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G20要进行财政紧缩,一群乌鸦嘴就出来叫唤,什么世界要犯三十年代大萧条时的错误,难道就让乱发钞票的做法继续作下去,直到把世界彻底摧毁才算不犯错误?!中国经济刚刚降了点温,房价刚不涨了,通胀刚减弱了一点,股市刚落了下来,于是就有人鼓吹重新启动刺激政策。你靠什么刺激?有钱吗?要知道去年一年的刺激政策中国付出了多大代价吗?政府财政增加了几万亿的负债吗?造成的投资损失有多大吗?西方国家靠借钱靠负债搞发展已经跨掉了,中国难道还要步其后尘吗?总之,人类已经犯了错误,现在的选择是:纠正错误还是继续犯错误?如果是继续犯,那就等着更大的灾难吧!

    这期文集中还值得一提的是胡星斗和夏小林的文章,前者在提倡民营化,后者在主张国有企业要进而有为。这是绝然不同的两种思路。中国的事就卡在这两种观念的分歧上。现在民营企业有不少,只是没有一所名牌大学是民营的,统统都是国营,也就是官营。为什么不能弄一所民营的大学出来看看呢?当年搞了那么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MBO,为什么不在文化教育领域试点搞一下呢?]

G20真的在犯大萧条时的错误吗?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7月10日

目录

吉安:到底是谁残忍?到底谁是罪犯?

余永定: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启示及中国面临的挑战

盛宏清: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将由适度宽松走向偏紧

叶檀:投资大跃进之湖北标本

葛艺豪:揭开中国政府地方债真相

外电:G20的财政紧缩正在重犯1936-1938的错误

保罗 克鲁格曼: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大萧条

西蒙 约翰逊:JP 摩根应对金融改革的毒丸战略

周有光:中国落后惊人,没有经济奇迹

胡星斗:建议将北大清华改革为私立大学

胡星斗:中国急需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胡星斗:中国贪官的查处率只有1%

黄亚生: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苏博文:印度经济正在迎头赶上

罗卫东:建立科学的社会科学学者培养体系

中国工人研究网:给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宣传管理局的一封信

中国工人研究网:呼吁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工人说话办事

子烎:不要把中国工人的维权举措夸大为“罢工潮”!

——中国工人的罢工自由再也不能在中国宪法中堂皇缺位

钟明:消失的工人阶级和变质的央企高管

贤一:为什么你的说话还不如放屁!----闲议民主与国民素质

横舟:文化安全谁来保障

郑永年:中国需要政治的整合力量

夏小林: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需国企“进而有为”1

Keith Sutherland:中国民主:科学化,民主化,合法化

中国经营网:局长“撞火车”背后的民航系列腐败

郑献霖:假左派对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妖魔化可以休矣

殷辂:为“文化”正名

孙晖:香港新界边境开发暨“世界经典中国城”建设方略(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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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ji an" <jian969@yahoo.com> 2010-07-09 19:01:44 +0800 收件人: <alexzhai3@gmail.com> 抄送:标题:对广州女特警当街枪杀嫌犯的质疑

对广州女特警当街枪杀嫌犯的质疑

----警察与罪犯:到底是谁残忍?

吉安

2010年7月9日

    今在网上看到广州电视台“热点追踪”的特别报道,一个湖北男子在广州流花区,用一把剪刀劫持了一个年轻女子,在被警察团团围住,根本无路可逃,在他大声要求与电视台谈话,并讲了有人从湖北一路追杀他到广州,之后,被一个身着便装的女特警,当街枪杀。

    吉安就此质疑下列问题:

    毫无疑问,被女特警枪杀的湖北男子,用剪刀劫持并扎伤年轻女子,同时扬言将砍死该女子,已经构成故意伤害他人、危害社会治安的罪行,但,以当时的现场情况看,

    一, 他要求与电视台谈话。他将谈什么?这个问题,因为他被枪杀,任何人都不可能再有机会知道。

    二, 他声称是在被人追杀。是谁在追杀他?为什么追杀他?是否涉及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因为他被枪杀,任何人都不可能再有机会知道。

    三, 因为以上二个问题,他还没有机会讲出来,按逻辑,他不会杀死被他劫持的女子,而是仍然会以该女子为筹码,直到获得机会讲出以上问题。

    因此,被劫持女子暂并无生命危险,而湖北男子所处的位置,背后三面是墙,并是及其狭小的空间,正面是团团围住的警察,使他明显一不可能再有任何机会逃走,二不可能再伤及任何无辜。

    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州警方倘若给予该湖北男子与电视台谈话的机会,让他讲出,谁从湖北追杀他到广州,又是为什么追杀他,结果将会大不一样,一是大众可以了解所用有关问题的真像;二是广州警方或可掌握更多的有关与该湖北男子的其它社会问题的线索;三是或可劝说该男子放掉被他劫持的女子,如此,处理的效果将会完全不同。但是,广州警方竟然选择了极为草率的处理方法,由一女特警,当街将该湖北男子击毙。

    令人十分震惊的是,女特警在开了第一枪,男子应声倒地,被劫持女子已经脱离危险的情况下,不是上前抓捕该男子,并将其立即送往医院急救,而是上前抵近该男子,又毫无必要地、十分残酷地向他的头部连开了三枪,显然,这,使用的是绝不留活口的杀人方式。

    广州警方此举,依法而言,吉安以为,当属执法不当,亦属执法过当。很明显,该男子如果被抓捕,之后,经审判,是否会被判死刑,还在两可之间,而他,却就这么被广州警方极为草率地、极为残酷地当街枪杀掉了。

    不错,广州警方是解救出了被劫持的人质,但另一方面,却枪杀了一个可能原本罪不至死的人。一功、一过,明显,过大于功。为什么不能做到二功无过?按现场的情况看,既解救人质,又抓捕嫌犯,原本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如此这般的杀戒一开,中国社会必将更加地不稳。

    有关视频网址: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96450-gb2312.html,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启示及中国面临的挑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  余永定

2010年7月8日

(请点击察看)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6-30 13:48:42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41 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将由适度宽松走向偏紧

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将由适度宽松走向偏紧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盛宏清

2010年6月8日

shenghongqing@cebbank.com

    进入2010年,银行间市场资金面呈偏紧趋势,7天回购利率逐步上行。2009年银行间市场 7天回购定盘利率(FR007)均值为 1.24%,而 2010年 1月至 5月 FR007利率的均值分别为1.47%、1.84%、1.64%、1.65%与1.90%,6月份第一周均值为2.71%,其中 6月 2日由于中国银行发行可转债冻结市场资金量较大,FR007利率一度飙升至3.28%较高水平。随后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连续两周净投放资金,货币市场短期利率有所下降。目前银行间FR007利率在2.2%的水平波动,与2005年-2006年均值2.29%较为接近,比经济火热时期的2007年-2008年均值3.83%低。银行间市场资金面偏紧是监管政策效应显现,商业银行超额备付下降,市场融资计划刺激紧缩预期,外汇占款增速下降,货币阀门适当收紧的结果。年内随着中国经济完成复苏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后,银行间资金面将由适度宽松走向偏紧,FR007利率在波动中上行空间仍然存在。

一、监管部门要求的核心负债比、存贷比标准促使商业银行纷争存款

    核心负债比一般指商业银行3个月期以上负债和50%的活期存款加总后与总负债的比率,是衡量银行负债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标,监管部门的监管标准要求核心负债比大于 60%;存贷比指银行各项贷款与一般存款的比率,监管部门的监管标准要求存贷比小于 75%。今年 3月份开始,监管部门相继出台加强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要求商业银行的监管指标需要在6月末之前达标。国有商业银行由于网点广泛,吸收存款能力较强,上述两项指标都符合监管标准,今年 3月末核心负债比为 65.5%(大于 60%),存贷比为61.1%(小于 75%)。但是股份制银行的核心负债比和存贷比均不符合监管标准,今年 3月末核心负债比为 49.1%,离 60%的标准存在很大差距,存贷比为 77.5%,超过监管标准 2.5个百分点。如果以 3月末股份制银行负债总额 12万亿计算,股份制银行要满足监管标准则需要吸收一般存款 0.5万亿至1.2万亿!在短期内给存款市场造成了较大压力。由此近两个月以来“吸储大战”的报道屡见不鲜。
 

                       核心负债比                存贷比

% 20091231 20100331 变动 20091231  20100331 变动
国有银行  64.3 65.5 1.2  61.4  61.1 -0.3
股份制银行  48.4 49.1 0.7  75.6  77.5  1.9

 

二、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下降,而超储率快速下降

    衡量商业银行短期流动性状况指标是流动性比例和超储率(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流动性比例指短期流动性资产与流动性负债的比值,监管部门要求该比例大于 25%。今年 3月末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流动性比例分别为 39.83%与 38.13%,满足监管标准,但较上年末分别下降0.37个百分点与1.57个百分点。衡量银行间短期流动性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指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全部金融机构的超储率由上年末的3.13%下降至 1.96%,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以及信用社超储率同时下降,其中吸储能力相对较弱的中小银行和信用社大幅下降 1.23个百分点和 4.11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大型银行在银行间市场的短期资金供给能力削弱,而中小银行资金紧张压力将快速上升。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中小银行在货币市场上拆借回购操作时由 2009年的净融出资金方变为 2010年一季度的资金净融入方,一季度拆借回购净融入资金高达2.42万亿。

超额存款准备金率(%) 金融机构汇总 大型银行 中型银行 农村信用社
2008年 12月 5.11 3.93 5.73 10.12
2009年 3月  2.28 2.53 0.49 4.58
2009年 6月  1.55  1.15 0.95 4.26
2009年 9月 2.06 1.80 2.00 3.96
2009年 12月 3.13 1.72 3.13 8.78
2010年 3月 1.96 1.43 1.90 4.67

 

三、市场融资计划刺激紧缩预期

    年初以来,监管部门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对资本充足率进行动态管理,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超过 11%,中型银行要求超过 10%。但主要商业银行普遍面临资本不充足的压力。截止 2010年 3月末,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为 10.91%,比上年末减少0.21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0.06%,比上年末下降0.20个百分点。如果按照今年 7.5万亿贷款计划和季度信贷规模 3:3:2:2投放节奏,今年 6月末将有许多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至标线以下。下半年仅商业银行在国内市场融资计划可能高达 3500亿,大规模融资将导致银行间市场流动性间断性紧张。6月 2日中国银行400亿可转债已导致 FR007利率一度飙升至 3.28%。随后的中国农业银行上市和交通银行 331亿元的股票配售已是箭在弦上,货币市场短期利率蠢蠢上行。诸多市场融资计划已使金融机构对银行间资金面形成紧缩预期。6月 9日银行间交易员纷纷议传建行在市场一下子借入2000亿资金,紧缩预期呈蔓延之势。

商业银行 工行 农行     中行 建行 交行 兴业 光大
融资规模(亿) 250 420 400(已发) 750 331 180 ——
方式 A 股可转债 A 股IPO A 股可转债 A+H 股 A+H 股 配股 IPO
商业银行 中信 浦发 深发 华夏 南京 北京 宁波
融资规模(亿) 165 398 106 208 50 100 50
方式 次级债 定向发行 定向发行 定向发行 配股  次级债 定向发行

 

四、外汇占款增加幅度相对减少和热钱可能流出冲击资金面

    外汇占款主要由直接投资(FDI)、贸易顺差和短期资本流入组成。从临近经济周期看,FDI一般比较稳定,目前基本上保持在 50亿美元-90亿美元的水平。造成外汇占款波动的主要因素是贸易顺差和短期资本流入(热钱)。今年 1月-4月,贸易顺差为161.7亿美元,同比下降 78.5%。今年 1月-3月热钱规模分别约为-62亿美元、 -41亿美元和 203亿美元,3月份热钱流入加剧主要同国内房地产价格预期上涨和希腊债务危机引起国际投资者的避险情绪有关,预计热钱流入境内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中国政府坚定实施房地产调控,铁碗清理落后产能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美国强势美元政策持续的情况下,下半年流入中国的热钱将大幅度减少。从 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的经验看,流入中国的热钱首先追逐房地产和股票资产价格变动,其次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而同中美利差的关系不大。年内中国资产价格膨胀势头受到很大限制,而人民币升值预期已大为弱化,并且贸易顺差也将大幅下降,因此下半年由外汇引致的银行间市场资金量将逐步减小。

单位:亿美元/ %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热钱规模 465 62 1312 273 1675 100 (一季度)
中美利差 -3.3 -2.89 -1.77 0.56 0.005 1.03 (前5月 )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 4.88 3.17 5.97  7.35 0.21 0.01 (前5月)
利差加汇差  1.58 0.28  4.2 7.91 0.215 1.04(前 5月)
股价 -13.1 130.1 97.2 -60.6 58.5 -27(前 4月)
房价 20 30 60 6.5 65 12.8(前 4月)
资产价格 6.9 160.1 157.2 -54.1 123.5  -14.2(前 4月)

    说明:热钱=外汇储备增量-贸易顺差-FDI;中美利差=1年央票利率-1年 LIBOR;房价涨幅计算经过中国光大银行资金部根据内部统计调整。

五、货币阀门呈现偏紧趋势

    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松紧状况是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博弈的结果。从商业银行角度看,其吸收存款形成的资金用于贷款、购买债券和存放央行准备金后,剩余资金主要用于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拆借回购和同业存放,此即表现为银行间面上的流动性状况。从监管部门角度看,其根据宏观经济调控需要,利用法定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调整银行间市场短期流动性松紧程度,引导货币市场短期利率走向,从而服务于整体货币供应量(M2)目标,最终实现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目标。

    年初以来,为控制通货膨胀(预期)和调控 2009年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过于充裕局面,1月至5月央行利用3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工具和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资金1.4万亿,牵引资金面逐步走向偏紧,M2增速也按照计划稳步回落。从目前看,管理通货膨胀和引导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正在良好实现。下半年中国政府将继续按计划调整经济结构,使宏观经济软着陆,回稳至可持续增长水平,同时管理通货膨胀(预期)。

预计监管部门将继续通过对银行间资金面的适当收紧引导短期利率上行。上半年,3个月央票利率由年初的 1.3684%上升至 6月 3日的 1.53%,1年央票利率由年初的1.7605%上升至 6月 7日的2.0929%,下半年短期央票利率仍存在上行空间。下半年银行间公开市场有约2.9万亿资金到期,预计银行间资金面在整体适度宽松基调上呈现适度收紧的趋势。
 

            

     
 

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 2010-07-02 09:40:16 +0800 收件人: <simon19821208@hotmail.com>, "Henry Wang" <henryw88@yahoo.com>, 抄送:标题: 转发: 敬请查收最新《云汉月刊》和导言,多谢!曹军发自凉快的成都

日本国债已经是GDP的1.97倍!

----《云汉月刊》第93期导言

曹军

2010-06-30

    这个月末的G20好像也没什么值得说的,本月我看到的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本月12日报道,“据信现在每一名日本公民一出生,就背负着750万日元(合约人民币55万元)的债务......据报道,日本政府的税收,终于跌入37兆日元(10年前为52兆),但是政府09年度的支出总额为92兆,这个结果让国债发行额高达44兆日元。以日本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500兆日元的数目来计算,日本的债务已经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97倍人口学家警告,到2050年,日本人口可能要减到8000万人。”

    本月最令人长见识的就是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全国《规划》了,据称:“在国家层面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区域,并明确了各自的范围、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原则。”惊愕于这种国策类的高度之同时,好奇心大增!自从07年爆发的这次世界性的危机以来,“区域规划”似乎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受欢迎的“题材”了----最敏感的当然还是莫属央行公布的每月新增贷款的数额!一开始“切蛋糕”,南方就出现台资与日资的劳资纠纷;全国的统一规划都有了,接下来也就不知道还要出来什么。按照中国资本市场的惯例,“题材”的价值重在过程中的“朦胧”;反而往往一落实就都“见光死”。只是危机(按照“惯例”,大家现在戏称“第二次探底”)之中,事关重大。

    《云汉月刊》的第一部分就是中美两个当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当月的重大财经数据与相关新闻的转摘综述,如果大家坚持看我们的月刊(有兴趣的《月刊》读者可以来电或来信要我们季度性的、深化与系统性的对比分析报告----云汉经略《宏观经济战略分析报告》而进行),一定会感到这种比较分析是蛮有启发意义的。

    北京云汉经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www.skylink2001.com,手机:13901318815,直线:01084899579,总机:01084899529,MSN:skylink2001@hotmail.com。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0-06-29 15:24:01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GLOBAL 信息简报117期

投资大跃进之湖北标本

叶檀

2010-06-29

    全球经济从危机管理走向常态管理之时,始于危机时期的中国某些省份的投资大跃进发展模式轰然垮台。投资大跃进典型的是湖北省,他们把地方政府工作公司化做到了极致,因此在回归常态的过程中,显示出制订政策时的不理性。

    今年3月22日,湖北省发改委主任任许克振公布了12万亿投资计划,消息一出,外界质疑之声不绝,无论从湖北的财力与融资能力,12万亿投资规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3月26日,湖北省发改委副主任王玉祥接受CCTV新闻1+1连线采访时,信誓旦旦表示,12万亿在今后6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是可以实现的:“风险都在可控范围内。”

    很难理解,有关决策者根据什么敢于做出庞大的投资规划。湖北省2009年GDP1.28万亿的10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17倍,更是2008年中央4万亿投资的3倍,超过云南省未来5年3万亿投资的4倍,是广东省今后5年2.3万亿的5倍。

    投融资规划之大超出了正常人的想像,根本无法筹措到足够资金。湖北公布的从2009-2012年5万亿资金投资来源,包括各级财政性资金4300亿元,银行贷款7700亿元,企事业单位自筹32500亿元,利用外资、债券等其他资金5600亿元。剩下的1万亿资金缺口据称是在民间资本中寻找。湖北的各级财政来源很不靠谱,十几个地级市年财政收入超过60亿的了了无几;中央专款专用的对口资金只有400亿元;银监会目前正在收紧地方投融资平台,湖北省向银行借贷7700亿元属于昏话。

    12万亿的投资方案是投资经济发展到极限的产物,也是地方政府将自身打造成集团公司孤注一掷的努力。由于从银行、财政难以得到足够的资金,地方政府惟一的办法是将掌握的资产不断兑现,从融资平台换取资金。

    这一计划有效实施,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第一,政府治下的公司效益上升,能够在资本市场获取高额溢价;第二,地方的投融资平台受到严格管理,参照新加坡与挪威等国的主权基金模式,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第三,中国的货币发行量继续疯狂上升,房地产价格上升,使地方政府拥有最大、犹如聚宝盆的抵押资产。

    湖北省试图实现投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运作,可惜成效不彰。

    上市公司业绩堪忧。湖北有将近70家的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融资,但有证券业界人士曾经向媒体披露,湖北现有上市公司中将近1/4已丧失融资功能,垃圾股颇多,有的已被外地买壳,有的正在成为壳资源。保护壳资源、重组上市成为主要手段,我们再次看到垃圾股浴火重生的一幕。

    2009年,湖北省推动6家高险公司通过重组来化解风险,部分公司重组工作已完成。围绕重组,武汉塑料等概念已经成为市场热门炒作概念,如同一出闹剧。今年3月31日,湖北省资本市场建设工作会议表示,该省今年将着力推动市场化的并购重组,推动上市公司与优质产业整合,不断壮大其规模;年内力争1至2家目标公司实现整体上市。而整个湖北省的上市后备企业有300多家。

    上市只是一个方面,按照《武汉市加快金融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到2015年前,武汉市将培育发展1个资产过2000亿元的金融控股集团,并将壮大4个综合性投融资平台、建立5~6家专业性的投融资平台。所有的这些投融资平台都是投资项目的输液管道,把所有的社会资源吸进政府项目之中。

    投融资平台蕴含着极大的风险。融资平台主要来源就是银行信贷与直接融资,极度分散的贷款似有隐藏风险之嫌。以武汉经开投资有限公司为例,52.75亿元贷款余额散落在14家商业银行之中,风险有待调查。

    整个湖北依托政府信用为担保的融资平台资金缺口,达到559.21亿元。湖北省内285户政府融资平台已转换地方财政担保1575.06亿元,剩余由财政担保的474.47亿元须在7月底前完成转换。今年三季度的贷款转换期,将是地方投融资平台非常难熬的时期。而投资效率,更是难以把握。可以了解的是,湖北全省贷款余额为2608.74亿元,项目贷款余额是2310.06亿元,差额高达298.68亿元,贷款差额不知流向何处。是跑冒滴漏,还是有其他用处?没有人能够了解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偿债能力如何,也许,这些平台从未考虑偿债、回馈投资者,从来都是以抵押、互相担保、借贷、融资,向各方吸取资金。

    政府相信有形之手可以掌握所有的经济领域,12万亿投资涉及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在市场化三十年后的今天,地方政府依仗权力成为公司化身。毫不奇怪,在当地,政府与企业家关系远远谈不上融洽。

    所幸全球经济开始逐渐恢复常态,对于风险、效率的考虑压倒了投资大跃进。否则,会有多少地方政府推出数万亿元的投资大跃进方案,中国金融危机会有多远,真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0-07-08 12:57:31 +0800 收件人: <socialenterprisecn@googlegroups.com>,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社会资源研究所第23期月刊

揭开中国政府地方债真相

北京经济研究公司龙洲经讯董事总经理  葛艺豪(Arthur KroeberMr)

华尔街日报  2010-07-05

    近几个月,中国观察家们开始担心地方政府债务是一个滴滴答答作响的定时炸弹。这种忧虑是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个估计数字引起的。他估计,截至2009年年底,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的借款总额已达11.4万亿元(合1.7万亿美元),比北京官方数字多出一半,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4%。

    中国政府的基础投资带来了一定的好处。有批评人士指出,地方债务的这种积累以高企的地价为抵押,被用于为浪费性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因此中国面临着金融崩溃的危险。他们大错特错。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可控的,而且它已经在着手处理。而相比很多富裕国家的债务负担,中国的整体债务负担要可持续得多,其融资对象也是在经济上远更有效的项目。不用再为中国的政府债务担忧了,有以下五个理由:

    首先,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的债务并非新的、事先没有记录在册的债务。这种债务全部都是银行贷款,而银行贷款全都反映在了月度信贷数据里面。鉴别地方政府借款规模的大小,可以让我们知道银行的贷款都用在了什么地方,这是有用的新信息,但对于中国的整体债务水平如何,却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信息。

    其次,北京已紧盯地方政府投资公司多年。很多说法认为,地方政府投资公司是为了拐弯抹角地规避不准地方政府借债的规定。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这类公司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由中央政府和国家开发银行试点搞出来的,把它当成一种创新而受约束的方式,为具有急切需求的地方基础设施融资,同时又迫使地方政府承担部分责任。

    第三,银行提供给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的贷款多数是商业性的。在很多国家,银行在给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时,收取的利息只超出融资成本20到30个基点。它们认为借款人属于准主权实体,违约风险较低。但中国地方政府投资公司支付的是市场利率,让银行获得200到300个点的息差。中国银行业承担的风险得到了充足补偿,从负责任地区获得的丰厚贷款利润可以抵消不良贷款带来的损失。

    第四,对楼市过热的担忧被夸大了。政府确实是越来越多地依靠土地为投资公司的贷款质押,依靠土地拍卖收入来偿付利息。一些分析人士担心,如果地价崩溃,地方政府将无法偿付利息,银行手中质押品的价值将远少于它们的想象,并且无法脱手。

    这方面的担忧有道理,但是悲观主义者大大夸大了相关风险。国家开发银行2004年开始以土地出售收入作抵押向地方政府提供贷款。在实行这一做法的最初几年中,实际的土地出售收入大大超出了预期,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土地价格历史上远低于其市场价值。而在经过几年的快速升值后,城市土地价格赶上了其公允价值,2009年的价格或许已经超过了公平价值。但鉴于中国的城市人口未来10年内将再增长1亿到1.5亿,目前的土地价格几乎肯定低于其2020年时预计会达到的水平。土地价格的任何下跌都只能是暂时性回调,而不是持久的价格崩溃。

    最后一点,那些声称中国总的政府债务正逐渐失控的说法依据的是不可信的假设。比如史宗瀚就断言,如果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的现有信用额度全部用上,那么到2012年时它们的负债将比目前人民币11.4万亿元的水平增加一倍以上,达到24万亿元。但请记住,地方投资公司的债务完全是银行借款。如果史宗瀚的这一预期变为现实,那么未来三年内中国全部银行贷款的三分之二都得流向地方政府投资公司,否则就得是中央政府突然间丧失了它管理贷款额度的有效能力。

    这两种情况都极不可能出现。事实上,恰恰相反的情况正在出现:北京正大力缩减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的借款规模。今年4月,监管机构要求各银行在9月份之前提交地方政府投资公司所有贷款的详细审计报告,并下令所有存在抵押品不足情况的贷款额度都要取消。两周前,国务院下令关闭了许多地方政府投资公司,这些公司所属的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收入来为其偿还债务。

    中国总的政府债务显然处于可控水平。如果将中央政府的国债发行额、官方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人民币7.4万亿元)、各政策性银行以及铁道部的债券发行额,以及政府为金融行业承担的各种义务(包括近三万亿元已经登记入帐但尚未冲销的不良贷款)加在一起,现实的估计数字是中国政府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8% 。如果按史宗瀚高于官方数据的地方政府债务估算额计算,中国政府债务大约相当于中国GDP的75%。

    如此规模的政府债务究竟是多大一个问题,取决于在这些债务资金推动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能达到何种程度,以及这些债务的举借人还本付息的能力。中国政府举债主要是为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况且中国未来10年的每年实际GDP增长率可以达到8%,能够为政府创造出借以还本付息的可观现金流。而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债务至少相当于GDP的100%,债务资金被用于没有经济产出的社会福利支出,且这些国家的结构性经济增长率只有2%或更低,相比之下谁的债务问题更令人担忧?

