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这期文章内容很丰富,都是一些值得一看的信息和理论文章。之所以用重庆模式为标题,是因为这一阶段我们收到有关重庆的报道和宣传太多了,这种极力突出的手段似乎会引起不良的后果。因此,我们认为,重庆方面还是默默地做吧,少做些宣扬似乎更好。]

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7月28日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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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丁美菊:中国增持日本国债:目的、意义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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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电:那些永遠不起立鼓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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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党:惊天动地的一声春雷

高全喜: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六种模式

苏伟: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叶健民:香港民主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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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7-26 15:42:5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xcgc t 7.26

   [北京大军中心编者按:一个人的学问如果做偏了,便会写出这样的文章。翟玉忠先生是为数不多的对中国历史深有研究的当代学者,但他的研究一头钻进了法家的一端,以至于今天打出了一个“新法家”的旗号。不幸地是,新法家并没有走出古人的轮回,又陷入诸子百家各执一端争持不下的状态。作为现代的学者本不应如此偏狭地陷入历史纠纷,但片面并没有使中国当代的学者跳出这一弊端。譬如下面这篇文章诸多对孔子和对儒家学者的指责,实在有些过分。就拿儒家删书这件事来说,各个学派都会各取所需,本无可厚非,但不能因为儒家删书就成了历史罪人。真正毁书、焚书的是法家,如果没有秦始皇的一把火,可能今天会保存下来很多不同的尚书版本,不会只是儒家后人从夹墙里保存下来的一本。因此,真正的需要谴责的是所谓的法家。可是今天中国的新法家们却在倒打一耙,便罪名推倒儒家身上。再无知的人都知道这是冤枉的。新法家们如果执迷不悟,真不知会再犯什么样的错误。本网在此不得不加以提醒!]

回归西周王官学

----重新评价孔子及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翟玉忠

2010-07-26

  一位美籍华裔学者研读诸子百家,读到集诸子学之大成的黄老学核心经典《管子》时,为其广大精深所感,却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何管子的地位反不如孔子高。后来这位学者自称“想”通了,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在阅读诸子百家的书籍时,被《管子》的博大精深所震撼。当时就想为什么孔子的历史地位会高于管仲。我觉得我后来想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得益于他是西周礼崩乐坏以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自下而上的推动者和传播者。要不是孔子选编了《诗》、《书》等等历史文献作为教材,深入民间,广为传播,经历了秦始皇焚书的灭顶之灾,还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华民族的上古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就更难溯源了。”

  简而言之,孔子的巨大历史作用就在于为中华文化保存了火种。没有孔子,以《诗》、《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元典将不复存在。历史现实近乎与此相反!

  孔子及后世儒家对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他们对中华文化元典的系统化删除和改造。

  我们这里所说的元典指在中国文化中长期被推崇备至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南朝刘勰(约465--520年)在《文心雕龙·宗经》释“经”云:“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大意是:说明天、地、人常道的,这种书叫做“经”。所谓“经”,就是永恒的道理,不可改易的伟大教训。经书取法于天地,征验于鬼神,深究事物的秩序,从而制订出人类的纲纪;它们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并掌握了文章最根本的东西。)

  《诗》、《书》、《礼》、《乐》、《易》、《春秋》皆先秦古书,其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诗》、《书》、《礼》、《乐》更是西周大学的基础教材。那么,孔子及后世儒家是如何对这些文化元典进行任意删除和肆意改造的呢?具体包括“下刀子”、“戴帽子”和“掺沙子”三种方法。

一、

  先说“下刀子”,这主要针对《诗》、《书》而言。

  最早提到孔子删诗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他称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篇,孔子把重复的删掉,选编了中合于礼义的三百多篇,上面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

  自唐代孔颖达以来,司马迁的上述说法就遭到了相当大的质疑,一个很难辩驳的证据是:在可靠的先秦典籍(包括二十世纪新发现的帛书、竹简)中,我们发现的逸诗相对来说很少,如果孔子对《诗经》作了大幅度删节的话,逸诗数量当是很多的,而事实不是这样。孔颖达《毛诗正义·诗谱序疏》中就曾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存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

  后来,清代史学家赵翼(1727--1814年)应用现存的主要春秋信史《左传》和《国语》二书进行了更详细的考证,他发现《国语》中逸诗仅占所谓孔子删存诗的三十分之一,《左传》中这一数字为二十之一,可见逸诗的比例之小。在《陔馀从考》卷二“古诗三千之非”中,他指出:“司马迁谓古诗三千馀篇,孔子删之为三百五篇。孔颖达、朱彝尊皆疑古诗本无三千,今以《国语》、《左传》二书所引之诗校之,《国语》引诗凡三十一条,惟卫彪引武王‘饫歌’,及公子重耳赋‘河水’二条,是逸诗。而‘河水’一诗,韦昭注又以为河当作沔,即‘沔彼流水’,取‘朝宗于海’之义也。然则《国语》所引逸诗仅一条,而三十条皆删存之诗,是逸诗仅删存诗三十之一也;《左传》引诗共二百十七条,其间有丘明自引以证其议论者,犹曰丘明在孔子后,或据删定之诗为本也。然丘明所述仍有逸诗,则非专守删后之本也。至如列国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赋,则皆在孔子未删以前也,乃今考左丘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条,而逸诗不过三条。其馀列国公卿自引诗共一百一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又列国宴享歌诗赠答七十条,而逸诗不过五条。是逸诗仅删存诗二十之一也。若使古诗有三千馀则,所引逸诗宜多于删存之诗十倍,岂有古诗则十倍于删存诗,而所引逸诗反不及删存诗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诗三千之说不足凭也。”

  今人黄开国、唐赤蓉也统计了《左传》和《国语》引诗情况,与赵翼的统计略有出入,但结论都是一样的,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孔子删诗一说难以成立。按他们的统计,《左传》和《国语》逸诗仅15条,占两书所引《诗》约三百条总数的二十分之一。如果孔子删定的《诗经》原有三千篇,佚诗的数量至少应多出见于今本《诗经》的数倍以上,而不仅仅是15条。他们论证说:“春秋时期的15条佚诗,占所见诗文的二十分之一。而史书称,孔子删《诗》曾将古诗三千篇删定为三百零五篇,其比例是十比一。按孔子删诗之比,《左传》、《国语》中所见春秋时期人们引用今本《诗经》有250条以上,那么,所见佚诗就应当有2500来条,但是,所见佚诗只有14条(原文如此,似当为“15条”——笔者注),仅有今本《诗经》的二十分之一 ,其数量未免过于悬殊了。换一个角度来说,春秋时期人们所引、赋的诗文百分之九十五都见于今本《诗经》,这些诗文绝大多数都是孔子以前就存在的,而且,春秋时期人们的引诗、赋诗都各有所取,不像所谓孔子删诗那样划一,所以,春秋时期所存诗文见于今本三百篇者,绝不可能是孔子所删之《诗经》,而是当时通行于各国的《诗经》。既然当时有通行于各国的《诗经》,见于春秋时期人们所引诗文只有极小部分是佚诗,那么,所谓孔子删诗三千篇为三百篇之说就是极可怀疑的了。”(黄开国、唐赤蓉:《诸子百家兴起的前奏: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巴蜀书社,2004年11月,第156页。)

  事实上,除了《史记》的记述,没有太多证据表明孔子大量删过诗。一定数量佚诗的存在是可以的理解,因为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春秋时《诗经》已经不完整了。

  孔子不曾删诗,孔子及后世儒生却曾大量删书。进一步说,儒家真正“下刀子”的是中国本土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元典《书经》,而不《诗经》。

  孔子及后世儒生删书最明确的证据是流传至今的《逸周书》。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引刘向语:“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隋书·经籍志·杂史类》则直接称“《周书》十卷,汲冢书,似仲尼删书之余”。

  那么孔子以及后世儒家为何不重视《逸周书》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其中内容多不符合儒家的意识形态标准,这是他们对《尚书》“下刀子”的最根本原因。由于学术上的惯性,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逸周书》也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取得同今文《尚书》平等的地位。李学勤教授在为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所作的序中叙述该书历史时写道:“《逸周书》是我国重要的古代典籍之一,书中记述的史事,如唐刘知几《史通》所说,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相当丰富。看《左传》、《战国策》,春秋战国时人常征引现存《逸周书》中的一些篇章,称之为《书》或《周书》,同后来称作《尚书》的各篇不加区别。《汉书·艺文志》著录这部书,仍题为《周书》,说明是“周史记”,列于《六艺略》之《尚书》诸家之后,可见其地位相当重要。后来人们逐渐忽视,到清代《四库》,仅收入史部的别史类,与经部的《尚书》就有天壤之别了。”(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1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逸周书》比今文《尚书》更具学术价值,特别是对于研究中国本土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这样——我们再也不能对这样重要的中华文化元典弃如敝履了!

  关于孔子及后世儒生删书的数量,《尚书纬》中曾提到:“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由于纬书多不可信,此说难从。

  据黄开国、唐赤蓉统计,《左传》和《国语》二书中人们引用《尚书》共59条,重复的有6条,实际为53条。其中,见于今文《尚书》的,有21条,重复1条。不见于今文《尚书》的,有38条,重复5条。这种情况与春秋时《诗经》引文多见今本《诗经》相反,有多达五分之三的引文在今文《尚书》之外。(参阅黄开国、唐赤蓉:《诸子百家兴起的前奏: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巴蜀书社,2004年11月,第190~196页。)

  从《左传》和《国语》引《书》的情况看,我们可以推测孔子及后世儒生删书的数量还是较大的。

二、

  再说“戴帽子”,这主要针对礼、乐而言。

  礼、乐完全不同于《诗》、《书》,它属于西周贵族子弟必学的基本技能,与射、御、书、数并称。《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保氏》云:“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中“五礼”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六乐”实际是指黄帝、唐、虞、夏、商、周这六代之乐,分别是:《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正是由于礼乐的实践性,使《礼经》(即《仪礼》)和《乐经》远远不如《诗》、《书》一样成书那么早,甚至连《乐经》是否存在都成了问题。

  参阅《左传》和《国语》,《诗》、《书》,《易》都被大量引用,唯有《仪礼》,根本就没有被明确引用过。可见春秋时虽有《礼志》之类著作出现,但《仪礼》还没有成书。不过,从周代金文以及《尚书》、《逸周书》、《国语》、《左传》、《毛诗》的记载看,周代的仪礼已经规范化,冠礼、觐礼、聘礼、飨礼、丧礼等,其仪节与《仪礼》所见多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作为礼仪专家,孔子在《仪礼》的形成过程中似乎起过相当大的作用。据《礼记·杂记下第二十一》,鲁人恤由死后,鲁哀公曾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士丧礼》由此被正式记录下来了。上面说:“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

  不过孔子主张的礼根本没有实践的可行性,不仅遭到了与他同时代的晏婴的反对,就连自己的孙子子思也抛弃了他所主张的礼仪。(参阅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5月,第212~213页)

  既然孔子的礼不可行,那么秦汉以后的中国礼乐制度源于何处呢?答曰:秦礼。

  秦朝统一天下,不仅仅包括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等,还包括礼制的统一。具体作法是在秦国原有礼仪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山东六国礼制文化中合于古礼的优秀成份。高祖时,熟悉秦礼,曾在秦为待诏博士的叔孙通正是在秦礼的基础上制定上汉家礼仪。《史记·礼书》记此事云:“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大意是:至秦统一天下,全部收罗六国礼仪制度,择其善者而用之,虽与先圣先贤的制度不合,却也尊君抑臣,使朝廷威仪,庄严肃穆,与古代相同。到汉高祖光复四海,拥有天下,儒者叔孙通增损秦制,制定了汉代制度。主体却是沿袭秦制,上自天子称号,下至僚佐和宫殿、官名,都很少变更。)

  公元前202年,叔孙通在向汉高祖建议制定朝仪时也是主张损益秦礼。《史记·叔孙通传》上载叔孙通告高祖言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大意是:五帝有不同的乐礼,三王有不同礼节。礼,就是按照当时的世事人情给人们制定出节制或修饰的法则。从夏、殷、周三代的礼节有所沿袭、删减和增加的情况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就是说不同朝代的礼节是不相重复的。我愿意略用古代礼节与秦朝的礼仪糅合起来制定新礼节。)

  叔孙通不仅制定了汉初临朝的典礼朝仪,还奠定了西汉礼制的基础,终成一代儒宗。《史记·叔孙通传》载:“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叔孙生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箸也。”(大意是:汉高帝去世,孝惠帝即位就对叔孙先生说:“先帝陵园和宗庙的仪礼,臣子们都不熟悉。”于是叔孙通又调任太常官职,他制定了宗庙的仪礼法规。此后又陆续地制定了汉朝诸多仪礼制度,这些都是叔孙通任太常时论定著录下来的。)


  司马迁赞曰:“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大意是:叔孙通善于看风使舵,度量事务,制定礼仪法规或取或舍,能够随着时世来变化,最终成了汉代儒家的宗师。“最正直的好似弯曲,事理本来就是曲折向前的”,大概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

  整体上司马迁是肯定叔孙通的,但北宋王安石却以为叔孙通用秦朝的礼仪败坏了纯正的儒学,实乃儒林罪人。王安石《叔孙通》诗云:“先生秦博士,秦礼颇能熟。量主欲有为,两生皆不欲。草具一王仪,群豪果知肃。黄金既遍赐,短衣亦已续。儒术至此凋,何为反初服?”

  叔孙通制礼功过任后人评说。有一点是肯定的:汉承秦制,不仅在法律上,在礼仪上也是这样。为汉家制礼者李斯也,非儒生——而汉家制度又直接影响了后世的礼乐制度。所以,儒家常常将制礼作乐归入自己门下是极其荒唐的,这实际上等于为儒家戴了个高帽子,从而掩盖了太多重要的历史事实!

  《礼经》(《仪礼》)儒家必竟立了起来,《乐经》儒家连高帽子都戴不成。为什么呢?因为礼、乐、诗在周人的生活中是联系在一起的,行礼则必奏乐,乐之辞即为诗。汉儒只重义理,声乐则由宫廷乐官掌握。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出于汉儒对音乐义理的过度强调,才导致乐在汉以后的衰微。宋人郑樵(1104~1162年)《通志·乐略·乐府总序》总结说:“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古之诗今之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不幸腐儒之说起,齐、鲁、韩、毛四家各为序训而以说相高,汉朝又立之学官,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然当汉之初,去三代未远,虽经主学者不识诗,而太乐氏以声歌肄业,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学日微。”

  一个长期困扰中国学人的问题是:《乐经》存在吗?就如同《仪礼》为后儒所记一样,《乐经》也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记载声乐和音乐理论的一些文献。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采风曲目”, 就记载了40首诗的篇名和演奏诗曲吟唱的各种音高;《礼记·乐记》则重在乐论。

  最为荒唐的的是,儒家造不出《乐经》,干脆将责任推给了秦始皇。从东汉班固开始,就有人坚信秦燔书而《乐经》亡。事实上,秦始皇根本不可能焚礼、乐,因为礼乐是实践性,和诗书不同,关键不在文本,不能一把火烧掉。《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丞相李斯的建议很清楚:为恢复西周“官守其书”的传统,禁私家之学,才禁“非博士官所职”的私家藏书,且根本没有烧《礼经》、《乐经》。上面说:“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史记·李斯列传》的记载与上文相类,只是没有烧书的记载。录在下面,以免读者翻检之功:

  “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进一步说,如果《乐经》真的存在,博士官手中这类国家藏书是不会被禁的。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秦的《挟书律》才被废止。汉宫中百家图书皆在,却独不见《乐经》,足见乐本无经!

三、

  最后说“掺沙子”,这主要针对《易》、《春秋》而言。


  西周大学,只学诗、书、礼、乐四术,本无《易》和《春秋》,鲁国史书《春秋》和不太重要的筮书《易》并没有经的地位。孔子教学生,也是教四术,并不包括《易》和《春秋》。《史记·孔子世家》中明确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商君书》诸篇多次称举诗、书、礼、乐,而不及《易》与《春秋》。到战国,才有了六经并称的提法,不过很少。

  《易》和《春秋》后来取得经学地位是与孔子的重视和修订分不开的。

  春秋时,《易》是一本不太重要的占卜之书。据黄开国、唐赤蓉统计,《左传》和《国语》中明确言及《周易》之名及其卦、爻辞的共有23条,《左传》有20条,《国语》有3条,其中只有一条言及义理,有21条用于占卜吉凶成败。可见在春秋人的心中,《周易》主要用于占卜。(参阅黄开国、唐赤蓉:《诸子百家兴起的前奏: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巴蜀书社,2004年11月,第104~115页。)

  黄开国、唐赤蓉还注意到,相对于龟卜、《易》筮数量很少,二者发生矛盾时,总是从卜不从筮。也就是说,《易》筮在春秋时远没有龟卜的地位高,影响大。

  到战国,《易》在儒家内部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孟子》常常引用《诗》、《书》,却不及《易》,一代大儒孟子似乎根本就没有研究过《周易》。荀子在讨论经典的学习时,只谈《诗》、《书》、《礼》、《乐》、《春秋》,而不及《易》。比如在《劝学第一》中,荀子认为《诗》、《书》、《礼》、《乐》、《春秋》就足以囊括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全部道理了。上面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儒效第八》谈“四术”、“五经”,也不言易。上面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因为《易》只是一本普通的占卜之书,所以秦国并没有禁止它在民间通行。这使得《易》能够不断地为儒学所不断传承,直到汉代取得了五经之首的地位。《汉书·儒林传》记《易》的传承史云:“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而《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也。”

  《易经》最终在汉代取得五经之首的地位,主要是由于孔子对其义理化的阐释。《周易》中的卦辞和爻辞用于占卜,隐晦难懂。孔子及后世儒者对《周易》进行了全面的阐发,称为《易传》。著名的有十篇,称《十翼》,分别是:《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史记·孔子世家》上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相信孔子真是《易传》的作者,但孔子将《易经》作了义理化解读却是无法否认的。我们从《论语》、《吕氏春秋》以及西汉《帛书周易·要》等古籍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要》篇记载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似为一种占法——笔者注)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大意是:孔子晚年非常喜欢《周易》这部书,居住下来时便把它放在席上,出门行走时便把它放在袋子里……子赣说:夫子也相信《周易》的占筮吗?孔子说:我占筮一百次只有七十次占中了,就是周梁山之占,也必须服从多数呀!孔子说:《周易》我撇开它的祝卜成份,观察其中的品德仁义。幽赞于神明而通达于筮策数,明了筮策数而通达于品德,就成了史。史巫的占筮,向往而没有达到,喜欢它但却不以为然。后世的人怀疑我孔丘的,或者就是因为《周易》吧!我求其德而已,我与史巫同路而不同目标。有道德的人靠自己的品德行为的美好去追求幸福,因此祭祀求神比较少;有道德的人靠自己施行仁义去追求吉利,因此不靠卜筮去追求吉利。祝巫卜筮不是放在很次要的位置吗?)

  孔子轻占卜,重义理,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奠定了儒家研究《周易》的历史方向,没有《易传》,《周易》不可能成为儒家经典,也不可能堂而皇之的列入五经之中。汉代,儒家将《周易》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在《汉书·艺文志》中这极为明显,《易》成为比《书》更重要的文化元典。

  孔子对《周易》的义理化阐述可以说是一种人文理性的进步,但汉儒将之列为五经之首则毫无理由。政治经济学经典不再重要,卜筮中蕴含的一些哲理反而更重要了。而且,将一本卜筮书进行过度的阐释必将导致“神秘化”,在汉代这已经极为明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的学者将甚至《周易》同计算机和股票市场联系起来,到处招摇撞骗,搞得乌烟障气。然而世人却一点看不到《周易》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和健康,中国科技的创新和进步有任何帮助!

  历史乃中国文化的载体,历代极为重视。周代史书通称《春秋》,史籍所见,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等等。至战国,“春秋”仍泛指史书。《战国策·燕策二》载乐毅给燕惠王书称:“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班固《汉书·艺文志》指出:“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中国古史皆出史官。可是孔子在对鲁国史书作了一些似乎不大的修订后,儒家不仅将《春秋》的著作权归了孔子,且以为经孔子修订的《春秋》每个字后面都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有所谓的“微言大义”在。

  最早明确提出孔子作《春秋》的是孟子,他在《孟子·滕文公下》和《孟子·离娄下》中屡屡提及这一点。《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据《礼记·坊记》孔子引今《春秋》语,可知孔子不是在引自己的著作;《韩非子·内储说上》载鲁哀公与孔子对话,言“《春秋》之记”,亦可证明孔子之时已有《春秋》。

  《公羊传·庄公七年》上提到了未经孔子修订的《春秋》,以及孔子的修订结果,弥足珍贵。上面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这是记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夜发生的流星雨,孔子的修订似乎使原文更艺术化了,却少了写实性地描述。

   孔子未作《春秋》,但在后世儒者看来,孔子所作《春秋》的每个字都有深刻的政治哲学内涵,他们对一句普通的史实,常常牵强附会、煞有介事地解释一番,于是就有了“五石六鹢”之说了。《春秋·僖公十六年》载:“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公羊传》的作者认为:为什么先说霣后说石呢?为什么霣石的记载精确到日而鹢鸟只精确到月呢?为什么霣石先说名词(石)后说数词,而鹢鸟则先说数词后说名词(鹢)呢?这都是有深意的。

    这种穿凿附会的解释有时导致矛盾百出。所以郑樵在《春秋考?自述》中宣言:“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朱熹则明确指出《春秋》不过是鲁史而已,他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朱子五经语类 卷十七统论经义》)

   向中国文化元典中“掺沙子”,将《易经》和鲁史《春秋》经学化的目是是树立儒家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结果却使中国文化玄学化和神秘化了。有多少学者在《易经》的神明之德、《春秋》的微言大义是耗尽了自己的一生,又有多少中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典籍因不符合儒家义理而被异端化,其中包括轻重之术这类关系国计民生的伟大学术!

  是我们摆脱儒家系统化删除和改造的文化元典,回归西周王官学以及其历史继承者,集先秦诸子百家之大成的黄老学的时刻了。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二十一世纪,重新评价孔子及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恢复中华文化的本原,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作——本文开头那位学者的荒唐见解并不是孤立和偶然的!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7-22 13:13:5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西村观察 16 7.22

空虚的乡村

诗人 朵渔

2010-07-22

  在空虚的乡村,你可能只是一个“抽取者”,只有抽取,没有回报。春天回山东单县乡下,发现村头的小学校大门紧闭,一个学生也没有了。问父母,说是经过这些年的计划生育,学生减少,村校规模太小,被其他小学合并了。说完便摇头连连。

  乡村小学的消失,对村民们来说是个大事件。以前,几乎村村都有小学,其功能,一是村民们让后代求学上达、改变命运的惟一窄门,二是乡村繁荣的标志,上对祖宗,下对子孙。乡村小学没有了,整个乡村似乎一下子安静下来,除了鸡鸣狗盗,再无童稚笑语、朗朗书声。那改变命运的火种,也似乎一下子暗淡下来,人心都觉得怪怪的,空落。

  我就是从那所村小学校经过层层肉搏,滚出去的。进城以后,就很少回乡下了。最近每次回去,都觉得惭愧不已、悲哀不已。像我这样中举般滚出乡村的,实在算是祖坟上冒了青烟,幸运之极。

  其他的同龄人,也大多走出了乡村,但他们是另一种轨迹:打工。打工者,大多是一个人出去,而家依然在乡村,根依然在乡村。往往是过年时回来一趟,播下颗种子,再出去谋生路。那种子生根、发芽,而父母已不在身边。现在的乡村,几乎就是儿童和老人的世界。

  每次看到那些光腚游戏的孩子,那些弯腰驼背的白发老人,心中就会有隐痛。谁来教育这些孩子?谁来传承乡村文明?

  面对1914-1918的战后一代德国人,本雅明曾慨叹,那些在壁炉前为子孙们讲故事的人彻底消失了,“哪儿还有正经能讲故事的人?哪儿还有临终者可信的话,那种像戒指一样代代相传的话?”本雅明痛感一代人经验的贫乏,并称之为一种“新的无教养”。如本雅明所说的那“在壁炉前讲故事的絮叨者”,如今又在哪里?是那些留守乡村的祖父祖母们吗?他们终日劳碌、奔波与蒙昧,又如何充当一个“讲故事者”?于是,我们这里的“新的无教养”出现了,新的“经验的贫乏”出现了。“我们变得贫乏了。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小块铜板。”

  为了一小块铜板,那些乡村的打工者甚至抵押上了自己的后代——这惟一的改变命运的窄门也被迫关闭了。而作为从乡村出去的知识分子,我的责任与承担又在哪里呢?我甚至很少回到乡下!在空虚的乡村,我成了一个新的“抽取者”,只有抽取,没有回报。

  而古之为士者,对乡村世界是极尽关注的,那时候的乡村不仅有生员、秀才和员外,官员们老了,也还要“告老还乡”。近读罗庸先生的《鸭池十讲》,讲到为士之道。在罗先生眼中,士大夫“实在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在“礼崩乐坏”的东周时期,所谓王官失守,学在私门,有心的士大夫们以在野之身,积极做文化运动,孔夫子便是一例。战国时,士大夫学商人模样,“挟策求售,曳裾王门”,读书人商业化的结果,造成了游士之风。最好的时期是两汉四百年,特别是东汉,“读书人以居乡教授作处士为荣,东汉的气节,在士的历史上造成了空前的好榜样”。随后,董卓入卫,奸雄当道几百年,“处士一变而为党锢,再变而为文学侍从,三变而为世族的门客。读书人的生活,从居乡教授到运筹决策,再到做劝进表,加九锡文,最后到应诏咏妓,南朝士人的身份降到无可再降”。直至两宋,理学家们于讲学之余,尚能注意到乡村建设,如朱子家礼、吕氏公约之类。而到了明清两代,士子们与胥吏政治相因缘,“出则黩货弄权,处则鱼肉乡里”,士大夫的意义,似甚少有人顾及。

  如今,教育成了一项投资,好不容易逃出了乡村,成本尚未收回,谁还愿意再回去呢?于是,一代代乡村士子们继续在掏空乡村,那“成己成物,立己立人”的承担精神,早已弃之如敝屣。乡村败落,势所必然,岂不悲哉!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7-22 13:13:5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西村观察 16 7.22

不要高估三峡工程的防洪能力

----长江委详解“汛期泄洪”:预留库容应对大洪水

南方周末

2010年7月

  受访者: 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魏山忠、长江水利委员会防汛抗旱办公室主任吴道喜 、 长江水利委员会调度处处长王井泉

  吴道喜:三峡水库是一个多型水库,防洪是首要任务,但还包括发电、航运、旅游,和生态供水。防洪库容量是221.5亿立方米,但是宜昌通过的年水量就有4500多亿立方米,汛期多一些,平时占到的比例可能是60%到80%。即使是一半的水量也有2000多亿立方米,因此三峡的蓄洪总库容量也只有洪水量的1/10。所以客观地说三峡水库的防洪能力也是有限的,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也不能高估。

  南方周末:“调度”的依据是什么?

  魏山忠:国家有很严厉的调动权限的规定,分为三级:洪峰25000立方米/秒以下不至于带来灾害,就由三峡总公司调度;超过这个流量,影响上下游,涉及整个流域控制,就由长江防总调度;超过56700立方米/秒,就由国家防总调度。如果汛情超出了三峡蓄洪的能力,就要启动中下游的分蓄洪区。所谓调度,就是要根据预报,根据掌握的水情以及来水的情况来处理好蓄洪和泄洪的关系,从全流域考虑来减轻洪涝灾害。

  南方周末:请说明一下三峡水库的设计蓄洪能力与方式。
  魏山忠:从限制水位145米到正常蓄水位175米,在此高差内的防洪总库容量是221.5亿立方米。145米就是水库规划设计规定批准的一个防洪限制水位,大洪水来之前要降至此水位,腾空防洪库容,以承接洪水。具体如何计算调度非常复杂,简单地说,必须根据洪水不同的量级、不同地区的紧张情况来判断。
  王井泉:145米到155米之间的库容是56亿立方米左右;155米到171米之间的库容接近100亿立方米。不超过155米的保证水位,就不需要用分洪区。155米到171米是保证沙市水位不超过45米;171米到175米是保证荆江段水位不超过50米;175米以上,就要动用分洪区,以保证江汉平原的安全。

  南方周末:三峡工程给长江防洪带来的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魏山忠:主要是保证不发生毁灭性灾害。历史上遇到特大洪水,超过了河道排水的能力,特别是荆江段,就只能在中游地区转移人口,开辟分蓄洪区。而1954年大洪水时,连分蓄洪区都还没有,自然泛滥成灾。但三峡建成以后,水库可以通过蓄泄的调度,使洪水平稳通过。 吴道喜:三峡工程防洪的根本方法是调节洪水时空分布。多的时候给拦下来,不紧张的时候泄下去,对洪水通过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分布。河道本身有排水能力;超出河道能力,就用水库进行拦蓄调节;水库拦蓄能力也超过了,再弄分洪区,临时把水蓄一下避免重点地区遭受到洪水的淹没。水库和分洪区都是长江防洪体系里重要的设计。

  南方周末:1998年大洪水之后,除了三峡工程,在长江治理上还做了哪些工作?
  魏山忠:除了三峡工程,国家还投入巨资来进行防洪工程建设,长江干流按规划标准投资300多亿修建了全长3600公里的堤防;重要支流的堤防,包括“两湖”,也都得到了相应的治理。都以抵御1954年式大洪水为设计标准,但标准具体对各个河段或地域是不一样的,要根据自身的洪水特性和长江的特点,例如有的地方以洪水峰值为计算基础,有的地方以洪水总量为计算基础。总的来说,如今长江的防洪已经形成以堤防为基础,三峡为骨干,加上干支流的水库和蓄筑洪区组成的综合防洪工程体系。可以说,1998年的大洪水也给长江治理开发带来了机遇。

 

 

发件人:"Iwantrue" <wantrue@hotmail.com> 2010-07-21 17:29:4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美韩军演的战略意图所在

美韩军演的战略意图所在

王钧临

2010年7月21日

    本周日,美韩军演将在中国黄海及日本海域拉开帷幕。这场自197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美韩联合军演,之所以发生在今天的时空背景下,笔者以为,其背后不乏战略深意。

小题大作的军演

    按照美国和韩国军方在20日的声明,本次被命名为“不屈的意志”的联合演习,旨在作为对“天安”号事件的应对举措。韩国指责在今年3月发生的“天安”号事件中,韩国的天安舰被朝鲜鱼雷所击沉,造成46名官兵死亡。但从目前国内外披露的各种信息上看,韩国天安舰为朝鲜鱼雷所击沉,疑点颇多,美韩表态也多存在不一致处,整体上缺乏足以令人信服的可靠证据。如此大规模的军演建立在如此似是而非的空中楼阁上,不由得让人对本次军演的真实用意产生怀疑。

    在开了如此“小题”之后,紧接着上演的将是“大作”。据媒体报道,在为期4天的联合军演中,美韩精锐战力的浓缩版将隆重登场。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宙斯顿驱逐舰“麦克?坎贝尔”号、“约翰?麦凯恩”号,F-22“猛禽”战斗机,还有亚洲最大的两栖舰“独岛”号等20多艘舰艇和潜水舰,以及两国8000多名陆、海、空和海军陆战队士兵,都将投入演习。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韩国釜山周边海域。作为军演的绝对主力,华盛顿号排水量达9.8万吨,是世界上吨位最大的航母之一,可搭载多种先进探测装备及攻防武器,作战半径达1000公里以上,中国京津唐等战略要地都在其武力威慑范围内。而全球最先进的F-22“猛禽”隐身战斗机,也被投入到本次演习中,作为未来全球制空权的霸主,其单架成本高达1.3亿美元以上。此外,为了因应中国海空军的调动,美国第七舰队核潜艇“密歇根”号、“俄亥俄”号、“佛罗里达”号几乎同时现身于韩国釜山、菲律宾苏比克湾和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

美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威慑

    笔者以为,本次军演传递出美国如下军事意图:1、震慑朝鲜,并挑战中国安全底线;2、进一步加强在第一岛链对中国的封锁;3、对中、朝的可能反应进行压力测试;4、加强美韩日的军事合作和战略协调,增强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5、全面测试其高度协同的最新装备体系。但无论如何,美国意欲进一步推升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意图,已昭然若揭。考虑到美国是一个高度重视战略规划的国家,在上述显性意图的背后,笔者进而认为,本次军演或许还是美国为未来的一场战争所进行的战略准备,是其中长期战略规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美国在未来需要一场战争,这基于以下判断:1、美国庞大的军工产业离不开战争。美国的崛起起家于战争,历史上的数次战争都是美国快速发展的关键动力。今天,美国军事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已高达35-40%,除了金融业以外,军工已成为支撑美国霸权的第二个支柱。而近年来研发出的众多新式装备也都在急切地等待买家。2、美国经济的真正复苏需要一场战争。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3年之后的今天,美国经济仍未走上真正复苏之路,相反,财政赤字和外债问题继续凸显,失业率也未见明显改观。在此情况下,美国需要一个拯救经济、提升就业率、扩大出口的不寻常手段。3、美国和美元的世界霸权地位,在经受金融危机的重挫后,亟待一次有力的提振机会。4、战争将促进石油价格的快速上涨,美国将通过出售近年来大量低价储备的石油而获利丰厚。

    笔者认为,相比于伊朗,美国更可能倾向于打击朝鲜:1、伊朗太大(面积、人口、经济),不仅不好打,而且打下来也不好守;2、伊朗毕竟还有选举的空间,通过颜色革命方式应更为划算;3、朝鲜陈旧的常规武器装备,远落后于伊朗,而且缺乏必要维护;4、朝鲜自身资源极为匮乏,只有为数不多的煤储量和铜铁,90%的石油要靠中国进口;5、朝鲜在未来几年极有可能发生最高权力的更迭,从而产生诸多变数;6、韩国的军事力量将减少美国参战的投入程度,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7、打击朝鲜将因应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目的。

   当然,这或许是未来3-5年之后发生的事,一方面美军目前的重点还在波斯湾和阿富汗地区,一方面美国也还需要等待更多有利时机的具备。对此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第四波的演习?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著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指出,在近200年的历史中,世界经历了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分别是第一波(1828-1926年),第二波(1945-1962年),和第三波(1974-1991年前后)。在关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论述中,他指出,外部的因素对第三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拉丁美洲和部分东亚国家地区(菲律宾、韩国、台湾等),美国的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东欧,前苏联则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分析前三波浪潮的发生时间,我们不难看出,前三波的间隔时间通常在十几年—二十年左右。如果照此推算,那么第四波很可能出现在未来的几年间。事实上,美国是否会借对朝战争而推动朝鲜的转型,进而产生第四波的效应,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应当看到,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的意图是长期存在的。美国对华战略除了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外,另外的一个支点就是和平演变。从中短期来说,美国希望在经济上继续维系双方互补关系,但站在中美关系中长期的角度上,美国则希望通过遏制和演变,使中国完全纳入美国势力的掌控中。从很多事件中,我们都可以清晰看到上述两条脉络交织的影子。美国应该知道,相较于1980年代时的苏东国家,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难度更大,时间也将更漫长。在此情况下,如果能在未来“有利”条件出现时(如朝鲜发生权力交替、中国出现重大经济问题),通过中国的邻国朝鲜进行撬动(也是共产主义最薄弱的所在地),并进而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完成对中国的演变,实为“上上之选”。亨廷顿的理论也印证了这一点:相对不发达的国家更易因地缘政治的变化而引发变革。

    马克思曾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在任何一个革命时代,偶然性永远都会起着戏剧性的作用。照上述逻辑推演,本次看似肇始于偶然且与中国无直接关联的军事演习,或许将在若干年后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事实上,在如此诡谲多变的年代,我们有必要对一切变化都保持一份敏感性和足够的想象空间。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7-22 13:13:5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西村观察 16 7.22

国富民穷的局面怎么打破?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 王占阳教授

2010-07-21

  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其中一条就是行政开支太大,国富民穷的现象比较突出。导致国富民穷的根本原因,就是公共财政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多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有好的一面,也有恶化的一面。从好的方面看,应该说,社会收入的总水平还是提高了,民生财政也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的大格局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有恶化的趋势。以基尼系数来说,最新的数字已在0.5以上,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国富民穷。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也应是再分配改革。导致国富民穷的根本原因是,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致使我国严重缺乏社会公众对于财政收支的民主监督、民主参与和民主决策,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能力强大,“内部人”决策的公正性缺乏制度保障。缺乏公共财政制度的后果是国富民穷,它也只有通过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才能被消除。公共财政制度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一是民生性。民生财政包括财政收支两方面。首先是财政收入要适度,特别是不能过多地取之于民。目前我国的税费负担之重已在世界上名列前茅。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2.5万亿元,政府总收入也约为12.5万亿元,基本上是1:1,这个比例实在是太高了。按照国际标准,政府总收入至少应当减少50%。这样实行还钱于民,总额可达6.25万亿元之巨。其次是财政收入要更多地用之于民。2008年,全国预算内财政性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文化支出总计19665亿元,仅占当年预算内财政总支出的31.4%;如果再加上更少用于民生的预算外收入(预算内、外收入之比也是1:1),这个比例更会降到20%多。而在国际上,与我国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个数字一般都在50%以上,发达国家更是高达60%-70%。这就表明,我国的民生支出实在太少,其比重应当提高到50%以上。按2008年预算内收支计算,这就是应向民间返还1.25万亿元。如此少收多支,总计可向民间返还7.5万亿元之巨,相当于全国人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立即提高60%多。若能如此,则国富民穷、内需不足、“新三座大山”等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二是公开性。公共财政就是公民财政,因而也是阳光财政。有公开性才能实现和保障民生财政。因此,今后几年应当大力推进阳光财政。应该是能公开多少就公开多少,至少是把大部分预算内外收支明细尽快地公之于众。

  三是民主性。民主财政的核心是财政收支的决策权应该切实放到人大,执行权应该放到政府,司法权应该放到法院和检察院,监督权也应该独立于行政部门。这样才能在制度上确保民生财政和阳光财政。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到位的情况下,现阶段则可用发展参与式民主的方法弥补之。也就是说,目前应当大幅度地开放和扩大社会公众对于国民收入再分配改革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以广泛民意的力量直接推动和保障真正公正的再分配改革。否则,以公平分配为目标的改革就有可能被少数人再次篡改为加剧分配不公的假改革。

  四是法治性。法治财政的核心是财政收支都须依法进行,违法必究。这样才能使公共财政的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得到切实保障。而人治财政的随意性非常大,几乎没有任何法律(特别是刑法)约束,这就给财政领域的腐败、特权和分配不公留下了很大的制度漏洞。所以我国也必须走法治财政这条路。

  中国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
  1 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超过国际公认承受线。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城市蓝皮书指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4-6倍左右。
  3 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4 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中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财富差距达到32倍。

 

 

发件人:<njpyyk@sina.com> 2010-07-22 15:47:40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张培愉投稿

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是解决当前征地拆迁矛盾的关键

张培愉

    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后获得的出让金归集体所有。可是现有的“村改居”、万倾农田改造等等项目在实际操作中政策没有体现全会精神,演变变成一种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造成不应该有的矛盾。希望地方政府在制定拆迁政策中应充分体现出全会精神,构建和谐社会。

    制定征地拆迁政策应充分考虑到“同地、同价、同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允许村集体通过土地融资,在建设用地上新建房屋,在保障农户有房住(均不小于40、50、60等平方米—具体规划要求)的前提下,将“多建”房屋按照市场价出售,发放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收益归村集体主要用于农民社会保障。对于建设线与环评线之间的建设土地(主要是铁路项目),完全可以通过置换土地指标的办法,将其盘活。根据位置开发成住宅、写字楼、工业开发等项目,增加农民收入和就业。

    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落实全会的精神。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请联系:13305197011,njpyyk@sina.com
 

 



经济二次探底或已开始

郎咸平

2010年07月17日

  昨日,郎咸平受邀来到西南交通大学,为该校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员讲课,在成都刮起一场“郎旋风”。现场,郎咸平就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式发表了精辟见解,他判断,经济二次探底很可能会来到,且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而对于当前的楼市调控政策,郎咸平则认为“重庆公租房模式”或许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矛盾,值得借鉴。

  二次探底过程很漫长

  郎咸平表示,经济二次探底很可能会到来,甚至已经开始了。郎咸平认为,此次“探底”与上一次基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迅速下滑不同,这次“探底”将会走得非常远,而且将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他表示,经济有两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即投资金融环境恶化和产能过剩。

  “重庆模式”或可借鉴。对如何彻底解决楼市问题,郎咸平表示,“重庆模式”或许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办法。

  对大众普遍关注的楼市问题,郎咸平用他的“火山理论”进行了阐释:正是由于投资环境恶化、产能过剩这两大痼疾长期存在并进一步发展,加上去年银行信贷发放过多等因素,导致制造业资金及逃避通胀的避险资金由实体经济流入楼市,造成了楼市去年高烧不退。

  郎咸平说,今年以来,重庆准备加速推出公租房建设,未来将新建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提供给大学毕业生、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者居住,解决买不起房的人的居住问题;陆续给予300万农民工重庆户口,实行“地票”制度。同时,重庆还引进了惠普、思科、富士康等企业及其配套设施厂家落户,解决转移进城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

  投资楼市、股市要“悠着点”。郎咸平表示,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走势不明朗,而影响房地产市场走势的不确定因素较多。郎咸平认为,未来政府是征收地产税还是推广“重庆模式”,投资者要仔细观察。如果按照“重庆模式”解决房地产问题,房地产市场将有望平稳着陆,股市也有望企稳回升。“银行存款可以作为大家的第三种选择,但也应以短期存款为主。”就个人投资者而言,郎咸平建议在目前房地产市场调控手段未明的态势下,投资楼市和股市“都要悠着点”。

  对企业,郎咸平则建议企业家目前要保有最大弹性,首先要更早地了解目前的经济形势和其本质,同时适当减少负债、提高现金流。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7-26 12:16:01 +0800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Fw: 参考, 也许值得注意,尤其南韩和土耳其!

