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中国经济潜在着许多危险,有些危险正在步步临近,这期文集便是给大家提个醒,不要以为大军网站是在搞危言耸听,看看下面的文章读者便会自有判断。]

超级熊市,我们准备好了吗?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6月28日

目录

 仲大军:危机时期的大跃进是危险的

张治金:废止升学考试制度 建立积分升学制度

世界银行: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季报

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情景分析

银发: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

张明:短期国际资本开始流出中国了吗?

张明:汇率机制弹性化至关重要——如何看待人民币汇改重启

吴庆:如何看待汇率浮动恐惧现象?

张斌: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为中国经济稳定和结构转型夯实基础

徐伟:“两房”退市后走向何方?

何帆:从承认我们的错误和无知开始

袁剑:超级熊市,我们准备好了吗?

综合:中国工人涨薪的重要意义

张燕生 袁钢明:提升收入是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式

综合:中国正在紧急重组工会

张路雄:加速解决农民工问题是扩大内需的最有效手段

郑献霖:财政收入全球第二,社会保障全球第几?

殷杰:中国经济为什么被俄罗斯迅速超越?

郑献霖:中山市长李启红案与纪检监察系统的独立化改革

郑献霖:扫黄大计应重点关照政府官员们的“裆部”

陈江:求见中央巡视组

朱耀宇:中国路在何方?

刘新悟:关于政治的几点思考

郑献霖:韩春走了,没有媚骨的左派又少了一个

张守东:“言论自由不能触犯宪法”是伪命题

齐来:收入差距与垄断和私有化都有关

张路雄:中国要确立集中型城市化的方向

杨芳洲:农业和林业的转基因方向必须彻底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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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时期的大跃进是危险的

北京大军经济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0年6月30日

    中国经济这几年的调整和发展有些违悖常理。本来是处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之中,却硬要弄出一副热气腾腾大跃进的样子。最近我去山东济南,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实行一项打造新城的浩大工程,9家全国房地产商云集济南,最大的一家香港公司拿地300公顷,北京天鸿拿地270公顷,其他的公司加起来可能共拿地上千公顷,在济南的北部打造一座滨河新城。

     回到北京后,又看到了这样的消息:重庆建立两江新区,总面积为1200平方公里,包含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区、北部新区、北碚区的部分区域,可开发的实际可用面积为450多平方公里。

    在这之前,湖北已传出新闻,要在今后6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实施12万亿的投资计划。这个GDP只有1.28万亿元的中部省份,要在短期内实行这么巨大的投资计划,令人瞠目结舌。相比之下,云南省和广东省还算切合一点实际,云南省计划未来5年投资3万亿,广东省今后5年投资2.3万亿。

    当然,地方政府如此大胆的举动,无一不是在中央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刺激下产生的。有了中央的表率,地方总要有格外的表现。然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急剧飙升。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说:“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估计,到2009 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为8万亿元,其中7.4 万亿元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见本期文章《世界银行: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季报》)

    另据6月29日的《参考消息》文章,美国西北大学史宗瀚教授跟踪这几年中国贷款资金的流向,计算出地方政府的负债高达12万亿人民币,起码有3万亿是不良贷款。

    地方政府债务的猛增,完全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所采取的刺激政策导致的。这场表面华丽的转身实际上是将中国拖入一场更大的泡沫。上海世博会已经开馆了,的确是华丽异常,吸引眼球,但上海市政府背上了多少债务?如何偿还,有谁仔细想过?据说美国馆是中国出钱给建的,中国垫上去的这些钱将来谁来支付?中央一松口,地方政府便狮子张大口,在这些胆大包天的自由想象中,谁会想到危机的存在?

    这期文集我们以袁剑先生的文章题目《超级熊市,我们准备好了吗?》做标题 。这种警告在今天看来可能还为时尚早,但某种逻辑背景似乎已在形成。三十年间我们几乎过多地耗竭了所有用来高速增长的资源,剩下的结果就是长时期的熊市,这个熊市并不仅仅指股票市场,而是整个宏观经济。

    的确,这些年里我们已经不择手段动用了本国太多的资源,人力、环境、生态、能源和金融,包括为追逐廉价资源和套利而来的国际热钱。当能力告罄之际,我们还能拿什么来发展?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主权危机,我国何尝不存在主权债务问题。地方政府的债务目前已经达到八万亿元 (甚至更多),中央财政的债务规模也已经高达十几万亿,和地方政府加起来 ,估计两者已经大大超过GDP的50%,比西方国家也差不到哪里去。

    看着这两年的经济红红火火,但无一不是在负债的基础上换来的。西方靠负债发展到今天已经泡沫破灭了,中国也要紧随其后吗?并且中国还有着更糟糕的问题,即外汇储备的巨额损失。美国两大房地产公司已经破产,退市了。中国购买的将近4000亿美元的债券不知如何收回。发展多年积攒下来的国民财富大多落入外人之手,经济安全存在较大风险。这些问题加到一起,到一定的时候总会发作的。现在一些问题已经爆发了,如劳动工资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汇率问题。热钱问题早晚也要发作。中国不能掉以轻心!要准备应对挑战,该过紧日子就过紧日子。

    当然,可能有人不这样看,背点债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能力还。但这个能力就是制造通货膨胀,要全社会平民老百姓来买单,罄尽民众资产来实现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请问:当人民的财产被通胀席卷一空时,你的刺激计划还有何用?你上了那么多大项目谁来买单?那些愤怒的老百姓能答应吗?到那时候,经济的问题可能就是政治的问题。权衡利弊,谁敢掉以轻心?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的思维很难应对危机,因为他们那种套路根本想象不到潜在的危险。政府学者吓死他们也很难象袁剑先生那样思考问题,只有民间学者具备这种素质。社科院世经政所的何帆哼哼唧唧地说要承认我们的错误和无知,御用学者们为什么总是错误和无知?为什么永远都在放马后屁?中国真的没有人看出问题吗?大军中心早在多少年前就把这些危险看得一清二楚,就不知提出多少警告了,但官方和体制注意了吗?所以体制内不要总拿自己的愚蠢来覆盖社会,中国社会中有得是明白人,只不过被肉食者占着位子,垄断着话语权而已。

    不过,就近期中央政府的表现看,头脑还是清醒了,开始下决心控制流动性了。央行今年以来连续3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冻结 资金约1万亿元。上半年,央行发行了超过3000亿元的3年期央票,5月份银行间市场出现了约3500亿元的债券净供给,大型商业银行因为存款增速下降并开始停止拆出资金。这都是好现象,不是什么坏事。真正的坏事是中国未来出现一堆堆的烂摊子。

 

 

 

发件人:"张治金" <zhangzhijin1@tom.com> 2010-06-24 09:50:1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废止升学考试制度  建立积分升学制度

    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张治金先生提出这个建议,即使实施了也仍然有问题。现在的中学已经分成三六九等,市重点、区重点这些尖子学校已经高高在上。一个学生从小学就开始进入等级竞争。你在那些普通中学里建立积分升学制度,即使你的学生再好,也比不上人家市重点学校的差等生。最顶尖的大学早被这些学校的学生占据了。因此,在非重点学校里建立积分升学制度,根本就不解决中国的分化教育问题。中国教育的性质是择优选优,淘汰低劣,拉大人际间的差距,根本不是为了普及教育,缩小人际间的差距。所以,在这么一个制度下,建立积分升学设想最后还是成为择优汰劣的工具,起不到均衡发展的作用。如何解决目前我国残酷而激烈地争夺稀缺的教育资源这个问题,除非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来一次平均主义,否则没有什么好办法。

废止升学考试制度 建立积分升学制度

广州  张治金

2010年5月18日

     改革“一考定终身”的升学考试制度已是众人所愿。本人认为,废止升学考试制度,建立积分升学制度,在科学培育人才、维护社会公平、学生健康成长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现就积分升学制度的有关问题简述如下:

一、积分升学制度的主要内容

    积分升学制度是以学生期末统考成绩的累积分数作为招生录取主要依据的国民教育招生制度。主要内容如下:

    1、小学学生4至6年级共6个学期的期末统考成绩的累积分数为升初中的招生录取主要依据,初中学生1至3年级共6个学期的期末统考成绩的累积分数为升高中的招生录取主要依据,高中学生1至3年级共6个学期的期末统考成绩的累积分数为升大学的招生录取主要依据。

    2、学生的政治思想品德和身体健康状况作为一部分专业招生录取的参考依据。

    3、体育类专业、音乐类专业和美术类专业的专业考试成绩为作为本专业招生录取的参考依据。

    4、小学学生4至6年级各学期的期末考试由县级考试行政机构负责组织统一考试,初中学生各学期的期末考试由设区的市级考试行政机构负责组织统一考试,高中学生各学期的期末考试由省级考试行政机构负责组织统一考试。实行教学与考试分开管理的统考制度。

    5、体育类专业、音乐类专业和美术类专业的专业考试由招生学校负责组织,并向考生本人及其所属学校、所属教育部门、所属考试部门提供考生专业考试成绩。

    6、学生的期末统考成绩单和专业考试成绩单分别由学生本人、所属学校、所属教育部门、所属考试部门保存。其中专业考试成绩单由招生学校备份保存。

    7、招生录取工作由学生所属教育部门依据所属考试部门提供的学生各学期统考成绩的累积分数、学生本人的志愿、招生学校的录取条件、依法批准的招生计划、以及学生的政治思想品德和身体健康状况,组织公开进行,实行平行志愿,学校择优录取。

    8、职业技术学校招录应届初中生或者应届高中生,对应采用高中或者大学招生的积分升学制度,不进行升学考试。

    9、成人教育招生、对境外招生、研究生招生,不实行积分升学制度。

    10、积分升学制度建立之后,初中、高中、大学的普通招生都不进行升学考试。

二、积分升学制度的主要优点

    积分升学制度具有诸多优点。下面简要分析四点:

    一是有利于科学培育人才。积分升学制度能有效促进学校和学生努力确保各个学期的教学质量,减少考试次数,保障考试质量,提高教学质量,着力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从而有利于科学培育人才。

    二是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积分升学制度能有效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升学考试弊端,大大降低了考生因为一次考试失利的偶然性风险,同时又以学生的学期统考成绩累积分数作为升学录取的主要依据,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

    三是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积分升学制度重在平时教育,重在期末考试,将学生应当有的学习考试压力分散到各个学期,消除了升学考试的复习应试负担,大大减轻了学生的考试压力,给学生营造一个努力学习、轻松考试、快乐生活的优良校园生态,从而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

    四是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积分升学制度能有效节省那些为升学考试而浪费的大量社会资源。如印制各类升学考试辅导资料和各地历年试题汇编等应试材料所花费的物力资源,学生为升学考试而死记硬背复习做题所花费的人力资源。等等。学生为升学考试而死记硬背过的知识,其中有大部分仅对升学考试起作用,之后既记不住也用不到,浪费很大。实行积分升学制度之后,每年为升学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将会大幅度减少,从而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

 

 

 

发件人:<akuijs@worldbank.org> 2010-06-18 13:01:23 +0800 收件人: "Kuijs Louis" <akuijs@worldbank.org>抄送:标题: The World Bank's new China Quarterly Update

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季报

世界银行驻中国办事处

2010 年6 月

(点击标题阅读)

 

2020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情景分析

世界银行 中国研究论文系列(第九期)

高路易

2010年6月

(点击标题阅读)

 

 

发件人:"bo zhong" <bolang100@gmail.com> 2010-06-22 21:05:3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很想听听朋友们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外地域扩至所有国家一事的评价

    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就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指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境外地域由港澳、东盟地区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

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

银发〔2010〕186号

2010年06月22日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天津、沈阳、南京、济南、武汉、广州、成都分行,总行营业管理部、重庆营业管理部,呼和浩特、长春、哈尔滨、杭州、福州、南宁、海口、昆明、拉萨、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湖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财政厅、商务厅、国家税务局、银监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天津、上海特派办、各直属海关:

  自2009年7月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以来,人民币资金结算、清算渠道便捷、顺畅,人民币出口退(免)税及进出口报关政策清晰明确、操作流程便利,受到了试点企业的普遍欢迎。为满足企业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发挥人民币结算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促进作用,经国务院批准,现就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境外地域由港澳、东盟地区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

  二、增加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西藏、新疆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试点地区。

  三、广东省的试点范围由4个城市扩大到全省,增加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数量。

  四、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企业,可以按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银行(3.58,-0.01,-0.28%)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9〕第10号,以下简称《试点管理办法》)以人民币进行进口货物贸易、跨境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结算。

  五、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实行试点企业管理制度。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协调当地有关部门按照《试点管理办法》第四条有关规定推荐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将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审定试点企业名单。经审定后的试点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出口货物贸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出口报关手续,享受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

  六、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等8个边境省(自治区)具有进出口经营资格的企业,可以在指定口岸与毗邻国家的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按照《试点管理办法》开展人民币结算试点。其中,内蒙古、辽宁、广西、云南等四省(自治区)按照《试点管理办法》选择的试点企业按本通知第五条规定办理出口报关及退(免)税手续;8个边境省(自治区)的其他企业在指定口岸与毗邻国家的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出口报关及退(免)税手续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边境地区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以人民币结算准予退(免)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0〕26号)办理。

  七、请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部门按照《试点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积极做好试点工作,保证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顺利进行。

  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银监会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七日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6-28 12:50:11 +0800 收件人: 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39 全球金融秩序的短期观察

短期国际资本开始流出中国了吗?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June. 23, 2010

zhangyuxuan@gmail.com

      在 2010 年5月下旬与6 月上旬,国内银行间市场出现了一波明显的流动性短缺现象。银行间市场7天回购利率在十余个交易日内连破2%与3%两个整数关口,在6月2日达到3.2759%的峰值。

    市场流动性突然收紧的主要解释大致包括:央行今年以来连续3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冻结1万亿元流动性)、央行发行超过3000亿元的3年期央票、5月份银行间市场出现约3500亿元的债券净供给、大型商业银行因为存款增速下降而停止拆出资金等。此外,也有观点认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出造成的外汇占款增量下降,是导致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趋紧的重要原因。

    央行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 年5月我国新增外汇占款1316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46%,环比下降54%。外汇占款增速的显著下降是由短期国际资本流出所导致的吗?如下图所示,如果用“外汇占款增量—贸易顺差—FDI”的方式来计算短期资本流动,那么2010 年5月的确出现了84 亿美元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出。这是自2009年8月以来的首次资本净流出。问题在于,2010 年5月的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出,是像2009 年8 月那样无关痛痒的小插曲,还是像2008 年10月那样预示着趋势 性的转向

     2010 年5 月短期国际资本流出中国的主要原因大致包括:第一,以希腊危机为代表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国际金融机构重新启动去杠杆化,大量资产由新兴市场国家撤出,流向美国国债市场,中国也不概莫能外;第二,自2010 年年初以来,受加息预期、农行IPO、商业银行集体增发已提高资本充足率、大小非减持等因素影响,中国股市市场表现惨淡;从2010 年4 月起,中国政府针对房地产行业开展了新一轮严厉的宏观调控,扭转了一线城市商品房价格的上涨趋势。简言之,中国的资产价格对投资者失去了吸引力;第三,由于美元对欧元急剧升值,导致人民币有效汇率显著升值,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空间有限;第四,受利率平价影响以及从国内物价走势来看,2010 年下半年中国央行加息的必要性以及幅度也相当有限。

    然而我们认为,2010 年5 月短期国际资本的小幅净流出,可能并不意味着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趋势会根本逆转。首先,2010 年中国经济依然有望实现高于9%的高增长,在全球经济中一枝独秀;其次,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与资产价格走势可能脱节,但如果货币政策持续保持宽松,那么在高经济增长背景下,资产价格极有可能“补涨”。我们认为,2010 年下半年,不排除中国A股市场显著反弹的可能性;再次,央行从6月19 日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尽管央行表示要参考一篮子货币,但短期内央行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不变甚至贬值的可能性很小,这意味着市场上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可能再度强化;最后,正如美国次贷危机所显示的,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去杠杆化结束之时,就是金融机构再杠杆化之日。如果全球金融机构重新进入再杠杆化阶段,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代表将成为资产配置的重要选择。

    综上所述,2010 年5、6 月中国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趋紧可能的确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出造成的外汇占款下降有关。但2010年5月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出很可能只是一个暂时性现象,而非趋势性逆转。2010 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更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入,对此政府应未雨绸缪做好准备。

    (编者按:这个判断很可能是愚蠢的!

 

汇率机制弹性化至关重要

——如何看待人民币汇改重启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June. 25, 2010

zhangyuxuan@gmail.com

     2010 年6 月19 日,就在G20 多伦多峰会召开一周之前,中国央行宣布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新汇改将延续2005 年7 月至2008 年6 月期间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即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

    从本次汇改重启的时机选择来看,是考究而富有深意的。一方面,以希腊危机为代表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世界经济的增长形势不容乐观;另一方面,今年以来人民币有效汇率已经大幅升值,且中国贸易顺差增长有限。两方面因素导致市场上人民币升值预期由强转弱,此时选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在美国财政部与美国国会重新向人民币汇率施压,且G20 峰会召开在即之时启动汇改,也有助于缓解外部升值压力,增加中国政府在G20 会议上的主动性。

    尽管人民币汇改重启被视为对国际压力的一种回应,但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本身符合中国自身长远利益。富有弹性的汇率机制既为中国政府增加了一种稳定宏观经济的短期政策工具,也有助于改善中国制造业过度发展而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产业结构失衡。例如,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弹性化增强了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自主性,使得中国央行可以更加自主地调整利率水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有助于抑制国内总需求过热、阻断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人民币汇率的稳中趋升一方面将倒闭出口企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向价值链两端拓展,另一方面将引导更多资源由制造业流向服务业,优化资源配置。

    当然,在汇改重启之后,未来人民币有效汇率以及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将会如何变动,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不过,从央行声明以及央行发言人答记者问的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获得若干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重要信息。

     其一,汇率的弹性化比汇率升值更为重要。央行排除了在重启汇改之初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一次性小幅升值2-3%的可能性。此外,考虑到今年中国的贸易盈余更趋平衡、通胀压力较为可控,预计2010 年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幅度不会超过4-5%。相对于汇率升值,汇率的弹性化更为引人注目。央行表示,将会充分利用日汇率波幅正负千分之五的规定。事实上,日均千分之五的波动并不算小,例如,10 个工作日单向触及区间上限,就能够使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5%。此外,充分利用波动区间,意味着在未来半年内我们一定会看到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双向波动。这种双向波动既可能是市场力量导致的,也可能是央行人为制造的。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双向波动有助于削弱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防范更大规模短期国际资本涌入。

    其二,人民币与美元汇率脱钩后,将会更加紧密地参考一篮子货币。在当前美元对欧元或其他主要货币汇率持续升值的背景下,参考一篮子货币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出现贬值。然而,考虑到最近美国政府与国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重启,未来美国国会中期选择在即,预计在短期内,中国央行不会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显著贬值(但仍存在双向波动的可能性)。而在中期内,如果美元对欧元汇率维持目前的升值态势,这不排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显著贬值的可能性。当然,如果美元对欧元汇率不降反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可能出现显著升值。

    除重新启动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外,央行也将人民币汇率机制弹性化视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配套措施。事实上,在6 月19 日宣布重启汇改3 天后,央行就联合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和银监会等六部委发布了《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境内试点区域由5 个城市扩展到20 个省、市、自治区,且完全放开了境外地域限制。事实上,汇改重启与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人民币盯住美元,且市场上存在单边升值预期,那么没有人愿意成为人民币负债方。这意味着进口商没有太大积极性选择人民币进行结算。而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向波动,从而削弱了单边升值预期,且促进了人民币远期汇率市场的发展的话,那么人民币在跨境贸易计价与结算中的比例有望显著提高。

     今年上半年,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幅度相当大。人民币汇改重启之后,如果人民币继续对美元保持强势、而美元继续对欧元保持强势的话,人民币有效汇率仍将出现较快升值。毫无疑问,本币有效汇率升值将对中国出口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不过,有限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也不宜被夸大。我们团队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的出口额变动对外需变动的敏感性,是出口额变动对汇率变动敏感性的大约4 倍。因此未来中国出口增速的变动,主要取决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与进口需求的变动。况且即使下半年因为危机加重导致外需重新萎缩,进而影响到中国出口增速,这也不能成为政府重新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理由。在弹性化的汇率机制下,如果央行不干预外汇市场,且市场上对美元的供给小于需求的话,人民币完全可以对美元贬值。

    从未来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看,升值的启动可能意味着加息被推后。事实上,在抑制总需求过热与通货膨胀压力方面,人民币升值与加息这两种政策是可以大致替代的。考虑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使得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可能性增加、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使得房地产投资增速在2010 年下半年将会显著下滑、针对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治理已经使得固定资产投资下滑,那么2010 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明显减速的风险。再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已经启动,因此,2010 年下半年央行加息的必要性已经明显下降。我们预计全年加息1-2 次,加息幅度为27-54 个基点。

 

 

发件人:"Qing WU" <wuqingdrc@googlemail.com>  2010-06-21 12:04:19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奇怪,说出来的句子比写出来的句子更好看一点。

如何看待汇率浮动恐惧现象?

应该充分利用汇率制度改革的机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  吴庆

2010年6月21日

    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暂停了升值步伐,实际上重新回到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引起了欧美国家的关注。国际上不时出现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怎样根据新的国内外形势,选择适合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汇率制度,本期专家访谈我们请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吴庆博士为我们解析这一问题。

    国研网:近期美国等国家向人民币汇率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大幅贬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出现升值,您认为欧元的大幅贬值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会有怎样的影响?

    吴 庆:欧元下跌的影响至少有两点,第一点是减轻了短期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点是从汇率制度改革的角度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欧元贬值导致人民币升值,和去年高点相比,人民币对欧元升值约18%-19%,从今年1月初算起的话,也升值了14%。人民币对欧元升值了那么多,对美元又是固定汇率,对日元是波动的,这几种汇率加权以后,如果加上5月份的数据,我估计BIS计算的人民币加权汇率可能在最近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升值了4.1%,这个幅度已经不小了。

    升值是缓解升值预期的最好做法。和半年前相比,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压力已经变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决策者更加看重短期平衡,那么对政府来说升值的必要性就降低了,就可能倾向于选择不升值,维持现在的汇率。但我更强调我们要有更长远的眼光。欧元升值就好像送给我们的一个大礼包,但如果仅仅把它看作一个缓解升值压力的大礼包,那么等到欧元区走出危机以后,欧元汇率的趋势还会逆转,当这个趋势逆转以后,这个大礼包不仅不会变的更大,我们还得把它送回去。所以从长远的角度考虑,现在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必要性不能因为欧元的贬值而降低。制度改变过去应该改、现在应该改,以后还是应该改,现在这种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不应该维持的。从改变汇率制度的角度来考虑,人民币升值压力小、升值预期小的时候,实际上正是改革的机遇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我们意外得到的机遇,我们没有想到欧元会跌得那么惨,没有想到人民币的有效汇率会意外地上升那么多。

    国研网:在最近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施加的压力比以前小很多,这种结果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什么影响?

    吴 庆:从这次中美对话来看,美国方面不仅没有要求人民币汇率改革,甚至都没有提到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来说,至少是给了中国自主决定、主动改变的一个选项。如果中国政府现在做这个选项的话那完全不是受到美国方面的压迫,至少在外界看来是这个样子。

    国研网:如果利用这些外部机遇重启汇率改革,我们应侧重升值还是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吴 庆:升值只能缓解市场的扭曲,最根本的是要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汇率存在着扭曲。扭曲多少谁也不知道,因为均衡汇率只有市场才能去发现,任何研究和猜测都不可信。例如有人说人民币应该升值41%,其实这个41%如果成立的话,前面也加了很多限制条件,比如说3年内实现平衡要升值41%,而绝对不可能说一年内升值41%。如果1年内升值41%,中国的贸易平衡会走到反面的。所以最重要的改革还是要改革形成机制,从长远来看应该是一种形成机制、汇率制度安排的改革。

    国研网:您认为我们汇率制度的目标应该是采取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还是采取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

    吴 庆:最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自由浮动,如果中国想成为一个货币大国,人民币想成为国际货币――当然这个目标需要很多年才能实现,人民币必须形成一种浮动的汇率。无论是钉住一篮子还是钉住单一的货币,只要是钉住,实际上差别是不大的。只要是钉住别的货币,人民币实际上都只是一种二级货币,别人的是一种更基本的货币,你就比别人低一级。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是不会巩固的。

    比如香港。70年代以后,应该说香港的货币管理的相当不错,香港金融市场爆发危机的程度和次数要比华尔街低和少。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港币是比美元更好的选择呢?不可能!因为港币是钉住美元的,港币再好,充其量是和美元一样好,不可能比美元更好。而美元流动性泛滥的时候,港币一样会流动性泛滥,原因就是港币钉住美元,香港又是自由市场。这就说明只要钉住别的货币,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一流的国际货币。

    国研网:您怎么看待汇率浮动恐惧现象?

    吴 庆:关于人民币不应浮动的理由已经有很多,我们可以理解政府为什么迟迟不肯选择浮动的汇率,惧怕浮动(fear of floating)在很多国家都已经出现过,很多政府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国际问题。但是这种恐惧是没有必要的,虽然我们保护出口部门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上这是保护不住的。钉住美元保护了跟美国做生意的出口商,那跟欧洲做生意的怎么办?欧洲现在还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跟欧洲做生意的商人,他们一直承担着汇率波动的风险,他们怎么办?

    事实上我们跟美国的贸易增长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再上升就有难度了,跟欧洲的贸易倒是增长得很快,并不是汇率风险大了我们跟欧洲的贸易就不好做了,跟美国的贸易就好做了。我们拿欧洲、美国、日本来做对比,发现并不能证明固定汇率能够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更好的办法是,把汇率波动的风险交给进出口商,然后放松金融市场的监管,推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来降低、转移进出口商的风险。当市场上多种风险汇聚到一起的时候,有一些风险就相互抵消了,这也会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和外汇产品的出现,良好的市场经济就应该是这样的。

    管制其实也没有消灭汇率风险,只是把风险从进出口商转移到了央行,所以我们的央行才会有1万亿的外汇占款账面损失。相当于我们拿了1万亿去鼓励出口。让我们想一想,如果给政府一个选择,拿1万亿来扩大进出口,维持几年的20%的增长,维持5年的外汇增长,政府会选择这个选项吗,老百姓会选择这个选项吗,未必。1万亿对中国这样的国家不是一个小数目,白白地去支持那些进出口商搞出口,恐怕很难做出这种选择。而且这1万亿还只是一部分,因为我们的外贸部门、财政部门已经给了出口企业不少补贴。

    国研网:如果短期内不能实现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您认为我们还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作为过渡?

    吴 庆:从钉住美元到浮动汇率,中间怎么走有很多种选择。一个是暂时地再固定下去,维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但这是不可能长久的。我们可以维持名义汇率不变,但实际汇率最后取决于市场的选择,市场会用危机、通胀等等手段来修正它,所以长期来看这是维持不了的。

    第二个是小步小步的来,变但是缓慢的变,这里又会有很多细小的选择,比如2005-2008年我们是选择一种叫爬行的做法。这种做法我们也知道它的坏处,日元当年爬行的比我们快一点,但它也是爬行的,它没有放任市场机制去寻找均衡汇率,而是约束着市场力量,这个受约束的市场力量就起不到汇率发现的作用。市场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价格发现,如果约束着市场的手,它就发挥不了发现汇率的功能,于是均衡汇率到底是多少大家一直都不知道,只知道你管制它,所以大家都以为这个汇率升值得还不够,于是它就不断地升下去。其实在金融市场上就有很多人讲过这种道理,就是所谓的涨停板制度是否能够减少股市的大起大落,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是有很多争议的。涨停板制度只不过是把波动的时间延长了,本来1天就可以涨30%,现在要3天才能涨30%,但是它是否能够抑制高点,把高点降低,把低谷提高,未必。这种爬行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在尝试类似于涨停板的制度安排,当然它比涨停板制度还坏。

    另外一种制度更接近于典型的涨停板制度,就是小幅的跳跃,一次升值1%、3%、5%都有可能,跳跃以后锁定汇率波动的幅度。这种制度相对于每天爬万分之几、千分之一的做法可能好一点。它更接近于涨停板制度,比爬行的制度有改善,至少是在不断地尝试哪个汇率不对,在试错,如果某个汇率不能实现我的国际收支均衡,那就再尝试另一个,这种做法也是可以采取的。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就是我们最终的结果是自由浮动,在中间的状态里这种台阶式的、跳跃的试错比那种慢慢的爬行要好一些。

    国研网:改变人民币汇率制度会引起热钱流动,并可能影响国内资产价格,上半年外汇管理局也在加大对热钱流入的查处,您认为应怎样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中的热钱问题?

    吴 庆:外管局加大对热钱流入的控制对于缓解国内的流动性过剩是有帮助的,但中国进出口加在一起的对外依存度在3年前就已经超过70%了,在这种情况下,管住资本项目意义是不大的。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热钱的进出都已经不需要再走资本项目了,他只要在进出口的贸易上、价格上做一点点手脚,就会有大笔的资金跨越中国的国界实现大进大出,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再考虑到跨国公司的存在,这个事情就更加的容易。我们海关统计的很多进出口的交易,不过是跨国公司左手和右手的交易而已,都是在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做的,它的价格实际上是跨国公司能够干预和影响的,所以我们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对于中国这种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很高、在进出口方面已经达到这么大规模的国家来说,实际上意义已经很小。即便保留资本控制,固定汇率也会受到很大冲击。我们现在的资本管制实际上是名存实亡的。

    解决热钱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形成自由浮动的汇率,汇率自由浮动以后,热钱流入本身会推高人民币汇率,而更高的汇率就会阻挡热钱进一步流入,热钱流出的时候也会这样,所以要让汇率来解决热钱的问题

    国研网:最近出台的房地产政策和人民币汇率有什么关联吗?是不是人民币升值之前要先把房价打压下来?

    吴 庆:没有太大的关联,要说有关联,就是我们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货币政策的一部分,我们的决策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所以我们成立了货币政策二司管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影响国内流动性,流动性关系到国内资产价格,资产价格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房价,要说关联的话就是这么一条关联。但是这个链条过长了,中间存在很多不确定的东西。至于说人民币升值之前要把房价打下来,我觉得这个说法很难成立,房地产价格波动毕竟是一个微观问题,没有必要把它上升到宏观政策的程度。说非要把它打压下来才能改别的地方,这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我们拿香港经济来看,香港的房价大起大落,香港的经济怎么样,房价涨就涨、跌就跌,香港从来不怕它。香港有一件事做的好,在这件事上可能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就是房价跌50%他的银行体系也是健康的,他能够把风险隔离开。这种隔离是微观层面的隔离,跟宏观经济没有关系,他在监管的层面就能够管住银行,在房地产市场上不承担很大风险。97年那次危机以后香港的房价跌了可能都不止50%,那怎么样,不过就是那些买房子的人、那些房东变得很辛苦。有很多电影明星,自己对着媒体讲,今年要多拍几部戏,因为他想增加一些收入来弥补房产上的损失,也没有哪家银行为了这件事情怎么样。所以香港实际上是一种很好的模式,值得全世界学习,当然也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要把房地产的风险隔离开。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房产调控政策都是不对的。我们在做这种短期政策的时候,需要有一个长期的目标来评价。我们的房价确实有扭曲的成分,因为你控制了地价、故意把地价炒高等等。但我们现在是以另一种扭曲来抵消前一种扭曲,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会越来越多地扭曲,扭曲到最后我们的房地产就越来越像麻花,是一个扭曲程度越来越大的麻花。好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减少房地产市场的扭曲,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好的作用。我认为如果真的由市场来发挥作用的话,泡沫即使有也不会非常的严重。

    国研网:对我们国内企业来说,很多出口企业认为目前的出口利润率很低,难以承受大幅升值对出口的冲击,在汇率问题上我们应怎样考虑对出口领域的影响?

    吴 庆:调整人民币汇率对出口的影响与出口退税可以做类似的分析。我们在08年年底开始扩大出口补贴,我当时提出批评意见,说这样做其实很多的出口都补贴给外国人了。当时就很明显,08年底开的那次广交会,一宣布提高出口退税就开广交会,马上就看到降税降多少,出口的价格就降一个比例,路透社的记者说中国是在向全世界撒钱。倒过来,人民币升值和政府减少出口退税补贴的影响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我们提高要价,多数的要价不会由国内一方来承担,而是由国外一方来承担了。

    国研网:人民币汇率问题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吴 庆:汇率的变动是一种价格变动,它会引导企业做出新的选择。诺思讲的经济变迁理论,对于中国很有现实意义。汇率变化会改变出口部门的选择,改变他的技术选项,使他选择不同的技术来应对不同的市场。当市场价格变了以后,他有可能就会选择一些不同的技术路线,来实现同样的生产。他也可能选择出口不同的产品。当然他也可以选择迁移地点,从中国东部迁到西部,从珠三角迁到长三角(这是早就发生的事),再从长三角迁到渤海湾,沿海排满了以后就往内地迁。中国是个大国,雁行理论在中国国内就可以发生。还有一些企业可能会迁到越南,越南的海岸线很长,如果非要挨到海边他可以迁到越南去。对于这些企业我们应该很慷慨地跟他们说再见,我们也要腾笼换鸟。广东最早提出腾笼换鸟,广东换的差不多了以后,上海、珠三角也要腾笼换鸟,珠三角腾完笼换完鸟又该轮到渤海湾,雁行理论就是这样发展下去的,中国经济就应该这样上台阶的、阶梯式的发展,而不只是数量型的扩张。

    近年来中国的出口越做越大,但出口产品的种类没太大变化,技术路线没太大改变,劳动力的价格也没变化,这种增长不过是一个数量型的扩张。当我们拿技术、机器替代人了,用更先进的技术了,或者是生产了更好的、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了,或者索性有的产品就不生产了,完全生产一种全新的产品,这才是一种有质量的经济增长。我们现在要做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实现质量提高型的经济增长,汇率可以推动这种转变。当然有很多事情可以推动它,不只是汇率可以,我们的出口退税、土地政策等等一系列政策的改变,都可以推动模式发展的转变。

    吴庆联系方法: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225号H207室(邮编:100010)电话:(010-)6523.7770 // 1350.113.4249,电子邮箱:wuqing@drc.gov.cn, wuqingdrc@gmail.com。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6-20 20:09:56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35 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为中国经济稳定和结构转型夯实基础

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为中国经济稳定和结构转型夯实基础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斌

bjzhangbin@gmail.com

    2010 年 6 月 19 日,人民银行宣布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金融危机期间,单一固定钉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就此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解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将为今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夯实基础,增加外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信心。

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字里行间解读

    6月 20日人民银行就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答记者问当中,人民银行就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做出了以下回答:“此次在 2005年汇改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不进行一次性重估调整,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这段一百多字的简要回答当中,至少包含了以下几层含义:(1)人民币汇率不会重估,哪怕是 2-3%的小幅重估;(2)汇率形成机制中提出了三个目标。三个目标分别是贴近均衡汇率、保持贸易加权汇率稳定和保持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汇率基本稳定。

    在上述发言中,这三个目标分别对应的是“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很显然,这三个目标在操作过程中会面临冲突,完全意义上的瞄准其中任何一个目标,都意味着对其他目标的部分排斥。(3)三个目标之间的权衡有其标准。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是既定的,属于硬性约束,央行显然是把“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汇率基本稳定”放在了首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大的调整。央行通过强调人民币汇率不会重估,以及答记者问中其他地方的回答,也都印证了这一点。在“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与“参考一篮子货币”两个目标之间的权衡标准,取决于以下三个参考因素“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如果上述三个条件都满足;或者是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出现加大顺差并同时满足了后两个条件,货币当局会倾向于 “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如果贸易顺差锐减,或者国内宏观经济走弱,再或者是国内资产价格有出现严重泡沫的可能性,货币当局会倾向于“参考一篮子货币”。

重启汇改后的人民币汇率走势判断

    就目前形势而言,贸易顺差处于下降通道,国内经济正在从高位向下回落,这意味着货币当局会倾向于“参考一篮子货币”,但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参考一篮子货币”。如果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动太剧烈,“参考一篮子货币”所要求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幅度可能会超出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除非货币当局会宣布改变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否则由一篮子货币之间汇率变化带来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会在既定的浮动区间以内。
从中长期的趋势来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对的重要性远大于后面两个目标。随着金融市场上各种规避汇率风险产品的开发和拓展,企业和居民规避汇率风险的成本会下降,对于汇率波动的容忍度会提高,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浮动区间会逐渐放大。参考一篮子货币也仅仅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附属品,其积极作用仅在于稳定进口成本和出口竞争力,但是付出的代价是汇率价格刚性,难以合理调节国内资源配置,并带来一系列经济结构问题。在全球经济持续不景气,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从外需逐渐转向内需的大背景下,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利少弊多,不会长期持续。

重启汇改为中国经济稳定和结构转型夯实基础

    人民币汇率一直都是一道坎。缺乏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宏观稳定过不去这道坎,经济结构转型也过不去这道坎。

    自 2002 年以来,僵硬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一直是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大威胁。按照西方的经验,如果外汇市场上持续供大于求,货币当局(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干预买入的结果是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这势必会造成国内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破坏宏观稳定。中国的货币当局通过发行央票冲销,即便在庞大的外汇占款增长下还是保持住了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供给的基本稳定增长,但这还是没有挡住通胀和过热。

    另一个重要的机制是,外汇市场上持续供大于求必然会引发人民币升值预期,而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导致以房地产、金融服务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上涨预期,货币需求会因此改变。即便货币当局根据过去经验把货币供给保持在稳定水平上,货币需求的变化还是会悄然改变市场上的均衡利率水平,促成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并由此导致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和经济过热,破坏宏观经济稳定。在僵硬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下,货币当局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不是货币当局能力问题,而是因为货币当局面临的是几乎无解的制度性难题。

    僵硬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一直也是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关键诱因。中国的结构性难题,从供给方看是工业太大,服务业太小;规模很大,但是质量不高。从需求方看是投资太多,消费太少;对外需依赖太多,内需太少。这些问题都和僵硬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息息相关。僵硬的汇率形成机制带来的是汇率价格信号扭曲,以出口和进口替代为代表的贸易品部门被赋予了本不该有的过度竞争力,并由此带来了巨大且无法被国内市场消化的产能。赚钱和生存如此容易,企业盈利方式很自然地是选择扩张规模,而不是技术升级。汇率价格信号扭曲在补贴了工业部门的同时,歧视了服务业的发展。与服务业发展滞后相伴的,还有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丧失以及工资上涨乏力,恶化收入因此分配,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增长乏力。 逐步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将成为化解中国经济一系列稳定和结构难题的重要制度保障。

重启汇改增加中国经济未来信心

    从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的果断经济刺激方案,到 2009 年中后期对经济刺激方案的反思和及时调整,到当前广为关注的收入分配、土地制度、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改革,到农民工加薪,再到今天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所有的一切都指向发展内需。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不依靠内需,不推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就不能继续发展的关口。

    幸运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合力,帮助中国经济渡过了一道又一道关卡,这次的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再一次让中国向正确的方向上迈进了一大步。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未来充满信心。
 

 

发件人:"sunhuijun8881" <13701165487@163.com>  2010-06-24 00:06:58 +0800 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刘梦熊:《我为人民鼓与呼》

“两房”退市后走向何方?

《中国经济时报》 徐伟

2010年06月22日

  6月20日,美国国会就清算“两房”发生争执,令人对“两房”前途产生疑虑。早在6月16日,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要求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公司从纽约证交所摘牌。而“两房”随后分别表态将奉命依次退市。

  尽管“两房”作为上市公司早已一文不值曾经的金融市场宠儿沦落为靠救助苟延残喘的滑稽角色,但现在的问题是作为美国房市稳定器的“两房”,退市以后对市场会有什么影响?债务缠身的“两房”是否会步雷曼兄弟后尘?

  在今天的美国房地产金融市场上,“两房”是房贷融资的主要放债人持有(或担保)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价值5.67万亿美元占全部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份额的53%。金融危机后,投资银行纷纷收紧了信贷,如果没有“两房”购房者将无款可贷美国的房屋销售和新房开工数据会更不好看。

  美国楼市自金融危机后迟迟难以好转,美国商务部6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房屋开工率触及5个月以来的低位。实际上,美国房地产市场除去政策刺激所带来的触动并没有多大起色,拖累了美国GDP总体增长水平。在当前房地产复苏脆弱的情况下,“两房”自身不保无疑会再次拖累美国经济。

  表面上看,“两房”摘牌是因为它们的股价太低达不到纽约证交所规定的最低股价水平,实质上是美国政府察觉挽救“两房”的高额投入负担太重。当年“两房”在次贷危机中损失惨重,美国政府2008年9月出手接管后为其注资1450亿美元。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萎靡“两房”业绩好转无望,在两年多的大部分交易日里“两房”的股票价格都在1美元以下,2009年共亏损936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又亏损211亿美元。日前,两房无奈求助政府追加190亿美元的援助,结果招来议员让其在未来4或5年内“下课”的提议。

  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已经为“两房”输血达1600亿美元。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在今后几年都不大可能见到“两房”赢利美国政府如果硬充好汉,最终可能要拿出4000亿美元的天价救助款。业界的预测更加惊人,认为完全解决“两房”的问题可能需要1万亿美元。在这种悲观情绪弥漫之际,“两房”股价触碰了纽约证交所关于连续30日低于1美元的底线,纽约证交所给了“两房”接管者两个选择:要么注资提价,要么摘牌退市。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觉得设法提升股价代价太大,无奈之下命令“两房”退市。

  “两房”退市后虽然并未被纽约证交所除名,还可以在场外柜台交易市场(OTCBB)继续交易,但谁都明白场外交易流动性要低得多,难再红火如初。悲观地看,“两房”不但走上了一条下坡路,甚至可能是不归路。“两房”一旦步雷曼兄弟后尘,不但占其股份80%的美国普通股股东血本无归其他国外股东也有资金泡汤之忧。所以,16日传出退市消息当日,本已不足1美元的“两房”股价再次掉头向下,暴跌近40%。房利美每股股价收于56美分,房地美每股股价收于75美分,与2007年9月房利美每股99美元、房地美每股48美元的巅峰时刻相比真是天上地下。有媒体测算,三年时间美国“两房”股价缩水高达99%。

 “两房”尽管处境不济,但作为全美最大的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还掌握着5万多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对于美国楼市金融系统运作至关重要与一般从事抵押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不可同日而语。“两房”发迹于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当年,美国雄心勃勃,要凭借政府的力量帮助经济弱势人群实现“居者有其屋”,共建美国的“和谐社会”。房利美1938年成立,房地美1978年成立,主要职责是担保银行为贫困群体购买住房提供贷款,“两房”再购买银行贷款作为各类证券发售给全球投资者。由于“两房”的政府背景,其发行的债券一度被视为铁杆庄稼旱涝保收,受到投资者追捧。但是,当房价泡沫破裂,两房发行的债券便难逃全线亏损的厄运,担保次级债累积的风险把“两房”踹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美国政府曾经承诺鼎力辅助奥巴马更声称要不计代价认下“两房”在2012年结束前的所有亏空,但民众却日益不买账,呼吁改变“两房”目前这种“公司盈利、政府兜底”的模式。截至目前,“两房”共发行5万多亿美元债券,其中1万多亿在全球投资者手中,其他3万多亿由美国投资者买单。这些“两房”债券是美国主要银行机构的核心资产如果任其滑落深渊,那美国诸多金融机构也都会被其拖下水。

  美国政府如何支撑危局,“两房”今后路在何方?这些毫无疑问都是摆在奥巴马政府面前的难题。6月20日,美国国会就“两房”是否应该享有清算豁免权展开讨论,共和党主张“斩尽杀绝”,民主党则予以否决,两党意见截然相反,反映出美国决策者对待“两房”前途的迷茫。

  不管让“两房”实现私有化或是完全国有化,还是继续“公私合营”,都意味着“两房”危机的两难处境,美国楼市低迷拖累“两房”经营状况好转,“两房”业绩不佳又阻挠美国楼市复苏,进而影响美国经济向好。“两房”让美国人又爱又恨,他们既是以往楼市红火的功臣,又是次贷危机的元凶,现在又成为政府手中的“鸡肋”:在危机的大背景下,即使政府全力救援“两房”业绩也难有多大起色,而政府接管后,国内舆论对于“两房收益私有化、风险社会化”日益不满要求改变,但楼市现状又令政府对改革“两房”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情况下,美国参众两院对清算“两房”产生分歧也就容易理解了,房利美和房地美退市后走向何方?会否一退再退直至离开历史舞台?眼下美国政府仍高度依赖“两房”来稳定住房市场,但创纪录的坏账继续亏空着公司的资本,国会期望着手改革住房金融体系,“两房”未来命运扑朔迷离。在美国高层对“两房”命运心存犹疑的阶段,各投资方也应早点预为筹划,力保资金安全,方为上上之策。
 

    2008年的资料:

    房贷美、房利美这对姐妹花濒临破产,也将美国房贷市场推向崩溃边缘。中国作为第一大海外债权人,3,760亿美元国民财富会“因祸得福”,抑或“是祸躲不过”?取决于美国的拯救方案。
  
  上周五,美国两家政府发起类公司(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 ,简称GSE)房贷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传出深陷财政危机,政府可能接管的消息。一时间,股市风云变色,道琼斯工业指数两年内首次击穿11000点大关。
  
  五位现任和未来美国经济“首脑”:美国总统布什、联储主席伯南克、财长保尔森、候选总统奥巴马和麦凯恩纷纷出面表达关注。外界先有报导伯南克提出将开放贴现窗口,随後联储有出来澄清,外界分析认为这“出尔反尔”,显示政府举棋不定的窘迫为难。
  
  中国读者也许奇怪于,这对译名有些脂粉气的公司,为何如此举足轻重?他们虽然是上市公司,却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和非常特殊的“江湖地位”,不客气地讲是美国房地产贷款市场的“心脏”。
  
  设立于1938年的Fannie Mae一直被视为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MBS)的奠基之笔。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时设立他的初衷,就是保证房贷资金的流动性;Freddie Mac意译名是“联邦住房贷款公司”,由国会在1970年发起成立。简单讲,他们是美国房地产贷款的最大买家,从债券市场融资,购买银行的贷款,然後打包出售,或者自己持有,充当着美国房地产贷款的血液-资金供给分配站,目前共持有或担保着5.3万亿美元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占全美未偿清抵押贷款的半壁江山。
  
  次贷危机中,它们不但扮演着官方救援队,也肩负着最後关头为楼市贷款的重任。他们轰然倒地,美国力挽次贷狂澜于即倒的努力不但可能付之东流,全球经济也将面对很大的危机和变数。而中国国民应该了解的是,根据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2007年联合发布的“海外持有美国证券情况的报告(Foreign Portfolio Holdings of U.S. Securities),这两家公司排名前五的外国债权人依次是中国、日本、开曼群岛、卢森堡和比利时。海外投资者共持有1.3万亿该公司的债券,其中中国持有3,760亿美元。而成为美国反对政府接盘者最重要的论据。他们指出,这两家公司的债券既然属于“非政府担保债券”,投资者获得了高于国债的利息,就不应该由拯救“因祸得福”,又享有政府担保。拯救,会事实上成为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补偿投资失利的中国和其他海外投资者。
  
  美国前政界人士成立的非官方机构Freedomworks总裁 Matt Kibbe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他提醒美国公众注意,中国是最大的债权人。
  
  Matt Kibbe称,中国如果做了不明智的投资,就应该承担後果,而不是美国纳税人埋单。非常微妙,需要指出的是,这两家公司的债券虽属政府发起人公司(GSE)债券,而非美国政府担保债券,但却被“视为”後者。背後的逻辑是,他们对美国的举足轻重人所共知,政府不可能坐视其有何闪失。虽然从法律上讲,政府完全可以做甩手掌柜。
  
  美国国家利益和中国的债权人利益,就这样被绑定为一条绳上的蚂蚱。美国政府心知肚明不可能袖手旁观,虽然拯救计划绝不会比拟定天书简单多少。如果美国政府接盘,很可能令美国政府债务翻番,进而影响美国国家主权AAA的信用评级。标普就在稍早一份报告中,提示这可能招致的“美国大规模财政危机,和美国主权信贷评级被降级的威胁”,虽然该公司也表示短期内这两家公司的AAA评级不会被降级。
  
  客观地讲,中国的这笔投资不能成为“不智”,但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目前作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美国证券投资者,是否有在美投资的有效风险预警系统和定期的因应调整机制,尤其是在国家投资公司试水黑石浮亏13.13亿美元、中国银行业为次贷记提十数亿美元的减值准备,和又一个3,760亿美元祸福不定之後。根据上文提到的联储和财政部报告,中国到去年中仅次于日本所持的1.197万亿美元各类证券,在美国持有总价值9,920亿美元的各类证券。
  
  分析细目,中日间最显着的的差别是中国偏重债券投资,其中资产支撑证券(ABS)高达2060亿美元,是日本的两倍。这类证券即包括曾有AAA评级,而後来出现问题的次级房贷款证券,也包含被指为次贷後可能落下的另一只鞋子的汽车贷款支撑证券和信用卡债支撑证券。可谓目前正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投资品种。
  
  2006年到2007年,是次贷从端倪初现到成为焦点的一年,报告分析,日本对美国债券的持有只小幅上升8%,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二名中国增幅高达32%。
  
  2004年格林斯潘首次向国会预警称,“和其他金融机构不同,房贷美和房利美没有有效风险控制,却不断扩大的业务规模,潜藏很大风险。” 而从该报告看,从2004年到2007年,中国对美国证券的持有从3410亿美元三翻至9220亿美元。如今又作为房贷美和房利美最大的海外债权人走上台前。无论是次贷问题及其连锁骨牌效应已广泛进入分析家的视野,还是格老已对今日危机作过提示。应该思考的是,如今,拥有全球最大外汇储备的中国,在积极进行的高增幅和大规模在美证券投资的同时,有没有相应的信息收集、风险评估和预警系统,有没有定期的因应和投资调整机制呢?
  
