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下面这一组文章反映了当前我国和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内容都非常重要,请大家认真阅读参考。]

如何描述当今的中国社会?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者

2010年7月18日

目录

仲大军:引发当前中国社会冲突的一些重要原因

仲大军:工资收入倍增谁来买单?

李延明:中国左、中、右的判断标准

仲大军:再论中国的民派和官派

胡星斗:民派学者如是说

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宣言

关助:中国精英的新一轮移民潮

赵紫高:新疆密集能源资源的开发前景

张志超:感慨话英镑

何帆:主权债务危机之后欧洲联合的前景

金融时报激辩美国经济二次见底的可能

(美)福斯特:美联储会及时地阻止通胀吗?尹宏毅 译

周有光:全球化时代要重估一切价值

曹久强:只有公有制经济才是真正的民营经济

蔡历:市场围剿政策的格局已形成

蔡历:再论资本主义总危机即将爆发

吴欢:评《李沛瑶遇害以后》

王小强:邓英淘之书的前言

辛子陵:中国对金氏父子已经是仁至义尽

郭齐勇:从姓姓抓起,培养国学的读书种子

包向宇:枪与人权

[美]安德鲁·瓦尔德:失序的稳定:中国的政权为什么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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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佳瑜" <mmbop29@yahoo.com.cn>  2010-07-15 22:16:5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犯罪学高层论坛

    仲老师:您好!论坛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您觉得有需要的话,请您将您在会上的发言校对或者整理、完善一下,然后发还给我,供将来期刊杂志刊登会议记录用。谢谢~!您的会议发言见附件。祝您一切安好~!佳瑜

引发当前中国社会冲突的一些重要原因

----在犯罪学高层论坛上的发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10年7月10日 下午

    大家好!我的文章已经印在会议材料里了,第44页,数字都在这个文章里。我主要是搞经济方面研究的,我和大家的专业角度有所不同,但关注的目标是相同的。我也听了大家从各个角度寻找当前社会冲突的原因,刚才有从人性方面讲的,原因非常多,文化、人性、情感、政治等等都会引起冲突,但我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冲突,是劳资矛盾引发的冲突。大家翻开我的文章也可以看到有多少案例,只不过因为新闻媒体不报道,使国内所产生的如此众多的劳资冲突、罢工、抗议等事件都被隐藏着,被遮盖起来了。但这不表明社会生活中没有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我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劳资冲突将成为社会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样的冲突甚至比起到幼儿园杀儿童事件来得更要激烈,影响面会更大。

    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冲突?当然是经济因素引发的,如罢工、抗议等等,但经济因素的背后是政治因素。说到底是权力失衡、劳动权利的缺失、政治制度的缺失,导致了经济上收入分配的不平衡。所以,我今天的发言首先是把一种表象当做原因来叙说,不过这个表象很重要,它告诉我们: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均衡,根本原因是政治制度问题,政治权利缺失。工人缺少罢工权,结社权,缺少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手段。

    当今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收入分配巨大的差距,根本原因出自于整个社会的政治权利的不平等。中国的经济方面的收入差距差到了什么程度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文章里的几个图表,一目了然,非常清晰。

    第46页的两张图表,我们国家的人均GDP在全球排第90几位,可是最低工资排158位,全球180个国家,排到几乎是最后的。我们国家最低工资标准,这表明了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要素的价格是多么低廉,排在非洲小国家之后。这个指数说明了一个问题,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尽管我们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但是人民群众的收入分配拉开巨大的差距,并且最底层的收入已经被压到了世界的最低点。

    第二张图表,这是中国与世界工资状况对比,世界工资有一定规律的,有一些共同的指标,各国的收入,经过研究下来,一般来讲,最低工资一般是占人均GDP比重的58%,比如说现在某个地方人均GDP是1万元,那么这个地方的最低工资就要是5800元,如果人均GDP是2万元,就是11600元。世界上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最低工资占人均GDP平均占58%,大家首先看左边的柱,中国最低工资占人均GDP的比重只占25%。这就说明我们国家的最低工资是非常低的,低于整个世界平均标准的一半以下。

    再来看第二个很重要的指标,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较,像北京市,平均工资每个月是3600元,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平均起来,最低工资往往是平均工资的50%,也就是一半,1800元,北京市最低工资应该是在1800元,可是现在北京市最低工资去年还是900元,今年上调到1000零几块钱,距离1800元还差800元。这说明我国的最低工资压得太低,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拉得很大。我国的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比较,只占21%,距离世界的平均50%的标准还低得多。
但是,当我们国家劳动群体的收入被压到最低端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公务员收入在世界上横向比较却是最高的。第三个柱状图,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倍数,世界上只有2倍,我们国家是6倍,这个指标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数。

    再来看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倍数,一般在西方国家,在发达国家,国有企业高管的工资是普通员工工资的5倍,距离并不大。可是我们国家是98倍。我们国家这几年来变革最大的变化就是国企老总的工资收入,急剧提高,不是十倍八倍,而是一百倍、两百倍。大国有企业老总收入一下就是几百万,从原来的几千块钱,就坐飞机上去了。我有很多国企老总的朋友,原来收入五六千块钱,突然就坐飞机上去了,几十万、上百万。这是我们国家的改革的结果。
再来看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在其他国家这个差距并不大,好的行业和坏的行业差距平均也就是70%,比如电力行业比纺织行业高的话,也不过高70%,可是我们国家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差距达到了3000%。这个数字不是我统计的,是我们那儿的一个学者统计的。好的行业和坏的行业就无法比了,比如银行,前年的数字,平均一些银行职员的年收入是四五十万、三四十万,最低的一二十万,而我国制造业民营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一年不过才一两万或两三万。这个差距是多少?不就是百分之三千吗?大家请看右边这个柱子,相差这么大。

    所以我们国家改革三十年来,国民收入差距太大了。我们不从数字来看,仅靠感觉还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只有当我们把图表很鲜明地显示出来,大家才能清晰地认识问题。在座有很多是公务员身份,有人是大学教授,但是你们在过去也都属于公务员系列的,公务员系列的都是既得利益者。这就要问为什么我们国家的普通劳动群体的工资压得这么低?而公务员群体收入拉这么高,高过全球的普遍的水平。这个问题就是公务员自己给自己涨工资,没有任何干预,没有任何牵制,这个问题只能从政治原因来追究。如果是一个民主国家,公务员的工资要经过全民同意才能提高,可是我们国家,从朱镕基时代,工资一涨就是先涨公务员工资,连续几次,公务员本来和企业、事业差距不大,在90年代初的时候没有多大差距,90年代以后,政府的工作人员,从工资到福利待遇,比普通的公司职员拉开了巨大差距。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改成了这个状态?说到底是权力没有制约!政治制度的问题。

    政府收入和社会收入拉开了差距。有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差距之后,占人口70%的劳动人口的工资被压到这个程度,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先不要看房价这么暴涨,富人几十套、上百套地买,为什么有钱人如此疯狂,疯狂的石头、疯狂的普洱茶,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为什么穷人越来越穷,在这样的体制下,没有权力制衡的体制下,中国这样的收入分配发展,不可遏制地产生两极分化。

    我从经济角度先给大家这样一个印象,通过这个现象,大家就可以了解由这个现象所引发的整个社会心理上巨大的不平衡,以致愤怒和怨恨。当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后,处在这样一个不公平、非正义的状况下,便会产生观念冲突和心理冲突。所以,经济因素是影响社会冲突、影响人们心理的最重要的因素。有钱人一顿饭,是穷人一年的粮。当出现这样的状况时,中国的劳动群体还能坐得住吗?中国的劳动群体还能不出现各种各样的抗议吗?所以说,请大家看,中国的劳动群体终于行动了,并且这个行动,西方有人形容是中国的罢工潮出现,倒不一定出现罢工潮,但是引发的林林总总的矛盾,必然在未来展示出来,特别是当80后青年一代的劳工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们会改变他们前辈默默奉献的状态,会来抗议这种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的格局。

    我今天发言的时间不多,仅仅从经济角度来阐发一下引发当前我们社会矛盾冲突的原因。我认为,到幼儿园杀害幼童泄愤这样的事情还不是社会最危险的事情,它可以产生恶性事件,但不至于产生社会动荡。真正引起社会动荡的是巨大的劳资冲突,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对于中国社会未来可能就存在更大的危险性。

    谢谢!

工资收入倍增谁来买单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中国财富》杂志 编辑记者 于小龙

2010年7月

    这个社会一旦达到了财富分配极端不平衡的程度,就非得产生这种财富再分配、再平衡的过程,这是任何人的意志不可阻拦的。

    话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和中国经济转型步伐的加快,提高劳动工资收入的措施正在逐步出台,继今年一季度,宁夏、吉林等11省市相继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10%以上之后,7月1日,河南、深圳、陕西、安徽等10个省也开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20%以上,其中海南省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增幅为31.7%。

    不仅最低工资标准大幅提高,6月3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更是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今年内即将出台,中国已经基本具备学习日本当年实施“国民收入倍增”的条件,实现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翻一番的这样一个“倍增”安排,不管是对外宣布或者是内部掌握,都是应该予以考虑并做出决策。

    然而,面对全国性的最低工资的大幅上涨和“工资收入倍增”的美好愿景,中国的劳动动力成本必将大幅上涨,中国经济能否承担如此重负,顺利完成经济转型?政府、企业到底谁来为如此巨额的劳动力成本支出买单?最终是否会演变为“公务员工资倍增”、“垄断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倍增”,并且带来“物价倍增”、“失业倍增”的恶果?

    本期《中国财富》为您邀请了来自企业界和学术界的相关人士和专家对以上话题进行探讨。

“工资倍增”民营企业能买单吗

    《中国财富》:我国经济目前是否具备大幅提高劳动收入水平的能力,如果实施“工资倍增”计划,即年均工资提高10%—15%的水平,我们的民营企业是否能够承受? 否是目前民营企业必须承受的转型之痛呢?

    仲大军:如果以每年10%--15%的速度增长职工工资,并不是所有企业都难以承受,我认为至少有60%--70%的企业还是拥有提高工资的空间的,也就只有20%左右的企业,尤其是微利企业难于承受。对于企业是否难于承受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必须做具体的分析判断。但是,我们不能因为20%的企业不能承受工资增长,就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就不提高职工工资。譬如,山西大批的煤矿工人工资,如果不是太低,怎么能培养出一大批山西有钱的煤老板。

    市场会对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进行自我调节。生产某些微利产品的企业不能承受工资上涨的压力,完全可以选择关门大吉,如果,市场对于这个产品有需求,产品价格自然就会上涨,重新产生利润空间,这样就会有其他的企业重新进入这个行业。如果市场没有产生新的需求,那么说明市场本身就不需要这样的企业,这种企业就应该倒闭。

    对于实业资本转移到虚拟经济进行炒作获利的做法,如果国家加以控制和调整,投机资金是无用武之地的。

谁多分了蛋糕

    《中国财富》:通过专家们的讨论我们发现所谓的“工资倍增”只是一个表面问题,更深层的问题来源于能否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那么,是谁动了本应属于劳动者的那块蛋糕呢?

    仲大军:五年实现劳动收入倍增应该不是问题,但是这确实不是问题的关键。现在的问题是存在于各个经济部门之间极不平衡的收入差距。现在我们不光是工资问题,在社会福利、医疗、养老等等福利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公务员和企业职工相差多少?城市和农村的福利分配相差多少?我们应当强调在强势部门和弱势部门之间进行分配调整。

    公务员的收入要高于企业的收入,国有企业的收入要高于民营企业的收入,而且这种收入差距已经明显过大。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大的收入差距,是因为我们税收没有把效益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收上来,即使收上来之后,也是被政府拿走,更多的用于政府开支和投资,而很少用于增加社会福利、补偿社会保障的不足。

    目前,单就我们的公务员和依靠财政支出人员数量已经达到几千万,政府支出也已经占到了GDP的30%,每年十几万亿元的社会财富都花到了公务员的身上。现在公务员还在实施公费医疗和退休金制度。他们的利益已经大大超过了社会利益。中国的公务员我行我素没有制约,自己给自己涨工资、涨福利,医疗、养老的方面的福利大大高于企业职工的福利,这一点是不公平的。

谁来为“工资倍增”买单

    《中国财富》: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够在尽量不出动现有既得利益格局的状况下,实现“工资倍增”,实现对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有效调整呢?

    仲大军:与其单纯的涨工资,不如加大福利保证。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之后,必定会挤垮一批企业,肯定会挤出一部分劳动力来。一部分人失业后,必须有失业保险、贫困救济等来保障这些人的生存。政府财政还必须要拿出钱来解决失业人员的生活问题。所以,最好能够把效益好的企业的盈利收上来以后,通过社会福利的形式反馈给那些下岗失业的职工。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提高社会收入的方法。如果说不能避免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过大的问题,那么,职工如果都能享受到一个相同的、较好的社会福利保证,也算提高职工收入,平衡了社会收入差距的一种形式。

    政府是否能主动让利,减少税收,我们还不清楚。当前的做法是提高最低工资,积压企业利润和税收空间。劳动群体收入增加后,将带动基本的物质消费,而不是奢侈品的消费,从而增加社会的基本需求。这样可以带动一批企业增加产量,扩大就业。

    这种做法也可能会带来一定幅度的通货膨胀,但是,这种通胀的实质是社会财富在不同社会群体中进行转移,可以带动资金更多地向实体经济转移。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存款利率,提高社会保障金、失业保障金等等措施,在福利上来补偿百姓的损失。在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同时,政府要制止住其他部门的乱涨价,就可以实现财富在各个群体中的横向转移。

    《中国财富》:降低企业税收,提高职工福利,都要求削减社会高收入群体的财富,削减公务员的开支。那么,这些社会既得利益人群是否会同意这样的改革方案呢?

    仲大军:政府目前能够进行的收入分配调整措施,最多也就是提高一些最低工资标准,对一些垄断利润增加一些税收。对于,直接调整富裕群体的财富所得,例如,增收资产所得税、物业税、大幅提高奢侈品税、实施公务员财产公开等等的措施,在既得利益群体的游说和阻拦下,很难出台实施。譬如,郎咸平最近就放风说,物业资产税是不合法的。向富人征税就是违法的,有这个道理吗?

    这个社会一旦达到了财富分配极端不平衡的程度,就非得产生这种财富再分配、再平衡的过程,这是任何人的意志不可阻拦的。

    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不简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从经济方法和经济手段来探讨解决方案是根本讨论不清的。政府必须努力建立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形成这么一种社会潮流,再配合以合理、合法的经济、政策措施。我想,只要政策合理措施得当,既得利益群体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对。社会毕竟是进步了。人民文明了。这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优点所在,一旦中央政府认定了正确的方向,依靠强力的政府手段,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整。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07-15 15:46:12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转发

中国左、中、右的判断标准

——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左中右》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研究员  李延明

2010年7月

    什么是左中右?在我们现场这些人所处的话语系统里,左中右通常有两种涵义,一种是按照人类进步历史观,凡推动社会前进、上升的属于左,凡阻碍社会前进、上升的属于右;另一种是按照阶级观点,凡站在劳动阶级一边的为左,凡站在剥削阶级一边的为右。左具有正价值,右具有负价值。在左与右之间则是中。

    具体到共产主义者来说,推动现存社会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是左,阻碍现存社会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是右。因为产业工人阶级要求实现共产主义,而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所以派生出:站在产业工人阶级一边的是左,而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的是右。

    根据我的研究,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变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是可以人为的。因此,推进和阻碍社会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行为并没有现实意义,不应该再作为划分左右的标准。只有阶级立场还可以作为划分的标准,但也不应该再同社会进退挂钩。不同的阶级立场并没有统一的价值尺度。那么,当代中国有哪些阶级?

    去年,我曾经指出,当代中国有四大阶级:官僚特权阶级、雇主阶级、雇员阶级、既不雇人也不受人雇的中间阶级。与官僚特权阶级相对应,雇主阶级、雇员阶级、中间阶级都属于平民阶级。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的矛盾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官僚特权阶级的主要特征,是其权力自我产生、自我决定、自我传宗接代,不由全体公民授予,也不受全体公民干预。这个阶级窃取了本应由全体选民掌握的主权,擅自管理全体公民的公共事务。利用管理全体公民的公共事务谋取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在这种条件下,所谓的全民所有制或者国家所有制实际上是官僚特权阶级所有制。除了用以自欺欺人的社会主义招牌以外,同社会主义毫无相似之处。

    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相互斗争的焦点是国家主权,集中体现为政治体制领域内专制与民主的斗争。前者要维护一党专政条件下自己的特权,后者要取消前者的这种特权,由全体选民决定由谁来执政。

    如果要用左右概念来标示我国大陆的政治派别,那么维护一党专政的、维护官僚阶级特权的是右派,要求落实宪法利权,把宪法承诺由假话变成真话,由全体选民决定由谁执政的是左派。

    2010年7月10日于西郊宾馆

 

论中国的民派和官派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0年7月

    当今的中国仍然被两个传统的符号纠缠着,这两个符号一个是左,一个是右,它们成了描述和划分人们政治特点和思想倾向的标志。多少年来,人们都逃脱不了这两个符咒的纠缠, 一直囿于传统语言的捆缚之中,社会的矛盾争论仍然沉浸在这两符号的划分体系中,不是左,就是右。这种状况令人苦恼。

    用左派和右派来划分人们的身份特点,很不科学,很不清楚。 左右影响挥之不去,说明当前的中国始终停留在传统的政治思维之中,政治上没有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 ,当社会已经清晰地出现了多元化利益格局的时候,话语却被肤浅的政治符号扭曲着。之所以仍然运用两个陈旧的词语,主要是思想方法陈旧, 跳不出语言工具的束缚,不能清晰地分析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因此,今天的中国需要寻求一种认识的突围,理念的突围,语言符号的突围。

    我们提出一个民派的词语,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当前社会已经有了庞大的民间基础,却难以梳理出清晰的民间思想,民主思想。这种状态或许是出于左右之争的干扰。左和右是旧思维和旧政治的产物。左右之争,给当代中国带来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它既分裂着中国社会,又羁绊着社会的前进,误导着人们沉湎于旧的历史图形。如果不甩掉这些历史陈迹,当今社会就不能轻装上阵,特别是不能认清当今中国的真问题。所以 ,不愿被传统语言、被左右符号紧箍的人,一定要打出一个新的符号,那就是民派!

    我认为当今的中国,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主要是官派和民派!左派和右派不能清楚地说明当今中国问题的实质。左派与右派之争,更多地沉湎于历史的范畴,而民派与官派的分界,更多地表现为现实的利益之争,官派和民派的区分在今后将日益明晰起来。

    当今中国社会的思想体系划分不应由左和右来描述,而应由官和民来描述。这是因为当今的官民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当然,左和右两个词语并非不能沿用,但必须进行重新矫正和定位。那就是左派代表革新的民众意愿,右派代表保守的官僚意愿。左具有改革的倾向,大众利益的倾向,即改革特权和不平等的现状。右派的传统意义是保守,因此,今天的中国只有那些顽固地坚守既得利益而置民众意愿于不顾的群体才属于右派。

    如此分析后可以看出民派与左派的联系,官派与右派的联系。也就是说真正的左派应该是民派,真正的右派应该是官派。而今天中国社会的左派右派之分基本上扭曲了这一意义。譬如,某些被称为左派的人,实际维护的却是官派的利益。官派往往以国家利益来绑架社会,一些左派也往往以国家利益来维护官派。而某些被称为右派的人,奉行的却是民主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如其长期混淆下去,不如引用民派与官派的概念,用两个新的术语,事情便可一目了然。
今天的民派,其意义应涵盖宪法中所称谓的人民这个主体,它的诉求和主张应当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之所以用民派这个新概念来描述传统的人民,主要是因为当今的中国,官民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今天必须解决官与民的矛盾。

    任何社会派别的思想和主张离不开社会基础。首先我们需要来清晰地界定什么是民派。民派是的权力之外的社会群体,凡是非政府、非国有垄断、非特权之外的群体,都属于民派范围。 即使是体制内的成员,不管是政府官员或政府学者,只要他们具有民众的思想意识,具有正义感,倾向于关心平民大众的发展,都属于民派的范畴。民派是一个以思想观念而不是以身份来区别的一个群体。

    之所以需要民间力量的崛起,之所以需要民派的出现,之所以需要人民的监督制约,是因为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无产阶级的政府已经变质,无产阶级专政更多地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政府已变成了有自利行为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完善人民的权利,人民必须有监督制约官员和政府的能力。中国社会必须有承载社会利益诉求的知识群体,体制内外的民派学者就是一种形式。

    三十年的改革,已经使中国经济清晰地显现出官营垄断经济和民营市场经济两大轮廓。中国虽然从计划经济迈入了市场经济,但中国经济改革的结果,如其说改出了一个权力平衡的市场经济,不如说 是改出了一个官营垄断经济,市场经济只是中国经济躯体中的附庸和从属,庞大的经济资源、政策资源和经济动力依然掌握在政府和国家垄断企业之中。一句话,改革已改出了个庞大的政府垄断的上层建筑。

    尽管民营经济在人数和产出上看来规模庞大,但由于不掌握定价权,经济利润少得可怜。目前,在民营企业里就业的人数约为3亿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约为3亿人,而在国有垄断企业里工作的人数只有大约3000万人,但这3000万人的收入,足可以比得上民营企业中3亿人的收入。

    整个工业、服务业的利润收入大部分落入垄断和强势部门。银行、证券业人均年收入高达三四十万元,国有大垄断企业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5万元。而民营中小企业的平均年收入仅有一万多元。中国的企业间已经出现了惊人的收入差距!这种状况近年来愈演愈烈, 去年新报出的数字更令人瞠目结舌。 证券公司拥有着800亿利润而不向社会分红。

    国有大型垄断企业掌握着基础产品定价权。电、气、油、通讯、医疗、教育等价格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价格,所有其他行业产品的价格都要依此来定价。当垄断部门将这些基础价格抬高之后,其他部门的利润只有被挤薄,被榨干,甚至企业破产退出。 民营的中小企业毫无公平竞争而言。

    这种以权力为中心的改革已经使国家经济产生了严重倾斜,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收入分配拉开了巨大的差距,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之所以出现这种结局,只能是民间力量薄弱的原因。这些年里,民间学者日益被边缘化,倍受歧视和冷落,民间力量正在发生毁灭性的坍塌,代表民营和市场的民间智库几乎荡然无存。 政府垄断着思想、文化、教育和学术领域,权力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和不可抗拒性。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民间力量如此薄弱,才会出现改革利益向一端严重倾斜的局面。因此,中国必须有民派利益代表的出现。

     目前,中小企业艰难拮据,步履维艰,国家垄断企业形势大好,今年上半年取得5000多亿的高增长的利润。在其他领域,官派学者垄断着主流话语霸权,垄断着媒体 ,垄断着舆论。这种状态严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均衡发展。因此,走过社会要形成共识,给民间以空间,反对官僚特权,反对垄断,反对不公平竞争,反对强权资本,反对崇洋媚外,仰人鼻息,出卖国家利益,反对官僚和资本结合起来挤压大众,反对国际资本在国内的超国民待遇,反对外资挤压民资,纠正多年来不公平不合理的经济政策。

    我们希望中央政府切实关注以上所叙述的基本事实,我们建议政府部门改变历来排斥和边缘化民间学者的做法,转而听取民间学者的意见。尽管从形式上看,中国99%的学者都是政府学者,体制内学者,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代表着中国99%的思想和愿望。中国庞大的思想资源很多储存于民间,来自民间。中国政府必须改变多年来形成的一贯做法,由屏蔽改为聆听,由排斥改为合作。并且,中国的民间学者并非不具备合作性,中国政府必须把民间学者看成是一股建设性的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只有建立科学的官民沟通机制,才会避免社会发展的畸形,才会避免越来越多的矛盾冲突。
 

 

民派学者如是说

胡星斗 王钧临  施晓渝 杨晓陆

2010年7月

    民派思想是来自基层社会的呐喊,民派的主张无不出自民间弱势群体自身的要求。民派思想最核心的主张就是公平发展、平等发展、均衡发展。民派当前的主要任务是 均衡国内的权利状况,制衡权力,节制资本,改善民生的困难状况,影响政府的决策行为,。

    民派的主要主张是:反特权,反官权(反相互勾结、贪污腐败的官权),反垄断,反黑恶势力,反歧视,反腐败;维护公民权利,维护人民的各项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维护民权,改善民生。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改善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要结成一个最广泛的阵线,团结多数人。官员不能都推向对立面(有些人也在为百姓做事,有些人身不由己)。所以,对政府来说,跟政府合作、形成互补;对社会来说,反映民间呼声。

    民间派要反映民间呼声,但也不能完全迎合,要有自己的思想深度和境界;既要符合中国的发展大势,也要符合世界潮流,使之不会为社会抛弃,避免成为民粹主义;要纠正过度外向型的发展战略;定位可以为:汇集民间思想,传递民间声音,促进民间经济发展,改善民间经济的生存环境,改善弱势群体待遇。

     要有别于极左和极右,作为民间表达意愿的渠道,消减官权、特权和强权。我们对被老夹在非左即右两极思维的国策和社会观念不满,包括非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非公有即私有,非计划即放纵 ,不是拥护改革就是反对改革。我们既承认改革的合理性也主张反思改革,我们反对弱肉强食,私有无序竞争,丛林原则的原始资本主义,但我们要批判四人帮的过度共产主义。

    我们主张科学社会主义,我们赞成市场经济,但也呼吁用民主和科学决策,法律和道德约束市场经济。我们反对瓜分国资的私有化,搞国企工人下岗失业。我们对贫富两极分化、以权谋利腐败横行、群众上访、财政公开、投资和公务员开支、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矿难工伤、环保、资源浪费、伪劣产品、血汗工厂、工人权益的保障问题等没得到有效的治理表示不满,并希望国家解决好这些问题。

     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高度一致。我们的宗旨就是维护此利益;各阶层都有其生存理由,但除了官僚买办阶层,后者是最应约束的。与官僚买办相勾结的是外国势力,他们收买国内代言人,控制决策高层。此外,要认识到地方贪腐黑恶实力的严重性。目前,官僚买办阶层、外国势力、地方的贪腐黑恶势力已形成了新的三座大山。要先形成共识,再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领域都出现了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过了一个由公有演变为国有、由国有演变为官有、由官有演变为私有的异化过程,公有制企业既不给全民股东分红,也不提供社会福利,整个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演化为官僚权贵的私有特权;而“市场经济”或“私有化”的道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市场经济已经演化为大资本垄断的格局,利润向少数垄断企业集中,众多中小企业经营环境不断恶化,中小企业的数量逐渐减少。

    收入分配迅速恶化。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有一个收入相对平等的国家迅速演化为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大致如下:官僚40%、资本40%、工人10%、农民10%。这样的收入分配格局,必然会导致内需不足的困境。

    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已经穷途末路。中国长期以来奉行出口导向政策,在国内拼命压低工人工资、榨取剩余价值,再把这些剩余价值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实现。这项政策的后果是拿我国人民生产出来的财富去换美国印出来的钞票,而且乐此不疲。出口导向政策导致国内财富大量流失、自然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加剧、人民健康受到侵害。

    中国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虽然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一直在4%左右,但学者研究指出,中国的调查失业率高达24%,中国还有近1.3亿农村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失业状况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已经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货币供应量的迅猛增长潜藏着出现大量坏账的危险。自2008年最后的一个月算起,截止2010年6月,我国共放出大约16万亿元的信贷资金,迅猛增长的货币供应量,必然会不断导致大量坏账,增加金融机构风险 ,并且隐藏着巨大的通胀危险。

    鉴于目前的形式,我们主张如下:

    1、彻底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微观上可以规定工人工资与企业增值相挂钩,让工人工资占企业增值逐步达到30-50%。

    2、放弃出口导向政策,走内需驱动的发展道路。提高工人的工资,提高工人的权力与地位,从而扩大国内需求,最终实现国际贸易平衡。

    3、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向全民股东分红。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全国人民是其理所当然的股东,因此,国有企业对全国人民派发红利时天经地义的事情。

    4、打破垄断,努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既可以解决中国最迫切的就业问题,也可以扩大社会中产阶层的数量,有助于实现财富的全社会共享。

    5、千方百计创造就业岗位。要把就业问题和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积极创造就业岗位,对失业人群积极实施社会救助。

    6、改变货币供应方式,转由投资渠道供应货币为由消费渠道供应货币。货币供应入口的改变将有助于提高货币利用效率、减少货币供应量,改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优化资源配置。

    我们相信,只要能够落实以上各项主张,和谐富强的中国社会便指日可待。

 

 

发件人:"huhanzhulu" <huhanzhulu@gmail.com>  2010-07-11 20:53:25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Fw: 弱势群体经济学宣言;建议将北大清华改革为私立大学

弱势群体经济学宣言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10-7-11

一、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指在社会地位、财富分配、政治权力行使、法律权利享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以及发展潜力相对匮乏的人群。主要表现为社会权力的匮乏,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比重很小。弱势群体分为自然性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社会性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老人、妇女、儿童、失业者、生活贫困者、工人、农民、农民工、打工子弟、中小企业主、边缘群体、弱势官员等等。

    日益严重的弱势群体问题,损害了社会正义。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对于弱势群体权利的损害和剥夺无疑违背了社会正义。市场经济总是倾向于优胜劣汰、两极分化的,会产生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而国家应当维护公平公正,扶持利益受损的群体。

    研究弱势群体,将为制衡权贵(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提供理论和政策上的依据与参考。

    日益严重的弱势群体问题,也影响了社会稳定。世界银行于2007年12月1日在北京发布了《贫困评估报告》的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下降2.4%,有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这个研究颠覆了发展经济学的滴流效应(水涨船高)理论——随着富人收入的提高,穷人的状况也会得到改善,但是,现在看来不一定是这样。近年来,我国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不断地得到强化,以至于群体性事件频发,2005年公安部统计全国共发生群体性事件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

    研究弱势群体,探讨弱势群体的民权与民生,将为政府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实现社会稳定提供建言。

    日益严重的弱势群体问题,也不符合我国现代化的方向,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我国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作为代价或者成本来实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应当把改革转变成正帕累托改进的过程。

    研究弱势群体,将有助于建立共同富裕、共享尊严的平等社会,有助于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目标。

二、弱势群体经济学。

    弱势群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弱势群体的权利现状以及如何将有限的权利、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科学。弱势群体经济学针对社会权力缺乏所引起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现状,以保证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达到可以满足正常生活的最低值和尽量提高他们的社会满意度及生活幸福度为目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经济学假设、原理,构建经济学模型,得出有意的结论,寻求针对弱势群体问题的科学的解决方法,并以此作为理论依据,指导社会权利供给和社会财富分配等方面的合理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救济制度的建立,从而对有限的权利、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从根本上改善弱势群体的地位。

   (请参考:胡星斗、霍霆等.弱势群体经济学简论.经济论坛.2009,No.14.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及经济政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0,No.2.胡星斗.弱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经济学.学术研究.2010.及参考胡星斗网站www.huxingdou.com.cn)

    弱势群体经济学具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它以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为出发点,以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和谐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为最终落脚点。弱势群体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充分考虑来自经济、政治等方面实施的可行性。因为如果社会选择了超出其经济实力的目标,那么此目标必然行不通。正是考虑到人口众多以及经济实力的限制,因此,我们才选择把对社会中由于社会性和制度性的原因所造成的最困难的这部分社会群体的权利现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更多倾斜于弱势群体利益的制度设计,让尚有自立能力的人实现自立,以便政府利用最低的成本,改善这部分人的生存现状,达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目的。

    弱势群体经济学结论——

    结论一:弱势群体属于无权阶级,产生的根源是权利的丧失。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公平的机会及合理的权利供给。弱势群体形成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产权制度和财富分配制度的缺陷,他们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社会阶层的划分。

    结论二:权利的边际效用是指在对权利具体化、数量化后,每单位的权利所能给权利的拥有者带来的效用。已经拥有的权利越多,权利的边际效用就越小;已经拥有的权利越少,权利的边际效用就越大。将权利、资源更多地配置给弱势群体将大大地增加社会的总效用。

    结论三:改变弱势群体的被动地位的直接手段是政府改变对人本精神和法治建设的态度,也就是一方面要以人为本,另一方面要完善法治制度;一方面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建立保障民权的制度;一方面进行社会改革,另一方面进行政治改革。

    结论四: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削弱每一个社会成员效用的前提下通过资源的配置增加社会总效用。弱势群体相关政策的制定不仅仅是对具体资源配置的规范,更是对社会无形资源的配置,需要照顾到社会各阶层的发展,而不单是不损害各方利益,因此,弱势群体政策的准帕累托改进可以表述为:在保证各个阶层发展的同时,通过对各种资源的配置,加快弱势群体阶层的发展,从而增加社会的总效用。

    结论五:政治市场上的交易(选民以选票进行政治选择,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有利于弱势群体。民主是市场经济的校正力量。

    结论六:在交易费用为0的条件下,只要产权明晰化,而且产权归弱势群体,私有制的市场机制总会找到最有效率的办法,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结论七: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应该是工人、业主、投资者、监督者共享的权利,剩余控制权属于企业的工会和监督人员。剩余权可以通过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合理匹配达到优化。

    结论八:国民与政府、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造成了多重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可以设计出工人参与监督、分红的机制加以解决。

    结论九:在选民多数为弱势群体、选民的偏好呈现单峰和正态对称分布时,两党竞选的结果是,观点与弱势群体中间投票人(对公共产品持中等规模需求的弱势群体投票人)一致的候选人将胜出。如果选民的偏好呈现单峰,但分布不对称,呈偏态分布,接近弱势群体众数(最多弱势群体选民支持的公共产品数量)的候选人将胜出。

    结论十:弱势群体在面临得益时是高度风险规避的,在面临损失时是高度追求风险的。

    结论十一:劳资双方、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博弈是无限次(动态)重复博弈,当博弈方存在合作的潜在可能性,并且重视未来的长期的收益时,那么此博弈存在较理想、效率较高的均衡。

    结论十二:要促使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应当保证个人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同时还应以合理的收入分配作为前提。

结论十三: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官僚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的重要弊端是寻租腐败、分利集团、权力剥夺和贫富分化,只有抑制特权、划定行政权力边界、拆散精英联盟,对“底层阶级”赋权,才能改变弱势群体的“无权化” 以及“社会剥夺”、“社会极化(两极分化)”的状况。