 

中国的三驾马车都跑不动了

朱大鸣

2010-07-05

    最近一段时间,经济到了阶段性的拐点临界点,其中有一个数据从一叶知秋的角度,反映了这种现实。中国6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由5月份的53.9下降至52.1,这已经是制造业活动的扩张步伐连续第二个月放缓。这个数据似乎预示着,经济增长的顶峰期已过,接下来的结果很难预料。

    此前,温家宝总理多次调研和召开座谈会,从这些信息可以推知,最高层已经开始着手应对经济下滑了。但在一次座谈会上,专家们说,尽管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回落,但仍出现明显向好的迹象。市场驱动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在后续包括“国退民进”,改善普通大众收入水平等系列政策出台后,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增长水平。

    而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还指出,中国“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的主要着力点就是要放在调结构上,以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较高速度的增长,“就像人跑累了要休息,中国经济经过这么多年的高速发展,也需要一个休生养息的过程,然后才能再次跑起来”。

 

 

中国决策者的政策子弹所剩无几

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BEN SIMPFENDORFER

华尔街日报

2010-07-05

    过去两年,中国经济像是一道灿烂的光芒,如果没有它,世界经济的前景将变得晦暗不明。在出口走弱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刺激措施,这个国家得以维持了一种不错的增长率。这似乎说明,它可以不受其他地区的大势影响。但在目前,美国的消费仍然停滞不前,欧盟(European Union)也面临着一连串的主权债务危机,在这种环境下,分析师们对中国的增长轨迹再次感到怀疑,而且怀疑得不无道理:虽然前面的刺激措施取得了成功,但北京手中的良方正变得越来越少。

    中央政府再也不能够承受人为地提振需求,同时又避免国内经济出现危险的失衡。2009年1月至12月注入价值9.6万亿元(合1.4万亿美元)的新增贷款,已经在房地产市场吹起泡沫,并在大型国有银行和规模更小的银行积累了不良资产。据官方估计,仅向财务不佳的地方投资公司发放的贷款,目前就已经达到了六万亿元,但这有可能存在低估。

    为应对这些问题,近期有关部门对浪费性的公共基础设施和住房投资实施了限制,但针对后者需要进行谨慎的权衡。房地产投资刺激了建筑业,也刺激了钢铁、水泥、家具和家电等相关行业。即使房地产市场的投机需求只有两成,倘若房价下跌,投机客突然撤离,那么市场将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空洞。这样一种结果,将给很多行业带来沉重的连锁打击。

    中国同样不能依赖外界来提振增长。上个月的出口数据无疑是强劲的,但世界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不会回到危机前的高水平。近几个季度美国经济增长走强,但有可能再次走软,并将背负更加沉重的税收和监管负担。欧盟国家也面临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和社会动荡。而如果中国国内经济陷入泥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等机构是没法出手提供缓冲的,它们没有那么大的实力。

    即使中国经济放缓,通货膨胀水平仍将高企。去年的刺激措施造成流动性过剩,引起了通胀压力。政策制定者基本上维持利率不变,而关注于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其他形式的监管紧缩,这又进一步加剧了通胀风险。整个经济体在土地、年轻劳动力和原材料方面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结构性短缺。这样来看,中文媒体中“滞胀”一词用得越来越多,也就不足为奇。

    政策制定者可用于处理这些问题的选择正越来越少。要是在上一轮刺激过后马上再来新一轮刺激,则有可能导致不良债务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让人不安地想起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同时也只会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如果不把增长引擎从出口转变为国内消费的提高,中国的增长就仍然很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这种转变正在进行,但进展缓慢。

    刺破房地产市场泡沫亦无良方可言。北京曾试图紧缩信贷、进一步限制二套房和三套房的持有,但近期措施没有触及房地产泡沫的基本成因:储蓄率居高不下,严格的资本管制导致资金囿于国内,房地产之外的其他投资选项十分有限。直到政策制定者在这些方面做出艰难的政策选择,他们才不至于在投机和过热面前显得被动。

    在通胀方面,最大的危险是央行行动过迟。农业收成高延缓了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上升速度,但目前的扩张正造成包括工资和贱金属在内的各种非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如果央行不尽快加息,这最终无疑会渗入经济体的其他部门。另外,干旱等自然灾害这种非眼前的风险始终是存在的,如果发生,通胀预期会出现很大程度的恶化。

    在全球危机过后不久,人们一般认为,北京找到办法让中国避开了危机的最严重阶段。但中国看起来难以驾驭的问题越来越多,说明政策制定者只是延缓了清算日的到来,但终究不能逃脱。他们以创纪录的速度把资金注入经济体,造成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不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这些问题将难以得到纠正。最最艰难的决定尚待做出。

    作者贝哲民(Ben Simpfendorfer)为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新丝绸之路》(The New Silk Road)(Palgrave Macmillan出版,2009年)作者。

 

 

 

耸人听闻的谬论!

 

成思危:房价一直跌没什么好处,长远来看总是要上涨

记者 于祥明

2010年06月28日


    对于处于胶着状态的楼市,6月26日,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在“中国房地产2010夏季峰会”上重申了他对房地产市场政策的基本观点。成思危分析指出,从长远来看,房价总是要上涨的。所谓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中央政府是指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的上涨,但并不意味着房价一直往下跌。

    “房价一直往下跌是不可能的,而且一直往下跌也没有什么好处。”成思危认为,一些人说房价要跌40%至50%,根据不足。而有人说房价要回到2005年水平的可能性也不大。

    成思危指出,从长期来看,无论是从通货膨胀角度,还是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看,房价是会上升的。短期可能会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不可能很大。他进一步指出,近期房地产业仍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住房问题的解决既要依靠政府,又要利用市场。在政策的优先顺序上,要首先保障中低收入和低收入无房户。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0-06-30 23:22:28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纽约时报:G20的财政紧缩正在重犯1936-1938的错误

G20的财政紧缩正在重犯1936-1938的错误

Governments Moving to Cut Spending, in Echo of 1930s

By DAVID LEONHARDT, Associated Press

June 29, 2010 New York Times

In his 1932 presidential campaign, Franklin D. Roosevelt vowed to balance the federal budget.

The world’s rich countries are now conducting a dangerous experiment. They are repeating an economic policy out of the 1930s — starting to cut spending and raise taxes before a recovery is assured — and hoping today’s situation is different enough to assure a different outcome.

In effect, policy makers are betting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can make up for the withdrawal of stimulus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If they’re right, they will have made a head start on closing their enormous budget deficits. If they’re wrong, they may set off a vicious new cycle, in which public spending cuts weaken the world economy and beget new private spending cuts.

On Tuesday, pessimism seemed the better bet. Stocks fell around the world, over worries about economic growth.

Longer term, though, it’s still impossible to know which prediction will turn out to be right. You can find good evidence to support either one.

The private sector in many rich countries has continued to grow at a fairly good clip in recent month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ges, total hours worked,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corporate profits have all risen significantly. And unlike in the 1930s,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now big enough that their growth can lift other countries’ econom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st recent economic numbers have offered some reason for worry, and the coming fiscal tightening in this country won’t be much smaller than the 1930s version. From 1936 to 1938, when the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 believed that the Great Depression was largely over, tax increases and spending declines combined to equal 5 percen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ack then, however, European governments were raising their spending in the run-up to World War II. This time, almost the entire world will be withdrawing its stimulus at once. From 2009 to 2011, the tight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equal 4.6 percent of G.D.P.,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 Britain, even befor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ecently announced budget cuts, it was set to equal 2.5 percent. Worldwide, it will equal a little more than 2 percent of total output.

Today, no wealthy country is an obvious candidate to be the world’s growth engine, and the simultaneous mov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unnerve consumers, businesses and investors, says Adam Posen, an American expert on financial crises now working for the Bank of England. “The world may be making a mistake, and it may turn out to make things worse rather than better,” Mr. Posen said.

But he added — after mentioning China, India and the relative health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today versus the 1930s — that, “The chances we’re going to come out of this O.K. are still larger than the chances that we aren’t.”

The policy mistakes of the 1930s stemmed mostly from ignorance. John Maynard Keynes was still a practicing economist in those days, and his central insight about depressions — that governments need to spend when the private sector isn’t — was not widely understood. In the 1932 presidential campaign, Franklin D. Roosevelt vowed to outdo Herbert Hoover by balancing the budget. Much of Europe was also tightening at the time.

If anything, the initial stages of our own recent crisis were more severe than the Great Depression. Global trade,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stocks all dropped more in 2008-9 than in 1929-30, as a study by Barry Eichengreen and Kevin H. O’Rourke found.

In 2008, though, policy makers in most countries knew to act aggressively.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other central banks flooded the world with cheap money.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Japan and, to a lesser extent, Europe, increased spending and cut taxes.

It worked. By early last year, within six months of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economies were starting to recover.

The recovery has continued this year, and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create a virtuous cycle. Higher profits and incomes can lead to more spending — and yet higher profits and incomes. Government stimulus, in that case, would no longer be necessary.

An internal memo from White House economists to other senior aides last week noted that policy makers “necessarily tend to focus on the impediments to recovery.” But, the memo argued, the economy’s strengths, like exports and manufacturing, “more than make up for continued areas of weakness, like housing and commercial real estate.”

That optimistic take, however, is more debatable today than it would have been a month or two ago.

As is often the case after a financial crisis, this recovery is turning out to be a choppy one. Companies kept increasing pay and hours last month, for example, but did little new hiring. On Tuesday, the Conference Board reported that consumer confidence fell sharply this month.

And just as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are becoming skittish, governments are getting ready to let stimulus programs expire, the equivalent of cutting spending and raising taxes. The Senate has so far refused to pass a bill that would exte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or send aid to ailing state governments. Goldman Sachs economists this week described the Senate’s inaction a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isk to growth.”

The parallels to 1937 are not reassuring. From 1933 to 1937,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expanded more than 40 percent, even surpassing its 1929 high. But the recovery was still not durable enough to survive Roosevelt’s spending cuts and new Social Security tax. In 1938, the economy shrank 3.4 percent, and unemployment spiked.

Given this history, why would policy makers want to put on another fiscal hair shirt today?

The reasons vary by country. Greece has no choice. It is out of money, and the markets will not lend to it at a reasonable rate. Several other countries are worried — not ludicrously — that financial markets may turn on them, too, if they delay deficit reduction. Spain falls into this category, and even Britain may.

Then there are the countries that still have the cash or borrowing ability to push for more growth, like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China, which happen to be three of the world’s biggest economies. Yet they are also reluctant.

China, until recently at least, has been worried about its housing market overheating. Germany has long been afraid of stimulus, because of inflation’s role in the Nazis’ political rise. In responding to the recent financial crisis, Europe, led by Germany, was much more timid tha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one reas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s in worse shape today.

The reasons for the new American austerity are subtler, but not shocking. Our economy remains in rough shape, by any measure. So it’s easy to confuse its condition (bad) with its direction (better) and to lose sight of how much worse it could be. The unyielding criticism from those who opposed stimulus from the get-go — laissez-faire economists,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German leaders — plays a role, too. They’re able to shout louder than the data.

Finally, the idea that the world’s rich countries need to cut spending and raise taxes has a lot of truth to it.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Japan have all made promises they cannot afford. Eventually, something needs to change.

In an ideal world, countries would pair more short-term spending and tax cuts with long-term spending cuts and tax increases. But not a single big country has figured out, politically, how to do that.

Instead, we are left to hope that we have absorbed just enough of the 1930s lesson.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0-06-30 23:58:33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克鲁格曼:最近G20会议将导致“第三次大萧条”

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大萧条

The Third Depression

By Paul Krugman 保罗 克鲁格曼

  Fred R. Conrad/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June 27, 2010 New York Times

Recessions are common; depressions are rare. As far as I can tell, there were only two eras in economic history that were widely described as “depressions” at the time: the years of deflation and instability that followed the Panic of 1873 and the years of mass unemployment that followed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1929-31.

Neither the Long Depression of the 19th century nor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20th was an era of nonstop decline — on the contrary, both included periods when the economy grew. But these episodes of improvement were never enough to undo the damage from the initial slump, and were followed by relapses.

We are now, I fear, in the early stages of a third depression. It will probably look more like the Long Depression than the much more severe Great Depression. But the cost — to the world economy and, above all, to the millions of lives blighted by the absence of jobs — will nonetheless be immense.

And this third depression will be primarily a failure of policy. Around the world — most recently at last weekend’s deeply discouraging G-20 meeting — governments are obsessing about inflation when the real threat is deflation, preaching the need for belt-tightening when the real problem is inadequate spending.

In 2008 and 2009, it seemed as if we might have learned from history. Unlike their predecessors, who raised interest rates in the face of financial crisis, the current leade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slashed rates and moved to support credit markets. Unlike governments of the past, which tried to balance budgets in the face of a plunging economy, today’s governments allowed deficits to rise. And better policies helped the world avoid complete collapse: the recession brought on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arguably ended last summer.

But future historians will tell us that this wasn’t the end of the third depression, just as the business upturn that began in 1933 wasn’t the end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fter all, unemployment — especially long-term unemployment — remains at levels that would have been considered catastrophic not long ago, and shows no sign of coming down rapidly. And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re well on their way toward Japan-style deflationary traps.

In the face of this grim picture, you might have expected policy makers to realize that they haven’t yet done enough to promote recovery. But no: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there has been a stunning resurgence of hard-money and balanced-budget orthodoxy.

As far as rhetoric is concerned, the revival of the old-time religion is most evident in Europe, where officials seem to be getting their talking points from the collected speeches of Herbert Hoover, up to and including the claim that raising taxes and cutting spending will actually expand the economy, by improving business confidence. As a practical matter, however, America isn’t doing much better. The Fed seems aware of the deflationary risks — but what it proposes to do about these risks is, well, noth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understands the dangers of premature fiscal austerity — but because Republicans and conservative Democrats in Congress won’t authorize additional aid to state governments, that austerity is coming anyway, in the form of budget cuts at the state and local levels.

Why the wrong turn in policy? The hard-liners often invoke the troubles facing Greece and other nations around the edges of Europe to justify their actions. And it’s true that bond investors have turned on governments with intractable deficits.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short-run fiscal austerity in the face of a depressed economy reassures investors. On the contrary: Greece has agreed to harsh austerity, only to find its risk spreads growing ever wider; Ireland has imposed savage cuts in public spending, only to be treated by the markets as a worse risk than Spain, which has been far more reluctant to take the hard-liners’ medicine.

It’s almost as if the financial markets understand what policy makers seemingly don’t: that while long-term fiscal responsibility is important, slashing spending in the midst of a depression, which deepens that depression and paves the way for deflation, is actually self-defeating.

So I don’t think this is really about Greece, or indeed about any realistic appreciation of the tradeoffs between deficits and jobs. It is, instead, the victory of an orthodoxy that has little to do with rational analysis, whose main tenet is that imposing suffering on other people is how you show leadership in tough times.

And who will pay the price for this triumph of orthodoxy? The answer is, tens of millions of unemployed workers, many of whom will go jobless for years, and some of whom will never work again.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0-07-01 00:13:34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前IMF首席经济学家:JP Morgan 危险的应对奥巴马金融改革法之策

JP 摩根应对金融改革的毒丸战略

JP Morgan Responds To Financial Reform: The Poison Pill Strategy

前IMF首席经济学家 西蒙 约翰逊

with 149 comments

By Simon Johnson

While the financial reform negotiation process grinds to its meaningless conclusion, the real action lies elsewhere – in Jamie Dimon’s executive suite.

Dimon, the head of JP Morgan Chase, is apparently seeking to (a) become more global, (b) move further into emerging markets, and (c) become more like Citigroup.

This is terrific corporate strategy – and very dangerous for the rest of us.

Jamie Dimon clearly wants to become too big to fail, too interconnected to fail, and – above all – too global to fail.

He knows that the reform package will, among other (very small) things, create a resolution authority that will give the government more power – in principle – vis-à-vis fail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future. This is a central part of Tim Geithner’s vision for financial stability.

But Mr. Dimon also knows – as a board member of the NY Fed and sometime White House/Treasury confidante – that a US resolution authority will do precisely nothing to make it easier to handle the failure of a large global bank, e.g., Citigroup, doing business in over 100 countries.

The reason global megabanks will get bailouts in the future is simple – policymakers will fear the chaos that would ensue when competing bankruptcy claims swarm over a defaulted institution, much as happened for Lehman (e.g., in London) in September 2008.

Mr. Dimon and his colleagues – who include some top former global regulators – are also well aware that the G20 (and everyone else) will not make any serious push towards creating a cross-border resolution mechanism.

The best way to signal to creditors that they will be protected in all potential future crises is to make JP Morgan bigger and more global. This will lower the funding costs for the organization and in turn make this global expansion more profitable when times are good – and when times are bad, there will be government support.

In effect, Mr. Dimon is constructing a “poison pill” against takeover by the government. This is so simple, so brilliant, and so dangerous that it should take your breath away.

If you press serious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in private, on how they will use the new resolution authority for Citigroup or (now) JP Morgan Chase, they are quite candid: they would create a conservatorship, as with AIG or Fannie/Freddie. But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conservatorship and resolution. Resolution is about winding down the company, typically involves firing, and should imply losses for unsecured creditors. Conservatorship is about managing the company as a going concern – and would almost certainly in this context involve full creditor protection.

It is perhaps ironic that Jamie Dimon argued strongly, early in the reform process, for a heavy weight to be placed on a resolution authority as a way to prevent future bailouts. His actions now to und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an authority further suggest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was unwise and na?ve to rely on his advise in the early formative phases of reform.

The White House may now be waking up to the profound dangers that Mr. Dimon and his successors will pose, but they are still unwilling to do anything meaningful about it.

 

 

发件人:"thxj2008" <thxj2008@163.com> 2010-07-01 17:05:4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lilin-5566" <lilin-5566@163.com> 抄送:标题: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周有光:中国落后惊人,没有经济奇迹

《财经》记者 马国川

2010年07月01日

    “最近两大新闻,一个是富士康的新闻,一个是悟本堂,说明中国落后是惊人的,我们的现代化没法说”。这话出自一位105岁的老人周有光之口。

    周有光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主持编制的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泽被亿万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周有光老人的前半生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在银行供职二十多年,和几个著名经济学家在上海主办刊物《经济周报》,还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直到1955年,周有光才奉命改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

    虽然离开经济学界半个多世纪,但周有光老人对现实问题依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在他看来,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

    《财经》:近年来,您提出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上,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文化,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在您看来,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处于什么阶段呢?

    周有光: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同时进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中国的工业化是廉价劳动和外包经济,这是低水平的工业化。最近的“富士康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工人一个月正常工作只能拿到几百块钱,生活都不够,工会不能保护工人的利益。你去看看英国工业发展史,富士康这样的企业跟英国最落后时代的血汗工厂差不多。至于信息化,我们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罗斯福讲四大自由,现在我们要超越“四大自由”的自由,第五大自由就是网络自由。

    网络自由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中国还没有了解自由的重要,原来“四大自由”都没有,第五大更谈不上。全球化时代是透明化的,反对透明化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苏联经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们难道害怕透明吗?

    《财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两年不断有人鼓吹“中国模式”,认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您怎么评价所谓的“中国模式”呢?

    周有光:据我看到的资料,关于“中国模式”国内外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中国原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后来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于是经济就发展了。还有人想模仿我们,越南模仿,也很成功。

    第二种讲法,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美国在慢慢衰弱下去,要衰亡,中国的模式起来了,大国崛起嘛。这种说法鼓吹说,将来世界中国模式代替美国模式。那么我就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

    中国改革不是一步一步走的,是半步半步走的,走了半步,大家已经很满意了。外国人研究中国的社会,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简单来讲,就是“半封建半资本”,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发展经济。

    《财经》: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也能够发展经济?

    周有光:可以发展经济。归纳起来,有几种社会转型的现象是相似的。第一种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四大财阀垄断了日本的资源。第二种是苏联瓦解以后的俄罗斯,今天俄罗斯的大资本家都是苏联原来的官员。第三种是中国,叫做“翻牌公司”,“公营”一翻牌就变成“私营”了。第四种是印尼,苏哈托上台以后经济发展了,搞的是“裙带资本主义”。国外研究认为,这四种转型是同一个模型,都是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很难逃过。

    《财经》:当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分化严重,有人说中国有堕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周有光:国内外部分研究者认为,中国不是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而是已经进入权贵资本主义时代。权贵资本主义跟印尼的裙带资本主义、日本明治维新四大财阀是同一个类型,跟苏联官僚摇身变为大资本家是一个模式。俄罗斯学者写了很多文章,可惜我们很少能够看到。

    《财经》:那么,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怎么解决呢?

    周有光:不走民主道路是不可能解决的。专制,有野蛮专制,也有开明专制,走开明专制也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本来苏联是一个集权模式,中国是学苏联的,许多国家学苏联的。学苏联最厉害的一个高潮,一共有40个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今天还有几个呀?说明苏联这个模式失败了。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国的社会结构水平还是很低的。

    最近新加坡李光耀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中国是在起来,是在发展,也发展得很快,但是要追上美国,至少要30年,而且这30年美国不是站着不动的。中国是在发展,但是太乐观不行。我觉得李光耀讲得对。

    《财经》: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曲折,教训多多。您认为有哪些教训值得汲取?您理想中的现代化中国是什么样的?

    周有光: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向苏联“一边倒”,苏联自己不是都垮掉了吗?

    我理想的中国的未来是什么呢?我想,很简单,我们必须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走这条道路,中国会发展;离开这条道路,中国受灾难。没有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可走。

    《财经》:这些年出现的新情况,有些人觉得中国能够走出一条新路来,好像我们发展经济的方式还挺管用,我们不是创造“中国奇迹”了吗?

