡去办,即使县长来了也不会接管,并建议我去找林业公安。我说我还是想跟县长当面谈,还有另外的重要事情也需要见面谈,他还是说县长不会直接管,他来了也是叫我去找林业公安等其他部门。我问林业公安下乡作业是免费的吧,他说这不可能。最后他又建议我先写份材料给副县长,他会批给有关部门。当听到这的时候,我已经失去了任何的感觉,即使弄到最后这不就是体制中的踢皮球吗?其后我在政务栏看到县领导人员名单,仔细一数,20多万人口的贫困县城居然是7个县长(一正六副),县委书记也四五个。据守门护卫说当时有两个副县长来上班了,可我怎么找就是找不到一个,问来问去转东转西仍旧是那几个人之间“处理”,实质没有任何效果,唉——可怜的中国财政!可怜的政务办公系统!

    在本县经过一个月的走访,本来我还打算就另外的事情去县委找一下书记主任之类的,问一下如何处理甚好,和反映一些农民的苦处,能不能向省市一级反映的。最后还是算了,天下的乌鸦毕竟全部都是黑色的,我知道,找来找去,找到最后得来的除了失望还是失望。连一个棵树的问题都处理不了,我还去奢求什么谈论其他问题呢?以前封建时代平民有苦有难还可以到衙门敲锣求县衙,也可以在街上当场拦轿。

   现在社会一直在进步,政治也在相对的一步步走向开明,我们新中国已经解放了60年,可现在老百姓处于危难的时候,想见个九品的芝麻官,为何都是如此的难!

    整个县城公检法及政府机关,上班时间就是6个小时(上午8:00—11:30,下午3:00—5:30,少数民族地区所谓的自治,在离皇宫十万八千里的地方,在法规纪律上无实质性的约束,这就是超国民待遇的民族自治!——在很多时候,有很多事情尤其是连中南海的政令都无法有效即时传达给各级对象单位的时候,太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并不是件好事,它对目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有时会起反作用,上级对其的监督方面甚至不如邦联化——这方面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是需要中央的另外思维)
而基层政府办事作风问题,我知道全国普遍都一样,这是一个现象,一个必须引起深思的重大政治现象。

    2,由此事引申对基层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思考:

    胡主席,各位委员,我这么引申的说,这不是一件小事,它不只属于我姨妈处于危境的一件小事,从整体局势而言,它是很大的中国政治。我现在正抱着极其严肃的心态谈论这个事情,如果您们处于我姨妈的处境,您们还怎么办?您们会继续上访吗?您们还相信会议中和新闻发言中抑或是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的“有关部门”吗?您们还会从哪个角度去相信政府?而基层的信访与对问题的处理,基本上就是这种形式!

    再联想到那些关乎人命案的社会不公事件,想象是何等的艰难,除了抱最后的希望往上级走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当基层的有关部门把你对他们的信任和希望当做足球相互踢来踢去的时候,你的希望还能抱多久?当每个部门都蜻蜓点水般敷衍了事,甚至一拖就是数个月而没有半点消息的时候,您们还难理解为什么每年都有数百万的民众在长期的越级上访吗?类似的上访问题是什么造成的?如果问题能在当地源头上就得以妥善的解决,谁又愿意冒生命的威胁去越级?是谁在逼迫他们成为一个个越级上访者?又是谁强迫他们被关进精神病院?导致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而最终成为社会的抛弃者和各级政府的对立面?!

