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者按:本网每一期文集都要选一个主题,这期文章就选了这么个题目《中国的民主就从房产税开始》。从下面的近三十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目前处在空前的思想观点交锋过程中,改革三十年来从未象今天这么激烈过,但任何思想层面的交锋都要落实在实际上,收不收房产税就是思想交锋最终的体现。当前的中国终于开始松口收房产税了,这说明了博弈两方的命运结果。其实,对于民主国家,思想界根本没有必要搞得这么乱,全民一投票,一表决,就完事了,用不着学者瞎吵吵。中国由于没有民主表决形式,所以就只有思想的过于混乱。譬如,一个房产税问题,如果让全民投票表决,早就解决问题了,何至于让学者们吵得脸红脖子粗。]

中国的民主就从房产税开始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8月19日

目录

仲大军:2010年我国外贸形势及问题

余永定:因出口利润率低反对人民币升值是完全错误

张明:中国投资者终于开始减持美国长期国债

伍凡  草庵:从香港金融风暴看中国汇率政策

霍金预言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

黄卫东:中国每年流失财富超过1万亿美元 

胡佛研究所:保守派、自由派和美国经济政策

孙连华 :企业家与经济学家的区别

施昱:中国的民主就从房产税开始----郎咸平等在放什么狗屁?

黄卫东:美国真的烂下去了?

李锦:怎样由躯干国家转向大脑国家

吴晓波:当政府成为“经济组织”

叶檀:中国房地产盛筵已散

阚凯力 陈沙:从比较真实的角度看文革

阚凯力:信息产品、信息社会与中国的历史责任

冼岩:中国的要点是从严治官----最高层动力枯竭是中国政治的总病根

张高文:胡星斗的两个博克为何被封?

吴敬琏:中国的问题在于政府权力太大

旷晨:左中右谁来拯救中国?

焦予:中国政治危机的化解之道

秦晓鹰:中共党史如何修?

(美) 乔姆斯基:美国才不民主,西方权势阶层控制着选举

辛迪:美国把左派留在美国,中国把右派赶出中国

玛丽:在中国革命幻象中迷失的美国左派——写在寒春逝世之际

姚杏 林岚:探索新型社区北京回龙观的治理之路

杨波:开拓企业多渠道销售新时代

智效民:胡适批评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智效民:从《包身工》到《懒寻旧梦录》——纪念夏衍诞辰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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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国外贸形势及问题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0年8月15日

前7个月的进出口状况

  根据8月10日海关总署发布的我国外贸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6170.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0.9%。其中出口8504.9亿美元,增长35.6%;进口7665.6亿美元,增长47.2%;贸易顺差为839.3亿美元,减少21.2%。

  海关统计显示,今年7月份我国出口值及进出口总值再创新高,进出口值2623.1亿美元,增长30.8%。其中出口1455.2亿美元,增长38.1%;进口1167.9亿美元,增长22.7%。从环比来看,今年7月份进出口较6月份环比增长3%。同时,这也是继上个月后,月度出口值及进出口总值再次创历史新高。6月份我国进出口值2547.7亿美元,其中出口1374亿美元,月度出口值及进出口总值均刷新2008年7月的历史记录。

    海关提供的数据还显示,与2008年前7个月相比,今年前7个月进出口总值增加9%;出口增加5.9%,进口增加12.7%。 其中今年7月份,进出口总值较2008年同期增加5.7%;出口增加6.5%,进口增加4.8%。这一切都表明,我国的外贸进出口规模基本恢复到两年前的水平。尽管从进出口总值上讲,今年前7个月比2008年增加了9%,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估计基本上与2008年相同。

    由于2008年后五个月进出口贸易急剧下滑,今年的外贸总量肯定要比2008年多。

    今年前7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8121.1亿美元,增长44.3%,高出同期全国进出口增速3.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3901.2亿美元,增长38.3%,高于同期全国出口总体增速2.7个百分点;进口4219.9亿美元,增长50.3%,高于同期全国进口总体增速3.1个百分点。一般贸易项下出现贸易逆差318.7亿美元,而2009年同期则为顺差13.1亿美元。同期,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6295.3亿美元,增长36.1%。其中出口3984.1亿美元,增长32.4%;进口2311.2亿美元,增长43.2%。

    在与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中,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总值2631.6亿美元,增长36.6%。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2072.3亿美元,增长30.6%。中日本贸易总值为1617.1亿美元,增长34.9%。其中,我对日本出口651.5亿美元,增长24.7%;自日本进口965.6亿美元,增长42.8%;对日本贸易逆差314.1亿美元,增长1倍。

    1至7月,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达1610亿美元,增长49.6%。其中,我对东盟出口767.4亿美元,增长43.2%;自东盟进口842.6亿美元,增长56.1%;对东盟贸易逆差75.2亿美元,而2009年同期贸易逆差仅为4亿美元。值得关注的是,巴西替代俄罗斯成为我国第十大贸易伙伴。前7个月,我国与巴西双边贸易总值为325.1亿美元,增长54.6%。

    从地区来看,今年前7个月,广东进出口总值4139.3亿美元,增长32.3%。江苏、上海和北京进出口值分别为2558亿、2043.2亿和1695.2亿美元,分别增长46.4%、40.4%和52.7%。此外,浙江、山东和福建进出口值分别为1414.6亿、1025.5亿和598.1亿美元,分别增长39.9%、38.8%和41.6%。

    从出口方面来看,前7个月,广东出口2360.5亿美元,增长27.6%。江苏和上海分别出口1472.7亿和1003.9亿美元,分别增长43.6%和34.4%。此外,浙江、山东、福建、北京分别出口1002.5亿、558.5亿、395.9亿和310.7亿美元,分别增长40.6%、33.3%、39.4%和17.8%。北京是全国最大的进口大户,贸易逆差高达1200多亿元。

    在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主导出口。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5006.9亿美元,增长36.2%,高于同期我国总体出口增速0.6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58.9%。其中电器及电子产品出口2026.3亿美元,增长34.7%;机械设备出口1696.7亿美元,增长36.6%。

    今年前7个月,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速普遍较上半年有所加快,其中服装出口668.3亿美元,增长17.4%,较上半年(下同)加快1.4个百分点;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428.4亿美元,增长32.8%,加快0.5个百分点;家具出口185.4亿美元,增长34.9%,加快1.9个百分点;鞋类出口194.2亿美元,增长23.6%,加快2.8个百分点;塑料制品出口101.8亿美元,增长30.2%,加快2个百分点;箱包出口91.3亿美元,增长30.7%,加快5.7个百分点;而玩具出口47.5亿美元,增长30%,放缓0.5个百分点。

  在进口商品中,大部分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均有不同程度增长,进口均价同比快速回升。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铁矿砂进口3.6亿吨,增长1.5%,进口均价为每吨116美元,上涨53.3%;大豆进口3076万吨,增长16.2%,进口均价为每吨439美元,上涨4%。此外,进口机电产品3602.8亿美元,增长42.8%,其中进口汽车45.9万辆,增长1.5倍。

    由于西方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普遍存在着一定的通货膨胀,进口产品的价格涨势还会持续延续。扣除这种涨价因素,我国真实的进出口额与2008年和2009年相比变化不是太大。

出口退税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今年6月22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的通知》:自2010年7月15日起取消下列商品的出口退税:1. 部分钢材;2. 部分有色金属加工材;3. 银粉;4. 酒精、玉米淀粉;5. 部分农药、医药、化工产品;6. 部分塑料及制品、橡胶及制品、玻璃及制品。

    其结果,导致7月份出现了一波出口狂潮。集装箱告急。各个企业都赶在7月15日之前出口货物。宁波等地港口出现“一箱难求”的局面。远洋运输呈现一片火热。停产一年半之久的集装箱厂重新加班加点赶造集装箱。

    这种由于政策造成的经济起伏波动,很值得检讨。一会儿提高出口退税率,一会儿取消出口退税。政策的不稳定,导致企业无所适从。

    我国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连续7次调高出口退税率。在总计13000多个税号商品中,已有1971个税号商品实现了出口全额退税,占总量的15%。下面让我们看看这两年中的政策变化。

    2008年12月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等商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的通知》,明确了3770项提高退税率的商品的具体范围。其中,轮胎等部分橡胶制品、主体或全部以人工速生材为原料的部分林产品的退税率由5%提高到9%;金属挤压用模等部分模具、玻璃器皿的退税率由5%提高到11%;冻对虾仁、冻蟹等部分水产品的退税率由5%提高到13%;箱包、鞋、帽、伞、家具、寝具、灯具、钟表等劳动密集型商品的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牙膏等部分化工产品、石材、铝板带等有色金属加工材等商品的退税率分别由5%、9%提高到11%、13%。另外,农用泵、摩托车、自行车、家用电器等部分机电产品的退税率分别由9%提高到11%,11%提高到13%,13%提高到14%。

    2009年3月28日,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我国出口退税率调整方案通知,从2009年4月1日起提高纺织品、服装、轻工、电子信息、钢铁、有色金属、石化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其中,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6%。 在这次调整中,共涉及3802个税号。

  根据通知,CRT彩电、部分电视机零件、光缆、不间断供电电源(UPS)、有衬背的精炼铜制印刷电路用覆铜板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7%。六氟铝酸钠等化工制品、香水等香化洗涤、聚氯乙烯等塑料、部分橡胶及其制品、毛皮衣服等皮革制品、信封等纸制品、日用陶瓷、显像管玻壳等玻璃制品、精密焊钢管等钢材、单晶硅片、直径大于等于30cm的单晶硅棒、铝型材等有色金属材、部分凿岩工具、金属家具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3%。甲醇、部分塑料及其制品、木制相框等木制品、车辆后视镜等玻璃制品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此外,碳酸钠等化工制品、建筑陶瓷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9%;商品次氯酸钙及其他钙的次氯酸盐、硫酸锌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5%。

    2009年6月8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从2009年6月1日起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扬声器、音箱的出口退税率从14%提高到17%。

  2010年5月,国家财政部发布通知称:从2010年6月1日起,再次上调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涉及的产品共计2600多个。其中陶瓷、玩具、制鞋、家具分别上调至13%、15%、15%、15%,纺织服装出口的退税则维持不变。加上今年6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的通知》,这一增一减,就造就了今年二季度以来出口贸易火暴的景象。

出口退税是一笔赔本的买卖

    从纺织服装企业来看,实际效果欠佳。2008年7月以来,我国已经先后4次调高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现在已经上调到17%。预计可为出口纺织服装企业增加利润几百亿。 但值得注意的是,出口退税上调的实际效果已经大打折扣。目前的情况是,外需不足,很多企业议价能力很弱甚至根本就接不到订单。在此前的调研中很多企业都反映,当出口退税率上调的时候,采购商就会主动压价,最后仅有的利润点反而被他们吃掉了。冀望只依靠提高出口退税率来保出口,而企业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不提高,很大程度上会成为一纸空谈。

    从微观层面上看,出口退税确实能使企业获得一定的利润空间,但从宏观测算,我国为出口退税付出的代价远远从中获得的好处。

    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计算,由于出口价格弹性较低,8000亿元的出口退税只能导致出口额增加5200亿元,即使考虑乘数效应,最终也只能导致GDP增长6240亿元,这明显是一笔赔本买卖。

    另外,出口退税制度也是导致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出口商品退还流转税,从而保证出口商品不含税是一种国际通行做法,但出口退税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刺激或抑制出口增长的宏观政策手段。我国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为缓解外需萎缩对中国出口造成的冲击,在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期间连续7次上调了出口退税率。然而,出口退税在促进出口与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真的那么有效吗?研究发现,由于中国的出口价格弹性较低,导致一半以上的出口退税支出补贴了外国进口商与消费者;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相同力度的出口退税政策明显劣于政府购买。

    因此,通过出口退税来刺激出口增长一方面加剧了中国的经常账户失衡,另一方面降低了中国的整体福利水平,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做法。未来中国的出口退税应该恢复到真正的中性水平,即出口退税应该保证出口产品与国内产品的公平税负,而非单纯的征多少退多少。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开始意识到出口退税的问题,决定自2010年7月15日起取消部分钢材、有色金属加工材、酒精、玉米淀粉、农药、医药、化工产品、塑料及制品、橡胶及制品、玻璃及制品的出口退税。取消退税的共有406个税号,仅占海关税号总数的3%。2009年上述产品出口额仅有110亿美元,仅占当年出口总额的1%左右。如此小量的产品取消退税,对于我国庞大的出口退税,有如九牛一毛。这就使我国的外贸出口仍然行走在赔本赚吆喝的道路上。

下半年的前景分析

    总起来看,2009年底以来,我国外贸走出了低谷,走向了复苏,出现了一波恢复性增长。今年1月份,我国进出口初步恢复到2008年的同期水平;2月份至6月份,进出口单月增幅分别达到45.2%、42.8%、39.4%、48.4%、39.2%。 6月份进出口总值达2547.7亿美元,刷新了2008年7月的历史记录,创历史新高。不过,今年上半年的进口增长,产品涨价因素占了大约40%。出口额中的涨价因素也占到大约一半。

    我国上半年进口6497.9亿美元,增长52.7%。在进口商品中,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进口机电产品3026.4亿美元,增长45.5%,其中汽车进口38.7万辆,增长1.7倍。上半年我国贸易顺差为553亿美元,下降42.5%。预计今年我国进出口总规模将超过2008年5%至10%,与去年相比,贸易顺差将减少200亿美元。但是,随着西方国家第二波经济疲软,今年下半年我国的出口增势会受到遏制。而由于国内经济增速也出现减缓,进口的增速也将出现减缓。

    一些价格因素和汇率变动因素也将对进出口贸易带来影响。下半年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是否会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很值得关注。目前,国内棉纱等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成本自去年年底至今涨幅分别达到三成和四成,而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也给纺织服装这样劳动密集、利润薄的行业带来了很大的经营压力。

    由于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的居高不下,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企业的进口积极性,有些地区外贸进口连续几个月出现同比下降。这些变化都需要密切关注。

    另外,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是否会继续扩大?如果我国政府迫于财政压力,可能今年下半年还会出台取消出口退税的通知。

    2009年,我国财政收支紧张状况突出。国家财政预算是按照收入增长10%、支出增长20%进行核算的。财政赤字预算为9500亿。但实际情况是财政赤字突破了一万亿,赤字率超过了5%。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赤字率超过3%,系统性风险将会增加,通货膨胀、汇率贬值、资本外逃、资产沽空等都可能发生。这些风险对于中国而言是难以想像的。因此,到今天为止,继续退税的余地已经不大。这将更加重了出口的难度。

    总之,我国目前正在进行一场艰巨的经济转型。国家商务部曾经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研究》中指出:中国外贸发展未来20年内要实现十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翻番,二十年成为贸易强国的目标。目前看,这个研究完全没有考虑到经济转型的到来,只能是闭门造车的产物。

    (作者地址:北京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 100031,电话:63071372, 电子邮箱 zdjun@263.net。)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8-18 09:13:32 +0800 收件人: 抄送: 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56 因出口利润率低反对人民币升值是完全错误

因出口利润率低反对人民币升值是完全错误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 余永定

Aug. 18, 2010

yongdingyu@gmail.com

    中国面对的选择:是为了维持出口增长而尽量减少人民币的升值幅度,还是为了降低中国外汇资产遭受损失的风险而尽量让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求决定现行汇率制度的最主要特点是为央行预留了干预(或不干预)外汇市场巨大空间。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自7 月15 日以来连续发表的五篇署名文章引起了国内外金融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好评。在接受财新-《新世纪[29.37 -2.52%]》的专访
时,胡晓炼对央行的汇率政策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中央银行直面公众,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详细解释自己在有争议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预留干预空间

    所谓“汇改”是指对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用通用的国际金融语言、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说,“汇改”是指实现从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向有管理的浮动过渡。当然,尽管汇改主要是一个汇率制度选择问题,一旦做出选择,还有大量的制度建设工作需要做。

    为了使新的汇率形成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中央银行在中国外汇市场的制度建设上做出了巨大努力。汇率制度改革(或改变)与汇率水平的决定本来是两回事,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下,汇改意味着人民币不再钉住美元,而不再钉住美元,意味着人民币升值。于是,汇改目标同达到什么汇率水平的问题被混淆起来。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下,钉住美元(或另一种货币)和自由浮动是汇率制度光谱中的两极。在前者,汇率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而在后者,汇率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一种绝对好或绝对不好的汇率制度。一个国家的汇率制度应该同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变迁相适应。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东亚国家普遍实行“钉住美元”(或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亚国家纷纷放弃“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度靠拢。中国的做法则相反,在东亚危机期间,中国放弃早先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转而采取“钉住美元”。中国当时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并为稳定东亚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中国“钉住美元”是一项临时性措施。2005 年7 月21 日的“汇改”只不过是恢复了有管理的浮动。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又包含不同的形式。

    2005 年的“汇改”并非简单恢复到危机前的有管理浮动,而是用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代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实行的是“参考”而不是“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参考”而不是“钉住”一篮子货币,而且还要考虑资本项目等因素,则这种“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与“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应该没有本质区别。这种制度的最主要特点是为央行预留了干预(或不干预)外汇市场巨大空间。均衡汇率还是囤积美元?

    在讨论人民币是否应该对美元升值的问题时,我们一般习惯于以所谓均衡汇率为参照物:首先假定存在一个均衡汇率,如人民币对美元的均衡汇率。然后,再拿现实中的人民币汇率对这一所谓的均衡汇率相比较,得出人民币是否高估或低估的结论,然后再决定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然而,均衡汇率与一般商品的均衡价格非常不同。对于一般商品来说,均衡价格就是市场出清价格——即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时的价格。但是,一种货币相对另一种货币的供求关系与一般商品的供求关系非常不同。在外汇市场上,由于资本瞬时流动的冲击,对特定货币的供求关系是十分不稳定的。均衡汇率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概念。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曾给出均衡汇率的八种不同定义。2007 年,科林(William R Cline)和威廉姆森搜集了2000 年以来西方关于人民币均衡汇率的18 项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差异之大使人无法相信其中任何一种结果。例如,其中一项研究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高估5%,其他研究都认为人民币低估,但低估的程度从3%到55%不等。均衡汇率在理论上肯定是有用的概念,然而,以此为参照来决定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是十分不靠谱的。

    胡晓炼提出,以经常项目平衡状况为主要根据,判断汇率水平是否合理,这一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在目前条件下,经常项目平衡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应该是中央银行决
定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主要依据。此外,我以为,长期资本项目的平衡状况也应该是决定汇率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既然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资产需求旺盛,除非中国存在结构性经常项目逆差,就应该允许人民币升值,从而提高中国资产的外币价格(如美元价格)。同时,通过人民币的升值,使外国资金的流入转化为外国实际资源的流入。自1991 年以来,中国基本保持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主要根据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汇率的原则,人民币应该升值还是贬值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
在当前情况下,与其问人民币是否低估,还不如问中央银行是否应该继续干预外汇市场或在何种程度上干预外汇市场。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遏制人民币升值,中央银行就必须干预外汇市场。而干预外汇市场必然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特别是美国国债持有量的增加。美国的巨额外债和巨额财政赤字,以及美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都意味着持有美国国债的潜在风险正在不断上升(更遑论收益极低)。

    因此,中国面对的选择是:为了维持出口增长而尽量减少人民币的升值幅度,还是为了降低中国外汇资产遭受损失的风险而尽量让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求决定。两者都不是令人愉快的抉择,但是,中国政府必须找到两者的某种平衡。在2003 年-2005 年“汇改”之前,一些人士警告中国政府和货币当局,人民币升值3%,中国的大批出口企业就会倒闭,失业就会大量增长,甚至会出现社会不稳。事实如何呢?在经过了实际有效汇率和对美元双边汇率的20%左右的升值之后,2006 年-2008 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长23.4%,进口年均增长19.7%。这是公认的中国外贸发展的黄金时期。

    以中国出口企业利润率低为理由反对人民币升值是完全错误。如果一家中国企业的利润率真的仅有3%(2005 年期间的说法)或1%(最近的说法),对这些企业早就应该整改了。不同行业和同一行业中不同企业的利润率是不同的。如果整个出口部门的平均利润率为1%,就只能说明低效率企业(利润率低于1%甚至亏损)同少数高效率企业并存,把整个出口部门的利润率拖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政策就不是使人民币汇率维持不变以适应低效率企业继续维持生存的需要。相反,人民币的升值(升值速度是另一回事),将迫使低效率企业退出,使资源向高效率企业集中,从而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增进国民福利。

通胀替代升值并非最佳选择

    升值和物价上涨之间确实存在某种替代关系。名义汇率的升值和物价上涨同样能够影响实际汇率从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这种替代关系可能是在不同情况下发生的。一种情况是,存在持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而名义汇率保持不动,物价最终会因为流动性增加而上涨。而物价上涨导致的实际汇率上升最终将导致国际收支平衡的实现。但是,物价的上涨意味着国内宏观经济稳定(内部均衡)的丧失。因而,从原则上讲,用物价上涨来替代名义汇率的上升,不是实现经常项目平衡(外部均衡)的最佳选择。另一种情况是,物价的上涨是由于经济发展中的某些更为根本性的非货币的原因造成的。例如,由于人口和政治等原因,形成工资上涨的趋势。如果这种上涨的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必然导致物价上涨。在其他因素给定的情况下,这种上涨又必然导致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和贸易顺差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的必要性或升值空间自然就减少了。但是,这种结果并不支持用通货膨胀代替名义汇率升值的主张。作为一种政策主张,这种替代论的实质是用加剧内部不平衡来减少外部不平衡。

    既然人民币已经同美元脱钩,既然中国依然有大量经常项目顺差(虽然已经减少),既然央行将主要依据市场供求来决定人民币汇率,投资者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就是合理的。在特定条件下,“热钱”就有可能再次大举流入。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所提供的人民币双边汇率(主要是对美元的双边汇率)双向变动的可能性,来遏制“热钱”的流入。但是,这一汇率双向变动的机制会对抑制“热钱”流入能够发挥多大作用还有待实践检验。在这种情况下,另一个政策工具——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是不应该忽视的。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8-17 15:42:43 +0800 收件人: 抄送:_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55 中国投资者终于开始减持美国长期国债

中国投资者终于开始减持美国长期国债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 张明

Aug. 17, 2010

zhangyuxuan@gmail.com

    美国财政部8 月16 日分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2010 年6 月底,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8437 亿美元,依然是美国政府的最大债权国。2010 年6 月,中国投资者减持美国国债240 亿美元。事实上,在2010 年上半年,中国投资者仅在3 月与4 月增持美国国债,合计增持227 亿美元;在剩下4 个月内,中国投资者均在减持美国国债,合计减持738 亿美元。2010 年上半年,中国投资者累计减持美国国债511 亿美元。

     仅仅观察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总量数据,尚不足以解释中国投资者对美国国债风险偏好的变化。美国国债分为长期国债与短期国债,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与风险均高于短期国债,而流动性弱于短期国债。如果中国投资者觉得美国国债违约风险上升,那么中国投资者应该首先减持长期国债。

     然而,自2009 年3 月至2010 年5 月,中国投资者已经连续15 个月增持美国长期国债,合计增持1596 亿美元。之所以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由2009 年7 月底9399 亿美元的峰值下降至2010 年5 月底的8677 亿美元,主要原因是中国投资者一直在减持美国短期国债。在2009 年8 月至2010 年5 月的10 个月内,中国投资者合计减持美国短期国债1607 亿美元。

    换句话说,尽管中国投资者在2010 年6 月之前的10 个月内总体上减持美国国债,但从期限结构上来看,存在着典型的“抛短投长”的特征,这无论如何说不上中国投资者是出于美国国债的潜在违约风险,在主动减持美国国债。因为出于风险考虑要减持美国国债,必然要从减持长期国债开始。

    不过,2010 年6 月的数据则可能意味着转折点的到来。当月中国投资者减持美国短期国债28 亿美元,减持美国长期国债212 亿美元。中国投资者同时减持短期与长期美国国债,这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的首次。这或许真正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风险偏好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

    尽管目前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但从整体上来看,欧元区的债务风险远低于美国。把欧元区16 国视为一个整体,则欧元区2009 年财政赤字与GDP 比率仅为6.3%,政府债务与GDP 比率也仅为78.7%,相比之下,美国2009 年财政赤字与GDP比率超过10%,目前政府债务与GDP 比率超过90%。如果欧元区国家在未来几年内积极实施财政巩固政策,而美国依然实施宽松财政政策,则未来欧元区作为整体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将远低于美国。中国投资者开始减持美国长期国债,可能正是因为看到了中长期内美国政府债务所面临的潜在风险。无论美国政府通过制造通货膨胀的方式来降低国内债务负担,还是通过制造美元贬值的方式来降低国际债务负担,中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存量都将遭遇巨大的资本损失。

    今年上半年,中国投资者在减持美国国债的同时,也大量增持了日本国债。今年上半年中国投资者合计增持日本国债1.73 万亿日元。尽管日本国债中长期内也面临着另一些结构性问题(人口老龄化、债务与GDP 之比接近200%等),但日本国债和美国国债毕竟具有不同的风险结构,且危机以来日元持续对美元保持强势。中国投资者减持美债增持日债的举动,是外汇储备多元化的明智之举,有助于降低中国外汇资产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当然,中国投资者是否会走向持续减持美国长期国债之路,目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0-08-19 00:09:4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从香港金融风暴看中国汇率政策

从香港金融风暴看中国汇率政策

香港金融风暴的前车之监是否值得中国借镜

伍凡  草庵

2010年8月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上也曾经爆发过多次金融危机,如日本经济危机、英国的英镑危机、墨西哥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其中东南亚经济危机涉及面广,后波及俄罗斯、巴西等国,形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在这里我们将简单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做个简单的回顾,然后重点分析人们津津乐道的香港金融风暴,然后再通过这次香港金融风暴看中国的外汇政策和汇率制度。

    草庵:香港金融风暴是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尤其是对目前的中共更有示范作用。我们今天谈这个我问题是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日本陷入失落的十年长期衰退中,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先后产生了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以及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亚洲四小虎,这些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也积累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国家大都实行固定汇率制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为快速发展大都积累了比较多的外债,经常账户长期巨额赤字,资本市场泡沫比较严重,具备被攻击的内在条件。从外部因素来说,1994年为提高出口竞争力,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0%,显著提高了中国在亚洲的竞争力,对四小龙、四小虎构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另一个更重要的外部因素,美国在90年代初推行的强势美元政策,对这些国家的资本外流创造了条件。

    伍凡:以美国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早就对肥得流油的东南亚小龙、小虎们馋涎欲滴,视为盘中餐,早在1994年就曾進行过试探性攻击,后因感到时机不成熟而放弃。 1997年时机到来,自然不会放过,首先拿实力相对弱小的四小虎开刀,1997年2月索罗斯等大量沽空泰铢现货,同时买進远期泰铢合约,進行远期外汇掉期交易,泰铢贬值部分即是其盈利,泰国稍加抵抗就败下阵来,6月泰国财政部长在政治压力下辞职,惊慌失措的国内公司买入美元对冲其外汇风险敞口,外汇平准基金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损失惨重,国内居民信心危机没有缓解,已超出了银行的控制范围,1997年7月泰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汇率开始自由浮动,在此后的6个月里,泰铢兑美元的比价由26降到55。而且亚洲危机出现向其它国家扩散的迹象。以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又迅速的横扫东南亚,用同样的手法先后打败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这些所谓的亚洲四小虎,接下来亚洲四小龙岌岌可危。

    草庵:在讲述分析香港金融风暴之前,我在这里先对汇率制度做个简单解释,汇率制度分为浮动汇率制、受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固定汇率制、和联系汇率制,从金融危机尤其是货币危机的历史看,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一般是固定汇率制或实行受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目前的中国就是刚从固定汇率转向接受管理的浮动汇率,但本质傻瓜还是固定汇率制。联系汇率制也称货币局制度,是固定汇率制的极端情况,货币局制度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储备货币存货和以储备货币标价的资产(通常是储备国家的政府债券,如美国国债),香港以美元为储备货币,当这种储备货币存量大到足够包括整个基础货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M2,就可以实行货币局制度。以香港为例,确定港币与美元7.8汇率,如金本位制一样,发钞银行发行港币必须上缴等值美元为抵押,香港放弃对货币政策的控制,完全同步跟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港币与美元在7.8上下一个极小的范围内波动。如果你看明白了联系汇率制,就清楚了只要香港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没有偷发港币,港币几乎等同于美元,货币局制度的進一步就是美元化,1997年香港拥有9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财政状况良好,这种情况不存在对其联系汇率制攻击的基础。而中国的汇率制度基本上是学香港,大陆也是采取的这种制度,以前人民币兑换美元是8.3:1,现在已经在中央银行管制下浮动到了6.8:1。

    伍凡:以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下,横扫东南亚,作为四小龙之一的香港尤如惊弓之鸟,时刻警惕。值得注意的是在泰国发生金融危机的7月份,香港恒生指数不但没有跌,反而涨了。可惜香港当局没有注意到这个信号,上边通过对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了解,我们知道尚不存在攻击港币的基础,你说靠发动货币战争横扫多个国家的索罗斯不知道吗?连英国都曾败在其手下,索罗斯当然清楚地很,不可能通过港币远期外汇掉期交易来牟利,那他攻击港币的目的何在呢?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索罗斯一开始的盈利目标就锁定在做空恒指期货上了,所以1997年7月在泰国金融危机的情况下,香港恒指奇怪的不跌反涨就可以理解了,这正是国际对冲基金做空恒指的建仓期。

    草庵:到1997年10月,形势急转直下,香港危机开始爆发,首先是中共回收香港,中共对国际金融缺乏了解和应对措施。其二导火线源于10月20日,台湾地区央行放弃对新台币的支持,新台币随即贬值9%。台湾与香港联系并不紧密,但台湾外汇储备巨大,相当于1997年夏东南亚国家的外汇储备总和,台湾能倒,香港为何就不能输呢?在这种逻辑下,也有可能国际对冲基金在做空恒指的建仓已经完成。有笑话说,10月21日深夜,夜黑风高,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和金管局局长任志刚分别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 一个低沉的声音说,索罗斯要攻击港币了, 21日、22日在伦敦外汇市场上抛出了60亿美元的港币,把港币汇率压到7.75的警戒线之下,同时市场盛传香港联系汇率制度不保。

    伍凡:这时犹如惊弓之鸟的香港金融当局,看到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倒在货币危机下,台湾也已败阵下来,在这种思维定势的不断强化下,可能忘记了香港是执行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局制度,港币几乎就等同于美元,谁有那么大胆子和能力攻击美元?谁又能用美元来攻击美元?曾荫权和任志刚如临大敌,索罗斯攻击港币,这一招在东南亚用过很多遍了,曾荫权和任志刚暗说,我早知应对之策,你的港币那里来?还不是从我这里的银行拆借的,10月23日中午,同业拆借利率急升到280%,同时打电话给银行打招呼窗口指导,严控短期拆借额度,让你借不起、也借不到,想攻击港币,门都没有。

    草庵:本来担心联系汇率不保的香港居民和外国投资者就已经开始抛售港币资产,尤其是港股,银根的突然收紧,短期利率的大幅提高,使股市雪上加霜,恒生指数当天暴跌10.4%,1997年10月28日香港恒生指数再度暴跌13.4%,香港股市市值减少2.1万亿港币。有人质疑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为何在这种情况下不坚持货币局制度,为市场紧急提供流动性,殊不知这正是香港金融管理当局应对攻击港币的措施,在索罗斯等国际对冲基金的指挥下,把香港恒生指数打下去了。此后两次的对港币的攻击,也让香港以同样的手法击退了,还有人说香港金融管理当局赢得这第一交锋的胜利,在我们一些内行人看来,所谓的攻击港币根本就不成立,香港金融当局完全在随着索罗斯的指挥棒跳舞,上当了都不知道,谈何胜利?

     伍凡:从香港金融管理局主席任志刚后来的描述,香港金融管理当局在1998年8月才明白过来,上当了。但是香港是如何上当的?他们有时如何陷入了国际对冲基金的陷阱。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下次再谈。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中国汇率脆弱 正在走香港金融风暴的老路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1998年香港金融风暴。谈到了起因,也谈到了香港金融管理当局在当时的应对和政策实施,结果到了1998年8月香港当局才明白过来,香港金融当局及不惜血本全力支持香港政府的中共全部都上当了,成为了国际对冲基金会的牺牲品,今天我们就接着谈这个话题。

    草庵:香港金融管理局主席任志刚后来写文章描述这次金融风暴的过程,他这样写道:“1998年8月,我们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投机者对我们的金融市场发起了联合的精心策划的攻击。投机者发现,在短期内通过集中性抛售港元,能够暂时抬升货币局制度下的利率,这将对股票价格施加向下的压力。通过短期内对这种货币施加压力并且抛售股票,即使他们不能冲破设定的汇率,他们也可能从股票指数期货合同上获取一笔收益。”其实港府明白的太晚了,1998年8月13日香港恒生指数跌穿6600点,从1997年8月16000多点的高位下跌将近10000点,此时离8月28日的恒指交割期时间已近,可以说胜败已定。

    伍凡:在1998年8月之前的四次对港币的攻击中,任志刚都以提高利率来应对,当时舆论叫他任一招,只此一招,而且还是错招。等任志刚明白过来后,就改变了招数,从外汇市场上低价通吃港币,8月5日炒家卖出200多亿港币,8月6日炒家又卖出200多亿港币,香港借助当时的中国政府总理朱鎔基的支持,运用财政资金如数吃下,将汇率稳定在7.75,同时转手存入银行,将利率也稳住了,这本是一开始就应采用的正确应对,这样炒家就无机可乘,还得赔上拆借利息。

    草庵:到了8月14日,明白外汇市场不过烟雾弹、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才是主战场的香港当局,毅然决然地决定以巨额外汇基金和土地基金入市干预,与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决一死战。在决定入市之前曾荫权曾在夜里静静地哭过两三次,深感压力巨大,如果失败,就是自己跳楼也无法挽回损失,与任志刚商量决定入市之后,随即向特首董建华提出建议,董建华与朱鎔基商量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就拍板,和他们斗一场。 8月24日恒生指数由港府入市前的6610点推高到7820点,随后的几天国际炒家和港府的交战進入白热化。

    伍凡:由于8月28日为股指期货交割期,迎来了首次决战,上午10点整开市后仅5分钟,股市的成交额就超过了39亿港元。半小时后,成交金额就突破了100亿港元,到上午收市时,成交额已经达到400亿港元之巨,接近1997年8月29日创下的460亿港元日成交量历史最高纪录。下午开市后,抛售有增无减,成交量一路攀升,但恒指和期指始终维持在7800点以上。随着下午4点整的钟声响起,显示屏上不断跳动的恒指、期指、成交金额最终分别锁定在7829点、7851点、790亿港元上。普遍的观点认为国际炒家在7500点卖空恒指8月合约,而结算点位收在7851点,国际炒家在做空恒指8月合约上巨亏。 1998年9月7日,香港金融管理局颁布了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新规定,使炒家的投机大受限制。当日恒生指数飙升588点,以8076点报收。加上日元升值、东南亚金融市场趋稳等一系列因素,使投机炒家的资金、换汇成本大幅上升,不得不败退离场:9月8日、9日合约价格升到8220点。 8月底转仓的期指合约要平仓退场,每张合约又要亏损4万港元。至此,国际炒家见大势已去,纷纷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草庵:在整个香港金融保卫战中港府投入资金1180亿港币,有人预计索罗斯在香港狙击战中损失8亿美元,落荒而逃。实际情况真是如香港金融保卫战揭秘说的这样香港当局大获全胜吗?我们回顾一下,对香港的攻击开始于2007年10月,索罗斯在1994年就在精心准备对东南亚的攻击了,可以说1997年10月对香港发起攻击前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做好了,以索罗斯对货币市场理解之精深,当然知道不可能在攻击港币中获利,攻击港币本来就是明修栈道,索罗斯的主战场就是股指期货,而在1997年8月香港恒生指数在16000点以上,无疑为其提供了做空恒指的建仓良机,索罗斯有充分的时间在高位完成沽空恒指期货的建仓。

    伍凡:在1997年10月下旬开始,所谓的对港币开始攻击的时候,恒指在短短几天的暴跌,市值损失2.1万亿港币,这个时候索罗斯都不需要在股票市场上对权重股進行建仓,即使有也是少量的用于打压的筹码,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个阶段其在沽空股指期货的获利几乎是纯利。在1998年8月之前类似的攻击已经发生了4次,每次香港金管局的任何一招都是用同样的办法提高短期利率让索罗斯沽空恒指获利。

    草庵:有股指期货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做空股指期货的主力一定要掌握足够数量的权重股筹码,否则就等于是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了。分析恒生指数的走势,索罗斯等在港股市场对权重股建仓在10000点以下才开始,在1998年5月左右大规模建仓以对冲沽空期指的风险,6月7月恒生指数攀升到8000点左右,这时对冲基金再次大幅沽空恒指,到8月14日把恒指打到6610点,之前的19个交易日恒指急跌2000多点,每张合约可赚10多万港币,利润之高,让人难以想像。做空恒指期货,恒指每下跌1点,每张合约获利50港币,从索罗斯最初建仓的16000多点,每张合约可赚50多万港币,即使持有1万张合约,就赚了50多亿港币,即使最贪婪的人,在这个时候都应该是收获季节了,何况索罗斯这样的高人,1998年8月上旬应该就是索罗斯大量平仓的时间段,由于无法查到其沽空恒指的具体仓位,无法计算其究竟赚了多少钱。根据某些说法,其整个恒指沽空合约应在数十万张,其盈利难以计数。

    伍凡:实际上,在恒指6600点到8000点之间,对冲基金的沽空期指的主力合约大部分已获利平仓了。这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为对冲风险而持有的权重股的大把股票如何出货是最关键的了。香港金融管理当局在1997年10月到1998年8月之间,索罗斯等对冲基金四次攻击港币,任志刚等都没有明白对冲基金获利的主战场,但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一下明白了。

    草庵:索罗斯竟然在恒指7500点建仓,区区不到4万张1998年8月交割的沽空恒指合约完全是诱饵,以掩护1000亿权重股筹码完成胜利大逃亡。曾荫权与任志刚终于知道了对冲基金的秘密,于是大哭几场之后,痛下决心与索罗斯决一死战。面对索罗斯的疯狂抛售,港府动用充裕的外汇基金和土地基金,不惜一切代价挂单接下对冲基金的所有抛单,还乘胜追击,拉高股价,让索罗斯卖了个好价钱,其实当时港府可能急晕了头,没有去查一下沽空期指合约究竟有多少张?其实应该可以查到的。从事后知道的索罗斯在8月28日交割的沽空股指期货合约损失12亿港币来看,不到4万张,每张30多万港币,总市值不到150亿港币,而港府却掏出了1180亿港币还拉高股价在短短的十个交易日里接下了以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的筹码,帮助其实现了胜利大逃亡的目标。

    伍凡:从香港保卫战的激烈程度,港府接下的这1180亿港币的筹码应该基本都是国际炒家抛出的,虽然其中难免有其它散户震出来的筹码,索罗斯这些国际炒家的筹码应该在1000亿港币以上,据统计索罗斯在香港保卫战中损失8亿美元,也就是差不多60亿港币,这其中包括拆借港币的短期利息,蓝筹股筹码打压的损失,交易手续费,最终作为诱饵的沽空期指8月合约损失的12亿港币。说到这里你该明白了索罗斯以60亿港币的代价在短短10个交易日,完成了1000亿港币筹码的出货这种不可完成的任务,而且还实现了股指由6600点到7829点的上涨,这天文数字的筹码完成出货,而且基本上是在最后几天出在了最高点,股指却涨了将近20%,股价拉高的收益都不止60亿港币了。这是何等的高明,你说港府取得了香港保卫战的胜利了吗?

