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本期文章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全是一些相互矛盾的文章,譬如,胡星斗等的文章便与张玉台等的矛盾。一个要国退民进,一个要国进民退。国内争执不休,外人已打上门来,韩美军演、越美军演都在进行。这样的国家到底走一条什么路?主要看今后各个方向的张力如何了。现在已经有一个重庆模式了。将来还会有什么模式?让我们拭目一待。]

一个充满矛盾的中国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8月14日

目录

仲大军: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

朱学渊:《禹贡》中的蒙古语成分

克特里考夫:美国已经破产而我们并不知情

余永定:欧洲主权债危机和欧元的前景

张明:美国国债 Vs.日本国债

张明:全球经济再平衡:美国和中国的角色

杰夫:美国和中国在南海“过招”

香港明报:不理北京五次抗议 美国核航母将赴黄海

朱云汉:美重返亚洲 强烈冲击东亚国家

托马斯:美国必须调整对华战略

长海:北京突然增购日本国债,用意何在?

张玉台:必须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

胡星斗:中国的死路与出路----致胡锦涛主席的建议信

陈行之:中国正在进入“权力死海”

浙江日报:义乌国资重树大旗  引领地方经济发展

重庆晚报:薄熙来与百位高校学生会主席谈唱红歌

黄奇帆:重庆国资6年涨了6倍----国企发挥“长兄”责任

丁学良:中国模式巨大成就的四大代价

西村: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

长海:“穷二代”与中国未来

向东:不高举民主的旗帜怎么能够成为真正的左派

梁京:梦已碎,人未醒——评《南方周末》“向中国梦践行者致敬”活动

《公民》月刊:伸张公民权利,化解社会戾气

张洞生:今后10年中美之间的激烈冲突和较量

张洞生:必须征收房地产税

辛子陵:学习习仲勋

胡鞍钢:中国“四个世界”差异正在缩小

杨恒钧:中国的中心在哪里?----从刘亚洲将军的“西进”策略说起

(日)加藤嘉一:国进民退难以阻挡

仲大军与易富贤的通信

易富贤:国未富,人已荒----蔡昉拐点论想将中国拐往何处?

赵亚辉:科学家为什么想当官?

许倬云:中国文化让我伤心的地方

路建华:国企春秋新论语

------------------------------------------------------------------------------------------------------------------------------

 

发件人:<danli9@sina.com> 2010-08-13 15:06:48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访谈实录

仲大军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 谈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

人民网  李丹 编辑

2010年8月13日 下午2--3时

[仲大军]:各位网友,大家好! [14:04]

[黄晨灏]: 嘉宾,你说说,“灰色收入”中“合法收入”的资金来源都有哪一些呢?

[仲大军]: 灰色收入和合法收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合法收入是你的工资,工作发的报酬,奖金,通过正规渠道所得的收入。灰色收入就是指非正规的,或者是非法的收入,有人把这种收入说成是隐性收入,或者叫做灰色收入,总之是指非合法的、非正规收入之外的收入。

[老婆CEO]:请问,我认为所有的灰色收入都是不合法或至少是不合理的,您认为呢,要是不同意,您给我举个反例看看。

[仲大军]: 这位网友说的很对。所有的灰色收入,隐性收入,都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他说的很对,我没有不同的意见。只是提出“灰色收入”这个概念有什么用呢?是因为我们的学者要做研究,他要运用一些概念来描述现在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现象。举一个例子,我们从帐面上看和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字看,每年发放了10万亿的工资数额,但是,我们通过实际消费和储蓄存款两项加起来看,收入者的收入远远高于这10万亿,甚至多出5万亿来,就是说消费的和存起来的一共有15万亿,远远多于所统计的10万亿的正规收入,这多出的5万亿是怎么来的呢?就要找一个词汇来描述它,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灰色收入”,或者叫“隐性收入”。 所以说,这些词汇是为一些研究服务的,当然也是为社会了解情况服务的,它向人们反映出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来,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来。

[票哪里去了]:嘉宾好,灰色收入的危害有哪些?

[仲大军]: 灰色收入的危害当然有很多了。首先,它是一种不合法的,不公平的,不公正,非正义的所得,你想想这样一种行为,导致了社会上一种不公平、不公正的气氛,导致了人们心里的不满,对这种现象的愤懑,从社会意义上讲,使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民心里感到了不平。由于有人拿了很多的灰色收入,使社会间的收入分配拉开了差距,有的人变得很富有,有的人相对贫困,富裕起来的人可以更多的消费,可以过更好的生活,甚至奢侈的生活。那些低收入的就落得一个很窘迫的境地,这也使人们之间产生了贫富差异,由此导致了人们人格上的一种不平等。

也就是说,由于财富多少的问题,由于生活水平高低的问题,使一个社会出现了一些不平等,不公平的现象。本来这些钱应该是大家共同来分享,但是有少数人独自拿去了,这样就使少数人成为一种奢侈者,他们有钱出国旅游,购买奢侈品,购买外国的高级轿车,而大部分人却过着一种很窘迫的生活,这样一种社会的现实,对于人民大众来说是不公平的,同时也是令人气愤的。

为什么会出现灰色收入?为什么有这种隐性收入?这也是大家应当关心的问题,按理说一个法治的社会,如果都是“良民”的话,都应该守法,依法办事,可是我们的社会现在为什么出现这么多不法的行为,不规的行为,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熊猫乱舞]:嘉宾您好,您认为公务员阶层存不存在灰色收入?如果存在怎么消除?

[仲大军]: 可以肯定的说,公务员阶层是存在灰色收入的,并且公务员阶层存甚至是我们国家灰色收入的主流。因为灰色收入不仅发生在公务员阶层,也发生在企业、教育界、医疗等社会各个领域都会有这种灰色收入的,只不过公务员阶层是一个主要的板块,甚至是一个主流的成员,你说企业存不存在灰色收入?也存在,包括学校,医院,甚至包括我们的军队,都会有(灰色收入)的。由于公务员阶层是一个权力阶层,因为他是管理者,管理部门往往可以利用管理的机会来接受贿赂,利用权力来谋灰色收入,这应当是公务员阶层的一个主要的特点。

[熊猫乱舞]:请问嘉宾,国内外媒体纷纷报道我国收入分配不均,不合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您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仲大军]: 的确,国与国之间的发展是有比较的。二战之后,日本经过30年的发展就从一个废墟上成为了一个发达的国家,韩国、新加坡,经过不到30年的发展,很快国民都富裕起来了,人均收入达到两万多亿美元。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远远比这些国家高,并且我们高速增长也30多年了,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平却没有达到一个均富的状况,通过这种国际间的比较。我们看出了国家存在的问题,也不能说我们国家的收入分配完全是让少数人拿走了,导致大部分人没有富裕起来,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发展模式,过度外向型的发展模式,拼命重视出口的模式,这导致了我们现在整个收入比较低,这些年始终压着我们的劳动工资,压到最低限度,不舍得多发工资,不舍得多消费,拼命出口挣钱,挣了钱要攒起来,像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往往有这种优良的节省、节俭的传统,但是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危害也很大。

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时代变化了,早年重商主义历史时期的发展方法完全不适用了,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纸票的时代,不是当年的贵金属了,所以,你攒了一堆美元过两年贬值就贬没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加上我们国内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这就导致了我们整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始终是压制在比较低的一个限度上。 所以说,回顾30年间,我们国家所走过的历程,我认为,我们国家和周边国家不可相比的这种状况,就是因为这两点:一是我们的财富被外国廉价剥削去了。二是国内收入分配拉开了很大的差距,灰色收入、隐性收入太多,导致现在这么一个整体的状况。

[王战国]:请问嘉宾:公示财产制度如果顺利实行你个人觉得能否遏制官员的灰色收入谢谢!

[仲大军]:我认为是可以的。对于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没有用,我认为还是有用的,因为只要你搞一些透明化的改革,就比不透明要强得多,尽管他有七大姑八大姨,有很多社会关系可以把财产隐匿起来,但是只要有公示制度,通过一些调查手段也可以使他的财富曝光。所以,我认为官员财产透明的问题,公示的问题,只要搞就有用,总比包着,捂着要好,这个问题就这么简单。我们国家每前进一步就有很多人出来反对,七嘴八舌,搞的人们思想混乱,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没什么混乱的,要进行制度性的建设,公务员和官员群体要有适当的透明度,这个方向是要肯定的。

[一天一地一广仔]:请问嘉宾,目前中国财富集中现象已经相当严重,为什么对灰色收入却无人下手?何时才能缩小贫富差距?

[仲大军]: 的确,我们国家之所以收入分配拉的越来越大,我认为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劳动群体缺乏权益保障权利,我们中国整体的劳动群体,没有谈判权,缺少组织权,团结权,更缺少罢工权,这么多年来,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工人都可以罢工,和老板进行谈判,和老板讨价还价,但是唯独我们国家有独特的国情,劳动群体缺少这种权利,这导致了这30年间,中国的资本群体无限得强大,甚至还非常蛮横,劳动群体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导致了我们国家这些年来,工资水平压在最低的水平上。

第二、关于政府的问题,比如公务员群体,社会不能进行有效地监督和钳制,权力越来越大,并且当这个权力变得没有制约的时候,就可以为所欲为,他就可以利用权力给自己增加很多的灰色收入。

这两个问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或者是一个我们国家政治改革滞后的问题。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必须还要有一定的制度、措施和政治手段相配合,光埋怨,光发牢骚也没有用,你对这些官员又无法监督,他就可以利用一切机会来捞钱,接受红包。所以说,我们的社会关键要出台一系列调整这种收入分配差距的机制,关键是要从制度上进行建设。

[不懂外语]:仲主任,灰色收入的产生与社会体制有关吗?中国的灰色收入都是指那些?

[仲大军]: 灰色收入肯定是与社会体制有关,如果是一个好的体制,灰色收入和隐性收入可能相对要少一些。如果这个制度不严谨,体制有问题,这个灰色收入就会很多,这种不公平、不平等的现象就会很多,社会的人心就会很不满,所以,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这位网友所说的灰色收入有哪些表现?其实表现非常多,好比说,这些年我们国家上一些大项目,大工程,大工程要招标,比如一个工程招标10个亿,一招标弄了20个亿,他把工程做下来用10个亿就够了,另外10个亿通过各种渠道瓜分掉了,这都是灰色收入很大的部门。大到这些大的工程项目,小到一个大学里的课题,现在有的课题很大,大的都上千万,连教授都有获得灰色收入的很大空间。政府的公务员、官员,利用职权审批土地、提拔干部等方面,都会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包括企业,企业偷税漏税,开假发票,通过这些手段也可以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现在到处都有卖发票的,偷税漏税。所以,灰色收入和隐性收入的现象是非常多的,方方面面,如果不制止的话,最后的社会影响是很坏的。

[猫地湾]:请问嘉宾:灰色收入到底是个什么收入?和贪污受贿有什么区别?

[仲大军]: 这是个概念问题。应当说没有区别,灰色收入是换一个词语来描述这种现象,贪污受贿获得的收入就是灰色收入,不是正当收入,所以说它和贪污受贿是同一语,只不过用这个词汇来表述这种现象,贪污受贿所得的非法之财,有些经济学者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找这么一个词汇来描述它,当然“灰色收入”这个词看起来比较温和,是比较中性的一个词,缺少一种批判性,但是在实质上,和贪污受贿是一样的,它就是贪污受贿所得的不义之财,包括隐性的收入,当然有些隐性的收入也不一定是完全非法的,有时候可能是悄悄的。

就是说各种收入来源罪恶程度衡量来说,有些灰色收入是罪恶的,有些灰色收入不一定那么罪恶,比如说小到普通老百姓搞的一些灰色收入,没有走帐的,没有开发票的,这些东西也都是一般劳动群体之间发生的交易。谈到罪恶性的灰色收入,往往带有重大的贪污和贿赂等不法收入。所以说,“灰色收入”尽管是带有温和和中性的词义,但是它存在着不同程度犯罪的意义。

[余青山2]: 大军,你们对灰色收入存在的行业、单位、程度等情况进行过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吗?还是你的主观推理想像?谢谢。

[仲大军]: 这个问题,我们很多学者是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的,我可以推荐大家到我们的网站上看一眼。比如,有个王小鲁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灰色收入的研究,大家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上面有好多这样的文章,有些都是学者的正规研究报告。首先,在这里跟网友们说,现在有些数字不是拍脑袋凭空说出来的,的确是经过常年对经济的摸索研究得出来的。

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个数字,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灰色收入能占GDP的百分之几,我估计,我们国家的灰色收入至少占我们国家GDP的10%,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概念,有人甚至判断占到15%,10%是保守的,15%是比较合理准确的。什么意思呢?比如我们国家前年GDP是30万亿,30万亿的15%是多少呢?4.5万亿,4.5万亿的国民财富都是以隐性的灰色收入落入到社会各种人的腰包里去的。正规的收入是多少呢?往往正规的收入占到GDP的35%,也就是十几万亿是正规的收入,灰色的收入大约有三、四万亿,或者四、五万亿,这个数字也很好统计,我建议大家上我们的网站看一下王小鲁先生的文章,他从各个方面来测算了灰色收入的来源。比如判断今年我们花了多少钱?消费支出是多少?再加上银行里的存款,新增的存款,这个数字加起来以后比正规的收入要高出很多,他就可以判断我们国家大约出现了三、四万亿的灰色收入,是通过非统计口径出来的一笔收入。

通过这样的研究统计之后,就可以给人们一个清晰的判断,比如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数字,假如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的灰色收入能占到GDP的15%,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你想想,我们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才10万多亿,灰色收入就有四、五万亿,这种收入分配能发生多大的不均衡!所以,请网友们有时间上我们的网站看文章,我们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的网址是:www.dajunzk.com。

[三言俩语]: 请嘉宾能否谈谈怎样才能杜绝灰色收入、隐性收入?

[仲大军]: 这个问题比较难。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先从企业角度来讲,企业往往办一件事情都要请客送礼,都要拉关系,要抢一个项目的话,都要进行公关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不送钱,不送礼就办不成事情,这就发生了大量的灰色收入。我们要杜绝的话怎么办呢?只能是杜绝这样一种社会氛围,煞住这些请客送礼的不良风气,当然这些做法大多数都是地下的交易。这个问题也很复杂,因为我们国家也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凡是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地下经济,一般的统计来说,像欧洲国家的地下经济能占到他们GDP的10%,亚洲国家的地下经济能占到本国GDP的18%,我们国家地下经济可能也能占到我们GDP的15%左右,所以,要治理这些非法的灰色收入,首先要使经济正规化,要使政治制度清明化,当然这也不是一两句话可以做到的,当前我们政府也不断抓这些问题,有关部门都在做工作,整理政府内部的一些不良现象,同时还不断地清理商业犯罪问题,不断地抓一些商业贿赂问题,这些年商业贿赂也是我们国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想,有些灰色的收入,一个是与商业贿赂有关,另外是贪污腐败。比如企业内部,他做假帐,他把企业的利润悄悄塞进自己的腰包,不光是企业,各个部门可能都有贪污的现象,贪污的现象现在也是很厉害的,贪污和贿赂这两个主要的产生灰色收入的方式,现在存在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要杜绝他们怎么办?大家也能想出来,包括乱收费,收红包等等,关键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这些年由于我们搞了市场经济,很多人过分的追求钱财,向“钱”看齐,导致了道德丧失的现象,违法违纪的现象,由此导致了很多灰色收入。据说我们国家有非常多的裸官,裸官就是老婆孩子统统在国外,一个人在国内做官,并且我们国家现在先富起来一批人正在纷纷移民海外,我们国家光移民输出的资金也是相当可观的,这样的话,就使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都跑了,那我们国家发展到最后会怎么样呢?我们的全民能富裕起来吗?所以说,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 比较乐观的是,像人民网,我们的媒体都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大家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舆论会影响到我们的政府,影响到方方面面的人,如果产生一个强大的社会舆论,再加上一些有效的措施跟上,我想我们国家灰色收入的问题会得到有效的解决。

[猫地湾]:请问嘉宾:你研究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多少年了?你通过研究认为灰色收入泛滥与国民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仲大军]: 根本原因很多。我们国家从改革走出来,原来是一个完全不讲钱,不讲名,不讲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走上了市场经济,追求经济利润,效率至上的道路,在走向这个道路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些政治体制,监督保障体制,没有相应的完善起来,这就导致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寻租现象,各个部门利用权力,利用信息,来进行寻租,捞好处,就成为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可以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学者对灰色收入的研究,最早发生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初,也就是说在上世纪90年代,人们对灰色收入,对寻租,寻租的量甚至都有了比较清晰的数字测算。到了今天,对灰色收入的研究,应当说也更进了一步,有些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更详尽的一步。

研究归研究,我们看到这种现象并没有被遏制,还在不断地发展,并且它导致的社会结果更加恶劣,现在的确是到了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国家这种基尼系数,现在说是达到0.5之上了,或者多少了,实际上在加上一些灰色收入的话,我们国家的基尼系数要比现在0.5还要高得多,所以说,现在很多的统计数字还是不准确的,如果把一些隐性的灰色收入统计清楚了,来看我们国家的两极分化问题,贫富差距问题,那就会更大。由于这种事实的存在,已经导致我们国家社会内部的不稳定,出现了很多不稳定的现象,为了保证我们国家的发展,能顺利的前进,保证我们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公平、平等、和睦的社会,我们的政府就必须下工夫来解决灰色收入的问题。

怎么解决?我想有好多好多方面,重头的方面,政府遏制贪污腐败的问题;企业方面,遏制商业部不正当行为的问题,遏制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巨大利润分配差距问题。比如,一个企业工人一年辛辛苦苦挣来的利润,都被老板或者高管们拿走了,这也是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所以,中国今后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几个方面,从政府到企业,包括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等等领域,都要进行全面的改革。在改革之前,必须要摸清情况,就像以前打仗,派出侦察员先把敌情搞清楚了,先把敌我双方的各种态势摸清楚了以后才能打胜仗。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学者们正在给我们提供一幅灰色收入清晰的画面,只有我们了解清楚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们的政府才能行动,我们的社会和人民才能行动,才能最后解决这个问题。

[杨波坦居士]:请问嘉宾,为什么要努力提高第一分配的比重?

[仲大军]:第一分配就是指工资收入,第二次分配是指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等方式,分到社会公民手里的钱。第一分配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工资水平,为什么要提高第一分配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工资收入水平太低了,在企业之间,有时候企业的利润更多的是被企业拿走了,也就是被资方拿走了,把员工的工资压的非常低,这就导致很多员工的最低工资就是八九百块钱,前几年五六百块钱,一直压的非常低,像这样的收入状态,肯定使广大的老百姓生活水平一直压在很低的限度,所以说要增加第一分配。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行业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太大了,好的行业收入要比那个低的行业收入水平往往要差到10倍、20倍。比如在金融部门工作的,年收入平均多的三四十万,低的一二十万,但是在一些加工企业,工人的工资也就一年两万到两万。如果我们横向比较,拿国外和国内来比较,国外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很小,最多四五倍,我们国家现在能拉到几十倍,这就造成人际间有很大的不平等现象。因此,应该从各个方面来做工作,调整现在的不平衡现象。

[回故乡]:请问嘉宾,您认为民众参与制定公共预算,参与公共项目决策是减少灰色收入的办法之一吗?

[仲大军]:民众参与公共预算,那是参与财政的,国家财政或者地方财政,这个灰色收入与财政预算有没有关系呢?我想也有一点关系,但是关系有时候不是太密切,因为预算搞的是什么呢?每年花多少钱,收多少钱。灰色收入往往是在花钱方面,你每年收上来一亿,本来也许五千万就够了,但是有些地方贪污腐败,就花了八千万,另外三千万就截流到他们的腰包里,分分就花掉了。参与财政预算,如果有监督,对减少灰色收入肯定会起到一些作用,问题是现在我们国家的财政是非常不透明的,公众也很难有机会参与进来的,所以说这个问题需要今后改进。 [15:01]

[仲大军]:网友朋友们,谢谢大家。再见!请网友们有时间上网看文章,我们的网址是:www.dajunzk.com。 [15:03]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08-13 06:12:56 +0800收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朱学渊:禹贡中的蒙古语成分。。。

《禹贡》中的蒙古语成分

朱学渊

2010年8月

    《禹贡》不似《尚书》其他各篇,它记载的是夏代中原的自然、地理、物产和居民,司马迁将其辑入《史记•夏本纪》,班固将其辑入《汉书•地理志》,许多人认为它是中国地理和历史的启端。然而,《禹贡》有若干千年不破的难点,我将它们视为认识上古语言的穴道。

    《禹贡》把中原分成“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这些地名今天大多依然存在,只是“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还需探讨,因为“黑水“究竟是哪一条河?还很有争议。

•“黑水”是蒙古语里的“黄河”

    《辞海》是一部代表了中国学术基本水准的辞书,其《地理分册》说“黑水所指,自来说法不一,有张掖河、党河(在今甘肃)、大通河(在今青海)等说。西河或河指今山西、陕西间的黄河”。

    历史上,西河是指山西、陕西两省间自北向南的那段黄河。东河则是流经河南、山东的下游段黄河,汉代郑玄释说“两河间曰冀州”(《史记》,第52页),即是说冀州是“东”“西”两河之间,即河北、山西两省的地面。

    图一:禹贡九州

    对“黑水”产生的诸多歧见,是因为中国学者大多没有读过波斯经典《史集》,因此不知道这部蒙古史中的黄河是“合剌沐涟”(俄译Κара Мурэн),意即“黑江/黑河/黑水”,该书还一再指出此河源自吐蕃地方。因此“黑水西河惟雍州”,即是上游黄河和西河之间的陕甘宁青四省地方。

    十三、十四世纪间,波斯为蒙古伊利汗国统治,犹太医生兼学者拉施特担任汗国宰相多年,他受命编修的蒙古民族的历史,就是后来的世界名著《史集》。法英德俄学者对《史集》进行了翻译和注释,其中前苏联学者成就最高,北京大学余大钧先生等将其由俄文转译成中文三卷四册,八十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华阳黑水惟梁州”也因黑水就是黄河而释清。“华阳”并非仅指华山以南,而应泛指秦陇山脉以南,成都平原和汉中盆地皆为其所指。黄河河曲地区的玛曲、若尔盖地方,离成都仅三、四百公里。所以“梁州”是雍州以南,西及黄河上游的地方。这地区上古人类炽盛,三星堆文化就发生在那里。

•“球琳”是蒙古语的“石头”

    球琳,是雍州的贡品玉石,《禹贡》说“厥贡惟球琳”,《夏本纪》作“贡璆琳”,顾颉刚先生引孔安国的说法“璆、琳,皆玉名”(《史记》第65页,注十三),孔安国是把“璆琳”当做两个字处理的。上世纪,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五千年多前的玉器,因此《禹贡》关于玉的记载是符合中原人类历史的。玉石主要产于西域,河西走廊所在的雍州是玉石的输入孔道。

    忽必烈命人编纂的《至元译语》是最早的汉蒙辞书,其“珍宝门”中的“玉”字是“赤老温”(贾敬颜、朱风《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第9页),也就是蒙古语的“石头”чулуун/chuluun。故尔,元蒙名人之名“赤老温”,既可为“顽石”,亦可为“美玉”,“赤老温”的连读即是《魏书•官氏志》的鲜卑氏族名“丘林”和“出连”,更准确的读音是“秋龙”,而《禹贡》的“球琳/璆琳”就是它们的对音。

    蒙古语也在变化,明代的汉蒙辞书《华夷译语》《鞑靼译语》《登坛必究•译语》中的“玉石”,都不再是“赤老温”,而是“哈石/哈失/哈四”,但是元初蒙古语的“玉石”一字还与《禹贡》一致。

    图二:红山文化玉龙

•“篚”是蒙古语的“织物”

    篚,在《禹贡》中出现六次,是冀梁雍以外六州物产,兖州“厥篚织文”;青州“厥篚檿丝”;徐州“厥篚玄纤缟”;扬州“厥篚织贝”;荆州“厥篚玄纁”;豫州“厥篚纤纩”。

    篚,被解释为竹编的箩筐,孔安国有“盛之于筐篚而贡焉”(《史记》第55页,注九)的说法,理由无非是“篚”字上面有“竹”头。我们不能排除“篚”是箩筐,但它若仅仅是箩筐而已,就不值得《禹贡》这般反复叙说了。

    篚,从上下文看是纤维织物,中国原本不种植棉花,因此必是丝麻织物。从青州“厥篚檿丝”和《尔雅》的“檿,山桑”(《史记》第56页,注十)来看,檿是山东野生的柞蚕。从兖州“厥篚织文”看,夏代已经有了织锦技术,麻则没有这等价值,因此“篚”只能是丝织的“帛”。而扬州的“厥篚织贝”,不能是箩筐上编织了贝壳,而只能是“厥帛织帛”。“篚/贝”都与“帛”通假。

    篚,中古韵书都说是读fei(府尾切/方尾切),但从它与“帛”的关系看来,读bo或bei(悲/辈)更合理。蒙古语“织物/fabric”一字为 бöс/büs( J. G. Hangin, A Concise English-Mongolian Dictionary, p.82),明代各译语作“不施/博丝”,即是汉字“帛/布”的音源。

    《禹贡》先用夏语口传,后来用含夏语成分的雅言译传,这篇落成于周初的文字用“篚”来表示“不施/博丝”,以致有人“望竹生义”以其为竹器。除《禹贡》外,“篚”只被《尚书》用过一次,《礼记》两三次,中古韵书作家不可能对它知之甚确,于是还“望匪生音”了。

•“岛夷”是蒙古语民族的人种意识

    “冀州……岛夷皮服”和“扬州……岛夷卉服” 是《禹贡》名句,意思是冀州居民是穿兽皮的岛夷,扬州居民是披草卉的岛夷。《汉书•地理志》将“岛夷”改作“鸟夷”,即崇拜鸟图腾的女真民族,它的人类学学名“通古斯”源自突厥语的“九”,这说明“女真”即是“九姓”。东方语言“鸟”有男器之别义,“岛/鸟”二字音通于diao,“岛夷/鸟夷”实际是“屌夷”,它是夏人对九姓/女真民族的谑称。

    二三千年后,说蒙古话的拓拔鲜卑内主中原,其史《魏书》曾为“岛夷”桓玄、刘裕、萧道成、萧衍列传,此四人既非海岛之民,亦非鸟夷女真,仅南徙的汉人而已。因此,中原汉人是被鲜卑民族视为“九姓/女真”的同类的。此种观念之于突厥语民族更加明确,他们称中国和汉人为“桃花石”,也就是“通古斯/九姓”。

    “九姓/女真/鸟夷”是上古中原强族,《尚书•咸有一德》说的“以有(吾)九有之师,爰革夏正”,就是夏族被自命“九有”的商族征服的历史,“九有”也就是“九国/九姓”。北方民族大多因战败而从中原出走,他们把中原视为九姓的天下就不奇怪了。拓拔鲜卑与夏人相去了几千年,却一脉相承了将“九姓”谑称为“岛夷/鸟夷”的习俗,这也是夏族是蒙古语民族的一个证据。

结束语

    “夏朝”的存在是有争议的,西方学者认为考古发掘没有找到文字证据,而埃及、巴比伦、商周都是有铭文器物遗存的。然而,人类文明的纪录形式不是千篇一律的,难道《禹贡》就不不及一篇铭文吗?我指出《禹贡》的蒙古语成分,是证明它的“非伪性”,即它的一些在汉语里不懂的东西,是有蒙古语的来头的。

    “蒙古”是成吉思汗令之成名的部落,但蒙古语并不是成吉思汗创发的,而是久已存在的语言。我曾经指出,夏历的“申酉戌亥”是蒙古语的“猴鸡狗猪”,遗憾的是“球琳”是玉石,“申”是猴子,从来也不是中国学术的问题和线索。一旦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中国学者更欣赏的是“孔夫子曰”或“孔安国说”,而不是几分钟就可以从《蒙古译语》里找到的答案。

    戎狄语言是汉语的底蕴,它们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习常到了无敏无觉的程度,不会有谁去想“水”和“河”与突厥语和蒙古语的关系。但是的“球琳”是蒙古语,却一定能激发学界对“夏语是蒙古语”的认同,我要继续推动这种认识,去告慰那些繁育了我们,却被我们鄙弃了的戎狄祖先,他们在史前已经为中华文明的发生奠定了基石。

     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尚书•禹贡•九州》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厎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従,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灉(雍)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菜(莱)夷作牧。厥篚檿丝。浮于汶,达于济。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治),蒙羽其艺,大野既猪(都),东原厎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筱簜(竹箭)既敷(布),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竹箭)、齿革、羽毛,惟木。鸟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治)。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菌簵楛。三邦(国)厎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纁,玑组九江,纳(入)锡(赐)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播)既猪(都)。导菏泽,被孟猪(都)。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枲、絺纻,厥篚纤纩,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従,沣水攸(所)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原隰厎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度),三苗丕(大)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按:括弧为《史记•夏本纪》用字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8-12 10:47:11 +0800 收件人: 抄送:标题: IMF: 美国已经破产

美国已经破产而我们并不知情

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劳伦斯·克特里考夫

2010-08-11

     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克特里考夫(Laurence Kotlikoff)8月11日在发表专栏文章称,巨大的财政缺口意味着美国事实上已经破产,这一缺口主要来自于社会保障和医疗支出。 劳伦斯-克特里考夫认为,大刀阔斧地简化税收、医疗、退休和金融机制是唯一出路: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美国已经破产,无论增加支出还是降低税收都无助于这个国家偿还债务。

    现在美国能够做和必须做的事情是,大刀阔斧地简化其税收、医疗、退休和金融机制,现在这几个领域仍是一团乱麻。然而这是一个好消息。它意味着这些领域均可以被重新设计,令其成本大幅下降又无碍于达到其合理目的,同时在此过程之中让经济获得新生。

    上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年度评述。报告在摘要部分对美国财政政策作出温和的批评:“委员们对美国政府稳定财政的承诺表示欢迎,但认为需要采取比当前预算力度更大的调整才能让债务与GDP的比率企稳。” 但如果深入研读,你会发现IMF事实上已经宣布美国破产。在《2010年7月特定问题论述》的“第6部分”有这么一句话:“按照一定的贴现率,与今日联邦财政政策相关的财政缺口相当巨大。”并称:“填补财政缺口需要经年累月的财政调整,每年的调整幅度应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

    所谓财政缺口指的是未来所有年度中计划支出(包括国债利息支出)与预期财政收入差额的当前价值。

    国内生产总值的14%是什么一个概念?目前联邦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4.9%。因此IMF的意思是,要填补美国的财政缺口,大致而言,在财政收入方面,需要立即将我们的个人所得税率、企业所得税率、联邦税率以及《联邦保险贡献法案》项下的税率立即翻倍并长期保持下去。

    如此增税举措将使得美国今年实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5%的财政盈余,而非现在9%的赤字。因此IMF实际上是说,美国目前和未来数年必须实现巨大的财政盈余,才能为计划中的支出买单。另一层意思也显而易见,如果美国迟迟不肯痛下决心进行财政调整,等待我们的将是“长痛”。

    难道IMF在胡言乱语?非也,它的话句句属实。国会预算办公室6月份发布的《长期预算前瞻》反映出来的问题甚至更大。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我计算出财政缺口为202万亿美元,是官方公布的债务数字的15倍以上。我们的“官方”债务与实际净负债之间的巨大差异是不足为奇的,它反映了经济学家所谓的“贴标签问题”。近年来国会一直小心翼翼地将其大部分负债贴上“非官方”的标签,让它们远离账面并留给未来。

    举例来说,《联邦保险贡献法案》项下的社会保障缴款被称之为税收,而我们未来的社会保障福利被称为转移支付。政府也完全可以将我们的缴款唤作“贷款”,将未来的社保福利称为“扣除老年税之后的贷款偿还”,这些缴款的本金加利息与所承诺的社保福利之间的差额便是老年税。

    财政缺口并不受财政标签的影响,它是衡量我们长期财政状况唯一理论上正确的方法,因为它将所有支出都考虑在内了,不论这些支出被贴上何种标签,同时综合了长期和短期政策。

    财政缺口为何如此巨大?很简单。我们有7800万“婴儿潮”世代人,他们在彻底退休之后将享受高于人均GDP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福利。这些权利的年均成本按今日货币计算大约为4万亿美元。不错,20年后我们的经济规模将会增长,但并这不足以让我们年复一年地承受如此之重负。

    要理解这一问题,你可以设想一个运作长达60年的惊天“庞氏骗局”:不断地从年轻人那里拿走更多资源,给予老年人,同时向年轻人承诺,他们这笔资金转移最终可以获得回报。

    里根总统时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斯坦(Herb Stein)有一句广为传诵的名言:“不可持续的东西必将终止。”诚然。“山姆大叔”的“庞氏骗局”必将终止,但也必将终止得太晚。 而且它将以非常可怕的方式停止。第一种可能是“婴儿潮”世代的退休福利被大幅削减,第二种可能是年轻人面临直上云霄的税率上升,让他们丧失工作和储蓄的动力,第三种可能则是政府拼命印钞票来支付它的账单。

     我们最有可能看到的是三者的结合,这最终会导致贫困人口、税率、利率和消费者价格急剧飙升。这是一条崎岖的下山之路,但我们已经上路了。一旦那些债券持有人从梦中醒来、意识到美国的财政状况远逊希腊,他们会把我们一脚踢下山去。

    一些信奉凯恩斯主义教条的经济学家可能会说,未来几年的任何刺激政策都不会影响我们应对长期赤字的能力。

    这种说法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错误。财政缺口是政府的信用卡账单,这一账单每年的利息为GDP的14%。如果美国不能支付今年的利息,这笔钱将被加进余额当中。 需求派称如果今年暂不实行14%的财政紧缩,反而继续扩大支出,将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财政收入,从而足以弥补支出。 我对此作何反应?面对现实,或者支持同样受到迷惑的供给派。我们的国家已经破产,再也无法承受所谓有利无弊的“解决方案”之害。

英文

U.S. Is Bankrupt and We Don't Even Know It

By Laurence Kotlikoff

Aug 11, 2010

Aug. 11 (Bloomberg) -- Laurence Kotlikoff, an economics professor at Boston University, talks about the state of the U.S. economy. Kotlikoff speaks with Erik Schatzker on Bloomberg Television's InsideTrack." (Source: Bloomberg)

Let’s get real. The U.S. is bankrupt. Neither spending more nor taxing less will help the country pay its bills.

What it can and must do is radically simplify its tax, health-care, retirement and financial systems, each of which is a complete mess. But this is the good news. It means they can each be redesigned to achieve their legitimate purposes at much lower cost and, in the process, revitalize the economy.

Last month,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leased its annual review of U.S. economic policy. Its summary contained these bland words about U.S. fiscal policy: “Directors welcomed the authorities’ commitment to fiscal stabilization, but noted that a larger than budgeted adjustment would be required to stabilize debt-to-GDP.”

But delve deeper, and you will find that the IMF has effectively pronounced the U.S. bankrupt. Section 6 of the July 2010 Selected Issues Paper says: “The U.S. fiscal gap associated with today’s federal fiscal policy is huge for plausible discount rates.” It adds that “closing the fiscal gap requires a permanent annual fiscal adjustment equal to about 14 percent of U.S. GDP.”

The fiscal gap is the value today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ojected spending (including servicing official debt) and projected revenue in all future years.

Double Our Taxes

To put 14 percen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perspective, current federal revenue totals 14.9 percent of GDP. So the IMF is saying that closing the U.S. fiscal gap, from the revenue side, requires, roughly speaking, an immediate and permanent doubling of our personal-income, corporate and federal taxes as well as the payroll levy set down in the Feder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 Act.

Such a tax hike would leave the U.S. running a surplus equal to 5 percent of GDP this year, rather than a 9 percent deficit. So the IMF is really saying the U.S. needs to run a huge surplus now and for many years to come to pay for the spending that is scheduled. It’s also saying the longer the country waits to make tough fiscal adjustments, the more painful they will be.

Is the IMF bonkers?

No. It has done its homework. So has th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whose Long-Term Budget Outlook, released in June, shows an even larger problem.

‘Unofficial’ Liabilities

Based on the CBO’s data, I calculate a fiscal gap of $202 trillion, which is more than 15 times the official debt. This gargantuan discrepancy between our “official” debt and our actual net indebtedness isn’t surprising. It reflects what economists call the labeling problem. Congress has been very careful over the years to label most of its liabilities “unofficial” to keep them off the books and far in the future.

For example, our Social Security FICA contributions are called taxes and our future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are called transfer payments. The government could equally well have labeled our contributions “loans” and called our future benefits “repayment of these loans less an old age tax,” with the old age tax making up for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enefits promised and principal plus interest on the contributions.

The fiscal gap isn’t affected by fiscal labeling. It’s the only theoretically correct measure of our long-run fiscal condition because it considers all spending, no matter how labeled, and incorporates long-term and short-term policy.

$4 Trillion Bill

How can the fiscal gap be so enormous?

Simple. We have 78 million baby boomers who, when fully retired, will collect benefits from Social Security, Medicare, and Medicaid that, on average, exceed per-capita GDP. The annual costs of these entitlements will total about $4 trillion in today’s dollars. Yes, our economy will be bigger in 20 years, but not big enough to handle this size load year after year.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you run a massive Ponzi scheme for six decades straight, taking ever larger resources from the young and giving them to the old while promising the young their eventual turn at passing the generational buck.

Herb Stein,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under U.S.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coined an oft-repeated phrase: “Something that can’t go on, will stop.” True enough. Uncle Sam’s Ponzi scheme will stop. But it will stop too late.

And it will stop in a very nasty manner. The first possibility is massive benefit cuts visited on the baby boomers in retirement. The second is astronomical tax increases that leave the young with little incentive to work and save. And the third is the government simply printing vast quantities of money to cover its bills.

Worse Than Greece

Most likely we will see a combination of all three responses with dramatic increases in poverty, tax, interest rates and consumer prices. This is an awful, downhill road to follow, but it’s the one we are on. And bond traders will kick us miles down our road once they wake up and realize the U.S. is in worse fiscal shape than Greece.

Some doctrinaire Keynesian economists would say any stimulus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won’t affect our ability to deal with deficits in the long run.

This is wrong as a simple matter of arithmetic. The fiscal gap is the government’s credit-card bill and each year’s 14 percent of GDP is the interest on that bill. If it doesn’t pay this year’s interest, it will be added to the balance.

Demand-siders say forgoing this year’s 14 percent fiscal tightening, and spending even more, will pay for itself, in present value, by expanding the economy and tax revenue.

My reaction? Get real, or go hang out with equally deluded supply-siders. Our country is broke and can no longer afford no- pain, all-gain “solutions.”

(Laurence J. Kotlikoff is a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Boston University and author of “Jimmy Stewart Is Dead: Ending the World’s Ongoing Financial Plague with Limited Purpose Banking.” The opinions expressed are his own.)