    结论十四: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斯大林或希特勒式的集体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传统的公有、国有破坏了法治,滋生了腐败,降低了效率,不利于弱势群体。

    结论十五:只有耕地归农、土地资本化,还农村土地开发建设权,才是农民富裕的关键。

    结论十六: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并不主要在于资本产出比率和储蓄率,而是取决于弱势群体的消费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的速度。

三、弱势群体经济学的权利宣言。

    公有财产归全体国民所有。应当明晰产权,由全体国民持有国有企业股权,进行全民分红。

    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未经公民同意的拆迁是违宪的、无效的。

    还农民土地权利。农村的耕地和宅基地归农民所有。强制征地是违宪的、无效的。

    农村集体土地拥有开发建设权,无需经过征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才能开发建设。实现农民土地的资本化,打破城乡分割的土地制度、房地产制度,让农村房屋随城市商品房一起升值。

    废除城乡隔离、地区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建立平等、法治、透明的国民信息系统。

    改革城乡二元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基础设施建设制度、财政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电力制度等,建立城乡统一的体制。

    打破国有垄断,放开准入限制,鼓励自由竞争,保护私人企业的合法权益。破除金融垄断,鼓励私人银行、乡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的健康发展,允许金融机构定向吸储,解决普通国民创业、农民创业、新农村建设的融资困境。

    完善社会保障,建立“三免费”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基本医疗、免费基本养老制度。创立大病医疗救济基金、农民退休金制度。

    人人有权组织、参加农会、工会和各种自治组织,农会、工会和自治组织有权自由地进行工作。农会、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应当代表所属团体,维护所属团体的利益。

    工会领导人应由工人选举产生,并且不得兼任管理方职务。工会应当代表工人进行集体工资谈判,保障工人的福利和工作安全。

    还工人罢工权利。制定《罢工法》,保护劳方和资方的平等利益。

    公共产品供给、公共服务系统应建立价格听证和协商制度,如铁路、民航、公共汽车等不得趁服务对象增加时涨抬价格。

    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条例都应委托专家学者或独立的社会团体制订,不得由主管当局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标准,然后又自我裁定合法性。事故鉴定不得由利益攸关的医疗部门、司法部门、生产部门作出,应当在中立的机构进行,以维护患者、被告、消费者等弱势群体的利益。

    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

    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打工者享有参与涉及自身利益的重大决策的权利,享有福利保障的权利。

    男女在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的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享有同样的社会保护。

    政府应当从法治和制度上铲除腐败、特权,遏止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出国、公款用车之“三公消费”,如此才能确保有足够的资金解决弱势群体的困难。

    实行阳光财政,以财政预算细化及公开、人大的财政监督、纳税人的财政诉讼等保证民生财政的实现和纳税人的权益。

    实行阳光财产,强制官员财产的公开以及公民财产的申报。

    消除特权和歧视,促进所有公民、所有群体、所有社会阶层的完全平等。

    保障宪法中的公民权利而不分其身份、地位、种族、性别、政治或宗教的差异。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安全和自由,不得随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也不得被剥夺自由。

    对任何人均不得施以酷刑或不人道的、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人人有权要求由独立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国家有义务实行制度变革,进行权力制衡,以阻止权力勾结、司法腐败。

    当宪法或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国民有权要求国家赔偿。应当加大赔偿的力度,以体现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不得任意干涉,手机、电子邮件等的通信不得被任意窃听或窃取。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信访收容、黑监狱等制度和做法,代之以社区矫正制度;废除行政型信访制度,代之以立法型申诉制度;严格精神病患者的认定,不得将正常的上访人员认定为精神病患者。

    沦为爱滋病患者、吸毒者、妓女等边缘状况的人,也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平等的生命权、人格权和生存权。国家有义务对弱势群体、边缘群体进行经济救助和权利救济,有关当局有义务认真听取和处理上访者的诉求。

    人人有权享有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国籍或剥夺任何人回国的权利。

    人人有平等的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利。公民有权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间接地参与治理国家、建设社区。实现人民代表的真正直选,以选票改变弱势群体的地位,同时加强立法机构和公民对于行政权的监督。人民代表不得等额选举。

    政务官、村委会主任、居委会主任、国有企业厂长、人民团体负责人应通过选举产生。为了不影响社会稳定和秩序,除农村外,施政演说应当在室内进行或者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传媒进行。事务官由独立的机构考核任命,不得由政务官提名或任命。

    依照宪法中的规定,人人拥有思想、良心和信仰自由的权利,拥有参加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权利,不分种族、语言、宗教或政治信仰。

    除不得煽动武装叛乱之外,人人享有提出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享有通过任何媒体接受和传递思想的自由,享有舆论自由、良知自由及通信自由。

    政府和国家组织的行为应当透明化,公民档案应当对当事人公开,政府有义务帮助弱势群体获得有益于个人的全面发展的一切信息。

    鼓励媒体民有,加强媒体监督。媒体是社会的公器,理所应当归民众所有,成为民众的喉舌。新闻应当独立自主,不受任何群体的操纵。媒体应当反映民生,反映民间疾苦,应当更加关注工人、农民、弱势群体、边缘人的生活。

    人人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城市和农村的义务教育都应当完全免费。教师工资和校舍建立、修缮等应当完全由各级政府负责。

    教师的工资水平应当高于公务员的收入。教师的地位应当获得充分的尊重。

    因经济原因造成儿童失学,当地政府官员应当引咎辞职。

    民工子弟与所在地的儿童、青年具有完全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所有费用没有差别。

    政府有责任帮助、扶持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不得因民工学校不规范、不符合办学条件而使儿童失学。

    中等技术和职业教育应当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政府有责任帮助贫困学生就学。

    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国情的了解、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应当放弃灌输式教学、做圣人的说教,积极开展公民教育、素质教育。

    应当克服政校不分、学校行政化、衙门化的状况,提倡学术的纯洁性和学术自由。

    人人有权自由参加和组织各种形式的文化生活。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的生活状况应当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发件人:"jackDence" <jack1998168@hotmail.com> 2010-07-15 23:49:37 +0800 收件人: "bxy4966@163.com" <bxy4966@163.com>,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抄送:标题: 这种精英大批移民的现象是真的吗? 为什么我们的国家留不住精英,还是留不住有钱人?

中国精英的新一轮移民潮

关助

2010年7月

    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各界精英、富商通过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的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以下简称PR)或国籍。在他们看来,优质教育、清洁空气、安全食品、资产转移、安全感,都将在移民的彼岸得到。

    新一轮移民潮:精英和新富蜂拥“逃离”

    近日,有文章称,中国的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新一轮移民的主力军。然而,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的说法是否成立?知识精英是否真的在集体“出逃”?而在中国人移居海外的现象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问题?

    内地年薪十二万以上人士被指几乎全部都想移民

    某位人士经过多年的观察总结道:“在中国,现在年薪十二万以上的人士,几乎全部都想移民。”这话说得对不对暂且不说、这个年薪的底线是不是有点低我们也不用说,就拿上次《建国大业》的那些著名影星当中,甚至还有移民泰国的人士在,相信这个论断怎么也不会是没影儿的事儿。[详细]

    中国面临着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数据称:“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中国面临着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专家称,人才外流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么可怕。更何况根据美国移民法的规定,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数量,在一年内不得超过全部移民的7%。我们也不必担心发达国家会无节制地吸收我国人才。 [详细]

    富豪移民所引致的资本外逃数目无从测算

    在每年外管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误差与遗漏”列项,通常被视为资本经非正式途径流进或流出的数据。以往专家测算中国资本外逃的数据,多以此为参考。但近年来热钱涌入中国境内增多,这一数据已无法反应中国资本外逃的实际情形。因此,对于这些富豪移民所引致的资本外逃数目,无从测算。富豪群体的移民,从现实影响上看就是中国高端人才的流失与财富向海外的转移。[详细]

    精英和新富阶层为何选择离开

    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有吸引力的掘金地之一,全球投资家以及各类淘金者争先恐后入华,意图在中国百年罕见的发展热潮中分一杯羹。而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富人却纷纷背土离乡、举家外迁,着实令人困惑。

    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 生活缺乏安全感

    近年来,包括黄光裕在内的多名民营富豪被查出存在犯罪行为获刑,并由此牵出黑幕,使得企业家的“原罪”和财富合法性问题受到舆论的空前关注,并导致了社会上部分人“仇富”情绪的强化。这也影响了部分合法致富者的选择,他们担心财富保护机制不够健全,同时也看到贫富差距拉大,忧虑社会安全感下降危及资产及家人,纷纷选择移民。[详细]

    浙商成中国第三波移民潮主力 专家直言仇富是诱因

    中国的多数富人一直以来都是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群体。一方面,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仰仗权力才能生存发展,而现代行政垄断制度,又使他们时时处处面临巨大的 “权力和制度天花板”,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公平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腐败”和“富裕”往往有相当大的重叠,因此,中国的富人群体往往被视为仇恨对象,一旦社会矛盾激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成为权力的祭品和替罪羊。所以逃亡国外,就成了迫不得已的选择。[详细]

    人并不是温饱的动物 现实中强烈需要尊严

    人不仅需要免于“被干涉”,免于突然有一天拆到你的房子,免于被改造思想,他同时还需要免于被支配,免于被别人捏在手里,免于对他人诚惶诚恐。这样才谈得上有尊严。当然,一个人要有住房,要有温饱,有基本生活品,这是尊严的底线。这些“精英”,如果不是深感某种匮乏,他们何至于在人到中年之后背井离乡,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里面反映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反映出人并不是温饱的动物。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人的尊严感也在增强,而这方面所提供的公共品太不足了。[详细]

    国内投资环境不好 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不小距离

    有媒体分析说,内地富人移民海外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子女教育和寻找安全感。子女教育属于正常原因,而“寻找安全感”则令人反思国内的社会环境。一是国内的投资环境,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不小的距离,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第三个原因是认为国内投资环境不好,还有各种税费太高。[详细]

    内地先富一族投资移民香港浪潮不减 低税是一大原因

    专家认为低税也是很多人来港投资的一大原因。当然,也不排除有部分内地贪官通过投资移民转移财富。不过鲁洪宇表示,这些人一般也看不出来。“就算有,投资移民公司自己都不知道,因为申请人有权利隐藏这些背景信息。” 鲁洪宇表示,特区政府在审批投资移民时,通常也无法限制这些钱的来源。[详细]

    中国如何面对精英移民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移民,其中不乏作为社会中坚的精英阶层,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欧美澳加等西方发达国家。人们不禁产生疑问:这些高素质人才往往都是耗费了本地社会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源才培育出的精英,恰是当下稀缺的人力资本,如此轻易就流失海外,中国应该如何面对精英移民?

    首先应该弥补制度缺失 谋求贫富阶层相互理解和良性共存

    防止精英以及财富继续流失,首先应该弥补制度缺失,如加快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逐步放开对民资的限制;如加强法治建设,让资源获取更加公平、公正,再如加大物权保护,依法保护私有财产。另外,随着贫富差距拉大成为严峻的社会现实,管治者必须更加谋求贫富阶层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良性共存。[详细]

    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 让不公平更公平让不安全变得更安全

    “目前富人移民海外,我们应该反思。要留钱,先留人;要留人,先留心。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让资源的获取变得更公平,要继续保留企业家精神。其实很多人很矛盾,知道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国家,但是又感到不安全,所以想往产业链的上游发展,所以要投资金融业、能源业,但是这些行业又不是完全开放的行业。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继续改革,让不公平更公平,让不安全变得更安全。”吴晓波说。[详细]

    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 变“人才外流”为“人才流转”

    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因为海外网络就是社会资本;我们也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跨国财团,透过企业入驻带来整个海外精英团队……总之,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让现有居民不愿离开,令海外精英趋之若鹜;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详细]

    打破论资排辈的体制 营造年轻人树立信心的环境

    要留住他们,就要提供比较好的平台,让他们看到自己才能施展的空间和上升的希望。然而国内往往是论资排辈的体制,要打破这种格局,让真正有才能的人上位。虽然,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想了些办法,但还需要能真正提供保障的机制和体制,需要有宽松的环境让大家畅所欲言,把热情激发出来,软硬件的条件都要具备。[详细]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7-16 00:14:37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新疆密集能源资源吸金万亿投资 中央近日已将新疆资源税改革扩大到整个西部

新疆密集能源资源的开发前景

中国证券报 赵紫高

 2010年7月12日

  资金如潮水般涌入,新项目纷至沓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后,中国最后一块能源处女地历史性地站到了蜕变的前夕。

  6月15日下午三时,我们在哈密淖毛湖沙漠深处一间简陋的工地会议室里,聆听一个有关煤炭开采的计划。秦峰今年46岁,广汇淖毛湖煤业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他所负责的项目叫做伊吾县煤矿,距离中蒙边境不过30多公里,目前正在修建剥土工程,准备进行大规模露天开采。与它相距十几公里远一个名叫白石湖的露天煤矿,地表已经被剥开几十亩——大约掘开不到几米厚的沙土,就能看到黑黢黢的煤层。这些煤层厚度在10 米到30多米不等,热值在5500大卡,属于上等电煤,也可以作为煤化工的优质原料。远远望去,煤层中刚剥开的散煤因接触空气而自燃的烟雾在广袤戈壁中袅袅腾起,让人印象深刻。

  伊吾县矿、白石湖矿和淖毛湖镇另一个叫黑顶山的煤矿共同属于新疆广汇集团,总计储量高达17.7亿吨。眼下它们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保障广汇在淖毛湖年产120万吨甲醇/85万吨二甲醚、5亿方LNG煤化工项目的正常运行。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计划在今年10月建设完工试运营,每年需要大概300万吨煤。淖毛湖镇所在的哈密伊吾县面积为19519平方公里,比北京多出约五分之一,但人口只有2万多一点,仅相当于北京或上海一条普通的街道。广汇煤化工项目建成后,按照其规划,年产值将在30亿元以上,相当于为伊吾县一举增加2万美金的人均GDP。

  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省区,新疆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6,相当于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5国面积之和。石油、天然气、煤炭蕴藏量均居全国首位。然而,由于运输距离的原因,新疆一直是捧着金饭碗讨饭。著名作家王刚在小说《英格力士》中的一句名言:“新疆人的眼界被天山挡住了。”

  一年前还在大漠黄风里苦苦挣扎的中国贫困地区,如今忽然变成了资本的天堂。时下像伊吾县一样蛮荒但因坐拥能源而即将发生改变的地方在新疆俯拾皆是,自5月份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一个足以进入中国历史最大开发规模行列的投资浪潮正在席卷新疆,资金如潮水般涌入,新立的项目鳞次栉比,中国最后一块能源处女地历史性地站到了蜕变的前夕。

  拥有中国40%煤炭储量的新疆,会成为中国下一个资本乐园吗?与山西、内蒙古等中国煤炭大省相比,它的开发模式有什么不同之处?在开发过程中会遭遇到什么瓶颈和阵痛?6月中旬,《能源》杂志采访组驱车穿越北疆,纵横5000公里,近距离感受这股投资浪潮,为您呈现一幅围绕能源而作的西部大开发图谱。

新丝路上的宝藏

  撒落在天山南北的煤炭资源,宛如一块块黑色的吸金石,构筑成聚焦众多目光的黑金地。由鄯善县往南80公里,过火焰山,经过著名的库木塔格沙漠,便是潞安集团正在建设的一个露天煤矿第二期工程。站在矿坑边缘向下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巨型土坑。数十台高达二十米的铲车像甲壳虫一样在斜坡环绕着爬上爬下,机械铲把石块和泥土运送到数十辆能运载100吨的巨型装卸车中。

  对一个刚来这块沙漠上的人来说,这种场面看起来具备相当的震憾力。它出自于新疆东部地区第一大煤矿——吐哈煤矿沙尔湖矿区。这个超大型煤矿,与准东、伊犁和库拜煤矿一起构成新疆最大的四大矿区群。目前,在这四个矿区群中,潞安集团一共拥有数座大型煤矿,其中一些是当今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千万级矿井。此外,潞安还将建设三家发电厂,一个大型煤化工项目,和一条在规划中的长达300公里的运煤铁路。
  从地理位置上看,哈密和吐鲁番扼守出疆要道,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历史上是中原王朝与西域地方政权势力胶着之处。而今,这个因盛产哈密瓜和葡萄干而享誉世界的地区正忙于发掘地下的宝藏,“煤”成为日常行政与经济活动的关键词。以哈密为例。据哈密地区行政公署公布的资料,哈密地区现有生产矿井13处。2009年,哈密地区实际生产原煤1177.2万吨,产量与2008年相比净增362.2万吨,增长率达44.44%。截至目前,哈密地区已吸引30多家国内外企业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开工建设规模达到3200万吨。

  哈密人显然有更大的野心——在2013年“西煤东运”铁路专线建成运行前,哈密煤炭产能规划总规模将达1.97亿吨/年,2015年达到3亿吨/年,到2020年实现5亿吨/年——这个规划的背景资料是,去年新疆全区煤炭产量不过8740万吨!哈密显然是这轮新疆能源开发热浪中的一个典型写照。

  据新疆发改委向《能源》杂志提供的资料,新疆计划形成四大煤炭基地: 吐(鲁番)哈(密)煤田立足以西煤东运、建立大型煤炭基地为主,满足当地用电和西电东送支撑电源的要求,适度发展火电;准东(准噶尔盆地东部)立足建立大型煤电煤化工基地,并参与西煤东运;伊犁以发展煤化工煤电为主;库(车)拜(城)以满足南疆四地州生产生活用煤为主,适度发展火电。
  新疆在地形上被概括为“三山夹两盆”,由北至南分别是阿尔泰山脉、准噶尔盆地、天山山脉、塔里木盆地和昆仑山脉。以天山为界被广义地划分为北疆和南疆,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北准噶尔盆地和天山山间伊犁盆地、吐哈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北缘一带,资源区域分布呈“北富南贫”,北疆煤炭资源量占全疆资源总量90%以上。在这其中,准东和吐哈煤田因地近甘肃、内蒙——意味着相对便捷的交通和更为广阔的市场——而成为各路资本竞逐的热点。
  目前,已有华电、华能、保利、中电投、国投、中煤能源、香港明基、新疆广汇、山东鲁能、湖南煤业等30多家大型企业入驻吐哈煤矿,近距离短兵交接,掀起了抢占资源的大战,动辄盘踞数以百亿吨的煤炭资源。

搅热沙漠的热情

  现在,几乎所有拥有新疆煤炭资源的企业都宣称将在当地投资煤化工项目,从事煤制气、甲烷、甲醇、二甲醚或者煤变油的业务。准东和伊犁的煤化工基地,正全力展开竞争,规划投资额都数以百亿计——6月8日,在准东两个分别由华能与湖北宜化集团投资的项目启动仪式上,其负责人对外宣称的投资额就分别高达350亿元和325亿元。同一天,华能集团总投资380亿元的准东煤制天然气项目在新疆奇台县奠基。一期项目将于2013年建成,这是华能千亿投资新疆计划宣布后第一个落地项目。

  奇台拥有探明的煤矿储量近2000亿吨,号称中国第一煤炭储量大县,从奇台一路驱车,向东经巴里坤到哈密,或者经过吉木萨尔到昌吉,再跨过伊犁河到靠近哈萨克斯坦的霍城县,在这条1000多公里长的公路沿线上,类似华能准东和潞安沙尔湖这样的能源重化工项目星罗棋布: 神华集团在奇台县五彩湾的煤制油基地、鲁能在将军庙的煤电工业园、中电投和内蒙古庆华集团在伊犁的能源重化工循环经济产业基地……每一块空地,都可能意味着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投资。

  如今,在准东五彩湾的一家“煤制气”项目工地上,共有数百多名员工不分昼夜地工作——在周围林立的沙丘地带里,施工方神华公司硬是开辟出了一个面积达数千亩的巨大空地。数十台铲车轰鸣舞动巨臂,运输车满载土石来往忙碌。不计其数的装卸车像蚂蚁一般在斜坡上上下下,把石块运送到运输车上。除了五彩湾这一煤化工试点项目之外,神华集团“煤制气”的“帝国轮廓”正在迅速放大。2007年入疆以来,神华已分别在北疆多处筹建新的项目。在距离五彩湾煤化工项目130公里的昌吉,神华集团拟投资数百亿的煤制油项目在一个多月前开工奠基。
  在煤制油领域,国内第三大煤矿企业——兖矿也蓄势待发,期望与神华形成寡头争锋的格局。

“疆煤转化”的路径选择

  6月15日傍晚时分,伊吾与巴里坤县交界处的鸣沙山。当我们停车小憩的时候,同行的徐长东径直走到草地中,熟练地采摘一种名叫椒蒿的野菜——他的妻子,大概每半个月可以享用一次这种形似柳叶、味道甘麻的植物。徐长东是位四十开外的黑龙江汉子,曾在新奥集团负责煤化工事业部,现任广汇淖毛湖煤化工项目副总经理,作为广汇集团高级人才引进的他,已举家迁住哈密。

  “回去一趟也就400公里不到,搁在新疆,这不算长。”徐长东说起来的语气像是去了一趟邻近的村庄。要知道,从乌鲁木齐到哈密,如果走北线的话,几乎相当于从北京到上海。如果去喀什,那得差不多是从西安到上海。超长距离的交通运输在新疆习以为常,若是客流,倒也好办,目前,新疆拥有通航机场14个,吐鲁番、博乐机场年内竣工后将达到16个。此外还有通用航空简易机场56个,近日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表示,到“十二五”末,要让全疆县市实现起降飞机。

  “客流没问题,关键得看物流。”一位在准东开采煤矿的内地地方国企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出疆要道只有兰新铁路单线,煤运到河西走廊后再走不了,运输能力不上去,我们哪敢扩大产能?”

  2009年全疆煤炭产量为8740万吨,仅占全国的3%不到,其中出疆煤炭约1200万至1300万吨,同样微不足道。根据新疆发改委提供的资料,到2015年,新疆煤炭外运要达到5000万吨。

  这种单一的紧张状况在未来几年有望得到缓解,2009年6月,新疆至内地名为“一主两翼”的运煤铁路线开建。“一主”指现有的兰新铁路复线。去年,国家投资1200亿元修建兰新铁路客运专线。项目建成后,现在的兰新铁路线将改为货运专线;“两翼”分为北翼和南翼。其中,北翼指新疆将军庙—巴里坤—伊吾—策克(内蒙古)铁路,最终将连通包头;南翼指哈密—敦煌—西宁—成都铁路。

  有乐观者估计,到2013年,“一主两翼”第一阶段完工后,其运煤能力将达到每年5亿吨,远期则可以增加到每年10亿吨。这也意味着长期困扰新疆的“能源孤岛”标签将被彻底撕下。“出疆煤炭热值达到5000大卡以上,远高于内地市场上主流存在的煤种,疆煤的竞争优势将显露无疑。”上述地方国企负责人告诉记者。

  相比上述两大版块,“西电东送”更加依赖于国家电网在新疆的建设进度。众多有意建设坑口电站的企业之所以迟迟按兵不动,源于新疆电网覆盖与输送负荷薄弱的现状。新疆电网长期自成一系,几乎独立于西北电网之外,形成一个封闭的孤岛。直到2007年11月才实现全疆220KV联网,结束了长期分散供电的格局。新疆电力公司总经理助理向红伟告诉本刊记者,新疆与西北电网750KV联网工程将在今年年底投运,“使新疆电力通过融入西北电网联入国家电网。”向红伟介绍道,“十二五”期间,新疆电力还将建成哈密-河南、准东-重庆2条±800KV千伏特高压直流;“十三五”甚至还有两条±1000KV特高压直流连接到华中电网,以配合国家电网特高压战略,“最终实现新疆煤电、风电联合开发,整体外送。”

  新疆-西北750KV联网工程从新疆750KV乌鲁木齐北变电站到甘肃750KV永登变电站共“7站6线”,双回线路里程1780公里,变电容量1290万KV安。在哈密城外的哈密750KV输变电中心,我们看到大约20米高的双回线路银色钢塔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哈密输变电中心原计划在今年10月连接两端(两端指向西为从哈密经吐鲁番到乌鲁木齐的乌吐哈线路,向东为抵达甘肃安西的哈安线路),但“因为输变电设备体积庞大,运输困难,可能导致工期延后”。750KV哈密变电站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难以忽视的困境

  根据全国第三次煤炭资源预测与评价成果,新疆在垂深2000米内、面积76394平方公里的范围中,煤炭预测资源量2.19万亿吨,占全国预测资源总量的40%以上,位居第一位。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前,基于国家战略储备和交通瓶颈等因素, 新疆富饶的能源矿藏只能安睡于地表之下。
  这种表述或许不尽准确,除了拥有令人羡慕不已的煤炭资源之外,新疆还是国内重要的油气基地,预计到2010年, 新疆油气产能将达6000万吨,到2020年产能将达到1亿吨油气当量。但几十年来,因体制的原因,油气的开发对新疆而言几乎只存在数据上的意义——税收和就业,大头不在新疆。零星散布的油气城镇,更像是几个低洼的财富绿洲,在这片广袤的沙漠中显得格格不入。

  尽管如此,随着数以千亿计投资的能源重化工项目未来数年内的落地,环境承载力的问题无法不被正视。新疆腾飞在即,但一个最易看到又最易被忽视的问题是——新疆脆弱的生态面对汹涌的投资开发浪潮,能有多大的承载净化能力?在至关重要的水资源上,“新疆是整体缺水,局部富水”,据一家大型央企煤化工项目负责人透露,在富水的昌吉、伊犁和乌鲁木齐等北疆地区到2009年,由于水已被各大煤电项目分完,新疆新兴的煤化工项目皆无水可调。目前,规划中的重化工产业园部分占用的是生态与农业灌溉的指标用水。

  多年来代号为“505工程”而低调建设的“引额(尔齐斯河)济克(拉玛依)”、“引额入乌(鲁木齐)”项目已初见成效,额尔齐斯河丰富的水源通过这些工程引入到克拉玛依、乌鲁木齐,甚至吐哈盆地。但现在,俄罗斯和哈国已通过各种管道向中方提出抗议, 为避免更大的纠纷,这些引水工程一直处于秘密不宣状态,因此供给能力将受到极大限制。

  如前所述,多数项目“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是交通运输与水资源匮乏所致,至于交通运输的瓶颈,新疆内外都普遍看好能获得有效解决——新任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在湖南工作之前,曾在交通部工作了8年。但水资源问题,却迄今未有各方满意的统筹方案。因此,在享受短暂的政策盛宴之后,各界的担忧——因集中于能源开发而可能导致的利益集中和生态灾难,将以最大的负荷考验中央和自治区政府治疆新政的路径与决心。

  新疆这块“四大文明、三大语言、三大宗教”交汇的神奇而壮美的土地,在迎来千年不遇发展机缘之际,也面临着铲除滋生仇恨的土壤和引致新型矛盾痼疾之正反命题。但不管怎样,序幕已经拉开,大漠不再荒凉。也唯有发展才有可能让沙漠变成绿洲、让野蛮拥抱文明。现在,平静被打破了。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7-14 09:00:31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46 感慨话英镑

感慨话英镑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特约研究员  张志超

July. 14, 2010

Zhichao.Zhang@durham.ac.uk

    英镑是世界主要硬通货之一。在各国央行拥有的外汇财富中,它是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第三大储备货币。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它是第四大交易货币。在日常使用中,除英国本土外,英国皇家属地和海外领地也把英镑作为官方货币。在直布罗陀和福克兰群岛等地,英镑和当地货币混合使用,并且那些当地货币汇率钉住英镑。英镑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最古老货币。它正式名称是Pound Sterling ,意为1 磅重的银子。其中的Pound,来自于金衡制的重量单位“磅”。金衡制源于古罗马,专用于度量金、银和宝石等的重量。一金衡磅(Troy Pound)约为0.373 公斤,等于12金衡盎司。中文中,金衡磅作为重量单位用“石”字傍。历经演变,现在我们提到英镑时,多用“金”字傍。不过,用到货币上,这应该是最自然不过的。

    一般对“镑”源于重重单位没有争论。作为佐证,我们可以确知,八世纪时英国麦西亚的奥法国王采用了银便士,并采用了1 英镑等于20 先令,1 先令等于12 便士这样的制度。故1 镑当初等于240 银便士,正好等于重为1 磅的银子。对此史有明文。顺便介绍,奥法王的这一改革统一了英国的币制单位,在当时很有用。但在日常使用时计算很麻烦。惟英国这保守的社会,一直到1971 年英国政府才将其改为公制,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1 英镑等于100 便士的制度,简单实用多了。对英镑名称中的另一项,Sterling ,对其缘起学问家们却有争论。Sterling 本指纯银。对其如何同英镑产生瓜葛,一种说法是,在盎格鲁-萨克森时期,英国货币用银铸成,就叫做斯特林(sterling),240 枚这种银铸币正好重1 磅。当时的人们为进行大额的交易,往往需要携带好多磅的银币(pounds of sterling),故而“pound sterling ”(磅银)的说法得以流传开来。明乎此,英镑的复数形式,应加在pound 之后(pounds),而sterling 则没有复数形式。可能这个缘故,英国民间关于英镑的另一种更为常见说法, quid, 也没有复数形式。

    Sterling 起源的另一派学说声称,“sterling”一词源自“Easterling”。这可不是托尔金名著《指环王》中的东方人(Easterling),而是指那些德国北部商人,他们建有同业公会,其铸币以重量和成色的齐整可靠而著名。13 世纪时被英国的约翰国王召唤来,管理英国银币的铸造。这些人虽是德国北部的铸币商,但因德国位于英国的东面,因而得名“东方人”(Esterling)。还有一种说法是,Sterling 其实是诺曼人当时在英格兰所使用的一种银便士,叫做“steorling” (意为“带星的铸币”,因这种银便士上印有一个小星星)。这种说法据认为比较靠谱,因而为《牛津辞典》所采用。

    虽然英镑同银币有不解之缘,但14 世纪后,英国货币流通中金币逐渐增多。18世纪多数时间,英国实际奉行金银贵金属双本位制。为克服混乱,时任英国皇家铸币局长的大科学家牛顿应邀对金银比价进行研究。不幸的是,这位人类不世的数学天才却没有把金银比价搞对。当时英国一个金畿尼值21 先令6 便士,而在欧洲金银比价不超过15 比1(相当于1 畿尼值20 先令8.5 便士)。跟欧洲情况相比,英国金价过高了。牛顿看出这种情况不对头,但可惜他建议只需把金价稍降一下就可以(降为1 畿尼21 先令)。但这一比价仍然高于欧洲的价格,结果“格雷欣法则”逆向地发生作用,人们把银币熔化后输出到欧洲换回金子,然后再运回英国牟利。于是金铸币在英国流通中大行其道。最后,英国在1816 宣布金本位制,1821 年正式实行。从这一货币史上“愉快的意外”可见,若想靠人工“计算”汇率,纵有牛顿那样的数学天才,也是很难把汇率计算准确的哦。

    在英国之后,很多国家采用了金本位制,使其成为当时一种世界性的制度。英镑是这一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它是当时独步天下的国际货币。其基础当然首先是因为其时英国经济是世界最强。1860 年时,世界的出口有三分之一涌向英国。同时,英国也大量向世界各地出口机器制成品和服务。

     英国金融业的发达也是关键因素。伦敦当时执世界金融业的牛耳,银行林立,国际金融客户纷至沓来。英国当仁不让地是“世界的银行家”。源自英国的对外投资,占世界全部投资的40%。世界贸易的60%,以英镑定价、结算和融资。许多国家把其国际储备存放在伦敦。据已知资料,1899 年时,世界外汇储备的64%是英镑。

    英镑当时风靡世界。特别在大英帝国地区(the British Empire),通行无阻。而巅峰时期,大英帝国绵恒3360 多万平方公里,号称“日不落”帝国,盖因若在其地界内行走,人们可一直看到升起的太阳。以所占领土而论,大英帝国是人类已知最大的帝国,1922 年统计占世界陆地面积四分之一。而这并不包括曾是英国殖民地的美国那广袤的土地!很多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直接就以英镑为货币。其他如加拿大等国家,金镑(Sovereign,面值为1 英镑的金铸币)则是平行于其本国货币的法偿货币。还有更多的国家将其货币钉住英镑。这些国家和地区后来构成庞大的英镑区,涵盖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英国政府对金融和英镑地位的呵护也起了关键作用。英国政府一向有意识地在大英帝国范围内促进英镑的使用。英国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传统也不得不令人击节肯定。从1821 年到一战爆发,除3 年外,英镑纸币在近100 年间一直可以同黄金自由兑换。尽管常有困难,但英国政府从未真正对私人的黄金出口进行干预。同时,除鼓励英国银行在海外设立机构,殖民地国家的银行也允许在伦敦开业。这些银行允为殖民地政府发行货币,而英国政府则要求其货币发行须保证按固定汇率同英镑进行自由兑换。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镑命运的转折点。由于战争的消耗,英国由对外投资国逆转为负债国,欠账8.5 亿英镑(合2010 年的307 亿英镑)。仅利息支付,就占英国政府全部开支的40%,债息不堪重负。为谋对策,英国在1925 年恢复金本位制,币值恢复为战前的1 英镑等于0.2568 金盎司,或4.86 美元。但这未能挽回英镑的颓势。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英镑汇率走向波动。虽然最高时1 英镑曾等于5.15 美元,但总的趋势是不断贬值。1940 年英镑贬为4.03 美元。二战后,英镑在1949 年一次贬值30.5%,变为2.80 美元。此后英镑虽然逐渐喘过气来,但仍时有大难。1967 年英镑再次贬值14%, 跌为 2.40 美元。期间还必须一提的是,1966 年夏季,英国威尔逊政府宣布国民外出旅游不得携带超过50 英镑出境。这一管制一直延续到1979 年。由此之故,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百姓出国必须申请外汇,并在护照上盖注。英镑的困境由此可见一斑。

    英镑在 1971 年8 月开始自由浮动,从此英镑区解体。在1976、1979-1980 年间,英镑迭受冲击,在1980 年后币值急剧下降。在1985 年3 月曾一度跌至1.03 美元的历史低点。以后英镑政策改为“尾随马克”。其意图是让公众相信,马克的通货膨胀率低,而英镑又跟随马克走,因此英镑的通胀率也会低。这其实是想用“借来的公信力”,来改变公众的通胀预期。