    草庵:港府的确取得了1998年8月以及9月恒指期货合约的胜利,而且其投入的1180亿港币的盈富基金在几年之后也取得了不错的收益。我们再看看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们赚了多少钱?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持有的恒生期指沽空合约在25万张以上,全部在16000点以上建仓,每张合约的盈利空间是8000点,低估一点平均盈利空间为6000点,那么每张合约的利润为30万港币,25万多张合约的盈利至少在750亿港币之上,将近100亿美元。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共和香港宣称的所谓大胜的1998年香港金融保卫战,自始至终都是在索罗斯指挥棒的指挥下跳舞,把索罗斯精妙无比的出货当成仓皇出逃,所谓的胜利不过把恒指从16000点跌到8000点这拦腰一刀的空间都不计算,以1998年8月、9月这最后2个月的交割来计算,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阿Q胜利法。

    伍凡:索罗斯在香港兴高采烈的庆祝胜利声中,偷偷的拎着装满美元的钱箱回国了,走前还不忘很绅士地对曾荫权与任志刚说热烈祝贺你们取得香港金融保卫战的胜利,你们成功地捍卫了香港的联系汇率制。等到了接近一年之后,香港政府及中共才发现,原来所谓的胜利又是一场空欢喜,而香港当年悍然救市,费力不讨好,国际社会一直批评香港违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

    草庵:反观今日中国,其实走的路与香港极为相似,特别是目前的中国外汇制度更是如此,我们今天谈1998年的香港金融风暴,其实就是要让中共反思,今天的时间的了,我们就谈到这里。今后有时间,我们继续谈中国的汇率问题。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0-08-13 19:24:00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 标题: 霍金预言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移民外星球

霍金预言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

2010年08月13日

  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日前在接受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视频共享网站BigThink访谈时,再曝惊人言论,称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而人类要想继续存活只有一条路:移民外星球。

  霍金表示,人类如果想一直延续下去,就必须移民火星或其他的星球,而地球迟早会灭亡。至于这个时间期限,霍金预言:两个世纪。 霍金说:“人类已经步入越来越危险的时期,我们已经历了多次事关生死的事件。由于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人类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不能将赌注放在一个星球上。”

  但是,如何前往外星球?科学家估计,如果用化学燃料的飞行器,前往最近的适宜生活的星球要5万年。如果想要在人类寿命期限内移民,我们必须研制出接近光速的飞行器,同时还要保持舱内的人们在飞行过程中能持续抵御来自外太空的种种辐射。

无独有偶,与之吻合的预言

  据国外媒体报道,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如果说将有一颗大质量小行星将会撞击地球的话,最大的可能性就将发生在2182年。论文作者之一,来自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大学的玛利亚·乌吉娜·山萨托利奥(María Eugenia Sansaturio)称,这颗小天体编号1999 RQ36,它将有1/1000的机会撞击地球,而半数的可能性是发生在2182年。

  山萨托利奥和她的同事们使用数学模型来对2200年前小天体1999 RQ36撞击地球的风险进行评估。她们发现2182年这颗小天体将有两次机会和地球相撞。此项研已由太阳系行星学研究专业杂志《伊卡鲁斯》刊载。

  这颗小天体发现于1999年,直径约1837英尺(约合560米)。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尽管可能性很小,但这样大小的天体一旦撞击地球,将造成撞击点附近大范围毁灭性的灾难。科学家为了精确确定小行星1999 RQ36的轨道,已经对其进行了290次光学观测和13次雷达观测,但由于雅科夫斯基效应的作用,它的轨道仍然有微小的变数。

  雅科夫斯基效应以俄国工程师雅科夫斯基的名字命名,因为他最早于1900年提出了这一理论。这一效应是指小天体由于各向不均的热辐射而获得动能的现象。当小行星暴露于太阳光照之下时,其一面受热升温,热量辐射相应增强,这将产生微弱的推进力。这种力虽小,但作用于小天体,足以对其轨道产生重大影响。

  山萨托利奥和她的同事们发现一直到2060年,这颗小天体和地球相撞的机会都非常小,但之后这种几率急剧上升。由于其轨道特点,它在2162年和2182年撞击地球的可能性最大,因为那时它正经过地球附近。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天体的轨道非常诡异,使它的动向难以预料。

  “这种复杂轨道特点不仅意味着发生大型撞击的可能性,同时也决定了,如果我们要改变其轨道,必须赶在2080年之前行动,甚至为方便起见,最好是在2060年前进行,” 山萨托利奥博士说。“2080年之后,再要想改变这颗小行星的轨道将变得更加困难。”

  “如果这颗天体直到2080年之后才被发现,那时候如果想人工改变其轨道的话将需要超出我们现有技术能力的手段,” 山萨托利奥说。“因此这一事实表明尽管潜在撞击小天体的监测项目开展的时间仅有80到100年,但它们提供的预警也许超过100年。”

著名的玛雅预言  第五太阳纪 影片《2012》海报

  根据玛雅预言上表示,现在我们所生存的地球,已经是在所谓的第5太阳纪,到目前为止,地球已经过了四个太阳纪,而在每一纪结束时,都会上演一出惊心动魄的毁灭剧情。

   第一个太阳纪是马特拉克堤利MATLACTIL ART(根达亚文明),最后被一场洪水所灭,有一说法是诺亚的洪水。第二个太阳纪是伊厄科特尔Ehecatl(米索不达亚文明),被风蛇吹的四散零落。第三个太阳纪是奎雅维洛Tleyquiyahuillo(穆里亚文明),则是因天降火雨而步向毁灭之路,乃为古代核子战争。第四个太阳纪是宗德里里克 Tzontlilic(亚特兰蒂斯文明),也是火雨的肆虐下引发大地覆灭亡。

   玛雅预言也说,从第一到第四个太阳纪末期,地球皆陷入空前大混乱中,而且往往在一连串惨不忍睹的悲剧下落幕,地球在灭亡之前,一定会先发出警告。

  玛雅预言的最后一章,大多是年代的纪录,而且这些年代的纪录如同串通好的,全部都在“第五太阳纪”时宣告终结,因此,玛雅预言地球将在第五太阳纪迎向完全灭亡的结局。当第五太阳纪结束时,必定会发生太阳消失,地球开始摇晃的大剧变,根据预言所说,太阳纪只有五个循环,一但太阳经历过5次死亡,地球就要毁灭,而第五太阳纪始于纪元3113年,历经玛雅大周期5125年后,迎向最终。而以现今西历对照这个终结日子,就在西元2012年12月22日前后。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0-08-08 12:01:20 +0800收件人: <socialenterprisecn@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社会资源研究所第24期月刊

北京密云水库告急寻找水源 可能会出现水危机

华北滥采地下水  地层严重下陷

 

 

发件人:"huangwd" <huangwd1999@sina.com> 2010-08-17 23:58:15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Re: 回复:FW: New civilization zdjun,您好!

中国每年流失财富超过1万亿美元 

根据世界两大金融组织

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  黄卫东 博士

2010年8月

    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区别是国际贸易受汇率影响很大。通常人们进行商品交易时,实行的是等价交换,不会拿1公斤黄金去换1公斤煤炭。但是,在国际贸易中,由于汇率的影响,常常会扭曲商品价格。通常两种货币的汇率,应等于它们的购买力之比。比如一个同样的汉堡包,在美国卖1美元,而在中国卖2元,那么,就可以认为,1美元相当于人民币2元,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应是1:2。这就是所谓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当然,通常所说的不同货币的购买力比例,不只表现在汉堡包一种商品上,而是由主要商品确定的。因此,购买力平价汇率也是根据两国主要商品的价格水平来确定的。  

    国际上有很多金融机构,以美元作为标准,每年都根据各国与美国多种商品的物价水平,确定各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世界两大著名金融组织。他们同样发布了各国货币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他们发布的2008年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汇率如表1。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1980年到2006年为止,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一直保持在1美元兑2元人民币以下。然而,人民币实际汇率,从1990年以后,到2006年为止,长期保持在1美元兑8元人民币以上。也就是说,一件价值2元人民币的商品,出口到国外,本来应换回1美元或价值1美元商品,在1美元兑8元人民币汇率下,只换回0.25美元,等于免费奉送物质财富0.75美元。 因此,我们每出口一件商品,就因低人民币汇率下的低价贱卖而流失财富。  

    表1、2008人民币实际汇率和2大著名金融机构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汇率与中国当年财富流失(2008年出口商品换14285亿美元)  

    机构   购买力平价汇率 元/美元   实际汇率 元/美元   流失财富 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7903   6.945147   11892  

    世界银行   3.95865   6.945147   10768  

    根据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汇率和出口货物总值,我们就可以估算,我国出口贸易流失的财富。2008年我国一共出口商品换取14285亿美元,根据人民币实际汇率,这些商品价值人民币99211亿元(=14285*6.945)。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购买力平价汇率3.79元/美元,其真正价值是26177亿美元(=99211/3.79),只换回14285亿美元,等于流失11892亿美元(=26177-14285); 按照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汇率3.96元/美元,价值25053亿美元(=99211/3.96),等于流失10768亿美元(=25053-14285)。  

    我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估算了从1980年以来,我国出口贸易流失的财富,总数高达23万亿美元,近年来,我国每年流失的财富都超过1万亿美元,2006年我国流失财富最多,达到28639亿美元。

    这个结果是根据国际公认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汇率,我国人民币实际汇率以及国家海关进出口数据得到的,没有作者任何个人观点,作者仅仅做了简单计算。 
 

亲身体验美国的效率神话

黄卫东 博士

2010年8月

    改革开放以来,精英们走出国门,发现西方发展水平比我们高出很多,许多人就拜倒在西方人脚下,认为我们落后了,主要原因是效率低,于是,邓小平先生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认为社会主义首先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向西方学习,提高效率。

   这次带儿子在美国旅游,亲身体验了美国的效率,特此给大家汇报一下个人的体验。 我们于7月14日先乘坐美国delta公司DL5340航班,从Roanoke机场到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乘坐的飞机CRJ200是加拿大庞巴迪宇航集团提供的民用支线喷气飞机, CRJ-200型客机一般载客50人(飞机上delta公司提供的杂志上说是78座)。我们几乎是前面几个登机的,人很快就上完了,但是,我们仍然在飞机上等了近半小时,飞机才起飞,很快就降落亚特兰大机场,从飞机上下来,进入航站楼前,我们又等了近半小时,儿子跟我说,我们在飞机上等待的时间大于飞行的时间。我感到很诧异, 看看自己打印的航班介绍,这个航班飞行时间是1小时34分钟,和我们从开始飞行到下飞机也差不多,不过就是飞行时间不到50分钟。当时想,美国的机场真忙啊,航站楼没有空闲吧。好在后面航班也是delta公司的,而且时间充裕,我们也不在乎在飞机上多等一刻,因为下来也是等。

    游玩洛杉矶环球影城,碰到的事情也是挺奇怪的。在每个景点,都设置绕来绕去的廊道,让游客排队。我估算一下,最长的排队路径,足足有1公里,也就是说,要进入一个景点,你至少需要走1公里的路程。我们去看的第一个节目,就足足走了1公里,才坐上游览车。 由于每个节目都要花很多时间走路,我们从早上9点待到下午5点,仅仅看了6个节目(影城至少有20多个节目)。影城的这种安排,有故意降低效率,让大家一次看不完节目,吸引大家下次再来的嫌疑。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在追求经济效益,将经济效益差归结为低效率。事实恰恰相反。例如,澳大利亚新国会大厦只是中国的人民大会堂的一半那么大,但是澳大利亚人用了整整七年才建成;中国只用了十个月。只要有市场需求,许多国营企业就劳动生产率来讲,表现得并不逊色。例如,首都钢铁公司,一九八八年按可比口径计算的新增产值全员劳动生产率,比法国的萨西洛尔钢铁公司高24%,比曼内斯曼钢铁公司高31.8%,比联邦德国的克洛洛克钢铁公司高38%,比英国钢铁公司高1.08倍,比美国的克虏勃钢铁公司高9%,而仅次于日本几家制铁公司(《中国社会科学>>, 1990年第3期,第10页)。世界银行考察团考察了中国的一些企业后指出:“参观了一个棉纺厂,看来即使用世界水平来评价,效率也算得上是很高的。中国 自建的部分工厂,例如石油化工企业的一些工厂,看来很令人赞赏,能够赶上时代。”(见《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财政出版社,1983年版,第82 页)

  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并没有同资本主义经济的精神决裂,所谓的社会主义也就不过是“要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已(袁大成)。因此,随着工业化进程在这些国家达到一定的程度,其经济的不均衡性就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的发展。中国也是这样。长期以来,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经济的运行也由于一味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效率而无法均衡。举例而言,当年中国所制造的上海牌手表,其成本 每块不过7元,其出售价格却为120元,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差值:120-7=113元,利润率达1600%,这样的经济效率可谓高矣。

    但是,中国经济的指导者们没有想到:如果中国经济的所有部门(假定为总数为N〕都能达到这个令中国政府兴奋的高效率,那么整个社会所能售出的产品充其量也只有7N而已,余下 的113N是无法在国内市场上卖出去,它们不会积蓄成财富,只会积压成为废物。毛泽东主席曾在1958年十一月郑州会议第二次讲话中,将鞍钢高利润作为标准。当时鞍钢人均产值18000元,成本7200元,工人工资800元,利润10000元。显而易见,当整个社会的经济运动都在追求产出大于投入的效率时,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严重失衡,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停滞。产品卖不掉,不会积累变成财富,只会积压成垃圾,从而无法产生经济效益。这都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依然在主宰着社会经济的结果。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8-19 10:49:04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华盛顿邮报社论:criminal_case_about_WikiLeaks

保守派、自由派和美国经济政策

----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被反贴的标签

美国胡佛研究所

2010年08月18 日

    奥巴马打着自由派旗号扩大政府,这在中国、俄罗斯甚至日本或许都近乎于一个笑话。那么美国在经济政策上自由与保守之争的渊源又是什么呢?

    当今的民主共和两党仅有的一点明显共识就是使用“自由”和“保守”的标签分别来标榜政治上的左与右。在这些标签上的共识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因为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所抱有的经济政策恰恰是世界其他国家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对立面。最鲜明的对比就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都是挣扎着由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了市场驱动的市场经济。但同样的例子也在日本和欧洲存在着。

    在中国,最近大多数的改革措施都旨在限制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这被执政的共产党精英和媒体看作为“自由化”政策的结果,因此这些政策的拥护者都是顺理成章的“自由派”。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这个词同时有着批判和表扬双重含义。

    自由化改革措施反映在私营企业的快速成长中,最近的数字说明中国超过55%的GDP都来自于私营企业,而且这一比重还在不断攀升,因为经济成份中私有部分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国有部分。中国的自由化进程同时也反映在由于减少关税和贸易壁垒而日益开放的国内市场,以及为了遵守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而逐渐对外国开放竞争的金融业和银行业。自由主义化还反映在私营企业主开始加入共产党,这表示了共产党越来越认可(尽管有时不情愿)他们的重要性。

     支持国营企业并反对市场自由化的坚定保守派(有时叫做左派份子)对这些举措表达了激烈的反对。而最近在共产党拥有的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自由派改革者们被提醒“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走回头路”。

    中国的党内最高领导层是由衷支持自由化政策还是迫于内外部压力而不得已为之,这是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2001年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这使得资本家身份的企业主有资格成为党员,这个自由倾向的革新着实令人感到吃惊,因为这种声音发自那个曾被视为党内坚定的保守派之口。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问题的观察家们最心仪的消磨时间的方式就是揣测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胡主席和温总理的倾向,他们是由衷支持自由主义政策呢还是迫于被要求改革更多的情况下而接受了其中的一些作为缓和呢。当下正在党内进行的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争论,某种程度上就是试图弥合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关系并找出一个适度的改革时间表。

    在俄罗斯也一样,激烈的争论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进行着,前者赞成普京政府扩大对经济的干预,特别是在石油天然气、电信和其他关键领域的干预,而后者积极的反对这些,尽管有些徒劳。这些显得聒噪的自由派包括几位前叶利钦政权的高官,比如前总理伊格尔·盖达尔、前经济部部长叶夫根尼·亚辛,此外还有普京的前经济顾问,但现在失宠了的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

     这场争论的焦点问题就是造成经济相对高速增长的原因,俄罗斯自2006年起的平均增长率已经超过了6%,三倍于其他G8成员国的平均速度(虽然这些国家实际上更富裕)。俄罗斯自由派说这种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价格飙升那里捡了个便宜。他们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兰德公司调查的佐证,俄罗斯增长的40%来自能源价格上涨而非政府的政策。

    自由派还说俄罗斯的增长一直都存在着,而且如果干涉主义的普京保守政权同时对国内和国外无差别充分放开市场以利于竞争的话,未来的增长还会更强劲。自由派同时批评说如果俄罗斯利用激增的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为满足市场需求而引进投资和进口消费品,现在国内经济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也将得到缓和。

    简单的说,俄罗斯自由派希望政府减少干预和控制,而在这个问题上普京代表的保守派则正好相反。

自由派力挺私有化

    虽然自由-保守之争更多的出现在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之中,但也同样出现在日本和欧洲这种发达工业化经济体中。想想日本最近颁布的将日本邮政私有化的计划,日本邮政作为政府运营的储蓄和人寿保险体系,其超过3万亿美元的资产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介体系。自成立之日起,该体系就为政府所有并免于竞争的吸储者。将该体系私有化是前小泉政府进行的最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以至于这项改革需要依靠全民公决才能让小泉所在自民党内的反对派闭嘴。

    反对这项改革的人被视为(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保守派,他们包括了日本有影响的大官僚们以及大量选民,这些选民长久以来将该体系当作安全可靠而且熟悉的储蓄系统。私有化的支持者包括大部分日本现代金融和商业组织,这部分人被当作了自由派,他们将这次改革视作解除市场监管的一个契机。小泉的继任者安倍晋三首相致力于日本邮政储蓄的私有化和其他“自由化”政策,比如缩减政府支出和向外国开放更多的贸易和投资市场。

    总而言之,根据弗雷泽研究所(一个倾向于自由市场导向的加拿大智库)最近的研究,由于繁多的许可证、执照以及冗长的审批时间,在日本开展生意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是在美国的两倍。在日本,痛恨这些的被视作自由派,而支持这样做的被视为保守派。

    类似的标准和与之相应的标签同样普遍存在于欧盟的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当然,历史上欧洲无论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和集权保守主义的贡献都无可置疑。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在于强调自由市场、开放的国际贸易以及创业精神的益处,这些理论来自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英国的曼彻斯特学院运动、以及十八十九世纪法国以弗朗斯瓦·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者和稍后奥地利人约瑟夫·熊彼得和弗雷德里希·哈耶克的贡献。

    另一方面,无论是直接拥有生产资料,还是间接作为私有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欧洲人毋庸置疑也是国家控制经济理论的建立者。虽然卡尔·马克思和欧洲社会主义因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糟糕纪录而蒙羞,但福利国家的概念依然是“社会市场经济”(欧盟几个成员国青睐的一个词语)的核心部分,这已经成为了欧洲保守派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招牌。

    这些历史逆流的一个例子就是欧盟积极的反对终结其传统农业政策,这一政策偏袒了欧洲的高消耗农民。“保守派”在这种偏袒政策和其他农业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上表现的要比支持取消这些的“自由派”更强大。结果就是,贸易“自由化”多哈回合的谈判要求欧美开放农产品市场,但欧美郭诺阻力过大,以至于谈判不得不中止。现在正被成本和交货问题困扰着的欧洲商用飞机财团空中客车公司(欧洲航空防务及航天公司为其最重要所有者)提供了又一个与美国的现实相对照的自由派与保守派对抗的例证。空客大部分股份所有者是法德两国政府,而这种所有制被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和他的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这样的“保守派” 所捍卫,同时也为“自由派”商人势力和媒体评论者所指责。

美国,扭转的含义

    为什么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含义被逆转了?这一切都要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说起,那时伴随着罗斯福总统治下的新政而来的是政府对经济权责的不断扩大。在他1937年的第二次就职演说时,罗斯福表达了他的信仰——“在解决被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方面,政府有着与生俱来的能力”。政府权责的扩大带来了充分就业、社会保险、健康保险、公共教育、市场监管和环境保护,从而测试并进一步延伸了罗斯福所称赞的“与生俱来的能力”。

    “自由派”在罗斯福和民主党的带领下,成为了以社会公正之名行扩张政府之实的吹鼓手。“保守派”却接受了这张标签并成为了他们的对立面。这些标签的含义在美国已经完全反转,这也可以说是美国特殊性(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又一个完美例证,一种有美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状况。

 

2010年7月31日的《经济学家》封面文章

    该期的主题是“中国工人的崛起,为什么这对整个世界是件好事”。其主要论点之一是,中国蓝领工人的工资上升,会降低中国的出口,提高中国的进口,帮助平衡世界贸易,与人民币升值起同样作用。经济的不平衡就象被堵的水一样,这里不行,总有其它脆弱地方来释放压力。

    如果人民币升值,得益的将主要是中国的白领阶层,沿海城市的精英,因为只有他们有余钱消费进口货。蓝领工人主要消费国内产品,不受人民币汇率影响。如果中国蓝领工人工资上升,人民币维持低汇率,中国的白领阶层和沿海城市的精英的实际生活水平会相对下降:保姆和钟点工的价格会跟着蓝领工资上升,进口货依然如此贵。

    从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来看,让(穷二代的)打工仔打工妹多分一杯羹是件好事。

 

 

发件人:"孙连华" <lianhua.sun@gmail.com> 2010-08-16 16:54:13 +0800 收件人: <lianhua.sun@gmail.com> 抄送:标题: “企业家”与“经济学家”的区别:不同身份(角度、层面)决定不同思维

企业家与经济学家的区别

社科学者 孙连华

2010年8月16日星期一 北京

手机 1352 193 1166,  http://blog.sina.com.cn/sunlianhua

    企业家关心的是局部小团体的生存和富裕(相对私心),所以企业家谈“责任”多指要让小团体的人富裕起来,至于是否危害大众,则是次要的(即:也考虑,但不是第一位),例如大型超市领导的责任是:自己企业的发展要好,把周边商铺的客源都吸收过来形成“垄断”才好呢、交税、污染等“不超过底线”就算好!“算你狠”、“逗你玩”,都是符合企业家思维的!“贪污”其实是符合“企业家”思维的一种行为。一个企业家,如果把本企业做亏,就算为全行业开辟一条新路、带来曙光,也不是好企业家、如VCD领域的先烈!“尺度把握人生”说的是企业家。

    经济学家考虑问题是“全局观”(相对公心)!站在更高的“大局层面”(至少是“全行业”),所以,谈的话题会是:“反垄断”、“抑制污染”、“提高弱势群体工资待遇”等,看似与“企业家”相反的思维。经济学家可以代国家考虑基础性科研,即便20年不直接收益!例如为国家考虑:每年应该给社科院、中科院、各大学多少亿经费,包括研究机器人,只要出科研成果,而不必在乎是否短期内直接盈利。“高度决定视野”说的是经济学家!

    明白了二者的这个差异(“角度改变观念”),我们就可以理解企业家在两难时刻的抉择了。那么,因为“经济学家”在上层思考,那么,就要思考如何创造公平的环境(制度,我的思考是每人“按需生产经济学”),从而避免“企业家”的两难抉择,从而避免逼迫企业家“损人利己”、避免企业家之间无谓地竞争、内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经济危机后、天灾人祸后,资源、劳动力被大量浪费,导致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代,我们呼唤伟大的经济学家!全局统筹地考虑问题!包括如何科学地减少中国的自然灾害,而不是简单地亡羊补牢捐款救灾,这才能真正实现和谐发展、科学发展! 希望我的智慧,能对您有帮助!希望一起探讨、合作!
 

美韩黄海军演的经济学解决思路:

社科学者 孙连华

2010-08-18

    以“按需生产”破解战争起因!以柔克刚:“大禹治水式经济学疏导”比“多方都增加军费、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要更安全、更经济、更人道!

    从8月16日到26日,美国和韩国军队将在日本海和黄海进行联合军演。这是两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第二次进行联合演习。约3万美军和5.6万名韩国军人参与此次军演,演习规模超过往年。

    此前的经济学理论,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属于“先产再卖”型经济学,很容易造成产品过剩积压、企业破产(经济危机)!为了生存,就要“扩张市场”,即以战争的方式实现卖方的继续生存!

      此前的“货币”,只能实现总量的平衡,但不能实现产品内部结构间的良好对应,所以经常出现:造出的产品虽然表示“正”,但经常并不能正好是需求侧消费者需要的“负”。所以,需要实现“结构对应”!!!如果把“先产再卖”改变为每人的“按需生产”(市场-计划经济学),情况就大大不同了:某个人索要了商品(市场、公平),自然通过“权利-义务”平衡关联,付出相应的体力劳动、智力劳动、管理劳动、资本、设备等,则不会失业!并且是多人合作地完成(效率、客观统计计划)!最终生产出的产品,因为是事先索要的,则不会卖不掉!则企业不会破产!不会“经济危机”、不会出现国家间的债务问题!则不必以战争的方式去掠夺他人!

     实现每人“权利-义务关联”的匹配表格,我暂时借用吃火锅时,食客自己根据预期食量与钱数点菜的、一目了然的、相对标准化的“火锅点菜单”而起名叫“火锅点菜单:需求-劳动付出平衡表”(商品目录及由此明确的劳动付出动态匹配表)。互联网sns匹配技术为“按需生产”提供技术保障!政府只需做好需求统计和公平分工即可,而不必出资!饭店点菜、超市按前一天出货决定本次进货、福特汽车订单生产等都是“按需生产”的小范围先例!

     为了全球、全人类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希望得到您的指导、支持,共同研究、完善!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0-08-14 10:13:34 +0800 收件人: "david3182" <david3182@vip.sina.com> 抄送: "辛子陵" <xinziling6611@hotmail.com>, "徐景安" <xujingan2010@gmail.com>, "zdjun" <zdjun@263.net>, "huxingdou" <huxingdou@gmail.com> 标题: 我国要征房产税了,望你们发表看法,这是目前中国的焦点问题,或许争民主就从这儿开始!

中国的民主就从房产税开始

----郎咸平等在放什么狗屁?

施昱

2010年8月

    传重庆获批试点房产税,李克强已经表态。我国要征房产税了,这是目前中国的焦点问题,或许这是中国争取民主的开始。

  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来到北京朝阳区常营、管庄、定福庄等地,考察北京廉租房、公租房和限价商品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情况。

    今年两会期间,重庆方面就高调宣布施行"特别房产消费税"的计划。而在随后的3月24日,重庆市长黄奇帆在市人大常委会上曾表示,重庆已上报国务院申请施行"特别房产消费税"等抑制高房价思路。6月,重庆市财政局局长刘伟则再次向记者证实:对于房产税的开征,重庆已做好了相关准备,正等待国务院的批复。事实上,中央对房产税的推进态度非常明确。今年初,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房地产模拟评税。财政部2010年工作要点中也明文称,要完善房产税制度。

    房产税率先在重庆试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物业税首批"实转"试点的开始。据了解,自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先后批准包括重庆在内的6省市进行模拟评税试点地区,也就是"空转征收",到了2007年,这个名单又新增安徽、河南、福建、天津等4省市。

  征收房产税是打击投机性空置房的最有效办法,然而,问题似乎总比办法来得更早一些。8月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证实全国有1.0646亿平方米住宅面积待售。而新华社更是直接指出"空置房的大量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8月7日,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表示,之所以出现一批空置房,是因为中国没有征收房产税。减少空置率被认为是房产税可能带来的最直接效果。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也认同樊纲的观点,他指出,持有更多物业要收费,让持有者增加持有成本,从而用经济的办法逼它出来,来出租,来出售。所以,开征物业税、用税收的办法是解决空置房的一个办法。

   消息人士称:虽然重庆被列入首批物业税空转试点的城市之一,但其试点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因为,开征房产税不仅仅有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更关系到地方的发展和利益。重庆社科院一位财税专家认为,重庆领先其他地区率先实行房产税试点,无疑会加重税负,而其他很多地区都在实行减税甚至免税的措施,这一增一减差距就大了,不利于重庆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

  率先征收房产税会阻碍资本进入重庆地区,影响GDP增长,地方政府担心试点会影响招商引资的大环境,况且,重庆的房价就全国范围而言并不高,属房价洼地,所以也没必要出台相关税收限制。重庆财税系统的一位不具名人士如是说。

    与此同时,一些代表富人利益的学者也在大放厥词,香港学者郎咸平发出“想征房产税?那就等着经济崩溃吧”的恐吓。任志强认为住宅价格下降幅度已很大,金岩石等也放出许多吓唬人的危言耸听。郎咸平等之所以危言耸听,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国内有大量的房产。这些貌似公正的学者没有一个不是从自己角度考虑问题的。

  尽管有反对意见,房产税试点已是箭在弦上。“物业税是必须开征,不是有可能开征,因为它是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日前表示,“目前我国,在收入取得层面有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在消费支出层面有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的调节,唯独在财产保有层面,我们则基本处于无税状态。”

  高培勇指出,只有将开征物业税的目标定位于调节贫富差距上,物业税的作为空间才会真正显现出来。据消息人士透露,开征房产税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写入重庆综合方案,而整个方案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组合拳,其真正目的在于促进房地产的健康发展。

   附文:

想征房产税?那就等着经济崩溃吧

郎咸平

   自2010年中旬以来,为了遏制房价上涨,我国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地产调控政策。虽然房价上涨的势头得到部分遏制,但是全国房地产市场陷入僵持。在这个时候,社会各方关注的目光逐渐集中到了税收上,在过去几个月中,各种消息层出不穷,北京、上海、深圳、重庆等地产改革前沿城市先后爆出房产税征收草案的传闻。然而迄今为止,国家对此并未明确表态。

  西方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征房产税,如美国50个州都已开征房产税,税率一般为1%到3%。理论上来说,住房价格上涨意味着资。

  产价值增加,个人税款也因此增加。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00年到2007年,美国的个人收入增长了28%,中等价位房的房价增长了48%,而美国房产税的同期增幅是62%。

  美国政府拿走房产税之后把每一分花的钱都在百姓身上、教育上、治安上,他们当然愿意交。因为百姓自己不可能有这个钱去改善环境的,政府必须集合所有人的房产税的钱大面积的改善治安、学校、环境,所以你房子自然增值,因此对于美国老百姓而言,每一年只出1.38%的钱却可以享受到这么多的福利,所以我门可以看出美国房产税是为了藏富于民,为了让房价升值。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先看一看我的火山理论,了解一下房产税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首先,熔浆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就是企业家的投资经营环境恶化,大量的企业资金进入房地产;第二个就是通货膨胀,使得大量逃避通货膨胀的避险资金进入房地产形成岩浆。 而岩浆快要爆发的时候,政府插下两根导管,第一根导管就是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的垄断,老百姓是自己不能卖地建房的,一定要向地产商买,所以人为的形成了垄断;第二根导管是目前各级政府,除了重庆等地以外,没有大规模的兴建廉租屋经济适用房,把全国老百姓都推向商品屋的结果就是房价水涨船高。两根导管一插下去的结果,就是火山岩浆顺势爆发,房价一发不可收拾。

  过去为什么调控失败呢?那就是政府把一个大石头直接压在火山口堵住,而这个大石头是经受不了火山岩浆的喷发的,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调控只有短期的效果。那么你知道房产税是什么结果吗?房产税就等于从火星上面拿来一块天外来石,直接压在火山口,这种宇宙上面的岩石特别抗高温,一压上去的结果还真能压住了,但是,我警告各位朋友,过去压上大石头压不住火山熔岩那还好,最多就是石头熔化了,火山熔岩继续爆发,房价继续涨。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拿一个房产税压住火山口,长期压住了,那么高温的火山熔岩就会从地壳的最薄弱环节再次爆发,就是说恶性通货膨胀立刻爆发、中国经济进一步衰退!