    当大量的上访者对基层各部门已经失望透顶而抱有最有的一丝希望奔流到北京也祈求皇天能给予公道的时候,这个国家对于百万上访者而言还剩下什么?当连北大的所谓的法学教授砖家在言论上也对上访者进行致命的丑化和打击之后,就告诉了这个社会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希望!无数的新闻事实也都在告诉着这个国家的人民,当某个人准备越级上访执意要追求公道的时候,那他的人生之路就已经快走到尽头了。回想前几年我在国家信访局所看到的现象还历历在目,至今仍旧难以忘怀。在此也希望您们这些中央的领导人在闲时的时候多到那地方转转,那个群体需要您们这些最高政权的执掌者对他们最后的关注。

    就以我姨妈这个事情我告诉中央,基层的事情真的很复杂,太多太多的事情,老百姓很无奈,政府在他们心目中已经成为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值得思考的是:社会上最不受关注的基层政府却最直接的掌管着最广泛的劳动人民,这样的行事作风能承托得起亿万人民的诉求吗,能反映他们最根本的意志吗,能反映他们对最高政府的所愿吗,显然困难重重——这就造成了中央政府与最底层民众沟通桥梁的断层,也是上级领导下来考察民情而造成形式化的基本根源,现在中央是该好好考虑基层政府的问题了。

    况且,沉浸在官僚思想当中的“天高皇帝远”的封建意识,造成了基层政府的天不怕地不怕。在目前我们国家相对还不是很完善、很民主的政体中,垂直式的分级领导,在基层政府公职人员的纪律作风问题上,现在正是处于上至最高中央政府对其无法直接管理,下至最底层民众又无权监督的无可奈何的状态;由于任命只是在上一级,在目前官僚体系腐败很严重的社会环境中,上下级错中复杂的利益关系,使基层政府拥有了很少约束的权力化自由,在不造成发生大规模的暴乱事件的前提下,一般上级都很少管,所以这些年出现的各种奇怪荒诞的事件根源普遍都是出现在县乡两级的管理范围。

    3,另外,农村老龄化问题要首先解决:

    在这一个月中,也在对农村老龄人口(无法再进行农业生产或正在丧失农业生产能力的及无任何生活来源)的低保问题做深入的思考。在我走过了四个乡镇近百位农户中询问得知:有的村申报的比较好,凡55岁以上都能领到政府补贴(本县是按不同的情况分为30-100元/月);但有的还没有,村里还没有听说过;还有的就是反映比较多的——有的村谁跟村长关系好的,村长看得顺眼的就给以申报,曾经有过矛盾的看不顺眼的就以条件不符合为借口不予申报,我村就存在这种情况;还有的一些村的村长,作风相当坏,他们欺上瞒下,无法无天,影响极其恶劣,把国家推行的农村低保政策变成自己及其亲戚朋友之间的敛财工具,不管是否符合条件,身边的亲戚一律申报上去,有的村有名额限制,结果真正需要国家低保的困难户却享受不到,这样政府好心的惠民政策变成了村长们用做人情交易的工具,困难户的生活保障变成了“政策腐败”。对此,村民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敢怒不敢言,因为村长也是乡镇一级指定的,村民选举只是形式。向党说实话,我户口在农村,自成年有选举权7年一来,从来没有见过选票,更没有见过村里举行投票选举的活动。问附近的村民,其他村大抵也如此,基本上是由乡镇一级形式化的指定。

    从这看来,基层民主建设任重道远!底层的根基歪了,上面有问题是自然的,受到损害的也将会是这个政府的形象,因此,国家对村一级的领导有责任和义务通过各种渠道去提高、加强他们的思想觉悟和素质道德,因为宣传党和政府的基本方针政策还是需要他们的。

    在这还重点再谈一下农村的低保问题。在农村,由于农活重,需要大量的体力,农民基本上超过50岁之后就难以再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了,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在生活来源上的困难。纵观共和国的发展,前几十年国家通过剪刀差,把农村的生产所得大部分的转移到了城市的工业化建设之中,在工业化起步、改造到发展过程的这40年,正是从农村补血到城市的四十年,他们种植农产品,养殖畜牧业,为数亿的城中人提供着最根本的生活保障。