    To contact the writer of this column: Laurence Kotlikoff at kotlikoff@bu.edu 。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8-12 11:16:19 +0800 收件人: 抄送: 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54 欧洲主权债危机和欧元的前

欧洲主权债危机和欧元的前景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 余永定

Aug. 12, 2010

yongdingyu@gmail.com

    自2010 年6 月20 日至7 月2 日作为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我随以中国前驻法特命全权大使蔡方柏为首的外交部“咨询委会”代表团对法国、西班牙和德国进行了访问,同这些国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负责人进行了广泛交流,对欧洲主权债危机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了解。本文是以此次访问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写成的报告。

欧洲主权债危机的演进

    2009 年11 月希腊财政部长宣布,其2009 年财政赤字对GDP 比将为 13.7%,而不是原来所预测的6%。市场开始出现恐慌,希腊国债的收益率和CDS 价格急剧上升。2010年第一季度,希腊国债对GDP 之比达到115%。希腊政府宣布如果在5 月之前得不到救援贷款,它将无法为即将到期的200 欧元国债再融资(refinancing)。由于担心希腊政府对总额为3000 亿美元到4000 亿美元的国债违约,投资者开始大规模抛售希腊国债。投资者抛售希腊国债(更遑论购买希腊国债),使得希腊政府难于通过发新债还旧债(rolling-over),希腊主权债危机终于爆发。

    主要依赖希腊政府债券为抵押进行融资的希腊银行无法从其他地方得到资金,只能依靠廉价的欧洲央行贷款。银行间拆借市场上资金需求增加。由于担心对方风险(counterpart risks),资金供给减少。欧洲货币市场流动性短缺骤然加剧,银行间拆借利息率上升。

    由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传染效应,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PIIGS—“五猪”)同时遭受信用危机。这些国家的国债价格都出现下跌压力。一时间,受主权债问题影响国家的GDP 占到欧元区GDP37%左右。

    由于担心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危机导致欧洲出现严重金融危机,大量资金逃离欧洲。美国国债再次成为避险天堂,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欧元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在经过数个月的犹豫不决之后,欧盟(EU)、欧洲中央银行和IMF 先后紧急出台了1100 亿欧元和7500 亿欧元的救援措施。欧洲中央银行则在国债二级市场上购买私人投资者抛售的希腊国债,以防止国债价格下跌和收益率攀升。与此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增加了对银行的短期贷款、放松了贷款的抵押条件,以缓解货币市场上的流动性短缺。德国和法国的商业银行持有大量希腊和其他“四猪”的国债和其他债券,救希腊就是救自己。

    在稳定金融市场的同时,同美国不同,欧盟国家并未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反之,不仅希腊等国开始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德国等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也准备实行财政紧缩。欧盟区的货币政策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即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此次欧洲主权债危机中,欧洲中央银行似乎并不打算效仿美国采取数量宽松政策,也并未修改2%的通货膨胀率目标。

    目前,由于欧洲中央银行、欧盟和欧元区政府的一系列救助措施,欧洲国债市场基本恢复稳定。欧洲国债收益率基本维持在危机前的水平。7 月20 日,希腊政府继4月20 日之后第二次拍卖政府短期债券。15 亿欧元的13 周的短期国债销售状况良好。

    2010 年4 月9 日,出于投资者对希腊政府短期内无法筹资偿还债务的担忧,2 年期希腊政府债券收益率上升0.96 个百分点,至7.45%,10 年期希腊政府债券收益率上升0.21 个百分点,超过10%。4 月16 日希腊政府发行的6 个月期债券的收益率为4.65%,收益率已属较为正常水平。此外, 7 月20 日公布的欧洲银行压力测试结果显示,欧元区绝大多数银行的基本状况良好。这一结果提振了市场对欧洲金融市场的信心。欧元也出现回升势头。

希腊出现主权债危机的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腊之所以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有着深刻的、多方面的历史原因。

    首先,在希腊的高福利制度下,希腊人一直维持高消费、重享受的生活方式:“百万富翁过亿万富翁那样的生活”。在政府福利支出巨大的同时,希腊税收征管不善,偷税漏税现象严重,1使希腊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事实上,由于居民储蓄不足,政府开支庞大,自50 年代以来,希腊就一致存在财政赤字。1974 年推翻军事独裁政权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范式发生变化。同高速增长的前20 年相比,希腊的劳动成本增长迅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通货膨胀率上升,财政状况明显恶化。2结果,希腊国债对GDP 之比开始直线上升,1990 年即已突破100%。31988 年政府财政赤字对GDP 之比接近18%。4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希腊财政赤字对GDP 之比有所下降,其国债对GDP 之比也有所下降,但始终高于100%。2001 年希腊加入欧元。是年,其财政赤字对GDP 之比低于3%,满足了马斯特里赫条约的要求。但加入欧元区之后,其财政状况随即迅速恶化。尽管在2005-2007 年之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强劲,希腊的财政状况一度有所好转,国债对GDP 之比有所下降,但随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希腊财政状况又急剧恶化。

    其次,加入EC 和欧元区,希腊得到大量转移支付、外资大量流入。由于摆脱了资金约束,希腊政府并无动力来压缩财政赤字。希腊不仅财政赤字巨大而且面临私人部门储蓄不足的问题。一国国内储蓄(私人部门加公共部门储蓄)不足意味着(并不一定是“导致”)该国一定同时存在经常项目逆差。储蓄不足和经常项目逆差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则是竞争力的下降。希腊劳动成本的上升导致非贸易部门物价、从而物价总水平的迅速上涨。高通货膨胀率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而后者则是导致经常项目逆差的直接原因。1985 年希腊经常项目逆差对GDP 之比超过8%。5经常项目逆差的存在意味着希腊政府必须依靠外国资金,为财政赤字融资。按道理,由于希腊经济增长速度不高,通货膨胀比较严重,外国投资者应该要求较高的风险贴水,从而导致希腊政府财政赤字融资成本的困难。但事实并非如此。1981 希腊加入欧洲共同体 (EC)。欧洲共同体的大量转移支付,使希腊摆脱了外部资金的约束。2001 年希腊加入欧元区。由于欧元区的统一货币政策,欧元区内不同国家只有一个基准利息率(主融资利息率)其他利息率也逐渐趋同。据OECD 的研究,2001 年-2006年德国的利息率水平比应有水平高出50 个基点。而希腊、西班牙和爱尔兰的利息率水平比应有水平低了300-400 个基点。欧元区国家实际上可分为北欧元区和南欧元区。后者的经济基础与前者差异相当大。但是,欧元区的建立和统一货币政策的实施,大量廉价资金流入南欧元区,使南欧元区国家公、私债务大量增加。“五猪”国债收益率与北欧元区国债收益率的利差由1980-1990 年期间的平均550 个基本点跌倒1999年的10 个基本点。6简言之,由于统一货币,同一基准利息率,尽管经济实力悬殊,希腊得以按德国的利息率为本国的公、私债务融资。廉价资金的易获性,自然减少了希腊政府纠正财政赤字的动力。

    第三,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统一货币下希腊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无法解决。由于希腊工资和物价增长速度过高(相对劳动生产率),希腊出口失去竞争力。在有独立货币的情况下,希腊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恢复贸易平衡。在共同货币下,希腊的贸易逆差意味着对希腊来说欧元是高估的(而对德国来说欧元是低估的)。希腊出口市场缩小(因为没有竞争力)也意味着希腊劳动力市场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在工资刚性和共同货币(因而无法贬值)的情况下,能够恢复劳动市场均衡的唯一办法是使多余的希腊工人迅速转移到欧元区的其他国家(“欧元低估”国家,从而劳动力不足的国家),如德国。但是,事实上劳动力并不能充分流动(如,希腊工人不讲德语),希腊工人只能留在希腊。这样,希腊劳动力市场的失衡状态无法解决。这种情况同希腊主权债危机又有何关系呢?由于无法通过贬值的办法创造就业,多余的劳动力又无法转移到其他国家重新就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失业补助等项开支的增加不可避免。

    第四,仅有货币同盟没有财政同盟,希腊主权债危机无法通过财政转移手段加以解决。为了恢复竞争力,应该通过某种手段使希腊工资和物价下跌。前面已经说过,由于名义刚性,这两者都难以实现。如果工资和物价的下降真正实现,新的问题是:希腊的实际债务将会增加。在这种条件下,由于没有其他手段,为了避免出现违约,希腊就必须依靠转移支付。这就要求欧元区使某种财政同盟(一国中某些省份需要中央政府的救助),但欧元区不存在这些机制。事实上,德国等其他国家迟迟不肯施以援手,加重了市场对希腊国债违约的担忧,从而助推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马约关于财政赤字的规定未得到严格遵守,欧盟也因一体化和主权的矛盾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财政一体化远远落后于货币一体化,这就导致在早期不能防患于未然,在后来不能及时出手相救,最终酿成主权债危机。

    第五,其他原因,如受全球金融、经济衰退的影响,希腊问题雪上加霜;希腊前政府不诚实、同国际大投行造假账等等更是希腊信誉严重受损。而国际炒家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乘希腊之危,做空希腊国债也是希腊主权债危机突然急剧恶化的重要原因。

欧洲的救援措施与后果

    第一,5 月2 日,在希腊政府保证实行痛苦的财政紧缩政策的条件下,欧盟和IMF同意向希腊提供总额1100 亿欧元的紧急救援贷款。其中分别由欧元区国家和IMF 出资800 亿欧元和300 亿欧元。IMF 的300 亿欧元通过所谓“备用安排”(Stand-ByArrangement)--IMF 的传统救援手段—支出。根据希腊偿还债务的需要,贷款将在3年间陆续拨付,以保证希腊国债不会发生违约。而希腊政府则承诺,到2014 年将财政赤字对GDP 之比由2009 年的13.6%降到3%以下。换言之,希腊将在三年内减少财政赤字对GDP 之比11 个百分点。为此,希腊承诺大力削减公共部门工资和养老金,增加税收(提高增值税税率和奢侈品税率)和提高税收征管力度。7而IMF 将负责监督计划的执行情况。

    第二,欧洲中央银行购买国债,避免国债价格进一步下跌。据报道,到5 月28日,欧洲央行已购买近400 亿欧元的欧元区债券,包括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的政府债券,其中250 亿为希腊主权债务。欧洲央行平均每个交易日约购入30 亿

    欧元的债券,其中有20 亿欧元的债券来自希腊。在相当时间内,欧洲央行几乎是希腊主权债券的唯一买家。但是,西班牙货币当局否认欧洲中央银行购买了西班牙政府债券。8 在欧洲央行以人为的高价大规模购入希腊债券的过程中,德法之间也在进行着明争暗斗。德国人认为,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是法国人,他屈服于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巨大压力,打破了欧洲央行对购买其成员国国债的长期禁忌。德国央行行长怀疑,法国银行打算利用这一机会,清理法国银行账面上的800 亿希腊不良资产。而让欧洲中央银行,因而主要是德国人接盘。9但是,法国财政部官员对此坚决否认。他们指出,法国银行的风险敞口主要是针对希腊私人债务的。法国银行固然会因希腊经济的衰退有很大影响。但法国银行对希腊主权债的风险敞口同德国银行对希腊主权债的风险不相上下。10

    第三,除购买问题国债外,欧洲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其主要内容是在货币市场向商业银行提供短期信贷),通过各种措施,如降低欧洲央行贷款的抵押标准,增加向货币市场的流动性注入。欧洲中央银行货币市场操作同美国有很大差异。美国公开市场业务主要是通过买卖政府债券影响联邦基金利率,联邦基金利率就是银行间货币市场的隔夜拆借利率。欧洲中央银行有三个主要政策利率,即再融资利率、借贷安排利率和存款安排利率。相当于联邦基金利率的最重要的利率是再融资利率(main refinancing rate)。欧洲央行每周在货币市场上向商业银行拍卖一定数额的贷款,一般情况下贷款的最低利率是给定的,就是再融资利率。隔夜拆借利率,受再融资利率变动的影响而波动。借贷安排利率,是商业银行直接从欧洲央行借款的利率,这是货币市场的最高利率。存款安排利率,即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存款所能获得的利息率,是货币市场利率的最低点。隔夜拆借利率在再融资利率的影响下,在最高点(借贷安排利率)和最低点(存款安排利率)之间变动。为了应对2007 年8 月份爆发的的次贷危机和以后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欧洲央行在采用了一系列货币政策的超常规做法,主要包括: 1、在给定基础利率上无限提供流动性; 2、扩大可以接受的获取央行贷款的担保资产的范围; 3、延长流动性贷款的期限,在银行间拆借市场上提供了为期为一年的贷款; 4、购买公司部门债券,实际上是注入流动性;5、将主再融资利息率降到1%的历史最低水平。

    这些政策都是旨在应对次贷危机的超常规政策,原计划在2009 年底逐步退出,但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政策退出在2010 年5 月初停止,并恢复了早先的一些宽松措施。

    第四, 5 月10 日,在1100 亿欧元紧急救援计划出台仅8 天之后,欧洲紧急出台总额达7500 亿欧元的救援计划(Bailout Plan),这是欧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救援计划。其中4400 亿欧元是欧元区16 国政府所承诺的为正在筹建之中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und)或”欧洲金融稳定机制”( EuropeanFinancial Stability Mechanism)提供的贷款担保。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作为一个特殊目的机构,将向市场发行债券筹资,以帮助面临主权债危机的任何欧元区国家11。

    为了使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所发行的债券能够得到最高的评级(这样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欧元区国家将按自己在欧洲中央银行的出资比例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所发行的每一笔债券提供120%的担保。4400 亿欧元是这种担保的最高限额。通过发行债券所筹建的资金将被借给出现主权债危机的国家。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贷款的对象国则不参加相应贷款发放的担保。除欧元区政府承诺的贷款担保之外,IMF 承诺提供总额不超过2500 亿欧元的贷款,对出现财政困难的欧元区国家实施救助。对于受援国,EFSM贷款和IMF 贷款将同时提供,而必须遵守IMF 提供贷款的传统条件,即接受IMF 的所谓”conditionality”。7500 亿欧元救援计划中的另外600 亿欧元将由欧盟委员会依照《里斯本条约》相关条款,从欧洲的“紧急事变基金”中拨付。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或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刚刚走马上任的首席执行官克劳斯•雷格林(Klaus Regling)表示,这个4400 亿欧元(合5540 亿美元)的欧元区主权援助基金将在7 月底之前开始运作,预计将在8 月获得AAA 信用评级。雷格林表示,该基金是一种临时性危机机制,但如果欧元区国家政府有任何无法偿还的贷款,该基金的寿命就可能超过原定的3 年。雷格林表示,为了说服评级机构赋予该基金最高评级,已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增加现金储备,同时成员国保证支付比约定份额高出20%的资金。评级机构还被告知,“欧元区国家已做出总体承诺,将做出获得最佳可能的评级所需的任何其它努力”。12

欧元区的债务问题与欧元的前景

    我们不应该低估欧洲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但也不应该对欧洲的经济前景过度悲观。在欧洲真正问题严重的国家主要还是希腊。爱尔兰由于经济情况的好转,已经不在“五猪”之列(现在只剩下“四猪”(”PIGS”—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

    意大利的经济状况并非十分糟糕,其财政赤字与德国相差不多,经常项目逆差对GDP之比则更是很低。西班牙不少储蓄银行(cajas)由于房地产泡沫崩溃而处于困难境地,但其大银行的经营状况是良好的。可以断定,希腊在未来两年的国债已经有钱偿还,不会违约。希腊主权债危机的传染效应也已经得到控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我的理解,到目前为止,除欧洲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上买进希腊国债外,欧盟和IMF 并未为欧洲主权债危机花费什么钱。无论是1100 亿欧元的紧急救援还是7500 亿欧元的救援计划,都仅仅是一种承诺。但是,这种承诺似乎已经成功地稳定了欧洲的国债市场和金融市场。希腊国债、西班牙国债在7 月份的拍卖进展顺利,其国债收益率基本正常。这说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现在已经大大缓解。最近公布的“压力测验”结果表明,欧洲金融体系总体上还是健康的。当然,没有人敢于肯定,欧洲主权债危机已经结束。

    我认为,由于欧洲的国际收支状况明显好于美国,欧元不会持续贬值下去。欧元区也不会解体。欧元区解体的政治代价过高,没有欧洲政治家愿意看到这种局面。而欧洲的经济能力应该能够解决目前的问题。德国的态度,即德国民众的态度与统治阶层的态度是解决欧洲统一问题的关键。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犹疑之后,德国似乎已经下定决心维护欧洲的统一进程。危机可以导致欧元区解体和欧元消失,但更可能导致欧元区一体化进程的深化。欧洲政治家越来越相信,不但应该有统一货币,而且有统一或近乎统一的财政。或许应该建立一种类似于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的那样一种财政关系。欧洲之行使我相信,欧洲主权债危机的重要结果将是欧洲一体化程度的加强而不是削弱。

    在中长期,世界经济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不是欧洲主权债危机,而是全球性的债务危机,特别是美国的财政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现在,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借新债还旧债和中央银行印钞票的阶段,而新债只能依靠有剩余储蓄的国家来购买。一旦新债券无人购买,将会导致国家破产、债券违约以及印钞,而后者的结果必然是恶性通货膨胀。目前,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各国政府(包括非欧元区的英国政府)都在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而不是像美国那样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日本政府也在谈论财政紧缩。虽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对于大多数西方国家来说,当务之急确实应该是加紧结构调整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必须制定确实可行的、具有可信性的削减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的计划。否则,金融市场将无法实现稳定,经济增长的恢复也无法实现。

    强大的欧洲经济和强大的欧元符合中国利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自欧洲主权债危机爆发后所释放出的一系列支持欧洲、支持欧元、支持欧洲金融市场的信号是完全正确的。欧盟和欧洲中央银行应对欧洲主权债危机的方针政策也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和认真参考。

    注释:

    1  2007 年希腊的收入税为GDP 的4.7%,而EU 国家的平均数是8%。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newsarchive&sid=apSz28ifLL9U,2010 年2 月7 日。

    2  George Alogoskoufis: The two faces of Janus: institutions, policy regimes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in Greece. Pp.149-184, Economic Policy April 1995, Great Britain, ©CEPR, CES, ,MSH, 1995

    3  同上,p159。

    4  同上,p157-158。

5  同上,p 151。

6  URI DADUSH, BENNETT STANCIL:EUROPE'S DEBT CRISIS IS MORE THAN A FISCAL PROBLEM,PARADIGM LOST: THE EURO IN CRISIS, JUNE 02, 2010 2/6/2010,CARNEGIE ENDOWMENT

     7  Europe and IMF Agree €110 Billion Financing Plan With Greece, IMF Survey online,May 02, 2010。

8  有关谈话记录,2010 年6 月。

9 德国明镜周刊。

10  有关谈话记录,2010 年6 月。

    11  特殊目的机构成员国将按比例共同为特殊目的机构发行的债券提供120%的担保。其目的是为了使这些债券得到AAA 评级。

    12  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本月启动 ,英国《金融时报》 昆廷•皮尔 , 詹姆斯•威尔逊 法兰克福报道,2010 年7 月?日。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8-04 10:03:30 +0800 收件人: 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51 目前更应从国民福利而非均衡汇率角度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

美国国债 Vs.日本国债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 张明

Aug. 11, 2010

zhangyuxuan@gmail.com

     6 月份中国投资者增持日本国债4564 亿日元(53 亿美元)。迄今为止中国已经连续6 个月增持日本国债,合计增持日本国债1.73 万亿日元。这一规模超过2005 年至2009 年中国投资者对日本国债的净购入额。相比之下,中国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额在2009 年7 月底达到9399 亿美元的高位后,到2010 年5 月底已经下降至8677 亿美元。过去半年间,中国投资者弃美国国债而取日本国债,这极大地激发了市场的关注与猜疑。

    对投资者而言,选择持有何种金融产品,关键是看该产品的收益与风险是否匹配。从收益率来看,目前持有美国国债远优于日本国债。当前10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3%上下,而10 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低于1%。既然收益率差距如此之大,中国投资者弃美国国债而取日本国债,一定是认为美国国债的风险远高于日本国债。中国投资者持有外国国债的风险主要有二。一是由于国债违约风险提高,导致新发国债收益率上升,进而导致存量国债市场价格下跌的风险。这一风险与发行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密切相关。二是国债计价货币相对于人民币贬值而给中国投资者造成的汇率风险。

    从国债市场价格下跌的风险来看,似乎日本国债的风险并不亚于美国国债。目前美国国债未清偿余额超过13 万亿美元,达到美国GDP 的90%,而目前日本国债未清偿余额已接近GDP 的200%。不过,尽管政府负债率较高,但日本国债市场的投资者结构比较独特,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国债规模仅占国债总规模的5%左右。而在美国国债市场上,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国债规模约占未清偿国债余额的三分之一。由于本国投资者持有本国国债不承担汇率风险,这意味着日本国债市场的投资者结构要稳定得多。

    从汇率风险来看,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元相对于欧元、英镑等货币总体上保持强势,但日元汇率走势比美元更加强劲。2007 年8 月1 日至2010 年7 月31 日这3 年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27%。事实上,日元和黄金是目前市场价格仍高于次贷危机爆发前市场价格的唯一两种金融资产。

    日元汇率走势强于美元,具有基本面和套利交易两方面原因。从基本面来看,相对于美国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与高企的对外净债务,日本具有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与高企的对外净资产,目前日本的经常账户盈余超过GDP 的3%,对外净资产超过GDP的50%。从套利交易来看,由于日元基准利率长期处于零利率水平,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日元套利交易大行其道。日元套利交易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终结会导致外汇市场上日元供不应求,这也推高了日元利率。尽管中长期内美元对日元汇率走势仍具较大不确定性,但短期内日元仍有望对美元保持强势。

    从上述分析来看,日本国债市场的封闭性和最近几年来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强势,是中国投资者增持日本国债的重要原因。当然,持有日本国债的收益率很低,且日本国内的一系列制度性因素(人口老龄化、高政府债务、流动性陷阱)也会影响中长期日本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中国投资者是否会继续大幅增持日本国债,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此外,中国投资者并未放弃美国国债。在2009 年8 月至2010 年5 月这10 个月间,尽管中国投资者有9 个月都在减持美国短期国债,合计减持1607 亿美元。但在这10 个月间,中国投资者一直在增持美国长期国债,合计增持885 亿美元。因此,中国投资者在日本国债与美国国债之间的选择,不是在好与坏之间的选择,而是在坏与更坏之间的无奈选择。要避免反复面对这种无奈,通过国内结构调整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来缓解双顺差、抑制外汇储备继续增长,才是治本之策。

 

 

全球经济再平衡:美国和中国的角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张明

Aug. 2, 2010

zhangyuxuan@gmail.com

    写作本文的最初思路来自笔者于2010年6月1日参加日本北海道“APEC增长策略”研讨会所做的题为 “如何平衡全球经济”的发言,在此对会议组织方——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I)表示致谢。此外,作者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所提出的修改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内容提要】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收支失衡的演进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再平衡有赖于各主要失衡国的集体努力。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的交互作用提供了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系统框架。从储蓄—投资缺口导致经常账户失衡的视角来看,美国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可归因于私人部门储蓄率的下降,而中国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可归因于政府与企业储蓄率的上升。从汇率失调与进出口管制导致经常账户失衡的视角来看,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可归因于美元汇率高估与出口管制;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可归因于人民币汇率低估与扭曲的出口退税制度。为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美国应提高私人部门储蓄率、避免财政赤字继续恶化、让美元适当贬值、促进高科技革命、放松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限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等,中国应改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失衡、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速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取消扭曲性出口刺激政策等。

   【关键词】全球失衡;再平衡;全球金融危机;储蓄投资缺口;汇率

   【作者简介】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北京 邮编:100732)

     The Rebalancing of Global Economy: The Roles of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imbalance faces strong uncertainties. The Rebalancing of global economy depend on the collective actions of major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which saving-investment gap results in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 the persistent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of United States could be attribute to the decline of private saving rates, and the persistent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of China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surge of government and corporate saving r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which exchange misalignment and controls on export and import result in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 th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of U.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USD’s overvaluation and the control on export of high-tech products,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of China could be attributed to RMB’s undervaluation and distorted tax rebate system. To rebalance the global economy, on the one side, United States should boost private saving rate, avoid the exacerbation of fiscal deficit, depreciate USD at a controllable pace, promot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loose the control on export of high-tech products, and fight with trade protectionism, etc; On the other side, China should chang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mbalance between government, corporate and household, improve the RMB exchange rate regime, speed up the reform of domestic commodity prices, and cancel the distorting export promotion policies.

    【Key Words】Global Imbalance; Rebalancing;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Saving Investment Gap; Exchange rate.

    【Author】Ming Zhan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一 序言

    自2004年以来,随着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超过5%,全球国际收支失衡(global imbalance)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话题。如图1所示,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一方面表现为在美国和中东欧国家中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和石油输出国中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盈余。1 尽管从整体上来看,欧元区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但在欧元区内部同样存在着显著的国际收支失衡。例如,在2007年,德国、荷兰的经常账户盈余占本国GDP的比率分别为7.6%与8.7%;而希腊、葡萄牙与西班牙的经常账户赤字占本国GDP的比率分别为-14.4%、-9.4%和-10.0%。2

    1 事实上,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除了表现为经常账户失衡外,也表现为资本与金融账户失衡。本文之所以重点分析经常账户失衡,是基于如下事实:首先,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主要是经常账户余额(而非资本与金融项目余额)主导了外汇储备增量的变化。例如,从2009年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看,其经常项目顺差为2 971亿美元,占外汇储备增量的75%,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为1 448亿美元,占外汇储备增量的37%,误差与遗漏为-43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增量的-12%。换句话说,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变动的3/4可以用经常账户失衡来解释;另外,目前分析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国际文献主要分析经常账户失衡。当然,笔者并不否认资本与金融账户失衡的重要性,中国外汇储备不断累积的症结恰好在于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以及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但受到篇幅限制,本文主要分析经常账户失衡。

    2 以上数据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0年4月版,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0/01/pdf/tables.pdf。  

    图1 各国经常项目余额与本国GDP之比率的演进趋势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0年4月版,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0/01/pdf/tables.pdf。

    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从2004年起开始不断恶化,在2006-2007年达到顶峰。2006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其GDP的比率达到6.0%的峰值,石油输出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占其GDP的比率达到了19.0%的峰值;2007年,中国、发展中亚洲国家与日本经常账户盈余占其GDP的比率分别达到11.0%、7.0%与4.8%的峰值。随着2007年8月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9月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全球GDP增速由2007年的5.2%下降至2008年与2009年的3.0%与-0.6%。全球总需求的下降导致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显著改善。3

    问题在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在恢复强劲增长态势之后,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是否会重新恶化?目前来看,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演进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取决于各主要失衡国家是否能够进行持续的结构调整,其中包括经常账户赤字国压缩消费提高储蓄、经常账户盈余国刺激消费降低储蓄以及经常账户赤字国本币贬值、经常账户盈余国本币升值。历史经验显示,一国针对宏观经济失衡而采取的调整措施通常会招致国内特定利益集团的反对(例如压缩消费会让居民受损、本币升值会让出口集团受损),因而通常是痛苦和漫长的。一国内部针对调整措施的敌意可能迫使该国政府采取阻碍国际合作的政策,甚至酿成国际冲突。

    如图 1 所示,截止2009 年底,美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与GDP之比均降至3%以下,中国、日本、发展中亚洲国家与石油输出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与GDP之比均降至6%以下。因此,全球经济再平衡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主要失衡国家持续而富有诚意的国际合作。尽管中国的GDP在全球GDP中的比重远低于美国,但从经常账户失衡的绝对规模来看,2009 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为2 971 亿美元,5 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为3 784 亿美元,6

    3 以上数据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0 年4 月版, 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相当于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79%。鉴于美国和中国分别是全球经常账户最大逆差国与最大顺差国,美中两国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自然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以及承担相应的义务。当然,即使不考虑中美在经济性质、经济结构与对世界经济所承担责任与义务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仅仅从经常账户失衡的绝对规模来看,美国进行调整的责任与义务也远大于中国。除美中两国外,德国、日本、中东欧国家与资源出口国等其他主要国际收支失衡的国家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受篇幅限制,本文将集中讨论美国与中国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的角色与对策。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讨论国际收支失衡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从内部失衡导致外部失衡的角度来分析美中的经常账户失衡;第四部分从外部失衡导致内部失衡的角度来分析美中的经常账户失衡;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0/01/pdf/tables.pdf。

    4 Jeffry A. Frieden, “Global Imbalances, National Rebalancing,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covery,” Working Paper, Center for Geoeconomic Studies and Internatioanl Institu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Program,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ctober 2009.

     5 以上数据引自国家外汇管理局2009 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tjsj/tjsj_detail.jsp?ID=110500000000000000,39&id=5)

    6 以上数据引自 U.S.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Accounts Data,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http://www.bea.gov/international/index.htm)

二 国际收支失衡的分析框架

    我们从一个国民收入恒等式出发来展开国际收支失衡的理论分析。 S-I=X-M (1)

    在方程(1)中,S为一国国民总储蓄,I为该国总投资,X为该国出口,M为该国进口。方程(1)的涵义是一国的净储蓄(储蓄投资缺口)等于该国的贸易顺差。如果不考虑职工报酬与投资收益等项目,则方程(1)也可以被解读为一国的储蓄投资缺口等于经常账户顺差。这是一个经常被各类文献引用的恒等式,但这也是一个容易被误解的恒等式。事实上,一个恒等式意味着并不仅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恒等式左边可以推出右边,同时右边也可以推出左边。7 然而在各类文献分析中,通常将储蓄投资缺口视为经常账户盈余的原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将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归咎于东亚国家的“过度储蓄(Saving Glut)”。8

    7 余永定:《美国经济再平衡视角下中国面临的挑战》,载《国际金融研究》,2010年第1期,第23-26页。

    8 Ben Bernanke, “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Remarks at the Sandridge Lecture, Virginia Association of Economics, Richmond, Virginia, 2005.

    笔者认为,恒等式其实意味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如果把储蓄投资缺口视为内部失衡(Internal Imbalance),把经常账户失衡视为外部失衡(External Imbalance),则内部失衡既可能是外部失衡的原因,也可能是外部失衡的结果。

    内部失衡导致外部失衡的机制比较明显:对盈余国而言,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意味着本国储蓄不能在国内得到充分利用,从而可以通过经常账户盈余的方式借给外国人使用;对赤字国而言,国内储蓄低于国内投资意味着国内资金不能为投资提供充分的资金来源,从而需要通过经常账户赤字向外国借款来弥补资金缺口。

    相反,外部失衡加剧内部失衡的机制则更为复杂一些。以中国为例来进行分析。近年来,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储蓄的上升而导致的。在企业部门内部,近年来的增长主要来自重工业部门,而重工业部门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口增长带来的。此外,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并不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例如钢铁)能够产生巨大的贸易盈余,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可谓功不可没。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但能够缓解外部失衡(降低贸易盈余),而且可以缓解内部失衡(降低国民储蓄率)。9

    关于经常账户顺差变动影响储蓄投资缺口的一个极端例子是,假定由于外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生产的制造品完全不能出口,这时,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降低至零。同时,中国生产的制造品在统计上转为存货投资,这将使得短期内储蓄率等于投资率,从而消除了储蓄投资缺口。10 这种双向因果关系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国际收支失衡的完整框架(表1)。其一,如果国际收支失衡是储蓄投资缺口造成的,那么缓解国际收支失衡的措施自然与消除储蓄投资缺口有关,对国际收支赤字国而言,这意味着提高储蓄率(抑制消费)或降低投资率;对国际收支盈余国而言,这意味着降低储蓄率(刺激消费)或提高投资率。其二, 如果国际收支失衡不是由国内失衡导致的,那么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就大致包括汇率失调(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进出口刺激政策与管制措施等。要缓解国际收支失衡,对国际收支逆差国而言,这意味着本币贬值、扩大出口与限制进口;对国际收支顺差国而言,这意味着本币升值、扩大进口与限制出口。

    表1 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政策选择

    9 [美]乔纳森·安德森:《升值难改全球失衡》,载《新世界周刊》财新网,2010 年第23 期,2010 年6 月7 日。

    10 张明、何帆:《中国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均应及时调整》,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 年第3 期, 第92-107 页。

 

三 从内部失衡角度对美中国际收支失衡的考察

    本部分将从储蓄投资缺口导致经常账户失衡的角度对比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为更具体地分析储蓄投资缺口,我们需要对方程(1)进行扩展。

    (2)

    在方程(2)中,、、分别为家庭储蓄、政府储蓄与企业储蓄;、、分别为家庭投资、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方程(2)实际上是对储蓄投资缺口的部门分解,整个经济体的储蓄投资缺口等于家庭、政府与企业各自的储蓄投资缺口之和。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储蓄等于政府收入减去政府消费,而政府的储蓄投资缺口等于政府收入减去政府消费、再减去政府投资,从而政府储蓄投资缺口等于政府的财政盈余。

    (一)对美国的考察

     图2显示了1992年至2009年美国国民净储蓄率与各部门净储蓄率的变动。从1998年至2003年,美国国民净储蓄率由7.2%逐渐下降至1.8%;从2003年至2006年,美国国民净储蓄率由1.8%逐渐上升至3.8%;从2006年至2009年,美国国民净储蓄率再度由3.8%降至-2.6%。在2008年至2009年的次贷危机期间,美国连续两年出现国民储蓄负增长的情况。通过对各部门储蓄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政府净储蓄率的波动最大,而且基本上决定了国民净储蓄率的变动。政府净储蓄率由1992年的-4.8%上升至2000年的2.3%,之后下降至2009年的-8.7%,在这18年间的波动幅度达到11.0%;相比之下,在这18年内,美国的家庭净储蓄率波动幅度仅为4.5%,企业净储蓄率波动幅度仅为2%。第二, 在2004年至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恶化期间,美国国民净储蓄率却在趋于上升,这说明该时期内的经常账户赤字扩大与投资率上升有关。第三,在2004年至2007年期间,政府净储蓄率不断上升,企业储蓄率逐渐下降,而家庭净储蓄率显著下降,这说明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扩大与私人部门净储蓄率的下降直接相关。第四,2008年与2009年次贷危机期间,美国家庭净储蓄率与企业净储蓄率均显著上升。美国国民净储蓄率之所以仍处于下降的状态,其原因在于政府净储蓄率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滑,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政府动用了大量的财政资源用于救市,即用政府的杠杆化来缓解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冲击。

    图2 美国部门储蓄率与国民储蓄率的演进趋势(占GDP的比率)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Analysis,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NIPA tables 5.1,
http://www.bea.gov/national/nipaweb/Index.asp。

    换言之,在2004年至2007年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恶化期间,美国国民净储蓄率却趋于上升;在2008年至2009年美国经常账户失衡改善期间,美国国民净储蓄率却趋于下降。其中根本的原因是,在2004年至2007年的繁荣时期内,美国投资率的上升快于储蓄率的上升,导致储蓄投资缺口拉大;在2008年至2009年的衰退时期内,美国投资率的下降快于储蓄率的下降,导致储蓄投资缺口缩小。11从部门储蓄率与经常账户失衡的关系来看,当私人部门储蓄率下降时,经常账户失衡加剧;当私人部门储蓄率上升时,经常账户失衡改善。此外,当政府储蓄率下降时,经常账户失衡改善;当政府储蓄率上升时,经常账户失衡加剧。这一方面说明政府实施的通常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即通过扩张财政政策去应对总需求下滑;另一方面意味着这其中可能存在着财政支出对私人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即当财政支出增加时,私人部门投资下降,从而拉大了储蓄投资缺口,造成经常账户赤字的改善。

    展望危机后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演变趋势,笔者认为,未来几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与GDP的比率将在2009年的基础(-2.9%)上有所上升,但很难恢复到2006年的水平(6.0%),可能稳定在3-4%的水平上。笔者做出判断的主要理由包括:第一,随着次贷危机最终结束,失业率下滑、信贷紧缩明显改善,私人部门的消费与投资都将增强,私人部门储蓄率可能重新下降。第二,尽管2010 年美国政府储蓄率可能再度下滑,但鉴于美国奥巴马政府做出了在未来4 年内将财政赤字减少一半的承诺,12 在财政巩固计划逐渐实施的背景下,政府储蓄率将会转跌为升。第三,如果2004 年以来的规律是成立的(即当私人部门储蓄率下降而政府储蓄率上升时,经常账户赤字会恶化),那么未来几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扩大的可能性较大。第四,由于2004 年至2007 年间美国存在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与衍生品泡沫,在虚假的财富效应驱使下,美国家庭进行了过度消费,居民储蓄率大幅下降。而目前这些泡沫已经破灭,未来几年内再度产生严重资产价格泡沫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即使居民储蓄率再度下降,也很难降至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因此,即使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再度扩大,失衡的程度也很难超过2006 至2007 年的水平。

    11  2008年至2009年美国投资率的急剧下降一方面与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去库存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金融危机造成的信贷紧缩有关。

    (二)对中国的考察

    在 2004 年至2007 年期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迅速扩大。从储蓄投资缺口来看, 同一期间内,中国国民储蓄率(国民储蓄占GDP的比率)由46%上升至51%,而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率)稳定在43%左右。13

    图3 显示了1992 年至2007 年中国部门储蓄率与国民储蓄率的演进趋势。中国国民储蓄率在1990 年代大致稳定在36-38%的水平上,然而在2001 年至2007 年期间显著爬升至51%。在2000 年至2007 年间,居民储蓄率(此处指居民储蓄与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下同)大致稳定在20%上下,政府储蓄率由3%上升至11%,而企业储蓄率由2000 年的17%攀升至2004 年的23%,随后下降至2007 年的18%。由此不难看出, 2000 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其主要原因是由政府储蓄率与企业储蓄率的上升所导致的。

    这意味着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恶化可以完全由国民储蓄率的上升来解释。

    12 《奥巴马宣布 4 年内将政府财政赤字削减一半》, 载新华网,2009 年2 月4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2/24/content_10880673.htm。

    13 以上数据引自 CEIC 数据库,http://www.ceicdata.com/。

    图3 中国部门储蓄率的演变趋势(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率)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http://www.ceicdata.com/。

    关于中国高国民储蓄率的一个特征事实是,家庭储蓄率、政府储蓄率与企业储蓄率均居高不下。14 这个特征事实得以将中国与日本、印度、韩国等高储蓄国家区分开来。例如,尽管印度的家庭储蓄率高于中国的家庭储蓄率,韩国的政府储蓄率高于中国的政府储蓄率,日本的企业储蓄率接近中国的企业储蓄率,但由于其他部门储蓄率较低,因此这几个国家的国民储蓄率都远低于中国的国民储蓄率。15

    通常认为,导致中国居民高储蓄的原因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供应不足而造成的谨慎性储蓄动机、本国金融市场不发达形成的流动性约束、人口结构转型而带来的人口红利等;导致中国政府高储蓄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社会公共产品供应的消费性支出所占比例过低,而这又与1994年分税制改革造成的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脱节有关;导致中国企业高储蓄的原因包括企业盈利能力上升、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低、国有企业分红比率低等。16

    除上述导致各部门储蓄率高企的各种解释外,笔者认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失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2000 年以来居民储蓄率的相对稳定,以及政府和企业储蓄率的显著上升。如图4 所示,2000 年至2007 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64%下降至58%;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上升至24%,而企业利润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7%上升至18%。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发生的“国进民退”与“企进民退”,是导致政府储蓄率与企业储蓄率显著上升的重要原因。此外, 1997 年至2007 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69%下降至58%,下降了11 个百分点,与之同时,中国居民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维持在22%左右不变,这意味着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率)不得不大幅下降。事实上,1997 年至2007 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由45%下降至36%,降低了9 个百分点。17

    14 有观点认为,由于中国经济中存在大量的现金交易现象,这种现金(货币)漏出可能会严重高估中国的储蓄率,尤其是居民储蓄率。笔者对此的看法是:第一,即使考虑到货币漏出,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居民储蓄率在国际范围内依然算比较高的,况且货币漏出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第二,即使货币漏出可能高估居民储蓄率,但无疑多年来货币漏出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固定的。而最近10年来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主要是由政府储蓄率与企业储蓄率上升所导致的。换句话说,即使货币漏出在存量上可能是导致中国国民储蓄率高估的一个因素,但它应该不是中国国民储蓄率近年来显著上升的重要原因。

    15 GuonanMa and Wang Yi, “China’s High Saving Rate: Myth andReality,” BIS Working Papers, No. 312,mJune2010, http://www.bis.org/publ/work312.pdf?noframes=1.16张明:《中国的高储蓄——特征事实与部门分析》,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图4 中国各部门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关比率

    资料来源:CEIC 数据库,http://www.ceicdata.com/。

    展望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演变趋势,笔者认为,尽管危机结束后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率短期内可能有所反弹,但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将降至更加合理的水平上(例如占GDP的3-5%)。做出判断的主要理由包括:

    第一,从居民储蓄率来看,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18 中国政府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的供应、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等,中国居民会将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居民储蓄率将逐渐下降。第二,从政府储蓄率来看,中国政府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消费性支出,政府加大针对居民部门的转移支付力度, 以及未来平衡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的财政体制改革,将会导致政府储蓄率逐渐下降。

    17 以上数据引自 CEIC 数据库, http://www.ceicdata.com/。

    18 2010 年春季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富士康事件与本田罢工事件等现象都表明,中国人口结构可能已经达到“刘易斯拐点”,未来中国非熟练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将显著上升,这无疑将刺激中国居民消费。

    第三,从企业储蓄率来看,一方面,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日趋成熟,未来上市公司将显著提高股利支付比率;另一方面,随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的推进,国有企业会将更高比例的税后利润用于支付红利。此外,职工工资步入上升通道也意味着企业盈利空间受到挤压。因此,企业储蓄率也将步入下降通道。19

四 从外部失衡角度对美中国际收支失衡的考察

    (一)对美国的考察

    从外部失衡可能导致内部失衡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持续经常账户赤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对美元汇率的高估。因此美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改善需要美元实际汇率贬值。关键在于,如果要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降至可持续的水平,美元实际汇率需要贬值多少?

    奥伯斯特菲尔德(Maurice Obstfeld) 和罗高夫(Kenneth Rogoff)认为,美元实际汇率可以分解为美国贸易条件的变动(即外国贸易品相对于美国贸易品的价格变动)以及美国国内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而要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降至5%以内,美国的贸易条件应下降5-15%(以促进美国出口),而同时美国国内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应下降20%至30%(以引致美国消费者减少进口)。20 然而,科塞蒂(Giancarlo Corsetti)指出,从1980 年代后期美元贬值与经常账户调整的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国内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不大,且显著低于贸易条件的变化。这意味着调节经常账户应该主要依赖贸易条件的变动(即美元汇率变动)。21

    19 何帆、张明:《中国国内储蓄、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未来演进趋势》,载《财贸经济》,2007 年第5 期,第79-85 页。

    20 Maurice Obstfeld and Kenneth Rogoff, “Global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and Exchange Rate Adjustment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36, Issue 1, 2005, pp. 67-146.

    21 Giancarlo Corsetti, “ The Anatomy of Dollar Depreciation,” VOX, 6 November 2007, http://www.voxeu.org/index.php?q=node/699.

    科塞蒂、马丁与佩森蒂Giancarlo Corsetti, Philippe Martin and Paolo Pesenti 的数值运算结果表明,要将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由GDP的5%降至0%,需要美元实际汇率贬值20%,这将导致美国消费下降6%以及就业增长3%。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出口市场上新企业的进出以及产品多样化,实际需要的美元实际汇率贬值幅度将会低于20%。22小川英治(Eiji Ogawa)和工藤武(Takeshi Kudo)模拟了在2004 年第2 季度不同程度的美元贬值对改善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影响,其结论显示:10%、30%与50% 的贬值能够分别在2018 年、2011 年与2008 年将经常账户赤字降至GDP的2%。23

    从另一角度来看,美元贬值还能够通过降低美国对外净负债来提高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可持续性。通常认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可持续观点的逻辑在于,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将导致美国对外净负债的上升,当美国对外净负债占GDP比率超过一定百分比(例如90%),外国投资者将认为美国债务违约率将会出现非线性上升,从而拒绝继续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融资,造成经常账户赤字不可持续。24 然而,由于美国对外资产大多以外币计价,美国对外负债大多以美元计价,因此美元贬值将会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对外资产相对于对外负债增长,从而降低美国的对外净负债。这种美元贬值对美国国际投资头寸表的资产方与负债方产生不同影响的估值效应(Valuation Effect ) 反映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而给美国带来的过度特权( Exorbitant Privilege)。25 值得重视的是,同样由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使得美元贬值具有极大的负外部性。截至2009 年底,全球外汇储备存量达到8.1 万亿美元,其中大约62%的资产以美元计价。26

    除美元汇率高估外,美国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出口产品的真实竞争力,抑制了美国的出口增长,从而加剧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一旦美元大幅贬值,则美元储备资产的持有者将遭受惨重的资本损失。

    22 Giancarlo Corsetti, Philippe Martin and Paolo Pesenti, “Varieties and the Transfer Problem: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Current Account Adjustment,” RSCAS Working Papers, No.1,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08.

    23 Eiji Ogawa and Takeshi Kudo, “Possible Depreciation of the US Dollar for Unsustainabl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in the United States,” CESifo Forum, No.4,2007, pp.24-30.

    24 Sebastian Edwards, “Is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Sustainable? And If Not, How Costly Is Adjustment Likely To Be?” NBER Working Paper, No.11541, August 2005.

    25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Fundamentals at Odds?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nd The Dollar,” IMF Working Paper, No.WP/08/260, November 2008.

    26 以上数据引自 IMF COFER 数据库,http://www.imf.org/external/np/sta/cofer/eng/index.htm。

    27 Jiayi Zou, “Reform to Rebalance World Growth,” Tokyo, Japan, March 15, 2010,http://www.bruegel.org/fileadmin/files/admin/member_s_area/events/Workshops_and_Conferences/2010/ AEEF__2010/S2-3_reform_to_rebalance_world_growth_GCoeDG_ZOU.pdf.

    (二)对中国的考察

    诸多文献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造成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重要原因。28 然而,在人民币汇率究竟低估了多少的问题上,这些文献的结论千差万别。例如,克莱恩(W.R. Cline )和威廉姆森( J. Williamson )基于基本均衡汇率方法的估算表明,截止2009年第1季度,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低估了21%,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低估了40%;29萨布拉马尼恩(Arvind Subramanian)运用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估计方法,得出截止2010年第1季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低估了30%的结论;30瑞森(Helmut Reisen)的计算指出,2008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低估程度为12%;31张(Y.W. Cheung), 奇恩(M.D. Chinn )和藤井(E. Fujii)运用不同来源与不同长度的面板数据,得出了大相径庭的两种结论:结论一是,2005年至2006年人民币的低估程度可能达到40-50%;结论二是,2005年至2006年人民币汇率水平不存在低估。32 秦朵与何新华(2010)的研究表明,尽管人民币汇率在2002年至2007年期间存在低估,但2008年这一趋势已经逆转,现阶段人民币汇率不是被低估、反而被高估了。33

    28 当然,也有一些文献指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关联不大。例如麦金农与施纳布尔指出,所谓汇率会影响贸易平衡的看法是错误的,贸易平衡归根结底是由储蓄投资缺口造成的。参见麦金农与施纳布尔:《中国的金融谜题和全球失衡》,载《国际金融研究》,2009年第2期,第34-46页。

    29 W.R. Cline and J. Williamson, “2009 Estimates of 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s,” Policy Brief, No. 09-10,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9.

    30 Arvind Subramanian, “New PPP-Based Estimates of Renminbi Undervaluation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Policy Brief, No.10-8,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pril 2010.

    31 Helmut Reisen, “On the Renminbi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www.voxeu.org, 2009.

    32 Y.W. Cheung, M.D. Chinn and E. Fujii, “China's Current Account and Exchange Rat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673, 2009.

    33 秦朵、何新华:《关于人民币失衡的测度——指标定义、计算方法与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统计研究室工作论文,No.DSWP201001,2010年2月。

    34 W.R. Cline and J. Williamson, “Estimate of the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of Renminbi: Is There a Consensus and If Not, Why Not?” in Morris Goldstein and Nicholas R. Lardy,eds., Debating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pp.131-168.