  这大约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与美国政府机构同舟共济,共同等待市场的裁决。当美国的信息可以公开查阅时,中国人民作为纳税人是否可以要求政府海外投资的透明度?在全球化的今天,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时,请不要再用国家机密来开拓政府运作的空间。答案我们不得而知,而这3,760亿美元的命运,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6-24 09:46:19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37 从承认我们的错误和无知开始

从承认我们的错误和无知开始 1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何帆

June. 24, 2010

hefancass@gmail.com

    金融危机、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这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三个重大的挑战,也是管清友博士的这本新书的主题。

    2006 年年底,在美国南部的一些阳光明媚的地方,房地产价格就已经出现了下跌。那时候,我们以为这不过是美国局部地区的房地产危机。但是,我们错了。2007 年年初,专门发放房地产贷款,尤其是次级贷款的一些金融机构纷纷倒台。那时候,我们以为这是盲目的给信用等级较差的次级贷款者发放贷款,造成了次级贷款危机。但是,我们错了。2007 年8 月,欧美各国的央行联手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准确无误的判断,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到来了。那时候,我们认为,这不过是美国的危机,风暴的中心距离中国还远着呢。但是,我们错了。

    2008 年9 月7 日,美国政府宣布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9 月15 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9 月16 日,美联储授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 提供紧急贷款。金融市场急剧恶化,一场金融危机突然演变为经济危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迷瞪过来,金融海啸就已经登陆中国。2008 月第四季度,中国经济急转直下。中国的企业家也开始惊恐起来,好像灯突然被拉灭了,大家都感到前途一片黑暗。可是,我们错了。2008 年年底到2009 年年初,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反弹,但是,大部分人都仍然不敢相信乐观,结果,我们又错了。2009 年年中,经济反弹已是板上钉钉,中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于是,我们以为,那场似乎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中国经济虚惊一场,而且浴火重生。这一次,我们会不会再错呢?

    中国连续30 多年的高速增长,再加上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比如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结果,能源安全的问题开始逐渐凸显。20 世纪90 年代,当中国的经济学家讨论宏观经济的时候,世界市场上的能源价格还是一个几乎无关紧要的因素,我们错了。在短短几年之后,中国因素就已经成了全球能源市场,以及初级商品市场上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2008 年,全球石油价格一路飙升,到7 月份的时候已经飙升到147 美元一桶的历史峰值,那时候,我们相信油价很可能还会涨到150 美元,甚至200 美元一桶,很多企业加紧囤油,在期货市场上做多石油,结果,我们错了。油价从147 美元,暴跌至35 美元一桶。我们感觉到抄底的时候到了,中国的企业开始大量到海外买油田,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这一次,我们会不会再错呢?和油价类似,中国在几乎所有的原材料和初级商品市场上都处于被动局面。

     2008 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铁矿石的价格急剧下跌,中国的钢铁企业,纷纷违约。2009 年年初,主持钢铁价格谈判的中钢协,坚持认为中国的钢铁产量受到巨大冲击,对铁矿石的需求会减少,因此要求铁矿石的价格下降40%,但是,2009 年全球粗钢产量下降了21.5%,中国的粗钢产量却增长了13.5%。我们的预测错得离谱。于是,中国进口的越多,铁矿石的价格就越涨。以后,我们还会一错再错下去吗?

    20 世纪70 年代,全球气候变冷一度成为主流,但是,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人人都开始讨论全球变暖。20 世纪70 年代“能源危机”的时候,美国核能政策委员会和福特基金会提供了两份重要的报告,分析未来的能源和环境问题,但在第一份长达400 多页的报告中,只有两页谈到了二氧化碳,在第二份长达600 多页的报告中,只有十处提到了二氧化碳。如今,突然之间,人人都在谈论二氧化碳、低碳。我们会不会还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呢?过去,我们不知道洋流在热的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也不知道云能反射进入的辐射和吸收逸出的辐射,现在,还有多少重要的东西我们仍然不知道呢?

    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也是经济学家们犯错误的记录。能源安全的迷雾,使得我们看不到未来的方向。气候变化问题的争议,表明我们惊人的无知。这三个问题,都反映出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经济学家以为能够预测出金融危机,其实他们不能。市场上的投资者是非理性的。他们一会儿是恐惧的羊群,一会儿是贪婪的狼群。无论是羊群效应还是狼群效应,都会导致市场的急剧波动。市场上的风险是难以完全隔绝的。次级贷款的风险会影响到优质贷款的风险。雷曼兄弟破产,会影响到货币市场上的流动性突然干涸。希腊和葡萄牙的主权信用被调低,持有其公债的欧美银行都会遭遇资产缩水。纽约的一只蝴蝶忽闪翅膀,引起的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风暴。

    经济学家以为市场机制就能解决能源安全,其实他们不懂。化石能源和新能源之间相互纠结:一旦化石能源价格上涨,新能源的投资就会变得有利可图,但是,一旦新能源实现了商业化,化石能源出现了替代品,其价格就会一落千丈。化石能源的投资者预期到这一点,就不会增加投资,但对化石能源的投资不足,就会导致其价格暴涨。和能源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缘政治问题、石油管道运输、石油海上运输问题,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又什么答案能够提供呢?一旦石油的产量从上山,翻过了所谓的峰值,变成了下山,下山的路会和上山的路一样吗?

    经济学家以为按照他们设计的方案去做,就能改变全球变暖的厄运,其实也自己都说服不了。全球变暖问题的实质是全球的气候系统变得日益紊乱。当一个复杂系统变得不稳定的时候,我们能够指望用一个目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就恢复整个系统的平衡吗?难道全球气候系统是一架机器,按一个按钮,就能启动自动的程序?按照现有的国际谈判,各国不是对各自的行为作出承诺,而是对结果作出承诺,但这些结果只能在数十年后才能加以度量。这种承诺是可以置信的吗?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让我告诉你们,我和本书的作者,我的师弟管清友博士,都是属于这群经济学家的。我们提出的问题,自己也不知道答案。金融危机真的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吗?不知道。石油价格会再次涨到147 美元甚至更高吗?有可能,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会是什么时候。全球气候变暖之后,上海会成为海下的世界吗?不知道。电影《后天》里面的场景会出现吗,什么时候会出现呢?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自己不知道。管清友博士在过去数年,孜孜不倦的研究金融危机、能源政策和气候变化,他是老老实实从零开始的。他如今奉献给大家的这本书,与其说是老师提供的标准答案,不如说是一个小学生认认真真做的家庭作业。对真理的追求,要从承认我们的错误和无知开始。据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说过,她学习经济学是为了不上经济学家的当。各位读者朋友,你们阅读这本书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不上各式各样的专家们的当。

   1 此文系为管清友新书《后天离我们有多远》写的序言。该书即将由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

 

 


发件人:"韦一笑" <zwenhou@qq.com>  2010-06-28 16:13:2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转一篇袁剑先生的文章

超级熊市,我们准备好了吗?

袁剑

2010年6月

    说明:限于篇幅,南方周末只能刊发本文的一小部分,其中许多论证部分都被拿掉。在这里将文章的全文贴出来,或许能够提供更加清晰的逻辑。这篇文章的题目在半年前就写下来,此后一直在观察和思考 这个结论。坦率说,直到目前,我对自己的判断并不完全有把握。谢谢各位好朋友。

  2010年01月12日,中国央行“意外”调高准备金。第二天,沪深股市以大跌报收。

  绝大部分投资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下跌,而是确证了一个超级熊市的正式来临。它意味着,从上证指数达到6124点的2007年10月份算起,中国股票市场将进入一个长达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超级熊市周期。如果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某种启示的话,那么,日本1989年地产泡沫崩溃之后的股票市场,将是中国证券市场未来最有可能的历史镜像。在1989年年底到达38915 点巅峰之后 ,日本股票市场一直处于反复震荡,不断寻底的过程之中。然而,谁都不会料到,日本这一寻底之旅竟然长达20年之久,至今仍不知底在何方。对应于这一长期熊市的,则是日本经济深陷泥淖,一筹 莫展的经济低迷。

    对于日本经济这种几乎类似于植物人的现象,大多数论者将其归结为地产泡沫或者日元升值,这显然是对复杂历史的一种轻率的学术简化。以一种更加宿命的角度看来,所谓日本奇 迹在1989年之后所遭遇的“悲惨世界”,与其说是日本特殊的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倒不如说是一个经济体从成长到成熟过程中必然要承受的普遍命运。而其中蕴含的一个更加深刻的历史教益则是:一 个以外需为主的大型经济体在其转型并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将会遭遇多么令人生畏的挑战。不幸的是,无论是从还是从经济体从成长到成熟的一般命运,还是从中国高速增长本身的内部逻辑 看,2010年的种种迹象显示:今日中国与1989年的日本可能已经非常接近。换言之,在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到中低速增长并包含着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及政治 变革的新的转型时期。较之前面三十年的转型,这个转型的复杂与困难程度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泡沫式增长

  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现了自1994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事实上,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周期性通胀,而是中国延续了20余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无以为继的一个明确信号。这种以高投资、高消耗, 高外部依存、低权利、低福利为本质,以追求GDP速度为目标的发展方式,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在政治及社会等广泛领域造成了高昂的代价。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严重通胀,实际上彰显了这样 一个事实:这种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资源消耗以及成本压缩已经达到极限。此时,摆在中国面前的选择已经十分清晰:要么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改进增长质量并立即着手解决一系列棘手的政治及社会问 题;要么接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不可避免的硬着陆。这是2008年在中国发生的故事。然而,这个故事被一个规模更加宏大,更具有震撼性的故事抢走了眼球。2008年秋季肇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让 中国的困局变得异常模糊。外部需求的瞬间坍塌不仅神奇地浇灭了中国的通胀之火,也使中国模式自身的严重缺陷穿上了最好的防弹衣。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中 国模式的隐患所在,试图给经济降温并在温和的增长环境中实现转型。但突如其来的危机完全打乱了他们的议事日程,转型之路被迫中断,并迫使他们祭出最激进的反危机措施。虽然在整个反危机的 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强调结构调整,以免重蹈覆辙,但蛰伏于体制之中的GDP冲动,显然找到了最佳的宣泄时机。结果,信贷之火熊熊燃起,资产泡沫四处泛滥。在2009年,据说改革十分成功 的中国银行业,故态复萌,一年之内放出的贷款的竟然高达十万亿之谱,而其创造出的货币也达到199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高峰。

  在2009年年中,我曾经说明(参见《跑步进入泡沫经济》一文),在一个经济体逐渐成熟,原有增长路径受到阻碍的转型时期,要想维持原有的高速增长,泡沫经济是最为便宜的办法(生产率的提高 显然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增长速度的降低、实业利润的减少以及发财欲望的高涨,政府、企业以及居民都具有最强烈的制造泡沫的冲动。有史可鉴,几乎所有 的大型泡沫都暗合了这种历史背景。最为切近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及1980年代的日本地产泡沫。而2009年中国的经济表现则疑似这一黑色历史的又一个经典案例。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已经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泡沫经济的某个阶段。其突出的信号是,中国股市已经在2007年10月达到创纪录的6100点,这比2006年年初的1200点足足上升了5 倍有余。由于中国银行业与资本市场的有某种程度的防火墙缘故,在随后的股市崩溃中,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开始进入高位盘整并有逐渐 回落的趋势。及至危机爆发,由于信贷的快速扩张,中国股市开始从低位迅速反弹,而房地产市场则更是像注射了兴奋剂一般,从高位掀起了一轮极其狂热的价格博傻。由于房地产在地方政府GDP竞 赛以及地方政府融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可谓不遗余力。这使得中国房地产泡沫聚集速度较之其他经济体更为迅猛。与官方统计数据所呈现出的温和 与理性不同,在短短一年之中,中国所有重要城市房价实际上暴涨了一倍之多。无论是从房地产作为投资品必须满足的租售比指标以及作为消费品必须满足的房价收入比指标看,还是从房地产投机者 的亢奋情绪以及诸如空置率等其他指标看,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都已经达到相当危险的水平。一个与地产泡沫密切关联,但颇富中国特色的信贷泡沫,则是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制造的。保守的数据显 示,数以千计的地方融资平台去年一年的贷款总量为3.8万亿,不仅占到去年新增贷款的40%,贷款余额更比2008年年初暴增2倍多。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贷款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以价格已经高度泡沫 化的土地收入作为还款基础的。在全球都在迅速去杠杆化的2009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却以其特殊能力加倍杠杆化。这显然是泡沫侵入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一种中国形式。诸多专家在讨论中国房地产风 险的时候,大多以中国房地产投资居民部分的低杠杆率安抚我们,但如果考虑中国地方政府疯狂的高杠杆率,这种安抚就多少具有麻醉的意味了。也正是这些地方平台,相当程度上支持了去年的主要 投资,也支持了去年的经济增长,。

  一年多的信贷及货币扩张下来,中国M2/GDP在2009年年底达到创纪录的180%左右,这个数据远远超过美国的65%以及日本的110%。不管如何解读这一数据,但有一个事实恐怕十分明确:在当下,中国 经济领域内充斥着巨量躁动的货币,它不是转为强大的通胀压力就会变成可怕的资产泡沫。更糟糕的情形则可能是两者同时出现。

  很显然,2009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一片哀鸿中的独特而强劲的表现,绝大部分是依靠泡沫堆砌和支撑的。这与次贷危机以及日本1980年代日本地产泡沫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由于中国各级政 府对GDP在政治上的高度依赖因而对推动泡沫经济情有独钟,这个泡沫的潜在规模可能远远超过上述两个。

  它不仅不能说明中国确实具有某种特殊能力,反而更加清楚地凸显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脆弱性。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在这个时候,所谓中国模式却在全球受到了最隆重的膜拜。而正是凭着轻松 实现的高增长和这种廉价恭维所激起的幻觉,很多人不仅以为中国又回到2008年之前的黄金时代,甚至全球也进入了中国时代。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却悄悄地走入了泡沫经济的晚期。顺便需要 提到的是,普遍的乐观情绪从来就是泡沫经济的一种典型征兆。去年我曾经在一篇专栏文章的结尾(参见“跑步进入泡沫经济”)曾经设问:泡沫之后呢?看来现在是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

  本意是要维持适当经济增速的刺激政策,却将一个正要消退的资产泡沫瞬间撑到了极限,虽然并不是太意外,但却让中国经济管理者顿失腾挪空间。他们赢得了时间,但却可能已经丧失了空间。

2010,旧增长的终结

  在加入世贸之后的若干年中,中国度过了一段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时代。这种集体记忆被一群视野及立场都非常可疑的经济学家逐渐培育成了一种牢固的迷信:中国具有某种特殊的高速增长能力,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中,我们仍然可以不付代价或者付出很少代价来继续这个增长神话。反应在宏观经济管理思维中,这种迷信就变成了:我们仍然处于某种战略机遇期,只要我们小心翼翼的调控, 我们就能继续实现又快又好的增长,并且在快速增长中实现向好的增长的转型。在这里,一个没有明言但却非常清晰的优先秩序显然是:速度在前,质量在后。毫无疑问,中国政治及社会稳定对于速 度的高度依赖也迫使经济管理者选择这样先后秩序。早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最高管理者已经强烈意识到转型的急迫性,容易看到,对于这种转型,中国的最高管理者不仅是诚实的而且是认真的。 然而,对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的乐观估计,总是驱使他们绞尽脑汁去寻找一个在尽可能高的速度中转型的最佳时机。换言之,他们希望在不牺牲任何潜在增长速度的战术环境中实施战略转型。这 就导致了在宏观调控中,增长速度的阀门总是被开启到最大限度并以此作为条件去寻求好的平衡。然而,时移世易,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当今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可能低于甚至大大低于普遍的估计和 假设。在刺激政策实施了短短一年之后,中国就立即出现了强烈的通胀征兆和巨大的资产泡沫,便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已经下降的一个明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以过去的显然过于乐观的假设来进 行宏观调控,就可能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游戏。

  以一种更加谨慎和悲观的视角看来,从现在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环境已然发生了重大转折,所谓“战略机遇期”很有可能已经变成了战略挑战期。那种低通胀低泡沫、高增长的黄金时代或许永远不 会回到我们中间了。只要我们不是被疯狂意念占据了灵魂的赌徒,这种转折图景就清晰可辨。

  支持中国在前面一段时间中实现低通胀高增长的历史条件无非如下几端:由政治压制及人口红利共同作用下的低价格劳动力;由政府权力垄断所形成的低价格资源和环境;由全球市场扩张所带来的高 市场需求,由城市化以及大量基础设施所推动的高投资。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推动黄金增长组合的基本因素,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就在逐渐减弱。而这些因素消失和减弱的速度也往往出乎我们的意 料。回想一下投资者们的注意力是如何从低廉的中国制造一夜之间移到大宗产品市场的所谓中国价格的,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或许,从GDP 的构成观察有助于我们更清楚的看清这个格局。

  事实上,我的推测是,中国的资源消耗在2007年已经达到瓶颈状态。

  作为前一阶段推动中国高速增长主要因素的外部需求,一直被寄望甚殷。但在全球市场体系扩张势头逐渐减弱,尤其是作为主要外部市场的欧美市场深陷泥淖的时候,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够 维持某种稳定局面已属不错。如果真的以为金融危机不过是一场短期危机,外需将在危机之后迅速恢复,恐怕就过于天真了。实际上,2009年令人同情但显然具有赌博性质的刺激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就 是建立在这种一厢情愿的假设之上的。但结果相当令人失望,外需的恢复仍然遥遥无期。有必要清醒意识到的是,金融危机之后成熟经济体也同样处于重大而艰难的转型期,外需的疲软很可能是一个 长期现象。如果转型不顺利,失业问题所引起的政治压力增大,中国的外需甚至有可能恶化。当失业问题依然是民族国家内部的责任时,自由贸易的确存在某种难以克服的悖论。在日本1990年代遭遇 经济危机之时,最新一轮全球体系扩张也处于高涨时期,这对于出口导向的日本来说,多少算是找到了一个漂浮于危机之中的救生筏。而这一次,同样出口导向的中国,却遭遇了一个信息技术革命与 全球化双重红利逐渐消退的时代。

  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如果希望继续维持令人难以割舍的高增长,恐怕就只能寄望于内需因素。高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强大的支持因素。2009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反危机中成就“一枝 独秀”的奇观,正是由于中国政府重新拿出了这个传家宝。在去年,投资对中国GDP的贡献达到了令人讶异的90%的水平。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超高的投资率之所以得以维持,乃是因为在政府“合作 ”下,企业将大量成本外部化和社会化,从而形成了企业内部的超低成本,加上全球化红利所带来的市场需求,使得过度投资勉强满足了盈利的基本法则。但显见的是,在中国社会逐渐苏醒,全球市 场体系扩张受阻的时候,无论成本的削减还是市场的需求都对这种高投资率模式构成严峻的考验。在基础建设投资方面,虽然还有余地,但投资高峰恐已过去。在1990年代突然失速之后,日本用公共 财政滥建基础设施,以至于搞得很多机场门可罗雀,但仍然无法将日本的增长拔出泥潭。这提醒我们,对中国城市化可以大幅度提高增长速度的论调不能过于当真。至于那些真以为政府一支持,就能 搞出一个革命性的新兴产业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想法,可能就更接近买彩票中大奖了。

  如此,在构成gdp的三驾马车中就只剩下消费可以依恃。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普遍的印象:中国存在严重的消费不足,因此,只要更大规模的启动消费就可确保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然而,这很 有可能是消费率过低所引起的一种错觉。真实的情况也许是,消费率过低并不是消费本身太低,而是投资率太高的缘故。投资率降下来,消费率就自然升高。这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经验和 数据都告诉我们,中国的消费一直相当稳定的增长。在一个奢侈品消费已然全球第二,在年轻人疯狂购买远远超过他们收入水平的住房的地方,说消费不足,与我们的日常经验严重背离。希望以政策 刺激以带动消费爆发性增长,从而填补投资和外需的空白,恐怕过于夸张了。在中国,消费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急剧扩大贫富差距。但这并不是短期可以轻易改变的现状。

  以上种种莫不强烈提示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到中低速增长的转折时期。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硬要将经济增长速度拔高到以前的水平,就必然以泡沫和经济体系的严重混乱为代价。宏 观调控不能变魔术,不能从无变到有,它只能在经济潜在增长能力的范围内起作用。大大超越这种潜在能力所实施的政策刺激,与大量服用激素何异?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出现的超级信贷泡沫,正是 由于过高估计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并因此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目标所引致的。就给定的约束条件而论,中国的经济管理者们已经在战术上做到最好。但最好的战术如果是建立在错误的战略 假设上,那结果同样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说在金融危机之初,速度的急剧下滑是中国经济最为迫近的风险的话,那么现在,两种风险与我们都同样接近。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急速下滑的风险,另一 方面则是通胀上升及泡沫即刻破裂的风险。这大概就是温家宝所说的宏观调控两难困境的真实底蕴所在。就在当下,各类媒体上还充斥着所谓“二次探底”的看上去颇为“专业”的言论,似乎中国经 济真正复苏过一样。事实是,中国经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重症监护室。一个依靠高强度货币强心针维持着的经济体,何来真正的走出危机呢?一旦拿掉强心针病人究竟是死是活,恐怕谁都不敢赌这一 把。危机其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其实真正需要担忧可能不是经济的所谓短期的二次探底,而是经济增长的长期下降趋势。棘手的是,在病人生死不明的情况下,高强度货币激素所吹出的泡沫和 通胀并发症都已尾随而至。如果不紧货币,不仅泡沫会越吹越大,通胀也可能很快成为脱缰野马。2010年三、四月份的数据已经清楚的显示了这种趋势。显然,这不是现行政治及脆弱的社会体系能够 承受的。但如果紧货币,则泡沫可能立即破裂,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增长也可能突然失速。这种后果也同样是政治上不能承受的。吊诡之处在于,这种迹象在最近几个月的数据同样有所反映。在货币增 速以及信贷仍然处于相当高的增长速度时,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滑落态势,很可能证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已经骤然下滑。对于传统宏观管理智慧而言,这的确有点疑难杂症的味道。有论者根据 通胀上升迹象判定,当下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过热迹象。但种种迹象显示,在产能仍然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当前的通胀并不是需求引起的,而更有可能是成本的刚性上升推动的。而其中诸多成本( 比如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等等)的上升都是长期趋势。需要提到的是,房地产泡沫在城市化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大幅提高了城市新移民的长期预期成本,这本质上是一种去城市化。在产能大量过剩 的情况下,中国出现通胀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主要基础资源已经达到国内瓶颈。比如铁矿石、原油等基础原材料的需要大量进口,但其定价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正是2007年出现的情况。在上 一轮上升周期中,经济增长了多年之后方才出现通胀,而在这一轮,仅仅一年就出现了明显的通胀苗头。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判断。在去年,我曾经对中国经济作出三种可能假设(参见: “为中国的未来做好准备”)。现在看来,我们似乎挑到了最差的那一签。而成本长期上升趋势的开始则幽灵一样翩然而至。

  在今天的中国,放眼望去,两边都是政治悬崖。于是,维持现状呆着不动就变成了最好的宏观决策。这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中国宏观调控如果不是完全失去腾挪余地的话,空间也已相当逼仄。中国 的宏观经济政策从2007年初开始从紧,到2008年年底突然大幅放松,再到2010年年初重新从紧,宏观调控方向的高频反复说明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越来越难以驾驭,宏观调控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到 现在,它可能终于要停止摆动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将2010年年初调整准备经当做长期熊市开端的原因所在。没有猜错的话,在今后一段时间中,中国的宏观调控将处于动辄得咎的狼狈处境。或者换句 话说,对于现行政治机器得以有效运转的最低经济增长速度,宏观调控可能已经无能为力。而在这背后,隐含着的一个更加深刻的历史困局则是:中国过去三十年赖以高速增长并勉力维持着社会平衡 的体制潜力已经被消耗殆尽。或者,它宣布了这样一种中国式治理模式——用经济增长代替政治及社会变革,正在走向终结。在2010年的春夏之交,中国的领导者的确正在逼近一次极其痛苦的历史选 择。

  中国管理当局拔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本意,是希望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好的财富基础并为这种解决赢得更多的时间。这种逻辑相当容易理解也相当值得同情。然而,同样容易理解的是, 经济增长并不能取代政治解决方案。解铃还需系铃人,政治的问题最终还必须有政治的解决方案。而在当下中国,这种战略中隐藏着的一个最为深刻的悖论乃是: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 式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不惜一切追求速度)本身就是制造政治及社会问题的渊薮。既如此,与其拔高增长速度引发经济混乱,不如坦然承认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降这一现实,在更加客观的基 础上调控经济并辅之以最低限度的政治及社会解决方案。这可能是打破当下宏观调控两难困境的唯一办法。或许,这反而能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加和谐的环境。窃以为 ,中国的政治家甚至应该以最坏的经济情境作为执政假设。较之于如何宏观调控等等技术问题,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具有战略性的问题。在历史的转折处,如果政治家还像技术官僚一样着眼于短期和技 术思维,甚至成为这个专家那个专家的木偶,则可能雾失楼台,铸成大错。无论作为中国奇迹的招牌还是作为政府控制能力的关键来源,承认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都是相当令人尴尬和痛苦的。而主动戳破泡沫直面更低的经济增长,更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但这总比再次放松货币政策导致更加难以收拾的局面好。有必要特别提醒一部分加大刺激论者的是:美国人可以滥发货币,那是因为美元 引起的通胀可由全球分摊,但中国这样做,其后果就只能由中国人独自承受——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但无论是继续从紧,还是重新放松,抑或如当前这样维持现状,我都倾向于认为:一场大型的且 症候复杂的经济调整已经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以此为开端,在高速奔跑了30多年之后,中国将进入又一个极其艰难和痛苦的转型时期。也因为这种基本面背景,中国资本市场也将进入一个超级熊市。

即将降临的超级熊市

  如果我们将2010年作为中国转型元年,那么在这一年,我们第一个将要遭遇的重大经济事件就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崩溃。

  到今天为止,大概只有很少人认为中国房地产不存在严重的泡沫。分歧仅在于:这个泡沫究竟是以软着陆的方式逐渐被消化,还是以剧烈的方式破裂。前一种可能,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 中国的经济必须像过去那样保持高速增长。这大概是中国房地产的死多头们(他们大多是中国特殊论者)借以自我安慰的唯一可靠的逻辑。但诚如前述,中国经济不仅很难重现黄金时光,而且极可能 遭遇长期的中低速增长时期,其间出现大型衰退的风险也不是小数。而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升幅度,非但大幅超越当下的经济增长速度,更远远超越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预期。如是,中国目前 这个超级地产泡沫如欲平稳收场,大概就只能依靠怪力乱神的帮忙了。在迄今为止的金融史中,对大型泡沫的悲惨结局心存侥幸者,几乎从来就没有如愿以偿。于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后一种可怖前 景就变得愈发清晰起来。鉴于这个泡沫延续的时间已经如此之长,规模已如此之大,我们相信,这个泡沫实际上已经处于极端脆弱的状态,任何轻微的刺激就会导致破裂。不管是货币政策哪怕稍微的 收紧,还是一小撮机敏的投机者的率先抛售都可能导致这个死亡螺旋的启动。一如气球被吹到极致接近破裂的那一刻。除了那些对金融市场波动缺乏基本教训的人(可惜的是,中国房地产投机人群中 充斥着这种鲁莽的博傻者),任何熟练的投资者都会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09年的疯狂拉升感到恐惧。一般而言,这是一个价格上升周期的末端信号,也是价格操纵者宰割羊群的饕餮季节。所谓欲让 其死亡,必先让其疯狂。疯狂者的行动逻辑如此简明而又无可辩驳:明天会有更高的价格。

  而更加强烈的信号则来自于我周围那些持有大量房产的朋友们。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在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之后,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波动。凭借非常有限的投资经验,他们以为房价在盘整 之后,仍然会像过去一样持续上扬。在其中,参杂着这样一个赌注:从以往中国经济管理者在房地产调控中屡屡表现出的投鼠忌器,他们打赌管理当局会再次放松货币政策。不过在我看来,在目前极 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再度实施货币刺激,导致的经济混乱与通胀压力将是巨大的。这无异于政治自杀。因此,除非中国经济管理当局一味蛮干,否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再度放松货币政策的 概率几乎为零。中国的房地产参与者经历了一个牛市,也仅仅经历过一个牛市。这种痛快的财富增值经验是如此片面而又偏执,以至于更像是受到了一种幼稚信念的麻醉。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的现象 是,泡沫的崩溃总是在大多数投资者处于这种精神麻醉中悄然开始的。当我们做着去天堂的梦的时候,却跑在去地狱的路上。

  诸多信号让我们确信: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在2010年春天见顶,而其正式开始破裂的时间应该就在2010年的某一天。2010年的春天对于房地产投机者而言,可能是一个极其美妙的季节,但这一年的终 局却可能成为埋葬他们梦想的一个巨大坟场。接下来我们唯一要谛听的就是,泡沫最终破裂的那一声凄厉的巨响。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对中国银行业,城市居民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占有重要地位的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将构成沉重打击。从中国各类银行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补充资本的迹象来看,他们似乎对此 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过,这种打击可能远远不是目前静态的所谓压力测试所描述的那么乐观。不必讳言房地产泡沫崩溃对经济下行带来的沉重压力。作为旧式增长方式的一个标志性行业,房地产 一直是中国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而其之所以被称之为“旧式”,乃是因为其中充斥着低效率,隐含了太多的剥夺,带来了太多的社会分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这个行业才产生了那么令人羞 愧的巨富——一种典型的中国特产。一言以蔽之,目下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对市场经济财富价值观的嘲笑和扭曲,对社会带来的整体贡献远远小于他们对社会的破坏。这样一个负效率行业成为中国经 济的所谓支柱行业,简直就是中国的国耻。通过紧缩、萧条乃至对房地产巨富征收惩罚性税收,以清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重新塑造其健康基础,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面相。从某种 意义上说,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之时,就是中国经济新一轮转型开始之日。泡沫可能加深困境,而更大的困境则可能加速转型。只有在这样一个积极乐观的辩证法中,已经沦为害群之马的中国房地产 行业才具有稍许正面意义。

  作为中国一系列资产和借贷的评估挂钩源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对公司及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破坏将是广泛而深刻的。而重新修复这些资产负债表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很多公司来说,这干脆 就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在中国新的转型时期的第一个艰难使命,就是消化和吸收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后遗症。无疑,这也将延长中国这一次转型的时间并放大其困境。出于这个理由,我们确信,房 地产泡沫将是把中国资本市场打入熊市的关键推手之一,同时,它也奠定了这个熊市之所以为熊市的一个重要基本面背景。

  在新一轮转型时期的另外一个长期趋势,也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基本面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成本的不断上升趋势。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中国各级政府极端畸形的亲商主义增长战略,大量成本从企业当然也从政府内部转移到了中国社会。比如,环保成本、比如对劳动力价格的政治压制、比如通过土地征收对农 民及城市居民的剥夺,比如通过低利率向大型国企输送利益所造成的对储户的剥削,比如通过各种财政优惠及退税所导致的公共福利的降低,凡此种种,都使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及外资企业, 向中国社会转嫁了大量成本。这也是造成居民收入在GDP中份额日趋降低,而政府及企业收入份额节节攀升的一个关键原因。这种转移成本从而获得利润的方式极大地鼓励了企业和政府的盲目投资, 成为传统增长模式高投资,高增长循环得以维持的一个中国式条件。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个时代正在成为过去。近几个月在中国沿海频繁发生的有组织罢工(这在中国这个事实上不允许罢工的地方是 相当罕见的),表明中国社会不但已经苏醒,而且开始反制(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将劳动力价格上升完全归结为所谓劳动力短缺简单的供需逻辑)。将偷偷和强制转移出的成本,重新放回应该放的 地方,不惟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首要内容,更是转变经济增长的题中应有之意。如果其他转型目标多少还有些模糊不清的话,那么这一点则在现在就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转型时期,企 业成本的长期上升以及在某些阶段的大幅上升,将是可以预见的。中国企业过往损益表中那些不真实的利润将被清除。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不断成熟及全球市场扩张势头的减弱,都将导致需求的疲 软。两相夹击之下,企业利润的减少以及公司的频繁破产都将成为普遍现象。这种趋势,数量不断扩张的中国上市公司当然不会置身其外。要言之,在调整收入分配已然成为新转型时期的时代主题的 时候,作为上一个增长阶段主要受益者的中国企业将被迫让利,以前被列入企业利润的相当一部分将会更多的流向劳动者,流向社会,并作为维护基本社会和谐的成本。有鉴于此,在2500点惊呼股市 已达历史估值底部的分析师们,实在应该被划分为可爱的纯粹经验主义者。

  显然,在未来一个时期,影响中国股票市场估值的因素并不止于成本上升一端。一如前述,新的转型时期,是中国经济日益成熟的一个时期。所谓成熟,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增长速度的显着降低。无法 对这个速度的具体区间作出估计,但它应该显着低于前面三十年GDP平均9.8%的增速。这对那些体量已经足够大动不动市值就名列世界前茅的大型中国公司来说,尤其是一个噩耗。如钢铁、地产、石 油化工、以及主要为这些企业服务的国有银行等旧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代表性行业,将逐渐失去增长动力。易言之,对于这些公司来说,高成长将成为如烟往事。在未来十年,如果经常听到这类公 司增长速度突然大幅降低甚至亏损的消息,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而作为产能清除的主要对象,我认为相当数量的公司可能惨遭淘汰。那些今天还在为中国蓝筹公司的低估值百思不得其解的人们,很 快就会明白:人们为什么不会为这些巨型的僵尸公司买单。道理异常简单,今天10倍的pe,当明天股价下降一倍时,其pe可能还是10倍。就我们的视野所及,中国相当大一部分上市属于此类。这意味 着,中国股票市场股价不断向下调整的压力将非常沉重。黄金十年的戏剧刚刚开场,却已戛然而止。投资者唯一可以寄予希望的,是那些行业发育尚不充分,或者真正赌对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抑或 确实凝聚了超人智慧的公司。只有这些公司才能突破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限制,而获得大幅成长的机会。但在我看来,这些公司少得可怜,因而也很难支撑中国股票市场的整体表现。人们有必要记住 ,在增长速度显着降低的时候,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将非常剧烈。一批公司的消失,会是这个熊市剧本的主要剧情之一。

  社会和政治环境因素由于太过复杂无法被纳入分析框架,因而经常被分析家排除在外,不予考虑。但嘲讽的是,社会和政治环境经常是影响市场中长期趋势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社会及 政治都处于转型中的国家而言,情况则更是如此。以官方论述,中国下一个阶段转型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很清楚,这不过是一个更复杂过程的委婉表达。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极 端扭曲,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一个最为原始的逻辑起点是: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极度失衡。无论是劳动力的低工资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还是高投资问题、公共产品的严重匮乏问题,贫富严重 分化问题,都可以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找到很好的解释。在这样一种博弈中,政府越是要追求增长的速度,权力对权利的压制就越是必要,就越是深重。原因无他,就是要保持经济增长中的最低成本。 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为了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权利的弹簧实际上已经被压缩到极致。所以,在新一轮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义乃是重新恢复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基本平衡。舍此,无 以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中逻辑非常清楚:只有在权利与权利博弈基本平衡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增长才是好的经济增长,才是绝大多数人能够福利改进的经济增长。也只有在这样基础上实现的经济 增长方式才是可持续的。在这个意义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不是一个宏观问题,而是一个微观问题,是草根者的公民权利的落实问题。

    然而,权力与权利博弈从来就不是平静的,有时甚至是相当 激烈的。从一种更加宏大的历史视域观察,权利与权力不断激烈博弈直至恢复平衡,达到社会和谐的过程,正是中国政治及社会体制的重造过程。其艰难、复杂、惊险的程度可想而知。几乎可以肯定 ,这个过程将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过程相互叠加,这就可能激发出一连串难以预料的链式反应,并开启风险或者历史的其他可能性之门。毫无疑问,在下一个转型阶段,作为中国资本市场一个重要 基本面的社会及政治环境背景,极可能具有高度不稳定及低能见度的基本特征。由此而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及经济波动,将可能更为频繁。这一点,与1990年代的日本相比非常不同。日本在经济 下滑以及泡沫破裂时,社会贫富差距极小,政治体系也具备足够弹性以吸纳各种冲击。而今天的中国与当时的日本恰成两极。显而易见,中国资本市场的这一长期调整将处于更加动荡的社会与政治背 景之中。尤其需要提到的是,中国这一轮转型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型几乎同步开始的。次贷危机之后,无论是更多自由的美国资本主义还是更多福利的欧洲资本主义实际上都遭遇了重大挑战,这种 挑战不是那种成长之中的烦恼,而是那种逐渐衰老的危机。这种危机在全球体系中所激发出的各种冲突离我们并不遥远。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前景将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出来。对中国而言,更为麻烦的 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挫折所带来的价值体系的空前混乱。在经历了三十年的“以美为师”模仿阶段之后,突然之间,老师也变得令人生疑起来。很清楚,中国的出路只有在自己的困境中独自寻找, 或许,这才是所谓中国模式真正开始孕育之时。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之中,有关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各种观念的冲突与辩论将会相当炽烈。具体到中国资本市场,现在看上去确定无疑的功能定位 都可能成为争吵的话题。所谓转型风险所导致的基本面不确定,莫此为甚。

  及于此,从前被奉为经典的买入持有策略很有可能成为引发投资悲剧的陷阱,而那些适应了新一轮转型背景更加另加灵活的投资策略则将成为赢家。如果从100点到6000点反映了中国经济在前面三十 年由于市场化所带来的高速增长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十年,新一轮转型周期带给中国资本市场的,将是一幅反复挣扎的新图景。就其时间之长,动荡之频,突围之难,恐怕只能以超级熊市概括。当 一众股市宣传家还在鼓噪6000点甚至8000点的时候,6000点已然成为旧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墓碑,凋零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渐行渐远。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0-06-22 13:51:02 +0800 收件人: <socialenterprisecn@googlegroups.com>,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GLOBAL信息简报115期

中国工人涨薪的重要意义

综合

2010-06-21

    变化是在一周内突然发生的。6月7日,富士康再度宣布加薪计划:通过三个月考核的一线作业员,月基本工资可达到2000元。仅在五天前,6月2日,富士康宣布,从6月1日开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一线作业员标准薪酬无条件提高到1200元。一次性加薪幅度超过33%。

  这是6月9日的上午。细雨中,马路对面的富士康普工招聘点铁闸紧闭,门口稀落地站着二三十个默默等待的年轻男女。其中一位,是从附近的三强电子工厂赶来的女工。她告诉本刊记者,她就是为近乎“夸张”的2000元工资而来。 “做的工作都是一样的,我在那边只能拿900块,就想辞工过来试试。” 但招聘点的“温馨提示”告诉她,富士康从5月29日开始暂停招聘普工。

  事实上,自2004年原劳动保障部发出最低工资规定的21号令以来,员工薪酬的硬性指标已经在持续提高。今年6月8日,深圳市将当地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1100元每月,并实现了特区内外标准的统一。而一个月前,广东省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首次突破了千元大关。

合理定价

  6月7日,又到了富士康员工领工资的时间。来自广西的富士康员工罗军对本刊记者说,以往这个时候,很多人会领钱,然后离开,这个月却有些特别。在底薪加到1200元后,工人加班费也按相应的涨幅上浮。在6月之前,平日加班费是每小时7.8元,周末则为10元。涨薪后,这两个数字分别提高到10.6元和13.6元。

  被调整的不仅仅是工人的钱包。坠楼事件发生后,富士康着手整顿作息制度,要求保证每个工人每周休息一天,并将过往的“三班倒”工作制,调整为“两班倒”,即白班、夜班各12小时。除去8个小时的标准工时,每班中间有两个小时休息吃饭,另外两个小时则算加班。

  这种更规律的“自动加班”的安排,比八小时“三班倒”更受欢迎。员工在每天正常上班的基础上,加上一天周末的班,便达到加班80小时的上限。按上述薪酬调整,每月收入可以比之前多出约600元。

  不难预见,如果2000元底薪成为现实,同等强度下,一线作业员的月收入可以轻易接近3600元,与2009年深圳全市职工平均工资3893元相去不远。

  在过往,像富士康这样位于深圳关外的制造工厂,以外来劳工为主的一线工人的工资,大多压着最低工资标准线,与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相差巨大。以2008年数据为例,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与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率为27.61%。

  其实,珠三角加工企业的加薪风潮,早在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即拉开大幕。至2010年5月1日的最新一次调整,广东省最低工资的四类城市标准,均比2008年调整前增长超过30%。不过,自上而下的“指导价”,仍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尤其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冲击下,处于困境的珠三角企业更想方设法在满足最低工资标准上做手脚。

  长期调研珠三角和长三角工厂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对本刊记者说,他在调研企业中发现,有90%的工厂,不论大小,都在给劳动部门和客户提供虚假人工成本文件。“工资总数目不假,假的是工作时间。他们把加班工资也算到给客户看的基本工资之中,而把工作时长改为8小时左右。”刘开明说,一般的工人底薪加上加班费后,都在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之上,作假之后,每年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来说就意义不大了,“他们不需要调整就已经超过了最低工资标准。”

  这种做法将本应是刚性的工资上涨“悄悄抹去了”。企业利润增长,外来劳工收益却不见增加,他们和当地城镇在岗工人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珠三角的劳资纠纷时有发生。

  刘开明在2010年2月发表的论文中披露,2008年,深圳劳资争议案件达到52140宗,占全国总数的7.45%。拖欠工资、超时加班和不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成为劳资纠纷的焦点,其中99%的劳资争议案件的当事人是外来工。

    6月6日,台湾美律实业在深圳的电子零部件生产工厂也发生持续两小时的停工,最终以工人基本工资上调16.7%,即从每月人民币900元提高到人民币1050元收场。两天后,深圳市11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出炉。罗军告诉记者,不仅富士康,深圳龙华不少电子工厂均早于此调薪,底薪多在1150元左右。

  在富士康普工招聘点,一则康佳(深圳)电子有限公司的招聘广告印证了他的说法:招聘提出的普工底薪为1180元,平时加班8.31元/小时,周六日加班11.23元/小时,法定假日加班16.37元/小时,且提供吃住。

企业的苦衷

  富士康的回旋余地比起其他同类企业要大得多,对于珠三角大多数企业来说,它们只能面临两难境地

  珠江三角洲因为拥有对外开放的政策优势、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以及同文同种的文化优势,成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产业转移的首选区域。大批企业以“三来一补”方式在珠三角开设工厂,与香港、澳门形成紧密合作的“前店后厂”发展模式,使这里成为中国的第一个“世界工厂”。

  珠三角是中国最早接纳外来工的地区,也是中国最大的外来工聚集地。2006年珠江三角洲的外来工总计高达5000万人,其中跨省外来工4000万人,省内外来工1000万人。有关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在1986年-2008年的22年间,至少有超过3亿外来工曾经或正在珠江三角洲的各种企业打工。

  庞大的外来工群体,赋予了珠三角“世界工厂”近30年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纵深发展,尤其在金融危机后,珠三角的政策和机制优势已不明显,更因过度依赖出口而陷入困顿,大批外来劳工返回家乡。

  2009年夏末以来,因经济回暖使出口型企业订单陆续增加,久违的“招工难”乃至“民工荒”骤然显现。与此同时,珠三角企业涨薪压力持续累积,终至此时爆发。

应对措施

  不愿被挤垮的企业,不得不开始着手考虑“新战略”。一是转换自动化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对人力的依赖。一家外资企业的管理层人士表示,如果员工进一步流失,企业所能采取的方式,就是用机器来代替人工。此种自动化的趋势,其实已有显现。

  发改委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介绍说,在东莞,现在的人口规模已经从原来的75万下降到了60万,虎门的人口规模也从原来的100万下降到现在的六七十万。城镇居住人口的下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些地区的产业更替。“当他们用更新的技术替代大用工量时,这些地区的人口需求也会下降。” 不过,刘开明告诉本刊记者,对于制衣、制鞋这种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人工几乎无法替代。更重要的是,现在珠三角很多制衣和制鞋企业,生产率已经几近极限,提升的空间非常狭小。降低人力成本的惟一做法,只能是裁员,以及收缩规模。

  二是转移工厂。但这是一笔复杂的账。钜同电子厂副总经理庄立说,他们曾去过国内的江西、广西,国外去过越南、印度考察过,结果都觉得不合适。“你转,原料供应商不见得可以配合。”

劳动力升级应同步产业升级

    给工人合理涨薪,不仅不会撼动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还将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与急于摆脱成本压力的众多企业主不同,刘开明对大幅涨薪拍手叫好。他说,珠三角制造业在过去20年,一直都靠剥夺工人来获得财富,工人该得到相对合理的补偿了。

    刘开明认为,“普工达到2000块一个月,是比较合理的水平。熟练工应该拿到3000块以上,跟白领一样。” 这反映了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蓝领严重短缺,而白领严重过剩。 “蓝领劳动力市场的萎缩本身,逼迫着企业继续给他们增加工资,与白领的收入差距将减小。”刘开明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也指出,给工人合理涨薪,“不仅不会撼动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还将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人保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室主任张丽宾表示,企业出于资本的逐利本性,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给职工加工资。另一方面,企业的生存环境不佳,当前的产业结构使其不得不依靠廉价劳动力来生存。最终发展的结果,就是那些实力弱、低层次的企业被慢慢地淘汰。而谋求长远发展的企业,不仅会从人力资源战略上考虑,以高工资、高福利及更好的发展前途来吸引员工,同时会增加技术、资本投入,改变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另一方面,这些正推动涨薪潮的工人,也需要为产业升级做好自我升级的准备。由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发布的《2010年第一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全国范围内,各技术等级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劳动力需求明显大于供给。其中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工程师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达到了2.14、2.02和2。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学者王美艳表示,尽管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水平较他们的父辈有所提高,但其技能水平并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对本刊记者强调,产业升级的同时,劳动力的升级是必然的。

  “亚洲四小龙”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刘开明指出,这些国家和地区同样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同时也积极投资工人教育,并为劳动力从农村向工业和城市转移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普通劳动者没有社会出身的歧视和制度障碍,能够通过参加经济活动,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有剩余收入来投资自身或子女教育,从而提升了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创新能力。

  在珠三角,在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划时代转型中,政府仍需扮演重要角色。能否进一步赋权给劳动者,能否让利于民于企业,能否进一步革除对外来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决定着中国世界工厂未来的发展之路。有此一举,酝酿多时的珠三角产业转型,或可破局。

  (本刊记者 卢彦铮 郭惟地 刘卫 兰方 符燕艳 章涛 周琼 特派台北记者唐家婕对此文有贡献)

 

 

提升收入是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式

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燕生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袁钢明

2010年6月

     中国前几年就说要转型,但一直在推迟或拖延。如果还采取驼鸟政策,是不行的。

日本模式:提升收入促转型

    《国际先驱导报》:出现加薪潮是必然吗?