    这几十年来,城市发展了,中国发展了,可过半的农村仍旧还是很贫穷。50岁之后,人到老年,农民更显得凄惨,看到很多老农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在烈日中仍旧弓弯着背脊为生活在地里田间苦苦挣扎,真不是一种好滋味,想想中国这些年的财富增长,在看看在贫困线下还在为生活挣扎的老人,那种悲凉的感觉无以言叙。

    这些年我们国家是有钱了,总体财富已经站在了世界的第二位,但现在城市与农村仿佛两个世界,现在是该到国家回报老龄农民的时候了。一个负责任的党派和政府,最根本的职责就是保障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定。对这些曾经为了国家的繁荣而辛苦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老人们更应该负起更多的责任,应该尽国家的一切所能让他们享受到政府的关爱,能心安理得的渡过不算太久的晚年。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到那一步,也将体会到年老的困难和无助,现在我强烈地向您们政治局委员呼吁:请我们的中央人民政府在以后预算财政开支的时候,请首先重点考虑(农村)老龄人的低保问题,在补助金额上相应的提高一点吧!

    我不知道国家现在对农村符合条件的(比如以后的补助条件是否可按岁数论)低保户是怎么样的补贴,是按地区的不同还是规定有统一的标准,我也不知现在施行的政策所补助的资金是全部都有中央财政拨款还是与当地财政各半。经与各地的朋友问询中了解到,有的地区农村低保仍旧还没到位,但有的地区已经有超过300元/月的补助了——这是令人振奋的消息。而我在新闻看到的“目前全国已实施农村低保的中西部地区年低保标准一般在600~800元之间,东部地区一般在1000~2000元之间。”若同是国家财政补贴的话,怎么会存在2-3倍的差距呢?况且我觉得以当前的物价每年补贴七百元确实是过于少了点。以现在中国的财力,提高到3倍,以全国3000万低保户计算,每个月每人发放最低300元的低保金,那一年的总支出也只是1000个亿,相对于中央财政8万亿的财政税收,这也只是零头而已,把他们的补助金额提高到300元/月直接发放到他们的个人银行账户是完全有能力的,完全可操作的。而对于我们本地每个月30—100不等的补助金就严重不足了,不知道他们操作的时候是否遵守了有关的国家规定,但是我认为虽然是少数民族地区自治,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太特殊,不然就是一种社会的反动!

    各位常务委员们,明年就低保问题上做一个明确的全国统一规定吧,把全国超过50岁的未享受到国家定性工资及无其他任何养老保险等其他社保的城乡老龄人口申报到国家社保局,做一个完善的统计,将其全部纳入全国无任何收入来源的老龄人口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吧!

    老年人生活真的不容易,他们的年青岁月都奉献给了国家,他们理应得到国家、政府的尊重和补助。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立法吧,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旗号下急需这么一个政策!

    4, 由于基层政府的不作为或是少作为,农村存在的问题仍旧很突出:

    而说到这里,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人民政府,我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们县现在还很贫困,刚才我反映的,还存在着很多需要救助的困难户,我在这通过您们政治局委员代那些困难户向国家社会保障部和扶贫办提出申请,希望国家延续前些年对我们县的扶贫政策,把该下拨的扶贫救济款按不同的情况资助给需要扶助的那些生活困难户;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是很贫穷,自83年得到了国务院批准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县以来,在本县20几万人民的意识里,将近快30年了,都没有一个像样的高层的政府领导下到我们县来视察过,除了前些年大贪官成克杰来县里涂了几个字,反而给卷走了几百万之外。这些年以来一直都没有国家的政府领导下来关注过我们县的发展状况和老百姓的生活所求,自治县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我们少数民族地区不能再落后了,力求奋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在资金和政策上急切需要国家和上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需要中央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所以,在此通过此次要求,我恳请您们当中有关的领导到本县视察一下,我们县不想再继续穷下去了,请按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政策吧!