    为什么各种研究对人民币汇率低估程度难以达成共识呢?首先,目前国际经济学家对均衡汇率的概念并未完全达成一致,用来估计均衡汇率的方法也至少包括基本均衡汇率(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FEER)、意愿均衡汇率(desired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DEER)、行为均衡汇率(behavior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BEER)与持续均衡汇率(permanent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PEER)等多种,各种方法计算出来的均衡汇率水平难免差异较大;34 其次,中国的资本账户并未完全开放,资本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中国国内的要素价格(包括利率)因为受到管制而存在扭曲。

    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估算均衡汇率的难度。

    尽管不同学者对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以及低估程度存在明显争议,但笔者认为,截止到2010年6月19日央行重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时,人民币汇率水平存在低估的可能。要计算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是比较困难的,然而我们可以考察如下这个简单事实,即如果中国人民银行不干预外汇市场,而让市场力量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那么,人民币汇率水平会如何运动?中国央行不断积累外汇储备,而且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大持有国的事实说明,中国人民银行对外汇市场进行了持续干预,而且一直是美元的净买入方。很明显,一旦中国人民银行停止买入美元,则外汇市场上存在美元供过于求的格局,美元贬值在所难免。这反过来说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存在低估。未来衡量人民币汇率是否升值到位的一个重要标准也在于,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保持在合理规模上基本稳定,央行不再频繁干预外汇市场。

    既然经济学家就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或人民币汇率低估程度难以达成一致,这就增加了人民币汇率一次性重估的难度。因此,更适宜的方式是降低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增加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让市场供求力量来最终决定适宜的汇率水平。这事实上也是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启动以及2010年6月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重启的基本思路。现阶段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该制度下允许人民币对美元等双边汇率在每日正负5‰的区间内浮动。

    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比重,加之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同质性强,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出口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定价能力有限。当人民币升值后,为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出口企业通常不提高出口价格,而是依靠压缩自身利润空间来消化人民币升值压力。因此,人民币升值未必会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但肯定会严重损害中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率。然而,最新的一些研究表明,随着中国出口企业的产业升级以及向价值链两端拓展,中国出口企业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接受者,而是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议价能力。因此,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企业会通过一定幅度的提价把成本传导给外国进口商。例如,崔历(Li Cui), 舒畅(Chang Shu)与常建(Jian Chang)的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出口企业能够把汇率升值的50%通过提价方式传递给进口商。35 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将通过提高出口价格的方式影响贸易余额。

    35 Li Cui, Chang Shu and Jian Chang,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and Currency Invoicing in China’s Export,” China Economic Issues, No. 2,2009,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July 2009.

    另一种被经常用来质疑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改善经常账户失衡的观点是,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21%,但中国的贸易顺差不降反升。这种观点的谬误在于,它假定只有汇率一个因素能够影响贸易顺差,而忽视了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姚枝仲、田丰与苏庆义(2009)对1992年至2006年的中国出口需求函数进行了估计,发现中国出口的短期收入弹性约为2.34,而短期价格弹性约为-0.65。36 这意味着当出口价格上升一个百分点,出口额将下降0.65个百分点,而当外国收入上升一个百分点,出口额将上升2.34个百分点。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人民币升值期间中国贸易顺差的扩大了,这是由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强劲,强劲的外需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但这并不能否认汇率升值对于改善经常账户失衡的作用。

    36 姚枝仲、田丰、苏庆义:《出口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0913,2009年8月。

    37 田丰:《关于中国出口退税的童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与投资研究系列,财经评论,No.09005,2009年3月。

    38 姚枝仲:《出口退税的效果与代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财经评论,No.09074,2009年9月。

    除人民币汇率低估外,出口退税制度也被认为是导致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出口商品退还流转税,从而保证出口商品不含税是一种国际通行做法,但出口退税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刺激或抑制出口增长的宏观政策手段。例如,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为缓解外需萎缩对中国出口造成的冲击,中国政府在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期间连续7次上调了出口退税率,其中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上调至16%。又如,当中国出口增长率显著复苏后,中国政府又在2010年6月取消了钢材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在促进出口与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真的那么有效吗?田丰的研究发现,由于中国的出口价格弹性较低,导致一半以上的出口退税支出补贴了外国进口商与消费者;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相同力度的出口退税政策明显劣于政府购买。37

    姚枝仲的计算进一步指出,由于出口价格弹性较低,8 000亿元的出口退税只能导致出口额增加5 200亿元,即使考虑乘数效应,最终也只能导致GDP增长6240亿元,这明显是一笔赔本买卖。38 因此,通过出口退税来刺激出口增长一方面加剧了中国的经常账户失衡,另一方面降低了中国的整体福利水平,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做法。未来中国的出口退税应该恢复到真正的中性水平,即出口退税应该保证出口产品与国内产品的公平税负,而非单纯的“征多少退多少”。39

    39 姚枝仲:《出口退税的效果与代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财经评论,No.09074,2009年9月。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自2004年起不断恶化的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在2006年至2007年达到顶峰后,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在2008年至2009年间显著改善。未来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走向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再平衡有赖于各主要失衡国家的集体努力与国际合作。

    我们可以从外部失衡与内部失衡交互作用的框架来分析国际收支失衡。从储蓄-投资缺口导致经常账户顺差的视角来看,美国私人部门储蓄率与经常账户赤字是反向变动的,而政府储蓄率与经常账户赤字是同向变动的。未来几年内美国的经常账户失衡尽管可能有所反弹,但可能稳定在占GDP比值的3-4%的水平上;中国近年来经常账户盈余的扩大主要归因于政府储蓄率与企业储蓄率的显著上升,而这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失衡相关。未来几年内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尽管可能反弹,但也会稳定在占GDP比值的3-5%的水平上。

    从汇率失调与进出口管制导致经常账户失衡,经常账户失衡再加剧国内失衡的视角来看,美元汇率高估与人民币汇率低估是造成美中经常账户失衡的重要原因。尽管经济学家对美元应当贬值的幅度以及人民币应当升值的幅度尚未达成一致,但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重估对改善经常账户失衡是不可或缺的。美元显著贬值除了能够刺激美国净出口外,还能够通过降低美国对外净负债而提高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可持续性。在资本项目存在管制、国内要素价格扭曲的背景下,估算人民币均衡汇率存在很大分歧,这恰好说明了增强人民币汇率机制弹性可能优于一次性升值。尽管人民币汇率升值具有一定程度的价格传递效应,且中国的出口价格弹性较低,但人民币汇率升值对缓解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除汇率失调外,美国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以及中国将出口退税作为刺激出口的一种政策性工具,都客观上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经常账户失衡。

    为缓解经常账户赤字,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笔者认为美国政府可采取的政策包括:第一,美国政府应该致力于提高私人部门储蓄率。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应该加强金融监管,避免资产价格泡沫与衍生品泡沫的再度滋生,从而将居民消费提高到不可持续的高水平。为提高实际部门的企业储蓄率,美国需要通过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与生物医药等新兴行业来提高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第二,美国政府应避免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恶化。尽管历史经验显示,美国政府储蓄率上升与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扩大相联系,但如果美国财政赤字急剧膨胀,从而超过了私人部门储蓄率所能抵消的幅度, 则财政赤字本身也可能造成经常账户赤字的扩大(参见方程(2))。40

    中国政府可采取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包括:第一,中国政府应通过改革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失衡来降低国民储蓄率。这意味着政府应该降低居民部门的税收负担以及国有企业应该增加对政府的红利支付比率,政府再将国有企业红利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这种由政府和企业向居民部门的收入转移有助于同时降低三部门储蓄率。第二,中国政府应该继续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水平弹性,人民币汇率政策应该是中国政府用于稳定宏观经济以及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工具,而非单纯用于刺激出口的工具。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第三,中国政府应加速国内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这既包括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与国际水平进一步接轨,也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市场改革,还包括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以及对污染的治理。未来中国国内要素价格的整体趋升将会在汇率政策之外促进经常账户失衡的改善。第四,中国政府应该逐渐取消或改变之前刺激出口的各种扭曲性政策。出口退税应该被视为一种保证国内产品与出口产品税负公平的政策,而不是用来促进或抑制出口的相机政策。

    第三,美国政府应该让美元适当贬值以刺激净出口,美元贬值也有助于降低美国的对外净债务。但是,美国政府应该避免美元急剧贬值。一方面,美元急剧贬值将导致盈余国持有的外汇储备急剧缩水,这些国家可能被迫抛售美元资产,从而引发美国长期利率上升,从而损害美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美元急剧贬值也会损害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誉。第四,美国政府应该通过追求新的技术革命来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以及放开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来提振出口。第五,美国政府应该避免对进口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因为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很容易引发贸易战,从而损害全球自由贸易,影响美国出口增长。

    40  余永定:《美国经济再平衡视角下中国面临的挑战》,载《国际金融研究》,2010 年第1 期,第23-26 页。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8-12 17:12:57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金融时报:中美南海过招 决定亚洲未来格局

    [编者按:美国和越南的联合军事演习已经在南海拉开序幕,美国的航空母舰要进入黄海,中美之间的抗拒已经拉开序幕。后事如何?请多加关注。]

美国和中国在南海“过招”

英国《金融时报》 杰夫 代尔

2010年08月12日

尽管拥有种种光鲜的现代化标志,但当代中国在许多地方让人感受到19世纪的气息:新修的铁路打开内陆地区,还有所有那些狄更斯时代般的工厂。在钢产量达到天量之际,一种充满自信的新国家认同感正在这个欲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国家形成。

在亚洲各地,你都可以感受到同样的气息:不只是中国,印度、韩国和澳大利亚也都在大力投资本国海军,打造能进军远洋的新蓝水舰队。该地区的外交也是如此:战后美国主导亚洲的时代,正被一种更不稳定的实力平衡所取代。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上月底在河内发表的精彩讲话,突显出这出正拉开帷幕的地缘政治大戏。在赶赴女儿婚礼途中,这位美国国务卿在该地区一会议上称,美国愿在各方(包括中国)就南海有争议岛屿展开的谈判中充当调停人。

在这些有争议岛屿中,有许多比礁石大不了多少,但它们邻近很大一块世界贸易往来所使用的海上通道,因此具有巨大的战略价值。就这点而论,希拉里的讲话可谓一场外交战的最显著标志之一,这场外交战将界定亚洲未来数十年的格局,而美中两国间的较量将成为外交战的主旋律。

希拉里的讲话目的有二。一是强调美国将重新参与亚洲外交。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任内,一些亚洲国家的政府觉得,美国已对亚洲地区丧失兴趣。不管这种印象是否有道理,希拉里正在告诉亚洲各国领导人:美国不打算退出亚洲外交舞台。

更重要的是,此番讲话意在向亚洲表明美国对中国及其看似不可避免的崛起的态度。自韩国“天安舰”今年3月沉没以来,美国政府就利用中国政府不愿批评朝鲜这一点强化美韩关系,并离间中韩两国。在东南亚对中国在南海的意图日渐猜疑之时,美国以“自然而诚实的经纪人”身份出现在各方面前。

这一战略的大致轮廓并不新颖——自冷战结束起,美国一直在经济议题上与中国展开接触,在外交上则对中国进行遏制。美国与印度达成核合作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但是,奥巴马(Obama)政府还必须设法把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已在亚洲抢先美国一步。事实证明,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场战争是北京方面得到的战略礼物。在美国追歼基地组织(al-Qaeda)、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同时,中国与多个曾对其疑心重重的邻国解决了边境争端——从北边的俄罗斯到南边的越南(尽管印度不在其内)。中国经济持续十年的两位数增长,推动亚洲经济轴心发生转移:它把输油管道铺设到了中亚,对缅甸、印尼和菲律宾的自然资源项目进行了投资,还为在印度洋修建新港口提供了融资。

中国乐于与美国在经济议题上展开接触,加入世贸组织(WTO),并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但北京方面同时也加快了针对美国的军力建设。中国的战略规划者并不是准备与美国开战,而是要通过发展他们称为“反介入”武器的一系列导弹系统,来逐步铲除美国在亚洲水域的主导地位。

但在过去一年左右,中国在亚洲的魅力攻势遭遇到了麻烦,尤其是在南海——对许多亚洲国家来说,南海是一个晴雨表,从中可看出强大的中国会如何对待它们。主张拥有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全部或部分岛屿主权的,有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文莱。但在中国地图上,这些岛屿位于一条圈定其领海的U形线内,这条线向南延伸,囊括了大部分南海。

在局势日益紧张之际,有报道称,中国已向其它亚洲国家表示,它们不得甩开中国讨论南海问题。据美国官员称,北京方面现在还表示,它把南海视为一项“核心利益”,与台湾和西藏并列。此举不可避免会招致一些反弹。不出所料,越南这个该地区实行着与中国相似的列宁主义政体的国家,对昔日的死对头美国展开游说,劝其介入南海问题。(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号航空母舰上周末访问了越南。)就连新加坡的李光耀(Lee Kuan Yew)也在去年呼吁美国保持其在太平洋的“超级大国”地位,尽管他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赞美北京方面。

在亚洲新上演的这场外交较量中,中国仍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后劲”。美国面临债务和赤字,而中国经济可在未来一、二十年内轻松实现8%的年增长,它的海军力量也将不可避免的加强。

但希拉里已在南海问题上为北京方面设下了陷阱。如果中国站出来反对美国把手伸进它的后院,并以地区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各方面前,它有可能会把心怀戒惧的邻国推入美国阵营。的确,这是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外交考验——未来数十年,中国在亚洲都会面临这种考验。亚洲国家越依赖中国经济,就越对中国的强大感到不安。现在,球在很大程度上已踢到了中国一边。

Power pla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y Geoff Dyer

August 9 2010

For all its slick modernity, there are plenty of 19th-century echoes about contemporary China with the new railroads that are opening up the hinterland and all those Dickensian factories. Amid the mountainous production of steel, a confident new national identity is being forged in a country that wants to stake its claim in the world.

The same echoes can be felt across other parts of Asia where not just China, but India, South Korea and Australia are all investing heavily in their navies, building new blue-water fleets to take to the oceans. And so it is with the region’s diplomacy, where the postwar era of US dominance is being replaced with a more uneasy balance of power.

This emerging geopolitical drama was underlined by a fascinating statement in Hanoi at the end of last month by Hillary Clinton. En route to her daughter’s wedding,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told a regional meeting that the US was willing to act as a mediator in talks over th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d by, among others, China.

Many of the islands in question might be little more than rocks, but given that they are close to the sea lanes for a significant chunk of world trade, they have huge strategic importance. As such, Mrs Clinton’s speech is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symbols of the diplomatic battle that will define Asia for the next few decades – a tussl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o be the dominant voice.

The Clinton statement had two goals. One was to emphasise that in Asian diplomacy, the US is back. During the presidency of George W. Bush, some Asian governments felt that the US had lost interest in the region. Whether this impression was justified or not, she was telling Asia’s leaders that the US is not packing its bags any time soon.

Most of all, the speech was a message to the region about China and its seemingly inevitable rise. Since the sinking of South Korea’s Cheonan warship in March, Washington has taken advantage of Beijing’s reluctance to criticise North Korea to boost its ties with Seoul and drive a wedg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As suspicions grow in south-east Asia about China’s inten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US is presenting itself as the natural honest broker.

The broad outlines of this strategy are not new –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has approached China through a mixture of engagement on economic issues and diplomatic containment. The nuclear deal with India was partly motivated by such considerations.

Bu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lso has to make up for lost time. Over the last decade or so, China has stolen a march on the US in Asia. The wa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proved to be a strategic gift for Beijing. While the US was chasing al-Qaeda and hunting for WMD, China settled border disputes with a string of once suspicious neighbours – from Russia in the north to Vietnam in the south (although not India). As a decade of double-digit growth in China helped shift the axis of the Asian economy, Beijing drove pipelines into central Asia, invested in natural resources projects in Burma,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 and financed new ports in the Indian Ocean.

China has been happy to engage with the US on economic issues, join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and stockpiling Treasury bonds, but Beijing has also accelerated a military build-up that has the US in its sights. Rather than preparing for a fight with the US, Chinese planners want gradually to squeeze the US out of its dominant position in Asian waters by developing a series of missile systems they describe as “anti-access” weapons.

Yet in the last year or so, China’s charm offensive in Asia has run into trouble – not leas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for many Asian countries is a barometer of how a powerful China might treat them. The Paracel and Spratly islands are claimed in full or in part by Vietnam,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Taiwan and Brunei. On China’s maps, however, the islands are inside a U-shaped line of its territorial waters, which stretches down to cover mos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mid rising tensions, China has reportedly told other Asian countries not to discuss the issue among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US officials, Beijing also now says it considers the area a “core interest”, alongside Taiwan and Tibet. Some push-back was inevitable. Sure enough, Vietnam – the one country in the region with a Leninist political system comparable to China’s – lobbied its old nemesis in Washington to get involved. (The USS George Washington aircraft carrier visited Vietnam at the weekend.) Even Singapore’s Lee Kuan Yew, who has spent much of the past decade praising Beijing, called last year on the US to remain the Pacific’s “superior power”.

In Asia’s new diplomatic contest, the momentum is still very much with Beijing. While the US faces debts and deficits, China could easily grow by 8 per cent a year for one if not two more decades and its naval power will also inexorably expand.

Yet Mrs Clinton has laid a trap for Beij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f China stands up to US interference in its backyard and presents itself as the regional power, it risks pushing wary neighbours into the US camp. Indeed, this is the broader diplomatic test that China faces in Asia over the coming decades. The more dependent Asian countries become on China’s economy, the more uneasy they will be about its power. The ball is very much now in Beijing’s court.

 

不理北京五次抗议 美国核航母将赴黄海

香港 明报

2010-08-07

    美国不理中国五度抗议,决意派遣核动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前赴黄海,联同韩国参与军事演习,日本外相冈田克也更强调,公海演习符合国际法,呼吁中国「冷静」。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6日回应称,中方已就韩美联合军演问题,多次向有关方面表明立场,中方敦促有关方面严肃认真地对待中方的关切和立场。这是一个多月来,中方第九次就韩美军演作出回应。

    另外,美国6日传出与越南洽商民用核子合作协定,评论关注连串举措有围堵中国意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6日回应,「各国应认真履行各自的防扩散义务」。

    日外相吁中国「冷静」

    美国国防部6日明言,核母舰「华盛顿」号将到中国和朝鲜半岛间的黄海参与军演。国防部发言人莫雷尔(Geoff Morrell)指出,「未来数月」美韩在朝鲜半岛东、西岸海域还有更多重大联合军演,「『华盛顿号』将参加一部分,包括黄海的演习」。但他未指明这次黄海演习于何时进行。韩国5日起独自进行为期5日的反潜军演,并将于本月16至26日与美国举行一年一度的联合演习。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则表示,未听闻派遣「华盛顿」号到黄海的计划,指出这是韩美需要磋商的。

    对于美方称「华盛顿」号会赴黄海军演,日本外相冈田克也说:「在公海进行演习是国际法允许的,希望中国冷静应对。」他还援引中国海军4至5月间亦曾在日本近海「航行」,说:「尽管存在如何看待此事的问题,但在法律上并无问题。」

    虽然美方强调这些演习均属「防卫性质」,但分析家多认为,由于黄海深处距离北京仅数百公里,在美国战机活动半径内,故派遣航母到黄海,有强烈针对中国的性质。

    韩美早前拟派「华盛顿」号参加连串反潜军事演习时,中国已五度表明「坚决反对」在中国海岸附近的任何外国军事活动威胁。为舒缓紧张,上月25至28日美韩当时仅让「华盛顿」号参予在日本海的联合反潜演习。

    专家:美国不放弃战略权利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对本报说,其实美国对于航母要进入黄海参加军演事件并未作过原则性让步。美国国防部这次表态,是「向中国表明其坚定态度,即美国绝对不会因?中国的反对而放弃自己的『战略权利』」。时殷弘说:「美国航母以军演名义进入黄海,中国若在言辞和行动上没有一些更强硬的表示,中国人民也要怀疑。所以这次中国一定会有所反应,包括更坚定的言辞,以及含义明确的行动。」大陆网民6日对美核母舰将进入黄海反应强烈,有网民建议,中国应到太平洋的夏威夷等海域军演,或与邻近美国的古巴举行联合军演。

    目前,濒临黄海的解放军济南军区正在山东举行「前卫-2010」防空军演,6日,2,000多名官兵和600余件(套)装备,汇聚于胶东半岛一滨海城市,实兵演练「体系构建」「侦察预警」「空地对抗」等科目。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8-10 00:42:1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 标题: 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 美重返亚洲强烈冲击东亚国家

美重返亚洲 强烈冲击东亚国家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朱云汉

2010-08-06

    二○○九年七月在泰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经郑重宣布,美国将「重返亚洲,亚洲事务将在美国外交议程上处于更加显著的位置」。一年以后,欧巴马政府逐渐脱离金融危机的险境,开始施展一系列外交与军事大动作来落实这个宣示。美国大张旗鼓的政治出击,意谓着中美战略拔河将更为紧绷,在可预见的未来,所有东亚国家都将面临更为艰难的经济与安全利益抉择,也会让这些国家的内部政治纷争更形复杂。

    最近,希拉里在河内举行的东协区域论坛上首次抛出南海岛屿领土争议「事关美国国家利益」的话题,一石激起千尺浪。这次美国首次公开反制北京坚持的「南海是国家核心利益」的主张,乃是有备而来。最近一年多来,欧巴马政府已经在全球军力部署上做了重大调整,包括从伊拉克撤军,以及将大量先进战略武力往太平洋地区移动。

    美国将投入一二○亿美金全面升级关岛军事基地,并开始在此首度部署B2隐形轰炸机以及F廿二先进战机,并准备兴建核战略潜艇基地。同时,大约已经有十一艘以上「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移防太平洋地区,其中三艘拆除核导弹而改装战斧巡航导弹的「俄亥俄级」潜艇最近还停泊韩国釜山与菲律宾苏比克湾。另外,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由五个增加为六个,尽管在全球服役的航母已经由十二艘减为十一艘。这些都是韩国外海「天安舰」事件出现前已经进行的部署。

    最近美国及其地区盟邦又进行了一系列超越常规的演习。除了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演习」,共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十四个国家大约两万官兵参与。紧接着在新加坡水域举行的「联合海上战备和训练」演习,也有十个国家的一万七千官兵和七十三艘舰船参加。更令人侧目的是美韩联合「反潜艇演习」,原先传闻美国将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黄海,后来在北京强烈的反弹下,乃移师日本海举行,演习的规模为三十四年以来所仅见。

    跟美国军事大动作搭配的是希拉里的外交出击,她七月的亚洲行都是选定中国大陆的外围国家。先是巴基斯坦、阿富汗,接着是南韩、越南。透过这次的亚洲行,美国向外围国家传递一项明确讯息:尽管美国仍身陷阿富汗战场,以及面临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但美国有实力、也有意愿继续在亚洲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尤其是制衡中国在东亚与时俱增的影响力。

    美国这次从传统安全议题以及领土争议切入,试图在东亚重新展现其军事与外交影响力,一方面是中共解放军已经展现突破东亚第一岛链的强烈企图心,但更重要的是美国过去支配东亚秩序所倚赖的其它权力资源已经日益枯竭。当前美国已经难以支配政治正当性的话语权,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出现明显退潮,以及不少东亚新兴民主陷入严重治理危机的情况下,「自由、民主与人权」的论述光环大为褪色。

    美国也不再能指导东亚各国的经济政策思维。世纪性的金融危机让美国所宣扬的「自由市场神话」全面破功,东亚国家对于如何平衡市场与国家、自由与公平、开放与风险,更有自信形成自己的政策理念。像是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这些过去帮助美国传播政策理念的重要组织,也开始被迫改弦易辙。

    美国也无法再用空洞的「亚太区域主义」,来阻挠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金融海啸对美国经济的重创,让美国无法再扮演经济成长火车头,东亚国家都意识到他们必须调整以美国、欧盟市场为重心的出口导向策略。在东协与中国自由贸易协议生效之后,韩国、日本都面临加速融入区域自由贸易圈的压力。同时,东亚主要货币之间的换汇机制已经逐渐形成,人民币更逐步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双边贸易的结算货币,美国再也难以复制一九八六年「广场协议」的经验,透过金融自由化与汇率改革的议程,来重新塑造亚洲的经济格局。

    这些权力基础的流失,让美国决策者产生很高的战略焦虑,美国举世无双的军事力量,乃成为美国重返亚洲唯一可以依靠的战略利器。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0-08-11 18:48:3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 金融时报:美国必须调整对华战略

美国必须调整对华战略

America must find a new China strategy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研究常务董事 托马斯 怀特(Thomas Wright)

英国《金融时报》 2010年08月11日

过去70年,美国一直希望领导和发展一个开放、民主的国际秩序。冷战期间,美国在西方推进多边主义,而与前苏联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1991年以来,美国鼓励全球化和民主的发展,尽管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与两位布什(Bush)总统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

这个发展的时代已接近尾声。中国在变得更为富有之际,丝毫没有显示出任何民主化迹象。金融危机削弱了公开市场的吸引力。而艰难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让美国人对国家建设和推进民主产生了怀疑。

如今,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在一系列重大地缘政治变化的背景下,如何保护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对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接纳,能否不损及国际秩序的核心原则?在美国相对实力衰落的时候,它是应该准备在国外多做一点还是少做一点呢?

奥巴马(Obama)政府最初认为,最佳策略是拉拢中国加入这一秩序,因为他们相信,中国与美国有着共同的核心利益。让他们意外的是,这些建议可能成了一剂催化剂,催生了他们本想防止的结果。中国政府感到,此次金融危机加速了自身的崛起,因此实行了更自信的单边外交政策。

中国的行动理清了美国政府的想法。在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的推动下,美国的亚洲政策首先发生了变化。2010年,美国加深了与亚洲其它国家的关系,包括越南、印尼和韩国。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和价值,美国也不再不愿与中国政府发生冲突。

这在海上表现得最为明显。2009年,对于邻国争相宣布拥有主权的南海,中国开始扩大其主张。2010年3月,中国官员将南海称为“核心利益”——这一字眼此前仅限于中国对西藏和台湾的主张。中国随后进行了军事演习。在亚洲其它国家的支持下,美国应之以大规模外交攻势,组织亚洲各国联合反对中方立场,支持多边解决方案并展示了海军实力。

海上争端是一个更重大问题的一部分。对美国相对衰落的认知,可能会增强(而非降低)对美国实力的需求。新兴强国会重提那些被认为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在警惕注视邻国崛起之际,同盟国会越来越多地呼吁美国施以援手。中等实力的国家可能会设法增强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带来未知的后果。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维持当前太平洋秩序的行为,是向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他仍缺乏战略“路线图”。随着亚洲局势的改变,他最新的主要政策声明——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看上去有些过时。这项战略假定新兴国家想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却没有就这些国家不这样做的局面制定相应计划。这样的结果与美国的战略思想相左,最终会导致外交政策失灵。

奥巴马政府应继续与新兴国家交好,但现在需要新的保护战略,确保即便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决定破坏当前国际秩序的情况下,国际秩序也能承受住外部压力并有效运转。要做到这点,美国需要建立新的地缘政治合作和联盟;印尼和印度是不错的候选者。若想在中国及其它国家侵犯开放的核心原则(包括海洋、空中和网络空间的自由)的情况下,这些原则仍然不会倒下,美国必须寻求欧洲的支持。对于愿意承担更大责任解决共同问题国家,包括韩国以及(在一些问题上)越南和土耳其,美国应赋予更大的影响力,同时向那些不愿这样做的国家施加压力。

鉴于财政方面的困难,美国还需制定更佳战略,而不仅仅是扩大支出。正如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在他的小说《豹》(The Leopard)中所言:“如果我们想保持现状,我们就必须做出改变。”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8-12 13:12:0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xcgc 22 2010.08.12

北京突然增购日本国债,用意何在?

长海

    最近,多家媒体报道称: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5月份新买入日本国债再创新高:7352亿日元,该数字超过今年1—4月的总和(5410亿日元),而前4月中国对日本国债购买量(5410亿日元)却是比2005年全年多了一倍以上……;尤其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势最严峻的5月加快了购买日本国债的步伐,使得今年前5月增持日本国债总额超过1.27万亿日元。而以上并非中国购买日本国债的全部。因为日本公布的数据只考虑交易发起国。英国《金融时报》举例说明这一点:假如一家中国投资者通过伦敦的某家经纪商购买日本国债,那么这笔交易将记在英国名下。由于英国通过中国渠道购买日本国债的可能性较小,中国购买日本国债的数额可能还要大。

    而日本国债的风险,要远远超过美国、欧元国的国债;是全球所有发达国家中风险最大的。日本债务危机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它比欧元国更为严重。现在国际上一般认为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的安全临界点是60%以下,但当前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214.3%,远超过希腊的120%!超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两倍多。日本债务危机随时可以引爆。只是,华尔街的投机大鳄们在等到引爆它的时机而已。

    中国网络时事评论家时寒冰著文指出,中国大幅增持日本国债是往枪口上撞;而中国兴致勃勃地往枪口上撞,无疑将对猎人产生更大的诱惑力。

    2010年6月21日,时寒冰在《两房退市:一个醒目的标志》一文中就写道:如果中国继续以某种条件换取人民币不升值,日元接下来将遭狙击,人民币对日元将间接升值……再接下来是东南亚。犹如剧本,从开始起,结局就定了。

    中国增持日本国债,有三种说法:其一,出口原因;根据国外一些外汇分析师的分析,中国对日本国债的需求,很可能是推动日元走强的因素之一。自今年初以来,日元兑欧元累计升值20%以上。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如果中国是基于自身出口的因素,用这种方式力托日元,无疑是蠢到家的选择。国际投机大鳄们一旦展开狙击,日元将以比受债务危机困扰的欧元更快地贬值,这一狙击只是时间问题。其二,政治原因;有媒体评论说:“中国突然大量增持日本国债,本意是给日本民主党投下政治信任一票,希望能够在中日关系上有新进展,但鸠山由纪夫上任半年多便在日本右翼和美国连手打压下尴尬下台,而新上台的菅直人则一改过去亲华姿态,义无反顾地跟着美国走,反复宣扬要警惕中国军力膨胀。中国机关算尽,反而赔尽外汇储备,到头来恐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其三,分散风险原因;但这一说法非常牵强。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美国、德国和日本国债的收益率分别约为3%、2.6%和1.2%,日本国债的收益率最低,再加上其负债占GDP比重全球罕见,风险之大,无出其右者。

    日本正面临着老年化问题,国内储蓄率下降,民众对债权的消化能力下降,如果外国投资者不提供融资,日本国债的安全系数就命悬一线。据报道,即使基于2010财年475万亿日元的GDP总量保守估算,日本的公共债务也已超过950万亿日元,摊到每个日本人身上的债务超过750万日元。但没有想到,在危急关头充当这个冤大头的会是中国!

    日本新首相菅直人在国会发表就任后的首次政策演说时坦承:“日本财政已成为发达国家中最糟糕的情况,过度依赖国债已让财政持续恶化,就像希腊给欧元区带来的混乱一样,日本若再坐等,将有破产之患。”日本财务省官员也说:“国内投资者是日本国债维持稳定的主要因素,但这些投资者大部分是日本银行,如果银行遇到问题,日本国债市场就不会继续稳定下去。”连日本人都认识到了其国债的高危性,中国怎么会忽略或者漠视这种危险呢?!

    纯粹从经济角度,对中国增购日本国债的行为,大致可以解读如下:对中国的意义,让外汇储备多样化、规避风险。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方多次作如此宣示。对日本的意义,可以舒缓日本债务压力,有助于日本经济复苏。然而,日本方面,尤其民间舆论,并不“领情”,反而对中国突然增持日本国债,感到不安,质疑多于欢迎。因为日本国债多为内债,即多为日本国民和企业消化,海外投资仅占全部国债的4.6%,来自中国的突然增购,令日本人吃惊。

    事实上,中国投资日本国债,也未必能达到获利目的。因为,相对于美国国债,日本国债收益率低,比如10年期国债,美国国债收益率达3%以上,而日本国债收益率只有1.1%。中国无从获利,日本也不领情,中国何故一意孤行?

    联想近期国际形势,似乎可从中挖掘端倪。由美国、日本、韩国和更多亚洲国家组成的联盟,遏制中国野心,加固对中国政权的环形包围圈。近期,从黄海、南海到环太平洋,都能让中国感受到这个包围圈的强大压力。于是,中国仅显示硬实力还不够,还要施展软实力。而当今中国的“软实力”不在于没落的意识形态,而在于可以集中支配的经济实力。就像中国以大量持有美国国债来放大它在美国朝野的话语权一样,以大量持有日本国债,来放大它在日本朝野的话语权;以经贸绳索来牵制日本。中国的战略目的昭然若揭:企图用经贸绳索,来勒住日本的脖子,迫使日本就范。

    联想今年4月和7月,中国海军舰队两度开到日本近海,结果却是在日本国内,支持修改和平宪法的日本民众,急剧增加;日本政府决定扩充部署潜艇部队,并重新强化美日军事同盟,都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换言之,正是日益显著的“中国威胁”,推动日本重新武装、重振军备。根据这一情况判断,中国施展经济战术,引发的后果将同样不堪设想。

    现在,日本网络上出现了警惕中国增购日本国债的广泛意见,而纸面媒体也在宣扬对中国的“防范”和“警惕”。《日本经济新闻》说,中国2008年秋遭遇美国次贷危机后,增加欧洲投资、增持欧元,现在又遇到欧盟一些国家财政危机,再改变政策,很可能又以庞大的外汇储备来购买日本国债,增加所持日元的比率;中国大量投资日本国债虽有利于日本大量发行的国债消化,抑制日本财政不安,但此举会继续推高日元,令打击出口的日元升值问题长期化。

    日本网络上则出现警惕中国增购日本国债的广泛意见,有网民说,中国以持有庞大的美国国债乘了美国之危、要挟美国,现在又大量增购日本国债,心怀叵测。另据报道,有些中国人迁往日本,目的是要套取日本福利;据说,这些初来乍到的中国人,对日本公共福利政策,比当地日本人还了如指掌。以至于在日本,不仅有“中国威胁论”,还有“中国人威胁论”。

    早有学者研究表明,日本早在20年前就已经陷入资产负债表陷阱。过度负债者全力偿还债务的经济体有以下3个特征:信贷和银行资金供应停止增长,这不是因为银行不愿放贷,而是因为企业和家庭不愿借钱;常规的货币政策基本失效;私人部门改善资产负债表的愿望,使政府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出现。其结果是,在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调整结束前,旨在使货币及财政政策“正常化”的所有努力都宣告失败。对此,中国了如指掌。

    美国永远不用担心偿还国债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胆敢硬着头皮向美国索债。但日本不是美国,可以通过债务的扩张实现国力的扩张,稀释债务;更要命的是,日元资产的流动性远远低于美元、欧元,一旦持有者被套很难抛售套现,关键的时候,国外的机构不愿意去买日本的国债,找不到愿意接盘的,砸在自己手里。对此,中国也了如指掌。

    中国增持美国国债和美国股票后,次贷危机爆发,美元贬值;然后,转而增持欧元国债避险,随后欧元区债务危机就爆发。中国外汇储备成为红颜祸水,流到哪里哪里出事,或者说,哪里将要出事就留到哪里,难道仅仅是偶然吗?!这不是一句缺乏远见和洞察力就可以解释的。

    背后有深刻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作祟。中国的事情,并不是按照规律去办,而是按照官僚的意志去办。由官僚而不是真正懂得投资和爱护这个国家财富的人去主导财富的保值,除了风险之大,难以估量以外,是官僚们希望用经济“实力”去影响或控制西方世界。但这样的行为,事实已经证明是毫无用处的。在上个世纪,中国曾勒紧裤带支援亚非拉,当时官方号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到最后,无不和中国翻脸,中国不仅成为孤家寡人,更重要的是自己国衰民穷,中国国民经济到达崩溃边缘。目前,虽然已经国家不差钱了,但人们仍然贫穷。况且,中国用经济“实力”也并没有达到令欧美对中国稍加辞色的目的。该抨击时就抨击,该制裁时就制裁,该联合军演时就联合军演,该围剿是还照例围剿。当然,也是该“服软”时就“服软”,一切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全不受中国“影响”,更谈不上受到“控制”。如今的日本,虽然中国持其国债,但朝野都不卖中国的帐,这次韩美军演,在日本海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如此展示经济硬实力或软实力的方式,只有四个字来形容:愚蠢之极!

    众所周知,中国的庞大外汇储备,主要依靠增发基础货币积累下来的;它是国内通货膨胀的重要源动力,也是国民生活压力沉重的根源之一。既然无法确保外汇储备的升值,不如减少外汇储备,藏汇于企业、藏汇于民。同时,应该改变重货币储备而轻实物储备的倾向,多储备资源尤其稀缺资源,在资源为王的时代,储备稀缺资源比储备任何货币都更能确保财富升值。即使向货币方面配置,应该考虑那些更有前途的货币,比如加元、澳元等有丰富资源依托的货币,而不应该在垃圾货币中打转转。总之,外汇储备应该造福于民,而不应该成为民众噩梦的源头。期待国家的智囊团队,以民族利益为唯一出发点,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但可以肯定的是,再沿用上世纪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决定一切的思维,注定是要重蹈1960、1970年代覆辙的。但这个苦难的民族,实在是再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8-09 16:25:1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在重庆发言

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作用

——在“科学发展·国企责任重庆论坛”上的发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张玉台

2010年8月6日

尊敬的黄奇帆市长,尊敬的邵宁副主任,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上午好!

  自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 爆发以来,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迅速采取并不断完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努力将调结构、惠民生与保增长有机结合起来,在全球率先实现了经济总体回升。今年7月初,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提出了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部署,为西部地区未来十年的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在这一新形势下,我们在风景秀美的重庆市召开“科学发展·国企责任重庆论坛”,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发展动向,探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研究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作用与责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我代表论坛主办方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本届论坛的举办致以衷心的祝贺!