    但这使得英国的利率政策听命于德国。结果,英国先是因追随德国低利率而使国内通胀迅速上涨。但尔后,德国由于为两德统一而上了不少项目,造成融资需求增加从而利率上升,结果英国利率1989 年后跟着上升,阻碍国内经济增长。在这当口,英国政府在1990 年10 月又匆匆按1 英镑兑2.95 马克的水准参加了欧洲汇率机制(ERM),这一水平过高并且固定不能变动。结果英国的利率和汇率双双过高,英镑地位不可维持。于是在1992 年9 月16 日英镑经历“黑色星期三”,国际投机风潮突起,索罗斯单挑英格兰银行,从卖空英镑中获利将近10 亿美元。是役,英国政府共投入270 亿英镑同国际投机者拼命,结果败在索罗斯等一干人手下。据2005 年公布的正式文件,英国政府期间共损失34 亿英镑。英国就此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并从此对参加欧洲货币一体化兴趣索然。

    英国从这次风潮中得出两项重要教训。第一是不能轻易把汇率固定,第二是必须根据本国情况制定利率。于是英镑重归自由浮动,英格兰银行尔后也获授权脱离财政部的管束而拥有业务独立性。根据这一授权,英格兰银行设立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自主决定利率,并把货币政策改为钉住通货膨胀目标。

    正所谓祸福相依,由于有了这些新获得的自由之后,此后英国的经济渐渐有了起色。退出ERM 迄今18 年,英国的通货膨胀一直在低水平上游走,产出的波动也很温和。特别是失业率,比从前低了很多。英镑也逐渐走强,折算下来,甚至超过了当初参加ERM 时的价位。鉴于这些意外成就,在1992 年时担任英国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后任牛津大学女王学院院长的名经济学家艾伦爵士(Sir Alan Budd)甚至认为,英国其实是因祸得福,“黑色星期三”实在是应该称作“白色星期三”才对。盖因白色在西方民俗中,代表纯洁无暇,洁净完美和幸运。特别对出生在双子座、巨蟹座和处女座的人来说,白色为幸运色。这“白色星期三”的观点,也为不少其他作者所认同。

    正当英国在暗自庆幸的时候,天边又卷起了乌云。这次是更大的风暴来临。发端于美国次级房贷泡沫的信贷紧缩,演变成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很快席卷全球,英国也不幸免。2007 年9 月12 日,位于纽卡斯尔的北岩银行在困境中向英格兰银行求援。市场得知消息后反应强烈,9 月14 日客户涌向北岩银行排队提款,当天即取走10 亿英镑。由此英国发生150 年来的第一次银行挤兑风潮。此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英国的银行危机越演越烈,英国所有主要银行均告危急,阿比、皇家苏格兰、劳埃德等银行相继由政府注资援救。英国政府前后共向英国银行系统注入8500 亿英镑救火,为世界金融史上所罕见。

    在银行风潮背景下,市场对英镑的信心下降。2008 年12 月,英镑兑欧元的汇率一度跌至1.02 欧元。延至2010 年初期,市场还一度盛传,索罗斯的老搭档、著名投资家罗杰斯(Jim Rogers)认为英镑将要完结,崩溃等着发生,听来令人毛骨悚然。虽然罗杰斯事后否认曾那样严重地说过,但他确实认为英镑将趋于跌跌不休,长期会要走软。有趣的是,在远在天边的中国,据北京城内耳语,一度也有智囊向层峰报告,谓英国经济不景,货币金融形势极堪关注。可见中国的大内高手,也不遑多让国际金融的顶级行家。并且,都共同地对血腥味有高度敏感性。

    所幸的是,进入2010 年后不久,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葡萄牙、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等欧猪国家相继陷入债务困境,欧元岌岌可危。这帮了英镑的大忙,因为市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比英国更危急的欧元体系。从2010 年以来,英镑短期内从2008年12 月的低点,升了将近20%。当然英国政府仍不敢松懈,新的保守、自民两党联合政府甫一上台,便励精图治下重手削减政府赤字。此举弄得依赖政府拨款的公共部门人心惶惶,英国的大学要裁员2 万多人,无人敢想象到时会是怎样一副景象。但正如英国新财相、牛津大学年轻学生奥斯本所说,不如此做,英国经济便将面临大灾难。其中,自然包括英镑可能的崩溃。

    回眸数百年的风雨历程,今日的英镑与其全盛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当初独步天下的国际货币的地位,已躬身让给美元。其本身的价值,也在衰落,英镑购买力仅1971 年到2009 年,就损失了91%。英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也大不如昔。在国际市场上,英镑的光环已经褪去。要恢复过去日不落帝国时期的辉煌,可以说太难太难。

    从当年不容争议的春秋霸主,到今天艰难度日的窘态毕现,英镑地位的演变不免令人唏嘘。并且,瞻望英镑的前路,仍然还会是年年难过年年过。但是,英镑已经度过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期。至少短期内,英镑没有崩盘之虞,而这在风雨飘摇的欧洲地区已属不易。不要忘记,英镑这世界上最古老的仍在使用的货币,仍是美元和欧元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货币。英镑按面值来说,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在当今这屡出金融稳定警讯的世界,英镑仍是少数不错的资产之一。

    更深层地看,英镑的吸引力不可忽视。英国历史上曾富甲一方,是钟鸣鼎食的殷富人家。其经济老底子厚实,社会结构稳定。英国政府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和“好政府”的理念,整个社会对合同精神的尊崇,一直使英国的商业和金融环境处世界最优越之列。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位中也保持数一数二,任凭风吹雨打始终岿然不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还突显了英国一个突出的过人之处,那就是英国政府丰富的金融管治经验。毕竟是有3 百年的中央银行历史啊。这次金融海啸来袭,英国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刹那间行霹雳手段,出乎意料地承诺无限量支持英国银行体系,并巧妙地用购买银行优先股的形式向英国各大银行注资,结果使金融的危急形势一举底定,而央行还能有利润进帐。这种技术和手段,连美国也难望其项背,引各国纷纷向英国取经。这种良好的金融管治经验,再加上英国民间金融人才的数量、质量和基础设施,乃是英镑历经风雨而不倒的基石,别国轻易模仿不来。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7-13 10:03:2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Working Paper No.2010W07 主权债务危机之后欧洲联合的前景

主权债务危机之后欧洲联合的前景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何帆

July. 13, 2010

hefancass@gmail.com

    内容摘要: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1957 年《罗马条约》签署以来欧洲面临的最大考验,欧元则遭遇了正式面世10 年来最为严重的生存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并非仅仅因为其债务问题非常严重,更主要的是因为欧洲的联合中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陷。为了克服这些制度性的缺陷,欧洲必须加强对成员国的财政监督、适度的统一管理欧洲的债务、引入惩罚和债务管理机制。一国退出欧元区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法律、技术方面的障碍,因此,欧元区解体是小概率事件。联合仍然是欧洲政治的主流和传统。

    关键词: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蓝色债券欧洲货币基金欧元区

    2009 年底,本来已经逐渐风平浪静的全球金融市场再次出现风波。2009 年11 月,希腊财政部长宣布,2009 年希腊的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例将高达13.7%,而非原本预测的6%。这一消息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恐慌。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先后调低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随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迅速蔓延,受到这场危机困扰的国家已经从希腊扩大到包括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等在内的“欧猪五国”(PIIGS)。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演变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5 月11 日,欧盟公布了规模为5000 亿欧元的援助计划,IMF 也承诺出资2500 亿欧元。随后,国际金融市场渐趋平静,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暂有缓解。但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暴露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某些制度性缺陷,这是1957 年《罗马条约》签署以来欧洲面临的最大考验,欧元则遭遇了正式面世10 年来最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如果不能实行及时而恰当的政策和改革加以应对,这场主权债务危机将深刻地影响欧盟联合的前景。

一、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起源、恶化与救援

    希腊的债务问题由来已久。在2001 年加入欧盟之前,希腊就存在较高的债务负担。20 世纪90 年代,希腊的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例一度高达10%。为了加入欧盟,希腊采取了各种措施,甚至不惜借助高盛公司作假,使得其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例下降到3%以下。但是,2004 年,希腊的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例已升至7.5%,债务余额占GDP 的比例在2005 年超过100%。IMF 多次敦促希腊减少财政赤字。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恶化之后,和其它各国一样,希腊也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刺激政策,导致其赤字规模进一步扩大。到2009 年,希腊财政赤字与GDP 之比已经高达13.6%,公共债务占GDP 的比例高达124.9%,外债占GDP 之比高达73.5%。

    希腊危机爆发之后,在援助希腊问题上,欧盟内部存在较大的分歧,尤其是德国犹疑不决,德国内阁直到2010 年5 月3 日才批准224 亿欧元的救助希腊计划,而且欧盟对于是否需要IMF 参与救助也举棋不定,这使得其错失了防范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升级的最佳时机。2009 年12 月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就已经爆发,直到2010 年3 月,欧盟财政部长会议才仅就救援希腊提出了意向性的讨论。4 月11 日,欧盟和IMF 出台了总规模为450 亿欧元的救援计划。但是,4 月下旬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洲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预期,4 月27 日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被降低至垃圾级。5月2 日,欧元区和IMF 宣布了三年总规模为1100 亿欧元的救助计划。但5 月初,欧元大幅度贬值,全球金融市场急剧动荡,欧盟不得不采取更加广泛、激进的政策应对危机。5 月10 日,欧盟紧急公布了规模为7500 亿欧元的欧盟稳定计划,对可能出现问题的欧盟成员国提供援助,其中IMF 承诺出资2500 亿欧元。欧洲中央银行也声明,在必要的时候会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出了问题的欧元政府债券。之后,欧洲债务危机的紧张局势暂时得以缓解。欧洲和全球的金融市场恐慌得到较大程度的缓和,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出现了小幅升值,投机力量做空欧元的动力明显降低。

    然而,来自外部的援助仅仅暂时缓解了希腊的资金需求,危机可能从现在推迟到了将来。即使救援资金低于市场利率,其利率仍然有5%,远高于希腊的潜在GDP 增长率。希腊未来的债务负担还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无论是IMF 的援助,还是欧盟的援助,都有贷款条件性,即要求希腊削减财政支出、裁员减薪等。但是,这些政策在政治上遇到了很大阻力,希腊已经爆发了大规模罢工甚至流血冲突。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也未必有效。裁员减薪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希腊的出口竞争力,但是随着就业恶化、收入减少,希腊的税收也会减少。如果指望希腊自己勒紧裤带还债,其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例至少要从当前的14%削减到5%。将近10 个百分比的紧缩政策将给希腊经济带来严重的衰退,并进而使得其财政状况加速恶化。

    希腊当前的流动性危机将逐渐演变为资不抵债危机。按照IMF 对希腊的救援计划,估计到2011 年之前,希腊需要的资金支持达到940 亿欧元。国际援助大约提供780亿欧元的支持,此外,通过将私人短期债务展期,大概还能为希腊提供250 亿欧元的支持。从2012 年到2013 年年中,希腊需要的资金大约为990 亿欧元,在此期间,国际救援能够提供的资金支持大约为320 亿欧元,剩下的资金支持有260 亿欧元需要依靠私人短期债务的展期,而且到2012 年到期的长期债务中,得有75%左右的债务需要展期,2013 年年中到期的长期债务几乎百分之百都要展期。1所以,2012 年对希腊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到2012 年,私人投资者是否会愿意以比较合理的利率,向希腊提供充足的长期资金支持呢?到2012 年的时候,希腊很可能仍然没有走出危机。

    到2012 年的时候,希腊计划进行的财政改革很可能会进展不顺。考虑到这种种情况,我们很难相信,到2012 年的时候,私人投资者会对希腊充满信心。到那时,希腊可能仍然难逃债务重组这一关。到2012 年,如果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开始复苏,受到希腊债务重组的拖累可能会相应减少,爆发第二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概率将大大降低。

二、 欧洲联合的制度性缺陷及主要改革方案

    Rogoff 和Reinhart(2009)谈到,从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来看,往往在第一个阶段爆发银行危机,而在第二个阶段会爆发主权债务危机。2主权债务危机的到来是迟早的事情,但是,这场危机爆发在欧洲,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1 Michael Mussa, 2010, “Beware of Greeks Bearing Debts”,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ay 17, 2010.

    首先,希腊的经济规模较小,其占欧元区GDP 的比例只有2.6%。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小国出现危机,会很快拖累整个欧盟呢?2009 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也出现了债务危机,严重的时候,加州政府已经没法给雇员发工资,只能“打白条”了(Jacques Mélitz,2010)3。加州占美国GDP 的比例,要比希腊占欧元区GDP 的比例大四倍。加州政府拖欠的债务大约为200-300 亿美元,希腊的债务负担大约为500-600 亿欧元(相当于700-850 亿美元),从绝对规模上看,希腊的债务压力更大。但是,美国的州政府征税能力低于欧元区的主权政府,加州出现债务危机之后,联邦政府并没有去救加州,但希腊出了问题之后,欧盟实施了救助计划。为什么加州债务危机波澜不惊,而希腊的债务危机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呢?

    其次,从过去10 年的历史来看,欧洲的债务问题并比美国严重。1999 年,欧元区债务余额占GDP 的比例大约为70%,美国大约为60%,随后,欧元区的这一比例逐渐下降,而美国则逐渐上升,到2007 年,欧美的债务水平大体持平,之后,这两个经济体的债务水平都开始攀升,但美国的上升速度超过了欧元区。2010 年,美国债务余额占GDP 的比例大约比欧元区高出10%(De Grauwe,2010)4。日本的债务余额占GDP 的比例更是远远高于欧洲。为什么美国和日本没有出现债务危机,偏偏是欧洲呢?欧洲之所以出现了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不是因为其病情严重,而是因为在预防疾病方面几乎无所作为,而在治疗疾病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在欧盟的制度框架之中,货币政策被授予欧洲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在法律上独立于欧元区的各个成员国,这保证了其不会受到各国政治势力的影响。财政政策仍然由各国独立执行。如果货币政策统一了,但财政政策却不统一,可能会使得各国有不断借债的冲动,因为借债越多,就越容易产生负的外部性,把其它国家拖下水,到那时候,别的国家不救它都不行。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情况,欧盟的稳定和增长公约规定,各国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例不能超过3%,债务余额占GDP 的比例不能超过60%。

    为了防止“居心不良”的成员国通过债务危机“敲诈”其它国家,欧盟稳定和增长公约还规定了“不救助”(no bailout)条款。从纸面上看,这些制度设计是非常完善的。但是,在实践中,这些制度设计都没有发挥作用。

2 Reinhart, Carmen and Kenneth Rogoff, 2009, 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 Jacques Mélitz , 2010, “Eurozone Reform: A Proposal”, Policy insight, No.48, MAY 2010,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4 De Grauwe, Paul, 2010, “Fighting the wrong enemy”, VoxEU.org, 19 May.

    首先,欧盟对财政纪律的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尽管《稳定与增长公约》对各成员国的财政健康状况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检查机制,这样的规定仅仅是形同虚设。从2000年到2008年,根据各成员国上报给欧洲委员会的数据,在这一时期欧洲各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平均为2.9%,但实际水平是5.1%(Marzinotto, Pisani-Ferry and Sapir,2010)5。希腊一直在财政数据上作假,但始终没有被欧盟察觉。近期更是爆出了2001年高盛为帮助希腊加入欧元区而虚报财政数据的丑闻。欧盟的监测体系,居然在如此长的时间内犯如此离谱的错误,而且一直浑然不觉,这是此次主权债务危机揭示出的欧洲联合中的一个重大制度缺陷。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一是因为欧盟统计局无法对成员国上报的数据进行审计核实,尤其是没有现场监管的权利;二是因为欧盟统计局主要依靠各国统计部门上报有关的财政数据,和预算部门缺乏紧密的联系;三是在现有的财政统计框架中,欧盟过分重视结构性赤字,即对经济周期因素进行调整之后的财政赤字。尽管从理论上讲,这样做更有科学性,但是,为了对经济周期进行调整,先要对产出缺口进行估计,而对产出缺口很难做出准确可靠的计算,这就使得欧盟的财政数据更加与实际情况脱节。最后,最近几年,欧洲国家已经纷纷突破了《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根据欧盟的数据,2009年和2010年,欧盟27个成员国中只有瑞典和爱沙尼亚达标,欧元区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的平均水平已经高达6.9%。

    其次,《稳定与增长公约》中的“不救助”条款是一种不可置信的威胁。所谓的“不救助”条款,是指根据第125条的规定,欧盟不会对成员国或成员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承担责任。欧盟本来是希望这种“威胁”能够起到震慑作用,但是,欧元区成员国真的出现债务危机的话,还可以申请IMF的援助,因此这一“威胁”是不可置信的。如果切实贯彻“不救助”条款,那么就应该允许债务问题较为严重的成员国破产或重组。但是,债务重组会对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很可能会引发系统性的恐慌。由于欧洲的金融体系已经连成一体,如果希腊或别的欧元区国家突然实施债务重组,有可能会导致危机蔓延,殃及欧洲其他国家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2008年,正是由于美国没有对雷曼兄弟提供援助,导致雷曼兄弟破产,才使得全球金融危机再度恶化。

    5 Marzinotto, Benedicta, Jean Pisani-Ferry and André Sapir , 2010, “Two Crises, Two Responses”,Bruegel Policy Brief No 2010/01

    2010年5月初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促使欧元区下定决心,实施对成员国的救助计划。

     为了克服欧盟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各方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概言之,欧盟在今后应该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包括:第一,欧盟应对各国的财政预算进行更准确的评估、更严格的监督。应考虑由超越各国政府和政党的独立委员会每年审查欧盟各成员国的预算计划和财政账户。为了提高独立审查报告的权威,欧盟的其他政策可以和这一审查报告挂钩。比如,欧洲中央银行对抵押物采取的“扣减率”(haircut)、欧盟的农业支持政策和其他转移支付政策都可和它联系起来。6为了让欧盟能够更好的监控各成员国的财政状况,也应考虑让《稳定与增长公约》带有惩罚性。比如,对那些债务余额占GDP比例超过60%的国家,再要发债就必须缴纳惩罚性的税收。

    第二,欧盟也可考虑对各成员国的债券进行适度的统一管理。Jacques Delpla 和 Jakob von Weizsäcker(2010)提出,可将每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债务中,占GDP 的比例没有超过60%的部分汇总起来,形成一种统一的欧元债务,可称为“蓝色债券”(因为欧盟旗帜的颜色是蓝色的)7。这样一来,蓝色债券将成为非常安全、流动性较强的资产,可以和美国的国库券媲美,这有助于提升欧元的国际地位,增加其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也有助于减少欧洲债券的融资成本。蓝色债券的发行额度应由一个独立的稳定理事会决定。所有参加“蓝色债券”机制的国家,一旦其债务余额占GDP 的比例超过60%,多出的部分将成为“红色债券”。红色债券的融资成本会更高,欧洲中央银行在向银行提供再回购的时候也可以规定不接受红色债券,发行“红色债券”必须遵守专门为其制定的标准化的共同行动条款等。这一机制赏罚分明,对于欧盟的小国来说,其原本自己发行的债券流动性较低,参加“蓝色债券”能为其提供更高的流动性。对于债务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来说,参加“蓝色债券”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其融资成本,但“红色债券”的苛刻条件会迫使其更注重财政纪律。

    第三,可考虑在欧盟中引入惩罚机制。2010年2月,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Daniel Gros 和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Thomas Mayer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建立欧洲货币基金》的论文,详细描述了欧洲货币基金(EMF)的草图。3月7日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提出要建立“欧洲货币基金”,更是在欧盟内部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欧洲货币基金(EMF)的主要目的就是建立一套债务拖欠成本的控制机制,对无法履行调整计划条款的成员国的债务拖欠进行有序管理,防止欧元区出现系统崩溃8。首先,格罗斯和梅尔提议,建立一个共同保险基金。资金应由那些违反了马斯特里赫特标准的国家提供,而公共财政状况优良的国家不需要缴纳资金。其次,要建立一个防范债务拖欠的机制。欧洲货币基金的思路是建立一个以布雷迪债券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简单机制。当债务国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的时候,欧洲货币基金向债权人提供债券转换,从而避免债权人对债权国进行索赔。债权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接受统一的债务削减。欧洲货币基金还考虑引入国家破产机制,以便更好的管理成员国的债务压力。

6 Michael C. Burda and Stefan Gerlach, 2010, “A credible 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 Raising the bar for
budgetary transparency”, VoxEU.org.
7 Jacques Delpla, Jacques, and Jakob von Weizsäcker, 2010, “The Blue Bond Proposal”, Bruegel Policy Brief No2010/05.

三、 欧洲联合的前景

    从欧洲走向联合的那一天起,怀疑的声音就从来没有断绝过。克鲁格曼讲到,在1992 年因英镑贬值而爆发欧洲货币体系危机的那天,他到国民经济研究局上班,结果是:“我从来没有在国民经济研究局见到那么多兴高采烈的人”。按照克鲁格曼的解释,这是因为经济学家总是做各种各样的预测,但却很少能够说对,只有这一次是事态的发展真正符合经济学家的预言。但我们也能看出,有些人对欧洲联合的怀疑甚至敌意,是根深蒂固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后,由于欧洲债务问题不断蔓延,而且变成了一个长期的问题,欧洲联合中存在的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的内在矛盾也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市场上出现了看空欧元的情绪,有人甚至认为欧元将在未来不长时间内发生分裂和崩溃。

    德国学者John Makin 认为,5 年内欧元将崩溃,因为欧元区内部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是难以解决的,比如德国现在是在为南欧地区竞争力下降和松散的财政纪律买单,德国将会逐渐失去耐心9。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经济学家Karl Whelan 则认为,欧元暂时没有问题,但压力会越积越大。在危机之中,各国处理自己的问题尚应接不暇,再提出来要退出欧元区,更是给自己添乱。但是,当危机渐渐平息之后,欧元区潜在的矛盾逐渐凸显,裂痕越来越大,欧元可能会走向解体。10

    早在2007 年,著名的国际经济学者Barry Eichengreen 就讨论了欧元区分裂和欧元崩溃的情景和可能性。Eichengreen 指出,一国退出欧元区,会遇到巨大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法律和技术上的障碍11。

8 Daniel Gros and Thomas Mayer, 2010, “Towards a Euro(Pean) Monetary Fund”, CEPS Policy Brief No.202
9 http://www.economist.com/economics/by-invitation/

    从经济成本来看,退出欧元区的成员国需要创造一种新的主权货币,并对欧元大幅贬值,这样一来,可能带来巨大的转换成本,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经营,资金也可能大规模外逃。如果该国货币贬值的幅度较大,很可能会引起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反对和反抗。退出欧元区,即便短期内能获得一些好处,但是在中长期可能会遇到更大的损失,比如区内贸易壁垒、国债息差扩大、借贷成本提高等。最后是资产负债表的重估效应,如果是小国家退出欧元区,则小国家的金融机构、企业、家庭和政府的资产负债可能恶化,甚至破产;如果是大国家退出,则整个欧元区都面临资产负债表重估问题。

    从政治成本上来看,一旦一个成员国退出欧元区,其在欧盟和欧洲的政治公信力将受到极大的损害,因为货币联盟和货币合作是欧洲政治联盟和欧洲一体化的基础。比如,意大利退出欧元区,那意大利在讨论欧洲联合的其他问题中将丧失发言权。从法律障碍上来看,主要体现两个方面:第一,退出欧元区的成员国必须重新立法将所有的交易、计价和结算货币从欧元转为其主权货币,并要将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债务、贷款等转化为新货币;第二,《马约》并没有成员国退出的法律规定,因此需要修改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在技术障碍方面,存在类似的“菜单成本”,比如企业合同必须重新签订,以适应新的计价货币等问题。

    由于退出欧元区将带来巨大的动荡,因此欧元区分裂和欧元崩溃将是小概率事件。欧洲各国在处理希腊问题上争吵不断,但是,它们都不愿意承担退出欧元区的风险和责任。德国如果退出欧元区,马克将大幅度升值,德国的出口竞争力将受到严重的损害,而德国恰恰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德国和法国借助欧元区和欧盟,提高了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提升了其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它们是欧元区的最大受益者,很难退出欧元区。意大利如果退出欧元区,就难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较为便利的筹资。欧元债券中数量最多的,其实是意大利发行的欧元债券。相对落后的欧元区国家退出欧元区,就不再能得到欧盟的各种补贴和支持。哪一个国家先提出要退出欧元区,就会成为破坏欧洲联合的始作俑者,受到欧洲各国的谴责。如果有成员国要退出欧元区,很可能引发整个欧元区的崩溃,并带来整个欧洲银行和金融体系的危机,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退出欧元区的国家也难以幸免于难。

    10 http://www.economist.com/economics/by-invitation/
    11 Barry Eichengreen, 2007, The Breakup of the Euro Area. NBER Working Papers No.13393.

    联合已经成为欧洲政治的传统。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风险,至少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可以控制的。危机之后,欧洲很可能会出现更紧密的联合,而非灾难性的分崩离析。但是,对欧洲来说,联合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改革才是最艰难的任务。欧洲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僵化、国际竞争力下降、成员国差距和分歧扩大等严峻的挑战。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正在逐渐衰落。欧洲的联合是为了自保,欧洲的改革才能使其自强。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7-11 03:57:12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金融时报激辩美国经济二次见底的可能

金融时报激辩美国经济二次见底的可能

America: Optimism on hold

By Alan Beattie and Robin Harding

Financial Times

Published: July 9 2010 20:40 | Last updated: July 9 2010 20:40

Shopped out: downtime at the Mall of America, one of the biggest in the US. Job growth remains too slow to support the rise in consumption required for a self-sustaining recovery

A month ago, it all seemed to be going so well. Growth in the US economy was picking up. The financial system was, mainly, functioning. The risk of contagion from Europe had diminished after an unprecedented €110bn ($139bn, £91bn) bail-out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hings were creeping back towards normality.

Then in early June, as Alan Greenspan, former Federal Reserve chairman, put it, the economy hit “an invisible wall”. The US had a run of bad news – disappointing job growth; unexpectedly low employment; indices suggesting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losing momentum; renewed jitters from Europe’s sovereign debt markets and its banks. While most economists think it unlikely this heralds the famous double-dip recession feared by policymakers, it does come at a time when America’s monetary and fiscal authorities are struggling for room to manoeuvre.

In truth, there was always a risk that growth would hiccup at this point. Fiscal stimulus and companies rebuilding inventories have given the recovery a strong push start. But those are one-off effects; the recovery must now switch to power from its internal engine. “We haven’t entered into that self-sustaining stage yet,” says Gus Faucher of Moody’s Analytics, who estimates the chance of a dip back into recession at 25 per cent.

A self-sustaining recovery needs a steady rise in jobs, wages and profits that will allow a steady rise i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feeding back into jobs, wages and profits. So it is worrying that private payrolls rose by only 33,000 in May and 83,000 in June – not fast enough to support a rapid rise in consumption – and both average wages and hours worked have dipped a little.

Business investment has boosted the recovery in the past few quarters but some surveys suggest it is slowing. June’s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for manufacturing fell from 59.7 to 56.2 – implying still rapid but slowing expansion. Nor is the housing market a roaring source of growth. Home sales and housing starts fell in May after the expiry of a tax credit. Prices appear to have stabilised but the IMF recently noted that “the backlog of foreclosures and high levels of negative equity, combined with elevated unemployment, pose risks of a double dip in housing”.

All this sounds bad. But as Neal Soss of Credit Suisse in New York points out,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a slowdown in growth and actual falls in economic activity. “The economy is still growing and there’s every reason to think it will keep growing,” he says.

Like many economists, Mr Soss has always thought the recovery would be slow as households have heavy debts and banks need to repair their balance sheets. One consequence, however, may be recurring alarm about a double dip. “You’ll have some speed-up scares and some slowdown scares,” he says. “But if you’re starting from a high level of unemployment, then slowdown scares are more likely to get attached to words like ‘recession’ instead of ‘deceleration’.”

The US could really do with a helping hand. Sadly, that seems elusive. If Europe thought the Greek crisis had been solved by the EU-IMF rescue package, it had succumbed to an early bout of World Cup euphoria. It may have eliminated Athens’ immediate financing needs but it did not end speculation that Portugal or Spain would follow. Nor did it quiet fears about the amount of Greek and Spanish debt held by eurozone banks.

In the past month, a familiar pattern of risk aversion has re-emerged. Credit spreads of indebted countries widened as investors fretted about the solvency of governments; equities dropped; the dollar and US Treasury bond prices rose as investors sought safe havens. This is not all bad news: higher bond prices equal lower long-term interest rates.

But more than America needs cheaper money, it needs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to be optimistic. “The net effect of the past month on the US has been slightly negative. The purely economic factors cancel each other out but the uncertainty, on top of a poor jobs picture, has not done any good,” says Professor Eswar Prasad of New York’s Cornell University.

Seeking to rebalance its lopsided economy, the US is embarking on a drive to double exports and thereby create 2m jobs. But plans an-nounced this week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 a ragbag of bureaucratic shake-ups and trade missions – are regarded by many economists as inadequate. Far more importantly,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or demand looks unpropitious.

With a strong dollar, even higher demand growth in emerging markets is unlikely to give US net trade much of a boost. The flexibility in the Chinese exchange rate announced in June was symbolically important. But the small rises allowed so far will not suck in many US exports.

Net trade boosted U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1.2 percentage points in 2009 but largely because weak consumer spending caused a huge drop in imports.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aris-based think tank, predicts that imports will grow faster than exports, subtracting from economic growth by 0.3 percentage points this year and 0.4 percentage points in 2011.

Worryingly, a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actors constrains US authorities. Thus any hit to confidence from events such as the Greek crisis are likely to be magnified.

On the monetary policy front, Federal Reserve officials are, as yet, not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the health of the recovery. They still think that the most likely outcome is steady growth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But they do think the downside risks to growth and inflation have risen in recent months, and probably outweigh upside risks such as a surge in bottled-up consumer demand.

So one measure Fed officials will watch is inflation expectations, especially if inflation is very low later this year, which could be-come a self-fulfilling process. The risk of a slide into outright deflation could prompt easier monetary policy from the Fed.

The central bank thinks it has tools available for the unlikely eventuality that it is forced to act. One is buying more long-term assets such as Treasury bonds and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Another is cutting the interest rate paid to banks that deposit money with it. That would increase their incentive to lend money out instead.

But no amount of monetary easing will help if banks do not extend credit because consumers do not want to spend nor companies to invest. And the weapons governments tend to use in such circumstances – spending rises and tax cuts – pose prob-lems more political than economic.

On the economic side, bond market investors do not seem worried about the effect of current deficits on US solvency or expecting Washington to inflate its way out of debt. Yields on 10-year Treasury bonds have sunk to very low levels, about 3 per cent, and expected inflation derived from the prices of index-linked bonds remains about 2 per cent.

Less happily for those in the administration who believe in continued stimulus, political support for public spending is eroding. Al-though recent primary elections ahead of November’s midterms have produced mixed results, some seemed to punish candidates for favouring Big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insist that the damage is mainly to candidates who supported the 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me, the federal financial bail-out, rather than government spending in general. But even continuing current stimulus is a struggle. Proposals to extend unemployment benefits and prolong aid to states are snarled in Congress. One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reports an interlocutor saying: “There are only three Keynesians left in America, and they all work in the administration.”

Alec Phillips of Goldman Sachs says: “The potential expiration of stimulus measures appears to b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isk to growth.” As Treasury secretary Tim Geithner is fond of pointing out, for all the accusations that the US is a fiscal profligate, its deficit is due to fall more sharply in the near future than that of almost any other leading economy, from 10.6 per cent of GDP in 2010 to 5.1 per cent in 2013, compared with a fall from 5.5 per cent to just under 3 per cent in supposedly self-flagellating Germany.

Mr Phillips calculates that if the stimulus bill enacted last year is allowed to expire, including unemployment benefits, aid to states and a special personal tax credit, the effect could be to subtract 2 percentage points of GDP growth – more than half the US trend growth rate – at about the middle of next year. Even a more plausible scenario, in which the unemployment payments and tax credits are extended, would take at least a percentage point off growth throughout next year.

The US economy is not yet in severe trouble. Rises in equity prices over the past few days have comforted optimists that confidence is returning. But the economy’s sputter over the past month indicates just how fragile the recovery is and how dependent America is on generating its own demand. And if it starts to turn down rather than simply to decelerate, policymakers turning to their arsenal will find it dangerously depleted.

 

 

发件人:"yhytrans" <yhytrans@163.com> 2010-07-10 13:57:0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大军中心!稿件

美联储会及时地阻止通胀吗?

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J D 福斯特博士

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员尹宏毅 译

2010年7月

    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3月2日刊登该基金会财政政策的经济学高级研究员 J D 福斯特博士撰写的传统基金会背景资讯,题为《美联储会及时地阻止通胀吗?》,全文如下:

     通货膨胀——可能是急剧的通货膨胀——正在敲门。美联储是否会让它进门?在2010年及其以后的时期里,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来说,这是赫然显现的和没有得到回答的大问题。美国经济已经遭受了一场严重的衰退,也没有逃脱全球金融体系的一场彻底的和毁灭性的崩溃。而现在,它的绩效继续低下。产能利用率下降了10%左右。徘徊在10%左右的失业率预计将在许多年里保持在很高的程度。因此,人们依然对近期内发生通货紧缩持有可信但却不断减轻的担忧。

    在这种经济疲软的背景下,通货膨胀可能显得像是一种令人奇怪的担忧,但它并非如此。通货膨胀始终并且最终是一种货币现象。在某个时点上,过去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通胀潜力将会成为现实,无论经济的状况如何,要么通过抵消政策,要么通过使潜在的急剧通胀得到恢复。

    世界各国的央行,尤其是美联储的行动之所以成功地使金融体系趋于稳定,部分地是通过向信用体系中注入了大量的储备资金。这些大多明显地闲置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储备资金确保了金融机构在严重紧张的金融环境下,拥有所需的流动性。这些现在总共超过1万亿美元的储备资金如果过于迅速地被释放到信贷市场上,就会使急剧通胀的十分真实的风险成为现实。

    此外,即使美联储遏制了这种过度的储备,如果美联储迟迟不放弃其对疲软的美国经济的一贯的支持,美国经济也面临着通胀的严重风险。在通胀成为现实之前,很可能也是在美国经济确立一个坚实的基础之前很久,美联储就需要解决这一通胀问题,通过开始艰难地但却合理地取消自从2008年年初以来实行的、作为美联储所谓的退出战略的一部分的货币刺激。如果美联储犯错误,那么不仅通胀,而且一场新的滞胀都是可能的。

美联储是否做好了准备?