最后感悟:中国不应成为世界政治的孤儿

    1 政治体制的改革,需要最迫切的行动

    胡锦涛主席及各位委员,这次信函本来想就所上四大问题和最后的十大建议做个整体性、系统性的总结寄给您们中央政治局的,对这些问题经过这几年的日夜思考,真的很累很累了,特别是对建议部分(政策系统性的研究),真的头好痛。可仅仅回去一个月对农村的见闻就一万余字,剩下四大问题是最重要的,很可惜最主要的却没有反映出来,大概的草稿我也列好,系统的论来还有三万字有余,若向您们建言的渠道是通畅的,我会第一时间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

    现在我们国家整体形势仍旧不是很乐观,对外“黄海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仍旧充满了不确定性危机;国内的连接不断的自然灾害,由于山洪暴发引起的泥石流及山体滑坡等造成的灾难,无一不在考验着这个国家,尤其又是后续救灾支援等各项工作,都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做重要的指示以进行对受灾民众妥善的安置......今年对中国而言又是不太平的一年。

    但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每一年都如此,在各类事件之中,出现的问题相互交叉,困难重重,所有的矛盾聚集在一起都有可能产生最大的社会危机,这也就不由自主的迫使政府最高层在稳定与改革之间做出抉择。从大的方面说,一切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之与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相适应,稳定又是一切变革与发展的前提。不管在何时,所有社会问题的出现都是由某段时期内社会体制的不完善、不适应引起的,当所有问题的矛头都把根源指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有问题而急需进行改革的时候,就真正决定依靠最高领导层的决策而指导全国人民力行使国家(整个社会环境)进行新旧改造的变革时代了——我认为,经过了三十年的建国改造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目前正是需要这么一个系统性大变革的时代——毫无置疑的,这是时代的要求!

    在每一个朝代的更迭之后,最高当权者无不希望建造一个鲜有贪官污吏的相对廉洁的政府,但是制度上设计的欠缺和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决定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几千年来几十个王朝的轮换都脱离不了这个恶性循环。时代变迁到现在,普遍的国家和政府包括我们中国,都在最高会议上反复的提出了建设政治文明和社会民主的现代化国家。

    以目前中国的现状,空喊政治民主是不行的,而任何人或者任何组织也都完全没有必要时时把民主和自由的语调挂在嘴上,政治文明和社会民主绝对不是靠空口的论调来实现的,它是一种制度,是政府和公民自觉形成的一种行动,一种人人必须维护的行为规则。所以,最根本的,我觉得:当老百姓能够畅所欲言、可对政府提出批评意见而不必以“莫须有”的罪名治罪的时候,国家就自由了;当老百姓能够以纳税人的意识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被有关部门得以强力保护的时候,社会就民主了;当老百姓对自己亲手投票选举出的当地政府领导人就职期间不满意而可以理直气壮的把他罢免下去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政治就真正的文明了。

    很现实的说法,一句最简单的话:当老百姓对政府(公检法及警察系统)等公职部门不再是提心吊胆而变成自觉性的理解与支持政府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真正成功了,中国的社会就真正的发展进步了。但最重要也是目前最需面对解决的问题就是:各级政府(公职部门)如何去做才能让我们的老百姓不再是怀疑、排斥甚至是仇恨的敌对?怎么做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理解和诚心的拥护?
这些年来,层出不穷的一幕幕让人难以想象的荒诞透顶的怪事几乎都出自“有关部门”之手,每一件都深深的直刺国人的神经和心脏,在荒诞事件的背后除了赤裸裸的利益争夺其实最要命的还是不断挑战和持续性的毁灭着整个国家已经是很脆弱的信仰系统!

    所有的这些,都可视作为中央政治局的第一政治问题,对于一个政党或是国家,未来的数年之内,在决策方面上需要本质性的改变——毕竟,重拾信仰、拥护你这个政权的民心永远是最重要的!