    张燕生: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个长期趋势,是市场调整,因为劳动力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充裕了。现在的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的也就1亿~1.5亿左右,这其中还包括很多难以转移出来的,再转移十年基本上就结束了。加薪只是刚开始。不仅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土地成本、环境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型、调整将不是企业、劳动者或政府的行为,是市场的行为,是包含市场发展客观规律的行为。发展的阶段变了,不管愿意不愿意,它都会发生的。

    《国际先驱导报》:也就是说,加薪潮意味着中国经济到了转型期?

     袁钢明:中国前几年就说要转型,但一直在推迟或拖延。如果还采取驼鸟政策,是不行的。我们现在经济的转型处于一个被迫的状态。

    《国际先驱导报》:有在高速发展中转型的先例吗?

    袁:日本学者常对我说,日本十年增长的过程就是普通百姓收入提高的过程。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在收入上升中实现成功转型的国家。他们是在压力下被迫提高工资和技术水平的。在日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十年高速增长前,工厂经常出现暴力事件,甚至有人(因低工资)砍杀老板。和我们现在一样,他们当时也担心如果收入提高过快的话,企业的成本也会提高过快。事实是,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后,在市场上造成家电热销,日本的经济当时就是靠家电热起来的;在生产方面,劳动力成本提高使企业放弃简单生产,必须提高制造业和耐久消费品的水平,这促成了公司成长。可以说,由于整个收入水平的提高,日本顺利实现了转型。

适应期就只有10年

    《国际先驱导报》:日本在1968年、中国在2008年人均GDP分别超过3000美元,中国是否面临着类似当年日本的时机?

    袁:如果按日本的模式,从60年代转型,直到80年末期,20多年就实现了头昏眼花、令人惊讶的变化。我们国家从现在开始,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非常关键。再过二十几年,可能国内和国外市场都饱和了,再进行高收入和高质量的转变就不好办了。

    张:中国的经济发展,前30年是一个阶段,未来30年是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阶段。前30年是两亿农民参与国际分工,用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这30年的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模式作了巨大贡献,但后30年已难以为继了,因为全球需求缩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且外资正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非制造业的外资比重上升很快,贸易顺差长期的趋势是下降的。我认为,我们的适应期只有10年。未来10年是从旧阶段到新阶段、旧企业到新企业、旧模式到新模式的过渡期。

    《国际先驱导报》:真有这么急迫么?

    张:调整要早而且要主动。调整晚了,会出现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中国出口竞争优势发生变化,及至中国寻求低成本的外资外移,成功的机会就小。

    袁:今后应通过收入来拉动增长。如果收入不增长,会出现社会畸形发展,一方面资本大量闲置,另一方面贫困阶层大量涌现,社会会出各种问题。

外资与中国经济转型

    1978年,中国迈出改革开放步伐,大量接受外资。2008年,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日本于1968年达到这一水平,经济进入剧烈的转型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外流,企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方向发展。

    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在1万美元上下,制造业的基础奠定。依日本、韩国经验,重化学工业发展饱和,钢铁、造船、石油化学等产业开始被淘汰或外迁。

    2030年,中国人均GDP可望达到2万美元,即韩国当前的发展水平,钢铁、化学和纺织等传统制造业总产值大幅下降,制造业中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加速。向外迁移产业包括汽车、电气机械、工作机械等。

    2050年前后,中国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时,将达到现今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占GDP的主要比重,除了新兴的信息、生物等产业,制造业主要集中于高附加值产品,实体经济产业大量外迁。

 

 

发件人:<13928889422@139.COM> 2010-06-24 23:02:4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尊敬的大军老师:您好!

    我是文革后期农村出生,既有现代经济的变革体会,也有过社会方方面面的切肤之痛。不管社会如何变迁,始终不失劳动人民本色。贵中心,民主科学的思想精神光芒四射,多年来我们一直是你的忠实读者。最近我们也同样在关注中国劳动群体的悲惨存在社会现实。南北各地的劳动者集体抗议和罢工事件也此起彼伏,令人欣慰的是,劳动贫苦大众在觉醒,失望之极的是,工会组织充当外资的走狗,中国的官方所有媒体也哑然失声!

    前期南海本田的罢工还有星星点点的声音,但发生在近日(6月21日)的广州丰田,南沙电装的罢工,国内所有的媒体都成了哑巴!!,反而海外媒体,包括丰田的母国日本,还倒是十分关注。中国正义的力量到底在那?我们的政府是在为谁服务?国家还有没有希望? 中国劳动群体的悲惨存在是否得在沉默中死亡? 无奈之下,卑微的一员,只有在贵中心表达愤概!但愿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魏延

广州电装停工72小时事件

经济观察网 2010-6-27

    罢工首日,电装(广州南沙)有限公司总经理、日本人中神章雄承诺“只要复工,加薪450元”。 中神章雄今年起接替掌管电装(广州南沙)。据员工反映,他的就任让电装的工资福利雪上加霜。 今年4月,在没有知会员工的情况下,电装(广州南沙)有限公司修改了考评制度。...

    路透东京6月23日电---丰田汽车(称,因一家广州零件供应商发生罢工,其在华的一家主要装配厂在周三白班继续停产。因供应商电装(广州南沙)有限公司工人罢工,丰田一家装配厂周二早晨停产。该装配厂年产36万辆汽车,生产凯美瑞和雅力士等型号汽车。

     日本电装南沙公司部分生产线复工 经济观察网 2010-6-24

     电装(中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申美花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受停工事件影响,电装(广州南沙)有限公司已经三天无法正常出货,但作为一家著名的汽车零部件配套供应商,电装一定会尽快尽早的解决这一事件,并把公司的影响和客户的损失降到最低。其还透露,日本总部已派高层前往广州,...

    丰田广州组装厂因电装罢工继续停产 路透中国 2010-6-23
    因供应商电装(广州南沙)有限公司工人罢工, 丰田一家装配厂周二早晨停产。该装配厂年产36万辆汽车,生产凯美瑞和雅力士等型号汽车。 自周一起,电装(广州南沙)有限公司已停止向丰田、本田等汽车制造商供应喷油嘴等产品。

    日本电装在华企业21日发生罢工事件 经济观察网 2010-6-22 18:34

    目前劳资双方已开展谈判,电装(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已经从北京奔赴广州,电装(广州南沙)有限公司管理人员也与工人就有关请求进行交涉。 ...电装公司发言人YOKO SUGA表示,自周一起,广州电装有限公司已停止向丰田、本田等汽车制造商供应燃料喷射设备等产品。 ...

     广汽集团董事长张房有表态支持工人诉求 凤凰网 2010-6-23 10:41

    而在这场劳资纠纷发生之前数日,拥有电装(广州南沙)有限公司23%股份的 刚刚解决了北方港口城市天津的两家供应商的劳资纠纷问题。 直到昨日,广东省的劳资纠纷一直集中在 公司,在过去的一个月中, 公司不得不应对在广东省发生的4起劳资纠纷事件。其中最新一起也是上周末结束的,...
 


中国正在紧急重组工会

中国新闻周刊 刘子倩

2010-06-24  

工会的新机会

    数据显示,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3亿。而中国更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会组织。随着长期以来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修订,中国有关工会的法律完善程度足可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然而近来一系列停工事件的发生,却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工会组织究竟该如何扮演它的角色,是否在有效履行其职能?

    6月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中,特别重申工会的职能问题。《紧急通知》要求“做到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工会组织,哪里有工会组织哪里就有工会作用的发挥”,“保证企业工会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正如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说,企业和上级的工会组织应摆正位置,代表职工依法维权,真正成为工人利益诉求的“代表者”和“代言人”。

    这将是中国工会组织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也可能是新的机遇。

工会的非常时刻

    6月12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召开广东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电视电话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指出,要加快建立非公企业的矛盾冲突协调机制,加快建立健全非公企业的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企业和上级的工会组织应摆正位置,代表职工依法维权,真正成为工人利益诉求的“代表者”和“代言人”。

     2010年6月1日。高礼紧紧攥着自己打印的《工会法》,站在南海本田的工会办公室里,表情坚毅得像农妇“秋菊”。他难以接受,在这座拥有1800余名工人的日资工厂,工会组织架构图中的7名工会委员,竟然没有一个月薪千元的一线工人。

    若是以往看到这张架构图,高礼会不以为意。在这些80、90后工人的脑海里,工会代表的是资方利益,即便工会委员均是公司高管也不奇怪。但最近所发生的一切,让他们迅速地“被成熟”了。突击补习的法律知识告诉他们,“工会应代表工人利益”。

    5月17日,高礼所在的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本田)因劳资问题发生停工事件。薪酬标准尚在反复谈判中,5月31日却曝出工会殴打工人的事件,让稍有缓和的劳资矛盾骤然紧张。工人们的集体诉求也从单一的提高工资,转向重组工会、重新选举工会干部。如今,南海本田将工人工资上调35%,劳资双方据此签订了协议,但在工人看来,如果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不及时成立,参与了劳资纠纷的人便有被“清洗”的可能。

前沿团变调

    2007年初,19岁的高礼从广西老家来到还未正式投产的南海本田,成为一名操作工。当时厂区四野荒凉,厂内只有400多名接受培训的工人。随着2007年2月本田第一个变速箱项目正式投产,多家世界五百强企业逐渐聚拢。这个位于佛山南海区狮山镇内的经济开发区亦声名鹊起。最令本地人引以为豪的是,本田、丰田、日产三大日本汽车汽配供应商,以犄角之势齐聚此地。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汽车城。

    但看着不断从生产线上开出来的汽车,高礼时常感觉自己也像是站在流水线上的一台会呼吸的机器,毫无技术含量可言。他日复一日的生活是,规模化生产,规范化操作,规律性的生活,每月几百元的工资......半年之后,高礼第一次感觉到工作的枯燥和前途的渺茫。

    为了让个体的弱势和一盘散沙的生活找到凝聚力,工人们开始自发地抱团。彼时,组装科制造系系长戴晓文创立了一个名为“前沿团”的组织。该团有统一标识、团歌、团训和理念章程。这让高礼眼前一亮。

    前沿团是一个极为特殊和复杂的组织,只限于组装科。组装科的工人若要加入,必须在入团介绍人带领下,递交《入团申请书》,面试后方可入团。它像一座金字塔,设置了书记、常委、主委、委员、候补委员、普通团员的等级职位,团内成员每月缴纳5至20元团费不等。戴任书记,常委由各班班长担任。在本田的职务体系中,公司承认的最低职务为班长,享受公司补贴。随着前沿团的不断壮大,组装科的员工们只有在加入前沿团后,才有可能升迁。大多数工人抱着“升官”的念头,加入这个组织。尽管这些职务不为本田公司所承认,但一旦加入这个系统,即使一名候补委员也可以批评普通的工人,享受地位的优越感。

    前沿团将自身的组织定位为“团指挥枪”,团即前沿团,枪代指生产线。此后3年,高礼从一个普通团员升至委员,谙熟了其中的规矩,“组装科就是前沿团,你可以不入团,但必须接受团的领导。”他说。起先,前沿团还像保姆一样负责工人和企业间的上传下达。随着前沿团的不断壮大,这个组织开始更多把心思放在了管理工人上。

    它实行自己特有的管理规范,几乎所有条款均严于公司的规定。如,公司规定“女员工必须有效地包扎头发”,而团内则不允许女员工留长发;公司不准工人在生产线上进行与工作无关的闲聊,前沿团索性禁止工人说话。为此,前沿团高层甚至专门买来望远镜观察生产线上员工的一举一动,一经发现,立即要求相关等级的人员上前批评指正。对于犯错者,轻则写检讨、贴公告栏示众,重则调至工作量繁重的岗位。

    经过一年的积极努力从团员升至候补委员的小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他对前沿团严苛的管理模式越来越怀疑。此外,前沿团每周定期召开会议,总结一周得失,对下周工作进行安排。一些新员工还要写心得体会。一名团员的总结至今被高礼称为经典:“多为上级着想,多和上级沟通,多给上级点子,少给上级添麻烦。”

     前沿团成立初期,每周一是员工活动日。员工可将对公司的不满反映给前沿团领导,最终反映到公司。问题主要集中在工资过低,食堂伙食太差,但团员们发现,尽管每周建议,但结果均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一年后,这个活动就无果而终了。但前沿团的成员还在不断壮大,从成立初的二三十人到100多人仅有了一年多时间,鼎盛之时前沿团团员占组装科总人数的近40%。戴晓文也由系长升为副科长,这是中国人在南海本田的最高职位。

    与富士康总裁郭台铭白手起家的励志故事不同,这里缺少神话,很少有一个低层员工晋升为副科长的成功榜样。“精神不能当饭吃”,高礼说,这里只有铁打的营盘和流水的兵,仅今年组装科就已有一半员工离职,加之停工事件影响,如今无法正常运转。

    高礼最近反思认为,即便组织严密如前沿团者,在劳资纠纷、几十天的停工和谈判面前,一样无能为力。它只是在管理,在等级隔离,在竭尽所能让生产效益最大化。

逼出来的觉悟

    2008年,南海本田正式成立工会。此时正是前沿团最为繁荣的时期,此后它成为工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戴晓文成为本田工会的七名委员之一。在工人们的记忆中,工会曾经进行过一次工会委员的选举,在一张选票中有数位候选人,从中选出七个,而候选者均为厂领导。当时,于大多工人而言,工会只是一个福利机构,他们并不清楚工会的性质和作用,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两年之后,他们会喊出 “重组工会”的口号。

    有了“工会”,工人们开始有了所谓的福利。

    每每新员工进厂,老员工就会善意提醒,加入工会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只需填一张申请表,每月交5元钱,就会换来每年春节、中秋和过生日时的3张购物卡,总价值300元。此外,还包括每年一次的集体旅游。

    当时的工人们不知道,工会的这笔福利是有法可依的。按照《工会法》的规定,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缴经费。所以,几乎大部分员工都主动地加入到工会之中。而至于工会主席吴佑合,工人们更是了解不多,他们已经不记得这个主席是自己选上去的,还是上级任命的。总之这个主席总是笑呵呵的,平易近人,尽管语言表达能力常被取笑,但从未因此红过脸。元旦晚会上,工人们甚至拉吴上台唱歌。今年春节过后,工会曾组织工人分三批分别到肇庆、清远、长隆旅游。

    而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广东全省的工会就有条不紊地在推行民主选举。是年底,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就曾表示,广东省12万多个基层工会中有三分之一,也就是4万多个基层工会是经过民主直选产生。而推动其进行民主直选的原因,孔祥鸿说广东市场经济发育较早,所以能够最早实现与国际惯例接轨。但遗憾的是,佛山的企业却始终没有实现工会的民主直选。在2010年初,佛山市总工会表示将在有条件的企业积极探索开展工会主席直选试点工作。

    对于这些新闻,缺乏法律知识的工人们根本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连工会是做什么的都不清楚。直至2010年5月17日以前,高礼与工友们一样,认为工会是公司主管工人“吃喝玩乐”的内部机构。这一天,南海本田工人停工、要求涨工资,南海本田总经理山田一穗出面劝说工人复工的时候,工人们开始纳闷,平时为人随和的工会主席吴佑合,为什么会“像保镖一样”陪在总经理的身边。

    “我们从来没有真正了解工会”,高礼事后回忆。

    20日的劳资谈判,公司把收集到的108条意见通过投影仪打在屏幕上,每念完一条意见,一位工会委员就征求工人意见。工人要求将意见打印出来,遭到资方拒绝,高礼遂带人离场。“他们一点诚意都没有,对于工资问题一字不提。”

    十几分钟之后,高礼等人被请回会场。108条意见已打印出来,工人代表人手一份。工人代表们提出要调整工资,加强员工培训,山田一穗均一一答复,而坐在旁边的工会主席吴佑合自始至终一言未发。随后,高礼等工人代表召集工人开会,传达谈判内容。忆起这段经历,高礼认为是成长的代价:“这些工作本来是工会来做的,我们吃亏就吃在不了解工会,不懂法律。”

    24日,劳资双方再次进行谈判,而这一次工会主席终于开口了。在会议室,摆放一个八字型桌,资方与工会分坐两旁,而工人代表却坐在了台下。与之前相比,高礼发现,资方的阵容越发强大,南海本田工会律师团律师及狮山镇工会代表均首次出席。

    主持会议的吴佑合站在台中间,首先询问工人的意见,随后便问资方的态度。此后,吴佑合多次走到资方桌前,弯腰细听总经理的耳语嘱咐,而手中的麦克风传出的是其连连应允之声。“我们见到他一直点头,从来就没摇过头。”高礼忿忿地说。此后,律师突然发难,指工人停工是违法行为。一位台下的工人代表壮着胆子反问:我们违反了哪条法律?律师并没有回应。

    谈判中,工人提出的工资提高800元、全部加入基本工资的要求并未被采纳,资方只同意增加55元餐费补助,双方再次不欢而散。但对于高礼们来说,这次谈判意义非凡,“第一次知道工会是应该为我们说话的”。

    之后,工人代表们上网下载了《工会法》,打印出来相互传阅。此时,他们对于吴佑合的不作为极为不满,26日厂区内游行时,工人喊出了“重组工会”的口号。但对于如何重组,工人代表却一脸茫然。

    高礼坦言,这种意识都是“被逼着启发来的”。但如今,无论高礼如何劝说大伙,要有工会意识,要依靠工会,工人已完全不相信“工会”了。

    小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工会委员也想为工人争取利益,一直反映工资低,但无能为力,毕竟在公司担任职务,怕公司为难他们。“吴佑合管理科副科长的身份决定了他的这种行为。”一位业内人士说。

    当本田工人为工会无力维护工人利益而纠结之时,一些地方已为此开始了有益尝试。江苏南京市总工会在南京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将试点聘用专职工作人员,“专职化”后的工会主席将不端老板给的“饭碗”,工资和待遇由上级工会解决。与此同时,抚顺市总工会探索向非公企业派驻工会主席,工资待遇由市、县(区)工会承担,“不用看老板脸色,理直气壮替职工说话”。

人大代表斡旋

    数天停工,已造成本田在华4家整车工厂停产,日产值损失2亿多元。但损失的势头并未得到遏制。5月31日下午,100多名头戴黄帽、胸挂“狮山工会”工卡的人员统一乘坐大巴进入厂区,遂与停工工人发生肢体冲突,造成三名工人受伤。这让原本工人对于工会的不满情绪升级为愤怒。

    成立于2005年的狮山镇总工会,属下街道办事处工委会4个,基层工会组织2302个,工会会员达82305人。而南海本田即是其基层工会组织之一。

    狮山镇总工会位于狮山镇建设大厦,工作人员寥寥数名。对于百余名胸挂“狮山工会”工卡的人员的来历,狮山镇总工会主席袁活林拒绝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另据南海本田厂内保洁人员辨认,大多为厂区附近村中的无业青年。此时,劳资谈判几乎没有可能性,工人的停工态度更为坚决。

    6月1日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的出现,成为停工事件的拐点。这天上午,曾庆洪走入厂区内游行的队伍中自我介绍,起初没有人理会。他掏出名片,递给工人,被工人当面扔在地上。随后,几名工人指着曾庆洪骂了半个小时,但曾面无愠色,不温不火。高礼对曾庆洪说,“我们不和你谈,你去找资方谈,资方解决不了,你怎么可能解决?”

    工人代表显然低估了曾庆洪的能量。曾的另一重身份是全国人大代表。他对工人说,他不代表资方,而是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与工人谈话。他的耐心及诚意赢得了工人们的认可。

    工人同意复工三天,但有三项要求:工会必须对打人事件予以说明;在已有加薪的基础上,再增加二百至三百元;重整工会,撤销现在的工会,由工人自己选举。

    下午两点,曾庆洪挑选16名工人代表进入会议室,南海本田总经理山田一穗就停工事件未及时得到解决向代表道歉;袁活林就工会打人事件口头道歉,曾庆洪要求狮山工会当天下午5点前把道歉信贴至厂区的各个科室。走出会议室后,曾与工人代表来到食堂,面对三四百名员工,曾表示对于工人的要求将在三天后给答复。高礼发现,此时的曾庆洪满脸是汗。

    对于曾庆洪的突然出现,工人们解读为作为利益共同体,唇亡齿寒,本田停工,广汽受到较大影响,一天上亿元的损失是曾庆洪亲自出马的原因。但也有人表示,曾是省政府派来的中间调停者。

    当天下午5点,南海区总工会与狮山镇总工会的《致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广大员工的一封公开信》贴进厂区,信中称,由于部分员工不愿意返回工作岗位,工厂的正常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影响。在与40多名员工的对话过程中,大家一度发生了误解及言语上的互相顶撞,个别员工因情绪激动而与工会工作人员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并称,工会从5月17日至今十多天以来都在积极参与劳资双方的协调工作,派驻工作组,采取各种形式听取双方意见,并用各种努力为大家争取利益。

    但在工人们看来,工会的公开信推卸责任,没有歉意可言。6月3日,工人代表在《本田工人代表致全体工人及社会各界的公开信》中针锋相对地写道,工会理应维护工人集体利益,但是至今仍为工会人员暴力伤害罢工工人的事件寻找借口,对此严厉谴责,并坚持工厂的基层工会必须是由一线工人选举产生。

    此封公开信还引用6月2日新华社评论,对资方进行批评。

    一位劳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谓重整工会,是指在现有体制下由工人自己选举工会,这也说明“老板工会”“行政工会”被工人抛弃了。比起南海本田工人,似乎广州的工人要幸运得多。在南海本田工人被打两天之后,全国首支劳工法律服务队在广州成立。广州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在成立仪式上说,只有实现工会转型,上级工会才能“站起来”为工人说话,甚至直言:“工会不帮工人说话,要它干吗?”

工会的角色

    针对6月4日的谈判,南海本田工会委员会于6月3日晚组织选举30名工人代表。每张选票都有印章,“比以前的任何选举都更为正式”,一位工人代表说。

    6月4日15点,劳资双方再次进行谈判。此次谈判曾庆洪作为公证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作为工人代表委托的法律顾问一并参加。5个小时的谈判后,劳资双方签订了协议,南海本田停工事件告一段落。

    4日当天,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全力推动在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等非公有制企业组建工会,推动企业工会组建工作深入开展。有分析指出,南海本田等停工事件已表明,非公企业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已迫在眉睫。

    工人的集体行动接近尾声,而政府对于劳资纠纷的关注度有增无减。狮山镇镇长王雪在包括南海本田在内的数十家企业参加的劳资纠纷协调会上说,本田事件,给政府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政府应尽量协调搭建一个对话沟通的平台,充当中间人的角色。

    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指出,要加快建立非公企业的矛盾冲突协调机制,加快建立健全非公企业的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企业和上级的工会组织应摆正位置,代表职工依法维权,真正成为工人利益诉求的“代表者”和“代言人”。如今,高礼对《工会法》已稔熟于心。尽管对于重整工会目标并不乐观,但他希望这是一个开始。

 

平棉”不平静

企业更替所有权使传统工会的作用受到挤压,政府成为发挥重要作用的矛盾积极调解者

崔晓火 (发自河南平顶山)

    端午前后,初夏的闷热已然笼罩豫中大地。郑州周边的农田处处回荡着农忙的欢歌。温家宝总理造访田间视察夏收的新闻鼓舞了这里的人们。然而,距许昌不足百余公里外的平顶山,人们并未在这个季节品尝到收获的甘甜。对比之下,他们吞下的更像是一枚苦果。

    平棉纺织集团,一座28年来周而复始、低速运转的工厂在这个初夏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停摆。一向性情温顺的中原人在平静中忽然爆发,在这座山脚下的城市制造出前所未有的动荡。

无声的诉求

    平棉的停摆发生于5月16日。多年来不满工资待遇的5000多名职工,在这一天放下了工作。

    职工们情绪稳定、表情克制。他们试图通过平静的诉说表达自己要求企业提高工资待遇、补偿破产清算的诉求。厂区和附近家属区的墙上、灯杆甚至公共汽车站牌上,都被贴上职工各种字条和横幅。他们希望借助媒体的关注,让自己的遭遇传达到省会郑州甚至北京,并且引起重视。职工们诉说着平棉纺织集团自1982年成立以来的所有巨变。

    如今的平棉集团由2006年破产的天使集团经重新融资后改组而成,集团的前身是平顶山棉纺织厂。2006年,原企业和浙江制衣企业泰坦公司共同参股组建了这家新公司。改制时,公司经评估的总资产为1.95亿元,同时负债3.64亿元。根据平棉集团的公开资料,集团在接收原天使集团职工的同时,还为部分计划辞退的员工准备了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总计1970万元,平均每位职工4000余元。

    职工一直认为企业改制中存在国有资产被侵吞的行为,但集团矢口否认。同时引起争议的还有,原天使集团董事长张先顺不仅没有因为经营不善而被解职,反而顺利坐上了新组建的平棉集团董事长的座椅。平棉集团成立当天,张先顺在揭牌发言中对在座的平顶山市领导表达,将强化管理,走创新型、差异化发展之路,努力把企业做强做大,把平棉打造成中国有影响力的服装面料供应商。

    根据平棉集团的公开资料,集团目前的年销售收入超过12.5亿元,年利润6900万元,利税1.44亿元。企业自称已经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重要休闲面料生产基地,“跻身全国纺织企业百强”。然而,国内纺织行业的整体低迷依然让这家纺织厂的工人切身体会到收入的寒酸。作为低附加值的国有企业,收入问题成为企业的桎梏。平棉近年来也时常是地方领导看望的重点对象。

    多年以来,一个普通平棉职工每月的工资为800元,这样的待遇仅比平顶山最低工资标准550元高出少许。在平棉周围的工厂中,职工在同样的劳动强度下,月收入也可以过千元。“平棉的职工的待遇是太差了。”与平棉集团一墙之隔的神马集团制造厂一名职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的一位亲戚就是平棉细纱车间的纺织女工。

    去年,平棉集团拟招聘两名会计专业的本科生。为此,集团还破例下发《人才招聘待遇暂行规定》。但即便如此,本科生第一年的工资也仅被定为每月800元,第二年也仅为每月1000元。

    平棉职工的不满也由此而生。他们需要看到的不仅是企业的强大,还有家庭生活的改善。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集团、平顶山市和河南省政府表达自己的诉求,但遗憾的是,由于没有一个集中维护全体职工劳动权益的组织的帮助,工人们感觉自己的呼吁多年以来一直被忽略。主动停工成了无奈的选择。

“工会主席去哪了?”

    6月1日清晨,朦胧中的职工们被马路上的轰鸣声吵醒。对于这种强行复工方式,职工们在接受采访时均表达了愤懑和无奈。然而,在厂外局势不断变化的同时,这家国有股份制企业的工会办公室里却只留着一位年轻干事和一位年轻出纳。而依法应参与职工停工问题协商的集团工会主席、纪委书记付国定此时却不知去向。面对记者,平棉集团和集团工会对事件选择了沉默。

    “工会一声不吭,这么长时间不知道他们都去哪了。”45岁的前纺车间退休工人郑保卫向记者表达了他对工会的不解。

    对于平棉职工的诉求,53岁的前工会干部张建国表示无奈,但他说,职工的合理诉求应该得以支持。

    “工人这几年来的积怨没有沟通渠道环节,这次一起爆发了。这么多年来,很少有人关心过他们的实际问题。”张建国告诉记者。

    张建国1986年进入平棉(当时名为平顶山棉纺织厂)的工会任干事。1995年,他成为某纺织车间工会主席并一直工作至2005年内退。他说,作为一个传统国企,平棉工会近年来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现在的工会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虽然也受厂里领导和职工的‘夹板气’,但工会干部还能经常走进困难职工的家里,关心他们的生活,然后再走进领导的办公室,帮助职工申请补助。”他告诉记者。

    张建国说,慰问员工的事情他都曾经经常去做,这也是往届工会主席鼓励的。在平棉建成以来的28年来,工会经历了三任主席,前两位均为专职主席。但在企业2006年更替所有权之后,工会主席的角色被认为不再重要,便由现任纪委书记付国定兼任。“工会的专职人员从原来的十个减少到现在的两个。工会的作用完全被行政会议代理了。”

     如今,三位主席之间已经失去联系,只有少数平棉的职工仍然能说出前任主席的名字。与此同时,大多数职工对现任工会主席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声讨。

市政府被迫调停

    在工会亦停摆的情况下,平顶山市委、市政府不得不出手解决麻烦。5月16日,联合工作组进驻平棉集团,设置咨询点了解职工上访的原因,决心“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尽快恢复平棉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平顶山市委派市长助理于善启负责工作组,联合国资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公安局接受职工的询问。尽管有政府出面,但长期积累的劳资矛盾的复杂程度超出了调停者的预期。平棉职工一口咬定,政府要保全企业的利益,他们的疑虑并没有因为政府的调停而减少。

    为避免劳资双方的争议进一步扩大,市政府终于说服平棉集团为全厂每名职工每月增加220元工资,集团每月将为5000名全体职工多支付100万元的人工费用。但至于220元的博弈结果如何形成,平顶山市政府及平棉集团均表示,目前不能透露,因为“细节还未确定,还需要进一步落实”。

    “也许是政府跟企业说了吧,在5月25日,集团通知涨钱了。”46岁的动力车间维修工陈伟说。经过一星期多的厂外博弈,停滞的平棉从6月1日起开始复工。

    6月3日,平顶山市政府又派副市长黄祥利进入平棉,安抚职工。黄祥利要求企业领导解决职工的合理诉求,“该兑现的尽快兑现,该改善的尽快改善,要让职工看到切实的变化。”

    他还提出,企业各级领导要改变作风,实行人性化管理,关心关爱职工,努力改善职工的生产生活条件。对那些存在严重问题的人员,要给予严肃处理。凡是愿意回到企业上班的职工,要欢迎他们回来工作。“大家要爱护企业,共同努力,为企业的顺利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然而,补偿抹不了工人内心的委屈,事实上,最初带头抗议的是被集团用区区6000元抚恤金买断20年工龄的数百名老职工。自从2006年集团更换所有权起,他们便被要求离厂。心怀不满的职工曾多次派代表赴省城郑州向劳动部门、纪委部门反映他们的苦闷。但由于迟迟得不到回应,领头的部分工人才决定“上街”。

    “我没想到,他们还是一点儿人情味也没有。”陈伟说,刚从夜班中缓过神来的他,充血的双眼中还布满了困惑。

    维修工陈伟在端午节这天得到了难得的休假。“现在企业不提加班了,可能是怕少给加班费,大家又闹不满。”陈伟在平棉家属区的家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他正为全家准备烙饼和粽子。

    6月22日,平棉的工人依然按时倒班、上班,继续着他们周而复始的循环。

    “四班三运转”的工作模式没有改变。这种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倒班模式让车间的纺织机从未停歇。然而,平棉集团与企业职工的博弈尚未结束,尤其是涉及买断工龄的补偿金。被买断的退休工人郑保卫此前只拿到20年共计6000元的补偿金。现在他还在等待集团的进一步补偿。“据说是要再多给五六千元。”

      平棉纺织集团和当地有关部门均未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纺织工人均使用化名)

 

一个维权者的工会情结

刘子倩 (发自烟台)

     自从看到南海本田工人停工的消息,张军一连几天睡不好觉。作为过来人,张军深知处在各方博弈漩涡中的工人,维权之艰难。这种担心一直持续着。当千里之外的本田工人提出重组工会的诉求时,他喜忧交加。喜的是,这些刚满20岁的年轻人提出如此诉求,难能可贵;忧的是,他不愿看到这些刚刚成年的孩子最终在与资方的较力中一败涂地。骑着一辆破旧的二手摩托,没有固定的工作,一家三口蜗居于44平米的斗室。这就是一个工会维权者的现状。

    作为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张军身材中等,皮肤白皙,说话温文尔雅。此前,他过着宽裕的生活,工作有序,收入稳定,在烟台算得上中等水平。但当他与工会维权结合起来后,他的生活便发生了变化,平日谈笑风生的闲聊,变成了维权的争吵,每月固定的收入大部分填进了工会的腰包。而改变张军的命运的,正是他对于工会的不断梦想。

为妻子“讨说法”

    2006年春节前,张军的老婆通过面试成为了澳利威公司的员工。该公司承诺春节后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相对于当地每月53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澳利威每月1200元的收入,对当地人颇具诱惑。

    妻子顺利入职澳利威,让张军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但春节后发生的一系列变故让夫妻二人始料不及。澳利威公司不仅没有和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反而两次降低工人的工资。更离谱的是,在“五一”劳动节前夕,公司更是辞退了58名女工,其中包括张军的妻子刘美珍。

    张军看不过妻子“受气”。于是,他干脆带着这58名女工集体到福山区劳动局去“讨说法”。通过与劳动局的多次谈判,张军为女工们要到了300元的补偿金。但刘美珍等7名工人不想要300元补偿,对她们来说,每月千余元的收入和固定缴纳的社保更为重要。

    在张军多次交涉下,7名女工一个月后重新回到了澳利威公司。然而,澳利威公司的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工人们对资方日益不满,成立工会的呼声高涨。

    2006年10月,在工人代表的带领下,工人们试图通过罢工的形式成立工会。为此,张军专门请假过去声援,揭露工厂违法事实,号召工人团结一致。最终,澳利威130多名工人中,有110名在要求成立工会的申请书上签了名。对于这个女工占99%的企业,签名率如此之高实属不易,张军由衷地佩服女工们的勇气,甚至回到家中仍为妻子加油打气。张军突然发觉,在这些女工身上,似乎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

有工会情结

    张军的人生似乎注定要与工会维权联系在一起。1987年,不满17岁的他进入一家国营企业不久,就成了工会会员。而这家企业的工会对工人的关心也让张军第一次意识到了工会的温暖。之后,他先后在不同的企业工作,但这些企业均未设立工会组织。

     直到2001年,张军进入一家拥有工会的中美合资企业,这勾起他对工会的美好回忆,上班第一天他就找到工会主席,申请加入工会。工会主席以张军处于试用期为由拒绝了他的申请。虽然规定是三个月的试用期,但半年后张军仍未转正,学法律出身的他知道公司违反了《劳动法》,于是寻求工会的援助,并将试用期过长的问题反映给了当地劳动部门。让张军未曾想到的是,两天之后,工会主席通知他,“你被公司辞退了。”

    张军不服,把公司告上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而更让张军吃惊的是,仲裁庭上的公司代表竟然还是这位工会主席。最终,张军输掉了那场官司。

    这个经历,让工会在张军心目中的印象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时至今日,张军总有一句话挂在嘴边:“我是被工会伤害过的。”或许出于本能,张军不想让包括妻子在内的女工们再受到企业的伤害,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势在必行。尽管澳利威公司给工人设置了层层障碍,甚至阻止福山区总工会负责人进入厂区与工人接触,但张军已笃定要联合工人,以最大的勇气争取利益。

    随后,他通过电话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取得了联系,并向全总说明了要求成立工会的情况。经过多级工会的努力,2006年10月20日,在烟台市总工会与福山区总工会的主持下,按照法定程序,澳利威的工人直选投票,选举出澳利威工会的工会主席、副主席及工会委员,共5人。她们均为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并全部都参与了罢工。作为工会的幕后推手——张军,则被聘为工会顾问。

    成了工会顾问,张军的工会情结再次被激发。不会打字的他为了提高工会人员的法律意识,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手抄出一套劳动法律手册,印发给工人。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宣传工会,张军购置电脑,安装宽带,学习写博客。同时,为了工人维权,他还添置了用于取证的DV、相机、录音笔等数码器材。虽然妻子工作稳定下来,但一心投入工会的张军因经常旷工,收入骤减。但张军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个工会的意义非同凡响。

梦想何时照进现实

    然而,张军并未料到种种困难接踵而至。尽管他们手里拿着上级工会批准成立的文件,但澳利威公司对工会不予认可,并称该工会是通过罢工成立起来的非法工会,限制工会干部办理正常事务,并对支持工人诉讼的工会干部给予旷工处分,扣除工资。

    对于类似问题,张军曾多次向上级工会反映,但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澳利威工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福山区工会的一个领导就善意地提醒张军,不能做与公司对抗的事情,否则公司会采取对工会主席不利的行动。一年后,澳利威工会另一个副主席于丽艳也被澳利威公司开除。随后,于丽艳向福山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澳利威公司,并向福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至今也未有结果。

    民选的工会主席代表了工人的利益,却无法令资方满意,当资方拿走工会主席的饭碗时,这个曾令张军们无限自豪的工会立刻脆弱得不堪一击。然而,上级工会又无法提供有力的支持,使这个直选工会处境更为尴尬和艰难。

    张军未曾想过,阻力如此之多,来势如此迅猛。然而,回想起工会成立之后所做的一切,张军又随即释然:在澳利威工会的监督和投诉下,澳利威公司逐步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其中一个特殊的维权案例令张军颇感自豪。澳利威公司一名副总裁因工作问题被辞退,但公司并未按合同给予赔偿。这位副总找到张军,最终通过工会帮其索要到近万元的赔偿。张军说,工人的正当权益受到资方侵害时,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也是工会精神的体现。但在资方眼中,张军是工会真正的幕后推手。一位研究工会领域的学者,在对澳利威工会做了系统调研后,将张军称为“澳利威工会维权行动的灵魂”。事实上,自工会成立起,工会的文件起草,方针制定,战略实施均由张军负责。

    尽管处处碰壁、备受打击,但是张军并没有放弃努力。2009年9月,张军接受丹麦工人联合会的邀请,赴丹麦介绍烟台澳利威工会经验,并到澳利威集团总部,当面表达对澳利威公司打压中国基层工会的不满。这标志着张军作为一名中国普通工人在欧洲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2009年4月,尽管张军是他所在公司的唯一一名电工班长,但是该公司在张军的劳动合同到期时还是终止了和他的劳动关系。就在此时,烟台澳利威公司因搬迁关门停产,凝聚张军心血的澳利威工会也名存实亡。如今,闲下来的张军仍会定期更新“澳利威工会”的博客,这里是他的舆论阵地。此外,张军还注册了网名为“澳利威热线”的QQ,为工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眼下,张军每天都密切关注南海本田的消息,他发现,本田停工与澳利威罢工都有同样的维权诉求,但前者比后者方式更温和,态度更强硬。但让他忧心忡忡的是,工人重组工会的诉求,只是工会意识的萌芽,并未提出明确的重组方案,“这也超出了他们的经验范围,所以这个阶段他们更需要业内人士的指导。”张军说,只要工人需要,他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工会谋变

  中国现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会组织,但其角色却在各类劳资关系演变中期待创新与改进

崔晓火

    诚然,近年来,中国工会的工作确有可“喜”之处,因为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10年上半年的统计,全国基层工会组织已累计达到184万5000个;全国工会会员总数达到2亿2600万人,占全中国务工人员总数的71.5%。中华全国总工会毫无争议地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工会组织。不仅如此,工会组织还曾在山西省内取得工会组建率和职工入会率双双“100%”的满分。

    除此以外,通过近年来立法方面的突破,我国还建立了一套完备程度可与西方发达国家媲美的劳动保障和工会维护管理的法律章程体系。“西方国家有的,我国几乎都有了,法律改善的空间已经不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劳工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赵炜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但她同时说明,维护职工权益的“尚方宝剑”,在实际劳资协商和纠纷中被执行的力度却未见相应地增长。

大而全的工会

    虽然目前从乡村到城市,直至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广泛存在着依法成立的工会,但由于运行频遭掣肘,中国工人的合法权益屡被挑战。

    研究中国劳资关系和工会演化的诸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工会目前突出的问题不是追求“大”与“全”,而是如何强化其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功能。换言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工会回归工人代言人的角色,如何让工人在这一层面上重新信赖工会。

    近年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强势资本的主导和管理下,中国的经济关系、劳动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劳资两端各自形成利益,随之而来的冲突时有发生。

    学者认为,中国劳资环境的改变,一方面促成“资本霸权”形成,也在另一方面促进了新一代制造业工人社会意识的增强。只不过,目前工会体系下工人的合力难以与资本的势力形成近乎对等的博弈。当遇到资本和劳动力发生矛盾时,工会的合法性存在连同《工会法》往往会被搁置一旁。

    “强势资本和弱势工人之间的差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外资被过多偏袒造成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系系副主任刘元文教授表示。刘元文还是《相容与相悖:当代中国的职工民主参与研究》论著的作者。

    “目前的工会在当下的劳资环境下,有时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刘元文说。而在国有企业中的工会,工会边缘化也源于国资“独大”环境下的行政集权。

    据刘元文观察,目前国有企业的工会,依附于企业行政权力的程度会更强。由于公有企业的工会主席往往连行政级别都没有,工会主席参加行政会议只能作为列席代表,无法坐实对企业员工权益的维护。

    “虽然国有企业工会的组织相对要好一些,但一般来说,效益好的企业,经费充足,工人的收入高,工会的自由度也大一些。而类似纺织企业在内的低利润企业,在经历企业改制之后,如遇上国有财产侵吞、国企工会经费不足的情况,工作基本无法开展,帮扶工作更是无从谈起。”刘元文表示。

    受邀请参与南海本田劳资谈判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教授则认为,目前劳资问题的实质是工人的孤独感。“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没人保护,再加上劳动条件的低下,他们很难接受。”

    “法律赋予工会的权利该发挥作用的时候,机会却被浪费了。此前的罢工事件对整个工会系统应该触动很大的,因此职工提出重新树立工会的形象还是合理的要求。”常凯表示。

“推土机式”的跃进

    自从1978年10月中国工会九大提出了新时期工会工作的基本方针以来,30多年的体制改革中,从基层工会的组建到工会法律的形成都迈进了快车道。

    1978年,全国范围内工会会员人数为5300万人,全国约50%的职工为工会会员。然而根据2008年9月的数字,国内的工会会员已经增加到2.12亿人,比1978年翻了两番,2008年的职工入会率比1981年提高11个百分点,达到73.7%。目前,中国已有11.1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商的投资企业建立了工会组织,建会率达到了73.1%。私营企业的建会有突破,私企工会会员已达5220.8万人。此外,农民工会员达到6197万人,农民工入会率达到了51%。这里面就包括当前大批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工作的“80后”和“90后”农民工。

    工会发展迅猛的燎原之势,源于近年来政府主导下工会的快速发展。1996年进入中国后的几年间,沃尔玛对工会组织的抵触似乎并未引起国人的关注,但从2004年曝光沃尔玛在珠三角供货商存在剥夺劳工权益的问题之日起,中华全国总工会便把工作重点瞄准在未组建工会的成千上万外企、私营企业身上。

    2006年7月29日零时40分至清晨,在全总力挺之下,沃尔玛深国投百货有限公司泉州晋江店肉类部职工柯云龙与24名同事冒着被解雇的风险组建了沃尔玛(中国)公司的第一家工会。在柯云龙等人向泉州市总工会提交的联名申请信中提到,在泉州市总工会的帮助下,员工们认识到工会建立的重要性,并要求成立沃尔玛晋江店工会。此后的两个月时间,分布在全国30个城市62家分店里的6000余名沃尔玛职工,自发组织起自己的工会组织。