  下面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对2010年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

  2009年,我国经济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加上自身也在客观上面临着周期性调整,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我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经济增长和就业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果说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则可能是最复杂的一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防止出现二次探底,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经济发展态势总体良好,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1%,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工业增速总体较快,企业效益大幅提高。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5397亿元,同比增长81.6%。

  与应对金融危机初期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市场驱动的投资、消费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初步形成。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政府主导的投资逐步下降,市场驱动的投资成为增长的主要接替力量。2008年1—5月,固定资产投资中政府预算内资金累计增长86.2%,而今年同期仅为10.1%。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我国政府实施的诸多刺激消费的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在汽车、家电、旅游等消费热点的带动下,消费需求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实际增速处于历史高位。对外贸易恢复较快,贸易顺差明显减少。上半年,进出口总额13549亿美元,同比增长43.1%。其中,出口7051亿美元,增长35.2%,绝对水平超过2008年同期。今年3月份以来单月出口均超过1100亿美元。

  从下半年经济发展趋势看,我国投资和消费实际增速将保持小幅回调的态势。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拖累,普遍面临削减财政赤字、化解债务风险的压力,加上发达国家刺激性政策的力度和效果明显减弱,消费预期恶化,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将放缓,我国出口增速在下半年将有所回落。内需增速下降和出口增速回落,可能会导致我国GDP增速在下半年出现一定的回调,回调幅度取决于国际经济的复苏状况和国内调控政策的收缩力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利用“季度经济增长周期模型”进行了模拟预测,结果表明,在全年财政支出达到11.4%的预算增长目标情况下,2010年我国GDP增速将达到10%左右;如果财政支出的增幅比11.4%更高,下半年内需和外需的增速不出现大的回落,那么今年的GDP增速将达到11%左右。总体上看,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将继续保持回稳向好态势,经济增长短期回调是复苏过程中的高位调整,也是政策主动调整的预期结果,出现典型意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防泡沫、抑通胀之间取得平衡,根据经济增速回调状况和通胀压力适时进行调整,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防止出现大起大落,逐步实现经济政策由应对危机型向常规型的平稳过渡。在不断增强内生性增长动力的同时,加快推进关键领域改革、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为我国中长期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二、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十一五”期间,尽管遭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国仍保持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进一步提升了综合国力。当然,近些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具体讲是八个方面的问题。

  (一)经济增长迅速,但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特征依然显著

  “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即便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在一揽子刺激政策的作用下,我国国民经济仍然保持了较快增长势头。预计“十一五”期间GDP年均增速有望达到10%,超过“十五”时期9.6%的年均增速。高速增长显著扩大了我国经济的总规模。

  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驱动的,增长的粗放型特征依然比较明显。2000—2009年,资本形成对我国GDP增长平均拉动4.85个百分点,2009年更是拉动了高达8个百分点。“十一五”以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虽然逐年下降,但与国际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07年,我国以占世界约17%的一次能源消费量,仅生产出5%左右的世界生产总量。2006年,我国能源效率仅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76%,世界平均水平的61%,高收入国家的50%。我国处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位置,附加价值低、抗风险能力弱。如纺织工业规模以上的4.52万家企业中,三分之二的企业2008年平均利润仅有0.1%,依靠出口退税等政策维持生产运行。

  (二)具有低成本竞争优势,但这一优势在逐步削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低成本优势。目前,传统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削弱,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由过去的几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的转变,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已经开始逐步减弱。虽然目前这种变化主要还是结构性、区域性的,但可能会形成一种趋势,并对我国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的“基本面”形成冲击。二是随着资源价格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环保力度的不断加大,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也在逐步减弱。三是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模仿、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空间越来越小,由后发国家地位所决定的低成本适用技术优势也在逐步减弱。虽然低成本优势在短时间内还不会完全丧失,但我国企业迫切需要在维护好原有比较优势的同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比如技术、品牌、营销渠道等。

  土地、能源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全面、快速、集中上升,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不容忽视,需要寻找在成本上涨周期中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道路。如果要素成本上涨这一问题处理得好,就能够成为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利因素;如果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对经济发展造成长期伤害。拉美等国的国际经验和教训表明,国家和地区必须要形成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动态比较优势,否则将出现“增长的极限”和发展的停滞。

  (三)内生增长动力有所增强,但体制和机制创新活力尚待释放

  “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但同时,在体制和机制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性因素。比如,资源和要素价格定价机制改革滞后,使价格未能更好引导资源和要素在部门和区域间的合理配置;政府服务功能尚不到位,一些政府部门还没有真正实现从“管控”向“服务”职能的转变;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不完善,筹融资困难。这些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都需要在今后的发展与改革过程中重点加以解决。

  (四)自主创新取得进展,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不足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通过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等不断提高经济效率,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总体来说,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突出表现一是技术进步与我国经济规模上的大国地位不甚相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在国际市场上叫得响的自主品牌不多。二是在创新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目前,我国研发投入不足,每万人中的研发人员数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仅为20%左右,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并成功应对资源环境方面的严峻挑战,要求我们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步伐,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使技术进步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中逐步发挥主导作用,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和升级。

  (五)服务业增长速度加快,但发展仍滞后

  2009年,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分别为10.3%、46.3%、43.4%,与2000年15.1%、45.9%、39.0%的情况相比,表现出了第一产业比例明显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提高的特征,经济增长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严重依赖工业拉动的局面有了明显改变。不过,我国服务业发展仍然滞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偏低,国际竞争力不强。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低,仅占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0%左右。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因制造业受冲击较大,出现了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幅度上升的短期现象,但服务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并不牢固。

  (六)对外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内外部经济不协调的问题越来越明显

  近些年来,我国紧紧抓住上一轮世界经济上升周期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积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其他要素,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经济内外不协调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突出表现在贸易顺差的持续大幅度增长和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累积上。从2003年到200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顺差从254.7亿美元,一路上涨到2955亿美元,而国家外汇储备规模也从4032.5亿美元增加到两万多亿美元。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对外开放战略的长期有效实施,对我国国内的发展也会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影响。

  从德国的经验来看,即使一国的贸易顺差较大,如果能够通过对外投资或购买国外有价值的资产、资源,将贸易盈余加以有效使用,也可以有效缓解贸易不平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显然,在巨大的外汇资金的合理使用方面,我们也存在较大的差距。今后要促进进出口贸易协调发展,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七)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加快,但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治理任务依然艰巨

  “十一五”期间,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步伐加快,节能减排迈出坚实步伐。2006—2008年累计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都明显下降。虽然单位GDP能耗能够持续显著下降,但能源消费总量今后还将不断增加。目前我国的人均能源消费仅是美国的七分之一,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一些重要资源的消费量也未达到峰值,生态环境问题依然比较突出。2006—2008年耕地净减少36.6万公顷,进一步加重了人地矛盾。污染物排放总量有所减少,但规模仍然很大。

  此外,我国还面临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挑战,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气候变化问题既给我国带来了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的新机遇,也加大了经济发展的成本。这就要求我国一方面在对外谈判中积极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显著提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八)经济发展速度快,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

  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过大,二是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发展不足。

 

 



发件人:"huhanzhulu" <huhanzhulu@gmail.com>  2010-08-07 22:48:52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致胡锦涛主席的建议信:中国的死路与出路

中国的死路与出路

----致胡锦涛主席的建议信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10年8月

    一、中国的死路:传统治国方式是死路一条,中国至今没有走上治国正道。

    古代贤哲老子说:“以正治国”——治国要走正道,这是古人都懂的道理,可是在当代中国,治国却一直没有走上正道,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使用歪门邪道的手段治理地方。

    1、未将公平与正义作为执政的基石,而错将维持暂时稳定、维护现有秩序与利益作为头等大事,由此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在当代中国恰恰相反,公平与正义被一些官员视如敝屣,稳定与既得权力、既得利益成为“首要价值”,为此,一些地方政府不择手段,以谎言、暴力、陷害、劳教,动用黑恶势力,关进黑监狱、精神病院,抓捕记者、举报人,打击不同意见者等手段“保一方平安”, 使得维稳与维权形成尖锐的对立,维稳的财政开支惊人。据《社会科学报》(2010.5.27)报道,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5140亿元,已经接近军费开支;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达47.5%。与此相对应的,必然是民权的困境、官德的堕落、公德的沉沦、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庞大的维稳经费和行政成本严重地挤压了民生。

    公平与正义已亡,这是中国最令人痛心和担忧的,也是政府治理最为失败的地方。

    2、目前中国的“三进三退”是历史的反动。所谓“三进三退” 是指:国进民退、官进民退(官权进、民权退)、人治进、法治退。

    尽管官方否认存在着国进民退,但4万亿救市资金和2009年近10万亿信贷绝大多数给了国企,十大行业振兴计划其实是在帮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钢铁、石化、有色金属、信息、汽车、船舶、航空、装备制造、煤炭、烟草、盐业等行业完全或绝大部分是国有的天下,国有资产从1999年的9万亿元增加为2009年的43万亿元……种种事实都说明国进民退不是统计部门虚构一下国企、民企产值数据所能证伪的。

    国进民退将严重地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有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与其他国家清一色的私人企业(私有股份制企业)榜上有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将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歧途的象征。国进民退也将严重地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形成官僚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这样的畸形市场经济催生了特权利益集团,导致了经济低效率、腐败和分配不公,必然遭到民众的怨恨。

    与国进民退相伴相生的是官进民退——官权进、民权退;官治(所谓的人治)进、法治退。凡是国有强大的地方,必然是破坏法治甚至无法无天的地方;目前中国的法治倒退令胡温政府的形象在国内外严重受损。

    3、“三个一体化”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嘲弄。目前,中国的体制是“三个一体化”:行政、立法、监督、司法一体化;官商一体化;党政一体化。譬如不久前开车撞死人的私企老板同时是县委委员、县人大常委,难怪他有恃无恐;紫金矿业的股东许多是县委县政府及各局的官员……这样的体制不腐败、不专横、不胡作非为、不激起民怨,可能吗?即使将全国所有的官员都叫到北京培训100遍,也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最高决策者只知以传统方式治国,不敢进行哪怕是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结构改革,那么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将会越来越溃败,道德会越来越沉沦,社会将越来越不稳定。

    二、中国的出路:宪政与公平是未来中国的两面旗帜,关键是进行权力结构改革。

    在未来的中国,“宪政”与“公平”是两大旗帜。谁高举了这两大旗帜,谁就能赢得中国,就能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就能有政治家个人的成功和国家的真正复兴;谁丢弃了这两大旗帜,谁就是在把中国引向沉沦和灾难,即使经济上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政治家个人取得了短暂的荣耀,但他最终也会被历史所唾弃。

    “宪政”与“公平”的结合是宪政社会主义。

    宪政就是“限政”,即限制政府,建立“有限政府”,实现公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保护公民的权利;宪政也即宪法政治,保障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社会主义或称新社会主义是指公平正义、平等共富、体现人文关怀、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和制度。所谓宪政社会主义就是宪法至上、保障公民权利、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弘扬人文关怀、保护弱势群体,秉持民主、法治、人道、公平价值观的基本社会制度。

    只有宪政,才能抑制特权、垄断和腐败,才能打破人治、官家主义和王朝循环,才能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只有宪政,才有公平正义,才有社会主义。没有宪政而鼓吹打土豪分田地、镇压或批斗地富资本家老干部的毛式平等和传统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封建社会主义或曰专制社会主义。

    同样,只有新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稳定中国;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08宪章尽管萃取了西方宪政民主的精华,但由于没有与中国文化结合,也没有与中国现实结合,所以它也不是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主张。

    宪政社会主义既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师,同时也反对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它是不断创新的社会主义。

    宪政社会主义主张:

    实行“四民主义”——“民有”(人民拥有主权、选举权、监督权、出版权等)、“民授”(高层由人民授权、人民普选产生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选举产生领导人)、“民治”(基层人民自治)、“民享”(人民分享发展成果),超越和包容三民主义,促进两岸统一;未来中国应当将“四民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

    维护宪法的绝对尊严,在全国人大成立违宪审查委员会,设立宪法法院,废除违宪的法律、制度、文件、指示;同时,维护执政党、中央政府在宪政之内、宪法之下的权威性、有效性;

    实现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从财政上组织上人事上保证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反贪局、监察、纪检、信访、审计、工会、媒体的独立性,破除行政、立法、监督、司法一体化的反科学体制;

    实行全民民主、代议民主与可控民主、协商民主(鼓励政治协商,公推公选)的结合,提倡室内民主(通过电视、礼堂、教室等发表竞选演说)、法治民主(而不是“文革”式的无法无天的民主),反对街头政治;

    以废除劳教制度作为实行宪政、建设法治国家的突破口。同时加快改革违宪的二元户籍制度,给出废止的时间表;废除信访体制,设立隶属于人大、有利于监督的申诉制度,促进信访案件的司法化解决;

    以人大代表选举作为权力结构改革的突破口,人大代表一旦当选、履职,应暂停原来的职业,但保留公职,发放人大代表薪酬,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非官化。这样做,能够保证人大代表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了解民情、传达民意、做好调研、监督等工作;

    以阳光财政作为阳光行政、阳光政治的突破口,凡是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和单位必须在网络上晒财政预算和开支;同时,落实人大的财政监督职能和纳税人的权利,鼓励公民就浪费财政资金、“三公”消费进行公益诉讼;

    以阳光财产作为廉政、反腐败的突破口,出台《阳光财产法》、《反腐败法》,规定凡是公职人员其财产必须每年申报、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以媒体独立、新闻自由作为保障民权的突破口。凡是新闻自由的国家,冤案都会通过新闻报道而得以良好的解决,所以都没有上访的问题。只有让人民群众获得话语权、问责权、罢免权(落实公民的问责权、罢免权比选举权更有意义、更容易操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访、杀童、袭警等问题。禁止地方政府利用纳税人的税款办报办广播办电视台为自己歌功颂德;

    以落实金融权作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改善民生的突破口,为此,必须废止国务院1998年7月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打破金融垄断,大力发展民营银行、乡村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允许定向吸储、土地和宅基地抵押,解决老百姓创业、新农村建设的融资困境;

    以废除特权作为重塑政府、赢回民心的突破口。废除官员的特权型养老、医疗和福利待遇。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公务员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特供等公款福利特权;制定社会保障法,确立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原则和社会保障体制,让官员、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城市职工、无固定工作者、农民、农民工拥有同一张社会安全网;

    以破除国企垄断、官商结合、实现全民持股、社会分红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突破口。目前国企利润仅10%、央企利润仅4%上缴,而且上缴利润的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国有企业之中了,在2009年国企的上万亿利润中仅10亿元进入了财政。以后,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同时,从融资、减税等方面扶持民营企业,打破行业准入的“玻璃门”。

    以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或完整的土地产权作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的突破口。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财富,只有土地资本化,农民才能富裕;农村集体土地应当享有开发建设权,不需要被征收成为“国有土地”, 地方政府从中挣足了,才能开发建设;小产权房应当逐渐合法化。可以借鉴台湾“土地增值归公”的经验,农民的土地可以转为非农用途;

    以公益诉讼立法、保护举报人立法作为公民问责、公民监督的突破口,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就可代表全体受害人起诉挥霍公款、破坏环境、股市舞弊等行为。

    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作为缓解资本与劳动矛盾、化解仇富心态的突破口,以社会进步运动或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作为缓解官民矛盾、城乡矛盾,突破户籍改革困境,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农民工问题的突破口。改革工会体制,由工人选举产生或罢免工会领导人,促使工会能够代表工人群体;出台罢工法,制止非法罢工,保护合法罢工,保障劳动者和资方双方的权益;禁止地方政府非理性地弹压一切罢工,避免劳资矛盾转变成官民矛盾;取缔对农民的种种歧视,在金融、财政、土地、就业、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消除贫困、救济穷人、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贫困人口教育等问题、纾解民生困境;改变慈善行为的官方垄断,由社会举办慈善公益事业;开展“扒粪运动”,揭露社会黑暗与弊端、抑制权贵经济;充分发挥媒体“第四权”的监督作用,鼓励批评性和揭露时弊的报道,以媒体自由和新闻民主遏止既得利益集团;制订《劳工权利法》、《平等权利法》,缔造中国的劳工权利、平等权利新时代;

    中国的真正崛起取决于教育的崛起。中国应当实行教育立国、教育第一、科教优先的战略。教育第一战略的突破口是将教育指标(教育投入、城乡教育差距、义务教育完成率、研发支出、农民工培训等)列为各级官员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大幅度压缩行政成本,增加教育投入,力争在五年之内将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目前的百分之三点多提高到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六,大幅度提高教师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教师的工资待遇;遏止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据报道,80后的大学生数,城市是农村5.5倍。以后如果城乡教育差距继续扩大,总理应当辞职。

    公平与正义是立国之基。通过宪政社会主义的实践,公平与正义必将得以伸张,“三进三退”、“三个一体化”必将受到遏制,只有这时,我们才可以说中国找到了治国良方、走上了治国正道,也只有这时,中国的民富国强、长治久安才能得以实现,中国人的尊严才能得到保障。

    2010-8-7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8-11 10:06:4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转发:p

中国正在进入“权力死海”

陈行之

2010-8-9

    历史是由现实积淀而成的,依据政治哲学观点,历史是人类对经验世界加以抽象的一种结果。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绵延不绝的历史的一部分,不同点在于,历史是人类通过符号系统对过往生活的理性表述(犹如哲学通过概念解析世界),现实只是人们经验到的事实,人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汇来归纳它,因此,“当下”对于我们来说往往比“过往”更加难以归纳。 譬如,该如何在历史范畴概括我们经历过的60年呢?“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东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后极权主义”?“新极权主义”? 很难说。

    很难说不是不能说。事实上,很多学者已经做出了归纳和总结,尽管主流意识形态仍旧一如既往地作为宣传手段标榜所谓“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仍旧从大量学术研究中看到“东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后极权主义”之类能够与我们的现实感觉融汇贯通的概念,这说明某种历史理性正在进入我们“很难说”的现实之中,总有一天,一种公认的历史概括会从这些概念中产生,专门用以指代我们经历过的生活,就像我们现在说纳粹德国时期是“法西斯主义”、前苏联时期是“斯大林主义”或者“极权主义”一样。

    在所有这些可以调动的概念中,我们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始终作为最基本材料参与着现实与历史的构成,这种东西就是:权力。权力? 是的,权力。

    我原本想在行文中使用“政府权力”的概念,但是我随之发现这个概念用在这里并不精准。在剧烈的社会变动尤其是最近30年的社会演进中,政府权力尽管是操控社会并决定每一个被操控者命运的主要力量,却不是唯一的力量,“政府权力”作为决定性的力量还衍生出了其它力量,例如宣传欺骗的力量,文化遮蔽的力量,经济垄断的力量,资本扩张的力量,等等。 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上述力量都政府权力的分蘖,就像水系中支流和毛沟相对于主流河道一样,然而,强调和注意这些支流和毛沟仍然是必要的。就权力的自然属性来说,它具有“只为其来源负责”和“自利性”两大特性,政府权力是这样,由政府权力衍生出来的权力也是这样。

    值得注意的是,凡60年,由无数个体苦难集合而成的社会灾难,大多是由衍生权力制造出来的,这些衍生权力在极个别情况下甚至会成为不受政府控制的力量(犹如李光耀先生所言,中国不是一个皇帝,而是千千万万个皇帝高悬于民众之上),威胁到政府权力本身(主要体现为不断瓦解和销蚀中央政府权力的合法性,致使中央政府不断陷入合法性危机,并为缓解这种危机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中国国情之所谓复杂,此为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使用“权力”的概念而不是“政府权力”的概念,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和外延,有利于把我感觉到的东西说清楚。 那么,我感觉到了什么呢?

    我感觉到:中国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甚至包括作为东方专制主义(我们的教科书谓之“封建主义”)典型的秦帝国时代,权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社会系统运转的唯一动力,权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干净彻底地取消民间社会,权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所不在地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权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粗暴地干预每一个人的私人生活……我们正在进入一种独立于人类理性和经验之外的超现实境界。

    我把这种境界称之为“权力死海”。

    “权力死海”概括的是一种社会状态,相近于学者们归纳出来的“后极权主义”或者“新极权主义”。既然相近于已有的概念,为什么还要制造出这么一个陌生的词汇呢?这是因为,“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尽管准确地概括出了我们眼前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却也有尚未进入其视野的东西,这就是我所强调的“死”字。

    20世纪有两大毒瘤,一个是法西斯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这两大毒瘤都给人类造成了空前劫难,分别导致数千万人死亡。好在历史具有一种向善的本性,在世界范围内,人类良知和理性最终战胜了邪恶,分别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期祛除了这两大毒瘤,解除了病痛。

    就像医学手术一样,割除肿瘤未必意味着疾病的根本消除,在某些部位还会残存个别病灶,病灶里还会活跃着有毒的病菌。世界上仅有的几个以一场严重事件向世界宣示决不改变政治制度的国家、以中世纪手法维系家族统治的国家、把统治者意志伪装成宗教教义的国家、“战斗着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军事手段掌控政府的国家,都是这样的病灶。

    上述病灶该归于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呢?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应当归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野蛮而血腥的实践过程中,为自己挣得了另外一个名称,这就是政治哲学研究中的极权主义。自从汉娜·阿伦特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发表《极权主义的起源》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们就开始孜孜不倦地展开了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对极权主义历史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概括和总结,打开了正在演进的社会现实的钥匙。在这些著述中,徐贲先生的《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一文,由于近距离描述了我们所经历的现实,具有一种更为直接的启迪意义。

    徐贲先生认为,“‘新极权主义’之‘新’是相对于‘后极权主义’而言的,这样的‘新’本身丝毫不意味着其前途的光明;相反,‘新极权主义’的应急之道产生了各方面的末世性特征,这样的特征注定它没有出路。‘新极权主义’体制是一种似乎在经济上非常成功的制度,但这种表面上的经济成就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找到了延续自身寿命的法宝;相反,在经济成就的表相下隐藏着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危机凸现出‘新极权主义’制度深层意义上的无出路,即在政治伦理、社会理念和群体共同价值观解体的过程中,统治集团和民众都不可能依靠现行制度重新建立一个有共同价值观支撑的、能得到广泛社会认同的、有希望的替代性体制。‘新极权主义’体制的无出路是一种制度性的无出路,但不是某个政党的无出路。一个政党可以阻挡制度的变革,但也可以帮助制度的改造。只有当一个政党绑架整个制度的时候,它才必须为制度的无出路负责。‘新极权主义’的无出路指的不是某个政党的权力危机,而是国家和民族不能与极权体制彻底决裂、无法重建光明未来的危机。”

    这里说的“新极权主义”“无出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死亡。

    我理解徐贲先生所谓“新极权主义的末世”指的是一种政治体系或者说“社会系统”的死亡,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政党的死亡和国家的死亡。政党和国家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它们的死亡是整个社会系统死亡的一部分,在它们之外还有另外的死亡,换一句话说,在一个崩溃的社会系统中,既有先于政党和国家死亡的部分,也有后于政党和国家死亡的部分,例如文化的死亡、道德的死亡、良知的死亡、人性的死亡……对于一个社会机体来说,这些死亡远比政党的死亡和国家的死亡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一个社会系统的死亡要经由一个缓慢的过程,就像癌症病人,只有癌瘤逐渐耗尽躯体生命力,心脏停止跳动,才会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在躯体的心脏停止跳动(最终死亡)之前,甚至在其诞生之日,它的某些部位就已经开始溃烂和死亡了,经由这些部位癌细胞的进一步扩散,从而产生了更大面积的溃烂和死亡,今天,终于有人无奈地宣称,“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全面溃败。”(孙立平语)

     只要稍微审视我们每一天所过的生活,稍微审视眼前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世界,就会发现这句话绝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社会作为一个系统的确在争分夺秒地加速走向死亡。

    中国社会的死亡不是消极的死亡,例如某个历史时期政府权力对社会失去控制,进入无政府状态,出现所谓兵燹之灾,或者遭受外族入侵,山河破碎之类,不是这样的。中国社会的死亡是在权力被大大小小特殊政治集团牢牢控制、国家意识形态强制性剥夺民众政治话语权、民间社会被完全彻底取消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说,高度统一的集权控制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窒息、经济窒息和文化窒息,整个社会才逐步死亡……一句话,这是权力主导型的死亡。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机体中,政治是一个自然的社会过程,它体现为各方力量在法律框架内博弈,以相互妥协达到利益平衡,推动社会进步。在中国,这个过程被打断了。当一种政治力量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时候,它事实上也就将自己置于非法的境地,而非法的政治力量是不可能对法律施与的社会秩序给以任何尊重的,于是,占据最高统治位置的那个人就可以侃侃而谈他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做天下人都不敢做的事。问题在于,统治者作为个体“无法无天”,顶多在这块土地上再出一个打家劫舍的强盗或者欺软怕硬的牛二,对社会的祸害有限,不幸的是,“人民的大救星”作为国家力量总代表执掌了中国的最高权力,具有了呼风唤雨的超级能力,这样,民众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牛二了——牛二可以在东京的大街上撒泼耍刁,他有能力让全国人民在一个早晨突然疯掉搞什么大跃进大炼钢铁吗?牛二有能力让全国人民以革命的名义相互残杀(文化大革命)吗?牛二有能力让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吗?可见,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权力使本来与普通民众别无二致、并未超越饮食男女的肉眼凡胎有了某种“神性”。

    权力神性是古往今来所有统治者都梦寐以求的东西。怎么“求”呢?愚民。中国的圣人孔子谆谆教导历代君王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道破了天机。实际上,为了维护统治,想方设法把老百姓弄傻的事情,不仅中国统治者精通,外国统治者也是一样(可见人性是相通的),最开始他们把自己标榜为“天的儿子”(天子),后来说什么“君权神授”,再后来说是“人民的大救星”,都是试图给非法的东西赋予合法性,让民众像绵羊那样温顺地接受驭使,让权力者永远做民众的牧人。

    据说后来历史向前发展了,人们不再相信“天子”了,也不再认为皇帝的权力来自神的授予了,社会底层的人民终于醒悟“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了,被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教授谓之“国家的神话”的种种说辞逐渐熄灭了光环,人类终于在所有社会制度中选择了最不坏的制度,这就是自由民主的制度。

    自由民主制度第一次把人民推到了历史舞台中央,成为政府权力的唯一来源。在这种洛克式的自由民主理念中,人民委托一部分人组成政府,或者说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是用来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如果政府不再行使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而是滥用权力,追求自己的目的,依据美国政治哲学家艾因·兰德的观点,这些人所组成的也就不再是什么政府,而是威胁人民生命、抢掠人民财产的黑帮集团,人民当然有权利废除(推翻)它,重新组建政府。

    令人惊讶的是,自由民主制度不但保证了人民意志在国家生活中的绝对支配作用,它同时还保证了人民可以合理合法通过周期性的直接选举来“废除”(推翻)他们不满意的政府。世界上真有这等好事?真有等好事。“走西方那条邪路”的国家也许各自面临着自己的社会问题,有的比我们还要挠头,但至少在这一点上,那里的人民是值得艳羡的。一张小小的选票决定了他们享有承认还是不承认权力合法性的神圣权利,一张小小的选票决定了他们可以进入国家的政治进程,一张小小的选票决定了权力者必须谨言慎行,因为媒体在民间,他没有国家宣传机器可以用来欺骗人民遮掩腐败为自己歌功颂德。

    任何权力者都想永久保有权力,任何权力者都会为了保持住权力而殊死战斗,任何权力者失去权力的都会感受到极度的精神苦痛。不同点在于,在民主社会,权力者的欲望在人民的选择面前只能终止,因为他无法超越人民凭空制造权力;在专制社会,权力者的欲望却可以无边无际,因为人民无法对其形成阻挡,他只要顺从更高一级权力就可以存在和进一步扩张,这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中,政治斗争不再是人民行使意志的工具(表现为各方政治力量进行合法博弈),而是堕落成了权力者钩心斗角、打情骂俏的游戏,人民的意愿被从社会过程中完全排除了。

    当一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来源于特殊统治人物的“挑选”而不是人民“同意”的时候,当一个社会大大小小的权力者都来源于上一级权力者的物色而不是人民选举的时候,“人民”两个字除了作为宣传符号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换一句话说,在“人民”丧失意义的社会,人民还有什么“权利”可言?人民还有什么“自由”可言?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在人民既没有权利又没有自由和尊严的地方,权力者当然可以把国家公器变为私器,当然可以像黑帮土匪那样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政府对民众持续的大面积政治强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特殊利益集团无止境吸取民脂民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无所不在的腐败案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国家统计数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民众的感受风马牛不相及的;“你们是个屁”、“你究竟为党说话还是为群众说话”之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官员最著名语录的;无权无势者的女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官员们猥亵和强奸的;地震、火灾、水灾、溃坝、矿难之类造成国民之殇的灾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演变为权力者庆功晚会的;完全不具备政治素质的歌星、演员、体育明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排斥打击甚至因为在网络上发布推动社会进步的言论而被逮捕入狱的;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所谓“改制”堂而皇之进入权力者腰包的;千千万万被尊为国家主人的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光荣“下岗工人”的;祖居几百年的老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的;农民的土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权力和资本囊中之物的;父老乡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各种形式死于“强拆”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以世界上最为低廉的价格出卖劳动力支撑这个国家“经济奇迹”的;民众吃到嘴里的食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有毒的;河流和土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污染被肢解的……我不再罗列下去了。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认为,权力罪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渊薮,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所有社会灾难本质上都是不正常政治运作导致的灾难。社会灾难之所以持续发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所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矛盾将处于高发期”之类——恰恰是因为政治在权力的作用下失去活力,变异为与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相反乃至于敌对的东西。

    可以认为,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失去活力的政治和被异化了的政治,实际上是死了。

    政治死了对社会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吗?当然很严重。

    政治死亡在不同国家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形式,在极权主义国家则意味着特殊利益集团作为唯一的政治力量牢牢钳制了整个社会,人民作为社会主体丧失了参与社会过程的资格,而人民这种最基础的权利丧失必然导致其他权利逐步丧失,进入到死亡状态。在随后发生的死亡中,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最为直接的是经济权利的死亡,我把它归结为“经济死亡”。 最近30年尤其是1989年事件以后,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成为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中国政府各级政府都在使出浑身解数各显神通打造GDP,据说创造出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你怎么反倒说中国经济死亡了呢?
是的,是死亡了。

    一件事物是否死亡,是有客观标准的,例如我们说一个人死了,一定是说这个人的呼吸没有了,心脏停止跳动了,脑死亡了,这都是标准。在那个人还呼吸着的时候,心脏还像被鼓槌击打一样强劲跳动着的时候,大脑还在思考自己命运的时候,任何人也没有理由宣布说他死亡了。国家经济也是一样,死了还是活着,是有客观标准的。这里所说的客观标准,当然不是被权力者津津乐道的国民生产总值,而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能不能从社会发展中享受到本应当属于他的成果,换一句话说,人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占有国民财富?

    凡是人民能够从社会发展中享受到属于他的财富成果,人民在合理范围内通过工作能够占有国民财富的经济,都应当被视为活着的经济;反之,如果经济发展不能够充分表现为人民享受国民财富,只体现为国家财政以及家族或寡头们的财富超常规增强,即使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高到天上去,我们也可以认为它的经济死亡了。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我不想罗列数据,然而数据往往比长篇大论更有说服力,尤其是谈论经济话题的时候,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数据了解一下我国国民占有国民财富的情况。 市场经济成熟的民主国家,分配率(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普遍在54%-65%之间,日本1999年的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的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的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的分配率为55.27% ,巴西2000年的分配率为40%,而我国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近年来一直徘徊在12%-16%之间,仅为我们所不齿的“走西方资本主义邪路”国家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顺便说一下,日本经济从1950年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日本人的工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得多,到1980年就与美国持平了,这就是说,日本追赶美国只用30年时间,中国若何?有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中国人的工资收入却只相当于美国人工资收入的4%。 钱呢?钱哪儿去了?

    钱在政府手里。

     有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令人咋舌的6.13万亿元,这里还不包括与财政收入基本持平的同样由政府支配和使用的非财政收入,如果将两者相加,最保守数字应当是10万亿元。即使以6.13万亿元计算, 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财政的收入也已经增长了985倍!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快速也是最庞大的增长了。单独说985倍一般读者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印象,现在我们把它和国民收入增长做一个比较:在同样60年时间里,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仅18.5倍,与国家财政收入相比竟然相差高达50倍!这就是说,政府每从国民经济发展中堂而皇之拿走50元钱,老百姓只得到区区1元钱好处!

    我们听到一句动听的口号: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府财政收入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政府财政收入归根结底促进了国计民生……真的是这样的吗? 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额度,是这个国家的国民享受国民财富的主要指标。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是多少呢?不好意思,整个社会保障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12%,而欧美国家社会保障支出都占到了财政支出45%以上!

    歌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么值得热爱的好政府究竟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很简单,用到供养极为庞大的官僚群体上了,用老百姓的话说:“人家自个儿花了。”

    以GDP为例。

    我们的GDP一向十分美观漂亮,很多官员为了可爱的GDP,经常就会把刚修建起来的大楼、体育馆之类夷为平地,兴之所至,甚至还会把民众居住了多少代的房屋成片拆除,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折腾得狼烟四起,据说都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十分辛苦操劳,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怯怯地问一句:这可爱的GDP中究竟有多少用于国计民生了呢?

    我们反过来看。政府行政费用在JDP中所占比例,1978年为4%,随后就开始逐年上升,到2006年终于上升到了24%,成为世界第一。 一个行政费用占到国民生产总值24%的国家,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将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可想而知。日渐凋敝的乡村,困顿的城市低收入人群,因过度开发而被污染、水灾、泥石流困扰的山河,就是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

    我们还是用数字说话,以对国家发展极为重要的教育和卫生领域为例: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中国的教育经费却仅占世界的1%,卫生经费占世界的2%。在我们不断听到“中国奇迹”的欢呼声中,就是如此之低的投入也似乎难以为继了,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最近出现了连年下滑,2002年为3.32%,2003年为3.28%,2004年仅为2.79%,数字很不好看。
有没有让人爽心悦目的数字呢?有。

    我手头有2004年的一组数据,就很是让人爽心悦目:这一年全国“公仆”们用于公费出国所消耗的财政费用为3000亿元,全国“公仆”用于公车所消耗的财政费用为4085亿元,全国“公仆”用于公款吃喝所消耗的财政费用为3000亿-3500亿元,以上“三公”消费占中国财政总支出的1/3以上!

    如此令人咋舌的数字如果出现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众势必会走向街头,掀起抗议和罢工的浪潮,政府将在一夜之间垮台,激烈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将像噩梦一样蔓延到社会每一个角落。

    在我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却犹如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权力者“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我们从新闻、影视、戏剧中看到的全部是公仆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身影,他们甚至为人民的疾苦经常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宣传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遮蔽,近年来,宣传机器对国家财政支出状况和“公仆”真实嘴脸所进行的遮蔽,简直肆无忌惮到了视民众智商为零的程度。

    “陈行之先生,也不尽然,2006 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會科学院不就搞了一个《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財产调查报告》么?”

    我的确听说过这个报告,遗憾的是,广大民众知道么?官家想让民众知道么?这个报告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了么?中央电视台通过“新闻联播”节目告示过人民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在“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向人民做过交代么?没有。

    据说这个并非广为人知的报告提供的数据是这样的——

    中国党政干部的年收入大体上是当地城市人口年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某市地厅级干部平均财产相当于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而这个市所在的省级干部平均拥有的财产相当于市民 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等五大领域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

    读者会发现,这里说的不再是国家行政费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我们的话题延伸了——除了政府之外,究竟是什么人劫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绝大多数成果? 在这个延伸了的话题中,我还可以提供另外一些数据。

    《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拥有资产(不包括在境外的財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的有3220人。拥有亿元以上资产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曰:90%是高干子女,达到2932人,他们总共拥有20450亿资产,平均每人达到6.7亿,这些人大体上分布在以下省市: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

    两极分化最严重国家的民众,当然活该会有独特的生存形态,我们不说因为贫困痛哭着撕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孩子,不说因贫病交加写下“我坚持不下去了”的字条而上吊自杀的父亲,不说在城乡结合部以极低价格卖淫的母亲,我们说一说远比他们活得风光并且雄心勃勃的人。

    在当下的中国,如果说某人雄心勃勃,一定要提到他准备买房,因为这绝不是在生死边缘讨生存的人所能够妄想的。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雄心勃勃的家伙目前面临怎样一种境况呢?以北京、上海为例。有数字显示,北京和上海的人均收入还不到日本东京的1/10,房价却已经与东京持平或者高过东京,一套100平方米的普通公寓高达200 -300万元(人民币)!现在我们假设这个雄心勃勃的家伙年收入达到6万元,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得用不干胶把嘴巴封起来,不吃不喝30年到50年,才能搬进那套房子,当然,前提是他还活着。这就是说,日本人用三五年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却要奉献出整个一生!

    很多人不明白,在中国,土地是国家的,国家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者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房子怎么就会那么贵呢?人民怎么就会倾尽一生气力也买不起一套房子呢? 这同样是中国的国情。

    中国畸高的房价并不是市场经济运作的结果,而是中国独有的土地财政直接导致的恶果——政府为了一己之利,在暗中做推手,与资本沆瀣一气,合力制造了高房价的危局。当我前面说的那个雄心勃勃的家伙因买房30年50年不吃不喝,整个人饿得像鬼一样轻飘的时候,权力(政府)和资本(开发商)却被这个人和与此类似的人的膏脂滋养得肥头大耳,做梦都在高唱“社会主义好”。必须注意到,疯狂的房价不仅把中国普通城市居民的财富席卷一空,导致社会购买力急遽弱化,同时还严重透支了庞大社会人群的未来。

    国家运作和家庭过日子在道理上是一样的,日子过得好还是不好,与家长是否合理调度使用钱财有很大关系。倘若家长(政府)完全不考虑子女(人民)的处境,昧着良心把子女的钱都搜刮过来,成天挥霍无度花天酒地声色犬马,把自己养了个贼胖,子女们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面有菜色,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家庭是和谐健康的。行政成本庞大到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望尘莫及、贪污腐败经由权力触角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权力和资本联手制造畸高房价、权力掌控的国有企业对民间财富近似于疯狂的掠夺……都说明我们这个家庭在经济调度使用上出现了严重问题。

    我现在来重复前面说过的话:“凡是人民能够从社会发展中享受到属于他的财富成果,人民在合理范围内通过工作能够占有国民财富的经济,都应当被视为活着的经济;反之,如果经济发展不能够充分表现为人民享受国民财富,只体现为国家财政以及家族或寡头们的财富超常规增强,即使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高到天上去,我们也可以认为它的经济死亡了。”

    我们的经济就处在这种死亡之中。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恰恰是专制权力导致了经济的死亡。

     政治死了,经济死了,有一种东西肯定也就死了,这种东西就是文化。 “文化也死了么?” 也死了。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它涵括社会制度、社会组织、道德、信仰、法律、哲学、科学、教育、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等。毛泽东说得很明白:“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既然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着文化形态,那么,在一个政治和经济都死亡了的社会,其社会制度、社会组织、道德、信仰、法律、哲学、科学、教育、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又将若何?

    它们一定是死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能保证全体人民的利益诉求,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仅仅为某个特殊政治集团的统治需要而存在,如果社会道德被肮脏的权力裹挟到令人不齿的腌臜之地,如果信仰不再自由,如果法律成为维护一部分特殊人群特殊利益的工具,如果哲学失去桀骜不驯怀疑一切的品性,如果科学不再把人民福祉作为唯一目的,如果教育只是为了制造一批又一批报晓的家禽,如果文学被剪断翅膀堕落为统治者任意驱使的奴婢,如果美术回避触目惊心的历史画面只去描摹国家意志的幻象,如果音乐不再是心弦的拨动而是承担起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如果舞蹈也被用来伪造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社会和谐,如果戏剧躲避开普通民众的坎坷命运一味嗲声嗲气制造杯水风波,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它们都死亡了。

    是的,文化死亡了,不用什么高深的理论论证,我们只要像普通工人农民那样去看,就会发现文化领域的满目疮痍和无所不在的死亡信息,而这一切都是在权力的钳制下发生的,这是国家导致的国家灾难。

    毛泽东有“两杆子”之说:夺取政权靠枪杆子,巩固政权靠笔杆子。前者指代暴力革命,后者指代国家权力全面垄断文化事物,控制人民的思想,国家意志成为横行于社会之上的唯一意志。此种景况,我们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宣传所做的论述中早已熟知,不同点在于,作为最反动的东方专制主义集大成者,中国对文化事物的垄断更加致密,对人民的思想控制更加严厉,国家力量不仅横行于社会之上,它还像明代特务机关“东厂”那样阴鸷、血腥和残暴,我们平时所说的国家罪恶,很多是从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

    仅举一例:自1949年始,权力通过无间断的政治运动基本上全部肃杀了“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教育家。“肃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灭失——经由持续不断的肉体灭失和精神灭失,本应当承担起传承中华民族文化重任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了权力的附庸和帮凶,变得委顿虚弱麻木不仁寡廉鲜耻奴颜婢膝色厉内荏,这个群体在维护权力统治方面所起的反动作用不容小觑。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可以强制推行国家意志的时候,国家意志就会以意识形态形式强行进入文化,瓦解它的精神内核,使之成为国家意志的替代物。我们说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堕落的群体,是因为他们在无法反抗的国家权力开出的利益收支表面面前总是本能地做着精明的算计,知道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他们背叛文化理性和文化人的良知,不再做民众心声的传播人,全部成为了国家意志的宣扬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些人和这些人的所谓“作品”,在权力的支持纵容下,构成了当代中国独有的文化景观。

    是的,这是独有的文化景观。凡60年,你无法从国家操纵的文化行为中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无法从国家操纵的文化行为中看到人民真实的生存状态,无法从国家操纵的文化行为中看到特殊利益集团上下其手对这个国家的绑架,无法从国家操纵的文化行为中看到官僚集团的腐败在从精神上摧毁这个国家,你无法看到,所有这些本应当由某种文化形式展示的东西都被权力遮蔽了,你看到的全部是国家允许你看到的:伪造的历史,虚构的现实,对特殊利益集团罪恶的本能呵护,歌舞升平的和谐盛世……除此之外一片迷茫,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一个民族的记忆,就是这样被抹掉的。

    我们的后代知道“反右派斗争”导致多少知识分子失去人身自由乃至于生命么?知道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饥饿么?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血腥恐怖么?知道扑朔迷离的“六四事件”是怎样震惊世界的历史性事件么?知道频发的矿难、地震、火灾、洪水、车祸被“多难兴邦”的口号遮掩了多少权力罪恶么?知道蝼蚁一般被驱赶的民众在讨生存中过程中对权力怀着怎样深刻的恐惧么?不知道。社会事件发生以后,权力总会通过文件或者电话通知的方式向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作家协会、出版社、杂志社、影视公司、戏剧和演出团体等文化机构发出禁令,禁止以任何文化的形式触及这些事件,而权力禁令的被贯彻执行,又直接源于这些机构全部是权力供养的,国家权力是这些机构负责人权力的唯一来源,设身处地想一下,除了唯国家意志是从之外,他们怎么可能做其他选择呢?

    当然,偶尔也会出现有所担当的人,例如出版一本违禁的书籍,演出一场有碍宣传纪律的戏剧,拍摄一部疏忽了国家意志的电影电视剧……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呢?轻则失去职务,失去在主流中的位置,失去话语权,重则遭受牢狱之灾,家破人亡也未可知,代价是巨大的。人乃万物之灵,人比所有动物更具趋利避害的本能,有了这个观点,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大面积犬儒化、家禽化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只反映国家意志而非民众意志的文化还是文化吗?被权力禁锢和强奸的文化还是文化吗?被虚假和反动浸泡着的文化还是文化吗?只为权力唱赞歌对民众的疾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文化还是文化吗?
不是了。

    缠绕着我们精神和肉体的是一种异己于我们自身的力量,它与我们通常讲的文化风马牛不相及,如果非要赋予这种力量以文化的名称,我们可以借用一个现成的概念:“党文化”。“党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把党的意志国家化,国家意志社会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干净彻底地取消和替代民间社会。在“党文化”作为一种超级力量控制一切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除了被窒息被死亡之外,难道还会有更好的出路吗?
文化真的死了。

    我们正处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尽管我们是历史的参与者又是历史的见证人,但是当我们试图对这段历史进行归纳的时候,仍旧不可避免会遇到困难,就像一条鱼很难准确地说出对河流的观感一样——鱼怎么知道这条河流将要流向何方呢?鱼怎么知道这条河流前面有多大波澜呢?鱼怎么知道这条河流最终是汇入大海还是被拦腰截断呢?面对错综复杂充满漩涡的中国社会,尽管我们可以调用“东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之类的名称概括它,我们也能够准确表达对于这条河流的感知,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结局。
是的,严格一点儿讲,我们不知道结局。

    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死亡总是相对的——人民的政治死了,意味着权力的政治活着;人民的经济死了,意味着权力的经济活着;人民的文化死了,意味着权力的文化活着。自然界中有这样的情形:一种蔓生植物缠绕住大树,以寄生的方式从大树中汲取营养,大树日渐萎靡,最终将会死亡,而在它曾经站立过的地方,则屹立着剥夺它生命的寄主。目前人们谈论专制主义,隐约中似乎都有一种快乐的预感:因为它是反人民反历史的,所以必定是不长久的。
我看未必。

    我们当然可以正义地认为,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家只能走向死亡,但是现实生活又能给我们提供多大的支持呢?我们看到权力已经牢牢地缠绕住大树(社会),把尖锐的毒刺(权贵、资本)插进树干,争分夺秒地吸取它的汁液(社会财富),我们眼看着大树的枝叶发黄,干枯了,脱落了,而权力的藤蔓却日渐茂盛……如果说这是一个社会过程,你能判断你目前所处的时空是在这个社会过程的哪个阶段吗? 换一句话说,尽管我们观察到中国正在进入“权力死海”,但是我们观察不到历史是否将要终结,观察不到历史将要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终结。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是短命的,极权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是短命的,并不意味专制主义在中国必然是短命的。在所有应发生改变的地方都没有发生改变之前,中国对中国是一个问题,中国对世界也终将会成为一个问题,这倒是很值得人们警觉。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8-08 11:02:5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浙江义乌国资重树大旗引领地方经济发展

义乌国资重树大旗  引领地方经济发展

浙江日报

2010-06-25

    在义乌,一度被认为已退出了的国有资产,不仅存量庞大,而且带动作用突出。前不久,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带队全国省市区国资负责人前来取经。据了解,这是国务院国资委组织的第一次全国县级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现场会,出席会议的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会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这是他在国资委任职后首次在县级城市参加的全国国资会议。

   早在1996年,义乌就对二轻局、商业局和物资局等承担经济职能的行政机构进行转型,初步实现政企分开。2009年义乌继续深化改革,按照政资分开、政企分开,优化国资布局结构,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原则,成立国资局和四大国资公司,建立了“市政府—国资局—国有企业”三级架构,形成了全面覆盖、权责明确、分类监管、流转顺畅的国资监督、管理和运营体系。

  截至2009年底,义乌国资共涉及经营性企业26家,资产总额260.71亿元,国有权益92.6亿元,实现主营收入58亿元,利润总额12.1亿元,净利润8.7亿元,上缴税收5.5亿元。

  与会者普遍认为,国有经济是推动义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义乌已经探索了一条新路子,许多经验值得大家学习借鉴:一是注重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二是注重发挥国有资本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三是注重按照市场机制进行规范监管。义乌的经验给人们很多启示:一是要坚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信心;二是地方国有经济要有活力,发挥影响力和带动力;三是完善国资监管体制的核心在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义乌国有经济发展紧紧围绕小商品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在市场建设、运营和服务中都注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特别是抓住义乌国际商贸城三期项目定向增发的契机,实现了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同时整合和优化配置市场建设、公路交通、物流场站、公用事业等领域的国有资产,使国有经济总量快速增长。

 

 

薄熙来与百位高校学生会主席谈唱红歌

重庆晚报

2010年08月08日

     薄熙来会见“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第三期学员

  4日上午,渝州宾馆新俱乐部会议室气氛热烈,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领导张轩、何事忠、马正其、陈存根坐在同学们中间,与参加“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的162名大学生亲切交流。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卢雍政主持座谈会。这些大学生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9所全国知名高校的学生会或研究生会的主席。

  座谈会上,卢雍政首先介绍了“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第三期学员重庆实践锻炼活动的情况。自7月22日起,大学生们在重庆听报告,参观考察,并深入南川区8个乡镇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举办登山比赛,收获颇丰,感触良多。高尚的精神和真挚的情感,是内生的、持久的动力,最能感染人、鼓舞人,而事在人为,只要人心齐,就事无不成。
  座谈会上,薄熙来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提出的问题“有挑战性更好”!大学生们踊跃发问,气氛更加火热。中国社科院研究生会主席吴撼地抢先发言。她说,重庆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让人斗志昂扬,想听听下一步的打算。
  薄熙来说,“唱读讲传”在重庆开展以来,干部群众积极性很高,一浪高过一浪,很有感染力。刚开始,我们只是提倡大家唱红歌,选定了45首歌曲,现在已经大大超出了这个范围。走在大街上,老大妈、小学生都能唱上几首。现在又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一个地方的发展,离不开精气神,高尚的精神和真挚的情感,能够凝聚人心,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社会的进步。“唱读讲传”就极大地推动了重庆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是内生的、持久的动力,最能感染人、鼓舞人,而事在人为,只要人心齐,就事无不成。

  有人表扬我们“打黑除恶”有胆识、有策略,其实,我们的策略就是“不讲”策略,直来直去,依法办案。抢到话筒的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张昭遂说:“重庆市委、市政府决策坚决,顶住各种压力,打黑出重拳,除恶保平安,有胆识,有策略,大快人心,也振奋人心。我想问薄书记,您当初作决策时是怎样考虑的?”