全球民意调查对中国的观点

美国智库皮尤中心

崔之元 译

2010-07-21

   本文节选自美国智库皮尤中心2010年6月17日公布的全球民意调查报告第五章:对中国的观点。本人只是试探性翻译,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接着翻译其他九章。网址请点击。

    总体而言,过去一年全球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大致不变。 目前,在除中国外被调查的21个国家中,15个国家的多数或相对多数被访者对这一崛起中的亚洲大国持积极态度。此外,大 多数国家被访者视中国为伙伴的多于视中国为敌人的。调查同时发现,中国人对美态度,以压倒性多数持积极态度。绝大多数认为两国关系有所进步,将两国关系描述为合作性的。不过,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由于经济衰退,仍然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持续产生对其经济实力的担心。大多数国家的公众相信,中国的军事实力对本国而言 ,是个坏消息。

图1,不喜欢和喜欢中国的比例

 

西方对中国评价不冷不热

    2009年对中国的支持率有轻微上升后,今年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保持基本不变。在美国和西欧,不足一半的调查者对中国持积极态度。大多数德国人(61%)和法国 人(59%)给中国“不喜欢”评价。西欧其他国家,英国对中国的形象有所恶化,与2008年时的水平持平。西班牙是接受调查的西欧国家中唯一一个自2008年以来,对中国的态度稳 步改善的国家。2008年,西班牙对中国持积极态度的调查者只有31%,2009年升至40%,现在达到近一半(47%)。

    非洲接受调查的两个国家对中国评分都较高;肯尼亚86%,尼日利亚75%的调查者队中国持赞许观点。俄罗斯对中国也主要持积极态度(60%)。大多数中东国家也是如此。

    亚洲国家中,巴基斯坦(85%)和印度尼西亚(58%)绝大多数被访者对中国持积极态度。金砖四国中,印度大多数被访者继续对中国持负面态度,刚超过三分之一(34%)的印度被 访者称喜欢中国,明显低于2009年,2009年将近一半(46%)调查者持这一观点。

    日本和南韩,很少有调查者对中国持积极态度。只有38%的南韩被访者刚超四分之一(26%)的日本被访者称他们对中国持积极态度。事实上,在被调查的国家中,日本是最有可能 对中国持负面观点的国家(69%)。

 图2,对中国喜欢态度的变化

 

视中国为伙伴

    欧美绝大多数被访者,既不将中国视为伙伴,也不视为敌人,非洲国家的绝大多数被访者,以及被调查的拉美国家的相当数量的被访者,视中国为伙伴。超过半数美国(52%),西班牙(53%),德国(55%)的调查对象和大致70%的英国(71%)和法国(70%)的调查对象视中国既非伙伴,也非敌人。虽然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视中国味伙伴,但这反映了自2008年以来,增长了12个百分点,2008年是该问题最近一次被询问。

    对中国持积极态度保持一致,非洲的两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视中国Wie伙伴,肯尼亚为84%,尼日利亚为75%。同时,拉美国家的调查对象,超过40%巴西人(45%), 阿根廷人(42%)和墨西哥人(42%)持这一观点。

    在巴基斯坦 (84%)和印度尼西亚(54%),中国也也视为伙伴。不过, 其他亚洲国家,对中国更为谨慎。印度是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中,最有可能视中国为敌人 (44%)的,该国只有32%的人视中国为伙伴,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印度变得越不信任中国,2009年,有超过四成(43%)的印度人视中国为伙伴。南韩也是如此,超过三成(35%)被访者视中国为敌人,尽管有大致相同比例的被访者视中国既非敌人,也非伙伴,这反映了自2009年来的显著改善,当时只有不足四分之一 (23%)的被访者持这一积极观点。

    在接受调查的中东国家中,约旦的被访者更有可能将中国视为伙伴(47%)。

图3,中国是伙伴、敌人还是啥也不是

 

 

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观点

    欧美民众对中国经济实力的担心较高。在这些国家,大多数或相对多数被访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本国是件坏事。法国的被访者是这些国家中最担心中国经济实力的(67%)。英国的被访者在这一议题上意见分歧较大。俄罗斯相对多数被访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增长对本国是件好事。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多数被访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增长是件好事。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是土耳其(60%)和印度 (56%),绝大多数被访者对中国的经济实力表示担忧。每个接受调查的中东国家,非洲或拉美国家的大多数或相对多数被访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增长对本国是件好事。在亚洲,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也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持积极观点。在南韩,观点分歧较大。

    在调查的21个国家中,7个国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的担心开始下降。在墨西哥,2008年有将近一半的被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对本国或许是件坏事,现在只有大致三分之一(34%)。约旦也有类似的下降趋势,日本,南韩,美国,阿根廷和俄罗斯也呈现较少的下降趋势。不过,在有些国家,对中国经济实力的担心有所增加。比如,绝大多数(56%)印度人现在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对本国是件坏事,只有34%的被访者认为是件好事。2008年,印度对中国经济实力的两种观点较为均衡,45%的被访者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较为担心,42%不担心。

    毫不例外,民众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较为担心。与对中国的总体影响保持一致,日本和南韩是最有可能视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为本国的坏事的国家(分别为88%和86%)。印度,在1960年代曾与中国爆发过一次简短的战争,对中国军事实力担心的被访者达到六成 (64%)。

    绝大多数欧美被访者对中国军事实力增长持负面态度。然而,一些被调查国家的民众视中国的军事增长为本国的好事。巴基斯坦,过去一直受益于中国军队和中国军事技术所取得的进步,持中国的军事实力增长持最积极态度:70%的被访者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增长是件好事。在接受调查的非洲国家中,对中国军事实力增长的观点也是积极的。超过六成肯尼亚 (66%)被访者和尼日利亚(64%)被访者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增长对该国是件好事。

图4,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观点

 

中国被访者认为中美关系良好

    中国对美观点大体上是积极的。中国被访者普遍认为两国关系有所发展。同时,中国被访者更可能认为中美两国是一种合作关系。超过七成 (73%)中国被访者认为,近年来中美关系有所发展,大多数中国被访者也对美国持积极态度 (58%)。相比之下,不足一半的美国被访者对中国持积极态度 (49%)。此外, 压倒性多数的中国被访者认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是一种合作关系,只有8%的视美国为敌对。

图5, 中国被访者认为中美关系良好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0-07-12 13:51:34 +0800收件人:" <zjp572@yahoo.com.cn>, "抄送:标题:杨晓陆传文:转基因死神即将吞噬中国人民!

转基因死神即将吞噬中国人民!

——评国务院取消农业转基因种植养殖和过境转移行政审批

杨芳洲

2010年7月12日

    惊悉国务院第五批取消行政审批项目中竟包括“农民养殖、种植转基因动植物审批”(第29项)和“农业转基因生物过境转移审批”(第47项),即农民养殖、种植转基因动植物和农业转基因生物过境转移已不再需要行政审批。在美国政府已明确提出第一代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应用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保有严重的安全威胁,承认其彻底失败之时,国务院竟放弃其保护民族和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转基因管理职责,将十三亿毫无防护能力的中国人民袒露于转基因死神及其利益集团的致命威胁面前。

    这样,不仅已获安全证书的三种转基因主粮再无产业化障碍而将迅速泛滥于市场,而且100多种已完成转基因开发的动植物项目(几乎涵盖所有食物),其中“若干作物品种已具备了产业化条件”[注],也从此再无行政审批关隘,中国人民很快将陷入转基因的汪洋大海而彻底丧失不吃转基因的选择权。

   如果说,此前这种威胁还隔着些许行政审批手续,还只是将来的威胁(尽管此将来已不很远),现在则此威胁已是近在眼前的现实。转基因死神张着血盆大口正向中国人民扑来,我们除了拼死抗争再无退路!

    如果说,此前我权相“坚定不移地推进转基因产业化”或许还有认识不清之故。而今天,在美国已承认第一代转基因彻底失败,明确指出其对人类和生态严重的安全威胁之时,我们居然还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转基因产业化”,置民族存亡和十几亿人民生命安全于不顾,悍然对转基因动植物产业化开闸放水,则此事显然已属明知故犯,蓄意荼毒天下,自毁种族,充分暴露出该权相及转基因利益集团人民公敌的真实嘴脸!

    从古至今,统治者和被统治的人民都处在同一个矛盾统一体中,统治者依赖人民而存在,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天下芸芸众生一下子就全被当局推到濒临灭绝边缘的先例,也还从未有一次统治集团与其被统治的民众象这次转基因主粮事件呈现如此严重的生死对抗。我们本不希望转基因问题变成非要经过一场彻底的政治革命才能解决的问题。但现在看来,此方向的发展已难以逆转,转基因产业化问题必将把千千万万孤立的人民维权斗争拧聚为一个统一的民族生存维权运动,使分散的人民成为联合的人民,进而发展为一场彻底的政治革命。

    转基因武器既是灭绝生命的死神,也是动员激励天下生灵抗争求生的催化剂。此双刃剑之始作俑者将其舞向生命之时,恐怕很难不伤着自己。老子曰:“反者道之动。” 生死之争更是如此。

    人民的反转基因斗争不是经济利益之争而是生死存亡之争,用句国际歌词说,“这是最后的斗争”。但凡人民大众为生存而奋起的斗争,最终失败的都不会是人民,因为历史上人民没有一次被消灭,人民是永存的。倒是权贵总是过眼云烟,“粪土当年万户侯”。即使有转基因粮食会导致亡族灭种,但人民反转基因斗争最终还是必然会胜利。

    那些吃着特供却让百姓吃转基因主粮的权奸大吏,早已在西方极乐世界为自己家族准备好了百代不竭之财,多处安乐淫窝,只等着将国家民族(债权人)彻底毁灭后去当外国人。殊不知天意即民心,十几亿冲天怨愤必化作雷霆天怒,天威所向,无处遁形。买办权奸及其子孙后代为避万钧天谴将亡命终生,惊惶恐惧,生不如死。最终必无一人可逃脱天诛宿命!

    注:《中国正研发转基因生物逾百种专家呼吁推进产业化》2010-02-26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n/cj/news/2010/02-26/2141926.shtml


 

 

发件人:"hxsn" <hxsn@vip.163.com> 2010-07-22 06:58:0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敬请转发征稿启事

通货膨胀让中国农民吃了大亏

胡锋

2010-7-20

    6月中旬以来,小麦收购价一路攀升,国内粮价开始了新的一轮上涨,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在寻找原因时,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今年参与政策性收购主体的增多,特别是中粮、华粮等国资巨头的加入以及以益海嘉里为代表的外资企业进军中国粮食收购市场,竞争性收购导致了粮食价格的上涨。譬如,有媒体报道,“中粮猛烈进攻市场的背后,是以直接将收购费加到4分/斤为代价,比中储粮有每斤多付1.5分的优势,而在粮食收购中,每提高1分钱,就可以将收购半径扩大100公里。”

    但是,收购主体的增多并不必然导致粮价上涨,正如需求上升并不必然导致价格上涨。任何时候,脱离供给谈需求,或者撇开需求谈供给,都是片面和不合适的。近一个月来,小麦价格上涨得最凶,但是小麦也是供给最为充裕的品种。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夏粮连续6年增产的势头今年戛然而止,但是小麦持续增产的势头仍然在延续。2010年占全国夏粮产量90%以上的小麦产量仍保持继续增加势头,全国夏收小麦产量超过上年。其中冬小麦产量10879万吨(2176亿斤),比上年增加近100万吨(20亿斤)。美国农业部预计2010/11年度中国小麦的库存将达到6488.5万吨,库存消费比例达61.3%,是中国所有粮食品种库存消费比例最高的。可见,小麦需求上升,但是小麦供给也是上升的,在这种情况下,因收购主体增加导致的需求增加就不一定是价格上涨的真正原因。

    在提到收购主体增加、收购市场竞争激烈的同时,农民惜售也是经常提及的原因。那么,在小麦连续7年丰收,收购价格已经大幅高于去年的情况下,农民为什么还要惜售呢?答案在于通胀。也许粮价的上涨足以弥补生产成本的上涨,并让农民的种粮收益高于去年,但是这并不足以让农民满意。是农民贪得无厌吗?不是。因为农民的种粮收益即使高于去年,但种粮行为仍可能导致农民变得相对更加贫穷。为什么?从两方面予以解释。第一,农民卖出粮食获得的是货币收入,由于通胀导致货币贬值,这增加的收入可能不足以抵消货币购买力的丧失,表现为农民的绝对处境反而变差了。举个例子,假设农民去年种粮获得的收益是2000元,今年是2200元,从货币上看,收入增加了10%。但是,由于通胀导致农民需要购买的商品或服务譬如农资、医疗、建材、子女教育、出行等价格上涨超过10%,那么今年2200元的购买力还不如去年,这样表面看农民收入增加了,但实际变得更穷了。农民自然对当前的粮食价格不满意,还希望价格再涨一点,这就导致了惜售。当然,现实看,当前通胀侵蚀的货币购买力并没有完全抵消粮价上涨带来的货币收入增加,农民还是可以从粮价的上升获得绝对的好处。因此,通胀导致货币购买力的下降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原因。接下来说的第二个原因才是关键性的。

    在经济学看来,一项行为是否具有经济效率取决于收益和机会成本的比较。只有收益大于机会成本的行为,才是有经济效率的行为。这里面,机会成本是指因为当前的行为而放弃的其他行为所能带来的最大收益。譬如,假设一块地上种玉米是最赚钱的,可以赚1000块,次之是种大豆800,再次是小麦700。那么种玉米的机会成本就是800,种大豆、小麦或其他一切作物的机会成本都是1000(放弃了种玉米的收益),大于其收益。只有种玉米才是具有经济效率的。就绝大多数农民而言,他有两个选择,或者种田,或者外出打工。种田的机会成本就是打工的收益,打工的机会成本就是种田的收益。今年以来,各地纷纷上调了最低工资,制造业工资也普遍有较大幅度上涨。这样的话,打工收益增加的幅度大幅高于因粮价上涨而导致种粮收益增加的幅度。也就是说,种粮的机会成本突然增加了很多,在种粮收益增幅有限的情况下,农民选择种粮的行为是越来越缺乏经济效率的。这就倒逼农民寄希望于通过惜售来进一步抬高粮价来获取一定程度的弥补。这才是粮价上涨、种粮收入提高的情况下,农民仍对粮价不满意的关键原因。那么,这又和通胀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最低工资、制造业工资的普遍提升也是拜通胀所赐。有人说,制造业工资的大幅提升标志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我们不这样看。在房价居高不下、城市生活成本显著上升的情况下,工人的实际工资在下降,加薪仅仅是避免了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根据国家公布的CPI,2000-2009年10年间,中国物价水平累计上涨了20%。然而,我们看到的报道却是农民工工资10年不涨。现在的涨工资,仅是对因货币贬值导致实际工资下降的弥补。制造业的实际工资很难说有实质性的提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人均耕地太少,很多地方务农的收入是相当低下的,不足以维生,农民工工资即使10年不涨,务工的收益仍然是强过在家务农。

    上面的分析清楚地揭示了通胀对粮价的影响。它侵蚀了农民种粮所得,让种粮收益打了一个折扣,逼迫农民以更高的价格售粮以挽回损失;它迫使制造业提升工资,从而提高了种粮的机会成本,给粮价上涨以直接的动力。这就是粮食持续增产、连年丰收的情况下,价格水平仍然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因此,稳粮价需要稳通胀,而通胀从根本上则是货币发行过多的结果,因而,归根结底,稳粮价需要稳货币。2001-2009年,中国货币供给增长了297%,年均增长速度是19%,几乎是GDP增长速度的2倍。这在同期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绝无仅有的。如果不能收住货币过量发行的缰绳,要稳粮价谈何容易?

    一般而言,粮价上涨对生产者有利,对消费者则不利。价格上涨是供求本身作用的结果,还是仅仅是作为衡量价格的货币本身价值变动的结果,情况大为不同。如果是货币贬值的结果,那么这种上涨固然对消费者不利,但是生产者也未必能从中捞到什么好处,顶多只能从涨价中挽回部分损失罢了。

 

农二代等待自由与公平

丁力

2010-7-17

    农民工不是在农田里操作机床的工人,也不是在工厂车间里种田的农民。他们的法定身份是农民,与生俱来,几乎不可改变。但国家的经济以及他们的生活要求他们到工厂里打工,于是他们成为“农民工”。在建筑业、服务业、自由职业,存在着与他们身份相同的人也是“农民工”。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使用了一个新名词:“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比较年轻,即通常所说的“二代农民工”。他们是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进入城镇的农民,年龄都在30岁以下。由此推算,他们中年纪最大的已经有10多年的打工经历。这说明至少在10年前,中国农民工已经进入 “二代”时期。“二代”一词有些模糊,农民和工人不是世袭的,没有明显的代际差异,这个用词忽视了1.1代到1.9代的农民工,而2.1代和更新版本的农民工已经在工作。

    据统计局数据,中国大约有2.3亿农民工,其中1.5亿在外地打工,其余在本地打工。在1.5亿外地农民工之中,二代(这里以25岁为上限)占60%,大约有9000万人。

付出

    以19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为起点,中国开始工业化。由于官营企业的先天缺陷、战争和内乱的多次打断,工业化进程至今仍在半途中。在过去 60年中,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农民以默默的牺牲为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两个时期的最初几年,工业化几乎都要重新开始,需要重新积累资金,都离不开农民。从人口分布看,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

    中国不是“世界工厂”,因为没有设计、销售等环节,所以失去利润大头。中国是“世界加工厂”,一个不太需要头脑的地方。加工业的利润微薄,还留下污染的环境、缺乏社会保障的农民工。这是后发的农业国在工业化初期的无可奈何选择,但政府仍可以改善他们的际遇。

    1954年,发展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 (1915-1991)提出“二元经济”:在工业化时期,农业向工业提供大量过剩劳动力,保持工资低廉。1972年,刘易斯提出拐点论。“刘易斯第一拐点”是人口红利向人口短缺转折。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由于严格的计划生育,中国向劳动力短缺的转变可能是急剧的。不过,农业还将继续提供过剩劳动力,但不能满足工业的需求。同时,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在大部分国民还很贫穷的时候。中国的创新能力还远不足以带动较快的增长,因此,未来将出现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困境。

    刘易斯出生于圣卢西亚,那是一个加勒比小岛,当时的英国殖民地。他7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这个黑人孤儿通过圣卢西亚的考试,得到奖学金去英国上大学,他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得到过哈耶克的指点。刘易斯在33岁时成为曼彻斯特大学的正教授,197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种族歧视的年代,他的较低身份和贫困并没有埋没他的出色才华。普世价值和理论在中国原来是神圣的,最近受到强烈反对,但中国经济仍将沿着刘易斯发现的路径前进。

    农民为中国的多次工业化起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民工的收入在过去20年几乎没有变化,他们支撑着出口产品维持低价。相对收入越来越低,他们的家庭受到冲击。许多人把妻小留在家乡,他们在城市几乎没有性生活。2亿多农民工有7200多万孩子 (由此可见人口趋势之一斑),其中1400万跟随父母,5800万留在农村。这些孩子的教育是大问题。留在农村的没有父母教育,跟随父母的孩子很难被城市学校接受。民工小学条件简陋,师资不合格,还经常被拆迁,却是培育“农民工三代”的重要“阵地”。“三代”和他们的后代将保有农民身份,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到“刘易斯第二拐点”,即城乡差别消失。

    加工业和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两大支柱。农民是这两大支柱的基石。为了房地产业的繁荣,他们的土地被廉价收购,他们被雇佣在建筑工地上辛勤劳动。产业中的巨大利润几乎与他们无关,房地产与加工业的繁荣都是不可长期持续的,农民与城市工薪层是一根细绳拴住的两只蚂蚱。地方政府用极低价从农民那里收购土地,然后与地产商一起,以极高价出售给消费者。

   据报道,山西蒲县煤炭局党总支书记郝鹏俊与民政局副局长于香婷夫妇有银行存款1.27亿元,还在北京等地购置了35套住宅,原价1.7亿元,现值至少5亿元。他们夫妻和于氏的弟弟一起,共被判罚款3.24亿元,大约是他们财产的一半。一些海外置业中介认为,郝家实在太土了,他们应该在国外购置产业。这些海外置业中介收费高,生意却非常好。

    郝鹏俊在法庭上陈述,2008年,蒲县县委书记向他索要5000万元人民币,他没有给,一个月后他就被捕了。法官打断他的指控,声称“与本案无关”。郝鹏俊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民公仆,他的事迹并不算突出。有郝鹏俊这样全心全意谋私利的公仆,人们毫不奇怪,挖煤工人(农民工)的死亡率那样高,城市的房价那样高。腐败是大量无效增长的诱因,腐败还吞噬了大部分有效增长。而为腐败与高增长支付成本的人正是农村农民工与城市农民工(工薪阶层)。

前景

    按照目前的政策规划,在数十年之后,农村的农民工可能上升为城市的农民工,即工薪层。但工薪层(包括白领)已经变成城市农民工,地方政府和地产商把他们放在一条看不见的生产线上。他们穷尽一生,为房子、教育、医疗奋斗。在他们退休之后,他们的房子又该拆迁了。与城市农民工相比,农村农民工二代更早觉悟。他们有更多需求,不仅仅充当生产机器。

    据调查,二代农民工更愿意融入城市,他们不会农活,也不打算回到农村,而“一代”打工的目的是为了养活留在农村的家。“二代”不再像“一代”那么能忍耐艰苦,但首先以自戕的方式。在深圳的富士康,加工业的一个台湾企业,几个月之内发生了12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农民工。与其他血汗工厂相比,富士康也许做得不算太坏。工厂有餐厅和门诊,还有娱乐和运动设施,但也严密控制着工人的生活——就像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国营企业,这种状况在今天难以忍受。除了自杀,更有反抗,领导本田零件工厂罢工的是一位“二代农民工”。他们勇于维护自己的利益,以罢工迫使企业增加工资,改善待遇。

    如果农民和农民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考试教育还没有毁坏他们的创造力,那么,两亿多人的创造力必然是惊人的。他们中间可能产生许多发明家,以及像刘易斯那样有创见的学者。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需要数十年时间,但可以肯定,起点只能是保障农民工的应得权利。

    农民缺少学校教育是坏事。按照中国的辩证法,坏事也是好事。至少,他们避免了毁坏身体健康、正常生活,还有好奇心。近期本报的《书评增刊》介绍了几位“农民工程师”。他们没有设计院和工厂,却执著地制造飞机和潜艇。在这些东西被发明了一两百年之后,他们的粗陋仿制品没有新意,中国军工的仿制品显然更好。不过,同一期增刊还有张鸣先生的一篇短文:《中国农民生生不息的好奇心》。他说,自西方科技进入中国以来,农民的好奇心远超过官府。他最后说:“有好奇,才有创造,强固的好奇,压不住的好奇,孕育着伟大的创造。”

    中国缺乏伟大的创造和高端技术,只能依赖加工业。在世界产业分工中,中国的地位与农民工在国内的地位很相似:出卖简单劳动,不仅收入不多,还不一定属于自己。中国的外汇要放在美国,以增加美国的消费能力,使美国人能够继续购买中国的廉价产品。这些产品从中国出口时已经得到过一次政府补贴了。提升中国的地位必须从善待中国农民和农民工开始。

平等

    农民和农民工是中国人生活状态的样本。要理解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从农民和农民工开始。 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这也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三农”问题极为突出,农村 “非常危险”。那也是农民的权利受到侵犯很多的时候。

    许多人对管理有一个顽固的误解:管理就是收费,管理就是控制。人们对管理的理解似乎更是如此,经常包含着很大的强制成分。大学开办政府管理学院已经十多年了,但仍然没有把握住管理的精髓。管理学家应该强调:管理就是不管理,不管理才是管理。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也是这个意思。农村和农民状态的好转不需要浩大的政府工程,政府的工作应该是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把权利还给农民。剩下的事情,农民有能力照顾好自己。

    权与利是正相关的。没有权,就没有利;权大,利也大。农民和农民工的遭遇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在一个自由的法制社会,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劳他人操心。在自由与公平的竞争中,创新能力被激发出来,经济得到最快发展,社会才会保持稳定。同时,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办好福利,那些缺少谋生能力的人才不会陷入凄凉的境遇。

    自由与公平是中长期的事情。在短期,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而经济增长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为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中国需要产业升级,启动国内消费市场。为此,不能太多依赖现有的路径,即不能依赖房地产和加工业。重要的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不能把农民和工薪阶层的利益作为操控经济的工具。工具也许一时有效,长期使用一定会损害发展。

    以上是从实用角度谈 “农民工”问题,因为这样简单易懂。但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一位同胞都应该是平等的。人人平等是现代文明的起点,是正义的要求。“平等” 与“正义”听起来也许有点空疏、遥远,却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这个观点与 “西化”无关。中国的学校课本曾经告诉我们,每个朝代都有农民起义,而起义者大都有强烈的平等愿望。平等对待每一位国民,为了国的发展,更为了人的发展。

 

 

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

GDP同比增11.1%  CPI同比涨2.6%

2010年07月15日

    中国网讯 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继续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国民经济总体态势良好,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初步测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7284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1%,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3367亿元,增长3.6%;第二产业增加值85830亿元,增长13.2%;第三产业增加值73643亿元,增长9.6%。

◎ 统计局: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6%

◎ 统计局:全国夏粮产量12310万吨 比上年减少0.3%

◎ 上半年39个大类行业中36个行业实现同比增长

◎ 统计局:国民经济运行良好 物价基本稳定温和可控

◎ 统计局: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量减少2.7万亿元

◎ 统计局:上半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10699元

◎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2669亿 同比增长18.2%

◎ 统计局:上半年进出口总额增43.1% 顺差553亿美元

◎ 统计局: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9747亿 增长38.1%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告,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将于今日(15日)上午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公布。随着经济刺激效应减弱,业内普遍预计二季度GDP增速将有所回落。与此不同,对于物价的涨幅,专家则维持了超过3%的高位运行预期。

  统计局15日公布半年数据 GDP增速或回落到10.5%

  中国网讯 7月15日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盛来运介绍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有关专家预测,从目前已有的主要宏观指标来看,预计上半年经济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增速略有小幅回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可能回落到10.5%左右。但是,中国上半年经济形势不宜过分乐观,这是因为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和风险。

  胡江云: 上半年经济基本呈现稳中略降增长态势

  2010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还没有公布,但是从目前已有的主要宏观指标来看,预计上半年经济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增速略有小幅回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可能回落到10.5%左右,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外贸期中述评:上半年成绩尚可 下半年谨慎乐观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消息表明,6月份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值2547.7亿美元,增长39.2%。其中出口1374亿美元,增长43.9%;进口1173.7亿美元,增长34.1%。海关统计显示,6月份,我国月度出口值及进出口总值均刷新2008年7月的历史记录,均创历史新高。

  专家:人民币升值已成定局 未来将稳中有升

  2010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走势基本稳定在683-682的水平。2010年6月20日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高,2010年7月2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达到近期低点677.2。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7-26 07:04:03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49 中国增持日本国债

中国增持日本国债:目的、意义与风险

中国社科院  张明  丁美菊

July. 26, 2010

zhangyuxuan@gmail.com

    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2010年1至5月,中国投资者净购入日本国债1.28万亿日元,这显著超过了2005年至2009年中国投资者对日本国债的净购入额,从而引发国内外舆论的重点关注。中国政府为什么会选择在2010年上半年显著增持日本国债?增持日本国债对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意义何在?增持日本国债具有什么样的风险涵义?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增持日本国债的目的与意义

    我们认为,中国投资者(尤其是中国政府)在2010年上半年增持日本国债,主要目的是出于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的考量。截止2010年6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2.45万亿美元。对于规模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如何充分实现币种与资产的多元化,以追求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是中国央行面临的长期重大挑战。

    尽管中国央行并未公布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构成,但我们大致可以用IMF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库”中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来大致推断。该数据库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第1季度末,在向IMF汇报的全球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中(不包括中国),美元资产占58%、欧元资产占30%、英镑资产占6%、日元资产占2%、其他资产占4%。上述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资产仍偏重于美元与欧元资产,尤其是美元资产。

    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既是海外美元资产的最大持有国,也是美国政府的最大债权国。根据美国财政部披露的数据,截止2009年6月底,中国投资者共持有美元资产1.46万亿美元,显著超过日本投资者的1.27万亿美元以及英国投资者的7880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外汇储备存量的69%,其中包括7570亿美元长期国债、4540亿美元长期机构债、150亿美元长期公司债、780亿美元股票以及1600亿美元短期债券。截止2010年5月底,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8677亿美元,显著超过日本投资者的7867亿美元以及英国投资者的3500亿美元。

    中国持有规模如此之大的美国国债,从经济学意义上而言是并不正常的,这意味着中国这个人均GDP位于全球100位左右的国家,正在源源不断地向美国这个人均GDP位于全球前列的国家提供低息贷款。

    此外,规模如此之大的美元资产也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与政策掣肘,这包括:第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部分美元资产的信用等级剧烈下滑、市场价值显著缩水,从而给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造成巨大损失。例如,2008年8月两房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国政府持有的约4000亿美元两房债券的市场价值遭受显著损失。如果之后美国政府没有选择救援两房,那么这4000亿美元的资产就可能面临没顶之灾;第二,尽管美国政府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有效遏制了危机的扩展,但相关金融风险并未完全消失,而是转移到美国政府负债之上。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超过10%。截止2010年6月底,美国国债未清偿余额达到13.2万亿美元,国债未清偿余额与GDP之比超过90%。很多经济学家与评论者担忧,未来美国政府有很大的激励通过印钞(制造通货膨胀)来降低实际负债水平,以及通过美元贬值来降低外部负债水平。无论是美国国内通货膨胀还是美元贬值,都将给中国政府所持有美国国债的市场价值造成沉重打击;第三,由于中国政府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一旦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那么中国央行将面临显著的资本损失。这种被动局面事实上也限制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化。

    因此,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很多专家学者向中国外汇管理当局提出了进一步实现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的建议。当时除了美元资产之外,一个最可行的替代选择自然是欧元资产。欧元资产的规模和流动性,是全球金融市场上唯一能够与美元比肩的。然而,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若干欧元区国家国债的市场价值大跌,欧元对美元汇率剧烈贬值。这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多元化外汇储备的难度。既然美元资产不行、欧元资产不行、英镑资产不行(英国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的严重程度并不亚于欧元区国家),那么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

    自然,从2009年年底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浮出水面以来,日元资产就成为中国投资者的投资选择之一。我们不难从2005年以来各年中国政府净购买日本国债的数据看出这一点。2007年与2009年,中国投资者净卖出日本国债。2005年、2006年与2008年,中国投资者净买入日本国债,各年净买入规模分别为2538、2091与378亿日元。而仅在2010年前5个月,中国投资者就净买入日本国债1.28万亿日元。

    在全球金融危机仍未结束,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投资者大规模购入日本国债,主要是基于日本国债市场以及日元汇率的如下特质:

    首先,尽管日本政府的负债程度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位居第一,目前日本国债未清偿余额与GDP之比接近200%。但从日本国债存量的持有者来看,绝大多数日本国债为本国投资者持有。根据日本财务省提供的数据,截止2009年底,外国投资者仅持有日本国债存量的5.2%。从历史数据来看,即使在最高的2008年9月底,外国投资者持有日本国债的比例也仅为7.8%。这意味着日本国内投资者持有大约95%的日本国债。在国内投资者中,日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与养老金公司持有的国债比例达到86.5%,日本居民仅持有日本国债的5.1%。这意味着日本国债的主要持有者是日本国内投资风格稳健的机构投资者。这正是为什么日本政府负债程度很高,但市场普遍认为短期与中期内日本国债市场仍会保持稳定的最重要原因。对这些风险偏好很低的机构投资者而言,任何对日本国债的抛售都会引发其自身的严重亏损,因此理性选择就是不断购买日本国债并持有到期。换句话说,日本国债市场不会出现有实力的做空方。

    其次,如下图所示,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日元是汇率最为强势的国际货币。从总体趋势来看,2007年7月至今,日元不但对欧元、英镑显著升值,而且对于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显著升值。尽管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去杠杆化”以及“安全港”效应,美元对绝大多数国际货币显著升值,但这依然不能挽回美元对日元的弱势。在金融危机期间,日元汇率之所以能够持续保持强势,原因大致包括:第一,全球金融危机对日本金融市场以及实体经济的冲击有限,而美国、欧洲与英国都先后成为危机的重灾区;第二,日本既有着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也有着规模很大的海外净资产;

    第三,在危机前盛行的日元套利交易(即借入低息日元、兑换为其他货币后,投资于海外高收益资产),在危机期间不得不大规模平仓,这会加剧外汇市场上日元的供不应求,从而推高日元;第四,危机期间欧美国家都大幅降低利率,而危机前日元利率就位于零利率水平上(无可再降),利差的缩小也是日元汇率走强的原因之一。

                    资料来源:CEIC。

    简言之,市场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日本国债市场价值的稳定性,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日元汇率表现出持续强势的格局,这使得日本国债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之际吸引力陡然增强。这是中国投资者在2010年上半年显著增持日本国债的主要原因。中国投资者增持日本国债的行为也是无可厚非的理性选择。

增持日本国债的成本与风险

    当然,日本国债也远非一种完美的金融产品,大规模增持日本国债也意味着承担新的成本与风险。增持日本国债的主要成本在于,日本国债收益率实在太低了,它持续、显著低于欧美国家的国债收益率。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例,截止2010年第1季度末,英、美国债收益率在4%左右,德国国债收益率略高于3%,而日本国债收益率却低于1.5%。低国债收益率是日本政府能够承受如此之高的政府负债率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显著降低了国债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因此,大规模增持日本国债,这会降低中国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率。

    对于中国央行而言,这个问题更加重要。为了冲销积累外汇储备而导致的基础货币增长,中国央行主要采用发行央票作为冲销工具。央票作为央行的负债,其利息是央行的经营成本。换句话说,如果外汇储备资产的投资收益率低于央票利率,那么中国央行就会出现持续的亏损。因此,日本国债的低收益率会降低中国央行大规模增持日本国债的积极性。

    尽管从短期来看,特殊的市场结构决定了日本国债市场价值的稳定性,然而从中长期来看,日本政府同样面临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

    自1990年代初期房地产与股市泡沫破灭以来,日本经济已经连续20年处于低增长阶段。在这失落的20年内,日本经济一直没能寻找到新的增长点。日本的金融机构、企业与家庭也一直处于痛苦的修复资产负债表阶段。人口老龄化是目前日本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工作人群的比重,并通过影响储蓄与投资弱化经济增长动力,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也会降低政府税收收入、增加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与医疗支出,从而冲击政府财政平衡。试想,如果日本经济长期保持低增长,甚至出现经济增长率持续低于国债年收益率的格局,那么这无疑会导致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未来必然会面临债务难以持续的问题。

    目前日本政府正寻求通过提高消费税税率来降低政府财政赤字,然而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仅靠增税来降低政府债务水平是不太现实的。未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可能包括鼓励更多妇女参加工作、延长退休年龄以及放开移民限制。但这些举措囿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而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推广。这意味着未来日本政府可能会长期面临财政与债务问题的困扰。

    简言之,尽管在短期内日本国债市场价值的稳定与日元汇率的强劲导致日元成为中国投资者多元化外汇资产、分散投资风险的重要选择,但受到低收益率的限制,以及考虑到中长期存在的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中国投资者继续大幅增持日本国债的空间将受到限制。对于短期与长期内风险与收益的不同考量,也可以解释今年以来中国所投资的日本国债的期限结构特征:今年1至4月,中国投资者增持短期日本国债5177亿元,长期日本国债234亿元,前者是后者的22倍。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7-19 01:49:57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 米德中译:国债是一种负担吗?

    米德的Is national debt a burden(国债是一种负担吗?),刚发表于“中国经济”杂志(北大经济学院主办)。米德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代国际经济学和GDP算法的主要发明人之一,他毕生致力于建立“自由社会主义”理论,几乎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做。他1940年代末就形成了 “自由社会主义”基本观点,1963年“效率,公平与产权”一书中基本成型。此文在当前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中犹显重要。米德认为,没有或太少国有资产,而只有国债,是极为无效率的。当然,他不主张100%国有制,而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用线性规划术语,最优所有制安排是“内解”,而非“角解”)

论国内债务的负面影响

----国债是一种负担吗?

J.E.米德

苟海莹 译

2010年7月

    1. 国债高的国家税率也高,国债越高的国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贫富差距越大。

    这种观点经常被表述为,一国内的国债仅仅意味着作为潜在纳税人的该国民众由于持有政府债券从而成为其自身的债务人,因此,它对经济体的影响微乎其微,目前为止,其作用不过体现在它可能会导致纳税人和资产拥有者之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问题。本文的目的旨在驳斥这一观点,并证明除了分配效应以外,国债的深远影响还表现在对工作、储蓄和承担风险的刺激中;文章亦将检验这些效应的特性。

    我将花很少的笔墨来论述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问题。本篇论文旨在说明,如果能够在完全不改变实际收入分配的情况下化解国债,则从某种特定的角度来讲,它将会更加刺激经济。在经济政策中,经常存在关于目标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之间的冲突。刺激经济的举措通常增加了不公平性;而提高公平的举措则通常使经济停滞。如果化解国债可以通过一种不影响收入分配的方式更加刺激经济,那么就不难发现一种通过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去改善分配。

    本文的关注点仅限于国内债务。我们都知道,外债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是一种负担,因为其必须要将债务方的真实商品和服务转移到债权国,从而支付这笔债务的利息和偿债基金。而另一方面来说,国内债务意味着这一转移仅仅发生在作为纳税人的公民和作为产权拥有者的公民之间,因此对于全体公民来说,并不存在真实商品和服务的直接损失。

    但我们不能因此便推断国内债务没有负面影响。为了检验这些影响,我们将会比较两个各方面都极为相似的社会体,唯一的区别仅在于,其中一个社会体负担着巨大的国内债务,而另一个则无债务负担。这一观点是一种有益的分析工具,它可以将社会中有关劳动的某些因素孤立起来考虑;但是这一概念却是虚构的,考虑到有无国债对于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影响,它尤其需要仔细的定义。

    为了演绎这一概念,可以假设我们从负担国债的社会体通过资本课税的方式向不负担国债的社会体转变。但是这一资本课税纯粹是一种分析工具。我们实际是在想象两个不同的社会体,它们在其余任何方面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历史给其中一个社会体留以国债,而另一个社会体则没有;而采取前者通过资本课税的方式演变为与后者相同这样的描述仅仅是一种用以解释它们在何等意义上在其余方面都相同的方式。

    那么,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一个有巨额国债的社会体吧。我们将会做一个且仅做一个关于分配的简单假设,即在任何给定收入层次上,所有公民劳动所得的收入与拥有资产所得的收入比都是相同的。富人的不劳所得与劳动所得之比也许比穷人的这个比率更高,但每个富人之间的这一比率是相同的,每个穷人之间亦如此。接着,我们假设在任何累进层级上都征以资本课税,这些总税收足以偿还总债务。课税之后,任一收入层次上的任何公民,都会因为其资产所得的数量及累进的资产征税而使总收入降低。让我们假设所得税程度相应的调节非常到位,使得每个收入层次上的每位公民因为所得税减少而富余的那一部分恰好等于他在资产收入中所失去的。每位公民的净免税所得仍与过去一模一样,因此资本课税并未染指个人收入分配。如果该资本课税是按比例征收的,则它便会使所有的个人财产以相同的比例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也会使财产分配丝毫未改变。如果该资本课税是累进税制的,那么至此它就已经消除了资产所有权的不公平问题。

    当然,累进课税程度与修正现存所得税累进的程度之间有一种关系,它对于保证每个公民净收入不变来说是必须的。但是基于我们现在的目的,我们愿意做出这样的结论,即在没有国债的社会体的假设下,(i)每位公民都将拥有一笔相对较小的财产;(ii)每位公民的总收入将会相对较低;(iii)每位公民所得税的平均税率将会相对较低,但是,(iv)每位公民的净收入将不变。

    2. 国债高的国家储蓄率也高。越搞投资拉动的刺激政策,通胀率越高,国内储蓄率也越高。

     这些变化会对公民的行为产生怎样的效应呢?首先,最重要的但是却奇怪的负面效应,是增强储蓄的动机,这是因为每位公民的净收入没有改变,但是他们资产的价值却降低了。想象一下同样的人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在两种情况下他都有1000英镑的免税所得可以消费或储蓄;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他拥有价值10000英镑的资产,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他只拥有价值5000英镑的资产,这些资产可以未雨绸缪以备不时之需,或是用于自己年老后,或是留给他的家庭,或是靠这些资本添补当前的花销。他在第一种情况下将花费在商品和服务上的钱的数量几乎必然要比在第二种情况下的多;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一个人的净储蓄越高或净花费(非储蓄)越低,其资本与免税所得之间的比率就越低。我们可以称之为庇古效应。

     希克斯(Hicks)教授估计,1947-1949年间,任何实物资产都无法抵消的政府国内负债(我称之为‘净负债’,deadweight debt)占所有私人拥有资产的比例不低于43%。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偿净负债可以看做能够将公民资产比例降低43%,而不减少他的免税所得。这可以被称为一种巨大的庇古效应,并显然将会极大增强人们储蓄的动机。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这一储蓄动机的增强几乎必然意味着进步。如果对消费品的需求降低了,不论其是意在减弱通胀压力,还是释放资源(因此投资便可在经济增长的利益下加大),它的优势都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即使消费品支出上没有变化,储蓄动机的增强也可以具有间接优势效应。原因是,在这种情况下,税率将会降低,从而公民的免税收入会提高到的有必要重建其对消费品需求的程度上来;而这些税率的降低将会增强人们工作和进取动机。

    此外,净负债的化解将会使所有个人资产减少这一事实很可能会增强人们的工作和进取动机,同样也增强了储蓄动机。人们将尽更大的努力创造私人财富——这些私人财富还尚未被净负债导致的通胀所影响。

    3. 净负债阻碍刺激经济的程度比人们普遍认识的还要严重利息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债的存在。

     净负债消失的第二个显著效应是在经常讨论这种联系时我们熟知的由于税率降低而增强了人们的储蓄动机、工作动机和风险动机,而这种税率降低是节省预算中的利息支付而带来的直接结果。原则上看,这一论点非常简单。净负债清偿意味着节省了负债利息的预算开支。这使得降低税率变得可能;而这也会增强人们通过更加努力进取而赚取更多收入的动机。

     人们工作进取动机将会增强,而这将代表经济配置的优化,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假设,当净负债消失时,每位公民余留收入的应缴税率都会下降,这正好补偿了他资产收入的损失。目前为止,他拥有的实际收入的境况完全未变——既没有更好也没有更坏。唯一的改变是,如果他赚取了一笔额外的收入,他实际留下的将会更多。于是,他便开始思量赚取更多,因为他的起点仍是和之前相同的实际收入,并且能够比以前更容易的获得一笔额外收入。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一改变必然是一种前进,因为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继续将收入和休闲维持在和以前同样的水平;而只要其收入中依然存在积极的税率,他就很可能更加努力在其额外收入纳税之后向社会贡献出比他拿走的要更多的财富。

     但是,税率降低对收入产生的这些效应到底有多重要呢?常见的论点是,如果满足以下条件,这些效应从定量的角度看是非常小的:(i)市场利息率很低;(ii)现存的收入累进税率很高;(iii)高收入与高资产之间有高度的相关性;(iv)累进资本课税也很高。在这样的条件下,债务清偿很可能仅会导致预算支出中很少部分的净储蓄,也仅会给税率降低留下很小的空间。如果利益率很低,一笔给定的债务清偿将仅会造成预算中利率支付总量很小的节余;如果资本课税是累进的,如果大笔资产主要是掌握在高收入人群手中,如果这些收入的边际税率很高,那么,大部分这些总量很少的利率节余本身就会被所得税税收吸收。预算净节余、税率随之的减少以及由于债务清偿而随之带来的动机的增强将会非常小。

    我刚才列举的条件存在于刚经过战争洗礼几年后的国家中;而由于这些原因,巨额国债的存在并未被看做会对动机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除了非常重要的庇古效应之外,至少还有三个原因说明为何净负债阻碍刺激经济的程度比人们普遍认识的还要严重。

    首先,利息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债的存在。这期间将会有沉重的通胀压力。利息率的全面攀升将会立即增加短期国债和其他短期债务利率支出的预算负担,并将渐渐导致长期债务支出的增加(由于其到期需要偿还债务),这一事实使得将货币政策作为一种工具去抑制通胀变得更有顾虑。在低利息率下,债务清偿可能仅会导致很少的债务利息结余量;但是这意味着利息率的提高作为一种反通胀工具将不再会遭受它会产生严重预算问题这样的反对之声。国债的清偿因此使得灵活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去控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变得更加容易。现在,无论怎样,利息率已经被提高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自然,这一论点可以被更直接地表达. 说白了,利息率高居不下,国债的清偿就意味着在国债利息上的大量结余。

    我们对净负债持有的态度必然会受到周边经济环境的极大影响。在经济停滞时期,如20世纪30年代,人们渴望将低利息率和低息贷款用于刺激投资;这就产生了一个偶然的结果,即一笔给定国债因此并不涉及很高的税率, 同时,大量资本负债将抑制储蓄这一庇古效应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当前(更加可取的)世界经济增长和恢复的气候下,人们也许期待将高利息率作为一种手段去抑制生产率最低的投资项目,而负债抑制储蓄的庇古效应则是最不可取的。净负债在20世纪30年代也许是一件幸事,但到了50年代则成了祸根。

     第二,累进资本课税与所得税累进系统的结合意味着随之而来的现存所得税额度的减少并未被留下多少空间,而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在边际上增强加倍工作和进取的动机。资本课税减少了资产所有者的总收入;在所得税累进制系统下,通过将他列入相对较低的收入层级而使他的收入总量减少使得他缴纳的所得税率降低。因为这个原因,即使在资本课税之后所得税额度并未减少,但边际动机仍然有所提高。因为他现在处在一个更低的总收入层级中,此时的纳税人就会从自己每多赚的1英镑中留下更大的比例。

     第三,我们有理由相信,当税率比其在低谷时要高时,给定的边际税率减少从经济动因的角度来讲更为重要。考虑一下那两种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所得税税率为每磅征收19先令6便士 ,因为冷战开始了,除了国债利率以外,还有大量的政府支出被用于供资军火。在第二种情况下,真正的和平已经被打破,所得税仅为每磅征收2先令,因为政府在军火上的开支几乎没有,尽管在债务税率上的支出依然未变。现在,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清偿了足够的国债,使所得税每磅减少6便士变的可能,同时对每位公民来说,由于他在债务利息上的损失刚好由所得税率的降低而补偿,因此其真实收入和以前一样。接着,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做同样的改变;也就是说,第二种情况下的债务总量将会被允许每磅减少6便士,并使每位公民的真实收入不变。在第一种情况下,对于每位公民现在多赚的100磅收入中,他可以保留5磅而并非仅2磅10先令。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对于每位公民现在多赚的100磅收入中,他可以保留92磅10先令而并非仅90磅。税收在每磅同样减少的6便士在两种情况下都使得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不变;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该公民的边际报酬提高了100%,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提高了3%。由于在‘冷战’条件下,我们纳税人的境况比在‘真正和平’的条件下要差得多,我们无法很有把握地说,在第一种情况他的边际报酬提高100%同时总报酬不变,与第二种情况他的边际报酬提高3%同时总报酬不变相比,前者对他工作总量产生的效应要比后者更大。但是,他却有很大的可能性在第一种情况下做出更大的努力。

    但是,即使在他的边际报酬提高一倍的情况一和边际报酬仅增加3%的情况二这两种情况下他所增加的工作量是一样的,税收的减少在第一种情况下也要比在第二种情况下重要的多。在两种情况下,他的税前工资都能衡量他的边际产出价值,而他的税后工资则可衡量所做努力对他来说的边际无效用。在第一种情况下,该公民的工作边际为,其边际产出的价值不低于其边际劳动成本的40倍(£100÷£2.10s.=40 ).在第二种情况下,他的边际产出价值仅为其边际劳动成本的10/9倍(£100÷£90=10/9)。在第一种情况下,整个社会所获得的额外劳动比第二种情况下要多得多。

    因此,明显的事情是,如果最开始的所得税很高且是累进税制的,则一个累进的资本课税仅会产生债务利息很小一部分的降低,并因此仅允许税率很少量的降低。但是,正是因为边际所得税率非常高,因此税率的少量降低将会带来诸多好处。

     4.