    而近来备受争议的富士康集团,工会于2006年的最后一天成立。与以往外资企业组建工会不同,富士康工会没有走传统的“企业内部成立工会”路线,而选择了由深圳市总工会派出工会组织的形式。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的全称“深圳市总工会富士康科技集团工委会”,作为市总工会的派出工作机构,工委会五名组成人员全部为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从此,龙华的20多万富士康员工就有了自己的工会。

    对此,全总基层组织建设部部长郭稳才说:“不管是什么资,只要在中国办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包括依照《工会法》规定组建工会,尊重员工的合法权益。”然而,由于安排入驻私人企业的工会主席往往并非企业主推选或认可,经常会造成企业主替换或炒掉工会主席的情况。富士康的首任工会主席即为深圳市总工会聘请,然而不久之后,工会主席被换成郭台铭的助理。

    近年来,工会主席直选和职业化的进程在湖北和江苏的实践,亦被学者认为是“一开始让人兴奋,但不久便发现却有些愚昧”。在全国首推企业工会主席直选的湖北黄石,很快就出现了企业老板们“收买”工会主席的情况。此前观念领先的蛇口工业区工会主席“委派”模式也面临了工人不信任委派的工会干部,双方互相猜疑的困境。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原副院长冯同庆对工会直选依然乐观,但他认为,之所以目前在政府主导下的工会新模式停滞不前,就是因为现有的体制自由程度不足。“工会作为社会组织,其自治程度和民间参与程度相当不足,因此容易被边缘化。”冯同庆表示,“工会应该向民间组织学习他们科学的维权方式,接纳更多社会因素,换换原来用惯了的行政手段。”

工会如何演主角

    近年来,在对工会角色的保护上,中国的法制推进也可谓迅猛。198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一大,通过了《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提出了“维护、建设、参与、教育的新时期工会的社会职能”。曾参与《基本设想》文件起草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那时起,工会工作的核心内容就被确定为工会向工人负责。“工会应该是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维护工人利益的组织。”他说。

    1992年,中国完成了对《工会法》的修订,突出了工会的维权职能。然而,真正实现对工会权益维护的是2001年10月27日颁布施行的新《工会法》。新的《工会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至此,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成为职工的第一需要。

    这部有突破意义的法律甚至包含了对打击报复工会工作人员的处理。新的《工会法》第十一条就明确规定,“对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调动工作岗位,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工作;造成损失的,给予赔偿。” 这些规定,对保护工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学者们表示,法律赋予工会什么样的角色,工会如何去代表工人并如何运行显得更为重要。刘元文认为,目前对于工会权益的认识,观念仍然落后。“目前国内的语境中仍将‘集体谈判’称为‘集体协商’,这说明理念的滞后。”

    冯同庆认为,工会目前的转型是如何突出自己的利益代表性。“应该朝着回归工会功能的这个方向转型。” 刘元文表示,“要重塑工会形象,尤其是基层工会主席的形象,就有必要通过明文规章规定下的选举制度,让工会的制度性赢回职工的支持。”

    “一个有效的工会,社会、职工会是它的受益者,政府也是其受益者。”刘元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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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解决农民工问题是扩大内需的最有效手段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  张路雄 

2010-06-20

tgyh@public3.bta.net.cn 

    内容摘要:本文把农民工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与城市居民中的相似人群做了对比,得出农民工是最具提升消费潜力的社会群体,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是完善立法,尤其是修改宪法,把公民的迁徙权重新写入宪法,另外要为扩大非正规就业创造政策环境。

    关键词:农民工,收入消费水平,法律,非正规就业。

    作者简介:张路雄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曾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家体改委农村司长期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工作。近几年主要研究了:中国教育体制改革问题、政府收费问题、中国农用地制度问题、农民工问题、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等。

    内需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最重要制约。本文将通过分析,论证农民工是最容易提升消费潜力的社会群体,并且对如何提升农民工的消费潜力提出根本性政策建议。

一、农民工是居民中最具提升消费潜力的群体

    提高内需,必须要提高农民的内需,但前提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中国对农业的补贴能力还很有限,同时农业耕地规模的扩大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农民工是目前比较容易提升消费能力的庞大群体,而且其消费能力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研究农民工的消费潜力,比较现实。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所以我们要先看一下农民工的收入情况。

     (一)农民工的收入情况

     笔者所找到具有权威性的资料,一个是国家统计局2004年对全国农村住户外出务工人员抽样调查资料 ;第二个是:2006年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共四篇) 。按照这些调查的数据,2004年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是780元,2006年为966元,比2004年增加23.8%。按照农业部的数据,2007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1060元,首次突破千元,比上年增长10.6% 。

    在我们与农民工中的接触中,自2004年以后,农民工的工资有了明显的增长。农业部农研中心的调查数据证明了这种感觉 。据他们的调查,2003年至2006年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781元,802元,855元,953元。从下图可以看出增长速度在加快。

     图1 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变化2003-2006 (略)

     但与城镇职工的工资相比,不论在工资水平还是在增长速度上都还有明显差距。2006年与2004年相比,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相比,相差6.4个百分点。2006年与2004年相比,农民工的工资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继续扩大。2004年农民工工资相当于城镇职工工资的58.4%,2006年差距下降到55.6%,下降2.8个百分点。不过,把农民工的工资与城镇职工的工资比较,其中有不可比因素。农民工中几乎没有高收入者,而城镇职工中高收入者占一定比例,高收入者收入水平很高,他们人数不多,但对平均收入水平影响很大。城镇职工大部分人的收入都在平均收入线以下。按2006年城镇居民收入分组情况看,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为10269.7元,比全部家庭的平均收入11759.45元低13%,按此估计,70%以上的家庭收入都低于平均收入。所以,农民工与城市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要比城镇居民平均数小很多。

     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统计的范围包括:城镇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和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外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单位。不包括私营单位、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现有城镇各类就业人员约三亿人,统计的仅为一点三亿 。所以,统计年鉴上的职工工资水平并不能反映全部城镇职工的工资水平。近几年,由于公务员及国家机关工资连调几次,所以城镇职工工资统计数字会比实际上全部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高。

              表1、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比较

 

2004

2006

增长%

农民工月平均收入

780

966

23.8

 

城镇职工月平均收入

1335

1738

30.2

 

 

 

 

 

2 2004年农民工收入与城镇居民分组比较[i]

项目

全国平均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户

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户

农民工

 

 

 

 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

785.13

238.53

369.09

502.01

680.55

920.91

780.00

 

 

       [i]城镇职工收入根据2005年统计年鉴计算。

     2004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与全国居民的平均收入相当。分组比较,农民工收入高于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比中等偏上户低。

     把2006年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与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比较,农民工为966元,全国平均为980元。农民工平均月收入比城镇中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的每人每月可支配收入要高,但低于中等偏上收入户(月均1171元)。2006年农民工的收入与城镇分组收入比较,与2004年的情况基本没有变化。请看下表:

        表32006农民工与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比较[i]

 

 按收入等级分

 

 

 

农民工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户

中等收入户

 

(10%)

(10%)

(20%)

(20%)

 

 

 

 

 

 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     ()

297.39

461.73

629.51

855.81

966.00

      [i] 城镇居民收入数据根据2007年统计年鉴计算。

     按照上表的数据,可以说,按照收入比较,农民工的收入比城市中60%户的人均收入还高。当然,这其中有不可比的因素,就是农民工是按劳动力算的,不是按家庭计算,没有考虑赡养人口。但如果将农民工的权益落实好,使其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应该达到城镇中等偏下户或者中等收入户的收入水平。因为进城的农民工大多数年龄轻、负担少(此问题后面再作详细分析)。

    (二)农民工的消费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2004年外出务工者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86元。其中,食品支出为162元,占消费支出的56.7%;衣着开支为35元,占12%;居住支出为29元,占10%;交通通讯支出为35元,占12%;医疗支出为10元,占3% 。2006年农民工每月个人的平均支出为463元。其中,用于住宿费用的平均支出为72元(占15.6%),用于食品费用的平均支出为235元(占50.8%),用于文化娱乐的支出平均为47元(占10.2%) 。2006年与2004年比较,比较明显的变化是:食品支出下降5.9个百分点,住宿支出上升5.6个百分点。这是何种原因造成的,后面再作分析。

     2006年农民工每人每月食品费用的平均支出为235元,而城镇居民每人平均的食品支出为259元。 笔者认为原因与农民工的居住形式有关。统计局调查2006年农民工的居住情况是:29.19%的农民工居住在集体宿舍里,20.14%的人居住在缺乏厨卫设施的房间里(这些人基本上是带家进城者),7.88%的人居住在工作地点,6.45%的人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还有12.54%的农民工在城里没有住所,只能往返于城郊之间,或回农家居住 。按此调查,农民工中有43.47%的人住在单位,他们或者在单位食堂吃饭,或者自己在外面买饭。还有12.54%的在城里没有住所者,起码中午饭要在单位或者外面购买。在单位或者外面吃饭的开支肯定要大大高于在家自己做饭的支出。这是农民工食品支出比较高的基本原因(虽然一些单位提供免费餐,但平均食品支出依然会比较高)。

         表4、2006农民工与城镇居民消费分组比较

 

总平均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户

中等收入户

农民工

(10%)

(10%)

(20%)

(20%)

 

 

 

 

 

 

 消费性支出     ()

724.71

285.25

397.13

509.03

658.78

436.00

 食品

259.33

132.17

172.79

207.20

251.61

235.00

 衣着

75.15

23.84

39.17

55.48

73.73

 

 医疗保健

51.71

19.54

29.17

35.46

49.20

 

 交通通信

95.60

21.48

35.93

50.84

71.66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100.25

33.83

47.70

65.16

87.29

47.00

 居住

75.35

35.60

44.17

54.63

66.61

72.00


     与城镇居民中各类收入分组比较,农民工的消费性支出高于城镇中的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食品支出高于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高于最低收入户,与低收入户基本持平;居住支出高于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和中等收入户。相比较而言,农民工的居住成本很高。因为城镇居民基本上都有自己的住房,居住支出主要是物业费等。而农民工居住条件极差,大部分是住在单位,20%左右租房住的农民工,所租房屋大都条件较差,“缺乏厨卫设施”。与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阶层比,从总体上讲,农民工的居住条件更差,但居住成本甚至高过中等收入户,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既没有得到低价购买的公房和经济适用房,政府又没有给他们提供廉租房,所以他们居住成本很高、但居住条件很差。如果考虑到有相当多的农民工住在不花钱的工棚和集体宿舍中,农民工的居住成本更是高得出奇。

     我们再比较一下2004年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分组的消费数据。

52004农民工与城镇分组消费比较[i]

 

总平均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户

中等收入户

农民工

 

 消费性支出 (元)

598.51

237.93

328.52

424.68

541.53

286.00

 食品                 

225.80

118.15

152.29

183.49

215.10

162.00

 衣着                

57.23

17.79

29.34

40.85

55.10

35.00

 医疗保健            

44.01

15.42

22.63

29.63

38.91

10.00

 交通通信            

70.30

16.48

27.48

39.95

58.03

35.00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86.07

29.48

40.73

56.27

75.15

 

 居住                

61.13

26.92

34.45

42.89

53.57

29.00

 

 

 

 

 

 

 

 

 

 

             [i]城镇居民支出数据根据2005年统计年鉴计算。

 

    2004年农民工的消费性支出只比城镇的最低收入户高,低于城镇其他所有类型户;食品支出高于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衣着支出也是高于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医疗保健支出低于城镇所有分组户;交通通讯也是高于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居住支出只比最低收入户略高。总体上,2004年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只比城镇的最低收入户高一些。

    对比2006年和2004年农民工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比较。可以看到,2006年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在相对提升。2004年农民工的消费性支出只是高于最低收入户组,而2006年农民工的消费性支出已经高于低收入户组,明显地上升了一个台阶。2004年农民工的所有消费项目都低于中等偏下组的消费水平,而2006年食品消费已经高于中等偏下组的消费水平,居住支出高于中等组的消费水平。这显示着一种趋势:随着各种保障农民工权益政策的落实,及农民工收入与城镇职工实现同工同酬,农民工的消费水平还会进一步提高。消费性支出水平有可能达到城镇居民中等偏下组的水平,甚至有可能超过中等偏下组的水平。

    从统计资料看,农民工消费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农民工收入的相当部分都带回或寄回家中,他们在城市中的消费被压低到了最低水平。2004年农民工月均收入为780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为785元,两者收入水平基本持平。但是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却比城镇居民少52.2%,低312元。扣除生活成本后,2004年农民工月平均收支结余496元,占总收入63.4%。按照每年8.3月的打工时间计算,一年可以节余4125元,其中每人寄回老家3022元,其余的现金回家时带回 。

         表6、农民工与城镇居民收入消费比

 

2004

2006

农民工月均收入

780

966

农民工月均消费

286

436

城镇居民月均收入

785

980

城镇居民月均消费

599

725

 

 

 

 

 

     看上表,2004年和2006年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和城镇居民的平均月收入水平相当,但农民工的消费率很低。2004年农民工的消费收入比为:36.7%,城镇居民的消费收入比为:76.3%。农民工的消费率或者说是消费倾向不到城市居民的一半,只有48%。2006年,农民工的消费收入比为45.1%,城镇居民的消费收入比为:74%。农民工的消费率为城镇居民的61%。据2006年国家统计局调查的数据,2005年农民工平均寄(带)回家乡的钱为4485元,从农民工寄(带)回家的钱数占总收入的比重看,有一半的农民工把自己收入的一半寄(带)回了家乡 。农民工消费率或者说消费倾向低的原因在于,大多数农民工的赡养人口都在农村老家,所以他们在城市中节衣缩食,消费率很低。不过从2006年与2004年的变化看,农民工的消费率在上升,由36.7%上升到45.1%,增加了8.4个百分点。除了工资收入上升的原因外,很明显,农民工的消费倾向也在上升。

    笔者认为农民工的消费倾向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工中带家者的比重在上升。上面讲到2006年比2004年农民工食品消费的比重下降,而居住支出比重上升,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带家后在家吃饭的数量增加,吃饭成本下降,食品支出比重下降;同时,带家后必须租房,所以住房支出比重上升。目前,笔者还找不到这种变化的数据依据。但是2004年以前,由于城市收容条例的存在,农民工在城市中随时有被遣返的可能。实际上,他们在城镇中没有人身自由。在城市收容条例被废除后,农民工进城后才有了人身自由,虽然还是二等公民,得不到许多市民可以享受的待遇,但农民工有了人身自由,这是对农民工的一次解放,其意义之大绝对不可低估。笔者在实际生活中可以看到,农民工带家属的数量在增加,但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统计。

    农民工消费的第二个特点是:农民工的食品消费水平比较高,高于同等收入的市民。这在上面已经讲过。笔者认为,基本原因是农民工带家数量少,所以在外吃饭比重高,这是造成其食品消费比重较高的基本原因。

    农民工消费的第三个特点是:农民工居住支出的比重较高。这主要是由于绝大部分城镇居民都享有低价购买的公房和经济适用房等,低收入者还可以得到廉租房(虽然这个政策的普及程度还不高,但在逐步增加)。而农民工只能按市场价格租房,所以居住支出比重高。

    另外,农民工为子女教育支付资金要比市民高,但由于农民工带子女的比重低,所以整体上讲,农民工在教育方面的平均支出水平不太高。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调查,农民工子女在城里读书一学年,学费平均支出2450元,占这些家庭总收入的19.78% 。

    (三)农民工消费的潜力

    从以上对农民工消费情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农民工消费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农民工是否带家。农民工带家后,因为其主要赡养人口已经进城,其消费率自然就会上升。

    1、农民工带家的影响因素

    进一步分析,农民工是否带家,与其工作的稳定性、收入水平以及居住成本有密切关系。这三个条件是农民工是否带家、是否在城市安家的主要决定因素,也是我们政策改进的方向。

    农民工工作的稳定性。农民工工作的稳定性主要靠其工作企业的稳定性及企业执行劳动法的程度。但政府对农民工失业的保障程度,对进城农民工在城市中是否安家的影响巨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倒闭是正常现象,在企业倒闭时,农民工可否得到失业保险及相关保障,对农民工继续留在城市关系重大。因为农民工在失业时如果可以得到失业保险及相关保障,就可以继续留在城市中生活,不然就只有回农村、去别的城市或者铤而走险。所以,失业保障对于农民工工作的稳定性来讲,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截至2008年底,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2400万人,其中,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1549万人 。按照农民工总数1.4亿计算,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才占农民工的11%。所以,完善农民工的失业保险制度,加快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的比重,对农民工在城市安家意义重大。

     农民工的收入和农民工各项权益。前面已经讲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虽然近几年有很大提高,但与城镇职工还有相当差距。虽然城镇职工工资的统计方法有问题。但农民工如果在带家属后,随其赡养人口的增加,其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也会相对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的平均收入水平也会低于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我们以2006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966元 为标准进行假设:男方收入966元,女方收入是男方的90%,为869元,双方有一个子女,家庭人口平均3人。这样,家庭人均收入为612元。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中的中等偏下户人均收入为630元,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为462元 ,农民工带家后的人均收入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户,而比中等偏下户的水平略低。目前,农民工的许多基本权益还未得到落实。落实农民工的这些基本权益,对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潜力极大。可以预见随着农民工各项基本权益逐步落实,农民工会实现与城市职工同工同酬的目标。由于农民工整体年龄较轻,负担较轻,所以,农民工的平均收入可能会在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以上。可以预见,今后在带家的农民工家庭中,人均收入水平应该达到中等偏下户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个收入水平,就为农民工在城市安家提供了经济基础。

    农民工居住成本。鉴于目前城市中房价奇高的情况,能够买房的农民工数量极少。就业地政府何时能将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廉租房的保障范围,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措施。如果农民工、尤其是带家的农民工可以租到廉租房,必将大大降低其生活成本。这将会促进农民工带家进城的比例。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调查,有55.14%的农民工设想未来在城市发展、定居 。目前实际带家者比例远远低于这个愿望。在农民工得到平等的市民权力后,其带家比例肯定会大大提高。

     2、农民工在城市安家对消费的促进作用

    农民工在城市安家、尤其是得到廉租房后,会极大地促进农民工的消费。因为,在安家后,必须购买基本的家用电器和各种耐用消费品: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空调等。安家的农民工在消费方式上会像城镇居民看齐。请看2007年城镇中等偏下户每百户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与农村居民的比较。如果农民工家庭在城市安家就会逐步达到城市居民的这种水平。

       表7、2007年城镇中低收入户和农民拥有耐用消费品情况

 

农村居民

城镇中等偏下居民

城镇/农村

 洗衣机    ()

45.94

95.36

2.08

 电冰箱    ()

26.12

93.13

3.57

 空调机    ()

8.54

66.21

     7.75

 抽油烟机  ()

8.14

没有统计

 

 自行车    ()

97.74

没有统计

 

 摩托车    ()

48.52

26.46

0.55

 电话机    ()

68.36

86.71

1.27

 移动电话  ()

77.84

没有统计

 

 黑白电视机 ()

12.14

没有统计

 

 彩色电视机 ()

94.38

127.9

1.36

 照相机    ()

4.30

31.67

7.37

 家用计算机 ()

3.68

41.54

11.29

 

 

 

 

 

 

 

 

 

 

 

 

 

    对比城镇中等偏下户与农民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可以看出,除了摩托车农村高于城镇中等偏下户,彩色电视机和固定电话差别不大外,其余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差别都很大。可见,在城市安家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许多农民工整年不在农村家中居住,农村基础设施又不完备,所以他们不给农村家中购买耐用消费品。但这些人在城市中又没有家,也不能够买这些耐用消费品。这种消费需求实际上是有需求、有能力、但没有条件将其变为现实。在城市安家后就会将这种消费需求由可能变为现实。

    国家统计局2006年调查,有17.21%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带子女随行并在当地城里就学,有20.14%是租房住 ,按此推算,带家的农民工应该在20%以上。如果在未来若干年内,带家的农民工达到50%,那么,对中国的消费市场将会有极大地推动。

             表8、2006年与2007年城镇收入消费分组比较

 

  

按收入等级分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户

中等收入户

 

(10%)

(10%)

(20%)

(20%)

 
 

2006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   ()

725

286

397

509

659

 

 2007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   ()

883

336

470

594

758

 

增加   %

21.8

17.5

18.4

16.7

15

 

    前面计算,一个三口之家的农民工2006年的人均收入为612元,如果假设农民工按照2006年城镇中等偏下户的消费收入比80%来消费,其人均消费额为490元,当年城镇中等偏下户人均消费额为509元,带家农民工的消费额与城镇中等偏下户的消费额基本相当。带家农民工的人均支出比农民工平均消费额436元高12.4%。按照上表所显示的中等偏下户2007年比2006年消费增长速度估计农民工的消费增长速度,假设2007年带家农民工的消费支出也增加16.7%,那就是达到人均572元。如果未来十年,农民工带家比例达 到50%,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家庭达到8000万户,其人口总数将达到2.4亿。如果农民工的各项权益得到很好落实,农民工的收入实现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那带家农民工的消费水平起码要与城镇中等偏下户持平,甚至会超过城镇中等偏下户。那么人均年消费额将达12000元以上,单单这些人的消费金额就将达到28800万亿元,接近3万亿元。

    实际上农民工不可能都在就业地安家。按照国家统计局2006年调查的农民工职业分布情况是:在制造业,建筑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中工作的农民工分别占19.53%、15.12%和14.84%;在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工作的农民工分别占13.88%、9.75%、8.22%和1.26%;其他农民工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采矿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金融业中工作 。据笔者调查了解,在建筑业中从业的农民工除了一些技术员和勤杂人员有带家属的,其他人很少带家属。建筑业职工流动性较大,而且一般工人都是集中住在工地的集体宿舍,很难带家属。由于流动性大,这些人也很难在就业地安家,但他们有可能在家乡的中小城市安家。而其他行业工作者只要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原则上都有可能在就业地安家。所以,笔者估计,在农民工中有可能在就业地安家的人在80%左右。个体经营者是农民工中收入比较高的群体,这些人在就业地城市中安家的可能性最大。

    实际上,即使是将来就业地政府为本地就业的农民工提供廉租房,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也不愿意在就业地安家。其中不少人是在大城市就业,但把家安在小城市。除了生活成本的原因,安家和长期居住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亲戚、朋友及熟人圈的形成。所以,大城市虽然就业机会多,但生活成本高、而且许多农民工在没有形成亲戚、朋友及熟人圈的时候是不会在此安家的。

    与东部地区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中小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相比,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中就业的农民工生活成本比较高。所以,如果在都市圈形成后,他们有可能成为坐通勤车的上班族,每天或每周来往于大都市和周围的小城市之间。

    不论是在大城市安家、还是在小城市安家,或者在都市圈中的小城市安家,我们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使绝大部分农民工进入城市,在城市安家,变成完全的城市居民。这应该是我们的基本政策目标。那种把农民工进城当成是单纯的就业手段,让他们常年在城乡间奔波、在东西部之间奔波的政策必须改变。中国必须鼓励农民大量转移,变为市民。不能鼓励那些离农的农民去与务农者争地,而是要鼓励其放弃耕地,变为完全的城市人。长期以来,我们的政策是维护城市人的利益,让农民为耕地互相斗争,这种政策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农民工变为市民,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工的收入和消费,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务农农民的经营规模,使务农者增加收入。坚持城市化的方针,大力促进农民工在城市安家,变为真正的市民,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标准是在城市安家,而普遍融入城市的最重要条件是使农民工享有与市民同等的公民权。所以,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重要政策是全面提升农民工的权益,尽快使农民工成为与市民平等的公民。

二、加快提升农民工消费潜力的政策建议

    要提高农民工的消费潜力,关键是让农民工安居乐业,是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就政策方面讲,一方面必须尽快使农民工成为城市的主人,获得与城市市民平等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要增加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机会。

    (一)加快立法过程,提高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水平

     1、单靠政策无法解决,必须依靠立法

    农民工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包括:就业机会不平等、工资待遇低、工作时间长、合同签订率低、就业不稳定;以及参加各种社会保险的比率低;子女义务教育权利在所居住城市得不到保障;在城市中居住条件差,没有住廉租房的权利;还有许多城市市民的待遇农民工不能享受。所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工的基本公民权得不到承认,目前他们在城市中还是二等公民。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靠一些政策规定是难于实现的,必须要用立法的手段,通过法律赋予农民工各种基本的公民权。

    2006年国务院5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从政策上明确了要保障农民工各项权益的指导思想。这个文件为解决农民工的平等待遇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在2006年国务院关于农民工的政策文件之前,有一个重要决策必须在这里讲一讲,这就是废止了收容条例。2003年6月国务院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同时废止了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1982年制定的收容遣送制度旨在“救济、 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 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但是在1991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收容遣送的对象扩大到“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的流动人员。这样,自90年代以后,农民工进城后随时有被抓和被遣送的可能。加上收容机构要自己创收养活自己,所以抓农民工劳改就成了他们创收的一个基本手段。在这种条件下,农民工进城后等于失去了基本的公民权,连二等公民也算不上。由于“非典”后政治风向的调整,在张治钢事件后收容条例得以废除。此条例的废除使农民工获得了极大解放。农民工在进城后虽然还是得不到与本地市民一样的待遇,但是他们有了人身自由,他们提升为二等公民。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2、近几年有关法律的立法进程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本质上是要改变农民工二等公民的地位。但是该文件只能提出一些政策方向,要变为现实必须依靠有关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在此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助于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2006年国家修改了《义务教育法》,2007年出台了《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

    《义务教育法》在2006年作了重大修改,主要是贯彻了义务教育要均衡发展的指导思想。其中也对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作了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由于法律规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所以,现在许多省市还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农民工子女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还是不能很好落实。比如:截至2007年9月,上海市共计38万名外来流动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其中在公办中小学及委托民办中小学就读的21.7万人,占57.10%(2009年今年还有望超过65% );在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的16.3万人,占42.90%。多数农民工子弟学校得不到政府的扶持,其义务教育经费没有列入财政预算,只是靠向农民工收费维持运转 。许多大城市与上海的情况都差不多。相当一批农民工子女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工子弟小学上学。政府的政策是要把他们转入民办和公办学校,并关闭这些农民工子弟小学。但在农民工子弟小学上学李嘉瑾、学费较低,所以关闭也引起了一些社会矛盾,以至海外的报纸都有报道。当然,有了法律规定就会促进地方政府加快解决问题。

    《就业促进法》 明确规定了:“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不得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并对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培训制度作了相关规定。当然,这个法律的落实要有一个过程,但法律给了农民工平等参与就业的权利,并且等于宣布了各城市自己制定的限制农民工进入某些行业的规定是非法的。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企业及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甚至一些学者纷纷对《劳动合同法》提出质疑和反对。甚至把因经济危机引起的经济下滑归结为劳动合同法所致。

    《劳动合同法》中对企业职工的权力给了比较完善的维护,尤其是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有关规定,对工人的劳动权给予了基本保障。这个法的制定,对于一个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普通劳动者的权益远远比不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情况是一种极大的进步。因为我国的社会早已分化成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那些在数量上占少数的企业主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大大超过数量占多数的普通职工的影响。对于主要是维护劳动者利益的《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在舆论上引起强烈反响是必然的。但这绝不能说明劳动合同法是错误。应该说劳动合同法的制定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进步。

    劳动合同法刚刚开始执行,世界经济危机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法到目前为止还难于全面落实。《就业促进法》和《劳动合同法》真正变为社会的普遍行为还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

    目前《社会保险法》已经通过了人大常委的两次审定。由于社会保险法包括了养老、医疗、失业等各项保险,而且要统一全国的保险制度,这就使得其要解决的问题众多,并且难产。但无论如何,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其出台的希望了。从目前的草案中可以看到该法规定了强制单位交保、实行省级统筹、可以转移等内容。这些规定对农民工的保障水平大幅度提高。可以预见在社会保险法出台后,农民工的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险在法律的保护下,必将得到极大的发展。

     另外,在农民工居住问题上,有关部门已经开始了行动。2007年12月建设部等五部委制定了《关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指导意见》,基本精神是由用工单位负责解决农民工居住问题,或给予住房补贴。其中还提出:“各地要将长期在城市就业与生活的农民工居住问题,纳入城市住房建设规划”,但这只是提倡。这个政策中对政府的责任规定很少,这是文件的不足之处。当然,农民工的住房问题靠这个政策文件是得不到根本性解决的。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省市还没有制定各地区的有关政策,就是一个证明,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制定有关法律规定。

    3、釜底抽薪之策是在宪法中加入迁徙自由

    笔者认为,为了加快有关法律的立法进程,有必要修改宪法,恢复公民的迁徙权。我国1954年第一部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的两部宪法中删除了这个规定。在1982年宪法(即现行宪法)中也没有加进这个内容。

    迁徙权确实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尤其是我国各地区差别太大,允许自由迁徙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且是逐步缩小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最有效途径。

     世行的研究证明:“无论是根据经典框架或是近期的内生增长模型所述,在人们可以自由流动的地方,他们的流动消弭了不同地区的工资差异 。”“根据家庭调查结果进行的比较显示出,劳动力流动和经济成长存在正相关关系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得到的共识是:国内移民赋予社会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趋同的机会千真万确、不容忽视 。世行还批评了中国限制移民的政策,“中国限制劳动力移动,限制了城市规模,从而阻碍了增长 。”由于劳动力的持续流动,美国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州际人均收入呈趋同态势 。日本地区间收入趋同也应归功于劳动力流动 。总之,经济因素驱动的劳动力流动促使人们向具有选择机会的地区集中,其产生的集聚效益超过其带来的拥挤成本 。

    世界上有些国家将迁徙自由写入宪法,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当然有些国家虽然宪法上没有此规定,但公民是有这个权力的。我国刚解放时,宪法上规定了公民的迁徙权,后来在限制公民迁徙自由后,取消了宪法中关于公民迁徙权的规定。目前,我国由于宪法没有写入这个规定,就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可以把农民工当做二等公民,不给其与本地市民一样的权利。这也是许多既得利益者反对外来人口的法律基础,并且是一些维护农民工权益政策和法规制定难的原因之一。为此,笔者在这里郑重建议:要在宪法的公民一章中加入“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具体方案,是单独列一条,还是把其与公民的其他权利并列在一起都可以考虑。

    由于宪法是基本法,写入“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对促进农民工及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会有根本性促进。当然,要落实迁徙自由的权力还要有许多具体的法律规定。但也正因为如此,修改宪法不会马上造成对城市政府的冲击,而一定会加快相关立法的进度。从长远看,修改宪法,赋予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无疑会大大促进农民工权益的全面保障。而且会是提高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釜底抽薪之举。

    (二)发展非正规就业扩大就业机会

    1、关于非正规就业的定义

     非正规就业是90年代以后 从国际上引进的概念,目前,国内官方还没有正式的定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十分混乱。为了弄清这个概念的含义,本文回顾一下这个概念的提出者-国际劳工组织对此定义的发展过程。

    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正式提出了“非正规部门”这一概念,第一次正式命名了“非正规部门”,来形容“有工作的穷人”的边缘性就业。1991年,国际劳工组织修正、完善了非正规部门的定义,提出非正规部门指的是“规模非常小的生产和分配商品和服务的单位,由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独立的就业者、卖主、被雇用的生产者构成”,“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被注册或登记在官方的统计数据中,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渠道接触有组织的市场、信贷机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被政府承认和支持” 。

    后来国际劳工组织在有关研究资料中,把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部门就业纳入非正规就业的统计,因为它所包括的自营就业、家庭就业、微型企业就业、工时就业等,也都是不同于传统典型的就业形式。同时,非正规就业还包括在发达国家和正规部门里存在的各种形式的非全日制就业、临时就业、劳务派遣就业等 。

     在国际劳工组织2002年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非正规就业是指所有的非正规职业,而不管他是否存在于正规企业或者是非正规企业,或者是家庭式的,或者是多功能的微型经济组织。它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在发达国家中也存在 。

    联合国的其他组织也用了劳工组织的定义,请看联合国人居署《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3》的定义: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城市里,提供了人们日常需要的大量产品和服务,通常是小型行业和商业行为,没有登记注册的企业,叫做“非正规部门 ”。

    从以上列举的不同时段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非正规就业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非正规就业来源于非正规部门。所谓非正规就业关键之处是:没有注册登记、不被政府承认。一开始国际劳工组织主要注意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后来开始注意发达国家中没有被政府登记的就业现象。所以,把定义扩大为:第一类是没有登记注册的非正规企业及其在其中的就业者;第二类是在登记企业中没有登记的非正规就业者。

    目前在我国关于非正规就业的定义一般比较宽泛。最宽泛者把统计年鉴中除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和外商投资单位以外企业的就业者都算做非正规就业。国际著名学者黄宗智把国际劳工组织关于非正规就业的定义理解为:“缺乏就业保障、福利和法律保护的劳工 ”。这样,所有的农民工都被计算在内。

     笔者以为,非正规就业概念的核心是没有注册登记,不被政府承认,所以称其为“非正规。”非正规企业中的被雇佣者肯定是没有社会保障的,但那些自雇用者(按中国的称呼就是自己经营的个体户:不雇工)由于没有注册登记,其权利也会无法保障。但是,不能从其“缺乏就业保障、福利和法律保护”的角度来作定义,那么所包含的范围就会发生变化。笔者比较同意国内学者杨宜勇等人概括的外延性定义:“非正规部门的雇用劳动者、小业主等自营劳动者(包括自我雇佣和自由职业者)和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雇用者是构成中国非正规就业群体的三个基本类型 ”。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被许多人视为非正规就业的人员其实不应算作非正规就业者。

     2、目前中国非正规就业的分类

    在中国,非正规就业者实际上是两极分化的。有的学者称之为:非正规就业内部最显著的分化就是主动进入非正规就业者行列的高收入非正规就业者和被动进入非正规就业的低收入非正规就业者之间的分化 。从行业上看,一些家庭小作坊、个体商业和生活服务业,本身属于传统行业,工作不稳定,收入也很低。从事这些行业的基本上都是下岗无业者或者进城农民工中无法进入企业、又无能力当个体户者。这些人是非正规就业中的低端,但所占比例较大。应该看到,随着城市中下岗人员社会保险、尤其是养老保险政策的落实,在低端的非正规就业中城镇居民正在减少,未来农民工比重会越来越高。

     在低端的非正规就业中还有一类,是在企事业单位中工作的非正式工。目前,许多企事业单位(不管是国有企事业还是民营企事业)中都大量存在许多没有签合同的非正式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企业生产线的工人,或者是单位的业务人员。这类人其实是应该纳入企事业单位的正式员工,但单位为了降低成本,不将其纳入正式员工体系。这部分人,按照法律都应算作正式就业,在落实和执行法律的过程中,这部分人的非正式身份可以转正。第二类是单位中的清洁、保安、食堂等后勤人员。这些人属于单位的非业务范畴,目前大部分单位都把此业务包给保安公司、清洁公司、餐饮公司,也有一部分还是用临时工。这部分人中进入保安公司、清洁公司、餐饮公司的也不能算非正式就业,他们应该是这些公司的正式雇员。除去这两类以外的临时工才是真正的非正规就业者。所以,不能把目前单位中的临时工都称为非正规就业者。从笔者的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正规企业中的临时工中大部分不应列入非正规就业。

     另一类是非正规就业中的高端人士。其中一种是从事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他们从事律师、新闻等行业,但没有注册,并且有经营活动或者是劳务收入。另一种是随着网络发展而新兴的网店等,通过网络从事商务活动,有些是商业,也有咨询和服务业。由于这是随网络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经营形式,目前对其如何注册和管理还是一个新的问题。没有注册的网店,有的是个体经营的自雇用型,也有的已形成较大规模,雇用不少员工。这类非正规企业的雇员因为文化水平较高、收入水平也还较高。

    在非正规就业中,后一类高端就业确实显示着一种发展趋势,当然,其中以网络为依托的经营形式会逐步找到注册和管理办法,并逐步走向正规就业范畴。那些不需要注册的自由职业者在非正规就业中将长期保持少数。

    对于低端的非正规就业者来说,即使是政府允许其存在,对其提高收入有所帮助,但这些人依然会是低收入阶层,笔者不同意那种认为“非正规就业的总体收入水平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非正规就业收入较高”的判断 。小地摊、临时劳务、沿街叫卖、家庭小作坊等非正规就业与个体户相比,收入难于达到或超过个体户。

     3、非正规就业的合法性问题

    非正规就业因为是没有登记的,所以对其合法性问题有必要进行专门讨论。从中国的情况看,没有登记注册的非正规就业者中有一类其经营内容就是非法的,如专门生产不合格产品或专门提供不良服务的没有注册的小企业或者个体经营者。但还有一类虽然没有注册,但其经营的内容不涉及非法(没有生产不合格产品,没有提供法律不允许的服务等)。另外,经常与城关发生纠纷的占马路经营者,其经营的内容可能并不违法,只是经营场所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对经营内容不违法的非正规就业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这类就业形式,虽然没有登记,但是它有助于给从业者带来收入,对社会是有益的,是市场创造的一种就业形式。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而且正处于城市化高峰的过程中,就业压力很大,完全靠正规就业难于满足巨大的就业需求。政府应该正视这种非正规就业,提出引导其健康发展的政策。

     当前最值得关注的是,《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已经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摊贩,可以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可以从事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禁止其进入的行业”。这些规定对于已经存在的一些非正规就业,是一个积极的鼓励政策。其中既包括了那些低端的地摊类就业者,也包括了网店等高端就业形式。遗憾的是条例草案没有对收入较少的经营者如何减免税收做出规定。其实上海在2007年就出台了《城市设摊导则》,规定从当年下半年起,上海市政府将不再全面封杀马路摊点,部分市区路段经市民同意,便可设置部分便民类摊点,政府将为他们颁发临时许可证。正如上海市容局环卫处长孙芝兴所解释的那样,小摊贩“光靠堵是行不通的,有些摊点确实便利了居民生活 。”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显示出积极支持经营内容合法的非正规就业形式的态度。如河北省委政策研究部门认为:广泛存在于城乡接合部、单位家属院、社区街道和住宅小区里的小地摊、临时劳务、沿街叫卖、家庭小作坊等非正规就业,日渐成为一种不可小觑的就业渠道,如果通过政策引导,充分发挥我省非正规就业功能,未来3年,可为我省创造高达650万的就业岗位 。

    杭州市政府对网店等给予了大力支持。据报道阿里巴巴淘宝网目前在全国已有有效网店177万家,其中杭州有10.3万家,占5.8%;杭州的网店就业人数,按比例测算有4万多人 。为此,杭州市政府专门发出《关于进一步利用电子商务保就业拓市场促转型的若干意见》。

     从修改《个体工商户条例》以及各地政府的行动中,可以看出,政府正在将许多非正规就业纳入法律许可及有政府管理的轨道中。当然这并不能消灭非正规就业,只要有就业需求、有供求市场,不论是低端的非正规就业,还是高端的非正规就业都会存在和发展。所以政府还应该给合法经营的非正规就业,如小地摊、临时劳务、沿街叫卖、家庭小作坊等留有不进行注册的政策空间。《个体工商户条例》中应该规定出可以不进行注册的经营行为。

    对非正规就业如何管理是各国政府都遇到的一个两难问题。管理太严,以至取缔,有碍就业,效果也不见得好;但放任自由发展,也会有极大的问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一些城市曾制定了许多认为摆摊是非法活动的法律条文。比如1976年新奥尔良市查处了持续经营时间少于8年的所有摊贩;爱达荷州1986年的法律完全禁止在人行道上摆摊设点;佛罗里达州于1987年颁布条例禁止在以前曾经划为许可经营范围内分地方摆摊设点;Hixon州于1975年认为街头商业是非法的 。但是打击的收效并不好,后来消费者事务部申明了若干对于摊贩的管制规定:提高许可证违约金;管制城市公园的摊贩;要求摊贩在允许设摊的区域保持清洁,这才使得情况改善 。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经过几年频繁的取缔摊贩活动以后,城市和摊贩在1999年6月底共同讨论并提议一个新的市政制度,改变原有的一味取缔的态度,而倾向于允许摊贩合法化存在。这个制度是在街头摊贩同城市官员的长期斗争中出台的,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推行的。它限制商贩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经营,并且要符合一定的健康标准 。

     从其他国家和我国的实践中看,笔者认为基本原则应是:严格管理,允许合法经营,但税收要优惠。对生产和提供非法产品及服务者必须禁止,但对于低收入的非正规就业者和个体户一定要给予税收的优惠。

    4、破除不合理规定,增加就业渠道

    非正规就业是增加就业的一个重要渠道,由于标准的不同,对非正规就业可增加的就业数量估计差别很大。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12月全国城市劳动力就业和社会保障随机抽样调查推算,全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人数约为1.5亿人,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20.34% 。另有学者用比较窄的口径统计2003年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约为4700万人,按此数字我国非正规就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在1/5左右 。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非正规就业的数量是不断增加的,“除2001年外,1996年至2005年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比例是逐年递增的 ”。但无论怎么估计,非正规就业都是就业大军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用运得当,对增加就业可以起到极大的作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非正规就业也成为就业的重要渠道。如荷兰的非正规就业1999年比1985年上升28%,非全日制就业和临时就业人数占全体雇佣劳动者的50.4%,其失业率也由1994年的7.5%降至2008年初的2.7% 。

    但是,无论是正规就业还是非正规就业,都要有就业机会和就业市场。而我国许多的制度却成了增加就业的阻力。其中最明显的是对个体户的政策。个体户其实是处于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之间的一个群体。

                     表10、90年代以来个体户数量变化

年份

个体户数量

1990

1328万户

1991

1417

1992

1534

1993

1767

1994

2187

1995

2528

1996

2704

1997

2896

1998

3120

1999

      3160

2000

      2571

2001

      2433

2002

      2377

2003

      2353

2004

      2350

2005

      2464

2006

      2576

2008

      2917

 

    上表是我国个体工商户从1990年至今的发展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个体户一直在增长,1999年达到历史最高峰3160万户,从2000年以后直线下降,最低为2004年2350万户,2005年以后有所回升,2008年开始较大幅度增长,达2917万户。

     从经济波动周期来看,个体户的发展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无关,所以主要是政策因素影响了个体户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个体户的发展与当时的政策有关。一是鼓励发展的政策。1992年开始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首先表现为在各地建立市场。各个城市一开始就在马路上建了很多市场,市场经济一时非常火热。而且当时各城市允许街道办事处办市场,这些市场就是在街道办事处的管辖和保护下兴办的(因为街道办事处可以收管理费),二是低税费政策,对个体户不但实行定额税,而且管理也不严格。这使得个体户得到较快发展。90年代个体户平均增长率为11.3%。

     90年代末期开始,街道办事处不再允许经办市场和其他企业,同时各城市开始整顿市容,关闭了几乎所用的马路市场。请看2001年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反映了那时的情况:“现在,许多城市都在加紧城市建设和整治工作,不少街头市场因“还路于民”而被整顿、拆迁,居民区附近的一些服务摊点也在环境治理中被取缔。城市整洁了,小商摊却越来越少 。”

     1999年国家工商局体制进行了改革,省以下实行垂直管理,垂直管理有利于加强对个体户的管理。从2001年,工商局系统开始加强管理。2001年朱鎔基总理视察国家工商局时指示:“坚决取缔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各类企业;打击无照经营,从源头上遏制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行为的发生。”为了贯彻朱鎔基总理的指示精神,国家工商局随即开展了清理无照经营和治理“三无”企业的专项行动,一年共清理取缔各类无照经营近100万户。2003年3月1日《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开始实施,仅2003年1-10月,工商部门就出动执法人员159万人次,查处无照经营211万户次,补办营业执照87万户 。

     随着管理的加强,税费水平也大幅度上升。浙江省工商联2001年在某市调查发现,政府向企业征收的各项税费和基金多达375种(其中只有21种比较规范),还不包括各种摊派、赞助、各种协会收费、有偿宣传费、部门下达的报刊杂志费和非生产性招待费;此外,还需要缴纳市级小两金、企业管理费、基本养老金、教育附加费、中下学集资、有线电视视听费、义务兵役费、卫生发展调节基金等。浙江省工商联特别发现,几乎所有个体私营企业都十分害怕订阅报刊杂志,每年征订时间,人员纷至沓来,订单雪片般飞来,哪个“菩萨”也不敢得罪。有家企业有3500个员工,每年的订阅费高达100多万元 。北京市每个摊位的市场管理费一般为每年3000元,个体工商户管理费为每年600元至700元。广州市人大代表谢汉才告诉记者,根据他的调查,广州市个体工商户每年交纳的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市场管理费(以下简称“两费”)达3亿元之多 。

    2003年我国通过了《行政许可法》,并要求在2004年后半年开始施行。因工商局所收的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市场管理费可能面临取消,一些地方开始带头取消两费。这使个体工商户数量从2005年开始回升。2008年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市场管理费正式取消。实际上,除了税收和两费外,其他的乱收费不少都是由工商局代收的,两费取消后,其他的乱收费项目也大为减少,个体户的负担有所减轻。这是个体户数量较快上升的最主要因素。

    从现在的情况看,一个是城市的各种清洁美化活动,一个是税费过高,是影响个体户发展的主要因素。据本人的不完全统计,现在由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的全国性评比检查就有:国家园林城市、绿化城市、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等,分别由建设部、绿化委、爱卫会、中央文明委等部门组织。这些评比检查给地方政府造成了极大压力。本来许多新城区和新小区个体户及摊贩的生存空间就已经很小,为了评比检查,更是不断清理,个体户和摊贩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这是自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中个体户不断下降、难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因素,目前这个问题依然严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有评比,但都市民间组织自己举办的,而我国由政府部门举办,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以上几种评比检查实际上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

    2009年3月中央电视台对河南焦作在卫生城市检查评比中扰民事件进行曝光,其中还提到:“比如说渭南市曾经在创建卫生城市的时候,关闭全市所有的小吃店,连广州在创建卫生城市的时候,都把白云区一个文化广场周边上百家的大排档关掉 ”。其实不只是卫生城市评比,其他几项评比给老百姓带来的不便和伤害也都是一样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出了《关于报送要求地方开展评比和达标活动有关情况的通知》,200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党委、人大、政协和法院、检察院系统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通知》。但以上列举的四项评比依然在火热展开。建设部2005年发出文件,规定:除明示的12项外,原则上不再设立新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个别行业确需开展的,移交社团开展 。我国的社团基本上是挂靠在政府部门的,都是官办的,比起政府部门直接举办要低一个层次,但还是带有官办色彩。

    除了这些检查评比、现在的城市新区和新建社区中都缺乏为居民提供服务设施的建设。这些地方都是高楼大厦,缺乏简易的商业用房,所以无法设立一些服务居民的小饭馆、理发店、小卖部、小商店等等,许多个体户也无法进入,除非是设立马路摊点。笔者看到的一些新建居民小区,因为没有卖水果蔬菜的设施,只好在小区内马路上设立摊位。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压力极大。有人预计到2020年前后,我国城乡劳动力将达到9.4亿人,每年需要就业的城镇劳动力超过2,400万人;同时,农村还有超过1.5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 ,如果加上农民工的因素,就业压力会更大。现在大城市中新出生的人口中一半以上是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人口所生 。按照上海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是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1.46%,而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6%,人口的自然增长全靠外来人口 。估计各大城市都是这种情况。十几年以后,这些外来人口的子女就将成为该城市年轻人口中的多数,而如果到那时户籍改革还未到位,那将会产生极大的社会问题。要知道中国的社会民主化过程即使是很慢,到那时中国的民主程度也将比现在有巨大进步。在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中,巨大的公民身份差距会引起多么大的社会矛盾,现在的领导人对此确实缺乏足够的估计。加上就业环境如果还是像现在一样恶劣,那种情况将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广开就业门路,扩大就业渠道,不管是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都应给列入政府的关注,在加强管理的同时,给与必要的支持。由于农民工将士未来城市新增人口的主力军,所以,这些政策最大的受益者是进城的农民。许多新进城者连当个体户的实力和经验都没有,他们要从摆摊开始其城市生活。所以,对非正规就业必须给予政策关注,允许其存在。(本文是笔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所做课题的一部分。)

 



发件人:"郑现莉_1125"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2010-06-27 04:01:5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财政收入全球第二,社会保障全球第几?