    周有光: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外国朋友开玩笑说,你们不是参加WTO了,有几个WTO?改革开放以后,新加坡大学邀请我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新加坡大学规模不大,各方面非常好。空闲下来,我和一位英国教授到公园散步聊天,我问他,许多人说新加坡是一个奇迹,你是什么看法?英国教授告诉我,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什么叫常规呢?按照国际先进的先例来做,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国家要是民主的,要是开放的,有这个条件就可以得到国际帮助。新加坡本来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后来被赶了出来,李光耀大哭,我们又小又穷,又没有人才,又没有资源,怎么建立国家呢?后来召集国际会议,说建设一个新国家很简单,没有就请求帮助。新加坡走民主道路,搞开放,很短时间就“起飞”了,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前些年大家都说“大国崛起”,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国崛起》,新加坡就是典型。

    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

 

 

 

发件人:"bo zhong" <bolang100@gmail.com> 2010-07-08 20:25:46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浩然正气:建议将北大清华改革为私立大学;中国急需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建议将北大清华改革为私立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10-7-8

    如何克服中国大学行政化的现状?我认为,唯有大学私立化之一途,其他的手段如校长去行政级别、大学自主招生、教授治校等皆是隔靴搔痒、空中楼阁或末梢枝节。只有将主要的大学私立化,加上政府的法治化,才能解决政校不分、大学官场化、学术不独立不自由、学术成果指标政绩化——追求论文数量、科研经费数量、博士生硕士生数量等学术泡沫的现象;只有大学私立,才能提高教育和科研质量,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也只有大学私立,才能确保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并且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在全社会形成捐资助学(大学)的风尚。

    目前,中国对官办大学与民办大学采取亲疏有别、娇惯前者歧视后者的差异化政策,凡是官办大学,在招生、就业、教师户口及社会保障、评职称、评优秀学生、申请课题与经费、助学贷款、学生医疗保险乃至于购买半价火车票等方面皆有特权;凡是民办大学,不但只能招收高考淘汰生,而且在办学条件与政策、教师与学生待遇方面处处受阻,甚至遭遇人为的打压,以至于如今民办大学生存困难,教育质量无法提高,形成“差学生——差学校——差待遇”的恶性循环。而国立大学、公立大学则垄断了一流的资源与生源,同时生产大量的垃圾产品与成果——论文数量全球第二,但99.9%是垃圾论文;博士生数量全球第一,但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是官员们权学交易的产物;各大学以论文数量、科研经费数量论英雄,但近60%的经费没有用在科研上(新华社报道,山东省2006年审计报告公布,高校科研经费直接用于课题研究的费用仅占40.5%),即使用在了科研上,大部分也是浪费掉了。

    一些科研人员年复一年地申请课题,经费到手以后基本上都由博士生硕士生们干活,想方设法花掉经费,然后花钱买版面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大部分课题要求的成果形式是发表论文或获得专利,这就形成了中国专利基本上都是垃圾专利的局面,属于发明专利的仅有19.9%,而且是小打小闹的个人发明、重复的发明),最后,召开科研成果鉴定会,邀请一帮朋友专家相互捧场,吹嘘“达到国内一流、世界先进”等等而完美结题(短短的半天或一天时间,专家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核实成果与数据。大家心照不宣,今天你给我捧场,下次我给你捧场)。随后又开始另一个巨额经费的课题。

    这就是官办大学的弊端:由官员分配研究经费、支配研究经费,而经费的使用几乎没有监督;由官员评判学术(所谓大师、院士皆是官方喜欢的人,而像黄万里那样“长了反骨”,批评三门峡工程、三峡工程,即使是公认的数一数二的大家,也不可能当上院士。不仅如此,其水利著作也不允许出版),由政绩标准催生教育产业化、教育大跃进,而不关心教育质量、学生质量的滑坡;国有大学与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一样,由于产权不清、治理结构不科学,大学领导们为了短期经济利益,也不在乎糟蹋学校的名声——北大清华挂靠了多如牛毛的培训班、赢利机构。如果是私立大学,他们就会爱惜羽毛与品牌,绝不可能这么干。

所以,目前的中国只有官学,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大学私立化,废除对于民办大学的种种歧视,才能逐渐地提高教育质量、科研质量,如此才能谈得上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否则,所谓的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只能沦为政绩口号与作秀。只有大学私立化,由企业家等组成学校董事会、由教师代表、学生家长代表、社会名人等组成理事会,才能实现大学治理结构的优化,加强对于大学的监督。大学私立后,财政拨款的经费主要用于举办义务教育(目前中国的大部分教育经费用在了高等教育上,损害了义务教育),这样才能保障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高等教育的经费从哪里来呢?从慈善捐赠、大学科研服务中来!美国的大学大部分是私立的,但其经费却异常丰裕,如哈佛大学总捐赠基金超过360亿美元,耶鲁大学229亿美元,据CNBC报道,2007年全美的大学捐赠基金会在股市及业界的投资总额超过3400亿美元。美国由于慈善捐赠抵税及免税,以及慈善体制的完善,富人、企业家、校友、普通国民皆捐献成风,其公益慈善组织120万个,一年的捐赠总额在六七千亿美元。中国也应当改革慈善体制,鼓励捐赠,形成回报社会、投资大学的社会风尚,由此促进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作为大学私立的试点,我建议首先将北大清华改革为私立大学。

 

中国急需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胡星斗

2010-7-5

    目前,中国的改革陷入了困局,阻挠改革、反对改革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以至于出现官权膨胀、管制回潮、法治倒退的局面。面对制度、权利、利益、文化的博弈僵局及复辟,唯有思想解放才能有效地破解。

    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带领中国走上了现代市场经济之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将在财产民有、法治制度方面为建立现代文明国家奠定基础。

    中国急需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国进民退、国富民穷、官(官权)进民(民权)退、“人治”进“法治”退,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重疾。

    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将拨开公有与私有、人治与法治的迷雾,厘清为什么要减少公有、破除国企垄断——社会主义与公有、国企没有必然的联系,共同富裕与公有、国企也没有正向的关系;当今世界上最公平、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如北欧诸国、日本等皆是财产私有的国度,其基尼系数都在0.30以下;贫富差距只与所得税、遗产税等税制、股份共有、社会保障等制度密切相关,与传统的公有制、国有企业没有负相关性。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而公有制、国企既无效率也不公平,与这两个原则背道而驰。

    公有制、国企是专制的经济基础,阻碍了中国的进步,斯大林、希特勒、萨达姆都是通过国有而控制整个社会并进而把国家拖入极权主义泥沼的;国企的行政化、裙带化导致了机构的膨胀、严重的腐败与浪费,破坏了法制;国企越多的地方就越是无法无天、人治横行的地方,国企垄断越多的国家就越不可能是法治国家。国企与民争利,侵蚀了民众的福利,恶化了民生,与当初设立国企的初衷背道而驰。

    解决目前中国的国进民退、国富民穷、“官权”进“民权”退、“人治”进“法治”退的问题,既要官僚集团克服既得利益的障碍,更要全民反省,开展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发件人:"huxingdou" <huxingdou@gmail.com> 2010-07-05 13:16:22 +0800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抄送:标题: 中国贪官的查处率只有1%

中国贪官的查处率只有1%

胡星斗

2010-7-4

    我曾经计算出中国的腐败黑数即没有被查出的腐败金额占99%,即实际的查处率只有1%【注1】,当时(2007年)是这样计算的:世界平均的腐败额占GDP的3%,假如中国是世界的平均腐败程度,那么应查出的腐败金额为7000-8000亿元,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2005年查出的腐败金额仅为74亿元,约占应查出的1%,所以说腐败黑数为99%。还有另外一个算法,2006年中国查出的商业贿赂为37亿元,2005年查出的官员腐败74亿,两者有重合之处,因为在中国商业贿赂往往与官员腐败、官商勾结有关;就算两者不重合,官员腐败加商业贿赂总共111亿元,而学者计算,中国2004年权力寻租13800亿元,查出的仍然不到1%。

    2009年中国的GDP约为33万5千多亿人民币,按照中等腐败国家的腐败额占3%计算,中国的腐败金额约1万亿,实际查处1百余亿,腐败黑数也是99%。

    另据测算,我国2004年全部的租金价值包括灰色收入为56952亿,占GDP35.64%【注2】,照这样算,那中国就不是中等腐败国家的腐败额占GDP3%,而是其十多倍,中国的腐败(包括灰色收入,在发达国家灰色收入皆视为腐败)黑数就是99.8%。

    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研究: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4%【注3】,或者,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约4.8万亿元【注4】,由此计算,中国的腐败(包括灰色收入)黑数约为99.77%。

    假如中国的腐败黑数真是99%,而且被查处的腐败人数与未查处的腐败人数是按官职正相关的(即按官职大小有同比例的腐败人数被查出),那么可以推算出腐败官员的数量。按照2010年最高检工作报告,2009年共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由此可以计算出实际涉嫌腐败的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总数为26万4千余人,其中厅局级2万余人,省部级792人。而目前官方公布的在职县处级官员50万,厅局级5万,省部级2400,那么县处级官员的腐败比例为48%,厅局级40%,省部级33%。

    上述比例数据至少反映了两个情况:第一,目前中国官员的腐败比例为三分之一至一半左右;第二,职位低的官员腐败率比较高,职位高的腐败率比较低。

    当然,如果中国的腐败黑数是99.8%,而且如果被查处的腐败人数与未查处的腐败人数是按官职负相关的,即官职越高,被查出腐败的几率越低,那么,前述的两个结论都不成立。可以计算出实际涉嫌腐败的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总数为122万9千余人,其中厅局级10万余人,省部级4000人,比官方公布的各级官员总人数还多。

    因此,我们可以重新估算目前中国在职官员的数量:一般的厅级市有处级单位120余个,加上临时机构20余个,保守计算每单位正副书记、处长10个,那么一市共有处级官员至少1400人(报纸上称阜阳市共有处级干部2000多),全国共有地级市282个【注5】,因此仅地级市就有40万处级干部。有报道说全国机关县处级以上女干部10.4万【注6】,占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的16.8%,由此可知全国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有近62万人,加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数据,全国共有事业单位125万个,职工3000多万。一般70%的事业单位在县处级以下,加上有些事业单位已经转制,全国处级以上事业单位约10万个,处级干部至少100万人,其中包括上千家大学中的处级干部约20万人。国有企业的数量近年来锐减,目前央企仅有一百多家,其他大中型国企数千家,处级干部约20万人),全国应有处级干部约182万人。由此计算,中国(处级)官员的腐败比率可能超过60。

注1:胡星斗.中国腐败的治理.http://www.huxingdou.com.cn/graft.htm

注2:高辉清等.2004年我国租金价值5万多亿.改革内参,2006-11-10

注3:王小鲁.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财经.2007.5,总186

注4:王小鲁:4.8万亿元隐性收入探寻者. 第一财经日报,2007-6-18

注5:根据2003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统计。

注6:崔士鑫.全国机关县处级以上女干部达到10.4万人.人民网,2006-8-24
 

 

中央部委的花钱术与敛钱术

中国的公务员就是这样在大手大脚地花钱!

陈晓 东方网

2010-06-29

    宗教局未报经批准,在“行政运行”支出中列支全体在职人员“加班费” 94.95万元(每人每月300元)。今年的“审计报告”的主角是中央部委。

    6月23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200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时披露,2009年在对部分中央部门及下属单位预算收支审计当中发现,中央部门挤占挪用财政资金和违规发放津贴补贴10.95亿元;瞒报各项国有资产6.21亿元;违规收费及未按规定征缴非税收入16.26亿元;还查出5170张虚假发票列支金额1.42亿元。

    上述各种违反财经制度规定的问题共涉及金额34.84亿元。虽然今年以来,已经有多个部委加入到部门预算公开行列,先后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公布了每年的部门预算和开支。但是这些公开数字大多面目模糊。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 黄亚生

2010-6-21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理论上讲,城市化应是提高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有效途径。城市化程度越高,就越会使土地增值造就有产阶级;城市化会减少交易成本,一般在城市的通信和交通单位成本比较低;还会减少商业成本,使得服务业比较发达。但是,这些城市化的经济效益是从逻辑推理得来的,实证结果对这个命题有支持也有反例。当你看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程度较高,你可能会得出结论:城市化是这些国家发达的原因。但反过来也可以说,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是它们发达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拼命追求城市化,它们相信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非结果,但效果并不理想。如果持第二个结论,作为政府就不应把城市化作为一个政策目标。我们先来假设城市化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是正确的,看看这个逻辑的几个前提在中国是不是成立,有没有一定的数据支持。如果城市化要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就要有一个前提——增加人口密度。但中国城市化的特点是土地的扩张,而不是人口密度的增加。是通过新的城市建立,而不是增加既有城市的人口密度来实现的。

  中国城市化的这一特征至少从1996年-200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来。中国中型城市的人口密度实际是在降低的(至少是户籍人口),这里最极端的例子是内蒙古康巴什豪华新城,也就是被中国媒体称为“无人居住的‘鬼城’”。这种“空城计”是不可能起到任何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的作用的。这是纯粹的浪费。

  再来看消费指标。城市化一般会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因为消费是衡量中产阶级规模的一个指标。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从2000年起增长很快,但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却在2000年后大幅下降,现在这一比重为35%,比表面上城市化水平不如中国的印度低20多个百分点。当然,衡量中产阶级是一个复杂工程,不能单独依赖一个指标,但至少在消费数据上,看不出中国城市化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兴起。

  城市化的积极作用

  城市化对中国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有什么影响?中国城市化最大的正面影响是造就了农民工。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农业是传统的低生产率行业,工业是高生产率行业,要提高收入,有一个简单办法就是人从低生产率行业转移到高生产率行业。

  刘易斯讲的是工业化,不见得是城市化,这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在中国。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期,乡镇企业非常发达,乡镇企业坐落在农村,不见得非得在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并不需要人跑到城市。

  统计局2009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把2.3亿农民变成了农民工,这过程本身增加了国民收入。2009年我们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在广东打工的收入是在老家相同条件下打工收入的2倍-3倍。如果中国城市化能够一次性提高2.3亿人的收入,这是经济上不得了的成就。

  有些读者会反对这个观点。他们会说,从富士康12跳来看,广东农民工的收入还是很低的。但农民工在广东打工的机会成本也很低。他们在富士康打工收入低,但他们在农村收入更低。我丝毫没有为富士康开脱的意思,我的观点是中国很多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农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困境,这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造成的。

  另一个城市化的正面影响是生活成本的降低。因为农民工很有效率,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成本很低,城市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本来以前要付很高成本的服务项目,现在只需要付很少的成本就可以获得同样的服务,从这点来讲,也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

城市化的负面影响

  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也有负面影响。调查数据表明,虽然从农民变成农民工这个过程增加了国民收入,但这是一次性的增加,没有连续性。一份调查里有个问题是“你第一次涨工资是在哪年”?95%的农民工回答是在2005年。虽然样本里有50%多的农民工在2003年已经离开了农村,到了城市。也就是说,农民变成农民工收入是增长的,但一旦变成农民工后工资就不涨了。

  农民工的崛起会冲击城市企业工人,特别是对40岁-60岁和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本来应该有一个社会和经济的补偿机制去降低和消化这种冲击的影响,但我们没有这个社会和经济机制。

  中国各级政府从城市化中获得巨大收益,但它们却用这些资金为自己建立了华丽无比的办公楼、买车。而没将资金用来补偿失业工人和提高退休工人的待遇,没用来进行国有企业工人再培训和投资对农民工的教育。

  中国城市化是在土地公有的制度环境下发生的。在美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城市居民所掌握的土地、住的房子会增值,所以即便丧失工资收益,也可能通过其他资产增值维持生活。只是收入来源改变了,过去都是靠劳动收入,现在更多的是靠财富收入。

  中国是行政性和政治性的城市化,使这个经济补偿机制失灵了。城市居民丢了工作,又没有从土地升值得到任何好处。从统计局的调查看,在中国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十年中,看不出百姓的资产收入有大规模的增加。

  中国城市化和家庭消费成反比的关系是个奇怪现象,这是中国的户籍制度造成的。调查表明,农民工的储蓄率是40%,而统计局对城镇居民的调查显示,广东城市居民储蓄率只有20%-25%。

  农民工要储蓄的首个原因是子女教育。平均来看一个农民工在此项的支出占整个支出的30%多。30%意味着什么?在美国中上层的家庭,如果把他们的小孩送到私立学校,差不多占开支的3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最贫穷的人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比例和美国富人是一样的。

  这种户籍城市化确实是中国特色。从宏观上讲,户籍制度使我们的经济结构失调。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产出效果,因为农民工效率非常高,对产出带来的效应非常明显。但户籍城市化抑制了消费,增强了农民工谨慎性、预防性的储蓄心理,对消费几乎没有刺激作用。这样才能解释刚才说的现象,即城市化大规模地增加,消费实际上却在相对降低。

  农民工崛起的产出效果远大于对消费刺激的宏观效果。长期下来,中国经济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外需。我不认为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是政策上的刻意选择。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是土地国有、歧视农村、户籍制度和行政推动城市化的无奈结果。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6-30 18:36:0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标题: 西村观察 15 30/6

印度经济正在迎头赶上

日本野村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苏博文

2010-06-29

  2010年一季度中国和印度的GDP增长率分别达到年同比11.9%和8.6%。但这种比较并不公平,因为2009年后期印度遭遇了自1972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而且农业占印度经济的比例高达17%。在GDP中剔除农业部门因素后,可以更好地比较两国的潜在增长,结果表明,2010年一季度两国的增长率分别为年同比12.8%和10.0%。

  2009年印度的GDP达1.2万亿美元,仅为中国(4.9万亿美元)的四分之一,但从增长率来看,印度凭自身的实力正在迅速成长为全球一股重要的经济力量。

  印度和中国一起实现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有些人可能会感到意外。但我们不认为这种表现只是昙花一现,而是反映了几十年的渐进改革,例如开放外贸和投资,以及近期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措施。这些改革正开始结出丰硕果实,而且和过去的中国一样,随着中产阶层的迅速壮大,印度经济正在腾飞。

  近期的数据显示,印度经济增长动能正在增强,甚至面临过热的风险。5月份中国工业生产增速回落至年同比16.5%,但印度4月份的增速则加快至17.6%;中国5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从4月份的55.7回落至54.5,而印度则从57.2上升至59.0;经合组织对中国的综合先行经济指数从2009年12月份到2010年4月份连续5个月走低,而印度则仍在上升。

  由于供给不足,在腾飞的早期阶段经济过热的风险通常更大。印度的情况似乎正是如此,其投资/GDP比率尽管已从2002年的25%提高至2009年的35%,但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仅为31%,而中国的这个比率是41%。

  从经济结构上比较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前景也非常有意义,尤其是从供给面。需求面推动的经济周期起落是投资者通常关注的焦点,但经济体也会经历供给面的结构性变化。这些结构性变化缓慢发生,但发展到某一时点就会开始对经济增长和通胀产生显着影响。

  一个例子是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命名的“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这位经济学家观察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一定时点来自乡村的过剩劳动力供应将开始减少,从而让产业工人有能力要求提高工资。

  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有初步迹象表明中国可能正在接近刘易斯拐点。今年很多省市都大幅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深圳、上海、广东、北京和福建分别上调了15%~20%,山东上调了21%,吉林26%,陕西和宁夏27%,湖北29%。最近一系列事件促使在中国的一些外企工厂异常大幅地上调了工资。电子器件制造商富士康本月将深圳工厂一线工人的月工资上调了30%,而且承诺10月份再涨66%,本田将部分工厂的月工资提高了20%~30%,而且保证会提高加班工资并改善工作条件。

  中国农林牧渔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从2003年开始减少,但现在仍是最大的就业部门,不过这个地位可能很快会被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所取代。有意思的是,当日本第二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人数超过第一产业(上世纪60年代中期)时,实际工资增速开始真正大幅加快,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这让人有些怀疑中国的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是否即将飙升,因为中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还需要好多年才会赶上第一产业。印度似乎还需要几十年,因为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到总就业人数的58%,而第二产业仅占17%。

  不过,有一个有力的反论据。由于人口迅速老龄化,中国可能会比日本或韩国更快达到刘易斯拐点。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预测,2020年中国15~24岁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010年的16.9%下降至12.6%,这会导致愿意背井离乡去工厂工作的年轻、富有生产力的劳动者数量减少。相反,在1965年的日本,15~24岁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20.3%,而在印度,即使到2020年预期这个比例仍有17.9%。

  如果中国真的遭遇刘易斯拐点,有一个重要的宏观意义需要强调,就是利润率受到挤压将加快劳动密集型工厂迁移到成本更低的内陆省份或其他低成本国家,例如印度。

 

 

    注意这句:“首先,招生数量过多,大量的博士生进入学校和研究机构以后,缺乏合格的导师提供充分的学术指导;其次,博士学制偏短,而且过于刚性,一般全日制博士生需在3年内完成学业、撰写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在职学习的博士生一般也被要求在4年内完成全部培养项目。在这期间,还需要把相当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各类公共课程。博士生真正用于自己专业方向的学习时间是极为有限的,阅读量不够,对学术前沿及其进展的了解不够全面深入,学术讨论和交流不充分,这些都使得博士培养的质量难以提高。”

建立科学的社会科学学者培养体系

罗卫东

2010-6-22

    前段时间,住房建设部领导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透露,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只能持续25—30年。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只有30年,而一些发达国家的建筑,如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到了132年,美国建筑的平均寿命也达到了74年。

    我们不得不思考,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是否也存在着这种现象。随着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日益重视,各级政府对学术研究的投入大幅度递增,这些年,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发表的论著数量惊人,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数量位居世界前茅。但是,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品质与其数量的增长是不相吻合的。我们生产出了太多的文章、著作和报告,但是其中可以拿出去与国际同行比一比的却少得可怜。不仅如此,中国学术界一直被学术不端的指责所困扰。至于粗制滥造,更是到了司空见惯的地步。不得不承认,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大量的论著其实是一出版(发表)就是废品。这样的研究活动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形象。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讲,来自道德、商业、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压力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者难以保持一种淡定的学术态度来处理学术问题,急功近利的现象不可避免。从主观上讲,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专业训练和专业精神不足,未能坚持应有的学术生产规则,也是不能不引起重视的事情。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所谓学问就是一种按照专业原则经营的事业。虽然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性,但其知识生产还是有基本一致的规律和要求,也就是存在某种共同的专业原则,那就是,研究者需要有清楚的问题意识、严谨的学术训练、长时间的知识积累和不依赖于外部实验条件的高强度的思考,需要占有大量的资料,需要建立保障学者间自由自主学术争论的制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能获得同行好评的,除了绝妙的观点以外,更重要的是其中体现出的知识深度与广度以及符合逻辑过程的缜密论证。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学者本身具有某种特别的心智禀赋和知识存量,才能胜任研究的要求。这需要予以严格的专业训练。而且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不同的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识和经验积累发挥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我认为,我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体系存在质量低下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普遍缺乏关于社会科学的哲学思考,另一方面在于我们的教育体系没有能够在培养研究者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精神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在博士生培养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从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来看,博士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因此博士生阶段的学习和训练对于学术品质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博士培养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首先,招生数量过多,大量的博士生进入学校和研究机构以后,缺乏合格的导师提供充分的学术指导;其次,博士学制偏短,而且过于刚性,一般全日制博士生需在3年内完成学业、撰写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在职学习的博士生一般也被要求在4年内完成全部培养项目。

    在这期间,还需要把相当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各类公共课程。博士生真正用于自己专业方向的学习时间是极为有限的,阅读量不够,对学术前沿及其进展的了解不够全面深入,学术讨论和交流不充分,这些都使得博士培养的质量难以提高。一般而言,博士出口的审查把关也宽严不一,总体上还是偏向宽松。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高水平大学博士培养的要求总体上非常严格。他们对博士生数量的控制,保证了有足够的高水平的师资投入到指导博士生中,一桥大学全校每年招收的博士生不及中国一所综合大学一个学院的招生数。

    在西方的高水平大学,我们很难看到一个导师同时指导数十名博士生的现象,反倒是多名导师联合指导一名学生的情况比较普遍。博士的培养年份,各个学科或者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不是一刀切地加以限制。在有些国家,比如日本,很多博士生在修完课程以后,一时无法完成博士论文的,就先去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等到做完博士论文以后再来申请学位,这个周期有时候非常长。前年我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那里的艺术史系的博士生平均培养年限居然长达10年。培养周期延长,有助于保证博士生获得较为充分的学术训练。这在客观上保证了博士培养在总体上保持在较高水平,也保证了研究队伍在整体上具有较高的学术品质。

    我认为,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在学术规范和道德上对学者提出强制性的要求是必要的,但这并非是治本的方法。应当建立起真正符合国际惯例的社会科学学者的培养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博士生的培养制度。要从招生、培养、答辩等整个流程入手,体现对学者专业素质和专业精神的要求。必须从每个环节入手改进博士生的研究习惯,帮助其形成良好的职业操守。此外,要根据各学科的实际情况确定合适的培养周期,不搞一刀切。对于就读文史类等需要大量知识积累和文献基础学科的博士生,适当延长培养年限是非常必要的。

 

 

 

发件人:"中国工人网" <zggr2005@hotmail.com> 2010-07-01 17:49:17 +0800 收件人:<x123asd@yahoo.com>抄送:标题: 百名国际国内人士联名呼吁全总为工人说话办事

给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宣传管理局的一封信

中国工人研究网

2010年6月23日

国务院新闻办网络新闻宣传管理局并李伍峰局长:

    2010年6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互联网状况》白皮书,向全世界正式宣布,中国政府为自己的网民提供了一个能够自由发表言论的宽松的网络环境。同日下午,中国工人研究网即接到服务商通知,声称新闻办下令,要求关闭中国工人研究网,其理由是“未经许可登载导向不良文章”。

    对此,我们深感震惊!如此言行不一,决策者难道不担心社会舆论对国务院新闻办维护网络言论自由的诚意表示质疑?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在得到通知后做了暂停访问的处理,以便妥善处理这一事件。为此,我们一方面向外界作了“系统维护中,请稍后访问”的说明,得到网站读者的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于6月12日向属地管理机构北京市新闻办网络新闻管理处发出函件,积极沟通,希望尽快重开网站,避免网友及公众对主管部门产生不良印象。

    然而,十多天过去了,发出去的函件杳无音信,没有答复,屡次电话询问得到的只是回避。如此看来,我们有必要公开地表明我们的态度!