    关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性的问题,还有很多要说,但是思考这些真的好累,比在金融市场中做投机分析劳累多了,自从参军卫国的理想破灭之后,个人所愿就是在金融投机市场中稳定的赚美元,甚至是移民过现代生活,但是,至少现在还是中国公民。而即使移民了又怎么样呢,至少活着还是要为自己的国家想点事情做点有意义的事的。

    2 政府形象的维持,需要最真诚的民心

    在港岛,每次都金紫荆广场看飘扬着的五星红旗,都深有感触:自1860年以来,在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经过建国后60年的大发展,到如今国力已经空前的强大,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至今已13年,照理而言,中共(组织)应该光荣、骄傲而自信的完完全全的展现在全体港人面前,但很遗憾: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在目前这片拥有绝对主权的中国领土上仍旧处于不明不暗的活动状态,从多个方面而言,形象、影响都相对的消极——这种状态使人产生一种极度痛心的悲凉!

    而又由于种种原因,如今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形象也都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丑化和敌对。在民主的社会环境里,这种现象是普遍正常的,但是,在这“普遍正常的现象”背后却隐藏着让人神经错乱的信仰危机,不管如何,最直接的,也在深深的刺激着在海外的中国人的灵魂——毕竟在一党执政的中国,不管你愿不愿意,在全球的普遍共识里,中共的形象就是中国政府的形象,中国政府的形象也就代表着整体中国(人民)的决定性形象。这几十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都在努力,尽量展现着最真实最完美的中国形象,但是在某些事件上,消极的影响似乎超过了所有的努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痛心。

    回忆60年前的历史,共产党打下江山真的很不容易。跟随着全球化的趋势,现在的中国越加引起世人的注视,在全球的大环境下,维护中共(中国政府)形象也不容易;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目前及将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也会更多的暴露在世人面前。所以,中国影响会更全球化,中国形象的意识也会更深入,而当某些事件的发生,会严重影响中共(政府)形象的时候,我认为:仅仅是依靠外交部发言人千篇一律的抗议言辞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在问题产生的根源上依靠老百姓的民心。国外事件如此,国内所有问题也尽然,中共(政府)形象的树立和维护要依靠亿万中国老百姓内心深深的理解与真诚的支持!

    此刻遥望着驻港部队大厦,前面迎风飘扬着的五星红旗真的很美很美。托起共产党政权的善良的中国老百姓,托起五星红旗飘扬的仍旧是亿万勤劳的中国老百姓,希望中央及7000多万中共党员好好珍惜目前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也请中国(共产党各级政府)尽职尽责的尊重及善待国内的每一位中国公民——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绝大部分人活得都很不容易!

    致敬

    愿中国老百姓生活得稳定踏实!盼中国护照能在全球自由通行!

    周之金

    2010/8/13,于中国香港

 

 

发件人:"ZhangDongSheng" <zhangds12@hotmail.com> 2010-08-23 13:12:0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b.g.q." <baiguangqiu@hotmail.com> 抄送: 标题: 参考。

看看我们的领袖生活

英台

2010-07-18

    毛泽东真的没有特权吗?据上世纪80年代末税务报的一篇专访报道,"专机为毛泽东空运活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喜欢吃活鱼,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1961 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

    有关部门为此特别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门为毛泽东空运活鱼。为防止阶级敌人破坏,还专门在东方红渔场通过政审,挑选祖宗三代出身贫下中农的农场农民组成基干民兵连,专门负责活鱼的捕捞、挑选、装箱、押运。往返数千公里,用国家专机为个人运送活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广大农民被要求“糠菜半年粮”的悲惨时代,这不算特权算什么?不知何青青或其父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否也享有专机为他们运送活鱼的这个权力?

    毛喜欢别墅。起码有五十多所别墅在全国各地为他建起,北京一地就有五所。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一旦中选,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 一人享用。庐山上有一座供游人参观的毛主席别墅,知道这所别墅是什么年代建起来的吗?是1961年建的。这正是中国最困难的吃不上饭的时候,三年灾害饿死了几千万人,庐山上却在为领袖大造别墅。当我有一年参观了这出别墅后,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领袖!