  【内容提要】我国今年的财政收入有望成为全球第二,这是一个让政府官员们深感兴奋的成果,但如果他们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气不能受到民众的遏制,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在全球的名次将会一直处在“不好意思”公布的状态。

财政收入全球第二,社会保障全球第几?

郑献霖

2010年6月

  原任卫生部部长,刚调任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高强的一番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质疑:“中国政府本身的开支水平与全世界很多国家比较,并不太高。一是我国行政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比其他国家要低,二是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很多国家相比也比较低”。但时过不久,最有力的耳光还是来自地方政府的丑闻。

  继长春市公安局花费近3万元购买笔记本电脑被曝光引起各界议论后,很快有网友在云南省政府网上发现:“昆明市纪委一次购买上千件办公设备,花掉近700万元;昆明市财政局一次采购服务器4台、台式机68台、笔记本电脑8台,花掉近58万元……”。另外,“昆明市劳动教养管理所,添置茶几、沙发、老板桌若干成交价是548000元”,“昆明市公安局‘巡逻及运兵车’24辆丰田柯斯达20座标配(柴油)成交价:10426000.00元,每辆43万多”。

    几天前山东省粮食局孟局长,还有粮食局两位副局长及3位处长在济南市舜耕山庄贵宾楼6688客厅的餐饮消费账单也被曝光,餐费是1000元/位的标准,12人总共12000元。一壶“日照雪青”260元,一盒软中华118元,一瓶34度白趵精品198元。加上矿泉水、醋饮以及其它零碎消费,这顿饭总共吃掉14810元。账单登记的宾客名字为粮食局,百分百属于公款高消费。

  与这些频频爆出的政府“豪华采购”、“天价餐”事件所显示出的政府奢侈相比,社科院一份人才报告显示,百万蚁族蜗居在城中村,过着连农民工都不如的生活。二者之间如此的不协调,是中国社会面临断裂危险的又一征兆。更让人寒心的是,面对这些对任何民选政府来说都是天大的耻辱事件,我们的政府官员却不思如何进行整改,而是极力用所谓的“业务需要”为由来进行辩护,看来只有粮食局的官员不好意思以此做借口了。

  众所周知,公车也是“业务需要”,但公车私用现象却比比皆是。即使真是业务所需,是否就必须如此奢?如此滥花民众的血汗钱,事先是否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可惜在我们的政府官员们看来,“屁民”们根本就无权过问这些问题。在这些丢脸的事件被无意中曝光后,也只是不得不用“业务需要”来搪塞一下而已。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就是全世界最高的,其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同期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行政管理费用的绝对支出为52.9亿元,占行政总支出的比重为4.71%。到2003年增加到了4691.26亿元,增长了88倍,而同期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分别增长19.18倍和21.97倍。要知道这部分行政支出并没有包括预算外支出,从1996年到1999年,预算外支出都占到了行政总支出的一半。进入21世纪后,预算外支出比重有所下降,但绝对数还是在逐年提高。虽然无法确知预算外支出中究竟有多大比例属于行政支出,但可以肯定它是行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3年开始,仅通过预算的行政成本支出基本上就占了财政支出的20%。据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叶青透露,每年仅公车公宴公房话费就占到了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总的行政成本占比在30%以上。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们的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之高更是一目了然。以2003年为例,中国这一数字为19.03%,远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和美国的9.9%。

  但相应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却极为吝啬。据统计中国社保方面的支出占GDP的12%,但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通常都在30%以上,甚至有些国家一半的财政收入都是用于社保方面的。在OECD国家,卫生费用的大部分是由政府承担的,并且几乎都在70%以上,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体制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88%。在中国这部分有限的支出有多少用在了政府官员以及垄断行业的管理人员身上、又有多少用在了真正的底层民众身上?虽然我们无法得到确切的数字,但老百姓的感受是真实的,教育、医疗、住房日益成为压在民众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是明证。

  政府本身并不生产任何物质财富,它的所有开支都来自于民众的税收,在中国它还来自于民众先前劳动的积累,譬如土地出让金以及国有企业的收入等。之所以把这些财富交给政府,是为了让它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这跟民众把钱捐献给NGO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如果一个NGO把如此高比例的捐款用于自身开支,那么它很快就会失去社会信誉,资金来源断绝而无法存活下去。有所不同的是,政府则是利用强制力把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的。在民选政府体制下,政府的胡作非为还有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在中国,政府的运作向上级负责,虽然也会向人民代表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但由于大多数民众与“人民代表”之间是隔绝的,这就导致他们无法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

  这些问题并非无解,所有见不得人的龌龊行为都害怕暴露在阳光下。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党不仅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尤其是牵涉到财政的收入、支出上必须公开透明化,这本来就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最方便、最有力的反腐手段。唯有此,才可能提高政府和官员的公信度,才能重新赢得社会的信任。寻找借口是简单的,但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财政部的统计数字现实,我国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财政收入3547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362亿元,增长30.8%全年有可能超过8万亿,如果再加上土地出让金、国有资本收益等将达到10万亿的规模,有望成为全球第二。这是一个让政府官员们深感兴奋的成果,但如果他们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气不能受到民众的遏制,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在全球的名次将会一直处在“不好意思”公布的状态。

 

 

发件人:"殷杰" <yj@yjtd.net> 2010-06-19 21:16:26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全息乾坤4期俄罗斯超越中国经济-10-6-18

中国经济为什么被俄罗斯迅速超越?

殷杰

2010年6月

    BW中文网讯,据国外媒体报道,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给俄罗斯的经济带来重创,然而,普京接掌政权后,俄罗斯的经济很快走出困境,朝着国富民富的目标大步前进,其发展变化令全世界惊叹更令中国汗颜。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二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第一份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指出, 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第二份报告涉及中国,中国在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的人口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 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 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 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要调整一次“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每一季度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莫斯科去年第三季度,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月5124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700元,北京市 2006 年 7月1日起,基本生活费确定为每人每月448元,仅为莫斯科最低生活费标准的26%),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为5795卢布,退休人员3533卢布,儿童是4381卢布。与中国东北接壤的滨海边疆区去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费标准定为月4362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450元,与之接壤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现行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是1997年制订的,市区每人每月200元,阿城市、木兰县和延寿县为117元),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费指数为4687卢布,退休人员3383卢布,儿童4202卢布。

    由于“贫困线”的标准特别高,俄罗斯财政支出的最大一块,就用在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以莫斯科市2007年预算儿童补贴项目为例,全市今年财政预算,用于有子女家庭社会支持款项总额360亿卢布(108亿人民币),生育二胎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所获一次性补助金额将增加4倍,从 2000至1 万卢布不等;每个儿童的月津贴数额将增加1至1.5倍;多子女家庭的年度校服补贴从1000卢布增至5000卢布;因在家照顾3岁以下残障儿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将获得每月4500卢布(1300人民帀);抚养三岁以下儿童的大学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补贴将增加两倍,从550卢布增至1650卢布;为预防社会孤儿出现及发展家庭教育方式,发放给监护人用于抚养被监护人的资金数额将从4500卢布提高到6000卢布。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

    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制定的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都不容易了。俄罗斯财政部宣布,根据俄罗斯2007~2009年三年预算计划,未来三年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 美元。十五年转型,俄罗斯人民,真正地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百年之梦。去年10月 11日,普金访问德国,接受德国ARD电视台和《南德日报》的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目前,俄罗斯有四千个电视台,四万多份报纸和杂志,其中半数以上与外国媒体合办。与许多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不打算对国际互联网进行监控。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 既能保证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

    第二份报告是世界银行于2007年12月1日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至2005 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由于世行专家尚未完整得到2004年以后的数据,研究仍在进行。有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这个结果,彻底地颠覆了发展经济学家们所谓的“水涨船高”的理论。与腐败共生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极端的贫富差距,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世界银行说,中国的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村庄,现在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基本上都有个人头费,生活都有所保障。贫困大多出现在农村地区。现在城市也出现了大批的贫困群体,并且城市的贫困群体比农村的贫困群体甚至还要难过。因为在城市的环境条件下,水、电、气、菜、米、油这些所有的东西统统都需要钱。一旦没有钱的话,比农村还要艰难。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比俄罗斯更早,时间更长,速度更快。但是,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反映在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素质却完全不同。1999年至 2006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公职群体和工商业者的财富迅速积累。“老板”不再吃香,“下海”几乎绝迹,买官成为时尚,公务员成为最抢手的职业。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非公职人员工资滞涨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七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国家财政收入从1999 年1.5万亿增加到去年的5万亿元,而社会保障体系却近乎完全消失。成千上万中国人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压得喘不气过来。更有一个 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还在下降。

    世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Bert Hofman表示:“分析表明,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受到收入冲击的影响,因此只能依靠储蓄来维持消费”。令人忧心的是,他们微少的储蓄,能补贴维持多久?六年前1.5万亿的财政收入,建立不了社会保障体系,六年后,年5万亿的财政收入,仍然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形成。

 



发件人:"郑现莉_1125"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2010-06-20 05:53:46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一篇我的纪念韩春的文章

  【内容提要】我国目前起源于革命年代的监察系统制度设计不仅已经无力承担反腐败的重任了,近年来腐败案件金额越来越大就是明证之一,甚至还出现了文强这样警匪一家的荒诞景象,而且也与中国共产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相龃龉。改变纪检监察系统的二元领导体制,从组织、财政上将其独立出来,赋予它独立的监察职能已成为当前的迫切要求。

中山市长李启红案与纪检监察系统的独立化改革

郑献霖

2010年6月

  6月18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的400多名市级纪委书记将在中央党校接受为期9天的“脱产”学习,如此大规模集中培训纪委书记,是1978年中央纪委恢复重建以来的第一次。培训将涉及政治、经济和外交多个领域,“如何用好互联网”也作为专门的培训课程出现在他们的“课程表”中,授课专家也全部都是“重量级”。

  不清楚这次培训和广东省中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启红被“双规”有无直接关系,但可以明确的是,“李启红”式干部的频繁出现至少昭示了我们的纪检监察系统存在重大缺陷是无可怀疑的。我们相信李启红案会成为培训课上的讨论热点,我们更期待纪委书记们能从此案中汲取失察的深刻教训,当然如果此案能促进我国纪检监察系统的体制改革,那可就是无上之喜了。

  从媒体披露出来的李启红从政经历来看,她的诸多违纪违规以至整个家族积累了超过20亿元的巨额财富一事不可能在当地从无人知,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纪检监察系统似乎总是充当“事后诸葛亮”,直到问题已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才着手采取措施,不能不说它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无不存在需要深刻反省的问题。

  在李启红年仅15岁的时候,就因性格开朗、声音好听、皮肤极好而被一位南下干部“看上了”,当年她成了革委会成员,16岁时直接升任石岐镇中区朝阳居委会主任。1975年,21岁的李启红成为石岐镇党委副书记兼烟墩区党总支书记、办事处主任。此后她的仕途一直非常顺利,1997年10月至1999年3月,李启红担任中山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此后,她分别担任中山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代市长等职务。2007年1月,李启红担任中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直到最近被双规。期间她在2009年还被选为“全国十大品牌市长”。

  她被查的公开原因是涉嫌股票内幕交易。2007年担任市长后,她的第一把火就是重组主要经营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的中山市最大的国有企业“中山公用”,当年8月20日复牌后,连续14个涨停板,股价短期内飙升300%。显然知悉内幕情况的人,可以轻松在此过程中一夜暴富,她很可能将重组的消息告知了亲友。

  另外,她的家族有多人在本市从事房地产经营并雄踞一方,这是中山市人所共知的秘密。尽管她在公开场合也曾表示对家人开办的公司“不插手、不帮忙、不指示、不发话”,但任何稍微了解中国官场情形的人都明白,家人在她市长大人的眼皮底下经商,何须她本人插手、帮忙、指示、发话呢,一切自会有“识相”者给予关照,不然以“中山五建”仅有的房屋建筑三级资质,甚至连公开投标都不参与就能插手很多工程和房地产项目呢?据披露,“中山五建”四位股东分别是李启红的丈夫、弟弟和亲戚,此外他们还在其他房地产公司拥有股份。“中山五建”自1999年成立至今,已经承接桩基础工程数百项,其中较大的施工工程有:盛景园工程、丽景湾工程、东盛苑工程、中山港会展中心工程等等,还有其他大小各类工程共约100多万平方米。这些工程中,有不少项目跟政府单位有关:三乡车站、港口中南小学教学楼、火炬开发区东阳科技园员工宿舍楼、华南师大附中教学楼等等。当地建筑行业人士称,其他建筑公司都在到处“找饭吃”,像“中山五建”如此多的工程量,没有特殊的背景有力促成,是不可想象的。

  此外,李启红在家乡担任市长直接违背了干部任职回避制度的有关规定。200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三个法规文件,作出了关于领导任职的“地域回避”规定:县市级主要领导必须回避原籍或成长地;地级市党政主要领导“一般不得”在原籍或成长地任职。讽刺性的是,在此规定出台后四个月,李启红荣任市长,这也许与“一般不得”并没有绝对禁止“特殊情况”有关。要知道中国古代已经建立起极为完备的官员任职回避制度,这些能够有效避免亲属依附权力的制度我们并没有完全继承下来,这大概也能算是李启红犯案的“客观因素”吧,例如明清“避籍”范围以省为单位,比今天地级市主要领导“一般不得”要严格得多。

  更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自李启红1997年10月担任中山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以后,她作为当地主要领导,理应成为纪检监察系统的重点“照顾对象”,但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看不到纪检监察系统对她的约束作用,导致她在违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她的违纪行为在当地早已不是秘密,在民众中早已广为人知,负有监察职责的有关部门不可能没有丝毫耳闻。它的失职充分表明纪检监察系统不能脱离当地领导就不能施行独立的监察职能,必然导致其监察效能也必然大大下降,甚至在不少地方聊胜于无。

  尽管我们希望每个政府官员都成为道德楷模,也有不少人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保持道德自律,但这种个别现象往往是靠不住的,也是不能持久的,焉知今天的很多腐败官员在当初踏入仕途时就如此道德败坏呢,因此负责任的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必须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可能滥用手中的权力作为出发点,以制度化的外部监督来避免最坏情形的出现,至少对这种趋势的发展也是一个遏制因素。

  这种对政治制度的要求古今中外皆然,都对如何制约官员手中掌握的权力绞尽脑汁。只有斯大林体制算是个例外,它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及知识资源来克服当下所面对的难题,任何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都必须让位于大一统体制,因此列宁晚年所做的党内监察系统从党委系统独立出来的尝试被斯大林抛弃也就势在必然了。不可否认这种体制在战时具有无比强大的动员能力,但随着革命战争年代的结束而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监察系统的弱化必然相应地强化官员手中的权力,久而久之就会把社会交给他的权力用于私人目的,斯大林体制的最后崩溃就是无数个“李启红”累加起来的效应。

  从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来,维系高度集中化体制的外部条件就已经不存在了。毕竟我们面临的外部直接军事威胁已大大减轻,发生大规模陆地入侵的可能性更是很小了。更兼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在制度设计上关注的重心应该回归到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上来,如此才有可能维系民心,保持长久的执政党地位,而不至于步苏联共产党的后尘。某些新左派人士鼓吹“中国模式”,认为高度集中的威权体制是中国经济获得腾飞的重要原因,这在一个国家经济起步阶段不无道理,但也正是这种体制容易造就大面积的腐败和严重的两极分化。内需的低迷使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外部市场,这本身就表明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转向的关口,此时侈谈什么“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越发显得不合时宜。

  从现实来看,我们实行更为成熟的西方式民主监督之路还有一定的阻力,但我国古代历史上历经两千多年总结出来的吏治经验总不能也不借鉴吧。就回避制度来说,除了上述的地理回避外,尚有亲属回避、科场回避、诉讼回避,对于特殊人员如盐商,他们的亲属子弟不准进入户部为官;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员的子弟不准考选御史官,以防止监察部门效能的降低等等。这些回避制度对于遏制“李启红式”腐败还是有效的,至少亲属子弟不能直接借助她本人权势经商了。

  从监察系统的独立性来说,秦汉以来的御史监察系统无论从组织还是财政上都不受地方官员的制约,虽然御史官员品级较低,且其成员多为受官场习气沾染不深的新近入科读书人为主,可以代表皇权行使独立的监察职能。很多王朝还允许御史官“风闻言事”,不需要待调查到确凿证据就可以对有关官员进行弹劾,更是大大增强了他们的监察权力,无论品级多高即使贵为王侯也要顾忌到他们的存在。这种制度可以起到净化官场习气的作用,虽不能使王朝万世长存,但也确实延长了它们的生命。如明清两朝监察系统已非常完善,使它们存续将近三百年,作为对比,斯大林体制仅存在了70年,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我们目前的纪检监察系统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其基本架构是直接承继自斯大林体制的,它的监察效能的弱化几乎在每一起腐败案件都能观察到。这种起源于革命年代的制度设计不仅已经无力承担反腐败的重任了,近年来腐败案件金额越来越大就是明证之一,甚至还出现了文强这样警匪一家的荒诞景象,而且也与中国共产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相龃龉。改变纪检监察系统的二元领导体制,从组织、财政上将其独立出来,赋予它独立的监察职能已成为当前的迫切要求而不容延宕了。

   我们希望这次全国市级纪委书记的大聚会能对此进行讨论,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在制度改革上取得新时代的突破。

 


    【内容提要】农民工们到路边店耍耍是生理所需,有些农村留守妻子都能理解,还为此特批经费。官员们依靠权势如此做派则是在挖现政权的墙角,最终要共产党买单,要全国民众买单。相比起来,后者的危害要比前者大千万倍。打击前者有可能滋生性犯罪,影响社会和谐,打击后者管住官员们的裆部则是社会和谐的必要前提。扫黄乃百年大计,岂可将目标定错哉?

扫黄大计应重点关照政府官员们的“裆部”

郑献霖

2010年6月

  我有一个朋友靠码字为生,快40岁了还没女朋友,蜗居在一个小房间里,每到所谓敏感时刻还会被人“关照”,最后搞得有点轻度抑郁症。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去看看他,陪他聊聊天。一次在他电脑上发现了不少A片,虽然有碍“扫黄”百年大计,但我却很能理解,一个中年男人不看A片才让人觉得不正常。不知道自从“扫黄”以来是否还能顺利下载到,希望不至于加重他的病情。

  前几天到第二外国语大学前面的棚户区去看望曾一起在大望路华贸中心打过工的朋友,闲谈中得知其中一位进洗头房被抓罚了5000元。他春节期间在家也就呆了不到十天,离开家人已经三四个月,又正值30多岁的壮年,出现点“生活作风”问题量来属于正常需要。他们天天在为这个城市奉献青春,但这个城市却不能提供起码的条件把家人也接过来,不得不像一个和尚那样生活,本身就不人道。5000元的罚款相当于他两个月的收入,我半开玩笑半安慰他说,“党和人民警察一定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虽然有可能打点折扣”。如果大规模的扫黄主要打击这些人,我不赞成,至少也是值得商榷的。

  前段时间北京打下了“天上人间”,不久重庆希尔顿酒店被查出涉黄。据说前者陪侍小姐出台一次需要上万元,去消费一次“少则数万元,多则几十万”,北京不少大学的学生乃至硕士生都侧身其中。2005年天上人间的第一“花魁”梁海玲在家中遇害,警方发现名下财产高达千万元,传闻其首单生意竟进账400万。希尔顿酒店虽偏处重庆却更胜一筹,某知名女星竟也牵涉其中。

  虽然这些女孩子们挣钱的方式不那么光明正大,拿不上台面,但我仍然觉得有可理解之处。当前一方面是房价像坐火箭一样飞涨,另一方面却是大学毕业生们越来越难以找到与自身受教育水平相匹配的工作,卖猪肉的都想招个博士,掏大粪的想找硕士。另据“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从大约50万人的样本中得到的22万份有效问卷统计分析后表明: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均有着明显的影响。在“初次求职成功信息渠道”上,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的本科毕业生主要通过“参加大学组织的招聘会”,而其他家庭的2009届本科毕业生均为“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中国已成为某种程度上变相的世袭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通过读书走向上层社会的通道越来越被阻塞了。

  于是人们在谴责这些女孩子时就不再那么理直气壮了。在拜金享乐氛围的压力下,如果一个来自底层社会的女学生,凭借自身条件入选“天上人间”,靠姿色改善自身处境也不失为一个选择。她们同工人、农民一样是靠劳动吃饭,只是劳动的方式有所区别而已;她们没有像贪腐官员们那样靠民众赋予的公权力反去压榨、欺辱民众;她们也没有自立贞洁牌坊,不像贪腐官员们还要天天高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勤劳致富的人们尽可以嘲笑她们,但这年头“勤劳致富正在变成一个传说”。我们可以不赞成她们的选择,但在当下社会里,我们却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理由去谴责她们。

  需求创造供给,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消费她们的富豪与官僚们。富豪就暂时放在一边吧,不管他们的钱是怎么来的,至少法律上他们是自己的钱,背着老婆到外面找小姐只能说是道德上的瑕疵。但对于那些官僚们就不同了,据说梁海玲就与多名外省高官有“生意往来”,想来这些官员们不会拿自家工资来消费,要知道这里的价格是用“百元钞票的厚度来计算的”,肯定有别人替他们结账,然后再用手中的权力“回报”人家。在这里,民众交给他们的公权力变成了自己获得十秒钟快感的工具。

  按说这些官员们不像离家的农民工那样经常处于荷尔蒙失调状态,他们两地分居的比例应该比农民工要小得多。对很多官员来说老婆不在身边恰恰便宜行事,他们早就做到了“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据说太平天国洪天王有老婆88,实在记不住名字只好用数字编号,但人家好歹也算是一国之君,今天很多地方诸侯们也想比一比。重庆前宣传部长张宗海被人耻笑为“三宝部长”,公文包里只有钞票、伟哥、避孕套三样东西。他就在这次出事的希尔顿酒店长期包房,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生,二要漂亮,三要处女。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二十二名情妇的花名册叫做“群芳谱”,还每年一次将所有情妇召集到酒店联欢,名曰“群芳宴”。“五毒书记”张二江与一百零七名女人有染,加上老婆正好凑够“一百零八将”。这一纪录很快被江苏省前建设厅长徐其耀打破,他包养一百四十六名情妇,其中还有一对母女,故此经常在酒后当众夸耀自己“一箭双雕”。

  梁海玲的那几位高官顾客还未被曝光,我们不知道是否也像这几位这么糜烂,但想必有个把红颜知己是免不了的。农民工们到路边店耍耍是生理所需,有些农村留守妻子都能理解,还为此特批经费。官员们依靠权势如此做派则是在挖现政权的墙角,最终要共产党买单,要全国民众买单。相比起来,后者的危害要比前者大千万倍。打击前者有可能滋生性犯罪,影响社会和谐,打击后者管住官员们的裆部则是社会和谐的必要前提。扫黄乃百年大计,岂可将目标定错哉?

 

 



发件人:"haoranzhengqi1" <haoranzhengqi1@gmail.com> 2010-06-27 18:29:46 +0800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抄送L_C_cc:标题: 求见中央巡视组

    (广西官场之黑,民众之可怜,全在此文。中国官场之畸形与民众之奴性及可怜也尽在此文!)

求见中央巡视组

记者 陈江

    广西上访民众要见“中央巡视组”,这意味着他们先要闯过由广西公安、特保、保安、当地干部组成的层层防线,从4月27日开始,这场围绕着“求见中央巡视组”的拉锯战,在原广西国宾馆——南宁市西园饭店大门前旷日持久的上演了。

中央巡视组来了

    “要人治,不要法治!”教授秦远富在距离大门几米处声嘶力竭地喊着,炙热的空气中弥漫着疲惫的气息,访民们机械地跟着山呼。“错了,喊反了。”不少话已出口的访民马上反应过来,他们提醒秦远富。秦愣了愣,“都被你们逼成神经错乱。”他指着大门里面的政府工作人员抱怨。门里门外一片笑声。

    在南宁市近日令人窒息的桑拿天中,访民们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之间的对峙已经在接近30度的高温中持续了7天,围绕着南宁市西园饭店大门,“我要进”和“不许进”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当事双方惟一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已汗流浃背、精疲力竭。

    事件因4月底的一则新闻而来。27日,作为当地党报的广西日报刊登了中央第二地方巡视组到广西巡视的消息,其中提及“将听取干部群众有关情况的反应”,随即当地各媒体也争相跟进报道,这给了广西众多的访民们一线希望,这群经年申冤却弄得灰头土脸的人们抱着这样一个想法——“看来这回中央重视了,钦差来了”。大批群众从广西各地蜂拥而至。

     在中国的政治气候中,相比于各地的纪委,中央巡视组更有民声。自从1996年,中纪委六次全会作出 “根据工作需要,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的部署以来,“中央巡视组”制度已经历时15年,陈良宇、侯伍杰、徐国健、李宝金、杜世成、何闽旭等案件的部分线索,就是由巡视组在巡视中发现的,因此在民间享有“钦差”之美名。

    “人家中央的钦差哪有时间慢慢看你上百页的材料,要做到直观清楚。”一位柳州的老访户这样教导自己的同乡。为了迎接中央巡视组,这些访民甚至为自己的申冤材料编制了目录和页码。在市中心,一位复印店的老板眼皮都不抬的复印着,装做什么都没看见,他显然不想惹来麻烦。他这次的主顾都是来自柳州被侵吞了国有资产的工厂职工。

    27日一早,南宁市郊外的沙井镇,访民刘慧萍告别了自己的家人。她10岁大的女儿问:“你又要去上访了吗?”刘慧萍和这个镇的数千女性一样,被以“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为由剥夺了所有福利和土地,其中也包括政府的征地款,不少妇女已经为此上访20余年。“我觉得这回是有希望的,中央的人都下来了”前段时间,她刚刚从北京上访回来,却毫无所获。

    几天之内,中央巡视组驾到的消息已经在广西上访界传开了。4月28号一早,几十名上访者穿过星光大道,直接进入了西园饭店,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入这个“最佳园林式单位”“绿化先进单位”。这些手握厚厚申冤材料的人们选择了安静地跪在11号楼前的空地上——报纸上刊登的“中央巡视组”驻地。“人家在上面开会,不要吵啊!”保安过来警告他们。“会有人过来吧?”“好好跪着,人家打开窗子就能看到咱们”,这群膝盖着地的人小心翼翼的互相提醒着。

    当天的太阳终于滑落,好运没有降临在这些人头上。“走吧走吧,巡视组下班了”接近18点,公安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将他们撵出了西园饭店。断续跪了一天的访民十分费解,为啥自己就没遇见巡视组的人呢,难道巡视组的人不吃饭不拉屎不成?“中央的人住在10号楼,你们跪错啦。”一个内线传来信息。人们追问他,“你能有我知?我之前在这里做卫生!”这位访民斩钉截铁地说。

不许乱来!

   “不要乱来啊,不许跪!”维持秩序的信访干部吆喝着。上访群众们高声回应:“不要脸!不要脸!”十数名特保冲过来打算扶起跪在大门口的访民,却发现这是个颇为艰难的任务——大多数跪下的访民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几个胆子大的干部过来扯这些下跪老人,老人哭喊着、叫骂着向后退着。有一个老人在人群后大叫着,“我看你们都不得好死,我问你们,你们为谁的利益!”这已经是5月3日之后的故事,此时的西园饭店大门内外堆积了两群人,他们隔门对峙,决不妥协。

    每一次,人群都最终会被压缩到人行道上,让开西园饭店的大门。“我们要见中央巡视组!”访民们一遍又一遍地喊,这时特保们又会冲过来,耸起胸肌,双手背后,排成人墙挡住他们,直到他们不喊。5月的南宁,天气变得更闷热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急躁地推开一名年轻特保,她斥责道:“你没有阿婆吗,你还知道尊老吗!”之后,她从两名肌肉很发达的特保中间强行穿了过去,二人只能侧身让路,相视苦笑。

    大多数时候,这些前来申冤的人们都安静的坐在便道沿上。跪拜并不能持续多久,原因之一是他们也觉得跪在那非常难受。“跪着很累的,我带了止痛药。”68岁的上访者梁美丽是个农民,她跟随众人反复下跪要求进入11号楼面见中央巡视组,但几天下来,这被证明是“不可能”。

    在这群面带愁容,衣衫不整的人中,有一个农妇名叫李秀琴,他应该是这个场合中年纪最大的人了,90岁的她只是安静的跪着,她的丈夫是曾经的战斗英雄,而她在东沟岭的家现在却被人暴力拆迁了。有人拿出准备好的毛泽东画像,这很快就被收缴了,又有人举起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头像,同样的结果。

    几天中,如果访民们只是在路边发呆,警方也就任得他们呆在那,与在门外地上喘着粗气的人们一样,维持秩序的警方也希望得到休息,他们的底线是保证访民们不会冲进西园饭店。当地政府同时安排了4个人在西园饭店大门口的传达室内接访,5月5日之前这里甚至竖起了“中央巡视组”的牌子,但自从访民们认出这4个人都是广西当地的信访干部后,这块牌子没多久就消失了。

    “你是中央的吗?”

    “我是中央巡视组联络员”

    “我不相信你”

    “你信得过就交(材料),信不过就走喽。”

     这样的对话每天都会出现很多次,由于长年来问题得不到解决,广西访民对当地信访干部抱有不信任情绪,大多数交涉因此变得毫无意义,人们只能又回到路边。很多人举起了自己打印的大号“冤”字,一位来自沙井镇的不识字的阿婆,长时间举着反转的 “冤”字,但她眼神坚定而愤怒。很快,由于天气闷热,人们手中的“冤”字头顶的宝盖头往往被汗湿褪色,变成了一个个的“兔”字。

    “你有尊严,我就没尊严吗。”6日,一位公安和几位老人争论起来。“你没尊严,你是家丁!”一位老年妇女骂道。“你为老不尊!”这公安说。“你是家丁!”众老人骂。很快,双方被隔离开,“解放军子弟兵,有些警察是家丁!”访民们齐声高喊起来。这种情况让公安们无可奈何。

    在混乱中,寻找负责人也是一个难点,访民李燕军拉住人墙中一位看起来像是领头的特保,他拿着对讲机且穿着与别不同的T恤衫,上面写着“攻无不克”,“你不是头吗,你能管管(我们)吗?”李燕军扯着他,“什么头,光头!”这名特保回绝道,他确实留了个光头发型,对话到此就结束了。

    僵持中,人们唱起歌来。由访民彭海清领唱的各种歌曲基本是从革命歌曲改编过来,只是把其中的“鬼子”“反动派”改成了“腐败官员”“狗黑官”,他们寄希望于能被院子里的“中央巡视组”听到。“天上铺满星,上访到北京,中央知道了……”彭海清悲戚又悠长地唱着,一些人跟着哭了起来。

     由于没人能见到中央巡视组,门外的访民们将希望寄托于运气,当每次有高级轿车从西园饭店内开出,访民们就异常激动,写有“中央巡视组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标语牌被举了起来,“共产党万岁!人民万岁!”他们喊。

尾声

    “这不公平,是不是。”仁和村的黄翠娟抱着1岁两个月的外孙,这是个遗腹子,他的妈妈生前曾经上访,却至死没能给自己讨回公道,由于这里的外嫁女性都被剥夺了各种福利,因此这个1岁两个月的孩子至今没有户口,他成了西园饭店门外最小的上访者。除了吃和睡,他还什么都不会。

    5月7日发生的事情让黄翠娟不敢再去西园饭店了,因为听说很多之前几天前去跪求中央巡视组的访民都被当地公安抓了起来,8号的西园饭店门外变得冷冷清清,稀稀落落的访民终于开始遵守这里的秩序——先到传达室领号。

    “他们夜里到家里去抓人,只有我女儿在家,他们就走了。”刘慧萍庆幸道。“我女儿说我妈妈不在,她当时吓坏了。”“我不给他们开门,把狗拴在门里,他们在外面呆了一会就只能走了”访民张伟明证实当时的时间是夜里1点前后。

    但部分访民就没那么幸运了,10余名曾经到过西园饭店的访民被处以拘留。7日一早9点40,上访教授秦远富在距离西园饭店大门还有10米的地方被推进了警车,访民刘慧萍在旁边的福建派出所看到了他,他哭了,“我冷”他说。很快,有人在看守所找到了他。

    “反正就是不接待”曾经的中央委员、广西总工会主席岑国荣,如今也成了上访者,他称自己也被“踢来踢去”很多年,“我就数着,到今天为止已经是第77次不接待我了,我这么老了,到死的时候我要把这个次数写到自己的悼词里。”“就告到死呗”和他一起的原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苏礼峨笑着说。

    11号,南乡村的访民沈叶珂给记者打来电话,她焦急的说,“找不到了,我现在找不到了。”“你找不到什么了?”我问她。“我妈不见了,被抓去不知道哪里了,她都55岁了”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抓我们,这次的事本来中央是好意的呀。”

 

 

发件人:"无用书生" <781496635@qq.com>  2010-06-26 15:39:3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大军先生收(问好)

    大军网,您好!我是一名80后青年,去年偶尔搜索“中国智库”,才有幸认识了您的这个网站,所以从那以后就如痴如疯地拼命吸收着这里的营养,但是具体从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原来的那个网页却打不开了。为此我惆怅了良久,你们是不是因言获罪,是不是被封嘴了?今天,偶尔又找到了这个网站,只是重新换了一下网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虽然现在还是一介无名小卒,但是对真理、对家国民族幸福未来的追求在中学时代就已经确立,现在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高中老师,但是凭借自己的些许才智,我常常思考着很多很多,这次写的这篇文章,是一篇写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的文章,里面凝聚了我浅陋的见解,真心的渴望大军先生你们这些有良心的老师能够帮助我,让我真正成熟起来!此致敬礼    朱耀宇 2010年6 月26日

中国路在何方?

朱耀宇

2010-6-23

    当今时日,随着世界经济狂潮席卷的海啸,国家力量大小的分野、世界位置的站班、国家主权的丢失和保全已经逐渐明朗化了。世界历史自威斯特伐利亚确立以来的所谓现代国际关系在工业革命、能源产业、世界市场、劳动力租用等问题上嬗变至今,已经经历过了多次大国博弈和许多帝国的兴衰!

     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的西方坚船利炮中瓦解,卧莫尔帝国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瓦解;欧洲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势衰使强大的西班牙帝国臣服于后起之秀荷兰,抢占工业革命先机的英国在崛起过程中挤掉了马上车夫的荷兰帝国,逐渐开创了大日不落帝国的盛世武功,面对咄咄逼人的法国拿破仑帝国,联合俄国成功组织的反法联盟使欧洲大陆的控制权始终稳稳把捏在英国人手中。在工业革命刺激下的经济发展也由于市场的重要性和国家对外扩张经济的必要后备实力支撑为目标,民族国家被进一步唤醒,主权意识逐渐萌发,进而先后催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些新的帝国:美利坚、德意志,而与此相反的是,随着经济主权的沦丧和国家实力的削弱,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渐开展了一系列的图强救亡运动,有的成功了,如日本,有的则失败了,如中国。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另一种图强的努力,他们不是被殖民被侵略的国家,而是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因没有把握好时代的脉搏而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光荣耀,并且在新帝国面前因羸弱的表现而成为别人垂涎的素食动物,如沙皇俄国、土耳其帝国等。

    总之。近代化的经济形式使地球的发展面临着更精密的分工和角色地位,各大国在时势的潮流前没有选择的余地,要么翻身做主,要么典身为奴!各中小国也没有旁观的余地,只能被迫选择跟班!这是这种形势的指导,一战的德国铤而走险,虽然结果失败,但是后起的美国却又后来居上的野心和实力,失败的德国本来将会惨遭凌辱,但是马克思主义俄国的兴起以另一种所谓意识形态的吸引分散了英帝国主导的世界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要推翻的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剥削,这种口号就不可避免的要将国内的阶级斗争放而扩大为与整个资产阶级主导的国际主流秩序相抗衡,所以苏联俄国在那一时期遭受的国际打压自可不言而知。民族主义意识浓厚的战败国德国正是钻了这个空子,希特勒敏锐地察觉到了霸主英国的最大忧虑,打着反共产主义的旗帜公开宣扬纳粹民族主义,而且成功地再一次依据国家政治力量为本国的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经济的复苏和兴起给了德国历史条件,国际资产阶级国家将苏联视为洪水猛兽的历史契机让德国最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战争,战争打响后,迫于国家民族的威胁,英美等国不得不屈将意识形态的阶级之争臣服于国家民族的生存利益之争。最终,反法西斯同盟战败,在战争中饱经痛苦的中国、苏联等丧师失地的国家力量此消彼长,尤其是苏联,军事实力急剧膨胀,尽管此时的世界老大已经不再是英国,但是在战争过程中居功自傲和使命感强烈的美利坚潇洒地继承了英国的所谓使命。民族生存危机消失后,意识形态之争重新显露水面,且随着苏联在战争中的影响不断加大,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了,这极大地惊慌了英美列国,从此“冷战”被世界历史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在表现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欧洲大陆第二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之际,因世界市场的牟利需要,欧洲发明也不断涌进,这些附着的经济政治意识反过来又启蒙着被殖民国的民族意识觉醒,新的斗争也在滋生。这一时期,中国和印度是两个表现最明显的国家,但是,事实证明,无论是以暴力革命为手段推翻满清帝国统治而建立了中华民国并且经过现代政党革命而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甘地领导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结果都没有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主权的丧失并没有从根本上有所改变,充其量扩充了一些有效抵御进一步殖民化的实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机遇,这个机遇给了印度独立的恩赐,这个机遇转化到中国,并且在中国共产党依附于苏联的外在契机下,在中国国内的政党之争逐渐激化并且使国共双方的力量在反对日本侵略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此一时,国际共运正在蓬勃兴起之际,受战争创伤的资产阶级国家并无兴趣于再来一次真刀实枪的意识形态之争,冷战的帷幕尽管掀起,但是却并不能抵御苏联帝国的社会主义影响,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的内战得以最小规模地遭受外敌干涉,上天的青睐使战争的天平偏向了中国共产党,这既是中国被剥削阶级的对统治者的一次胜利,在国际上也是国际共运运动的一次漂亮转身!中国的加盟使西方老大美国如坐针毡,苏联的咄咄逼人使美国陷入了愤怒与躁动的境地,面对这一局面,多米诺骨牌效应应运而生,美国旨在通过打击相对弱小的中国以遏制共运的努力在朝鲜半岛和越南先后打起,但是,战争没有美国预料的顺利,但是客观来讲,美国的总体战略基本上是实现了,也就是说美国仍旧是战争的完胜者,因为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国际共运的前进潮头始终没有逾越过这两处!

    这两次战争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世界局势,反而使得两大阵营的力量以此为界平衡了下来。但是,好景不长,两大阵营内部都出现了躁动和分化,但是相对西方阵营而言,国际共运阵营的分化是悲惨的。这首先要从中苏之间的分裂说起,尽管我们现在并不能完全掌握中苏两国走上决裂的原因,但是只要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这线轮廓不理自明:

    美国在朝鲜、越南失利后,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是欣喜的,在此情形之下,苏联要求中国进一步配合其国家战略,与其西方战略进攻一样,在东方也发动战略进攻,逐渐将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地战略侵占,以达到共产主义最终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国际战略,为了加大这种威慑,支援中国的经济建设、军事建设便可以很好的被今天的我们理解,但是中国国力仍旧疲弱以及共产党领导人不想再进行更大的战略风险尝试,而是主张将中国建成一个可以独立的强大国家的谋划以及在客观上抵制苏联的东方进攻战略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必将爆发,因此,中共一再拒绝苏联的东方进攻战略使苏联恼羞成怒,并因此而展开了对中国的封锁、威吓,这是历史的无奈,也是时势的必然(因为在美苏此时的争斗中,共产主义是占据了上风的,而事实是没有哪一个占据上风的竞争者会主动屈服,因此,苏联此时的进攻战略也就必然和中国的国家战略发生冲突)。中苏冲突后,苏联当局缺乏战略眼光的自大傲慢最终毁掉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开始游离于世界秩序之外,技高一筹的美国见缝插针,拉拢中国共同对抗苏联,终于导致了这个伟大帝国的灭亡,1991年,苏联解体了。

    苏联解体的最大受益者当然非美国莫属了。美帝国的国际共运意识形态领域威胁基本消除,现在只剩下一个中国,中国倏然之间感觉到了兔死狐悲的感伤,怎样逃避美帝国的威胁,这无疑将至关重要,这一点,中国领导人的智商不会出错。但关键是怎样才能做到呢?苏联解体后,中国一时间内忧外患陡然而增,韬光养晦只是口号,远远成不了手段,面对这种孤立,中国有以下几条路可走:

    一、 公然投降美国,将社会主义的国体改掉,接轨进入西方政治体制,走所谓的民主化、多党轮流执政,但是,这种尝试在一个毛泽东思想影响深远,广大劳动人民仍旧支持社会主义的背景下是断然做不出来的!何况,无论你是什么体制,这对美国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要消除你这个潜在危胁,这就好比日本、英国,只要日本英国构成对美国威胁,美国会毫不留情地打击,直至消除威胁,所以除非你中国拿刀自宫,将关系国家生存利害的经济、军事大权拱手以送。

    二、 放弃社会主义信仰,暗地里投降美国,挂羊头卖狗肉,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釜底抽薪,宪法仅仅成为字面的摆设,公有制、反映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福利措施逐渐消除,逐渐培养新的资产阶级和官僚贵族,牢牢掌控国家机器,对内镇压人民反抗,变卖国有资产,在法律上实行双边主义,对待官员违法犯罪一切优抚,对待百姓一切从严,丢弃毛泽东思想,放任贪官污吏横行,对外顺承美国主子意思,军事上步步退缩,外交上逐渐边缘化,甘心沦为奴隶。

    三、 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民族独立,坚持国际正义,坚决顶住美国压力。坚持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基础毫不动摇,大力改善工人、农民的医疗、住房、教育等福利,利用国家力量宣传教育广大人民要树立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遵纪守法、勤劳朴实、勇敢自立的民族精神,但是事实证明,这样做尽管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和国际政治压力,也不完全符合改革开放设计的竞争、效率优先原则,但是,如果背离这点,而以强调所谓的效率优先,忽视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而只一味关注表面上的经济增长(可悲的是这种增长的背后是巨大的国民财富的外流),那从根本上讲只能是短视之见,经历社会主义观念洗礼工人和农民是不会答应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宪法是不会答应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众多普通党员是不会答应的,而且随着美国在金融领域对中国的控制进一步加强,这种坚持民族独立的主张能否得到维护是很成问题的!

    四、 对美国服软,但坚持对美斗争不改变。主要表现在企图以现代经济社会的力量融入美国主导的西方经济体系,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施行捆绑战略,从而抵消美国的威胁,而在外交、国防领域坚持自己的方针路线。客观来讲,这个策略有其一定合理性,但是这中战略的成功是起决于美国会遭受突变的国家危机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或者即使出现了这个前提我们却仍旧不敢有所行动的胆量,这种策略无疑于和历史上的北宋对辽、夏苟延残喘政策如出一辙,最终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到底中国是在推行哪种策略,相信读者自有判断。中国路在何方?

    这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对主权国家的权力削弱是一种无形却又极具杀伤力的,金融霸权不仅仅可以将一个主权国家的生死牢牢掌控,而且可以逐渐的将一个国家硬性界定分工类属,要么成为纯粹的原料市场,要么成为纯粹的商品销售市场,要么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或商品制造工厂,对于生产出来的商品,这些国家根本就没有定价权,而且只能得到渺茫的高价消费品。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牢牢控制了世界市场的资源能源等生产原料定价权,又依托垄断的高科技术制造设备,控制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商品生产权,还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金融组织的金融垄断,广大第三国家已经陷入了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技术,要市场没有市场的危险境地,其中不乏一些石油大国,如沙特等,不要羡慕这种堆积在石油财富之上的表面繁华,在贮备美元为财富的背后是大量财富将会急剧贬值、形同废纸的可能!这种趋势将会越演越烈,我坚信!