  薄熙来说,讲到“打黑除恶”,老百姓感到大快人心,但也有人不舒服,不光是黑恶势力本身,还有与他们相关的那些人———腐败分子和保护伞,因此会有不同的舆论和反应。但为了人民的利益,压力再大,也要勇敢面对,一定要将斗争进行到底,最重要的是政治决心。如果东张西望,想三想四,患得患失,就什么也不要做了。有人表扬我们“打黑除恶”有胆识、有策略,其实,我们的策略就是“不讲”策略,直来直去,依法办案,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任凭别人怎么说,也要大胆地往前走,坚决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绝不含糊。

  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并行不悖,改善民生的过程,就是发展经济的过程。薄熙来说,刚才同学们还提到“民生十条”,涉及公租房,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养老,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农民“万元增收”,校园安全,群众看病等问题,都是关乎老百姓安身立命的事情。这是重庆市委全会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也是我们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

  传统的思路是,先发展经济挣钱,有了钱再改善民生。现在的想法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并行不悖,改善民生的过程,就是发展经济的过程。驱动经济有“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改善民生就是直接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如果说重庆发展与过去的路子有什么不同,就是一边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一边营造内地大市场,把经济发展起来。所以这次出台的“民生十条”,既是改善民生的迫切需要,也是探索以民生为导向的重庆发展经济之路。

  只要健康的、正义的力量团结起来,腐朽的势力就成了纸老虎,不堪一击。复旦大学学生会主席李汇东好不容易抢到话筒,问了一个很多同学关心的问题:“薄书记在‘打黑除恶’过程中,在最困难的时候,比如说‘李庄案’的时候怎么想,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路历程?”

  薄熙来说,在我心里,李庄那个事情是个“小浪头”,现在还有一些“浪头”。总有一些人希望借“打黑除恶”表现一下,时不时捅点东西出来,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打黑除恶”涉及到那么多黑恶势力,打疼了那么多人,连带那么多利益集团,能没有矛盾吗?启动这场斗争的时候,我们就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薄熙来说,“打黑除恶”斗争中,来自市民的上万封举报信,80%是实名举报,这本身就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态度。只要健康的、正义的力量团结起来,腐朽的势力就成了纸老虎,不堪一击。

  思想政治是最生动、最鲜活的东西,最能激发人内心的情感,更应入脑入心。“对思想政治课,不少大学生不‘感冒’,逃课的人很多,场面冷冷清清。”天津大学研究生会主席邹旸的发言引来一阵热议。

  薄熙来说,思想政治其实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得最紧密,是最生动、最鲜活的东西,也最能激发人内心的情感,更应入脑入心。思想政治的教材并不只在课本上,重庆卫视的《记忆》、《英雄交响》栏目就很不错,今天播的一个节目就很能打动人,讲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团队,原子弹、氢弹实验成功了,举国欢庆,而这些团队功臣们每个人只发了10元钱的奖金,大家根本不谈价钱,只讲奉献,都感到无上光荣!那时的人,就是一心报国,真让人感动!这也是一种思想教育,是入脑入心的政治。

  重庆为什么提倡红歌?就因为红歌唱响了理想信念,抒发了爱国主义,能让男女老少都感受到精神的力量。

  重庆的社会实践,尤其是“三进三同”活动,让华中科技大学学生会主席马龙鹏触动很大,他剖析当代青年有知识、有能力,也愿意去奋斗,但比较现实和功利,关注自己多,关心集体少,遇到问题不愿承担责任,应该到基层接受锻炼。

  薄熙来说,你说的比较实际。与五十、六十年代相比,当代年轻人受到的教育更系统,知识结构也更完善,但有些人比较功利,思想比较脆弱,吃苦的精神头儿,集体主义的意识相对差一些,这也是一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表现。中国几千年文化深受孔孟之道影响,就是进入革命队伍的一些人也往往如此,遇到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见人只说三分话”……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严重。

  薄熙来说,一个伟大的民族要有凝聚力,要有奋斗的精神。抗战时期,无数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胜利之后怎么办?还要不要奋斗?如果各奔东西,一盘散沙,是没有前途的,甚至是危险的。重庆为什么提倡红歌?就因为红歌唱响了理想信念,抒发了爱国主义,能让男女老少都感受到精神的力量。

  人民群众怎么看我们的接班人,其实就看能不能和他们心连心,看他们对工农的态度。

  听完大家的发言和提问,薄熙来说,团中央组织全国大学生骨干,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农村这个中国最大的国情,很值得称道。薄熙来说,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毛主席说过:“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如果我们这些学生的领头人,只是闷头读书,忙于考硕士、博士,只顾设计自己,和工农群众缺乏联系和感情,那就脱离了我们党所推动的事业。

  薄熙来说,我们的接班人必须和工农大众相结合,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人民群众怎么看我们的接班人,其实就看能不能和他们心连心,看他们对工农的态度。人民群众是最朴实,最实际的,如果年轻一代能真心实意地关心、爱护和尊重百姓,能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人民心间,他们就会发自内心地热爱党,就会感到我们的党、团组织是亲人。

  薄熙来说,重庆组织实施“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和“三项制度”,就是为了让广大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社情民意。知国情是年轻人做好工作的重要基础,仅从书本是不能了解国情的,必须亲身感受。谁走得勤,看得清,问得细,记得牢,谁才能真知、详知,才能对中国社会有更大的发言权。
  讲话,写文章,都要朴实自然,力戒空话、套话,如果老百姓听不懂,双方的距离就远了。

  薄熙来希望大学生加强学习。他说,现在信息越来越多,不少人每天上网,看电视,读报纸,占用了大量时间,一天到晚也忙得很,但这并不等于学习,“走马观花”而已。静下心来想一想,未必能学到什么东西。一定要好好读点经典,才能汲取真正的“营养”。大家看马克思的文章,以其理论的深刻彻底和强大的逻辑力量使人信服。列宁的文章很有激情,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多堪称格言警句。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名篇,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贯通古今,发人深思。这些伟人的作品确是经典,不可不读;还有李杜诗文,古典名著,年轻时多读一些,今后用起来就方便了。

  薄熙来说,各位同学发言,讲得很生动,很动情。希望大家讲话,写文章,都要朴实自然,力戒空话、套话,如果老百姓听不懂,双方的距离就远了。我们共产党、共青团应该是最能联系实际的,同学们多与群众打交道,语言风格和习惯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影响,你讲的话老百姓爱听,才有开展工作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科学,是最伟大、最生动的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座谈中,有同学讲,这个团队还特意穿上了红色的T恤衫,因为我们是红色的接班人。薄熙来称赞说,大家是共青团嘛,就是要坚持我们的理想信念!红色是我们国旗的颜色,我们就是要“唱红”,就是要举红旗。现在有些人有意回避红色文化,好象宣传共产党的理论和学说就显得“左”或者“土”。其实,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科学,是最伟大、最生动的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蓬勃生机,而且潜力还大得很,可以引领中国走向更大的辉煌。我们搞改革开放,绝不是抛弃原来的理想信念,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能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

  薄熙来希望,青年人要有高尚的精神追求。我们讲,“德智体全面发展”,要“又红又专”,就是把精神因素摆在第一位。人到底为什么而活着?为吃得好吗?吃太好了还容易高血脂,得肥胖症。为挣大钱吗?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留一笔钱给孩子吗?那是让孩子坐享其成,失去创业的渴望,到头来一事无成,害了他们!攒钱修个祠堂光宗耀祖吗?老百姓怎么会去敬那些大财主呢?把人生想彻底,还是马克思说得对,能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

  薄熙来说,中国现在的经济蛋糕已经做大了,但还要有健康的精神生活。发展经济是硬道理,提升精神生活的质量也是硬道理。这次送给同学们一套光盘,一部《记忆》,一部《英雄交响》,专门讲述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故事。那时的人们,生活很清苦,但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当代大学生要从校园做起,传承和发扬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精神风貌,并进而影响当代中国的青年生活。

  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回应薄书记的讲话,并高唱《歌唱祖国》,大家全情投入,久久不愿离去……

 

黄奇帆:重庆国资6年涨了6倍

----国企发挥“长兄”责任

重庆商报  2010年08月07日

  昨日上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科学发展·国企责任重庆论坛”在渝开幕。来自全国的政府官员、国企“掌门人”和经济学家,围绕后金融危机时代、西部大开发、民生建设等热点话题建言献策,为国企“把脉导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市长黄奇帆、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市领导王洪华、凌月明、吴家农出席论坛。本届论坛主题为“科学发展·国企责任”。

    黄奇帆在论坛上向与会嘉宾介绍了重庆国企改革三大经验。

  重庆国资6年涨了6倍

  黄奇帆说,2003年,重庆的国有资产总量为1700多亿元,位居全国第19位;去年底,重庆国有资产总量涨了6倍,达到1万多亿元,排全国第四位。与此同时,重庆国有资产的负债率也大大降低:2003年,重庆国有资产负债率超过了80%,而如今,包括工商产业类集团在内,国有资产的负债率控制在了60%以内。此外,国有资产结构也有所优化,以前重庆80%的国资分布在工业、商业。现在则是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类占四成,金融资产、工商产业类资产各占三成。
  措施:三大举措推动国企转型

  黄奇帆说,重庆国有资产之所以能实现超常规扩张,除了拥有西部大开发等多种有利因素外,还有三个“秘诀”:围绕资本体系进行改革重组;围绕产业链实现集群式发展;在打造投资环境时,发挥国有企业的“长者”、“长兄”的责任。例如,在改革重组方面,重庆国企近年来先后出资40多亿元,成功完成了对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三峡证券、信托公司等5大金融机构的重组。此外,重庆还组建了8大投资集团,有效推动了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在西部修一条高速公路,成本是沿海的1.5倍,车流量仅为沿海的1/3,民营企业不愿参与建设,这样的情况下,当然要国企挺身而出。

  在产业链的发展上,重庆的国资通过开放的模式,围绕自身产业链进行集群式发展。例如,重钢环保搬迁后,为解决铁矿石需求,就出手收购澳大利亚15亿吨的铁矿,同时与韩国企业在炼铁方面进行合资合作;重庆每年需进口40多万吨大豆,粮食集团也围绕自己的产业集群,到巴西、阿根廷买耕地粮田种大豆;日前,机电集团收购英国一老牌装备企业,将拥有100多人的科技团队“收入囊中”,至少将机电的装备技术能力提升了10年。

  国企应照顾“兄弟姐妹”

  “重庆的国企在经济发展中,不能只用资本的实力独善其身,只知道抓机遇,不能不考虑自己的社会责任。”黄奇帆表示,在企业大家庭中,国企可以说是中国各类企业的“长兄”,在自己站稳脚跟的同时,还应照顾“兄弟姐妹”。重庆国企不仅要发挥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还应为其他各类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

  他说,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重庆的国企成立了一批担保公司,可担保400-500亿元的贷款;此外,金融危机发生时,如果民营企业发生了财务性危机,不采取重组拯救,就可能破产,影响社会稳定。这时,由国有企业进行托盘或收购,可帮助民营企业摆脱困境。

  重庆国企要当好领头羊。黄奇帆还表示,一定程度上,国有企业开放给重庆带来了开放。去年,重庆利用外资达40亿美元,其中有30亿美元是通过国企与外资合资而引进的。这标志重庆建设开放高地,国企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重庆国企责任重大。”他说,重庆要成为西部开发的领头羊,国企应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希望央企和全国的各类企业,来渝与重庆国企联合发展,为重庆经济腾飞带来更多的动力。

  嘉宾观点

  邵宁:重庆国企改革模式值得全国借鉴

  昨日的论坛上,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力挺重庆国企改革经验。他表示,经过10多年的艰难改革,重庆国企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全国探索出了重要经验,值得研究和总结。

  “10多年以前,我经常光顾重庆。”邵宁说,当时到重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帮助重庆这座老工业城市的国企走出困境。作为西部老工业城市,重庆国企曾经布局过宽、战线太长、包袱沉重。之后重庆打响了国企改革攻坚战,通过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让一大批定位不准、包袱沉重、资不抵债的困难企业退出了市场。“在整个工作期间,重庆有88家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破产退出,安置职工28.7万人,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结构调整。”他说,采取这样改革后,重庆国企的战线大大收缩,国有资源配置更加集中,消除了国有经济发展的障碍。

  对于重庆推动国企改革经验,邵宁如数家珍:重庆在全国率先组建、并成功运作国有资产重组的经营平台。通过成立渝富公司,用市场化的手段集中处理大量的不良债务,通过土地、资产、人员的分离,加快企业破产和调整的进度,有效地盘活利用了企业资源,妥善地安置了职工,被外界称之为渝富模式。重庆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重组。正在重组的企业,以改制和上市为目标,同时明确了在今后几年,要将适合上市的公司全部推向上市。在水、电、气、通讯、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重庆通过组建几大国有投资公司,集中多个渠道分散的资金作为资本金,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实现了市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使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硬环境得以大大改善。

  崔坚:国企是政府调控市场的“第三种力量”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国资委主任崔坚昨日在论坛上称,重庆的国企是除政府预算内、预算外之外的“第三财政”,也是政府调控市场的“第三种力量”。
  崔坚表示,西部地区政府财力十分有限,政府调控的范围相对比较窄,严重影响了调控职能的发挥。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培育了“第三种力量”——国有企业。近年来,重庆市通过“八大投”的运作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缴,使重庆区别于其他省市拥有了除政府预算内、预算外之外的“第三财政”。
  通过“八大投”运作,重庆超前实现了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建设目标。近六年,“八大投”累计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2413亿元,年均400亿元,是2003年以前的40倍。2005年,重庆国企在全国率先实现“财政断奶”。几年来,通过“断奶”减少财政支出、上缴国资经营收益、帮助政府投入等,贡献财政908亿元。“第三财政”为政府公共服务转型腾出了财力空间,比如重庆连续多年保持教育投资占GDP的4%以上。

  重庆国有企业还为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带来新的资源。“比如重庆的国有集团,利用自己的融资能力,融资50亿帮助重庆相对贫困的渝东南、渝东北16个区县,进行了工业园区的建设,为区县发展输入信用、产业和人才。”崔坚说,通过国有集团的“利益输送”,使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有了新的资金来源和带动力量。

   本版稿件由首席记者 孙黎明记者 杨雪峰 敖祥菲 柴伟 王泱 实习生 汪诗洁采写。
 

 



发件人:"xl ding" <drxlding@gmail.com> 2010-08-08 16:57:3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标题: Re: 大军网文章

中国模式巨大成就的四大代价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2010-08-08

    摘要:针对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越来越热的现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学良昨天做客做客岭南大讲坛,对成本代价系统进行全面检讨。“在讨论过程中,绝对要反对绝对主义、极端主义。一定要理性,要尽可能避免太意识形态化、太片面地讨论中国的发展政策。”

    “我一再强调,成就不能低估,但付出的成本代价更不能低估,前进的政策创新来源于对问题的反思,不对中国模式中成本代价系统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检讨和反思,将会堵塞对中国模式进行重要的调整和修正的创新来源。”

    “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西方谚语来形容中国模式极为贴切。中国模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中国也为这些成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成本”。针对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越来越热的现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学良昨天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上称:“在讨论过程中,绝对要反对绝对主义、极端主义。一定要理性,要尽可能避免太意识形态化、太片面地讨论中国的发展政策。”

不能站在“文革”立场否定改革

    演讲开始,丁学良就表明立场:“在中国模式实行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就,这一点是不能抹杀的。抹杀这一点,我们就回到‘文革’时的那种立场。改革开放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是不能站在‘文革’时候的立场来看待它,更不允许站在‘文革’的立场上来否定改革开放30年基本的成就。”

    丁学良亦认为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是以两大类四方面的代价换来的。第一类是物质性的成本,包括两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代价体现在对中国的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相对弱势领域的持续不断的剥夺。第二个是对中国深层的环境生态系统进行持续的剥夺、掠夺和损伤。

    第二类代价是非物质性的,是体制性质的。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绩的同时,掌握公共资源部门(既包括官员也包括其他的非政府、非行政系统的公共部门)里持续、大面积,而且是不断的精致化的不规则行为。这些不规则行为中包括腐败,但比腐败更广。

    第四个巨大代价是在整个中国模式推出和不断的贯彻执行的时间内,中国公共政策领域受到的限制越来越严格,使得在一连串非常重大的公共政策上无法进行公开的、持续的和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讨论。

问题压下去并不等于解决了

    “像中国这么巨大的国家,每人每天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如果有公开、理性的公共空间讨论、探索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就能对那些显性的和隐性的重大问题进行及时的处理,以创新的思路来进行重要的社会层面上的实验。但是很遗憾,这方面的空间在大部分的时候都受到了限制。这样就导致原来并不太大的问题,在产生的初期就被掩盖起来了,而这些被掩盖的问题就会被发酵、就会被膨胀和恶化,至爆发时将成控制不了的问题”。

    中国发生的很多突发性危机,实际上在很多年之前,就已经被人提出来了,当时被提出来之后,因为它不符合当时有权势者或者是集团的利益,或与主流观点相左,就被压下去了。但是压下去并不等于解决了,若干月或若干年后,当它迸发出来时,对整个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损伤,破坏性的后果。它让“中国人在个人层次上、社会层面上那么多创造性的思维,不能进入正规的制度化渠道,这才是我们很多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正在萎缩

    在分析付出的代价后,丁学良称“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正在逐渐萎缩”。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于三个轮子支撑。即外贸出口,国内的基础建设投资,以及国内居民的家庭和私人的消费。但前两个轮子越来越大,越转越快,但第三个轮子却被压制得越来越小、转动越来越慢。“这种严重的不协调、不配合,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越来越黯淡。”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8-11 16:20:3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xcgc 21 2010.08.11

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

西村

2010年8月

  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扭曲的,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公平交易的市场原则。造成这种不公平交易制度的原因,乃是权力场的存在。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当然是指社会能量。权力、财富、声望都是社会能量。而权力这种社会能量的分布,最类似“场”:权力中心能量最强,从中心向外延伸,能量呈梯度递减。离权力核心越近,能量越强;离权力核心越远,能量越弱。权力场类似同心园,同心园是平面图,如果将平面图画成三维图,就是一个权力金字塔。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能量梯级上。

  中国的改革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不公平的交易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项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把这一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与这商品搭上关系的买主,就有可能和某公子搭上关系,就有可能进入“权力场”的高端。

  (一)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计划经济残余

  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崩溃,但其影响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建立,但还很不完善。就行业来说,在制造业、建筑业、公路交通业、国内贸易、房地产业、生活服务业等,市场竞争机制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铁路、电信、电力、能源、金融、保险和国际贸易的某些方面还仍旧处于国有企业垄断、半垄断状态。

  要素市场的发育落后于产品市场,特别是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滞后。银行利率不能随行就市。几家大型国有银行吸收了全部存款的70%以上,近80%的银行贷款投向国有企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形成呆、坏账,私营企业很难得到贷款。

  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市场化数据: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九五”估计可达到45%,“十五”预计达到65%;资金的市场化程度“九五”为45%,十五预计为60%;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九五”末达60%,“十五”末达75%;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九五”末可达65%,“十五”末可达75%;综合以上对劳动力、资金、生产、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分析(其中在综合中赋予劳动力较大权值,因为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再考虑到我国庞大的政府机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如主管部门管理、现金管理、专卖管理、人事及劳动管理、国际收支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管理、卫生防疫管理、计划生育管理、街道办事处介入、市容管理、交通管理、市政管理、计划管理等等行政管理过于庞大。我国经济的总体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50%,大致在45%-50%。由此可以估计,“九五”末达到55%,“十五”末可达到65%-70%。

  (二)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审批和寻租

  有人说,与其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不如说是审批经济。很多经济活动需要官员审批。而审批又没有严格的界限,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寻租(RentSeeking)理论。什么是“租金”?早期是专指地租。到了近代,租金泛指各种生产要素的租金。租金是指某种生产要素需求提高,而供给却因种种原因难以增加所产生的差价。现代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租金是指由于缺乏供给弹性的差价收入。但是,这种供给弹性不是某种生产要素自然性质或产权关系所产生的而,而是由于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如进口配额、生产许可证、物价管制,乃至特定行业从业人员的人数限制等)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从而形成了差价收入。简单说来,寻租就是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增加官员的干预权力,使得接近权力的人很够得到或占有租金的特权。

  由于行政权力可以创造寻租条件,于是就有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利用权力进行“设租”活动,以便造成新的寻租可能性。为了寻求租金,寻租者向官员行贿;从租金中得到利益的官员,又力求保持原有租金制度和设立新的租金制度。这样由寻租到设租,就产生了一个贪污腐败蔓延、因果相关的恶性循环。

  (三)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垄断

  在政企分开以前,垄断主体是政府,在政企分开以后,垄断主体是国有大型企业,他们代替原有的政府工业部门进行垄断。它们获得优质资源的垄断权,如石油、电信、烟草、煤炭.航空、铁路、电力、金融、保险等,民营企业不能进入这些行业,进入了也要退出。它们利用廉价的资源、资金和政府优惠政策,取得垄断利润,可以决定企业的利润分配和员工工资。他们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个高利润领域。而对非国有经济却是排斥、控制和吞并。国有企业的高管和政府官员是可以互换的,今天是政府的局长,明天可能是某大企业的董事长。而这些可以互换的高管,相当一部分是高干子弟或者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所以,今日的国有企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权贵阶层的俱乐部。

  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的企业出于本身利益,通过种种形式让国家出台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如限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进入,以保持它们的垄断地位;在金融、财政、税收上获得最大的支持。

  (四)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大型私有企业的权力脐带

  目前成功的大型私有企业,其中的确有一部分不是靠权力起家的。他们凭奋斗和机遇取得了成功。但这样成功的企业也不能远离权力,他们也千方百计地靠近权力。或者和高官交朋友,或者自己进入人大、政协。中国的私有企业如果没有权力脐带,小的做不大,大的做不长。还有一批成功的大型私有企业主,他们是靠权力发财的。因为他们本身处在或接近权力中心。他们有的原来就是国家官员和国企的高层管理摇身一变而成的。有的是高干子弟。高干子弟过去大多都被跨国金融企业罗致,以高职厚薪换取他们在中国的人脉关系,从而绕过中国复杂而繁琐的官僚体制,寻求到巨额的租金。最近几年情况已出现变化,不少任职外资公司的高干子弟,纷纷自立门户,凭著家庭背景而自创私募基金,过去的雇主今天反而成为基金的投资者,让自己赚取更大的利益。他们的家产以数十亿计。

  (五)权力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制度——“杀鸡取卵”的增长方式

  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直接原因是劳动力价格低、资源价格低和以环境破坏为代价。没有真正的工会,强有力的行政控制才能实现这三个条件。正是靠这三个方面造出了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低廉的商品,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这三方面都不可持续。

  低劳动力价格不可持续。政治上低人权;经济上制约内需;社会上影响就业(GDP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

  环境和资源低价格不可持续。两年前,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指出,全世界空气最污浊的二十个城市,中国占十六个;中国河流的污染已到了可怕的程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江河湖泊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城市地下水遭到污染。中国九大湖泊有七个严重污染。

  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不可持续。2009年,虽然国际环境不好,但中国的出口总额还是实现了12016.7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大量出口商品减少进口国的就业机会,所以美国反对中国的不是资本家,而是是劳工组织。大量地吸收世界资源:矿石、原油,抬高了市场价格,使国外一些人感到不安。贸易摩擦日益增多,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
 

“穷二代”与中国未来

长海

2010-08-11

    一个时期以来,“富二代”这个话题被媒体持续热议。因为“富”所以引人注目,因为“穷”便被人们忽视,“穷二代”与“富二代”在社会关注度上的差别显而易见。不论是从社会的公平正义,还是从社会的发展、进步角度来说,都应该给予“穷二代”更多的关注。这一是因为在中国的人口分布当中,农村人口无疑占大多数,“穷二代”在绝对数量上要远远大于“富二代”,关注多数理所当然;二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穷二代”的未来决定着国家的未来。

    理论上来说,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环境当中,“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当然是最好的社会状态。而一般理论认为,人才的分布在一个社会当中是呈现正态分布的。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天赋、智力与他的出身,比如家庭的穷富,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从这种理想情况出发,如果“穷二代”与“富二代”所获得的机会完全均等,这对社会的发展是最为有利的,因为它可以实现“人尽其才”这个目标。然而,人类社会大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能够做到的就是创造一个尽可能好的社会机制,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每一个人的才能,使他们都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2009年初,温家宝总理在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曾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他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当中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但最起码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家庭贫困,有些农村学生或早或晚在基础教育阶段便被迫放弃了学业,这个比例相信不会低;二是在接受教育的条件上,城镇学生与农村学生存在着明显差距,而且这一差距这些年还在继续扩大,因为优质教育师资一直就在反向流动,即好的师资力量在向城镇流动,新的师范毕业生则不情愿到农村去。人是不能选择出身的,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的“穷二代”在大学教育之前,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就已经输了一步。这当然是社会现状使然。

    据媒体报道2010年5月,浙江台州三名打工者的后代相约集体自杀,其中两人在喝下剧毒药之后抢救无效死亡。三人家境都很贫困,早早辍学,工作后压力重重,重负之下选择自杀。2010年7月,陕西扶风县五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相约到古庙喝农药自杀,所幸被及时发现送医急救。这五名学生都是留守儿童,生活清贫苦闷,小小年纪就写了遗书,想一死了之。类似事件已经发生过多起。

    而中国大陆不时传出“富二代”拿钱摆平交通事故,舆论开始把爱飙车、爱闹事、爱炫富、爱享乐与这些民企继承人画上等号。在很多人眼里,“富二代”是一些开名车、穿名牌、戴名表、举止张狂、挥霍无度的纨絝子弟。根据网易的一项调查:82%的网友认为“富二代”是纨絝子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黎友焕对珠三角的老板進行调研,发现部分东莞老板的孩子不读书,平时就打麻将甚至吸毒。

    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全球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美林集团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大陆的千万富翁接近24万人。中小规模的家族企业更多。如果按照正常的家族代际传承,那么有资格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富二代”将达到数十万。

    与“穷二代”相对应的除了“富二代”外,还有“官二代”。中国的的“官二代”除了同时也是“富二代”外,与“富二代”所不同的是,“官二代”还能捷足先登政坛,忙着争官上位。2009年8月25日中国国内有一则新闻报道:一篇题为《河南固始县公选乡长黑幕:多半是官员子弟》的帖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该消息称,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大多是当地官员的亲属,给人“继承”之感。而固始县委组织部对此也承认“情况属实”。此则新闻所反映的现象,遭到海内外网民的强烈抨击。但是,舆论的谴责却对中国特色下的官僚自利型体制毫无作用,反而变本加厉。比如《新华网》2010年6月29日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考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中一个“硬性”条件,就是限招正科级干部子女,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如果说固始县还是黑箱操作的话,武宁县就已经是明火执仗了。

    对此,有网评人士说,这种利用公权为“官二代”开创特权人生的作为,很符合中国国情。现如今干啥事都是领导优先:好房子领导先住,工资领导先涨,风景名胜领导先考察,闹了火灾领导先走,就连有的娱乐场所来了新小姐也要由领导先去“检阅”。在此常态下,领导的子女在不平等的社会事事优先,也就成为常态。

    这种对“官二代”的特定维护,在中国已经开始愈演愈烈。比如,今年高考成绩公布,各种“加分”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所谓“高考加分”就是各地为有“突出才能和特长”的学生,在高考成绩之外加上一定的分数,以提高他们的入学竞争力。据中国新闻网文章披露,浙江台州市第一中学获得加分的4个学生都是当地官员的子女,而绍兴市一中获得加分的19名学生中,有13名是当地官员的小孩。高考加分,已经沦为对“官二代”的优惠。此外,在中国高校招生过程中采用各种方式照顾官员子女的情况,比如扩招、委培生,定向给某个企业或者某个事业单位委托培养学生,而这些学生绝大部分的背景是权贵阶层;几乎普通贫民老百姓的孩子无缘。

    今天,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不过,在这种“难”面前,“穷二代”与“富二代”、“官二代”面对的境况显然不同。大学生毕业之后,就业也绝非唯一的选择,比如读研究生,又比如去海外做“留学垃圾”。不过,做出这些选择就都意味着学费的继续支付。对于那些“穷二代”来说,念大学的学费别人还四处借贷,又有什么资金继续读研究生?何况读完研究生如何就业仍然是一个未知数,研究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的也比比皆是。而“留学垃圾”,是一个与中国直接相关的专用词汇,它是指那些“留学”海外的中国官商子弟群体。中国社会的现状之一是:“富二代”、 “官二代”可以去海外成为“留学垃圾”,“穷二代”却被迫成为蜗居在某个城市。

    社会学者给没就业或报酬过低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取了一个名字:“蚁族”,而九成的蚁族是“穷二代”。“蚁族”平均月收入为人民币1,956元,与农民工很接近,但是低于全大陆城镇人口每月2,435元的收入。《广州日报》说,“蚁族”主要有三个特色: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在一起。年龄集中在22到29岁,主要是以毕业后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的“80后”群体。大陆城巿飞涨的房价让蚁族只能生活在城市边缘,住在昏暗、低矮、有如箱子般狭小的屋子里,每天花好几个小时搭公车上下班。每人每月租金大约377元,居住面积不超过10平方米。保守估计光是在北京就有10万名“蚁族”,以北京郊区的村庄-唐家岭为例,两年来当地人口从3,000人增加到5万人。

    2010年5月26日,湖北省人才中心和武汉大学联合完成的湖北省蚁族调查报告也指出,武汉所谓“江蚁”的数量有3到6万人,47.3%的“江蚁”来自农村,也有34.5%的“江蚁”来自城市。近半数人每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

    主持调查的武汉大学黎民教授说,80%“江蚁”出身“穷二代”,源于当前中国社会日趋成型的“代际壁垒”;“以自己带的研究生就业为例,凡到银行就业成功的,几乎都是父母或亲戚在银行的,或是父母与金融系统高管有一定关联的。从经验判断,经济状况一般或较差的家庭,由于少有特殊的社会资源,其子女就业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也表明,“社会在开放性增加的同时,其阶层封闭性和固化趋势在加强;市场经济本有的开放性和公平性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抑。”报告显示,武汉“蚁族”主要分布在武昌的商圈和城中村;48.6%的‘江蚁’偶尔或者经常需要家里补贴生活开支。50.7%的人没有参加社会保险。

    事实上,以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来看,对于“穷二代”来说,从他们出生,到接受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再到就业,直到他们最终完全踏入社会这一路看来,不能过激地说这个社会已经把他们某种程度“封死”,但与“富二代”、“官二代”的成长环境相比,机会的不均等是显而易见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无疑是一个社会的毒瘤。

    如今的中国社会贫富日益悬殊,使得第二代的命运出现了天壤之别。“富二代”斗富炫富,招亲选美,飙车撞人;“官二代”飙官、世袭爵位、腐败弄权。而“穷二代”求学无门、谋职无路、人生无望、厌世轻生。富二代和官二代大大压缩、剥夺了绝大部分穷二代的生存及发展空间。

    “穷二代”并不是输在学识智力和工作经验上,而是输在机会不平等;低阶层者進入较高阶层的困难越来越大。这种社会不平等正孕育着巨大社会危机。虽然中国的“富二代”、“官二代”,如今已经有百万之数,看似群体不小,但“穷二代”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富二代”,是绝对多数。“穷二代”是在生活压力下苦苦煎熬的“倒楣蛋”;“穷二代”目前所面临的生存窘境,它不仅关乎这个群体自身;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来讲,绝对是一个悲剧,因为大量的人才分布在这个群体当中,扼杀了这些人才的成长机会,就等于扼杀了中国的未来!他们的命运直接关系国家前途和社会稳定。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2010-08-12 04:37:1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New civilization 电邮收到,谢谢!

不高举民主的旗帜怎么能够成为真正的左派

向东

    中国``左派”不拿起民主这个武器,不可能成为真左派,也不会有什么作为。我们怎样理解毛主席讲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话的深刻含义?真正的先锋队要建立人民大众有权参政、议政、选举监督领导者的制度,历史才能按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发展。才能形成人民创造历史的大环境。只有倡导民主的左派,人民大众才会拥护并舍命相随。一有机会就骂民主的人,能够称得上左派吗?他们实际上是打着左派的招牌为极右派帮忙的非常恶心的一群,实际作用是搞臭左派。

     以中国现在的国情,搞西方的多党代议制民主,只会重演辛亥革命后民国的乱世和悲剧,而且只会更乱、更悲。这种后果,能够思考的人都会想得明白。中国的左派,应该认真研究、总结和吸取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还有中国的文革为什么失败,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变了颜色?思想与制度应该相护相成,互为表里。如何创造出一套具体的、可操作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去体现劳动人民的意志,守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左派的当务之急。要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强有力的统一战线,才能使中国走出险境,走上公平合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热衷于打口水战,沉迷于拉帮结派搞派斗,使人看到文革失败的影子。要吸取文革失败的教训,不要再搞唯我独左,唯我独革那一套了,文革期间左派占优势时就因搞这一套而失败,在改革中左派处于劣势的状态下,还要搞这一套,只能有一个结果,被极右派轻易收拾。

    古今中外所有革命都不能持久,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摆脱人治走向法治造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依靠法治,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要走向成功同样离不开法治。要将理念铸造成法律,让法律守护理念。只有如此,广大人民在与党内走资派作斗争时,才会有可依靠的武器。

    递进民主制是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有效途径。中国革命功败垂成,不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化道路吗?!实行递进民主制,人亡政息就不会发生,更容不得指鹿为马,打左灯向右转。这本来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怎么到了中国读书人那里,就成了一桶浆糊,越搞越胡涂呢?党内走资派的改制二十几年来基本没有遇到有效的抵制,试问,如果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严格而具体的程序去让人民监管权力,以共产党的名义,指鹿为马,化公为私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小丑们能够这样轻易得逞吗?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08-13 03:30:23 +0800收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说东说西。。。

梦已碎,人未醒

——评《南方周末》“向中国梦践行者致敬”活动

梁京

    七月三十一日,正当千百万农民工在酷暑的高温中被迫劳作,成批中暑倒下甚至死亡的时候,《南方周末》正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里举行一场“向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的盛大典礼。在舒适的空调下,主持人和嘉宾个个衣装入时,光鲜亮丽,或演讲、对话,或登台献艺,其美轮美奂让人联想到奥斯卡的金奖秀。

    《南方周末》是我十分尊重的一份报纸,出场嘉宾中也有我敬重的人士,但对这个活动,我实在不敢恭维,而对我所敬重的人士赴会捧场的决定,更是感到失望。

    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眼下的中国,盛世的外观已无法掩饰一场空前深刻的危机。中国,这只注入了西方资本主义血液的东方巨龙,突然间崛起于现代世界的民族之林。它巨大的体量和能量,正在迅速地改变著这个世界的人文和自然生态,但是它那没有进化的头脑,却不仅给自己,也给整个人类都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威胁。

    易中天演讲稿的专版有一条通栏引文:“毫无疑问,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也只能走自己的路。这就既要植根于我们的传统,又要跟上世界的潮流。”这种大话,表面上看似无可辩驳,但并无建设性。“走自己的路”,问题是,中国究竟该走哪一条路,中国精英有理性的共识吗?“植根于我们的传统”,中国有许多传统,我们究竟该植根于哪些传统?精英对此有共识吗?至于“跟上世界的潮流”,问题就更多了,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中国精英对此有共识吗?世界精英对此有共识吗?假如像上世纪那样,世界出现类似计划经济那样的错误潮流,中国还要跟吗?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开创世界的新潮流呢?

    易中天的演讲当然不用担心遭到这些问题的挑战,因为《南方周末》举办“中国梦”活动,并不是为了搭建一个严肃的公共辩论平台。除了商业动机,“中国梦”活动有一个野心,就是为国人制造一个新的中国梦。而激起这个野心的是这样一个冷酷的现实,那就是支持了中国三十年的‘市场经济’梦已经破碎。市场经济梦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但也带来了空前的腐败,带来了空前的社会分化。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奇迹,也创造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奴役本国人的劳工制度——农民工制度。这种国家奴工制让雇主比奴隶主更不关心劳动者的死活。

    问题是,这种后果难道是当初“市场经济梦”的制造者们所希望的吗?那为什么还是发生了?同样的问题也可问“计划经济梦”的制造者,当初他们中有谁会想到饿死几千万人?但为什么还是发生了?企图为国人制造新“中国梦”的知识分子,难道不该问问自己,你们要造的新“中国梦”,会不会像旧中国梦那样,也给国人带来一场新的大灾难呢?像中国这样政治一统、巨大无比的文明体,如果精英的头脑不清醒,无论是追随外部潮流或自创一种潮流,都可能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没有梦想的民族是可悲的,但不能从自己的苦难经历中增长智慧的民族更加可悲。旧梦已碎,中国人确实需要一个新的梦想,但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反思,为什么过去的梦想总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难道仅仅因为以前的梦选错了吗?对此,无论在方式还是内容上,“中国梦”活动的组织者给出的是肤浅而误导青年的答案。

    在我看来,与其用好莱坞的方法造梦,不如举办几场关于中国历史和未来的严肃辩论。我从“中国梦”活动不仅看到了中国文化和知识精英的不清醒,更可怕的是,看到了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

    在这个资讯发达的网络时代,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是一个破坏性极大的潮流,崔卫平新近的演讲再次表明,她和一些人正在英勇地抵抗这个潮流。在敬佩他们的同时,我也想到,其实中国从来就有敢于担当的志士仁人,但为什么变革总是事与愿违?难道仅仅因为变革的道德资源不足吗?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看到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们足够深入的反思。这说明中国人还没有真正醒来。

 

伸张公民权利,化解社会戾气

《公民》月刊特约评论员

    二○一○年八月三日,山东淄博博山,一名歹徒闯入博山区机关小区一幼儿园,砍杀小班的多名幼儿及一名教师,造成四人死亡,十三人受伤。虽然官方媒体对这次屠童案没有进行任何公开报导,但是借助于网络和海外媒体,这一悲惨的消息还是快速传播开来,再次煎熬着国人的神经。今年以来连续的屠童案只是当下社会病态的一个极端的征兆。类似的征兆还有不少,比如湖南永州枪杀法官案件,长沙税务大楼爆炸案,这些接连不断的暴力事件是弥漫在中国社会的戾气的沉闷回响。

    如果执政者有心倾听网络上表达的更深层的愤怒,则他们应该感到更加惊恐。面对永州枪杀法官和长沙税务大楼爆炸案,网络上几乎很难见到对死伤者的同情,反而充斥的是对杀人者的叫好声,凶手被看成英雄。从道德的角度去指责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是乏力的,因为这些扭曲的表达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无力的普通公众对公权力的厌恶与愤怒,恨屋及乌,以致发泄到那些和体制有些关联但是同样是受害者的身上。

    弥漫在中国社会的这种戾气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压制性的政治结构,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逼仄的公民权利空间,无疑是最重要的成因。更重要的是,最近这些年来,中共执政集团不深刻反思目前制度的弊端,不思进取,改革失去动力,社会发展方向开始逆转。政治上集中收权,经济上搞国进民退,在社会上强化控制,在道德上展开“反三俗”运动等等,都是这种病症的表现。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使得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之间关系渐趋紧张,冲突频发,这是普遍性社会戾气的制度土壤。

    从诸多迹象来看,执政者对这种公众情绪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勇气和智慧来系统性的化解这些潜在的暴力,他们更多的是采取治标不治本的方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断扩张的维稳体系就是这种典型的征兆。从机构设置上,维稳体系已经贯穿整个官僚系统,无数无法见光的维稳办隐匿在各个官僚层级中。根据社会科学报的消息,二○○九年全国内保费用5140亿元,已经接近军费开支;二○○九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达47.5%。因此有评论认为,为了维持稳定,国内已经陷入某种内战状态。

    在如何理解稳定,如何维持稳定缺乏清晰的甄别,维稳机构的运作缺乏透明度,也缺乏问责的情况下,维稳机构很容易异化为一种特殊利益机构,以此来榨取公共资源,目前的维稳泛化就是这种机理的后果:拆迁要维稳,征地要维稳,教育要维稳,奥运要维稳,世博要维稳,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激起维稳体制敏感的神经。其实,很多冲突是正常的经济社会现象,和稳定大局根本不沾边;但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压力下,在不受约束的财政资源的纵容下,维稳机构客观上成为了纵容恶邪的力量。福建上杭紫金矿业的污染事情,当地政府机构就是以维稳的名义拒绝公布污染信息。因此目前的维稳机制同时也是一个死结,其效果并不是导致稳定,而是庇护邪恶,正义得不到声张,其客观后果是酝酿了更多的不稳定,这个社会的戾气越来越重,暴力行为越来越普遍,就印证了其中的相互关联。社会矛盾加剧导致更多的维稳投入,维稳资源的占用挤压了社会矛盾解决的空间,这种恶性循环是对正常社会生活的最大威胁。

    那么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呢?其实道理已经被反复陈述,路径也并不复杂,最重要的是决策层是否有能力和智慧启动必要的政治变革,约束公共权力的恶意扩张,给公民权利的伸张提供更多的空间,同时改变目前僵化的维稳思路,撤销维稳机构,让社会冲突和矛盾通过法治,社会规范和道德引导等方式进行解决。化解弥漫性的社会戾气也许无法毕其功于一役,但是漠视公民权利,迷信暴力控制的做法将会不断的把中国社会推向深渊。

 



发件人:"ZhangDongSheng" <zhangds12@hotmail.com> 2010-08-10 22:30:38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RE: 变革危机中国

今后10年中美之间的激烈冲突和较量

张洞生

Email: zhangds12@hotmail.com

    从2010到2020年,在国际上,是中国和美国激烈冲突和较量的10年,这是中国的主要外患。在这10年中,由于美国要在衰落中拼命挣扎以维持霸权,决不当国际上的老二。而中国的综合国力又上升到老二的地位。所以中美之间的冲突会大于合作。美国在这10年中会继续衰落,但美国是有一个自我调节能力很强的制度的国家,10年之后,仍然会比中国强大得多。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勒索和赚取利益的手段主要靠两手,一手是用各种方式搞乱中国内部,另一手收买操控买办汉奸。这两手中国对美国却完全用不上。这就决定了中国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和命运。现在,中国旧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面临拐点,内部不稳,危机重重,这是中国的内忧。中国只有实行胡锦涛愿望,成功地“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才能稳定内部,使中国避免动乱和分裂,才能应对美国的挑战,美国对中国也将无可奈何。中国就可转危为安。经过10年,中国克服内忧和美国的冲突和较量的外患之后,且由于世界多极化的形成和稳固,中美之间的冲突就可能缓和淡化成为既矛盾又合作的较正常的国际关系。但是,中国如果不走胡锦涛提出的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而无法克服特殊利益集团操控,坚持现在旧有的“劫贫济富”发展方式,中国就有动乱分裂的可能,更谈不上应对美国的挑战了。故曰:“天作孽,尤可为。自作孽,不可活。”

    《1》。国际社会实际上就是没有(不讲)法制,只论拳头大小的黑社会,美国是老大,中国现在既然上升为老二(但不是美国手下的老二),在黑社会,老大与老二、老三、老四之间的斗争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老大凭据自己的实力和地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般最好当。它的眼睛是不会停止死死地紧盯着老二的。老二是最难当的。老大经常堤防和敲打老二是黑社会的常态。老二即便对老大俯首帖耳,老大也不会放心,而且还要防范老三老四僭越的明枪暗箭。老大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往往挑动和唆使老二、老三、老四之间互斗,以削弱老二的实力。这就是目前国际上美、中、俄、欧之间斗争的实质。所以美中之间今后10年的激烈斗争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实力上升到第二的地位所决定的,即是利益所决定的。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差异所引起的冲突是次要的,往往成为利益冲突的工具。这就是中国在对外关系上,中美斗争成为主要矛盾的原因,也是中国主要的外患。
中国在与美国的斗争中只有知己知彼,才能战而不败。

    《2》。2008年秋美国爆发百年不遇的金融经济危机,随即引起了世界性的金融经济危机,中国也不例外。各国政府为了用纳税人的钱刺激经济发展,美国和欧洲是补助、放贷给银行和大金融经济公司。中国是发放贷款搞基建和房地产。除此之外,各国都必须对各自的经济作出某些结构性的调整和转型,才能使其经济未来能够走上正常、稳定、持续发展的轨道。就是说,以后发达国家不能完全靠发展舒服的、高利润的上游经济,而不发展实体经济,以剥削下游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也不能完全靠输出低端产品和资源,来发展出口经济。这种美欧创道的“全球化”经济发展模式,实质上是发达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模式,结果只能造成实际上国家间的贫富悬殊,而不可能形成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最后必然造成世界周期性的金融经济危机。

    《3》。世界性的金融经济危机的延续已造成世界各国经济中的两大共同问题: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兼通货紧缩。从长远看,各国只有基本上解决了这两大问题,其经济才算恢复到正常轨道。就是说,世界上各国都要调整各自的经济结构,才能保持经济发展和贸易持久的基本平衡。但是各国调整经济结构并不能在3 ~5年内完成,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也不可能在3 ~5年内结束。比如,美国已开始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即便积极努力,措施得当,估计也得5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见实效。而中国的产业升级、转型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困难就更大,估计至少也需5年以上。现在各国政府高层为了缓和国内高失业所引起的政治问题,与外国大打贸易战和汇率战是必然的、非短期的决择。其目的都是为解决其这两大问题。因此,中美之间的冲突非3~5内可以解决。

    中国经过前30年的经济大发展,经济总产值已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二。因此,在世界上, 很显然中国已经上升为美国的主要对手,而且互相渗透很深。就形成了上述老大老二斗争的局面。

    《4》。韩国人指出:“ 美国为了他的全球利益,是必须要抑制中国的。因为抑制中国,就是保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不受威胁。第一;从政治体制上,美国人眼里容不下一个共产政权存在。因为存在共产政权,会让美国感受到未知的恐惧;第二;中国在亚洲角色的提升,严重威胁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甚至威胁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第三;一体化的欧洲和崛起的中国,将会是美国价值观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者。”第四; 一旦全球形成美元、欧元和“亚元”(人民币)这样的三边均势货币结构,世界经济将部分摆脱受美元本位控制的局面,美国就无法称霸世界。而困扰世界经济长期失衡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奥巴马在2010年国情咨文中宣称:“美国决不做世界第二”。

    郎咸平说:『奥巴马这个家伙这次来中国给我们带来了3个“礼物”,当然肯定不是好东西。他给我们带来的是贸易大战、汇率大战和成本大战。』。也许美国只要时不时地将手中的绳索(如反倾销、反补贴、要求人民币升值等)勒一勒,就足以让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列车速度降下来。 美国由于巨额的外债和内债,高失业率,经济在3~5年内是难以完全走出困境的。但是,它的军力和国力仍然强大,不会倒。因此,美国为了维持其霸权,就只能向国外,特别是中国转嫁危机,和中国长期的打经济战、贸易战、政治战(3独,背后挑动中国周边领土领海纠纷,台独)是难以避免的。因此,中美经过10年的斗争之后,根据彼此实力的消长,大概能够达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局面,因为中国的国力即使能够极大地增强,中国也只是一个中康水平的国家。而且,中国人没有称霸的传统思想,而只是想往“大同世界”。这就是10年之后中美冲突可能缓和的原因。

    《5》。现在的国际大气候是金融经济危机的大风暴尚未过去,风暴的冲击引起中国和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激烈的政治经济冲突。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以来,美欧澳等国为了向中国和其它国家转嫁危机,对中国打起了贸易战、金融战、能源战、矿石战等等,现在西方最新发明了“碳”战争。这是它们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要维护超额利润的本性所决定的。同时,由于其国内失业率大增,民众普遍捂紧荷包,这就使得中国低端产品的出口产品产值大降,这是长久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就迫使中国低端出口产品企业必须升级和转型。另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也有经济贸易资源的冲突。

    《6》。中国与美国现况的优势与劣势的比较.