  千万不要一冲动就听从那些宠物经济学家的意见,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搞懂房产税的本质,人家美国是在创造财富、藏富于民,我们可好,用来打压房价,完全搞错了!一旦搞错了,我们的经济就要承受不可想象的结局。

   房地产市场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呢?我认为希望可能还是存在的,比如说重庆模式,只要重庆模式推出就可以解决火山问题,它可以斩断第二根导管、建构四千万平方米的廉租屋、经济适用房,同时透过引进大量的外资,包括惠普、富士康、思科等等,稀释掉火山岩浆。大量外资进来之后必然改善了投资经营环境,再加上减少税负、增加融资的管道,自然可以消化岩浆。

  所以目前政府的决策有两个,第一个房产税,第二个重庆模式。所以很多人问我未来股价如何走势、楼价如何走势? 我不知道。目前就这两个不同的力量在博弈,只要房产税占了上风,将来前途一片黯淡,如果重庆模式占了上风,将来中国地产可以慢慢步入正轨。

  香港政府在这方面的做法是,保证大家有房住、政府负担50%的住房。1999年,政府所提供的廉租和经济适用房高达49%,2004年51%,09年53%,过半数的房屋都是政府所提供的。我们这边有吗?连重庆市也不过是20%!其他地方更不用讲了。那么,香港什么样的人能够享受国家补贴呢?月收入6万港币以上者,必须向私人开发商购买商品屋;月薪在2.6-6万之间的,政府提供低息贷款,优惠价供应住宅;月收入在1.1-2.6万之间的,以低于市场价30%-45%的价格出售房屋;月收入低于1.1万者,廉价出租屋。严格执行的结果使得香港50%的老百姓都有政府的补贴,所以香港人没有仇富心理的。

  新加坡截止2009年底,政府总共建设了99.2万套经济适用房,保证85%的老百姓的住房,而且他不是根据成本核算的,而是根据收入核算的,保证老百姓6年的收入可以买一栋房。有15%的人住商品屋,每平米价格在4万到5万人民币,高地价、高房价保证用地的效率维持低税率。 新加坡还有一点比香港好,就是香港的工业用地每平米高达8万港元,全世界最贵,所以它的制造业全线崩溃,只能做服务业金融业,而新加坡通过政府的绝对垄断,提供绝对低的价格,80%的工业用地都集中在政府工贸部所设立的裕廊集团内,出租价格每平米200-280元港币。 所以新加坡有非常繁荣的制造业,这都是政府的规划。新加坡、香港、重庆目前都是采取双轨制,允许商品屋市场涨价,无所谓,但是一定要推出大量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屋!

  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香港、新加坡、重庆,采取双轨制,不要房产税,允许商品屋随便涨,如果政府多抽税也有没问题,大规模利用这些税收大量构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屋!这样我们的未来才有希望!

 

 


发件人:"huangwd" <huangwd1999@sina.com> 2010-08-17 23:58:15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Re: 回复:FW: New civilization

美国真的烂下去了?

黄卫东 博士

2010年8月

    这是一篇与网友达雅讨论问题的总结。达雅写的《备战经济学兼为毛泽东时代辩护》对我们理解毛泽东时代历史,非常有帮助。达雅承认,中国财富大规模流失,对我根据公开数据计算的每年奉送超过1万亿美元物质财富,是没有异议的, 但是又认为,美国人被我们免费供养,这样下去,美国会变得更糟。现在双方比烂,美国烂得比我们快,所以形势大好。还暗含一层意思,就是美国人都变成肥猪的时候,那天把中国惹翻了,中国停止输送,美国人自己又不会造,美国还不完蛋。

    这个观点也是一种乐观的观点,与主流精英的乐观观点的内涵是相反的。精英们认为我们跟在美国后面发展得很好,我们的发展,主要依靠美国市场。只要美国发展好,我们就沾光,就会发展好。美国要关闭市场或因金融危机而减少市场,我们的经济就发生地震了。所谓中美同舟共济,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是也。至于离开美国,或者说美国完蛋了,那恐怕就等于天塌了,地球毁灭了。西西河里持这种观点的网友也很多,“不能离开美国来发展经济,保持大把美元是必须的“,很多人对我反对持大把美元很有意见。

    按照达雅的观点,美国什么都不会造了,那我们手里的25000亿美元注定打水漂了,我很赞同这个结论。但是推导的逻辑不同,我的观点是美国不会让中国轻易就将美元兑换为物质财富拿走。美国两房3760亿眼看着就无法拿回来了。虽然某高官说它是安全的,有美国官员可能的担保 ,可是作为借贷的主体,两房公司负债累累,即使两房债券到期,如果我们讨债,两房公司什么也没有,我们能拿到什么?美国本来就是诚心赖帐的,而且块头大,你打又打不过,赖了还不就赖了。这和中国古代动乱时代一样,军事力量强大一方借债不还,你什么办法都没有。当然,美国官员会注意自己的普世形象,早就为此准备了很好的借口,例如,借口美国政府的财务权力在国会,美国官员没有担保和还债的权力;借口市场经济,政府不应干涉企业;借口两房债券利率高,高回报,就应该高风险,等等,听起来都是非常有道理的,笔者预测今后必然是找个借口赖帐,也许是另外一个借口,也许是给中国政府谈债务重组,让我们的债权缩水。即使达雅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样下去,对我们也是不利的。这个世界不是就中美两家,中美两家比烂变弱,第三家就会起来,变成赢家。

    当然,达雅所说的问题,对美国人来说,是个问题,美国还真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有个美国记者曾经做过调查,从2005年1月1日起,抵制“中国制造”,尝试一年不买任何中国制造的产品生活会是怎样。写成《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家庭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生活历险》。 这本书在美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后来美国政府的对策也很清楚,逼迫中国将人民币汇率从8.7升高到6.8,同时抬高油价至140美元一桶(提高运输费用),从而使中国很多出口为主的厂家倒闭,将工厂前往其它国家,如东南亚,拉美等国。因此,现实情况与达雅的乐观估计相差甚远。即使在此前美国进口中国商品的高峰期,实际上,根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进口货物中,中国商品占的比重最多也就2006年15.5%,之前2005年是14.6%,而2007年中美贸易逆差就开始下降。这个比例离中国免费供养美国还差得很远,而且中国还进口很多美国商品。与美国进口中国商品不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很多商品是没有替代者的。

    我们来看看我们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是什么:我们以轻工产品为主,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生活用品,服装,鞋帽,玩具等等。这些东西很便宜,而且美国人拥有量严重过剩,就是停止购买几年,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都没有问题,而重新恢复生产很容易,几个月就可以了。前面所说的美国记者不买中国货,买双68美元的意大利鞋就很贵了,而中国鞋很便宜。我给儿子买了6双,最便宜的仅5美元,还是耐克名牌,这双中国生产的美国名鞋,到了中国,起码50美元。此外,美国市场上充斥了很多其它小国的服装,鞋帽,包括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国家的产品,没有中国这些商品,等于美国人不能再象以前那样浪费。 还有,虽然中国生产了很多服装,但是服装中的高档面料却多是欧美生产的。

    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是两个极端,一类是高科技,我们做不了的产品,如计算机芯片。全世界所用的个人计算机的核心部件,中央处理器基本上是美国人生产的。工业设备现在基本上都自动化了,自动化离不开计算机芯片。如果美国联合它的盟友搞禁运,中国工业生产因自动化设备的自给问题而出现大规模停车,从而生产能力会大幅度下降。还有大飞机。如果美国禁运,中国从美国买来的波音飞机,要不了多久,就会飞不了,因为美国搞禁运,欧日必然跟上。而关键零部件全在美国人及其盟友手里。

    美国还有一类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是大豆,食用油等粮食和食品类。中国每年进口大豆占消费70%以上,如2009年进口4255万吨,等于人均进口65斤,等于人均每天消费近2两(当然不是直接吃大豆,但是,大豆榨油,渣子是饲料中的蛋白质主要来源,是我们肉食生产的关键原料),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如果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禁运粮食类,中国的食品消费就会降低到30年前。

    美国这30年,是否工业逐渐消失了?美国国民经济不断增长,工业生产也是一样不断增长的。就拿所说的iPOD 来说,设计是美国人做得,制造核心芯片的设备和生产线,还是美国人造的,而产品本身并非只是在中国制造,分布在很多国家。美国人能制造设备和生产线,使用 这些设备制造产品是不可能成问题的。30年来,从美国出来的产品层出不穷,况且,这些制造产品的公司虽然在大陆,但是公司所有权是属于外资的。外资如果撤 走了,就凭在生产线干过的工人,我们就能重新建生产线,恢复生产了?

    这30年来,我们的企业慢慢都关门倒闭了,外资占比例逐年增大,2007年国家商务部统计,在我国的外资总资产为2.11万亿美元,相当于我国2004年 总资产。而且精英们还在优惠引进外资(今年4月),不顾对国民一视同仁的中国法律要求和国际惯例,而是歧视国人。在国外,从来只有歧视外国人。如联想购买 ibm公司,美国政府就禁止采购ibm产品。

    在我看来,结论是相反的,没有了自己的企业,我们的制造能力也就逐渐被消灭了。所以研发大飞机,30年前的研发,我们制造飞机上每一样东西,现在的研发,要搞国际采购,实际就是买来零件组装,因为很多东西都不会造了。前30年,我们逐步学会了造很多东西,例如,汽车,飞机,火箭,原子能电站,计算机,部分东西没有大批量生产,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发展过 程,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建设生产能力,需要时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老百姓没有消费能力, 生产出来,也是积压,所以,读前30年经济史,最感到荒谬的是,经济也是周期性波动,产品大量积压以后,就人为整顿,让工厂关闭,工人回家,后来,精英们将其归结为,计划经济,生产产品不对路。

    后30年,生产能力虽然也在逐步提高,但是增长速率反而下降,例如,近几年发展最快的钢铁,不过与文革期间增长速度相当。改革之前,最为人诟病的是老百姓吃不饱,可是粮食增长速度在文革期间也比后三十年快。现在媒体上,将解决吃饭问题当做后30年的一件成就,实际原因是,一方面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从而人均粮食增长加快,另一方面,粮食进口数量大增。前30 年,进口量最大的时候,也只相当于国内总消费量2%,现在从数量上,已经占10%,从最关键的热值指标来看,已经达到20%,因为进口的都是食用油和大豆 等高热值农产品。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生产不是独立自主的生产能力,离开外部关键设备零件,我们的生产能力就会瘫痪。这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战略敌人控制了我们的 生产能力。现在没有出现问题,主要原因是粮食生产相关的技术还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资改派们正在引进转基因粮食种子,将粮食种子也交给战略敌人,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情?

    中国每年奉送超过美元1万亿的财富,每年这样不停地免费奉送物质财富,会使我们的资源枯竭,从而导致经济和社会崩溃,具体说来,引起的关键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 化石能源是我们的主要能源来源,它是不可再生的。我们生产的产品,占消耗能量大多数。自己消费的产品仅占自己生产的29%,而免费奉送的超过自己的消费,等于一大半能源都是免费为外方服务的。我们的煤炭占能源供应75%以上,仅够我们使用30年左右,等到化石能源枯竭,我们的工业就没有了动力,经济必然崩溃。2, 我们的粮食生产逐渐萎缩,用来生产出口的农业商品,如大蒜,水果汁等等年年增长,很多项目都是世界最大出口国,而供应自己的粮食生产增长缓慢,年增长率仅相当于前30年一半,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率降低,才使人均粮食供应没有增加,现在的粮食和食品供应,现在进口量已达到10%,这是前30年所没有的(那是进口最多占2%)。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如果粮食减产20%,美国控制出口,中国就会饿死人而导致整个社会大乱。

    如何解决当前的问题,说得很多了,这里引一个以前多次阐述的两条主张:深化改革,我们必须在经济上做出两个重大转变,第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路线;第二,大幅度提高老百姓收入和福利,从而提高国内消费能力,解决国内生产能力过剩问题(这个主张与达雅最后的建议是一致,以前我也详细阐述过与达雅类似的操作方案)。

    具体说来,1、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路线。人类历史上,还没有无私的国与国关系。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历史最悠久的国 家,具有成为这个世界主宰力量的天然基础,因而,不可避免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最大敌人。美国从敌对开始,到认识到武力对抗没有效果,在毛泽东时代末期,主动与中国联合,对付当时苏联戳戳逼人的攻势。在苏联即将崩溃的时候,就开始了一轮新的围攻中国的活动,只是在一再遭受挫折以后,才改变策略,攻心为上,进 行文化和经济侵略为主,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军事试探。依靠美国来发展中国经济,是我国和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笑话。我们必须自我发展,必须解决技术上自力更生问 题。

  2、逐渐消灭外资,落实独立自主发展路线。外资的存在,主要作用是拿走了工人创造的财富,同时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中国发展经济, 缺少的不是外资,缺少的是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和技术。外资不会提供技术,从而让其获得的 垄断利润消失。外资也不会免费提供资源。技术需要我们独立自主来发展,资源需要我们直接与第三世界国家直接交易。今天,我们有2万亿美元,还要优惠吸引外 资, 这是一种免费奉送财富的愚蠢行为。国家有政权在手,通过市场手段,而不是武力手段,消灭外资都是很容易的。包括控制外资信贷,使外资资金紧张;取消出口退 税,提高外资税收,环保、劳动者工资等方面要求,在出口方面制定新的更高标准要求,甚至学美国,禁止外资企业出口,掐断外资企业出口市场。

   3、建立以我为主的独立于西方的国际经济体系,不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掠夺,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短缺问题。这需要我们的军事力量走出国门,为我们国际 经济活动保驾护航,我们应当首先保卫东南亚和中东航线,提高我们的石油安全。其次,应建立以人民币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和贸易体系,实现我们和资源国家直 接贸易,绕过美元霸权。 美国并不能出口给我们需要的资源,第三世界国家出口石油的目的,主要是用来换取我们生产的日用商品,我们和第三世界国家双方本来互补,通过美元进行交易, 只是让美国人获利。绕过美国,是避免经济损失的唯一选择。未来应发展可再生能源,永久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能源问题。我国有过剩劳动力,将为外国资本家服务的财富转到为自己的建设服务,我们就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解决能源问题。

  4、大幅度提供普通劳动者福利待遇和收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同 时提高物价,使人民币汇率恢复正常,防止低价贱卖奉送财富。我们的大量财富免费奉送国外,国内也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它们的消费能力有限,而普通老百姓有消 费需求,却没有收入,从而使新增生产能力没有市场。现代社会,生产能力的建设效率十分高,我们只需要很少的人,就能够生产出足够供应自己的主要商品。我们 经济发展的瓶颈在于消费能力,只要我们保证了粮食生产,现代社会是不可能导致经济崩溃的。我们应学习日本和北欧,控制收入差距,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应通过 税收政策,降低富裕阶层财产,包括累计税和遗产税等。这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

    关于汇率的分析

    根据笔者提出的经济学理论,经济活动就是物质财富生产和使用的过程,我们出口商品,目的是换回我们需要的物资和设备,不是为了换美元。人民币汇率变化,将影响到进出口商品价格(汇率降低时,出口价格降低,进口价格增高)和贸易量。我们的出口量应根据我们的需要来确定,就是说应近似等于我们需要从国外进口的 商品量,其关键原因是国外货币,如美元,实际是美国的欠条,这张欠条还不断贬值,40年前,1美元等于一张欠1/35盎司黄金的欠条,拿1美元可以换回1 /35盎司黄金;现在,国际市场上黄金价格使每盎司1200 美元,也就是说1美元只能换回1/1200盎司黄金了,40年前的美元欠条,现在兑现,能拿回来的财富只有当时3%不到。我们不应当大搞贸易顺差,将物质 财富低价贱卖,换成美元储存在手里,等美元欠条贬值而损失,搞低人民币汇率带来更多损失。我们应当保持贸易平衡,就是让进出口量相等或近似相等。如果人民 币汇率偏低,出口价格就会偏低,等于低价贱卖我们生产的产品,出口量就会加大,大于我们需要的出口量。

    虽然分析了这个原则,但是,应用这个原则,我们还必须拥有独立自主的经济,才能这样做,现在并不具备,我们需要5-10年时间来转换。问题是精英们对目前的情况是沾沾自喜,不知危险将至。

    详细参见: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227&articleId=18778

 

 


发件人:"郑现莉_1125"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2010-08-17 14:39:2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李锦写的一篇文章

怎样由“躯干国家”转向“大脑国家”

——对杭州汽轮动力集团公司自主创新的思考

新华社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李锦

2010年8月16日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了“大脑国家、躯干国家、手脚国家”的分类,并由此决定了不同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近日,笔者应邀到杭汽轮调查研究,发现这个国有企业已经完成由“躯干企业”向“大脑企业”的过渡,使人看到中国由“躯干国家”向“大脑国家”转变的实现途径。

  杭汽轮全称是杭州汽轮动力集团公司。它是以与西方制造业列强竞标获胜引起人们注意的。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矿口电厂80万千瓦发电汽轮机项目招标中杭汽轮击败西门子、三菱重工等国际知名公司,引起国际业界的震动。这个企业引进外国技术很有点背景,是中国提出四个现代化后经国家领导人批准,引进德国西门子技术的第一家工业汽轮机企业。30多年来,杭汽轮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全面掌握西门子引进技术,依托核心技术形成竞争力,占领国际市场28%、国内市场80%的份额。杭汽轮不仅守住工业汽轮机的“国门”,而且很快大踏步走向世界,成为在国际工业汽轮机市场上与西门子、三菱重工和通用公司最具竞争力的“中国力量”。

  杭汽轮自主创新的成功不仅代表了我国工业汽轮机制造的最高水平,而且展示了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向“大脑国家”的正确方向。

A创新能力决定“大脑国家”、“躯干国家”、“手脚国家”

  “大脑国家”共同特征是:创新投入高、自主创新能力强、创新产出高。我国仍然处在“躯干国家”的地位。杭汽轮自主创新的成功表明他们已经完成由“躯干企业”向“大脑企业”的过渡。

  所谓“大脑国家”是以技术创新为基本战略,以生产知识与输出知识为主的国家,其共同特征是:创新投入高,科技进步贡献率高达70%以上;自主创新能力强,国家的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通常在30%以下;创新产出高。美国、德国、日本、芬兰、韩国等20多个国家属于这类创新型国家,处于“大脑国家”的位置。

  就目前总体情况看,我国仍然处在“躯干国家”的地位。据统计,目前外国企业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总量是中国企业的6.4倍。我国一些加工制造能力较强的行业,因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只能进行转包生产和来料加工,赚取少量的加工费。外国公司则利用对总体设计、核心技术、采购和销售环节的控制权,占据了竞争的优势。“世界工厂”的光环,掩不住90%的出口商品是贴牌产品的尴尬。在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啸里,这些没有自己“头脑”和“心脏”的贴牌企业更容易“沉没”。

  在杭汽轮调查研究数日,发现杭汽轮跨越式发展在于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建设创新型企业。

  工业汽轮机是一种将热能转换为机械能的关键装备,广泛应用于石化、炼油、化工、冶金、电力、制药、造纸、建材等重化工业领域。杭汽轮在相当时期发展比较缓慢,2003年,杭汽轮在上海外高桥、山东邹县、浙江玉环3家发电项目汽轮机招标中接连失败,输给西门子与三菱重工。“三连败”让企业彻底反思:一个50年国有大企业,已经掌握了世界汽轮机核心技术,竟然在家门口的招标中接连失败,核心竞争力究竟怎么形成?大讨论使企业认识到不是输在技术上,而是输在设计理念和服务水平上。

  仅仅过去几个月,面对印度发电市场“井喷式”的发展,各大跨国公司都虎视眈眈。2003年底,经过几个月管理创新,杭汽轮一举拿下印度发电汽轮机项目,成功打进印度市场。杭汽轮不仅成功掌握工业汽轮机的包括大功率、高转速、变工况、抽气再冷凝等核心技术,而且在市场销售中推进个性化设计,量体裁衣,以综合实力赢得客户。开拓印度、东南亚、中亚市场,在与西门子、三菱重工、美国通用公司这些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机械制造业巨头的较量中,都是依靠现代核心技术与现代服务两大优势的综合实力而打开市场的。2003年,面对印度发电市场“井喷式”发展的机遇,杭汽轮在印度寻找到一家有销售西门子工业汽轮机经验的代理商,并投入50万美元参股该公司,将双方利益捆在一起,促使代理商积极推销杭汽轮的产品。服务方式由售后服务扩大为:售前服务、售中服务、售后服务、远程服务和设备改造服务等,在核心技术上,他们与西门子、三菱等不相上下,在服务上往往更胜一筹。到目前,杭汽轮销售到印度市场的汽轮机有200台套,占到印度进口市场的30%以上。

  杭汽轮的创新是一种广义的创新,这种创新包括技术、质量、市场和管理。他们紧紧围绕工业汽轮机这一优势产品做足“延伸”的大文章,并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产品使用领域的延伸。工业汽轮机的使用领域正是随着“节能减排”需求的不断增长而得到延伸。国外冶炼企业饱和蒸汽再利用发电汽轮机一共有七种类型,杭汽轮目前已经成功开发出其中的五种:如中板、转炉、干熄焦、高炉煤气、废气;还有球团矿、烧结两大类余热利用汽轮机正在开发之中。在美、日、德等发达国家早已实现“富能冶炼”,即所有冶炼企业不仅能自产自足能源,而且还能向社会输出能源。而在我国,钢厂能源自给率却仅有40%,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富能冶炼”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有多么庞大。

  二是产品经营模式的延伸。杭汽轮目前在产品经营模式上已经实现了从单机供应到产品成套再到“交钥匙工程”的三级跨越。有的用户需要提供“汽轮机、锅炉、发电机”成套产品,公司就予以满足,有的用户需要“交钥匙工程”,公司就提供厂房建设、流程布置、设备安装、机组运行的全套服务。还有一种经营模式为:由杭汽轮负责工程项目总承包,并以自己生产的汽轮机、发电机等产品投资入股与业主合资建立余热发电“项目公司”,每年从其发电收益中获取回报。这种经营模式有可能形成一个新产业,成为杭汽轮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亮点。

  三是产品服务渠道的延伸。售后服务是杭汽轮以往产品服务的主要渠道和方式,用户机组出现故障就及时派员去抢修,机组易损零部件坏了就及时予以提供,这种服务方式实质上是被动应对的方式。杭汽轮在2004年设立“汽轮机械设备公司”后,不断探索着产品服务渠道的延伸。目前采取的服务方式主要有:售前服务、售中服务、售后服务、远程服务和设备改造服务等,服务过程变以前的“被动”,为现在的“主动”。为实现单纯制造型企业向“制造服务型企业”转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四是上下游产品链的延伸。工业汽轮机的下游产品主要有发电机和汽轮机辅机等,向下游产品延伸,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收购杭州发电设备厂,使杭汽轮在工业发电领域实现了汽轮机向下游发电机产品的延伸。这四个方面是现代服务上的全面创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进入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时代。杭汽轮在与世界列强竞争中一决高低就是靠这两条。

B企业创新关键在于“自主”二字

  创新能力只能内生于我们中国企业组织内部,别人无法依靠。杭汽轮的成功正在于这里。杭汽轮开始不得不依靠德国西门子公司,后来自己掌握了核心技术迅速占领中国市场,昔日的“学生”成了最强劲的对手。

  所谓自主创新,就是经济主体自己主动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从中国国家整体利益角度上讲,自主创新就是指在中国资本控制下的本土企业群体所进行的主动型创新活动。

  杭汽轮长期与德国西门子合作,过去也曾有过不少创新,但只是在人家基础上的创新,后来自己掌握了核心技术迅速占领中国市场,昔日的“学生”成了对手。西门子于是中止了合同。分道扬镳后的杭汽轮非常争气,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西门子技术转让给杭汽轮时最高水平才6万千瓦,而杭汽轮开发出7万千瓦的汽轮机,还储备世界最大的工业汽轮机10万千瓦的技术。西门子用的是液压控制系统,他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改成了全自动数字化控制系统。燃气轮机被誉为世界装备制造“皇冠上的明珠”,是透平机械的尖端产品,也是工业汽轮机的上游产品,只有美、德、日等极少数国家能够制造,2004年以来,杭汽轮与日本三菱重工洽谈合作生产,到2006年3月首批两套燃机按期交货,开启了中国汽轮历史上新的纪元。从杭汽轮的创新过程看,自主创新可以进一步地分解为如下三个层次上的指向:

  创新主体指向:中国资本控制下的本土企业,类似于杭汽轮这样的国有企业。只有中国资本控制下的本土企业群体创新,我们才能拥有创新成果的自主知识产权。

  创新性质指向:本土企业的积极主动型创新。创新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自力更生型,如我国的“二弹一星”等。二是模仿创新型,就是在高强度消化吸收情况下,进行自主开发,以取得市场优势,同时向前端基础应用科学延伸。杭汽轮的技术创新属于后一种。

  创新能力指向:本土企业具备自我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只有本土企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具备了这种持续的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才能真正具有了持续的国际竞争力。

  在杭汽轮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德国西门子公司退休厂长当技术顾问时,提出把工程设计部门拿到销售公司去。开始公司不接受,有些工程设计人员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怎么能合并到“卖嘴皮子”的销售部去呢?杭汽轮接受了这种观念,完成了这种机构撤并。终而促使“量体裁衣”为客户提供各种技术服务,成为独特的杭汽轮销售模式。这个故事是一种学习能力的体现。把工程设计放在销售的前沿,市场需要什么就设计什么,这是一个现代化企业运用核心技术强化市场服务的具体表现。就是通过这样类似的改革,杭汽轮在短短七年间已经形成了以开发核心技术为龙头,推进自主创新为中心的管理方式变革,形成了全新的管理体系。

  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拥有自己相对独立而全面的经济体系以及与此相适宜的相对独立而全面的技术支撑体系。而构建这个体系的微观基础就是本土企业群体要成为创新主体,重塑本土企业、行业乃至整个民族持续的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历史告诉我们,创新能力只能内生于我们中国企业组织内部,别人无法依靠。杭汽轮的成功也在于这里。

  杭汽轮在技术引进过程中,开始不得不依靠德国西门子公司。西门子有步骤地散布创新成果,其用意当然不是为了帮助本土企业提高竞争力,而是为了占领中国市场。正如鲍莫尔在分析西方大型企业向外自愿散布专有技术内在动机时所指出的,他们自愿散布专有技术当然是为了“得到一份适当的回报,或者是牵着竞争者的鼻子走。”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企业散布技术的要害:能封锁时就封锁,让你技术无法独立;当你有望发展出独立技术的时候,就急忙将技术转让给另一家,意图继续占领中国市场。其实,他们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阉割”中国企业乃至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

C企业“自主”创新的实现途径

  自主创新,看起来是经济技术领域的一场变革,实质上“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杭汽轮依托核心技术,推进生产、管理、市场、文化体系的全面创新,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探索出成功的路径。

  一个后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竞争实力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获得技术创新资源来获得支撑。但是技术进步上的“日韩道路”与“拉美道路”告诉我们,经济主体是依赖别人创新成果,还是依靠自己主动地进行创新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最终结果显然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是在吸收别人的创新成果基础上进行主动的再创新,并且成功地实现了由后进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步入世界工业和技术强国行列。而后者则被动地吸收别人技术成果,结果仍处于落后的状态。两种技术进步策略的比较结果告诉我们,经济主体必须自主创新。

  杭汽轮的成长很有意义。当他们从德国引进机械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怎么干。派了20个工人到德国去,看人家怎么干。1976年到1985年,杭汽轮开展与西门子的战略合作,杭汽轮出资1500万美元买设备,500万美元买西门子三系列汽轮机制造技术,开始成套汽轮设备的生产。第一个10年基本上是西门子画图纸,杭汽轮来组装;第二个10年是西门子制造转子和叶片,他们制造辅助配件。后来他们制造转子、叶片等核心部件,核心技术逐步被掌握并进入全面创新阶段。2003年后,杭汽轮开始在西方国家开展市场竞争,唱响中国民族工业品牌。他们从手工画图、半机械制造到全自动化设计制造,用30年时间完成西方国家企业100多年走过的路程。他们从“拿过来”跟着干,慢慢地走到自主创新境界。

  在中国,自主创新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代工阶段,参与国际分工的优势是低成本、大规模,是模仿性的,很少有什么创新性的东西。第二阶段是仿造阶段,普遍奉行“拿来主义”,表现为:一是简单跟进型,单向引进—消化,对外国技术亦步亦趋。二是被动引进型,就是通过购买外国先进设备、专利、图纸等技术创新成果直接投入生产,不进行消化和“进口替代”。三是合资引进型,就是试图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策略达到外资企业的“本土技术溢出”效应。这三种形式实质上是被动型技术进步战略,技术成果主导权掌握在外国企业手中。在过去相当长时期,我国一些地方或行业习惯于采取这种技术策略,结果是使我国某些行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泥潭。然而,杭汽轮是走向第三个阶段,就是目前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阶段。

  自主创新,看起来是经济技术领域的一场变革,实质上“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杭汽轮的自主创新是一种全方位的创新,他们的这种创新改变了自己。

  自主创新是根本,观念创新为先导。2003年之前,杭汽轮的发展长期处在“温吞水”的状态。于是企业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促改革求发展”大讨论。“大改大出路,小改小出路,不改没出路”的理念影响全企业。经过三年摸索,在2006年7月举行的集团第三届科技大会上,杭汽轮对建设“创新型集团”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推出了《杭汽轮集团推进企业科技创新配套措施文件汇编》。其核心,一是建立自主创新的长效机制,二是建立自主创新配套措施完善的创新体系。

  自主创新是根本,技术创新为核心。工业汽轮机的零部件多达1.4万个,为了突破一个个技术“迷阵”,杭汽轮打造了一支包含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设计、工艺、技能、管理、营销的专业人才队伍,工程师、技师占企业人数的60%。集团拥有了一个由国家级技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工业汽轮机研究所、工程计算机集成制造(CIMS)研究所“四位一体”的技术创新平台,两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创造国家发明专利36项。

  自主创新是根本,结构调整变局面。近年来,客户为什么会一再向杭汽轮追单呢?因为他们的竞争优势实现了由低层次的价格向高层次的技术与服务转变;竞争方式从传统的卖产品向高附加值的“提供全方位系统解决方案”转变。为客户推进个性化设计,“量体裁衣”,以综合实力赢得客户。2003年以来,杭汽轮抓住东南亚、印度等国际市场大发展机遇,全面提升国产化水平。同时紧紧围绕工业汽轮机这一优势在产品使用领域的延伸、产品经营模式的延伸、产品服务渠道的延伸和产品上下游产品链的延伸上做足文章。

  自主创新是根本,体制机制创新为基础。杭汽轮围绕技术创新中心,实现从分散管理到经营、资产、销售、运行体制一体化的全新管理体系转变。在和西门子合作过程中,杭汽轮把西门子管理经验和国际标准学了过来,逐步树立了技术创新为龙头,各个环节坚持科学发展的战略定位。2004年,工人葛志康与工程师牟家珑同时得到重奖30万元。企业拿出数十万元重奖营销、技术、经营功臣,这已不是什么新闻。杭汽轮的整个管理体系围绕着自主创新进行全面的改造,要使大型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投入者、创新人才的主要吸纳者、创新技术的主要创造者,终而形成自主创新人才开发体系,加快建设自主创新人才队伍,培养自主创新领军人物,不断提高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自主创新是根本,核心文化是灵魂。创新文化建设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竭的内在精神动力,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历来具有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杭汽轮以自主创新为核心,实现从艰苦创业到“为国争光、赶超一流”的核心文化转变。杭汽轮厂区大屏幕上反复显示一句话:“为你而动,世界因你而不同”,这反映出企业占领国际高端市场的雄心壮志。到了2007年,杭汽轮有个“三二一工程”,就是三年内实现200亿元销售,再造一个杭汽轮。他们认为,“竞”就是比赛,“争”就是抢夺,竞争的逻辑就一个字———“争”!这里没有谦让等待可言,只有设定目标,不畏世界强手,勇往直前。企业干部员工必须具有“争创一流的霸气,敢于负责的勇气,克难攻坚的豪气”。这几年,在企业掌握核心技术后,杭汽轮培养企业核心文化价值体系,把企业打造成国际一流的企业,不仅结束了“洋设备”统治我国高端工业汽轮机市场的历史,还创造了无数国内工业汽轮机的“第一”,如第一套年产52万吨尿素装置用驱动汽轮机、第一套年产百万吨乙烯装置驱动汽轮机、第一套年产百万吨PTA驱动汽轮机、第一套百万千瓦电站锅炉给水泵汽轮机等。

  什么叫自主创新,杭汽轮依托核心技术,推进生产、管理、市场、文化体系的全面创新,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探索出成功的路径。

D如果中国企业都来学习“杭汽轮”

  国际金融危机波澜未平,一场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自主创新“竞赛”就已悄然涌动。中国影响自主创新的深层原因,在于体制与制度。杭汽轮创造了民族工业走自主创新道路的样板,证明大胆走自主创新的路,是能做到又好又快的。

  杭汽轮与德国西门子的合作与竞争,集中反映了中国民族工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这也是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开辟的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历史证明。

  1975年,经过第一代国家领导的批准,杭汽轮开始引进德国西门子技术,经过两个10年的合作、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逐步掌握了工业汽轮机转子、叶片等核心技术,全部实现了国产化,并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打垮了西门子。被国际市场作为“学生”打败“老师”一例而广为传播。

  西门子公司看到杭汽轮不仅完全掌握了核心技术,而且自己在中国市场有被挤走的势头,几无立足之地。于是,2005年西门子单方面中止长期合作的合同,中止了与杭汽轮的合作。德国西门子曾有参股杭汽轮的想法,被杭汽轮断然拒绝。于是,西门子决意并购武汉汽轮机公司。国家为保护民族汽轮机工业,终而西门子未能如愿。杭汽轮终于迈开了自主创新、成功的打造“头脑企业”为建设“头脑国家”提供成功的范例。

  2010年,本世纪进入第二个10年。(1949~2049年)这一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后半程”。靠什么保证现代化的持续性?靠什么续写“前半程”的辉煌与光荣?关键要在自主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使传统发展方式“软肋”尽显。国际金融危机波澜未平,一场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自主创新“竞赛”就已悄然涌动:美国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英国着眼发展低碳经济、数字经济,“构建英国未来”;欧盟宣布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此时,加快自主创新,不仅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一般规律,更关系到我们在未来发展中能否拥有新的引擎,在未来竞争中能否获得新的优势,在现代化路途上能否取得新的成就。

  自主创新“创而不快”、“久创难新”,充分反映了创新的艰巨性。在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体制机制下,那些经济总量大、增长速度快的地区,自然会受到某种激励,尽管这些地区发展效益、质量并不显著,甚至环境污染严重;在价格形成机制不能真正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代价的背景下,企业总是能够轻易获得廉价生产要素并赚取高额利润,自然不会去想办法创新;在以发展速度和规模论成败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下,一些地方还是紧盯速度,“好”让位于“快”。中国影响自主创新的深层原因,在于体制与制度。

  杭汽轮是个企业,直接生活在市场竞争中,少受计划经济与封建特权的影响,所以他们特别会创新。杭汽轮集团去年销售收入204亿元,利税11亿元,产品占领欧美等国家高端市场,彻底终结了美国GE、德国西门子、日本三菱重工等极少数跨国集团对高端工业汽轮机市场的垄断,走出了一条引进技术再创新的道路,创造了2003年以来销售收入翻15倍、利润总额翻11倍的“跨越式发展”奇迹。事实证明大胆走自主创新的路,是能做到又好又快的。

  杭汽轮创造了民族工业走自主创新道路的样板,是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一面旗帜。杭汽轮道路是由“躯杆企业、手脚企业”向“大脑企业”的转变,标志着中国正在由“躯杆国家、手脚国家”向“大脑国家”的转变。如果中国企业都来学习杭汽轮,中国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0-08-17 16:28:58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socialenterprisecn@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CSRGLOBAL 信息简报124期

当政府成为“经济组织”

吴晓波

2010-08-13

     一个国家及一个时代,影响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史学的原始命题之一,由此出发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及学派。一种广为流传的理论是,近当代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展开的,新技术的应用及发明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动力,另外有学者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则探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过,这些理论似乎都无法解答这个疑惑: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些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意识从制度安排的角度重新思考。如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指出的,“那些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我们的观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

    不过,在诺斯的分析框架中,所谓的经济组织只指的是企业,另外一个组织??政府??在他的理论里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关于这一点??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也曾经论述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

    然而在中国,诺斯或马克思的论述却不尽然准确,因为,政府收入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成的。这一治国理念之形成及传承,始于公元前7世纪,在当时,齐国的管仲将盐铁收归国有专卖,此后两千多年以来,被相继收归国有专营的有:酒、漕运、矿山、铁路、外贸、银行以及土地等等,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问题在于,当政府也是一种经济组织的时候,它在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中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与诺斯同为制度经济学派的张五常教授在他的新著《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给出了独特的描述。在这位从1979年起就专心关注中国的香港教授看来,最近这三十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最成功的改革,而其真正的秘密是“县际竞争”的成功。

    “县际竞争的原因是县的经济权力最大……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张五常用购物商场来比喻这个制度。“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税),而我们知道因为有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地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张教授高度赞赏中国目前的县际竞争制度。他指出,尽管“好些国家的租约或者雇用合约往往有类似的安排”,然而,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制度层层串连,无处不在,而且,由于没有任何顾忌,各级分成往往由政府内部相关利益各方进行商讨安排,这种分成往往也体现了市场的力量和效率。

    雄辩而天才横溢的张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独特性给出了自己的观察意见,不过,这个“最优秀”的制度安排,却也似乎有很多天然的盲点。比如,在一些民营企业看来,它似乎缺乏公平性。

    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当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时,真正的产权清晰的中国民营企业集群则被夹在其中,进退失措,中国经济的宏观环境也必然变得非常之诡异。

    关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扮演,诺斯的意见似乎也与张五常有点出入。在《西方经济的兴起》一书中,诺斯通过对15世纪西班牙“羊主团”的案例研究发现,“不能保证说政府会认为保护增进效率的所有权(即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率相对于社会收益率提高),与反对可能完全阻扰经济增长的业已受到保护的所有权,同样对其有利。作为一种比较,政府在出售可能阻扰创新和要素流动的专有的垄断权时会得到短期利益,因为他直接从这种出售中所得的收入多于其他来源所得……即经济结构重组的交易费用将超过直接收益。”

    诺斯进而论证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政府的财政要求可能导致对某些不是促进增长而是阻碍增长的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我们不能担保一定会出现生产性的制度安排。”

    是张五常说的对,还是诺斯说的对,而或他们各自说出了事实的一个方面?这实在值得持续的观察,在这样的分歧里,也许埋着另外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它可能是光明的,也竟可能是灰色的。

 

中国房地产盛筵已散

叶檀

2010-08-17

    7月份中国房地产价格与成交量止跌回稳,这被认为是宏观调控再成“空调”的象征。

    嘲笑政策的最终结果是嘲笑了自己。8月13日,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援引副总理李克强,称当前要积极贯彻国务院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坚决抑制投机炒作等不合理需求,增加住房有效供给,巩固调控的初步成果,保持房地产市场和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这说明,房地产宏观调控不存在松动的可能。

    房地产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白银时代正在到来。

    在房地产黄金时代,购房捂地者闭着眼睛就能赚钱。房地产资产的急剧增值传递给所有人重要信息,房地产是最重要的金融保证品、信贷抵押品,是安全系数最高的投资工具,全民炒房时代就此开始。尽管从2003年到2007年有“新八条”、“国六条”等政策抑制房地产投机,但从未收长期之效。在短暂的房地产调控与房价胶着后,房价总是把上一轮的头部当成底部,在更高的平台上召唤着更多的投资者。

    中国房地产的总市值难以有确切估量,2006年有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均住宅面积与城市人口,加上2007、2008年的住房销售价格推算,2009年城市住宅总市值为75.5万亿元。从一线城市看,5年投资价格起码翻番。另据杭州市房管局的数据,2002年杭州市区预售商品房成交均价为5134元/平方米,随后逐年上涨,至2009年商品房成交均价为13838元/平方米,较2002年增长了170%。由于杭州城市范围不断扩张,原杭州城区的楼盘价格上涨200%以上。

    房地产黄金时代发展到极致,投资陷入疯狂。拆迁与新建量居高不下,去年12月,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先生表示,中国每年新建房屋面积占到世界总量的50%,而建筑能耗占到全社会能耗的40%。这还不算完,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为拆迁推波助澜:“中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住房在未来15年后得拆了重建”!