     而且,美国及其西方国家也断非铁板一块,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能否成为我们杀出重围的机遇,这将很大程度上起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苏联解体的胜利没有让美国高兴多久,对中国的遏制绞杀和对西方诸小弟的防备同时并存,何况在911后,所谓国家恐怖主义的威胁在伊斯兰原教旨的扩张令美国既愤怒又窃喜,作为当今世界三大文明主体: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基督文明无疑是要占据于曾经风光无限的阿拉伯文明和中华文明之上的,世界近代化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基督文明的崛起过程和阿拉伯文明、儒家文明的没落过程,所以在基本消除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政权主义后,美国人争做地球主人的的最大障碍就是横亘在他面前的这两个文明体系,彻底摧毁它,将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笼罩于这两个文明之上,美国不仅仅可以以此登高而呼,领军欧洲诸国,而且凭借二战胜利的财富,即已经成功控制的伊斯兰文明臣服国,如埃及、沙特等伊斯兰诸国,还包括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诸国,非但如此,苏联解体后,其庞大势力范围的裸露让美国人更是捡到了不少便宜,所以911事件,美国人是愤怒和窃喜并存的,依据911事件的历史契机,美国人打着反恐旗帜,凭借世界各国的支持,很短时间内就打垮了本拉登,控制了阿富汗,兵锋直逼这里的两个大国——俄罗斯和中国,并且趁机在吉尔吉斯斯坦占据了军事基地,这是美国国家战略的极大成功,是对传统北方强国俄罗斯最无耻的威胁,是对中国的警告和后续的威逼所做的必要布局。

    随后,美国人挟阿富汗战争淫威,转兵伊拉克,再次得手,更加稳固了在中东的控制地位和对中东石油的垄断。值得一提的是,伊拉克战争之初,西欧大国法德曾经联合起来制衡美国,俄罗斯也加入了此列,但是中国人却选择了沉默!美国这次得手,更加强化了其在世界上不可动摇的霸主地位,而且我们可以预料,美国类似的行动越是多了起来,如果被征服者只是永远的孤立作战,那么非但不会危及美国的霸主地位,反而会逐渐削弱,这就好比战国末期秦灭六国一样,在战争中的损失完全可以通过其他国家的贿赂而得到弥补!因此,美帝国的实力在足够强大的今天,我们会感觉受到威胁很大,采取以上四种策略的一种是可以选择的但却并不能最终避免危机,美国会领跑世界多久,能领跑多远,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是这种威胁的感受者却远远不止我们一家,因此,在客观上存在的反美力量甚至美国集团内部的英日等国,都可以作为打破美国霸权的同盟,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国家国际中,有时候不可避免的要遭受一些利益的损害,这并不可怕,因为没有利益的的丢失就难以有更大的利益的得到,这是个战略眼光问题,但同时也是个大国心态问题,不过,关键的区别点在于我们是否是以牺牲短期利益为代价去争取长期的更大利益!

     意识形态之争在当今已经毫无必要,但是同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会天然地要较之另类而言更容易得到亲近。几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时期的历史告诉了我们:民族国家生存利益要远远重要于意识形态之一致。因此,我们在立足国内的情形下,要注重外交的纵横捭阖,美国现在是用3根线控制世界:

    第一根线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这可以算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因此除了国家利益出现争端,是最有效的武器,美国人利用这一根线,可以引领西方诸国,打着民主的旗号,利用庞大的西方阵营力量打击那些“另类”,以前还有共产主义,现在则主要就是伊斯兰和儒教国家,关于这一点,美国人获得了大大的成功,如今伊斯兰世界,除了伊朗,好像别无其他可以令美国担忧的力量;而中国和朝鲜则是集共产主义和儒教影响于一身的最大威胁,但是中国毕竟块头过大,只好慢慢收拾,所以朝鲜就要当替死鬼了,其他儒教文明的国家包括东南亚诸国、韩国、日本则基本缴械,但是他们最终的命运是可以确定的,假如中国真的垮掉,那他们就失去了美国借以倚重的价值,就是下一个等死的——成为美国的原料市场、商品销售市场。因此这一根线牢牢地绑住了英法德等西方,而将他们内部的不满引到伊斯兰和儒教。

     第二根线就是“民族国家利益”,美国用这根线重点在于对伊斯兰和儒教的内部瓦解,捏住这根线,属于伊斯兰文明世界的埃及、约旦、沙特等因为外部的民族利益威胁(以色列)的重大因素不得不寻求美国的庇护;捏住这个线,受儒教影响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甚至东南亚诸国就不得不团结、依赖美国,以便和被美国描绘成威胁的中国作对,以保卫所谓的民族国家利益。因此,通过这根线,美国又牢牢控制住了他将来一定仍要消灭的伊斯兰国家和儒教国家。

    第三根线就是“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美元霸权和金融霸权”,美国利用这根线既可以增加以上两根线的安全,同时又可以去捆缚上面两根线仍旧束缚不住的中国、伊朗、俄国(由于历史原因,俄国和真正的基督文明是有不同的),只要美元霸权不被削弱、金融霸权不被抢占,利用金融战美国自可以游刃有余地在失血后得到输血(这个事情现在似乎由中国在做,须知这本是英、法、德、日的责任),只要这个线不断,那么中国、俄国、伊朗就只会越来越接近死亡。所以,我们对于美国的大布局虽然嘴里不说,但是一定要心里明白,并且要脚踏实地地去布局,如果想依靠侥幸去逃避美国的绞杀,那最终只会比猪死的还要惨!

    由此可见,美国自立国至今,尤其是二战至今,其国家战略是明晰的、一贯的,也是成功的,这就是要实现对世界的主宰,将其他所有国家踩在脚下。这一点,不能不说令人敬佩,但是,作为有着五千多年的东方古国,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财富,如果面对威胁,我们不能很好的挖掘出自己的民族精神并且转化为实际意义上的斗争实力,那么后果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我们会被美国俘虏!但是现在中国国内的分裂是极其严重的,就思想分野而言,大致可分为坚持毛泽东正确思想的人数最少的失势左派、处于左右之间的人数众多的中间派以及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反毛泽东思想右派,尽管这三者之间斗争激烈,但从根本上讲这三派主流都是爱国的,所以如何团结起来的问题才是关键,我们不否认汉奸卖国贼绝对多数是藏身于右派中的,但是更大多数的右派是爱国的,没有这个认识,就难以算得上一个真正的清醒爱国左派,在国内的派别之争可以扩展为国际上的意识形态之争,所以一旦出现了国际上的国家民族利益之争而放小为国内的民族利益威胁情况,这个争论自可以熄灭,因此作为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左派,应该紧紧抓住“国家利益斗争”这个主线,利用美帝国忘我之心不死的种种举止来警醒民众,争取占13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的中间派的支持和右派爱国人士的支持,团结最广泛的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此来打击出卖国家利益的投降右派分子,这样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对于其中的具体斗争,我们又必须注重几个现实问题:

    首先,中国的派别之争必须服从于国际斗争的大舞台。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目前形势下的转变,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宝贵的民族财富,也是执政党共产党党纲上确定的指导思想,但是并不代表着我们就一定要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内斗争格局状态,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这就好比当年的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利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一样,我们今天也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利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精神来分析、解决当今的中国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懂得毛泽东思想的人,如果有人因为毛泽东同志当年没有照搬马列主义教条来指导中国革命,而诋毁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想这个提法在今天无疑是极其荒谬无知的!科学利用、合理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必须坚持的客观真理,也是我们走向胜利就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这个“方向”可以被任意打扮粉饰,偏离了毛泽东思想服务民众,坚持工农领导,广大人民大家作主,反对官僚腐败和阶级压迫,那么就是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不过,除此之外,我们必须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思想结合起来,这个优秀文化思想绝不仅仅是指儒家文化中的优秀精华,还应该是包括了一切优秀基因的先秦诸子百家文化,将外来的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并以此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管你认不认同,这是大势所趋,也是中国打破国际僵局,重拾古老深厚底蕴的必然选择,获得国际认同的正确抉择,脱离这个实际,左派爱国分子必然会遭受国内和国外双重压力,很难成功,这一点,希望同志们能听出我的言外之音!!

     其次,要站在历史发展的大角度。在上篇中初略介绍了大国兴亡的历史,而今美国主宰世界的现状的到来不是一朝一日就形成的,也不是仅仅凭借于美国一国的力量得来的,而是世界历史经历数百年自然演变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我必须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无论是从中国历史中的秦灭六国而把中国从一个分散的国家建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乃至后来的中华帝国在亚洲范围内的区域联合,还是美洲大陆演化为今天的美国势力范围形成,抑或是欧洲范围内的由中世纪神权主导下的各个分散邦国凝聚成现在的一个较统一的欧盟,更遑论当今全球范围内各个洲际的融合,世界一直都是在从分散走向联合,从分离走向一体,并且在一定时期任何区域内都会出现区域领导,所以,如果我们还像当年战国时期楚国、赵国讥笑秦国想统一六国那样无知,只能说是民族的悲哀,像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地球上有太多太多,如印第安人的遭遇,当然更包括许多物种的灭绝。怀疑这一点——全球将会融聚成一个由一个联盟控制的、这个联盟将会主要由一个国家控制的、这个国家将会主要由一个政党控制的、这个政党将会主要由一个个人控制的局面,那么距离我们的灭亡也就越来越近了!因此,想独善其身的做法是不明智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实际上一个国家在客观上多少总会有意识地去寻求可以依赖的盟友,尽管有时候你会自欺欺人地说这不是盟友!

     第三,必须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手段,寻求各种利益的交汇以达到分条击破美国三条“锁链”的效果。美国利用的三条“锁链”分别是“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国家民族利益”和“美元霸权和金融垄断”,在“普世价值”方面,除了西方等先进发达国家,以及像印度这样的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地球上绝大大多数国家并不符合美国的这个标准,因此,中央提出的“和谐世界”战略就是一次很高明的抗衡,但是我们的和谐战略并没有足够有效地得到执行,仅仅靠兴建孔子学院的做法我们根本无法做到这点,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占据着主导权,“和谐世界”的战略必定会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拥护,尤其是伊斯兰国家;儒家思想文化可以作为我们亚洲区域交往的思想共同点,这一点我们的重点就是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我们要主动向他们示好,该抛弃的坚决要抛弃,要利用美帝国推行的基督文明和儒教文明的根本矛盾性让他们逐渐萌发脱离美国控制的思想,要让他们明白美国志在基督文明独霸全球的设计在长远上与他们的生存是相悖的,有了这种情形,再加上何况他们在国家民族利益上与美国也存诸多芥蒂,如果我们真能巧妙布局,真能诚心相待,大力纵横捭阖东亚区域内的国家利益纷争,切实以维护亚洲和平为己任,那么让日韩走近,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如果同志们能看到这点,就知道中国要么直接和美国发生战争,否则就要竭力避免亚洲内的战争冲突,这点当然也包括越南和印度,美国人是迫切希望我们自己打起来的,但是中国人若没有这个认识那就是昏蛋了,如果我们真能让韩日回归亚洲,那么我们大布局的第一步就成功了。仅仅有文化上的牵引,这还不够,东亚经济圈、东南亚经济圈的建立将会作用巨大,这一点,我们应该有吃点亏的准备,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说,如今的大力发展对美经贸实在是一种极度弱智的抉择——这也正是右派汉奸的可恶和右派爱国者的无知所在(巨大的美元外汇、美国国债),这一经济政策必须尽早改变,现在尽管会遭受巨大损失,但是从百年战略出发,是小损失,一旦被美国融合的越深,那么中国由于受国家民族利益捆绑而采取的意识形态自立战略就越不会成功!

     针对美国第二条锁链,亚洲儒家文明影响国当然是我们争取的第一梯队,处在第二梯队的则应该是俄罗斯及非洲拉美诸国了,俄罗斯中国相互需要的重要性以及两国将长期共同面对美帝国的志在分割削弱的威胁告诉我们,必须要妥善处理好与这个北方邻居的关系(以笔者浅陋之见,中亚诸国问题将会成为中俄最大危机问题,我们一定不要被眼前的能源利益所诱,必须坚决防备美国以中亚问题离间中俄,迫使中俄兵戎相见),如果因为历史问题纠缠不清,那就又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继承者了,因为毛泽东思想是用来解决现实和今后的危机的,而不是重新去改写历史,其中隐晦之处恕不在此叙述。其次非洲拉美诸国,这是我们外交的基石,也是我们必须着重依赖和支持的重要国际力量,如果我们要积极脱发展中国家而入发达国家行列,那将是不可估量的损失,针对这一点,只需继续执行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对此外交方针即可。第三梯队则是印度,法、德、英等欧洲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这些国家在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利益上总是自认为与美国最为接近,在文化上与我们基本没有共同之处 。

    因此,我们只能依据国家民族利益作为与他们交往的唯一砝码了,欧洲国家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主要冲突就在于争夺对国际金融的控制权上(其中德国则更深的有一个国家民族利益的主权争取问题),因此,德国应该成为我们交往的重点,从很大程度上说,与德国关系的冷暖将会决定与欧洲其他大陆国家的冷暖,而印度则完全是受益于美国出于对华遏制需要而虚伪的亲密表态;所以打破欧洲与美国的貌似亲密,着手点应从重视对德关系出发,主要内容在于金融支持欧元市场,只要处理好了这两个重点关系,那么我们就在对欧关系上成功了一大半,针对印度,我知道国人莫不生厌,但是,我要说明的是,仇视印度的做法是不符合我们长远利益的,印度未来几十年的增长和潜能将会让他成为一个重要的大国,印度是我们的邻居,一个对我们抱有恶意的邻居,甚至时刻想着以战争的方式以雪前耻,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要有切实的防备举措,但是只要我们国内不出现重大变乱,国家实力保持足够强大,印度是没有这个胆量的,有人担心印度会被美国当枪使唤,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印度人的智商也是足够高的。我们和印度的领土之争会极大地限制两国之间的接近,何况还有个巴基斯坦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不想再此阐述具体的方针,只是略微阐述一点,我们进军印度洋是绝对有必要的,这样一可以锻炼我们的海军,增强我们的实战能力,展示国家实力,另外还可以重新制造出新的问题横亘于两国之间,以纾缓领土问题和巴基斯坦问题的分量,从而为今后必要情况下的中印谈判而我们主动让步示好留有余地。经济交往和技术交流应该作为彼此交往的重点,向对方展示合作友好的态度极其重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中印问题自会绕开美国布设的陷阱。
 

 



发件人:"刘" <liuxinwu2@163.com> 2010-06-26 21:59:1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一名高中生的文章

    尊敬的仲先生:我是一名高中毕业生,三年以来一直关注阅读贵网文章,十分佩服,振聋发聩。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深情热爱我的祖国,作为一个有抱负的青年,我怀着极大的使命感探索国家大政。由于受应试教育限制,始终困在学校的井底之中,现在我的思想可能还很肤浅,缺乏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只是坐而论道,书生意气。中国政治是广阔的大海,深不可测,仅靠激情与理想无法改变它。但我相信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有朝一日能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这是我在去年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提出意见,多加指教。希望哪天能拜访您,跟随您探讨问题,考察各地。 请问贵网前段时间是否被封?

关于政治的几点思考

刘新悟

2010年6月

      文章概括:中央集权,内部制衡,振兴民权,限制官权,依法治国,节制资本。

一、治理官权是政治的关键

    黄宗羲曾总结出一条历史规律:“赋税总是越来越重,税改之后百姓负担反而更重”。我认为这仍然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一个方面。其根本原因在于官僚集团的恶性膨胀、官僚队伍的扩大。一切利益在能突破约束的条件下,必定自我膨胀,就像癌症。资本的本质是增殖,而权力的本质是扩张。

    中国古代社会金字塔由最高权力、官僚集团与平民构成。由于最高权力有缓和社会矛盾以维持统治、建功立业的动力,一定程度上抑制官僚集团,从而实现相对平衡。古代社会几无民权可言,官僚集团以人数和信息占据优势。除了王朝之初和“明君”时代之外,官僚集团总是膨胀,直至社会完全失衡而崩溃。“王朝垮台的根本原因往往在于管不住自己的官员”(黄靖)。这是古代社会王朝更替的死结。——气球不断膨胀直至爆炸,不断重复。

    政治的首要关键在于治权。吏治如刀柄,抓住刀柄才有可能搏斗,否则反而伤身。王安石变法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而抓住刀柄,致使新法执行时大走样而失败。张居正与冯太后改革较之更高明,首先整饬吏治,从而有效推动改革成功。

    “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 张居正),吏治如人之经脉,若经脉不通,“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政治改革也不容忽视,否则难以前进。

二、振兴民权是根本出路

    仅靠最高权力无法控制官吏集团,历史给出了答案:明初朱元璋以空前严酷的方式整治吏治,却“朝杀而夕犯”,春风吹又生。特务制度是一种手段,它本身是专制衰落的反映——常规手段已无济于事。但是,依法无法解决危机。内力无法改变运动状态,光靠整治阶级内部内量无法挽救其整体的下落。在沼泽中撑竹竿往上爬反而下陷更快。

    要摆脱我国数千年王朝更替的死结,“窑洞对”已指明必须要依靠民主,振兴民权是我国的根本出路。“决定民主的根本因素是利益而不是素质”(王长江)。1215年《大宪章》时英国人的素质如何?尽管“素质”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民主不是可不可行的问题,而是怎么行的问题。

    当今西方正在堕落为金融垄断食利阶层,他们打着民主旗号大行侵略,用心狠毒,我们要用坚决抵制其伪民主,掌握主动权,不受其左右。但其上升时期的民权思想(洛克、卢梭、杰斐逊等)是人类的辉煌思想,需要真正虚心地学习。

    川不可防,言不可弭。民权壮大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是任何人不能阻挡的。只能疏而不能堵,不疏通堰塞湖,总会崩溃。苏联前车之鉴,历历在目。无论是从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考虑,还是从党的全局与长远利益考虑,都要振兴民权。

三、权威主导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民权,中国的民权,是一盘散沙。尤其是是在向民主过渡时,必经要由最高权力的组织,疏通民主之水,不致堵塞。也不能突然全部打开而导致成洪灾。只有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联合才能治理官权。无论革命还是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则必有几家欢乐几家怒。此时必经靠权威依靠民意维持秩序,继续推进,否则将出现无序,甚至会崩溃,如戈尔巴乔夫改革。

    庇西特阿图虽为僭主,但巩固梭伦改革,并为克里斯提尼改革奠定基础;克伦威尔、拿破仑强权统治,都奠定了国家强盛的基础,巩固了新社会秩序;慈禧独裁47年,却没有利用其权威及时推动国家的近代化转型,以致死后缺乏权威推行清末新政而土崩瓦解(是重要原因而非而所有);邓小平利用权威主导了伟大转折,稳定过渡。

    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矛盾激化。网络民意反映了民权的逐步发展,民主会使过去受到压抑的力量突然释放,如果此时缺乏控制能力,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对于我国这样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振兴民权是一个长期的艰巨工程,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过程,决不可能短期内实现。必须要有权威整合社会资源,维持秩序。必须坚持中共的领导,靠加强中央集权与扩大民权的结合,逐步实行。

    建国初,我们中央集权过度,以致地方缺乏活力。但改革开放后,地方势力过强,形成诸侯经济,尾大之势。不要被美国联邦制所迷惑,“认为美国人民享受的幸福,仅仅是归功于政府的形式,而非公民的性格和习惯(是错误的)”(玻利瓦尔)。“民情是美国成功的根本原因”(《论美国的民主》)。美国地方不致坐大是因为下层的强大民权,而中国没有。民权尚弱之时,中央过度放开地方是不合理的,现在需要重新加强中央集权。

四、分权与制衡

    世界中的任何一个成立的系统,内部是平衡的,否则不成其为系统。无论自然界还是社会都贯穿平衡的观点。权力结构也是。要制约权力,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孟德斯鸠)。这的确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古以有之”。

    从制度上看:秦时以御史制衡丞相;汉武帝以中朝分割外朝,以“推恩令”“众建诸侯而削其势”;唐朝三省六部,互相牵制;宋时二府三司,军政财监四权分立;元明清军政监分权制衡。从人事上看:咸丰破格提拔左宗棠、李鸿章,形成湘楚淮三足鼎立,从而制约湘军;慈禧为制衡李鸿章势力,任用清流党、翁同酥;为制衡恭王,重用醇王;为制衡袁世凯,同时调张之洞进京。

    权力的分立与制衡贯穿人类历史。古代中国的杰出创造便是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要治理官权,必须分割官权。中国的国情又决定了不可能像美国那样的三权分立。因此,融合中西之长,在一个最高权力领导下实行决策、执行、监督权力的制衡,将是我国政权运作不远的将来能够实现的最佳模式。结合当下,在地方可考虑使纪委独立于当地党政系统,实行党委决策、政府执行、纪委与人大监督的格局。

五、节制资本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迅猛增加。但并不能以此否定改革,它是制度转型的结果。制度根源在恢复商品经济后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使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都大大膨胀,而民权与中央集权不够制约。一个系统内任何利益集团的过度膨胀都是对整体的威胁。权力与资本结合是对我国的最大威胁。必须斩断“权钱结合的链条”(孙立平)。

    更严重的是,外国资本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大行侵略。“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毛泽东),不管它穿了多么漂亮的外衣。“它的本性从来都是掠夺”(郎咸平),经济上,它们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发展核心技术,扼杀我国民族工业,企图将中国永远钉在产业链的最低端,作为外围为他们服务。政治与文化上,作为美国全球帝国战略的一环。以新自由主义误导我们,渗透西方价值观,试图从根本上瓦解中国,颠覆社会主义。

    资本的生产力没有完全发挥完,它暂时不会灭亡,我们不能人为消灭它。也并不是不能引进,但必须疏通,以严刑峻法节制资本,制服洪水以灌溉天府之国,“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列宁)

六、依法治国,以德育人

    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仅靠道德是无法治国的。“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裁专制”(黄仁宇)。汉武虽“阳儒”而实“阴法”,“王霸道杂用之,奈何奈何纯任德教”(汉宣帝),孔明威猛治蜀,民知礼义,汉元好儒轻法,豪强日起。

    儒家德治的本质是人治,但古代法家“法治”的本质仍是“人治”,都是与现代法治背道而驰的。“人治、法治皆治国之道,任法任人皆言治也”(王夫之)。真正的“法治”“是用来保护自由而不受限制自由的”(洛克),其精髓是“治权”,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道德必须以法治为基础。“没有法治而强调道德,就等于践踏道德”(刘亚洲)。对于当今之世,要解决问题,必须严行法治。其实,美国之法比中国严酷得多。但是,绝不是说不要道德。社会生活中绝不可缺少道德。而是国家政权应集中力量“依法治国”,不让道德干扰。让社会自然培养道德,用道德教育人,只要法治真正实现,道德就会实现。也只有法治真正实现,道德才能实现,否则是伪道德,虚有形式。

 

 

发件人:"郑现莉_1125"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2010-06-20 05:53:46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一篇我的纪念韩春的文章

韩春走了,没有媚骨的左派又少了一个

郑献霖

2010年6月25日

  2010年6月8日凌晨,韩春在北京协和医院安静地走了,她可以和她的丈夫阳早一起内心无愧地去看望马克思、毛泽东了。我相信后者不会对她提出批评,但对于其他很多左派,我就不敢这么肯定了。

  在我1997年来北京读书没多久,我就听人提到过充满传奇色彩的阳早、韩春夫妇。知道他们自从1949年在延安结婚以后就一直住在中国,韩春更是抛弃了她原来所从事的原子物理研究,和丈夫一起养牛,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有奶喝。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出生在中国,接受的全是中式教育,阳和平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陕西土话,这让很多初次见到他的人都惊喜不已。在他们与共和国相伴的几十年历史里,他们在内蒙插过队,在十年期间还因为有关部门对他们特别照顾而联合另外十几位老外一起写大字报抗议,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

  大约在1998年年底初次见到阳和平,并在次年某个时刻到昌平小王庄农场里拜访了他们夫妇。以后陆陆续续还去过几次,最近见到她大概也在两年前了,那时的她已经说话、行动很不方便了,除了打个招呼连一句话都没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和他们夫妇交往的很多细节都记不得了,但一直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留在我的记忆里,那就是两位老先生对现体制完全不抱有任何希望,这与很多看似很激进的左派是不一样的。

  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左派的批评声音也越来越引人注目。他们主要批评自由市场经济的引入是造成目前贫富分化的最主要原因,虽然他们也都激烈地批判官员贪腐,但他们并不认为现体制有什么缺陷,错误只在于选错了人,这部分人主要是由原体制内的中高级官员组成,通常被称作老左派。还有部分十年期间比较活跃后来又遭受打击的一派前进了一步,他们认为运用十年期间的大民主,也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可以解决目前的问题。但任何神智正常的人都能明白,这种大民主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即再一次走过毛泽东走过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位毛泽东式的领袖的领导下才有可能。这种历史的重复在上百年的时间里都是办不到的,毛泽东式雄才伟略的人物是几百年都不世出的,不管你对他抱有什么样的态度。

  目前左派的思想基本是这两部分人思想的混杂物,外加一些受到这些思想影响的年轻人。由于老左派中不乏履历丰富的老革命,他们天然居于优势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认可十年理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两部分人之间在理论认识上有一些分歧,但在对现体制的态度上则是基本一致的,相应地,他们对主张借鉴西方民主经验的自由派、民主派极端敌视,这些年来发生的讨伐西山会议、贺卫方、谢韬、普世价值,直到最近的袁腾飞事件都是这种思想倾向的反映。

  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这种对西方式民主监督制衡机制的抵制都在客观上维护了官僚利益集团的权力垄断,只能强化掌握公权力的官僚集团对所有体制外的底层民众、中小资本的剥夺。他们寄希望于体制内能出现拥护毛泽东的好领导,然后带领他们回归旧体制。但实际上这些愿望只能是一相情愿,20年来他们已经寄希望于几个人身上了,但一次次带来的都只是失望。最近他们似乎又把希望寄托在了某位直辖市的书记身上,他们好像忘记了正是这位领导在大连任上开创的“经营城市”模式开启了这一轮房地产的疯狂上涨,不仅广大需要购房者深受其害,而且野蛮拆迁、征地将多少市民、农民逼上了上访的绝路?不论这位领导能走到何处,但可以断言的是,试图依靠个别人想将社会拉回到十年,甚至是前十七年都是不可能的,任何最大胆的梦想都不敢做此奢望。

  这是目前左派的最大缺陷,这导致他们的主体只能是老工人、老干部,这些人所关注的只是将他们认可的理念传播开来、传承下去,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现实的社会需要、政治进步的需要是高于所有这一切理论原则的。他们虽然张口闭口都是毛泽东,但恐怕他们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估计会被骂得狗血喷头:我的书你们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我的文章几乎全是批判教条主义的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教条主义?你们对我从事斗争的灵活性怎么一点也不能掌握?

  这些敢去拜见毛泽东的人还算是好的,他们只是理解能力有限而已,而个别对此种错误倾向进行别有用心的误导者,我断定他们只是一群是口是心非的无耻之徒,崇拜毛泽东只是他们的幌子而已,为的是换取一块别人扔下的面包。这类人恐怕根本就不敢去拜见毛泽东的,他们也不配得到毛泽东的接见。

  这两部分人都生就一副媚骨,虽然口头上高喊群众万岁,但根本就不相信群众能在民主体制下自由的选择会促进社会的进步,他们觉得自己能够代替民众进行选择。

  在那些年我所接触的很多人当中,给我留下没有媚骨印象的仅有寥寥数人而已,阳早、韩春夫妇就在其中。虽然他们也对西方民主制度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这是我不能认可的,但是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此时岁数都已经很大了,接触外界信息也很困难,已经很难将他们的这种批判与自己内心的追求协调起来了。对于这样高龄的老人,我们不能太过于奢求。

    夜已经很深了,天明还要赶到30多公里外的六里桥去送她最后一程。最主要的目的还不在此,再次感念她的独立精神对我的思想进展所施加的影响吧。

 

 


发件人:"郑现莉_1125"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2010-06-25 15:21:1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icaogen@126.com>, <shirleyshek@citicpacific.com>, <wyzxsx@163.com>, <snzhongguo@163.com>, <md@gmw.cn>, <zggjzyz2002@hotmail.com>, <chinaelections@126.com>, <chinaelections@163.com>, <zk_hy_168@163.com> 抄送:标题: 张守东:“言论自由不能触犯宪法”是伪命题

“言论自由不能触犯宪法”是伪命题

“乌有之乡”的正义与袁腾飞的自由

张守东

2010年6月

  乌有之乡”的村民也许应该知道,假如他们要想在今天这个言论并不畅达的时代赢得继续发言的机会,就必须用宪政民主的“奥卡姆剃刀”剃掉那种禁止“言论自由”的政治遗产。否则,被剥夺“言论自由”的就不仅会是袁腾飞,也随时有可能是“乌有之乡”的遗老遗少。——题记

一、尊重言论市场的“另类”

  “乌有之乡”以其独特而鲜明的政治言论赢得了网民的关注,成为我国政治言论市场上一个珍稀品种,其价值不可估量。在我看来,“乌有之乡”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它不屈不挠地发出一种今天在多数人看来已经不合时宜的怪论:它供奉一个已经褪去神圣光环的政治人物,主张回到一个已经被唾弃的时代。然而,就言论市场而言,一种言论越是被主流反对,它就越是值得存在。“乌有之乡”既不是当前执政者的知音,也不是主流知识分子的同志,它地地道道属于言论市场上的“另类”。这正是它难能可贵的价值所在。

  当然,不用说,就像眼睛雪亮的自由派观察者注意到的那样,“这些激进分子并不真正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是一群思想偏激的人。从这些人身上我们能看到文革时的噩梦,这些人一旦得到机会,在残忍恶毒的极端思想的驱使下,就会犯下磬竹难书的罪行,扼杀千百万人的生命。”我们的确不能天真地相信一个人只要以“人民”的名义发言就真的是在为“人民”的利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然而,一个人在言论市场上发言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动机高尚,而在于其言说本身是否丰富了市场的言论品种,增加了言论市场的顾客挑选言论的机会。而且,评价言论的标准绝对不能有“偏激”这一选项。形容他人的思想为“残忍恶毒的极端思想”本身不也会被他人指斥为“偏激”吗?

  一种言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大家都不那样言说。今天还有多少人肯“期盼出现一个‘伟大领袖’,用民粹和暴力,净化信仰,纯洁道德,建立一个人间完美理想的社会”?我们不必担心有人呼吁建立一个“现代版的封建专制社会”。言论自由的真谛就在于公民有权利提出一个哪怕是荒谬的主张。毕竟,“‘乌有之乡’代表了一些人对中国社会现状的不满,他们同情弱势群体的境遇,……他们对当政者失望,对官场的腐败失望。”即使他们是言论市场上的“少数民族”,他们也有存在的理由,甚至正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才更有价值。正是他们,让我们无法回避“农民的土地、教育、医疗保险等社会问题,比如独生子女的就业、老百姓难以支付的住房和医疗费等等。”

  不管“乌有之乡”的村民是否真的心系普罗大众,至少他们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大变革时代饱受侮辱与欺凌的人群。“乌有之乡”发出了“正义”的怒吼,控诉了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政策:“作为一个国企的财务工作者,我亲历了借着所谓改革转制将国有资产、国有资金置换进投机分子、贪腐分子、资本家的腰包这种狸猫换太子的阴谋闹剧。……一场所谓的改革成为名副其实的造山运动,不断地堆积社会问题,不断地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地激化老百姓的对立情绪,让这个国家成为一座硕大无比的活火山。”

  “乌有之乡”的村民虽然在言论市场上频遭白眼,但仍然矢志不移,实践着自己的言论自由。他们是言论市场上不可多得的自由战士。他们也是同样实践着言论自由的宪政民主人士的战友。

二、“言论自由不能触犯宪法”是自相矛盾的命题

  然而,遗憾的是,“乌有之乡”村民在实践自己的言论自由的同时,却以法律的名义要求剥夺他人的言论自由。“原订5月22日下午2点,由主办方《看历史》杂志社主办的袁腾飞在涵芬楼2楼签名售书并主讲的活动被取消了。”不用说,这是因为“40多名网友(“乌有之乡”村民)到王府井涵芬楼‘讨袁护宪’活动”使得主办方害怕出事而不得不以取消换和谐。这次活动的取消令“乌有之乡”村民大为恼火,他们为未能围攻袁腾飞而愤怒。他们把对袁腾飞的怒气转向“《看历史》杂志策划此次活动的人”。尽管“他一直邀请大家去喝茶,说就是一个学术交流,要大家容许言论自由”,但是,“我们告诉他,这不是学术交流,学术交流不是侮辱谩骂开国领袖,言论自由不能触犯宪法。”

  由于“乌有之乡”村民一再声称他们讨伐袁腾飞是为了“护宪”,就有必要在此对宪法说上两句。假如“乌有之乡”村民真的是以“护宪”为目标,那么他们就应该知道,《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假如“开国领袖”属于“国家工作人员”,那么中国公民均有权对其“提出批评”。“侮辱谩骂”是否属于“批评”,则应由法院来裁决,“乌有之乡”村民无权因为袁腾飞对一位国家工作人员(即使他权力很大也仍然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而试图剥夺袁腾飞作为中国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护宪”不能以剥夺一个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为目的。

  “乌有之乡”村民反对袁腾飞的另一个理由是说“言论自由不能触犯宪法”。也就是说,他们承认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既然如此,那么,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如何还会“触犯宪法”呢?假如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的过程中涉嫌侮辱诽谤,那也只能涉及到了侵权行为法或刑法,而不会“触犯宪法”。“言论自由不能触犯宪法”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命题。

  由此可见,“乌有之乡”村民对袁腾飞的声讨不属于“护宪”的范畴。恰恰相反,他们仅仅因为政见不同就对他人采取围攻、辱骂(给袁腾飞贴上“汉奸卖国贼”的标签),正是他们自己在通过违宪的方式来限制他人的言论自由。

三、没有自由就没有正义

  “乌有之乡”村民在讨伐和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任何人的时候都显得义正词严。这很是难能可贵。我们这个“相对主义”的时代缺乏的就是那种对自己言论正确性的自信。在我看来,“乌有之乡”村民对自己言论正确性的这份自信源于他们对自己的正义感那种由衷的赞赏。他们在讨伐人间一切丑恶现象的时候为自己的正义激情感到光荣和骄傲。这是一切发出正义吼声的人理所当然的心态。

  然而,发出“正义”的呼声不能成为剥夺他人自由的理由。

  正义价值的内涵是自由与平等。约翰·罗尔斯作为20世纪的自由主义大师,他的贡献在于把人们对于正义的关注从自由引向平等。即使把对正义的论述从强调自由转向强调平等,罗尔斯也仍然不忘在为自由与平等排序的时候把自由价值作为绝对优先于平等的价值。由此可见,正义从来都是把自由供奉在自己价值序列的首位,哪怕是在强调自由不能牺牲平等的时候。一言以蔽之,没有自由,就没有正义。

  令人遗憾的是,“乌有之乡”村民在为自己的正义呼声而陶醉的时候,却毫不犹豫地剥夺袁腾飞等与其政见不同的人士的“言论自由”,这不符合其所孜孜以求的正义价值。

  其实,在今天这个言论市场多元化的时代,“乌有之乡”的吼声本来就属于边缘化的声音,其本身在实践“言论自由”的时候就需要宪法的呵护,却又因为政见不同而致力于剥夺他人的“言论自由”,实在可悲可叹。自己信口开河,却又不许他人享有“言论自由”,也许这是“乌有之乡”村民从他们怀念的那个时代有意无意的继承下来的一笔政治遗产吧。“乌有之乡”的村民也许应该知道,假如他们要想在今天这个言论并不畅达的时代赢得继续发言的机会,就必须用宪政民主的“奥卡姆剃刀”剃掉那种禁止“言论自由”的政治遗产。否则,被剥夺“言论自由”的就不仅会是袁腾飞,也随时有可能是“乌有之乡”的遗老遗少。

    总之,乌有之乡和袁腾飞都是一类偏激的人,没一个好东西。只要有这两类人存在,中国就不得安稳,就要被搅得不得安宁。这两类人哪一类占了上风,人民都要倒霉。

 


发件人:"JohnWells" <holyyeast@hotmail.com> 2010-06-27 00:16:09 +0800 收件人: "布评" <xiaoningwu2001@yahoo.com.cn>抄送:标题: FW: 有感于所谓“反垄断”与私有化主张

收入差距与垄断和私有化都有关

齐来

2010年6月

    时下,分配制度的改革成为各方重视、众多媒体关注和广大公众热议的话题。 分配不公并导致差距过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严重程度已经到了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红线。关于分配不公的原因,真可谓“众说纷纭”,其中,“垄断”说应该是最时髦的论调之一。垄断、垄断、还是垄断,全是垄断惹的祸!

    “垄断”说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假如没有“垄断”,就不会出现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改革分配制度,消除两极分化的最大障碍还是“垄断”,分配改革的关键就是反“垄断”。

    让人不解的是:非“垄断”领域的劳动收入占比是多少?没有了“垄断”劳动收入占比就不会下降?非“垄断”行业现行的分配制度就不是造成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广大“朱孔孟”们与形形色色的“老板”们的两极分化现象,莫非只存在于“垄断”行业、领域?

    广西农民工朱孔孟说:“老板一年能赚几百万,我们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却只能赚几万块,而且两年来也没涨过工资。难道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差别就这么大?”

    这位农民工兄弟的质问问到了贫富分化的根子上,道出了最大的分配不公的根源是对劳动的不公。广大“朱孔孟”们与形形色色的“老板”们的两极分化现象,也决非只存在于“垄断”行业、领域,“黑砖窑”、“黑矿山”、“过劳死 ”、“开胸验肺”等一个又一个“血汗工厂”的事实告诉人们,与“垄断”行业、国企等公有制企业相比,分配不公、差距巨大、贫富分化、对劳动的极不尊重、对劳动者权益的侵犯、践踏,非“垄断”行业、非公有制企业(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合资的)其实毫不逊色,甚至更严重、更残酷。

    既然如此,一些反“垄断”者为何单拿“垄断”说事呢?“垄断”在国内已经成为一个有特定含义——专指公有制经济居首要地位的生产经营行业、领域。不错,“垄断”行业、领域现行分配制度是应该改革。“垄断”行业、领域既要改革工薪制度,而最关键的是要解决好行业内部工薪分配特别是员工分行政官员、企事业员工、正式工、临时工、劳务派遣临时工……等三六九等的“同工不同酬”,以及对“高管”们的制约和监督。

    这些人之所以单拿“垄断”说事,一方面,“垄断”行业、领域确实存在“不争气”的事实,让人有“把柄”可抓,另一方面,说穿了,就是因为涉足“垄断”的大都是公有制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存在感到很不舒服,很不顺心,就是有大量的公有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存在“阻碍”了私有化(民营)急剧的扩张(发展),欲借分配制度的改革置“垄断”于死地而后快。

     这不,有人就在谈“收入分配改革与共同富裕”之时,借谈论国企利润怎么分配之机直接亮出了私有化的主张?

    “总而言之,老百姓没有享受到,国企利润怎么分配是一个问题。我的看法,解决国企的问题,最终还是它私有化,……彻底解决的办法就是国企改成民企,而且变成股份化,持股人是百姓,而不是国家机构。”——人民网>>强国社区>>人民访谈>>“国企利润怎么分配,这是一个问题”2010年06月09日19:47.

    与单拿“垄断”说事的人相比,直接亮出私有化主张的人还略显出几分磊落劲!就单拿“垄断”说事与直接亮出私有化主张提个醒!面对即启动的分配制度改革,各方都在“博弈”。围绕导致差距拉大、贫富分化的“根源”,就有“腐败”说、“户籍推手”说等多种论调,“垄断”说和? ?/SPAN>公有制”论也是比较时髦的一张论调,有专拿“垄断”说事的,也有直接亮出私有化主张的。

    在一些人看来,差距拉大、贫富分化的“根源”在于“垄断”,在于公有制,似乎只要反掉了“垄断”并实现了私有化(美称:民营化),就能避免差距不断拉大,就根治了两极分化。如何这样的逻辑成立,那? 床淮嬖?/SPAN>“垄断”和私有化很理想的国度就应该不存在差距拉大好两极分化了。

    在这些持“垄断”说和私有化主张者们心目中,美国,应该是既不存在“垄断”,也很私有化的理想国度。那么,美国的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美国的基尼系数在1980年突破0.4,2005年为0.469,高于北欧、澳洲、加拿大和日本,收入分配差距居发达国家首位。”“1978年占居民10%的最富有层的收入为低收入层收入的20倍,在2008年扩大为77倍。”“国外媒体称:‘美国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拉大,比任何时候都严重,而赤贫人数攀升到近30年最高点’。”专家认为,美国的这种“收入差距的拉大,两极分化越发凸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高科技化时期的特征。”(2010.4《经济学动态》,刘诗白:《论过度金融化与美国的金融危机》)

    “根源”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也是“垄断”和公有制惹的祸?一个既不存在“垄断”,也很私有化的理想国度,原本就存在的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居然也会变得“越发凸出”,这无疑是对“垄断”说与私有化论者莫大的讽刺!

    专家认为:表现为“低收入层的实际收入增长长期落后于企业利润的增长”的真正原因是:“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而不是向劳动倾斜的机制不曾改变”。——刘诗白:《论过度.....》

    “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而不是向劳动倾斜”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必然产生的分配方式”,当年,正是这样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无法忍受的阶级状况,造成了人数愈来愈少但是愈来愈富的资本家和人数愈来愈多而总的说来处境愈来愈恶劣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90页)。如今,依旧是这样的分配方式导致着“收入差距的拉大,两极分化越发凸出”。

    提醒善良的人们:造成差距拉大、贫富分化的“根源”是大家都能理解到的常识性问题,并没有“专家们”说的那么深奥,有人是在故弄玄虚,故意扰乱大家的视线,干扰即将启动的分配制度改革,说穿了,制造出种种“根源”说、“推手论”,归根到底,就是非常担心和害怕即将进?