    政策方面的问题最终分为两部分。第一,美联储是否拥有完成这项任务的工具?正如在其它地方的论点以及以下的简述,答案是尝试性的和肯定的。第二,美联储是否会既在运用这些工具方面,也在应对失败的后果方面做出明智的判断?即使撇开围绕着过度储备的问题不谈,也存在着一个较为传统的问题,即美联储在取消其对经济的持续不断的支持方面是否会做得适当。大幅度提高美联储的基金利率会破坏经济复苏,而不适当地予以推迟又会引起对通胀的新的担忧。历史表明,在这个10年开始时的经济衰退过后提高基金利率方面,美联储行动迟缓,美联储官员有关其目前计划的言论也令人不安。

    美联储官员,尤其是本?伯南克主席,一再重申其在通胀不断加重和出现通胀预期的情况下采取应对措施的决心。然而,这项任务的复杂性和情况的独特性自然地引起了担忧。一项更大的担忧以及本论文的主题,就是货币政策决策者的明显的错误看法。这种看法过分地相信疲软的美国经济遏制通胀压力的能力。

    对高失业率持续不断的影响的这种错误的信念在人们经常提及的一项政策规则——泰勒法则——中很明显。在正常情况下,这项法则可能会忠实地指导货币政策。但目前的条件与泰勒法则一般的运作条件截然不同,甚至根本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经典的泰勒法则可能会以事先可以料到的方式误导货币政策。

    无论美联储官员是否明确地依靠泰勒法则,该法则显然都显示出了忘记一项基本教训的危险,即通胀最终不受经济状况的影响。无论美联储官员以前的看法如何,或其所偏好的理论是什么,他们都必须采取一项比较中立的政策,以便在应对通胀压力方面走捷径。这很可能意味着采取要比自己所偏好的、或者自己最近的评论所暗示的更快的行动。像其最终在应对最近的金融危机方面一样,美联储在阻止通胀压力方面也必须迅速而果断。

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

    物价的稳定长期以来一直被公认为对经济繁荣很重要。在现代,物价稳定作为一项政策目标,已经被一位血缘关系很近的表兄弟所取代,这就是很低的、稳定的和可预测的通货膨胀。两者的要点都是要确保,商品和劳务的一般价格的变动不会成为经济决策方面的一项实际因素。低通胀意味着,个人和企业不需要花费什么时间或资源来防范物价的迅速变化。

    通胀率的稳定同样是重要的。当市场的参与者们胸有成竹地预测通胀的总比率时,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解释价格的相对变动。一个稳定的通胀率还意味着,市场参与者在做出经济决策方面,所遇到的根本的不确定性减少了一个。低通胀还比较可能不如高通胀稳定,因为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很大,也很迅速。

    按照人们现在的理解,“通货膨胀自始至终,而且在所有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胀的最终原因,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从这种意义上讲,流通中的货币与经济中所交换的任何其它商品或服务是一样的。如果一种特定商品的供应超过需求,则该商品的价格相对于所有其它物品而言就会下跌。换言之,所有其它物品相对于这种特定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而所有其它物品相对于一美元的价格仅仅是通货膨胀的另一定义而已。

    货币创造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在长期里是明确的,但在短期内则有很大差异。在某些时候,就连一种暗示,即美联储在维护很低和稳定的通胀方面可能会动摇,也可能会造成通胀,并使通胀预期上升。与此形成对照,最近几个月来,美联储一直能够把大量的流动性,即“货币”注入到信贷市场之中,却连通胀的近期内的轻度上涨也没有引发。

直接通胀威胁的来源

    在最近的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采用传统手段做出反应,譬如通过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各家银行在美国彼此就隔夜拆借收费的比率)以及贴现窗利率(美联储为了帮助银行保持审慎的准备金水平而向其放贷时收取的费率)。美联储于2006年6月底下调了基金利率,最初将该利率从5.25%下调到5%,然后继续下调基金利率,直到2008年12月该利率实际上降低为零。大约在同一时期,贴现利率从6%下降到大约为零。

    这场危机期间,美联储还实行了许多其它新奇的计划,以便为具体的公司和具体的信贷市场提供流动性,包括购买大量的主要为优质的债务工具。这些行动造成各种金融机构在美联储持有的超额准备金的大量增加。

    按规定,银行必须根据自己的存款数量,在美联储保持一定数额的准备金。例如2007年,银行须保有的准备金平均为410亿美元。按照一贯的做法,银行会在美联储保有存款的有限数额的超额准备金以免因为任凭总存款额下降到规定水平以下而受罚。2007年,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平均为18亿美元左右。到2010年1月,在美联储持有的超额准备金超过了1万亿美元。

     只要银行满足于将其超额准备金留在美联储,这一通胀威胁就受到遏制。然而,一旦一家银行将准备金从美联储抽走,这些准备金就进入信贷创造过程,从而通过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使货币供应量成倍增加。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少量的准备金最终变成金融体系中的大量货币。例如,对货币供应量的最狭义的衡量结果,即定义为通货加上在美联储持有的商业银行准备金,2008年平均约为1万亿美元。对货币供应量的一项通用的宽泛衡量结果——也包括活期存款、储蓄账户、货币市场基金以及类似的工具——2008年平均将近为8.7万亿美元。

    如果这1万亿美元的超额银行准备金被迅速地释放到金融体系之中,很快就会在流通中变成这一数额的几倍,从而造成一种情况,即远远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因而使通胀迅速加重。随着金融市场的痊愈,银行将越来越多地寻求减少自己的超额准备金余额,以便通过向私营部门放贷来谋求更多的利润。

    美联储的任务就是控制这些准备金的释放,以避免可能会引发一场通胀的货币过多的外流。正如下面将会简单地讨论,在别处还会深入探讨的那样,美联储看来掌握着完成这项任务的必要工具。更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将在本文稍后讨论——则是,美联储是否具备明智地运用这些工具的判断力。

控制超额准备金

    帮助控制超额准备金的外流,从而减轻通胀威胁,是国会最近授予美联储的一项工具。2006年的《金融服务业放松监管法》授权美联储就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美联储目前最低支付0.25%。然而,如果在美联储存有超额准备金的一家银行想要提取这笔准备金,以寻求更为有利可图的贷放机会,美联储就可以提高自己支付的准备金利率,从而抵制这一提款——以及由此造成的货币扩张。只要美联储充分地提高利率,银行就会满足于放弃放贷,而是在美联储赚取稳妥的利息。

    就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的能力不仅很简单,而且是影响巨大的。从理论上讲,美联储应当有能力控制超额准备金的提取及其用于信贷市场的比率。这应当足以使美联储提高和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的较为传统的工具(与调整贴现利率相结合)得以影响信贷创造与通胀的速度。

    拥有这些工具和对其加以运用的意图并不会带来成功的保障。成功还取决于实施:美联储能否成功地实施其退出战略,以使经济得以复苏,同时有效地遏制通胀?尽管伯南克主席及其美联储的同事们做出了公开的保证,但在应对不断加重的通胀压力方面,美联储的行动可能早已为时过晚。事实上,美联储行动过于缓慢的可能性显然也嵌入到这些公开的保证之中。历史提供的一项教训很说明问题——也许说明得太好了。

来自一个黑暗时代的一项有关通胀的教训

    许多年前,一项称为“菲利普斯曲线”的命题得到经济学家的普遍接受。菲利普斯曲线显示出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一种稳定关系,具体而言就是,较高的失业率或者剩余产能使通胀压力得到缓解。一些经济学家谋求利用这一关系,因而建议允许通胀率稍微上升,以降低失业率。例如,正如图一所显示,决策者也许会选择接受这样一项货币政策,即把通胀率从4%上调到较高的6%的比率,以便把失业率从7%下调到2%。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决策者遵循这一建议,期望着用较高的通胀率换取较低的失业率,但他们获得的却是通胀率和失业率双双升高:滞胀。从1970年第一季度到1981年第一季度,失业率从4.2%上升到7.4%,通胀率将近翻了一番,从5.5%上升到10.3%。通胀率的上升降低失业率的最初办法是通过让个人和企业都感到吃惊,尤其是通过降低通胀过后对劳工的补偿费用。实际的工资下降了,因而雇工人数增加了。不过,市场做出了迅速的调整,因而个人和企业很快就预见到通胀率将会上升,因而中和了失业率所承受的任何下降压力。

    这一经历造成了一种谅解,即一种可能是凹曲线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和按照长期失业率计算的一个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之间存在着差异。决策者们可能认为,他们能够在通胀率较高的情况下实现较低的失业率,从而在图二中从A点转移到B点。但是,市场是不会无限期地被愚弄的。因此,由于市场进行自我保护,以防范通胀率上升所造成的扭曲,经济体就从具有较高通胀率的B点转移到C点。按照长期失业率计算的失业——由劳动市场的具体情况决定——有时被称为自然失业率,或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更加糟糕的是,较高的通胀率造成内在的扭曲,而且代价高昂。因此,长期的结果是,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向右移动,因而社会不仅获得较高的失业率,而且获得较高的通胀率。

    依靠一个类似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过程的以往经历,所强调的是在付出稍高一些的通胀率的代价情况下获得较低的失业率的渺茫希望。今天,美联储的许多官员看来关注的是相反的效应:高失业率带来较低通胀率的希望。

    经济中的过剩产能在一段时期里很可能会缓解成本和价格压力,但却不会无限期地这样做,正如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所痛苦地显示出的那样。由于美联储依靠过剩的产能和较长时期的稳定的通胀预期来遏制目前的通胀率的上升,所以人们对美联储的判断力产生怀疑。过剩的产能是抑制力的一种稍纵即逝的来源。而较长时期的通胀预期则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

政策判断与泰勒法则

    两项普遍的论点追踪到有关持续不断的产能过剩和高失业率的反通胀效应的这一焦点。第一项论点认为,当经济遇到严重的产能过剩和高失业率的时候,企业和工人一般在普遍上调价格和工资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在某些时期,这种具有凭直觉的吸引力的观点完全可能是合理的。实际上,它表明,在产能过剩时期里,货币政策可能会具有较大的刺激性。然而,正如70年代美国的滞胀时期所令人痛苦地显示,经济的疲软无法无限期地遏制通胀压力。

    第二项论点认为,当经济遇到产能过剩,而通胀率仍处于或低于一个目标水平时,货币政策应当透过较低的联邦基金利率而具有较大的刺激性。这一观点得到了有关货币政策的很受欢迎的泰勒法则的充分反映。泰勒法则在世界许多国家,明确地或者暗中指导着央行的实践。它依靠过高的通胀率和过剩的产能来制定联邦基金利率。泰勒法则,最起码是它所反映的一些原理,看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联储的政策,正如下列公开评论所表明。

泰勒法则可以写成:

R = i + r + a(y) + b(i - i*)
R = 联邦基金利率
i = 当前的通胀率
i* = 目标通胀率
r = 自然利率
y = 产出差距,即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差别

    泰勒法则背后的直觉判断是直截了当的。当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产出位于其潜能水平上(充分就业),通胀率位于其目标比率的时候,联邦基金利率应当具有中立的宽松性,确定为通胀率加上自然利率。如果通胀率超过目标比率,就表明需要进行货币紧缩,因此联邦基金利率应当高于其中立水平,而如果经济在低于其潜能的水平上运行,联邦基金利率就应当比较低。

    泰勒法则被用于一种论点,即2003年到2006年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房地产泡沫,过度依赖债务总体而言导致了这个10年晚些时候的金融崩溃。作为以下讨论的前奏,在这里简单地回顾一下这项讨论是有益的。

    约翰?B?泰勒运用泰勒法则辩称,这个10年开始时,美联储把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1%,从而对经济衰退做出了过度的反应,尔后在经济复苏的时候在提高基金利率方面又严重地行动迟缓。与此形成对照,伯南克争论说,泰勒法则在操作上受到重大的局限性的限制——其中一些局限性在下面讨论——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的程度有多大是有很大疑问的。

    这个10年初期有关货币政策立场的辩论从根本上讲是有关程度的辩论。正如图三所显示,联邦基金利率大大地,而且持续不断地低于普遍采用泰勒法则所得出的比率。另一方面,伯南克表示,如果泰勒法则中对当前通胀率的衡量尺度被有关通胀的一项预测所取代,那么所得出的联邦基金利率的轨迹就十分接近于美联储在这一时期的政策。关于导致了金融大灾难的投机泡沫,人们提出了许多原因。有关美联储角色的辩论很可能会在许多年里继续下去,但是目前看来,美联储在较长时期里过于宽松的立场起码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2006年年底到2009年年底,泰勒法则的一些优缺点进一步显示出来。优点的显示是由于按照泰勒法则,从2007年年初左右开始,基金利率迅速降低,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基金利率从理论上讲呈负数为止,就是差不多一直到投资公司贝尔斯登公司倒闭的时候。当然,呈负数的联邦基金利率是不可能的,但是美联储通过“定量宽松”,继续推行了更为宽松的政策。

    泰勒法则的一个弱点是,所得出的基金利率可能会由于非货币的外部事件而扭曲,这种事件譬如油价上涨,从而暂时使报告的通胀率上升,而又不使通胀率的上升趋势加重。这种事件在2008年发生,从而导致泰勒法则为基金利率算出了一个持续处于高位的比率,尽管金融危机加速恶化。与泰勒法则的计算结果相反,美联储迅速下调了基金利率,但行动仍然过于缓慢。

产能持续过剩情况下的泰勒法则

    在有关在制订货币政策过程中是运用法则还是自行斟酌的持续不断的辩论中,泰勒法则是一项比较近期的重大发展。无论人们是主张金本位、固定汇率、货币基数等货币总量的固定增长率,还是有关联邦基金利率的一项事先决定的政策规则,都是在提倡一项货币规则。规则之所以有吸引力,是由于它们剥夺了政府的一项基本权力:有意或者无意中地造成价格膨胀和降低货币币值的权力。它们之所以有吸引力,还由于在中央银行即将做什么或者很可能会做什么的问题上,规则为市场提供了很受欢迎的一定程度的确定性。

    任何一种货币规则的老大难问题都是,它无法预料到经济很可能会面临的每一种冲击。此外,市场不断演变,因此一个时候十分灵验的一项规则以后却可能会遭受严重的失败。决定中央银行行动的法则的一项替代就是确定中央银行所谋求获得的可信的结果,譬如一项目标通胀率。当然,确定结果和制订法规并不一定相互矛盾。泰勒法则吸收了一项希望获得的结果——目标通胀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一项法则。但是,可信的明确结果,譬如目标通胀率,使货币当局获得了应对意外情况的更大自由,这种情况譬如最近的危机或者使固定的法则变得有害的货币与银行业方面出人意料的发展。此外,可信的明确结果仍然取得双重的效益,即不仅剥夺了中央银行降低币值的权力,而且为市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确定性。

    规则是有用的,无论是机械地运用,用作向导,还是仅仅用作供货币当局考虑的额外信息。在目前的研究中,泰勒法则在显示货币政策方面正在酿成的一项明显的失误方面也是有用的。

    有关泰勒法则的很大一部分研究结果和评论都涉及改变基本模式的可能性和选择相关系数的值。在许多方面,有关泰勒法则的具体规定的辩论都是围绕着在长期里、在经济基本上处于均衡状态的情况下运用的最佳规则的一场辩论。在目前条件下,鉴于历史经验,看来应当对泰勒法则做出一项重要的修改。

    虽然有关泰勒法则的辩论主要涉及固定参数的具体规定问题,但是这项法则丝毫也没有标明,这些参数本身在可以想象的所有情况的所有阶段都一定会保持不变。这个问题不是关于放弃坚持指导货币政策的一项预设规则的原则,而是涉及坚持反应动态情况的一项动态法则。

    泰勒认为,这项法则的形式源自最优控制论方面的实验。即便如此,由于以某种方式把过剩产能包括在这项法则之中,所以这很容易凭直觉来加以解释。首先,过剩产能可能会在一段时期里对通胀趋势造成下降的压力。其次,货币政策是决策者可以动用的一项工具,以便在经济疲软时期支撑实体经济,或者在经济显得过热的情况下限制经济的过快增长。重要的是,这些并不是长期的考虑,尽管它们在短期内可能具有多大程度的相关性是有疑问的。

    在现代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货币政策之所以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轨迹,是因为这些模型以某种方式吸纳了粘性价格。在一般情况下,商业周期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一个或若干市场上的一定数量或者价格遇到情况的变化无法迅速下调。工资和薪金是表明价格抵制向下浮动的常见的例子。这样一来,失衡就会迅速加重,从而导致临时解雇工人和进一步的失衡,因为经济动乱蔓延。然而,即使是在这些模型中,价格的粘性也是具有时间限度的。最终,价格和数量得到调整,失衡得到矫正。因此,货币政策影响实体经济的能力同样得到了限制。

    就泰勒法则而言,这意味着,在把过剩的产能加以吸收,作为联邦基金利率的一项决定因素方面,两项理由在一定时期内是适用的。此后,泰勒法则中过剩产能的相关系数将会缩小,很可能会缩小为零。

    以下的实验显示出对泰勒法则中的过剩产能的这种替代性处理方法的涵义。在设计这项实验过程中,从国会预算处2009年8月的报告中获得了有关实际和潜在的产出的预报。国会预算处有关2010年、2011年和2012-2013年度的GDP价格指数通胀的预测分别为0.8%、0.3%和0.7%。这些预测的低度看来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这项实验利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国会开会期间的报告所提供的预测。

    利用这些预测,就可以设计出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轨迹,利用经典的泰勒法则,加上过剩产能的一个项,并利用修改后的泰勒法则,不加一个过剩产能的项。正如图五所显示,这些轨迹表明,联邦基金利率到2012年为止将会下跌为零或者接近于零,如果美联储按照传统的泰勒法则行事的话。基金利率到这时才会开始上升到正常水平。与此形成对照,如果美联储在2010年年初采用修改后的泰勒法则,基金利率就会在2010年年中以前增加到1.5%,于2011年年初稳步增加到3%。

    如果正如我所认为,过剩的产能对通胀压力所造成的影响消失,对于货币政策产生的后果是相当大的。按照修改后的泰勒法则计算,从2010年到2012年,联邦基金利率将会平均增加2.2个百分点左右。要合理地评估这一统计结果,经典的泰勒法则的计算结果是,从2004年到2007年,联邦基金利率的平均上升比率为2.5个百分点稍多一点。

    无论泰勒法则是被机械地运用还是作为一项指导,也无论它是否仅仅松散地反映出决策者在制订货币政策方面的思想,结果都表明,如果——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逐渐消失,美联储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就会大力实行并且坚持实行过度宽松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和有关根据粘性价格把过剩产能包括在泰勒法则的计算之中的理论证明显示出,过剩产能的影响的确不应当消失。

    简单的涵义在于,美联储提高基金利率很可能为时严重过晚。美联储看来掌握着阻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的工具。但是,与其他人士的警告相一致,美联储官员的评论表明,运用这些工具将会为时已晚,通胀率因而将会很快就大大超过任何暗含的目标或者预期的比率。如果通胀率出人意料地上升,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联储将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利用传统的政策工具,尤其是通过迅速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以恢复对通胀的控制。然而,通过这样做,美联储也很可能会造成新的经济疲软,即使不是一场经济衰退。

三重不确定性

    可以把上述有关过剩产能的影响的讨论归结为,泰勒法则中的过剩产能的相关系数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也许缩小到零。一种涉及经典的泰勒法则的考虑就是,它取决于两个具有十分不确定的值的变量,还有一个以后将会被大幅度修正的变量。如果确切地知道这些数值,泰勒法则就会产生一个确定的结果。然而在实时的情况下,决策者们必须在严重不确定的情况下估算这些参数的数值,因而对泰勒法则计算结果的解释起码也就带有同样程度的不确定性。

    例如,泰勒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潜在的产出。然而,潜在的产出作为一个理论上的架构,取决于对以往的生产率、未来的生产率增长和各种劳动供应动态因素的推测。无法对目前的潜在产出做出合理的推测,并对未来的潜在产出做出合理的预测。然而,围绕着对当前潜在的产出的估算和对未来的潜在产出的预测,都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

    类似地,自然利率也是一个定义明确的术语,但却是一个观察不到的数量。尽管人们做出了种种努力,要估算自然利率,但是其目前的数值和未来的发展轨迹仍然是不确定的。对自然利率的一项常见的估计结果是2%,但它可能会很容易地在最低1.5%和最高2.5%的范围内徘徊。

    经典的泰勒法则还取决于对通胀率的衡量结果。报告的通胀率衡量结果要逐步地经过大幅度的修正。在按照泰勒法则的建议计算联邦基金利率的数值的过程中,决策者们需要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即实时的估算要么低估,要么高估目前的通胀率。

    有关泰勒法则的这三项不确定的因素——潜在的产出、自然利率和当前的通胀率估算——表明,决策者们应当认识到,在运用泰勒法则过程中,既有一项点估算,也有围绕着这一估算结果的一个暗含的置信区间。在任何时候,这三项因素都可能会结合起来,基本上相互抵消,或者导致目标联邦基金利率稍微上升或者下降。然而,作为一个概率问题,两个或者三个因素将会偶尔地造成基金利率的计算结果远远高于或者低于通常的点估算所显示的结果。

    如果把这三重不确定性放在一起加以考虑,就会得出一个高于和低于通常的点估算的联邦基金利率计算结果的置信区间。为了以下实验的目的,我们假定,潜在的产出可能会比国会预算处的估计结果高或者低1%。实际的通胀率可能会比目前的估计结果高或者低0.4个百分点。实际利率可能会达到1.5%的最低点或者2.5%的最高点。这些不同的假设系列产生了有关联邦基金利率的三种可能的轨迹,正如图六所显示。它们显示出围绕着经典的泰勒法则计算结果的一个3个百分点的区间——一种相当大范围的分散。虽然像泰勒法则这样一项政策规则可能会在美联储的政策问题上为市场提供较大的确定性,但是这个很大的区间表明,这种确定性的代价可能是对基金利率的一种很成问题的实时计算结果。

    最后,认识到一点也是有趣的,就是这三项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基金利率的预测的轨迹,如果在修改后的泰勒法则的背景下加以考虑的话,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过剩产能的影响被假定在2010年消失。正如图七所显示,这再次造成高于和低于基准线轨迹的轨迹。与围绕着经典的泰勒法则的区间相似,围绕着修改后的泰勒法则的区间也从高于和低于基准线轨迹1.5个百分点的地方开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区间缩小到1个百分点稍多一点,因为把过剩产能排除在法则的计算之外还减少了与潜在的产出相关的误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到2012年年底为止,就连位于修改后的泰勒法则下部的较低的轨迹也足足比基准线泰勒法则的计算结果高出1个百分点。这实际上表明,在按照经典的泰勒法则确定联邦基金利率过程中的这一误差——如果存在误差的话——甚至大于这里提到的三个不确定性来源的共同效应。简而言之,这再次突出表明,美联储是遵循经典的泰勒法则行事,还是其观点仅仅认同这项法则对过剩产能的处理办法,这一点关系重大,如果搞错,就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不仅对于通货膨胀,而且对美国经济都是如此。

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人们对通货膨胀死灰复燃的担忧可能有很多根源。一种很小的可能性是,美联储对于监督通货膨胀产生了复杂的情感,或者采取了懈怠的态度。另外一种稍微合理一些的担忧就是,美联储最近几个月来的异常行动表明,它明确或者暗中选择了金融稳定,而不是物价稳定。在别处提到的一项比较合理的担忧是,美联储是否掌握了消除或者最起码是遏制通胀压力、以免造成银行大量的超额准备金所需的工具。

    人们的一致看法看来是,通胀威胁将会随着经济的复苏而增加。无论经济迅速复苏与否,只要仍然存在银行的大量的超额准备金,通胀威胁都会持续存在。最大的风险也许是,像前一个时期一样,通胀可能会卷土重来,无论经济的状况如何,从而不仅使美联储,而且使市场的参与者都感到意外。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及其同事明确表示决心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遏制通胀和通胀预期。鉴于爆发一场新的严重通胀的可能性,所以这些信号尤其受欢迎。伯南克等人对美联储实施成功的退出战略的能力表示了类似的信心。起码从理论上讲,这种信心看来是有充分根据的。

    假如美联储掌握所需的工具,并且抱有这种意图,那么美联储是否会明智地运用这些工具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家有理由感到担忧。美联储官员和另外一些人发表了种种评论,提到持续存在的过剩产能和高失业率,认为这种过剩产能使美联储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可以推迟把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比较中立的水平。然而,历史和理论都表明,无论这种过剩产能对通胀压力产生多大影响,这种影响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如果假定过剩产能对通胀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就会促使美联储推迟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以致造成一种依据,使得高得多的通胀率可以出人意料地、可能是迅速地展现,与高失业率——滞胀——碰巧同时发生。

    即使修改泰勒法则,使之反映出过剩产能不断下降的影响,该法则也仍然不仅是货币政策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具,而且还是一项捉摸不定的向导。这种不确定性之所以出现,是由于这一法则本身就取决于在实时情况下无法获知的数量,因而必须在为误差留有很大余地的情况下加以估算。这样一来,利用泰勒法则得出的错误的估计就会迅速地转变成对联邦基金利率的错误的计算结果。此次探讨要传递的一般性信息是,就连经典的泰勒法则也必须理解为偏向于围绕着目标联邦基金利率的一个区间,而不是一项点估算。

    围绕着参数数值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一种比较直接的信息。如前所述,修改后的泰勒法则中的过剩产能相关系数被确定为零。在当前背景下进行的一项简单的实验的结果表明,这一反映出这些不确定性的较低位置上的联邦基金利率变化轨迹超过了根据经典的泰勒法则对基金利率的计算结果。这一结果突出表明,在目前情况下遵照经典的泰勒法则行事可能会导致美联储在使利率正常化方面迟迟不采取行动,并造成很大的代价。

    无论伯南克和美联储是否运用泰勒法则在一定程度上指导政策,泰勒法则的计算结果——无论有没有过剩产能这一项——都表明,货币政策发生误差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考虑到泰勒法则本身之中的重要参数存在的不确定性,这一结论就更加重要。

    在最近的讲话中,伯南克提到了有关通胀的前瞻性指标的重要性,如果这些指标表明存在麻烦,美联储应当迅速注意到它们发出的警告,而不是依靠美国经济中存在的过剩产能来遏制通胀。美联储应当做好准备,以便比自己目前表明的更快地提高基金利率,也比市场的预测采取更加大刀阔斧的行动。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07-10 20:01:38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文强作古。。。

重庆市公安局纪委竟然称“文强作古”

舒扬

二○一○年七月九日

    《中国青年报》二○一○年七月七日以《文强被执行注射死刑重庆公安局:文强作古教训沉痛》为题做了报道。这篇报道除了披露文强被执行死刑的大体过程外,还报道了重庆公安局对文强之死的反应,颇耐人寻味。报道说:中国青年报获悉的可靠消息称:文强系执行注射死刑,执行完毕后火化。今天中午,重庆市公安局纪委给全市民警发来短信:文强作古,教训沉痛;前车之鉴,令人深思。叹息、遗憾,警世……!!!”

    重庆市公安局纪委对罪大恶极的文强被执行死刑居然用“作古”、“沉痛”、“遗憾”等词语来形容,真真令人感到吃惊。如果说,短信的制作蛹者文化水平有限,词不达意,那我在此一说就有点吹毛求疵了。但是,重庆市纪委的这段短信,是代表公安局纪委向全市民警发送,不是个人行为,具有公文的性质,那么,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慎之又慎,力求准确。可是,我们在这条短信里,就看出了重庆市公安局对文强之死有着一种恻隐之情,与重庆市轰轰烈烈的反复打黑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我们还是就事论事吧。 稍微对中国文化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作古”一般是用来形容正常死亡之人的婉称,特别是对长者的去世的尊称。

    把文强之死说成是“作古”,显然是有褒义之情。“沉痛”也是如此,一般对至亲、好友、国际友人的去世的一种悼念用语,比如,我国国家领导人对别国总统逝世,在唁电中常用“沉痛悼念”或“沉痛哀悼”,这都是对正常死亡,而且具有相当影响的人的悼念之词,把“沉痛”用于文强身上显然不合适。至于“遗憾”两字,用在不同场合就有不同的用意了。重庆市公安局在司法机关对文强执行死刑之后,用“遗憾”两字来表示,真真令人费解。作为国家政法机关之一的重庆市公安局,对震惊全国的文强一案,尤其是在文强被处以极刑之后,居然态度暧昧,大玩文字游戏,极尽含蓄、暧昧之能事,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但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依愚所见,重庆市公安局纪委的这段短信不妨改为:“文强刑毙,教训深刻。前车之鉴,引以为戒。恪尽职守,执警为民。”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07-11 22:50:05 +0800收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被上帝遗忘的人。。。

全球化时代要重估一切价值

周有光

《南风窗》杂志 马国川 采访

二○一○年七月七日

    “我一生逃过很多劫难,人家说我的命大。我说不是命大,是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周有光微笑着对记者说,幽默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个世纪老人的从容淡定。

    这位出生于一九○五年的老人,几乎见证了晚清以来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这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历经磨难,周有光的命运也随着时代大波起伏跌荡。“我所处的时代是动乱时代。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太平天国军打破了常州城,曾祖父投河而死,我们家第一次被扫地出门。抗战时我们家居苏州,日本人来了,我们第二次被扫地出门。‘文革’中,我下放宁夏两年四个月,回来后发现造反派住在我家,家里连一个纸片都没有,这是第三次扫地出门。”回顾一生的苦难,老人没有丝毫怨尤,“这也很好,没有财产,就没有包袱,很轻松。”

    周有光的夫人張允和就是以《崑曲日記》和家庭雜誌《水》聞名於世,86學電腦的“張家二姐”

    他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主持编制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泽被亿万人,可是,他迄今仍然居住在北京朝阳门内一片灰色的老式楼群之中。不足十平方米的书房里,没有任何装饰,书桌就像一张陈旧的单人学生课桌。老人就笑眯眯地坐在临近北窗的书桌前,慢慢地说着略带吴侬软语的普通话,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在这个浮华的时代,他就像安居陋巷的颜渊一样“不改其乐”。

    一百○五岁的老人思路依然清晰,逻辑严谨。在长达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他畅所欲言,无挂无碍。有时,他还会提醒记者一下:“我的话是靠不住的,你要批判引用……我讲话可能太直率,你发表的时候,要稍微考虑一下。”

要改的是国情,不是民主

    《南风窗》:近年来,您提出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上,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文化,从神
学到玄学再到科学。在您看来,现阶段的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分别处于什么阶段呢?

    周有光: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同时进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中国的工业化是廉价劳动和外包经济,这是低水平的工业化。至于信息化,我们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罗斯福讲四大自由,现在我们要提第五大自由,就是网络自由。全球化时代是透明化的,苏联经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们难道害怕透明吗?

    中国思想界如今的状况很糟糕,仍然是神学思维、玄学思维,不是科学思维。最近发生的“张悟本事件”就说明,中国的群众还在神学思维阶段,不会思考。拿医学来说,什么西医、中医,科学没有中西之分,科学有一元性。如果承认社会科学是科学,就不能分什么阶级性,也不能分中外东西。如果走不出神学玄学,实现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政治上,民主是必由之路,但是中国搞民主是很难的,传统里没有民主思想,历史又长,包袱越大,改革越难,所以要有耐性。国外估计,中国快的话需要三十年,慢的话需要一百五十年。慢一点进步也是进步。总之,中国不可能不走上民主道路。

    《南风窗》:有些人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另外一些人则公开对民主的价值提出了质疑,您怎么评价这些观点?

    周有光:共产党内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我都认识,他们都是有民主思想的。从专制到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某个国家要不要的问题。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讲,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其实,要改的是国情,不是民主。民主是自然趋势,会慢慢走的。我有一次到美国演讲,美国人说你们中国走得太慢了,我们很着急。我说,你们美国只有二百多年历史,所以着急,我们五千年,所以不着急。

中国改革是半步半步走的

    《南风窗》: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两年不断有人鼓吹“中国模式”,认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您怎么来评价所谓的“中国模式”呢?

    周有光:据我看到的资料,关于“中国模式”国内外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就是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越南模仿这种模式,也很成功。第二种讲法,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中国的模式起来了,未来中国模式将代替美国模式。那么我就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

    中国改革不是一步一步走的,是半步半步走的,走了半步,大家已经很满意了。外国人研究中国的社会,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发展经济。

     《南风窗》: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也是能够发展经济的。

    周有光:可以发展经济。归纳起来,有几种社会转型的现象是相似的。第一种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四大财阀垄断了日本的资源。第二种是苏联瓦解以后的俄罗斯,今天俄罗斯的大资本家都是苏联原来的官员。第三种是中国,叫做“翻牌公司”,“公营”一翻牌就变成“私营”了。第四种是印尼,苏哈托上台以后经济发展了,搞的是“裙带资本主义”。国外研究认为,这四种转型是同一个模型,都是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很难逃过。

    《南风窗》:当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分化严重,有人说中国有坠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周有光:国内外部分研究者认为,权贵资本主义跟印尼的裙带资本主义、日本明治维新四大财阀是同一个类型,跟苏联官僚摇身变为大资本家是一个模式。俄罗斯学者写了很多文章,可惜我们很少能够看到。

    《南风窗》:那么,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怎么解决呢?

    周有光:不走民主道路不可能解决的。专制,有野蛮专制,也有开明专制,走开明专制也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本来苏联是一个集权模式,当时许多国家学苏联,高潮时一共有四十个国家跟它走,今天还有几个呀?苏联自己都垮了,说明苏联这个模式失败了。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虽改革开放,略作修正,未脱窠臼。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挺大。中国的社会结构水平还是很低的。
最近新加坡的李光耀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中国发展得很快,但是要追上美国,至少要三十年,而且这三十年美国不是站着不动的。中国是在发展,但是太乐观不行。我觉得李光耀讲得对。

国际现代文化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拒绝的

    《南风窗》: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有些人对西方文化表示不屑,主张弘扬中华文化。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西方文化?