    如果陈淮的预言成为现实,就是中国经济的大不幸。在拆迁的过程中,见机早者成为先富一族,房地产异化成货币的另类标志,古建筑遭到毁灭性破坏。

    以北京为例。过去50年中,经历过三次重大的改造浪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二次,是90年代开始的“危旧房改造”;第三次,是2000年至2003年的大拆改。这些改造带来的结果,是北京旧城历史性建筑损毁过半。

    到2010年,北京城中保留较完整的历史风貌空间已不足15平方公里,在1949年旧城原有的2000万平方米历史建筑(包括1300万平方米平房四合院)中,今天保留下来的不足四分之一。原来北京的3050条胡同,至2003年,道路宽度在20米以下的胡同(包括街巷)仅有1600条,目前旧城内被直接称为胡同的,只剩下400多条。

    围绕着拆迁与反拆迁的纠纷,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矛盾。随着城市区域的扩大,以及拆迁成本越来越高,对农田的占用以及在老城区内扩大建筑面积、建设商住一体的城市综合体,成为土地溢价的主要来源。

    美妙的黄金时代正在过去,房地产白银时代正在到来。房地产市场随着宏观经济的转型而转型。宏观经济试图摆脱房地产的捆绑,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又必然带来某些区域房地产的升值,而中国转型成本需要土地溢价支付。重庆的城乡一体化就是动用土地溢价的新做法。

    一方面,政策高压态势不可能松动。房地产在拉动GDP的同时,负面作用尽显无遗。如果延续目前的房地产政策,保障房供应不足、商品房由投资者主导定价,中国社会无法稳定,城市化进程中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群将成为无技术、无房产、无保障的三无人员,每年流入城市的人群是庞大的贫民窟的温床。保障型住房成为重点。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市长郭金龙的陪同下,考察了北京市的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有三重目的,一是缓解房地产市场严重的社会矛盾,二是防止房地产投资过快下行,三是为商品房价格的上涨预留空间。

    另一方面,政策也不可能过于紧缩,软着陆始终是宏观经济的第一要义。地方政府的房地产依赖症远未结束,笔者所到城市,无不处于新区的大规模扩建之中。60年前,成都中心城区只有18平方公里。而今,成都中心城区建成区已超过400平方公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2倍多。从2003年到2009年,是新区扩张的高峰期。为了提升土地价值,地方政府往往采取行政中心搬到新区、将轨道交通建到新区、对新区的某些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无所不用其极。

    以往十年的房地产市场化已经造就了庞大的房地产既得利益阶层,任何会导致折价的政策都会遭到强有力的阻截,物业税就是双方争战的前沿阵地。虽然今后必然推出,但短期内推出可能性不大。

    今后十年,房地产市场的财富不再是俯拾即是,房地产投资客必须睁大眼睛,既要看高铁规划,又要看水源、配套设施、教育等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溢价,并且从政府的经济规划中寻找下一个热点区域与行业,找准投资的热点区域与热门的商业楼盘。房地产市场得利者希望找到高房价持续的理由,未得利或者受损者希望看到房价在政策下节节溃败。但所有的政策都是妥协的产物,正如所有的市场最后都要找到平衡。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寻找平衡的过程当中,既不会一下子墮入黑铁时代,也不可能在黄金时代驻足太久。

    任何疯狂都不可能持久。
 

 



发件人:"Kan Kaili" <kankaili@gmail.com> 2010-08-15 11:43:34 +0800 收件人: <laosha4509@189.cn> 抄送: "仲大军" <zdjun@263.net> 标题: Re: Fw: 从比较真实的角度看文革

从比较真实的角度看文革

阚凯力 陈沙

2010年8月

    目前中国仍处于由封建农业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毛泽东作为中国封建势力的总代表,说一些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错。但关键是,在由封建农业社会过渡时,资本主义代表的就是先进生产力。所以,文革作为封建势力的一次大反扑,代表社会的倒退和反动。而以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就是具体地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解放了巨大的生产力。

    但正因为中国反封建的任务尚未完成,所以目前的“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实质上就是带有很强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类似于西方的17世纪左右。由于生产力(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国内形势,中国不可能完成类似于西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只有与全世界一同走向信息共产主义社会(见附文)。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看待文革,就清楚了。欢迎交流讨论。

    关于“文革”,是个研究大题目。如何研究,还没有很成熟的思路。可能应该把它放到新中国迄今为止的历史背景下,结论会比较客观、公正。比如以下框架:

    1 中国现在是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新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

    2 共产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多数派逐步意识到“社会主义”此路不通,有意无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3 以毛泽东为首的少数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波又一波的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4 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不断涌现并日益清醒的多数派的反抗和挑战使得社会、党内和文化大革命出现极其复杂的局面,最后导致局面失控。

    5 邓小平胜出,多数派主政,“社会主义”名存实亡。

    6 毛泽东及其少数派,邓小平等多数派的个人品质给这一过程增添了丰富的悲剧色彩。

    由此推断的结论:

    1“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最后的努力,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终结、在世界“溃败”开端。

    2 毛泽东是最主要责任人,林彪、江青等是责任人,但不是“反革命”。

    3 邓小平等顺应历史潮流,是“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终结者。

 

    附文一篇:

信息产品、信息社会与中国的历史责任

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座

北京邮电大学 教授 阚凯力

2008年10月25日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北大,来到咱们中国的最高学府,交流一下自己近年来思考的一些问题。我相信咱们中国人,尤其在北大,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也都会思考,都会关心这些问题。

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前一段吴敬琏有一篇文章,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三十年前是对的,因为当时所有中国人,从上到下都知道一条,就是我们维持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原地不动是不行的。但是向何处去,我们将来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没有定论,而且争论也争论不清楚。所以,摸着石头过河,一边走一边找方向,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启动改革开放的必要。但是三十年了,我给学生讲课都在说一个问题,摸着石头过河,摸了三十年,可千万不要一抬头才发现我们到了资本主义了,或者又回到解放前了。吴敬琏这篇文章中就提到我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问题。官僚资本主义是什么?是三座大山。如果它在我国泛滥,说明我们连民主革命的任务都没有完成,在一定程度上真的回到解放前了,还谈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需要解决了,尤其需要思考。

     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能够走得通吗?对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没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不能不令人深思。近年来国外对于中国产品的种种抵制,咱们说是一小撮人反华仇华,反正有很多矛盾。去年我看了一篇报导,是官方数字,2006年中国向全世界出口了220亿件玩具。全世界60多亿人口,减掉中国自己的13亿,也就差不多50亿。比如说20%算儿童,那么220亿件玩具给全世界其他国家的10亿儿童,平均每个人一年20多件。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出口到欧美国家了,那么中国为欧美国家每个儿童一年之内造了五、六十甚至七、八十件玩具,市场恐怕已经饱和了。但是报道说,在这个基数之上,07年的前十个月我们出口的玩具又增加了20%。我几年前还看到北京市有个报道说,北郊山区的一个村制造小提琴,主要是出口,是小提琴的专业村。他们每年的产量是全世界小提琴产量的60%,全世界多一半的市场被我们的一个村包了。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谁叫中国的产品物美价廉呢?但是,恐怕全世界造玩具的,造小提琴的,很多人都要失业了,谁让市场只有那么大呢?

    前一段北京开奥运,咱们中国人高兴,到全世界各地去传火炬。但是在很多国家出了事,搞得挺紧张。对于这一点,我们当然还是骂一小撮人反华仇华。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其它国家到中国来传火炬,我们的反应会怎么样?我们不说洛杉矶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因为美国和日本都和中国有过节。就说汉城奥运会,如果他们跑到咱们的天安门广场、长安街和一些主要地点传火炬,而我们的市场上全是韩国的产品,我们自己的公司倒闭,我们的工人失业,还跑到我们这儿来传火炬?我们肯定会说,你“臭显”什么?我们的小青年会“拿砖头拍”你,对不对?

    再扩展开来想,一百年前,世界上也就是五六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率先工业化了,结果为了争夺原材料产地和市场,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我们说这是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瓜分势力范围。但是今天,中国是十三亿人口,何况一百年前的工业生产力和今天的生产力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在今天的工业生产力条件下,我们中国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如果达到西方现在的工业化水平,即使不用打世界大战,就把全世界的原材料、全世界的市场都包给我们中国了,这个市场够吗?能够支撑我国的充分就业吗?所以,中国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还要“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使工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我们撇开任何政治因素不谈,就从工业生产力和世界市场的大小来说,这条道路我们能不能走得通?

     第三个问题,我相信在座的应该有不少党员。问题就是,今天的党员还有几个相信共产主义的,说要为它奋斗终身?再接下来,即使你相信,有多少人能说清楚共产主义是什么?咱们国家的七千多万党员,有没有七千个有答案,恐怕都是个问号。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性时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应该是如此。但是,向什么方向过渡?不知道了。这就变成走到哪里算哪里,失去方向、迷路了。

    这些问题,我相信我们都在思考。即使不说出来,在内心深处也都在寻找答案。三鹿奶粉怎么回事?煤矿三天两头死人,而且往往几十人、上百人地死,又是怎么回事?我看到一个杂志的报导,说我们的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几十倍,是西方国家的几百倍。而且恐怕还有很多煤矿,死了人没有上报。前些天不是刚刚曝光了一起,煤矿死人后给媒体“封口费”吗?这些事情联系起来,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到底要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从五四运动开始,北大就是我们中国思想的发源地。我相信北大学子不可能不思考,因为这些都是不容回避的根本性问题。

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说起

    要说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就必须先讲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是从哪里来的?马克思是经济学家,是研究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导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人类必将通过社会主义阶段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我在斯坦福大学上学的时候,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后来他又做过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金。他对中国的问题尤其关注,每隔一两年肯定要到中国来,而且说下一代的经济学大师将出自中国。我在斯坦福的时候,因为我是工学院的,没有去上过他的课。但是后来他到中国来,好几次座谈会我都参加了。英文有句话,“Assistant professor teaches facts, associate professor explains theory, full professor offers philosophy”。斯蒂格利茨确实是大师,他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哲理,使人终身受益。

     前年那次座谈在人民大学,斯蒂格利茨说经济学是个严密的逻辑体系。但是越是这种严密的逻辑体系,它的正确性就越是完全建筑在它的假设之上。例如,平面几何学有五条公理,后面所有的推导和证明都没有信息量,不过是把这五条公理中隐含的意义从隐性的变成显性的而已。第五公理,就是平行公理,后来出现过其他的一些假设:过直线外一点,没有直线与已有的直线不相交,这是黎曼几何学;或者过直线外一点,至少有两条直线与已有的直线不相交,这是罗巴契夫斯基几何学。后来发现它们在宇宙宏观问题上,以及微观粒子的研究上,是空间最准确的描述,而不是我们在中观世界所理解的欧几里得几何学。斯蒂格利茨说,经济学这个严密的逻辑体系是建立在自己的假设之上,但是人类的经济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我们随时要考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不是还继续成立,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不断修正我们的假设。

    我们现在的经济学是三百年前亚当?斯密创立的,有三条基本假设:第一个叫做“短缺”假设。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市场,市场买卖的东西必定是短缺的,不短缺的东西没有买卖。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空气。空气对人是绝对必须的,比什么都重要。但是因为空气不短缺,所以没有空气市场,经济学也不研究。第二个假设叫做“经济人”假设。假设在经济社会中每一个个体,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企业,都是自私自利的,谋求自己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人人都学雷锋,那么经济学就不适用于这种社会现象,是其它学科研究的。第三个是“完全信息”假设。也就是假设,消费者充分知道企业的成本和生产产量、产品质量,等等。另一方面,企业也充分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的购买力,等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没有商业秘密。这就简化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要不然不好研究。

    但是几百年来,尤其在二十世纪,这三个假设被逐个否定了。第三假设就是被斯蒂格利茨否定的。所谓否定,就类似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牛顿力学的“否定”,是把它补充,而且更完善、提高了。斯蒂格利茨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原因,就是发展了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学。第二假设是分两步被推翻的。开始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西方经济学家都摸不着头脑了,说我们确实都按经济学的原理来指导这个经济的运作,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于是凯恩斯推出了宏观经济学。它关键就是说一件事:谁都可以自私自利当经济人,但是政府不行。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政府就是上帝,要为大家,“执政为民”嘛。政府要制定游戏规则,宁肯自己吃亏赔钱,也要想办法繁荣社会,创造最大的社会活力。比如咱们的国资委,根本就不应该属于政府。政府不能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去赚钱,搞“保值增值”,与民争利。那样的政府就不是上帝,而是“恶魔”了。所以第二假设被凯恩斯推翻了一半,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后来,进一步推翻第二假设的是约翰?纳什,把博弈论引入了经济学。博弈论最简单的模型就是“囚徒悖论”,但也最说明问题。以前按照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人人自私自利,结果社会整体效率最高,这就是“无形的手”。但是在囚徒悖论中,两个囚徒都自私自利,结果整体结果最劣。所以,第二假设也被打破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三百年前亚当? 斯密时代是由封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当时的社会发展目标是要建立市场经济,而且当时的经济水平根本没有跨国公司、寡头垄断,都是一个个小作坊、小工厂。所以,当时的任务是脱离农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变成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社会,而且市场的形态也最接近完全竞争市场。但是三百年后,经济发展了,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了,所以就不能再近似为完全竞争市场,而必须考虑垄断、寡头垄断,必须考虑博弈论,否则假设就违背社会实际了,结论也就必然错了。所以,原来的三个基本假设现在只剩下第一个“短缺”假设了。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短缺”假设也正在被打破。

信息产品的经济学特性

    经济学到目前为止研究的都是物质产品,而且是由研究制造业发展起来的。所以,用西方经济学研究我们的电信行业,还有其它一些行业,就有很多困难。因为它们和制造业不同,没有可变成本,更谈不上边际成本。但是,我们社会中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一种产品,叫做信息产品。它们是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等的产品,像计算机软件也是,而且行业现在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人类脑力劳动的成果。这些成果以信息的方式存在,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信息产品。

    信息产品的经济学特性与我们传统的物质产品本质上不同,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比如这瓶矿泉水是物质产品。我喝了,你就没有了;你喝了,我就没有了,这叫做物质产品的“独占性”。所以在物质产品短缺的时候,必然产生私有制,而且越短缺,就越私有。比如这瓶水,现在我还可以谦让一下,到了大沙漠中间,我就绝对不会给你。但是信息产品就不同。我听到一首歌好听,马上告诉我的同学、朋友、亲戚都来听。回到宿舍去,谁没有,就拷给谁。因为你听,不影响我听;我听,不影响他听。咱们全班同学都听这首歌,一高兴,没准还开个PARTY,这首歌也变成流行歌曲了。所以说,信息产品有高度的“共享性”,而且共享的范围越大,这个产品的效用就越大。(我们现在先不讨论版权问题,后边再讨论。)

    从供给方面看,物质产品要多生产,就要多用原材料、多用人工,这就是可变成本。于是,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时候,可变成本的存在就决定了物质产品的短缺,并导致私有。信息产品呢?如果我是个作曲家,我这一星期谱写了一首歌曲,这一个星期之中我得吃、穿、用,这是我的固定成本。但是谱写出来之后,我这首歌交给出版社或者放到网上去,无论多少人去听、多少个乐队去演奏,不再增加我一丝一毫的成本,也就是没有可变成本。所以,从供给方来看,也与物质产品本质不同。

    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是产品效用的最大化,创造最大的社会福利。那么,既然信息产品有这种经济学特性,如何效用最大化?这不需要什么数学推导,结论马上就得到了,理所当然的是“全人类共享”。换句话说,信息产品一旦创造出来,就不存在短缺。如果有短缺,也是人为制造的。就像前几天微软说要把盗版的Windows XP和Office搞个黑屏。Windows XP怎么才能效用最大化呢?就全人类免费共享。当然,微软公司怎么赚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信息产品具有的这种经济学特性,与物质产品本质不同,或者说完全相反。从产品本身的效用最大化来说,就是全人类共享。

    这种信息产品的经济学特性,使得信息产品的创造者自然就成了“共产主义先锋战士”。从欧几里德、阿基米德、后来到中国的四大发明,再后来到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还有肖邦、莫扎特、贝多芬、斯特劳斯,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比如贝多芬,做第九交响乐的时候耳朵都聋了,还在作曲。第一场首场演出,是他亲自担任指挥。演奏完了,台下欢声雷动,他背对着观众,在台上不知道。后来第一小提琴手才帮他转过身来,一看才知道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贝多芬如此忘我的这种精神,追求的就是用音乐来表达全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他图什么啊?没有听说他要多少“出场费”,而且他当时已经绝对是音乐界最顶级的大师了。所以,他绝对是无私奉献,是共产主义先锋战士,而且肯定不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那么,为什么?因为这一类职业的经济学特性决定了这一点,他在追求他的产品效用最大化。学术界为什么总是开国际研讨会?也是因为科学、技术这类信息产品具有这种经济学特性,它的效用最大化就是全人类共享。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信息产品的经济学特性决定了这些人的道德、观念,决定了他们的共产主义无私奉献精神。

经济学必须研究信息产品

    到目前为止,经济学都是在集中研究物质产品,但是完整的经济学应该是一方面研究物质产品,另一方面研究信息产品。而且,在研究物质产品规律和信息产品规律的基础之上,更重要的是要研究物质产品和信息产品的互动关系。

    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邓小平一句话一针见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五千年前的埃及奴隶社会,物质生产力水平低下,一万个奴隶多生产出那么一点吃的、穿的、用的,可以养活一个人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去从事脑力劳动。这个人叫欧几里德,研究出几何学,就把物质产品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一万个人可以养活十个人从事脑力劳动。这十个人里边有一个叫做阿基米德,于是研究出来浮力定律,没顾得上穿衣服,光着身子就跑到街上去宣传真理,去提高他的产品效用去了。当时没有互联网,否则就把这个放互联网上去了。因为有了浮力定律,物质产品的生产力水平又提高了,一万个人就可以养活一百个人脑力劳动了,就有了中国的四大发明。于是一万个人就可以养活一千个人,出现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以及文化艺术方面的贝多芬、莫扎特、施特劳斯等等。

     这样,物质产品生产与信息产品生产有这种循环往复的相互作用,而且是一个很强的正反馈,使生产力水平提高得越来越快。信息产品提高了物质产品的生产力水平,解放出一部分人从事脑力劳动,就是信息产品的创造、传播和使用。这些更多的信息产品反过来又作用于物质产品的生产,使物质产品生产力水平更提高,于是就解放出更多的劳动力从事信息产品的创造、传播、使用。这种正反馈指数式地自我叠加,或者叫做“加加速”运动,必然使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越来越快。有报道说,二十世纪一百年内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超过人类文明的全部历史。为什么?就是因为到了二十世纪,人类的信息产品积累已经到了如此可观的地步,使这个加速度越来越快。

    换句话说,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信息产品的全人类共享。信息产品创造出来越多,而且全人类共享的速度越快,那么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就越快,人类社会进步的速度也就越快。可以说,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信息产品共享的历史。语言、文字、印刷、广播,这都是信息产品共享的手段,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为什么互联网对全球的经济和社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互联网使全人类共享信息产品的速度更加空前提高了。

    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解决了经济学中到目前为止都存在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增长理论。到今天,全世界的经济学家还没搞清楚,为什么经济社会会发展。有的解释为“人口红利”,认为是因为人口在不断增加。还有人认为,企业的利润拿去投资,扩大再生产,生产力水平就提高了。应该说这些都有一些道理,但是搞了多少数学模型,最后还是解释不清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忽视了信息产品,忽视了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

信息技术是人类最高生产力

    信息技术应该是二十世纪下半期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结晶,标志着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就是信息社会。什么是我们人类的生产力?恩格斯说,人类高于其它动物的标志是有最发达的手和最发达的脑,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会用工具。

    工业技术概括起来,就是人类骨骼与肌肉的延伸,或者说,就是手的工具化。工业技术从蒸汽机开始,有内燃机、电动机、发电机、飞机、火车、轮船这些东西,所以人的手灵巧了,劲儿也大了,跑的也快了,插上翅膀能飞了,等等。所以工业技术,就是人手的工具化。但是信息技术,尤其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后,已经迅速使人的另外一个主要特征,人脑工具化了。而人脑的工具化的作用比人手的工具化,作用就更大了。所以,工业技术加信息技术,就是人的两大特征都充分地工具化了,代表着人类的最高生产力。

    当然,有人说今后还有科学技术的第N次浪潮。比如很多人看好生物科学、生物技术。那个确实很有用,但是不会构成独立的生产力。原因很简单,因为生物技术无非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使人更健康,更能够抵御疾病或者自然灾害。但是,蟑螂的抵御能力非常强,比人强多了。现在发现的蟑螂化石,比恐龙早上亿年。当时的蟑螂,跟今天蟑螂的模样基本没变。而且今天的蟑螂,你想灭都灭不掉。但是,为什么不是蟑螂统治世界呢?因为它没有手,没有脑,跟人没法比。生物技术还能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繁殖生育问题。据说女人生孩子并不好受,那么将来我们的女同胞都不要生孩子了,克隆一个就行了。但是,这能成为独立的生产力么?很多动物比人类的繁殖能力强,哺乳动物里边就有老鼠,几个星期就一窝,一窝就十几个。为什么不是老鼠统治世界呢,还是因为它没有我们的手与脑。所以,人手的工具化加上人脑的工具化,也就是信息技术加上工业技术,就构成了人类的最高生产力。

信息社会是人类的最高历史阶段

    信息社会到底是什么?从2000年以后,全世界都在说information age, information society,但是并没有说清楚信息社会的本质。它的本质就是两条。第一条就是信息技术成为这个社会的核心技术。工业社会的整个经济是建立在工业技术的基础之上,而农业社会里农业技术是核心和基础。所以在信息社会,信息产业或者信息技术将成为整个经济社会的核心和基础,核心生产力。

    第二条,信息产品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产出。我们已经看到,现在从事脑力劳动的、从事软件业的,或者公司里的白领,它们从事的是信息产品的创造、传播和使用。这部分行业的人数在剧增,而蓝领越来越少了。而且,越是发达的工业社会,它的蓝领所占的比例就越少。就像人类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之后,例如美国的农业人口只占整个国民的百分之一点几,还经常农产品过剩。所以政府要补贴农场主,只要不生产政府就给钱,就是为了不要造成农产品过剩。所以,当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之后,有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最多百分之五的人去当蓝领,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就够了。而且,那时的蓝领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蓝领了,都穿着白大褂,技术含量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直接去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而大量的人去从事脑力劳动,这就成为信息社会的又一个特征。

    我说,到了信息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理想就实现了。为什么?首先,既然信息技术是人类的最高生产力,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所以最高生产力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必然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历史阶段,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依存关系决定的。

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推翻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取而代之,变成信息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我们刚才说过,必然就是信息产品的创造者、传播者和使用者,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

    文化革命是我国封建势力、落后生产力的一次大反扑。文革中,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一上台,就说知识分子不是“臭老九”,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意思就是说,知识分子不是“老九”,而是“老大”。后来邓小平又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意思就是说,知识分子是“老大中的老大”。再后来,江泽民又说“三个代表”,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谁代表先进生产力?这个问题很清楚,因为邓小平早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理所当然的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三个代表”。为什么大家都想上学呀?你们为什么到北大来念书啊?就是因为想代表先进生产力。

向信息社会过渡必须经历四项革命

    今天这个历史时期,是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折的历史阶段。人类社会从封建农业社会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四项革命,技术革命、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这四项革命缺一不可。

     同样,人类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过渡也必须经历这四项革命。但是今天,这四项革命处于什么状态呢?信息技术革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果,在很多情况下都超出了社会的需要。光缆里的光纤有很多都在地下黑着,计算机的发展也是轰轰烈烈,而且越发展越快,以至于许多新技术都找不到应用。就是说,技术革命的成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今天的需求。信息思想革命如火如荼,各种各样的争论,尤其是电信业、信息产业的争论,对知识产权的争论,非常激烈。过二百年再回过头来看,这些就是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地心说”与“日心说”之争,就是以这种形式存在的思想革命。信息社会革命呢,初现曙光,刚刚开始。社会革命将牵扯到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牵涉到千千万万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尤其困难。比如大学,我们北邮原来的校长在研究生的时候跟我同班。我就跟他说,咱们北邮以信息产业为特色,但是真到了信息社会,北邮就没了,你这校长也甭干了。他说,我不当校长更好,我就当我的教授去。我说,你当教授去没问题,但是党委书记去哪里?各个行政部门的员工去哪里?从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都可以看出,社会革命必然触动很多人的根本利益,就必然会遇到巨大的阻力。政治革命呢,还没有看见。到了信息社会之后,就没有总统、总理、国家主席,可能只剩下版主了。政治形态肯定是要变的,但是具体怎样变,现在还看不清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上互联网的力量确实是越来越大了。所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信息技术革命,必将带来以信息思想革命为前奏的信息社会革命和信息政治革命。

中国的历史责任

    最后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起的作用。我在斯坦福大学看过一本书,Mancur Olson在1982年写的“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后来据说曾经翻译为中文,叫做“国家兴衰探源”。三年前我到斯坦福大学去,这本书还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的主要参考书。这个书一共就说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说,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东西方交替领先。奴隶社会西方领先、封建社会东方领先、工业社会又是西方领先。第二件是分析原因何在。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地区、一个文化越长期地繁荣稳定,就越造成了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来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也就是巩固现有的社会制度,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确实,法国大革命就是巴黎市民暴乱,就攻克了巴士底狱,把法国的路易十六抓出来,推上断头台。为什么?就是因为法国的封建社会不够强大,太脆弱。反过来,中国的封建统治就非常强大。我们不可能想象北京的平民暴乱,就消灭了御林军,攻破紫禁城,把身为真龙天子的皇帝五花大绑,绑赴菜市口开刀问斩。这在中国是天方夜谭,不可能。这就是因为,中国的封建统治不光在军事上、政治上强大,而且在思想上的统治也非常强大。即使我们在今天,都不能接受把真龙天子绑缚刑场,而从来都要“清君侧”。也就是说,天子是好天子,主要是奸臣当道。对于文化革命,对毛主席也要“投鼠忌器”,罪过主要在于四人帮。推翻大清朝都快一个世纪了,我们还这样想问题,可见封建思想统治之牢固。所以,中国由封建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千难万难。

    Olson在1982年写的书,没有说信息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同样的原理外推。很明显,由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就该东方领先了。从全世界的经济形势来看,亚太地区现在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的重心了。在这里,我们中国是理所当然的“老大”。所以,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中国将担负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为什么会这样?按照Olson同样的推理,就是因为在中国,工业资本主义根本来不及繁荣,它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更来不及强大。例如,中国的电信体制改革,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十年的发展道路。1999年春天,信息产业部急着制定IP电话政策,现在联通公司的一把手常小兵是当时部IP电话领导小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部里的,我们研究院的,还有电信运营商的人,包括中国电信、联通,还有当时的吉通,一起关在我们电信研究院的会议室里吵架。吵了不到一个星期,部里领导急了,一拍桌子说,“就这样定了!”结果,IP电话业务就开始了,而中国电信的长途垄断经营权也就“一风吹”了。可是在美国,当年为了打破AT&T长途电话的垄断经营权,官司从七十年代一直打到八十年代,一直到1984年AT&T解体.,打了十几年。但是,中国连电信法都没有,怎么打官司?我还是我国电信法的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呢,每次开会也是吵架,很多关键问题根本无法达成共识。这说明中国的工业社会体制非常脆弱,根本来不及稳定和强大,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来,就给冲破它造成了巨大的可乘之机。

     我好几次访问美国,都跟美国的学者交流这个问题。比如2004年,中国电信经济专家代表团访问美国,我就跟美国人说,你们往信息社会过渡肯定落后,因为你们打不破体制的禁锢。那个专利、版权、知识产权,就是把物质产品的经济学特性基础之上所建立的私有制这个游戏规则,错误地延伸到了信息产品上来,就必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美国的技术专利十七年有效,那是美国建国以后最早制定的专项法律之一,是富兰克林、杰弗逊他们搞的。但是,二百多年前的技术发展非常慢,所以有效期十七年,是为了保护创新的积极性,弥补发明人的固定成本。但是今天的技术发展这么快,十七个月都太长,十七个星期可能差不多。所以,西方的专利产权制度没有与时俱进,现在走向反面。在很多情况下,一方面成为阻碍先进技术发明、创造、推广的绊脚石,另一方面又培养创造人、发明人的贪得无厌,进一步限制了技术的推广。

    拿美国自己的例子来说,1956年美国司法部起诉AT&T的垄断,最主要的成果就是开放了AT&T下属的贝尔实验室的专利。贝尔实验室每年在电信、计算机、半导体、激光器方面有几千项专利。但是AT&T是垄断企业,所以申请了专利,它不用,也不准全世界任何人用。所以,1956年就开放了贝尔实验室的专利,才把这部分生产力解放了。这说明,美国自己都意识到这个专利、版权、知识产权制度是阻碍美国生产力发展的,但是这次只是作为个案处理,整个体制还是非常牢固的。我有很多原来的斯坦福大学同学现在在硅谷工作,他们说有一批公司,专门找各种邪门歪道申请专利,找碴打官司,把研发新技术的领域变成了地雷阵,使他们寸步难行,严重地阻碍生产力发展。

    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不过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源自我调节和优化配置的一种机制。就像辩证唯物主义中的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明的,是黑格尔的。马克思的功劳在于从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里边,把辩证法这个合理内核抽取出来,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嫁接起来,变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目的是为了个人发财致富,甚至不惜牺牲社会利益。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为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所以,市场经济仅仅是一种方法,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

    因此,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作法就经常不同。例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在光合作用中,把光能转化为淀粉或者蛋白质储藏起来的效率提高了。联合国认为,这一项发明创造使得地球的资源可以多养活25%的人口,就是15亿人,是对全人类的巨大贡献。如果按照西方的专利制度,袁隆平几百亿、几千亿都赚到了,但是也就不可能在全国和全世界推广了。所以我国2006年开全国科学大会,给了袁隆平500万,还给了一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到现在全国授予这种荣誉的不到十个人,比院士的荣誉级别高多了。这样,一方面充分弥补了他的固定成本,另一方面还向年轻人树立了榜样,鼓励大家发明创造,调动积极性。

    斯蒂格利茨也非常反对西方的专利制度,认为它阻碍生产力发展。他还认为,弥补发明创造的固定成本,方法绝不仅仅是现在的专利费一种,很多方法同样可以调动发明创造的积极性。有一次我带着我的研究生开会,就给他们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的学生就出了一种办法,就是无论定什么专利费的数额,都要每年减半。比如,第一年别人得花一个亿买这个技术,第二年自动就是五千万,第三年两千五百万,等等。十年之后,就只有千分之一,再往后就免费了,全世界谁爱用谁用。当然,这种作法还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远远没有考虑成熟,但非常简单,效果有可能比现在好得多。我相信,大家还可以想到更好的制度安排。

    最后的结论就是,从二十一世纪开始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必然的,但是不可能在工业化道路上实现。中国必然的、无可推卸的、别无出路的、无论是自愿不自愿、或者自觉不自觉的,都必然经历长期而痛苦的社会转折动荡时期,成为全世界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领军带头人,最终与全世界各国一起,共同进入无限美好的信息共产主义社会。最后,谢谢大家!这些想法都很不成熟,欢迎大家深入交流讨论。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 2010-08-18 14:07:51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标题: 最高层动力枯竭是中国政治的总病根

中国的要点是从严治官

----最高层动力枯竭是中国政治的总病根

凤凰周刊 首席撰稿人 冼岩

2010年8月

    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空间不断发育的同时,权力腐败、贫富悬殊、官民冲突、环境破坏等病症也在加剧。未来混沌不清,很多人忧心忡忡。裸官、裸商忙于转移财产、安排后路,公共知识分子则开出多种药方:民主、宪政、社会主义、权威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儒家、道家、法家……应有尽有。未来究竟有没有出路?路在何方?中国能否主动进行选择?这些可说是当下中国最重大的问题。

    各种药方都有其依据,都不难自圆其说。或许,只要其中任何一种药方能够真正落实,中国的状况都可能得到极大改善,未来也将变得清晰。实际上,不需要那么繁琐的理论论证与方案设计,不需要那么多的君臣佐使,只需一味药服下去,中国的问题就可解决得七七八八——这味药叫做“从严治官”。

     柯云路小路《新星》的主人公原型吕日周,在山西长治时治矿难的故事,颇能说明“从严治官是解决今日中国一切问题总钥匙”的道理。在吕日周2000年任长治市委书记以前,煤矿数量、产量均占山西全省十分之一,而且多高瓦斯矿的长治,同样矿难不断。吕到任后,只立了一条规矩:党政领导干部必须下矿井,各自负责不同矿区。如果某煤矿发生矿难,只要负责的县委书记或县长没到该煤矿下过井,首先要辞职,然后追究具体责任;如果下过井,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时官员可先不辞职,只按具体问题追究具体责任——仅此一条,长治从此无矿难,真正“长治”了。

    对比目前中央政策只要求企业负责人和私营煤矿主下井,对党政领导不作要求的现状,不难明白而今许多地方矿难不断的症结所在。由此可见,“从严治官”在现实中还有很多文章可做,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一旦做到,犹如提纲挈领,效果可能出人意料。

    原因也简单,中国是个有着特殊国情的国家,其重要特色之一是,官员的权力极大,掌控着全国最重要的资源。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优势在于,只要把官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事情就能快速推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前几十年的经济建设、“经营城市”,都证明了这点;同理,只要把官员管好,纲举目张,国家就好治理。劣势在于,如果官员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就举步维艰,廉政建设如此,调整收入分配也如此;同理,如果官员管不好,其他方面做得再多,最终可能也只是白忙乎。所以,官没管好,可说是当下中国一切问题的总根源;管好官吏,可说是解决当下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而要管好官吏,古今中外只有两种有效手段:要么以民主方式交给老百姓看管,要么执政者自己必须从严治官。

     众所周知,政治民主化对今日中国来说,还属于任重而道远。但令人奇怪的,从严治官在中国似乎也此路不通。君不见,在各种会议、文件上,照例说是要“从严治党”、“从重处理”;但在实际操作中,怎么处理最后还是由“一把手”说了算。在英国,伦敦市副市长用公务卡为同学聚会买单(这还是北京奥运期间他从中国官员身上学到的本领),事发后不但被免去副市长一职,而且被法院判令到一家社区公厕从事清洁工作;而在中国,像于幼军、邱晓华、陈久霖这样的大案,也不旋踵即可“复出”——现状如此,贪官在中国这种土壤上层出不穷、前赴后继就属正常现象;不这样,反倒令人匪夷所思。

    人非圣贤,没有民权的伸张,没有权力的分立,中国当然做不到英国那种程度,但也不应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即使在古代中国,这也是不常见的状况,一般只有在历朝历代的末期,才会出现。而当代中国由于经历了对官僚集团的“赎买”,以换取对“改革开放”的支持,所以特殊利益集团快速壮大,吏治“超常规发展”到了朝代末期状态。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那种“为民做主”的“青天”,这样的官员不论真假,在官方对先进典型的宣传中,人们还不时可以看到;真正缺少的,是那种能够从严治官,敢于刀铡皇亲国戚的“青天”。正因如此,“铁面宰相”朱容基才能赢得基层民众、知识分子乃至海外爱国人士的广泛拥戴。朱容基对当代中国的最大贡献,不是他对中国经济的掌控力,也不是他的人格风范,更不是他反腐坚决,而是他对待官员、同僚毫不因循苟且,一改官场蝇营狗苟的庸酬之风,为当时中国带来一派新气象,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对从严治官的衡量,不是看每年抓出了多少贪官,而是要改变这种不断滋生庸官(此庸非指智力,乃指作为,因循苟且)、贪官的土壤。为什么中国反腐愈反愈腐,贪官、庸官弥漫?原因其实简单,民间谚语早给出了答案: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不但下必效之,而且杜绝了改变的可能性。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一切重要改变,都必须从上层决策开始。如果上层本身就是现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他们又怎么可能推动现状改变呢?