    1*。谁都明白中美现在是敌手,绝不是什么战略伙伴。在今后10年的中美较量中,美国的王牌比中国多多。最主要的是美国消除了城乡、地区和工农3大差距,社会稳定. 美国的高级科技管理人才、高新技术、军事、财力都优于中国,国内稳定,还把台湾握在手里,再加上盟友伙伴一大帮。中国肯定斗不过美国。中国在与美国斗争中的主要问题是: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是搞好自己的事,降低贫富、官民对立,稳定内部。只要内部不出大乱子,就不用怕美国。韬光养晦还是没有过时。第二,要注意中国内部“买办卖国”和“买办误国”的问题,以免遭暗算。第三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在此基础上,坚持原则,善于利用美国与其它国家的矛盾,纵横捭阖,不吃大亏,给美国一些小甜头就不错了。中国的优势是:在内部稳定的情况下,即使再穷一些也无防,而且有2大保命的杀手锏,1是具有第二次打击的远程核武器,2是持有2万亿美元的债券。所以美国并不可怕。 由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无论是在军事经济的硬实力上,还是在技术、人才文化教育等软实力上,美国都比中国优胜得多. 所以跟美国硬拼是不行的。

    2*. 美国经过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经过金融经济危机,如不放弃霸权,肯定会走向衰落。但是现今真正的多极世界尚未形成,美国仍然是多极中的黑老大,它有美元、军事、石油、粮食4大优势霸权,离成为2流国家的路还尚远。现在那些过度唱衰美国的人往往是在有意误导别人,或者头脑发热。总的来说,美国现在更多的是金融危机,而较少经济危机。2009年第一季度,美国GDP的年增长率为负6.4%。到第四季度,就变成了5.9%的增长率。美国的私有企业很有活力。许多银行已经还清了政府的借款。2010年,道琼指数由过去少于7000点稳步上升到近11000点。房地产平稳。奥巴马上台后,从伊拉克撤军、医疗改革,金融改革等。最近,奥巴马政府宣布,2009年美国7000亿美元的救助银行贷款现在只用了1000多亿美元就成功了。因为大部分给银行的贷款已经归还给美国政府。这说明美国经济还是有活力的。虽然这些改革不一定理想,也不一定会成功,但这表明美国正企图东山再起,也许会变得比唱衰美国的人所预计的更好一些。美国人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靠过度借贷的高消费时代。因此,中国不要指望今后仍然能够靠出口大量低端产品到美国以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反观中国这2年,除了举国办60年大庆,举国办世界博览会,银行每年发放10万亿贷款等之外,只是把房地产泡沫和产能过剩泡沫向后推迟而已。并未消除经济危机。给以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潜伏下重大的隐患。

    3*. 美国要克服高失业率、大幅降低财政贸易赤字和内外债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样,中国要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和调整收入分配也要走一段更长的路,而克服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扰并非易事。中国要成功发展出来新技术和品牌,要低端产品转型和升级, 需要走一段更长的路。所以中国可能会走得更艰苦。因此,中國要完成现代化,关键就应发展城镇化,就需要推动 “國退民進”,大力发展民營企業,壮大中产阶级以降低贫富差距和对立。总之,中国只有搞好内部、稳定内部,才能在对外和对美国的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大约中美经过今后10年的较量和冲突之后,特别是在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转变发展方式之后,中国就不会再受到美国的威胁和勒索,中美之间的冲突就可能缓和到正常的大国之间的利益矛盾。

    4*.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局部战争危机:戴旭:『就是未来10年中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安全形势?许多人的观点是中国不会面临战争,我的观点是有可能会面临战争,而且不止一场战争。 宫崎正弘,他作为局外人用了一年的时间,实际上我用了10年时间,我在国内走,他在国外走,他在国外走完以后得出的结论和我一样,他说: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地缘政治包围的国家,因为它的周边是军事基地、军事联盟、核武、赌场和毒品,还加上恐怖主义,被全面的包围』。美国兰德公司早就建议美国政府花7000亿美元打一场战争以解决其金融经济危机决问题。因此,中美潜在战争威胁未消除,比如台湾问题,美国还在背后支持越南、印度、日本以挑起与中国的领土领海冲突。从历史上看,经济危机是发生国家战争的根源。

    美国还威胁要使中国无法得到诸如沙特阿拉伯、苏丹、尼日利亚等“中国主要石油供应商之正常供应”。美国搞乱巴基斯坦,使中国失去伊朗。

    《7》。今后10年,中美之间冲突(经济战、贸易战、政治战、包括台湾问题)的前景:首先必须认识到未来10年是中美摩擦和斗争激烈的10年。虽然中国已成为经济政治军事的大国,但是中国的软肋多多。两国在国际国家利益和政治上的冲突大于共同的需求,加上美国要维持其霸权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美国压制和削弱中国的企图和措施是必然的、长期的。两国在冲突的同时,各自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内外压力,内部的压力似乎更加巨大。两国争斗的前景和结果不外下列4种:

    (a)。两败俱伤,二者都一蹶不振,让别国坐收渔利。这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两国高层都有足够的智慧避免产生这种结果。但是在一些局部的争夺中,产生美国少输中国多输的情况可能会时有发生。因为毕竟美国比中国强大。最糟的情况是中国在武力统一台湾时,美国进行武力干涉,但这也只可能被双方限制在局部战争内。中国有2大拼命杀手锏,即可以2次打击的核武器和2万亿美元的债券,此2者都可以使2国互相毁灭。两国高层都有足够的智慧和理性避免产生这种互相毁灭结果。而只为赚取更多的利益采取局部的冲突。

    (b)。双赢。这可能是比较正常情况。在一般情况下,美国赢得多,中国赢得少。因为美国掌控者中国许多经济命脉和台湾问题,掌控者石油定价权和海上运油通道,且在军事上包围着中国,再加上中共高层有许多买办和裸官。美国得便宜和实利,中国政府得面子可能会成为常态。关于台湾问题:对美国来说,台湾绝对是只赚不赔的买卖,美国决不会无条件放弃。美国兰德公司早就建议美国政府花7000亿美元打一场局部战争以解决金融经济危机。其实,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个负担,即买不到美国东西,也让美国老看着眼馋,而且年年贬值。中国如能化7000多亿美元从美国私下换回台湾,倒不失为一种实际上的双赢。比武力打台湾的损失和损害要小的多吧。当然,关键是整个过程难以实际操作和操控,难以找出双方(特别是中方)官民都可接受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还要中国有能力和做好了和平和武力统一台湾的两手准备。如能在2020年前交换成功,作者倒认为是一种特别值得的双赢。

    (c)。美国输,中国赢。这种结果无论在大局上或小局上都难以实现。一是中国实力不够,二是中国在国际上孤立无盟友,但关键还是国内并不和谐,长期靠高压维持稳定,底气不足。

    (d)。美国赢,中国输。从整体上来说,这种情况是难以出现的。俗语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美国连伊拉克、阿富汗、朝鲜都搞不定,怎么能彻底搞垮中国?只有一种情况或许有可能发生,就是中国自己不争气,瞎折腾,任由既得利益集团剥削压迫民众和中产阶级,造成大动乱而搞得四分五裂,然后美国和其它列强乘火打劫。但在一些局部的斗争中,美国利用其在中国周边喽啰,放狗咬人,从中渔利是大有可能的。

   《8》。 结论:在中美今后10年的冲突中,如果中国不能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以稳定内部,对中国来说,可能最糟糕的情况是美国背后支持与唆使印度、越南、日本对中国的领海领土战争,或者挑起台独的重大分裂活动,以从中渔利。2012年,中国的内忧外患将达到最高点,在国外,有3大重要选举:台湾总统改选,美国总统改选可能造成局势的紧张。俄罗斯总统改选和越南共产党的改选可能会使中国更失民心。在国内,中国共产党有18大换届。在18大换届之前,胡温政府为了权斗,对“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只能是“空话治国”,难有实际有效的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在18大之前会更加疯狂地压制和掠夺民众和国家社会的财富,或者砖逃资金移民外国,以使贫富更加对立,社会更不稳定。房地产大泡沫也可能破灭。因此,我相信,临危受命的中共18大中央,在内忧外患的危机面前,会有智慧、魄力和能力的高层或者领袖克服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扰,反对贪腐,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会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以转危为安的。

 

必须征收房地产税

----从“国家电网统计的660座城市有6540万套房子空置”的数据谈起

张洞生

Email: zhangds12@hotmail.com

    最近,由于政府的调控,房地产泡沫又成为热门的话题。2010.4.8日,牛刀先生解释说:『最近国家电网利用智能网络,在全国660个城市查出一个数据,总共有6540万套住宅电表读数连续6个月为零。也就是说,中国有这么多房子空在那儿没人居住,这些房子在炒家手上,既不出租也不自用只为等着涨价,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也给银行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1] 另一地产界名人任志强则认为,按综合空置率计算,中国住房的空置率大概不到4%,空置率高只是假象。

    第一;首先谈谈牛刀先生的数据的可靠性问题。我认为刀先生的数据是基本可信的。像任志强之流的房地产大鳄和炒房暴发户们否定这数据是不言而喻的,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只会说楼房供不应求。因为房地产泡沫除了靠国有银行的贷款之外,就靠官员、啃骨头精英和任志强们的炒作和欺骗了。国务院的有关部委的高官当然只能装聋作哑。这些人都被连在靠高房价大发横财的同一条利益链上。我想,牛刀先生是没有与政府高官和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作对的理由和胆量的,他故意夸大空置房数据的动机几乎是没有的。他以住宅电表读数连续6个月为零的统计方法作为根据是可行的。至于统计中的错误和误差在通常情况下也不会超过3%,其它的误差可能主要出于城市郊区的农村空房是否包括在统计的数据内,如统计中不包括城市郊区的农村空房,牛刀先生的统计数据就大致不差,如果牛刀先生的数据包括了城市郊区的农村空房,误差可能大一些。再考虑到这种统计方法对空房只会漏计,很难重复增多,而且电表读数少于6个月为零住房还有可能有空房。因此,估计总误差可能达到10%左右,不影响大局。现在假设牛刀先这一组数据属实,或者大致不差。那么,从这一组数据中可以看出那些问题和结论呢?

    作为佐证,请看文后“参考文献[4[”中的另一资料说,『即2011年,中国城镇住房面积将达到256亿平米。届时,我们按照6亿人在城市居住计算,每人可使用的面积将达到42平米。』[2]

    第二;现有的城市空房就够今后25年城市扩大化的用途。全国城市中的6540万套空置房子,其中大多数可能是较大的房子和豪华公寓。如果平均每套房子可住4人,那么,6540万套空房子可住2.6亿人口。如果今后中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高速正常的发展,每年全国城市约可增加1500万人口。[4] 也就是说,现有的城市空房就够今后17年城市扩大化的用途。也说明现在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即使从现在起不再造房,也不可能靠需求而慢慢地消肿,何况2020年之后,中国人口的高峰期已过,人口呈下降的趋势呢。这也说明如果今后仍然不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靠房地产作为GDP的主要产业(有资料说过去房地产业达到GDP的60%~70%)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如果真如某些资料所说,中国过去30年所建造的楼房都只有30年寿命的话,每年约有750~800万套垮掉而需要新建补充。可见,靠房子的次质量和短寿命反倒可以维持房地产业的繁荣和缩小房地产泡沫的。这就是阔少爷小姐的折腾逻辑—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其后果当然是加速“贫富对立”和“中产阶级贫困化”。

    第三;现在全国的房屋空置率估计约为40%。如果城市现已有6540万套空房,一般空房多为较豪华的住宅,设每套房可住4人,则可在今后容纳2.7亿新人口。现在全国城市人口是6.6亿,则2.7/6.6 = 0.4。说明现在全国的房屋空置率为40%。这与牛刀先生上面的结论是一致的。许多统计表明上海、北京的空房律就达到了40%,也说明牛刀先生得出的数据和结论是经得起计算和实际的检验的。由此可估计出现有的住房套数约为16350套。平均每套住4人,则城市人口约为6.5亿,与现有城市人口相符。

    第四;现有城市住房面积估计 » 250亿平方米。如果城市现已有6540万套空房,平均每套房子按130平方米估算,空房就达到85亿平方米。而16350套现有住房,如果平均每套面积为100平方米,则现有住房面积约为164亿平方米。因此,现有城市住房面积估计 » 250亿平方米(即6540万×130平方米 + 16350万×100平方米)。这与上面256亿平方米的资料也大致相符。这比从前任何的统计的数据要大得多。这不奇怪,因为过去官员、房地产商、精英学者们都为了自己有房子发财而故意少报空房。根据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的报告,2009年,全国(105个监测城市)总体综合地价水平值为2653元/平方米,其中商业地价最高,为4712元/平方米;其次为居住地价,为每平方米3824元;工业地价最低,为597元/平方米。北京市综合地价达到7198元/平方米。

     第五;由上可见,空房率达到了40%而可供今后17年的需求,再加上政府大量的贷款供官员和富豪们炒房,这就使房地产产生了巨大的泡沫。房地产泡沫是否必然破灭呢?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铁律。首先,在世界历史上,还未曾有不破灭的房地产泡沫。过剩的房屋和过剩的其它任何商品一样,只有暂时停止生产或者降价才能慢慢地消化掉。长期的大量的供大于求的经济就是泡沫经济,是难得再循环和发展的。这是经济学中最根本有最简单的规律。中国为什么会产生现在如此巨大的房地产泡沫?2009年政府为了救经济,保GDP增长8%,全国银行在2009年共发放了贷款12万亿元还多,其中约6 ~ 7万亿元流入房地产市场(据说政府从高价卖地中捞回2万亿元,何清涟说,中国政府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真是“一针见血”。),成为炒房的资本。这6~7万亿元完全等于政府全年财政的总收入。放松的大量贷款、极低的利率和楼房不收物业税3条件等于政府送钱给权贵大款炒房。据说2009年许多银行的官员用送钱上门的办法发放贷款而捞取回扣。现在的炒房客拿银行的钱炒房,就跟官员挪用国家的钱去国外赌博的心理和做法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政府那能今后年年有如此庞大的财力供给炒房呢?所以,一旦政府无力提供大量贷款而收紧银根、或提高房贷利率、或征收物业税时,房地产泡沫必破无疑。任志强和陈志武们高喊高房价会保持5~10年是在忽悠人们,以便在哄抬高房价后套现,为他们自己大发横财。

第六;为什么必须要征收物业税(房地产税)?

    1*。土地和一切物质资源为全国公民所共有,也应共享。富人的别墅和高级公寓占有大量的土地和物质资源,不交物业税就等于无赏地占有,而广大的窝居平(贫)民占有极少的土地和物质资源。因此,不按土地和物质的价格征收物业税是社会最大的不公平,是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收物业税?何况,现在很多外国资本家和华裔外国籍大款都在中国有大量的豪宅,对他们也不收物业税,这是什么国策?这对内是按权分配的封建主义,对外是买办主义。所以李厚泽先生一针见血地讲:“中国是有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真是一语道破我们制度的天机。让房价在高高的涨吧!高涨的房价就是压垮这个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

    2*。几乎所有贪官受贿的赃钱都是房地产,这也是所有贪官包N奶、养情人小蜜的必须的本钱。因此,征收物业税就是暴露贪官赃财的最有效的措施。这就是征收物业税遭受官员极力阻扰而长久不能实施的根本原因。

    3*。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高层最近强调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征收物业税就是首要的、关键的实际措施。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不过是吊胃口的空谈而已。

    第七;征收物业税并没有技术上的难度。因为每单位住房都有主人,都有电表,都交电费。因此,每单位住房都可以按电表查收物业税,长久拖延不交者停电。物业税的征收可根据土地面积、地区位置、房屋的建筑面积和质量、参照市价等因素制定出合理的各种房屋交税价格和利率,这是关键。但是这些都并不难做到,美欧等国都有先例可循。如果再加上对低收入者、失业者、退休老人和单身退休老人规定出适当的减免额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的基本保障,也就不必担心富人们炒房了。其它的如什么“经济适用房”、“公务员福利房”等政策没有普适性,实质是在保护高管和富人利益条件下的“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因分配权掌握在官员手里,只能加剧“官民对立”。

    每年可征收多少物业税?保守估计每年全国可至少能收物业税约3万亿元。根据前面保守的粗略的计算,现有250亿平方米住房面积,假设正常销售价格(在不计算泡沫的情况下)平均为6000元/平方米,总价值 » 150万亿元。在假设商业楼房和工业厂房的总价值约为住房总值的40%,略合60万亿元。则全国城市房地产的总值应约为210万亿元。如果税率按1.5%计算,每年全国可至少能收物业税约3万亿元,这是政府每年现在的财政总收入的一半,比2009年地方政府买地的总收入2万亿元还要多一半。据说,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已达到10万亿元,已接近无力赏还的红线。有了这一大笔税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可以大体上制度化规范化了,大有利于地方政府的廉政建设。当然贪官们荷包就会瘪得多了。

    第八;政府调控房价的手段有3种,即收紧银行贷款、调整贷款利率和征收物业税。有效地放松或者收紧银行贷款对调整房屋价格可立即见效。但是放松容易收紧难,因为地方政府掌握地方银行的权力,为了其自己和地方的利益,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有效地和一刀切地强制性收紧银行贷款容易产生房价的“硬着陆”,即崩盘。提高房贷利率又会伤及中产阶级的房贷者。只有征收物业税是最没有副作用而公正又可以长期实行的,再适当的配合收紧房贷和房贷利率的综合治理,就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前房地产泡沫经济存在的问题,并可能使其“软着陆”。其它的行政措施诸如“国×条”、“限购商品住房令”等只不过是打压房价的短期措施,由于地方政府和特性利益集团的阳奉阴违和阻扰,是否有长期的实效还很难说。

    第九;征收物业税后的巨大社会政治经济效益。住房是民生的必需品,不应完全商品化。政府建造平民住宅是实现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为普通百姓提供基本的住房保障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高级住宅、办公楼、工商业楼房是完全可以商业化的,政府可以放手(但银行贷款必须要有效地掌控)让富人们去炒。一旦征收物业税后,普通居住房的价格会回复到较合理的价位。高级公寓和豪宅可放手让富人去炒房。同时,征收物业税也是暴露贪官赃财和廉政建设的最有效的方法。作者曾说:“房地产泡沫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恶性肿瘤。”[3] 征收物业税就是开刀割切掉了这个肿瘤的好方法。所以,征收物业税必然会带动整个市场经济回归到较合理的水平,大量的流动资金就会进入实体经济和服务业,从而使整体国民经济能较平稳的发展。房价降低到合理水平有利于减少贫富差距和加速城镇化,进而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达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08-11 03:50:27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学习习仲勋,寄望习近平

    辛子陵简介,本名宋科。一九三五年生,国防大学一九八五年正师职研究员。一九八八年授大校军衔。一九九四年六月退休。一九九三年十月出版《毛泽东全传》,行销海内外,被誉为“最完整、最真实、最内幕、最权威”的毛泽东传。

学习习仲勋

辛子陵

2010年8月

    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习仲勋

    习仲勋有两个特点,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老一辈共产党人能做到这两条的,真如凤毛麟角,所以赢得了我的敬重。一九四七年末和一九四八年初,在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土改的过程中,各解放区普遍发生了左的倾向。作为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最先发现了问题,并以极大的勇气出来反左,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

    由于义合会议(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潜伏着一种左的情绪(即不对的一种浪头),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葭县,有几个村庄连贫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注:张当时任蒙绥军区副政治委员)家中也被斗,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有的烈士家属扫地出门。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浇死人的。葭县乱搞不及五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的马夫起来斗马夫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为狗腿子。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死人不敢埋,人病无人医,弄得大家都有顾虑。

    习仲勋的信引出了毛泽东的一段著名的反左批示: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

    在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中,毛泽东规定的杀人指标是千分之一。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西北地区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应该更加宽大,建议在西北把镇反方针修改为“宽大与必要的镇压相结合”,建议将杀人指标减少一半,减为占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毛泽东批准了习仲勋的请示报告。后来,在实际执行中,西北地区的杀人数字在千分之零点四左右。这就是说:西北比全国其他地区少杀了60%的人。青海著名的千户项谦,一再发动暴乱。青海省的军政当局准备派五个团去镇压。习仲勋说:绝不能打,藏民是游牧民族,游而不定,你把军队开去,他就跑散了,军队一走,他又集合起来暴动。他对当时的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不能打。请喜饶嘉措大师去做工作。喜饶嘉措是藏传佛教的经师,藏学大学者,中共把他安排为青海省政府副省长。果然,喜饶出面劝说,多次暴动的项谦就不再造反了。后来,毛泽东在中南海当面表扬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历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历害。”

    习仲勋干的第二件反左大事是冒着第二次被打倒的风险,请缨创办深圳特区,为渡改革开放之河摸到了第一块“石头”。

    因为小说《刘志丹》案件,康生诬指习仲勋为“黑后台”,毛泽东认定是“利用小说反党”。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习仲勋被撤销副总理职务,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劳动改造十六年。平反后,一九七八年~一九八○年,习仲勋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

    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形势之严重,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一九七九年一至五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十二万人,逃出的近三万人。大陆和香港边界线很有点像德国柏林墙。一九七八年香港农民收入与宝安农民收入的比例为30∶1。宝安人均收入每年都在一百元左右。偷渡出港的劳动力一个月能赚一两千元,寄个零头回家都比村里集体分配多,又有侨汇优待,两三年的汇款就能建座小洋楼。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全在报纸上,在大喇叭里。老百姓用脚投票,要离开社会主义,投向资本主义。据深圳地方史记载:当时,尽管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仅万丰村一个村的村民,乘船、泅海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一九七九年逃港的有320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

    一九七八年七月,在偷渡之风初起时,习仲勋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站在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宝安这边茅篱草舍,冷落萧条,心里感到很难受,就对陪同考察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解放快三十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不是增加边防哨卡的兵力,不是加固铁丝网,不是把外逃的人抓回来严刑峻法,是改变大政策,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而不要管什么“主义”,不要问“姓社姓资”。

    一九七九年四月,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提出:“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他还语出惊人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搞深圳特区,不是先有中央的决策,习仲勋紧跟执行,是习仲勋主动请缨,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邓小平给的精神是:“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只有对几十年的左的一套有清醒认识,不怕右,不怕当走资派的习仲勋,有这个胆识和魄力创办特区。深圳特区是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攻击声中发展起来的。某元老到了深圳,痛哭流涕地说:“只剩下一面五星红旗,全都资本主义化了。”但深圳的GDP却从一九七九年的不到2亿元(19638万元),增长到二○○九年的8201亿元。增长4100倍。私有制一合法,就产生了这么大的威力。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深圳从一个贫困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经济繁荣、环境优美、功能完善、法制健全的新型现代化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按主旋律宣传是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事求是地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把对面香港那一套搬过来了。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执政,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深圳人不往香港跑了,香港人到深圳创业安家了。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头羊,为全国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树立了榜样。是习仲勋冒着二次被打倒的风险,冲破了三十年森严壁垒的左的闸门,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全国各地干部到深圳走一趟,就算摸到了“石头”,就知道改革开放怎么搞了。

    习仲勋干的第三件反左大事,就是维护党章的尊严,跟老人们拍了桌子,反对非法撤换总书记胡耀邦。

    一九八六年年底,安徽﹑上海﹑北京相继闹起学潮。十二月三十日,胡耀邦提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书记处拿出的关于当前时局的处理意见。邓小平发脾气,摔电话,拒不到会,令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谈话。

    一九八七年元旦,北京学生又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元旦之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彭真﹑王震﹑薄一波紧锣密鼓地策划宫廷政变。胡耀邦还蒙在鼓里。

    三个月以前已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离开中共书记处的习仲勋,凭政治敏感已觉察到危机迫在眉睫,新年造访胡府,寒暄之后提醒说:“耀邦啊,我在为你担心!”胡耀邦不在意:“我吗?不会有什么,党毕竟已经成熟了。”

    当天夜里,胡耀邦办公桌上的红机子响起,是赵紫阳打来的:“耀邦,你现在干什么?”胡耀邦说:“还在研究学潮问题,我试图寻找一种更稳妥的解决当前危机的新路子。”赵说:“我劝你先别忙着干别的,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一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胡耀邦说:“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你让我检讨什么?”赵紫阳急了:“耀邦同志,现在党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平同志是众望所归的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应该尽量地尊重他。你常常讲,我们党再也经不起穷折腾了,你难道愿意看见我们党再面临一次分裂?”“再拖几天就晚了,你还是尽快向小平同志认个错,越快越好!”

     第二天,胡耀邦按照赵的建议,求见邓小平。谈到分歧时邓小平摆摆手说:“那都是工作中的正常范围,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再纠缠了。我打算召开一次中央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摆在桌面上来谈,好好沟通一下思想嘛。”

    只隔了一天,胡耀邦就接到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通知,到中南海小会议厅参加“生活会”。这个所谓“生活会”是政治局之上的政治局,常委之上的常委。会议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开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检讨”。耀邦只讲了一两分钟,彭真就打断他的话,批判耀邦同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打得火热”。杨尚昆接着说:“如果你想亡党亡国的话,那你就去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成联盟吧。”王震说:“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你不必待在这里了。”薄一波说:“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二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历史上几位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邓小平说:“耀邦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让办公厅的人通知我参加,我偏不去!我在别人面前不敢摆架子,在你面前还是有资格的。”宋任穷说:“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胡耀邦对待小平同志的态度。”作为总书记胡耀邦,通知常委邓小平参加常委会,竟成了大逆不道。

    两天以后召开第二次“生活会”,政治局又有几个人被邀请参加会议,其中有习仲勋﹑乔石﹑李鹏﹑胡启立。李鹏先发言,他说:“由于耀邦同志放松思想领域里的领导权,导致了自由化思潮在各高校的大泛滥。”接着,薄一波、彭真要求耀邦辞职,王震认为彭﹑薄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想法。

    只见习仲勋大义凛然,站出来指着薄一波、彭真、王震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他拍了桌子:“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将来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

    胡耀邦晚年体会到世态炎凉,对习仲勋将个人沉浮置之度外的支持视为十分难得的友谊,铭刻在心。习仲勋一九八八年四月被选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六四”以后,在一九九○年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指名批评对反腐败的学生运动诉诸武力的邓小平和杨尚昆。

    习仲勋一辈子没犯过左的错误,没整过人,连“墙倒众人推”的事都不干,而且反潮流拍案而起,仗义执言,这是难能可贵的。希望我们党内,习仲勋式的干部逐渐多起来。

    习近平同志托乃父的荫庇和自己的优良表现,进入了第五代接班人的行列,党内同志有厚望焉。但最近以习近平名义发表的《坚决反对任何歪曲丑化中共历史的错误倾向》的讲话,使党内同志和全国人民深感失望,使习近平的威信大受损失。这个文件是要从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倒退,重塑党的“伟、光、正”形象。整个党都“伟、光、正”了,毛泽东的错误当然就不能提了。

    所谓“要牢牢把握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是什么意思?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铺天盖地的宣传是:建国后十七年一直存在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刘邓资反路线下面,还分教育黑线、文艺黑线、体育黑线、科研黑线等等。那么,毛泽东当政的这二十七年,“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表现在哪方面?由谁来代表?是毛的一方,还是刘、邓一方?这给党史工作者出了个大难题,批毛抑或批刘邓,好像都不合适,左右皆非。妙笔生花的办法是要毛刘邓在马克思的天国团结起来,声明根本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把这事抹平。都是右派文人生事,丑化党史,让老哥仨掐起来了。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纯属谣言,判江青死刑缓期执行是继承毛主席遗志,谁再提这些事就是丑化党。

    难道是这样实事求是,实现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吗?请不要忘记邓公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在下世纪初重新评毛的讲话,不要忘记胡锦涛二○○四年七一前夕与万里关于重新评毛的谈话。党内改革派希望习近平继承令尊的政治操守,协助胡锦涛完成邓小平关于重新评毛的遗嘱。像令尊在深圳特区开辟改革开放的经济道路那样,有远见,有魄力,有担当,顶住压力,启用一批政治改革的人才,开辟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局面。“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中共)不可能有退路。”。这是刘亚洲最近说的话。党内军内,有这样一批力主政治改革的闯将,刘亚洲将军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习近平作为第五代接班人的领班,要把这批干部使用起来,把这股力量聚拢起来,闯政治改革这一关,党的生死存亡,国家兴衰成败,在此一举。

    最低限度,希望习近平同志以先父为榜样,一辈子不犯左的错误,一辈子不整人。在共产党体制内从政,历史形成的左的惯性太大,跟左不沾边很难。所谓不犯左的错误,就是不推波助澜,把自己当作防波堤,当左的浪头袭来时挡一下,像令尊那样,把杀人千分之一的指标,变成千分之零点五,最后执行结果是千分之零点四。一九八九年如果习仲勋当总理,定能找到避免流血的解决办法。本着这个精神处理政务,既使你成不了最有作为的领导人,也是一个贤德的领导人。这就足以告慰仲勋同志英灵了。

     二○一○年八月八日,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8-12 10:49:31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胡鞍钢:中国“四个世界”差异正在缩小

中国“四个世界”差异正在缩小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胡鞍钢

2010-8-10

  处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省区数量及所占人口比重显著增加,而处在“第三世界”的省区及所占人口比重则显著减少,处在“第四世界”的省区已基本消失。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最新测算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已达0.48,大大超过了0.4的警戒线。

  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在中国发展的地域区别上。上海人均GDP水平居中国大陆之首,在2009年达到1.1万美元,而较为落后的贵州同期仅为1502美元——这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的中国2009年人均GDP3566美元也相差甚远。

  大约十年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将中国概括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十年过去了,与人们感受到的地区差距日益扩大不同,胡鞍钢认为,中国各个“世界”的差距正在缩小。

GDP标准:“第四世界”消失

  《国际先驱导报》:你2001年在《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中提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衡量标准是什么?

  胡鞍钢:2001年时,我是按照世界银行对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组标准进行划分的。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高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DP水平为24430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DP水平为8320美元,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DP水平为3960美元,低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DP水平为1790美元。

  根据上述标准,通过比较1999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均GDP水平(按PPP计算),可以把它们划分为四个组别,分别是高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上海和北京,我称之为中国的“第一世界”;高于下中等收入国家,但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和辽宁,称之为中国的“第二世界”;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河北,以及东北和华北中部地区,是为“第三世界”;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为“第四世界”。

  Q:近十年过去了,这“四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A: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同时,中国的地区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我们仍沿用相同的方法,对2009年的数据进行分组的话,可以发现,处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省区数量及所占人口比重显著增加,而处在“第三世界”的省区及所占人口比重则显著减少,处在“第四世界”的省区已经消失。

  根据《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人均收入水平分类标准,按高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37141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12297美元、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4592美元以及低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1407美元计算,处在“第一世界”的省区有上海、北京和天津,处在“第三世界”的省区有安徽、江西、广西、贵州、云南、西藏和甘肃,其余的、多数省区市处于“第二世界”,已没有任何省区处于“第四世界”。

HDI标准:“第一世界”人口猛增

  Q:可是现在仍有“四个世界”的说法。

  A:除了使用人均GDP或人均国民收入外,还可以使用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作为衡量世界各国,包括各地区发展水平的指标。采用与人均GDP类似的分类方法,可以将人类发展水平划分为四个组别,分别是高人类发展水平(HDI≥0.80)、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0.80>HDI≥0.65)、下中等人类发展水平(0.65>HDI≥0.50)和低人类发展水平(0.50>HDI)。

  通过比较各省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也形成了与人均GDP类似的“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地区发展格局,但是其特征不同于用人均GDP所描述的格局。

  Q:以HDI标准,“四个世界”近十年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A:改革初期(指1982年)中国人类发展水平比较低下是因为大部分省区都处在“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1982年,中国仅有上海和北京处于人类发展的上中水平,人口比例仅为2.10%;有56.54%的人口处于下中等人类发展水平,41.36%的人口处于低人类发展水平。

  近30年来,中国的人类发展地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主要集中在“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转向集中在“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从1982年到2008年26年期间,“第一世界”人口比重增加了48.8%,“第二世界”人口比重减少了5.6%,“第三世界”人口比重减少了56.3%,“第四世界”人口比重减少了41.4%。这一格局的变化促进中国整体人类发展水平的跃迁,每隔一个时期上一个台阶。

省际差异正在缩小

  Q:不管以什么标准,一个国家内部出现N个“世界”的原因是什么?

  A:出现多个“世界”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初期差距效应,即发展初期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或发展起点不同对于一定阶段差距扩大具有主要作用;二是增长速度累计效应,即使不同国家或地区增长率很小,差异会给收入水平带来惊人的影响。

  同时,投资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无形资本的收益大大高于投资于自然资源开发、物质资本和有形资本的收益,在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投资模式大不相同,沿海发达地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

  Q:这种不同“世界”的界限何时会消除?

  A:我认为今年6月通过的《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在消除地区发展差距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如果说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是区域针对性较强的一代区域发展政策的话,那么主体功能区则可以被认为是第二代区域发展政策。

  它在充分考虑各地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前提下,根据地区综合承载力,划定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类区域,并明确了各自的范围、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原则。其目的是要要努力实现空间开发格局清晰、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利用效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缩小、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的目标。

  根据我的计算,在2003年之后,用来衡量各地经济发展差异的省际间的人均GDP差异系数在达到峰值后开始不断下降,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逐步趋同,同时,省际间人类发展指数表现出了更强的趋同态势。

  如果说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得益于区域经济发展政策,那么人类发展水平的趋同则更多得益于近年来大规模投入的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础性公共服务支出。在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后,区域发展的资源环境效率将进一步提高,我称之为能够进一步缩小各地区间的“绿色”差距。

 

中国的中心在哪里?

----从刘亚洲将军的“西进”策略说起

杨恒钧

2010年8月

    网上有一篇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将军的文章,前面部分是谈中国应该重视西部战略,后面则谈到了制度与国家崛起之关系:“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后的制度。”读者各取所需,谈西进的谈西进,谈制度的谈制度,很少人注意到这篇文章的前后两部分内容的脱节与矛盾之处。有一位采访我的记者发现了这个问题,她问我,这文章前后为什么跳跃性大?感觉谈西进战略时突然跳到了后面的结论,两者却并没有必然联系……

    其实,问题出在刘亚洲将军在看问题时的身份与角度。当他大谈西进的时候,他是一位很优秀的军事战略家,高瞻远瞩(十年前就指出了西进的重要性),而随后他却转换了身份,成了更优秀的政治思想者。

    作为军事战略家,他思考的是西进的中国对抗世界围堵的战略意义,没有几个人比他说得更透彻的;而当忧国忧民的品质让他跳到另外一个台阶,变成了思想者来思考中国与世界、中国崛起这个更大的框架时,他开始主张“内进”(解决我们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反思我们“除了钱还有什么”的价值观念。

    这篇短文不是评论刘将军的文章,不是和他讨论西进战略的,这个他比我懂得多;也不是要和他讨论文章最后部分关于制度与崛起的那个结论的,因为那是无可辩驳的常识,没什么好讨论的。由于我几乎很少看同一篇文章两遍,而刚好看了这篇两遍半,结果文章的前半部分中有些句子引起了我的思考。所以,我就借题发挥一次,从刘将军文章中的一些句子开始,谈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西进……

    中国为什么要“西进”?

    让我们先看看刘将军谈到中国必须西进的时候,文章中出现的一些句子:“在今天,新疆之于中国,远不止地缘上巨大的安全缓冲,其无可替代的能源地位,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拥有极高的战略地位。尤其是,新疆是一块极其重要的战略跳板:新疆西部陆路与中亚地区接壤,南部出巴基斯坦海路可直达印度洋和霍尔木兹海峡。”“新疆除了在地缘政治上占了鳌头外,还是支持中国二十一世纪持续发展的资源替补地。”“中国西部是一个伟大的空间。向西,不仅是我们的战略取向,而且是我们的希望,甚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优异的地理位置(接近世界中心)给了我们强大的动力。我们应当把西部看作是我们前进的腹地而不是边疆。”……

    这些句子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一群生活在中心的“中国人”,为了国家强大与崛起,对抗世界围堵,而在计划向对自己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的地区挺进……

    第二个感觉是:中国的西部并不属于中国,或者是离中国很远的一个本来不重要的地区,那里(西部或者新疆)原本是没有人的,或者至少不是我们“中国人”。现在为了中原,或者这个国家中心的稳定,我们应该重视它了,更何况,它是一块很好的跳板……

    第三个感觉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请大家和我一起回忆一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退休的老人像上帝一样,在中国的南海划了一个圈:于是,我们有了深圳;随后不久,上海出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在那里弄了一张规划图,于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陡然间耸立在中国的东方……现在,轮到西部战略了?