    回顾建站历史,2005年5月1日中国工人网(zggr.org)由几个青年穷知识分子创建,之后严格按照相关程序登记备案,取得合法网站资格。建站以来始终遵循真实、客观的原则处理信息,逐渐形成了“面向工人、关注工人、研究工人”的建站风格,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喜爱。2006年“两会”前夕,因为刊登国有企业改制职工向“两会”的呼吁,你们以“开办新闻网站必须提供1000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资金”为由宣布中国工人网为非法网站,引起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之后我们又为工人创办了中国工人研究网。今天,我们因声援广州本田汽车工人罢工再度被你们勒令关闭,称我们“未经许可登载导向不良文章”。我们不明白,你们为何对一个关注关心国家领导阶级的网站如此仇视?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胡锦涛在纪念“五?一”大会上说“工人阶级是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是社会主义中国当之无愧的领导阶级”,强调要尊重劳动,不断增加劳动者劳动报酬让群众体面劳动……广大工人创造了国家绝大部分财富,得到的却是微薄的不能够养家糊口的工资,在这样严酷的生存环境下向外资要求增加点工资有什么不对?我国宪法明确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表示要创造条件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那么,我们网站的编辑和一部分社会人士发表公开信声援工人的维权活动,这样的言论有何不妥?从何导向不良?共产党的政府宣传部门只有坚持以社会主义为导向,为劳动人民服务为导向才是货真价实的。难道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国家宣传剥削有功、颂扬资本家,才是你们要求的导向吗?你们如此不分亲疏敌我,广大群众完全有理由怀疑你们站错了立场。

    在此,我们对你们的这一错误决定表示强烈的抗议!我们也敦促你们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立刻撤销这一错误决定,并采取措施消除给党和政府带来的不良影响。

    中国工人研究网

    2010年6月23日,

 

呼吁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工人说话办事

中国工人研究网

中华全国总工会:

    广东佛山本田汽车公司工人不堪忍受外资剥削压迫,为提高工资,改善工会组织状况,同资方进行了数日的罢工斗争,显示了“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极大提高,在工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这场抗争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不但本企业工会缺席、地方党政机构袖手旁观,而且地方工会竟然殴打罢工工人,罢工领袖遭到资方开除。这一切无不挑战着社会的良知和我们的忍耐限度。而且这种行为严重违反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做出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众所周知,罢工权是人权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各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为声援工人的正义斗争,6月3日,由中国工人研究网全体编辑及包括一位日本同仁在内的11位学者联合发出呼吁书,声援本田中国工人的罢工行动。一同参与呼吁的还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的著名学者、学生、工人共60余人。90岁高龄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寒春逝世前五天,也参与联署表示了对工人罢工的支持。

    然而,国务院新闻办网络管理部门不仅下令封杀了网络上有关此呼吁信的所有信息,而且还勒令关闭了首次刊登此呼吁信的中国工人研究网。这种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的行为是违反我国宪法庄严规定的;这种压制社会良知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在此,我们呼吁中华全国总工会,要真正站在工人立场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为工人说话,为工人办事,维护《宪法》和《工会法》的尊严和权威。同时提请全总就下列三个事项进行调查解决,并向公众反馈处理结果。

    1、立即将被开除的两位领导罢工的工人复职,资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并做出相应的经济补偿。

    2、按照佛山本田多数工人的要求重整工会。企业工会领导班子必须由会员民主选举产生,资方的亲属、关系密切人和代理人不准担任工会领导职务;工会专职干部薪金报酬由工会会费支付。

    3、必须依法惩处广东省佛山市狮山镇工会殴打工人事件有关责任人。同时,鉴于狮山工会有协助资方打压工人的前科,让社会各方怀疑其是否真正站于工人立场,广东省总工会在工会改组过程中,应该切实保障罢工和谈判中积极的工人代表不被报复和打击,享有平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这是工会能否赢回工人信任的必要行动。

    2010年7月1日

    呼吁信签名人或单位:

    中国工人研究网
    李成瑞(原国家统计局局长)
    巩献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发件人:"JohnWells" <jjmzyd@gmail.com> 2010-06-30 21:10:36 +0800 收件人: "范海辛" <thomasfan@163.com> 抄送:标题: FW: 不要把工人维权夸大为“罢工潮”!

不要把中国工人的维权举措夸大为“罢工潮”!

——中国工人的罢工自由再也不能在中国宪法中堂皇缺位

子 烎

2010年6月29日

    高盛顾问董事胡祖六先生,不愧是跨国资本的代言人,他比西方国家政府首脑更敏感地意识到中国问题中“与罢工潮相比汇率问题无足轻重”。可是,我怎么感到这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夸张,中国有罢工潮吗?胡祖六们是不是想要中国政府在“维稳”的旗号下,把中国工人的个别“维权”举措扼杀在萌芽之中?

    这些资本代言人担忧什么呢?不就是跨国资本在中国劳动力产品低成本、低价优势的丧失,而以投资重点投向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地相要挟,阻遏中国劳动生产率、产品价值和整个社会产出消费价值提升吗?!

    是的,考虑到出口业对中国财政收入贡献率高达50%以上的事实,考虑到今年1月到5月中国财政收入高达3.5万亿,预计到今年年底的财政收入将达到8万亿,而近年来,中国财政税收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的同时,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并不快这样的事实,胡祖六们呼吁中国“政府、社会、包括全民、学术界”一起来维护他所谓的“更多人”的低水平低就业,以确保中国作为资本(特别是跨国资本)的“低成本基地”,这种企图把跨国资本的利益,与中国政府利益捆在一起,甚至“绑架”中国政府的做法(之嫌),确实是聪明过人!

    一方面也许某些企业确实是政府不当公共政策的受害者(让人感觉企业没有给员工发放更多的工资带来的生存迥迫,而加薪当然会造成提高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能乐得不用为自己不当的公共政策引起的不良经济后果(比如多印钞票造成通涨和物价上涨,偷偷拿走了人们的财富)负责,只要继续以“维稳”或“为更多人提供就业”和“保增长”为由压制住工人的维权举措就万事大吉了!

    但是,我相信中国人民政府的行为,绝不会跟着胡祖六们的指挥棒转!因为明眼人谁都知道,“提高工资,可能会使得一些纯粹成本导向盈利的企业转移生产基地”,但是,也会使得一大部分底层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增加,进而增加国内消费市场的容量,增加国内消费者的价格承受能力,使得国内生产商从恶性低价竞争的羊肠小道,奔向以创造价值为主导的阳光大道上来。迫使更多的企业和资本扩大和关注研发,增加产能,提高产品的价值和企业的价值,从而提高整个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我同意这样的评估结果:“这种吸引力的意义在于国内市场容量增加,产品利润率的增加,而不是作为一个低成本基地来吸引企业投资和增加工作岗位。”

    任何政府——不管叫什么名称——都无权为了保护对于一国出口至关重要的投资方利益,而要求本国工人在收入差距巨大、生活成本升高、工作时间漫长而休息时间较短等问题上做出让步。政府如果意识到罢工有蔓延的苗头,也不应当对罢工采取压制、隐瞒,而应当是疏导,更应当调整国家的分配制度和公共政策,让全体公民享受国民待遇,分享社会财富,协调劳资关系。

    对于那些因为中国工人采取了一点维权举措,不是去积极处理和寻找自身原因,而是夸大事实,并以寻求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至其他国家或地区相威胁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自己要滚蛋就滚蛋好了!

    如果说刚刚结束文革后的1982年,中国宪法没有规定公民有罢工的自由确有其一定的道理,那么,当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遍布国中的今天,中国公民依旧没有罢工维权的自由吗?中国工人仍然唯有任人宰割的命运吗?中国只能做低级经济增长和“GDP增长率”的奴隶吗?有良知、有历史感的人们都来回答吧!

    如果中国工人的维权举措,必须在“跳楼”或“罢工”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那么,滾滾诸公,行行好,还是让他们享有“罢工维权”的自由和尊严吧!

    与时俱进的口号,在中国已经喊快二十年了,从1982年到未来2012年正好三十年了,中国共产党18大也将在这一年召开。中国工人的罢工自由这一条,再也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堂皇缺位了,中国该修宪了!因为,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中国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产业结构都要升级换代了!这是17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中国要以生态文明建设来超越西方传入的工商文明形态,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上来。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要发生历史性的转变。2012年,还是中华民族结束宗法帝国,开创现代民族共和国一百年,中华民族历经三个世纪一百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历史课题也该全面落到实处——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那一天开始到GDP全球第三这一刻就已然解决,接下来要集中力量解决的就是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问题,亦即中国全体国民的人权、事权、物权问题!

    是时候了,中国复制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也该转变为展示中国人的思想力,发挥自主创新、示范创新作用的新时代了;笛卡尔、培根、伽利略们开创的近代科学主义思维方式,应当转变为当代生态主义思维方式;现今一切经济学、政治学的硬道理,都将纳入生态学的共生价值观的航道!

    附文:

胡祖六:与罢工潮相比汇率问题无足轻重

《财经》记者 陈君

    虽然多伦多G20峰会前,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沸沸扬扬,G20峰会上,也会是一个焦点。许多人都在担忧,汇率的升值对中国出口产生的负面影响。但与汇率升值的短期影响相比,近期出现的罢工潮对中国经济和出口企业的负面影响要大很多,罢工潮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趋势。

    26日下午,在上海举办的“2010陆家嘴论坛”上,资深经济学家、高盛顾问董事胡祖六在接受《财经》杂志记者专访时作上述表示。

    胡祖六指出,如果汇率短时期大幅升值,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短期对出口企业竞争力有一定影响。但是,决定长期竞争力的不是汇率,而是劳动力成本结构和生产效率的改善。如果本身竞争力不够,光靠人为的压低汇率,这难以为继,没有靠廉价货币变成出口大国的。中国变成出口大国也不是靠廉价货币,靠的是改革开放和生产效率不断的提升。

    胡祖六认为,现在的劳工罢工潮,对中国竞争力是最有负面影响的,远远超过汇率改革或升值的影响。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的世界工厂,吸引这么多外资、台资来中国,有三个因素:第一,中国有一批非常有纪律、受过良好教育、有素质又低成本的劳工队伍;第二,比较好的基础设施;第三,潜在的、辽阔的国内市场。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国成为出口大国。

    当前,中国在农村还有很多富余劳动力,是个充分就业不足的国家,劳资关系变得比较紧张,罢工潮不断发生,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一种趋势。胡祖六呼吁,政府、社会、包括全民、学术界,还是要关注更多人要有就业,有就业才能消灭贫困,这么多人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把工资提高,会让更多人不能就业。

    未来十年,像鸿海、本田这样的企业,还能否像过去十年那样,在中国有这么大规模的开拓、投资,将产业重点设到中国,胡祖六觉得将不可定论。胡祖六透露,目前罢工潮出现的时点上,他所接触的跨国公司,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将未来的投资重点投向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不会像过去那样,自然而然会想到中国。如果外资不来中国,不来参与整个产业的提升,带来技术和新的产品,中国怎么会有竞争力,人民币再便宜,中国产品也出口不了。

    胡祖六强调,中国经济的未来,以及提高在全球的竞争力的关键,是要有和谐的劳资关系,不能通过政府短期政策来提高劳工成本。中国要避免使经商环境和投资环境不利的变化。这些关系经济基本面的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汇率问题与之相比,无足轻重。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发展与政府倡导市场化改革,融入全球化经济分不开。那时,对外资的投资是铺着红地毯来迎接,有非常良好的环境。同时,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变得比较好,中国的技术工人很多是中学毕业,数学、英语、学习能力都很强,对待工作十分勤奋,这是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韩国、台湾、新加坡的崛起,都是靠有技能的、勤奋的劳工队伍。现在中国在人均GDP4000美元的格局下,就把这个优势丧失了,非常危险。希腊出现债务危机,归根结底是整个社会的心态不好,希望政府多花钱、享受很好的福利、消费又不想储蓄、不勤奋工作,致使国家马上面临债务违约的危机。政府一紧缩,工人就上街抗议。以希腊为鉴,中国不能出现纵容劳资紧张关系的趋向,更不能煽风点火。

 

消失的工人阶级和变质的央企高管

钟明

2010-06-30

   工人阶级为何消失了?

  我国工人阶级形成于上个世纪初,是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共同生长起来的,也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迅速崛起的一支新兴社会力量。他们走过了辉煌岁月,他们头顶着金灿灿的冠冕,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然而,时至今日,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又迅速解体并不复存在了。他们的解体过程,大致起始于二十多年前的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的结果就是大量工人“下岗”失业。那些下了岗的工人,名称依然叫工人,但已经不再是产业工人,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工可做了。位置变了,地位也没有了。过去中国工人的地位虽然不高,但他们可维持基本生活,还有医疗保险,比农民地位高多了,现在这些待遇基本没有了。下岗者中一部分人从事经商活动,少数人获得成功。而大多下岗工人没有这么的运气,找不到固定职业,只能街头摆地摊卖杂货,或者蹬三轮车卖苦力,不管做什么,这些人已经不是产业工人了。

  当中国骄傲地宣称成为“世界工厂”时,我们发现,在成千上万家工厂辛勤流汗的不再是工人,而是所谓的“农民工”,一度被尊称为打工仔打工妹。广大的农民工的劳动不叫“做工”,而改称之为“打工”。“工人工”和“农民工”不只是名称上的不同,他们在城市的权利和待遇截然不同。农民工实际上仍是百分之百的农民,按户籍身份制度,他们是农村户口,比起城里的市民,不知低了几等?他们在城市没有长期落脚之地,既使有居所,仍然只能是暂住。他们的子女在城里上学,要交高额的学费。他们没有固定的合理的工资,没有劳动保障所拥有的基本权利,没有各项社会医疗保险,老后更没有养老金。正因为有各种束缚和各种负担,农民工从精神意识上根本无法融入城市社群,从经济地位上打不进城市社会。他们只是城市的过客,异乡的“长工”或者“短工”,其身份到死还是农民。

  原来的工人下岗失业后已经不是工人了,新来的工人虽说是在岗却不又不叫工人,中国的产业工人就这样在一片欢歌声中销声匿迹、集体缺位。

  在改革开放的盛世和稳定压倒一切的和谐社会中,再也听不到他们的一丁点呼声,他们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已经被高速发展的社会彻底抛弃了。工人阶级从“咱们工人有力量”变成了无力自救的弱势群体;从“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一抖”的风云人物变成了集体失语的社会弃儿。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很牛地宣称,工人阶级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所以在革命中就不怕失去什么,也不会失去什么,他们将失去的只是手铐和脚镣。而当今在中国革命几十年后,工人阶级仍然还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但作为无产阶级的工人阶级,反而把自身那一点点社会地位和价值也都丢弃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庞大阶级的悲哀。

  《中国共产党党章》开卷就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头还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工人阶级这支曾经庞大风光的队伍在哪里呢?连工人阶级都不存在了,党还会为这个阶级做先锋吗?国家还会让这个阶级所领导吗?

  央企高管已经从工人阶级中蜕变了

  前一个阶段,有舆论说央企的高管们的年薪逾千万,国资委的负责人曾予以解释,称央企高管的年薪没有超过百万的。看来,舆论是冤枉了高管们。
  不管怎么说,有一个事实是谁也不可否认的,即:央企的高管们,特别是那些在资源金融电讯等垄断性行业里的高管们,他们与本行业的基层员工和一线工人的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了,两者之间的社会地位和以及人际感情是渐行渐远了,已经有了质的脱离。

  注意,我在这里说的高管们,是那些厅局以上的少数人,其他管理人员不要强行往这个少数人里硬靠,不要对号入座。我不想一杆子扫翻了满船人。至于这个差距究竟有多大,央企的普通员工和一线工人只知道很大,大的神秘,大的悬乎。究竟有多大,因为他们早已失去了对这些高管们的民主监督权力。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高管们的实际收入。即便是有帐可查,他们哪里还有查帐的权利?哪里还有要求帐目公开的资格?

  而有这个资格和权利的上级监管部门,也只是通过上报的财务报表来监管的,至于这个报表是否真实,那就姑且信之吧。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陈同海之流,他们的工资收入是多少,在他那个行业的普通员工和一线工人恐怕是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敢花敢贪,每天的招待花费就平均几万。且不说这些高管贪不贪的事情,单就说现在的这些高管们的吃喝招待费用,恐怕就不是个小数字。他们的日常吃喝花费,别说央企的普通员工能和他能相比,就是和胡锦涛主席30元的工作餐标准相比,和温家宝总理与学生工人农民共同进餐相比,这些高管们的花费也是个令人啧舌的天文数字啊!

  近年来,央企的高管们就是在这样缺乏监管的情况下,越来越脱离群众,他们的衣食住行越来越超凡脱俗了!
  他们根本不怕名存实亡的群众监督了。
  因为,对于他们业绩考核和升迁前途,根本就不再取决于企业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愿,更不取决于企业的发展需要了。这一事实,高管们知道,曾经当家做主几十年的工人阶级也知道。这些高管们的升迁和前途,已经和企业的广大员工根本利益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把企业的绝大多数人放在心里了。可以这样说,这些央企的高管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工人阶级队伍,有的甚至已经蜕变成为新型的既得利益阶层。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一 看他们的住房。这些高管们的住房有几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房?他们的住房是仅此一处吗?他们子女们的住房是怎么买的?这些能公开吗?
  二 看他们的收入。他们的工资到底是多少?其他收入是多少?他们的吃喝招待费用是多少?这些能公开吗?
  三 看他们的子女受教育和就业情况。他们的子女出国读书的费用来源是什么?他们的子女就业的程序和渠道是怎样的?这些能公开吗?我认为,如果能够在以上三个方面都敢于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高管,才是真正称职的好高管,是广大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可是,现在央企高管能公开这三点吗?敢于在这三点上坦然接受人民监督的高管还有吗?

  消失的工人阶级

  这个命题,萦绕我心中很久了。今日提起,是因为陈丹青老师在凤凰卫视的再次提及。
  过年,与几位马上就要走出大学校门的学生有过一次聊天,谈及目前形势严峻的就业,他们都大叹生不逢时,我安慰的说,做不了公务员,就去做工人嘛,只要肯干,总是会找到工作的。他们一听,马上反驳说,我们读了这么多的书,是绝对不会去做民工的。
  随着国有企业改制,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从解放后的抬头挺胸,到改革开放后的垂头丧气,当历史的钟声敲响2000年,工人这个名词,在私有制大行其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逐渐被农民工代替了。可笑的是,中国的宪法里,居然还写着“工人阶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
  有人说,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机器替代工人是必然趋势,工人阶级的消亡,因此也是必然的。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不作太多的评论,只是想问一句,科技含量再高的机械,也总要有人来操作吧,那么操作这些高科技机械的人叫什么?
  还记得老家的江西第二机床厂,八十年代有位邻居家的老哥从县委办公室调到第二机床厂,大家都说他是占了大便宜了,因为那时候的江西第二机床厂是省属企业,除了工资,还有奖金。而且早餐还有普通人家难得吃上的包子和馒头。过年回家,再次路过这间曾经辉煌一时的企业,如今已经残垣断壁了。听说已经倒闭好几年了,荒废的厂区里杂草丛生,满目萧条。与那位邻居家的老哥也意外相逢,谈及当初的工作调动,他说他肠子都悔青了,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现在做乡长的乡长,书记的书记,而他却成为了下岗工人。
  的确,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数以千万计的,退而耕其田,进而务其工的所谓农民工。于是有了每年的春运,有了众多让人神伤的民工跳楼讨薪。只因为他们是农民工,他们没有工作所在地的户口,所以注定了他们在节日来临时的迁徙;他们没有和老板平等对话的权利保障,因此被老板拖欠工资也就再平常不过了。从这一层面而言,他们还不如所取代的中国传统工人。因为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是最没有尊严的一个群体,又怎敢与名存实亡,宪法却依旧承认他们是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相提并论呢?

  工人阶级消失了,消失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但工人还在,只是他们的头上戴着农民的帽子,做着工人的事情。他们属于农民阶级,他们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

 


发件人:<lxpbk@sohu.com> 2010-07-09 16:00:0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为什么你的说话不如放屁!

为什么你的说话还不如放屁!

----闲议民主与国民素质

贤一

2010年7月

    五月底去兰州学习,晚上与朋友一同去拜会一在兰的同行朋友。酒过三巡,便少了几分拘束,大家也不由得借着酒劲海阔天空地唠起来。 从中国的股市楼市、美国墨西哥湾的石油,到英国的大选、中东的局势等等都是酒桌不可缺少的谈资。在我脑海里影响最深的大概就是国民素质与民主的话题,几乎每过几巡就会将话题有绕回来。

    临去之前,听朋友介绍这位兰州同行朋友是个部门负责人,也小有文才,单位工笔之事多由其组织撰写,并颇得同行认可。俗话说:酒后吐真言。席间,不难听出,这位仁兄小有文才,又是个兵头将末,故而免不了对上级领导那种高高在上不听建言的作派有些苦闷,甚至有些恼恨。但自己,也因为多少有些才气,免不了又有些鹤立鸡群之感,故而有傲视属下跋扈之嫌。

    这位仁兄认为,中国的民主非二百年方可赶欧美,究其原因,中国的国民素质还不足以达到民主化管理的水平。因而,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还需要强权政治来进行统治管理,否则,中国非乱套不可。

    我认为,中国社会的民主管理之所以举步维艰,不仅与中国老百姓文化思想素质有关,也与数千年来中国老百姓一直处于一种被高度压制和禁锢的状态有关,与统治者在儒教思想影响下的君权思想的根深蒂固有关。因此,民主发展的进程与状况,固然与国民素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与处在上层建筑的统治者阶级的襟怀有着很大的关系。

    尽管民主的管理是每一个老百姓梦寐以求的事,但由于专制统治权力的高度集中,舆论的高度管制,民主的发展举步维艰,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但我想,这种压制过程会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网络通讯的迅速发展使得国民在民主管理方面的需求快速爆发。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

    数千年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根基的不可动摇,一直对老百姓采取禁锢式的管理。这种禁锢,不只在于对人口流动户籍制度的管理,不只在于刀枪兵器的管制,更在于对思想的管制。

    翻开历史,哪一个朝代不是血淋淋的。自秦始皇起,一代又一代专制统治者,对那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各种思想学派或禁或杀,“焚书坑儒”何止在秦朝!因“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而被杀的又何止戴名世一族?即便在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建立不久,也是各种运动不断,“三反五反”不久,便又兴起了“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看,这些运动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缘由,但实质上都是为了建立起在思想上高度统一的政权。这期间,因出言不慎而被带上“反革命”帽子惨遭横祸的还少吗?我们还依然可以记得,疯狂的斗私批修,不仅将各种思想学说当作封资修,当作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的异己,杀了个“干干净净”,就连族谱也一把大火,让它随风而去,不留一丝痕迹,生怕你心存复辟之念。为了在老百姓心目中树起新的神,所有的宗教信仰也都被当作封建迷信,受到空前的压制。

    是的,新政府也曾刮过一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风,但春风过后,还未等这花儿绽放出来,就来了一阵惨烈的秋风,连根拔起,直杀得干干净净。我们在痛骂前朝的专制的时候,我们还可曾看到那些曾今让我们膜拜的“大家们” 又身首何处?即便有几个残喘的,在解放后还有什么鼎兴之作。

    近几年,国学之风又突然大兴起来,起初有些纳闷。仔细揣摩,豁然开朗,兴的不过就是儒术。

    为什么又尊儒术?难道国人皆不懂“礼”?不,要的是重新树立起专制统治者的绝对权威。

    纵观历史,每遇朝代更迭,不都是在玩着先砸后捧的游戏?可笑的是,我们有些人,竟有些自不量力,不仅在要在中国搞复辟,还要在已是高度发达的欧美民主国家遍栽儒术之花。

    中国的统治者,历来是知道“团结就是力量”的。封建时代,一旦发现“结党”,是绝不手软的,是要诛灭九族血洒江河的。前些年,柏杨的一本非常畅销的《丑陋的中国人》,还有一些自诩为有脊梁的学者们,在说到国民的劣根性时,多恨国民不团结,一盘散沙,缺少正义或正气,只管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唯求自保等等。试想,在一个动辄株连九族的社会,谁还敢用一家一族的命运和前途来求什么正义和正气!也难怪厚黑学、菜根谭这一类经世哲学不仅在封建时代大行于道,在当今社会也一样大行于道的原因。

    中国的统治者,历来是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一向重视舆论宣传这个喉舌的作用和力量,所以将它紧紧地攥在手中。说什么不说什么,全不由你想什么就说什么,更不由你信口开河。历史上的不在赘述,现今呢。前三十年中国的老百姓只知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后三十年只知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这种思想上的高度统一,恐怕只有中国有,世界绝无仅有!

    现今的社会,也还有几个党派,也还有几个组织,但都不过是专制统治者的门面,它们在专制统治者的羽翼下,虽说于命无虞,但还要靠着吃饭,所以一向都是唯马首是瞻的,多是做着歌功颂德的营生。世界各国的工会,多是底层百姓的喉舌,维护权益的利器。只在中国,本当是老百姓利益代表的组织,却也成为政府的羽翼,除了在过年过节做一些访贫问苦的事,老百姓真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职能。

    曾今一度还把示威游行当作老百姓合法诉求的渠道和权益,现在也被高度控制了。所以,偶尔听几个示威的、游行的,不是被当作受不法分子煽动的事件,就是被黑社会左右的事件予以严厉打击。那些个别的利益诉求者,不是被当作无赖就是被当作精神病患者予以处理。

    也许有人会说,政府不是有信访办么?那不就是老百姓的诉求渠道么?我想,不知现在社会还有那个老百姓敢把它当作利益诉求的渠道,反正我是不敢的。据说,许多找过信访办的人不是被扔进了监狱,就是被送进了疯人院。这不?前一阵子就有某高校某教授振振有词地下结论说:上访者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些精神病。大家都知道,这位教授并不是搞医学研究的,那么,我就真不知道这位教授是不是研究错了课题,还是他的精神出现了错乱!

    中国的官员,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官员所到之处,均需净道。说是为了官员的安全,实质是怕出了“纰漏”,丢了乌纱帽。但先时的老百姓,若想要讨个公道,维护个利益或伸个冤之类的,尚可拦轿喊个冤什么的。倘若遇到个好官,或许能有一天会咸鱼翻身。现在,面对呼啸而过的警车开道,你还敢吗?