    为什么早已形成全社会共识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迟迟得不到实施?有媒体报道,某项调查表明,90%的公务员都不赞成财产公开——其实,这些都是虚的。这种调查所能接触的,只是中下层官员。这种官员别说90%,哪怕是100%反对,只要高层有决心,同样可以实行财产公开。真相在于,也仅仅在于:正是因为高层本身不愿意、不敢公开自己的财产,所以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才一直“时机不成熟”。

    政权高层的利益化和这种利益格局的固定化,导致了权力最高层的动力枯竭:只能顺着原有惯性维持现状,不能提供改变现状的加速度。这是中国当下政治的总病根。在这种状况下,从严治官固不可能,民主化更不可能,宪政不可能,社会主义不可能,儒教不可能……反腐,也只是一种调剂与点缀。

    最高层动力的枯竭,具体表现为国家领导人的行为能力受到3条绳索捆绑。1,强人不再。自邓小平后,中国很难再出现可以一人之力推动整个体制变化的强者,强人已丧失生长的土壤。而这种强人的存在,正是现行体制下摆脱利益集团束缚,改变现状之必须。2,高层决策集体化、规则化。近些年来,最高决策层越来越强调集体领导;在人事、决策上,逐步建立起越来越多难以改变的规则。最高层的这种民主化、法治化趋势,原因之一就在于保障核心层的利益分配格局,使任何个人,都难凭一己之力改变现状。有意改革者,也只能有心无力。3,前代干预。前代领导人的权力基础还在,影响力不退,这既是对现任领导人的制肘,也是对利益分配现状的加持。现在还只有前一代,十八大后可能出现前二代并存,加持之力将更大。

    在这三重捆绑下,很难期待中国会出现戈尔巴乔夫或者普京。戈尔巴乔夫的出现,有特殊的历史原因,与当时的大小政治、意识形态气候密切相关,很难在中国复制。普京的出现,虽然是叶利钦末期利益安排的产物,但他的强势拥有两大根基。一是前克格勃强力系统,这一在前苏联解体过程中受到最大重创的体系,为普京重建权力基础提供了特殊支持,就像文革后老干部复出对邓小平的支持一样。二是选民,这才是最根本因素。民选制度为普京摆脱对利益集团的依赖,转而依赖民众,成为俄罗斯英雄,提供了制度基础——好莱坞大片中的英雄总统,其实从没有在美国出现过;真正出现的,只有俄罗斯,只有普京。

    既然最高层动力枯竭,运行轨道已被锁死,围绕十八大的种种迷雾与纷争,其实就与中国的未来命运,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没有多少关系。就像红楼贾府中大老爷二老爷吵架、邢夫人王夫人争风,与焦大、刘姥之流不相干一样。不管十八大最终花落谁家,中国的轨迹都会沿着早已设定好的方向和方式运行,中国的未来不会有大的改变。

    十八大后的中国,至少还会遵循以下三项定式:一,挖空心思保证经济增长,这是执政集团一切利益与存在的前提;无论于公、于私,有了经济增长,然后才能谈其他。对此,邓小平早已精辟概括为“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能够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确有特殊的“中国因素”存在。对此,笔者将另文论述。

    二,特殊利益集团分肥不断。参与坐庄分肥的人,不会减少,只会增多,所以他们的掌控力将越来越大。不要妄想什么遏制特殊利益集团,一切与他们利益根本相悖的东西,最终都要让路。“三个代表”的提法既有延伸性,又有概括力:原来只是“一个代表”,代表大家坐天下;现在还要代表大家“先富起来”,代表大家享受“先进文化”。

    三,面对贫富悬殊,由于金字塔上层部分只能增不能减,于是只有不断强化财税的汲取功能,从中间部分挖出更多养分,既满足上面越来越膨胀的吸血需要,又可填补下面逐渐增多的空缺与窟窿,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发件人:"zhenxiangzi8" <zhenxiangzi8@gmail.com> 2010-08-15 18:41:31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胡星斗给国家主席写信建议实行宪政社会主义

胡星斗给国家主席写信建议是否惹怒当局?

张高文

2010年8月

    8月7日中国大陆著名学者胡星斗致信国家主席胡锦涛,谈“中国的死路与出路”,建议实行宪政社会主义以化解危机,赢回民心。建议信发出后不但没有收到回音,反而惹怒了某些高官,在胡星斗的搜狐博客被封之后,他的新浪博客又被封杀,所有网站上转载的建议信的内容都被删除,官方搜索引擎“中搜”屏蔽了“胡星斗”的名字,百度奉命删除了有关胡星斗的大部分网页信息。

    胡星斗以主张温和的改革和改良而闻名,有人甚至称之为“胡改良”并多次写文章赞赏胡星斗改良方案的可行性。胡星斗曾经提出包容左派和右派的中派即中间道路,同时他又与仲大军倡导民派,强调民间性、公民的立场以及扶助弱势群体。这次,胡星斗教授提出中国应当实行宪政社会主义,认为宪政社会主义是宪政与公平的结合,是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它既顺应了世界宪政潮流,又符合中国现实,有利于执政党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但可惜的是某些高官不但不接受,反而对胡星斗进行排斥和封杀。

    要求匿名的某著名评论家指出:从对待胡星斗建议信的态度可以看出目前中国某些领导人的“雅量”和胸怀,也意味着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应当不断创新的观点正在被抛弃,统治者已经堕落为牢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进行政治上的改革和改良。

    作者电话采访了胡星斗,他表示虽然作为一个体制内学者建言也不易,他感受到目前的言论环境是十年来最恶劣的,但他还会一如既往地充当批评家和建设者的角色。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0-08-16 08:46:42 +0800收件人: "dammos0192" <dammos0192@sina.com> 抄送: "zdl" <zdl@jlonline.com>, "zdjun" <zdjun@263.net> 标题: 讨论争论之文

中国的问题在于政府权力太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2010-08-15

     关键词:国企改革 重商主义 转型 权贵资本主义

  [导读] 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一定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就叫权贵资本主义了。乡镇企业改制了,这个意义极其重大,是继农业承包之后一次大的革命,改变了中国经济最基础的结构。1990年代国企改革进展不多,政府改革进展不多,法治进展不多,这都是它的缺陷。我个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的发展方向不能出错。人们并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是政府权力太大,反而认为是政府管得不够,希望用扩大政府权力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没有法治上的推进,经济改革走不远

     新世纪头10年,中国经济从GDP来看一直在以10%的速度增长,但即便取得如此不俗的成就,为什么社会上仍有一些不满的声音?我想可能有这么一个问题。现代化的过程往往是各种矛盾被暴露、被释放,而且有时变得激化的一个过程。发展经济学有个可以说是定理性的概括,就是说:在现代化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这个社会趋于稳定;但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容易激化。

  旧体制下,虽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大众的生活水平也很低,但整个社会是一个冻结的状态,大多数民众也不知道可以有另一种生活。现代化的过程中, 人们发现几千年留下来的旧体制可以打破,自己还可以过另一种生活。于是,期望值就变得很高。可这种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不是一天就能建立的,这个期望值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就会拉得很大,这就蕴藏着一个矛盾激化的危险。我想,现在的中国也是这样。世纪之交,我们的经济就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是前20年改革所积累起 来的能量的总释放。但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了。

    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是向上生长的过程,简单而明快。比较而言,2000年以后是不是更复杂一些?这样说大体上是对的。但1990年代固然向上,也不无遗憾。没有政治体制尤其是法治上的推进,经济改革是走不远的。但 1990年代我们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1990年代国企改革进展不多,政府改革进展不多,法治进展不多,这都是它的缺陷。到了2000年以后,缺陷逐 步扩大,只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有些缺陷被暂时掩盖了。

政府成市场主体,就不叫市场经济

  过于强势的政府加市场经济,本来只应该是一种过渡状态,而不能一直强化,以致成为常态。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上面始终有行政力量在控制一切,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一定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就叫权贵资本主义了。大概从1998年开始,我就提出这个问题。

    有的地方政府其实已经成了市场主体,主要的资源,比如土地资源、信贷资源,主要是由政府来完成的,相当大程度是这样。以政府为市场主体的这种形态就不叫市场经济了。

    我还用过一个词,叫“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不能叫市场经济,看亚当·斯密的著作就会明白,整个《国富论》就是批重商主义的。你要强化重商主义,贫富悬殊就不能避免。

  现在两极分化特别严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增长方式,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增长,一定会造成收入的比重下降,这是马克思已经讲清楚了的问题;再一个是体 制上的原因,就是重商主义、普遍寻租这么一个体制基础。当然,贫富悬殊也跟市场经济有关,但悬殊到如此程度,则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除了两极分化,重商主义还有一个后果就是现在普遍的再杠杆化或资产的泡沫化。这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可能不比美国的金融危机小。不独中国,这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是普遍现象。东亚国家和地区受政府主导的泡沫化之苦,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无一例外地,都是泡沫一破灭就陷入长期的停滞。当然,如果改革决心很大,客观条件又容许,也不是不能走出停滞。典型的例子是韩国。

国企改革最大的成就是“放小”

  韩国是怎么走出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它在经济上完全改弦更张。从跟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完全一样的出口导向,转到以提高效率作为中心任务。

  尤其是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它马上意识到知识经济的重要性,就请了很多外国咨询机构做了一个规划,就是在信息时代韩国应该怎么办。除了讲要提高效率, 建设一个新的经济基础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我印象非常深刻,叫“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应该说它的威权主义政府加市场经济模式一度搞得不错,受到全世界赞誉,搞了八大财团,那是世界级的财团,而且跟政府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像朴正熙在地图上画一道线说,我要修一条从汉城到釜山的高速公路,你来修 怎么样?郑周永就说,好,我来修。朴正熙政府就给他各种各样的政策,他很快就把那条高速公路修起来了。

    关键是从这种过度强势的政府主导中走出来。你看韩国八大财团现在剩下什么?就剩下“三星”、LG,“现代”那简直是家破人亡。所以,这个转型并不容易,挺痛苦的,代价挺大的。但是这个关总要过啊。

  回顾1990年代初期,那时我们是天真了一点,以为只要经济发展起来,政府就会自动退出,就可以很平滑地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了,不知道这里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如果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就会相应产生一个寻租空间。所以,你要政府退出它应该退出的领域,就触及到它的利益了, 做起来就很难。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2003年第四季度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于是加强宏观调控。就是开单子,哪几个行业过热,就用行政方法去管它,这个单子越开越长,政府的手也越伸越长,宏观调控慢慢就变成了微观干预。本来1990年代最后几年政府审批是一个减少的趋势,当然减少得不够快,中间有好多猫腻。比如说把一个项目分解成十个项目,然后就报告砍掉了多少多少个项目,其实没砍掉那么多,原来就有这样的问题。2003年以后,加强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加强了审批制度,比原来的审批还要厉害,这就扩大了政府权力,扩大了寻租的基础,引起腐败的蔓延和贫富的悬殊。

  但也不能说就是一无是处,有的方面是有前进的。比如我们最近到山西富平考察,茅于轼老师在那里做的小额贷款实验就非常令人鼓舞。我们一家家问了,农 民都说,3到6个月还了贷款以后,他们的净收入是贷款的100%。我们到他们家里去,他们住的比我们城里人好多了,文化生活也很丰富。从小额贷款覆盖的范 围,能够看到一个新农村正在出现,证明只要把金融自由这个基本人权还给农民,民间的力量,市场经济的力量,就能够这样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面貌。但那个小额贷款公司资本还很少,现在只有一千几百万,跟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比较起来,还是沧海一粟。如果我们扶贫的资金,还有一些农村的信贷机构都做这样的事,我 们就能把这个势头加快,把新农村的面扩大,这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一个积极的力量,能够抵制那种走向动乱、走向衰退的力量。

  这谈的是农村改革。就国企改革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是世纪之交的“放小”。放小问题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可是只有少数地方响应, 比如说山东的诸城、广东的顺德。直到1997年“十五大”决定调整所有制结构,放小就变成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就在世纪之交这几年全部放掉了。乡镇企业改制了,一般第一步是改成股份合作制,然后股份就流动,就变成了比较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意义极其重大,是继农业承包之后一次大的革 命,改变了中国经济最基础的结构。广大的中小企业从此有了活力,所以整个经济就有了活力。

有识之士要捐弃小的差异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以骂经济学家为荣。这有一个妖魔化的问题,但恐怕也有某些经济学家自身的原因。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经济学家也不例外,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总的讲,不好的比重未必就比别的领域多。我觉得还是要看正面,不能总是文人相轻,互相指责。中国还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转型中,各个领域的有识之士要捐弃小的差异,要联合,要团结,要合作,致力于共同的事业,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我八十多了还在讲台上,还在到处调研的旅途中,根本停不下来。因为我们这代人盼望能够有所作为盼望得太久了,现在真的是可以有所作为了。问题在于政府权力太大,而非管得不够。我一直坚持呼吁社会公正,呼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这会得罪很多人,但我个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的发展方向不能出错。

    新世纪以来,我们社会有两个愈演愈烈的趋势值得特别警惕。一个是腐败的趋势。新世纪以来的城市化过程,出现了一个新的寻租空间即政府垄断的土地资源。据农口专家说,因为土地被征用,农民损失的价值,换句话说政府能够拿到的土地价值是20万-35万亿,这么大规模的财富被政府控制,可见寻租规模有多大。所以跟土地有关的那些部门,腐败是前仆后继。另一个是贫富悬殊的趋势愈演愈烈。我们现在的基尼系数,大致在0.5左右,这样的贫富悬殊在世界上都是前列了。

  但这两个趋势的愈演愈烈还不是最可怕的。社会问题如果能够认真、理性地讨论,我们应该能够找到理性解决的办法,不会没有出路。但是又碰到了另一个不好的势头,即在两个愈演愈烈出现之后,人们并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是政府权力太大,反而认为是政府管得不够,希望用扩大政府权力的办法去解决问题。问题越多越强化政府权力,政府权力越强化问题越多。这样的恶性循环就愈演愈烈,直到最后出现国进民退这套东西,路径依赖就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但我们现在还来得 及,要上下同心来解决问题。

  强调的转型,首先就是从这种锁定状态中退出来。我在1990年代就提出,我们处在一个赛跑的阶段,就是腐败和法治的市场经济哪一个跑得更快一点。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经济上的拐点就是蔡昉讲的“刘易斯拐点”,就是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都已经转完了,劳动力从最高点下来了,已经不是无限供应了。人的价值因此得到空前提升,经济的增长主要不是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主要靠人力资本的投入推动。

  我们离拐点还很远。好比看到了彼岸,也离开了原来的岸,我们在水中间。如果总是不进,演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是整个往后退。

  对于新一代经济学家来说,他们的条件比我们好得多,学术上的训练和素养应该说是比我们要强多了,所以应该给他们寄予希望。但是现在也有问题,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体制问题,另一方面,是主观上的精神状态问题,现在的年轻学者,可能缺乏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追求。我们那代实在被压抑得太久了,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所以总憋着一股劲,真是有一个大的思想飞跃。



左中右谁来拯救中国?

旷晨

2010-08-14

    中国病了。无论是左派、右派、中间派,还是苹果派、香蕉派……大家都提供了自己的药方。左派建议采用中医疗法,即恢复曾经的威权政治,让贪官污吏和国内外反华势力闻风丧胆。右派是自由民主派,建议全盘西化,用西方的法治和民主政治来改造中国。中间派基本上是属于安于现状的温水煮青蛙派,觉得左派太落伍,右派太激进,认为中国的改变是个渐变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这个国家的管理者,对于左派的观点虽然极度赞同,但因为威权政治所造成的灾难有目共睹,所以也只能是暗地里搞得轰轰烈烈,明地里还是得遮遮掩掩。西方的自由和民主不管适不适合中国国情,至少那些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方面的普世价值已经深入人心,这些是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但国家的权贵集团既不敢公开阻止民主与法治的进程,又不敢真正实施民主与法治,他们一怕会因此侵害了自己的利益,二怕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在民主和法治方面,多半只是喊喊口号,并不玩真的。

  国家的管理者给这个贪腐遍地、世风日下的国家所开出的药方是:用道德拯救中国。这是一个已经用了几十年的老方子了。

  打造英雄偶像,包装道德模范,提倡以德治国,宣扬“八荣八耻”,时不时推出一两个廉洁的官员来感化那些贪赃枉法的公务官僚,借以消除官员在民众心目中的恶劣形象。但过度的包装往往适得其反,被包装人员的种种言行总是会遭到这样或那样的质疑。

  如今,“反三俗”又成了重建国家道德体系的一个新动作。必须承认,庸俗、低俗和媚俗的风气确实已经侵蚀了整个社会的肌体,但是,如果只是把“反三俗”的对象界定为普通百姓,那就只能是一个笑话。因为如今的政治说教在官僚体系中或许还有点作用,但在普通百姓中间早已没有了市场,要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要么他是传说中的真命天子,要么他就是一个一尘不染的道德圣人,否则不会有太大的号召力。

   我认为:反三俗的对象更应该是官场里的官僚和这个国家的管理者。

  中国的官场,天天开会,打官腔者不计其数,假话大话空话满天飞,这是一种庸俗;当官的包二奶,写“日”记,要求和下属去宾馆谈工作,这是一种低俗。媚俗就更不用说了,天天仰头望着领导,唯领导是众,溜须拍马,这种媚俗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国家管理层面的三俗:对媒体的控制,使得媒体的话语空间变得越来越窄,电视台稍微有点深度、引人思考的节目,就要遭到审查,使得各大电视台只能走避开政治风险的娱乐路线,国民在这些下三滥的娱乐节目中变得越来越来庸俗,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庸俗。所有的官方媒体天天都围绕着领导人和利益集团转来转去,这是一种媚俗。只听好话,听不得刺耳的话,一有负面新闻便不择手段地去堵媒体的嘴巴和民众的耳朵,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低俗。

  反三俗,其实是一个社会道德重建的大工程,它牵涉到社会制度、文化教育、舆论导向等各方面的反思与改进。然而,即使反三俗即将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我依然觉得:道德拯救不了中国。

  历史证明,人都是靠不住的,无论他经历过怎样的考验,置身一个怎样优秀的集团,身处一个怎样的高位,只要他不是神仙,是个有肉身的凡人,他在面对人情世故,面对美色和金钱、欲望和利益的时候,都和我们普通人一样,面临着同样的选择与考验。

  道德在一个金钱至上、权力掌控一切的社会里,不过是一道纸糊的篱笆。如果行政运作不公开透明,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我们就不能指望仅凭道德操守就可以让一个体制内的官僚独善其身、出瘀泥而不染。

  道德拯救不了一个无人监督可以为所欲为的官员,道德也拯救不了一个金钱成为最高价值的社会,道德同样拯救不了一个权力体制可以操持一切的中国。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0-08-18 15:54:56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从刘亚洲的干政言论说起:漫议中国危机的化解之道

中国政治危机的化解之道

焦予

2010年8月18日

一、

    最近,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中国将军,即:解放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的政委刘亚洲中将,在香港一本名为《凤凰周刊》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谈论中国实施西部战略构想的万字长文《西部论》。我相信,凡通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在对刘将军所构想的中国西部战略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更会对这位中国军界著名的战略家和思想家就中国内政的议论留下极为强烈的观感。如,刘亚洲在文中说,中国时下“一切向钱看”的极端糟糕的社会现实和死水一潭的政治体制必将走向穷途末路的放胆干政言论,的确令所有关注中国前途的人都感到无比的震撼。

     刘文说,在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思想的风暴引发了革命的风暴。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风暴毁灭了思想的火种。我们缺少现代极为珍贵的反思意识。思想投降了,真理无处容身。今天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主导世界的不是意见,而是思想。意见不是力量,思想才是力量。没有思想,谈什么“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最显着的特点是:不许讨论。举凡攸关民族命运的问题,都不允许公开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都是小问题。其实小问题无需讨论就可以处理,大事才需要公开讨论。邓小平(其实应该是胡耀邦)当年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那样激荡着中国人的心。这场讨论还在民众心中种下了独立思考的种子。国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论述力。

    从以上刘亚洲的话语中,我相信不独是笔者,而是任何阅读过这篇万字长文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最后写在《西部论》结尾的一大篇文字,其实完全游离于该文所论证的“西部战略”之外,句句直指当下中国深重危机的要害,全是对中国最高当局最近20年来所奉行的大政方针已经偏离世界文明主流的放胆直言。这种肆无忌惮的逆耳直言,这种深植于一个有着悠远历史情怀的思想家内心的忧患意识赤裸裸表露,与那些如今充斥于中国主流媒体的各路高官的陈词滥调和逢场作戏式的大话和空话,简直有着云泥之间的距离。这确实是很不寻常的。为此,笔者甚至不揣冒昧,而对刘亚洲的相关文字作了更准确的补充,那些以括号的方式所加上的文字,就是笔者手痒难耐而加塞进去。

    众所周知,刘亚洲作为一名现役的解放军中将、中纪委委员,又是中国军队最高学府国防大学的政委,他不可能不知道其放胆干政的上述言论会给他本人,乃至给他所在的整个军方带来什么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我相信任何一个关注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都会问这样两个问题:1、中国的顶层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正在发生什么事情?2、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正在酝酿着什么难以预测的大变局和如何展开这一大变局?

二、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向西方世界门户开放这30余年来,随着大量中国人的国际交往遍及世界每个角落,传统的中华文明同世界各种不同文明的密切交汇,广大中国人的视野早已超越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代中国人,仅仅用30年时间展开对西方文明的追赶,其耳聪目明,其思想解放,其所作所为,其物质成果,也早已超越了过往150年乃至过往3000年累加的所有成就。

    然而,因为中国人固守自己那“奠基于商鞅,粗成于秦始皇,大成于汉武帝”(刘亚洲语)的落伍政治制度不变,其上层建筑作为旧世界残余的一个最大的金字塔架构,已经成了阻碍中国人融入现代普世文明的桎梏。当代中国人除了得益于搭上美国主导的全球化顺风车才得以实现GDP最近30年一路高奏凯歌之外,其社会形态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改革,日益深陷政治、文化、思想和社会危机之中,其实是任何一个既开眼看中国又撑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残酷现实。

    前不久,中国一位网名叫木然的国内学者,在《中国已经进入危机社会》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中国进入危机社会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故作高论,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这一点。中国的全面危机包括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其中政治危机是其它危机的根源和罪魁祸首。”

    木然说:“如果单纯是经济危机,哪个国家都会有,哪个国家都会相对容易渡过,美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危机都转危为安。如果是社会危机也可能通过培育中产阶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得以解决、使人们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如果是文化危机也可以通过良好的教育并配以体现人类终级关怀的宗教得以化解。这些危机的解决的政治前提是政治民主,没有政治民主,这些危机只能通过军队、警察等暴力来解决,而通过暴力化解的危机只会导致更大的危机。正因为政治危机有如此巨大的破坏作用,分析的着力点集中在政治上也就理所当然。”

    在木然的眼中,中国的政治危机主要包括制度危机、接班人制危机、政策危机、上访制度危机和合法性危机。

    制度危机。中国的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的制度不论如何搞“六个绝不”,如何宣传优越,如何宣传特色,实际了却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大联欢、大合唱场所。即使没有既得利益这一层关系,两个关键性问题也解决不了:第一,专制的问题解决不了。第二,自由的问题解决不了。

    接班人制危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接班人在接班的时候总是充满着变数、恐怖、血腥、暴力、阴谋、暗杀,每一次接班都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胜利,不是公开的胜利,而是阴谋的胜利。苏联的斯大林之于列宁、勃列日涅夫之于赫鲁晓夫,中国的林彪之于毛泽东、邓小平之于华国锋、胡耀邦之于邓小平等。接班人制的危机不但是权力交接时的危机,更是政治斗争的危机。接班人制最大的危机是它与党内民主产生矛盾产生的危机,接班人的核心是接班,接班人是指定的或内定的,原则上不能更改,其实质是历史专制传统的延续。

    政策危机。因为权力是专制的,政策的制定既不科学也不民主,其政策制定出来会在传输的过程中失效。所谓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就是典型的政策危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共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其一是邓小平理论,其二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三是科学发展观。这三个理论作为理论的色彩并不浓,主要还是三个不同的政策,或者政治发展的理论政策,这三个不同的理论政策一方面表明继承性和延续性,另一方面表明前任的理论政策具有不足和缺欠,表面看来,通过三个理论政策化解了危机,实际上却是危机在接班人手中的传递,是把滚雪球般的矛盾传递。一个政策危机解决了,一个更大的政策危机出现了,一代人解决不了的政策危机不断地推给下一代。

    政策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维稳的失败:“据今年两会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 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

    上访制度的危机。从湖北省委厅级夫人被打称被打错了就可知上访制度的暴力性。上访变成了截访,成了钓鱼执法的变相形式。上访不但没有化解民怨,反而使民怨沸腾。暴力执法导致暴力抗法,因上访渠道不畅,各种各样的反社会行为不断增加。

     合法性危机。上述四个方面都可以从合法性危机得到解释。合法性是人们对权力的自觉认同和服从,如果人们对权力缺乏信任,对权力的服从来自于惧怕,那就是陷入了合法性危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三十年,也是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三十年,是权力不断腐败的三十年,人们从过去的永远忠于党、信任政府变成不信任党不信任政府最后发展到制度与民、政党与民、官与民的严重对立。从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到鸿忠抢笔,从平其俊讲官话到徐光辉不让直播,从人为制造的灾难变成救灾升官的网民反应来看,其对立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人们不再信任制度,不再信任政策,不再相信政府所说的话,哪怕是正确的对民对利有益的制度、措施和官语。

    最后,木然将中国危机的根源归结为:“问题的核心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会导致滥用,它进入经济领域就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它进入社会领域就会造成社会不公、非正义、两极分化、中产阶级大量移民。它进入文化领域就会钳制人的大脑和灵魂,使人除了形成感恩的奴才意识之外不能形成民主自由意识。中国进入全面危机,都是政治危机惹的祸,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建立以宪政民主为发展方向的政治制度,危机的后果不堪设想。”

三、

    按照木然先生上述对中国政治危机的综合性论述,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那些开眼看中国看世界的统治者和众多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被统治者,他们在既存的社会秩序中,似乎都感到快要走到历史的尽头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中国人在100年前所提出的问题,历经一次诡异的世纪轮回,似乎再次摆在了13亿国民的面前。

    对时下的中国社会深陷政治危机主导的综合性危机之中,另外一位华裔美国学者裴敏欣在其所著的《中国陷入困境的转型: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局限》一书的结语中,这样写道:深陷综合性危机之中的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掉入陷阱的转型(社会),最终将创造出某些条件,迫使统治精英作出根本性的抉择。总的来说,这些抉择与(历史上)深陷于令人不满与不可持续现状的政治领导人所面对的那些选择是相同的——如同紧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而出现的状况那样。”

    对此,裴敏欣继续写道:“伴随着经济表现的不断恶化与社会紧张状态的不断加剧,中国的统治精英将被迫选择是继续维持正在不断恶化的现状,还是冒着实行更加激进改革的风险来重建政治问责制并约束分权化的掠夺行为。如果选择进行改革,他们很有可能会通过动员起新的政治集团来克服受益于掉入陷阱的转型的人群对改革的抵制,并有助于打破旧的局部改革均衡。然而,依照前苏联的经验来看,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对已经威信扫地的政权施加压力的方式来促进变革,会在不经意间释放出一场推倒政权的革命。这样‘脱轨的改革(run-away reform)’或者说‘托克维尔悖论(de Tocqueville paradox)’,给潜在的改革者们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在书中,裴敏欣给中国的政治精英支招道:“只有当改革者能够保持对重启的改革进程的充分控制时,这个国家才能够在不经历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摆脱转型陷阱。如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与施米特(Philippe Schmitter)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结果只有在改革者获得社会反对势力中温和派成员的协助时才有可能实现。”

    对中国社会由执政党所主控的全面改革可能走向失败的前景,裴敏欣写道:“通过重启的改革摆脱转型陷阱的另一种可能结果则是政权崩溃。租值消散(rent dissipation)与分权化掠夺行为(decentralized predation)的逻辑,意味着一个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制度性退化(institutional degeneration)将逐步扩大,并造成威权主义政权的表现不断恶化,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方面。在面对不断降低的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动荡的前景时,拥有可用的退出选项的统治精英很有可能会接受这些局面,特别是在政权存亡面临危机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料到一种类似银行挤兑的政治局面——不再有意愿或动力来保卫这个政权的内部人将惊慌失措争相退出。不幸的是,尽管在危机条件下一个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崩溃可能会打破局部改革均衡,但并不保证随后就能够回复到一个稳定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中,这一点可以在前苏联崩溃后的俄罗斯与苏哈托政权垮台后的印尼所经历的困境中得到证明。”

四、

    对裴敏欣所描绘的这样一幅中国黯淡的改革前景,一个令人绝望的全局性悲观现象似乎正在逐渐展开:中国的财富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就像一条老旧航船上有着第六感的生灵一样,已经开始感受到这条在中国社会转型三峡险滩中航行的巨轮,随时会触礁沉没,而纷纷开始或准备开始用脚投票,明智地选择逃离这条航船。

    时下,在中国做个裸官、裸商,或做个在中国和西方双栖的学者,已成中国上层社会人群的最佳人生抉择:那些既有权又有钱的官员们,纷纷给自己的家人在西方民主社会筑下安乐窝,一有风吹草动就脚板涂猪油三十六计走为上,乱邦不居,前往国外同家人团聚以安享天伦之乐;那些财大气粗的商贾阶层和民营企业家们,则纷纷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为自己和所有家人办妥西方世界的新移民身份,个个怀揣护照和绿卡,以一种准备随时逃离乱邦的姿态,犹如惊弓之鸟一样,只要嗅到社会灾难可能降临的气息,就绝对会撂下那些带不走的固定资产而逃离险象环生的家园;至于那些学有所成的知识精英们,其首选的人生安排,无疑是在中国和西方世界做个候鸟一样的双栖人,才是人生真正成功的最佳标志。

    如果不讳言未来中国社会真实的图景,必须承认,裴敏欣所描绘的中国基层社会各自为政的公权山寨化和碎片化的前景,以浙江遂昌警方作为地方政府的家丁而肆无忌惮地在全国范围内追捕揭露地方黑幕的记者为标志,无疑会成为极有可能变成事实。裴敏欣在书中写道:“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多样化的国家,通常很难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一个足够有力的新改革联盟。但地区性与地方性的改革联盟则可能在有远见的地方精英的首创性与社会力量所施加压力的联合作用下产生出来。虽然权力的下放导致了分权化的掠夺行为,但这两种发展有可能产生更加积极的改革动力。权力的下放在某些情况下会带来对地方精英更大的政治问责。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的背景下,权力的下放鼓励了地区间对资本、劳动力与市场的竞争。地方问责与地区间的竞争有可能驱使地方精英与公民社会团体共同进行新的体制改革试验以应对掉入陷阱的转型在地方层面造成的弊病。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代,最具创新性的治理改革尝试,如乡镇一级的选举以及严密设计的村民选举,都是为了纠正地方问题而由主张改革的地方官员按照“由中而上”(middle-up)的首创-冒险-接受(initiatives-risk-taking)的理念来实施的。如果能有更多的司法权采取这种由中而上的路线,那么至少由掉入陷阱的转型造成的一些社会与政治弊病能够在地方层面得到改善。最终,地方的首创性可能将助长全国范围内治理方式的分化(governance divergence),因为一些地方会试图通过改革来摆脱转型陷阱而其它地方则会继续停滞下去甚至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重庆模式的问题与未来

    对照裴敏欣的以上论述,一个真正的问题在于,裴氏所描述的那种未获中央权力枢纽中最有权势的首脑们一致首肯的地方性和区域性改革,其究竟能否令深陷综合性危机困扰的中国社会走出转型的陷阱,其是否真正值得乐观,亦大可存疑。眼下,一个明摆着的最突出例子是,薄熙来正在重庆主导的“唱红”和“打黑”运动,就非常具有典型标本的意义。

    毋庸讳言,虽然西南重量级城市重庆在薄熙来主导下新近出台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乏某种社会进步意义,但是,薄氏近年运用极富“文革”色彩的“唱红”和“打黑”手段,而不是在中国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内展开路人皆知的野心勃勃的问鼎之旅,其作为中国政坛的一匹成色极为可疑的黑马,他所实施的那种从根本意义上而言属于旧瓶装新酒式的“重庆新政”,究竟能够走多远,可能等不到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大概就会见出分晓。

    这是因为,无论是薄氏对有行为瑕疵的北京律师李庄将其构陷入狱,还是对那些不是黑社会成员但却有着天然原罪的重庆问题富豪刻意罗织定罪而真正的目标却在于政府敛财;也无论是薄氏对文强仅仅受贿1200万居然不到11个月就快速将其处死,还是对异地交付重庆法院审判的陈绍基受贿2900万却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选择性执法,以死刑不上省部级官员的姿态放纵其逃生以示好于同僚;特别是薄熙来对一生都践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信条,其炮制的负资产迄今都没有得到有效清算的当代暴君毛泽东,以那种令所有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都侧目和寒心的病态方式加以极端的尊崇;凡此种种诡奇的薄氏招数,足以说明,此君毫无疑问已经全然无视中国顶层社会的大佬们最近30年来的出牌规矩,而在中国的西南一隅,犹如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其今后的触角所向似乎无人可以预测,其政治行为的乖谬也确实是连神仙都完全不可预期。如果考虑到薄熙来在辽宁的所作所为留下的斑斑劣迹,其妻儿的行状令人生疑,他在重庆的这种肆无忌惮的恣意妄为,确实与之形成了极为残酷的对比。