    到目前为止,现存的遗产税被我们忽略了。净负债的清偿将会降低私人平均拥有财产的数额;它也便会因此减少死者平均留下的遗产数额;对任何给定的遗产税计划来说,它将会降低每年来自于这些税的财政收入。也许这一点存在着争议,但额外的这部分自动减少的财政收入仍然会进一步削弱将净负债清偿作为降低税率及提高动机的可能途径这一情况。

    下面的考虑有力地说明了我们应当谨慎对待这一观点。如果利息率足够低,如果所得税足够高且是累进的,如果资本课税本身足够累进,如果遗产能够足够频繁地从一位死者向另一位传递,如果遗产税税率足够高且是累进的,那么,净负债的清偿可能会在现存的税率上使预算财政收入降低的幅度比预算支出降低的更多。由于个人财产资本总量的减少而带来的遗产税的损失也许比所得税缴纳后少量的利息节余还要多。为了维持预算均衡,税率必须要在债务清偿后予以提高。国债越多,财政预算的境况就越好。

    战争结束后接下来的几年很可能就是这种状况,因此债务清偿就会导致预算财政收入的降低要多余预算支出的降低。然而,常识准确地反驳了这一结论,即战争期间债务的大幅增长将会在任何基本意义上改善预算境况。那么,这个论点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

    当然,答案就是我们没有理由去相信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平衡在净负债清偿之后仍然应当保持不变。在现代经济中,税收的基本目的就是限制私人公民的需求,从而将为私人消费而生产商品和服务的真实资源释放到这样一个程度,使得人们需要由国家和私人企业在给定的政策和机制下计划实现当前政府服务和资本发展项目的需求。作为最初的估计,我们判断净负债清偿后税率得以降低的程度不应当依据预算财政收入与预算支出之间的平衡不受影响这样的标准,而应当根据私人公众对商品和服务私人消费的需求不会改变这一标准。如果我们采取这一标准,那么毫无疑问,净负债的清偿将会允许税率甚至在我们设想的某些极端情况下得以降低,在这些情况下,由于遗产税的发生率,它将会在不改变税率的情况下使预算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平衡恶化。

    可以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无论在征税前还是征税后,每位公民都拥有一笔免税的净收入1000英磅,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他拥有10000英镑的资产,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仅有5000英镑的资产。他在第一种情况下的消费会比在第二种情况下多,原因很简单,即此时他拥有更多的资产;而如果遗产税很高且是累进的,那么他在第一种情况下的消费可能仍然会更高,因为他可以在有生之年消费掉自己所有的资产,但是却无法给他的继承人留下太多。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会享受一大笔遗产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因为每年都有一些公民死去,并将数目客观的遗产继承下去),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国家从遗产税中拿到的财政收入会大大减少,因为死亡后能够纳税的私人资产只有前一种情况的一半。现在,因为我们的前提假设公民在两种情况下拥有相同的免税收入,而国家已经在两种情况中大幅降低了所得税率,使该公民拥有相同的免税净收入,尽管他已在资产中损失了一半的收入。这本身就会使得预算财政收入和支出之间保持平衡,因为国家从他缴税方面损失的部分恰好等于向他支付利息减少的部分。但是,国家也将会因为遗产税损失一大部分财政收入,因为现在能够在死后继承的资产仅有之前的一半。尽管如此,由于庇古效应,公民资产的减少将会减少其消费支出,而想要保持私人消费支出,税率必将进一步降低。换言之,当净负债清偿时,不仅来自遗产税的财政收入损失应当被完全忽视,而且同时,所得税税率也可适当地减少到比足够维持之前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平衡更多的程度,即使从遗产税而来的财政收入未曾降低。

    5.

    净负债的清偿对资本和货币市场也有革命性的影响,这是通过改变银行及其余私人经济部门能够持有的资产数量和结构而实现的,而这将会对经济动因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点我们现在必须检验。

     让我们将我们社区的私人部门可持有的资产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货币、票据、债券和股票。货币包括硬币、纸币和银行保证金,所有这些都不付利息,但都以货币价值存在,并且能以可忽略不计的成本转换。票据——其中三个月短期国债是个典型的例子——是一种可靠的承诺,即在短期内支付一笔定额资金;它们的资本价值到那时就会变得确定,但是,在它们到期前,随着利息率的变化,它们的价值也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债券——其中2.5%的统一公债是个典型的例子——是另一种可靠的承诺,即每年支付定额年金而没有义务去偿还这笔总资金;从这得到的收入是确定的,但是它们的未来资本价值却会因为利息率的变化而大有不同。股票包括普通股和真实资产(如机器);从中的收入是不确定的,而收入在哪个利息率上应当被资本化也不确定;它们的未来资本价值取决于一种双重风险。

    我们在此要做两个简化了的假设,我们到时候都会对其进行修改。首先,让我们假设净负债的清偿不影响银行系统,并且所有的硬币、纸币及银行保证金的总量通过银行系统得以在其他依然未变的私人经济部门流通。第二,让我们假设没有任何保持预算财政收入和支出平衡不变的动机,实际上,税率得以有效降低,使私人物品消费总需求得以保持在之前层面上。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市场制成品不受干扰,我们可以假设股票期待收入的绝对水平没有发生变化。

    有两种方式使国债的清偿在这些情况下可能影响投资动机,第一种通过改变市场现存票据及债券的数量来直接操控,另一种则通过票据、债券和股票相应的价格变化来实现。

     庇古效应的卡尔多扩张(Kaldor-extension, p.166上述)认为,如果净负债的清偿使人们财富缩水,那他们可能尽各种努力去重构私人财富。这些努力也许包括某些商人的卓越表现,包括投资资本设备的更大动机。但是,有一种重要的影响力从反方向发挥着作用。净负债的清偿意味着企业家(无论他是私营商人还是代表股份公司的管理层)将会掌握更少的资产——特别是像那些证券方面的政府票据和债券这样的资产,或是那些通过出售而使金融资本发展的融资变得格外容易的资产。因为他的负债总资产率会变得更低,也因为他容易变现的资产与其他资产的比率将会更低,典型的企业家将会较少有能力涉足资本发展的金融项目,而这样的做的风险也会增大。因此,由于资产数量的改变,投资的动因也许增强了,但是金融投资的能力却很可能会下降。

    6.

     但是净负债的清偿既会影响各种资产的数量,也会影响其价格;而在价格方面的变化也许亦会影响投资水平。净负债的清偿一方面代表了这个社区的私人部门的资本财富总量的减少,另一方面也代表了私人部门能够持有的票据和债券、市场中能够流通的货币和股票、以及由于股票不变而被期待获得的收入水平方面同样的减少。但是,当一个私人公民拥有一笔约5000英镑的资本,且资产价值和期望都不变,那他便不太可能选择持有约5000英镑的票据和债券;尽管他在货币、票据、债券和股票方面的减持不尽然会完全按照同样的比例,但他很可能希望以现有的资产价格去持有资产,但每类资产数量或多或少都将减少。换言之,净负债清偿将会导致票据和债券比货币和股票相对更为缺乏;在另一种不变的市场条件下,票据和债券的价格很可能会以货币以及股票形式表现出提高。

    以货币形式表现出的票据和债券价格的提高代表着利息率的降低。而票据和债券价格相对于股票的提高代表着风险溢价的提高。股票收益率与票据和债券收益率间的差距会增加。从固定利息公司债券的发行借资用于资本发展会比从普通股发行中借资更加容易。资本发展将会有一种相当安全的保险金。

    当然,政府总是有可能通过自身承担风险来补偿这一资产价格方面的变化。这可以通过发行票据和债券及投资股票收益来实现,因此,当净负债清偿后,仍然有一笔数量可观的以政府票据和债券形式存在的政府负债,与之相平衡的是另一笔以政府在私营工业部门政府投资形式存在的等额资产。但是,假设政府并未采取这样的行动。于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以货币形式表现出的票据与债券的价格会有所提高;这将代表着纯利息率的降低;而一个较低的纯利息率是一种价格改变,它将会有助于刺激一些安全、长期项目的附加投资,比如建房。

    但是股票价格的变化(其代表着工业中机器和其他真实资产的市场价值)对投资的影响比票据和债券价格的改变对投资的影响可能更大。票据和债券以货币和股票形式上涨。但是,股票是否会以货币的形式涨跌呢?

    这一结果取决于票据和债券是否是比股票更好的货币替代品,或者反之,是否它们是比货币更好的股票替代品。当政府票据和债券得到清偿,而货币和股票的数量仍然未变,代表私人市民以货币形式持有的资产就会得到一定比例的增长,而其以股票形式持有的资产也会得到一定比例的增长。如果票据和债券是货币的良好替代品,那么,票据和债券的货币价格只需要小幅的上涨就足以劝说代表市民向货币做必要的转换;而如果票据和债券不是股票的良好替代品,那么就需要票据和债券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才能使人们向股票做必要的转换。在这样的情况下,票据和债券的货比价格仅会有小幅的上涨,或换言之,纯利息率仅会有小幅的下跌;而风险溢价将会大幅提高,而这是由股价下跌带来的。类似的,在相反的情况下,当票据和债券是货币的劣替代品而却是股票的良替代品时,为了使人们向货币做出必要转换,票据和债券的价格将会大幅上升,而利息率则将大幅下降;但是风险溢价只需要小幅上涨就能产生向股票的必要转换,因此股票的货币价格将会上涨的与票据和债券的货币价格上涨的一样多。

    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可能发生在实际中呢?我们必须要区分票据和债券。票据比债券更像货币,而债券比货币更像股票。当私人公民失去了他的票据时,他很可能就会寻找货币。但实际上,大部分政府短期债务被银行持有。只要我们假设银行不受这些改变的影响,反而供给数额不变的货币,那么,国债的清偿之于私人部门资产结构的效应将主要会是债券的减少。何时财产所有人才会不满足于债券而转向货币或股票?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趋向长期滞涨的成熟经济环境,其中,一个极低的利息率对防止通货紧缩来说是必须的,这样,利息率才几乎不可能会进一步下降。这样的情况下,在股票的货币价格下跌,而非债券的货币价格上升时,增加的风险保证金就会出现。净负债的清偿会使得本已紧缩的环境更加紧缩。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利息率非常高的看涨情况,其中,稀缺的资金阻碍了进一步的发展,而非风险承担或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债券的稀缺很可能会导致利息率的大幅下降,这可能会抬高股票的货币价格;在这样的情况下,考虑到资本市场的价格效应,国债的清偿将会使紧缩的状况更加紧缩。

    然而,最后一段的分析并未支持这样的现实,即在一般价格水平下,大幅度的紧缩或通胀可能正在发生或将会持续。票据的资本价值和债券的利息支付以货币的形式被固定;在股票的例子中,资金价值和收益均未固定。因为这个原因,在货比价格快速变化的时期,票据和债券相对于股票来说可能是更好的替代品。这也是为什么国债的清偿很可能会对股票价格产生紧缩影响的另一个原因。

    7.

    我们仍然需要修改那两个假设,即净负债的清偿本身并未影响股票预期收益的绝对水平,也不影响货币的总供应。实际上,两种情况下其都可能施加一种强大的压力促使通货紧缩。

    由于上面第二部分(II)阐述的原因,净负债的清偿很可能会增加储蓄的偏好。我们目前所说的这一效应假设会被政府对税率的降低而抵消,而这一税率必须降低到足以使私人支出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上。但是,当然,税率也许不是按这种方式降低的。如果最初就有一种促使通货紧缩的强大推力可期待去发挥反作用,那么由净负债清偿带来的储蓄的增多和消费品支出的减少对于政府来说是可接受的。或者,如果大家普遍认为过多的社区资源被用于消费而很少用于投资时,即使在没有任何紧缩压力的情况下,消费品需求的减少可能也是可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降低股票预期收益的绝对水平,消费支出的减少可能会造成人们不希望看到的紧缩压力。为了使这些不造成总需求的实际紧缩,就很有必要增加总投资的支出,其等于在消费品支出上的减少。当市场对消费成品的需求实际上是收缩时,要实现资本发展支出的增加也许需要货币流动性的大幅增长及利息率或风险溢价的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总货币供应显著增加,否则净负债的清偿可能是通货紧缩的。

    但是,货币供给又会如何回应净负债的清偿呢?目前货币的供给依赖于银行系统的流动性,而银行系统又依赖于大量流动性国库券的发行,这些发行银行包括英格兰银行,贴现银行及票据交换银行。如果这些高层银行系统的谜团依然未变,那么,包括所有政府票据清偿在内的净负债的清偿将会使银行系统高度缺乏流动性,并将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如果政府——尽管其净负债为零——向银行发行票据,并将借来的钱投资于私人债券或股票,则这一通货紧缩效应就会被抵消。为了使银行用货币购买票据,政府将会用政府票据购买私人债券和股票,除非银行配置有所改变,银行本身在这些条件下用货币购买债券和股票。

    8.

    到底负债清偿的影响是通胀的还是紧缩的,取决于各种压力的复杂平衡。显著的紧缩可能性也许是银行系统带来的效应。如果所有的国库券都被清偿,那么在当前的情况下就会产生灾难性的货币紧缩。让我们暂且搁置它,并假设找到了一些其他可替代的方法去控制货币供给。这是清偿净负债的必要条件。
仍然有一些相互冲突的力量在起作用。

    (i) 由于庇古效应,人们很可能花更少的钱用于消费而更多用于储蓄,这本身就是一种紧缩作用。

    (ii) 由于庇古效应的卡尔多扩张和边际税率的降低,人们可能会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和服务。由于这些生产者很可能会增加他们的支出(特别是当所得税税率很高且累进时)——这一增加额少于其收入,于是就可能之于需求来说相对地增加供给并产生紧缩影响。

    (iii) 企业家所拥有的容易变现的资产数量将会减少,而这将使得金融投资更加困难。

    (iv) 如果债券是货币的良替代品同时是股票的劣替代品,那么政府债券的清偿很可能会使得债券价格仅有小幅上升,但是股票价格却大幅下降。这很可能会对投资产生一种紧缩效应。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债券是货币的劣替代品而是股票的良替代品,债券和股票的价格都将上涨,同时对投资产生相应的通胀影响。但是,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的时期,债券不大可能成为股票的良替代品,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股票价格产生的紧缩效应也不大会发生。

    (v) 重建私人财富的意愿由于政府负债的清偿而减弱,这一意愿可能会刺激商人承担更大的风险,更加进取,因此也就会在投资项目上有更大程度的支出。

    总的来说,即使不考虑银行系统给货币供应带来的任何影响,净负债的清偿也很可能将产生显著的紧缩影响。但是,倘若政府对货币机构和货币政策管理很严,并为了稳定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而全力以赴控制其货币和财政政策,那么在如今的条件下,其必将会对债务的清偿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如今,经济膨胀、利润率和税率高涨的条件必须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人们不期望相反的情况发生,这样才能避免通胀带来的威胁。净负债的清偿则仅会提供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条件——人们则期待相反的情况发生。

    然而,危险的地方可能依然是,由于寻找风险项目投资的资金变得更加困难,而股票的风险溢价也在不断提高,这将会成为对创新和申请新的有风险技术的特殊阻碍。为了弱化这一趋势,政府也许有必要去放松其财政及货币政策,特别是要照顾到创新和进取(如对新的投资进行免税),并通过公共或半公共机构安排新的风险资金的提供。但是,鉴于此,净负债的清偿可能会为经济动机的大幅提高创造机会。

    9. 大量净负债的存在将会严重损害经济动机。

    本文开篇就提出这一问题,即一国内的国债是否是一种经济负担。分析这一问题的方法是通过想象资本课税的存在而清偿掉负债,从而检验如果其他不变,经济动因将会因此如何不同。我们的分析已说明,在一些重要方面,大量净负债的存在将会严重损害经济动机。但是,在我们急于重建一个零净负债社会之前,有两个进一步的问题需要广泛的调查。本文中我们只能简单介绍。

    第一个仍然存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假设净负债的存在是一种负担,但这并不意味着最适宜的净负债量就是零。也许有资本(negative debt)会使情况更好。或者,考虑到我们的国民资本课税,为什么总课税就应当等于总负债呢?如果还有很大比例的债务使国家变成一个债权国而非债务国,难道就没有益处么?关于这一点的论点如下。政府拥有国防、司法、警察、教育、健康和社会保障的资金可供支出。为实现这一点,其就必须进行征税。税率造成了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差异并妨碍了经济动机。如果国家是一个净资产所有者,而国家高效地使用这些资产或将其租给经济体中的私人部门, 它自身就会从租金、利率和利润中获得净收入,这些租金、利率和利润可被用于为其部分支出提贡资金,这样税率将会进一步下降。假设国家的财产都得到有效运用,使得它的边际社会收益至少不比假设其全部置于私人产权下的边际社会收益低,那么税率的降低就代表着经济动因进一步的净提高;当然,仍然会有更大的庇古效应在刺激着私人储蓄。

    还有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即国家应当持有哪种类型的资产。有些资产,如公路、学校和国有化企业的设备毫无疑问是首选类型。但是对其余的类型,国家是否应当投资私人债券或私有设施呢?如果国家将其资金投入于一些固定收费,如地租、抵押借款或公司债券,它仍会进一步侵取私人食利者的功能。但是,在目前庞大的国债之下,这些问题仍然都还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我们应当很高兴地看到负债显著减少,而甚至无需要求它完全消失,更无需国家对资产的净所有权对其的替代。即使这样,仍然存在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这种减少会产生怎样的效应 ?净负债是一个严重而现实的经济负担这一事实本身并未证明它就应当被清偿或甚至减少。如果它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也许是一件好事;但是它实际上的确存在,而最好的治疗结果也许比这一疾病本身还要糟糕。

    第一种可能性是将资本课税不仅仅当做一种经济分析工具使用,而且也当做赎回债务的实际手段。有人劝服我说我们不应当如此。我们必须要面对以下的困境。课税只有在被认为不再征收的情况下才会成功,因为如果课税可能会进一步开征,其就会摧毁掉所有储蓄的动机。成功的课税会引导这样的期望,即除非其已经征到这样的程度,使得已经没有什么情况可以重复征收了,否则课税还是会再次征收。但是这一程度上的课税将会产生行政和评估等问题,将会干扰资本市场的结构,并将会涉足个人财富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其已经脱离了社会经济改革的激进方法实践的或适合的范围。

    但是,欲减轻国债的负担,仍有其他一些可能的或不激进的方法。我们不妨将净负债与私人拥有总财产的比率看做是国债相对规模的指标。仍然存在着三种降低这一比率的方法,分别是:通胀、私人储蓄和预算结余导致的公共储蓄。

    首先,通胀可以有效地降低这一比率。这一点其实从战争开始时就在发生了。自1947-1949年起的九年期间,这个国家固定资产货币价格的大体水平提高了45个百分点。在1947-49年,私人财产的43%都是净负债。如果这43%在货币价格上的固定的,而剩下57%的私人财产货比价格提高了45个百分点,那么此时净负债仅仅占私人总财产的34%。

     第二,净负债的相对重要性可以通过私人储蓄的积累而减少。这种储蓄与社区的真实资本资产扩张遥相呼应,它代表着私人拥有总资产的增加,因此任何给定的净负债额在私人拥有总资产中所代表的比例都会减小。在1948-1957这九年间,私人总储蓄估计在1948年价格总额达到了61亿英镑,这占到了1947-1949年间估计存在的405亿英镑私人拥有总资产中的15%之多。这一增加将会使净负债占私人拥有总资产中的比率从43%降到38%。

    第三,有一种旧式方法可以减少债务,它是通过财政收入之于财政支出的政府预算年剩余而实现的。这种公共剩余在减少私人拥有总资产——即净负债的表现形式——的比例方面具有双重效应。假设政府的财政收入比当前的支出多了100万英镑。如果政府将这笔钱投资于新的公共项目中,比如学校,那么100万现存政府负债无法被真实资产所结清也就不复存在。私人拥有的资产总额仍然不变,但是它使得净负债减少了100万英镑,而有真实资产撑腰的债权则增加了100万英镑。如果政府将这盈余的100万英镑去补偿其未偿的国债,那么私人所有者所持有的政府债务必将减少100万英镑,而他们也必将其投资于价值100万英镑的其他私人真实资产中。前者比率与后者比率之比降低了,这既是因为之前的比率降低了,也是因为之后的比率上升了。在1948-1956这九年间,公共储蓄在1948年达到了约31亿英镑。如果我们从1947-49年间175亿英镑的未支付净负债中减去这一数字,并将其加到230亿英镑当时尚未支付的其他私有财产中,净负债与私人拥有总资产的比率则将会从43%下降为36%。

     现在,对于期待预算剩余的争论经常基于一两个立场:首先,为了给通胀的情况施加非通胀的压力,高税收水平和低政府支出水平是值得期待的;第二,为了在经济增长的利润下使更多的资源以不在当前消费为代价配置到资本发展中,则预算盈余带来的公共储蓄对于私人储蓄来说是一种有益的补充。我想要为预算盈余补充第三种陈旧的观点,即它将会有助于减少国债,从而提高未来的经济动机。

    额外税收——即使税收支付耗尽了所有储蓄(如,即使私人消费不会因此有任何下降,因此没有对对抗通胀或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任何益处)——也会对债务清偿起到有益的作用。它将会减少个人手中持有的国债数量,即使这没有增加他们持有其他资产。当然,为了这一目的(正像为了其他所有目的一样)而强加的税收应当尽可能少地对当前工作和企业的激励起到负面作用;重点仅是,如果是为了清偿债务而强加税收,那其就不应被排除,因为对其的支付耗尽了私人储蓄。遗产税和年税——对其的估价不是通过收入,而是通过私人拥有的财产价值得到的——也许可以归为此类。这样的税收也许对工作和企业的负面作用最小(尽管我们也不能草率判定这种负面作用不存在),但是支付这些税收可能全部或在很大程度上消耗私人储蓄。也许构建一笔相当数额的预算盈余是明智的,其取之于税,用之于国债的清偿。

     通过将预算支出减少到税率减少不能够抵消的程度,预算盈余同样也能够实现。如果为了清偿债务这一目的而减少支出,低国债就会获得长远优势,其代价是将目前政府支出限制在某一水平之下——而该水平之上更被向往。

     实际上,我们所面对的和经济政策中经常面对的一样,是一个困境。如果债务减少,那么增长的经济动因就会有很大的长远优势。但是这样做的方法很可能会使经济条件在当前恶化。通胀是减少债务的一大利器,但是却也会引发其他一些负面问题。

    私人储蓄也许会被刺激,但是过了某一程度后,只有税收系统方式——其涉及到公共储蓄的减少或在分配或其他情况下是不可取的——才会实现这一点。预算盈余只有通过税率的进一步提高或其他预算支出的减少才能实现,而这是债务减少的主要目的,它使得给定水平下的其他预算支出在高税率的消极作用下得以维持。本文的目的仅在于说明通过何种方式大量国债的存在会降低经济动机;文章并未试图去评估减少债务的不同方法中当前成本与最终收益之间的平衡。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7-20 09:02:09 +0800 收件人: 抄送:标题: RCIF Working Paper No.2010W08 人民币国际化研究

人民币国际化研究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所长 余永定

yongdingyu@gmail.com

研究员 高海红

gaohh@cass.org.cn

July. 20, 2010

    摘要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当前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经过30 多年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自2008 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然而,人民币仍局限于中国国内流通,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作用微不足道。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更谈不上是国际储备货币,中国不得不向美国缴纳巨额铸币税,而且还得为美国政策的外部性埋单。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和财政赤字在持续不断地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的外汇储备将会遭受巨额的损失。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会减少由铸币税和资本损失带来的福利损失,而且会降低中国企业的外汇风险、提升中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和促进中国的对外贸易。尽管如此,人民币国际化也存在不利的一面。货币国际化以可兑换为前提,这意味着必须实现资本账户的自由化。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资本账户完全自由化并不适合中国。此外,中国相对不发达和缺乏流动性的金融市场还不能为潜在的国外投资者提供有吸引力的投资工具。因此,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一定要加快发展金融市场的步伐。人民币国际化成本与收益分析显示:中国应以渐进的方式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并且努力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一系列有利的条件。同样重要的是,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对外金融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应该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区域金融合作并步前行。

 论文原文为英文。早期版本作为论文提交给BoK-BIS Seminar on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Seoul,19-20 March, 2009。修改版本即将刊载于"The evolving role of Asia in global finance" Eds by Ma et. al, Emerald Group。作者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系的王昊博士生所做的翻译工作。

引言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并不断融入全球经济。这使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显著增加。在1997-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亚其他货币大幅贬值,而中国以钉住美元的方式维持了人民币的稳定。人民币不贬值政策对东亚地区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复苏做出了贡献。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面临三大国际金融政策议题。第一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第二是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包括创建区域金融合作框架和协调区域汇率机制;第三是人民币国际化。在过去的10 年中,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区域金融合作是中国讨论最多的议题。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人们将注意力更多转移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来。

    由于美元仍然是国际储备货币,以本国经济为目标的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对外部世界产生强大的外部性。此外,因为持有超过1 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有价证券,中国越来越担心其外汇储备的安全。由于美国数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迅速增长的财政赤字,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处于被不断侵蚀的危险之中。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怎样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优先考虑的事情。

    2008-09 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人民币国际化才进入中国政府的议程。人民币可兑换是国际化的条件,可兑换也意味着资本账户的自由化。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国内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完全开放其资本账户。因此,在货币政策的辩论中,人民币国际化的讨论很少被提及。然而,由于区域金融合作的挫折、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前景的渺茫,以及寻找替代人民币升值的努力,人民币国际化被推向前台。相比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和促进区域金融合作,中国能够自主掌控人民币国际化,而不受制于外部条件。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也被视作解决中国所面临政策挑战的可行方案。

    人民币国际化任务艰巨,道路崎岖。就人民币国际化而言,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人民币为什么要国际化;第二,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经济有哪些可能的负面影响;第三,人民币国际化应当以何种顺序进行。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和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或区域化的程度。第三部分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第四部分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顺序。最后一部分为结论。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和发展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

    有关货币国际化的含义,有很多文献进行过讨论。根据Kenen(2009)的定义,货币国际化是指一种货币在发行国境外被使用和持有,该货币不仅可以在该国居民间交易使用,也是货币发行国居民与非居民交易的重要货币。对货币国际化的理论探讨通常始于国际化货币所发挥的功能。Kenen在1983 年最早提出国际货币功能的定义,Chinn and Frankel (2005)编制了国际化货币功能表。根据他们的分类,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其至少要能为国内外居民提供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记账单位的功能。上述功能也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私人用途和官方用途。就私人用途而言,它可发挥货币替代、外汇市场交易,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和结算的功能;就官方用途而言,国际货币可用作官方储备货币、外汇干预货币以及锚货币。上述国际货币功能将用来评估人民币国际化进展情况,同时也可作为探索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参照。国际储备货币功能是国际货币功能中的重中之重。如果一种货币不能发挥储备货币功能,就算它能很好的发挥交易媒介和记账单位功能,这种货币也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日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弱势地位正是这种状况的一个真实写照。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1. 人民币在区域流动性支持机制和亚洲债券基金(ABF)中的作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积极参与创建区域金融合作机制,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币国际化是这个过程中的副产品。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积极参与了清迈倡议(CMI)框架下的双边货币交换(BSAs)。货币互换,是指两个国家在商定利率和交换期限后,同意在发生流动性困难时彼此交换一定数额的两种货币。截止2007 年7 月,中国分别同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签署了总计235 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交换,其中一多半为人民币和签约方货币的互换。然而,在2010 年3 月生效的东盟国家与中国、日本、韩国签署的清迈倡议多边安排(CMIM)中,美元仍是主要货币。

    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EMEAP)于2003 年6 月提出创立第一阶段亚洲债券基金(ABF1)。ABF1种子基金总计10 亿美元,允许其成员投资于EMEAP 所发行的亚洲主权债券。2005 年6 月,种子基金总额为20 亿美元的第二阶段亚洲债券基金(ABF2)创立(Ma and Remonola, 2005)。ABF1 只允许主权和准主权发行者发行以美元计价的债券,而ABF2 则允许主权和准主权发行者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市场上发行以当地货币计价的债券。

    值得一提的是,至少在清迈倡议的早期阶段,中国参与清迈倡议框架下的区域金融合作,其目的是在东亚区域有效利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和干预货币。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并不在当时的中国政府政策的议程之中。

    2. 人民币在东亚各国央行双边货币互换与债券发行中的作用人民币国际化更进一步的发展发生在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2008 年12 月后,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同香港金融管理局,以及阿根廷、印尼、韩国、马来西亚和白俄罗斯各中央银行签署了总计6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些协议允许这些经济体以人民币结算双边贸易和投资,中国与这六个经济体的互换协议直接减少了对美元的需求,同时增加了对人民币的使用。从理论上讲,这些双边货币互换的经济体不仅可以用所取得的人民币从中国购买商品和服务,而且也可以用人民币从中国的邻国购买商品和服务,因为这些邻国已经接受人民币为其结算货币。尽管如此,这些与中国签署双边货币互换的经济体仍然偏向使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人民币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被使用。

    2007 年6 月,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准许中国的商业银行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随后,中国开发银行在香港发行了50 亿元人民币的人民币债券。其后,中国大陆一些商业银行也在香港相继发行了人民币债券。其中,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发行额为20 亿元人民币,中国银行为30 亿元人民币。最近,中国招商银行宣布,打算向香港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出售50 亿元人民币债券。由于中国内地债券市场规模有限,而且市场不够成熟,中国热切渴望利用发达的香港金融市场优势,原因有二。

    第一,通过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中国金融机构能积累经验,同时也能熟悉债券发行的环境和国际惯例;第二,人民币债券发行向大陆以外的居民传递了中国政府允许它们发行人民债券的意愿。这加速了中国大陆资本项目可开放的步伐,并给人民币可兑换造成了更多的压力。

    3. 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和银行贷款中的使用

    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以及在境外开展人民币贷款业务,是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市场驱动力。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人民币在与中国相邻经济体中的流通数量大幅提高。例如,蒙古国流通的货币中,人民币占60%。在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几个主要的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和美元是最主要的外汇交易货币;在韩国,许多当地商店和饭店都接受人民币支付;在越南,人民币可以通过非正式渠道兑换,越南政府也承认了这种兑换的合法性;在香港,人民币已经成为继港元之后的被广泛使用的货币;在台湾,在大陆和台湾货币当局签署协议之后,将给予人民币兑换新台币的合法地位;人民币在老挝和缅甸与中国的接壤省份广受欢迎;此外,柬埔寨和尼泊尔已经宣布欢迎人民币在其官方领域流通。

    然而,很难准确估计人民币在中国相邻经济体中的流通规模。这是因为人民币还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同时人民币也不能储存于大多数中国相邻经济体的银行体系中,从而得不到可靠的数据。尽管对海外流通的人民币规模有一些估算(Ba and Yan 2010, Zhong 2008),但是这些估算结果出入很大,并且很不可靠。因此,我们需要把范围缩小到的香港金融市场的“人民币业务”。

    香港银行系统的人民币业务于2004 年2 月25 日由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联合发起,有香港的32 家授权银行开展人民币储蓄、兑换和汇款业务。2004 年2 月,人民币储蓄总额仅仅只有8.95 亿元。然而,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2008 年5 月已经迅速增长到770 亿元人民币。2008 年第一季度开始,香港的人民币储蓄规模以每季度33%的步伐快速增长。结果,香港的人民币储蓄在一年之中翻了三番。然而,从2008 年5 月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施行一项针对港元兑换人民币收取较高交易费的新政策,结果,人民币业务于2008 年6 月开始下降。一项粗略估计显示,人民币在国际或者区域的使用规模大约为3000 亿元,仅仅只占2007 年底40 万亿中国广义货币存量的一小部分。换句话说,人民币境外使用仍然局限在有限的范围之中。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

    从本文上述中可以看出,人民币国际化至今还没有特定的程序。因为,人民币国际化还没有一个特定的路线图。中国政府仍在评估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制定出人民币国际化的步骤和速度的决策还有待时日。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

    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在收益有多个方面。第一,当人民币用作记账单位时,人民币国际化将会降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外汇风险。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更多的贸易和金融交易将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尽管需求风险仍然存在,但是中国企业的外汇风险将会相应降低。中国金融机构资产组合中人民币资产权重的增加将会减少由汇率变动所引起的国际清算银行(BIS)对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影响,同时也会降低这些金融机构资产损失评估影响。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将提升中国金融机构的融资效率,并因此提升它们的国际竞争力,因为这些金融机构将更容易获得广泛的人民币资金来源。这种竞争力优势将促进中国金融服务行业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将会促进跨境贸易。实际上,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支付货币)的广泛使用已经提升了中国与邻国的贸易水平,进而促进了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和邻国的经济发展,因为这些国家都是欠发达国家,并且很难获得美元和其它硬通货。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对美元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的需求将相应降低,随之将减少中国向美国支付的铸币税。铸币税是一国政府通过印刷钞票而获取的收入。1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许美元发挥核心储备货币的作用。其结果是,美国能以法币(fiat money)支付它们的进口,而其它国家不得不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和具有流动性的美国政府证券资产。这意味着其它国家不断向美国支付大笔的铸币税。中国是美国政府债的最主要购买者。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使用的增加将减少中国对持有美元和美国国债的需求,这意味着中国将减少因向美国支付铸币税而带来的福利损失。

    第五,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最终使人民币成为一种主要的储备货币。其结果是,中国将不再将美元和美国政府债券作为储蓄的主要投资形式,这将使得中国在面临由美元贬值和美国通货膨胀所引起的外汇储备资产损失时,不至于那么敏感和脆弱。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而中国外汇储备的70%以上为美元资产。正如Rogoff(2010)指出:“如果(可能在如此巨大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两三年后)全球长期利率提高,1 铸币税等于国际货币发行国因外国人持有还货币资产而获取的额外的资产收益减去向国外持有者投资这些货币所需支付的利息,再减去由管理该货币国际使用的成本。“麦克米伦现代经济词典”。麦克米伦出版社,伦敦,1981 年,第389 页。(美国的)债务负担将会恶化,对美国来说,将会有不可抗拒的通货膨胀诱惑”。2根据美国政府数据,在2015 年之前,美国的债务与GDP 之比将会超过100%,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在未来将会进一步恶化。美国将会通过制造通货膨胀、贬值美元,从而轻易化解其债务负担。如果中国对美国债务的要求权是以人民币支付的话,中国将不会如此担忧。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的不利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一种货币的国际化不等同于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完全可兑换,但是,国际化的程度却以资本项目自由化和货币可兑换程度为条件。例如,为了鼓励中国相邻经济体持有更多数量的人民币,中国必须允许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用他们所持有的人民币投资人民币金融工具,这意味着人民币必须可兑换,并且中国必须建立一个深化的和流动性强的金融市场。公允地说,中国政府不情愿放弃对资本项目的控制,这正是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障碍。维持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金融体系仍很脆弱,这反映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分割性、大量的套利和寻租机会、利率的缺乏弹性、政府经常性干预、低水平的企业治理、投资者的短视和投机倾向等等。第二,中国经济过度货币化。中国的M2 与GDP 的比率高达180%,如果取消资本管制,资本流出的可能性十分巨大。第三,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水平仍然很低。任何跨境资本的大幅度流动都可能轻易导致中国资本价格的大幅波动。第四,中国的经济结构仍然缺乏灵活性。企业对汇率和利率变动做出的调整十分缓慢。因此,企业需要资本管制为它们的调整提供喘息的空间。第五,缺乏竞争力的中国金融机构仍然需要一定程度的保护(保护幼稚工业的论点)。第六,尽管具有巨大的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顺差,中国政府仍然不情

    愿一次性人民币升值。所以,人民币升值预期是强有力的和持久的。由于存在升值预期和相比其他主要国家正的利差,热钱将不断流入中国以寻求机会。因为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十分严重,再加上通货膨胀又一次浮现,热钱流入无疑将严重破坏中国经济的稳定。

    2 Kenneth Roggoff:“第二次大衰退后的全球增长”,幻灯片26 页,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论坛,海南三亚,2010 年1 月15 日。

    第七,人民币国际化将增加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即使中国实现资本项目充分自由化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性,人民币国际化也是问题重重。1997-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如果一种货币完全国际化,投机者就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获取这种货币,这个国家将很容易受到国际投机者的攻击。马来西亚和香港的经历证实了这种情况。马来西亚林吉特曾经是一种国际化货币,因此,投机者能在马来西亚境外的金融市场筹集到林吉特,并对林吉特发起有效的进攻。相比林吉特,港元没有国际化,结果,在国际投机者对港元发起决定性攻击之前,他们不得不从香港银行间市场筹集港元。港元在境外市场上的不可获得性给香港金融当局提供了大幅提高货币市场利率的政策空间,从而为香港货币当局
成功击退对港元的国际投机提供了保障。

三、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

    在讨论了当前人民币国际和区域化的程度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之后,现在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人民币国际化将以什么样的次序进行?对第一个问题而言,有三个选择:人民币最终成为一种与美元和欧元相并列的核心国际储备货币?或是与其它东亚国家联合创造出一种区域货币,即亚元?或是创造出一种基于SDR的超主权货币?中国目前对这些战略性问题还没有给出确切地答案。因此,中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没有明确的路线图。

    (一)国际化、区域化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就货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而言,大致可分为两种模式: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

    美国模式是使美元成为一种“霸权”货币,并使之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标准。遵循美国模式,意味着人民币不仅成为国际货币,还要成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之一。中国目前还没有人十分确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是使人民币成为一种全球储备货币。如果国际化是实现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基石,人民币必须确保其独立性和完整性,因此,人民币将不可能参与设想中的亚洲货币的设立。此外,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认识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当前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诸多问题;美元作为唯一的核心储备货币,美国货币当局不会受到任何纪律约束。然而,对这一认识也存在分歧。其中的争辩之一是,两种以上的共存的储备货币是否会使国际货币体系更加稳定,这是个可以争论的问题。目前,经济学家们就这个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

    德国模式是货币区域化。1971 年12 月18 日签署的史密森协定在欧洲货币和美元之间设定了新的比价,并且引入了所谓的货币通道,限定了欧洲货币之间汇率波动的幅度。随后,欧洲各国中央银行采用了一种新的机制,以收窄汇率的波动,并在通道之内设定了欧洲货币蛇形浮动区间。3

    1977年,欧洲货币体系(EMS)建立,这个体系限定了成员国之间双边汇率能够波动的范围。在欧洲货币体系欧洲内,货币单位(ECU)作为记账单位。1999 年1 月1 日,欧洲货币单位被新的欧元所取代。欧元的诞生标志着欧洲货币联盟(EMU)的最终建立,各成员国的货币(包括德国马克)退出欧洲市场流通。鉴于这种模式最终要消除各成员国货币,中国当然不愿意采取这种模式。一个区域货币与其说是经济决策,不如说是政治决策。从理论上讲,东亚是一个最优货币区。然而,由于政治上的差异与分歧,东亚国家还没有像欧洲国家50 年前那样准备去启动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究竟那种模式更适合中国?目前的任何答案都为时过早。中国对区域货币的热情似乎在进一步降低。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与韩国、香港、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但是这些协议独立于清迈倡议框架内的多边互换协议。事实上,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区域货币合作不仅脱离了旨在稳定全球金融市场的努力,而且也呈现出与危机的不相关性。美联储和东亚各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对保证东亚区域金融市场稳定起关键的作用。相比之下,区域货币合作的努力收效甚微。在2008 年底和2009 年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把注意力转向国际金融体系改革。2009 年3 月26 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重新建立一种新的、被
广泛接受的储备货币取代以主权信用为支持的美元,周小川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SDR)应该给予特殊的考虑。