 

 


 
发件人:"zlx" <tgyh@public3.bta.net.cn> 2010-06-20 10:50:18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zdjun@263.net>抄送:标题:X-mailer: Foxmail 4.2 [cn]

中国要确立集中型城市化的方向

张路雄

2010-06-20

tgyh@public3.bta.net.cn

    目前中国仍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从“十五”规划开始,中国已经调整了城市化的方针,由限制大城市发展转变为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但是,从世界经验和中国国情看,必须把集中型城市化作为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方针。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过小、而且人口众多,在基本食品必须主要依靠国内解决的前提下,不走集中型城市化道路将产生一系列严重问题。

 一、世界城市化的经验证实了集中化的规律

    关于世界各国城市化的经验、规律有许多论著,但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1]》确是这方面研究的集大成者。该报告以经济地理的密度、距离、分割三个概念为基础,依据世界银行集有各国数据的数据库,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应该说这个报告是时下最有权威的关于世界城市化进程的研究成果。该报告指出了城市化的必然趋势,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该采取的对策,并且特别强调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经济地理上的集中化趋势。这种趋势显示了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1、集中发展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以加纳、波兰、新西兰三个面积基本相同(都是25万平方公里)的国家为例,三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为:600美元、9000美元和27000美元,三国的经济集中度(5%经济最密集区的总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为:27%、31%、39%。这种对比明显地展示了经济越发展,越趋于集中化[2]。法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也证实了这种规律,“1800-1960年,法国先进地区的经济密度翻了4番,收入也从1000美元增至6000美元[3]”。该报告的结论是:“发展促使经济活动日趋集中。世界上密度最高的地区和居住区分布在发达国家。在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一个国家的城镇人口比例迅速上升,…之后,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减缓,但由于服务业的密度更高,在后工业化经济中,经济密度仍将持续发展提高[4]。”

   “随着国家发展的进一步深化,人口和经济活动日趋集中”。在地方层次主要表现为城市化进程地加快,就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看,在人均收入到到3500美元时,人口城市化过程的“重头戏也就结束了[5]”。但在国家层面,集中过程依然在稳步进行。法国1801-1999年集中指数由3点多上升到9点多,日本1900-2000年集中指数由3点多上升到接近9,加拿大1980-2006年由3上升到5,荷兰1850年-2006年由1点多上升到4[6]。

   全世界1/4的国家,超过一半的国民收入是由不及国家总面积5%的地区生产的,博茨瓦纳、巴西、挪威、俄罗斯和泰国就名列其中。全世界1/2的国家中1/3或超过1/3的国民收入是由不及国家总面积5%的地区生产,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沙特阿拉伯、斯洛文尼亚和赞比亚。只有1/10的国家经济分散,5%的土地面积上生产的国民收入不及国民收入总值的1/10,这些国家有孟加拉国、比利时、朝鲜、荷兰和波兰[7]。但并不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没有集中的趋势。以上已经介绍了荷兰的集中化趋势,比利时也同样存在集中的情况。其首都布鲁塞尔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每平方公里超过6000人(而伦敦和马德里的人口密度大概是5000人/平方公里),是比利时全国平均数的18倍[8]。

    交通的发展是集中化、密度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交通成本的降低和利用规模经济潜力的增大,为城镇的规模化和密度化提供了契机。随着更先进的交通模式将各国的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连接起来,为发挥聚居经济的优势,生产日益向经济密集地区集中[9]”。 “近期研究表明,美国47000英里的高速公路网使先前封闭的乡村地区融入了国家经济,并促进了大城市的增长[10]”。交通基础设施向四面八方的延伸并没有带来人口向四面八方的流动,而是在国内更多城市造成了聚集经济效应,从而促进了增长[11]”。美国经济密度区的面积进一步缩小,聚集着80%美国人口的密度区面积由1900年的25%,下降到1960年的17%[12]。目前,大约一半的美国人住在5个州中[13](美国有51个州)。

                世界部分国家聚集指数[14]

   国别

聚集指数

城市人口比例

泰国

35.6

32.3

中国

37.2

40.4

印度

52.4

28.7

巴西

63.6

84.2

俄罗斯

64.8

73

墨西哥

68.4

76

美国

71.9

80.8

法国

72.5

76.7

英国

84.4

89.7

日本

90.9

65.8


     根据该报告所提供的数据,笔者挑出一些国家的数据,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聚集指数为序排列,其结果大致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程度,可以说从总的趋势上讲,经济越发达,聚集指数越高。
    在经济集中的趋势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少数大城市的经济贡献率极高。2005年,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世界前30名位城市,其产出约为世界总产出的16%,前100位城市的产出占了近25%。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城市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异乎寻常。2005年,墨西哥市占国土面积的0.1%,但贡献率达30%;安哥拉的首都罗安达面积占0.2%,贡献率也是30%;匈牙利、肯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的最大城市都以其不到1%的面积贡献率约为20%[15]。
    世界银行的结论是:“经济集中-愈是富裕,密度愈高[16]”。请看世界银行整理的几个表[17],从不同角度证明了这一规律:

        第一、行政区划表明:经济活动随发展日益集中

国家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行政区划数量

领先地区产值所占比重

坦桑尼亚

324

21

15%

意大利

19480

21

21%

法国

22548

22

29%

瑞典

31197

22

29%


     
 
 
 
                     

 

 

        第二、统计地区表明:经济活动随发展而日益集中

国家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统计地区的数量

领先地区的家庭消费比例

塔吉克斯坦

204

5

30.20%

蒙古

406

5

34.60%

萨尔瓦多

1993

5

43.90%

巴西

3597

5

51.60%

阿根廷

7488

5

64.70%

 

 

 

 

 

 

           第三、 地理地区测量值表明:经济活动随发展而日益集中

国家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土地面积

空间基尼系数

加纳

211

227540

0.48

老过

231

230800

0.48

波兰

3099

311888

0.52

新西兰

11552

267990

0.55

挪威

27301

304280

0.64

      在经济集中的趋势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大都市区的发展。到2002年,日本的三大都市圈(首都圈、近畿圈和中部圈)人口占全国的67%;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4.3%,产出的GDP占全国GDP的71.7%[18]。在欧盟,以伦敦、巴黎、米兰、慕尼黑和汉堡为核心的“五角形”区域是最具全球影响力的大都市区域,其土地、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占欧盟的20%、40%和50%[19]。

    2、规模经济规律是城市集中化的驱动力

    《重塑世界经济地理》认为,是规模经济规律促进了人口和经济密度的日益集中。报告把规模效益分为内部效益和外部效益。报告认为:外部效益(即外部经济)与聚集经济同义,其包括地方化效益和城市化效益[20]。该报告认为:1)、内部经济源自于规模扩大使得平均的固定成本降低。规模扩大引起采购量的增加并使采购价格降低,规模扩大企业因劳动分工而得到的利益。2)、地方化经济源自于大量的同一类产业企业聚集在一个地方,便于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形成专业化分工;使同业者直接接触,便于得到各种市场信息和生产经营经验;聚集在一起的企业也可以共享更大、更可靠的专业化劳动力市场。可以说,地方化经济源自产业内互动。3)、城市化经济源自于聚集在一起的各类企业的综合性集中。这种集聚产生多元化的相互影响,并且产生因聚集而形成的吸引力及反复循环。可以说,城市化经济源自产业间的互动,并对教育、金融和咨询服务业产生促进。该报告把前人关于规模效益的论述分成12个小类,并且分别将其纳入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外部包括地方化和城市化)[21]。以上是从规模经济的理论分析来论证规模经济对集中化的促进作用。

   另外,世行的专家还搜集了大量实例来说明规模经济规律对地理集中的促进。报告列举了美国袜业在北卡莱罗纳州的集中。21世纪早期,该州的袜业工厂占了全国的一半,产量占全国的75%。与上游纺纱厂的靠近可以增加生产率,这是袜业向该州集中的原因之一。报告还指出:对中国120座城市12400家制造业公司的调查显示,城市人口越密集,其公司的生产率也越高[22]。

   报告依据大量的调查得出结论:轻工业的内部规模经济较低,重工业的内部规模经济较高[23]。通过总结印度尼西亚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对制造业而言,地方化经济(同一产业公司的聚集效益)的重要性大于城市化经济[24]。在法国、英国、美国,总体讲各产业75%-95%的生产活动实现了地域性集中,分散生产活动不足15%。美国1/3以上的航空航天器械由哈特福得等三个城市生产。英国122个四位数产业中一半以上实现了地方化,分散的比例只占24%。

   按三次产业划分角度来看,农业生产趋于分散化,而服务业的集中程度高于制造业。服务业集中程度高的原因在于:第一、服务业人均占地较少,为密集提供了条件;第二、由于外部经济的存在,公司之间互相服务。“服务业的共存共荣和集聚效应是一种内在潜力”[25]。 在美国,服务业是集中程度最高的产业,而且服务业也日益集中到大城市。1972-1992年期间,中小城市的服务业工作机会逐渐流失到大城市。在马赛诸塞州德萨克福县(包括波士顿)35%的劳动力在商业服务业工作,比全国的平均水平(18%)高出近一倍。在英国,60%的风险投资办公室设在伦敦[26]。

     3、规模经济所引发的效益

   大量事实证实了规模经济带来了聚集效益。大量文献认为,城市规模扩大一倍,将使是生产率增加3-8%。在韩国,位于1000名工人城市的工厂搬到同行业工人为15000人以上的城市中,在不改变生产组合的情况下,可以使其产出增加20-25%。欧洲统计单元区域的经济活动密度增加一倍,一年的全员要素生产率可以增长0.42个百分点[27]。美国1988年各州工人平均产出计算,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增加6%。20世纪80年代后期欧洲统计的就业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4.5-5%[28]。

   而且事实还证明,距离增加、密度降低会引起相反的结果。美国和巴西的证据显示,与密度城市中心的距离每增加一倍,生产率将降低15%,距离从280公里增至550公里,利润将降低6%[29]。1980年对巴西356家心制造业公司的调查显示,与城市中心距离每增加1%,生产率就下降0.13%[30]。

    4、城市的聚集还会产生知识的外溢,有利于知识的传播。

     美国的专利引文地区集中程度很高,5-10倍的原始专利可能来自同一标准城市统计区。人口的集中降低了创新知识的成本,在美国96%的创新产生在城市地区[31]。通讯的现代化并没有使距离死亡,在这种情况下,距离只是对信息传输的重要性降低,但距离对知识传播的重要性增加。电信可以成为当面交流的补充,但绝不是理想的替代形式[32]。随着知识的复杂化和交流难度的增加,频繁的当面交流的价值上升,城市的重要性增加。大城市在促进尖端产业里那些难度较大的信息流动中具有比较优势[33]。

    目前,国内一些人认为:现代信息技术条件可以替代人们的当面交流,因此不再需要人口的集中和密集的办公室,城市CBD的作用也大大降低。但上述事实和论述证明了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并不符合实际。

二、 中国的经验

     1、城市化方针的调整

     笔者查到建国后有关城市化方针的最早政策规定是1954年6月,建筑工程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提出的“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在这个总方针下,对不同的城市确定了不同的建设方针。第一类城市是有重要工业建设的新工业城市,即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安排较多的城市;第二类城市是扩建城市;第三类城市是可以局部扩建的城市;第四类是一般中小城市[34]。 1955年国家建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今后新建的城市原则上以中、小城镇及工人镇为主,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建设少数中等城市,没有特殊原因,不建设大城市。”并规定“50万人口以上为大城市;20万人口以上50万人口以下为中等城市;20万人口以下为小城市;为一两个厂矿服务所建立的居民点为工人镇[35]。” 1989年才把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写入法律,其间经过了34年。1989年《城市规划法》规定:“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36]”

    2001年我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才改变了城市化的方针,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37]”并提出了“城镇密集区”的概念(实际上就是都市圈概念)。从1955年提出的严格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方针到2001年改变城市化方针,其间经过了46年,将近半个世纪。这对于中国城市化产生了极大地阻碍。长达半个世纪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方针不但影响了城市化的发展,也影响了城市的集中程度。

    2006年在《第十一个五年(2006~2010年)规划纲要》中城市化的方针规定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在城镇化空间格局问题上,特别强调“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这就是目前的城市化方针。一方面,该方针主张大中小城市都发展,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的发展道路。中国到底是走分散化城市化道路,还是走集中化城市化道路,在《第十一个五年(2006~2010年)规划纲要》并没有明确的态度。可以说这是一个摸棱两可,各方面都可以接受,让城市化自由发展,但并没有明确政策导向的方针。

     2、新中国城市化进程

    1949~1957年是建国后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时期,中国的城市发展基本上和经济发展进程相适应。城市人口从5765万人增加到9949万人,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10.6%上升到15.4%[38]。虽然1955年就提出了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但由于没有户籍的限制和对城乡人口的严格管制,一直到1960年,城市人口一直在增加。

                     1952-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表[39]
     

年份

城市人口比例

城市数量

1952

12.46%

157

1955

13.48%

165

1960

19.76%

199

1965

17.98%

168

1970

17.38%

176

1975

17.34%

185

1980

19.39%

223

1985

23.71%

324

1990

26.41%

467

1995

30.00%

640

2000

36.09%

663

     1960年中国进入了连续三年的困难时期,大批城市人口被强制迁回农村,中国的城市人口开始下降。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结束,但1966年中国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城市中的大中学校毕业生统统分配到农村,一直到文化革命结束。1978年城市知识青年开始返城,城市人口比例才开始恢复增长。从上表看,一直到198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列才接近、但还没有超过1960年城市人口的比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但是由于严格限制大城市发展的城市化方针,中国的城市化实际上走了一条分散化发展的道路。

      3、8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是分散型城市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但是在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方针下,中国近几十年的城市化是一种分散的城市化。请看如下数据:

    证据1:请看中国与世界大城市比重的比较:

                                 世界100万人口以上城市占城市人口的比重[40]

 

1980

1995

2000

世界平均

14

16

16.5

低收入国家

7

10

10.9

中收入国家

18

22

22.6

高收入国家

30

32

32

中国

8

11

11.3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1-2002 西苑出版社2003年
 
    从此表可以看出,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城市占城市人口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而且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比重越高,只是发达国家比重增长的速度较慢。
按上表计算,1980年时,中国百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分别低6、10、22个百分点,只比低收入国家高1个百分点。2000年时,中国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分别低5.2、9.3、20.7个百分点,但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缩小,只差0.4个百分点。由于中国工业化的水平远远超过低收入国家,所以中国的比重比低收入国家高是正常,但中国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确实证明: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集中度较低,中国走的是较为分散的城市化道路。

     证据2:

            2005年世界部分国家城市人口集中度[41]

国别

城市人口比例

100万以上人口城市占总人口比例

最大城市占城市人口比例

泰国

32.3

10.5

32.4

印度

28.7

11.6

5.8

中国

40.4

17.7

2.8

俄罗斯

73

19.2

10.2

法国

76.7

22.4

21

英国

89.7

26.1

15.7

墨西哥

76

35

24.8

巴西

84.2

36.9

11.7

美国

80.8

43.3

7.8

日本

65.8

47.8

41.9

     按上表计算,2005年中国、印度、泰国三个国家百万人口以上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43.8%,40.4%,32.5%,但是最大城市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分别为2.8%,5.8%,32.4%。按照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报告,单一的百万人口城市指标还不能真实反映城市化的集中度,而最大城市占城市人口的比重是反映集中化的最重要的指标[42]。所以,中国最大城市人口占全部城市人口比重大大低于印度和泰国,也证实了中国走的是分散的城市化的道路。

   证据3:按照麦肯锡公司2008年所作的关于中国城市化预测的报告《为十亿城市大军做好准备》[43],在1990年至2005年的城市人口增长中,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报告中称为“有机增长”)只占14.8%,而新增城市所带的人口占15.7%,进城的农民工占32.4%,因城市扩充而由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的占37.1%,与农民工夹在一起合计占69.5%。农民及农民工是这15年中城市人口增长中的主体。

    按照国务院农民工办组织的研究课题《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综合研究报告》的数字,农民工在2001年至2006年进入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只占了28%,其余都是进入地级以下城市和建制镇。由于农民和农民工是城市人口增加的主体,所以,农民工主要前往中小城市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近年的城市化是分散的城市化。

农民工在不同城市就业比重变化[44]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直 辖 市

8.2

8.4

9.5

9.6

9.9

9.4

省会城市

21.8

21.2

19.6

18.5

19.1

18.6

地 级 市

27.2

27.2

31.8

34.3

36.1

36.8

县 级 市

21

21.1

20.4

20.5

19.7

20.2

建 制 镇

13

12.9

11.6

11.4

10

9.9

 

8.8

9.2

7.1

 

5.7

5.2

5.1

 

 

 

 

 

 

 

 

 

 

 

 

    证据4:麦肯锡报告按照目前的城市化模式和条件,对未来中国城市化进行预测时,“其结果更接近于分散式增长情境”。这也是一个关于中国近年来的城市化是分散城市化的一个有力论据。

三、中国走集中型城市化道路的利弊分析

    1、集中型城市化优势何在?

     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指出了两点:第一是节约土地。对此论述最多最详细的是王建。王建主要是从宏观和全局的角度来论证我国必须走节约土地型城市化道路。他认为:“2005年,中国城市人口(为非农人口)为3.58亿人,当年城市建成区面积为3.25万平方公里,城市人口人均占地水平为91平方米。按城市建成区人均占地与城市间交通网络人均占地大体为6:4的比例计算,交通人均占地为61平方米,则2005年城市人口人均占地为152平方米”。“1990年代初期,日本的人均城市和道路占地约为160平方米,中国到2030年按12亿城市人口和5万平方公里城市化可占用空间计算,人均只有42平方米,所以中国更必须走人口和经济都向大都市圈集中的道路[45]。”

    王健还对大小城市人均占地水平进行了比较:目前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的人均占地是中小城市的1/6,单位土地产出率却是中小城市的40倍,不走大城市化的道路,到人口总数上升到15.5亿人,其中12亿人居住在城市的时候,耕地面积就会缩减到16亿亩以下,就不能满足中国人对农产品的基本需求[46]。

    另有专家也有类似的观点:小城镇建设需要占用的土地资源要比发展大中城市多得多,小城镇人均用地需要450—550平方米,而大中城市人均用地60-100平方米,特大城市低于60平方米。超过100万人的城市综合发展成本,是人口少于10万人以下城市的1/6到1/8[47]。

    第二、基于规模经济带来的效益。在本文的开始笔者引用了世界银行的研究成果,世行报告引用了大量规模经济的调查数据。国内一些专家也有类似的论述。世行的研究指出:据估测,一个典型的中国城市,应规模太小将导致每个工人的净产出损失17%,至少有1/4的城市净产出损失在25%-70%之间波动[48]。

    2、麦肯锡公司对中国城市化前景所作的预测

    报告以对现状的详细调查为基础,结合一些已有的经验数据作为预测方程中的系数[49]。虽然预测只能给出一种对趋势的描绘,但其中关于集中与分散城市化后果的对比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该报告将中国可能的城市化道路分为四种:超大城市、中心辐射、分布式增长、小城镇主导。前两种是集中式城市化,后两种是分散式城市化。在“超大城市”模式下,会出现少数巨型城市:人口2000万或更多;在“中心辐射”情境下,中等规模及小城市群将会出现在大城市的周围。另外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化方式会带来分散化的发展形态:在“分布式增长”模式下,会有大量人口为150万至500万的城市遍布中国;在“小城镇主导”模式下,则会出现许多人口为50万至150万的更小规模的城市。

    该报告认为,中国近20年来的城市化方式是分散化的方式。以这种城市化方式作预测,2025年中国城市将由2005年的858座达到939座,2005年,前40座城市的GDP占城市GDP的45%,其他的GDP由较小城市创造。“到2025年大约900座小城市仍将创造54%的城市GDP,并贡献55%的GDP增长”。按照现行城市化模式,在规模经济方面将不会有大的变化。

    报告指出:1990年以来,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不但带来惊人的经济增长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导致了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当前政策导致的分散式城市化模式。如果按照原来的城市化模式,在未来,那些小城市将是城市化压力的最直接的承受者。这些压力主要有四个:土地和空间发展;资源和污染;技能和工作;资金。

    立足于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城市的表现,中国大型的集中式城市要比相对较小的城市运行得更为高效,所以报告认为集中式增长是最优方案。2005年中国的849个城市(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城市)之中,只有14个城市的人口超过500万人,但是它们占到中国2007年GDP总量的33%。为什么城市越大越有利于取得经济成功?在作者对城市进行走访的过程中,观察到了三个关键因素:吸引人才的能力、吸引投资的能力,以及网络效应。

     报告认为:集中城市化可以得到的好处是:一是人均GDP高,二是单位产值能耗低。这都是由于规模经济所造成的。报告对四种城市化模式的城市人口增加和人均GDP及人均能耗作了对比,看下表:

        2025年不同城市化方式的人口数量和人均GDP、能耗[50]

 

2005数值

超大城市式

中心辐射式

分布式增长式

小城镇主导式

城市人口

5.73亿人

9.17亿人

9.3亿人

9.44亿人

9.35亿人

城市GDP

12万亿

68万亿

68万亿

60万亿

54万亿

城市人均GDP

21000

76000

75000

65000

62000

城市能源强度

每人民币BTU

5233

1920

2082

2258

2140

城市能源需求 QBTU

59

131

142

139

123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四种城市化方式中,人均GDP最高和人均能耗最低的都是超大城市式城市化方式,其人均GDP比小城镇化的城市化方式高22.6%,每单位产值能源消耗低10.3%。三是占用耕地少。四种城市化方式将使耕地分别减少:7%,8%,20%,22%。超大城市式城市化比小城镇主导式节约耕地达2.8亿亩[51]。四是大众交通更高效。在“超大城市”的城市化中,中国只需要把现有的地铁系统扩大8倍;但在“分布式增长”情境下,轻轨系统将需要增长将近300倍。“分布式增长”模式在大众交通、市内道路以及城市公交方面的投资需求是最大的。五是污染控制更有力。六是人才的可得性—人才将倾向于在大城市聚集。

    按照麦肯锡公司的分析,超大城市式发展模式最经济。但是从我国各地纷纷发展都市圈的实践看,可能性最大的发展模式是中心辐射式集中城市化模式。

    3、对一些不同意见的分析

    学术界也有学者在经过认真研究后,反对集中式城市化。如杨波认为:“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经济发展初期,城市集中度越高越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集中度越高反而越不利于经济的增长[52]”。杨波的这个结论是分别用4种不同的模型进行计算后得出的。他发觉,有的模型计算结果显示:“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集中度越高反而越不利于经济增长”,“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区域人口规模的影响和制约。人口规模越大的区域,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反而越小[53]”。

    笔者认为,杨波的计算结论是有道理的,确实反映了我国城市化过程的实际状况。但对这个计算结果的解释却有些武断和脱离实际。我国东部地区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出现了一大批半城半乡的“半城市化”地区。如一些学者专门研究过的广东东莞、浙江绍兴等[54]。这类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就业构成的非农化水平已相当高,但产业、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仍比较低,并呈现出“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独特区域景观[55]”。  

   绍兴市所在地为越城区,面积不如绍兴县大,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也不如绍兴县。2003 年绍兴县面积为1152 km2 , 人口70116 万;越城区面积为388 km2 ,人口63186 万。1999~2003GDP绍兴县和越城区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3.2%和11.5%[56]。类似的现象在浙江和江苏十分普遍。如苏州和吴县的关系、无锡市和无锡县(现在称为锡山市)的关系、常州市和武进县的关系,都与绍兴市与绍兴县的关系一样。本来,绍兴、苏州、无锡、常州都是在各县域内成长起来的。广东的佛山和南海县的关系也是这样。

     由于我国的制度不允许县内设市,结果这些城市在发展起来后,先由县内的一个镇发展为县级市、再由县级市发展为地级市。市区也从原来的县中间割一块。原来的县为了保持独立,不得以,把县城由原来的市区搬到另外的镇区。这种城市发展模式对这些市原来所属的县冲击很大,城市的不断发展壮大就是一个不断剥夺原来县利益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本身造成在一个县的区域内要建两个城,使得中心城市难于形成。再加上乡镇企业在各乡村纷纷聚集,所以就造成了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分散的城市化局面。这就是杨波所作模型计算结果显示:“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集中度越高反而越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原因所在。并不是集中城市化不可持续,而是我国的体制造成了分散的城市化。

     在现行体制下,中国城市的发展要不断改变行政区划。城市的扩大都要通过改变行政区划而扩大城市面积。相比之下,美国城市的发展基本上不改变行政区划。美国允许县内设市,“有的县下辖很多袖珍市,但也有的市属于几个县[57]”,甚至有一些城市属于不同的州,如堪萨斯市、圣路易市都在两个州的结合部,属于不同的州。更重要的是,美国县和市都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都实行自治制度,县政府对市的管理权限很小[58]。中国分散城市化的形成原因,除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的发展外,这种设市的管理制度也是分散城市化的原因之一。
   在理论和实践上,集中型城市化还有一些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以下我们将展开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四、中国在建设都市圈中应注意的问题

     1、都市圈的概念。

     都市圈的概念最早要追溯到法国地理学家戈德曼(Jean Gottmann)。1957年戈德曼根据美国东北海岸这一巨大的城市化区域内,支配空间经济形式的已不再是单一的大城市,而是聚集了若干个大城市,并在人口和经济活动等方面有密切联系的巨大整体:他将其称为Megalopolis[59]。中国现在流行的都市圈称呼是来自日文“都市圈”,日文“都市圈”即英文Metropolitan Coordinating Region之含义[60]。在英文中并没有“圈”的含义。但日本的都市圈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物流方面开放度较小。有一种说法是:都市圈之间的物流量只占日本国内全部物流量的1.5%[61]。但另外的一种说法是:1995年三大都市圈内物流量和圈外物流量之比为:86.6:14.4,2001年圈内和圈外比为82.5:17.5[62]。

     “圈”本身是一个范围,既有联系密切的含义,也带有一定的封闭性。所以笔者认为叫“都市区”或者叫“组团式城市群”比较恰当。由于中国与日本的国情不同,现在,在粮食、蔬菜、煤炭、电力、石油等物资的运输方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南北向、东西向的大跨度流通。同时,由于中国的铁矿石、石油、大豆等大宗物资必须依靠进口,所以加工和消费也是分离的。这些因素造成中国即使是形成所谓的都市圈,也难于在物流上形成较为封闭的状况。虽然都市圈的叫法目前已经十分流行,但实际上其中并没有封闭性的含义。

     从日本的经验看,都市圈的概念是随着发展而不断调整的。1950年日本行政管理厅关于"都市圈"的定义为:以一日为周期,可以接受城市某一方面功能服务的地域范围,中心城市的人口需在10万人以上。强调功能联系和核心城市的规模。1960年提出“大都市圈”概念,规定"中心城市为中央指定市,或人口规模在100万人以上,并且邻近有50万人以上的城市,外围地区到中心城市的通勤率不小于本身人口的15%,大都市圈之间的物资运输量不得超过总运输量的25%”。据此日本政府将全国划分为八大都市圈。1975年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对于都市圈的界定标准为人口100万以上的政令指定城市,外围区域向中心城市通勤率不低于15%。  目前日本行政管理部门界定都市圈的标准包括:常住地区15岁以上的就业人口和15岁以上的上学人口在10%以上构成的"通勤圈"和"上学圈"共同组成都市圈[63]。中国目前还没有关于都市圈的政府定义,应该首先要在统计方面进行定义,以便进行相关的统计。日本的定义对中国是有参考意义的。

    2、都市圈建设中关键要处理好政府干预与市场选择的关系。

    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都市圈热,除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三个全国最大的都市圈,目前全国各省几乎都提出了要建设都市圈的设想。如辽中南、山东半岛、哈大齐、成渝、长株潭、关中(西咸)、中原(郑洛汴)、闽东南(福厦)、鄂东(大武汉)、台湾西海岸、合肥(合肥—芜湖)、昌九(南昌一九江) 等。尤其是江苏一个省就规划了三个都市圈: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徐州都市圈[64]。对比日本的做法,我看都市圈热并不是坏事。

    日本政府根据人口指标把都市圈分为大都市圈(东京、中京和京阪神)、地方都市圈,其地方都市圈又分为地方枢纽都市圈(除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以外的其他5个政令指定城市)、地方核心都市圈(一般为都道府县行政中心)和地方中心都市圈(小范围的经济中心)[65]。日本对都市圈的划分主要是统计标准的划分,并没有严格行政管制。

     从我国各地的都市圈热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中的城市化已经正在逐步形成各地方的实践。在城市规划部门、地方政府领导人中,把地方的中心城市发展作为地方发展的重心,确实符合当前中国的发展主流:城市化以及集中型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但是在都市圈的发展中确实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处理好行政干预与市场选择的关系。世界其他国家的已有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国大都市群的形成和发展,联邦政府似乎没有起大的作用,在美国联邦政府没有颁布过大都市群发展的法规,但是在大城市群,有政府间的联合组织,如美国旧金山湾区的9个县政府组成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负责湾区的经济发展、环境、生态保护与建设[66]。与美国不同,日本政府颁布了不少关于都市圈的法规。1956年,日本制定了《首都圈整备法》,这一法律首次明确了以东京为中心半径100公里的首都圈地域范围,确立了由首都圈基本规划、整备规划和事业规划组成的首都圈规划体系;划定了城市建成区、近郊地带和周边地带三个政策区域;提出了发展卫星城市,防止人口产业过度集中,加强交通、住宅及其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东京都和周边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方针。按照《首都圈整备法》从1958年到1999年共编制了五次《首都圈基本规划》。在1958-1986年期间,配合这些规划,日本政府还制定了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这些规划针对日本的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和都市圈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做出了各种调整和改革[67]。

     日本政府的干预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政府并不是万能的,许多情况并没有按照政府的政策意图去发展。比如,在都市圈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张多个都市圈共同发展,但是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在工业化进程中,日本形成了分别以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为中心的四大工业地区。1960年代,在日本重工业鼎盛时期,仅占国土面积12%的四大工业区独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所以当时日本提出要发展四个都市圈。但随着产业结构变迁和城市发展,福冈经济圈衰退了,只剩下三大都市圈,它们是以东京为核心的首都圈,以大阪为核心的近畿圈,以名古屋为核心的中部圈。其后,在连接三大都市圈内主要城市的新干线开通后,都市圈之间的人口和资本流动更加便捷,名古屋等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弱于东京、大阪,呈现衰落态势,而东京、大阪等城市实力更为突出。因此,1980年代的国土规划提出“双镜头”结构,以东京为政治中心,大阪为商业中心。然而,1980~1990年代期间,许多公司总部从大阪迁到东京,东京的经济中心地位不断加强,形成目前的一极化发展态势,并在进一步强化。对此,1999年的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规划》也有抑制性政策,但结果如何还要观察[68]。

    还有,第一次首都圈整备规划的核心内容是以东京站为中心30公里半径的范围内,建设5~10公里宽的绿化环带,城市中心地域建设不能拓展到绿环上,以控制城市建设无序蔓延。但由于日本的土地私有制,绿环的构想没有实施成功。再有,第四次首都圈整备规划的重点内容是提出发展新的产业核心,以形成副中心。发展副中心的意图是把部分产业和政务功能分解出去,缓解中心区的压力。但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虽然副中心有所发展,但一些新产业又集中到东京都,各类产业、公共服务功能仍高度集中在中心区。在都市圈建设中,日本政府干预与市场选择的过程的确值得我们深思。事实证明政府绝不是万能的。如何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选择的关系将是未来中国都市圈发展中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政府可以干,而且比较有效的是两件事:第一是规划;第二是交通。规划最重要的作用是发布一种信息,对社会进行引导。有些规划可以起到强制作用,但有些规划并不一定能起到强制作用。比如北京市规划的城市绿化带,如果没有强大的财政资金为后盾,无法保证绿化带地区农民的利益,就难于实现。

     交通包括铁路、地铁、公路、高速路、车站、空港、码头等。由于这些都属于公益性项目,应该由政府承担。交通通畅对都市圈建设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将对城市及城市圈的各种布局发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如北京市现在虽然地铁系统仍在建设中,但公共交通系统全面实行低票价制度,对城市的居住状况将有很大的调整作用,为一些低收入者到远一点的地方居住提供了条件,确实可以缓解中心城区的居住压力。但交通的便捷,可能会使中心城区在上班时间聚集更多的人口。

     疏散城市功能是一个涉及政府行政干预与市场选择关系的重要内容。如何疏散城市功能,这是各个大城市以及都市圈规划中都涉及的问题,也是各大城市政府非常想实现的城市发展目标之一。但疏散那个功能,如何疏散?按照前面所述世行专家总结各国的经验,第二产业适合向中小城市集中,而第三产业适合在大城市中心集中。北京市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退二进三”就是从城市中心区向外疏散各种加工业,现在这种疏散已经完成,由于遵循了市场规律,这种疏散应该讲是很成功的。再比如,高等学校的疏散。早在上个世纪初,清华、北大就选择了当时远离市区的海淀附近。近些年来,不少高等院校都纷纷在远郊区县选点,建立新校舍,但遗憾的老校舍的功能还在,新校舍只是扩大的功能区。至于市中心的中央机关、市政府机关要不要搬,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内容,但效果如何还不好评价。日本已经确定了要把首都搬到据东京市中心几十公里的地方,但多年过去了,也还没有动作[69]。

     3、如何解决“都市综合症”。

      对“都市综合症”有不同的说法,确实在世界各大城市发展的一定阶段都会产生一些列问题: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居住紧张等。有的人以此为理由反对发展大城市。其实这中间存在很大的误解。就是:这些问题并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经过采取恰当的措施,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缓解或根本性解决。从各国的实践看,空气污染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空气污染并不是大城市单独造成的,随着全国性的治理,现在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空气质量都很好。这证实了空气污染可以得到根本性解决。

     从各国情况看,比较难解决的是交通拥堵问题。在建成大城市的轨道交通后,还会出现新的拥堵问题(比如伦敦),这要采取新的解决办法。但总是可以想到解决办法的。在中国的大城市,治理拥堵的办法还有极大的政策空间。除了城市轨道交通这些硬件建设外,交通疏导规划、广大市民交通法规意识的培养和提高等方面还有极大潜力可以挖掘。另外,实行弹性工作制对于缓解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效果十分显著,美国许多单位不但实行弹性工作制,而且开始实行一周一天在家工作制度。所以,总体上讲,中国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有多种办法可以解决,从总体看,这个问题肯定是可以逐步缓解和解决的。

    在“都市综合症”中有一种目前还未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这就是城市的热岛效应。大城市的热岛效应是由于城市建设中连片面积过大而造成的。北京市由于在城市发展中不断修建环路,从二环到三环到四环现在已经发展到六环。城市就像摊大饼一样,一圈一圈往外摊。二、三、四环距离都太近,绿化隔离带政策又没能实现,所以,现在四环以内已经全部盖满了建筑,并且正在向五环发展。在我所到过的世界大城市中(包括纽约、东京、巴黎、伦敦、洛杉矶、悉尼等),北京连片发展的规模可以说是之最。目前北京市建成区面积为1289平方公里,比上海建成区大45.5%。由于没有深入地研究,不好给北京的热岛效应下结论,但可以肯定,它有可能是世界大城市之最。

    热岛效应与空气污染是互相促进的,空气污染是热岛效应的形成原因之一,热岛效应也可以加剧空气污染。热岛效应还对城市的气候是有影响,影响到城市的温度、风力、降水等。

    世界上已经有国家研究了城市建筑对气候的影响。比如芝加哥的高楼改变了风向和风速,芝加哥市内的大风现在已经被证实是高楼所致。还有东京火车站在改造时进行了专题研究[70],反复论证的结果是:位于东京站面向东京湾方向的八重洲口一侧的”铁道会馆”,是阻挡海风长驱直入的”屏风”。“铁道会馆”是一座12层,高50米、宽138米的大型综合性建筑。根据研究的结果,“铁道会馆”被拆,并在其两侧建起了高200米、地上分别为42层和43层的超高层双塔建筑。建筑不再面向东京湾,而成为东京湾来风的通道。结果是既解决了挡风的问题,而且提高了该地区的容积率[71]。
笔者建议,北京市的领导应该提高对城市热岛效应的关心程度,并组织专家进行专题研究,提出解决办法。

五、城市郊区化的发展趋势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1、郊区化是城市化的一个发展阶段

    郊区化实际上是城市中心区人口向郊区扩散。对郊区化,有许多不同的称呼,有的称其为“逆城市化”。按照世行报告《重朔世界经济地理》的观点,交通的改善使经济距离缩短,造成城市人口扩散,城市的范围扩大。但按他们的观点看,就同一个城市而言,其产值增加、人口增加,聚居度增大,密度增大[72]。郊区化是城市化的一个发展阶段。所以叫“逆城市化”是不合适的,有回到农业社会之嫌。所以,笔者认为还是叫郊区化比较好。

    城市的聚集形式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在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交通工具只有马车和轿子,所以城市的范围也受到限制。在工业化早期,以蒸汽为能源的工业必须在地域上集中分布,以便有效地利用能源。而且当时的交通工具的也依然只有马车,这就使得居住地点必须同工作地点靠近。因此,早期的城市空间结构非常紧凑[73]。19世纪末,美国城市内部有了有轨电车,有轨电车线路由市中心向郊区延伸。有轨电车使得居民的出行距离增加,同时使得城市边界向外扩展。1920年以后,小汽车开始广泛使用[74]。汽车的发明和普及促使人口从市中心移居城市郊区[75]。最初,居住功能郊区化以后,工商业仍然在市中心,居民仍要到市中心上班。卡车的发明对工业功能郊区化有重大的意义。在卡车发明以前,货物主要依靠铁路运输,再用马车进行集散。卡车运输使得工厂可以直接建在郊区。居住功能和工业功能的郊区化也带动了商业功能的郊区化以便就近服务顾客,这就使得居民的上下班出行由原来的郊区到市中心的出行,逐步变成郊区到郊区的出行[76]。

    郊区人口是都市区人口的一部分,郊区化的出现导致了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巨型城市带的兴起[77]。从这个意义上讲,郊区化也是都市圈问题的一部分。

    中国目前大城市郊区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郊区化显示的问题主要是:如何防止过多地占用土地;如何使一些郊区的中心城形成新的集居住与工作合一的功能区。所以郊区化中第一个重要政策是土地政策。第二个政策是疏散何种功能,如何疏散。这些问题已经在各地的城市发展规划中有所体现,但结果如何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2、“半城市化地区”及解决办法

    郊区化还有其他问题。在中国的相当一批较发达的县,形成了一大批“半城市化地区”。这是由于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提倡发展社队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同时提倡发展小城镇,让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所造成的结果。或者说,工业化发展与城市化发展不同步,造就了大量的半城市化地区。也可以说,半城市化地区是中国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遗产。这些地区的面貌是“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中国的百强县及东部地区的许多县都存在这种半城市化地区。在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都市圈中都存在大量这样的地带。在大都市的郊区有这大片的半城市化地区,这是中国的郊区化问题中必须要正视和逐步解决的问题。所以一并在此讨论。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大中城市开始出现了郊区化的倾向,在2002年以后,中国轿车大降价,促使中国城市中轿车开始普及,也使得城市的郊区化加速发展。同发达国家一样,郊区化引起的城市扩张,在降低市中心居住密度的同时,在郊区的居住也比市中心密度要低。如果要向美国学习在郊区建立大型购物中心,其密度还会更低。美国人少地多,可利用土地、耕地的人均占有量大大高于中国,连美国人都对这种扩散型城市有许多不同意见[78],更何况中国。所以,对中国正在发展的城市郊区化问题必须正视和解决。目前中国政府主要注意力是集中在“小产权房”问题上,而对于如何提高郊区化过程中的土地使用密度关注不够。

    半城市化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一个密度问题,节约耕地是半城市化地区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比如,半城市化地区的绍兴县尽管人均GDP比绍兴市所在地越城区高32.4 %, 但单位面积的GDP平均值,越城区要比绍兴县高1.04 倍[79]。有资料称:建国以来,我国城市扩展用地仅占全国耕地减少总量的1.4%,然而,仅乡镇企业占用耕地一项就占耕地减少总量的19%。乡镇企业每一个就业机会占用土地1.58亩[80]。所以半城市化地区在进一步的城市化发展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实施产业集中到园区。从一些调查资料看,目前半城市化地区工业分散的问题正在解决的过程中。21世纪以来, 绍兴县把工业园区建设作为其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结合点,引导工业发展向园区集聚。到2004年,全县2/ 3以上的新增投资集中在各园区,各园区的产出已占全县总产值的60 %[81]。在广东、江苏和一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地方,产业向园区集中已经成为普遍的做法。

    但同时,半城市化地区还有一个让人口转移到市区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更难解决。在许多地级市所在的县,都形成了地级市和县级市两个城区并存的问题,如何使分散的非农人口向城市集中,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在浙江省县财政直接对省,地级市无法截流,所以中心城市难以形成,但这种做法对农业和农村发展有好处。现在这个经验要在全国推广,在这个办法普及后,一些地级市的日子会比原来难过,中心城区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两个城市的问题就会更显得突出。

    但是,在半城市化地区,由于相当多的企业占地并没有非农用地指标,这在未来的城市化种是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当然,提高企业的容积率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但这是一个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全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并不能解决问题。

六、提高容积率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必须选择

    中国要走集中型城市化道路,必须提高城市建筑的容积率。按照王建计算,中国到2030年城市建设可用耕地面积只能增加55%,而城市人口却要增加2.5倍,仅以此计算,城市毛容积率就必须提高到2.6以上,单个住宅建筑物的容积率就得上升到8,在大城市中心地带恐怕还要高[82]。而目前,以城市建筑物面积占城市建成区面积计算的城市毛容积率计算,全国目前只有0.75[83]。按照任志强的说法我国现有的城市建成区的平均容积率仅为1:0.496[84]。而按照李津逵讲,2004年全国城市平均建筑容积率为0.51[85]。这可能是由于各人所用的指标或方法不同造成的。但是与国外或其他地区的大城市相比,我国城市的建筑容积率确实过低。

     台湾地区对建筑容积率的管制限制有明确法律规定。如住宅区建筑容积率规定为1.6-3.0,并在相关法律中明文规定,城市现有平均容积率未达到国家确定的城市额定容积率,决不容许城市建成区向外扩张一分地。台北市建筑容积率为1.2-3.0,香港为1.6-10,纽约为10-15[86]。对纽约市的容积率,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比较有权威的说法是前纽约规划局局长饶及人:“我们纽约的容积率是21”[87],而世界银行的专家讲:在纽约,建筑的最小容积率是8,而在孟买则是1.33[88]。相比之下,我国城市的建筑容积率确实有提高的可能。

    我国各城市对容积率的规定比较低,如上海2003年出台的《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内环线以内的住宅建筑容积率控制在2.5以下,商业办公建筑容积率控制在4.0以下;内外环线之间的住宅建筑容积率控制在2.0以下,商业办公建筑容积率控制在3.5以下”[89]。北京市2008年制定的《北京市城市建设节约用地标准》(试行)规定:商品房住宅建设用地容积率根据建筑高度的不同控制在1.6~2.8。经济适用住房:容积率可在上述规定数值基础上适当提高,但最高不超过2.8。中心城地区行政办公用地的容积率一般为1.0~3.5[90]。《广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容积率最多不能超过3.2。19层以上高层住宅容积率不能超过3.2,建筑密度不能超过25%,10~18层高层住宅容积率不能超过2.6,建筑密度不能超过28%[91]。

    以上只是各国及各地对容积率的规定。而实际的容积率差别更大。从商贸办公区域的容积率看,北京国贸CBD内平均每个地块的建筑容积率不足5.0。东京千代田区占地11.6k㎡,建筑容积率10.1[92]。

     除了住宅和商贸办公区的容积率,工业厂房的容积率问题更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指出,全国工业项目用地容积率仅0.3~0.6[93],而香港地区几乎所有的工厂都进入高层的工业大厦,如屯门工业区的工业大厦有28层,建筑面积14万m2,仅占用7500m2用地,却可容纳100多个工厂同时进行生产[94]。

    有些人总是担心提高容积率后会使生活质量下降。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著名的华裔规划师、前纽约规划局局长饶及人认为:“中国是该高的时候不高,该低的时候不低。容积率这么低,生活品质高了吗?美国那么高密度的城市里面,树很绿,水很清洁,我们看香港有很多的自然公园,香港的老百姓周末去踏青,不需要到外面去,香港本岛上都可以做[95]。”

    我们不少中国人觉得东京的人口密度及容积率已经够高了。但是全球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日本开发商森稔认为:东京的“缺陷在于,建筑物在水平方向过于密集,垂直方向过于稀疏,即低矮的房子多,高层建筑少”。他说:“东京23个区的平均容积率目前仅为140%,4个中心区的居民只有50万人左右,而居住在同等面积的纽约曼哈顿地区的人口多达150万”。而且他特别强调“人们认为与东京相比,曼哈顿更适合于居住[96]”。看来,决定居住舒适度的,容积率只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因素是环境。东京为什么要学纽约,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曼哈顿大楼密集区的就业人员有半数住在周边三英里以内[97],上班交通很方便。

    按照规划专家的说法,与容积率密切相关的还有人口密度、城市的道路网密度。按照我国现行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 137—90)折算,新建城市建设用地上的人口密度控制在1万人/平方公里,当城市用地偏紧时控制在1.1~1.3万人/平方公里之间,首都和经济特区可以低于1万人/平方公里[98]。但他的看法是:人口密度关呼城市的活力。新加坡建成区的人口密度接近2万人/平方公里,香港则接近4万人/平方公里。这样的密度使地铁轻轨公交等基础设施达到了经济规模,也支持了旺盛的人气和城市的活力[99]。

    按照我国《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规定的大中城市的道路网密度,可计算出如此形成的每个街区平均不会小于8万平方米。这就意味着平均散步近300 m才能遇到一个街口。规范也规定了市中心区的道路密度,按此推算街区面积约在1.5万平方米左右[100]。而美国的纽约、香港的九龙(每个街区长125 m、宽55  m)、上海的南京路、汉口的江汉路、天津的和平区,这些中国人和世界各国人最喜逛街的地方,街区一般都在1万~2万平方米左右。人们步行,可以连续逛上五、六条街。每一条街,宽度只有12~13米,过街的时间不长,街道两边的距离尺度宜人[101]。所以在提高容积率的同时,必须相应修改城市人口密度和城市的道路网密度的有关规定。

    在提高城市密度和容积率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城市的交通问题。日本有学者对提高东京市中心容积率会引起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放开对城市中心办公楼容积率的限制、促进办公楼集中到市中心,会提高市中心的生产率。但另一方面,办公楼集中在城市中心也会引起交通拥挤。解决办法是: (1)提高东京中心部居住用楼的容积率,促进人们迁往市中心居住,以减少通勤列车的乘客;(2)运用智能运输系统(ITS)的交通高峰收费系统消除道路拥挤[102]”。

    日本还有学者对东京中心的丸之内、大手町地区的容积率由1000%提高到2000%后引起的交通拥挤提出对策:在提高丸之内、大手町地区的容积率的同时,应针对这种疲劳费用增加较多的线路,促进其改善安全装置增加车次、以及购置双层电车等提高运力的投资,有效地将提高容积率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103]。

    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在发展中都遇到了非农用地指标不够的问题。因为,在前些年的发展中各地非农用地占用太多。比如、上海、北京现在这个问题都很突出。怎么办?一个重要途径是增加容积率。近几年来上海、北京已经放宽了对容积率的限制,这是重要因素之一。中国的土地现状逼迫城市发展必须提高容积率。

 七、城中村与贫民窟问题
 

     1、必须承认中国已经存在大量贫民窟

    中国现在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的城乡接合部都产生了一批外来人口(或者说是农民工)的聚居区,也有的人称之为“城中村”。这是中国城市化中一个特殊问题。

    在笔者所调查过的农民工聚居村中,由于村内有大量的非农用地,招租了不少企业,这些村因此而成为农民工的聚居地。该村既是农民工的工作地,也是农民工的居住和生活场所。有相当一批村外来人口超过本地人口,有许多超过几倍至十几倍。在卫生、治安力量得不到相应配置的情况下,这些村的卫生、治安情况很差。还有不少农民工是带家属和子女的,子女的义务教育也有很大问题:原村办小学容纳不了这么多外来人口的子女。在没有治理的农民工聚居村中,给人的观感很不好,确实可以称之为“贫民窟”。

    国人几乎都认为“贫民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这来源于宣传,或者是对拉美、南亚一些国家贫民窟的印象。但是联合国人居署给贫民窟下的定义是:“如果一个居住区内缺乏足够的饮用水、卫生设施、安全的租约、稳固的房屋,以及足够的住房面积这五项指标中的任何一项,就可以被定义为贫民窟[104]”。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国城市中符合贫民窟条件的地方太多了。在改革开放前,城市中“贫民窟”就很多。而现在,农民工聚居村中基本上都会有三项以上不合标准,可以被列为贫民窟。结合联合国的标准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所谓的“贫民窟”就在我们身边,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在世行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地图1的A图标出了全世界10亿贫民窟在各国的分布情况,其中,中国和印度一样,都有1亿以上居民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所以,按此标准,中国不是要不要贫民窟的问题,而是如何解决已经出现的贫民窟问题。要正视这个问题而不能继续回避这个问题。

    目前,国内有一种舆论:中国要防止出现城市贫民窟,而手段就是反对发展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并且要鼓励发展小城镇,让农民就地、就近转移。现在,贫民窟问题已经成为一些人反对集中型城市化的重要理由。

       2、中国贫民窟的特殊性

    “贫民窟”一词原意是排水很差的地方,或肮脏的地方,后被用于特指英国早期工业革命时期的居住区[105]。从世界各国城市化过程中可以看出,贫民窟几乎是世界所有国家发展过程中都出现过的现象。他与社会制度有一定关系,但也不是绝对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列举了一些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出现的贫民窟情况,其中有比利时、美国、波兰、德国、芬兰、英国、法国、日本等[106]。历史上这些发达国家都有过贫民窟,但后来经过政府的治理和各种社会政策的配合,目前基本上已经消除了这种情况。目前,贫民窟最多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约有1/5-1/3的人口住在贫民窟中,这在当代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107]”。该报告还列举了印度孟买、新德里、巴西戈亚尼亚贫民窟的情况。我们可以说这些国家的贫民窟是社会制度造成的。但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后,从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在“先生产、后生活”的指导思想下,城市中住房建设受到极大影响,许多城市都出现了棚户区,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面积极小。所以只按居住面积一项指标严重不足,中国城市中的贫民窟就极为普遍。可当时中国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

    回顾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并对比我国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过去的棚户区及目前的城中村比起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情况要好许多。所以,我们应该打消对贫民窟的恐惧症。当然,在对贫民窟恐惧的人中有一些人是对贫民窟问题缺乏充分了解和系统的研究,但也确实有一些人是既得利益的代表者。他们或者是排斥外来人口,认为当地市民应该独占城市利益,或者是代表当地政府的财政利益,不愿意为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就业者提供应有的财政支持,包括帮助这些外来人口建立必需的基本生活条件。对于后者,他们当然不愿意将贫民窟问题纳入视野,因为纳入政府的视野,就意味着要政府要投资予以解决。

    其实中国城乡接合部普遍存在的农民工聚居区,的确与印度、拉美国家的贫民窟有许多不同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我国的农民工聚居区,外来人口是居住在有人管理的村庄中,他们是这里的客人,当地的村民是土地的所有者。但在上述国家贫民窟中的居民是当地的主人,他们是占据公有土地而居。所以,只要当地村有经济实力,或者政府给与资助就可以解决卫生和治安问题。笔者近两年在北京郊区的新农村建设中就看到,那些农民工聚居村的面貌普遍发生了极大变化,村里修了公厕,并有专门队伍清扫卫生,治安队伍也得到政府的补助,治安状况大有改善。所以,在中国现在出现的农民工聚居村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与印度、拉美国家相比,我国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而且承包制是按照人均原则分配的耕地。如果30年承包期的政策有一些灵活性,允许集体有一定的土地调整权,就可以避免因无地而引起的人口外流。当然,目前的法律不允许集体因人口变动而调整土地。展望未来,这个制度可能会使因无地引起的人口外流不断增长。这是一个需要中央政府关注、并且解决的促使贫民窟人口无序增长的问题。遗憾的是政府没有注意它应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而是关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

      3、如何解决城中村问题

    城中村是各大中城市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各地在城市的扩展中基本上都无视了其中居住的主体:农民工的利益。城中村改造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考虑居住在其中的农民工怎么办,他们在改造后在何地居住?必须要认识到:农民工也是城市的建设者,他们是中国公民,享有与当地居民一样的权利。只是由于现行宪法中没有写进公民有迁徙的自由,所以,现在农民工进城后就成了二等公民,许多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得到承认。今年北京市在城中村改造的试点(海淀区北坞村)中已经强调了要建农民工公寓的问题。但可能标准太高,建好后农民工可能会住不进来。从可行的办法看,应在城中村改造中建设政府投资(或者是政府与村集体联合建设)的廉租房,这才是农民工可以住得起的房子。在城中村改造中还要考虑原地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如果留有产业发展地,就会有就业人口,所以这些人的居住问题必须一并考虑。就是说,在城中村改造中不但要兼顾本村农民的利益,考虑村集体的产业用地,而且要兼顾考虑当地居住的农民工,在出台的政策中要兼顾农民工的就业安排及居住房屋问题。这才叫真正全面地“以人为本”。

八、大城市的资源承载能力到底有多大

       1、一些大城市已经提出人口过多问题

    所谓资源承载能力,主要是指土地资源、水资源对人口及各种经济活动的承载力。到底土地的承载能力有多大?根据上海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上海市中心区(内环线以内地区)平均人口密度为3.0万人/平方公里,其中内环线以内浦西部分的旧区人口密度在此之上[108]。但就整个上海市辖区的人口密度只有2540人(2007年数字)[109]。如果和纽约人口最密的曼哈顿地区相比,上海浦西还低很多。曼哈顿地区人口密度为7万人/平方公里,而1910年时曾经达到10万人/平方公里[110]。

     因为在建设大都市圈的过程中,上海在有计划地向外转移人口。未来上海人口疏解重点与方向是:疏解重点在旧区,向外疏解主要是向中心城以外的郊区疏解,向外环线以外的郊区城镇跳跃式发展[111]。所以,未来上海市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还会进一步下降。当然,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的转移,关键是靠交通,尤其是以轨道交通的发展为前提。在交通改善的情况下,城市中心的人口会减少,但整个城市的人口还会增加。所以在交通改善的条件下,整个城市的聚集和吸引能力还会增加,这是许多国家大城市发展的经验(如东京、纽约)。因此,就整个城市土地的承载能力讲,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到底能承载多少人,还真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潜力肯定是巨大的。尤其是当一个城市的辐射力延伸到周围的中小城市,形成一个大都市圈时,整个城市的承载力会更大。大东京圈人口已经超过3000多万,2005年东京有3500万人口,紧随其后的墨西哥城和纽约-纽瓦克城市群(都有1900万)以及圣保罗和孟买(都是1800万人)[112]。

    不过,我国的大城市现在都以人口过多为理由,要限制人口的增长,尤其明确的是北京市。2007年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参加该市第十二届人代会西城小组会议时再次表示为当前增长过快的人口规模感到头疼。王岐山说,人口规模增长过快的严峻形势应引起关注。他希望今年能够找到有效控制人口规模激增的良方[113]。2009年11月刘淇主持会议研究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时说:“提高本地人口就业率,减少对外来劳动力特别是低水平劳动力的需求,有效控制流动人口的无序增加[114]”。这都是公开的讲话内容,但已经明显地看出北京市领导要限制北京市人口的增长。
 
   2、水资源和地面下沉问题分析

    就北京市来讲,所面临的资源压力主要是水资源。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300立方米左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7,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4%。北京市社科院的一个专门小组,长期研究水资源供应与城市人口容量的关系后得出结论:2005年,北京可支撑的人口容量为1277.77万人,其中常住人口1156.01万人,外来人口121.76万人。这一结果是北京人口容量的最大值[115]。另外,由于地面水不够,就采地下水,北京地区已经形成2000多平方公里的地下漏斗区,最严重的东部地区过去40年已下沉了700多毫米[116]。

    在对资源限制方面上海与北京有不同的说法,上海以地面下沉为理由限制高楼,并且限制容积率。目前上海高层建筑超过4000多幢,其中1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就有1000多幢。上海水务局的官员早些年曾经表示,经济迅速增长和人口大量迁入,钢筋水泥的摩天大楼拼命盖,加上过度开采地下水和进行地下工程,上海每年正在以1.5厘米的速度下沉。在这样的背景下,2003年上海甚至专门出台了《上海城市规划管理条例》,停建超高层大楼。条例规定,上海城市规划中要“双增”,增加公共绿地,增加公共活动空间;“双减”,减少建筑容量,减少高层建筑[117]。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地面下沉呢?