    再看看韶山滴水洞毛的别墅,宽阔、高大,经过特别的设计,就是在炎炎酷暑,不用空调,也很凉快,连洗手间也是特别设计的,宽敞的走廊,比小老百姓住房的客厅还要宽大得多,房间内高耸的天花板和高高的空间,一层相当于老百姓三层住房高度之和,室内豪华的游泳池......总计花了2亿元。不知何青青及其父辈当年是否也有如此豪华的专用别墅?

    毛喜欢游泳,在那个游泳池极为罕见的贫穷年代里,他为自己造了不少游泳池。第一个在玉泉山,建于三反中,根据毛自己的数字,“建造费五亿”(旧币)。三反中私用公款一亿就算“大老虎”,要判死刑。毛后来没去游过,嫌池子太小。在中南海里面,为他建了个室内游泳池。中南海本来早在解放前就已经有个室外游泳池,毛进京以前对公众开放。毛进中南海后,内部的人,头些年还可以在毛不游的时候去游泳,到后来,两个游泳池都归他独占。游泳池的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来烫热的。让它们保持温暖,以待毛的驾临,耗资浩大。请问何青青这算不算特权?何青青说毛主席没有特权,他之所以这样说,唯一的解释就是:很可能何青青或其父母,当年也是拥有个人或家庭专用游泳池的特权人物。

   玉泉山农场专为毛生产大米,据说那里的水特别好。“玉泉”从前供给宫廷饮水,现在浇灌毛的水稻。毛喜欢的蔬菜,以及肉类牛奶,由另一个叫“巨山”的特殊农场供给。毛钟爱茶是中国最好的龙井,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在每年最适宜的季节,采下来进贡送进北京。毛的食物都经过化验检查。做饭时管家站在厨师旁边看着,也负责尝菜,“尝味道,尝安全”。毛的厨房离他吃饭的地方相当远,怕油烟味钻进毛的鼻子里。炒菜得现炒现吃,工作人员便提着一道道菜飞快地来回跑。

    毛虽然不讲究衣着,但是他爱的是舒服。他喜欢穿旧鞋,因为旧鞋才舒适。当要换穿新鞋时,他让警卫战士先替他穿松了再穿。他的浴衣、毛巾、毛巾被不少补有补丁,有一床毛巾被有五十四个补丁。但它们可不是平常的补丁,是专门拿到上海,去请手艺最好的师傅精致地织补的,费用比买新的不知高过多少倍。历史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皇帝,早就有穿补丁衣服装穷作秀的先例,如汉文帝、明崇祯帝、清咸丰帝、道光帝等,但据史料介绍道光皇帝龙衣上的一个补丁竟花费银子5 两。这与毛打补丁要专门拿到上海,去请手艺最好的师傅精致地织补,费用比买新的不知高过多少倍,简直如出一辙。世上有这样的“艰苦朴素”么?只有世界上许多随心所欲的巨富和极权者,常有这类享乐怪癖。

    毛主席专用瓷工艺复杂、用料昂贵,原材料选用花重金购买来的濒临绝迹的临川高岭土,有色金属矿物质研制,手工磨成的色料,瓷质细腻,手工绘图,绘于釉下,透过釉层溢于瓷表,因此具有永不褪色的特点,不含铅、镉等有害物质,耐酸碱,使用有益健康。为烧制这批瓷器,当年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专门组织了 40多位顶尖高手,突击研究设计,其中包括现已七十多岁的国家级陶瓷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高级工程师徐亚风、刘平和彭召贤等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陶瓷艺术家汪桂英、洪国忠、王锡良、戴荣华等人都参与其中,产品在1380摄氏度至141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成,具有耐温差的特点,从180摄氏度到20摄氏度绝不炸裂,因胚体薄且制作工艺复杂,最大出品率不超过20%,因此殊为珍贵。制作出的半薄胎高白釉瓷器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用手指轻轻的敲击,其声清脆悦耳,在光线照射下,器壁成半透明状。