    中国的统治者历来是凌驾与政府和法律之上的,政府和法律都不过是专制统治者的工具。封建社会,因为是家天下,政府围着帝王转,为帝王服务。他们也有法律,但许多时候,一切以封建帝王的好恶为标准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叫臣兴也就没有不兴的了。“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希图一朝得恩宠的,何止在宫娥。那些希图一朝得恩宠的,不光是为了光宗耀祖,也为了站在“人”之上,站在法律之上。

    作为专制统治者,政党在政府之上,在法律之上,政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宗旨之下。我们也就不难看到一些只有在专制统治下的特有怪象:文化大革命最高指示漫天飞,一切以最高指示为标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下,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指导下,我们那位尊敬的“老人”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立马就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他在一块地上画个圈时,那块地红红火火地火起来。

    我们曾盼望着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带着我们一起共同富裕起来。不想,他们为攫取利润的最大化,使得我们的山河千疮百孔。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人们吃不到安全的粮食蔬菜,喝不到干净的牛奶,甚至喝不到干净的水。豆腐渣工程遍地开花,矿难强拆连绵不绝。

    在这种强权专制统治下,政府部门普遍弥漫着媚上陷下风气,同事之间相互倾轧。人人都在看上级的脸色行事,常常置法律制度于不顾,甚至于置老百姓生死于不顾。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一个臃肿的政府,而且是一个毫无生机且职能丧失的政府,它的执行力大都表现在每次重大事件领导人的批示之后。即,表现国家或地方歌舞升平兴旺发达的面子工程,还有表现党对人民恩重如山的救灾救难等事件上,一级做给一级看。其目的是让老百姓感觉最高统治者的恩惠,以便对最高统治者感恩戴德。

    许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并非无法可依,但等领导人的批示。因为在政府部门许多官员脑袋里,他们的工作动能,来自于上级领导,法律规章制度又算什么东西!在封建社会,老百姓遇到问题,指望着遇到“包青天”,在现代社会,我们的老百姓遇到问题,仍不是想到要依靠法律,也还是想要遇到个好官清官,这仅是老百姓的悲哀吗。

    在一个政府职能丧失的的社会,唐福珍非法建筑事件、小产权房、黑矿黑窑等事件也就绝不是偶然,也不是一件两件,在每一地都不鲜见。房子不是一天两天盖起来的,可偏偏等他们盖完了,却成了非法建筑,拆起来却又何等的坚决。难道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让它纳入规划,使它合理又合法?这拆,到底合了谁的心愿!我在看着他们在那样坚决地拆的时候,我心里只有八个字:一群暴徒,暴殄天物!

    与此同时,在处处表现出我们的国家兴旺发达的同时,官商权贵各利益集团纠集到一起,不仅主导着话语权,而且主导着法律规章的制定。凡关乎他们利益的法律规章如雨后春笋一般频频而立,凡关乎国计民生的法律规章如久旱沙漠中的嫩芽千呼万唤不出来。故而现今社会,让老百姓最痛恨的是权力腐败,让老百姓最无奈的是制度腐败。

    他们将改革的成本转嫁到了老百姓的身上,不仅住房、医疗、教育等原有的福利,也都变成赚取利益的工具,老百姓连起码的职业保障都没有,说让你回家就回家。他们垄断着国家资源,借着与国际接轨工资由头,工资像火箭一样上升,没完没了地修着办公楼住宅楼,却又厚颜无耻地向国家要补贴,而老百姓的工资水平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又涨几何?他们有意识地将员工分为三六九等,使自己高高在上,不只是为了尽享国家福利,其目的是为了便于瓜分国有资产,而老百姓连最起码的社会保障都一个个借着改革之名予以废除。他们歌唱着祖国的美好,却又将妻儿一个个安排到国外,自己怀揣着护照当裸官。这又似乎都在合理又合法屏障下!

    在这种党派和社团组织缺乏而舆又论被高度把持的时代,不仅腐败丛生,有恃无恐,难以遏制,甚至越反越腐,就连一些本当为反腐的组织和部门也成了腐败的重灾区。这也就是我们不可思议地常在报端看到的,一些地方的纪委公检法等司法部门也成为腐败重灾区的原因。

    民主不是简单的开个会发个言,是需要党派或组织做后盾的。我们两院中的代表委员们,多是社会各界的能人、政界大员、工商巨贾、行业明星等强势利益集团的代表,不可否认,他们也都是社会的优秀分子。但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这一群体的利益,是代表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试想,两院之中高朋满座,坐的都是欲望无止的达官权贵和富豪,又有谁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呢?

    有些代表委员在这两院之中,连发言都不敢发,不过是做着举举手“神圣使命”,按她的话说:不敢添乱!这“不敢添乱”,恐怕也不是一两个代表委员的心里话。我真不知道她们懂不懂这代表委员的意义所在,使命所在。作为两会的代表或委员,要对国家负责,要献计献策;要对人民负责,要代表人民参与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这一点都不懂,你还当什么代表委员!

    在这种社会舆论导向充斥的氛围中,社会充满了冷漠,谁都盼望着有一天获得领导的垂青,青云直上;谁都希望着自己有朝一日成为爆发户,资产万贯。整个社会,几乎没有正道可言,各行各业,充满着潜规则。谁掌握着资源,谁就是最大获利者。不但就业、升职都有潜规则,就是上学、就医或者买个商品房这一类关乎国计民生的也需走门子送票子。而今社会,虽说我们的物质是丰裕的,甚至是过剩的,但却到处都游窜着那些手中掌握着资源的人的掮客。想要,拿钱还是献身!

    一个没有党派或社团组织做后盾的老百姓,人微言轻。按通俗的话说就是:你的说话还不如放屁!这不仅在中国,世界皆如此。民主发展的水平,就在于老百姓参与到各种党派或社团组织的程度。中国的老百姓和其它所有民主水平低的国家的老百姓一样,之所以缺少话语权,就是没有能够参与到各种党派或社团组织中,让它成为自己的后盾,让它为自己说话。

    一个人要想得到话语权很难,尤其是老百姓。老百姓要想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参分享与社会进步成果更难。这是因为,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对国家所有的相关法律制度了如指掌,又常常缺乏一定的社交手段,有些连最起码的话语程序都不知道,更无从知道法律制度的缺失。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如此,世界各国的老百姓皆是如此。老百姓要想依靠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必须依靠党派或社团组织。所以,一个人要谙熟国家整个法律体系,社会运行程序,是不可能的,要依靠社会各种党派或社团组织,并得益于它。

    我每看到那些为要几个辛苦钱而自杀的、跳楼的、爬电杆、塔吊的,都心痛万分。难道他们就天生不怕死?不知道就不懂得生命的珍贵,妻儿父母的痛苦?是谁这么嚣张,干了活竟然可以不给钱!又是谁使他们这么嚣张!如果他们都有党派或社团组织做后盾,谁还敢如此!长期以来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要依靠党,依靠政府,依靠法律。试想,若能依靠得了,又何至于此!

    前一阵子出现了数起杀害幼儿学生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些人的极端残忍性,实质上都是长期社会不公言路不畅诉求无门导致的极端事件。

    我忽然想起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勇者愤怒,抽到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到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我不知道在社会发展的今天,这个不可救药的民族还在专制统治下继续残喘着,谁将负有更大的责任!

    一个国家既需要有民主的管理,更需要民主的监督。我们国家的监督机构不能说不庞大,但当今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官僚机构人浮于事,贪污腐化盛行于道。一边是遍地矗立的豪宅和大幅增长的奢侈品消费令世人瞩目,一边是老百姓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让世人扼腕。

    民主监督,不是一个人的监督,要靠社会来监督。更确切地说,这监督也是需要有后盾的,需要社会上的各种党派或社团组织做依靠。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组织的呀。不,在中国,我们大多数人有单位的,是没有组织的。有人会说我们不是有工会吗?在我看来,我们的工会是不能作为老百姓的社团组织的,它不过是专制统治政府的一个部门。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些被监督者可以说胆大妄为,对不同意见者,对监督者,对举报者的打击不遗余力,并且常常动用的是国家公器。我们常看到的一些举报者惨遭横祸,就是一些在人们看来很神圣的国家级记者也常难逃厄运。

    一些官员,一些巨贾,他们纷纷移居欧美,并不是欧美国家的生活有多富足、多美好,虽然他们在生他养他的中国也占尽了风光。其根由,是他们对中国的法律没有信任,对中国的政府没有信任,说穿了对最高统治者没有了信心。连他们都不相信中国还会有什么公平和公正,那我们老百姓又是怎样的苟延残喘呢。我们每看到媒体向社会公布那些被制裁的官员巨贾,一个个都是痛哭流涕:愧对于党和人民的教育和信任。但坊间传的是:一起为盗,我成了罪人,他们都成了英雄!

    我们老百姓多生活在法律的疑惑中,生活在社会纷繁复杂的程序中。现在社会,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一个单位,什么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招聘工、劳务派遣工三六九等,你能搞清楚吗?我搞不清楚。我们的法律不是说人人平等吗?我们的法律不是说同工同酬同权益同保障吗?为什么要将员工分得这么复杂,想来也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经营成本,向“人”开刀罢了。为什么如此嚣张?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员工没有党派或社团组织给他们做后盾。

    常有人将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归咎于垄断、归咎于信息的不对称。那么,垄断因何而起,信息难道能对每一个老百姓对称吗?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熟知国家的全部法律制度,不可能熟知社会生活中的每一程序,更不可能在生活中事事用法律来均衡评判事物的公平公正与否。我想,这都需要依靠党派或社团组织,让那些垄断者不敢做哪些违法乱纪的事,不敢做有违公平公正的事。

    国家搞了几十年的结构调整,却收效甚微,甚至越调越乱。为什么?是社会各阶层党派或社团组织的缺失有关。因而导致强势利益集团垄断组织把持着中国的经济,把持着话语权,从而绑架着政府。

    就以煤炭、农产品为例。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官本位的政绩观和官商勾结使得行业越来越混乱,价格剪刀差的调整由于强势利益集团的闻风而动,不仅抵消了调整的效果,其价格传导机制还使得物价出现的飞涨。

    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也相继推行了许多惠农政策。可我国的农民依然停留在温饱的水平,有的甚至在温饱之下,以至于不得不抛妻舍子外出打工,农田荒芜。一边是处于低收益徘徊的农民,是欠也苦,是丰也苦;一边是城市市民难以承受的农产品物价,这利都让谁享了?

    这充分说明,自上而下的结构调整,都最终走向失败。欧美国家的结构调整,由市场调整,有谁来主导?由行业社团组织通过谈判示威游行等与其它行业、政府等达到调整效果。这样产生的调整效果,是不会产生价格传导,价格联动,从而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煤炭行业更是如此,一些国有煤炭企业,由于管理机构的过于庞大,生产成本不断加大,于是左右政府涨价,其结果产生一系列联动效应,价格的传导作用引起一连串的物价上涨。国有煤炭企业的生产经营困难,固然与劳动力成本的加大有关,但其主要因素不是生产成本,而是管理成本,说穿了是机构臃肿带来的管理成本。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的改革,爆发的不是房产商,就是私有煤老板!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也是这几十年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要不然这次金融危机的出现,会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当社会矛盾四起之时,仅仅要人们要有科学的发展观,要理解容忍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不折腾。但总有一天,人们将会忍无可忍,不得不折腾!世界需要多极化,国家也一样。一个专制的国家,势必会导致两极分化而后乱。

    记得前年,某杂志评选出的历史伟人,有华盛顿、林肯、甘地、毛泽东、曼德拉等,在我看来,我们敬爱的毛泽东可以算得一代伟人,或世纪伟人,是算不得历史为伟人的。华盛顿的伟大,是他建立起了一个真正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尽管从当时看来还不尽完美,他个人也有那么一点儿瑕疵,但仍不影响向他为世纪伟人之称号,因为他为民主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建立的是一个政党凌驾于政府之上国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国家,使得中国由一人专制变成一党专制的国家。在我看来,多少还有前朝政府的翻版影子。不过是他的前朝虽也借了个民主管理国家的名头,但多少还是落入封建帝王家族专制的嫌疑。这种专制政府的统治下,枪杆子里出政权成了夺取政权的法宝,鼓噪青年用鲜血和生命夺取政权。而一旦夺取了,往往建立的又是一个新的专制政权。甘地、曼德拉他们的伟大之处,不是鼓励用青年的鲜血和生命夺取政权,而是用相对和平的方式来争取权益以达到社会的公平。尽管这权益来得很艰难,但为社会的长期稳定赢得了时间,打下了基础,功不可没。

    民主国家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许多国家,虽然也套用欧美国家的总统制,给人们一个民主管理国家假象。它的实质,还是专制的国家,专制国家的最终路径就是两极分化。伊拉克、吉尔吉斯斯坦,表面上看来有其客观原因,说到底还是专制遗患。就以伊拉克为例,处于专制时代的统治政府,打击异己不遗余力,且手段残忍,使国民在表面上民心凝结,同仇敌忾,一旦出现问题,便树倒猢狲散。如果说伊拉克还是有欧美等外来势力使国家出现了颠覆,那么吉尔吉斯斯坦,就是内生性的颠覆,是长期以来一些有权阶层巧取豪夺,不关注其它个阶层利益,不关注民生,造成两级分化的结果。

    一个国家屡遭外侮或行将朽木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其根由,说到底是专制统治下腐败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国统治者,中国的老百姓,一向推崇和希望忠臣良将来力挽狂澜,但在专制统治下的政府又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只能是苟延残喘罢了。因为,还没等力挽狂澜,这些忠臣良将已是身首异处。功高盖主,历来都是专制统治者最大的忌讳。

    英日均为君主立宪制国家,曾经的专制不亚于其它任何一个专制国家,但它们在二战之后,无论是作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痛定思痛,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当作国家兴旺的根本!这才使他们的国家快速走上稳定之路,发展之路。

    我突然想到了比尔•盖茨,他的功绩,不仅是在电脑的应用普及到了社会方方面面,普及到了家庭,更在于电脑的普及所带来的社会信息和先进思想的传播,从而导致的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的提高,从而促进世界各国民主进程的加快。我想终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能够当之无愧称为历史伟人的不仅仅是那些政治家!

    民主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提高只是因由之一。科技的进步,必将成为民主发展的主动力。

    民主不行,国何以兴,民何以存?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10-06-30 19:07:07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文化安全谁来保障

文化安全谁来保障

横舟

2010年7月

    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过文化安全的概念,而今,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问题,已经不容置疑的摆在国人面前,保障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不注意文化的保障和维护,而是延续了文革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文化实行的是残酷的禁锢和打压。致使中国的文化面临着内部强权政治的压迫,外部列强国家的侵略的尴尬局面。

    自文革以来,文化就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成为了政治打压、发泄的目标。改革以后,更是雪上加霜的对于文化的禁锢与打压之上又加上蹂躏与践踏。尤其是在文学领域和教育领域,近些年来越演越烈。这也是国家的教育工作搞不上去,整个国民文化素质提不起来的重要原因。

    外国列强钻中国禁锢文化的空子,利用各种机会,在打压中国民族文化的同时,大量的往中国输入西方意识。如:英语及其他各种语种的输入,尤其是英语,已经列入了国家的教育计划当中,成为了国际大玩笑。

    各种西方宗教势力的渗入,已经使我国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成员,有50%以上信仰了西方宗教,而这一阶层可是未来国家的管理层。还有就是西方传统的民俗、节假日的无形渗透与流行,也是越演越烈。什么情人节、圣诞夜,简直是在弃宗灭祖。而我们的传统节日,反而让外国注册成为它国文化专利。

    再有就是在西方强大的经济利益推动之下的文化入侵,如电影、电视剧、文艺节目、专题节目、图书、动画等的疯狂卷入,给我们的民族文化和经济都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灾难性的后果。

    互联网业更是惨烈,在中国,基本上没有民族企业,完全是被外资垄断着。宁可予以洋人,绝不便宜家奴,至今还是为政者的信条。

    中国的图书出版业,已经成为了国家文化政策的重灾区。各家出版社,都是摇摇欲坠,生不如死的维持着,根本不能再称其为行业了。荧屏上更是无法想象,彻底摈弃文学家与艺术家于主创之外,任由一群文盲胡来。每天的银屏上,都是充满了凶杀、暴力、色情……等的低俗节目,诲淫诲盗,颂贪欲,唱腐败。而真正文化却被打压海底。

    被网民称之为纸媒的报、刊业,与民众已经基本脱离。各大政府机关报,已经完全与民众无关。天知道印这些报纸的钱是哪来的,天知道印出来这些报纸在给谁看。周老虎、曹操坟……畸形怪状的扭曲社会,天知道那是小鬼那是真神?

    一群打着民主的旗号来华赚钱的洋人,发财了。一群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在国内赚钱的中国文盲,发财了(听说有些自封的“民族主义者”要成为美国移民了)。一群打着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商人,把中国的“孔孟”文化,在向全球播撒、兜售,发财了。这些向外传播民族文化的项目,是否经过国家的安全审查了吗?
中国农民的地被征收了;中国工人的工厂被重组了;中国市民的房子被拆迁了;中国的物价被飞涨了;中国贫民出身的大学生被失业了;中国进京上访的冤民被违法了……可是,中国的老百姓,被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天知道是可喜、可贺,还是可悲?

    打压文化,只搞经济。经济是重头,稳定压倒一切……结果,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驱使下,官吏横行霸道,成了土匪。到处抢老百姓的钱财,逼民为盗,逼民为娼,逼民上吊,逼民跳楼,逼民自焚。逼得老百姓四处上访告状……。如今,上访,已经形成了新时期的社会里,最底层维权抗争的原始文化源。

    帝国主义共了共产党的产,资本家坐上了社会主义江山,几千年的封建专制衙门,跨越了袁世凯,跨越了孙中山,跨越了共产党的宗旨,又回来了,中华民族的头上又顶起了三座大山。老百姓又过上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苦日子。一种在中国绝迹了几十年的文化,又呈现了。

    这一切,都源于对于文化的禁锢,对于文化的摧残,对于文化的打压。源于对于“文革”的延续。使国家大好的改革事业,毁于狭隘的个人意识和偏见。让一己之私,毁坏了深远的民族大义,难道帝国主义的洋伞就真的就能保住自家的那点即得利益?

    贪腐,一时的成为时尚文化,苛政残民就是目前中国的现状。面对现状,这个时候的民众,更加的渴望言权,更加的渴望民主制度。所以,民主制度的建立,已经不单是政治概念,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二、三十年的风雨洗礼,她已经在民众的心里形成了民族觉醒的文化理念。民族独立与民主制度,已经在民众的心中,开花结果,形成了这个时期的文化本源。

    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由谁来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靠什么来保证?事实证明,不是哪个阶层,不是哪个政党。而是民主制度。只有强大的民主制度,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可靠保障,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保障。所以,民主制度议题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议题;民主制度议题,已经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文化潮流。

    复兴民族文化,倡导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当务之急。文化安全链接着国家安全,文化安全链接着民族安全。面对正在遭受内毁、外侵的中华民族文化,是放任自流,还是伸出力挽狂澜的巨手?这是检验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试金石。中华民族文化安全的保障,迫在燃眉。

 


中国需要政治的整合力量

----“两票制”与香港民主的制度创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10年7月

发展中社会缺乏民主所需的共识

  即使是在西方,政治力量也经常不能扮演整合社会的力量;在很多场合,刚好相反,扮演分化社会的作用。西方的优势在于一个拥有民主意识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须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与其说政治整合社会,倒不如说是中产阶级整合政治。

  而在发展中社会,不但政治精英之间毫无共识,而且社会大多是分化的。社会的分化可以表现在收入差异上(即穷人和富人),可以表现在城乡的分化,可以表现在社会的不同群体对不同宗教、意识形态、文化等等因素的认同。在缺少一个具有民主认同的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民主一旦引入,冲突不可避免。而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更会加剧社会的分化。这是发展中社会民主政治无序的主要原因。

  西方民主强调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分立。这主要是为了制约政治权力的滥用。西方在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社会力量之间的互相制衡问题并不明显。不过,西方各国上议院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力量之间互相制衡的需要。

  到了发展中社会,往往是中产阶级不够发达,不够强大。即使出现中产阶级,但这个阶级在其他方面可能是高度分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民主政治要有效运作,就需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制衡,才能协调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平稳发展。

  怎么办?各个社会都必须根据自身的条件,找到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机制。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经过改革,可以成为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有效民主制度安排。香港的民主化是为了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之间必须得到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不见得一定能够通向社会公正,在社会群体间收入差异过大的情况下,社会公正就会荡然无存。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一个例子。社会公正需要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里民主化变得重要起来。西方的经验表明,没有民主就很难有社会公正。

  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化往往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在后发展中社会更是如此。没有经济发展也不会有社会公正,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公正的前提。很简单,没有发展,哪有分配?

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制度

  那么,如何保证一条能够促进社会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呢?这就需要各阶层的妥协。而“两票制”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说香港的直选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那么功能界别则是考量到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制衡的需要。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两票制”能够促使选民在投票时作更加理性的思考。在很多社会,民主政治很容易受政治人物的操纵而演变成民粹政治。在缺失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一旦哪位政客蛊惑民心,号召大家起来进行财富大分配(或者其它民粹议程),必然会得到社会底层的拥护。这样产生的政府所制订的政策必然是亲分配、轻生产。要保证生产和分配、效率和公正之间做到平衡,就必须有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制度安排。

  一些人把功能界别视为是香港的一项特殊政治安排,是商人治港的表现,因此是过渡性的。但香港的问题不是取消功能界别,而是要改善和改革功能界别制度。目前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并没有民主化,但功能界别并不是不能民主化的。“两票制”的引入,对功能界别制度的民主化是个重大的推进。功能界别的存在,不应当是像一些学者和政治人物所说的是民主的倒退,而可以成为民主的改善和改进。从改善民主的角度看,功能组别不应当是临时的安排或者转型期间的安排,而是要把此安排进一步制度化,成为未来民主政治的内在一部分。

  香港的实践对中国大陆本身也具有参照意义。和香港一样,中国的民主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可避免。但人们对要实现怎样的民主,以及其如何协调民主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并不很清楚。香港如果成功了,中国大陆就可以借鉴。例如全国人大可以向直选方向发展,而全国政协则可以向功能组别的制度安排发展。(像中国那样分化的社会,更需要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制衡。)

  对后发展中社会来说,如果人们要享受民主制度的好处,但又要避免民主的负面效果,就需要大量的制度创新。作为发展中的民主,香港已经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可能会使得一些西方民主教科书信奉者感到愤怒,但实践和时间会证明,这有利于大多数社会成员。

“两票制”对大陆同样有参照意义

    在香港政府接受民主党提出的“区议会方案”之后,立法会也通过了政治改革议案。根据这个议案,在2012年选举时,香港每名选民都可在直选及功能组别中各投一票,即一人“两票制”。

  这不仅仅是香港民主化进程的一大进步,更是民主发展的创新。很长时间以来,政府及建制派和泛民争执不下,争执的焦点是民主直选和功能界别。现在随着“两票制”的引入,双方做出有意义的“妥协”。这当然也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妥协。但“妥协”这个词很难表达 “两票制”所包含的政治上的进步意义。从很大程度上说,与其说“妥协”,倒不如说制度创新。

  如果说是“妥协”,这也是一个迟来的“妥协”。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过于僵硬,往往对来自香港社会的声音说“不”,在解决面临的新问题上缺少新思维,更缺少制度方面的创新。因此,一直以来,香港政治发展的议题大都是泛民主派设定的,无论是香港政府、建制派还是中央政府,都只有救火式的“反应”。香港民主化本来早就应当有大讨论。香港要实现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如何协调市民的民主化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如何获取民主化的好处而减少民主化的代价?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可以进行理性的讨论。如果有这样一场大讨论,香港各界甚至外界对香港民主化的共识会比现在更高。

  从长远观点看,“两票制”的民主实践的意义不仅仅对于香港民主发展本身,而是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社会都具有现实参照意义。

  近代民主起源于西方发达社会,然后传播到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但在传播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社会的民主产生了无穷的大问题。人们无需看比较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亚洲社会的民主现实,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东的伊朗等等,都面临困境。本来,人们希望通过民主政治的引入,来建立一个比较稳定且公正的政治秩序。但在很多发展中社会,随着民主化的开始和发展,所出现的局面刚好和人们所希望的相反。在一些社会,党争不止,民主和无政府状态几乎是代名词。新的民主政治秩序建立不起来,而原来的社会秩序因为民主政治的动员而遭到极大的破坏。一旦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问题,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必然成为大问题。

  为什么在西方运作良好的民主到了非西方社会就变了样?这并不是因为一些人所说的民主属于西方文明,而是因为西方的民主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和制度支持条件。西方原来是贵族精英民主,后来随着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型到商业资本民主,然后再经过工人阶级运动和各种民权运动,才发展到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从少数人的民主到大众参与民主,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在这个很长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国家制度得以建设,中产阶级得以壮大。尽管有大众参与,但民主毕竟还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一种游戏。要进行游戏,就首先要有共识,要有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这种共识和游戏规则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西方经过数百年才发展出了民主的共识和游戏规则,后发展中社会很难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个过程。

 

 

局长“撞火车”背后的民航系列腐败

中国经营网

2010-06-29

民航中南局局长刘亚军卧轨身亡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刘亚军于6月24日下午在广深高速铁路上意外身亡,当地公安部门正对其死因展开进一步调查。据新华社报道,刘亚军是在广深高速铁路线的广州东至石牌间K11 600米处,与行驶列车相撞死亡。而民航界多位资深人士对此的说法是,刘亚军系“卧轨身亡”。据悉,刘亚军进入轨道处附近正好装有摄像头捕捉到刘身亡前的状态。录像显示,他独自翻越围墙、进入轨道。刘亚军身上发现有遗书,但内容暂未得知。

    刘亚军50多岁,2009年2月从民航总局安全办公室主任位上调任中南局一把手。2009年2月任民航中南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的刘亚军,给人的印象很清廉,这是多数民航界人士对其的评价。作为民航局的后备干部,刘亚军此前担任民航空管局常务副局长,在民航空管局工作期间主管宣传、安全等领域。

    刘亚军最后一次露面是在6月13日,当时他在民航中南局的派出机构广东安全监督管理局宣布了该局局长、党委书记的任命。近期民航多位官员和高管纷纷落马,日前民航系统内又有两名干部被免职,一位是民航局公安局副局长王怀玉,另一位则是民航局机场司副司长邵道杰,据传与民航局副局长宇仁录案有关。然而,刘亚军的死是否与系列腐案直接相关,尚未得到证实。

南航窝案再卷入两人

    据媒体报道,南航方面多位人士证实,南航运力网络部前任总经理和运力网络部一位副总被带走调查,运力网络部主要负责南航的航线时刻布局和对南航旗下分公司航线时刻申请的协调。

    6月9日,南航的七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已经被检察院办案人员带走调查,但大多是南航分公司的管理人员。而此次被调查人员已经从分公司上升到总部。此次陆续被调查的9名管理人员,均与已经被“双规”的黄登科及日美航空总经理庞汉章所涉的航线案有关,南航多家下属分公司曾与庞汉章签署合作协议,通过日美航空包机,开通数十条北京飞往湖南、广西及湖北等地的新增航线航班。

    一位在多家航空公司和民航系统担任要职的高管分析,由于庞汉章能够通过黄登科拿到好的航线航班和时刻,航空公司与庞汉章合作包机甚至缴纳“航线协调费”也有无奈之处,但也不排除航空公司内部个别人员利用权力获得了私利。

民航寻租的灰色内幕

    据羊城晚报报道,审计署在13日发布的财务收支审计公告中,把三大航空公司以各种名义隐去的收入“揪”了出来。审计报告称,审计发现,中航、东航、南航三大航空公司均存在违规行为,其中,2005年至2008年9月,南航母公司南航集团所属企业在核算国内客票收入时,直接扣除了超标准支付的机票销售代理手续费,造成少计收入和费用各约9.95亿元。此外,2006年至2008年,南航集团所属企业未将业务合作收入1570.36万元作为收入核算。而东航集团所属五家企业少计收入约5.17亿元,所属两家企业多计成本费用499.49万元;中航集团近8亿元工资未纳入总额预算。这些未在财务报表中体现的收入,最终流向了哪里?