    注意,刘将军用这样的句子谈论军事战略西进,是无可非议的,而我只是借题发挥,想谈一下一个国家发展的模式,谈谈关于国家和人民的观念,谈一个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权国家无法走出的怪圈……

    从“以国为本”到“以人为本”

    我有幸在海南省工作了好多年,那应该算是和中国新疆一样的边疆了。那段时间,我感觉最深的就是日日等待“中国”(中央)颁布开发海南的新政策,当然,和我一起等待的还有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的领导与六百万想换也换不了的海南居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滑稽:海南有什么特点,大家都知道,应该如何发展,当地的人——注意,他们也是中国人啊——完全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定。可是,由于领导人的更换,人退政息,海南特区不特了,政策偏向深圳、上海,可怜的海南,一等就是20年……这20年里,到处都插着布满灰尘的“东方的夏威夷”、“中国巴里岛”等牌子,你能和夏威夷相比吗?你永远成不了夏威夷,因为夏威夷是美国的中心,你知道吗?你海南岛只不过是铁公鸡下面的一坨鸡屎而已……

    然后就是新疆。但我们看到的不是新疆,也不是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我们看到了资源,看到了中亚的局势,看到了几十年后世界格局与中国之地位,看到了美俄土耳其在那里争霸,看到了它的不稳定对“中心”稳定的冲击……于是,我们要挺进、开发、发展新疆,要把它当成“腹地”,当成家乡……你真没有发现这种逻辑背后的滑稽与悲哀之处吗?不是自古以来,新疆的土地上正如海南的土地上一样,生活着中国人吗?为什么只有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才去开发?或者才给政策允许他们自己开发?而在这之前,只是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口号中才让我们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这种逻辑背后的理论就是“以国为本”,国家成了主导14亿人的中心,甚至“国家”被抽象出来,所有的人,所有“地方”,都成了国家的附庸,为国家而存在,为国家而开发,为国家而牺牲而落后……你那个地区是否应该开发,民众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得看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是否符合“全国一盘棋”的大规划。

    这是我们特有的现象,你去美国夏威夷问一下当地人,他们一定告诉你他们就是美国的中心,你到美国阿拉斯加去问一下,当地的石油资源首先是给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以人为本”,就是用来纠正“以国为本”的观念的,当然,路还有很长。甚至连刘亚洲将军这样优秀的思想家也没有跳出这个圈子,当他从国家战略思考到西部开发,思考的民族政策的时候,他依然是把新疆当成了一个“跳板”,当成了一个前进途中的“腹地”,他却忽视了,新疆本来就应该是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的“腹地”,从这个跳板上起跳的,本来应该是西部的经济发展,是西部人的生活改善,而不是“国家崛起”……当然,当刘亚洲将军后来从政治思想与制度角度检视自己提出的西进战略时,他得出了让我们感觉有些脱节的结论……

    中国的中心就在……

    当我们说“以人为本”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看看我们经济开发与发展模式,就会发现,“以人为本”还远远没有融入我们的执政理念中,更没有融入民众的价值理念之中。我们一直在“以国为本”,而当国家成为中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被国家所代表,而所有的省份,其实都成了“边疆”……我的老家湖北的武汉,处于中国中心的位置,可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里,其发展速度几乎比不上任何一个东南沿海的“边疆”城市,因为没有政策,他们又不能自治……

    其实,以人为本就是以海南人为本,以武汉人为本,以新疆人为本,以香港人为本,以云南人为本……不是由自以为代表了国家与人民的人居高临下地“以你为本”,而每个人都以自己为本。只有当我们做到这样“以人为本”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中国之大与中国之美,我们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中国的中心在哪里?是在北京还是上海?是武汉还是南京?

    我也有机会在美国与澳洲生活了十几年,我对他们州(相当于中国的省)的自主性与自治程度感到惊叹。作为移民,我们都会选最大的城市定居,因为那可是这个国家的“中心”啊。可久而久之就感觉到,这些国家,由于各地高度自治,以及每个人都自觉的“以人为本”(也就是以自己为本),结果,大多的澳洲和美国人都会告诉你,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就是“中心”,或者说,他们根本不买“中心论”的账。没有人会说华盛顿与堪培拉是那两个国家的中心,也不会有西雅图的美国人等着国家去开发这块“边疆”,澳洲南边的小岛塔斯马尼亚也不会苦苦等待来自堪培拉的政策……

    那么,中国的中心在哪里?我们都期待这样的回答:中国的中心就在你站的地方,就在你所在的齐齐哈尔、呼和浩特、海口、香港、乌鲁木齐、南宁、青海、台北……当新疆、海口、香港、武汉等成为中国的“中心”的时候……

    中国很大,因此常常听到有人说:所以,很难管理。但中国发展到今天,是不是该转换一个思路,让各地政府和民众来管理他们自己?中国的香港和中国的内地很不一样,我同样有幸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接触过不少来自内地的领导干部(有些甚至有权做出对港决策),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有些不寒而栗:他们中有几个真正了解过香港、理解过香港人?他们到底凭什么制定香港政策?

    新疆出事的时候,我听到最让我难过的一句话是:他们想……“他们”是谁?在很多同胞口中,“他们”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中国人,甚至都不再是“中国人”;他们要分裂中国,要破坏我们的和谐环境,“他们”不以大局为重,和外人勾结,有些竟然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地方的主人……当然,对于这次中央对香港的政策决策,我还是很欣赏的,尊重了港人意见,体现了港人治港。但更让我欣赏的是,我们在新疆也调整了政策。其实这个政策并不难调整,只要你走出办公室,放下身段,真正走进新疆的中国人之间,同他们一样生活、工作与思考,你就会知道,他们想什么,他们要什么,他们讨厌什么……

    而当你了解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中国人,只不过,他们也认为新疆就是中国的中心,他们是那里的主人!但你不用害怕,因为,当他们自豪地认为自己所在的地方——新疆(海口、香港、武汉、上海……)就是中国的“中心”的时候,你不用为了“中国”而去开辟、开发边疆,中国的和谐也会如期而至……

    恒钧 2010-8-11 于 中国的中心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8-11 09:44:14 +0800 收件人: 抄送:标题: 加藤嘉一: 国进民退难以阻挡

国进民退难以阻挡

(日)加藤嘉一

2010-8-11

  “国进民退”在中国早就不是什么新概念了。从2009年山西整顿私营煤矿开始,这个词就没有远离过人们的视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国进民退”的态度显而易见。他们在媒体上“人人过关”,全都站出来反对这种“带着50年代气息”的玩意儿,一致要求“把改革开放执行到底”。至于作为当事人的政府方面,其态度则似乎比较模糊。最直接的回应出现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政协发言人赵启正并没有为“国进民退”做辩解,而是表示私人企业与国企正在“比翼齐飞”,“民退”实际上并不存在。

  我不太同意赵先生的说法。自从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政府通过把4万亿救市资金的大部分投入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在山西驱逐私营小煤矿矿主,在铁路建设中拒绝外资进入,以及默许中央企业进入利润丰厚的房地产市场等行为,已经显示出了支持国有经济的强烈决心。而私营经济显然没受到这些支持。最近在一个二线城市,一位企业家指着公共汽车上的私人投资公司的广告,对我说:“铁道部修高铁,国家一天的投资超过三十亿,而高铁到现在没有一条能盈利。我的工厂能赚钱却贷不到款,只好向这些家伙借高利贷”。这种私人投资公司的年利息高达40%,私营企业还是要去借,可见其困难的程度。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也感到了环境的压力,“中国的生意不好做了”的声音经常能听到。我认为,中国政府主导下的“国进民退”、“国进洋退”确实是存在的,只是“做了没说”而已。

  有一些反对“国进”的专家认为,政府“做而不说”是一件好事,意味着“主流经济学”已经深入人心,连政府都不愿公开与之作对。但在实际层面上,政府也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批评。我没听说有任何一个“国进”的项目,因为经济学家的反对而中止或延期。换句话说,政府和专家已经进入了“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类似外交谈判上的对峙状态。根据我对中国体制的观察,这种状态其实并不多见。中国政府通常是善于“调研”的,做事之前重视聆听——虽然不一定接受——专家的意见,只有在做出“政策不变,一切照旧”之类的决定的时候才可能忽视调研。这次的“国进民退”,政府没做舆论准备就果断出手,令人有些惊讶,对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则是一种失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替经济学家们想了一些。

  首先要明确的是,政府和企业思考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政府必须为社会的稳定和安全负责,而企业的根本目标则是赚钱。“中国模式”一直以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著称,政府以各种方式控制住社会,创造出投资环境,而私营和外资企业在这种环境里大量盈利,上缴税款并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多方“共赢”。但“中国模式”也有许多隐患,比如劳资问题——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2010年,全国改革最早、经济最强的广东省,发生了富士康跳楼事件和广东本田工人罢工事件。前者被视为一些年轻人的忍耐力达到极限的标志,而后者则是1982年宪法删除罢工权之后,中国第一次成功的罢工,它开了一个敏感的先例,使人相信类似的罢工没有任何理由不会再次出现。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罢工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现在吸引眼球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它面前不算什么。

  面对罢工,外企、私企和国企之间的差异就完全显示出来了。国企在这方面有着“完美”的记录,它们在包括1989年在内的整整60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罢工。对国企来说,无论其股权情况如何,只要企业负责人是上级政府任命的,就宁可赔钱、涨工资也绝不会走到这一步。而外企可以迁到印度去,私企可以从数亿农民工中轻易地招到替代者——反正私企与员工签订的合同很少有超过一年的——他们都能轻易甩掉罢工者,把包袱留给社会和政府,尽管政府并没有处理罢工的经验。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够最终解决罢工问题,就像西方已经发生的那样。我毫不怀疑这一点,但问题是,在西方 “内阁下台,以示负责”往往是解决全国性罢工问题的最后手段。中国难道会照着学吗?中国的办法,只能是让政治上可靠的国企占领“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以确保全国性的大罢工不会发生。

  “国进民退”带来的不只是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经济因素也同样重要。中国过去走的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路线,强调发展独立而全面的工业体系,以工业支持强大的军队,确保国家的安全。由于过度的追求独立性和全面性,这个国有经济体系在早期处于“负反馈”阶段,需要不断地注入投资,却几乎不可能盈利。因此,失去了自由的农民和收入很低的工人被视为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在党的鼓动下辛勤的工作,并把大部分成果献给国家,以维持工业本身的运转。即使这样,苏联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支撑不住而解体。主流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的极端鄙视,就来自于这段时间的记忆。中国在走向改革开放之后,也一度差点把国有经济体系彻底卖掉。

  中国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最终避免了悲剧。利用外国提供的资金、技术、管理方式和市场,中国渐渐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工业的现代化。与此同时,一些不重要或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被无情的关闭,或出售给私人。到2001年加入WTO的时候,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被整合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财团,经营范围包括金融、能源、交通、信息化、重化工业等高附加值产业,省级以下的政府已退出管理。在这个时候,中国国有经济进入了“正反馈”阶段,开始盈利,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达到这一成就的非西方大国。今天,这个财团创造出了“主要工业品产量均为世界第一”的成绩,产能足够供养半个地球的人类,寻求资源的触角从太平洋伸到了大西洋。财团得到的利润,不仅足够本身实现产业升级之用,还使政府能够实行免除农业税、修筑不赚钱的铁路之类的政策,向辛苦了六十年的国民偿还欠下的“债务”。这样的财团不在国内扩张,不寻求更多的利润,是根本不可能的。主流经济学家试图证明这个财团 “低效率”、“不合理”,说服政府主动遏制它的发展,让外国投资者和民间企业家拿走这部分利润,其结果可想而知。

  其实,“国进民退”在发达国家中也不少见。我的祖国日本,就是一个政府能够调控经济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人始终对引进外资持谨慎的态度,从来没有像中国那样给出“减收一半所得税”之类的超级优惠条件,现在外国资本在日本的影响力也相当有限。这种对待外资的态度,在热播的电视剧《秃鹫HAGETAKA》——我曾协助过剧本的创作——中有形象的描述。不仅是外资,就连大的民营企业也都受到政府的间接控制。日本有非常有效的“政、官、商铁三角关系”,有影响力极大的企业联盟“产经联(经团联)”,另外像丰田、三菱之类的大财团往往通过交叉持股等方式,打乱股东对公司的影响力,最终接受政府的“行政指导”,可以说是“公私合营”的。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完全是建立在这种体制之上的。有趣的是,许多日本人从这样的国情出发,认为日本其实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于是发出“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呼声,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倒是很相似。当然,日本的体制同样不是轻易能改变的。

  总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世界已经适应了一个谦卑的、善于与任何投资者分享利润的中国形象,但中国也正在慢慢变得不同。正如日本在60年代经济腾飞之后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一样,已经进入“正反馈”的,拥有无限前途的中国,必将改变所有人与它打交道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出现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也应该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和使用话语权的方式,以保持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影响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kyoshikazu@gmail.com。作者即将出版的著作是《中国,我误解你了吗?》。

 

 

 

发件人:"Fu-Xian Yi" <yifuxian@gmail.com> 2010-08-13 00:35:31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Re: 稿件:《2012年:中国人口危机全面爆发》

仲大军与易富贤的通信

富贤, 你好,

    文章收到, 只是名字太耸人听闻, 作为我这个年龄的人是不愿以这种方式说话的。

    你在国外,对国内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多,最近甘肃舟曲发生泥石流,淹死两千人,半个县城被淹没,你看看西部这样荒凉的地方都人满为患,还有青海前些日子玉树地震,那么个荒凉的地方居然生存了那么多人。这些根本都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现在都是人,在这种国家里,节制一下人口还是必要的。不能象你所说得的那么绝对。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国家,就要为当年的多生多育付出代价。老年社会是对你的惩罚。

    看看今年南方的洪灾,到处发大水,泥石流,房倒人亡。都是人水争地造成的恶果。整个南方很多地方已经变成了不适宜居住的地方,甚至包括你的家乡湘西。你不要把你家乡描述得多么好。

    另外对于人口真实数字问题,要等今年11月的人口普查结果再做断定。实际上这些年里,出生了大量没有上户口的孩子,中国真实的人口数字肯定比统计在册的多。今后对劳动力的判断也没有必要象你说的那么担心。任何社会都有自组织能力和自我矫正能力。现在很多家庭偷生二胎,便是对人口政策的自我矫正。

    你现在的思维方式还处在青年人的简单阶段,书生气十足,还不懂得因果报应。特别是把一些话说得太绝,什么中华民族彻底完蛋,没那么容易。我必须提醒你要注意,不能一头钻到牛角尖里,或者落到哗众取宠的意义里去。

    仲大军,2010,8,13,

 

仲老师:谢谢提醒!

    其实我对中国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我来自贫困的湘西。现在甘肃、湘西贫困地区还有人生活在那里,是因为中国城市化比较滞后,这些地区本来就不应该保留那么多人口,而应该转移到城市去。湘西20年前也是人满为患,森林都砍了,也出现水土流失现象,但由于比甘肃离城市更近,现在已经没有人了,到处是抛荒,清朝的耕地都已经废弃,到处是 绿油油的,我想上山都不行了,因为以前的山路都已经长满草木。现在提出要将怀化建成一座中心城市(市委党校的一个课题是建成省会城市),怀化属于沅江,周边水资源非常丰富(沅江水量超过黄河),怀化区域可以承载上千万城市人口,目前只有50万人口,可惜的是,很难聚集人口了,因为人口都已经流到东部城市去了。今后怀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人口不足。

    甘肃城市化还只不到30%,等到今后中国城市人口达到70%之后,整个西部还有几个人?连边疆安全都成问题了。现在发现青海的格尔木的水资源超过乌鲁木齐,今后可以建成一座中心城市(有人甚至说要建成直辖市),但随着西部人口的东移,今后还不知道是否有足够的人口。

     其实当年的英国也一样,人满为患,就业困难(政府曾经处死失业流浪汉),环境污染,伦敦因为煤烟而成为雾都。但随着城市化的完成,环境更好了。并且中国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阻人口锐减了。因为中国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到了老年,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将是现在的两三倍,而现在育龄妇女马上就要减少,年轻人根本不可能生三个孩子(需要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才能保持人口稳定)。

    明年将制定十二五规划,现在是人口政策调整的关键时刻。5年前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当时也是在争取影响十一五规划,计生委认为十一五期间中国每年增加1049万人口,2010年中国人口会达到13.6亿,应该稳定现行政策不动摇;我当时认为每年最多只能增加600多万,应该尽快停止计划生育。但是我完败,国家采纳了计生委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建议。2006年您打抱不平,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给最高层,认为十一五规划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调整人口政策。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2006、2007、2008、2009年年增人口分别为692、681、673、672万人(其实还有水分)。说明计生委当年的预测是错误的,而我的预测不幸言中。现在我又在于计生委抢十二五规划。计生委最近在南京会议上说十二五末(2015年)中国人口会达到13.9亿。我最近在博客文章《计生委用虚假数据误导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末人口真将达13.9亿?》驳斥了这一观点。如果十二五仍然由计生委主导,那么中华民族彻底完蛋!

    祝好!富贤 2010,8,13,

 

国未富,人已荒

----蔡昉拐点论想将中国拐往何处?

易富贤

2010年8月

    【内容摘要】由于人口问题有二三十年的滞后性,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了三十年对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近年才开始显性化:20-39岁黄金劳动力在2003年开始减少,2010年开始快速减少;19-22岁人口在2010年开始急剧减少;20-30岁人口从2011年之后开始快速减少;15-64岁总劳动力也将在2012年开始减少。比较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与劳动力结构,发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未富,民先荒”的国家,刘易斯拐点理论只有理论价值,没有实际价值,不能用来指导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政策。

   【关键词】计划生育;人口;劳动力短缺。

一、用工荒卷土重来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既无技术优势,又无资金优势,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才是竞争力。根据历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15-64岁总劳动力从1980年的5.8亿增加到2010年的近10亿,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也从1980年的2.9亿增加到2002年的4.5亿。

    从人口结构看,目前中国综合国力是历史最强时期,2010年15-64岁劳动力年龄人口达到近10亿的历史顶峰,19-22岁最有活力的人口达到1亿的历史顶峰,20-39岁人口也还有4.3亿。而老年抚养比只有11%,总抚养比不到40%(历史最低),由于时差的原因出生性别比问题还没有显性化。也就是说人口红利本身就已经最大化,而又借贷了人口高利贷(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强制降低生育率和抚养比),是中国历史上负担最轻的时期。就是凭借如此好的人口优势,取得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完满举办奥运会。由于劳动力的充足,尽管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由于综合国力是上升的,很多问题在发展中消化了。从城市规划也可以看出,一些建筑才修几年,但是就被推倒重建,因为中国建得起。其他国家哪里经得起这么折腾?

    正是源源不断地增加的劳动力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人们从来就没有想到,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003年之前,媒体都在炒作“民工潮”,然后2003年开始,中国沿海开始出现“用工荒”。笔者在《大国空巢》中分析了当时的民工荒[ ]。

    2008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向中国进口减少,“用工荒”嘎然而止,取而代之是劳动力过剩,高就业压力。一些计生委系统的学者也因此认为中国劳动力严重过剩,反对停止计划生育。然而,2010年春节刚过,用工荒卷土重来。这次用工荒与前几年不一样,这次是全线告急,珠三角告急,长三角告急,甚至江西、四川这些以往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全面告急[ , ]。

二、劳动力短缺的“狼”这次是真的来了

    对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忽冷忽热的现象,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大惑不解。2004年中国出现民工荒,笔者认为是计划生育导致年轻劳动力短缺[ ];而中国社科院人口所蔡昉所长却认为是和经济形势相关的局部的、暂时性的劳动力短缺,不足为虑。但是随着民工荒越演越烈,2007年之后蔡昉改口承认是劳动力总供给相对不足导致民工荒[ ]。

    其实从人口学角度是能够解释民工荒的。下面是联合国2008年低方案对中国人口的预测[ ]。

    从图可见,中国20-39岁人口在2000年之后开始减少,15-64岁总劳动人口在2015年达到顶峰。根据联合国低方案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0年达到13.98亿的顶峰,然后负增长,到2050年降低到12.36亿。美国人口普查局也对中国人口进行过预测,认为中国人口将在2026年达到13.95亿的顶峰,然后负增长,到2050年降低到13.03亿[ ]。

    联合国的低方案和美国人口统计局的预测都认为中国人口不可能达到14亿。笔者认为联合国的低方案和美国人口统计局对中国人口预测还过于乐观。根据联合国的资料,1995年-2000年中国平均每年出生1970万孩子,2000-2005年平均每年出生1801万孩子。但是依照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0年平均每年出生1900万,2001-2005年平均每年出生1624万人口。而依照2000年人口普查,1996-2000年平均每年只出生1379万人口;依照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01-2005年平均每年只出生1369万人口。就是说中国人口顶峰不可能达到联合国所预测的13.98亿,更加不可能达到蔡昉所预测的14.4亿[ , ]和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组所预测的15亿了[ ]。中国人口很可能连13.5亿都达不到;考虑到目前公布的人口数据包含着数千万重报人口[ ],那么今后中国人口甚至可能连13亿都达不到。

    那么依照中国客观调查(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出生人口资料和国家统计局的年度统计年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1990年之前两套数据基本一致,差别是在1991年及以后),对未来劳动力预测以每年死亡0.22%计算。本文只根据现有出生人口进行简单预测,比如现有“客观调查”的最新出生人口只到2005年,“统计年鉴推测”的最新出生人口只到2009年,那么20-30岁劳动人口只分别预测到2025年(1995-2005年出生人口)、2029年。那么中国劳动人口变化应该如下图。

    从图可见,20-39岁黄金劳动力在2002年达到4.5亿的顶峰,2003年开始开始负增长。又加上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在2002年开始复苏,中国在2003年之后出现民工荒。但是由于1980年代出生高峰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企业最需要的19-22岁人口、20-30岁人口反而在增加,15-64岁的总劳动力也在增加,20-39岁人口在2006年之后稍有回升,因此当时的民工荒并不严重。

    2010年开始的用工荒,与2004年的民工荒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次不仅20-39岁人口快速减少,而且19-22岁人口在2009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急剧减少,20-30岁劳动人口从2011年之后开始快速减少(根据“统计年鉴”是从2012年之后开始减少,2016年之后快速减少),15-64岁总劳动力也将在2012年开始减少(根据“统计年鉴”是从2016年之后开始减少)。

    由于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有73岁了,即便人口政策不调整,劳动人口总量变化比较缓慢,但是年轻有活力的人口变化却很大。比如以2010年为基点,15-64岁总劳动人口到2020年只减少3.4%,但是20-30岁劳动人口却下降27%,19-22岁人口更是下降45%!即便2010年之后中国一个孩子都不生,那么到2034年15-64岁的总劳动年龄人口仍然会超过7.0亿,但是将没有24岁以下人口了。因此,不能用“总劳动人口仍然充足”为理由而反对停止计划生育。

    社会对19-22岁人口数量变化最为敏感,这是企业所需的最有活力的新增劳动力,是大学年龄人口,是参军入伍年龄人口。2009年中国19-22岁人口数量达到历史顶峰(1亿),然后就快速减少,到2024年只剩下0.51亿,15年下降一半;根据“统计年鉴”,这个年龄人口也从2009年后快速下降,到2026年只剩下0.6亿,下降40%。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最具有活力的新增劳动力严重不足,各地将掀起抢劳动力的风潮,并且将越演越烈,也意味着大量企业可能将撤离中国;对于大学来说,意味着生源不足,今后高校将掀起生源争夺战,大量高校将破产;对于国防来说,意味着兵源数量和质量下降,男孩中服兵役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0%提高到今后的19%。并且也意味着房地产的好日子快要走到尽头了。

    可以说全面劳动力短缺已经拉开了序幕。全球经济复苏之后,用工荒将更加明显。劳动力走下坡路之后,很多社会问题就会涌现,就无力消化社会问题了。并且还将产生很多新的社会问题。

三、蔡昉低估了老年化的危害

    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别只有1.66亿、1.11亿,老年抚养比只有11%(9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但是养老金短缺问题已经很严重。今后20年,老年人口数量翻番,到2030年,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分别达到3.4亿、2.3亿;而到2040年将分别增加到4亿、3.2亿[ ]。

    而年轻劳动力却在不断减少,老年抚养比将从目前的11%不断增加,到2030年老年抚养比增加到27%,到2050年增加到50%(也就是2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现在有关部门已经提出将男女退休年龄都推迟到65岁,其实即便如此也不可能解决老年化问题的。而印度的老年抚养比却比中国轻松得多,到2028年才达到中国2010年的水平,到2050年也只有20%(相当于中国2023年的水平)[ ]。

    由于年轻劳动人口的支撑,印度经济从2003年以来保持了8%的高增长率。“高盛全球研究”预测,2020年之前印度将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到2050年则会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

    蔡昉认为:“老龄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其实,存在两种人口红利。第一种人口红利就是纯粹从年轻的劳动力上面得到的,年轻的人口结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高储蓄率。第二种人口红利就是当人们变老了,会为未来做储蓄”[ ]。

    其实就像他将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混为一谈一样,蔡昉再次将年轻人的储蓄和老年人的储蓄混为一谈。当一个国家有年轻人口结构的时候,储蓄是一种投资,是通过转变为人力资本而增值的。但是当一个国家是老年人口结构的时候,储蓄就不可能增值,而是会贬值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际资金都涌向人口结构年轻的中国和美国而不是人口结构老化的日本和欧洲。

    蔡昉说:“有人担心,比方说现在三个人养一个,将来会变为两个人养一个,乃至一个人养一个,或者一个人养两个人,会变得负担越来越重。但是如果考虑到社会生产率在增长,将来一个人生产出现在三个人、五个人的产值,也是不成问题的。”

    蔡昉的这一观点与李小平是非常一致的。但这种观点只适用于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不适用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是可以通过机械化、自动化而提高生产率的。但是今后70%以上的劳动力分布在第三产业(服务业),第三产业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几乎是1:1的比例,效率是很难提高的。比如说,照顾老人,最近数百年的劳动效率没有什么提高。老人不是大棚里的蔬菜和车间里的零件,是不可能靠提高生产效率自动化照顾的。

    蔡昉说:“拿生产率高的发达国家和中国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比我们高很多,但他们老年人生活水平也比我们高。至少他们的养老保障水平比我们还要高得多。”可见,蔡昉对老年化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发达国家目前养老保障还没有问题,有以下几个原因:

1、发达国家老年化程度还不算高,老年抚养比只有24%左右,总抚养还是历史最低,只有48%,而1950年、1960年、1970年却分别是54%、58%、56% [ ]。
2、发达国家早就建立的社保制度。
3、发达国家与中国有50年到100年的差距,有先发优势,通过国际投资,比如投向中国等新兴国家,收获中国等的人口红利。
4、依照人们在工作时期进行储蓄,退休以后花费储蓄的理论,发达国家的储蓄额还在上升,要到2015-2030年,才将呈现下降趋势[ ]。

    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好日子还没有到尽头。尽管如此,发达国家已经在高度重视人口安全了,在努力鼓励生育以图提升生育率。

    中国在养老方面不可能重复发达国家老路,因为计划生育导致未富先老,老年化来势汹涌,到2035年的时候,中国老年抚养比将超过35%(远远超过目前发达国家水平),但中国社保制度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并且中国不可能通过国际投资来收获其他国家的人口红利,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只有一二十年的差距,并且中国到时候还是竞争不过发达国家。尤其是今后全球也面临老年化危机。2010年发达国家65岁及以上老人不到2亿,中国有1.1亿,全球也只有5.2亿;而全球15-59岁劳动人口却有43亿。但是到2035年的时候,发达国家65岁及以上老人超过3亿,中国有2.8亿,全球有11.1亿;而全球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到50亿。也就是说,从2010年到2035年,全球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加了1倍多,而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却只增加17%。

    蔡昉认为:“如果人口受教育程度很高,那么未来的职业和产业结构将更适应于老龄。对于老龄人口,社会没有觉得他们的价值会有降低,他们还可以是很好的劳动者。”

    其实人的智力和体力基本同步,在20多岁的时候达到顶峰,只是知识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导致脑力成果有10年左右的滞后期,因此脑力劳动者往往在三四十岁达到人生的顶峰。今后即便产业结构有所改变,难道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劳动力价值会与二三十岁的时候等值?

    依照蔡昉的理论,那么四五十岁的人还具备有作为军人的体力和智力条件,但为什么各国的战士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军队会招收蔡昉这个年龄的人参军入伍?部队需要年轻人,那么企业何尝不是如此?

四、计划生育延缓了城市化进程、导致大学生就业难

    这几年蔡昉一直用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短缺)理论来解释民工荒。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个理论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的,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

    《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9月13日发表了对蔡昉的专访《中国走向发达经济的关键转折》(如无特殊标明,本文引用蔡昉的观点都来自这篇文章)[ ]。蔡昉认为在刘易斯拐点之前,由于劳动力过剩,工资很难上涨,比如2004年之前中国10年不涨工资;计划生育减少了年轻劳动力,导致现在民工荒,出现刘易斯拐点,此后会出现工资上涨,进而推动产业升级。

    笔者在《大国空巢》第13章中分析指出,中国工资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计划生育[ ]。中国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年幼消费者,减少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导致中国相对于消费人口来说 “额外过剩”了1亿多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减少家庭规模,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降低了家庭生存需求底线(假如主流家庭有三个孩子,那么低工资就无法维持全家的生存需求,工资就必然增加)。这两方面导致长期的低工资和消费不足。国家获取、消耗太高比例的财政支撑行政成本,企业和资本获取太多的利润。企业用这个利润可以补偿其他要素的高成本,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比如广东等沿海城市,经济起飞已经三十年了,但是至今没有完成产业升级(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不应该的)。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真正根源——因为国内根本没有足够的消费市场。中国的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2008年仅为35.32%,而美国高达70.1%,印度也为54.7%[ ]。

    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过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美世咨询的2007年调查显示,在过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1.5%,中国为7.5%,而同期内中国GDP增长率高达10%,而印度还不到8%[ ]。

    如果工资合理,那么一个劳动力的收入就完全能够让全家进城生活,生产和消费同城;由于消费在城市,又增加城市的服务业就业机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增加,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在它们经济起飞的18年-40年间,城市化水平分别提高了38、35和5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百分点分别为1.52、1.94和1.28[ ]。而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导致消费者数量和人均消费能力双重降低,使得中国工业化不能转变为城市化。农民工无法承担全家人进城的开销,家人只能留在农村,出现了中国独特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现象。生产与消费异地,导致城市消费不足,第三产业迟迟发展不起来。中国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大大高于同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年均增长2.5%、世界年均增长3%和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5%的速度。但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 ],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只增加到2008年的45.68%,年均只有0.93个百分点,远远低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速率[ ]。如果中国城市化率像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那样年均提高1.52、1.94和1.28百分点的话,那么2008年中国城市化应该为63.5%、76.1%、56.3%了。也就是说,计划生育延迟了产业升级、阻止了城市化进程至少 10年以上。

    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固然与盲目扩招有关(从1999年到2009年扩招6倍),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计划生育。因为培养大学生的目的不是回农村当农民(第一产业),不是在工厂里当产业工人(第二产业),而是在城市从事第三产业。但由于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第三产业比例太低,为大学生提供的就业机会太少。

五、中国现在的用工荒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当年完全不同

    蔡昉说:“只有经历刘易斯转折点,才意味着该国已经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了,它才可能走向发达经济;不经过这个转折点就永远属于落后经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

    笔者对蔡昉的这一新观点不敢苟同。根据联合国发展署的2009年的资料[ ],所列18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92位,也就是说全球一半的地区比中国发达。笔者比较了这些地区,发现从劳动力总量来看,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蔡昉自己也承认:“真正很明显地经历过刘易斯转折点的国家和地区,只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其他国家没有非常明显的这一转折。”

    其实日本、韩国、台湾也只与“刘易斯拐点理论”挂了一点边,并且是因为错误的人口政策所致。其他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都没有出现刘易斯拐点。日本经济起步比中国早四十多年,但日本在1949年开始普及家庭生育计划,提倡少生,结果生育率从1947年的4.5急剧下降到1950年的3.7、1956年的2.2,这就导致了日本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劳动力短缺。韩国、台湾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早二十多年,中国2010年相当于韩国和台湾1989、1990年左右的社会发展水平。韩国、台湾在1960年代提倡只生二胎,生育率快速下降,导致其后出现劳动力短缺。但是并不表明劳动力短缺对日本、韩国、台湾的经济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事实恰恰相反。如果当初没有出台控制人口的政策,日本、韩国、台湾的经济会更好。换句话说,日本、韩国、台湾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劳动力短缺是控制人口政策的“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因”。蔡昉再一次将两种伴随关系解释成因果关系,与他的将抚养比降低视为人口红利一样,是本末倒置。

    由于日本、韩国、台湾只是提倡少生,并没有像中国这样强制性减少生育,因此这三个地区劳动力短缺情况与中国完全不同。

    联合国在2008年曾经预测各国人口,比较近年国际人口变化情况,笔者发现其中的低方案比较符合实际。本文国际人口数据采用联合国2008年低方案预测资料[ ]。该方案认为世界人口将在2040年达到80亿的顶峰。台湾的人口数据采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资料[ ]。

    按照蔡昉的说法,“日本从1960年代初开始花了大概近10年的时间,逐渐实现刘易斯的转折”。但是从上图可见,日本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到1975年前是不断增加的,为日本经济腾飞奠定了人口学基础。20-39岁人口到1975年达到顶峰,然后开始减少,但1990年之后又出现一个高峰,然后到2000年之后才不可逆转地快速减少。日本15-64岁总劳动力在1995年才开始减少。也就是说日本1960年代出现实现刘易斯的转折的时候,不但15-64岁总劳动力在不断增加,而且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也在不断增加。日本当时的劳动力短缺只是结构性短缺。

    同样,1950年以来,台湾和韩国的15-64岁总劳动力和20-39岁劳动力都在快速增加,而经济也在1960年代开始腾飞,到1980年代后期已经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但是韩国20-39岁劳动力直到1995年才开始减少,台湾则是在2002年才开始减少;韩国和台湾的15-64岁总劳动力都是直到2015才将减少。也就是说台湾和韩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20-39岁人口和15-64岁劳动力人口都在快速增加。

    中国比日本落后40多年,比韩国和台湾地区落后20多年。但中国20-39岁黄金劳动力在2002年就开始减少,与台湾同步,只比日本晚27年(如果从快速减少考虑,中国只比日本晚2年),只比韩国晚7年。根据客观调查资料推测,中国15-64岁总劳动力从2012年之后开始减少,比韩国和台湾地区还要早,只比日本晚17年。依照统计年鉴资料推测,中国15-64岁总劳动力从2016年之后开始减少,只比韩国和台湾地区晚1年,只比日本晚21年。并且日本、韩国、台湾在发展过程中并不像中国这样工资停滞不前,与日本1960年代一样是工资与劳动力双增长,经济朝气蓬勃。而中国是在劳动力减少的时候才涨工资,是经济衰退的标志。因此,不能用日本、韩国、台湾的情况解释中国目前的用工荒。

六、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未富,民先荒”的国家

    西欧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早近百年,但是20-39岁劳动力到1995年之后才开始减少,只比中国早7年。西欧15-64岁总人口直到2010年之后才开始减少,几乎与中国同步。

    将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20-39岁劳动力也是1995年之后才开始减少,15-64岁总劳动力到2010年之后才开始减少。

    中国比美国落后90多年,比如中国2009年城市化只有46.6%,而美国1920年就超过了51%。但美国的20-39岁劳动力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要增加到2030年,15-64岁总劳动人口还要增加到2035年。美国情况最能说明劳动力对国力的影响。美国和西欧在1970年代生育率都只有1.8左右,美国20-39岁人口在1990年之后开始下降,下降时间比西欧还要早几年。但是由于美国在1980年代之后将生育率提升到2000-2005年的2.04,而西欧却下降到1.51,奠定了美国一霸独强的人口学基础;美国20-39岁黄金劳动人口也从2005年之后快速上升,综合国力在不断上升,而西欧相对国力却在走下坡路。

    下图是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变化,20-39岁黄金劳动人口要增加到2035年,总劳动力要增加到2045年。2007年拉美-加勒比海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821,高于中国的0.772[ ],说明社会发展水平高于中国。但是这个地区的20-39岁、15-64岁劳动力分别要等到2025年、2030年才开始减少。东南亚国家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接近,但是劳动力要等到2030年才开始减少。

    联合国发展署2009年所列18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92位,中国中国刚好处于世界中游。从人类发展指数看,中国2007年为0.772,全球平均为0.753,也说明中国代表全球平均水平。但全球作为一个整体,20-39岁劳动力要增长到2030年,15-64岁总劳动力要增长到2035年。可见,中国不但是未富先老,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国未富,民先荒”的国家。也就是说,刘易斯拐点理论只有理论价值,没有实际价值,蔡昉却将这个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用来指导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政策。

七、“用工荒”与“就业难”将长期并存

    中国从经济结构看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但劳动力短缺却与发达国家同步,蔡昉教授据此认为中国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了。

    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劳动力代表着国家实力。20-39岁劳动力高峰代表一个国家实力的高峰,而总劳动力下降意味着综合实力的下降。比如日本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由于20-39岁的劳动力高峰,经济朝气蓬勃,连美国都感到了压力。但是1990年代之后日本总劳动力开始下降,经济也开始“日”薄西山,并且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政局也变得不稳了。

    中国20-39岁的人口在快速减少,总劳动力也将在2012年之后开始减少,意味着中国综合国力将走下坡路,而蔡昉却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 蔡昉也认为,“民工荒”非“民工慌”[ ]。2010年蔡昉还轻描淡写地认为用工荒只是中国社会“成长的烦恼”[ ]。蔡昉却不知道,20-39岁黄金劳动力已经在快速减少,15-64岁总劳动力也将在近年开始负增长,现在的用工荒根本不是什么“成长的烦恼”,而是“负成长的烦恼”的开始。

    蔡昉认为产业升级应该由市场和企业决定,政府绝不应成为主导[ ]。这个观点如果放在其他国家的话,是绝对正确的,产业升级当然应该是市场行为。但是中国却不一样,中国产业升级和城市化滞后,就是因为政府的计划生育从源头上堵住了人口生产,导致劳动力“过剩”和“短缺”。上游是政府行为,却让下游的企业和市场来消化其后果,消化的了吗?如果决策智囊有远见的话,就应该提前建议政府引导产业升级,加速城市化进程。但是当时蔡昉等决策智囊却认为中国人口会达到16亿,劳动力过剩,反对政府出手。现在劳动力短缺剧然来临,企业束手无策。比如珠三角,因为劳动力短缺,产业升级不但没有加速,传统生产方式复归迹象反而明显,大量家庭作坊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高能耗投入大增,高新产业投入大降,说明广东升级转型之路仍艰巨[ ]。

    现在蔡昉仍然认为“中国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还没有丧失。因为劳动力的总量还在增加,而且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劳动力总量还是庞大的。尽管到现在为止,见到了一些转折的端倪,但是距离中国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还很远,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比较优势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起码是20年。”

    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界对劳动力的价值是最敏感的。比如目前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照蔡昉的逻辑,四五十岁的也应该可以胜任的,中国根本不会出现用工荒,但是几年前却出现了,很多企业倒闭,有些企业界却宁愿空缺或者转移到其他国家,也不愿意招收中老年员工。蔡昉认为2010年开始的用工荒是季节性的[ ],但是事实将再次证明蔡昉的这一判断是错误的(就像他在2004年将民工荒解释成结构性短缺一样)。

    2009年蔡昉还认为人口红利并不如其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会消失,而且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方面扩大就业,可以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这些措施合起来,不但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且等于把两次人口红利重合了。”[ ]

    中国目前经济问题是内需不足,储蓄率太高,需要鼓励大家消费而不是储蓄,而蔡昉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要“形成新的储蓄动机”。劳动力短缺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年轻人能胜任的工作,老年人并一定能胜任,这是一个结构性失衡的问题。现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用工荒,但是主要只是年轻劳动力短缺,中老年劳动力还是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就像计划生育引起性别比失衡一样,今后一方面出现“女人不足”(年轻),出生婴儿的性别比长期超过120 ,加上部分女性单身,意味着今后有四分之一男人打光棍;另一方面,又出现“女人过剩”(老年),女人比男人长寿,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大量老年女人将老无所养,成为“过剩”人口。总不能要二三十岁的年轻男子娶七八十岁的老年妇女吧?

    由于中国年轻劳动力出现短缺,而印度年轻劳动力却在不断增加,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丧失,很多国际资金将涌向印度;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由于老年化,消费即将萎缩,国际市场容量将缩小。这两方面原因使得中国今后将越来越依靠内需。但是由于计划生育一方面减少上亿年轻消费人口,导致消费人口不足,总劳动力与总消费人口比例高达63.5%(而其他国家只是50%),总劳动力相对严重过剩,内需不足,就业压力大(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很难找到工作),就业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相对于13亿人口的总消费市场来说,“过剩”了一亿多劳动力[ ],消费者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去扩大就业?

     国际市场之所有能够为中国提供上亿个就业机会,看中的是中国有充足的年轻劳动力,而不是富余的总劳动力。但是由于计划生育,中国年轻劳动力开始减少。提高工资水平,并不提高劳动力价值,只是提高劳动力价格(劳动力成本)。中国工资水平是太低(工资太低,不利于内需型经济),是需要有所提升,但是不可能大幅提升,因为这取决于中国的经济水平。当价格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的时候,大量企业会破产,外资和中资企业将大量外移到老挝、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

    印度目前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多年,一方面是因为印度的黄金劳动年龄人口比中国少,一方面是印度经济改革比中国晚十多年。中国是1979年进行经济改革,而印度是1991年才进行经济改革。巧合的是,中国1979年的时候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人口为2.8亿,而印度1991年这个年龄段人口是2.6亿,劳动力起点基本一致。1990年的时候,中国20-39岁人口比印度多出1.37亿,这种差距到1995年的时候拉大到1.41亿,使得中国在吸引外资上占尽优势。但从1995年开始,差距越来越小,2014年成为一个转折点,印度20-39岁人口首次超过中国;到2025年,印度比中国多出1.35亿。并且印度的市场比中国更加健康,国际资金难道会坐等20年让中国产业升级?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将越来越弱,而印度却将越来越强。

    现在国际社会又在迫使人民币升值。在人民币升值和工资上涨的双重作用下,将使得中国劳动力优势丧失,大量企业将外移,意味着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中国经济将主要依赖于内需,但是相对于内需市场来说,“额外过剩”的一亿多劳动力(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将无法找到工作,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可想而知。因此,中国面临两难境地,目前已经出现年轻劳动力短缺,工资不涨不行;大幅涨工资吧,国内企业还没有做好产业升级的准备,劳动力成本太高,将导致企业没有竞争力,并且会有大量企业撤离中国,增加今后的就业压力。

    从人口结构看,中国新时期经济的最重要特色是年轻劳动力短缺和总劳动力过剩长期并存,并且都是因为计划生育破坏了人口结构。

八、中国的出路—婴童经济

    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提高人均消费能力(适度提高工资水平),更需要增加消费者数量(一方面增加婴儿数量,一方面降低妇女劳动参与率,尽量将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降低到50%左右)。

    中国现在是劳动力过剩,今后是劳动力短缺。孩子出生,要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婴童经济所带动的一个庞大产业链,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婴童经济的产业链是全方位的,涉及到婴儿食品、玩具、游戏软件、多层次的教育、流行音乐、房地产、汽车等几乎所有方面。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并且抚养孩子,将降低妇女劳动力参与率,等于是隐性就业(家庭服务业),可以将家庭服务业激活成一个职业,使得广大妈妈在家中就可以“就业”,大大缓解就业压力。而20年之后,中国面临劳动力短缺,现在出生的孩子长大成人,刚好弥补劳动力短缺。停止计划生育既能改善消费结构、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又能缓解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和劳动力短缺,一举多得。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8-09 10:27:59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人民日报:科学家为什么想当官?

科学家为什么想当官?

人民日报  赵亚辉

2010-08-09

  采访对象:某中心主任 某211大学某研究中心主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某常务副主任 某国立研究所研究员,某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某院长 某985大学学院院长、教授,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某副所长 某国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不久前,一项针对全体院士和相关科研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科技管理的过度行政化,是科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有52.4%的科学家认为管理过度行政化导致科研人员缺乏主体地位。数十名副教授、教授竞聘学校的一个处级岗位,许多有潜质的青年科学家刚刚崭露头角就成了所长、院长……近年来,官本位思想在科技界日益泛滥,“研而优则仕”的现象日益突出,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科学家当官给科技事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刹住“研而优则仕”的风气?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四位曾经或正担任行政职务的科学家,请他们现身说法。

  ①官本位思想渗透,不少科学家都渴望当官

  某中心主任:官本位渗透到科学界,是很容易理解的,也是现实存在的。但是这些年来,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在科学界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加剧的趋势,这大大伤害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在其他国家的学术界,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或者说远远没有这么严重。

  某院长:在科学面前,职务和权力,按理说是不重要的,也不应该这样,否则对科学的发展是不好的。但是这些年,青年科学家愿意当官,确实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近几年,公务员报考异常火爆,有些岗位几千比一,很多人不愿意读博士,却愿意到政府部门做个小职员。在小小的权力面前,科学反而很弱势。

  某常务副主任:真正的科学家是希望将更多的时间投入研究的,所以当官的欲望比较淡,但在目前科研行政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不少科学家们都渴望能当上官。领导身份是个名片,没有这个名片,不能说寸步难行,但是很多事情很难开展。比如说一个校长、所长和一个普通教师去找你办事,你会一样对待吗?