    其实,地面下沉在我国有一定的普遍性。上海自1921年发生地面沉降以来,至今沉降面积已达一千平方公里,沉降中心最大沉降量2.6米。据初步统计,目前,我国有96个城市和地区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地面沉降,80%分布在东部地区。沉降速度是每年10毫米至56毫米。存在较严重地面沉降的城市超过50个。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的专家认为原因是:由于土壤的自然压缩,土壤中的有机物会慢慢分解,在自然重力作用下,就会造成某一地区的地面出现沉降现象。不过,众多城市沉降的主要原因还是人为,主要是地下水开采过度[118]。还有专家讲:“经过100多万年的堆积,长江三角洲底部的沉积物有三四百米厚。这些砂砾、淤泥中间有许多空隙,自身有一个压实过程,会向下塌陷。即使不抽取地下水,不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也只能减缓这一沉降过程[119]。”

    上海自1965年上海实行地下水回灌,至2003年累计回灌的水量已达6亿立方米左右[120]。经过地下水回灌,地面下沉得到有效控制。2006年,上海平均地面沉降量为7.5毫米,比2000年的平均地面沉降量低了4.8毫米[121]。所以地面下沉是有办法对付的。最关键的是减少地下水开采,并向地下回灌水。

    我们对北京市水使用结构作一下分析,可以看出北京市水资源的压力到底来自何处。2006年全市用水总量为34.3亿立方米,用水结构为:家庭生活用水6.2亿立方米,农业12.78亿,工业6.2亿,三产6.8亿,机关0.7亿,环境1.62亿[122]。可以看到出来,居民生活用水只占用水总量的18%(实际上居民用水没有这么多,许多小区的绿化用水使用的是居民用水),而农业用水为居民用水的2倍,工业用水与居民用水相当。可见,真正的用水大户是农业及工业企业。而从节水情况看,工业节水比较容易实现,而农业节水比较困难。

    北京市水务局2008年发布,自从北京市颁布产业用水限额标准以来,一些高耗水行业进入北京市场受到了极大限制。小水泥、小造纸等27种传统工业彻底退出了北京生产领域,焦化厂、第一机床厂等188家高耗水、高污染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迁。仅搬迁首钢公司一家,每年就可为北京节约用水4000万吨。北京市工业用水连续10年负增长[123]。

    2006年北京农业用水量下降0.5亿立方米,新水用量下降1.32亿立方米,再生水用量增加0.8亿立方米,减少地下水开采1亿立方米[124]。

    北京市现在常住人口已达1500多万人,早已超过市社科院预计的最高限度,为什么并没有出现用水危机?就是因为,北京用水总量不断降低,从2000年的40.4亿立方米降低到2008年的35.1亿立方米,其中6亿立方米是再生水。2008年使用天然水29.1亿立方米[125]。而且北京市节水还有潜力可挖。按照《北京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到2010年,北京将基本建成节水型社会。届时,全市万元GDP用水量比十五时期末下降30%以上;农业节水灌溉比例达到95%,微灌比例提高到10%;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34立方米以下,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93%以上;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95%以上,年利用再生水7亿立方米左右;城镇居民家庭节水器具基本普及[126]。

    其实,北京等缺水城市许多关键的节水措施还未使用。第一、用中水冲厕所。但这需要把污水处理厂的水回调到上游,并用专门的管网输往各户,这要很大一笔建设费用。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北京市内的许多园林绿化用水都是用自来水,因为没有专门的中水输送管道。第二、向以色列学习,发展节水农业。目前北京农业用水量所占比重极大,挖掘潜力也最大,前些年北京市主要是向工业要节水,因为工业产值高,但农业的节约用水必须要进行一场农业革命。这需要政府很多财政支持。从北京等缺水城市看,水资源的后备方案很多,关键是要水价达到一定程度,才可利用。

   3、当水价上涨到一定程度,海水淡化就将成为无限的水资源。

    2004年没有张价之前,北京市居民用水所缴纳的2.9元/立方米,包括了自来水成本1.37元、污水处理费0.6元、上缴市财政的水资源费0.6元和0.33元的税费[127]。2004年居民用水价格由2.9元调至3.7元,这次涨价前北京市发改委聘请专门的中介审计机构对自来水的成本及成本核算数据进行过审核。在涨价后水资源费每立方米1.1元中将有0.56元用于南水北调工程基金,该基金摊派给北京的额度是53亿元,用水资源费偿还要40年[128]。不算这0.56元,价格才上涨了0.24元。

    2009年北京水价又一次提高,一立方米加0.4元。其中水资源费上调0.22元/立方米,污水处理费上调0.18元/立方米,总价到了4.1元。

    现在计划南水北调中线水将在2014年到北京。因为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全长1277公里[129],搬迁人口32万,移民补偿费用即达240亿元[130]。所以,其水成本会很高。将来如果北京用上中线调的南水后,水价一定还会大幅度增加。有报道说,中线调水成本大约为2.1元/吨(这个说法有问题,天津引滦入津水的成本价为2.3元/立方米,而引滦入津才几百公里的距离)该价格尚未将北京市内的管网建设等投入计算在内。长江水进京后,届时居民用水成本预计会增加到每立方米6元多[131]。但也有不少专家认为,南水北调到北京的水成本达:5-20元/立方米[132](到北京平均水价,不同专家有不同计算方法),还要加上北京自来水处理和运输的费用。居民用水至少要8元/立方米以上。

    所以,如果用南水后,北京的水价大幅度提高,北京也就可以使用淡化海水了。40多年来,随着技术的提高,海水淡化的能耗指标降低了90%左右(从26.4kwh/m3降到2.9 kwh/m3),成本随之大为降低。目前我国海水淡化的成本已经降至4-7元/立方米,苦咸水淡化的成本则降至2-4元/立方米,如天津大港电厂的海水淡化成本为5元/立方米左右,河北省沧州市的苦咸水淡化成本为2.5元/立方米左右[133]。但是否能使用淡化的海水,关键看水价。请看威海市的例子。2006年该市区生活用水为2.85元/吨、工业用水3元/吨,2020年可以完工的胶东地区引黄调水,调水成本为2.5-3元之间,而该市的四大海水淡化工程产水成本每吨都在5-7元左右。目前该市海水淡化工程总处理能力可达到1.8万吨/天,接近目前市区日用水量的1/5。但石岛水产集团海水淡化厂试运行后不得不停产。笔者估计,北京在用南水北调中线水后,其水价就达到了可以用淡化海水的水平了。等到北京的水价涨到可使用淡化的海水时,北京的水资源难道还是问题吗?

    目前在建的天津北疆电厂的海水淡化工程将日产淡水40万吨,并可以向天津大量供水。按照《国家海水利用专项规划》发展目标,到2020年,我国海水淡化能力将达到250万~300万吨/日,海水利用对解决沿海地区缺水问题的贡献率达到26%~37%。海水淡化设备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134]。 如果这个规划可以实现,水资源条件绝不会成为中国大城市和大都市圈发展的障碍。

    (写于2009年11月)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0-06-27 11:18:02 +0800 收件人: "田 大山" <tiandsds@263.net>,  抄送:标题: 杨晓陆传文:农业和林业的转基因方向必须彻底扭转

农业和林业的转基因方向必须彻底扭转

杨芳洲

2010年6月27日

    目前我国不仅是全球唯一将转基因当作主粮的国家,而且也是唯一将转基因当作农业和林业发展方向的国家。此方向意味着我国天然物种将被转基因全面取代,中国人民也将因此陷入转基因的汪洋大海,从而彻底丧失不吃转基因的选择权。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

    “‘十二五’期间,国家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支持是300个亿,而常规育种只有1.8个亿。”[注1] 相差竟达166倍。(仅此即可见以转基因全面取代天然物种之意图。)“目前,中国正在研究和开发的各种转基因生物物种已超过100种,涉及动物、植物、微生物基因200多个,若干作物品种已具备了产业化条件。” [注2]这些转基因项目几乎上涵盖了人们的所有食物和主要林木,还包括一些中草药材。

    我国农业(还有林业)之所以会有如此令人震惊的转基因狂热,皆因农、林科技界和我高层被美国人忽悠洗脑[注3],认定“转基因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将“发展转基因技术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重点。”[注4] 中国专家们产生转基因拜物教不仅在于美国人的思想灌输,将其纳入美国转基因利益集团(孟山都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则是更有效的手段。精神认知与利益关系的结合,遂使转基因崇拜具有了狂热的内在动力,以致我高层被中美两国专家忽悠对其认同支持,农业、林业的转基因方向遂成国策而获巨额拨款,以致将天然物种研发资金挤压殆尽,也因而建立起对农、林科研人员强大的转基因利益导向,顺转基因者昌,逆转基因者亡。农林科研人员只有搞转基因才能得到科研资金,反之则喝西北风。于是我国的转基因农、林研发及其产业化进程风风火火开展起来,社会公共利益原则被抛到一边,转基因(及其私利)就是目的。(如同国企改制抛弃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原则,却将私有化本身当成原则一样。)我国几乎一切天然物种(及赖其生存的人种)也因此笼罩在转基因巨大的威胁阴影中。

    反观美国,在煽起我们的转基因变态狂并将其作为发展方向后即悄然而退。美国不仅从未种植转基因水稻和小麦,其转基因玉米、大豆也从未作为主食而主要是用于出口、饲料和生物能源,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食品添加剂。而且美国最近加强了食品监管检测,其中就明确有DNA检测。前不久美国20万人呼吁农业部禁止将转基因苜蓿用于饲料[注5],在民意强大的反转基因呼声中,美食品药物管理局和农业部3月份先后大规模召回含转基因成分(添加剂)的食品 [注6] 。

    “美国国家科学院最新报告指出,长期种植转基因作物将得不偿失,即:过了暂短初期效益后,转基因种植将给生态环保带来安全威胁,而人类目前还没有预见、防治和弥补该类威胁及其造成的危害损失的科技水平。就此问题,美国农业部20年来的政策法规的一个要点是:必须对转基因作物及其种植和供应严加观察管制和防止转基因技术泛滥,为此,建立了联邦政府资助的全国“天然农业”项目和“天然作物”标签等法规规范。”[注7]

    就在中国官方及其媒体大肆吹嘘推销转基因神话时,英、美等转基因大国官方、科学界的研究报告及媒体报道却说明:转基因神话已经走向破灭。(英美等国研究报告对玉米、大豆、棉花的转基因品种和天然品种分别在农药用量、生产成本、产出、农民收入、种植面积等多方面长期数据的比较已明确显示出:转基因作物在各个方面均逊于天然作物。)因此,今后继续种植转基因作物,主要是经济贸易考虑(卖给中国等对转基因产品不设防的国家),而不再具备“黄金技术”产业的意义。[注8](可见若非中国还在疯狂进口美国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美国转基因作物将所余几何?!)

    美国不仅转基因农业在撤退,其转基因林业在曾一度远远领先世界后于几年前也因顾忌环境安全而开始退烧。杜克大学地球变化中心主任、生物学教授罗伯特?杰克逊博士忧心忡忡地说:“坦白地说,总结出转基因树木可带来哪些经济利益,这很容易。但要总结出未来人类将付出哪些代价,如果发生意料之外的事,人类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纠正错误,则困难得多。”[注9]“由于推广阻力大,一些转基因树木的研究中心开始从美国转移,而转移的方向就是发展中国家。”[注10]

    迄今为止美国仅批准一种转基因树(夏威夷番木瓜)种植[注1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夏威夷农场主声称,获准进行商业化种植的番木瓜树已经对当地的小树木造成了污染。[注12])而中国的转基因发展却恰恰在此时冲到前头,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转基因应用狂。不仅主粮要转基因,而且几乎一切物种都要转基因。不仅农业,林业也同样如此。“这次,转基因树种的研究和推广则是中国走在前面。”[注13] 2002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产业化种植转基因树木的国家,种植了140万株转基因白杨。[注14]

    尤其印尼财阀金光集团(APP)在云南大规模圈地毁林种转基因速生桉,仅一年多就圈定了2750万亩的林浆纸基地。引起绿色和平组织警告 [注15] [注16]。2004年《中国青年报》报道,还是这个金光集团APP,在云南再次圈占3000万亩林地毁林种速生桉。[注17]

    中国是《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缔约国。有义务“确保在从事任何改性活生物体的研制、处理、运输、使用、转移和释放时,防止或减少其对生物多样性构成的风险,同时亦应顾及对人类健康所构成的风险。”[注18]因此,中国林业失去理智的转基因冲动引起了“国际反感”,“俄罗斯《林业报》2004年11月27日报道:国际运动--全球禁止转基因树木运动很重视中国的转基因杨。中国是世界第一个开始商业化使用转基因树木的国家。根据官方资料,中国南方人工林有50余万公顷耐抗虫害的基因变异杨。……”[注19]

    联合国粮农组织也督促谨慎对待转基因树木,“联合国粮农组织呼吁建立一个国际框架体系,在转基因树木被产业化之前,评估它们的安全性。……粮农组织警告说,在根据国内和国际条约进行环境风险评估之前,不要贸然让转基因树木商业化。”[注20],但我农、林部门及专家对国际反转基因人士、绿色和平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告诫置若罔闻,在缺乏必要的安全性研究及检测评价基础工作,并且无独立安全检测机构监管的情况下,仍继续毫无根据地信誓旦旦转基因应用安全可靠。中国农业、林业的转基因方向继续坚定不移地迅猛发展。

    农业方面,目前正在研究与开发的转基因植物约47种,其中包括粮食作物7种(水稻、小麦、玉米、马铃薯、高粱、谷子、甘薯),经济作物5种,油料作物4种,蔬菜水果等31种(水果与林业有交集)。目前批准进行大田试验的转基因植物已达13种,有棉花、水稻、玉米、大豆、小麦、烟草、马铃薯、番茄、甜椒、番木瓜、杨树和矮牵牛等(杨树、番木瓜等与林业有交集)。[注21]

    除植物外还有禽类、鱼、猪、羊、蚕等多种动物被转基因开发。[注22]

    林业方面,一年前我国就早已完成对杨树、桉树、松树、柳树、榆树、梧桐树、猕猴桃、葡萄、核桃、苹果、枫香、白桦、枸杞、泡桐、枣树、佛手、悬铃木等近50种树的转基因研究。[注23] [注24]其中转基因杨树早已获准产业化种植,2002年就种了140万株[注25]。转基因桉也在南方大量非法种植[注26]。

    总之,目前我获转基因安全证书的生物已达40多种,其中转基因大米和稻种在获安全证书前就已大规模非法流通泛滥,获安全证书后其非法流通更是全面失控[注27]。其它大批已获(或未获)安全证书的转基因项目到底还有多少类似转基因大米、稻种非法流通泛滥,人们根本无从知晓(为剥夺选择权先剥夺知情权)。中国在此以转基因替代天然物种的不归路上,已令人难以理解地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这绝不仅仅是数量的差别,量变已成质变;这已不是在研究利用转基因,而是要以转基因为武器消灭一切天然物种(包括赖之生存的人种)。

转基因农业、林业的荒谬悖理

    转基因农业、林业的悖理之处在于其所有能够摆到桌面上的理由没有一个能成立。

     关于设计毒蛋白转基因作物的抗虫直接目的。为省农药而将毒药置于粮食等作物内部,不怕毒着人、畜吗?如其毒蛋白仅针对某个害虫特定基因,消灭特定害虫后则其它害虫更猖獗,(这已被实践证明,如中国大面积种植转基因棉花造成盲蝽大爆发[注28],)使用农药反而更多,而且(因生物基因都有共性)也未能做到不害人畜。但若针对多种害虫基因,则必因这多种害虫基因与其它生物(包括人畜)基因共性增多而更伤害人畜等其他生物。因此,将毒蛋白置于粮食内部,是个只有傻瓜才会想出来的彻头彻尾的悖论,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关于转基因作物可减少除草劳动的悖论。“转基因作物加大了配套除草剂的使用,结果,杂草也抗除草剂了,为了对付抗除草剂的杂草,就要用更多的除草剂。但是致命的除草剂哪怕混合着用、越来越多地用,也无法阻挡那些‘超级杂草’。这些杂草不仅令联合收割机望而却步,连手用工具也无法对付。”[注29] 至于转基因作物安全无害、增产、提高品质、增强抗病免疫力、降低成本等等更是无稽之谈。

转基因生物性状的改变破坏了生命活力内在的系统性要求

    转基因作物通过移入或修改物种基因的确可以改变其某些性状,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显然大大超过因此而得到的利益。因为这些血缘关系较远的外来基因在改变物种某些性状时也破坏了物种生命活力内在的系统性要求。一个物种,可发生变异的基因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因为生物是非常复杂的系统,一处基因的变动,必须有其它许多基因相应的一系列变动,方能使其内部运转继续保持和谐顺畅而有活力,从而得以继续繁衍后代,作为生命物种遗传下去。基因若改动多了,需要相应改变的基因就更多,而该物种则不会自动进行这些必要的变化调节,因而(乱套)很难保证其内部运动的协调顺畅而保持可遗传后代的生命活力。因此,一个物种不可能允许一代之内有太大的改变。

     自然界为何会产生生命?构成生物大分子的原子无非是氢、碳、氮、氧、磷、硫以及少量的金属原子,但当这些原子组成的大分子结构复杂到能使其内部运动足够协调顺畅时,就能自我复制,代谢循环,产生生命活动。因此,生命从本质上说,就是内部运行顺畅协调有序的复杂物质运动。一旦其协调有序性被破坏,其内部运行就不再顺畅,从而丧失生命活力。可以说,物种内部和谐有序的程度,即其生命运行顺畅旺盛的程度。而转基因作物因其基因改变未经自然途径并受自然选择而成为物种,其人为移入基因血缘关系太远,完全不同种,超出了原物种遗传基因的兼容范围,以致引起其内部遗传信息的紊乱和失调,原有的生殖基因因此受到抑制失去活性,生殖系统(种子胚等)不再发育,不能形成新物种。(如虎和狮,虽都是猫科,血缘还是超出遗传基因兼容范围,其杂交后代虎狮、狮虎,不仅无后,而且先天都有严重的免疫系统缺陷,成活率低,寿命也均少于虎和狮。)

    越是相近的物种杂交,其基因改变得就越小,因此就越是处于可允许变异的范围之内,使其内部因素保持协调而不影响其遗传后代的活力。但血缘关系过近则其遗传缺陷就得不到弥补。血缘关系在基因变异许可范围内适当远些,则既不破坏遗传活力又能弥补遗传缺陷,因而是有益的。此传统杂交方式至今仍是培育良种的有效途径。(传统育种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其基因来源都是取自其父母双方最有活力的生殖细胞,因此其遗传活力是有足够保障的。)而越是血缘相距较远物种的杂交(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其基因变化就越大,需要相应改变之处就更多,因而就越是会超出允许变异的范围而难以被遗传系统兼容,其内部运行就越是难以协调而保持生殖活力,其生殖系统就越是会停止发育而绝后,其生殖基因也就因此被改变。转基因作物就是如此。

    自然界生物基因的改变只能通过两个途径——杂交和环境影响。生物基因被改变后并非都能作为物种繁衍,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因其内部未能协调而不具生殖活力遭自然淘汰。只有内部因素协调而具有生殖活力的物种才能成功地演变为新的物种。达尔文进化论所遇到的一个麻烦就是:自然界为什么找不到各个物种之间的中间过渡形态?其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些众多的中间过渡形态因内部不协调缺乏生殖活力而没能繁衍形成物种,因此其于自然界只能是个别的昙花一现的怪胎。我们现在的转基因作物其实也是这样一些怪胎,它们在自然界是注定要被淘汰的。而现在我们却淘汰自然选择出的优良物种而代之以这些应被淘汰的怪胎,如此逆自然规律行事,还要以此悖天道之术南辕北辙解决农业问题,岂非当今天下最大笑柄?

转基因作物缺乏遗传活力造成其食物的气衰绝后性质

    世界各地大量关于动物吃转基因食物的研究报告都一致指出,普遍的不育现象(包括幼崽死亡)是动物吃转基因食物后的共性,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免疫系统的普遍损害(免疫系统损害也与中毒有关)。而生殖系统和免疫系统都是建立在体现生命活力的内分泌活性基础上,都是物种机体中最具活力,也最需要靠吃(生物)同样活性物质成分补充的部分。

    天然粮食是植物的种子,是植物遗传给后代最有活力的精华部分。所以《黄帝内经》才有“五谷为养”之说,也因此人类才以粮为主食。而转基因粮食则是不能繁衍的劣种,没有天然粮食那样的活性精华。不但其结出的果实部分没有,其它部分(叶、茎、根等)也缺有效的生殖基因。这就验证了中医同气相求的原理。吃缺乏生命活力的转基因食品,几天没事,久食必伤元气——即减损内在的精气神。转基因作物因缺乏遗传活力造成其食物的气衰绝后性质,绝育和免疫系统缺陷就是表现出来的结果。(有人说转基因作物之所以不能留种繁衍,是为了垄断种子供应而内置了绝后基因,其实这种“垄断”正好掩盖了转基因作物的本质——因缺乏生命遗传活力而绝后。)

    大自然留给生命的有机食物全部都是其活力足以繁衍后代的物种,不能繁衍后代的全部自然淘汰,这也是大自然维护生物活力的一种天然秩序。(转基因作物则打破了这个自然秩序,使一系列生物链条由此失去了这道自然的保护屏障。从而必引起一系列生物灾难。)

     转基因食物不仅有毒性和气衰绝后问题,基因污染的可能性仍然是挥之不去的严重危胁。“转基因食品中的DNA,是被包裹在植物组织中、在细胞壁内、并且被染色质紧紧地包裹着,它们在人的消化系统中可以存在很长的时间。”[注30] “由於细菌没有细胞核,并且其基因组没有染色质包被,所以转基因与肠胃微生物基因组发生重组的可能性比人类基因组要大得多。”[注31] 假如这种重组确实发生(目前尚未证实),则转基因就能够在人体内长期存在,在一定的条件下,就有可能与人类的基因组发生重组。

    缺乏生命活力的转基因作物在品质、产量、农药用量、成本各个方面均已全面逊于天然作物。英美等国研究报告对玉米、大豆、棉花的转基因品种和天然品种分别在农药用量、生产成本、产出、农民收入、种植面积等多方面长期数据的比较已明确显示出:转基因作物在各个方面均逊于天然作物。[注32] 这与我国推广转基因棉已全面失败,转基因棉花在产量、质量、农药用量、生产成本各方面已全面劣于非转基因棉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注33] 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生命活力最旺盛的物种,也必然是对人最滋养补益,自然生产力和抗病力最强大,从而最有经济价值的产品。因此,从来的农、林业进步都必然是靠选择最富生命力的良种。而)违背自然规律缺生命力的转基因品种,必然缺乏天然物种的健康活性所带来的生产力、优良品质、及抗病免疫力。转基因作物因其本身的荒谬悖理而无任何优势。

    转基因林业的悖理表现并不亚于农业。其对环境的毁灭性影响甚至远远超过转基因农业,转基因果树果实同样存在食品安全问题。转基因树木违背自然的劣种绝后性质使之成为制造生态灾难的活死神——灭绝生命的基因传播源。

    非转基因天然林木可涵养水源,改善气候,有利于动、植物及菌类、微生物生长繁衍。是生物王国的天然栖息聚集地和庇护所。而转基因树林则成为绿色沙漠,林中无飞鸟走兽和昆虫,无灌木,顶多有些许杂草。此次西南大旱,转基因速生桉树林成了抽水机,抽肥机;凡有转基因速生桉树林之处,湖泊水库干涸,河溪断流,生机难觅,死气沉沉。究其原因,仍不外乎转基因树于自然界必遭淘汰的劣种绝后性质、毒性、基因污染,这三条互相强化的绞索交织成死神;土壤中的微生物或被毒杀,或被绝后基因污染而绝后;林中昆虫也与微生物同样命运,其它飞禽走兽自然也远避死神。

    土壤中微生物(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板结,即“抽肥机”之谓也。土壤板结则丧失涵养水源功能,即“抽水机”之谓也。可见,“抽水机”、“抽肥机”皆因转基因树林杀灭土壤微生物之故。

    已有许多学术论文证明转基因树林土壤有机质含量及生物活性普遍要低于非转基因树林,如研究员程文静2008年在《中国转基因林木的研究现状、风险评价及管理对策》一文中指出:“基因工程树会影响土壤生态状况。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孙彩霞研究了不同处理所导致的土壤残留Bt毒蛋白对土壤磷酸酶活性的影响,发现不同Bt蛋白残留量间的土壤磷酸酶活性存在着显著差异,表明Bt基因确实影响了土壤中的生物活性。”[注34]

    侯英杰2008年在《转基因杨树生态安全性评价初步研究》一文中也指出:“有些转基因林地与非转基因林地间的土壤微生物数量也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否是由外源基因造成的影响还需要深入研究。同时对比不同年份的同一月份间三种土壤微生物数量,结果显示,大部分株系间存在极显著差异。”[注35]

    广西农科院的研究报告《桉树种植区土壤肥力评价与平衡施肥种植示范》也承认“广西桉树种植区土壤有机质、氮、磷、钾等含量偏低;”[注36] (鉴于广西大面积种植转基因桉,其桉树种植区显然主要是转基因桉种植区。)

    速生桉“抽水机”“抽肥机”之说是因桉树物种本身的问题吗?国家林业局桉树中心则回答“桉树不是抽水机……中澳合作项目‘桉树与水’研究结果表明,雷州半岛桉树林夏季对地下水的补给是明显的,具有一定的水源涵养作用。……桉树不但是无毒的,而且还可以被动物和人类直接利用。……澳大利亚从南到北到处都是桉树林,各大城市的饮用水源的涵养林基本上都是桉树,澳大利亚人从未反映过桉树林区的水源不好,更不要说有毒了。”[注37] 可见,“抽水机”、“抽肥机”、毒性,不是天然物种桉树本身的问题,而是转基因速生桉毒性和劣种绝后性质杀灭土壤微生物之故。

    至于转基因树的劣种绝后性质,我国学术文献也曾明确予以指出:“转基因对林木生理特性,尤其是对生物代谢等会产生影响。王军辉经过实验发现,转基因雌株在杂交时普遍存在落花、早期落果的现象,认为可能就是基因改造影响了转基因植物的次生物质代谢。”[注38]“通过基因工程树与野生树种交配,发生‘远缘杂交衰’,‘基因同化’可能引起杂交后代对环境适应性减弱,造成小种群的消亡。”[注39]

    由于树木远比农作物高大且存活时间长,因此其对环境的恶劣影响也远远超过转基因农业。“据杜克大学一项新的研究结果显示,来自转基因针叶松的花粉可以被吹到1000多英里以外的地方。”[注40]“这就导致转基因树极易对距离很远的自然树造成污染,从而对森林造成严重影响。例如,一棵位于智利的转基因抗虫蒙特利松树能够对生长于美国的同种松树造成影响,在消灭大量昆虫的同时,破坏了昆虫所处的食物链。”[注41]

    总之,不论转基因农业还是转基因林业,其悖理都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转基因技术可以做到改变物种的某些性状,但难以做到既改变这些性状又不破坏保持物种生命活力内在的系统性要求。因为基因科学不知道还需要哪些相应的基因改变才能使二者兼顾。这还仅仅是对物种本身存亡强弱而言,物种的基因改变即使做到兼顾性状改变和遗传活力,其能否对人畜和环境完全无害,能否为人类利用,仍然还是问题。仅仅将物种某些性状被改变就视其为转基因成功,是极不负责的轻率做法,将此得不偿失的“成功”为商业利益贸然推广,则必导致生物灾难。因此,在目前情况下转基因科技只应限于基础研究及对人类和环境完全有益无害的应用,而不应贸然应用于对人畜健康及自然环境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农业和林业。

导致农、林业转基因“革命”的真正原因

    没有任何存在道理的转基因农业、林业为什么能够存在并且大有全面取代我国天然物种的危险?既然其所有公开的理由都不能成立,则必有其不可告人的隐秘理由。这个唯一能成立的理由就是转基因农、林业完全符合洛克菲勒基金会“种族优生”和费尔蒙特饭店会议消灭第三世界人口的目标。

    “1995年9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曾召开‘费尔蒙特饭店会议’。该会议认为:由于世界人口的过剩,世界将出现分化为20%的全球精英和80%的人口垃圾。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采用布热津斯基的‘喂奶主义’:‘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而贫穷的垃圾人口,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仅由20%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供给他们苟延残喘。’二是设法逐步用‘高技术’手段消灭他们。这个会议的参加者有当今的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和新保守主义大师布热津斯基等。美英等国的现实政策与这次会议究竟有多大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美英等国的政策效果似乎正在印证这次会议的共识。”[注42]

    由于发达国家有强大的民意,随着转基因神话的破灭及其产品危害健康的报道日益增多,孟山都等转基因产品就日益朝发展中国家扩展,因发展中国家官员容易贿赂,国际资本的转基因渗透入侵(包括倾销转基因粮食)基本无大障碍。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新增)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明显高于发达国家—2009年占13%(700万公顷),而发达国家仅有3%(200万公顷)。因此,全球几乎一半(46%)转基因作物种植在发展中国家,……

    2009年,(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的)1400万农民中的1300万,即90%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匮乏的小型农户。”[注43] 而在发达国家转基因种植面积占全世界的54%中,除去美国占比47.7%,加拿大占比6.12%,其它发达国家总共只有0.1%(仅仅是为了研究需要)。而美国和加拿大的转基因作物除了作生物燃料和饲料外,基本上都卖到了第三世界给人、畜吃。

    (“据《中国农业信息网》消息,2009年一年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4249万吨,占到供应总量的70%。(我国4亿城市人口平均每人100多公斤。)而国产的大豆只有由国库收储。去年12月份国内进口(转基因)植物油84.6万吨,创下历史同期单月新高纪录,比前年同期增加14.8%。去年12月份大豆进口数量也达478万吨的历史高位。就在人们在网上对转基因农产品不断地口诛笔伐中,今年的1月,我国进口额953.1亿美元,大增85.5%。其中进口食用植物油54万吨,同比增85.4%。进口大豆408万吨,增长34.5%。……今年1月份进口的大豆竟占国产大豆年产量的36.7%.。”[注44]

    我国不仅不惜摧毁自己的优质天然大豆及其产业而疯狂进口转基因大豆,而且还十年来首次大量进口美国转基因玉米。[注45]“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进口转基因粮食的时候,为了保证本国人民的安全和健康,规定转基因食品进口前要经过一段时间(约20个月)的安全评价期。所谓安全评价期,就是先让小白鼠吃一段时间,确定没有问题后再进口,所有进口国家无一例外。我国2001年5月23日,由国务院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以及2002年3月20日颁布的三个配套法案也同样规定:农业部在批准进口转基因食品之前,需要经过几个阶段的安全评价期。

  可是,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却要求中国取消这个安全评价期,理由是会影响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资本周转,给孟山都公司带来巨大损失。于是,如同农业部官员自己所言:‘从中美贸易的大局考虑’,‘为了不中断(孟山都公司)正常的贸易,农业部采取了临时管理措施。’所谓‘临时管理措施’,便是取消进口美国转基因大豆的安全评价期,使中国成为当时全世界唯一进口转基因粮食不需要安全检测期的国家。”[注46] )

    一方面是孟山都等美国向第三世界大量倾销转基因粮食,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的转基因产品却不能卖到发达国家。因此,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灾难,都是由第三世界承受的。(仅此事实就已很难排除其种族灭绝的故意。)

    其实发达国家都清楚转基因食品是什么东西。“生物学家早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和动物可能直接产生伤害,最重要的是,造成伤害的方式是人类所不知道的,是前所未见的,人类还不知道该如何治理。科学试验不是没有做,结论也不是没有,可是欧洲科学界在很长的时间里事实上一直在见风使舵,等待时机。他们一直看着美国的脸色行事,……

    转基因革命转向下行道了,欧洲的研究成果就开始一点一点拿出来了:俄罗斯(2006)、法国、挪威、英国、意大利,一个跟着一个发表试验结果,全都是转基因食品(主要是玉米)造成实验动物小白鼠显著的健康危害的结果,无一例外[注47]。

    对基因革命所依据的‘遗传决定论’、‘生命减化论’和‘还原论’的谬误,欧洲比我们更明白,知道得也更早。但欧洲的科学界在普兹泰事件中长了见识,有了一点政治头脑,不会为了几只小老鼠坏了转基因革命的‘大业’:他们自己基本上不吃转基因作物,只种很少一点试验田,但是他们也不去给孟山都等生物技术巨头的基因革命事业‘搅局’。……

    当中国在2010年春节后围绕Bt转基因主粮水稻的安全性进入激辩的时刻,欧洲竟然在2010年3月4日高调批准了一种转基因土豆,和美国的转基因革命遥相呼应,让粗心的人没有读完新闻就高喊:‘转基因作物在欧洲得到认同大步进展’,却漏掉了下面最后两句话:那种土豆只可当做工业淀粉(纺织造纸)用,不允许进入人类食物链,而且不允许在欧洲种植。”[注48]

    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4月15日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专访时说:“如果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因为那是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注49] 奥巴马此公开言论竟也印证了美英精英1995年“费尔蒙特饭店会议” 解决第三世界“垃圾”人口的宗旨。

    透过以上事实所揭示的这场基因“革命”的内在目的,即可见其实质恰如一场真正的基因战争。此战争实质从其基因武器毁灭威力的高效与其“工程”实施严密而精确的系统性也可得到印证。

基因战争——高效的基因武器

    头两年就听说最厉害的基因武器将在2010年问世,仅20克就能致死60亿人。[注50] 其实转基因粮食灭绝生命的威力虽还到不了“20克能致死60亿人”的程度,却也足以亡族灭种。因此称其为基因武器也当之无愧。

    转基因食品(主要是粮食)的毁灭性威力并不仅仅在于其毒性,即使无毒,转基因食物共同的气衰绝后性质仍可导致食用者也气衰绝后,何况还有基因污染的威胁。只要人种物种内在的生命活力——表现为精、气、神的元气在一代代不断衰减,其繁殖力就会首当其冲受到最显著的损害而一代不如一代,几代过后就早晚会彻底灭绝。在此过程中那些活着的人其健康、智力、生育力也都将大大下降,中华民族将因此而退化为丧失了创造力濒临灭绝的劣等民族,直至最后灭亡。这个过程越是缓慢就越可怕,因为暂时还未死的较多幸存者或其侥幸生出的后代其生育能力已被严重摧残,这恰恰构成了后一代或后几代可维持得很高的不育率,并且还将造成其配偶同样的不育率。

    转基因粮食之所以恐怖恰恰是因为它咋看起来不够恐怖,甚至可使许多人认为其无害而予以接受,待到人们真放心接受它时就不知不觉笼罩在其死亡阴影中,等醒悟过来就一切都晚了。如同被绝育药灭绝的蟑螂种群,它们绝对讨厌剧毒的毒药而喜欢绝育的慢性毒药,因此就不能被急性毒药灭绝却会被绝育慢药灭绝。转基因死神的威力就在于它能够在恰到好处的一定时期中被认为是安全的。

    无论三聚氰胺还是鸦片,都不能使一个民族灭绝,因为它们不能制造并维持那样高比例的不育人口。而推广转基因主粮,制造并维持这几分之一生育年龄段的不育人口当不在话下。
    (深受转基因之害的巴西,其政府1991年公布一项数据:“巴西44%的14-—55岁的女子已经永久绝育。”[注51] 另外,“台湾地区,在这几年的生育率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倒数第一名,是全球基因食物的第一受害区。台湾地区,每五位妇女,恐怕已经有一人罹患不孕症。估计下一代,将是每三人就有一人不孕,下下一代,成为每二人就有一人不孕,不久的将来会自然的被灭绝,这是难以挽回的悲剧,也是基因食物的可怕。”[注52])

    显然,推广转基因主粮已不是什么安全不确定性,而是亡族灭种千真万确的必然性!其对生态环境(野生动植物)的影响也同样是毁灭性的。
如此高效的生物灭绝工具,足以令迄今为止的一切战争武器黯然失色。

基因战争——严密而精确的系统工程

    针对中国等第三世界的转基因“革命”之所以堪称一场基因战争,不仅在于其基因武器灭绝生灵的高效,而且更在其推进过程严密而精确的系统性。苏铁山老师曾写过一篇《基因战争的系统工程》,对此有深刻的论述。

    这场基因战争,完全是有计划预谋,有步骤,有严密组织,协调一致,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从中可见其明确清晰的战略目的及各个阶段的具体目标。

     美国人先免费为第三世界培养搞转基因的骨干(其中就有为我国免费培养的50个农业博士),再将其纳入利益集团(洛克菲勒基金会、孟山都公司等)。从跨出美国大学校门之日起,这些科学家就会遵循洛克菲勒的农业发展观而卖命工作。这个精心构建的网络将在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全球传播转基因农作物应用的战略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转基因研究的关键性人物大都是美国资金和机构培养的。中国转基因研究以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中科院等研究机构为主,以张启发、范云六、陈章良、贾士荣、黄季焜、黄大昉等科学家为代表。这些机构和科学家们都与洛克菲勒财团有联系,大多数专家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全景的公司或机构提供的资金在美国学习和研究转基因技术的。

     然后由美国总统及政府出面将转基因“革命”上升为全球国际社会的政治准则,“不仅在美国转基因作物和天然作物被认定为‘实质上相同’,联合国以及所有的国际机构,在一切有关规定上都是这样写的:转基因作物和天然作物实质上相同。欧盟的官方文件也用这个说法,但是欧洲国家是说归说做归做,实质上相同就相同吧,反正我不吃。其他各国支持发展转基因的一派也都拿‘实质上相同’作为安全性的根据,已经发现的一切问题,都会消失在这个政治标准的强光之下。在中国,转基因主流派也是深受‘实质上相同’的庇护,就像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真正的科学只好退居末位了。”[注53]

    接下来就是打通中国等政府的关结,2004年在美国总统及中美两国专家共同忽悠下,使我确立全面大规模的转基因发展方向,不仅认定“转基因作物和天然作物‘实质上相同’”,而且迷信“转基因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进而将“发展转基因技术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重点”而拨出巨款,直至将天然育种研发基金挤压殆尽,并因此完全控制了我农、林科技导向。由中国自己出钱建立起转基因利益集团可谋取的现实利益,及违法动机,中国亡族灭种的转基因大业也就从此自动走上万劫不复的“正轨”。

    然后要做的事情就是给点诱饵,使中国等目标地区经营转基因有利可图。美国或对出口的转基因大豆、玉米给予财政补贴,使其低价倾销挤垮进口国天然良种(如中国的优质大豆);或赔本提供转基因食品,“这些食品全部都免费自取,只要申请就能免费取得,通通任君取用。至于运到台湾及各美国殖民国家,则是全部赔钱卖,由美国政府及利益财团出资。

农业部和林业部缺乏维护国家利益的国家意志

    但国家职能部门农业部和林业部却仍在坚定不移地推进转基因产业化,继续将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农业部不仅至今拒不撤销其越权违法批准的三个转基因主粮安全证书[注57],而且继续对法律规定的其转基因标识化管理职责严重渎职,迄今仅有大豆油、菜籽油等极个别市场流通的转基因食品实行了标识化管理。农业部仍在毫无进口安全检测的情况下大量进口美国等转基因大豆、玉米,为了美国公司的利润而不惜牺牲人民的健康。农业部仍在纵容转基因稻种、大米非法流通扩散,对非法销售转基因稻种、大米的张启发及其团队不仅至今不作查处,而且违法发给其安全证书予以鼓励。农业部和林业部至今仍置其保护管理我国天然物种资源之职责使命于不顾,而继续妄图以转基因劣种全面取代天然物种。

    农业部和林业部现在所起的作用就相当于美国孟山都等生物农业公司,成为转基因产业化主要推手。美国虽有孟山都等转基因巨孽,但还有食品药物管理局和农业部等政府机构对其制约,还有美国科学与环境医学会、美国国家科学院等独立学术机构发表公正学术报告。美国政府及总统推动转基因“革命”,是为了毒害中国等第三世界,美国人自己并不吃。而我国农业部、林业部及其所属科研院所大学既是与转基因产业化利益攸关的推动者,又负有对转基因产业约束管理及安全检测评估的职责,自身角色严重对立。且大搞转基因垃圾食品都是用来毒害自己的人民。

    因此,目前农业部和林业部转基因产业化直接利益当事人的身份和现状根本不能体现维护国家利益的国家意志,不仅不能扭转亡族灭种的农业、林业转基因发展方向,而且推波助澜,加速自杀,完全与党中央科学发展观倡导的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针背道而驰。

扭转农业和林业的转基因方向必须采取断然有效的组织政治措施

    鉴于农业部、林业部作为国家转基因作物管理职能部门的严重失职渎职,执法犯法,要彻底扭农业、林业亡族灭种的转基因发展方向,就必须断然采取有效的政治组织措施:

     1.立即实行国家种子专营,成立专门的种子专营管理机构及其各地分支机构,该机构系统负责向全国各地供应农业林业所需各类种子,并负有培育保管天然良种的职责。(但应允许农、林业经营者自留自育非转基因天然种子,并将这些自留自育天然种子纳入国家种子专营机构管理和流通范围。)该机构以绿色农业、生态农业为发展方向,保护我国天然物种不受转基因劣种侵害污染,国家的种子研发资金应主要拨给该专营机构进行天然物种研发。

    2.立即改组农业部和林业部,恢复其维护国家利益之国家意志,使其担负起彻底扭转亡族灭种的转基因发展方向之重任。三个违法越权批准的转基因主粮安全证书必须立即撤销,必须立即停止进口转基因大豆、玉米,必须严格实行转基因食品、种子的标识化管理和市场监管,严肃查处转基因食品、种子非法流通扩散。必须立即停止所有转基因农业、林业项目的产业化进程。

    3.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华民族的利益远重于政府及其首脑,更远重于部门及其官员私利得失。一切妨碍国家民族利益的部门官员和学者私利都应毫不犹豫地予以铲除。如果农业部、林业部为其部门官员学者既得利益严重危及民族生存,并且不愿纠正错误,就应采取断然组织措施对其改组,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若连这也无法做到,中华民族总不能葬送在几个政府官员手里,那就一定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以彻底清除那些为其私利而不惜毁掉整个民族,与中华民族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死敌。正如鄙人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不希望将转基因问题搞成非要经过彻底的政治革命才能解决的问题。但如果一定要继续走转基因死路,一定要将转基因问题搞成必须经过彻底的政治革命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转基因问题就一定会发展为这样一场彻底的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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