    周有光:“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发现,“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命”,中国既不要西方文化,也不要苏联文化,也不要中国的传统文化,变成了一片没有文化的荒原。改革开放以后,许多人就呼吁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弘扬华夏文化。这是一个好事情,可是怎么样弘扬呢?问题很复杂。因为弘扬有两条道路,一个是复古,一个是创新。我反对复古,我提倡创新。
 

 

 

发件人:"qiankunyidian" <qiankunyidian@126.com>  2010-07-17 14:44:3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投稿

    [大军智库编者按:中国人始终没弄清公有经济的概念是怎么回事。公是什么?这个字的本义是国君,春秋时期公是国君的称呼,公有就是国君所有,是历史早期的私有制。后来公有演变成公共所有,国家所有,但在中国其实质仍然是国君所有。下边这篇文章题目所用的“公有制”一词值得探讨,在非民主体制下,公有制往往就是官有制和私有制,很难做到真正的民有民营。所以,不解决政治体制的问题,任何所谓的公有制或私有制都解决不了私人统治的问题。]

只有公有制经济才是真正的民营经济

曹久强

    我在乌有之乡发表一篇文章,反对现在新自由派提出的国退民进,乌有之乡内,有同志在文章评论中提醒我,现在新自由派主张的是国退私进,而不是国退民进。这个提醒确实很好。这说明,乌有之乡之中确实有不少思想觉悟以及理论水平都较高的同志。我事后一想,觉得这个区分很重要。目前中国的私营企业确实不是民营经济,而是私人经济。

    为什么当前私营企业是私人经济,而不是民营经济。那是因为私人企业属于私人老板。而私人老板是资本家,是一个剥削阶级。他们不属于人民,而属于统治者。只不过在中国,他们不是国家的统治者,而是企业的统治者而已。可见,这些私人老板可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公民。因此,他们拥有的企业也就不能称为民营企业,他们组成的经济成份也就不能称之为民营经济。

    同时,我认为民营经济就是人民经营的经济,应该是民治、民有、民享的经济。私人企业属于一个统治阶级,属于一个统治者,属于一个非人民所有。因此,他们的企业不属于人民公有即民有,而是属于个人私有。这样的企业也不是人民共同集体治理,也就不属于民治,而是个人独裁专制下的治理。这样的企业的劳动成果也不是人民共同分享,而是少数个人剥削集体人民,也就是不属于民享。由此可见,私人企业不属于民治、民有、民享的经济,也就不成称为为人民经营。因此,他不是民营经济,而是私人经济。现在新自由派主张的国退民进也就不是真正的国进民退,而是国退私进。

    那么,现在有没有真正的民营经济呢?有。这个真正的民营经济就是公有制经济,即表现为国有企业以及集体企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先从国有企业来讲。我一直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集体企业。这个企业所有权属于国有企业工人,而他的资金出借方是国家,也就是全民。可见,全民拥有对于国有企业的债权而没有所有权。在国企业中,每个人都是人民,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按劳分配获得劳动收入。同时,国企也是由这些人民集体共同治理的。可见,国企完全符合民治、民有、民享的标准。也就是说国企完全是人民经营,也就是是民营经济,只不过是依靠全民贷款而成立的特殊民营经济。而不是某些人所误解的那样,把现在中国国有企业称之为官有企业。这些人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误解,那是他们看到了目前国企很多是高干子弟当企业高管,而且不少专横跋扈,企业内部很少有民主机制。于是,就拒绝国有企业当作真正的国有企业,也就更不会当作民营企业,而是称之为官有企业。由此扩展,从而把目前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权贵资本主义。

    然而,正如有人说我把社会主义以及公有制不成熟当作包打一切的武器来解释现在现象一样,我又要说,这些现象是国有企业不成熟造成的,而且是暂时的。我认为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本质没有变,他们目前由于没有政企分开,也没有建立完善的内部民主机制,才体现出这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下,民治、民有、民享的本质就不能很好的体现出来。但是,不能因为不成熟的阶段,而否认他的本质以及未来光明的前途。未来随着国有企业发展成熟,必然明显显示出民治、民有、民享的这个特征。这是由它本质决定的。

    至于集体经济,大家是没有疑问的。集体经济中的每个人都是人民,没有资本家,没有统治者。而且集体经济由于不直接依靠政府投资,从而一开始就是政企分开,也就是没有人把集体经济称之为官有经济。因此,集体经济是民治、民有、民享的经济就无可置疑了。目前中国集体经济的比例还比较小,内部民主机制也不健全,因此,发展也就受到影响。可以说,中国的集体经济也是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还不成熟。未来随着发展成熟,这一点将更加明显。

    长时间以来,新自由派把私人企业当作民营企业,试图混淆资本家作为统治者与人民的区别,试图把这个非同一般的国家公民与一般的国家公民混淆起来。在这个似是而非的人民牌子掩护下,从而达到他们内心很明白的阶级利益与私人利益。正如他们在政治上打着人民牌子高喊自由民主一样,在经济以及文化宣传中,他们都是释放出人民这个烟幕弹,来追求他们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与经济发展。这就是他们欺骗性隐蔽的地方。

 



发件人:"蔡历" <cljixiang@126.com> 2010-07-16 13:06:13 +0800 收件人: "sherwin lu" <lusherwin@yahoo.com>, "zdjun" <zdjun@263.net>, "zhai" <zggjzyz2002@hotmail.com> 抄送: 标题: 再论资本主义总危机即将爆发

市场围剿政策的格局已形成

共道经济研究中心  蔡历

    年初,我们指出,“如果用最简短的语言在经济形势上概括去年、展望今年,应该是这句话:“去年(2009)政策围剿市场,今年(2010)市场围剿政策”。市场是指市场的本来面目,市场真实的发展趋势;政策指全球政府的经济救助政策。政策围剿市场,说的是全球政府联手实施规模空前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对本应下走的市场形成合围,市场战败而暂停下滑;市场围剿政策是说,随着全球政府继续实施扩张宏调政策的空间逐渐被压缩,全球市场将恢复本来面目,并反过来围攻政策,政策将战败,而市场将继续下走。”(参见《去年政策围剿市场,今年市场围剿政策》)

    同时我们还强调“现在很多人居然在大谈如何退出经济刺激政策,殊不知,经济刺激政策早已经没有生存空间。2010年的难题绝非是如何撤销扩张政策的问题,而是面对新一轮的市场下滑却无法继续扩张货币的问题。”

    从现在情况看,市场围剿政策的大格局已经形成。年初,各路专家、媒体大谈的是什么?是通胀,是过热,是人民币升值,是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现在,他们都不再说这些了,而改谈“二次探底”了。温总理前几天说现在中国经济政策面临着很多两难,最大的两难恐怕就是,经济刺激政策欲罢而不能。

    2009年的天量信贷刺激了中国房价离谱上涨,最近房租也开始抬头。当中央一开始严控房价时,经济形势陡然由热转冷,股市开始跳水。国外主流媒体转而开始唱空中国。事实上,不是中国独“两难”,而是全球同此“两难”。

    主权债务问题成为当前发达国家首要严重问题,按理说,他们的政府必须压缩支出,以维系自身的信用,让本国经济重回可持续的良性轨道。事实上一系列国家也的确这么做了,欧元区的国家不说了,英国也紧缩,日本也紧缩。但是,刚刚结束不久的G20会议上,国家元首们却就是否紧缩产生了争议,原因很简单,因为全球经济可能重回衰退。叫的最响的是美国和中国,前者是世界的经济的老火车头,后者是世界经济的新火车头。

    美国和中国敢于大谈继续扩张,无非是在仰仗自己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要好看一些:债务占GDP得比例都相对较低,美国80%左右,中国据说60%。其实不然,在债务上,美、中相对其他国家,不过是50步、100步而已。美国政府的债务固然不算太高,但是,国民欠债过多。不要忘记,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就是由美国的次债危机所引发。中国政府债务总体规模固然也不算太大,但是地方政府债务存在严重的问题,很多地方政府的债务远远超越其偿付能力,更重要的是,这些债务注定很大一部分要形成不良资产,构成银行的呆坏账。

    我们一直不同意所谓的“经济复苏”的说法,也当然不认为存在所谓的“二次探底”。经济根本就没有复苏,而是一直处于底部,或者正在滑向更深的底部。再次重复一下我们对本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判断:“导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因素不是金融问题,而是全球实体经济的结构出了问题;经济结构问题表现在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或者说生产相对过剩上;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在全球财富分配不均的程度空间扩大。要而言之,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得以爆发的最根本因素是全球收入分配差距的空前扩大。”我们仍然坚持,《解决经济危机应以改善收入分配为纲》。

    此前的所谓的经济救助政策压缩了全球收入分配差距了吗?没有。不但没有,反而加剧了。看看那些救助资金流向哪里就知道了:在美国流向了那些投机的金融机构,在中国则流向了那些官商勾结的企业,而美国的金融投机利益集团,中国的官商勾结利益集团恰恰处于收入分配金字塔的顶端。经济救助政策真正救助的各国的强势利益集团,真正需要救助的普通劳动者不仅没有得到救助,他们的利益反而受到损害,中国的小白领们不仅越来越买不起房子,甚至也越来越租不起房子了。

    还好,尽管是被迫的,中国开始越来越重视收入分配问题了,今年两会上收入问题成为一个讨论热点。据说发改委搞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马上就要出台。我们想提醒的是,真正收入分配改革将是一场权力分配改革,一场政治改革,不动真刀真枪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效的。

    当今,全球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全球化滞后于生产的全球化。经济运行时包括生产和分配两个环节的,而我们的全球化却是集中在生产上,不包括分配的。所以说,“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是不正确的,充其量只是“生产全球化”。后果就是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急剧上升,导致全球生产能力的提高速度大大高于有效需求的增长速度,最终形成全球严重的生产过剩,全球经济出现危机。所以,不仅国家内部需要收入分配改革,国家之家也需要收入分配改革。

    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改革尚且困难重重,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改革就势比登天了。所以,全球的经济危机的持续时间一定会“雄关漫道真如铁”。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冰河世纪。

    对投资者,我们想说的是,对未来的经济你怎么看空都不为过。在2009年,大家还能指望政策刺激带来的行情,如今,也无法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了,即便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其刺激效果也不可能大规模的了。

 

 

发件人:"蔡历" <cljixiang@126.com> 2010-07-16 13:06:13 +0800 收件人: "sherwin lu" <lusherwin@yahoo.com>, "zdjun" <zdjun@263.net>, "zhai" <zggjzyz2002@hotmail.com> 抄送: 标题: 再论资本主义总危机即将爆发

再论资本主义总危机即将爆发

共道经济研究中心  蔡历

2010年7月

www.gongdao.org

     前两天写了一篇名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即将爆发》的小文,试图解释当前几个全球热点问题的深层原因和内在联系,包括美国次债危机、欧洲主权债危机、中国内需不足以及全球碳减排等。由于结论颇为令人不安,网友的反应非常激烈,提出很多尖锐并富有启发性的质疑。我决定再续写几篇东西,一方面努力回答网友的疑问,另一方面也尽力把我自己的想法表达清楚。

一、核心问题

    说资本主义总危机即将爆发,上文的核心立论是资本主义已经由过去的开放体演化成现在的封闭体,导致能够转移和缓解其内部矛盾的外部环境和通道全部消失,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将会出现一次全局性的、根本性的总爆发。

二、由开放到封闭

    先稍微详细解释一下“开放”和“封闭”的问题,由开放到封闭是资本主义,也是人类社会当前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资本主义曾经的开放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社会间的开放,二是资本主义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开放。在过去,资本主义是相对非资本主义和自然环境而独立存在的,或者被认为是独立存在。非资本主义社会和自然环境就共同构成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为其提供外部的、外在的支持。

    从发展历程看,资本主义是一个由英伦小岛向全球逐渐扩张的过程:最先成熟于英国,然后向欧洲大陆扩张,接着向北美扩张,向日本扩张。二战后又向资本主义列强的前殖民地扩张,包括亚、非、拉在内的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巴西、南非等。它的最后一次扩张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失败,苏联解体,中国推行市场经济。至今,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实现全球化,非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近乎全部消失。

    将自然环境视作独立于资本主义之外的外部环境根源于西方的传统思维:人不仅是独立于自然而存在,而且应该征服它,成为他的主宰。对资本主义来说,大自然更多地是其工业原材料的外部提供地,以及生产废品的排泄地。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最大化地创造财富,而所谓的财富无非是经过人工改变了的自然。创造财富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去开采、加工原材料,就是去改变自然。

    在技术比较落后,生产规模比较小时,将自然环境视作外部环境还是合理的,因为人类对自然的改变程度还比较小,尚不会对人类的生活和生存产生太大影响,不会对资本主义的运行产生太大影响。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对自然的改变程度越来越严重,已经对人类的基本生活甚至基本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也对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构成严重制约。目前这种威胁和制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然资源短缺,包括能源短缺等;二是污染排放,包括温室气体等。

    所以,现在已经不能再继续将自然环境看成资本主义的外部环境,资本主义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不再是割裂的、独立的,而是存在密切的关系和内在的相互影响。人们已经意识到必须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不能再继续一味地、肆意地对其索取和改变。这意味着自然环境正在由资本主义的外部环境转化为内部环境。

    资本主义由开放体向封闭体转化,实际上是一个将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化和将自然环境内部化的过程。将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化,也就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全球化扩张;将自然环境内部化,就是开始重视资本主义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影响,尽量降低对自然的改变程度,尽量消除自然被改变后的不利影响。

    从开放到封闭是当前全球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变化。目前我们形成一种成见,一种思维定势,认为开放才是正确的、先进的,而封闭就是错误的、落后的。现在破除这种成见和思维定势的时候到了,需要反过来才行,封闭的才是正确的、好的,我们必须适应封闭,学会在封闭的状态下如何生活,因为全球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整体,无法继续开放,除非发现在别人的星球上还存在人类。

三、三重剥削——损人利己、损天利己

    这一部分有点抽象,不过在第五部分将会把这些理论应用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中去。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建立在三重剥削的基础之上,第一重剥削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是资本利益集团对普通大众的剥削;第二、第三重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外部,分别是资本主义对大自然的剥削和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

    第一重剥削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根源,第二、第三重剥削则是转移和缓解其内部矛盾的外部通道和手段。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内部矛盾是什么?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是怎么造成的?是收入分配不均。收入不均是怎么造成的?是资本利益集团对普通大众的剥削。在交易谈判中,由于拥有很强的资源优势,资本利益集团的谈判力较强,在交易中获取的利益就多。而普通大众则由于资源优势弱而在交易谈判中处于劣势,在交易中所获取的利益就少。

    现在的主流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中不存在剥削,他们的理论是,所有的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只要交易是自愿的,那么交易一定增加双方的利益。他们还搞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帕累托改进”。这一理论的荒谬就在于忽略了交易各方的资源优势差别。

     想象一下,一个穷人饿的快要死了,于是答应用一只胳膊向一个残暴的富人换两只馒头,以保住性命。最终交易达成,富人满足了其虐待欲,而穷人则暂时保住活命,相对于交易之前,双方的利益的确都有所增加,这个交易也是完全自愿的,难道你认为这个交易是公平的,不存在剥削,是“帕累托改进”?
承认追求利益最大的合理性,同时又否认剥削的存在,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如果利益总量一定,那么最大自己的利益和最小化别人的利益就是等同的。当然,所有的人都希望最小化别人的利益,但是只有资源实力占据优势的那一方才能成功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剥削。

    那么有人可能马上就会反驳,交易中的利益总量不是恒定的而是扩大的,会一加一大于二,大家的合作会共赢。固然,如果通过交易能够增加总体的利益总量,理性的谈判目标就是首先让增量最大化,然后才是从增量中让自己的那一份最大化。显然,这会降低谈判的紧张程度,降低剥削的成分。
可是,共赢又是怎么产生的?利益的增量又是从哪里来的?

    共赢是通过剥削大自然产生的,利益的增量来自对大自然的剥削,这就是第二重剥削。

    利益的增量也就是财富的增量,上文已经指出,所谓的财富最终都无非都是通过技术改变了的自然。任何一种财富,从一栋豪宅,一台电脑,到一只牙签,都一定来源于大自然,都是对大自然的剥夺和改变。所以,利益的增加,财富的增加一定是建立在对大自然剥夺的增加和改变的增加的基础之上。同时,技术越进步,对大自然的剥夺和改变的规模也就越大,花样也就越多,可能造成的利益的增量也就是越多,可能对第一重剥削的缓解程度也就越大。
这样,第二重剥削,即资本主义对大自然的剥削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缓解其内部矛盾的外部手段。而且通过技术进步对其效果进行放大。

    第三重剥削,即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剥削,对资本主义的外部支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非资本主义社会为资本主义提供产品倾销市场,直接吸纳其的过剩产能;二是提供廉价的资源,包括廉价的人力和廉价的原材料。这一切都是通过战争、屠杀和殖民实现的,第三重剥削的血腥味比比前两重更重。

    总之,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是追逐利润最大化,而实现利润最大化手段是剥削,包括资本主义内部资本利益集团对普通大众的剥削,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削,以及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剥削。第一重剥削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根源,会导致生产过剩的经常发生,而第二、第三重剥削则可以转移和缓解这个根本矛盾。

    在这三重剥削中,资本利益集团对普通大众的剥削和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剥削对是对人的,可以概括为“损人利己”;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削是对大自然的,在中国古代称之为“天”,所以可以概括为“损天利己”。所以,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核是:“损人利己”、“损天利己”。马克斯韦伯说资本主义的精神与所谓的新教伦理有关,不过是想在给野蛮、自私、残暴的资本主义穿上一件庄重的衣服而已。

    基于这样的精神,注定资本主义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不可持续性。资本利益集团对普通大众进行剥削,必然导致他们的反抗;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进行剥削,也必然会导致他们反抗;资本主义对大自然的剥削,会不会引起反抗,当然会,全球变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事实上,“损人利己”、“损天利己”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核,而且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基因。西方现在所乐于称道的,也是构成其现代社会根基的希腊民主也是构建在“损人利己”、“损天利己”的基础之上,所以它很快就崩溃了。

    多说一点,中华文化的精神基因是什么?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天人合一”,“以天为师,以天为父”,相形之下,才彰显中国祖先的伟大,尤其是诸子百家那一拨。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根源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系列》中再详细讨论。

四、马克思的局限

    马克思的局限在于,在资本主义的三重剥削中,马克思仅仅看到内部的一重,而忽略了外部的两重,即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只考虑了资本利益集团对普通大众的剥削,用他话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没有考虑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剥削,更没有考虑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削。

    作为一个理论大师,一个具备敏锐洞察力的卓越批判者,马克思为什么有这个局限?实际上,有网友就提出质疑,说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轰轰烈烈了,他怎么可能不注意到。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的确是一个封闭框架,这体现在它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所建立的分析模型上。

    上过《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同学应该都对社会再生产这个概念有所了解。当然,大家上学时一般都认为马克思的东西是一无是处的垃圾,西方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学问。我本人大学时(2001届)基本上也是持这种“主流”判断,所以当时学的也不怎么样,纯粹应付考试。我对这个模型的真正理解(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最近由于研究的需要,重新复习,并研读《资本论》才获得的。可悲的大学教育啊!

    闲言少叙,社会再生产分析是《资本论》中枢部分,它是从整体上、宏观上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如何持续和增长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有两个精华,一个是微观的,一个是宏观的。前者是剩余价值理论,研究资本主义的源动力,以及剥削;后者就是这个社会再生产理论。所以有人就指出,真正开创宏观经济学的是马克思,而不是凯因斯。为说明社会再生产问题,马克思还搞了一堆方程式,为了避免一部分人头晕,这里就不说了,咱只用文字说核心观点。马克思把总体的社会生产分为两个部类,一个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叫第一部类;另一个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叫第二部类。这两个部类也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一分为二,所有的人都是社会生产的一分子,都要参与社会生产,都要有工作,因为你需要挣钱,需要收入,要么在第一部类,要么在第二部类。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可以延续的基本条件就是,弥补折旧和原材料消耗后的生产增值,即社会总收入,在劳方和资方之间的分配要符合一个固定的比例,只有在这个比例下,两大部类的产品才能全部卖出去,否则一定出现产品卖不出去的情况。

    也就是说,社会总收入在资方和劳方合理的按一定比例进行分配时资本主义生产可以持续的一个基本条件。资方的过高,或者劳方的过高,都将打破这一比例,而导致生产过剩。当然,在资方掌握强大资源优势下,只能是资方过高,绝无可能劳方过高。然而,资本家投资办厂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最大化地谋求剩余价值,而不是维持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他们绝不会考虑的收入分配的合理比例问题,恰恰相反,他们总想让自己的利润高一些,总有破坏那个潜在的合理比例的倾向。这是生产过剩的根源,也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

    好了,关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就讲到这里。说这个分析模型时封闭的,在于当马克思在划分两个部类时,在考虑总生产和总购买的平衡时显然只局限于资本主义内部,而没有考虑非资本主义部分。同时,他即没有考虑技术进步可以生产成本,也更没有考虑生产活动将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如何的影响。事实上,他是假定没有影响的。

    正是因为漏掉了资本主义对外部世界的剥削,包括对非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对自然的剥削,导致马克思的预言出现偏差。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限?答案是在思想上生他养他的西方文化的存在局限,马克思的局限起源于西方传统的局限。马克思类似孙悟空,西方传统文化则是如来佛,无论法力再高,无论如何批判和叛逆,像孙悟空无法逃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马克思也无法超越西方传统文化的局限。

     深深影响马克思,而他本人却不自知的西方传统文化的局限有两个。第一是局部思维,第二是与自然为敌。

    从古希腊文明,到21世纪的今天,西方的思维都是局部式,而非全局式的。所谓的局部思维,就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基于本城邦、本区域、本民族、本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基于所有的城邦、所有的区域、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在一起的整体利益,潜在地、下意识将其他城邦、其他区域、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看成自己的外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则是这种局部思维的极端表现。

    说西方传统思维是局部思维,是和东方、尤其是中国传统中的全局思维相对而言。在和希腊文明同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即诸子百家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强烈的天下主义,尽管诸侯之间出现混战,但是诸子百家在考虑问题时,都是将所有的国家看成一个整体的,或者说他们不是基于某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问题,而是基于所有的国家的利益来考虑问题。这一点在儒家、道家、墨家的表现尤为突出。孔子的“礼”是超越国家层面的,老子的“道”不仅超越国家,而且超越人类,甚至将自然也涵盖了的。

    自那时起,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存在强烈的“天下”情怀,从《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

    “天下主义”是将所有的人类都看成一家的,尽管中国传统上有“南蛮、北狄、西戎、东夷”之说,但只是认为他们缺乏“教化”,没有“礼仪”,而不是像西方一样将所有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群视作不同的低级种族,相反,中国的传统认为,只要这些对这些野蛮人进行教化,他们也会变成像我堂堂中国一样的礼仪之邦。也就是说,传统上中国人就认识到不同民族的差别只是在后天的“教育”上,而非先天的遗传上。所以,中国从来没有殖民侵略之说,从来没有“损人利己”的思维。

    同样,与天为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主宰自然,也是自希腊已降的西方传统思维模式。而东方是相反的,中国讲“天人合一”,印度更厉害,讲“梵我一如”。都是与自然为善,认为自身和自然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的。这是为什么科学技术在西方兴起,而未能在东方兴起的根本原因。准确地说,是东方拒绝了科学,因为科学是改变和破坏自然的手段。

    关于,东西方文化为啥存在这样的差异,将在未来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系列中详细研究。还需要说明的是,西方传统思维的局限并非只有马克思才有,实际上作为一个批判者,这些局限在马克思身上相对还要小一些。这些局限,在所有的被称作伟大思想家的西方人身上都有体现。这是,中国人研究西方文明,西方思想时务必注意的一个问题。

五、三重剥削下的资本主义“史诗”

    在这一部分,将基于“三重剥削理论”考察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看看每一重剥削是如何发生作用,以及如何导致一幕幕残暴的历史悲剧和一场场人类灾难的。

    准确地说,工业革命大规模展开(1830年)以前的初始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因为那时没有工业化,生产技术依然是原始的手工作坊式的。而之所以也叫它资本主义,在于它在精神上已是资本主义的,那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为支配英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是,缺乏工业化不仅使得那时产能的基础规模比较小,而且也限制了其增长速度,所以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生产过剩在那时尚不存在。即便没有工业化,只要你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会产能剥削。只是这时的剥削只有第一重、第三重,而没有第二重,即只有资本利益集团对普通大众的剥削、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而没有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削。只能依赖损人去利己,尚无力依赖损天去利己。

    正是因为没有对自然的剥削,那时的博弈更接近零和的,没有共赢、利益增量的概念,所以对人的剥削也表现地更为惨烈。第一重的剥削最经典的例子是“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外贸的扩大导致对纺织品需求上升,价格走高,其原料羊毛随之变贵,养羊的利润大幅提升,远远高过种粮。当时英国的资本利益权贵们为追求超额利润强力驱赶农民,将耕地变成牧场。和现在中国的强势拆迁一个道理。在对非资本主义的剥削方面,15世纪末16世纪初发现新大陆和新航路后,西欧国家开始了侵略和掠夺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血腥历史。

    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变成真正的资本主义,技术进步飞速,生产能力大幅提升,第二重剥削,即对自然的剥削开始发挥作用。同时,也正是由于工业化生产出现,使得大规模产能过剩成为可能,并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为消化工业化推进所积累积累起来的产能,资本主义对第三重剥削,即对非资本主义的剥削越来越倚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加快了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侵略。

    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瓜分,在第一世界大战前已经完成,至此资本主义的外部市场便无法再继续扩张。资本主义国家扩张殖民地的游戏就变成了零和博弈:一个国家要扩张自己的殖民必需通过对别国的侵占才能实现。也正是殖民地盘争夺成为引燃一战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战近乎是一战的延续,德国、日本等法西斯国家企图把整个欧亚大陆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但是,二战后资本主义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进入了一个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很多人也许会提出疑问,既然一战之前,就已经没有额外的殖民市场了,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崩溃反而又繁荣起来了。答案在于,二战后资本主义出现了两个新变化。一是进行了反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二是战争的破坏提供巨大的内需。

    为应对1930年代的“大萧条”,以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为标志和起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压缩收入分配导向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包括实施社会保障、高额累进税、国家广泛参与经济活动等,抑制资本利益集团对普通大众的剥削,抑制收入不均的扩大。“罗斯福新政”的思想源头来自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一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改革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化、社会主义化的。

    尽管进行了局部马克思主义化,但资本主义的主体还是没有改变,所以其基本矛盾还是依然存在。进入1970年代,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渐露强弩势末之态,生产过剩的问题再次显现,增长停滞,而且在“石油危机”,以及“工资—物价”螺旋上涨的推动之下,还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来被称之为“滞涨”。有人认为现在当前中国也可能会像1970年代的美国一样出现“滞涨”,这是不可能的。美国当时出现滞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资—物价”出现螺旋上涨,而工资之所以能够随物价及时上涨,是和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改革密切相关,劳工的权利得到大大强化,劳方对资方的谈判能力大大提升。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普通的工人的权利根本没有有效的制度保障,他们的谈判力在资方面前几乎不堪一提。最近,富士康的恶性跳楼事件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工资—物价”螺旋上涨的机制在当前的中国根本无法形成。

    中国工人当前的劣势和资本主义应对1970年代经济危机的整体思路又有直接关系。当时,人们将危机的根源归结于“罗斯福新政”以来的经济“国家化”。在理论上,认为是凯因斯主义的错,原因是凯因斯主张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实质上,罗斯福新政更是马克思主义的,而非凯因斯主义的,但是,马克思太极端,他是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的,而凯因斯尽管主张政府应该调控经济但是,却是从整体上肯定资本主义的,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大家都讨厌马克思,不想提到他,宁愿用凯因斯替代马克思。

    主流的观点认为,1970年代的经济问题的根源在国家干预导致经济效率的降低,所以主张压缩政府对经济干预,应该重新自由化,应该“去国家化”。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接纳了这种观点,开始了大规模的“反罗斯福新政”的改革。90年代后,资本主义最终摆脱了危机,重现繁荣。到了90年代末甚至和70年代滞涨截然相反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理论上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纷纷称其为“新经济”、“知识经济”。

    事实上,资本主义在1990年代春光再现,并非是里根、撒切尔夫人自由化改革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第二重、第三重剥削再次发挥作用的结果。第二重剥削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原因是从8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逐渐开始成熟,出现爆炸性增长,而且信息技术在传统领域里应用大大提升生产效力和生产能力。第三重剥削之所以能够重新发挥作用,要归功于共产主义失败,前苏联解体,其原先的盟国纷纷加入资本主义体系,而中国也开始解决实施市场化改革,同样成为资本主义的一员。东欧剧变然这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丰富矿产资源洞然向资本主义市场开放,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加入,不仅为其提供潜力极大的市场,而且提供数量惊人的廉价质优的劳动力。而中国正是凭借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性制造业,迅速积累了大量的产能,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为资本主义市场源源不断提供了巨量的低价商品。这是包括资本主义能够摆脱1970年的“滞涨”危机,而在1990年代开创“高增长,低通胀”辉煌局面的根本原因。

    但是,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且经过80年代里根、撒切尔改革的资本主义比罗斯福新政时代的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所以好景不长,进入21世纪后,它的本质属性再次彰显,生产过剩的痼疾再次发作,这就是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的根源,也是眼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和以前所有的危机都不同的是,此时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一个封闭体,既彻底丧失外部的非资本主义市场,使第一重剥削没了根基,又开始将自然环境内部化,使得第二重剥削也无法继续展开。下一步该怎么办?

     事实上,当前的资本主义和二战前爆发“大萧条”时的资本主义多少有些相似。尽管当时,第二重剥削和第三重剥削理论上还存在实施的可能,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没有为这两重剥削的推进提供多少现实空间。一方面,尽管当时还存在巨大规模的外部非资本主义市场,但是当时这些市场也已经饱和,无法吸纳更多的产能;另一方面,尽管自然资源还大量存在,但是当时并没有大规模的技术进步发生,要大规模增加对自然的剥削是有心无力。所以,理论存在的可以转移、缓解内部矛盾的通道实际上却发挥不了作用。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最终是怎么摆平“大萧条”的,是采取了两个极端的手段,一是对进行大规模的反资本主义改革,一是进行法西斯战争。有人将共产主义等同于法西斯,在这一点上,的确是等同的:无论美国实施共产主义导向的改革,还是德国大搞军国主义,都有一个基本目的就是摆脱大萧条。那么现在,是不是还是要么共产主义,要么法西斯战争呢?

    想知道答案,请继续关注共道经济研究中心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即将爆发系列。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07-16 17:19:40 +0800 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大人物的面子与小人物的尊严

大人物的面子与小人物的尊严

——评《李沛瑶遇害以后》

吴欢

    作者吴欢为吴祖光、新凤霞之子,1953年出生。幼时便随父母遭尽苦难,勤奋用功,有“京城才子”、“香江神笔”之称。现为香港作家、书画家。他幼时从其父习文,随其母学画,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吴欢是全国政协委员。

    1996 年2月2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沛瑶在自己家中被人杀害。2月3日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在会上介绍说,罪犯是一位名叫张金龙的武警战士,1994年12月入伍,1995年3月开始到李沛瑶住所值勤。张金龙入伍前就有多次偷盗行为,2月2日四时许,他利用值勤之机,潜入李家行窃,将李沛瑶惊醒,遭到李沛瑶严厉申斥和教育。张见事已败露,速从李家厨房拿出两把菜刀行凶。李沛瑶与之英勇搏斗,并夺过菜刀自卫,但终被杀害。白景富特别指出:“这是一起没有政治目的和其他背景的案件,罪犯的作案动机是谋财害命。”

    事过多年,人民政协报又发表《李沛瑶遇害以后》,重谈旧调。我跟李沛瑶相熟,忘不掉他那张生动的笑脸,但案发后我却发现这起案件迷雾重重:

    一、张金龙既然负责李沛瑶住所的保卫工作,何时不能监守自盗,何必等李沛瑶在家时才下手?

    二、既然将李惊醒,迅速出逃就是了,为何还要面对“李沛瑶严厉申斥和教育”?以副委员长的能力和口才,为何安抚不了一个小战士?

    三、张金龙20来岁,被选来给副委员长看家护院,自然身手不凡,他若想杀害一个63岁的老头子,不过举手之劳,何必再去厨房拿两把菜刀?

    四、要杀人,一把菜刀足矣,何苦拿来两把?让李沛瑶表演“空手夺刀”吗?

    五、两个人的力量对比相去云泥,李沛瑶居然从张手里夺过一把菜刀,除非他是武林高手;但我知道他会跳舞,从未听说他会武术。

    六、既然是“谋财害命”,致人死命可矣,何必把对方捅成马蜂窝(多少刀已经记不清了,依稀记得是20几刀)?没有深仇大恨,可能吗?

    七、既然杀人的目的是掩盖自己,张金龙何必又投案自首?