    为此,笔者在此预言如下:假如薄熙来在中共十八大上以“唱红”和“打黑”的旁门左道,而不是以文明社会一致推崇的民主方式在中国问鼎成功,未来的中国社会必将深陷远超“文革”的全局性动荡之中。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不因此而走向真正的分裂导致全社会的动乱,那么,中国社会必将在薄熙来主政之下,13亿人“高唱红歌”再次走向一场与“文革”相似的全局性人道灾难,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必然会掀起一场如今重庆展开的名为“打黑”其实是“黑打”的法外运动,各级专政机器则会以雷霆手段大面积清算问题富豪和站错队的贪腐官员,中国大地将一定会再次像当年毛泽东当国之初所主导的那场按千分之一指标杀人的“镇反”运动一样,变成具有薄熙来特色的选择性执法所锻造的硕大屠场,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那种像汉代的酷吏郅都一样的屠夫式官员,也必将一个个在中国各地的政坛上粉墨登场。届时,中国的财富精英们将普遍恐惧清算其财产中的原罪而纷纷作鸟兽散,中国弥漫性腐败的官场中诸如文强那种站错队的贪腐官员们,将伴随着薄熙来上台而演出一场空前的胜利大逃亡的人间悲喜剧。如果不幸而言中,恐怕要不了多长时间,中国民间近30年发育而成的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萌芽,也必然如汉武帝当国的时代一样,再次夭折于薄熙来之手。而与此同时,运应而生的一个远超秦皇汉武时代的中央高度集权并以吏为师的社会形态,将循着旧制度的路径快速在中国复辟,中国这场先天不足的民主化转型进程,将必然被薄熙来团队彻底终结和埋葬。

重庆千名机关干部顶班上岗 当半天工人或交警

重庆晚报首席记者 李伟

2010年08月12日

    今日起至14日,我市开展市级机关千名年轻干部“顶班上岗、酷暑体验”实践锻炼活动,组织部分市级机关市管后备干部和40岁以下年轻干部顶岗上班,参加一线劳动,当半天工人或交巡警。实践锻炼活动期间,机关干部将深入主城区24个交巡警平台、12个清扫保洁工地或建设铺装工地顶班上岗,市民在观音桥商圈清扫保洁工地、江北商圈交巡警平台、火车北站广场清扫保洁工地、渝中区大礼堂交巡警平台、南坪中心交通枢纽工程建设工地、鸳鸯公租房建设工地等都能看到顶班上岗的机关干部身影。在参加“顶班上岗、酷暑体验”实践锻炼活动中,机关干部将与工人和交巡警一起,克服高温、积极配合,圆满完成工作任务。广大市级机关年轻干部通过参加这一实践锻炼活动,领会一线工作艰苦,感悟一线职工艰辛的心得收获和触动启发。

重庆试水“微型企业资本补助”

2010年07月13日 中华工商时报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日前会见出席“2010中国(重庆)民营经济发展论坛暨全国知名民营企业重庆行”活动的企业家代表时说,重庆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一如既往非常支持,重庆直辖以后的10多年,是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10多年,可能是中国国内民营经济比重增长最快的一个地方。就重庆的发展形势和面临的历史性机遇,黄奇帆向在座的知名企业家傅军、陈峰、刘永好、南存辉、蒋锡培、刘庆峰、黄代放等人作了简单的介绍。

  黄奇帆回顾说,重庆直辖初期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在整个经济总量中只占25%,到去年已经占到60%,这说明民营经济增长得很快,比重才会不断增加,12年间增加了35个百分点,可能是中国国内民营经济比重增长最快的一个地方。怎样看待民营经济的发展?黄奇帆说,民营企业应当分成三类:对大型民营企业来说,比如说尹明善创办的民营企业力帆集团,年产值已经到百多亿了,只要有和大型国有企业同等国民待遇就行;对中小民营企业,主要是帮助他们解决投融资的难题;对微型企业,政府需要给它们进行资本金补助。

  黄奇帆介绍说,微型企业指企业注册资本金10万元、员工30人以内的企业,不管工业、商业,或是技术创新、软件开发、文化创意,都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资本金补助。据了解,“微型资本补助”的基本条件是,凡是登记注册的微型企业可以享受注册资本金金额一半的补助,比如注册资本金为10万元,政府无条件给微型企业补助5万元,并且不需要归还。同时,微型企业还可享受税收优惠,一定年限内返还注册资本金等额的税收。

 

五、

    自然,笔者在阅读裴敏欣的文字时注意到,裴氏站在西方世界的立场上看待中国社会转型的系统性风险,与木然先生所阐述的文字相比,确实迥异于身处中国社会危局之中的国人感受。

    裴氏在书中这样写道:“国内不稳定的风险也可能会增加,这是由差劲的经济表现与对威权的、政治上具有排他性的、腐败的以及低效的政权的政治不满共同导致的。考虑到形成有能力反对中共并能提供一个可靠替代选项的、具有协调性的反对派组织所带来的困难与成本,很难想象中共这样的庞然大物会被一个自下而上的有组织的联盟所推翻。由于缺乏一个深层的及广泛的断裂能够从内部破坏中共,它的崩溃恐怕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此,一个可靠的替代性力量无法出现以及这个政权自爆只存在极低的可能性,显示出随着经济的停滞也将出现政治方面的停滞,由此会造成国家能力的进一步削弱、中共合法性的不断丧失以及无法无天、腐败与社会失序的增加。由于在这个功能失调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内的压力不断积累,这种停滞最终将逐步增加政权崩溃或国家失败的风险。”

    对中国令人丧气的未来,裴氏还继续写道:“中国的崛起会以虎头蛇尾方式终结?正如本书所提到的,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的话,那么无论是遏制论者(container)还是接触论者(engagers)都将感到失望。对铁石心肠的现实主义者来讲,他们沉迷于具有力量对等的竞争对手(peer competitor)能力的中国的潜在威胁这种想象中。(然而),一个停滞于不完全转型的中国意味着一个极为虚弱的中国,那样的中国是没有能力去发动对于美国全球领先优势的真正挑战的。具体而言,布什行政当局(曾)透过努力联合日本和印度加入到一种潜在的反中国的安全联盟中去的做法所追求的,审慎打造一种旨在对付中国不断增加的影响力的那种战略性的实力平衡措施,可能会变成是没有必要的。这不是在说,作为合理回应中国不断上升的军事威胁而花费在军费支出上的数以百亿计的美元将被浪费掉。假如中国无法作为一个力量对等的竞争对手,那么华盛顿的战略思想家们将不得不从其他地方去寻找新的威胁。”

     对西方社会曾经寄予厚望和热切期待的中国社会朝民主制转型的遥遥无期,裴敏欣作为一个具有中国血统的华裔学者,虽然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言语温和,调门并不激烈,但是却足以令所有中国现实或潜在的改革者们感到绝望。

    他在书中如此写道:西方世界那些“身为自由派的接触论者们(liberal engager)也将迎来一个较为艰难的时刻去调整他们的期望,那种期望认为经济进步将带来民主化,而实际发生的残酷现实却是中国的经验已经持续地否决了这样的期望。令人沮丧的是,朝向一个真正开放社会的进步在中国的进展竟然是如此之慢,西方的自由派人士可能发现,在中国未来成为一个民主化的候选国这件事情上去维持他们的乐观主义,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政策术语来讲,已经形成的针对与中国接触的思想上的案例,将建立在更加不稳定的基础上。”

     对此,裴敏欣给西方世界的政治精英们所给出的应对策略是:“国际社会应该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中国,并且至少是在思想层面,开始为中国可能不仅无法完全实现其潜力,还且还会长期停滞下来这样一种不令人愉快的前景做好准备。对于中国未来的这样一种重新评估会在分析中国当前的转变,以及解决它所带来的真正挑战上产生一种全新的并且更为现实的框架来。与其把中国视为二十一世纪新的超级强权,国际社会可能更要视其为一个表现不佳的(泥足)巨人,它已经无法在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来与其威权主义的过去作根本性的了断,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所有可能性上,一个陷入到局部改革中去的中国会在相当多的关键方面类似于一个无行为能力的国家(incapacitated state)。(虽然中国)不像是一个彻底失败的国家,(但是)一个无行为能力的国家(也能)保留了名义上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它的统治精英,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仍然是不受到挑战的。然而,在一个无行为能力的国家中,政府广泛的执政能力是脆弱的,即使它可能保留了一些有限的(手段),去有选择性地执行它的(国家)意志和统治的能力,但在这些宣示国家权力的情景下,其大部分作为只是在象征性层面确认了这个集权化的政治权威的存在而已。因此,在一系列广泛的被认为对于国际社会具有至关重要利益的事情上,诸如环境保护、防扩散,禁毒,移民,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控制和减轻贫困,一个无行为能力的国家将无法履行其承诺或有效地实行它的治理职能。国际社会很可能会发现,由无行为能力的国家所带来的威胁和问题最终来讲是更为沮丧并且更难以解决的,因为外交政策的传统做法极少具有有效的对策去针对国家暂时失去行为能力的情况,鉴于中国的巨大规模,及其在全球安全以及国际经济中的作用,由中国这样一个无行为能力的国家所带来的挑战只会超过国际社会提供有意义援助的能力(即便我们愿意承担)。中国的内部困境和弱点产生出的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不仅会影响许多国家的利益,而且也将使中国的问题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问题。可能很少有人透过这些黑暗的镜头来观察中国的前景,但是人们都忽略了掠夺型威权主义(predatory authoritarianism)自身危险所具有的自我毁灭逻辑。”

六、

    面对中国社会正在朝着万劫不复的旧制度回归的系统性风险和裴敏欣所描述的全面崩溃而自我毁灭的内在逻辑,北京学者胡星斗在其放胆直言的《中国的死路与出路》一文中,不乏真知灼见地这样写道:中国的唯一出路,“是高举‘宪政与公平’的两面旗帜,关键是进行权力结构改革”。

    胡星斗对自己所信奉的社会转型理念,在文中高度概括道:“在未来的中国,‘宪政’与‘公平’是两大旗帜。谁高举了这两大旗帜,谁就能赢得中国,就能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就能有政治家个人的成功和国家的真正复兴;谁丢弃了这两大旗帜,谁就是在把中国引向沉沦和灾难,即使经济上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政治家个人取得了短暂的荣耀,但他最终也会被历史所唾弃。”

    为此,胡星斗提出了他的系统化的“宪政社会主义”16项具体主张:(见大军网上期文集)。

    实事求是地说,胡星斗的上述实行“宪政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确实比刘晓波草拟的那份隐含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取而代之意味的“08宪章”,更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也更加切合当下执政党内那些既不想在任内放弃执政地位又主张与普世文明合流的改革者所一贯主张的改革大方向。如果胡星斗的主张能被执政党中的那些位高权重的改革主导者们高度重视并吸收其合理内核,目前深陷转型困局的执政党,将立马别开生面。那样一来,刘亚洲所宣称的“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将真的在中国13亿人之中美梦成真。中国也必然会出现一次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变局。

    很自然的社会发展逻辑是,随着未来中国这场大变局的尘埃落定,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迄今唯一信奉共产主义乌托邦的革命党,她在领导中国社会实现成功转型之后,大概会在百岁高龄之际,以完成中华民族最伟大历史使命的胜利者姿态,并在自行清理建党以来的负资产,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性和解基础上,再顺理成章地更名为社会党或民主党,而在没有任何敌对势力的挑战和逼迫之下,安然淡出历史舞台。中国则从此自然而然地进入多党和平竞争的民主时代,台海两岸也自然会走向以普世文明为内容的真正统一,至于执政党目前所追求的和谐社会乃至大同社会,亦必然会天从人愿降临神州。

结语

    中国的社会转型,说一千道一万,归结到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中国社会于和平的国内外环境中,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在包容和吸纳国内外各路合法反对派的积极参与下,通过全民的努力,不是运用急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手段,而是运用和平协商的改良机制,以通行于文明世界的民主方式,真正还权于民,以重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并重塑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执掌公权力的正当性。

    总而言之,中国能不能在普世文明的意义上和平崛起和走向极终的统一,中国社会是否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中国人是否都能在真正的而不是名义上的共和国境内安享自由人的尊严并过上富足的幸福生活,中国能否作为世界性的大国而不是区域性的大国积极参与和融入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去,并成为一支地球上的建设性力量而不是一支破坏性的力量,这都取决于中国的传统社会朝现代文明的转型能否真正取得成功。

    笔者作为一名生于华夏也必将老死于神州的正宗中国人,希望天佑中华,希望无论是当下高踞庙堂的中国上层社会的政治精英们,还是处于偏远江湖异议者位置的国内外合法反对派成员们,都能真正展现其智慧和胸襟,施展其才华和抱负,释放其真诚和善意,真像刘亚洲所预期的那样,在未来10年之内,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各尽所能,基本完成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最具有难度的巨型社会的成功转型。

    [初稿于2010-8-10,定稿于2010-8-15]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8-15 11:18:3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xcgc 23 2010.08.15

中共党史如何修?

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研究员 秦晓鹰

2010-08-15

  全国党史工作会议7月21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习近平提到的“歪曲和丑化”,使我想到了一个名词:历史虚无主义。该主义一旦弥漫,久而久之必将成为国民的集体意识。历史上的兴衰成败也就自然失去了它的借鉴价值,而我们的民族素质也就在这种认同中被注入了越来越多的“毒素”,及时行乐、犬儒主义就必将大行其道。当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闭上眼睛的时候,历史也就对这个民族闭上了眼睛。请问:一个无视自己历史的民族,还有对未来的理性追求吗?

  那么,造成历史虚无主义极度盛行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这是物欲和金钱对人的腐蚀,是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追求感官刺激的结果,是浮躁的人生对历史的必然反应,是新一代中国人对过去时代的无知等等。这些固然都有道理,但在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正史不正,信史无信。

  首先,以往的所谓正史、信史视野狭窄,包容量很小,无法满足今天的社会公众对历史学各方面的需求。“一部阶级斗争历史”几乎囊括了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全部历史课。其次,中国古代史书不仅记史,而且是文学之模板,西方史学界更有许多著名学者甚至不惜笔墨和精力致力于普及历史教育。所使用的语言,既优美又通俗,赏心悦目。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则只是前苏联那种僵硬的三段式(背景、事件、结论)模式,干巴、无力,真的“像个瘪三”。

  在我们为历史虚无主义横行泛滥感到愤怒之时,在我们为那种否定中华民族光荣与梦想的历史而痛心疾首之时,也应该想想我们自己给后人留下了什么,想想我们的言行是否对历史负过责任。当我们把一个又一个解释真实历史的机会拱手让给他人,当我们自己都对那些脱离实际脱离国情脱离世界潮流并在真实性上大打折扣的历史心存疑惑时,我们能有效地喝退历史虚无主义的潮流吗?能够让那些在历史的幌子下跳着华尔兹舞的饮食男女们消停下来吗?

  再回到中共党史身上。再有一年,中共就将迎来“90岁”诞辰。但令人有点尴尬的是,就是这样一部极其丰厚丰富、充满了热汗热泪与热血的真实的史诗,人们看到的却似乎经常是僵化呆板枯燥无味的文字与教条。中共党史教育课和教科书不是让人血脉贲张波澜壮阔的画卷,而是令人萎顿和乏味的八股;不是激活信仰与思想的动力源,而是无奈的虚应故事。

  应该说,这种僵化呆板枯燥的说教,不仅造成了对党的历史的最大矮化与扭曲,而且成了中共党史研究、教育与普及的最大内伤与最大障碍。从中共党史所面临的窘迫境遇中,我以为中国的史学家已经到了必须正视自身某些顽症的时候了。

  相比之下,中国的文艺家所创作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潜伏》问世后,不仅为内地公众所喜受,而且在海外的华人圈中也引起巨大反响,是因为它们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以往的脸谱化和模式化,在于对历史进程复杂性的再现和对人的多元性的忠实还原。我认识的一位黄埔军校早年毕业生后来成为开国大将的将军的儿子,在看了《人间正道是沧桑》后,竟会激动地大呼:“这才是我老爸的形象!”而海峡对岸的老黄埔后代也同样对该剧的不憎恶不溢美的人物表现唏嘘不已。

  面对这些史诗化作品的横空出世,博得满堂彩,中国的历史学家包括中共党史工作者是否应该感到汗颜?

  我以为中共党史工作者应该好好领会习近平在这次党史工作会上说的另一番话: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也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和方法,创新党史研究的手段、方法、载体。

  我个人觉得,要加大中共党史宣传教育和中共党史知识普及的力度,首先必须在宣传教育和普及的过程中,真正地不折不扣地“还原”中共党史本身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中共党史不能成为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历史,也不能只成为伟人的政治路线史和思想发展史。其次,必须根据历史的客观条件来判断是非功过。最后,必须打破历史人物的脸谱化、概念化和标签化,使中共党史人物成为有血有肉有情有恨的真人、活人。没有幼稚哪有成长,没有怯懦哪有勇敢,只有不回避人的多重性,不回避人性的多侧面,已逝的岁月才能与今天的公众达到心灵的沟通。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8-15 01:26:4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乔姆斯基接受北大名誉博士学位 精彩演讲勾画世界秩序

    乔姆斯基简介: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学院教授,美国科学促进会委员、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在美国“当代全球最具影响力”100名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中排名第一,也是美国《科学》杂志评选出的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20世纪全世界前10位最伟大科学家中目前唯一在世者。

    乔姆斯基建立的理论学说不但在语言学具有里程碑地位,而且推动了哲学、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许多学科领域的发展。乔姆斯基采用形式主义模型方法建立的“生成语言学”是20世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语言科学和认知科学理论,被认为掀起了一场“认知科学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乔姆斯基提倡理性主义,批判经验主义,提倡心理主义,批判行为主义,是当代哲学和认知科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乔姆斯基指出,人类先天语言能力是生物遗传的结果,把语言学看作是认知心理学,而且最终是生物学的一个部分,是研究人类这一最高等生物大脑机制的科学,为此美国心理学会授予他“杰出科学贡献奖”。计算机科学特别是程序语言文法及语言信息处理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也与乔姆斯基的理论学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乔姆斯基也被称为“计算机信息处理科学之父”。乔姆斯基对大学的功能、知识分子的责任、西方主流传媒的片面倾向、美国的霸权主义、民间运动等方面都有广泛深入的论述,先后撰写了40多本有关著作,他的《911》和《帝国主义野心》等著作探讨了“9·11”后世界的变化。他被公认为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2010乔姆斯基访问北京活动组委会提供)

美国才不民主,西方权势阶层控制着选举

(美) 乔姆斯基

《南方人物周刊》采访

2010-8-17

    核心提示:2001年“9·11”事件发生,当月,乔姆斯基的《9·11》一书便告上市,一鸣惊人地反指“美国本身便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他认为,国际关系多少有点像黑社会,如果黑社会老大发现有人没有付保护费,又不能胁迫他,美国对中国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根本不是美国!美国政府强调的“稳定”,其真实含义是——美国霸权。

    当下的中美关系,非常明显,中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提升和美国的关系,至少美国的战略分析家是这么理解的。举个例子吧,美国有一份关于文学和科学研究的杂志,里面的文章在美国是比较受推崇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战略分析家约翰·史坦布兰诺两年前曾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警告美国政府,尤其是当政的布什政府,军事侵略政策最终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个观点得到了一群严肃的战略分析家的普遍认同。他们认为,应该由中国领导联合呼吁爱好和平的国家,同美国的军国主义相抗衡,而不能由欧洲领导,因为欧洲是美国的同盟。

    在军事发展和行动上,中国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克制。事实上在这个时候,面对美国军事侵略政策不断扩张,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已经建立自己的军事防御能力。战略分析家选择中国的原因,就是看到了中国在联合国为推进和平开发外太空而做出的不懈的努力。试图通过中国来加强遭受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反对的,约束力还并不强大的条约。但是情势正在改变,布什政府的军事侵略直接或间接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军事状况。破坏《核不扩散条约》就是如此,这个条约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条约限制,全球将陷入严重的危机。布什政府拒绝执行这个条约,最近印度的核事件给了《核不扩散条约》严重一击。条约体系中的一部分规定,就是控制向发展核武器的非成员国提供核的相关材料,但是美国无视这一规定,向印度提供了核技术,本质上同意了印度发展核计划。接着中国表示抗议。情势非常微妙,一连串的波浪效应危及到了这个条约的基本生存。事实上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破坏了这个条约,尤其是美国,其他国家也是。条约中规定了他们的义务是逐渐消除核武器,并受国际法庭检验。《核不扩散条约》遭受了美国最恶劣的破坏,其约束力目前变得非常弱。

    关于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事业是否起了稳定作用?我想,没有人会真的认为中国会威胁世界和平。说到“威胁”也只是威胁到了美国的统治或是所谓的“稳定”。稳定是个科学术语,但这里“稳定”的意思是由美国来定义的。所以如果你看了昨天出版的《贝克-汉密尔顿报告》,就可以发现“稳定”这个词出现了不下500次。报告中每一个“稳定”的真实含义都是:美国霸权。

    例如:叙利亚和伊朗被控告干涉伊拉克国内事务。即使是火星人看到这个,肯定都会崩溃。只有被军事占领的国家才能控诉某国干涉本国国内事务……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都意识不到这点。由于多年来庞大宣传机器的运作,霸权心理在西方文化里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偷换概念是非常荒谬的。

    中美关系直接影响到美国大公司的利益。对大多数美国公司来说,中国可以提供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可以招来年轻的农村妇女工作,并且他们不用承担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在中国他们获取了巨大的财富,所以这些美国公司非常喜欢中国这个出口平台,同时还可以借此压低美国工人的薪水。在这种关系中,中国对于美国是有价值的。同时,中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笔巨款目前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家债券(中国是入不敷出的美国的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债权国),由于美元连年疲软贬值,这显然不是中国最佳的投资选择。有朝一日中国决定投资多样化,将这笔钱投向别处,这对美国的金融将是致命的打击。从这点来看,美国商界是非常赞成加强中美关系的。

    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害怕中国,这里的害怕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威胁。这并不是开玩笑,国际关系多少有点像黑社会,比如黑社会老大发现有人没有交保护费,又没有方法胁迫他就范,美国对中国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美国挥舞着拳头对欧洲扬言:停止在伊朗投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很顺从地撤出了伊朗;而中国偏要加强在伊朗的投资。中国才不看美国的脸色,中国的态度就是:我们在这里待了3000多年,用得着看野蛮人的脸色么?这种态度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恐慌。

    我再说一个细节。去年春天胡锦涛主席访问华盛顿,布什政府决定用国家午宴取代国家晚宴,结果胡主席非常平静地用完午宴,然后直接飞到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沙特阿拉伯是美国主要的石油国和军事武器输入国,一直是握在美国手掌心里的一颗明珠。在利雅得,胡主席受到了最尊贵的接待,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这等于向美国宣告:你少我一顿晚宴,我会加倍拿回来。我就要从美国你这个老虎口里拔下利雅得这颗牙。这件事一举震惊了美国。

    在拉丁美洲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让美国丧失了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控制。如果你看了美国内政报告,就能了解美国是多么地想控制这些拉美国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拉美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市场,而且因为美国相信,如果连自家后花园的拉丁美洲都不能控制,又怎么能征服世界上其他国家呢?其实中国对此并不很在意,目前主要是在努力增加贸易往来和投资。面对充满敌意的美国政府,委内瑞拉出口部分产品到中国,拉美其他主要的出口国,如巴西、智利、秘鲁也纷纷向中国示好,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开始让他们获得利润,这些贸易挖了美国的墙角。美国政府官方报告《国家战略分析》把中国视为首要的长期威胁,这当然不是出于军事原因,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在军事上侵略别人,也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希望发展更厉害的防御武器,就因为美国威胁不了中国,这么简单的原因。

    关于对今日中国的印象,虽然任何印象一定有其局限性,但是我对中国仍有一些大致的印象:比如说,很明显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严重的副作用,这对大部分人甚至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不利的,乡村田园被严重破坏,人们失去了传统的赖以生存的家园。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居住在贫民窟中,最终死于工作。另一方面,从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很多腐败事件,这是一个混杂体。

    现在的上海是一座迷人的城市,但在这个城市里也隐藏着不同的两面——一方面上海的经济在惊人地飞速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发展也混杂着其他的东西:很多出口公司是由外国人经营的,海外华人或者外国投资者和本地人一样不断地向更高端前进发展。同时,发展中的中国让大量的工程师去发展本土产业,或许还能接管自己的工业,我想中国比印度更有希望做到这点。

     经济高速发展会不会对社会带来潜在的危险?前几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和他的比利时同事约翰曾做过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研究中,有一部分是已知的,另一部分是未知的。在研究中,他们比较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和可比性的国家:从印度独立的1947年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1979年,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了。这段时期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饥荒,数百万的印度人民不断死于饥饿,但是印度独立后,饥荒就停止了。阿马蒂亚·森他们把这个归功于民主政治,完全不同于英国统治下的政府。如果处于民主政治中的印度有什么地方发生了灾难,大量消息将会传播出去,只有消息传到中央政府,政府才能够对此做出反应,减轻饥荒的影响。

     1958-1960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大饥荒,他们把这场饥荒同样归因于政治体制,当政府发现一场大饥荒爆发时,做什么都太迟了。这就是研究中已知的那部分,这一部分获得了诺贝尔奖。阿马蒂亚·森他们研究中的另一半你们也不能错过。他们比较了1947-1979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死亡率。 印度由于信息的相对畅通,没有发生像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大范围饥荒。但由于中国的医疗制度的普及,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下降较印度快了许多。结果是,30年来中国比印度少死了1亿人之多。

    即使在今天,印度仍以发达的软件产业和生物实验室闻名。他们确实很棒,和麻省理工学院一样优秀。但他们不会告诉你,就在几英里之外的乡村,印度农民自杀率不断上升,因为政府把用于农村人口、灌溉以及国家信贷等的国家资金投入到高科技产业中。事实上,印度在1991年改革时,位列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124位,虽然改革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并提升了科技,但改革后,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却降至127位。

     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根本不是美国!

    我是一名语言学家,毕生都致力于研究语言这一表达思想的工具,但我所表达的言论却在美国遭到了最广泛的误解和攻击,这就像我今天看到外面在下雨一样失落。呵呵。受到误解和攻击一点都不值得奇怪,享有特权和权力的人面对批评就是这种反应。他们不愿接受独立的质疑,即使是出于善意的,这不难理解。如果人们变得思维独立,思想自主,他们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这是一心想控制人心的精英层最不愿见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富裕强大的国家里,你不可能享有真正的选举权。

     我们来看一下西半球,如果你比较最富有的美国和南美最贫穷的国家玻利维亚,过去几年中两国都有总统选举,你认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答案可能会让包括中国朋友在内的所有朋友大跌眼镜。事实上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而根本不是美国!

    在玻利维亚,绝大部分人不只是在选举日参加选举,他们一直在关注并参与到重大问题的讨论中,比如他们如何接受世界银行的充满附加条件的贷款,并使之私有化?玻利维亚是否控制它的财力?或是把它们放任给外企?大部分印地土著人是否应该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这些权利自从大约500年前玻利维亚沦为西班牙殖民地时就被剥夺了。这些问题对民众来说非常重要,人们每天为此争论,选举日到来时,人民选出了来自自己阶层的人作为领袖。

    而美国则不同,两个候选人都来自富裕和政治权贵的家庭,都享有特权,进同样的名校(耶鲁大学),参加相同的秘密俱乐部,该俱乐部旨在培养未来的统治阶级——实际上他们背后都有相同的利益集团在支撑。所以候选人都有基本类似的计划一点也不奇怪。美国的选举是由公共关系那套理论运作的,他们像推销牙膏一样宣传候选人。他们让那些问题远离选举议程,人们永远也弄不清楚候选人在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公共医疗制度就是美国人民关心的重要问题,美国的公共医疗制度问题重重,有4500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因为私有化造成了卫生保健系统的效率低、官僚化甚至不作为。但是有普通百姓能指出约翰·克里(2004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卫生保健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么?没有人。选民不是傻瓜,可选举就是设计好了让人们阿弄不清候选人的立场。在西方发达国家, 越来越多的权势集中控制着选举,广大人民却被排除得越来越远。

    如何看待美国在萨达姆事件上的态度?我曾经说过,布什和布莱尔都应该被战争法庭审判,就是在海牙,审判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那个国际法庭。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实际上是一个阴谋,轰炸的目的就是为了激起米洛舍维奇去做一些大规模的破坏性事件作为报复。轰炸了以后,米洛舍维奇做出了报复,正好给他定罪。如果你看一看英国的议会所进行的调查,他们的结论是直到1999年1月,大部分的战争罪行是由KLA游击队犯下的,而不是米洛舍维奇犯下的。

    萨达姆当然是一个可怕的恶魔,但是现在控告他的是他在1982年杀害143个什叶派人士。当时什叶派试图来谋杀他,谋杀的计划失败了,他作为报复杀掉了143个什叶派的人。

    1982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里根把伊拉克从恐怖政府名单中拿掉了,所以美国可以向他们的好朋友萨达姆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不仅包括经济援助,还包括帮助他们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武器。为什么这么做呢?实际上是针对伊朗的。这些武器由美国来提供,还有英国、德国、法国和前苏联。既然美国和英国当时是支持伊拉克的,对伊拉克扩张的野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为什么他们不和萨达姆一起接受审判?

     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我惟一能说的就是真理。有的知识分子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喜欢用华丽的辞藻和晦涩的注解来装饰真理。其实真理无庸多言,就像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一样是常识。从基本面上,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其他人并无二致。之所以称其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而是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他们享有更多的资源,他们更有影响力,他们比大众幸运。特权赋予责任。如果你是个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一生都在为温饱挣扎,你能做的肯定有限。但如果你享有特权,拥有丰富的资源,并受过训练,等等,你能做的就更多,你的责任也就更大。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和当下的主流竞争并且交战;设法让这个世界进步,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

 

揭露美国谎言的美国人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中文教授 罗慕士

2010年8月

    诺姆·乔姆斯基生于1928年12月7日,在美国费城长大,现为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荣誉退休教授。其父威廉是位令人尊敬的希伯来语学者。乔姆斯基像父亲一样通晓希伯来语,并发表过研究希伯来语语音体系的专著。在父母家中 ,锡安主义运动、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问题与研究希伯来文《圣经》同等重要。家庭环境使年轻的乔姆斯基结识了一些社会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那些人在20世纪30和40年代曾基于社会公正和与阿拉伯邻邦富有成效地和平共处的原则,致力于社会改革以及将以色列建成一个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因此,早在青少年时代,乔姆斯基对语言学的兴趣就与其政治兴趣相关联。今天,由于在语言学领域极富独创性的著作,乔姆斯基已成为杰出的语言学家,然而他在公众间的盛名却更多地源于他对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权威性的批评。

    作为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是“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该学派认为获得和使用语言的能力是人类生而有之的,而且惟有人类具备这种禀赋。随着人的脑力(心智)的成熟以及产生新思想和新句子的能力的发展,人会积极地接受并作用于外部环境。脑力是主要动因,是创造性的因素。当人长到5-6岁时,这一过程的结果便是基本掌握一门语言,也就是将“有限的词汇和语法规则”转换成“无数句子”的能力。这一过程贯穿于人生的全过程。

    当乔姆斯基转而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时,人们或许会看到他在自由地发挥思想,而这些思想与他的语言学理论颇为相似。在他看来,诸如官方宣传和国家胁迫之类的强大力量会扭曲人们的心理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会遏制智力发展和社会生活。作为强权国家的反对者,乔姆斯基将自己视为无政府主义传统(被界定为由工人控制并为工人服务的自愿或反对权力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他也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左翼放任自由主义者”或是“放任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起初是启蒙运动时期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近义词。在提倡个性自由发展方面,放任自由主义者是怀疑官方权限和机构的盎格鲁-美国传统的一部分。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放任自由主义”如今几乎成了人们更为熟悉的“自由主义”学说的反义词,因为后者主张依赖国家权力,依法保护个人权益。在当今美国政界,右翼放任自由主义者(其中许多人在里根任总统期间崭露头角)也反对强大(或者过于强大)的国家以及华盛顿政府的战争政策,因为那些政策是以损害一切其他价值和利益为代价来加强国家建设的。正因为此,诸如“右翼”、“左翼”这类术语才不容易套用于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自称为“左翼”放任自由主义者,其中部分原因是他所支持的政府的政策改善了穷人(美国国内外穷人)的生活,部分原因是左翼显然是美国政界中较弱势的力量,还有部分原因则是他早年对一个社会主义的以色列的期盼。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益于批判性的分析。

    乔姆斯基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他自己的国家的。他将愤怒的剖析转向华盛顿政府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残酷虐待、其无情的外交政策、对国际法的漠视、对美国公民和居民的虐待、以及对民主和宪法的违背。他辩论说,这种行为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主导地位,因而使美国居于不可一世的强权地位。美国军队入侵越南是促使乔姆斯基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的最大动因。《美国强权与新官僚》(1969年)和《与亚洲交战》(1970年)两本书中收录了乔姆斯基关于越战的文章,那些内容在今天仍有意义。中国读者或许会对他关于越战的看法特别感兴趣,因为在美国和全世界,美国军队入侵越南的“正当理由”被说成是“需要遏制中国”。对中美两国而言,所幸的是,越南限制了华盛顿政府在亚洲的军事活动,从而在越战后的30多年内,开启了东亚地区相对和平与局部繁荣的历史时期,阻止了恢复40年代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也缓解了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

    乔姆斯基在其近作《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2006年)中,向有关越南战争的另一个神话——美国军事力量可以将民主强加于别国人民——发起了挑战。他争辩说,华盛顿政府的真正动机是寻求物质和战略性利益,而绝非寻求时常被称为“动机”的理想(自由、民主)(见第4章“援助海外民主”)。在乔姆斯基看来,华盛顿政府在追随昔日帝国——无论是罗马还是英国——的历史模式,它自己同样也是一个帝国。他认为“越是有必要谈论民主理想,这个制度的民主往往就越少”(见《乔姆斯基论错误教育》第17页,2000年)。

    对照在媒体和教育机构被广泛理想化、然而却是歪曲事实的情况,乔姆斯基认真衡量了本国政府的实际行为。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些歪曲是如何为思想灌输和“制造共识”的目的服务的。“制造共识”是乔姆斯基最重要的专著之一的书名,也是有关他的一部电影的片名。他在《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中写道:“获得对人类事物的某种理解决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在某些方面,这一任务比自然科学研究更为艰巨。大自然并不会给我们提供现成答案,但大自然至少不会偏离其轨道,给理解设置障碍。在人类事物中,这种障碍是司空见惯的。拆除这种障碍的骗术的结构,是必要的……”

    因此,乔姆斯基的方式的核心既与思想和语言有关,又与政治有关。他试图揭露这些思想灌输体系是如何阻止人们真实地了解当今世界主要问题的;它们是如何使知识分子免于批评自己的政府,但为了那些完全一样的行径他们却会轻易地(并且是正确而安全地)谴责其他的政府。 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一双重标准更让他苦恼。他指出,民意调查显示,约70%的美国人同意越南战争是不道德的,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官方人士却更愿意将越南战争称为“善意的失误”,而对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或捷克斯洛伐克,这些人却决不会采用同一字眼。在为罪行开脱时,我们同样看到了滥用语言的情况:轰炸被称为“人道主义” 、入侵被称为“援救” 、政治对手被称为“邪恶的暴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乔姆斯基也观察到,这种歪曲事实的虚伪性恰恰表明,华盛顿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美国人民不会接受其政策的真正目的,因此政府不得不愚弄人民,使人民相信暴力行为是道德的。

     以下是这类骗术的一个例子。在《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第47-48页)中,乔姆斯基这样描写美国政府2004年11月9日空袭伊拉克的法鲁加综合医院的情形:“当我们(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美国目前正忙着派遣工程师,他们将开始重建刚被冲突所破坏的东西’——请注意,在此‘冲突’犹如飓风,没有施动者——时,对美国的侵略而言,‘冲突’一词不过是个普通的委婉说法而已。”《纽约时报》这家主要报纸一边试图掩饰毁坏满是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医院的道德责任,一边又试图使读者放心,某种有益的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对于这种做法,乔姆斯基表达了他的义愤。

    乔姆斯基时常给新闻界写信,抱怨并希望纠正这类歪曲事实的行为。他的信件几乎从未被发表。

    乔姆斯基揭露政府的错误行为的努力使他将语言研究、脑力研究和政治研究融为一体。他试图去了解官方立场如何被传达给民众,民众是如何接受官方立场的,他也试图去了解公民们可以如何独立思考问题以及抵制官方歪曲事实的做法。