    在周小川提出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动议之后,有关国际金融改革的讨论呼声再起。斯蒂格利茨领导的联合国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三个内在缺陷:通货紧缩倾向、不稳定性和不平等性。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最基本的缺陷是,美元既是一个主权货币,同时又是一个核心的国际储备货币。因为美国的债务以美元标价,无法给美国货币当局施加约束。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对美国的债务以美元计价,因此无法确保他们的资产价值不受美国政策的侵蚀。为了防止全球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和美元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势在必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关键是创造一种国际储备货币,这个货币不应该是一种主权货币,这就避免了主权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产生的外部性。然而,尽管国际社会对周小川的呼吁反映强烈,中国政府却迅速弱化了态度。来自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公开澄清了政府的官方立场,并指出:周小川的提议只是一种学术和个人讨论,并非中国政府的官方政策。

    3 “欧洲货币蛇形浮动”,European NAvigator,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数字图书馆:www.ena.lu

    暂且不讨论这个提议是否纯属个人与否,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所面临的资本损失威胁却是真实的。中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国际金融政策。如果区域金融和货币合作不能对保存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做出任何贡献,并且中国也没有能力采取主动措施以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那么,中国唯一的选择似乎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当前中国货币当局对人民币国际化有着更加积极的态度,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出于对中国对其外汇资产潜在损失的担忧和对避免汇率风险的渴望。当然,人民币国际化并不能消除中国持有的美元金融资产可能面临的全部损失,但至少是,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中国对美国的债券可以人民币资产形式存在,这样中国的命运比现在要还很多,中国领导阶层将不必像现在这样担心中国所持有的外国资产的潜在损失(Cheung et al, 2009)。
更进一步,中国目前的经验表明:不论中国的终极目标是创立一种区域货币(如亚洲的欧元),还是使人民币成为一种与美元和欧元并列的核心国际储备货币,至少人民币国际化在其初始阶段不会与这两种目标的任何一个相矛盾。因此,在没有最终确定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的角色的情况下,中国仍然有非常大的空间从事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应该对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一个规划,并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甚至在没有确定最终目标前也可以这么做。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

    文献对货币国际化的一般条件概括如下:货币发行国的政治和军事实力、经济规模、财政实力、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和历史原因(Frankel 1999,Michalopoulos 2006)。除以上因素外,货币内在价值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以及广泛的交易网络也将界定货币的功能领域。更重要的是,一种货币的国际化需要低通胀的公信力、合理的利率和汇率以及可以确保获取这种国际货币的可获性的完全可兑换性。为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应不断增长

    经过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体。此外,根据全球贸易模型(GTAP)的模拟分析,到2025 年,中国GDP 占世界的比重将由现在的5%增加到11.6%,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外两种情景分析显示,即使在一个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假设的情况下,结果也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将使得人民币在世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2. 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

    在1930 年以前,货币可兑换概念的一般定义为:以一定的固定比率自由兑换黄金的权利。如今,当任何一个货币持有者能够把这个货币以一定的市场比率自由兑换成一种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时,这个货币就被认为是“完全可兑换”(Greene 1991)。可兑换是货币国际化的关键。就可兑换而言,人民币还远不是一种对外国持有者的“方便的”货币。尽管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实现了可兑换,但在资本项目下的许多交易是不可兑换的。跨境证券投资和短期贷款仍然受到管制。人民币在亚洲不断增加的私人使用是人民币迈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人民币在亚洲区域大规模使用的主要障碍是中国的资本管制。如果不能完全可兑换,人民币就很难被居民和非居民所广泛接受。

    3. 发展国内金融市场和实现金融自由化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深化的和流动性强的金融市场是一种货币承担国际货币角色的关键条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并没有终结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原因是,美国具有全世界最具深度和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还没有发展到与人民币国际化需求相匹配的程度。

    4. 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

    离岸市场的发展和货币国际化密不可分。离岸市场的目的是在货币发行国领土之外进行金融交易,并不受货币发行国的司法约束。因此,离岸市场是一种货币国际使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目前,虽然在香港和一些其它亚洲城市存在几种类型的人民币无本金远期交割(NDF)市场,但是人民币还不是一个标准的离岸货币。在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之前,完全成熟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很难到位。如果没有发达的离岸市场,人民币很难成为一种国际货币。

    5. 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经验证明,国际化货币的功能并不依赖于汇率制度的类型。以美元为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后,美元经历了从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到浮动汇率制度。但是,汇率制度的变化并没有改变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元需求和汇率制度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是否是人民币成为一种国际货币的先决条件,答案还不肯定。但是假定中国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必然伴随资本管制的不断消除,在这种情况下要确保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国需要灵活的汇率制度。

   (三) 人民币国际化的顺序

    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需要依靠市场力量,也需要依赖用战略思维精心设计的路线图。在早期阶段,人民币国际化应该从跨境贸易和金融交易的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入手。人民币在亚洲区域范围的使用将是人民币在中国相邻经济体广泛流通的自然结果。人民币区域化也可能是各种政策驱动的结果,例如,采取有针对性的鼓励政策,包括鼓励中国企业在大陆和大陆以外面向国内外投资者发行人民币债券(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鼓励外国借贷者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鼓励中国与其自由贸易区(FTAs)伙伴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计价货币;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双边和多边)时,使用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增加人民币在区域监管系统中的使用。人民币将会在中长期实现区域化,这也是人民币最终实现国际化的必由之路。与此同时,国内的一系列发展对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至关重要。这些发展包括: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实现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加强中国金融体系建设;进一步发展国内货币、债券和股票市场;建立一个先进的结算系统;改善法律体系等。除了经济因素外,政治因素对人民币国际化也同样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如何看待中国实力在全球中的对比变化。具体来看,日本对中国在亚洲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的反应、以及美国对中国在世界中实力变化的态度都影响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人民币国际化不必一蹴而就,而应该逐步累进的方式。人民币可兑换相当于资本项目自由化。中国的资本管制阻碍了外国投资者购买人民币资产。资本管制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国人在中国国内使用人民币的渠道和规模,而且也决定了中国人在国外使用人民币的规模和渠道。一个良好和有序的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将给人民币国际化的顺利实现以极大地帮助。

中国政府一直对开放金融很谨慎。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对资本管制有所松动,并遵循良好的次序以渐进的方式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概括来讲,中国的资本项目自由化遵循着先开放长期资本流动,后开放短期资本流动;先开放直接投资,后开放证券投资和衍生品市场;对弱势行业采取适当的保护使之不受外部过度的竞争和受到不必要的冲击。根据IMF 对资本管制类别的定义,到2007 年年底,在43 个资本项目中,中国有12 个项目完全可兑换或者只有最低限制(根据注册或批准的行政主体);有16个项目部分开放;其余有15 个项目不可兑换。这表明,现阶段中国资本项目下的一半交易仍受管制。目前,中国政府可以在很多领域加快解禁其资本管制。

    第一,加快跨境FDI 流动。中国开放FDI 流入始于1970 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这一举措实际上是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所迈出的第一步。目前中国对FDI 的管制相比任何其它跨境金融交易要少得多。只要国外投资者达到中外合资法和其它有关规定,中国商务部就会批准其在中国自由投资。资金汇入也不受限制。在中国外汇管理局(SAFE)审验外汇来源和评估相关投资风险之后,将会对合格的中国FDI 流出提供外汇支持。相比流入,中国的FDI 流出无论在规模还是在领域方面都有十分有限。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实际上是推进FDI 流出的重要举措。而这一战略的有效实施将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

    第二,降低对跨境投资组合流动的限制。中国仍然相当严格地限制跨境证券投资。投资组合的跨境流动始于1991 年,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发行B 股,为国外投资者提供投资中国股市的合法渠道。在随后的几年里,其它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的投资渠道有:大陆企业在香港上市的H 股、美国存托凭证(ADR)、全球存托凭证(GDR)、可转换债券以及双重上市股票。这些投资渠道是资本市场开放初期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部分。中国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最重要的一步是2002 年引入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实施QFII 的目的是利用QFII 的国际经验规范A 股市场的各种规则和条例、为国内市场引入金融创新机制、让国内金融机构从国外竞争对手身上学到国际金融市场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以及QFIIs 所倡导的“价值投资”理念。2007 年,中国开始实施合格国内机构投资者(QDII)措施,允许国内机构投资者向海外投资。QDII 制度使国际机构投资者能在全球范围进行资产配置。启动QDII 计划背后的一个驱动力是大规模外汇储备导致的对国内经济的通胀压力。中国政府希望通过QDII 引导资本有秩序流出以减轻外汇储备积累的压力。目前,所有合格的国内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都能开展QDII 业务。简而言之,到目前为止,B 股和H 股市场、以及QFII 和QDII 计划是中国资本账户下开放证券交易的主要渠道。很明显,作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步骤,这两个计划的顺利实施和进一步扩展十分关键。

    第三,进一步发展人民币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不同,中国固定收益证券市场仍然不对国外投资者开放。除ABF2 之外,在中期内,不允许非居民在内地交易中国债券和其它人民币债务工具。如上文所提到,2007 年6 月,四家主要的中资银行发行了人民币债券。然而,发行总额仅为150亿美元。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内地银行能在香港和其它地方发行更多的人民币债券。但是,中国并不真正需要回笼人民币,因为中国不缺乏资本。中国可能需要进一步鼓励国外借贷者向中国投资者发行人民币债券。问题是,在人民币具有升值压力下,外国投资者如何会愿意借入有升值趋势的人民币资产。

    第四,进一步开放中国的金融部门。中国从1981 年开始逐步放开对外资银行的准入管制,南洋商业银行于当年在深圳开设了第一家分支机构。1996 年是中国向外资银行开放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允许在中国的外资银行与外商投资企业(FFEs)交易外汇,并授权这些外资银行在上海的外汇市场上参与外汇交易,这实际上是向非居民开放了人民币业务。中国加入WTO 对中国银行业开放起到很重要的作用。2001 年,中国同意在5 年内解除对外资银行所有的地理和业务限制。银行业务的开放使得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数量急剧增加。截止2007 年底,来自47 个国家和地区的193 家银行在中国设立了242 家代表处。外资银行机构资产总计达到1.25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所用银行资产总额的2.4%。到2007 年底,中国准许25 家在华合资银行和57 家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批准50 家外资银行参与衍生品交易(CBRC 2007)。

    第五,鼓励非居民借款者发行人民币债券。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没必要无休止地向国外借贷。相反,中国应大量增加向外部的贷款。除了银行贷款,中国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向国外提供人民币信贷,并鼓励非居民从中国获取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务的借款(Yu, 2008; and Cheung, et al, 2009)。2008 年,由于美国的去杠杆化和信用紧缩,全球经济陷入美元流动性短缺。作者曾呼吁中国政府应该鼓励非居民发行熊猫债券,这种债券以人民币计价,并由国外金融机构(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发行。熊猫债券的买主应该是中国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境外金融机构也可以用通过发行熊猫债券所获取的人民币收益购买他们所需要的美元。除了定期支付人民币利息以外,当债务到期时,债券发行者将向债券持有者偿还本金(用人民币)。发行熊猫债券不仅可以降低中国持有过多美国债务的风险,而且也能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还能帮助减轻其它国家的流动性紧缩和促进全球金
融稳定。

    作者曾试图提倡发行熊猫债券。早在2008 年,作者就指出:“通过熊猫债券发行,(中国)向外资金融企业借出美元将不仅会消除购买美国国债所带来的风险(尤其是汇率风险),而且会促进人民币国际化。”4不幸的是,那时以及随后中国政府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美联储与遭受美元流动性短缺的各国央行签署互换协议和提供所需的美元流动性之时,中国的机会便转瞬即逝。

结论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然而,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什么?中国仍然没能给出确切的答案。幸运的是,在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并不与其它可能的选择相冲突,比如创建超主权货币或区域货币。人民币国际化能让中国获益,也可能严重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人民币可兑换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由于中国金融体系十分脆弱和缺少有吸引力的金融工具,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必须采取一种渐进的模式。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规模和贸易量是人民币国际化有利的条件。然而其它条件,例如金融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在现阶段并不存在。为了创造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中国政府应该鼓励金融市场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人民币国际化的顺序十分重要。在早期阶段,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开始于中国同邻国、香港、澳门和台湾之间的贸易和金融交易,并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人民币在区域范围的使用应当是区域不断增长的贸易和金融交易的自然结果。中国应该增加对外国的人民币贷款,特别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应该促进中国居民和国外居民在香港和其它地方发行人民币债券和熊猫债券。中国应该尽最大努力尽可能地促进使用人民币作为交易媒介和促使人民币成为贸易和金融交易的记账单位。应该鼓励在自由贸易协定范围内的中国贸易伙伴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中国可以签署更多的

    4 Yu Yongding, “Panda Bonds could help China avoid the risks of US Treasury Bonds,” East Asia Forum, the East Asian Bureau of Economic Reasearc, December 19th, 2008, excerpted from his article first published on China Business News in Chinese, December 12th 2008.

    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协议,并以人民币作为互换协议的一方。中国能够以人民币债券和信贷支持的方式对区域和国际组织做出更多的贡献。国内的均衡发展对成功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可或缺。其它至关重要的因素有: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深化和改革国内金融体系、给与人民币汇率更大的灵活性、建立先进的结算系统等。除经济因素外,政治环境和更加强化的法律体系对人民币国际化也同等重要。

    参考文献

1. Ba, S. and M. Yan (2010) “Estimating the External Demand of RMB Currency:1999~2008,” Shanghai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303 Issue: 1/2010,pp19-25.
2. Cassola, N. (2000) “Monetary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Eur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BIS Conference Papers No. 8, pp75-91.
3. CBRC (2007) “Annual Report”,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4. Cheung, Y, G. Ma and R. McCauley (2009), "Renminbisaing China's foreign assets" the French journal of Revue D'économie Financière, November issue, pp 135-155 ("RMBsation des actifs internationaux de la Chine"). It is also available as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3009, April 2010.
5. Chinn, M and J. Frankel (2005) “Will the Euro Eventually Surpass the Dollar 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510.
6. Duisenberg, W. F. (2000)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Euro,” Keynote address at the European Banking Congress, Frankfurt, 17 November 2000.
7. Frankel. J. A. (1999) “No Single Currency Regime is Right for All Countries or at All Times,”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7338.
8. Gao, H. (2009)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onetary Policy” in Peng, W and S. Shu (Ed.)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Global 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RMB, Palgrave Macmillan, England, pp209-220.
9. Greene, J. E. (1991) “Currency Convertibil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IMF Occasional Papers, No 81.
10. Iwami, T. and K. Sato (1996)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Yen: with an Emphasis on East Asia,” Journ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Volume: 23 Issue: 10/11, pp192 – 208.
11. Kenen, P. (1983) “The Role of the Dollar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Occasional Papers No. 13, Group of Thirty, New York.
12. Kenen, P. (2009)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An Overview,” paper
presented at Bok-BIS Seminar on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Seoul, 19-20 March 2009.
13. Ma, G. and E Remolona (2005), “Opening markets through a regional bond fund: lessons from ABF2”, BIS Quarterly Review, June, pp 81-92.
14. McKinnon, R. and G. Schnabl (2004) “The Return to Soft Dollar Pegging in East Asia. Mitigating Conflicted Virtue,”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0406007.
15. Michalopoulos, G. (2006)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Euro: Trend, Challenges and Risks,” in Alexander V. and Hans-Helmut K. (Ed.) Global Divergence in Trade, Money and Polic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pp195-214.
16. Roggoff, K. (2010) “Global Growth after the Second Great Contraction,” PPT slide 26, CIIC Forum, Hainan Sanya, January 15, 2010.
17. UN Commission of Expert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Refo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2009 Report.
18. Yu Yongding, “Panda Bonds could help China avoid the risks of US Treasury Bonds,” East Asia Forum, the East Asian Bureau of Economic Reasearc, December 19th, 2008, excerpted from his article first published on China Business News in Chinese, December 12th 2008.
19. Zhong, W. (2008) “The RMB Circulations i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Management World, Volume: 300 Issue: 2008/1, pp156-166.

 

小资料:

马铃薯与中国人口的历史性增长

深圳学者 邹蓝

2010-07-21

  之所以要提到马铃薯与中国人口历史性增长的问题,原因是马铃薯对贫困人口的悖论性作用。一方面它是穷人的粮食,荷兰画家梵高的PATATO EATER作品,表示出,在一百二十年前荷兰,穷人的生存主要依赖马铃薯,中国的情况也类似。另外一方面,正是因为马铃薯的高产维持了穷困人口的生存和繁衍,使得中国贫困地区,尤其是西北半干旱地区穷困人口的增长很高,而人口密度的提高进一步对土地和生存资源的压力,使得贫困难以解除。

  高产作物引进中国后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骤然加快,两者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美籍历史学家何炳棣教授1959年写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正好着重论述了马铃薯引进中国前后的明清以来到现在为止的六个世纪中国人口问题(1989年译本名为《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0年译本书名改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何教授认为,“至14世纪末,中国的实际人口大致至少超过了6500万”。“尽管明代官方的人口数据显示出人口停滞,实际上从洪武元年(1368)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前后中国的人口始终是或多或少直线上升的。”清朝也有多次人口登记,但缺漏依然无法避免。经过对资料的研究计算,何炳棣教授得出的结果是:全国人口从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275000000增加到道光三十年(1850)的430000000,共增加了56.3%。困扰着近代中国的人口过多和普遍贫穷的问题,在道光三十年已经存在。

  前文所引黄启臣的结论“番薯、马铃薯的秧蔓又是极好的饲料。玉米以及土豆、红薯的淀粉的耐储存性,使得丰收年份的玉米和淀粉可以储存起来,可以补充歉收年头的粮食。而当时‘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新的税收政策,放松了国家对人口束缚”与何炳棣教授对当时中国人口的研究结论,是可以互为印证的。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7-22 13:13:5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西村观察 16 7.22

中国获取全球石油资源的战略选择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孙学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王海滨

2010-07-22

  在“走出去”获取全球石油资源的过程中,中国同历史上的后进入国家一样,既遭遇过较为惨痛的失败,比如,2003年中海油和中石化联合收购英国天然气集团持有的里海北部油田股份无果而终,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失败等等。同时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如中石油在苏丹的石油项目,中石化获得沙特天然气勘探开发权利,在中东地区获得实质性突破等。

  中国如何能够通过恰当的战略选择顺利获取海外石油资源?本文将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力图借助后进入国家拓展海外石油资源成败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近年来的能源外交实践,说明中国海外获取石油战略选择成败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获取全球石油资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进入/分享战略

  本节主要讨论中国获取海外石油的进入/分享战略,具体包括:有限分流、限制收益和借助矛盾。结合具体战略原理的讨论,重点考察了中国获取海外石油的三个案例,分别是: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中日远东石油管线竞争和中国能源公司进入拉美左翼国家。

  (一)有限分流

  1.基本原理

  大国能否顺利进入石油富聚区,关键因素在于能否有效降低竞争对手(包括先进入国家和其他后进入国家)的抵制,争取资源拥有方的支持。从历史经验看,大国缓解先进入国家抵制的主要策略是设定合理的分享份额,即采取有限分流权益的政策,缓解先进入国家的关切和恐慌,为顺利进入奠定基础。


  由于这一战略对先进入国家或资源拥有方的主导地位或核心权益冲击较小,因此战略成功几率较高。即使后进入国家与先进入国家战略上形成结构性对抗,这一策略也能取得成功。

  一战之前,德国顺利进入英国控制的摩苏尔地区分享石油权益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

  对于奉行有限分流战略的国家,如果与先进入国家拥有共同的战略威胁,则可以更为有效的进入目标区域获取石油权益。原因在于,有限分流战略既可以使先进入国家通过转让部分石油权益争取后进入国家的战略支持,同时又不会丧失其地区石油资源主导地位。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日本石油公司进入美国控制的中东地区。

  1957年,日本建立阿拉伯石油公司,试图进入沙特和科威特分享石油开采权。22尽管此前美国石油公司早已获得了两国石油开发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冷战期间美国面临苏联的战略威胁,而日本又是美国在东亚对抗苏联势力扩张的重要盟友,因此美国并没有采取政治和军事手段加以阻止,日本较为顺利地获得了在沙特和科威特两国的石油开采权。

  需要指出的是,有限分流的战略性质决定了其只适用于大国进入某一特定的石油资源区,而无助于大国谋求主导或控制地位。此外,有限分流战略与排出竞争对手干扰的两个战略并不矛盾,不但可以组合适用,而且适当的组合还能提高大国获取石油资源的效率。

  2.中国经验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

  2005年3月,中海油开始与优尼科公司高层进行接触。经过几轮协商,中海油提交了180亿美元的“无约束力报价”。4月初,美国雪佛龙公司提出以164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并购优尼科公司。由于没有竞争对手,雪佛龙很快与优尼科达成了约束性收购协议,并于6月获得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批准。

  在雪佛龙收购接受反垄断法审查期间,中海油宣布以每股67美元全现金方式并购优尼科,据此计算优尼科公司股本总价值已相当于185亿美元。除了提高收购价格外,中海油同时还提出了诸多优厚条件,包括愿意延续优尼科的市场和销售手段;优尼科在美国本土生产的全部或绝大部分石油与天然气仍在美国市场销售;如果监管机构批准收购但最后未能完成交易,中海油要赔偿优尼科股东20-25亿美元等。优尼科随后宣布,愿意随时与中海油就并购之事展开谈判。23

  但是,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表示,如果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成功,美国政府将从国家安全考虑,对这一收购案进行审查。24此前,美国两名联邦众议员已经致信美国总统布什,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彻底调查中海油的收购行动,指出在处理牵涉中国的能源事务时,美国应综合对外政策、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进行考虑。6月2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敦促布什政府立即对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公司的行为展开彻底审查。25

  2005年7月19日,雪佛龙公司将收购价格提高至171亿美元。次日,优尼科董事会决定接受雪佛龙公司加价之后的报价,并推荐给股东大会。267月25日,美国参众两院代表投票决定,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必须首先接受美国能源部、国土安全部及国防部的调查,评估中国的能源需求对美国经济及国防的影响,时间期限为120天。评估完成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还要进一步研究有关外资企业对美国企业的投资是否会威胁美国本土。278月2日,中海油撤回了对优尼科公司的收购要约。28

  不难发现,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的强力干预,担心中海油控制优尼科将影响美国的战略利益。首先,收购行动对美国战略决策层带来较为强烈的心理冲击。29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能源需求带动了国际油价的持续上涨,已经冲击到了美国的能源、经济利益。而此时,中国又要控制美国的石油公司,分享美国本土的油气资源。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这样的收购行动无疑会对美国决策者敏感的神经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刺激效应,中国崛起造成战略威胁的紧迫感和严重性也随之进一步强化和放大。

  其次,收购可能间接造成技术转让。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勘探500米以下水深油气资源的能力,而优尼科公司已掌握了深海勘探技术。美国担心,一旦中国获得这些技术,不但可以开发南海深度500-2000米水域的资源,而且有助于中国开发深水炸弹。因此,美国外资委员会提出要对中国能源问题进行额外审查。30再次,担心影响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部署。优尼科在泰国、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海域拥有大量资产,泰国30%的能源需求由优尼科公司供应。美国担心,中海油控制优尼科将扩大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削弱美国与东南亚盟国的关系。31最后,可能影响美国的能源替代战略。近年来,美国能源政策发生一定变化,逐步重视开发替代性燃料,其中天然气是重点发展的替代燃料。虽然优尼科控制的油气资产只占美国的1%,但探明的天然气储量较为丰富。中海油控制优尼科可能会对美国发展替代性燃料制造障碍。

  (二)限制收益

  1.基本原理

  大国有效化解竞争对手干扰的主要策略包括限制收益和借助矛盾。限制收益主要是指大国愿意付出比竞争对手更为高昂的成本,以减少未来的经济收益为代价,获取石油权益。具体而言,这些主要成本包括:

  (1)经济成本,比如付给资源拥有国更高的开发费用,以更高的价格收购相关公司的股权,开发投入产出比例较为悬殊的油气资源区域;特定区域尚未确定油气资源储量的情况下,愿意出资先行开发等。例如,2005年,中国曾与印度竞争西非油田主导权,最后时刻与安哥拉政府达成协议,取得巨额石油合约项目,但却付出了比印度高10倍的代价。32

  (2)额外风险成本,比如同意开发容易遭受恐怖袭击、陷入内战冲突等区域的油气资源。例如,2007年中海油收购了壳牌公司尼日利亚海上石油区块的49.8%股份,总价值达9亿美元。壳牌等西方公司决定退出的主要原因就是暴力袭击频繁。这些海上石油区块都处于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针对石油设施的暴力袭击较为频繁猖獗。近几年,几乎每个月都有油管被炸、工作人员被劫持等意外发生。33


  显然,限制收益战略的投资回报率都较低,甚至可能导致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大国采取此项战略往往是出于确保石油权益和能源需求的战略考虑,而不大关心经济收益,甚至就是要以经济代价换取石油权益。在这种情况下,评估这类战略的成败不能完全依赖经济理性,而须综合考虑国家的石油安全状况是否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当相关油气权益涉及主导国或资源拥有方战略利益时,限制收益战略很难发挥作用,原因在于此时的利益得失计算已超出单纯的经济范畴,而渲染上了强烈的战略色彩,其中的障碍和困难不是单纯提高经济代价能够克服的。中石油收购优尼科失败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

  2.中国经验:中日石油管道之争(2002-2007)

  1998年中俄两国开始讨论合作铺设从俄罗斯安加尔斯克油田到中国大庆的输油管道(即安大线)。2001年7月,两国签署协议,建议2005年开始修建安大线。安大线管道长约2260公里,其中在中国境内920公里,工程总造价约20-25亿美元。34预计2005-2010年期间每年输送原油2000万吨,2010-2030年期间每年输送原油3000万吨。2003年5月,中俄两国石油公司签署协议,规定安大线建成后俄将向中方供应7亿吨石油。35

  2002年日本加入了竞争行列。当年年底,日本经济大臣向俄罗斯表示,有意参加西伯利亚油田开发,提出建设从安加尔斯克到日本海纳霍德卡港的输油管线(即安纳线)。安纳线管道总长度约3900公里,工程造价约36-50亿美元。36

  为了说服俄罗斯政府放弃安大线转而支持安纳线,日本政府不惜加大投入,志在必得。2003年6月,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在远东许诺,日方准备投资75亿美元开采东西伯利亚油田,并向滨海边疆区提供10亿美元用于社会经济建设项目,但条件是俄方必须选择安纳线管道方案,放弃与中国的合作。7月8日,日本经济产业资源能源厅负责人再次访俄,表示日本愿意为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油田提供低息贷款和开采技术。此外,日本企业也对俄罗斯远东的“萨哈林-1”和“萨哈林-2”石油天然气项目投资了80亿美元,对赢得安纳线充满了信心。37

  日本的巨大投入促使俄罗斯政府放弃了安大线。2003年8月,俄方推迟了中俄能源会议。俄自然资源部随后以破坏生态为由宣布将否决安大线方案。10月14日,日本政府决定将为安纳线提供70亿美元的资金作为建设费,其中50亿美元用于管道建设,20亿美元用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的油田开发。38尽管后来安纳线设想未能完全落实,但俄罗斯最终决定建设的泰纳线基本上是安纳线的翻版,日本竞争远东石油资源的目标基本上实现了。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投入巨大之外,日本方案能够占据优势还有赖于更有利于俄罗斯政府的利益关切并巧妙利用了俄国内的政治矛盾。首先,有助于俄对石油出口的控制权。安纳线全部管道均在俄罗斯境内,因此石油的开采、运输和定价均不会受外方任何限制。此外,安纳线还可以确保俄罗斯油气资源面向整个太平洋市场,不仅可以向日本,而且可以向中国、韩国及其他亚太国家、甚至美国出口石油和石油产品。

  其次,有利于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安纳线一旦建成,远东地区就有条件在沿线建造石油产品加工企业,为俄罗斯和该地区创造就业机会和出口收入,尽早结束滨海边疆区需要国家补贴的局面。再次,有利于俄政府打击经济寡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短短几年内涌现出了一批经济“寡头”,控制着俄罗斯的银行、石油、天然气等重要领域,并不断影响国内政治。2003年6月,俄罗斯议会首次对政府进行弹劾,其背后推动力量就是这些“寡头政治家”。而俄国内最为支持安大线的尤克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尔多科夫斯基正是这些“寡头”中的一员,因此放弃安大线也是制约这些寡头的政治需要。

  (三)借助矛盾

  1.基本原理

  借助矛盾主要是指大国利用特定资源拥有方的国内、国际政治矛盾,通过提供经济援助、政治支持等手段,获得石油开发权益。(1)国内矛盾。石油资源丰厚的国家容易产生国内动乱、贫富不均和各种不平等问题。39一来石油产业虽能为国家创造丰厚的收入,但受益者往往只有少部分既得利益集团,同时可能限制国家经济的多元发展,一旦油价下跌就可能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二来国内势力可能因争夺石油所有权而陷入纠纷和冲突,政府维护稳定往往需要其他国家的援助和支持。比如,1993年,阿尔及利亚政府要在茂索普地区开发石油,当地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和抵抗。为了平息事态,阿尔及利亚政府出动军队开展了武装行动,而政府军的装备就是由要参加开发的壳牌公司提供的。40

  (2)国际矛盾。资源拥有方可能因不同原因与参与竞争国家存在政治矛盾,常见的包括两类。一是反对西方控制,希望石油国有化。二战结束后,第三世界产油国家兴起了反西方剥削控制的浪潮,纷纷实行石油国有化政策。这些产油国同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矛盾有所加剧,一些主动支持资源拥有方国有化主张的公司因此而获得了石油开发权益。典型例证之一就是意大利埃尼公司获得埃及西奈半岛部分石油开发权益。41二是政治体制分歧。产油国可能因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原因,与特定资源竞争国家产生矛盾分歧,于是希望转移石油权益,邀请政治立场接近的国家开发本国的油气资源。

  需要说明的是,借助矛盾战略面临的战略风险较大。首先,大国介入石油产油国内部的分歧,可能恶化当地局势,加剧冲突,使其难以实现获取石油资源的既定目标。其次,大国介入内战,一旦支持的力量失利,则将彻底失去进入目标产油国的希望。再次,大国利用第三世界产油国国有化运动可能实现进入目标,但也会为日后本国相应石油权益遭遇国有化埋下伏笔,可能得不偿失。2007年年底,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的遭遇就是典型例证。42最后,大国利用产油国与其他大国的矛盾可以获得石油权益,但也可能因此导致、加剧与其他大国的政治分歧或战略矛盾,损害本国的战略利益。

  因此,借助矛盾战略往往需要以较强的综合实力作为后盾,以抵御、化解由此带来的战略风险和政治压力。对于实力处于弱势的大国,使用这一战略要慎之又慎,一般要与有限分流战略配合使用。

  2.中国经验:中国公司进入左翼拉美国家

  20世纪90年代末期,拉美国家的左派力量不断壮大,开始在多个国家执掌政权,如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巴西、智利等。这些左派政权的政策倾向大多与美国形成对立之势,在石油领域力图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这为中国公司进入拉美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与委内瑞拉的能源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2004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HugoChavez)访华期间,双方签署能源协议,中国石油企业获得了在委内瑞拉15个地区开采石油的权利。年底,委方同意每天向中国供应12万桶原油,同时批准中石油开发委东部苏马诺的14个油田。为了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2005年11月,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与中石油签署供应合同,同意每天再供应中国20万桶原油、6万桶燃油和3.6万桶沥青矿物燃料。43

  为了扩大给中国运输原油的能力,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斥资13亿美元购买了18艘中国油轮,还有意与中石油建立合资营销公司,负责委内瑞拉石油和精炼油产品在亚洲的运输及销售事宜。美国学者认为,这笔交易意味着查韦斯真的想与中国走得更近点,并疏远美国,而这笔交易也确实能帮他实现这一目标。44

   委内瑞拉石油产业,同时获得了委内瑞拉奥里诺科地区的石油开采权,而这一地区是世界石油储备最丰富的地区之一。2008年9月,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访华,承诺2009年委内瑞拉每天将向中国出口原油50万桶(2008年8月为每天36万桶),到2012年达到每天100万桶。届时,委内瑞拉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进口国。45

  除了委内瑞拉之外,中国与巴西、玻利维亚等国家的石油合作也取得了明显进展。2004年,中国宣布投资10亿美元与巴西合资建设油气管道,中石化将承建巴西卡斯卡福天然气管线建设项目。双方还合资建立合资公司,利用巴西深海石油开采技术到世界各地开采深海油田。2005年,巴西与中化集团签署协议,同意向中国出口1200万吨重油。462006年1月,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会晤中,正式邀请中国合作开发玻利维亚天然气。47

  中国公司与拉美左翼国家的合作,引起了美国国会和政界的高度关注和不安,担心中国进入美国传统的势力范围。众议院拉美委员会主席伯顿(DanBurton)表示:“我们应该始终在门罗主义的框架下看待拉美问题,我们有我们的关切:查韦斯、卡斯特罗、奥尔特加、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及他们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关系,我们对此必须予以特别关注。”48美国一位前驻拉美国家大使把问题看得更为严重。他说,“除已经消失的苏联以外,我还从未看到过该地区之外的哪个国家敢于挑战美国在这里的主宰地位,但眼下中国正在这样做。”49

  尽管美国现任政府官员并没有如此惊恐,但也十分警惕,对中国与委内瑞拉等国的能源合作采取了积极防范的政策。美国曾动员力量阻挠委内瑞拉通中国进行合作,其外交系统驻拉美的机构全面动员,监控两国合作的进展情况。美国国内的能源部等部门也积极活动,通过与委内瑞拉有生意往来的美国石油商人了解情况。50可以想见,随着同左翼拉美国家能源合作的深入,中国将面临日益严重的美国战略压力。

  四、稳定/扩展战略

  本节主要讨论中国获取海外石油的稳定/扩展战略,具体包括:提供安全保护、维护政治经济关系和提高开发技术水平。结合具体战略原理的讨论,重点考察了中石油在苏丹扩展石油权益的成功经验。

  (一)基本原理

  在实现基本目标后,大国若想维持甚至扩大既有的石油开发权益,关键因素在于提高本国对于油气资源区域的影响力,以排除竞争对手的干扰,保证资源拥有方坚持能源合作政策,维持、扩展本国的石油权益。


  石油作为战略资源,历来是大国竞争的重点。大国进入某一地区适当分享石油权益可以通过相应的策略实现,但是要长期维持、扩展其在特定地区的石油权益不能依靠短期战略,而必须不断增强对油气资源区域的战略影响力。中东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油气资源区域历来都为体系霸权国家控制,二战前是英国,二战后则是美国。霸权国家能够维持主导地位,主要依靠的就是强大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

  概括而言,大国提高对油气资源区域国家影响力的主要途径包括:(1)与资源拥有国缔结军事同盟,通过提供安全保护,为维护、扩展自身的石油权益奠定基础。通常而言,体系霸权国家或超级大国更容易实施这一战略。比如,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加大了与沙特的合作力度,不但为沙特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还将阿美石油公司机场改建为美国驻沙特的军事基地,并向沙特提供武器装备,派遣军事代表团训练沙特军队。51

  (2)保持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通过提供政治支持、加强经济援助、密切贸易关系等方法,维护自身的石油权益。一般而言,军事力量较弱的大国因难以提供安全保护,往往退而求其次采取这一战略。比如,9·11之后日本不断采取措施密切与中东产油国的关系,通过承建大型项目保持经济合作关系,同时积极促使中东地区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减少地缘政治冲击对能源供应的影响,甚至不惜牺牲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伊朗开发油田,以确保自身的石油权益。52(3)改进开发技术水平,提高开发效率,增强对资源拥有方的吸引力,维护自身的石油权益。

  从历史经验看,大国维护、拓展石油权益的努力通常会遭遇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大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会采取相应措施削弱、挑战大国的既有石油权益。很多情况下,资源拥有方也会利用这些战略矛盾,通过引入大国的竞争对手,平衡大国对本国石油权益的影响,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二是资源拥有方与其他国家出现战略分歧、政治矛盾时,大国若为维持石油权益提供保护和支持,必将导致其与相应国家形成不同程度的对抗;若拒绝提供保护和支持,则很可能损害其既有的石油权益。其中利弊权衡,有赖于大国的战略判断和政治决断。目前,中国与苏丹能源合作面临的困境就是最好的例证。53

  (二)中国经验:中石油扩展苏丹利益

  1995年9月,苏丹总统巴希尔访华时提出,希望中国公司到苏丹勘探开发石油,帮助苏丹建立自己的石油工业。就在此次访问期间,中石油与苏丹能源矿产部正式签署《产品分成协议》,共同勘探开发苏丹石油六区。54

  一年之后,因美国国会制裁苏丹政府,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被迫终止了在苏丹的石油开采和油管铺设计划,苏丹政府随即决定重新招标选择主要产油区1/2/4块区的投资方。经过激烈竞争,中石油成为开发领导公司,组成了大尼罗石油作业公司,其中中石油参股40%。新的投资公司成立后,中石油的开发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确定的九口探井井位,钻探成功率达到100%。1999年8月,苏丹1/2/4项目首批原油装船出海,标志着我国第一个海外大型新油田正式投产。55

  此后,中石油又在苏丹获得了多项开采权益。2000年,中石油获得迈卢特盆地油田的开采权。2002年11月独资获得富拉油田生产设施建设项目,2004年3月富拉原油外输管道正式投产,使得中国油轮可以直接在红海港口装运富拉油田生产的利润分成油。同年,中石油与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公司等合作开发3/7区块,两年后3/7区首批原油装船外运。2005年,中石油的子公司又与苏丹政府签订了协议,进入苏丹海上勘探和天然气领域。56

  除了石油勘探开采之外,中石油还进入了石油运输和加工领域。1997年,中石油负责铺设连接1号、2号区块到红海附近港口的输油管线,并在喀土穆附近兴建一座拥有250万吨加工能力的炼油厂、油田地面工程和加油站。2000年6月,中石油与苏丹政府合作扩建Jayli地区的炼油厂,2003年又启动喀土穆炼油厂扩建工程。2006年7月,扩建工程完工,其年加工规模为500万吨,可以加工含高钙、含酸的原油,并向其他国家出口汽油和柴油。

  经过10余年的努力,中石油已经在苏丹逐步形成了集生产、精炼、运输、销售于一体的完整的石油工业产业链。苏丹项目已成为中石油在非洲规模最大、效益最佳的项目。57中石油能够逐步扩展其在苏丹的石油权益有赖于两个因素,即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中国政府对苏丹的政治支持。

  (1)技术优势。58自1996年接手1/2/4区项目以来,中石油已发现新油田或含油断块50多个,是西方公司在该区10年勘探发现成果的12倍。苏丹3/7区项目是西方石油公司因没有获得商业发现而放弃的项目,但在中国石油接手后的4年内,通过运用快速高效的勘探技术,成功发现了世界级的法鲁济大油田,3/7区地质储量实现了每年10亿桶速度的增长。2003年和2005年中石油《苏丹Muglad盆地1/2/4区高效勘探技术与实践》和《迈卢特盆地快速发现大油田的配套技术与实践》分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

  苏丹6区项目地质条件复杂,含油断块小,开发难度大,同样也是西方大石油公司放弃的项目。2001年,中国石油全面接管6区项目后,凭借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雄厚实力,以及在苏丹1/2/4区项目积累的成功经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同时,成功研制出排砂采油等技术,攻克了6区高粘度、高酸值和稠油出砂等技术难题,解决了6区产量突破200万吨的瓶颈问题。

  此外,中石油在运输和炼制领域也依靠技术优势取得了突破。在苏丹3/7项目区,建成了千万吨级产能规模和1376公里输油管线,有效解决了“三高”原油安全外输的世界级难题。喀土穆炼油厂扩建项目中,攻克了一系列重大技术难题,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加工高含钙、含酸原油的延迟焦化装置,填补了国际上数项石油加工技术的空白,更重要的是为6区的稠油生产疏通了后路。可见,如果没有先进的勘探和加工技术作为后盾,中石油在苏丹的开采项目很可能半途而废,取得目前的收益和成果更是难以想象。59

  (2)政治支持。2003年以来,苏丹政府因达尔富尔问题承受了巨大的国际压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在多边、双边领域多次为苏丹提供政治支持,缓解国际压力。首先,确保尊重苏丹主权。2004年9月1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第1564号决议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话透露:“与最初文本相比,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案文确实进行了不少改动。磋商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提出许多积极建议,并敦促提案国予以采纳。经过各方努力,案文增加了尊重苏丹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措词,肯定了苏丹政府已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进展……同时删除了有关在达尔富尔地区进行国际空中监督及弱化了对苏丹的指责以及在达尔富尔地区设立禁飞区的内容。”60

  此外,中国强调向苏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时,尊重苏丹政府和苏丹国家主权,不提出公开预设的政治前提,同时特别重视苏丹政府和非盟的重要作用,在达成政治协议之前先尝试解决一些当地的实际问题。2007年,中国最早提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与维和行动并举的“双轨”战略。61这一思路对联合国日后安排维和行动和解解决相关问题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最终促成了安南方案能够得以贯彻落实。

  其次,不赞成国际法院介入。中国不支持将达尔富尔问题国际化,更不赞成在这一过程中轻视苏丹政府的权威。2005年3月31日,安理会表决有关“苏丹达尔富尔局势问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的1593号决议时,中国投下了弃权票。中方强调:“处理有罪不罚问题既要考虑确保司法公正,也要考虑尽可能避免对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谈判造成不利影响……我们不赞成在未经苏丹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把达尔富尔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62中国强调,要维持苏丹政局的大体稳定,争取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争混乱状态。

  再次,反对制裁苏丹。中国希望能够尽可能把达尔富尔问题限制在苏丹内政--至少也要是非洲内部事务--的范围内,反对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于苏丹政府的强硬态度和制裁威胁。2006年4月25日表决1672号决议时,王光亚明确表示:“从过去的实践和经验看,制裁往往达不到预想效果,反而可能使平民百姓成为受害者。……倘若参与阿布贾谈判的任何一方因安理会制裁决议而另行考虑是否签署一揽子协议,这势必延长、甚至加剧达尔富尔地区的冲突。安理会则需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63

  不难看出,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给与苏丹政府巨大的政治支持,不但强调要尊重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苏丹现政府的国内政治权威,同时提倡政治解决争端,反对采取制裁措施。安理会会议中,除了阿盟国家,中国是最注意听取苏丹政府意见,同时对苏丹政府措辞最为温和的国家。中国政府的支持为中国石油公司开拓在苏丹石油权益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气氛,但也因此与英美等国家产生了诸多分歧和矛盾,受到了西方国家比较猛烈的批评,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64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7-11 02:44:42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邓英淘 新疆考察观感