    八、既然是谋财害命,部长大人何必特别强调"没有政治目的和其他背景",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种种疑问表明,要么张金龙有精神障碍,要么整个案件的情节全是编造。但从张金龙被迅速处决来看,他精神正常。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

    过了没多久,我果然获得了被掩盖的真相。原来李沛瑶夫妻感情失和,长期分居,张金龙见他一个人很可怜,就把自己的妹妹从农村叫来给他做保姆。没想到李沛瑶强奸了她,致其怀孕后又将其赶走。面对耻辱,张金龙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打掉牙齿往肚里咽,含垢忍辱,继续为委员长看家护院,见了委员长照样笑脸迎送,打躬作揖;二是铤而走险,以暴易暴,以鲜血浇灭胸中怒火。可惜性格暴烈的张金龙选择了后者。也许他看《水浒》之类的旧小说太多,太羡慕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英雄好汉了吧?道德家会谴责说,张金龙为何不拿起法律的武器?其实,这是连道德家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话。因为谁都知道,我们的法律虽然汗牛充栋,却不过是权贵的妾妇,柔媚无骨,委琐下流。受命去惩办弱者时,它雷霆万钧,无坚不摧;需要保护弱者时,它往往装聋作哑,推而不动,乃至隐迹遁形。这些年来蒙冤受屈者数不胜数,小到普通百姓,大到国家主席;少则十年八年,多则几十年不得昭雪。一位小战士和一位农村小姑娘企图以法律来对抗副委员长,无异于孤豚咋虎,胜负不卜而知。

    可悲可叹的是,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虽然50年前就被宣布为国家的主人,但在权贵眼里,他们始终是路边的狗尾巴草,猪可以吃,羊可以啃,牛可以踩,狗可以尿;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奸污女秘书、机要员、女护士的恶习已久,奸污小保姆更是小菜一碟。农民一夜醒来,发现自己的土地已经被贪官们低价卖掉,只好到城市流浪;城市居民正在梦中,推土机已经来到自己门前。对于这些,因为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人们只能默默地忍受;最激烈的反抗,也不过是把汽油淋在自己身上点燃。张金龙奋然一击,仅如流星一闪,随即便消失在茫茫太空。时光照样流驶,街市依旧太平。

    8年来,每当回忆起这件案子,我都感到不由自主的愤怒:为什么在这个“太平世界”里,大人物的面子比小人物的尊严更重要?大人物人面兽心,因惹火烧身而死后,还要把他的“兽心”挖空心思掩盖起来,并精心为他整修出一张正人君子的面孔;小人物受尽屈辱,死后还要在他的身上泼满污水。张金龙为报仇雪耻而行凶,主动以自己年轻的生命来偿债,当局居然忍心污蔑他是小偷;李沛瑶因奸被杀,官府竟为他编造出一个与盗窃犯英勇搏斗而牺牲的故事。最可怜的是张金龙的父母,女儿被糟蹋,儿子被枪毙,还要为儿子背上盗窃犯、杀人犯双重罪名,从此只能在含垢忍辱中消磨残年,不只何时才是尽头;奇怪的是,8年之后仍有人往他们滴血的伤口上撒盐。

    李沛瑶被杀真相,在全国总工会机关尽人皆知,《李沛瑶遇害以后》的作者难道就不知道?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7-16 17:03:46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 邓英淘《再造中國,走向未來》書介

    相关简介:王小强,香港桑尼研究公司总经理。《再造中国,走向未来》,(香港)大风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作者邓英淘,为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之子。

邓英淘之书《再造中国,走向未来》前言

香港桑尼研究公司总经理  王小强

2010年7月

    1991年,邓英淘出版《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在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时代高潮,售价四元的小册子,精选翔实统计、资料,数学深入,寓言浅出,妙语连珠天大难题: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如日中天;大象肌肉锻炼得再发达,学不成跳蚤那样蹦。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17亿的高峰(照现在的势头,印度届时可能超过20亿)。单凭这一条,“我们无法依靠经典的发展方式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经典的发展方式是美国,人口不到全球5%,消耗世界能源的四分之一。2009年,中国汽车市场超过美国,世界之最。痴人说梦《大国崛起》,真金白银历历在目,真作假时假亦真,是福还是祸?

    在动物世界里,高居于食物链顶端的猛兽(如老虎),一只就可以控制比自身多一至两个数量级的食草动物。设想一下,如果兔子都变成猛兽,那么结局将会如何?

    日本金融危机,世界第二大GDP一蹶不振。亚洲金融危机,小龙小虎偃旗息鼓。倘若大象想改吃肉,首先狮子不答应。所谓经典的发展方式,必须穷兵黩武,方可弱肉强食。美国军费开支占世界一半,八百个军事基地全球一体化布满。冷战结束了,大中华红尘热客物欲横流,美丽尖沙漠风暴金戈铁马,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热战一天没停,热火朝天。一个军工高科技,一个金融软实力,前一个制高点支撑后一个制高点。山姆大叔不仅越发牢牢掌控能源、原材料,而且越发借助美元霸权,金融“财技”满世界洗钱;直到自己玩大发了玩成海啸,照样还不是吃草的抢着买单?说到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生产方式,物质基础在不可多得也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和原材料。经济越发展,资源越稀缺。用一点,少一点;你多用了,我就嫌少;这是非战争不能现代化的根本原因。中国真想和平崛起和谐社会,不仅在制度、体制上不可能照搬西方、照搬美国,而且在能源、原材料,在最基本的发展方式上,“面对当今的世界,她似乎注定只能另辟蹊径”。

    这是邓英淘20年前的眼光。为了回答自己杞人忧天的挑战,邓英淘致力寻求“新发展方式”,多年持续、高度关注、到处搜集能源、材料方面科技进步的最新进展,尤其水利工程、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源、海水淡化、清洁燃烧、沼气、可降解塑料、太阳能陶瓷等等,与资本主义不可持续发展的穷途末路相对照,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大同理想相联系,与时俱进,调查研究改革开放中的重大实际问题,苦苦求索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模式、特色道路。

    1998年,根据《当代思潮》对郭开的两篇采访,本书第一篇文章,邓英淘从介绍雅鲁藏布江调水的宏伟设想入手,为我们超越经典的发展方式,舒展开再造一个中国的广阔前景。南怀瑾老人家在香港看到文章,拍手叫好说:有气势,文字也好!当时任职广东的王岐山利用职权,特殊安排邓英淘赴港,住南老师处详谈。老人家倡议发起“参天水利资源工程研究考察委员会”,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资助开办。邓英淘回到北京,我们找郭开多次恳谈,找水利泰斗钱正英、水利部长汪恕诚多次请教,恳请业界权威出面,扛大旗推动千秋伟业。始料不及的后来,我们起名“水资源调配与国土整治课题组”,替未能真正成立的“参天水利资源工程研考会”印《工作通报》,有限发送数十份……,接着,像过去搞课题一样,分工协作读书恶补、专家访谈、座谈会研讨,邓英淘率“三老汉战斗队”,展开了马不停蹄的实地考察和密集写作,藏东、甘宁、赤峰、三峡、陕北、新疆、贵州、黑龙江、青海、山西、辽宁、湖北……,先后出版《再造中国》、《西部大开发方略》,肖梦帮忙编辑《西部大开发调研实录》、《西部大开发调研实录之二》。

    2003年7月1日,香港50万人上街游行。我赴港突击调研,汇报提纲〈再造一个香港〉。好友“海归”新塑料,拽着老崔办公司,不可开交。“三老汉战斗队”剩下一个邓英淘,孤军奋战继续跑,湖南考察、安徽考察、黄河中下游考察、吉林考察、河北考察、山东考察、江浙考察、蒙东考察、蒙西考察、宁夏水土资源考察、山东可再生资源考察……

    越考察越专业。但凡治水题目,每次调研归来,邓英淘都带回一箩筐现实问题,拜访林一山,促膝切磋;然后,带着更深入的问题和更充沛的自信,再出发。毛泽东管林一山叫“长江王”,邓英淘称他“大禹之后第一人”。老八路打鬼子受伤身残志坚,荆江大堤、丹江口、葛洲坝、三峡论证,外行变成内行,“他负责的工程都取得了成功,在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没有一次失误纪录”。林老晚年双目失明,精神矍铄,思路敏捷,江、河、淮、汉,如数家珍。素不相识的两代人,因为《再造中国》忘年“知遇”,一生治水绝学,不仅倾囊相授,而且隔代激发、升华!

    2008年1月,林老97岁高龄仙逝。新华社消息:“林一山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习近平、贺国强、回良玉、李源潮、华建敏、陈至立和谷牧、迟浩田、钱正英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2007年12月,邓英淘根据七年时间50余次访谈录音整理、写作,然后念给老人家“审听”,不仅编辑出版了20章的《林一山纵论治水兴国》,而且总结提高过去理论联系实际的诸多论著,凝练出林一山署名的临终新着:《河流辩证法与冲积平原河流治理》!邓英淘撰〈后记〉交待这本科学专著的写作过程,“外行领导内行”闻所未闻,匪夷所思,感人肺腑:
此时,林老双目失明已有近十年了。

    为此,我们采取了以下写作方式。首先,由林老口授这部书大体应该是什么内容;其次,由我据此拟出一个写作大纲及各章节细纲,再念给林老听,逐章节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由我依此分章写出草稿。

    每章的内容大体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一是林老以往的著述(如《林一山治水文选》),约占本书内容的50%,其中绝大部分已公开出版,采用摘编的方式纳入本书。二是2003年5月至2006年3月的后20余次访谈,由林老口授和我整理,并经林老审听,约占本书的40%。三是根据写作提纲的要求,由我查阅补充某些相关资料及数据,约占本书的5%;四是为保持全书体例的连惯性,由我做了一部分文字处理,约占全书的5%。

    按照上述方式每写完一章,即给林老念一至两遍,林老听后提出修改意见,再由我作文字修改后作为初稿。从第一章至第六章,进行了约一年时间;在2006年下半年,这个稿子送与长江水利委员会征求意见。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力量专人负责分章的修改,并征求了其他方面的意见,于2006年12月提出一个修改讨论稿,参与此稿修改工作的同志有(以章为序):潘庆燊、陈华康、殷瑞兰、余文畴、史立人、陈济生,陈华康等汇总核改。我在此基础上再次修改,于2007年2月返交长江水利委员会再次征求意见。长江水利委员会张美德同志据此作了再次汇总修改,并于2007年7月下旬返交于我,我于同年8月下旬增补了两个附录及后记,作为初步定稿,并由文伏波院士作序,是成本书。

    按照原来的程序,此稿还应经林老审听后最终定稿,但林老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完成这一工作,实为憾事。故由此而致的一切遗漏失误之处均应由我负责。

    理论联系实际,谁不会说西部大开发,各色研讨会灯红酒绿,高智商智囊出谋划策,思想解放再解放,政策放宽再放宽,跟拉斯维加斯的国际惯例接轨,红灯区开赌场,高科技担保繁荣娼盛!我们到陕北考察治沙,定边石光银、靖边牛玉琴,两个全国劳动模范,两个大字不识没文化,闷头犯傻跟沙漠较劲儿,脑筋不转弯二、三十年,两家树林30多万亩。上哪儿找不着一、二百个这样的文盲?— 不到四万平方公里的毛乌素沙地,早成没处下脚的森林公园了。人退沙进,学界媒体呼天抢地的老大难,这么简单一道算术题。什么理论联系什么实际?从石光银家出来,巧遇沙尘暴,别说根本看不见路,连方向都迷失了。

    我的持续胃疼,从新疆考察驱车狂奔8500公里开始。青海调研的司机师傅脾气艮,一路不敢轻易申请放水。实在憋不住了喊停车,我却尿不出来了。从此,“活人不能让尿憋死”的普遍真理,一再失灵……。2009年4月,邓英淘胃癌出血,大动手术。那以后才知道,他小时候患过肺结核;农村插队十年,落下胃溃疡;多年奥抗显阳性,不宜过度劳累……。可我们每一次实地考察,都是邓老汉牵头,从省到市、到县、到乡镇、到村庄、到工程现场,一行人每到一地,握手寒暄,讨论提问,吃饭研讨,喝酒划拳掰腕子,称兄道弟拍肩膀,谈笑风生,精神抖擞,一分钟不闲着。凡结识过邓英淘的,你们说,谁比得了他的铁板身子骨儿和过人精力?总算,有南怀瑾老人家表彰了:你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呀。

    西部什么都不缺,只缺水。西部不调水,现有的人口和生产力规模都难以为继,遑论“大开发”呢。一件早晚非干不可的事,一件眼看毫无希望的事,一件与自家GDP不搭界的事,邓英淘把聪明才智、身家性命都豁上了,费力不讨好,如醉如痴,乐此不疲。班固着《汉书》,按“圣人、仁人、智人……愚人”的品级高下,排列〈古今人表〉。只会流臭汗的愚公(一定也不识字),居然和“立万世法”的商鞅平起平坐,公输般、齐桓公、扁鹊、孙子、吴起、苏秦、张仪、司马错、宋玉、范睢、孟尝君、春申君、秦始皇、吕不韦、李斯、荆轲等等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统统等而下之一、两个级别,什么道理?

    在北京就喜欢四处爬长城。走大西北调研,一路总能不断遇见长城,明长城、汉长城、秦长城。记得再清楚不过,玉门关外汉长城,风和日丽,万里无云,荒无人烟,断垣残壁,两千年前的狼粪、黍稷秆,煌煌光明,万籁俱寂,英淘说话的声音显得格外响:多录点儿,带香港给南老师看!多少次,我们瞻仰各地各朝各色长城,仿徨、惆怅、震撼、感慨:一个民族,一件事,连续干上两千年,因此,长城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这本书,收集了邓英淘十年奔波的23次实地考察报告,尤其多篇调查研究与读书学习、与专家讨论,不断激荡突飞猛进的新见解。虽然54篇中的13篇,分别有崔鹤鸣、薛玉炜和我参加署名或执笔,全都经过邓英淘发动、规划、组织的讨论。譬如,黑龙江考察,是英淘看到鹤岗住房改革的报道之后发动的。譬如,利用风能提水,对大西线调水的设计思路,可能发挥“化腐朽为神奇”的特异功能,也是英淘的奇思妙想,并首先完成关键论证的。

    当然,这本书,从封面照片上也看见了,不止体现邓英淘一人的努力。首先“水资源调配与国土整治课题组”,从未明确说过谁算成员谁不算。除了邓英淘带队一如既往,每次都有不同姓名参加实地考察。更有来不及感谢的更多人,参加讨论,整理访谈,绘制图表,刻制录像光盘,制作电视节目……。衷心感谢南怀瑾主持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康典董事长粤海金融控股、王岐山劝广发证券、陈元让开发银行先后赞助课题经费;衷心感谢南怀瑾老人家,虽然主张超越工程调水的“天一生水”,一直关心、支持西部大开发的调查研究,1999年为《再造中国》作序,这回又给邓英淘题写书名,赞助大风出书;衷心感谢张木生社长《中国税务》杂志社,不光报销课题经费,而且赞助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帮忙联系,参加调研。水利部调水局副局长许新宜,原本老崔老友,自然和“三老汉战斗队”频繁往来多年……

    最后,衷心感谢邓英淘。2010年春节后,他再度住院。本书最后一篇文章,注明日期2010年2月28日;实际上,3月24日下午才改完传我。4月15日,白南生因胰腺癌离世。邓老汉来电话说,下一本书的题目叫《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接下来,要写完关于农村发展组的回忆……。用自己与天地人其乐无穷的战斗人生,邓英淘告诉我们,拿什么判断中华民族是否振兴,真假崛起?不是蒸蒸日上的GDP,不是尾大不掉的外汇储备,是一代又一代,修长城一样传承下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愚公移山锲而不舍的文化精神。

    记得少年时期,由于受家庭和环境的熏陶与影响,我最喜欢读的书大部分与历史、军事、政治有关。那时自己所向往的事业是铁马冰河、开疆拓边……;而这些历史业绩中闪烁着永恒异彩的奇谋睿智,又激发了我对推理与数学的历久不衰的偏好。后来,尽管少年时代的志向为国家命运的激变所中断,但我为实现自己这种志向所做的准备 — 历史感和战略观,并没有随之而付于东流。

    熙攘的争斗和浮华的言辞终归是过眼烟云。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上,惟有那脚踏实地,坚韧不拔,善于学习、借鉴和创造,有眼光、有理想的民族才有将来。这个道理对于个人来说,想来也不会例外。

    鄧英淘:《再造中國,走向未來》由南懷瑾老人家題字,(香港)大風出版社2010年5月底出版(http://www.strongwind.com.hk/product/978-988-18380-5-6.aspx)。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07-16 17:19:40 +0800 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大人物的面子与小人物的尊严

中国对金氏父子已经是仁至义尽

辛子陵

2010年7月

    在国际关系中,各国信守的原则是:“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有意识形态的纽带,说什么“磐石般 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同志加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等等,结果,中苏在珍宝岛打起来,“磐石”破碎了;后来又打了一场“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同 志加兄弟”翻了脸。中朝的关系会怎么发展?很难预料。2009年8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朝,金正日暗示,“北韩之所以退出六方会谈,旨在摆脱北京的羁绊而 已,并非针对美国。他希望直接与美国会谈,双方建立对话关系;一旦美国改变对北韩的政策,平壤将随时调整外交政策。如果美国对北韩施以援手,北韩将成为对 抗中国的最坚强堡垒。北京同平壤的关系的严峻性还不止于此。北韩核武器的指向是最敏感的问题,外界揣测只会针对美国、日本或南韩,然而,在稍早同克林顿会 谈中,金正日的副手故意说漏嘴地流露,北韩核导弹打不到美国,却可以往西边打,‘我们在西边的国土也需要保护’。至此,对于有朝一日北韩可能掉转头来,将 中国作为核讹诈的对象的动向,已经跃然纸上。”1 读报至此,心头一惊。难道我国又要被动地在一场“对×自卫反击战中”中结束中朝友谊!

没有志愿军抗美援朝,金政权早已不复存在

     说起“鲜血凝成的友谊”,使人回忆起中朝蜜月时期。

    南北朝鲜的分裂局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一。1945年8月,反法西斯盟军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登上朝鲜半岛,占据朝鲜半岛35年之久的日本宣 告无条件投降。1896年俄国和日本曾经以横贯半岛的北纬38度线瓜分朝鲜。此时苏美两国沿用这条历史分界线划分了势力范围。在朝鲜半岛南半部美军控制地 区,1948年8月15日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在朝鲜半岛北半部苏军控制地区,1948年9月9日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政府。而后,根据雅尔塔协定,苏美双方分别于1948年底和1949年6月从朝鲜半岛撤军。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朝鲜半岛的南北政府都有用武力吃 掉对方、统一朝鲜的企图;但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第一枪是北朝鲜打响的,这是必须恢复的历史真相。2

    1949年中国内战尚未结束,为支持朝鲜建立共产政权,毛泽东答应金日成的要求,决定从解放军中抽调朝鲜人及朝鲜族官兵组成的156、164、166三个 师另两个朝鲜团,编入朝鲜人民军。当年先后共为北朝鲜提供兵力约6.9万人,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的一半,成为人民军的主力。战前北朝鲜已经拥有十 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一个空军师,总兵力13.5万人,有150辆T-34坦克;大量重型火炮;180架高性能作战飞机。苏联援助的其它军事装备和武器 弹药也于1950初运到,使部队齐装满员;南韩军总兵力约9.5万人,八个师只有四个接近满员,24架教练机,装备少得可怜,没有坦克和重武器,甚至连反 坦克地雷都没有。军力对比北朝鲜明显占有优势。从1950年6月12日起,朝鲜人民军开始在三八线附近集结,23日完成了进攻部署。

    1950年6月25凌晨,金日成的部队向南韩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为了使这次军事行动带上防御的、正义的性质,国防部长的政治命令捏造敌情说:“南朝鲜军队 已入侵三八线挑起了一次军事攻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命令朝鲜人民军进行反击。”

    6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国陆军介入朝鲜战争。7月1日,美军第24步兵师从日本空运韩国南端的釜山。7月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组织联合国军支 持韩国作战,除美军外,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也都象征性地派出了部队,总计3.9万人,于7月上旬陆续到达朝鲜。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但麦克阿 瑟坐镇东京,7月13日任命美军第8军司令沃克中将为联军在朝鲜的战地指挥官。14日韩国总统李承晚也把军队指挥权交给了沃克中将。在中国介入前,战争实 质上变成了北朝鲜军队与联合国军作战。

    朝鲜战争初期,金日成部队之所以能势如破竹般拿下汉城,打垮南韩防御体,除了武器装备方面有苏联的大力支持外,主要是从中国齐装满员回国参战的三个朝鲜 师。这三个师原是中国第四野战军林彪的部队,战斗力极其强大。在朝鲜人民军中,师;旅长以上干部,全部出身于原东北抗联和延安义勇军。原164师师长方虎 山被任命为人民军第5军团(辖第3、4、7、9、42师)的中将军团长,于11月15日被授予共和国双重英雄称号。3

    7月5日,朝鲜人民军与美军第24师在汉城以南48公里处接战,继续以破竹之势向南韩腹地推进,两个月,席卷南韩大部分领土,把联合国军赶到了北纬35度 线上长140公里、 宽90公里的釜山半岛,背后就是大海。沃克中将在釜山半岛组织了顽强的防御,美军第1海军陆战队混编旅和第2步兵师于7月底适时赶到投入作战。8月15 日,金日成发布命令,要求在8月份完全解放南朝鲜国土。但朝鲜人民军已成强弩之末,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也未能突破釜山防线。

    9月15日,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第10军(由美军陆战队第1师和第7师编成)7万人和韩国陆战队5000人,在260余艘舰艇和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在朝 鲜半岛西海岸的蜂腰部月尾岛登陆,第二天占领仁川。美步兵第7师往南挺进,在乌山与北进的联军会合,斩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补给线。9月26日美军夺回汉 城,而后兵分两路,沿着东海岸和西海岸向三八线推进。朝鲜人民军主力八个师被隔断在南方釜山战线,在后撤突围中伤亡5.8万人,后方空虚,节节败退。10 月1日退回三八线以北,10月19日撤出首都平壤。金日成率北朝鲜首脑机关退到距鸭绿江50公里的江界。当时作为共产主义阵营老大哥的斯大林提议放弃朝鲜 半岛,让金日成撤往通化组织流亡政府;而毛泽东立排众议,坚决派志愿军入朝参战。而且在1951年1月,中国又为金日成输送了10万名朝鲜族战士,重建溃 败的朝鲜人民军。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签发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同日,通过驻朝使馆将命令抄送金日成。

    1950年10月,麦克阿瑟正在挥兵北进,扬言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联合国军”集中四个军十个师另一个旅、一个空降团,总共13万人 的兵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于东西两线(主力置于西线)分兵多路,向鸭绿江边疾进。金日成面临组织流亡政府退往中国东北的命运。

    10月19日,正当敌人越过平壤、元山一线时,彭德怀将军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第38、第39、第40、第42军)、三个炮兵师和一个高炮团共26 万人秘密渡过鸭绿江。第40军从安东渡江,向球场、德川、宁远地区开进;第39军从安东、 长甸河口渡江,主力向龟城、泰川地区开进,一部至枇岘、南市洞地区布防;第42军从辑安渡江,向社仓里、五老里地区开进;第38军尾第42军渡江,向江界 地区开进。

    志愿军渡江后,敌人正在分兵冒进。10月20日,西线韩军第6、第7、第8师已进至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之线,距离球场、德川、宁远我预定防御地区仅 90至130公里; 东线韩军首都师已进至五老里、洪原等地,到达了我预定防御地区。其东西线之间相距80公里。彭德怀决定集中三个军于西线,各个歼灭韩军的三个师,争取首战 的胜利。

    10月25日,西线敌军以师或团为单位,继续冒进。其先头团韩第6师第7团前出至鸭绿江畔楚山以南的古场洞地区。我进至北镇以东地区的第40军第118 师,奉命采取同敌预期遭遇的姿态进占北镇至温井间公路以北高地,准备伏击由北镇前进的韩第6师后续部队。10时许,敌第6师第2团之先头第3营及一个炮兵 中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进犯,当其进至丰下洞至两水洞之间地区时,我第118师第354团在第353团配合下先敌开火,采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向敌 发起突然而猛烈的攻击,将其全部歼灭。当夜,第118师、第120师又乘胜进攻温井之敌,26日凌晨占领温井。从此,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这一 天,1950年10月25日,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三次战役,扭转了战局。1950年12月31日,中国志愿军在彭德怀将军指挥下,跨过“三八线”拿下了汉城,准备作为和谈让 步的筹码。1951年1月8日将美韩军驱逐到37度线附近之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

    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 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 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 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美国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用艾奇逊的话说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 议”。

    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可以说 是有理、有利、有节。

    然而,正像艾奇逊期望的那样,中国拒绝了联合国议案。这时的中国外交听命于斯大林。斯大林决心要在朝鲜继续打下去(1950年12月7日葛罗米柯给苏联驻 联合国大使维辛斯基的电报,转达政治局的指令:“我们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您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英国、瑞典、印度等十三国提案 (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对中国持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这个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宣 布中国拒绝停火议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以44票 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也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中国在联合国的 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第三次战役胜利后,金日成和朝鲜方面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又有滋长,不察“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力主追击。 彭德怀于1951年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苏驻朝大使也出来帮助说话。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 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

    经过一段休整后,遵照斯大林的授权,由彭德怀统一指挥的中朝联军又发起了第四和第五次战役,双方不断增兵,战争规模越打越大。

    敌方参战兵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共16个国家的军队。 除了美国以外,还有15个参战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新西兰、澳大利亚、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希腊、南 非联邦,通称16国,如果再加上南韩,即为17国。另外,还有五个派有医疗队的国家,即丹麦、印度、意大利、挪威、瑞典。敌方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达 111万余人,其中美军54万余人,南韩军51万余人,英、法等国军队4.8万余人;美国参战兵力占它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近半 数。

    我方参战兵力:中国、朝鲜和苏联(出动了一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180余万人,其中中国志愿军134万余人,朝鲜人民军45万余人。志愿军先后入朝的部队共有:步兵27个军、空军12个师、炮兵15个师、铁道兵10个师、坦克3个师、公安军2个师、工兵14个团。先后入朝部队占全军陆军的百分 之七十、空军的百分之四十一、炮兵的百分之七十三、防空军的百分之六十、坦克兵的百分之三十、工兵的百分之五十七、公安军的百分之十一、铁道兵的百分之百。在战争期间敌我双方陆续投入到战场上的总兵力已近300万人。4

    第四、五次战役双方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中国军队的重大牺牲多是跨过“三八线”以后付出的!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付出了牺牲14万人、受伤被俘失踪约25 万人的惨重代价。本来是我军把美军打回“三八线”,结果成了美军把我军打回并打过了“三八线”,形成实际控制线。最终也只能在这条实际控制线签订停战协议。

    1951年6月30日李奇微奉美政府命令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立即复电同意。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判。 由于斯大林有令:“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打打停停,停战谈判拖延下来。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新领导给毛泽东、金日成的信指出:“继续执行原来的路线……是不正确的”5,要主动停战。1953年7月27日朝鲜 停战协定签字,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签字的是彭德怀将军,代表朝鲜人民军签字的是金日成元帅,代表联合国军签字的是第三任总司令克拉克上将。

     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金日成的封建王朝早已灰飞烟灭。

金氏父子破坏中朝友谊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4月15日在朝鲜平壤附近的万景台出生,1925年随父亲逃亡到中国,在吉林省抚松县第一小学上学,其后进入吉林市毓文中 学。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抗日游击队。1937年6月4日, 金成柱指挥抗联第6师攻打朝鲜境内普天堡的日军守备队,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1938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指挥杨靖宇,政委魏拯民)第2方面 军(兵力相当于一个营)指挥,在此期间他取名为金一星,后改为金日成。

    1941年,在日本关东军重兵围剿下,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损失惨重,部队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支队,金日成任支队长,率部撤往苏联境内。1942年2 月16日,金日成的长男金正日在苏联出生。

    1942年,苏联远东方面军将中朝退入苏境的零散革命武装编为国际旅,番号是第88步兵教导旅,周保中为旅长。金日成与王明贵同为该旅营长。金日成第 一次访华时要见时任黑龙江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明贵,王是第一批授衔的少将,戏称“他是元帅我是少将,不敢高攀。”竟然避见。此是后话。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不到半个月,朝鲜北部就被苏军占领。斯大林指定金日成为朝鲜劳动党第一把手。朝鲜建国初期的群众游行,将斯 大林和金日成的画像并列高举。从此,金日成营长成了北朝鲜的开国领袖。

    由于独裁体制的劣根性,社会主义国家多是打着为工农的旗号,向封建制,向家天下回归。朝鲜是封建复辟成功的典型。金日成要搞家天下,必然要在坐稳江山后清除异己,诛杀功臣。

    立国初期,朝鲜领导集团是由四部分人组成:国内派、延安派、苏联派和追随金日成左右的游击队派。在第一届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内,延安派有6人,苏联派有3 人,国内派有2人,游击队派有2人,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当时各派的力量对比。

    朝战初期,由于金日成不顾毛泽东、周恩来的提醒,6 骄狂失慎轻敌冒进,导致在釜山前线的人民军主力被麦克阿瑟从仁川登陆的美军截断后路,基本被歼灭。若不是朝鲜副帅崔庸健带领少数部队拼死扭住美军使之不能 迅速北上形成合围,金日成早就成了美军的俘虏。对于这个重大战略失误,金日成没有一句自我批评,反而诿过别人。在1951年以“平壤失守”和“作战不力” 为由解除了延安派势力最大的人物、民族保卫省副相兼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的职务。武亭是彭德怀的老战友,参加过长征。为避免老战友受迫害,彭德怀将其接往中 国。被认为是毛泽东个人代表的内务相朴一禹也被解除职务。

    接着就清除国内派朴宪永集团。

    朴宪永(1900年——1955年)是威望很高的政治家。1945年9月,朝鲜取得独立后,朴宪永发起成立朝鲜共产党。金日成回国后,两派合组朝鲜劳动 党,金任委员长,朴任副委员长。朝鲜战争爆发后,朴宪永负责领导南方党组织民众起义,由于战争失利,南方党实力大减。金日成指责南方局在解放战争中没有发 动人民起义配合人民军进军的行动,从而把战争失利的责任推到劳动党南方局身上。1953年3月,国内派重要干部司法部长李承烨、驻中国大使全五稷、第一届 最高人民议会议员金午星、南朝鲜解放游击第10支队长孟种镐、劳动党联络部副部长朴胜源、劳动党联络部长裴哲、劳动党社会部长姜文锡、内务省干部白亨福等 十人被以“美帝国主义雇佣间谍”的罪名判处死刑。苏联派的代表人物、内阁副首相许嘉谊(Alexei Ivanovich Hagai)闻讯后自杀。1955年12月15日党内第二号人物朴宪永亦难免一死。

    第二个严重步骤是摧毁延安派。

    1956年2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金日成前往莫斯科列席会议。在朝鲜党内,对金日成大搞个人崇拜,对战争初期 的失误没有一句自我批评,却诿过他人,清除异己,大家早就不满。在社会主义各国都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大气候下,苏联派的新领袖朴昌玉和延安派的金斗奉、崔昌 益试图在下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联合起来推翻金日成。金日成得到消息后将中央委员会会议推迟一个月举行,利用这段时间组织自己的力量,分化反对派。在8月 30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崔昌益等人对金日成的领导方法提出批评时,金日成的支持者加以反击,并给对手扣上“反党分子”的帽子。最后会议投票决定 将朴昌玉和崔昌益开除出党。延安派的商业部长尹金钦、职业总同盟委员会委员长戌辉当天即逃亡中国。朝鲜劳动党内的延安派在这次会议后为逃避清洗而纷纷流亡 中国。这一事件的策划者金斗奉于1958年消失,据信是在监禁中被秘密处决。

    赫鲁晓夫获悉后感到事态严重,与中共中央商量之后,双方都派出特使,苏联第一副总理米高扬、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先后访问了朝鲜,要求撤销对苏联派和延 安派的除名处分,因而在9月的中央全会上,崔昌益和朴昌玉又被恢复了中央委员身份。到了这年底,朝鲜劳动党开始换发党证(实际就是清党),到第二年,将党 内的延安派、苏联派以及南朝鲜劳动党派系的残余一网打尽。解密的苏联内部文件记录了金日成的清洗过程:在一个月内,有两千多人遭到整肃,其中四百多人以反 对朝鲜政治体制的名义被公开枪杀。

    斯大林去世之后,金日成利用苏联暂时无暇他顾的短暂时机,把矛头指向苏联派。长期支持金日成的苏联派领导人物接连不断地遭到批判和撤职。许多人下落不明。 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金相辰于1955年被撤职。回到他的故乡哈萨克斯坦反思说:以狂热宣传树立起金日成权威,却使得自己被罢官。要不是我们苏联籍朝鲜人的 宣传,就不会有金日成的个人崇拜。苏联派中仍保留苏联国籍者在此期间全部返回苏联。

    1958 年3月,金日成在大清党后召开的金氏一派的朝鲜劳动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7上,他的亲信爪牙独占了朝鲜党政军的领导岗位。到1961年9月,四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85名中央委员中,原来三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71名中央委员连任 者只有28人,其余43人大多是遭清洗的延安派和苏联派。

    更可恶的是,金日成追杀到中国来,跟中国要人;因为朝鲜驻苏大使也叛逃了,也是反金日成的,也跟苏联要人。中苏商量后,找金日成谈,劝他算了。金日成提出的条件是中国把志愿军撤了。几十万军队驻在那里,他搞个人崇拜不踏实。这样达成一个协议,我们在1958年底以前把部队都撤走,朝鲜对几位逃到中国来的高级干部不再追杀。8 这是中国党和政府抗美援朝最大的败笔!倾全国之力,死了那么多人,竟没有培养一个亲华的朝鲜政府,在这种压力下匆匆撤。

    金日成之所以敢于对中苏两个大国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是因为他从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看出了中苏的不和。毛泽东要挑战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地位,一定要争取他的支持;赫鲁晓夫要战胜毛泽东的挑战,必须保证朝鲜不被拉走。金日成要在中苏两大国的矛盾中,左右回旋,捞取好处。因为在未来的中苏摊 牌中有求于金日成,毛泽东对金日成极尽姑息迁就之能事。

    志愿军撤军以后,金日成又觉得面对美军不踏实,要与中国签订一个条约,保证一有情况,中国志愿军随时能回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友 好合作互助条约》(简称《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961年7月11日由周恩来、金日成在北京签订,1961年9月10日互换批准书并生效。根据其第七 条第二款规定,“在未经双方就修改或者终止问题达成协议以前”,《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将一直有效”。

    在中国发生全国性大饥荒时期,国家财力十分拮据,对朝援助相应减少。于是朝鲜借机多次派员来华,提出要将鸭绿江改为中朝两国共同拥有的界河。理由是朝鲜北 部边境地区也要发展,不能没有电力做保障,因此也想借助鸭绿江搞水利发电。此时中国已投资在鸭绿江上游的集安建了云峰发电站,拦江大坝的一端与朝鲜国土相 连,所以中国政府慷慨答应此电站日后的发电量有一半无偿给朝鲜使用,对于鸭绿江变为中朝两国的界河要求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朝鲜得寸进尺,以鸭绿江的发源地 在长白山天池为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将长白山分割为二,中朝双方各占一半的要求。为了说服中国政府,朝鲜派能言辩士来华觐见毛泽 东,说两国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长白山区曾是朝鲜伟大的金日成将军革命事业的发祥地,当年他就在那儿加入的中国抗日联军,现在金日成已是我们的首 相,他在长白山区留下的“革命圣地”,也应让朝鲜人民世代瞻仰,所以希望中国政府和人民能理解朝鲜政府和人民对自己领袖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等等。

    这时候毛泽东正准备与苏联决裂,仿效列宁成立第三国际,找寻支持者和追随者。他首先想到了朝鲜,想到了金日成。遂慨然满足朝鲜的要求。1962年毛泽东指 派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代表中国政府同代表朝鲜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签订了《中朝边界条约》。此条约共有五条,主要是第一条,划分了两国边界的走向。座落 于中朝边界的长白山天池和白头峰,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天池位于长白山之巅,乃火山爆发铸成的九峰围合而成,最高一座名白头峰。历史上中朝国界线在分水 岭东下20公里处,自南向北划定。即使在日本统治朝鲜时期,天池也在中国版图;朝鲜建国时对此也是承认的。如今毛泽东大手一挥就把天池切了一半(一说百分 之五十三)给朝鲜,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捎带送了出去。朝鲜立即将白头峰改名“将军峰”。

    后来,朝方得寸进尺,向我国提出照会,“严正声明”说:黑龙江省一部分、吉林省大部分、辽宁省一部分历史上都是属于高丽帝国的版图,后为中国历代王朝所侵占,而今中国已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归还这些领土。陈毅外长接到照会后当即面呈周恩来总理,周即指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火速将中朝两国历代疆域研究清楚上 报。学者们研究后得出结论,这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领土与高丽无关。当我方外交部将这个结果交给朝方后,他们恼羞成怒,与中国,与毛泽东,反目成仇。

    毛泽东原指望对金日成投桃报李。我帮你在朝鲜搞个人崇拜,树立你的威望,你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带个头承认我毛泽东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在与赫鲁晓夫 的斗争中支持我一把。但金日成玩完毛泽东以后,又去讨好赫鲁晓夫。只承认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在中苏大论战中持中立偏苏的立场,这把毛泽东气了个倒仰。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通过群众运动的办法把毛泽东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树起来。 中国东三省的红卫兵们在中朝边境架起了大喇叭,每天对着朝鲜军民播放毛泽东语录,赞颂毛泽东思想,大唱样板戏。这引起了朝鲜的不满,也架起大喇叭狂放金日 成的主体思想。突然红卫兵提出一条崭新的口号:“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金一听,朝鲜的红太阳是我金某人,怎能是你毛泽东!于是怒从心头 起,当即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将烈士碑统统打烂,包括毛岸英的墓碑也被砸得粉碎;并向中国发出照会,要求中国将所有埋葬在朝鲜的烈士遗骨运回中国。这 事虽然毛泽东有错,但金日成的反映过当、过激了。后来虽然修复了陵园,但“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被金日成砸碎了。

    随后。朝鲜对历史进行疯狂地篡改。建国历史变成对金日成的赞美。解放时期欢迎苏联红军的盛大集会游行,通过影片的剪辑,变成欢迎金日成的集会游行。抗美救国战争变成金日成领导朝鲜人民军打败了美国侵略者,根本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什么事。现在的朝鲜出版物竟然向旅游者如此“解说”百万志愿军的抗美援朝: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给予一定的援助,数量不多的志愿人员组建志愿军,但由于志愿军没有接受伟大领袖的统一指挥,所以毫无战斗力,一打就逃。 9

朝鲜不投北京的票而投悉尼的票

    1993年9月23日,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举行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会上投票选定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时,朝鲜不投北京的票而投悉尼的票,令我国以两票之差输给了悉尼。如果朝鲜一票投给中国,北京与悉尼的票数相等,还是有一半机会将千禧年奥运举办权拿到手的。结果,中国黯然败北。这就是我们养了两代的金氏王朝在关键时刻的表现。我们还能指望它在中国有难的时候伸以援手吗!?