    据消息人士透露,审计署在审计三大航时发现数笔上百万的“航线协调费”未计入财务报表,随后牵出多位民航局高管相继接受调查。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多位业内人士透露,一些大型的民航公司每家每年用于航线交易的费用至少达数亿元。一家民营航空公司负责人表示,通过航线交易获得的黄金时刻资源的回报率在几十倍以上。所以对于航空公司来说,少则几百万元,多则几千万元的“交易”成本是值得的,也是航空公司们对此趋之若鹜的原因。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7-08 13:13:59 +0800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需国企“进而有为”1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夏小林

2010年7月

    2010年2月3日﹐在省部级主要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并把“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落实的重点工作之一。2

    这里﹐无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都需要正确地在产业结构和企业层面推进结构调整和企业兼并重组。需要国企发挥积极作用﹐“进而有为”。

    根据国务院和有关职能部门的有关文件内容进行概括﹐可以说﹐推进结构调整和企业兼并重组﹐客观上将以竞争性领域(包括政策上一直没有权威明确定义的“一般竞争性领域”)为重点展开﹐并在数量上可能主要涉及中小企业。3

    按照目前流行的说法﹐是竞争性领域或“一般竞争性领域”﹐

1 本文是提交2010年6月15日“后危机时代﹕中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高层论坛”的文章﹐为印《香港传真》﹐修改了原文题目。
2〈胡锦涛在省部级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班上讲话〉﹐新华网2010年2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2/03/content_12926039.htm)。
3 参考国发[2010]七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等﹐人民网2010年4月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11302421.html)。

    国企要“退出”或“适当退出”。4 因为﹐应该“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5
这些说法的特点是﹐一再强调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国企需要退出的问题﹔一再强调扩大外资和私人资本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和其它重要产业领域的作用问题﹔不再提党的15大报告关于在这些领域中﹐国资要“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等决策﹔不再提15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决定中﹐关于“竞争性领域中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要吸引多方投资加快发展”的决策﹔更不再提这些中央重要文件中一直强调的竞争性领域的国企要发挥“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作用的决策。6 并且﹐还制造了取消中央关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决策的伏笔和理由。简言之﹐持这种说法的论者是“两个强调﹐三个不再提﹐一个伏笔”。他们硬在明暗之间﹐舞文弄墨﹐上下其手﹐把中央的决策给修正了。其核心问题﹐就是以“市场能否调节”为标准来裁决国企的生存﹑活动范围。7 显然﹐就凭这个在理论﹑政策和有关国际经验方面都长期争论不休的说法﹐就要决定2010年乃至国家“12五”规划和共产党18大﹑国家宪法的有关重要议题﹐8 难以服众﹐难得民心﹑党心﹐需要讨论。

    4 2006年底﹐国资委官员领衔完成的一份〈国有企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04年末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236201亿元﹐企业为137753个﹐从业人员3976.3万人。其中﹐资产有53%(约12.5万亿元)分布在竞争性行业﹐企业有四分之三(约10.3万个)分布在竞争性行业﹐从业人员将近三分之二(约2651万人)分布在竞争性行业﹔这之外的其它部分﹐均分布在垄断行业﹑公益性及其它行业。

    另外﹐2006年国资委负责人讲﹐2005年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约为10.6万亿元﹐在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中占比为41.4%。据此推算﹐当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约为25.8万亿元﹐中央企业之外的国有企业总额资产约为15.2万亿元。这里﹐如果以“市场能否调节”为惟一裁决标准﹐不考虑国有资产在维系社会公平﹑调控和发展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央企业之外约15.2万亿元的国企资产﹐以及约10.3万个在竞争性行业的国企﹐是否都要在不符合“国家安全”的标准下“实行依法转让”呢﹖其中﹐2651万人中的多数职工﹐是否要同时或者有机会跟着资产走﹐“依法转让”到低工资﹑80%企业无社会保障待遇的个体私营部门去呢﹖而且﹐依此标准进一步裁决﹐中央企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5 这是2010年初﹐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政府投资条例(征求意见稿)〉中的核心条款。其中第六条规定﹐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这显然是把一个即使在美国和欧洲也是非常有争议﹑无定论﹑不精确的新古典经济学表达引入了政府的重要文件(国务院法制办网站2010年1月7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726485.html)。随后﹐在“新36条”中﹐也出现了这种观点(〈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政府网2010年5月14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1593136.html)。 2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901﹑1039﹑1040页。
7 比较2006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的有关内容﹐这个“市场能否调节”标准可能是倒退了﹖因为﹐那个文件是以“不属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的标准来决定国企是否“实行依法转让”(搜狐网新闻频道2006年12月19日﹐http://news.sohu.com/20061219/n247
132752.shtml)。
8 需要注意到的是﹐2010年上半年﹐有的公众人物已经在财经媒体上提出﹐共产党18大和“12五”时期应该修改“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原则。
例如﹐在2009年9月杜撰中共15大报告的重要观点以后﹐全国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2010年第10期《财经》杂志上进一步提出﹐“我们现在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人问我﹐做大民营经济﹐是不是违背了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底线﹖……在这方面理论上要有突破﹐这是党的18大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夏小林﹕〈著名公众人物接二连三杜撰中央文件观点〉﹐《香港传真》No.2010~7﹔黄孟复﹕〈以富民为主线重启改革〉﹐中国选举与治理2010年5月11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6712)。

    再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在2010年3月《中国改革》杂志上提出﹐“11五”期间﹐“……应该破除对国有经济的迷信﹐……为了避免有人认为公有制比重下降就不是搞社会主义的争论﹐我建议﹐在中央今后的政策性文件中﹐可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改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高尚全﹑吴敬琏﹑汪丁丁三人谈推进整体改革议程〉﹐搜狐网财经频道2010年3月31日﹐http://business.sohu.com/20100331/n271243738.shtml)。 3

    第一﹐理论和逻辑混乱的问题。在经济理论上﹐国内外不同经济学流派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划分和界定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混乱性的问题。显示了西方经济学不是一门精确科学的特征。例如﹐在欧洲和美国﹐包括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关于大政府和小政府﹐其实也就是市场作用范围(包括国企生存空间范围问题)的争论﹐在政﹑商﹑学界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一些人把这种存在严重分歧的新古典经济学表达作为中国的重要经济政策表达﹐会不会在政府内部和经济学界引发进一步的分歧和混乱﹐会不会产生负面作用﹐是值得考虑的。

    例如﹐在“经济学家向往”的“美国模式”中﹐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17版)》中指出﹐国有经济在GDP中仅仅占3%﹐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严重﹐并在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中继续“深化”。另外﹐在美国﹐即使在屏蔽巨大城乡差距和“巨额灰色收入”等后﹐在更好地发挥“机会平等﹑程序平等”和社会福利机制的作用后﹐9 在税收已经减少基尼系数0.1个点后﹐基尼系数仍达0.47﹐与中国并驾齐驱﹐日月争辉﹐— 这种结构反映了市场配置资源范围可以很大﹐但两极分化严重难免。10 对此﹐要不要模仿﹐“让中国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11

    9 英国的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保守党的撒切尔推销“私有化”+“自由化”+“机会均等”的组合政策﹐结果是加剧了国内两极分化﹐贫困人口增加。在理论上﹐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和斯蒂格利茨早就批评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实行所谓“机会均等”的欺骗性。但是﹐目前这个东西在国内很为一些主流人物看好并宣传﹐认为这能够很好地配合推行私有化的主张。经济学界和政策研究领域这种欺骗人的现象值得关注和思考。 4

    但美国还有人对此不满意﹐认为还是“大政府”。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政策建议是﹕在实施产权法﹑契约法和提供国防之外﹐取消所有其它形式的政府活动﹗还有人提出﹐政府和军队也可以私有化﹐安排自由竞争制度。

    进一步看﹐在欧美﹐许多涉及国家安全(包括其它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企业都是私人性质企业﹐“市场调节”﹐你能说这是“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是不“安全”了﹖所以﹐这种表达在理论和国际经验方面是存在明显漏洞的。更尖锐的提问是﹕其中是否潜伏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特洛伊木马”﹖

    另外﹐“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表达﹐在逻辑上也有问题。因为﹐在行文者的原意上﹐读者可以把“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理解为是个集合概念﹐本来就可以包括“国家安全”领域这种个体概念的。但是﹐行文者却将两者并列﹐且将“国家安全”前置﹐在逻辑上不顺。

    这里﹐如果再反其道而行之﹐引入欧美国家安全领域的许多企业都是私人性质企业的因素﹐以及有关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就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既然市场能够在国家安全领域有效配置资源﹐政府投资就可以从这个领域退出。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问题。

10 具体分析和参考文献﹐参见作者《为谁作嫁﹖— 经济学﹑市场和改革》第十章〈私权﹑市场﹑代议制和公共服务的局限〉﹐(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
11 胡祖六﹕〈让中国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香港传真》No.2008~92。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这些论者是否因此就干脆一点﹐抛开琵琶“面对面”﹐打开天窗说亮话﹕既然如此﹐何不要求国企彻底退出市场可以调节的全部领域呢﹖要知道﹐在今天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中﹐所谓的国有﹑私营垄断企业(包括大型兵器企业﹑航天航空企业﹑粮食企业等)也是受到来自国际竞争压力的。市场也在这些传统的垄断领域发挥着突出的资源配置作用。例如﹐30多年来﹐发达国家众多大型垄断企业(包括军工企业等)之间发生的兼并重组就是实例。依此而论﹐既然市场在这些领域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发挥调节作用﹐那么﹐15大和16大以来﹐中央关于“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的重要决策﹐是否也要取消﹖

    所以﹐这种政策性表达反映的指导理论和逻辑比较混乱﹐不妥﹐客观上体现了国企应该退出﹑退出﹑再退出的思路﹐并为进一步落实这种思路和推进“西化”﹑修正基本经济制度﹐开了一个大口子﹐可能影响长远和国本。

    第二﹐这种政策和理论﹑逻辑上的混乱说法﹐在实践上妨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特别是不利于中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甚至可能发生“逆调节”。因为﹐在以竞争性领域(包括所谓“一般竞争性领域”)为重点展开的结构调整和企业兼并重组中﹐本应按历来的中央文件所规定的那样﹐切实发挥有实力的国企的作用﹐发挥国企“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的作用﹐现在反而一再强调退出﹑退出﹐那么﹐就可能出现一种严重的后果﹕

    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调整和企业兼并重组中﹐基本上是以强势的跨国公司为龙头的外资企业与国内弱势的私营企业相互博弈。12 而已经很瘦的国企﹐仍在道道金牌的紧催下﹐急于瘦身﹐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其下一步的逻辑后果将如何﹐也是一目了然﹕可能会进一步大大增强外资和一些外国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力或操控力。而国企独立发展的能力和空间也将被进一步削弱﹑缩小。所以﹐与此相关的一些具体问题需要深入分析和评估﹐以改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的微观政策设计。以下﹐进一步试析几个具体问题﹐抛砖引玉。

— 关于国企是否应在竞争性领域(包括“一般竞争性领域”)发挥作用的问题。

    该领域的国企﹐将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调整﹑企业兼并重组中发挥什么作用﹐或不作用(即“退出”)﹐应该依据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有一个客观的评估和相应的操作性政策设计。简单地回答是﹐中央一直确认和要求﹕竞争性领域国企有所为﹐有所不为。其作为内容包括﹐一定要发挥“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优胜劣汰”。
党的15大报告提出﹐“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

    12 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当时﹐工信部中小企业司对国内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判断是﹕“增长方式粗放﹑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仍较为突出﹐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十分艰巨。……企业管理粗放﹑创新能力弱﹑人才缺乏﹐整体素质尚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另外﹐其外贸依附性强(“俯仰由人”)。在国际竞争中﹐面对G 7国家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布局﹐私营企业处于非常被动的位置。 7
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它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13

    15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决定中﹐更为具体地提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其它行业和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竞争性领域中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要吸引多方投资加快发展”。14

    在中央16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也重申了这些政策﹐要求“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其它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15

    这些重要政策至今没有改变。竞争性领域国企发展的成绩也证明了中央决策的正确性和预见性。16 中央文件中使用的“竞争性领域”﹑“其它行业和领域”是指竞争性行业和领域无疑。进一步从语义学﹑逻辑学和经济学的角度看﹐也理所当然地包含了近几年时兴的一个政策性词汇“一般竞争性领域”所表达的意思。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901页。引者黑体加重﹐以下同。其中﹐“资产重组”包括了企业重组的行为。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039﹑1040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349页。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16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提到﹐国内﹑国际竞争性领域国企都具有“发展”的使命。
16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据财政部的报告﹐从主要行业看﹐2006年垄断行业国企利润快速增长﹐竞争性行业国企利润高速增长。国有机械和纺织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5%和56.2%﹔国有冶金﹑建材和汽车行业实现利润由降转升﹐同比分别增长31.6%﹑150.5%和37.5%。冶金行业中﹐有色金属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81.7%﹔钢铁行业实现利润呈止跌回升态势﹐同比增长6.2%(〈财政部﹕2006年中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突破一万亿〉﹐和讯网新闻频道2008年2月3日﹐http://news.hexun.com/2008-02-03/103513864.html)。金融危机发生后﹐在困难严重的2009年﹐财政部的报告显示﹐当年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都受到严重影响﹐但保持了发展态势。垄断行业国企继续发展。竞争性行业国企的抗风险能力增强﹐汽车﹑施工房地产﹑建材等行业利润继续大幅增长﹔钢铁﹑有色﹑化工等行业利润降幅明显收窄(〈财政部﹕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速负转正〉﹐龙虎网新闻中心2010年1月19日﹐http://xw.longhoo.net/2010-01/19/content_1098725.htm)。

    什么是“一般竞争性领域”﹖在产业组织理论的视野中﹐这可能不是一个规范性概念﹐缺乏集中度的量化标准。在中国的经济学和政策性文献中﹐目前它应该是指相对于“特殊竞争性领域”而言的那些竞争性领域。当然﹐“特殊竞争性领域”这个词也很别扭﹐其本意﹐应该是指那些既身处在竞争性领域﹐但又涉及国家安全﹑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一些重要骨干企业﹐等等。

    真的﹐如果我们仅仅按照集中度标准去衡量中国30多个工业行业﹐除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石油加工及炼焦两行业外﹐其余的行业(包括煤﹑气﹑水﹑电)统统是竞争性行业。17 如果国企从这里统统退出﹐结构调整﹑企业兼并重组中就没有国企的作用了﹐就剩下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资“先进生产力”与小企业为主体的“私营经济”展开一场“大鱼吃小鱼”的无悬念之战了﹐结局如何不用猜。近几年﹐境外跨国公司搞政治渗透﹐官商勾结﹐合法﹑非法手段交相使用﹐已经顺利完成了对一些有品牌﹐或有一定实力的私营企业的收购。产业链控制更是早已有之。企图控制中国货币﹑粮食和水务等的舆论也决非空穴来风。凭借实力继续扩大战果﹐对这些巨无霸的跨国公司而言﹐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显然﹐这种局面不是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所要求的结果。

    17 具体内容可查看作者《为谁作嫁﹖— 经济学﹑市场和改革》第三章3.2节〈竞争性国企全退等于自杀〉﹐或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2005年《工业经济发展报告》有关工业行业集中度的分析内容。

    所以﹐在当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日程中﹐要求国企进而有为﹐发展壮大﹐积极参与结构调整﹑企业兼并重组是符合中央精神和国情的。而以“市场能否调节”为标准来要求国企“退出”﹐则不合理﹐不仅会瓦解基本经济制度﹐并会有利于跨国公司放开手脚﹐以大搏小﹐进一步操控竞争性领域﹐在客观上为跨国公司输送战略利益。而且﹐如前所述﹐最终还会殃及垄断领域和涉及国家安全的国企。

    另外﹐还需要注意﹐中央文件中使用的“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等﹐客观上都是一个动态的﹑随时在演变的概念。此一时﹐彼一时。例如﹐现实表明﹐前些年没有列入国家安全行业的水﹑粮食和一些稀有矿产资源的地位近几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是如此。

    最后﹐中央强调要加快解决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性问题。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也理应包括在初次分配领域要防止生产性财富在少数人手中高度集中。所谓防止两极分化﹐不仅是要防止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还有防止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因为﹐这两个因素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关系。其中﹐财富分配还更具有影响力﹐能够决定收入分配的水平。此类问题解决不好﹐收入分配公平和扩大消费问题也难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和社会矛盾会进一步发展。18 在这种情况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也将难以为继。

    18 2010年5~6月上千人的企业罢工密集频发﹐就综合地反映了当前经济结构失衡和财富﹑收入两极分化的后果。还在2008年﹐全国总工会就已经发出了这方面的预警信息。具体分析﹐可查看作者〈改革30年﹕61%职工可能参加群体事件﹖— 兼评它释放的积极信号和自由派观点〉﹐《香港传真》No.2008~84。

    而且﹐恰恰是新古典经济学也直截了当地承认﹕“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19 在公平方面﹐市场难以“有效配置资源”﹗所以﹐在邓小平的看来﹐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决定收入分配的观点也没有过时。因此﹐他强调改革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防止两极分化。而仅仅以“市场能否调节”为惟一标准﹐就来决定国企从竞争性领域和其它领域一步步地退出﹑再退出﹐无疑会加剧中国已经够高的财富集中度﹐加剧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南辕北辙。

    综上所述﹐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实际情况﹐在竞争性领域(包括“一般竞争性领域”)的结构调整﹑企业兼并重组中﹐注意充分发挥有实力的国企的作用﹐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事情。这方面﹐2010年二季度以来﹐国务院关于发挥外企﹑私营企业﹑民间投资作用的专项文件都有了﹐平等待遇﹐也应该为国企发挥作用来个专项文件了。2010年3月人大会上﹐针对山西的资源整合﹐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就曾经说过﹐这在中国煤炭工业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但是舆论压力也很大﹐有所谓“国进民退”等说法。20 所以﹐如果一旦有了国务院的相关文件﹐并重申中央有关决策﹐今后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也可以少些莫名其妙的干扰和压力。

19 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第607页。具体分析﹐可查看作者〈“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 兼评萨缪尔森的“与时俱进”〉﹐《香港传真》No.2007~67。
20〈马凯力挺山西煤炭重组〉﹐化工网2010年3月8日(http://news.chemnet.com/
item/2010-03-08/1302855.html)。

    如是﹐媒体也不会出来这种报道﹕国家发改委一负责人说﹐“继续推进和深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为民间投资开阔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1 更不会再来一个连续报道﹕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认为﹐“在市场经济这一段路上﹐国有企业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哪天市场竞争的规则比较健全了﹐国有企业应该是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逐步地﹑稳妥地退”。22 其实﹐针对这类说法或报道﹐2010年3月23日国务院总理已含蓄纠正道﹐国企是要“收缩一般竞争性领域投资”﹐而不是所谓“退出”。23 至于那种个别“领导人”杜撰的“15大确定竞争领域国企退出”论﹐24 只会不断地引发无谓的争论和炒作﹐妨碍竞争性领域的结构调整和企业兼并重组﹐妨碍在微观层面完善产业安全机制﹐妨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 关于维护产业安全和“腾笼换鸟”问题。已有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28个主要工业行业中﹐外资在其中21个行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五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近十年﹐外资对制造业市场控制度基本在30%以上。而高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已经达到近70%的水平。25 这些外资凭借多方面的优势﹐将在竞争性领域的结构调整和企业兼并重组中发挥什么作用﹐导致什么结果﹖基本处于产业链低端的﹑

21 王婷﹕〈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酝酿推出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政策〉﹐中国经济网2010年1月29日(http://finance.ce.cn/rolling/201001/29/t20100129_15461739.shtml)。
22〈观点集萃〉栏目报道“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4月2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0-04/02/content_480926.htm)。
23〈温家宝﹕合理确定国企负责人和高管基本年薪〉﹐新华网2010年3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3/29/content_13267167.htm)。
24 夏小林﹕〈著名公众人物接二连三杜撰中央文件观点〉﹐《香港传真》No.2010~7。
25 赵明明﹕〈中国工业安全突破警戒线﹐外资控制超过三分之一〉﹐搜狐网新闻频道2009年11月30日(http://news.sohu.com/20091130/n268578182.shtml)。

    总体素质差的国内个体私营企业能与其争锋否﹖“鼓励外资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如何打破惯性﹐找准引进外资与保护产业安全的平衡点﹖这些具体的政策性问题需要深入讨论。简言之﹐要加快建立中国的产业安全机制﹐平衡开放与发展的关系。

    另外﹐王小强早已指出﹐30多年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浓缩的结果﹐就是工业聚焦高科技和军工﹐此乃国之利器﹐不可授人﹐这极明显地使得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承接美﹑欧先进制造业正逢其时”的“腾笼换鸟”幻想黯然失色。更何况还有经济结构“再平衡”﹑贸易保护主义和意识形态原因在兴风作浪。中国的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企业重组的重心应该放在国内。26 其中﹐有实力和发展前途的国企要充分发挥作用。依靠外资促进竞争﹐是有利于国内企业进步﹐但风险必须是可控的。“以市场换技术”是已经落空了的政策。所以﹐结构调整﹑企业兼并重组要立足依靠国内力量﹐包括科研开发的“举国体制”。对外资要引导有方﹐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 改进学风﹐加强政策性研究。目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些重要政策研究比较薄弱﹐有的甚至是十分薄弱﹐存在学风不正的问题。本文以上涉及的产业开放情况就是一个例子。另外﹐2010年5月﹐一政府部门负责人在解读〈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时﹐说“在市场准入方面﹐‘非公经济36条’明确规定﹐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但根据有关方面的调研情况﹐目前全社会80多个行业﹐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允许民间资本

    26 王小强﹑何小亮﹕〈启动两头在内的经济循环 — 三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香港传真》No.2009~1。 13
进入的只有41个”。27 但是﹐据查这些数据是近十年前的老数据﹐在2003年就已经公开发表。28 并且﹐是浙江省2005年公务员考试的内容之一﹐路人皆知。29 这种非常陈旧的数据﹐能够说明2010年出台鼓励民间投资的必要性吗﹐有关调研人员的“拿来主义”是否马虎了一点﹖学术研究稀里马虎要出事儿。政策性调研这样做也是要出问题的。起码﹐影响政府的公信力。而且﹐客观上反讽了国务院2005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毫无执行力﹐并与工信部发布的有关落实情况较好的消息打乱仗。30