山西省资源状况和考察观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柯 堤

《调查研究通讯》No.2002-6

2002年5月18日

    说到山西,这是一个和我们颇有缘份的地方。在课题组中,有一个是山西人;有一个曾在山西插队6年,当过生产队长;有两个曾于1983年前后在山西做过户包小流域(千家万户治理千沟万壑)和区域发展重点的调研。

    课题组此次到山西,是西部大开发调研的自然延伸和拓展。2001年11月21日至12月3日我们先后到太原、雁门关、朔州、万家寨、偏关、河曲、保德、五寨、长治、临汾等地调研,驱车行程3000余公里,与当地有关人员广泛座谈,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和收获。本文可算是对山西乡亲父老的一次学习汇报吧。
文中凡未注明数据和引文出处者,均来自于山西调研访谈纪要之一至十二(刊于《参天水利资源工程研考会:工作通报》NO.2002-2至NO.2002-14)。

一、畜牧强农 建设生态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其间沟壑纵横,梁峁起伏,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劣。西部为吕梁山区,是黄河中游多沙粗沙产区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北部毗邻内蒙高原,是京津风沙的重要来源地之一;东部为太行山区,是华北平原和海河流域的基本生态屏障。在这样一种复杂的背景下,如何搞好农业生产、改善生活条件,建设生态环境,仍是一个有待研究和解决的大问题。

雁门关畜牧生态区

    该区地处山西省的北部和西部,与蒙、冀、陕三省交界。根据自然特点相近和集中连片建设的原则,雁门关畜牧生态经济区由28个县(区)组成,涉及大同、朔州、忻州、吕梁四市(地)。主要包括大同市的南郊区、新荣区、左云、大同县、浑源、灵丘、右玉、山阴、应县、平鲁区和朔州城区六个县(区);忻州市的河曲、保德、偏关、神池、五寨、岢岚、静乐、宁武、代县、繁峙10个县、吕梁地区兴县、岚县、方山三个县。该区内有13个县(区)在"环北京风沙源区"范围内。全区共有人口54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45万(所占比例约为82%),占全省农业总人口的16.8%,有农户122万户,农村劳动力180万人。

    雁门关地区为黄土广泛复盖的山地型高原,地貌类型复杂多样,以山地丘陵为主。自然资源特点是土地资源丰富,水资源短缺,气候寒冷干燥,生物种类较多。区内国土总面积4.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31%。其中,耕地2090万亩(25度以上坡耕地450万亩),草地1866万亩(人工草地146万亩),林地1368万亩;分别占该区国土总面积29%、26%和19%,分别占全省的32%、27%和24.5%。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占耕地4.7亩、草地4.2亩、林地3.1亩,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9亩、1.3亩和0.9亩。该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500方左右,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00多方,耕地亩均水资源占有量为208方,比全省平均水平低30方,为全省严重缺水区。

    该区属农牧交错区,与内蒙古生态条件类似,历史上曾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区。2000年,该区肉蛋奶总产量分别为16.1万吨、4.1万吨和19.7万吨,山羊绒产量323吨,分别占到全省的24.8%、10.2%、54.8%和51.1%。全区粮食总产18.2亿公斤,占全省的21%,人均占有粮食335公斤,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0.7亿元,占全省的22%,其中牧业产值23.4亿元,占全省的26.1%,占该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33.2%,比全省29.7%高3.5个百分点。全区农民人均牧业纯收入375元,比全省高185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5.5%;农民人均纯收入1464元,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905元低441元,是山西省较为贫困的地区,现有贫困人口103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总数的36.4%。

    在历史上,整个雁门关以北地区都是牧区,甚至包括雁门关以里的一部份地区也是牧区,而现在该区实际上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区域。这里生存环境比较特殊,水土流失和植被破坏严重;自然条件差、降雨量少,单纯种树不行,要恢复和建设生态,首先要种草,种草没有效益,农民不会干的,因此必须种草养畜,发展畜牧业。

    2001年至2010年,雁门关地区的发展要实现"456"目标。即该区人均牧业纯收入达到1200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0%以上,且使其接近或达到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水平;草林建设面积达到3900万亩,占到该区国土总面积的50%以上,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畜牧业产值达到80亿元(2000年价格),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60%以上,经济实力明显增强。预计经过2001到 2010年的努力,使粮经饲的结构由2000年的67:32:1变为46:14:40,这样雁门关地区将建成以牧为主,农林牧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其中重点抓好草、奶牛、肉羊肉牛、绒山羊、优质杂粮五大产业。

    该项目区的试点工作已进行了几年,课题组在实地考察中,看到了成片种植的紫花苜蓿、灌木柠条和其他林木长势良好,以及各种养殖场。这说明畜牧不仅可以强农,而且可以恢复和建设生态,这是我国农业大变局中的应有之义。雁门关畜牧生态经济区从以农为主转向以牧为主,是该区实现和完成这一大变局的必由之路。

晋陕峡谷生态经济区

    众所周知:黄土高原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危害也最大的地区。在黄河的16亿吨泥沙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此;而黄土高原的晋陕峡谷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自黄河中游的起始处河口镇(位于内蒙古托克托县)至龙门(禹门口)区间,流域面积占黄河流域总面积的15%,年均来水量占全河总水量的15%,年均来沙量占黄河泥沙总量16%亿吨(多年平均)的56%,接近9亿吨。在进入黄河下游的泥沙中,粗泥沙(粒径大于0.05mm)为3.64亿吨,约占总沙量的20%,但其淤积量约为下游河道淤积总量的50%[1]。这些粗粒泥沙也主要来自于上述晋陕峡谷,即山西的吕梁、忻州地区、陕西的榆林和延安市。

    据1990年遥感提供的数据,山西省黄河流域侵蚀模数大于5000吨/平方公里的多沙粗沙区面积为4.4万平方公里,其中对下游危害最大的侵蚀模数大于5000吨/平方公里的粗沙区总面积为3.61万平方公里,占黄河多沙粗沙区总面积的36%,每年向黄河输沙量达3.6亿吨。因此,只有将处于黄河晋陕峡谷两侧的晋西和陕北的黄土高原在西部大开发中一起治理,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问题,更好地保护和建设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如果只治晋陕峡谷西侧,不治东侧,或治东的力度小于治西的力度,就达不到上述目的。

    国内曾有专家学者建议在河口至龙门晋陕峡谷两侧约1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设立一个生态环境特区,并把治理黄河的有限经费重点投入到这里边去,重点加强草灌林措施和工程措施[2]。我们认为这是很有见地的。

    就此而言,至少应把山西省吕梁地区和忻州的一部份划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特别是像晋西这样的革命老区,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里的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近一半;绝大部份县的干部工资不仅不能按政策规定兑现,而且连低水平工资也经常拖欠。如果能把偏关至河津间山西沿黄的十几个县市(偏关、河曲、保德、兴县、柳林、石楼、永和、大宁、吉县、乡宁)划入西部的范围,就能把治理的力度搞上去。否则,单靠地方的力量,这里的发展很可能是遥遥无期的。
种植金谷 粮饲兼用

    山西近几年连续大旱,至2001年冬季全省缺粮人口已达760万人,将近全省人口的1/4,共缺口粮2.8亿公斤。由于农作物秸秆歉收、牧草长势也差、全省饲草短缺严重,预计到2002年春季短缺饲草420万吨。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山西全境位于黄土高原,属于半干旱地区,特别是晋西、晋北十年九旱。退耕还草、还灌、还林的面积很大,而能列入国家计划的面积不可能很大;在这种情况下,要退耕还草、发展畜牧业,就会在短期乃至中期里遇到粮草或农牧争地的矛盾。如何在大范围里解决好这个矛盾,关系到黄土高原的治理、畜牧强农和建设生态战略的成败。

    "金谷子"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好作物。其最大特性是抗旱能力强,非常适宜于干旱半干旱地区耕种。内蒙赤峰敖汉旗近3年严重干旱,大部份山坡地绝产绝收。2001年春,敖汉旗在4所学校科技示范园区首先引种了"金谷子一号",同年9月20日经中国农科院专家和赤峰市农业科技 人员现场测定,该年5月28日播种的"金谷子一号"亩产谷子826公斤(打9折后亩产743公斤),产优质干草789公斤。在国家贫困地区宁夏固原示范种植"金谷子"系列新品种时,在谷子分蘖拔节关键的7月份,测定谷子根部土壤水份含量仅8%的条件下,谷子仍正常生长,亩产达700多公斤,亩产鲜草4000多公斤,河南省正阳县2001年遭遇有记载以来300年不遇的大旱,当地灾情报告称,3-7月,全县降雨量不足正常年份的1/8,155万亩秋收作物旱死绝收;然而到了9月,该县引种的"吨谷一号"却获得了亩产467.6公斤的收成。

    "金谷子"系列新品种不仅高产耐旱,而且还可粮草兼用。农民种"金谷子"不仅能得粮,而且还能得"羊"。"金谷子一号"可亩产优质干草2500公斤,可饲养2只羊或近一头牛。这是由北京金谷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采用基因诱导对突变系进行9年的选育、培育而成的"金谷子"系列新品种,一改谷子低产的历史,在全国100多个示范种植点创造了小区亩产最高突破了1000多公斤的惊人奇迹[3]。

    加入WTO之后,我国传统的几大粮食作物缺乏竞争优势的问题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这种背景下,需要调配一些有市场需求和潜力的作物,谷子就是其中之一。目前,我国大多数农产品供大于求,而小杂粮是为数不多的供不应求的农产品。谷子,这个昔日陪伴贫困山区农民度饥荒的救命粮,现在已成为城市居民餐桌上的重要一员,且价格不菲,精包装最高可达8元/公斤。另外,我国牛肉价格比国际市场低84%,羊肉价格低54%。因此,我国的牛、羊、畜禽养殖具有成本低的竞争优势。利用"金谷子"粮草兼用的特性,可以提高我国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强我国农民应对WTO的能力。
山西素有种植杂粮的习惯和优势,对此,该不会甘居人后吧。

二、煤油火电 联袂齐飞

    山西是我国著名的煤铁之乡、能源重化工基地。煤田广布于全省三分之二的县市,探明储量、产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之冠。然而,在"八五"期间,全国煤炭供给从紧张走向缓和,限产压库,煤价下滑,使得过份依赖原煤采掘的山西工业陷入了困境;这大概也是近几年山西城市居民收入在全国倒数第一的主要原因吧。难道靠煤就再没有出路了吗?

    大量的经验证明,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完全靠另起炉灶,十之八九是要失败的;还是要借劲生波才行,即靠新技术升华更新传统产业。山西的工业还是要在煤上作文章,而且煤上大有文章可作。

煤油与煤化工

    进入21世纪,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仍占60%以上,与此同时煤炭产量过剩,整体效益滑坡。另一方面,我国液体燃料的需求十分巨大,汽油和柴油的年消耗量已分别达3000多万吨和近5000万吨,消费总量超过8000万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国内石油需求年均增长率约6%,而原油产量年均增幅仅约1.5%,目前只有大量进口才能解决巨大的燃油供需矛盾。1999年我国进口原油4000万吨,2000年接近8000万吨,预计2010年将达到1.6亿吨。石油路线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已关系到国家的能源战略安全。靠进口石油填补如此大的缺口已不现实,为此只能通过非石油路线生产解决液体燃料的供需问题。在石油替代资源中,只有煤炭在近中期内,可以满足与千万吨级的油品缺口相匹配的需要,即通过煤液化合成油实现我国油品基本自给。

    煤间接液化是将煤首先经过气化制得合成气,合成气再经催化合成转化成有机烃类。煤间接液化几乎不依赖于煤种,且其过程的操作条件温和。合成产品不含硫、氮等污染物,且不含芳烃,质量高于第四代洁净油品。煤的间接液化在南非已形成大规械的盈利产业。目前我国山西煤化所的研究已经进入产业化的阶段,而且包括反应器在内的所有设备和控制系统均可在国内制造。

    在当前的能源形势下,煤转油不仅对国家能源和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综合大型化的煤间接液化工厂可以显著改善地方经济的产业结构,推动洁净煤产业基地的建设。从技术的发展角度看,合成油技术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未来20年内,我国合成油技术产业化的一系列建设和运行示范厂将投入14亿元的研发和建设资金(示范厂为5-10万吨规模),在后续商业化的建设中,2008年至2020年研发费用将在12亿元左右。以2000万吨合成油产业的市场估计,技术本身的直接效益将在141亿元,技术对社会的直接贡献体现在每年2000万吨洁净液体燃料的供应;到2020年创造产值600亿元,可实现利润150-200亿元,同时为社会创造至少80万个就业机会(包括相关产业的就业)。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煤转油技术主要集中在山西煤化所。目前该所实验室工作(即概念验证工作)已经完成;现在正在做一个1000吨级的煤转油装置来考核一下工程中的几个核心问题,比如说催化剂和溶剂的在线分离问题。如果千吨级装置在中试上过关了,这就说明我们的技术从理论到工程阶段就基本上完成了,那就没有什么关键性的技术障碍了,下一步就该向百万吨级的规模(商业化的规模为500万吨)发展了。

    按照该所的规划,完成千吨级的中试大约需要2-3年,完成万吨级试验大约需要4-5年,如果进展顺利,计划在2007年开始百万吨级的试验,商业化的目标应是500万吨级。500万吨级油品还会连带产生200-300万吨其它化工原料产品。

    达到了百万吨级规模,还要发电,供气、供热。间接液化达到百万吨级的这种场面,基本上就是城市化了,就像鞍钢,实际是一个煤化工城。达到500万吨级装置投资大约是500亿元,这只是工厂设备的投资,不包括土地和城市设施。如果加上煤炭采掘(500万吨油品需耗2300万吨原煤)等其他工业,500万吨的煤化工城可吸收10万至20万人的就业。目前百万吨级规模的加工厂厂址初步选定是在朔州市。

    山西煤化所煤转油技术进入中试阶段,可以说是取得了一个战略性的突破。从未来30年至50年看,我国石油的短缺强度将不断加大。目前发达国家人均石油消耗约在2吨左右,在今后的30年至50年,我国人均石油消耗以0.5吨计,则16亿人就需8亿吨石油,从目前石油生产的增长情况看,在2030至2050年,我国石油开采量大致在3-4亿吨这个水平;这意味着煤转油的市场前景至少在3-4个亿吨(进口一亿吨左右)。

    4亿吨的煤转油品需要消耗近20亿吨原煤,这相当于我国目前原煤产量的2倍左右。这意味着,在未来30-50年,在我国煤炭储量丰富的若干省区,要形成产量达亿吨级煤转油品的新兴煤油和煤化工基地。山西就是这样的首选省份。一来山西煤炭远景储量达2000多亿吨;二来山西距我国华北、华中和华东等经济区的运距短,具有较强的区位优势;三来山西煤化所的间接液化技术最接近商业化的层面,能够较快地进入产业化阶段。

    1亿吨的煤转油品及连带产出的4000万至5000万吨的化工产品,需要煤炭近5亿吨,仅此就比目前山西全省的煤产量还要多;此外,还要形成能容纳数百万乃至千万人口的新城市群。由此可见,依靠高新技术,在煤上作大文章,其前途不可限量。

火电先行 综合清洁利用

    从长期的角度问题,煤转油品及其衍生的化工产品将会成为山西的新兴主导产业,但这毕竟是一、二十年以后的事情。从当前看,煤上的大文章要先从火电和综合清洁利用技术做起。

    山西的原煤产量约在4亿吨左右,占全国的40%上下;晋煤外运量达2亿多吨,占全国省际间净外调量的70%左右,其中大部份是电煤。我国煤炭储量的80%集中在华北和西北,而74%的煤炭消耗在东南及沿海一带,因而有近60%的煤炭需要运输,其运量占铁路货运的40%,公路货运量的25%和水运量的20%[4]。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电力的需求将不断增强;电煤运输将给运力的平衡造成极大的压力。因此,从经济的角度看,运煤不如输电。也就是说,应该把晋煤外运的相当部份转化成晋电外输。

    山西省到2000年底为止,装机容量是1302万千瓦,人均0.39个千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0%,同年全省用电量约500亿度,输出电量大约是100亿度。预计到2010年外送电规模将达到900万千瓦。山西搞外送电有几个优势:第一、煤价相对比较低;第二输电距离比较短,内蒙、陕西向京津唐地区输电比山西要远500到600公里,这在煤价上就要差出120元/吨;第三,山西电网已经达到成熟水平,和其他刚起步的电网相比超前一、二十年,因此山西完全有条件和京津唐以及河北以南地区做成网对网输电的形式,(目前仍是点对网的形式),网对网输电比长距离点对网输电的优势要大很多,比如可以获得错峰效益。

    根据国家"西电东送"北线的建设方案,2002年首批建设项目有6个,总装机容量646万千瓦,其中山西有4个项目,总装机容量460万千瓦,加上山西自有的其它项目,"十五"期间,山西电源建设装机容量将再增加1080万千瓦。这些项目全面开工投产后,可带动煤矿建设投资约35亿元,所有煤电项目总投资将达580亿元。山西绝不可错过这个大机遇。

    山西省在这次国家 "西电东送"北线建设方案中居重要位置,但是山西多数项目的前期工作离国家规定的条件还有差距;有的项目可行性研究还未做完,有的外部条件还不落实。在这一点上,山西的状况就比贵州差很多,贵州抓住西电东送(南线)这一历史机遇,明确提出"以电兴省"的战略方针,全省上下同心协力大干快上。在山西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听说:有人认为发展火电,送出去的是清洁能源,留下的是污染;因此对上火电不积极。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应该树立这样一个观念:不是煤脏,而是我们传统的燃烧和利用技术脏。下面我们看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陕西省重大产业化项目"灰熔聚流化床烟粉煤气化制合成气"工业化示范工程成套装置,经过一年的试验,于2002年3月22日到26日顺利通过72小时考核和工业成果鉴定。该煤气化示范区连续运行350小时,生产的合格原料送入合成氨生产系统,各项参数均达设计指标,属国内首创,达到国际同类煤气化技术的先进水平,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目前我国的煤气化技术十分落后,绝大数企业仍在使用落后的固定床间歇式煤气化技术,不但能耗高、效率低,原料还要用块状焦炭或无烟煤,而且大量排放粉尘、氮化物、硫化物和污水,对环境污染十分严重。流化床烟粉煤气化制合成气工业化示范工程装置是把烟粉煤置于流化床内,利用氧气和蒸气作为气化剂制取合成气,进而用于生产合成氨、合成甲醇、羰基合成、海绵铁,城市煤气、联合循环发电等煤化工及能源热电领域,从根本上改变了化肥行业的原料路线。采用该技术改造现有中小化肥企业的煤气化技术,与引进国外技术相比具有投资少、成本低等优点;流化床烟粉煤气化可以连续进行,根除了间歇式气化造成的污染,煤气洗涤水基本上不含酚、苯氰及焦油等污染,污水易处理,且可循环使用。目前国内化肥行业每年消耗无烟煤和焦炭4000万吨,采用该技术后,吨煤可节约200元至300元,吨氨成本可降低150元至200元。仅此一项,我国化肥行业就可节约60亿元以上[5]。

    让煤在地下直接燃烧而生产成可燃气体,然后通过管路输送到工矿企业,这一技术经山东新汶矿业集团和中国矿大科技术人员联合攻关已经实现,该研究项目最近被列入国家863计划。他们克服了国外主要采用的"无井式"煤炭地下气化工艺(通过从地面钻孔完成地下气化炉的构筑)投资大、风险大、规模小、效益低的缺点;创造性地采用了"有井式、长通道、大断面、两阶段"式煤炭地下气化新工艺,不但在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而且在我国首开煤炭地下气化产品大规模应用的先河。目前,该矿区的工业锅炉和2万户职工家庭已用上了这种地下气化煤气,并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气化煤气发电试验。这项新技术比传统煤炭开采工艺节省投资78%、节约成本62%,提高工效3倍、吨煤价值可提高10倍以上。由于煤炭地下气化后灰碴留在地下,避免了传统煤炭开采和地面气化工艺造成的废气、废水、废碴等污染,还可大大减少因煤层采空而造成的地面下沉;与传统的地面气化工艺相比,地下气化技术可节省煤炭气化发生炉等大量设备投资,煤气产量大幅提高,成本大幅下降[6]。

    显然,应该被抛弃的不是煤,而是传统的燃烧和利用技术以及我们脑子里的错误观念。山西如果采用综合清洁利用的高新技术对传统能源重化工产业进行更新改造,走煤基产品多元化、清洁化和高附加值化的路子,那么不仅可以摘掉污染大省的黑帽子,而且一定可以实现山西经济的腾飞和跃迁。

四、引黄入晋 蓄能济京

    山西地势孤高,干旱缺水。全省水资源总量约120亿方,人口3300万人,人均水资源仅约364方,只相当于华北地区人均水资源的1/2左右(华北地区是我国最缺水的地区之一,其人均水资源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4)。目前,即将开工的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程,山西一点光都沾不上。从长远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山西的缺水问题,除了更有效地利用本省的水资源之外,只有靠西线和大西线。
万家寨引黄工程

    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是一项跨流域的大型引水工程,位于晋北。从万家寨水利枢纽取水,分别向太原、大同、朔州供水。整个工程分为万家寨水利枢纽、总干渠、北干渠、南干渠和联接段五部份,线路总长452.5公里。其中总干渠44.4公里,南干渠长101.8公里,北干渠长166.8公里,联接段长139.5公里。

    万家寨引水量12亿立米,给太原市供水6.4亿方,给大同、朔州供水5.6亿方。整个工程原计划分两期实施,第一期完成总干、南干及联接段全部输水工程和总干渠的三座泵站、南干渠两座泵站的土建工程,各级泵站均先装机三台,实现向太原供水3.2亿方。二期工程完成北干渠输水建筑物、大梁水库及大梁地下泵站等所有建筑物,完成各泵站其余机组安装,达到最终引水规模。

    目前,总干渠及南干渠所有输水工程已基本完工,全部泵站土建工程也已完成,各泵站安装的三台机组及机电设备正在抓紧施工,将于近期全部施工完毕。联接段亦正在抓紧施工,2001年可通水到汾河水库,2002年通水到太原。北干渠已完成了大量的施工准备,引水隧洞已完成5.5公里,还完成了四条施工支洞。大梁调蓄水库已完成了坝基高压、旋喷防渗墙及基础开挖,并回填至原地面高程。

    万家寨引黄工程对山西意义很大。山西未来的峰值人口约在5000万人左右,其时该省人均水资源将降至240方左右,不要说环境用水无法考虑,就是基本的工农业用水也无法有效保障。况且山西东侧太行一带的水源还要考虑邻省--河北和河南的需要;因此,必须有一个更长远、更完备的解决办法。
我们认为,这最终要靠西线和大西线来解决,即在黄河水量有较多增加的情况下,提高万家寨的引黄规模。

抽水蓄能 接济北京

    2001年11月25日,引黄工程胜利实现了总干、南干各泵站首台机组试通水。总工和南干渠完工通水,标志着该项目已具备了生产能力。在此情况下,作为工程二期的北干渠建设也将提上日程,以解决山西北部大同、朔州两市的缺水问题。此时适逢北京申奥成功,即将按照同国际奥委会的协议,全力以赴地开展各项准备工作;而举办"绿色奥运"同水密切相关。为此,山西做出了"服务北京,服务奥运"的决策。在北京市严重缺水的情况下,考虑充分利用已有引黄工程的设施能力,尽快开始北干渠的工程建设;利用近期富余的供水能力,在2015年以前每年向北京供水4亿立方左右。即使在大同、朔州需水量达到设计规模后,引黄北干渠也可以作为首都北京的应急备用水源随时调水。

    北干渠主体工程施工工期为2年,2003年底即可向北京供水(南水北调中线最早也要到2010年输水北京)。经测算,届时山西大同、朔州两地所需引黄水量很少,2005年两地需引黄水量0.8亿方,至2015年时需引黄水量1.7亿方。因此,2005年至2015年山西引黄工程具有向北京供水3.8至4.5亿方的能力。相应的工程措施除需要实施北干渠工程外,总干渠一、二、三级泵站只需各增加四台机组及配套的机电设备即可。

    山西引黄工程向北京供水,技术经济指标优越。由于已有山西引黄工程的多年设计和施工经验,前期工程比较充分,交通、供水、供电、通讯等条件也都基本具备,工期能满足要求。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有一千多万人口,又将着次承办奥运会;从长远看,提高北京市的供水保障率很有必要。因此,只有多做几手准备,才能解决北京的严重缺水问题。在诸多方案中,山西万家寨引黄工程北干渠向北京供水的方案应该是一个好的选择,可考虑尽快付诸实施。另外,引黄工程向北京供水有可能解决相当一部份提水耗电的费用问题。万家寨水利枢纽的水面高程988米(坝高105米),经三级扬水至总干三级泵站,其高程为1250米,净扬程为260米左右。从总干三级泵站至朔州(高程1100米)进入桑干河上游,可全程自流进入河北、北京(高程40米),沿途可获得约1200米的落差。若在适当地点建水电站,可将260米的提水耗电损失全部补回来,甚至还能获得额外电力。如果沿途再建若干抽水蓄能电站,则对山西和北京电网的经济优化运行,会有更大的效益。

    也就是说,从大幅度提高首都北京供水保障率的角度看问题(即不仅有中线、海水淡化、还有西线和大西线),扩大万家寨引黄规模,建立引黄济京的专用线路,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这在经济效益的指标上很可能也是非常优越的。当然,眼下应先从引黄北干渠及其济京延伸工程入手。同时,沿着这个思路切入,有可能形成京晋水源和能源(水电、火电和抽水蓄能)联合调度、优化运行的一个新格局。

    引文和注释

[1]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再造中国续篇:西部大开发方略》,文汇出版社,2001年1月。
[2]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等《再造中国》,文汇出版社,1999年7月。
[3]《光明日报》2002年3月13日第4版关于"金谷子"的报道。
[4]姚福生:"洁净煤技术",科技日报,2002年4月11日。
[5]杨文斌:"低成本、高效益、零排放,烟粉煤能直接气化制合成气",科技日报,2002.4.5。
[6]齐传新、周峰:"煤炭地下气化梦想成真",光明日报,2002年3月25。
[7]郗永年:"天津破解供热体制改革难题",2002年4月。

 



发件人:"zggrgcd" <zggrgcd@163.com> 2010-07-26 06:55:4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工(共)中央、中工(共)湖北省委致函中共中央敦请撤销“打人班”严禁暴力维稳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言献策函

【中工建字第12号】

关于敦请中共中央督促有关方面撤销“打人班”严禁暴力维稳的建议

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暨胡锦涛总书记,

亲爱的同志们:

    再次惊闻湖北省武汉市省政府门前发生的厅官夫人被民警当作上访群众暴力殴打十六分钟致伤的消息。

    据我们了解,全国此类事件的发生已是常事。即使是在首都北京公安部信访办、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办、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办等处也经常发生协警、保安和便衣警察殴打上访群众和新闻记者事件。现在,永定门等处各地驻京办警察在北京大街上随意公开打人、捕人已经成了“首都一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历来是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闻名于世的,曾因此在世界上声名远播;对人民群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文明之师曾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美誉。而现在我们人民共和国的民警形象已被令人心疼地糟蹋成暴徒、土匪的别名,这些触目心惊的事件难道还不值得作为执政党的贵党中央政治局深思吗?据老百姓称: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信访班即“打人班”,专门用一些身强力壮、人高马大的暴徒。是否确有此事,请你们严查后迅速作出整改措施,还我“人民警察”的光辉形象。

    此次湖北省武汉市省政府门前发生的打人事件虽属偶然,但实际上存在长期不治和领导怂恿的必然性。武汉警方个别领导口称“打错了,打了大领导的夫人”,难道打老百姓就打对了?!希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处理此事不要再惯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了,应该抓住这个案例举一反三,首先查一查中央政法系统是否有什么违法规定或潜规则,要查处就要从中央部门开始查起,上梁正了下梁就不歪,这才是抓主要矛盾和影响全局的正确方法,彻底改变政法系统不文明执法的陋习,认真整顿公务员的作风,重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公仆的崇高形象。

    人民警察,归来兮!!!

     谨致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敬礼!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主席:齐志平
    中国工人(共产)党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李洪涛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07-25 22:51:40 +0800 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请看看能否站住脚,提出修改意见.定稿前勿上网,勿横向传播.

“抽主”是对民主的颠覆

(征求意见稿)

中国社科院马列所  李延明

2010年7月25日

    2010年7月8日《社会科学报》发表了王绍光先生的文章:《超越“选主”——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思》。这篇文章把“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制度”称之为“选主”,并且断言选举不是选公仆,而是选主人,“或者选一个主人(如总统),或者选一群主人(如议员),由这些人来进行统治。”

    “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制度”能称之为“选主”吗?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民主”?关于“民主”这个概念,尽管学者们在细枝末节上还存在着种种差异,但是二三百年来,对于其主要特征人们的认识并无重大分歧,公认“民主”就是“人民主权制度”。

    迄今为止,“人民”要么是“臣民”,要么是“公民”。因为“臣民”处在同“人民主权制度”不相容的并且互相排斥的政治系统中,所以“人民主权制度”中的“人民”只可能是“公民”。

    “民主”的“主”,指的是“主权”。

    “主权”是国家权力系统中一个唯一的、永久存在的、不可分割和让渡的本原的、最高的权力。该系统内的其他一切权力都是由这个权力派生出来的。享有主权的人是主权者。在人民主权制度中,全体公民除了集合在一起投票表决,选择自己的代表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以外,没有任何其它的途径来行使自己的主权。实际的主权者仅仅是公民中的选民。“人民主权制度”确切地说,是全体选民作为一个整体掌握国家主权并且仅仅掌握国家主权的政治制度。因此,民主制又被称为共和制,即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政治体制。民主制是从主权位置的角度对主权在民的国家管理形式的命名,而共和制则是从主权实现途径的角度对同一种国家管理形式的命名,它们是同一个事物。由此可见,民主与票决是互为表里的,没有票决就没有民主,或者说不是民主。票决是民主的核心。

    在民主制中,选民不是对一切事情都做主,而是只对由哪些人执政这件事情做主 (就重大事项直接“全民公决”也是民主的内容之一,但是很少举行)。做完这个主以后,具体的事情就交给由选民们挑选出来的公仆去办理了。在票决执政者这个场合之外,公民只是被管理者,必须服从国家机关的管理。因为选民能够决定由哪些人执政,所以才有权对执政者监督。

    总之,民主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谁执政要由选民决定,而不是由执政者自我决定,而且这种决定要用一种制度性的程序来加以保障。如果执政者是由选民挑选和决定的,那么就是民主。如果执政者不是由选民挑选和决定的,而是由执政者自我决定的,也就是凭借武力等实力自己决定自己执政,“有枪就是草头王”,那么无论是他们声称自己代表天命,还是声称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都不是民主。

    在实现途径方面民主制的这种特征,早有“共和”这种术语予以表述,根本无需另造名称。

    这篇文章一方面把“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制度”表述为“选主”,把至关重要的主权要素从中排除出去,断言选举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另一方面又颠倒选举者和被选举者的主仆关系。这样,就指鹿为马,彻底否定了民主。那么怎样实现作者所说的排除了选举的“真正的民主”呢?

    王绍光先生开出了四个药方:“一是电子民主”,“二是商议式民主”,“三是抽签式民主”,“四是经济民主”。

    按照王绍光先生的表述,其中,“电子民主”不过是“电子政务公开、电子投票、电子民意测验等”“使选主变得更加便捷”的技术手段;“商议式民主”“如果商议后,人们的看法仍然不一致”,还需要“用投票的方式解决”问题;“经济民主”不过是要求把民主从“政府决策”扩展到“公司、学校、教会决策”而已。这三种“民主”均未在选举式民主之外另辟蹊径,并未推翻作者所谓的“选主”,因而本文不拟多费笔墨。只有“抽签”与选举截然不同,故尔在此一议。

    我虽然反对王绍光先生把“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制度”称之为“选主”。但是,在王绍光先生尚未接受我的意见之前,为了能同王绍光先生用同类语言交谈问题,我也仿照王绍光先生的语式,把他所说的“抽签式民主”称之为“抽主”。同时,把由某个政党掌握主权,替民做主的政治制度称之为“党主”。

    王绍光先生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不需要委托代表来管理。“实在需要代表的话,也应是随机抽签产生的。”而不需要选举。这里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人民不需要代表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另一个是“决策者由抽签决定”。先说第一点。

    人是以或松散或紧密的形式组织成为社会的。只要有社会就会有公共事务,只要有组织就会有公共权力,就会有管理。自氏族公社解体以来,社会公共事务由社会全体成员直接共同管理的社会并不存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从来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划分。区别仅在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究竟谁是主人,谁是仆人 (就像在居民区中,究竟物业公司是主人,还是房屋业主是主人一样)。在君主制中,管理者由君主委派,是被管理者的主人;而在民主制中,管理者由全体选民即被管理者委派,是被管理者的仆人。如此而已。

    执政者的命运如果不由被管理者决定,是不可能成为被管理者的仆人的。民主制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全体选民能够决定执政者的命运,从而使执政者成为自己的公仆。而其决定执政者命运的途径,就是选举。如果执政者不依赖于被管理者授权,不由社会全体成员通过选举产生,而是凭借实力自我产生、自我决定、自我传宗接代,就不可能成为被管理者的仆人。如果管理者之间不存在竞争,普天之下,只此一家,让被管理者没有做其它选择的可能,那么,选举即便存在,也没有实际意义。

    再说第二点。

    “抽签”虽然号称能让“所有的人都享有平等的机会成为决策者”,但是,实际上却只让中签者成为决策者。而且,因为抽签具有随机性,什么人中签并不由社会全体成员决定,所以,“抽签”并不像王绍光先生所说的那样让所有的人都对决策有所影响,更不要说有“平等的影响”。在选举过程中,社会全体成员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要通过同候选人的互动,对候选人的品德、能力、施政纲领等等加以比较和挑选,尽可能选出符合自己利益的优秀者担任公职。而在“抽签”过程中,却没有这种选择和比较,优中选优的原则在这里完全不起作用。抽签并不具有选优的机制,也不允许选优,而是赋予“贤”与“不屑”、“能”与“无能”同等的中选机会。因此,抽签并不一定使品德好、能力强、经验多、见识高、有志于公共事务管理的人走上管理岗位,而可能使或者品德差、或者能力弱、或者经验少、或者见识低、或者对公共事务管理没有兴趣的人被抽中去从事公共事务管理。因为品德好、能力强、经验多、见识高、有志于公共事务管理的人总是人群中的少数,所以中签的机率总是比较小,远低于通过竞选而被选中的机率。这对社会整体来说是不利的。

    王绍光先生认为,“抽签是随机的,几乎不可能被操纵。”然而,恰恰是这一点,使得社会全体成员对担任公职的人的影响力降到了最低点。因为决策者的权力是“老天爷”给的,不是选民赋予的,因而中签而成的决策者就像自我决定执政的集团一样,同样没有必要对选民感恩,受选民监督。

    “抽主”使被治理者不知自己将被何种人治理、有没有能力治理、善治还是恶治,使社会全体成员实现不了主权,从而民主不可能实现。

    如果仅从学理上看,王绍光先生的“抽主”也与“党主”相冲突。因为这种做法不但排斥选民对执政者的选择和制约,也排斥一切政治集团不经选民同意,自行取得政权,使“党主”无从产生和立足。然而,可以看出的是,王绍光先生的用意并不是要用“抽主”取代“党主”,否则即便不像刘晓波一样被投入监狱,这些观点也不会被官办媒体一登再登,反复宣扬。在执政者的命运并不由全体选民通过大选决定,政治体制尚是“党主”的现实条件下,只说中国尚未实现的“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有什么暇疵,不说中国现实存在的“党主”有何暇疵,以及君主制有何暇疵,用“抽主”代替“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制度”,客观上只能为“党主”去除一个威胁,对“党主”有利。这一点,不但作者和官方心知肚明,而且我们第三方也很明白。

    “抽主”固然荒谬,但是以民主观衡量,也应有其发表的自由。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经说过:“我不赞成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利权”( 夏勇认为:“现代汉语里的‘权利’一词,依笔者之见,准确地讲,应该改写为‘利权’,即‘利之权’。”见《人权概念起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另见郭罗基《“权利”应是“利权”》,载《北京之春》1999年11月号(总第78期)) 。我觉得,用“誓死捍卫”有点过头了。我们不必誓死捍卫别人发表不同观点的利权,但是必须尊重别人发表不同观点的利权。因此,我虽然不同意王绍光先生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是我尊重这种观点发表的利权。

    中国的政治实际要靠利益集团的博弈来解决,要靠平民阶级同官僚特权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解决。我们说不说都不解决问题,但说说也无妨,故为此文。

   

 

 

发件人:"bo zhong" <bolang100@gmail.com> 2010-07-25 04:19:55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胡星斗: 抵制搜狐网,抵制张朝阳 发件人: haoranzhengqi1 <haoranzhengqi1@gmail.com>日期: 2010年7月24日 下午11:50主题: Fw: 抵制搜狐网,抵制张朝阳 收件人:

抵制搜狐网,抵制张朝阳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10-7-21

    我于七月十一日发表《弱势群体经济学宣言》后,搜狐博客被封。尽管我有七八个博客,还有网站,搜狐博客被封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但这是我的博客历史上第一次被封,具有象征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的许多博客文章在其他网站上皆很正常地显示,唯独搜狐博客经常删帖,我经常很奇怪,张朝阳们为什么不能容忍弱势群体的声音,为什么需要表现得比别的网站还要极端、效忠?恐怕是其人格已经变化,他现在俨然代表了“精英”,代表了权贵和既得利益。

    张朝阳还喜欢吹嘘搜狐是“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其实新浪、腾讯等网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超过了搜狐。张朝阳们的喜欢作秀,令人作呕。

    我赞成网友们的提议,凡是弱势群体、普通民众,从此抵制搜狐,不上搜狐网。让它去专门为精英们服务。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7-22 13:13:5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西村观察 16 7.22

中国大陆切勿自我陶醉和炫耀

田奇庄

2010年7月18日

  近年来,中国大陆主流媒体一派盛世赞歌,从举办奥运会到抗击金融风暴,从国庆六十周年大 阅兵到召开世界博览会。今日中国好似繁花着锦,烈火烹油,令世人瞩目。就在前几天,中美经济对话会在北京召开,世界头号强国派出了由二百名高官与中国对话,让中国人挣足了面子。

  然而,纳税人的钱只有那么多,官方顾得了面子就顾不了里子。中国虽然成了美国的第一大债务国,让官员们趾高气扬。可是 谁也无法否认,中国人均生活质量落后美国不止五十年。更令官方难堪的是:维权运动此伏彼起,上访群体与日俱增,连续五场屠童惨案和富士康连续十一起跳楼事 件,浓缩了社会底层民众的真实生存状态,让所有的面子工程变成了令人尴尬的遮羞布 。

  如此对比强烈的反差充分表明,如今的中国大陆尽管取得了经济长足发展,但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尚处于难以救药的低级化状态。人的低级是以感官需求为人生目的,低级化就是物欲横流成为社会时尚。

  为什么说国人沉溺于低级化呢?引领社会风气的主要有三种人,一是有权的人,二是有钱的人, 三是有名的人,这三种人的价值取向决定了社会风气。三种人中影响最大的是官员,而中国大陆官员追求感官享受已臻化境,达到了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以公款吃 喝为例,改革开放三十年,国人骂了三十年,然而三十年来,官员们在骂声中我行我素。由当初每年吃喝三十亿,发展到如今每年三千亿。再以贪财为例,中国大陆 一年产生的贪官数量远远高于全球总和。

    近年来,中国大陆贪官的质量更是突飞猛进 ,早就由当初的十万、百万元级,猛增到以千万、亿万元为计量单位。在玩弄女性方面,中国大陆官员已经创造并保持的吉尼斯纪录之多,足以令全世界瞠目结舌。 在中国,最好的建筑不是医院、学校、幼儿园、养老院,而是大大小小的官衙。社会需要决定了官员往往处于公众关注的焦点,他们的所作所为当然会对人们的价值 取向产生深刻影响。

  国人的低级化源于统治阶级推崇宣扬的儒家文化。儒家至尊孔子就主张‘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倡导者,他认为‘食色性也’――追求食物与异性属 于人的天性和本能。经过历代统治者的不遗余力的言传身教,其理念得到了全面继承和发扬光大,享受特权的食色圣徒们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乐不可支,以食色为人生 目的的草民们紧随其后。

  其实,认同这样的理念乃是人类奇耻大辱。因为,追求食物与异性是动物的天性和本能,人作为高级动物,其本质属性是文明。人 类如果没有文化和文明,与动物有什么两样?如果人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满足感官需要,与动物又有什么本质差别? 那么,如何理解人类文明呢?人类文明之花尽管万象纷呈,但核心价值很简单,就是平等相待,彼此尊重,扶持帮助,和谐共处。

  为此,几千年来,世界上不同国度、不同种族的人们进行了无数尝试和探索,基本形成了两大流派:一是以官为本的专制派,一是以民为本的民主派。 专制派的特点是权力通吃特权至上,民主派的特点是公民权利决定官员权力。

  所谓特权就是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专制的特点是暗箱操作,什么事情都由 官员在幕后导演,用不着对公众、对职业、对良知负责。其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不贪不黑在官场没法混。那些仅仅满足感官需要的官员,绝对是其中的佼佼 者。当年,赖昌星厦门走私案发,福建官场掌权高官大都沉沦其中,事后,那些收礼不收钱的官纷纷得到提拔重用。如今的官场有多黑,我们无从知晓,但是从重庆 打黑所暴露的问题看,可以说,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有位中等城市的开发商说,这个城市所有五 百万元以上的建筑项目都有市领导插手。不难想像,如果所有的黑幕都能揭开,其震撼恐怕不亚于原子弹爆炸。
  当然,感官需要也是人的基本需要。问题 在于,人的欲望没有止境,超过了必要限度往往得不偿失,甚至会给自己造成伤害。因而,贪图感官享受的生活方式早已为有识之士所不齿,为文明社会所唾弃。

  民众有了平等的政治权利之后,公开透明便成为政治存在的基础,官员们便成了笼中鸟。谁想掌握权力,就要充分展示公众所期望的道德品质和专业素质。当然,官员也是人,也有动物性的食色之需。但是,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能收敛欲望。其中不少人会把社会美德作为人生理想,变成生活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又 会极大地影响社会风气,从而带动整体道德水平的提升。人类社会文 明的差距就此拉开,并形成日益扩大的鸿沟。

  近年来,中国大陆主流社会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崇孔高潮,甚至到外国办起了孔子学院,扬言这是复兴伟大的 中华文化,真是荒唐到了极点。孰不知,正是儒家文化,导致了中华民族的落。孔夫子之所以受到历代统治者推崇,原因很简单,因为儒家文化就是维护和粉饰专制 统治的精神鸦片。民众都像猪一样孜孜以求感官享受,公平正义必然会被扔进垃圾堆。而官员们必然呼风唤雨,为所欲为。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没有政治进 步,始终在原地打转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当代中国道德水准不断滑坡,沉溺于低级化的重要原因。

  最近,中国大陆连续发生失业者屠杀儿童事件。有人 对此甚为不解,认为这种无动机、无对象的报复行为不可思议。其实这样的行为非常容 易理解:有道是树有多高,根就有多深。政治有多少不公正,民众就有多少怨恨,其报复就有多么惨烈。因为不公正的最终受害者是社会最底层民众,他们一旦陷入 绝望,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都可能干出来。

  文明理性社会,必然是法律至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必然是每个人的政治权利都能得到保障,每位 弱势个体都能得到救助,都能享有体面生活的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谁不安居乐业?谁还会冒天下之大不韪,铤而走险?