    从2003年开始的由中国任会议主席的“六方会谈”,朝鲜、中国、俄罗斯本应作为一个阵营,但朝鲜阳奉阴违地盘算利害得失,数次不与中方提前打招呼就单方 面宣布退出,让中国陷入尴尬境地。2006年7月5日,朝鲜为对抗美国对其印制假美钞、贬卖毒品等流氓国家行为进行金融制裁,违背与中俄达成的导弹试射承 诺,示威性的试射了10枚包括大浦洞在内的各型导弹,使半岛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中国急派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作为特使前往朝鲜,狂妄的不知天高 地厚的金正日竟拒不接见,这是对中国党和政府的极端蔑视。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只好尴尬地告诉媒体:“虽然中朝还是拥有传统友谊的邻国,但是现在的朝鲜并不 听中国的话。”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008年9月2日宣布,从现在到2009年11月,朝鲜需要5.03亿美元才能避免饥荒。目前,朝鲜现在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每天最多 就吃两顿饭,越来越多的人依赖采集野物充饥。路透社报道,世界粮食计划署亚洲区负责人班布里称,朝鲜民众为了活下去已经落到吃草料的地步,如果不现在加以 援助,朝鲜将面临重返饥荒的困境。他刚刚结束为期一周的朝鲜之行。

    中国在给朝鲜大量经济援助的同时 10 ,我国领导人善意劝说金正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介绍中国的经验。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2008年11月21日发表社论,将中国骂了一顿,社论说: 今天,帝国主义者打着‘改革’‘开放’的口号露骨的干涉别国内政,他们不顾他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强行将本国的政治理念、体制,政治方式和经济结构推 行到其他国家,以达到他们支配和掠夺的目的。他们胡编乱造什么‘改革’是世界一体化的必然要求,将不接受他们要求的国家扣上‘孤立主义’‘闭关自守’等等 的帽子,施加巨大的所谓‘开放’的压力。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放肆的对我们国家说三道四的。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不朽经典著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 拥有战无不胜的威力的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彻底揭露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对主体祖国——我们共和国所谓‘闭关自守’‘孤立’的诽谤中伤,进而达到他们强迫我 国接受‘改革’‘开放’的毫无用处的赤裸裸的阴谋。

    中国与朝鲜,已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仅没有共同的政策,也没有共同的理论和共同的语言了。庇护、援助金氏王朝两代人,培养出一位在中国头上拉屎拉尿的高 丽国王来。这种畸形的友谊应该结束了。

废除中朝条约,重建两国关系

    在冷战年代建立起来的中朝关系,不是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更多的情况下是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党际关系,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个人关系,随毛金二人互相利用和互 相争斗时好时坏。在外交关系上我们应该更多的着眼于朝鲜人民。我们帮助金日成建立了、巩固了小朝廷,又帮助他完成了父传子家天下的事业,只是有恩于金氏家 族(他不领情是另外一件事情),朝鲜人民并不感谢我们。如果没有抗美援朝,南韩统一了朝鲜半岛,朝鲜人民早就结束了饥寒交迫的日子,过上了和南方同胞一样 的幸福生活。这是我们跳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以后应有的认识。

    2009年6月22日,公民思宁先生发表了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建议书,《建议废除〈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通过电子邮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递交。建议书原文如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简称《中朝友好 合作互助条约》)1961年7月11日由周恩来、金日成在北京签订,1961年9月10日互换批准书并生效。根据其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在未经双方就修改 或者终止问题达成协议以前”,《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将一直有效”。

  现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国际关系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是:

  一、朝鲜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悍然进行核试验,中国表示坚决反对。

  二、朝鲜已经宣布退出六方会谈。

  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874(2009)号决议通过,其中包含对朝鲜的制裁措施,中国代表投票赞成。中国方面已经在事实上违反 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三条关于“缔约双方均不缔结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集团和任何行动或措施”的约定。

  四、朝鲜军方宣布将不再遵守《朝鲜停战协定》,即退出《朝鲜停战协定》。中朝美 三方签订的《朝鲜停战协定》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基础,退出《朝鲜停战协定》破坏了这个基础。

  五、中国已经与韩国建交。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杨文昌最近在韩国表示,中国和朝鲜不再是军事同盟关系。这已经对韩国表明,中国不会 支持朝鲜针对韩国的军事行动。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如果中国继续履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特别是第二条“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 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 助”的约定,就难以避免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产生冲突,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国际承诺产生冲突。从国际关系全局看,中国应当废除《中朝友好合作互助 条约》。这可以作为中国坚决反对朝鲜核试验且真正发挥对朝鲜的深刻影响力的实际行动。

  事实上,在中朝关系的历史上,当中国遭遇“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朝鲜也没有依据《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 助”,例如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战争、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

  从国内法看,《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存在既符合又冲突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从这个规定看,似乎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有权适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二条,决定为军援朝鲜而宣布中国进入战争状态。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从这个规定看,中国军队 在“保卫祖国”之外,并没有“保卫他国”的任务。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二条要求中国在朝鲜“处于战争状态时”,“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 助”,实际上是要求中国军队为“保卫他国”参加战争。可见,第二十九条规定与《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二条有冲突,除非能够确切证明武装进攻朝鲜就是侵 略中国的实际步骤。即使现在可能还有少数中国军人愿意再当志愿军去保卫朝鲜(甚至侵略韩国),思宁仍要警告:你们愿意的军事行动没有宪法关于中国军人任务 的规定依据。

  总之,从国际关系基础和国内宪法有关规定的困惑看,《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已经无法履行,应当废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中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因 此,思宁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废除《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当然,可以另外制定不含军事同盟内容,不与其他国际承诺冲突的新 的中朝条约。

     2009年6月22日

    这个建议本来应该由外交部提出。然而,“肉食者鄙”,我们的文官不能履行文官的职责。思宁先生这个建议,无论从冷战后时代消除了两个军事集团和两个经济市场的世界一体化的大势来考量,从中朝关系的现状考量,从国际法或国内法考量,都是理直义正,有利于两国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完全正确的。采纳思宁建议, 建立新型的中朝关系,此其时矣。

    中国与朝鲜作为国家关系是不正常的。这从金正日最近这次对华访问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首先在接待规格上超过了美苏法这些大国的总统和英国的女王。当媒体不理 解请求解释时,韩国的《朝鲜日报》援引北京外交人士的话说,中国外交部以金正日访华属中朝两党事务,非国家事务为由,进行辩解。接待金日成访华的主办机关 不是国务院外交部,而是中共中央联络部,由联络部长王家瑞赶赴大连迎接,证实了金正日不是以国家首脑而是以党魁的身份来华的。

    金正日一行租下大连富丽华酒店西馆的所有360间总统套房,金正日本人的总统套房面积就达750平方米,配有按摩浴缸蒸汽浴,一天费用达30万人民币。乘 坐的车辆为奔驰迈巴赫(该车计划在德国魏恩斯贝格限量生产100辆,售价65万欧元/辆),大规模随行朝鲜代表团有40多辆轿车和巴士,其意气风发,君临 天下之气势,超过了奥巴马和萨科齐,更不要提李明博。这只是金正日超级摆谱的冰山一角,到北京和其它地方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金正日一行的住宿费和交通 费全部要由中国纳税人出,谁让我们伟大的党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朋友呢!

    党在国家之上,党的利益在国家利益之上,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规矩,阵营没有了,规矩犹在,两党领导人彼此心照。强调这层关系,北朝鲜的金正日和南朝鲜的李明博虽属同文同种,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就分出了轩轾、亲疏。金正日不管干什么坏事,捅什么娄子, 一边要东西,一边还骂人,中国党和政府都有责任、有义务包庇、回护,保他过关。不管韩国对华贸易是多少,他那总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强调这层关系,朝鲜劳动党就要永远执政。一旦出现执政危机,中国党和政府就要无条件地支持,缺粮给粮,缺钱给钱,要武器给武器,保证劳动党政权不倒。这个 劳动党绝不代表劳动人民,只是金氏王朝的保皇党,只对金氏家族负责。建国60年没有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还得承认这个执政党“政治上正确。”

    强调这层关系,中国党和政府就要承认金氏家族的家天下,认可他传子传孙的接班秩序,并替他分担接班不顺可能带来的巨大政治风险。我们保了金一世和金二世, 现在还得保金三世,这就是我们对朝政策上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吗?支持这样一个反动政权,无异于对苦难深重的朝鲜人民的犯罪。

    中国与朝鲜,要建立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淡化党际关系,掀过毛金恩怨的历史。中国的对朝关系,应着眼于2200万朝鲜人民的福祉,而不是金氏家族几十 口人的利益和荣枯。

    1979年,邓小平访朝,在平壤他看见用黄金打造的金日成雕像,忍不住对 朝鲜人极不客气地批评说:“我们的援助难道都给你们建这个东西了,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嘛?”邓小平回国后开始大量减少对朝鲜的援助,最后甚至停止了。邓要求 金日成珍惜中国对他的援助。而金日成从此开始对这个中国小个子领导人越来越讨厌了。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金日成派吴振宇大将到北京要求军援,开列的单子包括海陆空三军的军舰、战机、火炮以及各类军用物资,其总额几乎等于当年中国军费的 小一半。结果被邓小平以“一个子儿也不给”断然拒绝,使呆在京西宾馆的这位不速之客碰壁而归。

    邓小平表现了中国领导人的原则性、尊严和风范,值得后人学习。自那以后,我们对朝鲜的援助即从严掌握。2010年5月17日韩国《中央 日报》在头版头条以“温家宝断然拒绝金正日‘破格支援’的要求”为题,报导了北京拒绝平壤的过份援助要求。报导引述北京消息灵通人士于16日的发言指出, 温家宝于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金正日午餐餐叙时表示,中国无法向北韩提供超出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框架之外援助的立场后,金正日原本还想和中国领导层一同 观看北韩血海歌剧团公演的《红楼梦》歌剧,但却取消了观赏行程,紧急折返北韩。

    金正日憋着一口气,回国就发生了枪杀中国平民事件。这种看似偶然发生的事情,很难说跟平壤的政治气候无关。因为金正日打个喷嚏,北朝鲜就得感冒。外交部发 言人秦刚说: 2010年“6月4日凌晨,辽宁省丹东市居民因涉嫌越境从事边贸活动遭到朝鲜边防部队枪击,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事发后,中方高度重视,立即向朝方进 行严正交涉。”

    有人认为中国要保持对东北亚地区的发言权,就必须拉住金正日,有求必应,叫他气顺心平,强调这是中国的基本战略。毛泽东当年就是这么对待金日成的。毛泽东做错的事情多了,这也是一件。由于我们对金氏父子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毛时代就一次次被耍弄,一次次吃亏。把天池送出去,换来的是毛岸英和志愿军陵墓被 捣毁,这种恩将仇报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金正日的虚伪狡诈超过乃父。他是一个政治流氓,任何时候都成不了中国的同盟者。

    核武器是金正日最大的筹码,拥有核武器是金正日死心塌地、坚定不移的政策,即使造不出核武器,核议题也是他显示国际地位的王牌。你们敢不重视我朝鲜,给你 们放个核炮仗看看。就是这一套。中国不可能掌控他,金正日的核王牌从来是攥在自己手里,永远到不了中国手里。与其说是中国在利用金政权抗衡美国,还不如说 是金政权在中美两大国之间两边取巧待价而沽。金正日哭着喊着要跟美国单独会谈,美国不予理睬。他抓住卸任总统克林顿到朝鲜救人的机会表白,愿当美国鹰犬咬 中国。美国会从毛泽东对朝绥靖政策中吸取教训。金正日叛华投美的表白不会打动美国。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是体现在对外政策上的。他们不会认同朝鲜的父传子家天 下的独裁制度,不可能支持这样一个政权。只要中国对金正日撒手,金正日马上会在六方会谈中就范。金正日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中国是六方会谈的召集人,很受 其他四方的尊重,但金正日把六方会谈当耍猴的场所。今天愿意谈判,明天就能声称“绝不重返六方会谈”,今天同意弃核,明天就敢悍然核爆。他用这个办法,表现他的存在,表现他的力量,表现他的不可忽视。金正日进入六方会谈,是利用这个舞台向全世界敲锣打场子,筹集养活小朝廷的经费。你想消停,你要在东北亚消除核威胁,拿钱来!中国不改变对金正日的态度,不要指望六方会谈有一天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协议,只要金正日活着,他这猴戏就要耍下去。

    一位同胞在《联合早报》著文说:中国,是该对朝鲜说NO的时候了。我们必需严谨地对北韩说:‘你们可以做出自已的选 择,但是你们也应当承 担选择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打代理战争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该是从朝鲜第一影响力的国家行列中退出了,这个‘伟大’的旗帜或许应交到韩国的 手中,最起码我们扛得很累了。11

    这就是中国的民意。

    2010.6.10 五柳 村2010年6月24日收到,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0-07-14 08:21:37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131期-共和国61年暨孔子2561年〔耶稣2010年〕阳历7月13日
 

从姓姓抓起,培养国学的读书种子

----在武汉大学国学院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兼院长  郭齐勇

2010年6月25日

尊敬的前辈师长与各位专家学者:上午好!

    借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中国哲学史学会与敝校共同举办“近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机缘,在开幕式上同时举行简短的武汉大学国学院揭牌仪式。首先向各位长辈、远道而来的海内外学者,学校、兄弟学院及各部门的领导与朋友们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充斥灾屏的电视剧,常常有“你的家父”、“你的内人”、“你到我的府上来”等等莫名其妙的荒唐对白。有些讲《论语》、《老子》等中国经典的人,竟连起码的注疏都不读,胡编乱造,望文生义,如有人讲《老子》第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时,把“太牢”,即古代最隆重的、用牛羊豕三牲的祭祀活动,讲成坐大牢。北京市有的地方用繁体字作标牌或出布告,把“海淀”写成“海澱”,“太后”写成“太後”。 至于对我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的戏说、歪讲、曲解、庸俗化等,更是屡见不鲜。有的地方甚至要把西门庆拿来作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钓饵。

    无论是从捍卫汉语言的纯洁性的角度,还是从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起码尊严的角度,我们确实深感忧虑。糟糕的还不只是这些方面,更重要的是儿童、少年与青年的健康成长,一代代人的心理调节与人格成长。武汉市大方学校、武汉市积玉桥学校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适当让儿童、小学生、中学生读一点传统蒙学读物、家训与《四书》等,甚有裨益。

    目前我们很警惕中小学教育变成以升学为目的的应试教育,大学教育则变成以就业为目的的职业教育,知识教育太过,道德教育又是教条化的,缺乏适合于儿童、少年与青年成长的生动活泼的方式,而社会风习的负面又给了他们坏的榜样。

    我历来主张应对国民增强民族历史记忆的教育,其中,国民教育中历史文化精神的教育尤为重要。国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国学教育的主要方面,一是国学常识、知识,二是以仁爱为核心的做人之道,是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我这里所说的仁义礼智信等德目,当然是通过了创造性转化了的、富有时代内涵的新的精神价值。我想,不妨多选用一些《论语》、《孟子》、《史记》中的格言与志士仁人的故事,做语文与道德教材的部分内容。在初中阶段,学生应系统完整地学习过《四书》。这种人文理想与人生意义的教育需要社会、家庭、学校教育的配合,靠亲师长辈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我希望小学、中学语文教材中适度增加古代文言文与古诗词歌賦的比例,按循序渐进的原则,由少而多,由简而繁,到高中三年级,文言文应占到百分之六十的比例。在简繁体字的问题上,任继愈、袁晓园先生长期提倡“识繁用简”、“识繁写简”,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在课程设置上,小学生与低年级初中生应恢复毛笔字的训练,这有多方面的意义。小学生通过练毛笔字等在身心方面得到陶冶,另一方面,这也是保护、传氶文房四宝的必要途径。日本通过让小学生每学年看一场歌伎来培养受众,保护这一剧种,这一经验值得重视。

    以上所说会不会增加中小学生的负担呢?我看不会,可以减掉一些不起作用的教育内容,在传统文化教育中又可以增加趣味性,寓教于乐,让孩子们乐学。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绝对对立起来,不懂得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因素可以作为健康、正面、积极的力量参与现代化的建设,可以提升人的文明程度与修养境界,因此把传统文化作为负面糟粕,故在国民教育中传统文化的内容太少。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民国时期与今天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也可以找当时大学的大一国文的教材来看。几代人下来,今天中国人阅读古书的能力严重下降。

    现在孔子学院遍布全球,但孔子学院不能只停留在教一点现代汉语上。孔子学院的老师应起码懂得一点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程朱陆王,儒释道的基本文献及其精神。

    武汉大学有国学的传统,近代以降有黄侃等国学大师及章黄学派的统系,有熊十力、闻一多、吴宓、李剑农、杨树达、高亨、范寿康、朱光潜、刘赜、刘永济、黄焯、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程千帆等大师,一直高度重视小学(古文字学)、经典新诠与中西学术互动。传统中国学术强调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而现代教育体系则造成文史哲的分家。为了培养中国传统学术的读书种子,自2001年起,我与同仁联合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宗教、外国语等多学科的学者在国内率先创办国学本科试验班。我们这一试验班不同于现行大学文科的以原理、概论加上通专史的课程设置,而直接设置中外经典课程,取小班授课、经典导读的方式,当然也适当保留一定的概论与通专史课。我们强调夯实国学基础,旨在培养一些对我国传统经、史、子、集的基本知识、基础典籍和治学门径有深刻理解,能熟练阅读中国古典文献并予以现代诠释,至少掌握两门外文,且熟悉当今世界人文学走向与国际汉学最新成果的复合型人才。我们所说的国学,是开放式的现代新国学,包含借鉴海外古典学与人文学各领域的方法与成果。自2005年开始,我校开始挂靠相关学科招收国学方向硕士生。2006年,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专家指出:“武汉大学国学试验班在国内是首创。”2007年,为了更系统地培养国学人才,我校以交叉学科的名目自行增设了国内首个国学博士点与硕士点,并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批准,目前已经招收了两届硕士和博士生。硕博士点设经、史、子、集、佛教与道教等五个方向。我们的毕业生一部分继续深造,研究国学或人文学,一部分就业从事各项事业,他们认为国学训练使他们在做人做事上受用无穷。2009年,“武汉大学国学班的创建与实践”项目获得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在十年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的基础上,我校综合分析当前国学学科的发展趋势,经过审慎的研究,于2010年3月正式成立国学院。正如陈来教授刚才在致辞中所指出的:“武汉大学成立国学院,可谓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在国家主管部门尚未正式设立国学学科的情况下,武大国学院是目前国内唯一具有国学本科、硕士、博士完整培养体系的教学研究单位。我们本着小平同志“不争论”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努力实践,培养了一些人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希望有条件的综合性大学运用文、史、哲、艺、外国语等院系的优势,整合力量,培养一点国学的读书种子。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

    成立国学院的主要目的是把这一事业坚持下去,真正培养一点国学的人才,把中国文化传承下去,并参与文明对话。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恳请各位批评指正。本次会议在27日下午安排了一场有关“国学教育、课程设置与学科建设”的圆桌会议,敬请各位发表您的高见。

 

根源性的重建与儒学研究的多面相、多维度

——在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致辞

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兼院长  郭齐勇

2010年6月29日

尊敬的汤一介先生与各位前辈、各位同仁:上午好!

    我很高兴应邀出席北大儒学研究院的成立大会。大概因为我是外地学者的代表,让我坐在台上。我很惶恐,如坐针毡,因为前辈师长钟肇鹏、方立天、楼宇烈、钱逊先生等都坐在 台下。

    记得我在读本科与硕士生时,我的老师、已故萧萐父先生就把汤先生请到武汉大学讲学,汤先生给我们讲过郭象与魏晋玄学,也讲过他那篇有名的论文,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与“情景合一”。最难忘的是汤先生与今天在会场上的几位先生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于1985年早春在北京办的第一期“中国文化讲习班”,我与冯天瑜及在坐的陈卫平兄等都是这个讲习班的成员,我们是“黄埔一期”的。讲习班先后办了五期,影响甚大。记得第一期第一个出场的大师是梁漱溟先生,他在结束演讲时说:“我60年前就说过,将来的世界文化必定是孔子与儒家文化的复兴,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我不一定同意梁先生这一结论,但很佩服他的人格精神。我们亲耳聆听了梁先生及冯友兰、张岱年、周一良、侯仁之、金克木、季羡林、任继愈、汤一介、李泽厚、庞朴、吴晓玲、孙长江、丁守和先生,以及来自海外的、今天在台上的杜维明先生,还有魏斐德、成中英、陈鼓应、邹谠等先生的演讲,一睹名家之风采,接受了许多新信息与新诠释,颇受教益。讲习班对于我们后来改变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绝对对立的看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们的心田播下了种子。那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波“文化热”。1985年底,汤先生、萧先生主持了在湖北黄冈举办的“纪念熊十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黄州还不是开放城市,第一次来了不少外宾(冉云华、杜维明、成中英,前苏联的布洛夫及日本的坂元弘子等)与国内知名学者石峻先生等,颇受关注。那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大陆地区研究现当代新儒学的开始。我们也剩机在黄州办了“中国文化讲习班”。

    我今天最大的感触是,北京大学曾经是“打倒孔家店”的策源地,而今天又成为创造性转化与重建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的重镇!从1919年5月到2010年6月,九十一年的翻转,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是我们时代的写照。我特别要指出,汤先生、北大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在中国文化根源性的重建方面,做了很多扎实的、使得“灵根再植”的工作,才有今天儒学研究院的正式成立。这是一个里程碑,是一个标志。汤先生领导的北大儒研院从事的是开放的新时代的儒学研究,是我们武汉大学与各兄弟院校学习的榜样。

    我谨代表武汉大学国学院、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向汤先生与北大的师友表示衷心、诚挚的祝贺!几天前,6月25日,我们武汉大学国学院正式挂牌,今天在场的陈来、王博、陈卫平兄都参加了我们的挂牌仪式。我校国学院是今年3月成立的,这次是乘国际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与敝校共同主办“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敝校召开的机缘举行这一仪式的。正如陈来教授在致辞中所说,我校成立国学院“可谓顺理成章,水到渠成”。2001年,我与同仁在武大综合文、史、哲的师资,创办本科生国学试验班,当时全国高校尚没有办这样的国学班。我们坚持下来了,每年一届,至今已有了十个寒暑。该班旨在培养一批对我国传统经学、史学、子学、文学、小学的基本知识、基础典籍和治学门径有深刻理解,能熟练阅读中国古典文献,至少掌握两门外文,且熟悉当今世界人文学术走向,又会熟练地使用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的复合型人才。国学班采用“小班授课、经典导读”的方式,克服了六十多年来我国大陆文科教育分科太细,又只有通论、通专史课程而不读经典的毛病。我们强调从认字开始,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文献学外,特重《四书》、《诗经》、《尚书》、《周易》、《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老子》、《墨子》、《庄子》、《荀子》、《楚辞》、《文选》与出土简帛文献等的导读课程。

    自2005年开始,我校国学专业挂靠相关学科招收硕士生。2007年,我校正式设立国内首个国学专业博士点与硕士点,并报国务院学位办备案,2009年正式招生。我校国学硕士、博士点设有:1、经学研究方向;2、子学研究方向;3、史部典籍研究方向;4、集部研究方向;5、佛教与道教研究方向。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强调打好坚实的基础,又强调开放性,我们常请海内外专家给国学班同学上课。武大国学院是目前国内唯一具有国学本科、硕士、博士完整培养体系的教学研究单位。十年来,我们在国家主管部门尚未正式设立国学学科的情况下,本着小平同志“不争论”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努力实践,开拓创新。我们不为别的,只是想为将来留下一点能读古书的人,把文化传承下去,并与各文明对话。我们的教育不仅是知识性的,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具有崇高的社会理想、人生境界与做事的精神,故学生们一部分成为关心国事民瘼的读书种子,另一部分毕业后从事各项事业,也感到国学训练使他们受用无穷。

    刚才,汤一介、李学勤、杜维明、陈来先生从不同角度谈到儒学研究在今天的意义与向度问题,启我良多。我认为,儒学研究、国学研究,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需要,是多民族统一的大国内在的本有的文化精神与核心价值观之重建的需要。百年来,我们习惯于仰人鼻息,西化、俄化,放弃了自己的立国之本,糟蹋了民族文化,把很多珍宝弃之如垃圾。

    有关儒学研究,我想至少有六个向度。第一是儒学经典的研究。五经、十三经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教育之本,有很多宝贵的治理社会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社会习俗、社会生活方式的记录。儒家经典当然不仅只在经部,还在子部、史部、集部中,要花力气整理与研究。第二是儒家人物的研究,包括儒林传、道学传与地方志上的人物。现在中国哲学方面的博士论文、学术研究,多在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上扎堆,而历史上各地域很多很有影响的人物却没有人去研究,例如明代经学史上的陈士元、郝敬,明清哲学史上的胡承诺等。有许多人物的资料尚待搜集、整理。儒学不专属于中国,还有韩国、日本与越南的儒学及其经典、人物。第三是儒学历史的研究。我说的不仅仅是儒学精英的思想史,还包括社会史、制度史。由于我们的传统社会是儒家型社会,民间社会空间很大,民间自治组织很多,儒学与传统制度文明中的有益成份有密切的关系,如文官制度、教育制度、救荒济脤制度、监察制度等,可以总结并予以创造性转化。

    礼学中有关于衣食住行、视听言动、生死祭祀的规范规矩,家礼、家训中有不乏转化为现代公民社会的规范、规矩的内容。除了制度与规范及儒家美政美俗的功能之外,还有作为其中内核的以“仁爱”为中心的价值系统,更需转化。第四是儒学理论的研究,包括对现代性(化)与启蒙理性的反思,与自由主义、唯科学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的对话,乃至整个文明对话,还有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的新建构等。当前,特别要纠正五四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中国文化的诸多偏见,有很多看法相沿成习,积重难返,需要拔乱反正。第五是儒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建设,中国文化精神的重新凝聚,中华民族的自我身份的认同,伦理共识与真正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仰系统的的重建,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健康发展的正面的积极的因素。我特别重视草根的民间社会的重建,例如湖北黄陂“信义兄弟”事迹的重释等。第六是儒学的教育与传承,培养后代。儒学重来都是与教育有着密切关联的。今天,从蒙学、幼学教育,到儒商的教育与干部、公务员的教育与培训,从家庭、学校到社会教育,儒学都有很大的空间。要重视对管理者、官员与公务员等加强君子人格的培养与心性的修养、陶冶。

    儒家的工作不是停留在发发宣言、写写研究论文之上,儒生的本性在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有理想有人格,落到做事做人的实处,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扶掖青年,弘大正气,鞭挞丑恶。

    附录:

武汉大学国学院正式挂牌成立,郭齐勇出任院长

    武汉大学网站(通讯员张全友实习生黄朔)6月25日,武汉大学国学院正式揭牌,该院成为国内为数极少的具有国学本科、硕士、博士完整培养体系的教学研究单位之一。

    据了解,自2001年起,武汉大学在国内率先创办国学本科实验班。2005年起,开始挂靠相关学科招收国学方向的研究生。2007年,为了更加系统地培养国学人才,武大以交叉学科的名目增设了国内首个国学博士点与硕士点,并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批准,并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

    据国学院首任院长郭齐勇教授介绍,传统的中国学术强调义理、经世、考据、辞章一体,其研究范畴不是现在分科过细的学科门类所能涵盖的,研究方法也与现代人文学科有所不同。国学院的设立,正是为了借助武大雄厚的师资力量和良好的学术声誉培养专门人才,是完善国学人才培养结构与体系的有益尝试。

    在研究方向和师资力量上,国学院打破原有学科划分限制,实现了文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艺术学等五大学科的真正交叉融合。国学院组织各相关学科有实力的专家担任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并聘请校外乃至海外的学者授课、开设讲座及联合指导学生。

    在人才培养方式上,国学院主张打好基本功,以小学训练和古文献训练为基础,加强外语、中外学术之方法学训练和国学典籍的创造性诠释,重视海外中国学术成果的研讨,重视启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郭齐勇说,国学不是复古主义,“我们的国学是新国学,是开放的国学,是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社会的一种呼应和互动。”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国学热背后是常识缺乏

中国青年报

2010年06月26日

    现在热播的电视剧对白中常出现"你的内人"、"我府上"等词语。还有一位博士生给导师寄贺卡,竟然写的是"某某先师收"。 在今天举行的武汉大学国学院揭牌仪式上,首任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提醒人们注意国学热背后的常识缺乏和精神缺失。

  郭齐勇教授说,曾经有一位大学教授写过一本关于老子《道德经》的大学通识教育读本,其中对“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中的“如享太牢”的解释竟然是“像坐大 牢一样难受”。作为一个国学教育者,这样的“笑话”让他感到“很难为情”。

  他认为,近几年,我国出现“国学热”,反映了国民对国学的渴求,应该正确地因势利导。《论语》、《老子》等国学典籍不能“戏说”、“俗讲”,而是要“正讲”,而正 讲的前提就是要读懂,不能错得太离谱。

  据介绍,武汉大学国学院是目前国内仅有的拥有“国学”本科、硕士、博士完整培养体系的教学研究单位。国学本科试验班已连续10年招生。其要求学生能熟练阅读中国古典 文献,同时要求至少掌握两门外语。郭齐勇将之形容为培养一些“读古书的种子”,并能与世界其他文化交流,真正将国学传播出去。

  另一方面,他很重视国学教育的“草根性”,比起形式,继承国学精神更为重要。他小时候,家里人自己都吃不饱,母亲依然会把热腾腾的饭盛给乞讨的人吃。国学不仅是一 门学问,它还是全社会的终极关怀。民间有“善根”,基于国学典籍的文化认同和伦理共识对当今社会能起到精神安定和心理疗伤的功能。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则认为,“国学热”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观,也代表了中国意识和中国价值的觉醒,有积极意义。国学不仅是一个空洞的名词,而是有丰富 的内涵,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识和研究,也是一种文化身份认同。他认为国学应有时代内涵,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国学的意义和期待都是不同的。过分追求经济发展使人淡薄了人类文化的价值,而转向表面的东西,真正的国学应该把人的生命放进去。

 

 

发件人:"5itax" <5itax@163.com> 2010-07-15 21:37:23 +0800 收件人: "胡星斗先生"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仲大军先生"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关于中国人权的思考 关于枪与人权的思考,关于中国人的人权应该如何构建的思考,不太成熟。

枪与人权

律师  包向宇

    家里来了抢劫犯,一个美国人可以从容地拿出枪来进行射击保护自己的家庭财产,然后在拨打报警电话。而一个中国人在这个情况下,能做什么呢?拿起电话来,拨打110,用颤抖的声音向警察叔叔报警,然后等着抢劫犯把家里洗劫一空。而忙碌的警察叔叔不知什么时候能到,也许他们根本找不到去你家的路。他们通常会在2公里以外拉响警笛向抢劫犯“报警”,以上哪一种方式更能保护你的财产呢?