    另外﹐他还说道﹐“据初步统计﹐2009年1~11月﹐民间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56.4%﹐已是半壁江山。如何调控﹑引导和发展好民间投资﹐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是投资管理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31 但是﹐这个“民间投资”是由哪些成分构成的﹐迄今为止﹐政府方面没有正式的解释(对“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概念也是如此﹐在不进行政策性界定的情况下﹐已经在政府文献中大量使用)。于是﹐许多“专家学者”和媒体人﹐想当然地认为﹐“民间投资”就是指国内非公有制经济部门的投资。其实大谬不然。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计算﹐首先﹐ 2009年1~12月私营企业投资仅占19.3%﹐个体经济投资占0.6%﹐两者共计为19.9%﹔其次﹐外商企业投资占4%﹐港澳台企业投资占3.3%﹐两者合计占7.3%。再次﹐国企投资占36.9%。最后﹐其余成分投资占35.9%﹐它们主要由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联营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构成。其中﹐有相当部分资金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单位和混合经济单位的。

27〈发改委解读鼓励民间投资新36条〉﹐新浪网财经频道2010年5月14日(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0514/14517937614.shtml)。
28“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研究”课题组﹕〈2003年中国非公经济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报告〉﹐红网改革开放30年频道2008年8月31日(http://gaige.rednet.cn/c/2008/
08/31/1583835.htm)。这份报告的有关原文是﹕“目前﹐我国80多种社会行业中﹐……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种﹐而允许私营企业进入的只有41种。”
29〈2005年浙江省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试卷及答案〉﹐湖南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网2008年9月21日(http://hnjbwh.com/NewsView.asp?ID=239&SortID=28)。
30 具体分析和文献﹐参见夏小林等〈“12五”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0年第19期。
31〈发改委解读鼓励民间投资新36条〉﹐新浪网财经频道2010年5月14日(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0514/14517937614.shtml)。 14

    所以﹐第一﹐说鼓励“民间投资”就是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投资﹐其实并不准确﹐有夸大其辞的成分。被纳入充数的其它成分是否也在“鼓励”范围之内﹖第二﹐如果硬说鼓励“民间投资”就是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投资﹐那么﹐由于其比重低﹑数额少﹐平均投资规模更小﹐私营企业中大企业也不多﹐就是再加上个体工商户﹐其能否真正“切换”政府投资和国企的投资﹐大举进攻资金﹑技术﹑管理等门坎极高的垄断行业﹑取而代之﹐成为2010年和“12五”时期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结构调整和企业兼并重组的主发动机﹐需要认真分析和评估﹐不要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图虚名而得实祸。

    至于寄大希望于外资﹐如前所述﹐恐怕也是困难重重。目前﹐G 7国家制造业工人四千万左右﹐并已在鼓励发展制造业以解决就业等问题﹐东欧跑掉的外资也还没有回头之日﹐他们能够投入中国多少﹖而其多数欧洲发达国家在先后大幅紧缩财政和减少社会福利后﹐普通民众的消费减少﹐社会不安的因素增多﹐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货物减少﹐也会影响其对中国的投资。

    以上案例说明﹐现在的政策性调研和文件写作﹐确实需要当事人“克己复礼”﹐端正学风﹐不能太随意了。否则﹐体制内也“文人无行”﹑“礼崩乐坏”了﹐还如何引导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2010年乃至即将到来的“12五”规划和党的18大时期﹐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更需要国企“进而有为”﹐终止那些属于错误的退出政策。32 在经济结构调整﹑企业兼并重组中﹐应该进一步解决的部分问题如下﹕

    — 政府要按照中央有关决策﹐完善政策设计﹐进一步明确政策行动在微观层面的抓手在哪里﹑有哪些。要加强调查研究﹐“改进我们的学风”。

    — 政府要按照中央有关决策﹐正确处理经济结构调整﹑企业兼并重组中各类企业的互动关系。要发布专项文件﹐进一步明确国企在竞争性领域“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优胜劣汰”的功能﹐引导﹑支持和鼓励国企这个现成的大“抓手”发挥积极作用。

    插入一段评论﹕其实﹐抛开新古典经济学中“小政府”﹑“国企无效率”﹑“挤出效应”等陈词滥调﹐揭开为资本家遮羞﹑谋利的“国企与民争利”红盖头(资本家不是人民之代表)﹐改革中有进步的国企﹐凭什么只能“退”﹐不能“进”﹖在改革中适时而“进”﹐在“进”中坚持改革﹐不行吗﹖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曰﹕“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有辩证思维的。

    近年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国企已经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了。当然﹐国企也因此被一些迷信新古典经济学的“专家﹑学者”和媒体人骂得一塌糊涂。价值取向使然。33 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界的一项老传统和“国际惯例”了。34 正常人应该“处骂不惊”﹑“闻过则喜”﹐把骂声变成清醒剂和发展动力。不过﹐掐指一算﹐排排队﹐这些年来﹐也就是那么有限的﹑耳熟能详的一些人﹑NGO在“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时作为民请命状﹐一时作悲天悯人状﹐一时作杀气腾腾状﹐他们就好这一口。无愧是“铁三角”﹐“我闹故我在”。一些党﹑政﹑团媒体和商业媒体则在为他们起着放大影响力的作用﹐贯彻“双百方针”入了新境界。真是百丈和尚涅盘﹐“野狐禅”成时尚了。

32 当然﹐在市场竞争中﹐为了保持总体上的“发展壮大”﹐国有资本在某些方面的退却仍是一种必要的策略选择。但这不应是政府的战略方向和目标。
33 搞笑的是﹐此时此刻﹐国企养的一批学界“独董”们﹐有的人拿着供奉骂娘﹐多数人则保持着有教养的缄默﹐拿国企的钱﹐看国企挨骂﹐十分中立﹑自由﹑民主﹑“和谐”。 16

— 政府要在鼓励外资进入﹐促进竞争的同时﹐加快﹑加强维护产业安全机制的建设。
— 政府要鼓励外贸依存度较高的非公有制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提高企业素质﹐着力适应发展内需经济的要求。
— 政府要防止民间过剩资金和境外“民营”游资变成在楼市﹑股市和其它商品市场扩大“投机赌博新经济”的大功率发动机。经验表明﹐一些产业资本变成投机资本以后﹐由于“最大化”暴利的诱惑﹐一个“新36条”是难以拉得“浪子回头”的。在这方面﹐切莫自欺欺人。

    34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E.K.亨特在《经济思想史 — 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二版)中曾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年里﹐新古典主义的两个分支(指内部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流派 — 引者注)在鼓吹某种政策方面表现出了同样的热情。这种政策致力于摧毁任何地方存在的共产主义﹐阻止第三世界的经济体进行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试验。因此﹐即使是拥护自由放任政策的最保守的人﹐都支持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推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

    此后﹐一些经济学家参与政治和经济动乱的现象并没有消停。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原苏东国家的剧变中﹐在拉美﹑非洲和中东国家的“结构改革”中﹐在亚洲金融危机问题上﹐在当今21世纪不曾停息的围绕着美国决心进一步改革﹑分裂和肢解的那些国家的各式各样的颜色革命中﹐又活跃着多少学以致用的经济学家或经济专家(有人称他们是“经济杀手”)﹖

    为什么﹖意识形态和大资本家﹑政府操作使然。具体描述和分析﹐可查看作者《为谁作嫁﹖— 经济学﹑市场和改革》第一章〈为什么人服务是经济学的大本大源〉。 17

    因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内生趋势﹐就是颠倒常规﹕虚拟经济压倒实体经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已经分析了这种情况﹕资本视生产为“倒霉事”﹐“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35 它必然完全脱离实际生活的逻辑﹐脱离实际经济逻辑﹐从而反过来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造成伤害﹐成为自己的敌人。36

    思考题﹕

    大力发展外资和私营经济﹐加大财富两极分化﹐是解决收入两极分化﹑转变发展方式的正确办法吗﹖据说美国比中国“机会均等”﹑“教育发达”等等﹐那么﹐为什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还说“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代代相传。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下﹐收入会得到公平的分配”﹖37

    论证个体户﹑私营企业(95%以上是中小企业)﹐欧美和台湾郭台铭的跨国公司﹐能够带领泱泱大中华转变发展方式﹐带领13亿人民走进“橄榄型”的“共同富裕”天堂﹐你觉得非常惬意吗﹖

    “橄榄型”社会与“共同富裕”社会能够一致吗﹖

    在转变发展方式时期﹐政策设计需要马克思主义吗﹖

35《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8页。
36 王多﹕〈《资本论》的持久魅力〉﹐新华网2008年10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
comments/2008-10/22/content_10232300.htm)。
37 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7版)第194~195页。 18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0-07-09 10:24:29 +0800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 斯坦福Fishkin:中国的民主:科学化,民主化,合法化

中国民主:科学化,民主化,合法化

Keith Sutherland

2010-7-5

刘菂 译

    最近,大牌机构英国学会(British Academy,以下简称BA – 译者注)在“公共政策新范式”工程旗下展开了一个新项目,“今日英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今年2月,2010 BA讲座由以研究希腊民主久富盛名的历史学家M. H. Hansen教授主持。在讲座中,Hansen教授总结,一直以来被误认为是自由民主的起源的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已经“由于太多与之不符的例外显得漏洞百出,应该被摒弃”。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臭名昭著的论断 —“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对于现代的总统首相们来说言犹在耳,所以我们还得追溯到由英国国王查理一世(1600-1649)于1642年签署的带有共和色彩的宪法草稿。你别认为这是疯人疯语,查理一世的引文可是出自著名历史学家 J. G. A Pocock。Hansen教授的BA讲座也马上要在备受推崇的学术期刊《政治思想史》发表了。

    上周,James Fishkin教授主持了一场同样颠覆传统的BA讲座。James Fishkin教授是斯坦福大学协商民主中心(the Center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主任。他所独创并倡议的民主实验在中国反响不错。

    Fishkin教授指出,自1957年,Anthony Downs(美国公共政策专家 – 译者注)的“理性的无知(Rational ignorance)”理论问世以来,我们就知道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已经不管用了。简单来说,Downs证明,考虑到投下明智的一票所需要的认知深度,与个人投票对于选举结果微不足道的影响,选民就不会费功夫研究选举了。或者,正如Russell Hardin(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 – 译者注)一针见血地指出,“拥有投票选举的自由,差不多就和自由投票确定明天会不会出太阳一样‘有价值’”。Fishkin教授和同事Bruce Ackerman(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 译者注)都毫不避讳他们对当下选举的不屑态度:选民倾向投票给“笑容最好,传单最妙的政客”,电脑抽样模型则让政客得以“准确了解怎样浇灌欲望的迷魂汤能争取重点投票群体的支持”。

    Fishkin教授对于“理性的无知”问题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抽签随机选取样本,建立临时的协商群体,讨论当下议题并投票确定结果。和多数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一样,包括Anthony Barnett(英国《卫报》评论员,openDemocracy.net的创始人 – 译者注)和本文作者,Fishkin教授以为他发明了一个新的民意测量系统,并称之为“抽签”(sortition)(国内也有学者称之为“抽样”—译者注)。其实,雅典人在2400年前就超越他了。不过对于“抽签”系统的当代研究主要集中在规范性(normative)政治理论家之间。这些理论家更关心罗尔斯式的公平正义计算,而不是设计可操纵的实验去让一群随机选取的门外汉做聪明但可能无知的决定。

    斯坦福大学的“抽签”实验已经进行二三十年了 – 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意大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北爱尔兰和欧盟多国 – 并已经显示,在公正倡导和精心主持下,普通人愿意花时间认真研究并思考议题,再通过无记名投票做出决定。Fishkin教授同时反对困扰哈贝马斯式的协商民主的来自共识的压力,并且他断言他的系统化设计克服了Cass Sunstein(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奥巴马政府顾问 – 译者注)提出的协商民主的群体极化倾向。

    这就又把我们带回了中国 –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不可能进行前卫民主实验的地方了。2004年,温岭市泽国镇(在上海南部300公里)党的领导正面临基础设施建设取舍问题 – 他们有30个项目待建,但只有10个项目的资金。Fishkin教授就是在那时受到了当地邀请。尽管当地党的领导有自己的喜好,他们还是委托Fishkin教授引入一套随机选取协商群体(235人)的系统。被抽出的235人就不同项目讨论了一天并投票决定。尽管结果和当地领导的设想大相径庭,协商结果还是如期施行了(相比之下,大部分Fishkin教授的其他协商民主民调都是纯粹建议型的)。Fishkin教授关于泽国的论文全文发表在这一期的《英国政治学期刊》上。

    若在西方成熟民主体制里大规模施行“抽签”方式,那么一个大问题就是,正如Tariq Modood(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公共政策机构教授 – 译者注)在BA会议上指出,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奋斗了两百年才争取来的普选权?选举含有一种天赋人权的意味,即使它现在不管用了,也很难想象人们会主动放弃它。这又使我想到了Hansen教授在讲座中的一段话,1828年前,没有人相信选举和民主有半点关系 – 选举是为了选出“完人”(aristoi),那都是贵族的事,唯一能施行民主的办法就是“抽签”。关于这点Bernard Manin(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 – 译者注)也补充道,不管普选权到什么程度,这条原则还是颠扑不破的。

    然而,1828年见证了Andrew Jackson(美国第七任总统 – 译者注)的神奇戏法,他接手麦迪逊和杰佛逊创建的民主共和党,又重新施洗礼创造了民主党。从那以后我们就碌碌于偏好投票(preference voting)很“民主”的幻象中。即使熊彼特力陈选举只不过是一种精英轮换的方式,我们仍坚持这个幻象 - 自由民主很民主。同时存在的问题还有,英国辉格党对于历史的解读颇为流行。他们把历史呈现为一种朝向更多自由更大启蒙的既定过程,这种解读在现代自由民主形式下达到顶峰。

   中国,对比之下,却没有什么幻象需要克服。与我们的陈见相违背的是,中国有一个出奇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sed)的政治体制。在一些地方行政单位,那里有浓厚的“恳谈”传统(官民谈心式的会议)。中国的目标是政策制定过程要“科学化,民主化,合法化”。

    Fishkin的方法论既符合“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计算抽样出有人口学代表性的样本),也很“合法化”,因为随机选取群体的决定被当地人大如期采纳了。尤为关键的是,即使代表群体的决定和当地领导的设想完全相左,这些决定也如期施行了。原泽国镇委书记蒋招华(现为温州市副市长,温州市委常委)就被这种由恳谈结果带来的合法性吸引了(“我放弃了一些权力,但发现我得到了更多。”)。同时吸引他的还有在没有举行民主恳谈的泽国附近的一个小镇发生了骚乱事件,而泽国却没有。

    在近期劳工事件频发的状况下,中国领导人很渴望找到一个让决策制定合法化的方法。学者如Suzanne Ogden(美国东北大学政治学教授 – 译者注)、林尚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译者注),Ethan Leib(美国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 译者注)和何包钢(澳大利亚亚迪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任– 译者注)都提示,协商民主也许能给中国民主化奠定重要基础(当然我们还要克服民主需要多党制的熊彼特式偏见)。

   泽国实验的结果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的亮相引来了各方极大的兴趣。从那时起已经有三例类似的实验了。虽然对于共产党来说,吸引他们的正是这样的真民主(“抽签”)并不损害一党坐庄的地位,但要看出熊彼特式的多党制在哪些方面会更“民主”也不容易。若是中国成了第一个再度施行真民主(雅典制)的现代国家也许会有点讽刺,因为这样的民主中国不存在不同党派间的党同伐异,这点也正是希腊人所不齿的。

    英文原文:

Chinese Democracy: ‘scientific, democratic and legal’

Keith Sutherland, 5 July 2010

That august institution the British Academy has recently embarked on a radical enquiry into ‘the challenges which face policymakers in Britain today’ under the aegis of its New Paradigms in Public Policy project. In February the 2010 BA lecture was given by M.H. Hansen, the foremost historian of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In his lecture Professor Hansen concluded that Montesquieu’s doctrine of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the creation myth of liberal democracy) has become ‘so riddled with exceptions that it must be scrapped’.

Louis XIV’s infamous claim ‘L’État, c’est moi’ is just as applicable to modern presidents and prime ministers, so we should revert to the 1642 blueprint for a republican mixed constitution authored by Charles I (sic). In case you think this is just a deranged rant, the Charles I citation was from the distinguished historian J.G.A. Pocock and Hansen’s BA lecture is soon to be published in the well-respected scholarly journal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Last week an equally iconoclastic BA lecture was delivered by James Fishkin,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Stanford University, which advocated a democratic experiment of his own that is apparently going down well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fessor Fishkin claimed that we’ve known that liberal democracy doesn’t work since 1957, when Anthony Downs published his ‘rational ignorance’ theorem. Put simply, Downs proved that there’s no point in voters taking the considerable trouble to study the issues in sufficient depth to vote intelligently as their individual vote has a negligible effect on the outcome of the election. Or, as Russell Hardin memorably put it: ‘Having the liberty to cast my vote is roughly as valuable as having the liberty to cast a vote on whether the sun will shine tomorrow.’ Fishkin and his colleague Bruce Ackerman are delightfully rude about our tendency to ‘vote for the politicians with the biggest smile or the biggest handout’, and are equally scornful of computer sampling models which enable politicians to ‘learn precisely which combinations of myth and greed might work to generate the support from key voting groups.’

Fishkin’s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rational ignorance is random selection by lot to create temporary deliberative assemblies to debate the issue(s) on hand and vote on the outcome. Like most people working in the field (including Anthony Barnett and the present author) Fishkin thought he had invented this system (known technically as ‘sortition’) only to discover that the Athenians beat him to it 2,400 years ago. But the modern study of sortition is largely in the hands of normative political theorists who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Rawlsian speculations on equ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than with designing practical experiments to investigate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necessary to enable intelligent and informed decisions from a randomly-selected group of lay people.

The Stanford sortition experiments have taken place over the last quarter century – in the US, Britain, Canada, Australia, Denmark, Italy, Bulgaria, Hungary, Northern Ireland and transnationally in a Europe-wide project for the entire European Union – and have demonstrated that, given balanced advocacy and careful moderation, ordinary people will take the time to study and deliberate the issues before making an informed decision (via a secret ballot). Fishkin is opposed to the pressure to consensus that afflicts the Habermasian model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also claims that his institutional design overcomes the polarising tendencies of group deliberation recently outlined by Cass Sunstein.

Which brings us back to China – perhaps the most unlikely place on earth for an experiment in radical democracy. Fishkin was contacted in 2004 by the party leadership in Zegou township, Wenling City (about 300 km south of Shanghai) who had a problem prioritising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 they had identified thirty potential projects but only had funding for ten. Although party leaders had their own preferences they commissioned Fishkin to introduce a randomly-selected deliberative assembly (235 members), who deliberated for a day over the various projects and voted on the outcome. Although the winning priorities on the deliberative poll we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local leadership, the results were duly implemented (most of Fishkin’s other deliberative polls are purely advisory). Fishkin’s full paper is published in the current issue of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One of the problems with implementing sortition in a wholesale manner in mature Western democracy is, as Tariq Modood pointed out at the BA meeting, having struggled for two centuries gaining the franchise, why would we now want to abandon it? Voting has the status of a natural right and it’s hard to imagine giving it up, even if it doesn’t work. Which brings me back to Professor Hansen, who pointed out in his lecture that, prior to 1828, nobody believed that voting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democracy – elections were aristocratic as they were intended to select ‘the best’ (aristoi); if you want democracy then the only means is sortition (as Bernard Manin has pointed out, this is true in principle, irrespective of the extent of the franchise).

However 1828 witnessed an extraordinary sleight-of-hand when Andrew Jackson took hold of Madison and Jefferson’s Republican Party and rechristened it the Democractic Party. Since then we’ve been labouring under the illusion that preference voting is in some sense ‘democratic’. Even after Schumpeter’s demonstration that voting is just a way of alternating elites, we still hang on to the illusion that liberal democracy is democratic (the other problem being the prevailing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which presents the past as an inevitable progression towards ever greater liberty and enlightenment, culminating in modern forms of liberal democracy.)

China, by contrast, has no such illusions to overcome. Contrary to our prejudices, China has a surprisingly decentralised political system and in some localities there is a strong tradition of kentan (convening heart-to-heart discussion meetings). Chinese requirements are that decision-making should be ‘scientific, democratic and legal’.

Fishkin’s methodology passed the first two criteria (selection algorithms to provide a democratic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randomly-sampled group was legal because it was duly rubber-stamped by the loc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key point is that even though the decisions arrived at were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local party leaders, they were duly implemented. The local party chairman, Zhaohua Jiang, was attracted by the increase in legitimacy as a result of the deliberative poll (‘I gave up power and found that I got more’) and the fact that a nearby township to Zegou where there was no consultation underwent riots.

Given the recent outbreaks of labour unrest, the Chinese leadership are eager for any way of legitimising thei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Scholars such as Suzanne Ogden, Lin Shangli, Ethan Leib and Baogang He have suggested that deliberative polling might provide an important building block for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lthough we will have to overcome our Schumpeterian prejudice that democracy requires a multi-party state).

The results of the Zegou experiment were presented to considerable interest at a Beijing conference (there have been three other experiments since). Although the attraction to th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is that real democracy (sortition) doesn’t undermine the one-party state it is hard to see how Schumpeterian competition is in any sense more ‘democratic’. It would be ironic if China were to be the first modern country to re-introduce real (Athenian) democracy, which never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partisan battles between competing factions (abhorred by the Greeks).






发件人:"郑现莉_1125"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2010-07-01 12:11:5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icaogen@126.com>, <shirleyshek@citicpacific.com>, <wyzxsx@163.com>, <snzhongguo@163.com>, <md@gmw.cn>, <zggjzyz2002@hotmail.com>, <chinaelections@126.com>, <chinaelections@163.com>, <zk_hy_168@163.com>, <humanrightscn@yahoo.cn> 抄送:标题: 假左派对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妖魔化可以休矣

 【内容提要】俄罗斯的转轨逐渐走向成功的事实让我确信,假左派们延续80年代体制内官僚集团的主张仍继续开展对民主改革的围剿,实际只是在客观上迎合了官僚集团继续垄断权力的企图,与底层民众民主、平等的要求渐行渐远。左派希望在一位英明伟大领袖的带领下重新回归旧体制,在社会已经分化为不同利益集团的背景下已经不可能了,除非他们能够用暴力打到一切,重新将中国抹为“一张白纸”,但中华民族不应该再用付出几千万颗人脑袋的代价换取历史的又一次轮回。建立制度化的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平衡机制才是更现实的选择。

假左派对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妖魔化可以休矣

郑献霖

    苏联体制是被民众主动抛弃的

  自从苏联瓦解以来,俄罗斯亡党亡国的教训就成了左派几乎每次讨论会都要涉及的主题,国家分裂、资本主义复辟、私有化、经济崩溃、寡头垄断、黑社会等等全是负面用语。的确,在俄罗斯体制转轨的早期这些问题确实一度很严重。但要由此得出苏联民众更愿意生活在旧体制下的结论就有点一厢情愿了,尤其在美国托派经济学家大卫·科滋的著作《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在中国出版以后,似乎更加重了人们这一印象。事实上,苏联体制的瓦解本身就是民众极端厌恶旧体制而在关键时刻支持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的结果。

  1991年8月19日,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包括总理帕夫洛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人组成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并在部分地区实施六个月的紧急状态,试图扭转民主派蒸蒸日上的政治势头。当时很多西方大国领导人都认为政变将在旧体制的强大惯性作用下取得成功。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政变仅持续了三天就彻底失败了,改变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民众的向背。时任俄联邦总统叶利钦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号召工人政治罢工,很快俄罗斯市民开始走上街头。负责戒严的军人受到民众情绪的感染后迅速倒向民主派,叶利钦登上塔曼师110号坦克发表演讲的照片传遍全世界。不管人们对叶利钦后来的改革怎样评价,此时的他几乎靠一人之力在对抗掌握实权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民众的支持对他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成立于1989年的全苏社会意见调查中心所作的民意测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8月20日下午2时,该机构公布对远离首都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266名市民进行调查的结果:72%的人认为紧委会不合法,只有12%的人支持它。对于紧委会能否扭转国内局势77%的人持否定态度。8月20日下午5时,俄议会派人对1500名莫斯科市民进行调查,只有10%的人支持紧委会,79.4%的人反对该组织。8月21日下午5时50分,公布苏民意调查中心对1792名首都人士调查结果:73%的人认为紧委会是非法的,只有13%的人认为它是合法的。同时还公布了对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民意测验结果:支持紧委会的比例为23%和14%,反对紧委会的比例为72%和52%。

  可以说,苏联体制从建立那天起就注定了将以悲剧结束的命运。苏联体制在政治权力上的集中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国历代王朝。秦始皇在取得天下后企图仍采用军事手段治理国家,很快二世而亡。当汉高祖刘邦曾傲慢地对陆贾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回答:“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此后的历代君主大都汲取了这一教训,在天下安定后很快在内部确立行政权、军权、监察权的制衡机制,虽不能保证万世长存,但唐、宋、明、清的实践表明,这种体制足以保持两百多年的稳定统治。苏联体制在经济上的控制能力更是空前绝后,封建王朝除盐、铁及少数手工业之外均由民间经营,法西斯体制下政治权力通过相互结合的方式取得了一部分垄断资本的经营管理权,但生产资料私有制并未被触动,而在苏联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使全社会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处于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在这种体制下成长壮大起来的官僚集团不仅在外部缺乏民众的监督制约,而且在内部权力运行上同样没有分权制衡机制。它虽然在早期促进工业化以及应对战争危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官僚集团革命激情的消退和外部环境的改善,政治权力成了小集团的私有物,民众重新处于奴役地位。于是上层由于腐化、下层由于心理不平衡,理想信念迅速消失了,体制的活力也就到头了。可悲的是,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苏联领导集团的认识能力还未达到陆贾的水平,到戈尔巴乔夫开始试图改革时,民众早已失去了耐心。