    对乔姆斯基来说,或许最高的价值观念就是:将独立思考、自我生成与转换的批判思想作为寻求人类理性目标的有见识的积极主义的基础。有见识的公民的积极主义(包括对其合法保护)对防止或纠正腐败政治很有必要。

    乔姆斯基并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来评述政府政策,而是作为一个有见识的为自己的政府负责的公民。他相信,尽管官方试图遮掩政策抉择背后的事实真相、利益和动因,但在理解事件的意义方面,凡是具有一般教育水平和智力的人都不应有困难。由于这一原因,乔姆斯基用浅显易懂的英文来写作,有时也批评那些使用过于复杂的语言来表述的学术理论。他发现大量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学术著作都过于高深晦涩,那些语言与普通话语相距太远。

    或许乔姆斯基试图揭露的主要谎言就是这样一个神话:美国政府要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仁慈而受赐于上帝的领导者的角色;无论哪个国家碰巧成为某一时期的主要敌人,都理应被妖魔化:以前是苏联、越南、中国,如今是伊拉克、伊朗、朝鲜,至于明天,谁知道会是哪个国家?在乔姆斯基看来,将焦点集中在一个神话般的邪恶——要么是共产主义、恐怖主义,要么是其他什么主义——上,是促进战争(冷战或热战)以及欺骗美国人民为了虚假的目标去支持邪恶手段的一种诡计。他认为现实情况是,华盛顿政府一直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暴虐独裁政治:在印度尼西亚、刚果、中美洲、拉丁美洲、菲律宾、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独裁统治通过开发经济、共同剥削其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方式,获得了华盛顿政府的支持。外国(多国)的共同目标通常都对小国有害,而很少会为当地人民谋福利。因此,有时对某个小国采取极端暴力行为是有效的,因为这可以杀一儆百,使其他国家对华盛顿政府俯首贴耳,而不至于造成太多反抗。乔姆斯基意识到由于国内媒体的误导,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这个世界的大量的真实情况。

     当乔姆斯基谴责美国政府未能依照绝大多数美国人所渴求的理想行事时,人们或许可以联想到《旧约》中的先知,比如耶利米。耶利米谴责犹太领导人破坏了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契约。乔姆斯基希望号召美国人尊重自己承诺过的理想,自我负责,让美国领导人为违背了他们自己所宣称的理想作出交代。

    乔姆斯基的批评者们认为,他过分关注华盛顿政府的错误行为,对其他政府的错误不够重视。乔姆斯基对这一指责的答复很简单。乔姆斯基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自己的国家,因为作为美国公民,他首先对自己的国家负有主要责任。

     (原文为英文,哈佛大学赵辉小姐译成中文,罗慕士教授修订)
 

听乔姆斯基北大演讲

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 熊蕾

2010年8月

    八月十三日晚,去北大听首次来华的乔姆斯基演讲。感觉很爽。乔姆斯基的演讲题目是“世界秩序的勾勒:持续与改变”(Contour of World Order: Continuities and Changes)。他集中讲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威胁:环境的恶化和核战争的阴影。但是不同于西方主流世界和媒体让人们相信的一些概念,乔姆斯基对这个威胁都有他的看法和分析。

    比如环境的恶化,他就指出资本和市场经济对此摆脱不了的干系。市场经济追求短期效益,乔姆斯基说,你如果不能实现短期效益,那就立马走人。人家马上会换用能立即盈利的主。所以乔姆斯基对以GDP为目的的发展模式很不感兴趣。墨西哥湾的石油泄漏尽管是一场生态灾难,但是照样会显示GDP的增长。

    对于核战争的威胁,他说,二○一○年好像成了伊朗年,西方大肆宣扬伊朗的核威胁。但是看看伊朗的周边,三个核国家,两个没有加入核不扩散条约。伊朗的邻国有两个战火不断。伊朗所在的地区都没有实现无核化,特别是以色列没有对无核做出承诺,这都是核战争的隐患。而且,美国的军费超过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军费的总和。乔姆斯基把这些事实和分析摆出来,听众自然就会得出核战争威胁来自哪里的结论。

     在回答一位听众关于“中国模式”的评论时,乔姆斯基说,如果是说中国发展的模式,那么按照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说法,中国一九七九年以后的经济迅猛发展,和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同印度做一个比较就更为明显。

    对另外一个问题,即"有征服传统的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能够容忍到什么程度",乔姆斯基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中国没有海军到加勒比海,但是美国海军到了南海。他说这种炮舰政策也不是美国的独创,英国在"日不落"时代也是这样的。他还讲到欧洲殖民者用美洲原住民所不具免疫力的病菌灭绝当地人口的历史,引用华盛顿、杰佛逊的话说到这些殖民者曾经想建立百人一统天下的企图。

    八十二岁的乔姆斯基虽然步履有些迟缓,但是思维敏捷。他讲话的风格也不是慷慨激昂,而是很平和,很理性,有时像是在自言自语。--这和有些媒体给他贴的"激进"标签大相径庭。好像任何不同于西方主流思想的人物,都会被贴上"激进"的标签,真不知是何道理。

    非常感谢北大中文系及其他北京、香港、台湾的机构及学者发起的这次活动,使得我们这些久仰乔姆斯基思想学说的人得以一睹这位大师的风采。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北大校长在授予乔姆斯基北大名誉博士学位时的致辞。这位校长上来就说,今天晚上,会是乔姆斯基难忘的一个夜晚--引起全场一片哗然:难忘不难忘,要人家乔姆斯基自己来说吧?你怎么就知道人家难忘?没想到接下来这位校长又说,授予乔姆斯基北大名誉博士学位,这是乔姆斯基的光荣。--台下又是一片哗然:这是你北大的光荣,是不是乔姆斯基的光荣,得让人家来说,你就是北大校长,也不能如此武断吧?而后校长又说,在美国《科学》杂志评选出的二十世纪全世界前十名最伟大的科学家中目前唯一的在世者--这是介绍乔姆斯基宣传册上的话,可是当着乔姆斯基本人的面这样说,未免太失礼了。此话又引起观众中的惊讶的哗然。我不了解北大校长,听说北大学生对他印象不错,但是从这个致辞看,交流传播技巧还需要加强吧。

网友评论

   “从这个致辞看,北大校长的交流传播技巧还需要加强”! 中国人太失礼了。

    我也去听了乔姆斯基的演讲,对熊老师提到的“激进”标签,我有不同理解。乔姆斯基的演讲真的很符合中国当下的“政治正确”。如果只听中译,会以为是在听一位中国教授的演讲,当然,他还没有激进到刘亚洲,戴旭等鹰派的地步。至于北大校长的失礼,全场为数不多的笑点,都集中在北大校长的欢迎词上了。无论是唯一在世者,还是自家人,要健康长寿的说法,都很没有水准。不过学生提问中,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太搞笑,就是让乔姆斯基带给奥巴马中国人的和平意愿。

    乔姆斯基一直都是批评美国政府的,他不适合做这个事,哈哈哈哈哈。当天座位旁一个老外,对她手边的另一位中国人的表现很不耻,那位同胞在听讲过程中动作幅度过大,让我都感觉到体味过重了。而且后来又很唐突的……

    这是什么校长,一个学僚罢了。我在这里骂他,是他的荣幸。北大校长真丢人。

    我也有幸听了乔姆斯基那晚的演讲,失礼的不仅仅校长演讲的内容,更雷的是该晚的翻译。

     乔姆斯基到中国主要是参加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的第八届国际生成语言学会议,所以,当晚的听众包括许多国际上著名的语言学家,来自香港、台湾的语言学家和国内的语法研究工作者,很多老师都是国内各大院校的英语老师,大家都具备非常好的英语水平。对于该名翻译的表现,作为中国人大家都感到无地自容。

    仪式一开始,翻译就向大家问“晚安”(good night),然后,在翻译过程当中,一直错误不断,最搞笑的是,居然连Chomsky的名字都念错,Chomsky的名字一直被念作/'k?mski/,给别人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却连别人的名字都念不对,不知诸位会有何感想。合作单位的名字北京语言大学被翻译成beijing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s university,台湾中研院被翻成central research center,更搞笑的是,北大校长自称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而这位翻译居然把最高学府翻成了the highest institute,当晚真是天雷滚滚,在座的所有华人,包括台湾和香港的学者都感到无地自容。“北大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北大校长语)水平如此低下,让中国的其他大学情何以堪呢?

    北京大学当晚校长和翻译的表现,让当晚的华人感觉只有一个字:shame

 

《苏联的心灵》

[英] 以赛亚·柏林

潘永强、刘北成  译

2010年7月第一版

    这本书的中译本已经晚来了许多年——毕竟,苏联时代早已化为尘土,连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许多伟大心灵(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他们更像是难以触及的历史人物),不过它自有其跨越时空限度的价值,因为那种在黑暗中默默坚守的形象,已越来越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战后苏联时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较为极端的截面。

    身为一个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以赛亚·伯林一生从未间断过思考、阅读、聆听、谈论、写作与俄国有关的问题,《俄国思想家》可能是给他带来学术声誉最多的一部著作。其他自由主义哲学家几乎从不涉及俄国思想史的问题——不过,他自己也并未自视为哲学家,确实这么说也更准确一些:他自称是观念史学家,一生研究的领域几乎从未离开过近代以来启蒙、进步主义等一元论思想这个主题,而苏联正是一个一元论试验的巨大实验场。他想要对“苏联的心灵”有所了解和阐释,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更何况,苏联当时好几个一流作家,他都还有私交,因而得以触及到其他西方人所无法达到的心灵深度——在冷战的背景下,这委实是一件困难的事。这本书的特点和缺点之一也在此:得到最突出描写的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三人都是俄国白银时代作家,且属于同一个诗歌流派阿克梅派。伯林在事先并没有一个详细周密的规划来写这本书,而是在几十年里断断续续记录下对当时苏联文化人的心灵状态,并谨慎地只突出写了自己最熟悉和了解的那些人物,固然他们都属当时最杰出的俄国作家行列,但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否足以代表“苏联的心灵”。这本书中没有提到战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法捷耶夫和马雅可夫斯基则只是在批评的时候才顺便提上两句——当然,伯林和这些人恐怕也很难进行对话,因为他们几乎是另外一类“苏联的心灵”。

    然而即使是他所熟悉的帕斯捷尔纳克,在某些方面仍是他感到陌生的。帕斯捷尔纳克是个自尊而深沉的作家,虽然常因为作品不具备足够的宣传价值而受到猜疑和鄙夷,但他内心从未动摇过对俄国的感情。他反复强调对俄罗斯伟大复兴抱有希望,怀着一种扎根于俄国土地的近乎痴迷的情怀,为此他甚至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反感;甚至阿赫玛托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伯林形容她的尊荣和举止像是“悲剧中的女王”,曾被日丹诺夫恶毒地攻击为“一半是修女,一半是婊子,或者就是修女兼婊子,一边卖淫一边树贞节牌坊。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完全远离了人民大众”,但她却也同样深深地扎根在俄罗斯,一如伯林所言:“无论有什么在俄国等着她,她都会回去。苏联政体只不过是她的祖国的现行体制。她曾生活于此,也愿长眠于此。作为一个俄国人就应如此。”

    这种感情对西方人来说是陌生的,甚至对伯林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他能尊重这一点,但并不代表他认同和理解这一点。他将之归结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相对隔绝,以至于造成一个非常独特的文艺界和知识分子心态。这种对俄国的深沉感情,确实是俄国思想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赫尔岑曾被迫流亡西欧,灰心地认为“俄国的过去是一片空白,现在暗无天日,将来也毫无希望”,但当一个德国人卡尔·舒尔茨问他何不前往美国获取自由,他答:“非常简单,从前有一个正直的德国人曾怀着独立的自豪感回答我道:‘我在士瓦本有自己的国王’,现在我也可以这么说:‘我在俄罗斯有自己的人民!’”

    不论如何,正如伯林在书中所言,苏联时期识字率的大幅提高和文学经典的大量出版,造就了一个对任何作家来说极为重要的公共文艺群体。像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人经常收到大量信件,当他们当众诵读诗歌时,偶尔停顿,就总有几十人马上说出他们的诗句来提示他们。伯林公正地评论道:“他们的反响乃是西方的作家和剧作家所羡慕不已的”,“没有哪位作家不会为此所感动,没有哪位作家不能从这种真正的敬意中获得创作的力量”。

    确实,如果说在苏联最坏是那种对好奇心本身和个人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的压制,那么,在西方最坏的则是公众对娱乐之外的文化的漠不关心——当然,更坏的则是这两者的结合。1946年,原籍匈牙利的约翰·卢卡奇来到美国,发现这里政府管得很少,警察局简直无事可干,生活得很自由,但让他失落的是:“当地人对你不闻不问,有时候让人觉得非常遗憾,因为他们对你手头做的事毫无兴趣。”事实上,原苏联东欧的反对派知识分子,一旦进入到能够自由发表言论的社会,即便他们原来知名度很高,往往都迅速变得无声无息。这也造就了一个吊诡的现象:在自由创作的环境中,现代俄罗斯文化人物的知名度和作品深度反倒远不如苏联时期,虽然伯林在1990年还寄望于拥有无穷创造力的俄罗斯人一旦获得自由后,“说不准他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在前些年出版的《美国心灵》中,谢尔顿·沃林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观点:“如今,在对私人生活的过度控制方面,私有形式的权力集中和政府机构一样难以对付。”知识分子实际上处于一个两难的时代。在此,也许仍有必要回顾一下伯林的忠告:“决不要太热情”——当历史看起来正朝正确的、进步的方向前进时,切莫过分热情或绝对肯定。如今已日渐明显,苏联的崩溃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不如说是另一段历史的开始,在这个新的时期里,知识分子并不是无事可干了,恰恰相反,他们面对的是全新的、甚至是更艰难的处境。

    决不要太热情,也没必要太低沉。当一切流逝,真正恒久为人所记忆的,仍是那些坚守的心灵。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08-17 09:30:43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L:标题: 美国左派乔姆斯基。。。

美国左派乔姆斯基在北京的言论

美国把左派留在美国,中国把右派赶出中国

辛迪

2010年8月

    第八届生成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月十二至十四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进行主题演讲的是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教授。他这次来华访问被称为是继上世纪初罗素和杜威后的最重要的西方哲人的到来。

    八十二岁的乔姆斯基是美国《科学》杂志评选出的二十世纪全世界前十位最伟大科学家中唯一在世者;他还在美国“当代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中排名第一;他被认为是五十年来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文社会学者。

    作为一个美国头牌教授,却是几十年来一直激烈抨击“美帝国主义”的“老愤青”和“永远的异见者”。他这次名为“世界秩序勾勒”的演说中的主题之一就是批评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口口声声反对恐怖主义,其实上自己就是全球头号恐怖主义国家。

    在回答一位听众关于“中国模式”的评论时,乔姆斯基说,中国一九七九年以后的经济迅猛发展,和毛时代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左到这个程度,恐怕连中国人自己也接受不了,因为现在中国朝野一致的看法就是毛时代极左政治运动不断,不断折腾,最后折腾得国民经济几乎崩溃。

    不过联系到他一直为红色高棉独裁者波尔布特的辩护,就对他为毛的辩护不会感到奇怪了。一九七○年他在訪問越南時他說這個共产党國家是正義和自由的榜樣。他似乎忘了正是越南消灭了被他推崇的波尔波特政权。

    乔姆斯基的批评者们认为,他过分关注华盛顿政府的错误行为,对其他政府的错误不够重视。乔姆斯基对这一指责的答复很简单:他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自己的国家,因为作为美国公民,他首先对自己的国家负有主要责任。这似乎跟他自称“一直致力于为全人类解除苦难”的全球关怀不一致。

    不过,当然,不能说他对中国完全不了解,在被问及怎么看待“中国模式”时,他回答说所谓“中国民主模式”(Chinese mode of democracy),如果有,就是缺乏民主(lack of democracy)!不过,就其演说整体来看,他显然觉得有否民主对中国人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现在经济起飞了。

    西方知识界历来对乔姆斯基也有不少批评,最集中的批评是“对真相极度藐视”。在一九六九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施莱辛格揭露,乔姆斯基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而编造了前总统杜鲁门的“语录”,批评他“从对世界的告诫沦落为知识诈骗”。后来,乔姆斯基承认了这一“难以原谅”的失误并为此致歉。

    不过,乔姆斯基“对真相极为藐视”的倾向似乎并没有得到改变,他的反对者从他的政论里找到了众多漏洞。二○○四年,他们对乔姆斯基“捏造事实”的不满达到顶峰,终于爆发了一次对乔姆斯基的“围剿行动”,联手出版了《反乔姆斯基读本》,指责乔姆斯基数十年如一日地“捏造事实”。

    《反乔姆斯基读本》汇集了九篇文章,着重分析了乔姆斯基的知识生涯和反美思想的演进。《读本》指责他习惯性地站在实施过大屠杀的政权一边,谴责他为红色高棉独裁者波尔布特的辩护,抨击他对“九一一”袭击事件幸灾乐祸的评判,称这名语言学界的泰斗为了支持自己的极端论点可以无所不为,长期、大量和系统地在政论文章中“捏造事实”、“篡改数据”以及“偷换历史背景”。

    跟所有西方校园左派一样,他们都远离世界上尚未享受到自由民主的受苦受难人民大众,一边享受着自己政府给他们提供的言论自由和提供的舒适生活,一边攻击着自己的政府,以此哗众取宠。

    我们如果比较一下钱学森在中国的经历,就可以知道民主政权跟专制政权的区别。民主政府可以保护一个激烈抨击自己的“永远的异见者”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而在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这样的保护是多么地稀少,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受到。下面这篇文章就反映了这点。

    对待少数和弱者的态度,是文明程度的重要标杆。民主政府对乔姆斯基这样的“反政府分子”的保护和尊重,不仅反映了其文明程度,也反映了其自信,并且是其强大的根本原因。

    回顾钱学森在这一时期的经历,我们可以说,他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得以继续从事专业工作,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学识和智慧,确实得益于“中央很保护他”这样一条政策。需要质疑的是,这种保护,难道不是“中央”本应向全体国民提供的?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保护”成了稀缺资源,只是选择性地惠及极少数人,它成就了中国的“两弹一星”,固然值得庆贺,然而那未能得到保护的一大片,他们受到的磨难、丧失的年华以至生命,难道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何况,钱学森这样的人虽然免遭迫害,也未能免于恐惧,以至说出些无法为之辩解的话来,直让敬重他学问的人们顿足叹息。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08-18 09:50:56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不以成败论英雄。。。

    学渊按:寒春一九二二年生于芝加哥,她的父亲(Sebastian Hinton)是一个律师,母亲(Carmelita Hinton)是一个创办学校的教育家,她的曾祖父乔治·布尔(George Boole)是逻辑代数(布尔代数)的创立人,计算机科学建立在这门学科的基础上;她的曾姑母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是《牛氓》的作者,这部小说在苏联和中国有大量的读者;著名英国物理学家泰勒(G.I. Taylor)是他的表哥。寒春与杨振宁曾经在费米手下同事。她的哥哥寒丁曾经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六四以后与中国断绝往来。我们不应该以成败论英雄。

在中国革命幻象中迷失的美国左派

——写在寒春逝世之际

2010年八月

玛丽

    那位在中国养了62年奶牛的美国老太太去世了。几年前,寒春(Joan Hinton)曾把同是美国人的丈夫阳早,埋葬在北京昌平区小王庄农场,一棵朝夕能看见牛羊的冷杉树下。而她本人的遗愿是,把骨灰撒到他们夫妇来华最初工作的地方——塞北大漠。尽管寒春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被称为“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但中国官方对她去世的反应有点冷淡。虽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人发了唁电表示哀悼,但官方媒体极少报道。对这位至今仍然拥护文革并谴责邓小平改革的老外,中共方面似乎不太愿意多提及。

    寒春和她的弟弟寒丁

    寒春的去世,令我们回忆起西方左派追随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那段历史。对于人的行为,任何时候都可能有多种解读。但是,对历史负责任的公正的解读,必须联系人们的动机意图、当时的环境以及行为的后果,才能做出客观理性的解释和评价。

    真诚的国际主义者与底层同甘苦。在中国纪念寒春最热闹的,是“乌有之乡”网站的新左派。他们开追思会,办纪念馆,宣传寒春的理想和事迹。那些中国新左派虽然也叫“左派”,但他们和西方老左派有本质的区别。

     寒春等西方老左派是真诚的国际主义者,中国新左派却打着爱国民族主义的大旗。西方老左派批判资本主义,自己也放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身体力行过底层的简朴生活,其理念和行为是一致的。中国新左派却言行不一,如汪晖等人一面反对资本主义,写食洋不化、诘屈聱牙的文章,一面过高高在上的优裕的教授生活。

     青年时期的寒春走向中国、奔赴延安,是由于原子弹爆炸改变了她的一生。早在二战期间,作为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一个和平主义者,寒春参加了美国一项名为“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究计划,当时她认为制造原子弹只是用来威慑希特勒,相信美国不会真的使用。不久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十五万人灰飞烟灭。一直“反对原子科学军用”的寒春,万分震骇而痛苦。她要何去何从?曾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的寒春,退出了美国核能研究中心,追随哥哥韩丁和朋友阳早的足迹,投奔了中国革命。

    陕北黄土中的瓦窑堡炼铁厂,是寒春工作的第一个单位。而后,夫妇俩先后在西安草滩农场、北京市红星公社等地,从事奶牛饲养机械化和牛种改良的工作,获得多项科学技术奖。文革中有几年,中共为了监视外国专家,曾一度把寒春夫妇调到北京做外文译校。后来他们要求调回农村,拒绝高工资,吃自己种的蔬菜,住简陋的平房,一张用砖块垒成的写字台,用了25年。

    宽容毛泽东

    如果寒春只是终生在中国农村喂养奶牛,以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那么毫无疑问,她应该获得我们的崇敬和高度评价。然而,知识分子是要发表言论的,他们的言论是有影响力的。这么多年,寒春一直发表抨击美国、捍卫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言论。

    一九五二年,寒春在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上发言,谴责美国是唯一犯下原子弹罪行的国家。殊不知她所投奔的中国,就曾因为美国的原子弹爆炸而获救,这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举措。她曾向媒体控诉美国大萧条期间,南方葡萄园工人工资低廉受剥削,但不去了解中国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真相。她指责西方自由社会不自由,民主国家也不是真正的民主,却对中国大量被囚禁的政治犯不闻不问。她很坚决地反对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却对中共疯狂迫害知识分子不置一词。

    倾心于神话般的中国革命,寒春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迷信的地步。她怀念延安保卫战,赞扬毛泽东以“小米加步枪”战胜强敌。直到二○○八年,寒春还在日本对《周末澳大利亚报》说:“如果毛泽东还活着就太好了。我当然百分之百支持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切。”她为毛泽东辩护说:“毛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解放了所有人,他绝对不是一个恶魔。”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说:“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二战之后曾有一段时间,法国左派如萨特等人,“每个人都拉住马克思主义的手,组成一圈美妙的圆舞。”(福柯语)但在一九六八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时,这一切结束了。

    但是,寒春等人从未完成这个转变。无论中国人经历过多少巨大的人为的灾难,她始终认为罪不在毛泽东,而是下面的人搞坏了。六四事件发生后,寒春和她哥哥韩丁一样谴责邓小平,但她认为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复辟的缘故。应该说,寒春等西方左派大都是人道主义的信仰者,他们希望减轻人们的苦难、解放被压迫者,才来到中国。但是,当她偏执地迷信毛泽东、终生捍卫毛的革命神话时,这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她早年的和平博爱理想。即使不是出于主观愿望,从客观效果来看,我们也只能痛心地说:寒春等人用他们的言论支持了暴政。

    同情心、道德感压倒理性思考

    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一直在探讨这个谜团:为什么西方左派会醉心于东方的革命?从寒春这个个案来看,这种奇怪的现象有着社会、心理和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由于她耽迷于意识形态的幻象。寒春的姐姐是美共党员,早年常给寒春等人送马列主义书籍。那些书籍唤起了寒春心中的希望。会拉小提琴的年轻人,相信革命会摧毁一个可恶的旧世界,能使人类变得更美好。一九四八年在陕北,寒春曾给她的导师——美国著名原子科学家费米写信,倾吐她参与“千百万人努力奋斗的事业”的激情。很明显,比起平庸无趣的改良,革命更为诗意盎然,更适合梦想参与壮丽事业的人。

    其次,像寒春这样的西方人道主义者会与中国革命者携手,还由于她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压倒了理性的思考。阿伦特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曾经谈到“罗伯斯庇尔受同情的激情所驱使”。西方左派发自内心的革命激情,往往导致与同情的目的相反的结果。

    同情穷人的左派想要消灭社会上的不平等不公正,但他们身不由己地陷入另一种不平等不公正,例如土改时期的斗地主分田地。左派们跟随的革命领导人,往往无情地背叛追随他的社会群体。寒春们怜悯受苦的穷人,却没有想到要怎样赋予他们基本权利,没有考虑怎样建立一个保护人权的宪政体制,这些都说明理性的缺乏。再次,纯洁的革命者往往像清教徒一样偏爱美德。关于寒春个人道德的事例很多。例如,她曾说服农场领导给所有工人都上保险,用自己的工资给老保姆发退休金。她甚至长期接济西安草滩农场的一个右派——虽然那是毛泽东惩罚的人。寒春之所以支持文革,是因为她认为文革是底层人民反官僚特权的运动。

    对美德的偏爱和理性的欠缺,酿成寒春们的人生误区。当年在延安,寒春见过很多生活极端简朴、无私奉献的共产党人,被那种道德氛围所感动,她从此美化了中共的制度。可惜当时不懂中文的寒春,没看到延安以革命名义杀戮文化人王实味的血光。

    把革命意识形态变成宗教的悲剧

    曾有西方学者问:法国大革命为何不接纳任何教会?其回答是:因为革命本身就是教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做出全面解释,把无产阶级当作完成其使命的选民,这种学说本来就含有犹太-基督教的根源。把革命神圣化的西方左派,就像心怀仁慈和使命感的教徒一样,迎接一个新世界到来。

    寒春本来是西方社会的反叛者,她到中国去寻找有意义的人生,寒春在内心里制造了一个封闭的解释系统,把一切坏事都称为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逆流”。这样的状态令我们感到熟悉:上帝永远不会有错,真主总是伟大。

    这种革命宗教的迷惑力,甚至可以诱使寒春放弃早年信仰的和平主义。在《一个核物理学家的自述》里,寒春谈到她原先是个和平主义者,甚至反对杀生,但在国民党进攻陕北边区时,她被革命正义感所鼓舞:“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如果敌人来了,我一定冲上去杀死他。”

    人的自我欺骗往往可以获得自我心理满足。当这位喜欢哼唱陕北民歌的美国老太太去世时,她心里是很满足的。寒春认为中国是世界人民革命的榜样,认为自己“从自然科学的尖端跨到社会科学的尖端”,此生足矣。然而,如何解释当今中国巨大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寒春活到今天仍然会象一只迷途的羔羊。

Joan Hinton dies at 88; physicist joined Maoist revolution after helping develop the atom bomb

June 21, 2010|By Valerie J. Nelson, Los Angeles Times(洛杉矶时报)
 

At 22, she was recruited to work on the Manhattan Project. Disgusted after the bomb was dropped on Japan, she moved to rural China and turned her research to dairy cows, operating a farm for decades.

In the anti-Communist hysteria of early 1950s America, nuclear physicist Joan Hinton was labeled "The Atom Spy Who Got Away."

Recruited at 22 to help develop the atom bomb, she was so repulsed when the U.S. dropped it on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 that she fled in 1948 to China, where she embraced Maoism and ran a dairy farm for much of the rest of her life.

Magazines from the era presented her in caricature as a trenchcoated femme fatale engaged in nuclear espionage, a charge she always denied. Hinton chortled when she told The Times in 1999 that reality was far more mundane: the science she practiced in China was aimed at finding the best way to breed horses and milk cows.

Hinton died June 8 at a hospital in Beijing, said a spokeswoman for th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which Hinton had worked with since 1979. She was 88.

"I don't want to spend my life figuring out how to kill people," Hinton said in 2002 on National Public Radio as she explained her disgust with nuclear warfare and her attraction to China. "I want to figure out how to let people have a better life, not a worse life."

Born in Chicago in 1921, she was a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with a reputation as a daring snow skier when she was asked to join the Manhattan Project, which would produce the atom bomb.

A talent for equations ran in the family. She was the great-granddaughter of George Boole, the 19th century inventor of Boolean algebra, and a cousin of G.I. Taylor, an English physicist who was one of the great scient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After arriving in early 1944 at the research site at Los Alamos, N.M., Hinton assisted Enrico Fermi, a chief scientist on the project. She was part of a group that built two reactors for testing enriched uranium and plutonium.

When the first atomic bomb was detonated on July 16, 1945, in the New Mexico desert, Hinton was banned from the test area but sneaked in on the back of a colleague's motorcycle to watch the dawn blast.

"We first felt the heat on our faces, then we saw what looked like a sea of light," she told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 2008. "It was gradually sucked into an awful purple glow that went up and up into a mushroom cloud. It looked beautiful as it lit up the morning sun."

The next month, she learned that the bomb had been used to destroy two Japanese cities. Horrified, she became a peace activist.

 

 

 

襄樊百余农民工西安讨薪遭殴 工会异地维权受关注

2010年08月13日

    湖北工会赴陕 维权取得进展西安警方已锁定相关嫌疑人

   近日,湖北南漳县农民工维权工作专班就百余湖北籍农民工在陕西遭欠薪、被殴打相关问题,与陕西西安市临潼区政府相关部门展开协商。

    南漳县工作专班与西安市临潼区政府经过会商,达成3点共识:一是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出真凶;二是由相关项目部承担受伤农民工的医药费;三是由临潼区政府指派审计部门对工程款进行结算审计,相关项目部根据审计结果向农民工结算工程款。若达不成一致意见,将通过仲裁、司法程序解决。

    据了解,4月15日,在包工头的带领下,118名主要来自湖北的农民工赴西安承接包头至西安铁路联络线西安市临潼区新丰段的桥涵工程。工程完工后,农民工认为项目部没有按事先的承诺结清工程款。7月21日,在连续数天讨薪未果后,这118名农民工遭到300多名手持木棒的人围殴,30多名农民工被打伤,9人重伤。

    此事引起了湖北省总工会的高度重视,要求启动农民工异地维权联动机制,妥善解决相关问题。部分被殴农民工所在地襄樊市总工会了解案情后,要求南漳县总工会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全程参与维权工作。

    据悉,日前西安市临潼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与南漳县专班工作人员召开协调会。会后,农民工被殴事件的善后取得进展,受伤农民工均被妥善安置。临潼区公安分局正在抓紧办案,目前已锁定相关嫌疑人。(武汉8月12日电 记者田豆豆)

 

全总法律工作部部长专访:工会异地维权 初建联动机制

  农民工遭遇侵权后,劳务输出地的工会组织在党政部门支持下,积极介入调查,与事发地党政部门、工会组织协调,采取维权措施……近来,工会组织异地维权的现象受到关注。

  异地维权如何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如何实现劳务输出地与输入地工会维权机制的“对接”?针对这些情况,记者采访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刘继臣。


  有其积极意义,但易增加维权成本

  记者:全总如何看待工会组织异地维权这种现象?

  刘继臣:异地维权现象反映出劳务输出地工会组织履行维权职责的意识在增强,从这个角度讲,这种做法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不依托当地工会组织的维权渠道、资源和经验,开展异地维权,势必影响维权效果,且容易造成维权成本增加和资源浪费。  

  记者:有人认为,异地维权反映出事发地工会在外来务工人员中工作的缺位。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刘继臣:维护职工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农民工是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会维权不会因对象不同而有所差别。农民工由于规模大、流动性强、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较弱等原因,其权益最容易受到侵害,维权难度也相对较大,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对较多。此外,基层工会作用发挥不理想,也是影响工会认可度的重要原因。基层工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在依法维护职工权益方面,往往很难发挥有效作用。


  如何克服地方保护

  以劳务输入地工会为主,联动维权效果较好

  记者:异地维权能否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刘继臣:地方保护主义在职工维权领域确实存在,这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相对短缺,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低,少数地方片面追求GDP增长而忽视外来务工人员权益等有很大关系。不同区域工会之间建立维权联动机制,共同做好维护职工权益工作,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有效做法之一。  

  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由劳务输出地和劳务输入地的工会组织建立维权联动机制,以输入地工会为主,共同做好异地就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的权益维护工作,效果较好。四川省创立的省际工会联动维护农民工权益机制,受到农民工的褒扬。2005年10月,四川省总工会先后与上海、江苏、广东、福建签订省际工会联动维护农民工权益协议,委托当地工会为四川农民工实施维权,同时承诺担负起以上地区来川农民工的维权责任,由此实现农民工有组织的维权。很多地方工会借鉴这一做法,省际、城际工会维权联动机制在一些地区之间建立起来,为维护异地就业职工合法权益,发挥了很大作用。

 

怎样增强维权能力 最大限度地把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

  记者:近年跨地区维权增多,工会组织是如何应对的?上级工会一般怎样处理?

  刘继臣:2004年石家庄、福州、温州、成都等城市工会在全国率先建立起城际间工会维权联动机制。这些城市工会打破现有工会组织的地域界限,形成了输出地和输入地相互呼应、配合支持的维权机制。温州市一个体老板长期拖欠石家庄市的农民工工资,农民工们请求家乡的工会组织帮助维权。石家庄市总工会立即与温州市总工会联系,帮农民工追回了工资。

  省际、城际工会维权联动机制只是工会履行基本职责的一项措施,在多数情况下,职工权益受到侵害,当地工会就能协调处理,只有少量侵权案件是通过两地工会之间沟通协调或上级工会协调处理的。今年6月重庆市总工会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处理重庆市农民工讨薪被殴事件时,就及时向全总报告了相关情况,最后在全总督促下,事情得到处理。

  记者:在外来务工人员增强维权能力方面,全总近期有什么相关的工作计划?