    它还有一个最大特点是导热系数低,把它制成壁厚不足毫米的茶杯,注入开水后,用手紧握杯体也无烫手之感。毛主席亲点“水点桃花”纹样,清新脱俗,是陶瓷大师们呕心沥血的颠峰之作,堪称空前绝后。它代表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并且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堪比皇家专用瓷。30多年过去了,这批空前绝后的“神秘”瓷器价值连城,日前在上海拍卖行拍卖引起轰动。这次拍卖的共有“7501”瓷9件,是一位曾在景德镇陶研所工作数十年,现旅居海外的收藏家送来的,一只“7501瓷”调羹10万元,一个小瓷碗170万元,一壶十杯的一套酒具200万元!足见毛主席专用瓷的奢侈、珍贵和价值连城。

    知道中南海特供给的几分钱一斤的大龙虾么?国家拨款给中国农业方面最高的科研机构搞特供蔬菜,特供牛肉等等无偿供应给特供商店,再让高干的家属们以象征性的价格搬回家中,这是不是集体腐败?

    那时中南海专门养个文工团,以革命的名义挑选不满18岁的少女陪舞作乐。北戴河别墅区,青岛八大处别墅区在军阀混战时代,在日本占据时代抑或国民党蒋介石时代平民百姓还可以过过路饱饱眼福,但到了毛泽东时代就成了“非高干不得入内”了。

    他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结果饿死近四千多万人,难道不是纵个人私欲,置人民于不顾?把中国看成他自己个人的东西,难道不是最大的腐败,整个国家就是他的,他只需要保障手中的权力就有一切,他要钱干什么?

  看看文革期间,他的老婆,女儿,侄子们的显赫位置20几岁就成高干。那是他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资历应得的位置吗?就说那个现在很低调的李纳吧,她在文革中也是风云人物,解放军报的负责人,代替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是什么级别?大家不会没有感觉吧?这不叫以权谋私叫什么?

    什么是最大的腐败?不是贪污了多少金钱,打了几场高尔夫球,最大的腐败是权力的腐败,是用人的腐败,是在生活上和权力上的随心所欲。

    一九六○年代,毛的稿费达两百万元以上。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与此相比,当时中国一般工作人员一年工资大约二、三百多元,有的农民一年辛苦到头才得现金不过数元。相当多地方的农民,到年底,不仅分不到一分钱,还要倒欠生产队的钱。请问何青青,在那个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连屋前屋后种点瓜菜都有要挨批斗的年代,广大农民一贫如洗,毛泽东却一举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百万富翁。这难道不是搞特权吗?

    专门抽调专门人才组成“132”特供烟生产组,秘密为毛泽东制作雪茄,事实上,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就开始抽由特供烟生产组制造的雪茄。这个生产组开始时位于有“晒烟之乡”之称的四川省什邡县,后来秘密调到京城。在这个专门制烟的工厂里,共有13个工人。除了从什邡卷烟厂调来的三个人,还有一个保安、一个厨师、一个开车的司机、两个烧锅炉的工作、一个支部书记,外带四个学徒。当时,“132”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原料依旧由什邡卷烟厂提供,每个月生产十五到二十条烟。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132”也不再生产特供烟,范国荣等三人转为北京卷烟厂的职工。

    毛泽东没有特权吗?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把农民的粮食征收一空,人为制造大饥荒,导致全国近四千多万人被活活饿死。在全国饿殍遍野的情况,何青青说什么毛泽东几个月不吃肉了。事实真是这样吗?完全不是的。请看毛泽东的食谱!请看毛泽东是如何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的。

  根据《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披露:在大饥荒期间,毛本人也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毛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菜、两菜汤菜谱。从保存下来的西餐菜谱来看,比较周到的照顾到了毛泽东的饮食喜好。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

    毛泽东喜欢吃色虾,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而且风味独特。1961 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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