  70年内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一旦找到突破口就会以暴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一段政治、经济、社会信仰上的混乱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假左派总是以此作为反对政治变革的理由。这就像丈夫经常殴打妻子,在不允许离婚的年代,女人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允许离婚后家庭也就破裂了。左派不去积极地反对家庭暴力,而是天天去责怪离婚法案。女人离婚后可能会被扫地出门,乃至流落街头,但以此认定她不该离婚甚至应该复婚就太离谱了。对于一个坚强的女人来说,自由会激发她的活力,很快振作起来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俄罗斯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度过叶利钦时代近十年的混乱期之后,很快就走上了经济复苏之路,更重要的是政治民主使得民众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中俄两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已初见分晓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2007年俄罗斯平均工资增长超过25%,扣除通货膨胀后,实际工资增长15.1%。2008年3月,莫斯科饭店服务员的月平均工资为1.7132万卢布(5041元人民币);与中国黑龙江省接壤的滨海边疆区,2008年1月的平均月工资为14541.3卢布(4278元人民币)。当下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人均约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

  另一方面,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福利体系。社会保障分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分别由专门的基金会负责。居民分为军人、公务员、教师、退休者、艰苦地区工作者、从事危险职业者、多子女家庭、残疾人、老战士、苏联英雄等200多类,共设医疗、教育、住房公共事业等补贴1000余种。俄罗斯儿童无论出生在何地,孩子从呱呱落地起就享受每月的固定津贴,还可领取牛奶、酸奶、饼干等儿童食品。教育基本上是免费的,学生不用缴纳学费,中小学生可以享用一顿免费营养餐,大学生每月都有固定的助学金,可以免费住宿,甚至教科书都可以由学校图书馆提供长期借阅。

  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依据。莫斯科2006年第三季度的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月5124卢布(折人民帀1700元,北京市2006年7月1日起,基本生活费确定为每人每月448元,仅为莫斯科的26%),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为5795卢布,退休人员3533卢布,儿童是4381卢布。与中国东北接壤的滨海边疆区2006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费标准定为每月4362卢布(折人民帀1450元,与之接壤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现行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是1997年制订的,市区每人每月200元,阿城市、尚志市、木兰县和延寿县为117元),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费指数为4687卢布,退休人员3383卢布,儿童4202卢布。由于“贫困线”的标准特别高,全俄罗斯平均计算,相当于人均GDP的40%。相比中国,2009年GDP总量是335353万亿人民币,总人口约13.35亿,人均25120元。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即使按联合国每天一美元计算尚有1.5亿,而这一标准仅占人均GDP的10%,绝对数计算,全年总量不足俄罗斯两个月。

  2008年3月28日,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公布一项民调结果,2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幸福”,55%的人认为自己“比较幸福”,也就是共有77%的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总体上感到幸福。这一数据,使俄罗斯人的幸福感,一举超过马尔他(74%)、丹麦(73%),全球第一。

  作为对照,尽管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并没有惠及所有人。首先是国家财政,2002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8904亿元,到2007年已达到51304亿元,年平均增收速度超过30%,世界罕见,2010年更将超过8万亿。其次是超级富豪人数与财富的激增,美林和凯捷2008年联合发布的《亚太区财富报告》指出,在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000位富裕人士,较2006年增加20.3%,财富总值增加22.5%,平均资产达510万美元,不包括个人收藏及自住房地产,稳坐亚太区第二大富裕人士集中地。其中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超富裕人士共6038人,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亚太区内超富裕人士最多的国家,总资产超1万亿美元。但在另一极,世界银行2008年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从2001年至2003年中国收入最低的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竟然下降了2.4%。

  这种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世界银行在2008年5月21日发布的《持续增长与包容性发展战略》报告显示,过去十五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因素。中国的基尼系数增长速度独占鳌头,从1990年的0.335到2004年的0.469,印度从1993年的0.3152增长到2004年的0.3678,比第二名要快得多。横向比较,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少的国家是日本和丹麦,基尼系数在0.25以下;其次是中欧和北欧诸国,基尼系数在0.25至0.29之间;中亚诸国、英法德、加拿大、越南等国的基尼系数在0.3至0.35之间;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基尼系数在0.35至0.39之间;美国、伊朗、柬埔寨等国的基尼系数在0.4至0.44之间;中国与拉美诸国、南部非洲诸国的基尼系数在0.45以上,属于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

  政治民主程度是造成中俄两重天的根本原因

  上世纪80年代中苏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政治、经济方面的全方位改革,政治领域的高度集权使官员的权力无从受限,腐败的滋生日益扩展,并都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经济方面,计划经济体制要发挥活力所必须的官民一心、理想主义高涨的外部条件已逐渐消逝,对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限制作用却日益明显。

  但是他们比较选择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在中国,依然在政治上维持威权体制,在政府的强力控制下推进经济改革。在国有企业进行体制转换时,工人群体对自己辛勤劳动建立起来的工厂却没有发言权,更遑论也有一份贡献的农民了。权力介入下的体制变革使少数人一夜暴富,人为加快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速度。而工人连基本的社会福利都无法保障,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已持续十年之久仍无法有效化解,前年爆发的通钢事件就是一例明证,近年来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也都可以看到这些工人的影子。在引进外资冲击现体制时,年轻的新一代工人由于没有组织化的力量,工资被压到了极限,固然对政府在短期内追求GDP的快速攀升是极大的利好,但带来的问题是严重地拉大贫富差距,于是中国只能在外向型经济的路上越走越远。一方面中国廉价劳工的血汗和宝贵的资源成了欧美日等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柱,而我们自己的民生问题却愈加严峻;另一方面,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日益缩水而无法变现。时至今日,外汇储备已高达两万多亿美元,这是一笔全国各阶层民众共同创造的巨额财富,但由于国外的限制使我们无法购买实物资产和高科技装备,只能大量用于购买国债和企业债券,美元的贬值和金融市场的波动使这笔财富面临巨大的风险。

  苏联社会矛盾的积累远较中国更为深远,民众对各级官僚的特权和腐败已无法忍受,因此一旦开启改革旧体制被完全打碎。缺乏民主训练的民众对政治上新建立的多党竞争、议会民主体制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在九十年代的转换期内陷于政治混乱,官员腐败和黑社会曾一度非常严重;经济上采取休克疗法引起了更大的悲剧,通货膨胀使民众几十年的存款化为乌有,生活十分困难。在1998年,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曾对俄罗斯科学家提供每人每年500美元的生活费,当时俄罗斯人均收入低于200美元。俄罗斯民族付出的这些惨重代价使民主政治在这里逐步扎下了根,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权力有了程序化的保障,这是以后俄罗斯经济发展能够惠及普通民众最根本的原因。

  中国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在早期看来确实相当于俄罗斯在九十年代的混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GDP和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这既让体制内人士盲目乐观,降低了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积极性,同时也成了一批假左派对此进行论证的依据。但这种建立于民众权利被剥夺基础上的增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社会矛盾没有制度化的解决机制会导致在某一个节点上突然爆发,就像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苏联那样。也许斯大林体制这样的怪胎在消失之前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只是可能会提前或者晚一点罢了。俄罗斯的阵痛使它很快地摆脱了斯大林体制的阴影而走上新生,在政治趋于稳定之后开始走上可持续的和谐发展之路,而中国却还在背着斯大林体制的沉重包袱,很可能最终压垮单条腿走路的经济改革。

  笔者在90年代后期接触左派思潮时,之所以深受其影响,俄罗斯当时的悲惨状况是一重要原因。在媒体工作以及下基层与政府官员、底层民众有了更深的接触之后,对这些假左派反对民主改革的主张产生了怀疑。俄罗斯的转轨逐渐走向成功的事实让我确信,假左派们延续80年代体制内官僚集团的主张仍继续开展对民主改革的围剿,实际只是在客观上迎合了官僚集团继续垄断权力的企图,与底层民众民主、平等的要求渐行渐远。左派希望在一位英明伟大领袖的带领下重新回归旧体制,在社会已经分化为不同利益集团的背景下已经不可能了,除非他们能够用暴力打到一切,重新将中国抹为“一张白纸”,但中华民族不应该再用付出几千万颗人脑袋的代价换取历史的又一次轮回。建立制度化的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平衡机制才是更现实的选择。

 



发件人:"yinkx" <yinkx@126.com>  2010-07-08 17:46:37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殷辂 为文化正名修改稿

    大军先生:您好!祝贺大军网再一次开通!大军网虽然刊登各种派别的文章,但都是以建设性态度编辑的。头脑清醒,有是非、敌友辨别力的人都知道这一点。现寄去本人刚刚写好的短文。祝好!大军先生:刚才看了发过去的文章,漏掉了几句话。如果等发布,请以这次发过去的为准。殷辂谨启

为“文化”正名

殷辂

    打造文化正成为时髦用语,但声势浩大的文化打造却似乎与人的精神面貌无关,在一切照旧乃至人文衰微的环境中突然涌现、“复兴”出许多类型的文化,“打造”二字确实名副其实。有人质疑说,文化是历史和时间的积淀,是无法打造的,然而今天的所谓打造者,不正是在挖掘、利用这种积淀吗?文化失去其根本,沦为积淀的资源和造作的成果,成为“我”的工具而非人的特质,这是文化能够被打造的基础。在斯文丧失的过程中,文化之义也发生变异,文化变为可以打造的看点和卖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近代以来,文化二字脱离其原来的词义,人类独特的活动或经人类活动改变的物质环境、社会环境都被称作文化。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人类学家将文化看成是“已改造的环境和已变更的人类有机体”,是人类特有的、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但问题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是什么?目前所谓的“文化”是否真正体现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几希之别、人物之分,并不在于人的能力和手段,而在于人得形气之正,能全其性、得其理(朱子)。

    流行的文化概念虽然着眼于人与动物的区别,虽然将人看成是唯一具有“文化”的动物,但并没有从本质上将人与禽兽区分开来。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上的文化,都包含着人与禽兽之同。饮食男女、玩耍嬉戏,这是人与禽兽之同,如果人类的“创造”及“改造”只是将此“同”扩充、提高到动物所不能达到的程度,这种同质性的差异实际上并没有摆脱动物的状态。茹毛饮血和极尽奢华的满汉全席,这虽然体现了欲望满足层次的差别,但动物性并没有什么不同;牙齿的撕咬和使用飞机大炮相互攻击争夺,这虽然体现了智力和能力的差别,但野蛮性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后者是“文化”的话,那么动物的本能造作也可以说是层次不同的“文化”,唯一性体现在何处?

    男女是动物,夫妇是人;繁衍是动物,父子是人;饮食是动物,节之、正之是人。不为物欲所昏,能于饮食男女、日用起居之间存天理,这是人与禽兽的几希之别,“文化”的本质也在于此。太虚法师在总结孔子之道时指出:“我以为孔子之道,注意人类在万物中特殊不同之德性,所藉以岐异超尚于其他动物者在此,即孟子所谓人之异於禽兽者几希是也。此几希之别,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保全人格,崇尚人生特长之德性,廓充而长养之,可以为贤为圣;小人反之,则可下侪禽兽。”将人的特殊不同之德性扩而充之,这是文化;相反,自我蔽塞、和禽兽一样为物欲所昏,则无论怎样创造、“发展”,都不能改变反文化的野蛮状态。

    文化在中国是一个有着独特意义的概念。易之“贲”卦是讲人文的,其彖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孔颖达注曰:“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由此可见,人文化成,是文化的本义。对于“贲”卦,程子释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文是道的自然体现,是人理之伦序,是有根有本的礼乐制度。以文教化,成文明之治,正是文化的功效。孔子曰:“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所谓斯文,正是此意。将本然明德发扬光大,以斯文化除野蛮,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各个地区或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但文化之本义不能丧失。失去根本,各种反文化的东西都可以打着文化的旗号大行其道。因此,文化如果不能复本正名,“文化热”并不是什么好事。 写于2010年7月2日。作者殷辂,字恺玄。

 

 

 


 

 

 

 

 


发件人:"sunhui2088" <sunhui2088@163.com> 2010-07-04 21:06:56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 "sunhui2088" <sunhui2088@163.com>抄送:标题:《香港新界边境开发暨“世界经典中国城”建设方略(大纲)》,烦请一阅,并请推介。 孙晖

香港新界边境开发暨“世界经典中国城”建设方略(大纲)

深圳大中华策划工作室首席策划 孙晖

2010年7月

    前 言:

    1951年港英当局开始在新界边境设立禁区,到1962年扩大至目前范围。在过去几十年间,这块特殊土地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开发。随着2008年1月11日香港政府决定将边境禁区覆盖范围由2800公顷缩减至400公顷,将很快就会有大片土地释放出来。如何开发利用这块中国内地居民最易进入的香港土地正在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看到香港政府已斥资2630万元对禁区内落马洲河套开展规划研究后,作为一直关心边境开发前景的深圳民间思想者,本人在此也想试图提出一套全新的开发方案:锁定香港这块直接连着祖国大陆反被当年港英当局人为制造隔离设成禁区的边境地带,由香港特区政府发动海内外华人尤其是香港地产界人士筹集巨资到此创建一些能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华人世界影响力的顶级文化工程(机构)和商住楼宇,进而建起一处能够集结华人精英、集中华人智慧、集萃华人文化的并且具有全球意义的海内外华人交流合作区(将来可定名“世界经典中国城”,为方便本案下文将直接以此称之),从而变这一昔日制造隔阂、管制出入的隔离带为香港向内地开放的缓冲区和海内外华人交流合作的无缝对接区将是其日后开发的最佳选择,也是其对全球华人和国际社会的最好交代。

    一、香港新界边境开发暨“世界经典中国城”建设宗旨:

    香港对世界13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游客实行免签证或落地签证制度,这为分布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裔来港旅游营商提供了极大地方便。充分发挥香港最能感召、最有条件联系海外华人华裔(单看到访香港的台湾人每年就有200万人次)的有利条件,锁定新界边境这块直接连着祖国大陆、直接背靠深圳市区的香港土地,在争取中央政府支持并配合港府对内地居民出入新界边境管理一定程度放松的同时,在此尽快建起一处全球最为经典的海内外华人交流合作区——“世界经典中国城”,以迅速集结海内外华人精英到此开展更为广泛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并以此为进出门户进入内地或走向海外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通过海内外华人频繁的交往交流增进民族共识,增强民族认同,以促进祖国统一和国内各民族团结,进而推进中华民族复兴大业。

    二、香港新界边境暨“世界经典中国城”总体定位:

    充分利用新界边境直接连接祖国大陆的地理优势,尽快将此地建设成“世界经典中国城”,作为展示中国先进文化和民族风情的“中国视窗”,凝聚侨心、汇聚侨力、展示侨情、维系侨界的“中华情港”,集萃、宏扬、远播中国优秀文化的“中华文枢”,解放思想、突破传统、反思历史、正视国情的“中国课堂”,海外华人走进祖国文化的第一站,内地居民走向海外的起跳点,海外华人社团、财团与内地政府、商界实现合作的对接点,中国国情和海外侨情信息集疏中心,世界各地“中国城”、“中华城”、“唐人街”等华人街区母体文化的输出中心,全球华人精英尤其是内地工商界成功人士眷属的聚居区,香港对内地开放的缓冲区,世界性华人节会举办地,国际友人来港研习中国文化、感悟中华文明、观摩中国习俗、全面认识华人社会的新平台。

    三、香港新界边境开发暨“世界经典中国城”拟建设拟定范围和远景:

    新界边境禁区解禁释放区约2400公顷,全部为其拟定范围,其建设远景为承载50万人口的新城区,其中常住人口25万,每天接待的游客25万(含连续过夜的游客15万,一日游游客10万)。

    四、香港新界边境管制暨“世界经典中国城”管理模式:

    新界边境禁区解禁后,港人、访港及驻港人员将自由出人该地区,这为海外华人走近祖国、接近祖国人民提供了方便,但广大中国内地居民因现存的边境管制仍难以跨境与之进行交流合作。为破解这一难题,在此特为港府设计出一套对内地居民有限开放(以边境禁区界线为限),开放缓冲区实行港币、人民币同时流通,引入深圳有关部门入驻与香港有关部门联合对到访的内地居民实施管理的新模式。首先要在港深边境线上多建口岸,其次,可试行沿边境禁区界线建起与边境线相衔接的管理二线,管理二线建起后,可在其南边分别建起若干个通往香港其他地区的新关卡(边境管制站)。封关后,争取中央政府放松对内地居民出入新界边境即“世界经典中国城”所在区域的管理,将来凡从深圳方向只进出该地区的内地居民,只需验明居民身份并作登记后便可放行,唯有内地居民经过或经停该地区进入香港其他地区或从香港返回该地区时,才在其南边管理二线关卡(边境管制站)办理通关手续;另一方面,凡从香港方面只进出该城区的香港居民,只需验明居民身份证便可放行,只有香港居民在经过或经停该地区进入深圳或从深圳返港时,才需要在港深边境线关卡办理通关手续。“世界经典中国城”(即新界边境解禁区)所在区域内的香港原居民凭居民身份证自由出入其管理二线各关卡(边境管制站),将来移居该城区的香港其他地区的居民可同该区域原居民一样凭居民身份证自由出入管理二线上的各个关卡(边境管制站)。台湾同胞、澳门同胞、海外侨胞、外籍华人、外国人等进出该地区另行管理。另外,还可以考虑在港深边境线原有和新建各口岸处建起跨越“世界经典中国城”的全封闭高架桥,将上述高架桥的南出口设在管理二线外侧,建成后,凡从深圳方向上高架桥进入香港的人员,直接在港深边境线口岸办理通关手续;凡从香港方向上高架桥进入深圳的人员,直行到达港深边境线口岸再办理通关手续。各口岸关口还可以分别对从该地区地面和从其上空高架桥进出香港的各类人员分设通道进行检查,还可以考虑在高架桥上附设皮带传送走廊,以方便往来港深,提高通关(通过)效率。这样,海内外华人不需签证就可以出入新界边境,前来寄托感情,交流合作,携手发展,共襄义举。其次,可规定新界边境地区(“世界经典中国城”)内实行港币和人民币同时流通。再次,特规定到访该地的中国内地居民到达此地区后仍不被视为到达香港境内,不受香港法律保护,必须遵守中国大陆法律。争取引入深圳有关部门入驻,与香港有关部门联合对到访该地的中国大陆居民进行管理。再次,为防止中国大陆居民非法入境,特规定新界边境(“世界经典中国城”)内私家车禁止驶出管理线,城区内补给由特定车队执行。上述管理将为海内外华人交流合作提供尽可能的便利,以尽快把这块曾经的边境禁区建成为最开放、最经典和最具国际影响的海内外华人交流合作区。可以预见,这一地处香港特区并由其建设管理的华人新社区被本案锁定为“世界经典中国城”后,经过若干年建设,最终必将名至实归。

    五、香港新界边境开发暨“世界经典中国城”拟建项目和拟设机构(373项):

    1、中华始祖纪念堂

    2、中国汉唐大国外交纪念馆

    3、中国近代海外侨胞爱国爱乡事迹展览馆

    4、中国先秦社会全景大观园——先秦历史题材系列动画、动漫创作制作展示基地

    5、中国大唐气象园

    6、中国邹鲁学国际学术会议中心(报告厅、成果展厅)

    7、中华侨领论坛

    8、中国当代海外华裔政治明星风云馆——竞选回放报告厅、治政新鉴讲习所

    9、中国海外华商俱乐部 中国海归学者俱乐部 中国海外华工俱乐部

    10、中国(台湾、香港、澳门)海关离退休人员接待站(休养所、度假村、联谊会)

    11、建设下列面向全球华人开掘利用民智民力弘扬传播中华文化的,彰显民族智慧、增强中华实力、推动中国进步和发展的,适应不同层次、不同兴趣、满足各种偏好、成就各种偏才的,以讲座和讨论为主要形式的,非盈利、全免费、完全靠有关基金或有关捐赠支撑的,非学历、纯求知、无常师、非招生、无门槛、无院墙、全天候、开放式的,凸显学在民间、挖掘民间资讯的,参与性、互动性、普及性、公益性、全方位的中国文化学院:

    12、中国民主论坛

    13、中国明清两代十大商帮历史档案馆

    ........

    六、香港新界边境开发暨“世界经典中国城”初步规划:

    针对边境禁区解禁释放区南北宽幅平均仅千米的地域特征,结合这一地区特别的管理模式,锁定其中西部可发展平地按西南至东北方向规划一条与深圳河基本平行的主干道(含自行车道、人行道和绿化带),同时规划若干与之相(立)交的南北向道路和人行天桥,将上述文化工程(机构)沿上述主干道南北两侧大致分两行一字排开并分别按单体建筑规划,以便日后到访者辨认参访,将上述商住区和星级酒店规划在边境管理二线(边境禁区禁区线)各管制站两侧,其停车场均规划在管理二线(边境禁区禁区线)各管制站外,以方便业主和宾客步行出入。锁定其东部山地规划若干豪华别墅区,适当规划一些郊野公园。将来除增建一些类似上述文化地产项目外,其他产业尤其是工业项目将永不涉及。通过在此集聚精英、集萃精华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作为特别规划建设的社区,其最终将建设成展示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和中华民族开放胸怀的特大窗口,增进海内外华人交流合作的全新平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支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基地。

    七、香港新界边境开发暨“世界经典中国城”建设模式:

    以地产开发切入,在商住楼宇、旅游酒店等地产开发中穿插上述一些文化工程(机构),借助文化地产集结集萃精英精华,全面打造全球最为经典的华人新社区。激发海内外华人爱国热情,发动海内外华人尤其是香港地产界知名人士作为发展商自觉参与进来。创新一种先由发展商捐建、捐助上述有关纪念(谴责)建筑及中国文化学院等公益性项目,再根据其捐出份额决定让其参与诸如旅游酒店、商住楼宇和后海湾邮轮码头等赢利性项目的投资模式,或直接探索由发展商自愿将其参建赢利项目的全部或部分盈利捐出用于支撑上述有关文化工程(机构)的捐献模式。由香港特区政府牵头并以其在原禁区内政府土地入股成立“世界经典中国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规划建设及运营管理上述拟建工程(机构)。香港特区政府可通过对上述拟设文化单位减免税,也可通过争取发展商直接对上述拟设文化单位减免房租等具体措施广聚人气,以促成相关楼宇楼盘及时开发。整个工程包括上述拟定项目、挖填造地工程、开山填海工程、桥隧工程、邮轮码头、本案版权等,概算投资(不含土地)将超过千亿。本案版权可作价入股,其他投资将面向海外华人尤其是香港地产界知名人士招募招股。禁区释放出的原居民私有用地可作为其股份入股到“世界经典中国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八、香港新界边境开发暨“世界经典中国城”建设收益预测:

    作为随香港新界边境开发建设的“世界经典中国城”,必将成为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其作为极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集大成工程,必将感召广大海内外华人来此寄托感情、交流合作。从长远看,其国际影响力也必将吸引大批国际友人前来参访交流。据有关资料显示香港近年每年接待的过夜游客约为一千七百万人次,深圳近年每年接待的过夜游客约为两千六百万人次。可以预见,“世界经典中国城”以其将中华文化和中华人脉做到极致的实力及其将要实行的相对宽松的出入境管理,完全能够将现实中到达港深两地数以千万计的游客就近顺路吸引过来,再加上预期中的由其自身影响形成的新客源,平均每天有5万到访过夜游客、游学者、参会参展者等是极有可能的。以平均每位在此逗留三晚四天计算,平均每天就有20万游人在此消费,按人均每天消费500元(据香港旅发局资料显示,去年访港过夜游客平均留港3.2夜人均消费5650港元。考虑到日后普通游客居多,在此故作保守计算),每天就将有亿元进帐,这还未包括放松出入境管理后数以亿计的一日游游客带来巨额收益。另可考虑每年春节至元宵节期间在此举办“世界华人节”以广聚人气,广开财源。此外,还应看到“世界经典中国城”以其位于香港地接深圳的地缘优势,高点定位、厚积薄发的产业优势,香港全境(含新界边境)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等等光环,日后必将吸引大量内地文化精英,商界精英,也必将为香港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正基于此,面向海外华人华侨及其中国内地眷属和中国内地工商界成功人士规划建设的商住楼宇,在其建成后是完全能够以高回报销售出去的,而面向普通游客规划建设的大量中低档接待宾馆在实行免签证管理后也一定能够出租出去的。可以预见上述工程正常运营后将很快就能收回其投资。

    九、关于本案版权说明:

    本案策划是民间思想者自发自觉行为,是在从未接受任何委托和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完全是从中华民族复兴高度和中华文化传播需要出发自觉完成的,其中一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具体形式或具体方式都完全可以称得上重大发现或重要发明,其首创性和实用性是有目共睹的,其真理性和科学性是是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历史检验的。为明确其价值,本案独立完成人公开提出其版权属于本案独立完成人个人所有,在其被采用时将向采用者收取费用或作价入股。

    2010年3月16日定稿于深圳 E-mail:sunhui2088@163.com

    通信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38区中南花园1栋A1座楼501、502 邮政编码:51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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