  人作为高级动物,应当努力做一些比感官需要更重要的事。因为我们今天享受的几乎所有文明,正是有赖于那些具有理想主义的高尚心灵。作为这个星球人口最多的 民族,中国人理应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怎么看分配不公

----《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2010》

人民日报

2010年07月09日

    分好“蛋糕”促和谐。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新华网开展了“你最关心的话题”网络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分配不公问题在18个选题中位居第一。两会期间,分配不公问题也是代表委员们讨论的一大热点,成为议案提案涉及最多的问题之一。这从某种程度说明,分配不公问题已引起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广大群众对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缓解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充满期待。

    收入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解决好分配不公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 当前我国存在哪些分配不公现象?

    公平,一般地讲,反映的是人们追求利益分配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传统。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分配公平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人们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但趋于绝对的平均主义,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适合现阶段国情,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但也要看到,在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分配不公的现象,许多群众对此反映比较强烈。

    比如,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数据显示,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57.5%,比1992年下降10.8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却呈快速上升趋势。

    比如,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据统计,从1997—2007年的10年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尽管这里面有统计口径变化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是呈逐年下降趋势。有学者认为,当前初次分配中“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劳动在各种生产要素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比如,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一些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获取高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员工的收入和福利。而这些过高收入与员工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符。

    再比如,一些不合理收入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如一些单位私设“小金库”,巧立名目滥发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一些行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涨价;一些行业人员收受红包、回扣、出场费等。这些被称之为“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的部分,往往难以统计,也难以纳入收入调节范围。还比如,违反分配政策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地方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不及时,与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不相符。一些企业不执行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不按规定给工人缴纳各种社会保险,随意压低、克扣工人工资,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久治不绝。

    由于分配领域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城乡之间看,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从区域之间看,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9年浙江、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从不同群体之间看,高收入阶层财富增长较快,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

    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当基尼系数处于0.4—0.5,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约为0.47。对我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国家,虽然基尼系数并不能全面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但我国目前收入差距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收入差距并不完全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其中也有由于个人能力大小、努力程度不同、贡献高低造成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必然的、应该的,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那些不合理、不合法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才是分配不公的表现。因此,理解分配不公关键是要明确分配公平的标准是什么。在初次分配中,主要应看分配与劳动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是否相称,贡献多则收入多,反之则收入少;在再分配中,主要应看政府是否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福利等手段对分配进行必要的调节;在三次分配中,主要应看高收入群体是否承担社会责任,拿出部分财富帮助困难群体。

    知识点

    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

    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它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A/A+B)。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兹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兹曲线的弧度越大,那么基尼系数也就越大。

    知识点

    三次分配机制

    社会分配机制主要有三个层次: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按照各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贡献的大小进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

    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把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拿出来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系统进行重新分配,主要由政府调控机制起作用。

    第三次分配是指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是社会互助对于政府调控的补充。

 ● 现阶段分配不公问题原因何在?

    对于当前存在的分配不公现象,社会十分关注,要求改革分配制度的呼声也很高。对此,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这些年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为什么不公平感似乎还强了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认真分析分配不公问题产生的原因。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分配不公看起来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实际上,有些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问题。比如,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就是导致城乡之间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另外,由于自然、历史等客观条件形成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也是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有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原因。目前我国还处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机制还没建立起来,而有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则仍然存在,体制的不健全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公平。同时,由于不同地区、领域、行业改革推进的先后和力度不同,因而享有的机会、占有的资源也不尽相同,就会导致利益分配的差异。

    有相关政策不完善的原因。分配问题并不单单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也受到很多方面政策的制约。比如,受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政策的限制,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劳动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基本社会保障欠缺等。比如,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对社会困难群体的保障力度不够,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据统计,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参加养老和医疗保险的不足20%和31%。

    有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的原因。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国民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以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还不健全,对分配的调节功能有限。同时,分配的调节和监管不够有效。比如,个人所得税征收存在“逆向调节”的现象:2009年6300多亿元的个税中,工资、薪金项目占了40%以上,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对某些“灰色”和非法收入也缺乏有效的监管。

    此外,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公平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公平的诉求日益强烈,因而对分配不公的感受更加强烈。一旦对分配不公现象有直接感受,或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人们就会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呼声,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权益。

● 为什么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事不公则心不平,心不平则气不顺,气不顺则难和谐”,这句俗语道出了公平的重要性。正像有的专家所指出的,目前收入差距已经接近社会所能忍受的“红线”,成为广大群众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分配公平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也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社会问题。

    分配不公制约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作为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分子,每一位劳动者都有权利平等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有权利获得公平的收入分配。分配不公造成收入差距过大,是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违背的。更加注重分配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体现。

    分配不公阻碍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近年来,内需不足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制约民众的消费能力是内需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高收入者消费需求增长空间不大,而低收入者虽有消费需求,但无力增加消费支出。结果就会出现“有钱的人不想消费,想消费的人没钱”的局面,使消费需求这个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发挥不出应有作用。

    分配不公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分配不公会使部分低收入者生活困难、社会地位下降,降低他们对改革的认同感和参与改革、投身建设的积极性;而部分既得利益者害怕改革触及自身利益,则会成为改革的阻力。同时,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会导致激励机制扭曲,使部分低收入者对通过勤奋劳动改善处境失去信心,从而丧失工作和创造的激情,使社会发展丧失活力。

    分配不公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分配不公会使部分经济困难的群体产生心理失衡和被剥夺感,引发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从而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孵化器”。当前出现的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包括许多群体性事件,很多都源于分配不公引起的贫富差距悬殊。分配不公还容易影响社会风气,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扭曲,使“金钱万能”的拜金主义思想容易泛滥。

    可以说,分配不公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并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今年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突出强调,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调节收入分配是一场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必须照顾各方面的合理诉求,协调好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在全社会最大限度地取得共识。同时应看到,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各方面承受能力增强,有条件、有能力逐步解决这一问题。要以攻坚克难的精神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管齐下、多策并举,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使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切实得到提高,使再分配的各项调控机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更加有力、有效,使三次分配的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等在促进分配公平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努力,逐步形成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和规范的收入分配秩序,切实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

    网友提问

    网友:促进社会和谐要保障公平,发展市场经济又要讲求效率,那么应如何看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呢?

    答:公平与效率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不可分离。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而分配的公平也有助于激发社会的活力、促进效率的提高。必须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要看到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也要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既要有紧迫感,也不能在短期内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把胃口吊得过高。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应以降低效率来追求低水平的公平,而应主要着力为困难群体提供发展机会、提高发展能力。

● 如何切实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

   4月的北京,春暖花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当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时,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随后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在社会上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可以说,总书记的话既切中了分配不公问题的要害,又指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

    当前,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已成为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问题。在绝大部分百姓的收入来源都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解决分配不公问题,首先要切实提高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收入,扭转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使劳动者工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相匹配,让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

    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工资是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提高工资收入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的主要途径。据报道,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相比而言中国则差距较大。要完善和落实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随着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等因素的变化,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和平均工资水平。健全最低工资制度,督促企业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就应改变工资由企业单方决定的现状,增加工人的发言权。近年来,不少省份开始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截至2009年,全国签订集体合同124.7万份,覆盖企业211.2万个。应逐步全面推行这一制度,扭转“劳方不敢谈、不会谈,资方不愿谈、拒绝谈”的局面,有效发挥对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保障作用,更好地协调劳资关系,切实维护普通劳动者合法权益。

    大力促进农民增收。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农民增收仍然困难,要完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三农”投入,财政支出、国债资金、土地出让收入都要向农业农村倾斜。提高粮食及其他主要农产品价格,扩大涉农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加强对农民创业的金融和财税支持,培育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继续抓好农村扶贫工作,从根本上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收入分配的调节器”和“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应进一步完善保障体系、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标准。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积极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

● 如何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新时期以来,很多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下,抓住机遇、勇于开拓,通过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等方式,率先富了起来。对他们的合法收入依法予以保护,同时进行必要的调节,这是促进分配公平、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5月3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税征收力度,将高收入的重要来源——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纳入个税征管对象。这是通过税收手段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重要举措,对于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将产生积极意义。应该说,“调高”不是简单的“抽肥补瘦”、“劫富济贫”,更不是“均贫富”,而是要通过税收等手段,使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财富交给国家,用于二次分配。当前,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和政策,加大调节力度,既充分保护人们劳动创业的积极性、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又有效缓解收入差距过大趋势。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进一步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领域,引入竞争。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使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在垄断行业的权益得到保障。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

    加大税收的调节作用。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降低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加强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加强个人收入信息体系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减少税收流失。

    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和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建立健全鼓励和引导社会捐赠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对公益事业的捐赠款项实行全额税前列支或抵扣。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财富分配中的作用,促进民间自愿捐赠活动,吸纳社会资金帮助困难群体,推动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广大群众对收入差距拉大有意见,其实并不是对合理、合法的收入有意见,而主要是对通过违规、违法行为获得巨额财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强烈不满,对这些非法收入要坚决取缔和打击。应堵住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领域的漏洞,深入治理商业贿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内幕交易、操纵股市、制假售假、骗贷骗汇等经济犯罪活动,切断违法违规收入渠道。

● 如何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在一个社会中,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发展壮大有助于社会稳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应该是一个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格局。这一观点越来越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数量偏少,在全社会比重小。应通过多种措施,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规模,逐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加快推进城镇化。制约我国中等收入者阶层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收入长期偏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十分重要的就是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加强农民外出务工就业指导和服务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劳动力平稳有序流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子女就学等问题,稳步推进进城农民逐步融入城镇,让更多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

    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积极引导人们自主创业,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渠道。应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劳动者创业的税收优惠、小额担保贷款、资金补贴、场地安排、工商管理等政策,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和风险,为更多社会成员提供创业的机会和平台。认真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研究表明,一个人接受教育水平与其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受教育时间越长,预期收益也就越高。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使更多的人通过攀登“知识的阶梯”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加强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把低知识水平、低技能的劳动者提升到高技能的劳动岗位上,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衡量国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比重只有2.3%,且来源渠道比较单一。要规范和发展房地产、股票、债券、期货、黄金、外汇、保险市场,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投资理财渠道。完善法律制度,加强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力度,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

    有一位思想家说过:“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至高无上之美德。”古往今来,人类对于公平分配的追求从未停歇。当代中国,亿万人民必将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共同奋斗的过程中,共同分享自己创造的甘甜果实。

观点声音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两头超载”、中间纤弱的“哑铃形”发展,必然是病态的发展。

    只有促进分配公平,才能避免部分社会群体产生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才能给全体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如果说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是政府的责任,那么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就是政府的良知。

    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企业提高工人工资要算成本账、收益账、良心账。

    深度阅读

    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0年4月28日。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10-07-25 22:07:05 +0800 收件人: "baiyimin001" <baiyimin001@sina.com>抄送:标题: 白益民:金融治国或将误国 中国经济需要一国两制

金融治国或将误国 中国经济需要一国两制

白益民

2010年6月

  中国要做什么?是要做一个“美国”吗?不是;是要做一个“日本”吗?也不行。中国一定是一个“一国两制”,既包含日本模式,又包含美国模式的这么一个体制,即以日本的产业模式为主体,以金融模式为辅助的这样一种模式

  中国南北文化大致是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属于北方文化,长江以南属于南方文化。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指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民族信仰和价值趋向等等。文化认同是由共同的宗教信仰、历史经验、语言、民族血统、地理、经济环境等因素共同形成,其特性比起政治、经济结构更不容易改变。
  回归“世界的南北划分”,对探讨经济学问题(特别是经济模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美国和日本成为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有着本质的差异,却又同时并立,且互相依存和竞争。综合空间和时间,并考虑文化和思想因素,将现代世界经济分为两大明显差异的经济模式——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这两种模式当中,日本以产业为主体,美国以金融为主体,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都包含着游牧和农耕这两种模式,就是看以哪个为主体,哪个为辅体的问题。

  东亚国家的产业秉性

  在日本模式里是以农耕为主,即以产业为主体;而在美国的模式里主要是以金融、以游牧为主体,产业是辅体,它们曾经有很多相同点。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两种模式越来越走向两个方向:一个表现出农耕文化的特色,而另一个表现出游牧文化的特色,这与它的历史、人文很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关系?首先日本的文化就来自于农耕文化,日本是传统的农业国,其很多文化是来自于中国江浙一带的农业文明,其习性、习惯就是要种植,自古以来,他们生存的方式就是在地少人多的情况下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是它一个发展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发现,所谓农耕,就是我们要播下种子、插秧、施肥,还要除草,而且你要耕作的话,还要有各种工具,这些工具要制造,都是配套的;另外在种庄稼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为雨水过多而造成内涝或者因为缺少雨水而造成干旱,要保证粮食产量的稳定性⋯⋯为此还要建水库、引渠、灌溉,做这些工作。这样一来,你就需要配套的有人专门做种子的事情;有人做工具的事情;有人负责水库,有各种产业围绕着这个主业形成产业链,而且是形成一个系统,大家都是在这个系统里面吃饭,都要生存,这样形成了一套体系。

  这种庄稼的农耕方式,与做产业是同样的道理。这个产业里面能解决很多就业问题、生存问题,它具有可持续性,可以不断提高单产来养活更多的人,可以抗灾,因为它有很多系统来维护整体的稳定性。

  侵略式的美国游牧模式

  再去看美国的游牧模式,它是以金融为主体的一种模式。它更像一个草原,有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这块就有肥水,草场就长得茂盛,就可以把牛羊放牧过去,这个草不用很多人工进行维护,只要有几个牧羊人、牧马人、或者有几头猎犬看守,把羊群、牛群往那边一赶,(这片草)吃光了,牛羊肥了,你拉回来一宰杀,这就算收获了,你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因为你有那个资源,可以让牛羊去吃,如果在农耕的地方没有这么多草场能够让你这样放牧,牛羊吃一遍的话,人就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一定是在有资源的情况下,有这种肥水草场可以去吃的情况下,就会形成这种游牧的生存方式。
  但是这种游牧的生存方式是不稳定的,如果牧场不够大,这块草地吃完了,有可能随着羊群、牛群数量的不断增加,人口可能也要增加,都增加了以后,草不够吃了,你的牧场也不够大,那怎么办?你发展不下去了,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无法提高更多牛羊的数量。回过头来再看,容易受到天灾的影响,这就如同金融风暴来临一样,我们知道金融危机就如同风暴一样,风暴一来,这些产业没有任何其他系统的保护来使草场能够稳定地提供草源,那么牛羊就会死去。
  游牧模式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不但可以吃自家的东西,如果它有足够的武力保护的话,可以把自家的牛羊赶到别家的草场去吃草,吃完了之后再宰杀。这样我们就看到美国的金融模式,实际上就是到各个发展中国家“放牧”,把那边吃光了以后再宰杀,它需要的就是流动性,而流动性正是金融的重要特性。但是产业需要的是稳定性,不需要大起大落的流动性,频繁的大起大落的流动实际上是对产业的一种破坏。

  兼容的日美模式

  从全球的角度来讲,上述两种模式其实是互相促进,互相依存的模式,并不存在谁比谁优越的问题,但却存在是否适合各自条件的问题。如果让美国做农耕模式,不适合,因为它没有那个文化根基,美国人民本身就是世界各地移民汇集而来,国家历史也不悠久,非得让它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去做事,这种文化积淀、习惯都难以形成,而且其国土自身自然条件非常好:人少地多,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做农耕模式,既没有文化传承,也没有现实压力。其所做的事情已经形成了一种游牧模式,这个游牧模式适合美国。

  但是,如果把游牧模式作为一个主体放到中国经济的这块土壤上来是否适合,就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在中国这片地少人多的土地上,要想让这么多的中国人吃饭、就业、生活稳定下来,不引起社会的混乱,必须走“农耕模式”的道路,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主体一定是产业模式,而不适宜以搞金融为主体。中国这种情况与日韩有近似之处。尤其以日本的模式更适合中国参考和借鉴。
  日本经济本身是以农耕模式为主体,亦不排斥游牧模式。我们看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向美国学习了很多,包括接受西方股份制的方式。股份制的很多东西其实是金融化的,更多地是游牧文化,它接受了西方一些公司治理的模式以后,从很多地方在表面上看又是跟金融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很多大公司也都是上市公司。再看它的内部发展到现在,也借鉴了美国很多金融创新的东西,包括野村证券。野村证券相当于投行,类似于高盛、摩根这样的金融投行,它也存在这样的体制,但是它的主体还是财团,并不是像美国那样搞得都是基金,也就是说日本的主体是财团,而不是基金。

  美国游牧模式的优点之一在于它的基金,它的流动性又可以在一旦出现新的产业或者新的技术,可以集中力量,通过基金的方式把它发展起来,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聚集财富效应,把某个产业发展起来。但是基金在这个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利润摊薄的时候,又会撤走,寻找新的目标。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日本的“农耕模式”在产业后续的发展当中会发挥更优势的作用,它在新的发明上可能速度缓慢,或者在新产业开始的培育阶段速度缓慢,但是它在新发明的应用过程和发明形成产品的这种持续、稳定的改进、改良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一种农耕文化。做农耕的人很难发现一个新品种的,为什么?他就在这块自留地上,想着怎么样把它做精,他不会想着要跑出去找新的品种,他也不到处游逛。

  但是一个牧人可能会从外地带来一个新的品种,这个牧人可能把这个新品种试种了一下,或者在某一块田地上洒下种子了,比如发现了玉米(1972,8.00,0.41%),玉米能够产生很多粮食,但是牧人不会长期在这儿待下去,他又会去游走,而农夫会把这些种子留下来进行不断推广,面积可能会越来越大,而且他能够不断在此基础上培育新的品种,一代一代持续下去,获得收获。

  “美”过尽的中国经济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经济实际上正在实施“一国两制”的方式,什么叫“一国两制”?我们现在在谈“中美国”这个概念,其实在这之前已经存在了一个“日美国”。“日美国”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个“一国两制”:日本是以产业为主体,美国是以金融为主体,他们做了很好的分工。美国通过金融,通过宏观经济统治世界;日本通过微观经济,通过产业统治世界。两者之间形成一个日美经济的统一体,我们把他们称之为“日美国”,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互补,或者是一个共同的需要。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在宏观和微观领域里以一种合作的方式来统治世界的经济,这也是一种“一国两制”。

  回到中国上来。中国要做什么?是要做一个“美国”吗?不是;是要做一个“日本”吗?也不行。中国一定是一个“一国两制”,即以日本的产业模式为主体,以金融模式为辅助这样一种模式。中国不仅继续要“东亚共同体”这样一个机制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产业实体,同时也需要“中美国”这样一个概念来促使自身金融机构的发达。但是一定要注意,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首先要把“东亚共同体”这样一个在产业方面更深层次的联合体制做扎实了,在有这样一个主体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形成“中美国”这样一个金融体制,反过来形成对“中美国”这个金融体制进行制约。

  如果我们单一用“中美国”这样的概念来发展中国的金融模式,或者单一用“东亚共同体”的模式发展,这都不存在互相制约的过程。如果我们所用的体制、模式与我们的条件和文化相违背,则很有可能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灾难。

  再有,我们现在大学课本中的经济学教育,都是按照美国经济学的思路来设计的,这就造成了我们的人才、我们的思维全都是一边倒的“美国式”模式,这个方向应该得到修正。大学课程设计方面,我们一定要有研究日本、韩国、东亚经济历史和发展的专业课程,应该设置这些方面的专业课程和研究生制度。中国很多古代的商业思想,与日本、韩国是贯通的,只有建立中国自己独立的经济学体系,被称为“东方经济学”的一套体系,我们才能慢慢地将中国的经济模式确立起来。

    以产业为主、金融为辅这样的“一国两制”模式,实际上应该成为“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一个核心概念。

 

 

发件人: shaoming zhao <zsm1920@gmail.com>日期: 2010年7月24日 下午5:44主题: Fwd: FW: 那些永遠不起立鼓掌的人 收件人: Jenny Zhao <jennylzhao@gmail.com>, Victor Zhao <victor.w.zhao@gmail.com>, zf4787@yahoo.cn

長知識,增見聞!

那些永遠不起立鼓掌的人

外电

    2008年1月27日,美国总统欧巴马在国会发表了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再次充分展示了他的雄辩才华。在七十分钟的演说中,他共获得八十次掌声,其中大部分还包括听众的起立致敬。 外国人有个习惯,鼓掌时一般是站起来表示赞同。

 

 

 

     不过,本文的重点不是掌声,而是大厅�一群永远不鼓掌、不起立的人:他们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军人不干政。穿着制服的很好认:军人。他们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军人不鼓掌,不干政,除了有关军队的事务。

 

 

    然后是欧巴马讲席下最正中位置,坐着一群老头老太太。他们是谁? 他们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按照惯例,大法官们是不会就演说中的任何内容鼓掌的。因为他们代表国家权力的另一端:司法公正。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7-24 11:10:22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 Fw: 日本新首相街头演说盛赞毛泽东

菅直人施政演说:奔向人民民主

铃兰台

2010-06-14

    按:这个演说肯定要被日本右翼攻击为“极左派激进思潮”。听上去很像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理念的宣言,卢梭“人民主权”、直接民主的理想。如何实现是最关键的,为此日本民主党首要任务是必须赢得不久后的大选。

    菅直人东京街头演说盛赞毛泽东

    为应对参院选举,日本民主党12日和13日在日本关东地区展开以“民生第一”为主题的街头游说。新任内阁首相菅直人12日下午在东京新宿发表了首场演说。菅首相在演说中提示国民,日本的外交可能发生不再追随美国言听计从的大转型,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的内政外交。在谈到外交和防卫问题时,菅直人说:

   “什么是外交?外交就是内政,这两者绝不是两码事,不是。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国民要使自己成为国家的主人,这种愿望是民主主义的根本。在这同时,大政方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民众的政治责任感的强弱,也就在相应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外交的强弱。在这个意义上,外交难道不就是内政吗?曾经有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是好是坏历史会有说法。作为一位没怎么出过国的政治家,他在中国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后,在外交领域,他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感变得非常卓著。

    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毫不畏惧与美国对峙并一路走来。可见,执政党在自己的国内获得毫不含糊的支持,国民以天下为己任,在某些场合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国家的未来,不惜付出些许代价,一个有了这样的力量,外交才会有根本的力量。国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这是我对毛泽东的外交感触最深的地方。”(译自视频“菅代表(总理)街头演说”,东京新宿 2010年6月12日)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美国的战略用一句话来形容,“该出手时就出手”。朝鲜战争出手了,以实力在世界上重塑了中华民族不可辱的国家形象。此后,又不失时机地推出“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宏大理论,规划了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并不断出手,结成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在世界上日暮西山,统治的范围一天天缩小,毛泽东又不失时机让中国浮出水面,重返联合国、中日建交、中美建交,中国迅速成为与美苏两大国“三足鼎立”的重要的第三极,一举奠定了今天的大国地位。中国当时并不富裕,毛泽东何以能够如此不畏强权,纵横捭阖,他的力量从何而来呢?

    我认为,菅直人的上述演说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执政党在自己的国内获得毫不含糊的支持,国民以天下为己任,在某些场合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国家的未来,不惜付出些许代价”。

    菅直人在新内阁面临美军基地的烂帐和面临第二次朝鲜战争可能勃发这个关头,举出毛泽东的例子,用意恐怕不仅是呼吁日本民众理解和支持政府的外交路线,同时也是提示,即日本外交或将不再追随美国,不再对美国言听计从。

演说引言

    国民们、国会议员们,我是菅直人。此次国会提名我担任首相,深感责任重大。我认识到必须回应全体国民的期待,倾尽全力,努力奋斗。

    首战目标:重树国民的信任

    多数人不满于长期以来的闭塞状况,终于导致了在去年夏天政权更替的实现。但新政权却因“政治和金钱”的问题,加上普天间基地移设发生的混乱,使新政权肇始时获得的广泛期待发生了很大的动摇。作为前内阁的一员未能防患于未然,我深感责任。

    鸠山由纪夫前首相坦率承认了涉及他本人和民主党前干事长小泽一郎的金权问题,也坦然承担了普天间基地移设问题上的责任,以辞职方式作出了自处。承接前首相的勇断,我接替政权后面临的最大责任和义务,是回到政权的历史性更替的原点,超越挫折,重树国民的信任。

    “草根”起家

    回首投身政治,至今已经过去30余年。我的政治生涯从协助市川房枝先生参选参议院议员开始的。那次以市民运动为本体的选举活动中,我担任事务局长。组织青年义工用四輪板车组成串联全国的车队,描画出了真正草根选举的大场面。

    市川先生当选后,立即和青岛幸男先生一起,拜访经团联的土光敏夫会长。双方约定经团联今后停止对企业政治捐款的斡旋。尽管约定后来变成了徒有其表,不过经团联今年终于作出了废止对企业捐款的组织干预的决定。

    “一票之力可以改变政治”—— 这个强烈的体验,是我政治生涯的原点。我深信国民的力量能够改变政治,我将不负此念,全身心地投入到使命中去。

    孤身跃入政治漩涡

    我出生在山口县宇部市。念高中时,在企业当工程师的父亲调动工作,全家搬到了东京。在东京,上班族如果不负债是买不了房产的。看到父亲辛劳的样子,我后来致力研究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城市土地和高房价。大学毕业后,我在专利事务所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市民运动。

    我在协助市川先生选举的两年后,以洛克希德选举为契机,首次挑战国家政治。我首次参选,写的论文标题是“抱着否定逻辑就无法创新”和“矢志参与型民主主义不动摇”。我认为,只有参与型的民主主义才能把国民的感觉和常识融汇到政治中来。

    经过了三度落选,直到1980年我才首次当上国会议员。我的议员生涯是从小小政党起步的,事实上大多数民主党议员朋友也是和我一样,青青子衿,无势无钱,孤身纵入政治的漩涡。这说明,只要胸怀大志,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参加到国家政治中来,这不正是我们所要创造的政治吗?

    实现真正的国民主权

    我的基本政治理念,是实现国民参政的真正意义的国民主权,其原点,源自于政治学家松下圭一先生的“市民自治思想”。在我国,迄今为止支配政治的是基于官僚主导行政的“官僚内阁制”。而根据宪法规定,是先由国民选举国会议员,再由国会提名首相组织内阁。

    这种规定下产生的、正如松下先生所言说的那样,本应是“国会内阁制”。政治主导的本意,是多数国民支持的政党与内阁合二而一来行政。基于此,就必须改变目前官僚主导行政的状况。我将朝这个目标迈进,这就是广开政党大门,通过国民的积极参与,来实现基于国民统治的国家政治。

    新内阁的政策课题

    我提出新内阁的政策课题有三个:“开展战后行政的大扫除”、“重建经济、财政、社会保障的三位一体化”、“立足于责任感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07-15 02:50:30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引进政治转型技术???

    朱学渊评米奇尼克访问中国:波兰共产时代著名异议分子米奇尼克在北京与北京崔卫平、戴晴、许志永、秦晖、仲大军、陈冠中、徐友渔、梁晓燕、郭玉闪等十名温和公共知识分子会面,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动向,甚至比北京同意香港民主党政改方案更为敏感。政府无疑监控了这次会面,当然也默许了这次会面,甚至还安排了一名优秀的翻译。

    中国的一党专制曾经是有某种合法性的,首先,它是暴力革命的胜利成果;其次,它曾经言行一致地贯彻实现无阶级、无剥削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手段是极其残暴的;其三,它的确一度有效地消灭了中国社会传统的腐败现象,因此中国人民曾经是屈从它的。今天共产党放弃共产理想,重归传统腐败,因此一党专制的合法性就唯一等价于暴力革命的合法性,或者说它是在暴力革命前景的绞索中求生存,因此它当前面临生死抉择的困境。

    当前,中国共产党既无法克服党内的腐败,更无法阻止社会动乱态势的快速发展,党内理性的上升势在必然,政治转型不可抗拒。理性,无论是来自理性本身,或者是来自精神崩溃,都是值得称颂的,蒋经国和雅鲁泽尔斯基都是精神崩溃而走向理性的。民主派也有两种功能,激进主义把绞索收紧,缓进主义诱导对方走向解脱,推与拉的作用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我认为,米奇尼克的访问中国,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向波兰引进政治转型技术(know-how)的一个动作。也可能前波共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早已经向中共传授了许多兄弟心得,如果我猜错了,中共应该赶快这样做,雅鲁泽尔斯基的经验比米奇尼克的经验更重要。
 

在社会冲突中寻找共同语言

----亚当·米奇尼克访谈

(访谈稿,未经本人审阅)

北京电影学院 教授 崔卫平

2010年7月10日

    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1946——),上个世纪波兰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曾经被多次关押,后参与一九八九年圆桌谈判,现任波兰最大报纸《选举日报》的主编。能够找到他的中文译本为《通往公民社会》。作为“反对派”,也许称他为“共同派”才更恰当。一个由特权和歧视所支配的社会,是一个被撕裂的社会,其中充满各种各样的分裂和隔离。亚当·米奇尼克所提出的设计是——最大限度地寻找社会的共同地带,寻找社会的共同语言;在剧烈的社会冲突面前,能够命名社会的共同利益,以期找出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共同方案。所有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让不同立场、利益、思想、信仰的人们,能够生活在共同的波兰。“只有一个波兰”,他喜欢说。

    所有这些问题也是转型时期的我们所要思考的。诸如此类的考虑处于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是抓住时机,让我们的民族走出困境,接受祝福,还是放弃一切建设性的考虑,继续深陷在各种泥潭当中,接受诅咒。二○一○年七月八日上午,笔者在北京访问了这位传奇般的当代思想家。

一、反对派需要一个政治上的规划

    崔:一九六三年在当时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上,总书记哥穆尔卡点了您的名(多么遥远的岁月),当时您才十六岁。您很早就参加了波兰反对派运动,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您参加这个运动的起点和动力是什么?

    米:如果说动机,首先的动机是对于专制的否定。这便是否定共产主义专制。在共产主义体制的国家内,人被看成是国家的所有物。对于我个人以及我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在中欧及东欧的专制体制当中,可以分为两种流派。第一大流派是基于苏联的武装部队之下的模式,第二个流派是基于所谓“社会主义的模式”。“社会主义流派”秉承了一些所谓社会主义理念,但实际上其做法并没有真正忠实于社会主义价值所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斗争,而获取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获得)工人阶级的解放,(以及)工人阶级在企业内部的管理权。这一切,都直指向政治民主。

    崔:作为知识分子,您在这个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

    米:实际上,我的角色与所有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一样的,起到了一个纽带的作用,即如何将工人阶级的利益与价值观念结合起来。我的角色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角色。在我生命的不同阶段,我也曾经做过工人。在我刚刚走出监狱的时候,以及六八年前后,都从事过工人的职业。六八年我参加过学生运动。后来又参加知识界对于被捕工人的营救运动。工人反抗运动是在一九七六年,那时候许多工人被捕,我参与了如何捍卫他们的权益,怎么组织律师的工作,以及筹资为被捕工人家庭取得基本生活来源。

    崔:您说过一九七六年曾经目睹对于乌尔苏斯工人的审判。当听到了妻子们的哭泣,您意识到丢下这些人不管是不能允许的。这是一个道德上的起点。但是,在同一年您所发表的《新演进》这篇文章中,您分析了当时苏联最高层、波兰当局和反对派这三者之间,有着某些利益上的“共存”——接受波兰现有秩序,反对派也只有在“勃列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下才能进行,新兴的公民社会是与现有秩序相平行、求共存而不是立刻抛弃它,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思路。您如何能够将分属不同起点的“道德”与“政治”结合起来?

    米:是的,您说的有道理。严格来讲,道德与政治之间是不相平行的。但是既然我们已经给出了道德上的起点,承诺要反对专制,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生涯。因此,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希望上的规划,充满希望的规划,它不仅停留于一些道德上的做法和举措,而在于有一定的规划,要有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战略,以期取得一些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既然是在苏联帝国的背景之下,革命已经是不可能的。布尔什维克一切的革命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我才会在《新演进》中讲,我们需要找到通向自由的道路本身,如何将自由变成一种日常生活。因此我所寻求的,不是革命的道路,而是改革的道路。

    崔:寻找前方的一个规划,一个充满希望也是现实主义的规划,一个政治意义上的规划,您所说的这些,十分有意义。

    米:我想我还是谦虚一些,中国是这样一个大国,很难讲能够对中国有所启示。但是从基本上讲,专制体制都是类似的,具备一定的可比性。尽管这些国家之间是不具备可比性的,每一个国家都具备自己的地方特性。比如中国和北朝鲜,他们的背景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每个国家实现民主,应该有它自身的方法。比如您自印了这本书(指《通往公民社会》),这种模式在北朝鲜是不被允许的。

    从原则上讲,革命作为一种方法,是应该遭到摈弃的。专制其实也是可以变的。我们认为革命不是一个好方法,它最后到达革命者的专制。而民主是承认差异和分歧,它接受差异和分歧,而革命恰恰是不遵守承认差异的原则。因此,我们所要反对的是专制本身。波兰所遵循的道路,就是平稳地过渡到自由化的道路。我可以说这种道路是无暴力的道路。

二、政府在容忍和逮捕之间动摇

    崔:当年的哈维尔,喜欢带点自嘲地将“七七宪章”的成员描述为“一小撮”,但是有着丰厚的社会基础,那就是人们的“良心”、“自发性的生活”以及“责任感”,这是一位哲学家的表达;您愿意用什么样的一些关键词汇,来描述波兰反对派的面貌、所拥有的社会基础和行为准则?

    米:哈维尔是我多年的朋友,我们一起参与了那些久负盛名的在边境山区的会议。从历史上看,波兰和捷克所走的道路,是基本类似的。要说差异,有三点:第一是国家传统的差异。捷克向来是一个有组织的(地区),倾向于有组织的活动,但是波兰的传统向来基于一种反抗、阴谋、混乱。第二个是国家意识上的差异。波兰向来拥有一种大国意识,民族认同(社会上的民族认同意识)是我们地区是最为常见的,并且是一种贵族文化占主导的地方;捷克不同,驾驭捷克的是资产阶级文化。

    第三是宗教上的差异。以哈维尔为代表的大多数捷克反对派,都是带着一种世俗的观念,是世俗化了的;但是波兰不同。波兰大多数反对派人士,都明显带有天主教的烙印,在捷克宗教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影响。

    崔:从反对派来说,比如捷克的反对派强调良心,他们更多地是从“个人的自主性”出发,而波兰的反对派强调“社会的自主性”。这是否有一些不一样?

    米:波兰(反对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形式上的丰富多样。比如说,在大学内部举办不同的研讨会,地下工会的形式、农民团体的形式等等。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七七宪章”所代表的精英模式,这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在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她们平行存在的一个特点是——“平行化的机构”,即通过出版社,通过研讨会,来组织对于社会和宗教的思考。一些独立的经济学家,在专制统治结束之前,就已经在思考各式各样的改革。

    崔:但是在那种覆盖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之下,能够有一些民间的机构存在吗?

    米:确实是这样。“平行化的机构”是分不同阶段的,是一步一步实现的。在第一个阶段,是一种非正式的团体,第二个阶段是可见的,但依然非法的,不被权力所承认。但是权力一直是在权衡,它是在平衡,在容忍和逮捕之间平衡。政府在容忍和逮捕之间的动摇,集中体现76年到80年代。原则上讲,这还是一种来自权力的政治。在这样的体系之下,权力所采取的是有选择的镇压;而不是斯大林采取的全面镇压。这个时代,我和我的朋友们多次被逮捕,关两天、两周、三个月不等,但毕竟不是一种非常严酷的镇压了。当时对于政府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国际舆论,发挥了很大作用。

    崔:有选择的镇压,的确代表了不同阶段。不同在于到了某个时候,你们被关的时间很短,而我们这里有人被判的时间很长,比如刘 X B 。

    米:我也认为被判十一年的确是太重了,太严酷了。当时我得到消息就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消息。对于知识分子如此强烈的镇压,无论在哪个国家,对政府而言都应该是一个错误。我本人不是中国问题的专家,对于中国情况不是很了解。到中国看到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指窗外),我就不仅在想,民主的自由化,或者自由化的民主,是否对于人民而言是一种必然性?它应该是一种必然。

    现在我看到一种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是人们还有自由;另一方面仍然渴望未来。我认为任何专制都是短视的。这种专制体现在社会、经济、人文方面,都是短视的。如果说,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善用现代文明所有价值的话,专制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以及经验,学渊评)而假如我们有幸见证了、已经见证了那些被镇压的行为,它恰恰证明了这样的行为是有价值的,是人们所需要的。

三、共同地带和共同语言

    崔: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政府掌握了所有资源,它看上去很强大;而您与您的朋友们决定从“下面”开始,从“自身”开始,这需要很大的力量,你们的决心和自信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同时也伴随着,如果把力量放在自己身上,那么如何看待共产政权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米: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风险总是存在的。我的分析是对于处境的分析。我认为历史性的折衷或者让步肯定是可能存在的。如果说,这种历史性的让步,它能够既符合共产党政权的利益,也符合民主的反对派的利益,就有可能发生。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政府内部分歧较大,它自相分裂,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个例子可见于原来的苏联、匈牙利以及波兰。还有一种可能是,国家权力过于虚弱,它不能够整个取消反对派及其实力;而反对派的权力也过于虚弱,它不可能颠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折衷的共同地带。

    崔:请描绘这个共同地带。

    米:关于这个共同地带,它的机遇是三个要素的结果。第一个要素是,当时波兰正在经历着经济与社会危机;第二个是前苏联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变故;第三个是大多数波兰人已经坚信专制的方法不再有效。如果说这种大众的看法、大众的舆论已经侵入到政府部门的一部分人,内部也有一部分人持有这种观点的话,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这个共同地带。

    崔:然而最有可能的是,人们的确分享一些共同看法,但是都私下说,而在公开场所,开会的场合或者在报纸上,都不表达出来。社会中存在强势的主导语言,而同时人们自己的私下语言和公共语言也是分离和分裂的。显然,“共同地带”是需要人来建立的,如何将这个“共同地带”挑明,寻找语言而将其建立起来?

    米: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出现了一个矿难,这时候不管是政府的权力也好,民间也好,反对派也好,他们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行为,来维护受害者的权益,妇女儿童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要采取一致的行动。这时候,那种“正统”的语言,马列的语言,将不再有效,它们不能启示什么,因此大家可能就会共同地试图寻找新语言重新界定。这就是对于冲突的一种平衡。具体问题出现时,不同的观点很可能会寻求共同的地段,不同的观点也会在共同的地段当中被接受。如果某一观点不被接受,我们就应该去表明自己的立场,撰写一些宣言,哪怕是非正式的宣言,以期寻得力量上的变化。新一代掌权者也不再相信马列了,他们对于现存处境的分析,往往是务实性的,这种务实分析,实际上已经是冲突和压力的结果。

    我们可以做一下的几种努力:第一种努力是:非正式形式的组织。在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导向性的非正式组织。比如说组织对于未来的对话,讨论未来二十年中国可能存在的形式,各式各样的讨论和研讨。这种努力一言以蔽之,就是激起对话,激起讨论。第二种努力是:自我防卫。反对派的自我防卫行为,就是面对镇压的自我防卫行为。当某一个反对派人士遭受拘捕时,他应该能够意识到,他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的周围有团体,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
国,在法国,或是在波兰,在英国,都有人支持和捍卫他们的权益,有一个团结的理念。第三种努力是:对于罪行的揭示,对于腐败的揭示。

    崔:您在八九年之前,作为反对派,强调“共同的地带”;八九年转型之后,您终于走到社会的“正面”来了,还是强调社会的“共同语言”,这其中有什么不一样,或者在侧重点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米:八九之前,我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语言;八九之后我是公开发行的报纸的语言。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你要能够识别当前的状态。专制时代我作为反对者,是政府的反对者,我不认为那个政府是我的政府。但是作为反对党或者说在野党不同,这时候政府是我的政府。当时的政府是歧视的政府,歧视所有的非党员。可是今天,共产党人实际上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组成片断。过去不是这样。过去社会分裂为两级:共产党人和剩下来的人们。共产党人自己也是有冲突的,有不同意见的,有不同派别,对于未来有不同的想法。

    这就是当年的圆桌会议,我们为什么能够寻求折衷的原因。折衷——是在共产党人中的改革派,与反对派当中支持改革反对暴力的人们之间,取得了折衷。当专制制度垮台之后,我们实际上和共产党人已经能够携手合作,我们共建的是波兰民主。这样的一个折衷,不管是对于民主人士,对于共产党人,都是一个机会。我们曾经三度携手,不管是在总统选举,还是在议会大选当中,获得了胜利,这就是一个例子。

四、同志们,你们自己决定吧

    崔:在波兰转型时期,雅鲁泽尔斯基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为什么会改变自己的做法?改变的理由是什么?

    米:这是一个好问题,但这个问题最好去问问雅鲁泽尔斯基本人。我与他现在倒是有一些私交了。雅鲁泽尔斯基从来就不是一个民主派,他是一个将军,是一个军人。他当年签署命令要取缔腐败的时候,就不明白为什么已经签了命令了,可是腐败依然存在。他之所以选择有所变化,他的动机是很清楚的。

    一,在当时波兰,处于各种危机当中,没有改革肯定是行不通的;第二,当时的军事政府、军事政策已经失败了,以失败而告终;第三,八年实施军事法之后,反对派没有消失,依然存在;第四,苏联的干预,在人们头脑中变成一个决定性的要件,即一定要结束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改革,使得大家看不到苏联模式的未来。雅鲁泽尔斯基已经听到了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正统派要求一如既往,不再有新的规划和出现新的观点;而同时,共产党内部的改革派却需要变化。他们认为,要想使得我们所进行的变革,能够取信于社会,也能够取信于国际社会,那就必须与反对派进行谈判。当时雅鲁泽尔斯基所面临无非是两种选择,一种是和反对派谈判;另一种是继续长期地冲突。他当时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同志们,你们自己决定吧。”

    崔:这个人还是比较明智的。当意识到了危机之后,也有人采取的做法只是将表面弄得光滑,只是希望不要出事情,不要矿难、不要失火,不要爆炸;至于社会中的人们有什么要求,当权者是否要去满足社会的要求,甚至不去考虑。

    米:你讲的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一个强权的政府,愿意与反对派谈判,这其实是不正常的途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组织社会压力,即通过具体的问题,来组织社会压力。而这样做,所面临的障碍往往有几个。一个障碍是“恐惧”,第二个障碍是“被动”,还有“去政治化”的影响。政治化,或者说政治形式,就是说在某一个具体的情况下,对一些特殊利益予以保护,比如矿难出现时,先是保护工人的利益,然后上升到地区的组织,这就是“社会的自我组织”,(需要考虑)如何组织社会压力的自我组织,保护各方的利益。在波兰出现的谈判,原本是社会的自我组织或对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或者说强权政治,才有可能与公民社会谈判。

    崔:您也说过,在运动中最激进的声音最容易被听见。当您强调“自我限制”的时候,提倡“让步”、“妥协”,来说服周围的人?