  某中心主任:如果不当官,别人就看不起你。你如果是领导,就具有了重要的无形资源和广泛的社会认可,这甚至比有形资源更可怕。比如吃饭、开会,中国都讲究排个座次,你要不是领导,只能排后面,只能当配角。就连项目申报和评审,如果没有挂头衔的领导或者院士参加,似乎就显得不权威了。

  我现在不当校长了,就是一个科学家,但是每次别人介绍我的时候,总是先说,这是某某大学的原校长,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仿佛曾经做过大学校长,就是一种地位和资历。面子、等级、人情,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恰恰这些东西,对于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②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交换,已不是个别现象
  某中心主任:当了官,就会有很多行政资源,就有了工作交流平台,这就衍生出很多东西,也能够换取学术资源。比如当官以后,就能和其他掌握资源的人认识和熟悉,就能利用工作之便建立“人情圈”,这显然是很有作用的。在高校,如果不当官,很难进入学术决策层。比如职称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也很难在学术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个年轻教师有没有职称,有没有项目,有没有奖励,都要靠“投票”,而有权“投票”的基本都是学校的高层和中层领导。如果你没有一官半职,就很难进入决策圈子,很难有话语权。即使你进入学术机构,也只是配角,什么时候开会,如何分配资源,都不是你能决定的。

  某常务副主任:能当官为什么不当?当了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一个朋友,当官不到一年,好处多多,工资、奖金比单做教师时多了不少,住房大了几十平方米,参加会议、公款请客的机会多了,用车无论公事、私事,只要一声招呼……这一切好处,都不是一个普通教师和研究人员可以拥有的。就连孩子上学、看病等问题,你当不当官,情况也是很不一样的。

  某院长:资源的交换,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潜规则。比如你帮我招个学生,我帮你报个奖项,你帮我做一件事,我也帮你一个忙。如果不当官,就没有这些行政资源。如果你连一点行政资源都没有,你能帮别人什么忙?别人又为什么要帮你忙?这都是很现实的。

  ③项目立项,领导常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专家评审机制容易流于形式

  某常务副主任:领导会有更多的项目,这确实是事实。查一下中国的科研项目,几乎都是单位领导,或者是主管领导项目最多。在申请项目方面,领导有天然的便利。他参加各种会议,了解各种信息,能够与相关单位的领导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各种学术团体中兼职,还能以单位的名义发展关系。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项目的评审基本上是领导说了算,项目给谁是领导说了算,最后的验收或成果水平鉴定也多是领导说了算。即便是专家组评审,专家也得考虑一下领导的意志。

  很简单,专家组人选都是领导定的,如果不听领导的,那么对不起,下次评审就不叫你,你也就不是“专家”了。我就遭遇过这样的事。目前相对来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还是比较公正的,主要是专家说了算。但是一些部委和地方的科研项目,基本都是领导意志决定。

  某中心主任:现在,我国科技项目立项,多是各级领导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专家评审机制越来越流于形式。如果你去调查就会发现,很多科学家在当领导前后,项目申请量是有很大差别的。还有这样的事情:你是领导,有的教授就会主动找到你,只要你帮着找项目,不用你干活,论文帮你写好,著作帮你完成,名多归你,我拿点利,你动心不动心?

  还见过这样的事,有领导调离了原大学,离开了原来的行业,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做另一类大学的校长,但是后来依然在原大学、原专业拿到了国家科技奖,也依然拿到了国家973重大项目。这个领导别说全职了,连十分之一的时间都不在原单位,却依然获得这么多利益,这不可理解。

  某副所长:有领导的头衔,对申请项目有好处,在工程类项目里特别明显。项目评审时,有些评委一看你是所长、校长就高抬贵手,这是一种习惯行为。还有,领导往往在学术机构中兼任重要职务,最典型的是学会。中国的学会往往是纯基础研究,以会养会不可能,必须有单位来支持学会,包括资金、人员、活动等各个方面。单位支持学会,只有单位的行政领导有这个权力。领导为学会做了事,在行业中也有地位,评审的时候,适当被“照顾”是自然而然的。

④真正的学术评价不够,起决定作用的评委不少是行政领导

  某中心主任:我国的科技评价体系,缺乏真正的学术评价,不看实质,不看成果的核心价值,而更注重量化的东西,看数字,看数量,看SCI论文,看获奖情况。具体评奖过程中,虽然有条条杠杠,但最后毕竟是靠人投票,最终是人决定的。起决定作用的评委多是有行政职务的领导。在各种评奖委员会,也基本是领导们说了算。而且,现在不少评奖,评委已经形成一个圈子,评委们交换资源也不是什么秘密,今天评审我,你关照;明天评审你,我自然会关照你。

  某副所长:我国的评奖有个特点,多是以单位认可为前提的限额申报,报奖的信息都是单位领导先知道,而且也是单位领导最终决定的,一般研究人员没有这些信息,而且也没有申报权利。在这些以单位名义认可的限额报奖中,如果是规章制度比较健全的研究机构会好一点,可能会经过学术委员会讨论,但是如果单位领导比较强势,很可能就是领导拍板了。

  某常务副主任:当官的话,确实更容易出成果。现在报奖越来越难,往往要整合力量,把多个分散的成果整合起来更有冲击力,谁来当整合成果的牵头人呢,往往是领导。不少领导因为这样得了很多奖。特别在产业部门,这种情况更严重,你看各部委的研究所,科研成果明显是领导牵头的多。还有些部长级官员,取得了那么多成果,甚至当选了院士,但是他哪有那么多时间搞科研。

  ⑤科学家当官未必都是坏事,但如果人人想当,谁去做具体的研究

  某副所长:科研人员热衷当官的现象的确存在,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科学家当校长、所长甚至政府部长,我觉得应该区别对待,理性看待。如果有些优秀科学家,有很好的管理才能,是可以的,不应该一概反对。但有些学术带头人能做好科研,未必能做好管理。而且科学家都去做管理,也不利于科学发展。比如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搞研究是顶尖人才,但教课也未必能教好,做领导恐怕不一定合适。所以对人才要区别对待,只有那些有管理才能的科学家,而且他本人也有意愿,才能让他做行政领导工作。管理也要出效益,一个重要的行政岗位,全力以赴都未必能做好,何况有本职研究工作的科学家。现在,有些科研院所的管理者不是很称职,属于三流的管理水平,工作没有个长远规划,经常靠临时拍脑袋,这也是一个突出问题。

 某院长:对科学家当官的现象,我认为也不能一棒子打死,要分两面看。一方面,科学家中擅于管理、有大格局的人,当官未必是件坏事。毕竟当领导能够参加各种会议,有助于掌握各种资源和信息。中国也需要战略科学家,他不一定做具体的研究,但是要有大视野,能够宏观布局,比如让人才梯队成长起来。这样的科学家,就适合做科技管理工作,适合当校长和所长。但是这样的科学家毕竟是很少的,更多的科学家是做具体研究的,如果人人想当领导,都想搞战略,那谁去做具体的事情,谁去做研究?

  现在人人争着去当官的风气很不好。比如学校公开招聘处长,以前教授们很少愿意去,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人报名,争着当。因为处长手里有点权力,掌握一些资源。学校的处长尚且如此,国家各部委的处长就更不得了,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资源。

  科学应该不受行政化的影响,现在行政化过强的风气,我担心对年轻人的成长不好。总说中国没有涌现科学大师,现在的年轻人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成长,怎能涌现出独立的科学大师!现在,甚至连院士,也不仅是头衔,也有了强烈的行政色彩,评上院士就享有了副部级待遇,而在国外,院士仅仅是一种荣誉,顶多奖励个车位什么的。 热衷当官的科学家只能说是个小科学家,科学界也有不热衷当官的例外,比如袁隆平,他坚持一线研究几十年,成为了让全世界认可的大科学家。

  ⑥不改变过度行政化,很难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

  某中心主任:现在科技界有个说法,叫做项目越来越多,成果越来越少;论文越来越多,创新越来越少;教授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这确实让人深深忧虑,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当过校长,是非常消耗精力的,中国的校长和国外的不一样,国外高校管理有固定的班子,校长是虚职,而国内校长是实职,事无巨细都得管,是非常牵扯精力的。我当时想继续搞科研,就得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拿出来,即使这样想出好成果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这也是我现在不当校长的原因之一。

  某常务副主任:在欧美,做学术是兴趣使然。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的状况不改善,要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是很难的。纵观世界近代的历史,每一个高速发展的大国,都在多个领域出现过影响世界的大师。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发展很快,现在在经济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让我们汗颜的是,别说在多个领域,就是在我们的优势领域,也没能出几个世界级的大师。如果这个方面不能取得突破,就不能说中国是世界强国。

  某副所长:以我自身的经历看,做行政领导还是要付出很多的,我只是主管业务的副所长,就要花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处理行政事务。当官时间长了,科研要想出真正含金量的成果,就会越来越难。我希望,国家应采取措施改变科学家热衷于“当官”的现状,切实保证中青年杰出学者能够回到实验室和科研一线,而不必担心其利益受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才能保证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

 

 

中国文化让我伤心的地方

许倬云

西村观察 19期 2010.08.10

    中国文化到了今天已经是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

    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基本上存在于书皮上,也存在于穷乡僻壤的旮旯儿里。文化影响百姓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在文化界,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受追捧程度差得太远,昆曲永远不能进入流行歌曲,像样的书卖几万册就了不起了,低俗的书卖一两百万册。娱乐的杂志、时尚的杂志、小道消息的报刊,销得好得很。换句话说,今天要说中国的文化庸俗,不算冤枉。

    文化利用大量的资源,在表面上形成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艺谋的作风,奥运开幕式,全是声、光、颜色,没有内涵。他只是抓书上常提的中国四大贡献,这些贡献是历史上的贡献,不是今天的贡献,没有在文化内涵上提出好的音乐、好的文学作品,没办法找诗人来吟咏诗,没有找出自己谱的叫人永远纪念的歌曲来表演,对不对?凡此方方面面,是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不然,乾隆时代就是如此,当时的中国文化是没有内涵的,只是装扮的,没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文化到了今天已经是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

    今天口口声声说“国学热”,在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其实没有真正的内容。像白先勇这样整理昆曲是极少的。我们本身也是百孔千疮,用尽了自己的资源,活力也光了,从精英流离到下里巴人,从内涵深厚变成表面肤浅,从有内容变成只有一个点缀。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无一不如此。不是今天,中国花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逐渐一步步往下走,真是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看见民主是好东西,教育普及是好事情,人权普遍被尊重是好事情。但另外一个方面,全面平等之后,应当有优秀、特异的东西,却变成了平凡。贝多芬不可能在平民里面出来,不可能一千个人就直接创作成贝多芬。文化的领域要有一部分精英,但原动力已经衰退,才到了这地步。这是危机之一。

    危机之二,价值系统在崩溃。从三百年前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不再标榜“现代”的口号,现代是有实践性的,我们叫近代化。三百年前开始发展资本主义、民权思想、人权思想、科学精神,都有共同的源泉,是丢开天主教的外壳,捡回了人跟上帝的直接关系,人有了信念。神造人不是白造的,给你一定的权利,给你一定的智力。人类是平等的,所以不能压迫任何人,不能禁锢任何人,应当自由。另外一方面,神的律在科学家的脑子中转化成自然的律,自然是先天存在的,其实和神的律是同一个事情。一定假定有先天存在的这个律,我们才有科学的上下寻搜,不然一堆混乱的话,怎么寻搜?这个假设使得资本主义早期的人物,为了荣耀,为了彰显使命感,拼死拼命地干活,而且用“信用”这两个字来作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有信用,银行没法借贷,没法投资,没法委托。这次经济风暴的病根子是因为内心没有价值观念约束行为,所以掌权的那些CEO,不讲信用,不讲道德,以市场遮盖,大量地偷窃股东的财产,辜负股民的委托,以致股票买卖实际上变成虚假的赌博。股权已经分散到这种地步,流转这么迅速,股票本身不存在,变成赌局。掌握股权的无数小民,没有办法向公司行使主权,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股权在哪里,股民没有办法行使股权来指导或者监督经理人,经理人就无所恐惧,工作法规没有办法管他。在1932年罗斯福实行新政的时候,有管束资本的法律,一整套法律保护劳工、约束资本。但是从二战后到今天,美国政权和财富结合,他们废掉了一条条法律,再也没有防止不合法、不公平的法律。公众无法约束他,股权无法约束他,良心无法约束他。

    面对今天瞬息万变的时代,国家体制要改变,社会结构要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最要紧的是,将来几十亿人共同拥有这一个地球,怎么活在一块,怎么相容,怎么再造一个互让、共存的人类社会?小到农村,大到全球,小到人员之间的争执,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用什么价值标准来判断?这个是最严重的课题,今天我们正在转移点上,蜕变已经开始,有两种蜕变法。蛇的蜕变是把旧的壳丢掉,变得更大更新,躯壳丢掉,蛇还是蛇,这是一种蜕变。这种蜕变不可能,这是大的崩溃,必须要有大的突破。突破应该是毛毛虫变蝴蝶,但蝴蝶是怎么出现,蝴蝶应当具有什么东西,我们大多数学术界人士往往不去管它。学术界绝大多数人忙着写小论文,忙着搞升职,忙着搞项目,民间文化界忙着去点缀打扮,都是交白卷。大家应当寻找共同生活的一套价值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丑,什么是美。这是最叫人担心的事情。

    中国在这个时候,应当从传统里挖出一些东西填补这个缺陷。但是今天讲儒学的人,只抓其皮毛,不抓其精神。许多学究以繁琐来文饰浅薄,以表面的口号文饰没有内涵。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没有在这一部分精神的境界、文化的境界上下力气。尤其近几十年来的恐惧、余悸未定,还在胆战心惊的状态之下,没人敢动,所以,不能单纯地说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国的经济已经有动力。今天我们不算小康,但至少吃饱了饭,对抗饥饿已经不成问题。我对中国救济汶川的灾害是非常佩服的,不能说效率百分之一百,但是前所未有的规模,前所未有的工作,做到这个地步不容易。而在教育上,不是桎梏人的思想,不是圈住人的教条,而是要放手让大家自由思想。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所以,假如改革开放真有大义而为的政府,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放松人的思想,一定要放松资源鼓动民间的财富,也释放若干的资源,鼓励在学术界、文化界做寻找价值、重建价值的工作。而我的目标是希望重建新的价值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是真实的。你可以否认别的,不能否认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的他,你也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看见的自己,一层层投射,可投射到无穷。以这作为一个美好、善良、正直、公平社会的定义的话,谁也不愿意不公平出在自己身上,推己及人,也许由此我们可以重建新的价值观念。

    许倬云 口述,李怀宇 撰写 (摘自《许倬云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29.00元)

 

 

 

发件人:"路建华" <xuanhua@yeah.net> 2010-08-07 10:07:31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致大军网站

国企春秋新论语

路建华

2010年8月

    作者简介:路建华,1950年出生,山东淄博人。1968年初中毕业下乡,1971年被招工就业大型国企,先学徒车工,后到企业的机关政治部、教育科、宣传部供职。期间,修业电大汉语言,高中教学毕业班,电大当过班主任,1981年加入共产党。1985年始连任大型国企党委委员、宣传部长,直至2008年初因年龄原因免职退到二线。作者于1992年被破格晋为全国首批高级政工师,2003年5月曾请缨奔赴抗击非典第一线,被地方媒体授予十佳市民荣誉。作者长期在基层工作,致力企业文化建设,许多研究成果和作品在国家级媒体发表并获奖,曾被多家媒体多次评为优秀通讯员和优秀记者,被淄博市委、市政府表彰为优秀宣传工作者,被山东省委宣传部、组织部评为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优秀理论教育工作者。还曾被吸收为山东社会科学联合会会员,兼职为中国医药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企业文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书前语

    作者最赏识的一句话是:最实在的才最深刻!两千七百年前,中国社会演绎春秋,百多诸侯纷争;两千七百年后,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国企亦30年春秋,且融于全球WTO。

    国企,历经经营承包、厂长负责、股份改造、产权重组、辅业改制等改革洗礼,面对着全球经济社会的竞争、合作与发展的现实与未来,还在春秋中演绎。竖看历史,上下五千年,尤从古春秋至今,国人多有胜出之骄傲,亦不乏屈辱之悲愤。骄傲者盖为同仇敌忾,悲愤者却多因“谋动干戈于邦内”。

    国企30年春秋,或生或灭,新旧更迭;河东河西,产权变换;然人才辈出,技术进步,长河奔流,大势所趋,在诸多领域纵跃入世界领先之林,兴乎!时下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殃及实体经济,需要国企通力合作共度时艰,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新概念已经揭示了关注民生建设的时代新主题,也为国企的未来发展开拓了新空间。国企之发展,民生之希望!

    然而,成功经验自有人说,失败教训少有人评。对于问题来说,发现、揭露、正视并给予解决,比掩饰难堪、维持现状更重要。本书不想罔评“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恶习之缘由,但坦言:敢于直面教训而奋起者方为真正的智人志士!故另换视角,从国企内部说开来,尤其说说当引以为戒的那些成功经验的反面。

    国企春秋,技术博弈、人才博弈、决策博弈,反面者,是确有企业给人带来了遗憾。原本历史之长长于共和,技术之精精于同行,基业之厚厚于所有,人才之聚聚于所向,实应突飞猛进却陷于踏步徘徊而难以自拔,甚至萎缩改换门庭。寻其缘由,竟是穷折腾导致了折腾穷,竟是与季孙之忧的“萧墙之内”有着诸多人为内耗有关。

     由是,便想到了让季孙所忧的萧墙之内的些许内耗现象和事端来个红杏出墙,或许这些现象和事端能使人追悔、使人警戒、使人猛醒,或许能促人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促人亡羊补牢不再内耗,促人静想沉思一改旧习!但愿这部新编企业春秋论语能作为“反面教材”,引人以为镜鉴,以为国企之兴尽点薄力。

    本书作者特别声明:值国企改革三十年之际,以国企内部察缺揭偏的视角,揭示某些内耗之存在,旨在为国企健康而防微杜渐,以增强国企的内聚力和软实力,虽有些偏激却无他意;书中所指的现象和事端如与某些国企的“过去式”或“进行式”雷同,谨希望以闻者足戒的态度而待之。

     本书作者以四十年对国企之所见所闻所探究所感受,习作国企春秋论语,写给国企和曾是国企的人们,尤愿国企高层和曾是国企高层们一读。并谨以此书纪念国企改革过去的三十年,献给今天往后图谋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的的国企!

    定稿于2009年9月

第一章 为官之道

    语事者,说事也,就是说说那些企业里发生的些许现象和事端。一个企业虽仅是一个社会单元,却是领导与群众、制度与机制、管理与发展,人才与市场等社会要素的缩影。为读者方便计,本篇大体按内容分为八章。

    为官者,在企业担当领导之职者也,在企业高管层里发生的些许现象和事端警示着企业中的为官之道。而为官企业者,其政治涵养、眼光胸怀、决策行为、品德格调等诸多“官德”素质往往主导着整个企业的命运,影响着整个职工队伍的情绪。

为官之现象与事端1:红先黑后

     大凡个头较大历史较长的国企,其高层亦相对在位历史较长。期间,有些企业高层先是从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启用知识分子的上世纪80年代初叶发端,雄心勃勃,勤勉志励,曾一度把事业搞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自己也荣膺了各个级别的“优秀企业家”光环。然十几年后,从90年代中期又开始步入下坡,把个企业搞得人心离散,艰难度日。虽然有像张瑞敏那样的至今如一,如日中天,然少见;还有走向极端走向反面的,也少见。这种现象从当初最早的那些全国优秀企业家中便可明鉴。

     而就在这同一时期,一些新兴企业却在同行中蓬蓬勃勃成长起来,长成的个头不比经营了几十年的老国企小,其成长的效率却是老国企们望尘莫及的。三十年间,国企的命运像大江东去,或乘风破浪顺势而下,或被大浪淘沙出局,或陷旋涡不能自拔。各行业各地域,几乎都见这种现象。普遍存在的现象,客观存在于常见。只是同在一个蓝天下,又同属国企性质,缘何春秋各不同?难道不值得总结吗?群羊出牧,头羊领先,企业由人而成,企业家便是领头之人,企业之兴衰难道不与企业家们的作为息息相关吗?几年前曾有人言:搞好一个企业需要全体职工的努力,而搞垮一个企业,一个人就够了。难道不值得回味吗?

     企业生命有周期?企业的生命周期有规律?企业的螺旋式发展周而复始的进步有普遍性?许多企业的事实告诉人们,企业兴起时是各有各的高招,而企业衰败时却有着共同的不幸!在诸多企业中,一个值得今人和后人借鉴的地方,是红先黑后的现象,即当初曾很有成就者,到后来走向困惑甚至走向反面,缘何?盖因在位日久,权高位重惯了,慢慢的就变得不再学习进步、不再创新思维;变得想当然,说一不二起来;变得惯听恭维奉承,不容反面意见,慢慢养成了靠权力管理、靠关系办事、靠喜好用人、靠经验决策、好大喜功、动辄训人,还好像显示着自己很伟大的习惯;变得把各种功劳归于自己,把所有差错都推给别人,把大家的努力付出看做是自己领导的结果,甚至把给职工涨工资也看做是自己给职工的恩赐;还变得急功近利,重物轻人,以至于钻政策空子,想方设法维护既得利益!这样变的结果,是自己高高在上了,不可一世了,企业的收入差距严重分化了,企业的职工人心离散了,企业的发展自然进入了艰难徘徊的境地。

为官之现象与事端2:意迷情乱

    自科学发展观提出五年来,在许多企业的高层领导讲话中、在许多企业的生产经营总结中,却仍然不乏“面临国家环保监测力度加大和提高职工工资政策,企业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压力”之类的话语文字。更有甚者,说“国家整顿市场、反对商业贿赂,使企业营销难以作为了”。就在2008年两会召开期间,还有的国企领导讲:“政府只知道检查,有了化工味就叫你整顿,叫你搬迁,他们不懂企业,不知道企业的难处,水平太低了”!就在新劳动合同法要实施之际,也有国企的领导说:我们那些临时工怎么办?不要宣传新的劳动合同法,这个法和企业现行的用工制度相冲突!这些话听起来,好像企业的困难是国家科学发展的政策造成的,好像国家的科学发展政策只要不适应企业的口味就可以不去理睬。

     从国家宏观来说,为什么要加大环保监测力度、提高职工工资,还要整顿市场、反对商业贿赂呢?还不是为了保护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着想?国家政策是指导宏观的,不是冲一家企业来的,再者,同样的政策下,为什么有些企业就搞得红红火火?

    从企业来说,确实存在着加大环保投入、降低资源消耗、提高人工成本的实际问题,做了就大有入不敷出之味道,但这些事情关乎政策法律又不得不做。因此,在企业里就千方百计做些既不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想表面一下说得过去的动作。于是,社会上形成了许多企业喊着执行落实科学发展观,却干着自觉不自觉抵抗科学发展观的行动的普遍现象。大家不是看见了吗?在国家动了真格的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措施的时候,许多企业便关门溜号了。

     一个企业老是把国家的科学发展政策作为自己的困难,究其原因,一是传统的粗放式的经营模式还在惯性中运行;二是官本位性质的的政绩观还在一些企业高管人的经营理念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三是应付对付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成绩强调主观努力,有错误强调客观原因”的行为成了习惯;四是养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急功近利喜好短期行为的风气。说到底,是企业高管的决策素质和发展眼光有问题,而如果一味强调国家科学发展政策是导致企业困难的原因,那就是企业的领导人政治上有问题了。政治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有些企业高管人的意识观念迷乱,就在于民族情结迷失,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根本没有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根本没有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

    其实,要转变这种不正确认识应该是很简单的,因为现在刚刚开始追责制,企业完全有时间把自己的发展策略调整到正确轨道上来。现实的环保问题、市场问题、企业职工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是在过去的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积累起来的,现在变被动责任为主动责任不就行了?譬如环保,企业不要站在被动的地位上去应付环保检查,也不要采用什么均衡排放的措施对策,更不要上级检查时就停工不排放、检查的走了又偷排偷放;企业要把环保当成自己的事,以主动环保为己任、视主动减排为光荣。企业发展要为之计深远,如果没有主动责任的意识,就只能在那里叫苦连天、怨天尤人,是迈不开又好又快发展的步伐的。

为官之现象与事端3:制造徐庶

    在企业里常见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即有些最基层职工提了合理化建议或搞了技术革新,在上报成果时却往往是一帮车间领导署名在前,如此一来,一旦上面有所认可并颁发一定数额的奖金时,署名在前的又自然多得一些。类似的情况,正如一位生产班组的工人说的,“我们平时按组织程序上报合理化建议,报到车间的常常变成了组长提的,报到公司的常常变成了车间主任提的”。更有甚者,一家企业的职工找到领导建议说“改造一下旧的供水供暖管路吧,年可节水节汽十余万元”,领导闻言竟怒而呵斥道:是你安排我工作还是我安排你工作?简直没有数了!还有的领导是这样训斥职工的:你懂个啥,瞎嚷嚷,干你的活去!

    对此种惯例,有人不以为然,以“人微言轻,领导署名便于引起更高的领导重视”而辩之。但详察后却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许多基层职工最初提建议时,出于事业激情,动了脑子琢磨,其实也未必多想奖金有几,只为能体现一下自己的见识和价值,然而当提建议遭遇“一鼓二衰三竭”的境况时,再提建议已经很勉强了。名利皆做他人衣,只有无私贡献属自己,还招惹生气,何苦而为?再加上有的高管容不得下级提出批评建议的恶习,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种“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干罢了、谁还动那心思”的心态,就形成了“拨一拨才转一转,甚至拨也不想转”的被动工作局面。

    当年曹操用强迫手段引进人才,致使“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身为谋士却决不谋事。而今在国企中却因企业高管的不智和机制的不顺,继续造就着“只要明哲保身,管它春夏秋冬”的现代徐庶。

    还有一个寓言故事,说明了企业老板的另一种用人方式。这个寓言故事说的是:在崇山峻岭中,一只苍鹰利用大自然的丛林法则,发挥自己坚嘴利爪、羽丰毛满的优势,在险恶的环境中打打杀杀,搏击长空,终于在一座山头上站住了脚,打拼出了一块地盘。可是,正像发生了狐假虎威的故事,兔子和狮子的故事,狐狸和乌鸦的故事一样,也发生了苍鹰的故事。这苍鹰占山为王后,成了气候,周围山头的同类开始恭维起来,有的则捕获了猎物进贡给它;有的小动物还主动跑来报告信息,说苍鹰的地盘上有了另类侵入。慢慢地,苍鹰开始变得得意起来,变得飘飘然起来,变得不可一世了。“谁说老虎才是山中王?苍鹰的地盘上就没有老虎!哈哈哈!”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苍鹰开始摆起排场了;为了显示自己的礼貌,苍鹰把利爪修剪成圆润的了。那些特别硬朗特别宽长厚实的羽毛,苍鹰也嫌不雅观,也干脆拔掉换成温柔鲜艳的了。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世界需要热心肠》里唱道,一句知心的话语,也许胜过万军雷霆,一声亲切的呼唤,能有起死回生的力量!怎么能换掉特别硬朗特别宽长厚实的羽毛呢?如果搭好的篱笆为了表面漂亮,执意拆去那作为中坚的桩,该如何?怕是一场大风吹来立马无影无踪!

    人间有得意忘形一说,这只苍鹰也是。这只苍鹰沉湎于得意中,竟忘记了自己属于候鸟,忘记了还要长途跋涉迁徙半个地球才能延续生命。但是,迁徙的季节来临了。看到同类中有的摩拳擦爪已经开始振翅升空了,这只苍鹰还在自言自语说,笨鸟才先飞呢!但它没有想到,自己赖以翱翔的羽毛都被拔掉了,还能飞那么高、飞那么远吗?

    人之于企业,只有团结协作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共建共享才是硬道理!萧何追韩信,张良佐刘邦;刘备三兄弟,还顾诸葛亮;即使唐僧去远方求学,也全靠徒儿们帮忙。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振兴国企,亦需凝神聚气,团结奋斗,众志才能成城。既要有组织,又要有群众,大凡有点小权者,切莫自以为是滥权,切莫目空一切张狂!

    领导是干什么吃的?演员姜昆在说相声时曾说领导是“冒号”,而对冒号后面的内容未作任何解释,社会上则广泛流传着领导是服务是公仆是勤务员的民意。其实,领导是尊重和爱护下级的人。当了领导就有责任有义务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职工提出合理化建议、实现合理化建议创造条件,并努力让职工的合理化建议转化为工作的效率和效益;也有责任有义务利用手中的权力培训、挖掘和提高职工的潜能,让职工有所成就。

    企业的领导,不管哪一级,尊重职工帮助职工以凝聚职工,才正是一种为官之责、为官之德。那些认为“职工提建议就成了下级安排上级的大逆不道”,认为“一定要在职工的合理化建议上署名而且署在前面”的企业高管,恐怕是带有“别人抢了头功,自己就显不出领导身份”、“好话还是自己说、好处还是自己享”的心理。要不然,就是以势压人、沽名钓誉,视群众为群氓,贪天功为己有,太自私了!如果哪家企业出现了打击报复提合理化建议者的状况,那么这家企业一定是个小人得志的企业,一个人气不顺的企业,一个干部贪腐严重的企业。

    当然,当你为职工的合理化建议内容确实进行了完善付出了心血,职工觉得不署你的名就对不起你时,也可署名,即使这时,也要注意尊重原创。至于帮助职工实施合理化建议并取得成果,则是当领导的分内事了,是应该做的。

  为官之现象与事端4:莫或许有

    网络时代到来十几年了,互联网浓缩了全世界。许多企业的网站如雨后春笋纷纷登陆其间。但是在国企网站中,有许多却是为了门面而建立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本停留在“人家有自己没有不好看”的水平上。网站的建立也一般是顾个网络公司搭起框架,然后交由企业的计算机等部门管理,至于内容的及时更新与否便无人负责了,以致许多国企的网站常年面貌依旧,变成了占有网络空间的死站。

     何以至此?多与国企的领导不懂网络不懂计算机有关,更与国企的领导陈腐的管理理念有关。计算机用之于企业,也就是20多年的事,有些老国企的老领导是连简单操作也不会的。有的认为计算机只是打字的工具,有的认为上网就是聊天玩游戏,因此对计算机和网络的开发应用根本提不到议事日程上。之所以企业中还购进部分计算机,恐怕多来自于外部技术进步的压力。

     有家国企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开始购置计算机的时候,怕职工上班听音乐,就让计算机厂家在装配时去掉声卡,只买哑巴机;后来又怕职工上班看影碟,又把光驱卸了去,以致有家国企性质的设计院,其几十台电脑主机全部开着个窗口,成为计算机应用的一大“景观”;后来的电脑主版集成化程度高了,网络也发达了,许多很方便的办公工具也在网上流行,如MSN、QQ等,便又担心职工上班聊天,于是明令禁止使用!有家国企的领导家甚至不知道局域网和公众网的区别,把自己决定上传到互联网上的内容要求在局域网上看,把决定传到局域网上的内容让社会公众来看,当网管提出异议时,还非常“英明断然”的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坚决执行决定;而后来真出问题了,企业的内部数据被社会公众掌握了,又严肃地批评网管为什么给公司惹了麻烦!

    对于利用网络哪怕是内部局域网开展厂务公开、民主对话,与职工形成互动,就更是讳莫如深了,生怕职工提出棘手的问题,生怕泄露了企业“天机”,生怕揭出了领导的短处,生怕助长了职工的嚣张。虽然新华网、人民网、求是网、人大网、政府网,还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都在与全社会开展互动,但仔细浏览国企网站,仍然板着面孔,好像通过网络表达民意汇集民智与他们无关。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企业的自身媒体——企业报纸反映出来的另一种现象。不少企业包括经营业绩非常一般的企业,企业报对自己企业的高管层常用的报道字眼是:××总发表了重要讲话,××总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对这样屡见不鲜的字眼,怎么读也觉得别扭,直令人有作呕状。

    企业就是企业,真实的才是最深刻的,鹦鹉学舌式的文风不能凸显企业高管的地位卓越,反而更让人讨厌!对自己的职工说几句话就是“发表重要讲话”,可见也不一定是什么实话,不一定是心里话;企业高管不跑企业现场跑哪里?不亲自到现场还让外人去啊?到了现场就“亲临”,可见脱离现场也够严重了!诚然,企业的高管也应自觉注意防范,见到这种报道时切莫以为自己就有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了,而应感到头皮发麻。

    当年岳飞死于莫须有,如今国企上演莫或许有。高管讲话一会儿这一会儿那,还是发表的、没有不重要的,干具体工作的就手脚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干活了。进入新世纪9个年头了,虽然过去那种只把计算机作为打字工具的认识有所提高,领导房间摆台计算机也不再单纯作为给外人看的道具,但计算机知识昏昏然者,仍然以其昏昏欲使人昭昭。

为官之现象与事端5:越法行权

    有家国有股本和经营者集体股本基本相当的企业,要走改制之路实现民营经济的完全化。结果在一次省审计厅的依法审计中,发现了这家企业国有资产流失、挪用公款和虚增利润的严重问题,事实凿凿,条条触动国法,触目惊心!于是,代表国资方面的国企根据审计结果和上级要求采取行动要追回损失,大家可能想到了结果,当然只能部分追回。然而,在损失只有部分追回的情况下,那家要改制企业的当事者却被允许离开了企业,要找个对触犯国法的事件负责的人,都找不到了。于是,事情便不了了之。

    其实,“毁了庙堂、穷了和尚、富了方丈”现象在产权重组、企业改制的大环境中是一种多见现象。虽有国家重组改制不得违法之明令在先,然总有人视法律法规为儿戏置若罔闻于后。有的企业明确要求企业的纪检人员,查处经济案件不得涉及公司级领导。于是,在国企中,即使是严重触犯国法,也能够或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试想,如果经济大案上面涉及更上,下面连着一帮,企业能下得了手、愿下得去手去管吗?

    至于断章取义、瞒天过海、说做不一、徇私枉法,使法律法规在落实中缩水的事就更多了。企业早期的改革“砸三铁”、职工下岗分流风靡一时,“砸三铁”就是打破企业不能辞退职工、干部不能降职、工资不能下浮的“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国家政策明明是“即便一个岗位不需要某个职工了,他也不会被企业赶走,他可以转到其他岗位上继续工作。企业有责任对他的工作作出一个合理的安排”,是“离岗不离职”。但在那时候,许多企业采取了简单的做法,借优化组合的名义,直接使许多职工下岗走人。企业也没有对下岗走人的职工作出合理的安排负起责任,各行其便了。

    在国企中,许多涉及职工利益的政策,在“能不让职工知道就不让职工知道”中被淹没了,上级明确发了文件也是各取所需或讨价还价打折扣。比如,企业高管的年薪一天不拖一分不少及时落袋了,而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的职工退休时该享受的一次性独生子女奖励,却在职工退休好几年了并几经上访才能发给。

    法律不谓不多,法规不谓不严,连企业自己的纪律规定也不谓不全,然而,之所以在企业里能发生国有资产流失、挪用公款和虚增利润而且不了了之的事,甚至腐化、堕落、赌博、走私,铤而走险终于走向极端进了班房,与企业高管的越法行权不无关系。因为企业的高管便是一方主宰,便是大权独揽的“土皇”,可以我行我素、一手遮天,可以无视法律、超越法律,可以瞒天过海、权大于法,还可以让你真假难辨,不得追根求源。新闻界曾报道有个省里的人大副秘书长因调用消防车为自家安装空调受了处分,而一家国企的高管调用值班消防车为自家安装空调就啥事没有,还显得有权有势有能耐。

     其实,在国企中,廉政建设早就应该提上日程了,但实际上在老板说了算的国企中是没法廉政的。谁敢监督老板谁就走人,谁敢得罪既得利益集团谁肯定没有好果子吃!而在表面,老板也在传达上级有关廉政建设反腐败的文件,也在要求从党员做起,只不过是要求从别人做起,而自己无论怎么贪腐也好像是职务特定行为,是应该的。

第二章 用人之道

    用人者,实为企业人才政策也,在企业里,决策高层为主导,职工队伍为主体,人力资源开发的理念、机制与方法便是企业发展的最根本大计。用人之道是说说在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中发生的些许现象和事端,这些现象和事端真是到了与之彻底决裂的时候了,树立科学人才观也是到了须臾不可等待的时候了。

用人之现象与事端1 实用主义

    十年前,人力资源开发已在许多企业特别是新兴企业中兴盛起来,而在一家大型国企的领导班子会议上专题讨论人事制度问题时,竟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有人提议改革人事制度,变人事处为人力资源开发部,变传统的用死档案硬规定管人为人才智力资源的开发,却不想竟惹得这家企业的主要领导大动肝火。这家企业的主要领导猛拍了一下桌子说,“人事处的职责不能改!我们的人才政策没有错!告诉你,我们对人就是要采取实用主义!不愿干的就走!” 当时没有了讨论问题的气氛,也不知这个建议触动了主要领导的哪根神经,全场哑然,会议无果而散。

    这是发生在国企中真实的事件,现在回想起来还令人感到恐怖。什么是用人的实用主义?大概就是还没卸磨就杀驴吧!现在学术上有人讨论实用主义是理想行动和结果相统一的理论,要赋予实用主义新概念,那是另一回事。不要以为国企中的有些高管就那么政策,那么原则,那么理论水平,其实他们的实用主义还是那种传统的、依我划线的、庸俗的市侩哲学。当实用主义成了企业用人原则,唯才是举就成了幌子,结党营私就有了市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了一句空话!在用人问题上信奉实用主义,大概还有着如权力商品化之类等不可告人、不可触动的隐私。

    一家国企在辅业改制初,选派了一名得力干部去做支部书记,这名干部走家串户做工作,呕心沥血协助被指定的法人代表终于完成了改制,而改制成功后的新公司成立不久,便以“改制企业可以党政一肩挑”为名,先解除了这名支部书记的职务,紧接着又以“不需要理由”为名解除了这名干部的劳动合同。这名干部被端掉饭碗后也想不通了,就去找委派自己的国企领导诉说,国企领导是这样做工作的:你是党员吗?党员就应该知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于是,这名干部就只好含泪回家了,成了一名失业者。不光这名干部,所有知道这事的人无不感到寒心,无不另外产生想法。至于劳动法规定连续十年以上工龄的老职工要签无固定期合同,在这样的企业里却显得非常苍白。把实用主义作为企业用人的根本指导,切莫说背离了党的人才政策,就是最起码的领导干部素质也没有了。如果是认识水平低下而为,还倒有提高水平一说,而如果是内心深处的主动,则实在是有某种私利的动机了。

    按照实用主义的用人原则,还有五湖四海吗?还有职工群众的主体地位吗?怪不得在企业中经常上演“火烧庆功楼”和“杯酒释兵权”的现代版;怪不得对下层是轮岗、下岗、到一定年龄就离岗,而对企业高层却是不管素质不管业绩实行“五不唯”、终身制,怪不得企业中的拉帮结派、钩心斗角和不公不平的现象屡见不鲜;怪不得“党政联席会表面走程序,实际上一两个人就决定干部任免”的暗箱操作难以改变;怪不得那些跑领导家勤快的人不学无术提拔也快;也怪不得对退下来的老前辈、老科技人员、老工人,就是到死也决不去看一眼了。

    实用主义的用人原则也说明了一个真实的迫切需要,那就是在企业为官要讲群众观念,要有“唯德才是举”的意识,要有率将领兵的宽大胸怀而决不能“以我为亲疏”。要在企业里落实以人为本,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看来尚有艰难的过程,尚须付出极大的努力。

用人之现象与事端2  提成驱士

    有人跳槽违约了,企业中管人事的可以从违约人交的违约金中拿违约提成奖,在有的国企中竟有如此千奇百怪的事,真可谓一大景观,千古绝唱!

     有个大型国企的人事部门,别出心裁制定了一个其部门内部的规定,每出走一个大学生或其他职工,按收取其违约金的10%提成发奖,且按每人的级别系数分别发放。于是,这个人事部门成了能够自我创收的部门。有一年,主管人事的公司领导拿了8000元,处长分得4000元,副处长分得2000元,办事员则每人分得1000元。有的职工要“背井离乡”离开这里另谋出路,则私下直接给管人事的领导送上好处,这样或减免一部分违约金或全部免交违约金。私下送一万,免交三五万,跳槽的职工不少人便走这条路。

    在有的企业中,职工由于身体等原因要求在企业内部进行岗位调换,据说也要给领导至少送个一万两万才行。还有的企业,在招收新职工、安排复退转军人、或调入某个人时,像工程招标、物资采购一样,期间是某些有决定权有操作权的人员充分捞钱的大好机会,其中的猫腻更是眼花缭乱。

    这叫什么事?这是企业的人事管理吗?这是驱逐!等于把大学生和职工中的尖子人才往外赶!这是把企业的人事部门变成了个人的福利院!有的大型国企中,不仅人事部门,甚至保卫、财务、工程、设备处理等部门,都有自行罚款提成的特权,且没有任何审计。这不是典型的弄权以营私吗?而这是国企中实实在在的存在!腐败便也从这里产生!问题在于,这种行为被公司高层同意了批准了,腐败的面孔被企业行为的幌子掩护了,真正要追究便无人负责了。

    人事部门的滥权腐败,是企业中各种乱象产生的重要根源,是部分弄权捞钱人物趁机浑水摸鱼的港湾,其导致的结果是职工精神崩溃、人心离散,是企业管理混乱、资财流失!那家从职工违约金中拿提成奖的企业,曾在两年中出走两百多名中高级人才,占了这个企业中高级人才总数的30%!就是这样,面对痛惜人才流失的广大职工,那家企业的人事部门和那家企业的高管还振振有词地说:人才流动是正常的!谁不爱厂谁就走,还求着他不成?走了还给我减低人工成本呢,我可以从市场上三百五百再招一个来!

    提成违约奖是国企中的一大“发明”,这种“发明”之所以产生,已经有了成熟的条件,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沆瀣一气,只管自己捞,其他脑后抛,因为提成违约奖的动议如果不是高管层的同意批准,一个人事部门是从财务部门拿不出钱来的。二是企业高层思想深处群众观念的缺失,主动站在了与职工群众的对立面上,对职工任意罚没成了习以为常;三是企业高管素质问题,没有人真正关心国有企业的未来发展,损失的是国有资本,伤害的是雇佣员工,“我就这么做了,咋的?”

    企业二字,人字当头,没了人便是止业。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就有人不明白呢?那种不明白的人怎么就能做人事工作、怎么就能当领导呢?怪事!其实也不是怪事,有些企业的干部,没有掌权的时候表现还是不错的,而一旦权力在握,就慢慢地把企业变成了自己的私家花园,便认为可以为所欲为!这是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后有些人显示出来的原始积累的狼性,是国企的市场化过程中所难免暴露出来的一些人的劣性,更是传统僵化的国企干部任用体制造成的恶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原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z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