    如果有权自由选择的话,你愿意选择哪一种方式呢?从实效的角度来讲,我愿意选择美国的方式。人权起始于自卫,每一个人都有权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人身不受侵犯。一个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人,可以用一切手段、穷尽所有的办法去抗争。

    连刀者禁的中国人的命运如何呢?

    有着5000年文明的中国良民,连持刀权都被禁止了N多年,是否换来了幸福的生活?举国上下都在为“和诣社会”而艰苦卓绝地奋斗着。中国人用自己的遵纪守法为自己书写了一部充满着屈辱的近现代史。看似凶悍的中国武术只有健身和表演的色彩,既不能卫国更无法护家,毫无实战的价值,只适合在摄影机前摆弄身姿。自我感觉“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无法挡住机关枪里的子弹。幻觉破灭之后带来懦弱的反弹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深深地植入到中国人的性格基因之中。在中国人的传统逻辑里,自己是弱者,自己只不过是别人的财产,不是这个主子的财产,就是那个主子的财产,主子是谁不重要,大清国、日本人、德国人、俄国人、北洋军阀等等,只要他们爱护自己的私有财产、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就是中国人最大的幸运。将自己看作别人财产的中国人没有能力而且没有权力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是自己主子的事情。所以中国人在被欺负的时候不会挺身而出,更多的是等待施舍、等待求援、等待保护,很多人都是在等待中屈辱地死去。这已经形成了中国人国民性格的重要的文化基因,并且具有了遗传和复制的能力。

    懦弱,不仅仅国民个体性格的重要特质,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社会性,并形成了中国专制社会的重要基础,一个没有自卫权的人,能随便对公共事务发言吗?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专制社会的控制手段日臻完善,已经演化成牢不可破的网。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人懦弱性格又为专制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而个体的懦弱渐渐演化成一个社会制度的重要基础,中国人需要有人代表他们行使权力,他们需要有人保护他们,需要有人代表他们发言、管理公共事务,需要有人立法、执法、实施暴政。中国人可以接受任何形式、任何肤色的暴政。暴政自然会产生暴民,而在传统中国当权者的眼里,百姓改变现状的想法是政权稳定的最大的敌人,推翻江山的力量往往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是国人而不是洋人,这也是“攘外必先安内”的逻辑基础,而一个解除武装的民族就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羊。

    中国人拿起枪反抗暴政的时候,往往是绝望时候的最后的选择,中国没有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只有连奴隶也做不得的人。人民在革命成功建立政权后又交出了枪,同时也交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盲目地幻想着手无寸铁地就会过上和平的幸福生活;而美国人是拿着枪建国的,拿着枪生活。在中国持有枪支是严重犯罪;美国人可以合法持有枪支,而且是不容侵犯,建国的起点和治国的起点相差甚远!起点不同,终点怎么会相同呢?

    美国因持有枪支给人民带来的伤害与中国的专制制度给人民带来的伤害相比真是微不足道的,在美国,因持枪而发生的偶然的滥杀行为是单独的、个别的,而专制政府伤害人民的行为是制度性、世代相传的,非暴力不可变更的。49年以来的朝鲜战争、对越战争、“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等,对中华文明的摧残完全是万劫不复的,但中国的民间毫无抵抗力量,毫无保护能力。那些因屈辱致死的人(刘少奇)恰恰生活在自己建立的理想社会中。在强权专制的社会中,谈判对强者来说是多余的步骤,而在暴力对等的基础上谈判才是解决矛盾的重要方式。中华文明历史上的王朝兴衰都是起源于强权暴政而终结于暴民,都是因为长期的专制社会下所形成的强者,肆无忌惮的欺压弱者而引起的轮回。如果有暴君、酷吏死在穷人的枪口下,也能为日益膨胀的社会压力的泄压。一个下定决心为非作歹的暴君、酷吏是没心情听弱民的理由和哀求,只有在听到枪声才能让他冷静,让他反思、让他退却、让他放弃暴政。

    保护权利的方式决定保护权利的结果。

    一个社会中人人持枪,人人就会平等。禁枪令的结果,是禁止平民持有枪,而暴民总能设法搞到枪。根本无法做到在社会上完全消灭枪的存在,毒品的大量存在和流通就是最好的例证。其结果是:平民不能合法地拥有和使用枪支,而暴民却往往能非法地拥有和使用枪支。而允许持枪的结果是:平民持有枪支,而暴民也会持有枪支,这样的社会状况,在权利分配上是公平的。一个社会中,99% 的人中的人是平民,却没有持枪的权利,当1% 的人持枪后就可以当皇帝,整个社会及文明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当99% 的人把自己的安全置身于1% 的人枪口下,对于1%的人来说就没有效的约束力量,当1%中的多数人因为无知、被蒙蔽、而采取不负责任的行动危及99% 中的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时,怎么办?99%的人的生命和尊严要依赖1% 的人的良知,如同落入狼群的羊祈祷狼对其口下留情。这样的情景在中国近代史上反复的重演,当手拿锄头、棍棒的中国农民面对有枪炮的日本侵略者或专制腐败的统治者时,和羊面对狼的境况一样,除了屈辱的死,别无选择。

    禁止人民持枪实际上禁止了什么?

    禁止人民持枪,实际上是剥夺人民维护自由和生命的权利,是削弱和剥夺人民的自卫能力和自保能力,将人民置身于暴力之下,也削弱和剥夺人民的自治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实际是把人民的生命和尊严、人民的命运和社会前途完全交给暴政。人民没有反抗专制腐败统治的能力,人民也不会有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国内的暴政和国外的暴政有着同样的权力,一只羊不能自保,一群羊同样不能自保,更谈不上相互保护。危难之中,汉奸、卖国贼得以大量出现,只为苟活。狼有时候也会被赶走、被取代、被消灭,但不是羊取代了狼,而是这群狼取代了那群狼,狮子、老虎赶走了狼,而羊群和羊圈就是它们的战利品,它们无需征得羊群的同意。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被狼群、狮子、老虎们瓜分的历史,国人是因为贫穷和无知而没有自卫的能力,统治者是日本人、德国人、俄国人、大清政府、这个党、那个党等等并不重要。少数暴力持有者垄断和把持本应由人民管理社会和政府的权力后,无需再征得人民的同意,他们乐于看到“羊群”始终处于羊的状态。这是建立专制社会最完美的细胞。人民完全被排除到社会管理之外,只能处于被管理的地位。人民放弃了自卫的能力,也同时放弃了人民管理和监督政府的能力,人民只会对那些冠冕堂皇的“空头支票”沾沾自喜,狼会为羊兑现那些支票吗?人民没有了自卫的权力,自然变成弱民,弱民自然催生暴君,暴君执行暴政,暴政制造暴民,暴民消灭暴君,暴民建立暴政。

自卫权是人格完整的重要部分

    持枪权就是自卫权,就是保护自己的权利。自卫是人的尊严的一部分,一个人,战斗而死要比屈辱而死人道的多。持枪的目的是为弱者自保提供公平的机会,让弱者自己有能力保护自己。任何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都存在个人能力之间的天然区别,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也同样会适用于人类社会,中国的传统社会更是具有这个典型的特征。“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与现代社会文明相违背的,走向文明,就要保护弱者,让弱者有足够的生存机会。有尊严地、像人一样的活着,而不用去当奴隶来乞求生活,更不需要向当权者乞求本属于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当代的中国人不应该再被奴役,不应该再骨肉相残,相互敌视,即便以法律的名义也不应该。弱者与强者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社会和谐的标志。弱者与强者平等地生活,不需要一个强权的介入,和谐并不意味着必须给强者带上枷锁或者送进监狱。强者的存在恰恰是社会的动力所在,打击他们? ??不如为他们提供发展的空间,更有利于民族的进步。一个公平的社会、文明的社会、融入世界的民族不应该建立普遍弱者的基础之上。

    另一个选择就是要提升弱者的自卫能力。有人有天生的攻击能力,有人没有天生的攻击力,枪,弥补了弱者的短处。如同狼吃羊的故事所提示的,狼吃羊只需要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因为狼饿了,而不是羊犯的错误。而这个时候羊何以自保?羊没有攻击的天性,不仅仅是因为它不吃肉,也因为它没有攻击的欲望。如果羊持有枪,那狼还会无理由攻击羊吗?我相信狼面对一只持枪的羊时,它会收敛一些,即使狼也持有一只枪,也不会轻意去攻击一只同样持有一只枪的羊。枪只是一种工具,这一点与刀的功能一样。只不过,枪比刀更有威力,更有隐蔽性,更容易操作。平等持枪,使弱者与强者处于相同的地位,迫使强者不敢去对弱者实施攻击,弱者自卫能力的提升,就是遏制强者的攻击性的良药,促使他们放弃暴力。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弱小国家苦苦寻求核武器的理由,只是威慑,而不是使用。

    之所以把持枪权定义为自保权的首先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攻击性和攻击的热情会因为双方均拥有持枪权而相互抵销。在弱者没有自卫能力的时候,强弱双方发生争执的时候,强者不会首先选择讲道理,那是弱者的选择。人人持枪,使强者与弱者在同一起点上进行竞争,胜者不是因为天生的强壮,而是后天的技巧。技巧的竞争相对于体力的竞争还是公平的,因为弱者增加了机会。由于中国平民没有任何反抗能力,为恶人作恶提供了完美的环境,违法的成本太低,执法的难度太大,维权的成本太高,所以客观形成了鼓励人人作恶。狼为什么不会互相攻击狼群里的其他成员呢?因为对方也会用牙平等地还击。从美国的经验看,持有枪支的人才能懂得生命的可贵,法治的意义,才会理性思考暴力的后果,才会选择实施暴力的对象和时机,才会选择如何限制暴力的使用。有自卫权和自卫能力的人的人格才是完整的、坚强的,这是人们的自立精神、自助精神、自治精神、反抗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格基础。

    即使限制枪,也不会限制住狼攻击羊,只会限制羊反抗的能力,使羊处于完全不设防的状态,世代处于一种奴隶、俘虏的状态。因为狼和羊处在起点的不平等,狼天生就有攻击能力,因而也有攻击的欲望,这是一种原始的不平等。而“羊”持有枪之后,“狼”只会和“持枪的羊”就共存,“狼”就会控制自己攻击的欲望,这不是因为善良,这是因为恐惧,这种恐惧比将它关进监狱、判处死刑要有效的多。在此基础上,社会寻求一种动态的平等、政治的平等。

    公民普遍有持枪的权利,这意味着任何人、任何组织包括政府和军警都没有垄断使用暴力的特权。能够有效地降低警察的出警成本。广泛地防止有枪的人滥用枪支,当人们在生活中突然遇到暴力威胁而公共安全体系不能及时发挥作用时,可以增强人们的自保自卫的信心和能力;当老弱病残者遭到强者侵害时,有助减少强者的优势,增加老弱病残者的反抗能力和信心。

    政治,应该让什么人流血?

    在社会中,总有人要为社会流血,在政治生活中应该让什么人流血呢?当政治家是自愿的,而当百姓是被迫的。从美国的历史来看,有多位总统和政治人物死在枪口之下,林肯、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米尔克,民国时期的中国也不例外,频繁上演着针对政治人物的枪击案。但真正对政治进程有影响的是那些政治人物,他们不是因为个人的恩怨而被枪杀,他们也没有被丧心病狂的精神障碍的人所误杀,有些遭人痛恨的人必须被枪杀。但政治家们是在为社会的发展而流血,流政治家的血总好于流平民百姓的血。政治本身就是公共的事务,为政治流血就是为人民流血,总要好于为专制流血。因为民主而流政治家的血比为专制而流平民的血文明得多。中国历史上的发生的一切动乱,如果有矛盾的领导人之间互相用枪自行解决纷争,要比发动人民群众、不名真相的学生参与“打、砸、抢、烧、杀”的代价要小得多。

    社会是否会因为持枪而天下大乱?

    社会动乱的原因不是因为持枪而是因为贫富矛盾无法调合,或者说是穷人无法生活,而不是富人富可敌国。看看矛盾重重而繁荣和谐的美国,每天都在上演各种各样的冲突,如资本家和工人的冲突、政府与民众的冲突、警匪冲突、种族矛盾、持枪与禁枪的冲突等等,这些矛盾和冲突,都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冲突”,矛盾和冲突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民众认可冲突解决的程序,有冲突解决的途径,人民可以发起冲突,也可以结束冲突。社会冲突并不可怕,冲突只能消除社会发展的隐患,为社会和谐稳定带来建设性。而对于没有冲突解决程序和渠道的社会,冲突才有可能带来破坏性。但美国少见“贫富冲突”,这主要是归因于美国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上,而不将财产平均做为社会目标。美国是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国家之一,穷者沿街乞讨,富者则可敌国,贫富的境遇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而且美国的民选政府通过高税收等手段从富人手中收集到的社会财富,用于为穷人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之上。还有美国富人阶层因为“恐惧”被迫养成了“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国的穷人们也欣然接受了富人的慷慨。所以贫富矛盾,没有激化到敌我矛盾的地步,富人必须照顾穷人的生活,帮助穷人建立基本生活,富人和穷人得以共存于一面国旗之下。富人不会因为持有财富而拥有政治上的特权,也不会因为持有财富而欺压穷人。穷人因为可以无偿得到基本的的生活保障,他们没有被压迫的感受,他们不需要为了生存而出卖身体和人身自由。所以社会财富有合理的流向和用途,谁持有财富变得无足轻重,这种持有财富的理念构成了美国人社会观念的一部分。有这种类型的政治体制,不用担心人民拥有枪支,即使有坦克又何妨呢?所以,6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芝加哥的一项手枪禁令违反宪法,源于对自身政治制度的信心。社会动乱的原因不是因为持有枪,社会的动乱是政权失去威信的结果,而不是政权失去威信的原因。社会民众不相信自己的国家体制能够带来安宁的生活,自然会产生不满,而不满是要通过平等谈判来寻找解决的方式,而不是互相暴力压制,进而以暴制暴,结果会怎么样呢?“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而现实社会中,只有歹徒有枪,所以只有歹徒才可以为所欲为,即使是由良民来充当的警察也没有配上一只手枪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仅仅没有枪,很多大腹便便的警察叔叔甚至没有使用过枪,因为警察一旦配上手枪,他的个人素质都不能保护枪的安全,这样的警察怎么来保护别人呢?近年发生的袭警案的结果,充分展示了警察的业务素质和实力。中国的恶人作恶,鲜有对无辜的人下手,更鲜有对无知的孩童下手的,近来如此惨绝人寰的血案竟也频繁发生。枪支是社会混乱的原因吗?肯定不是,枪能做到的,刀也能做到,各地发生滥杀孩童的悲惨事件,难到要把家里的菜刀也没收吗?每年因为车祸而死亡的中国人有多少?中国是世界上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一“荣誉头衔”至2009年已蝉联十年之久。中国汽车保有量约占世界汽车保有量的百分之三,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却占世界的百分之十六。富士康的工厂里连续发生工人自杀的事件,资本家、地方政府、工会都认为与自己无关,中国的和谐必须要流平民的血吗?

自卫权是与生俱来的

    持枪权不是一种国家赋予的权利,也不应该是某个执政者恩赐。它本身就是一种自然人的自我保护的方式,它不需要以法律的名义被赋予。

    我国的《宪法》是财产的保护要详细和负责任的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等等”无论私有财产还是公共财产都是国家保护的,而对于公民而言,国家是什么呢?是警察吗?还是市长、县长?他们的工作规律比美国总统都神秘。在没有敌国入侵的时候,谁来尽这种保护的义务,谁有这样的能力来行使?如果财产持有人都没有能力来保护,有什么权力是不可侵犯的?而侵犯人民财产权的恰恰不是X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什么恐怖分子,恰恰能看到保护者的人影,他们也是禁枪行为的受益者,他们有时候也是同伙或者“保护伞”。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是:人民是否有自卫的权利?如何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人当然想到了法律、宪法条款。大喊着拿起法律武器的人还有什么本事呢?如果法律是武器的话,中国历史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屈辱的条约呢?人的权利不是用嘴来保护的,让人们喊着“打倒日本法西斯”去死。这种自欺欺人的方法应该为人所唾弃。

    经常从网络上看到人们呼吁政治改革,和中国的宪政改革,对中国的法治社会可以用顺口溜描述的更贴切:有宪法没有宪政,有自由没有民主,有法律没有法治。学者们一谈到中国人的人权问题都要将产权保护和法律保障做为给中国开出的药方。而近期的大案更让人清醒,中国离法治社会究竟有多远?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法治呢?什么样的宪政?西方的先贤没有给出答案,忙着摸石头的执政者也没有在有限制时间内为14亿人民摸到下一块石头,他们更多的时间在思考着自己的下一块石头在哪,而不是中华民族的石头在什么地方。

    执政党断言西方的民主不适合中国,但我们有着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结构,我们缺少的是西方社会的基本要素:完整人格的公民。由完整人格的公民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叫什么名字又何妨?关于自卫权,美国的《权利法案》是这样描述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如此简明扼要,人民持有武器的权利并不是国家赋予的,而是,即使以国家的名义也不可侵犯人民的持枪权。只有暴君、酷吏,准备对弱者施暴的人才会限制人民拥有枪支。中国人不仅仅是不会使用枪来保护自己,而且不会使用原始的刀来保护自己,这样的中国人只会生产和创造,背着吃苦耐劳的好名声,而没有政治权利可言。

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中国人的未来,抛开国家、政党、政府不论,看一看中国人是如何从近代走过来的,100年前,中国人在'“西方列强”枪炮驱赶下无奈的进入了20世纪。之后,经过百年的混战、动荡后中国人被欧美强国拖着,又一次在万般无奈的状态下进入了21世纪。现在离下一个世纪的到来还有90年的时间,中国人该如何走向下一个世纪?是不是该有一张路线图供参考了?看一看当今社会的状况,中国社会是什么属性?可能没人知道,庞大的人口、广阔的地域,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不同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对内寻求稳定,对外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如果将时间确定在某一时点上看中国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涵盖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所有形态。所以举出任何一个词描述中国都是错的,没有一个词可以在同一时间解释所有的人的生存状况。而中国的社会又是动态的,有的人有时候有人权,有的人有时候没有人权,如果让一个中国人评价自己的状态,却都感到不满,都认为自己的权利被无端侵犯过。

    而中国社会是由每一个中国人自愿的或被迫组成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石头,下一块石头在哪?没人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幸运地摸到属于自己的石头,为了生存,那些没有石头的、不幸的人只能争夺别人的石头。而站上石头的人该如何保护自己的石头,是自己舍身跳进河里?还是和别人共享一块石头?这些问题应该由每个人自行解决,而不能幻想由公权力介入每一个利益之争,单纯靠执政者强力介入个案的解决是不现实,在利益面前,谁会是真正公正的第三方?强力手段将随着威信的减弱而逐渐耗尽。人是社会的基本要素,人权始于自卫意识,政治权利始于自由表达。社会的形态取决于个体的认知度,而国家政治更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人权的内容不能定义,社会权利就无法确定,政治权利如何实现更是奢谈。大清皇帝退位时,中国人还在,袁世凯称帝时中国人还在,张勋复辟时,中国人还在.....。中国历史是不会被人为切断的,中国社会有着极强的修复能力,无论以任何姿态,中国人应该能走进下一个世纪,但愿中国人能自愿地、自信地走进下一个世纪。

    2010-07-15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7-13 12:35:58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Andrew_Walder对当前中国的解释 发件人: 黄家亮

失序的稳定:中国的政权为什么有力量

[美]安德鲁·瓦尔德 著

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张文成 译

    美刊《当代历史》2009年9月号刊登了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瓦尔德题为《失序的稳定:中国的政权为什么有力量》的文章。文章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与后20年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最近20年的发展已经使现在的中国具有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渐进经济改革战略已经取得成效,整个政治发展轨迹非常有利,中国青年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看法高度一致。而这些特点正是保证中国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得以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文章内容如下。

  中国的经济记录引人瞩目,这里毋需多言。但是过去十年来在经济问题上出现的抗议浪潮和最近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骚乱事件,促使一些人认为,这个政权也许正在进入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时期,一个2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政治秩序稳定的时期也许将要结束。

  毫无疑问,当今中国是一个相对有争议的社会,这个国家似乎过分注意维持政治秩序。中国的核心政治制度改革与30年前经济改革开始时基本上一样,确实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然而,与其改革头十年时相对吵吵闹闹、四分五裂的状况相比,中国的整个政治形势对这个政权更有利了。

  当然,20年前的中国处境非常糟糕。这个国家在国际上陷入了孤立,经济急剧衰退长达数年之久。尤其从四个方面来讲,今天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第一,中国的渐进经济改革战略已经取得了成效,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而在80年代期间,这个战略能否成功还根本不清楚,至少在农业领域之外是如此。第二,考虑到很多后共产主义国家出现的严重问题,中国的整个政治发展轨迹现在看上去非常有利。而80年代末,与开始政治改革的其他共产主义政权相比,中国的政权看上去既僵化又缺少进步。第三,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人现在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有时表现出一种防御性爱国主义。而20年前更为常见的是对共产党制度合法性的严重质疑。最后,今天的中国党的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看法高度一致。而整个80年代,他们在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问题上存在严重分裂。

  一、不确定的时期

  我们现在对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习以为常,几乎忘记了中国在经济改革头十年期间所存在的对改革前景的严重怀疑。到80年代结束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还没有超出农业领域,当时这个国家只是通过放弃苏联式的农业集体制度就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最初成就。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城市农产品供应也随之迅速增加。此时中国农业改革是社会主义世界中最激进的。然而,当时普遍认为,这也是最容易的部分,而且只是第一步。

  最棘手的改革任务还需要有效地加以解决——这就是如何改革庞大的效率低下的国有工业部门。显然,工业企业需要裁员、重组并置于真正的竞争压力之下,但是这会使国家失去对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而且由于裁员有违社会主义主要原则,这样做会引起社会动荡并在政治上遭到反对。在整个80年代,还不清楚党的领导人是否能凝聚起政治力量进行这种史无前例的改革;如果他们真的进行尝试,也不清楚中共是否能经受起可能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

  还有充满危险的价格改革问题。在一个短缺经济中,放开消费和生产价格可能造成实际通货膨胀迅速上升,而且通胀对稳定的破坏性影响在1988年和1989年初的中国城市里已经明显可见。正如中国的领导人痛苦地意识到的那样,80年代开始时波兰消费价格的飞涨导致了团结工会运动。我们应当记得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试图在这种时刻转向市场导向型经济,人们也不清楚这样做是否有利,执政的共产党能否经受住这种转变。

  人们也很容易忘记,8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发展轨迹似乎远远落后于苏联集团的进步改革,这让许多学生、知识分子、思想开明的党员恼火。1988年,在波兰、匈牙利,最重要的是苏联,出版自由、民主化甚至竞争性选举的趋势已经清晰可见。而在中国城市里甚至党和政府里,许多人目睹着这些发展,充满嫉妒。

  我们也应当记得,此时,东南亚的邻国正在摆脱长期的独裁统治:1986年是菲律宾,1987年是韩国。当时,在中国的很多人看来,这个国家的政治安排看起来越来越落后于时代,运作混乱,而且与党的领导人表面上追求市场导向型经济快速增长的努力不协调。

  二、躁动的年轻人

  80年代的另一个特点,是很多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看什么都不顺眼。那十年伊始,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危机”。大学校园里弥漫着自由主义的怀疑气氛,弥漫着对民主哲学和西方文明制度的好奇。20—30岁的一代中国人只受过断断续续的教育,其中很多人在农村经历了“上山下乡”生活,他们充满怀疑和造反精神。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加入到普遍的骚动之中。

  这是一个正在从文化大革命的恐惧中恢复过来的社会,还在探索那场漫长的民族灾难的根源。当时,很多人对党的显而易见的自我辩护持不同意见——党认为这场灾难是一小撮被斥责为“四人帮”的坏领导造成的。很多人确信,中国民族灾难的根子在于其一元化的政治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最后,80年代的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问题上陷入深刻而常常是非常严重的分裂。很多领导人把经济改革视为对政权的威胁和对社会主义基本信条的违反。这些保守派人士不理解中国为什么就不能简单地转向在苏联启发下搞的那套新型计划办法——这套办法在50年代、在毛泽东轻率的极端主义做法把一切都搞乱之前还是相当有效的。而领导层中的改革者推进政治自由化和开放的尝试在党的最高层导致了派别斗争。

  这种经常调整的结果是政策突变,例如在强调放开和改革之后,批判和收紧接踵而至。党的领导人邓小平在对立的两派之间居间调停,一会儿站在这派一边,一会儿站在那派一边,希望引导分裂的领导层走中间路线,把市场改革牢牢地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这些冲突都暴露在那些政治上觉醒的青年人、知识分子和党员面前。

  三、真正的风暴

  中国80年代长期存在的上述四个特征在1989年春天交织在一起,酿成了一场政治危机——这场危机可以被比喻为一场真正的风暴。80年代看什么都不顺眼的青年文化在四、五月份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充分表现出来。

  学生们所采用的言辞和象征表明他们对西方民主模式非常熟悉,而且对这些模式的功效及其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的潜能表现出几乎是幼稚的信任。学生们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正在落后于世界民主趋势,他们希望能在更加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方向上影响领导人中的政治平衡。

  知识分子、记者、报刊编辑甚至政府官员最终对天安门广场上演的一幕作出了同情性的回应。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对政治自由化的停滞感到沮丧。他们加入到抗议队伍中,呼吁政府与学生领袖和平对话,很多人还要求出版自由以及其他民主权利。他们知道出版自由在波兰、匈牙利甚至苏联已经广泛实现,竞争性选举已经被提上这些国家的日程,他们认为中国理所当然地应当与这些世界潮流保持一致。

  抗议学生反映了广大民众对经济改革对城市生活的影响的担忧。官方的通货膨胀率在1988年和1989年初超过了25%,随着价格马上放开的谣传的扩散,出现了抢购风。人员臃肿的城市企业小心翼翼地裁减工人的第一批尝试也造成了忧虑,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和追求特权的现象的明显增加激起了愤怒,随着学生高呼要求公开、对话和铲除官员腐败的口号,这些担忧得到了强烈的共鸣。

  四、中国的“里根”一代

  如果与20年前相比,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中国。看什么都不顺眼的青年文化已成为过去,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后遗症已经过了两代人。现在,党员身份在年轻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的人中间流行。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党员身份是打开更大机会大门的另一张介绍信。在政府中工作常常更受青睐,而在中国大规模的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中工作则风险较大。如果说看什么都不顺眼的中国80年代在很多地方与美国“60年代”相似,那么目前的一代中国青年人在很多方面与美国80年代的“里根一代”相似。

  今天的中国年轻人非常务实,追求职业发展,爱国,这些特点在80年代的年轻人身上很少看到。大多数青年人出生在1989年事件之后,对那些年里的冲突了解有限甚至不感兴趣。过去十年来,他们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但主要表现在抗议有偏见的日本教科书、北约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轰炸、对东海上狭小的钓鱼岛的国家主权要求,或外国政府和媒体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对中国处理西藏事件的批评。这是感到中国崛起和与之而来的民族自豪感的一代人。

  五、稳定的力量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其他城里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轨迹与其前社会主义同伴相比不再是不利的了。而在80年代末,社会主义世界处在民主制度戏剧般的突破有望取得胜利的边缘,而中国领导人思想迂腐,犹豫不决,不敢冒险。过去20年的转变促成了一种比较清醒的现实主义。

  在世界上的30多个后共产主义政权中,不足一半现在是稳定的多党民主国家。除蒙古之外,这些成功的社会都是民族单一的小国,地处欧盟的东部边缘。其他国家要么还是严厉的独裁政权,要么还是严重腐败的不自由的政权,它们推进民主的尝试大多都落空了。在有些情况下,民主化尝试导致了民族国家的瓦解:苏联和南斯拉夫是主要例子。在另一些情况下,转轨引发了民族主义暴力或内战。

  而且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在政治革命过程中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尝试引起了将近十年的严重萧条。很多经济体包括俄罗斯直到最近才走出困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组国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现迄今最大最持久增长的两个国家仍然实行共产党统治,即中国和越南。

  现在,在政治稳定与经济社会进步之间保持平衡的观点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80年代。将多党民主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的热情已经过去,它已经被一种对向不同政治体制跃进的潜在成本的比较清醒的认识所取代。

  中国自90年代以来迅速而没有通胀的经济发展记录今天已众所周知。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渐进改革战略最大障碍的因素现在已经成为过去。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系统地缩小和改组了其臃肿的国有部门,后者1997年雇用了1.1亿人,现在还不到6000万人。

  在重组过程中,4000万固定雇员下岗或退休,这确实引发了抗议浪潮,但裁减现在已经结束。中国领导人不仅能集中政治意志做很多观察家在80年代初还认为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他们还经受了各种风雨考验,而且相对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影响。

  六、一种一致的看法

  80年代国家领导人之间曾经存在的严重分歧今天几乎荡然无存。现在,中国领导人在国家发展模式上高度一致,这个模式将一党统治和有限政治自由化与市场改革、渐进私有化和深度参与国际经济的国家主义观点结合在一起。

  天安门//事//件和共产主义政权随后在全球的瓦解,反而强化了这种团结感。确实,现在在上层几乎找不到80年代那种严重的政策分歧,80年代那种政策逆转和走走停停的模式已经有十多年看不到了。这是一个更加充满信心、更加团结的国家领导集体,但他们仍然对确保政治秩序非常谨慎。

  七、今天的抗议

  过去10—15年影响中国的抗议浪潮已经大不相同。它们很少集中在最大的城市。大学生、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和知识分子都不积极参加。大学生走上街头通常是而且主要是为了表达爱国情绪和对外国势力的愤怒。由于企业裁员而引发的蓝领工人抗议浪潮也不集中在大城市,相反,它们分散在全国各地,集中在衰落的“夕阳工业区”(rust belt)——以50年代的苏式工厂、内地三线企业或东北地区为中心。农民抗议同样普遍,主要分散在偏远地区和城郊农村。

  这些抗议主要是由地方经济问题引起的:例如在国有企业重组或出售过程中不给下岗工人支付已经答应的补偿金或养老金;乡镇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税费太多;为了工商业开发项目不公正地征用农民或城市居民的土地。

  这些抗议的矛头指向地方官员,它们引用国家法律,指责地方政府腐败或渎职。抗议活动领导人把上级政府作为解决问题的救星,他们抗议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公平执法,他们声称这些法律遭到粗暴的践踏。在这些斗争中,寻找上级政府帮助是共同现象。

  八、不可避免的纠纷

  地方抗议活动猛增,据报道,2005年发生了8万起。这些抗议活动是中国社会经济过去20年深刻变化的结果。在集体经济时期,村干部控制收获,管理土地,分配收入。随着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家庭掌握和经营自己的土地,农村干部不得不通过征收税费为政府活动筹集资金。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征地和土地权利问题上造成冲突,在一个根本没有旨在公平调节这种纠纷的政府征地法律制度的国家,尤其如此。

  同样,在过去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就业权利及有关的养老金和津贴是有保障的。当工人在缺乏控制而且常常明显地偏向干部和管理人员的裁员、重组和私有化浪潮中被剥夺权利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基本上缺乏成熟的市场经济用几代人时间才建立起来的有助于调节这种冲突的法律框架或工会和政府机构。

  在这期间,中国的发展模式迫使全国各地的官员与国营或民营工商企业建立牢固的联盟,这常常使他们成为集体抗议、批评腐败和冲突的目标。

  这是一幅与80年代截然不同的政治社会图景。那十年,农民由于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收入增加了,所以农村抗议活动少见。城市工人虽然受到通胀的打击,担心将来下岗,但是他们的工作权利还有保障。80年代的抗议集中在大城市,矛头直指中央政府。今天的抗议分布广泛,但矛头直指地方官员和企业管理人员。

  近几个月,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动乱重新抬头。这些问题虽然很严重,根子很深,但是发生在偏远地区。这些社会动乱给中央政府提出了政策问题,但是它们几乎没有构成80年代集中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所形成的那种政治挑战或政治危机——那时的运动经常威胁到分裂的中国领导层。

  九、在司机座位上

  有的观察员把目前的大量抗议活动视为政权危机的先兆,似乎抗议活动的数量决定了抗议活动在全国的影响。有时还可以听到这样的推测,即农村的普遍不满对于一个靠农村游击队造反起家的政权不是一个好兆头;有人警告说前国民党政权的命运可能将落到共产党人身上。这是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清醒反思,但是我们可能记得在农民动员起来形成革命力量之前,中国出现了革命游击队造反、大规模外国入侵和军事占领。

  有的观察家把抗议浪潮与中国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联系起来——可以肯定,不平等达到了40年代末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现在常常听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诚然,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整个不平等程度上升了,那时国民不平等指标例如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0.32,与台湾当时的水平相当。到90年代末,中国的这一指数迅速上升到0.45,而且现在仍然处于这一水平。

  不过,说这种水平高得异常是不符合实际的。拉丁美洲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水平也长期很高,而很多非洲国家的基尼系数比中国还高。最近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在90年代末达到顶点,此后有所降低。不管怎样,不平等本身与政治不满没有直接联系——中国最近的调查表明,公民对当前不平等的感受远不如波兰这样的国家的公民强烈,可后者的收入水平状况比中国好多了。原因在于很多中国公民近年来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而且预期今后还有机会改善。

  上述通常被视为显示政治不稳的预兆并不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严重。在一个大规模转型的社会中,在一个政权比经济改革头十年还稳定、民众支持比那时还多的情况下,它们是经济冲突的症状。中国的政治变革仍然是一个漫长的事情,推动这种变革的力量与20年前颠覆众多经济上停滞不前并且失去合法性的共产党政权的力量根本不同——那些力量曾经在1989年对中国政权形成了短暂的威胁。

  可以肯定,过去30年的改革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冲突。长期采用压制而不是其他措施解决这些冲突的状况可能最终导致民众再次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央。不过,眼下,民众抗议最多只会对中国政府建立新的公正裁判冲突的制度造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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