    米:这是一种理念,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梦想的,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可能性在哪里。假如说我们对于梦想与可能之间不加区分的话,这个政治根本就不是有效的。

    崔:谢谢您谈这些,谢谢您的慷慨,非常谢谢。

   (当日下午与一干人的会面中,本人问及一九八一年团结工会被镇压之后,如何弥合与政府之间的裂痕,米奇尼克答道:弥合有“心理意义上”的,有“政治意义上”的。补记之)

 

朱学渊:评米奇尼克访问中国

    波兰共产时代著名异议分子米奇尼克在北京与北京崔卫平、戴晴、许志永、秦晖、陈冠中、徐友渔、梁晓燕、郭玉闪等十名温和公共知识分子会面,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动向,甚至比北京同意香港民主党政改方案更为敏感。政府无疑监控了这次会面,当然也默许了这次会面,甚至还安排了一名优秀的翻译。

    中国的一党专制曾经是有某种合法性的,首先,它是暴力革命的胜利成果;其次,它曾经言行一致地贯彻实现无阶级、无剥削的共产主义理想;其三,它的确一度有效地消灭了中国社会传统的腐败现象,因此中国人民曾经是屈从它的。今天共产党放弃共产理想,重归传统,因此一党专制的合法性就唯一等价于暴力革命的合法性,或者说它是在暴力革命前景的绞索中求生存,因此它当前面临生死抉择的困境。

    当前,中国共产党既无法克服党内的腐败,更无法阻止社会动乱态势的快速发展,党内理性的上升势在必然,政治转型不可抗拒。理性,无论是来自理性本身,或者是来自精神崩溃,都是值得称颂的,蒋经国和雅鲁泽尔斯基都是精神崩溃而走向理性的。民主派也有两种功能,激进主义把绞索收紧,缓进主义诱导对方走向解脱,推与拉的作用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我认为,米奇尼克的访问中国,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向波兰引进政治转型技术(know-how)的一个动作。也可能前波共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早已经向中共传授了许多兄弟心得,如果我猜错了,中共应该赶快这样做,雅鲁泽尔斯基的经验比米奇尼克的经验更重要。

法广曹国星:亚当·米奇尼克访问北京

    明天(二○一○年七月十日)下午,波兰共产时代的著名异议知识分子、《通往公民社会》一书作者亚当·米奇尼克(AdamMichnik)将在北京与当地知识分子进行一次“小众”交流。就此,北京知识分子崔卫平撰写了长文《谁是亚当·米奇尼克?》,并为这次交流撰写了十六个问题的访谈提纲。

    一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曾说,米奇尼克在波兰所扮演的角色和力量“如同甘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政治学教授KenJowitt为《自由书简》一书的序言中,则称米奇尼克为“波兰的路德”。

    那么,谁是亚当·米奇尼克?亚当·米奇尼克一九四六年生于波兰华沙,犹太人,父母都是波兰的老共产党员。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在课堂上大声质疑被掩盖的事情,“如果共产党员必须说出真相,那么为什么不说出发生在卡廷的事实?”结果是他被老师赶出了课堂。当时,他的想法是:“信上帝,但不信教堂。”(信共产主义学说,不信掌控大权的某些人。)

    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他一些年长的朋友策划了一封公开信,内容关于波兰独立和议会民主,米奇尼克参与其中。警察第一次造访了他,被关了两个月。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是他的大学生涯,他进了华沙大学历史系。在校园里,他和伙伴们讨论中所触碰的尖锐问题,引起要员们的关注,哥穆尔卡的秘书曾出席过他们的讨论会。

    一九六八年国内外有两件事情震撼了他,最终导致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扭转。一个是发生在邻国的“布拉格之春”,波兰作为苏联的胁从国也参与了出兵,一个是波兰诗人密凯维兹戏剧《先人祭》的上演和最终被取消。

    密凯维兹是十九世纪波兰浪漫派作家,在“恐俄”的年代是一个旗帜鲜明的一个沙皇反对者,该剧上演时的盛况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当局下令禁止,米奇尼克和年轻人随即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很快他和他的伙伴们被大学开除,接下来是十八个月的牢狱。

    一九六九年出狱之后,他拒绝了父母让他出国的催促,进了一家制作电灯泡的工厂——“罗莎·卢森堡工厂”,当了一名焊接工人。这期间他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九七六年九月“KOR”——“保护工人委员会”的诞生。

    稍前,在拉多姆和乌尔苏斯地区发生了工人抗议事件。米奇尼克参加了一次对于乌尔苏斯工人的审判。“我听到了不适当的宣判词,我见到了人们波浪般的喊叫,我为愤怒的浪潮感到震惊。我感到不可能把这些人丢下不管。”

    米奇尼克后来用了一个类似哈维尔的表达,“它来自一个道德上的冲动。”随即KOR诞生。“它建立在后极权主义政治行动的哲学上面”。在回忆录中,米奇尼克写到一九七八年夏天他和哈维尔第一次会面,是在与波兰比邻的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一个叫做白山的地方,一边是作为“七七宪章”的代表,另一边是作为KOR的代表。

    不久哈维尔和他的同伴们坐牢,米奇尼克们组织了一个教堂绝食抗议来声援他们。一九八○年团结工会颠峰时期,波兰朋友们抓住每一个机会为捷克朋友们呼吁,直至他们自己也身陷囹圄。接着是这种循环:被捕、抗议。

    一九八○年,亚当的伙伴库隆在华沙的一次会议上问是否有人愿意去格但斯克,因为那儿船厂的工人们正在举行罢工,是由一个KOR成员组织的,米奇尼克前往,他力图说服工人们作出某些让步。

    一九八○年八月,他和其他几个工人被抓,船厂的工人们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声援运动,团结工会诞生。结果不仅是释放了这几个人,而且争取到了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

    一九八一年,KOR宣布其作用将由团结工会取代。米奇尼克和库隆都加入到团结工会的运动中来。后来,团结工会的领袖,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在回答为什么团结工会能够做得这么好,能够用说理、谈判的方式而不是用汽油瓶来解决问题时,指出是知识分子帮助了他们,是KOR帮助了他们。

    一九八九年圆桌会议之后,米奇尼克一度出任国会议员,但不久后辞职,主编波兰最大的一份报纸《选举新闻》至今。在这份报纸上,他依旧批评现政权,依旧批判波兰社会。他认为自己真正的角色是一个“波兰知识分子”。

 

 


发件人:"zggrgcd" <zggrgcd@163.com>  2010-07-23 10:51:0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惊天动地的一声春雷——纪念中国工人(共产)党诞生一周年

惊天动地的一声春雷

——纪念中国工人(共产)党诞生一周年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今天是7月23日,八十九年前的这一天夜晚,上海兴业路上一幢石库门房子里聚集了十三位年轻人和两位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宣告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光荣诞生。从此,黑暗的旧中国亮起了一盏明灯,中华民族自一八四〇年开始的厄运出现了新的伟大转折。

    去年的今天——公元2009年7月2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在人民当家作主已经六十年的首善之地聚集了五十六位仁人志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标准的共产党党徽——能握得住的长把镰刀和锤头红旗下以大智大勇的革命气概和浩然正气冲破了封建残余和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各种阻力,公开依法宣告了中国第二个共产主义政党——中国工人(共产)党的光荣诞生。从此,中国人民以自己的首创精神开始了无产阶级两党制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政治民主的崭新里程;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由农民共产党阶段进入了工人共产党阶段。

    中国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诞生了中国工人(共产)党,这是惊天动地的大创举。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从苏俄十月革命爆发九十二年以来,由于伟大导师列宁的早逝,社会主义国家历来只有一个共产党执政,列宁倡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没能找到一种法制化、秩序化和组织化的有效形式和机制,使共产主义政党承诺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初衷严重异化,一党专政及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复萌使共产党内的腐败不可遏制和人民民主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从而导致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覆亡。四十四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前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逆流和中国国内的新情况,高瞻远瞩地科学预见了当今中国和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在其古稀之年毅然决然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领导了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亿万人民群众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明和人民民主的伟大探索;上海工人阶级参与发起的一月革命风暴为无产阶级两党制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新鲜经验和历史教训。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中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和历时十一年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培养了千百万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当代史和世界文明史的伟大贡献;正是这股革命力量在中共两位总书记犯下严重错误的严峻情况及以后多次出现的右倾危机中有效制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解体覆亡,避免了重走前苏联和东欧的覆辙,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即改革开放的继续发展。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之根本所在。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于以共产主义政党为执政党的社会主义国家至关重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拒腐防变、反修防修?共产党人如何永远保持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政党怎样才能始终不忘宗旨和使命而青春永驻?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保证在生产力为决定因素的同时注意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而又抓精神文明又促进物质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即抓革命从生产)使共产主义精神和道德观念深入人心?这些重大历史课题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有益探索,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高到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正确认识,是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已经具备毛泽东思想之科学发展观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明智之举。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光辉论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一年前,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公报》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应该重新得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作用应该重新确认。邓小平同志的历史作用之积极方面应该得到肯定,其消极方面也应该公布于众以正视听。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不涂改、不抹煞历史就是科学发展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在适当的时侯,中国共产主义政党应该作出一个《建国以后特别是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把一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告诉人民:哪些是做了对的,哪些是做错了的,把文革前三年的‘天下大乱’和文革后七年的基本天下大治的真实情况公布于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客观评价历史事件。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利于统一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才能真正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但是,要警惕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注意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要警惕有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干坏事,特别是那种带着红帽子藏着黑心肝的林彪一类政治骗子;要警惕那些只想为自己翻案而不顾人民群众死活的、证据确凿的文革‘打砸抢’分子沉渣泛起而扰乱左翼统一战线。”

    无产阶级两党制的创立,继承和发扬了文化大革命的精髓,汲取了改革开放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鲜经验,为中国人民找到了一种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模式。不以执政参政为目的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的和在野的两个共产党之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崭新机制,正在成功地团结亿万人民群众构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性地补充完善了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解决了一党专政和资产阶级多党制混乱的矛盾。

    为什么说无产阶级两党制是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是因为无论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两个共产党都具备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都不是以执政参政为目的而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世界观的相同是两个共产党之间真诚合作和热情帮助的思想基础,这是共产党之间合作与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合作的根本区别,也是之所以能够真正做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根本原因。这种机制能有效促使两个共产党不断地改造世界观,不断地提升各自的政治素质,不断地与时俱进而跟上新时代的历史步伐。

    不久前,中国工人(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一届二中全会,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进行了多方位的部署,对如何帮助兄弟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确保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现代化建设即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和意见,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忱欢迎和支持。

    中国工人(共产)党进行的历时一年的整风学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党员的质量在原有较高素质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提升。中国工人(共产)党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取全国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共产主义政党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力量的良好条件下公开成立的。这些良好条件为确保中国工人(共产)党党员的高质量既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同时又提出了更新的时代要求。“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积极肯干和忠心耿耿的人即使只有两三个,也比十个暮气沉沉的人强。”这是伟大导师列宁对共产党人的要求。我们应当永远牢记列宁的谆谆教导,力求做得更好、更完美。共产党人就应该像雷锋、白求恩、张思德、王进喜、孔繁森、王瑛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绝不能患得患失自私自利。共产党人要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共产党的宗旨和新时代的基本要求,是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根本体现,是共产党人能够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完成历史使命的必备条件;做不到这一些还不如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是中国工人(共产)党党员的必备条件,共产党只能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是中国工人(共产)党具备了以工人阶级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合格要求。有了这些高标准严要求,中国工人(共产)党就能够避免兄弟的中国共产党曾犯过的错误,也能够帮助兄弟的中国共产党真正改正正在逐步认识到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边缘化而导致精神文明建设失衡和中共党内思想混乱的严重错误,更能够作为参考比照对象不断触动兄弟的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先进性而使其真正成为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心悦诚服的无产阶级执政党。

    回顾一年的战斗历程,我们心潮起伏;展望未来的灿烂前景,我们信心倍增。全党同志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牢记宗旨,不辱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要在中国工人(共产)党“一大”和一届二中全会的精神鼓舞下,坚强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围,万众一心,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为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目,认真学习和积极宣传已经完善了的包括毛泽东思想是纲只有纲举才能目张论点、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两党制理论等重大创举在内的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热情帮助兄弟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为把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成文明、富强、民主的无产阶级和谐乐园而努力奋斗!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7-22 13:13:5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西村观察 16 7.22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六种模式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高全喜

2010-07-22

  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中传续至今的一种主要政治形态,在西方,从古希腊、罗马的直接民主到近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再到当今新型的审议民主,在西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主政治的理论及其实践有着大致相同的演变过程和发展模式,尽管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基本的制度结构和理论形态已经达成普遍性的共识,有些早已成为公共常识,本文在此并不准备展开加以论述,它们只是我们考虑中国当代民主政治理论的一个参照系。

    我们用一百五十年的有限时间高度浓缩和吸纳了西方社会三千年的民主政制历史,其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历史政治逻辑的时间错位问题。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并不是唯一的政治机制,与其相关联的还有法治、宪政、共和等其他诸多方面的内容,现代性的民主也不是在古代就发育成熟的,甚至与法治、宪政、共和相比,民主是在与它们的互动之后逐渐趋于良性状态的。但是,中国百年来的民主政治实践和理论却没有人家那样一种历史的阶段性演变,我们的民主政治一上来就把西方后发的民主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把人民民主制、民主集中制等作为理论构建和制度实践的基础,与此相关的法治、宪政、共和反而处在了次要的位置,或至少与民主的关系并没有遵循西方那样一种历史的演变路径来加以展开和深化。

后全能主义时代(post-totalism)的制度转型问题

  本文把当代中国民主政治问题的考察放在晚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时间节点上,我认为其中的实质性问题就是后全能主义时代(post-totalism)的制度转型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人民民主制的国家体制与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体制的关系问题,这是三十年中国政治改革的轴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1949年的中国之建国实际上是确立了两种民主制的统一,一种是人民民主制,另外一种是民主集中制,前者是人民民主制的国家体制,后者是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体制,这个统一用中国的宪法语言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党与国家的关系,表现在民主问题上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党与人民民主制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在全能主义时代曾经被强制地统一在一起,在后全能主义时代,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人民民主制度的各种形式,诸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基层民主、乡村自治等,它们所遵循的政治逻辑就与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政治逻辑产生了分歧,甚至出现了重大的裂痕,如何平衡这两种民主制度的关系,就成为三十年中国后全能主义时代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到目前不但没有解决,甚至越来越具有攸关性的意义,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我认为思考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理论,一定不要忘记它们背后所指向的,实际上都是如何处理人民民主制这样一种国家体制与民主集中制这样一种共产党体制之间的二元张力问题。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理论的六种模式

  基于前述的中国百年民主政治相比之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性逻辑错位和后全能主义时代之三十年改革的人民民主制与民主集中制两种民主制之间的张力性关系,我初步认为,在当今中国的政治思想领域大致有五种有关民主政治的理论模式。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可以说是中国执政党的主流性民主政治理论,这个理论在十七大的中国共产党决议、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相关重要讲话以及2004年发表的中国民主政治白皮书中都有经典性的表述。应该指出,这个理论是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诉求的一种基于党与国家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理论,它在坚持民主集中制之党的领导这个基本框架内,力求容纳新的民主内容,进而实现所谓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此外,这个理论还有一个特征,即强调中国特色,所以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也被吸纳到这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之中。具体分析,这个理论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共产党的先锋队理论。先锋队的理论基础是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它强调的是党对于国家与社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是形式,集中是实质,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国家的领导者。当然,这一部分论述由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党内民主等新的因素出现,已经与列宁、斯大林民主集中制的党建理论有了很大的区别,例如,废除领导人的终身制,强化民主决策,尤其是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等等,都是党建理论与制度实践的重大突破,表现出共产党力求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注入新的民主政治的内容。至于这个理论究竟能走多远,究竟如何协调党内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以及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的关系,真正做到党政分开,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第二,西方的人民民主理论。应该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属于一种全新的民主政制,它追求的乃是一种西方的文明政治传统,即人民民主的传统。这个人民民主的传统理念在法国大革命、《共产党宣言》以及《人权宣言》中都曾经有过经典性的表述。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源于西方的政治事物,它们赖以立足的人民民主理论在西方的伟大思想家那里有着众多的论述,例如,从卢梭到马克思就存在着一个完整的理论谱系,从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到苏维埃国家也有着一个完整的政治制度的建设,至于其中分裂出来的社会民主理论等第三条道路,它们不过是正宗版本的所谓修正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理论从理论源头来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因此,本质上属于西方的人民民主理论的大谱系。在西方近现代的社会政治理论中,人民民主是一个庞大的问题域,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例如其中的人民民主与民主集中的二元张力,国家体制与共产党体制的对立统一,等等,都隐含着一个从法国到苏联再到中国的西方主义的政治逻辑。

  第三,中国传统的民本理论。中国传统中是否有民主理论,这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但无论怎么说,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中确实是源远流长的。当前执政党高调倡导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吸纳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诉求,这样一来,既打通了民本与民主的理论关联,又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反对教条主义,讲究实事求是,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执政党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大业,由此以人为本的传统思想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说,以人为本的传统民本思想,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理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先锋队理论,这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它们是中国当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的民主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当然,这套理论的上述三个因素存在着很大的张力,甚至相互之间是对立的,在理论上难以融汇在一起。但是,政治事务是一件实践的事务,目前执政党所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确实是把这三种理论要素融合在一起了,对此,我们应该看到它可能具有的内在生命力,如果其中的良性改革能够得到实现的话,我们也不怀疑从中是可能开辟出一条中国民主政治的新形态的,当然这需要真正富有成效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2.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理论或自由民主理论

  这个理论是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主张之一,关于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诸如议会选举、法治、宪政、人权,等等,经过中国自由派学者的辛勤传播,目前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些基本的常识,中国的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也主要是这类在西方占据主流的自由民主政治。这一派民主理论在此没有必要给予过多的论述,本文所要讨论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样的一种西方式的代议制民主,在晚近三十年的改革中究竟有多少内容被移植到了中国本土,它们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诉求,还是已经融入到中国现代社会的制度实践之中?从理论上或者从基本价值上来说,这套理论在西方已经卓有成效地运作了二、三百年,成就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西方的成就并不等于必然在中国就一定如此,如何把这套理论落实到中国的实践之中,成为中国本身的东西,这里并不单纯只是一个启蒙和宣传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制度的土壤问题,有一个相互作用的问题。

  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就有一种对于颜色革命的担忧,反对和平演变是中国主流政治的一个主要目标。其实对于颜色革命要有一个理性的态度,不能采取简单的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对待,应该看到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的大趋势,执政党要有宽广的胸怀,敢于把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主义在中国近些年来一直处于壮大和发展的过程之中,他们大体上已经完成早期思想启蒙的工作,开始摆脱教条主义和西方主义的幼稚病,逐步走向政治成熟,即寻求一条把来自西方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现实社会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百年来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教条主义和西方主义,他们机械地坚持普世性的一些基本价值原理,以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为样板,严重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独特性,排斥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本土意识,因此缺乏社会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当今的中国自由主义正在总结历史的教训,其民主政治开始深入民间,有关中国的自由主义叙事逐渐包含了中国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构建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成为新的共识。

  就中国当前的思想意识格局来看,在官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民间占据主导的则是自由主义的自由、宪政、民主理论。在我看来,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前景究竟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这两种政治理论及其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我并不认为未来的结局是两种理论和实践中的一方取得绝对的胜利,另一方彻底失败,更为现实的前景很可能是以某种理论为主导的相互吸收和融汇。果真如此的话,这未必不是一个较为美好的前景,我认为这两种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相互改造与相互融汇,不论哪一方占据主导,都是中国的幸事,这需要中国当代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的高度智慧,也需要特殊的历史时机或历史机缘。究竟前景如何,我对此既不非常的悲观,但也不非常的乐观。

  3.左派激进主义的民主理论

  民主理论无论在千年西方还是在近现代中国,都有一个激进主义的政治传统,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秉承着这个激进的革命传统,中国官方主导的民主政治理论,由于前述的三种理论谱系的融合,已不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更不是那种左派激进主义的民主理论。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例如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属于上述的左派激进主义的民主理论,这个理论在当今中国改革三十年之后的思想语境中,又不同程度地在民间工农大众和学院知识分子中间有所回潮。西方传统民主理论中的激进左派,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民主思想,还有西方当今其他的各种反资本主义的西马理论、批判理论、后现代理论,成为中国激进主义左派民主理论的思想渊源。


  这派理论并没有完全得到执政党民主理论的支持,当然也不可能得到自由派民主理论的认同,他们仿佛是在两个战线展开理论上的战斗。一方面,他们或隐或明地反对当前执政党的民主理论,用他们的话来说,这个国家已经权贵资本主义化了的,主流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已沦为权势阶级的寡头政治;另一方面,他们更加起劲地反对各种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认为代议制民主不过是富人骗人的遮羞布,自由民主根本解决不了人民大众参与管理国家的政治诉求。由于左派激进主义与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面共享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因此,他们可以大张旗鼓地鼓吹直接民主、人民革命等理论,指责官方主流民主理论的蜕变,诋毁自由主义的各项民主主张,从中国当前的思想语境看,这派理论对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构成了某种强有力的挑战。

  4.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历来就有几个演变的路径,前述的左派激进主义是一个左派版本,民主社会主义则是一个右派版本。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在马恩列斯毛的中国主流政治思想的经典理论叙事中,它们是向资本主义投降的修正主义。实际上,在当今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史中,民主社会主义与发端于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在二十世纪,已经结合在一起,它们的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从中演变出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形态,诸如北欧的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英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等,在很多方面,他们也分享着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理论,甚至高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

  当然,在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中,上述这些理论不是作为资本主义就是作为修正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中国的主流理论秉承的是马恩列斯毛的正统理论。但是,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尤其是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全面变革,传统的正统理论有很多已经不能适用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对于现实社会的解释力大大失效,因此,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以及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理念转变,就被构建出来,成为中国主导的政治理论。这个理论路径对于传统马列主义是一种理论创新,其中暗含着为右派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提供一种登堂入室的可能性。所以,2007年以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等人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掀起的一股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旋风,在海内外尤其是共产党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署名文章中,谢韬指出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国过去执行的是左倾修正主义,经实践检验是错误的,中国的改革应该回归正统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我们看到,在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旗之下,在执政党内部一直存在着左右两种对立的思想路线在斗争,即左派激进主义的民主政治与右派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他们针锋相对,互相指责,如何整合他们的理论对垒,考验着执政党的政治智慧。

  5.新近流行的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审议民主理论

  在西方的语境中,审议民主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民主,这个审议民主其来有自,在经过了代议制民主之后,西方社会由于不满于代议制民主的诸多弊端,因而兴起了一种新的建立在代议制民主之上的审议性的民主。显然,这个审议民主在西方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它是代议制民主之上的或者是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新型民主,所以,这套理论非常精致,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非常的具体深入与合乎人性。审议民主在西方的兴起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是在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十分完备之后才出现的,具有西方发达社会的现实背景,其理论资源除了自由主义,还有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表面看上去它针对的是自由主义民主,但实质上它又离不开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它解决的只是代议制民主无法解决的某些问题,从根本上不可能取代自由民主,西方社会已经到了这一步,所以审议民主在西方是有一定的生命力的。

  可笑的是,这样的一种西方社会的高级民主,在近一段时间被高调地移植到了中国,成为中国当代民主政治理论中的一种新模式。我认为,作为一种思想理论资源的引进,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一种补充性的解决方式,审议民主具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但值得警惕的是,我们不要犯“误置情境的错误”,中国的民主建设,首先需要的是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其次还需要公民意识的强化以及公共利益和共和政制的倡导,而这些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都还处于初期,因此如果片面强调审议民主,不啻于缘木求鱼,至于有人把这种审议民主与中国当今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等同起来,则更是滑稽,两者从根本上是两码事情。当然,审议民主可以在不涉及根本制度的层面上,修补自由民主政治的某些缺陷,但应该看到它们在中国适用的边界,不能以它来取代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或执政党的社会主义民主,就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来说,这派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是具有补充性的作用,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6, 儒家社会主义

  在此还涉及一个如何看待传统的问题,目前有一种提法叫儒家社会主义,把左派激进主义的革命意识与传统保守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这个理论路径值得警惕,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民主政治如果一旦与激进主义革命结合在一起,其结果总是灾难性的。我认为,未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应该与保守主义的反革命结合在一起,在继承中国传统的条件下寻求改良,这是一种审慎的理性态度,在这个渐进改良的审慎理性中,是可以开辟出儒家文化或传统文化之复兴的,但是,全能主义的政治与儒家主义的结合在未来的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当然,中国自由主义的教条化和西方主义,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因此,积极推进执政党的富有成效的社会改革,强化自由民主与党内民主的结合,克服自己的幼稚病,警惕左派激进主义的革命狂潮,瓦解儒家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联盟,这是摆在中国当代民主政治理论的一个富有建设性的课题。

  应该看到,古典的自由主义也不是万能药,也不能从理论上解决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所有问题,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当代的问题毋宁是一个理论死角,最终很可能是无解的。但是,理论上的无解并不等于在现实中就一定是死路一条,往往现实的步伐是可以一步跨越理论的死角的,这种情况在中外历史中屡见不鲜,很多理论上的难题往往是现实之手用他们的机缘一下子就予以破解了,正像黑格尔所说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才开始飞翔。”

反对激进左派的民主喧嚣

  在前面所谈的基点之上,我觉得未来的一种可能的理想性的民主政治形态是一种代议制民主的中国特殊形式,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在这里代议制民主这样一种主导了西方几百年业已成熟的民主经验是中国绕不开的民主形式,而且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以及人民民主的国家体制,实际上都属于代议制的现代民主,所以,我认为代议制民主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主导平台。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民主政治的失败。由于中国问题的激烈的历史积累,特别是激进主义的革命狂潮,也有可能出现中国代议制民主或一党主导的人民民主的失败,从而重新回到全能主义的政治上来,这样一种未来的图景将是非常悲惨的。我们知道,左派激进主义所追求的人民民主或大民主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它们导致了一系列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证,这样的民主政治带给中国的是什么,不用多说,我们都感同身受。但是,中国并不因为曾经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民主灾难,未来就不会再次重演。

    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激进主义的狂潮是十分强大的,如果执政党在推进民主改革的历程中,不能够采取建设性的措施,启动政治改革,从制度上惩治腐败,克服两极分化,那么重新回到过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国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也应该审慎而成熟地看待这样一种未来的可怕前景,并以此调整自己的理论路线。纯粹西方化的代议制民主在中国是不可能完全照搬过来的,但是,它们的一些核心价值和基本制度,是能够在中国逐渐赢得人民的广泛赞同,并得到执政党改革路线的部分吸纳的,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理论应该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坚决支持党内的政治改良,共同反对激进左派的民主喧嚣,引导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走上一条健康的道路。

 


 

发件人: xiguang发送时间: 2010-07-20 22:38:03收件人: 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抄送: 主题: 与欧洲共产党座谈重庆模式

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与西欧共产党宣传和媒体负责人联合考察团座谈记录

重庆市委党校 苏伟教授

2010年7月

    2010年7月9日下午,在中联部西欧局的安排下,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在重庆向西欧共产党宣传和媒体负责人联合考察团一行9人作了题为“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告,并同考察团成员进行了座谈,回答了考察团成员所提问题。现将苏伟教授所讲内容与问答内容介绍如下。
主持人邬建军(重庆市外办党组成员、主任助理):苏伟教授是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社社长、主编。我们先请苏教授给我们介绍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之后有一个讨论互动。在苏教授讲授过程中,大家有什么疑问,也可即时提出。

   西欧共产党宣传和媒体负责人联合访华考察团轮值团长、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国际部负责人佩德罗·格雷罗介绍考察团的主要成员:德国左翼党议会党团副新闻发言人米歇尔·史利克,德国左翼党议会党团新闻官苏珊娜·穆勒(女),葡萄牙共产党新闻与宣传部成员、网宣负责人索菲亚·格里洛(女),法国共产党国际部领导机构成员奥贝·阿芒,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副主席多梅尼科·洛苏尔多,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副主席弗拉迪米罗·贾克,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国际部声援事务负责人弗朗切斯科·马林乔,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思想委员会负责人基里洛斯·帕帕斯塔夫鲁,共九人。

    苏伟:非常欢迎西欧共产党的同志们到重庆来访问。我把重庆科学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做法,给同志们作一个简介。题目是“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庆曾经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首都,遭受过日寇成年累月的疯狂大轰炸,比伦敦大轰炸要惨烈得多,这张图片是当时情形。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又尤其是1997年重庆成为中国内地唯一一个直辖市以来,重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美、水美、城美、食美、姑娘美。

    对重庆模式的说明:现在,有很多人从不同层次上讲“重庆模式”。如有人从所有制结构上,讲重庆模式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模式;有人从再生产过程上,讲重庆模式是内需为主的模式;有人从加工贸易类型上,讲重庆模式是“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大量零部件在本地生产,主要市场在海外)的内陆开放型模式;有人从住房建设的类型上,讲重庆模式是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双管齐下发展的模式。这些都是狭义的“重庆模式”。

    我所讲的,则是广义的“重庆模式”,特指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重庆市委、市政府施行的一系列新政,从而形成的一套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方式和途径。这是一个搞得很有成效的科学发展的模式,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模式。下面我讲三个大问题:一是重庆模式的时代背景,二是重庆新政的要点,三是重庆模式的特点与意义。

一、重庆模式的时代背景

    中共、中国、改革开放像太阳一样,但太阳也有黑子。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伟大成绩,也积累了五大矛盾和问题,我把它们比喻为太阳的“黑子”。

    五大矛盾,一是城乡矛盾太大,“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严重阻碍发展,也极不公平;二是地区矛盾太大,邓小平讲东部先发展起来,到世纪末再帮助中西部发展是对的,但政策执行有偏差,再加上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使得大家可能都没想到这个城乡地区的差距会这么大,再下去要危及我们这个世界第三地理大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了;三是经济与社会的矛盾,即“一手硬一手软”的新发展——“软”的方面从思想道德发展到民主政治、人民生活等等——导致的,包括教育、养老、住房改革由于都走了片面市场化的错误道路,因而成为三大严重问题,被群众称为“新三座大山”,分配上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逼近0.5这个恐怖的数据,加上整个民族道德大滑坡、“黄赌毒”严重,中共内部腐败屡反屡腐,都危险得很;四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未能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农村的水土流失非常严重;五就是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矛盾,不愿意为还较穷的中国人服务而更愿意为较富裕的外国人服务,导致辛辛苦苦为人作嫁,甚至别人打喷嚏我们发烧。中国有位金融学家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受轻伤,欧洲受重伤,中国受内伤。

    上述五大矛盾之归结——这是我今天要强调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实质性内容,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但是社会主义怎样与市场经济结合好,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30年以来都在探讨,当前仍在着重探讨的一个大问题。我觉得,这里边细分的话,又有这样六个问题:第一,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怎样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第二,按劳分配怎样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第三,公平怎样与效率相结合;第四,集体主义怎样与个人利益驱动相结合;第五,宏观调控怎样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第六,对外开放怎样与经济主权和安全相结合。这是第一方面的问题。相应的,就必然产生我们共产党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自身的纯洁性从而保证对国家的领导,保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而保证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和主导,这两个大问题。一句话,怎样既让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充满活力,又让市场经济本身的“马太效应”——一系列的两极分化效应,包括贫富两极分化,包括城乡、区域两极分化,包括利润与民生两极分化,包括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两极分化,包括经济与生态的两极分化,等等,都得到有效遏制与控制。

    对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我有一个比喻,用德国伟大的文学家歌德的“浮士德”作一比。浮士德一生追求书本知识,晚年后悔未能体验人生和幸福,便与魔鬼打交道、做交易,愿以来生的灵魂,去换取青春与活力,去体验生活和幸福。浮士德自身有“善”、“恶”两面性,魔鬼拼命引诱其“恶”的一面膨胀,使浮士德去追求庸俗的东西。但浮士德,由于他高尚的本性,在与魔鬼同行去体验人生、去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能够本能地坚守其“善”的一面,不断地战胜自我,不被庸俗化,避免沉沦,坚持对高尚的理想、信念的不解追求,终于达到人生最高境界。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也犯了脱离实际,片面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的错误,后来醒悟,认识到必须与市场经济打交道,来增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活力,于是破天荒地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魔鬼,但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世界上的市场经济都是在“魔鬼”的家中——资本主义社会——生长、生活的,所以它本身既有魔力,也有魔性。以前的共产党人都以为市场经济只能在“魔鬼”的家中生活,于是排斥市场经济。是中共改革开放的领袖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还可以在“天使”的家中——社会主义社会——生长、生活,于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做了一个当代的“浮士德”,开始与“魔鬼”——资本主义——打交道,引入了市场机制,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使社会主义社会充满活力,也有可能使社会主义社会庸俗化,使人们成为金钱的奴隶。可是只要我们共产党人能够像浮士德一样保持自己高尚的本性,也就能像他一样,战胜魔鬼的诱惑,我们中国共产党就不会为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所腐蚀。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能不能成为当代的“浮士德”,能不能坚守自身高尚的本性——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宗旨,能不能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所固有的自我利益欲望,能不能战胜“魔鬼”的诱惑,这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成功的根本性、决定性因素。

    说到底,重庆模式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模式,是共产党组织将自己的本性保持、发扬得比较好,而社会活力也比较充分迸发的一个模式。

二、简单谈谈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的要点

    一是以我们的胡锦涛总书记为重庆确定的新战略为重庆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个新战略的核心是对重庆的三大定位。第一大定位就是要加快把重庆建设成西部重要的增长基地。把这个定位放到前述之中国“区域矛盾”的背景之下,就可见其意义重大:以重庆的跨越式发展为最大支点,带动整个西部缩小东西部的差距。这是中华民族团结、我们国家统一巩固的重要根基。重庆模式符合中央这个指导精神。第二个定位就是要加快把重庆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个弓箭战略:沿海地区为弓背,长江经济带为箭,西部大开发重点区域为弦。这一定位要求重庆把这个弓箭战略的薄弱环节——“箭尾”打造好。这样中国才能张弓搭箭,在二十一世纪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长江经济带这支箭射出去。重庆模式也符合中央这个指导精神。

    第三个定位就是要加快建成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重庆这个直辖市有8万多平方公里,3000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农村户口,城乡矛盾最大。重庆能够走出一条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路,全国就能解决这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难题。重庆模式也符合中央这个指导精神。薄熙来新政以这个新战略为重庆发展的总纲,所以说,重庆模式是科学发展的一个具体范本。

    二是以打黑除恶为扭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突破口。

    黑社会,古今中外都有,你们意大利打了几十年,不是到今天还在打黑手党吗?所以一般性的打黑既没有社会属性,也没有意识形态属性。但重庆的打黑有所不同,它还有中国共产党人为抵御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抵御伴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魔鬼”对共产党人的引诱、腐蚀而战斗的特点。重庆的打黑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性影响,甚至影响到全世界(我右边这位先生是我校的刘士文博士,他的一位同学正在法国读博士,法国导师要他提供重庆打黑的资料)?原因正在于此。重庆将打黑引向深层次的共产党为保持其纯洁性的肃贪反腐,这个意义就大了。实不相瞒,我国的党内民主和政治民主建设滞后,党员尚不能有效监督党委、人民尚不能有效监督政府,这是我国腐败盛行的原因之一。但民主又不能一蹴而就,当前肃贪就只能主要靠“青天”,反腐斗争就只能表现为“青天”与保护伞的斗争。腐败分子是盘根错节,要突破保护伞,很难。重庆把打黑和肃贪联系起来,这一招确实厉害。把打黑和肃贪联系起来,反腐就相当有效。前面讲到搞社会主义必须要同“魔鬼”战斗,重庆就战斗得很自觉,薄熙来于是成为我们重庆的“钟馗”——中国的一个打鬼英雄。

    三是以弘扬“红色文化”(“唱、读、讲、传”)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抓手。

    中国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古今中外,搞市场经济初期,都经济上坡,道德滑坡。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牵涉到对“斯密之谜”的破解问题。亚当·斯密是市场经济理论的老祖宗,写“国富论”之前,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讲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控制他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从而在自利的个人基础上建立一个较和谐社会的道理。人本性自私,又要控制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西方人有宗教,最终在上帝那个终极价值面前解决。马克思·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资本主义(他讲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只有在新教伦理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同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在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精神,又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时代精神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伦理的基础上,才能健康发展起来。

    对中共而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精神,首先存在于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的毛泽东思想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则是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的道德感召力、政治感召力要强得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路径可行性、操作有效性要强得多。但我们党相当长时期以来未能在社会生活中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未能将它们统一起来,形成我们党和国家统一的终极价值观。而重庆的“唱红”,则突破性地解决着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思想和中特理论中的两大强项,也包括中国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上的精神文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我们3200万重庆人民的终极价值观,这样既能发展市场经济,又能驾驭市场经济。这正是:你(西方市场经济)有新教伦理,我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四是以建设内陆大开放战略高地作为重庆发展的最大动力。

    薄熙来到重庆“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在重庆开展“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的大讨论活动,要求全重庆都思考一个问题:地处内陆的重庆怎么最大幅度地开放。并且,创造了很多开放的条件。只举一个重庆市委市府“三洋战略”为例。第一洋,即太平洋战略,不但是通过长江黄金水道及调整铁路、公路,让重庆乃至西南、西北地区更好地通达沿海地区、通达太平洋,而且还可使将来沿海地区出口至欧洲、非洲、中东、印度等地的大量商品可能变向向西——不是由沿海海港向东绕去,而是直接向西,由长江至重庆,再经过由重庆的“第二洋战略”——印度洋战略——开辟的重庆至昆明再至缅甸海边的印度洋通道,抵达目的地。“第三洋战略”,即修建渝兰高速铁路,接上亚欧大陆桥,出境直至鹿特丹港,通达大西洋。这“三洋战略”,尽管还在起步,但业已收到奇效——重庆的“两江新区”、西永综合保税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等,都是中国内地独有的。有了三大洋战略,则重庆既能廉价地生产,又能廉价地运输,故其开放进程将会疾步如飞。这表明,“重庆模式”是与世界文明紧密相联的。

    薄熙来奋力推动重庆开放,还有一个目的是要调整重庆的所有制结构,实现他设想的“三驾骏马”——第一驾当然是公有制经济(这是驾辕的),第二驾是民营经济,第三驾是外资经济,来飞快地拉动重庆这辆大车。这“三驾骏马”,都必须、也只能在内陆大开放中做大做强。

    五是以建设“五个重庆”、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为战略目标。

    建设五个重庆,就是以薄熙来提的“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目的是要实现重庆的科学发展,打造中国内地唯一的国家中心城市。重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特点,是既“又好又快”,又“以人为本”。“五个重庆”建设都体现了这两条原则。宜居重庆,既要解决大到世界500强、国内500强,小到中小型企业的老板、高管、科技精英们怎么“居”的问题,更要解决大量进城给这些500强、“500小”打工的农民工怎么“居”的问题,是抓两头带中间,解决全重庆人的宜居问题。薄熙来讲:“建设宜居重庆,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既是‘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又有吸引人才、促进投资和消费的经济意义。”

    “畅通重庆”,就是要把重庆建设成全国最畅通的城市之一。薄熙来讲:“‘畅通重庆’的意义,对市民来说,是满足他们出行的便利,购物的方便;对于都市整体来说,则是要建成有影响、有活力的工商、文化都市……切实体现大都市的价值和辐射能力。”

    “森林重庆”建设,用薄熙来的话讲,“就是要绿化重庆八万里山川,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让重庆人民多吸氧更长寿,让农民兄弟增收致富。”而且“森林重庆”里面还有大文章,例如林权制度改革,重庆因此就试点,先行;例如重庆要使其“两翼”(三峡库区和武陵山区)每户农民三年内增收1万元,主要就要靠“林下经济”。

    “平安重庆”针对性强,有前面讲过的打黑除恶,确实使重庆顿时平安多了。但薄熙来还有超前性,预料到随着城镇化、市场化加剧,两极分化问题的突出,社会不稳定因素积累,就要求把消除矛盾,确保平安的问题放到突出位置。所以,平安重庆,既是改善投资环境的妙招,更是“抛接”好发展、改革、稳定这三个“球”,从而耍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魔术”的绝招。因此薄熙来讲:“一定要把‘平安重庆’作为重庆的开放品牌来打造,使重庆成为外来投资者的安全区、放心区,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渝投资、创业。”

    “健康重庆”的目标符合科学发展观,因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他说:“人从事一切活动最基本的条件是健康。健康和长寿,是咱重庆人共同的追求。人健康与不健康,生命的过程和质量就大不一样。使重庆的百姓活得更长、活得更健康,活出质量,活出精彩,这就叫‘以人为本’”。
对于“五个重庆”建设,薄熙来有个总结性、归纳性的“总论”。他说:“五个重庆”“虽各有侧重,但都体现了‘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

    ‘森林重庆’侧重环境,‘畅通重庆’侧重效率,‘宜居重庆’侧重舒适,‘平安重庆’注重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健康重庆’就是讲人本身。这些目标都是重庆人民的理想境界。” “以人为本”是中共中央2003年以来强调的根本执政理念。我是编理论杂志的,这些年来,所看、所发“以人为本”的文章不知有多少,但我觉得诠释的最好的,还是薄熙讲的、做的这“五个重庆”。他实实在在地把“以人为本”讲透了,比那些空谈人的“自由”、“发展”、“尊严”等等的好得多。

    六是以切实改善民生为归宿。

    其实,“五个重庆”,个个都紧扣民生——有薄熙来的名言为证:“‘森林重庆’是为了让老百姓多吸氧,‘畅通重庆’要让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平安重庆’要让群众的人身、财产和家庭安全有保障,‘健康重庆’要让孩子长得壮、老人能长寿,‘宜居重庆’要让全市百姓,特别是中低收入的市民都有房住,而且环境好。”而且,重庆刚开了三届七次全委会,明确要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求重庆要走“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子”。薄熙来在会上强调:“发展本身就应该包含民生的内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导言》中有一句名言——“消费直接也是生产。”薄熙来讲的和马克思讲的不是一致的吗?