  刘继臣:全总历来重视增强外来务工人员维权能力。一是最大限度地把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继续加大吸收农民工入会的力度,把农民工组织起来,依托工会组织,增强维权实效。二是继续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特别是要着力强化他们的法律意识,使其树立依法维权的观念,提高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三是建立健全维护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机制。充分发挥集体协商、民主管理、劳动争议调处方面的机制制度的作用,使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学会通过协商解决劳动纠纷,提高他们的民主参与意识,维护其合法权益。(记者 潘跃)


 

 



发件人:"renyashuang" <renyashuang@sinoprogress.com> 2010-08-18 17:34:38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抄送:标题: 前进策略新主张

探索新型社区回龙观的治理之路

——以回龙观社区为例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姚杏 林岚

2010年8月

  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和住房私有化改革,我国的城市社会经历了一个由单位到社区的转型过程:大量具有自主产权新型社区不断涌现,取代了福利分房体制下传统社区;以教育与政治控制为主要职能的行政性社区逐渐让位于服务型社区。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一系列关于社区治理的新需求和新问题涌现出来, 比如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缺失;社区居民的诉求趋于多元化和透明化;居民的维权意识以及社区自主治理意识增强等等,这些都促使我们对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反思和重新摸索。

  位于北京京郊,被公认为亚洲第一大社区的回龙观正是我国社区发展新趋势下的一个缩影。回龙观社区以其独特的价值定位、丰富多彩的文化建设、极具影响力的公益活动、广泛的社区参与和社区自治尝试为居民打造了一个有归属感的幸福家园。本文针对我国社区转型的新趋势,结合居民需要多元化与治理自主化的背景,以回龙观的成功经验为例,试图从社区定位、社区参与、自治组织培育三方面来探讨社区治理的新模式。

需求多元化与治理自主化

——新型社区的治理背景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变。我国传统的社区管理结构是由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区县——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三级管理模式构成的。传统社区管理针对的是传统的社区,即基于福利分房体系,以工作单位所形成的行政建制大院。自9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单位制逐渐弱化,政府通过单位控制社会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与此同时,由于用人制度和福利住房体系的巨大变革,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转变,从而产生了大量有自主产权的新型社区。社区制在建立的初期带有明显的社会控制的功能,随着“政社分开”成为一种基本共识之后,社区的独立性越来越被重视。

  随着新型社区的出现和社区独立性的增强,社区治理遇到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使得居民的自由感和个体自主意识增强,居民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个人权益诉求的表达逐渐趋于透明化,同时居民对社区治理和社区参与也产生了更多的关注和兴趣;另一方,以行政和社会控制为主导的单位控制的放松,使居民获得更大自由的同时,也给城市居民带来了一些精神上的缺失,尤其是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的缺失;不仅如此,再加上城市化和市场化加速导致的恶果,社会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疏远,社会成员之间形成强烈的陌生感、疏离感和孤独感,各种服务的获得需要用金钱来交换。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已经难以解决上述的种种问题和困难,满足居民的多元化的需要以及治理自主化的诉求,这些情况都迫使我们寻找和探索适应新型社区的新的治理模式。

如何治理新型社区?——回龙观给我们的启示

  在社区转型的背景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治理新型社区?回龙观社区给了我们诸多启示。

  近些年来,回龙观社区无论在文化建设,还是在爱心公益活动方面,或是居民参与维权方面都搞得有声有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仅如此,回龙观的社区治理模式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回龙观社区形成了以业主为主体的维权组织和物业管理委员会;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上也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在社区治理资源方面,回龙观不仅吸收政府资源,也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居民、社会等多元的资源来解决社区的问题。回龙观作为中国城市化中的一个特例,它正以其独特的面貌展现着它的生机和活力。

  纵观回龙观社区的成功经验,在社区定位、社区参与、自治组织建设三个方面为我们探讨社区治理的新模式提供了范例:首先,准确的社区定位是构建一个优秀社区的基本前提。只有首先为社区明确了适合自身需要的目标,才能为之寻找所匹配的资源,并采取行动去满足这些需要并实现目标。回龙观社区根据居民的特点将社区定位为“文化居住区”,是其获得成功的第一步。

  同质性和阶层性提供了社区形成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回龙观居住的很多人是中关村的IT业人士,年龄多在25到35岁之间,经历相仿,大部分人属于“北漂”(在北京漂泊闯天下者的昵称),受过良好的教育,95%以上具有本科学历水平,收入中等偏上,多数是中层管理人员或技术精英,思想活跃,敢于创新,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因为是“北漂”,这个群体对归属感有较多的需求,同时作为白领和小资,他们对精神文化的渴望也更强烈,将回龙观定位为文化居住区正契合了居民的真实需求。

  在准确定位的基础之上,回龙观社区又以俱乐部的方式展开了丰富的文化生活。迄今为止,回龙观社区文化活动队伍约有50余个,每年举办文化活动有一两百次。从2002年起,回龙观社区居民开始组织本地区的卡拉OK赛,还参考超级女声赛制,冠名为“超级回声”,“超级回声”在北京市都有较高的曝光度,年度“巨星”诞生后,还会义务参与到回龙观举办的各种活动中。更出名的是“回超杯”足球赛,这个试与英超比拼的社区足球赛每年都吸引了众多球迷参加。不仅如此,“回超”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协会——“回龙观业主足球协会”,并开设了“官方网站”。国庆期间,回龙观内的活动更是不计其数。打开社区网首页可以看到许多活动信息,每个帖子背后都是一串响应者的跟帖。活动的发起者和响应者之间可能原来并不认识,但由于多次在一起参与体育、娱乐、旅游等活动而成为朋友。共同的兴趣爱好成为缔结社区关系的元素,而网络式的关系又进一步影响着居民们的生活,影响着他们的事业,凝聚成团结的力量。

  其次,推动居民社区参与是实现社区自治良好运作的需要。居民才是社区的真正主体,居民也应当成为建设社区、维护自身权益的积极行动者。只有培养起居民的社区意识,以及自主经营和管理社区事务的意识,社区自治才有可能实现。回龙观就是一个鼓励和推动社区参与的典型,它建立起了网络互动、业主委员会和社区选举等多元的居民社区参与方式。

  回龙观社区不仅以网络为依托搭建了社区参与的主要平台,而且依靠社区参与完善了社区建设。回龙观网站始建于2001年,如今已经得到长足发展并初具规模(访问量超过600万人次,注册用户3万多人),社区的一切消息和最新活动都在社区网站上发布,它不仅成为了社区居民沟通的重要工具,成为了社区服务和运作的重要平台,而且催生了一系列的网络产业。例如: 2009年政协委员在回龙观社区网站上征集提案,仅一个星期,提案征集贴的点击量就接近3000次,数百条帖子紧紧跟随,许多网友还写出了问题的详细解决建议。经过网上征集提案,不少居民集中关心的问题,比如交通问题,就医问题等都获得了妥善的解决。

  此外,业主委员会是回龙观社区居民自发形成的,推动社区参与的另一重要形式。业主委员会代表居民,有竟聘选择权、有对社区资源的控制权,比如对房屋大修费的掌握以及对小区停车位及社区会馆经营权的争取。除此之外,业主委员会还有权参与和讨论、处理公共议题。在回龙观社区,业主委员会参与处理和讨论的公共议题包括:小区内公共用地的绿化、环境保护、减低噪音、卫生、房屋维修、照明、安全、物业费用等。这些典型的社区公共议题的讨论都提高了居民社区参与的热情。

  社区选举也是回龙观推动社区参与的一大形式。2009年聂海亮被回龙观居民选举推荐为昌平区人大代表是个最典型的例子。回龙观的居民们希望通过社区选举的方式,选出能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推动回龙观文化社区问题的解决和建设的发展。

  再次,积极培育自治组织,使之成为促进社区建设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推动力量。没有一大批自治组织的产生和具体运作, 就不可能做到政事分离、政社分离, 就难以形成“ 小政府, 大社会” 的管理格局;没有一大批自治组织的产生和具体运作, 就不易形成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运行格局。因此,培育自治组织是开放型社区治理的必然需求。

  大力发展自治组织,使之成为满足居民志愿服务和公益奉献需求的平台,使之成为为居民排忧解难的窗口,是回龙观社区的一大特色。在回龙观社区所有的自治组织当中,回龙观志愿者协会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它把具有相同志愿服务意向和志趣爱好的志愿者有效地组织起来,立志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独立运转能力、能够持续发展的志愿者组织。不仅如此,2009年开通了回龙观志愿服务网,使得志愿活动更加透明化、开放化、便捷化。秉承“志愿·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到目前为止,回龙观社区的各个自治组织已经开展了大量有特色的志愿服务,开展了大量特色志愿服务项目,比如植树、治安巡逻、“亲子小屋图书馆”、看望照顾老人等等。此外,自治组织还开展了大量的爱心公益活动,如对日诉讼团捐款、张北防护林捐款、捐助云趣园维权活动、SARS期间对医护人员的捐助、不定期的献血和捐骨髓活动、助流浪猫狗、为弃婴捐奶粉等等。这些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不仅满足社区居民志愿服务需求,为居民们奉献爱心提供平台,也成为凝聚人心,提升居民社会责任感的力量源泉。

  综上可以看到,随着中国新型社区的不断涌现,对社区治理模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符合社区发展方向和居民诉求的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也必将形成。回龙观社区建设的实例为建设现代宜居社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供了一个蓝本,也为中国的社区治理预示了希望。

 

发件人:"renyashuang" <renyashuang@sinoprogress.com> 2010-08-18 17:34:38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抄送:标题: 前进策略新主张

开拓企业多渠道销售新时代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杨波

2010年8月

  2009年中国网上零售市场规模超过2300亿元,较2008年增长了一倍。随着互联网和现代物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传统渠道的发展速度放缓,传统企业纷纷“触网”开设网上商城。2010年苏宁电器与国际IT业巨头IBM和思科联手开发电子商务网站“易购”,国美电器也加大了网上商城的建设推出了国美电子商城。与此同时电子商务企业纷纷“着陆”开设线下实体店。电子商务B2C企业凡客诚品、麦考林等都开设了实体店,国内最大的线上零售服务提供商淘宝也于今年1月正式宣布进军线下零售,启动了其线下实体代购店的计划。种种现象表明,以传统渠道概念来定义企业类型越来越难,因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多渠道销售。虽然网上商城对实体店形成了有力冲击,但其缺少现场体验和服务的缺陷又预示着其不可能取代实体店。体验和服务是线下传统渠道的优势所在,而低运营成本带动了网络渠道的快速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正逐渐习惯于通过多渠道进行消费,通过互联网对要购买的产品进行查询后在实体店中进行购买,或通过实体店选择好商品后通过网络下订单购买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如果企业不能给客户提供多元化的渠道,客户可能会流失到竞争对象那里。

  多渠道销售就是通过联合、加强两条或更多的营销渠道,例如通过网上商城、专卖店、社区商店、目录销售等多渠道全网覆盖消费者,其中一条销售渠道无法完成的使命(比如直接吸引消费者在网站购买),通过另一种销售渠道做补充(比如吸引消费者在专卖店购买)。通过多渠道的协同实现商品、促销、资讯的集中控制。从100多年前兴起的百货店,到后来出现的大卖场、超市、连锁店、便利店等实体零售形式,零售的业态充满变革,多种业态并存于购物渠道之中,满足人们各种生活所需。现在电子商务作为新兴销售渠道改变着人们的消费习惯,未来电子商务将会更加自然地与传统零售业相融合。

  然而电子商务企业纷纷“着陆”时,京东商城则表示绝对不会拓展实体渠道,当当网、卓越网等B2C平台暂时也均未有拓展实体渠道的相关计划。与此同时不少传统企业也拒绝“触网”坚持实体店经营。一面是多渠道销售的快速发展,一面是部分企业坚持单一渠道销售。对多渠道销售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使人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样的企业需要多渠道营销?企业在多渠道销售中需要哪些调整?战略上如何考虑各个渠道的特色?如何在各渠道间进行市场营销和管理?

多渠道销售的变革之道

  多渠道销售已经成为国内外消费品市场发展的趋势,但多渠道销售需要有强大的呼叫中心和供应链作为后盾,需要有处理上千张订单的能力,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和专业人力作为保障。受多渠道销售这些高门槛条件的限制,多渠道销售虽然前景光明,但企业要想在其中分一杯羹却并不容易,实践证明,一个成功实现多渠道销售变革的企业通常会具有以下六个特征:
  第一,多渠道开设存在必要性,每个渠道都能充分发挥其优势。例如京东商城明确表示不会开设实体店是由于电子产品标准化程度非常高,消费者可以从国美、苏宁、迪信通等电子卖场对某一产品进行现场体验后在京东商城上下订单购买,低价格优势是京东商城的核心竞争力,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没有必要开设实体店。
  第二,能够向消费者解释清楚不同渠道产品供应和价格存在差异的原因,并能通过这些差异引导目标消费者合理使用不同渠道。中国移动手机充值卡可以通过网上营业厅、实体店营业厅等渠道购买,由运营成本较低的网上营业厅充值时会有一定的价格优惠,中国移动通过这种价格差异引导消费者办理充值业务时使用网上营业厅。
  第三,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多渠道销售从购买到售后服务是顺畅便捷的。消费者不论从哪个渠道购买产品,不论从哪个渠道进行售后服务都可以感受到方便快捷,当购买渠道与售后服务使用不同渠道时不会出现相互推诿等现象。
  第四,企业内部通过组织结构调整和激励机制来积极推动多渠道销售。企业针对多渠道销售特点,进行组织调整并且制定相应激励政策来保证多渠道战略的实施。
  第五,企业清楚消费者如何使用各渠道及不同渠道为客户提供相同产品的成本。各种消费者使用不同渠道的习惯、方法都被企业所掌握,并且从不同渠道出货的成本有科学的核算方法。
  第六,企业拥有及时全面收集不同渠道的客户消费信息的能力,从而全面了解客户的购买行为和机会。通过数据库系统能够及时全面收集到客户消息,在分析客户的基础上制定各种促销和推广活动。
  当然,作为一个没有涉足过多渠道销售的企业,要想成功完成由单一渠道向多渠道的转变,需要完成以下一系列的工作和变革:

  一、进行消费者研究,了解消费者渠道需求。

  多渠道销售的不同渠道针对的是不同目标消费者,目的是尽可能广的覆盖目标消费者。每个渠道定位于不同的选购情况,需要满足对便利性、分类、现场体验、促销以及价格点的不同需求。将各个渠道的特长都发挥出来,才能得到1+1>2的效果。假设某企业目标客户针对的是城市女性,那么就要了解这些客户比较独特的购物特点,她们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时间内阅读目录打电话订购或上网订购的比较多,而在下班后和周末将是这些城市女性逛街休闲的主要时间,这时将是实体店最繁忙的时候,等到实体店晚上关门之后网络订购又会形成一个高峰。只有在进行了消费者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目标客户的消费习惯设计对应的渠道,才能让顾客随时从不同的渠道里获得想买的商品,体验无障碍购物的乐趣,从而实现多渠道销售的目的。
  乐友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孕婴童用品专卖连锁企业,乐友网上商城是全国最早、最大的母婴用品网上购物商城,销售额每年以两到三倍的速度增长。乐友公司计划开设百家实体店,在决定进入多渠道销售之前,乐友公司对母婴用品消费渠道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通过对年龄段和品类分析发现了消费者的一系列显著的特征。如“80后”进入育龄期后对信息量需求非常高,怀孕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网络上搜索,网络在这个时间段起到了毋庸置疑的作用;孕妇生完孩子后手忙脚乱,既没有时间上网更没有时间逛街,通过邮购目录来购买产品就成为新妈妈的第一选择;宝宝再大一点,新妈妈们就更喜欢带着小宝宝到实体店里购买产品,因为可以当场对尺寸、颜色等进行比较选择。乐友公司对消费者购物特点的深刻把握,为乐友公司多渠道销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根据行业和企业自身情况,进行多渠道营销战略规划。

  多渠道营销是企业实现低成本、差异化的重要方式,多渠道营销不同的选择会深刻影响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库存管理等一系列企业管理重要环节。所以在消费者研究基础上,还需要结合行业和企业情况从战略高度进行多渠道营销战略规划,系统地分析不同的可选方案,在充分权衡利弊的基础上科学决策。在设计多渠道营销战略时,首先要特别关注通过互联网、直邮和电话销售等非实体店的渠道能否真正实现低成本进入。由于这些看似低成本的渠道对企业库存、供应链和人力资源等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有些没有经验的企业进入后反而成本居高不下。其次要分析能否通过多渠道营销提高企业知名度和客户满意度及忠诚度。多渠道增加的不仅是成交渠道、推广渠道,也是客户引导和培育渠道,多渠道营销战略要重视多渠道发展对企业品牌或产品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最后要分析能否通过多渠道营销构建企业的战略性优势,建立令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从供应链到客户资源管理全方位的资源整合能力。当企业制定多渠道营销战略时,要站在更高更宽泛的角度开发利用现有渠道,设计与现有渠道相融合相促进的新渠道模式。不是所有公司都能采用相似的多渠道营销模式,不同企业的多渠道营销模式差异很大。有针对性前瞻性的多渠道营销战略规划会对企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珂兰钻石多渠道销售建立体验店后,销售额大大增加;携程和红孩子的多渠道销售如果没有呼叫中心和目录的介入,也不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

  三、根据成本和多渠道营销战略解决多渠道定价难题。

  第三企业进入多渠道经营后不同渠道的定价问题经常会困扰着企业。定价困难只是企业进入新渠道经营面临诸多问题的一个缩影。从市场环境来看,网上零售市场发展相对不成熟,低价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因此容易导致企业网上商城与实体店之间的价格冲突和竞争,并导致自己的用户从实体店流失到网上商城,从而导致企业总体利润下降。从企业自身来看,流通企业在多渠道运营中,各渠道之间的物流成本、库存成本等不相同,如果以成本定价会导致零售价格不统一。从企业发展来看,多渠道销售中新渠道兼具销售渠道、推广渠道、客户引导和培育渠道的多重功能。例如麦考林实体店定位于体验和服务支撑,实体店可以不盈利,作用是持续地把各种新产品推荐给客户,吸引客户到网上购物。所以企业多渠道定价问题是与营销战略密切相关的问题,需要根据成本和多渠道营销战略决定各渠道定价。例如如家等经济型连锁酒店的营销策略是在低房价的条件下维持高的入住率来保证盈利,因此其定价策略是通过一定价格优惠政策吸引消费者使用电话、网络提前预订。

  四、设计流程制度,引导消费者差异化使用渠道,实现多渠道和谐运营。

  引导客户使用新渠道,这对商家和渠道合作方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在与客户的多渠道互动中取得控制权,企业必须在销售与服务过程中通过流程制度对客户加以巧妙的引导。将客户引导到针对其量身定制的销售渠道。这样不仅可以为其提供持续差异化服务,形成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力,还可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降低运营成本。另外企业对多渠道销售过程中的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有明确的解决流程,当消费者从一个渠道转向另一个渠道时往往会遇到很多新问题,如果多渠道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消费者会“用脚投票”(或者鼠标)。所以在设计流程制度时应该以消费者为中心,进行系统梳理,完善不同情况的下服务方式和内容。

   五、通过引入数据库管理解决多渠道销售的服务整合难题。

  数据库营销是解决渠道冲突的重要策略。把传统渠道的管理方法直接嫁接到新渠道上,作为传统渠道的一个并行渠道,不能根本上解决渠道冲突的问题。消费者期待在他们购买、送货以及售后服务时得到无缝体验,不管是通过商店、邮购、网站、电话还是电视购物。这就要求企业在进行多渠道销售时对服务进行整合,即不论从什么渠道购买都能在另一渠道接受相关服务,如果没有强大数据库支持很难实现。这需要在共享数据库基础上,实现多渠道整合管理。无论从哪一个渠道购买产品的客户信息都会被保存在集中的数据库里。丰富的数据库信息不仅是分析客户爱好、购买趋向,价格定位,时尚偏好的基础,也是发送目录和设计产品的依据。在营销过程中,不同的渠道在后台系统相通,才能形成对目标顾客全时段、全方位服务覆盖。

麦考林多渠道销售成功之路

  作为中国多渠道零售行业的领导者,麦考林一直致力于为中国女性提供“时尚超值”的购物服务,其主打产品是自有品牌“EUROMODA”(欧梦达)和引进品牌“RAMPAGE(兰沛琪)”。由当初单一的目录邮购渠道销售逐步发展到今天的目录邮购、网站、实体店、电话直销多渠道销售,麦考林用了十四年时间并逐渐得到顾客的认同,目前麦考林拥有580万注册会员,200多万活跃用户,目录全年发行8000万册,网站日均浏览10万人/天,连续5年保持了50%以上的复合增长率,网络销售发展每年都以100%的速度增长, 2009年公司销售额近15亿。麦网已经成为当当和卓越之后的国内第三大B2C网站。
  麦考林在分析客户需求后,制定了多渠道营销战略,将线下实体店定位成宣传和服务体验渠道。线下实体店承载体验和服务功能,同时其开到哪里就将广告牌挂到哪里。实体店不仅打消了顾客对邮购、网购产品的顾虑,而且体验服务提高了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麦考林从2006年开设第一家自有品牌EUROMODA服装店,到目前已发展到将近430家实体店。麦考林将一线城市视为向二、三线城市传递时尚信息、引领品牌、控制资源的战略要地,所以坚持直营。而在二、三线城市以加盟形式为主,因为加盟形式能够控制成本,实现快速铺建渠道。麦考林围绕多渠道营销战略制定了加盟和实体店管理的相关流程和制度。

  由于各个渠道分属于不同的业态,除去共有的库存、生产成本后,渠道之间的成本并不一致。网购渠道主要的成本是运营和营销,邮购渠道最大的成本来源于印刷和发行,而实体店最大的成本在于租金和人员费用。麦考林渠道定价策略将实体店定位于体验和服务功能,将盈利功能弱化。麦考林认为实体店作为一个通道,如果有2000家店每年将为“麦考林商城”带来800万到900万的新增客户群。客户在实体店不消费没关系,关键是可以持续地得到新产品信息,吸引客户到网上购物。有了实体店的“展示”支撑,网络渠道的业务更加有保障。实体店的运营成本,通过网络新增用户消费和老用户重复购买产生的营业收入来分摊。

  麦考林多渠道制胜的核心法宝还在于成熟的用户数据库。麦考林的三种营销渠道(电子商务、邮购目录、实体门店)并不是简单的平行排列,而是在共享数据库基础上实现整合营销。无论从哪一个渠道购买产品的客户信息都会被保存在统一的数据库里。这些信息不仅包括客户的姓名、年龄、职业等基本资料,还包括其所有的购买纪录、用户反馈、投诉信息等。麦考林根据数据信息分析客户爱好、购买趋向、价格定位、时尚偏好等,发送相对应的目录,并为产品设计和采购提供依据。麦考林正确应用了多渠道销售的方法,以数据库为核心,整合电子商务、邮购目录、实体门店的多渠道销售,通过差异化服务、立体化传播,构建了短期内难以复制的商业模式,和主要竞争对手形成有效的区隔,将各类不同生活方式的女性消费者全面覆盖。围绕着女性顾客的不同需求,提供服装、家居、健康、美容、母婴等系列产品,成为了24小时服务的女性百货店。

 

前进策略----中国策略咨询的旗帜品牌

     前进策略:成立于2000年,由零点调查与具有国际咨询服务背景和在中国市场有实战经验的资深专业人士共同投资建设。前进策略依据深入、多面、系统的研究数据,锁定中国社会转型而带来的营销管理和组织内部管理方面广泛存在的转型需要,透过研发与引进具有系统解决能力的专业模型,建立实战型的工作团队,提供基于消费者需要驱动的全程解决方案。

  “前进策略”借助于“零点调查”的支持,使其策略构架充分掌握了行业数据、竞争态势、最佳实践及丰富详实的市场数据基础,为客户提供得到市场和消费者验证的策略选择。

  前进策略在新业务场进入、营销策略、品牌管理、品类管理、渠道管理、产品创新程序、危机管理、物流管理、企业人力资源等方面均累积有相应的原创模型与丰富的成功经验。

  “前进策略近几年为上海通用、北汽福田、奇瑞汽车、一汽马自达、北京奔驰、一拖集团、上海华普、宗申集团、美国哈雷、五羊本田、新大洲本田、福田雷沃重工、宝钢集团、德国蒂森克虏伯、万科地产、沿海绿色家园、城建地产、华彬庄园、诚毅地产、瑞城地产、风度柏林、同创地产、红墈地产、立天唐人地产、顺电连锁、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建设银行、中信银行、红塔集团、国家烟草专卖局、红牛饮料、法国百吉福、法国八福乐、新时代健康、海新食品、丝宝集团、飞亚达、伟志服饰、美国高通、康佳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北京市、天津市、苏州市政府部门等国内知名客户提供了各类咨询服务。前进策略咨询公司目前还是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聘的国际国内20家咨询顾问机构之一。”

  《前进新主张》半月刊是刊载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研究咨询专家观点的刊物,面向客户以及对我们关注的企业发送,以上刊载内容为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版权所有,任何转载、复制、发表须先得到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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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智效民" <zhixm1946@sohu.com>2010-08-16 12:46:1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Re: 回复:Fw:向继东急件:&nbsp;《我的1978》(暂名)向您约稿&nbsp;

胡适批评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智效民

    1934年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这个运动以儒家的“礼义廉耻”为中心思想,以蒋介石的“三化”为行动指南,其目的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场“改造国民生活形态以及行为模式”的教育运动。

    蒋介石的“三化”,是指“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所谓“生活艺术化”,是以“艺术”(包括中国古代的“六艺”)为国民生活准绳,达到“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所谓“生活生产化”,是以“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为非礼,不劳而获为可耻”的教育,达到“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之目的。至于“生活军事化”,则正如蒋介石所说:“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他还说,“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可以与敌人拚命”……,也是生活军事化的内容。

    为了掀起这样一场运动,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发凡》的演讲中说:革命就是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或主义,用人的力量彻底改进每一个人以至整个国家的生活形态。“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他强调:“新生活运动”既是使国民革命得以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要求全国国民在衣食住行方面能够彻底改进的一种社会教育运动。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南昌正式成立,蒋介石自任总会长,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任总干事,并设立调查、设计、推行等三个部门。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作出决议,要求有关部门共同拟定这个运动的推行办法,希望用党和政府的力量大力推广这个运动。

    “新生活运动”开始后,立刻引起舆论的议论。1934年2月26日,北平《晨报》载文指出:“自革命军兴,‘打倒孔家店’之呼声,传遍全国,国民政府成立,且明令废止祀孔。曾几何时,向之主张废孔者,今又厉行尊孔。抚今追昔,真令人百感丛生,觉人事变幻,殆有非白云苍狗所能喻者,孔氏有知,度与吾人有同感矣。”

    一个多月之后,胡适在《大公报》发表题为《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的文章,点名批评蒋介石的这一举措。他说:“蒋介石先生近日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一个月之中新生活的呼声好像传遍了全国,各地都有军政各界的领袖出来提倡这个运动。”尽管蒋先生是一个有宗教热诚并能身体力行的人,我们也看到南昌印出来的《新生活须知》小册子,所开九十六条(规矩五十四项,清洁四十二项)都是一些柴米油盐、家常便饭的事情。但是根据我们最近的观察,却不能不“感觉一点过虑”,故提出以下意见:

     第一, 我们不可太夸张这种新生活的效能。《新生活须知》中所列内容,“不过是一个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识生活,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救国灵方,也不会有什么复兴民族的奇迹。”做到其中规定的所谓“钮扣要扣好,鞋子要穿好,饭悄不乱抛,碗筷要摆好”之类,不过是学会了一个做人的本分。这就好像做官不贪污乃是做官的本分一样,强调过分,“那是会遗笑于世的”。第二, 新生活运动应该是一个教育运动,而不是一场政治运动。生活是一种习惯,生活习惯的改革,要依靠教育的进步,而不能依靠政府的强制。“若靠一班生活习惯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来开会提倡新生活,那只可以引起种种揣摩风气”,虚夸应付的恶习也会由此而生。第三, “我们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的,物质的。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太低了,决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因此,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让老百姓能够生活下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如何去过所谓的新生活。

    同年9月,著名学者吴泽霖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说:“民族复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决不是单靠传单、标语、口号等宣传所能济事的”。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中国的文化确有种种的特长,惟与西方各国来周旋,那根本无法可以抵抗他们的强力。所以民族复兴的文化条件,并不在什么保存国粹,而在怎样吸收一种文化使我们能抵抗他们的武力和经济侵略。”这显然是对胡适批评的一个补充。

 

胡适的遗产

智效民

     近年来,我一直把“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写了一些文章;但由于缺乏资料,始终没有涉及到毛子水先生,为此留下不小的遗憾。其实,在胡适的朋友中,毛子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是胡适的学生,并与罗家伦、傅斯年等人一同创办了《新潮》杂志,成为思想启蒙的先驱者之一;上世纪50年代,胡适在美国立下“遗嘱”,指定他与哈佛大学教授杨联升为“遗嘱”执行人;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后,他又为胡适写了感人至深的墓志铭……

    去年5月初,我与傅国涌、邵建应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邀请,参加了“胡适与近代中国的追寻——纪念‘五四’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到达台北的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中央研究院对面的胡适公园里拜谒了胡适墓。胡适墓座落在公园的小坡上,当我们进入公园,爬上山坡,来到胡适墓地的时候,首先看到一块黑色大理石墓碑斜放在通往墓冢的石阶上。墓碑上面镌刻着毛子水所写的墓志铭: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
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默默地吟颂这篇碑文,不仅使我对胡适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和认同,还为我解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为什么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要对胡适及其思想进行全面批判?为什么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胡适及其思想又会回归大陆,并受到大家的喜爱?

    其实,在1962年胡适去世以后,毛子水还写过许多纪念文章,其中有一篇《胡适之先生给我们的遗产》也非常感人。前不久傅国涌到北京讲学,为我复印了一些毛子水的资料,其中就有这篇文章。文章开头是这样的:胡先生留给家族的遗产,前几天一家报纸有一个报告,说是美金一百三十五元一角。这不见得是一个可靠的消息。据我所知道的而言,胡先生固然不是一个积钱以遗子孙的人,但亦不是一个不顾虑到身后家计的人。他生平的正直、廉洁,明若丹青;所以这个遗产有多少,我们们尽可不必讨论。
紧接着毛子水将笔锋一转,谈到胡适为我们留下的另一种遗产——“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他说:如果说富翁捐款办一所大学可以帮助许多贫困学生的话,那么胡适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则可以惠及国家、民族和整个社会。具体说来,这种贡献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不但对国民教育大有好处,而且还使我们的文学有了健康的身体与健康的精神。
第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大家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治学道路。
第三、胡适介绍的实验主义教人要懂得怀疑,不要盲目迷信现成答案。也就是说,要“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第四、胡适提倡的“社会不朽论”,是为了让每一个人明白自己对于国家、社会以及人类文明的责任。
第五、胡适提倡的理性,是指无论讨论或处理什么事情,都要依据事实或证据才能作决定。
第六、胡适崇尚民主,是因为“民主是人类在政治上最进步的方式”;胡适崇尚自由,是因为“自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民主和自由是人类幸福的源泉,我们建立国家,就是为了实行民主、拥护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

    既然胡适留下如此丰富的遗产,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很好地继承并利用这笔遗产呢?这也是文章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毛先生认为,胡适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不仅是无价的,也是无形的,所以要继承并利用这样一笔遗产,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要能够静下心来,仔仔细细地了解胡适,特别是要了解他在文章中想要表达的真实意图。他举例说:比如胡适倡导民主和自由,是因为在他心目中,民主和自由不但是政治的最高成就,也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知识道德的最佳表现。所以,尽管民主和自由是胡适的最大理想,但如果一时不能实现,他也从来不灰心失望。“因为他知道凡是人世间好的东西,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得到的”。也就是说,好的东西需要大家以不懈的努力去争取。当然,这种争取,只能依靠和平的、说服的方法,而决不能凭借各种各样的暴力。

    写到这里,毛子水强调说:我希望不仅是爱好自由民主的人士要懂得这个意思,更希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也能够懂得这个意思。显而易见,毛子水强调的这个意思,也是胡适的希望。

 

从《包身工》到《懒寻旧梦录》

——纪念夏衍诞辰110周年

智效民

    今年10月30日,是夏衍先生诞辰110周年。据说早在今年年初,有关方面就开始行动,准备以夏衍故居为核心,打造一个大规模的“夏衍电影文化特色街区”。为此,当年投资1600万元巨款的杭州汽车东站,在运行不到20年就被拆迁。许多老乘客为此而感到心痛,纷纷前来摄影留念。

    以开发旅游、发展经济为借口,把纪念文化名人与土地拆迁结合起来,乃是当代社会的一大特色。我不知道这样做于国于民有何益处,但总觉得对于“文化名人”的最好纪念,应该是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发掘他们对于当代社会的教育意义;否则即便是大规模搬迁和大手笔投入,也会让事情变味。

     谈到夏衍的当代意义,离不开他的代表作《包身工》和《懒寻旧梦录》。早在1924年夏衍就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和文艺工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创作了电影《狂流》和《春蚕》、话剧《秋瑾传》和《上海屋檐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有人说《狂流》是中国新电影真正的诞生,也有人说电影《春蚕》开创了将新文学改编为电影的先河。1936年,夏衍目睹日本资本家欺压中国工人的实现,写下报告文学《包身工》。由于报告文学需要作者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和认真的生活体验,然后用写实的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因此它比电影和话剧更具感染力。阅读这部作品,你会感到夏衍对包身工那人间地狱般的生活环境有深刻的了解与同情,对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制度有无情的鞭挞和揭露。正因为这样,他在文章末尾的警告才有极强的震撼力: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里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机械、技术、体制和为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些人,当心那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样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

    对于这篇文章,夏衍极为偏爱。他在去世之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当时正是许多地方为了追求GDP而大办血汗工厂的时候,因此有人说,这些血汗工厂具有“低工资、低人权、高污染、高风险”等特点,其中的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与包身工十分相似。

    话说回来,到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夏衍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香港、重庆等地,除了主持过《救亡日报》、《华商报》和《新华日报》之外,还撰写了大量杂文和政论。除此之外,他把主要精力仍然放在电影事业方面。在此期间,他不仅介绍苏联电影创作理论,出版了《写电影剧本的几个理论问题》,将鲁迅的《祝福》和茅盾的《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剧本,还翻译了苏联有声电影剧本《生路》。因此人们把他誉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一点也不过分。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长期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并主管电影和外事工作。工作之余,他又把《祝福》、《林家铺子》、《憩园》和《我的一家》等名著搬上银幕。此外,他有动手为别人修改剧本的习惯。比如《青春之歌》、《五朵金花》、《风暴》、《聂耳》、《早春二月》等电影剧本,经过他的修改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传世之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夏衍首当其冲遭到迫害,成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文革结束后,他先后担任对外友协副会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尽管如此,他仍然笔耕不辍,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懒寻旧梦录》。

    《懒寻旧梦录》长达30万多字,是夏衍晚年完成的一部回忆历史、反思历史重要著作。比如他在谈到1949年中国文化人的去留时无比感慨地说:“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美国呆了十年。中国呢,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联系到这些人回来以后创作枯萎、动辄得咎、结局悲惨的人生遭遇,夏衍内心的痛苦不言而喻。

    由此可见,只有了解夏衍,反思历史,才是对他的最好纪念。这比搞所谓“文化特色街区”更为重要!

 

英敛之与傅斯年的忘年交

智效民

    英敛之原名英华,1867年出生于满洲正红旗一个贫民家庭。幼年时代,他因家境贫寒无钱入学,被迫走上一条艰难的自学之路。1898年前后,“三十而立”的英敛之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开始在报纸上发表评论国事的文章。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于1902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该报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宗旨,提倡变法维新,主张君主立宪。与此同时,这份报纸还以“敢骂酷吏、不避权贵”等特点,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辛亥革命以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教育与慈善事业,并与儿子英千里(著名表演艺术家、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的父亲)共同创办了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由此可见,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一个人物。

    有意思的是,就是这样一位著名人物,却在“不惑之年”认识了十多岁的傅斯年。二人一见如故,经常在一起纵谈时局、臧否人物、切磋学问。

    傅斯年出身于山东聊城的一个名门望族。他的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官至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有清一代,傅氏家族在科场上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者不乏其人。比如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在安徽做官多年,李鸿章、丁宝桢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之誉。傅继勋之后,其子孙大多偏离仕途,以教书为业。在世人眼里,傅家好象是走向衰落,这也正好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老话;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的选择未尝不是蔑视权贵、洁身自好的一种表现。这种选择对傅斯年影响很大。他毕生追求真理、献身学术,同情普通民众,憎恨贪官污吏,显然与这样的家庭背景有关。

     傅斯年出生不久就赶上废科举、办学堂的“清末新政”。但由于缺乏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资源,所谓新式学堂仍然是以传统的读经为主。正在这时,一个名叫侯延塽的人改变了傅斯年的命运。侯延塽是傅斯年父亲傅旭安的学生。傅旭安主持龙山书院时,曾经资助过这位家境贫寒、勤奋好学的学生,所以当侯延塽考取进士、被授以刑部主事以后,便想借回乡省亲之机报答恩师。没想到他回乡以后,傅旭安已经去世,于是他想把恩师的儿子带到大城市读书。

    不久,侯延塽离开家乡返回北京,在路过天津时顺便拜访了老朋友英敛之。闲谈中,他有意提到傅斯年博闻强记、聪明过人,并将其作文递给英敛之。英读了傅斯年的作文之后,非常欣赏其才华,便劝侯延塽把这个孩子带到天津。于是侯延塽又返回家乡,把傅斯年带了出来。

    傅斯年到天津大约是13岁左右。经过短期准备,他考入天津府立一中。刚入校的时候,因为学生宿舍尚未建成,他在英敛之家中住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傅斯年竟然与比他大30多岁的英敛之成了忘年交。他们谈论的话题很广,从做人做学问,到国内外大事,几乎不所不包。学校的宿舍盖好以后,傅斯年虽然搬到学校去住,但每逢星期日和寒暑假,他总要看望英敛之。几十年以后,英敛之的儿子英千里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是这样写的:

    他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同他并不很亲密,因为在我一个九岁的顽皮孩子的眼里,看这位十四岁的傅大哥是个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学除了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绝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或淘气,所以我对他只有‘敬而畏之’的心理,虽然经过了四十年,我还没有完全撇掉。

    此外,英敛之的夫人既是皇室后裔,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似乎与胖乎乎的傅斯年颇有缘分。所以英千里还说:“先母是最喜欢傅大哥的,说他聪明而老成。我家是天主教徒,因此先母常给他讲教义,并在星期日带他进教堂。他虽然未入教,但是他一生对于教会人士好感,也未尝不是因为受了先母的薰陶。”

    由此可见,傅斯年与英敛之的交往,对于他后来的成长,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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