    薄熙来在会上还强调:“如果发展不能改善民生,那就不是‘硬道理’,而是‘没道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资本论》曾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是利用一切手段攫取剩余价值;而斯大林曾揭示过“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规律”,就是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相反,社会主义是利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去扩大生产,以满足国家与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基本经济规律”是揭示发展的目的的规律,很重要。尽管有争议,但我是基本同意斯大林的观点的。当然,斯大林的基本规律论忽视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直接目,更谈不上将它与最终目的结合。由于缺少的直接目的这个环节,就在实践中使人民的需要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我们现在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抛弃了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与理论,这对;但我们也同时抛弃了斯大林的基本经济规律论,这是“在泼洗澡水时,将澡盆中的婴儿一起泼出去了”。所以我们改革开放30年,到现在还没有明确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什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30年的实践中,有愈来愈追求赢利,而忽视人民需要的倾向。“新三座大山”,就是这样出现的。

    现在,“重庆模式”逐步地在揭示着这一规律。就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区,它发展的直接目是要赢利,但是根本目的呢,还是要通过赢利来满足人民和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需要强调一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绝对不能与所谓“市场需求”划等号。我们北京、上海比伦敦、巴黎还贵的房价和学费,不是“市场需求”吗?能和群众的需要划等号吗?所以,薄熙来将民生改善说成是“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内涵,强调如果发展不能改善民生,那就不是“硬道理”,而是“没道理”,这是解决了斯大林揭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不是有效的问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直观的描述,意义非常重大。因此,也可以说“重庆模式”既是对斯大林模式及我们改革开放前重视发展的根本目的但忽视发展的直接目的的偏“左”倾向的否定,又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很多地方自觉或不自觉地重视发展的直接目的但忽视发展的根本目的的偏右倾向的否定,达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高度。

    七是以党的作风建设为灵魂。

    就是要求重庆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大下访(访问群众疾苦、帮助解决困难)”,要“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要“结穷亲(与困难家庭结成长期帮扶关系)”,这样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与人民群众鱼水相联。这是要在新形势,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弘扬毛泽东为中共概括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党员、干部,要“为人民币”服务,但更要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矛盾。怎样将这二者结合起来,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难题。我觉得,重庆上述“三项活动”,将党的宗旨化为党员、干部的具体行为,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联系群众、优化作风,提供了新经验,也为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展现了新的视角,既具有重庆特色,也具有普遍意义。

    科学社会主义,最初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的思想,后来经过各国共产党组织的宣传、鼓动、教育、锻炼,成为千千万万共产党人的思想。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们中国共产党89年来一以贯之的宗旨,怎么贯彻到我们7800万党员的心中,本来就是一个大难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难题的难度格外加大了。怎么找到一些有效的途径和方式,来保持我们党这个已有89年的光荣传统,这就是重庆做法正在解决的问题。

    是服务群众还是脱离群众,是“傍大款”还是“结穷亲”,不管什么“模式”,最终都要归到这里,归结到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归结到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重庆新政继承、体现了这些思想。所以,如果要问:重庆模式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就是影响到了中国怎么走的方向问题、原则问题——经济发展为什么人的问题,人民拥护不拥护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重庆模式的实质性意义。

三、重庆模式的特点与意义

    对重庆模式的概括:

    总起来说,以联系群众、唱红打黑为实质和核心,动员群众、全市上下一心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来统筹城乡发展,来鞭策公有经济、民营经济、三资经济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以国有经济“驾辕”,来建设“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来切实改善民生,等等,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重庆模式”(科学说法应叫“重庆经验”)。

    重庆模式的特点:

    我觉得,重庆模式,就是具有重庆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而不是不可持续的片面发展模式;就是行之有效的“两手抓,两手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不是经济上坡、道德滑坡的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而不是“市场经济”排斥“社会主义”、甚至“吃掉”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就是越发展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稳固、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和尊严指数越高,而不是越发展党和国家“为人作嫁”的危险性越高、人民群众的痛苦指数和卑贱指数越高的发展模式。

    我们中国共产党指导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有一个根本的方法,就是“矛盾方法”——在对立中求得统一的方法。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原因之一,正在于她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将你们西方人常以为截然对立、我们中国人也多以为“如风马牛不相及”的对立面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这“一次又一次”有多少次呢?我认为至少有五次。

    第一次,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壮大。我们知道,所有的共产党,包括在座诸位的共产党,都是“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但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又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领导的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革命时期,中共的主要成份是农民,所以到中国革命快成功的1949年,“三大战役”都打胜了,斯大林还希望中共和中国国民党划长江而共治中国。他实际上是怀疑我们党是不是“共产党”。后来毛泽东向他讲了我们党注重“思想建党”,把一群革命农民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战士,从而在农民革命中建成了一支共产党,并一直保持了“共产党”的特质。

    第二次,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就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革命,也就是在中国将“资本主义革命(就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直接目的而言)”与“工人阶级领导”这两个对立物结合了起来。如果说,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的“结合点”,是“思想建党”的话,那么,将工人阶级领导权与资本主义革命的性质结合的结合点,则是“统一战线”——工人阶级不但与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而且同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在民族危亡之际同官僚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以战胜革命的对象。第三次,就是上面谈到过的,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历史关头,我们中国共产党又出人意料地同与我们血战了十年、残酷杀害了无数共产党人的仇敌——蒋介石国民党——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地解除了我们历史上最为深重的一场民族灾难,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第四次,就是建立新中国之后,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赎买”结合起来,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中国“人民”的范畴,从而和平地完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五次,就是开始将很多人认为是水火不容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这个结合得好的话,社会主义可能成功,可是万一结合得不好的话,中国的社会主义可能被市场经济所“吃掉”。几千年前,原始的市场经济“吃掉”过原始共产主义,今天,我们不能让现代的市场经济再“吃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庆模式”可以说是找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结合点”比较多、比较牢固的一种模式。

    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新路的历史。可是,30年来,中国一直有人认为、至今还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无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所以想引导中国走“纯粹”的、“真正”市场经济道路,实际上是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也有极少数至今还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无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希望中国回过头去,走过去排斥市场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老路。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和中坚力量广大的党员干部,坚信能够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成功,并一直在锲而不舍地探索它们相结合的有效途径。“重庆模式”,就是这些探索中比较突出的成果。

    “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这是薄熙来对重庆提出的要求。重庆要后来居上,做出了非同寻常之举——找到了“重庆模式”。中国要后来居上,社会主义要后来居上,也都要继续做好前无古人的非同寻常之举——结合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建设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的介绍结束了,谢谢大家!

对话部分

    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考察团团长佩德罗·格雷罗:我们非常感谢苏伟教授,他对重庆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一个丰富的、深刻的介绍。我们考察团来自西欧不同的政党,我们认为,不同政党之间应该公开、坦白地进行对话。下面请各位成员向苏伟教授提问。

    第一个提问的是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思想委员会负责人基里洛斯·帕帕斯塔夫鲁。他一口气提了四个问题,苏伟一一作了回答。下面是“基”、“苏”的对话。

    基:重庆模式很好,但我请问中国其他地方有与重庆模式相反的模式吗?

    苏:现在人们从狭义和广义几个层次上,都在讲“重庆模式”。我讲的广义的重庆模式,这是比较典型的科学发展的模式,是比较成功的两手抓、两手硬的发展模式,是旗帜比较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我们全中国现在都在努力科学发展,这是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所以,就重庆模式的这个意义而言,中国其他的省级地区并没有与重庆模式相反的模式。但是,在更基层的一些地区,确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当然也与“重庆模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即只要市场经济,不要社会主义的模式。这还得从历史上说起。斯大林模式后期偏“左”,毛泽东晚年的模式也偏“左”。所谓偏“左”,就是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因而排斥市场经济,并将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些做法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做法而加以政治上的反对。而所谓的偏右,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些地方和局部,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和要求。还是以刚才我那个“浮士德”的比喻来说明。浮士德本来一心做学问,临到老了,才感到一辈子没有人生体验,觉得白活了一辈子。这有点像斯大林模式后期、我们的毛泽东后期,只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不搞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结果人民群众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所以后来浮士德就和魔鬼做交易,愿意出卖自己来世的灵魂,来换取人生的重新开始,以获得人生体验与幸福。相似的是,我们突破了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晚年的模式,我们和资本主义做交易,引进了市场经济。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本身不是魔鬼,但是它是在魔鬼的老家长大的,有魔力,也有魔性。浮士德的本性很高贵,理想信念很坚定,就经受住了魔鬼的种种诱惑。可是,现实中我们一些共产党人只看到市场经济的魔力,看不到它的魔性,因而被它迷惑,忘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和要求。一些地方把社会主义的原则和要求放弃得太多,从而形成了一些只顾生产力一时发展的模式。这些模式确实是和重庆模式不同的。

    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攻坚阶段,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对中共十五大规定的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政策进行“偷工减料”——中共中央要求找“7个兄弟”,即“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共同将国有小企业“抬上坡”,这样来改革、去发展,但不少地方却将等7兄弟中的老大至老六都赶走,只留下老七,即“出售”,来改革国有企业,许多市、县将国有企业全部廉价卖光,一度还形成一些“卖光”的模式,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腐败急剧蔓延,职工大量失业。这些“私有化”的企业“官商一体”特征明显,导致公有制主体地位被削弱,民营经济也难以健康发展。这是我国30年改革过程中的最大教训之一。我国香港学者郎咸平对此有深刻揭示。此外,如山西等若干资源大省将煤矿等国有的重要资源也廉价卖给私人,一度也形成所谓“模式”,不但造成宝贵资源大量浪费、生态环境灾难性破坏、贫富分化急剧扩展,而且导致大量矿难频频发生,使中国、中共、改革开放蒙受耻辱,让每一个共产党人痛心疾首。那也是我国30年改革过程中的最大教训之一。

    此外,还有人士从狭义,即主要或者从所有制结构上,或者从加工贸易类型上,甚至更细小到从住房建设的类型上,讲“重庆模式”。从所有制结构上讲,我国有的地方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模式,而“重庆模式”则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三驾马车”齐头并进,而且国有经济还愈来愈有力地在“驾辕”的模式。从加工贸易类型上讲,我国沿海的各种模式,都是“两头在外”(即零部件和市场都在海外)的滨海外向型模式,而重庆则创造了“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大量零部件在本地生产,主要市场在海外)的内陆开放型模式。从住房建设的类型上讲,我国大部分地区走的是住房商品化道路,而重庆正在带头走一条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双管齐下的发展道路。上述这些意义上的“重庆模式”,与其他的模式都是不同的。

    需要说明,与基本生产关系联系紧密的各种经济模式,如所有制结构模式、住房建设模式等,是有优劣之分的,但与基本生产关系联系较远、与生产力各要素联系紧密的各种经济模式本身,如各种类型的加工贸易模式,则是没有优劣之分的,全看它是否符合当地、当时实际。正如晴天、雨天本身并没有优劣,全看它针对的农时然。上帝如果把重庆这块地、这群人移到沿海,我们一定会采取“两头在外”模式的。因为你进口的零部件,可能比自己造的更便宜。
基:苏伟教授刚才谈到,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工人大量失业,而且据我所知,中国的失业问题比较严重,请你谈谈中国的失业问题。

    苏:确实,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包括我们重庆的工人在2008、2009两年大量失业,官方讲仅沿海农民工就有2000万失业。但由于中共和中国政府强力应对危机确有成效,现在他们大部分已重新就业。尽管如此,由于三个客观原因和两个主观原因,中国的失业问题确实相当严重。三个客观原因包括:其一,是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其二,是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发展到中期阶段,即由容纳劳动力较多的轻工业为主转向容纳较少的重化工业为主,而且第三产业尚不能跟上;其三,是中国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加速发展。两个主观原因包括:其一,是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奉为国策,并有错误的宣传;同时,错误地宣传了“以三铁砸三铁”,即“以铁的心肠、铁的面孔、铁的手段,砸烂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以三铁砸三铁”,本来是中国政府高官在工作会议上的“内部讲法”,是短期方针,针对的是毛泽东时代我们为求公平、全就业,而让“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那种做法,但媒体有的是不明就里,有的是不“讲政治”,有的是正中下怀,于是大肆鼓噪,宣传成党和政府的长期性方针,于是引发裁员洪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本来是你们欧美学术界在争论效率与公平关系时,一派学者提出的观点。你们清楚,这种观点在你们那里,也不是主流声音。罗尔斯的“正义论”,远比诺齐克的“自由论”影响更大。

    当然,在现实中,西方的经济精英们是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可是,世界各国政府,却没有哪一家公然宣称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而都是强调公正第一的。我们中国以前犯过“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忽视了效率的错误,所以强调效率,事出有因。但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分配的第一原则,凌驾于按劳分配之上,长期推行,且在宣传上不讲宏观效率,只讲微观效率,就有大问题,也必然出大问题了——在中国生产力只能主要提供绝对剩余价值的历史阶段,各个企业、各个地方就必然最大量地裁员,让剩下的员工以最长的劳动时间、最大的劳动强度去生产、经营,才能效率最优先。于是就有了对“以三铁砸三铁”的片面宣传,但并没有强调哪怕是露一个“泥菩萨”的笑脸,给大家一个“泥饭碗”,于是中国一度就有了大量的失业,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伴随着经济大发展而不是大萧条而出现的大失业怪现象。伴随着它的,是另一个怪现象——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哪一个公开宣称要砸自己国民“饭碗”的,唯独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中国,一度公开地、义正辞严地大肆宣传要砸自己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中的成员们的“饭碗”。各位是各贵党舆论宣传部门的负责人,一定要以我们在宣传中的这些极为沉痛的教训为鉴戒。中共的“以人为本”,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经济大发展同时出现大失业等怪现象而提出来的。伴随这个口号的第一个政策,就是停止将工人“买断工龄、推向社会”,转而强调“劳有所得”——首先得“劳”、得有“饭碗”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重庆模式”为包括就业在内的民生为归宿,充分就业是它的必然结果。

    基:重庆的黑社会为什么那么利害?

    苏:重庆为山城,重庆人被称为“山里人”,又被称为“汉族中的少数民族”,性格豪爽,最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所以很可爱。但重庆人又有头脑简单、容易冲动、不计后果等缺点。这些优点与缺点纠缠在一起,如果缺点占了上风,那些优点就会变成缺点的乘数。而黑社会的基础和纽带正是“哥们义气”。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人,包括一些重庆人,把江湖关系与市场买卖关系、市场竞争关系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市场经济关系,滋生出一股股邪恶的市场经济势力。这些邪恶的市场经济势力一定要攻击政治权力中枢,收买关键掌权人。而不幸的是,我们党内、政府内的一些人,包括一些重庆人,也把江湖关系与党内关系、行政关系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党内关系、行政关系。这种扭曲关系较突出的局部地方,就容易被攻击得手,收买成功,于是形成黑社会。在重庆、在中国,对方的攻击和中共、中国政府的防守战、反攻战,是相当激烈的。重庆打黑,是率先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攻战役,取得重大胜利。但是必须指出:滋生黑社会的土壤——被江湖关系扭曲的市场经济关系仍然存在,被扭曲的党内关系和行政关系因前面讲过的打黑唱红、党风建设而纠正了许多,但仍然存在,因此,黑社会的“韭菜”割一茬,还会长一茬。所以必须自觉地打持久战,而且一冒头就要早打。更重要的,是要健全、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健全、规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机制,健全规范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体制、机制,消除江湖关系扭曲的市场经济关系、党内关系和行政关系,铲除滋生黑社会的土壤。

    基:重庆模式的前景怎么样,是不是会在全国推广?

    苏:广义的重庆模式,就它是一个科学发展的一个有效范例,即一个着重解决我国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内需与外需五大矛盾的有效范例而言,就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有效范例,即一个着重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包括实现着重市场经济的驱利本能与道德情操的精神文明的结合,市场经济驱使的社会成员对个体利益的强烈追求与共产主义要求的共产党员对党的宗旨、对集体利益的强烈追求的结合,也包括实现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有效互动,从而实现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实现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的结合等等)而言,与中共中央对中国发展的模式要求是一致的,与中国其他地方发展模式的发展方向也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讲,重庆模式,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必然在中国得到推广。当然,广义重庆模式的一些具体做法,尤其是上述各种狭义的重庆模式的具体做法,各地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就如同十月革命的原则中共遵循了,但它“以城市为中心”的具体做法,我们改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一样。

    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副主席多梅尼科·洛苏尔多:听了苏伟教授的介绍,我感觉,重庆模式代表了一种挑战。是这样的吗?

    苏:确实如此。而且,我觉得它还代表了两种挑战:一是作为地方发展战略,它要完成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交给重庆的诸多特殊任务,如实现胡锦涛“314”战略部署,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发展两江新区等等,这是严重的挑战;二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实践方式,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实践方式,“重庆模式”要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一系列“矛盾”,如前述之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个人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要求共产党的纯洁性与市场经济负面影响对党组织、对党的干部的考验的矛盾,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满足社会与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与市场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目的(获得最大化的利润、GDP和财政收入)的矛盾,等等。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不能战胜这些挑战,那么,正如原始的共产主义已经被原始的商品经济“吃掉”过一次一样,现代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它的低级阶段),就会被现代的市场经济再次吃掉。

    可是,我们不少人,包括不少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并不自觉,他们觉得搞市场经济,就是要把社会生活的一切都市场化,包括住房都市场化、就业都市场化、学校也市场化、医院也市场化、养老也市场化,甚至于一些人还将权力也市场化、婚姻也市场化及至于把自己个人本身也市场化。如果这些全部东西都市场化了,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了,就真的被市场经济“吃掉”了。“重庆模式”,就是既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又使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壮大社会主义而不会“吃掉”社会主义的模式。

    此时,座谈已超过原定议程(两小时)10分钟。重庆市外办的同志询问外宾:是按原计划参观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呢,还是继续与苏伟教授座谈。外宾们纷纷表示:继续座谈。于是轮值团长佩德罗·格雷罗说:只要苏伟教授有时间,他们希望继续座谈。苏伟教授讲:凡有朋友远道而来,中国人都很快乐;现有共产主义同志最远道而来,我们当然更快乐了;我报告讲了80分钟,预计答问40分钟够了,现在看远远不够,就与大家继续探讨吧。

    法国共产党国际部领导机构成员奥贝·阿芒:苏伟教授谈到了信仰社会主义的问题。法共的信仰有所不同,法共讲得更多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你们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是什么?

    苏:中国共产党也是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我们按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说法,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叫做社会主义。而且,我们的毛泽东主席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讲社会主义还要分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后,我们的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论。他讲,我们中国经过一个很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才能进到马克思讲的那种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即进到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而你们西欧各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后,直接的就是那种社会主义,不会有中国的这种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科学共产主义,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讲:共产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讲了这个规律的道理:人类社会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就决定共产主义一定代替资本主义;这个道理同时也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一定要经历一个独特的“初级阶段”。

    我打一个比方:生产力是水,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就是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是有什么样的水,就只能且必须开什么样的船。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就像中国长江、黄河,你们的莱茵河、多瑙河,都一定会流到大海。我们的长江最初从三江源发端,一片沼泽,好比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船都没有;后来生产力之河发展成涓涓小溪,好比奴隶社会,只能开独木舟;众多涓涓小溪汇成长江上游的通天河,好比封建社会,可以开木帆船了;再往下过了虎跳峡后,长江的主干道就可以开小火轮了,就相当于进入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通过长江上游、中游一直到上海,过了崇明岛,进入东海,社会化的生产力是汪洋大海,小火轮不能开了,就只能换社会主义的万吨巨轮。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规律论。可是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譬如说我们中国的船走到长江三峡的时候,激流险滩,很危险,而当时中国那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破船又遭受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压,中华民族有灭顶之灾。那个时候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闹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把中华民族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我们就过了三峡,到了湖北荆江,进入社会主义。那个时候我们要造一个什么样的船呢?开始不很清楚。毛主席说说,不知道吗,第一问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嘛,第二学苏联老大哥嘛,第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嘛”。老祖宗讲:社会主义是万吨巨轮,我们就认定了要造大轮船;老大哥在北冰洋边造了一艘计划经济的大轮船,在工业化的初期是适合的,我们也跟着造大船;当时认为“敌人”是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既然资本主义是小火轮,社会主义就是它的对立物——大轮船。如此等等原因,使我们中国曾经就在“荆江”上造了一条相当大的船,来搞社会主义。从1949年到1957年,船还不是很大,开得比较快、比较好。1958年以后,一下想把这个船做大,出现“一大二公”、“大跃进”,就是让大家都去划大船。可是就出了问题。我们党内一些领导同志就主张搞“三自一包”,意思就是说这个船太大了,要把它弄小一点,才划得快。毛主席后来拍案大怒:你们要把船搞小,资本主义不就是小船吗?你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不行,干脆这个船让它漂着吧,先把你们这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打倒,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很大挫折。经过挫折,我们的邓小平同志总结教训:挫折的根源,就在于党的政策体系超越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用那个比喻就是说,把将来过了崇明岛、进入东海后才能开的大轮船,提前到湖北段的荆江就来开了,怎么能开得好呢?所以,邓小平讲:我们现在的国情,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由于特殊原因提前走入了社会主义,这个不能退回去,退回去违背我们党的根本利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但是又不能搞大海里面才行的万吨巨轮,只能搞小火轮,就是通过改革开放把过大的船化小一些。

    但是又有人讲,资本主义都是小火轮,你也搞个小火轮,不就是搞资本主义吗?那么我们现在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呢?是!其实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早就讲得非常清楚了。他讲,就经济层面而言,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讲两条:第一条,公有制为主体,就是说,这个船的关键部位,比如指挥舱、轮机舱等是公有制,其他的,如客房或者是餐厅等,私人都可以搞;第二条,共同富裕,就是我们这只船航行的根本目的,是大家共同富裕,通过先富带后富,而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是船老板的。经济层面上,除了这两条原则,由于都是“小火轮”,这个船怎么开、怎么运行,这个都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区别了,因为都搞市场经济,只不过我们的宏观调控更加厉害一点。所以,如果只看表面现象,资本主义是小火轮,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小火轮,你就是搞资本主义!“左”的也这样说,右的也这样说,其实都没搞清楚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和毛泽东主席搞的社会主义有联系,也有很大的区别。一直到将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完了,即我们的长江走完了,到东海了,才又会搞毛泽东那种,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那种“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国际部声援事务负责人弗朗切斯科·马林乔:听了苏伟教授的介绍,对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以前我们听到的毛泽东,好像只是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坚持要搞,现在清楚些了。听您介绍,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现在的模式中还有很大的作用,这和我们以前听到的好像不一样。给我们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中联部陪同人员附释:他们很多人对中国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觉得好像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建设的理论,现在中国好像是用建设的理论否定革命的理论了。

    苏:毛泽东去世5年后的1981年,中共中央作一个重要决议,讲毛泽东思想只是“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总结;然而12年后,即毛泽东100年诞辰的1993年,中共中央在隆重的纪念大会上宣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经验的总结。去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年的盛典上,“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方阵横空出世。这些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建设理论”的肯定。斯大林的敌人丘吉尔评价斯大林说,他接手时,俄国是个马拉木犁的国家;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是第二强国。即便是毛泽东的敌人,也应该这样如实地评价毛泽东吧。上世纪80年代初,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国会回答为什么要归还香港的质疑时,无可奈何地讲:有什么办法呢?中国是超级大国嘛!而当时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那个超级大国主要是毛泽东领导建成的。当然,毛泽东晚年确实犯了严重错误,所以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确有相当难度。邓小平和我们党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又维护了毛泽东思想。但是我们的宣传方面呢,未能处理好那个难题,而是回避矛盾,把党的理论分为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部分,而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悬置”起来了。可是事实是,毛泽东思想的道德感召力、政治感召力要强得多,这是永恒的。当然由于时代和实践的阶段性,它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的具体理论,比邓小平理论要弱得多。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建设是强项,讲效率讲得好些,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德和政治感召力,但是他不可能把这个东西说得比毛泽东更好了,他也是在它们的基础上讲经济建设理论的,他非常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可是我们在宣传、教育上没有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联系得好,使“两强”相隔离,于是我们中共自身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缺少完整性、统一性。
   而“重庆模式”,尤其是它其中的“唱读讲传”,弘扬红色文化,就是开始把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思想和中特理论中的两大强项,也包括中国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上的精神文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我们3200万重庆人民的终极价值观的重要举措,是有历史意义的。

    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副主席弗拉迪米罗·贾克:苏伟教授谈到了斯大林模式。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基于民主的模式,而不应该是斯大林模式那种集权式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重庆的模式,是不是民主的模式?

    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改良,而不是否定。斯大林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模式,虽然有缺陷,但正如巴黎公社一样,其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地安排社会劳动、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等等,是永存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中,有一个基本点叫“四项基本原则”,和斯大林模式的上述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继承。当然有发展,有突破。突破就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斯大林后来践踏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他的严重错误。但不能把一个人的错误和一个国家的制度简单等同起来。希特勒也是靠民主选举建立起法西斯政权,难道可以把法西斯等同于选举民主制吗?

    当然必须承认,苏联和中国都是资本主义民主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都比较严重,又都一度严重忽视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共中央981年总结毛泽东晚年两大错误,一是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以阶级斗争为纲,二就是没有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开放后,有三大原因,也使我们的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受到严重阻碍。一是中国一些人鼓吹“经济上放开,政治上集权”的“新权威主义”,在党内、社会上有重大的、恶劣的影响;二是1989年中国的政治动乱中,中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以“民主”、“自由”为旗号向共产党夺权,搞得中共很多干部一听“民主”、“自由”,就联想到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心有余悸,反而忘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是最讲民主的,反而迟缓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步伐;三是面对政治权力、政治职位可能的“含金量”的急剧膨胀,我们一些权力部门就死死抓住这些权力不肯放手,就如同我们很多垄断经济部门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死死抓住垄断权力不肯放手一样,于是在一些领域,经济垄断和政治垄断都有所发展。

    本来,在没有经过民主政治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经过一个由共产党“代表”甚至“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向共产党“组织”、“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转变。这是我研究以后确认蕴涵在列宁、邓小平的政治思想中的一个观点。列宁在十月革命前计划掌权后工人农民每天工作10小时,其中6小时生产,4小时管理国家。革命后他马上意识到这不可能,于是提出由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发展以后再由人民直接管理国家。邓小平也明确讲过要向共产党“组织”、“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转变。我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就是要促进这一转变。但是由于刚才所讲的三大原因,我们中共的党内民主、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还任重道远。所以,包括我们重庆,党内民主、政治民主都还是不足的。例如,我们搞“森林重庆”,薄熙来讲要种大树,种好树,本来都是对的。他个人喜欢银杏,所以明确说过要多种银杏,这也有一定道理。可是我们一些地方千篇一律地种银杏树,甚至将一些干道上已经长成型了的黄葛树、小叶榕搬走,换成在银杏。一看就知道是给薄熙来看的嘛。这就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其实重庆最好的树、最适宜的树、最遮阳的树,就是我们的市树——黄葛树,这是历史的检验,人民的选择,这一点薄熙来忽视了。以后应该把种大银杏那些钱拿来种大黄葛树。

    德国左翼党议会党团副新闻发言人米歇尔·史利克:苏伟教授讲的很有意思,您谈到了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发展市场经济,而且要驾驭市场经济,请问怎样“驾驭”。

    苏:中共中央在2006年颁布了一个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议,其中专门一节讲的就是如何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中国政府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是“驾驭”的一个好榜样。从总体上讲,保证公有制为主体、保证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是共产党“驾驭”市场经济的根本性内容。如果驾驭不了,不能保证这两个“主体”,那么,共产党、社会主义,真的会被市场经济所“吃掉”。

    而“重庆模式”,则是中国的一个地方党委、政府对如何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好榜样。你看,它包括了如何培育各类市场主体(“三驾马车”)的生成发展,如何保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驾辕”),如何促进市场体系尤其是生产要素市场体系的生成、发展(我们建设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经济中心的实质就是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的中心),如何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结(内陆大开放高地建设、“三大洋战略”);也包括了如何限制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实行城乡统筹,保障民生);还包括了如何消除市场经济负面因素对社会主义道德的影响(弘扬红色文化),对社会政治的腐蚀(打黑除恶);等等等等。按照重庆模式,我们一定能够既发展好,又驾驭好市场经济。法国共产党国际部领导机构成员奥贝·阿芒:苏伟教授谈到了中国共产党曾经既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也是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那么现在呢?现在法国、欧洲的工人阶级与100年前是大不一样了。现在中国的工人阶级的概念是怎么样的?中国的阶级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苏:我们中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为理论基础之一的,我党党章规定:中共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国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但是,有两个原因,使我们的阶级观点在理论上,在宣传上,在政治上都遇到困难。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前一度“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很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以至于现在好像一讲阶级,就又要重提“阶级斗争”,这是大家都避之不及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诚如法国同志所说,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比100年前、30年前复杂多了,出现了很多中间阶级和阶层,例如中国的个体工商户就有3千来万户,从业人员有5千来万人。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使得中国现有的私营企业达6、7百万户,雇佣的职工已约5、6千万人。这些雇佣工人算不算在工人阶级之内?私营企业主算不算在资产阶级内?算进去是不是有要搞阶级斗争?在这些困难面前,我们在理论宣传上就不讲“阶级”了,只是在讲党的建设时,抽象地讲一讲“工人阶级先锋队”。

    其实我们都知道,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又必将也只能被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在生产力没有达到社会财富像“泉水般涌流”,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极高水平之前,阶级必然在中国、在欧洲、在世界存在。

    有阶级存在,就既可以有阶级斗争,但也可能有阶级合作啊。以前,我们对阶级斗争的论述很多,对阶级合作则研究不够。其实,我认为,人类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三种类型的阶级合作,我国当前正在出现前所未有的第四种类型的阶级合作。

    第一种类型,是对立统一的阶级在发展初期,自身矛盾尚不尖锐,为推翻旧统治阶级进行的合作。如中国北伐革命时期,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就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阶级合作。你们法国在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与同为“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也很好嘛。第二种类型,是对立阶级的矛盾已经尖锐起来,但有外敌入侵,于是进行阶级合作,共御外侮。如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工农阶级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英美派官僚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当时欧洲的各国共产党亦然。第三种类型,是发达强权国家的统治阶级建立国际霸权,包括政治或经济霸权后,用攫取的被压迫民族、被剥削民族的超额剩余价值,来“收买”本国对立阶级,而实现的阶级合作。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100年来,你们西欧各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这样地“收买”了本国的无产阶级吗?所以列宁在上一世纪初就讲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成了“工人贵族”,就是说整个阶级都被资产阶级“收买”了。这就是欧美各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的劳资阶级合作。

    第四种类型,是在常规条件下对立、斗争的阶级,在特殊条件下,实现非对立的阶级合作。当前,我国正在出现的,正是这种特殊类型的阶级合作,就是占有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掌握国家政权的中国工人阶级,与占有大量生产资料、雇佣大量职工的私营企业主阶级的阶级合作。当然,阶级合作中并不是完全没有了阶级斗争,但这些斗争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前面讲打黑时讲过的邪恶的市场经济势力向我们党和政府的进攻,才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斗争。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就应该自觉推进新形势下的阶级合作。“重庆模式”的“三驾马车”,就是这种阶级合作的表现。

    但需要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正确,是中国阶级合作成功进行的关键。如果党的领导地位动摇、党的政策严重失误,致使社会阶级利益出现对抗,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失败。

    法国共产党国际部领导机构成员奥贝·阿芒:苏伟教授还谈到了中国将教育、医疗、住房都市场化了,可是这些在我们欧洲都是公共福利。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出钱、出力给老百姓提供这些福利,或者给他们提供补贴。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反而将它们市场化呢?

    苏: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有个好的传统,就是党中央提出一个中心工作、战略目标后,全党上下,就动员全国人民,去做这个工作,去实现这个目标。譬如说,当年以革命战争为中心,我们就动员男女老少都参战,工农商学兵都参战。现在中共要求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就动员男女老少,工农商学兵都来搞市场经济,连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度都经商,形成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观。其实解放军的前身八路军当年在南泥湾就搞生产搞出名了。因为没搞过市场经济嘛,就以为一切都市场化,于是想让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市场化,以为会发展得好一些。这是探索性的原因,当然这种探索是走错了路,是中共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个曲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走错路了之后,就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尤其是中国的房地产商集团,他们从教育、医疗、住房等等的市场化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势力也极其巨大,利益也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交织在了一起,尾大不掉,于是就尽量推动我们向这条路走下去。更可怕的是,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势力,不赞成社会主义的势力,看到这样的市场化会激起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愤懑,于是对这些市场化的措施推波助澜。而这些居心叵测的推波助澜,又与我们一味追求GDP的增长,以GDP的增长为进身之阶,地方财力又与房地产商等利益集团交织在一起的一些地方官员一拍即合,于是就形成了你们讲的资本主义把这些东西搞成公共福利,而社会主义反倒把这些东西搞成市场经济的奇观。幸好,中共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的提出,就是要扭转这种倾向。以民生为归宿的“重庆模式”,就是成功扭转这种错误倾向的典范。

    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考察团团长佩德罗·格雷罗:对不起,只能提最后一个问题。

    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副主席多梅尼科·洛苏尔多:听了苏伟教授的介绍,我感觉,重庆模式是反右倾的。是这样的吗?

    苏:反倾向斗争,是所有共产党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的宿命,不可避免。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左”与右的危害都存在,我们一直在做斗争。“左”倾的就是对斯大林模式和我们改革开放前的模式的迷信。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这是主要的干扰倾向。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右的倾向,就是否认市场经济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也否认民主政治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其实有的人心如明镜般知道这些区分),一味强调追求“纯粹”的、“普遍适用”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实则是追求西方的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倾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最主要的干扰和障碍。“重庆模式”,从政治倾向上讲,是既反“左”,又反右的,它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道的最前头。

    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考察团团长佩德罗·格雷罗:我代表考察团全体成员感谢苏伟教授给我们做了精彩的介绍,希望以后能够继续交流。重庆这座古老文化名城快速的发展变化,壮丽的山水风光,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的发展震惊世界,对世界的作用很重要。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够为建立公平的世界、和平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副主席多梅尼科·洛苏尔多:对不起,我再说最后一句话(他提高了声调):“我们到中国来的时候,是怀着希望来的;我们回欧洲的时候,是带着更多的希望回去的!”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7-22 13:13:5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西村观察 16 7.22

香港民主向何处去?

(原题:政改之后,务实政治落地生根?)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终极普选联盟成员  叶健民

2010-07-21

  政改方案通过后所引起的泛民内斗余波,实在令人始料不及。民主党以及由民间团体所组成的终极普选联盟,满以为千辛万苦争取回来的区议会改良方案,会得到泛民主派同道支持,不料却引来“引狼入室”、“黑箱作业”等唾骂,甚至有人怀疑民主党的政治诚信,指责与政府妥协便是“出卖民主”、“背信弃义”,连被视为民主运动大旗手的司徒华也不能幸免。泛民分裂,恐怕已成定局。

  港人的选择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制必须沿民主化方向发展,是《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法》第45条清楚说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最终必须由普选产生。同样地,特别行政区的立法会,按第68条也规定了“最终达致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所以,特区政府本身就有宪政责任去朝这方向逐步引入改革。
  本地民众对民主参与的渴求,自80年代开始与日俱增,要求加速政制民主化的声音也从未间断。曾荫权政府在2005年政改失败后,在去年11月再次启动政改程序,提出了新的区议会方案。整个方案的主轴,在于以民选区议员扩大现有政制的民主成分,以争取社会的支持。具体建议,是在2012年的立法会中,地区直选与功能组别议席各增5席,但后者则由民选区议员互选产生,而非增加由工商专业团体所产生的议席数目。至于行政长官,政府则建议选举委员会中现有4个界别(工商/金融、专业界、劳工/社会服务处/教育及政界)各增100席,而政界新增议席则绝大部份由民选区议员互选产生。
  这个建议,骤眼看来较之于2005方案更为民主,因为2005年政府的建议容许由政府委任的区议员有权参与互选,晋身立法会。而更重要的是,全国人大也于2007年底议决特区政府可以分别于2017年及2020年落实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全面普选。然而,这个建议并不能全面满足港人的民主诉求,原因是本地民众最在意的是如何迈向最终的普选安排,而非单着眼于2012年的过渡安排。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如何推行?到了2020年如何全面取消功能组别?最终普选安排如何在提名、参选、投票三个环节做到合乎政治平等?这些都是个中关键。然而,特区政府一再强调并未获中央授权处理2012年以后政改安排,这也使整个讨论陷于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港人实质面临一个选择,就是在无法争取“路线图”的前提下,究竟是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拒绝与政府就方案讨价还价,还是寸土必争,在种种限制下争取最理想的2012年安排,分阶段地争取终极理想。民主党与普选联选择了后者,主张以务实态度去钻政府方案的最大空子,争取最大的民主空间。民主党提出的区议会“改良方案”的反建议,主张把新增的5席区议员由区议员互选产生,改为由民选议员提名及参选,但最终交由全港320万选民投票产生。这种改动,将有关议席投票权由原先的400多名区议员扩大至全港选民,也超越了传统功能组别的小圈子选举的局限。
  这种改变,在推动下一步民主发展,有三层意义。首先,这种建议实质把这5席名义上为功能组别的议席,转化为相当开放的类直选议席,因而改变了立法会中原有直选与功能组别议席一比一比例(现时议席分布为30席直选议席、30席功能组别议席) 。到了2012年,直选加上类直选议席将增至40席(35席直选加上5席区议会类直选议席) 。那就是说,由选民不足20万选票投票产生的传统功能组别议席,其在整体立法会中的比例届时将会降至约四成(70席只占30席)。由全民选举产生的议员在议会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自然有利于进一步民主发展。
  第二,今次的改革也为未来的政改订下楷模。经过今次的改革,2016年的立法会任何改革建议,其民主成分就不能低于今次以实质扩大群众政治参与机会的方案,任何微调细补的改动,自然无法为公众所接受。


  最后,区议会改良方案客观地减低了传统功能组别的影响力,削弱了工商界的政治特权,要求民主的朋友,正好有机会以事实证明,即使立法会议席大多数由直选产生政治特权减少,实际上也无损议会运作,也无碍有效管治社会稳定。这种示范作用,自然有利于说服各方发展民主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正途,对以后争取全面普选也理应事半功倍。

  戏剧性的结局

  政改的突破点在于作为拥有最终否决权的中央政府,在关键时间接受了民主党方案,使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结局。什么原因促使了这种改变,局外人自然难以完全掌握,但如何维持特区的有效管治,肯定是中央决策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

  回归以来,香港民众对民主诉求坚定不移,中央政府也大概明白单靠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已不足以满足民情的要求。香港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社会不满政府的情绪也不断滋长,而并非由大部分民众以开放投票选举产生的政府的权威也日渐受到挑战。对此,中央也意识到若政制不能向前走,特区管治危机只会愈深。由公民党和社民连发展的变相公投运动,更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求变的决心。诚然,有关选举的投票率出奇地低,也创下了本地立法会选举的最低纪录,但问题是政见偏激的社民连却是大赢家。2008年的选举中,社民连的全港得票总数为11万,但今次只在三区出选却能取得28万票。这股激进力量的骤然扩张,自然为特区政府管治带来变量。

  要响应这个改变,透过局部改革满足民情以削弱偏激诉求的社会基础无疑是一种上策。细心观察民主党的建议,实质对于特区的政治力量平衡的冲击也是极为有限。从以往立法会选举一贯反对派/建制派得票率的六四比例来看,即使增加了10席直选/类直选议席,泛民力量也不会因此有机会大张旗鼓力量暴增。换言之,接受这个改良建议,并不存在任何政治变天的风险。故此,中央政府在眼见特区政府原方案未能为市民所接受的情况下,权衡利害后对改良方案亮起绿灯,使政改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

  中央希望以政改上的突破舒缓特区内的政治张力,以求一方面能为特区政府带来较为变松的环境去推行政务,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带来更多时间去分析特区政府政制的长远发展路向。但是始料不及的是,政改方案的通过反而实时触及了特区内部更大的政治冲突。

  香港民主何处去?

  虽然多个民意调查都显示出大多数公众对区议会改良方案表示认同,但民主党却被其它泛民主派政党及不少青年团体攻击责骂,认为不应为这一个民主成分不高的改动放弃原则,委曲求全。这种观点认为接受了这种以扩大功能组别选民基础的改革办法,可能反而会合理化了这种不公平的政治制度,而导致这个“一人两票”(每位市民有一票投直选议席,另一票投功能组别议席)成为最终的普选模式。社民连更以此大造文章,直指民主党出卖民主背信弃义。这种批评意见,实情也非只局限于公社两党。

  部分人激烈的情绪反应,既反映出政改步伐并未完全符合港人民主诉求,也同时凸显公众对特区政府的怨愤。很多批评民主党的朋友,难以理解何以它要与这个在他们眼中只懂对工商巨贾偏袒有加,但对大众褔祉爱理不理,兼且施政失误频连的政府妥协共谋,以求寸进。

  但这种政治分歧的更深层意义,是反映出香港民主运动两条路线的鸿沟。民主党所主张的争取策略,重点在于扩展民主力量在议会中的发展空间,利用现有宪制框架下的每一个机会,以分阶段方式去为下一轮抗争奠下基础,凝聚力量。另一条路线主张维持政治张力,以各种社会运动形式去凸显社会矛盾,甚至不惜令政局陷于瘫痪状态,从而迫使中央政府在政改问题上作出更大的让步。两种诉求,追求民主终极目标相同但基本取向却南辕北辙。

  一个分歧在于政治动员可能性的评估。主张对抗路线的阵营认为,不断的抗争会令民众“觉醒”,积极投入运动之中,故此即使手段有时会过火,但也是在所难免。主张温和路线却对政治动员空间有所保留,他们认为即使民怨日深,但公众的着眼点还是在于民生方面多于政治议题。主张抗争的一派对温和派的怨愤,便在于后者提出的区议会改良方案,确实满足了一部分市民的要求,也因而舒缓了政府承受的政治压力,这样自然会削弱主张以抗争冲突为路线的社会基础。就如公民党的张超雄所言: “若没有‘改良方案’,旧的烂方案必定会被否决,而市民必会怒气冲天。”但更重要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所谓“维持张力”策略的代价。在温和派眼中,即使有能力再次号召50万人上街,这种策略也不一定值得鼓吹。

  换言之,要达致这种所谓大规模政治动员以逼使政府就范的策略,整个社会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施政瘫痪,管治失效,也许真的能令民怨沸腾,但这是否真的是市民所愿意见到?目标高尚,是否就有权不惜一切,以大众福祉作赌注?明显地,民主党与其它温和力量对这种主张断言拒绝,分道扬镳。

  温和路线得以彰显,有利于特区政府的长治久安,但民主党却因择善固执而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这种路线能否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思想,仍是一个未知之数。务实路线能否落地生根,良性政治循环会否出现,取决于几个变数。

  短期而言,特区政府必须遵守承诺,在政改方案本地立法过程中尽量注入最多民主元素 (如一次过取消委任区议员制度、合理的提名及参选要求等)。否则,温和力量只会被指是欺骗公众的同谋,民情恐怕只会马上激化,而之前一切寻求政治和解的努力也只会被一笔勾销,特区政府以至温和主张的旗手民主党的诚信也会彻底破产。

  其次,民主党也要更清晰的民意走向证明其所主张的温和路线为公众所接受,而2011年的区议会选举及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为关键所在。能否保住该党现有的60多席区议员席位和立法会中的8票,又或者可否有所扩张,是这种务实态度能否成为香港主流民意的重要寒暑表。要是民主党不幸选举失利,激进声音自当更有恃无恐,肆意攻击。但最终温和路线能否走下去,始终在于能否说服市民务实变通才是最有效的争取民主发展的手段。故此真正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能早日为特区的双普选发展定下清晰的路线图,以交待如何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走向终极目标。倘如此,两地的政治开明力量便能真正汇流互动,共创新局,彻底化解困扰特区政局多年的政改纷争,全面消弭两地政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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